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大報告為“一國兩制”的內涵注入的新理念新思想，為“一國兩制”方針在理論上的認識提升了一個新高度。二十大報告中關於“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的論述中，最大的亮點是強調了依法治澳、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落實“愛國者治澳”原則。在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時要注意一個前提：“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它是有效實施中央對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的重要法理基礎。依法治澳是全面 依法治國的應有之義，為“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提供了法治保障。依法治澳、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與“愛國者治澳”原則構成了“一國兩制”方針的一軸兩翼。本文擬從憲法與基本法理論、法律實踐兩個方向論證“愛國者治澳”原則與依法治澳兩者的邏輯關係。

澳門基本法是“一國兩制” 方針政策的法律化， 兩者的目標都在於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 有利於澳門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一國兩制” 與基本法在澳門20年的實踐是成功的。這主要體現為， 在“ 一國” 上， 落實了中央管治權和維護了國家安全； “兩制” 上， 保持了澳門特區社會穩定與經濟發展。“一國兩制” 與澳門基本法在澳門特區的成功實踐在於堅定持續地宣傳教育， 培養“ 愛國愛澳” 人才隊伍， 發展經濟與改善民生， 嚴格按照憲法與基本法辦事以及正確處理政治架構中的雙重關係。這樣的成功經驗， 為澳門特區下一步實踐“一國兩制” 與澳門基本法提供了引領。

“一國兩制”制度設計的初衷是，除國防、外交由中央政府負責外，港澳在政治、經濟、社會事務方面維持既有制度和高度自治，這對內地與港、澳做出了明顯的制度性區隔，被時任國家領導人比喻爲“井水不犯河水”。然而，在回歸後的發展過程中，澳門與內地的經濟合作和人員交流急劇增加，進而行政和社會治理方面的聯繫日益密切，兩地在制度性區隔上出現一定程度的解構，逐漸呈現出從“區隔”走向融合的制度演進趨勢。與此同時，與香港回歸後的實踐相比，澳門的實踐也要更爲順利和平穩，因而被中央領導人稱贊爲“一國兩制”的成功典範。 基於此，本文提出三個研究問題：（1）“一國兩制”在澳門的實踐發生從區隔到融合演進的關鍵節點是什麽？（2）從區隔到融合的內涵、特點與演進機制是什麽？（3）爲什麽澳門在制度實踐中會成爲“一國兩制”的“模範生”？爲了回答以上問題，本文基於歷史制度主義的理論邏輯及分析視角，構建了“一國兩制”在澳門實踐演進的理論分析框架，通過對澳門經濟社會結構的發展演變及其影響，來分析“一國兩制”框架下澳門和內地關係的演進過程，進而分析“一國兩制”制度演進的機制，希望有助於對“一國兩制”在實踐中的演進規律的認識。 本文研究主要發現，澳門特定的禀賦結構和産業結構是制度演進的關鍵解釋變量，博彩業的結構性變動則是制度演進的關鍵節點，它導致既有利益格局的變動，以及發展空間擴張的壓力，需要祖國內地的積極干預或介入，亦即要素資源的供給和發展機會的提供，由此形成突破“一國兩制”中“井水不犯河水”區隔性邊界的張力，從而引發制度性演進，亦即澳門特區與內地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政治、經濟、科技、文教、社會生活等方面的全方位交流與合作，“一國”意涵所代表的因素將越來越活躍，而“兩制”則逐漸從社會發展與治理體系和程序性差异逐漸蛻變爲一種抽象的意識形態表述，“井水”與“河水”實質上交融了，這是不以主觀意志爲轉移的客觀規律。 最後，基於對澳門的研究，本文對澳門與香港做了一點比較分析，旨在探討“一國兩制”演進的普適性規律：（1）隨著實踐的進程，要清楚認識到“井水”與“河水”的相互交融有其必然性，是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律使然。（2）一國兩制的平穩順利演進，一個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是特別行政區要有經濟發展的獨特性，主要表現爲經濟功能或産業的獨特性，避免與內地高度同質和競爭，從而保障特別行政區的特殊利益，這是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社會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