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組織架構科學化與合理化要求政府架構改革必須以政府能力提升為目標。以能力標準衡量政府現行架構，主要存在核心職能與非核心職能未有適當區分，過分強調政府機構專業化配置，政府整體性與協調性不足，政府組織與政策功能關係不明確，諮詢組織網絡化程度有待提高。按照政府架構改革原則，需要強化政策制訂機構的配備，重塑司、局級機構的職能關係；合併職能重疊部門，以整體化原則增設跨部門協調機制；以網絡化建設為目標推進諮詢組織革新。
受制於體制和職能劃分的模糊，既有官僚體制在晉升、考核、激勵等模式下導致的橫向合作意願不高以及跨部門協調機制本身設置的問題等，政府部門間協調機制的效果始終難如人願。在社會分工和專業化的大背景下，分工在提高效率的同時導致的碎片化問題，難以通過體制改革完全突破，以文化培育和制度保障為前提和目標的跨部門協作機制將提供有益的實踐。澳門特區政府部門間關係由於錯綜複雜的歷史原因和利益因素，一直以來都是歷屆政府和社會的關注重點，也是多次體制機制改革的重點。通過對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跨部門協調小組的分析，可以清晰、直觀地看到部門間協調機制建構的必要性以及關鍵因素。
怎樣的政府規模才符合澳門實際，這一問題廣為社會各界關注。從多角度剖析澳門政府的規模以及與經濟之間的關係，並以時間序列(1970-2012)的數據檢測政府規模在不同階段的變化，引證政府支出和經濟增長的關係。在上世紀90 年代，政府規模基本符合Armey的倒U型理論，即澳門曾存在合適的政府規模。政府規模易受社會經濟因素以及所施行之公共行政理念影響，以新公共服務的理念作為衡量政府規模的依據與標準，可以避免陷入因需求與壓力而造成的增長─壓縮─再增長的規模發展循環怪圈。
＜正＞中國行政學之父夏書章曾指出，城市的出現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有市就有市政，從城市形成時起，即使在不同發展階段，就有市政的問題要處理。澳門在回歸前亦設立了兩個市政機構――市政廳和海島市政廳，分別處理澳門半島和離島的市政事務。回歸後，特區政府在2002年成立民政總署，承襲了澳門原來兩個市政廳的職能，同時撤銷這兩個市政廳。民政總署於回歸時在履行市政職能上發揮了重要的功能，但同時在政策執行上亦存在不少的問題。為了回應社會對提升加強市政工作的期望，提升服務質素，特區政府在2015年行政範圍的施政報告中提出開展籌設非政權性的市政機構的研究。鑑於市政機構的重設對特區政府完善民生服務來說有重要的意義，當中涉及歷史背景、部門職能、法律、民生等眾多考慮因素，本文嘗試從市政及市政機構的概念和內涵入手，回顧澳門市政機構的發展，介紹歐美市政機構的設置情況，最後結合澳門的實際情況，尤其在基本法的框架下，探討對未來本澳設置非政權性市政機構的啓示。
制定公共服務標準、評價公共服務質量、獎勵優質公共服務，是政府公共服務質量持續改進的基本流程。澳門特區政府在改進公共服務質量的實踐中，主要措施是引入ISO國際質量管理體系，成立公共服務評審委員會，實施市民滿意度評估計劃以及設立政府優質服務獎。改進澳門特區政府公共服務質量的主要方向是超越服務承諾制、引入第三方政府績效評估以及強化公民參與。
＜正＞人事行政是公共行政體制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人事行政的總體目標，是力求行政機關中“人”與“事”的協調，使政府的人力資源得到充分利用，達到人盡其用、才盡其用，並在适才適所的情況下，實現事竟其功。 現代政府無不竭盡全力試圖構建行之有效的人事行政制度 ，規範公職人員的權利義務和公共部門的人事行政行為，滿足政府人事管理規範化、法制化、民主化和科學化的要求，為政府順利施政提供堅實基礎。
＜正＞澳門特首崔世安在2017財政年度發表《施政報告》中表明，雖然博彩稅收大跌逾35%，但澳門依舊連續第10年向居民派錢，澳門永久居民2017年每人可得9,000元（澳門元），非永久居民則有5,400元，並向永久居民的公積金個人帳戶注入10,000元啟動金，繼續注入特別分配7,000元。另外，養老金及敬老金分別為每月3,450元和每年8,000元、維持每月電費補貼200元等等，同時繼續推出減職業稅及退稅等措施，預料整體“派糖”讓澳門政府開支達逾117億餘元。然而，這些福利政策都直接與澳門公共財政配置效率息息相關，也許影響着澳門每一位居民的生活水平以及政府將來的財政規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