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 编 副 主 编编 辑 部 主 任美 术 编 辑何 练余育礼 卢亦天张怡南白 玥主 办 单 位出 版 单 位出 版 日 期出 版 人电 话邮 箱地 址 澳门华文出版社《澳门管理科学》编辑部 2026 年 5 月 成青衡 00853 6561 6333amglkx@mohuawenpress.com澳门友谊大马路 555 号置地广场 16 楼 1609 室澳门管理科学MACAO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2026 年第 1 期（总第 1期）编辑委员会主 任 委 员副 主 任 委 员编 委 会 委 员马志达何小锋 麻彦春 张仁寿 张 冉马志达何小锋 麻彦春 张 旭张 冉 张仁寿 Thariq Hameed Sultan Halim Hamat 刘帷韬 唐 华 王俊韡 汪 威 刘 霞 苏 皑 林瑶鹏 杨 茁 边恒然 左沛鑫 贾文凯 徐劲飞 澳门中华总商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澳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大学经济与统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出版社，教授、总裁社会科学（马）有限公司出版社，社长、拿督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科研处，研究员、副处长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湾区国际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山东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贵州民族大学旅游与航空服务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西南医科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广州市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副研究员广州工商学院管理学院，副研究员澳门城市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金融发展与国资国企研究所，主任研究员珠海复旦创新研究院双碳创新中心，主任

目录【特邀专稿】【经济管理】【公共管理】【工商管理】【教育管理】资产相对论：一个理论框架 / 何小锋 谭人友金融博弈视阈下我国加密资产政策分析框架研究——兼论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路径选择 / 李凯研发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来自省级面板的经验证据 / 黄惠丹 吴松彬 张凯粤港澳大湾区服务海洋强国建设的基础、挑战与进路 / 杨茁澳门数字化交通优化路径 / 肖伊宏 吴静思 吴绵 李溢 朱启源 李振祖创新抵抗理论视角下文化遗产 AR 体验的用户抵制意愿研究 / 张怡南 孔悦融合治理视域下民办高校党建引领事业发展的实践路径探索 / 黄沛儿 吴德凯餐饮业顾客参与对忠诚度影响的机制研究 / 毛威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 郭雨楠基于跨境医疗数据整合的粤港澳大湾区社区医院智慧慢性病管理系统的构建与优化 / 徐劲飞 蓝炜 梁宝滢 任怡霖3183043568715111013068澳门管理科学MACAO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2026 年第 1 期（总第 1期）

《澳门管理科学》·特邀专稿 2026 年第 1期— 3 —资产相对论：一个理论框架何小锋 谭人友（北京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871）摘 要：本文提出了一个系统的资产运营理论框架——“资产相对论”，用来解释中国资产运营实践。首先，在综合多种学说基础上定义资产为能够为其所有者带来可预期未来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的经济资源，强调资产具有价值性、不确定性、产权明确性、非消费性和多种形式等特性。资产可分为实体资产、现金资产、信贷资产和证券资产四类。其次，对现有资产运营理论进行了评述。国内研究主要分为三类：探讨资产运营的动因与风险、分析资产运营模式与案例、以及尝试建立中国理论框架。最后，本文建立了资产运营的理论模型。“资产运营的一般模式”分析四种资产形态之间的转换，包括 16 种基本转换过程。文章详述了两种重要方式：资产证券化和兼并收购，并阐明了各自的具体类型。“资产运营的超一般均衡”则分析转换后的均衡状态，关注四种资产的数量比例关系与存量增减变化，这反映了资本市场运营的顺畅程度和收入分配结果，可用于评估经济体的健康状态。关键词：资产相对论；资产运营；理论框架Asset Relativity: ATheoretical ApproachXiaoFeng HE RenYou TAN(School of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00）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a systematic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asset operation, "Theory ofAsset Relativity", to explain Chinese asset operation practices. First,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synthesis of various theories, assets are defined as economic resources that can bring predictablefuture economic value and strategic value to their owners, emphasizing that assets possesscharacteristics of value, uncertainty, clear property rights, non-consumability, and various forms.Asset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four categories: tangible assets, cash assets, credit assets, andsecurities assets. Second, the paper reviews existing asset operation theories. Domestic research本文节选自何小锋、谭人友著：《资产相对论：重组金融学》，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20 年版，第六章。藉此缅怀谭人友博士。【作者简介】何小锋，男，硕士，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谭人友，男，博士，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资产相对论：一个理论框架— 4 —is mainly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discussing the motivation and risks of asset operation,analyzing asset operation models and cases, and attempting to establish a Chinese theoreticalframework. However, most studies lack a rigorous axiomatic system and can only be consideredconceptual frameworks. Finally,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theoretical model of asset operation. The"General Model of Asset Operation" analyzes the transformation among four forms of assets,including 16 basic conversion processes. The paper elaborates on two important methods: assetsecuritization and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nd clarifies their specific types. The "Super-GeneralEquilibrium of Asset Operation" analyzes the equilibrium state following transformation,focusing on the quantitative proportional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four types of assets andchanges in their stock levels. This reflects the smoothness of capital market operation and incomedistribution outcomes, and can be used to assess the health status of an economic system.Keywords: Asset Relativity; Asset Operation; Theory Framework西方资产运营理论分散于不同学派之中，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而且对中国实践解释不足。那么中国是否有成熟的资产运营理论？它们能否有效解释中国现实？如果没有，什么样的理论框架能够解释中国实践?新的资产运营理论的内涵、框架和分析逻辑是什么？按照严格的公理化体系构架，我们的资产运营新理论——“资产相对论”界定了资产的概念内涵与特征，给出了企业的专门定义及相应前提假设，阐释“资产相对论”的推理规则与分析逻辑，即“资产运营的一般模式”和“资产运营的超一般均衡”。一、资产的定义、特性与分类（一）资产的定义与特性基于研究目的和研究视角的不同，近现代经济学的各种学说、各种流派、各个学科对“资本”的定义多达十几个，影响了对“资本”范畴的理解和运用[1]。综合价值增值、要素范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因素，资本是指能够带来价值增值的任何生产经营要素，如货币、土地、设备、知识、劳动、人力、商誉等等都可以成为资本[1]。这些生产经营要素（资本）的组合则形成资产。本书在“资本”的基础上来定义“资产”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契合“资产相对论”的核心思想，为从“资产”视角联结“微观”和“宏观”，以及拓展现有经典金融学理论奠定基础；二是目前业界普遍采用“资本运作”的术语，从国内实践来看，该术语主要体现了从“资本（资金）端”入手，“用资本（资金）来做偏离主业的运作”的明显特征，虽强调了

《澳门管理科学》·特邀专稿 2026 年第 1期— 5 —资本（资金）属性，但忽略了运作的对象，忽视了围绕主业、围绕实体经济创造价值的目标。自美国会计学家斯普瑞格（Sprague）1907 年出版的《账户的哲学》（Philosophy ofAccounts）中讨论资产定义以来，历经 110余年的争论，资产定义纷繁复杂，观点众多。表 1总结了各大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对资产定义的四种代表性观点：“成本观”、“资源观”、“未来经济利益观”和“权利观”。仅从会计角度来说，“成本观”并不是当前流行的定义。但从资产运营的视角来看，当面对“不确定性”时，具有“沉没成本”性质的资产即“沉没资产（sunkassets）”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沉没资产投资对手可观察到，而且不能撤回，故具有战略价值。具体而言，任何降低企业边际成本的投资都包含着一个将在未来更激烈地竞争的可信承诺，如果对手对该激进行为的反应是降低竞争姿态或者完全退出市场，该企业便可以从投资中获益。比如，R&D、广告营销等投资是不可撤回的，有利于主动营造对自己有利的竞争环境；实物资本投资属于厂商的固定成本不可撤回，但影响企业决策行为乃至未来的最优经营行为。综上可以发现，资产既是一种作为现时“存量”（stock）的“资源”，又是一种未产生收入前的“成本”，还是作为“流量”（flow）且具有“不确定性”的“未来经济利益”，更是一种控制未来经济利益的“权利或其他获取权”（rights or other access）。“经济资源观”植根于经济学理论，是目前广泛接受的一种定义，也更符合本文探究资产运营的研究目的。表 1 代表性的资产定义Peton 和Littleton(1940)SFACNo.6 IASC 概念框架 英国原则公告 联合概念框架概念框架的复核资产定义资产是未消耗的收入借项，即已发生的、但尚未赚取收入的成本，是尚未转化为费用的成本的集合资产是由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由特定主体取得或控制的可能的未来经济利益资产是由过去的事项形成的，主体控制的预期会导致未来经济利益流入主体的一项资源资产是由过去交易或事项形成的，主体控制的对未来经济利益的权利或其他获取权的现时经济资源主体的一项资产是该主体拥有排他性权利或其他获取权的现时经济资源资产是由过去的事项形成的，主体控制的现时经济资源观点 成本观未来经济利益观资源观 经济资源观 经济资源观 经济资源观中心词资产是（历史）成本资源权利或其他获取权经济资源 经济资源 经济资源

资产相对论：一个理论框架— 6 —限定语“已发生的”“但尚未赚取收入的成本”“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取得或控制的”“过去的事项”“控制的”“预期会导致未来经济利益流入的”“过去交易或事项”“控制的”“未来经济利益的”“现时的”“主体拥有排他性权利或其他获取权”“现时的”“过去的事项”“控制的”“现时的”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葛家澍(2005)、成小云 & 任咏川(2010)、金一禾 & 汪祥耀(2013)整理故我们在“经济资源观”的基础上综合各派观点，从价值的视角将资产定义如下：资产可理解为是某一特定主体（如企业）由于（过去的）交易和事项，以及交易虽未执行但在法律上不可更改的契约，而取得或控制的可预期的未来经济价值（未来现金净流入）和战略价值的经济资源①。这里，资产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其目的是获得可预期的经济价值，这种经济价值是靠（过去的）交易或事项获得的，资产的主体不单局限于企业，可以扩展到整个经济中的任何可能的“特定主体”，资产的价值来源于它为所有者带来的未来现金流②。但资产不具备单独地就能使经济价值流入“特定主体”的能力，运营这些资产（即资产运营）才是兑现未来现金流、实现经济价值的手段。由此可见，一项资产至少具有如下内涵。第一，资产具有价值性。这是资产的最本质涵义，也是资产对于所有者的最根本意义所在。在“资产相对论”框架下，更强调其为拥有者创造价值的属性。第二，资产具有不确定性。不确定性集“危”“机”一体，既含有“危险（风险）”，又含有“机遇”，故资产的价值在克服未来面临的诸多不确定性中实现③。第三，资产具有产权明确性。资产必须有其明确的所有者，其产权界区必须是清晰的④。第四，资产具有非消费性。拥有资产的目的是获得未来的经济价值，而不是当前直接消费获得享受，尽管投资的目的最终都是为了消费⑤。第五，资产具有多种形式。确定是否是资产只有唯一的标准：是否能够给其所有者带来可预期的未来经济价值（收益）。在现实经济中，符合这一标准的“物质”具有多种形式。资产特性大致可归纳为流动性、可逆性、可分性、价值的可预见性以及收益属性[5]。（1）资产的流动性涉及实现资产价值的便利程度和速度。虽然资产在某一特定时刻具有一定的全额价值，但这种价值的实际实现程度则通常取决于出售该资产的决定是在多久以前做出的。具有完全流动性的资产，无论其出售决定做出得有多迟，该资产都能实现其全额价值。对于不完全流动性资产，其全额价值的实现取决于是否有充足的时间寻找买主，在较短的时间内，这类资产也可以被出售，但出售决定做出得越晚，实现的价值就越少，也就是说出售资产获得的价值和寻找买主的时间成正比。

《澳门管理科学》·特邀专稿 2026 年第 1期— 7 —（2）一项资产的可逆性是指该资产带给其所有者的价值占购买者同期购买该资产所支付成本的百分比。对于一项完全可逆的资产来说，该百分比为 100%，表明卖主可以把买主购买该资产的成本全部转换为现金。严格意义上的完全可逆性难以想象。任何资产的交换都必然伴随某些成本支出：对费用、佣金以及买卖双方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等，即便是完全流动的资产也存在交换成本。（3）资产的可分性涉及资产交易的最小单位，一项资产可进行交易的最小单位不仅对于确定资产交易的成本至关重要，而且往往是资产交易得以进行的先决条件。（4）价值的可预见性则指一种确定性。如果一项资产在未来任何一天的现金价值都可以完全预测，则意味着该资产具有完全可预见性。一般而言，对资产价值的预期会因为投资者和资产种类的不同而有所不同。（5）一项资产在一段时间内的收益是指在此间持有该资产所带来的全部收入减去花费的成本，收益的形式可能多种多样，可以是实物、货币、证券等，但也必须从资产价值的角度来统一衡量。（二）资产的分类目前在理论和实践中，主要有以下常见的资产分类方法。一是根据资产的存在形式，可分为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6]。有形资产包括厂房、设备、办公用品、现金等；无形资产包括专利权、商标、品牌等。二是根据资产变现的速度，可分为流动性资产和固定性资产。流动性资产是能够较快变为现金的资产；固定性资产是不能迅速变为现金的资产。三是根据资产在社会资本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可分为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7]。金融资产包括货币以及有价证券等；非金融资产一般由实物构成，尽管这些实物也可能表现为一定的货币额。四是根据资产是否能跟所有者分离，可以把资产分为主动资产和被动资产[8]。被动资产，如土地、厂房等，这些资产跟其所有者可以分离；主动资产，如劳动力、知识等，这些资产跟所有者合为一体。五是资产配置的视角，比如房四海(2006)从应用的视角将大类资产划分十类，即股票（不包含：含控制权之股权），利率产品（含国家主权 CDS，含 TIPs），信用产品（含企业 CDS），硬商品（含能源，工业原材料），软商品（农产品等），房地产REITs，汇率（含美元指数），黄金，VC与 PE，以及波动率[9]⑥。不同资产分类方法并非完全独立而是存在一定的重叠性，可以理解为从不同的视角来探讨同一个“事物”。企业资产负债表反映了企业所拥有或控制的资源及其具体分布情况。资产科目展现公司拥有和控制的各种经济资源，运营这些经济资源可以为公司带来现金流

资产相对论：一个理论框架— 8 —入和价值；负债科目和股东权益科目则展现公司是由哪些投入才形成资产，这些投入可以是来自股东、借债或者上下游经营占款。成小云 & 任咏川(2010)引用 FASB的观点，“资产概念是最重要、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会计对象要素概念，而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等要素概念都是衍生、次要的概念，都可以以资产为基础推导出来、可以用资产进行诠释或者表述”[3]，比如负债则可以认为是负资产。本文以企业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基于资产运营的视角，将资产分为实体资产、现金资产、信贷资产和证券资产四类，后三类归为金融资产[10]。具体而言，实体资产包括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两种，主要以企业形式存在。现金资产是以非消费的目的存在的现金，也就是用于投资的现金。信贷资产就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债权资产，主要指银行贷款和应收账款。信贷资产是银行以及企业债权的体现，相应地，负债表示负资产。证券资产是指各种有价证券。二、企业资产运营的中国理论：比较与评述西方金融学中没有明确的“资本运营”和“资产运营”概念，而是伴随着 20世纪 90年代我国经济金融改革而出现的，它是形成于中国的一个经济学新名词。国内关于资产运营的相关文献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探讨企业进行资产运营（资本运作）的动因、风险及存在的问题等。比如，姜琳(2000)认为，资本运作的动因是控制权增效，所谓“控制权增效”是指由于取得对公司的控制权，而使公司效率提高和价值增大的效果[11]。袁付礼(2000)界定了企业资本运作风险，指出其具有客观性、可变性、可观测性、较强的破坏性和传递性以及波及效应的特征，并从政策、体制、经济、社会文化、经营、技术、财务、管理和行业等几个方面探讨了风险的影响因素我国企业资本运营的现状、问题及对策[12]。李俊等(2001)研究了制造企业的资本运营与企业核心能力的关系，认为在核心能力成熟时制造企业应该及时进行资本运营，扩大市场规模，进一步强化核心能力，使资本运营与核心能力进入一个良性的互动过程[13]。郭天明(2005)指出我国上市公司目前存在着资本运营理念歪曲、产权界定模糊、忽略资本运营的长期战略意义、并购模式选择具有一定的盲目性、资本运营人才缺乏、对外资本运营较少、管理水平低下等问题[14]。第二类探讨西方经典理论下中国资产运营的模式、逻辑及相关详细案例。如肖松(2006)将资本运营模式分为扩张型和收缩型两种模式；而扩张型资本运营模式又分为横向型资本扩张、纵向型资本扩张和混合型资本扩张，收缩型资本扩张模式又有资产剥离、公司分立、

《澳门管理科学》·特邀专稿 2026 年第 1期— 9 —分拆上市以及股份回购，进而探讨了模式与策略[15]。王泽波(2006)把企业分成强势、强而无势、弱势和无法经营四类，然后针对性地设计出每类企业适宜采取的资本运作模式；认为强势企业采用扩张型资本运作模式策略（同一行业的横向、产业关联的纵向和混合资本扩展策略），强而无势企业采用收缩型资本运作模式策略（资产剥离、公司分立、分拆上市和股份回购），弱势企业采用的资本运作模式策略（租赁、托管、投靠联合、债务重组和房地产转让），无法经营采用的企业资本运作策略（严重亏损企业）以及资本运营创新模式的探索（整体上市、行业整合和产融资本结合模式）[16]。吴志军(2012)从公用企业本质要求、城镇化发展需要和社会分工精细化等方面来探寻公用企业进行资本运作的动因；并指出目前公用企业的资本运作模式主要有政府担保的银行贷款、兼并收购、特许经营权和资产证券化模式[17]。其他研究主要考虑行业特性进行资产运营案例分析。杨安乐(2007)对京东方科技集团的资本运作与战略性整合案例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研究，认为其成功的关键在于科学地选定战略方向，正确地制定产业战略，以及资本运作与战略性整合的深度融合[18]。漆亚林(2012)认为报业资本运营模式的前提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事业与产业分离，舆论控制权与经营权分离。在强监管背景下，出让“一部分经营权”是目前报业资本化运作的主要形式，资本得到的是报纸广告、发行等经营权，采编权仍留在体制内[19]。崔莹(2012)认为规模经济优势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模式，使国有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的存在和运作成为可能，并以哈药集团内部资本市场作为研究对象，提出内部资本市场构建的有效模式[20]。即企业下设子公司大致分为高效和低效两大类，对于高效公司可以采取追加资本性投入的措施，继续促进资金高效运转；对于低效的公司可以采用资本控制的做法，避免资金浪费，控制生产的同时，还要分析、查找低效公司陷入困境的原因，提出有效解决方案，减少低效公司比例，提高企业集团整体的运营效率；对于生存能力极差、无资金流入并形成长期资本闲置的公司，企业则应及时将其转型、重组、剥离或终止，无需进行无价值的资本投入，防止过多的资金变成“死现金流”，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与浪费。戚拥军等(2012)解析了三峡工程资本运作模式，认为三峡集团借助长江电力这一资本运作平台，通过分期分批向其出让三峡工程的发电机组及相关辅助资产，基本完成了三峡工程发电资产的上市，合理地划分了三峡工程的社会职能和经济职能，提升了三峡集团和长江电力的核心竞争力，实现了二者之间的联动发展，为具有综合效益的枢纽工程上市提供了宝贵的经验[21]。逯明智等(2014)对体育产业资本运营的现状和体育资本运作模式、特征探讨，表明体育产业资本运作不仅

资产相对论：一个理论框架— 10 —具有一般资本运作的流动性、增值性、不确定性等普遍性特征之外，还具有与其他产业资本运作不同的特殊性特征，如联动性与整体性（牵连多个产业）、社会化、市场化以及国际化（体育无国界），提出扩张型资本运作（资本直接或间接上市、资本的兼并与收购、联合发展资本运作模式），收缩型资本运作等[22]。第三类主要是探讨中国的资产运营理论。黄凯 & 林辉(2002)比较指出“资本运作”与“战略导向”型两类企业控制模式实际存在诸多差异。企业在发展和控制模式的选择中，应以当前的资源构成为决策起点，充分考虑资源共享对母子公司组织结构中控制成本的抵消效应。鉴于两种发展形式不存在自然的资源共享基础，同时考虑两种发展思路的企业必然面临控制成本提升的风险和学习任务繁重的局面[23]。周永生等(2001)以及杨长辉(2006)提出一种资本运作理论框架，分为概念层、运营层和支撑环境层；概念层主要涉及资本运作理论的理念、基本概念和内容等方面，是资本运作核心理论，包括什么是资本、资本运作和资本运作的本质和规律等；运作层是对资本运作实施技术和运作方法，对资本运作方式与方法进行研究，指资本运作方式主要为兼并与收购、借壳上市、重组及再融资等；资本运作支撑环境层包括规范的资本市场、法律和政策体系、企业的资本运作机制和社会保障体系等[24][25]。徐洪才(2006)对企业资本运营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企业资本运营本质上是资本所有者或资本控制者实施的企业微观生产关系调整，旨在为相关当事人谋求利益[26]。与资本运营密切相关的三大理论是：企业融资周期理论、五级资本价值增值理论和基于价值增值的投资银行理论。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中客观存在着多样化的融资需求，这就要求建立一个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在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中客观存在着五级资本价值增值规律，投资银行从事的全部资本运营业务都是围绕这个五级资本价值增值链展开的。谢泗薪 & 吴叶兵(2010)在探讨我国企业资本运营的弱势和误区基础上，将企业资本运营体系构建成一个在企业生命周期、资本状况、愿景目标三者作用下，包含理念层、职能层、运作层、支持层四个运营层级结构，并最终服务于企业不同阶段资本运营战略的系统[27]。丁泉等(2013)从经济发展史、企业成长史、企业发展战略、并购浪潮、国企改革等视角重新审视资本运营的内涵与外延，从资本内涵拓宽、资本运营的演化、制度基础、外部环境、风险管理、绩效评价等维度提出了企业资本运营的分析框架[28]。综上可以发现，关于资产运营的相关研究主要是探讨资产运营在中国的实践思路、模式、案例及其存在的问题等；其背后的理论基础都是西方主流的资产运营理论。部分研究虽号称是建立了中国的资产运营理论，但从严格的公理化体系角度看，一个逻辑完备的理

《澳门管理科学》·特邀专稿 2026 年第 1期— 11 —论体系应该由明确而且相容的基本前提、严格的推理规则及由此得到的各类推论三部分组成。这些所谓的“理论”既没有严谨的前提假设，又没有严格的推理规则，更没有随之产生的各类推论。故其就是探讨中国化的资产运营分析框架思路，本质上只是一个概念性框架，不能称其为理论。三、“资产运营的一般模式”：内涵与逻辑（一）“资产相对论”对企业的新定义资产负债表能够真实反映企业的经营情况，反映企业的资本结构和负债的偿还能力，反映企业的实力和盈利能力⑦。就公司生存而言，资产负债表比利润表更重要。资产负债表反映的是内部的支撑，利润表反映的是外部表现；资产负债表反映实力大小，利润表只能反映发展快慢；资产负债表反映的是投入，利润表反映的是产出；资产负债表反映的是企业生死存亡的根基强弱，利润表反映的是企业在某个阶段发展的好坏。资产负债表反映企业财务实力大小，最终实力决定公司竞争优势的大小。“资产相对论”以企业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将资产分为实体资产、现金资产、信贷资产和证券资产四类⑧，可以理解为是对企业的一种新的定义。换言之，通过“资产相对论”，可以将企业理解为是四类资产的组合。其优势在于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现实中，不仅企业有资产负债表，（非）金融部门、政府、国家乃至中央银行等都拥有资产负债表⑨。因此，理论上来讲，任何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其资产都可以由这四种资产类别来构成和刻画。（二）资产运营的内涵资产的四种形态间的相互转化称为“资产运营”，具体分为资产实体化、资产现金化、资产信贷化、资产证券化。“资产相对论”是指导四种资产价值形态转换的理论。可以说，“资产相对论”和“资产运营”属于一体两面。“资产相对论”是资产运营的理论基础，而资产运营是实现“资产相对论”的手段。为便于表述，本书将在不同段落和语境中根据表达需要交叉使用这两个术语。目前国内相关文献对资产运营的论述大都是从企业的角度来考察的，大致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类。狭义的资产运营强调产权经营，认为资产运营就是通过产权经营实现资产保值增值，从这个角度出发，把并购重组作为资产运营最为重要的方式。广义的资产运营认为，资产运营是公司对其可以支配的所有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以实现最大限度资产增值

资产相对论：一个理论框架— 12 —目标的过程。由于本书采用的资产定义和理解与以往不同。因为资产的所有者不但包括企业，还有个人甚至政府，因此，我们认为应该从整个经济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的角度来定义资产运营。本文对资产运营的定义如下：从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的视角来看，“资产运营”是以价值为中心的导向机制，它以资产价值形态的管理为基础，通过资产的优化配置和资产结构的动态调整，实现资产增值最大化的目标，从而最终实现整个经济资源的升级与优化配置。故站在一个动态的视角，资产运营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强调资产运营过程就是资产的四种价值形态自身以及互相之间的转换，在此过程中，基本的学理是说明、诠释和分析资本市场动态过程的动力、方向和速度。二是强调资产运营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纯粹的、毫无意义的转换，而是在转换过程中实现其目标，从而达到资产盘活、价值提升与创造以及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目的。从这个定义可知，资产运营具有如下特点。第一，资产运营是以价值为中心的导向机制，要求在经济活动中始终以资产增值最大化为目标。那么什么是资产的价值呢？资产的价值来源于它为所有者带来的未来现金流，所以，资产的价值是它在克服不确定性的过程中所创造的未来现金流的折现值。本质上，所有资产的估价方式本质上都是相同的。Cochrane(2001)将所有的资产定价问题纳入随机贴现因子的一般框架之中，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随机贴现因子理论体系[29]。第二，资产运营的管理对象是资产的四种价值形态。实际上，生产经营只是资产运营的一部分，只是对实体资产进行管理的一项活动，而资产运营不仅包括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实体资产的管理，还包括其他资产价值形态——现金资产、信贷资产和证券资产——的管理以及所有四种价值形态之间的转换。第三，资产运营注重资产的流动性，强调资产价值形态变换的便利性。资产的流通过程实际上就是资源的配置过程，各种资产的流动性越大，资产价值形态之间变换越便利，则资源配置的效率就越高。第四，资产运营实际上是一种资产结构优化的过程。资产运营通过资产结构优化，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结构优化不仅指企业内部资源（产品、组织、技术等）结构的优化，更为基本和深层的是指实体资产、现金资产、信贷资产和证券资产四种价值形态结构的优化，这主要包括价值形态的空间结构、时间结构和风险结构。资产价值形态的空间结构和时间结构，是指资产的不同价值形态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的分布、流通和转化。资产价值形

《澳门管理科学》·特邀专稿 2026 年第 1期— 13 —态的风险结构是指资产的不同价值形态及其在转化过程中呈现的风险特征，是资产运营的重要内容。第五，资产运营的收益主要来自资产优化组合后效率提高所带来的经济收益的增加，即资产价值的提高。从根本上来说，资产运营收益表现为较高的投资回报与较低的投资回报之间的差额，其核心在于资产运营过程中创造的价值。可以说，如果没有资产运营就不会有价值的有效创造和收益的有效提高。（三）资产运营的一般模式：逻辑与规则不管是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其资产组成形式无外乎为实体资产、现金资产、信贷资产和证券资产四种形式。图 1将所有的资产运营方式归纳为 16种转换模式。图中箭头并不意味着现金流方向，而只是资产在不同价值形态之间的转换，例如过程⑭并不意味着现金流从实体资产退出从而流向证券资产，即放弃实体资产的直接投资而改为投资于证券资产，而是意味着资产的价值形态从实体资产转化为证券资产，即企业发行证券的过程。“资产运营的一般模式”强调的是不同或同类资产形式之间的转换，通过分析转换过程中的效率、路径、动力和原理，判断转换方向、转换效率高低和转换路径等。例如，现金资产现金化是从现金资产转换为现金资产，其中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实现其经济目标。在此转换路径中，最典型的是外汇交易，美元兑换日元，日元兑换英镑，它们都是现金资产现金化的过程。但是，谁也不能否定在这个过程中的经济功能。再如，证券资产证券化，是从证券资产转换为证券资产，这亦不是简单的重复。它是“再证券化”的过程。在此转换路径中，期权、期货、证券投资基金、可转债等，都是此类过程。表 2梳理了资产运营一般模式中对应的资产转换模式与手段。所有的资产运营方式都可以概括为下述 16 个转化过程中的其中某一个过程或某几个过程的组合。图 1 资产运营的一般模式来源：何小锋(2006b)。“→”表示资产价值形态的转换而非现金流的方向。

