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应澳门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王国强博士的邀约，笔者于 2016 年 10 月 30 日前往澳门大学伍宜孙图书馆观摩了该馆庋置的古籍，得见一套清朝同治八年（1869）至光绪四年（1878）五省官书局合刻本二十四史，以下简称局刻本。该丛书为足本二十四史，共计 626 册，依序线装，每册封面及封底内均衬有黄蘖纸，书根印有书名、册数和篇目，行款为每半页 12 行，每行 25 字，小字双行 37 字，品相完好无损，卷册完备。令笔者惊喜不已，久久不忍释手。笔者考察了海上丝绸之路上沐浴着中华传统文化的五个主要城市，对局刻本的收藏情况有了一定的认识。一、局刻本的学术地位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历朝正史的集合，是纪传体史书的代表。对于它的形成，《四库全书总目·正史类》有下列评述：“正史之名，见于《隋志》。至宋而定著十有七。明刊监版，合宋、辽、金、元四史为二十有一。皇上钦定《明史》，又诏增《旧唐书》，为二十有三。近搜罗四库，薛居正《旧五代史》得裒集成编。钦禀睿裁，与欧阳修书并列，共为二十有四。今并从官本校录。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所由与稗官野记异也。”a 不过这段话只是部分地表述作者简介 李凭，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中国历史文化中心教授，华南师范大学二十四史研究中心荣誉主任（广东 广州，510631）；姜霄，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博士候选人。a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 45 史部一，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第 397 页。 完备而独特的线装丛书 ——澳门大学庋置五省官书局合刻本二十四史考察（上）李 凭 姜 霄[ 摘 要 ] 澳门大学图书馆庋置一套局刻本二十四史。局刻本在中华二十四史发展的过程中占据重要的承上启下的地位，但款式完善的足本已不多见。考察海上丝绸之路上五个主要城市的众多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笔者发现澳门、香港、新加坡、吉隆坡四地中仅澳门大学庋置一套足本，广州地区也仅华南师范大学庋置一套足本，可见澳门大学和华南师大的藏本是上述地区罕见的两部足本。澳门大学的藏本与其他各类局刻本在分册装帧上均不相同，因此这部独特的局刻本在文献学和版本学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 ] 澳门大学 二十四史 局刻本〔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8）01-0131-092018 年第 1 期

-132-了二十四史形成的脉络，十七史之前的情况未予说明。二十四史的第一部是由司马迁撰写的《史记》，成书于汉武帝征和二年（前 91），是我国第一部通史，记载了自黄帝时期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前 122）共 3000 多年的史事。东汉时期，班固等人沿用《史记》的体例，编纂了《汉书》。它的记事上续《史记》，成为记载西汉历史的断代史。此后朝廷又于东观设馆编修国史，记载东汉光武帝至灵帝时期的历史，所修的史书称为《东观汉记》。由于上述三部史书的内容是连贯相续的，因此有了三史之说，a 这套丛书的形成便发轫于此。唐朝时《东观汉记》失传，范晔《后汉书》所述为东汉一朝史事，便以《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列为三史之一。东汉以后，又陆续出现了一批各自反映某一时段的正史，因此，在唐代就有了十史的说法。这十史包括陈寿《三国志》、房玄龄《晋书》、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姚思廉《梁书》、姚思廉《陈书》、魏收《魏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周书》、魏征《隋书》。同时，人们又将三史和十史合称为十三史，于是，列朝正史形成为连续而系统的规模。b降至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又加入了李延寿的《南史》与《北史》、欧阳修的《新唐书》与《新五代史》，形成为十七史。c 宋元时期朝廷与民间曾多次对十七史进行校刻，可见这套正史不仅为官方所提倡，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d明朝建立后，将宋元所刻的十七史旧板修补重印，又增加《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四部正史，合计形成为二十一史。e 明代主要的正史版本除官刻的南京国子监本与北京国子监本二十一史外，还有明末藏书家毛晋组织校刻的汲古阁本十七史。汲古阁本选择宋元诸本为底本，校勘精心，版式美观，质量较监本更优。清朝入关之初便下令纂修明史，但直到雍正元年（1723）才完成《明史稿》。f 次年张廷玉受诏为总裁，在《明史稿》的基础上加以修订改编，于雍正十三年最终定稿，修成《明史》。乾隆四年（1739），《明史》由武英殿镂版刊行。至此，二十四部正史全部问世。g随后，武英殿于乾隆四年至乾隆十二年间陆续刊行二十一史，与此前刻成的《明史》合为二十二史，接着又增刻《旧唐书》，成为第二十三部正史。乾隆三十八年，朝廷开设四库全书馆，委任纪昀等百余名学者编纂四库全书。馆臣除了修订殿本《明史》与二十一史外，又从《永乐大典》等书中辑出了《旧五代史》，经乾隆钦定，将以上二十四部史著明确定名为二十四史，归入四库全书史部的正史类。随着a钱大昕指出：“三史谓《史记》、《汉书》及《东观（汉）记》也。《三国志 • 吕蒙传》注引《江表传》：权谓蒙曰：孤统军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大有益。又《孙峻传》注引《吴书留赞》：好读兵书及三史。《晋书 • 傅休弈志》：撰《三史故事》，评断得失。《隋书 • 经籍志》有《三史略》二十九卷，吴太子太傅张温撰。皆指此。自唐以来，《东观（汉）记》失传，乃以范蔚宗书当三史之一。”《十驾斋养新录》卷 6，上海：上海书店，1983 年，第 119 页。b钱大昕指出：“《宋史 • 艺文志》文史类有吴武陵《十三代史驳议》十二卷、目录类有宗谏《注十三代史目》十卷、商仲茂《十三代史目》一卷（晁氏《读书志》作殷仲茂，盖《宋史》避讳，改殷为商）、类事类有《十三代史选》三十卷。吴武陵，唐人，盖唐时以《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晋史》、《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为十三代史也。又类事类有《十史事语》十卷、《十史事类》十二卷、李安上《十史类要》十卷。自三国至隋，十代之史，马、班、范不在其数。”《十驾斋养新录》卷 6，第 119 页。c钱大昕指出：“宋人于十三史之外，加以南、北史及唐、五代，于是有十七史之名。《宋史 • 艺文志》史抄类有《十七史赞》、《名贤十七史确论》一百四卷。类事类有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十六卷。”《十驾斋养新录》卷 6，第 119-120 页。d主要有北宋淳化五年（994）至嘉祐七年（1062）由国子监校刻的宋监本十七史、南宋绍兴十四年 (1144) 四川转运使井宪孟命人在眉山校刻的“眉山七史”、元朝大德年间九路儒学校刻的元大德本与元末集庆路儒学校刻的集庆路本等。e钱大昕指出：“《日知录》：嘉靖初，南京国子监祭酒张邦奇等，请校刻史书。欲差官购索民间古本，部议恐烦滋烦扰，上命将监中十七史旧板考对修补。仍取广东《宋史》板付监。辽、金二史无板者，购求善本翻刻。十一年七月成。……至万历中，北监又刻十三经、二十一史，其版视南稍工，然校勘不精，讹舛弥甚，且有不知而妄改者。……廿一史则开雕于万历廿四年，至卅四年竣事。”《十驾斋养新录》卷 6，第 120 页。f清朝于顺治初设立明史馆，但并未正式开展修纂工作，后于康熙初重开史馆，以徐元文为监修，于康熙中完成初稿。随后又诏令续修，张玉书、王鸿绪等先后为总裁官。雍正元年由王鸿绪晋呈《明史稿》。g除前文已经介绍的二十二部正史外，还有后晋刘昫的《旧唐书》和宋薛居正的《旧五代史》。

-133-文渊阁四库全书于乾隆四十六年成书，二十四史之名终于见著于最权威的史册。武英殿还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刊成《旧五代史》，后世将此书与之前陆续刊行的二十三史并称为武英殿本二十四史，简称为殿本。a 殿本二十四史刊刻工整，印制精美，且由皇帝钦定，因此成为流传较广的版本。但由于殿本二十四史原系各部正史陆续刊刻，并非统一规划，因此版本并不一致，此后诸家书坊翻印版本难免参差不齐，b 此外还存在校勘粗疏、讹脱严重等问题，使它受到了许多批评。c清朝同治、光绪年间，由于对殿本质量不满意，加之太平天国运动后“各省书板自经兵燹，残毁者十之八九……各处藏书荡焉无存”，d 遂由五省官书局合作刊刻了一部二十四史，世称五省官书局合刻本，简称局刻本。关于局刻本的缘起，李鸿章在同治八年五月二十日（1869 年 6 月 29 日）的奏折中称：现在浙江、江宁、苏州、湖北四省公议，合刻二十四史，照汲古阁十七史板式、行数、字数，较各家所刻者为精密。拟即分认校刊，选派朴学员绅，悉心核对，添募工匠，陆续付梓。一切经费，酌提本省闲款动用，勿使稍有糜费。俟各书刻成之日，颁发各学、书院，并准穷乡寒儒、书肆贾人，随时刷印，以广流传。e江宁书局即金陵书局，前身为曾国藩于同治二年在安庆设立的书局，次年九月书局迁往金陵后改称金陵书局，这是我国第一所官书局，此后各省督抚纷纷效仿，兴建官办书局，大量刻印儒家经典。各书局成立之初并无统一规划，直到校刻二十四史才开始合作。除李鸿章奏折中所说的浙江、江宁（金陵）、苏州（江苏）、湖北四书局外，后来又加入淮南（扬州）书局，五局合刻此部二十四史，具体分工为：江苏书局校刻辽、金、元三史，浙江书局校刻新、旧《唐书》和《宋史》，湖北崇文书局校刻新、旧《五代史》和《明史》，淮南书局校刻《隋书》，剩余《史记》等十四史则由金陵书局校刻。局本二十四史大部分采用汲古阁本十七史为底本，其余七史则据其他版本，其中《旧唐书》以江都岑氏惧盈斋本为底本；《旧五代史》、《宋史》、《明史》以武英殿本为底本；《辽史》、《金史》、《元史》以道光年间武英殿重修本为底本。除了择优选取底本外，各大书局还聘请了一批知名的学者从事编校工作，如金陵书局的张文虎、戴望、唐仁寿，浙江书局的谭献、黄以周等，皆为当时著名的经史学家，因此局刻本二十四史校勘精当，质量胜过殿本，一经出版便受到各阶层的欢迎，不仅如李鸿章预期的“俟各书刻成之日，颁发各学、书院，并准穷乡寒儒、书肆贾人，随时刷印”，而且“一时京朝大官，索局刊史者纷起，盖以其校刊之精突过殿本也”。f局刻本二十四史是继四库本和殿本之后的又一重要版本系统，它由五家地方官书局通力合作、统筹规划版式和卷册规模而独立印制，首次以成套丛书的形式面向广大社会，并配有相应书柜（图 1），g 堪称印刷史上前所未有之壮举，代表着清朝雕版印刷的最高水平。正是在五局合刻本的基础上，民国时期有了张元济百衲本、建国以后有了中华书局校点本。从《史记》到《明史》，二十四史上起传说中的黄帝时期（约前 2550），下迄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共计 3213 卷，约 4000 万字。它反映的是整个中国古代史的悠久历程，与此相应，它的形成也经历了漫长的 1800 余年，无疑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编纂过程最久的一套丛书，成为中华文明毫不间断的文字见证。局刻本二十四史在二十四史发展的历程上，发挥了继往开来的关键作用，它具有无与伦比的学术a关于四库全书本二十四史和武英殿本二十四史的成书过程，可参见黄永年：《古籍版本学》，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 159-160 页；王盈甫：《 〈二十四史〉汇刊本述略》，《文史知识》1988 年第 5 期；李伟国、尹小林：《重审〈文渊阁四库全书〉中“二十四史”之价值》，《学术月刊》2013 年第 1 期。b如清末岭南陈氏葄古堂翻刻本、图书集成局的活字排印本、同文书局和武林竹简斋的石印本等版本。c张元济在《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序》中便指出殿本有检稽之略、修订之歧、纂辑之疏、删窜之误等缺点。参见张元济：《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序》，《百衲本二十四史·史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年，第 1-2 页。d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 10》，长沙：岳麓书社，1994 年，第 7502 页。e李鸿章：《设局刊书折》，《李鸿章全集 3》，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年，第 450 页。f柳诒徵：《国学书局本末》，《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第三年刊》1930 年 11 月，第 5 页。g黄永年、贾二强撰集：《清代版本图录》（五），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25 页。

-134-价值，至今值得珍视。二、澳港新吉的仅存刻本及澳大华师的熠熠双星虽然局刻本二十四史为图书馆界所熟知，但完备无缺的刻本却乏见。笔者走访了在文化上具有代表意义的澳门、香港、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等地的多所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对局刻本二十四史的收藏情况做了实地考察和网络检索，具体情况列表如下（见表 1）。笔者还对与澳门临近的广州做了调查，因其在岭南地区具有代表意义。调查范围包括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州市图书馆、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等公共图书馆和学术机构图书馆，以及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等高校图书馆，其中只有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和暨南大学图书馆庋置局刻本二十四史。通过核对各图书馆的藏书发现：中山图书馆虽然藏有一套局刻本二十四史，但其中《史记》和《三国志》两部均以其他版本补配而成。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有两套局刻本二十四史，但均有残缺现象，其中一套仅有 6 部，且多为残本；另一套较完整，但其中《魏书》、《金史》、《元史》、《明史》均有少量缺卷。暨南大学收藏的局刻本数量最多，共计 4 套，但均非足本。其中最全的一套缺《元史》；第二套缺图 1 二十四史书笥之图地名 图书馆 收藏情况澳门澳门科技大学 无澳门何东图书馆 无澳门中央图书馆 无香港香港大学 《宋书》16 册、《南史》12 册、《北史》20 册、《元史》40 册香港中文大学 《汉书》16 册、《后汉书》16 册、《梁书》6 册、《明史》80 册浸会大学 《明史》卷 119-123树仁大学 无香港理工大学 无香港科技大学 无香港教育学院 无香港城市大学 无新加坡新加坡国家图书馆 无新加坡国立大学《史记》12 册、《汉书》24 册、《晋书》24 册、《宋书》16 册、《南齐书》6 册、《梁书》6 册、《魏书》20 册、《北齐书》4 册、《周书》6 册、《北史》24 册、《旧唐书》48 册、《旧五代史》16 册、《宋史》100 册、《辽史》12 册、《金史》20 册、《元史》40 册、《明史》80 册南洋理工大学 无吉隆坡马来西亚国家图书馆 无马来亚大学 无马来西亚国立大学 无表 1 收录的 17 家图书馆中只有 4 家收藏有局刻本二十四史，但多为零种。其中最多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但并不完备，缺少《三国志》、《后汉书》、《陈书》、《隋书》、《南史》、《唐书》、《五代史》等 7 部。澳门大学这一套局刻本很有可能是上述诸地唯一的足本。表 1 澳港新吉庋置局刻本情况表

