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潤培 | 原載《澳門研究》,2016年第4期,總第83期
進入1990年代,澳門非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加快,一些影響深遠的政策法規先後制定並且施行,使澳門的教育得到長遠的發展,其主要有六個方面:一是有關統一學制、教學語言、學前教育的爭議和改革;二是有關免費教育實施與成效;三是興建新校舍以解決教學空間不足的問題;四是教育專業化隊伍的規劃和發展;五是學額不足的原因以及當局的解決方法;六是設立本地課程與教科書的經過。回顧90年代的澳門教育情況,不但可瞭解其改革和發展的歷程,也可藉此明確未來發展的方向。
鄭潤培 | 原載《澳門研究》,2016年第4期,總第83期
進入1990年代,澳門非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加快,一些影響深遠的政策法規先後制定並且施行,使澳門的教育得到長遠的發展,其主要有六個方面:一是有關統一學制、教學語言、學前教育的爭議和改革;二是有關免費教育實施與成效;三是興建新校舍以解決教學空間不足的問題;四是教育專業化隊伍的規劃和發展;五是學額不足的原因以及當局的解決方法;六是設立本地課程與教科書的經過。回顧90年代的澳門教育情況,不但可瞭解其改革和發展的歷程,也可藉此明確未來發展的方向。
鄭潤培 | 原載《澳門研究》,2016年第4期,總第83期
進入1990年代,澳門非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加快,一些影響深遠的政策法規先後制定並且施行,使澳門的教育得到長遠的發展,其主要有六個方面:一是有關統一學制、教學語言、學前教育的爭議和改革;二是有關免費教育實施與成效;三是興建新校舍以解決教學空間不足的問題;四是教育專業化隊伍的規劃和發展;五是學額不足的原因以及當局的解決方法;六是設立本地課程與教科書的經過。回顧90年代的澳門教育情況,不但可瞭解其改革和發展的歷程,也可藉此明確未來發展的方向。
郭曉明 | 原載《澳門研究》,2016年第4期,總第83期
如何從核心素養走向課程,因對核心素養理解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路徑。核心素養應被理解為課程編制過程中重點關注的“關鍵素養”,而非學生需具備的“全部素養”;應作為課程的“內核”以滲透的方式融合於課程,而非由核心素養推導、演化為全套課程。澳門近年非高等教育的課程改革運用“素養”的理念,提出了各教育階段均需重視的五種“關鍵能力”和三大“核心品格”,並以此為基礎調整了課程結構,尤其是在小學、初中和高中階段均開設品德與公民、藝術、體育與健康以及資訊科技等課程,增加了餘暇活動(屬於活動課程)。在各教育階段相關科目學生需達到的“基本學力要求”方面,重視培養學生在溝通、合作、閱讀以及批判思考方面的素養。而在課程框架的安排上,每學年學校為學生提供教育服務的時間都由180日提升至195日;高中階段增加了選修課程的比例,並要求學校同時關注學生的科學素養和人文素養。
郭曉明 | 原載《澳門研究》,2016年第4期,總第83期
如何從核心素養走向課程,因對核心素養理解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路徑。核心素養應被理解為課程編制過程中重點關注的“關鍵素養”,而非學生需具備的“全部素養”;應作為課程的“內核”以滲透的方式融合於課程,而非由核心素養推導、演化為全套課程。澳門近年非高等教育的課程改革運用“素養”的理念,提出了各教育階段均需重視的五種“關鍵能力”和三大“核心品格”,並以此為基礎調整了課程結構,尤其是在小學、初中和高中階段均開設品德與公民、藝術、體育與健康以及資訊科技等課程,增加了餘暇活動(屬於活動課程)。在各教育階段相關科目學生需達到的“基本學力要求”方面,重視培養學生在溝通、合作、閱讀以及批判思考方面的素養。而在課程框架的安排上,每學年學校為學生提供教育服務的時間都由180日提升至195日;高中階段增加了選修課程的比例,並要求學校同時關注學生的科學素養和人文素養。
郭曉明 | 原載《澳門研究》,2016年第4期,總第83期
如何從核心素養走向課程,因對核心素養理解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路徑。核心素養應被理解為課程編制過程中重點關注的“關鍵素養”,而非學生需具備的“全部素養”;應作為課程的“內核”以滲透的方式融合於課程,而非由核心素養推導、演化為全套課程。澳門近年非高等教育的課程改革運用“素養”的理念,提出了各教育階段均需重視的五種“關鍵能力”和三大“核心品格”,並以此為基礎調整了課程結構,尤其是在小學、初中和高中階段均開設品德與公民、藝術、體育與健康以及資訊科技等課程,增加了餘暇活動(屬於活動課程)。在各教育階段相關科目學生需達到的“基本學力要求”方面,重視培養學生在溝通、合作、閱讀以及批判思考方面的素養。而在課程框架的安排上,每學年學校為學生提供教育服務的時間都由180日提升至195日;高中階段增加了選修課程的比例,並要求學校同時關注學生的科學素養和人文素養。
