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 编 副 主 编编 辑 部 主 任美 术 编 辑何 练余育礼 卢亦天张怡南白 玥主 办 单 位出 版 单 位出 版 日 期出 版 人电 话邮 箱地 址 澳门华文出版社《澳门管理科学》编辑部 2026 年 6 月 成青衡 00853 6561 6333amglkx@mohuawenpress.com澳门友谊大马路 555 号置地广场 16 楼 1609 室澳门管理科学MACAO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2026 年第 2 期（总第 2期）编辑委员会主 任 委 员副 主 任 委 员编 委 会 委 员马志达何小锋 麻彦春 张仁寿 张 冉马志达何小锋 麻彦春 张 旭张 冉 张仁寿 Thariq Hameed Sultan Halim Hamat 刘帷韬 唐 华 王俊韡 汪 威 刘 霞 苏 皑 林瑶鹏 杨 茁 边恒然 左沛鑫 贾文凯 徐劲飞 澳门中华总商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澳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大学经济与统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出版社，教授、总裁社会科学（马）有限公司出版社，社长、拿督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科研处，研究员、副处长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湾区国际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山东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贵州民族大学旅游与航空服务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西南医科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广州市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副研究员广州工商学院管理学院，副研究员澳门城市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金融发展与国资国企研究所，主任研究员珠海复旦创新研究院双碳创新中心，主任

目录【特约专稿】【澳门政策研究】【澳门公共管理】【粤港澳大湾区管理创新】【经济管理】【企业管理】跨境理财通发展及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研究 / 邝婉桦跨境协同治理视角下澳门人才招引的困境与突破 / 梁立芳 陈彦均 霍彦羽智慧工地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 关德荣引导还是挤出？——政府引导基金层级异质性研究 / 孙雅婷中国 AI 产业生态与竞争力：冰山与 QZ 模型分析 / 韩伟政企协同视角下资本市场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机理、摩擦与深圳范式 / 陈思瑞 邢洋深圳数字新基建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 王宇 黄挚欢 陈彦均 汪云兴数字经济背景下方言直播对银发群体消费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 / 许鹏飞 颜倩儿 张媛媛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 ESG 表的影响研究 / 王俊韡 王奇辉 王莺燕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心理安全感的中介作用 / 吴幽 曹婷立足澳门，融通中外——《澳门管理科学》创刊圆桌研讨会纪实 / 张怡南濠江立范：澳门管理科学的“开山”时刻——《澳门管理科学》创刊的时代意义与学术使命 12 203141516271809510893澳门管理科学MACAO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2026 年第 2 期（总第 2期）

《澳门管理科学》 2026 年第 2期— 3 —濠江立范：澳门管理科学的“开山”时刻——《澳门管理科学》创刊的时代意义与学术使命在澳门管理学界二十余年的学科演进中，学术出版基础设施的缺失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结构性短板。尽管澳门财经及商管类期刊数量在各学科中名列前茅，但真正实行匿名评审制度的学术研究期刊长期不足一成。这一状况与澳门日益迫近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之间，形成了持续加剧的张力。2026 年初夏，这一局面迎来了转机。《澳门管理科学》的正式创刊，不仅填补了澳门管理学科本土学术阵地的空白，更标志着澳门管理研究从零散的经验总结迈向系统化的学术建制。作为澳门第一本管理科学专业学术期刊，承载着澳门管理学界几代学人的期待，也肩负着回应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的时代使命。一、二十余年的学科空缺：澳门管理学术出版的结构性困境在《澳门管理科学》问世之前，澳门管理学界面临一个尴尬而现实的困境：有研究成果，无本土阵地。根据澳门大学图书馆王国强、郭倩雯的权威研究，2000 年至 2019 年间，澳门财经及商管类期刊共117 种，数量在各学科中仅次于教育类。这一数字看似可观，然而细察其构成：广告类 41种、财经报道32种、机构通讯 19 种、地产资讯 11 种、银行资讯 6种——真正意义上严格实行匿名评审制度的学术研究期刊，仅 8种，占比不足 7%。这组数据揭示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结构性问题：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跨度里，澳门虽有大量财经类刊物，却几乎全为商业资讯或行业通讯。没有一本规范化的管理科学学术期刊，没有一个实行同行评议制度的专业平台。澳门管理学者的研究成果不得不投向内地或香港期刊——并非因为学术水平不够，而是因为澳门没有自己的学术发声阵地。这种学术基础设施的缺位，带来了多重后果。对于澳门本地学者而言，以澳门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在投往外地期刊时往往面临“水土不服”——内地期刊更关注内地问题，国际期刊则容易将澳门案例视为“小样本”而边缘化。澳门独特的“一国两制”实践、中葡文化交汇的治理经验，长期缺乏一个专门的学术平台进行系统性的总结与提炼。这不仅制约了澳门管理学科的成长，也使得澳门在中国管理学术版图中长期处于边缘位置。与此同时，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却日益迫近。澳门正在加快建设“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以及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开发如火如荼，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战略目标清晰明确。这些命题，无一不需要现代管理理论的支撑和本土实践经验的总结。

濠江立范：澳门管理科学的“开山”时刻——《澳门管理科学》创刊的时代意义与学术使命— 4 —学术供给与现实需求之间的张力，随着国家战略的推进而愈发突出。澳门需要一本能够承载这些讨论、凝聚这些智慧的专业学术期刊。2026 年 5 月 22 日，这份迟到了二十余年的答卷，终于交到了世人面前。二、学术共同体的建制化回应：组织架构与运行机制《澳门管理科学》的创刊，并非一次孤立的出版行为，而是一项系统性的学科建设工程。期刊建立了完整的组织架构与运行机制，确保其学术公信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一）主办机构的战略转型期刊由澳门华文出版社主办。这家机构在澳门学术出版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社长成青衡在创刊发布会上指出，《澳门管理科学》是澳门华文出版社在学术出版领域的重要布局，标志着出版社从综合性出版向专业化、学术化、国际化方向的战略转型。他重申了澳门华文出版社的十六字宗旨：“立足澳门、沟通中外、传承学术、服务社会”。这一战略转向的背后，是对澳门学术出版市场的深刻洞察，也体现了出版社作为本土文化机构的责任担当。澳门华文出版社长期致力于澳门历史文化与社科领域的出版，此次涉足专业管理学期刊，既是出版品类的拓展，也是对澳门高等教育与科研需求的前瞻性回应。（二）编委会的学术核心编委会是期刊的学术核心，成员涵盖澳门、香港、内地高校的管理学专家，研究领域包括组织战略、经济管理、应急管理、公共管理、旅游管理、司法管理、教育管理等多个方向，形成了多元而互补的学术阵容。编委会主任由澳门中华总商会副理事长马志达担任。他在创刊发布会上代表编委会阐述了期刊的三重定位。第一，立足澳门，回应现实需求。马志达指出，澳门正加快建设“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无论是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提质升级，还是中葡平台的深化拓展，抑或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体制机制创新，都迫切需要现代管理理论的支撑。期刊将首期重点聚焦大湾区治理创新、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中葡平台建设三大方向，这是对时代命题的直接回应。第二，汇聚智慧，助力人才建设。管理科学是一门强调实践与理论深度融合的学科。马志达强调，希望这份刊物不仅是学术成果的展示平台，更是一个汇聚各界智慧、促进官产学研交流的开放平台。通过引入海内外优秀的管理思想与案例，为澳门的管理人才提供养分，为企业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第三，打造具有澳门特色的管理学期刊。马志达特别指出，澳门独特的中西文化交汇背景，使其在管理实践中积累了不同于内地也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独特经验和模式。《澳门管理科学》将致力于总结和

《澳门管理科学》 2026 年第 2期— 5 —提炼这些具有“澳门特色”的治理经验，形成独特的“澳门管理学”话语体系，让澳门管理模式在更大的学术舞台上被看见、被讨论。编委会成员在研讨中进一步指出，澳门作为“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典范，其公共治理、旅游目的地管理、中小企创新等领域均蕴含丰富的学术矿藏。期刊的编委会将定期召开选题策划会，确保每期内容均能精准锚定澳门发展脉搏。（三）编辑部的专业执行作为期刊的出版执行力量，由何练教授带领的编辑部承担着期刊日常运营的核心职责。从稿件征集、匿名评审组织，到编校、排版、发行，编辑部以专业化的团队和规范化的流程，确保期刊的高质量出版。副主编余育礼在创刊发布会上，向与会编委和学者展示了首期的稿件处理流程、匿名评审制度以及年度出版计划，展现了一本成熟学术期刊应有的专业气象。这标志着澳门管理科学学术出版从“零散”走向“制度化”。何练主编在阐述办刊理念时指出，期刊以“立足澳门、聚焦湾区、对话世界”为办刊方针，致力于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管理科学学术期刊。他强调：“我们不仅要发表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更要为澳门的管理实践提供智力支持。一本学术期刊的价值，最终要体现在它对社会的贡献上。”编辑部已建立由海内外知名学者组成的匿名评审专家库，并制定了严苛的学术伦理规范。所有来稿均经过双重匿名评审，确保每篇刊发论文均具备理论创新或实践引领价值。三、时代意义：何以是“开山”之作《澳门管理科学》的创刊，承载着多重时代意涵。将其称为“开山”之作，并非修辞上的夸张，而是基于以下四个维度的客观判断。（一）填补学科基础设施空白作为澳门第一本以“管理科学”命名的专业学术期刊，也是第一本严格实行匿名评审制度的管理类期刊，《澳门管理科学》结束了澳门管理学界长期缺乏本土专业学术阵地的历史。从学科发展的视角来看，一本高质量的专业学术期刊是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它不仅为学者提供发表成果的平台，更重要的是，它构建了一个学术评价与学术交流的制度化空间。通过匿名评审机制，期刊能够甄别和引导高质量的研究；通过选题策划，期刊能够塑造学科的研究方向与问题意识。在这个意义上，《澳门管理科学》的创刊，是澳门管理学科从“自发研究”走向“自觉建设”的关键一步，具有学科奠基的里程碑意义。

濠江立范：澳门管理科学的“开山”时刻——《澳门管理科学》创刊的时代意义与学术使命— 6 —（二）回应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需求澳门正处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关键时期。国家赋予澳门“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战略定位，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建设持续推进，这些都对管理科学研究提出了迫切需求。期刊将首期征稿重点定为大湾区治理创新、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中葡平台建设三大方向，正是对时代命题的直接回应。这意味着，期刊从创刊之初就确立了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区域发展的现实导向。一本学术期刊的价值，不仅在于论文的学术影响力，更在于它对社会发展的实际贡献。《澳门管理科学》的定位，决定了它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园地，更是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的“智库”和“参谋”。它的价值不在象牙塔内，而在澳门每一条街道、每一家企业、每一项公共政策的优化之中。（三）推动管理范式从经验驱动向学术驱动转型过去，澳门的管理实践多依赖经验积累与行业惯例。无论是企业经营、公共治理还是城市运营，“经验”是最核心的决策依据。《澳门管理科学》的创刊，标志着澳门管理从“经验驱动”向“学术驱动”的转型。当澳门的企业管理、公共治理、城市运营可以被系统性地研究、总结、提升时，澳门的管理水平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这种转型的核心，在于将澳门独特的治理经验理论化、体系化。马志达所说的“打造具有澳门特色的管理学期刊”，正是这一转型的核心目标。澳门独特的中西文化交汇背景，使其在跨文化管理、旅游目的地治理、中葡商贸平台运营等领域积累了独特的经验。将这些经验转化为可传播、可借鉴的学术成果，不仅对澳门有意义，对全球类似的小型开放经济体也具有参考价值。（四）构建澳门特色管理学与国际化传播节点在“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的背景下，中国管理学界日益重视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与国际学术话语权的提升。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的桥梁，在这一进程中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成青衡社长提出的“葡语与英语双语传播”计划，赋予了《澳门管理科学》独特的国际化使命。这本刊物可以成为连接中国管理学界与葡语国家管理学界的纽带，推动中国管理智慧“走出去”。更重要的是，期刊的国际化路径为澳门学术出版提供了一个可复制的范本。它以澳门为基地，以大湾区为腹地，以葡语国家为延伸，构建了一个特色鲜明的学术传播网络。这种“立足澳门、聚焦湾区、对话世界”的办刊模式，对于澳门其他学科的学术期刊建设具有示范意义。未来，期刊计划与葡语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定期组织国际工作坊，进一步拓展澳门管理学的全球影响力。四、学术共同体的期待与回应创刊发布会现场，来自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澳门城市大学等高校的管理学科教授们，对这份新刊寄予了深厚期望。

《澳门管理科学》 2026 年第 2期— 7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澳门管理科学》最独特的价值在于其“澳门视角”。过去，澳门本地学者做澳门管理问题的研究，常常面临“无处发表”的尴尬。投到内地期刊，人家更关注内地问题；投到国际期刊，澳门案例的“小样本”又容易被忽视。《澳门管理科学》的诞生，让澳门学者终于有了一个专注于澳门及大湾区管理问题的学术阵地。多位学者指出，期刊的“大湾区治理”定位非常精准。澳门作为大湾区四大中心城市之一，其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的治理经验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和示范意义。把这些经验系统化、理论化，不仅是澳门需要，也是整个大湾区的需要，甚至可以为“一国两制”实践的理论总结提供重要支撑。也有学者对期刊的未来发展提出了期望。他们认为，作为一份新创期刊，《澳门管理科学》需要在坚持学术标准与培育本地学术共同体之间找到平衡。一方面，要严格执行匿名评审制度，确保论文的学术质量，建立起期刊的学术公信力；另一方面，也要关注澳门本地青年学者的成长，为他们提供发表机会与学术指导，培育澳门管理学科的后备力量。此外，多位实务界人士表示，期待期刊能够开辟“案例研究”与“政策评论”专栏，及时反映澳门企业及公共部门的管理创新实践，真正打通学术研究与实务应用之间的通道。五、办刊方略与持续发展路径为确保期刊的长远发展，《澳门管理科学》编辑部已制定清晰的阶段性规划。在创刊初期，期刊将以季刊形式出版，每期聚焦一个核心主题，同时设置“粤港澳大湾区管理创新”“中葡经贸管理”“澳门公共治理”等常设栏目。在作者培育方面，编辑部计划每年举办青年学者工作坊，邀请海内外资深学者担任导师，提升澳门及大湾区青年研究者的论文写作与研究方法能力。同时，期刊将与澳门高校合作，探索将优秀论文转化为教学案例，反哺管理人才培养。在数字化传播层面，期刊将建设独立官方网站，并逐步与国际主流学术数据库对接，提升论文的可见度与引用率。成青衡社长表示，出版社将持续投入资源，支持期刊的开放获取（Open Access）转型，让澳门管理科学的研究成果惠及更广泛的读者群体。六、结语：基石与灯塔《澳门管理科学》的创刊，是澳门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汇聚了出版机构的战略决心、编委会的学术视野、编辑部的专业执行，以及学术共同体的集体期待，共同托举起了这本“开山”之作。澳门华文出版社的战略转型，马志达代表的时代宣言，何练主编的学术蓝图，以及众多学者专家的大力支持——这些力量汇聚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澳门管理科学发展的新起点。

濠江立范：澳门管理科学的“开山”时刻——《澳门管理科学》创刊的时代意义与学术使命— 8 —然而，期刊的真正生命力，最终取决于能否持续产出高质量、原创性的研究成果，能否准确捕捉并回应澳门与大湾区面临的治理真问题。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持续推进、“一国两制”实践不断深化的时代背景下，这份刊物承载着将澳门独特的跨境、跨制度、跨文化治理经验转化为学术资产的历史任务。濠江潮起，管见未来。《澳门管理科学》的价值，终将体现在它对这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切实贡献之中。愿这部“开山”之作，成为澳门管理科学的一盏灯塔，照亮这座城市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航程。（供稿：本刊编辑部）

《澳门管理科学》 2026 年第 2期— 9 —立足澳门，融通中外——《澳门管理科学》创刊圆桌研讨会纪实张怡南2026 年 5 月 22 日，《澳门管理科学》创刊圆桌研讨会在澳门大学马万祺罗柏心书院举行，由期刊主编何练主持，来自粤港澳大湾区高校、研究机构、出版界及实务领域的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澳门在湾区协同发展中的理论创新与实践突破——机遇、挑战与范式转型”这一主题，就澳门管理学的学术独特性、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以及期刊发展战略展开了深入研讨。一、澳门管理学的学术独特性澳门虽小，但其学术价值不在规模，而在独特。珠海复旦创新研究院研究专家徐劲飞指出，澳门管理学的核心竞争力根植于“跨区域/跨境、跨学科、跨文化”的独特禀赋。他以横琴社区医院项目为例，澳门、香港居民在内地就医面临的医疗数据跨境传输难题，受澳门《个人资料保护法》严格约束，构成典型的合规困境。这一案例生动表明，澳门管理领域的真问题天然具有跨境、跨制度、跨技术的复杂交互特征，这是内地其他地区不具备的研究土壤。由此延伸，澳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袁嘉提出了“制度摩擦”这一核心命题。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内地与澳门从业人员在加班文化、管理模式上的理念冲突，本质上是两套不同管理体系的跨境碰撞。这一命题尚无现成理论可套用，处于“进行时”状态，具备长期研究价值。赌场行为研究等内地完全空白的领域，在澳门同样构成了独特的学术资源。如果说制度摩擦是澳门管理学的“硬核”议题，那么跨文化沟通则是其“软实力”所在。澳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马云骎认为，澳门作为“一带一路”连接葡语国家的核心节点，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不在于基础语言服务，而在于提供深度的跨文化沟通与价值融合能力。AI技术无法替代人文情感理解与跨文化适应性培育，这决定了澳门管理学研究天然承担着中国与葡语国家之间文化沟通、治理经验互鉴的学术使命。在金融管理领域，澳门城市大学金融学院教授于博将澳门定位为“特区中的特区”。适用于英语国家的西方经典金融理论无法直接适配葡语国家市场环境，澳门可填补这一研究空白；作为中葡合作桥头堡，可先行开展小范围政策试点；依托横琴合作区，还可开展跨境投资风险定价等准实验研究。这些判断并非空论，徐劲飞分享的珠海跨境信用协会案例便是有力佐证——从澳门居民跨境身份认证到珠海跨境信贷服务落地，完整实现了“理论研究—案例验证—数据沉淀—场景落地”的闭环。

立足澳门，融通中外——《澳门管理科学》创刊圆桌研讨会纪实— 10 —二、澳门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澳门管理科学》主编何练首先重申了 2026 年 5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指示，引导讨论聚焦于澳门本土实践如何赋能国家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在方法论层面，徐劲飞提出“国家所需、澳门所能”的研究定位。以葡语国家电力系统质量研究课题为例，澳门凭借中葡合作节点资源与在地化洞察能力，能够完成内地机构难以独立落地的跨境研究任务，将制度独特性转化为不可替代的比较优势。澳门管理学的理论创新使命，在袁嘉教授的分析中得到了更深刻的阐发。他以中国改革开放“双轨制”为例指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曾断言该模式必然失败，但数十年的成功实践表明，西方经典理论无力解释中国发展道路。澳门治理研究必须嵌入中国崛起的宏观框架，坚持原创性导向，拒绝沦为西方理论的简单验证样本。于博教授则将视野投向学术话语权问题。当前全球顶级期刊的研究范式、评价标准均由西方主导，本土研究成果难以有效传播。对此，何练主编回应称，《澳门管理科学》将兼容并蓄，既收录符合国际规范的实证论文，也刊载立足东方哲思与中国治理逻辑的规范研究。马云骎教授进一步提出三层价值架构：基层民众层面落地正向价值观宣导，政府治理层面输出中国大国治理经验，学界企业层面培育原创研究。他还指出，当前人群归属正从国籍认同转向文化认同，持外籍护照但认同中华文明的群体均属于中华文化共同体——这一定位有效拓展了澳门跨文化研究的边界。三、期刊办刊策略如何将上述学术洞见转化为一本期刊的长期生命力？与会专家给出了系统而务实的建议。澳门图书馆协会会长、拥有三十余年出版经验的王国强指出，期刊应放弃与内地数千种期刊比拼发文规模，深耕“一国两制”实践、中葡跨境合作等独有议题。他援引《一国两制研究》的经验表明，原创独立研究视角远优于模板化数据论文。王国强同时建议设立澳门高校师生专属投稿通道，解决本土学者屡次退稿问题，并在数据库建设上采取分线策略——国内对接华艺数据、间接入驻 CNKI，国际采用开放获取模式对接 EBSCO。何练主编当场承诺，澳门高校学生投稿将获得全流程一对一辅导。围绕期刊定位，法律从业者王宁刚强调应坚持“立足澳门、放眼亚太、走向世界”，严格把控版权合规底线。执业律师张晨蓉提出“民生导向、内容有温度”的办刊理念，聚焦跨境医疗、就业、服务等基层议题，以区别于内地期刊常见的宏观叙事同质化倾向。在传播维度，《澳门管理科学》编辑部主任张怡南提议筹划英文版本，邀约企业高层撰写实务文稿；贵州民族大学副教授汪威建议加速对接知网、万方、维普三大数据库。深港澳金融科技师专才计划秘书长李凯则提出“数据飞轮”战略——系统挖掘澳门特有的航海史料、葡语文献、跨境治理数据等原创学术资产，为期刊构筑不可复制的核心竞争力。

《澳门管理科学》 2026 年第 2期— 11 —四、结语本次研讨会形成了一项贯穿始终的共识：澳门管理学术的核心竞争力，不在于地域规模或资源禀赋，而在于解决跨境、跨制度、跨文化治理难题的原创科研能力。基于这一判断，澳门管理学研究应聚焦三大方向——制度协同（研究两套管理体系的碰撞与融合）、中葡桥梁（打造学术与治理经验的双向枢纽）、民生实践（从跨境真实场景中提炼本土化理论）。《澳门管理科学》将以特色化、国际化、本土化为发展战略，立足澳门、连接大湾区、辐射葡语国家，为构建中国自主管理学知识体系贡献澳门智慧。

跨境理财通发展及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研究— 12 —跨境理财通发展及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研究邝婉桦（澳门城市大学，中国 澳门，999078）摘 要：跨境理财通是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合作联通的重要举措和创新试点。本文从跨境理财通发展背景和发展概况入手、分析跨境理财通发展开局好、业务往来频、银行类型多和产品固收稳的四个特点，并对跨境理财通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提出具体建议，以期推进大湾区的金融合作，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持续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关键词：跨境理财；人民币国际化；跨境金融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Wealth Management Connect andPathways to Promote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KuangWanhua(City University ofMacau,Macao, China, 999078)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initiative and innovative pilot for advancing financial integration andcooperation with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he Cross-border WealthManagement Connec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Starting with its development background andoverall status, this paper summarizes four majo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gram: a promising start,frequent business transactions, participation of diverse banking institutions, and predominant stablefixed-income products. It further puts forward targeted suggestions on how the Cross-border WealthManagement Connect can facilitate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 findings aim to offer references fordeepening financial cooperation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and advancing the sustained development ofRMB internationalization.Keywords: Cross-border Wealth Management;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Cross-border Finance随着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的提出，《横琴方案》和《前海方案》相继出台，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是中国开放度高、创新力强、发展力足的地区之一。但传统的金融仍然无法解决跨境金融资源融合问题，进一步加大区域金融融合力度，进一步开放市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形成优势互补，强强联合，才能增强大湾区内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创建粤港澳大湾区综合发展力，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化发展。【作者簡介】邝婉桦，女，博士，副教授，澳门城市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

《澳门管理科学》·特约专稿 2026 年第 2期— 13 —一、跨境理财通发展背景2019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以下简称《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国两制、三种货币、法制和关税区， 以及四个核心城市的湾区。根据《规划纲要》，金融的互联互通，金融的深度融合非常关键。粤港澳大湾区人员往来、文化交流、经济贸易等十分密切，个人或居民在粤港澳大湾区学习、工作、生活等已是常态，对于跨境理财的需求较大。一方面内地居民希望多元配置个人资产，其中投资港澳银行的理财资品是新通道；另一方面，港澳地区个人投资者希望能拓展内地投资新管道，共建共享祖国发展红利，其中投资内地银行的理财产品是新管道。为进一步贯彻落实《规划纲要》，深化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合作与金融市场联通，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投资者跨境投资的便利化，支持粤港澳大湾区的持续健康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管局、澳门金管局等相关部门通力密切协作，持续推动“跨境理财通”的落地实施。跨境理财通时间进程如下表。表 1 跨境理财通时间进程表时间 相关主体 相关政策2019年 2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印发2019年 11月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 研究了 16项普及惠民政策2020年 5月 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委 《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联合发布2020年 6月 中国人民银行 、香港金管局、澳门金管局《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开展“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的联合公告》联合发布2021年 2月中国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香港金管局、香港证监局、澳门金管局《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开展“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的谅解备忘录》联合签署2021年 5月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深圳市中心支行《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联合发布2021年 9月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等《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实施细则》发布2021年 10月 人民银行广州分行 、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第一批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试点银行名单公布2022年 1月人民银行广州分行 、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香港金管局第二批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试点银行名单公布2022年 2月 澳门金融管理局 新增获批的澳门银行正式开展“跨境理财通”业务在《规划纲要》下，跨境理财通试点开展，有利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合作与便利化跨境投资；有利于拓宽个人投资者跨境投资的管道，探索个体跨境投资项目交易；有利于稳步推进人民国际化；促进我国金融市场的有序开放与发展。

跨境理财通发展及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研究— 14 —二、跨境理财通发展概况根据《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实施细则》的解释，“跨境理财通 ”业务是指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和港澳投资者通过区内银行体系建立的闭环式资金管道，跨境投资对方银行销售的合资格投资产品或理财产品。按照投资者的主体身份，“跨境理财通 ”可分为“北向通”与“南向通”。“北向通”指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代销银行，港澳投资者开立个人投资账户，通过闭环式资金管道汇入资金，购买内地代销银行销售的合资格投资产品或理财产品；“南向通”指在港澳销售银行，粤港澳大湾区内地投资者开立个人投资账户，并通过闭环式资金管道汇出资金购买港澳销售银行销售的合资格投资产品或理财产品。图 1 跨境理财通主要业务类型目前，跨境理财通采取的管理方式是额度管理：具体分为总额度管理与个人投资者额度管理。跨境理财通“北向通”和“南向通”跨境资金总额度现定是人民币 1500亿元以内，粤港澳大湾区个体投资者暂定投资额度为人民币 100万元以内，如下表。表 2 跨境理财额度管理方式管理内容 “北向通” “南向通”管理主体 内地代销银行 内地合作银行总体额度 1500亿元（人民币） 1500亿元（人民币）个体额度 100万元（人民币） 100万元（人民币）净额管理 总额度管理：资金累计流入额－资金累计流出额≦总额度单个投资者额度管理：资金累计汇入额－资金累计汇出额≦单个投资者额度总额度管理：资金累计流出额－资金累计流入额≦总额度单个投资者额度管理：资金累计汇出额－资金累计汇入额≦单个投资者额度上限控制 总额度达到上限的控制： 内地代销银行仅可办理资金跨境汇出，不得办理汇入。总额度达到上限的控制：内地合作银行仅可办理资金跨境汇入，不得办理汇出。额度调整 央行根据跨境资金流动形势有权不时调整“北向通 ” “南向通”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内地代销银港澳销售银港澳投资者内地投资者投资产品投资产品购购 销销

《澳门管理科学》·特约专稿 2026 年第 2期— 15 —跨境理财通是对资本项下跨境使用人民币的新探索与实践，是南北跨境投资双向开放，是个人投资业务新管道的有效创新，是人民币跨境使用场景的有序丰富，是人民币国际化持续发展的有力推动。所以跨境理财通试点一推出，受到港澳投资者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投资者的欢迎。个人投资者不仅可以享受跨境投资公募基金产品与理财产品的便利，而且可以共享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红利。三、跨境理财通发展特点（一）跨境理财通发展开局好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 2022年 5月底，粤港澳大湾区参与“跨境理财通 ”个人投资者中9586人为内地投资者， 占比 32.84%；19603人为港澳投资者， 占比 67.16%，两者共计 29189人； 内地投资者约占三分之一，港澳投资者约占三分之二；平均每月新增个人投资者人数约为 3648人。图 2 跨境理财通个人投资者占比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跨境理财通跨境汇划金额从 2021年 10 月北向通跨境汇划金额 6550.6万元，南向通跨境汇划金额6574.73 万元，小计金额 1.31 亿元；累计新增到 2022 年 5 月跨境汇划金额 10.27 亿元，增长了约 7.84倍。从下图，我们可出看出南向通跨境汇划金额规模总体上要高于北向通跨境汇划金额规模。图 3 跨境理财通跨境汇划金额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跨境理财通发展及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研究— 16 —（二）跨境理财通业务往来频从内地与港澳业务往来情况来看，平均每月内地与香港间跨境汇划金额 9504万元，平均每月内地与香港间往来业务达 684 笔；平均每月内地与澳门间跨境汇划金额 3344万元，平均每月内地与澳门间往来业务达 651笔。月平均内地与港澳间跨境汇划金额 12848万元，月平均内地与港澳间往来业务达 1336 笔。 内地与香港间跨境汇划金额和交易笔数要高于内地与澳门间跨境汇划金额和交易笔数。图 4 内地与港澳业务往来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从跨境理财通大湾区内地业务办理情况，广州辖区（含广州、东莞、佛山、珠海、江门、中山、惠州、肇庆，下同）与港澳间往来占跨境汇划总额的 64.35%；深圳与港澳间往来占跨境汇划总额的35.65%。截至 2022年 5 月 31日，广州、深圳和珠海三市合计的“跨境理财通 ”业务汇划金额占比在70%以上。图 5 内地与港澳业务往来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澳门管理科学》·特约专稿 2026 年第 2期— 17 —（三）跨境理财通银行类型多从试点银行业务办理资金情况来看，在各银行为个人投资者办理跨境理财通资金汇划中，截至2022年 5月末，外资银行累计汇划资金 1.01亿元，约占 10%，资金汇划量最少；股份制银行累计汇划资金 4.05亿元，约占 40%；国有银行累计汇划资金 5.21亿元，约占比为 50%；比重最大。图 6 试点银行业务办理资金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图 7 跨境理财通资金汇划各银行占比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四）跨境理财通产品固收稳北向通投资产品主要范围包括：中低风险等级的固定收益类、权益类公募理财产品（经内地代销银

跨境理财通发展及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研究— 18 —行和发行人评定）或公募证券投资基金（经公募基金管理人与内地代销银行评定“R1”—“R3”风险等级）。南向通投资产品主要是经港澳银行评定为“中低 ”风险和“非复杂 ”的理财产品，主要包括投资基金、债券、人民币、港币和外币存款等。从投资持仓产品情况来看，截至 2022年 5月底，参与“跨境理财通 ”的个人投资者购买投资产品市值中，最低为南向通项下债券 0.01亿元，比重为 0.27%；南向通项下存款 1.45亿元，比重为 39.62%；南向通项下投资基金 0.18亿元，比重为 4.92%。最高为北向通项下理财产品 1.59亿元，比重为 43.44%；北向通项下基金产品 0.43亿元，比重为 11.75%；总市场余额是 3.66亿元。图 8 投资持仓产品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投资者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同时也有管理财富保值增值的旺盛需要。但是投资者的偏好有所不同。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投资者主要偏向“ 固收+ ”的投资策略，倾向于南向通项下存款和南向通项下投资基金为主，2022年 5 月首次出现了南向通项下债券投资品。多元差异化的基金产品受到内地投资者的欢迎。港澳投资者集中在北向通项下理财产品和北向通项下基金产品投资，主要以固定收益加上短债基金作为投资策略。其中具有雄厚实力、丰富管理经验、知名品牌的公募基金更受青睐。跨境理财通的开通不仅促进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市场的联通，而且为个人投资者开辟了投资新管道，满足了个人投资者多元化配置资产的需求。四、跨境理财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实施路径在金融市场稳步扩大开放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业务的发展为人民币国际化开启了新路径，是人民币跨境使用的新探索与实践。

《澳门管理科学》·特约专稿 2026 年第 2期— 19 —（一）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跨境理财通实现了个人投资与银行境外业务的创新与突破。一是跨境理财通业务均用人民币进行跨境结算 ，通过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 ，简称 CIPS）办理，有助于形成以粤港澳大湾区为基点，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向境外辐射。二是跨境理财通的发展提高人民币结算的活跃度，促进国内银行拓展境外使用人民币的应用场景，提高在国际市场竞争力，并吸引境外资本参与投资，从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空间。（二）促进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银行应抓住跨境业务发展机遇，积极推动人民币离岸市场的经营，拓展离岸资金流动管道。应顺跨境业务发展的趋势，提高银行的综合竞争力及国际影响力。随着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大湾区银行间应加强彼此合作，在投资管理、风险管理、人员管理、资产管理、业务拓展、离岸结算等方面取长补短，改进商业银行的服务水平和风险控制体系，研发推出与跨境业务配套的服务产品以及配套的管理制度，优化境内外分行联动机制，扩大国际结算和投融资业务知名度。（三）稳步推进跨境业务产品创新加快金融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稳步推进跨境业务产品创新。一方面政府监管部门应引导商业银行提供更便利的跨境结算产品，鼓励银行创新跨境理财投资产品，推动开发面向国际投资者的投融资产品，如：绿色金融产品，配套金融产品与服务。另一方面扩大人民币在境外投资 的使用范围，提供多元化的选择，满足境外人民币保增值的投资需求。我们有理由相信跨境理财通业务带来的新机遇，将进一步推动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的应用完善与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跨境理财通实施彰显国家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和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决心，是大湾区个人投资便利的一项政策突破；是金融支持大湾区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是金融市场扩大对外开放一次创新尝试；是香港和澳门金融业发展一次重大机遇。跨境理财通实施开启了粤港澳三地跨境投资新通道，推动了内地与港澳金融市场联通，深化了内地与港澳地区交流合作，促进了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繁荣发展，开辟了为人民币国际化新的路径；提升了我国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水平。在全球经济金融加速融合的背景下，我国必将优势互补，共商共建共享，助推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世界最具潜力、最具活力、最具魅力的湾区经济体！

跨境协同治理视角下澳门人才招引的困境与突破— 20 —跨境协同治理视角下澳门人才招引的困境与突破梁立芳 1,2 陈彦均 1,2* 霍彦羽 1,2（1.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多元经济发展研究院，珠海 横琴，519000；2. 澳门科技大学 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中国 澳门，999078）摘 要：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是澳门破解深层次矛盾、实现长期繁荣稳定的关键，而人才资源是其第一资源。本文立足跨境协同治理视角，综合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空间经济学、推拉理论及协同治理理论，系统剖析澳门人才招引机制的演进历程与现实困境。研究发现，受限于较高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本地劳工保护主义倾向及审批效率等瓶颈，澳门人才招引仍面临显著的要素流动壁垒。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作为制度缓冲区，具备打造澳门人才“蓄水池”的独特优势。本文结合最新引才数据，提出建立澳琴联动机制、深化人才制度创新、共建高能级干事创业平台等对策建议 ，旨在破解行政与制度性障碍，助力澳门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支撑区域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关键词：人才引进；人才“蓄水池”；琴澳一体化Dilemmas and Breakthroughs in Macao's Talent Attraction: A Cross-Border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PerspectiveLiang Lifang1,2, Chen Yanjun1,2*, Huo Yanyu1,2(1.Institute of Diversified Economic Development, Hengqin Guangdong-Macao In-Depth Cooperation Zone, Zhuhai 519000,China; 2.The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acau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Macau 999078, China)Abstract: Promoting the appropriat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economy is essential for Macao to resolvedeep-seated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and ensure long-term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with humanresources serving as its primary asse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borde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and practical dilemmas of Macao’s talentattraction mechanism by synthesizing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Spatial Economics, Push-PullTheory,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heory. The study reveals that Macao’s talent recruitment stillfaces significant barriers to factor mobility, constrained by high institutional transaction costs, locallabor protectionism, and administrative approval bottlenecks. As an institutional buffer zone, theHengqin Guangdong-Macao In-Depth Cooperation Zone possesses unique advantages for serving as a"talent reservoir" for Macao. Incorporating the latest talent recruitment data, this paper proposes policy【作者簡介】梁立芳，女，博士，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多元经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陈彦均，男，博士，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多元经济发展研究院，产学研总监；霍彦羽，男，博士，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多元经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澳门管理科学》·澳门政策研究 2026 年第 2期— 21 —recommendations—including establishing Macao-Hengqin linkage mechanisms, deepening talent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co-constructing high-level platforms for entrepreneurship andinnovation—to overcome administrative and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These measures aim to assistMacao in becoming a global hub for high-end talent and to support the sustainable and appropriatediversification of the regional economy.Keywords: Talent Attraction; Talent Reservoir Macao-Hengqin Integration一、引言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是破解澳门经济社会发展中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必由之路，是确保澳门特区长期繁荣稳定的必然选择，是澳门特区政府及各界的必做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支持香港、澳门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人才是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澳门人才问题是制约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的关键因素。为引进助力和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尤其是重点产业发展的人力资源，澳门特区政府于 2023 年 7 月正式实施《人才引进法律制度》，开展高端人才、优秀人才、高级专业人才三类人才引进计划。截至 2025 年底，澳门两期人才引进计划的有效申请数共 2079 宗，已获纳入建议引进人才共 575 人，但目前澳门人才数量和质量与澳门多元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尚存在较大差距。澳门人才引进受制于现有相对保守的人才引进制度、本土劳工保护主义，也面临香港等周边区域“抢人才”政策挑战①。合作区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战略平台，具有衔接澳门的人才扶持政策、干事创业的人才载体、“双 15%”税收优惠、系列便利化通关措施，是打造澳门人才“蓄水池”的最佳选择。本文立足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人才需求，探讨在制度壁垒下区域经济如何通过构建缓冲机制来实现要素协同，并构建琴澳的人才招引理论体系框架，系统分析了澳门引才的历史和现状、比较优势、需求和问题，研究提出琴澳一体化引进国际高端人才、打造澳门人才“蓄水池”的对策建议。二、相关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澳门人才招引和人才跨境协调治理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理解为在制度摩擦下的人力资本生产要素空间重置和协调治理一体化问题。学者们从不同学理角度对澳门片区人才问题做出过研究分析。从新制度经济学来看，市场机制的运行存在搜寻、谈判、监督等“交易成本”，而制度的本质是为了降低这些成本，在跨区域治理中，不同行政区划间的“制度壁垒”会产生高昂的交易成本，阻碍人才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1]。有学者针对新质生产力导向的制度型开放，认为横琴深合区在规划开发中遭遇制度壁垒、资源配置不足及国际环境动荡等多重挑战，亟需深化琴澳产业联动、融入澳门元素、善用澳门平台优势以吸引优质产业，并培育适配新质产业的专业人才（殷知行，2025）[2]。魏晓雨和娄胜华

