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研究 2025年第2期26楊允中教授是我國在“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研究領域享譽兩岸四地的著名學者，也是我國“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理論研究的重要領航人和開拓者之一。楊允中教授心繫祖國、心繫澳門，親身參與了澳門基本法起草的諮詢、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籌組以及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建設工作，曾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第九及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一任和第二任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澳門特區推薦法官的獨立委員會委員、澳門特區政府法律改革委員會委員和經濟委員會委員，為澳門的順利回歸和平穩過渡，以及澳門特區的繁榮穩定作出了重要貢獻。同時，楊允中教授以求真務實、嚴謹認真、精益求精的治學態度，以及過人的膽識和深邃的洞察力，主持編撰了涵蓋百科全書、“一國兩制”和法律範疇的多種大型工具書、叢書、期刊等，並出版、發表了40多部學術論著以及逾500篇論文，成就卓著，在海峽兩岸四地富有影響力，在推動“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研究方面作出了傑出貢獻，並對澳門研究和澳門學的發展奉獻了聰明才智。為表彰楊允中教授的突出成就，繼2003年澳門特區行政長官頒授其專業功績勳章後，2019年楊允中教授成為第一批獲得“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傑出貢獻獎”學者。這是對楊允中教授為“一國兩制”理論的體系化，特別是為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成功實踐所作貢獻的充分肯定。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和民族復興的關鍵時期，“一國兩制”實踐也進入了新階段。實現香港、澳門更好發展，為強國建設和民族復興作出更大貢獻，是新時代“一國兩制”實踐的重要使命。適應“一國兩制”實踐在新時代的重要使命要求，全面梳理楊允中教授的“一國兩制”學術思想，對於完善“一國兩制”理論體系並更好指導“一國兩制”實踐，不斷譜寫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成功實踐新篇章具有重要意義。理論是實踐的燈塔。“一國兩制”在港澳的成功實踐離不開“一國兩制”理論的指導。自從“一國兩制”構想提出特別是中國政府將其確定為實現國家和平統一的基本國策以來，港澳台與內地的學者緊緊圍繞“一國兩制”理論和實踐中的重點難點，深入研究問題的本質與根源，不斷提煉和深化規律性認識，努力探索破解之道，致力建構一套適應“一國兩制”要求、以憲法和基本法為核心、符合特別行政區實際的理論體系，更好地指導“一國兩制”實踐。其中澳門充分利用自身的有利條件，聯合內地、香港等地的研究力量，結合澳門的實際情況，持續加強“一國兩制”理論研究，在“一國兩制”理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關係、“一國兩制”下“一國”與“兩制”的關係、憲法與基本法的關係、特別行政區制度與國家管理制度的關係、中央與特別行政區的關係等重大理論問題的探索和思考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為推進澳門的“一國兩制”實踐提供了智力支持和理論支撐。這當中走在最前列的有一位老人，他就是可以稱之為“老驥伏櫪”的楊允中

特稿：楊允中教授逝世一周年紀念暨學術思想座談會27教授。楊允中教授不僅身體力行地從事“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理論研究工作，還推動成立了全國第一個專門研究“一國兩制”的學術機構即澳門理工大學“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創辦了全國第一份也是目前唯一的以“‘一國兩制’研究”為名稱的學術刊物即《“一國兩制”研究》。此外，楊允中教授還主編出版了全國第一部《“一國兩制”百科大辭典》，主持創建了“一國兩制”文庫，至今已出版了51本書籍，其中楊允中教授的專著《論“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我的“一國兩制”觀》（後又出版《我的“一國兩制”觀》增訂版）、《“一國兩制”理論縱橫》、《“一國兩制”實踐論》均收入其中。這些著作充分反映出楊允中教授對“一國兩制”這一嶄新事業的無限熱愛和對“一國兩制”理論研究的不懈追求，是“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研究領域的扛鼎之作，更是從事相關領域研究非常寶貴的素材和參考。“一國兩制”理論是鄧小平理論的有機組成部分。鄧小平曾經指出：“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這個特色，很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對香港、澳門、台灣問題的處理，就是‘一國兩制’。”29 正是在“一國兩制”理論指導下，中國政府通過與英國政府和葡萄牙政府進行外交談判，和平解決了歷史遺留的領土問題，並於1990年4月4日和1993年3月31日分別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下簡稱《香港基本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下簡稱《澳門基本法》），且於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分別對香港和澳門恢復行使主權，從而實現了中國人民長期以來收回香港和澳門的願望。對此，楊允中教授認為，兩個特別行政區的成立，兩部基本法的生效實施，是“一國兩制”理論賴以定型並成熟化的標誌性事件，說明“一國兩制”的科學性和生命力得到令人信服的檢驗。他認為“一國兩制”理論博大精深，極具深度開發、充分利用價值。結合自己的觀察與思考，楊允中教授系統論述了“一國兩制”理論的基本內涵與學科歸屬。關於“一國兩制”理論的基本內涵，楊允中教授認為包括六個方面：一是國家主權論，即堅持一個中國理念。國家對港澳先後恢復行使主權並令其同國家主體部分保持同步繁榮穩定，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二是兩制共存論。在國家主體部分繼續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前提下，在局部地區靈活實行該地區原有社會制度是有利有益的，從而使兩種制度的優勢在特區得到合理整合，形成優中有優、強中有強。三是“港人治港”、“澳人治澳”論。實行“港人治港”、“澳人治澳”，表明特別行政區公權力的行使以本地人特別是本地人中的中國公民為主體，這是國家恢復行使主權後的一個特殊要求，也是一項前所未有的尊重本地人首創精神和人格尊嚴的創新制度安排。澳門成功實踐“一國兩制”的成就令人信服地證明，澳門人完全有智慧有能力有辦法管理好發展好建設好澳門。四是高度自治論。除直接體現國家主權的外交、國防以及中央與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外，特區公權力幾乎在其他領域都可有效行使管轄權，在司法領域更可行使終審權。這是至今實行地方自治的最新做法、最高水準。最關鍵的一點是，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必須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29 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8頁。