资产相对论：一个理论框架— 14 —表 2 资产及其相互动态转换资产现金化 资产实体化 资产信贷化 资产证券化现金资产运作 外汇交易；货币掉期购买实物资产；投资实业取得债权；银行放贷 投资证券实体资产运作出售资产和股权套现；典当资产、股权的互换 经营租赁企业、产业投资基金、投资受益凭证上市信贷资产运作收回债权取得现金；商业票据贴现取得抵押物；债转股；赎回典当物债权掉期 MBS、ABS证券资产运作证券发行出售；开放式基金赎回下市；证券换资产或股权证券质押贷款、融券债券、股票、基金互换，证券投资基金管理过程，认股权证，可转换债等来源：何小锋(2006b)。下面我们用这个一般模式来说明现实中最重要的两种资产运营方式。1.资产证券化资产证券化是资产运营最重要的一个方式。从证券的供给角度来看，证券化可以分为实体资产证券化、信贷资产证券化和证券资产证券化三类，我们概括为广义的资产证券化；从证券的需求来看，证券化就是现金资产转化为证券资产的过程，即现金资产的证券化过程。实体资产证券化是资产运营一般模式中⑤+⑭+⑬+③的组合，信贷资产证券化是⑨+⑮+⑬+③的组合，证券资产证券化是⑬+⑯+⑬+③的组合。我们用图 2来概括资产证券化。实体资产证券化是实体资产向证券资产的转换，主要包括企业发行股票和债券以及上市、不动产证券化和实业投资基金的发行和上市。信贷资产证券化，主要就是把银行的贷款或者企业的应收账款经过重组形成资产池，并以此为基础发行证券。证券资产证券化是证券资产的再证券化过程，一个最重要的形式就是证券投资基金，通过对现有证券资产组合的未来收益为基础发行新的证券，另外，证券衍生工具大部分也可以归纳为这一类。

《澳门管理科学》·特邀专稿 2026 年第 1期— 15 —图 2 资产证券化来源：何小锋(2006b)。图中数字与图 1中的数字一一对应，代表相同的资产运营过程。从狭义来讲，资产证券化是近四十年来国际金融市场上一项重要的金融创新。实际上，狭义资产证券化是证券化在广度上和深度上的进一步发展，广度上主要表现为从实体资产证券化和证券资产证券化扩展到信贷资产证券化，例如 MBS、应收款证券化等；深度上主要是进一步发展实体资产证券化和证券资产证券化，开发了许多新的证券化产品，例如基础设施收费证券化、知识产权证券化等。按照资产种类的不同，狭义资产证券化可以分为住房抵押贷款支撑的证券化（Mortgage-Backed Securitization, MBS）和资产支撑的证券化（Asset-Backed Securitization, ABS）。另外，MBS 和 ABS 也分别指住房抵押贷款支撑的证券化和资产支撑的证券化的产物——住房抵押贷款支撑证券和资产支撑证券。2.兼并收购企业间的并购有很多种不同的分类，从资产运营的一般模式出发，并购主要有下面几种基本类型。第一，证券型并购，也就是两个上市企业之间通过证券互换达到并购的目的，可以归结为资产运营一般模式中的第⑯个过程。当然，并购后还有企业间现金资产、实体资产、信贷资产的重组过程（即第④、⑧、⑫过程），以实现并购后优化资产利用的目的。第二，实体型并购，指两家或者两家以上的企业通过实体资产的互相置换实现并购，属于资产运营的第⑧个过程。第三，现金/实体型并购，这种类型的并购通过一家企业 A用现金资产购买另一家企业B的实体资产而实现，从 A 企业的角度来看是资产运营的第⑤个过程，而从 B 企业的角度看则刚好相反，属于第①个过程。

资产相对论：一个理论框架— 16 —第四，现金/证券型并购，企业 A 用现金购买企业 B的证券实现并购，企业 A和企业 B的角度来看分别是资产运营的第⑬个和第③个过程。第五，证券/实体型并购，企业 A用本企业的证券资产交换企业 B的实体资产进行并购，企业 A和企业 B的角度来看分别是资产运营的第⑦个和第⑭个过程。第六，信贷/实体型并购，通过贷款购买目标企业的实体资产。第七，信贷/证券型并购，通过贷款购买目标企业的证券资产以达到并购的目的。当然，现实中有些并购比上面提到基本类型要复杂，但无非也是上面几种基本类型的组合或者基本类型与其他资产运营的组合。比如杠杆收购（leverage buy out, LBO）就是资产证券化和现金/实体型并购（或现金/证券型并购）的组合，有些 LBO 也采取贷款和信贷/实体型并购（或信贷/证券型并购）的组合。四、“资产运营的超一般均衡”：数量关系与结构变化“资产运营的一般模式”是一个动态的分析过程，分析不同资产转换过程中的动力、方向、路径和效率，而“超一般均衡”分析的是“转换之后”的均衡状况，均衡之后不同资产之间的数量关系和内在结构。在“超一般均衡”的数量关系和内在结构分析中，存在两个关键性的分析对象：一是四种资产的数量比例关系；二是四种资产存量的增减变化。四种资产的数量比例关系表明的是资本市场运营中的转换是否顺畅，运行是否优良，经济体是否健康。四种资产存量的增减变化表明的是收入分配的结果。另外，“超一般均衡”还存在两个层次的分析主体：一个是个体的经济组织、机构或者个人；另一个是地区或者国家。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可以构成四种情况：经济个体或者地区和国家的四种资产存量的增减变化，经济个体或者地区和国家的四种资产的结构比例关系。【注释】①本定义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强调“价值”而不是强调“收益”，这是因为创造收益很可能还意味着损耗价值乃至毁灭价值。比如，市值曾经位列美国第四的投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在 2018年 9月破产时公司股价较 2007年年初最高价已经跌去 95%；这是因为投资次级抵押住房贷款产品能够获得高收益（高股价），但毁灭了企业内在价值，最终损害企业的长期生存。②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FASB）指出资产概念是最重要、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会计对象要素概念，而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等要素概念都是衍生、次要的概念，都可以以资产为基础推导出来，可以用资产进行诠释或者表述。③法兰克·奈特（Frank Knight）在其成名作《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1921）中主张“风险是能被计算概率与期望值的不确定性，而不能被预先计算与评估的风险则是不确定性”，并提出“利润源自不确定性”。④比如，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点不在于资金多寡，核心在于资金提供者象征的权利和义务属性。⑤这也说明“资产相对论”研究的是一个“过程”，间接支持“资产相对论”属于“中介理论”。⑥行业资产也算一大类资产，各国有不同的行业划分标准。比如，一级行业划分，欧美日 10大类，新兴市场 6大类；中国大陆有很多行业划分标准，如申万行业标准等。具体参见房四海教授关于全球宏观与大类资产配置的系列研究报告。

《澳门管理科学》·特邀专稿 2026 年第 1期— 17 —⑦2011年 5月，在伯克希尔股东大会期间，记者问巴菲特：“您在阅读财务报表的时候最关心什么内容？最先阅读什么？”巴菲特回答：“我比大多数人更关注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当然公司年报里的所有信息我都不会漏过。通过阅读财务报表，我想尽可能了解公司在三年、五年、十年后可能的盈利能力，然后和现在的市场价格做比较。我必须非常正确地理解公司业务的经济特征，如果不能下一个结论，我是不会购买这个公司的。”⑧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这种分类和上面提到的分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即这四种资产形态不是相互对立和排斥的。事实上，同一个资产可以以不同的价值形态同时存在，比如说上市公司的厂房，既以实体资产的形态存在，又同时以证券资产的形态存在。⑨国际货币基金（IMF）是最早将资产负债表用于宏观研究的机构。IMF研究员 Setser等(2002)将一国经济划分为政府部门（包括中央银行）（the government sector (including thecentral bank)），私人金融部门（主要是银行）（the private financial sector (mainly banks)），非金融私人部门（企业和住户）（thenon-financial sector (corporations and households)），以及非居民部门（rest of the world）。资产负债表法将一国经济中的个体根据其目标的相似性、主要的功能性以及其主要行为的类型种类归入了几个不同的经济部门，进而在国家层面编制了不同层次的资产负债表。【參考文獻】[1] Cochrane, J. H.(2001). Asset prici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 Tobin, J., & Golub, S. S.(1998). Money, credit, and capital. Irwin-McGraw Hill.[3] 丁泉, 戚振忠 & 曲海潮(2013). 企业资本运营的内涵与外延：一个分析框架. 重庆社会科学, (12),83-90.[4] 何小锋(2006b). 资本市场运作案例. 中国发展出版社.[5] 吴志军(2012). 公用企业资本运作模式及策略. 企业经济, (6), 147-150.[6] 周永生, 杨长辉, 蒋蓉华等(2001). 资本运营理论体系结构和运作模型的研究. 湖南商学院学报, 8(6),23-25.[7] 姜琳(2000). 企业资本运营动因及策略分析. 山东经济, (6), 62-64.[8] 崔莹(2012). 国有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运作模式及启示——基于哈药集团的研究. 财会通讯, (19),15-17.[9] 张昆仑(2005). 资本定名及定义探新.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6(2), 138-140.[10] 徐洪才(2006). 论企业资本运营及其三大相关理论. 经济与管理研究, (3), 74-78.[11] 成小云 & 任咏川(2010). IASB/FASB概念框架联合项目中的资产概念研究述评. 会计研究, (5),25-29.[12] 戚拥军, 邓曦东 & 钟海燕(2012). 三峡工程资本运作模式探析. 改革与战略, 28(9), 33-36.[13] 房四海(2006). 广义投资学与宏观金融研究. 人民出版社.[14] 李俊, 郭利强 & 吴晓波(2001). 我国制造企业的资本运营与核心能力研究. 科研管理, 22(1),101-105.[15] 杨安乐(2007). 资本运作与企业战略性整合的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北京交通大学.[16] 杨长辉(2006). 资本运营理论体系结构的构建. 特区经济, (12), 78-79.[17] 林四春 & 何小锋(2013a). 资产的类型：以两分方法为基础. 财会通讯, (25), 15-17.[18] 林四春 & 何小锋(2013b). 资产的边界：以权利概念为基础. 财会通讯, (5), 6-9.[19] 漆亚林(2012). 报业资本运营的几种标本模式. 中国报业, (8), 20-22.[20] 王泽波(2006). 企业资本运作模式及其优化选择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重庆大学.[21] 肖松(2006). 企业集团资本运营模式探讨. 软科学, 20(1), 159-160.[22] 葛家澍(2005). 资产概念的本质、定义与特征. 经济学动态, (5), 8-12.[23] 袁付礼(2000). 企业资本运营风险特征及风险因素分析. 武汉汽车工业大学学报, (4), 114-117.[24] 许涤龙 & 郑尊信(2002). 资产的界定、分类与核算.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19(12), 47-50.[25] 谢泗薪 & 吴叶兵(2010). 企业资本运营体系的构建与战略实施. 企业管理, (7), 92-95.[26] 逯明智, 辛召国, & 李玉超(2014). 我国体育产业的资本运作模式研究. 辽宁体育科技, (6), 22-24.[27] 郭天明(2005). 上市公司资本运营与经营绩效实证研究. 生产力研究, (7), 149-150.[28] 金一禾 & 汪祥耀(2013). 财务报告概念框架中资产定义的革新及评价. 会计与经济研究, (6), 24-31.[29] 黄凯, & 林辉(2002). “资本运作”与“战略导向”型企业的控制模式研究.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4), 13-17.

金融博弈视阈下我国加密资产政策分析框架研究——兼论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路径选择— 18 —金融博弈视阈下我国加密资产政策分析框架研究——兼论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路径选择李凯（深圳职业技术大学 经济学院，广东 深圳，518000）摘 要：本文从大国金融博弈的视角，提出一个以法治体为单元分析加密资产政策的分析框架，并基于此框架讨论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价值和协同空间。该框架包括监管法治及政策目标创新容忍度，金融消费者成熟度，金融数据集中度信息透明度，区域信息技术成熟度，金融产业新进者进入壁垒，金融科技人才友好度等维度。分析发现，创新容忍度弱和金融消费者成熟度低两个因素决定了粤港澳大湾区内地 9市加密资产政策将以严格监管为基调，创新空间不大。香港有较高的监管政策创新容忍度，但需提高政策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区域信息技术成熟度和金融科技人才友好度是更加严峻的挑战，而最不利的因素则是金融产业新进者进入壁垒。澳门可以通过立法为加密资产产业发展创造创新空间；较小的本澳居民数量和较高的居民收入也是有利的支撑条件，更低的金融产业进入难度则可以有效弥补香港的不足。关键词：金融博弈；加密资产；粤港澳大湾区；政策框架，创新生态AFramework of Analysis of Crypto Asset Related Policy in China from aPerspective of Global Financial Competition——On The Strategic Choices of Greater BayAreaKai Li(School of Economics, Shenzhe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518000)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jor-power financial competi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an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examining crypto-asset policies with jurisdictional entities as the unit ofanalysis. Based on this framework, the strategic value and potential for synergy within the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re discussed. The framework encompasses【基金信息】本文得到深圳职业技术大学 2026 年校级研究项目《中国特色数字金融科技伦理治理体系构建、决策机制及优化策略研究》（项目编号：6026310049S）资助。【作者简介】李凯（1984-），男，山西运城人，博士，博士后，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经济学院，深港澳金融科技师专才计划秘书长，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金融科技创新，风险防控体系建设，人工智能和数据要素，企业国际化，人才测评和认证。

《澳门管理科学》·经济管理 2026 年第 1期— 19 —dimensions such as regulatory legal systems and policy innovation tolerance, financial consumersophistication, financial data concentration and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regional informationtechnology maturity, barriers to entry for new financial industry participants, and fintech talentattractiveness. The analysis reveals that weak innovation tolerance and low financial consumersophistication determine that crypto-asset policies in the nine mainland cities of the Greater BayArea will be strictly regulated, with limited room for innovation. Hong Kong exhibits higherpolicy innovation tolerance but needs to enhance policy stability and predictability. Regional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turity and fintech talent attractiveness pose more severe challenges,while the most unfavorable factor is the high barrier to entry for new financial industryparticipants. Macao can create room for innovation in crypto-asset industry development throughlegislation; its relatively small local population and high resident income serve as favorablesupporting conditions, while its lower barriers to entry in the financial industry can effectivelycompensate for Hong Kong’s shortcomings.Keywords:Crypto Asset; Financial Regulation; Guangdong Hongkong Macau Greater Bay Area;Policy Framework; Innovation Ecosystem一、引言近年来，加密资产作为数字金融的核心载体，已成为大国金融博弈的前沿领域。特朗普新政府上台后，积极推动加密资产发展及监管松绑，旨在强化美国在数字金融赛道的主导权（郑联盛等，2025）[1]。面对这一外部变局，中国亟需构建兼顾安全与创新的加密资产政策体系。本文基于大国博弈视角，提出一个以法治体为单元的分析框架，重点探讨粤港澳大湾区这一拥有两岸三地三种制度的独特区域在我国加密资产政策布局中的独特地位，并探讨其战略路径。二、理论分析与研究方法现有文献对加密资产的政策分析从多元理论视角展开。结合本文研究问题，回顾以下三方面的理论：（一）理论回顾1.金融监管理论。金融创新理论指出，加密资产作为技术驱动的具有金融属性的商品，其去中心化、匿名性等特征对传统监管范式构成挑战（刘晴等，2023）[2]。委托代理理论揭示，加密资产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及道德风险，易引发消费者权益侵害（张婷，2021）[3]。

金融博弈视阈下我国加密资产政策分析框架研究——兼论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路径选择— 20 —博弈论视角下，大国在加密资产规则制定中呈现战略互动，政策差异折射出金融主权竞争（吴一楷等，2023）[4]。基于风险的监管理论强调，需基于资产属性差异实施分类监管，以平衡创新与稳定（柯达，2019）[5]。胡云腾和周维明（2023）[6]讨论了加密资产的属性及其刑事风险，也凸显出借助加密资产进行刑事犯罪的新风险形态，给监管应对带来了较大挑战。秦弘谦（2024）[7]则提出相同功能的业务，无论其基于法币开展还是借助加密资产开展，均应接受同样水平的监管。2.区域创新生态理论。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为分析加密资产产业发展提供了系统性视角（Granstrand和 Holgersson，2020；Jacobides和 Cennamo，2018）[8][9]。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是“在一定地理空间范围内，不同创新物种、种群和群落基于共同价值主张，通过与创新环境之间的物质、知识和信息交换，实现价值共创的具有共生竞合、动态演化特征的自组织系统”（杨博旭等，2023）[10]。加密资产产业作为数字金融创新的前沿领域，其发展水平高度依赖于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四大特征：一是邻近性优势，粤港澳大湾区具备地理邻近与制度邻近的双重优势。二是多样性基础，加密生态系统需涵盖研发群落（密码学专家、区块链开发者）、开发群落（交易所、钱包服务商）、应用群落（DeFi项目、数字资产发行方）以及监管机构、审计机构等互补种群。三是自组织机制，加密资产创新依赖模块化分工，产业各部分之间必须形成合理分工，有机配合形成正向演化，相互依赖的产业及其上下游之间形成逐渐稳固的网络联系。四是开放性需求，加密资产天然具有跨境流动属性。3.产业组织理论。产业组织理论核心研究市场结构、企业行为与经济绩效的相互关系。其基础逻辑主要围绕两大范式展开：哈佛学派的 SCP范式强调市场结构（如集中度、进入壁垒）决定企业行为（如定价、创新），进而影响市场绩效（Bain，1959；Scherer，1970）[11][12]，但因单向因果逻辑和忽视效率差异而受批评；芝加哥学派则强调市场效率主导，认为垄断多是高效企业的自然结果，反垄断应以消费者福利为目标（Stigler，1968；Bork，1978）[13][14]。20世纪 70年代后，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引入推动理论转向策略行为微观分析。例如，霍特林空间竞争模型（Hotelling，1929）[15]及其修正（d'Aspremont等，1979）[16]揭示了产品差异化与价格竞争机制，理论拓展至弹性需求（Smithies，1941）[17]、合谋稳定性及价格歧视等领域。新产业组织理论系统运用博弈论分析合谋与创新策略（Tirole，1988）[18]，交易成本理论则强调资产专用性对市场组织的影响（Williamson，1985）[19]。在数字经济时代，理论聚焦平台经济的网络效应、数据驱动垄断等新议题。实证研究表明，数字平台通过跨市场补贴、算法合谋等行为形成垄断（Khan，2019）[20]。马克思主

《澳门管理科学》·经济管理 2026 年第 1期— 21 —义范式从劳动价值论出发，指出垄断利润源于剩余价值占有或价值转移，强调权力结构、金融体系与网络外部性的间接作用（杨天宇，2024）[21]。生成式 AI等通用技术通过改变企业竞争路径（如模块化组织）重塑产业架构（何大安，2024）[22]。在中国语境下，研究批判性吸收西方理论，指出马克思主义范式在解释数字平台垄断时更具全面性（杨天宇，2024）[21]，并引入科技金融、新质生产力等概念探讨创新绩效（曾卓骐，2024；罗仲伟等，2025）[23][24]。4.理论总结。综上，从金融监管理论视角，加密资产等金融创新带来的风险应该得到恰当的监管。从区域创新生态理论视角，加密资产作为一个产业，其发展应该拥有具备必要创新要素的区域生态，并且各部分在知识网络中共同演化成长。从产业组织理论视角，加密资产作为新进入者与其他金融产业形成竞争、合作或替代关系，也影响着政策制定者的决策和区域战略的走向。（二）研究方法根据本文的研究问题，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开展访谈研究的质性研究方法较为合适。1.理论分析。在以上理论讨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一个分析框架，包含六个分析维度，分别是监管法治及政策目标创新容忍度，金融消费者成熟度，金融数据集中度信息透明度，区域信息技术成熟度，金融科技人才友好度，金融产业新进者进入壁垒（详见表 1）：表 1 金融博弈视阈下我国加密资产政策分析框架序号维度名称 维度内涵 政策指向 理论基础1监管法治及政策目标创新容忍度指监管机构对加密资产等新兴金融创新的接纳程度与制度弹性，体现为沙盒机制、试点政策等容错空间通过差异化监管策略（如香港侧重国际合规、澳门探索立法创新）平衡风险防控与创新激励金融监管理论2金融消费者成熟度反映投资者对加密资产风险收益特征的认知能力与理性决策水平，包括风险意识、信息甄别能力等需加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与教育，降低非理性投机行为引发的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理论3 金融数据集 衡量加密资产发行、交易数 建立跨境监管数据共享机制， 金融监管理

金融博弈视阈下我国加密资产政策分析框架研究——兼论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路径选择— 22 —中度信息透明度据的可追溯性及监管机构的数据获取能力推动链上链下协同治理，提升反洗钱/反恐融资效率论；区域创新生态理论4区域信息技术成熟度涵盖区块链底层技术研发能力、算力基础设施、网络安全防护等技术要素支撑水平依托珠三角技术优势构建联盟链基础设施，强化加密资产系统的安全性与稳定性区域创新生态理论5金融科技人才友好度包括人才引进政策、专业资格互认、科研环境等对科技人才的吸引力建立大湾区金融科技人才库，推动港澳与内地职业资格互认，优化人才发展生态区域创新生态理论6金融产业新进者进入壁垒反映新创加密企业面临的市场准入壁垒（如牌照审批成本、合规负担）通过简化审批流程、设立跨境白名单机制，降低合规成本，吸引全球创新主体产业组织理论来源：本研究整理2.访谈研究。本文作者选取了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相关加密资产政策制定者和主要生态参与者代表人物进行访谈。访谈对象、访谈问题、访谈时间及时长信息如表 2所示。表 2 访谈对象描述、访谈问题及访谈时长序号访谈对象 访谈重点问题 访谈时间及访谈时长1 A，中国大陆中央金融监管机构原高管在中美金融博弈背景下，加密资产政策走向的主要考量因素2025 年 1 月，约 1.5 小时2 B，中国大陆地方金融监管机构原高管在中美金融博弈背景下，加密资产政策走向的主要考量因素2025 年 2 月，约 2 小时3 C，香港某加密资产主要中介机构高管香港加密资产市场运行情况及存在主要问题2025 年 5 月，约 2 小时4 D，香港某加密资产交易场所高管香港加密资产市场运行情况及存在主要问题2025 年 9 月，约 3 小时5 E，香港某金融基础设施原高管香港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及加密资产政策落地存在的主要问题2024 年 5 月，约 2 小时6 F，香港某金融基础 香港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及加密资产政策 2026 年 1 月，约 1.5 小时

《澳门管理科学》·经济管理 2026 年第 1期— 23 —设施原员工 落地存在的主要问题7 G，澳门金融监管机构高管澳门金融发展思路与加密资产发展有关考量2025 年 10 月，约 1 小时8 H，澳门金融行业协会高管澳门加密资产发展概况及有关政策考量 2025 年 10 月，约 1 小时9 I，澳门某金融基础设施技术供应商澳门发展加密资产有关问题 2025 年 10 月，约 3 小时10 J，澳门某金融相关立法专家澳门发展金融市场有关情况、立法思路及未来创新方向2025 年 11 月，约 3 小时11 K，国内某知名金融机构政策分析人员大湾区发展加密资产存在问题及可能方向2025 年 12 月，约 3 小时12 L，国内某创新要素市场高管大湾区发展加密资产存在问题及可能方向2025 年 12 月，约 3 小时13 M，香港某创新金融机构高管大湾区发展加密资产存在问题及可能方向2025 年 11 月，约 4 小时14 N，国内某创新金融机构原高管大湾区发展加密资产存在问题及可能方向2025 年 11 月，约 4 小时访谈过后，作者对访谈结果进行文本整理并进行内容分析，与领域专家进行观点讨论后，确认分析结果无观点遗漏且无争议，从而形成结论。三、研究结论（一）理论主题适配性和分析框架有效性概括而言，访谈研究的分析结果确认了前述基于理论分析提出框架的有效性。通过与政策制定者、市场参与者及专家学者的深度对话，本文提出的六维度分析框架不仅能够系统解构各法域加密资产政策的底层逻辑，也揭示了大湾区内部差异化发展的内在动因。主要结论如下：一是大国金融博弈构成加密资产政策制定的核心外部约束。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将加密资产发展提升至争夺数字金融主导权的战略高度，通过推动监管松绑、鼓励创新企业回

金融博弈视阈下我国加密资产政策分析框架研究——兼论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路径选择— 24 —流、推动美元稳定币全球化应用等一系列举措，试图巩固并扩大其在全球数字资产规则体系中的话语权（访谈对象 A、B）。这一外部变局使得我国加密资产政策必须置于人民币国际化与美元体系竞争的大背景下进行考量。我国的政策回应并非孤立的技术性调整，而是国家金融安全与主权竞争战略的组成部分。这意味着政策制定需在“防范金融风险外溢”与“避免在数字金融赛道落后”之间寻求平衡，同时也为粤港澳大湾区借助“一国两制”优势进行差异化、区域突破型政策探索提供了战略必要性。二是涉众金融风险防控与投资者成熟度是当前内地政策的首要考量。访谈普遍指出，内地监管机构对加密资产持审慎态度的直接原因，源于对散户投资者非理性投机、非法集资、诈骗等涉众风险的高度警惕（访谈对象 A、B、K）。我国金融市场投资者结构以散户为主，其对加密资产高风险、高波动性、技术复杂性及潜在欺诈的认知与承受能力相对不足。因此，在投资者教育体系尚不完善、适当性管理难以有效落地的现阶段，维持严格监管基调、遏制投机炒作成为风险防控的理性选择。这也解释了为何即使面对外部竞争压力，内地政策在短期内仍难以出现大幅宽松。三是监管体系与反洗钱监控能力是制约政策包容度的关键内部瓶颈。加密资产的匿名性、跨境流动性对传统监管和反洗钱（AML）/反恐融资（CFT）体系构成严峻挑战。访谈显示，监管科技（RegTech）手段的滞后、链上链下数据协同的困难，以及跨境监管合作机制的缺失，使得监管机构对加密资产交易的全链条可视化和风险穿透式管理能力不足（访谈对象 A、E、F）。同时，针对反洗钱等跨领域金融风险的监管职能的分散化，也制约了监管协同和风险可控条件下的创新包容。在未能建立起高效、可靠的风险监控与执法能力之前，过于宽松的政策可能引致严重的洗钱、资本非法跨境流动等系统性风险。四是政策稳定性与渐进式改革是我国回应外部竞争的主要特征。面对美国的激进策略，我国的回应呈现出“总体稳健、局部试点、渐进开放”的特点。这体现在不改变主流金融体系严格监管基调的前提下，允许在特定区域（如粤港澳大湾区）、特定场景（如数字人民币试点、区块链技术应用）进行有限创新。这种策略既是对内部风险防控需求的尊重，也是为长远发展积累经验、培育能力的务实选择。访谈对象 A 指出，“我们需要评估如果当时监管方放开了加密资产的空间，可能会有多少投资人受到损害”。访谈对象 K 和 L 指出，大湾区正是承担此类“压力测试”和“制度实验”的理想场所，其政策动态可视为国家整体战略的“探针”和“缓冲”。五是技术安全与人才储备是决定中长期政策走向的基石性变量。加密资产及其底层区

《澳门管理科学》·经济管理 2026 年第 1期— 25 —块链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访谈对象 L）。访谈中，技术供应商及金融机构普遍关注黑客攻击、核心代码安全、共识机制风险、量子计算威胁等挑战（访谈对象 I）。同时，精通密码学、分布式系统、智能合约及合规科技的复合型人才严重短缺。这两大因素制约了创新应用的深度与广度，也使得监管机构在鼓励创新时不得不更加审慎。大湾区虽在硬件制造和部分软件开发上有优势，但在顶尖密码学研究和高端架构师层面仍依赖引进，人才生态系统的建设是长期任务。（二）大湾区在国家加密资产政策中位置独特作用突出一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其较高的监管政策创新容忍度（如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发牌制度）为国家对接国际规则、吸引全球资本和项目提供了关键接口。但访谈揭示，其政策稳定性与可预期性仍有待提高，以降低合规主体的长期投资风险（访谈对象 C、D、M）。香港主动采纳国际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标准，并推出针对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VASP）的法定发牌框架，展现了较高的“监管法治及政策目标创新容忍度”。这使其成为国际主流加密机构在亚太地区布局合规业务的首选地。然而，多位市场参与者指出，监管部门内部的步调协调、监管细则的持续修订、执法尺度的动态调整以及跨境监管协调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企业的合规成本和长期规划难度（访谈对象 C、M、N）。因此，提升政策透明度和中期路线图的清晰度，是巩固香港国际竞争力的紧迫任务。二是香港加密资产市场的产品结构与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之间存在张力，限制了市场深度与多样性。目前，香港获准零售交易的虚拟资产产品仍以主流、高市值的币种和少数 ETF为主，对复杂创新型产品（如部分 DeFi 协议、衍生品）持审慎态度。这固然是保护“金融消费者成熟度”相对不足的散户投资者的必要举措，但也使得寻求高波动性或特定策略的专业投资者选择有限（访谈对象 D）。RWA 发行品种基础资产选择有限，本土缺乏 RWA 流通交易的二级市场土壤，需要借助严格监管才能跑通端到端的发行流程，也造成政策火热但生态难以活跃的现状。市场需要在持续强化投资者教育、完善专业投资者认证制度的基础上，探索在受控环境（如仅面向专业投资者）中拓宽产品边界，以提升市场活力与国际吸引力。三是技术安全与运营风险是香港加密资产市场面临的基础性挑战。加密资产交易所及托管机构是黑客攻击的重点目标，其安全防护水平直接关系到市场信心与系统稳定。访谈中，业内人士坦言，维持顶级安全标准所需的技术投入巨大，包括但不限于多重签名冷钱包系统、实时威胁监测、智能合约审计以及保险覆盖，这构成了运营方的首要成本压力和技术挑战，收益成本结构并不完全平衡（访谈对象 C、D、I）。这不仅关乎单个机构的存