-135-《史记》、《五代史》、《元史》和《明史》等 4 部；第三套缺《史记》、《宋书》、《北齐书》、《周书》、《五代史》、《旧五代史》、《辽史》、《元史》、《明史》等 9 部；剩余一套仅存《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魏书》、《北史》、《唐书》、《旧唐书》等 8 部。此外还有残卷若干和一部足本《北史》。相比而言，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的收藏情况良好，共有两套局刻本二十四史，其中一套缺少《后汉书》及《辽史》，另一套为足本，而且是宣纸所印的初印本，开本宏阔，印制精美，尤为珍贵。a 上述庋置情况可参见表 2、表 3，因暨南大学收藏情况比较复杂，所以单独列表。由此可见，华南师范大学藏本和澳门大学藏本应该是岭南地区的熠熠双星，二者相映成辉。三、与众不同的分册装帧进一步对比各家图书馆的藏书可知，局刻本二十四史有多种不同的分册装帧方式，以《汉书》为例，中山图书馆和中山大学的藏本均为 22 册，华南师范大学的藏本有 16 册和 18 册的区别，暨南大学所藏的四部足本均为 16 册。由于每部书的册数不同，导致局刻本二十四史的总册数各不相同，国家图书馆a局刻本二十四史初印本为宣纸本，此后又有连史纸本、官堆纸本、毛边纸本、南扣纸本等，详情可参见黄永年、贾二强撰集：《清代版本图录》（五），第 33 页；张秀民著、韩琦增订：《中国印刷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401-402 页。书名 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 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局刻本 1 局刻本 2 局刻本 1 局刻本 2史记 无 16 册 无 16 册 16 册汉书 22 册 22 册 无 16 册 18 册后汉书 18 册 18 册 无 16 册 无三国志 无 10 册 无 8 册 8 册晋书 28 册 26 册 8 册（存卷 1-49） 20 册 16 册宋书 20 册 20 册 11 册（存卷 1-73） 16 册 16 册南齐书 10 册 6 册 无 6 册 6 册梁书 7 册 6 册 无 4 册 4 册陈书 5 册 4 册 无 4 册 4 册魏书 26 册 24 册（缺卷 83 下 -90） 无 20 册 16 册北齐书 6 册 4 册 无 6 册 6 册周书 8 册 6 册 无 4 册 4 册隋书 21 册 14 册 无 12 册 12 册南史 12 册 14 册 7 册（存卷 27-48，55-80） 12 册 12 册北史 22 册 24 册 16 册（存卷 1-15，34-100） 20 册 16 册旧唐书 50 册 40 册 无 40 册 40 册唐书 41 册 48 册 无 40 册 40 册旧五代史 20 册 16 册 无 16 册 16 册五代史 8 册 8 册 无 8 册 8 册宋史 100 册 99 册 无 100 册 100 册辽史 16 册 12 册 无 12 册 无金史 24 册 20 册（缺卷 66-80） 无 24 册 20 册元史 40 册 39 册（缺卷 196-204） 35 册（缺卷 1-8，114-120，132-144） 48 册 40 册明史 78 册79 册（缺卷 207-219，239-243）80 册 80 册 80 册表 2 中山、中大、华师三家图书馆庋置局刻本情况表

-136-就有 540 册、548 册和 592 册等三种藏本。a 在网络上对局刻本二十四史进行检索，还可以查到 495 册、536 册、570 册、600 册、638 册、662 册等组合方式。现将东京大学法学部藏本、北京德宝国际拍卖公司 2011 年拍卖本和天津国际拍卖公司于 2013 年 1 月拍卖的党晴梵藏本的具体册数列表如下（见表 4），以与澳门大学庋置局刻本做对比研究。此外，结合表 1、表 2、表 3 中的数据与网络检索的结果，还可以见到《汉书》有 18 册本、22 册本、26 册本；《后汉书》有 14 册本、18 册本；《三国志》有 6 册本、10 册本、12 册本；《晋书》有 16 册本、24 册本、28 册本；《宋书》有 20 册本、32 册本；《梁书》有 7 册本、8 册本；《陈书》有 2 册本、5 册本、8 册本；《魏书》有 10 册本、16 册本、26 册本；《北齐书》有 6 册本、12 册本；《周书》有 5 册本、6 册本、8 册本；《隋书》有 14 册本、21 册本；《南史》有 14 册本；《北史》有 16 册本、22 册本；《旧唐书》有50 册本；《唐书》有 25 册本、39 册本、41 册本、48 册本；《旧五代史》有 20 册本；《五代史》有 10 册本；《宋书》有 99 册本；《辽史》有 16 册本；《金史》有 16 册本；《元史》有 48 册本；《明史》有 78 册本，等等。ba数据来自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其中 548 册本有残缺及掺配。b网络检索数据来自上海鸿海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2009 年春季拍卖会拍品信息《黄山毛氏藏书一百二十四种》，http://auction.artxun.com/paimai-22915-114571981.shtml； 孔 夫 子 旧 书 网，http://www.kongfz.cn/； 华 夏 收 藏 网，http://jd.cang.com/291732.html。书名 收藏情况史记 16 册（1 部） 15 册（存 1-122 卷） 14 册（存卷 1-84，95-112，123-130）汉书 16 册（4 部） 7 册（存卷 55-91，98-100） 15 册（缺卷 8-14） 8 册（存卷 1-31）后汉书 16 册（4 部） 12 册（缺卷 32-60） 13 册（存卷 1-85） 14 册（缺续汉书）三国志 8 册（3 部） 6 册（1 部） 7 册（存卷 1-60） 4 册（存卷 25-65）晋书 20 册（3 部） 16 册（1 部）宋书 16 册（2 部）南齐书 6 册（2 部） 4 册（1 部） 5 册（存卷 1-47）梁书 4 册（2 部） 6 册（1 部）陈书 4 册（2 部） 2 册（1 部）魏书 20 册（2 部） 10 册（2 部） 5 册（存卷 1-30）北齐书 4 册（1 部） 6 册（1 部）周书 6 册（2 部）隋书 12 册（2 部） 16 册（1 部） 12 册（存卷 1-11，24-36，42-57）南史 12 册（2 部） 16 册（1 部） 6 册（存卷 41-80）北史 20 册（5 部） 10 册（存卷 46-100）旧唐书 40 册（3 部） 37 册（1 部）唐书 40 册（2 部） 39 册（1 部） 25 册（1 部）39 册（缺卷 42-47）22 册（缺卷4-70）旧五代史 16 册（2 部）五代史 8 册（1 部） 6 册（存卷 24-74）宋史 100 册（1 部） 79 册（1 部） 97 册（1 部）85 册（存卷 1-97，138-223，228-453）辽史 12 册（2 部）金史 16 册（1 部） 20 册（2 部） 19 册（缺卷 1-4） 15 册（缺卷 20-28）元史 无明史 80 册（1 部）77 册（缺卷 1-8，124-128， 256-258）63 册（存卷 1-186, 259-332）36 册（存卷 1-154）表 3 暨南大学图书馆庋置局刻本情况表

-137-对所有数据进行横向比对可以发现，澳门大学收藏的这部局刻本二十四史中《汉书》、《后汉书》、《魏书》、《辽史》、《元史》等五部史书的册数均与上述版本不同，分别为 24 册、20 册、24 册、14 册、52 册，这就使得澳门大学庋置局刻本与其他现存足本在总册数上都不相同，可见它是现存的足本二十四史中一种独特的分册装帧。因此，澳门大学庋置的这部文献无疑正是这一类分册装帧的样板，在文献学和版本学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值得进行深入考察。为此，特将这套局刻本二十四史的详细信息列表，以备对比研究。 从表 5 不难看出，澳门大学庋置的这套局刻本二十四史是一套版式考究、装帧完善的丛书。然而，由于这套丛书系不同书局分别刊出，且前后历时十年，所以版式虽然大同，也颇有小异。因此，这份表格可以作为进一步探究这套丛书形成过程的原始资料和相应出版技术发展规律的参考样本。四、余语更加令人惊喜的是，除了版本上的独特性外，在这套二十四史中还发现了民国时期著名书画家邓芬的墨宝 23 处和钤印 6 枚 14 处，以及圈点 30 余页，这就更加凸显了这套书的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对此，笔者将在《澳门大学庋置局刻本二十四史考察（下）》中详细阐述。书名 东京大学法学部藏本 1 德宝拍卖本 2 党晴梵藏本 3 澳门大学藏本史记 20 28 16 16汉书 16 16 16 24后汉书 16 22 16 20三国志 8 8 8 12晋书 20 20 20 26宋书 26 16 16 20南齐书 10 8 6 8梁书 10 6 6 8陈书 6 4 4 4魏书 32 20 20 24北齐书 8 4 4 6周书 4 4 4 8隋书 16 12 12 16南史 20 16 12 16北史 32 24 20 24旧唐书 48 40 40 50唐书 50 40 40 50旧五代史 16 16 16 16五代史 8 8 8 8宋史 120 100 100 100辽史 12 12 12 14金史 20 24 20 24元史 40 42 40 52明史 80 80 80 80总计 638 570 536 6261. 数据来自李青：《日本东京大学中国法制史资料藏书》，张中秋主编：《法律史学科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2006》，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430 页。2. 数据来自北京德宝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11 年春季拍卖会拍品信息，http://auction.artxun.com/paimai-56234-281169947.shtml。3. 数据来自 2013 年天津国拍古籍善本迎春拍卖专场拍品信息，http://pmgs.kongfz.com/detail/121_354693/。表 4 四种局刻本册数对比一览表

-138-书名 牌记 册数 卷数板框版心 书口鱼尾备注长 * 宽（cm） 单 / 双边 数量图案（白/ 黑 / 線/ 花）史记光绪四年冬日金陵书局印行 16 130 20.7 ×15 左右双边每卷首尾二页版心镌“汲古阁”及“毛氏正本”， 其余则镌“史记”及卷次，下镌页次。白口 单 黑每 卷 末 镌“金陵书局仿 汲 古 阁本刊”。汉书同治八年九月金陵书局刊 24 120 20.7 × 15 左右双边每卷首尾二页版心镌“汲古阁”及“毛氏正本”， 其余则镌“汉书”及卷次，下镌页次。白口 单 黑每 卷 末 镌“金陵书局仿 汲 古 阁本刊”。后汉书同治八年九月金陵书局校刊 20130（含《 续 汉书》30卷）21.5 ×15 左右双边每卷首尾二页版心镌“汲古阁”及“毛氏正本”， 其余则镌“后汉”及卷次，下镌页次。白口 单 黑每 卷 末 镌“金陵书局仿 汲 古 阁本刊”。三国志同治九年正月金陵书局印行 12 65 21.5 × 15 左右双边每卷首尾二页版心镌“汲古阁”及“毛氏正本”， 其余则镌“三国”及卷次，下镌页次。白口 单 黑每 卷 末 镌“金陵书局仿 汲 古 阁本刊”。晋书同治十年十一月金陵书局印行26133（含《音义》3 卷）21 ×15 左右双边每卷首尾二页版心镌“汲古阁”及“毛氏正本”， 其余则镌“晋书”及卷次，下镌页次。白口 单 黑每 卷 末 镌“金陵书局仿 汲 古 阁本刊”。宋书同治十一年冬十月金陵书局印行20 100 21.5 × 15 左右双边每卷首尾二页版心镌“汲古阁”及“毛氏正本”， 其余则镌“宋书”及卷次，下镌页次。白口 单 黑每 卷 末 镌“金陵书局仿 汲 古 阁本刊”。南齐书同治十三年冬金陵书局印行 8 59 21.5 × 15 左右双边每卷首尾二页版心镌“汲古阁”及“毛氏正本”， 其余则镌“南齐书”及卷次，下镌页次。白口 单 黑每 卷 末 镌“金陵书局仿 汲 古 阁本刊”。梁书同治十三年冬金陵书局印行 8 56 21.5 × 15 左右双边每卷首尾二页版心镌“汲古阁”及“毛氏正本”， 其余则镌“梁书”及卷次，下镌页次。白口 单 黑每 卷 末 镌“金陵书局仿 汲 古 阁本刊”。陈书同治十一年冬十月金陵书局印行4 36 21.5 × 15 左右双边每卷首尾二页版心镌“汲古阁”及“毛氏正本”， 其余则镌“陈书”及卷次，下镌页次。白口 单 黑每 卷 末 镌“金陵书局仿 汲 古 阁本刊”。魏书同治十一年冬十月金陵书局印行24 114 21.2 × 15 左右双边每卷首尾二页版心镌“汲古阁”及“毛氏正本”， 其余则镌“魏书”及卷次，下镌页次。白口 单 黑每 卷 末 镌“金陵书局仿 汲 古 阁本刊”。表 5 澳门大学庋置局刻本版式信息一览表