“一國兩制＂研究 2025年第2期28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來，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五是政策穩定論。基本法規定，特別行政區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經法制化的這項政策指引亦屬中外歷史所罕見，而且可以預見的發展趨勢是“一國兩制”現在是不應該變，以後是不需要變。其宗旨、目標就在於科學地認定形勢特點前提下使“一國兩制”這一體現當代文明最新成果的制度創新得以不受干擾地貫徹始終，取得全面成功。六長期示範論。充滿生機活力的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既有力地確保自身的繁榮穩定、寬鬆和諧，又積極促進兩岸關係的持續改善，已成為觀察當代中國發展進步並逐步走向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晴雨表和指向儀。香港和澳門回歸之後隨即走上驗證“一國兩制”新征程，作為國家的兩顆掌上明珠必將進一步散發出奪目光彩。30楊允中教授的上述精闢論述，深刻揭示了“一國兩制”理論的豐富內涵和及其內在邏輯關係，為豐富和完善“一國兩制”理論體系提供了有益啟示。關於“一國兩制”理論的學科歸屬，楊允中教授認為，“一國兩制”是認識論、方法論的一大突破。考慮到“一國兩制”不僅是對人類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論、法律制度和法學理論（不僅是憲法學、行政法學，而且是法理學等各個法學領域）提出了重大挑戰，而且也是對經濟制度和經濟學理論、哲學思想和人的思維方式等都提出了重大挑戰31，他認為越來越清晰的一點是，研究“一國兩制”就是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一國兩制”就是研究中國國情、中國特色、中國智慧、中國創新；研究“一國兩制”就是研究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體系的現代化、成熟化；研究“一國兩制”就是研究確保特區長期繁榮穩定與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客觀規律；研究“一國兩制”就是研究中國學者思維體系自我完善的必要途徑。為此，楊允中教授呼籲，無論從研究對象與範圍的廣闊性、明確性觀察，還是從形勢演進的挑戰性、風險性判斷，盡早就“一國兩制”理論的學科定位作出洽如其份、符合實際的定性認知，完全必要和必須，有益也有建設性。對於特區學者和全國相關領域的學者來說，也都是一項迫在眉睫的現實課題。對此，他提出“一國兩制”是一個大理論、大學科，它首先是憲法學研究的主題，同時也是一個呼之欲出的複合型學科，把它定位成“一國兩制”學（包括“一國兩制”法學、“一國兩制”政治學、“一國兩制”社會學、“一國兩制”經濟學、“一國兩制”哲學等等）完全可行，給它取個較為通俗的“共贏學”（互贏學、多贏學）名稱亦未嘗不可。他相信，形勢發展將可能證明，這個創新型學科對現有人類社會科學領域學科結構與內涵設定帶來的是一場革命性優化與促進，並會受到國內外越來越多學科與學者的普遍認同與支持。32楊允中教授認為，“一國兩制”理論產生於當代中國，“一國兩制”又實踐於當代中國。“一國兩制”作為多重創新的積極成果，應該開始進入其豐收期，它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所展現的巨大生命力和優越性，將逐步改寫現有政治學、法學以及政府管理等領域的一系列傳統定勢與價30 楊允中：《“一國兩制＂理論縱橫》，澳門：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14年，第55-57頁。 31 喬曉陽：《深刻理解“一國兩制＂的偉大意義》，許崇德：《“一國兩制＂理論助讀》，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0年，序。 32 楊允中：《“一國兩制＂理論縱橫》，第59-62頁。

特稿：楊允中教授逝世一周年紀念暨學術思想座談會29值判斷。這中間涉及“一國兩制”歷史與文化淵源的考證，也涉及對“一國兩制”理論創新與制度創新的科學認定，還涉及對“一國兩制”實踐模式的探索等十分突出重要的課題。作為“一國兩制”發源地的中國包括兩個特別行政區相關領域的當代專家學者，在這一系列事關國家核心利益也事關對新學科建立、新學術活動陣地的認定的大方向大原則上，不容掉以輕心，不容觀望等待，不容無動於衷。33事實證明，楊允中教授這個判斷是正確的，且富有前瞻性。隨着“一國兩制”實踐的深入，加強“一國兩制”理論尤其是基礎理論的研究，以構建符合時代需要的“一國兩制”理論體系顯得越來越重要和緊迫，而這些都離不開對“一國兩制”理論進行精準的學科定位。楊允中教授認為，“一國兩制”列入國家基本國策是名至實歸。它既是政治上充滿智慧的高端決策，也是法制上的成熟型創新成果；既是中西文化上求同存異、互利共贏思維的集中展示，也是哲學上知行合一、對立統一認識論的新發展。特區官員、居民以至全國人民都有責任提升對“一國兩制”理論價值的科學認知，這就要求我們集中學術力量並投入必需資源作好開拓性研究。結合港澳回歸以來實踐“一國兩制”的實際情況，他認為“一國兩制”是特區最大的發展優勢，這個優勢同原有優勢合理整合會令特區如虎添翼，就有條件和可能創造出改變歷史的發展成果。從現有理論和特區實踐，楊允中教授認為，人們已經不難作出認定，“一國兩制”絕不是權宜之計；“一國兩制”絕不是消極防範；“一國兩制”絕不是可有可無、可上可下、可興可廢；“一國兩制”更不是落後思維、向資本主義讓步的產物。作為大思維，它的生命力、優越性剛剛啟動；作為大決策，它的成效剛剛得到凸顯；作為大理論，它必將在法學、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以至哲學等領域受到越來越大的關注。作為這項大思維、大決策、大理論發源地的中國，特別是身臨其境、身體力行驗證其實踐的特別行政區官員、學者、居民，更應當仁不讓提升對“一國兩制”理論價值的科學認知，認認真真地推動相關理論的系統化與完善化。34為幫助人們提升對“一國兩制”理論價值的認知，楊允中教授強調應多元多角、多域多維進行觀察、思考、探索，並列出幾項常用切入方法：一是知行合一觀，知行統一、知行兼程、知行共進，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理論靠實踐驗證也靠實踐補充完善；二是求同存異觀，大同小異、同中有異、化異為同、互利共贏；三是開放開明觀，把一切人類文明成果吸引進來，為我所用；也要開誠佈公、透明寬鬆、包容和諧；33 楊允中、黃來紀、李志強主編：《特別行政區制度與我國基本政治制度研究》，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第44-45頁。 34 楊允中：《“一國兩制＂＂實踐論》，澳門：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16年，第270-271頁。

