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現代憲政與“一國兩制”文明的創新價值 ──紀念《澳門基本法》頒佈 20 週年 楊允中 一、前言 20 世紀末，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遼濶版圖上出現兩個實行“一國兩制”的地方行政區域：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這是現代憲政發展史以至人類文明史上極具中國特色的創新事例。無論從理論上認定還是從實踐上判斷，這項史無前例的制度創新，都構成中華智慧與東方文明的創高點，它已經令國人和世人特別是學術理論界心存驚嘆、深感震撼，人們不能不感到有必要調整並改變一些認識論上的傳統定勢。可以毫不誇大地說，“一國兩制”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內涵中最形象最集中的體現。在深入推動“一國兩制”正確實踐的過程中，認真關注對“一國兩制”理論系統而有理據的思考、探索，並進一步調整與提升相關基本認知，是一項擺在特區學者和國內外相關領域學者面前的現實課題。 二、“一國兩制”理論賴以定型並成熟化 的標誌性事件 “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1 1978 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啟動的席捲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奠定了當代中國兩大歷史性轉變：一是祖國和平統一進程加速推進，二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全面啟動。隨着改革開放，中國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新階段，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要素之一的“一國兩制”基本國策迅速形成，並且成為處理歷史遺留的香港、澳門問題的最佳模式。如今，時序已推進到 21 世紀第二個十年，在過去的三十多年間“一國兩制”也走過了由構想到定型、由理論到實踐、由“摸石頭過河”到經驗的豐富積累這樣一個成長、發展、成熟化過程。其中，1990 年 4 月 4日七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制定的《香港基本法》和1993 年 3 月 31 日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制定的《澳門基本法》，作為“一國兩制”方針原則的法制化、規範化、具體化，是體現這一基本國策的理論成熟化的重大標誌，也是當代憲政文明的一大創新標誌，而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歸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成立和1999 年 12 月 20 日澳門回歸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成立，以及兩部基本法的正式生效並全面實施，“一國兩制”的科學性和生命力在兩個特別行政區得到令人信服的檢驗，是“一國兩制”理論進一步全面走向成熟的新標誌。 如今，香港特區已跨越基本法設定的“50 年不變”近 1/3 進程，澳門特區業已跨越“50 年不變”逾1/4 進程。實踐“一國兩制”是人類文明史上不曾有過的嶄新事業，這個實踐過程，一方面正伴生特別行政區肌體的健康發育成長和特別行政區制度的逐步完善，另一方面也必然引發一些非人們期望的某些非常態社會現象。故此，觀察特別行政區社會現實，無論本地居民還是境外人士都應不斷調整自身立場與視角，都應堅持寬鬆理性心態，善於抓住問題的實質與核心，不為任何風險所惧，不被任何干擾所惑。人們不難得出的基本結論正是：在特區社會主流是健康的，社會核心價值觀是受到普遍尊重的；“一國兩制”的巨大生命力和優越性越來越清晰地展現在國人和世人面前，香港也好，澳門也好，第一代特區人的人口絕大多數，在新挑戰新考驗面前正變得更加清醒、更加理智、更加成熟。這驗證了一句古語：“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 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教授級研究員 @ D @