-139-北齐书同治十三年冬金陵书局印行 6 50 21.5 × 15 左右双边每卷首尾二页版心镌“汲古阁”及“毛氏正本”， 其余则镌“北齐书”及卷次，下镌页次。白口 单 黑每 卷 末 镌“金陵书局仿 汲 古 阁本刊”。周书同治十三年冬金陵书局印行 8 50 21 ×15 左右双边每卷首尾二页版心镌“汲古阁”及“毛氏正本”， 其余则镌“周书”及卷次，下镌页次。白口 单 黑每 卷 末 镌“金陵书局仿 汲 古 阁本刊”。隋书同治辛未四月淮南书局刊成 16 85 21 × 15 左右双边每 卷 首 页 版 心 镌“汲古阁”及“毛氏正本”， 其余则镌“隋书”及卷次，下镌页次。白口 单 黑每 卷 末 镌“扬州书局仿 汲 古 阁本刊”。南史同治十一年冬十月金陵书局印行16 80 21.5 × 14.5 左右双边每卷首尾二页版心镌“汲古阁”及“毛氏正本”， 其余则镌“南史”及卷次，下镌页次。白口 单 黑每 卷 末 镌“金陵书局仿 汲 古 阁本刊”。北史同治十一年冬十月金陵书局印行24 100 21.5× 15 左右双边每卷首尾二页版心镌“汲古阁”及“毛氏正本”， 其余则镌“北史”及卷次，下镌页次。白口 单 黑每 卷 末 镌“金陵书局仿 汲 古 阁本刊”。旧唐书同治十一年四月浙江书局刊50 214 21 ×15 左右双边版心镌 “旧唐书”及 卷 次， 下 镌 页次。白口 单 黑 无唐书同治十二年二月浙江书局校刊50 225 21 × 15 左右双边版 心 镌 “ 唐 书 ”及 卷 次， 下 镌 页次。白口 单 黑 无旧五代史同治十一年湖北崇文书局重雕16 150 20.5 × 15 四周双边版心象鼻处镌“旧五代史”，鱼尾下镌卷次卷名，再下镌页次。花口 单 黑 无五代史同治十一年湖北崇文书局重雕 8 74 20.5× 15 四周双边版心象鼻处镌“五代史”，鱼尾下镌卷次，每卷首尾页卷次下镌“汲古阁”及“ 毛 氏 正 本”，其余则镌卷名，再下镌页次。花口 单 黑 无宋史光绪元年孟陬浙江书局校刊100 496 21 × 15 左右双边版 心 镌 “ 宋 史 ”及 卷 次， 下 镌 页次。白口 单 黑 无辽史同治癸酉九月江苏书局刊版14 115 21 ×15 左右双边版 心 镌 “ 辽 史 ”及 卷 次， 下 镌 页次。白口 单 黑 无金史同治甲戌三月江苏书局刊版24 135 21.5 × 15 左右双边版 心 镌 “ 金 史 ”及 卷 次， 下 镌 页次。白口 单 黑 无元史同治甲戌七月江苏书局刊版52 210 21 × 15 左右双边版 心 镌 “ 元 史 ”及 卷 次， 下 镌 页次。白口 单 黑 无明史光绪三年三月湖北崇文书局开雕80 332 21× 15 四周双边版心象鼻处镌“明史”，鱼尾下镌卷次卷名，再下镌页次。花口 单 黑 无责任编辑：杨向艳

-115-澳门大学图书馆庋置局刻本二十四史（以下简称澳大局刻本）中有朱色钤印 6 枚 14 处、墨迹 23 处26 条（批注 19 条，题签 7 条），以及圈点 32 页、补佚 51 页。本文旨在证明，这些遗迹均属书画家邓芬所为。郑春霆为其做传云：“邓芬（1894—1964），字诵先，号昙殊，又号从心先生、二不居士、老檀、蹇翁、泳人。别署尤多，曰水明楼、还佩楼、阿赖耶室、守艺堂、藕丝孔居、观世音琴斋、梦觉斋、阿毗庵，随在移易，不泥一时。南海人也，生清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少师事董一夔起庾，张世恩泽农，习绘事，于袁寒云在师友之间，胸怀高澹，自诩不凡。……芬为人容止甚都，巧词令，狂傲落拓。于画最工仕女人物，丰神卓绝，无与伦比。所作罗汉，法相庄严，世罕其俦。花鸟在白阳复堂之间，得其神髓。山水鱼虫走兽，则间作而已。又以三笔雀著，三笔者，极言其简，而神情韵味，自然流露楮笔间，非尽三笔也。……芬书法宗米海岳，尤得力于《方圆庵记》，恣肆秀拔，极跌宕萧爽之致。工诗，才调纵横，超轶而远尘俗。三绝萃于一身，真旷代之奇才也。”a 由此可知，邓芬不仅以绘人物、花鸟称著画坛，而且书法颇佳，擅长诗文，是诗、书、画“三绝萃于一身”的“旷代之奇才”。他曾被张大千推崇为“现作者简介 李凭，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中国历史文化中心教授，华南师范大学二十四史研究中心荣誉主任（广东 广州，510631）；姜霄，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博士候选人。a郑春霆：《从心先生传略》，邓芬艺术基金会主编：《南海邓芬艺术全集》，澳门：澳门基金会，2015 年，第 48 页。此文最初收录于邓芬弟子陈丙光为纪念邓芬而在澳大利亚出版的《昙殊居士书画集》中，该画集 1976 年由澳洲均和有限公司出版。2018 年第 3 期 书画家邓芬的钤印和墨迹 ——澳门大学庋置五省官书局合刻本二十四史考察（中）李 凭 姜 霄[ 摘 要 ] 澳门大学图书馆庋置的局刻本二十四史被书画家邓芬收藏过。其中抑有 6 枚不同的朱色钤印，通过与邓芬的存世画作及其印谱中的同款钤记对照印证，可知均为抗日战争胜利后邓芬寓居澳门时常用的名章和闲章。该局刻本中还有以行书小字写就的诸多批注和题签，以及圈点和楷书补佚。通过考察落款及书法特征，可以证明全部行、楷两类书法均为邓芬真迹，它们不仅具有艺术价值，而且可以作为鉴定邓芬书画作品的对比标尺，因此进一步提升了这部局刻本二十四史的文物价值。[ 关键词 ] 澳门大学 局刻本二十四史 邓芬 钤印 书法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8）03-0115-09历史学

-116-代岭南唯一国画家”，a 亦被张发奎誉为“一代宗师”， b 近年朱浩云撰文称他为“20 世纪艺坛多面手”。c其书画作品至今依旧蜚声海内外，在香港苏富比拍卖公司于 2017 年秋季举行的拍卖会上，其国画《春风白马访琼楼》与唐伯虎、文徵明、张大千、李可染、吴冠中、徐悲鸿、傅抱石等人的作品同列，拍出了巨额。d一、名章与闲章相映在澳大局刻本中一共出现六枚不同的朱色钤印，详细信息如表 1 所示。以上六枚钤印形态各异，除第五枚“心太平居”为大篆外，其余皆为小篆。由表 1 可知，朱文方形名章“邓芬”在澳大局刻本中仅出现一次。在《邓芬百年艺术回顾》中收有邓芬的国画作品《梅花》（1923 年绘，题词系 1959 年补）（图 1）、《斜阳古道图》（1957 年）、《水仙》（1957年）e 三幅，其题词落款处均盖有同样的钤印。朱文杂形名章“邓芬”在澳大局刻本中共出现五次。在邓芬的画作中也有较多使用此枚钤印之例，如《骏马》（1946 年）、f《枫叶荻花秋瑟瑟》（1947 年）（图 2）、g《祝寿图》（1947 年）、h《双鹂》（1949 年）a陈继春：《邓芬的生平和艺术》，朱万章、郭燕冰主编：《广东“国画研究会”研究》，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10 年，第 127 页。b刘季编录：《南海邓芬艺术年表》，邓芬艺术基金会主编：《南海邓芬艺术全集》，澳门：澳门基金会，2015 年，第 356 页。c朱浩云：《20 世纪艺坛多面手邓芬》，《美术报》（浙江日报报业集团）2015 年 9 月 5 日第 14 版。d参见腾讯新闻 http://new.qq.com/cmsn/20171009021918。e江连浩总监：《邓芬百年艺术回顾》图版 2、图版 40、图版 47，澳门：澳门市政厅，1997 年。f广东小雅斋拍卖有限公司 2015 春季艺术品拍卖会，见 http://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5070270642/。g《邓芬百年艺术回顾》图版 24。h广州华艺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08 年夏季拍卖会，见 http://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53840751/。序号 钤印 印文 款式 位置1 邓芬 朱文方形名章 《后汉书》第 1 册封底内题签末尾2 邓芬 朱文杂形名章《史记》第 2 册首页《秦始皇本纪第六》第 1、2 行下方《后汉书》书名页题签落款处《后汉书》第 1 卷《光武帝纪第一上》第 1 行下方《三国志》书名页题签落款处《晋书》书名页题签落款处3 泳人 白文椭圆形名章《史记》第 12 册卷 77 《魏公子列传第十七》末页题签落款处《史记》第 12 册末页 “金陵书局仿及古阁本刊”下方《史记》第 13 册末页 “金陵书局仿及古阁本刊”下方《明史》末册第 1 页第 1 行下方《明史》末册书后所附宣纸上题签落款处4 藕丝孔居 朱文方形闲章 《史记》书名页左下角5 心太平居 白文方形闲章 《后汉书》第 1 册末页题签落款处6 从心得来 白文方形闲章 《史记》正文第 1 页《史记集解序》标题上方表 1 钤印信息表

-117-（图 3）、a《对镜簪花》（1949 年）、b《抱琴侍女》（1951 年）、《布袋和尚》（1954 年）c 等， 钤 印 所 抑 位置皆为题词落款处。 通过网络检索，发现此枚钤印还出现在一部曾为邓芬所藏的清抄本《太仓稊米集》卷末跋语的落款处。d 此外，张大千曾为邓芬绘制一幅《高士图》，此图于 1951 年被邓芬加以题辞后转赠给一位友人，e 在落款处亦抑有此枚钤印。由上述绘画作品的创作年份可知，这枚钤印为邓芬在 1946 年至 1954 年期间常用。白文椭圆形名章“泳人”在澳大局刻本中共出现五次。钤印的文字“泳人”是邓芬的别号。该名章应该刻于 1945 年之后，此时日寇虽已投降，但广州沦陷期间的屈辱景况成为人们心中久久挥之不去的阴影。邓芬于是请人刻下此枚名章，以喻自身不幸落水的窘迫状态。f 除澳大局刻本外，在邓芬的诗集《水明楼忆事》第 11 首《丙戌九月初三》（1946 年）（图 4）g 的标题下方亦盖有此枚钤印。该诗描述的“顾我八年沦贱日，未曾魂魄梦归来”，正是邓芬沦为“泳人”时心境的写照。朱文方形闲章“藕丝孔居”出现在澳大局刻本全书的首页。邓芬的书画作品中也屡见此钤印，如《枫叶荻花秋瑟瑟》（1947 年）（图2）、楷书七言联“鸳鸯独宿何曾惯，鹦鹉前头不敢言”（1948 年）、h《双鹂》（1949 年）（图 3）、《柳荫垂钓图》（1950 年）（图 5）、i《顾影自怜》（1950 年）、j《玫瑰白头》（1950 年）（图 6）、k《浣女图》（1952 年）、l《东方朔》（1953 年）、ma《邓芬百年艺术回顾》图版 26。b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香港 2014 秋季拍卖会，见 http://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5057430326/。c《邓芬百年艺术回顾》图版 32、图版 31。d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 2015 春季拍卖会，见 http://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5074560472/。e画作落款为“昙殊学长兄博教，大千弟张爰”。邓芬题词为“辛卯夏日，以此奉呈仙洲吾兄严先生雅存，昙殊芬识在藕丝孔居”，见上海恒利拍卖有限公司 2015 春季艺术品拍卖会，http://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5073190543/。严仙洲是澳门爱国人士，其生平不详。f参见李烈声：《我所知道的邓芬先生》，邓芬艺术基金会主编：《南海邓芬艺术全集》，第 435 页。g《邓芬百年艺术回顾》图版 9。h广东崇正拍卖有限公司 2014 年秋季拍卖会，见 http://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5064070537/。i《邓芬百年艺术回顾》图版 27。j香港苏富比拍卖有限公司 2015 年秋季拍卖会，见 http://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0050041307/。k中国嘉德香港 2016 年秋季拍卖会，见 http://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5094940107/。l 广 州 华 艺 国 际 拍 卖 有 限 公 司 2011 冬 季 艺 术 品 拍 卖 会（原 广 州 嘉 德）， 见 http://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5012480178/。m敦煌拍卖有限公司 2012 年首届大型艺术品拍卖会，见 http://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5023400035/。图 1 梅花 图 2 枫叶荻花秋瑟瑟 图 3 双鹂图 4 丙戌九月初三

-118-行书对屏（1953 年）（图 7）、a《弥勒》（1957 年）、b《祝寿图》（1957年）、c《达摩渡江》（1957 年）d等。该钤印在绘画作品中均位于画面的左下角，在行书对屏中抑于右扇的左下角，在楷书七言联中则抑于上联右侧的中下部。《南海邓芬艺术年表》记载：1940 年，（邓芬）辗转居停于妈阁隐秀园、卢煊仲的卢家花园竹厅、李氏兄弟民雨民欣之亦缘阁、吴伟佳彝斋及沈仲强于荷兰园之霜杰楼画室……1941 年，移居澳门清平直街“寄闲俱乐部”，并命名其作画小厅为“藕丝 孔 居”。e 据 此 可 知，1940 年至 1941 年期间，邓芬曾在澳门辗转移居多地，其画室也随之屡有变化，最后的居所是位于清平直街的寄闲俱乐部，该处的画室名曰“藕丝孔居”。澳门画家黄蕴玉曾解释过藕丝孔居的由来，称：名画人邓芬（昙殊）自辟画室于寄闲公司后，榜其居曰“藕丝孔居”，有以此名称之意为疑者，则实取义于梵语，含避兵之意，而富有禅意者也。f 可见，朱文方形闲章“藕丝孔居”正是邓芬的一枚斋号章。白文方形闲章“心太平居”在澳大局刻本中仅出现一次。在邓芬自制的印谱《还佩楼私印存影》中辑有此枚钤印，并附说明道“红寿山无钮张作斋刻”。g 张作斋即印章篆刻名家张祥凝，号作斋居士，曾为张大千、黄宾虹、高剑父等治印多枚。h 张祥凝与邓芬是至交好友，曾一同组建天池画社，邓芬的许多藏章出自张祥凝手。但是，在《邓芬百年艺术回顾》、《南海邓芬艺术全集》收录的百余件邓芬作品内，不见使用此章之例，可知这是邓芬藏印中一枚罕见的闲章。白文方形闲章“从心得来”在澳大局刻本中仅出现一次。从心是邓芬较为常用的别号，此枚印章也为张祥凝所刻，并收录于邓芬《还佩楼私印存影》中，其下注“祥凝刻石见贶小狮钮”。i 邓芬的书画作品中未见此枚钤印。不过，香港佳士得公司在 2012 年秋季拍卖过一幅书法对联，在上联的右下角抑有此枚钤印。该对联的上款为“昙殊居士雅属”，下款为“八十五翁樊山樊增祥书”。j 昙殊居士也是邓芬的别号，表明此幅对联是樊增祥赠予邓芬的。则此枚闲章应为邓芬的鉴藏章。综上所知，澳大局刻本中之六枚朱色钤印均为邓芬所抑。但遗憾的是，除可知“心太平居”和“从a广东精诚所至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 2016 秋季拍卖会，见 http://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5096950136/。b广州华艺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10 冬季拍卖会，见 http://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71780422/。c广州华艺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05 广州夏季拍卖会，见 http://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32530528/。d香港苏富比拍卖有限公司 2001 秋季拍卖会，见 http://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16150148/。e刘季编录：《南海邓芬艺术年表》，邓芬艺术基金会主编：《南海邓芬艺术全集》，第 345-346 页。f黄蕴玉：《邓芬佳画祝天宫》，《华侨报》1941 年 2 月 24 日第 8 版。g邓芬：《还佩楼私印存影》，邓芬艺术基金会主编：《南海邓芬艺术全集》，第 270 页。h张祥凝生平参见周斌编著：《中国近现代书法家辞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388 页。i邓芬：《还佩楼私印存影》，邓芬艺术基金会主编：《南海邓芬艺术全集》，第 267 页。j 联 文 为“ 蜡 屐 来 时 托 兴 在 山 花 山 鸟， 画 船 归 去 余 情 付 湖 水 湖 烟”， 见 http://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5026791448/。樊增祥（1846—1931），近代藏书家、文学家，累官至陕西布政使、江宁布政使、护理两江总督，其生平参见程翔章、刘琛：《樊增祥年谱》，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年。图 5 柳荫垂钓图 图 6 玫瑰白头 图 7 行书对屏