金融博弈视阈下我国加密资产政策分析框架研究——兼论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路径选择— 26 —续，更影响着香港作为安全合规交易枢纽的整体声誉。因此，推动行业安全标准共建、鼓励监管科技在风险监测中的应用，是夯实市场基础设施的关键。香港较高的生活成本，对于加密资产市场主体维持高水平的技术人员也不是一个友好的环境（访谈对象 C、D）。四是加密资产产业作为新兴力量，在香港面临来自传统金融体系的显著进入壁垒与竞争压力。这鲜明地体现了产业组织理论中“市场结构决定企业行为”的逻辑。香港交易所作为拥有垄断特许权的核心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在流动性与声誉上占据绝对优势。加密资产交易平台及其发行的现实资产代币化（RWA）产品，在与传统金融资产（如股票、债券、REITs）竞争时，面临严峻的挑战。访谈显示，监管机构在处理传统金融与加密金融的竞合关系时态度审慎，如何界定两者边界、避免不公平竞争或监管套利，仍是待解难题（访谈对象 E、M）。降低新进入者壁垒，需要在牌照审批、合规成本分摊以及创新沙盒机制上提供更多支持。五是在吸引和便利全球资本方面，香港现有金融基础设施与制度安排存在一定刚性。例如，在允许海外交易平台成为本地持牌机构的远程会员或建立紧密流动性联系方面，现行的跨境监管合作与运营模式尚未提供足够灵活的方案（访谈对象 D）。这限制了对全球流动性的深度整合，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相对于新加坡等竞争对手的吸引力。未来需在确保有效跨境监管的前提下，探索更具弹性的市场互联机制。六是澳门凭借“一国两制”下的立法自主权和独特的产业环境，可在国家加密资产战略中扮演“创新试验田”与“特色应用极”的角色。访谈对象 G、J指出，澳门拥有相对精简的法律修订程序，可通过率先出台《加密资产促进条例》等专门立法，明确资产属性、交易规则与税收安排，创造出稳定、可预期的创新法律空间（访谈对象 J）。其较小的本地人口规模和高人均收入，意味着在可控范围内开展面向高端客户的数字资产财富管理或结合文旅会展的消费型数字资产应用试点，风险相对隔离且易于管理（访谈对象 H、I）。更重要的是，澳门博彩业积累的丰富反洗钱经验和数字支付基础设施，可迁移至加密资产监管领域。七是澳门已有的特色金融资产交易平台和较为简单的金融产业环境，可以提供更低的准入壁垒和更灵活的合作模式。相对香港，澳门金融业的历史包袱较轻，市场结构更加简单，能为新创的加密资产服务商提供更低的准入壁垒和更灵活的合作模式（访谈对象 E、I、J），有望有效弥补香港市场的不足，形成“香港主外（接轨国际）、澳门主内（制度创新）、珠三角主技（技术支撑）”共同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错位互补格局。有可能发展的特色加密资产包括 mREITs，权益类 RWA（如风险投资份额支持的代币）等（访谈对象 E、J）。

《澳门管理科学》·经济管理 2026 年第 1期— 27 —（三）未来发展中需要重视的问题访谈中，受访专家基于实践观察，就大湾区加密资产战略路径的落地与深化，提出了若干亟待重视的问题与方向性建议：一是生态位错位发展的协调机制和实施路径亟待明确。多位专家指出，虽然“香港主外、澳门主内、珠三角主技”的差异化方向已成共识，但如何落地面临具体挑战。例如，有专家（访谈对象 M）建议：“香港要成为真正的国际发行中心，不能只发牌，更要解决与港交所的竞合关系。是否可探索设立‘数字资产板’，或允许符合特定标准的 Token 化证券与现有市场互联互通？这需要监管机构和市场基础设施运营方拿出更具体的路线图。”对于澳门，有专家（访谈对象 J）认为：“澳门的优势在于场景创新与立法灵活。应优先选择‘文旅+金融’的融合赛道，比如发行与度假消费、会展积分挂钩的合规数字资产，这需要经济、文旅与金融监管部门协同设计沙盒规则。”专家们普遍呼吁，需尽快建立一套可量化的评估指标，定期审视三地定位的落实成效与协同效率，防止战略空转或重复建设。二是“一国两制三法域”下的协同治理需创新务实机制。专家们一致认为，政策协同是大湾区发挥制度优势的关键。专家（访谈对象 A）强调：“‘大湾区加密资产监管协调委员会’必须是一个协调机制，不然会流于形式。它应重点解决‘监管等效互认’的具体清单，特别是在反洗钱标准、信息披露模板和专业投资者认定等方面。”访谈对象 D表示“应设计针对在港澳持牌但业务模式触及内地监管边界的机构业务‘跨境沙盒’，在限定额度、实名制和资金闭环条件下进行试点？这需要三地监管机构坐下来，共同划定‘测试区’和‘防火墙’。” 专家们还特别关注澳门立法对区域的牵引作用，认为其《加密资产促进条例》的起草可成为三地规则对话的重要契机。三是支撑资产代币化的数字基础设施需要共建共治。访谈研究（访谈对象 I、L）表明，联盟链基础设施是连接三地资产与技术的骨架，但其建设面临治理挑战。“这条链谁来建、谁来管、谁买单？是政府主导、国企运营，还是采用联盟制由核心机构共同治理？”有专家建议，初期可由三地认可的公共机构牵头，采用许可制联盟链模式，确保合规性与可控性。在应用层面，除了房地产，专家（访谈对象 K）认为：“绿色金融是湾区优势，可探索将碳资产、新能源项目收益权进行代币化，这需要配套的资产登记、评估和托管体系同步创新。”四是人才生态的构建需超越“引进”思维，转向“循环”与“共生”。针对人才短缺，受访专家（访谈对象 C、N）表示：“高薪挖人是不可持续的。香港生活成本高，澳门产业规模小，内地跨境执业有限制。必须通过项目合作、研发飞地、跨境实习等方式，让人才

金融博弈视阈下我国加密资产政策分析框架研究——兼论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路径选择— 28 —在三地间‘流动起来’”。专家建议，可依托“深港澳金融科技师”专才计划等现有框架，拓展加密资产专项认证，并推动与国际专业资格的互认。同时，应鼓励高校开设跨学科课程，培养兼具技术、金融与法律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五是跨境监管数据的共享必须在安全前提下寻求技术突破。多位专家（访谈对象 A、E、G）指出，监管合作的最大难点在于数据跨境。单纯的数据报送存在主权与隐私风险。有技术专家（访谈对象 I）提出：“是否可以利用隐私计算、零知识证明等‘监管科技’，让监管机构在不获取原始数据的前提下，完成风险分析和合规验证？这需要监管方明确需求，产业界提供方案，共同开展概念验证。”澳门专家（访谈对象 G）特别提到，澳门在博彩监管中积累的实时资金流监测与分析经验，有望经过脱敏和技术改造，转化为加密资产反洗钱监控的参考模型。四、讨论与展望本研究基于大国金融博弈的宏观背景，构建了一个包含六个维度的加密资产政策分析框架，并以粤港澳大湾区这一多元法域区域为实证对象，通过理论分析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我国不同法域加密资产政策的底层逻辑、大湾区的差异化角色及战略路径。研究验证了该框架在解释政策差异、识别关键制约因素方面的有效性，并揭示了香港、澳门与珠三角内地城市在“一国两制”下可能形成的错位互补生态。然而，本研究亦存在若干局限。首先，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依赖质性访谈，尽管触及了关键决策者与市场参与者，但样本数量（14位）和覆盖范围仍可进一步扩展，以增强结论的普遍性与稳健性。访谈所获观点虽具深度，但受限于受访者自身立场与认知，可能存在一定偏颇。其次，在研究结论上，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与战略方向更多是宏观与中观层面的勾勒，具体到政策工具的精细设计、监管科技解决方案的技术实现路径、特定数字资产产品的经济模型等微观操作层面，仍需大量后续研究予以充实和细化。最后，在时间维度上，加密资产市场与监管政策演进迅速，本文基于特定时间节点的访谈得出的结论，需要长期的跟踪研究来检验其动态适用性与预测效力。展望未来，本研究领域可在以下方向持续深化：一是方法论的多元化与纵深化，未来研究可结合大规模问卷调查、网络舆情分析、案例比较研究及计量经济模型，对框架各维度进行量化测度与因果检验。二是研究维度的拓展与交叉，应加强法学（特别是跨境司法协作）、计算机科学（如密码学、分布式系统安全）、社会学（如技术采纳与风险感知）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研究，以应对加密资产带来的复杂挑战。三是加强跟踪研究与政策评

《澳门管理科学》·经济管理 2026 年第 1期— 29 —估，对粤港澳大湾区已出台的加密资产相关政策（如香港 VASP制度、澳门立法进程）进行长期效果评估，并跟踪比较全球主要金融中心的监管实践，例如欧盟的MiCA法案实施进展（谢迪扬和马忠法，2024）[25]，为我国政策优化提供动态基准。【參考文獻】[1] 郑联盛, 范云朋, 江振龙, 等. 大国博弈下的中国金融发展——面向“十五五”时期的金融强国战略布署[J]. 金融评论, 2025(1): 1-20.[2] 刘晴，张艳萍，戴佳. 巴塞尔委员会加密资产监管框架的构建及进展[J]. 中国银行业，2023(5): 45-47.[3] 张婷. 从加密资产视角探寻中国资本流出的应对策略[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74(1): 140-147.[4] 吴一楷，李国安，王健璇. 非同质化通证的金融属性及司法认定可能[J].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23,38(3): 98-112.[5] 柯达. 加密资产分类监管研究——以英国、瑞士、新加坡三国为例[J]. 证券法律评论，2019: 324-336.[6] 胡云腾，周维明. 加密资产的属性及其刑事风险研究[J]. 广东社会科学，2023(4): 233-245.[7] 秦弘谦. 加密资产交易践行“相同业务、相同风险、相同规则”的监管探讨[J]. 中国货币市场，2024(4):76-80.[8] Gransstrand O,Holgersson M. Innovation ecosystems: a conceptual review and a new definition[J].Technovation, 2020, 90:102098.[9] Jacobides M G,Cennamo C,Gawer A. Towards a theory of ecosystem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8, 39(8): 2255-2276.[10] 杨博旭, 柳卸林, 吉晓慧. 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知识基础与理论框架[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3,40(13): 152-160.[11] Bain J S. Industrial organization[M]. New York: John Wiley, 1959.[12] Scherer F M. Industrial market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0.[13] Stigler, G J. The organization of industry[J]. Homewood: Richard D. Irwin, 1968.[14] Bork R H. The antitrust paradox: a policy at war with itself[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8.[15] Hoterlling, H. Stability in competition[J]. The Economic Journal, 1929, 39(153): 41-57.[16] D'Aspermont, C, Gabszewicz J J, Thisse, J F. On Hotelling’s“stability in competition”[J]. Econometrica,1979, 47(5): 1141-1151.[17] Smithies, A. Optimum location in spatial competitio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41, 49(3):423-439.[18] Tirole, J.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M]. Cambridge: MIT Press, 1988.[19] Williamson, O E.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5.[20] Khan, L M. Amazon’s antitrust paradox[J]. Yale Law Journal, 2017, 126(3): 710-805.[21] 杨天宇. 数字平台垄断利润形成机制: 基于两种范式比较的视角[J]. 教学与研究, 2024(1): 90-102.[22] 何大安. 生成式 AI、企业竞争路径与产业组织架构[J]. 求索, 2024(5): 61-77.[23] 曾卓骐. 科技金融能否提高战略性新兴企业创新绩效?[J]. 商业研究, 2024.[24] 罗仲伟, 李亚光.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的新型都市工业: 作用机制、理论阐释与实践价值[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58(1): 62-75.[25] 谢迪扬，马忠法. 加密资产服务提供者的监管优化——欧盟MiCA镜鉴与中国方案[J]. 现代经济探讨，2024(5): 121-132.

研发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来自省级面板的经验证据— 30 —研发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来自省级面板的经验证据黄惠丹 1 吴松彬 2 张凯 3、4（1.广东金融学院，广东 广州，510521；2.深圳职业技术大学 经济学院，广东 深圳 518055；3.深圳大学 微众银行金融科技学院，广东 深圳，518060;4.广东财经大学，广东 广州，510320）摘 要：研发税收激励政策对出口的影响较少为学者所关注，本文着眼于探究中国特色的研发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出口的影响。以省级面板数据为支撑，本文首次运用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研发税收激励对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R&D税收激励政策可有效提升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论证了 R&D政府支持政策也是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变量；第二，分不同政策工具看，普惠性较高的研发加计扣除政策可有效促进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而高新技术企业 15%税率式优惠政策不能有效提升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该结论拓展了现阶段 R&D税收优惠政策效应研究边界，还为中国政府提升提高出口量以及产品竞争力提供新的政策工具选择。关键字：研发税收优惠政策；高新技术产品出口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R&D Tax Incentive Policies on Enterprises' High-Tech Product Export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Provincial Panel Data【项目来源】2024 年广东省哲学社科青年课题“R&D 税收激励优化出口结构的理论机制与实证研究”(GD24YLJ01)、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 2020 年度学科共建项目“提升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基础创新能力的研发财税政策研究”（GD20XLJ01）、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校级人文社科重点项目“R&D 税收政策的最优支持力度研究”（6021310001S）、2022 年度教学科学规划课题（高等教育专项）“类型教育建设、异质性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来自广东省的经验证据”（2022GXJK582）、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科研启动项目“科技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6022312010S0）、广东省自然科学项目“多元广义 Hawkes 过程的渐进分析及其应用研究”（2020A1515010822）、广东省教育厅 2023 年省质量工程项目“职教本科教育背景下《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实践研究”(7024320415)、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校级质量工程项目“职教本科教育背景下《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实践研究”（7022310141）、深圳市人文社科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2023 年度）“不确定性风险感知与异质高管团队的创新行为研究：影响机理和治理机制”（23YJCZH032）、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23 年度）“企业不确定性风险感知对创新决策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上市公司年报的文本分析方法”（GD23XLJ05）；广东省哲学社科规划项目“GD23CGL18”；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2023GXJK893” ；广东省教育厅特色创新项目“2024WTSCX027”。【作者簡介】黄惠丹，女，博士，广东金融学院，讲师；吴松彬，通讯作者，男，博士，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讲师；张凯，男，博士，教授，深圳大学微众银行金融科技学院建院院长，广东财经大学副校长。

《澳门管理科学》·经济管理 2026 年第 1期— 31 —Huidan Huang1 Songbin Wu2 KaiZhang3、4（1. School of Entrepreneurship,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521；2. School of Economics, Shenzhe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518055；3. WeBank Institute of FinTech,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518060;4.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Guangzhou Guangdong，510320）Abstract：The impact of R&D tax incentive policies on exports has received limited attentionfrom scholars. This paper focuses on examining the effect of R&D tax incentive policies with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n enterprise exports. Using provincial panel data, this study employs apanel model for the first time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act of R&D tax incentives on enterprises'high-tech product exports. The findings reveal the following: First, R&D tax incentive policiescan effectively increase the export value of high-tech products, demonstrating that governmentsupport policies for R&D are also important variables that should not be overlooked in high-techproduct exports. Second, when examining different policy instruments, the broadly applicableR&D super-deduction policy significantly promotes high-tech product exports, whereas the 15%preferential tax rate policy for high-tech enterprises does not effectively enhance such exports.These findings expand the current research boundaries on the effects of R&D tax incentivepolicies and provide new policy tool options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boost export volumesand product competitiveness.Keywords：R&D Tax Incentive Policies；High-Tech Product Exports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推动贸易强国建设的战略目标。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挑战下，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国际市场竞争加剧，中国出口贸易面临严峻挑战。传统“低价竞争”的企业出口模式亟需优化。技术创新是影响出口的主要因素，且被学术界和政府决策者认可。有学者如庄子银和李宏武(2018)[1]研究发现，美方“301”清单重点关注涉及“中国制造 2025”中的重点领域。而我国科技创新自力更生的核心论断也被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特别是伴随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中国经济发展新格局战略下，鼓励企业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研发水平和加大产品附加值，则是提升企业产品竞争力和优化我国出口结构，推进贸易强国建设的关键。然福利经济学认为技术具有外溢性，企业研发活动开展离不开政府扶持。因此，囿于企业技术创新过程的高成本高风险，研发成果易技术溢出特点，政府扶持企业技术创新的研发补贴政策则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政府扶持企业创新的研发的补贴政策主要有政府研发直接补贴和政府间接研发税收优惠政策。两者都是政府通过财政资金来促进企业开展技

研发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来自省级面板的经验证据— 32 —术创新。同时中外政府均通过政府政策鼓励企业创新。如专利制度，对创新产出进行直接补贴，对研发活动开展税收优惠，鼓励合作研发等(徐雨婧等,2022[2])。不过 R&D税收优惠在激励企业创新方面较 R&D政府补贴更具有灵活性和精准性(戴晨和刘怡,2008[3])。税收优惠与WTO贸易规则规定的补贴要求也更加兼容(刘飞越,2008[4];贾瑞哲,2020[5])，且已被发达国家作为贸易补贴的主要政策而广泛使用。更重要的是，自 2008年中国首部《企业所得税法》出台以来，我国研发税收优惠政策已超过政府研发直接补贴，成为我国政府扶持企业创新的主要政策工具。研究表明政府研发税式支持正逐渐超越政府研发补助成为中国政府支持企业创新的重要政策扶持工具。随着中国研发税收优惠政策制度的不断完善，研发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更加突出。关于政府研发补贴和出口的关系，目前研究较多停留在我国政府研发直接补贴和出口的关系(谢申祥和王孝松,2013[6];刘斌和辛伟涛,2021[7])，而对政府研发税收优惠政策和出口的关系探析较少。而研发税收优惠政策在 2008年后是我国政府扶持企业创新的主要政策工具。仅仅探讨政府研发直接补贴和出口的关系，忽视政府研发税收优惠政策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则不利于全面真实地揭示我国产业政策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因此，本文尝试探讨我国研发税收优惠政策是否促进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这不仅深化研发税收优惠政策效应研究边界，拓宽出口理论和实证文献，还对政府从研发税收优惠视角提升产品竞争力提供政策启示。一、文献综述作为高新技术产业绩效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及其影响因素也被学者所关注，现有研究主要从 OFDI(丁文珂和葛秋颖,2017[8])、R&D投入(申莉,2017[9];黄消消,2021[10])及效率(张洁和丁家云,2019[11])、政府部门协同(陈喜强和邓丽,2017[12])、技术性贸易壁垒(樊秀峰等,2019[13])、出口退税(郭思静,2019[14];赵瑞丽等,2021[15])以及企业规模(杨丽花和钟玲玲,2019[16])等维度考察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因素。上述层面，技术创新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不容忽视，考虑到技术创新技术外溢性，政府政策支持不可忽视，政府补贴对企业出口的影响成为了学者的重要研究主题 (Ivus O, et al.，2021[17];Dimos C, et al.，2022[18];关书等,2023[19])。Dixit A(1984)[20]、Brander J A&Spencer BJ(1985)[21]、Bagwell K&Staiger R W(1994)[22]和 Collie D(1991)[23]探讨了出口补贴如何影响国内外公司的出口和国内外国家的福利。作为贸易战略性政策的倡导者，SpencerB

《澳门管理科学》·经济管理 2026 年第 1期— 33 —J&Brander J A(1983)[24]认为出口直接补贴政策①优于研发补贴，若直接出口补贴使用不受限制，那么一国应当对研发活动进行征税，该观点明显与中国现阶段大力支持企业开展创新活动而出台研发政策的现实不符。Haaland J I&Kind H J(2008)[25] 通过构建一个简单的贸易模型（两个国家各有一家公司，这些公司投资于协同研发，每个政府都可以向国内公司提供研发补贴），探讨 R&D政策对企业创新、国际贸易的影响，研究表明即使企业是独立的垄断企业，政府提供更高的研发补贴，提供更低的贸易成本水平，也是最优选择。邢斐等(2016)[26]在纵向关联市场理论框架(Spencer B J&Raubitschek R S，1996[27])下探讨贸易结构升级（中间品由进口转出口）的研发政策，结论表明研发补贴和出口补贴政策依旧是中国贸易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政策手段，二者发挥合理作用共同推进中国贸易结构转型升级。Yoon J&Choi K(2018)[28]认为，尽管各政府同时选择研发补贴政策，可以改善福利，但无论研发溢出效应的程度如何，为两个出口政府选择产出补贴政策都是主导战略。学者还关注了 R&D直接补贴和 R&D税收政策对一国出口的影响，Qiu L D&Tao Z(1998)[29]认为在企业研发协调（coordination）情景下，政府研发补贴政策是必要的，而在线性需求情况下，税收优惠政策永远都不是最优的。以往研究主要探讨传统的政府补贴或政府研发补贴对出口的影响。为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2008年以来，中国支持企业创新的政策工具已经由传统偏向型政府直接补贴转向普惠性的研发税收激励。但作为中国支持企业创新的重要政策工具，囿于研发税收优惠政策制度还在不断完善，研发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一直未形成一致意见，学界对研发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效果褒贬不一，但研发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作用不容忽视。总之，不可否认的是，技术创新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作用不容忽视。现有研究已经表明，企业创新活动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具有正向作用。而政府研发扶持政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也被学者认可并形成共识。因此，若忽视中国 R&D税收激励政策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则无法全面揭示和认识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因素以及政府政策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本文着眼于探讨研发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将中国特色的研发税收优惠政策纳入国际贸易研究的分析框架内，其研究结果不仅为检验研发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效果引入新的研究视角，也为中国政府改善公共资金效能，促进企业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攀升提供新思路。

研发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来自省级面板的经验证据— 34 —二、研究假设现有研究着力于探讨政府直接研发补贴或者政府补贴对出口的影响，但研发税收优惠政策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作用机理尚不明确，本文试图结合既有的理论以及研究厘清研发税收优惠政策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微观作用机制。高新技术产品研发和出口过程中面临技术风险、市场风险、资金风险、管理风险等诸多风险，但技术风险和资金风险对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和出口至关重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核心在于其技术创新和前沿性。然而，这也带来了较高的技术风险。一方面，新技术的研发可能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导致研发失败或延期，从而影响产品的出口计划。另一方面，即使研发成功，技术也可能面临被复制或盗用的风险，这可能损害企业的知识产权和市场竞争力。因此高新技术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是其出口的重要变量。整体而言，研发税收优惠政策对高新技术产研发和出口具有显著影响。首先，研发税收优惠政策可以降低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成本，增强企业的研发能力和创新动力，有效降低企业的研发风险，政策的传导路径主要是降成本、增加企业研发投入进而提升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最终提高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具体而言，第一条降成本路径，研发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有研发加计扣除政策和高新技术企业 15%税率式所得税优惠政策）通过降低企业研发成本，引导企业更多的生产资源（研发资金、人力资源等）用于研发活动，这有助于加速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第二条增加企业多样化技术研发路径，延展企业间的研发网络，高新技术企业 15%税率式优惠政策研发税收优惠政策通过大规模减税的方式鼓励企业加大技术引进、技术消化和技术自主创新活动，促使高新技术企业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政策的实施还促进了产学研用的紧密结合，推动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通过与高校、科研机构等单位的合作，高新技术企业可以更快地获取最新的科技信息和成果，加速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研发加计扣除政策则通过普惠式降低中小型企业研发成本和成果转化成本促进中小型企业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由于技术外溢和研发成本降低，企业间的合作意愿更强。通过合作，企业可以共同承担研发过程中的资金、技术和人力投入，降低单个企业的负担。同时，合作可以带来知识的共享和交流，有助于企业突破技术瓶颈，提高研发效率和质量。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提供如下假说，R&D税收优惠政策会促进企业增加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且高新技术企业 15%税率式优惠政策对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作用更大。

《澳门管理科学》·经济管理 2026 年第 1期— 35 —三、研究设计（一）模型构建为实证检验 R&D税收激励政策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之间的关系，本文设置如下滞后一期的动态面板回归模型：(1)(2)(3)为防止遗漏变量问题，本小节还在上述方程的基础上引入如下控制变量，(4)上式中，ΘXit是一系列控制变量的线性组合，lgasit为第 i个省份 t年的资产规模变量，其计算方式是各省份第 t年的资产总额加 1的自然对数，roait为为第 i个省份 t时的盈利能力变量，借鉴马文聪等(2017)[30]，其计算方式是采用各省份国有企业销售收入与总销售收入之比测度企业经济所有制属性。hp衡量第 i个省份 t时的人力资本变量，其计算方式与彭国华(2005)[31]保持一致，compeit是第 i个省份 t年的市场竞争变量，本文以参与研发活动的企业与总企业数之比衡量市场竞争程度，Dummy为时间虚拟变量，时间跨度为 2009-2016年。上述指标数据均来自于 2009-2016年《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年鉴》和《统计年鉴》。（二）变量说明核心被解释变量：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量是衡量出口规模的重要变量，同时高新技术产品也可能会受出口激励政策的影响，实际上，基于利润最大化视角，企业为迎合出口激励政策而会选择政策偏向的产品，因此出口激励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优化出口结构。本文主要探讨研发税收优惠政策对出口结构的影响，其机制如下，研发税收优惠政策主要通过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缓解资金约束帮助企业配置更多创新资源用于研发，从而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的竞争力。研发税收优惠政策提高企业内在创新动力，进而优化出口结构。本文主要从出口量的维度探讨研发税收优惠政策对出口规模的影响，因此本文将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量作为出口的衡量指标，考虑数据的可得性以及为尽量避免异方差和奇异值等问题，

研发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来自省级面板的经验证据— 36 —本文将各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加 1的自然对数作为一国出口规模的替代指标，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来自于 2009-2016年《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年鉴》。核心解释变量：R&D税收激励政策繁杂多样，为研究便利，本文将中国两种典型的R&D税收优惠政策合计减免额度之和加 1的自然对数作为 R&D税收激励变量，符号记作lgtax2。R&D税收激励政策的作用是降低企业研发成本、促进科技创新要素流入科技创新产业企业，从而增加企业创新投入，提高企业创新成功率，进而提升企业的创新产出能力。由于新技术的溢出效应，一国各行业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也因此发生变化。由于 2009年以来，高新技术企业 15%税率式优惠政策和研发加计扣除政策逐步地成为中国政府鼓励企业开展研发活动的重要政策工具。因此，本文将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和研发加计扣除政策减免额的加总额刻画 R&D税收激励政策变量的衡量指标。为尽量缓解异方差和奇异值等问题，本文将两种 R&D税收激励政策的减免额取对数，符号记作 lgtax2。此外，我们还将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额（自 2008年以来，该政策作用力度一直保持较高的支持水平，而且 2016年出台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标准》进一步拓宽了该政策作用面）和研发加计扣除政策减免额分别加 1取自然对数，符号分别记作 lgtax和 lgrdtax，用以衡量中国异质性 R&D税收优惠政策变量。R&D税收激励政策减免额数据均来自于 2009-2016年《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年鉴》。控制变量：资产规模（lgas）反映地区研发实力基础。熊彼特认为，企业规模越大，研发支出投入越多。而研发支出越多越易提升研发成功率，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商品竞争力更强，借鉴白俊红(2011)[32]，本文选取各省份的总资产作为样本省份规模变量的衡量指标(姜安等,2020[33])。盈利能力（roa）是企业创新投入的重要影响因素。企业研发支出主要有外部资金来源和内部资金供给，而越高的盈利能力一定程度上保障企业内部研发资金的供给，间接影响企业研发成功率。借鉴孙早等(2016)[34]的做法，本文将各省份的销售收入与总资产之比视作盈利水平高低的衡量指标。在研究中国创新领域中，所有制属性是不容忽视的变量。国有企业因代理问题造成研发支出意愿不足直接影响研发成功率。借鉴马文聪等(2017)[30]，采用各省份国有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测度企业经济所有制属性。经济增长理论指出，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容忽视，同时要素禀赋理论指出，人力资本充裕的国家将会出口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人力资本通过提升技术使用效率、缩短产品生产时间，进而在出口产品积累一定优势。借鉴高琳(2021)[35]，我们使用

《澳门管理科学》·经济管理 2026 年第 1期— 37 —教育年限法计算各省份人力资本，数据来源为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该年鉴中将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分为未上过学（不识字）、小学、初中、高中和高等教育（大专及以上）等 5个层次，并提供了通过抽样调查获得的不同受教育层次的从业人员数量。根据中国公共教育体系的学制设计并遵循文献中的普遍做法，分别将上述 5个层次的教育年限设定为0年、6年、9年、12年和 16年，然后加权计算得到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权重为相应受教育层次的从业人员占比，人力资本积累变量符号记作 hp。此外，市场竞争变量也是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以参与研发活动的企业与总企业数之比衡量市场竞争程度，符号记作 compe。四、实证结果分析下表展示了 R&D税收激励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基本回归结果。在考虑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滞后一期变量后，列（1）展示了仅考虑 R&D税收激励政策变量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基本回归结果。实证结果显示，R&D税收激励政策变量 lgtax2的估计系数为 0.325，且通过了 5%显著性水平检验，其经济意义是，当 R&D税收激励政策变量每增加 10单位，那么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将会增加 3.25单位。在分别引入技术创新（lgexrd）、资产规模（lgas）、盈利水平（roa）、所有制属性（ownership）、人力资本（hp）和市场竞争（compe）变量后，列（2）-（7）展示了对应的回归结果，实证结果显示：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滞后一期变量（L.lgexport）的估计系数均为正，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意味着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具有显著的增长惯性；R&D税收激励关键变量的估计系数均通过了 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列（7）的实证结果显示，R&D税收激励关键变量（lgtax2）估计系数为 0.229，且通过了 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其经济意义是，R&D税收激励政策每多减免 10单位，那么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平均将增加 2.29单位。在控制变量方面，技术创新变量（lgexrd）的估计系数为负，其大小为-0.185，但不显著，对此的解释是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对于企业而言是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而企业创新过程是一个长期的风险过程，短期的技术创新投入难以在短期内形成高新技术产品。资产规模变量（lgas）和盈利能力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为正，符合预期，其大小分别为 0.204和 0.351，但不显著，对此的解释是资产规模变量、盈利能力变量与高新技术产品产出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