張紅峰 | 原載《高教探索》,2015年第9期
在內地高校的場域中,治理僅僅作為一個抽象的範疇而存在:章程制度無法有效體現治理架構的決策權限;以“教授治學”為內涵的各個委員會只是“前決策”的學術組織,參與和共治的界限並不清晰;高校內部擁有“操作”職能的行政部門模糊了行政權力的概念。對比內地高校治理,澳門高校有著不同的歷史和結構,在章程治理架構、各委員會構成、行政設置上,基本上體現出決策和操作上的區別,治理主體亦擁有相應的決策許可權和內涵。概而言之,制度規範下的高校內部治理須以決策為邊界,並在決策機制中理解和把握“制度”、“參與”和“權力”的內涵,從而在根本上解決內地高校內部治理中出現的問題。
張紅峰 | 原載《高教探索》,2015年第9期
在內地高校的場域中,治理僅僅作為一個抽象的範疇而存在:章程制度無法有效體現治理架構的決策權限;以“教授治學”為內涵的各個委員會只是“前決策”的學術組織,參與和共治的界限並不清晰;高校內部擁有“操作”職能的行政部門模糊了行政權力的概念。對比內地高校治理,澳門高校有著不同的歷史和結構,在章程治理架構、各委員會構成、行政設置上,基本上體現出決策和操作上的區別,治理主體亦擁有相應的決策許可權和內涵。概而言之,制度規範下的高校內部治理須以決策為邊界,並在決策機制中理解和把握“制度”、“參與”和“權力”的內涵,從而在根本上解決內地高校內部治理中出現的問題。
張紅峰 | 原載《高教探索》,2015年第9期
在內地高校的場域中,治理僅僅作為一個抽象的範疇而存在:章程制度無法有效體現治理架構的決策權限;以“教授治學”為內涵的各個委員會只是“前決策”的學術組織,參與和共治的界限並不清晰;高校內部擁有“操作”職能的行政部門模糊了行政權力的概念。對比內地高校治理,澳門高校有著不同的歷史和結構,在章程治理架構、各委員會構成、行政設置上,基本上體現出決策和操作上的區別,治理主體亦擁有相應的決策許可權和內涵。概而言之,制度規範下的高校內部治理須以決策為邊界,並在決策機制中理解和把握“制度”、“參與”和“權力”的內涵,從而在根本上解決內地高校內部治理中出現的問題。
李嘉曾 | 原載《澳門研究》,2014年第4期,總第75期
回歸以來,澳門的教育領域取得豐碩成果,表現在非高等正規教育穩健發展、持續教育長足發展以及高等教育飛躍發展。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包括教育的戰略地位有待鞏固,整體實力有待強化,管理水平有待提升。為促進澳門教育邁上新臺階,應當轉變觀念,充分發揮教育的應有功能;堅持開放,力求與內地、國際教育接軌;同時要健全法制,將教育的管理納入法治軌道,優化並提升教育的綜合水平。
李嘉曾 | 原載《澳門研究》,2014年第4期,總第75期
回歸以來,澳門的教育領域取得豐碩成果,表現在非高等正規教育穩健發展、持續教育長足發展以及高等教育飛躍發展。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包括教育的戰略地位有待鞏固,整體實力有待強化,管理水平有待提升。為促進澳門教育邁上新臺階,應當轉變觀念,充分發揮教育的應有功能;堅持開放,力求與內地、國際教育接軌;同時要健全法制,將教育的管理納入法治軌道,優化並提升教育的綜合水平。
李嘉曾 | 原載《澳門研究》,2014年第4期,總第75期
回歸以來,澳門的教育領域取得豐碩成果,表現在非高等正規教育穩健發展、持續教育長足發展以及高等教育飛躍發展。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包括教育的戰略地位有待鞏固,整體實力有待強化,管理水平有待提升。為促進澳門教育邁上新臺階,應當轉變觀念,充分發揮教育的應有功能;堅持開放,力求與內地、國際教育接軌;同時要健全法制,將教育的管理納入法治軌道,優化並提升教育的綜合水平。
郭曉明 | 原載《行政》,2015年第4期,總第110期
<正>文化總是處在一個不斷流變和發展的過程之中,教育如要“盡其推進文化、改造社會之功”,就必須從文化傳承的角度加以審視。長期以來,港、澳文化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精神氣質,既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又東西交融、多元共生。“一國兩制”的實踐讓中華文化的影響不斷加強,但不容忽視的是,近年來種種“本土論述”的意圖已不再限於對文化地域性的關注,有的以所謂“文化自主”為旗號,完全否定內地的文化,乃至對“華夏的身份認同”(Chinese identity)構成衝擊。
郭曉明 | 原載《行政》,2015年第4期,總第110期
<正>文化總是處在一個不斷流變和發展的過程之中,教育如要“盡其推進文化、改造社會之功”,就必須從文化傳承的角度加以審視。長期以來,港、澳文化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精神氣質,既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又東西交融、多元共生。“一國兩制”的實踐讓中華文化的影響不斷加強,但不容忽視的是,近年來種種“本土論述”的意圖已不再限於對文化地域性的關注,有的以所謂“文化自主”為旗號,完全否定內地的文化,乃至對“華夏的身份認同”(Chinese identity)構成衝擊。