“一國兩制＂研究 2025年第2期30四是對立統一觀，要掌握事物發展主動權，就要設法認識矛盾轉化規律，就要學會並善用辯證法。要力爭轉弱為強、化被動為主動，令劣勢此消彼長、優勢此長彼消，積極尋求願望與利益的最大公約數。35根據香港澳門回歸以來的“一國兩制”實踐，楊允中教授認為，在“一國兩制”理論價值的認知方面，應得到以下越來越清晰的解讀：其一，“一國兩制”是當代社會主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國策，其驗證成效事關國家核心利益和全民根本利益，是“一國兩制”最具代表性、最典型、最現實的集中展示；其二，“一國兩制”是推動國家和平統一、實現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大戰略安排；其三，“一國兩制”與國家主體部分實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同步構成殊途同歸、異曲同工，是現代社會主義認同資本主義合理存在的前提下對其利用、改造、駕馭，使之為我所用、為我服務的成功演練；其四，“一國兩制”是符合當代特別行政區居民意願、利益與要求，同時也代表全國各族人民長遠利益與共同期盼的關鍵性舉措；其五，“一國兩制”是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認識論、方法論的重大突破，因而是科學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正確而必然的選擇，是益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創造性決斷。楊允中教授多次提出，應不失時機地推動“一國兩制”理論的深化細化、普及化，提倡更多人士參與相關領域的推介和研究，進而推進“一國兩制”理論的系統化和成熟化。36 為此，楊允中教授還積極呼籲“一國兩制”學進高校、入課堂，內地和兩個特別行政區的高等學校要在“一國兩制”這個新型學科方面加大資源投入，將“一國兩制”的教學與研究有機結合起來，充分利用網絡化等高科技手段，深化“一國兩制”理論的研究。對此，楊允中教授滿懷期待，並認為加速開發“一國兩制”理論的豐盛資源，可令特區學者和中國學者捷足先登、大展拳腳、大有作為。37 他深信，“一國兩制”理論經港澳兩部基本法的法制化規範化，經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多年的實踐積累，已經成為現代憲法學、政治學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這是植根於中華文明的一項理論突破，這也是令中國人引以為榮、令世人為之震驚的一大制度創新。深入系統地研究“一國兩制”理論及其實踐規律，是當前擺在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面前有待全面加強的一個核心課題。38楊允中教授不僅積極去引導加強對“一國兩制”理論價值的認知和研究，而且自己身體力行，寫出了一篇又一篇非常有份量的文章，反覆強調開展“一國兩制”理論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如：收入《我的“一國兩制”》（增訂版）一書的《關於“一國兩制”理論的幾個問題》、《“一國兩制”與“一國兩制”理論研究》、《“一國兩制”與“一國兩制”理論體系》、《“一國兩制”與35 澳門學者同盟：《改寫歷史的二十年》，澳門：澳門學者同盟，2020年，第12頁。 36 吳志良主編：《改革開放與澳門發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10-11頁。 37 楊允中：《我的“一國兩制＂觀》（增訂版），澳門：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12年，第33頁。 38 楊允中：《我的“一國兩制＂觀》（增訂版），第19-20頁。

特稿：楊允中教授逝世一周年紀念暨學術思想座談會31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等文章，大力倡導並推動“一國兩制”的理論研究，並認為這已經成為特別行政區正常發展並保持繁榮穩定的一項常態要求。同時，楊允中教授表示，“一國兩制”對中國和國際法學界、政治學界提出了全新研究課題，不僅對於實現國家和平統一具有重要意義，而且是對政治學與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並為和平解決國際爭端提供了可資借鑑的新經驗、新方法，具有現實的國際意義。它屬於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嶄新內容和理論突破，是政治學探索與研究的一項具有歷史意義和劃時代意義的重大成果，也是現代憲法學和政治學研究的全新課題和重要組成部分。39此外，楊允中教授認為，“一國兩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最具中國特色的理論創新成果，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思維的大突破和理論的大發展。它不僅深深地影響到現有人文社會科學基本結構和學科體系的佈局，而且也令現代認識論更具開放性、創新性；不僅業已構成一個嶄新的學科理論體系，而且正在指引新型特別行政區政治制度成功運作。40 另外，他還提出，不能把某些理論成果絕對化、簡單化、表面化，而是要持續走出一條探索、求實、創新之路。41 楊允中教授的這些真知灼見，對於深化“一國兩制”實踐規律的認識和把握，並進而提升“一國兩制”理論的認知水準以及推進“一國兩制”理論系統化成熟化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要提升對“一國兩制”實踐規律的認識和把握，離不開對“一國兩制”實踐經驗的總結。“一國兩制”在澳門的豐富實踐，給我們留下很多寶貴經驗，也留下不少深刻啟示，非常值得我們珍惜，更值得我們總結，特別是富有澳門特色的那些好的、有效的或者管用的做法非常有必要認真總結。楊允中教授特別注重並強調對“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經驗進行總結，不僅親自撰寫有關深刻總結“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經驗的文章和著作，還結合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系統論證“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楊允中教授認為，澳門回歸後，由於“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澳門居民已成為新制度的實踐者和受益人。和時代同步前行的澳門居民，對“一國兩制”的認知和理解應保持一個很高的水準，對來之不易的發展成果與生活要倍加珍惜，因而對總結實踐經驗也要保持理性的配合。為此，他提出衡量一項制度的實施是否進入成熟化有兩點是不容忽略的：一是在這項新制度下經濟與社會發展是否有明顯起色，居民基本權益是否有全面保障；二是從政府到民間作為推行新制度的行為主體其行動是否自覺化，其思考是否理性化。按照這兩項標準，楊允中教授認為，大量事實無可爭議地表明，澳門當前社會、經濟發展已進入開埠以來最好時期，反覆進行的民意問調顯示，居民對“一國兩制”的認知和對現實生活滿意度居於較高層次。新制度的成功驗證與居民心理調整和強化提升保39 楊允中：《我的“一國兩制＂觀》（增訂版），第343-344頁。40 楊允中：《我的“一國兩制＂觀》（增訂版），第99頁。 41 楊允中等著：《“一國兩制＂理論探析》，澳門：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12年，第258頁。