研发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来自省级面板的经验证据— 38 —表 2 R&D 税收激励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基本回归结果(1) (2) (3) (4) (5) (6) (7)L.lgexport 0.600***(6.47)0.768***(11.48)0.787***(10.69)0.785***(9.23)0.803***(18.42)0.824***(17.59)0.850***(13.42)lgtax2 0.325**(2.30)0.345**(2.16)0.327**(2.14)0.323*(1.89)0.343*(1.78)0.415**(2.06)0.229*(1.90)lgexrd -0.217(-1.47)-0.218(-1.58)-0.226(-0.93)-0.130(-0.60)-0.115(-0.87)-0.185(-1.24)lgas -0.126(-1.11)-0.0872(-0.84)0.0774(0.42)-0.0525(-0.52)0.204(1.01)roa 0.0652(0.45)0.295(1.26)-0.0740(-0.26)0.351(1.35)ownership 1.140(1.12)0.370(0.57)0.800(0.60)hp -1.477*(-1.77)-0.944(-0.69)compe 1.153*(1.96)常数项1.974(1.29)1.842(1.57)4.215***(3.44)3.549**(2.33)-1.819(-0.60)3.410*(1.68)-0.892(-0.32)N 180 180 180 180 180 180 180AR(1) 0.0699 0.0768 0.0809 0.0826 0.0541 0.0430 0.0715AR(2) 0.473 0.455 0.475 0.468 0.507 0.487 0.516χ2 85.40 237.1 531.0 412.5 6829.2 5045.3 9759.2Hansen 9.620 12.13 12.95 16.35 24.47 24.60 24.87估计方法SYS-GMMSYS-GMMSYS-GMMSYS-GMMSYS-GMMSYS-GMMSYS-GMM注：*、**、***分别表示估计结果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z值，下同。在控制时间虚拟变量后，下表展示了 R&D税收激励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基本回归结果。在考虑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滞后一期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后，列（1）展示了仅考虑R&D税收激励政策变量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基本回归结果，实证结果显示，R&D税收激励政策变量 lgtax2的估计系数为 0.366，且通过了 1%显著性水平检验，其经济意义是，当 R&D税收激励政策变量每增加 10单位，那么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将会增加 3.66单位。在分别引入技术创新（lgexrd）、资产规模（lgas）、盈利水平（roa）、所有制属性（ownership）、人力资本（hp）和市场竞争（compe）变量后，列（2）-（7）展示了对应的回归结果，实证结果显示：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滞后一期变量（L.lgexport）的估计系数均为正，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意味着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具有显著的增长惯性；R&D税收激励关键变量的估计系数均通过了 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澳门管理科学》·经济管理 2026 年第 1期— 39 —综合上述分析，在控制技术创新（lgexrd）、资产规模（lgas）、盈利水平（roa）、所有制属性（ownership）、人力资本（hp）和市场竞争（compe）变量后，核心变量 R&D税收激励变量依旧显著为正，说明 R&D税收激励政策变量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关系。表 3 加入时间虚拟变量后的 R&D 税收激励政策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基本回归结果(1) (2) (3) (4) (5) (6) (7)L.lgexport 0.610***(6.17)0.779***(13.64)0.875***(20.33)0.838***(22.99)0.797***(25.05)0.754***(7.33)0.758***(9.50)lgtax2 0.366***(2.67)0.370**(1.98)0.312*(1.90)0.311*(1.77)0.263*(1.96)0.415*(1.73)0.422*(1.96)lgexrd -0.100(-0.46)-0.238**(-2.17)-0.195(-1.19)-0.138(-0.95)-0.0871(-0.46)-0.158(-1.11)lgas 0.0283(0.25)0.0740(0.61)0.229*(1.76)0.308(0.94)0.0874(0.40)roa 0.0647(0.35)0.0246(0.08)-0.0808(-0.19)0.278(0.54)ownership 0.137(0.18)0.519(0.60)0.648(0.50)hp -4.315*(-1.92)-2.333(-1.33)compe 2.470***(2.69)year2 0.0320(0.23)0.120(1.13)0.0903(0.50)0.121(0.67)0.273**(2.02)-0.0751(-0.19)-0.353(-0.88)year3 0.122(1.56)0.132(0.96)0.198(1.32)0.242*(1.77)0.207(1.27)0.238*(1.80)0.301(1.63)year4 -0.0157(-0.15)-0.0517(-0.31)-0.102(-0.65)-0.0743(-0.46)0.0194(0.18)-0.0352(-0.17)-0.0171(-0.10)year5 -0.0484(-0.44)-0.0656(-0.38)-0.208(-0.87)-0.188(-1.05)-0.0810(-0.66)-0.0922(-0.46)-0.0136(-0.06)year6 -0.0248(-0.27)-0.0278(-0.21)0.0724(0.56)0.0254(0.16)0.0188(0.13)0.0404(0.32)0.0337(0.32)常数项1.318(0.92)0.0446(0.08)0.397(0.27)-0.511(-0.31)-3.022(-1.61)3.632(0.66)3.196(0.71)N 180 180 180 180 180 180 180AR(1) 0.0893 0.0657 0.0540 0.0551 0.0544 0.0921 0.114AR(2) 0.494 0.562 0.590 0.582 0.621 0.445 0.471χ2 139.0 2403.3 6900.8 6750.6 16596.9 2260.4 6244.1Hansen 6.005 11.76 25.25 22.50 13.12 15.32 13.10估计方法SYS-GMMSYS-GMMSYS-GMMSYS-GMMSYS-GMMSYS-GMMSYS-GMM

研发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来自省级面板的经验证据— 40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基于 2009-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本文探讨了研发税收激励政策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R&D税收激励政策可有效提升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论证了R&D政府支持政策也是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变量；第二，分不同政策工具看，普惠性较高的研发加计扣除政策可有效促进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而高新技术企业15%税率式优惠政策不能有效提升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该结论拓展了现阶段高新技术企业15%税率式优惠政策效应研究边界。有学者发现该政策诱导企业开展低质创新，甚至诱导企业通过操纵财务指标绕过政策门槛，获取巨额减免税，造成政府公共资金配置效率低下，影响到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该结论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 R&D补贴政策效应研究的文献。本文认为，在继续实施研发加计扣除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应当提高普惠性研发税收优惠政策（如研发加计扣除政策）的精准性，尤其是针对不同类型企业采取异质性加计扣除比例的研发税收优惠政策。最新的研发加计扣除政策显示加计扣除比例上升至225%，而原始加计扣除比例为150%。说明该政策支持力度在不断增大。政策决策者不仅着眼于提高该政策的支持力度，更为重要的是促使该政策真实作用于企业的科技活动环节，如产品技术含量的提升。另一方面，对于高新技术企业15%的所得税优惠政策而言，实证结果表明该政策并未对企业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量产生显著的刺激作用，实际上该政策的支持力度较大，因此对于政府而言，巨额的付出对企业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量作用并不明显。因此，为进一步提高公共资金使用效率，本文认为政府决策者应结合数字化、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摸清科技企业的内在创新水平，根据企业基础创新能力及对应产品研发实施针对性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同时还应当就企业不同类型研发活动实施差异化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注释】①出口补贴政策不仅包括直接付给出口商的现金补贴，也可以是间接的补贴，如出口退税、低息贷款、免费或低费为本国出口产品提供服务；广义上讲，还可以包括通过本国货币贬值来促进出口。

《澳门管理科学》·经济管理 2026 年第 1期— 41 —【參考文獻】[1]庄子银，李宏武.贸易、知识产权与出口企业创新:基于美国 337调查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18, (04): 75-87.[2]徐雨婧，沈瑶，胡珺.进口鼓励政策、市场型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基于政策协同视角[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2, 44(02): 76-90.[3]戴晨，刘怡.税收优惠与财政补贴对企业 R&D影响的比较分析[J].经济科学, 2008, (03): 58-71.[4]刘飞越.战略 R&D补贴效应与我国的政策完善[D].湖南大学, 2008.[5]贾瑞哲. WTO框架下研发补贴政策研究[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6]谢申祥，王孝松.战略性研发补贴政策稳健吗?——基于中间品贸易的视角[J]. 经济学(季刊), 2013,12(01): 223-242.[7]刘斌，辛伟涛.研发补贴是否可以转变“低价竞争”的企业出口模式？[J].浙江社会科学, 2021, (07):4-13.[8]丁文珂，葛秋颖. OFDI对安徽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实证分析[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03): 111-116.[9]申莉.广东省 R&D投入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J].合作经济与科技, 2017, (08): 58-59.[10]黄消消. R&D经费支出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J].广东经济, 2021, (05): 84-88.[11]张洁，丁家云.我国技术创新效率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关系研究——基于东中西部地区数据分析[J].铜陵学院学报, 2019, 18(05): 9-14.[12]陈喜强，邓丽.部门协同视角下出口贸易拉动经济增长路径探索——基于珠三角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贸易的考察[J].特区经济, 2017, (08): 113-116.[13]樊秀峰，郭嫚嫚，魏昀妍.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39(01): 18-27.[14]郭思静.出口退税对高新技术行业出口影响[J].环渤海经济瞭望, 2019, (01): 52-54.[15]赵瑞丽，何欢浪，陶敏.出口退税政策与中国企业创新行为[J].国际贸易问题, 2021, (04): 47-61.[16]杨丽花，钟玲玲.企业规模与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J].东岳论丛, 2019, 40(08): 84-90.[17]Olena Ivus, Jose Manu, Sharma Ruchi. R&D tax credit and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private firms inindia[J]. Research Policy, 2021, 50(1): 104128.[18]Christos Dimos, Pugh Geoff, Hisarciklilar Mehtap, et al. The relative effectiveness of R&D tax credits andR&D subsidies: A comparative meta-regression analysis[J]. Technovation, 2022, 115102450.[19]关书，成力为，许丽丽.政府补贴、企业创新模式与出口复杂度[J].科研管理, 2023, 44(01): 48-55.[20]Avinash Dixit. 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y for oligopolistic industries[J]. The Economic Journal, 1984, 941-16.[21]James-A Brander, Spencer Barbara-J. Export subsidies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 share rivalry[J]. Journa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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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管理科学》·经济管理 2026 年第 1期— 43 —粤港澳大湾区服务海洋强国建设的基础、挑战与进路杨茁（深圳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深圳，518060）摘 要：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海洋经济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服务海洋强国建设中承担着重要使命。本文系统梳理了粤港澳大湾区服务海洋强国建设的历史基础与1现实基础，并指出在新发展格局下粤港澳大湾区面临着内部产业同质化竞争、海洋科技关键领域“卡脖子”等多重挑战。为此，本文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服务海洋强国建设的应对进路：一是加强湾区合作，深度融入双循环海洋发展格局；二是聚焦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构建互利共赢的海洋产业发展模式；三是深化科技创新，共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核心引擎；四是建设绿色大湾区，构建陆海协同生态环境保护机制。粤港澳大湾区应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以海洋为纽带深化三地合作，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海洋强国建设和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关键字：粤港澳大湾区；海洋强国；海洋经济；科技创新；海洋命运共同体The Foundation, Challenges andApproaches of the Guangdong-HongKong-MacaoGreater BayArea in Serv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Maritime PowerZhuoYang(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518060)Abstract：As one of China’s most dynamic, open and innovative regions in terms of the marineeconomy,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bears a significant responsibilityin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maritime power.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historical and current foundations of the Greater Bay Area’s role in this endeavour, whilsthighlighting the multiple challenges it faces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includinginternal industrial homogeneity and bottlenecks in key areas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Accordingly,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following strategies for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Greater Bay Area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a maritime power: firstly, to strengthencooperation within the Bay Area and integrate deeply into the dual-circulation maritimedevelopment framework; secondly, to focus on the optimis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作者简介】杨茁，女，博士，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副研究员

粤港澳大湾区服务海洋强国建设的基础、挑战与进路— 44 —structures, and to establish a mutually beneficial model for maritime industrial development;thirdly, to deepe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o jointly build a core engine for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maritime economy; and fourthly, to build a green GreaterBay Area and establish a mechanism for coordinated land-sea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protectio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should fully leverage the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deepen cooperation among the threeregions through the maritime link,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marine economy,and contribute to the building of a maritime power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mmunity with ashared future for the oceans.Keywords：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maritime power; marine economy;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the oceans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海洋强国建设，围绕海洋事业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让海洋经济成为新的增长点”[2]“要高度重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3]“合力维护海洋和平安宁”[4]等重要理念。党的二十大更是将海洋强国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有机组成和重要任务，明确提出推动海洋经济转变方向，指出要构建兼顾内外一致性的发展逻辑。[5][6]粤港澳大湾区则是我国推进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区域和坚实力量。一、粤港澳大湾区服务海洋强国建设的基础（一）粤港澳大湾区服务海洋强国建设的历史基础从历史视角看，广州自古代以来便确立了其作为中国南方经济中心的地位，亦是中国海洋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南宋时期的四大港口广州就位居之首，同时广州还在海上丝绸之路体系中占据了核心地位，随着十三行的出现，珠三角地区成熟的海上贸易体系几乎垄断了全国的对外贸易。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在鸦片战争后经济地位迅速上升，澳门则是在明朝时期正式开放为贸易港口，成为了东西方文化和商品的交汇点。粤、港、澳三地政府在国家政策大力支持下于 2017年 7月签署了《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三地在合作目标与原则达成了共识。[7]2019年 2月国家正式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更是说明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建设步入了新阶段。[8]尤其是香港与澳门，作为大湾区内高度开放的窗口以及充分利用“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在大湾区建设担当了重要角色，香港凭借国际金融、港运等优势产业稳中求进，澳门则更是抓住机遇，通过与香港和广东的紧密联系促进经济合作和发展，打造“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

《澳门管理科学》·经济管理 2026 年第 1期— 45 —作服务平台”和“世界休闲旅游中心”，发展与葡语系国家的海洋产业合作。[9]香港与澳门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同时进一步深化了粤港澳三地合作，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布局的背后是对历史上这些地区在贸易、文化和经济方面的紧密联系的认识，借助得天独厚的地理和经济条件，为我国海洋强国战略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历史基础。（二）粤港澳大湾区服务海洋强国建设的现实基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我国推动的一项国家级重大战略，旨在将广东、香港、澳门及周边地区一体化建设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和经济区域。在历史与现实的背景下，助力国家发展海洋强国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目标之一，其中粤港澳大湾区的现实发展基础包括：地理位置与海洋资源、港口物流基础、依托创新的海洋科技与研发、跨境合作与资源整合以及国家政策与制度支持等。1.地理位置与海洋资源：粤港澳大湾区位于我国南部沿海地区，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南部海域是我国连接东亚、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关键海域，位于重要门户的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我国海洋贸易和物流的重要枢纽。且南部海域是全球最重要的渔业资源之一，粤港澳大湾区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和海洋生态系统，为海洋产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粤港澳大湾区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丰富的海洋资源构成了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战略支点。2.港口物流基础：粤港澳大湾区的港口建设是其能够助力国家发展海洋强国战略的现实基础之一。香港国际货运港口是全球最活跃的港口之一，深圳的盐田港和蛇口也是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口，这些为海洋运输和国际贸易提供了便捷的通道。同时，粤港澳大湾区的主阵地——广东省是中国最富有经济活力的省份之一，拥有庞大的市场和制造业基础，物流与港口的建设推动了区域内的产业互补和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3.依托创新的海洋科技与研发：产业创新是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保障。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产业发展建设迈入快车道，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愈发强劲，三地共同构建起开放型区域协同创新的完整体系，创新载体、创新主体和国际人才不断集聚发展。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首次跻身全球前十，其中创新集群数量方面深圳—香港—广州集群排名首次跃居全球之首。[10]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和广东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联合编制的《全球海洋城市竞争力指数报告（2025）》中指出深圳在全球科技创新版图中位居第四，其海洋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水下机器人等海洋前沿领域创新能力持续跃升，强力支撑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全国海洋科技创新高地。[11]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如今已聚集了一批高等教育机构、科研机构和创新企业，这些机构在海洋科技研究和海洋工程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粤港澳

粤港澳大湾区服务海洋强国建设的基础、挑战与进路— 46 —大湾区的海洋科技创新能力以及海洋产业的技术水平，已为海洋强国战略铺垫了充足的现实基础。4.跨境合作与资源整合：粤港澳大湾区整合了广东、香港和澳门三地，借助资源优势为跨境合作提供了机会，共同开发海洋经济，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提高整体竞争力。例如，香港和澳门作为大湾区的重要一部分，香港是亚洲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这意味着区域内的企业可以轻松获得国际金融服务和资本支持，促进投资和金融创新。而澳门作为国家定位的“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可以利用与葡语国家的天然优势，加强大湾区与其他城市和其他国家的联动合作，不断拓展产业发展空间。强大的跨境合作与资源整合的能力使粤港澳大湾区与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都保持密切联系，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现实基础之一。5.国家政策与制度优势：在国家政策方面，我国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法规，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海洋强国，包括海洋产业发展政策、海洋环保政策以及鼓励海洋创新创业的政策等。同时，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推动“一国两制”的新实践。“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为香港与澳门特区带来了低税制、自由港、单独关税区、融资成本相对较低等综合优势。通过深入探索在大湾区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跨境便捷流通的体制机制创新，以及推动跨境就业、跨境教育、跨境养老、跨境居住等社会融合发展的民生事务合作和公共政策对接，不断丰富“一国两制”的内涵与实践。增强对周边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支持港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促使香港和澳门务实且有序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为国家海洋强国战略目标提供现实基础。粤港澳大湾区的现实基础使大湾区具备了助力中国成为海洋强国的最佳动力，为我国的海洋强国战略目标提供了重要保障。二、新发展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助力海洋强国建设的机遇与挑战（一）粤港澳大湾区助力国家海洋强国建设的机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重要论述指引下，我国制定了多个海洋发展规划，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12]党的二十大更是强调必须高效开发利用海洋，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总体上我国海洋强国顶层设计已基本完善，在多项政策制度的支撑下发展海洋经济的红利正呈现出显著的聚合效应，粤港澳大湾区三地合作的综合效能已在实际运行中持续释放。在各类政策和措施的支持下，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已成为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主线。[13]各地政府将开发与保护相

《澳门管理科学》·经济管理 2026 年第 1期— 47 —结合，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来确保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通过建立海洋保护区、加强海洋生态环保监测和开展海洋生态补偿等方式确保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充分发挥海洋产业基础雄厚、开放程度领先的优势，对内引领统一大市场建设，对外扩大开放交流水平，积极探索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内外联动、协同创新的海洋产业实践新路径。政府不仅在渔业、海洋旅游等基础领域持续发力，更是为粤港澳大湾区科研机构和企业提供科研资金和技术支持，在海洋能源、沿海和海洋高技术产业等新兴领域有所拓展，有利于提高海洋技术水平，推动了海洋工程和海洋资源开发。大湾区通过推动内外贸易、科技创新和跨境合作，促使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提高国际竞争力，实现了国内与国际双循环的有机互动。广东省利用区位优势加强与港澳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在各类机遇与背景下，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已有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等自贸试验区，以服务中国建设海洋强国为目标，积极推动海洋经济的发展。深圳前海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地带，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已成为海洋经济发展的重点区域之一。前海合作区发展初期面临着跨境制度差异的问题，制约了海洋金融与跨境航运服务的发展。但经过实践表明，解决海洋经济发展需要形成规则对接、标准互认的模式，通过积极打造海洋科技创新、金融服务和贸易物流等业态，吸引众多海洋科技企业和创新机构入驻，推动了海洋科技研究和应用的发展，为大湾区其他区域处理与港澳的规则衔接问题提供了可参照的操作范式。广州南沙港区是粤港澳大湾新增的重要港口和物流枢纽。南沙港区是中国最大的集装箱港之一，在发展海洋经济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支持港口物流、海洋贸易和物流服务，为企业提供了高效的海洋运输和供应链服务。但南沙最初也面临着陆上交通与港口之间的衔接效率等问题，后期经验表明，大型港口发展面临的效率与空间问题不能仅靠硬件扩张解决，而需要通过统筹优化与功能分区提升系统效率，对于同样面临此类问题的大湾区其他港口具有参照价值。珠海横琴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积极发展港口物流、海洋旅游、海洋科技创新和生态保护等产业，但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海洋生态保护与开发压力等矛盾。横琴的实践表明，生态保护与海洋开发并非不可调和，珠海的南方海洋科学实验室专注于海洋环境和资源的研究，该实验室开展了许多与海洋科技和环保相关的研究项目，并与澳门建立密切联系，有助于维护大湾区的海洋生态平衡。这些案例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已在各类机遇下，通过跨区域合作、港口建设、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的发展，为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支持，也为其他地区海洋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粤港澳大湾区服务海洋强国建设的基础、挑战与进路— 48 —（二）粤港澳大湾区助力国家海洋强国建设面临的挑战随着全球分工格局加速重构，粤港澳大湾区正面临低端产业被分流至东南亚各国以及与中高端产业被西方国家抢夺的双重挤压。从内部看，粤港澳大湾区内劳动力、土地等传统要素成本持续攀升，原有的低成本比较优势逐步弱化。以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深刻撼动全球产业格局，海洋科技领域的国际角逐日趋白热化，制造生产环节不断收窄，供应链对人力资源的依赖程度持续走低，且大量低端产业被分流至劳动力价格更为低廉的东南亚等地，导致大湾区的海洋产业呈现传统制造业大而不强，海洋渔业与交通业发展缓慢，海洋新兴产业规模较小等问题，给大湾区海洋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从外部看，西方国家通过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与“对华脱钩”政策，着力重振本国制造业，并加快调整国际贸易规则以维护自身利益，导致部分中高端制造业出现回流现象。[14]尤其是中美科技竞争加剧，全球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更凸显了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科技创新方面的不足，例如存在对高端仪器及关键零部件对外依存度较高，核心技术与关键技术自我研发水平有待提升等“卡脖子”问题，海洋高技术领域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明显差距，深海探测装备、海洋生物医药与资源开发领域成为海洋科技的核心短板领域。在深海探测装备领域，大湾区内广州、深圳、香港虽已布局深海科研与产业化平台，但在深海装备的核心功能仍高度依赖进口技术，[15]部分关键部件如高精度传感器等仍受制于国外供应链，国产化率仅有 23%；[16][17]在海洋生物医药与资源开发领域，大湾区拥有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但海洋医药产业面临转化能力不足、高端制造薄弱的痛点，临床转化的资金链和相关专业团队缺口明显，高端生物材料的标准化生产、精密加工工艺仍受外国技术垄断。[18]这些“卡脖子”困境并非单一技术问题，而是多重因素影响的结果。一是由于基础研究投入不足，原始创新能力薄弱，与其他高新技术产业相比，海洋科技产业具有高投入、长周期的特征，当前高校与科研院所海洋领域的基础研究经费占比不足以支撑长期深入研究，使得技术突破缺乏源头活水。二是由于产学研融合不畅，成果转化链条断裂，大湾区虽拥有诸多海洋产业研发优势力量，但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协同机制尚未有效建立，大部分研发成果多停留在实验室阶段，与产业化实际需求脱节，且海洋产业相关企业对基础研究投入意愿不足，更倾向于引进成熟国外技术实现短期利益最大化，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卡脖子”现象。三是由于跨区域协同不足，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等地在海洋科技领域各有研发优势，但缺乏统筹协调机制，各地在海洋实验室建设、人才引进等方面存在同质化竞争现象，难

《澳门管理科学》·经济管理 2026 年第 1期— 49 —以形成研发合力，导致有限的基础研究资金、人才资源被进一步稀释。另外，在国际贸易紧张的局势下，大量海洋中高端制造业回流也影响了我国海洋科技成果转化进程，现有的海洋中高端制造业不足以有效驱动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粤港澳大湾区海洋产业创新的不确定性，致使攻关“卡脖子”问题整体效能不足。另外，粤港澳大湾区内广州、深圳、香港、澳门四个城市在海洋产业发展方面旗鼓相当，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产业布局趋同以及竞争同质化的现象。并且城市分工不明确的同时陆海产业的联动也极为有限，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陆海系统曾呈现独立趋势，海岸带开发接近饱和，[19]并未构建出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海洋产业集群，这些现象的背后，折射出更深层次的发展挑战。首先，规划协同机制的缺失是导致同质化竞争的制度根源。与世界其他湾区对比，粤港澳大湾区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一国两制”背景下的三地合作，这既是优势，更是对区域之间交流管理的极大挑战，“一国两制三法域”的特殊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区域内资源要素的流通，[20]影响了资源在区域内的合理配置，三地合作和产业整合方面仍然存在障碍，如文化、法律和政策差异等。不仅如此，珠三角与港澳在市场经济体制、运行方式、监管体系及营商环境上仍存在明显差异。在资金跨境流动方面，三地使用货币不同，极大增加了区域内产业流通的交易成本。在人才流动方面，不论是人才交流引进还是人才职称评审标准，都存在较大的制度壁垒。上述因素导致区域内缺乏权威性的海洋产业统筹协调机构，各城市海洋发展规划多基于自身功能定位独立编制，缺乏系统性的错位布局与功能互补设计。其次，资源要素配置导向依赖加剧了产业趋同。长期以来，港口岸线、土地、财政资金等关键要素资源以行政区进行配置，地方政府倾向于将资源投向见效快、带动效应强的港口物流、滨海旅游等产业，以短期内实现经济增长目标，这种资源配置模式也成为重复建设与同质竞争现象出现的因素之一；另外，地方发展利益诉求同样构成协同发展的深层阻力。海洋产业对地方税收、就业、GDP等方面贡献显著，因此各城市在招商引资、重大项目布局、政策扶持等方面易形成竞合关系，地方政府缺乏主动让渡部分产业功能、接受错位分工的内生动力。例如，港口物流业是同质化竞争最为典型的领域，广州、深圳、香港三大枢纽港均以集装箱运输为核心业务，航线网络高度重叠，经济腹地相互交叉，与此同时，广州周边的惠州、东莞、江门等城市亦积极布局海洋运输产业，依托各自港口资源发展区域性航运功能，进一步加剧了区域内的同质化竞争格局，造成显著的资源浪费。海洋旅游业同样呈现出结构性趋同特征，广州、深圳、香港、澳门四城均将滨海城市景观、高端休闲旅游、邮轮母港作为重点发展方向，产品定位与目标客群高度重

粤港澳大湾区服务海洋强国建设的基础、挑战与进路— 50 —合，澳门虽以博彩旅游为特色，但其海洋旅游产品与香港、珠海仍存在明显同质化倾向，广州南沙、深圳蛇口、香港启德三大邮轮母港客源重叠度高，相互分流客源，也未能形成功能互补与线路整合，区域协同效应尚未充分发挥，因此亟需重点城市之间错位发展，实现优势互补，并引导其他广东省内城市的优势产业与其陆海结合。另外，粤港澳大湾区内的自贸试验区与国内其他省份自贸试验区在海洋产业布局上也存在发展重心雷同的问题，航运、海洋生物医药等领域同样是其他省份布局的重点，因而导致区域间竞合关系复杂。相较于其他省份的海洋产业布局，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以及全球航运枢纽与东盟市场门户的叠加优势，香港、广州、深圳三大港口聚集的区位条件为发展国际中转、航运服务、海事仲裁等高端业态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基础，且大湾区毗邻东盟，是中国—东盟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相较于上海等以欧美航线为主的自贸区，大湾区在发展面向东盟的海洋产业方面具有天然的区位优势。尽管大湾区具备多重发展先机，但目前大湾区的海洋产业并未系统化识别自身差异优势，主动构建错位竞争策略，而是出现了与其他省份发展重心雷同的情况，这一现象反映出大湾区在海洋产业发展中亟需构建更高层级的统筹协调机制，以制度创新迎接区域产业协同挑战。除了上述挑战，粤港澳大湾区为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海洋产业集群，需要大量培育海洋科技高素质人才，但目前区域内尚未制定一个完善的人才培养及储备系统，对于人才的招募与福利也需要各地政府进一步协调。另外粤港澳大湾区在发展过程中还面临着气候变化引发的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事件和自然灾害等可能对海洋产业和沿海城市造成的威胁。由于大湾区陆海资源紧张，大量工业活动导致海洋环境污染，亟需构建平衡资源的开发与保护机制，以保证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大湾区还面临着海洋领域的安全挑战，如海上交通事故、海洋边界问题等。三、海洋强国建设中粤港澳大湾区的应对进路（一）加强湾区合作，深度融入双循环海洋发展格局依法治海与制度协同是海洋强国建设的两大支柱，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下，粤港澳三地在各个层面实现精准对接，是决定粤港澳大湾区海洋产业能否行稳致远的关键。一是要打通制度接口，推动三地涉海产业的法规、政策、规划的系统衔接，各地通过政策协同，引导陆海产业联动，畅通人才、技术、数据的陆海双向通道。依托高校海洋学科优势设立“陆海产业联动人才培养项目”，推行“海洋专业+陆地企业”双轨制，鼓励各类陆

