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稿:楊允中教授逝世一周年紀念暨學術思想座談會13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杰出校友、著名基本法學者楊允中先生於2024年6月23日辭世。一年後的今天,我們聚集在一起共同緬懷以學術為生命、為“一國兩制”理論研究與事業發展做出重大貢獻的著名學者——楊允中先生。作為來自母校的學者,我和胡錦光教授代表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向追思會的主辦單位表示感謝,並代表母校的師生向楊允中先生家屬表示慰問。一年前楊允中先生去世的噩耗傳來,我們母校的師生、學界同仁為失去一位熱愛“一國兩制”事業、充滿社會責任與勇於創新的學界前輩深感哀痛。在“一國兩制”實踐進入新階段的新背景下,學習和研究楊允中先生關於“一國兩制”的學術觀點,有助於我們進一步加深對“一國兩制”實踐規律的認識,有助於構建“一國兩制”自主的知識體系。楊允中先生是一位杰出的學者,生前發表了近500篇學術論文,出版了學術著作《“一國兩制”實踐在澳門》、《“一國兩制”與澳門成功實踐》、《論正確實踐“一國兩制”》、《一國兩制”百科大辭典》、《“一國兩制”實踐論》、《“一國兩制”與現代憲法學》、《論回歸意義》、《澳門基本法釋要》、《我的“一國兩制”觀》等論著40多部、先後主持編撰大型學術期刊近100期、各級研討會論文集和研究報告逾60部。在“一國兩制”研究領域,他以學術創新精神,力求結合澳門“一國兩制”生動實踐,推動構建“一國兩制”理論體系與框架,為學界深入研究與思考“一國兩制”理論提供了有益的學術範式與方法論。楊允中先生關於“一國兩制”的研究領域是非常廣泛的。其中,在我看來最重要的學術貢獻在於提出並構建“一國兩制”理論框架與方法論,以體系化融貫“一國兩制”的範式、概念與學理。本文以楊允中先生的《我的“一國兩制”觀》一書為例,探討楊允中先生提出的“一國兩制”理論體系。1993年60歲高齡的楊允中先生報考了許崇德先生的博士生,踏上博士求學之路。當時,楊允中已獲得暨南大學經濟學博士,並在澳門學界已有廣泛的影響,並參與國家和特區重大決策的制定過程。可以說,此時的楊允中先生已功成名就。但為了進一步深造“一國兩制”蘊含的重大學術價值,並系統地研讀“一國兩制”歷史、文本與實踐問題,他決定到許崇德教授名下學習憲法與基本法。他入學的研究方向是各國政治制度比較,從憲法學、政治學的融合視角研究“一國兩制”的相關問題。在他的培養方案中有這樣的記載:“針對1997年-1999年香港、澳門回歸祖國急需高層次法律專業人才的客觀需要,通過三年的憲法學專業知識的學習,具有綜合的科研能力,為澳門的法制建設貢獻才智,為澳門的穩定與繁榮,為祖國統一事業發揮積極作用”。楊允中先生在三年的讀博士期間,在導師的指導下,認真鑽研學術,完成培養方案,撰寫了《“一國兩制”與現代憲法學》博士學位論文,並於1995年12月10日參加答辯。根據檔案資料,當時參加答辯委員會的專家有7名,著名憲法學家王叔文教授擔任答辯委員會主席。答辯委員會決議高度評價楊允中先生博士論文,並
  • “一國兩制"研究 2025年第2期14全票通過論文,同意建議授予楊允中博士學位。1996年1月17日中國人民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授予其博士學位論文。如果沒有對“一國兩制”事業的熱愛與追求,不可能在60歲高齡讀博士學位;如果沒有對構建“一國兩制”理論體系化的學術使命,很難在繁忙的工作之餘堅持寫博士論文,並提出體系化的框架與命題。這一特殊的研究背景,使楊允中先生成為“一國兩制”理論體系的探索者與實踐者。楊允中先生“一國兩制”理論體系化的探索始於對“一國兩制”基本概念、範式與範疇的深入思考。他在“一國兩制”的研究中注重理論範式的科學性,關注概念的提煉與融貫性,澄清不同概念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界限。比如,他在“‘一國兩制’再認識”一文中,提出最核心的理論問題,即到底何謂“一國兩制”。他認為“一國兩制”是主流價值認知體系,包括:“一國兩制”是中國政府的一項基本國策;“一國兩制”的具體化是基本法;“一國兩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內涵之一;“一國兩制”是特別行政區的一大發展優勢;“一國兩制”是嶄新的開放型認知體系;“一國兩制”是全方位的成功創新;“一國兩制”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最新成果;“一國兩制”是現代憲法學、政治學的創新發展標誌和核心內容。在探討“一國兩制”基本理論的論文中,他把知行合一、求同存異、和諧包容作為認知論的核心理念。對“一國兩制”理論的內涵,他概況為“六觀”,即國家主權觀、兩種制度整合觀、“澳人治澳”觀、高度自治觀、政策穩定觀、長期示範觀等。對“一國兩制”方針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的地位,他在“關於推動‘一國兩制’體系化成熟化的思考”中提出:“一國兩制”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事業,是生動實際的國情教育內容;“一國兩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政的創新;“一國兩制”是新型民主試驗田;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有巨大示範價值等。