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議題、視角與歷史意識——近三十年澳門地區澳門史研究的演變和趨勢[摘 要] 近三十年的澳門史學研究，是歷史上增速、進展、成績最為顯著的時期。具體表現在：澳門史研究主體性的確立，以及與此相連的問題意識、思考路徑、工具方法的調適，而作為學科概念的“澳門學”日益從術語分析走向學術實踐的縱深拓展；堅持民族國家史觀的同時，澳門史研究在尋找新方向過程中視角日漸分化和多元，現代化史觀、全球史觀、內部取向敘事漸成主流；學術期刊作為歷史知識生產與傳播的主要媒介，既忠實記錄、反映學術流變，又引領和帶動澳門史研究的轉向。某種意義上，以本土社群、機構、期刊為基地的澳門史研究，既是當代澳門史學發展的縮影，也折射出澳門地區歷史意識的變遷。[關鍵詞] 澳門史　澳門學　學術主體性　歷史意識在澳門史學的知識生產與傳播進程中，近三十年無疑是增速、進展、成績最為顯著的時期。這裏所謂“澳門史學”，不僅特指在澳門工作的史家及其關於澳門史的研究作品，從更廣泛的意義上來說，也涵蓋了以澳門歷史為研究對象的埠內外學術社群及其所經營的知識領域。澳門史研究肇始於19世紀上半葉， 1 歷經百餘年的探索，真正規範、系統且具規模化的學術探討則要到20世紀80年代。自此及今，無論原始文獻的搜集、整理與利用，還是專題研究的議題、視角與方法，先行研究均取得較大程度的突破。近年一個值得關注的趨向是澳門史研究主體性的確立，以及與此相連的問題意識、思考路徑、工具方法的調適，而作為學科概念的“澳門學”（Macaology）亦日益從術語分析走向學術實踐的縱深拓展。在檢討三十年來既有成果的基礎上， 2 本文以澳門地議題、視角與歷史意識──近三十年澳門地區澳門史研究的演變和趨勢張中鵬作者簡介︰張中鵬，廣東工業大學粵港澳大灣區科技戰略與價值協同研究中心研究人員、葡萄牙里斯本大學文學院博士後研究員、歷史學博士。廣州　510006* 本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項目青年基金“近代澳門華人文化認同變遷研究”(編號：15YJC770048)的階段性成果之一。1 學術界一般認為1832年瑞典漢學家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早期澳門史》的刊印，標誌真正意義上澳門歷史研究的開端。雖然這一結論仍存爭議，但澳門史研究起步於19世紀上半葉已成共識。2 從學術史視角檢討既有澳門史研究的學術論文眾多，近年來頗具代表性的有：劉澤生：〈回歸十年澳門研究的回顧與思考──以澳門歷史研究為中心〉，《廣東社會科學》（廣州）2009年第6期；吳志良：〈澳門歷史話語權的回歸〉，《澳門理工學報》（澳門）2013年第2期；湯開建：〈走出瓶頸：澳門歷史研究現狀與前瞻〉，《澳門理工學報》（澳門）2013年第2期；林玉鳳：〈從歷史編年到多學科並舉──以區域研究視角回顧澳門研究的三十年發展〉，《澳門研究》（澳門）2018年第3期；楊仁飛：〈城裏城外的多元視角：三十年來澳門研究回顧及展望〉，《澳門研究》（澳門）2018年第3期；陳杰：〈《澳門研究》與澳門學術發展〉，《澳門研究》（澳門）2018年第3期。‧澳門歷史研究三十年‧

28 澳 門 研 究 2019年第2期區澳門史研究為論述對象，乃至擴展至以本土社群、機構、期刊為基地的埠內外相關史作，集中從學術主體性、議題、視角、載體等不同側面，呈現近三十年澳門史研究的演進過程。與之相應的是，這一過程無疑也折射出當代澳門地區歷史意識流變的脈絡與趨勢。一、當代澳門史學研究的興起與演變20世紀80年代，澳門地區迎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發軔期，其興起標誌主要表現於四個方面：第一，專業性學術社群的自發集結。來自私立東亞大學（今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澳門城市大學的前身）、《澳門日報》、《華僑報》的部分本土知識人，聯合廣州的中山大學、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等毗鄰機構，努力打造一個傾心於澳門問題研究的相對穩定的跨區域學術隊伍。第二，學術活動的組織化與研究機構的設立。1985年9月，澳內首個社會科學研究團體──澳門社會科學學會宣告成立，率先提出“研究社會，服務澳門，面向社會，聯繫實際”的組織原則，此外，一些研究機構如澳門基金會（1984）、東亞大學澳門研究所（1987，今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前身）等次第成立，紛紛投身到“致力於學術，服務於社會”的公共事業中。