《澳门管理科学》·经济管理 2026 年第 1期— 51 —地企业积极参与湾区海洋合作，推进陆地技术向海洋产业的应用实践，支持涉海产业深度融入大湾区海洋经济，实现陆海统筹、山海协作、江海联动的一体化格局，助推海洋统一大市场构建。二是搭建共商平台，以共商共治为导向，构建海洋产业协商机制，由粤港澳三地轮流监管，统筹处理海洋合作事宜，提升海洋治理效能。推动出台粤港澳大湾区海洋产业协商机制工作细则，明确监管委员会的法定地位、职责权限、议事程序及争端解决机制。三是绘制协同蓝图，由海洋产业协商委员会牵头，联合三地共同组成大湾区海洋协同发展规划工作组，统筹三地海洋经济发展阶段与诉求。细化各地海洋产业负责领域，深化港口协同联动，保证区域内物流高效运转，区域外物流顺畅对接，从而支撑大湾区海洋货运与国际贸易发展。同时，三地共同制定中长期目标，分步推进合作落地，亟须进一步摸清摸细海洋资源家底，科学编制海域、海岛、海岸带的中长期规划，提升全民海洋意识和海洋素养，建立海洋数据共享平台，共享粤港澳大湾区各地的海洋数据，促进海洋科研、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工作有序展开，为海洋产业的长期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二）聚焦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互利共赢海洋产业发展模式经略海洋、强海兴邦是海洋强国建设的内在要求，推进海洋强国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海洋产业合作需在厚植“蓝色合作根基”的同时，大力推进海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围绕互利共赢理念构建海洋产业共同体。坚持陆海产业联动，打造现代海洋经济体系。三地应加速构建区域内资源与信息联通，弱化行政边界对要素流动的制约，将大湾区陆地成熟的电子信息、高端装备、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产业集群作为技术源，嵌入海洋装备制造、海洋观测探测、海洋生物资源开发等海洋产业，大力推动各地产业在更广范围内实现深度耦合。立足我国陆海兼备的独特自然禀赋与区位优势，强化海洋产业分工的空间格局，着力构建“沿海引领、内陆支撑”的联动发展模式，以沿海临港经济区为核心枢纽，充分发挥港口群在连接国内外市场中的战略节点作用，粤港澳三地立足各自比较优势、明晰功能定位，构建多城协同的空间分工合作体系，形成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产业格局。香港可提高海洋金融产业发展能力，借助传统金融的发展优势与海洋产业创新联动，推动“小而精”海洋产业链与陆域高端制造、现代物流、研发设计、金融服务等产业深度融合。澳门则以“一中心、一平台”优势打造高品质的海洋旅游及中葡海洋经贸合作，通过滨海区域的规划和开发，积极推动滨海渔业的发展，不断完善港口、码头、度假酒店、会展中心等旅游基础设施，吸引游客消费及企业投资。同时，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之间的连接桥梁，致力于打造中葡经贸合作平台，可以推动中国与葡语国家之间的海洋经贸合作。深圳可以凭借全球科技创新优势，积极发展海洋创新产业，搭建陆海一体化的协同创新平

粤港澳大湾区服务海洋强国建设的基础、挑战与进路— 52 —台，整合沿海海洋科研力量与内陆产业应用场景，推动华为、腾讯、大疆等数字经济领军企业设立海洋科技专项，开发面向海洋环境监测的智能传感系统等，促进海洋科技成果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的转化与应用，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形成陆海产业双向驱动的创新生态。广州可以利用省会优势，发展海洋交通运输、海工装备制造、海上经贸航运服务等产业，同时设立陆海产业融合专项资金，对陆地企业向海洋领域拓展研发给予税收优惠，引导电子信息、新材料等企业与海洋企业开展供需对接，强化沿海地区对内陆腹地的辐射带动功能，实现陆海产业链条的有效对接与协同发展。大湾区海洋经济合作与协调发展，应充分发挥粤港澳三地海洋产业优势，实施错位发展，在陆海产业升级的同时深化重点领域协同。以市场机制加速传统海洋产业结构升级，集中力量发展高端船舶与海工装备、海洋新能源、海洋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海洋产业高地，搭建开放合作新平台。推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在海工装备、海洋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应用，部署先进的传感器和监测设备，用于收集海洋环境、设备运行和生产过程中的数据。利用物联网技术，实现实时数据采集和监测。引入自动化生产线和机器人，提高生产效率和精准度，开发自动化海洋勘探和资源勘探功能，降低海洋产业发展风险和成本。积极推动海洋制造业与先进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为海洋经济提质增效，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粤港澳三地应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加速对接涉海优势要素资源，构建生产与服务相互赋能、协同共进的良性循环生态，与其他省份海洋产业实现错位发展。区域内协同发展高附加值先进海洋制造业，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为方向聚焦深海、远海、极地等战略领域，区域外实现与其他省份海洋产业错位发展，由综合型转向特色型，聚焦大湾区特色赛道。例如，依托香港澳门自由港优势，服务“一带一路”沿线航运需求，与天津港发展船舶租赁形成差异。依托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基础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提升装备自主设计与系统集成能力，与上海的大型船舶与海工平台制造形成产业链上下游分工。另一方面，向专业服务领域延伸拓展。区域内推动海洋制造业向前端研发设计、后端运营服务延伸，构建能覆盖全部海洋产业的专业服务体系，例如海洋法律服务、海洋工程管理、海洋环境评估等。区域外可以整体将服务对象重点转为深耕东盟，把与其他省份的零和竞争转化为功能互补。例如，环渤海服务日韩市场、长三角服务欧美市场、大湾区服务东盟市场，形成服务对象错位的分工格局。通过区域内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以及区域外的错位发展，综合提升海洋产业发展效率，形成制造与服务相互促进的发展态势，为我国海洋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三）深化科技发展，创新共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核心引擎科技创新是驱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是破解海洋产业升级难题的关键所

《澳门管理科学》·经济管理 2026 年第 1期— 53 —在。面对技术领域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局面，大湾区必须聚焦核心领域攻关、加速数智化转型、完善创新生态，全力突破技术瓶颈，为海洋强国建设注入强劲动能。一是要聚力核心技术攻关，夯实海洋科技战略基石。聚焦深海探测、海洋资源绿色开发等战略领域，建立跨地区、跨部门的科技合作平台，促进不同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和信息共享，包括建立科技园区、创新中心和研究网络等，瞄准前沿领域，突破“卡脖子”技术。加快海上风电、潮汐能等海洋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构建多元化海洋清洁能源体系，夯实海洋产业的科技基石。二是加速数智化转型，共建协同创新的新引擎。整合各方资源，包括资金、人才和设施，大力支持开展海洋科技项目，集聚粤港澳海洋科技原始创新动能，加大对海洋科技研究和开发的力度，推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持续完善粤港澳大湾区“空天地海”一体化立体观测体系，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海洋产业深度融合，建立标准统一、互联互通、安全可控的海洋数据资源体系，催生智慧港口、智能海洋牧场、数字化航运等新业态新模式，通过技术融合与场景创新，提升产业效率，构建覆盖全域、实时动态、多维协同的海洋网络，实现海洋产业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化升级。三是优化创新生态，打造高效创新体系，借助深圳等地的创新优势，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鼓励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形成大中小企业携手创新的良好生态。推动粤港澳三地创新政策协同对接，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优惠、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准入政策等政策和法规，积极吸引全球海洋创新资源向大湾区汇聚，构建开放包容的创新体系。四是加强粤港澳三地海洋科技人才、资金、技术、数据等创新要素在区域内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一是建立合作平台，创建粤港澳海洋科技合作平台，将其作为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的中心，促进各地海洋科技机构之间的合作，举办定期的海洋科技交流会、研讨会和展览会，为各类企业和人才提供交流和合作的机会。二是开展联合攻关项目，支持跨境科研项目的合作，资助跨地区包括海洋环境监测、资源开发和海洋生态保护等领域的联合研究，鼓励海洋科技创新中心和实验室之间的合作研究，共同攻克关键技术难题。三是举办学术交流和培训活动促进学术界的交流，鼓励科研人员和学生参加国际会议和讲座，提供跨境海洋科技培训课程，培养跨领域的海洋科技人才。四是推广人才双向流动政策，支持科研人员和技术专家之间的双向流动，鼓励粤港澳的科技人才在不同地区的机构中工作和研究，提供相关的职业发展支持，吸引更多的海洋科技人才参与合作项目。五是共享研究设施，开放海洋科研设施和实验室，供不同地区的科研人员使用，优化设施共享机制，确保资源的高效利用。六是建立海洋产业创新基金，设立跨境科研项目的资助机制，资助优秀的海洋科技研究项目，支持初创创新企业和科技公司的

粤港澳大湾区服务海洋强国建设的基础、挑战与进路— 54 —合作，推动海洋科技成果的商业化。七是加强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国际海洋科技合作项目，与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的海洋科技机构合作，向世界其他湾区学习，吸收经验，共同应对全球性的海洋科技挑战。八是加大政策和法规支持力度，制定支持粤港澳海洋科技交流与合作的政策和法规，降低交流和合作的壁垒，确保知识产权和合作成果的合法保护。（四）建设绿色大湾区，构建陆海协同生态环境保护机制在全球海洋治理合作持续深化的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应牢固树立重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的海洋强国理念，构建产业发展协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政策支持协同等全方位协同的陆海协同生态环境保护机制。一是要坚持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并重、开发与修复并举，制定政策和法规，推动海洋废物的合理管理和处理，减少塑料垃圾等海洋污染物的排放，加强海洋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保护珍稀物种和海洋生态系统。推动绿色海运政策，鼓励航运业采用低碳船舶技术，减少燃料消耗和排放。坚持陆海统筹、河海联动原则，三地共议产业准入规则，推动陆地污染治理与海洋生态修复同步实施，加快海洋产业绿色生产步伐。二是建立健全陆海统筹、部门联动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打破三地行政分割与部门壁垒，完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跨部门协调机制，形成监管合力。严厉打击违法排污、非法采砂、破坏海洋生态等违法行为，加强海洋环境风险防控，健全海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体系。三是强化源头管控，严格入海排污口管理，健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开展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行动，依法取缔非法排污口，严格实施排污许可制度，推动企业实施清洁生产改造，从源头确保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在海域环境容量范围内。建立健全陆海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实施陆海一体化环境监管，完善海洋生态补偿机制，探索建立跨区域、跨流域的生态补偿制度，同时积极参与国际海洋保护和低碳发展合作，分享经验和实践经验，共同应对全球性海洋环境和气候挑战。四是增强全民环保意识，筑牢海洋生态保护的群众根基，建设绿色大湾区不仅需要政府主导、制度保障，更需要全社会广泛参与、全民共同行动。因此需要加强海洋生态环保宣传教育，将海洋生态保护知识纳入学校教育，依托世界海洋日等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普及海洋生态保护知识，利用新媒体平台扩大海洋环保宣传影响力，通过持续深入的宣传教育引导公众深刻认识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增强保护海洋的行动自觉。拓宽公众参与环保的渠道，鼓励公众通过志愿服务等方式参与海洋生态保护实践，组建海洋环保志愿者队伍，开展海滩清洁、濒危海洋生物保护宣传等活动。定期发布海洋环境质量状况，建立健全海洋环境监管体系，加大执法力度，打击非法捕捞和其他破坏海洋环境的违法行为，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澳门管理科学》·经济管理 2026 年第 1期— 55 —五是培育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激励绿色消费，鼓励企业履行环保社会责任，引导消费者优先选择环保产品，形成绿色生产与绿色消费的良性互动。建立一个全面的海洋绿色低碳发展政策体系，有利于实现海洋和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促进可持续的海洋经济增长，同时减少对海洋环境的负面影响，为海洋强国创造可持续和更繁荣的发展环境。四、结语粤港澳三地血脉相连，海域相通，为发展海洋产业提供了独特土壤，“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更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海洋经济的制度特色和优势。服务海洋强国建设，勇担时代使命，粤港澳大湾区正在书写崭新篇章。在新发展格局下，面对内外挑战，粤港澳大湾区必须迎难而上，持续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昂扬的斗志锐意进取、攻坚克难，助力新时代海洋强国建设破浪乘风，推动构建全球海洋命运共同体。【参考文献】[1]《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2018年版)[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41.[2]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推动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N],人民日报,2013年 8月 1日.[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2020年版)[M],北京:外文出版社:244-463.[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2020年版)[M],北京:外文出版社:244-463.[5]程娜 ,胡卫东 .习近平关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与实践进路 [J].经济问题,2026,(03):20-29.[6]史凯文.海洋强国战略下我国海洋科普发展现状与前景展望[J].科技传播,2024,16(01):35-37.[7]陈王超.改革开放以来党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及基本经验研究[D].黑龙江大学,2024.[8]程子涵,初宁.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研究及业务思考[J].杭州金融研修学院学报,2022,(08):50-57.[9]杨茁.澳门海洋经济发展 SWOT分析及对策研究[J].海洋经济,2025,15(05):48-56.[10]万静.我国首次跻身二〇二五年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前十[N].法治日报,2025-11-07(008).[11]苑伟斌,詹钰叶.深圳排名全球海洋城市竞争力第 11[N].深圳商报,2025-10-12(A02).[12]董亚宁,顾芸.新时代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瓶颈与路径[J].观察与思考,2022,(10):75-81.[13]张虹鸥,林初昇,何深静,等.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发展之路[J].热带地理,2023,43(08):1453-1478.[14]杨黎静,谢健.面向海洋强国建设的粤港澳大湾区海洋合作：演进与创新[J].经济纵横,2023,(05):50-58.[15]梁健臻,冯景春,张卉,等.深海科学实验装备发展研究[J].中国工程科学,2024,26(02):23-37.[16]陈旭光,寇海磊,牛小东,等.深海水下技术装备发展研究[J].中国工程科学,2024,26(02):1-14.[17]纪建悦,孙浚钊,曹绍朋.我国深海科技的现实挑战与发展策略研究[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01):1-9.[18]解码“蓝色药库”[N].中国自然资源报,2026-03-18(005).[19]王佳煜,张雯雯.陆海统筹视角下粤港澳大湾区陆海耦合协调发展测度与空间规划策略研究[J/OL].海洋通报,2026-04-08:1-14.[20]张晏瑲,刘天羽.粤港澳大湾区视角下的航运规则衔接问题研究[J].南海学刊,2025,11(06):47-59.

澳门数字化交通优化路径— 56 —澳门数字化交通优化路径肖伊宏 吴静思 吴绵 李溢 朱启源 李振祖（珠海科技学院，广东 珠海 519090）摘 要：在高密度建成环境、旅游型城市功能与岛际通勤流叠加背景下，澳门交通系统呈现道路空间稀缺、客流波动显著、桥梁通道敏感、治理主体多元等典型特征。本文在吸收智慧城市、智慧出行与数字治理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实时数据—算法中枢—岛际协同—应用场景”四维分析框架，系统检视澳门行政区域内数字化交通的现实基础、结构性瓶颈与可行优化路径，研究范围为澳门半岛与氹仔（含路氹片区）之间的交通组织优化。研究认为，澳门已具备实时交通信息服务、公交到站信息发布、停车信息联通及智慧城市政策牵引等基础，但仍存在数据接口分散、跨部门共享不足、信号控制自适应能力有限、公交调度的事件响应不足、跨桥通道与节点联动不够、绿色出行激励机制偏弱等问题。据此，文章提出：建设全域交通数据治理体系，推动信号控制与公交调度算法升级，构建面向游客—居民—通勤者的MaaS（Mobility as a Service）服务架构，强化本岛与氹仔之间的桥梁走廊、旅游热点和综合换乘节点的数字联动，并以绿色交通、韧性治理和人才培养形成制度闭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将澳门本土数字治理经验有序外溢至横琴交通协同场景，作为本文的延伸性创新。本文旨在为澳门在“小空间、高流量、强旅游”条件下推进本土化数字交通治理提供具有管理学价值的政策工具与实施次序。关键词：澳门；数字化交通；本岛—氹仔协同；智慧出行；交通治理Optimization Pathways for Digital Transportation in MacaoXIAOYihong, WU Jingsi, WU Mian, LI Yi, ZHU Qiyuan, LI ZhenzuAbstract: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 high-density built environment, a tourism-oriented urbaneconomy, and intensive inter-island commuting flows, Macao's transport system is characterizedby scarce road space, highly volatile demand, bridge-corridor sensitivity, and a multi-actorgovernance structure. Drawing on research in smart cities, smart mobility, and digital governance,this paper develops a four-dimensional analytical framework consisting of data infrastructure,algorithmic coordination, inter-island integration, and service scenarios, and examines the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structural bottlenecks, and optimization pathways of digitaltransportation strictly within Macao's own administrative territory, with a specific focus on the【作者簡介】肖伊宏，女，本科生，珠海科技学院；吴静思，女，本科生，珠海科技学院；吴绵，女，本科生，珠海科技学院；李溢，女，本科生，珠海科技学院；朱启源，男，本科生，珠海科技学院；李振祖，男，硕士研究生，助教，珠海科技学院。

《澳门管理科学》·公共管理 2026 年第 1期— 57 —Macao Peninsula and Taipa (including the Cotai area). The study finds that Macao has alreadyestablished a preliminary foundation through real-time traffic information services, bus arrivalinformation systems, parking information connectivity, and smart-city policy support. However,persistent constraints remain, including fragmented data interfaces, weak interdepartmentalsharing, limited adaptive signal control, insufficient event-responsive bus dispatching, inadequatedigital coordination across bridge corridors and key nodes, and weak incentives for greenmobility. Accordingly, the paper proposes to build an integrated transport data governancearchitecture, upgrade signal control and bus scheduling algorithms, develop a Mobility-as-a-Service framework for residents, visitors, and commuters, strengthen digital coordination amongthe Macao Peninsula, Taipa, bridge corridors, and major interchange nodes, and institutionalizegreen, resilient, and talent-based governance. As an innovative extension, the paper also arguesthat the mature digital governance experience formed within Macao may later be transferred toHengqi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wider Macao-Hengqin transport interface. Thearticle aims to provide a directly applicable and management-oriented policy framework for thelocal optimization of transportation in Macao.Keywords：Macao; digital transportation; Macao Peninsula-Taipa coordination; smart mobility;transport governance一、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澳门的交通治理具有典型的“超高密度—强旅游—小尺度—双核心联动”复合特征：一方面，澳门半岛行政、商业、历史街区与旅游接待功能高度集中，道路断面有限、交叉口密度高，任何新增需求都容易在高峰时段转化为拥堵、排队与换乘摩擦；另一方面，氹仔及路氹片区承载机场、大学、会展、综合度假休闲设施与新型旅游消费场景，形成与澳门半岛之间频密而具有显著时段差异的客流往返。由此可见，澳门交通问题并非单纯的“车多路少”，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区域联通问题，而是本土范围内“有限路网承压、跨桥通道敏感、客流峰值突增、节点转换复杂”共同叠加而形成的治理难题[1-3]。从治理工具演化看，数字化交通并不是将传统交通简单“上线”，而是以数据采集、算法决策、平台协同和场景服务为中心，对交通治理流程进行再组织。澳门已在实时交通发布、公交信息服务、停车信息整合、交通应用程序建设等方面具备一定基础[2,4]，但与真正意义上的智慧出行体系相比，现有数字化仍偏重“信息展示”，在预测、联动、分流、协同、评价等更深层治理环节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尤其对于本岛与氹仔之间的桥梁走廊、旅

澳门数字化交通优化路径— 58 —游热点与综合换乘节点而言，单纯提供静态信息尚不足以支撑高频、短周期、强波动的出行组织，需要进一步形成以实时感知、情景预判和策略联动为核心的数字治理能力。在澳门持续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并持续优化民生服务的政策背景下[5-7]，研究“澳门数字化交通优化路径”具有三重意义：其一，为澳门半岛与氹仔之间的日常交通组织提供更精细、更可执行的治理工具，以提升有限道路资源的配置效率；其二，为旅游型城市处理节假日、大型演出、赛事及会展活动所引发的瞬时客流波动提供韧性化方案；其三，在严格立足本土治理的前提下，为后续将成熟的数字交通经验有序拓展至横琴协同场景提供可复制的制度样本与方法论基础。换言之，本文的研究逻辑首先是做深澳门本地，再讨论经验外溢，而非将研究对象预设为跨境交通本身。二、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一）文献综述现有研究大体可分为三条路径。第一类聚焦智慧城市与智慧交通的技术架构，强调以物联网、传感器、云计算与人工智能提升交通感知与调度能力；第二类强调公共管理与平台治理，关注多部门共享、标准协同与公共服务一体化；第三类聚焦绿色交通与韧性治理，主张将低碳转型、极端天气适应和应急响应纳入交通系统优化的统一框架[9-11]。这些研究共同表明，数字化交通的核心价值并不在于技术叠加本身，而在于通过制度安排把分散的技术能力组织成可持续的公共治理能力。与本文最相关的研究启示主要有两点。其一，Li等在智能算法评价研究中指出，算法工具的有效性并不取决于“是否使用人工智能”本身，而取决于评价指标体系、场景适配程度与决策闭环是否完整[16]。这意味着澳门数字化交通不应停留于技术采购或系统堆叠，而应将算法评价嵌入到出行效率、公平性、碳排约束、游客体验和监管可解释性之中。其二，Huang等从城市化、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的联动角度说明，城市基础设施优化不能只追求即时效率，还需要兼顾气候韧性、能源结构与长期可持续性[9]。因此，澳门数字化交通路径必须把绿色出行和韧性治理纳入核心目标，而非事后补充。对于澳门而言，这一启示尤其重要：由于城市尺度较小、空间调整成本较高，一旦交通数字化偏离公共价值导向，负面效应会在有限空间内被迅速放大。另一方面，围绕澳门本地交通的研究已揭示出其高密度道路网络、公交依赖度较高、重大活动对交通波动影响显著等特点[17-19]。但既有成果更多从交通工程或单项系统功能切入，对“数据治理—跨部门协同—岛际组织—场景服务”这一完整治理链条的管理学分析仍显不足。尤其在澳门半岛与氹仔之间，桥梁通道、接驳节点、旅游片区、学校片区与居住

《澳门管理科学》·公共管理 2026 年第 1期— 59 —片区的出行节律并不一致，若缺乏整合性的治理框架，局部优化极易被系统性瓶颈所抵消。本文正是针对这一缺口展开，并试图在保留工程逻辑的同时强化治理逻辑与制度逻辑。（二）分析框架：数据底座—算法中枢—岛际协同—应用场景结合澳门城市特征与数字治理逻辑，本文构建“四维分析框架”。第一，基础数据，强调多源数据的统一接入、清洗、标注、共享与授权，是实现精确识别与联动治理的前提；第二，算法中枢，强调信号控制、公交调度、需求预测、事件预警等模型的动态优化，是把数据转化为治理能力的关键；第三，岛际协同，强调澳门半岛、三座跨海大桥、氹仔及路氹片区之间的交通组织衔接，以及交通、旅游、治安、气象、公共工程等部门之间的流程对接；第四，应用场景，强调面向居民、游客、通勤者与大型活动时段的差异化服务设计。该框架既突出技术维度，也强调治理对象在空间上的精细分层。该框架的核心不在于简单增加技术投入，而在于形成“感知—判断—执行—反馈—再优化”的闭环：如果数据不可共享，则算法难以精准；如果算法无法嵌入部门流程，则数字平台只能停留在展示层；如果岛际协同缺乏统一调度，则本岛拥堵可能沿桥梁迅速传导至氹仔，反之亦然；如果场景服务没有用户分层，则技术优化无法转换为实际体验提升。由此，澳门数字化交通的关键任务不是孤立优化某一个应用，而是在有限行政空间内重构交通治理的组织逻辑，使“跨桥通行、节点换乘、热点疏导、活动保障”被纳入同一套治理闭环之中。三、澳门数字化交通的现实基础与主要瓶颈（一）现实基础：初步数字化能力已经形成从政策基础看，澳门较早将智慧城市纳入治理议程，并通过与数字技术平台合作推进云计算、大数据等基础能力建设[6]。在政府层面，交通事务局已形成实时交通状态、巴士信息查询、停车信息发布等线上服务入口[2]，为交通信息公开与公众查询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澳门大学智慧城市物联网国家重点实验室持续围绕人工智能、物联网与城市韧性等方向开展研究，为本地交通数字化提供了技术外溢与人才支撑[7,21]。这些条件表明，澳门在制度、平台与科研层面已具备推动本土交通数字化深化的基础性条件。从应用基础看，公交到站信息、线路查询、部分停车信息联通以及面向游客的综合性出行应用，已使澳门由传统经验型出行逐步过渡到“信息辅助型”出行[4]。尤其在旅游出行占比较高的城市中，信息可达性本身就是公共服务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平台虽未完全实现MaaS，但已为“一站式出行信息整合”提供了原型。进一步看，澳门半岛以高密度

澳门数字化交通优化路径— 60 —街区微循环见长，氹仔与路氹片区则更依赖主干道与综合枢纽调度，这种空间差异恰恰说明数字化系统必须具备分区识别与差异响应能力，而非沿用单一的均质化管理逻辑。从数据基础看，已有研究基于澳门公交实时数据开展了路线到达时间预测、事件期客流比较、数据集建构等工作，说明澳门已经具备进一步推进交通数据分析和精细化调度的客观条件[18-20]。换言之，澳门数字化交通并非“从零起步”，而是处于从信息发布阶段迈向智能协同阶段的关键过渡期。更重要的是，这一过渡期并非抽象意义上的技术升级，而是要求将桥梁走廊、旅游热点、学校片区和高频换乘节点纳入同一套可计算、可比较、可评估的数据模型。（二）主要瓶颈：从“有数据”到“能治理”仍有断点第一，数据资源仍呈碎片化。当前澳门交通相关数据分散于交通事务、公交运营、停车管理、旅游活动、道路施工、气象预警等多个系统，数据格式、更新频率、调用权限和责任主体不一致，导致跨系统联动困难。结果是“各自可见、整体不明”：单个系统能解释局部状态，却难以形成对澳门半岛与氹仔整体交通态势的实时判断。特别是在桥梁通道与热点节点上，若数据粒度、更新节奏和事件标签无法统一，管理者往往难以及时识别拥堵是源于本地道路瓶颈、活动流量突增还是跨区传导效应。第二，算法应用更多停留在局部功能层面，尚未充分转化为统筹调度能力。已有实时查询、线路展示、到站提示等功能提高了公众的信息获取效率，但在高峰拥堵预测、节庆活动分流、施工绕行引导、公交与步行换乘协同、跨桥通道组织等方面，面向治理目标的预测性算法和自适应机制仍显不足[17,18]。当澳门半岛旧城区局部拥堵与氹仔大型活动客流同时出现时，如果缺乏一体化预测与联动控制，系统容易出现“局部看似合理、整体却效率下降”的管理悖论。第三，澳门半岛与氹仔之间的岛际协同仍不够顺畅。虽然三座跨海大桥构成基本联通骨架，但在桥头匝道、主干道衔接点、旅游热点周边和大型综合体外部道路等关键节点上，仍存在诱导信息不充分、分流策略不稳定、跨区调度节奏不一致等问题。其结果是，原本属于局部片区的拥堵容易通过桥梁通道快速放大，并在两端区域形成连锁反应，使交通治理呈现明显的“耦合性风险”。第四，大型活动与旅游旺季带来的偶发性冲击尚未有效解决。澳门具有明显的事件驱动型客流波动特征，节假日、会展活动、演唱会及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等大型活动会显著改变交通模式[19]。如果没有以历史数据为基础的预判模型、临时运力投放机制与多主体联

《澳门管理科学》·公共管理 2026 年第 1期— 61 —动脚本，系统往往只能在拥堵发生后被动处置。对于本岛与氹仔这种功能分区较为鲜明的城市结构而言，活动影响往往并不局限于单一点位，而会沿桥梁、干道和接驳节点外溢。第五，绿色导向和用户导向仍待强化。数字化交通若只服务于“通行速度最大化”，可能忽视步行环境、公交优先、低碳激励、老龄友好、学童友好、游客友好等公共价值。澳门作为旅游型城市和高密度城市，更需要在效率与公平、速度与体验、通行与减排之间建立平衡。特别是在历史街区、旅游步行区与综合娱乐片区之间，若缺乏精细化的慢行引导与公交替代方案，数字化反而可能强化对小汽车和临时接驳的依赖。表 1 澳门数字化交通主要问题、成因与优化方向矩阵问题维度 直接表现 核心成因 对应优化方向数据治理 多源数据分散、接口不统一 部门分割与标准缺失建设统一数据中台与分级授权机制算法调度 拥堵预测与事件响应不足 算法嵌入治理流程不深升级自适应信号与需求响应调度岛际协同 桥梁走廊与关键节点联动不足 跨区调度节奏不一致、诱导不足强化本岛—氹仔联调与桥梁数字管控公众服务 信息可见但决策建议弱 平台偏展示、缺少场景编排建设面向多群体的 MaaS服务绿色转型 公共交通与绿色出行激励不足 评价体系单一纳入碳效、韧性与公平指标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文献与政策资料整理[2,9,16]。四、澳门数字化交通的优化路径（一）建设全域交通数据底座，重构数据治理规则数字化交通首先是数据治理问题，而非单纯的设备问题。澳门应以“统一采集标准、统一时空编码、统一接口规范、统一授权规则”为原则，推动交通事务局牵头建立覆盖公交、出租、停车、道路施工、桥梁通行状态、旅游热点、气象预警与重大活动信息的全域交通数据底座。其重点不在于消除所有部门边界，而在于通过数据目录、共享清单、接口协议和责任台账，使不同系统能够在不改变既有行政分工的前提下实现协同调用。对于澳门半岛与氹仔之间的交通优化而言，数据底座的价值尤其体现在“跨区可比”和“跨节点可联动”两个方面，即管理者能够在同一界面内识别桥梁压力、热点集聚程度和接驳失衡位置。