郭曉明 | 原載《行政》,2015年第4期,總第110期
<正>文化總是處在一個不斷流變和發展的過程之中,教育如要“盡其推進文化、改造社會之功”,就必須從文化傳承的角度加以審視。長期以來,港、澳文化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精神氣質,既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又東西交融、多元共生。“一國兩制”的實踐讓中華文化的影響不斷加強,但不容忽視的是,近年來種種“本土論述”的意圖已不再限於對文化地域性的關注,有的以所謂“文化自主”為旗號,完全否定內地的文化,乃至對“華夏的身份認同”(Chinese identity)構成衝擊。
吳慧穎 | 原載《澳門研究》,2016年第4期,總第83期
由於特殊的歷史和文化因素,品德與公民教育是澳門非高等教育領域一項具有特別意義的重要內容。自回歸以來,小學階段的品德與公民教育受到特區政府的高度重視,並取得重要進展。尤其是於2016年頒佈的《小學教育階段品德與公民基本學力要求》,在課程理念上強調要“回歸生活”,重視課程的綜合性和開放性;在內容上要求加強作為“中國人”和“澳門人”的身份認同以及“世界公民”的教育。為落實上述新舉措,有必要研製課程指引,進一步發揮現有教材的作用,加強師資培訓,進一步提升“愛國愛澳”教育的成效,並開發鄉土教育資源。
吳慧穎 | 原載《澳門研究》,2016年第4期,總第83期
由於特殊的歷史和文化因素,品德與公民教育是澳門非高等教育領域一項具有特別意義的重要內容。自回歸以來,小學階段的品德與公民教育受到特區政府的高度重視,並取得重要進展。尤其是於2016年頒佈的《小學教育階段品德與公民基本學力要求》,在課程理念上強調要“回歸生活”,重視課程的綜合性和開放性;在內容上要求加強作為“中國人”和“澳門人”的身份認同以及“世界公民”的教育。為落實上述新舉措,有必要研製課程指引,進一步發揮現有教材的作用,加強師資培訓,進一步提升“愛國愛澳”教育的成效,並開發鄉土教育資源。
吳慧穎 | 原載《澳門研究》,2016年第4期,總第83期
由於特殊的歷史和文化因素,品德與公民教育是澳門非高等教育領域一項具有特別意義的重要內容。自回歸以來,小學階段的品德與公民教育受到特區政府的高度重視,並取得重要進展。尤其是於2016年頒佈的《小學教育階段品德與公民基本學力要求》,在課程理念上強調要“回歸生活”,重視課程的綜合性和開放性;在內容上要求加強作為“中國人”和“澳門人”的身份認同以及“世界公民”的教育。為落實上述新舉措,有必要研製課程指引,進一步發揮現有教材的作用,加強師資培訓,進一步提升“愛國愛澳”教育的成效,並開發鄉土教育資源。
李燕萍 | 原載楊允中、饒戈平主編:《堅守“一國兩制”實踐的正確方向──紀念〈澳門基本法〉頒佈24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基本會推廣協會,2017年
政治教育,也可以稱為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會和社會群體用一定的思想觀念、政治觀點和道德規範,對社會成員進行有目的、有組織和有計劃地引導,令其形成一定社會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活動。政治教育是古今中外一種普遍存在的實踐活動。任何國家為了維護有效的社會治理秩序,都會堅持用各種方法宣傳推廣有利於社會秩序建構的觀點、理念,以使教育對象擁護並認同其政治思想。思想政治教育在不同國家和地區,雖然名稱和形式多種多樣,但為社會治理秩序服務的實質及性質都基本相同。各國的政治教育普遍注意結合民族傳統和時代特點,結合社會生活的實際情況和青年一代的思想實際,不斷發展並形成了法律支撐、政黨控制、社會全方位參與的思想教育格局。例如,德國在二戰後按照民主政治理念培養教育青年一代,將政治教育作為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方面,逐步構建了比較完善的政治教育理論與實踐體系,為德國社會政治經濟發展、民族統一和社會轉型發揮了獨特的重要作用。在澳門,由於歷史原因,長期以來澳葡政府並未有意識地進行公民政治教育活動。直到中葡聯合聲明簽署之後,1989年澳葡政府的成人教育處舉辦了一項“本地區公民教育計畫”,以全部在住的澳門居民為教育對象,試圖通過這項教育計畫喚起居民的公民意識。澳門公民政治教育這種留白的狀態為回歸後特區的政治教育提供了一定契機,但是也呈現出撲朔迷離、莫衷一是的現象,既有對西方式民主政治的引導,也有對中國內地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刻意回避。基於此,本文認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應當旗幟鮮明地進行以基本法為核心的“一國兩制”政治教育,將“一國兩制”政治教育納入澳門特別行政區政治體系和政府職能,只有從國家政治資源的高度才能建設出符合特區發展需要的澳門政治理念與公民意識。
