“一國兩制”制度設計的初衷是，除國防、外交由中央政府負責外，港澳在政治、經濟、社會事務方面維持既有制度和高度自治，這對內地與港、澳做出了明顯的制度性區隔，被時任國家領導人比喻爲“井水不犯河水”。然而，在回歸後的發展過程中，澳門與內地的經濟合作和人員交流急劇增加，進而行政和社會治理方面的聯繫日益密切，兩地在制度性區隔上出現一定程度的解構，逐漸呈現出從“區隔”走向融合的制度演進趨勢。與此同時，與香港回歸後的實踐相比，澳門的實踐也要更爲順利和平穩，因而被中央領導人稱贊爲“一國兩制”的成功典範。 基於此，本文提出三個研究問題：（1）“一國兩制”在澳門的實踐發生從區隔到融合演進的關鍵節點是什麽？（2）從區隔到融合的內涵、特點與演進機制是什麽？（3）爲什麽澳門在制度實踐中會成爲“一國兩制”的“模範生”？爲了回答以上問題，本文基於歷史制度主義的理論邏輯及分析視角，構建了“一國兩制”在澳門實踐演進的理論分析框架，通過對澳門經濟社會結構的發展演變及其影響，來分析“一國兩制”框架下澳門和內地關係的演進過程，進而分析“一國兩制”制度演進的機制，希望有助於對“一國兩制”在實踐中的演進規律的認識。 本文研究主要發現，澳門特定的禀賦結構和産業結構是制度演進的關鍵解釋變量，博彩業的結構性變動則是制度演進的關鍵節點，它導致既有利益格局的變動，以及發展空間擴張的壓力，需要祖國內地的積極干預或介入，亦即要素資源的供給和發展機會的提供，由此形成突破“一國兩制”中“井水不犯河水”區隔性邊界的張力，從而引發制度性演進，亦即澳門特區與內地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政治、經濟、科技、文教、社會生活等方面的全方位交流與合作，“一國”意涵所代表的因素將越來越活躍，而“兩制”則逐漸從社會發展與治理體系和程序性差异逐漸蛻變爲一種抽象的意識形態表述，“井水”與“河水”實質上交融了，這是不以主觀意志爲轉移的客觀規律。 最後，基於對澳門的研究，本文對澳門與香港做了一點比較分析，旨在探討“一國兩制”演進的普適性規律：（1）隨著實踐的進程，要清楚認識到“井水”與“河水”的相互交融有其必然性，是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律使然。（2）一國兩制的平穩順利演進，一個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是特別行政區要有經濟發展的獨特性，主要表現爲經濟功能或産業的獨特性，避免與內地高度同質和競爭，從而保障特別行政區的特殊利益，這是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社會基礎。

澳門回歸以來，中央在充分尊重和保障澳門特區高度自治權的前提下，依照《中國憲法》和《澳門基本法》對澳門特區有效實施全面管治權，並形成了相應的制度，例如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和技術顧問對澳門特區維護國安事務的監督、指導、協調、支持等制度。適應新時代澳門“一國兩制”實踐的新要求，中央全面管治權在澳門的運行制度還需進一步完善，尤其是在維護國家安全、落實“愛國者治澳”原則、監督高度自治權行使方面，以進一步健全中央對澳門特區行使全面管治權的制度，並實現中央全面管治權與澳門高度自治權的統一銜接，推動澳門特色“一國兩制”成功實踐行穩致遠。

澳門實行“一國兩制”的實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這與澳門注重以法治的力量吸引世界博彩業鉅子們前來澳門投資不無關係。“一國兩制”事業任重道遠。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對人員流動帶來的制約，澳門博彩業立法完善應當堅持問題導向，在梳理、確認既有問題的基礎上，整備必要的資源，運用適當的方式和手段，包括編撰澳門博彩業法典，為娛樂場幸運博彩以及其他形式博彩提供堅實 的法律規範保障。應當通過進一步完善立法，確立“本地整體利益”的認定機制，推進規制合理化和特許科學化，確認“負責任博彩”所達成的共識，明確博企的社會責任，打擊涉賭犯罪，確保社會穩定。同時，應當聚力“選準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主攻方向和相關重大項目”，以“為澳門長遠發展開闢廣闊空間，注入新動力。”

澳門基本法是“一國兩制” 方針政策的法律化， 兩者的目標都在於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 有利於澳門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一國兩制” 與基本法在澳門20年的實踐是成功的。這主要體現為， 在“ 一國” 上， 落實了中央管治權和維護了國家安全； “兩制” 上， 保持了澳門特區社會穩定與經濟發展。“一國兩制” 與澳門基本法在澳門特區的成功實踐在於堅定持續地宣傳教育， 培養“ 愛國愛澳” 人才隊伍， 發展經濟與改善民生， 嚴格按照憲法與基本法辦事以及正確處理政治架構中的雙重關係。這樣的成功經驗， 為澳門特區下一步實踐“一國兩制” 與澳門基本法提供了引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