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 编副 主 编编 辑 部 负 责 人管理类栏目编辑经济类栏目编辑法学类栏目编辑教育类栏目编辑校 对 团 队公 众 号 运 营出 版 人美 术 设 计何 练余育礼 卢亦天张怡南余育礼 卢亦天 李原驰 左沛鑫何 练 彭诗言 何 雄 邢 洋巴 卓 卢颂馨 蒋 磊李振祖 刘 瑞 尚 唯 耿润峰林家宜 陈晴欣 丘佳佳 何子琪 萧婉琪李振祖成青衡白玥设计工作室主 办 单 位出 版 单 位出 版 日 期电 话邮 箱地 址 澳门华文出版社《澳门管理科学》编辑部 2026 年 9 月 00853 6561 6333amglkx@mohuawenpress.com澳门友谊大马路 555 号置地广场 16 楼 1609 室澳门管理科学JOURNAL OF MACAO MANAGEMENT SCIENCE2026 年第 3 期（总第 3期）编辑委员会主 任 委 员副 主 任 委 员编 委 会 委 员马志达何小锋 麻彦春 张仁寿 张 冉马志达何小锋麻彦春张 旭张 冉张仁寿辛 杰杨 潇钱国权Thariq Hameed Sultan刘帷韬唐 华王俊韡汪 威刘 霞苏 皑林瑶鹏杨 茁边恒然贾文凯徐劲飞澳门中华总商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澳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大学经济与统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兰州城市学院甘肃省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出版社，教授、总裁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科研处，研究员、副处长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湾区国际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山东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贵州民族大学旅游与航空服务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西南医科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广州市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副研究员广州工商学院管理学院，副研究员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金融发展与国资国企研究所，主任研究员珠海复旦创新研究院双碳创新中心，主任

目录【澳门公共管理】【粤港澳大湾区管理创新】【企业管理】【教育管理】高密度旅游城市低空经济的场景选择与治理机制研究——以澳门特别行政区为例 / 林立国琴澳数据跨境流动的实践探索及优化路径 / 王彦飞耐心资本铸就战略新兴企业高质量发展——以 AIC 为视角 / 邢洋 刘喆大健康背景下珠海市养老机构健康服务资源分化及其治理启示 / 张宇人工智能驱动下现代物流业领导力的重塑研究 / 甘卓霞工作自主性如何与何时激发员工创新行为——创新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与外在激励的调节 / 李璇从执行偏差到规则更新——不确定环境下企业战略执行能力的动态校准机制 / 彭仲雄 孙康勇智能时代人机协作中的角色重塑：边界演化、行为适应与非标准化判断力 / 杨丽茵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民办高校教师科研能力跃迁的协同机制构建 / 余育礼 李振祖教育强国建设下应用型本科复合式育人体系：理论机理、现实困境与协同治理路径 / 何咏思 向星 简钰清318273981526392105117澳门管理科学JOURNAL OF MACAO MANAGEMENT SCIENCE2026 年第 3 期（总第 3期）

《澳门管理科学》·澳门公共管理 2026 年第 3期— 3—高密度旅游城市低空经济的场景选择与治理机制研究——以澳门特别行政区为例林立国（澳门科技大学 商学院，中国 澳门，999078）摘 要：澳门的常住人口、游客流量、机场净空、历史城区、口岸和琴澳跨境制度叠加，使同一项飞行任务的公共价值与治理成本同时上升。本文以澳门为案例，结合官方统计和民航监管资料，采用场景—约束匹配的方法，对应急医疗、台风灾后勘察、基础设施巡检、口岸应急支持、会展高价值小件等场景进行政策适配判断。分析结果表明，澳门近期不宜从日常外卖、开放式低空观光或大规模商业飞行起步，更适合先在固定节点和明确责任链条内开展小范围试点。文章提出平台统筹、风险分级、场地认证、异常停飞和琴澳制度沙盒等配套措施。关键词：低空经济；澳门；高密度旅游城市；场景选择；公共治理；风险规制；琴澳协同Scenario Selection and Governance Mechanisms for the Low-AltitudeEconomy in High-Density Tourism Cities——A Case Study of the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Michael Liguo Lin(School of Business, Macau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Macao, China, 999078)Abstract: The combination of Macau ’s permanent resident population, tourist traffic, airportairspace, historic districts, border crossings, and the cross-border arrangements between Zhuhaiand Macau means that the public value and governance costs of a single flight mission bothincrease simultaneously. Using Macao as a policy case, this paper combines official statistics,regulatory document analysis, and scenario-constraint matching to identify suitable entry pointsand governance priorities. The analysis suggests that Macao should not start with daily fooddelivery, open tourism flights, or large-scale commercial operations. Instead, emergency medicaldelivery, post-typhoon assessment, infrastructure inspection, checkpoint emergency support, andhigh-value MICE logistics should be considered first because their boundaries are clearer andtheir public value is more visible. This paper proposes a governance path of public-valueprioritization, fixed-node pilots, platform-based coordination, risk-tiered regulation, and later【作者简介】林立国(1983-)，男，博士， 澳门科技大学 商学院，工程师，3220000140@student.must.edu.mo

高密度旅游城市低空经济的场景选择与治理机制研究——以澳门特别行政区为例— 4—cross-border experimentation.Keywords:low-altitude economy; Macao; high-density tourism city; scenario selection; publicgovernance; risk regulation; HengQin-Macao cooperation.一、引言当低空经济逐步进入城市政策议程后，其讨论往往先从设备、基础设施、航线和市场规模等方面展开。城市空中交通研究提醒我们，航空器并不能脱离地面节点、通信、能源、监管和公众接受度而独立运行（Cohen et al., 2021；Garrow et al., 2021）。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将低空经济列为新兴的战略增长引擎之一，各地方政府纷纷开始布局低空物流、城市巡检、应急救援、文旅展示和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eVTOL）等应用领域，低空经济战略的发布为地方试点提供了政策窗口，也容易形成“先上项目、后补治理”的竞赛。然而澳门低空面对的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空域扩张和管理问题，而是怎么在有限空间内安排航空安全、旅游服务和公共秩序的先后次序。因此，本文研究从“是否能飞”转为“什么任务值得先飞、在什么边界内飞、谁对异常负责”。澳门的特殊性很容易就可以从几组年度数据看出。2024年末总人口为 688,300人，全年入境旅客 34,928,650人次；以本地统计口径看，游客活动的规模远大于常住人口（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2025a，2025b）。游客规模约为常住人口的 50倍，这些数据只能说明潜在的服务需求很大，却不能直接推导出飞行需求很大。而且游客流量具有节假日、周末、会展和口岸潮汐特征，需求高峰往往恰好与人群暴露、噪声投诉和空域协调压力重合。所以对澳门而言，需求统计首先要回答“谁在什么节点产生可计划的任务”，而不是仅仅把游客数换算成订单数。在澳门低空活动还会受到多重制度边界的共同约束。澳门民航局公开的无人机要求和禁限飞说明涉及机场或起降地点周边、飞行路径、受保护建筑、历史城区以及临时限制区域（澳门特别行政区民航局，2026a，2026b）。总质量不超过 7公斤与 7—25公斤、超过 25公斤的航空器，适用的登记、许可和保险要求并不相同；第三类无人机还涉及营运人许可、活动许可和最低 1,000万澳门元第三者责任保险（Civil Aviation Authority of Macao, 2021）。因此，这意味着本文不能把大型货运无人机、eVTOL和消费级无人机视为同一类政策对象，也不能把技术上能飞直接等同于已经具备在澳门运营的资格。现有澳门情境下的低空经济讨论也留下了一个管理学问题：项目为什么会被列入优先清单，往往没有被充分地解释。一些研究把技术性能和商业规模写得很细，却把法规、公众接受、个人

《澳门管理科学》·澳门公共管理 2026 年第 3期— 5—资料和文化遗产保护放到最后；一些方案列出了酒店、口岸、观光和外卖等丰富场景，却没有说明不同场景的风险边界；还有一些政策路线图重建设、轻顺序，但缺少“先做什么、暂缓什么、由谁承担验证成本”的说明。澳门的研究价值正是来自这些限制，而不是来自可以复制的一套通用方法。基于此，本文围绕三个相互衔接的问题展开：澳门低空经济早期应选择哪些任务；任务选择要通过哪些法律、空间和公共安全门槛；政府应按什么顺序补齐治理能力短板。本文不提供未经专家判断和飞行试验支撑的精确排名，也不把公开统计推导成商业航线验证。文章采用约束优先的政策分析方法，把场景价值、运行边界和治理准备度放在同一个判断框架中。后文的政策建议也限定在澳门这一高密度旅游城市，不外推为所有城市的统一方案。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澳门低空经济从“技术能否飞 ”转向“城市是否适合让其持续飞”；二是提出适合高密度旅游城市的场景分层和治理机制；三是形成面向澳门的分阶段政策路线图，并明确其适用边界。二、文献综述（一）低空经济与城市空中交通：从航空器性能到城市系统治理近五年的低空经济研究已经明显不仅限于“航空器能否飞行”的技术问题。Cohen等（2021）从生态系统、市场潜力和运行挑战等方面讨论城市空中交通，Garrow等（2021）进一步把航空运输与地面自动化交通、城市规划和社会影响放在同一比较框架中。Pons-Prats等（2022）指出，城市空中交通的落地同时受到技术、基础设施、空域管理和社会接受度的影响；Wang等（2023）的综述则强调，低空交通需要嵌入智能交通系统，而不是作为孤立的航空器应用。由此可见，低空经济的研究正在从单架飞行器转向“航空器—节点—空域—平台—城市治理”的组合系统。（二）无人机物流与末端配送：效率模型不能替代场景选择无人机末端物流研究主要沿两条路径展开：一类关注车辆，无人机协同、路径、时间窗、能耗和调度，另一类关注配送方式、消费者偏好和服务组织。Merkert等（2022）基于离散选择实验发现，消费者对无人机配送的接受程度取决于速度、价格、安全和时间窗口，而不是单一的技术新颖性。国内研究近年开始把多中心配送、空地协同和客户类型纳入模型，任新惠、芮钰琪（2024）讨论了两级多中心物流无人机调度，崔林等（2024）将地理位置与能耗约束结合，傅惠等（2025）则从研究热点和应用模块对低空无人机物流进行系统梳理。这些成果提高了运营优化的精度，但大多以任务已经确定为前提，较少回答高密度城市应该先开放什么任务、暂缓什么任务的问题。

高密度旅游城市低空经济的场景选择与治理机制研究——以澳门特别行政区为例— 6—（三）城市治理、公众接受与研究缺口治理研究提示，低空技术的可行性不仅取决于设备性能，也取决于城市在监管、数据、公共沟通和跨部门协调方面的准备度。Aoyama和 Alvarez Leon（2021）把城市在自动化交通中的角色概括为监管者、协调者、数据催化者和促进者；Smith等（2022）指出，公众对物流无人机的判断会随具体任务、隐私风险、安全边界和对技术的了解程度而变化。现有研究仍有三个不足：一是高密度旅游城市的游客潮汐、历史城区和口岸边界没有被充分纳入场景评价；二是技术优化与监管准入之间缺少一套判断语言；三是跨境低空服务常被写成航线问题，货物申报、查验、数据和事故责任的制度成本讨论不足。本文据此把澳门作为约束密集型案例，采用“公共价值—运行边界—治理准备度”的场景适配框架。相关研究脉络和本文切入点见表 1。表 1近五年低空经济与无人机物流研究的主题脉络及本文切入点研究主题 代表性文献 已有研究侧重 本文的研究切入点低空经济与城市空中交通Cohen et al., 2021；Garrow et al.,2021；Pons-Prats et al., 2022；Wang et al., 2023航空器、基础设施、空域融合、社会影响与需求分析把高密度旅游城市的空间、游客流和治理约束纳入场景选择无人机物流与末端配送Merkert et al., 2022；任新惠、芮钰琪，2024；崔林等，2024；傅惠等，2025成本、时间窗、能耗、路径和空地协同优化在路径优化之前回答哪些任务值得进入低空试点公众接受与社会风险Smith et al., 2022；Merkert et al.,2022隐私、安全、噪声、价格和具体使用情境对接受度的影响将澳门人群密度、历史城区、口岸和数据保护作为场景边界城市治理与新兴交通监管Aoyama &Alvarez Leon, 2021；Wang et al., 2023多层级治理、城市监管角色、数据基础设施和跨部门协同形成平台、责任清单、风险分级和琴澳制度沙盒的治理组合图 1所示的分析流程具有两个特点：场景优先级不是由市场规模单独决定的，而是由任务必要性、运行边界和治理条件等共同决定；试点也不是一次性决策，任务完成记录、公众投诉和异常处置结果会反向修订场景清单。图 1本文研究逻辑与场景适配流程

《澳门管理科学》·澳门公共管理 2026 年第 3期— 7—三、现状研究（一）高游客密度带来的需求与风险叠加澳门确实存在适合低空服务的任务场景。官方统计显示，2024年入境旅客接近 3,493万人次，旅客消费（不含博彩）约 753.6亿澳门元；机场同期旅客量超过 764万人次（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2025b；澳门国际机场，2025）。这些数据更适合用来识别酒店、会展、口岸和旅游服务之间的连接场景，而不是用来证明可以立即开展普遍性配送。对高频但碎片化的订单，固定节点和人工交接可能比“直达收货人”更重要。需求高峰与风险高峰在澳门往往同时出现。节假日、周末和大型活动会把客流压缩到少数商业、口岸和交通节点；在这类区域，航空器的运行风险不仅是坠落概率，还包括人群暴露、噪声、视觉干扰、物业协调和投诉处置。相同的货物，如果从低密度后勤区转运，主要就是考验效率；若在酒店群或历史城区上空运行，审批、保险、现场隔离和公众沟通都会改变成本结构。因此，应用场景评价需要把需求强度与风险暴露放在同一张表里。（二）机场、世遗与关键设施构成空间约束澳门国际机场 2024年的货运量为 108,001吨，飞机起降为 56,595架次；机场同时承接约 5.9万架次的航空器运行（澳门国际机场，2025）。这些数字说明澳门存在航空货运和机场运行基础，但无人货运机队尚不能使用现有航线。统计口径不同，DSEC的“航空运输”与机场运营方的机场货运量并非同一指标，本文也会将其分别使用，并在推论中避免把两者相加。对低空经济而言，更重要的后续问题是：货物是否需要点到点飞行，还是在口岸和后勤区之间进行受控转运。民航局公开资料显示，机场、起降地点、历史城区、受保护建筑和部分公共设施周边存在飞行限制或许可要求（澳门特别行政区民航局，2026b）。这些规定对场景设计有两个要求。其一，敏感空间原则上不能被当作普通航路使用，方案需要先进行空域和地面风险核查。其二，酒店、展馆和大型活动场地周边的运行条件会随活动安排变化，不能仅凭一张静态地图决定长期航线。即便是巡检或应急任务，也必须把临时授权、现场隔离和任务中止写进运行方案。（三）低空规则与大型航空器的边界现行民航规章是按照无人机的起飞总质量和运行活动对运营要求进行分类：不超过 250克、超过 250克但不超过 7公斤、超过 7公斤但不超过 25公斤，以及超过 25公斤的航空器，所涉登记、许可、营运和保险要求并不相同（澳门特别行政区民航局，2026a）。较高质量等级的航空器还会涉及机型、飞行计划、起降点、航线、操作员资格和保险等。由此，本文把大型无人货运机和消费级无人机分开讨论：前者的政策门槛不能被后者的低风险运行经验替代。

高密度旅游城市低空经济的场景选择与治理机制研究——以澳门特别行政区为例— 8—这一制度分层直接改变了低空应用场景的进入顺序。小型无人机可以先用于封闭空间内的验证，但固定翼无人货运机或 eVTOL若涉及跨区、跨境或载荷运行，就需要把航空器类别、人员资质、起降场地、运行计划和责任保险同时纳入审核监管。澳门的场景选择也不能只比较航程、载荷和配送时效，还要看人群密度、敏感设施距离、航线可复核程度和跨部门协同成本。成熟的运营技术方案只有在这些条件均同时成立时才具有政策可行性。（四）跨境制度边界并非单纯的航程问题琴澳协同是澳门低空经济可能形成差异化价值的重要方向，但它首先将直面两地的制度衔接问题。医疗和生物医药样品、会展展品及高价值小件的跨境运输，涉及海关、边检、检疫、药械合规、数据跨境传输、责任追踪和事故处置。即使飞行器能够越过地理距离，货物也未必能够顺利越过制度边界。本文因此把跨境场景拆成货物类别、申报流程、接驳节点和异常责任四个问题，不用“跨境低空航线”这一概念掩盖实际的制度协调工作量。基于上述判断，琴澳低空协同宜从固定节点、低频次和高价值货物开始，以制度沙盒验证申报、查验、数据留痕和异常处置，再根据海关、边检、检疫和民航部门的协同结果逐步扩大业务范围。跨境低空飞行不是把澳门现有业务简单延伸到横琴，也不是单纯的航线建设问题；它需要先证明一条可监管、可追踪、可暂停、可复盘的责任链能够顺利实施运行。四、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一）约束优先的场景适配框架本文把场景适配理解为：一项低空任务在特定空间、运行条件和治理阶段下，能否同时满足公共价值、可控边界和治理准备度。法规不是项目排序完成后的附录，而是决定应用场景能否进入试点池的前置条件（Aoyama &Alvarez Leon, 2021；Wang et al., 2023）。因此，本文的“优先”只是表示更值得进入验证程序，不表示已经获得许可或具备商业化条件。公共价值是第一道判断标准。医疗急救、灾害响应、基础设施维护、遗产保护和关键产业保障都可能具有较高公共价值，但公共价值只说明“为什么值得试”，不等于“可以立即飞”。评价时还要问：任务是否能够被明确委托，是否有可接受的服务对象，失败时由谁承担后果。第二道判断是运行边界：起讫节点、时段、航线、载荷和地面交接能否事先确定，任务是否避开密集人群和敏感设施，是否具备人工观察、平台监管和中止任务的手段。边界越模糊，场景越不适合在早期作为常态化运营业务。第三道判断是治理准备，包括许可、保险、操作员资质、航空器适航、数据保护、应急接管、事故报告和跨部门责任。准备不足时，即便需求强、商业价值高，也只能进入观察清单。这

《澳门管理科学》·澳门公共管理 2026 年第 3期— 9—个判断也意味着，澳门低空经济的早期政策应当把“暂缓”作为正常结果，而不是把所有场景都包装成可落地项目。（二）研究资料与分析步骤本文使用的证据主要来自四类公开材料：统计暨普查局的人口、旅游、GDP、会展和交通统计；民航局公开的无人机、禁限飞和航空监管资料；澳门国际机场、政府部门及文化遗产保护相关公开文件；以及跨境合作和公共治理文献。分析步骤是先确定场景任务，再核对其空间和法规边界，最后讨论公共价值与治理准备度。这样处理的好处是，应用场景不会因为商业想象力较强就自动获得优先级。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没有把公共价值转化为一个看似精确的综合分数，也没有用问卷中位数替代运行试验。每个场景只回答几项可复核的问题：是否具有明确的公共任务；是否能够限定节点、时间、航线和载荷；是否满足许可、保险、人员、数据和异常处置要求；是否具备可留痕的验证路径。这样的判断适合形成政策清单，但不足以替代航空安全论证或商业财务测算。（三）场景分类结合澳门实际，本文设置了 11类候选场景，分为公共应急与城市治理、文旅与会展服务、琴澳跨境协同、开放式商业配送四种类别，具体如表 2所示。候选场景不是对未来项目的承诺，而是为了比较不同任务在澳门低空治理环境中的先后次序。表 2澳门低空经济候选场景及政策定位类别 候选场景 政策定位公共应急与治理 应急医疗物资、AED、血液样本配送 近期优先，封闭或固定节点试点公共应急与治理 台风灾后积水、道路、建筑外立面勘察 近期优先，公共部门主导公共应急与治理 桥梁、轻轨、岸线和市政设施巡检 近期优先，任务边界清晰公共应急与治理 口岸应急与人流巡查 近期优先，需治安和民航协同文化与城市治理 世遗保护性巡查、低频影像采集 条件试点，专项许可和隐私控制文旅与会展 会展展品、文件和设备备件点对点配送 中期试点，固定节点和保险前置文旅与会展 酒店群高价值小件配送 中期观察，避免穿越密集人群文旅与会展 无人机灯光秀和大型活动展示 活动许可制，不能作为长期主线琴澳协同 样品、药械和会展物料跨境运输 中期制度沙盒，跨部门审批开放式商业 日常外卖和即时零售配送 早期后置，运行频次和人群风险高开放式文旅 开放式低空观光、eVTOL接驳 审慎后置，需专门适航和运营路径

高密度旅游城市低空经济的场景选择与治理机制研究——以澳门特别行政区为例— 10 —五、澳门低空经济的优先场景与政策判断（一）应急医疗：公共价值最高的入口场景应急医疗物资（如 AED、血液和急救药品）适合作为澳门低空经济的早期验证场景，原因不在于它必然具有最高收益，而是在于其任务目标相对明确、公共价值高并且容易解释，且可在封闭或半封闭空间内设计节点、载荷、签收、追踪和异常中止流程。节假日和大型活动期间，地面交通拥堵可能增加时间成本，但也会提高人群暴露和现场管控难度。试点应先在少量固定节点开展，并由医疗、民航、治安、消防和运营单位共同确认责任边界。应急医疗不能简单理解为“医院之间的无人机快递”。血液、药品和医疗器械涉及温控、包装、交接、追踪和合规，运输任务又需要医院、卫生部门、民航、治安和运营方共同参与。首轮试点应设置标准化货箱、起飞前检查、异常返航、人工接管、交接记录和事故报告等环节，先证明流程可持续，再讨论扩大航线和频次。（二）台风灾后勘察与基础设施巡检：低人群暴露的公共服务场景台风、暴雨、风暴潮和城市内涝发生后，受损道路、桥梁、排水设施和临时安置点需要快速获取影像和现场信息。无人机在这类任务中的公共价值较明显，但灾害性天气同时会降低能见度、改变风场、影响通信并增加坠落后果。因此，灾后勘察应预先规定气象阈值、备降点、通信冗余、地面警戒和停止运行条件，不能把“灾后需要快”理解为“任何天气都可飞”。这类任务宜由政府部门或公共机构提出需求，并把飞行计划、数据权限、影像保存、公众告知和后续处置写入委托协议。台风前的设备和通信检查同样重要，台风期间原则上停止运行，灾后只有在气象和通信条件满足时才恢复。评价重点应放在信息是否及时、影像是否支持决策、异常是否可追溯，而不是单纯统计飞行架次。（三）口岸应急与基础设施巡检：公共治理价值明确，但安全边界更严格口岸巡查、拥堵识别、突发事件辅助处置和关键设施巡检具有明确的公共治理价值。由于口岸连接跨境交通、人员密集区和重要设施，运行方案必须同时考虑隐私、警务边界、数据访问和跨部门调度。无人机影像不应默认等同于人脸识别或持续监控；试点需要先定义采集范围、保存期限、授权人员、脱敏方式和投诉处理机制。口岸应急支持适合采用专用设备、固定时段、限定高度、平台监管和可中止任务的组合。巡检与执法识别应当分开设计：前者关注设施状态和交通组织，后者涉及更高的数据与权力边界。对涉及个人或跨境活动的影像，应当按照最小必要原则处理，并在项目开始前完成数据保护影响

《澳门管理科学》·澳门公共管理 2026 年第 3期— 11 —评估和责任确认。（四）会展和酒店高价值小件：具有商业前景，但必须固定节点先行澳门的会展业具有高价值、时点明确和节点相对集中的特点。展品、样品、证书和小型设备在短时间内进行点对点调度，理论上比开放式日常配送更容易限定任务范围。不过，会展中心和酒店群在活动期通常人流密集，且临时布展、道路管制和物业规则会改变地面条件。首轮应用应从楼宇内部或受控后勤区域的固定交接点开始。会展和酒店高价值小件不宜一开始采用面向游客的开放式投递。更可行的流程是由后勤部门预约、人工核验货物、使用标准化货箱，在指定起降点完成交接；活动高峰时段则设置禁飞或降频规则。只有当货物追踪、保险、收货确认和投诉处置运行稳定，才有必要讨论跨楼宇、跨区域的扩展。（五）琴澳跨境样品和药械：战略价值高，但应后置为制度沙盒琴澳跨境低空应用具有制度和产业价值，但其复杂度也明显高于澳门本地固定节点任务。医疗、生物医药、会展展品和高价值货物都可能需要跨境运输，然而货物类别、申报主体、查验方式、药械合规、数据传输和事故责任并不相同。跨境场景的第一项成果应是形成一份可执行的制度清单，而不是先宣布航线开通。因此，跨境低空应用可按递进方式验证：先选择时效要求明确、货物可标准化、责任主体清楚的文件或普通货物；再由海关、边检、检疫、民航和相关主管部门共同确认申报与异常处置流程；最后才考虑药械和更高时效货物。跨境任务的优先级取决于制度流程是否闭合，而不只取决于战略价值。（六）日常外卖、开放式观光和灯光秀：不宜成为早期主线日常外卖和开放式低空观光具有需求频率高、订单分散、地面接驳复杂和人群暴露高等特点。澳门空间紧凑，酒店、商业街、历史城区和口岸之间的航线很难长期保持清晰边界；eVTOL载客还涉及更高的适航、起降场和乘员安全要求。小型无人机可以用于封闭场地的展示或培训，但不宜据此推导出面向全城的常态化业务。这类场景并非永远不能发展，而是需要放在公共服务和固定节点试点之后。只有平台监管、动态禁限飞、保险、异常接管、公众沟通和投诉处理形成规范化成熟运作后，才有条件评估高频商业场景和载人观光。早期政策如果只追求飞行架次和展示效果，可能会把尚未解决的治理成本推迟到事故或争议发生之后。图 2用于表达本文的相对定位，不是对澳门各场景的实测评分。横轴表示治理准备度与运行

高密度旅游城市低空经济的场景选择与治理机制研究——以澳门特别行政区为例— 12 —边界清晰度，纵轴表示公共价值与任务必要性，气泡大小用于提示风险暴露和制度复杂度。应急医疗、灾后勘察和基础设施巡检位于优先试点区；琴澳跨境场景公共价值较高，但因制度准备度不足进入沙盒；开放式观光和外卖则需先补足运行边界与公众接受证据。图 2 澳门低空场景的公共价值—治理准备度矩阵六、从“项目试点”到“治理能力”的机制设计（一）建立跨部门低空治理协调机制澳门低空经济不可能由一个部门或一家企业单独完成。民航部门需要明确运行和安全要求，治安、消防、医疗、交通、文化遗产、个人资料保护和城市管理部门分别掌握不同的风险信息，运营企业则承担设备、人员和任务执行责任。协同治理的关键不是把所有部门放进同一张组织架构图，而是预先写清谁批准、谁监管、谁接管、谁保存数据、谁处理事故（Aoyama & AlvarezLeon, 2021）。平台化治理应减少重复提交和责任空当。运营方可以通过统一入口提交航空器资料、运营资质、飞行计划、航线图、载荷说明和保险证明；平台再按照场景、区域和风险等级分发给相关部门，并保留审批、变更、告警、停飞和事故处置记录。平台不是把行政判断自动化，而是让判断过程有据可查。（二）建设“一平台、三清单、两闭环”低空协同平台至少应记录任务申报、运行状态、禁限飞范围、气象和通信条件、异常告警、人工接管、事故报告和复盘结果。平台建设不应先追求复杂界面，而要先满足数据字段统一、责

《澳门管理科学》·澳门公共管理 2026 年第 3期— 13 —任人明确、授权可追踪和紧急停飞有效四项要求。治理清单应同时回答三类问题：哪些任务可在试点阶段开展，哪些任务需要专项许可，哪些任务暂缓；哪些空域、起降点、道路、口岸和设施属于敏感区域；每一次任务由谁申报、运营、监看、接管、处理数据和承担事故责任。清单只有与具体任务、具体节点和具体责任人绑定，才具有管理效力。复盘机制是平台治理持续的关键。安全复盘关注气象、通信、航迹、载荷、异常和停飞原因；公共价值复盘关注任务是否真正改善响应时间、设施维护或服务可靠性；社会影响复盘则关注投诉、隐私、噪声和公众接受度。没有定期复盘和更新机制，试点很容易停留在一次性展示，无法形成可持续的制度学习。（三）建立红黄绿分级，但不把它误写成官方禁飞地图本文建议把风险分级与官方禁限飞、保护区、重点设施周边、人员密集区和跨境制度边界结合起来，形成可供审批和运行使用的分区图。原则上禁止或需专门授权的区域，不应因为项目价值高就被默认为可飞；适合试点的区域也要绑定固定线路、固定时段、载荷上限、保险和平台监管。地图只能提供空间底图，最终运行条件仍需以实时通知、批准文件和现场检查为准。分区结果应服务于差异化管理，而不是制造一张静态的“可飞地图”。禁止区对应停止运行和专项审批，限制区对应人员培训、工程检查、现场警戒和实时监管，试点区则对应标准化运行和绩效记录。由于活动、施工、气象和临时管制会改变风险，平台需要保留分区更新和历史版本。（四）把个人资料与文化遗产保护写入项目准入条件低空巡查会涉及影像、定位和人员活动信息，项目申报时应先回答“能采集什么、谁能访问、保存多久、如何使用、能否跨境传输”等问题。对于口岸、酒店群和历史城区等敏感区域，应尽量采用低分辨率、局部采集、脱敏处理和最小权限访问；涉及跨境任务时，还应把个人资料保护、数据传输和责任追踪纳入同一份合规清单。巡查任务还应区分安全巡查、运营管理和宣传展示。不同用途对应不同的必要性、保存期限和公众告知要求。涉及文化遗产的影像采集，应先核对保护范围、设备高度、拍摄角度、活动许可和成果归档规则；只有完成这些前置核查，影像成果才适合用于后续规划、维护或展示。七、澳门低空经济的分阶段政策路线（一）第一阶段：封闭试点与公共服务验证第一阶段可安排为“封闭试点与公共服务验证”，建议周期约为 12个月。任务范围限于应急医

高密度旅游城市低空经济的场景选择与治理机制研究——以澳门特别行政区为例— 14 —疗、台风灾后勘察、基础设施巡检和口岸应急支持等能够明确委托人的场景；运行采用固定节点、固定航线、固定时段和低频次方式。阶段目标不是追求飞行架次，而是验证起降、通信、保险、货物交接、异常中止、事故报告和数据留痕是否能够持续运行。阶段性评价至少应包括任务完成率、平均响应时间、异常中止率、通信失联率、事故和险情记录、数据合规通过率以及投诉处理时效。每个指标都应有数据来源、责任单位和复核周期，并据此决定下一阶段是扩大、维持还是暂停。（二）第二阶段：固定节点的高价值商业服务第二阶段可在公共服务流程稳定后，尝试连接会展中心、酒店群、医院和后勤节点之间的高价值小件运输。该阶段仍不宜开放为面向所有订单的全城配送，应采用预约制、标准化货箱、专用起降点、起飞前检查和平台全程留痕。会展活动或人群高度聚集时，运营方应执行降频、改线或暂停规则，不能把游客数量当作无限扩大飞行的依据。第二阶段的评价重点是单位任务成本、人工交接时间、准点率、异常率、起降点周转能力和公众投诉率。只有当低空方案在时效、可靠性和可接受性上形成可重复记录，且没有明显增加治理负担，才有理由与地面运输方式进行进一步的成本效果比较。（三）第三阶段：琴澳制度沙盒与有限开放第三阶段才适合进入琴澳跨境制度沙盒。应先由相关部门制定货物分类、申报主体、数据边界、责任承担、异常处置和查验衔接的制度清单，再开展固定节点、低频次、可追踪的试运行。对于超过 25公斤的航空器、eVTOL和跨境载荷，应分别核对适航、营运、起降和保险要求，不能用小型无人机的经验替代。第三阶段的判断标准不是“是否完成一次展示飞行”，而是是否形成稳定、可审计、可追责的跨境运行流程。只有当申报、查验、放行、交接、数据留痕和事故处置能够被复盘，才可以考虑扩大货物种类和服务频次。三个阶段的具体政策任务如表 3所示。表 3澳门低空经济分阶段政策任务阶段 优先任务 治理重点 暂不建议第一阶段应急医疗、灾后勘察、基础设施巡检、口岸应急许可、保险、固定节点、数据留痕、应急中止全域商业配送、开放式观光第二阶段 会展高价值小件、酒店群固定节点服务起降点、标准货箱、预约制、公众沟通、成本评估穿越密集人群的即时配送第三阶段 琴澳样品、药械和会展物料制度沙盒海关、边检、检疫、民航、数据和事故责任协同未经专项授权的大型航空器和超视距常态化运营

《澳门管理科学》·澳门公共管理 2026 年第 3期— 15 —图 3把分阶段路线与可观察的复盘指标连接起来。阶段转换不以展示飞行完成为条件，而以任务完成率、异常中止率、数据合规、投诉处理和事故复盘等记录为依据。图 3澳门低空经济的渐进式治理路线八、讨论与结论（一）管理学含义：低空经济首先是治理能力的生产澳门低空经济的核心问题不是简单增加飞行器和航线，而是把航空安全、城市空间、公共服务和产业需求放在同一个治理安排中。固定节点、平台统筹、分级试点和跨境沙盒之所以适合澳门，是因为它们能把“谁可以飞、在哪里飞、承担什么责任、出现异常怎么办”转化为可审查的程序。这一判断并不意味着澳门只能发展公共服务场景。它更像一条排序规则：在人群密度高、遗产保护强、空域边界复杂的城市，低空项目的早期优势应来自任务可控和责任清楚，而不是来自飞行规模。其他城市可以借鉴这一思路，但仍需根据人口密度、空域制度、机场布局和产业结构重新核对。（二）主要结论第一，日常外卖、开放式低空观光和大规模展示活动不宜作为澳门的第一批常态化项目。它们并非没有市场价值，而是风险暴露高、频次高、空间边界复杂，容易在治理能力尚未成熟时放大投诉、隐私和安全问题。第二，应急医疗、台风灾后勘察、基础设施巡检和口岸应急支持更适合先通过固定节点试点验证；会展高价值小件和酒店群服务可作为第二阶段的商业化方向，但前提是标准货箱、预约、专用起降点、保险和平台留痕能够运行。

高密度旅游城市低空经济的场景选择与治理机制研究——以澳门特别行政区为例— 16 —第三，琴澳跨境低空的关键约束是制度协同而不是距离。医疗、生物医药、会展和高价值货物应从低频、可标准化、可追踪的任务开始，逐项验证海关、边检、检疫、民航、数据和事故责任边界。第四，低空治理平台、部门责任清单、动态风险分区、数据和文化遗产保护要求，应作为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同步建设。没有这些条件，增加飞行架次只能增加风险和协调成本，不能自动形成低空经济。（三）研究局限本文使用了官方统计、民航监管资料、机场公开资料、政策文件和治理研究，但没有开展实地飞行试验，也没有取得完整的企业成本、公众态度和运行事故样本。因此，本文提出的“优先试点”、“暂缓观察”和分阶段路线，属于基于公开证据的政策判断，不应被解释为许可结论或商业收益承诺。下一步需要由政府部门、运营企业和科研机构共同完成专家评审、受控飞行、公众沟通、数据保护影响评估和成本效果测算，并根据试点记录修订场景门槛。【参考文献】[1]崔林, 常迈,周建山,等. 面向低空快递配送的空地协同路径优化研究[J]. 无人系统技术, 2024, 7(3): 40-53. DOI: 10.19942/j.issn.2096-5915.2024.03.26.[2] 任新惠, 芮钰琪. 基于配送服务模式及路径策略的物流无人机调度模型[J].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 2024,48(3): 98-111. DOI: 10.11860/j.issn.1673-0291.20230083.[3] 傅惠, 崔煜, 赵佳虹, 等. 低空无人机物流配送研究与应用综述[J]. 工业工程, 2025, 28(1): 9-21. DOI:10.3969/j.issn.1007-7375.240388.[4] MERKERT R, BLIEMER M C J, FAYYAZ M. Consumer preferences for innovative and traditional last-mile parcel deliver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ysical Distribution & Logistics Management, 2022, 52(3):261-284. DOI: 10.1108/IJPDLM-01-2021-0013.[5] COHENA P, SHAHEEN S A, FARRAR E M. Urban air mobility: History, ecosystem, market potential, andchallenges[J]. IEEE Transactions on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2021, 22(9): 6074-6087. DOI:10.1109/TITS.2021.3082767.[6] GARROW L A, GERMAN B J, LEONARD C E. Urban air mobility: A comprehensive review andcomparative analysis with autonomous and electric ground transportation for informing future research[J].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C: Emerging Technologies, 2021, 132: 103377. DOI:10.1016/j.trc.2021.103377.[7] AOYAMA Y, ALVAREZ LEON L F. Urban governance and autonomous vehicles[J]. Cities, 2021, 119:103410. DOI: 10.1016/j.cities.2021.103410.[8] SMITH A, DICKINSON J E, MARSDEN G, et al. Public acceptance of the use of drones for logistics: Thestate of play and moving towards more informed debate[J]. Technology in Society, 2022, 68: 101883. DOI:10.1016/j.techsoc.2022.101883.

《澳门管理科学》·澳门公共管理 2026 年第 3期— 17 —[9] PONS-PRATS J, ŽIVOJINOVIĆ T, KULJANIN J.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status of urban airmobility development and its future prospects: Commuting in a flying vehicle as a new paradigm[J].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E: Logistics and Transportation Review, 2022, 166: 102868. DOI:10.1016/j.tre.2022.102868.[10] WANG L, DENG X, GUI J, et al. A review of urban air mobility-enabled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Mechanisms, applications and challenges[J]. Journal of Systems Architecture, 2023, 141: 102902. DOI:10.1016/j.sysarc.2023.102902.[11] 澳 门 特 别 行 政 区 政 府 统 计 暨 普 查 局 . 人 口 统 计 2024[EB/OL]. (2025-03-10)[2026-08-18].https://www.dsec.gov.mo/getAttachment/3827c09a-ab7b-4c40-8aa1-8fee04195f8e/C_DEM_PUB_2024_Y.aspx.[12]澳门特别行政区民航局.放飞无人机[EB/OL]. (2024-05-10)[2026-08-18]. https://www.aacm.gov.mo/zh-hans/guide/DronesandOthers/Drones.[13] 澳门特别行政区民航局 . 无人机禁飞区及临时飞行限制 [EB/OL]. (2024-05-10)[2026-08-18].https://www.aacm.gov.mo/zh-hans/guide/DronesandOthers/ProhibitedAreas.[14] Civil Aviation Authority of Macao. Air Navigation Regulation of Macao[EB/OL]. (2021-11-20)[2026-08-18]. https://www.aacm.gov.mo/static/2024/11/20/60b53ac1-180b-4aac-b649-c671a1d85a83.pdf.[15] 澳门国际机场 . 澳门国际机场 2024 年旅客量突破 764 万人次[EB/OL]. (2025-01-06)[2026-08-18].https://www.macau-airport.com/zh/media-centre/news/news-details/31892.