第三，學術類期刊的集中出現。為實現知識生產和傳播的標準化，隨即催生出《公共行政雜誌》（1988）、《文化雜誌》（1989）等一批學術文化類雜誌，以及致力於澳門問題研究的綜合性學術刊物《澳門研究》（1988）。時至今日，《澳門研究》、《文化雜誌》、《澳門理工學報》（1998）、《南國學術》（2014）等一起成為澳門地標式學術理論期刊。第四，澳門學學科概念的提出。1986年，本土學者楊允中、黃漢強、陳樹榮等人首次從學科意義上正式提出澳門學，並就其概念、目標、內涵、方法等方面作了初步構想，這也標誌着關於澳門問題的學理性思考日漸從自發走向自覺。在這一波以“澳門問題”為研究對象的浪潮中，歷史學的介入尤為矚目。檢討澳門地區史學研究的勃興，與地方政局變動、社會發展密不可分，是20世紀80年代時代環境變遷所激起的必然產物。當是時，內地改革開放政策成效初顯，中英香港問題談判塵埃落定，1987年4月中葡正式簽署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澳門進入政權交接前的過渡期，即將按照“一國兩制”原則設立特別行政區。於此，關乎澳門現況、前景的諸問題浮現，如人們所熟稔的中文官方化、公務員和法律本地化的過渡期問題，而探尋獨特歷史，普及本土知識，塑造文化認同，助力澳門的平穩過渡和長期繁榮穩定，史學研究成為必要且可能。以此為起點，就時代處境與學術迴響的互動而言，當代澳門史學研究歷經三個階段：“起步期”、“發展期”、“轉型期”。第一階段從1987年到1999年，以中葡簽署《聯合聲明》和頒佈《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為標誌性事件；第二階段從2000年到2009年，即回歸之初十年，新生特區成功解決了經濟、治安、人才等“新三大問題”；第三階段從2010年到2019年，一國兩制在澳門的成功實踐，促使經濟增長和城市建設取得較大突破，但在都市化、現代化過程中也累積不少新的社會性問題。基於此，回歸之前史學討論以政治性話題為主體，致力於以史學的方式助推政權順利交接，為回歸熱潮提供知識準備和輿論氛圍，回歸初期則突破了政治、外交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事件史範疇，學術討論以文化類話題為內核，立足於為特區尋求新的文化身份、城市定位和地方認同，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自近代以來“東方蒙特卡羅”的刻板形象。近年來，澳門史研究中社會性話題漸趨增多，以剖析澳門人的生計方式、組織形態、生活習俗和觀念世界，嘗試從史學角度對後出的現象、問題予以詮釋。事實上，近年一個值得關注的趨勢，是澳門史學界試

29議題、視角與歷史意識——近三十年澳門地區澳門史研究的演變和趨勢圖跳出澳門來看澳門，一方面追尋澳門模式是否成立、何以興起與延續，另一方面致力於揭示澳門歷史與文化的普遍性意義。誠如學術界定義澳門學是“一門以文獻檔案、文化遺產為基礎，以歷史文化和社會生活為研究對象，探尋澳門模式與澳門精神的國際性、綜合性學科”。 1 換言之，澳門逐漸從“作為問題”到“作為方法”轉向， 2 澳門不僅僅是作為實體的研究對象，而且虛化為微型都市類型和文明接觸模式的重要參照，澳門史研究開始了地方性知識建構與普遍意義追尋交織並行的新階段。仍需說明的是，強調當代澳門史學研究與時代需求的關聯和呼應，並不說明學術成長的自身規律不起作用，換言之，澳門史研究的興起與演變在學術上有其自身生長脈絡和內在邏輯。如果檢討澳門史早期研究者論著，可以發現學術需求同樣是當代澳門史學研究興起的直接推力和核心要素，直接或間接沿襲、承繼、擴展了以往中西交通史以及梁方仲、梁嘉彬、戴裔煊、金應熙等先生關於華南社會經濟史與港澳史研究的學術傳統，成為20世紀80年代以前澳門史研究的自然延伸。二、學術主體性的確立檢討三十年澳門史研究的諸多表現，一個最為核心的現象是以澳門為中心的主體性敘事日漸凸顯，主要表現在歷史敘述模式上從外部視角向以澳門為書寫主體的轉變。從這一視角出發，澳門基金會吳志良博士提出“澳門歷史研究話語權回歸”的命題， 3 即本地研究力量不斷成長且逐漸發揮主導作用，本土視角、立場、觀點之研究成為主體，研究內容具體體現於20世紀80年代以來環環相扣、層層遞進的三波浪潮：第一次浪潮發生於中葡關於澳門問題談判前後，學術界集中探討中葡關係中的澳門地位和作用；第二次浪潮始於21世紀初，特別是2005年歷史城區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後，學者們自覺地探尋澳門獨特的歷史文化歷程，為新生特區的社會發展和人文建設提供理論支持；近年來，隨着澳門學作為獨立學科建設的呼聲高漲，在全球視野下重新發現澳門本土獨有的人文意義和普遍價值，顯得尤為必要且可能，第三次浪潮悄然興起。 