跨境协同治理视角下澳门人才招引的困境与突破— 22 —（2025）[3]通过研究澳门出版业，发现澳门在中西文明对话与国际传播中占据战略位置，展现出跨文化、非对抗性传播等独特价值，但也面临人力成本上升等结构性制约。赵若溪和李兵（2026）[4]研究中葡商贸合作平台发现，利用澳门作为“次国家行为体”的节点功能，可以有效管理中国与葡语国家间的非对称相互依赖，降低了人才等交易成本，并将松散的经贸联系转化为制度化的功能性治理网络。从空间经济学来看，澳门与横琴或澳门与珠海等区域亦可分为核心区与边缘区，核心区通过资源集聚主导发展，边缘区则处于依附地位，二者通过动态交互实现区域经济系统的演变[5]。有学者在“核心-边缘”框架下建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紧扣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使命，加速建设“国际科教城”（关成华，2025）[6]。秦婧等（2024）[7]认为以会展业为澳珠产业合作的突破口强化协同，既是积极对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战略的关键行动，也是提升澳门—珠海极点带动能级、推动大湾区建设取得更大进展的重要举措。李福映和方煜（2024）[8]从规划的角度出发，认为横琴应重构空间标准，打造面向澳门的开放包容、共建共享的宜居宜业场景，探索建立一个多元交融的“社会特区”。从人口迁移推拉理论来看，澳门人才引入或迁出的行为也是由迁出地的推力（促使离开的消极因素）与迁入地的拉力（吸引迁入的积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受中间障碍因素及个人特征影响[9]。有学者如丁立强等认为澳门跨境电商物流短板渐显，优化体系需从人力成本着手，以营造良好发展氛围[10]。叶嘉烯等（2025）[11]认为打造跨地域、深度嵌入产业链的人才链体系，是大湾区抢抓战略机遇、化解复杂挑战、持续驱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关键，并发现澳门的产业链与人才链有待融合。方煜等（2022）[12]建议以多元人群融合为牵引，横琴聚焦产业共建多元就业、民生服务全龄、旅游面向全球、制度衔接澳门的深度合作，打造创新示范。孙澍等（2026）[13]通过镇街尺度分析发现，珠海环澳门地区人口总量持续攀升，横琴受政策驱动快速成长为新的增长极，人口集聚机制呈现出地缘主导、功能强化、制度增强的递进演变。从协同治理理论来看，澳门的人才招引是跨越单一公共机构的边界，由多方主体（澳门特区政府、横琴执委会等其他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决策与管理的过程[14]。“澳门+横琴”将打造国家金融开放与国际合作的试验区，推动金融深度接轨国际、走向世界，深刻影响人民币国际化与外汇互联互通，对澳门和国家发展意义重大（武航宇等，2025）[15]。徐敬博等（2026）[16]以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为例，认为协同治理需立足横琴先进制造能力与澳门科研资源及国际影响力的互补性，构建区域协同、功能联动的发展格局。澳门更是应深化横琴等区域合作以完善高端制造业发展的顶层设计与制度保障，加速人才等创新要素集聚，优化科创生态并提速智慧城市建设，推动高端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和产业互联网平台等多维融合（刘艳与谢卫红，2024）[17]。新制度经济学揭示了异质制度环境下高昂的交易成本是要素流动的核心阻力 ；空间经济学则阐明了横琴作为澳门“核心”功能延伸区，在缓解空间约束与促进溢出效应中的枢纽作用。结合推拉理论，澳门的制度红利与横琴的产业载体共同重塑了区域人才吸引力，有效对冲了跨境流动的制度摩擦。最终，协同治理理论为突破行政壁垒提供了路径指引，强调通过制度衔接与多主体协作实现治理增益。理论交织互补，澳门“人才蓄水池”的运行逻辑有着坚实的学理基础。

《澳门管理科学》·澳门政策研究 2026 年第 2期— 23 —三、澳门人才引进历史和现状（一）澳门人才引进政策的历史演进澳门专才引进政策历经四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 80年代至 1999 年）澳门以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第 12/GM/88 号和第 49/GM/88 号批示对低端技术劳动力和高端专业人才均不批发澳门居留权，直至 1994 年第 14/95/M 号法令首次为高端技术人才提供定居渠道。第二阶段（1999 年至 2012 年）因博彩专营权，需要大量具有素质的人力资源，第 3/2005 号行政法规巩固和完善了第 14/95/M 号法令确立的专业技术及管理人员的居留制度，使技术移民与外地劳工引进在 2007-2008 年达到高峰。第三阶段（2012年至 2020 年）因经济低迷、失业高企，澳门本地劳工保护情绪加重，2012 年发布人口政策咨询文本，成为专才引进政策的重要转折点；2017 年构建澳人回流信息平台，以平衡本地人才培育和吸引外来专才的需求。第四阶段（2021 年至今）为引进助力和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尤其是重点产业发展的人力资源，自 2021 年开始推进《人才引进法律制度》，2023 年 7 月正式实施，包括高端人才计划、优秀人才计划和高级专业人才计划；2024 年第 85-88 号行政长官批示核准大健康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金融产业和文化体育及其他产业的人才计划具体实施细则，明确人才审批评分细则。表 1 澳门人才相关政策/法案演变年份 政策/法案名称 政策核心内容1988 第12/GM/88号批示（已废止） 无特定面向人才，对外来劳工均不批发澳门居留权1988 第49/GM/88号批示（已废止） 按照本地市场条件，设立关于招募专门技术劳工或在澳门不能正常动用之劳工1990 第 39/GM/90 号批示 暂时中止招聘非本地居住合约劳工，公共利益建设的必须工人除外1995第 14/95/M 号法令《澳门投资居留法》（已废止）凡在澳门作重大投资者可申请在澳门居留。重大投资项目的权利人一旦获准居留，与投资相关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及其一定数量的直系亲属也可享有居留权。1999 《澳门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简称澳门居民﹐包括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性居民。永久性居民在澳门特别行政区享有居留权并有资格领取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份证。非永久性居民为有资格依照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领取澳门居民身份证﹐但没有居留权的人。2005第 3/2005 号行政法规《核准投资者、管理人员及具特别资格技术人员居留制度》对投资者、管理人员及具特别资格技术人员及其家属批发澳门居留许可2009 《聘用外地雇员法》外地雇员均获发雇员身份的逗留许可，但不妨碍给予专业雇员居留许可的制度的适用2014 第 11/2014 号行政长官批示 设立人才发展委员会2017《澳门人才回流行动方案之研究》持续进行“海外人才回流考察行动计划；开发并推出“澳人回流信息平台”2019教研及行政人员回澳短期工作奖励计划吸引获硕士及以上学位、在澳门以外地区从事教研工作或高等院校行政工作的本澳居民回澳短期工作，获奖人士可获每月 20,000 澳门元，时间不超过 12 个月2021第 16/2021 号法律《澳门特别行政区出入境管控、逗留及居留许可的法律制度》逗留许可：逗留期限最长只可到其证件有效期届满前九十日为止。逗留特别许可：包括内地政府、公营企业工作人员；向澳门公共实体提供服务；国籍或区域组织代表团等；从事劳动活动或为自身利益从事活动；家庭团聚；教育场所求学；仲裁员。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合理利用，得以补充性行政法规订定其他种类的逗留特别许可。居留许可②：行政长官具权限就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居留许可申请做出决定。

跨境协同治理视角下澳门人才招引的困境与突破— 24 —2023第 7/2023 号法律《人才引进法律制度》通过人才引进计划吸纳和引进高端人才、优秀人才和高级专业人才，给予其澳门特别行政区居留许可的特别规定和税务优惠措施。2024《高新技术产业优秀人才计划》及《高新技术产业高级专业人才计划》引进能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并在下列专业范畴具专业经验及技术能力的人士：微电子集成电路、信息与通信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工程技术、创新材料、新能源、环境科学技术、操作系统、译码器及底层软件的研究与应用开发、高新技术教研和科研管理；科研成果转化及产品商业化。2024《文化体育及其他产业优秀人才计划》及《文化体育及其他产业高级专业人才计划》引进能推动文化体育及其他产业发展、具专业经验及技术能力，并在下列专业范畴表现卓著的人士：文体娱乐、数码媒体、片区活化、文体商贸经销、体育竞赛培训、翻译及传译、厨艺管理、会议展览业务发展、教学及研究、市场活动发展。2024《大健康产业优秀人才计划》及《大健康产业高级专业人才计划》引进能支持大健康产业发展，并在下列专业范畴具专业经验及技术能力的人士：医疗服务、医疗设备及器械标准化、医院和药厂管理、医药和生物教研、智慧医疗技术开发、医药注册、产品专利及市场活动、创新药物研发及监督管理。2024《现代金融产业优秀人才计划》及《现代金融产业高级专业人才计划》引进能支持现代金融产业发展，并在下列专业范畴具专业经验及技术能力的人士：债券市场业务发展、财富管理业务发展、可持续金融业务发展、银行业务发展、保险业务发展、金融科技技术应用开发、金融研究。（二）澳门人才引进实施现状及成效截至 2025 年 12 月初，第一期和第二期人才引进计划已完成审批，共有 854 人获纳入“建议引进人才名单”。这些人才已相继投身于澳门重点产业，为本地社会经济发展贡献力量。澳门第一期人才引进计划的有效申请数共 1,036 宗，获纳入建议引进人才名单的共有 464 人，包括高端人才 22 名、四大重点发展产业相关的优秀人才 111 名、高级专业人才 331 名。已纳入建议人才名单的申请人以企业高管、产业人士以及教研人员为主，均具有高等学历，其中超过一半具有博士学位，有超过六成申请人拥有世界前 100 或中国前 20院校学位③。第二期人才引进计划在申请条件、得分项目等方面作出优化，同时针对社会所需，优化了专业范畴和相应的紧缺专业职务。第二期高级专业人才计划申请群体拓宽至世界名校与澳门高校就读“1+4”产业相关学科的尖子学士毕业生。第二期的有效申请数达到 1,043 宗，截至 2025 年披露纳入建议名单为 105人，其中逾半年龄介于 31 至 40 岁，且超过一半持有博士学位，显示出高学历、年轻化的特点④。第三期人才引进计划预计 2025 年年底已启动，将会重点加强引进国际化人才，例如具有国际工作经验者、葡语系国家人士等，全力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增设葡萄牙和巴西重点高校学历、中医药学高校学历以及国际工作经验等加分项，扩大高端人才认定范围，新增多个国际公认的奖项或名衔。四、澳门人才引进的优势、需求和问题（一）澳琴人才引进的比较优势一是澳门医疗福利及教育制度优越。澳门居民可享有免费医疗、养老金、敬老金等，子女可享受 15年免费中英文教育、教育补贴、报考内地大学优惠政策（如华侨港澳台联考、澳门四校联考、暨大华侨两校联考）和赴欧美等国家留学便利条件。二是拥有自由便利的国际交流环境。澳门是自由开放经济体，

《澳门管理科学》·澳门政策研究 2026 年第 2期— 25 —澳门参加国际组织和机构的数量增至 190 多个，已获得 147 个国家和地区免签证或落地签证待遇，在对华科技和人才封锁的形势下，澳门在引进国际顶尖人才、开展国际前沿科研活动、参与国际科技交流等方面具有内地城市无法比拟的优势。三是享有优越的税负环境。澳门实行简单低税制，企业和个人最高税率仅为 12%⑤，《人才引进法律制度》中对申请者本人提供包括财产转移印花税、市区房屋税、所得补充税或个人职业税的减免优惠。四是澳琴设有人才互认的制度基础。按照澳门第 7/2023 号法律《人才引进法律制度》引进的“高端人才”和“优秀人才”，由与合作区企业具有关联关系的澳门公司或者合作区用人单位聘用，且每年在合作区工作累计不少于九十天的，可申请认定为合作区高层次人才。表 2 澳门的福利政策政策/法案名称 核心内容社会保障制度（第4/2010 号法律）社会保障制度给付形式包括：养老金、残疾金、失业津贴、疾病津贴、出生津贴、结婚津贴、丧葬津贴。其中养老金和残疾金要求受益人应当在澳门特别行政区通常居住至少七年。非高等教育制度纲要法（第 9/2006号法律）免费教育的受益人为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的学生，且就读与（一）公立学校内免费教育范围内的所有学级，或（二）免费教育学校系统的私立学校按照第三十六条第四款至第六款的规定实施免费教育的学级。免费教育津贴制度（第17 /2007号行政法规）学生人数为二十五至三十五人的幼儿及小学教育的班级，津贴金额定为 $400,000.00(澳门币)；学生人数为三十五至四十五人的初中教育的班级，津贴金额定为 $600,000.00(澳门币)；学生人数为三十五至四十五人的高中教育的班级，津贴金额定为 $700,000.00(澳门币)。非强制性中央公积金制度（第 7/2017號法律）由供款制度及分配制度组成。供款制度：通过雇主及雇员共同供款（公积金共同计划），或居民以个人供款（公积金个人计划），并由合资格的基金管理实体管理。分配制度：特区政府向合资格的本澳居民作出鼓励性基本款项和预算盈余特别分配，由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年满 65 岁的帐户拥有人可申请提取。澳门旅行证件制度（第 8 /2009 号法律）澳门护照：只有澳门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可以获发澳门护照，享有 148 个国家和地区的免签或落地签待遇；澳门旅行证：澳门非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无权取得护照的，可以获发旅行证，仅能享受 14 个国家和地区⑥的免签或落地签待遇；其他规定：允许在具有充分理据的情况下，可向不符台以上规定的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合法居留的人士签旅行证。人才引进法律制度（第 7/ 2023 号法律））享有澳门居民的福利，惠及其合资格的家团成员；给予申请人或其直接持股超过 50%的公司享有购置营运场所物业的财产转移印花税、市区房屋税、所得补充税或个人职业税的减免优惠；澳门特区护照可免签/落地签 144 个国家/地区。（二）澳门人才引进的需求和困境1.高端专业人才匮乏，难以支撑多元产业发展。“一业独大”形成了以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就业结构。全澳就业人口占比前三的行业依然为文娱博彩及其他服务业（22.7%）、批发及零售业（13.1%）以及公共行政及社保事务（11.2%）⑦，而从事除食品及饮品外的制造业人口仅占约 0.8%，产业结构高度失衡。根据澳门人才发展委员会 2023 年的测算，在未来 3至 6年的周期内，澳门金融业的整体人才缺口预计在 510 至 986 人（员工需求均值 7983-8459 人）之间⑧。澳门政府对科技人才求贤若渴，针对大健康、高新技术等新兴产业的全面人才需求调研正在进行中。

跨境协同治理视角下澳门人才招引的困境与突破— 26 —2.人力资源短缺，难以支撑人才供给和经济可持续发展。2025 年第 4季本地居民就业人数达 28.16万人，失业率稳定在 2.3%左右，中短期内缺乏更多本地劳动力推动澳门“1+4”产业发展。此外，澳门生育率持续走低、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2025 年全年新生婴儿仅 2,871 名，同比下跌超过 20%，首次跌破 3,000 名大关，老化指数攀升至 106.1%，从长期来看难以依靠自身人口增长支撑经济发展⑨。3.澳门本地劳工市场较强的保护主义倾向，制约多元产业人才引进。澳门《聘用外地雇员法》《就业政策及劳工权利纲要法》等明确规定企业应当优先雇用本地劳工，聘用外雇仅作为本地人力资源不足的补充。由于澳门发展博彩业形成高福利社会，长久以来致使本地劳动力竞争意识较弱、自我提升动力不足，与外地雇员的职业技能逐渐拉开差距，使得劳工保护主义倾向较强，通过诉诸法律保障本地人优于外地雇员的权利，一定程度上导致“外部人才难引进、多元产业难发展”的困境。4.人才引进制度相对保守，在激烈的人才争夺中削弱了竞争优势。一是人才引进配额少。澳门优才计划和高才计划目前均设有每年 1000 人的限额，相比香港的八个人才计划中仅 2个计划设有配额（2025年底，香港各类人才计划共收到 57万宗申请，40万宗获批，当中 26 万人已到港），澳门引进人才力度显得相对保守。二是人才引进计划认定标准高。澳门高端人才计划面向对象为曾获杰出成就奖（如诺贝尔奖、国际奖项、国家级奖项）、达国家级或以上的知名专家／学者／科学家、于某专业／行业有重大贡献的人士。截至 2025 年底，澳门第一期和第二期人才引进计划获批的高端人才仅 25名⑩，而香港“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已接到逾 15 万宗申请并批出逾 12 万宗⑪。5.审批周期偏长，审批效率仍有提升空间。依据《行政程序法典》以及《人才发展委员会》相关的法律规定，澳门人才计划的申请需依次经由人才发展委员会、治安警察局、人才引进评审委员会审批。在审批过程中，需经过各委员会专责小组⑫的投票表决，最终由行政长官作出决定，这一系列流程导致审批周期相对较长。此外，人才发展委员会的成员均为澳门居民⑬，虽可邀请外地代表列席会议，但这些外地代表不具备表决权⑭。6.对高校毕业生留澳支持力度不足，造成人才资源流失。澳门各大高校培养众多优秀人才，根据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数据，澳门高校 2025/2026 学年的学生人数约 6.7 万人⑮，其中研究生学生比例约 40%。但相比香港针对高校毕业生的留港/回港就业的专门工作签证制度，澳门支持毕业生留澳的专项政策不足，多数优秀毕业生因本地发展机会不足难以留澳发展，特别是外地生源学生毕业后极少有留澳机会。如何吸引和留住澳门高校优秀毕业生服务支撑四大产业发展是亟待解决的问题。7.居留许可续签要求严格，人才获得永久性居民身份难度较高。根据澳门相关法律规定，对于高端人才计划和优秀人才计划，虽然居留许可的维持与续期不以在澳门通常居住为判定条件，但申请人若要取得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必须满足每年在澳门居留不少于 183 天，并且需要在澳门通常居住连续满 7年以上，方可提出申请；对于高级专业人才计划，在居留许可的维持和续期方面要求更为严格，申请人必须保证每年在澳门居留不少于 183 天，以此确保其有充足时间全身心投入工作，若想申请成为澳门永久性居民，同样需要在澳门通常居住连续 7年以上。

《澳门管理科学》·澳门政策研究 2026 年第 2期— 27 —五、合作区打造澳门人才“蓄水池”的优势和障碍（一）打造澳门人才“蓄水池”的优势条件一是具有干事创业的人才发展载体。目前合作区已布局中医药广东省实验室、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等省级重大创新平台，引进澳门 4 所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合作区设立分部，博士后设站单位 36家，具备承接海外高端人才的科研平台。二是“四新”产业蓬勃发展。2025 年期末经营主体 53378 户，“四新”产业（科技研发与高端制造、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文旅会展商贸、现代金融）增加值 330亿元左右⑯，能为高端人才提供良好的工作平台、广阔产业空间。三是具有竞争力的人才引进政策。合作区具有趋同于澳门的税负环境（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双 15%”政策），在特殊人才奖励、人才创新创业扶持、人才生活补贴等方面提供支持，对科研机构主动引才、企业柔性引才给予补贴。四是琴澳无缝衔接的生活工作环境。“澳门新街坊”项目为澳门居民提供约 4000 套住房，澳资企业可以远程办理商事登记和涉税业务，琴澳拥有畅顺便利的通关环境和人才签证政策，叠加两地具有竞争力的税率、制度、环境等优势，为促进境内外人才集聚创造了绝佳条件。（二）澳琴协同引人才的阻碍和问题1.澳琴引才工作缺乏联动机制。一是缺乏审批联动机制，澳门人才引进的审批认定由人才发展委员会负责，合作区高层次人才认定由经济发展局牵头组织，两地之间缺乏审批合作机制、人才互认、人才推荐机制。二是社会保障体系未完全对接，澳琴在养老、医疗、工伤等社保项目的缴费标准和待遇计算方式上差异较大，住房保障和公积金政策为两套体系，影响引进人才的跨境居住和工作。三是行政服务流程未完全对接，包括身份认证相关服务受限、电子政务系统不互通等问题，降低居民跨境业务的办理效率。2.引才制度尚未实现有效衔接。一是关联权益机制有待探索，受限于《澳门基本法》对澳门居民的认定，合作区引进的高层次人才享受澳门居民权益目前尚未理顺机制。二是合作区高层次人才转化为澳门居民的路径有待研究，对于合作区引进的高层次人才，若要转化为澳门居民仍需自主申请且需满足各项条件，缺乏两地人才推荐机制和绿色通道。三是琴澳通常居住认定的衔接机制有待探索，根据澳门《社会保障制度》，申请社会保障制度登记的澳门居民应当在提出申请前 12个月中至少有 183 日身处澳门，对于部分在合作区澳资企业或其他关联企业工作的人才，亟需探索两地通常居住认定的衔接机制。六、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本文从跨境协同治理视角出发，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空间经济学、推拉理论及协同治理理论，系统剖析了澳门人才招引的内在逻辑与现实困境。研究表明，尽管澳门已步入人才制度创新的新阶段，但在

跨境协同治理视角下澳门人才招引的困境与突破— 28 —实践中仍面临严重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劳工保护主义倾向以及审批门槛过高等摩擦，导致高端要素流动受阻。作为“核心-边缘”结构下的重要支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凭借空间载体与政策外溢优势，成为破解人才要素流动壁垒、打造“人才蓄水池”的关键物理空间与制度缓冲区。本文在琴澳人才引进历史演进、比较优势及协同阻碍的深度剖析基础上，为后续探索一体化人才招引机制重构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一）建立澳琴联动机制，发挥合作区人才蓄水池效能1.建立澳琴协同引才机制。一是成立澳琴人才工作专班，由澳门人才发展委员会与合作区相关职能部门共同组建，构建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定期召开人才工作推进会议。二是将在合作区执委会任职的澳方官员，纳入人才发展委员会成员体系，在澳门引才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充分吸纳其专业意见与建议。三是建立两地人才政策评估机制，对人才引进政策的类别、标准和配额进行动态优化与精准调整，确保政策始终契合澳琴两地人才发展战略和实际需求。2.完善人才推荐和互认机制。一是争取在澳门人才引进计划配额中每年预留一定比例给予合作区工作的人才，支持合作区将符合条件的人才推荐给澳门人才发展委员会。二是探索合作区高层次人才获得澳门居民身份的“绿色通道”，经合作区认定的高层次人才在合作区连续工作 3 年以上后，可由合作区执委会择优推荐给澳门人才发展委员会，直接进入澳门人才引进审核及建议委员会评审资格名单。3.推动澳琴社会公共服务与保障体系衔接。一是持续完善两地社保协同平台，研究“粤澳社保一窗通”适用范围拓展至澳门引进人才群体等。二是推动高层次人才在两地享受趋同的医疗保障服务，探索在合作区“澳门新街坊”卫生站等更多医疗机构向澳琴两地引进人才提供趋同澳门的免费医疗服务。三是澳琴协同为引进人才提供优质的子女教育服务，将“澳门新街坊”项目内澳人子弟学校面向的招生群体扩大到合作区高端人才子女，享有参照在澳门就读学生同等的相应福利措施。（二）探索人才制度创新，善用“两制之利”协同引才1.探索向合作区释放部分“澳门居民身份”关联权益。针对合作区认定的四类高层次人才，在合作区连续工作 3年以上，在不违反《澳门基本法》且不影响澳门居民福利待遇的前提下，逐步向合作区释放部分“澳门居民身份”关联权益。一是共享子女教育及升学优惠，探索放宽《免费教育津贴制度》的适用范围，允许合作区高端人才子女享受澳门 15 年免费教育体系学校剩余名额、参加澳门“四校联考”或港澳台联考、减免入读澳门高校学费等权益。二是探索合作区高端人才享受澳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免签或落地签待遇，研究补充《澳门旅行证制度》，为不符合目前申领澳门护照或旅行证的海外高端人才办理澳门护照或旅行证提供法律依据，研究符合条件的合作区高端人才获发澳门护照或旅行证。三是解决引入海外高端人才直系亲属、配偶、子女随同来澳琴的相关长期权益，研究适度放宽并调整对国际人才直系亲属工作、出入境相关规定，增加引才及留才吸引力。2.探索放宽澳门对于通常居住的认定。一是研究探索放宽《人才引进法律制度》对高级专业人才每年在澳门通常居住时长 183 天的限制，探索将高级专业人才在合作区居住及工作视同为在澳门，纳入居

《澳门管理科学》·澳门政策研究 2026 年第 2期— 29 —留许可的维持和续期考核因素。二是探索通常居住的其他认定方式，除时间要求外，参考香港《入境条例》第 2（6）条规定，探索有通常居住场所、受雇在澳公司等对于通常居住的认定标准。三是探索放宽对引进的人才享受社会保障、中央公积金需满足在澳至少居住 183 日的条件，补充完善澳门《社会保障制度》、《非强制性中央公积金制度》中对于因特殊情况不在澳门期间视同在澳的特殊情况。3.探索高端人才在澳琴之间的通关便利政策。一是争取将澳琴两地高端人才纳入横琴口岸“常旅客计划”试点名单，提供“常旅客”通关便利安排。二是探索在澳门居住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往来澳琴的便利通关措施，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试点探索外籍高层次人才无感通关模式。（三）打造人才干事创业平台，提升对国际人才吸引力1.联合打造科创产业平台。一是澳琴共建国家级实验室，支持澳门国家重点实验室合作区分部建设，引进国内外顶尖科研院所设立重大创新平台，打造具有国际吸引力的创新载体。二是布局建设新型研发机构，支持澳大研究院、澳科大研究院发展。三是聚焦“四新”产业领域，重点引培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头部企业、独角兽企业，为人才提供干事创业的平台载体。2.支持国际人才创新创业。一是建设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做实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横澳琴门青年创业谷、中葡青年创新创业基地等合作基地。二是发挥合作区产业投资基金引导作用，探索设立人才专项基金，重点支持琴澳协同引才项目和澳门青年创业项目，吸引社会资本加大对高层次人才创业项目投资。3.精准招引海外高端人才。一是重点引进全球产业领军人才，对担任过世界 500 强、中国 200 强企业总部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全球独角兽、全球瞪羚企业创始人来琴澳创办企业。二是支持留学人员来合作区创业，更大力度推动澳门高校外地优才留澳政策落地，借助合作区产业、政策优势，提供多元化创业就业机会，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注入新活力。【注释】①截至 2025年 11月底，香港各项输入人才计划共收到接近 57万宗申请，其中近 40万宗已获批，约 26万人才已经携同家人抵港。②「居留许可」的续期或维持，取决于个案是否符合第 16/2021号法律和第 38/2021号行政法规所规定的要件、前提或条件，特别是有没有在澳门「通常居住」，即自「居留许可」生效日起计的每一周年里，利害关系人是否以本澳为生活中心，并在澳居留不少于 183天，且每次离澳连续不超过半年。③数据来源：澳门特别行政区人才发展委员会 https://www.cdqq.gov.mo/download/287/downloadtrp2024/29656/④数据来源：澳门特别行政区人才发展委员会 https://www.cdqq.gov.mo/download/287/downloadtrp2024/30152/⑤澳门企业和个人最高税率仅为 12%，香港企业和个人最高分别为 16.5%和 17%，新加坡企业和个人最高分别为17%和 22%。⑥包括马来西亚、马尔代夫、多米尼克、格林纳达、纳米比亚、佛得角、马里、塞舌尔、萨摩亚、乌拉圭、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帕劳、乌兹别克斯坦。⑦数据来源：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2026Q1就业调查》。⑧数据来源：澳门特别行政区人才发展委员会,《2020-2022 年澳门金融业未來人才需求調研》。⑨数据来源：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https://www.dsec.gov.mo/getAttachment/deb7e332-7a04-460e-b5f2-d36f8a410ebe/C_DEM_FR_2025_Q4.aspx⑩数据来源：澳门特别行政区人才发展委员会 https://www.cdqq.gov.mo/

跨境协同治理视角下澳门人才招引的困境与突破— 30 —⑪数据来源：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 https://www.guandian.cn/article/20260128/540297.html⑫《人才发展委员会》（第 20/2023 号行政法规）第十一条，第十四条。专责小组由最多七名的奇数成员组成，可包括委员会成员、专业团体或学术机构代表、在相关领域公认杰出的人士，以及公共部门及实体代表。专责小组的决议取决于出席成员以记名方式表决多数票。⑬《人才发展委员会》（第 20/2023 号行政法规）第四条。一、委员会由下列成员组成：行政长官；社会文化司司长；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社会文化司司长办公室主任；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代表；澳门基金会代表；经济及科技发展局代表；劳工事务局代表；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代表；澳门金融管理局代表；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代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代表；卫生局代表；药物监督管理局代表；澳门大学代表；澳门理工大学代表；澳门旅游学院代表；在相关领域公认杰出的人士及专业人士，但人数最多二十五名。⑭修改《人才发展委员会》（第 33/2024 号行政法规）。专责小组协调员可根据需要邀请澳门特别行政区或外地其他公共或私人实体的代表，尤其是专业团体或学术机构的代表，以及对讨论事宜具相关知识或验的人士列席专责小组会议但该等人士无表决权。⑮数据来源：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https://www.dsec.gov.mo/getAttachment/b3a64684-b646-46aa-86e3-a2839bbd4996/C_MN_PUB_2026_Y.aspx⑯数据来源：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统计局 https://www.hengqin.gov.cn/stats/【參考文獻】[1]COASE R H. The nature of the firm[J]. Economica, 1937, 4(16): 386-405.[2]殷知行.新质生产力视角下的横琴深合区制度型开放：内涵特征、逻辑演变与路径选择[C]//新兴经济体研究会,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广东工业大学.新质生产力与新兴经济体发展论文集（下）.澳门城市大学葡语国家研究院;,2025:201-208.[3]魏晓雨,娄胜华.澳门出版业国际传播优势及其定位——基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协同赋能视角[J].中国出版,2025,(22):34-39.[4]赵若溪,李兵.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以复合相互依赖为视角[J].中外交流研究(中英文),2026,2(02):87-99.[5]KRUGMAN P.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 99(3): 483-499.[6]关成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发展逻辑与方向[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5,(04):44-54.[7]秦婧,翁湉源,程明远.澳门—珠海极点会展产业协同布局研究[J].城市观察,2024,(05):15-28+159-160.[8]李福映,方煜.跨境合作区的尺度重构与空间响应——以横琴为例[J].规划师,2024,40(06):46-52.[9]LEE E S. A theory of migration[J]. Demography, 1966, 3(1): 47-57.[10]丁立强,赵亚杰,林傅朗.澳门跨境电商物流优化路径[J].中国外资,2024,(05):68-72.[11]叶嘉烯,盘颖,宋欣怡.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链支撑产业链融合创新评价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25,45(14):78-90.[12]方煜 ,白晶 ,李林晴 ,等 .以多元人群融合推动粤澳深度合作路径探讨——以横琴为例 [J].城市规划学刊,2022,(S1):48-54.[13]孙澍,陈刚,戚伟,等.珠海环澳门地区人口集聚时空演化及驱动机制[J].热带地理,2026,46(04):749-762.[14]ANSELL C, GASH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and Theory, 2008, 18(4): 543-571.[15]武航宇,陈捷,王俊博,等.“澳门+横琴”模式的制度创新与发展定位[J].福建金融,2025,(10):63-73.[16]徐敬博,吴岚昕,刘家琪.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合作的路径和实践成效——以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为例[J].科技创新发展战略研究,2026,10(01):71-79.[17]刘艳,谢卫红.区域合作视角下澳门高端制造业的发展路径[J].科技和产业,2024,24(23):27-33.

