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作為中國最早、最持久的對外開放的城市，既保留了中華文化的傳統基因，又因長期作為西學東漸、中學西傳的橋樑成為中西文化交融的文化標本。《何以澳門》作為吳志良對澳門研究的持續關注和思考，分別從“文化澳門”、“文學澳門”、“悅讀澳門”、“灣區澳門”、“家國澳門”、“制度澳門”、“何以澳門”七個篇章展開論述，清晰地呈現了作者對澳門作為文化澳門的定位，以及對澳門文化精神生成作出系統而深層的剖析。《何以澳門》是作者多年來探究澳門的精神之旅，是基於澳門在國家發展大局中“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新定位的再思考，也是立足當今世界現實以澳門歷史實踐為“文本”對人類文明模式的一種探索。

對於澳門的文化精神，人們慣常以“古今同在，中西並舉，不同而和，和而不同”來描述，而較少關注這一獨特人文風景形成的過程及原因。吳志良在《何以澳門》中開篇就以文化澳門為主題探究其內涵。他不僅於歷史發展中剖析澳門文化形成的原因，指出文化是澳門的生存之道，而且立足於祖國和世界發展格局，有意識地從文化的角度定位澳門，以凸顯澳門作為世界文明範式的獨特性。

文化澳門是作者論述澳門的基礎。作為統領全書的篇章，“文化澳門”分別從歷史、現實、精神內核、生活方式等多方面闡述了何以澳門。澳門這艘小舢舨在歷史長河中沒有擱淺翻沉，恰在於不同民族、不同族群長期以來秉承的“不同而和”的精神，其能夠吸引眾多歷史學家關注也在於它獨特的文化價值及城市精神。澳門的生存之道源於其文化的內在力量：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心繫家園，堅守中國民族的認同奠定了澳門文化的基本內核；敞開心胸、擁抱世界、兼收並蓄的視野為澳門文化的生長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抱團取暖、同舟共濟、守望相助的社區文化精神則築牢了社會的根基。吳志良認為正是在這樣宏觀的定位及微觀的生活樣態中，澳門才得以在西學東漸和中學西傳過程中形成了人們慣常描述的獨特的人文風景，並成為人類文明交匯的典範。

對於這獨特人文風景的形成，吳志良沒有視之為歷史發展自然而然的結果，而是在動態的社會實踐中梳理出它內在的碰撞、協商、交融的過程，為人們深入理解和參照澳門範式提供了可能。如果說“背靠祖國、放眼世界”是從宏觀視野定位澳門，那麼“同舟共濟”、“守望相助”則是從微觀角度分析澳門文化的肌理，旨在展示在具體的社會實踐中，澳門是如何化解糾紛、形成共識、避免衝突的。作者認為在面對外部環境和壓力時，澳門能夠從內到外自然地妥協。具體來說就是政治管理上“華洋共處分治，葡人雙重效忠，緩解了政治上的緊張”；經濟貿易上“共擔風險，共用利潤，建立了一個經濟共同體”；社會文化上“互相尊重，相安無事，構建了一個和諧社會”，最終形成了“同舟共濟”的精神。在歷史實踐過程中，澳門城市精神除了在外在壓力下不得已的妥協，藝術地處理生活和交往方式外，更在於由社會內部自身動力而形成守望相助的社會氛圍和生活方式。鄉土型社會的本質及鄉紳型社會領袖主導了澳門的主要社團，成為維護澳門以華人為主的社會自我管理的中心力量。

正是鑑於澳門的獨特文化精神，作者將“文化強澳”和“文化強國”聯繫起來，立足於“一帶一路”、“文化強國”等國家戰略，“總結澳門歷史經驗，弘揚中華傳統文化”，探討“中華文化與人類共同價值的構建”。為了進一步闡述澳門範式，吳志良還從政治、經濟、法律等層面對港澳展開比較，分析澳門平穩回歸並順利發展的多層原因。他認為除了英國和葡萄牙的殖民管治手法、交還港澳行政管理權前採取的措施，以及港澳沿用的法律體制、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同外，更重要的是澳門“不忘自己的根與魂”，“堅守自己的民族認同和文化自信”。正是有這樣的靈魂使得澳門產生了不迷失自己的精神力量。