澳门数字化交通优化路径— 62 —具体而言，可分三步推进：第一步，完成基础数据资产盘点，明确“谁生产数据、谁负责质量、谁拥有调用权、谁承担更新责任”；第二步，建立面向管理部门、运营主体和公众的分级授权机制，既保障公共服务开放，也控制敏感数据的安全边界；第三步，建设可持续的数据质量评估制度，将更新及时性、完整性、一致性和可追溯性纳入常态考核。对于桥梁、枢纽和活动场馆周边等高敏感区域，还应进一步提高数据更新时间频率，并建立异常波动的自动报警规则，使数据体系不仅“存得住”，更能“用得起、调得动”。在制度层面，澳门还应将数据共享由“临时协作”转为“规则协作”。建议以行政规章、跨部门备忘录或技术规范形式明确共享范围、接口标准和异常处置流程，减少因人而异、因事而异的协同成本。这一转变将显著降低不同部门和运营单位之间的摩擦成本，提高数字治理的稳定性。进一步而言，可围绕桥梁走廊、旅游旺区、学校片区和大型活动片区建立主题化数据专题库，使后续算法训练、政策评估与事件复盘都建立在统一数据口径之上。（二）升级算法中枢，形成需求响应型信号控制与公交调度体系澳门道路资源高度有限，任何通行效率提升都必须建立在精细调度之上。因此，优化重点应从“静态配时”和“经验派班”转向“需求响应型控制”。在路口层面，可逐步引入基于实时流量、路段占有率、行人过街需求和周边活动热度的自适应信号控制机制；在走廊层面，可对主要拥堵走廊及通往三座跨海大桥的关键通道建立分时段、分事件的协同配时方案；在节点层面，则应强化桥头匝道、旅游热点、轻轨接驳点、学校周边与大型场馆周边的联动控制。对澳门而言，算法升级不是追求抽象的“更智能”，而是让有限的道路资源在不同时间、不同区域和不同场景中实现更精确的弹性配置。在公共交通方面，应推动公交调度从“固定班次主导”向“基础班次+弹性加密”演进。依托历史客流与实时定位数据，可建立工作日、周末、节假日、会展活动期及大型赛事期等多场景预测模型，对高峰线路提前加密班次，对高拥堵路段设置临时疏运预案，并在必要时与出租、步行、轻轨接驳形成组合式供给。对于澳门半岛与氹仔之间的高频往返线路，还可探索“桥梁走廊优先保障—节点动态疏导—末端接驳补位”的三级调度逻辑，以降低旅程中的等待成本与换乘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算法必须接受治理评价。应将平均旅行时间、公交准点率、桥梁通行稳定性、热点节点疏散效率、游客换乘清晰度、碳排约束、老龄友好性与系统可解释性共同纳入模型评估，而不是仅以“车速提升”作为唯一标准[9,16]。这有助于避免算法优化在技术

《澳门管理科学》·公共管理 2026 年第 1期— 63 —上有效、在公共价值上失衡。对于涉及大规模配时调整和优先级分配的模型，尤其应建立“试点—校验—复盘—扩展”的审慎迭代机制。（三）以本岛—氹仔一体化为主轴，完善桥梁走廊与关键节点的数字联动澳门数字化交通的独特性，在于其治理重点并不在空间扩张，而在于如何在有限行政空间内提升澳门半岛与氹仔之间的运行协同。居民通勤、游客往返、机场接驳、会展出行、学校通学和休闲消费，共同构成了本岛与氹仔之间高频而多类型的流动网络。基于此，建议将“三座跨海大桥—桥头匝道—综合枢纽—旅游热点”视为同一条连续治理链，率先推动三类机制建设：一是桥梁客流预判机制，通过整合历史流量、实时车速、活动排期和天气信息形成联合预警；二是临时事件联处机制，对极端天气、道路施工、事故拥堵和大型活动形成同步通报与替代路线诱导；三是跨区策略联动机制，使澳门半岛与氹仔两端在分流、限停、公交加密和诱导发布上保持节奏一致。从管理学角度看，岛际协同的难点不只是技术联通，而是治理节奏与责任边界的协调。为此，可探索建立面向桥梁走廊和关键节点的交通联席机制，形成“日常数据共享+重点时段联调+重大活动联合指挥”的分层治理结构。通过制度化协同，可以把原本被动、临时、碎片化的处置，转化为常态化、可预测、可复盘的协同治理。特别是在旅游旺季和活动集中期，应建立统一的预警分级和触发阈值，确保部门间行动在时间上同步、在标准上相容。在服务侧，应加强面向居民、游客与通勤者的连续性引导。理想状态下，用户从澳门半岛出发前往氹仔，或由氹仔前往澳门半岛，其出行信息都应尽可能保持连贯，包括桥梁通行状态、换乘建议、步行路线、停车余位与公交接续提示。只有当这一岛际出行链条被完整视为“一个旅程”，澳门数字化交通才真正完成从点状服务向链式治理的升级。（四）构建面向居民、游客与活动场景的 MaaS 服务体系澳门出行结构的复杂性，决定了数字交通平台不能只提供“信息目录”，而应朝向MaaS（Mobility as a Service）方向发展，即把多种交通方式、路径方案、时间成本、拥堵风险和换乘建议整合为可执行的出行服务。对于居民，平台应突出通勤稳定性、公交换乘效率和停车成本提示；对于游客，应强化景点间步行—公交—轻轨联动、热门片区拥挤预警、多语言指引和支付友好；对于大型活动场景，则应提供专门的临时路线推荐、分流指令和疏散时间提示。若能进一步叠加用户画像、时间偏好和出行目的识别，平台服务将从“统一输出信息”升级为“分层供给建议”。

澳门数字化交通优化路径— 64 —与一般城市不同，澳门的旅游密度高、街区尺度小、步行行为占比较大，因此MaaS不能简单复制大城市的“轨道主导”模式，而应形成“步行优先、公交主支撑、轻轨节点化、出租与停车精细化管理”的组合逻辑。平台服务要从“告诉用户有什么”进阶到“告诉用户此刻怎样走更优”，这将显著提升用户对公共交通和慢行系统的使用意愿。对于澳门半岛狭窄街区与氹仔综合旅游片区，还应分别设置差异化界面和推荐逻辑，避免因空间结构差异而导致同一平台出现“建议失真”。同时，应把无障碍与包容性设计嵌入MaaS。面向老年人、视障人士、外地游客和语言能力有限者，平台界面、语音播报、路口提示、到站提醒和换乘说明都应强化可达性。数字交通的成熟标志，不是功能越多越好，而是不同人群都能低门槛地获得可执行信息。为增强平台黏性，还可建立用户反馈与偏好学习机制，使投诉、搜索行为和路线放弃行为反过来成为优化服务界面的依据。（五）以绿色交通和韧性治理塑造长期竞争力数字化交通不能只面向“更快通行”，还应服务于“更可持续通行”。在澳门这样的高密度旅游城市中，如果缺乏绿色导向，数字化极易沦为单纯提升机动车通行效率的工具，进而挤压步行、公交和低碳出行空间。结合可持续城市与能源转型研究[9,11,12]，澳门应将绿色交通指标纳入数字化交通绩效框架，包括公共交通分担率、步行友好度、单位客运周转能耗、停车周转效率、游客低碳引导率等。只有将效率目标与碳效目标同时纳入评价，数字交通改革才不会陷入“速度提升而外部成本上升”的单向度逻辑。在实施路径上，一方面可通过数字平台强化“低碳优先推荐”，即在路径规划中优先展示步行、公交、轻轨等组合方案；另一方面可通过停车诱导、差异化收费提示、热点区域拥堵预警等方式抑制不必要的小汽车出行。对于新能源公共交通、慢行微循环和夜间旅游交通组织，数字平台也可发挥资源调度与行为引导的双重作用。更进一步，可在重点景区、学校片区和活动场馆周边探索数字化的“微循环优先”机制，以小尺度、高频率的接驳组织减轻主路网压力。此外，澳门还应把韧性治理纳入交通数字化的制度目标。极端天气、重大活动、施工叠加等情境下，交通系统更需要具备快速预警、替代方案生成和多主体联动能力。数字平台只有在非常态情境下仍能保持可用、可信和可指挥，才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智慧交通体系。为此，应围绕台风、暴雨、突发事故、活动散场等典型场景建立标准化应急脚本，并把脚本执行效果纳入事后复盘机制。

《澳门管理科学》·公共管理 2026 年第 1期— 65 —（六）完善制度、人才与评估机制，形成可持续实施闭环任何数字化交通改革都不是一次性工程，而是持续迭代的治理过程。为避免“重建设、轻运营，重平台、轻制度”的常见问题，澳门应同步完善制度、人才与评估三项保障机制。首先，在制度上建立统一的项目立项、数据共享、隐私保护、算法审查和绩效复盘规则，使数字交通建设具有明确的责任链和问责链；其次，在人才上推动交通治理、数据科学、公共管理、城市规划与城市服务运营的复合型培养，增强政府与运营主体的持续运营能力；再次，在评估上建立以用户体验和公共价值为导向的动态评价体系，而非仅以系统上线率或设备部署量衡量成效。特别是在算法治理层面，应设置审慎而可操作的“评估—试点—扩围”机制：对涉及大规模信号调控、动态收费、路线推荐和事件分流的模型，先在重点片区小范围试点，经过公开评估后再逐步扩展，避免技术快速推进带来的治理风险。与此同时，要建立公众反馈通道，使平台使用者的抱怨、建议和行为数据成为模型迭代的重要输入。只有当算法的调整过程具备可解释性、可申诉性与可复核性，数字治理才具备稳健的社会接受度。从更长周期看，澳门数字化交通的成功并不取决于单一技术领先，而取决于是否建立了制度化学习能力。也就是说，系统能否在每一次节假日、每一次大型活动、每一次极端天气和每一次桥梁高峰后完成复盘，并把经验沉淀为新的规则与模型。这种“以事件促学习、以学习促优化”的治理机制，才是澳门形成长期竞争力的关键。对于城市尺度有限、需求结构复杂的澳门而言，持续学习能力本身就是最重要的治理基础设施之一。（七）以经验外溢推动澳门—横琴协同增效，形成区域创新增量在严格限定研究对象为澳门行政区域内部交通优化的前提下，本文仍有必要指出：澳门本岛与氹仔之间数字化治理一旦形成成熟范式，其经验并不应被封闭地停留于本地，而应作为一种“经验证明有效的方法资产”服务于更大范围的区域协同。具体而言，澳门在桥梁走廊精细调度、旅游热点拥堵预警、活动场景运力重配、MaaS多场景服务整合等方面形成的规则、指标和算法逻辑，可在后续阶段为横琴交通治理提供可对接的经验模板。这里的“拓展”并不是简单复制技术系统，而是围绕接口兼容、数据口径衔接、事件分级机制与服务连续性设计，推动两地在实践层面实现更高质量的互联互通。这一延伸性安排构成本文的重要创新点：不同于直接以跨境交通作为起点的研究路径，本文坚持“先做深本土、再外溢经验”的递进逻辑。其理论意义在于，只有当澳门内部交通秩序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稳定、可评估、可复制的优化之后，澳门与横琴之间的协同才具备坚实的治理基础；其实践意义在于，横琴可以借鉴澳门在高密度、小尺度、旅游驱

澳门数字化交通优化路径— 66 —动条件下所形成的精细治理方法，从而减少重复试错成本，提高区域交通协同的启动效率与实施精度。由此，澳门本土优化与横琴协同并非彼此替代，而是“以内促外、以内带外”的递进关系。五、结论本文在借鉴智慧城市、绿色转型与数字治理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围绕澳门高密度、旅游型与双核心联动的城市特征，构建了“基础数据—算法中枢—岛际协同—应用场景”的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系统提出澳门数字化交通的优化路径。研究表明，澳门已经具备一定的数字交通基础，但当前矛盾已从“有没有数字工具”转向“数字工具能否真正嵌入本土治理流程、桥梁走廊组织与用户场景”。因此，澳门交通数字化的核心并不在于泛化的技术扩张，而在于围绕澳门半岛与氹仔之间的高频流动关系，建立更精细、更可持续且更具公共价值导向的治理机制。因此，澳门数字化交通的优化重点应当从六个方面同步推进：一是以统一标准和分级授权夯实数据底座；二是以自适应信号和需求响应调度强化算法中枢；三是以本岛—氹仔一体化为主轴提升桥梁走廊与关键节点联动；四是以MaaS提升居民、游客与活动场景的服务整合；五是以绿色导向、韧性治理和复合型人才构建长期实施保障；六是在本土系统趋于成熟之后，将澳门本岛与氹仔的数字治理经验作为“可转移的方法资产”，有序拓展至横琴交通协同场景，以提升澳门与横琴之间更大范围的出行效率。需要强调的是，横琴协同在本文中并非研究对象的前置设定，而是建立在澳门本土优化完成后的经验外溢与制度创新，这也正构成本文区别于一般区域交通研究的创新点。就实践价值而言，澳门的经验对于其他高密度旅游城市亦具有参考意义：在空间约束无法快速改变的情况下，交通优化的重点不再是单纯扩大道路供给，而是通过数据治理、算法协同与制度学习提高既有空间的配置效率。进一步看，当澳门半岛与氹仔在本土治理层面形成较为成熟的数字化范式之后，其在桥梁走廊管控、热点节点诱导、活动时段疏运和服务平台整合方面积累的经验，亦可为横琴提供接口兼容、调度逻辑和治理评估上的参考，从而推动澳门与横琴之间形成更高效、更具连续性的交通协同。由此，澳门数字化交通优化的本质，是以本土精细治理为基础，逐步走向区域协同增效。同时，这一路径也说明，交通数字化并非孤立的基础设施升级，而是城市治理精细化、旅游服务品质化与公共政策协同化的综合体现。

《澳门管理科学》·公共管理 2026 年第 1期— 67 —【參考文獻】[1]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新闻局. 2025澳门年鉴:交通[EB/OL].[2]澳门特别行政区交通事务局.交通事务局官方网站及实时交通资讯服务[EB/OL].[3]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旅游局. Local Transportation /本地交通指南[EB/OL].[4]交通事务局 DSAT.澳门出行(Macao Smart Go)应用服务说明[EB/OL].[5]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二个五年发展规划(2021-2025)[R].[6]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新闻局.与阿里巴巴签署智慧城市战略合作框架协议[EB/OL], 2017.[7]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新闻局.澳门大学举办澳门国际智慧城市技术大会相关报道[EB/OL], 2023-2025.[8]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新闻局. 2023财政年度施政报告中有关改善交通管理与智慧城市建设内容[R/OL], 2022.[9] Huang Q R, Li Z Z, Wu J, et al. Urbanization, climate change, and energy transition in China: A time-seriesassessment toward climate-resilient and sustainable cities[J]. Physics and Chemistry of the Earth, PartsA/B/C, 2026, 143: 104356.[10] Giffinger R, Fertner C, Kramar H, et al. Smart cities: Ranking of European medium-sized cities[R]. Vienna:Centre of Regional Science, Vien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07.[11] Papa E, Lauwers D. Smart mobility: Opportunity or threat to innovate places and cities?[C]//Proceedingsof the 2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Urban Planning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InformationSociety. Ghent, 2015.[12] Shaheen S, Cohen A. Shared mobility policies for the city of the future[J]. Transport Policy, 2019, 74: 103-110.[13] World Bank. Digital Development Overview: Data-driven public service delivery[R/OL].[14] OECD. Shaping the transition to smart and sustainable mobility[R]. Paris: OECD Publishing.[15] UN-Habitat. World Cities Report: Cities and Digitalization[R].[16] Li Z, Yu Y, Wang S. Practical evaluation of intelligent algorithms in ESG management of manufacturingenterprises[J]. Scientific Reports, 2024, 14(1): 19394. DOI:10.1038/S41598-024-70376-9.[17] Zhu J. Smart Economic City: Current Status and Optimisation of Macau’s Transport andEnvironment[C]//ICEMED 2023. Paris: Atlantis Press, 2023: 425-431.[18] Lam C T, Ng B, Leong S H. Prediction of bus arrival time using real time online bus locations[C]//2019IEEE 1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Xi'an: IEEE, 2019: 473-478.[19] Kim S K, Wang J. A dataset on public bus transportation during normal and Grand Prix seasons in theMacao area[J]. Scientific Data, 2025, 12: 1306. DOI:10.1038/s41597-025-05660-y.[20] Leong S H, Lam C T, Ng B K. Bus arrival time prediction for short distance bus stops with real-timeonline information[C]//2021 IEEE 2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ianjin:IEEE, 2021: 387-392.[21]澳门大学智慧城市物联网国家重点实验室.智慧城市技术研究与应用资料[EB/OL].[2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R].

基于跨境医疗数据整合的粤港澳大湾区社区医院智慧慢性病管理系统的构建与优化— 68 —基于跨境医疗数据整合的粤港澳大湾区社区医院智慧慢性病管理系统的构建与优化徐劲飞 蓝炜 梁宝滢 任怡霖（1. 珠海复旦创新研究院双碳创新中心，广东珠海，519000；2. 庆应义塾大学，神奈川县横滨市，日本， 223-8526；3. 暨南大学珠海校区，广东珠海，519070）摘 要：粤港澳大湾区医疗卫生一体化进程中，港澳居民跨境就医需求持续增长，但受限于三地制度势差与法域壁垒，基层社区医院在慢性病管理上面临数据孤岛化、标准碎片化及协同治理缺失等深层困境。对此，本研究融合慢性病管理模型（CCM）与跨境数据治理理论，探索基于跨境医疗数据整合的智慧慢性病管理系统的构建与优化路径。以“医疗数据空间”技术架构为底座构建可信数据流通机制，创新性地设计跨境患者主索引与多维字典动态映射规则，实现了多源异构 HIS 数据的同质化清洗与合规流转，完成了从碎片化诊疗记录到标准化跨境健康档案的逻辑重构。针对系统实施中的挑战，进一步提出涵盖治理协同、数据流通、技术架构与服务创新的“四层协同”优化策略。研究表明，该系统的构建与优化有效破解了健康画像割裂与重复医疗难题，显著提升了跨域慢性病管理的连续性与精准性，为大湾区乃至同类跨制度区域的基层医疗数字化转型与一体化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湾区范本”。关键词：跨境医疗数据；智慧慢性病管理；粤港澳大湾区；社区医院；数据治理Construc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a Smart Chronic Disease ManagementSystem for Community Hospital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Greater Bay Area Based on Cross-Border Medical Data IntegrationJinfei Xu1 Wei Lan2 Baoying Liang1 Yilin Ren3(1. Center of Carb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Zhuhai Fudan Innovation Research Institute,519000, Zhuhai,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2. Embodied Media Laboratory, Graduate School of Media Design, Keio University, Hiyoshi Campus,Yokohama, Kanagawa, 223-8526, Japan;【作者简介】徐劲飞，男，双碳创新中心,珠海复旦创新研究院；蓝炜，女，Embodied Media Laboratory,庆应义塾大学；梁宝滢，女，双碳创新中心,珠海复旦创新研究院；任怡霖，女，暨南大学珠海校区

《澳门管理科学》·公共管理 2026 年第 1期— 69 —3*.Zhuhai Research Center for Women and Children’s Sports Culture, College of Sports, Jinan UniversityZhuhai Campus, 519070, Zhuhai,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healthcare integration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Bay Area, the demand for cross-border medical services among Hong Kong and Macao residentshas continued to grow. However, constrained by institutional disparities and jurisdictionalbarriers among the three regions, primary community hospitals face profound challenges inchronic disease management, including data silos, fragmented standards, and the absence of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response, this study integrates the Chronic Care Model (CCM) withcross-border data governance theory to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and optimization pathways of asmart chronic disease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cross-border medical data integration. Usingthe technical architecture of a “medical data space” as the foundation, the study establishes atrusted mechanism for data circulation and innovatively designs a cross-border patient masterindex together with dynamic multidimensional dictionary mapping rules. This enables thehomogeneous cleansing and compliant circulation of multi-source heterogeneous HIS data,thereby achieving a logical reconstruction from fragmented diagnostic and treatment records tostandardized cross-border health records. To address challenges arising during systemimplementation, the study further proposes a “four-layer synergy” optimization strategyencompassing governance coordination, data circulation, technical architecture, and serviceinnovation.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construc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this system effectivelyresolve the problems of fragmented health profiling and duplicate medical services, significantlyenhancing the continuity and precision of cross-regional chronic disease management. The studythus provides a replicable “Greater Bay Area model”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integrateddevelopment of primary healthcar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and other regions characterized bycross-institutional systems.Keywords：cross-border medical data; smart chronic disease management; Guangdong–Hong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community hospitals; data governance近年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深入推进，国家相继出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2019年）[1]、《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2021年）[2]及《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方案》（2021年）[3]等系列政策文件，明确将医疗卫生服务融通与“健康湾区”建设列为大湾区优质生活圈建设的重要支撑。与此同时，随着港澳居民在内地跨境居住、工作与养老日趋普遍，其慢性病管理需求急剧增长。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基于跨境医疗数据整合的粤港澳大湾区社区医院智慧慢性病管理系统的构建与优化— 70 —会数据显示，我国慢性病患者已逾 4亿人，高血压、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慢性病已成为影响居民健康的主要疾病负担。港澳居民群体受年龄结构、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慢性病患病率同样不容忽视。慢性病具有病程长、病情复杂、需持续监测与动态管理的特点，对医疗服务的连续性、协调性和可及性提出极高要求[4]，而传统社区医院慢性病管理模式在跨境服务场景下的局限性日益凸显。横琴、前海、南沙等自贸片区社区医院作为服务港澳居民的重要基层卫生机构，其慢性病管理服务面临三重深层困境：其一，各地医疗机构信息系统底层架构、编码标准及法律约束各异，导致患者跨境健康档案碎片化、诊疗信息无法互认互通，形成严峻的“数据孤岛”困局 [5]；其二，粤港澳三地在医保支付制度、诊断编码体系（内地 ICD-10、香港ICD-9-CM）、药品目录及电子病历格式等方面标准不一，业务衔接严重割裂[6]；其三，三地在数据保护领域分别适用不同法律规范——内地《个人信息保护法》（2021年）[7]、香港《个人资料（隐私）条例》及澳门《个人资料保护法》各有侧重，跨境医疗数据的合规流动面临多重法律不确定性，加之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缺失，“不敢传、不能传、不知如何传”的僵局制约了系统整体效能[8]。上述问题相互叠加，致使现有社区医院 HIS 系统难以满足港澳居民跨境慢性病管理的实际需求，智慧化转型迫在眉睫。为此，本文聚焦横琴、前海、南沙三地自贸区社区医院，以跨境医疗数据整合为切入点，提出基于慢性病管理模型（CCM）、技术接受模型（TAM）与跨境数据治理理论的“四层协同”分析框架，系统梳理三地实践模式的差异与不足，深度剖析系统实施面临的核心挑战，并从治理层、数据层、技术层、服务层四个维度提出可操作的系统优化路径。本研究旨在为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慢性病管理智慧化转型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为推动大湾区医疗卫生一体化、提升跨境居民健康福祉贡献具有可复制性的“湾区范本”。一、跨境智慧慢性病管理面临的核心问题1.跨境医疗数据孤岛化：从“多院区”到“多法域”的复杂性升级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港澳居民跨境就医需求激增，但由于三地分属不同法域、医疗体系差异显著，社区医院 HIS系统间的“信息孤岛”现象比传统多院区隔离更为严重且复杂。与医院内部多院区财务数据孤岛主要源于系统逻辑不同，跨境医疗数据孤岛化的成

《澳门管理科学》·公共管理 2026 年第 1期— 71 —因更为多维：各地医疗机构的信息系统逻辑、底层架构、存储协议、编码标准及法律约束各异，成为构建“健康湾区”的核心症结之一[9,10]。具体而言，内地社区医院采用的 HIS系统多基于国内标准（如 GB/T 15286医疗信息系统基本功能规范），而香港医疗机构遵循 HL7 国际标准，澳门则采用自有的医疗信息标准体系。这种多元化的技术标准导致数据在跨境流动时面临严重的互操作性障碍。跨境医疗数据孤岛化的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的深层困境：其一，健康画像碎片化与连续性中断。港澳居民在内地社区医院的就医记录与其在港澳的既往病史、用药史、过敏史等关键信息无法实现逻辑关联和实时同步。患者在横琴社区医院就诊时，医生无法调取其在澳门医疗机构的历史诊疗记录；患者在前海社区医院的检查结果也难以回传至香港的医疗系统。这导致慢性病管理的连续性严重受阻，患者需要重复进行已在其他地区完成的检查检验，既浪费医疗资源，又延误诊疗时机。特别是对于高血压、糖尿病等需要长期监测的慢性病患者，缺乏完整的跨境健康档案直接影响医生对病情演变趋势的判断，使得个体化的慢性病管理方案难以制定和实施。其二，临床决策失明与医疗安全隐患。基层医护人员因无法实时调取患者的跨境电子病历、检查检验结果、用药记录，难以进行精准的药物相互作用检查、重复用药预警和长期病情趋势评估。例如，患者在澳门已使用某种降压药，但在内地社区医院医生不知情的情况下又开具了相同或相似作用机制的药物，导致药物过量或不良反应。这类医疗安全事件不仅影响诊疗质量，还可能引发医疗纠纷和法律风险。研究表明，缺乏完整病历信息导致的医疗错误率可增加 15%-30%[11]，这对于需要精准用药的慢性病患者群体而言，风险尤为突出。其三，资源协同受阻与重复医疗。社区医院与港澳医疗机构间缺乏统一的数据共享接口和互操作标准，导致重复检查、重复开药现象频发。港澳患者在内地社区医院进行的血液检查、影像检查等无法被港澳医疗机构识别和利用，患者返回港澳后需要重新进行相同检查。这不仅浪费医疗资源，增加患者医疗负担，还延长了诊疗周期，降低了医疗效率。据估算，跨境重复检查导致的医疗资源浪费占总医疗支出的 10%-15%[12]，这一数字在港澳常住人口密集的自贸区社区医院中更为突出。

基于跨境医疗数据整合的粤港澳大湾区社区医院智慧慢性病管理系统的构建与优化— 72 —图 1 核心问题一——跨境医疗数据孤岛化示意图2.医疗标准与支付衔接不统一：制度差异导致的业务逻辑割裂粤港澳三地在医疗术语、诊断编码、药品目录、检查检验项目标准及医保结算规则上存在显著差异，导致慢性病管理的业务逻辑在跨境场景下发生严重割裂。这一问题的复杂性远超传统多院区的“核算方式不统一”，因为它涉及三个不同的法律体系、医疗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协调。首先，诊断编码与医学术语的语义互操作性差是跨境慢性病管理的首要障碍。同一慢性病在三地的临床诊疗路径、编码标准、用药指南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内地采用 ICD-10编码体系，香港采用 ICD-9-CM 编码，澳门则采用自有编码体系。对于“高血压”这一常见慢性病，三地的诊断分类标准不同：内地按血压水平分为 1级、2级、3级高血压，香港则按是否伴有靶器官损害分类，澳门又有其独特的分类方式[13]。这导致 HIS 系统在合并跨境数据时需要进行复杂的人工映射与数据清洗，不仅工作量巨大，而且容易产生语义歧义和数据失真。标准混乱化问题突出，严重影响数据质量和可比性，使得跨境慢性病管理的数据分析和决策支持功能大打折扣。医护人员在进行跨境患者的诊疗决策时，往往因为编码标准的差异而无法准确理解患者的既往诊断信息，增加了临床决策的不确定性。其次，医保支付制度鸿沟与费用结算困境是制约港澳居民在内地社区医院就医的关键因素。港澳居民在内地社区医院的就医费用如何结算是一个长期未解决的难题。澳门居民

