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葡合作的結晶 嘉惠學林的壯舉中葡合作的結晶 嘉惠學林的壯舉 --《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檔案:清代全檔》述評

何志輝

作為華洋共處之地的澳門,積澱了豐厚而獨特的文化內涵。作為學術研究對象的“澳門學”,在中國可溯至1751年澳門同知印光任、張汝霖的 《澳門記略》,在西方始於1832年瑞典學者龍思泰(Andrew Ljungstedt) 的《早期澳門史》,自1980年以來漸呈蔚然,回歸前後達致高潮,如今更趨理性。學界關於澳門學的共識有三:其一,它是以澳門社會為研究對象,既從縱切面研究澳門社會發展過程,亦從橫切面研究澳門社會各個方面,從而發現和閘明澳門社會及其發展規律的特殊性;其二,它不是僅僅冠上“澳門”兩字的鬆散學科聯合體,而是各學科融會貫通的綜合區域學科;其三,它的研究對象不應是簡單地包羅萬有,也不應一味鑽營故紙堆,還應立足於澳門現在和未來的主要問題。

圖1 《澳門記略》中的議事亭。(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https://bit.ly/3mHvvQN)

澳門學的由來與《清代全檔》的誕生

澳門學是一門以研究澳門問題為導向的地區性學科,一門關於澳門歷史文化與社會發展的綜合性學科,其發展與繁榮離不開檔案文獻的整理出版。1980年代以來,隨著中葡建交及澳門問題的談判解决,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廣東大沿海出版工貿有限公司等相關部門,吳志良、金國平、湯開建、張海鵬、黃鴻釗、章文欽、劉芳等中國學者,以及博克塞、白樂嘉、文德泉、薩安東、普塔克等西方學者,紛紛投身中外原始檔案、重要報刊、信札報告等歷史文獻的整理出版,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成就。在卷帙浩繁的文獻彙編中,廣東教育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檔案:清代全檔》(以下簡稱《清代全檔》),是迄今為止規模最大、投資最多、搜羅最新、語種最全的澳門文獻彙編。

《清代全檔》是中葡學術界與圖書館界再次合作的歷史見證,也是澳門與內地出版界再次合作的最新成果。這批藏於葡萄牙外交部檔案館的葡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檔案,長期湮沒在浩翰史料之中。里斯本科技大學薩安東(António Vasconcelos Saldanha) 教授和旅葡學者金國平先生,因研究澳門歷史及中葡關係問題而發現其價值,並呼籲學界及時整理。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吳志良博士高瞻遠矚,澳門大學湯開建教授、林廣志博士和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倪俊明研究員等學者奔走其事。經過多番協商,葡萄牙外交部檔案館同意與中方相關機構合作,允中方複製檔案並由中方整理編輯出版。2008年,澳門基金會、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與廣東省出版集團屬下廣東大沿海出版工貿有限公司,專門成立複製工作組,遠赴葡萄牙外交部檔案館,勤勉工作三個月,將整批檔案複製回國整理。2009年,廣東教育出版社影印出版16卷《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檔案(清代部分·中文)》(簡稱《清代部分中文》),作為向澳門回歸祖國十週年的重大獻禮。2015年4月,廣東教育出版社再接再厲,篇幅翻倍的32卷《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檔案:清代全檔》得以隆重推出。

圖2 《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檔案(清代全檔)》封面。

《清代全檔》的內容

《清代全檔》所涉葡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檔案共有320個卷宗,可辨識者313個(個別卷宗破損嚴重),近10萬頁。其編輯體例承襲《清代部分中文》,第一冊列總目,總目為卷宗號和事項標題;後續各冊列該冊細目,細目為卷宗號、事項標題和文檔標題,分別編列頁碼。各冊編輯檔案時,因文件形態多樣,卷宗數量不均(少則數頁,多則數千頁),且並非嚴格按照時間排序,既有一卷宗或為同一事項,或為多個事項,也有同一事項文檔分處不同卷宗的情况,需要逐項鑒別、整理和著錄,並依年代和語種進行劃分。據此分輯編排時,依原檔案卷宗號排序,即同一卷宗,各事項以其第一件文檔的時間先後排序;同一事項,以各文檔時間先後排序;同一文檔,先主件,後附件,附帶的外文通常置於末尾;函件先信封正面、背面,後正文及名片等。若事項、文檔無明確時間,則依內容定其大致位置。立基於此,這套檔案既保持了文檔的原貌和完整,又使之更趨條理化,方便讀者查閱使用。