“一國兩制＂研究 2025年第2期32持同步上揚，符合發展規律。42為促進更好理解“一國兩制”在澳門的成功實踐，楊允中教授提出了八項基本要求以供參考：（1）國家恢復行使主權，中央全面管治權落實到位，憲法、憲制受到高水準的尊崇與實施。（2）特區新興政權行使高度自治權，有效不越位，民本不官僚。（3）社會和諧、包容、穩定等文明指標常態化、有感化。（4）經濟持續走強，民生持續走高。（5）治澳澳人“愛國愛澳”核心價值觀形成主流。（6）特區正面、積極形象被國人、世人普遍接受認可。（7）新時代新征程上，新思維新作為成為自覺追求與常態要求。（8）年輕一代接班人培育受到重視並取得具可比性成效。43在澳門回歸15周年之際，楊允中教授對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實踐給予了充分的肯定，而且形象地用“兩大”、“兩新”、“兩高”、“兩有”八個字來概括。經濟領域是“兩大”：總量大擴充、民生大改善。政治領域是“兩新”：實行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新型行政主導政治體制和堅持“以人為本、依法施政”新施政理念。以行政長官選舉、立法會選舉和全國人大代表選舉有序推進為代表的新興政權建設和以“一國兩制”與基本法深入系統宣傳推介為代表的公民意識提升，構成澳門特區政治參與的兩道風景線。社會領域是“兩高”：高穩定度、高和諧度，求同存異、寬鬆包容、海納百川、和氣生財。文化領域是“兩有”：綜合素質有新提升，核心價值觀有所調整，“一國兩制”、“愛國愛澳”成為新型價值觀首選。在肯定成就的同時，楊允中教授認為，發展空間制約、產業單一、競爭意識不足、創新思維不夠、對深層次矛盾的預判和防範缺位等，仍是澳門特區發展的短板，不容忽視。但該肯定還要充分肯定。澳門特區新風尚新氣象舉目可見，這是改寫歷史引發的深刻變化，這是文明進程加速的積極成果，這是“一國兩制”創新實踐的成功示範。44結合自身對澳門回歸20年“一國兩制”的實踐觀察，楊允中教授認定“一國兩制”長達兩個十年依法施政期的實踐成功，澳門當仁不讓：政治上，澳門走出一條正確理解、正確實踐“一國兩制”的成功軌跡，澳門本身就是一個“一國兩制”現實陳列館；經濟上，澳門是全球最佳發展指標的創造者之一，受到重要國際組織肯定；文化上，澳門是“愛國愛澳”新型價值觀載體及新理念、新思維孵化器；社會上，澳門保持持續穩定，是寬鬆、和諧、包容、自強的有效指向器。當然，澳門尚存諸多有待完善的短板和不足，但這是前進中的不足、成長中的不足。45澳門地方雖小，但在“一國兩制”實踐中作用獨特。楊允中教授結合自身經歷澳門歷史性變革的30多年歷程的感同身受，從澳門自身的特殊性出發，把澳門回歸祖國前後的過程與內地改革開放42 楊允中等：《“一國兩制＂理論探析》，第236頁。 43 楊允中：《兩個20年：當代中國與當代澳門》，《“一國兩制＂研究》2019年第4期，第39頁。 44 楊允中：《奠基、拓展、攀登──澳門特區第一個十五年“一國兩制＂實踐》，《“一國兩制＂研究》2014年第4期，第3頁。 45 楊允中：《兩個20年：當代中國與當代澳門》，第39頁。

特稿：楊允中教授逝世一周年紀念暨學術思想座談會33的歷程相聯繫，並把澳門特區的發展置於祖國的大發展之中進行觀察，對“一國兩制”的澳門實踐模式作了系統思考和論述。首先，對“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進行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作了闡述。楊允中教授認為，香港和澳門各有特色，各自精彩，在實踐過程中存有差異也完全正常，正是這種特色和差異導致了澳門實踐“一國兩制”的自身模式。當然，澳門實踐“一國兩制”之所以能形成自身的模式，最關鍵的還是“一國兩制”在澳門的實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離開了這一前提，也就不存在甚麼“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了。而探索“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或澳門特色“一國兩制”實踐模式，應該說，既有理論的必要性，又有現實的可行性。46其次，對“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的立論前提作了分析。如何對澳門實踐“一國兩制”的模式進行總結和探索，這在學術界是有不同意見和爭論的，如有的學者認為，“一國兩制”澳門模式應該只適應於澳門，其內容不能包括香港的經驗和做法。對此，楊允中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在確立“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時當然要區別香港和澳門的不同情況，但也不應完全拘泥於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做法的同異上，而應從“一國兩制”實踐的內在本質要求去考慮分析。為此，他認為研究澳門實踐“一國兩制”的模式應堅持五大前提、區別五個不同、遵循五個原則。堅持五大前提是指堅持：國家認同、民族認同；“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維持長期繁榮穩定；以本地整體利益為判斷標準；求同存異、互利共贏、和平發展。區別五個不同是指區別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區以下不同：歷史演變背景、文化積澱與影響力不同；法制、正式語文不同；經濟實力、發展空間不同；社會發育程度不同；社情民意不同。遵循五個原則是指遵循以下原則：劃分高度自治範圍與界限，有信心正確實踐“一國兩制”；面對澳門微型社會、微型經濟現實；強調自主開拓、擺脫慣性依賴；善用“水漲船高”效應；發揮“中國特色”與“澳門特色”的雙重特色效應。47再次，就“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的基本內涵進行了深度闡述。對於“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的具體內容，學者間的理解不盡一致。對此，楊允中教授認為，在澳門實踐“一國兩制”雖已取得巨大成功，但要對其作出比較準確和公正的評估，並尋求認識的系統化，仍然是項難度極大的挑戰。依據自己的研究和觀察，他提出，實踐“一國兩制”的澳門模式，其內涵應至少包括以下八點要求：一是一個國家：即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不容動搖的核心理念；二是兩種制度：國家主體部分的社會主義制度與澳門地區原有資本主義制度，兩制形成互補；三是三個有利於與三大管治權力：特別行政區依法施政的成效要以是否有利於體現國家主權、是否有利於特區繁榮穩定和長治久安、是否有利於居民福祉增進和社會協調均衡來驗證，特區享有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授予的三大管治權力：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四是四個不變與四種意義：原有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原有法律基本不變、原有生活方式不變、自由港地位不變，實踐“一國兩制”具有歷史意義、現實意義、國際意義、理論創新意義；46 楊允中：《我的“一國兩制＂觀》（增訂版），第235頁。 47 楊允中：《我的“一國兩制＂觀》（增訂版），第237-240頁。

“一國兩制＂研究 2025年第2期34五是五大原則：國家主權原則、愛國者為主體的“澳人治澳”原則、中央權力與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相結合的原則、循序漸進推進民主原則充分調動資源與團結大多數原則；六是六種意識：主權意識、主人翁意識、法治意識、公平公正公開民主廉潔意識、公僕服務意識、開拓創新意識；七是七大作用：特別行政區正在發揮其不可取代的驗證作用、示範作用、導向作用、平衡協調作用、孵化催生（新事物、新理念、新思維）作用、緩衝中和作用、加固支撐（共和國大廈）作用；八是八種關係：要處理“一國”與“兩制”的關係、尊重中央政府與高度自治的關係、穩定與繁榮發展的關係、行政主導與合理制衡的關係、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關係、改革創新與循序漸進的關係、依法施政與正確理解基本法的關係、堅定信念與理性思維的關係。48最後，就澳門特區今後踐行“一國兩制”談了自己的意見。楊允中教授認為制度建設是社會繼續取得進步的前提與保障，特區政府應着力於推動制度的構建與完善，而這又有賴於準確而全面地理解“一國兩制”和《澳門基本法》。為了使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正確理解能夠不斷有效地得以堅持，進一步推動對相關領域的思考範圍與深度，進一步提倡有針對性、有目的性的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尤其是深化“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的研究，是完全必要的。這是落實“一國兩制”、確保特區長期繁榮穩定這項基本國策得以順利實現的一個必要切入點和落腳點。為此，楊允中教授極力呼籲：特區上下一切有識之士不能不與時俱進地拓展思考空間的深度和廣度，把自己的認知體系調整到基本國策有效落實的高度；在特區，全面推動對基本法、對“一國兩制”的正確理解永遠不會過時，同樣，加大對“一國兩制”理論的深入思考與系統研究也永遠不會過時。“一國兩制”在港澳的實踐雖然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和“一國兩制”也要在實踐中不斷加以完善。楊允中教授積極思考和探索“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的豐富發展，前瞻性提出了許多建設性意見和建議，涉及憲法相關條文的修改、澳門核心社會價值觀的培育、特別行政區制度在國家政治制度地位的提升、“一國兩制”文明建設等方面。30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後，全國的行政區域實際上分為：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特別行政區。考慮到這一情況，楊允中教授利用其擔任全國人大代表的條件，早在2004年3月出席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並審議憲法修正案時就曾提出修改憲法第30條的建議，2010年3月十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前再次以正式途徑提出相關建議。他建議把憲法第30條第（一）項修改為：“全國分為省、自治區、直轄市、特別行政區”，同時在本條最後增加一項內容，即：“特別行政區系實行‘一國兩制’的地方行政區域”，並作為該條第（四）項。其法理依據如下：48 楊允中：《我的“一國兩制＂觀》（增訂版），第258-260頁。