《澳门管理科学》·澳门公共管理 2026 年第 2期— 31 —智慧工地协同治理机制研究关德荣（中国土木工程（澳门）有限公司，中国澳门，999078）摘 要：智慧工地是建筑业数字化转型在施工现场的集中体现，它的价值并不只是部署 BIM、物联网、视频识别、实名制闸机、环境监测等技术设备，更在于将分散的项目主体、现场要素、管理流程纳入一个可以感知、可以协同、可以追溯的治理结构。现有的研究大多从系统的架构、平台的建设以及安全管理的应用入手，已经证明了智慧工地可以提高信息采集的效率和风险响应的速度，但是在实际的应用中还存在着数据标准不统一、系统割裂、现场人员的采纳度不高、责任闭环的缺失以及投入产出难以量化的等一些问题。本文以作者多年项目管理实践结合 CNKI相关期刊、硕士论文等文献为基础，运用文献分析法、规范研究法，从场景牵引、数据贯通、责任闭环、绩效改进四个方面来构建智慧工地协同治理机制。智慧工地建设要从单点技术应用走向项目全生命周期的治理能力塑造，依靠统一的数据底座，明晰各方面的主体责任，创建起风险预警的闭环系统，完善绩效评价机制，促使施工现场管理从依赖经验的方式转变成数据驱动型，从事后应对转变为事先防范的模式。关键词：智慧工地；协同治理；项目管理；数据治理；数字化转型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Smart Construction SitesGuan Derong(China Civi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Company (Macau) Ltd.,Macau, China, 999078)Abstract: Smart Construction Sites are typical cases of digitalisation at the level of constructionprojects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Given the conditions of the site and the managementrequirements for the construction system of dispersed project participants, many technical tools havebeen introduced; BIM, IoT, video recognition, real-name access control systems and environmentalmonitoring devices are typical examples, and they can all be observed, cooperated with and tracked inthe system.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the system architecture of construction sites, platformconstruction, safety management applications, etc., so far, and it has been shown that intelligentconstruction sites can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information collection and the speed of risk response.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operation, such as non-standardised data, a dispersedsystem of distributed systems, low participation from site staff, a lack of follow-up responsibility, anddifficulty in calculating the return on investment.【作者簡介】关德荣，男，大学本科，助理工程师，主要从事工程企业项目数智化管理、数智建造技术应用及研究等工作。

智慧工地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32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project management in the past few years and a large number of relatedpapers published in CNKI journals and authored master's theses by this person, bibliometric analysisand normative research methods will be used in this paper to build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mechanism for smart construction sites in the four areas of scenario-driven implementation, dataintegration, accountability closure and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construction sites should be based on building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for the entire life cycle of theproject and not merely on the application of single-point technology. Therefore, a general datafoundation should be built,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all parties need to be clarified, a closed-loop earlywarning system for risks should be established, and the performance assessment mechanism needs tobe changed. Therefore, the mode of managem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site will move away from onebased on experience and adopt data-driven, forward-looking prevention to address problems beforethey occur.Keywords: Smart construction sit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Project management; Data governance;Digital transformation一、引言建筑工程项目具有临时组织、多专业交叉、作业空间开放、风险因素不断变化等特点。传统的施工现场管理依靠人工巡检、纸质记录、经验判断等来完成进度、质量、安全、成本、环境的管理工作，容易造成信息的断点。伴随着 BIM、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移动互联技术被应用到施工场地，智慧工地慢慢成了建筑业由粗放型管控向精细化治理转型的一种主要手段。韩豫等较早地从系统的架构角度出发，提出智慧工地应该具有更加透彻的感知、更加全面的互联互通和更加深入的智能化特征，把系统分为感知层、网络层和应用层[1]。这说明智慧工地不是几件设备简单加在一起，它是一种针对施工管理问题的一种系统化组织方式。从实践来看，智慧工地已经应用于人员实名制、塔吊及施工升降机监测、扬尘噪声监测、危大工程预警、视频 AI识别、质量巡检、进度可视化等各方面。袁亚军用建筑工程项目来说明物联网系统可以把现场的数据传到后台，再经过大数据分析达到进度、质量、安全等各个方面综合控制的目的[4]。黄晶等人认为，企业级平台可以迅速衍生出多个项目级的智慧工地系统，给各个项目的人、设备、安全、质量、进度等提供支持[6]。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智慧工地由原来的项目局部使用转变为企业级、平台化和场景化建设。但是推广过程中出现了重设备、轻治理的现象。有些项目把智慧工地理解成硬件采购加大屏展示，忽略了数据标准、业务流程、责任闭环等；有些平台虽然接入了各种数据，但是并没有真正地嵌入到质

《澳门管理科学》·澳门公共管理 2026 年第 2期— 33 —量、安全、成本、合同管理等流程当中；还有一些项目因为人员培训不到位、使用体验复杂、投入回报不明晰而出现了“建而不用”、“用而不深”的现象。薛松等根据 TOE-UTAUT框架认为战略目标规划、人员专业化程度是决定智慧工地发展是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7]。段宝琳认为参建方协同程度、方案与项目适配性、高层支持和投入收益等各方面都会影响智慧工地推广的效果[9]。因此智慧工地的研究要从“技术能做什么”转变为“多主体怎样一起治理”。二、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一）技术体系研究现有研究开始从智慧工地技术构成、系统框架这两个方面着手。曾凝霜等认为基于 BIM的智慧工地管理体系应该具有 BIM在施工现场信息集成、过程模拟、协同管理的基础性作用[2]。韩豫等人把智慧工地的共性能力归结为感知、互联和智能分析，认为感知层是获取人员、设备、材料、环境等工程信息的部分，网络层是进行数据传输和交换的部分，应用层是给具体工程问题提供智能处理部分[1]。该类研究给智慧工地的建设赋予了底层逻辑，即如果没有真实、及时且持续的数据作为支撑，那么之后进行分析和决策就会缺乏有力的基础。之后的研究更多地走向具体的运用。程炜从项目安全管理角度出发，对智慧工地的技术支持、结构组成、应用方式进行了分析，认为智慧工地可以弥补传统安全检查不能及时发现安全隐患的缺陷[8]。针对建筑施工安全管理技术要点问题展开分析，并且提出建设智慧工地要服务风险识别、隐患排查、安全教育等管理活动。这些研究把智慧工地应用的对象由单一的信息化工具拓展成了质量、进度、人员、设备、环境以及综合决策。（二）治理与推广研究除企业内部管理外，智慧工地还要联系项目现场以及政府监管平台。苏均生以 TOGAF架构方法为基础，对智慧工地监管平台展开研究，认为平台应该把政府、监管单位、建设单位、施工单位以及项目管理方这些不同的主体融合起来，达成信息汇聚、共享和协同[3]。彭雪晴对政府监管信息系统建设进行了研究，认为政府监管平台要以项目基本信息、人员、设备、危大工程、隐患整改等业务为依托来实现数据闭环[10]。这说明智慧工地既是企业降本增效的手段又是行业监管方式转型升级的基础设施。智慧工地的推广受技术、组织、经济、政策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杨泰用具体的项目来研究智慧工地的应用及评价，发现项目的实际情况、管理的目标以及评价的标准都会影响到智慧工地的使用效果[11]。宋亭亭认为应该从推广障碍因素的角度来考虑成本、标准、人才、组织协同等制约。这些研究共同表明，智慧工地建设的难题已经由“有没有技术”转变为“技术怎样嵌入组织”。若现场管理人员不清楚系统逻辑，班组不愿按照规范录入数据，平台服务商不懂施工业务，智慧工地就会失去意义。

智慧工地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34 —三、智慧工地协同治理的分析框架（一）场景牵引智慧工地创建首先要以场景为导向。所谓场景，并不是对技术模块的命名，而是对项目管理痛点的发现。如高支模、深基坑、起重机械、临边洞口等为重大安全风险，钢筋隐蔽工程、混凝土浇筑、材料进场复验等为质量控制，关键线路、劳动力组织、材料供应为进度协调，扬尘、噪声、车辆冲洗为绿色施工、文明施工。如果不能从真实的业务问题入手，智慧工地就会停留在“看得见的大屏”、“报得出的数据”上，而不能真正改变现场的管理工作。场景牵引需要项目在项目前期明确三个问题，当前管理痛点是什么，为什么不能用人工方式及时解决，哪些数据可以反映这些问题，数据来源于哪里、由谁来维护、如何校验，系统预警后由谁处理、在多长时间内完成、如何确认效果。只有把场景、数据、责任三者同时定义清楚，智慧工地才会有管理闭环。（二）数据贯通智慧工地的数据有项目基本信息、人员身份及考勤、机械设备运行情况、物料流转、质量巡查、安全隐患、环境监测、视频图像、BIM模型和进度安排。数据贯通不是把所有的数据简单地接入一个平台，而是要解决数据口径、数据质量、数据权限和数据使用等各方面的问题。感知层的数据如果不准确，那么它的应用层的分析就不可信[1]。若实名制信息和现场班组不符，设备监测数据无维护记载，视频AI识别误报率偏高，那么平台的现场人员信任度就会降低。因此数据治理应该包含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统一编码，把项目、楼栋、分部分项工程、人员、设备、材料、隐患工单等纳入同一个标识体系；二是确定数据的责任部门、人员；三是对数据进行质量校验，用异常值检测、人工核查、跨系统比对来提高数据的可信度；四是对不同的主体实施分级授权。（三）责任闭环智慧工地核心价值就是把风险发现提前，推进处置责任落地。传统管理中隐患的发现依靠现场巡查，整改的过程依靠微信群、纸质通知或者口头交办，责任链条很容易被断裂。智慧工地依靠 AI识别、传感监测以及移动巡检生成的预警或者工单，并不能保证风险已经得到有效治理。真正的责任闭环是由识别、派单、整改、复核、归档、评价六个步骤构成的。多主体项目中责任闭环还要牵涉到权责界限。建设单位对目标约束、资源调配进行管控，总承包单位现场协调、整改落实，监理单位全过程监督、复核，分包及劳务班组具体实施作业，平台服务商保障系统稳定运行、提供数据支持，监管部门外部监管。如果没有明确的责任划分，那么平台预警就会变成大家都知道、但没有人真正去执行的责任制度。协同治理的关键就是把平台数据变成具体的岗位管理工作。

《澳门管理科学》·澳门公共管理 2026 年第 2期— 35 —表 1 智慧工地协同治理的关键场景与管理机制治理场景 主要数据来源 协同治理重点 管理输出人员管理实名制闸机、考勤、培训记录、定位设备身份真实、培训合格、作业授权、异常出勤识别人员画像、班组绩效、违规预警设备管理塔吊监测、施工升降机、维保记录、操作日志运行状态监控、超载超限预警、维保责任落实设备风险清单、维保工单、停用复核质量管理移动巡检、BIM模型、材料复验、影像资料关键工序留痕、隐蔽工程追溯、问题整改闭环质量问题库、复发分析、验收依据安全管理视频 AI、危大工程监测、隐患排查、气象数据风险识别、预警分级、整改复核、责任追踪隐患闭环台账、风险热力图、应急联动环境管理扬尘噪声监测、车辆冲洗、喷淋设备、气象数据达标排放、自动联动、异常处置、监管报送环保日报、异常记录、监管接口数据进度协同进度计划、劳动力投入、材料供应、现场影像计划偏差识别、资源协调、工序穿插优化进度预警、资源调度建议、周计划复盘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文献[1][3][5][6][9]整理四、智慧工地协同治理机制构建（一）多主体角色分工机制在智慧工地推广过程中，较为突出的现象是平台已经采集到数据，但数据无法转化为明确的岗位责任。其原因在于施工现场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企业内部空间，而是建设单位、施工总承包单位、专业分包单位、劳务班组、监理单位、设备供应商、平台服务商以及政府监管部门共同参与的临时组织网络。各主体之间既有合同关系，又有监管关系、服务关系和协作关系，如果角色边界不清，平台预警就容易变成“大家都看见、但无人真正负责”的公共信息。多主体角色分工缺失还会带来两个后果：一是问题处置链条拉长，预警信息在建设单位、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和监理单位之间反复流转，影响整改时效；二是责任认定缺乏依据，平台数据不能进入分包考核、监理复核和项目例会，最终仍然回到传统经验管理。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源，是智慧工地建设往往由技术采购启动，而不是由治理目标牵引，项目在上线系统时没有同步重构岗位职责和协同流程。因此，需要建立多主体角色分工机制。建设单位应负责目标设定和资源协调，明确智慧工地服务于安全、质量、进度、成本和绿色施工等管理目标；施工总承包单位作为现场治理的执行主体，应成立项目级数字化管理小组，将平台预警、质量安全例会、分包考核和现场整改结合起来；监督管理单位应把监督重点转向数据真实性、闭环整改和风险分级处置；分包单位和劳务班组是数据产生和整改落实的直接主体，应获得简明可操作的任务清单；平台服务商不能只承担软件交付角色，还应参与数据字典、接口标准、告警规则和培训机制设计。

智慧工地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36 —在具体运行中，可以围绕重点场景建立 RACI责任矩阵，明确谁负责、谁审批、谁协同、谁知情。例如塔吊超载预警应明确设备管理员、项目安全负责人、塔吊司机、维保单位、监理单位和建设单位的不同职责；隐蔽工程影像留痕应明确施工员、质检员、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工程管理人员和平台服务商之间的责任关系。责任矩阵越具体，越能避免“系统提示了但没有处理”的治理空转。（二）数据标准与接口治理机制智慧工地协同治理的第二个问题是数据表面上接入了平台，实际上仍然处于割裂状态。许多项目布设了实名制闸机、视频监控、环境监测、设备传感器和移动巡检系统，但由于编码规则不同、字段口径不一、数据责任不清，同一名工人在实名制系统、劳务台账和安全教育记录中可能对应不同编号，同一台设备在租赁合同、维保记录和传感器平台中可能使用不同名称，同一个质量问题在移动巡检、监理通知和整改回复中也难以串联。数据割裂会直接削弱治理效果。预警判断依赖不稳定的数据，责任认定缺少统一对象，绩效评价也难以形成可信依据。其深层原因在于项目把数据接入理解为技术接口问题，而没有把数据看作管理流程中的基础资源。没有统一的数据标准，系统之间即使可以传输信息，也难以形成同一套管理语言。因此，需要建立数据标准与接口治理机制。项目开工阶段应建立主数据管理制度，对项目、楼栋、楼层、构件、分部分项工程、人员、班组、设备、材料、工单、风险点等基础对象设定统一编码、必填字段、数据来源、维护人员和更新频率。对于政府监管平台、企业管理平台和项目智慧工地平台共用的数据，应尽量实行“一次采集、多方复用”，减少重复录入和人工搬运。接口治理也不能停留在“能否传输”的技术层面，而应明确数据触发条件、传输频率、校验标准、异常处理方式和责任人。苏均生认为智慧工地监管平台应实现多主体信息汇聚共享[3]，彭雪晴提出政府监管信息系统要依托项目现场信息报送和监管业务闭环[10]。在项目实践中，扬尘监测数据不仅要按监管要求自动上传，还应在设备离线、数值异常或数据缺失时同步生成运维工单；人员考勤数据既可服务于劳务实名制、工资支付和安全教育核查，也要设置权限边界，避免无关主体随意访问。（三）风险预警与闭环整改机制智慧工地的核心价值在于提前发现风险并推动闭环整改，但现实中常见的问题是预警数量很多，真正形成有效处置的却不多。其表现包括预警规则过于粗糙、风险等级不清、责任岗位不明、整改标准不具体、复核环节流于形式。久而久之，现场人员会把系统提醒视为干扰，平台的可信度和使用率都会下降。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部分项目把风险预警理解为技术识别结果，而没有将其嵌入管理处置流程。AI视频识别、危大工程监测、设备传感、移动巡检和环境监测只能把风险信号提前暴露出来，不能自动完成治理。如果没有分级响应、工单流转和复核关闭制度，预警只是信息提示，而不是治理行动。因此，需要建立风险预警与闭环整改机制。风险预警应实行分级分类处理。一般性违规，如未戴安全帽、临边材料堆放不规范、个别巡检记录缺失等，可由现场管理人员限时处理；较大风险，如塔吊超

《澳门管理科学》·澳门公共管理 2026 年第 2期— 37 —载、深基坑位移异常、高支模监测指标临近阈值、消防通道被占等，应由项目安全负责人、监理单位和相关分包单位共同处置；重大风险则应启动停工、专家复核、应急响应或监管报送。程炜认为智慧工地依靠技术手段可以提高安全隐患识别和跟踪水平，但技术支撑必须与分级处置制度结合，才能产生实际治理效果[5]。闭环整改应以工单为基本载体。每一次有效预警都应转化为可追溯工单，包含问题描述、风险等级、责任单位、整改时限、整改照片或数据、复核意见、关闭时间和复发记录。工单关闭不能只依靠责任人上传照片，而应根据风险类型设置复核方式。一般问题可由施工员或安全员复核，关键质量问题应由质检员和监理共同复核，危大工程风险应由项目技术负责人、安全负责人和监理工程师共同确认。对逾期未整改、反复发生或涉及重大危险源的问题，系统应自动升级提醒，并在项目例会上专题复盘。（四）成本收益与激励约束机制智慧工地建设还面临投入动力不足和持续运行乏力的问题。智慧工地需要投入硬件设备、平台购置、接口开发、网络通信、数据存储、运行维护、人员培训和制度更新等资源，而收益往往体现为事故减少、返工降低、协同效率提高、监管风险下降和企业管理能力沉淀，具有间接性和滞后性。企业如果只看到一次性采购成本，而看不到长期治理收益，就容易在系统上线后减少持续投入。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成本收益关系没有被纳入治理机制。不同项目的风险等级、规模、复杂程度和监管要求不同，智慧工地投入不应采用同一模式。对于造价高、周期长、参与方多、风险复杂的项目，智慧工地的综合平台建设更容易形成治理收益；对于中小型项目，如果盲目追求“大而全”，反而会增加使用负担，降低投入产出效果。因此，需要建立成本收益与激励约束机制。大型复杂项目、超高层项目、市政综合管廊、轨道交通、能源工程等，可以建设综合平台并接入更多场景；中小型房建项目则应优先选择人员实名制、危大工程监测、移动巡检、扬尘噪声监测、设备安全监控等高频、高风险、监管要求明确的场景。企业层面应通过统一平台、统一账号、统一数据标准和统一运维服务降低边际成本，避免每个项目重复开发基础能力。（五）绩效评价与知识沉淀机制智慧工地运行中还存在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即项目结束后经验难以沉淀，平台数据没有转化为企业治理能力。很多项目虽然在建设期间形成了大量预警记录、整改工单、质量影像、设备运行数据和环境监测数据，但如果缺少评价和复盘机制，这些资料往往只停留在验收或检查层面，不能支持后续项目改进。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绩效评价过于重视结果性汇报，忽视了过程性数据和组织采纳情况。智慧工地的成效不仅体现在事故率是否下降、返工是否减少，也体现在数据是否稳定、流程是否闭环、人员是否愿意使用、跨主体协同是否改善。如果评价指标过于单一，就难以发现系统运行背后的真实问题。因此，需要建立绩效评价与知识沉淀机制。评价体系可从基础运行、过程管理、结果绩效和组织采纳四个方面展开。基础运行指标包括设备在线率、数据完整性、系统响应速度、接口稳定度；过程管理

智慧工地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38 —指标包括巡检覆盖率、隐患及时消缺率、质量问题闭环率、预警复核率；结果绩效指标包括事故率降低、返工比例下降、材料耗费节约、进度滞后改善、文明施工合格率提升、成本节约和效益提升；组织采纳指标包括培训覆盖率、用户登录活跃度、岗位满意度和参建方协作水平。评价结果不能只用于阶段性报告，而应进入企业知识库。企业可以将不同项目中的高频隐患、有效措施、平台配置方案、接口问题、班组履约表现和典型案例沉淀为场景模板。新项目启动时，不再从零开始设计智慧工地方案，而是根据项目类型、规模、风险程度和管理目标选择已有模块，并结合现场实际调整。通过项目运行、数据复盘、经验沉淀、标准优化和新项目复用的循环，智慧工地才能由单个项目的信息化工具转化为企业数字治理能力。五、智慧工地协同治理的实施路径（一）以项目诊断明确治理问题和机制需求实施智慧工地的第一步不是购买系统，而是开展项目诊断。项目应从工程规模、结构复杂度、施工周期、风险等级、参建主体数量、监管要求、既有信息化基础和人员数字素养等方面进行评估，识别最需要数字化支撑的治理问题。安全风险高的项目应优先考虑危大工程监测、设备安全和视频识别；多专业交叉的项目应重点加强 BIM协同、进度计划和质量验收；环保监管压力大的项目应优先建设扬尘噪声、车辆冲洗和喷淋联动场景。项目诊断的结果应直接对应第四部分提出的机制需求。如果主要问题是责任不清，就要优先建立多主体角色分工机制；如果主要问题是数据割裂，就要先统一主数据和接口标准；如果主要问题是预警处置不及时，就要设计分级响应和工单闭环；如果主要问题是人员不愿使用，就要同步设计激励约束和培训制度。这样，顶层设计才不是功能清单，而是围绕治理问题形成的实施方案。在诊断基础上，应形成顶层设计文件，明确建设目标、应用场景、数据标准、责任分工、实施计划、投资预算和评价指标。薛松等认为战略目标规划对智慧工地发展具有根本影响[7]。因此，顶层设计要与企业数字化战略、项目合同目标和现场管理流程保持一致，避免智慧工地被供应商功能或临时检查要求牵着走。（二）以责任矩阵推动多主体协同落地责任矩阵不能只停留在制度文本中，而要进入平台流程和项目会议。平台应根据责任矩阵自动推送预警和工单，避免所有问题都推给项目管理人员；项目周例会或专题会上，应固定复盘预警数量、闭环时效、逾期工单、高频隐患、数据异常和系统使用率。对分包整改不到位、设备维保责任不明、平台数据不符等问题，应由建设单位或总承包单位牵头协调，使平台数据真正进入正式管理流程。通过责任矩阵落地，可以把第四部分提出的组织机制转化为具体操作。也就是说，智慧工地不是让所有主体共同“看数据”，而是让不同主体按照自己的责任处理数据、解释数据和使用数据。只有这样，

《澳门管理科学》·澳门公共管理 2026 年第 2期— 39 —协同治理才有稳定的组织基础。（三）以数据标准和接口规则实现业务贯通在平台对接过程中，应把接口规则与业务流程一起设计。比如人员实名制数据要同时服务于考勤、安全教育和劳务工资核查，设备监测数据要同时服务于运行预警、维保工单和停用复核，质量巡检数据要与检验批、监理复核和工程资料归档相连接。接口打通的目标不是把数据堆到一个大屏上，而是让同一条数据在不同管理环节中被连续使用。数据治理还要建立日常校验机制。项目可定期检查设备离线、数据缺失、异常波动、月底集中关闭工单等情况，对明显异常的数据设置人工复核。只有形成“采集、校验、使用、反馈、修正”的循环，第四部分提出的数据标准与接口治理机制才能在现场持续运转。（四）以分级预警和工单闭环解决风险处置问题每一条有效预警都应形成工单，并在工单中固化问题描述、责任单位、整改时限、整改证据、复核意见和关闭记录。对逾期未处理、重复发生或涉及重大危险源的工单，应自动升级提醒，并在项目例会上复盘原因。这样可以把“看到风险”转化为“有人处理、有人复核、可以追溯”的治理流程。在运行一段时间后，项目还应对预警数据进行根因分析。对某类隐患高频出现的班组、区域、时段和工序进行统计，判断问题是安全交底不足、资源配置不足、设备维护不到位，还是平台识别规则不合理。通过这种方式，智慧工地才能由处理单个问题走向改善管理系统。（五）以培训、激励和运维保障持续运行针对智慧工地使用动力不足的问题，实施阶段应同步推进培训、激励和运维保障。培训要分层开展，项目经理和管理人员重点学习数据指标、协同方式和绩效评价，专业工程师、安全员、质检员重点学习场景规则和数据复核，班组长和一线人员重点掌握移动端操作、风险提醒和整改反馈。培训不应只在系统上线时集中进行，而应结合真实工单和典型问题持续辅导。激励约束要嵌入项目考核。项目管理团队的考核可以纳入平台使用率、数据完整率、隐患整改及时率和质量问题闭环率；分包单位的履约评价可以参考整改及时性、数据真实性和问题复发情况；班组层面则应在减少无效填报的基础上，对主动发现隐患、按时完成整改和记录完整的行为给予正向激励。对虚假录入、虚假关闭、规避监测和篡改数据的行为，应明确处理办法。运维保障同样重要。设备离线、网络不稳定、传感器校准不及时、账号权限混乱和平台响应慢，都会降低现场使用信心。项目应建立运维响应体系，明确问题上报渠道、处理时限和责任部门；平台服务商应提供持续技术支持，而不是系统验收后退出现场。培训、激励和运维共同作用，才能保障各项管理与激励机制不是短期安排，而是长期运行的项目制度。（六）以复盘评价推动企业级知识沉淀针对项目经验难以复制的问题，实施阶段应建立持续复盘和滚动优化机制。项目可实行月度或阶段

智慧工地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40 —性复盘，对预警准确性、工单闭环速度、数据异常、用户反馈和管理成效进行分析。对误报率较高的规则，应调整识别阈值或现场采集条件；对整改逾期较多的场景，应检查责任分工和资源配置；对使用率较低的模块，应判断是功能设计不当、培训不到位，还是项目并不急需该模块。企业层面应建立跨项目复盘制度，把单个项目的成功经验转化为标准化成果。宋亭亭认为智慧工地推广受到成本、标准、人才和组织协同等因素影响[12]。因此，企业不能只追求项目“上系统”，还应提供标准模板、成熟场景包、培训课程、运维资源和考核办法。对已经验证有效的场景形成企业标准，对实施效果不佳的场景分析原因并持续改进。通过项目复盘与企业标准化相结合，智慧工地建设才能从个别项目经验发展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体系。六、结论与展望智慧工地建设的深层目的就是提高施工现场的治理能力，而不仅仅是一般的数字设备配置。本文以作者本人多年项目管理实践结合为依托，提出“场景牵引、数据贯通、责任闭环、绩效改善”的协同治理框架，在多主体角色分工、数据标准接口治理、风险预警闭环整改等各方面进行构建。智慧工地有效运行要将技术系统嵌入到项目的组织与管理流程当中去，依靠可信的数据、明确的责任以及不断的评价来实现从经验管理到数据治理的转变。建设单位与施工企业应当避免将智慧工地作为展示工程来打造，而应该从高风险、高频率、高价值的场景入手，逐步形成起企业级标准与项目级应用相辅相成的建设模式。监管部门应该由原来的只重视数据接入转变为关注数据质量、整改闭环和风险治理效果。未来可以继续选取不同的工程建设项目，从智慧工地的投入产出、组织采纳行为、风险预警准确性、协同治理绩效等角度开展案例比较或者量化研究。【参考文献】[1] 韩豫,孙昊,李宇宏,等.智慧工地系统架构与实现[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8,35(24):107-111.[2] 曾凝霜,刘琰,徐波.基于 BIM 的智慧工地管理体系框架研究[J].施工技术,2015,44(10):96-100.[3] 苏均生.智慧工地监管平台建设研究[J].计算机科学与应用,2019,9(7):1266-1272.[4] 袁亚军.某建筑工程项目智慧工地信息化平台施工技术[J].智能建筑与智慧城市,2021(5):126-127.[5] 程炜.智慧工地在项目安全管理中的应用与发展研究[J].中国科技投资,2023(25):149-151.[6] 黄晶,朱敏华,李行义,等.智慧工地在发电工程建设数字化管理中的应用[J].南方能源建设,2023,10(S1):117-122.[7] 薛松,陈静妍,麦锦田.基于 TOE-UTAUT 的智慧工地发展影响因素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24,44(2).[8] 陈燕鹏.浅谈“智慧工地”促进建筑施工安全管理技术要点[J].建筑安全,2021,36(12):66-68.[9] 段宝琳.智慧工地推广影响因素及实现路径研究[D].长春:长春工程学院,2024.[10] 彭雪晴.智慧工地政府监管信息系统构建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2022.[11] 杨泰.智慧工地的应用与评价:以医疗储罐建设项目为例[D].绵阳:西南科技大学,2023.[12] 宋亭亭.基于 Grey-DEMATEL 的智慧工地推广障碍因素及对策研究[D].沈阳:沈阳建筑大学,2025.

《澳门管理科学》·粤港澳大湾区管理创 2026 年第 2期— 41 —引导还是挤出？——政府引导基金层级异质性研究孙雅婷(澳门科技大学商学院，中国 澳门，999078）摘 要:科技创新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科技型初创企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以政府引导基金为代表的耐心资本长期稳定的资金投入与政策引导。然而，学术界在政府引导基金能否有效促进企业创新方面的讨论仍存在分歧，且对不同行政层级基金的异质性效应关注不足。本文以 2016-2021 年间创业板与科创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多时点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重点考察基金行政层级的异质性效应。研究发现：第一，全样本中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研发投入无显著平均影响；第二，异质性分析表明，政府引导基金的负向影响主要集中于国家级与省级基金，市级及以下基金则无显著效果。该结论经更换被解释变量、安慰剂检验、排除直辖市样本及异质性稳健 DID 估计后依然成立。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从基金层级视角揭示了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创新的异质性效应，补充了挤出效应的理论文献。基于研究发现，本文提出厘清高层级基金的管理边界、建立尽职免责制度、构建绩效评价体系等政策建议，为优化政府引导基金制度设计、防范潜在资源错配提供了实证依据与政策参考。关键词：政府引导基金；企业科技创新；异质性处理效应Crowding-in or Crowding-Out?——A Study on the Hierarchical Heterogeneity of Government Guidance FundsYating Sun1（1.School of Business,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Technology,Macau, 999078)Abstrac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an inexhaustible driving force for modern socio-economicdevelopment. The healthy growth of technology-based start-ups relies heavily on the long-term, stablecapital investment and policy guidance of patient capital, of which government guidance funds are aprime example. However, academic debate remains on whether government guidance funds caneffectively promote corporate innovation, and insufficient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heterogeneouseffects of funds at different administrative levels.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government guidance funds on corporate R&D investment using a staggered two-way fixed effectsmodel with a sample of the Growth Enterprise Market (GEM) and STAR market listed companies【作者简介】孙雅婷，女，工商管理博士研究生，澳门科技大学

引导还是挤出？——政府引导基金层级异质性研究— 42 —from 2016 to 2021, focusing particularly on the heterogeneous effects of fund administrative levels.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in the full sample, government guidance funds have no significantaverage impact on corporate R&D investment. Second,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negativeimpact of government guidance funds i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national and provincial-level funds,while municipal-level and lower-level funds show no significant effect. These conclusions remainrobust after a series of checks, including replacing the dependent variable, placebo tests, excludingmunicipalities, and using heterogeneous-robust DID estimation.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paper lies inrevealing the heterogeneous effects of government guidance funds on corporate innovation from theperspective of fund hierarchy, thereby supplementing the theoretical literature on crowding-out effects.Based on the findings, this paper proposes policy recommendation, including clarifying themanagement boundaries of high-level funds, establishing an exculpatory liability system, andconstructing a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These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and policy referencesfor optimizing the institutional design of government guidance funds and preventing potential resourcemisallocation.Keywords: Government Guidance Funds; Corpora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eterogeneousTreatment Effects科技创新是引领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而科技型初创企业因高风险、长周期、信息不对称等特征，长期面临突出的融资约束问题。政府引导基金作为一项政策性金融工具，旨在通过政府信用背书和引导资金投入，撬动社会资本投向创新创业领域。尽管其政策意图明显，但政府引导基金是否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创新，学术界目前仍存在争议。本文以 2016-2021年创业板与科创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基金行政层级这一视角出发，实证检验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异质性影响。一、引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企业技术创新不仅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关键动力，也是整个社会经济进步的重要推动力。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节点，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等特征，其中科技创新是核心要素。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离不开资本的灌溉，政府在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突破方面持续投入大量资金支持，政府引导基金在优化资源分配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截至 2023年末，我国累计设立政府引导基金 2028只，目标规模约 13万亿元。然而，学术界对引导基金能否有效促进企业创新仍存在分歧。部分研究发现引导基金能显著提升企业创新绩效[4]；也有学者

《澳门管理科学》·粤港澳大湾区管理创 2026 年第 2期— 43 —认为政府引导基金可能因政策目标过强而产生挤出效应[3]。这种分歧提示我们，政府引导基金的效果可能并非简单的“有”或“无”，而是取决于其运作特征与制度环境。值得关注的是，不同行政层级的政府引导基金在规模与政策目标上存在显著差异。截至 2021年末，国家级与省级基金数量占比不足 26%，但规模占比超过 45%[1]。行政层级越高，基金越承担宏观战略使命，投资方向需紧密契合国家或省级层面的产业规划，尤其是在“卡脖子”技术攻关、关键领域国产替代等方面。“产业资助饱和”理论指出，当资金投入达到一定规模后，政府投资基金可能出现边际效益递减甚至负效应。由于高层级基金规模较大、覆盖范围较广，可能已接近“资助饱和”状态，导致后续资金反而挤出部分市场化有效投资。相比之下，市级及以下基金虽需统筹区域产业布局、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目标[2]，但其产业导向主要体现为地域性布局要求，对企业具体研发路径的约束相对较弱。上述分析表明，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可能存在显著的层级异质性，但现有文献对此关注不足，尤其缺乏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的实证检验。厘清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引导基金作用机制的理解，也为优化不同层级基金的制度设计提供了重要依据。为检验上述假设，本文以 2016-2021年创业板与科创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多时点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一是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研发投入并无显著的平均影响；二是政府引导基金的负向影响主要集中于国家级与省级基金，而市级及以下基金则未呈现显著效果。该结论经更换被解释变量、安慰剂检验、排除直辖市样本及异质性稳健 DID估计后依然成立。本文的贡献在于，一是从企业研发投入视角丰富了政府引导基金微观效应的研究；二是揭示基金行政层级的异质性效应；三是为高层级基金避免政策目标扭曲企业研发行为提供了政策参考。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一）政府引导基金与企业创新政府引导基金的设立初衷是协助初创企业跨越“死亡之谷”。然而，学术界对其效果仍存在分歧，部分研究发现引导基金能显著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亦有研究指出可能产生挤出效应。从理论上看，政府引导基金存在两种可能的效应。一是正向激励效应。通过风险分担、信号传递缓解融资约束，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二是负向挤出效应。政策目标过强可能迫使企业偏离最优研发方向，扭曲资源分配。这两种效应可能相互抵消，导致全样本中难以观察到显著的净效应。（二）基金层级的异质性效应不同行政层级的政府引导基金在规模与政策目标上存在显著差异。国家级与省级基金等高层级基金通常呈现数量少、单只规模大的特点，承担更明确的宏观战略使命，投资方向需紧密契合国家产业规划，尤其是在“卡脖子”技术攻关、关键领域国产替代等方面。“产业资助饱和”理论指出，当资金投入达到一定规模后，可能出现边际效益递减甚至负效应。由于高层级基金规模较大、覆盖范围较广，可能已

引导还是挤出？——政府引导基金层级异质性研究— 44 —接近资助饱和状态，导致后续资金反而挤出部分市场化有效投资。相比之下，市级及以下的低层级基金数量多、单只规模较小，虽需要统筹区域产业布局、税收就业等地方性政策目标，但由于其产业导向相对宽泛，对企业具体研发路径的约束较弱。（三）研究假设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1.全样本层面的平均影响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正向激励、负向挤出等两种可能的效应。正向激励效应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传递认证信号发挥作用，而负向挤出效应则通过资金替代与政策扭曲产生。当两种效应同时存在的时候，净效应方向则取决于两种力量的相对大小。在全样本中，这两种效应可能相互抵消，导致政府引导基金对研发投入在全样本中难以呈现显著的净效应。正向激励效应源于激励假说理论与信号传递理论。激励假说理论认为，在创新融资中若无法实现外部投资者与企业之间的激励对齐，将引发双重道德风险。一方面，外部投资者可能因信息壁垒与退出不确定性而降低或中断后续投资意愿；另一方面，企业可能因此削减研发投入[5]。政府引导基金可以通过收益让渡、风险补偿、强制跟投、绩效对赌等机制，分担市场化投资机构风险，降低其风险厌恶程度，激励其加强对被投企业的监督与扶持。信号传递理论指出，政府引导基金能够通过严格的筛选机制向市场传递被投企业已通过政府与管理机构双重尽调的认证信号，降低外部投资者的信息获取成本，吸引社会资本跟投，从而改善企业的长期融资环境[7]。然而，在实践中，政府引导基金也可能产生非预期的负向激励效应。负向挤出效应源于资金用途替代效应与政策导向扭曲效应。融资次序理论[6]指出，企业在获得外部融资时，会优先将资金用于偿还债务、补充流动性等生存需求，而非增加具有长周期、高不确定性的研发投入。若政府引导基金未能精准对接研发需求，反而可能产生替代效应。此外，政策导向的扭曲效应可能迫使企业将资金投向政府优先领域，而非企业自身最优的研发方向，从而扭曲资源分配、降低研发效率。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1：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研发投入无显著的平均影响。2.行政层级的异质性效应不同行政层级的政府引导基金在规模、政策目标与运作模式上存在显著差异，可能导致差异化的政策效果。国家级、省级等高层级基金通常规模较大、覆盖范围较广，且承担更明确的宏观战略使命。产业资助饱和理论认为，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非线性递增，当资金投入达到一定规模后，可能出现边际收益递减甚至负效应。由于高层级基金可能已进入资助饱和阶段，后续资金反而可能对部分市场化资金的有效投资产生挤出。同时，高层级基金服务于更高的宏观战略，可能迫使企业将资金投向政府优先领域，扭曲资源分配，降低研发效率。

《澳门管理科学》·粤港澳大湾区管理创 2026 年第 2期— 45 —相比之下，市级及以下的低层级基金虽受到返投比例、地域条件等约束，但其产业导向相对宽泛，对企业研发方向的干预程度较低。此类基金需统筹考虑区域产业结构、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地方财政预算、就业与税收等多重目标，其政策要求更偏向地方经济发展，而非宏观战略层面的技术方向干预，因此对企业具体研发路径的约束相对较弱。此外，低层次基金的单只规模相对小，投资较分散，不易形成资助饱和状态，对研发投入的基础效应比较有限。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2：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存在行政层级异质性。相较于市级及以下的政府引导基金，国家级、省级政府引导基金可能产生更显著的负向效应。三、研究设计（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考虑到政府引导基金投资的非上市公司相关数据获取难度较大，本文以 2016-2021年间创业板与科创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多时点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同时，对样本进行以下处理：（1）剔除金融类（行业代码 J开头）及 ST、*ST企业；（2）剔除核心数据严重缺失或连续缺失的样本；（3）对所有连续变量在 1%和 99%分位数上进行缩尾处理。最终获得 976家企业，5856个企业-年度观测值。其中，处理组企业（获得政府引导基金投资）共 211家，观测值 1266个；控制组企业共 765家，观测值 4590个。（二）变量选择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选用研发投入强度（Rd_intensity）作为核心指标，即企业年度研发支出与营业收入之比。该指标能够反映企业在创新活动中的直接资源投入，且上市公司关于研发投入强度相关数据的披露较为规范、完整，具有良好的可靠性。2.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政府引导基金的投资效应，采用双重差分交互项（DID）来衡量。其中，Treati为处理组虚拟变量，若企业在样本期内曾经获得过政府引导基金的投资，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Postit为政策实施虚拟变量，对于处理组企业，自其首次获得投资当年（含）起赋值为 1，此前为 0。对于控制组企业则恒为 0。交互项系数β衡量政府引导基金投资对企业科技创新的平均处理效应。3.控制变量本文选择以下企业层面的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企业规模（Size）、企业年龄（Age）、财务杠杆（Lev）、盈利能力（ROA）、现金流水平（CF）、成长机会（TobinQ）。各变量的衡量方法详见表 1。