《澳门管理科学》·公共管理 2026 年第 1期— 73 —持有的医保卡在内地社区医院无法直接使用，香港居民的医疗券也不被内地医疗机构认可。跨境医疗费用报销的规则、流程、信息系统对接均未建立。具体而言，港澳患者在内地就医后需要自行垫付医疗费用，然后返回港澳后向医保部门申报报销，这一过程耗时长、手续复杂、报销比例不确定。智慧慢性病管理 HIS 系统中的费用结算模块因此难以发挥效用，患者需要在多个系统间切换进行费用处理，严重制约用户使用意愿。这一现象直接影响了系统的实际应用效果，使得即使系统功能完善，也难以获得用户的广泛采纳。再次，药品目录与用药指导的衔接障碍严重影响了跨境患者的用药连续性。“港澳药械通”政策虽然在宏观层面提出了药品互认的方向，但在社区医院端的具体落地仍存在多重障碍。港澳患者在内地社区医院的用药是否能与港澳药品目录对接。内地医保目录中的某些药品在港澳可能不被认可，反之亦然。例如，某些在内地医保目录中的常用降压药在香港可能因为价格或疗效评估原因未被纳入，导致患者在港澳无法继续使用在内地开具的处方。用药依从性管理难以纳入统一的 HIS 流程，导致跨境患者的慢性病用药管理存在盲区。患者可能因为药品不互认而自行停药或更换药物，增加了慢性病控制失败的风险。这对于需要长期规律用药的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而言，可能导致严重的健康后果。最后，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的技术与制度障碍进一步加剧了跨境医疗的碎片化。不同地区的检查检验项目编码、参考值范围、质量标准存在差异。例如，血糖检测的参考值范围在三地可能不同，某项检查在内地社区医院的检测方法与港澳医疗机构采用的方法可能不同，导致结果的可比性和互认度低。这使得港澳患者在内地进行的检查检验结果在返回港澳后需要重新验证或重复检查，既浪费资源又延误诊疗。特别是对于需要定期监测的慢性病患者，这种重复检查不仅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还可能因为检查延迟而影响病情的及时发现和干预。通过建设一体化智慧平台实现业务逻辑、科目体系、结算流程的标准化，消除因基础规则不同导致的系统性混乱，是降低跨境医疗风险、提升管理效能的必要手段。这要求不仅在技术层面进行系统集成，更需要在制度层面推动三地医疗标准的协调与互认，建立统一的编码映射机制、医保结算规则和药品检验标准体系。

基于跨境医疗数据整合的粤港澳大湾区社区医院智慧慢性病管理系统的构建与优化— 74 —图 2 核心问题二——医疗标准与支付衔接不统一示意图3.跨境协同治理规范不足：从“业务规范”到“多层次治理”的深化智慧慢性病管理 HIS系统集成了物联网采集、AI预警、跨域转诊等复杂功能，但由于缺乏统一的跨境数据治理标准、严格的接口规范、明确的合规路径和有效的多部门协同机制，数据传输的完整性、安全性与合规性得不到保证[14]。这一问题的复杂性远超传统医院“业务规范不足”，因为它涉及跨法域、跨部门、跨机构的多层次治理挑战。首先，跨法域数据合规性风险与法律不确定性构成了系统运行的首要障碍。在缺乏“负面清单”指引的情况下，敏感医疗数据（如患者隐私、遗传信息、精神健康记录）的跨境流动极易触发法律合规红线。内地《个人信息保护法》（2021年生效）、香港《个人资料（隐私）条例》（1995年生效）、澳门《个人资料保护法》（2005年生效）的要求存在显著差异[7]。例如，内地法律要求数据出境前需进行安全评估，香港法律强调个人资料的知情同意原则，澳门法律则对数据处理的目的限制更为严格。这些差异导致“不敢传、不能传、不知如何传”的僵局，严重制约系统的跨境数据交换功能。医疗机构面临的法律风险包括：数据泄露导致的隐私侵权诉讼、违反数据保护法规的行政处罚、患者信息被不当使用的民事赔偿等。医疗机构在缺乏明确法律指引的情况下，往往采取保守态度，宁可放弃跨境数据共享也不愿承担法律风险，这直接影响了系统的跨境服务功能。其次，用户信任危机与系统采纳率低下严重制约了系统的实际应用效果。由于缺乏透

《澳门管理科学》·公共管理 2026 年第 1期— 75 —明的隐私保护规则、统一的跨境身份认证体系和明确的数据使用承诺，港澳居民对内地社区医院智慧系统的采纳意愿受限。患者担心个人健康数据被不当使用或泄露，特别是对于涉及隐私的健康信息（如精神疾病、性病等）更是顾虑重重。这种信任缺失直接导致系统利用率低下，患者宁愿选择传统的就医方式也不愿使用智慧系统，影响系统的实际应用效果和投资回报率。信任的缺失不仅源于技术层面的安全隐患，更源于制度层面的不透明和法律保障的不足。再次，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缺失与管理失控导致了系统运行的混乱。跨境协同流转缺乏日清日结机制和统一的数据质量标准。慢性病管理涉及卫健、医保、民政、街道、社区等多部门，在跨境场景下，更涉及内地政府与港澳特区政府部门、内地医院与港澳医疗机构之间的协调。目前缺乏常态化、高效率的跨境协同治理平台，导致问题出现时沟通成本高、解决周期长。业务数据不规范易引发医疗纠纷、医保欺诈等系统性风险，影响财务数据的可信度和医疗安全。同一时间段内对相同患者数据的查询可能产生多个不一致结果，形成“乱账”现象。例如，患者在内地社区医院的就医记录与港澳医疗机构的记录不一致，导致医保部门无法准确判断患者的医疗费用是否重复报销。这种数据不一致现象不仅影响了医疗质量评估，还可能导致医保基金的浪费和欺诈风险的增加。最后，数据质量管理与标准规范缺失严重影响了数据的可用性和分析价值。由于缺乏统一的数据质量标准和质量管理机制，跨境流动的医疗数据存在准确性、完整性、一致性等问题。例如，患者基本信息在不同系统中的记录不一致（如姓名拼音、身份证号等），导致数据匹配困难；诊疗数据的录入标准不统一，同一诊断在不同医院的编码方式不同；检查检验数据的单位和参考值范围不一致等。这些数据质量问题严重影响了数据的可用性和分析价值，使得基于数据的临床决策支持和健康管理效果大打折扣。特别是对于需要进行纵向健康趋势分析的慢性病管理而言，数据质量问题直接影响了风险预测模型的准确性和个性化干预方案的有效性。如何统一跨境医疗主数据标准，建立基于“数据空间”技术的合规流动机制，并辅助建立跨域、跨部门、跨法域的协同治理规范，是当前智慧慢性病管理系统研发的重中之重。这要求在技术、制度、管理等多个层面进行系统性的创新和完善，形成从政策设计、法律保障、技术支撑到管理实施的完整治理体系。

基于跨境医疗数据整合的粤港澳大湾区社区医院智慧慢性病管理系统的构建与优化— 76 —图 3 核心问题三——跨境协同治理规范不足示意图二、智慧慢性病管理 HIS 系统的架构设计与实现方案1.系统实现方法与技术框架面向港澳居民的智慧慢性病管理 HIS 系统需要在传统 HIS 基础上进行深度扩展和优化，以适应跨境、跨制度、跨法域的复杂应用场景。系统主要采用 Java 开发工具，基于SpringBoot的技术框架，在逻辑上采用 B/S模式结构，架构上采用微服务体系部署[5,15]。业务处理通过多线程并发技术提高运行效率，确保系统的高性能和高可用性。核心数据库采用 Oracle数据库，依托MybatisPlus框架进行数据持久化处理。整套系统依托医疗专网进行部署，确保数据传输的安全性和隐私保护[16]。系统的关键创新在于建立了"数据不出域、使用权受控、过程可追溯"的跨境数据流通机制。通过对各地社区医院 HIS数据进行汇聚、清洗和标准化处理，保证了 HIS原始数据和慢性病管理数据的独立性，同时通过建立独立的跨境医疗数据仓库，实现了各地社区医院数据的互联互通和安全共享。系统采用了国际数据空间（IDS）标准的数据空间技术架构，通过数据加密、访问控制、智能脱敏等技术手段，在保护患者隐私的前提下，支持跨境医疗数据的合规流动[8]。2.系统架构与功能模块设计系统规划 7个主要功能模块，包括基础数据管理模块、数据汇聚模块、数据质量核对

《澳门管理科学》·公共管理 2026 年第 1期— 77 —模块、跨境数据交换模块、慢性病管理模块、智能决策支持模块和统计报表模块，形成一个完整的、层次化的系统架构（见图 4所示）。图 4 智慧慢性病管理 HIS 系统的架构设计示意图（1）基础数据配置模块。基础数据管理主要包括各社区医院数据源配置、各 HIS系统患者信息字典配置、诊断编码字典配置、药品编码字典配置、检查检验项目字典配置、跨境身份认证配置和数据跨境流动规则配置。数据源配置明确指定并连接系统需要采集数据的各个社区医院的业务源头，确保系统能够准确识别并从各个独立运营的医院获取原始业务数据，为后续处理提供基础。字典配置方面，系统采用了动态映射技术，将来自不同社区医院、不同 HIS系统的、表述可能各异的患者身份信息、诊断编码、药品编码、检查检验项目等，动态转换并归集到统一的、预先定义好的标准编码体系中。特别地，系统内置了 ICD-10与 ICD-9-CM、澳门编码体系的双向映射引擎，支持多种诊断编码的自动转换和语义对齐。同时，系统建立了“港澳药械通”政策框架下的药品目录映射机制，实现内地医保目录、香港药品目录、澳门药品目录之间的动态关联和互认。（2）数据汇聚模块。数据汇聚是整个数据处理流程的起点，其核心任务是从分散的、异构的、跨法域的数据源头中，稳定、高效、安全地获取所需的医疗业务数据。系统预设

基于跨境医疗数据整合的粤港澳大湾区社区医院智慧慢性病管理系统的构建与优化— 78 —了严格的定时任务调度机制，自动触发数据采集程序，该程序会精准定位并提取前一天（T-1日）产生的关键业务数据，包括患者基本信息、诊疗记录、检查检验结果、用药记录、随访数据等。这种基于时间窗口的增量获取方式，既保证了数据的时效性，又有效减轻了对生产 HIS系统的实时压力。为应对多医院环境下的大规模并发数据采集需求，系统采用了多线程技术，该技术允许多个数据采集任务并行执行，同时从不同社区医院的 HIS系统中提取数据，这显著提升了整体数据汇聚的效率，缩短了数据获取的总时长。为了最大程度保障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系统为每个定时任务内置了强大的自检和容错功能。任务执行完毕后，自动检查其完成状态和获取的数据量是否符合预期，一旦检测到任务执行失败，系统会自动对失败的部分立即进行第 2次操作，以应对临时性故障。如果重试后仍失败，系统会记录详细的错误日志，并触发告警通知运维人员介入处理，为后续处理流程提供了可靠的数据基础。（3）数据质量核对模块。数据质量核对模块是确保跨境医疗数据真实、准确、完整的关键环节，它扮演着“智能审计员”的角色。该模块的核心功能在于对从各地 HIS 系统汇聚并经过清洗的业务数据进行自动化、多维度校验，并实时监控数据质量。一旦发现数据不完整、数值异常、编码不规范、跨境映射失败或数据一致性问题等情况，系统会立即通过消息推送、邮件或系统内告警等方式，通知指定的医疗和数据管理人员。对于患者基本信息、诊断编码等已规整、无需复杂清洗的数据，系统自动执行核验：确保每日采集的关键数据记录条数与各地 HIS系统当日总数一致，同时验证其汇总数据与HIS 系统已验证的日结报表相匹配。对于跨境患者身份识别这类复杂数据，数据质量核对模块执行更为严格的多层次、分步骤校验与处理流程。首先核对患者身份的准确性，采用多维度匹配算法（包括姓名、身份证号、出生日期、性别等），识别同一患者在不同医院系统中的重复记录；其次检查数据的规范性，确保诊断编码、药品编码、检查检验项目编码等符合统一标准；最后进行跨境数据一致性校验，对比同一患者在内地和港澳医疗机构的就医记录，识别潜在的重复就医、重复用药或医保欺诈风险。（4）跨境数据交换模块。跨境数据交换模块是实现港澳居民跨境慢性病管理的核心枢纽，负责在遵守三地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实现医疗数据的安全、高效、可信跨境流动。该模块基于国际数据空间（IDS）标准，采用了“数据可用不可见”的技术方案。

《澳门管理科学》·公共管理 2026 年第 1期— 79 —具体而言，系统建立了一个虚拟的“医疗数据空间”，患者的原始医疗数据始终存储在源端社区医院的本地数据库中，不出域、不转移。当港澳医疗机构或其他授权机构需要访问患者数据时，通过加密连接和标准接口，在“数据空间”内进行授权计算和交换，只有计算结果或脱敏后的数据被传输，原始数据始终受到保护。系统采用了多层次的安全机制：数据传输层采用 TLS加密协议；访问控制层实现了基于角色的细粒度权限管理；数据脱敏层支持多种脱敏算法（包括掩码、加密、聚合等）；合规路径选择层根据数据类型和使用目的，自动选择符合三地法规要求的数据流动路径。（5）慢性病管理模块。慢性病管理模块是系统的业务核心，实现了对慢性病患者的连续、协同、个性化健康管理。该模块包括患者健康档案管理、慢性病诊断与分类、用药管理、检查检验管理、随访管理、远程监测、健康干预等功能。患者健康档案管理功能建立了统一的、跨境的患者电子健康档案，整合了患者在内地和港澳医疗机构的诊疗信息、用药史、过敏史、家族史等关键信息，为医护人员提供了完整的患者健康画像。慢性病诊断与分类功能支持多种诊断编码体系的转换和互认，医护人员可以在统一的界面中查看患者的诊断信息，系统自动进行编码转换和标准化处理。用药管理功能集成了药物相互作用检查、重复用药预警、用药依从性监测等功能，特别是支持“港澳药械通”政策框架下的跨境用药指导，帮助患者在港澳继续使用在内地开具的处方。检查检验管理功能实现了检查检验结果的互认和共享，系统内置了参考值范围的自动转换算法，支持不同地区检查检验结果的可比性评估。随访管理功能支持医护人员对患者进行定期随访，系统可以根据患者的病情和治疗方案，自动生成个性化的随访计划和提醒。远程监测功能支持与可穿戴设备的集成，患者可以通过智能手环、血压计、血糖仪等设备进行居家监测，数据自动上传至系统。健康干预功能基于患者的健康数据和风险评估结果，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健康宣教、生活方式指导和用药提醒。（6）智能决策支持模块。智能决策支持模块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为医护人员和患者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该模块包括慢性病风险预测模型、个性化干预方案推荐、临床指南决策支持、用药智能审核等功能。慢性病风险预测模型基于患者的历史数据和临床特征，采用机器学习算法（如随机森林、梯度提升等）预测患者的疾病进展风险和并发症风险，帮助医护人员进行早期干预。个性化干预方案推荐功能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推荐

基于跨境医疗数据整合的粤港澳大湾区社区医院智慧慢性病管理系统的构建与优化— 80 —最适合的治疗方案、用药方案和生活方式干预，提高了慢性病管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临床指南决策支持功能集成了国内外最新的慢性病管理指南，支持多地指南的对比和融合，为医护人员提供了循证医学的决策支持。用药智能审核功能检查患者的用药方案是否符合指南要求，是否存在药物相互作用、禁忌症等问题，特别是支持跨境用药的安全性评估。（7）统计报表模块。统计报表模块分为统计和报表两部分。统计功能主要为业务数据统计，包括患者基本情况统计、慢性病患者分布统计、用药情况统计、检查检验情况统计、随访完成情况统计、远程监测数据统计等。报表功能主要为医疗和管理报表，主要包括慢性病患者管理月报表、用药统计月报表、检查检验统计月报表、医疗质量评估报表、跨境就医统计报表等。本模块还提供了智能数据分析功能，支持医护人员按多维度（如患者年龄、性别、病种、地区等）进行数据抓取和对比分析。系统采用了可配置化报表模板，确保新增功能模块的即插即用兼容性，最大限度避免了对现有核心数据结构、已有数据和现有接口的破坏性修改，保障了系统的长期可维护性和可演进性。3.网络架构与数据安全设计在充分调研各社区医院日常业务流程、应用场景、HIS 系统访问量等因素后，本系统采用了“错峰采集+集中部署+分布式处理”的混合架构。每日凌晨 1:00-4:00（HIS 业务低谷期）启动定时任务，同时添加任务自校验功能，对失败的任务进行第 2次操作。为避免资源过载，数据库存储和业务数据处理操作分属不同的服务器，避免了 I/O争用和性能瓶颈。系统数据库采用了容灾备份的机制，每日同步完成后增量备份数据，降低了数据丢失风险。特别地，考虑到跨境医疗数据的敏感性，系统在港澳地区建立了数据备份中心，确保患者数据在三地均有备份，提高了系统的容灾能力和数据安全性。整套系统部署在医疗专网，服务器部署在各社区医院的本地数据中心，各分医院通过VPN隧道与中央数据中心进行连接。防火墙采用双向白名单策略，严格控制数据流向和访问权限。系统实现了基于国家密码标准的数据加密，采用 SM4算法对敏感数据进行加密存储，采用 SM2 算法进行数字签名和身份认证。每日凌晨由数据汇聚模块获取各社区医院HIS 系统数据，并存储到加密的数据库中。当日由医疗和数据管理相关人员通过相应功能对数据进行质量核对、标准化处理和跨境交换。系统记录了所有数据操作的审计日志，包括数据访问、修改、导出等操作，支持事后追溯和合规审计。

《澳门管理科学》·公共管理 2026 年第 1期— 81 —系统还建立了完善的身份认证和权限管理机制。采用了基于 OAuth 2.0 的统一身份认证，支持与港澳医疗机构的身份互认。实现了基于角色的细粒度权限管理，不同角色的用户只能访问其权限范围内的数据和功能。特别地，系统支持跨境患者的身份认证，港澳居民可以使用港澳身份证件进行身份验证，系统自动进行身份映射和关联。图 5 智慧慢性病管理 HIS 系统结构设计图三、跨境智慧慢性病管理系统的实施应用效果1.解决跨境医疗数据标准化问题通过系统性、强制性的标准化建设，从根本上消除了以往因法律体系、医疗标准、编码规则差异导致的“数据孤岛”和“数据烟囱”问题。所有社区医院产生的医疗数据，其源头的定义和分类、计量和记录规则完全一致，实现了跨法域、跨制度的数据同质化管理。具体而言，系统通过建立统一的患者身份识别体系，解决了港澳居民在不同医疗机构间的身份映射问题。采用多维度匹配算法（姓名、身份证号、出生日期、性别等），系统能够准确识别同一患者在内地和港澳医疗机构中的重复记录，建立了唯一的患者主索引（Master Patient Index, MPI）。这使得患者在横琴、前海、南沙社区医院的就医记录能够自动关联，形成统一的跨境患者视图。在诊断编码标准化方面，系统内置了 ICD-10、ICD-9-CM和澳门编码体系的双向映射引擎。对于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系统能够自动将不

基于跨境医疗数据整合的粤港澳大湾区社区医院智慧慢性病管理系统的构建与优化— 82 —同编码体系的诊断信息进行转换和对齐，确保医护人员在查看患者诊断信息时获得的是标准化、可比较的数据。这种编码映射不仅提高了数据的可比性，更重要的是为临床决策提供了准确的基础。在药品编码和医保目录对接方面，系统建立了“港澳药械通”政策框架下的药品目录映射机制。内地医保目录、香港药品目录、澳门药品目录之间实现了动态关联和互认。当医护人员为港澳患者开具处方时，系统能够自动检查该药品是否在患者所在地的医保目录中，并提供替代方案建议，确保患者在跨境流动时能够继续获得有效的用药指导。在检查检验项目标准化方面，系统建立了参考值范围的自动转换算法。不同地区的检查检验项目虽然编码和检测方法可能不同，但系统能够识别其临床等价性，并将结果进行标准化处理。例如，血糖检测结果可以自动转换为统一的单位和参考范围，使得港澳患者在内地进行的检查检验结果能够被港澳医疗机构直接识别和利用。这确保了各级医疗机构在汇总患者数据、进行跨境比较分析、实施统一的慢性病管理评估以及支撑临床决策时，所依赖的底层医疗数据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可比性和可靠性，真正实现了“数出一门、口径一致”的目标，为数据驱动的精细化、智慧化慢性病管理奠定了坚实基础。2.实现了跨境慢性病管理效率的飞跃式提升将原本分散在各社区医院或需医护人员手动介入的核心慢性病管理操作节点，集中迁移至智慧慢性病管理 HIS 系统中进行自动化或半自动化处理，系统通过内置的“业务－医疗”映射规则引擎，实时将校验通过的标准化医疗数据自动转换为符合统一口径的患者健康档案和慢性病管理记录，实现慢性病管理流程集约化。在患者健康档案管理方面，系统直接从各地社区医院 HIS系统获取标准化的患者诊疗事件数据，通过自动化规则进行数据融合和整合，避免了传统模式下因系统间接口不稳定、数据格式不统一、手工取数逻辑错误等导致的延误和错误。港澳患者在内地社区医院的就医记录能够实时同步至其跨境健康档案中，医护人员无需进行任何手工操作就能获得患者的完整健康画像。在随访管理方面，系统根据患者的慢性病类型、病情严重程度和治疗方案，自动生成个性化的随访计划。医护人员无需手动计算随访周期和内容，系统会自动提醒医护人员进行相应的随访，并根据患者的回复自动更新随访记录。这种自动化的随访管理大幅提高了随访的及时性和完整性，在用药管理方面，系统集成了药物相互作用检查、重复用药预警等功能。当医护人员为患者开具新的处方时，系统会自动检查该药物是否与患者既往用药存在相互作用，是否存在重复用药的情况，是否符合患者的禁忌症。这种自

《澳门管理科学》·公共管理 2026 年第 1期— 83 —动化的用药审核避免了因医护人员疏忽导致的用药错误，大幅提高了用药安全性。在检查检验管理方面，系统能够自动识别患者已完成的检查检验项目，避免重复检查。当患者在不同地区的医疗机构进行检查检验时，系统会自动检查该项目是否已在其他地区完成，如果已完成且结果仍在有效期内，系统会提醒医护人员无需重复检查。这种自动化的重复检查预防机制能够显著降低患者的医疗负担和医疗费用。在远程监测数据处理方面，系统能够自动接收来自可穿戴设备的患者健康数据（如血压、血糖、心率等），进行实时的数据质量检查和异常预警。当患者的监测数据出现异常时，系统会自动通知医护人员，医护人员可以及时进行干预。这种自动化的远程监测大幅提高了慢性病管理的及时性和有效性。系统不仅优化了慢性病管理内部流程，更通过规则前置、数据自动转换和集中处理，将效率提升贯穿于从患者就医到健康管理的全价值链，实现了速度与质量的双重飞跃。3.降低跨境医疗管理失控风险本系统通过嵌入多重控制机制和强化过程可追溯性，在医疗数据录入或生成环节，深度嵌入了预设的数据校验规则，有效辅助各地社区医院 HIS系统输出符合跨境慢性病管理要求的、规范化的医疗数据，从根本上杜绝了因源头数据错误导致的后续管理混乱。在数据质量控制方面，系统建立了多层次的数据校验机制。首先，在数据采集阶段，系统对每条数据进行实时校验，检查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和规范性。对于不符合规范的数据，系统会立即标记并通知相关人员进行修正，确保进入系统的数据都是高质量的。其次，在数据整合阶段，系统进行跨源数据的一致性校验，检查同一患者在不同医疗机构的数据是否存在矛盾或冲突。对于发现的数据不一致，系统会自动进行对账和调整，确保患者数据的一致性。在跨境数据合规性控制方面，系统建立了基于“负面清单”的数据流动规则。系统内置了三地数据保护法律的要求，对于不同类型的医疗数据，系统会自动判断其是否可以跨境流动，以及应该采用何种流动方式。对于敏感数据（如遗传信息、精神健康记录等），系统会自动进行脱敏处理，确保数据的跨境流动符合法律要求。在医保欺诈风险防控方面，系统建立了智能风险识别模型。系统能够自动识别潜在的医保欺诈行为，如重复就医、重复用药、过度医疗等。当系统识别到风险行为时，会自动标记并通知医保部门进行核查。这种主动的风险防控机制大幅降低了医保欺诈的发生率。同时，系统强制保留所有医疗操作和数据处理环节的原始数据快照，在系统内构建了

基于跨境医疗数据整合的粤港澳大湾区社区医院智慧慢性病管理系统的构建与优化— 84 —一条清晰、完整、不可篡改的审计线索。每一条患者数据的来源、修改历史、使用情况都被完整记录，支持事后的追溯和审计。这种完整的审计线索直接满足了医疗监管部门对于数据真实性、操作可追溯性的核心要求。具体而言，系统记录了以下关键信息：数据的来源医疗机构、数据的采集时间、数据的修改历史（包括修改前后的值、修改人、修改时间）、数据的访问记录（包括访问人、访问时间、访问目的）、数据的使用情况（包括用于何种临床决策、是否被用于跨境传输等）。这些审计日志被存储在独立的审计数据库中，采用加密和备份机制进行保护，确保其完整性和不可篡改性。该系统将风险管控从被动的事后补救，转变为主动的事前预防和事中控制，并通过强大的可追溯性构建了坚实的审计防御体系，为组织的稳健运营和持续合规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4.提升港澳居民跨境慢性病管理的连续性和协调性系统的实施显著改善了港澳居民在跨境慢性病管理中的服务体验和健康结果。通过建立统一的跨境患者健康档案，港澳居民在内地社区医院的就医记录能够实时同步至其港澳医疗机构的记录中，形成完整的跨境健康画像。这使得医护人员能够全面了解患者的病情演变趋势，制定更加科学的慢性病管理方案。在用药连续性方面，系统通过“港澳药械通”政策框架下的药品目录映射机制，确保港澳患者在内地开具的处方能够在港澳继续使用。患者无需因为地域变化而更换药物，大幅提高了用药依从性。在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方面，系统通过参考值范围的自动转换算法，使得港澳患者在内地进行的检查检验结果能够被港澳医疗机构直接识别和利用。患者无需重复进行相同的检查，既节省了医疗费用，又避免了因检查延迟导致的诊疗延误。在跨域转诊协调方面，系统建立了自动化的转诊流程。当患者需要从社区医院转诊至上级医疗机构时，系统能够自动生成转诊单，并将患者的完整健康档案和诊疗记录自动传输至接收医疗机构。接收医疗机构能够快速了解患者的病情，制定相应的诊疗方案，大幅缩短了转诊的处理时间。5.促进跨境医疗数据的安全共享与价值挖掘系统通过“数据可用不可见”的技术方案，在保护患者隐私的前提下，实现了医疗数据的安全跨境流动。患者的原始医疗数据始终存储在源端社区医院的本地数据库中，不出域、不转移。当港澳医疗机构或其他授权机构需要访问患者数据时，系统通过加密连接和标准接口，在“数据空间”内进行授权计算和交换，只有计算结果或脱敏后的数据被传输。这种技术方案既保护了患者的隐私，又实现了数据的有效利用。港澳医疗机构能够获得所需的患者信息，进行相应的临床决策，而患者的原始敏感数据始终受到保护。在数据价值挖掘

《澳门管理科学》·公共管理 2026 年第 1期— 85 —方面，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从跨境医疗数据中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例如，系统能够识别出港澳居民在内地社区医院的常见慢性病类型、用药特点、管理效果等，为医疗政策制定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信息。系统还能够识别出不同地区的慢性病管理差异，为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了数据支撑。图 6 跨境智慧慢性病管理系统的实施应用效果示意图四、结语通过打造“规则互认、数据互通、服务互融”的三位一体跨境协同机制，本研究成功构建了“数据同源、合规可控、决策精准”的粤港澳大湾区自贸区社区医院智慧慢性病管理新模式。该系统以“医疗数据空间”架构与多维映射规则引擎为核心驱动力，彻底终结了传统跨法域就医导致的数据碎片化、业务割裂化、监管失控化三大顽疾。本系统的成功实践，不仅是对基层医疗信息系统的技术重构，更为跨制度区域的医疗一体化转型提供了三大普适性实施路径：一是制度与数据双向标准化先行。 跨越法域鸿沟的前提是语言的统一。系统通过推动粤港澳三地诊断编码（ICD-10与 ICD-9-CM）、检查检验字典、药品目录（依托“港澳药械通”）的强制映射与底层统一，并确立基于“负面清单”的合规指引，奠定了跨域多源异构数据深度融合的信任与规则基石。二是数据空间集约化突破。 打破信息孤岛需兼顾安全与效率。本研究基于国际数据空间（IDS）标准建立跨境医疗数据交换协同中枢，无缝集成各社区医院与港澳医疗系统的数

基于跨境医疗数据整合的粤港澳大湾区社区医院智慧慢性病管理系统的构建与优化— 86 —据接口。通过“数据可用不可见”的创新机制，实现了“异构诊疗数据→标准化跨境健康档案”的自动转换与集约化处理，有效化解了隐私保护与数据共享的矛盾。三是全生命周期智能化赋能。 系统的最终价值在于临床效能的提升。基于 AI规则引擎的自动病情校验、跨域重复用药预警、医保欺诈风险拦截及个性化随访生成，极大释放了基层医护人员在繁琐数据比对与手工录入中的精力，使其专业能力能够全面向高价值的临床干预与精准健康管理领域转移。未来，随着“四层协同”模式（治理、数据、技术、服务）的深化应用与自贸区制度的不断创新，横琴、前海、南沙等多地医疗机构将逐步构建起实时、透明、智能的大湾区“健康神经中枢”。这不仅能全面实现跨境慢性病“精准管理”的基础目标，更将通过高质量的数据驱动医疗资源的最优配置，将前沿的信息技术与数据治理能力真正转化为琴澳、深港、穗港居民的健康福祉，为我国乃至全球跨制度区域的医疗卫生协同发展贡献极具参考价值的“湾区范本”。【參考文獻】[1] 中共中央 国务院.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EB/OL]. (2019-02-18)[2024-10-20]. https://www.gov.cn/zhengce/2019-02/18/content_5366593.htm.[2] 中共中央 国务院.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EB/OL]. (2021-09-05)[2024-10-20]. https://www.gov.cn/zhengce/2021-09/05/content_5635547.htm.[3]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EB/OL]. (2021-09-06)[2024-10-20]. https://www.gov.cn/zhengce/2021-09/06/content_5635932.htm.[4] Wagner E H, Austin B T, Davis C, et al. Improving Chronic Illness Care: Translating Evidence into Action[J]. Health Affairs, 2001, 20(6): 64-78.[5]向海平,林晓东,毛云鹏,等.信息标准化在智慧医疗中的应用与研究[J].标准科学,2026,(02):101-107.[6]李雪杰,盛玉娇.全科医学在社区公共卫生服务中的重要作用[J].中华灾害救援医学,2024,11(11):1322-1326.DOI:10.13919/j.issn.2095-6274.J202404011.[7]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EB/OL]. (2021-08-20)[2024-10-20].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108/e70f9e6b56c34ab8b0a1ea208ee8d8a8.shtml.[8]孙南翔.跨境数据流动规制的模式差异、协调路径与中国方案[J].法治社会,2024,(03):105-115.DOI:10.19350/j.cnki.fzsh.2024.03.008.[9] 欧阳平, 杨艾菱, 李文源,等. 粤港澳大湾区健康管理高质量发展的思考[J]. 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2023,(01):55-57. DOI: 10.3760/cma.j.cn115624-20220427-00310.[10] 谭震,朱艺,肖苹,等.我国健康管理体系的发展现状及未来展望[J].中国社会医学杂志.2022,39(3). DOI:10.3969/j.issn.1673-5625.2022.03.002.[11]曾可,王玉,朱卫国.信息技术相关医疗不良事件[J].协和医学杂志,2020,11(02):196-201.[12]姚强,张晓丹,焦月芳,等.我国过度医疗的主要表征、生成机制及治理策略分析[J].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25,18(07):61-69.[13] 国际卫生组织. ICD-10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9.[14]田地,高明,王祺,等.数据治理的国际经验及对我国完善征信数据跨境管理的启示[J].征信,2021,39(11):1-7.[15]曹磊,刘强,李慧霞,等.基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架构的医疗数据质量管理系统建设与实践[J].中国卫生信息管理杂志,2025,22(05):686-694.[16]莫敏,匡宇扬,朱庆华,等.在线问诊信息用户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J].现代情报,2022,42(06):57-68.

