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澳門學研究已從集中考察中葡關係中澳門的地位和作用、探尋澳門獨特的歷史文化過程、為特區政府社會發展和人文建設提供理論支撐，逐漸轉向在全球視野下回歸澳門社會、歷史、文化的本質，重新發現澳門的人文意義和普遍價值，構建澳門本土知識的理論體系、解釋體系和話語體系。其中，以澳門史研究話語權的回歸為標誌，以澳門自身為主體的研究取向漸趨凸顯，在視角、史觀、論點、成果、人才等多方面彰顯由外及內、由表及裏的蛻變，研究主體、研究主題、研究意識、研究方法及學術規範等方面日趨本土化，歷史知識的取得從過去由境外學者主導轉為由本土學者主導，研究主體轉向內部社會規律的演進。在此基礎上，未來澳門學研究的目標和任務，是明確澳門學研究對象的主體性，構建澳門學研究的話語體系，建立澳門學的解釋體系。澳門學本土話語體系的整合與構建，不僅對於豐富澳門本土知識和理論具有重要的意義，對於豐富全球人類文明史、推進區域秩序穩定和社會治理也具有重要的啓示。
澳門是檢驗區域研究和交叉學科研究等學術事業的理想之地，澳門研究有着語言、政治體系和文化融合的歷史，區域研究（亞洲研究和原住民研究）、宗教的跨學科研究與澳門研究有着重要的聯繫，教皇克雷芒十一世(Pope Clement XI)的來華使節Charles 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多羅）的文獻便是一個案例。他因譴責中國儒家對孔子和祖先的禮儀而觸怒了康熙皇帝，被下令軟禁於澳門，直至逝世。當中的過程和種種爭議由不同地區的文獻披露，澳門歷史學家常常要在很多遙遠的地方尋找他們的研究材料，而這些文獻中反映的問題常常是全球性的人類問題。
自16世紀80年代的伊比利亞政治變局以來，澳門、馬尼拉兩港的貿易從開闢逐漸走向繁榮，1619~1634年的澳馬貿易呈現了急劇上升的態勢。與之相反，同時期馬尼拉與福建的貿易則每況愈下，西班牙人將其歸罪於居澳葡商對華貨供給的壟斷。在日本和美洲白銀競相追逐中國生絲的大背景下，居澳葡商軟硬兼施的策略和荷蘭人對中菲貿易的打擊是“此降與彼升”形成的主要原因。這一現象及成因，既反映明末歐洲數國在遠東的錯綜複雜關係，也說明了澳馬航線業已成為白銀流入中國的另一重要渠道。
中國茶文化傳播到亞、歐、非及拉美等地後，在當地產生融合、適應與創新，並派生出各種不同的茶文化。澳門是葡萄牙語世界“茶文化”的根，茶走向葡萄牙語世界的門戶。葡語世界試種茶葉所用的茶籽、茶農等，都是經過澳門到達巴西和葡萄牙的。茶“chá”這個詞完全融入了葡萄牙語和葡萄牙文化當中，葡語單詞“chá”與中文拼音“chá”一模一樣，它不但成為葡語中的常用詞，而且派生出了許多短語、俗語、諺語和俚語，其數量之多，堪比漢語，這在西方語言當中，實屬罕見。
澳門華人作為生存在澳門卻被隔離在西方文化之外的特殊群體，在以往研究中受關注不多。本文從醫療角度著手關心澳門華人的醫療市場、《鏡海叢報》在醫療市場的角色以及華人的擇醫心態，特別探討澳門華人普通民眾及菁英對於西醫的“抗拒”和“接受”的不同心態，並分析認為西醫文化的“陌生醫療空間”是華人恐懼之根源，而華人菁英更傾向接受西醫。
19世紀中後期，澳門經歷了自開埠以來最重要的一次經濟轉型期，傳統的轉口貿易優勢逐漸被以鴉片走私貿易、苦力貿易和賭博業為主導的新經濟所取代。以大批內地華人遷入為主要特徵的人口結構變遷進一步優化了澳門社會的人口撫養比、男女性別比、族群結構以及職業社會分工，形成一個獨特的、持續的人口機會窗口期。華人資本和勞動要素的增加，對貿易方式、產業結構和資本結構產生了深遠影響，推動了此次經濟轉型的實現。隨著轉型期華人商業階層的形成，澳門的城市化進程加快，初步完成了由傳統漁農社會向現代商業社會的過渡。在此期間，華人之於澳門的重要作用得到充分體現，並逐漸成為澳門經濟社會發展的中堅力量。而作為此次轉型的階段成果，其制度特徵與主導產業得以延續至今，對當今澳門經濟社會乃至中國內地城鎮化發展具有重要的啓示意義。
通過對比研究2010年和2015年澳門半島城市綠地現狀圖，進行綠地增量的數據統計，並對新增的綠地按照類型進行分類統計，探究綠地增量的主要影響因子並分析綠地增量與影響因子的相關性。除此之外，還對不同類型的新增綠地在城市中的布局方式進行統計研究，嘗試分析各類型的新增綠地的布局特點和增長方式。通過上述研究的結論對高密度城市新增綠地的布局規律進行探索，並提出一定的規劃策略。分析發現，近五年來澳門半島綠地增量主要表現為“微綠空間”的形式；其新增綠地面積、綠斑個數、平均綠斑面積等指標與街區人口密度有內在相關性，且各類新增綠地布局呈現一定規律。由此，提出高密度城市微綠空間的發展策略宜為：結合人口密度規劃布局綠地、優化道路綠化拓展微綠空間、見縫插綠提升街區空間綠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