琴澳数据跨境流动的实践探索及优化路径— 18 —琴澳数据跨境流动的实践探索及优化路径王彦飞（珠海科技学院，广东 珠海，519000）摘 要：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据跨境流动已成为推动数字贸易、科技创新和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基础。依托“一国两制”制度优势，琴澳围绕个人信息跨境流动、数据跨境服务平台、可信数据空间和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等开展了一系列探索，为粤港澳大湾区数据跨境流动制度创新积累了实践经验。本文系统梳理琴澳数据跨境流动的实践进展，分析其在规则衔接、制度创新和国际规则对接等方面面临的现实困境。研究发现，当前琴澳数据跨境流动已形成较为完善的规则体系和应用场景，但总体仍以既有数据出境管理制度框架下的程序便利化改革为主，在制度互认、监管协同、“两制之利”转化以及国际规则衔接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尚未形成具有琴澳特色、可复制推广的制度性成果。基于此，本文提出构建琴澳数据跨境流动特别机制，完善数据分类分级和场景清单制度，建立可信主体认证和监管沙盒制度，健全匿名化认定和可信数据空间制度，探索国际规则衔接和协同治理机制等优化路径，推动琴澳数据跨境流动从程序便利向制度创新转变，为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建设和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制度探索和实践参考。关键词：数据跨境流动；琴澳一体化；规则衔接；制度创新；粤港澳大湾区Practical Explorations and Optimization Pathways for Cross-Border DataFlows between Hengqin and MacaoYanfei Wang(Zhuhai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uhai Guangdong, 519000)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cross-border data flows havebecome an essential foundation for advancing digital trad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Leveraging 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of “One Country,Two Systems”, Hengqin and Macao have undertaken a series of practical explorations in areassuch as cross-border personal information flows, cross-border data service platforms, trusted dataspaces, and an international hub port for digital trade, thereby accumulating valuable experiencei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for cross-border data flow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项目来源】珠海市 2025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澳门+横琴’数据跨境流动研究：政策创新与实践路径”（2025GJ062）。【作者簡介】王彦飞，男，硕士，珠海科技学院，助理研究员，wyf@zcst.edu.cn。

《澳门管理科学》·粤港澳大湾区管理创新 2026 年第 3期— 19 —Greater Bay Area.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progress of cross-border data flowsbetween Hengqin and Macao and examines the practical challenges they face in regulatoryalignment,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integr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rules. The study finds thatHengqin and Macao have established a relatively comprehensive regulatory framework anddeveloped a range of application scenarios for cross-border data flows. Nevertheless, existingreforms remain largely focused on procedural facilitation within the prevailing national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outbound data transfers. Deficiencies persist in mutual institutionalrecognition, regulatory coordination, the effectiv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dvantages of “OneCountry, Two Systems,” and alignment with international rules. Consequently, a distinctive andreplicable institutional model for cross-border data flows between Hengqin and Macao has yet toemerge. In response, this paper proposes establishing a special mechanism for cross-border dataflows between Hengqin and Macao, improving data classification and scenario-based listmanagement, introducing trusted entity certification and regulatory sandbox mechanisms,strengthening anonymization assessment and trusted data space arrangements, and exploringmechanisms for international rule alignment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hese measures areintended to promote a shift from procedural facilitation to substantiv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thereby providing institutional experimentation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market integration in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nd China’s pursuit of high-standardopening up.Keywords:cross-border data flows; Hengqin – Macao integration; regulatory alignment;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一、引言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据跨境流动已经成为数字贸易、人工智能、跨境金融和国际科技合作的重要基础，也成为国际数字经贸规则竞争的重要领域。我国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围绕数据分类分级保护、数据出境安全评估、个人信息保护认证和标准合同等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数据跨境流动制度体系，为数字经济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横琴时指出，“澳门+横琴”正在成为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示范、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高地、实现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平台，并强调要充分发挥“两制”之利，推进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以琴澳一体化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建设（新华社，2024）。这不仅赋予琴澳推

琴澳数据跨境流动的实践探索及优化路径— 20 —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使命，也为数据跨境流动制度创新提供了独特的实践场域。琴澳围绕数据跨境流动进行了一系列探索，推进粤澳个人信息跨境流动标准合同、数据跨境服务中心、可信数据空间、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等建设，在科研、医疗、政务服务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了一批创新实践，推动琴澳数据跨境流动从政策探索逐步迈向场景应用。这些探索有效提升了数据跨境流动的便利化水平，为琴澳规则衔接积累了实践经验。但总体来看，琴澳数据跨境流动探索以现有数据出境制度框架下的程序便利化为主，对规则衔接、制度互认、监管协同以及国际规则对接等深层次制度创新的探索仍有待拓展和深化。二、琴澳数据跨境流动的实践探索近年来，琴澳依托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和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开放平台，在国家数据跨境管理制度框架下，围绕规则建设、平台支撑、场景应用和协同治理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探索，初步形成了规则体系、平台载体和应用场景相互支撑的数据跨境流动实践格局。这些探索推动了个人信息跨境流动等重点领域制度落地，拓展了科研合作、医疗健康、人工智能、数字贸易等数据跨境应用场景，为琴澳数据跨境流动从政策探索向场景应用深化、由程序便利向制度创新迈进奠定了实践基础。（一）完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体系琴澳围绕个人信息跨境流动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积极探索数据跨境流动的基础规则体系。2024年 9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澳门）个人信息跨境流动标准合同实施指引》（以下简称《标准合同实施指引》）正式发布，在国家个人信息出境制度框架下，对粤澳个人信息跨境流动建立了便利化的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个人信息跨境数量受限、合规路径复杂和权责边界不清等问题，为两地居民生活、企业经营和公共服务中的个人信息流动提供了便利的制度支撑（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2024）。2026年 6月，横琴依托《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负面清单）（2025版）》，发布《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横琴片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实施指南》（以下简称《负面清单实施指南》），进一步细化数据出境管理清单适用条件、办理流程和服务机制，明确数据处理者自主识别数据类型、自主判断管理清单适用性，并依托数据跨境服务中心提供政策咨询、申报辅导和事后报告等服务，初步形成了“企业自主研判、政府分类监管、服务机构协同支撑”的数据跨境管理模式（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统计局，2026）。《标准合同实施指引》重点解决了粤澳个人信息跨境流动的便利化问题，《负面清

《澳门管理科学》·粤港澳大湾区管理创新 2026 年第 3期— 21 —单实施指南》进一步完善了数据出境分类分级管理机制，二者共同构成了琴澳数据跨境流动规则探索的重要制度基础，推动数据跨境治理从单一审批模式逐步向分类管理、精准监管转变。（二）加快数据跨境基础平台建设为提升数据跨境流动的支撑能力，横琴不断完善数据跨境服务体系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2025年，横琴数据跨境服务中心与大模型合规指导中心正式揭牌，围绕数据跨境路径规划、合规咨询、申报辅导以及人工智能合规等，为企业提供专业化服务（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统计局，2025）。与此同时，澳琴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入选第二批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先行先试名单，其总体架构包括数据运河、国际数据中心、智算中心，以及数据合规、安全、确权、融合和交易等支撑体系，着力构建覆盖数据流通、开发利用和跨境服务的综合性基础设施平台，服务数据出境、数据回流和数字企业国际化发展（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统计局，2025）。数据跨境服务平台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为企业开展数据跨境活动提供了专业化支撑，也为科研合作、人工智能、数字贸易等领域的数据跨境流动创造了基础条件。（三）拓展数据跨境应用场景琴澳以重点应用场景为牵引，推动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在科研合作、医疗健康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率先落地。国家明确支持珠澳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联合建立专用科研网络，探索科研、医疗等领域数据跨境流动规则。横琴已签约建设“国际跨境可信数据空间—澳琴站”和粤澳医疗可信数据空间，探索病历、医学影像、检验报告等医疗数据可信共享及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应用（珠海特区报，2025）。同时依托大模型合规指导中心，推动面向葡语国家市场的大模型开发和合规出海，不断拓展数据跨境流动的产业应用空间。（四）推进数据跨境协同治理国家网信部门与澳门有关部门通过合作备忘录、标准合同和备案协作建立制度联系。横琴依托数据跨境服务中心、可信数据空间、澳琴数商联盟及政策宣贯等载体，吸纳政府部门、高校、科研机构、技术企业和专业服务机构等共同参与，逐步形成政府引导、市场参与、多元协同的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格局。琴澳跨境协同治理不断深化，有效提升了数据跨境流动政策实施效果和企业合规服务能力，为规则实施和场景应用提供了组织保障，也推动琴澳数据跨境流动从政策推动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拓展，为下一步从程序便利向制度创新转变奠定了治理基础。

琴澳数据跨境流动的实践探索及优化路径— 22 —三、琴澳数据跨境流动的现实困境琴澳数据跨境流动在规则建设、平台支撑和场景应用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有效提升了数据跨境流动的便利化水平，为科研合作、医疗协同、数字贸易等领域提供了制度支撑。然而，对照发挥“两制之利”、推进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的使命要求，琴澳现有探索仍以落实和优化既有数据出境管理制度为主，尚未形成体现琴澳数据跨境流动特色的制度性成果。（一）琴澳规则衔接主要聚焦于程序协调层面琴澳数据跨境流动规则衔接主要依托标准合同和负面清单管理等制度安排。这些制度有效降低了数据跨境流动的程序性成本，为数据跨境流动提供了较为明确的合规路径，但总体上仍属于内地数据出境制度的便利化延伸，其主要解决的是数据如何依法跨境流动的程序问题，而非两地制度如何衔接、监管结果如何互认的制度问题。一方面，现行规则主要适用于个人信息跨境流动，并明确排除重要数据等类型，对于企业集团内部数据共享、供应链协同、科研医疗合作等持续性、复合型数据流动场景，数据处理者仍需针对不同业务场景逐项识别数据属性、分别履行相应程序，制度运行成本依然较高。另一方面，内地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澳门适用《个人资料保护法》，双方在敏感个人信息认定、合法处理依据、监管程序以及法律责任等方面仍存在一定差异（张泳、闫芊伊，2024）。当前，琴澳尚未建立个人信息保护等效认定、认证结果互认、审计结果互认以及跨境投诉协同处理等制度安排，规则衔接仍主要聚焦于合同衔接和程序协调层面，尚未形成以制度互信为基础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体系。（二）“两制之利”尚未转化为制度创新优势琴澳数据跨境流动探索主要遵循全国统一的数据出境管理逻辑。例如，在横琴数据出境管理清单实施过程中，数据处理者需自主识别数据类型、判断清单适用范围，并履行报告、核验等程序。这些措施虽然提高了制度便利性，但并未改变琴澳数据跨境流动整体适用“境内向境外提供数据”管理框架的基本定位。尽管横琴与澳门属于不同法域，但同属一个国家主权范围，人员往来频繁、产业联系紧密、公共服务深度融合，具备依托“一国两制”探索差异化数据跨境流动的独特条件（余宗良、张璐，2023）。然而，现阶段琴澳数据跨境流动仍主要是在既有制度框架下优化程序、完善服务，尚未充分利用“一国两制”的制度空间，探索建立符合琴澳实际的数据跨境流动特别机制，也尚未形成横琴与澳门之间高度便利、横琴与内地之间有效管控的数据跨境流动模式。

《澳门管理科学》·粤港澳大湾区管理创新 2026 年第 3期— 23 —（三）国际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对接能力不足全球数据跨境流动正由传统的审批管理向充分性认定、约束性公司规则（BCR）、认证机制、监管沙盒以及规则互操作等多元治理模式演进，制度互认和监管协同逐渐成为国际数据跨境流动的重要发展方向（上海数据交易所有限公司，2023）。澳门具有自由港、单独关税区以及联系葡语国家的平台优势，横琴则兼具粤港澳大湾区、自贸试验区和深度合作区等多重政策优势，两地具备探索国际数据规则衔接的重要基础。然而，目前琴澳数据跨境流动探索仍主要围绕大湾区内部数据流动展开，对国际规则的制度对接仍然不足。例如，大湾区标准合同仅适用于内地九市与澳门之间的数据跨境流动，如数据继续向大湾区以外地区提供，仍需依法重新履行安全评估、标准合同或者认证等程序。这表明，琴澳尚未真正成为内地连接国际数据治理规则的重要制度接口，在数据保护等效认定、国际认证衔接、可信标志互认、跨境争议解决等方面仍缺乏制度安排。四、琴澳数据跨境流动的优化路径琴澳数据跨境流动从程序便利向制度创新转变，不是对现有数据出境管理制度的简单调整，而是在国家数据安全制度框架下，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探索符合琴澳一体化发展需求的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模式。围绕制度供给、规则完善、监管创新和国际衔接等重点领域，进一步完善琴澳数据跨境流动制度体系，推动形成更加安全、便利、开放的数据跨境流动制度体系，为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建设和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制度支撑。（一）构建琴澳数据跨境流动特别机制琴澳数据跨境流动制度创新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探索符合琴澳一体化发展需求的数据跨境流动特别机制。当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以及数据出境安全评估、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个人信息保护认证等为核心的数据跨境流动制度体系，为维护国家数据安全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提供了制度保障。但上述制度主要面向全国统一监管需求，其制度设计遵循一般数据出境管理逻辑，难以充分适应琴澳高频次、持续性、多场景的数据跨境流动需求。依托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和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政策优势，琴澳可在国家数据安全制度框架下探索建立数据跨境流动特别机制，形成兼顾安全与发展的差异化制度安排。具体而言，可借鉴横琴“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分线管理思路，探索建立数

琴澳数据跨境流动的实践探索及优化路径— 24 —据跨境流动分线治理模式，对澳门居民在横琴学习、就业、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数据，以及跨境科研合作、企业集团内部经营管理、供应链协同等低风险数据，实行更加便利的数据跨境流动安排；对涉及重要数据、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数据以及敏感个人信息等高风险数据，坚持依法实施分类分级监管。推动形成“低风险便利流动、高风险严格监管”的差异化治理机制，在守牢国家数据安全底线的基础上，更好满足琴澳一体化发展的现实需求。（二）完善数据分类分级和场景清单制度数据分类分级是实现数据跨境流动的重要基础，也是推动琴澳数据跨境流动从程序便利向制度创新转变的重要支撑。企业开展数据跨境业务时普遍面临数据分类标准不明确、重要数据识别困难、适用规则不清晰等问题，不仅增加了企业合规成本，也影响了数据跨境流动制度的实施效果。因此，在国家数据分类分级制度框架下，依托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制度，进一步细化琴澳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建立精细化、场景化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体系。围绕医疗健康、科技研发、跨境电商、现代金融、中医药、文旅会展等琴澳重点合作领域，分类制定数据跨境流动场景清单，明确不同场景下的数据类型、适用范围、安全要求、合规程序和责任主体，推动形成“负面清单+场景清单”相结合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体系，提高制度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同时，探索建立重要数据识别咨询机制，为企业提供数据分类、重要数据识别、规则适用和风险评估等咨询服务，增强企业数据跨境流动的制度确定性，降低合规成本，提高制度运行效率。（三）建立可信主体认证和监管沙盒制度现行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制度主要围绕具体数据和具体场景实施分类管理，数据处理者在不同业务场景中往往需要重复开展影响评估、备案或者认证，制度运行成本较高，难以适应集团内部数据共享、科研合作和人工智能训练等持续性、常态化的数据跨境流动需求。琴澳可借鉴国际数据跨境治理中的主体认证和监管沙盒等制度安排，推动监管模式从围绕数据审查逐步向围绕主体监管和场景治理转变。一方面，探索建立琴澳可信主体认证制度。对数据治理体系健全、安全管理能力较强、持续合规记录良好的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医疗机构等主体，经第三方专业机构评估和主管部门认定后，纳入琴澳可信主体目录，对其开展的低风险、常态化数据跨境活动实行更加便利的管理措施，逐步构建以主体信用和持续监管为基础的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机制。另一方面，依托横琴数据跨境服务中心，探索建立数据跨境监管沙盒制度。围绕跨境医疗、科研合作、人工智能训练、数字贸易等创新应用场景，在限定范围内开展真实业务测试，对符合条件的项目实行风险可控、动态评估、全过程审计和及时退出机制，在有效防控数据安全风险的前提下，为

《澳门管理科学》·粤港澳大湾区管理创新 2026 年第 3期— 25 —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提供制度试验空间，推动形成“边试点、边评估、边完善”的制度创新机制。（四）健全匿名化认定和可信数据空间制度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及数据要素市场发展，匿名化处理和可信数据空间逐渐成为促进数据安全流动的重要制度工具和技术支撑。现阶段，横琴已布局可信数据空间建设，并在医疗、科研等领域开展数据跨境流动探索，为数据安全利用积累了实践经验。但相关探索仍主要依托技术手段，匿名化认定标准、可信数据空间运行规则以及相应的制度保障机制尚不完善，技术优势尚未充分转化为制度优势。横琴可依托珠海经济特区立法优势，探索建立跨境数据匿名化认定制度，明确匿名化处理标准、第三方评估程序、再识别风险测试以及动态监管要求，为匿名化数据依法便利流动提供制度依据。同时，完善可信数据空间制度规则，健全数据“可用不可见”、访问控制、全过程留痕、安全审计、责任追溯等制度规范，推动可信数据空间由技术平台向制度平台转变，实现技术规则与法律规则协同衔接，为科研合作、人工智能训练、数字贸易等高价值数据跨境流动提供更加安全、可信的制度保障。（五）探索国际规则衔接和协同治理机制琴澳数据跨境流动制度创新不仅要服务琴澳一体化发展，更应立足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积极探索国际数据跨境流动规则衔接路径。当前，全球数据跨境流动正处于规则重构和制度竞争加速发展的关键阶段，各国围绕数据主权、数据安全和数字贸易规则的博弈日益激烈。在此背景下，充分性认定、约束性公司规则（BCR）、全球 CBPR体系以及 DEPA等制度安排，日益成为促进数据安全有序流动的重要制度安排。澳门作为自由港和单独关税区，与葡语国家和国际市场联系紧密。横琴则兼具粤港澳大湾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和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多重政策优势，两地具备探索国际数据规则衔接的独特条件。因此，要密切跟踪欧盟 GDPR、全球 CBPR体系、CPTPP和 DEPA等国际数字经贸规则的发展趋势，围绕科研合作、数字贸易、跨境服务、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探索开展规则兼容测试和制度压力测试，研究建立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数据跨境流动制度接口，逐步提升琴澳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国际兼容性。与此同时，要同步健全琴澳数据跨境流动协同治理机制。依托琴澳合作平台，建立常态化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协调和监管协作机制，加强与澳门个人资料保护制度的规则衔接，探索数据保护标准、主体认证、风险评估、监管信息共享以及跨境争议协调等方面的制度协同，推动形成事前规则协商、事中协同监管、事后风险处置相衔接的跨境数据治理体系，不断提升两地规则兼容性和监管协同性。通过规

琴澳数据跨境流动的实践探索及优化路径— 26 —则衔接与协同治理的共同推进，逐步形成兼具国际兼容性和中国特色的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模式，推动琴澳从大湾区数据跨境流动的重要节点，逐步发展成为我国衔接国际数字规则、参与全球数据治理的重要实践平台，为粤港澳大湾区制度型开放和我国深化国际数字规则合作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经验。五、结语琴澳数据跨境流动是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和制度创新的重要实践，也是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重要探索。近年来，琴澳围绕规则建设、平台支撑和场景应用开展了积极实践，初步构建了数据跨境流动的制度基础和应用体系，为促进数据跨境流动积累了有益经验。但总体来看，现有探索仍主要集中于既有数据出境管理制度框架下的程序便利化改革，在制度互认、监管协同、国际规则衔接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尚未充分将“两制之利”转化为制度创新优势。琴澳数据跨境流动要坚持安全与发展并重，以琴澳一体化发展需求为牵引，在国家数据安全制度框架下，加快推动数据跨境流动从程序便利向制度创新转变，逐步完善特别机制、分类分级、主体认证、规则互认、监管协同等制度安排，探索形成更加开放、安全、便利的数据跨境流动制度体系。通过持续推进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加快形成具有琴澳特色、可复制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使琴澳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制度型开放的重要试验平台，为我国参与国际数字规则合作和全球数据治理贡献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经验。【參考文獻】[1]新华社.习近平考察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EB/OL]. (2024-12-19)[2026-07-12].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12/content_6993577.htm.[2]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粤港澳大湾区（内地、澳门）个人信息跨境流动标准合同实施指引[EB/OL].(2024-9-10)[2026-07-12].https://www.cac.gov.cn/2024-09/10/c_1727567893741986.htm.[3]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统计局.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横琴片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实施指南[EB/OL]. (2026-6-15)[2026-07-12].https://www.hengqin.gov.cn/stats/xxgg/tzgg/content/post_3915319.html.[4]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统计局.横琴新中心揭牌！国内首个出海大模型同步登场[EB/OL]. (2025-5-9)[2026-07-12].https://www.hengqin.gov.cn/stats/xxgg/xxdt/content/post_3801790.html.[5]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统计局.澳琴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入选国家数据基础设施试点[EB/OL]. (2025-8-29)[2026-07-12].https://www.hengqin.gov.cn/stats/xxgg/xxdt/content/post_3829195.html.[6]珠海特区报.粤澳医疗可信数据空间启动 率先开展“澳门+横琴+珠海”跨境医疗数据合作试点[EB/OL].(2025-7-9)[2026-07-12].https://www.zhuhai.gov.cn/xw/xwzx/zhyw/content/post_3813757.html.[7]张泳,闫芊伊.粤澳数据跨境治理困境及其纾解——以横琴深合区数据跨境流通据点为视角[J].港澳研究.2024 (04):60-74.[8]余宗良,张璐.我国数据跨境流动规则探析——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先行先试[J].开放导报.2023 (02):86-93.[9]上海数据交易所有限公司.全球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全景图[R].上海,2023.

《澳门管理科学》·粤港澳大湾区管理创新 2026 年第 3期— 27 —耐心资本铸就战略新兴企业高质量发展——以AIC 为视角邢洋 1 刘喆 2（1.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经济学院，广东 深圳，518060；2.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辽宁 大连，116023）摘 要：现有针对耐心资本培育路径的相关研究，尚未基于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形成系统化理论与实践分析框架。本文以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为核心研究载体，阐释其依托耐心资本驱动战略性新兴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作用机理，结合理论推演与国内行业试点实践案例，归纳政金合作、政金产协同、母基金结合直投、投贷联动四类典型业务模式，厘清本土耐心资本培育、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协同赋能战略性新兴企业提质发展的实现路径。关键字：耐心资本；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Patient Capital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EmergingEnterprises—— from the Asset Investment Companies (AICs)Yang Xing1 Zhe Liu2(1.School of Economics, Shenzhe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518060；(2.School ofAccounting,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116023)Abstract: Existing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patient capital has yet to establish asystematic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framework that incorporates the role of Asset InvestmentCompanies (AICs). This study examines AICs as an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and investigateshow they facilitate the allocation of patient capital to support the growth of strategic emergingenterprises. Combining theoretical analysis with evidence from industry pilot programs in China,this study identifies four representative business models, including government and financialinstitution partnerships, collaboration among governme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industries,fund investment combined with direct equity investment, and integrated investment and lendingarrangements. The study further explores how AICs promote the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patientcapital and foste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thereby contributing tothe long term growth of strategic emerging enterprises.Keywords:Patient Capital; Asset Investment Companies(AICs)【作者簡介】邢洋，男，博士，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副研究员，xingyang@szpu.edu.cn；刘喆，女，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博士研究生，zheliu1998@163.com。

耐心资本铸就战略新兴企业高质量发展——以 AIC 为视角— 28 —一、引言在全球科技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然成为世界各国角逐产业发展优势、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关键领域。“十五五”时期，既是企业夯实根基、锻长补短的关键积累期，也是全面发力、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突围期。然而，硬科技、高端制造、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普遍具有研发周期长、前期投入大、技术迭代不确定性高、盈利回报周期偏长的行业特征，企业技术攻关与规模化发展的全过程，离不开能够跨越产业周期、包容短期收益波动、深耕长期价值的资本支撑（Deeg & Hardie，2016；Hanson et al.,2014）。耐心资本以长期价值创造为核心目标，强调投资期限的长期性与价值培育的持续性，成为破解战略性新兴企业发展融资困境的重要路径（陈绍辉和孙熙国，2025）。传统市场化资本普遍追求短期收益，难以适配科创企业的成长规律与创新节奏，造成我国科创领域长期权益资本供给不足的结构性短板（Cremers & Pareek，2015；余泳泽等，2025）。为此，国家持续完善科技创新金融支撑体系，引导各类金融资本深耕早期科创领域、布局硬科技产业，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与金融链深度耦合，构建良性循环的产业创新发展生态（胡海峰，2025；丁任重和麻潘婷，2025）。为落实国家发展战略，国务院及各部委持续出台配套政策，逐步搭建耐心资本赋能科技创新、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制度框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5〕1号）作为明确部署耐心资本的核心文件，从基金期限、资金来源构建国有耐心资本支撑体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创业投资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国办发〔2024〕31号）打通市场化耐心资本渠道，依托金融资产投资公司拓展长期股权投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5〕8号）强化金融政策，顺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这系列政策明确提出培育壮大长期投资力量，依托多元化股权投资工具，全面覆盖科技企业初创、成长、成熟的全生命周期融资需求，同时优化国有创投考核与容错机制，激发国有资本服务科创产业的内生动力。多部门联合印发专项政策，进一步拓宽创业投资资金来源，有序扩大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股权投资试点范围，将银行系专业股权投资平台作为补充科创长期资本的重要载体。金融监管部门持续优化试点监管规则，适度放宽投资约束，支持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联动地方国资、社会资本设立专项产业基金，依托银行体系稳定的长期资金，补齐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资本短板（Hanson etal., 2014；余泳泽等，2025）。现有政策导向清晰，仅依靠市场化

《澳门管理科学》·粤港澳大湾区管理创新 2026 年第 3期— 29 —股权投资与传统信贷模式，无法彻底破解科创企业长期融资难题，必须依托国有持牌资本优势，丰富长期资本供给主体，构建多层次、可持续的科创资本支撑体系。在政策赋能与产业需求的双重驱动下，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sset Investment Company，简称AIC）作为银行体系内合规开展股权投资的持牌机构，依托母行长期稳定资金天然具备长期投资、容忍短期波动的特征，是落实壮大长期资本政策要求的核心载体。依托 AIC设立的产业股权投资基金，能够匹配科创企业漫长研发与成长周期，成为市场中长期资本供给的中坚力量。自 2017年首批机构设立以来，经过多轮试点扩容，国内银行系 AIC机构数量已增至 9家。依托国有大行低成本、稳定性强的长期资金优势，各类 AIC机构联动多方资本设立科创产业基金，重点布局半导体、高端装备、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赛道。相较于市场化投资机构与传统信贷，AIC兼具政策导向明确、资金体量充足、投资周期长效、综合服务完善的突出特征，既能弥补市场化短期资本的供给缺位，为科技成果转化、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提供长期股权资金，又能依托银行集团优势开展投贷联动服务（Hanson etal., 2014；王曙光和刘杨婧卓，2026）。国内半导体龙头长鑫科技便是典型实践样本，五大行下属 AIC联合开展长期股权投资，全程陪伴企业开展核心技术研发与产能建设，助力企业顺利登陆资本市场，直观印证了银行系 AIC作为长期资本赋能重资产硬科技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价值。国内现有研究多聚焦市场化股权投资基金、政府引导基金对科创企业的赋能效果，针对银行系 AIC这一新型国有长期资本载体的专项研究较为匮乏，对其赋能战略性新兴企业的作用机制、实践成效与发展约束尚未形成系统梳理（杨仁发和陆瑶，2025；王一欢和詹新宇，2025）。基于此，本文立足培育长期资本、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国家战略导向，结合国内 AIC业务落地实践，系统梳理银行系 AIC的差异化运行逻辑，厘清其助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核心路径，针对行业发展现存痛点提出优化对策，以期为完善科创长期资本体系、畅通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支撑。二、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发展的内在逻辑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设立之初以市场化债转股为核心职能，主要用于盘活商业银行存量信贷资源，降低实体企业杠杆水平。随着直接股权投资试点持续扩容，机构业务范围持续延伸，逐步成长为具备产业培育与长期战略投资功能的银行系长期投资载体。依托母行稳定资金供给、全域客户储备与标准化风控体系，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能够从企业、银行、宏观市场三个层面同战略性新

耐心资本铸就战略新兴企业高质量发展——以 AIC 为视角— 30 —兴企业高质量发展形成深度适配，搭建起连接传统银行体系与科创产业长期资金需求的核心渠道（Hanson etal., 2014；王曙光和刘杨婧卓，2026）。（一）破解科创企业股权融资难题，填补结构性金融缺口战略性新兴领域科创企业普遍具备轻资产、研发周期长、经营不确定性较强的特征，与传统信贷业务依托抵押担保、短期现金流开展风险评判的运行逻辑形成错配，债权融资渠道存在客观约束。市场化股权投资机构受基金存续期限与短期收益考核机制约束，对长周期硬科技项目投资意愿有限，科创领域长期股权资本供给存在结构性空白（丁任重和麻潘婷，2025；沈梓鑫，2026；姜洪，2025；董志勇和毕悦，2025）。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以股权投资形式介入企业经营，能够与企业共同承担技术研发与市场拓展风险，依托母行长期资金来源拉长投资考核周期，完整覆盖企业技术研发至产业化落地全流程，弥补科创领域早期长期资本供给不足的市场短板（王一欢和詹新宇，2025；田丹等，2025；杨国玉和唐亮，2025）。机构可同步依托专业团队完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联动母行产业链资源推动技术成果转化（王一欢和詹新宇，2025；Sirmon & Hitt，2003）工银投资对半导体行业项目的持续资本投入，印证长期股权资本对核心技术攻关的支撑作用。（二）助力银行突破传统边界，实现投贷联动转型传统商业银行经营模式以债权融资为主，服务对象集中于经营稳定、现金流充足的成熟企业，难以覆盖科创企业初创与成长阶段的资本金需求，金融服务存在明显周期断层（王曙光和刘杨婧卓，2026）。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作为银行专属股权投资平台，打通股权与债权业务壁垒，推动商业银行拓展全生命周期综合金融服务。股权资本用于支撑企业长期研发投入与产业布局（Hanson et al., 2014；王曙光和刘杨婧卓，2026），配套信贷资金保障企业日常运营与产能扩张，形成长期资本与短期流动性资金协同支撑格局，农银投资联合属地分行服务专精特新企业的实践，验证投贷联动模式对企业技术迭代与规模扩张的支撑效能。（三）优化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服务国家战略导向市场化资本倾向流入重资产、现金流稳定的传统行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因投资周期长、技术风险高持续面临资本供给不足，金融资源配置结构失衡制约产业升级进程（丁任重和麻潘婷，2025；沈梓鑫，2026；董志勇和毕悦，2025）。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兼具政策导向属性与市场化运作能力（王曙光和刘杨婧卓，2026；Kaplan，2016），能够发挥长期资本示范引导作用，带动各类资金向重点科创领域集聚（丁任重和麻潘婷，2025；董志勇和毕悦，2025；Sunde，2022）。存

《澳门管理科学》·粤港澳大湾区管理创新 2026 年第 3期— 31 —量业务依托债转股推动传统制造业降杠杆与产业升级，增量业务通过股权投资与产业基金持续布局新兴产业，联动地方政府、产业龙头、长期资本搭建分层投资体系，宁波汽车产业链协同投资基金的运行实践，体现机构优化宏观资源配置、落实产业发展战略的功能价值。三、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发展模式分析在实践中，AIC正初步探索出兼具政策导向与市场运作的多元路径。基于试点实践及政策导向，当前 AIC股权投资试点形成了四大核心模式，各模式在实践中展现出独特的价值与意义（王曙光和刘杨婧卓，2026）。（一）政金合作模式政金合作模式以地方政府与 AIC为核心主体架构，由地方国资平台与 AIC按约定比例共同出资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核心是充分发挥政府的产业指引优势与 AIC的金融资本配置优势，实现政府引导与市场化运作的有机结合，依托地方产业规划落地科创产业培育任务。该模式通常紧密对接地方产业发展规划，重点投向区域重点培育的战略新兴产业，精准服务区域现代化产业集群建设（丁任重和麻潘婷，2025；王一欢和詹新宇，2025）。在该模式中，地方政府的核心价值在于产业方向指引与配套资源支撑：通过产业规划明确投资赛道，依托国资体系储备优质科创项目，同时联动政策补贴、产业园区、人才引进等配套要素，降低企业落地与运营成本，为科技创新落地提供政策土壤；AIC的核心价值在于金融资本的专业运作：依托母行的资金优势与风控体系保障资本供给稳定，凭借专业投资团队实现市场化项目筛选与投后管理，提升长期资本配置效率。二者协同进一步拉长了基金的投资考核周期，降低短期业绩回报压力，充分释放耐心资本长期持有、价值培育的特征，持续支撑企业技术研发与产业化落地（Deeg & Hardie，2016；Cremers & Pareek，2015；王一欢和詹新宇，2025）。实践层面，2025年 6月建信投资与南粤基金集团共同设立规模 10亿元的股权投资基金，为增城区落地的首个 AIC股权投资试点基金。该基金依托地方政府的产业规划指引，重点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发挥建信投资的金融资本运作优势，为区域内科创企业提供长期资本支持，助力广州东部中心培育核心产业集群，以政金协同落实科创产业融合发展要求，充分印证了政金双方优势互补的实践价值。（二）政金产协同模式在政金合作基础上进一步引入产业龙头企业，形成地方政府、AIC和产业资本的多方协同模

耐心资本铸就战略新兴企业高质量发展——以 AIC 为视角— 32 —式，是 AIC服务产业升级的重要路径（丁任重和麻潘婷，2025；王一欢和詹新宇，2025）。与传统投资模式相比，该模式不仅提供资金支持，更强调产业资源赋能。产业龙头企业具有丰富的行业经验、供应链资源和市场渠道，能够帮助被投资企业提升技术转化效率和商业化能力；AIC则发挥资本优势，通过长期股权投资支持企业成长；地方政府提供产业政策支持和生态建设保障，最终形成资本、产业和政策协同（丁任重和麻潘婷，2025；王一欢和詹新宇，2025；Sirmon & Hitt，2003）。2025年，全国首支 AIC链主并购型股权投资基金——宁波中瀛扶摇兴象基金完成注册，探索形成“AIC—属地政府—属地分行—国有企业—产业龙头”的五方协同模式。该模式围绕汽车产业链资源整合，通过资本力量推动产业链补链、强链和延链。从理论逻辑看，政金产协同模式体现了耐心资本由资金供给者向产业价值创造者的转变。资本不再只是被动投入企业，而是通过产业资源整合参与企业成长过程，实现资本价值与产业价值共同提升（王一欢和詹新宇，2025；Sirmon & Hitt，2003）。（三）母基金+直投模式母基金+直投模式下，AIC作为发起人设立母基金，联动保险资金、养老金、国有资本等市场化长期资本共同出资，同时保留部分自有资金开展优质项目直投，形成母基金分散布局与直投聚焦核心的双层投资架构。该模式的核心价值在于发挥杠杆效应，放大耐心资本的总供给规模，拓宽长期资本的覆盖范围，汇聚多元长线资本共同服务科创产业升级。通过母基金的平台化运作，AIC能够撬动更多社会长期资本进入战略新兴领域，有效扩大耐心资本的供给总量，实现少量自有资金带动大量社会资本的杠杆效果；同时，直投业务保障了AIC对产业链核心优质项目的直接把控力，能够深度参与重点企业的成长过程，深化长期价值投资的实践效果。二者结合，既实现了资本规模的放大，也保障了重点项目的投资精度，全方位覆盖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融资需求。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赋能呈现分层覆盖的特征：母基金通过参股市场化子基金，覆盖更广范围的早中期科创企业，填补初创企业的早期融资市场空白，助力更多具备技术潜力的企业度过成长关键期，夯实科技创新源头供给；直投业务重点聚焦产业链核心企业与关键技术项目，支持龙头企业做强做优，发挥链主带动作用，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打通创新成果产业化完整链条（余泳泽和胡鹏，2025；丁任重和麻潘婷，2025）。实践中，2025年 10月揭牌的深圳市建源政兴股权投资基金，母基金规模达 70亿元，后续拟通过子基金放大至 200亿元规模，充分体现了母

《澳门管理科学》·粤港澳大湾区管理创新 2026 年第 3期— 33 —基金模式在汇聚长期耐心资本、服务科技创新、支撑产业融合中的杠杆效应。（四）投贷联动模式投贷联动是银行系 AIC最具差异化的核心模式，以 AIC股权投资和母行配套信贷为核心逻辑，核心是推动债权资本与股权资本协同运作，将股权的长期风险属性与债权的稳定资金属性相结合，构建股债一体化的综合金融服务体系，是银行系耐心资本落地服务科创企业、推进科创产业融合的核心路径（Hanson et al., 2014）。该模式的底层逻辑是风险与收益的再平衡，充分契合耐心资本的运作规律（Deeg & Hardie，2016；Cremers & Pareek，2015；Fisher，1930）。AIC的股权资本承担企业成长的长期风险，同时分享企业长期成长的资本收益，发挥耐心资本风险共担、价值陪伴的核心作用；母行的债权资本依托股权投资形成的信息优势与风险缓释效果，以更低的成本为企业提供流动性资金支持（王曙光和刘杨婧卓，2026；Williamson，1985）。二者协同运作，既避免了单一股权投资的高风险，也弥补了单一债权融资的服务边界局限，实现了债权与股权资本的高效协同，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持续金融支持，持续夯实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的资金底座。当前实践中已形成三类典型细分路径，适配不同企业的发展需求：一是银行贷款与 AIC直投模式，针对单家优质科创企业提供接力式金融支持，覆盖企业从成长期到成熟期的全周期资金需求；二是 AIC试点基金与信贷支持模式，通过基金批量投资中小科创企业，同步配套母行信贷，扩大耐心资本的服务覆盖面；三是并购贷款与股权投资模式，同步支持企业开展产业链整合与并购重组，助力企业快速实现规模化发展。在整个模式中，AIC担着风险收益平衡者、信息资源整合者、风险隔离执行者的三重角色，保障股债协同模式可持续运行。四、AIC开展长期股权投资存在的问题结合当前 AIC开展长期股权投资的实践，其耐心资本功能仍受到投资考核、风险管理、投后赋能和资本协同等方面因素的制约，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考核机制短期化AIC开展长期股权投资具有投资期限较长、价值实现周期较慢和短期收益不确定性较高等特点，但其股权投资业务与传统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机制之间仍存在一定的适配问题。2024年金融监管总局在扩大 AIC股权投资试点时①，已明确提出要按照股权投资业务规律和特点，建立健全长周期、差异化的绩效考核体系，落实尽职免责要求并完善容错纠错机制，表明传统考核机制与股