《清代全檔》主體文檔形成於19 世紀末至1940年代,檔案內容多為葡文、中文和英文,間或有日文和法文資料,涉及地域以廣東、澳門為主,兼及香港、廣西、福建及東南亞等地。主體內容除照會、函件外,還有抄件、副本、函封、名片、報刊、剪報、簽條、法規等,如與中國官方機構往來公函、與駐廣州各國領事交往情况、其他涉及澳門或葡萄牙之外交事務的照會、公函或信件,也有處理民商事糾紛(如葡國商號、公司糾紛)以及涉及刑事案件的司法檔案;有關於通商、緝私、緝匪、漁業、狩獵、傳教、游歷及催繳餉銀、海事交涉、遞解嫌犯的公文,也有涉及軍事方面的情報文檔,以及澳門勘界、省港大罷工、日軍侵占廣州等重大事件的機密檔案;還有許多關於制度法規、章程文書、募股公告和證件護照、地契樣本、戶籍管理、邀請函、洋行票據、名片便箋,以及地圖、報摘、價目格、稅務表、調查表、統計表等雜件,涉及近代中西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社會民生等方面。

《清代全檔》對澳門學構建的價值

茲以中葡關係研究為例。自2009年《清代部分中文》出版以來,海內外專家學者對此高度重視,不少研究成果亦從中萃取史料。著名學者金國平教授最近撰文《還原歷史與學術進步》1,對此作出了簡明扼要的評介。例如近代中葡交涉之澳門海界爭端問題,檔案第10冊披露的不少檔案,是現有檔案(如《澳門專檔》和《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等)不曾收錄的,可資補正研究澳門海界爭端與晚清中國“海權”認識等問題2;又如中葡勘界期間出現的勘界維持會,檔案第3冊收錄的大量檔案,可資探討其成立背景、主要活動與歷史影響3。至於1908 年澳門附近海域“二辰丸事件”及由此引發的中國近代史上首次抵制日貨事件,檔案亦有極為珍貴的材料涉及,是研究澳門與日本關係史的重要文獻。筆者與日本關西大學松浦章教授、浙江工商大學孔穎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湯熙勇教授最近完成的著作《澳門與日本:基於商貿、文化與外交的歷史考察》,對此材料即有充分使用。

《清代部分中文》對研究近代澳門政治、法制、社會、文化等方面問題更具獨特的意義。以近代澳門刑法為例,檔案收錄了大量發生在澳門境內或粵港澳之間的刑事案件卷宗,是研究該類問題的史料文獻。例如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在往返於穗港之間的佛山號輪船上發生的“佛山輪事件”(即佛山輪命案事件),因涉及三國(死者為華人,被告是葡萄牙民,輪船屬英商太古洋行),交涉錯綜複雜,檔案彙集了此宗事件的相關檔案,包括審訊記錄、各方來往照會、函件、剪報等文件,成為學者深入考證事件、還原真相的基本依據4。筆者近年關注澳門法制史研究,尤為留意檔案所涉卷宗的價值,包括緝私緝匪、遞解嫌犯的司法公文,約束澳門的制度法規、章程文書,藉此深入探究近代澳門司法的制度與實踐5。筆者未來還將深度挖掘檔案所涉的民事糾紛、商事問題及刑事案件,藉此揭示近代澳門法律生活的真實面目。

據此可見,僅是《清代部分中文》即已彰顯如此價值,更遑論涵蓋近代時期各類語種的《清代全檔》。因為學者早已達成的共識之一,是推進澳門研究必須重視史料文獻整。“澳門學”在相當時期難以進一步深化,就因為中國學者難於利用葡文或其他語種文獻,外國學者難於參照中文及其他語種文獻。如今順利出版的《清代全檔》,為中外學者通力合作奠定了文獻基礎,具有不可限量的社會價值,實可謂嘉惠學林、功在千秋!當然,檔案文獻整理工作永無止境。

隨著中外學術交流日益密切,各種檔案文獻仍需陸續整理。挖掘不同國家和地區、不同語言的檔案史料,仍是中外(尤其是中葡)學界共同努力的基礎工作。基於此,我們對增補而成的《清代全檔》報以崇高的敬意,亦有此而格外期待後續的出版工程——多達29卷的《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檔案:民國中文》順利出版。

注釋:
1. 載《澳門日報》2015年9月2日。
2. 周鑫:《光緒三十三年中葡澳門海界爭端與晚清中國的“海權”認識》,《海洋史研究》2014年第2期。
3. 邵小通:《清末宣統間“勘界維持會”初探:以〈葡萄牙外交部駐廣州總領事館檔案為中心〉》,《理論界》2013年第4期。
4. 參見張淑瓊《中外角力下的佛山輪事件——以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檔案為中心的考察》,陳春聲主編《海陸交通與世界文明》,商務印書館2013年。
5. 參見何志輝著《近代澳門司法:制度與實踐》,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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