引导还是挤出？——政府引导基金层级异质性研究— 46 —表 1 模型变量说明类型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变量衡量方法被解释变量 Rd_intensity 研发投入强度 企业研发投入/营业收入解释变量 DID 政府引导基金处理效应 Treati∗ Postit控制变量Size 企业规模企业年末总资产取对数Ln（年末总资产）Age 企业年龄企业成立至当年的差值取对数ln（观测年份-成立年份+1）Lev 财务杠杆 年末总负债/年末总资产ROA 盈利能力 年末净利润/年末总资产CF 现金流水平 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年末总资产TobinQ 成长机会 （年末市值+负债账面价值）/年末总资产（三）模型设定为检验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本文采用多时点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以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企业异质性与共同时间趋势，模型设定如下：RDit=α+β(Treati×Postit)+γXit+μi+λt+εit （1）其中，RDit为企业 i在第 t年的研发投入强度；Treati为处理组虚拟变量，若企业曾获得政府引导基金投资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Postit为政策实施虚拟变量，对于处理组企业，自其首次投资年份起（含当年）赋值为 1，其余年份为 0，对于控制组企业则恒为 0。交互项系数β为核心估计量，捕捉政府引导基金投资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平均处理效应。Xit为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Size）、企业年龄（Age）、财务杠杆（Lev）、盈利能力（ROA）、现金流水平（CF）及成长机会（TobinQ）。μi与λt分别为个体与年份固定效应，用于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企业异质性与共同时间趋势。εit为随机误差项。为检验行政层级的异质性效应，本文将处理组划分为高层级组（国家级与省级基金）与低层级组（市级、区级与县级基金），分别进行分组回归。四、实证分析（一）描述性统计从行业分布来看，样本企业分布较为广泛，主要集中在制造业（C类）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I类），分别占总样本量的 75.51%和 12.19%，这一分布特征与创业板、科创板的板块定位高度契合，即重点服务于高新技术产业及战略新兴产业，其余行业分布较为分散，占比均低于 5%。从处理组与控制组的行业分布对比来看，处理组企业在制造业的占比为 77.25%，略高于控制组的 75.03%；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比 12.32%，与控制组的 12.16%基本持平。而在批发和零售、建筑业等行业，处理组企业的占比均低于控制组。卡方结果显示，两组在行业分布上存在显著差异，表明政府引导基金的投资方向具有明确的产业导向，更倾向于支持战略新兴产业。

《澳门管理科学》·粤港澳大湾区管理创 2026 年第 2期— 47 —表 2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全样本共包含 5,856 个企业-年度观测值。研发投入强度（Rd_intensity）均值为 0.082，样本企业之间的研发投入强度存在较大的差异。根据表 2数据，样本企业在研发投入、财务结构、成长机会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为后续分析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创新的异质性影响提供了数据基础。企业规模（Size）均值为 11.489，企业年龄（Age）对数均值为 2.656，资产负债率（Lev）均值为 0.347，盈利能力（ROA）均值为 0.114，现金流比率（CF）均值为 0.072，成长机会（TobinQ）均值为 2.107。处理组（Treat）占比 21.6%，政策实施后（Post）占比 17.0%。处理组样本占比 21.6%，政策实施后样本占比 17.0%，样本量充足。表 2 描述性统计分析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Rd_intensity 5625 0.082 0.097 0 0.746Size 5625 11.489 0.963 9.335 14.425Age 5853 2.656 0.409 1.386 3.466Lev 5625 0.347 0.18 0.049 0.825ROA 5856 0.114 0.101 -0.199 0.472CF 5625 0.072 0.097 -0.213 0.362TobinQ 5625 2.107 2.55 0.089 12.567SA 5625 -3.614 0.301 -4.902 -2.288Treat 5856 0.216 0.412 0 1Post 5856 0.17 0.375 0 1DID 5856 0.17 0.375 0 1（二）分组差异检验与相关性分析表 3 报告了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分组差异检验结果。处理组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显著高于控制组（0.109>0.075，p<0.01），表明获得政府引导基金投资的企业具有更高的研发投入水平。此外，处理组企业规模更大、成立时间更短、现金流更紧、盈利能力更低，且组间的差异均显著（p<0.05），表明政府引导基金倾向于投资规模较大、成立时间较短、融资约束较高但具有成长潜力的企业，在投资标的选择上具有明确偏好。表 3 处理组与控制组分组差异检验变量处理组(Treat=1） 控制组(Treat=0）均值差 t值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Rd_intensity 0.109 0.125 0.075 0.086 -0.035* -11.14Size 11.577 1.066 11.465 0.931 -0.112*** -3.59Age 2.522 0.421 2.693 0.397 0.171*** 13.37Lev 0.357 0.184 0.345 0.179 -0.0122** -2.08ROA 0.100 0.101 0.118 0.101 0.019*** 5.91CF 0.053 0.100 0.078 0.096 0.025*** 7.92TobinQ 2.227 2.941 2.078 2.431 -0.153* -1.85注：***、**、*分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

引导还是挤出？——政府引导基金层级异质性研究— 48 —相关性分析表明，政策虚拟变量（DID）与研发投入强度（Rd_intensity）呈显著正相关（r=0.132，p<0.01），与分组差异检验结果一致。各控制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均低于 0.5，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三）平行趋势检验为验证双重差分模型的前提假设，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进行平行趋势检验。以政策实施前第一期（t=-1）为基准期，估计政策实施前后各期的处理效应。图 1报告了平行趋势检验结果。结果显示，政策实施前各期（t=-5 至-2）的估计系数均未达到统计显著水平（p>0.05），表明处理组与控制组在政策实施前的研发投入趋势无显著差异，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四）基准回归为检验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平均处理效应，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如表 4所示。核心解释变量 DID的系数为-0.00608，未达统计显著水平（p=0.266），表明在全样本中，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研发投入无显著的平均影响。控制变量方面，企业规模（Size）与研发投入呈显著负相关，盈利能力（ROA）与研发投入呈显著负相关，成长机会（TobinQ）与研发投入呈边缘显著正相关。表明全样本中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研发投入无显著平均影响，研究假设 H1获得支持。表 4 基准回归结果变量 系数 标准误DID -0.00608 0.00546控制变量 YES固定效应 YESObservations 5625R-squared 0.111（五）异质性分析为检验政府引导基金效果的行政层级异质性，本文将处理组分为高层级组（国家级与省级基金）与低层级组（市级、区级与县级基金），并分别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5所示。结果显示，高层级组 DID系数为-0.01429，在 10%水平上边缘显著（p=0.069）；低层级组 DID系数为 0.00404，未达统计显著水平。表明政府引导基金对研发投入的负向影响主要来自国家级与省级基金，市级及以下基金则无显著效果，研究假设 H2获得支持。表 5 行政层级异质性分析变量 高层级组 低层级组DID -0.01429* 0.00404控制变量 YES YES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澳门管理科学》·粤港澳大湾区管理创 2026 年第 2期— 49 —固定效应 YES YESObservations 5161 4841R-squared 0.113 0.083注：***、**、*分別在 1%、5%、10%水平显著。（六）稳健性检验为确保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进行了一系列检验，包括更换被解释变量（研发支出与总资产之比）、安慰剂检验（假设政策提前 2年）、剔除直辖市样本。结果如表 6所示，核心结论（全样本无显著影响、高层级基金负向效应）在所有稳健性检验中均保持不变。具体如下：1.更换被解释变量为避免研发投入强度的衡量方式对研究结果产生干扰，本文件研发投入强度替换为研发支出与总资产之比，并重新进行回归。在更换变量后，结果显示 DID系数仍为负且不显著，与基准回归结论一致。2.安慰剂检验为排除实证结果可能由时间或者偶然因素驱动，本文假设政府引导基金的投资提前 2年发生，并重新估计 DID模型。结果显示，在设想的政策提前期，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无显著差异，排除了时间趋势对基准结果的干扰。3.排除直辖市样本为避免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直辖市因政策资源较多、企业特征特殊而对结果产生干扰，本文在剔除直辖市样本后重新进行估计。结果显示，排除直辖市后，DID系数仍为负且不显著，与基准回归结论一致。表 6 稳健性检验稳健性检验 DID系数 显著性基准回归（原） -0.00608 不显著更换被解释变量 -0.00035 不显著安慰剂检验 -0.00676 不显著排除直辖市 -0.00639 不显著五、结论与政策建议近年来，各级政府批准设立的政府引导基金已形成较大规模，其政策效果备受关注。本文以 2016-2021年创业板与科创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多时点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从企业微观层面考察了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一是从整体层面看，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研发投入无显著平均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在全样本中，政府引导基金并未如预期般普遍促进企业研发投入。二是从行政层级看，政府引导基金的效果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在高层级组（国家级与省级基金）中，政府引导基金对研发投入呈现边缘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在低层级组（市级、区级与县级基金）中则无显著效果。表明政府引导基金的负向影响主要集中于国家级与省级基金，可能与其承担更明确的宏观战略使命、投资规模较大而接近“资助饱和”的状态有关。

引导还是挤出？——政府引导基金层级异质性研究— 50 —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并非普遍存在，其效果因基金行政层级而异。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厘清国家级与省级基金的管理边界第一，明确区分政策目标与市场化运作的界限。国家级与省级基金在引导资金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同时，应避免对企业研发决策的过度干预，而应将具体的投资决策判断交由专业的子基金管理团队；第二，建立政策目标与企业研发行为的协调机制。在设定返投比例、产业导向等政策要求时，应充分考虑企业的研发周期与创新规律，避免因短期政策考核压力而扭曲企业长期研发规划；第三，实施差异化考核机制。对承担宏观政策使命的长期基金，应适当延长考核周期，减少短期财务回报压力，让企业有充足的时间将引导基金资金转化为实质的研发投入。（二）建立尽职免责制度股权投资本属高风险领域，政策性基金因承担宏观政策使命，所投项目可能出现为达成社会效益而亏损的情形。目前国家层面尚无相关尽职免责机制，可能导致基金管理人因担心问责而选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投资策略，加剧对企业研发的负向影响。第一，建议制定国家层面财政投资基金尽职免责制度，明确政策性投资的免责范围与条件，针对承担国家战略任务的高层级基金，放宽对其投资失败的问责条件；第二，建立政策性投资的风险分担机制，对国家级、省级基金因政策目标导向而产生的投资损失，由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按一定比例分担，降低基金管理人的后顾之忧；第三，明确尽职免责的适用情形与认定程序。建议细化免责的具体情形，建立由财政、审计等联合部分组成的认定小组，并将尽职免责的有关情况纳入基金年度运营报告，并定期向主管部门备案。（三）建立绩效评价体系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研发投入的负向影响主要集中于高层次基金，可能与其政策目标过强、考核机制不合理有关。第一，建议建立“政策目标—企业研发—市场回报”的绩效评价体系，在考核高层级基金时，同步评估其对企业研发行为的实际影响，避免政策目标凌驾于企业创新规律之上；第二，建议优化评价周期，对处于投资期的高层级基金设置不少于五年的中长期评价窗口，避免因短期考核压力迫使子基金干预企业正常研发活动；第三，应将企业研发行为变化纳入基金绩效考核，在基金退出时评估被投企业的研发投入变化，作为衡量基金政策效果的重要参考指标，引导基金管理人关注企业长期创新能力。【参考文献】[1]吴斌，张雪莹,石羞月.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检验[J].财会月刊,2023 (11)：23-30.[2]陈鑫鑫,陈中天,罗福凯.政府投资基金对企业创新的动态效应研究[J].会计与经济研究,2022(6)：79-94.[3]蔡庆丰,刘昊,舒少文.政府产业引导基金与域内企业创新：引导效应还是挤出效应？[J].金融研究,2024(3)：75-93.[4]Holmström, B. (1979). Moral hazard and observability[J]. 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1979, 10(1): 74-91.[5]Myers, S. C., & Majluf, N. S. Corporate financing and investment decisions when firms have information thatinvestors do not have[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84, 13(2): 187-221.[6]Spence, M. Job market signaling[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3, 87(3): 355-374.

《澳门管理科学》·粤港澳大湾区管理创新 2026 年第 2期— 51 —中国 AI 产业生态与竞争力：冰山与 QZ 模型分析韩伟（澳门旅游大学，中国 澳门， 999078）摘 要：人工智能技术的规模化商业落地，标志着全球数字经济进入新的结构性分化时期。本文聚焦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竞争格局，提出“冰山模型”这一分析框架，将产业生态划分为市场主导层、应用创新层与基础设施层三个维度，揭示现有研究中普遍被低估的底层资源依赖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QZ三维分析法”（QZ取 Quantized Zero-to-one跃迁之意），从基础力（人才密度与AGI信仰）、引力（生态协同能力）及耐力（算力成本效率与商业造血）三个维度评估AI企业竞争力，并设计相应的二级量化指标。冰山模型解决“企业在产业生态中处于哪一位置”的静态结构问题，QZ三维分析法则回答“企业能否在不同生态位之间跃迁”的动态竞争力问题，二者共同构成本研究的分析框架。研究以 DeepSeek系列模型的崛起为案例，从战略管理视角验证上述框架的解释力。关键词：人工智能产业；冰山模型；QZ分析法；数字经济；战略竞争力Ecosystem and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AI Industry: Iceberg and QZ ModelAnalysisHanWei(School of BusinessAdministration, MacaoUniversity of Tourism,Macao 999078)Abstract: The large-scale commercializ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rks a new era of structuraldifferentiation in the global digital economy.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Iceberg Model" to analyzeChina's AI industry, categorizing its ecosystem into three layers: market-dominant, application-innovative, and infrastructural. The Iceberg Model addresses the static question of where firms arepositioned within the industrial ecosystem, while the "QZ 3D Analysis Method" (QZ standing forQuantized Zero-to-one transition)—built around Foundation, Gravity, and Endurance—addresses thedynamic question of whether and how firms can transition across ecological positions. Using theemergence of DeepSeek as an empirical case, interpreted through a strategic management lens, thispaper validates both frameworks and offers practical guidance for corpora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regional policy in the Asia-Pacific context.Keywords: AI Industry; Iceberg Model; QZAnalysis; Digital Economy; Strategic Competitiveness【作者简介】韩伟，男，澳门旅游大学工商管理博士生，澳门工商管理博士协会副理事长，香港未来发展国际集团创始人兼CEO。主要研究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商业应用、战略管理。

中国 AI产业生态与竞争力：冰山与 QZ 模型分析— 52 —一、引言2025 年 1 月下旬，一个并不广为人知的中国量化私募机构旗下 AI 团队发布了推理模型 DeepSeekR1，随即在全球资本市场掀起一场始料未及的冲击波，英伟达股价于 1月 27日单日蒸发约 5,890亿美元，创下美股史上单日市值跌幅最大纪录。对于这一事件，多数媒体的解读聚焦于“中美 AI差距缩小”，但从战略管理的角度看，DeepSeek现象更深刻的意涵在于：它以一个具体案例，挑战了“算力规模决定竞争壁垒”这一大语言模型兴起以来几乎被奉为公理的行业假设。这一假设的动摇，意味着 AI产业的竞争格局正在发生结构性重组，而现有的理论工具未必能够有效捕捉这种重组的内在逻辑。就中国 AI产业的整体格局而言，2023年至 2024年间被频繁以“百模大战”加以描述。然而，这一说法在揭示的同时也遮蔽了一些关键信息：它放大了头部企业之间的同质化竞争，却掩盖了支撑整个产业运行的隐形基础，即那些不在公众视野中出现、却在算力供给、数据资产和算法工具链层面深度介入产业进程的主体。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统计[1]，截至 2024年底，国内可追踪的大语言模型数量超过 230个，但具备持续商业落地能力的不超过 20家。这种极度不对称的生态格局，难以用传统的竞争集中度指标加以充分刻画。当前全球范围内人工智能正从技术验证迈向规模化商业应用（McKinseyGlobal Institute，2025）[2]，这一转折使产业底层的资源依赖结构成为决定竞争走向的关键变量。现有的 AI产业竞争力研究在方法论层面存在两个缺口：其一，多数研究沿用 Porter的五力框架或钻石模型（Porter,1990）[3] ，难以处理大模型时代“底层模型-应用层-基础设施”之间高度非线性的生态依存关系；其二，以模型能力评测分数或融资额作为竞争力代理指标，忽略了算力获取成本、商业造血能力和生态协同效率等对企业长期生存更具决定性的要素。本文在上述缺口的交叉地带提出两个互补框架：冰山模型解决“企业在哪里”的静态定位问题，QZ三维分析法解决“企业能否跃迁”的动态评估问题。二、文献回顾（一）AI产业竞争力的理论脉络早期研究带有明显的宏观技术乐观主义色彩。Brynjolfsson和McAfee（2014）[4]将 AI 定位为继蒸汽机之后的新一代通用目的技术，重点强调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潜力，而较少深究不同类型企业在这一技术浪潮中的生存差异。Bommasani 等人（2021）[5]在斯坦福 CRFM 的报告中系统梳理了基础模型的潜力与风险，但关注点仍集中于技术评测，对商业竞争机制分析有限。Liang等人（2023）[6]对逾30个开源与闭源模型的全面评估表明，模型性能呈现快速均值化趋势，这一发现隐含着重要的竞争学推论：当技术差异化空间压缩，企业竞争的决定因素将从“模型能力本身”转向“能力的成本效率与场景适配”。

《澳门管理科学》·粤港澳大湾区管理创新 2026 年第 2期— 53 —与此同时，受 Eisenmann 等人（2006）[7]平台竞争框架的启发，部分学者将开源策略理解为“吸引开发者—扩大边际效用—强化生态锁定”的正反馈机制，Meta的 Llama系列的全球扩散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有力支持。在中国本土研究方面，戚聿东与肖旭（2020）[8]从数字经济视角探讨了企业管理变革的底层逻辑；孙早与侯玉琳（2019）[9]关于工业智能化对就业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从要素市场角度印证了 AI技术渗透对资源配置的重塑效应，为本文构建 QZ 分析法中的“人才密度”子指标提供了启示。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3）[1]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和应用发展研究报告》在产业全景数据层面具有较高参考价值，但作为行业白皮书，其分析框架缺乏对“竞争边界动态演化”的理论深度。综合上述文献梳理，现有研究存在三个结构性缺口：缺乏整合多层级生态主体的中观框架；竞争力评估停留于静态指标，缺乏对层间跃迁机制的刻画；对中国 AI企业的评估多套用美国标准，对“算法替代算力”路径缺乏针对性工具。（二）本文框架与既有理论的关系本文两个框架并非对既有理论的替代，而是在特定问题上的延伸与整合。“冰山模型”的理论亲缘是Schein（1985）[10]的组织文化冰山隐喻，但本文将分析层次从组织提升至产业，聚焦的是生态系统的结构性可见性偏差而非文化隐性要素；其与 Porter（1990）[3]五力框架的区别在于，冰山模型揭示的是“哪些行业主体构成了竞争的真实基础”，而非行业竞争态势的整体评估。“QZ 三维分析法”与 Teece 等（1997）[11]动态能力理论存在深刻的概念共鸣：动态能力的“感知—把握—重构”三元结构，与 QZ 的“基础力—引力 —耐力”在功能逻辑上高度对应；QZ 框架的贡献在于，在动态能力的概念空间内设计了能够捕捉 AI产业特殊竞争逻辑（开源生态、算力成本结构）的可量化子指标，而这是 Teece框架所未覆盖的维度。与 Eisenmann 等（2006）[7]平台竞争框架相比，QZ 的引力维度吸收了双边市场逻辑，同时纳入了开源生态这一传统平台理论未充分探讨的协同机制。在框架定位上需要明确说明：本文的冰山模型与 QZ 三维分析法在当前阶段属于“概念性框架”（Conceptual Framework）。其学术贡献体现在概念界定的清晰度与内在逻辑的自洽性，而非即时的量化可复现性。所设计的二级指标（TDI、ACI、OCI、AEP、VCD、CER、BVI）旨在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操作化起点，指标权重校准与测量效度的系统验证有待后续研究通过企业面板数据推进。三、中国 AI产业生态结构：冰山模型要理解中国 AI产业的竞争格局，一个不得不正视的认知误区是：公众和资本市场所能直接感知的那一部分，正是整个生态系统中体量最轻、位置最高的一层。这种“可见性偏差”的存在，使得无论是投资决策还是政策设计，都倾向于高估头部企业的独立性，而低估其对隐形基础设施的深度依赖。“冰山效应”最初来自冰川学的物理观察，后被 Schein（1985）[10]引入组织文化研究，用以描述企业文化中可观测要素与深层隐性结构之间的巨大比例差异。本文借用这一隐喻，将分析对象从单一组织延

中国 AI产业生态与竞争力：冰山与 QZ 模型分析— 54 —伸至整个产业，提出“中国 AI产业冰山模型”，将其划分为三个功能不同、深度依存的结构层级。本文选择“冰山模型”作为解构中国 AI产业生态的中观分析工具，而非沿用传统的迈克尔·波特五力框架或行业集中度指标，其核心逻辑根植于中国 AI产业在特定历史技术窗口期内所呈现的三重异质性特征。这一选择最直接的方法论价值，在于矫正中国 AI产业长期存在的“可见性偏差”与舆论泡沫，而这正是聚焦市场可见竞争主体与份额分布的五力模型及集中度指标难以摆脱的视觉牵引。自 2023年“百模大战”爆发以来，媒体与资本市场的注意力多聚焦于市场主导层的参数竞赛与前端流量，而这种显性的繁荣掩盖了中国 AI产业极度不对称的生态依赖。冰山模型通过“水面上/下”的结构划分，强制将研究视线引向那些隐没于公众视野之外的算法工具链、国产芯片适配生态以及行业私有数据集，从而能够更真实地评估产业的整体韧性。更深层的契合性，在于该模型能够捕捉外部地缘政治约束下中国 AI产业“非对称依赖”的底层现实，而这正是聚焦同层横向竞争关系的五力模型先天难以触及的纵向命题。在前沿硬件获取遭遇壁垒的背景下，中国 AI企业无法单纯复制西方依赖充沛算力堆叠的平铺式路径；DeepSeek等案例表明，中国 AI的战略突围高度依赖于基石层中极端算法优化对硬件性能缺陷的非对称补偿。冰山模型提供的“底部支撑上层”纵向视角，能够刻画这种知识底蕴与工程红利对上层商业创新的非对称拓扑关系。与此同时，该模型还能够容纳中国互联网大厂独特的“跨层纵向一体化”生态，而这正是依赖清晰边界划分的集中度指标的盲区所在。区别于西方相对清晰的平台分工，中国 AI生态中的头部平台（如阿里云、腾讯云等）往往同时横跨基石层（算力租赁）、主导层（通用大模型）与应用层。冰山模型通过对动态层级的判定与跨层主体的界定，避免了传统分业分析工具对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割裂，为后续 QZ三维分析法中“层间跃迁”的动态演进提供了稳固的静态坐标。（一）冰山之巅：市场主导层这一层级的主体，是拥有最大品牌曝光度、资本吸引力和模型研发能力的头部企业群体。主要包含两类：大型互联网平台旗下的 AI战略部门（百度文心一言、阿里通义千问、腾讯混元、字节豆包）与获得大规模外部融资的大模型初创企业（月之暗面、智谱 AI、商汤日日新）。从融资数据看，这一层级在 2023至 2024年间吸引了市场的绝对注意力：月之暗面于 2024年 2月完成的 A+轮融资金额超 10亿美元，投后估值达 25亿美元，并于同年 8月完成超 3亿美元 B轮融资，估值进一步升至 33亿美元；智谱 AI于 2024年 12月完成单轮 30亿元人民币融资，投后估值突破 200亿元[12]。模型性能层面，头部企业在 Chatbot Arena 等国际基准评测上与 OpenAI、Google 的差距在2024年下半年已大幅收窄。然而，商业变现路径的相对单一，主要集中于 API调用、企业私有化部署及云计算绑定，这始终是这一层级企业的核心生存压力所在。

《澳门管理科学》·粤港澳大湾区管理创新 2026 年第 2期— 55 —（二）水面过渡层：应用创新层应用创新层是目前中国 AI生态中企业数量最多、竞争逻辑最为多元的层级，其共同特征是：不追求在通用底层模型上与巨头正面竞争，而是以大模型 API为底座，向特定垂直场景深度切入，以场景数据积累为核心护城河。金融科技领域是落地程度相对较高的代表性赛道。东方财富、同花顺等平台已将 AI功能深度嵌入核心业务流程。以同花顺为例，其月活跃用户规模在 2024年下半年持续稳居证券类应用首位（易观千帆数据）[13]，高粘性、高频次的用户基础为 AI功能的规模化渗透提供了天然入口。医疗健康领域，科大讯飞医疗的 AI辅助诊断系统截至 2024年底已覆盖全国超 7 万家基层医疗机构，并接入 500 余家等级医院[14]，借助持续的场景积累在标注数据层面形成了较高的进入壁垒。应用创新层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子群体，是以技术时间差为核心竞争资产的“出海先锋”。受中美科技摩擦影响，部分中国 AI应用企业选择以东南亚、中东及拉丁美洲为起点，在算法生态尚不成熟的市场建立先发优势。（三）冰山基石层：隐形基础设施基石层是整个中国 AI产业得以持续运转的物质基础与知识源头，却也是最难被外部观察者所充分感知的部分。这一层级涵盖高校与科研机构、算力基础设施提供者、高质量数据生态建设者三类主体，三者的关系并非简单的供应链上下游，而是相互咬合的功能性依存。根据 IDC《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2025）》[15]，截至 2024年底，中国智能算力总规模已达 725.3 EFLOPS，同比增长 74.1%，以华为升腾 910B为代表的国产算力芯片在适配效率上持续提升，支撑了在出口管制背景下国内大模型预训练的基础需求。理解基石层的战略意义，需要引入“供应链韧性”这一视角。DeepSeek能够在 H800 GPU（而非受出口管制的 H100）条件下完成高质量模型训练，其技术前提是对芯片底层指令集和显存利用率的极端优化[16]，而这一能力的形成，依赖于基石层长期积累的算法工程底蕴。换言之，表面上看是市场主导层的企业完成了技术创新，但支撑这一创新的知识基础，根植于整个产业生态系统最不显眼的部分。（四）层级判定标准：初步阈值建议为增强不同研究者之间的可复现性，本文为三个层级分别提出初步的判定阈值。市场主导层的判定采用多条件组合：在累计融资额超过 10亿元人民币、旗下通用大模型于 Chatbot Arena或等效评测中进入全球前 20名、月均 API调用量超过 10亿次这三项指标中，满足任意两项即可归入该层；考虑到大型平台旗下的 AI部门通常不单独披露融资数据，对其判定可主要依据后两项指标。应用创新层的核心识别特征，是以垂直场景应用为主要商业模式：这类企业在至少一个细分领域拥有逾百万月活跃用户或逾亿元年度 B2B合同额，且技术路线主要依赖外部模型 API调用，而非自主预训练。基石层的核心识别特征，则是其主要收入来源为算力租赁、数据服务或底层工具链，而非面向终端用户的 AI产品。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部分企业同时在多个层级布局，宜视为“跨层主体”，而非强行归入单一类别。例如，

中国 AI产业生态与竞争力：冰山与 QZ 模型分析— 56 —阿里云既提供算力租赁（基石层），又推出通用大模型（主导层）；科大讯飞则一方面以自主预训练的星火大模型布局主导层，另一方面通过讯飞医疗等产品深耕应用层场景。四、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QZ三维分析法冰山模型解决的是一个静态的定位问题：企业在中国 AI产业的三层生态结构中处于何种位置，其竞争逻辑与资源依赖是什么。但仅仅知道“企业在哪里”，还不足以回答“企业能否在不同生态位之间成功跃迁”这一更具实践张力的问题。DeepSeek从基石层向市场主导层的成功跃迁，正是对这一问题的有力提示。因此，本文在冰山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QZ 三维分析法”，作为评估企业动态竞争力的补充工具。QZ 三维分析法的设计初衷，是在可操作性与解释力之间寻求平衡。“QZ”取“Quantized Zero-to-one跃迁”之意，暗喻 AI企业从量变积累到质变跃升的竞争动力学过程。本文识别出三个对 AI企业长期竞争力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核心维度，并在每个维度下设计具体的二级量化指标，使得跨层级、跨类型的企业横向比较成为可能。（一）基础维度（Foundation）：人才密度与 AGI信仰基础维度含两个互补子指标。“人才密度指数”（TDI）关注顶尖研究者的集聚效应而非员工总数，代理指标建议采用：过去三年在顶级 AI学术会议（NeurIPS、ICML、ACL、ICLR）中一作或通讯作者论文数、高被引研究者留存率及核心技术岗薪酬溢价率。DeepSeek以不超过 50人的核心算法团队在两年内发表逾 30篇顶会论文，是这一“少而精”战略的典型体现。“AGI 信仰系数”（ACI）评估企业能否在商业压力下维持对长期技术路线的战略定力，代理指标包括研发投入占收入比重及公开技术承诺与资源配置的一致性。ACI的缺失，往往是企业向短期“套壳”策略滑落的前兆。（二）引力维度（Gravity）：生态协同能力引力维度描述企业在技术生态中的向心力，其本质是“以开放换增长”的平台竞争逻辑：让渡部分技术控制权换取开发者社区的规模效应，以低边际成本获取场景数据形成数据飞轮。二级指标分三层：“开源贡献度”（OCI）通过 GitHub及 HuggingFace 的可量化数据评估，涵盖 Star增长速率、外部贡献者活跃度及模型下载量；“API生态渗透率”（AEP）衡量模型能力向下游场景渗透的广度；“垂直场景覆盖密度”（VCD）评估企业在医疗、金融、教育、政务等落地场景的深度参与。VCD刻意区分“全场景布局”与“场景深耕”，后者对构筑数据壁垒更具决定性意义。（三）耐力维度（Endurance）：算力成本效率与商业造血耐力维度解决企业的根本性生存问题：在长期技术投入的同时是否维持足够的财务生命力。“算力效率比”（CER）的核心逻辑是：在达到相同性能基准的条件下，算力成本越低，现金流优势越显著。

《澳门管理科学》·粤港澳大湾区管理创新 2026 年第 2期— 57 —以 DeepSeek V3.2为基准，其 API输入定价约为$0.28/百万 tokens，相较 GPT-5.4（$1.25/M）低 78%，相较 Claude Opus 4.6（$15/M）低逾 98%；DSA 架构在长文本场景下进一步将推理成本压缩逾50%[16][17]。“商业造血指数”（BVI）重点考察 ToB私有化部署的客单价与续费率、开放 API的计费转化率，以及是否已建立独立于外部融资的正向现金流循环。BVI偏低的企业在融资环境收紧时生存韧性将受严峻考验。（四）QZ框架的初步应用：代表性企业横向评分为验证 QZ框架的区分效度，本文依据公开信息对智谱 AI、月之暗面、MiniMax及 DeepSeek四家企业进行初步评分（五星制）。此为定性估算，旨在展示框架的区分逻辑而非精确量化结论。表 1代表性中国 AI企业 QZ三维分析法初步评分（基于公开信息，2025年）企业 基础维度（TDI+ACI） 引力维度（OCI+AEP） 耐力维度（CER+BVI） 综合评级DeepSeek ★★★★★ ★★★★★ ★★★★☆ 旗舰型智谱AI ★★★★☆ ★★★★☆ ★★★☆☆ 均衡型月之暗面 ★★★★☆ ★★★☆☆ ★★☆☆☆ 基础依赖型MiniMax ★★★☆☆ ★★★★☆ ★★★☆☆ 场景深耕型注：★★★★★=极强；★★★★☆=强；★★★☆☆=中等；★★☆☆☆=偏弱。数据截至 2025年底。从评分分布看，QZ 框架呈现出较好的区分效度。DeepSeek在基础与引力维度均达最高评级，验证了其“算法精英 +开源生态”双轮驱动模式；智谱 AI三维评分相对均衡，整体布局稳健但尚未形成压倒性优势；月之暗面的耐力维度偏弱，折射出高融资依赖与商业造血不足的结构性脆弱；MiniMax通过多模态场景深度覆盖在引力维度表现突出，但基础维度的研究积累相对有限。这一格局与行业观察基本吻合，初步支持了 QZ框架作为区分性分析工具的有效性。五、案例研究：DeepSeek竞争能力的持续演进与 QZ框架验证在展开案例分析之前，有必要就方法选择作出说明。本文之所以采用单案例研究（single-casestudy）而非大样本统计检验，根植于研究问题的性质与研究对象的现实条件。其一，本文的核心任务是检验冰山模型与 QZ 三维分析法这两个新建构框架的解释力，属于 Yin（2018）[18]所界定的“理论检验型”案例研究，即当研究目标是回答“如何（how）”与“为何（why）”的过程性问题，而非“多少（howmuch）”的频率性问题时，案例研究相较于变量统计更具适配性。其二，DeepSeek 构成了一个Eisenhardt（1989）[19]意义上的“极端案例”（extreme case）：它在硬件受限的约束条件下完成了从基石层向市场主导层的逆向跃迁，这一现象在现有样本中尚属罕见，其信息密度远高于均值化的普通样本，能够充分暴露框架所刻画的层间跃迁机制。其三，AI产业正处于剧烈的范式转换期，可供统计的层间跃迁事件样本量过小且高度异质，尚不具备大样本回归的统计前提；在此阶段，深度案例研究是建构与验证中观理论更稳健的方法路径。此外，本文亦引入“未遂跃迁”的失败案例群（见本节第五部分）作为反向对照，以缓解单案例研究的外部效度局限。

中国 AI产业生态与竞争力：冰山与 QZ 模型分析— 58 —此外，鉴于人工智能模型的迭代速率远超传统行业，有必要明确本文的数据截断时点（data cutoff）。本文所涉及的全部模型版本、性能评测指标与 API 定价数据，均以 2026 年第一季度末（2026 年 3 月31日）为统一截断时点；该时点之后发布的后续模型不纳入本文的经验分析范围。作出这一界定，并非忽视技术演进，而是出于实证研究的内在要求：唯有冻结一个明确的时间断面，全文数据方能在同一时点上保持可比性与可复现性。需要强调的是，本文的核心论证建立在已被市场充分验证的既成事件之上（DeepSeek-R1 与 DeepSeek-V3.2 的发布及其引发的产业链反应），而非依赖于某一特定时点的最新模型；因此，截断时点之后的模型演进，并不影响本文核心结论的成立，反而可作为对本文分析框架解释力的持续检验（参见第六节的相关讨论）。（一）事件背景：从 R1冲击到 V3.2确立2025年 1月 20日，DeepSeek发布推理模型 DeepSeek-R1并同步开源模型权重，成为当年 AI产业最具冲击力的事件节点。在能力评测层面，DeepSeek-R1 在 AIME 2024测试中得分 72.6%，与 OpenAIo1正式版的 74.4%相当；在 Codeforces的代码能力评测中，其 ELO评分达到 1,820分，进入全球顶尖程序员前 0.3%分位段[20]。英伟达股价于 1月 27日单日蒸发约 5,890亿美元，创下美股史上单日市值跌幅最大纪录。2025年 12月 1日，DeepSeek正式发布 DeepSeek-V3.2（及其强推理变体 V3.2-Speciale），以完全开源的方式对外发布 685亿参数 MoE 架构模型。V3.2在 2025 年国际数学奥林匹克（IMO）和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IOI）中取得金牌成绩，性能指标与同期 GPT-5 相当[16]，而 API 输入定价仅为约 0.28美元 /百万 tokens，相较于 GPT-5.4的约 1.25美元 /百万 tokens[17]，差距超过四倍。这一结果表明，R1所开创的“算法效率替代算力规模”路径，已从一次性突破演变为可复制的技术方法论。这一市场反应需要被准确解读：资本市场的震动，并非来自对 DeepSeek本身商业前景的直接估值，而是来自对“高端 GPU长期稀缺性溢价”的重新定价。V3.2的发布进一步印证了这一判断：以 DeepSeekSparse Attention（DSA）为代表的新一代算法架构创新，在长文本推理场景中将计算成本较前代压缩逾50%，同时维持了性能基准的持平甚至小幅提升。为直观呈现截至 2026年第一季度“算力效率比”指标的跨模型差异，下表对 DeepSeek V3.2 与同期主要前沿竞品进行横向对比：表 2主要前沿大模型核心竞争力指标横向对比（2026年 Q1）指 标 DeepSeek V3.2 GPT-5.4 Claude Opus 4.6发布时间 2025年 12月 2026年 3月 2026年 2月训练成本（美元） 约 600万（估） 不公开（估逾亿） 不公开API输入定价（$/百万 token） 约 0.28 约 1.25 约 15.0AIME 2025数学推理 89.3%（V3.2-Exp） 94.6%（GPT-5） 未公开SWE-bench代码能力 具备竞争力（待验证） 74.9%+ 80.8%算力效率比（CER） ★★★★★ ★★★ ★★开源策略 完全开源（MIT） 闭源 闭源资料来源：DeepSeek技术报告（2025）、OpenAI GPT-5.4发布公告（2026-03-05）、Anthropic Claude 4.6基准评测（2026-02-05）及公开 API 定价整理。注：本文数据统一截至 2026 年第一季度末（2026 年 3 月 31日），表中所列 GPT-5.4、Claude Opus 4.6 均为截断时点前已正式发布之版本，并非预测数据；该时点之后发布的后续模型不纳入本文经验分析范围（详见第五节说明）。