4 從更為廣泛的學術史而言，改變對外在學術上的依賴關係，增進主體性的意識和涵養，確認和建立澳門問題研究的主體性，是近年來澳門史學界至關重要的轉變。以此來看，在傳統葡萄牙史學範疇中，澳門只是葡萄牙海外殖民擴張和世界性帝國鏈條的一環，側重自外而內、由遠及近、從上向下審視，一定程度上服務於政治、軍事、貿易、文化等不同領域的擴張行為，澳門史研究不過是以歐洲為中心的海外擴張史的附屬物。既往革命史視角雖1 郝雨凡、湯開建、朱壽桐、林廣志：〈全球文明史互動發展的澳門範式──論澳門學的學術可能性〉，《學術研究》（廣州）2011年第12期。2 此處借用日本學者竹內好（Takeuchi Yoshimi）“作為方法的亞洲”的論述。近年來，中國學界繼續討論了“作為方法的中國”、“作為方法的華南”、“作為方法的上海”、“作為方法的香港”等話題。參見孫歌：〈竹內好的亞洲主義研究〉，《開放時代》（廣州）2019年第1期。3 吳志良：〈澳門歷史話語權的回歸〉，吳志良：《悅讀澳門》，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年，第75－76頁。4 吳志良：〈作為本土知識體系而構建的澳門學〉，吳志良：《悅讀澳門》，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年，第71－73頁；吳志良、張中鵬：〈澳門學術話語體系的構建與闡釋──吳志良博士學術訪談錄〉，《華南師範大學學報》（廣州）2017年第1期。

30 澳 門 研 究 2019年第2期然站在以中國為中心的立場上，但同樣以外部、俯視的眼光看待澳門，集中探察中葡關係的演變脈絡，以及澳門殖民式統治模式是如何形成、演變和運作與地方民眾的反應和抗爭。擺脫殖民式統治、回歸祖國以來，澳門史研究的學術主體性日益清晰，標誌性特徵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澳門人的研究對象主體性、澳門史的研究文獻主體性、澳門問題的研究方法主體性、澳門學的研究者主體性。第一，澳門人的研究對象主體性。近年來，歷史時期的人口結構、族群關係、生計方式、經濟行為、政治參與、日常生活、人際網絡、慈善救濟、衛生醫療成為新史學的關注焦點，以追尋澳門人澳門事自身的演變過程，及其在明清以來中國社會變遷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二，澳門史的研究文獻主體性。體現在澳門人足跡所形成的史料成為研究文獻的主要組成部分。如果說以往研究側重埠外人留下的資料，如明清至民國政府與讀書人、葡萄牙殖民者和商民、西方傳教士、外交官、探險家等不同群體，那麼越來越多的研究注意傾聽澳門人的聲音，更能直接呈現澳門人與事的原始性文本、實物乃至口述資料日益突出。如本地檔案、報刊史料成為近年來澳門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史料來源，澳門檔案館藏中文資料、本地報紙《大眾報》、《華僑報》、《市民日報》、《西南日報》、《復興日報》以及各類社團內部檔案得到廣泛採用。第三，澳門問題的研究方法主體性。長期以來，澳門問題研究強調以歷史文化為核心，突出史學本位意識，注重史料考訂和史實重建，同時關注社會科學理論和方法的接引，以對既往澳門演進過程予以有效還原和合理化解釋。歷史學本身具有獨特性，相較於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關注結構性、規律性研究以及尋找具有普遍性意義的理論，歷史研究更注重變動的一面，強調對具體時空的考察，探求歷史真相。這也意味着，在致用與求真之間，始終橫亙着“立足澳門、服務社會”的問題導向與“如實直書”的蘭克式治學原則的矛盾和衝突。實際上，澳門史研究者自覺堅持多元史觀並立，考史與釋史共存，既自覺抵制“歷史的輝格解釋”，又努力避開“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的克羅齊式命題的困擾。第四，澳門學的研究者主體性。在澳門工作的史家越來越成為澳門史研究的主要力量，且開始在議題、史料、方法上引領澳門史研究的發展方向。