-119-心得来”二印为张祥凝所刻外，其余四枚的刻章者已难考得。笔者有幸联系到远在加拿大的邓芬外孙刘季先生，盼他能提供线索，刘先生于 2017 年 2 月 25 日回复电子邮件云：“其他四枚在我存之印谱（和平前邓氏亲制）没有记录，因泳人是和平后才用的，可能此等印章是和平后刻制的。刻章者可能是邓氏老友如冯康侯、张祥凝、简琴斋和罗叔重等诸老辈。”此处“和平”即指日寇投降。刘先生认为刻章者可能为冯康侯、张祥凝、简琴斋和罗叔重等人，他们均为岭南篆刻名家，邓芬与他们交往的情形载于《南海邓芬艺术全集》，文中称：“（邓芬）常与金石书画名家研究切磋，如邓尔雅、张祥凝、李铭柯、易孺、余仲嘉、冯康侯、简经纶、林近及罗叔重等。……邓芬画中所见印拓，概为前述名家所治，琳琅大观，如入名家印林。当中亦有邓氏自刻，规矩紧密，功力非凡。他每能把印章钤在画面合衬的位置，融入寓意，从而提升画面的效果。画幅上的名号或闲文印，更能显示其作画时的心境及年代。”a 这段文字还提及邓芬不仅善于刻印，更善于用印，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心境下使用的印章都各有寓意，如前文考察之“泳人”印即为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寄寓心境所用。根据《南海邓芬艺术年表》的记载，邓芬于 1939 年从广州经香港前往澳门避难，因粮荒于 1943 年返回广州，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再次寓居澳门，直到 1959 年迁居香港。邓芬在澳门生活的时间长达近 20 年。b 本文列举的使用上述六枚钤印之作品的落款时间均在 1946 年至 1959 年间，所以这些钤印应属邓芬再度寓居澳门时常用的印章所抑。二、行书与楷书同辉在澳大局刻本中，除钤印外尚有圈点、批注，还有题签、补佚，以下分别列表加以说明并略作考据。由表 2 可知，澳大局刻本中的《史记》和《旧唐书》内有圈点痕迹，分别为朱、墨二色，合计 32 页，均位于列传部分。c《史记》中的《魏公子列传第 17》、《扁鹊仓公列传第 45》、《货殖列传第 69》与《旧唐书》中的《列传第三李密》等四篇不仅有圈点，还写有相应的批注，而且批注就在圈点附近，这说明圈点与批注出自同一人之手。除上述四篇列传有批注外，《旧唐书》卷 53《列传第四王世充窦建德》虽无圈点，但有两条眉批。现将所有批注的具体信息列表如下（见表 3）。表 3 所列 19 条批注中，《史记》卷 77《魏公子列传第17》卷末尾批的落款为“泳人昙殊芬”，并抑有“泳人”钤印，此条批注的书写者显然是邓芬。其余 18条批注虽未署名，也无钤印，但都与本表第一条在笔迹、语气上相一致，也应是邓芬书写。此外，这套局刻本中还有 7 条题签，分别见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明史》，具体信息可见表 4。统计表 3 和表 4 可知，这套局刻本中有批注 19 条、题签 7 条，合计 1055 字。上述批注和题签均以行书写就，落款时间或写作“己丑”或写作“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即为公历 1949 年。其地点在邓芬于澳门最后居所的画室藕丝孔居，与前文考察之六枚钤印的使用时代与场合一致。上述可以印证这套局刻本曾被邓芬收藏于澳门，而其上所有墨迹均系邓芬一人所书，别无他人点滴墨迹。 前文节录的《从心先生传略》称“芬书法宗米海岳，尤得力于《方圆庵记》，恣肆秀拔，极跌宕萧爽之致”。米海岳即北宋书法家米芾，他的书法承袭帖学一路，有二王之风，《方圆庵记》是他最著名a邓芬艺术基金会主编：《南海邓芬艺术全集》，第 258 页。b参见刘季编录：《南海邓芬艺术年表》，邓芬艺术基金会主编：《南海邓芬艺术全集》，第 345-346 页。c其中《刺客列传第 26》之第 2-3 页属《豫让传》，第 5-10 页属《荆轲传》；《扁鹊仓公列传第 45》之第3 页属《扁鹊传》。书名 卷次 卷名 页码 笔色 批注史记77 魏公子列传第 17 1-5 朱 有86 刺客列传第 26 2-3；5-10 朱 无105 扁鹊仓公列传第 45 3 朱 有124 游侠列传第 6 1-4 朱 无129 货殖列传第 69 1-9 朱 有旧唐书 53 列传第三 李密 1-4；13 墨 有表 2 圈点信息表

-120-的行书作品。a 邓芬的行书多见于绘画作品中的题识，不仅具有米芾的神韵，潇洒俊逸，结构古雅，而且转折间多见方笔，自成一家。b 澳大局刻本中的批注和题签均为行书小字，与前文所举之画作中的行书对照，屡见间架结构上的相通之处。例如，《枫叶荻花秋瑟瑟》和《玫瑰白头》的题识中均有“藕丝孔居”四字，而这套局刻本中亦有两条落款为“藕丝孔居”，虽然这四处“藕丝孔居”的行书或为略偏楷者，或为略偏草者，但结字的形态与笔锋的走势都高度一致，尤其是在转折时均表现为明显的方笔，a参见罗勇来：《米芾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 年，第 170 页。b关于邓芬书法的特点参见莫家良：《邓芬书法略论》，邓芬艺术基金会主编：《南海邓芬艺术全集》，第 169 页；朱浩云：《20 世纪艺坛多面手邓芬》，《美术报》（浙江日报报业集团）2015 年 9 月 5 日第 14 版。书名 卷次 卷名 页码 笔色 位置 内容 钤印史记77魏公子列传第 175 墨尾批赵胜、田文不能比拟，黄歇更不足道也。毛遂、冯驩鸡鸣狗盗之客，救其命成其功而已。侯嬴、朱亥博徒卖浆之辈，能保其名，全其信义，此无忌之诚实而有礼所致者也，非齐、楚、赵三君所可及之矣。千古爱士之名真不虚哉！己丑四月妈阁藕丝孔居泳人昙殊芬拜读。泳人尾批盗符负魏罪难辞，博得侯生死报之。礼士未妨骄赵胜，田文黄歇愧同时。 从心感此因题。（图 8）无105扁鹊仓公列传第 453 墨 夹批 越人不独能医病，且能医心之好恶也。时医之谓欤！ 无129货殖列传第 691 墨 夹批己丑四月朔日，偶检及此页。乃知至治之极，与今之所谓人民解放同一辙。可见古之治平之道，亦何妨行之今世？①无2 墨 眉批 今之世生产过剩之国往往将货物投之浊流，是亦别有用心也。② 无4 墨 地脚处 然则任侠乃不佳之名词矣。 无旧唐书53列传第三李密1 墨眉批 炀帝有知人之明。 无眉批 杨素胜炀帝多矣。 无眉批 既倾心结讬而取其下计为上策，此自取败也。 无2 墨 眉批既知言之不用则事必后悔无及，当时何不去之？可免间行入关为捕者所获也。卒至邯郸，穿墙而遁未得脱，亦千虑一失也。无3 墨眉批不甘寂寥之人窘处于乱世之心声也。陈胜、吴广、刘邦鼠辈，子又何异之？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成事在天，奈何奈若何？无眉批 近人沁园春咏雪词一阙，便是压倒千古。③眉批 何必润色饬其词，花言巧语，以欺世之宣传而自欺耶！④4 墨 眉批密数隋帝十罪，在今日之救国自居者，堪称良苦矣。诚今之良臣，古之民贼也。无9 墨 眉批言之成理，亦大好文章也，惜不及王伯当之真旨也。所谓义士立志，不以存忘易心。伯当果能生死以之，以性命相报，可谓不易心也。（图 9）无13 墨眉批 密或能以附杨玄感之心附李渊，当不有杀身之祸。 无眉批 密纵能如伯当之言，亦必不能逃李渊之忌。 无54列传第四王世充窦建德4 墨眉批 与陈胜之鱼书狐鸣无以二也。 无眉批 自为得计，殊不知矫伪卑鄙不能成大事居人上者。 无①此句针对《货殖列传》第一句所引：“老子曰：‘至治之极……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邓芬在此表达了对于人民解放事业的赞美。②此句针对《货殖列传》中“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邓芬在此强调，治理国家应该重视经济。③“近人沁园春咏雪词一阙”指毛主席的《沁园春�雪》。在《李密传》中多处引述汉帝与唐宗等古代帝王，但邓芬不以为然。因而在此处以“压倒千古”称颂毛主席气吞山河之咏雪词，流露出邓芬对中国即将解放的欢欣鼓舞。④此条针对《李密传》中所引五言诗，该诗曰：“金风荡初节，玉露凋晚林。此夕穷途士，郁陶伤寸心。野平葭苇合，村荒藜藿深。眺听良多感，徙倚独沾襟。沾襟何所为？怅然怀古意。秦俗犹未平，汉道将何冀？樊哙市井徒，萧何刀笔吏。一朝时运会，千古传名谥。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该诗“郁陶伤寸心”、“徙倚独沾襟”等句表达的郁闷意境与毛主席词句磅礴的气势适呈鲜明的反差对照。通过对比，邓芬表达了对李密颇为不屑的看法。表 3 批注信息表

-121-故而理应出自邓芬一人之手。（图13）除行书墨迹外，澳大局刻本中还有邓芬所写楷书补佚。邓芬在《明史》末页所附之题签中写道：“四省合刻廿四史 a 一书系同治年至光绪所刊，咸距今六十余岁几。装成六百二十六册，纸白，字画俱妙，新，亦难得之书。惟检阅《宋史》第四百七十九卷中，列传第二百三十八《世家第二西蜀孟昶传》至第《世家第三吴越钱俶传》，以存藏或为屋漏，雨a实为五省合刻。此五省指五省官书局，为金陵书局、浙江书局、湖北书局、江苏书局、淮南书局的合称。书名 位置 内容 钤印汉书 第 12 册末页 班孟坚笔亦有独擅变，惜多持私意为文，时令人考释。余特非之。 无后汉书书名页己丑春日，并读《前汉书》，拟以孟坚与范晔之笔法较。取其用意如何，经营之指趋。昙殊芬。邓芬（杂形）第 1 册末页此部二十四史一书，原为廖桐史后人出卖在羊城。余因卢达文君贩书店新收到，乃以低价购来，转与何贤兄。时值约可五千强也。己丑四月，芬。（图 10）心太平居第 1 册封底内范翁之笔调，余谓比之班孟坚有过之无不及。殊不谓一般书呆子，则专以薄今人爱古人为宗旨。可叹！（图十）邓芬（方形）三国志 书名页 己丑四月初四日，藕丝孔居捡读一过。昙殊芬。（图 11） 邓芬（杂形）晋书 书名页 己丑春三月清明及五日，从心芬读一过。 邓芬（杂形）明史末册书后所附宣纸第 1 页 四省合刻廿四史一书系同治年至光绪所刊，咸距今六十余岁几。装成六百二十六册， 纸 白， 字 画 俱 妙， 新， 亦 难 得 之 书。 惟 检 阅《 宋 史》 第 四 百 七 十 九 卷中， 列 传 第 二 百 三 十 八《 世 家 第 二 西 蜀 孟 昶 传》 至 第《 世 家 第 三 吴 越 钱 俶传》， 以 存 藏 或 为 屋 漏， 雨 痕 湿 败， 乃 咸 断 页 三 十 余 张， 而 当 钞 采 补 入 之 文 字多有遗忘，故至为可惜也。虽然，以至值不过二千金，未尝不抑价出售矣。比较 同 文 堂 影 本 者， 字 大 倍 半。 同 文 堂 影 殿 本 故， 有 训 诂 义 解 以 胜 此 一 端 乎？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五月，妈阁藕丝孔居泳人昙殊芬识。用呈何贤吾兄一览之。（图 12）泳人表 4 题签信息表图 8 《史记 • 魏公子列传第 17》卷末尾批图 9 《旧唐书 • 列传第三李密》第 9 页眉批图 10 《后汉书》第 1 册末页及封底内题签图 12 《明史》末册书后所附宣纸第 1 页题签图 11 《三国志》书名页题签