《澳门管理科学》·粤港澳大湾区管理创新 2026 年第 2期— 59 —（二）冰山模型定位：从基石层到市场主导层的跃迁DeepSeek的崛起路径，是冰山模型“层间跃迁”逻辑的典型实例。DeepSeek隶属于量化私募机构幻方科技旗下，后者的核心竞争力根植于高频交易中的数学建模和算法优化，这正是本文所定义的“基石层”能力范畴：深度的算法工程底蕴和高密度的数理人才储备，而非亿级参数规模的大模型研发组织。DeepSeek正是以这种“基石层”的能力禀赋，通过算法效率的突破，完成了向市场主导层的成功跃迁。这一跃迁路径的战略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不依赖算力资源积累的竞争替代路径，这与克里斯坦森（Christensen,1997）[21]的“破坏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逻辑高度契合：在技术范式发生根本性转换的窗口期，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新维度重新定义竞争基础，往往比沿既有技术轨道延续性投入更具颠覆力量。DeepSeek 以算法工程效率为突破口，实质上完成了一次典型的破坏性进入，其竞争优势并非建立在现有游戏规则上的超越，而是通过改写规则本身实现的跃迁。（三）以 QZ三维分析法解构 DeepSeek的竞争优势从基础维度审视，DeepSeek的人才密度指数（TDI）在国内 AI企业中处于顶尖水平。其核心算法团队不超过 50人，但在 2023至 2024年间以一作或通讯作者身份发表顶会论文逾 30篇。尤为关键的是，幻方科技的量化投资背景，塑造了这支团队对算法精度和计算成本的极端敏感性。这种对“效率”的偏执，在大厂以工程量能和数据规模取胜的研发文化中殊为罕见，构成了一种难以被快速复制的组织能力。从耐力维度看，DeepSeek从 R1到 V3.2的持续选择，是以“算法创新降低资源消耗”代替“扩大资源投入维持竞争力”，在技术封锁背景下贯彻执行成本领先战略。就具体成效而言，V3.2 的 API 定价（$0.28/百万 tokens）相较于 GPT-5.4（$1.25 / 百万 tokens）低约 78%，相较于 Claude Opus 4.6（$15 /百万 tokens）更构成数量级差距。DSA 架构创新将长文本场景的推理成本压缩逾 50%，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耐力优势的可持续性。从引力维度看，DeepSeek从 R1到 V3.2一贯之地执行开源策略，带有明确的主动设计逻辑而非被动选择。完全开源（包括模型架构、训练代码及技术报告，MIT协议）的决策，可被理解为一种“以知识产权换生态规模”的平台策略。DeepSeek R1技术报告发布后两周内，已出现逾 50个基于其蒸馏技术的垂直领域衍生模型；而 V3.2的开源释出，进一步在 HuggingFace 上引发大规模的社区复现与二次开发，其模型仓库的 Fork数量在发布后 30日内突破 2万次[20][16]，DeepSeek正从一个中国 AI企业，逐步演化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开源 AI生态节点。（四）DeepSeek跃迁路径的边界条件分析 DeepSeek成功的同时，指出其可复制性的边界，对本研究框架的完整性同样重要。DeepSeek的算力效率优势，深度依赖母机构在量化金融领域积累的数学优化文化，这一类型的组织基因，难以通过快速招聘或短期培训加以复制，更接近于 Barney（1991） [22]所定义的异质性稀缺资源。此外，DeepSeek 在商业造血指数（BVI）这一子维度上目前的表现尚待市场的进一步检验。这一观察反过来印证了 QZ三维分析法的设计初衷：三个维度需要同时评估、相互印证，任何一个维度的突出表现都不足以保证企业的长期竞争优势。

中国 AI产业生态与竞争力：冰山与 QZ 模型分析— 60 —（五）失败案例对照：“未遂跃迁”的 QZ解读理论框架的解释力不仅体现于对成功案例的描述，更体现于对失败的预测能力。2023至 2024年间，有多家中国 AI创业企业尝试从应用创新层向市场主导层跃迁，最终因资源耗尽而退出。以 QZ框架分析，这些企业的共同特征是：高管层背景多来自互联网运营岗位，顶会论文积累严重不足（TDI偏弱）；研发投入占比持续被商业扩张稀释（ACI缺失）；通用大模型的预训练成本往往数倍于其单轮融资规模（CER极低）。与 DeepSeek从基石层成功跃迁的路径对比，这一“未遂跃迁”的模式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核心论断：决定层间跃迁成败的关键是基础维度的算法能力积累，而非耐力维度的短期资金规模。六、结论与管理启示本文所提出的冰山模型与 QZ 三维分析法，试图从不同角度回应同一个核心问题：在技术迭代速率远超传统行业的 AI产业中，企业竞争力的来源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被测量和比较？冰山模型澄清了一个认知误区：在中国 AI产业中，可见度最高的企业未必是决定产业走向最关键的节点，基础设施层的芯片生态、数据资产与算法人才储备，以更缓慢但更深刻的方式塑造着上层竞争的边界条件。QZ三维分析法则提供了一套相对统一的评估语言，使得跨层级、跨类型的企业动态比较成为可能。对企业管理者而言，上述框架最直接的启示是“生态位自知”的重要性。在制定 AI转型战略之前，企业需要诚实评估自身在冰山模型中所处的位置：试图在市场主导层与巨头正面竞争、在应用创新层寻找场景纵深，还是深耕基石层的特定节点。这三种选择背后所需的资源结构和能力组合，有着本质的差异，而混淆这三者的企业往往在三个方向上都没能形成真正的壁垒。对政策制定者而言，冰山模型所揭示的基础设施依赖关系，意味着产业扶持政策的着力点不应只聚焦于“明星大模型的参数竞赛”。DeepSeek的案例表明，在硬件获取存在外部约束的现实背景下，算法效率优化的政策引导与资源支持，在成本效益上可能优于算力规模的单纯扩张。具体而言，建议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后续实施中，将算法效率优化研究列为专项资金支持方向，并推动高校量化工程、计算机科学与管理科学的跨学科人才培养机制。值得补充的是，本文截稿后的产业动态为上述框架提供了一次前瞻性验证。2026 年 4 月，DeepSeek发布新一代 V4系列模型（V4-Pro与 V4-Flash）[23]，延续了完全开源（MIT 协议）与效率优先的一贯路线：其混合稀疏注意力架构在百万 token长上下文场景下，将单 token推理算力压缩至前代V3.2的约四分之一，同时以约为同期闭源前沿模型十分之一量级的 API价格，维持了具有竞争力的性能表现。这一演进虽不属于本文截断时点（2026年第一季度末）内的经验分析对象，但其内在逻辑，即以算法与架构效率的持续突破替代算力规模的单纯堆叠，恰是本文所识别的“算法效率替代算力规模”路径的延续与强化。换言之，V4的发布并未改变本文的核心论断，反而从框架外部印证了 QZ 三维分析法所揭示的耐力维度（算力成本效率）作为中国 AI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来源的稳健性。这也从侧面说明，一个具有解释力的中观分析框架，其价值不仅在于解释既有现象，更在于对产业演进方向的前瞻预测能力。

《澳门管理科学》·粤港澳大湾区管理创新 2026 年第 2期— 61 —本研究的局限性有必要坦诚说明。冰山模型中各层级的划分标准目前仍依赖研究者的定性判断，尚未发展出严格的量化界定方法；QZ三维分析法的二级指标权重，也有待通过更大样本的企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校准。后续研究可在以下方向进一步推进：基于纵向数据的 AI企业动态竞争力追踪，开源策略对市场份额长期影响的因果识别，以及冰山模型在东南亚、中东等新兴 AI市场的适用性验证。【參考文獻】[1]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和应用发展研究报告（2023年）[R].北京：中国信通院，2023.[2]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The State of AI in 2025: AI's Breakout Year in Business[R]. McKinsey & Company,2025.[3] Porter M E.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M]. New York: Free Press, 1990.[4] Brynjolfsson E, McAfee A. The Second Machine Age[M]. New York: W.W. Norton, 2014.[5] Bommasani R, Hudson DA, Aditi E, et al. On the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of Foundation Models[R]. StanfordCRFM, 2021.[6] Liang P, Bommasani R, Lee T, et al. Holistic Evaluation of Language Models[J]. Transactions on MachineLearning Research, 2023.[7] Eisenmann T, Parker G, Van Alstyne M. Strategies for Two-sided Markets[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06,84(10): 92-101.[8]戚聿东，肖旭。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管理变革 [J]. 管理世界，2020, 36 (6): 135-152.[9]孙早，侯玉琳。工业智能化如何重塑劳动力就业结构 [J].中国工业经济，2019 (5): 61-79.[10] Schein E H.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Leadership[M].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85.[11] Teece D J, Pisano G, Shuen A.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J]. Strategic ManagementJournal, 1997, 18(7): 509-533.[12] IT桔子。IT桔子创业投资数据库：中国人工智能领域投融资交易数据[DB/OL]. [2026-06-17].https://www.itjuzi.com.[13]易观分析。易观千帆：2024年证券应用类APP活跃度数据[EB/OL]. (2025-01-19)[2026-06-17].https://www.analysys.cn.[14]讯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止年度之全年业绩公告[R/OL]. (2025-03-26)[2026-06-17].香港：香港联合交易所，2025.[15] IDC, 浪潮信息. 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 [R].北京: IDC中国，2025-02-13.[16] DeepSeek-AI. DeepSeek-V3.2: Pushing the Frontier of Open Large Language Models[R]. Technical Report,2025.[17] OpenAI. Introducing GPT-5.4[EB/OL]. https://openai.com/index/introducing-gpt-5-4/, 2026-03-05.[18] Yin R K. Case Stud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Design and Methods[M]. 6th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Publications, 2018.[19] Eisenhardt K M. Building Theories from Case Study Research[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9,14(4): 532-550.[20] DeepSeek-AI. DeepSeek-R1: Incentivizing Reasoning Capability in LLMs via Reinforcement Learning[R].Technical Report, 2025.[21] Christensen C M. The Innovator's Dilemma: When New Technologies Cause Great Firms to Fail[M]. Boston: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7.[22] Barney J B. 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1, 17(1): 99-120.[23] DeepSeek-AI. DeepSeek-V4: Towards Highly Efficient Million-Token Context Intelligence[R]. TechnicalReport, 2026.

政企协同视角下资本市场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机理、摩擦与深圳范式— 62 —政企协同视角下资本市场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机理、摩擦与深圳范式陈思瑞 1 邢洋 2(1.资本市场学院，广东 深圳，518000；2.深圳职业技术大学 经济学院，广东 深圳，518055)摘 要：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跃迁，本质上是一场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制度竞赛。在“十五五”规划的前瞻视角下，资本市场不应仅被视为单纯的资金融通渠道，而应成为完善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动态关系的制度引擎。本文旨在通过重塑政企协同在战略科技领域的对冲机理，剖析并购重组、数据要素及跨境金融在生产力质态提升中的枢纽作用，并以深圳先行示范区的金融治理为样本，探讨构建激励兼容的宏观治理体系。研究认为，跨越创新“死亡之谷”的关键在于政府职能从微观的“挑选赢家”转向宏观的“生态赋能”，通过制度型开放与敏捷监管，实现资本市场对创新溢出的精准定价。关键词：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新质生产力；资本市场Mechanism, Friction, and the Shenzhen Paradigm: Capital Market Empowering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ment-EnterpriseSynergyChen Sirui1 Xing Yang2(1. China CapitalMarket Institute，Shenzhen Guangdong, 518000）(2. School of Economics, Shenzhe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518055)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and leapfrog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re, in essence,an 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 centered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Within the forward-lookingcontext of the "15th Five-Year Plan," the capital market should not be regarded merely as aconventional financing channel; rather, it should serve as an institutional engine to refine the dynamicrelationship between an efficient market and a capable government.This paper aims to reshape thehedging mechanism of government-enterprise synergy in strategic technology fields and analyze thepivotal roles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M&A), data elements, and cross-border finance in the【项目来源】2024 年国家社科基金“创投网络识别、风险测度及对创新的影响研究”（24CSH047）、2025 年广东省社科联青年学术工作坊：项目名称:新发展格局下创投生态服务新兴产业路径研究及对策建议（2025GZF19）。【作者簡介】陈思瑞，1992年9月出生，女，陕西西安人，法学博士，资本市场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本市场法治建设；邢洋，男，博士，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社会学。

《澳门管理科学》·粤港澳大湾区管理创新 2026 年第 2期— 63 —qualitative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vity. By utilizing the financial governance of the ShenzhenLeading Demonstration Zone as a primary sample,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centive-compatible macro-governance system. The research concludes that the key to bridging the "Valley ofDeath" in innovation lies in a strategic shift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moving from micro-level"picking winners" to macro-level "ecosystem empowerment." Through institutional opening-up andagile regulation, the capital market can achieve the precise pricing of innovation spillovers.Keywords:Capable Government; Efficient Marke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apital Market;Shenzhen Paradigm一、引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瞻性的战略视野，高度重视生产力质态的演进与变革。2024年 4月 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并强调“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进入 2026年“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发展新质生产力被进一步确立为“十五五”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代表了生产力从“要素累积”向“创新驱动”的根本转变。这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攻坚，更是对作为资源配置制度的生产关系提出的时代考卷。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规律性认识在不断深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理顺了资源配置的主从逻辑。步入新时代，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把“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确定为“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在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进程中，资本市场作为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枢纽，承担着价值发现、风险分担与资本集聚的关键职能。党中央对“五篇大文章”的系统部署，本质上是要求金融体系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制度创新实现科技、产业与金融的高水平循环。然而，在宏观战略的宏大叙事与微观运行的复杂实践之间，仍存在着亟待破解的深层命题。新质生产力所蕴含的高风险、长周期、强外部性特征，天然地导致了原始创新领域的“市场失灵”与产业化阶段的“行政滞后”。核心矛盾在于当行政端的“战略确定性”进入资本市场的“风险定价”场域时，如何避免行政干预对价格信号的截留？当资本的“逐利本性”面对硬科技创新的“死亡之谷”时，如何利用“有为政府”的制度供给引导“有效市场”实现跨期配置？特别是在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治理实践中，虽然“政企协同”已取得显著成效，但在跨越从基础研究到大规模产业化的门槛时，行政逻辑与市场信号的结构性摩擦依然凸显。如何重塑激励兼容的宏观治理范式，完善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动态平衡关系，不仅是资本市场赋能新质生产力的落脚点，更是“十五五”时期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回答的根本性问题。本文旨在深入剖析这一动态关系的内在演进逻辑，并基于深圳的最新金融实践，探讨构建适配先进生产力质态的制度闭环。

政企协同视角下资本市场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机理、摩擦与深圳范式— 64 —二、新质生产力跃迁下的政企协同机理与资本市场赋能逻辑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一场深刻的制度重塑。在“十五五”规划的前瞻布局下，资本市场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生产关系对先进生产力质态的自适应性重构。理解这一过程，必须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现代资源配置理论的交汇点。（一）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生产关系的动态适配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终极决定力量，而生产关系必须实现对生产力演进的“动态适配”①。新质生产力作为当代先进生产力的质态，其核心在于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这种质变首先表现为生产力构成边界的历史性拓展。传统生产力依赖于劳动与实物资本的规模扩张，其边际报酬呈递减趋势。而新质生产力以 TFP的大幅提升为标志。在这一逻辑框架下，劳动资料由传统的机械工具转向数字化、智能化系统，劳动对象则延伸至虚实结合的数据要素与微观粒子，生产力系统的构成边界被重新定义②。生产力的质态跃迁内在地要求生产关系予以制度响应。当生产要素转变为高频迭代、高不确定性的知识要素时，基于实物抵押的“静态金融关系”已无法容纳其扩张。资本市场作为高度发达的制度安排，是现代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资本市场实现的产权交易、风险定价与激励机制，本质上是在重塑要素的组合效率。因此，资本市场赋能新质生产力，是通过制度创新释放被传统体制抑制的潜能，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在资本层面的“激励相容”。（二）有为政府的职能边界：缓解“市场失灵”与对冲原始创新风险有为政府在新质生产力培育中的角色，绝非对市场机制的行政替代，而是针对特定阶段“市场失灵”的功能性补位③。这种“有为”具有明确的逻辑边界与经济学依据。社会收益率与私人收益率的跨期偏离。从内生增长理论审视之，新质生产力涉及的颠覆性技术研发具有显著的强外部性。在技术的“最初一公里”，原始创新的社会收益率远高于私人收益率。由于知识溢出的非竞争性，市场主体在缺乏补偿时倾向于投资不足，导致研发投入处于社会最优水平之下。基于 TRL风险曲线的动态赋能与回撤。风险承担阶段（TRL 1-3级）属于基础研究与原理验证期，由于“死亡之谷（Death Valley）”效应，资本市场往往表现出风险厌恶。此时，政府应通过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建设国家实验室，发挥“首席风险官”的作用，通过制度供给缓解信息不对称。在激励接力阶段（TRL 4-6级），随着不确定性的下降，政府职能应转向引导基金与风险补偿机制，诱导社会资本进入。当技术进入产业化成熟期（TRL 7-9级），政府应通过动态回撤机制实现“功能性后退”，保障资本市场的价值发现权。这种“有为”不仅在于“补位”，更在于“到位”后的适时退出，防止行政逻辑截留市场的价格信号。

《澳门管理科学》·粤港澳大湾区管理创新 2026 年第 2期— 65 —（三）有效市场的价值定价机理：资本市场的枢纽功能与“三质”赋能资本市场作为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核心平台，其赋能逻辑体现在对创新溢出的跨期贴现与资源分拣。一是质“新”。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发挥党管金融的制度优势。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通过“红绿灯”制度引导资本从单纯的“规模博弈”转向“硬科技攻关”。资本市场在此过程中充当了国家战略意志与市场信号的“转换器”，确保金融资源精准滴灌至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体现了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与人民性。二是质“协”。提高生产关系契合度，强化“五篇大文章”的系统集成。资本市场通过股权激励、再融资与并购重组机制，实现了人才、技术与资本的深度耦合。这种“产融协力”不仅提供了资金，更通过治理结构的优化，解决了科研成果转化过程中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产生的摩擦，显著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三是质“高”。以绿色与数字为底色，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价值贴现。资本市场利用数字金融技术提升信息透明度，通过估值溢价赋予绿色、高端项目更高的资本动员能力④。强制性 ESG披露与绿色定价体系，通过市场化的激励约束机制倒逼存量落后产能出清，推动生产力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物质技术基础。三、深圳资本市场赋能创新的成效验证与摩擦剖析在“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前哨站，审视深圳资本市场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现状，不仅需要总结“深圳模式”的溢价效应，更需直面行政逻辑与市场机制在深水区改革中的结构性冲突。本部分将从成效验证、机制摩擦、核心瓶颈三个维度展开深度检视。（一）成效验证：从“要素聚集”到“质态升级”的深圳路径目前，深圳已初步构建起以战略引领与市场接力为核心的资本循环体系，实现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初步耦合。其一，构建了耐心资本的制度性护城河。深圳依托 2025年印发的《深圳市促进风投创投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5-2026）》，推动风投创投从追求规模向培育耐心资本转型。一是尽职免责制度的实务破局。深圳通过科技创新领域宽容失败履职尽责认定指引、建立差异化考核机制，从微观激励层面破解了政府引导基金“不敢投、不愿投”的难题。⑤二是“投贷联动”的闭环设计。深圳推出“腾飞贷”等股债融合创新产品，实现了银行信贷环节的股贷闭环联动，为处于中试阶段的科创项目提供了稳定的跨期融资保障。其二，发挥了深交所作为“枢纽中心”的产业整合效能。深圳充分利用注册制改革的制度红利，将资本市场打造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资源配置平台。一是 “硬科技”企业的价值发现。深交所针对新质生产力企业构建了非对称评价模型，不再单纯以财务指标作为核心锚点，而是将专利密度、人才结构及

政企协同视角下资本市场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机理、摩擦与深圳范式— 66 —TFP增长潜力纳入估值体系。这使得深圳“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 IPO及再融资过程中获得了显著的“创新溢价”。二是并购重组的“链主”效应。2024年 11月深圳发布《深圳市推动并购重组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方案（2025—2027年）（公开征求意见稿）》，并于 2025年 10月正式印发，推动资本市场功能从 IPO向存量资源优化延伸，支持“链主”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实现强链补链。以华为、比亚迪等企业为代表的“链主”企业，通过旗下产业投资平台或上市公司主体积极开展产业链上下游投资与并购，推动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强链补链与生态构建，例如华为哈勃已累计投资超百家半导体产业链企业，比亚迪亦通过多次收购完善了从电池到整车的垂直整合能力。其三，开创了“生产要素金融化”的深圳策略。深圳在新质生产力的两个核心要素，“数据”与“知识产权”上，实现了全球领先的制度变现。一是数据资产化的“深圳标准”。依托深圳数据交易所（SDE），2024年 9月发布《深圳数据交易所企业数据资产入表简明操作指引》为基础，在 2025年全面推广企业数据资产入表实践，已初步打通数据资产从“会计入表”到“信贷抵押”再到“资产证券化”的完整闭环。二是知识产权证券化（IPR-ABS）的规模化应用。深圳南山区等地率先实现的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已实现批量滚动发行。通过“有为政府”提供的底层贴息与风险补偿，“有效市场”成功赋予了中小科创企业“点智成金”的能力，将无形的科研成果转化为高流动性的资本要素。其四，依托前海与河套构建了跨境金融的“软联通”优势。一是升级深港跨境投资机制。 2025年3月，深圳发布《支持前海金融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5-2026）》，通过优化 QFLP/QDIE准入条件与申请流程，深化跨境私募投资机制，使境外资本能更便捷地参与深圳硬科技企业的融资。二是河套跨境金融创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探索了“境外知识产权跨境质押”融资路径，并于 2025年 10月成功发行全国首单“双跨境”知识产权证券化项目，为科创企业国际化布局中的知识产权融资提供了新渠道。（二）机制摩擦：行政逻辑与市场失灵在创新边界的错位剖析尽管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在宏观层面达成共识，但在微观运行的“最后一公里”，行政权力的路径依赖与市场机制的价值发现功能仍存在一定的跨期摩擦。其一，产业政策执行中的激励相容问题。在落实“20+8”产业集群过程中，深圳的政策工具以政府引导基金和专项资金补贴为主要抓手。这种选择性产业政策在技术追赶期具有动员优势，可以通过集中资源快速突破关键技术瓶颈。但在新质生产力的“无人区”探索阶段，由于政府与企业之间存在天然的信息不对称，如何精准识别“具备颠覆性潜质”的企业而非仅仅“善于对标政策指标”的企业，成为政策执行中的现实挑战。这种逆向选择不仅会挤压真实创新的生存空间，亦会再局部领域引发低水平的行政性产能过剩。如何进一步完善基金绩效考核与容错免责机制、建立差异化的考核监督制度，避免局部领域低水平重复建设，仍有待在具体实践中逐步破题。其二，新兴领域监管的适应性问题。针对通用人工智能（AGI）、合成生物、低空经济等快速迭代的新兴领域，传统的审批制监管存在顺周期性与滞后性。当前深圳正处于从“传统监管”向“敏捷治理”

《澳门管理科学》·粤港澳大湾区管理创新 2026 年第 2期— 67 —转轨的关键期。由于灵敏的“制度沙盒”与容错机制在制度供给上仍存在缺口，监管体系对新业态的包容度尚未能完全匹配创新发展的实际需求。例如，低空经济面临“空域管理复杂，低空飞行审批流程繁琐，多头管理导致效率低下”等制度性障碍。⑥如何构建与创新节奏相匹配的监管沙盒与容错机制，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对创新资本跨期配置的挤出效应，是深圳制度创新中无法绕过的攻坚点。其三，跨区域并购的制度协调问题。尽管深圳在推动并购重组方面走在前列，但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建过程中，跨区域并购重组仍面临税基保护、产值统计口径等制度性摩擦。在现行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出于对税基保护与产值留存的需求，客观上可能对跨区域并购形成隐性的“软约束”。如何在推动并购重组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进一步打破跨区域资本流动的制度壁垒、避免行政力量对市场化并购的不当干预，使生产要素能够向全要素生产率（TFP）最高的主体自由集聚，取决于全国统一大市场改革的纵深推进。（三）瓶颈制约：数据要素确权定价与“耐心资本”的退出梗阻迈向 2026年，制约深圳新质生产力发展质量的瓶颈已从单纯的“资金短缺”转向了“制度性流动性枯竭”。其一，数据资产化进程中的“价值黑箱”与定价失灵。虽然深圳数据交易所在于 2024年 9月发布了《深圳数据交易所企业数据资产入表简明操作指引》，为数据资产入表提供了操作指导，但实务中依然面临“三权分置”下的定价难题。新质生产力的数字化特征要求数据要素实现“资产化”，但由于缺乏公认的风险计提模型与收益还原法标准，资本市场对数字化资产的估值仍带有强烈的偶然性。金融机构在面对数据质押融资时，因难以评估数据价值的动态变化特征而普遍采取保守的授信策略。尽管深圳已有龙华排水公司以“河道水位监测预警分析数据集”为质押物获得 6000万元融资、全国首单数据资产 ABS以超 50%的数据资产质押占比成功发行等创新案例，但整体而言，数据资产的价值评估仍缺乏统一标准，导致大量优质数据要素无法转化为可流动的信用资本，数字化生产力的融资天花板效应依然显著。其二，“耐心资本”在审计考核压力下的“避险化”倾向。尽管深圳率先推出了国资创投尽职免责制度，例如 2025年 3月宣布优化政府投资基金和国资创投机构考核机制、探索建立尽职免责相关制度，2025年 7月出台《深圳市科技创新领域宽容失败履职尽责认定工作指引（试行）》，明确了 5项勤勉尽责条件与 9项免责情形，但从政策落地到具体实践仍需要一定的转化实践。当前的实践操作中，国资背景的耐心资本仍面临从“年度盈亏平衡”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多重考核压力。“委托-代理”损耗导致部分政府引导基金在投向上表现出“平庸化”特征，倾向于投向成熟期的稳健项目，而非具备高风险、高收益特征的“最初一公里”种子项目。这种考核逻辑与新质生产力培育所需的“长坡厚雪”特征之间的张力，可能导致市场中名义上的“长钱”在行为上趋于保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早期创投市场的活跃度。其三，多层次资本市场退出路径的结构性淤积。资本市场的本质在于“循环”。在当前 IPO节奏

政企协同视角下资本市场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机理、摩擦与深圳范式— 68 —动态调整与审核标准趋严的背景下，深圳大量硬科技企业的退出路径对二级市场依赖度较高。尽管深圳已“创新开展私募股权创投基金份额转让试点”并在《深圳市推动并购重组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5—2027年）》中提出目标累计完成并购项目超 200单、交易总额超 1000亿元，积极完善并购与S基金等多元退出渠道，但并购市场（M&A）与 S基金（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的整体规模与成熟度仍难以完全匹配一级市场的退出需求。由于私募股权份额转让平台的信息披露与定价机制仍在完善过程中，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定价效率。退出端的结构性梗阻通过反馈机制传导至前端，可能弱化早期投资者的信心与配置意愿，制约了深圳资本市场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整体效能。⑦四、“十五五”背景下深化治理与金融赋能的路径完善立足“十五五”规划的前瞻布局，深圳应继续发挥先行示范的破局者角色，将资本市场打造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深度耦合的重要载体，通过三个维度的功能重塑，构建适配新质生产力质态提升的宏观治理范式。（一）深化“五篇大文章”，构建激励兼容的微观赋能体系在“十五五”时期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应将“五篇大文章”从宏观语标转化为微观层面的激励契约，通过资本市场的定价功能实现精准赋能。其一，科技金融与数字金融的“定价重构”与资产化。政府应进一步完善深圳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功能，深度整合政务、社保、税务与知识产权数据。以深圳数据交易所 2024年发布的《深圳数据交易所企业数据资产入表简明操作指引》为基础，推动数据要素进入资产负债表。通过资本市场的价值贴现机理，赋予有效市场对“无形资产”的精准定价权，将企业的“技术存量”转化为“资本增量”，从根本上破解高成长、轻资产科创企业的融资瓶颈。其二，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的“成本内部化”与风险补偿。资本市场应推动完善 ESG信息披露与碳信用评价体系。通过建立绿色金融溢价机制，实现对传统落后产能的“融资惩罚”和对绿色新质生产力的“估值激励”。⑧同时，利用“有为政府”设立的中小微企业银行贷款风险补偿资金池，消除所有制歧视，通过资本市场的风险共担机制，为民营科创中小企业提供“社会安全垫”，确保生产要素流向全要素生产率（TFP）更高的微观主体。其三，养老金融赋能“耐心资本”的长效驱动。针对新质生产力研发的“长坡厚雪”特征，深圳可先行试行支持社保、保险等长线资金通过“股权+债权”灵活组合模式进入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原始创新领域。政府应充当“风险兜底者”，通过劣后级让利与跨期税收补偿，引导社会资本实现从“短期套利”向“长期价值投资”的逻辑转变。（二）功能性治理转型，实现从“规模导向”向“整合溢价”的范式跨越资本市场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第二条曲线，在于存量资源的优化重组。深圳应引导市场逻辑从关注“数量扩张”转向关注“质量提升”。

《澳门管理科学》·粤港澳大湾区管理创新 2026 年第 2期— 69 —其一，产业政策从“扶持个体”向“整合生态”的重心迁移。结合深圳 2025年出台的《深圳市推动并购重组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5—2027年）》，“有为政府”应减少对微观科创项目的直接行政注资，转向支持“链主”企业、龙头上市公司通过资本市场并购“专精特新”小企业。利用并购重组实现技术溢出的“内部化”，通过资本纽带构建“大树带小草”的产业生态。⑨其二，构建高流动性的私募股权二级市场（S基金）生态。为化解耐心资本的退出梗阻，深圳应在2026年进一步完善私募股权创投基金份额转让平台建设，探索引入做市商等流动性提升机制。通过提升二级市场的转让效率，解决创投机构的后顾之忧，实现资本在不同技术周期间的有序“新陈代谢”，确保存量资本始终锚定最具创新活力的生产力质态。其三，推动跨境并购与制度型开放的深度融合。利用深圳跨境金融的区位优势，优化 QFLP/QDIE准入机制。支持深圳优势产业集群开展全球化资产配置，通过资本市场引入海外颠覆性技术与高端人才。这种“国际化有效市场”与“先行示范区有为政府”的结合，将极大提升深圳在全球产业链治理中的话语权。（三）制度创新与监管重塑，依托河套试点构建“敏捷治理”新范式创新本质上是高概率失败的尝试。深圳应利用法治红利，构建一套激励与容错并存的制度环境。其一，建立适配颠覆性创新的“弹性监管体系”。针对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深圳应率先建立“敏捷监管”模式。利用 RegTech（监管科技）手段提升合规监测效率，代替繁琐的传统审批。通过设立动态“制度沙盒”，为新技术、新业态提供试错空间，真正实现“放得活”与“管得好”的动态平衡。其二，依托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探索跨境金融监管沙盒机制。这是完善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动态关系在跨境维度的最高实验场。首先，探索跨境资本流动的便利化机制，依托 FT账户体系实现资金跨境高效流动，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赋予市场主体在全球配置资源的权利。其次，探索建立深港规则衔接的知识产权跨境融资机制，利用香港普通法系背景与深圳产业底座，引入国际权威评估机构，解决硬科技企业跨境融资的信用断裂。最后，试点跨境科创信贷与股权投资联动模式，吸引全球“早期耐心资本”在河套集聚，形成规则衔接的制度高地。其三，重塑地方政府考核契约与容错机制。必须改革现有的评价指标，将 TFP增长率、研发投入强度、专利转化效率等质量型指标嵌入考核体系。深化国资创投尽职免责制度，通过制度化的“容亏机制”消除行政力量在支持原始创新时的畏难情绪，诱导政府职能从微观干预彻底转向宏观生态优化。⑩五、结语发展新质生产力，归根结底是制度效率的博弈。在资本市场的视阈下，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不应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关系，而应是激励相容的共生系统。有为政府应在制度供给、公平维护、风险对冲上“全力以赴”，在微观定价、技术选择、优胜劣汰上“彻底放手”。

政企协同视角下资本市场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机理、摩擦与深圳范式— 70 —在“十五五”规划的战略框架下，深圳应继续发挥“破局者”角色，将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通过深化资本市场改革，落实“五篇大文章”的系统性设计，让行政力量的战略引领与市场机制的分布式决策有机集成。这种激励相容的深圳逻辑，不仅是确保中国经济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曲线上实现根本性突破的必由之路，更是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金融强国目标提供的制度基石。【注释】①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J].求是, 2024(11): 4-8. 该文明确指出：“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②郑煌杰.数据要素赋能新质生产力的逻辑机理、现实困境与实现进路[J].技术经济,2024,43(12):23-34.③林毅夫认为，有为政府是在经济发展结构转型过程中，当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出现市场失灵时，为使无效市场变为有效而采取的因势利导的行动，区别于“无为政府”和“乱为政府”。参见林毅夫：《论有为政府和有限政府——答田国强教授》，《第一财经》2021年 11月 12日。④张纯信、李健明、王韶怀研究发现，智能债券的到期收益率比传统债券低 0.836%-1.269%，市场对采用数字技术的绿色项目给予显著估值溢价。参见张纯信、李健明、王韶怀：《智能绿色债券——为可持续性融资提供可持续解决方案》，《复旦金融评论》第 17期，经济管理出版社，2024年。⑤兰鹏,贺城,张兴祥.耐心资本赋能科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方略[J].改革,2025,(11):72-83.⑥董念清.低空经济法治保障的体系构建与制度再造——以低空空域管理改革为中心的分析[J].现代经济探讨,2025,(12):113-124.DOI:10.13891/j.cnki.mer.2025.12.006.⑦黄震,周晓溢.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政府引导基金退出机制的优化路径[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3(5):162-176.DOI:10.15983/j.cnki.sxss.2024.0913.⑧袁雪莹,商丽霞,许金花.绿色金融改革与企业绿色投资：基于激励效应和规制效应双重视角[J].财会月刊,2024,45(20):51-57.DOI:10.19641/j.cnki.42-1290/f.2024.20.008.⑨王凤彬,曾凯,杨京雨.裂变企业“专精特新”战略的实现路径研究——基于创新知识溢出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24,(10):174-192.DOI:10.19581/j.cnki.ciejournal.2024.10.010.⑩江博成.耐心资本赋能未来产业发展：逻辑、困境与路径[J].现代经济探讨,2026,(6):86-97.DOI:10.13891/j.cnki.mer.2026.06.008.【參考文獻】[1]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3.[2]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3]郑煌杰.数据要素赋能新质生产力的逻辑机理、现实困境与实现进路[J].技术经济,2024,43(12):23-34.[4]张纯信、李健明、王韶怀：《智能绿色债券——为可持续性融资提供可持续解决方案》，《复旦金融评论》第 17期，经济管理出版社，2024年。[5]兰鹏,贺城,张兴祥.耐心资本赋能科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方略[J].改革,2025,(11):72-83.[6]董念清.低空经济法治保障的体系构建与制度再造——以低空空域管理改革为中心的分析[J].现代经济探讨,2025,(12):113-124.DOI:10.13891/j.cnki.mer.2025.12.006.[7]黄震,周晓溢.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政府引导基金退出机制的优化路径[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3(5):162-176.DOI:10.15983/j.cnki.sxss.2024.0913.[8]袁雪莹,商丽霞,许金花.绿色金融改革与企业绿色投资：基于激励效应和规制效应双重视角[J].财会月刊,2024,45(20):51-57.DOI:10.19641/j.cnki.42-1290/f.2024.20.008.[9]王凤彬,曾凯,杨京雨.裂变企业“专精特新”战略的实现路径研究——基于创新知识溢出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24,(10):174-192.DOI:10.19581/j.cnki.ciejournal.2024.10.010.[10]江博成.耐心资本赋能未来产业发展：逻辑、困境与路径[J].现代经济探讨,2026,(6):86-97.DOI:10.13891/j.cnki.mer.2026.06.008.