英國史學史家傑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在觀察當代亞非地區歷史學演變時發現，與殖民主義歷史學不同，“第一代民族主義歷史學家一方面否定了歐洲中心論和殖民主義者的歷史解釋；另一方面，他們也看到，歐洲的影響是亞洲和非洲社會轉變的唯一因素”， 1 亞非新生代史學家最突出的特徵之一就是“他們超越了老一輩民族主義歷史學家所關心的研究問題，將研究重點轉向從內部研究亞洲和非洲的歷史”。 2 這一點在澳門也有類似的表現。所謂本土學者這裏有必要做出適當的解釋，部分學者出生在澳門，或者自幼移入澳門，而還有部分本土學者並非在澳門出生，而是由外地尤其是成年以後遷入，具有對家鄉和澳門的雙重認同。生長於澳門的職業歷史學研究者不斷增多、日漸成熟；隨着澳門高校歷史系的創設、歷史學學科點的設置，進入澳門工作的學者亦日益增多，澳門史的研究者主體性轉向愈發加速。相比埠外學者，本土學者更注重從內部視角審視澳門，以揭示歷史時期澳門人的行動和生活狀態。1 [英]傑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當代史學主要趨勢》，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第227頁。2 [英]傑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當代史學主要趨勢》，第229頁。

31議題、視角與歷史意識——近三十年澳門地區澳門史研究的演變和趨勢三、視角轉換與歷史敘事的演變脈絡隨着學術主體性的確認、研究範圍的拓展以及受史學整體潮流的影響，近三十年澳門史研究中民族國家史觀雖然佔據主流，譬如19、20世紀葡萄牙殖民式統治的建立與演進始終是澳門近代史研究的重頭戲，特別是越來越多青年學者掌握葡語，有能力進入以往涉獵不深的治理史、法律史、財政史等領域，但在堅持民族國家史觀的同時，澳門史研究在尋找新方向過程中視角日漸分化和多元。（一）現代化史觀現代化史觀是民族國家視閾下以現代化為依歸的敘述模式。從這一史觀出發的澳門史研究，不僅借助史料重建歷史過程，盡最大努力還原歷史實情，而且賦予澳門在明清以來國家現代化轉型中的特殊使命。16至20世紀族群遷徙、經貿合作、文化交流、文明對話是澳門最為出彩之處，某種程度上明末清初甚至直接代表着國家參與全球貿易。近代以來，在政治文化領域，現代共和觀念和民主意識經此管道輸入，成為中國政治轉型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近年來，關於近代中國的國家轉型與國家建設，日益成為橫跨政治學、法學、社會學等領域的公共議題。這一情形的形成，既是新時代積極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學術迴響，也是人文社科界競相運用歷史視角所引發的必然結果。具體到歷史學界，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意識到從學理層面檢討近代以來中國國家轉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學者甚至認為，“中國的現代轉型”應該和“中國文明的形成發展與特質”、“多元統一的中國之形成與發展”並列為中國歷史研究的三大核心問題。 1 從這一視角來看，無論在學術意義還是時代價值而言，現代化史觀下的澳門與明清以來中國國家轉型過程及方式研究，追尋明清以來國家變遷中的澳門貢獻和澳門價值，以往、當前乃至未來都是異常重要且迫切的課題。（二）全球史觀全球史觀試圖超越西方中心論和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世界史框架，側重不同文明之間的關聯與互動，及其彼此變遷所形成的形塑作用。全球史是20世紀後半葉以來頗為流行的史學潮流，也是頗具爭議的一種思潮。有學者指出全球史以注重文化意義上的聯結和交流而與眾不同，也有學者認為“全球史觀是一種借用歷史哲學和歷史學已有成果的新提法，而不是解釋歷史的新方法，更不是一種博大周密的理論體系”。 2 從這個意義來看，澳門史研究自始即注重從明清以來東西方文化交流、中外關係變遷的視角着眼，以往學術界重點探討澳門在明清之際東西方跨國商貿和宗教傳播中的地位與作用，近年來研究愈發注重細密地呈現族群、動物、植物、知識、物質、疾病在世界範圍內的擴散、流動和交互影響。近來具有標誌性意義的“全球史與澳門”叢書，在跨國貿易、宗教傳播等既往主題外，着力探討報業、法律、火器等現代因素通過澳門管道進入中國的過程、路徑和影響，特別是注重從不同人群的接觸與對話視角入手。 