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者林廣志，歷史學博士，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曾在暨南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澳門大學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主要從事澳門經濟史、社會史及公共政策研究。在《歷史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學術研究》、《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等雜誌發表相關論文30餘篇，出版《盧九家族研究》、《澳門舊街往事》、《鎏金歲月──盧九與盧家大屋》、《澳門回歸大事編年（2010－2014）》、《澳門藍皮書》、《澳門綠皮書》等多部著作。曾獲第二、第三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論文類一等獎（2009、2012年）和第四屆著作類優異獎（2015年）。本著作獲得第五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著作類二等獎（2019年）。主持一項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之子課題，主持和參與多項澳門特區政府及澳門大學之政策研究和學術課題。

本著作屬“澳門叢書”系列之一種。全書共分為八章。緒論部分“晚清澳門華人的創業歷程──不該忽略的歷史片段”，從“選題動機與研究回顧”、“關於晚清澳門華商概念的界定”、“徵引史料及研究方法”入手，對所研究主題的學術史、內涵概念、徵引資料等作出介紹。

第一章“鴉片戰爭前澳門華人的商業活動”，探討了居澳中國商人和早期華商組織在清初以前、鴉片戰爭前對華洋貿易的不同管理模式，研究了十三行商人與澳門貿易的關係，以及經濟衰落與轉型時期的華人商業。第二章“鴉片戰爭後澳門華商崛起的背景”，由鴉片戰爭後澳門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環境的變遷入手，分析了華商崛起的制度因素──澳葡政府對商業與市政的管理，以及專營制度下商業壟斷的實施及其利弊。第三章、第四章“華商的崛起：華商與澳門經濟的近代化”（一、二），探析了在鴉片與苦力貿易、賭博業、房地產投資與城市發展、茶葉貿易及其航運業、金融與典當業、近代工業、近代旅遊業、澳門漁業、澳門軍火貿易等各個領域興起與發展過程中華商的推動與控制。第五章“華商的崛起：財富增長與社會參與”，從納稅主體、澳門最大業主、社會地位的變化及其對公共事務的參與三個方面，剖析華商在澳門經濟與政治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地位。第六章“華商的不同道路──華商家族研究”，主要介紹了王祿家族、何連旺家族、盧九家族、曹有家族、馮成家族、陳六家族、柯六家族、林蓮家族、陳芳家族、蕭瀛洲家族、李鏡荃家族等。第七章“華商組織與華人社會”，介紹了華人社會形態，即從漁農社會到商業社會的變遷、從保甲之民到城市居民的過渡、華商階層的形成及其類別，展現了以“神緣性組織”、“業緣性組織”、“慈善性組織”、“聯誼性組織”、“政商性組織”為主的華商組織的建立、發展及其特點，研究了華商價值觀、華人社會風俗以及華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堅持與傳承。第八章“晚清政治漩渦中的澳門華商及其生存之道”，通過分析澳門華商與清政府的關係、與革命黨和維新派的過從，以及在清政府和澳葡政府雙重效忠壓力下華商的政治倫理與生存
之道，探索了澳門華商的政治傾向與政治參與。

總之，著者發現：“一、鴉片戰爭之後，澳門幾乎所有經濟領域都被華商控制，華人經濟已由早期的附庸型轉變為主控型，澳門的經濟命脈基本掌握在華人手中；二、1880年後，華商開始擔任澳葡政府的一些商業職能部門的重要職務，早期清一色的澳門葡人政治已經發生鬆動，華商可以通過多種途徑實現其‘政治表達’；三、華商組織從媽閣廟開始，在經歷了若干階段後，至澳門商會（澳門中華總商會前身）的成立，逐步完成了其近代化的進程；四、晚清時期，澳門華人社會實現了從漁農社會向商業社會的轉型，但在氹仔、路環二島，保甲組織仍長期作為澳葡政府城市治理的輔助力量；五、基於生存與發展的需要，澳門華商既加入葡籍，又納粟捐官，並深度介入晚清中國政治，其‘雙重效忠’的心態和行為，成為獨特的政治、經濟環境下華人華商特有的政治倫理與生存之道。”1 並得出結論：“晚清澳門經濟實際上就是華人的經濟，澳葡政府制定的一整套法規章程，都是圍繞華人及其商業的需要而展開的；作為‘澳門之魂’，華商對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的參與與貢獻，推動了晚清澳門向近代化乃至現代化的過渡；華商之於晚清澳門的重要性告訴人們，作為一個新的學術課題，晚清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問題，值得澳門史學界廣泛關注和深入研究。”2

前有“《澳門劃界續記》所載葡人會議傳單”、“作者手稿”、“內容提要”、湯開建所撰“序一”、金國平所撰“序二”。附錄有：《民夷交易章程》、《集股有限公司章程》、《公物會頒佈賭博、鴉片及貿易承充合同及罰則》、《澳門及所屬地方各華人行鋪生意公鈔及點街燈公鈔章程》、《氹仔、過路灣街坊公局章程》、《澳門同善堂章程》、《宜安公司章程》、《澳門華人習俗之條例》。

1 林廣志︰《澳門之魂：晚清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年，“內容提要”。

2 林廣志︰《澳門之魂：晚清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年，“內容提要”。

轉載自葉農、劉婕：《澳門學著作提要（三十三）》，《澳門研究》2018年第4期，第132-13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