《“一國兩制”研究》2013 年第 2 期(總第 16 期) 三、新形勢新時代面前的 “新”、“特”、“變” (一) 特別行政區的“新”與新事新辦 蓬勃發展的兩個特別行政區，改寫的不僅是當代中國發展史，而且在一定意義上也對當代世界文明提供了諸多啟示，同時也令國際憲法學界和政治理論界眼前一亮。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社會制度對立存在的近百年社會現實中，不僅任何一個國度都從未實踐過，而且迄今包括一些曾經改變過本國人民命運甚至影響到國際事態發展的大政治家、大理論家在內，還沒有任何人推出過同類思考與判斷，因而，“一國兩制”及體現其法制化、規範化、具體化成果的基本法的橫空出世，意義、價值、影響、啟迪是難以估量的，是一場用和平形式實現的不叫革命的深刻革命，是具劃時代意義的觀念創新、價值創新，也是影響深遠的理論創新、制度創新。在特區普遍建立與時俱進的創新思維，既是確保“一國兩制”下“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一項基本發展要求，又是涉及資源重組和效益提升的新事新辦需要。 (二) 特別行政區的“特”與特事特辦 特別行政區的特別，就特在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以及維護原有單一制、一元化社會主義政治體制前提下創造了一個全新的制度實踐空間，就特在切實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等核心利益前提下充分發揮、利用局部特殊地區原有資本主義適用性，就特在有效開拓利用國家社會主義主體部分深入改革開放帶來的水漲船高效應，保持中國五千年文明和東方智慧前提下不失時機地包容吸納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原有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積極成果和西方可資借鑒的各項成果，從而形成自身的複合優勢和嫁接效應。強調特事特辦絕不是獨出心裁、標新立異，而是要求發揮主觀能動性，主動探索發展規律，大膽承擔、積極開拓，建立新型價值觀與新型文化傳統。 (三) 特別行政區的“變”與主動求變 基本法規定的“50 年不變”，主要指的是原有社會經濟制度的延續。事實上，對於任何國家、任何社會，變都是不可避免的常態發展，這個變包括制度的完善，文明的提升，福祉的增加，要越變越健康、越變越文明。回歸本身就是大變，是一場歷史性社會大變革。鄧小平早在 20 世紀 80 年代初就一針見血地指明：“把香港引導到更健康的方面，不也是變嗎？向這樣的方面發展變化，香港人是會歡迎的，香港人自己會要求變，這是確定無疑的。我們也在變。最大的不變是社會主義制度不變，而‘一國兩制’就是大變。” 2 澳門經濟社會發展指標更是井噴態勢，2002-2011 年間GDP由澳門幣 562.98 億元增至澳門幣2,955.35 億元，本地居民總收入由澳門幣 562.05 億元增至澳門幣 2,550.54 億元，人均GDP由澳門幣 128,433元增至澳門幣 537,993 元，人均本地居民總收入由澳門幣 128,221 元增至澳門幣 464,300 元。3 增長分別為 5.25 倍、4.54 倍、4.19 倍、3.62 倍；2011 年人均GDP和人均本地居民總收入分別為 67,081 美元和57,892 美元。2012 年澳門又有 9.9%的增長，全年GDP達到澳門幣 3,492 元，人均澳門幣 611,930 元(折合76,588 美元)。2012 年底，澳門 35 萬就業人口學歷為小學及以下的比例由四年前的 22%下降到 17.7%，大學及以上學歷者由 23.2%上升至 27.3%，四年間分別有 4.3%的下調與 4.1%的上升4，勞動力素質的快速優化國際罕見。上述快速發展不僅澳門幾百年來不曾有過，而且在亞太以至全球都被譽為奇蹟。至於回歸後建立的特別行政區制度，本身也要動態完善，這既反映人類文明演進規律，又回應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回應特區居民以至全國人民的願望和要求。當然，變也包括特區居民適時完成身份和心態的調整，作為生活在特別行政區的當代中國人，要力求建立起積極求變、主動求變的健康心理，使改寫歷史與改變命運同步發生。 四、維護國權與保障人權 ──憲政建設兩大核心要求 現代國際憲政發展史特別是中國百年憲政發展史充分證明，現代憲政建設與發展的主體目標和核心要求不外兩個要點：一是有效維護國權，即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二是切實保障人權或民權，即保障公民基本權益。在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由國家憲法和基本法做出的保障是充分、實際而具體的，在某種意義上構成了現代憲政和法治文明的一大亮點，構成一個世所未有的創新制度安排。 (一) 國家公權力的有效行使 中共十八大報告指出：“中央政府對香港、澳門實行的各項方針政策，根本宗旨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5 這@ E @