-122-痕湿败，乃咸断页三十余张，而当钞采补入之文字多有遗忘，故至为可惜也。”按邓芬自述，澳大局刻本虽卷册完备，但因雨水渗漏，遭致断页 30 余张，所缺文字由他钞采补入。澳大局刻本中的补佚虽无批注或钤印，且以楷书写就，但与邓芬的行书墨迹风格相同，两者转折间的方笔如出一辙，可以确认为邓芬抄写。经过笔者核对，邓芬所做补佚实际为 51 页，每页佚文多则百余字，少则两三字，均以楷书补抄（具体信息见表 5）。相对而言，目前流传的邓芬作品并不多见，其存世书法更是凤毛麟角。澳大局刻本中竟有23 处 26 条 行 书 及 51 页 楷 书，实在令人喜出望外。这些珍贵的书法真迹不仅表明澳大局刻本中蕴藏着艺术瑰宝，也相应提升了它的文物价值。三、文物价值与艺术价值叠加澳大局刻本自刊刻至邓芬购藏之时已历经 70 余年（邓芬误算为 60 余年），但如邓芬所述，此书“纸白，字画俱妙，新，亦难得之书”；自邓芬阅读此书至今，又历近 70 年，但其纸张仍然洁白，墨色依旧清晰，全书保持着良好的品相。何况，邓芬在书中留下的钤印和墨迹又组合成为诸多书法珍品，为澳大局刻本增添了艺术价值。第一，这部局刻本中的六枚钤印为抗日战争胜利后邓芬寓居澳门时常用的印章所抑，不仅具有相应的文物价值，而且是特定的时代印记。尤其是“心太平居”大篆白文印，虽然见于《还佩楼私印存影》中，但是在邓芬的书画中却罕有使用，因此如雪泥鸿爪般珍贵。细观这六枚钤印，章法或平衡端正，或生动自然；印文字体则优雅古朴，白文饱满且线条老辣，朱文纤细而不显枯槁。它们都甚为美观，又各具姿态，富有情趣。如此众多的钤印集合在一部古籍之内，而非单幅的画作之上，它们与邓芬手书的批注、题签结合成一体，显示出相得益彰的形态，构成绝佳图案。即便部分印文与墨迹或有重叠交合之处，但也清晰可鉴，绝无作伪之嫌，因此可以将这些钤印视为鉴定邓芬作品的标准。第二，澳大局刻本中的行书小字批注及题签 23 处 26 条均系邓芬于 1949 年在澳门写下。邓芬时年55 周岁，正值书画创作的鼎盛时期。邓芬的书法以行书小字最具功力和特色，目前可见的作品主要有对联、扇面书法和自书文学作品三种形式。其中对联多为大字行书，风格与小字不尽相同。而前文提及之《水明楼忆事》第 11 首《丙戌九月初三》是邓芬最典型的日常行书小字，恰好与澳大局刻本中诸条书法写于同一时期，正可以互为比照。不过，《水明楼忆事》是邓芬为怀念侧室杨娟而自制的诗集，册中诗句略显伤怀，因此落笔郑重，运笔规矩偏楷，故而墨迹工整清秀。而澳大局刻本中的行书系邓芬阅读过程中率性而书，因此略微偏草，但却更能体现邓芬的书法风格。这些行书章法布局和谐统一，内容无论长短均能因纸定字，且四周留白，行间透气，显得黑白相映，疏密相称。其中篇幅长者的左下角常图 13 四处“藕丝孔居”的排比依次为《枫叶荻花秋瑟瑟》、《玫瑰白头》、《三国志》书名页题签、《明史》末册题签。书名 卷次 卷名 页码宋史466 列传第 225 宦者一（图 14） 1-4477 列传第 236 叛臣下 9-13478 列传第 237 世家一南唐李氏（图 15） 1-12479 列传第 238 世家二西蜀孟氏 1-16480 列传第 239 世家三吴越钱氏 1-14表 5 补佚信息表图 14 《宋史 • 列传第 225 宦者一》补佚图 15 《宋史 •列传第 237世家一南唐李氏》补佚

-123-能空出几字，使得书法整体布局虚实相生，甚为美观。即使细节之处，邓芬也绝不马虎，能够做到结字搭配得当，笔迹灵动潇洒。其起笔转折间所用的方笔仍能保持俊立挺拔，依然体现出邓芬书法的真实水平。因此这套局刻本不仅是珍贵的文物，更是研究邓芬书法艺术的样品。第三，澳大局刻本中有 51 页破损，后经邓芬以楷书补佚完好。《红楼梦》有“晴雯补裘”故事，据称，贾宝玉有一件珍贵的“雀金呢”大氅，不慎遭火星烧出一处小洞，后经晴雯巧手补缀，使大氅几乎修复如初。此事经过曹雪芹的妙笔渲染，竟使大氅的价值反而较前更胜（若这件大氅确实存在）。a 如同贾宝玉的这件雀金裘，澳大局刻本也略有瑕疵，但经补佚之后，缺憾得以挽救。何况，弥补之人是书画家邓芬，所以其价值不减反增。归纳上述三点可知，优秀艺术作品的形成固然基于创作者的技艺，但更与创作者的文化素养和创作时的思想意境密切相关。正如唐代书法家张怀瓘所言：“文则数言，乃成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可谓简易之道。欲知其妙，初观莫测，久视弥珍。虽书已缄藏，而心追目极，情犹眷眷者，是为妙矣。然须考其法意所由，从心者为上，从眼者为下。”b 此段文字阐明了书为心画的道理，优秀的艺术作品能够反映创作者的文化素养，体现创作者的思想意境，而非仅仅为单纯的炫技之作。对此邓芬是深有体会的，他曾经论述道：“惟读书而能文者，研究画学，或能事半功倍，惟通晓理论用笔，亦未必不学习而能之。盖读书之人为画，其表现题材较多而或且深刻。”c 邓芬在这段文字中谈论的是画学，其实从事书法创作的道理也与此相通。正是由于备受传统文化的浸润，邓芬才会练成超群的书法技艺；也正是由于刻意用心地感悟，邓芬才能在艺术领域臻于化境。邓芬对张怀瓘所云“从心者为上，从眼者为下”是深刻理解的，所以他自号为从心；友人郑春霆对邓芬的用意也颇为理解，所以他为追忆邓芬而作的文章题名为“从心先生传略”。读书为了有所感悟，书法因感悟而发挥，在阅读二十四史的过程中，邓芬于不经意间创作了一幅又一幅书法佳作。这些佳作使得澳大局刻本在原有的文物价值上叠加了艺术价值。四、余语邓芬出生于广州，活跃于澳门，终老于香港，而这部珍贵的澳大局刻本也如同邓芬的人生经历一样具有不断辗转的过程。邓芬在《后汉书》第 1 册末页写道：“此部二十四史一书，原为廖桐史后人出卖在羊城。余因卢达文君贩书店新收到，乃以低价购来，转与何贤兄，时值约可五千强也。己丑四月，芬。”据此可知，此部局刻本先后被廖桐史、卢达文、邓芬、何贤等收藏过。廖桐史是清末广东陆军武备学堂第一期学员，毕业后留校任教，据称粤军将领多出其门下；d 卢达文为民国时期岭南著名书商和修补图书专家，据称他的修书技艺为广州最佳；e 何贤是澳门近现代工商实业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常委、澳门东亚大学校董事会主席等职。f 在历经军政界、文化界、工商界诸要人之手后，这套局刻本二十四史最终落户于澳门大学伍宜孙图书馆，它的辗转过程正是中华传统文化向澳门传播的一例典型。责任编辑：杨向艳a参见曹雪芹：《红楼梦》第五十二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第 703-716 页。b张怀瓘：《文字论》，《文津阁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第 823 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年，第 246 页上栏。c刘季辑录：《邓芬书画论》，《南海邓芬艺术全集》，第 296 页。d参见许衍董编纂：《广东文征续编（第 2 册）》卷 5，广州：广东文征编印委员会，1987 年，第 75 页。e参见林子雄：《清末民国广州的书店业》，《羊城晚报》2013 年 11 月 9 日第 B06 版；韦力：《王贵忱可居室：藏研并重，化私为公》，《上书房行走》，北京：海豚出版社，2017 年，第 310 页。f参见马洪武等主编：《中国近现代史名人辞典》，北京：档案出版社，1993 年，第 301 页。

-111-邓芬在澳大局刻本中有两条题签透露了它的辗转经历。其一曰：“此部二十四史一书，原为廖桐史后人出卖在羊城。余因卢达文君贩书店新收到，乃以低价购来，转与何贤兄，时值约可五千强也。己丑四月，芬。”其二云：“四省（五省）合刻廿四史一书系同治年至光绪所刊，咸距今六十余岁几。装成六百二十六册，纸白，字画俱妙，新，亦难得之书。惟检阅《宋史》第四百七十九卷中，列传第二百三十八《世家第二西蜀孟昶传》至第《世家第三吴越钱俶传》，以存藏或为屋漏，雨痕湿败，乃咸断页三十余张，而当钞采补入之文字多有遗忘，故至为可惜也。虽然，以至值不过二千金，未尝不抑价出售矣。比较同文堂影本者，字大倍半。同文堂影殿本故，有训诂义解以胜此一端乎？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五月，妈阁藕丝孔居泳人昙殊芬识。用呈何贤吾兄一览之。”由此可知，澳大局刻本先后被廖桐史、卢达文、邓芬、何贤收藏，又知，邓芬购得该刻本的时间是己丑年（1949）。邓芬购入此书的款项为 2000 金，a 他认为其实际价值应超过 5000（金），因为这套局刻本不仅部作者简介 李凭，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中国历史文化中心教授，华南师范大学二十四史研究中心荣誉主任（广东 广州，510631）；姜霄，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博士候选人。a局刻本二十四史印行于 1878 年，其初印本为宣纸本，此后又有官堆纸本、毛边纸本、南扣纸本等，质量最好的宣纸本定价为白银 166 两，稍次的官堆纸本为 100 两。1878 年米价为 2.27 两 / 石，100 两白银可以购买大米 44 石。1935 年 11 月 4 日国民政府禁止白银流通，发行法币。1948 年 8 月 19 日发行金圆券以取代法币。1949 年 4 月 23 日，米价已升至金圆券 300 万 / 石，一石为 160 市斤，则每市斤大米售价为 18750 金圆券。邓芬购书时为 1949 年，若按照 4 月 23 日的米价计算，2000 元金圆券只能购得大米 0.107 市斤，如此价位是不可能买到一套局刻本的。广州临近香2018 年第 5 期 中华传统文化凝聚的粤澳书缘 ——澳门大学庋置五省官书局合刻本二十四史考察（下）李 凭 姜 霄[ 摘 要 ] 澳大局刻本二十四史先后被廖桐史、卢达文、邓芬、何贤收藏，并在他们之间缔结了一系列美好的书缘。在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下，这四位贤达分别在军事政治界、古籍收藏界、文化艺术界、工商实业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该局刻本自 1878 年问世以后，从顺德经广州至澳门辗转三地七处藏书场所，历时百余年，最终庋置于澳门大学图书馆。如此迁徙过程正是中华文献在粤澳间传承的一例典型。[ 关键词 ] 局刻本二十四史 廖桐史 卢达文 邓芬 何贤〔中图分类号〕K203；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8）05-0111-11历史学

-112-头巨大，而且品相颇佳。邓芬虽然得了便宜，但这对他来说仍是不菲的价格。《南海邓芬艺术年表》中收录了一张邓芬于 1948 年自订的“藕丝孔居戊子年书画润例”，内容为：“佛像、仕女每尺二百元。花卉、翎毛、山水、人物、小景每尺一百五十元。团扇、折扇、便面每面作一尺算。金碧、青绿、净墨、细笔及现成两倍例。命题作画，临摹古本，对景制图，合作及署双题另订。大字榜书二尺外每字五十元，不满尺每字十五元。题额、屏条每张四尺内五十元。扇面每面二十元。五、七言联每对六十元。十言外、楹贴、题图、碑文、寿序、名片另订。先润后墨，星期取件。亲友面订，介绍半例。”a 售卖字画是邓芬的生活来源，而在这份润例中，即使他最擅长的佛像、仕女也仅为每尺 200 元，由此对比可见，购买澳大局刻本的 2000 金对邓芬而言并非一笔小的支出。事实上，在那个时代，能购置像局刻本这样的大型丛书者，非书香门第即富裕之家。局刻本二十四史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明朝末年，共计 3213 卷，约 4000 万字，记录了中国古代社会近 5000 年发展历程和数十个王朝兴衰轨迹，成为中华文明毫不间断的文字见证。它不仅是史料的宝库，更蕴涵着史家的真知灼见与是非标准。近代以前，各类通史和研究性著作甚少，人们了解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主要依赖于二十四史的陶冶，这类书籍对于读者思想的成长和素养的形成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研究这套书的收藏者具有重要意义。下文考察澳大局刻本的四位收藏者。一、儒将廖桐史家传的五局刻本在前引题签中，邓芬称“此部二十四史一书，原为廖桐史后人出卖在羊城”，可知澳大局刻本初期为廖桐史家收藏，后被其后人于广州卖出。廖桐史，名昭彝，桐史为字，又字孔训，广东顺德人。“早年勤敏好学，治经史，擅诗文。清末，国事日非，乃弃文习武，毕业于广东武备学堂，后执教于黄埔陆军小学多年。二、三十年代，广东政要如徐景唐等多出自其门下。民国成立，他先后被任为东莞、增城、开平、兴宁、潮安等县县长；潮梅镇守使公署、广东东区行政公署、广东省会公安局及广东建设厅主任秘书。还担任过潮汕烟酒局、厘金局总办、广东省政府顾问、国民党第八路军总部少将参议等职。”b 其事迹也见于《广东文征续编 • 廖孔训传》，可为上段文字的补充：“廖孔训，一八七六年生，一九四二年卒。字桐史，以字行，顺德人。雅好翰墨，邃于骈俪文。清末毕业广东陆军武备学堂，留校任教，粤军将领多出其门下。民国初年供职陆军部。旋回粤参与戎幕垂二十年。历任广东省建设厅主任秘书，广东省政府顾问。出长增城、兴宁、潮安等县。清廉自守，肃霸安民，迭著政声。抗战军起，粤省沦敌，因蛰陷区，屡却延聘，郁郁以终。遗著有《双清馆书牍》行世。”c廖桐史遗著《双清馆书牍》的内容主要为廖桐史的书札，在廖桐史去世后，由其同乡好友岑学吕整理成集。该集与岑学吕的文集集结为《廖桐史岑学吕尺牍合刻》一并刊行。岑学吕为《双清馆书牍》作序称：“廖桐史，邑之扶闾人，弱冠青衿，才华藉甚。与予同学、同仕、同游，称肝胆交者，垂五十年。曾掌教黄埔军校，东南将领多出其门中。间四为令尹，垂橐而归。抗日战起，桐史以双目失明，居穗垣，忧愤而卒。遗书讬诸友护孤，语至凄楚。”由此序言知，抗战爆发后，廖桐史移居广州，直至去世。《廖桐史岑学吕尺牍合刻》前还附有同为顺德人的书画家陈荆鸿所做的序言，陈在序言中亦提到：“犹忆二十五载前，廖丈去潮安县长，归筑双清馆广州河南。”d 此序言落款时间是戊戌秋八月，为 1958 年 9港，当时商铺多以港币为本位，1949 年 4 月 23 日港币兑金圆券汇率为 1∶80000，2000 元港币可兑金圆券 1.6 亿，约可购得大米 53.3 石，这样的价格与局刻本初版时的价位接近。由此推断，所谓 2000 金应是港币 2000 元。参见张秀民著、韩琦增订：《中国印刷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401-402 页；周志初：《晚清财政经济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2 年，第 143 页；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 2 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663 页；肖茂盛：《货币文化广东发展研究》，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 年，第 132-133 页。a刘季编：《南海邓芬艺术年表》，邓芬艺术基金会主编：《南海邓芬艺术全集》，澳门：澳门基金会，2015 年，第 350 页。b兴宁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兴宁人物志》第 1-2 辑，1996 年，第 34 页。c许衍董编：《广东文征续编》第 2 册卷 5，广州：广东文征编印委员会，1987 年，第 75 页。d《廖桐史岑学吕尺牍合刻》，1958 年。