特稿：楊允中教授逝世一周年紀念暨學術思想座談會35一是現行憲法已有第31條、59條、62條三條條文就特別行政區及其制度作出規範指引；二是國家立法法已對特別行政區制度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加以並列，規定相關事宜只能制定法律；三是基本法不僅在其序言和第11條中對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性質和內涵作出了清晰指引，而且其全部條文都是規範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法律規範；四是從特別行政區現實更不難作出判斷：經基本法法制化、具體化的“一國兩制”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充滿生機與活力的；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是活生生的成功範例；特別行政區制度是港澳兩個特區的基本政治社會制度，它非但沒有改變單一制社會主義國家根本性質，反而為空前強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增添了同國際社會接軌的有效媒體與載體；五是“一國兩制”作為基本國策，其落實顯然具有長期性、穩定性、不可動搖性等要求。作出如上修訂相信對進一步提升特區居民的國家認同、民族認同將帶來積極推動。習近平主席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2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廣大澳門同胞素有愛國傳統，有強烈的國家認同感、歸屬感和民族自豪感，這是“一國兩制”在澳門成功實踐的最重要原因。習近平主席的這一重要論述，生動說明了一個深刻道理，那就是不斷鞏固和發展同“一國兩制”實踐相適應的社會政治基礎，在“愛國愛澳”旗幟下實現最廣泛的團結，是“一國兩制”始終沿着正確軌道前進的根本保障。回顧澳門回歸後的發展歷程，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成功實踐，離不開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高度重視弘揚愛國傳統並大力開展形式多樣的“愛國愛澳”活動，這其中就包括了楊允中教授在內的澳門知名社會人士所作出的傑出貢獻。楊允中教授高度重視社會核心價值觀在澳門踐行“一國兩制”的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他認為，“在現代社會，貫穿人們對權與利的追求過程的一個核心因素是價值觀取向……價值觀通過人們的行為取向及對事物的評價、態度反映出來，是世界觀的核心，是驅使人們行為的內部動力……價值觀念是社會生活中逐步形成的……價值觀支配着主體的評價和選擇……推動價值觀教育具有重要意義，它有助於人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建立共同價值體系事關特區發展成效、事關‘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社會多元化、個性化、民主化不可逆轉，但堅持主流價值導向十分必要。”49 在這裏，楊允中教授將澳門社會核心價值觀的確立與特別行政區的發展成效和“一國兩制”事業的成功實踐直接聯繫起來，切中要害，不可謂不令人折服。他的上述關於澳門社會核心價值觀作用的論述，正可謂一語破的，一針見血。鑑於社會核心價值觀不會完全自發形成的這一情況，它需要政府乃至社會的有識之士正確引導並精心培育，且需逐步積累形成共識，楊允中教授提出，在全體居民特別是青少年中深入推進“一國兩制”教育，必然導致新型“一國兩制”文明觀的形成。按照通常核心價值標準判斷，“一國兩制”文明觀可以理解為包括愛國觀、是非觀、榮辱觀、競爭觀、發展觀等等基本理念。50 鑑於澳門居民素有愛國主義的光榮傳統，楊允中教授在宣傳推廣澳門基本法的各種場合和機會，大講特講澳49 楊允中：《我的“一國兩制＂觀》（增訂版），第107-108頁。 50 楊允中：《我的“一國兩制＂觀》（增訂版），第67頁。

“一國兩制＂研究 2025年第2期36門在“一國兩制”方針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大講特講愛國與愛澳的有機統一性，大講特講“一國兩制”方針的科學性和正確性，這些都無疑十分有助於人們逐漸形成並鞏固“愛國愛澳”的社會核心價值觀。正是有了特區政府和各社會團體的持續共同努力，再加上包括楊允中教授在內的有識之士的傾情奉獻，“愛國愛澳”核心價值在澳門社會居於主導地位。楊允中教授不僅極力強調“愛國愛澳”社會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性，並結合自己的認識簡要闡明“愛國愛澳”的具體內容，而且強調要有的放矢地進行“愛國愛澳”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培育。他認為，澳門居民中，中老年居民基本上都經歷過不同時代不同際遇磨練，因而愛國觀、是非觀、榮辱觀等較易解決，而生長在物質豐裕時代的年輕朋友，對強調價值觀、競爭觀、發展觀等可能會有所偏愛，而對愛國觀、是非觀、榮辱觀等則可能有所忽略。故此，通過各種教育形式令80後、90後以至00後青少年的公民意識持續得到提升，這是一項關係到優良傳統薪火相傳的基礎工程，要細水長流、長抓不怠。正是有了楊允中教授這樣一些社會上有識之士的不停呼籲和悉心培育，“愛國愛澳”的理念如今早已深深植根於澳門社會，並始終伴隨着澳門特區的發展而不斷強化，為“一國兩制”在澳門的成功實踐和行穩致遠提供了堅實的社會政治基礎。憲法和基本法規定的特別行政區制度是國家對某些區域採取的特殊管理制度。在這一制度下，中央擁有對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權力，也包括授權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依法實行高度自治。對於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中央具有監督權力。因此，特別行政區制度不僅是“一國兩制”方針的制度載體，而且也是“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法律表現形式。“特別行政區制度”也是一個被國家立法法所正式確認的法律術語和法律概念，同時也是被國家立法法所明確規定的重要制度之一。然而，對於這樣一種嶄新而重要的制度，而且是經過十多年驗證被證明是行之有效且取得了巨大成功的制度，理論界對其地位的認識，尤其是對這種制度在中國政治制度體系中的定位，卻沒有取得一致共識，這集中表現在特別行政區制度是否是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這一問題上。為了推進特別行政區制度在國家政治制度中地位的提升，楊允中教授認為首先必須提升人們對特別行政區制度相關基礎知識的認知水準。為此，澳門回歸後，他的研究視綫始終沒有離開過特別行政區制度這一領域。在他有關“一國兩制”的專著或論文中，特別行政區制度一直都是他的研究重點之一。例如，收入《我的“一國兩制”觀》（增訂版）的文章，有多篇份量甚重的長文便是直接以“特別行政區制度”為標題。此外，該書收入的其他有關研究“一國兩制”理論以及“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的文章，也都大量的涉及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內容。該書的書名雖叫“我的‘一國兩制’觀”，其實也可稱之為“我的‘特別行政區制度’觀”。透過深入研究的成果，楊允中教授認為要正確實施特別行政區制度，需要解決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要建立健康穩定的中央與特區關係。為此，他認為應積極參與構建同特別行政區制度相適應的新型價值體系：一是尊重中央、尊重國家的層級觀念；二是維護憲法、憲制秩序的全域觀念；三是堅持以民為本的文明施政觀念；四是敢於創新的開拓探索觀念；五是“愛國愛澳”的核心價值觀念；六是自強不息、與時俱進的奮進觀念。51 在認真開展特別行政區制度的相關基礎性研究工作的基51 楊允中：《我的“一國兩制＂觀》（增訂版），第157-158頁。