論現代憲政與“一國兩制”文明的創新價值 表明國家核心利益和特區整體利益的一致性，特區發展進步與廣大居民切身利益的一致性。因此，正確處理好三個相關關係十分重要，即“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必須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來，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6 基本法規定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第 1 條)，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第 12 條)，同時規定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與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外交事務(第 13 條)，負責管理特別行政區的防務(第 14 條)，依照基本法規定任免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及政府主要官員(第 15 條)，總之，涉國家主權以及中央與特區關係事務均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其他屬於高度自治權的事項由特區政府管理。這也表明特別行政區公權力由兩個層次組成：一是居高臨下由中央政府行使的國家公權力，二是落實高度自治權的特區公權力，兩者一高一低、層次分明。對於認同現代法治的人，對待上述關係不容有絲毫怠慢。更何況在新形勢下，“某種動亂的因素，搗亂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是會有的，老實說，這樣的因素不會來自北京，卻不能排除存在於香港內部，也不能排除來自某種國際力量。”“亂就得干預，不只中央政府要干預，香港人也干預。總會有人搗亂的，但決不要使他們成氣候。”7 故此，堅定不移地維護好國權是一項長遠任務，具有十足的必要性、正當性，離開它就談不到憲政和憲政意識。 (二) 人權或民權，即公民基本權益的有效保障 充分而有效地保障基本人權不僅是社會和諧、政權穩定的發展大局所繫，而且也是政府即公權力機關依法施政的終極目標和核心要求，因而也必然成為憲法規範的設計與完善的一個實際切入點和着力點。人權是個涵義廣泛的概念，包含生命權、生存權、發展權、成就權，也包含人格權、形象權、參與權、知情權等等。人權靠制度保障也靠社會群體共同推動；既靠環境優化也靠自我維護。8 維護人權要從每個國家的社會現實出發。2004 年 3 月 14 日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現行《中國憲法》第四次修正案，將憲法第 33 條增加第 3 款“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這說明並標誌着《中國憲法》的完善度、成熟度進一步提高。《澳門基本法》第三章以專章 21 個條文對居民基本權利和自由做出了保障，連同其他章節裏所設規範，居民受保障的權利、自由，包括政治權利、人身權利、經濟與民生權利、文化與社會保障權利等共有30 項之多。相應保障的全面性和高層次性顯而易見。當然，法律條文規範與現實生活中的保障不能劃等號，在有關領域認真關注不能放鬆。港澳人士通常對“維權”一詞頗感興趣，但正確的維權則要解決好以下三組關係。 一是國權與人權的一致性。鄧小平曾堅定而明確地指出：“人們支持人權，但不要忘記還有一個國權。談到人格，但不要忘記還有一個國格”。“如果中國不尊重自己，中國就站不住，國格沒有了，關係太大了”。9 作一個當代中國人特別是言行一致、表裏如一的合格中國人，其實並不容易。人們絕對相信，“香港同胞、澳門同胞不僅有智慧、有能力、有辦法把特別行政區管理好、建設好，也一定能在國家事務中發揮積極作用，同全國各族人民一道共享做中國人的尊嚴和榮耀”。10 二是人權與政治參與的一致性。大河有水小河滿。確保政治發展的有序性、平穩性、協調性、循序漸進性，同樣是充分保障人權的前提與基礎，維護人權同促進經濟民生、推動民主法治具有高度一致性。只有社會絕大多數成員肯於、樂於認認真真地推動、參與特區的建設與發展，千方百計為社會財富的積累和文明程度的提升儲備正能量，特區的明天才能芝麻開花節節高，扶搖直上。擺在特區政府和各界居民面前的中心任務是“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切實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漸進推進民主、包容共濟促進和諧”11，同時要深化與內地之間經貿關係，推進各領域交流合作，促進廣大同胞在愛國愛港、愛國愛澳旗幟下的大團結，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 三是政治參與與公民意識提升的一致性。要講人權，那便離不開法治，兩者是現代社會的共生體。從特區現實來講，國際化程度高、社會寬鬆包容，這本來是一項重要發展優勢，但在多元化、國際化進程中主流價值觀或核心價值觀導向力度不足或出現偏離，同樣是不可取的，甚至是危險的。只有存在健康的法治、健康的價值觀，人權才能真正確保。同樣，構築現代高標準法治的首要條件之一便是公民法治意識的有效提升。社會高守法率意味着其低犯罪率，或者講，社會高文明度來源於公民的文明養成。不能設想，一個其多數居民不懂法不守法的社會可以成為備受尊敬的現代法治社會，同樣，一個是非不辨、真假難分、亂象叢生、胡亂抗爭的社會，是不可以被認@ F @