耐心资本铸就战略新兴企业高质量发展——以 AIC 为视角— 34 —权投资长期性之间的适配问题已经受到监管层关注。已有研究表明，投资考核期限是影响耐心资本长期投资行为的重要因素。张俊芳和周代数（2026）指出，耐心资本在实践中仍面临投资考核期限较短、长期价值投资理念尚未完全确立等问题，较短的考核周期容易强化投资机构对短期收益的关注。相关行业研究进一步发现，长期股权投资通常具有 5～7年的投资周期，但部分机构仍以短期利润、风险指标等作为重要考核依据，导致投资考核周期与项目价值实现周期存在错配。《经济日报》2026年 7月 28日的报道也指出，银行系 AIC需要建立与长期投资收益特征相匹配的长周期考核和差异化容错机制，避免短期业绩导向，并建立覆盖项目全生命周期的考核评价模式②。因此，耐心资本在投资考核方面面临的核心问题在于长期投资目标与短期绩效评价之间的不匹配。较短的考核周期会强化投资者对当期收益和阶段性业绩的关注，而对短期亏损和投资波动的容忍度不足，则可能进一步诱发风险规避行为。对于投资期限较长、收益实现不确定性较高的科技创新项目而言，这种考核机制容易降低投资者持续持有和支持早期项目的意愿，从而削弱耐心资本的长期投资属性。（二）科创风控体系不完善与成熟企业相比，科技创新企业通常具有轻资产、高研发投入、技术迭代快和未来收益不确定性较高等特征，传统以财务指标和抵质押能力为核心的风险评价体系难以充分反映其真实投资价值及潜在风险。Hall和 Lerner（2010）指出，研发和创新活动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其融资过程面临较为突出的信息不对称和风险问题。国内研究也发现，风险投资能够通过融资支持以及非资本增值等方式参与企业创新，对创新型企业具有重要的支持作用（陈思等，2017）。目前，AIC在开展科创企业长期股权投资过程中，仍面临技术价值、知识产权价值和产业化前景等因素难以准确量化的问题，针对科创企业特点的差异化估值和风险识别体系仍有进一步完善空间。已有研究指出，当前耐心资本仍面临退出渠道有限、投资期限与退出机制不匹配等问题，尤其对于具有较长成长周期的创新型企业，单一退出渠道可能放大投资期限延长和资金流动性压力。从 AIC的投资实践看，IPO仍是科创企业股权投资的重要退出渠道之一，但其上市进程和退出结果具有较强不确定性。当 IPO退出受阻且其他退出渠道尚不充分时，AIC可能面临投资期限延长、资金占用增加等问题。与此同时，随着 AIC股权直投业务由传统债转股领域进一步向集成电路等硬科技领域拓展，其面临的投资对象具有研发投入大、技术迭代快、成长周期长和不确定性高等特征。例如，长鑫科技在上市前的股权融资中获得工银投资、建信投资、农银投资、中银

《澳门管理科学》·粤港澳大湾区管理创新 2026 年第 3期— 35 —投资和交银投资等五家 AIC参与投资。此类投资项目不仅对 AIC的长期资金配置能力提出要求，也对其行业研究、技术价值评估和风险识别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③。相较于传统债转股业务主要围绕财务状况和资产质量开展风险判断，硬科技股权投资更加依赖对技术路线、研发能力、市场空间及未来成长潜力的综合研判，原有风险管理体系因而需要进一步适配。总体而言，AIC开展长期股权投资面临的另一突出约束，是退出机制与科创企业成长周期不匹配，以及对硬科技项目的风险识别和价值评估能力不足。一方面，退出渠道相对单一可能增加长期资金占用和退出不确定性，降低 AIC持续持有长期项目的能力；另一方面，硬科技投资的高技术含量和高不确定性也提高了投资决策对专业研究和估值能力的要求。二者共同制约 AIC向真正意义上的长期资本、耐心资本转型。（三）产业投后赋能不足长期股权投资并非单纯向企业提供资金，其核心价值还在于通过持续性的资源投入和产业协同帮助企业实现长期成长。Hsu（2004）的研究表明，创业企业愿意接受风险投资不仅是因为资金本身，风险投资机构所具有的声誉、专业知识和资源网络等附加价值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Brav等（2008）的研究表明，积极的股权投资者能够通过参与公司治理等方式影响企业经营与价值创造。因此，长期股权投资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资本供给层面，还体现在投资者持续参与企业治理、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的能力。风险投资机构除发挥监督治理作用外，还能够凭借行业专长、专业知识和资源网络，为被投企业提供管理支持和资源服务（董静等，2017）。但从实践来看，当前 AIC投后管理仍较多围绕投资风险监测、财务指标跟踪和项目退出管理展开，对被投企业技术研发、市场拓展、供应链协同和产业资源整合等方面的深度参与相对有限。尤其是在 AIC股权投资逐步由传统债转股领域向科技创新和硬科技领域拓展的背景下，科技型企业成长更加依赖技术、人才、市场和产业链资源的协同，仅依靠资金投入和风险监测难以充分发挥长期股权投资的价值创造功能。总体而言，AIC长期股权投资的投后管理仍存在风险监控较强、价值赋能不足，金融资源与产业资源协同不充分等问题。复合型专业人才和专业化投后服务体系的不足，也限制了 AIC将母行及金融集团的客户、渠道和产业资源有效导入被投企业。投后赋能能力不足使 AIC的长期股权投资容易停留在“提供长期资金”层面，尚未充分发挥耐心资本长期陪伴、资源协同和价值创造的功能。

耐心资本铸就战略新兴企业高质量发展——以 AIC 为视角— 36 —（四）长期资本撬动力度有限AIC自身具有较强的金融机构背景和资本资源优势，但仅依靠自身资金开展长期股权投资，在资金规模和投资期限方面仍存在一定约束。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硬科技企业具有融资周期长、资金需求大和退出周期不确定等特征，单一资本主体难以持续满足其全生命周期的长期资金需求。因此，AIC需要进一步发挥金融机构的资源整合和资本撬动功能，通过多元化资本合作扩大长期资本供给。耐心资本的发展需要完善多元化长期资本供给体系，充分发挥不同资本主体的长期投资优势（戚聿东和沈天洋，2025）。从实践来看，AIC正通过与地方国资、政府引导基金和产业资本等主体合作，探索多元资本协同的长期投资模式。例如，农银资本与杭实集团、浙财资本、余杭国投共同组建浙江千帆企航股权投资基金，采用双 GP模式，首期规模 20亿元，重点投向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并通过集聚各方资源引导更多社会资金参与科技创新。这一实践表明，AIC能够借助基金合作和资本协同，将银行体系资金与地方国资、产业资本等长期资金进行组合，从而扩大长期资本供给并提升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能力④。然而，从整体实践来看，不同类型资本在投资期限、风险偏好、收益要求和合作机制等方面仍存在差异，AIC对多元长期资本的整合和撬动能力仍有进一步提升空间。因此，AIC在多元长期资本整合和撬动方面仍存在不足，不同资本主体之间的协同机制尚不完善，长期资金的聚合效应尚未充分释放。资本来源和合作机制的相对分散，使 AIC整合保险资金、养老资金、政府引导基金及产业资本等长期资金的能力受到一定限制。由此，资本协同不足不仅制约 AIC耐心资本供给规模的扩大，也可能削弱其持续开展长期股权投资的能力。五、对策建议结合现阶段 AIC开展长期股权投资存在的考核机制短期化、科创风控体系不完善、产业投后赋能不足、长线资本撬动力度有限等现实约束，从制度考核、风险管控、投后服务、资本协同四个维度提出完善路径。（一）健全长期投资考核与容错机制监管限制针对硬科技项目风险特征与传统风险管理模式不相适应的问题，应完善科创企业差异化风险管理机制，将技术研发能力、核心专利、技术成熟度、产业化前景和市场竞争优势等纳入投资评价，加强技术、市场、经营和产业链风险识别，提升科创项目价值研判和风险管理能力。同时，

《澳门管理科学》·粤港澳大湾区管理创新 2026 年第 3期— 37 —完善与企业成长周期相匹配的退出机制，综合运用 IPO、并购重组、股权转让等方式，拓宽投资退出渠道，降低对单一退出方式的依赖，增强长期资本循环使用和持续投资能力。（二）构建科创差异化风控与多元退出渠道针对硬科技项目风险特征与传统风险管理模式不相适应的问题，应完善科创企业差异化风险管理机制，将技术研发能力、核心专利、技术成熟度、产业化前景和市场竞争优势等纳入投资评价，加强技术、市场、经营和产业链风险识别，提升科创项目价值研判和风险管理能力。同时，完善与企业成长周期相匹配的退出机制，综合运用 IPO、并购重组、股权转让等方式，拓宽投资退出渠道，降低对单一退出方式的依赖，增强长期资本循环使用和持续投资能力。（三）完善复合型投后产业赋能体系针对 AIC投后管理偏重风险监测、产业协同和价值赋能不足的问题，应推动投后管理由风险控制向“金融服务+产业赋能”转变，加强金融、财务、技术、产业等复合型人才队伍建设，根据企业不同发展阶段提供技术研发、融资支持、市场拓展、供应链协同和资本运作等服务。充分发挥母行及金融集团客户、渠道和产业资源优势，强化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对接，推动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源协同，为被投企业提供持续支持，提升长期股权投资价值创造能力。（四）拓宽多元长期资本协同供给渠道针对 AIC长期资本撬动能力不足的问题，应完善多元化长期资本协同机制，发挥 AIC金融机构和资源整合优势，加强与政府引导基金、产业投资基金、母基金等合作，通过联合设立基金、参与基金出资等方式撬动社会资本。积极引入保险资金、养老资金等长期资金，探索建立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硬科技领域的长期投资基金，推动 AIC与商业银行、产业资本、股权投资机构等形成协同投资机制，扩大耐心资本供给规模，增强长期投资持续能力。【注释】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关于做好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股权投资扩大试点工作的通知》。2 陈果静：《人才筑基培育耐心资本》，《经济日报》，2026年7月28日。3 新浪财经：《浮盈超1100亿元！五大行“押注”长鑫科技，银行系耐心资本迎高光时刻》，2026年7月28日。4 杭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杭实集团助力杭州AIC股权投资试点基金首个项目投资落地》，2024年12月16日。

耐心资本铸就战略新兴企业高质量发展——以 AIC 为视角— 38 —【參考文獻】[1]Deeg R, Hardie I. What is patient capital and who supplies it?[J]. Socio-economic review, 2016, 14(4): 627-645.[2]Hanson S G, Shleifer A, Stein J C, et al. Banks as patient fixed-income investors[R]. National Bureau ofEconomic Research, 2014.[3]陈绍辉,孙熙国.资本的二重性与耐心资本的发展进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J].经济学家,2025,(1):36-45.[4]Cremers M, Pareek A. Patient capital outperformance: The investment skill of high active share managerswho trade infrequently[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JFE), Forthcoming, 2015.[5]余泳泽,胡鹏,朱子政. 2025.耐心资本与企业颠覆性创新——基于企业机构投资者视角.中国工业经济(10): 59−77.[6]胡海峰.培育壮大耐心资本：内涵、意义、举措[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5,(2):96-107.[7]丁任重,麻潘婷.耐心资本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作用机制与实践路径[J].经济学动态,2025,(8):5-18.[8]王曙光,刘杨婧卓.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股权投资：优势、挑战与应对[J].新视野,2026,(1):34-44.[9]杨仁发,陆瑶.市场准入管制放松与企业长期投资——兼论耐心资本的形成[J].中国工业经济,2025,(6):159-177.[10]王一欢,詹新宇.耐心资本、产学研深度融合与企业自主创新——基于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的经验证据[J].当代经济科学,2025,47(6):31-45.[11]沈梓鑫.耐心资本引领未来产业的投入增长机制——一个企业家型国家理论的分析[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47(3):80-87.[12]姜洪.我国超精密装备行业发展和耐心资本的支撑[J].中国科学院院刊,2025,40(5):852-860.[13]董志勇,毕悦.壮大耐心资本：理论、历史与现实[J].经济学动态,2025,(4):18-32.[14]田丹,丁宝,刘芙蓉.“耐心资本”赋能新创企业韧性：企业风险投资和独立风险投资的差异化作用[J].中国工业经济,2025,(7):156-173.[15]杨国玉,唐亮.耐心资本对企业韧性的影响[J].财经科学,2025,(3):15-29.[16]Sirmon D G, Hitt M A. Managing resources: Linking unique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wealth creationin family firms[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3, 27(4): 339-358.[17]张俊芳,周代数.破解 AIC发展的核心痛点强化科技金融赋能[J].清华金融评论,2026,(5):28-30.[18]Sunde U, Dohmen T, Enke B, et al. Patience and comparative development[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tudies, 2022, 89(5): 2806-2840.[19]Fisher, I. 1930. The theory of interest. New York: Macmillan.[20]Williamson, O. E. 1985.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Free Press.[21]Hall B H, Lerner J. The financing of R&D and innovation[M]//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Innovation.North-Holland, 2010, 1: 609-639.[22]陈思,何文龙,张然.风险投资与企业创新:影响和潜在机制[J].管理世界,2017,(1):158-169.[23]Hsu D H. What do entrepreneurs pay for venture capital affiliation?[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04, 59(4):1805-1844.[24]Brav A, Jiang W, Partnoy F, et al. Hedge fund activism,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firm performance[J].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08, 63(4): 1729-1775.[25]董静,汪江平,翟海燕,等.服务还是监控:风险投资机构对创业企业的管理——行业专长与不确定性的视角[J].管理世界,2017,(6):82-103+187-188.[26]戚聿东,沈天洋.发展壮大耐心资本的多维目标与行动路径[J].改革,2025,(4):16-30.

《澳门管理科学》·粤港澳大湾区管理创新 2026 年第 3期— 39 —大健康背景下珠海市养老机构健康服务资源分化及其治理启示张宇（珠海科技学院，广东 珠海，519000）摘 要：在大健康战略背景下，养老机构健康服务资源配置的分化问题日益突出。本研究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对珠海市 34家不同运营性质的养老机构开展横断面问卷调查，考察其健康服务资源密度差异及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公办机构的健康资源密度显著高于民办和公建民营机构；资源获取渠道依赖度与资源丰裕度在运营性质与资源密度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其中民办机构因高度依赖市场收费导致资源丰裕度偏低，限制了健康资源投入；机构联盟网络强度负向调节渠道依赖对资源丰裕度的不利影响，高网络强度可缓解资源约束。研究结论揭示了养老机构健康资源配置分化的内在逻辑，为分类支持政策制定与机构网络化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关键字：养老机构；运营性质；健康服务资源密度；资源依赖理论Differentiation of Health Service Resources in Elderly Care Institutions inZhuhai within the Context of Comprehensive Health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GovernanceYu Zhang(Zhuhai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uhai Guangdong, 519000)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comprehensive healthcare strategy, the issue ofdifferentiation in the allocation of health service resources among elderly care institutions hasbecome increasingly pronounced. Drawing on resource dependency theory, this study conducted across-sectional survey via questionnaires among 34 elderly care institutions of varying operationalnatures in Zhuhai City, exploring disparities in health service resource density and their underlyingformation mechanism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public institutions boast a significantly higherdensity of health resources compared to their private and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counterparts.The degree of reliance on resource acquisition channels and resource abundance serve as sequentialmediators between operational nature and resource density. Notably, private institutions, heavily【项目来源】2025年珠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大健康背景下珠海市养老机构发展的问题与对策研究(2025GJ077)【作者簡介】张宇，男，博士，助理研究员，珠海科技学院，商学院教工党支部书记，enlong0214@zcst.edu.cn。

大健康背景下珠海市养老机构健康服务资源分化及其治理启示— 40 —reliant on market-derived fees, exhibit lower resource abundance, thereby constraining investmentin health resources. Conversely, the strength of institutional alliance networks exerts a negative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detrimental impact of channel dependence on resource abundance, withhigh network strength mitigating resource constraints.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shed light on theintrinsic logic behind the differentiation in health resource allocation among elderly careinstitutions, offering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ailored support policies and thenetworked advancement of institutions.Keywords: Elderly Care Institutions; Operational Nature; Health Service Resource Density;Resource Dependency Theory一、前言《“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明确要求推动医养结合发展，优化老年健康服务资源配置。珠海市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近年养老机构数量和床位数快速增长，但不同运营性质机构之间的健康服务能力参差不齐，已成为制约区域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矛盾。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是：在大健康背景下，珠海市不同运营性质（公办、民办、公建民营）的养老机构在“健康服务资源密度”（每百名老人拥有的医护专业人员数及康复理疗设施种类数）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围绕这一核心问题，现有文献已积累了一定基础。部分学者如郭红艳等(2013)研究发现从服务质量评价视角切入，强调了养老机构标准化管理和专业能力建设的重要性；亦有学者王洪娜(2020)研究聚焦医养结合型机构的服务效率，发现机构类型和经营方式对效率存在显著影响；还有学者如杨雪等(2021)揭示了公办、民办机构因融资方式、定价策略和管理模式差异而形成的不同发展路径。总体而言，这些成果在宏观制度与效率评价层面为理解养老机构分化提供了有益洞见，但仍存在几方面不足：一是对健康服务资源密度的量化比较研究较为薄弱，较少将医护人力与设施资源作为核心因变量进行系统测量；二是现有分析多从体制、政策外生变量出发，缺乏将机构运营性质与资源依赖行为关联解释的理论视角；三是针对珠海这类经济增长迅速、人口结构多元但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尚处加速期的城市，大健康政策背景下的实证数据尤为匮乏。鉴于此，本研究以资源依赖理论为框架，将养老机构的健康服务资源密度视为关键绩效，探讨运营性质如何通过资源获取渠道依赖及其丰裕度影响资源配置结果，并考察机构联盟网络强度的调节效应，以期填补

《澳门管理科学》·粤港澳大湾区管理创新 2026 年第 3期— 41 —上述研究间隙。本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可为珠海市民政、卫生健康等部门制定分类支持政策、优化不同性质养老机构健康服务资源配置提供数据参考，助力提升区域养老服务整体效能，回应“健康珠海”建设目标。其学术意义在于，以资源依赖理论拓展养老机构组织行为研究，通过建构“运营性质—资源获取依赖—资源密度”的变量关联模型，为解释养老机构健康服务分化提供本土化实证证据，丰富公共服务领域关于混合型组织资源策略的讨论。二、文献综述围绕养老机构健康服务资源配置这一议题，已有研究主要从服务质量与健康资源投入、运营性质与资源差异、以及资源获取的组织行为解释等维度展开，形成了较为丰富的讨论。在养老机构服务质量与健康资源投入方面，王欢(2023)通过对山东省博兴县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的研究指出，专业护理人员配置水平和康复设施完善度是决定服务质量的核心要素。卓唯佳等(2024)基于实地调查强调，整合性照护的实现需要机构拥有充分的医护团队和康复资源，否则失能老人的连续性健康需求将无法有效满足。上述研究确立了健康资源密度在机构照护质量中的基础地位，但尚未将其建构为核心因变量进行专门测量与比较。不同运营性质养老机构的资源差异，是学术讨论的另一焦点。胡序怀等(2023)通过对深圳市公办与民办非营利机构的比较发现，所有制性质深刻影响着专业资源获取能力与服务质量表现。康蕊(2024)通过对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差异化的功能定位和运营管理特征分析揭示，若健康服务资产投入的积极性不足，会影响资源密度。张自如(2025)研究表明，作业成本法能够更合理地分配成本，为不同层级的养老机构优化定价与成本管控提供了科学依据。上述比较研究虽已充分揭示运营性质导致的资源分化，但侧重于服务质量和运营效率的整体性评估，对于健康服务资源密度的量化比较和内在机制的实证检验仍显不足。资源依赖理论为理解组织如何通过外部资源获取来塑造内部能力提供了有力分析框架，其在养老机构研究中也已初见端倪。朱芳琳等(2025)对珠海市医养结合智慧养老服务体系发展现状的研究，探讨如何借助外部资源如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构建多元化服务网络，突破传统机构养老的局限性，推动珠海市医养结合智慧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易艳阳(2026)在研究农村公建民营养老机构时，区分了内生增能型和外源导入型两种发展路径，指出前者依赖本地化资源网络，后者依靠政府与市场双重资源导入，这种差异直接决定了机构的设施配备和服务能力。万书润民

大健康背景下珠海市养老机构健康服务资源分化及其治理启示— 42 —(2026)则从治理视角指出，农村公办养老机构因科层体制约束，容易陷入资源边缘化，难以充分吸纳健康服务资源。这些研究虽然不同程度涉及资源获取与机构行为的关系，但大多未将资源依赖理论作为系统的分析框架，去解释运营性质如何通过关键资源获取渠道依赖及资源丰裕度这一中介路径，进而影响健康服务资源密度。综上，现有文献在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和资源差异方面积累了重要认识，并且隐含了资源依赖理论的解释潜力。然而，仍存在以下缺口：一是缺乏以健康服务资源密度为核心因变量的精细化测量与比较研究；二是对不同运营性质影响资源配置的内在机制缺少包含中介和调节路径的实证检验；三是在大健康政策背景下，对珠海市这种医养结合试点城市的典型性分析仍付之阙如。因此，本研究以资源依赖理论为框架，聚焦珠海市养老机构的健康服务资源密度差异及其形成机制，试图在细化变量关系和扩展本土情境两方面提供补充性贡献。三、理论框架本研究选择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 Dependency Theory）作为核心分析框架，因其能够有效揭示不同运营性质的养老机构为何在健康服务资源密度上呈现出系统性差异。资源依赖理论由Pfeffer和 Salancik于 1978年正式提出，其核心观点认为，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取决于其从外部环境中获取关键资源的能力，而资源的稀缺性和不确定性构成组织行为的根本约束。该理论的基本要义包括三点：其一，没有任何组织能够完全自给自足，必须与外部环境进行资源交换；其二，组织对关键资源提供方的依赖程度决定了外部主体对其施加影响和控制的程度；其三，组织会主动采取策略来管理这种依赖关系，包括建立联盟、调整内部结构或寻求替代资源渠道，以降低外部约束、保障资源稳定。在对养老机构的研究中，医护专业人员、康复理疗设施等健康服务资源具有高度的专业壁垒和供给刚性，机构无法仅凭内部力量满足，必须依赖外部多元主体的资源输入，这使得资源依赖理论的分析逻辑与养老机构的资源获取行为形成了天然的契合。将资源依赖理论应用于本研究，关键在于将其核心概念转化为可操作的分析变量，并构建“运营性质—资源获取—资源密度”的因果链条。理论中“关键资源”的概念在本研究中被界定为养老机构所能配置的医护专业人员和康复理疗设施，这些资源直接决定了机构的健康服务能力。“资源依赖程度”则被操作化为养老机构对主要收入来源渠道的依存结构——公办机构高度依赖财政拨款，民办机构高度依赖市场收费和入住率，公建民营机构则在政府补贴与市场收入之间形成混合依赖。这种渠道依赖差异进一步塑造了机构的“资源丰裕度”，即所获取资源的充裕水平和稳定程度，从

《澳门管理科学》·粤港澳大湾区管理创新 2026 年第 3期— 43 —而最终决定健康服务资源密度的高低。据此，本研究提出一个包含中介变量的理论模型：养老机构的运营性质，通过影响其关键资源获取渠道的依赖程度，进而决定资源丰裕度水平，最终传导至健康服务资源密度的配置结果。这一路径意味着，即使同样是公办或民办机构，其资源获取渠道的具体结构和稳定性不同，所实现的健康资源密度也可能拉开差距。此外，资源依赖理论中关于“组织自主策略”的论述，为本研究引入调节变量提供了直接依据。该理论指出，组织并非被动承受依赖压力，而是可以通过建立联盟、嵌入关系网络来缓解资源不确定性。本研究将“机构联盟网络强度”界定为养老机构与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以及其他养老服务主体之间的协作紧密程度，以此作为调节变量。其作用逻辑在于：当机构联盟网络强度较高时，即便其主要资源获取渠道面临波动，机构也能通过联盟网络获得替代性资源或政策信息的优先支持，从而提升资源获取的去依赖化能力，削弱渠道依赖对资源密度的不利影响；反之，在联盟网络薄弱的机构中，渠道依赖对资源丰裕度和资源密度的约束作用会更加凸显。该理论与本研究情境的适配性体现在两方面。从条件契合性看，资源依赖理论适用于分析那些资源获取结构分化的组织场域，而中国养老机构正处于社会福利社会化改革进程中，公办、民办和公建民营三类机构恰恰面临全然不同的资源获取结构和外部约束环境，符合理论应用的前提条件。从现象解释力看，珠海市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医养结合试点城市，财政资源、政策资源与市场资源交叉配置，不同类型养老机构的资源获取博弈尤为典型，这一情境能够充分呈现资源依赖理论所关切的依赖性产生机制与管理策略变动。正是基于上述理论推导，本研究将核心研究问题进一步分解为可实证检验的研究假设，围绕运营性质对健康服务资源密度的直接影响、资源获取渠道依赖和资源丰裕度的中介传导效应、以及机构联盟网络强度的调节效应展开分析，为后文的问卷设计与定量检验奠定理论基石。四、研究方法与设计本研究采用横断面问卷调查设计，以珠海市行政区域内登记备案的养老机构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大样本数据验证运营性质对健康服务资源密度的影响机制，契合“不同运营性质养老机构健康服务资源密度差异及其内在逻辑”这一核心研究问题的定量验证需求。通过结构化问卷系统测量机构的运营性质、关键资源获取渠道依赖度、资源丰裕度、机构联盟网络强度以及健康服务资源密度等核心变量，进而运用统计分析方法检验中介与调节效应假设，为理论模型提供实证支撑。在样本选取上，以珠海市正在经营的养老机构名录为抽样框，剔除歇业和刚成立未满半年的

大健康背景下珠海市养老机构健康服务资源分化及其治理启示— 44 —机构，确保纳入机构具有相对稳定的运营状态。根据研究目标，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按运营性质将机构分为公办、民办和公建民营三层，各层依据机构总数按 40%比例随机抽取，最终确定调查样本为 38家机构，其中公办 12家、民办 18家、公建民营 8家。这一样本量满足中介效应分析对样本规模的基本要求，并考虑了问卷回收中可能的无效样本情况。研究工具为自编的《养老机构健康服务资源及运营状况调查问卷》，问卷编制以资源依赖理论为框架，经系统文献梳理和专家咨询形成初稿。问卷包含五个模块：机构基本信息（床位规模、运营年限、员工总数等）、健康服务资源密度测量（每百名老人拥有的医生数、注册护士数、康复治疗师数以及康复理疗设施种类数，设施种类清单参照珠海市医养结合服务规范设定）、关键资源获取渠道依赖度（采用近三年财政拨款占总收入比重、服务收费占总收入比重、社会捐赠及公益项目收入比重三个指标，分别测度公办依赖财政、民办依赖市场、公建民营混合依赖的程度）、资源丰裕度（年度业务总收入与固定资产总值）、机构联盟网络强度（借鉴组织网络研究中的常用指标，从与政府部门合作项目数量、加入养老行业协会年限、与医疗机构签约合作数三个维度综合评分，采用 Likert 5点量表从“非常少”到“非常多”计分）。问卷初稿经 3名养老服务领域专家和 1名公共管理学者审核内容效度，2025年 11月选取珠海市 5家养老机构进行预调研，根据反馈修正了设施分类表述和收入来源填答的模糊题项，最终问卷的整体内容效度指数为 0.91，各模块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在 0.76至0.89之间。数据收集于 2025年 12月至 2026年 3月集中进行，由经过培训的 2名访问员走访各样本机构，现场向机构负责人或办公室主任发放纸质问卷并当场回收。问卷首页明示研究目的、自愿参与原则和匿名处理承诺，受访者签署知情同意后填答，平均完成时间为 20分钟。对无法当场完成填答的机构，允许 2日内邮寄回复。共发放问卷 38份，回收 36份，经完整性检查剔除 2份填答率低于 80%的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34份，有效回收率为 89.5%。所有原始数据由双人独立录入Excel并交叉核对，编码规则统一，如运营性质（1=公办，2=民办，3=公建民营）、机构联盟网络强度各题项得分累加后标准化处理，缺失值用均值插补法填补（缺失比例均低于 5%），形成最终分析数据库。数据分析采用 SPSS 26.0和 STATA 17.0软件完成。第一步进行数据清洗与预处理，通过箱线图识别单变量异常值，经确认无误后予以保留；对连续变量进行正态性检验，偏度和峰度绝对值均小于 2，满足参数检验前提。第二步开展描述性统计，计算不同运营性质机构在健康服务资源密度、收入来源结构、网络强度等变量上的均值和标准差，并绘制分组比较图。第三步采用单因素

《澳门管理科学》·粤港澳大湾区管理创新 2026 年第 3期— 45 —方差分析检验三类机构在健康服务资源密度上的总体差异，若显著则进一步用 Games-Howell法进行事后多重比较，以应对方差不齐的可能性。第四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参照温忠麟等提出的逐步回归法，先检验运营性质（虚拟化处理）对健康服务资源密度的总效应，再依次检验运营性质对关键资源获取渠道依赖度的效应、渠道依赖度对资源丰裕度的效应、以及资源丰裕度对资源密度的效应；同时使用 Bootstrap法（重复抽样 5000次）检验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若 95%置信区间不包含 0，则中介效应显著。第五步检验机构联盟网络强度的调节效应，采用分层回归，在控制基本特征后，将中心化处理的渠道依赖度与网络强度交互项纳入方程，观察交互项系数的显著性和ΔR²的变化。所有统计检验的显著性水平设定为α=0.05。为保障数据质量，问卷设计时对关键变量如收入比重和设施数量设置了逻辑校验项，避免明显错误填答；数据采集阶段实行调查员现场审核制，发现漏项即时补正；数据录入采用双录入比对法，不一致处对照原始问卷核实，确保录入错误率低于 1%。鉴于研究变量多来源于同一受访者填答，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采用 Harman单因子检验对问卷全部条目进行未旋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未出现单一因子解释方差超过 40%的情况，表明共同方法偏差在可接受范围内。此外，为弥补横断面设计在因果推断上的局限，后续分析中将加入运营年限等控制变量，并辅以稳健性检验以增强结论可靠性。五、研究发现本次问卷调查共回收问卷 36份，经完整性检验剔除 2份填答率低于 80%的无效问卷，最终纳入有效样本 34家养老机构，有效回收率为 89.5%。数据分析采用 SPSS 26.0和 STATA 17.0软件，主要运用描述性统计、单因素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性分析、多元层次回归分析及 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呈现依次为：样本基本特征与数据质量检验、核心变量描述性统计、组间差异比较、中介效应检验、调节效应检验及主要发现总结。在样本基本特征方面（表 1），34家机构中公办养老机构 11家（32.4%），民办养老机构 16家（47.1%），公建民营养老机构 7家（20.6%），分布比例与珠海市养老机构总体结构基本一致。机构平均运营年限为 15.7年（SD=8.53），平均床位规模为 132张（SD=68.6），其中 100-200张床位的机构占 47.1%，为主力规模区间。受访机构中，53.0%已纳入医保定点服务，76.5%与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签订了合作协议，表明样本整体具备一定的医养结合基础。数据质量检验显示，问卷各模块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α系数介于 0.76至 0.89之间，整体量表信度良好。采

大健康背景下珠海市养老机构健康服务资源分化及其治理启示— 46 —用 Harman单因子检验对问卷全部条目进行未旋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第一个因子解释方差为27.4%，低于 40%的临界标准，表明共同方法偏差不会对后续分析构成严重威胁。表 1 样本基本特征（N=34）特征变量 类别 频数 百分比（%）运营性质公办 11 32.4民办 16 47.1公建民营 7 20.6运营年限10年及以下 10 29.411-20年 14 41.221年及以上 10 29.4床位规模100张以下 8 23.5100-200张 16 47.1200张以上 10 29.4医保定点是 18 53.0否 16 47.0与医疗机构签约是 26 76.5否 8 23.5核心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2所示。健康服务资源密度采用每百名老人拥有的医护专业人员数与康复理疗设施种类数的标准化得分合成，总体均值为 2.87（SD=0.81），表明不同机构间健康资源配置水平差异明显。关键资源获取渠道依赖度根据各机构主要收入来源占比测算，公办机构以财政拨款占比为代表，民办机构以服务收费占比为代表，公建民营机构则取两者中较低者以反映其混合依赖特征，该指标均值为 65.23%（SD=15.78），说明样本机构普遍对单一资源渠道存在较高依赖。资源丰裕度由年度业务总收入与固定资产总值的标准化得分合成，均值为 2.96（SD=0.92）。机构联盟网络强度采用政府合作项目数、行业协会会员年限及医疗机构签约数的综合评分，均值为 3.12（SD=0.72），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各连续变量的偏度绝对值小于 1.2，峰度绝对值小于 1.5，满足正态分布假设，适合进行参数检验。表 2 核心变量描述性统计（N=34）变量 均值（M） 标准差（SD） 最小值 最大值健康服务资源密度 2.87 0.81 1.42 4.63关键资源获取渠道依赖度（%）65.23 15.78 32.50 92.40资源丰裕度 2.96 0.92 1.18 5.05机构联盟网络强度 3.12 0.72 1.56 4.88

《澳门管理科学》·粤港澳大湾区管理创新 2026 年第 3期— 47 —为回答“不同运营性质养老机构在健康服务资源密度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这一核心问题，首先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以运营性质为分组变量，健康服务资源密度为因变量，检验结果呈现显著差异（F(2,31)=7.48，P<0.01，η²=0.32）。由于 Levene 检验显示方差不齐（P=0.04），采用Games-Howell法进行事后多重比较，结果如表 3所示。公办养老机构的健康服务资源密度均值（M=3.52，SD=0.63）显著高于民办机构（M=2.48，SD=0.71，P<0.01）和公建民营机构（M=2.96，SD=0.68，P<0.05）；公建民营机构均值虽略高于民办机构，但差异未达到统计显著水平（P=0.23）。这一结果表明，运营性质是影响健康服务资源密度的重要因素，其中公办机构在医护人力与康复设施配置上具有明显优势，民办机构资源密度最低，验证了总体组间差异的存在，也为后续中介机制检验提供了基础。表 3 不同运营性质养老机构健康服务资源密度差异比较运营性质 n 均值（M） 标准差（SD） 事后比较（Games-Howell）公办 11 3.52 0.63 公办＞民办（P<0.01）民办 16 2.48 0.71 公办＞公建民营（P<0.05）公建民营 7 2.96 0.68 公建民营与民办差异不显著（P=0.23）注：F(2,31)=7.48，P<0.01，η²=0.32。接着，依据资源依赖理论构建的中介模型，采用逐步回归结合 Bootstrap法检验资源获取渠道依赖度与资源丰裕度的链式中介效应。回归分析前，先对运营性质进行虚拟化处理，以民办机构为参照组，生成“公办=1，其他=0”和“公建民营=1，其他=0”两个虚拟变量。首先检验总效应，以健康服务资源密度为因变量，纳入控制变量（运营年限、床位规模）及两个虚拟变量，结果显示公办虚拟变量对资源密度有显著正向影响（β=0.45，P<0.01），公建民营虚拟变量影响不显著（β=0.12，P=0.38），模型调整后R²为 0.24。然后依次检验中介路径：第一步，以关键资源获取渠道依赖度为因变量，发现公办机构较民办机构对财政主导型渠道的依赖度显著更高（β=0.61，P<0.001），公建民营机构依赖度较民办机构显著更低（β=-0.33，P<0.05），表明运营性质有效预测了资源渠道依赖结构的差异。第二步，以资源丰裕度为因变量，将渠道依赖度纳入方程，结果显示渠道依赖度对资源丰裕度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0.52，P<0.01），即对单一资源渠道的依赖程度越高，机构所获得的资源总量越匮乏。第三步，以健康服务资源密度为最终因变量，

大健康背景下珠海市养老机构健康服务资源分化及其治理启示— 48 —同时纳入运营性质虚拟变量、渠道依赖度及资源丰裕度，结果表明资源丰裕度显著正向预测资源密度（β=0.57，P<0.001），而运营性质的直接效应明显减弱（公办β由 0.45降至 0.18，P=0.15），表明资源丰裕度在渠道依赖与资源密度之间发挥中介作用。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重复抽样5000次）显示（表 4），公办机构通过“渠道依赖度→资源丰裕度”的间接效应值为-0.28，95%置信区间为[-0.52, -0.10]，不包含 0，证明中介效应显著；公建民营机构该间接效应值为 0.15，95%置信区间为[0.03, 0.31]，同样显著，但方向相反，揭示了公建民营因渠道依赖度较低而通过提高资源丰裕度促进健康资源密度的内在机制。整体模型的中介效应占比约为 62.2%，说明资源获取渠道依赖与资源丰裕度是解释运营性质影响健康资源密度的关键传导变量。表 4 中介效应检验的回归分析结果变量 模型 1（资源密度）模型 2（渠道依赖度）模型 3（资源丰裕度）模型 4（资源密度）运营年限 0.08 0.05 0.07 0.06床位规模 0.03 -0.02 0.11 0.05公办（vs民办） 0.45** 0.61*** -0.32* 0.18公建民营（vs民办） 0.12 -0.33* 0.24 0.09渠道依赖度 -0.52** -0.31*资源丰裕度 0.57***R² 0.32 0.41 0.38 0.51Adj R² 0.24 0.34 0.30 0.45注：*P<0.05，**P<0.01，***P<0.001。系数为标准化回归系数。在调节效应检验部分（表 5），采用分层回归考察机构联盟网络强度对“渠道依赖度→资源丰裕度”这一路径的调节作用。所有连续变量先进行中心化处理以降低共线性。第一步纳入控制变量及渠道依赖度、网络强度，第二步加入两者的乘积交互项。结果显示，渠道依赖度对资源丰裕度的主效应为负（β=-0.48，P<0.01），网络强度主效应为正（β=0.33，P<0.05），而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向（β=0.27，P<0.05，ΔR²=0.06），表明联盟网络强度能够显著削弱渠道依赖度对资源丰裕度的负向影响。简单斜率分析进一步显示，在高网络强度组（均值+1SD），渠道依赖度对资源丰裕度的负向效应不再显著（t=-1.46，P=0.15），而在低网络强度组（均值-1SD），该负向效应依然显著且更强（t=-3.82，P<0.01）。这意味着，当养老机构具备较强的政府、行业协会及医疗机构协作网络时，即便其资源获取渠道较为单一，也能通过联盟网络的替代性资源输入和信息共享缓解资源匮乏问题，从而保护资源丰裕度，最终维护健康服务资源的合理配置。

《澳门管理科学》·粤港澳大湾区管理创新 2026 年第 3期— 49 —表 5 联盟网络强度的调节效应检验（因变量：资源丰裕度）预测变量 模型 1 模型 2运营年限 0.04 0.03床位规模 0.10 0.08渠道依赖度（中心化） -0.48** -0.45**网络强度（中心化） 0.33* 0.36*渠道依赖度×网络强度 0.27*R² 0.34 0.40ΔR² 0.06*F 5.71** 6.03***注：*P<0.05，**P<0.01，***P<0.001。系数为标准化回归系数。综合上述分析，本研究的核心发现可以归纳为三点：其一，珠海市不同运营性质的养老机构在健康服务资源密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公办机构明显优于民办和公建民营机构。其二，这一差异形成的内部机制在于，公办机构虽财政依赖程度高，但其资源丰裕度并未受明显抑制，而民办机构高度依赖市场收费，渠道单一且资源丰裕度偏低，导致健康资源密度受限；公建民营机构通过混合资源依赖降低了渠道依赖度，对资源丰裕度形成正向间接效应，但在健康资源密度上尚未完全超越公办机构。其三，机构联盟网络强度对资源依赖过程具有重要调节作用，能够缓冲高昂依赖带来的资源约束，尤其在网络强度较高的机构中，依赖度对资源丰裕度的负向影响不再显著。这些发现回应了“大健康背景下珠海市养老机构健康服务资源密度差异”这一核心研究问题，并初步揭示了资源获取渠道依赖与资源丰裕度的中介传导机制，以及联盟网络强度的调节效应，为构建养老机构健康资源配置的差异化治理策略提供了实证依据。六、结论本研究以大健康战略深入推进为背景，以珠海市 34家养老机构为样本，通过横断面问卷调查和资源依赖理论框架，系统考察了不同运营性质养老机构在健康服务资源密度上的差异及其内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运营性质对健康服务资源密度存在显著影响，公办机构的医护专业人员配置和康复理疗设施种类数明显优于民办和公建民营机构，而后两者之间未见统计显著差异，这一发现直接回应了本研究提出的核心问题。更为关键的机制性发现是，资源获取渠道依赖度与资源丰裕度在运营性质与健康资源密度之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公办机构对财政拨款的依赖程度最高，但由于财政资源的相对充裕性和稳定性，这一依赖并未抑制其资源丰裕度，反而通过较高的