-113-至 10 月间，其“二十五载前”应为 1933 年。据《潮州文史资料》记载，廖桐史任潮安县县长的时间为1932 年 11 月 24 日至 1933 年 12 月 20 日，a 表明廖桐史迁居广州的时间是在 1933 年末辞官之后。廖桐史在广州时已经双目失明，其生活十分拮据，这可以从岑学吕所云“垂橐而归”、“忧愤而卒”以及“遗书讬诸友护孤”等语看出。显然，廖桐史辞官后已失去经济来源，若从生活费中挤出购置一套局刻本二十四史的钱财似已难以承受，何况廖桐史此时已丧失了阅读能力。由此笔者推测，澳大局刻本应是廖桐史定居广州之前的家藏。廖桐史早年毕业于广东武备学堂，此事记载于《旧时代的广东历届军事学校概况》中：“广东的武备学堂，在 1902 年（壬寅）成立。……武备学堂计共招生两期，所招学生，多属当时文人，如顺德的廖孔训、岑学吕、苏德煌。……武备学堂的第一期毕业生除派往日本留学的以外，其余在本省充当中下级军官。……至 1906 年即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岁，原堂址改为陆军中学堂，……武备第二期学生改为陆军中学生。”b 由此可知，广东武备学堂共招生两期，于 1906 年改称陆军中学堂，其第二期学生随之改为陆军中学生。《廖桐史传》和《廖孔训传》均称廖桐史毕业于武备学堂，而非陆军中学堂，可见廖桐史属于 1902 年入学的第一期学生。该文所称“武备学堂所招学生，多属当时文人”，与《廖孔训传》所云廖桐史“早年勤敏好学，治经史”以及岑学吕所云廖桐史“弱冠青衿，才华藉甚”相应，可知廖桐史在入武备学堂以前就已经受到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他的经史之学应该是青少年时期养成的。我国最早的历史教科书是柳诒徵于 1902 年编写的《历代史略》。c 在此书出版之前，人们的历史知识主要来自于以二十四史为主的传统典籍，廖桐史应不例外。而 1902 年之前读书之家较为流行的二十四史是 1878 年问世的局刻本。这些迹象让笔者猜测，廖桐史的这部局刻本应该是其早年所读的家传典籍。在二十四史的熏陶之下，廖桐史自幼便奠定了良好的史学及文化素养，这在他遗留下来的《双清馆书牍》中屡有反映。如在《复广西后补知县刘绅晶鎏》一信中，廖桐史曾大量引证二十四史中的典故，以阐释破除迷信的必要。信中称：“九幽变相，载何止于一车；二气良能，德不遗于体物。纵铸夏王之鼎，象岂能穷；即燃温峤之犀，照多未尽。如任其滥叨俎豆，忘窃苾芬，福德与贫贱同科，正直与淫昏并录。深虑鲍车入市，萧欎由是不芳；鱼目登堂，夜光为之失色。此不得不废者一。鬼固求食，神岂无奸。祭必以牛，供张穷于里宰；祀须用马，悉索及于州官。甚者河伯宣淫，年年娶妇；将军不道，岁岁求婚。若不严予制裁，犹喂肉饿虎之谿，肉尽而虎仍恣肆；抱薪火鼠之域，薪尽而鼠无盈厌。此不得不废者二。……昔神念之官，首禁鹿山之祀；宋均赴郡，严祛虞后之祅。前事可师，不敢不勉。如曰鄙言为谬，来旨未通，请搜干宝之神，再申其说，毋令若敖之鬼，长叹馁而。”在短短二三百字之间，竟有六处出自二十四史的典故，具体见表 1。又如在《与李军长钦甫》一信中，廖桐史以史为鉴，分析历代兴亡得失，以阐述追求和平的理念：“周承商而治于成康，汉承秦而治于文景，李唐贞观去戊寅受禅凡数十年，赵宋真仁去陈桥受禅，亦数十年，非创业为其难，而守成为其易也。残杀胜于百年，王仁期于必世，不规规于功利，而功利始大也。我国缔造二十一年矣，扰攘如故，人之嚣然不靖如故，其去秦楚之际者几何，去五胡十六国残唐五季者又几何，创制显庸之大，正德利用厚生之要，古人期诸百年必世而未敢信者，乃欲併其时效，以谋瞬息之功，人材穷于培养，民力索于肆应，拨乱而乱滋，求治而治远，不成不达，此往事之可为痛哭者也。”d 信中以西周成康之治、西汉文景之治、李唐贞观之治、北宋真仁之治为例，指出“非创业为其难，而守成为其易”；并且将此时社会之纷乱和人心之嚣然不靖，与秦楚之际、五胡十六国和残唐五季相比，指出如果急于求成，就会使得“人材穷于培养，民力索于肆应”，a政协潮州市委员会文史编辑组编：《潮州文史资料》第 13 辑，1994 年，第 44 页。b龚志鎏：《旧时代的广东历届军事学校概况》，政协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第 3 辑，1961 年，第 98-99 页。c洪桥：《我国最早的一本历史教科书——〈历代史略〉》，《江苏教育》1982 年第 5 期。d廖桐史：《双清馆书牍》，《廖桐史岑学吕尺牍合刻》，1958 年，第 46、25 页。

-114-从而加剧世道之乱。可见廖桐史不仅熟悉二十四史，而且在为官之时努力效法史籍记载的良吏，一直将民生放在心头。史书记载中传统文人的气节对于廖桐史思想的影响尤为深刻，他曾在广东海门莲花峰上题诗：“可奈今人逊古人，辽河斧划太无因。将军误撤渔阳戍，胡骑长驱瀚海尘。九牧早应知备塞，六师何故罢乘闉。诸公衮衮称廉简，不及投荒一宋臣。”a诗中的宋臣指文天祥。文天祥曾在莲花峰遥望海上慨叹宋朝将亡，此后屡有文人志士在此题诗明志。廖桐史的题诗落款时间为壬申（1932）秋仲，当时东北沦陷不久。诗中“斧划”之句，系宋太祖以大渡河为界将大片国土划归大理国的典故。b 廖桐史用此典故，意在抨击蒋介石拱手将东北让于日寇的行径，其爱国情怀跃然见于莲花峰上。于此亦可见廖桐史史学知识之宽。廖桐史不仅热爱祖国，还拥有清正廉洁的高尚品质。《廖孔训传》中称他“清廉自守，肃霸安民”，此句并非虚夸。《廖桐史传》记载：“廖桐史于 1928 年春至 1929 年 3 月间担任兴宁县长。……当时兴宁开始兴筑兴田、兴水等公路，以补水运之不足。主持勘测、定线等工作的公路委员兼测量队长刘淦伯突被人在县城曾学茔暗杀，技术员黄山涛亦受枪伤。一时全城震动。廖桐史除厚葬死者、抚慰伤者外，在追悼刘淦伯会上曾宣布悬赏 3000 元银币缉凶法办。后经暗访，查明主谋者为坭陂镇土绅陈 ××，凶手为宁塘镇流氓潘 ××。廖随即逮捕两犯，并下令枪毙。此前兴宁治安大队长陈某曾为主谋说情保释，声称愿送礼金数千元。廖桐史予以拒绝。自刘案发生，廖申张正义之后，兴宁封建势力及迷信风水之徒，气焰稍敛。其后全县公路便得以顺利兴筑。”c兴宁县惩凶的事件表明，廖桐史确实为官清廉，嫉恶如仇，能够恪尽职守，为民造福，具有二十四史所载传统良吏的作风。廖桐史辞官到广州后，将他的居所命名为“双清馆”。“双清”出自杜甫《屏迹三首（其二）》，其诗曰：“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村鼓时时急，渔舟个个轻。杖藜从白首，心迹喜双清。”此诗为杜甫居住于草堂时所作，清代学者仇兆鳌为其做注称：“心迹二字，乃三首之眼。公在草堂，地僻可以屏迹，而性懒亦宜于屏迹也。……谢灵运诗：‘心迹双寂寞。’杨守趾曰：‘心迹双清，言无尘俗气。’”d 后世常以双清表明气节清廉，如《明史》卷 138《周祯传附端复初传》记载：“复初，字以善，溧水人。子贡裔也，从省文，称端氏。……子孝文，翰林待诏；孝思，翰林侍书。先后使朝鲜，a方烈文主编：《潮阳海门莲花峰》，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65 页。b斧划之说出自明人杨慎所著《滇载记》，原文为：“太祖鉴唐之祸基于南诏，以玉斧画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由是云南三百年不通中国。” 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第 3142 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年，第 7 页。c《兴宁人物志》第 1-2 辑，第 34 页。d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第 883 页。典故 出处夏王之鼎 《史记》卷 28《封禅书》：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亨鬺上帝鬼神。遭圣则兴，鼎迁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温峤之犀 《晋书》卷 67《温峤传》：至牛渚矶，水深不可测，世云其下多怪物，峤遂毁犀角而照之。须臾，见水族覆火，奇形异状，或乘马车著赤衣者。峤其夜梦人谓己曰：“与君幽明道别，何意相照也？”意甚恶之。峤先有齿疾，至是拔之，因中风，至镇未旬而卒，时年四十二。鲍车入市 《史记》卷 6《秦始皇本纪》：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台。丞相斯为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祕之，不发丧。棺载辒凉车中……会暑，上辒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河伯宣淫，年年娶妇《史记》卷 126《滑稽列传》：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豹往到邺，会长老，问之民所疾苦。长老曰：“苦为河伯娶妇，以故贫。”神念之官，首禁鹿山之祀《梁书》卷 39《王神念传》：神念性刚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时青、冀州东北有石鹿山临海，先有神庙，妖巫欺惑百姓，远近祈祷，糜费极多。及神念至，便令毁撤，风俗遂改。宋均赴郡，严祛虞后之祅《后汉书》卷 41《宋均传》：浚遒县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众巫遂取百姓男女以为公妪，岁岁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后守令莫敢禁。均乃下书曰：“自今以后，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扰良民。”于是遂绝。表 1 《复广西后补知县刘绅晶鎏》二十四史典故表

-115-并著清节，朝鲜人为立‘双清馆’云。”a 朝鲜人便以“清节”赞颂明朝使臣。廖桐史取双清为自己馆名，正是为了表明自己淡泊名利的心迹。 廖桐史为人清高，但非不通人情，也不免接受馈赠。现将《双清馆书牍》中有关馈赠的情况详列如表 2。由表 2 可知，廖桐史接受的礼物大多为笔墨、茶果、禽鸟等物，这些均属亲友间的正常来往。只有《谢韩少将次军赠金》和《谢王秘书长光海赠金》二信提到了赠金。韩次军曾就读于黄埔陆军小学，后从军，因参与十九路军反蒋起义而遭通缉，逃往香港。b 廖桐史在给他的信中写道：“两载春明，三冬垂尽。长安道上，鲜裘已穿；待诏门前，朔饥欲死。三空未已，四顾无徒，教翰远颁，宏施遽被。银山脉动，从香岛移来；金穴泉流，傍燕台涌至。遂令黄雀重振翼于蓬莱，直使枯鱼再扬鳍于溟渤。自兹苏公乞米之贴，可不复书；杜老朝回之衣，毋须再典矣。”c 信中称“银山脉动，从香岛移来”，香岛指香港，可见韩次军所赠的钱款是从香港寄来的。韩次军因参与十九路军反蒋起义失败而逃往香港，十九路军反蒋起义发生于 1933 年，则廖桐史接受韩次军赠金的时间应在 1933 年以后，此时他已辞官，在广州处于“朔饥欲死”的困境中。今虽不知韩次军的赠金为多少，但应属对旧日朋友的救济无疑。王光海是同盟会会员，1932 年任第二路军总指挥部秘书长，1936 年任滇黔绥靖公署办公厅中将主任。d 廖桐史在给他的信中写道：“萧然环堵中，破书数尺，乱稞一鬟。正为贫士之吟，遽拜多金之赐。谊溢伦表，望踰分外。桐史时命不偶，老而益迍。十一、十二两女夭折在前，先慈继之，而簉室又见告矣，年未四十，撒手遽行。粥米遗雏，嗷嗷待哺；盐醋凌杂，钱布纷纭，环而责诸望七衰翁。写乞米之贴，墨瀋为枯；典在笥之衣，春衫亦尽。”e 廖桐史在信中称王光海为王秘书长，王光海任第二路军总指挥部秘书长的时间是 1932 年至 1936 年，则结合信的内容可断定该信书写的时间乃廖桐史辞官之后。可见王光海的赠金也属于友情接济，并非贿赂。这两封信措辞相近，其中都提到了乞米和典衣的典故。“乞米”出自苏轼的诗句“忍饥看书泪如洗，至今鲁公余乞米”。f“典衣”出自杜甫的诗句“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g 廖桐史这样写，表明 1933 年之后他已非常贫困。一位久任地方长官的读书人，卸任之后竟然如此清贫，也可证明他确实是以历代良吏为榜样的清官。而且，即便家贫如此，廖桐史却始终拒绝在沦陷区出任伪职，亦可见正史中传统的气节观念对他的影响之深。从自幼研习学问到从军从政成为一代儒将，澳大局刻本始终伴随着廖桐史，熏陶着他的思想意境，使他具备了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强烈的爱国情操。廖桐史晚年生活拮据，但是宁可典当衣物，也未将收藏于双清馆的局刻本卖掉，足见他对这套书的珍视。廖桐史去世六七年后，澳大局刻本才被他的后人卖出。a《明史》卷 138《周祯传附端复初传》，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 3968 页。b罗以民：《刘庄百年》，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119 页；政协广东省委员会办公厅、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精编》（上），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 年，第 424 页。c廖桐史：《双清馆书牍》，第 4 页。d《东莞市虎门镇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816 页。e廖桐史：《双清馆书牍》，第 45 页。f苏轼：《次韵米黻二王书跋尾》，《苏东坡集》（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年，第 306 页。g杜甫：《曲江二首（其二）》，孙建军、陈彦田主编：《全唐诗选注》，北京：线装书局，2002 年，第 1901 页。信件 页码谢韩少将次军赠金 4谢国务院秘书岑学吕馈笔 6复陈湛亭谢馈荔枝 24与张星楼谢惠白鹤 27谢周万里馈墨 40谢王秘书长光海赠金 45复徐智亭谢馈茶具 55与张斗桓谢惠白鹅 56谢蓝碧天惠红嘴绿莺哥 56与绮云别墅馈雁 57谢友人馈雉 58谢陈季卿馈茶 58谢馈英石 59谢第一区行政专员邓铸雄馈蟹 64表 2 《双清馆书牍》答复馈赠书信一览表