特稿：楊允中教授逝世一周年紀念暨學術思想座談會37礎上，楊允中教授始終不遺餘力地推動人們對特別行政區制度在國家制度中的重要地位認知。他明確地提出，特別行政區制度應作為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主要有以下方面的理由：一方面，特別行政區制度有憲法保障。《澳門基本法》第11條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1條，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會、經濟制度、有關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關政策，均以本法的規定為依據。”這表明特別行政區制度具有完整的體系、科學的結構、有效的規範保障功能。另一方面，從法律定位看現有基本政治制度，特別行政區制度應提升為國家基本政治制度。根據我國的相關法律規定，我國的政治制度可分為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重要政治制度。其中，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現有基本政治制度中排序最前、影響最大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接下來是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對於新生的特別行政區制度，楊允中教授認為人們對其基本認知還存在進一步調整的必要。對照規範上述三大基本政治制度的相關法律可以看出，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明顯具有六個“超越”：一是其制定權、修改權均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而民族區域自治法雖由全國人大制定，但其修改卻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至於規範基層群眾自治的法律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二是兩部基本法制定過程最長，均長達四年半以上，不僅規範民族區域自治和基層群眾自治的法律不能相比，而且超出現行憲法起草的時間一倍以上，說明基本法具有特殊重要性；三是《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正式頒佈與生效之間的時間分別有7年3個月和6年8個月的巨大提前量，創下了當代中國法制史和國際法制史之最；四是基本法規定了特別行政區兩種正式語文和特定標誌物，在特別行政區除懸掛和使用國旗和國徽外，還可懸掛和使用區旗和區徽；五是基本法規定特別行政區可以在適當領域以“中國香港”、“中國澳門”名義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這是中央授權下行使高度自治權的一個重要標誌；六是成立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澳門基本法委員會，為了落實一部法律而在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常設機關建立專門的工作委員會，這是前所未有的一種制度創新。在三項涉及不同性質、不同程度的自治制度中，特別行政區制度體現的高度自治，包括了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這不僅在中國歷史上不曾有過，而且超越國際上實行自治制度的任何地方。這種創新做法不僅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法理論是一場深刻變革和巨大的突破，而且業已得到兩個特別行政區多年的社會實踐的有效驗證。因此，作為國家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特別行政區制度排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之後、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之前是公正而適宜的。52楊允中教授不僅通過著書立說來論證特別行政區制度應作為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而且還極力推動與內地學者聯合開展有關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學術研究活動。2011年12月17日，當時的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與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聯合舉辦了特別行政區制度專題研討52 楊允中、黃來紀、李志強主編：《特別行政區制度與我國基本政治制度研究》，第31-41頁。

“一國兩制＂研究 2025年第2期38會。會上絕大多數學者認為進一步提升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法律定位、進一步拓展“一國兩制”研究的資源投入和人力支撐，是完全必要、勢在必行的。會後集結出版的論文集《特別行政區制度與我國基本政治制度研究》，是對會議和有關研究成果的總結，有助於推動對特別行政區制度研究的深化。正是在楊允中教授等人的長期堅持和推動下，特別行政區制度開始受到內地和港澳地區學者包括政界人士的關注，有關的研究也逐漸興起，認同應將特別行政區制度確立為國家基本政治制度的知名學者也漸漸多起來，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的李林教授、武漢大學的周葉中教授、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的尤俊意研究員、華東政法大學的童之偉教授等，都撰文認為，特別行政區制度應確立為中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甚至有的學者如童之偉教授認為特別行政區制度已成為一項基本政治制度。相信隨着特別行政區制度的不斷成功實踐，會有越來越多學者加大對特別行政區制度的研究，這為中國將來從法律上確立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應有地位奠定理論基礎。楊允中教授認為，在特別行政區，伴隨“一國兩制”實踐的展開，“一國兩制”文明已經在形成，它是中華文明在新時代的昇華與結晶。對於“一國兩制”文明觀的內涵，他總結為以下五個方面：一是愛國觀，一個人生存與成長不能脫離社會群體，熱愛生於斯長於斯的熱土，熱愛同宗同祖、同文同語的同胞鄉里，這是人的常情常理。作為故鄉養育成長的人士，應該堅持起碼的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在當代，就是要做到“愛國愛澳”、愛群愛己。二是是非觀或價值觀。要力求做到核心價值不被扭曲，基本行為不受干擾，尊重客觀、尊重事實，實事求是；在原則面前不退步，大是大非面前有主見。三是奮鬥觀或競爭觀。要力求做到敢為人先、敢闖新路；肯付出、懂競爭，敢於憑實力、憑知識、憑智慧、憑信譽取勝；與時俱進，跟上節奏，馬不停蹄。四是生存觀。要珍惜時間，做時間的主人，善用空間；積極樂觀，目光朝前；創健康體魄，也創健康的行為準則。五是榮辱觀。要理解個人榮辱與國家、民族榮辱的一致性。國家主席胡錦濤提出的“八榮八恥”榮辱觀，在澳門被廣泛認同，如能保持常態認知並付諸行動就更好。53楊允中教授提出，有時代特徵的“一國兩制”文明，是當代中國政治文明和憲法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全面推進“一國兩制”文明建設，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有序發展的客觀要求。為此，他提出應在以下多個方面加以努力：一是提升政治認同度。國家認同有三個層次，既有對共同種族、共同地域這樣較低層次上的認同，也有愛國心、民族自豪感這類情感上的認同，還有對國家法律制度、政策方針理解與贊成這種高層次的認同。在澳門，三個層次的認同都有全面加強的必要，凡涉“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重大問題，都要肯於堅持，敢於擁護，用理性思維回應來自任何方面的挑戰。53 楊允中：《“一國兩制＂實踐論》，第27頁。