《澳门管理科学》·粤港澳大湾区管理创新 2026 年第 2期— 71 —深圳数字新基建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王宇1 黄挚欢 2,3 陈彦均 2 汪云兴 4（1.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运输与经济管理学院，广东广州，510650；2.澳门科技大学 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中国澳门，999078；3.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创新发展研究院 产业经济与金融研究所，广东珠海，519000；4.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 公共经济研究所，广东深圳，518029）摘 要：数字新基建是推动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基石，也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支撑。深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正积极布局以 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等为代表的数字新基建，推动城市治理智能化、产业发展数字化、生活服务智慧化。本文基于国家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部署与全球数字化发展趋势，分析深圳数字新基建的现状特征、面临挑战与发展机遇，提出以“技术引领、网络跃升、算力筑基、融合赋能、生态协同、自主可控、规则衔接、场景牵引”为核心的发展路径，助力深圳打造全球数字先锋城市。关键字：数字新基建；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Research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ath of Digital New Infrastructure inShenzhenYuWang1 Zhihuan Huang2,3 Yanjun Chen2 Yunxing Wang4(1. School of Transportation and EconomicManagement, Guangdong Communication Polytechnic, Guangzhou, Guangdong,510650;2. The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acau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Technology,Macao, China, 999078;3.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and Finance, Innovation and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of Guangdong-MacaoIn-Depth Cooperation Zone in Hengqin, Hengqin, Zhuhai, Guangdong, 519000;4. Institute of Public Economics, China Development Institute, Shenzhen, Guangdong, 518029)Abstract: Digital new infrastructure is the strategic cornerstone for promoting the digital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as well as the key support for cultivating new productiveforces and building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As a pilot demonstration area of socialism with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enzhen is actively deploying digital new infrastructure represented by 5G,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ustrial internet, and data centers, aiming to advance intelligent urban【作者簡介】王宇，男，博士，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运输与经济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黄挚欢，女，博士，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创新发展研究院产业经济与金融研究所，所长；陈彦均，男，澳门科技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博士生；汪云兴，男，硕士，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公共经济研究所，所长。

深圳数字新基建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72 —governance, digit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smart lifestyle services. Based on the national strategicdeployment for new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global digital development trends, this paperanalyzes the current characteristics, challenges, and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of Shenzhen's digitalnew infrastructure. It proposes a development path centered on 'technology leadership, networkupgrading, computing power foundation, integration empowerment, ecological synergy, independentcontrol, rule alignment, and scenario traction' to help Shenzhen become a global digital pioneer city.Keywords: Digital new infrastructur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Digital economy一、引言数字新基建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载体，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工程（朱妍，2025）[1]。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为数字新基建的自主创新指明方向。202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人工智能+”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并明确要求“系统布局新型基础设施”。2025年 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时强调，要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为牵引，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对包括信息基础设施在内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深圳作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和全球重要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在“十四五”收官与“十五五”谋划的关键节点，应以数字新基建为核心抓手，全面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为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数字先锋城市奠定坚实基础。二、数字新基建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分析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与经济结构的优化。数字新基建并非传统意义上物理空间的简单延展，而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底座的复杂技术经济系统。从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学理视角来看，数字新基建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可归结为技术创新、要素配置与产业演进三大核心理论机制。在技术创新维度，根据演化经济学和内生增长理论[2][3]，数字新基建（如 5G、算力网络、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是历史、制度和创新在推动经济结构持续变迁中动态的演化过程，也是由经济系统内部的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和创新等的内生变量驱动，具有典型的“通用目的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GPT）”特征，即三大根本属性：广泛的适用性、持续的技术演进潜力以及强烈的创新互补溢出效应（Bresnahan, T. F., & Trajtenberg, M.,1995）[4]。数字新基建作为底座型技术，不仅自身保持着高速的迭代频率，更重要的是，它极大地降低了全社会知识搜寻、技术研发和信息传播的边际成本。在数字新基建

《澳门管理科学》·粤港澳大湾区管理创新 2026 年第 2期— 73 —的支撑下，技术创新不再是单一企业的孤立行为，而是演变为开源生态下的协同创新。这种底层技术的广泛渗透，诱发了千行百业的二次创新和融合创新（如“AI+医疗”、“5G+工业互联网”等），从而为宏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技术溢出红利与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在要素配置维度，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在于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Chiang, J. , 2021)[5]。数字新基建的铺设，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经济的生产要素结构。它不仅是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的采集、传输、存储和计算枢纽，更是推动“数据要素化”的物理前提。 一方面，数字新基建打破了传统生产要素（资本、土地、劳动力）边际报酬递减的规律。数据要素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依托算力基础设施，数据要素在无限次复用中能够产生边际报酬递增的规模效应。另一方面，从科斯定理与交易成本理论角度（Coase,2013；Williamson, 1985）[6][7]，数字基础设施通过海量数据的实时交互与算法匹配，极大消除了市场运行中的信息不对称。此外，供需双方的精准对接大幅降低了搜寻成本、议价成本和契约执行成本（即促使交易成本坍缩），从而使得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得以更高效、更敏捷地流转与配置。在产业演进维度，从经典的产业经济学视角来看，数字新基建具有显著的网络外部性和平台经济特征。根据梅特卡夫定律，数字基础设施的系统价值（网络价值）随着接入节点（联网用户数量）的增加呈指数级增长(Metcalfe,1995)[8]。在产业层面，数字新基建突破了传统产业的物理边界，推动了产业体系的数字化转型与服务化延伸。它通过构建工业互联网平台和产业链大数据平台，将原本散落的研发、设计、生产、物流与销售环节高度集成。这种“平台聚合”效应不仅促成了范围经济，还推动了传统产业集群向具有自适应能力和高韧性的“数字产业生态圈”演进。伴随着产业边界的模糊与跨界融合的加深，区域产业结构得以降本增效，加速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最终实现产业层面的高质量发展。三、深圳数字新基建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当前，我国数字经济迈入全面扩展期，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2024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8.8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 45.5%。其中，数字基础设施的规模化部署与高效化应用成为核心驱动力。在此宏观背景下，深圳数字经济发展持续领跑全国。根据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布的《2024年深圳市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4年深圳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 1.35万亿元，占全市 GDP比重达 32.1%。数字新基建作为其核心底座，已形成规模领先、技术先进、应用丰富的良好发展格局。在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方面，深圳已建成全球领先 图 1 数字新基建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理论路径图

深圳数字新基建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74 —的“双千兆”城市，并正向“双万兆”时代迈进。截至 2025年初，深圳已全面启动万兆光网试点，计划在年内覆盖学校、医院、楼宇、社区达 1000个以上。同时，为完善低空经济、海域通信等前沿场景的网络覆盖，深圳在 2025年启动了“鹏城满格先锋领航”专项行动，目标新增 5G-Advanced（5G-A）通信基站 4000个以上，并计划新增 440个以上通感一体化基站，旨在构建全球首个市域级“5G+毫米波+卫星”低空全覆盖安全网络。这一系列举措标志着深圳的网络基础设施正从地面覆盖向“陆海空天”一体化的立体智能网络跃升。在算力基础设施方面，多元协同、集约绿色的算力供给体系正在加速成型（徐宪平，2021）[9]。深圳拥有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鹏城云脑等国家级重大科技基础设施。2025年，深圳进一步提出“算力强基”任务，着力推动“鹏城云脑”网络智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落地，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算力集群创新高地。同时，通过扩大智慧城市算力统筹调度平台、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算力服务平台的调度规模，探索应用 AI智能体技术实现算网资源的统一调度与智能编排，旨在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更安全、普惠的算力服务。在融合基础设施方面，“数字+”赋能效应显著，市场驱动的创新体系充满活力。深圳获批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工业互联网平台连接了大量工业设备。研究表明，算力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发挥资源效应与治理效应，能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这一效应在高科技行业和竞争激烈行业中尤为明显。深圳正是这一规律的积极践行者，其推动制造业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实践表明，大规模的新基建为产业融合提供了坚实的运行基础。华为、中兴、腾讯等龙头企业不仅是技术标准的制定者，更与鹏城实验室等战略科技力量共同构成了“企业为主、市场驱动、开放合作”的鲜明创新生态。四、深圳数字新基建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一）全球数字基础设施发展趋势全球数字竞争正从应用创新转向基础设施的体系化竞争。世界经济论坛（WEF）在《2024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指出，数字基础设施的先进性、普及度和韧性已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当前，全球数字基建呈现三大趋势：一是技术代际加速演进，6G研发竞赛已拉开序幕，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成为战略制高点；二是算力中心化与边缘化并存，以绿色低碳为导向的数据中心布局重构加速；三是“数字主权”意识崛起，各国加强数据本地化存储、跨境流动监管和关键设施安全审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25年数字经济展望》中预测，到 2030年，全球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将累计超过2万亿美元，其中亚太地区占比将超过 40%。这为深圳在更高水平上参与全球技术合作与规则制定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澳门管理科学》·粤港澳大湾区管理创新 2026 年第 2期— 75 —（二）深圳在全球趋势下的机遇深圳发展数字新基建，具备独特的政策、产业与区位叠加优势。首先，“双区”驱动战略（粤港澳大湾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赋予深圳在数据跨境流动、标准国际化对接、新技术先行先试等方面的改革自主权。其次，深圳拥有全球最完备的电子信息产业链，在 5G设备、光通信、消费电子等领域具备全球竞争力，为数字新基建提供了坚实的产业支撑（王喜文，2023）[10]。再者，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有利于汇聚国际数据、资本与人才，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枢纽”。未来，深圳应把握三大机遇：一是把握 6G、卫星互联网、量子网络等下一代网络技术窗口期，抢占标准与专利制高点；二是利用人工智能从“大模型”走向“大应用”的趋势，建设普惠、安全、高效的公共算力平台，赋能千行百业；三是在数字贸易规则、数据要素跨境、数字货币等全球数字治理前沿领域主动探索，输出“深圳方案”。（三）深圳数字新基建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尽管基础雄厚、机遇明显，但深圳数字新基建迈向更高水平仍面临严峻挑战，其核心矛盾体现在高速发展的需求与系统性支撑能力之间。一是尖端技术自主可控与持续创新压力并存。新型基础设施聚焦新兴前沿技术领域，更新迭代周期短，设施前期规划论证难度大，同时由于设施投资规模较大，生命周期较短，故投资回报率较低。信息通信类基础设施折旧周期在 5-7年，3G/4G/5G网络基础设施给运营商带来每年近千亿元的折旧费用，尽管深圳在 5G等应用技术领域领先，但在高端通用芯片（GPU/CPU）、工业设计仿真软件（CAE/EDA）、基础算法框架等底层关键环节，仍存在对外依赖。这种“卡脖子”风险制约了数字基础设施长期的安全与升级迭代。同时，技术迭代周期日益缩短（如从 5G到 5G-A再到 6G），对前沿技术的预研投入、标准专利布局和研发体系的持续创新能力提出了极限考验。二是设施部署的均衡性与投资可持续性面临挑战。以市场化方式推进建设，可能导致要素资源自然向支付能力强、回报高的中心区域集聚，造成区域间“数字鸿沟”与中心区重复建设并存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运营商和相关企业倾向于将部署的重心完全放在支付意愿强烈、潜在收益高的经济发达地区，导致经济发达地区存在重复投资建设而经济欠发达地区面临投资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化主体间的统筹协调机制尚未建立，可能会导致各类接口和标准不统一、预留发展空间不足，设施后期的可扩展性和可用性难以得到保障。深圳各行政区在 5G网络质量、光纤入户率、公共数据平台覆盖等方面仍存在“数字鸿沟”。三是制度供给与跨域协同能力亟待升级。新基建催生的新业态（如自动驾驶、低空物流、生成式AI服务）往往跑在现行法律法规、行业标准与安全监管的前面，形成大量“监管空白”（张钦昱，2023；肖红军、张丽丽，2025）[11][12]，导致市场主体面临“不敢投、不敢试”的合规困境。同时，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其跨部门、跨区域、跨行业的共享流通仍受“数据孤岛”和标准不统一的制约。多头管理、条块分割的旧有治理模式，难以适应数字新基建跨域融合、系统集成的发展需求。四是新型基础设施配套体系亟待完善。由于数据中心空间布局与用户相隔遥远，会增加数据传输的成本

深圳数字新基建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76 —与时间，因此需要就近布局数据中心有待完善电力和相关物业配套。而深圳土地资源极度稀缺，大型数据中心、算力中心等设施选址困难。同时，数字新基建是“能耗大户”，2024年深圳数据中心总用电量已占全社会用电量的约 5%，在“双碳”目标下，绿色化转型压力巨大（肖红军、丁凤茹，2025）[13]。尽管深圳已开展绿色数据中心的技术实践，但如何从城市规划、电力供应、能耗指标等顶层设计层面，系统性地为高能效、低碳排的新基建项目开辟通道，仍需制度性突破。五是底层核心技术与数字安全底座面临外部依赖风险。 当前，深圳在数字新基建的物理规模与网络密度上处于领先地位，但在支撑底层架构的高端芯片、核心电子设计自动化（EDA）工具以及工业控制软件等关键节点上，仍面临较强的外部依赖。这种底层软硬件供给与安全底座建设受制于人的现状，极易受国际地缘政治博弈影响，直接削弱了整体数字新基建体系的安全韧性。六是跨域公共服务与数字治理规则缺乏有效衔接机制。 随着深圳内外双循环枢纽地位的巩固，本土企业在加速构建跨域商业网络时遭遇隐性的数字基建摩擦。深港澳三地在企业数字身份、电子证照体系以及商业信用数据底座上尚未实现无缝互认。这种跨体系公共服务与治理规则的割裂，导致企业在跨境注册登记、金融开户及信用穿透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居高不下，制约了数字基建对跨域协同的底层支撑效能。七是复合型数字人才与标杆性应用场景呈现供需错位困境。数字新基建的效能释放高度依赖于深度的场景适配，但目前部分设施存在“建而未用”或“用而不深”的现象。一方面，市场极度缺乏既懂底层数字技术、又深谙特定行业商业逻辑的“跨界数字工匠”；另一方面，缺乏具有规模效应的标杆性应用场景来牵引技术落地。人才供给短缺与场景需求不足相互交织，导致部分高标准建设的算力中心和感知网络未能充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五、深圳数字新基建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路径为应对挑战、把握机遇，深圳需实施以下五大战略路径，推动数字新基建从“规模领先”向“质量引领”和“生态主导”跃升。（一）技术引领：筑牢自主创新根基，攻克关键核心领域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数字新基建安全、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深圳应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支撑作用，实施“强芯铸魂”工程。一是聚焦基础软硬件攻关。围绕高性能计算芯片、存储芯片、通信芯片及配套 EDA工具，依托龙头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全链条协同攻关。支持开源欧拉、开源鸿蒙等根社区建设，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基础软件生态。二是前瞻布局前沿颠覆性技术。加大对 6G通感算一体化、硅光芯片、量子计算与通信、神经形态计算等前沿方向的研发投入。依托鹏城实验室、深圳量子科学与工程研究院等平台，建设一批前沿技术

《澳门管理科学》·粤港澳大湾区管理创新 2026 年第 2期— 77 —验证试验床。三是构建自主可控的产品谱系与测试认证体系。推动国产化服务器、数据库、中间件等在政务、金融、能源等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中规模化应用。建立高标准的产品安全测试认证体系，全面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水平。（二）网络跃升：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泛在智能网络下一代网络将是融合地面移动通信、卫星互联网、水下通信的立体化网络。深圳应致力于打造全球网络连接能力最强、质量最优的城市。一是率先开展 6G技术研发与场景试验。支持企业、高校组建 6G创新联合体，在太赫兹通信、智能超表面、内生 AI网络等方向突破。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前海等地划定 6G技术试验专用频段和区域。二是建设全球领先的卫星互联网应用示范城市。支持深圳星箭一体化的商业航天企业发展，规划建设卫星地面站与测控中心。推动“卫星+”在海洋监测、应急通信、全球物联等领域的规模化应用。三是打造万兆光网标杆城市。全面推进 F5G-A（增强型固定网络）部署，开展千楼万园光改行动，在重点产业园区、科研机构、医院等率先实现万兆接入能力。（三）算力筑基：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枢纽算力是数字时代的核心生产力。深圳应积极融入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优化算力供给结构。一是建设集约化、绿色化的核心数据中心集群。在深汕特别合作区等区域，利用气候和能源优势，高标准规划建设大型绿色数据中心集聚区。积极推广采用液冷、余热回收等先进节能技术，将平均电能利用效率（PUE）值降至行业领先水平。二是打造城市级人工智能算力平台。整合升腾、华为云、腾讯云等多元算力，建设运营公共算力服务平台，以普惠价格向中小企业和科研机构提供 AI算力服务，降低创新门槛。三是推动“云边端”协同的算力网络建设。在智慧交通、工业互联网、智慧医疗等低时延场景边缘侧，规模部署边缘计算节点。制定统一的算力互联和调度标准，实现与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算力的高效协同与弹性供给。（四）融合赋能：深化“数字+”场景创新，释放新质生产力数字新基建的价值最终体现在赋能实体经济与城市治理上。深圳应坚持“以用促建”，开放重大应用场景。一是实施“智造焕新”工程。在电子信息、医疗器械、时尚消费等优势产业，推广“5G+工业互联网”和数字孪生技术，建设更多“灯塔工厂”。支持龙头企业建设跨行业、跨领域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发挥算力基础设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资源效应”，带动产业链整体升级。二是打造“智慧城市 3.0”标杆。基于全市统一的城市信息模型（CIM）平台，深化数字技术在交通

深圳数字新基建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78 —治理、应急管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融合应用。推广“全域感知”体系，通过多功能智能杆等集成化设施，实现城市运行“一网统管”。三是培育“人工智能+”新业态。在金融、研发、设计等领域大力推广 AI大模型应用。以低空经济、人形机器人、自动驾驶等为重点，建设综合测试应用示范区，将网络与算力优势直接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五）生态协同：深化制度型开放，构建全球合作共赢生态良好的发展生态是数字新基建可持续发展的土壤。深圳需在规则、市场、开放层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一是创新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依托深圳数据交易所，在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方面先行探索。推动政务数据、公共数据安全有序开放，激发社会数据价值。二是健全法规标准与安全治理体系。加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推动出台《深圳市数字经济产业促进条例》，细化数据跨境、算法治理、自动驾驶等领域的监管规则。建立覆盖设施、网络、数据、应用的全方位安全防护体系，为新业态发展提供清晰的法治保障。三是扩大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全力争取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落地。支持国家（深圳·前海）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打造深港数据跨境安全便捷通道。积极引进国际产业与标准组织，支持在深举办重要国际会议，提升在全球数字治理中的规则影响力。（六）自主可控：筑牢数字新基建的安全底座数字新基建的高质量发展必须建立在技术自主可控的基石之上。深圳应探索完善“揭榜挂帅”与“赛马制”等科研攻关机制，定向支持头部科技企业与科研院所联合攻坚 EDA工具、高端传感器及自主算力架构等底层“卡脖子”技术。同时，加大力度培育本土开源平台与开源社区，通过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开源生态，从软件底层逻辑与开发者生态上打破技术壁垒，全面提升数字基础设施的产业链掌控力。（七）规则衔接：推进深港澳数字服务的软联通为实质性提升本土企业外向型发展的商业网络构建效率，深圳应主动探索与港澳在数字公共服务底层设施上的规则衔接。发挥区块链的不可篡改性与隐私计算技术优势，构建深港澳跨域企业信用与数字身份互认的安全网络。通过推动电子营业执照及核心商业信用数据的跨体系安全验证与“可用不可见”式流通，大幅降低跨境制度性摩擦成本，使数字新基建真正成为企业“走出去”的敏捷跳板。（八）场景牵引：重塑复合型人才培育与应用生态破解数字新基建“用而不深”的难题，必须从供给导向全面转向场景导向。政府和国资国企应率先开放一批复杂城市治理与产业协同场景，设立“新基建场景创新实验室”，以真实需求牵引企业开发“杀手级应用”。同时，系统性重构数字人才培养机制，引导本地高校、职业院校与头部科技企业共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推行跨学科、订单式的培养模式，为数字新基建在各垂直领域的深度渗透提供源源不断

《澳门管理科学》·粤港澳大湾区管理创新 2026 年第 2期— 79 —的智力引擎。六、结论与展望数字新基建作为新一代通用目的技术与数据要素的核心载体，是驱动城市产业转型与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底层逻辑。数字新基建是深圳面向未来构筑战略优势的“硬支撑”，是驱动城市能级跃升的“强引擎”。深圳作为全国数字经济先锋城市，凭借其强大的 ICT产业基础，已在 5G网络、算力中心等基础设施的物理规模上确立了显著优势。然而，在迈向全面深度数字化的“深水区”时，深圳面临的核心矛盾已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与制度供给”。底层核心技术的外部依赖、跨域（粤港澳）公共服务与治理规则的割裂，以及人才储备与应用场景的供需错位，共同构成了制约其高质量发展的深层瓶颈。面对全球数字竞争新格局与国家发展新要求，深圳必须以前瞻视野系统谋划、以创新勇气攻坚克难、以开放姿态合作共赢。通过实施技术引领、网络跃升、算力筑基、融合赋能、生态协同、自主可控、规则衔接、场景牵引八大战略路径，深圳必能将数字新基建的规模优势、技术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全面胜势与制度优势，为建设数字中国和全球数字先锋城市贡献深圳智慧与深圳力量。【參考文獻】[1]朱妍. 数字新基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与国内价值链循环[J]. 统计与决策, 2025, 41(12): 90-95.[2] Nelson R R, Winter S G.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M].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1982.[3]Romer P M.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 94(5): 1002-1037.[4] Bresnahan T F, Trajtenberg M.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 "Engines of growth"[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5, 65(1): 83-108.[5]Chiang J K. Optimization of ICT common wealth planning and sharing based on organic economic ecology andtheory of knowledge value transformation: on case of open collaboration framework[C]// Proceedings of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Grids & Clouds 2021(ISGC2021). 2021.[6]Coase R H.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 The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2013, 56(4): 837-877.[7]Williamson O E.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M]. New York: Free Press, 1985.[8]Metcalfe R M. Metcalfe's law: A network becomes more valuable as it reaches more users[J]. InfoWorld, 1995,17(35): 53.[9]徐宪平. 新基建，构筑数字时代的新结构性力量[J]. 宏观经济管理, 2021(2): 2.[10]王喜文. 把握新基建布局新产业[J]. 中国金融, 2020(12): 33-34.[11]张钦昱. 数据立法范式的转型：从确权赋权到社会本位[J]. 经贸法律评论, 2023(1): 1-20.[12]肖红军, 张丽丽. 中国企业数字科技伦理自律自治机制研究[J]. 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2025(4): 3-16.[13]肖红军, 丁凤茹. 中国 ESG发展：“十四五”回顾与“十五五”展望[J]. 改革, 2025(4): 44-62.

数字经济背景下方言直播对银发群体消费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 80 —数字经济背景下方言直播对银发群体消费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许鹏飞1 颜倩儿 1,2 张媛媛 3（1.澳门科技大学，中国 澳门，999078；2.汕尾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汕尾，516600；3.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 广东 广州，510665）摘 要：在我国加速迈入深度老龄化社会的背景下，银发群体逐渐成为新媒体平台经济中的重要消费力量。网络直播带货作为新媒体商业传播的重要形态，其互动方式与语言策略对老年消费者的影响机制亟待深入探讨。基于准社会交往理论与社会支持理论，本文聚焦新媒体直播情境中方言使用对银发群体消费意愿的影响路径，构建包含准社会交往、情感支持与信息支持的理论模型，并采用问卷调查与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对 329份有效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在新媒体直播情境中，方言使用能够显著增强银发群体与主播之间的准社会交往程度，从而提升其购买意愿；其次准社会交往对购买意愿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最后社会支持在准社会交往与购买意愿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其中情感支持的中介效应显著强于信息支持。研究进一步发现，银发群体在数字消费情境中更倾向于基于语言亲近性与情感联结形成消费决策。本文在理论上拓展了准社会交往理论与社会支持理论在老年群体与新媒体商业传播领域的适用边界，在实践层面为新媒体平台推进适老化运营与银发经济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关键字：方言；新媒体直播；银发群体；准社会交往；购买意愿The Impact Mechanism of Dialect-Based Live Streaming on Older Adults’Purchase Inten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EconomyPengfei Xu1 Qianer Yan1, 2 Yuanyuan Zhang3（1.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Macau, China,999078;2.Shanwe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hanwei, Guangdong, 5166003.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65）Abstract：Against the backdrop of rapid population aging in China, older adults have increasinglybecome an important consumer segment within the social media–based platform economy. Live【作者简介】许鹏飞，男，博士研究生，澳门科技大学；颜倩儿，女，硕士，汕尾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助教；张媛媛，女，博士，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商务系 系主任，是本文的通许作者。许鹏飞和颜倩儿为并列第一作者。

《澳门管理科学》·经济管理 2026 年第 2期— 81 —streaming commerce, as a prominent form of new media commercial communication, features highlevels of interactivity and personalized language use, yet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linguistic strategies influence older adults’ consumption remain underexplored. Drawing on ParasocialInteraction Theory and Social Support Theory,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dialect use in social medialive streaming affects older adults’ purchase intentions by proposing a conceptual model incorporatingparasocial interaction, emotional support, and informational support. Using survey data collected from329 older adults aged 60 and above, the study employs Partial Least 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Modeling (PLS-SEM) to test the proposed hypothes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dialect use in livestreaming significantly enhances parasocial interaction between older viewers and streamers;parasocial interaction positively predicts older adults’ purchase intentions; and social support mediate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asocial interaction and purchase intention, with emotional support exertinga stronger mediating effect than informational support.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older adults’consumption decisions in digital environments are more strongly driven by linguistic intimacy andemotional connection than by purely informational cues. This study extends the applicability ofparasocial interaction and social support theories to older populations and live streaming commercecontexts, while offering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age-friendly platform design and the sustainabledevelopment of the silver economy.Keywords:Dialect use; Live streaming commerce; Older adults; Parasocial interaction; Purchaseintention一、研究的缘起自 2000年起,中国逐步迈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结构发生深刻变化。根据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库统计数据,2023年全国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占总人口的 21.1%,标志着我国已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长期以来,老年消费者更习惯于在熟悉的线下场所中进行购物,依赖其所处社会网络和现实空间中的信息获取与互动方式。这一变化不仅反映了外部环境对消费者行为的塑造效应,也表明老年群体具备在技术推动与情境驱动下转化其传统购物模式的潜在能力,为理解其在新媒体经济中的角色转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1]。消费者行为会适应环境条件,并根据知识、建议和经验掌握新技能[1]。老年人适应了这类平台经济并乐此不疲。同时,老年消费者们积极参与其中,并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与质量[1]。这些特点共同构成了老年群体采纳网络购物行为的重要动因,体现出新媒体平台在推动银发消费升级方面的功能优势与潜在价值[2]。尤其在老年市场（60岁以上的年龄组）是一个重要的、快速增长的行业[2]。一般来说,准社会交往会给受众带来良好的体验感[3]。尽管准社会交往（parasocial interaction）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延续老年消费者在网络

数字经济背景下方言直播对银发群体消费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 82 —购物中的愉悦感与参与感,增强其与主播之间的情感联结,从而提升平台黏性与购买意愿,但该机制并非始终具有稳定的激励效应。准社会交往的持续性与有效性受多重因素影响,如互动质量、主播可信度、内容匹配度及用户个体差异等,尤其在面对老年消费群体时,其影响机制显现出更为复杂的面向。此外,老年群体对平台购物的接受程度还受到媒介素养、技术便利性、信息透明度、物流服务质量等结构性因素的显著影响。因此,将准社会交往视为影响老年人平台购买行为的单一解释路径,仍具有一定局限性。近年来,银发群体在互联网平台中的消费活跃度显著提升,网络直播带货等新媒体经济形态的兴起亦成为吸引老年用户的重要载体。然而,老年人为何愿意为互联网平台“买单”,并持续参与其中的消费行为,远非单一变量所能解释。一方面,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孤独感与社会隔离问题使其在虚拟空间中寻求情感连接的倾向增强,网络消费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承载了其对社会参与与互动的替代性需求。准社会交往（Parasocial Interaction）理论指出,个体通过与媒体人物或主播建立单向但情感真实的“拟似关系”,可获得陪伴感、认同感与归属感,对老年人而言,这种交往形式具有独特的心理补偿功能。此外,社会支持理论提供了更为系统的解释框架,强调情感支持（如温暖的语言、积极互动）与信息支持（如购物建议、产品说明）在影响个体行为中的关键作用。在新媒体的广告或直播中,经常使用非标准口音来推广产品和服务,尽管社会语言学发现,非商业语境中的非标准口音比标准口音的积极评价较差。商业背景下的口音评估可能会有所不同,因为感知到与产品或服务相关或感知到的操纵意图。迄今为止,在新媒体商业传播背景下方言是否对受众尤其是银发群体的受众的购买意愿产生影响的相关研究仍然偏少。基于此,本研究在前人相关研究基础上,聚焦新媒体平台经济中的使用方言的网络直播带货现象,从准社会交往理论与社会支持理论两个视角出发,系统探析老年人在平台经济中产生购买行为的多维动因。研究将围绕方言与准社会交往、情感支持、信息支持三大维度展开,以期为理解银发群体在数字消费环境中与方言的行为逻辑提供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支撑,同时为相关平台优化适老化运营策略提供实践依据。二、文献回顾（一）方言与新媒体商业在当今老龄化凸显阶段,方言直播的商业模式犹如雨后青笋般增多。方言作为一种语言的变体, 在广告营销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4]。方言(dialect)是一种在特定地理区域内使用的语言变体, 它在发音、词汇、语法等方面与同一语言的其他变体存在差异[5]。但是,主播在明知此情况下依然会选用方言直播。其效果是广告商使用方言直播,用以吸引老年银发群体的注意,唤起他们的购买欲望,用以吸引目标受众的注意力,并试图建立起与他们的情感联系[6]。方言的表现形式更为灵活, 表现力更为丰富, 会给消费者带来新鲜感

《澳门管理科学》·经济管理 2026 年第 2期— 83 —和喜剧效果[7]。方言能唤起人们的情感,其原因在于方言刻板印象能让人们对方言形成的固定化、概括性的认知, 这种认知无意识地影响着人们的态度和行为[8]。方言往往被视为社会身份与阶层的象征, 这种动机性归因强化了特定方言与其使用者社会属性之间的联想[9]。在主播使用方言时,受众必然对使用方言的主播产生了情感变化,这类变化主要体现在在地位、团结与活力三个方面。地位指的是使用者的智力、能力、专业性、可理解性、教育程度、社会阶层和事业等, 方言的直播主要是靠新媒体通过激活消费者对方言的刻板印象, 唤起他们的情感态度来影响其认知、态度与行为,最终达到购买的效果。标记理论(markednesstheory) 认为预期或熟悉的(未标记的)语言可能被逐字处理, 感知者更关注信息内容; 而使用意想不到的或不熟悉的(标记的)语言可能引发对语言本身的关注[10]。相比之下, 方言广告则引起人们对方言所传达的身份认同的关注, 进而产生情感依恋, 偏好方言广告。徐震南等(2023)关于方言广告的情感分析表明, 消费者偏好方言广告是因为其新奇、有趣且富有亲切感, 消费者普遍认为方言广告比普通话广告更新奇有趣、亲切且更能引起注意[12]。胡鸿影(2019)指出方言广告的“陌生化”可以增加新奇感与幽默感[11]。也有研究发现,粤语广告能够增强广东消费者对广告的信任感[15]和情感卷入度[16]。胡鸿影(2019)指出, 闽南语广告中的俚语可以引发受众的归属感, 释放喜悦、自豪等情绪信号[14]。有研究表明, 当销售人员使用与顾客一致的方言时, 顾客满意度显著提升[17]。刘世雄等(2012)发现, 方言区消费者对方言广告的态度更为积极[6]。这种正面的态度与情感进一步增强了消费者的购买和推荐意愿。诸多研究都表明了方言能对消费者的消费动机有一定影响,但鲜有研究涉略银发群体中在方言与新媒体的商业传播中是否也会有一定的关系。在此,提出研究假设一：H1在新媒体的商业直播中,使用方言的直播间要比使用普通话的直播间要更能引发银发群体的购买力。（二）准社会交往理论与购买动机准社会交往（para-social interaction,PSI）的概念正式提出于 1956年,心理学家唐纳德·霍顿和理查德·沃尔把受众与媒介人物之间产生的面对面交往的错觉定义为准社会关系[19]。他们在研究中发现,观众会把电视中的节目主持人或新闻播音员当作真实人物并做出反应,类似于面对面交往中的人际互动[20]。观众与媒体人物建立情感联系,就好像他们在个人层面上认识他们一样,这样他们就会变得更加亲近[21]。本研究即基于“通用范式”的理论框架,强调在新媒体环境中,老年人与直播平台上的主播之间所形成的准社会交往,虽不具备真实互动中的面对面属性,但通过媒介技术与内容互动所建立的情感联结,具有类似于现实交往的心理效果。在这一意义上,准社会交往被视为现代社会中个体社会性行为的一种扩展形式,是在媒介环境中生成的人际交往补充机制。值得关注的是当前关于准社会交往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媒介研究领域,尤其在研究观众—媒体人物关系、粉丝行为、用户黏性及影响力传播等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成果。然而,围绕老年群体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准社会交往实践,尤其是其如何嵌入消费行为过程的路径机制,仍有待进一步系统探讨。本研究正

数字经济背景下方言直播对银发群体消费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 84 —是立足于该理论的现实延展,尝试将准社会交往视为影响老年消费者数字消费行为的重要心理变量,从而拓展其在传播学与消费行为研究中的交叉适用性。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频率和概率也越来越大。张洪忠等人通过对比分析发现,网络已经与报纸和电视,成为受众的三大媒介依赖渠道[13]。通过准社会交往,观众与他们最喜欢的电视角色或新闻主播更加互动,这样他们就会更加投入地倾听他们并了解更多有关他们的个人详细信息[22]。平台经济的准社会交往不仅仅为老年群体提供了便利的渠道的同时,也对整个平台经济的主体性的价值的再诠释具有重大意义。在准社会交往理论下的平台购买研究中,宋成、宋成与冯小宁（2019）做了关于出版行业直播营销的模式创新与方向探索,基于准社会交往理论[23]。在准社会交往理论下的用户通过不同类型的虚拟角色（如 Second Life 角色、Instagram影响者和在线视频博主）体验准社会交往[24],这意味着这种影响可以超越与其他人类角色的认同。然而,准社会交往会随着个性的坚定而变得更强,就是平台中的角色越具体、越平易近人,准社会关系就越深厚[25]。在平台经济中,老年群体并不认识谁是大主播,也不会关心哪位主播的粉丝量更多,哪个网络商家的口碑更好。老年群体与新媒体平台经济之间的信息流动存在明显的单向性和不对称性,虽然有时存在媒体人物对粉丝评论做出回复的情况,但是这种互动也是暂时的双向且与现实中的互动大不相同[26]。所以,现代的平台经济与老年群体的交互行为也是准社会交往的一种行为表现。当消费者接触到媒体人物时,准社会互动就产生了,随着互动的加深,消费者可能更愿意支持和相信媒体人物对某个品牌或产品的态度和看法[27],进而产生了消费行为。在新媒体经济环境中,老年群体的消费行为往往嵌入于一种以拟似互动为核心特征的交往过程之中。该过程虽未基于现实中的面对面互动,亦缺乏对商家主体或主播“真实身份”的可验证性,但通过平台算法与内容策略所呈现的“人设”建构,仍能激发老年用户的情感投射与交往意愿。基于此,本研究认为,新媒体平台经济所催生的准社会交往模式,已发展为一种区别于传统媒介传播背景的新型交往机制,具有更强的互动性、情境真实性与心理卷入深度。这一新型准社会交往形态为相关理论的延展与再定义提供了新的实证场景与理论支点。据此,提出本研究假设二：H2：老年群体在新媒体经济环境中的准社会交往程度越高,其购买行为意愿越强。（三）社会支持与购买动机社会支持是老年人从网络社区中获得最主要的社会价值、情感价值等支持的主要渠道。通常指一个人感知可用的社会资源。有些研究从正式支持组织和非正式的协助关系的产生的信息,这些社会资源会使人们觉得自己是被关心、被爱和受尊敬的,因而有责任履行共同的义务[28]。新媒体经济平台的社交活动,让消费者得到信息性支持、情感性支持后他们优惠沉浸在这个环境中,虚拟的购物环境与现实社会不断交互,老年消费者会关注新媒体经济平台下的推荐、意见以及情感信息,这些信息对老年消费者的购买决策是具有价值的[29]。因此,社会支持作为一种社会价值,有利于消费者做出明智的决策行为。由于新型的新媒体平台经济的消费形式是非面对面的形式,对于新媒体平台经济的社会支持主要从