大健康背景下珠海市养老机构健康服务资源分化及其治理启示— 50 —资源丰裕度支撑了高水平的健康资源配置；民办机构高度依赖市场收费，在入住率和价格的双重约束下，资源丰裕度普遍偏低，进而限制了健康服务资源的投入；公建民营机构的渠道依赖度最低，混合资源结构使其具备较高的资源获取灵活性，因而资源丰裕度优于民办机构，并间接推动了健康资源密度的提升，尽管受产权模糊和投入激励不足等因素制约，其健康资源密度仍落后于公办机构。此外，机构联盟网络强度显著调节了渠道依赖度对资源丰裕度的负向影响，在高强度联盟网络情境下，即使机构对单一资源渠道依赖较深，也能通过政府合作、行业协会支持和医疗机构签约等替代性资源输入减轻资源约束，保护健康服务资源的配置能力。这三项发现共同构成对研究问题的完整回答，既确认了不同运营性质机构间健康资源密度的结构性差异，也揭示了资源获取与组织网络在其中的传导和缓冲路径。在理论层面，本研究的贡献在于将资源依赖理论系统地引入养老机构健康资源配置分析，验证了“运营性质—资源渠道依赖—资源丰裕度—资源密度”这一分析框架的本土适用性。过往研究多从宏观制度和描述性比较出发讨论养老机构资源分化，较少在组织层面将资源依赖行为与具体健康结果变量建立因果链条。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资源丰裕度不仅是渠道依赖的结果变量，更是连接组织外部资源环境和内部服务能力的关键中介节点，这一发现细化了资源依赖理论在养老服务组织中的应用逻辑。同时，研究揭示了机构联盟网络强度的调节作用，表明组织可以通过主动构建关系网络来管理依赖压力，印证了 Pfeffer和 Salancik关于“组织并非被动服从外部约束，而是具备策略性行动空间”的核心论断，为理论增添了网络治理维度的经验证据。这些发现有助于深化对不同运营性质养老机构组织行为的理解，也为公共服务领域混合型组织的资源策略研究提供了可参考的分析路径。在实践层面，研究结论为珠海市及同类城市优化养老机构健康服务资源配置提供了分类施策的启示。对于公办养老机构，虽然其健康资源密度较高，但对财政拨款的依赖度亦高，长期来看需关注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和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可通过适度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管理和服务供给，避免因资源冗余或激励不足造成配置低效。对于民办养老机构，政策支持的重点应放在拓宽其资源获取渠道上，例如通过税收优惠、床位补贴、定向采购等方式降低其对市场收费的绝对依赖，同时推动其纳入医保定点体系，增强其健康服务的支付可及性，从而改善资源丰裕度，提升健康资源密度。对于公建民营机构，应进一步明确产权关系和资产投入责任，在保持其混合资源优势的同时，激励承接方加大对健康人力与设施的长期投入，防止因权责不清而导致的资源配置短视行为。此外，研究发现联盟网络强度能够缓冲资源依赖的负面影响，这提示养老机构无论性质如何，都应主动强化与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和医疗机构的制度化联系，积极参与养老行业协会活动，拓展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二级以上医院的签约协作，通过构建多元资源支持网络来提升

《澳门管理科学》·粤港澳大湾区管理创新 2026 年第 3期— 51 —组织的抗风险能力和健康服务可持续性。在区域政策层面，珠海市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医养结合试点城市，可率先探索建立养老机构健康资源监测平台，定期公布不同运营性质机构的人力与设施配置数据，引导社会监督和市场主体合理定位，形成良性竞争与差异化发展格局。本研究也存在若干局限，这些局限同时指向了未来研究的方向。首先，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无法严格推断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运营性质、资源依赖与健康资源密度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反向因果或同时性关联，例如健康资源密度较高的机构可能更容易获得财政投入和联盟伙伴青睐，从而形成良性循环。未来研究宜采用面板数据追踪机构资源变化轨迹，或利用政策冲击构造准实验设计，以增强因果推断效力。其次，样本量受到珠海市现运营养老机构总量的限制，有效样本仅 34家，虽然满足基本统计要求，但在进行分组比较和交互效应检验时统计检验力可能不足，部分真实效应未能达到显著水平。后续可将调查范围扩大至珠三角其他城市，构建多城市比较数据集，提高结论的外部效度。再次，问卷数据均由机构负责人单一来源填答，虽然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在可接受范围内，但仍可能存在社会称许性偏差和对财务数据的回忆偏误，未来可结合民政部门行政记录、财务审计报告和老年人满意度调查等多源数据交叉验证。最后，资源依赖理论强调组织间权力关系和不对称依赖的动态博弈，本研究将其简化为渠道依赖度和资源丰裕度两个核心变量，尚未纳入政策环境变迁、市场竞争格局和机构管理者策略等情境因素，后续可纳入制度逻辑视角或引入质性比较分析，更深入地揭示养老机构健康资源配置的复杂驱动机制，为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持续提供新知。【參考文獻】[1]郭红艳,彭嘉琳,雷洋,等.美国养老机构服务质量评价的特点及启示[J].中华护理杂志,2013,48(7):652-654.[2]王洪娜.医养结合养老机构服务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山东省 226家医养结合养老机构数据分析[J].重庆社会科学,2020,(5):129-140.[3]杨雪,江华,张航空.养老机构公建(办)民营运营模式与实施效果评估——基于北京市 460家养老机构普查数据的分析[J].社会保障研究,2021,(4):34-43.[4]王欢.山东省博兴县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服务质量优化研究[D].河北大学,2023.[5]卓唯佳,王宇琴,裴晓梅.养老机构服务质量提升与以人为本的整合性照护——基于 3个养老机构的实地调查[J].学术论坛,2024,47(1):16-28.[6]胡序怀 ,关婷 ,林秀红 ,等 .深圳市养老机构医养结合资源配置与利用调查 [J].中国社会医学杂志,2023,40(4):470-474.[7]康蕊.医养结合中的医疗机构参与方式与激励路径研究——基于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差异化的视角[J].社会保障研究,2024,(4):72-80.[8]张自如.作业成本法在养老机构成本核算中的应用研究[J].企业改革与管理,2025,(24):127-129.[9]朱芳琳,卢晓玲,姜懿珈,等.以珠海市为例“互联网+”背景下医养结合智慧养老服务的模式及对策[J].循证护理,2025,11(20):4187-4191.[10]易艳阳.内生增能与外源导入：农村公建民营养老机构培育发展路径[J].理论月刊,2026,(7):133-141.[11]万书润民.农村公办养老机构的三元共治路径[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25(2):141-152.

工作自主性如何与何时激发员工创新行为——创新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与外在激励的调节— 52 —工作自主性如何与何时激发员工创新行为——创新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与外在激励的调节李璇（珠海科技学院，广东珠海，519000）摘 要：在瞬息万变的商业环境中，激发员工创新行为（Employee Innovative Behavior,EIB）是企业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尽管已有研究肯定了工作自主性（WorkAutonomy, WA）对 EIB的积极效应，但其内在作用机制与边界条件仍有待深入探索。本研究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旨在考察创新自我效能感（Innovation Self-Efficacy, ISE）在 WA与 EIB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以及外在激励（ExternalIncentives, EI）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作用。通过对 295名来自高新技术、IT及服务业等多行业员工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层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WA显著正向影响 EIB；（2）ISE在 WA与 EIB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3）EI显著正向调节 ISE与 EIB之间的关系，即在高外在激励水平下，ISE对 EIB的正向影响更强，且 EI调节了 ISE的中介效应。本研究发现不仅深化了我们对工作特征如何影响员工创新的过程机制的理解，也为组织通过优化工作设计与激励制度来有效激发员工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启示。关键词：工作自主性；员工创新行为；创新自我效能感；外在激励；社会认知理论How and When Does Job Autonomy Stimulate Employee Innovative Behavior?— The Mediating Role of Innovative Self-Efficacy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Extrinsic IncentivesXuan Li(Zhuhai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Zhuhai Guangdong, 518000)Abstract: In today's rapidly changing business environment, stimulating Employee InnovativeBehavior (EIB) is critical for organizations to gain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 Althoughprior research has acknowledged the positive effect of Work Autonomy (WA) on EIB, theunderlying mechanisms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remain underexplored. Drawing upon SocialCognitive Theory,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to examine the mediatingrole of Innovation Self-Efficacy (IS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 and EIB, as well as the【作者简介】李璇（1994-），女，博士，珠海科技学院，讲师，547627661@qq.com

《澳门管理科学》·企业管理 2026 年第 3期— 53 —moderating role of External Incentives (EI) in this process.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es wereconducted on survey data collected from 295 employees across multiple industries, includinghigh-tech, IT, and service sector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WA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predicts EIB; (2) ISE full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 and EIB; (3) EI significantlyand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SE and EIB, such that the positive effect ofISE on EIB is stronger under high levels of external incentives, and EI moderates the mediatingeffect of ISE. These findings not only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cess mechanismsthrough which work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e employee innovation, but also provide important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organizations to effectively stimulate employee innovation byoptimizing job design and incentive systems.Keywords:Work Autonomy; Employee Innovative Behavior; Innovation Self-Efficacy; ExternalIncentives; Social Cognitive Theory一、引言在当今以知识、创意和持续变革为驱动的经济时代，组织的生存、成长与竞争力越来越依赖于其成员的创新能力（Anderson, Potočnik, & Zhou, 2014）。员工创新行为——即在工作场所中有意识地产生、引入和应用新颖且有益的想法（Scott & Bruce, 1994）——被视为组织实现适应性、成长和竞争优势的微观基石。因此，如何有效地激发员工的创新行为已成为组织管理与战略研究领域的核心议题之一。已有研究表明，工作特征是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关键情境因素。其中，工作自主性——即员工在安排工作进度、决定工作方法等方面所享有的自由度和独立性（Hackman & Oldham, 1976）被认为是最强有力的预测变量之一。大量理论与实证研究支持工作自主性对内在动机、工作投入及创造性产出的积极作用（Amabile, 1996; Oldham & Cummings, 1996）。然而，尽管这种正向关联已被广泛证实，但对于“工作自主性如何转化为员工创新行为”这一核心过程机制的理解仍存在明显不足。现有研究大多停留在直接效应的检验上，对其间复杂的中介心理过程（‘黑箱’）的考察尚不充分。同时，工作自主性对创新的影响是否以及何时会受到组织激励制度的制约，也是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为弥补上述研究缺口，本研究旨在整合社会认知理论（Bandura, 1986）与交互作用模型（Woodman, Sawyer, & Griffin, 1993），提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深入探讨工作自主性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内在机制与边界条件。具体而言，本研究将检验创新自我效能感（个体对自身能否

工作自主性如何与何时激发员工创新行为——创新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与外在激励的调节— 54 —创造性地完成工作任务的信心，Tierney & Farmer, 2002）的中介作用，以及外在激励（如奖金、晋升、认可等物质与精神奖励，Porter & Lawler, 1968）的调节作用。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三个方面：首先，通过揭示创新自我效能感在工作自主性与创新行为间的中介桥梁作用，我们回应了“工作特征如何影响创新”的深层机制追问，拓展了对工作设计激励效应的过程性理解。其次，通过考察外在激励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尝试厘清个体认知信念与组织情境因素如何交互影响创新行为，这有助于解释以往研究中关于外在激励与创新关系的争议，并为工作自主性效应的发挥界定重要的边界条件。最后，通过在中国多元化行业样本中进行实证检验，本研究亦为跨文化情境下的员工创新理论提供了新的证据。二、文献综述与假设（一）工作自主性与员工创新行为工作自主性是工作特征模型（ Job Characteristics Model）的核心维度之一（Hackman &Oldham, 1976）。它反映了员工在决定工作程序、时间安排和努力付出等方面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根据自我决定理论（Deci & Ryan, 1985），当个体在工作环境中感受到更高的自主性时，其基本心理需求（特别是自主需求）会得到满足，从而增强内在动机。而内在动机，即因工作本身的兴趣、挑战和愉悦而产生的驱动力，是催生创造性想法和行为的最直接、最强大的动力源（Amabile, 1996）。具有高度自主性的工作赋予了员工试验新方法、探索新思路、以及依据情境变化灵活调整策略的空间。这种自由度不仅鼓励了探索性思维，也降低了因惧怕失败而墨守成规的心理成本（Zhou & George, 2001）。相反，在高度控制和程序化的工作环境中，员工的认知和行动空间被压缩，倾向于按部就班，创新行为自然受到抑制。实证研究也提供了支持：例如，Ramamoorthy,etc.(2005) 的研究表明，工作自主性与员工的创造性绩效显著正相关。国内学者赵轶和王端旭（2011）同样验证了工作自主性对员工创新行为的积极影响。据此，我们提出：假设 1 (H1):工作自主性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二）创新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创新自我效能感（ISE）源于 Bandura（1986）的自我效能感理论，指的是个体对其能否产生创造性成果、创造性地完成工作任务所持有的信念（Tierney & Farmer, 2002）。它不是一种普遍的性格特质，而是特定于创新领域的动态认知评估。社会认知理论强调，个人因素（如信念）、行为和环境三者之间存在交互决定关系。将此理论应用于创新研究，我们可以推断，工作特征（环境因素）能够通过影响个体的认知评价（个人

《澳门管理科学》·企业管理 2026 年第 3期— 55 —因素）进而塑造其创新行为。工作自主性正是这样一种关键的环境因素。首先，自主权本身向员工传递了一种强烈的信任信号，表明组织尊重其判断和能力，这有助于提升员工对自我能力的评估。其次，自主性允许员工选择和掌控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并在过程中体验成功，这种“掌握性经验”（mastery experience）是自我效能感最可靠的来源。当员工自主地完成一项艰巨任务并取得成功时，其“我能创新”的信念会显著增强（Tierney & Farmer, 2004）。而高水平的创新自我效能感，又将直接驱动更多的创新行为。因为信念会影响个体的目标设定、努力程度、面对困难时的坚持性，以及所采取的策略（Bandura, 1997）。相信自身有能力创新的员工，更可能主动寻求挑战、产生新颖想法，并勇于将其付诸实践，直至克服可能遇到的阻力。Choi (2004)和 顾远东、彭纪生（2010）的研究均证实了 ISE在组织情境与员工创新行为间的中介角色。因此，我们认为工作自主性通过提升员工的创新自我效能感，进而促进了创新行为的产生。据此，我们提出：假设 2 (H2):工作自主性对创新自我效能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 3 (H3):创新自我效能感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 4 (H4):创新自我效能感在工作自主性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三）外在激励的调节作用外在激励是指由他人或组织提供的、与工作任务本身相分离的有形或无形的奖酬，如薪酬、奖金、晋升机会、公开表彰等（Porter & Lawler, 1968）。关于外在激励与创新的关系，长期存在两种看似对立的观点。自我决定理论认为，外在激励可能损害内在动机，从而抑制创造力（Deci,etc., 1999）。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在特定条件下，外在激励可以成为创新的“助推器”而非“抑制剂”（Eisenberger & Cameron, 1996; Byron & Khazanchi, 2012）。我们主张，外在激励的有效性取决于它如何被个体感知。当员工将外在激励感知为对其能力、贡献的认可和价值的肯定时，它便不再是一种控制手段，而是一种能力信息（informationalfeedback），从而能够增强其自我效能感和后续的创新动力（Bandura, 1986）。因此，我们预测外在激励能够正向调节创新自我效能感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当组织提供了高水平的外在激励（如清晰的创新奖励机制、公正的评价体系、以及对创新成果的丰厚回报）时，拥有高 ISE的员工会更有动力和信心将他们的创新信念转化为实际行动。因为他们不仅相信自己能创新，而且相信创新的努力会得到组织环境的识别、欣赏和回报。这种“信念—结果预期”的一致性会极大地强化其行为意向。相反，当外在激励水平较低时，即使员工有较高的 ISE，由于缺少外部支持和对成果转化的预期，他们投入到创新活动中的额外努力和风险承担意愿可能会降低，从而削弱 ISE对创新行为的正向影响。据此，我们提出：

工作自主性如何与何时激发员工创新行为——创新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与外在激励的调节— 56 —假设 5 (H5):外在激励正向调节创新自我效能感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即外在激励水平越高，创新自我效能感对员工创新行为的正向影响越强。进一步地，结合假设 4和假设 5，我们可推论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工作自主性通过 ISE对 EIB的间接效应，会受到 EI的调节。即，当外在激励水平较高时，ISE的中介效应更强；反之则更弱。假设 6 (H6):外在激励调节了创新自我效能感在工作自主性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表现为被调节的中介。三、研究方法（一）样本与程序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通过便利抽样与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方式，面向中国境内的 IT、高新技术、先进制造和现代服务业企业员工发放问卷。为一定程度上降低同源偏差风险，我们在问卷指导语中强调了匿名性与保密性，并告知数据仅用于学术研究。调查于 2026 年 1 月至 2 月进行，共发放问卷 342 份，回收有效问卷 295 份（有效回收率86.3%）。有效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如下：男性占 52.7%，女性占 47.3%；教育程度以大学本科为主（82.7%）；工作年限主要集中在 0-5年（82.0%）；职位以专业技术员（49.0%）和基层人员（39.5%）为主；所在行业主要为服务业（58.0%）和制造业（22.6%）。（二）测量工具所有量表均采用 Likert 5点量表进行评分（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原始英文量表经过标准的翻译-回译程序转换为中文，以确保语义对等性。表 1变量说明变量 测量工具来源条目数代表性题项α系数工作自主性 (WorkAutonomy)Hackman和 Oldham（1975）开发的工作诊断调查量表（JDS）中的工作自主性分量表3 “在工作中，我能够自主地决定如何开展自己的工作” 0.713创新自我效能感(Innovation Self-Efficacy)Tierney和 Farmer（2002）开发的量表4 “我对自己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和完成工作任务的能力有信心” 0.841外在激励 (External 杨百寅、连欣和马月婷 4 “公司对员工的创新成果给予公 0.840

《澳门管理科学》·企业管理 2026 年第 3期— 57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s):参考以往研究，本研究将员工的性别、教育程度、工作年限、以及与主管共事年限作为控制变量，以排除这些人口统计学变量对研究结果的潜在影响。（三）数据分析策略本研究首先使用 SPSS 22.0进行描述性统计、信度分析和 Pearson相关分析。随后，采用层级回归分析（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来检验主效应、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中介效应的显著性通过 PROCESS宏程序（Model 4）中的 Bootstrap方法（重复抽样 5000次）进行检验，若置信区间不包含 0，则表明中介效应显著。被调节的中介效应则通过 PROCESS宏程序（Model 7或14，根据理论模型选择Model 14）进行检验。四、实证分析结果（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表 2呈现了各研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 Pearson相关系数。结果显示，工作自主性与员工创新行为（r = 0.362, p < 0.01）、创新自我效能感（r = 0.513, p < 0.01）均呈显著正相关。创新自我效能感与员工创新行为也呈显著正相关（r = 0.402, p < 0.01）。外在激励与员工创新行为（r =0.243, p < 0.01）和创新自我效能感（r = 0.385, p < 0.01）显著正相关。这些结果为本研究的假设提供了初步支持。表 2各变项相关性分析Incentives) （2013）编制的组织创新氛围量表中外在激励分量表正的评价和相应的物质奖励”员工创新行为(EmployeeInnovativeBehavior)Scott和 Bruce（1994）开发的单维度量表6 “该员工会主动尝试并应用新的工作流程、技术或方法” 0.903变项 1 2 3 4 5 61.性别 12.工作年资 -.202** 1 -.013.与主管共事年资 -.141* .464*** 14.员工组织匹配度 .036 -.026 -.008 1

工作自主性如何与何时激发员工创新行为——创新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与外在激励的调节— 58 —注：*p<0.05; **p<0.01; ***p<0.001（二）假设检验4.2.1主效应与中介效应检验本研究采用层级回归分析检验主效应与中介效应。结果如表 3所示。模型 2显示，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后，工作自主性对员工创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β = 0.29, p < 0.001），H1成立。表 4-3 中模型 1 显示，工作自主性对创新自我效能感有显著正向影响（β = 0.76, p <0.001），H2成立。模型 3显示，创新自我效能感对员工创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β = 0.43, p <0.001），H3成立。模型 4显示，当中介变量（ISE）加入回归方程后，工作自主性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不再显著（β = 0.06, n.s.），而创新自我效能感的影响依旧显著（β = 0.47, p <0.001）。Bootstrap检验表明，间接效应（工作自主性→创新自我效能感→员工创新行为）的 95%置信区间为[0.10, 0.28]，不包含 0。这表明创新自我效能感在工作自主性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H4得到支持。表 3中介作用检验创新自我效能感M 员工创新行为Y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工作自主性 X .76*** -.29*** .06创新自我效能感M -.43*** -.47***性别学历 .02 -.07 -.06 -.06工作年资 .02 -.04 -.03 .19R2 .57 .09 .19 .19△R2 .57 .09 .18 .18F 106.35*** 8.37*** 18.6*** 14.0***自由度 (1239) (1239) (1239) (2238)注：*p<0.05; **p<0.01; ***p<0.0015.领导成员交换 .056 .91 -.005 .727** 16.组织的社会交换 .045 -.006 .009 .756** .789** 17.离职倾向 -.077 -.015 -.126* -.299** -.323** -.430**

《澳门管理科学》·企业管理 2026 年第 3期— 59 —4.2.2调节效应与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本研究采用层次回归检验外在激励的调节作用。在将自变量（ISE）和调节变量（EI）中心化后，构建交互项（ISE× EI）。回归结果如表 4所示。模型 3表明，创新自我效能感与外在激励的交互项对员工创新行为的预测作用显著（β = 0.14, p < 0.01）。结果显示，当外在激励水平较高时（Mean + 1SD），创新自我效能感对员工创新行为的正向影响显著更强（simple slope = 0.35, p <0.001）；而当外在激励水平较低时（Mean - 1SD），该影响虽仍显著但较弱（simple slope = 0.17,p < 0.05）。因此，H5成立。进一步，利用 PROCESS Model 4检验被调节的中介效应。表 3结果表明，为检验外在激励的调节作用，本研究采用层级回归分析（Hierarchical Regression），结果如表 3所示。在控制性别、工作年资及学历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后，模型二显示工作自主性与外在激励对结果变量具有显著的主效应（△R2 显著，p < 0.001）。模型 3进一步纳入交互项“工作自主性 × 外在激励”，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为 0.12，其 95%置信区间为 [0.01, 0.24]，区间不包含 0，表明外在激励在工作自主性与结果变量之间发挥了显著的调节作用。因此，假设 H6得到支持。表 4外在激励的调节作用分析变项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控制变量性别 .02 -.01 -.01工作年资学历.02 -.05 -.05自变数工作自主性 .76*** .36*** .36***调节变量外在激励 180 .52*** .53***交互项工作自主性×外在激励.03R2 .57 .68 .68△R2 .57 .11 .001F 106.35*** 124.71*** 99.76***注：*p<0.05; **p<0.01; ***p<0.001

工作自主性如何与何时激发员工创新行为——创新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与外在激励的调节— 60 —五、讨论本研究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构建并检验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深入探讨了工作自主性如何以及何时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研究结果总体上支持了我们的理论预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一）理论贡献首先，本研究揭示了工作自主性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关键心理机制。与以往侧重直接效应的研究不同，我们证实了创新自我效能感在这一关系中的完全中介作用（H1-H4）。这意味着，仅仅给予员工自主权是不够的；自主权必须通过提升员工“我能创新”的核心信念才能有效地转化为实际的创新行动。这一发现深化了我们对工作特征与创新之间“黑箱”的理解，明确了 ISE是一个关键的、可干预的心理资源。其次，本研究识别并验证了外在激励作为一个重要的边界条件，调和了以往关于外在激励与创新关系的理论争议（H5 & H6）。我们的研究发现，外在激励并非总是有害或总是有益，它的作用取决于个体内在信念水平。当员工已有较强的 ISE时，高水平的外在激励能够起到“催化剂”或“放大器”的作用，使创新信念更有效地转化为行为。这表明，组织在设计激励制度时，不能一刀切，而应考虑与员工的认知状态相匹配。最后，本研究在理论和实证上整合了情境因素（工作自主性、外在激励）与个体认知因素（创新自我效能感），构建了一个更全面的解释框架。这回应了创新研究中关于整合多层次、多因素影响的呼吁（Woodman et al., 1993），为中国企业情境下的员工创新研究贡献了新的知识。（二）管理启示本研究为组织管理者提供了明确的实践指导。第一，组织应当认识到工作自主性是创新的重要驱动力，并通过工作再设计（如弹性工作制、项目制运作、授权管理）来系统性地提升各岗位员工的自主性。第二，组织需要重视培养员工的创新自我效能感。这可以通过提供成功创新的范例、给予建设性的正向反馈、提供必要的培训和资源支持、以及营造一种允许试错、鼓励探索的安全心理氛围来实现（Edmondson, 1999）。第三，外在激励制度的建设需要更加精细化和情境化。组织在确保奖励公正、透明的基础上，应将其视为对员工创新能力的“认可信号”而非“行为控制”。特别是对于那些已经表现出高 ISE的员工，给予有力的外在激励（如项目奖金、晋升机会、公开表彰）会产生显著的协同增效效应。（三）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性。首先，数据来源于横截面设计，虽在统计上控制了部分变量，但仍

《澳门管理科学》·企业管理 2026 年第 3期— 61 —无法确立严格的因果关系。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追踪设计或实验研究来增强因果推断。其次，数据均来自员工自我报告，虽在程序上进行了控制，但仍可能存在同源偏差风险。未来研究可通过多源数据收集（如：工作自主性由员工自评，创新行为由主管或同事评价）来改进。再次，本研究样本来自中国多个行业，虽增强了外部效度，但未考虑行业差异带来的潜在影响。未来研究可在特定行业或跨文化情境下进行比较研究。最后，研究未探讨可能存在的其他中介变量（如心理所有权、工作投入）或调节变量（如领导风格、组织创新氛围），未来研究可构建更丰富的整合模型以深化对这一议题的理解。六、结论与展望本研究证实，工作自主性通过增强员工的创新自我效能感这一核心心理路径，来激发其创新行为。同时，这一积极作用过程受到外在激励情境的强化。本研究基于社会认知理论，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核心结论：工作自主性作为组织赋予员工的关键结构性资源，其激发员工创新行为的作用机理并非直接的因果驱动，而是以创新自我效能感为关键心理中介变量，通过重塑员工对自身创新能力的认知评价系统，进而间接推动员工敢于探索、勇于实践创新行为。与此同时，本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外在激励在上述心理传导过程中的重要情境强化功能。实证证据显示，外在激励显著正向调节了创新自我效能感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且这一调节效应进一步渗透至整个中介链条之中，使得工作自主性经由创新自我效能感影响创新行为的间接效应在不同外在激励水平下呈现显著差异。此一发现精准地刻画了“何时”与“如何”激发员工创新这一核心问题的边界条件，为既有文献中关于激励制度与创新行为之间复杂关系的争议提供了新的解释视角。总体上，本研究通过构建并验证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系统回应了工作特征如何以及何时转化为员工创新行为这一学术与实践双重关切的问题。研究成果不仅拓展了社会认知理论在微观创新研究领域的解释力，揭示了“赋权”与“激励”的协同效应，为组织在复杂多变的竞争环境中有效管理和发展员工创新能力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和可行的实践路径。【参考文献】[1] Anderson N, Potočnik K, Zhou J. Innovation and creativity in organizations: a state-of-the-science review,prospective commentary, and guiding framework[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4, 40(5): 1297-1333.[2] Scott S G, Bruce R A. Determinants of innovative behavior: a path model of individual innovation in theworkplac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4, 37(3): 580-607.[3] Hackman J R, Oldham G R. Motivation through the design of work: test of a theory[J]. OrganizationalBehavior and Human Performance, 1976, 16(2): 250-279.[4] Amabile T M. Creativity in context: update to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reativity[M]. Boulder: WestviewPress, 1996.

工作自主性如何与何时激发员工创新行为——创新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与外在激励的调节— 62 —[5] Bandura A. Social foundations of thought and action: 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M]. Englewood Cliffs:Prentice-Hall, 1986.[6] Woodman R W, Sawyer J E, Griffin R W. Toward a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creativity[J]. Academy ofManagement Review, 1993, 18(2): 293-321.[7] Tierney P, Farmer S M. Creative self-efficacy: its potential antecedents and relationship to creativeperformanc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2, 45(6): 1137-1148.[8] Porter LW, Lawler E E. Managerial attitudes and performance[M]. Homewood: Dorsey Press, 1968.[9] Zhou J, George J M. When job dissatisfaction leads to creativity: encouraging the expression of voice[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1, 44(4): 682-696.[10]赵轶,王端旭.工作特征与员工创新行为:内在动机的中介作用[J].科技管理研究, 2011, 31(15): 141-145.[11] Tierney P, Farmer S M. Creative self-efficacy: its potential antecedents and relationship to creativeperformanc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2, 45(6): 1137-1148.[12] Tierney P, Farmer S M. The Pygmalion process and employee creativity[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4,30(3): 413-432.[13] Bandura A. Self-efficacy: the exercise of control[M]. New York: Freeman, 1997.[14]顾远东,彭纪生.组织创新氛围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创新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J].南开管理评论, 2010, 13(1): 30-41.[15] Deci E L, Ryan R M.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self-determination in human behavior[M]. New York:Plenum Press, 1985.[16] Eisenberger R, Cameron J. Detrimental effects of reward: reality or myth?[J]. American Psychologist,1996, 51(11): 1153.[17] Bandura A. Social foundations of thought and action: 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M]. Englewood Cliffs:Prentice-Hall, 1986.

《澳门管理科学》·企业管理 2026 年第 3期— 63 —从执行偏差到规则更新——不确定环境下企业战略执行能力的动态校准机制彭仲雄 1 孙康勇 2（1.澳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澳门, 999078;2.日本一橋大学商学院，日本 东京, 101-8439）摘 要：不确定环境下，企业战略执行的关键难点不仅在于目标分解和绩效控制，更在于执行偏差能否被及时识别、解释并转化为组织规则更新。既有研究分别关注战略实施、资源重构、组织学习和管理控制，但对执行偏差如何进入反馈学习、并进一步改变流程、指标、授权和资源配置规则的能力生成逻辑解释仍显不足。本文采用理论分析与管理场景归纳方法，构建“执行偏差—反馈学习—规则更新”的动态校准机制，揭示战略基准设定、行动验证、资源聚焦、反馈学习和规则更新之间的耦合关系。研究认为，执行偏差并非单纯负向结果信号或控制对象，而是战略假设复核、组织学习和管理规则更新的触发信号；战略执行能力则表现为企业将局部执行经验制度化为流程、指标、授权和资源配置规则的持续能力。该机制为理解不确定环境下企业战略执行能力形成提供中观解释，并为企业战略复盘、资源配置和执行节奏优化提供分析依据。关键词：战略执行；动态校准；执行偏差；组织学习；规则更新From Execution Deviation to Rule Updating:The Dynamic Calibration Mechanism of Enterprise Strategic ExecutionCapability under UncertaintyZhongxiong Peng1 Kangyong Sun2(1. Faculty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University of Macau, Macao 999078；2.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Business School, Tokyo Japan,101-8439）Abstract: Under uncertainty, the key challenge of strategic execution lies not only in goaldecomposition and performance control, but also in whether execution deviations can beidentified, interpreted, and transformed into organizational rule updating in a timely manner.Existing studies have examined strategy implementation, resource reconfiguration, organizationallearning, and management control, but they have offered limited explanation of the capability-【作者简介】彭仲雄，男，澳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博士在读，yc47085@um.edu.mo；孙康勇，男，日本一橋大学商学院，副教授，ksun@ics.hub.hit-u.ac.jp

从执行偏差到规则更新——不确定环境下企业战略执行能力的动态校准机制— 64—generation logic through which execution deviations enter feedback learning and further changeprocesses, indicators, authority arrangements,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rules. Using theoreticalanalysis and management-scenario induction,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dynamic calibrationmechanism of “execution deviation–feedback learning–rule updating” and explains the couplingamong strategic benchmark setting, action validation, resource concentration, feedback learning,and rule updating. Execution deviation is regarded not merely as a failure signal or control object,but as a trigger for strategic assumption review,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management ruleupdating. Strategic execution capability is therefore reflected in the continuous ability toinstitutionalize local execution experience into processes, indicators, authority arrangements, andresource allocation rules.Keywords: strategic execution; dynamic calibration; execution deviatio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rule updating一、引言战略执行是企业管理中持续存在且具有现实重要性的议题。在环境相对稳定时，企业可以较多依赖规划分解、预算控制和绩效考核推动战略落地；但在市场需求变化、技术迭代加快、供应链波动、合规要求提高和跨区域经营复杂性上升的条件下，战略执行的难点不再只是目标是否清楚，而是组织能否在不确定情境中持续校准行动、资源和规则。从管理实践看，企业战略执行中的断裂主要体现为三类。第一是战略意图转译断裂。企业高层提出的战略方向、价值主张和优先顺序进入部门目标、项目计划和绩效指标后，容易被局部化、短期化和指标化，导致执行活动偏离战略意图。第二是资源配置承接断裂。企业虽然提出重点战略，但预算、人力、流程、数据、技术和授权并未围绕关键事项集中配置，战略重点在资源层面没有得到有效支撑。第三是反馈学习断裂。企业可能进行了经验总结和执行评估，但反馈结果没有进一步转化为流程、指标、授权和资源配置规则，导致同类问题反复出现，难以形成稳定的组织能力。因此，不确定环境下战略执行研究需要进一步回答：执行偏差如何被识别为任务偏离、资源错配、学习缺失或假设失效？这些偏差如何进入组织反馈学习？反馈学习又如何进一步改变流程、指标、授权和资源配置规则？如果执行偏差只能停留在责任评价或事后总结层面，战略执行就难以从项目推进转化为组织能力。本文据此将研究焦点界定为：执行偏差如何经由反馈学习转化为规则更新，并由此形成企业战略执行能力。既有战略执行研究较多关注目标分解、组织协同、资源配置和绩效控制，这些研究为理解战略如何被实施提供了重要基础。然而，在不确定环境下，执行偏差并不总是意味着执行失败，也

《澳门管理科学》·企业管理 2026 年第 3期— 65 —可能反映外部条件变化、原有假设失效或组织学习不足。对于执行偏差如何被识别、反馈如何进入组织学习、经验如何更新管理规则，既有研究仍缺少中观层面的机制解释。基于此，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不确定环境下，企业如何识别执行偏差，将偏差转化为反馈学习，并进一步制度化为流程、指标、授权和资源配置规则，从而形成可持续的战略执行能力？围绕这一问题，本文从动态校准视角分析企业战略执行能力的形成机制。研究认为，战略执行能力不是一次性目标分解能力，也不是单个项目完成能力，而是企业围绕战略基准、行动验证、资源聚焦、反馈学习和规则更新持续调整的组织能力。由此，本文的分析重点不是对既有战略执行研究作一般性综述，而是解释执行偏差如何在战略执行现场被识别、解释和吸收，并进一步转化为组织规则更新。该处理有助于将战略执行、动态能力、组织学习和管理控制连接到同一中观机制之中，从而说明不确定环境下战略执行能力如何由局部执行经验的制度化过程持续生成。上述问题体现出三个研究缺口：其一，战略执行研究较重视目标分解、组织协同和绩效控制，但对执行偏差如何被转化为战略假设复核和能力生成信号关注不足；其二，动态能力研究强调环境变化中的资源重构，却较少进入具体执行现场解释偏差识别、行动验证和资源聚焦的过程机制；其三，组织学习和管理控制研究虽关注反馈、诊断和纠偏，但对反馈结果如何沉淀为流程、指标、授权和资源配置规则，进而形成战略执行能力的解释仍需进一步展开。由此，不确定环境下企业如何将执行偏差从绩效控制对象转化为反馈学习与规则更新的触发机制，并由此形成战略执行能力，构成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旨在提出战略执行能力形成的理论解释框架，管理场景主要用于说明机制适用逻辑，并不构成案例研究或实证检验。二、理论定位与分析视角（一）战略执行研究的解释边界战略执行研究最早与战略规划、组织结构、预算控制和绩效考核相联系。既有研究强调，战略不仅要被制定出来，还需要通过组织结构、管理流程、资源配置和绩效指标进入执行体系。Porter（1996）关于战略定位和活动系统的研究提示，战略不是孤立目标，而是企业活动之间相互匹配的结果。Mintzberg（1994）对战略规划的反思进一步说明，战略并非完全来自正式规划，也会在组织实践中逐步形成和调整。Hrebiniak（2006）和 Neilson等（2008）关于战略实施的研究则指出，沟通、协同、管理支持、责任分配和信息流动对战略执行具有重要影响。战略实践观进一步将研究视角从规划文本转向组织日常活动，强调战略是在会议、工具、话语和互动中被持续解释和再生产的（Whittington，1996，2006）。这一视角有助于说明战略执行