特稿：楊允中教授逝世一周年紀念暨學術思想座談會39二是擴大政治參與面。在澳門特區，根據基本法的規定，廣大居民的參與機會是很高的，參與面也很寬。其中，屬於政治層面的行政長官選舉、立法會選舉、全國人大代表選舉均有很高的透明度，雖然因歷史原因，有的選舉採取間接選舉形式，但不影響選舉結果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廣義地說，政治參與還包括對祖國建設與發展及國際地位提高的關注、對保持中央與特區健康關係的關注、對國慶及特區成立周年活動的參與、對國家及特區領導人外訪的關注、對國家及特區重大活動如“兩會”等的關注。透過這些積極參與，可以提升對國家發展民主政治、完善國家運行機制的關注和促進，也有助於提升居民的綜合素質。三是建立正確的政治價值觀。在全面貫徹落實“一國兩制”的進程中，“愛國愛澳”應成為特區居民的首要核心政治價值。愛國必定愛澳，兩者並不矛盾。凡是健康積極的事物都應得到理解與支持。與此同時，還要有現代法治觀、現代發展觀和諧觀。四是堅持行為理性化。法律許可的政治行為可以提倡、可以保護，但法律禁止的政治行為則要排斥、抵制。基本法第23條規定的禁止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一定不能作出。五是強化公民教育。要建立正確的權利義務觀，亦即要建立正確的權利平等意識、權利義務對應意識、國權人權一致意識、合理維護與自我約束意識、坐言起行自我完善意識等等。澳門要成為學習型社會、精品型社會、和諧型社會之外，也要成為一個健康型社會。54澳門回歸祖國以來，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堅持不懈宣傳推廣“一國兩制”政策和《澳門基本法》，形成政府主導、官民結合宣傳教育機制，不斷鞏固“愛國愛澳”的社會基礎，促進“愛國愛澳”優良傳統薪火相傳，確保了澳門特色“一國兩制”成功實踐並行穩致遠。澳門宣傳推廣“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喜人局面及重大成就，離不開包括楊允中教授等知名社會人士的艱辛付出。特別是在構建推廣基本法與研究“一國兩制”的平台方面，楊允中教授更是作出了突出貢獻。正是在多方共同努力下，才營造出如今“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在澳門全社會更加深入人心的良好氛圍，“一國兩制”實踐的政治社會基礎更加堅實。《澳門基本法》頒佈後，1993年9月17日由原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澳門委員和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共同組成澳門基本法協進會，以推廣宣傳《澳門基本法》，楊允中教授時任協進會副秘書長，積極參與基本法宣傳工作，為促進澳門政權順利交接和平穩過渡作出了貢獻。為適應澳門回歸後形勢發展的要求，楊允中教授與廖澤雲、崔世昌、賀定一、李鵬翥四位熟悉基本法有關事宜的人士經過精心籌劃，並得到特區政府和中央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的大力支持組成的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於2001年3月31日基本法頒佈八周年紀念日正式成立。基本法推廣協會以擁護及推廣“一國兩制”方針及基本法為宗旨，配合特區政府致力從事基本法宣傳推廣和研究工作。自成立以來，基本法推廣協會通過舉辦基本法培訓課程、基本法四格漫畫巡迴展覽、“基本54 楊允中：《我的“一國兩制＂觀》（增訂版），第287-292頁。

“一國兩制＂研究 2025年第2期40法字謎宮”報章遊戲、紀念澳門基本法頒佈周年圖片展覽及學術講座與研討會、基本法與特區法律問答比賽、基本法演示文稿PowerPoint設計比賽、文藝晚會、園遊會等形式，廣泛深入地向各界居民宣傳《澳門基本法》，在社會上形成學習、宣傳及擁護基本法的熱烈氛圍，這也是澳門回歸以來所取得的一項重大成就，為澳門特區貫徹落實基本法和推進“一國兩制”成功實踐打下了堅實的社會基礎。在基本法推廣協會舉辦或合辦的重大活動中幾乎都能見到楊允中教授忙碌的身影，他不僅與大家一起籌劃活動方案，而且相關研討會都親自提交論文，並擔任主編負責出版相關會議論文，以便更好地向外宣傳“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深刻內涵以及在澳門的生動實踐，對外講好“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澳門故事，進而更廣泛地形成國內外支持“一國兩制”的統一戰線。澳門是個社團社會，現今大大小小的社團有一萬多個，包括了一些從事學術研究的團體，當中有楊允中教授聯同本澳學界知名人士共同創建的，例如澳門經濟學會、澳門社會科學學會、澳門學者同盟等。其中，創立於2006年的澳門學者同盟如今成為澳門社會科學界一個最有影響力的學術團體。它由本澳從事學術研究、專業研究及理論研究的專家學者組成，是具有法人資格的非牟利性專業社團。學者同盟以“思考澳門、研究澳門、發展澳門”，創建“一國兩制”文化為宗旨，以堅持實事求是、科學嚴謹的治學態度，堅持開放思維、堅持學術民主、學術自由、尊重學者的首創精神為活動原則。自成立以來，澳門學者同盟團結澳門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及相關人士，發揮學者同盟會員專業背景多學科、多領域的先天優勢，立足“一國兩制”偉大實踐，緊扣國家發展戰略，結合澳門實際情況，就澳門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開展了卓有成效的調查研究和宣傳推廣工作，並透過創建澳門學者文庫將相關研究成果公開出版發行，至2025年6月，文庫已出版會員專著28本，為推進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促進澳門特區繁榮發展提供了重要參考和智力支撐。此外，針對不同時期澳門社會的政治以及經濟民生等熱點焦點難點問題，學者同盟會員結合自身的專業知識主動撰寫文章在《澳門日報》等發表，以主流聲音引導社會與論，以主流價值凝聚社會共識，傳播積極向上、團結奮鬥、共克時艱的正能量，助力特區政府牢牢掌握“一國兩制”話語權，確保澳門“一國兩制”實踐始終沿正確方向前行。2024年8月，為適應新時代“一國兩制”下的澳門社會科學研究工作的新發展，學者同盟進行重大重組。重組後的澳門學者同盟將進一步凝聚團結澳門理論界、社科界、學術社團的力量，實現學術界大團結大聯合大協作，通過着力宣傳普及社科知識，緊密學術團體之間的聯繫，做好調查研究工作，培養社科人才梯隊，致力打造成澳門社科理論界的公共服務平台，以更好發揮愛國骨幹社團作用，擦亮澳門社科理論創新“金名片”。為促進澳門學術界加快融入祖國學術大家庭，並為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貢獻澳門智慧和力量，2025年6月10至13日，澳門中聯辦組織澳門學者同盟北京參訪團訪問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取得豐碩成果。此次參訪團是澳門回歸25年來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者首個大規模訪京團，參訪團團員由來自多個社科領域的資深專家與中青年骨幹學者組成，充分體現澳門社科理論界的專業深度、學科廣度與代際傳承。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夏寶龍主任在會見參訪團時表示，澳門學者同盟長期以來為支持澳門發展和“一國兩制”事業所做的工作值得肯定。中央政府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長期不變，將一如既往

