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者胡根，歷史學博士，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理事長。曾從事澳門新聞行業，師從暨南大學湯開建教授攻讀碩士、博士學位。通過編輯整理《〈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澳門基金會，2002年）的史料積累，完成了博士學位論文《澳門近代博彩業研究》。在此基礎上，完成了本著作及《澳門早期博彩業》（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澳門基金會，2011年）。

全書共分八章，據湯開建撰“序”指出其有三處特色：史料豐富，內容詳贍；完整系統，面面俱到；行家講行話。第一章“中外賭博與澳門博彩業的關係”，分別從“粵澳兩地的博弈風氣”、“華南地區與澳門的傳統中式賭博”、“古代與近代的禁賭律令”三方面來研究澳門博彩業發展的歷史背景，介紹了番攤、闈姓、山票、鋪票、骰戲與骰寶、白鴿票、馬吊、麻將牌與牌九、鬥蟋蟀、鬥雞、花會等傳統中式賭博形式以及海外傳來的賽馬、洋彩票、洋紙牌的賭博形式。第二章“澳門博彩業的興起”，分三節（“西方慈善彩票引入澳門”、“亞馬留開賭的歷史契機”、“博彩業在澳門的興起”）討論了賭博業在澳門興起原因，特別是亞馬留開賭的歷史契機。第三章“同光年間粵澳賭業弛禁對比”，以時間發展為線，依次將澳門從同治至光緒年間博彩業的發展，劃分了十個時期：“勞崇光、劉長佑時期”、“毛鴻賓、郭嵩燾時期”、“蔣益灃、瑞麟、英翰時期”、“劉坤一、張樹聲時期”、“中法戰爭與張之洞治粵時期的弛禁”、“李瀚章、馬丕瑤時期”、“譚鍾麟時期”、“李鴻章全面弛禁”、“岑春煊時期”和“鄭觀應的禁賭理念”，總結了各個時期內地（廣東）賭博業的發展對澳門的影響以及兩地之間相互依存、榮枯互見、此起彼伏的過程。如著者在“劉坤一、張樹聲時期”指出：“這段時期，廣東、內地各省及香港禁賭甚嚴，澳葡政府看準機會趁機大開賭戒，公開承充闈姓、番攤、白鴿票等粵人喜好的賭博，……內地賭徒紛紛到澳門搏殺，形成了澳門賭業的第二個高峰期。”1第四章“香洲開埠及對澳門的衝擊”，首先從“粵港兩地的禁賭形勢”進行分析，再引出“澳門界務之爭與香洲開埠”、“香洲開埠事件對澳門的影響”以及“‘香洲開埠’事件後的粵澳賭業”等內容，分析了“香州開埠對澳門的影響”，指出“香洲開埠對澳門當然會有巨大的影響，由於受到中方的壓力，以及廣東尤其是香山縣民眾的抵制，澳門商務大受打擊”。第五章“澳門博彩承充制度的變化”，從“澳門公物會與博彩業的關係”、“澳督與公物會對‘選擇性開標’的分歧”、“澳督羅沙制止直接向賭商抽餉”、“番攤承充辦法和條例的變更”等宏觀層面的研究，到“1881年後的澳門、氹仔與過路灣闈姓承充”、“氹仔番攤允許加開賭船”、“科舉停考前後的澳門闈姓”、“白鴿票及山票的競投風波”、“1906年的氹仔番攤生意競投”、“罕見的鋪票與闈姓捆綁競投”、“光宣年間的澳門仁慈堂彩票生意”各類博彩項目特殊發展時期的探討，以《澳門政府憲報》為主，廣採中外資料，史料豐富，論證緊密。本章末附有“光宣年間澳葡政府承充博彩項目一覽表”。第六章“澳門博彩業穩定發展的措施”，以原始合約章程、合同
條約（澳門檔案館藏文獻）為中心，對“票商應有擔保人”、“賭商須以產業作保”、“設定票廠數量限額”、“毀約賭商須賠償損失”、“公開招標承投”、“增設春節臨時賭牌”、“各項博彩合同的違約罰則”七個方面進行了論證。第五、六兩章，對澳門博彩制度的變化、發展及政府制定的保障博彩發展的相關措施，進行了有說服力的分析，用行家的眼光透視博彩規章的內幕，進行了前人所沒有進行過的研究。第七章“博彩業對晚清澳門社會的影響”，從正反兩面探究了“博彩業在澳門財政收入中的地位”、“帶動澳門旅遊娛樂業的發展”、“促進澳門對外水陸交通”、“促使澳門市政建設改善”、“刺激澳門工商業發展”、“強化澳門的軍警建設”和“博彩業給澳門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第八章“澳門的賭商及其社會地位”，對“澳門的賭商”、“賭商的社會地位”、“慈善與社會公益活動”進行了探討，介紹了華人賭商王祿、王棣家族，何老桂、何連旺家族，盧九、盧廉若家族，蕭瀛州，柯六，李光；葡人賭商魚塘仔（Maximiano António dos Remédios），先拿‧非難地（Bernardino de Senna Fernandes），小非難
地（Bernardino de Senna Fernandes Jr.）、若瑟方濟各依沙基利馬路士（José Francisco Exqcuiel de Barros）及澳門其他賭商等。

1 胡根︰《澳門近代博彩業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1頁。

轉載自葉農、劉婕：《澳門學著作提要（三十三）》，《澳門研究》2018年第4期，第130-13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