《“一國兩制”研究》2013 年第 2 期(總第 16 期) 定為法治發達的。 五、法治文明的要義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法治是人類文明的一項重要積極成果，其引導、規範、保障功能受到日益廣泛認同。法治不僅需要常態化、制度化，而且也必然要在社會實踐中不斷完善、不斷創新，嘗試走出一條有國家特色、地方特色的可行之路。 (一) 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 “要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證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12 首先要建立系統完整而科學嚴謹的法律體系，即有法可依；其次是執法要嚴，有法必依，包括量與質、形式與內容既不可缺位也不可越位；再次是確保司法公正性，確保有理可講、有冤可伸，每個人的權和利、名與譽都得到公正維護；最後是守法全民性，人人學法懂法，個個遵法守法，既不攞過界也不亂闖灰色地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既包括依法維權也包括懂法守法的法治意識養成。 (二) 法治建設也要講自身特色 這是一項長遠而帶基礎性的發展要求，在推進過程中：一要使政府與社會形成合力，形成雙輪驅動體制和態勢，二要防止被簡單地拴在西方標準包括葡式標準之上，而要適當兼顧中國文化傳統和澳門自身特色，人們一時一刻也不應忘記澳門的居民構成以華人為主體、澳門文化傳統以中華文明為主流、澳門經濟成長以中國大陸因素為拉動主力；三要考量社會絕大多數成員在法律面前實際得到的公平公正保障程度和幸福感受程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律平等原則的真正兌現，並非易事。 (三) 法治不重形式而求實質 對於現階段澳門，首先要充分肯定是個傳統法治社會，特別行政區成立後十三多年來居民權益保障和法治意識更進一步提升到一個罕見高水平。但澳門社會的公平度和文明度恐怕依然有很大提升空間。“某種意義上講，澳門目前缺的不是穩定而是全面公平競爭；缺的不是和諧而是高公民意識；缺的不是寬鬆包容而是有助改變命運的創新思維；缺的不是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尊重，而是對其正確理解。”13 以深為各界高度關注的貧富差距為例，如今澳門多項發展指標已居世界一流水平，但弱勢群體依然被社會生活邊緣化。按國際通用統計標準(人均收入中位數的50%或以下)，澳門貧困人口約佔總人口 18%以上，即約有迫 1/5 的人口處於貧窮綫之下。他們不僅經濟上長期自顧不暇，而且政治上難以正常參與，人格上也得不到應有尊重。這種強烈反差的長期存在絕不是特區之福，對反覆強調“以人為本”的特區政府也好，對熱心慈善事業、在外地四處建希望工程的某些高層人士也好，構成的則是一幅諷刺畫面。故此，在認同國際化、多元化，認同寬鬆包容、和諧穩定的大前提下，倡導事實上的民主、事實上的公平、事實上的尊嚴，應成為社會自我完善的一個認識基點。 (四)“一國兩制”文明 文明是人類創造力和智慧的歷史積澱，也是引導社會有序發展的動力來源；它是各類社會群體素質、意識、能力、作風的綜合體現，也是社會成員高尚情操、真善美人品的修煉完善成果。在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文明自然被賦於嶄新內涵。“一國兩制”廣義實踐已有 30 年有多，其狹義實踐已有13-15 年以上，在兩個特別行政區發生的所有社會現象都有“一國兩制”性質和特徵，都對國家主權的維護和居民基本權利的保障，或做出積極正面的推動，或在某些情況下構成保留甚至誤判，有人肯定有人保留，多數人肯定，個別或少數保留，這對一個全新社會制度的驗證是完全正常的。只要站在一個較高起點上以一個比較理性的思維觀察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區的主流、常態特徵，就不難發現其無與倫比的制度優勢與創新價值，就不容否認勿庸置疑的活生生社會現實。政治上是求同存異、海納百川的正能量積累，即維護國家主權大前提下一個全新政權運行模式的出現和新型類似統一戰綫性質的力量大聯合；經濟上是構建有助增強軟硬兩種實力的新生產函數或新的資源配置與新的分配分享機制；文化上推動國格、人格的提升，既求同存異、兼容並蓄，確保穩定繁榮、和諧包容，又積極探索、開拓創新，嘗試走出一條嶄新發展模式。這樣，認定“一國兩制”文明的出現和發展，認定其獨特性、時代性、創新性、中國特色性，就必然順理成章、水到渠成。 特別行政區充滿生機活力的現實表明，“一國兩制”是嶄新的文明體系，特區政府和居民都是“一國兩制”文明的現實載體。進一步培育、構建“一國兩制”文明觀，確保這個價值體系的有效性、高效性、@ G @