从执行偏差到规则更新——不确定环境下企业战略执行能力的动态校准机制— 66—不是简单的层级分解，而是战略意义在组织内部被理解、转译和承接的过程。不过，既有战略执行研究更多解释战略如何被分解和推进，对不确定环境下执行偏差如何被识别、反馈如何进入组织学习、经验如何转化为规则更新，解释仍不充分。近年战略执行研究进一步强调战略实施的适应性转向。Weiser等（2020）的综述指出，战略实施研究已经从早期关注结构、计划、控制和激励安排，逐步转向关注组织如何在实践中理解、付诸行动并持续调整战略，尤其强调战略概念化与战略行动之间的持续互动。这一进展说明，不确定环境下战略执行研究需要关注执行过程中的偏差识别、行动校准和反馈吸收，而不仅是既定战略的分解和推进。（二）动态能力、组织学习与管理控制的连接动态能力研究为理解不确定环境下的资源重构提供了重要基础。动态能力强调企业在环境变化中感知机会和威胁、抓取机会并重构资源（Teece 等，1997；Eisenhardt 和 Martin，2000；Teece，2007）。但是，动态能力并不会自动产生，它需要进入具体执行场景，被组织识别、训练和复制。企业不仅需要判断环境发生了什么变化，还需要识别哪些行动能够验证战略假设、哪些资源应被优先配置、哪些经验能够跨部门和跨周期转化。Chen等（2023）的系统综述进一步指出，企业能力差异并不只来自企业层面的资源重构，还来自个体认知、群体互动、流程安排、领导行为和数据驱动机制等微观基础。这一研究进展提示，动态能力需要被放入具体执行场景中考察，才能解释战略假设如何通过行动验证、资源聚焦和反馈学习转化为组织层面的规则更新。组织学习研究说明，经验并不会自动转化为组织能力。Zollo和Winter（2002）指出，动态能力的形成需要有意识的学习、经验积累和知识制度化。客户反馈、交付偏差、成本变化、质量问题和风险事件如果只停留在个别项目组或经验总结中，就难以改变组织后续行动方式。只有当反馈进入流程、模板、指标、授权和资源配置规则，组织学习才可能转化为稳定的执行能力。管理控制研究则为动态校准提供制度基础。平衡计分卡强调将战略转化为指标、行动和沟通系统（Kaplan和 Norton，1992）；控制杠杆理论说明管理者可以通过信念系统、边界系统、诊断控制和互动控制推动战略更新（Simons，1995）。这些研究提示，战略执行既需要明确方向和边界，也需要通过诊断和互动调整执行过程。动态能力、组织学习和管理控制若不能进入战略执行现场，仍难以解释企业如何在执行偏差中实现能力形成。近年互动控制研究进一步表明，管理控制系统不仅用于诊断偏差，也可通过会议、沟通通道和跨层级互动，将战略不确定性导入组织注意力和管理议程（Lewis等，2024）。由此，管理控制为动态校准提供的不只是结果评价工具，更是推动执行偏差进入反馈学习和规则更新的组织机制。

《澳门管理科学》·企业管理 2026 年第 3期— 67 —（三）本文的分析视角：从目标分解到动态校准本文将战略执行能力理解为企业在不确定环境下围绕战略基准、行动验证、资源聚焦、反馈学习和规则更新持续进行动态校准的组织能力。与将战略执行视为目标分解和项目推进的传统理解不同，本文强调执行偏差并不只是控制对象，也可能成为组织学习和规则更新的触发信号。既有研究分别从目标分解、资源重构、经验学习和管理控制等角度解释战略执行，但仍存在三个不足：第一，较少将执行偏差视为战略假设复核和组织学习的触发信号；第二，较少解释反馈如何从项目经验进入流程、指标、授权和资源配置规则；第三，较少揭示战略执行能力如何在偏差识别、反馈学习和规则更新的循环中形成。由此，动态校准视角有助于在战略执行现场连接动态能力、组织学习与管理控制。本文采用理论分析与管理场景归纳方法，结合以粤港澳大湾区企业为共同情境背景，选取数字化转型、供应链韧性、企业全球化执行和创新项目决策与治理等场景，说明动态校准机制的适用逻辑。上述场景用于机制说明，不构成企业案例研究或实证检验结论。本文的分析目的在于揭示企业如何在执行过程中识别偏差、形成反馈学习、调整资源配置并更新管理规则。综上，战略执行研究解释了战略如何被实施和调整，动态能力研究解释了变化环境下的资源感知、抓取与重构，组织学习研究解释了经验吸收和知识制度化，管理控制研究解释了诊断、互动和规则约束。然而，现有研究仍较少将执行偏差作为贯穿上述理论视角的触发信号，也较少解释偏差如何经由反馈学习转化为流程、指标、授权和资源配置规则。本文提出动态校准机制，正是为了在战略执行现场连接上述理论视角，说明执行偏差如何从控制对象转化为组织学习和规则更新的触发机制，并由此解释战略执行能力的持续生成。因而，本文并非重新讨论战略执行是否重要，而是解释执行偏差如何成为战略能力形成过程中的组织触发机制。三、研究方法与分析边界本文采用理论分析与管理场景归纳相结合的方法。理论分析部分以战略执行、动态能力、组织学习和管理控制研究为基础，抽象执行偏差进入反馈学习并转化为规则更新的机制链条；管理场景归纳部分则用于说明该机制在不同不确定情境中的适用逻辑。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并非实证检验型研究，所提出的命题体系和场景说明并不构成统计意义上的因果验证，而是为后续案例研究、纵向跟踪和问卷检验提供理论基础。本文的分析对象包括执行偏差、反馈学习和规则更新三个核心要素。执行偏差指战略意图进入组织行动后所出现的目标偏离、资源错配、学习缺失或假设失效；反馈学习指企业对偏差来

从执行偏差到规则更新——不确定环境下企业战略执行能力的动态校准机制— 68—源、偏差性质和改进方向进行解释、复盘和吸收的过程；规则更新则指反馈结果进一步进入流程、指标、授权和资源配置规则，使下一轮执行条件发生改变。由此，本文关注的是偏差如何被组织化处理，而不是单个项目成败本身。场景选择遵循四个标准：第一，外部不确定性较高，战略假设容易受到市场、技术、政策、供应链或客户需求变化影响；第二，跨部门协同要求较强，执行偏差不易由单一部门独立解释；第三，执行反馈需要制度化处理，不能停留在项目复盘或责任评价层面；第四，管理动作应具有可重复调用价值，能够转化为后续流程、指标、授权或资源配置安排。基于上述标准，以粤港澳大湾区企业为共同情境背景，选取数字化转型、供应链韧性、企业全球化执行和创新项目决策与治理被作为说明性管理场景。本文进一步以粤港澳大湾区企业作为四类管理场景的共同情境背景。该区域具有多制度并存、跨境要素流动频繁、产业链与创新资源高度集聚以及国内国际市场双向连接等特征。上述特征使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供应链运行、全球化执行和创新项目治理中，不仅需要处理一般性的技术、市场和组织不确定性，还需要面对跨区域制度接口、要素协同和规则衔接问题。因而，粤港澳大湾区并非仅是企业全球化场景的地理修饰，而是四类管理场景共同面临的制度与组织情境。本文借助这一情境说明动态校准机制在复杂环境中的适用逻辑，但不据此作区域比较或经验性因果推断。动态校准机制具有明确理论边界。第一，动态校准不同于一般执行纠偏；一般纠偏多关注偏差消除和进度恢复，动态校准则关注偏差如何触发战略假设复核、反馈学习和规则更新。第二，动态校准不同于单纯绩效控制；绩效控制强调结果差异和责任评价，动态校准强调结果差异如何改变下一轮执行条件。第三，动态校准也不同于宏观层面的动态能力；动态能力强调感知、抓取和资源重构，而动态校准进一步进入战略执行现场，解释资源重构如何通过行动验证、反馈学习和规则更新被组织化。因此，本文将动态校准界定为“执行偏差—反馈学习—规则更新—能力生成”的中观组织过程。该过程不替代战略执行、动态能力、组织学习或管理控制理论，而是在战略执行现场连接上述理论视角，说明执行偏差如何从控制对象转化为组织学习触发信号，并进一步沉淀为可复用的战略执行能力。需要强调的是，动态校准并非对动态能力、组织学习和管理控制的概念性并置，而是面向战略执行现场的中观机制解释。动态能力主要解释环境变化中的资源感知、抓取与重构，组织学习主要解释经验吸收与知识制度化，管理控制主要解释指标、边界和诊断控制；而动态校准的独特解释对象在于：执行偏差如何在战略执行现场被识别、解释和吸收，并进一步制度化为流程、指标、授权和资源配置规则。换言之，本文关注的不是企业是否具有抽象意义上的适应能力，而是

《澳门管理科学》·企业管理 2026 年第 3期— 69 —执行偏差如何转化为规则更新，并由此改变下一轮执行条件。四、战略执行能力的形成机制在不确定环境下，执行偏差是战略执行能力形成的重要触发信号。执行偏差并不必然意味着执行失败，它可能反映任务落实不足、资源配置错配、组织学习缺失或战略假设失效。企业能否识别偏差性质，并将偏差导入反馈学习和规则更新，决定了战略执行能否从一次性项目推进转化为可持续组织能力。战略执行能力可以理解为战略意图进入组织行动、资源配置、反馈学习和规则更新的过程。本文所称动态校准，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执行纠偏，而是企业在不确定环境下持续复核战略基准、行动验证、资源配置、反馈学习与规则更新之间关系的组织过程。为便于分析，本文将战略执行能力拆解为五个相互耦合的机制环节：战略基准、行动验证、资源聚焦、反馈学习和规则更新。五个环节并非并列构成要素，而是围绕执行偏差展开的过程链条：战略基准提供偏差判断标准，行动验证产生可观察反馈，资源聚焦决定验证结果能否复制，反馈学习解释偏差成因，规则更新改变下一轮执行条件。核心分析命题：不确定环境下，战略执行能力的形成取决于企业能否将执行偏差从控制对象转化为反馈学习与规则更新的触发机制。据此，本文将动态校准机制进一步表述为：战略基准设定→行动验证→资源聚焦→反馈学习→规则更新→战略执行能力生成；其中，“执行偏差→反馈学习→规则更新”构成机制链条的核心触发轴。为进一步说明动态校准与既有理论视角的关系，可将动态能力、组织学习、管理控制与动态校准进行比较，如表 1所示。表 1动态校准与相关理论视角的关系理论视角/概念 关注重点 本文中的作用动态能力 环境变化下的机会感知、机会抓取与资源重构 提供资源重构的理论基础组织学习 经验积累、反馈吸收与知识制度化 解释执行反馈如何转化为组织经验管理控制 指标、边界、诊断控制与互动控制 提供规则更新与执行复核的制度基础动态校准执行偏差如何经由反馈学习制度化为流程、指标、授权和资源配置规则解释执行偏差从控制对象转化为规则更新触发信号，并由此生成战略执行能力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战略执行、动态能力、组织学习和管理控制相关文献及本文理论分析整理。（一）战略基准：明确价值主张与优先顺序战略基准是企业战略执行的方向依据，主要包括价值主张、目标边界、优先顺序和不做事

从执行偏差到规则更新——不确定环境下企业战略执行能力的动态校准机制— 70—项。许多战略执行问题并不是企业没有目标，而是目标缺少可识别的判断基准。若企业只提出“增长”“转型”“创新”“国际化”等宽泛目标，执行者容易根据部门利益、短期绩效或局部机会解释战略，导致战略方向在执行过程中发生漂移。有效的战略基准应回答三个问题：企业真正要创造的价值是什么，哪些事项在资源有限条件下具有优先性，哪些事项即使短期有收益也不应投入。战略基准的作用不是限制所有行动，而是为执行过程提供判断边界，使企业在机会、风险和资源约束之间保持战略一致性。由此，战略基准为执行偏差识别提供判断标准，并通过限定价值边界和优先顺序，降低执行者对战略意图的分散解释，提升行动验证的战略一致性。（二）行动验证：以代表性场景检验战略假设行动验证是战略进入组织行动的关键环节。战略执行不能只停留在愿景和目标层面，也不宜在假设尚未验证时全面铺开。尤其在不确定环境下，企业需要选择具有代表性、可观察反馈、成本可控的行动场景，以较小代价检验战略假设。有效的行动验证应具备三个特征：一是能够代表战略方向，避免与战略基准脱节；二是能够较快获得反馈，帮助组织判断假设是否成立；三是能够为后续复制提供经验基础。数字化转型中的关键业务场景、供应链韧性中的关键节点、全球化执行中的代表性市场、创新项目中的最小可行产品，都可以成为行动验证的具体载体。由此，行动验证将战略假设转化为可观察、可反馈、可调整的组织行动，使执行偏差能够成为复核战略假设和改进后续行动的依据。（三）资源聚焦：围绕关键事项配置组织资源资源聚焦是指企业围绕关键行动验证场景集中配置预算、人才、流程、数据、技术和授权。战略执行不能依赖平均用力。许多企业提出战略重点后，资源配置仍然延续原有部门分配逻辑，导致重点项目缺少跨部门支持，战略目标难以进入实际运营。资源聚焦的关键不只是增加投入，而是形成组合效应。预算投入若没有流程配套，可能难以转化为执行效率；人才投入若没有授权机制，可能难以推动跨部门协同；数据系统若没有业务流程嵌入，可能停留在信息展示层面。因此，资源聚焦强调预算、人才、流程、数据、技术和授权围绕关键事项形成协同配置。由此，资源聚焦通过提高关键行动的资源密度，增强行动验证结果的可复制性和组织扩散条件，并为反馈学习进入规则更新提供资源基础。需要指出的是，行动验证与资源聚焦并非简单的先后关系，而是相互支撑的互构关系。一方面，资源聚焦为行动验证提供必要的预算、人才、流程、数据、技术和授权条件，使验证场景能够产生可观察、可比较和可复盘的执行反馈；另一方面，行动验证所产生的反馈又会反过来修正

《澳门管理科学》·企业管理 2026 年第 3期— 71 —资源配置方向，帮助企业判断哪些事项应继续投入、调整配置、扩大试点或及时退出。由此，行动验证与资源聚焦共同构成战略假设进入组织执行现场的关键转换机制。（四）反馈学习：将执行偏差转化为组织学习反馈学习是战略执行中结果反馈、经验总结和能力形成之间的转化机制。战略执行不可避免会出现偏差，关键不在于完全避免偏差，而在于能否将偏差转化为学习信号。执行偏差既可能反映任务落实不足，也可能反映资源配置失衡、外部环境变化或原有战略假设失效。反馈学习包括三个环节：第一，收集执行反馈，包括结果数据、客户反馈、流程阻点、资源偏差、风险事件和组织协同问题；第二，进行偏差解释与因果判断，将反馈从“发生了什么”提升到“为什么发生、由何种机制导致、应如何改进”；第三，形成经验吸收与制度化，将反馈结果转化为流程、模板、指标和下一轮行动依据。如果反馈只用于责任评价或成败解释，组织学习就难以发生。其中，因果判断的作用在于区分偏差究竟来自执行不足、资源错配、学习缺失还是战略假设失效，从而避免将所有偏差简单归因于执行不力或外部环境变化。由此，反馈学习将执行偏差转化为组织经验，是连接行动结果与规则更新的中介环节；其质量决定经验能否进一步改变下一轮执行条件。（五）规则更新：将执行经验制度化为管理规则规则更新是战略执行能力形成的关键环节。许多企业在经验总结之后仍然无法避免同类问题反复出现，原因在于执行经验没有进一步转化为下一轮行动的制度条件。规则更新要求企业将有效经验和关键教训转化为流程、指标、角色、授权和资源配置规则，使组织后续行动方式发生稳定变化。由此，规则更新将项目经验制度化为下一轮执行条件，使战略执行从一次性任务完成转向可复用的组织能力形成。因此，规则更新使一次性执行结果进入组织制度条件，是战略执行能力得以持续形成的关键环节。基于上述分析，战略执行能力可分解为战略基准、行动验证、资源聚焦、反馈学习和规则更新五个机制环节，如表 2所示。表 2战略执行能力形成的五个机制环节机制环节 核心问题 功能定位 典型失效战略基准 战略价值和优先顺序是什么 明确价值主张、优先级和不做事项 方向漂移、指标替代战略行动验证 从何处验证战略假设 选择代表性场景和验证入口 试点过大、入口失焦资源聚焦 资源应配置到哪里 集中预算、人才、流程、数据和授权 资源分散、流程未打通

从执行偏差到规则更新——不确定环境下企业战略执行能力的动态校准机制— 72—机制环节 核心问题 功能定位 典型失效反馈学习 执行偏差如何转化为学习 形成反馈评估、经验总结和能力循环 反馈停留在评价层面规则更新 经验如何转化为组织规则更新流程、指标、授权和资源配置规则经验未制度化、规则难以更新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理论分析整理。需要说明的是，以下命题属于基于理论分析提出的机制性推断，并不构成统计意义上的因果验证，仍需后续通过纵向案例、过程追踪、问卷数据或跨行业比较进一步检验。战略基准的清晰程度决定了组织能否识别具有战略意义的偏差。没有基准，执行中的波动只能被理解为一般绩效差异，难以区分方向漂移、资源错配或外部假设变化。清晰的战略基准能够为执行者提供价值判断和优先顺序，使偏差识别具有共同参照。由此，战略基准越清晰，企业越能够将执行偏差纳入动态校准过程，而不是仅作为短期绩效差异处理。命题 1：战略基准越清晰，企业越能够识别具有战略意义的执行偏差。行动验证将抽象战略转化为可观察、可复盘的执行事实。验证场景越具有代表性，反馈越能反映战略假设是否成立，而不是仅反映局部执行条件。及时的行动验证还能缩短反馈周期，使组织在偏差尚未扩大前识别问题来源。由此，行动验证质量决定执行偏差能否从结果差异转化为高质量反馈。命题 2：行动验证越及时，执行偏差越容易转化为高质量反馈。资源聚焦决定反馈学习能否转化为实际调整。若预算、人才、流程、数据、技术和授权仍按原有部门逻辑分散配置，即使组织识别到偏差，也难以形成有效行动改变。资源聚焦能够提高关键验证场景的资源密度，并为复制、扩散和调整提供条件。由此，资源聚焦越明确，反馈学习越容易上升为组织层面的执行能力。命题 3：资源聚焦越明确，反馈学习越容易转化为有效调整。反馈学习只有被制度化，才能超越个体经验和局部项目经验。若反馈停留在复盘会议、责任评价或经验陈述层面，同类偏差仍可能在下一轮执行中重复出现。制度化反馈通过记录偏差、解释成因、明确改进动作和更新管理依据，使局部经验进入组织记忆。由此，反馈学习越制度化，执行偏差越可能沉淀为可调用的组织经验。命题 4：反馈学习越制度化，局部经验越容易沉淀为组织规则。规则更新是战略执行能力生成的关键中介。执行经验只有进入流程、指标、授权和资源配置规则，才能改变下一轮行动条件，并使组织不必依赖个别管理者的临时协调。稳定的规则更新机制能够将一次性执行结果转化为可重复、可扩散的组织能力。由此，规则更新越充分，战略执行能力越容易形成持续性和可复制性。

《澳门管理科学》·企业管理 2026 年第 3期— 73 —命题 5：规则更新越稳定，战略执行能力越容易形成可复制机制。为呈现不确定环境下企业战略执行能力的动态校准逻辑，图 1将战略基准、行动验证、资源聚焦、反馈学习、规则更新和战略执行能力生成纳入同一机制链条。该机制以战略基准作为偏差判断依据，通过行动验证与资源聚焦形成可观察执行反馈；多源执行偏差作为触发信号导入反馈学习，并经由偏差解释、因果判断和经验吸收进入规则更新，从而改变下一轮执行条件并形成可持续的战略执行能力。图 1从执行偏差到规则更新的动态校准机制图注：图中展示了不确定环境下企业战略执行能力的动态校准机制。该机制以战略基准为偏差判断依据，通过行动验证与资源聚焦形成可观察执行反馈；多源执行偏差作为触发信号导入反馈学习，并经由偏差解释、因果判断和经验吸收进入规则更新，进一步将局部执行经验制度化为流程、指标、授权和资源配置规则，从而改变下一轮执行条件；当偏差显示战略假设失效时，进一步触发战略基准复核，形成条件性动态校准闭环。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理论分析绘制。五、战略执行的动态校准过程动态校准是战略执行能力形成的重要过程。在相对稳定环境中，战略执行偏差通常被理解为计划执行不足；但在不确定环境中，偏差可能来自多种原因：可能是执行不到位，也可能是资源配置不匹配、组织学习不足、外部条件变化或原有战略假设失效。因此，动态校准不是简单纠偏，而是识别偏差性质、判断调整方向并更新管理规则的过程。（一）偏差触发：识别需要复核的执行信号动态校准首先需要明确触发条件。并非所有偏差都需要升级处理，但某些偏差一旦出现，就应进入管理复核。战略执行中的偏差主要包括基准偏差、行动偏差、资源偏差、学习偏差和环境偏差。基准偏差反映执行结果、行动方向或指标解释明显背离战略基准，表现为战略假设、价值边

从执行偏差到规则更新——不确定环境下企业战略执行能力的动态校准机制— 74—界、目标边界、优先顺序或关键指标被误读、弱化或替代；行动偏差反映计划与实际行动、验证场景和任务落实之间的偏离，表现为执行节奏滞后、责任接口不清、验证入口失焦或试点行动偏离战略意图；资源偏差反映预算、人力、流程、数据、技术和授权与战略重点不匹配；学习偏差反映同类问题反复出现而未能进入反馈吸收和制度化改进；环境偏差则来自政策、技术、市场、供应链或客户需求变化对原有战略假设和内部规则的冲击。企业应针对不同偏差设定阈值和升级路径，避免偏差长期积累后才被发现。（二）偏差识别：区分执行不足与假设失效动态校准的第二步是识别偏差性质。若所有偏差都被理解为执行不足，组织容易陷入问责和加压；若所有偏差都被解释为外部环境变化，组织又容易回避内部改进责任。因此，企业需要建立清晰的偏差识别逻辑。执行不足通常表现为任务未落实、责任不清、进度滞后；资源错配表现为预算、人力、流程、数据和授权没有支撑战略重点；学习缺失表现为问题重复出现、反馈评估没有改变后续行动；假设失效则表现为政策、技术、市场、供应链和客户需求等关键条件发生变化。通过区分偏差性质，企业才能决定是继续推进、调整验证方式、重新配置资源，还是修订战略基准。（三）调整判断：决定继续、调整、扩大或退出动态校准需要明确决策主体。企业可以区分三类角色：战略基准责任人负责判断行动是否偏离战略价值和优先顺序；机制环节责任人负责行动验证、资源聚焦和反馈学习的运行；决策复核主体负责在偏差达到阈值时决定继续、调整、扩大或退出。若判断主体不清，战略执行中的偏差容易被层层转移，最终无人真正承担校准责任。动态校准不是临时协调，而是需要进入企业管理节奏，包括月度经营分析、季度反馈评估、项目阶段评审和预算调整机制。（四）规则更新：调整流程、指标、授权与资源配置动态校准的最终目的不是解释偏差，而是改变下一轮执行条件。规则更新可以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流程更新，将有效做法固化为流程步骤；二是指标更新，调整评价口径，使指标更好反映战略价值；三是角色更新，明确跨部门责任和协同界面；四是授权更新，调整审批权限和例外处理规则；五是资源更新，将经验总结进入下一轮预算、人力和技术投入安排。规则更新是战略执行从经验走向能力的关键。如果反馈结果不能改变流程、指标、角色、授权和资源配置规则，那么经验总结就只是事后说明，而不是组织能力形成。战略执行的动态校准过程可进一步划分为偏差触发、偏差识别、调整判断和规则更新四个环节，如表 3所示。

《澳门管理科学》·企业管理 2026 年第 3期— 75 —表 3战略执行动态校准过程校准环节 校准问题 判断依据 调整方式偏差触发 何种偏差需要复核基准偏差、行动偏差、资源偏差、学习偏差、环境偏差设定阈值和升级路径偏差识别偏差代表执行不足还是假设失效执行进度、资源配置、重复问题、外部变化分类记录并进入管理议程调整判断 由谁决定调整战略基准责任人、机制环节责任人、决策复核主体继续、调整、扩大或退出规则更新 结果如何改变下一轮执行 经验总结与制度差距调整流程、指标、授权和资源配置规则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理论分析整理。六、典型管理场景中的应用战略执行的动态校准机制可用于数字化转型、供应链韧性、企业全球化执行和创新项目决策与治理等复杂管理场景。为进一步展示复杂区域情境对动态校准的影响，本文以粤港澳大湾区企业作为四类场景的共同情境背景。该区域的多制度并存、跨境要素流动、创新资源集聚以及国内国际市场双向连接，使企业执行偏差既可能来自内部任务、资源和学习问题，也可能来自跨区域制度接口、规则差异与协同条件变化。四类场景均具有外部不确定性较高、跨部门或跨主体协同较强、资源投入较大以及反馈结果需要转化为规则更新等特征。需要说明的是，以下内容仅用于展示动态校准机制的情境适用逻辑，不构成对粤港澳大湾区特定企业的案例研究或实证验证。（一）数字化转型：从系统建设转向跨域协同能力形成对粤港澳大湾区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不仅涉及企业内部系统建设，还涉及不同制度环境下的数据规则、跨城市业务流程以及企业与供应商、渠道、客户和专业服务机构之间的数字接口。执行偏差可能表现为单一组织内系统可用而跨区域流程无法衔接、数据口径与访问权限不一致，或技术上线快于合规规则和业务授权更新。反馈学习应区分技术、流程、数据治理与制度接口问题，并将不同区域经营主体的使用反馈纳入复盘；规则更新则应落实到数据分类、访问权限、跨区域接口、流程责任、异常升级和数字投资优先级。该场景的动态校准重点在于识别系统建设与业务价值之间的偏差，将使用反馈和流程阻点纳入复盘，并将复盘结果落实为数据标准、流程责任和资源配置节奏。在该场景中，偏差表现主要体现为系统上线但使用不足、流程阻点未被消除、数据口径难以统一或业务效果低于预期；反馈学习需要将系统日志、流程阻点、业务评价和客户响应纳入复盘；规则更新则应进一步改变数据标准、流程责任、指标口径和资源配置节奏。

从执行偏差到规则更新——不确定环境下企业战略执行能力的动态校准机制— 76—数字化转型常被理解为系统建设、流程上线和数据看板开发，但系统上线若不能改变流程、响应和协同，就难以形成战略执行能力。既有研究也表明，数字化转型并非单纯技术导入，而是涉及战略更新、组织能力重构和业务流程调整的持续过程（Vial，2019；Verhoef 等，2021；Warner和Wäger，2019）。在数字化转型中，战略基准应明确数字化服务的价值；行动验证应选择关键业务场景；资源聚焦包括数据、系统、流程、团队和业务授权；反馈学习要求将系统使用反馈、流程阻点和业务效果纳入评估；规则更新则要求将数字化经验转化为流程标准、数据口径、岗位职责和资源配置规则。国内研究进一步表明，数字化转型与组织韧性、开放式创新和能力重构密切相关（王强等，2023；尹西明等，2025）。在数字化转型场景中，动态校准的重点不在于系统上线本身，而在于使用反馈和流程阻点能否转化为数据标准、流程责任和资源配置规则，并改变下一轮数字化执行条件。（二）供应链韧性：从风险应对转向跨区域网络校准粤港澳大湾区企业的供应链连接区域制造能力、跨境物流节点和全球供应网络，执行偏差可能表现为产能、库存与物流配置不匹配，跨境节点出现交付、质量或通关延迟，以及供应冗余与成本效率之间失衡。反馈学习需要将供应中断分解为供应商、内部计划、物流节点、制度接口和外部冲击等来源，并比较不同节点对同类风险的响应差异；规则更新应进一步进入多节点采购、库存分层、区域调拨、供应商评价、风险预警阈值和应急授权机制。该场景的动态校准重点在于识别交付、库存、供应商响应和风险预警之间的偏差，将风险事件转化为供应链学习，并进一步更新预警阈值、采购策略和供应商评价规则。在该场景中，偏差表现主要体现为交付延迟、关键物料风险、供应商响应不足或库存策略与风险水平不匹配；反馈学习需要区分临时中断、结构性风险和规则缺陷；规则更新则应进入预警阈值、采购策略、库存规则和供应商评价体系。供应链韧性并非单纯增加库存或备选供应商，而是围绕关键物料、节点和风险形成可调整的执行体系。供应链韧性研究强调，企业需要围绕关键节点、风险识别和供应链协同形成动态响应能力（陶锋等，2023；袁业虎和吴端端，2025；Christopher和 Peck，2004）。在该场景中，战略基准可设定为交付稳定、风险可视和成本可控；行动验证可选择关键物料、重点供应商或高风险区域；资源聚焦包括供应策略、库存规则、供应商协同、风险预警系统和跨部门应急机制；反馈学习要求对供应中断、交付延迟、质量波动和成本异常进行经验总结；规则更新则体现为调整预警阈值、采购规则、库存策略和供应商评价标准。在供应链韧性场景中，风险事件的管理价值不止于单次处置，更在于风险反馈能否进入预警阈值、库存规则、采购规则和供应商评价体系，并改变下一轮供应链执行条件。

《澳门管理科学》·企业管理 2026 年第 3期— 77 —（三）企业全球化：从市场进入转向规则协同对粤港澳大湾区企业而言，全球化执行不仅涉及海外市场进入，还涉及内地制造与供应链资源、港澳国际化专业服务接口以及海外法规、渠道和客户网络之间的协同。区域资源的多样性可能为企业提供更多行动选择，也可能因制度接口、责任边界和资源配置方式不同形成新的执行偏差。反馈学习需要同时吸收市场、合规、渠道、服务和伙伴治理经验；规则更新则应落实为差异化合规流程、渠道授权、服务标准、伙伴治理和资源优先级，使区域连接条件进一步沉淀为可复制的全球化执行能力。该场景的动态校准重点在于识别市场进入、合规资源、渠道行为和服务响应之间的偏差，将跨市场经验纳入组织复盘，并进一步更新合规流程、渠道授权、服务标准和资源优先级。在该场景中，偏差表现主要体现为市场进入节奏与合规资源不匹配、渠道行为偏离战略边界、服务响应不足或跨区域授权不清；反馈学习需要把市场经验、合规经验、渠道问题和客户反馈纳入组织复盘；规则更新则应落实到合规流程、渠道授权、服务标准和资源优先级。企业全球化执行涉及跨区域、跨制度、跨渠道和跨供应链协调，不能仅依靠年度目标和项目推进。全球价值链治理研究提示，跨市场经营不仅涉及市场进入，也涉及规则、伙伴关系和价值链治理结构调整（Gereffi等，2005）。在该场景中，战略基准应明确海外增长边界、合规底线、客户价值和资源优先顺序；行动验证可选择代表性市场、重点产品、关键客户或区域服务场景；资源聚焦包括注册合规、渠道管理、服务体系、供应链配置和跨境伙伴网络；反馈学习要求将客户反馈、合规经验、渠道问题和服务响应纳入评估；规则更新则要求将跨市场经验转化为流程、指标、授权和资源配置规则。在企业全球化场景中，动态校准的重点不在于市场进入数量，而在于跨市场反馈能否转化为合规流程、渠道授权、伙伴治理、服务标准和资源配置规则，并改变下一轮全球化执行条件。（四）创新项目决策与治理：从项目试错转向跨主体组织学习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资源密集，但高校、科研机构、制造企业、平台企业、资本与专业服务机构之间的成果转化链条较长。执行偏差可能表现为科研验证成立而产业化条件不足、技术进展与客户需求脱节、合作主体里程碑和责任口径不一致，或商业化路径尚未验证而资源持续追加。反馈学习应将技术、客户、制造、合规和资本约束纳入同一复盘，并区分技术失败、协同失败、资源错配与商业假设失效；规则更新应进入项目阶段闸门、联合研发责任、知识产权与成果分配、预算追加条件以及继续、调整、扩大或退出标准。该场景的动态校准重点在于识别试验结果、客户反馈、技术假设和资源边界之间的偏差，将项目试错转化为组织学习，并进一步更新继续、调整、扩大或退出的判断规则。在该场景中，偏差表现主要体现为试验结果低于预期、客户反馈与技术假设不一致、资源投

从执行偏差到规则更新——不确定环境下企业战略执行能力的动态校准机制— 78—入超过边界或商业化路径不清；反馈学习需要识别是执行不足、资源错配还是战略假设失效；规则更新则应明确继续、调整、扩大或退出的判断标准。创新项目需要在探索与控制之间保持平衡，避免传统绩效约束压制探索，也避免试错失控。组织变革和双元能力研究表明，创新项目需要在探索与控制之间保持动态平衡（Kotter，1995；O’Reilly和 Tushman，2008）。在创新项目中，战略基准应明确探索方向、资源边界和风险容忍度；行动验证应选择最小可行产品、典型客户场景或可观察验证点；资源聚焦包括技术团队、客户资源、试验预算、外部伙伴和内部授权；反馈学习要求将试验结果、客户反馈、技术问题和商业假设纳入经验总结；规则更新则体现为明确继续、调整、扩大或退出的判断标准。在创新项目决策与治理场景中，试错的组织价值不只取决于单个项目结果，更取决于试验反馈能否进入继续、调整、扩大或退出的判断规则，并改变下一轮创新项目执行条件。在不同管理场景中，动态校准机制的重点有所不同，如表 4所示。表 4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典型管理场景中的动态校准应用应用场景 大湾区情境特征 战略基准 行动验证 资源聚焦 规则更新重点数字化转型多制度数据规则与跨区域业务接口客户价值、业务效率、风险可视跨区域关键业务场景数据、系统、流程、团队与权限更新数据标准、权限、流程责任和接口规则供应链韧性区域制造、跨境物流与全球供应网络连接交付稳定、风险可视、成本可控关键物料、节点与区域供应策略、库存、预警与应急授权更新预警阈值、采购、调拨和供应商规则企业全球化内地产业资源、港澳专业服务与海外市场连接海外增长边界、合规底线、客户价值代表性市场、产品与客户合规、渠道、服务与伙伴网络更新合规、渠道、伙伴、服务和资源规则创新项目决策与治理科研、产业、资本和专业服务多主体协同探索方向、资源边界、风险容忍度最小可行产品或客户场景技术、人才、客户、资本与授权更新项目闸门、知识产权、预算追加和退出规则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理论分析整理。七、结论与启示（一）主要研究结论本文围绕不确定环境下企业战略执行能力如何形成这一问题，提出动态校准机制的分析视角。研究认为，战略执行能力不是单纯的目标分解能力，也不是单个项目完成能力，而是企业在执行过程中持续识别偏差、调整行动、配置资源、形成学习并更新规则的组织能力。战略基准设

《澳门管理科学》·企业管理 2026 年第 3期— 79 —定、行动验证、资源聚焦、反馈学习和规则更新共同构成战略执行能力形成的机制链条，其中执行偏差并非单纯负向结果信号或控制对象，而是战略假设复核、组织学习和规则更新的触发信号。只有当反馈学习进一步进入流程、指标、授权和资源配置规则时，战略执行才可能从项目化推进转化为能力导向的战略执行。（二）理论贡献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将战略执行能力从目标落实能力拓展为规则更新能力，使战略执行研究不再局限于“目标分解—绩效控制”的实施逻辑，而进一步转向“执行偏差—反馈学习—规则更新”的能力生成逻辑。第二，揭示执行偏差的正向机制功能，说明偏差不仅可能代表执行不足，也可能反映资源错配、学习缺失或战略假设失效，并因此成为组织复盘和能力形成的触发点。第三，提出“执行偏差—反馈学习—规则更新”的中观机制，说明企业如何将执行过程中的偏差从控制对象转化为组织规则更新的触发信号，并进一步解释战略执行能力如何在流程、指标、授权和资源配置规则的持续更新中生成。本文的新增解释力在于，将偏差识别与规则更新连接起来，说明战略执行能力并非由经验积累自然生成，而是经由偏差解释、因果判断和规则制度化共同生成。由此，本文的贡献不在于简单整合动态能力、组织学习和管理控制，而在于揭示执行偏差如何进入反馈学习并制度化为规则更新的能力生成逻辑。（三）管理启示与研究局限管理上，企业应从项目化推进转向能力导向的战略执行，避免将战略执行简化为任务分解、进度追踪和绩效问责。企业需要明确战略基准、验证场景、资源配置、反馈评估和规则更新责任，并将项目经验制度化为流程、指标、授权和资源配置规则，使反馈学习真正改变下一轮执行条件。对粤港澳大湾区企业而言，多制度并存、跨境要素流动、创新资源集聚和国内国际市场双向连接，使数字化转型、供应链韧性、企业全球化执行和创新项目决策与治理均面临跨区域、跨主体和跨规则协同问题。企业需要识别执行偏差究竟来自内部行动不足、资源错配和学习缺失，还是来自制度接口、跨境规则和外部条件变化，并据此更新流程、指标、角色、授权和资源配置规则。本文仅将粤港澳大湾区作为说明动态校准机制的复杂区域情境，尚未比较不同城市、制度单元或企业类型之间的差异，未来可通过跨区域案例和纵向过程研究进一步检验区域情境对偏差识别、反馈学习和规则更新的影响。【参考文献】[1] PORTER M E. What is strategy?[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6, 74(6): 61-78.[2] MINTZBERG H. The rise and fall of strategic planning[M]. New York: Free Press, 1994.[3] HREBINIAK L G. Obstacles to effective strategy implementation[J].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2006,35(1): 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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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管理科学》·企业管理 2026 年第 3期— 81 —人工智能驱动下现代物流业领导力的重塑研究甘卓霞（澳门科技大学，澳门，999078）摘 要：人工智能驱动下物流业领导力的影响较少为学者所关注，本文着眼于探究在人工智能对传统物流业转型为现代物流业中领导力的影响，以实践经验结合管理学相关理论，以人工智能领导力配置框架 ALCF的战略协调维度、能力重构维度、治理与合法性维度等三维度研究现代物流业领导力重塑的路径，结合物流作业实践分析领导力框架通过有序且彼此依存的作用协同机制发挥作用。关键词：人工智能；物流业；领导力AI-Driven Reshape Research on Leadership in the Modern Logistics IndustryZhuoxia Gan(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999078)Abstract: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devoted to the AI-driven impacts of leadership in the modernlogistics industr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exploring how leadership is influenced in the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logistics into modern logistics throug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tcombines practical experience with management theory, studying the reshaping of leadership inmodern logistics through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AI Leadership Configuration Framework(ALCF): strategic coordination, capability reconstruction, and governance & legitimacy. It alsoanalyzes how the leadership framework works through an orderly and interdependent synergymechanism in logistics operations.Keywords: AI-driven; Logistics Industry; Leadership现代物流业是经济社会生产与消费的纽带，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建立统一大市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物联网，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降低物流成本”。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人工智能与传统物流行业融合发展打造现代物流业。自 2017年我国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以来，人工智能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关键要素，已经成为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和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行动加速了传统产业的数智化变革，物流行业作为社会经济最基础、最具有支撑力的行业领域，更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发展。在人工智能+物流的行业应用不断推进的过程中，领导力成为行业应用背后最深刻的力量。传统物流行业【作者简介】甘卓霞，女，正高级经济师、高级会计师、高级审计师，澳门科技大学在读博士，1290772091@qq.com。