文化澳門的生成與發展，離不開全社會的全力參與和推進。澳門基金會作為本土文化體系的奠基者、組織者、推動者、建設者和傳播者，自1980年代創設以來，不斷地探索澳門文化發展和建設的工作，逐漸地形成了“從點到面”，“從個體到集體、從業餘到專業”，“從實踐到理論、從本地到國家”的經驗策略。不僅整理出版千萬字的檔案文獻資料、圖書，舉辦多樣的文學活動，同時以實證主義和演繹主義並舉的哲學立場確定“澳門學”研究對象的主體性，以此確立澳門研究過程中重要的理論方向，成為文化澳門、何以澳門的重要推動力量。

文學藝術作為“創造性的心靈”，其創造是一個綜合的社會過程，不僅能夠帶領讀者返回到經驗層面，同時還以非個體性的化身揭示普通日常中的情感與現實。澳門文學中蘊含的人間煙火味、人情味與多元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一起構成了獨特的風景。澳門文學中古今文學體式同在、中葡文學相互輝映的生態現實更是成為澳門文化的鮮明表徵。

在“文學澳門”篇中，作者首先以“文學的澳門‧ 澳門的文學”為題闡述了澳門古今文學精神及發展狀況，“自言天竺原無佛，說與蓮花教主知”道出了澳門中西並舉的城市特徵。源於對文學之於澳門、文學之於個體以及“文學的社會責任”的認知，吳志良不僅將文學視為城市是否貴氣，以及是否有韻味的重要評判指標，同時將澳門文學作為澳門文化的寶貴資源。為了全面推進澳門文學的創作與繁榮，培育、傳播澳門文化，澳門基金會十分注重“澳門文學叢書”以及年度澳門文學作品選的出版，期望通過文學出版塑造澳門文學群像、講述澳門故事、踐行文學的社會責任。

此外，澳門基金會還通過舉辦“澳門中學生讀後感徵文比賽”、“我心中的澳門”全球華文散文大賽、“澳門文學獎”等賽事增強了一代又一代文學人的文化自覺，喚醒了當代澳門文學的勃興。澳門當代文學幾乎與澳門學研究同步興起於20世紀80年代，澳門文學從離岸寫作到本土寫實、從僑居文學到本土文學的主體性確立，使得澳門意識、文化歸屬和認同感與日俱增。

在眾多文學盛事中，幾十年如一日地開展的讀後感徵文比賽最為引人注目。澳門基金會通過閱讀活化澳門文學，使更多的青少年瞭解、認識、傳承澳門文化精神。如將早期的“澳門書刊讀後感徵文比賽”調整為“澳門中學生讀後感徵文比賽”，同時以主題比賽的形式更有針對性地引導和提升中學生的精神世界，引導學生建立起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加深對國家歷史文化的認識，提升學生在物質世界中的分辨能力和免疫能力。2024年“一本好書獻回歸”的主題設置更是期望將滿載着“澳門故事”的書獻給世界，通過閱讀澳門出版物和長輩、老師的回憶，讓澳門特區成立之後出生的一代更深入地瞭解澳門，尤其是通過認知澳門回歸後居民當家做主的意識提升，以及優良的人文傳統得以充分發揮，從而確定當今的澳門處於歷史上最好的發展時期。

與文學澳門的認識相對應，吳志良始終將澳門這座城市視為滿載澳門故事的“書”，而書的作者是所有關心、關注澳門發展的你、我、他。無論是蓬勃發展的社團，還是持之以恆的各類文化活動，甚至上至學者下至中學師生對澳門的研究，它們共同構成了“悅讀澳門”的主體。在該篇章中，作者不僅以序跋的方式呈現社會各界人士對澳門的悅讀，同時也展現了作者以為他人做序跋的契機推進自我對澳門的悅讀。正如他在為《從澳門向世界出發》一書寫出“天地蒼穹，寫意人生”的序文後，會繼續思考如何將澳門打造成國際大都市，並醒覺小城市應該鼓足勇氣、打開格局，以“‘五百年來誰著史’的豪情重續澳門歷史傳統，再創城市的新輝煌”。悅讀澳門是作者對全民參與澳門、建設澳門的形象概括，是澳門的大眾、小眾群體、普通個體和精英為建構澳門形象、提升澳門話語共同作出的努力，是澳門何以澳門的民眾基礎。

《何以澳門》在論述了文化澳門、文學澳門、悅讀澳門後，有意識凸顯澳門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灣區澳門的定位，力倡澳門要緊緊抓住“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戰略地位，引導澳門學界要“投身學術，貢獻社會”，在“洞察變局”中“探求未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以澳門文化精神為內核構建“價值共同體”。在“家國澳門”、“制度澳門”的實踐中進一步探索何以澳門。