他較早地將“一國兩制”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加以結合起來,提升了“一國兩制”的理論高度。楊允中先生較早地提出“‘一國兩制’是新型國家基本政治制度”這一命題,並論證了理論依據與制度框架。目前學界對“一國兩制”是否屬“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仍有爭議,而楊允中先生在2012年就提出這一命題,並構想了完整的學理框架。他認為,特別行政區制度有條件、有必要成為國家基本政治制度,認為特別行政區既是特別行政區的基本政治制度,同時也是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一國兩制”作為成熟的理論體系,極大地提升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權威性、影響力。在“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問題的論述中,楊允中先生堅持歷史的整體觀,反對“碎片化”歷史觀,對實踐問題保持客觀、理性與辯證的立場,使整體性與體系化成為他學術研究的基本風格,為我們樹立了學術體系化的標杆。如針對“五十年”不變的機械性解讀,他明確提出“50年不變不宜機械地理解”,並運用鄧小平理論系統地論證“五十年不變”的辯證原理,明確提出“50年不變”是中國政府的莊嚴承諾,是寫入中英、中葡聯合聲明的‘一國兩制’的基本內涵之一,並明確“五十年後不變”的內在邏輯與原理。在“一國兩制”理論體系化方面,楊允中先生是最早提出“一國兩制”作為新型複合型交叉學科的學者之一,致力於構建基於“一國兩制”的新知識體系、學科體系與教材體系。他強調,“一國兩制”教學與研究有待系統化、網絡化、“‘一國兩制’理論是一部大書”、“特別行政區制度
  • 特稿:楊允中教授逝世一周年紀念暨學術思想座談會15是理論創新與制度創新的產物”等。他特別強調,“一國兩制”理論的科學性、可行性要經得起社會現實的檢驗,其創新價值十分豐富,其啟迪意義十分深刻。在“一國兩制”理論的研究方法上,他倡導跨學科的研究方法,提出以憲法學、政治學、社會學等不同視角綜合研究“一國兩制”理論,實現方法論的綜合化與體系化。他認為,“一國兩制”是特別行政區的一大法制優勢,它令特區在偉大祖國關懷、支持下享有水漲船高之利,可以有效提升綜合競爭力,並保持旺盛生機與活力。可以說,體系化是楊允中先生關於“一國兩制”理論研究的學術風格與方法論,值得我們認真學習,積極推動“一國兩制”的學理化、體系化與精細化。楊允中先生曾表示,學習好、研究好、發展好香港基本法,是新時代學者的歷史使命,要堅持將“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理論研究與實踐推向一個更高的層次,為兩地長期繁榮穩定打下紥實穩定的基礎。在當代中國的法學理論中,“一國兩制”理論是最具標志性的自主學術話語,是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典範。我們要以學術話語凝練在“一國兩制”實踐中蘊含的哲理、學理與法理,以更加開放、自信的姿態與世界各國學者交流,將“一國兩制”的學術話語推向國際社會,與國際學術話語銜接,進入主流的話語之中,為國際學術界認識、研究“一國兩制”提供學術範疇與經驗。自主性法學知識體系的構建中,基於歷史的關照是十分重要的,無論是自主體系的目標設定還是具體構成要素,都離不開特定的歷史、文化與社會背景。比如,“一國兩制”是植根中國大地、具有濃厚中國政治文化底蘊,同時又體現主權、和平、包容與開放精神的國家制度體系。中國共產黨在追求與捍衛人類文明價值的過程中,在沒有任何先例的背景下,開創“一國兩制”,使之成為世界公認的人類文明的成果,其意義已超越中國,具有國際性。對這一原創性的中國憲法制度的生動實踐,我們需要以中國的學術語言與學術話語,凝練學術命題,使之成為原創性的中國思考與中國實踐,並以學術話語探索具有解釋力與說服力的“一國兩制”理論範式。在“一國兩制”實踐進入新階段,內地與港澳學者應積極挖掘“一國兩制”這一源自中華大地的嶄新的制度背後的歷史與理論邏輯,以“一國兩制”鮮活的實踐豐富世界公法學體系,在知識變革的時代,讓世界分享“一國兩制”所蘊含的“和平、包容、開放與共享”的價值理念。楊允中先生為我們留下了“一國兩制”理論研究的寶貴的學術遺產,它將成為不斷變遷的“一國兩制”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最後借用楊允中先生於2012年《我的“一國兩制”觀》自序中的一句話結束我的發言。他說“本人雖日益逼近生命周期末端,但自問對‘一國兩制’嶄新事業心存厚望、充滿期待,適當拓展觀察的視角與深度,繼續關注實踐‘一國兩制’的一些規律性認知,仍屬必要與可能”。這是他的學術座右銘,他以實際行動詮釋了學者的使命、價值與擔當。[編輯:李燕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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