3 仍需說明的是，葡萄牙學界近年來也出現這種史學研究的全球轉向，如里斯本大學文學院歷史研究中心（Centro de História da Universidade de Lisboa）如今主攻Dinâmicas Imperiais（帝國的建立與聯結）、Estudos 1 魯西奇：〈中國歷史研究的主體性、核心問題與基本路徑〉，《中國社會科學評價》（北京）2018年第3期。2 郭小凌：〈從全球史觀及其影響所想到的〉，《學術研究》（廣州）2005年第1期。3 參見錢乘旦主編“全球史與澳門”系列澳門研究叢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

32 澳 門 研 究 2019年第2期de Corte e Diplomacia（法院研究與外交）、Culturas e Sociedades de Encontro（文化相遇與社會交流）、História Militar（軍事史）、Usos do Passado（過去的功用）等五個方向， 1 澳門史研究無疑是其全球化轉向中的必要一環。作為一種史觀，不可能面面俱到，具有自身的限度和適用範圍。關於目前澳門與全球史關係的考察，有三點特徵值得關注：第一，全球史視野下的澳門史研究自始即強調考察其對於大航海時代以來世界變遷的參與，其所具備的功能與貢獻亦由此凸顯。簡言之，澳門史研究始終側重從全球視野考察，這一點不可不察。第二，全球史觀更注重世界範圍內不同文化的相遇、聯結、對話、交流，澳門自然屬於一個特殊的場域，着眼於商品、書籍、宗教、物質文化等全球共享的內容，共同編織了從澳門出發的全球史圖景。第三，澳門史研究的多國學者共同參與。除了國內學者外，諸多國際學者例如德國慕尼克大學漢學研究所普塔克（Roderich Ptak）教授、日本關西大學亞洲文化交流研究中心松浦章（Akira Matsuura）教授、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范岱克（Paul A. Van Dyke）教授、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高華士（Noёl Golvers）教授等，均具有宏闊的學術視野，將澳門史研究帶入了全球文化和經濟變遷的宏大圖景中。（三）內部取向敘事的新變化近年來，隨着對自身歷史、記憶、文化認同而形成的澳門本土意識的興起，構建本地知識體系日益成為澳門史的新潮流。與此同時，澳門特區成立二十年以來，既積累了諸多特區建設的成功經驗，也湧現出不少共同面臨的社會問題，應該從更大範圍內的宏觀視角予以檢視共通性，亦需要從澳門自身出發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而取法歷史經驗則是關鍵門徑，澳門史研究隨之呈現出一些新的變化：第一，追尋、建構歷史記憶的興起。澳門基金會、澳門理工學院、澳門大學等研究機構紛紛聯合澳內知識界發起口述史研究，以人物採訪為中心，試圖打撈不同時期、行業、領域澳門人、澳門事的珍貴記憶，如較具代表性的澳門基金會“澳門記憶”文史網（https://www.macaumemory.mo）和澳門理工學院林發欽教授主編的“澳門口述歷史叢書”、“抗戰研究叢書”等著述，使得歷史研究回歸到店主、勞工、教師、學生、女性等普通歷史參與者身上，成為建構和普及澳門近現代史的重要工具。第二，以日常生活為切入口的社會文化史研究。遷移經歷、戰爭創傷、菜農市民化、就醫形態、家庭結構、女性角色等，是近年來澳門日常生活史研究的重點。研究者日趨注重從地方史、微觀史、生活史視角出發，以澳門人為中心的敘述模式日漸成為主流，致力於地方知識體系的確認、構建、研究和傳播。不過也必須看到，小人物常常是無聲的，其歷史往往被遮蔽。如何打撈有意義之史料，成為以澳門人為中心研究取向的一個難點。總體而言，區別於現代化史觀、全球史觀，內部取向的新敘事模式強調以澳門人為中心，圍繞人物或者群體的生活、心理、意志、情感而展開，從而由內部視角表現澳門自身的社會變遷，地方人、地方事、地方記憶構成澳門史敘事最重要的對象和內容，以此構成地方歷史記憶的素材和學理依據。更為關鍵的是，如此這般的歷史記憶注重澳門民眾與國家變遷的關聯，從而總體意義上呈現出澳門命運與國家起伏變化是密切相連的。 2 換言之，內部取向的澳門史研究更注重將澳門放置於中國史的框架內，以此凸顯澳門與內地的聯繫以及兩者歷史演進的一致性。1 參見里斯本大學文學院歷史研究中心，http://www.centrodehistoria-flul.com/grupos-de-investigaccedilatildeo.html。2 參見林發欽主編的“澳門口述歷史叢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抗戰研究叢書”，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15年，澳門︰澳門理工學院，2018年。