《澳门管理科学》·经济管理 2026 年第 2期— 85 —信息支持与情感支持两类为主,信息支持是指以推荐、建议或知识的形式提供信息,这些信息可以帮助用户解决一定的问题[30],在本研究中,认为信息支持为商品说明、商品的解释情况与使用解说等客观信息。具体而言,信息支持通过对特定产品或服务提出实际的意见和建议,为消费者提供支持,从而使消费者可以更快捷地找出哪些产品、服务或供应商可以满足其需求,最终做出他们认为最明智的决定[31]。由此,提出研究假设 3: H3a：信息社会支持越高越能促使老年消费者购买行为。H3b：情感社会支持越高越能促使老年消费者购买行为。综上,本研究建构的理论模型如图 1所示：图 1 理论模型三、研究方法（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本研究采用定量研究方法,通过结构式问卷进行数据收集。为确保研究数据的针对性与有效性,问卷以中国主流线上问卷平台“问卷星”为依托,于 2025年 10月 2日开始在多个新媒体平台（包括微信公众号、微信群及短视频平台的社群）中分发。鉴于研究对象为使用新媒体平台进行消费的银发群体,问卷受访者限定为年龄在 60岁及以上的老年用户,年龄在 60岁以下的样本被排除在本研究之外。在数据清洗过程中,本研究设定了若干剔除标准,包括：填写时长少于 1分钟和超过 10分钟的问卷,未通过注意力筛查题项的样本等。经筛选后,最终获得有效问卷样本 329份,问卷有效率为 84.63%。在有效样本中,男性受访者为 147人,占总样本数的 44.7%；女性受访者为 182人,占比总样本量的 55.3%。样本年龄主要集中在 60–65岁之间,受教育程度以初中、高中及本科学历为主,较好地覆盖了当前具有网络购物行为的银发用户群体的基本特征。样本的具体人口统计学信息见表 1。上述样本特征为本研究探讨老年群体在新媒体平台消费行为中

数字经济背景下方言直播对银发群体消费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 86 —的心理机制与影响因素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表 1 样本特征（N=329）人口统计学特征 数量 百分比性别男 147 44.7%女 182 55.3%年龄60岁-65岁 209 63.5%65-70岁 64 19.5%70岁以上 56 17.0%月收入3000元以下 91 27.7%3000-5000元 168 51.1%5000-8000元 37 11.2%8000-10000元 21 6.4%10000元以上 12 3.6%受教育水平初中毕业 217 66%高中毕业 72 21.9%本科毕业 31 9.4%研究生毕业 9 2.7%（二）变量与选择变量问卷由使用新媒体平台经济网络购物的老年人的方言准社会交往程度、方言的社会支持程度（情感支持、信息支持）、购买意愿与人口统计学变量等部分组成。1.准社会交往本主要研究银发老年人在新媒体经济中的购买决策,在新媒体经济中,老年人与新媒体的购买方式类似于个体与直播博主或类似机器人的商店方式。因此,在本研究中,借鉴了韩秀、张宏忠、何康、马思源（2021）的准社会交往量表[3]与 Yuan、Shupei &Chen Lou的准社会交往理论下的购买意愿量表[32]进行结合,并进行改编,测量题项包含：（1）我觉得方言新媒体带货直播就像一个朋友一样；（2）我感觉方言新媒体的直播带货的购物就跟实体店购物一样；（3）我觉得这个主播/网红使用方言推荐的产品值得信赖；（4）我会因为对该主播/网红的喜爱而购买他/她推荐的商品(Cronbachs a=0.91)。问卷使用 7 点李克特量表测量,从 1至 7分别代表“很不同意”到“很同意”,参与者答题得分越高,表明其与新媒体平台的准社会交往程度越高。2.社会支持在社会支持上的量表,因为本研究主要探寻银发老年人是否会因为社会支持（情感支持、信息支持）

《澳门管理科学》·经济管理 2026 年第 2期— 87 —决定购买新媒体平台直播带货的商品。本研究借鉴了 You&shamu的关于社会支持影响的研究[33]和 Hajli（2014）的关于社交媒体线上的社会支持的购买决策的量表[34]进行改编,测量题目包含：（1）我会参考社交平台上使用方言带货主播的建议来做购买决定（信息支持）；（2）观看使用方言主播的推荐让我更愿意购买产品（情感支持）；（3）带货直播的主播互动让我更有信心购买该产品（社会认同）(Cronbachsa=0.89)。问卷采用 7点李克特量表,从“1一很不同意”到“7一很同意”,对应分数越高,越能表明银发老年群体在直播带货主播的直播中获得的社会支持越高。3.购买意愿本研究对购买意愿的量表改编自 Spears、Nancy&Surendra（2004）的购买意愿量表[35]。量表包含：（1）我对方言新媒体直播带货的直播感兴趣；（2）我打算在方言新媒体直播带货中购买我需要的商品；（3）我会将方言新媒体直播带货主播的账号推荐给其他老年人(Cronbachs a=0.93)。问卷采用 7点李克特量表,从“1一很不同意”到“7一很同意”,对应分数越高,越能表明银发老年群体在直播带货主播的直播中会有消费行为并进行购买。4.控制变量本研究控制了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这些人口统计学变量。在以往的研究中,经常将用户与新媒体使用的时间的长短作为控制变量。例如,卢嘉辉, 李炳楠&蒲培洋 (2024)认为具有丰富 ChatGPT使用经验的用户在与其交互时更加得心应手,相比经验尚少的个体更少消耗自身的认知能量[36]。根据文献经验,本研究也将银发老年人与新媒体经济传播中使用经验(接触新媒体经济的时长、与新媒体经济的互动频率、与新媒体经济每次交互的用时)作为控制变量。（三）数据分析方法PLS-SEM具备灵活迭代的特性,在估算复杂模型时具有优势,且不论模型大小,PLS-SEM都能够很好地进行测试[12]。研究首先检验了测量模型的有效性,以确保模型每个潜在变量的信度与效度。在此之后研究者使用 PLS-SEM检验潜在变量间的相关性。其次本研究采用 SPSS进行数据分析,以辅助 PLS-SEM来检验调节模型的显著性与稳健性。本研究所有数据分析操作均在 SmartPLS与 SPSS PROCESS中完成。四、研究结果（一）测量模型表 2显示了本研究测量模型的信度与效度,所有变量的 Cronbach’s ɑ数值均高于 0.7,表明所有的测量结果可靠性较高。此外,所有测量的因子负荷在 0.5l～0.9l之间。模型变量的 CR值在 0.9以上,所以本研究的概念的收敛度比较充分,也证实了模型的可靠性。最后,如表 3所示,所有 AVE值的算术平方根(对角线上的值)均高于各结构之间的相关性(非对角线上的值),这表明结构具有良好的判别效度。

数字经济背景下方言直播对银发群体消费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 88 —表 2 量表信度与效度Minimalfactor-loading Cronbach’sɑ CR AVE方言准社会交往 0.886 0.886 0.921 0.746方言社会支持（情感支持） 0.880 0.880 0.943 0.893方言社会支持（信息支持） 0.840 0.840 0.926 0.862购买意愿 0.889 0.889 0.931 0.818注：CR为（为组合可靠性）,AVE为（为平均方差提取）表 3 区别效应与变量的描述性特征购买意愿 情感支持 信息支持 准社会交往 Mean（SD）购买意愿 0.904 0.549方言社会支持（情感支持） 0.861 0.945 0.592方言社会支持 （信息支持） 0.846 0.928 0.928 0.537方言准社会交往 0.832 0.852 0.829 0.864 0.122注：p <0.01（二）结构模型在下表 4显示了本研究的偏最二乘法的结构方程的模型的拟合情况。本研究参考了 Henseler等（2016）提出的方法与结构模型的拟合有效指标,由于 SRMR=0.047（小于 0.08）,NFI=0.937（大于 0.9）,所以,本研究的模型具有充分的可靠性和拟合度。表 4 模型拟合情况模型拟合指标 SRMR d_ULS d_G chi-square NFI0.047 0.097 0.099 187.09 0.927如图 2所示,基于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建模（PLS-SEM）所构建的结构模型揭示了银发群体在新媒体直播购物情境中的关键变量之间的路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银发群体在新媒体直播体验中所形成的准社会交往程度与其购买意愿之间呈显著正相关（β = 0.324, p < 0.05）,支持研究假设 H1、H2、H3。即,老年用户在直播互动过程中与主播建立起以方言为纽带的情感联结后,更易激发其消费动机与购买行为。进一步分析显示,方言的准社会交往与感知社会支持中的情感支持维度之间也存在显著正向关系（β= 0.322, p < 0.05）,表明在直播场域中,主播的表现及其与用户的互动行为中,使用方言行为的话能有效激发老年消费者的情感共鸣,从而增强其对平台提供的情感性社会支持的感知。在探讨社会支持对购买意愿的影响路径中,结果显示,情感支持对老年消费者购买意愿具有显著正向

《澳门管理科学》·经济管理 2026 年第 2期— 89 —预测作用（β = 0.547, p < 0.01）,而信息支持的影响路径系数相对较小。这表明,相较于理性的信息输入,情感支持在激发老年消费者的购买动机中起到了更为关键的中介作用。结构模型验证了本研究所提出的研究假设 H1与 H2、H3,银发群体在网络直播消费中的准社会交往行为能够通过社会支持,尤其是情感支持路径,显著提升其购买意愿；同时,情感支持在作用强度上显著高于信息支持,显示出老年用户在数字消费情境中更倾向于基于情感连接做出消费决策的行为特征。这一发现对于理解老年群体在新媒体平台中消费心理与行为机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图 2 模型结果注：* p <0.1 , p < 0.05, *** p <0.01（三）SPSS中带有中介效应的运行结果本研究采用 SPSS中 PROCESS宏程序,结果如图 3所示。分析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准社会交往对老年用户购买行为的直接影响路径,同时也揭示了社会支持在其中所起的中介作用。在中介效应路径分析中,为了探讨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关系,中介变量如何影响因变量的结果（表5）。结果显示，以使用方言的情感支持为中介的路径效果显著强于以信息支持为中介的路径。即,老年用户在新媒体直播过程中所感知到的情感性回应与情绪联结,相较于纯粹的信息传递,更能有效激发其消费动机并转化为具体购买行为。所以,SPSS的 PROCESS分析结果支持本研究提出的假设 H1、H2、H3,进一步验证了方言的情感支持在准社会交往与购买行为之间发挥着更为显著的中介作用。这一发现表明,在新媒体平台经济语境中,老年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不仅受到其与主播之间互动关系的影响,更深层地依赖于其所感知到的情感联结与心理满足感。

数字经济背景下方言直播对银发群体消费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 90 —表 5 总效应、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分析表效应值 se LLUC ULCI 效应量总效应 0.231 0.534 0.126 0.336直接效应 0.324 0.213 0.322 0.541方言情感支持效应 0.578 0.536 0.529 0.535 25%方言信息支持效应 0.423 0.332 0.373 0.183 18.3%图 3 X、M与 Y的关系路径图注：* p <0.1 , p < 0.05, *** p <0.01五、讨论本研究发现,使用方言的准社会交往程度越高影响银发群体的购买意愿越强,这一发现不仅验证了Horton与Wohl（1956）所提出的经典 PSI理论对现代社会下尤其新媒体直播中的消费行为具有适用性,同时也具有数字传播的延展适用性,也回应了近年来“地方媒介化社会关系”在数字场景中的新兴表达。尤其在新媒体的环境中,老年用户虽然与主播之间并不具备现实社会意义上的互动关系,但借助直播平台的方言话语与视觉呈现、方言语言互动与内容设计,逐渐建立起准社会交往行为。这也证实了本研究的假设。使用方言下的准社会交往越高导致老年人的购买行为的机会越大。就如一些学者针对 AI技术的应用中的结论一样,当对 AI技术的准社会交往越高,对 AI技术的剥离也就越难。同样,对于银发群体来说,使用了

《澳门管理科学》·经济管理 2026 年第 2期— 91 —方言的准社会交往下,他们也难以剥离开新媒体的商业化。同样的,在新媒体的直播中,银发老年人们也同样受用于这类交往情况。这种交往结构呈现出一定的社会支持方言类的（情感）沉浸特征,使得老年人在理性评估之外,也会出于语言上的“亲近感”与“信任感”而做出消费决策,这正是方言带来的结果。这一机制的形成可以在论文中进一步体现在，首先,老年用户所建立的准社会关系多为“代偿方言性”关系,即该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其日常生活中真实社交关系的缺失。这种缺失在新媒体中可以得到更好的补偿。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的现实下的社会网络往往趋于收缩,日常交流对象减少,对情感陪伴的渴望增强。使用方言的准社会交往恰好提供了一种“低门槛、高反馈”的替代通道；另一方面,这种关系具有情感延续性,即老年人在与主播方言互动的反复接触中会形成“累积信任效应”（accumulated trust effect）,最终促进消费意愿的生成。其次,老年用户的准社会交往行为还受到“主播人设”建构策略的强化影响。研究发现,老年用户更偏好“地缘类”主播,这类主播基本上为语言类的情感支持类主播,即使用了方言的主播群体。这类主播以温和的方言语言风格、熟悉的生活场景为主,能够激发银发群体的的情感认同与心理距离的减少。这与以往针对青年群体的直播研究中“娱乐型”主播更受欢迎的结论形成鲜明对比,提示未来平台运营者在面向不同代际用户设计主播策略时,应进行精准画像与定向匹配。这也反映出银发老年群体在直播中购物的原因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日常需求,更是一种社会支持的寻求。本研究的第二个重要发现是方言使用的情感支持相较于信息支持,在促进老年群体购买意愿中扮演更为关键的中介角色。与以往聚焦青年群体“信息驱动型决策”路径的研究不同,银发群体的购买意愿更多建立在“语言类的情感驱动—信任建构—消费转化”的链条之上。具体而言,当直播互动中出现主播积极的使用方言并表达地缘同理心时,老年用户更容易产生归属感与认同感,这种“媒介互动中的共情机制”成为促发其最终消费决策的隐性推力。这一发现为后续研究提供了进一步分层建模的基础,也为新媒体平台在内容输出与主播培训中,注重代际与性别感知差异提供了重要参考。情感支持虽然作为中介变量具有增强购买意愿的显著作用,但这种效应并非无限扩展。研究发现,当情感支持超越适度范围,演变为“过度亲昵”或“重复性劝购”时,部分老年用户会产生心理防御机制,进而降低对主播与平台的信任度,导致消费意愿反而下降。结合本研究的结果,可以构建出老年用户在新媒体直播平台中的购买心理模型：该模型以准社会交往为起点,方言情感支持为中介路径,购买意愿为终点,构成一条“情感化参与路径”（affective-engagementpathway）。在这一路径中,技术环境、平台界面与算法推荐虽构成背景性变量,但决定性因素仍是用户与方言之间的情感关系质量。这一模型也打破了“老年用户理性保守”的固有认知。研究表明,尽管老年用户在购买行为上展现出理性判断倾向,但在数字媒介环境中,其消费动机仍可被情感因素显著激活。这种现象可被视为“情感驱动的理性消费”（emotion-driven rationality）——即情感动因先于理性评估,成为引导行为的首要变量。尤其在直播带货的高互动场景下,主播的言语温度与情境渲染往往成为老年人是否“下单”的关键变量。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扩展了语言、方言地区的准社会交往理论的适用边界。

数字经济背景下方言直播对银发群体消费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 92 —长期以来,PSI理论多用于解释粉丝文化、偶像传播等青少年文化现象,在老年群体中的应用相对罕见。本研究将其成功嵌入银发群体的网络消费场景,并通过实证验证其在直播平台中的适用性,为准社会交往理论的人群边界拓展与媒介类型更新提供了实证支持。其次,深化了社会支持理论的媒介化表达路径。以往关于社会支持的研究多集中于家庭关系、线下社区等物理空间中的社会互动,而本研究表明,情感与信息支持也可以在数字空间中通过直播互动等形式实现,并具有与线下社会支持相似甚至更强的心理效应。这一发现对理解“媒介社会支持”如何影响个体决策具有重要价值。现实意义方面,研究为数字适老化战略的精准推进提供了数据支撑。随着中国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银发用户群体的媒介行为已逐渐成为新媒体平台不可忽视的核心变量。本研究的发现提示平台应从交互体验、主播选角、内容设计等方面进行系统性适老化改造,真正实现从“技术可达”向“心理可及”的转变。六、未来展望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银发经济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日益成为学术研究与政策实践的关注焦点。本研究通过将准社会交往与社会支持理论引入银发群体的新媒体消费行为分析框架,揭示了老年人在网络直播平台中形成购买意愿的心理路径与行为逻辑。然而,面向未来,相关研究仍有诸多值得拓展与深化的方向。本研究以准社会交往与社会支持理论为基础,初步揭示了老年人在数字平台中如何通过方言与情感互动形成购买意愿。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引入更多理论变量,构建更为复杂和动态的解释模型。例如,可结合“感知价值理论”（Perceived Value Theory）探讨老年用户对新媒体平台内容、服务、物流等维度的综合价值评估如何影响消费动机；亦可引入“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或“技术接受模型”（TAM）中的自我效能、行为意图等变量,系统呈现技术接受、情感卷入与行为转化之间的互动机制。同时,应注意到银发用户并非一个同质化群体。根据教育背景、健康状况、居住环境、代际结构等差异,其媒介使用方式与消费行为也呈现多元性。因此,未来可采用“分层模型建构”策略,在现有理论基础上加入“个体差异”或“情境变量”（如健康信息敏感度、生活孤独感、数字素养等）,实现对银发用户消费行为机制的精细刻画。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并结合结构方程模型（PLS-SEM）进行数据分析,在揭示变量间路径关系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但也应看到,单一的横截面调查难以动态捕捉用户行为的变迁与心理状态的演化,未来研究可尝试引入纵向研究设计与混合方法路径。在量化方法方面,未来研究可采用实验设计,通过操纵主播类型、互动方式、语言风格等变量,测量不同情境下老年用户的情绪反应与购买行为,以增强因果推断力。同时,可尝试借助眼动追踪、生理反应测试等新兴行为测量技术,分析用户对直播内容的关注点与心理波动,从微观层面丰富对情感连接机制的理解。

《澳门管理科学》·经济管理 2026 年第 2期— 93 —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定量与定性研究结合,可通过深入访谈、焦点小组、数字民族志等方式,深入挖掘老年人在使用新媒体平台过程中的内在动机、感知障碍与心理需求。尤其针对“孤独感”“信任机制”“信息焦虑”等主题进行定性归因,有助于为理论模型赋予更多实践语境中的解释张力。研究结果显示,老年消费者更倾向于在具备情感支持机制、互动体验友好、信任度高的平台上形成购买意愿。因此,未来平台在内容策划与系统设计中,应着重推进“适老化优化”策略,并建立起系统的用户服务与伦理规范体系：第一,界面与功能设计的适老化。包括字体放大、语音辅助、简化流程、操作指引等界面设计细节；还应强化用户提示与风险告知机制,如“理性消费提示”“订单二次确认”等,帮助老年用户更好地控制购买行为。第二,主播培训与分层分级机制建设。平台应建立一套适用于老年观众的“可信主播”推荐机制,对主播进行专项培训,提升其与老年用户的沟通能力、情感互动技巧及产品信息传达的准确性。第三,构建平台内部的用户心理支持与反馈体系。例如开设“老年人在线客服热线”与“购买陪伴计划”,设置在线心理疏导与消费顾问,满足老年用户对“被回应”“被理解”的需求。同时,推动“社会责任评级机制”,对主播行为进行透明化评价,防止情感操控与过度营销等问题的发生。【参考文献】[1] 曹泽洲,陈启杰. 方言广告选择困境：内外群体间认同、信任、购买意愿的比较[J].现代管理科学,2011(10):90-92.[2] Cueva J, Nacipucha NA S, Figueroa S P D. Marketing social y su incidencia en el comportamiento delconsumidor [J]. Revista Venezolana de Gerencia: RVG, 2021,26(95):852-867.[3] 韩秀,张洪忠,何康,马思源. 媒介依赖的遮掩效应：用户与社交机器人的准社会交往程度越高越感到孤独吗？[J]. 国际新闻界,2021,43 (9):25-48.[4] 胡倩,林家宝,李蕾,等. 社会化商务特性和社会支持对水果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 [J]. 管理学报,2017,14(7):1095-1104.[5] 林浩斌. 电影中的方言：方言介入影视的审美构造与影视传播方言的文化传承 [J]. 汉字文化,2021(3):165-166.[6] 刘世雄,梁秋平,姜凌. 广告语言类型对广告态度之影响研究 [J]. 深圳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29(4):137-143.[7] 刘世雄,席金菊,温小山. 广告语言与产品卷入度对广告卷入度的影响研究 [J]. 应用心理学,2013,19(2):99-110.[8] 任璇瑜. 共情传播在公益广告中的应用 [J].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 2025,13:272.[9] Ling B, Liu Y. Dialect stereotypes in advertising: Effects and theoretical mechanism [J]. Xin Li Ke Xue Jin Zhan,2025,33(8):1408.[10] 王悦,陈俊,张积家. 方言与普通话并用：双言心理研究述评 [J]. 心理科学进展,2012,20 (8):1243-1250.[11] 吴滋源. 方言视频广告的可行性分析 —— 以华为《有惊无险》视频广告为例 [J]. 西部广播电视,2022,43(3):123-125.[12] 徐震南,陈可,郭晓凌,张逸聪. “声” 临其境：营销沟通中的方言积极效应 [J]. 南开管理评论,2023,28(1):29-40.[13] 张洪忠,李楷. 受众对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不同内容的依赖比较 —— 以成都地区居民调查为例 [J]. 当代传播,2009 (1):29-32.[14] 胡鸿影. 浅析闽南语广告对积极情绪的调动[J].闽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3 (4):81-85.[15] Ballantine PW. Effects of interactivity and product information on consumer satisfaction in an online retailsetting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tail &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2005,33 (6):461-471.[16] Ballantine PW, Martin B A S. Forming parasocial relationships in online communities [C]//Advances inConsumer Research. 2005,32: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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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管理科学》·企业管理 2026 年第 2期— 95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 ESG 表现的影响研究王俊韡 1 王奇辉 1 王莺燕 2（1.山东财经大学，山东 济南，250014；2.山东省招远市辛庄镇人民政府，山东 招远，265401）摘 要：随着 ESG 理念的深入人心，如何推动企业 ESG表现提升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作为企业的重要风险控制工具，可能对企业的ESG表现具有良好的治理效应。本文选取 2009—2022年沪深 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董责险对企业 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1）上市公司购买董责险能够提升企业 ESG表现；（2）信息不对称和代理成本在董责险与企业 ESG表现之间发挥中介效应；（3）媒体关注和管理层持股能够强化董责险对企业 ESG表现的促进作用；（4）董责险的 ESG提升效应在重污染地区和法治环境较好的样本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对于完善董责险制度设计、促进企业践行 ESG表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关键字：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企业 ESG表现；信息不对称；代理成本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D&O Insurance on Corporate ESG PerformanceWang Junwei1 Wang Qihui1 Wang Yingyan2（1.School ofAccountancy,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dong Jinan,250014,China；2.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XinzhuangTown, Zhaoyuan City, Shandong Province, Shandong Zhaoyuan,265401,China）Abstract: As the ESG concept gains widespread acceptance, how to enhance corporate ESGperformance has become a focus of public attention. As an important risk control tool for enterprises,Directors’ and Officers’ Liability Insurance (D&O insurance) may have a favorable governance effecton corporate ESG performance. Using data of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from 2009 to 2022, this study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D&O insurance on corporate ESGperformance.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purchase of D&O insurance by listed companiessignificantly improves corporate ESG performance; (2)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agency costs playmediating roles between D&O insurance and corporate ESG performance; (3) Media attention andmanagement shareholding strengthen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D&O insurance on ESG performance; (4)The ESG-enhancing effect of D&O insurance is more pronounced in heavily polluted regions and【作者简介】王俊韡（1979—），女，山东潍坊人，管理学博士，应用经济学博士后，山东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王奇辉，女，山东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硕士研究生；王莺燕，女，硕士研究生，山东省招远市辛庄镇人民政府科员。通讯作者：王莺燕，电子邮箱：wangyingyan0130@163.com。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 ESG 表现的影响研究— 96 —samples with better legal environments. These conclusions provide important references for improvingthe design of D&O insurance systems and promoting corporate ESG performance.Keywords: D&O Liability Insurance; Corporate ESG Performance; Information Asymmetry; AgencyCosts一、引言近年来，环境污染、市场垄断、公司违规等事件频发，不仅对企业自身声誉和经营稳定性造成冲击，也损害了投资者利益与社会公众福祉。在此背景下，企业在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越来越需要关注其在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治理（Governance）方面的综合表现。ESG理念强调企业应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履行社会责任，已成为衡量企业长期价值的重要标尺。已有研究表明，良好的ESG表现有助于企业树立正面形象，增强利益相关者的信任[1]，并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2]。因此，深入探讨企业 ESG表现的影响因素，对于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维护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以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普及，我国 ESG信息披露制度逐步走向强制化、系统化和本土化。2018年，中国证监会在修订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首次将环境责任、社会义务及公司治理纳入强制性信息披露范畴；2024年，《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试行）》和《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征求意见稿）》相继出台，进一步强化了 ESG信息披露的规范要求。作为上市公司 ESG信息披露工作的主要责任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下简称“董监高”），面临的法律责任与履职风险显著上升。新《证券法》的实施以及新《公司法》的修订，明确了董监高在信息披露和利益相关方管理中的义务与责任，强化了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这一制度环境的变化，使得如何有效转移和化解董监高的履职风险，成为企业治理结构优化的重要议题。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以下简称“董责险”）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受到广泛关注。董责险是指当董监高因非主观故意行为导致相关方遭受经济损失而面临诉讼时，由保险公司代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职业责任保险。随着 2023年 4月股票发行注册制的全面实施及相关热点事件的推动，中国资本市场更离不开有关保险制度的保驾护航，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已有研究分析了董责险对企业绿色创新[3]、企业社会责任[4]及公司治理水平[5]的影响，但鲜有文献关注其与企业综合指标 ESG表现之间的关系。为此，本文基于 2009—2022年沪深 A股上市公司样本，实证检验董责险对企业 ESG表现的影响。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如下：第一，拓展了企业 ESG表现的影响因素。本文创新性地将 E、S、G单维度结合，构建“保险与 ESG”的分析框架，不仅突破单一维度研究的局限，更通过引入媒体监督强度，紧扣中国资本市场全面注册制改革与 ESG政策强化的背景，使研究更具现实针对性，

《澳门管理科学》·企业管理 2026 年第 2期— 97 —为 ESG驱动因素研究提供新证据。第二，为董责险的经济后果类文献提供了新视角。现有文献多从公司治理优化、创新驱动及风险管控等领域探讨董责险的经济效应，本文则关注董责险对企业 ESG表现的影响，为董责险的经济后果研究开辟了 ESG关联分析的新路径。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一）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 ESG表现1.激励效应董责险能够通过风险转移与利益协调机制，对管理层产生积极的激励效应。一方面，董责险为董监高提供因非主观故意行为导致赔偿责任的经济保障，有效降低了管理层因履职风险而产生的决策顾虑[6]，使其更愿意将资源投向长期可持续发展项目，从而提升企业 ESG表现。另一方面，董责险有助于缓和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冲突，使双方利益在风险承担层面趋于一致，降低代理成本，增强管理层以企业长期价值最大化为决策目标的动力，而 ESG表现正是企业长期价值的重要体现。此外，董责险作为薪酬激励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吸引和留住优秀管理人才[7]，这些人才更倾向于通过改善企业 ESG表现来构建良好市场声誉，进而增强企业的长期竞争力。综上，董责险能够通过激励效应促进企业 ESG表现提升。2.外部监督效应保险公司作为理性的专业化风险管理者，为了保障自身利益不受损，能够发挥有效监督，抑制大股东掏空[8]并提高信息披露质量[9]，改善公司内部治理，激励企业履行 ESG责任。一方面，承保前的风险评估具有信息传递效应，根据信号传递理论，该结果能够向外部利益相关者揭示企业的治理效能与潜在风险，形成外部监督压力，促使其改善 ESG表现。另一方面，投保后，保险公司为避免高额赔付，有动机持续监督管理层的决策行为，防止其利用信息优势损害企业长期利益。这种外部监督机制有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抑制管理层自利倾向，推动企业积极履行环境、社会与治理责任。综上，董责险能够通过外部监督效应促进企业 ESG表现提升。3.机会主义假说然而，也有观点基于机会主义假说认为，董责险可能成为董监高不当行为的“保护伞”。由于保险条款对“非主观故意”与“主观故意”的界定存在模糊空间，董监高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和法律漏洞从事自利行为，并显著增加企业投资的激进性，降低其内部管理水平[10]。此外，投保后管理层的职业责任感可能因风险被兜底而削弱，诱发其短视倾向，从而减少对高成本、低回报的 ESG项目的投入。但随着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特别是新《证券法》对信息披露责任的强化、《环境保护法》等底层法律对违规处罚力度的加大，管理层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空间已被大幅压缩。因此，董责险的积极效应更有可能占据主导地位。综合上述分析，本文认为，董责险能够发挥激励效应与外部监督效应，并抑制机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 ESG 表现的影响研究— 98 —会主义动机，从而促进企业 ESG表现的提升。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1：上市公司购买董责险能够提升企业 ESG表现。（二）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信息不对称与企业 ESG表现信息不对称是指企业内部与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在信息占有上的不均衡状态，而董责险的引入对缓解信息不对称发挥了积极作用。从激励效应看，董责险赋予了董监高保险受益者身份，减轻其风险规避心理，同时抑制因追求个人业绩而导致的短视倾向，从而缓解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外部监督效应看，保险公司作为独立第三方监督者，为降低赔付风险，会在事前、事中、事后进行持续监督，向市场披露更多关于受保企业的独特信息，不仅显著增强了企业的信息透明度，还缩减了市场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差距，促使管理层将投资重心转向有利于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项目，推动公司在追求经济目标的同时兼顾社会目标，实现两者的协调统一，进而全面提升企业 ESG表现。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2：董责险能够通过减轻信息不对称提升企业 ESG表现。（三）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代理成本与企业 ESG表现在委托代理理论框架下，代理成本源于现代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所产生的制度性损耗，董责险的引入有效降低了这一成本。从激励效应看，董责险有助于减轻管理层的诉讼顾虑[11]，对不同风险偏好的管理层均产生积极影响：积极型管理者更勇于挑战高回报决策，稳健型管理者的风险承受能力有所提升，保守型管理者则因董责险的保障而安心履职。因此，董责险不仅增强了管理层决策的专业性与盈利性，还为风险规避型经理人提供了职业保障，避免其因过度谨慎而错失有利于股东长期利益的投资机会。从外部监督效应看，投保机构出于自身利益考量，会对管理层施加更严格的监管[12]，不仅减少了管理层以权谋私的可能，也为公司治理提供了有效管理经验，缓解了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冲突，从而为 ESG表现提升创造内部治理条件，推动企业将更多资源配置到环境治理、社会责任等长期领域。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3：董责险能够通过减少代理成本提升企业 ESG表现。三、研究设计（一）模型设定为验证假设H1，即董责险是否会提升企业ESG表现，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 �0 + �1����,� +�� ��������,� + ���� + �������� + ��,� （1）其中，i、t分别表示企业、年份。ESG为企业 ESG表现；Ins为企业是否购买董责险；Control为本

《澳门管理科学》·企业管理 2026 年第 2期— 99 —文所使用的所有控制变量；Year为年度虚拟变量；Industry为行业虚拟变量；�为残差项。为验证假设 H2、H3，借鉴江艇的中介效应两步法[13]，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 �0 + �1����,� + �� ��������,� + ���� + �������� + ��,� （2）其中，������,�代表中介变量，具体包括信息不对称程度（Asy）和代理成本（Agency）。其他变量的具体指代均与模型（1）相同。（二）变量设定1.被解释变量：企业 ESG 表现（ESG）本文借鉴方先明和胡丁[14]的做法，使用华证ESG评级数据作为ESG表现的衡量数据。该评级指标包括C、CC、CCC、B、BB、BBB、A、AA、AAA共9个等级，将其分别从低到高赋值为1-9。此外，本文还使用彭博ESG评级指数和商道融绿ESG评级指数进行稳健性检验。2.解释变量：董事高管责任保险（Ins）。本文借鉴胡国柳等[15]的研究，选用二元哑变量来衡量董责险：当上市公司在公告中清晰披露了购置董责险的详细情况，并且该提案已经审议通过，则设定Insured值为1；相反，如果公司未披露相关信息或提案未审议通过，则设定Insured值为0。3.中介变量信息不对称程度（Asy）。借鉴宋敏等[16]对信息不对称程度的衡量方式，计算并推导出流动性比率LR、非流动性比率ILL以及收益率反转指标GAM，提取它们的第一主成分作为信息不对称的代理变量，记为Asy。该指标越大，意味着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代理成本（Agency）。本文重点考察高管与股东间的代理冲突，借鉴翟光宇等[17]的研究成果，采用营业收入占总资产比例这一指标来衡量代理成本。该指标越小，意味着代理成本越高。4.控制变量本文借鉴白雪莲等[18]、白福萍等[19]的方法，选取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盈利能力等作为控制变量。各主要变量的具体定义如表 1所示。表 1 变量定义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名 变量说明被解释变量 企业 ESG表现 ESG 华证 ESG评级，由低到高赋值为 1-9解释变量 董责险 Ins 购买董责险为 1，否则为 0中介变量信息不对称程度 Asy流动性比率指标 LR、非流动性比率指标 ILL、收益率反转指标 GAM 综合分析代理成本 Agency 营业收入与总资产的比例控制变量公司规模 Size 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资产负债率 Lev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盈利能力 Roa 总资产净利率，净利润/总资产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 ESG 表现的影响研究— 100 —股权性质 Soe 国有控股企业取值为 1，其他为 0成长能力 Growth 总资产增长率董事会规模 Board 董事会人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Top1 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总股数现金流比率 Cashflow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总资产独立董事比例 Indep 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人数两职合一 Dual 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同一人为 1，否则为 0是否四大 Big4 公司经由四大审计为 1，否则为 0上市年限 ListAge ln(当年年份-上市年份+1)（三）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基于华证 ESG评级数据的可回溯性，本文选择 2009—2022年沪深 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集，对原始数据进行如下处理：①剔除金融与保险行业的公司；②剔除 ST、*ST类别公司及存在变量缺失的样本；③对关键连续变量实施 1%至 99%水平的缩尾处理。最终，本文获得了包含 20494个有效样本的数据集。本文的董责险数据来源于 CNRDS的董监高责任保险数据库（CDOD），ESG表现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中的华证 ESG评级数据库，除此之外其他数据均来源于 CSMAR数据库和 CNRDS数据库。处理软件为 Stata16.0。四、实证结果分析（一）描述性统计表2列示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在样本期间，上市公司ESG表现的均值为4.162，最小值为1.5，而最大值高达6，表明企业的ESG表现整体上尚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且企业间的ESG表现差异显著。董责险（Ins）的均值为0.0941，标准差为0.2920，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购买董责险的比例仍然较低，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其他变量的统计情况均在合理范围内，且与已有研究成果基本保持一致。表 2 描述性统计Variable N Mean SD Min P50 MaxESG 20494 4.1620 0.9210 1.5000 4.0000 6.0000Ins 20494 0.0941 0.2920 0.0000 0.0000 1.0000Size 20494 22.3100 1.2820 20.0000 22.1300 26.3400Lev 20494 0.4250 0.1990 0.0523 0.4200 0.8720Roa 20494 0.0447 0.0645 -0.2260 0.0425 0.2330Soe 20494 0.2810 0.4500 0.0000 0.0000 1.0000Growth 20494 0.1810 0.3660 -0.4990 0.1240 2.0750Board 20494 2.1210 0.1940 1.6090 2.1970 2.6390Top1 20494 32.6700 14.0400 8.0200 30.3900 70.3300

《澳门管理科学》·企业管理 2026 年第 2期— 101 —Cashflow 20494 0.0494 0.0680 -0.1520 0.0473 0.2480Indep 20494 37.6000 5.3250 33.3300 36.3600 57.1400Dual 20494 0.3070 0.4610 0.0000 0.0000 1.0000Big4 20494 0.0614 0.2400 0.0000 0.0000 1.0000（二）基准回归表3报告了董责险对企业ESG表现的回归结果，列（1）是未引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在此基础上，列（2）为引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Ins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上市公司购买董责险能够提升企业ESG表现，假设H1得到验证。上述结果表明，董责险在我国企业中发挥的是激励效应和外部监督效应，而非机会主义效应。表 3 基准回归结果变量(1) (2)ESG ESGIns 0.252*** 0.079***(10.66) (3.67)Constant 4.469*** -1.517***(62.42) (-8.64)Control NO YESYear/Ind YES YESObservations 20,494 20,494R-squared 0.078 0.219注：*、**、***分别表示估计结果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值，下同。（三）稳健性检验1.替换被解释变量为了避免变量测量偏误对研究结果造成的偏差，本文使用彭博ESG评级指数和商道融绿ESG评级指数作为替换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表4列（1）和列（2）分别为将企业ESG表现测度方式变更为彭博ESG评级指数（ESG2）和商道融绿ESG评级指数（ESG3）后的回归结果，其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研究结论仍然稳健。表 4 稳健性检验变量替换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滞后(1) (2) （3） （4）ESG2 ESG3 ESG ESGIns 3.270*** 0.283***(17.44) (6.89)L1_Ins 0.082***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 ESG 表现的影响研究— 102 —(4.13)L2_Ins 0.070***(3.56)Constant -23.728*** 0.239 -1.549*** -1.558***(-15.05) (0.37) (-8.86) (-8.92)Control YES YES YES YESYear/Ind YES YES YES YESObservations 13,149 4,301 20,493 20,491R-squared 0.671 0.324 0.219 0.2182.解释变量滞后考虑到董责险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且为了规避双向因果可能引发的误差，本文借鉴凌士显等[20]的做法，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滞后两期进行稳健性检验。表4列（3）和列（4）分别为滞后一期的董责险（L1_Ins）和滞后两期的董责险（L2_Ins）的回归结果，其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验证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3.工具变量法为解决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李从刚等[21]的做法，采用同省份、同年度企业投保董责险的均值（Ins_IV）作为工具变量。如表5列（1）和列（2）所示，在回归分析的初步阶段，内生变量（Ins）与所选工具变量（Ins_IV）之间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正向显著。进一步地，当对董责险（Ins）与企业ESG表现的关系进行调整后，二者依旧在1%的水平上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支持本文的基准回归结论。表 5 内生性检验变量first stage second stage 倾向得分匹配（1） （2） （3）Ins ESG ESGIns_IV 0.994***(0.032)Ins 0.363*** 0.070**(0.106) (2.30)Constant -0.743*** -0.943*** -1.993***(0.043) (0.163) (-5.45)Control YES YES YESYear/Ind YES YES YESObservations 20,494 20,494 3,208R-squared 0.129 0.129 0.1964.倾向得分匹配法本文根据企业是否投保董责险将样本划分为处理组（已购买）和对照组（未购买），采用1:1最近邻匹配策略为处理组匹配对照组。本文对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回归检验，如表5列（3）所示，回归系数在5%

