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商式民主主張擴大民眾參與並在參與主體互動協商基礎上尋求具共識的決策。回歸後，澳門特區政府在推進以增加立法會選舉議席與擴大行政長官選委會規模為主要內容的政治發展同時，積極探索拓展協商式民主內涵與豐富社區治理實踐，在社區建設與社區和諧方面取得了良好治理成效。澳門社區協商治理實踐經驗在於，必須構築社區治理主體之間持續性互動平台，以及保持社區組織長久活力。澳門社區協商治理成效顯示，協商式民主與代議制民主並非相互對立，而是互相促進、相互補充的。
＜正＞澳門回歸後，作為地方自治載體的市政機構在經歷了短暫過渡後被改組，市政傳統成歷史記憶。然而十五年後，特區政府提出設立“非政權性市政機構”的構思，引發社會熱議。本文在簡要回顧澳門市政自治歷史的基礎上，著重從社區治理角度分析當下市政重建的現實需求，並結合歷史條件和現實情況，提出未來市政機構的制度設想。本文認為，在澳門回歸十五年社會各領域發生巨大變化的今天，重建市政機構與恢復市政傳統的意義，不僅在於滿足《基本法》的要求，填補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界別成員代表的三缺一空白，更根植於回歸以來層出不窮的社區衝突和區域問題。市政重建，是以構建澳門政治體制的中層設計為核心，實現社區善治及為現行政治體制減壓的可能途徑。
近年來，澳門青年的政治參與呈現出政治參與意識顯著增強、政治參與不斷深入、政治認同出現一定危機等新特點，其原因在於澳門青年對民生和民主的要求更具實質性和迫切性且缺乏與政府有效溝通的機制，以及澳門反對派街頭運動和港台青年政治運動的負面影響。針對澳門青年政治參與的負面變化原因和當前涉澳青年工作的困境，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以及內地相關部門需合理統籌澳門青年工作，積極引導澳門青年理性參與政治生活，支持澳門青年參與特區與國家的建設並從中增強獲得感。
＜正＞“治理”是上個世紀 90 年代在公共管理領域興起的新概念。英文中的治理(governance)概念，源於古拉丁文和古希臘語裏的“掌舵”(steering)，原意是指控制、引導和操縱的行動或方式，因而引伸為“範圍廣泛的組織或活動進行有效的安排”的意思。1989年，世界銀行在其年度報告裏討論撒哈拉以南非洲發展時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機”(crisis in governance)的概念，其後聯合國有關機構頻繁使用了“治理”的概念，並專門成立了一個“全球治理委員會”。
澳門回歸後，在保留原有諮詢制度的基礎上，特區政府適應澳門發展的新需要，從“澳人治澳”高度，致力於公共政策諮詢的制度化建設，提高科學決策水平。為推進公共政策諮詢工作有章可循，制定了《公共政策諮詢規範性指引》，從制度上完善了諮詢工作，保障了諮詢工作順利進行。為發揮諮詢組織的功能，創新諮詢組織的運作方式，注重專家在諮詢組織中的作用發揮，完善諮詢組織成員任職期限及數目的規定，改革諮詢組織輔助機構，為科學施政創造了條件。
＜正＞政府職能是根據社會需求，政府在國家和社會管理中承擔的職責和功能，也是公共行政學研究中的核心內容。如何科學合理地設置政府職能是各國政府面對的共同課題，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以來，澳門政府一直致力於深化公共行政改革，優化政府職能，實現服務市民的現代公共行政目標。在《2016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行政長官崔世安指出“政府繼續理順公共行政架構職能。兩年內完成15項公共部門和組織的調整，職能重組工作，從而實施精兵簡政。強化公共部門間的協調機制，加強政府內部跨部門合作，提高政策執行力”。由此可以預計，在未來一段時期中，理順政府職能將成為特區政府高度關注的任務，並會落實在具體的政府工作中。理順政府職能牽涉到方方面面，是一個非常複雜且艱巨的系統工程，需要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展開深入、紥實的研究。本文試圖運用現代經濟學與法學的基本原理，結合澳門具體情況，對特區政府在理順政府職能過程中應當堅持的基本原則和標準進行探討。
2017年9月，依據2016年新修訂的立法會選舉法律，澳門特區進行了第六屆立法會選舉。觀察此屆選舉，在選舉過程上，直選參選組別與候選人眾多，競爭激烈；在選票分佈上，社會基本政治力量呈現出越來越多元、均衡的態勢，中產專業人士首次有代表當選立法會議員，從而拓展了立法會政治力量的版圖；在當選議員方面，呈現出較為明顯的新老交替的特徵；在選舉文化方面，雖然選情緊張激烈，但賄選與不規則選舉行為有所減少，《立法會選舉法》修訂的政治效果得到體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