-116-二、书商卢达文修补的线装书册廖桐史逝世于 1942 年，而邓芬于 1949 年购书时称此书是“卢达文君贩书店新收到”，则廖氏后人卖书的时间为此前不久。这时正值国民党政府末期，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迫于生计，廖氏后人出卖家传局刻本是可以理解的。这在当时并非特例，林子雄在《清末民国广州的书店业》一文中即提到，“民国年间，战争频仍，社会动荡，人心不稳，许多市民将家藏古籍拿来出售，文德路的旧书店每天生意不断。”a 此时广州出现了不少旧书店，卢达文的书店是其中较有名者。周连宽曾撰文介绍解放初期广州旧书店的营业情况，文中对卢达文及其书店亦有简单介绍：“广州旧书店的规模远不及上海和北京，但数量却也不少。……十六甫萃古堂卢达文，鉴别能力，为他估所不及，顺德温氏六篆楼藏书，多出于曾氏面城楼，故佳椠颇多，及其流散，十之八九，均经达文之手。余友叶君为达文的主要顾客。……温氏六篆楼藏书流散略尽，其后人所守最后一部书为宋末刻《皇文鉴》，印影元初，已将‘皇’字删去。叶君仅以数十元得之，但交萃古重装，竟索费二百元，较书价高出数倍。达文好谈书林琐事，茶馀酒后，絮絮不绝。” b 卢达文是广州著名书商，曾在十六甫经营萃古堂书店。这就是邓芬在题签中提到的“卢达文君贩书店”。卢达文鉴别古籍的能力超过其他书估，为爱书之人，非一般重利者可比。卢达文的萃古堂由来已久，顾颉刚在 1927 年四月初二（5 月 2 日）的日记中就已提到“萃古堂主卢达文来”。c 萃古堂之名又见于 1935 年 8 月 12 日《申报》上的报道：“本月七日上午四时许，本市西关十六甫正街，突发生火警。……计被焚店户计有十六甫正街第一门牌上海鞋店；……十二号萃古堂书店。”d 由这段报道知，萃古堂书店位于十六甫正街的十二号。这场火灾虽然殃及萃古堂书店，不过并没有将它彻底焚毁。后来，王贵忱在《可居丛稿》中也提到了“广州西关萃古堂主人卢达文”，e 在接受韦力的采访时还谈及向卢达文学习修补古籍的经历：“王老说，他转业到广州之时，当地有家私营的旧书店，名叫萃古堂，此店的老板叫卢达文，他是广州当地修书手艺最高者。大概从 1954 年，王老就常到萃古堂去选书，于是就从卢达文那里学会了修书这门手艺。”f 王贵忱称卢达文是“广州当地修书手艺最高者”，周连宽亦提到萃古堂重装一部宋版书需要 200 元，卢达文定是修复古籍的高手。本文开头所述邓芬的题签中称澳大局刻本曾因浸水受损而经过修补，指出书中有断页 30 余张。经笔者核对，实际修补处占 51 页。现检视书叶拼接之处，不仅光洁平整，而且纸张色泽和硬度均与原书一致，几乎做到了修复如初，至今历经近 70 年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品相。澳大局刻本一直为廖家所藏，在卖予萃古堂之前未曾经过转手，因此这些修补应该是卢达文所为，也可以印证卢达文修书技艺之高超。（图 1）邓芬将萃古堂主人称为“卢达文君”，说明邓芬与卢达文是熟识的。卢达文出售澳大局刻本时，告知邓芬此书原为廖桐史所藏，说明两人对廖桐史均甚了解。正是出于彼此的了解，作为商人的卢达文在收到澳大局刻本后并没有以高价出售，而是很快痛快地将此书以 2000 金的低价出售给邓芬。邓芬对此心中暗喜，特意在题签中言明其价值应超过5000（金），也包含着对卢达文的谢意。如此售书的a林子雄：《清末民国广州的书店业》，《羊城晚报》2013 年 11 月 9 日第 B06 版。b周连宽：《羊城访书偶记（一）》，《广东图书馆学刊》1985 年第 4 期。c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 2，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 43 页。d《广州市大火警：焚商店住户共二十二家，损失十余万元难民百余》，《申报》1935 年 8 月 12 日第 8 版。e王贵忱：《可居丛稿》（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85 页。f韦力：《王贵忱可居室：藏研并重，化私为公》，《上书房行走》，北京：海豚出版社，2017 年，第 310 页。图 1 澳大局刻本中修补的书叶

-117-迹象表明，卢达文是懂得这部书的学术价值的，他为它找到了新的懂其价值的主人，那就是邓芬。三、寄托书画家邓芬心迹的文字邓芬是近现代粤港澳地区著名书画家，他不仅凭借高超的绘画技艺与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等人并列为“画中九友”，而且精通诗文、书法、音乐，有极高的文化素养。a 邓芬出身于广州的名门望族，其祖父邓啸筼与父亲邓次直都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b 在他们的影响下，邓芬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所以邓芬虽然后来以书画享誉中外，但是对于经史也有深刻的理解，这就是他有心购买澳大局刻本并将其视为珍品的原因。在澳大局刻本全书的首页，即二十四史之首《史记》的书名页，抑有一枚“藕丝孔居”钤印，且《史记》卷 77《魏公子列传》卷末写有尾批，其落款为：“己丑四月，妈阁藕丝孔居泳人昙殊芬拜读。”《三国志》书名页亦写有题签：“己丑四月初四日，藕丝孔居捡读一过。昙殊芬。”妈阁是澳门妈祖庙的别称，邓芬在画作的题识中常以妈阁代指澳门。c 这两条墨迹和一枚钤印表明，邓芬在广州购入澳大局刻本后，随即将其运到了澳门，典藏于居所藕丝孔居。由于日寇侵华，邓芬不得不与家人避难香港，后于 1940 年迁居澳门。1941 年，邓芬辗转移居至位于清平直街的寄闲俱乐部，并将此处的画室命名为“藕丝孔居”。不过，两年以后澳门发生粮荒，邓芬被迫返回广州。d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因喜爱澳门的环境，邓芬举家迁居澳门，依旧名其画室为藕丝孔居。此次邓芬到达澳门的事件受到舆论界的关注，1947 年 12 月 10 日，《华侨报》刊登了题为《画家邓芬最近抵澳》的新闻：“名画家邓芬（昙殊），战时曾一度留居濠海，故埠中人士，不鲜与有交谊。以邓氏画艺高超，寸缣尺楮，均为人珍视。最近邓氏以爱濠江风景清幽，故举家迁来濠海。设‘藕丝孔居’于得胜街六号，从事写画甚力，闻准备在岁底举行画展云。”e 该报于 1948 年 4 月 15 日再次刊登消息：“名画师邓芬（昙殊）来澳已数月，曾在新胜街设‘藕丝孔居’画室，从事写作。邓氏诗书画同称三绝，其作品至为世人珍视，最近以艺术界友好过从者众，特将‘藕丝孔居’迁往荷兰园正街六十三号楼上，铺陈画室，专为各地文艺界莅澳作停居雅集之地。”f 第一则新闻称邓芬于得胜街六号设藕丝孔居画室，第二则新闻称邓芬的画室曾位于新胜街，此处或有讹误，也或是其间邓芬做过搬迁。不过可以确定的是，邓芬最后将藕丝孔居设于荷兰园正街六十三号楼上，所以 1949 年张大千造访邓芬的地点被《南海邓芬艺术年表》记载为荷兰园。g 邓芬购得澳大局刻本的时间是 1949 年，则该刻本来到澳门后，其典藏位置应是位于荷兰园正街的藕丝孔居画室。邓芬将澳大局刻本带到澳门后进行了批阅，在澳大局刻本中共有七处墨迹言明题写时间，见表 3。表 3 前 6 项所书“己丑”与第 7 项所书“中华民国三十八年”相一致，为公历 1949 年；第 1 项所书“春日”即农历三月；h 第 2 项所书“春三月清明”应为当年农历三月初八日，第 5 项所书“四月朔日”即当月初一日。按上列时间可知，邓芬购入澳大局刻本应在 1949 年农历三月之前。表中第 4 项有“乃以低价购来，转与何贤兄”等语，表明四月间邓芬已有将此书转赠何贤之意。不过实际向何贤赠书的时间在五月间，因为本表第 7 项有“用呈何贤吾兄一览之”等语。由上述可知，邓芬阅读澳大局刻本的时间a赵禄祥主编：《中国美术家大辞典》（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 年，第 202-203 页。b 《邓芬公祖房族谱》，http://deng-fen.com/references/familytree2/；陈继春：《邓芬的生平和艺术》，朱万章、郭燕冰主编：《广东“国画研究会”研究》，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10 年，第 121 页。c例如，邓芬于 1948 年绘制的赠黄渭霖夫妇合璧扇两柄（北京诚轩拍卖有限公司 2008 秋季拍卖会，http://yz.sssc.cn/item/view/2165882）及于 1949 年绘制的对镜簪花图（宝港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16 春季拍卖会，http://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5087240145/），题识中均有“昙殊芬妈阁藕丝孔居”。d《南海邓芬艺术年表》，第 348 页。e《画家邓芬最近抵澳》，《华侨报》1947 年 12 月 10 日第 3 版。f《艺坛消息》，《华侨报》1948 年 4 月 15 日第 2 版。g刘季编：《南海邓芬艺术年表》，第 350 页。h李彦振编著：《二王行书集字——书法作品常用款词》，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91 页。

-118-仅仅为 1949 年农历三月至五月之间。不到 3 个月的时间内，不可能逐页阅读完一套二十四史，邓芬只能如其题签所书那样“捡读一过”，仅挑选自己感兴趣的内容重点阅读。所以，澳大局刻本中只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旧唐书》等七部史书留有邓芬阅读的痕迹。其中，《汉书》只有题签；《后汉书》、《三国志》、《晋书》、《明史》除题签外还有钤记；《史记》虽无题签，但有钤记与圈点、批注；《旧唐书》只有圈点与批注。诸书中所有圈点与批注均位于列传部分，分别为《史记》卷 77《魏公子列传》、《史记》卷 86《刺客列传》、《史记》卷 105《扁鹊传》、《史记》卷 124《游侠列传》、《史记》卷 129《货殖列传》、《旧唐书》卷 53《李密传》和《旧唐书》卷 54《王世充传》。邓芬的阅读涵盖了人品、医学、民生三个方面的内容，以下分别论说。其一，人品。邓芬在《史记》卷 77《魏公子列传》卷末写有尾批：“赵胜、田文不能比拟，黄歇更不足道也。毛遂、冯驩鸡鸣狗盗之客，救其命成其功而已。侯嬴、朱亥、博徒、卖浆之辈，能保其名，全其信义，此无忌之诚实而有礼所致者也，非齐、楚、赵三君所可及之矣。千古爱士之名真不虚哉！”这段文字是针对战国时期魏国信陵君无忌而言的，《魏公子列传》中的侯嬴、朱亥只是守门小吏和屠夫，但是身居高位的信陵君却能对他们以礼相待，因而换得侯、朱二人的以死相报，助其窃符救赵。邓芬不仅对信陵君“诚实而有礼”给予高度赞誉，而且也对侯嬴、朱亥的忠义行为深表敬仰。又，在《史记》卷 86《刺客列传》中载有豫让与荆轲的事迹。豫让为了替旧主智伯复仇，竟然“漆身为厉，吞炭为哑”，甚至不惜牺牲生命；荆轲感念太子丹知遇之恩，亦将生死置于度外，毅然西向行刺秦王。而且，在《史记》卷 124《游侠列传》中载有朱家、剧孟和郭解的事迹，三人都是当时著名的侠士，司马迁在该卷之首写道：“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对他们重诚信讲义气的品德给予了高度赞扬。邓芬对这些传记的文字都特意加以朱笔圈点，a 从而表明了他对恪守道义行为的崇尚。与赞扬忠义精神相对，邓芬对背信弃义的行为则严加斥责。在《旧唐书》卷 53《李密传》第 3 页上栏中写有 3 条眉批，第 1 条曰：“不甘寂寥之人窘处于乱世之心声也。陈胜、吴广、刘邦鼠辈，子又何异之？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成事在天，奈何奈若何？”第 2 条曰：“近人沁园春咏雪词一阙，便是压倒千古。”第 3 条曰：“何必润色饬其词，花言巧语，以欺世之宣传而自欺耶！”邓芬不仅将李密与陈胜、吴广、刘邦并称为鼠辈，还以毛泽东主席的词《沁园春·雪》与李密的五言诗《淮阳感怀》对比，称李密为“花言巧语，以欺世之宣传而自欺”，表露出对李密的不屑。在《旧唐书》卷 54《王世充传》第 4页上栏和下栏中，邓芬书写眉批批评王世充伪造图谶，假借天命篡位的行为是效仿陈胜“鱼书狐鸣”，“自为得计，殊不知矫伪卑鄙不能成大事居人上者”，b 明确表达了他对王世充篡逆行为的反感。作为对比，a澳大局刻本《史记》卷 86，第 2 页下栏；《史记》卷 124，第 1 页上栏，金陵书局光绪四年版。b澳大局刻本《旧唐书》卷 54，第 4 页上栏、下栏。项 时间 内容 位置1 己丑春日 并读《前汉书》，拟以孟坚与范晔之笔法较。取其用意如何，经营之指趋。昙殊芬。《后汉书》书名页2 己丑春三月清明及五日 从心芬读一过。 《晋书》书名页3 己丑四月 妈阁藕丝孔居泳人昙殊芬拜读。 《史记》卷 77《魏公子列传》第 5 页4 己丑四月 此部二十四史一书，原为廖桐史后人出卖在羊城。余因卢达文君贩书店新收到，乃以低价购来，转与何贤兄。时值约可五千强也。《后汉书》第 1 册末页5 己丑四月朔日 偶检及此页。乃知至治之极，与今之所谓人民解放同一辙。可见古之治平之道，亦何妨行之今世？《史记》卷 129《货殖列传》第 1 页6 己丑四月初四日 藕丝孔居捡读一过。昙殊芬。 《三国志》书名页7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五月 妈阁藕丝孔居泳人昙殊芬识。用呈何贤吾兄一览之。 《明史》末册书后所附宣纸第 1 页表 3 澳大局刻本墨迹题写时间一览表