《澳门管理科学》·企业管理 2026 年第 2期— 103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购买董责险促进了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与前文的验证结果保持一致。5.ESG 各分项检验本文选取彭博数据库发布的各分项细化指标，将模型（1）的因变量设定为环境（E）、社会责任（S）和公司治理（G），分别检验董责险对三维度的具体作用效果。由表6可知，列（1）—列（3）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上市公司购买董责险后，在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角度的绩效水平均有所提升，验证了购买董责险能够提高企业ESG表现的假设。其中，E的回归系数最大，G次之，S最小，说明董责险对环境层面的溢出效果最明显。表 6 E、S、G分项检验变量(1) (2) (3)E S GIns 5.146*** 2.131*** 2.817***(12.97) (9.89) (11.60)Constant -63.007*** -24.376*** 9.982***(-19.91) (-12.63) (4.37)Control YES YES YESYear/Ind YES YES YESObservations 10,289 10,357 10,372R-squared 0.415 0.294 0.682（四）机制检验1.信息不对称的中介效应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信息不对称与企业ESG表现的回归结果如表7列（1）和列（2）所示。其中，列（1）中Ins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董责险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列（2）中Asy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信息不对称抑制了企业ESG表现的提高。上述结果证实了上市公司购买董责险能够减少被投资公司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进而提升企业的ESG表现。支持假设H2。表 7 机制检验结果变量(1) (2) (3) (4)Asy ESG Agency ESGAsy -0.046**(-2.31)Agency 0.057***(3.31)Ins -0.017* 0.078*** 0.026*** 0.078***(-1.83) (3.63) (2.61) (3.60)Constant 4.944*** -1.288*** 0.860*** -1.566***(69.07) (-6.34) (11.39) (-8.88)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 ESG 表现的影响研究— 104 —Control YES YES YES YESYear/Ind YES YES YES YESObservations 20,494 20,494 20,494 20,494R-squared 0.592 0.219 0.363 0.2192.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代理成本与企业ESG表现的回归结果如表7列（3）和列（4）所示。其中，列（3）中Ins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董责险可以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列（4）中Agency的系数也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代理成本抑制了企业ESG表现的提高。上述结果证实了上市公司购买董责险能够减少被投资公司的代理成本，进而提升企业的ESG表现。支持假设H3。五、进一步分析（一）调节效应分析由于可能还存在着其他渠道促进或抑制董责险发挥作用的效果，本文选取媒体关注和管理层持股作为董责险促进企业 ESG表现提升的调节变量，构建如下模型：����,� = �0 + �1����,� + �2�������,� + �3��� × �������,� + �� ��������,� + ���� + �������� + ��,�（3）其中，�������,�为调节变量，具体包括媒体关注和管理层持股。其他变量的具体指代均与模型（1）相同。1.媒体关注的调节作用媒体是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外部监督作用。作为连接企业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桥梁，媒体能够通过及时、充分地传递信息，提升企业的信息透明度，从而助力企业的 ESG建设（聂长飞）[22]。本文借鉴袁业虎等[23]的方法，采用媒体报道总量/1000来衡量媒体关注程度（Media）。回归结果如表 8列（1）所示，Ins×Media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媒体关注对董责险与企业 ESG表现的关系存在正向调节作用。表 8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变量(1) (2)ESG ESGIns 0.038 0.060**(1.56) (2.50)Ins×Media 0.073***(3.44)Media 0.043***

《澳门管理科学》·企业管理 2026 年第 2期— 105 —(3.49)Ins×Msh 0.003**(2.49)Msh 0.003***(8.66)Constant -1.246*** -1.724***(-6.79) (-9.75)Control YES YESYear/Ind YES YESObservations 20,494 20,494R-squared 0.220 0.2222.管理层持股的调节作用管理层持股能够使管理者兼具所有者身份，通过缓解代理问题形成“利益趋同效应”[24]，使管理者在决策时更多地以企业利益最大化为依据。同时，在董责险保护下，管理层不再过度抵触高风险投资，而会将资源配置转向有利于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领域，从而提升企业 ESG表现。本文借鉴汪平等[25]的方法，以董监高持有股份占企业总股本的比例来衡量管理层持股（Msh）。回归结果如表 8列（2）所示，Ins×Msh的回归系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管理层持股对董责险与企业 ESG表现的关系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二）异质性分析1.污染程度异质性分析企业所在行业的污染程度可能会影响董责险对ESG表现的提升效果。在当前背景下，全球倡导可持续发展和绿色投资，投资者愈发重视企业的环境表现与绿色属性。在此压力下，尤其是重污染企业，会更倾向于展示积极形象以获取支持[26]，从而采取更加主动的ESG实践策略。因此，本文预期在重污染行业中，董责险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强。本文参考李井林等[27]的研究，根据企业所处行业的污染程度，进一步将其分为非重污染行业组与重污染行业组。研究结果如表9列（1）和列（2）所示，解释变量的系数在列（2）更具有显著性且通过了组间差异检验，说明在重污染行业中，董责险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更大，证实了上文的预期。表 9 异质性分析结果变量(1) (2) (3) (4)非重污染行业 重污染行业 法治环境差 法治环境好Ins 0.038* 0.107*** 0.058** 0.091***(1.66) (2.89) (1.56) (2.59)Constant -1.169*** -2.463*** -1.457*** -1.152***(-6.20) (-9.11) (-6.64) (-4.28)Control YES YES YES YES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 ESG 表现的影响研究— 106 —Year/Ind YES YES YES YESObservations 18,537 8,678 13,384 13,831R-squared 0.226 0.196 0.234 0.212组间差异检验 0.000*** 0.000***2.法治环境异质性分析法治环境的质量通常被视为地方政府监管力度的体现，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机会主义倾向。在法治环境较好的地区，投资者保护程度高且监管更为严格，有助于保险公司发挥治理作用。因此，本文预期在法治环境较好的地区，董责险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强。本文参考罗宏和陈小运[28]的做法，采用王小鲁等[29]所构建的樊纲市场化指数中的“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评分”作为衡量指标，将企业划分为高法治组与低法治组。研究结果如表9列（3）和列（4）所示，解释变量的系数在列（4）更具有显著性且通过了组间差异检验，说明董责险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效应在法治环境相对完善的地区更为显著，证实了上文的预期。六、结论与建议本文基于2009—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探究董责险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上市公司购买董责险能够提升企业ESG表现。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②机制检验表明，董责险主要通过减轻信息不对称和降低代理成本来提升企业ESG表现。③调节效应分析表明，媒体关注和管理层持股能够强化董责险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④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重污染行业和法治环境好时，董责险能够更好地发挥激励效应和监督效应，提升企业ESG表现。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对政府而言，应健全董责险与ESG相关法律制度。首先，完善董责险制度，明确保障范围与责任边界，将网络安全、数据泄露、环境责任等新兴风险纳入承保范畴；其次，构建ESG法律框架，强化对企业的刚性约束；再次，注重两者的协同作用，制定激励政策，如对投保董责险且ESG表现优异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信贷支持等优惠，并将ESG表现作为保费优惠的前提，形成正向倒逼机制。第二，对监管机构而言，应优化董责险产品设计，提升适配性。首先，设计符合国情的董责险产品；其次，针对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企业的实际风险开展调研，设计差异化产品；再次，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增强产品的灵活性与可扩展性。此外，还可以引入媒体负面报道、董监高持股比例、地区污染程度以及法治环境程度等外部指标，作为保费与保额的重要参照。第三，对企业而言，应将ESG表现纳入公司治理顶层设计。首先，明确ESG目标并与长期战略结合，设定节能减排、社会责任及治理结构优化方案；其次，建立ESG管理机制，明确各层级职责，确保ESG理念全面贯彻落实。与此同时，也要注重信息透明度的提升，定期发布ESG报告，披露ESG绩效与改进措施，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提高其对企业的ESG认可，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澳门管理科学》·企业管理 2026 年第 2期— 107 —【參考文獻】[1]Yang X , Li Z , Qiu Z ,et al. ESG performance and corporate technology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China[J].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 2024, 206.[2]张楠.ESG实践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基于成本和效率的双重视角[J].统计与决策,2026,42(6):172-176.[3]Qiu Y ,Jin S ,Yao D , et al. Insuring the green transition: the impact of D&O liability insurance on corporate greeninnovation[J].Environment,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2026,(prepublish):1-36.[4]Huang X ,Wu ( J ,Bai H , et al. Care or fear? The link between D&O liability insurance and CSR engagement:Evidence from China[J].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2025,92102805-102805.[5]Ma H ,Zhu T ,Wang X .Promote or inhibit? Director and officer liability insurance and corporate excessleverage[J].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2026,102110037-110037.[6]He C ,Peng B ,Dong Y , et al. Independent Decision-Making or Going with the Flow? D&O Insurance andInvestment Herding Behavior[J].Finance Research Letters,2025,77107082-107082.[7]Li K F, Liao Y P. The quest for talented independent directors : the role of directors ’ and officers ’ liabilityinsurance[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view, 2021, 73: 101-132.[8]王正文,韩子涵,李委铮,等.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大股东掏空[J].金融研究,2025,(6):189-206.[9]Zhao Y ,Yang X .D&O Insurance and Firms’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Evidence fromChina[J].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2025,61(2):476-492.[10]Zhu R ,Lin Y ,Zhang X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directors' liability insurance on corporateresilience[J].Finance Research Letters,2025,85(PD):108156-108156.[11]Hu Y ,Chen S ,Tu Y .Directors' and officers' liability insurance, cybersecurity governance, and sustainabledevelopment capability of listed companies[J].Finance Research Letters,2025,86(PC):108541-108541.[12]Lin X ,Tan S ,Meng H , et al. Directors’and officers’liability insurance and firm greenwashing: Supervision oropportunism?[J].Economic Modelling,2026,159107581-107581.[13]江艇.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中国工业经济,2022,38(05):100-120.[14]方先明,胡丁.企业 ESG表现与创新——来自 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J].经济研究,2023,58(02):91-106.[15]胡国柳,赵阳,胡珺.D&O保险、风险容忍与企业自主创新[J].管理世界,2019,35(8):121-135.[16]宋敏 ,周鹏 ,司海涛 .金融科技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赋能”和信贷配给的视角 [J].中国工业经济,2021,37(04):138-155.[17]翟光宇,王瑶.金融发展、两类代理成本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 2009—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22,(3):87-96.[18]白雪莲,赵鑫,贺萌.非控股大股东对企业 ESG表现的影响研究[J].管理学报,2025,22(1):115-124.[19]白福萍,商梦亭,黄宇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ESG表现:助力还是阻力？[J].南方金融,2023,44(11):35-48.[20]凌 士显 .董 事高 管责 任 保险 与企 业 社会 责任 ： 监督 激励 抑 或机 会主 义 [J].金 融经 济学 研究,2024,39(02):125-141.[21]李 从 刚 , 许 荣 .保 险 治 理 与 公 司 违 规 — — 董 事 高 管 责 任 保 险 的 治 理 效 应 研 究 [J]. 金 融 研究,2020,62(06):188-206.[22]聂长飞,王倚盟,冯苑.数字营商环境优化与企业 ESG表现[J].经济纵横,2026,(4):53-67.[23]袁业虎,熊笑涵.上市公司 ESG 表现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基于媒体关注的调节作用[J].江西社会科学,2021,41(10):68-77.[24]Niu Y ,Li Z ,Lu Y , et al. Directors’ and officers’ liability insurance and corporate digitaltransformation[J].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2025,32(20):2935-2939.[25]汪平,王晓娜.管理层持股与股权资本成本[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7,39(02):60-71.[26]陈娇娇,丁合煜,张雪梅.ESG 表现影响客户关系稳定度吗？[J].证券市场导报,2023,32(03):13-23.[27]李井林,阳镇,陈劲,等.ESG促进企业绩效的机制研究——基于企业创新的视角[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21,42(09):71-89.[28]罗宏,陈小运.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促进公司创新了吗——基于“沪港通”交易制度的经验证据[J].当代财经,2020,40(08):66-77.[29]王小鲁,樊纲,余静文. 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M].北京:经济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心理安全感的中介作用— 108 —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心理安全感的中介作用吴幽 曹婷（广州新华学院， 数智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520）摘 要：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激发员工创新行为已成为组织管理的关键议题。本研究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将心理安全感纳入中介机制，构建变革型领导作用于员工创新行为的理论模型。以 304名企业员工为调研样本，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运用 SPSS 与 AMOS进行分层回归分析，并以 Bootstrap 方法检验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755，p<0.001）；心理安全感在两者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 17.75%。本研究揭示了变革型领导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内在心理机制，为企业优化管理实践、激发员工创新活力提供实证依据。关键词：变革型领导；员工创新行为；心理安全感；社会交换理论The Impact of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on Employee Innovative Behavior:Psychological Safety as a MediatorWuYou Cao Ting(School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andManagement, Guangzhou XinhuaUniversity, 510520, Guangzhou China)Abstract:Against the backdrop of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imulating employees' innovativebehavior has become a critical issue in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Grounded in social exchangetheory, this study incorporates psychological safety as a mediating mechanism and constructs atheoretical model elucidating the effect of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on employee innovativebehavior.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s from a sample of 304 enterpriseemployees.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conducted using SPSS and AMOS, and the mediatingeffect was empirically examined via the Bootstrap metho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exert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employee innovative behavior(β=0.755, p<0.001); and (2) psychological safety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is relationship,accounting for 17.75% of the total effect. This study uncovers the underlying psychologicalmechanism through which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influences employee innovative behavior,【作者简介】 吴幽，女，博士，广州新华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城市竞争力；曹婷，女，广州新华学院本科生。

《澳门管理科学》·企业管理 2026 年第 2期— 109 —thereby providing empirical evidence for optimizing managerial practices and fostering employeeinnovation in organizations.Keywords: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Employee Innovative Behavior; Psychological Safety;Social Exchange Theory一、引言当前世界科技与产业格局正经历深刻变革，创新已成为企业构筑核心竞争优势的关键驱动力（陈超,刘新梅,段成钢, 2020）[1]。员工作为企业创新活动的核心主体，其创新行为的培育与释放直接决定企业的长期发展能力（王辉,常阳, 2017）[2]。领导风格作为塑造组织氛围、影响员工行为的关键因素，其对创新活动的重要作用已引发学界广泛关注。相较于传统领导模式，变革型领导在理想化影响力、个性化关怀等方面展现出独特优势，能够有效打破员工思维桎梏，提升其内在创新动机（黄达鑫,马力，2011；王弘钰,刘伯龙，2018）[3][4]。然而，从企业管理实践来看，尽管多数企业已深刻认识到创新的重要性，但员工创新动力不足、创新行为难以持续的问题仍普遍存在（顾成，2023）[5]。部分企业虽积极推行变革型领导模式，却往往难以达到预期效果，核心症结在于忽视了员工心理层面的传导机制。创新行为伴随未知与风险，员工唯有具备充足的心理安全感，方能敢于表达新想法、尝试新方法（Carmeli A,Reiter-Palmon R,Ziv E.2010）[6]。变革型领导通过及时回应员工需求、提供专业支持，能有效降低员工对创新人际风险的顾虑，增强其心理安全感；而心理安全感的缺失则会直接抑制员工的创新尝试（杨华,刘继红,李敏，2011）[7]。这一现实困境凸显了探究心理安全感中介作用的必要性。本研究旨在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构建“变革型领导—心理安全感—员工创新行为”理论模型，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三者间关系，揭示心理安全感的中介作用，为企业优化领导方式、提升员工心理安全感、激发创新行为提供实践参考。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一）社会交换理论社会交换理论 (Social Exchange Theory) 由 Homans（1958）[8] 提出，核心观点为人际交往是基于成本—收益的理性选择过程。Blau[9] 进一步引入结构主义视角，认为员工与领导者的互动本质上遵循互惠规范 (Norm of Reciprocity)，即当一方给予珍贵资源时，接受方会产生相应的回报义务。在本研究框架中，变革型领导行为构成社会交换过程的核心“给予”环节。领导者通过德行垂范和领导魅力展现高道德标准与愿景吸引力，为交换关系奠定信任基础；愿景激励和个性化关怀则是领导者

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心理安全感的中介作用— 110 —向员工持续投入的具体支持性资源。作为积极回应，员工感知到组织的支持与包容氛围，其心理安全感得以提升。依据互惠规范，当员工获得充分信任与支持后，会生成反馈组织的义务感与内在动机，最终外化为敢于尝试、主动投入不确定性任务的创新行为。（二）变革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变革型领导”概念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Downton（1973）[10] 最早提出该领导模式通过与下属构建信任关系，作用于下属心理层面以改变其工作行为。Burns（1978）[11] 强调领导者与下属间的双向动态影响，领导者通过描绘组织愿景激励员工奋进。Bass（1985）[12] 进一步延伸其内涵，认为变革型领导可依托自身特质与环境条件，与下属构建相互信任的良好协作氛围，引导员工高效完成任务。Bass和 Avolio（1990）[13] 提出变革型领导的四维模型：德行垂范指领导者公正履职、以身作则；愿景激励指领导者阐明发展前景、传达核心价值；个性化关怀指领导者关注员工个人背景与成长需求；领导魅力指领导者以业务能力与创新理念树立榜样。结合中国本土文化，李超平和时勘（2005）[14]开发的变革型领导量表在国内学界获得广泛认同。员工创新行为是企业稳健成长的关键支撑。Amabile（1988）[15]认为员工创造性是组织创新活动的根本支撑。刘云和石金涛（2010）[16]将员工创新行为界定为员工主动在工作中提出并落实实用新思路，优化工作方式、提升效率的一系列自主性行为过程，本研究采用此定义。变革型领导秉持创新导向的核心价值，通过示范与引导为员工赋予信心、激励其挑战现状（OldhamG R,Cummings A，1996）[17]。Bass & Riggio（2006）[18] 指出，变革型领导能调动下属积极性，使其更愿意尝试新思路与高效工作方法。曲如杰等（2010）[19]从认同视角实证研究表明，变革型领导通过激发员工个人认同有效促进其创新。夏梦瑶和李刚（2022）[20]发现变革型领导四维度均对创新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据此提出假设：H1：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正向影响。（三）心理安全感的中介作用心理安全感属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生理需求满足后的第二层次核心需求，体现为个体渴望处于稳定可预测环境、远离恐惧焦虑的心理状态。Kahn（1990）[21]将其界定为员工在工作中畅所欲言时，意识到不会因他人责备或报复而危及自身职业发展的主观感知。Edmondson（1999）[22]指出，团队中心理安全感水平越高，员工间的互动交流与知识共享越充分，个体与团队的创新产出越持续稳定。李宁和严进（2007）[23]认为心理安全感是员工在组织内真切感受到的安全体验，能放心展露自身状态而不用担心影响个人地位与职业前景，本研究采用此定义。变革型领导通过营造开放包容、鼓励尝试的组织氛围，有效降低员工对创新失败负面后果的担忧，使其感知到更高水平的心理安全感，从而更敢于提出并实践新颖想法。杨华等（2011）[7]发现员工心理安全感调节了变革型领导与个体创造力间的关系。

《澳门管理科学》·企业管理 2026 年第 2期— 111 —据此提出假设：H2：心理安全感在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三、研究设计（一）研究模型本研究以心理安全感为中介，构建变革型领导、心理安全感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模型，如图 1所示。图 1 研究模型图（二）研究对象与数据收集本研究对象为企事业单位在职人员，未对地理位置、年龄、性别或工龄设置限制。为确保数据多样性与代表性，调查通过微信及专业调查工具在线开展，覆盖多个地区及国有、民营、外资等各类组织类型的在职员工。（三）测量工具所有量表均采用已有研究验证的标准化量表，信效度均大于 0.6，采用李克特 5点计分（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变革型领导：选用李超平和时勘（2005）[14]修订的变革型领导量表，共 26题，涵盖德行垂范（8题）、愿景激励（6题）、个性化关怀（6题）与领导魅力（6题）四维度，具体内容如表 1所示。表 1 变革型领导量表维度 题项德 行垂 范A1我的上司工作作风良好，他公正地履行职责，不偏不倚A2我的上司总是率先承担困难，最后才领取奖赏A3我的上司不看重个人方面的利益，而是全心全意投入到工作A4我的上司一般为部门/单位利益放弃个人好处A5我的上司先保障集体和他人利益而不顾个人得失A6我的上司对我们个人的成就给予充分肯定，绝不将成就占为自己的东西A7我的上司能与我们同舟共济、患难与共A8我的上司对待他人总是温和，从不故意制造困难

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心理安全感的中介作用— 112 —愿 景激 励A9我的上司能向我们阐明单位/部门的发展前景A10我的上司很会向我们传达单位/部门的核心价值标准和前进目标A11我的上司跟我们说明了现有的工作的长远价值A12我的上司给我们画出一幅美好的蓝图A13我的上司可为我们制定目标和规划前进方向A14我的上司长时间指引我们审视自己的本职工作，厘清其跟团队成功要素的一致程度个性化关 怀A15我的上司在沟通之际会考量员工个人背景A16我的上司会帮员工处理好生活家庭矛盾领 导魅 力A17我的上司乐于与下属谈心，充分把握员工在工作推进、生活所需及家庭支持中的实际情形A18我的上司会不嫌麻烦地辅导员工，支持员工发掘问题的答案A19我的上司会关注员工的工作开展、个人情况及专业成长情况，还朴实地为他们的进步给予指引A20我的上司注重布置支持体系，助力员工充分发挥潜在优势 A21我的上司业务精通、专业素养很高A22我的上司思想开放，创新理念十分突出A23我的上司对工作持有很大的热情，也体现出极高的职业忠诚以及积极进取的工作劲头A24我的上司对工作一丝不苟，且一直用极大的动力带动工作A25我的上司一直摄取知识，以加快自身成长与优化A26我的上司从不忽视棘手的问题，而是积极致力于解决它们心理安全感：采用李宁与严进（2007）[23]编制的量表，共 5题，衡量员工在组织内的心理安全感知，具体内容如表 2所示。表 2 心理安全感量表维度 题项心 理安全感B1工作里我可以大胆表现自己B2工作里我可以畅所欲言B3如果我在工作中持有不同意见，不会因此受到不公平对待B4在工作中，我表达的都是内心真实观点B5我不担心自己坦率的表达会在工作中给我带来不利影响员工创新行为：采用刘云和石金涛（2010）[16]修订的量表，共 5题，更符合中国情境。具体内容如表 3所示：表 3 员工创新行为量表维度 题项员工创新行为C1我会寻找并引入新技术与方法，以带动机构、运行机制或服务体系提升C2我会向同事或经理交流全新思路，以收获支持和认可C3我会意识到工作场所、部门、组织或市场中的不正常情况C4我会大力助力各种前沿思路和改革举措，并且为实际操作开辟道路C5我会提出想法或解决方案以解决问题

《澳门管理科学》·企业管理 2026 年第 2期— 113 —四、实证分析（一）抽样本次调研回收问卷 325份，剔除无效数据（IP 地址一致、作答时间异常、选项全选“中立”）21份，得到有效问卷 304份。样本特征如下：男性 165人（54.3%），女性 139人（45.7%）；年龄以 26—35岁（36.8%）和 36—45岁（30.3%）为主；学历以本科（44.7%）、专科（29.3%）为主；工作年限 1年以上占 93.1%；单位性质以民营企业（55.9%）为主，涵盖国有、外资及政府/事业单位。（二）人口统计变项性别维度中，男性 165人，占比 54.3%，女性 139人，占比 45.7%，男性占比略高于女性，比例相对均衡；年龄以 26–35岁和 36–45岁的中青年职场群体为主，分别占总人数的 36.8%和 30.3%，说明样本主要集中在中青年；从样本的受教育程度来看，样本学历以本科、专科为主，本科占 44.7%，专科占29.3%，整体学历中等偏上；从工作年限分布来看，多数集中在 1年以上，占比为 93.1%，说明样本以中资深职场人员为主体；单位性质以民营企业（55.9%）占绝对主体，同时涵盖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及政府/事业单位，覆盖当前主流就业类型。表 4 样本统计信息变量 选项 频率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性别男 165 54.3 54.3女 139 45.7 100年龄25岁及以下 27 8.9 8.926-35岁 112 36.8 45.736-45岁 92 30.3 7645岁以上 73 24 100学历高中及以下 31 10.2 10.2大学专科 89 29.3 39.5大学本科 136 44.7 84.2研究生及以上 48 15.8 100工作年限1年以下 21 6.9 6.91-3年 62 20.4 27.34-6年 78 25.7 537-10年 81 26.6 79.610年以上 62 20.4 100单位性质国有企业 61 20.1 20.1民营企业 170 55.9 76外资企业 41 13.5 89.5政府/事业单位 32 10.5 100总计 304 100

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心理安全感的中介作用— 114 —（三）信度分析本文使用 SPSS 26.0对量表的信度进行了分析，结果见表 5。根据信度分析结果，本研究所用量表内部一致性良好，符合理想标准。其中变革型领导量表各维度 Cronbach’s α 系数依次为 0.914、0.892、0.900、0.887，总量表系数 0.924，信度较高。心理安全感量表为单维度结构，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91，高于 0.8的可接受标准。员工创新行为量表同样为单维度，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79，高于 0.8 的临界标准。可见各量表的信度较高，具有很好的可靠性与内部一致性。表 5 信度检验变量 维度 项数 Cronbach’s α 整体 Cronbach’s α变革型领导德行垂范 8 0.9140.924愿景激励 6 0.892个性化关怀 6 0.900领导魅力 6 0.887心理安全感 心理安全感 5 0.891 0.891员工创新行为 员工创新行为 5 0.879 0.879（四）效度分析变革型领导、心理安全感、员工创新行为的 KMO值分别为 0.931、0.889、0.883，均高于 0.8；Bartlett球形检验 p<0.001，适宜进行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χ²/df=1.147，RMSEA=0.022，GFI=0.894，IFI=0.986，TLI=0.985，CFI=0.986，各指标均优于临界值，模型拟合度良好。各潜变量 AVE平方根均大于两两相关系数，区分效度良好；各题项标准化因子载荷均>0.7，CR>0.87、AVE>0.57，聚合效度达标(如表 6、7、8所示)。表 6 KMO和 Bartlett球型检验结果变量 KMO值 卡方 Bartlett球型检验自由度 p变革型领导 0.931 4480.457 325 0.000心理安全感 0.889 799.042 10 0.000员工创新行为 0.883 718.357 10 0.000表 7 验证性因子拟合指标常用指标 χ²/df RMSEA GFI IFI TLI CFI判断标准 <3 <0.08 >0.9 >0.9 >0.9 >0.9数值 1.147 0.022 0.894 0.986 0.985 0.986

《澳门管理科学》·企业管理 2026 年第 2期— 115 —表 8 区分效度检验结果德行垂范 愿景激励 个性化关怀 领导魅力 心理安全感 创新行为德行垂范 0.756愿景激励 0.377 0.762个性化关怀 0.421 0.352 0.775领导魅力 0.450 0.462 0.454 0.756心理安全感 0.489 0.425 0.445 0.446 0.789创新行为 0.438 0.435 0.457 0.427 0.462 0.770注：对角线为对应维度 AVE的平方根表 9 各量表因子载荷结果潜变量 题项 标准化因子载荷 CR AVE德行垂范A1 0.7620.914 0.572A2 0.732A3 0.783A4 0.767A5 0.742A6 0.742A7 0.776A8 0.743愿景激励A9 0.7240.892 0.580A10 0.751A11 0.768A12 0.747A13 0.806A14 0.772个性化关怀A15 0.7720.900 0.601A16 0.766A17 0.764A18 0.823A19 0.776A20 0.747领导魅力A21 0.7150.888 0.571A22 0.730A23 0.772A24 0.800A25 0.715

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心理安全感的中介作用— 116 —潜变量 题项 标准化因子载荷 CR AVEA26 0.795心理安全感B1 0.8050.891 0.622B2 0.768B3 0.817B4 0.775B5 0.776员工创新行为C1 0.7740.879 0.593C2 0.758C3 0.786C4 0.779C5 0.754（五）相关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见表 10）：变革型领导及其四维度与心理安全感（r=0.558，p<0.01）、员工创新行为（r=0.536，p<0.01）均显著正相关；心理安全感与员工创新行为（r=0.411，p<0.01）显著正相关。各变量间相关关系符合理论预期，为后续回归分析奠定基础。表 10 相关分析结果德行垂范 愿激励个性化关 怀领导魅力心 理安全感员工创新行为德行垂范 1愿景激励 0.341** 1个 性 化关 怀0.377** 0.322** 1领导魅力 0.412** 0.415** 0.415** 1心 理安 全 感0.443** 0.379** 0.401** 0.404** 1员 工 创新 行 为0.394** 0.388** 0.406** 0.380** 0.411** 1注:***表示 p<0.001，**表示 p<0.01，*表示 p<0.05（六）回归分析与假设检验1.主效应检验以员工创新行为为因变量，控制人口统计变量后，以变革型领导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表 2模型 1）：变革型领导正向预测员工创新行为（B=0.755，p<0.001），模型整体显著（F=20.582，

《澳门管理科学》·企业管理 2026 年第 2期— 117 —p<0.001），R²=0.294。Cohen's f²=0.416，属于大效应，表明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较强的实际解释力。假设 H1成立。表 11 主效应回归结果变量 B p t（常量） 0.714 0.062 1.877性别 -0.001 0.995 -0.007年龄 0.198 0.294 1.051学历 0.017 0.826 0.22工作年限 -0.146 0.33 -0.975单位性质 0.015 0.791 0.266变革型领导 0.755*** 0.000 10.694F 20.582*** 0.000R方 0.294调整后的 R方 0.279Cohen's f² 0.416注:***表示 p<0.001，**表示 p<0.01，*表示 p<0.052.中介效应检验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检验心理安全感的中介效应（见表 12）：第一步，模型 1显示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B=0.755，p<0.001），满足中介效应检验前提。第二步，模型 2以心理安全感为因变量，变革型领导可显著正向预测心理安全感（B=0.830，p<0.001），R²=0.319。第三步，模型 3在模型 1基础上加入心理安全感，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正向预测仍显著（B=0.621，p<0.001），心理安全感对员工创新行为亦有显著正向影响（B=0.162，p<0.01）。对比模型 1与模型 3，变革型领导的回归系数由 0.755降至 0.621且仍显著，表明心理安全感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表 12 逐步回归结果模型 1（员工创新行为） 模型 2（心理安全感） 模型 3（员工创新行为）变量 B p t B p t B p t（常量） 0.714 0.062 1.877 0.431 0.267 1.113 0.644 0.088 1.711性别 -0.001 0.995 -0.007 0.038 0.697 0.39 -0.007 0.943 -0.072年龄 0.198 0.294 1.051 -0.199 0.301 -1.036 0.23 0.218 1.234学历 0.017 0.826 0.22 0.045 0.569 0.57 0.01 0.899 0.127工作年限 -0.146 0.33 -0.975 0.111 0.466 0.73 -0.164 0.269 -1.107

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心理安全感的中介作用— 118 —单位性质 0.015 0.791 0.266 0.043 0.444 0.766 0.008 0.888 0.141变革型领导 0.755*** 0.000 10.694 0.83*** 0.000 11.541 0.621*** 0.000 7.396心理安全感 0.162** 0.004 2.87F 20.582***（p=0.000） 23.134***（p=0.000） 19.248***（p=0.000）R方 0.294 0.319 0.313调整后的 R方 0.279 0.305 0.297注:***表示 p<0.001，**表示 p<0.01，*表示 p<0.05研究采用 Bootstrap法（5000次重复抽样，95%置信区间）进一步检验中介效应（见表 13）。间接效应值为 0.134，95%置信区间[0.038,0.231]不含 0，中介效应显著，占比 17.75%；直接效应值 0.621，95%置信区间[0.456,0.787]不含 0，直接效应显著，占比 82.25%。假设 H2成立，心理安全感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表 13 中介作用检验结果项路径意义效应值Effect95% CI 标准误SE 值t 值 p 值 效应占比 结论下限 上限变革型领导→心理安全感→员工创新行为a*b间接效应0.134 0.038 0.231 0.050 - - 17.75%部分中介变革型领导→心理安全感a X→M 0.830 0.688 0.971 0.072 11.541 0.000 -心理安全感→员工创新行为b M→Y 0.162 0.051 0.273 0.056 2.870 0.004 -变革型领导→员工创新行为c' 直接效应0.621 0.456 0.787 0.084 7.396 0.000 82.25%变革型领导→员工创新行为c 总效应 0.755 0.616 0.894 0.071 10.694 0.000 100.00%注:***表示 p<0.001，**表示 p<0.01，*表示 p<0.05五、结论与讨论（一）研究结论本研究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探讨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得出以下结论：

《澳门管理科学》·企业管理 2026 年第 2期— 119 —第一，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B=0.755，p<0.001），四维度均与员工创新行为显著正相关，效应量 f²=0.416表明变革型领导对创新行为具有大解释力。变革型领导通过树立榜样、鼓励自主思考、包容试错及关注员工成长，有效激发员工突破固有模式、主动提出新思路。第二，心理安全感在两者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占比 17.75%。变革型领导与心理安全感显著正相关（r=0.558，p<0.01），可显著正向预测后者（B=0.830，p<0.001）；心理安全感亦能正向预测员工创新行为（B=0.162，p<0.01）。变革型领导通过营造包容容错的团队氛围，消解员工创新风险顾虑，提升其心理安全感，进而间接激发创新实践。但心理安全感仅扮演部分中介角色，变革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间尚存在其他传导机制。（二）管理启示第一，培养管理者变革型领导能力。针对德行垂范，优先选拔道德声誉良好、处事公正的管理者；针对个性化关怀，建立管理者与下属的定期一对一沟通机制；针对愿景激励，将组织愿景与员工日常工作联系，设定具挑战性且可实现的创新目标；针对领导魅力，管理者应具备较高业务能力与持续学习精神，以身作则激励员工。第二，理性看待心理安全感的中介价值，构建多元创新激励机制。心理安全感仅解释 17.75%的间接效应，企业不可过度依赖此单一机制。一方面，应建立健全创新容错机制、搭建开放平等的内部沟通平台，营造包容友善的组织氛围，培育员工心理安全感；另一方面，需结合薪酬激励、内在动机激发、资源支持等多元路径，构建多元化创新激励体系。第三，对不同性质组织实施差异化策略。民营企业应重点关注“愿景激励”维度，清晰传递企业长远发展目标，将创新目标与员工个人发展紧密结合；国有企业应重点关注“个性化关怀”维度，建立健全常态化沟通机制，关注员工工作生活平衡，在创新失败时给予充分理解和包容。（三）研究局限与展望本研究侷限于单一中介变量与自我报告数据，未来可纳入调节变量并采用多源评价方式以降低共同方法偏差。【参考文献】[1]陈超,刘新梅,段成钢.未充分就业感知对抗令创新的影响[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0,37(13):134-140.[2]王辉,常阳.组织创新氛围、工作动机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J].管理科学,2017,30(03):51-62.[3]黄达鑫 ,马力 .领导者如何影响创造力和创新?——相关影响机制的文献综述与理论整合 [J].经济科学,2011(01):104-113.[4]王弘钰,刘伯龙.创业型领导研究述评与展望[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8,40(04):84-95.[5]顾成.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23(11):57-59+63.[6]Carmeli A,Reiter-Palmon R,Ziv E.Inclusive leadership and employee involvement in creative tasks in theworkplace:The medi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safety[J].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2010,22(3):250-260.[7]杨华,刘继红,李敏.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创新工作绩效的影响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1,31(20):157-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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