特稿：楊允中教授逝世一周年紀念暨學術思想座談會41支持澳門保持獨特地位和優勢，深化國際交往合作，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希望澳門學者同盟繼續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把理論研究和澳門實際緊密結合起來，在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加快橫琴開發建設等方面獻智出力，為保持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助力強國建設、民族復興作出新貢獻。學者同盟能夠取得如今的驕人成就，離不開楊允中教授等前輩們的“播種開路”。重組後的澳門學者同盟將繼續沿着楊允中教授等前輩們開辟的學術道路，以夏寶龍主任的充分肯定和激勵為契機，團結廣大會員，練就過硬專業素養，心懷“國之大者”，堅持做好學術研究、諮政建言等工作，握好學術之筆、智庫之筆、媒體之筆，集中力量梳理澳門各種重點難點社會問題，協同攻堅，在做好充分調研和論證的基礎上，有針對性地提出相應對策，供特區政府施政時參考。同時，不斷深化“一國兩制”基礎理論研究，助力講好“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澳門故事和中國故事，致力將澳門打造成中西文明交流互鑑的重要窗口。經楊允中教授推動，2008年8月，澳門特區政府透過第218/2008號行政長官批示，在當時的澳門理工學院（現更名為澳門理工大學）範圍內設立“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宗旨是建立關於“一國兩制”原則的策略性資料的參考依據。中心的設立，在港澳地區具有開創性意義。港澳地區以及內地也有名叫“一國兩制”研究的學術單位，但都不是政府決策設立的，唯有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是澳門特區行政長官決定設立的，是特區政府高端決策的產物。中心成立後，楊允中教授擔任首任主任。在他的帶領下，中心全體學術人員堅持“一國兩制”的正確方向，在“一國兩制”的理論研究、憲法和基本法的教學推廣等方面開展了富有成效的工作，得到了澳門特區政府和澳門社會的認可與肯定。目前中心除承擔澳門理工大學本科生的憲法與基本法必修科目，以及不同學院本科生的法律、經濟學、社會學、公共行政、語言等課程，還有人文及社會科學學院公共管理等碩士研究生和公共政策博士研究生的相關課程的教學工作外，還堅持以“一國兩制”在澳門的實踐為對象，就完善與憲法和澳門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展開研究，助力推進澳門特區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此，中心主辦有《“一國兩制”研究》學術期刊，出版“一國兩制”文庫，並組織以及派人參與學術研討會和論壇講座等，以促進相關研究工作。此外，中心還積極開展社會服務，包括開辦面向本澳不同層次公務人員與中學生兩個重點群體的憲法與基本法教育。其中，與行政公職局和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開辦的以領導及主管級公務員為對象的憲法高級研討班和基本法高級研討班，和以高級技術員公務員為對象的憲法研討班和基本法研討班，以及與本澳中學合作舉辦的“憲法與基本法走進校園”講座，深受學員和師生的歡迎和好評。早在2003年，時任全國人大代表的楊允中教授就曾向國家有關部門遞交過建設“一國兩制”博物館意見書。他建議在博物館裡可以把“一國兩制”實踐過程中的資料和文物集中展示，也可以將香港、澳門回歸之前放在別的博物館裡的資料轉移歸納過來，把反映政治、經濟、文化各個領域的重要的文物集中起來，在首都北京建設一個新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這不僅有助於宣傳“一國兩制”的優越性，還有助於人們理解兩大制度（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優勢互補的積極成

“一國兩制＂研究 2025年第2期42果，有助於為構建全球命運共同體提供借鑑思考，在新時代有着非同尋常的全球意義和全球價值。2019年5月25日，由清華大學港澳研究中心、南開大學法學院台港澳法研究中心等主辦的“一國兩制”博物館籌備座談會在廣東東莞舉行，來自大陸、香港、澳門的多位專家學者出席並提出建議和思考，圍繞博物館的意義、選址、架構、館藏、功能、人才等進行探討交流。楊允中教授參加了這次座談，並希望博物館承載多重功能，不僅僅是搜集文物搞展覽，它實際上還是一個愛國教育基地，這也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事情。目前，“一國兩制”博物館籌建工作正有序推進，未來“一國兩制”博物館落成並投入使用後，將充分發揮其記錄歷史、留住歷史、研究歷史，教育年輕人，以及作為國際國內交流交往平台等功能，有助於還原香港、澳門回歸祖國的歷程，增強民眾的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感，並對“一國兩制”方針的傳播、對祖國和平統一起到獨特的作用。楊允中教授曾說過：“從澳門回歸祖國前、到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實現‘一國兩制’，我從頭到尾參與了全過程，能作為特區歷史的見證人，我感到十分幸運。”的確，楊允中教授於澳門回歸前已開始參與《澳門基本法》的起草服務工作，擔任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親歷基本法產生和澳門特區成立的全過程。澳門特區成立後，楊允中教授通過多種形式的學術研究活動，堅決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在開展“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的研究，以及憲法和基本法的推廣工作的同時，對於澳門社會關心的話題，以及政府施政需要完善的問題，始終以建設性的態度來分析並提出意見和建議，不僅在澳門，而且在內地甚至香港也贏得了口碑。事實上，無論在澳門回歸前或後，他都全力參與推廣基本法，推動基本法在澳門的全面落實，是名副其實的澳門特區成立及其發展的重要見證者、參與者及貢獻者。楊允中教授還曾說過：“作為幾十萬澳門居民中的一份子，要把機遇最大限度發揮好、把握好、利用好。說起來很簡單，實際上做起來有很大的難度，對每一個人都是現實的考驗。”楊允中教授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信仰“一國兩制”、熱愛“一國兩制”，他關於“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理論所作的深度思考，以及所提出的許多觀點、判斷、方法論等，為從事相關領域研究的人們留下了寶貴的學術財富。如今紀念楊允中教授最好的方式，就是按照新時代“一國兩制”的重要使命要求，繼續認真總結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經驗，增強貫徹實施“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自覺性與堅定性，助力澳門打開發展新天地，不斷創造新輝煌，為強國建設和民族復興偉業作出新的更大貢獻。［編輯：庄真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