粵港澳大灣區（下稱：大灣區）作為國家重大發展戰略之一，既是新時代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新嘗試，也是推動“一國兩制”發展的新實踐。吳志良認為澳門參與大灣區建設，是澳門“經濟多元化的必由之路”，同時也為澳門“緩解自身矛盾、解決深層次結構性問題拓展了空間，提供了契機”。因此，他希望澳門能乘勢而為，抓住機遇，找到參與大灣區建設的最佳路徑，為澳門特區的未來發展開創全新局面。在參與灣區建設中，作者特別強調要以文化建設為基礎，將“嶺南文化的共通性與粵、港、澳文化發展的獨特性有機地結合起來”，一方面大力弘揚嶺南文化的開放性精神和開創性傳統，另一方面發揮“一國兩制”的優勢及港澳地區長期與西方交往、交流、交匯的實踐經驗，有效地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

“何以澳門”作為壓卷之作，是吳志良多年來傾心於澳門研究的學術探索，是其認識、推進各項文化活動的精神指導，更是其對新形勢下澳門未來發展的展望。早在研究澳門政治發展史時，吳志良就提出了“華洋共處分治，葡人雙重效忠”的論點，他認為澳門之所以能成功扮演中西文化交流的平台角色，恰在於其提供了中西文化相遇和對話的“公共空間”。為了充分釋放這一公共空間的文化價值，闡釋“一國兩制”下“澳門模式”的成功實踐，歷史研究專業出身的他從歷史和哲學的角度論述“澳門歷史話語權的回歸”的重要性。為了確立和建構澳門的話語權，在20世紀70年代澳門政治法律地位得以明確後，澳門社會各界特別是知識界已努力尋求確立澳門個性的必要手段和途徑。1980年伊始，學界提出了澳門學的概念，以期從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方面深入認識澳門，以便客觀掌握更多實際情況、科學地把握其發展規律，為澳門更好更順利地回歸祖國，實現祖國統一偉業作出理論性的探索。經過歷屆學人的探究，澳門學逐漸構建出本土知識體系。吳志良認為作為本土知識而構建的澳門學，不僅是知識的匯總與歸納，同時其優勢體系的建構與理論的昇華還具有全球意義。

在澳門學發展過程中，以吳志良為首的澳門基金會始終強調學術界要堅定正確的價值導向，時刻不忘“國之大者”的鮮明國家立場，將“政治引領”作為“愛國愛澳”優良社會傳統的首要基礎。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後，社會各界在夯實愛國愛澳的政治基礎上，堅定維護和踐行“一國兩制”，澳門最終形成了以愛國者為主體的社會治理體制。在具體的文化政策和舉措中，澳門學界重視歷史教育，以行之有效的方式培育和傳承家國情懷。如學術界不遺餘力地推動“一國兩制”相關研究並構建理論體系，增強民眾對“一國兩制”的理解、維護和踐行。正是理論認識上的深化，澳門從一開始就為回歸做好了準備。澳門回歸祖國25年來，整體上經濟快速發展、社會和諧穩定，在實踐“一國兩制”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

可以說正是通過對澳門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梳理，從理論上確立了澳門的主體性並建構了其話語權。圍繞澳門這一“人類文明實驗室”建構的新知識圖譜，讓世人更清晰地認識到澳門範式作為人類文明發展的典範，可成為人類文明發展新路徑和新景象的參照。

作為澳門的一份子，吳志良自1988 年加入澳門基金會、1992 年出任基金會行政管理委員會委員到管理委員會主席至今，始終探索着澳門的發展機遇，致力於將歷來被視為“文化沙漠”的澳門打造成一片“文化綠洲”，使之成為“中國的文化矽谷”、“中國文化的一張靚麗名片”。他不僅以此向世界傳播中華文化、中國理念、中國制度和中國價值，促進中外文明交流互鑑和世界各國人民相互瞭解，同時以澳門範式為參照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發揮最大的作用。相比於以往對澳門“一個悲情的城市”的感性描繪，《何以澳門》則系統性地對澳門文化精神的生成給予剖析，是作者幾十年來初心不改地關注澳門、研究澳門，推動澳門文化建設，為澳門發展獻計獻策而努力的見證。這既是個人書寫澳門的收穫，也是作為澳門基金會公職人員推動澳門研究的工作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