33議題、視角與歷史意識——近三十年澳門地區澳門史研究的演變和趨勢四、從學術期刊看當代澳門史學流變學術期刊是歷史知識生產與傳播的主要媒介，是展示史學研究成果的直接載體，亦是記錄、觀察、反映學術流變的重要側面。本文僅以創刊三十年的地標性學術刊物《澳門研究》為例。誠如前文所及，東亞大學澳門研究所的創立是1980年代大學、學術社群呼應回歸時代需求的重要舉措，也是澳門知識界顯著的代表性事件。1987年6月1日，東亞大學澳門研究所宣告成立，時任校長林達光兼任首位所長，成為直屬於大學管理委員會的獨特學術單位， 1 1988年，澳門基金會出於培養澳人治澳人才的考慮，收購東亞大學，轉型為公立澳門大學，澳門研究所隨之更名為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亦直接隸屬於學校。按照林達光所言，研究所創立旨在於以“立足澳門，研究社會，為澳門的長期穩定、繁榮、發展服務”為依歸。 2 基於此，研究所下設法律、經濟、政治行政、教育、語言、歷史文化、哲學宗教、環境科學等研究室以及顧問諮詢服務中心，其中語言學博士雲惟利出任歷史文化室負責人。 3 依據〈澳門研究所簡訊〉所言，《澳門研究》本為澳門研究所學報，創刊於1988年3月，“其宗旨是立足澳門，服務社會，交流學術研究成果及訊息，發揮學術為實踐服務的功能。內容主要是發表研究所成員、本澳及國內外學者對澳門進行研 究的論文以及報導有關訊息，祈使本刊成為一份薈萃專家學者有關澳門研究的成果的學術刊物”。 4 據林達光事後回憶，“為確保1999年後平穩過渡，我認為對澳門社會各階層的研究十分重要。1987年6月1日，東亞大學成立了澳門研究所。研究所的首要目標是以寬廣的歷史和地理為背景，從澳門人民的觀點對本地社會進行科學性分析。該研究所的新刊物《澳門研究》，就是依此理念設計的。” 5 可惜的是，《澳門研究》創刊不久即因故中止，到1993年8月，在澳門基金會和澳門大學的共同努力下得以復刊，成為澳門基金會與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合作編輯出版的綜合性學術刊物。〈復刊詞〉重申“研究澳門，服務社會”原則，強調“推動學術研究與交流，發揮學術為社會服務的功能”。 6 依此可見，《澳門研究》作為澳門地區最早的綜合性學術刊物，創設時即確立了“立足澳門、服務社會”的問題導向和辦刊宗旨，實質是在宏觀視野下，從地域問題出發，由不同國籍、不同背景研究者共同構建與澳門歷史、文化和社會相適應的地方性知識。歷經三十年，《澳門研究》始終堅守初衷，突出多學科相容並蓄，強調國際性、理論性、創新性相結合的學術風格，是澳門重要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平台，為推動澳門學術研究與交流發揮了重要作用。檢討創刊以來至總第90期刊登文章1,914篇，歷史學類386篇，佔總數的五分之一強。其中回歸前（1988－1999年）出版創刊號與第1－12期49篇，回歸初十年（2000－2009年）出版第13－55期152篇，2010年以來（2010－2019年）出版第56－91期185篇，三個時期一脈相承，且各有特點。 71 關於澳門東亞大學的創設及演變，參見張紅峰：〈澳門東亞大學轉型與變遷考述：利益博弈與文化傳承〉，《現代大學教育》（長沙）2017年第1期。2 林達光：〈發刊詞〉，《澳門研究》（澳門）1988年創刊號，第1頁。3 〈澳門研究所簡訊〉，《澳門研究》（澳門）1988年創刊號，第144頁。4 〈澳門研究所簡訊〉，《澳門研究》（澳門）1988年創刊號，第144頁。5 林達光、陳恕︰《走入中國暴風眼：林達光回憶錄》，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年，第300頁。6 〈復刊詞〉，《澳門研究》（澳門）1993年第1期。7 林玉鳳︰〈從歷史編年到多學科並舉──以區域研究視角回顧澳門研究的三十年發展〉，《澳門研究》（澳門）2018年第3期，第17頁。