-119-邓芬在《李密传》第 9 页下栏的眉批中对王伯当的行为大加赞扬：“所谓义士立志，不以存忘易心。a 伯当果能生死以之，以性命相报，可谓不易心也。”王伯当是李密的部将，李密降唐之后因受到李渊的猜疑而欲反唐，王伯当内心并不赞成，但苦劝不成，只得与李密一同起事，后来竟被唐军斩杀。王伯当“义不二心”的举动受到邓芬的赞赏。要之，“士为知己者死”的忠义精神正是邓芬所敬重的。其二，医学。邓芬在《史记》卷 105《扁鹊传》中写有批注：“越人不独能医病，且能医心之好恶也。时医之谓欤！”b《扁鹊传》中未有扁鹊可以医治“心病”的事例，但邓芬却在此处强调扁鹊能“医心之好恶”，又感叹“时医之谓欤”，透露出他心中有隐隐的病痛。这样的隐痛还屡次通过邓芬常用“泳人”的钤印表现出来。“泳人”是邓芬抗日战争胜利后取的别号，具有对此前在沦陷区生活的追悔之意。《南海邓芬艺术年表》记载：“1942 年夏天，邓芬与薛觉先、梅兰芳三人及胡蝶、吴楚帆等被迫参加广州观光团，其后回港，三人在薛氏福群道的‘觉庐’合写岁寒三友图，互相鼓励。……1943 年澳门发生粮荒，邓芬被迫返回广州，居于沧边路古湘勤大宅前庑，其间受汪氏伪政府诱使参加‘华南美术协会’。正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邓芬的心内也极度无奈及自责。在其为郑春霆题诗中有云：‘何处托根无净土，一根留得所南栽’，颇有自悼的味道。抗战胜利后更请人刻一印章‘泳人’以寓落水之人自嘲。”c据此知，1942 年夏天，邓芬与京剧大师梅兰芳、粤剧大师薛觉先等文艺界著名人士曾被迫加入所谓“广州观光团”，参观汪伪政府统治下的广州。对于此行，邓芬深恶痛绝，却又无可奈何，返回香港以后，遂与梅兰芳、薛觉先一起绘制了岁寒三友图，以此表明心迹。此三人合作的岁寒三友图共两幅，复制品现藏于广东八和会馆，d 其中一幅由梅兰芳题词，其文云：“壬午夏，余与从心先生暨薛君觉先作短期间之旅行。归后，从心先生拟作‘岁寒三友’以寄意，先生绘松，薛君画竹，嘱余作梅，余愧未能也。先生书画名重一时，愿与余画厕身其间，能无恿乎！书此以志鸿雪云尔。梅兰芳识于香港。”另一幅则由邓芬题词：“岁寒谁为表予心？唯与此君相契久。难得东风第一枝，喜神谱入成三友。平恺自画竹，畹华为写梅，余画虬松并题句表之，觉庐同结墨缘。壬午夏，从心芬识在香港。”e 壬午即 1942 年，从心是邓芬的别号。在岁寒三友图中，邓芬所绘为松，他用“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的精神以自况和自励，表明不愿失却民族气节的心迹。这样的心迹也在他写下的诸多批注中透露出来。要之，邓芬无法忘怀广州沦陷时期亲身遭遇的的屈辱景况，他内心深感无法排遣的压抑和难以道人的辛酸，因此渴盼出现一位能够治疗“心之好恶”的医生，以解除自己的苦闷。其三，民生。邓芬在《史记》卷 129《货殖列传》中留有多处朱笔圈点及批注，其中有两条批注谈及民生，其一书于《货殖列传》第 1 页上栏：“己丑四月朔日，偶检及此页。乃知至治之极，与今之所谓人民解放同一辙。可见古之治平之道，亦何妨行之今世？”其二书于《货殖列传》第 2 页下栏：“今之世生产过剩之国往往将货物投之浊流，是亦别有用心也。”邓芬阅读澳大局刻本时，正值我国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对此邓芬敏锐地感觉到新时代即将来临。他的这两条批注虽从历史上的民生谈起，实则借以发表对国民党统治时期经济崩溃的看法。邓芬强调“至治之极，与今之所谓人民解放同一辙”，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正在于挽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可见邓芬内心深处十分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虽然此时华南地区尚未解放，但邓芬已预感到新中国即将成立，并且需要发展经济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此，邓芬把暂时不能宣之于口的心声写在澳大局刻本中，将它送给自己的好友澳门著名实业家何贤，与他分享自己的感悟。要之，邓芬赠书的用意就在于劝勉何贤与他一起报效即将成立的新中国。 四、爱国华商何贤捐赠传统典籍a此处应为讹笔，《李密传》原文为“不以存亡易心”。b扁鹊自称“齐渤海秦越人”，此“越人”指扁鹊。此条批注见于澳大局刻本《史记》卷 105《扁鹊传》，第 3 页下栏。 c《南海邓芬艺术年表》，第 348 页。d八和会馆是粤剧艺人的行会，现位于广州市荔湾区恩宁路 177 号。 e广东八和会馆、广州市荔湾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合编：《八和会馆庆典纪念特刊》，香港：中国艺术出版社，2008 年，第 8、140 页。

-120-1949 年农历五月何贤从邓芬处得到澳大局刻本，30 余年后将它捐赠给了东亚大学。在澳大局刻本每册的封面内都贴有一张由中英葡三种文字打印而成的标签，其文字内容为“东亚大学”和“本书之捐赠人为校董会主席何贤先生”。东亚大学为澳门大学前身，于 1981 年由何贤提议建立。澳门大学图书馆阅览及参考咨询事务组梁德海主任于2018年2月28日向笔者介绍：东亚大学创校之初图书馆内书籍不丰，何贤便委托澳门日报社社长李鹏翥对他的藏书进行挑选，将择出的 3000 册古籍捐赠给东亚大学。这些古籍大部分是曾生活于澳门的岭南学者汪兆镛的家藏图书。汪兆镛于 1939 年在澳门逝世，其子汪宗衍约于 1978 年迁居香港，行前意欲将家藏古籍托付给何贤，何贤深知汪氏藏书的学术价值，便出资 10 万元港币将其买下。李鹏翥所选的图书中大部分属于这批汪氏藏书，其中包括曾为清宗室怡亲王府所藏的明弘治正德间慎独斋本《新编纂注资治通鉴外纪增义》、清康熙本钱谦益注《杜工部集》等珍贵善本。除汪氏藏书之外，何贤的赠书还包括一部分何家自己的旧藏，其中就有本文讨论的澳大局刻本。何贤向东亚大学捐赠古籍一事见于《华侨报》1982 年 9 月 5 日的报道：“澳门东亚大学之图书馆本年四月落成，至今业已装修完竣，并定于九月初启用。……馆内藏书经校方搜购及各界捐赠，目前共有外文书籍一万册，其中六百册为葡文，中文书籍现达七千册。校董会主席何贤将另外捐赠古籍一千二百多种，包括廿四史、唐诗人文集、宋诗家文集、资治通鉴及其他古文典籍。”a 由此报道可知，澳大局刻本庋置东亚大学的时间应在 1982 年 9 月 5 日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何贤所做的种种善举表明，他与邓芬赠书的心意相通，并身体力行地实现了邓芬振兴实业的愿望。何贤是广东番禺人，生于 1908 年，1938 年日本攻陷广州后到香港经商，1941年 12 月香港沦陷后在澳门定居，曾任澳门大丰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长、会长，澳门立法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常委，中国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以及澳门东亚大学校董事会主席等职，于 1983年 12 月逝世。b 从何贤的经历看，他赴港、澳的时间与邓芬基本一致，为同时代的人。据《华侨报》记载，1945 年 2 月 10 日，大丰银号老板傅德荫在澳门普济禅院遭遇绑架，当时与他同游并向傅家传递消息的人是邓芬，而最终出面奔走营救傅德荫的人正是在大丰银号任职的何贤，c 据此推断，邓芬与何贤此前应早有过从，而且关系密切。本文开头所引资料中见到，邓芬与何贤之间称兄道弟，也可旁证他们之间的关系亲近。此外，笔者有幸得到现侨居加拿大的邓芬外孙刘季先生提供的一张邓芬与何贤的合影，可以作为邓芬与何贤关系密切的见证（图 2）。刘先生介绍，这张照片摄于 1949 年 10 月15 日，当日邓芬作为介绍人之一与何贤同被邀请前往澳门中央大酒店六楼金城酒家，为傅德荫之女傅翠芬证婚。邓芬将澳大局刻本赠予何贤的时间是1949 年农历五月，恰好是这张照片拍摄的年份，可见两人在此期间过从甚密。值得注意的是，傅氏婚宴的前一天即 1949 年 10 月 14 日正是广州解放之日。a《东亚大学图书馆落成，藏书近二万月初启用》，《华侨报》1982 年 9 月 5 日第 3 版。b马洪武等主编：《中国近现代史名人辞典》，北京：档案出版社，1993 年，第 301 页。c此事见于《华侨报》1984 年 2 月 26 日至 27 日的连载文章《澳门孟尝君何贤》之三十四、三十五，均在第 13 版。图 2 1949 年 10 月 15 日邓芬与何贤出席傅翠芬婚宴图 3 邓芬于 1949 年 10 月 15 日书写的明信片

-121-更值得注意的是，刘先生还提供了一张邓芬出席傅氏婚宴当天所写的明信片（图 3）。明信片右侧记录了邓芬出席傅氏婚礼之事，左下角尤为醒目地写着“昨日广州解放了”七个字，笔迹轻快流畅，透露出发自内心的欣喜。与邓芬一样，何贤也坚定地支持着中国共产党的解放事业。早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前，何贤就结识了在澳门行医的地下党员柯麟，并在柯麟建议下出资建设了镜湖医院等慈善机构。a 此外，何贤还曾多次联合傅德荫、马万祺、严先洲等澳门富商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抗日武装捐资捐物。b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何贤不仅与柯麟一起前往澳督府要求举行全澳庆祝大会，c 还发挥其社会影响力迫使澳葡当局撤销国民党驻澳门领事馆。d 何贤的种种爱国言行与义举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特首何厚铧为此赞扬他“急公好义，乐善好施”、“不计较个人的安危得失，乐为鲁仲连”。e 香港著名作家黄霑也曾因何贤四次为澳门化解危机而将他比作鲁仲连。f鲁仲连的事迹见于《史记》卷 83《鲁仲连传》，他是战国末期著名的策士，曾多次只身犯险，为了维护百姓的利益斡旋于大国之间，立下大功却不接受封赏。鲁仲连与被邓芬赞扬的信陵君、王伯当等都是忠肝义胆之人，于此也可见何贤与邓芬有着共同的追求，彼此相互影响。他们如此重视忠义之举，显然是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何贤不仅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为祖国做出了许多贡献，还努力支持澳门文化事业的发展。由他呼吁建立的东亚大学是澳门的第一所大学，他在该校的成立典礼上提出其校训为“仁、义、礼、知、信”，并指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孔夫子教导学生的五个道德标准”。g 如此提法，与将包括局刻本二十四史在内的 3000 册珍贵古籍捐赠给东亚大学的行为同出一辙，都是为了使青年学子接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涵养。这正是邓芬与何贤二人思想共鸣之处。1991 年东亚大学更名为澳门大学，局刻本二十四史归澳门大学图书馆典藏。2014 年澳门大学迁往横琴，澳大局刻本随之庋置于该校新建的伍宜孙图书馆。五、结语1878 年至今，澳大局刻本从问世到被顺德廖家购得，随廖桐史入藏广州双清馆，至廖氏后人卖予卢达文萃古堂书店，遂被邓芬购得运至澳门藕丝孔居，继而赠送何贤，后由何贤捐赠澳门东亚大学，从而庋置于现澳门大学图书馆。短短百余年间，这套丛书历经藏书场所不下七处，勾勒出一条中华正史在粤澳间传承的轨迹。在传统典籍的熏陶之下，廖桐史、卢达文、邓芬、何贤等贤达都具备了相当的文化素养，并分别在军事政治界、古籍收藏界、文化艺术界、工商实业界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而作为联系四位贤达的纽带，这部局刻本不仅缔结了一系列美好的书缘，亦成为继续影响新一代学子的文化宝库。澳门大学图书馆值得庆幸，庋置了一套完备的局刻本二十四史；澳大局刻本值得庆幸，经历了诸多贤达的典藏。笔者也值得庆幸，见识了这部难得的丛书，故而撰写此文，以感谢澳门大学图书馆王国强副馆长和梁德海、许伟达二位主任，还要感谢远在加拿大的邓芬大师的后人刘季先生。责任编辑：杨向艳a陈寅主编：《先导：影响中国近现代化的岭南著名人物》（下），深圳：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08 年，第1260-1261 页。b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广东党史资料》第 41 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201-202 页。c黎细玲编著：《香山人物传略》（1），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 年，第 499 页。d赵荣芳：《中山文史》总第 19 辑《何贤生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1990 年，第 60 页。e何厚铧：《〈何贤生平〉序言》，《中山文史》总第 19 辑《何贤生平》，第 2-3 页。f黄霑：《何贤》，《数风云人物》，香港：博益出版集团有限公司，1981 年，第 351-352 页。g《东亚大学成立典礼上何贤谈创办大学宗旨》，《华侨报》1981 年 3 月 29 日第 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