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理工學院從2006年開始醞釀策劃《環球葡萄牙語》四冊教材的編寫工作，櫛風沐雨，砥礪前行，最終歷經十年有餘編撰而成。教材的出版與發行使中國第一次有了標準化的高校葡語教學用書，為葡語教學質量的提升奠定堅實的基礎。教材的編寫有以下幾個顯著的特色：一是符合歐盟標準，二是澳門理工學院與葡萄牙里斯本大學精心合作的成果，三是編寫手段的整合性及立體性，四是以交際法教學原則為指導。
抗戰時期澳門國語運動的目的一方面是教育民眾，另一方面是培養國語師資，但因經濟和政治環境所限，成效並不顯著。抗戰勝利以後，中華國語運動協進會成立，對推進國語運動有積極的作用，從該會的許多具體活動都能反映出來。有部分活動更是中小學生的課外活動，由學校教育來推廣。從澳門的專科學校、商會、婦女會和國民黨支部等機構陸續開辦密集式國語學習班的情況來看，可以推想澳門民眾對學習國語有殷切的需求，但當時要在澳門的僑校全面推廣國語教學，仍沒有足夠的條件。
“問路調查”可以有效地發現城市語言環境中的“交際成功度”以及言語社區成員的“外部語言”和“內部語言”，但該方法在多語社區中的應用還不夠廣泛。通過在澳門開展“問路調查”，我們發現：粵語在澳門具有最高的接受度和積極使用程度，英語和普通話作為重要的公共交際用語，在澳門也具有較高的使用程度。澳門作為一個多語社區，社區內部溝通度獲得了具體的描寫和分析；“交際成功度”、“內部語言”和“外部語言”不僅是單語社區的指標，也可以有效地表示多語社區的內部溝通度。
2013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的經濟發展新構想，在世界範圍引起極大反響。作為實施該構想第一步的亞投行的建立，更得到世界大多數國家的積極回應。除美日之外的西方發達國家紛紛申請加入亞投行，說明“一帶一路”經濟構想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一帶一路”是指“絲綢之路經濟帶”和“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它將充分依靠中國與有關國家既有的雙多邊機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區域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然而，“絲綢之路”並非一個新概念。兩千多年前西漢時代的張騫率領一百多名隨從首先開創了中國聯通西域的“陸上絲綢之路”，而明朝永樂年間鄭和七下西洋和葡萄牙航海家達伽馬揚帆東來共同建立了聯通歐亞的“海上絲綢之路”。歷史上，該海陸兩條商道在促進世界貿易發展，加強東西方文化交流溝通方面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在21世紀科技高度發達經濟全球一體化的今天，中國政府在古代海陸兩條“絲綢之路”的基礎上，提出“一帶一路”的偉大經濟發展構想及倡議，不僅賦予“絲綢之路”新的含義，形成國際合作發展的新理念，而且將其擴展為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及周邊國家展開雙多邊機制行之有效的區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符號，高舉和平發展的旗幟，主動發展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夥伴關係。本文試圖通過對歷史上海上絲綢之路的分析，不僅強調葡萄牙語在古代海上商路中發揮的作用，而且在實現“一帶一路”經濟發展新構想的框架中，依然是中國發展同沿線葡語國家經貿關係共同發展不可替代的語言。
隨著澳門與內地經濟文化交往的日益頻繁，澳門公務員的普通話語言能力變得越來越重要，直接關係到政府部門的辦事效率。對公務員普通話語言能力及其使用情況的調查研究表明，雖然大多數公務員都能較熟練使用普通話，但他們在各種場合中使用普通話的情況都不多，特別是在工作中使用普通話較其他場合偏少。公務員學習普通話的主要原因是工作和業務上的需要，且多數通過學校學習和社會交往來學習普通話，但因缺乏語言學習環境，學習積極性總體不高。他們認為澳門推廣普通話應該從中小學抓起，用普通話授課，其次是政府主辦的普通話推廣活動，加大普通話培訓力度。
澳門通行著多種語言和方言，極為複雜的多語生態和相對封閉的地域環境，為研究語言認同和多語競爭提供了語言社區樣本。語言認同是指語言使用者就自身與某種語言或方言之間關係的心理定位。調查顯示，語言使用者對不同語言的認同程度和功能定位差異直接影響其語言態度和語言行為。語言認同還跟地域認同和文化認同密切相關。絕大多數澳門青年對粵語的認同度最高。而對其他三種語言的認同度相對較低，且功能明顯分化。多數澳門青年認為葡語是官方語言和第二外語，普通話是國家通用語，英語是第一外語。澳門大、中學生對不同語言的不同心理距離，決定了其對不同語言的不同言語態度和不同言語行為，而其在地域認同和文化認同上的表現反過來強化了他們的語言認同差異。
根據“澳門普通話使用情況調查”項目關於澳門公眾服務從業者問卷調查的基本數據，本文分析被調查者的語言態度，包括教育語言選擇、傳媒語言選擇、行政語言認同、交際語言重要性判斷，以及使用國家通用語言的傾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