34 澳 門 研 究 2019年第2期第一，回歸前（1988－1999）處於當代澳門史學研究的萌發和早期發展階段，與澳門過渡期系列現實問題相對應的，是一種文化尋根。按照時人理解，澳門由於空間所限，發展受到極大局限，普通民眾對地方歷史文化缺少認知，對未來社會發展也缺乏必要的自信。因此，開展澳門史硏究，除了將文獻系統化處理之外，務使對澳門歷史文化有全面而準確的瞭解，尤其重點硏究澳門在歷史時期海上絲綢之路和中西方文化交匯中的地位與作用，從而提高澳門人對自身社會的信心，以此有針對性地分析澳門史研究應探討的對象、目標、方法和意義。如在《澳門研究》早期發展中起到關鍵作用的黃漢強主編1989年在《港澳經濟》上發表〈關於建立“澳門學”一些思考〉，認為基於澳門作為中小城市發展樣板，澳門學應以澳門社會為研究對象，縱向研究澳門社會的過去、現在合未來，尋找和闡明其發展的規律性，橫向分門別類研究澳門的經濟、政治、法律、文化、教育、社會以及對外界關係等各方面的架構、特點及其規律性。 1 2001年，黃漢強在《學術研究》上再次發表〈關於“澳門學”對象與方法的思考〉，研究對象已變為“中西文化長達400多年在澳門交匯、碰撞、交流的沉積和結晶”的澳門文化，“進一步揭示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的相處相匯相通相碰撞和相融合的規律性及在交流中形成的共生文化的意義”。 2 創刊伊始，《澳門研究》作者群以澳門本土為主，兼及廣東省社會科學院、中山大學等廣東省學術機構，其史學思潮從帝國主義侵略與反侵略鬥爭視角呈現的著述逐步減少，日益轉移到其他幾個研究思路：一是澳門與明清時代東西方商貿往來和文化交流，二是澳門的治權結構與治理變遷，三是澳門地方經濟社會的變遷。換言之，研究的切入點聚焦於澳門一地，着力從中外關係史、中國史、地方史三個視角考察16至20世紀的獨特命運。研究領域從傳統政治史、經濟史拓展至社會史、新聞史、法律史，研究方法包括歷史學、文獻學、語言學、法學。需要注意的是，戊戌變法90周年和100周年之際，期刊刊發大篇幅論文討論澳門與戊戌變法的關係，既說明澳門史研究起步時期已注重從明清到近代的全時段考察，也試圖解釋澳門在16世紀以來中國近代轉型中所處的位置，以及所發揮的作用。由於處於起步階段，這一時期研究普遍傾向宏觀通論性質的論述，為未來深入做出了有益的探索。第二，區別於起步階段，新世紀以來學術界逐漸改變宏觀考察的取向，轉向全面細緻入微地分析歷史時期澳門的具體問題。研究對象雖然仍延續澳門與明清時代東西方商貿往來和文化交流、澳門地方經濟社會的變遷、澳門的治權結構與治理變遷的話題，但在實際操作中逐漸落實到具體的歷史過程、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上。在研究主題上，中葡關係史視野下澳門地位的升降沉浮，始終是澳門史學界注視的焦點，不過亦表現出從追尋澳門起源、澳門地位，日漸過渡到澳門與中外商貿、澳門與東西方文化交流乃至澳門內部社會上。除此之外，明末清前期澳門史研究側重考查與澳門相關的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過程和影響，晚清民國澳門史研究注重近代澳門本土經濟和社會的變遷。這種現象與明清以來澳門地位的變遷密切相關。明末至清前期，澳門在中外商貿合作、文化交流乃至政治交往中佔據重要地位，而鴉片戰爭後很長一段時間內不斷下降。從《澳門研究》刊文來看，以往學術界主要關注16到18世紀以澳門為中心的對外貿易，早期研究粗線條勾勒出澳門對外貿易的起源、演變和階段性特徵，隨着討論的深入，逐漸擴展到貿易問題不同面向的精細化深度考察，近年來少量探索觸角逐步延伸至晚清民國澳門本土的對外貿易。除此1 黃漢強：〈關於建立澳門學的一些思考〉，《港澳經濟》（廣州）1989年第2期。2 黃漢強：〈關於“澳門學”對象與方法的思考〉，《學術研究》（廣州）2001年第7期。

35議題、視角與歷史意識——近三十年澳門地區澳門史研究的演變和趨勢之外，澳門與中西文化交流，尤其從澳門進入的天主教、早期基督教在華活動，這一主題在新世紀獲得長足的發展。近代澳門內部的經濟史、社會史、治理史日益成為新的學術生長點，如華商與近代澳門經濟轉型、與華人密切相關的政策演變和機構變遷等。以華人精英、華商群體、華商家族為代表的澳門華人社會研究的困境主要是原始史料不易獲取。近年來，譜牒、訴訟檔案資料提供了新的方向。值得注意的是，澳門抗戰史逐漸受到學術界的關注，歷史地理學亦介入到明清以來的澳門史研究中。第三，2010年以來學界延續回歸之初的做法，在學術發展上亦不斷追求創新。首先，是研究領域上不斷開拓，社會文化史、口述史、當代史等新興領域的成果陸續問世。其次，是史學理論上全球史觀逐漸被引入，尤其是關於明清史的歷史考察方面。再次，是從學科意義上澳門學探討的深入。