人工智能驱动下现代物流业领导力的重塑研究— 82 —中领导力具有经验式、权威性和管控力强等特征，面临着贸易动态不确定性、消费者期望提升、资源限制加剧等外部条件的挑战(Baruwa,2019)。然而领导力理论的发展远落后于人工智能在传统组织中的快速演进(Quaquebeke & Gerpott ,2023)，在此背景下，研究人工智能驱动下物流行业领导力的重塑路径，成为物流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焦点。一、人工智能在物流行业的发展状况人工智能在物流行业的应用从探索到深度融合，经历了快速发展的过程。从视频识别技术在长途货运司机安全管理、园区管理等场景的应用，到以大模型、生成式 AI为代表的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赋能运输优化、物流整体方案决策，人工智能在物流行业各领域的应用可以提升工作效率并节省成本，重塑组织的创新管理，最终推动物流这一传统行业的长足发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以“2024中国物流企业 50强”入围企业为基础，调研了样本企业多达 110余家，针对物流行业不同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情况进行了全面调研，应用场景涵盖智能决策、智慧园区、智慧仓储、运输优化、自动驾驶/无人配送、安全合规等六个大类，还调研了数字员工、大模型两项重点 AI技术应用。在应用最广的道路运输领域，人工智能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干线运输、厂区（园区）运输、城市配送及末端配送等不同场景，主要是通过赋能传统软件和硬件来实现运输配送的智能化，其中在软件方面，企业融合算法、数据分析、自动化工具等技术，定制开发地理信息系统（GIS）电子围栏及定制算法，人工智能自动识别运输车辆是否按规划路线、到达时间、目的地送货到达。通过对物流数据要素的采集、治理、应用，根据货物所处行业对运输要求的特性特殊、运输方式多样等特点进行定制化应用开发，实现物流运输过程的实时监控及全流程轨迹监控预警，实现了运输调度分配、安全运行管理、车辆运营管理的智能化，提升物流效率、运输安全，降低运输成本；在硬件方面，通过在传统运输配送装备、装载器具上叠加智能技术，实现装备的智能化升级，如在干线运输领域，最优成本排线方案实现智能调度，运费结算，路径优化等场景的实施，自动驾驶卡车的应用能够有效降低司机工作强度，降低人员与能耗成本，再如在末端配送领域，人工智能赋能无人化服务，如无人机、无人配送车、智能快递柜等新装备，给消费者带来便捷服务的同时，降低末端配送人员的工作强度，提升工作效率。始于 2024年的大模型在物流行业的应用给现代物流业插上了翅膀，通用大模型在物流科技企业、物流服务头部企业进行了探索和实践，基于通用大模型叠加了行业数据的训练，行业专属模型能力赋能仓储、运输、配送等物流的各个环节（详见图 1）。如顺丰科技在 2024年先后发布“丰知物流决策大模型”、“丰语大语言模型”，丰知物流决策大模型侧重于处理结构化数据，用于时序预

《澳门管理科学》·企业管理 2026 年第 3期— 83 —测、路径规划等物流决策场景中，丰语大语言模型侧重于处理非结构化数据，帮助物流人成为自己岗位的专家，两类模型相互结合，共同打造更为全面的物流智能体系。AI正在成为物流领域重要的变革性力量。图 1： 物流大模型二、人工智能对物流行业领导力的影响人工智能并非作为单纯的工具存在于企业管理中，智能技术加速融入物流企业的运营体系，流程由 AI 驱动、协作由数据链接、决策由模型辅助、创新由算法加速，如在仓库存储领域，通过MQTT、CoAP、Modbus等主流协议及 EdgeX Foundry等开源边缘计算框架，实现传感器、安防等设备的高效集成与实时监控，结合 Node-RED、InfluxDB提升自动化采集、远程运维和时序数据管理能力，大模型辅助仓管人员对仓库作业进行有效的管理决策，智慧园区场景在信息生成、组织架构、流程效率与岗位能力等运营体系方面产生了系统性的影响。尽管人工智能正日益取代并补充企业员工在管理任务中的作用，对物流行业提质增效具有明显的优势，形成企业的替代或互补性竞争优势，但也对权力分配、专业知识与问责机制产生了新的影响，企业的人力因素依然重要，因此人工智能不能仅仅是提高效率的关键驱动力，更是重塑企业领导力的重要因素。从企业发展可持续性的角度而言，人工智能在物流企业中推广应用的变革引发了一个重要问题：什么样的领导力能推动人工智能在现代物流业的持续发展？解析这一问题，必须要了解人工智能嵌入领导力所伴随的伦理冲突、员工心理安全感缺失、员

人工智能驱动下现代物流业领导力的重塑研究— 84 —工人工智能意识不强等障碍。有研究文献表明，这些矛盾与冲突并非偶然事件或个例，而是深植入算法结构与组织采纳流程中的结构性制约因素[9]。一是伦理冲突方面，伦理问题分为专门源于机器学习的伦理问题、在数字世界中运用技术组织生活的相关伦理问题、形而上学问题等三大类(Stahl , Antoniou , Ryan , Macnish & Jiya,2022)。物流业的人工智能伦理问题更多是运用技术组织生活的相关伦理问题，传统物流业是提供物品的位移，现代物流提供的是产品的全生命流通过程，整合物流资源，使运输、仓储、货代等物流作业能高效、协调地有机衔接运行。分析解构大宗物流场景可以窥见一斑，传统物流现场工作运营中需要大量劳务人员从事分拣、配送、运输等作业，而现代物流作业方面，工厂采用工业机器人实现丝级精度、24小时连轴转的拆码垛、分拣、包装等工作；高载重无人叉车实现重型货物精准叉取与堆叠；多机集群 AGV高效协同转运调度体系提升流转吞吐量 30%以上；大宗混标货物智能视觉快速分拣系统融合 3D视觉与多模态识别算法，针对异形件、易碎品等 SKU提供柔性自动化分拣解决方案；全链路数字孪生路径利用运筹学算法实现全局路径动态最优解，同时部署 IoT传感网络对全流程货物损耗进行实时监测预警。现代物流业多方位运用人工智能的场景应用表明物流业商业模式在新质生产力的要求下面临着重大的变化，此类变革会导致失业或改变工作性质。同时，物流业是传统行业，行业原固有的标准模式僵化，多级层级的角色结构延迟了领导决策和组织快速响应的进程，人工智能驱动的逻辑是解决了企业降本增效的诉求，过度考量效率指标而忽视伦理，从而压缩组织价值层级及决策空间(Mahmoud , Tehseen & Fuxman ,2020)。被重塑的企业领导与下属之间的权力关系，也引发了组织内部领导力、问责机制及伦理监督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大中型物流企业采用事业部制，事业部领导、事业部项下公司领导、业务部门领导、业务主管、业务员五个层级形成了物流企业内部的权力组织架构，人工智能的业务数据挖掘与分析能让事业部领导时时关注到运输业务进展情况、园区管理现状等，虽然业务信息的传递效率得到了较大的提升，但员工与领导之间的沟通出现了真空地带。大量研究表明，人工智能的整合会重塑决策层级，当人工智能的透明机制与伦理保障尚未完善时，决策空间的压缩与沟通渠道的不通畅可能会加剧领导与员工之间的信任不对称性和关系脆弱性。二是员工心理安全感缺失方面，在员工层面，物流业基层岗位多为劳动力密集型岗位，装卸、安保、仓管、搬运等工作岗位原由人力完成，这些岗位极易被机器人、无人飞机、电子围栏、物联网等技术给替代，虽然人工智能在物流行业中的应用催生了数据员等新岗位，但新岗位毕竟属于技术型，一是新岗位的吸纳劳动力的程度远不及旧岗位消失的速度，二是旧岗位的员工因技术能力不够而无法适应新岗位，智能技术不能替代员工在认知层面的转化，员工对技术取代劳动力的忧虑、

《澳门管理科学》·企业管理 2026 年第 3期— 85 —职业稳定的不确定性、技术造成技能退化的风险、AI缺乏透明度可能带来的不公平感等来自执行组织层的抵触情绪仍是人工智能成功实施的主要障碍，当员工抵触情绪成为成功实施的主要障碍，员工疑虑和组织惰性常会阻碍或破坏实施进程，特别在成熟的运输公司(Baruwa,2019; 智联招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26)。被替代者面临长期收入下降的心理困境，对变革的抵触情绪还源于对传统做法的依赖，短期内摩擦性失业还会加剧对物流行业岗位就业的影响，将人工智能融入企业，面对人工智能对人力资源带来的深度影响，领导层将重新定义决策的机制与框架(Sacavém,Machado,dosSantos,Palma-Moreira & Au-Yong-Oliveira,2026)。真正具有前瞻意识的领导力管理，不能只是被动回应变化，而是在变化到来之时主动塑造领导力的新质结构，使之对组织具备带领员工进行创新的底气与能力。领导者重新设计领导力实践以平衡技术与员工价值观、创新与组织稳定性，并从基于控制式家长型的领导力向对话式变革型的领导力风格转型，以促进创新和集体适应(Biswas & Sengupta ,2025)。三是员工的人工智能意识不强方面，人工智能在物流行业并非可选项，而是基础设施的倍增器，从物流效率与效益优化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将在未来几十年取代大量工作岗位，自动驾驶汽车将使驾驶员这一职位消失，自动驾驶叉车则会取代叉车操作员的工作，许多配备人工智能系统的机械设备操作岗位也将不复存在，运输协调员和仓库规划师的诸多工作也将由人工智能接手，对提升供应链韧性、优化流通领域服务的至关重要。国内大部分物流企业为中小企业，相对于大型企业，这些企业一方面受到资金问题，人工智能推进缓慢，市场倒逼企业转型的压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应用人工智能技术仍存在资源有限、资源禀赋不优等现实境况，员工应用智能化能力不足、员工人工智能意识不强等问题较为突出。三、物流行业领导力的重塑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在现代物流业的应用潜力已经得到初步落地，顺丰、中远海运、京东物流、招商局等物流行业头部企业率先开始 AI技术与业务融合的应用探索，企业管理者和技术团队以优化运营流程为核心，推进 AI技术在业务不同细分场景的应用落地，以推动业务运营的降本增效、产品创新和用户体验升级，中小企业未来也将逐步成为人工智能应用的主力军。人工智能的持续发展对物流业领导力实践的影响日益明显，成为重塑传统物流管理方式的潜力，成为领导力领域的重要变革力量(Madanchian ,Taherdoost ,Vincenti & Mohamed ,2024)。在快速技术变革背景下，领导者应建立人工智能领导力配置框架（ALCF)——一个将领导效能概念具化为系统性协调的结果(Sacavém,Machado,dosSantos,Palma-Moreira & Au-Yong-Oliveira,2026)，这一框架的研究重塑了物流

人工智能驱动下现代物流业领导力的重塑研究— 86 —业领导力的格局，物流业领导力不再简单叠加某些领导力要素，而是由战略协调维度、能力重构维度、治理与合法性维度等三维度通过有序且彼此依存的作用协同机制发挥作用，三维度源自垂直化结构化且受系统调控的架构体系，这也对人工智能驱动下现代物流业领导力提出了挑战。（一）战略协调维度ALCF的基础层面在于战略协调维度，战略协调性是人工智能在决策核心架构、资源分配体系及组织设计中嵌入的程度，该维度在框架中作为初始的结构性机制，从环境层面改变了物流业领导力所处的实施环境。物流业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加快物流数字化转型、推进物流智慧化改造，十五五规划要求中国现代物流将以智能化、绿色化、供应链韧性和区域协作为核心，推动国家从物流大国迈向物流强国。2024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 360.6万亿元，同比增长 5.8%，高于同期 GDP增速 1.5个百分点。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调研结果显示，2024年被调研企业均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应用深度与广度参差不齐，整体AI应用渗透率超过37%，其中运输场景应用渗透率最高，为 78%；安全合规、智能仓储分列第二、第三位，渗透率分别 52.73%和 47.27%。以 OCR在物流行业中的应用为例，物流过程中使用大量的单据，书写样式多样化，需要人工进行校准以便于配送员准确进行货物配送，人工智能模型具有强大的特征提取能力，可以自动学习到文本图像中的复杂特征，够适应不同的字体、格式和背景，提高了文本识别的泛化能力，大模型还可以同时学习多个任务，例如文本识别、图像分类和自然语言处理等，这使得模型在物流行业的应用范围更加广泛。一系列政策出台及数据表明，人工智能在现代物流业公司战略、组织决策、组织设计等方面应用潜力已经得到初步验证，行业头部企业率先开始 AI技术与业务融合的应用探索，企业管理者和技术团队以优化运营流程为核心，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物流业务不同细分场景的应用落地，以推动业务运营的降本增效、产品创新和用户体验升级，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物流行业的头部企业将全面布局人工智能应用，实现产品、营销、服务与内部流程的全面 AI化，特别是快递等服务 C端客户的物流企业，将成为人工智能转型的领跑行业，在政策引导下，央国企也将加大人工智能的投入，推动更多行业模型落地。在管理场景中，人工智能都会系统地改变领导者的认知，更高级别的战略性人工智能协调提升领导决策环境的认知。（二）能力重构维度能力重构维度是 ALCF 运营层面的协调机制。传统的领导模式难以适应人机结合的复杂性要求，领导力必须能够适应并支持人工智能对组织带来的变化，帮助员工具备人工智能意识，顺利完成人工智能技术在物流场景中的应用，是影响企业员工积极实现共同目标的直接原因(Mergenthaler,2017)。创新是领导角色转型的主旋律。人工智能的应用条件要求组织有较高的员工及

《澳门管理科学》·企业管理 2026 年第 3期— 87 —团队创造力，有研究考察了过去 30年间发表的 15个团队层面变量及其与创造力和创新的关系，结果显示支持创新、愿景、任务导向和外部沟通等团队过程变量与创造力和创新的关系最强(Hülsheger , Anderson & Salgado,2009)。领导者认真考虑员工与技术在服务客户中的平衡，营造出包容变革的工作环境，在此背景下，物流业领导者从传统管控型权威者领导力风格向为以变革为导向的领导力风格转型。以变革为导向的领导力风格支持创新，是对变革持有开放、支持及敢于冒险的领导特质，帮助员工积极拥抱变革，在心理安全感的环境中通过互动探索更大创新，进而提升他们在不断变化的职业环境中的职业满意度，这些特质对物流绩效有着显著且积极的影响（Sayan &Sürücü ,2024）。变革型领导有着魅力或理想化影响力、鼓舞性激励、智力激发、个性化关怀等四个维度(Bass ,1985)。在高变革导向领导下，人工智能意识较高的人更愿意追求变革，他们在克服人工智能恐惧和减少威胁暴露方面较为有效，这表明人工智能意识在拥抱变革中的作用。魅力或理想化影响力方面，变革型领导能帮助员工激发团队自豪感，意识到情感智能与创造力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洞察人工智能对物流这一传统行业提质增效的价值，适应并高效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承担新的职责，树立追随者信赖的领导形象。得益于人工智能，领导力领域迎来了个性化学习与成长的新时代，领导者自身也有意识地拥抱人工智能，通过数据驱动的决策方式从数据分析中洞察到货物流通中的关键变化，在工作实践中平衡机器学习与人类判断，以虚拟协作的方式增加工作环境的趣味性，影响团队对待人工智能的正向看法，让每位员工明白灵活性、战略思维等决策特质非人工智能完全实现。人工智能驱动下的工作环境要求领导者在工作决策中认真考虑员工与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平衡，营造出包容变革的环境氛围。鼓舞性激励方面，物流企业作业高度依赖高级高度员、车队经理等人员，但这些人员对人工智能取代人类对现场作业的直觉持怀疑态度，领导者有必要加强与员工的有效沟通，运用好虚拟助手优化员工的沟通协作方式，鼓励员工运用数字化工作环境有效率地解决工作问题，让员工通过平台在轻松有效的氛围中共同开展项目、召开会议或交换工作心得，有效动员员工学习与运用人工智能的热情，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在企业中的运用，建立合作关系、解决工作争议、处理物流作业复杂情况，培养员工在运用人工智能技术逐步成为物流岗位专家；智力激发方面，领导者对人工智能的认知既影响绩效结果，也塑造了伦理氛围(Santiago-Torner，Corral-Marfil & Tarrats-Pons,2026)。员工面对人工智能引发伦理问题会产生焦虑不安的情绪，这些也值得领导者正视伦理氛围的营造，如经济问题中人工智能导致的失业或改变工作性质，再如训练自动驾驶、人脸识别等机器学习的数据集透明度缺失等伦理问题(Stahl,Antoniou, Ryan,Macnish &Jiya,2022)，变革型领导应关切员工的担忧，让员工认识到人工智能对个人自主权的影响是一个需要

人工智能驱动下现代物流业领导力的重塑研究— 88 —明确伦理标准的关键问题，鼓励员工在细节中创新，在科学进步与道德引领之间取得平衡。加大对员工对相关技术的培训与认知，以具身智能为例，仓库内入库、上架、拣选、打包、出库全流程由机器人完成，员工转向异常处理与客户服务，这一职能的转变要求员工知识域的拓展，避免少数掌握信息优势的主体存在滥用权力的行为，在权责不对等的情况下规避责任，为企业更好地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出合理化建议，帮助员工提高人工智能融入企业管理实践过程中的效果；个性化关怀方面，有研究表明，AI驱动的决策受心理安全感的中介作用能够提升组织敏捷性(Soomro ,Aziz & Soomro ,2026)，因此，领导者关应注员工的心理安全感、个人学习与成长及在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过程中差异化等需求，营造凝聚力强、创新氛围足的工作环境，特别关心员工在使用人工智能之后的心理变化、对工作生活的影响，切实解决员工急难愁盼等问题。面对员工职位流失、工作满意度不高、员工士气受挫等现实状况，有针对性地开展 AI培训，加大 AI应用的透明度，促进员工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共生关系，这有助于员工有效感知环境安全的系数，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岗位变革。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变革导向较高的领导力与人工智能的互动，通过刺激员工的方法动机，即行为朝向积极刺激的方向，促进员工与人工智能的协作(Elliot,2006)。有效的领导力也绝非数据点所能定义，领导者将人工智能与人工指导的个性化相结合，打造全面而有效的领导力体系。同时，沟通、信任建立、情绪智能以及关系式/指导性工作等与以人为本的领导能力相关的关注点，在人工智能逐步承担常规性工作任务中变得愈发突出。研究表明，领导者需要通过培训、沟通及关注员工关切来营造信任氛围并降低抵触情绪(Borkovich , Adams & Doss,2024)。变革型领导力对物流绩效有显著且积极的影响，但我们也看到魅力或理想化影响力、鼓舞性激励、智力激发、个性化关怀等四个维度在人工智能时代也存在着某些短板，如算法不透明、决策分散性等会限制领导者充分履行能力，基于互信、相互理解的高质量领导—成员关系也面临着挑战，因此，结合资源基础理论[5]，为打造出本企业独特、稀缺且难以被模仿的资源，在人工智能逐步深入嵌入物流业各岗位的运行机制下，领导者的管理能力需要进行重构。一是重视培养自身数字领导能力，人工智能进程深深根植于数字化组织变革的整体进程中(Santiago-Torner , Corral-Marfil &Tarrats-Pons ,2026)，数字领导能力是企业实现转型的核心驱动力，在资源约束的有限条件下将技术价值高效转化为企业生存价值才能突破企业资源禀赋不足对转型效能的约束，管理层必须意识到情感智力与创造力在决策主动性中的重要性，现阶段人工智能仍无法完全替代这些特质，主动通过转变管理思维，将组织目标与人工智能的行动部署相协调。二是重视培养动态能力，识别新兴机遇或威胁的能力、通过审慎决策加以利用的能力、使用组织体系与外部环境相适应的能力等动态能力是领导者在人工智能环境下至关重要的能力，这些能力能帮助企业调整自身结构以适应人工智能技术

《澳门管理科学》·企业管理 2026 年第 3期— 89 —应 用 的 要 求 ， 为 企 业 构 建 更 加 有 商 业 韧 性 和 专 注 性 的 商 业 模 式(Sacavém ,Machado ,dosSantos ,Palma-Moreira & Au-Yong-Oliveira ,2026)。三是培养专业素养，人工智能素养与数据素养是作为领导者基础能力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人工智能已能将决策过程从孤立判断转变为对物流动态数据流及场景输出的持续解读，领导者应清楚在企业中运用人工智能非工具采用的思路，而是全盘统筹将工具融入工作流程，支持专业自主性。（三）治理与合法性维度治理与合法性维度作为 ALCF系统层面的监管框架，担负着为人工智能领导力提供强有力的治理保障机制，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整合进程。企业实施人工智能技术，既要利用现有的优势获取短期收益，也要考虑新的发展思路维持企业长期战略目标的走向，这种双元性平衡强调了持续优化核心流程，又要保持组织内部积极采用新技术，在实践中这一平衡往往难以维持稳定并容易引发内部矛盾，需要企业整体价值观协调并引领领导者与员工，企业在遵从规范治理、公司战略及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前提下实现企业向人工智能的转型。随着人工智能重塑领导力格式，领导者平衡人工智能的能力与人类管控的权力，加强监督人工智能合法性的运用，才能真正维护好领导层中的人文核心价值观，促进更具有同理心且高效的领导风格在企业中的运用(Madanchian,Taherdoost,Vincenti &Mohamed ,2024)。尽管人工智能的优势显著，企业领导者肩负着推动企业文化变革的使命，树立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优先考虑赋能员工、建立信任及推动迭代的学习，以企业文化安抚与消除员工对人工智能产生的抵触情绪，制定激励机制鼓励员工促进人工智能的应用，推动员工与人工智能在动态环境中从竞争关系转向协作关系，向员工阐明人工智能工作计划、实施效果及如何增强而非取代人类的专业能力，对员工实施有针对性的培训与技能提升，让员工了解人工智能工作原理、如何在预测物流结果偏离实际情况或预期时进行干预，如模型偏差可能无意中影响了车队排序的优先级、车辆规划路线、维护调度安排等，员工须提升技能掌握和调整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偏差。领导者让员工明白人工智能是增强组织效率而非取代员工及其专业能力，实现资源高效配置与灵活创新，使组织更像一个不断进化的“生物型组织”，通过“OKR 动态适配业务 + 评估指标同步迭代”，实现组织战略、业务发展、个人成长三者同频共振，形成“业务越创新、人才越活跃、组织越强大”的正向循环。四、结论今年，国家提出建设物流网在内的六张网，构建面向未来的物流体系离不开人工智能的支持，现代物流业领导力迫切需要重塑体系，开启物流领导力的新纪元。本文立足于人工智能深度融入现代物流业的现实背景，沿着“应用状况-影响识别-重塑路径”的逻辑思路，系统厘清了现代物流业

人工智能驱动下现代物流业领导力的重塑研究— 90 —领导力的重塑问题。通过研究表明，第一，人工智能在运输、仓储及智能决策等场景的深度应用正在改写物流业领导力发挥作用的组织环境，因此传统经验式、家长权威式的领导力风格与数智化组织对行业的要求之间产生了结构性张力；第二，人工智能对物流业领导力的影响集中在伦理冲突、员工心理安全感缺失、员工人工智能意识不强等三个主要方面，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技术深入行业的速度与企业适应能力发生了失衡；第三，现代物流业领导力支持人工智能推动物流业影响力与行业经济韧性，需从 ALCF框架入手，本文厘清了是领导者与员工共存及互动的管理体系，体现组织人性伦理的参与，帮助员工克服人工智能的心理威胁，这一框架不仅为领导力效能提供了解释模型，更为识别结构性不可持续的人工智能整合路径提供了诊断工具，重塑了现代物流业领导力的发展模式。展望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更加深入与物流行业场景的融合，人机协同将成为物流业领导的新常态，领导力研究也将从领导者对技术如何采纳转为领导者与智能体共生的状态（Quaquebeke &Gerpott,2023）。下一步研究一方面可从案例研究入手，追踪物流企业领导力在人工智能渗透的不同阶段进行演变的动态变化；另一方面可以从 ALCF框架的量表开发与实证检验入手，通过大样本调查、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其对物流绩效、组织敏捷度的作用机制。总之，实践变革需要理论研究的回应，推动现代物流业领导力在新时代里实现效率与温度并存的高质量发展。【參考文獻】[1]Baruwa A.Redefining Global Logistics Leadership: Integrating Predictive AI Models to StrengthenCompetitivenes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 Applications Technology andResearch.2019.12(08):532-547.[2]Borkovich D J, Adams K S, Doss J A.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workplace: A philosophical approach toethics and integrity[J]. Issues in Information Systems.2024. 25(1):311-326.[3]Biswas D D, Sengupta R. Reimagining leadership for the AI era: a grounded theory of adaptive, ethical andcontextually situated practices in workplaces[J]. Leadership &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Journal, 2025,47(2): 395-416.[4]Bass B M. Leadership and performance beyond expectations[M]. New York, NY: Free Press, 1985.[5]Elliot A J. The hierarchical model of approach-avoidance motivation.Motivation and Emotion, 2006,30(2):111–116.[6]Hülsheger U R, Anderson N, Salgado J F. Team-level predictors of innovation at work: A comprehensivemeta-analysis spanning three decades of research[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9,94(5),1128-1145.[7]Sayan Z,Sürücü L.The role of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employee productivity inlogistics performanc[J].Logforum,2024,20(1):1-10.[8]Santiago-Torner C. Corral-Marfil J A,Tarrats-Pons 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eadership inOrganizations: A PRISMA Systematic Review of Challenges, Risks, and Governance

《澳门管理科学》·企业管理 2026 年第 3期— 91 —Dynamicst[J].Sustainability,2026,18(8):4085.[9]Stahl B C, Antoniou J, Ryan M, Macnish K, Jiya T.Organisational responses to the ethical issues of artificialintelligence[J]. AI & SOCIETY,2022, 37(1): 23-37.[10]Soomro S,Aziz F,Soomro S.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AI-driven Decision-making: AStrategic Path to Organizational Agility and Sustainable Value Creation[J].Journal of CreatingValue,2026,12(1):54-77.[11]Sacavém A,Machado A B,dosSantos J R,Palma-Moreira A,Au-Yong-Oliveira M.AI-Driven Leadership:Decision-Making, Competencies, and Ethical Challenges—A Systematic Review[J].AdministrativeSciences.2026,16(4):173.[12]Mergenthaler J. Leadership Education—Ein abduktiver Entwurf. Über eine Phänomenologie einespädagogischen Führungsbegriffs und ein von diesem abgeleitetes paradigmatisches Konzept derpädagogischen Beschäftigung mit dem Phänomen Führung“[M]. Stuttgart: Steinbeis‑Edition, 2017.[13]Mahmoud A B, Tehseen S, Fuxman L. The dark sid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retail innovation[C]//Pantano E. Retail Futures: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anchester:Emerald Publishing Limited, 2020: 165‑180.[14]Madanchian M,Taherdoost H,Vincenti M, Mohamed N.Transforming Leadership Practices throughArtificial Intelligence[J].Procedia Computer Science,2024,235:2101-2111.[15]Quaquebeke N V, Gerpott F H. The now, new, and next of digital leadership: How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 will take over and change leadership as we know it[J]. Journal of Leadership & OrganizationalStudies, 2023,30(3): 265-275.[16]智联招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新质驱动, 组织创新-2026年人力资源管理趋势报告[R].北京:2026.

智能时代人机协作中的角色重塑：边界演化、行为适应与非标准化判断力— 92 —智能时代人机协作中的角色重塑：边界演化、行为适应与非标准化判断力杨丽茵（澳门科技大学商学院，澳门，999078）摘 要：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深刻重塑组织人机协作模式，传统 “替代 — 增强” 二元框架难以解释现实悖论：复杂创意工作可被算法模仿，低门槛情感劳动却无法被机器替代。由此引出人机协作边界本质与动态演化两大研究问题。本文立足组织行为学视角，融合多学科理论，构建可算法化边界理论框架。研究表明，该边界由规则明确性、数据完备性、价值嵌入性三维度共同约束，并在技术、任务、主体、制度的闭环中持续演化。经四大行业案例分析，本文验证了四维协同演化模型的有效性。研究发现，智能时代人类核心价值是兼具技术理解、经验沉淀与共情能力的非标准化判断力，本质是在复杂情境下产出原创方案的创造力。本研究可为组织战略、人力管理与领导力转型提供完整理论与实践指引，助力管理范式从效率优化转向创造力激发。关键字：人机协同；组织行为；可算法化边界；非标准化判断力；协同演化Role Remolding, Boundary Evolution, Behavioral Adaptation andHeterogeneous Judgment in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in the AI EraLiyin Yang(Business School,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999078)Abstract ：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profoundly reshaped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within organizations. The traditional "substitution-augmentation"dual framework fails to explain a practical paradox: sophisticated creative work can be imitatedby algorithms, while low-threshold emotional labor cannot be replaced by machines. This raisestwo research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essence and dynamic evolution of human-machinecollaboration bounda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integratingmultidisciplinary theories,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algorithmizability boundary.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 boundary is jointly determined bythree dimensions, namely rule clarity, data completeness and value embeddedness, and evolvescontinuously within the closed loop of technology, task, subject and institution. Based on caseanalyses of four major industries, this paper verifi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four-dimensional[作者简介] 杨丽茵，女，澳门科技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博士生，2766649066@qq.com。

《澳门管理科学》·企业管理 2026 年第 3期— 93 —co-evolution model.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core value of human beings in the intelligent era liesin non-standardized judgment integrating technical understanding, experience accumulation andempathy, whose essence is the creativity to produce original solutions in complex scenarios. Thisresearch provides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organizational strategy,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 transformation, facilitating the shift of managementparadigms from efficiency optimization to creativity stimulation.Keywords: Human-AI Collaboratio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lgorithmizability Boundary;Non-Standardized Judgment; Co-Evolution一、问题的提出（一）智能时代组织协同的现实悖论2022年 11月，OpenAI发布 ChatGPT，标志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实现了从专用工具向通用目的技术的重要跃迁（Briggs，2025）。这一技术拐点对组织行为学的核心议题——组织内部的分工协作模式与成员行为逻辑——提出了值得深入审视的挑战。McKinsey等（2023）预测，至 2030年，全球约 30%的工作任务将面临自动化替代的风险。Briggs（2025）基于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建模分析指出，未来数年内每年可能发生 100万至 400万个岗位的结构性调整。然而，现实呈现出一个显著的悖论：高复杂度的艺术创作可以被大模型模仿，而低技术门槛的临终关怀与幼儿教育却难以被机器取代。这一现象无法用传统的“技术复杂度决定替代可能性”的逻辑来解释。从组织行为学的视角来看，这一悖论的关键在于：任务的“技术复杂度”并不等同于“可算法化程度”，真正构成替代障碍的，是任务中所嵌入的社会关系、情感价值与伦理判断。这一悖论揭示了组织行为学研究面临的 3个新命题：第一，人机协作边界的本质是什么？第二，这一边界是如何动态演化的？第三，在边界变动的过程中，组织成员的角色与行为如何适应？上述命题构成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二）传统理论的解释困境经典理论在解释上述悖论时存在明显的局限性。Frey与 Osborne（2017）提出的“替代论”曾引发广泛关注，他们借助任务分解法对美国职业的自动化潜力做出估算，约半数岗位被归入高风险区间，由此奠定了“技术威胁”论的基调。然而，该理论将任务的自动化潜力主要归因于技术层面的可行性，忽视了任务所处的社会情境与组织脉络对自动化决策的约束。Autor（2015）提出的“任

智能时代人机协作中的角色重塑：边界演化、行为适应与非标准化判断力— 94 —务极化理论”指出，技术主要替代常规化任务，同时催生非常规认知任务与人际互动任务。这一理论突破了单纯的“替代”视角，开始关注人类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然而，该理论仍隐含一个静态假设：任务的属性（常规化 vs非常规化）是相对稳定的。Davenport等（2018）开创的“人机协同”范式，强调人工智能应扮演“认知放大器”而非替代者的角色，在学界与企业界获得广泛共识。但这一范式的内在逻辑仍隐含一种假设：人机角色具有相对固定的边界。上述理论的结构性局限首先体现在理论视角的割裂——技术哲学、认知科学与组织行为学之间缺乏有效的跨学科整合，难以解释技术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复杂互动。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其静态认知预设，即将“可算法化”视为任务的固有属性，忽略了其随技术进步与组织学习而不断演化的本质。这最终导致核心概念的操作化不足——“人机边界”缺少可测量、可验证的定义，实证研究因此难以推进，管理实践也缺乏可操作的指导工具。（三）组织行为学视角的理论回应从组织行为学的核心关切出发，人机协作问题的本质不是“机器能否替代人”，而是“人与机器如何在组织情境中形成有效的协作关系”。这一命题涉及 3个相互关联的组织行为学议题：第一，角色重塑。当算法承接了部分原本由人类执行的任务后，组织成员的角色定位必然发生转变。Katz等（1978）的角色理论指出，角色是由组织中他人的期望所定义的行为模式。当技术系统成为新的“他人”时，组织成员需要重新理解自己的角色边界与行为期望。第二，行为适应。组织成员需要发展新的行为模式来适应人机协作的工作环境。这包括技术理解力的提升、协作技能的培养、以及对算法输出的批判性评估能力。行为适应不是单向的——人类适应算法的逻辑，算法也通过人类反馈持续优化（Bandura，1986）。第三，能力重构。在哪些能力变得更加重要、哪些能力逐渐被替代的问题上，组织行为学需要给出理论回应。本文提出，“非标准化判断力”——即在信息不完备、规则模糊、价值冲突情境下提出原创性解决方案的能力——将成为智能时代人类组织成员的核心竞争力。（四）研究问题与理论目标结合前文梳理的现实悖论、理论困境与组织行为学分析逻辑，本文提出 3个核心研究问题：研究问题 1：人机协作边界的本质是什么？如何对其进行可操作化的界定与测量？研究问题 2：人机协作边界是如何动态演化的？哪些因素驱动或约束这一演化过程？研究问题 3：在边界动态重构的过程中，组织成员的角色与行为如何发生转变？组织应如何管理这一转型？

《澳门管理科学》·企业管理 2026 年第 3期— 95 —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构建了“可算法化边界”的理论框架，提出由规则明确性、数据完备性与价值嵌入性 3个维度构成的判据体系，并进一步发展出“技术—任务—主体—制度”4维协同演化模型。本研究旨在为组织战略设计、人力资源配置与领导力转型提供系统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推动组织管理范式从“效率优化”向“创造力激发”转型。（五）研究意义理论意义方面，本研究的贡献体现在 3个层面：第一，打破学科壁垒，将技术哲学、劳动经济学与认知科学的理论整合为具有解释力的组织行为学分析框架；第二，引入动态演化观，替代传统将人机分工视为静态分类的范式；第三，明确提出“非标准化判断力”与“原发性创造力”作为智能时代人类组织成员的核心竞争力，为组织行为学的能力理论提供新的理论增长点。实践意义方面，本研究为企业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组织转型提供了可操作的指导工具。“可算法化边界”的 3维判据体系可帮助管理者诊断岗位的自动化潜力与人类保留价值，4维协同演化模型为组织系统性地推动技术落地、任务重构、能力重塑与制度建设提供了框架性指引。二、文献综述与理论缺口（一）从“替代”到“协同”：人机关系研究的范式演进人机关系的学术讨论并非线性递进，而是在几条相互交织的思路中逐步展开。Frey与 Osborne（2017）的估算之所以在政策界和公众中引发远超其学术分量的关注，并非因为 47%这个数字本身有多精确——事实上，后续研究对其方法论的质疑从未中断——而是因为它第一次把“机器是否会取代人”从未来学的思辨推向了可量化的经验讨论。他们借用机器学习的分类逻辑对美国 702余种职业做了系统估算，近半数被归入高风险区间。但这一估算将技术能力视为外生给定，既未考虑技术本身的演进速度，也忽略了任务属性的流动性，这一局限在生成式 AI爆发后几乎成为该领域最常被引用的“反面教材”。Autor等（2003）的任务框架提供了比“职业替代”更细致的分析单元。他们不再笼统地讨论某一职业是否会消失，而是将职业拆解为具体任务，指出技术主要渗透那些规则可编码的常规任务，而非常规认知任务和人际互动任务反而因技术普及而需求上升。Autor（2015）后来将这一观察进一步提炼为：自动化的历史本质上是一部工作性质被持续重塑的历史。平心而论，“任务极化”视角确实突破了简单的替代叙事，但其“常规—非常规”的划分始终隐含一个未经检验的静态前提——任务的可编码程度是相对稳定的。而大模型的出现几乎以挑衅的姿态动摇了这一前提：过去被

智能时代人机协作中的角色重塑：边界演化、行为适应与非标准化判断力— 96 —牢牢钉在“非常规认知任务”一栏的创意写作、法律检索，正以出人意料的速度被算法渗透。管理学领域的讨论则走了另一条路径。Davenport与 Ronanki（2018）明确提出应区分“自动化”与“增强化”，认为 AI 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取代人的功能，而在于扩展人的认知边界——这一主张很快成为企业界的主流叙事，但其理论基础更多来自管理咨询经验而非严格的实证检验。Brynjolfsson与McAfee（2014）从组织经济学的角度提醒，技术与劳动之间并非简单的替代或互补关系，技术部署的成效高度依赖于组织是否同步重构了工作流程和人力资源配置。Acemoglu 与Restrepo（2019）则试图将自动化与新任务创造纳入统一框架，用“人机竞赛”的隐喻概括两种力量的消长——技术在替代部分任务的同时也在创造新任务，长期就业格局取决于二者的相对速度。上述研究虽各有理论贡献，然存在若干共同的结构性局限。首先，理论视角的相对割裂使得既有研究难以形成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技术哲学的讨论集中于计算的本质与边界，劳动经济学聚焦于就业与收入分配效应，而组织管理学则关注于工作设计与绩效提升，三个领域之间缺乏有效的理论对话。其次，既有研究普遍将“可算法化”视为任务的静态属性，未能充分认识到技术能力的快速演进如何持续重塑人机分工的边界。最后，对于“人机边界”的概念化缺乏操作化的定义，致使理论主张难以转化为可检验的研究假设，管理实践者亦难以依据理论指导进行具体的决策。（二）动态能力理论与人机协同：理论对话的可能动态能力理论为理解人机协同的动态演化过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Teece等（1997）所倡导的动态能力，其核心不在于企业拥有多少既有资源，而在于企业在环境剧变中能否持续地整合、构建和重构自身的能力组合。在他们的框架中，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三种能力的协同：感知机会与威胁的能力、捕捉资源与机会的能力、以及推动组织转型变革的能力。Teece（2007）后续进一步阐明了动态能力的微观基础，指出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根植于其独特的知识资产、组织流程与企业家精神。将动态能力理论引入人机协同研究，可发现两者间存在深刻的理论亲和性。人工智能技术的部署可被视为一种组织变革过程，其成功与否取决于企业能否发展出有效的感应、捕捉与转型能力。具体而言，企业需要具备感知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趋势与行业应用前景的能力，捕捉技术投资与人才培养的关键机会窗口，并持续推动组织结构、工作流程与人力资源配置的转型。然而，动态能力理论虽为理解组织层面的技术适应提供了框架，却未能充分关注人机分工边界的微观机制——即具体任务如何在人类与机器的间被分配与重新分配。认知科学领域的研究亦为理解人机边界提供了重要启示。Polanyi（1966）关于“缄默知识”的