論現代憲政與“一國兩制”文明的創新價值 長效性，是特區公民社會建設的一項不容低估的重要內容。本人於 2009 年 10 月一次研討會上提出關於“一國兩制”文明觀的判斷，“一國兩制”文明觀至少應包涵五個成分：一是愛國觀，二是是非觀(價值觀)，三是競爭觀(奮鬥觀)，四是生存觀，五是榮辱觀。14 其中，參與“構建同特別行政區制度相適應的新型價值體系，就具有特殊意義：一是尊重中央、尊重國家的層級觀念；二是維護憲法、憲政的全局觀念；三是堅持以民為本的文明施政觀念；四是敢於創新的開拓探索觀念；五是愛國愛澳的核心價值觀念；六是自強不息、與時俱進的奮進觀念。”15 從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社會現實觀察，“一國兩制”正是具有強烈實踐特色、理論特色、民族特色與時代特色的一種新型文明形態。伴隨制度化的體制、機制不斷充實與完善，心理素質的自覺調整與發展理念的及時優化必然具有常態化特點。大家共同參與這種新型文明形態的建設，也共同分享新文化傳統帶來的榮耀和尊嚴。 六、文化自覺性直接關係新政權的長治久安 前已提及，建立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啟動特別行政區制度，這是人類文明史上史無前例的新實踐，是一種全新發展模式的啟動，其突破意義和創新價值無可比擬、難以估量。在納入基本國策中的“澳人治澳”原則，既是國家對澳門居民的信賴信任和關心關懷，又是澳門居民自身進入新時代的莊嚴歷史使命與崇高社會責任。把澳門事情辦好，把“一國兩制”在澳門實踐好，說起來道理似乎很簡單，但做起來身體力行又與時俱進，就很不容易，這裏既要講承擔講奉獻，又要講策略講智慧，其中核心價值觀的調整與完善十分重要而實際。 十八大報告把核心價值觀的培育作為一項系統工程，指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興國之魂，決定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方向。”16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包括“三個倡導”：“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17 應該說從國家、社會、個人三個方面強調的“倡導”對澳門特區完全適用，應該積極培育與踐行。同樣，我們也應“推進公民道德建設工程，弘揚真善美、貶斥假惡丑，引導人們自覺履行法定義務、社會責任、家庭責任，營造勞動光榮、創造偉大的社會氛圍，培育知榮辱、講正氣、作奉獻、促和諧的良好風尚。”18 其實，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法治都是具體而實際的，也都有其各自的民族文化傳統的強烈特徵。正確借鑑別人的成功經驗、成功做法，無疑是必要的，但又不可脫離本國、本地區的社會現實。法治與法治文明是好東西，它有助於我們提高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也有助於我們活得更有價值、更有尊嚴。一個懂得自尊自愛、自敬自重的自強不息民族，是不可戰勝的。這正如鄧小平 20 世紀 80 年代初所講：“中國人民有自己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熱愛祖國、貢獻全部力量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為最大光榮，以損害社會主義祖國利益、尊嚴和榮譽為最大恥辱”19。 七、優化“一國兩制”實踐模式幾點思考 已有 13 年實踐“一國兩制”經驗積累的澳門，應該説已為未來不斷提升“一國兩制”實踐水平打下了不錯的基礎，甚至可以講在某些方面已初步摸索出澳門特色“一國兩制”實踐模式。為了及時總結十三年多的寶貴積累，為了推動新時代澳門全新發展模式的優化，有待進一步加大思考研究的領域和課題顯然還不少，其中，構築以下三股動力建設似有進一步強調並長抓不懈的必要。 (一) 關於公權力建設的共識與推動 一是建立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是基本法立法原意，也是針對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的獨特設計。經過長達十年有多社會實踐的經驗，一方面，這個新體制的必要性、可行性、科學性和優越性已得到廣泛認同，另一方面，行政、立法、司法之間特別是行政立法之間既互相配合支持又互相監督制衡，恐怕還有不少問題有待加大關注力度。二是政府系統着力提升執政能力與執政理念、加強陽光政府與科學決策，並力求建立施政長效機制，但與此同時，公職人員擴充過快、架構重疊、分工不清、績效與紀律監督缺位、人事安排時有錯配、公僕意識不足、低能低效、盲目應付行政程序等現象尚具一定普遍性，證明制度與機制的疏理優化、架構設計的疏理優化、官員施政理念的疏理優化等項，還存在補課必要性，還有頗大改進空間。 (二) 關於法制建設的再構與完善 澳門作為一個僅有五十多萬人口的微型社會，回歸十三多年來經過調試、磨合，基本法所要求的新型@ H @