李燕萍 | 原載楊允中、饒戈平主編:《堅守“一國兩制”實踐的正確方向──紀念〈澳門基本法〉頒佈24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基本會推廣協會,2017年
政治教育,也可以稱為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會和社會群體用一定的思想觀念、政治觀點和道德規範,對社會成員進行有目的、有組織和有計劃地引導,令其形成一定社會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活動。政治教育是古今中外一種普遍存在的實踐活動。任何國家為了維護有效的社會治理秩序,都會堅持用各種方法宣傳推廣有利於社會秩序建構的觀點、理念,以使教育對象擁護並認同其政治思想。思想政治教育在不同國家和地區,雖然名稱和形式多種多樣,但為社會治理秩序服務的實質及性質都基本相同。各國的政治教育普遍注意結合民族傳統和時代特點,結合社會生活的實際情況和青年一代的思想實際,不斷發展並形成了法律支撐、政黨控制、社會全方位參與的思想教育格局。例如,德國在二戰後按照民主政治理念培養教育青年一代,將政治教育作為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方面,逐步構建了比較完善的政治教育理論與實踐體系,為德國社會政治經濟發展、民族統一和社會轉型發揮了獨特的重要作用。在澳門,由於歷史原因,長期以來澳葡政府並未有意識地進行公民政治教育活動。直到中葡聯合聲明簽署之後,1989年澳葡政府的成人教育處舉辦了一項“本地區公民教育計畫”,以全部在住的澳門居民為教育對象,試圖通過這項教育計畫喚起居民的公民意識。澳門公民政治教育這種留白的狀態為回歸後特區的政治教育提供了一定契機,但是也呈現出撲朔迷離、莫衷一是的現象,既有對西方式民主政治的引導,也有對中國內地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刻意回避。基於此,本文認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應當旗幟鮮明地進行以基本法為核心的“一國兩制”政治教育,將“一國兩制”政治教育納入澳門特別行政區政治體系和政府職能,只有從國家政治資源的高度才能建設出符合特區發展需要的澳門政治理念與公民意識。
李燕萍 | 原載楊允中、饒戈平主編:《堅守“一國兩制”實踐的正確方向──紀念〈澳門基本法〉頒佈24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基本會推廣協會,2017年
政治教育,也可以稱為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會和社會群體用一定的思想觀念、政治觀點和道德規範,對社會成員進行有目的、有組織和有計劃地引導,令其形成一定社會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活動。政治教育是古今中外一種普遍存在的實踐活動。任何國家為了維護有效的社會治理秩序,都會堅持用各種方法宣傳推廣有利於社會秩序建構的觀點、理念,以使教育對象擁護並認同其政治思想。思想政治教育在不同國家和地區,雖然名稱和形式多種多樣,但為社會治理秩序服務的實質及性質都基本相同。各國的政治教育普遍注意結合民族傳統和時代特點,結合社會生活的實際情況和青年一代的思想實際,不斷發展並形成了法律支撐、政黨控制、社會全方位參與的思想教育格局。例如,德國在二戰後按照民主政治理念培養教育青年一代,將政治教育作為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方面,逐步構建了比較完善的政治教育理論與實踐體系,為德國社會政治經濟發展、民族統一和社會轉型發揮了獨特的重要作用。在澳門,由於歷史原因,長期以來澳葡政府並未有意識地進行公民政治教育活動。直到中葡聯合聲明簽署之後,1989年澳葡政府的成人教育處舉辦了一項“本地區公民教育計畫”,以全部在住的澳門居民為教育對象,試圖通過這項教育計畫喚起居民的公民意識。澳門公民政治教育這種留白的狀態為回歸後特區的政治教育提供了一定契機,但是也呈現出撲朔迷離、莫衷一是的現象,既有對西方式民主政治的引導,也有對中國內地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刻意回避。基於此,本文認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應當旗幟鮮明地進行以基本法為核心的“一國兩制”政治教育,將“一國兩制”政治教育納入澳門特別行政區政治體系和政府職能,只有從國家政治資源的高度才能建設出符合特區發展需要的澳門政治理念與公民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