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入中國的西班牙主要貨幣為“real”，音譯“雷阿爾”。作形容詞用時，意思是“國王的”，作名詞用時，可意譯為“王幣”。“Real”既是銀衡單位，又是貨幣名稱。從1535 年起，西班牙開始在美洲設立了鑄幣局，第一階段的主要幣種是打製幣(macuquina)，又稱為“十字錢”(moneda de cruz)，第二階段的主要幣種是“8 單位雷阿爾比索”(peso de 8 reales)，亦稱“比索”(peso)、“8 單位王幣”(real de 8)、“杜羅”(duro)、“八塔孔”(patacón)、“打製比索”(peso macuquino)、“強比索”(peso fuerte)及“厚比索”(peso grueso)。“柱幣”(columnario)和“胸像幣”(busto)是其中兩種“強比索”，中國人稱其為“番面錢”、“鬼頭錢”、“花邊錢”、“洋錢”、“四工”、“佛頭”等等。
隨着珍藏於中國各大圖書館的古籍、珍本、善本的刊印和出版，過去很多門戶深藏的文獻都一一被披露，當中有多種文獻刊載早期澳門歷史資料，為研究16至17世紀澳門歷史問題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其中新見的中文資料三種，為郭應聘《總督條例》、徐用儉《南太常卿徐貞學先生行述》，以及許弘綱《更置山海將領疏》，通過對這三種文獻的深入研究和分析，可對廣東政府打擊澳門走私貿易政策的制定、驅逐澳夷、澳倭、中國走私商人及明代牙行的性質及運作、清代“十三行”的起源等問題，有更深入的理解。
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澳門開埠後，葡萄牙的大黑船既運來了西方五花八門的各種貿易品，也運來了表現西學東漸重要內容的歐洲書籍。在這一時期，來華的歐洲耶穌會士由於受葡萄牙保教權管轄，所停靠的第一站通常選擇葡萄牙的居留地澳門。為了傳教的需要，進入澳門的傳教士一般都會帶一些歐洲的宗教書籍進入澳門，然後再將所攜帶的歐洲圖書經澳門傳入中國內地和日本。與此同時，17世紀初，在澳門成立的耶穌會教育機構聖保祿學院也建立了中國境內第一座西式圖書館，收藏了眾多的歐洲書籍。作為16世紀以來中西文化交流最為重要的橋樑和渠道，大量的關於西方科學技術、天文數學、文學藝術以及宗教哲學的著作由耶穌會士攜帶進入澳門，澳門成為了歐洲書籍傳入東方的收容地和中轉站。歐洲書籍進入澳門後，又源源不斷地輸送至中國內地及日本，甚至朝鮮和安南，從而引起16-17世紀西學東漸的熱潮。在這一過程中，耶穌會士充當了最為重要的傳播者角色。最先帶歐洲書籍進澳門後又帶進中國內地的是利瑪竇，他不僅自己攜帶科技、律法書籍，而且進京後還不斷寫信向歐洲索取科技圖書，先寄到澳門，再送到北京。由於這些科技類書籍在印度果阿的聖保祿學院中都屬罕見，可知其品質與內容當與歐洲最先進的科學技術相差無幾。最早將西方基督教文學、《聖經》故事的書籍帶進澳門傳入內地的，是意大利耶穌會士羅明堅、龍華民。最具轟動意義的是萬曆四十八年(1620)金尼閣、鄧玉函將從歐洲收集到的七千餘部歐洲書籍帶進澳門，之後又陸陸續續由傳教士帶入中國內地，一部分進入北京，有的則被後來的北京北堂圖書館收藏。這七千餘部西書中，除宗教類著作外，還有醫學、法學、音樂、科技類書籍，其中科技類書籍達三千餘冊，包括軍事城防技術方面的書籍。
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從事廣州貿易的美國商人聚居澳門，使之成為中美經濟、文化最早的交匯地。隨着19世紀美國在東亞的經濟勢力迅速擴張，對華貿易商人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利益集團，他們最終促使美國政府與中國簽訂通商條約，建立外交關係，以保障他們的利權。回顧澳門在廣州對外貿易體系中的地位，以及美國商人、傳教士在澳門地區的活動，闡述澳門及望廈地區在19世紀中葉的國際地位問題，可凸顯兩國選擇在澳門半島談判和簽訂第一個中美條約的因由，而從國際法和美國外交史的角度，亦可重新探討《望廈條約》的歷史意義以及美國對華政策的起源。
19世紀中葉是美國在東亞活動的擴張時期。美國駐澳門領事的“設”與“撤”，反映出美國在東亞政治擴張、商業拓殖以及中美關係的軌跡和趨向。美國駐澳門領事的設立，緣於美國東亞商業發展戰略和區域內政治經濟格局的需要，以及澳門特殊的地理優勢；駐澳門領事的撤銷，也是緣於東亞政治經濟格局的演變、澳門經濟的衰落以及中美關係的變化。美國駐澳門領事“設”與“撤”的歷史演變，既反映出在東亞戰略布局調整的大環境下美國在亞洲擴張的軌跡，也反映出中國內地門戶被迫開放後對澳門的衝擊，以及香港崛起對澳門的深遠影響。
從2014年起，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主持開展“澳門與抗日戰爭”口述歷史研究，先後深度訪談了50位80歲以上經歷過抗戰歷史的老澳門人，整理出口述歷史文稿20多萬字。受訪者以普通民眾為主，以“平民”視野反映出戰爭罪行對人民生活帶來的災難。每位受訪者都有不同的戰爭故事，同時又有共同的戰爭回憶，50位老人的“集體記憶”足以重構一個苦難年代的社會生活細節。透過對這50位戰爭倖存者訪談紀錄的分析和總結，輔以文獻史料，特別是戰時報章報導的佐證，寫成本文，並選輯附上李成俊、黃就順、冼為鏗、劉羡冰四位戰爭親歷者的訪談筆錄，可補充傳統文獻史料未及詳盡披露的戰時澳門社會生活圖像。
“二戰”結束後，憑藉在內地全面執政的有利形勢，中國國民黨恢復了在澳門的公開活動。在加強黨員徵集與組織發展的同時，國民黨創辦與推動成立社團並依托社團組織動員華人民眾，強化黨國教育及意識形態灌輸，籌劃大型慶祝活動，參與內地“制憲”、賑災等事務，協助解決華人社群民生及行業勞資糾紛，促進澳門工商業的恢復與發展。國民黨戰後在澳門的活動，目的是服務於內地政治需要，即通過擴展其在澳門華人社群的政治影響，爭取民眾支持南京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