《“一國兩制”研究》2013 年第 2 期(總第 16 期) @ I @ 法律體系已基本建立起來，基本法的權威性已在政府和民間得到較高認同，特區立法會作為享有立法權的特區立法機關在立法事務上的貢獻有目共睹，特別是《維護國家安全法》(第 2/2009 號法律)和《訂定內部規範的法律制度》(第 13/2009 號法律)等重要法律的出台更具有標誌性意義，行政執法和司法運作在維護本地整體利益與居民基本權益方面展示出法治的公正性、文明性、實事求是性。但怎麼看澳門特區的法治，怎麼看澳門當前法制的組成與特點，怎麼看法制領域仍然存在的種種薄弱環節以至短板，其中，怎麼看澳門原有法律，怎麼看基本法承諾的“原有法律基本不變”，是消極的“基本不變”還是積極的“基本不變”，是一個亟待提升共識的課題。澳門回歸業已十三年有多，從法律法規的制定到法律語文的使用，從法律人士的培養到新型法治文化的推廣，從認定原有法律的基本適用性到對其作出必要的與時俱進，都與上述正確理解理基本法有直接關聯。這是一個較為複雜、較為敏感的現實問題，但由於直接關係到特區繁榮穩定和維護國家主權的大事，故不容有意無意加以迴避。 (三) 關於公民意識建設的強化與優化 回歸以來，“一國兩制”、“愛國愛澳”已逐步形成澳門居民認同的主流價值判斷。這是實踐“一國兩制”的一個十分重要成果，也是衡量社會進步、衡量小舞台大劇目、小市民大作為的一個重要標誌。澳門特區已形成獨具競爭力的發展優勢，澳門社會各界的巨大潛在素質和創新意識不容低估。為了正確驗證“澳人治澳”成效，一是各級官員宜率先調整權力來源觀、服務對象觀、群眾智慧觀，為新形勢下公權力的科學合理運作發揮潛能、貢獻智慧；二是廣大居民的身份調整與功能發揮也要與時俱進，再上層樓，特別是自身公民意識的適時強化與優化，做到既藏富於民又積智於民。在政府與社會保持良性互動，各自優勢與潛能得到充分開發的生態環境下，法治文明才有可能真正提升到境內外廣泛認可的高水平，在確保特區向高發展指標、高競爭力、高社會受益面與精品化、高法治化的目標推進中，“一國兩制”文明將展示其應有威力，“澳人治澳”的成功率亦將更常態化地受到認同，不僅有助推動施政的陽光化、科學化，而且也會令社會成員具有日益提升的應變能力、抗風險能力，真正成為主宰命運、與時俱進的時代強者。 八、結束語 《澳門基本法》頒佈 20 年來，特別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 13 年來，澳門發生的變化、進步是世界罕見、歷史罕見的。這個東方小城某種意義上已成為“一國兩制”代名詞。如果說對正確實踐“一國兩制”的理解與總結，每個人都可講出各自的體會。 本人認為，談基本體會、基本認知、基本經驗恐怕不能忽略以下幾個要點：一要尊重中央、尊重中央管治權威，心悅誠服並感恩戴德、知恩圖報；二要倡導愛國愛澳，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既要認真宣傳推介，也要認真貫徹，有條件人士則要推動深入研究；三要堅持依法施政、行政主導，公權力機關要相互支持合作，相互監督制衡；四要量入為出，全力改善民生，老百姓永遠是上帝、是主宰；五要循序漸進，積極推進民主，民主不是表面化工程，而是居民實實在在的權利行使；六要做好寬鬆包容，但不能放鬆開拓創新、探索求真；七要維持多元多維，但政府與民間都要把握核心價值觀的導向，當仁不讓、當機立斷。 註釋： 1 胡錦濤：《在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 30 週年大會上的講話》，載於《人民日報》(海外版)，2008 年 12 月 19 日，第 3版。 2 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73 頁。 3 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本地居民總收入》(2011 年)，2013 年，第 4 頁。 4 澳門統計暨普查局：《就業調查》(2012 年第四季)，2013 年，第 36 頁。 5 胡錦濤：《中共十八大報告》，載於《人民日報》(海外版)，2012 年 11 月 19 日，第 4 版。 6 同上註。

論現代憲政與“一國兩制”文明的創新價值 7 同註 2，第 75 頁。 8 楊允中：《我的“一國兩制”觀》(修訂版)，澳門：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12 年，第 114 頁。 9 同上註，第 331、332 頁。 10 同註 4。 11 同上註。 12 同上註。 13 同註 7，第 60 頁。 14 同上註，第 92、93 頁。 15 同上註，第 158 頁。 16 同註 4。 17 同上註。 18 同上註。 19 同註 2，第 3 頁。 @ 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