澳門學一詞雖然出現於20世紀80年代，然而進入新世紀以來，其內涵不斷被釋讀和延伸。基於此，《澳門研究》開闢專欄，登載澳門學青年學者的學術性論文。最為顯著的變化是，澳門史研究的本土化傾向日益明顯，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澳門科技大學、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澳門文獻信息學會等本地研究力量日益勃興。綜合論之，三十年来《澳門研究》呈現出以下特點：從地域上看，作者群主要來自澳門的澳門基金會、澳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廣州的暨南大學、廣東省社會科學院、中山大學；福建的廈門大學、福建省社會科學院；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在論文發表數量上，旅居葡萄牙的金國平教授單獨署名或合著發表學術論文36篇獨佔鰲頭，緊隨其後吳志良23篇、湯開建20篇、黃鴻釗16篇，發表5篇論文以上者還包括吳宏岐8篇、趙殿紅7篇（含譯文）、張中鵬7篇、林發欽6篇、徐曉望5篇、施存龍5篇、夏泉5篇、陳才俊5篇、孫關龍5篇、陳文源5篇、張坤5篇、何志輝5篇、曾金蓮5篇，此外暨南大學葉農教授長期主持澳門學提要專欄。西方學者中，德國慕尼克大學普塔克教授發表論文4篇最多。從學術領域上而言，研究者學術背景主要分佈在四個方面：一是澳門史研究，二是明清中外關係史，三是中國基督宗教史，四是康有為、孫中山等歷史人物研究。在研究內容上，通過以論文題目關鍵詞為檢索對象，“澳門”213篇，“葡萄牙”20篇，“文化”19篇，“貿易”18篇，“譯文”18篇，“傳教士”12篇、“孫中山”11篇、“鄭觀應”10篇。 1 可以說，三十年来澳門歷史研究集中於五個領域：第一，澳門文獻的發掘與整理；第二，澳門與明清以來的東西方經貿往來；第三，澳門與明清以來的東西方文化交流；第四，明清以來的澳門政策及其演變；第五，澳門地方社會變遷。而按照歷史學二級學科分類，中國古代史、中國近代史最多，歷史文獻學、專門史其次，歷史地理學最少。在研究取向上主要體現在三個走向：一是走向細化。從最初宏觀討論澳門史分期、澳門與明清以來中西文化交流、澳門與明清中國海外貿易、澳門與16－19世紀國際貿易、澳門與近代中國革命等宏觀問題，整體上勾勒出16－20世紀澳門歷史的趨勢和走向，更為重要的是，全面討論澳門在明清以來中外經貿往來、文化交流以及中國近代化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此之後，澳門史研究日漸細化、深入，專題式細節考察成為研究主體。二是走向立體。在研究時段上，明末清初、晚清民初是早期研究熱點，如此造成諸多時段的空白，諸如清代中期、民國時期，缺少全面系統的研究。三十年来，澳門史研究總體上呈現出研究時段下移傾向，即從明清史到近代史的重心轉移。所謂時段下移問題，不是考察對象簡單地從明清移向近代，也包括由埠外人在澳門活動的研究模式改變為以澳門人為中心的思考取向。換言1 〈《澳門研究》三十年創刊號至第90期目錄（1988－2018）〉，《澳門研究》（澳門）2018年第3期。

36 澳 門 研 究 2019年第2期之，近代部分始終是澳門史研究的焦點之一，但以往主要關注近代中國史上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在澳門的流傳和影響，相對忽視了澳門基層社會和普通民眾的活動和反應。三是走向本土。檢視澳門史研究作者，早期以澳門埠外學者為主，近來本地學者隨之逐漸增多。早於2013年學術界已經指出“《澳門研究》重視本土人文社會科學學者的培養，在發表論文的1,729人次學者中，本土學者達988人次，佔57.15%，作者構成整體上在向本土化轉變”。 1 本土學者更傾向於地方社會肌理的研究，近年來口述歷史的興起就是明顯的例證。綜合論之，自20世紀80年代，當代澳門史學研究的話語權已悄然實現回歸，以澳門為本位的主體性歷史觀逐漸建立，與之相關的是，歷史敘事的主題、對象、方法也逐漸明朗起來。然而，學術主體性確立後澳門史研究的方向和方式、歷史觀的分化能不能再次實現有效整合？歷史敘事是否可以實現與主流學界的對話？仍將是未來澳門史學界繞不開的發展瓶頸。[責任編輯　陳超敏]1 〈《澳門研究》創刊二十五周年座談會在澳大舉行〉，2013年12月17日，https://www.gov.mo/zh-hant/news/112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