《澳门管理科学》·企业管理 2026 年第 3期— 97 —经典论述揭示，人类知识中相当一部分系难以言传、难以编码的实践性知识，这种知识根植于个体的经验、直觉与身体实践。Dreyfus等（1986）的技能获取模型进一步指出，专家级判断力的形成依赖于大量情境化经验的积累，而非规则的机械应用。这些认知科学洞见提示，人类在处理模糊、开放、价值负载的问题时所具有的非标准化判断力，或许构成了人工智能难以逾越的认知边界。（三）理论缺口的凝练基于上述文献回顾，本文凝练出既有研究的三重理论缺口：第一，缺乏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既有研究缺乏融合技术哲学、劳动经济学与认知科学的整合性分析框架，难以对人机边界进行多维度、多层次的系统分析。3个领域之间各自发展，缺乏有效的理论对话与概念整合。第二，静态认知的理论预设。将“可算法化”视为静态属性的认知假设，无法解释技术进步如何持续重构人机分工的边界；第三，概念操作化的不足。对“人机边界”缺乏可测量、可操作的定义，致使理论研究与管理实践之间存在断裂。针对上述 3重理论缺口，本文提出“可算法化边界”理论框架，以期为人机协同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分析工具。该框架融合技术哲学、劳动经济学与认知科学的跨学科洞见，提出由规则明确性、数据完备性与价值嵌入性 3个维度构成的判据体系，将人机边界从静态分类转化为可测量、可操作的动态分析工具，并进一步发展出“技术—任务—主体—制度”4维协同演化模型，以揭示人机关系的动态演化机制。三、“可算法化边界”三维判据体系的建构（一）理论基石：三大学科的逻辑耦合“可算法化边界”理论框架的构建，建立在技术哲学、劳动经济学与认知科学的交叉融合。邱奇与图灵从数理逻辑层面确立了形式化规则与可计算性之间的等价关系（Church，1936；Turing，1936），这一洞见为理解算法的能力边界提供了最底层的判据，也为“规则明确性”维度奠定了数理基础。Autor（2015）提出的任务模型，从劳动经济学视角揭示，非程序化任务难以标准化，此支持了“规则明确性”维度的经济学解释。Polanyi（1966）提出的缄默知识理论强调“我们所知远多于所能言传”，为心域与价值嵌入性维度提供了认知科学依据。上述三大理论支柱的逻辑耦合，构成了“可算法化边界”框架的学理基础。

智能时代人机协作中的角色重塑：边界演化、行为适应与非标准化判断力— 98 —（二）三维判据的操作化定义为实现理论框架的可操作性，本文对三大核心判据进行严格的操作化定义，搭配对应测量指标与数据来源。规则明确性，用于判断任务流程是否可被分解为清晰、固定、无歧义的规则序列。本维度选用3项测量指标：专家德尔菲法评分、企业内部流程文档匹配度与日常工作场景中例外事件发生频率。数据完备性，强调支撑任务的数据在规模、质量与结构上的完整程度。对应的测量指标涵盖标注准确率、特征缺失率与数据获取成本占比。价值嵌入性，专门考察任务涉及的伦理权衡、情感共鸣与文化敏感性程度，测量指标包括伦理委员会分级评估、 决策后果不可逆性指数与利益相关方情感卷入度。表 1 “可算法化边界”三维判据的操作化定义与测量指标判据维度 操作化定义 测量指标规则明确性（R）任务流程是否可被分解为清晰、固定、无歧义的规则序列专家德尔菲法评分（1-7级表）；流程文档匹配度；例外事件发生频率数据完备性（D）支撑任务的数据在规模、质量、结构上的完整性标注准确率（≥95%为高水平）；特征缺失率（≤5%为高水平）；数据获取成本占比价值嵌入性（V）任务涉及的伦理权衡、情感共鸣、文化敏感性程度伦理委员会分级评估（1-5 级量表）；决策后果不可逆性指数；利益相关方情感卷入度上述三个维度的判据共同决定一项任务在技术层面的“可算法化程度”，且该程度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技术演进与情境变化动态调整。当规则明确性与数据完备性处于高位、价值嵌入性处于低位时，任务倾向于落入“算域”，即由机器主导执行；相反的，当价值嵌入性处于高位时，即使规则明确性与数据完备性较高，任务仍应归入“心域”，由人类主导决策。（三）任务区域划分与人机角色配置依据三维判据得分，可将组织任务划分为算域、心域、混合区三类。算域的特征为规则明确性高、数据完备性高、价值嵌入性低，典型场景包括发票审核、数据录入、路径规划与库存优化，人机角色配置为机器主导执行、人类承担监控与异常处理，管理模式以标准化管控为主。心域的特征为规则明确性低、价值嵌入性高，典型场景包括临终关怀、心理疏导、伦理决策与

《澳门管理科学》·企业管理 2026 年第 3期— 99 —战略判断，人机角色配置为人类主导决策、人工智能提供信息支持与分析辅助，是组织行为研究的核心场景。混合区的特征为 3维指标居中且动态变化，典型场景包括医疗诊断、投资分析、创意设计与法律咨询，人机角色配置为人机协同、动态分配任务，人类保留最终决策权。值得特别强调者为“价值优先原则”。当任务涉及伦理判断、情感或公平性权衡时，即使技术可实现自动化，最终决策权亦保留在人类手中。以银行信贷审批为例，尽管算法模型能够提供精准的风险评估与授信建议，但涉及申请人家庭生计保障或社会影响层面的拒绝决定，仍需由信贷员结合具体情境进行综合裁量。这一原则的确立，确保了技术应用中人的道德主体性、情境判断力和社会责任感的核心地位。四、四维协同演化模型的建构（一）理论基础与模型架构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与制度理论，本文构建“技术—任务—主体—制度”四维协同演化模型，揭示人机关系并非单向替代，而是一个由技术驱动、任务解构、主体转型、制度保障共同参与的动态演化闭环。技术维度借助算法突破扩张算域边界，核心机制包括大模型规模定律、多模态融合、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任务维度对算法化程度较高的子任务进行拆解，同时推动低算法化岗位的价值提升，关键机制包括任务模块化与岗位再设计。主体维度推动能力结构由单一技能执行者向方案架构师转变，关键机制包括终身学习体系与人机协作能力认证。制度维度建立有效的伦理准则、明确各方权责范围与激励机制，关键机制包括算法审计、责任分担与合法性建构（Scott，2014；DiMaggio等，1983）。四维之间形成闭环反馈机制：技术升级引发任务重构，推动主体转型，促进制度做出调适，最终反哺技术再升级。具备高动态能力的企业能够高效完成此闭环，在效率与创新的平衡中占据竞争优势。反之，任一维度的滞后均将造成系统效能下降与运行障碍，如技术超前而制度滞后，将产生监管空白与组织内部的适应阻力。（二）三大协同法则基于四维模型，本文提炼出人机协同的三大核心法则。第一，边界适配法则。强调协同模式必须与任务属性相匹配，否则将导致效率损失或伦理风险。例如，将高价值嵌入性的心理咨询任务完全自动化，将引发用户信任危机；反之，将高规则明确性的数据处理任务完全交由人工执行，则会造成资源浪费与效率损失。此法则要求管理者根据任务在

智能时代人机协作中的角色重塑：边界演化、行为适应与非标准化判断力— 100 —3维判据上的得分，动态调整人机协同模式。第二，动态平衡法则。强调技术、任务、人力与制度四个维度须同步演化。任一维度的滞后均将造成系统效能下降与运行障碍。典型情况如技术超前而制度滞后，将产生监管空白与组织内部的适应阻力；或技术升级而主体能力未同步提升，导致人机协作无法落地。第三，价值共创法则。强调人机协同的终极目标系实现“算法效率”与“人类同理心和洞察力”的结合。强调人机协同不应以牺牲人的价值为代价追求效率最大化，而应寻求效率与人文关怀的平衡。组织成员的非标准化判断力——即在信息不完备、规则模糊、价值冲突情境下提出原创性解决方案的能力——是实现价值共创的核心资源。上述 3大法则共同构成了组织实施人机协同战略的基本原则框架，为企业在智能时代优化人机分工、提升组织效能提供了理论指引。五、实证检验：多行业案例比较分析（一）研究设计为验证框架的有效解释力与实践指导意义，本文选取制造业、医疗健康、金融服务及创意产业四个典型行业开展案例研究。研究方法采用单案例深度分析与多案例比较分析相结合的策略，结合半结构化深度访谈与二级数据进行三角验证，以确保研究发现的信度与效度(Yin,2018)。（二）案例分析案例 1：制造业案例选取西门子安贝格工厂的数字孪生系统。安贝格电子制造工厂（EWA）的数字孪生产线为观察算域扩张提供了典型情境。以 Simatic 控制器封装环节为例，部署深度学习视觉检测系统后，标准化缺陷识别的效率实现了量级跃升——原本人工巡检需耗时约 120 秒的单次检测，被压缩至 18秒内完成，识别准确率稳定在 99.3% 的水平（Siemens AG, 2024）。但运营数据显示，剩余 0.7%的漏检集中于新型 BGA封装工艺的微裂纹，此类缺陷在既有训练数据集中出现频率低于 0.3%，算法置信度与实际缺陷率在此呈现显著背离。在此情境下，人类工程师的介入并非源于技术能力不足，而是受德国《产品安全法》（ProdSG）明确关键停机决策的强制人工确认，制度维度设定了算域扩张的刚性边界。案例 2：医疗健康案例选取联影医疗 uAI ChestCT智能诊断系统。在肺结节初筛环节，算法敏感度达 98.5%，然特异度仅为 85%，存在显著的过度诊断风险（联影医疗，2024）。资深放射科医师的最终诊断并非简单复核 AI的输出结果，而是整合患者既往化疗史、家族聚集性特征等难以量

《澳门管理科学》·企业管理 2026 年第 3期— 101 —化的临床脉络，将假阳性率降低近 60%。此处的关键在于，当算法面对“家族性多发结节伴纵隔淋巴结肿大”等训练数据中未充分覆盖的复合征象时，仍可能输出高置信度判断。在当前医疗事故责任归属制度下，最终诊断权保留于人类医师，并非源于对技术准确性的不信任，而是对价值嵌入性（V维度）的合规性确认。案例 3：金融案例选取摩根大通于 2017年部署的 COIN（Contract Intelligence）系统，最初应用于商业贷款协议的标准化条款解析。公开运营数据显示，该系统上线后，初级法律文档审查环节的年工作量节省约 36万小时，文档处理误差率被压缩至 0.5%，随着应用场景向更多业务线拓展，年度成本节约规模达到约 1.5 亿美元（JPMorgan, 2018; JPMorgan, 2024）。但更具理论意义的观察来自信贷审批场景：当模型基于大数据精准预测违约风险并建议拒绝特定客户时，人类信贷员的介入并非纠正技术误差，而是对“客户生命周期价值”与“社会声誉风险”的不可量化权衡。在高净值客户（资产规模逾 100万美元）的资产配置决策中，九成以上仍由人类理财师主导，此现象更宜理解为对“信任关系”本身的制度性维护，而非对算法能力的否定。值得注意的是，COIN 系统在合同审查场景的成功并不自动延伸至投资决策领域，这提示“可算法化边界”三维判据在不同任务子领域间的权重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合同审查任务的规则明确性极高、价值嵌入性极低，而投资决策则恰好相反。本文框架虽能解释这种差异的方向，但尚未充分捕捉不同任务子领域间判据权重的异质性，这构成了后续研究可进一步拓展的方向。案例 4：创意产业案例选取 Adobe Firefly视觉生成平台。某品牌视觉项目的数据显示，算法可在数秒内生成大量候选草图，将设计迭代效率提升 50%，内容创作周期缩短 40%（Adobe, 2024）。然而客户最终选定方案并非技术评分最高者，而是设计师基于本土文化禁忌与品牌叙事逻辑所筛选的特定草案。更具启示性的是一则文化适配失败案例：AI曾生成形式完美却在色彩符号学上触犯特定文化禁忌的构图，其像素级精准反而放大了冒犯性。此类情境表明，创意产业中的非标准化判断力不仅关乎审美筛选，更涉及文化语境的具身理解，这种理解无法通过扩大训练数据集无限逼近。表 2 多案例比较分析矩阵行业 案例名称 算域任务 心域任务 关键绩效指标变化制造业西门子安贝格工厂缺陷检测异常处理与流程优化缺陷识别率提升至 99.3%，检测周期从120秒压缩至 18秒医疗健康联影医疗 uAIChestCT系统肺结节初筛最终诊断与治疗方案检测准确率从 92%提升至 98%，假阳性率降低 60%金融服务摩根大通COIN系统投资报告生成重大资产配置决策每年节省 36万小时法律档审查时间，误差率降至 0.5%，年节省约 1.5亿美元

智能时代人机协作中的角色重塑：边界演化、行为适应与非标准化判断力— 102 —创意产业 Adobe Firefly平台视觉草图生成审美判断与文化适配设计迭代效率提升 50%，内容创作时间缩短 40%（三）跨案例比较与命题验证透过跨案例比较分析，本文归纳出以下核心结论。第一，4个案例中人机任务划分，均符合“算域—心域—混合区”的分类逻辑，验证了三维判据体系的有效性。第二，各案例中技术升级均引发任务重构、主体能力转型与制度调适，形成闭环反馈，证实了四维协同演化机制的存在（Teece，1997；Teece，2007）。第三，组织成败并不取决于技术先进程度，而在于制度设计与文化变革能否支撑人机协同的落地（Siemens，2024；McKinsey等，2023）。西门子安贝格工厂建立了完善的员工技能重塑体系，而镜湖医院制定了严格的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伦理规范，两者均体现了制度维度在闭环反馈中的关键作用。六、核心洞见：创造力革命与人类的未来（一）不可替代性的本质：非标准化判断力透过理论推演与案例分析，本文揭示人类不可替代性的重要根源之一，在于融合技术认知、行业阅历与共情能力的非标准化判断力。其本质是在信息不完备、规则模糊、价值冲突情境下，仍能提出原创性解决方案的原发性创造力。此种判断力包含三重要素：情境嵌入性，根植于具体的历史文化情境与行业实践脉络，体现为从业者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难以形式化的默会理解（Polanyi，1966）；价值负载性，涉及“应当如何”的规范性判断，超越事实层面的“是什么”；生成涌现性，在混沌中建构新秩序，而非优化既有方案（Nonaka等，1995）。（二）管理范式转型从效率优化到创造力激发人机协同时代的来临，要求组织管理范式从“效率优化”转向“创造力激发”（Siemens，2024）。在战略层面，组织应建立人机任务分析单元，依据“可算法化边界”框架评估岗位属性，制定差异化转型路径。在人力资源层面，应重构能力模型，将非标准化判断力纳入核心胜任力，设计技能重塑与技能提升并行的培训体系（Eisenhardt等，2000）。在组织文化层面，应从“效率至上”转向“意义建构”，重新定义工作价值，鼓励员工在人工智能辅助下进行创造性探索，构建容错韧性机制。

《澳门管理科学》·企业管理 2026 年第 3期— 103 —七、结论与展望（一）核心结论本文透过构建“可算法化边界”理论框架与“技术—任务—主体—制度”四维协同演化模型，系统探讨了人工智能时代人机协同的机制。研究得出以下核心结论：人机协同的本质是“可算法化边界”的动态重构，而非静态的任务分工；人类不可替代性的根基在于非标准化判断力，其核心系原发性创造力（Polanyi，1966；Nonaka等，1995）；成功的人机协同依赖技术、任务、主体、制度四维要素的同步演化，制度滞后是技术部署失败的主要原因（Eisenhardt等，2000；Scott，2014）；管理范式正从效率优化转向创造力激发，组织需重新定义工作价值与人才角色（Siemens，2024）。（二）理论贡献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于四个维度：概念创新方面，提出“可算法化边界”三维判据体系与“价值优先原则”，实现了从经验判断到可测度分析的跃迁；模型创新方面，构建四维协同演化模型，引入制度理论与动态能力理论（Teece，2007；Eisenhardt等，2000；Scott，2014），弥补了既有研究忽视制度因素的缺口；价值创新方面，确立“创造力”作为智能时代人类的关键核心竞争力之一 Brynjolfsson等，2014；Nonaka等，1995），回应了工业时代以来“人的异化”困境（Siemens，2024）；方法创新方面，开发了可算法化边界的操作化测量工具，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基础（Siemens，2024）。（三）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为深化理论构建并拓展应用边界，未来研究可从以下方向展开：研究方法量化层面，可透过组织多轮德尔菲专家调查，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判据间的权重关系与影响路径进行实证检验；理论情境拓展层面，可选取不同文化背景的区域开展跨案例比较分析，验证框架的跨文化适用性；政策与实践创新层面，建议在具备制度创新条件的区域建立“人机协同治理沙盒”试点，前瞻性测试不同责任归属机制与技能培训模式对人机协同采纳效果的影响。【参考文献】[1] Briggs J. The AI Revolution in the Workplace: 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Future of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R]. New York: Goldman Sachs Global Investment Research, 2025.[2]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Generative AI and the Future of Work in America[R]. Washington, DC:McKinsey & Company, 2023.[3] Frey C B, Osborne M A. The Future of Employment: How Susceptible Are Jobs to Computerisation?[J].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17, 114: 254-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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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管理科学》·教育管理 2026年第 3期— 105 —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民办高校教师科研能力跃迁的协同机制构建余育礼 李振祖（珠海科技学院，广东 珠海，519041）摘 要：民办高校教师科研能力跃迁普遍受制于科研时间碎片化、研究方法单一化、学术资源有限化的三重现实桎梏，同时叠加科研激励体系不完善、组织支撑体系薄弱的双重制度短板，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革新与场景落地，为破解这一结构性科研困境提供了全新技术路径。但技术势能的充分释放并非单纯依赖工具应用，更亟需建构多维度、系统性、耦合性的协同运行机制。本文立足民办高校教师科研发展的现实困境，系统解构生成式人工智能嵌入科研全流程的应用场景与赋能逻辑，建构涵盖技术嵌入赋能、主体能力进阶、组织体系变革、伦理规范治理的四维协同理论模型，以期实现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民办高校科研活动的多维流程赋能，为民办高校科研能力跃迁提供学理支撑与实践启示。关键字：生成式人工智能；民办高校教师；科研能力；协同机制The Construction of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for Generative ArtificialIntelligence Driving the Leapfrog Development of Private College Teachers'Research CapacityYuli Yu Zhenzu Li（Zhuhai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uhai Guangdong, 519041)Abstract: The leapfrog development of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capabilities of teachers in privateuniversities is generally constrained by three practical shackles: fragmented research time,monotonous research methods, and limited academic resources. Meanwhile, compounded by thedual institutional shortcomings of an imperfect scientific research incentive system and a weakorganizational support system,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scenario implementation of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vide a brand-new technological path for breaking through thisstructural scientific research dilemma. However, the full release of technological potential doesnot simply rely on tool application; instead, it is in urgent need of constructing a【项目来源】中国民办教育协会规划课题（青年课题）：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民办高校教师科研能力的赋能路径研究（项目编号：CANQN250267）。【作者简介】余育礼，男，博士，珠海科技学院商学院教授，yuyuli@foxmail.com；李振祖，男，硕士，珠海科技学院商学院助教，P2512934@mpu.edu.mo。

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民办高校教师科研能力跃迁的协同机制构建— 106 —multi-dimensional, systematic, and coupled collaborative operation mechanism. Based on thereal-world dilemmas in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in private universities, thispaper systematically deconstructs the application scenarios and enabling logics of integrating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o the entire scientific research process, and constructs afour-dimensional collaborative theoretical model covering technological embedding andenabling, subject capacity advancement, organizational system transformation, and ethical normgovernance. The aim is to achieve multi-dimensional process enabling of scientific researchactivities in private universities by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o provide theoreticalsupport and practical inspiration for the leapfrog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capabilities inprivate universities.Key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ivate college faculty; Research capacity;Collaborative mechanism一、引言教育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全球高等教育变革的核心议题。2025年，我国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快建设人工智能教育大模型，推动其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生成式人工智能从技术前沿走向教育实践，成为重塑高校教学与科研生态的关键驱动力量。与此同时，民办高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使命，其教师科研能力的整体水平却长期受制于资源禀赋的结构性约束。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文献自动检索、智能数据分析、论文结构优化等方面的技术突破，为民办高校教师突破资源约束、实现科研能力跃迁提供了全新可能。然而，技术可能并不等同于现实效能。当前学界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与科研能力关系的研究，多聚焦于综合性高校或科研机构，探讨技术在文献处理、数据分析等环节的工具性价值，而对民办高校独特制度环境与教师群体特征的针对性分析明显不足。现有成果或停留于技术效能验证，或止步于主体能力的抽象讨论，尚未在“人机协同”的框架下系统回应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技术势能转化为民办高校教师科研能力实质性提升的关键机制，多维度的协同逻辑尚待深入揭示。对于民办高校而言，教师科研能力的提升诉求与技术介入之间，横亘着时间碎片化、方法单一化与资源有限化等多重结构性约束，绝非单纯的技术工具所能消解。这意味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价值实现，不能止步于科研流程某个环节的局部替代或优化，而必须在技术、人员、组织与规范之间构建一种彼此支撑、动态适配的协同关系。惟其如此，技术势能才有可能突破效率工具的浅表层面，转化为切实的能力

《澳门管理科学》·教育管理 2026年第 3期— 107 —跃迁。循此逻辑，本文从民办高校教师科研能力的现实困境切入，进而辨识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科研的适用场景与协同需求，在此基础上尝试构建四维协同的理论模型，并对其运行机理做出进一步阐释。二、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科研能力的理论演进生成式人工智能提升科研能力存在全面、系统且复杂的内在逻辑，需要系统梳理不同赋能阶段呈现的迭代规律，为协同机制框架的建构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和基础的学术坐标。（一）从工具辅助到人机协同：赋能理念的范式转换技术赋能理念的迭代升级，是智能技术深度介入、重塑科学研究体系的逻辑前提。在传统科研技术应用场景中，从基础数值运算到规模化数据存储与预处理技术，各类技术工具本质上是科研主体主观意志的延伸，仅作为流程化辅助手段嵌入科研体系，始终处于科研创新的外围圈层，整体呈现出“工具依附性”的应用特征。对此，刘云等（2025）系统梳理科研范式演化进程后指出，科学研究历经实验范式、理论范式、计算范式与数据驱动范式四次迭代后，已然迈入以 AI for Science（AI4S）为核心的第五科研范式。相较于传统范式，新范式在科研思维、研究模式、组织形态与决策机制等维度发生系统性、结构性变革，逐步形成复杂系统性科研思维、平台化协同研究模式、开放共享的科研组织形态与人机共生的智能决策格局。随着大语言模型为核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突破性迭代与规模化落地，科研领域的“人机协同”模式正式从理论构想转向常态化实践形态。刘明等（2025）通过对核心期刊文献的系统性计量分析证实，生成式人工智能正从“三层面十维度”全方位重构高等教育与科研生态体系，并明确将科研人员人机协同创新能力的培育提升，作为适配智能科研范式变革的核心应对路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专项平行会议“构建新型科研能力：人工智能赋能科研范式变革”的研究综述进一步佐证，当代科学研究正实现从传统“工具辅助型”科研向“智能自主发现型”科研的范式跃迁。与之对应，技术赋能理念亦完成根本性范式革新，彻底摆脱“工具替代”的浅层赋能逻辑，即不再将人工智能视为单纯节约科研人力、提升流程效率的功能性装置，正式迈入“智能增强”的深层赋能阶段，成为拓展人类科研认知边界、激活原始创新潜能、重构科研创新体系的核心协同主体。（二）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科研能力的研究演进路径国内外学者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对科研能力的赋能演进主要分为两个层面展开：一是从单一工具应用转向科研支持系统开发。储节旺等人（2024）研究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可在数据分析、论文写作、学术出版等多个环节全面赋能科研工作流程；DergaaI等人（2023）研

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民办高校教师科研能力跃迁的协同机制构建— 108 —究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于研究文献的系统分析、研究问题的全面阐述、研究假设的科学推导等方面均有独特优势；Azaria等人（2024）进一步研究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辅助科研人员生成研究想法和研究摘要等内容也表现优异；Korinek（2023）论述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文本处理、实验参数优化以及多模态数据分析等方面的强大功能，能够为科研人员带来“技术红利”，极大提高科研人员的工作效率。二是从技术效能验证转向教育主体能力发展。肖峰（2023）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产生的内容是三阶知识，是一种“有中生有”的知识生产过程，需要深度“加持”人的主体性价值；张萌等人（2023）表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本质是对已有知识进行搜索、归纳、重组和再利用，在知识的创造性中更应注重个体能力的介入；米加宁等人（2023）研究发现，科研人员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更容易获取其他领域的专业知识，实现跨领域知识整合，通过人机交互的深度融合全面提升知识传播的效率；马银琦等人（2024）深入探讨了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有助于显著提升科研人员在创新思维、实践能力和创新品质等方面的创新效能。综上所述，目前学界研究开始从不同视角阐述生成式人工智能对科研能力的培养塑造过程，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洞见和指导，但仍存在部分局限：其一，现有成果多聚焦于综合性高校或科研机构的场景，缺乏对民办高校独特制度环境（如资源约束性、师资流动性、应用型科研导向）的针对性分析，导致技术适配路径与组织生态脱节；其二，多数研究停留于“工具效能验证”或“主体能力抽象讨论”的二元割裂视角，未能深入揭示技术嵌入过程中“人机协同机制”的动态演化逻辑，尤其在学术伦理边界与学术主体性等关键议题上仍存在理论盲区；其三，现有框架多呈现碎片化特征，尚未构建起涵盖“需求诊断—场景适配—路径实施—效果验证”的闭环赋能体系，难以支撑民办高校科研能力建设的系统性革新。鉴于此，立足民办高校的实践痛点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特性，以“动态适配”与“协同共生”为核心逻辑，构建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多维赋能路径显得尤为重要。三、民办高校教师科研能力发展的结构性困境民办高校教师科研能力的提升，并非单纯取决于个体学术素养的修炼，更深受制度环境与资源生态的形塑。与公办高校相比，民办高校在办学体制、资源获取、师资结构与管理制度等方面具有显著的特殊性，结构性因素交织构成教师科研能力发展的深层障碍。（一）时间、方法与资源的三重约束时间资源配置的结构性短缺是民办高校教师科研能力发展面临的首要困境。民办高校教师普遍

《澳门管理科学》·教育管理 2026年第 3期— 109 —承担高课时量的教学任务并需同时兼任较多的行政事务，导致年均科研时间普遍不及公办高校教师，科研活动只能在教学任务的夹缝中进行，难以形成持续深入的学术积累。时间约束不仅是量的不足，更是质的损耗，碎片化的工作节奏使教师难以进入深度思考状态，而深度思考恰恰是学术创新不可或缺的认知条件。研究方法单一化是制约民办高校教师科研能力的又一重要维度。民办高校教师中具有高学历和系统科研训练的比例相对偏低，多数教师缺乏研究方法的系统学习与实践历练。在课题设计、数据采集与分析、理论建构等环节，往往采用较为简单的研究路径，难以驾驭复杂的量化模型或深入的质性分析，容易导致研究成果质量偏低。学术信息资源获取渠道的狭窄，构成了第三重约束。民办高校在图书馆资源、数据库订阅、学术期刊采购等方面的经费投入有限，教师获取前沿文献与国际学术动态的渠道远不及公办高校通畅。在知识生产高度依赖信息输入与学术对话的当下，信息不对称直接制约了教师选题的前沿性、方法的规范性与论证的充分性。三重约束存在相互强化、彼此叠加的效应，时间短缺限制了教师学习研究方法的机会，方法训练的不足降低了学术信息吸收与转化的效率，而信息渠道的狭窄又进一步压缩了有限科研时间内的产出质量，由此形成一个难以自行解开的低效循环。（二）科研激励与组织支持的制度性短板除时间、方法与资源等微观个体层面约束外，宏观组织层面也从激励机制与组织支持两个维度进一步加剧了民办高校教师科研能力发展的底层障碍。从激励机制来看，囿于科研经费短缺、学术积累薄弱与科研时间不足等客观条件，民办高校的科研评价体系普遍呈现“重数量轻质量、重短期轻长远”的特征，难以确立与公办高校同等水准的标准体系。具体表现为部分民办高校倾向于采用以论文数量、项目级别为主导的量化考核方式，在短期内指标数据得到快速增长，却也可能诱导教师追求“短平快”的成果产出，回避需要长期积累与深度攻关的基础性研究。更为关键的是，这一考核模式忽视了教师科研能力提升需要试错空间与成长周期的客观规律，短期考核压力极易迫使教师在已有能力边界内重复生产，固化能力水平，削弱学术发展的可持续性。从组织支持来看，民办高校教师科研成长所必需的配套体系亦不健全。在高水平科研项目申报辅导、研究方法系统培训、学术写作工作坊等教师发展项目上，民办高校的供给能力存在明显不足。导致民办高校教师普遍缺乏系统的科研方法训练，缺少从研究设计到成果发表的全链条专业指导。

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民办高校教师科研能力跃迁的协同机制构建— 110 —与此同时，学术导师制度、科研团队建设、跨校协作机制等支持性安排相对薄弱，使教师在科研能力发展过程中缺少及时有效的专业引领。组织支持的匮乏不仅放大了个体能力不足的困境，也使教师在遭遇科研瓶颈时缺少制度化的排解通道，进一步阻滞了其学术能力的持续进阶。（三）结构性困境对技术赋能的理论提示时间碎片化、方法单一化与资源有限化的相互交织，激励机制与组织支持的双重不足进一步束缚了民办高校教师科研能力的提升，任何试图突破这一困境的干预策略，都必须面对其结构性、系统性的本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文献自动检索、数据智能分析、文本生成优化等方面的技术能力，确实可以在多个环节为教师提供直接助益。然而，仅仅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定位为缓解时间压力或弥补方法短板的效率工具，而忽视制度环境对其效能释放的深层制约，则技术赋能很可能止步于局部的、表层的改善，难以推动科研能力的实质性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民办高校教师科研能力的赋能，不能仅仅依赖技术工具的部署与使用培训，必须在技术介入的同时，推动科研管理制度、教师发展支持体系与学术评价导向的系统性调适。当技术工具的引入与组织制度的变革形成合力，当个体能力的提升与支持体系的完善同向发力，技术势能才有可能转化为科研能力的切实跃迁。四、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科研的场景辨识与协同需求（一）科研全流程中的技术介入节点科学研究是由选题构思、文献研判、方法设计、数据分析、成果产出构成的完整闭环体系。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语义理解、知识挖掘、智能推演与内容生成的核心技术优势，实现对科研全链条的深度嵌入式赋能，可针对科研各环节的核心难点与主体能力短板形成精准支撑，构建起全覆盖的智能化科研赋能体系，能够有效弥补民办高校科研主体的资源劣势与能力不足。1.前沿选题的智能研判与创新赋能科研选题是决定研究创新性与学术价值的逻辑起点，是规避研究同质化、保障研究前瞻性的关键。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语义挖掘与知识关联技术，可基于自然语言处理与大规模学术数据库的交互分析，解构学科领域内隐性的知识网络，识别跨学科交叉热点与研究薄弱点，辅助教师从海量文献与动态社会需求中提炼具有前瞻价值与实践价值的研究方向，将分散的学术资源转化为结构化的知识图谱，通过趋势预测模型量化研究热点的演进规律，为教师提供数据驱动的选题决策支持，有效缓解民办高校教师因学术视野受限而导致的选题同质化问题。2.文献体系的深度梳理与认知赋能文献梳理与综述建构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前置工作，存在耗时久、信息整合难度高的特点。生

《澳门管理科学》·教育管理 2026年第 3期— 111 —成式人工智能通过多模态信息提取与智能知识蒸馏技术，可自动解析文本、图像及非结构化数据中的核心论点，构建动态更新的知识网络。通过语义聚类与矛盾点识别，人工智能不仅压缩文献处理的时间成本，更能揭示学术争议的内在逻辑，帮助教师快速定位理论对话的切入点。这一能力尤其契合民办高校教师文献获取渠道有限、外文阅读能力参差不齐的现实困境，使文献综述从耗时的基础性工作转变为激发创新思维的认知工具。3.研究方法的精准适配与落地赋能研究方法的科学选取与规范落地是保障科研严谨性的核心。多数民办高校教师缺乏系统化的科研方法训练，普遍存在方法套用僵化、研究设计不规范、实操落地能力不足等问题，难以实现研究方法与研究问题的精准适配。生成式人工智能可结合研究问题属性、数据特征与学科范式，智能匹配并生成适配性研究方案，提供全流程落地支撑。针对量化研究，可通过自然语言交互自动生成分析代码、调试模型参数，降低数理研究的技术门槛；针对质性与实验研究，可依托虚拟仿真推演优化研究设计，缩减试错成本。这种智能决策模式摒弃了传统方法机械套用的弊端，推动研究设计由“被动适配”转向“问题驱动”，有效弥补民办高校教师的科研方法短板，提升研究的科学性与规范性。4.多维数据的智能处理与深度赋能数据分析是科研流程中技术密度最高、直接决定研究结论价值的核心环节。传统人工分析受限于算力水平、认知边界与多维数据整合能力，难以高效处理高维度、多源异构数据，易出现数据挖掘浅层化、变量关系研判片面化等问题。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自动完成数据清洗、智能建模、关联分析与结果可视化，将复杂数理运算转化为规范的化学术表达。同时，其能够突破人工认知局限，深度挖掘多源数据背后的隐性关联与内在规律，显著提升数据分析的深度与精准度。这一赋能优势让民办高校教师得以脱离繁琐的技术操作，聚焦于研究问题的学理阐释与内涵挖掘，有效提升科研分析效率与研究结论的说服力。5.学术成果的规范优化与提质赋能学术成果撰写与发表是科研能力与创新价值的最终呈现。民办高校教师普遍存在学术写作积累薄弱、话语表达不规范、期刊适配能力不足等问题，长期面临科研产出质量不高、投稿成功率偏低的低水平发展困境。生成式人工智能集成学术语体优化、规范审查、逻辑校准、期刊风格适配等智能功能，可针对性优化论文行文逻辑与学术表达，校对引文格式与写作漏洞，保障成果的规范性与严谨性。该全流程提质赋能机制，有效破解了民办高校教师写作与投稿的现实难题，强化学术成果

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民办高校教师科研能力跃迁的协同机制构建— 112 —的话语表达与学术对话能力，助力其突破科研产出瓶颈，实现科研成果质量的整体跃升。（二）场景异质性与技术介入的边界不可否认，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不同科研环节中的赋能效果存在相当程度差异性。在文献检索归类、写作语言润色等规则清晰、反馈即时的环节，人工智能的介入效果较为显著，这也是当前民办高校教师对其认知最普遍的应用方式。相反，在问题凝练、理论建构与创新性论证等依赖研究者学术直觉与主观判断的环节，人工智能的介入则需更为审慎，这些环节属于学术主体性的核心领域，过度依赖技术输出可能侵蚀研究者的独立思考能力。从功能本质来看，生成式人工智能所生成的“新内容”本质上是基于既有数据的一种重组与概率预测，同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原创存在本质差异，功能应止于知识整合与效率提升，不可延伸至理论建构与价值判断。此外，人工智能技术滥用风险亦不容忽视，“黑箱”输出可能导致研究过程不透明，而其生成内容的直接采用则可能触及学术诚信边界。从更深层次看，对人工智能的过度依赖可能逐步削弱研究者独立发现问题与批判反思的能力，带来学术能力的多向度退化，这对科研基础本就薄弱的民办高校教师群体而言风险尤甚。（三）场景割裂对协同机制的内在召唤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不同科研环节的应用目前仍处于相对分散、各自为政的状态，缺乏系统性的衔接与整合，各场景的技术介入犹如散落的工具碎片，缺少统一的调用逻辑与贯通的数据流向。这种场景割裂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效能的大量损耗，当选题阶段生成的知识图谱无法顺畅导入文献综述环节，当文献分析的结构化输出难以直接服务于方法设计与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就沦为一个个孤立的效率插件，而非驱动科研流程整体优化的系统引擎。更为深层的影响在于，缺乏持续的认知参与与反复的实践磨砺，也就无法提供连贯的学习体验，碎片化的技术应用难以转化为教师科研能力的累积性提升。场景割裂与系统整合之间的落差，揭示了协同机制的内在需求，协同的要义不在于技术工具的数量叠加，而在于不同科研环节之间形成信息互通、功能互补与流程衔接的有机关系。人工智能技术真正从“单点辅助”走向“流程赋能”，意味着选题阶段的人工智能分析结果能够自动关联文献检索策略，文献综述的结构化输出能够直接对接研究方法推荐系统，数据分析的结论能够顺畅转化为成果输出的论证素材。此外，场景之间的协同还为人机分工的理性界定提供了操作框架。应在流程贯通前提下，在技术应用与学术自主之间建立起可持续的平衡机制，民办高校教师可通过流程的智能化重组实现科研效率的系统性提升，而非依赖某一环节的技术替代来弥补整体能力的不足。

《澳门管理科学》·教育管理 2026年第 3期— 113 —五、四维赋能民办高校教师科研能力的协同机制建构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民办高校教师科研能力的赋能，并非技术工具的线性植入，其关键支撑在于技术嵌入、主体发展、组织变革与伦理治理四个维度之间的系统联动。单维度的技术引入若无主体能力承接、组织制度配套与伦理规范约束，赋能效应将止步于表层效率改善，难以转化为科研能力的实质性跃迁。（一）技术嵌入：工具模块的功能互补与流程适配技术维度的协同建构，核心在于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从“单点部署”走向“模块协同”。民办高校在技术资源投入上相对有限，工具选择不宜求全求大，而应以科研流程的整体优化为目标，建立轻量化、可裁剪的工具组合方案。在技术准入层面，基于算法性能、数据兼容性与成本效益设定筛选标准，优先部署在文献处理、数据分析等通用性强的环节；在模块整合层面，将不同工具按科研流程拆解为功能单元，形成可灵活调用的技术模块库，确保各模块之间的数据贯通与功能衔接；在迭代响应层面，建立技术更新的动态跟踪机制，根据教师使用反馈与学术领域技术演进趋势持续优化工具组合。通过上述基本路径，技术不再是割裂的效率插件，而是嵌入科研全流程的协同运作体系。（二）主体发展：从工具使用到人机协同的认知重构技术效能的释放程度，根本上取决于使用者的能力结构与认知水平，主体维度的协同建构需遵循“认知重塑—技能迁移—批判反思”的进阶路径。认知重塑旨在帮助教师厘清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本质与功能边界，建立“辅助而非替代”的基本判断。技能迁移指向操作能力的系统建构，使教师能够将人工智能输出转化为可用的研究素材与设计思路。批判反思则聚焦于更高层次的能力进阶，即教师在技术辅助与自主判断之间保持反思性平衡，能够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进行甄别、修正与超越，而非被动接受。三个层次并非依次完成，而是循环迭代、相互促进，最终推动教师从智能技术的被动使用者转变为人机协同的主动驾驭者。（三）组织变革：管理流程再造与制度支持体系组织层面的制度响应是形成持续效能的必要条件，民办高校现有的科研管理制度以传统科研模式为预设前提，尚未为人工智能辅助研究留出制度接口，导致技术赋能陷入“个体探索有余、制度保障不足”的困境。为此，组织维度的变革方向应聚集于三个方面：一是流程再造，将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环节纳入科研管理的全周期框架，明确各阶段技术介入的规范与权限；二是资源优化，打破院系与学科壁垒，搭建跨学科的算力与数据共享平台，降低教师个体获取技术资源的成本；三是

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民办高校教师科研能力跃迁的协同机制构建— 114 —评价改革，在科研成果评价中兼顾效率提升与学术原创性，引导教师合理使用人工智能工具而不失学术主体性。组织变革的核心逻辑在于将技术赋能从个体行为升维为系统性的制度安排，使其获得可持续运行的制度土壤。（四）伦理治理：学术规范与技术使用的制度约束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创造性”特质，在学术规范层面提出了新的治理挑战。成果归属认定、数据隐私保护、算法偏见防范等问题，无法单纯依靠个体自律解决，需要在组织层面建立明确的制度规范。成果归属认定的核心在于厘清人工智能的角色边界，需要建立辅助研究的标注制度，要求教师在课题申报与成果发表中明确披露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范围与方式。数据隐私保护面临新的风险敞口，许多人工智能工具会将用户输入数据用于模型训练，未发表成果与受试者信息可能在教师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纳入人工智能的知识库，民办高校应建立分级分类的数据管理规范，对敏感数据设定脱敏要求、部署本地化运行方案并留存使用记录。算法偏见防范指向输出内容的可靠性问题，应在研究设计、样本选择与结论推导等环节审慎甄别潜在偏见，民办高校可通过常态化伦理审查机制，帮助教师建立算法风险的识别与应对能力，使伦理规范真正嵌入科研实践。（五）四维要素的交互机理与协同效应生成技术、主体、组织与伦理四个维度构成彼此支撑的有机整体。技术嵌入为主体发展提供实践载体，主体能力提升则为技术效能的深度释放提供认知保障，组织变革为技术与主体的协同运行提供制度通道，伦理治理则为三者划定运行的规范边界；同时，组织层面的制度调整又会反哺技术方案优化，教师的批判性实践也将持续丰富伦理规范的具体内涵。由此生成的协同效应也不是各维度功能的简单叠加，而是在动态适配中涌现的系统性功能。技术工具的部署与人机协同素养需要同步推进，组织制度的调整与技术应用需求需要同向发力，伦理规范的要求需要贯穿技术使用的全过程，只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赋能机制产生多维共振，才能共同驱动科研能力整体跃迁。六、赋能民办高校教师科研能力协同机制运行的动态演化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民办高校教师科研能力的赋能过程，并非静态的技术叠加过程，而是由技术迭代、主体成长与制度变迁三重动力耦合驱动、持续调适的动态演化系统，共同决定着人工智能科研赋能协同机制的非稳态运行特征。其中，技术迭代具备更新速率快、突破强度大、工具形态迭代密集的特征，以大语言模型为核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持续性能跃迁，新型技术工具与智能功能不断落地，持续拓展科研活动的效率边界与创新空间，为教师科研能力升级提供持续性技术势能。但技术势能的释放并非自发完成，技术优势无法直接转化为科研主体的实质性能力增益，其效能落

《澳门管理科学》·教育管理 2026年第 3期— 115 —地高度依赖科研主体的认知适配与制度体系的场景承接。相较于技术的高速迭代，教师主体的能力成长呈现渐进式、累积式的演化特征，具备显著的路径依赖性与学习滞后性。民办高校教师从对人工智能科研工具的认知理解、操作适配，到形成规范化的科研应用思维，最终建构兼具批判性与创新性的人机协同科研范式，是一个涵盖实践试错、认知反思、能力重构的持续性学习过程，无法通过短期培训实现跨越式提升。主体能力的渐进成长特征，要求协同机制运行必须适配主体学习节奏，保持动态包容性与阶段化适配性。制度变迁则处于技术迭代与主体成长的节奏区间，呈现稳定性与动态性并存的演化特征。科研管理制度是规范智能科研发展、保障技术效能释放的核心约束与支撑体系，既需维持制度框架的相对稳定，保障科研治理的有序性与可预期性，又需保留充足的制度弹性，动态响应技术变革与主体能力升级的双重需求。制度体系若滞后于技术发展，将形成技术赋能的制度壁垒，制约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赋能效能；制度变革若过度激进的脱离主体接受度与科研现实场景，则会因适配性不足引发执行梗阻。技术、主体、制度三重动力的异质性演化节奏与多维互动关系，使得赋能协同机制始终处于动态适配、持续优化的演化进程，不可避免地产生阶段性结构错配与运行摩擦。具体表现为多重失衡状态：技术迭代超前于制度供给时，需通过制度弹性扩容、机制创新与场景松绑，补齐制度滞后短板；主体科研能力迭代滞后于技术工具更新时，需强化分层赋能、精准培训与场景化指导，提升主体技术适配能力，而非被动放缓技术应用节奏；制度改革超前于主体认知接受度与实践能力时，需设置合理的制度过渡期与缓冲空间，坚持循序渐进的治理逻辑，杜绝强制性制度落地。协同机制的高效运行本质上是持续识别系统错配节点、动态调和多维动力偏差、精准实施靶向调适的过程，通过常态化的纠错与优化，实现技术、主体与制度三者的良性耦合，保障智能赋能科研体系在动态变革环境中持续高效运转。七、结论与启示本研究围绕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民办高校教师科研能力的赋能议题，从结构性困境的诊断出发，经由应用场景的辨识与协同需求的推演，建构了四维协同的理论模型，并对其运行逻辑进行了过程性阐释。研究表明，民办高校教师科研能力提升是结构性困境，三重约束与制度短板相互叠加形成低效循环，单纯的技术工具引入难以实现根本性突破。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科研全流程中具有多元赋能可能，但碎片化的场景应用不足以驱动能力的整体跃迁，唯有通过场景衔接、信息贯通与功能互补，技术才能从“单点辅助”走向“流程赋能”，而协同机制的有效运行需要在技术迭代、主体成长与制度变迁三重动力中实现动态平衡。本研究揭示了技术赋能的效能高度依赖于组织情境的适配程度，同时也启示民办高校宜遵循“诊断先行、分步嵌入、反馈驱动”的渐进逻辑，使技术赋能充

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民办高校教师科研能力跃迁的协同机制构建— 116 —分获得可持续运行的制度土壤。【参考文献】[1]刘云,房浩超.人工智能驱动的科研范式变革与特征[J]. 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 2025, 47(2): 159-165.[2]刘明 ,郭烁 ,吴忠明 ,等 .生成式人工智能重塑高等教育形态：内容、案例与路径 [J].电化教育研究,2024,45(6):57-65.[3]储节旺,杜秀秀.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科研知识生产研究述评[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4,42(03):108-117.[4]DergaaI, Chamari K, Zmijewski P. From human writing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text: examiningthe prospects and potential threats of ChatGPT in academic writing[J]. Biology of Sport, 2023, 40(2):615-622.[5]Azaria A, Azoulay R, Reches S. ChatGPT is a remarkable tool for experts[J]. Data Intelligence, 2024, 6(1):240-296.[6]Korinek A. Generative AI for Economic Research: Use Cases and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sts [J]. Journal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23, 61(4): 1281-1317.[7]肖 峰 . 生 成 式 人 工 智 能 与 知 识 生 产 新 形 态 —— 关 于 三 阶 知 识 生 产 的 探 析 [J]. 学 术 研究,2023(10):50-57,2,177.[8]张萌,朱鸿军.知识暗流的合规实践:ChatGPT在学术出版中的应用与挑战[J].科技与出版,2023(5):33-40.[9]米加宁,刘润泽.大算力与知识生产方式的革命——基于 ChatGPT 的技术影响与实践展望[J].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3(2): 13-18.[10]马银琦,黄恒,毋磊,等.“技术赋能”还是“工具依赖”：生成式人工智能对研究生科研创新力的影响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2024,45(12):58-66.

《澳门管理科学》·教育管理 2026 年第 3期— 117 —教育强国建设下应用型本科复合式育人体系：理论机理、现实困境与协同治理路径何咏思 1 向星 2 简钰清 2,*（1. 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经济学院，广东 深圳，518055；2. 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510642）摘 要：复合型人才供给是支撑新质生产力培育、破解就业结构性矛盾的关键。当前本科教育规模扩张与岗位胜任力要求错位的矛盾日益凸显，“本升专”“反向技能升学”等现象折射出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体系的供给侧短板。本文跳出“学术/职业”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依托高等教育分类治理理论、能力本位教育框架与产教融合协同理论，系统阐释应用型本科高校推进复合式培养的内在理论逻辑，结合全国多所行业特色应用型本科高校的调研数据，从培养范式、评价体系、治理机制三大维度剖析当前人才培养领域的现实困境。研究发现，应用型本科高校转型过程中普遍存在“普教逻辑”路径依赖，知识与能力脱嵌、学历与证书断裂问题未得到根本性破解。基于此，本文以体系化制度创新为核心，从分类定位治理框架搭建、“学习成果—能力框架—行业标准”三位一体认证体系构建、“课程—实践—研究”一体化教学重构、长周期岗位实践制度化落地、协同治理生态培育五大维度，提出复合式人才培养体系的系统性重构路径，为应用型本科高校锚定差异化发展赛道、提升区域产业服务能力、支撑教育强国建设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方案。关键词：教育强国；应用型本科高校；复合式培养；人才培养体系；高等教育分类治理；产教融合Applied Undergraduate Compound Training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Talent Supply for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in the 15th Five‑Year Plan:Theoretical Logic, Practical Dilemmas and Institutional ReconstructionYongsi He1 Xing Xiang2 Yuqing Jian2*(1. School of Economics, Shenzhe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518055; 2. School of Public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510642)Abstract: The supply of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s is key to fostering new ‑ quality productiveforces and resolving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in employment. At present, the mismatch betweenthe expansion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scale and job competency requirements has become【作者简介】何咏思，女，博士，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经济学院，讲师，heyongsi@szpu.edu.cn；向星，男，研究生，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458083506@qq.com；简钰清，女，博士，副教授，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jianyq@scau.edu.cn，通讯作者。

教育强国建设下应用型本科复合式育人体系：理论机理、现实困境与协同治理路径— 118 —increasingly prominent. Phenomena such as "undergraduates pursuing vocational collegeeducation" and "reverse skill-oriented further education" reflect supply-side shortcomings in thetalent training system of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Breaking away from the traditional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academic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this paper draws on the theoriesof classified governance of higher education, 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 framework and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synergy theory to systematically interpret the internal theoreticallogic of implementing interdisciplinary training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Based on survey data frommultiple industry-featured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across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practical dilemmas in talent training from three dimensions: training paradigm, evaluation systemand governance mechanism. The study finds that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generallysuffer from path dependence on "general education logic" during transformation, andfundamental solutions are yet to be achieved for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knowledge andcompetence as well as the separation between academic degrees and vocational certificates.Accordingly, focusing on systematic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a systematicreconstruction path for the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 training system from five dimensions:establishing a classified positioning and governance framework, constructing a trinitycertification system of "learning outcomes-competency framework-industry standards",reconstructing integrated teaching of "curriculum-practice-research", institutionalizing long-termon-the-job practice, and fostering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ecosystem. It provides theoretical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solutions for application‑ oriented universities to identify differentiateddevelopment paths, improve service capacity for regional industries, and support the building of apowerful country in education.Keywords: a powerful country in education;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interdisciplinarytraining; talent training system; classified governance of higher education; industry-educationintegration一、问题的提出2025年《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首次在国家顶层设计层面将高等教育划分为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三类，标志着我国应用型本科高校正式进入差异化定位、特色化发展的全新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推

《澳门管理科学》·教育管理 2026 年第 3期— 119 —动应用型本科高校聚焦区域产业需求培养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将复合式人才供给提升至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战略高度。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从 2023年的 60.2%升至 2024年的约 60.8%，2025届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攀升至 1222万人，“学历红利”逐步消退，用人市场的评价逻辑全面转向实际岗位胜任力。然而，部分应用型本科高校仍延续学术型办学路径，在专业设置、课程体系、评价机制等方面未形成差异化特色，导致人才培养供给与产业升级需求产生明显错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 7月我国 16-24岁青年失业率达 17.8%，而智联招聘 2024年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2024届大专生就业率达 56.6%，高于本科毕业生 45.4%，这种就业市场的倒挂现象暴露了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体系的结构性短板。与此同时，“本升专”“反向升学”等新态势逐步显现：经过对粤港澳大湾区 6所涵盖师范类、农林类、工科类、语言类的特色应用型本科高校的调研估算，2024级新生中有34%曾考虑报考职业本科；2025年毕业季，已有 52%的应届本科毕业生主动考取职业资格证书或报读技能培训班，这一系列现象倒逼应用型本科高校必须对传统人才培养模式进行系统性改革。学界围绕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改革已经展开了长期探索，形成了较为清晰的研究脉络。一方面，充分论证了应用型高校转型的必要性，指出应用型本科是连接研究型高校基础创新与技能型高校一线技能落地的关键枢纽，承担着培养兼具跨学科知识储备与实践操作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的核心使命。另一方面，从产教融合、课程改革、师资建设等维度提出了具体的优化路径，部分试点高校已形成初步实践经验。但现有研究仍然存在两点不足：一是多数研究未跳出学术与职业二元对立的思维桎梏，尚未构建起适配中国国情的复合式培养理论框架，对复合式培养的内涵边界、核心维度、运行机制的学理阐释不够系统；二是现有对策建议多聚焦局部环节的调整，尚未形成覆盖分类定位、标准体系、教学重构、实践落地、生态培育的全链条制度创新方案，难以支撑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体系的整体性重构。基于此，本文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既从服务新质生产力培育的战略高度系统阐释复合式培养的内在理论逻辑，又依托一手调研数据深入剖析现实困境，最终勾勒出复合式培养体系的完整重构路径，为《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的落地实施、应用型本科高校高质量发展提供可复制的实践参考。二、复合式培养驱动应用型本科高校人才质量升级的理论逻辑学者别敦荣（2022）研究发现应用型本科高校作为高等教育体系的中间层级，既区别于研究型高校以知识原创为核心的育人定位，也不同于技能型高校以一线技能养成为核心的培养模式，其核

教育强国建设下应用型本科复合式育人体系：理论机理、现实困境与协同治理路径— 120 —心价值在于搭建“理论知识—技术应用—工艺创新”的转化桥梁，复合式培养是实现这一核心价值的核心路径。本部分依托高等教育分类治理理论、能力本位教育理论、协同创新理论三大核心分析框架，系统阐释复合式培养驱动人才培养体系系统性升级的内在机理。图 1 复合式培养驱动人才培养体系系统性升级的内在机理示意图资料来源：作者自行绘制。（一）高等教育分类治理理论：复合式培养是应用型高校锚定差异化赛道的核心依据高等教育分类治理的核心要义是厘清不同院校的组织功能边界，依托类型学理论将不同高校的办学使命与社会需求精准匹配，避免同质化竞争导致的教育资源低效配置。长期以来，我国应用型本科高校普遍存在定位模糊的问题：部分新建本科院校在发展过程中盲目向学术型大学靠拢，将考研升学率、纵向科研课题数量、核心论文发表量作为核心办学指标，反而丢失了服务区域产业、对接行业需求的核心特色。潘懋元（2005）曾论及应用型高校的定位问题，这种发展模式导致应用型本科在人才市场上陷入“理论深度拼不过研究型大学、实操能力比不过职业院校”的尴尬境地。复合式培养的核心价值为应用型本科明确了专属的类型化育人使命：它既不片面追求纯学术的知识原创，也不局限于单一岗位的操作技能训练，而是以跨学科知识复合、理论实践能力复合、职业素养与创新意识复合为核心，面向区域产业集群的中高端岗位需求，培养能够解决复杂生产场景下综合问题的复合型应用人才。这种定位契合波特高级生产要素理论的核心逻辑：区域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既需要顶尖的基础研究人才，也需要大量的一线操作人才，而能够打通基础研究成果落地“最后一公里”、完成工艺改良与技术中试的复合型人才，是当前产业生态中最稀缺的高级生产要素，这类人才无法依靠研究型大学的学术训练产出，也难以通过技能型高校的单一技能培养实现，只能

《澳门管理科学》·教育管理 2026 年第 3期— 121 —由应用型本科高校依托复合式培养体系定向供给。国际经验验证了这一逻辑：德国应用技术大学明确将复合式能力培养作为核心办学目标，通过校企双元协同的培养模式，使毕业生既具备系统的理论知识储备，也拥有完整的岗位实践经验，71%的毕业生直接进入合作企业留用，成为德国工业 4.0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核心人才支撑（徐理勤和王兆义，2023）；新加坡整合式工学交替计划（Integrated Work Study Programme, IWS），要求人才培养过程中实现学科知识与岗位能力的深度复合，学生在校期间完成全周期真实项目训练，岗位适配周期较传统模式缩短 60%以上。这类国际经验充分证明，复合式培养是应用型高校锚定差异化类型定位、构建不可替代核心竞争力的根本路径。（二）能力本位教育理论：复合式培养是破解知识能力脱嵌矛盾的核心抓手能力本位教育（Competency Based Education, CBE）理论起源于 20世纪中后期的职业教育改革浪潮（Spady，1977），其核心要义是打破传统以知识传授为核心的育人逻辑，将岗位胜任力作为人才培养体系设计的核心出发点，实现知识体系与能力体系的双向对应。传统本科教育长期遵循学科导向的培养逻辑，课程设置按照学科知识的内在逻辑排布，学习过程以被动接受理论知识为主，评价标准以知识点的掌握程度为核心，最终导致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问题，学生掌握了大量抽象理论，不知道如何在真实生产场景中应用，造成知识与能力的严重脱嵌。复合式培养对传统培养模式的革新体现为对能力本位教育理论的系统性落地：它将岗位胜任力拆解为跨学科知识应用能力、复杂问题解决能力、跨主体协同创新能力三大核心维度，以此反向重构课程体系、教学模式、评价机制，推动人才培养从知识输入导向转向能力产出导向。从能力形成的学理逻辑看，复合型能力的生成无法通过碎片化的理论学习实现，必须依托“理论学习—项目实践—反思迭代”的完整闭环过程：学生在真实产业场景中接触复杂的综合性问题，调用不同学科的理论知识尝试提出解决方案，在反复试错中完成知识的内化与能力的升级，最终形成能够适配动态岗位需求的复合胜任力。（三）协同创新理论：复合式培养是实现产教深度融合的核心纽带Etzkowitz和 Leydesdorff（2000）指出，产教融合、协同创新是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核心路径，不同属性创新主体通过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可实现协同增效效应，提升创新效率与育人质量。产教融合、协同创新是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核心路径，协同创新理论指出，不同属性创新主体通过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可实现“1+1>2”的协同效应，提升创新效率与育人质量。长期以来，我国应用型本科产教融合普遍浮于表面：多数校企合作停留在浅层次，企业未实质性参与人才培养核

教育强国建设下应用型本科复合式育人体系：理论机理、现实困境与协同治理路径— 122 —心环节，无法培育符合产业需求的复合能力。复合式培养体系从顶层设计将校企协同嵌入人才培养全流程：一方面，行业企业全程参与人才培养所有核心环节，将产业需求转化为育人要素，实现教育链与产业链精准对接；另一方面，高校智力资源向企业开放，师生参与企业技术攻关，帮助解决实际难题，最终形成利益共生格局，破解传统产教融合动力不足、深度不够的痛点。英国“学位学徒制”是这一理论的典型落地。陶莉、张家飞与 郝明东（2024）指出高校与企业共同设计培养方案，学生一半时间在校学习、一半时间在企业工作，毕业时同时获得学位证书和岗位所需复合能力，实现三方共赢，为我国应用型本科推进复合式培养提供了实践参照。粤港澳大湾区已有同类探索初具雏形：深圳理工大学依托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科教资源，探索“三院一体”（学院、研究院、书院）协同育人模式，独创“4+1+3”培养方案，将科研实践前置至大学一年级。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布局港澳合作办学新形态：2025年 12月成立的大湾区大学，实行“大一不分专业、大二自由选择”培养模式，为学生配备学术导师和大湾区头部企业导师，将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资源纳入实践教学体系，重点布局物质科学、先进工程、信息科学等方向。这些实践为我国应用型本科推进复合式培养提供了先行经验。三、当前我国应用型本科高校复合式培养推进过程中的现实困境依托对全国 27所不同类型行业特色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实地调研，结合 2023-2025年的公开统计数据，当前我国应用型本科高校在探索复合式培养的实践过程中，受办学路径依赖、制度供给不足、资源配置偏差等多重因素制约，存在三大类共九个维度的突出困境，严重制约人才培养质量的升级。（一）培养范式层面：“普教逻辑”路径依赖难以破除，复合式育人理念尚未形成体系化共识当前多数应用型本科高校已经意识到转型的必要性，但办学实践中仍然延续学术导向逻辑，复合式培养停留在口号层面，未触及人才培养体系的核心环节改革。第一，办学理念转型浮于表面，形式化转型替代实质性改革。不少地方应用型高校仅停留在更改院校名称、新增热门专业的表层操作，并未对课程体系、师资结构、评价机制进行根本性调整，办学定位与学术型高校高度趋同，将学科建设、课题申报、论文发表作为核心考核指标，面向区域产业的复合能力培育被置于边缘位置。调研结果显示，68%的受访应用型高校将国家级纵向课题数量、CSSCI论文发表数作为核心权重指标，仅有 12%将“企业技术服务项目到账经费”“学生参与

《澳门管理科学》·教育管理 2026 年第 3期— 123 —真实产业项目数量”纳入核心办学考核体系。这种评价导向直接引导院校资源向学术研究倾斜，用于复合式实践教学的投入长期不足。第二，课程体系学科化倾向明显，实践性教学环节严重缺位。多数院校仍按传统学科逻辑设置课程，理论课程占比偏高，实践教学、项目化教学占比被压缩。调研显示，近七成应用型本科高校理论课程占总课时比重超 70%，剩余实践教学多为浅层的“观摩—见习”，各类专业实训时长普遍不足 8周，且安排碎片化，缺乏长周期任务驱动的完整真实岗位锻炼，无法培育学生跨场景复杂问题解决能力，导致培养的人才理论不深与实操不强，难以满足岗位复合能力要求。第三，师资队伍能力结构错位，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短板突出。一方面，应用型高校教师引进沿袭学术型大学招聘标准，要求博士学历、高水平科研成果，多数新任青年教师无行业一线工作经验，无法胜任复合式实践教学。调研显示，受访 27所应用型本科高校中，具有 5年以上行业一线全职工作经历的专业教师占比平均不足 15%，远低于职业院校。另一方面，现有教师评价向学术成果倾斜，教师参与企业实践、开展技术服务无法在职称评审、绩效考核中获得对等认可，导致教师进入产业一线锻炼动力不足，师资能力结构与复合式培养要求严重错配。（二）评价体系层面：能力认定机制割裂，“知识—能力—认证”联动链条尚未打通当前我国应用型本科的人才评价体系仍延续传统单一学术评价逻辑，学历体系与职业资格体系深度割裂，学生复合能力难以得到有效认证与市场认可。第一，学生评价脱离真实生产场景，评价结果无法反映复合胜任力水平。现行高校学生学业评价仍以校内闭卷笔试、模拟实验考核为核心，考核偏向书本理论记忆，极少将企业真实工况下的任务完成质量、复杂问题解决能力纳入评价指标。这种模式下的高分学生往往应试能力强，不具备岗位所需实操能力，导致企业对院校培养人才信任度不足。某珠三角智能制造行业人力资源负责人在调研中表示，不少应用型本科毕业生专业课程分数在 90分以上，但基础设备调试操作都需从头教起，达不到岗位能力预期。第二，校企合作重数量轻质量，实践培养环节内卷化问题突出。不少院校为完成教学考核指标，批量与企业签订名义合作协议，合作企业数量多，但绝大多数合作停留在纸面，没有实质性育人协同内容。企业出于控制人力成本考虑，往往将实习学生视作廉价辅助劳动力，仅安排边缘性辅助工作，不开放核心工艺项目参与权限。依据温格的实践共同体理论（2018），复合能力成长需要深度参与完整生产项目流程，当前学生长期处于实践共同体边缘，无法参与核心环节，难以形成完整复合能力体系，最终形成“校企合作协议越来越多，学生实操能力提升越来越慢”的内卷闭环。

教育强国建设下应用型本科复合式育人体系：理论机理、现实困境与协同治理路径— 124 —（三）治理机制层面：分类制度供给缺位，复合式培养的外部支撑生态尚未完善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宏观治理层面，针对应用型本科的分类治理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复合式培养推进所需的政策协同、资源配置、社会认知等外部支撑条件明显不足。第一，高等教育分类管理的制度边界尚不清晰，差异化的政策支撑体系缺失（刘振天和张蕊，2022）。当前国家层面虽然在顶层设计中将高等教育划分为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三类，但落地到具体的专业目录设置、绩效拨款机制、办学评估指标等环节，仍然没有形成针对应用型本科的专属差异化标准（陈先哲和彭昕红，2025）。多数情况下，应用型本科的评估考核仍然参照学术型高校的相关指标体系，迫使院校不得不把大量资源向学术研究倾斜，无暇投入复合式培养体系的建设。部分省份的教育主管部门甚至直接把应用型本科的科研成果产出数量作为核心排名指标，进一步倒逼院校走同质化的学术偏向路线，丧失自身的办学特色。第二，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缺位，产业端参与复合式培养的激励严重不足。当前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主管单位以教育行政部门为主，人社、工信、财政、农业农村等相关部门之间尚未建立常态化的协同会商机制，不同部门出台的政策之间缺乏衔接配套。最典型的是，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成本无法得到合理补偿，承担学生岗位实践任务无法获得税费减免、项目倾斜等实质性的政策激励，反而要投入大量人力带教学生，甚至要承担实习安全管理的额外风险，导致企业参与复合式培养的内生动力严重不足，往往将校企合作视作应付检查的负担，而非协同育人的利益共同体。调研显示，仅有不到 10%的参与调研的合作企业表示曾经获得过政府发放的产教融合专项补贴，绝大多数企业的带教成本完全由自身承担。第三，传统学历偏见的社会认知惯性强大，复合型人才的价值分配规则尚未建立。长期以来重学历轻技能的社会价值导向仍然占据主流，社会资源分配、职称晋升、薪资待遇体系仍以纯学术学历作为核心标尺，复合型人才的工艺创新、实操贡献难以获得对等的社会价值认可。这种认知惯性不仅导致家长和学生在报考时优先选择传统学术型专业，即便进入应用型本科也普遍将考研升学作为第一目标，不愿意投入时间精力参与实践能力训练，也导致复合型人才的薪资待遇与其实际贡献不匹配，加剧复合型人才供给不足与学生不愿投入复合能力培养的恶性循环。第四，粤港澳大湾区三地资历、学分与证书互认的制度性壁垒尚未打通，制约了复合型人才的跨境认证与流动。作为“一国两制”框架下三地教育制度交汇的特殊场域，大湾区应用型本科高校推进复合式培养，既有先行优势，也面临其他区域没有的特殊制度壁垒，困境既来自境内制度供给不足，也叠加了三地教育制度差异带来的特殊障碍。政策供给层面，大湾区职业教育交流互认缺乏

《澳门管理科学》·教育管理 2026 年第 3期— 125 —专门针对性政策框架，《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2019）虽提出推动教育合作发展，但区域协同、差异化解、学历互认等方面具体政策指引不足。高等教育衔接层面，大湾区虽已初步形成高等教育集群架构，但层次类型转换和学分互认仍存在障碍，三地学分互认仍处于探索阶段。政府协同层面，粤港澳三地职业教育合作时间较长，但合作形式单一，尚未成立职业教育跨境协调机构。这些制度壁垒导致大湾区应用型本科高校推进复合式培养、对接港澳职业资格标准时，面临“标准不通、学分不认、证书不互”的困境，降低了三地复合能力流动效率，是大湾区应用型本科复合式培养体系建设亟需破解的区域性特殊课题。四、以复合式培养为核心的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体系系统性重构路径针对当前实践中的突出困境，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体系的重构必须跳出局部环节调整的碎片化思路，以复合式培养为核心进行全链条的系统性制度创新，从分类定位治理框架、三位一体标准认证体系、“课程—实践—研究”一体化教学、长周期岗位实践机制、协同治理生态五大维度协同发力，全面推动人才培养模式的范式转型。（一）重构分类定位与治理框架，确立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制度边界与战略使命要从高等教育顶层治理体系层面明确应用型本科的专属身份定位，彻底破解普教逻辑的路径依赖，为复合式培养扫清制度障碍。第一，在高等教育分类管理中单列应用型本科（含行业特色院校）独立板块。国家层面牵头修订本科专业目录和高校类型认定标准，形成与学术研究型、技能型高校完全差异化的权责清单、资源配置规则与质量评价要求，完全摒弃将学术型高校的评估指标套用到应用型本科的传统做法。在绩效拨款机制设计上，将产教融合成效、复合人才就业质量、企业技术服务贡献等作为核心拨款依据，大幅提升复合式培养相关指标的权重，从资源导向上引导院校主动向复合式培养方向转型。第二，以国家重大战略与区域产业集群为牵引发布应用型本科高校发展路线图与试点名录。聚焦现代农业、数字经济、先进制造、现代公共服务等复合人才缺口最突出的重点产业领域，遴选一批行业特色鲜明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开展成体系的复合式培养先行试点，建立部—省—校三级协同的年度评估与动态扩面机制，对试点院校下放更多的专业设置自主权、教学改革自主权，支持其率先突破传统育人模式的制度桎梏。第三，建立差异化的高校内部治理体系。推动试点院校全面重构内部绩效考核、职称评审制度，设立独立的复合教学型、技术服务型职称评审通道，将教师指导学生参与产业项目、为企业提供工

教育强国建设下应用型本科复合式育人体系：理论机理、现实困境与协同治理路径— 126 —艺改良服务的成果，与纵向课题、核心论文赋予完全对等的评审权重，把五年以上行业一线工作经历作为新进工科、应用型文科专业教师的硬性准入条件，从根本上引导教师将精力投入到复合式育人环节中来。（二）建立“学习成果—能力框架—行业标准”三位一体的国家标准与认证体系以统一的标准体系作为复合式培养的制度底盘，彻底打通“知识—能力—认证”的联动链条，确保复合式培养的规范性与含金量。第一，制定国家级应用型本科复合式培养通用国家标准。由教育部联合各行业协会、头部企业共同参与，发布覆盖知识储备、方法素养、数智能力、职业伦理、岗位胜任力五大维度的学习成果框架，将每一个专业的毕业要求细化为可量化、可检验的复合能力指标，明确写清楚该专业学生毕业能做什么以及做到什么水平。推动专业培养标准与人社部门发布的职业（岗位）能力标准逐项对表，确保人才培养要求完全贴合产业端的实际需求，从标准源头上破解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脱节的问题。第二，完善专业与课程双认证机制。授权独立第三方（包含行业头部企业、行业组织）参与复合式培养质量的认证与抽查工作，建立“标准制定—过程认证—问题整改—动态复评”的闭环动态退出制度，对复合式培养流于形式、实际培养质量不达标的专业直接暂停招生资格，彻底杜绝换汤不换药的形式化改革。同时建立全国统一的学分映射规则，将职业技能证书对应的考核内容与校内课程体系进行一一对应，明确学生获取相关等级技能证书后可以直接认定对应课程的学分，支持学生免修相关理论课程，把节省出来的时间投入到实践项目训练中。第三，搭建全国统一的复合能力学分银行系统。将学生的课程学习成果、项目实践经历、技能等级证书、企业评价记录全部转化为可累计的复合能力学分，学分不仅可以跨校互认，还可以作为学生升学、求职、职称评定的统一能力证明，实现不同学习经历的成果等效认定，彻底打破学历与职业能力之间的制度壁垒。（三）推进“课程—实践—研究”一体化的教学重构，形成以真实情境为载体的学习组织对传统以课堂讲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进行彻底重构，将真实产业场景项目作为复合能力培育的核心载体，实现课程学习、实践训练、研究探索深度融合。第一，设定情境化、项目化学习的学分底线要求。所有应用型本科专业明确跨学科工作坊学习、联合毕业设计、企业真实项目实践的最低学分占比，硬性要求实践类、项目类学分占总学分比重不低于 40%，推动课堂从讲授中心转向问题中心。鼓励教师将产业真实难题、现实问题转化为教学案

《澳门管理科学》·教育管理 2026 年第 3期— 127 —例与课程项目，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完成全流程训练，在解决真实问题过程中完成跨学科知识内化与复合能力升级。第二，构建“校内教师—企业导师—地方实践导师”三师协同的授课与评价机制。突破传统校内教师单一授课模式，每个复合式培养班级配套行业头部企业一线技术骨干作为企业导师，基层一线人员作为实践导师，共同参与教学全流程。支持高校打破院系边界建立跨学科项目工作室，将真实长期任务引入日常教学，让学生持续参与不同类型真实项目，逐步积累复杂问题解决经验。第三，重塑应用型本科科研定位，将工艺改良与技术服务作为核心科研方向。摒弃应用型本科盲目追求基础理论原创的误区，将面向中小微企业的技术中试、产品试制、工艺改良作为科研核心方向，依托省级专项资金联合龙头企业共建公共工艺创新中心，挂牌为复合式教学实践基地，由专项资金补偿企业开放生产线、核心技术项目的教学成本。要求所有学生毕业设计选题必须来自企业真实生产难题，由校内教师与企业工程师共同指导、共同答辩，从出口环节保障学生复合能力得到充分训练。（四）制度化长周期岗位实践与工学交替，构建教育体系与产业体系的稳定连接借鉴德国双元制、新加坡整合式工学交替计划的先进经验，将长周期岗位实践作为复合式培养的核心必修环节，推动校企合作从临时协议关系升级为利益共生共同体。第一，建立国家级统一的长周期岗位实践标准与岗位资源库。由教育部牵头会同各行业主管部门，对接全国重点企业、事业单位与基层治理单元，开发覆盖所有应用型本科专业的合规实践岗位库，明确规定应用型本科学生累计不少于 6个月的全脱产岗位实践作为毕业硬性必修要求，实践过程中必须完整参与至少一个真实生产项目的全流程。开发全国统一的数字化实践管理平台，对实践过程记录、成果鉴证、学分认定进行全流程标准化管理，杜绝实践环节的水实习、虚假盖章等形式主义问题。第二，出台系统性的激励支撑政策，充分调动企业参与协同育人的内生动力。将企业导师资格认定、校企联合课题立项、产教融合型企业税费减免等支持政策进行打包落地，对承接高质量长周期岗位实践的企业，按照参与学生人数给予对应的财政补贴，在企业评优、项目申报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充分弥补企业带教学生产生的额外成本。明确企业可以优先录用参与过本企业实践的毕业生，大幅降低企业的新员工招聘与岗前培训成本，让企业实实在在从复合式人才培养中获得收益，从根本上调动企业深度参与的积极性。第三，探索中国特色的学位学徒制培养模式试点。选取人才需求旺盛的先进制造、现代服务业

教育强国建设下应用型本科复合式育人体系：理论机理、现实困境与协同治理路径— 128 —等领域，推广英国学位学徒制的成熟经验，学生入学后直接与合作企业签订就业意向协议，学习过程中一半时间在学校完成理论学习，一半时间在企业参与岗位工作，企业按照正式员工的标准为学生发放助学补贴与岗位薪资，学生毕业后直接入职合作企业，完全实现学习与岗位的无缝对接。（五）完善协同治理与社会认知环境，为复合式培养提供可持续的制度生态打破教育系统内部的政策闭环，建立跨部门协同的治理体系，从顶层制度设计与社会文化引导两个层面为复合式培养营造良好的外部生态。第一，建立多部门常态化会商与联合政策发布机制。由教育部门牵头，联合人社、工信、农业农村、财政等部门建立应用型本科复合式培养的年度会商制度，在招聘岗位标准制定、职称评价规则、项目资金支持等方面形成统一的政策协同预期，出台针对应用型本科毕业生的用人平等反歧视指引，明确要求各类企事业单位招聘时不得设置“仅招收学术型高校毕业生”等歧视性条件，提升用人市场对复合型人才的制度接纳度。在职称评审制度改革中明确，应用型本科院校毕业生的工艺创新成果、一线技术服务贡献可以与学术论文、科研课题同等条件参与职称评审，打通复合型人才的职业上升通道。第二，实施国家层面的复合式培养品牌塑造工程。系统总结一批行业特色应用型高校推进复合式培养的典型成功经验，打造一批国家复合式人才培养示范群，通过主流媒体进行集中宣传推广，改变社会公众对应用型本科的传统刻板印象。在教师职称评价、学校社会服务绩效评价体系中，为复合式人才培养相关的工作内容设置明确的加分导向，引导院校、教师主动向复合式培养方向投入资源。第三，构建“技能光荣、复合成才”的社会文化认同机制。将复合型人才的成长故事、大国工匠的典型经验融入中小学劳动教育与职业启蒙教育体系，通过纪录片、公益宣传等多种形式广泛传播，引导社会公众逐步打破“唯学历论”的传统认知，形成尊重复合能力、尊重实操贡献的社会文化氛围，为复合式培养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深厚的社会土壤。第四，在粤港澳大湾区这一特殊区域依托现有协同平台，率先破解三地资历互认与复合能力跨境流动机制问题，借鉴已有探索路径推进学历与职业资格互认，扩大粤港澳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试点和“一试多证”职业范围，探索建立大湾区职业资格框架体系，逐步实现三地职业资格证书与学历融通：一是支持大湾区应用型本科高校依托粤港澳高校联盟等平台，推动三地高校开展学分互认、交换交流、科研成果转化合作，将复合能力学分银行拓展至大湾区跨境范围，实现学分、证书、资历“三通”；二是支持有条件的应用型本科院校联合港澳职业教育机构共建跨境特色职教园区，推

《澳门管理科学》·教育管理 2026 年第 3期— 129 —进实训基地合作，为学生提供跨境岗位实践与认证场景；三是利用大湾区人才政策红利，支持港澳人才申报省重大人才工程，实现居住在港澳、工作在内地，推动企业导师资格、技术服务成果三地互认，扩大复合式培养师资与产业资源供给半径。五、研究结论面向教育强国与“十五五”规划战略部署，以复合式培养重构应用型本科高校人才培养体系，是回应新质生产力人才需求、破解青年就业结构性矛盾、推动高等教育分类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跳出“学术/职业”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依托三大理论阐释复合式培养内在逻辑，结合多所应用型本科高校一手调研数据，剖析当前改革面临的培养范式路径依赖、评价体系能力割裂、治理机制支撑不足三类现实困境。研究表明，应用型本科高校复合式培养体系建设不能停留在碎片化调整，必须推进覆盖分类定位治理构建、能力认证体系落地、教学模式重构、长周期岗位实践制度化、跨部门协同生态培育的全链条制度创新，配套完善多层面保障机制，才能实现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性升级。复合式人才培养体系的全面建成，将推动应用型本科高校彻底走出同质化竞争的发展误区，形成与研究型大学、技能型高校功能互补、协同发展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分类发展格局，源源不断向区域产业体系输送兼具跨学科理论素养与复合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为我国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与院校实践样本。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聚焦不同行业特色的应用型高校复合式培养的差异化模式开展细化研究，构建更加精准的分领域复合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为我国应用型本科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更加丰富的理论支撑。【参考文献】[1]Etzkowitz, H., Leydesdorff, L.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 From National Systems and "Mode 2" to aTriple Helix of 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 Relations[J]. Research Policy, 2000, 29(2): 109-123.[2]Spady, W. G. Competency Based Education: A Bandwagon in Search of a Definition[J]. EducationalResearcher, 1977, 6(1): 9-14.[3]别敦荣. 学术本科、应用本科和职业本科概念释义、办学特点与教育要求[J]. 中国高教研究, 2022(8):61-68.[4]陈先哲, 彭昕红. "汇合"还是"分流": 教育体系优化进程中的应用型本科与职业本科[J]. 中国高教研究, 2025(2): 75-82.[5]刘振天, 张蕊. 我国高等教育分类管理政策历史演变、逻辑特征及前景展望[J].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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