《澳门管理科学》·工商管理 2026 年第 1期— 87 —创新抵抗理论视角下文化遗产 AR 体验的用户抵制意愿研究张怡南 孔悦（1.澳门科技大学 商学院，澳门 999078；2.甘肃政法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甘肃 兰州，730070）摘 要：增强现实（AR）技术在文化遗产领域的应用日益普及，但用户抵制现象成为制约其推广的关键障碍。现有研究虽关注技术接受的前因，却对用户为何抵制文化遗产 AR体验的心理机制探讨不足。本研究基于创新抵抗理论（IRT），引入文化遗产心理意象流畅性（HMIF）作为中介变量、技术自我效能（TSE）作为调节变量，构建了文化遗产 AR体验中用户抵制意愿的形成机制模型。通过对 312名有过文化遗产 AR体验的用户进行问卷调查，采用 PLS-SEM进行数据分析。结果表明：（1）功能障碍（β=0.312, p<0.001）、心理障碍（β=0.298, p<0.001）与传统障碍（β=0.245, p<0.01）均显著正向影响用户抵制意愿；（2）HMIF在功能障碍和心理障碍与抵制意愿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传统障碍与抵制意愿间起完全中介作用；（3）TSE正向调节功能障碍与 HMIF的关系（β=0.156, p<0.01），正向调节心理障碍与 HMIF的关系（β=0.134, p<0.01），但对传统障碍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本研究揭示了“障碍→心理意象受阻→抵制形成”的微观心理机制，拓展了创新抵抗理论在文化遗产 AR情境中的应用边界，为文化遗产机构优化 AR体验设计、降低用户抵制提供了差异化策略指导。关键词：增强现实；文化遗产；创新抵抗理论；心理意象流畅性；技术自我效能User Resistance Intention in Cultural Heritage AR Experiences from anInnovation Resistance Theory PerspectiveZHANG Yinan KONG Yue（1.Faculty of Business,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999078；2.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Gansu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Lanzhou, Gansu,730070）Abstract: Augmented Reality (AR) technology is increasingly used in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yetuser resistance has become a critical barrier to its widespread adoption. While existing research【作者简介】张怡南，女，博士，澳门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甘肃省科学技术协会智库联盟 副主任；孔悦，女，本科，甘肃政法大学，本科生。

创新抵抗理论视角下文化遗产 AR 体验的用户抵制意愿研究— 88 —has focused on the antecedents of technology acceptance, limited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why users resist AR experiences in cultural heritagecontexts. Drawing on Innovation Resistance Theory (IRT), this study develops an integratedmodel to explain user resistance intention in cultural heritage AR experiences, introducingHeritage Mental Imagery Fluency (HMIF) as a mediator and Technology Self-Efficacy (TSE) asa moderator. Survey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312 users with prior cultural heritage ARexperience and analyzed using PLS-SEM.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1) functional barriers (β=0.312,p<0.001), psychological barriers (β=0.298, p<0.001), and tradition barriers (β=0.245, p<0.01) all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affect user resistance intention; (2) HMIF partially mediates therelationships between functional/psychological barriers and resistance intention, and fully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 barrier and resistance intention; (3) TSE positively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functional barrier and HMIF (β=0.156, p<0.01) and betweenpsychological barrier and HMIF (β=0.134, p<0.01), but its moderating effect on tradition barrieris not significant. This study unveils the micro-level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barriers →hindered mental imagery → resistance formation," extending the application of IRT to thecultural heritage AR context. The findings provide differentiated strategic guidance for culturalheritage institutions to optimize AR experience design and reduce user resistance.Keywords: augmented reality; cultural heritage; innovation resistance theory; mental imageryfluency; technology self-efficacy一、引言将虚拟信息叠加于真实环境之中，增强现实技术为文化遗产的展示与传播开辟了全新的可能。近年来，从故宫博物院的“数字多宝阁”到庞贝古城的 AR导览，从敦煌莫高窟的虚拟洞窟到卢浮宫的互动展览，全球各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地开始引入这一技术，试图重塑游客与历史对话的方式[1][2]。AR技术正在文化遗产领域加速落地——欧盟资助的SHIFT项目调查显示，目前已有 31%的文化遗产机构在实际运营中采用了 AR技术，用于提供互动体验[3]。这意味着，近三分之一的文化遗产地已将 AR纳入日常服务。与此同时，公众对这一技术的兴趣同样可观。格拉斯哥大学的一项全球调查发现，77%的受访者愿意使用 VR或 AR技术，去探访那些目前无法亲临的文化遗产资源（Pittock & Bruce，2025）[4]。一边是机构端的持续投入，一边是用户端的旺盛需求，AR在文化遗产领域的普及，已然不只是愿景，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

《澳门管理科学》·工商管理 2026 年第 1期— 89 —AR技术在文化遗产领域的应用具有独特的价值主张，因为 AR能够突破时空限制，使已损毁或难以直接观察的文化遗产元素得以"重现"，如通过 AR技术还原古建筑的原貌、再现历史事件的发生场景（Boboc et al., 2022）[5]。同时，AR提供的沉浸式互动体验能够增强游客的参与感和学习兴趣，提升文化遗产传播的效果。Cranmer等（2023）的研究指出，文化遗产 AR不仅是技术工具，更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文化桥梁，承载着教育、保护和传承的多重使命[6]。与 AR技术在商业营销领域的快速普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化遗产 AR体验面临着显著的消费者接受度挑战。许多文化遗产机构发现，尽管投入大量资源开发 AR应用，但实际使用率远低于预期，游客对 AR技术表现出明显的犹豫、抵触甚至抗拒（Talwar et al., 2024）[7]。这种消费者抵抗现象不仅造成技术投资的浪费，更阻碍了文化遗产数字化转型的进程。因此，深入理解文化遗产 AR体验中消费者抵抗的形成机制，对于推动 AR技术在文化遗产领域的可持续应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消费者抵抗(Innovation Resistance)是指消费者在面对创新产品时所表现出的拒绝、延迟或反对态度（Ram & Sheth, 1989）[8]。与关注接受行为的创新研究不同，消费者抵抗研究追问的是“消费者为何不采用创新”这一反向问题。在文化遗产 AR情境中，这种抵抗有着具体的行为表现：游客不愿尝试 AR设备，使用过程中途放弃，或对 AR体验持负面评价，既有研究指出，功能障碍、心理障碍和传统障碍是影响消费者抵抗的主要因素。然而，这些障碍在文化遗产这一特殊场域中的具体作用机制尚不清晰——它们如何影响游客对历史的心理意象构建过程，个体技术能力差异如何调节这一过程，仍有待进一步探讨。基于此，本研究聚焦于三个核心问题。第一，功能障碍、心理障碍和传统障碍如何影响文化遗产 AR体验中的消费者抵抗意愿？第二，文化遗产心理意象流畅性在这一影响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第三，技术自我效能如何调节障碍与心理意象流畅性之间的关系？回答这些问题，有助于揭示文化遗产 AR体验中消费者抵抗的形成机制，为文化遗产机构优化 AR体验设计提供理论依据。在理论层面，本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拓展创新抵抗理论的应用边界。该理论自提出以来主要被用于解释商业领域的创新产品接受问题（Ram & Sheth,1989），本研究将其拓展至文化遗产 AR情境，检验 IRT在该特殊情境中的适用性[8]。二是整合认知负荷理论解释障碍影响心理意象的微观机制（Sweller, 2020）[9]。通过引入心理意象流畅性作为中介变量，可以阐明障碍如何通过占用认知资源、干扰心理意象构建过程进而影响抵抗意愿。最后，明确技术自我效能调节作用的边界条件（Castillo & Bigne,

创新抵抗理论视角下文化遗产 AR 体验的用户抵制意愿研究— 90 —2021；Jelani & Abubakar, 2025）[10][11]。区分技术自我效能对不同类型障碍的差异化调节效应，有助于深化对个体差异在技术接受过程中作用机制的理解。在实践层面，本研究可以为文化遗产机构优化 AR体验设计提供若干启示。识别影响消费者抵抗的关键障碍因素，有助于机构在改进 AR技术和内容设计时更具针对性。心理意象流畅性中介作用的揭示，提示机构应关注 AR内容对游客心理意象构建的支持功能。技术自我效能调节作用的发现，则建议机构针对不同技术能力的游客提供差异化的体验支持方案，以降低消费者抵抗、提升 AR体验的接受度。二、文献综述与假设推导（一）创新抵抗理论(IRT)及其维度创新抵抗理论（Innovation Resistance Theory, IRT）由 Ram和 Sheth（1989）提出，旨在解释消费者为何拒绝接受创新产品。与关注采纳行为的创新扩散理论不同，IRT聚焦于“消费者为何不采用创新”这一反向问题（Laukkanen, 2016）[12]。该理论认为，消费者抵抗源于创新产品与既有信念、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衍生出各类障碍，进而诱发抵抗意愿。Ram和 Sheth（1989）将障碍归纳为两大类：功能性障碍与心理性障碍。功能性障碍包括使用障碍（感知学习成本）、价值障碍（感知收益不足以抵消成本）和风险障碍（对不确定性的担忧）；心理性障碍则涵盖传统障碍（与既有习惯、文化传统的冲突）和形象障碍（对创新象征意义的负面认知）[8]。自 IRT提出以来，其应用场景经历了显著拓展。早期研究主要聚焦于消费品领域，近年来则延伸至数字服务、人工智能、可持续技术等多个新兴领域。在 AR技术研究中，IRT尤其受到关注。Khoshroo和 Irani（2024）的系统文献综述发现，在消费者 AR技术接受模型中，创新抵抗与绩效期望、努力期望、感知愉悦性等经典变量并列，成为影响采纳意愿的关键因素之一[13]。这一发现表明，IRT已从技术接受的“对立面”转变为与技术接受理论对话的独立解释框架。不同领域对 IRT 的应用也呈现出差异化的理论。如在制造业场景中，Schein 和Rauschnabel（2023）通过对 263名工人的调查，识别了 AR采纳的工人层面多重障碍，并揭示了这些障碍与接受因素之间的交互关系[14]。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发现传统技术抵抗理论对障碍的微观作用机制关注不足，这一批评指向了 IRT研究的深层问题：识别障碍类型仅是起点，理解障碍如何发挥作用才是关键。在零售领域，Maduku和Mxinwa（2026）进一步区分了主动抵抗与被动抵抗，并发现文化价值观对二者的影响路径存在差异化调节，

《澳门管理科学》·工商管理 2026 年第 1期— 91 —这一研究拓展了 IRT的边界条件，也暗示着障碍的作用方式可能因情境而异[15]。在其他领域，也对该理论进行了整合，Marak等（2025）把 UTAUT2与 IRT整合在一起，发现风险障碍对行为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而享乐动机、绩效期望等采纳因素同样发挥作用，表明采纳与抵抗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可以共存于同一决策过程中的多维构念[16]。Liu等（2025）对 AI聊天机器人的研究发现，在教育情境中，心理性障碍（传统障碍、形象障碍）比功能性障碍更具解释力，这一发现挑战了 IRT研究中长期存在的“技术优先”假设[17]。在 AR 相关的新兴技术领域， IRT 的应用同样呈现出值得关注的趋势。Nie 等（2025）基于 IRT探讨了元宇宙产品的用户抵抗，发现功能障碍与心理障碍是主要阻力来源[18]。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研究同时发现感知费用会加剧抵抗，这一现象对 IRT的经典分类提出了潜在挑战——价值障碍（费用感知）是否应被视为独立于功能性障碍的维度，抑或在新兴技术情境中，障碍类型之间存在交叉与叠加，仍有待进一步探讨。Zhang和 He（2022）的研究则发现，创新抵抗调节了 AR广告与消费者兴趣之间的关系，提示IRT不仅适用于解释技术采纳行为，也可延伸至信息传播效果研究[19]。通过梳理之前的研究可以发现，IRT作为一个成熟的理论框架，其解释力在多个技术情境中得到验证，但同时也暴露出若干值得深化的理论缺口。第一，情境适用性的问题。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商业、制造、教育等领域，对文化遗产这一特殊情境关注有限（Schein& Rauschnabel, 2023; Khoshroo & Irani, 2024）[20][12]。文化遗产 AR体验兼具技术性、文化性和情感性，其消费者抵抗机制可能与商业产品或制造工具存在本质差异。第二，中介机制的问题。多数研究止步于识别障碍对抵抗的直接影响，对障碍如何发挥作用的中介路径探讨不足（Nie等，2025; Maduku & Mxinwa, 2026）[17][14]。同时，认知负荷、心理意象等可能的中介变量尚未得到充分关注。第三，个体差异的问题，Baklouti 和 Boukamcha（2024）引入了性别作为调节变量[21]，但技术能力（如技术自我效能）这一与 AR体验密切相关的个体特质，在 IRT研究中仍较少被触及。（二）文化遗产 AR 体验的特殊性增强现实技术在文化遗产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被视为推广文化遗产的重要工具（Chatsiopoulou & Michailidis, 2025）[22]。与商业营销中追求即时转化的 AR应用不同，文化遗产 AR的核心价值在于增强用户与文化遗产地点的互动和体验（Panou等，2018）[23]。Shafiee 等（2026）的系统综述进一步指出，AR在文化遗产旅游中的价值不仅在于技

创新抵抗理论视角下文化遗产 AR 体验的用户抵制意愿研究— 92 —术本身，更在于它如何贯穿游客行前、行中和行后的完整体验链条，承载着教育、传承和情感联结等多重使命[24]。真实性是文化遗产体验的核心问题，也是理解 AR 特殊性的关键切入点。Jung 等（2018）的跨文化研究发现，游客对 AR的接受度受文化背景的显著影响——不同文化背景的游客对 AR 内容的真实性感知存在差异，这直接影响其使用意愿 [25]。Panou 等（2018）在开发移动户外 AR系统时直面这一挑战，他们通过精确的 3D建模和定位技术，将历史建筑的 3D模型叠加到现实场景中，让游客能够在原地“看见”已损毁的建筑原貌[22]，但他们的实践也表明，技术再先进也无法完全复现历史的全部维度，文化遗产 AR需要在技术可行性与历史准确性之间寻求平衡。AR对文化遗产体验的增强作用体现在多个维度。Trunfio等（2022）的研究表明，AR、VR和MR等技术被用于创新文化遗产博物馆的服务模式，能够显著提升游客的整体体验和满意度，他们发现，沉浸式技术不仅增强了游客的信息获取，更重要的是激发了情感反应和参与感，使游客从被动观览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26]。Chatsiopoulou和Michailidis（2025）的叙事综述也证实，AR在文化遗产领域的应用主要出于三种动机：增强学习体验、促进旅游推广、以及游戏化元素的运用[21]。从技术实现层面看，文化遗产 AR面临独特的挑战。Panou等（2018）提出的移动户外 AR架构，直面了户外 AR在注册精度、追踪稳定性和光照条件等方面的技术难题，为文化遗产 AR的技术实现提供了重要参考[22]。Chatsiopoulou和 Michailidis（2025）则发现，尽管许多 AR应用以用户体验为核心进行开发，但评价过程的完成度参差不齐——从可用性测试到前后测，评价方法多种多样，但很少有研究完整地执行所有评价环节[21]，这一发现揭示了文化遗产 AR领域的一个深层问题：技术开发往往走在评价方法之前，对于AR究竟如何影响游客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尚缺乏系统的测量框架。通过梳理可以发现，文化遗产 AR体验的特殊性体现在四个相互关联的层面：真实性关切、体验增强的多维度、文化差异的调节作用、以及技术实现与评价方法的特殊挑战。这些特殊性为本研究探讨消费者抵抗机制提供了情境基础——正是由于文化遗产 AR承载着超越一般技术工具的多重价值，其遭遇的消费者抵抗也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心理机制。（三）文化遗产心理意象流畅性(HMIF)心理意象流畅性（Mental Imagery Fluency）指个体在心智中构建、操作和评估心理图像的容易程度。在消费者行为研究中，心理意象流畅性被视为影响产品评价和购买意愿的

《澳门管理科学》·工商管理 2026 年第 1期— 93 —重要因素。Hilken等（2022）进一步拓展了这一研究，发现 AR在刺激购买意愿方面比VR更为有效，原因在于 AR能够更好地支持消费者形成流畅的、以产品为中心的心理意象，实验表明，AR生成的生动产品全息图能够帮助消费者弥合“想象鸿沟”，AR体验的心理意象流畅性正向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和满意度[27]。在文化遗产情境中，心理意象流畅性具有特殊意义。文化遗产体验本质上是一种跨越时空的想象之旅，游客需要在心智中重构历史场景、理解文化内涵。当 AR技术干扰而非支持这一过程时，就会产生心理意象受阻，进而引发抵抗。Gao等（2022）的研究表明，在虚拟旅游情境中，心理意象加工通过影响认知（学习）和情感，进而影响游客对未来实地参观的行为意愿，揭示了心理意象流畅性是连接技术特征与体验质量的关键中介变量[28]。解释水平理论（Construal Level Theory, CLT）为理解 HMIF提供了理论基础。该理论指出，时间距离会影响个体对事件的心理表征方式——时间距离越远，解释水平越高，个体越依赖抽象、去情境化的表征；时间距离越近，解释水平越低，个体越依赖具体、情境化的表征。Luan等（2023）基于 CLT的研究表明，消费者与品牌之间的社会距离会影响其信息处理方式，当社会距离较近时，消费者更关注具体的产品属性（低解释水平），而当社会距离较远时，价格等抽象特征（高解释水平）对产品评价的影响更大[29]。在文化遗产 AR情境中，游客面对的是跨越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历史遗产，天然具有远时间距离特征。AR技术通过提供具体的视觉呈现，可以降低解释水平，增强心理意象的流畅性，帮助游客在心理上拉近与历史的距离（四）技术自我效能(TSE)的调节作用技术自我效能（Technology Self-Efficacy, TSE）源于 Bandura（1977）的自我效能理论，指个体对自己使用技术完成特定任务的能力信念[30]。在技术接受研究中，TSE被证实为重要的个体差异变量——高 TSE个体面对新技术时更自信，倾向于将技术挑战视为可克服的障碍；低 TSE个体则更容易产生技术焦虑和抵触情绪（Compeau & Higgins, 1995）[31]。在技术接受模型中，TSE 常被视为影响技术采纳的关键因素。Jelani 和 Abubakar（2025）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探讨了技术自我效能对制度支持感知与 AI学习接受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11]。通过对 204名高校学生的调查，他们发现技术自我效能显著负向调节制度支持感知与 AI学习接受之间的关系（β = -0.146, p = 0.012）。这一发现意味着，对于低

创新抵抗理论视角下文化遗产 AR 体验的用户抵制意愿研究— 94 —技术自我效能的学生，制度支持对 AI学习接受的影响更强；而高技术自我效能的学生本身已具备积极感知，制度支持的增量效应相对较弱。这一调节机制可以从社会认知理论的角度理解：自我效能作为个人因素，与环境因素（制度支持）交互作用，共同影响行为结果（Bandura, 2001）[32]。当个体对自身技术能力缺乏信心时，外部支持的作用更为突出；而当个体已有较高自我效能时，外部支持的作用则相对减弱。在文化遗产 AR情境中，TSE的调节作用可能因障碍类型而异。功能障碍涉及技术操作层面的困难，高 TSE个体有能力应对，因此 TSE对功能障碍→抵抗意愿的路径应有显著调节作用。心理障碍涉及认知负担和不确定性，高 TSE个体的技术自信可能缓解焦虑，因此 TSE同样可能调节心理障碍→抵抗意愿的路径。然而，传统障碍涉及价值观和行为惯性等深层因素，即使高 TSE个体也可能因对文化遗产真实性的关切而产生抵抗。（五）研究空白综合上述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尽管创新抵抗理论在技术接受领域已得到广泛应用，IRT与文化遗产 AR的交叉研究也日益丰富，但仍存在三个亟待深化的理论缺口。第一，IRT在文化遗产 AR情境中的应用不足。现有 IRT研究多聚焦于商业产品、制造业或教育领域，对文化遗产这一特殊情境的关注相对有限（Schein & Rauschnabel, 2023;Khoshroo & Irani, 2024）[14][13]。文化遗产 AR体验具有区别于一般技术产品的独特属性——它不仅涉及技术功能的实现，更关乎历史认知、文化认同与情感连接等深层次心理过程（Chatsiopoulou & Michailidis, 2025; Shafiee等，2026）[22][24]。游客对 AR内容的真实性感知受文化背景显著影响（Jung等，2018）[25]，而技术开发往往走在评价方法之前，这些特殊性意味着，文化遗产 AR情境中的消费者抵抗机制可能与商业产品或制造工具存在本质差异，IRT在该情境中的适用性及其边界条件有待进一步检验。第二，心理意象作为中介机制的研究缺口。多数 IRT研究止步于识别障碍对抵抗意愿的直接影响，对障碍如何发挥作用的中介路径探讨不足（Nie 等，2025; Maduku &Mxinwa, 2026）[18][15]。虽然 Hilken等（2022）的研究证实了 AR通过增强心理意象流畅性提升消费者体验[27]，Gao等（2022）也发现心理意象是虚拟旅游中连接技术特征与体验质量的关键中介变量[28]，但鲜有研究将心理意象流畅性纳入 IRT框架，探讨其在障碍与抵抗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在文化遗产情境中，心理意象流畅性具有特殊意义——游客需要在心智中重构历史场景、理解文化内涵，当 AR技术干扰而非支持这一过程时，就会产生心

《澳门管理科学》·工商管理 2026 年第 1期— 95 —理意象受阻，进而引发抵抗。这一“障碍→心理意象受阻→抵抗形成”的微观心理机制尚待揭示。第三，技术自我效能作为调节变量的边界条件不清。尽管 TSE在技术接受研究中被证实为重要的个体差异变量（Compeau & Higgins, 1995; Bandura, 2001）[31][32]，且 Jelani和Abubakar（2025）近期发现 TSE显著调节制度支持与 AI学习接受之间的关系[11]，但 TSE在 IRT框架中对不同类型障碍的调节作用是否存在差异，现有研究尚未给出明确答案。功能障碍涉及技术操作层面的困难，高 TSE个体有能力应对；心理障碍涉及认知负担和不确定性，高 TSE个体的技术自信可能缓解焦虑；而传统障碍涉及价值观和行为惯性等深层因素，即使高 TSE个体也可能因对文化遗产真实性的关切而产生抵抗。TSE对这三类障碍的调节效应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其边界条件如何，仍有待实证检验。（六）理论框架针对上述研究缺口，本研究整合创新抵抗理论（IRT）、认知负荷理论（CLT）和社会认知理论（SCT），构建了一个解释文化遗产 AR体验中消费者抵抗形成机制的理论框架。该框架以 IRT的三类障碍（功能障碍、心理障碍、传统障碍）为自变量，以消费者抵抗意愿为因变量，引入文化遗产心理意象流畅性（HMIF）作为中介变量，技术自我效能（TSE）作为调节变量，旨在揭示“障碍→心理意象受阻→抵抗形成”的微观心理机制及其边界条件。IRT为本研究提供了障碍分类的基本框架。根据 Ram和 Sheth（1989），功能障碍源于技术操作层面的困难，心理障碍源于认知负担和不确定性焦虑，传统障碍源于与既有习惯和文化价值观的冲突[8]。这三类障碍共同构成消费者抵抗的前因。CLT为本研究理解障碍如何影响心理意象提供了理论基础——认知资源是有限的，当个体需要投入大量资源应对技术障碍时，用于心理意象加工的认知资源就会减少（Sweller, 2020）[9]。SCT则为本研究理解个体差异的调节作用提供了视角—自我效能作为个人因素，与环境因素交互作用，共同影响行为结果（Bandura, 2001）[30]。（七）假设推导1.障碍对抵抗意愿的直接影响功能障碍指消费者感知到的使用 AR技术所需付出的额外努力和学习成本。在文化遗产 AR情境中，功能障碍可能源于 AR设备操作复杂、应用界面不友好、技术故障频发等问题（Schein & Rauschnabel, 2023）[14]。当游客感知到使用 AR需要付出过多努力时，他

创新抵抗理论视角下文化遗产 AR 体验的用户抵制意愿研究— 96 —们更可能选择放弃或抵制该技术。Nie等（2025）的研究表明，功能障碍是元宇宙产品抵抗的主要驱动因素[18]。Talwar等（2024）发现，在数字创新采纳中，使用障碍显著正向影响消费者的抵抗意愿[7]。因此，本研究提出：H1a：功能障碍正向影响文化遗产 AR体验的消费者抵抗意愿。心理障碍指消费者对 AR技术的负面情感反应和形象认知。在文化遗产 AR情境中，心理障碍可能源于对 AR破坏文化遗产真实性的担忧、对技术干扰沉浸式体验的顾虑、或对 AR内容准确性的怀疑（Jung等，2018）[25]。当游客对 AR技术持有负面情感时，这种负面态度会直接影响其使用意愿。Khoshroo和 Irani（2024）的系统综述发现，创新抵抗是影响消费者 AR技术接受的关键因素之一[13]。Marak等（2025）的研究表明，心理性障碍显著正向影响用户对新技术的行为意愿[16]。因此，本研究提出：H1b：心理障碍正向影响文化遗产 AR体验的消费者抵抗意愿。传统障碍指 AR技术与消费者既有参观习惯、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在文化遗产情境中，许多游客偏好传统的导览方式，认为 AR技术的介入会稀释文化遗产的严肃性和庄重感（Panou等，2018）[23]。Maduku和Mxinwa（2026）发现，传统障碍在文化敏感性较高的产品类别中对抵抗意愿的影响尤为显著[15]。Liu等（2025）对 AI聊天机器人的研究发现，在教育情境中，传统障碍比功能障碍更具解释力[17]。因此，本研究提出：H1c：传统障碍正向影响文化遗产 AR体验的消费者抵抗意愿。2.HMIF的中介作用文化遗产心理意象流畅性（HMIF）指游客在体验文化遗产 AR时，在心智中构建、操作和评估文化遗产相关心理图像的容易程度。HMIF在障碍与抵抗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的逻辑可以从认知负荷理论的角度理解。功能障碍通过 HMIF影响抵抗意愿。当 AR技术存在操作复杂、界面不友好等功能障碍时，游客需要投入更多认知资源来应对技术问题，从而减少了用于构建文化遗产心理意象的认知资源（Sweller, 2020）[9]。Hilken等（2022）发现，AR体验中的技术问题会打断用户的心理意象构建过程[27]。因此，本研究提出：H2a：功能障碍负向影响文化遗产心理意象流畅性。心理障碍通过 HMIF影响抵抗意愿。当游客对 AR技术持有负面情感或形象认知时，这种负面态度会影响其信息处理方式，使其更难在心智中构建积极的文化遗产意象（Gao等，2022）[28]。Jung等（2018）的研究表明，对技术真实性的担忧会干扰游客对文化遗产

《澳门管理科学》·工商管理 2026 年第 1期— 97 —的想象过程[25]，心理障碍占用的认知资源越多，可用于心理意象加工的资源就越少。因此，本研究提出：H2b：心理障碍负向影响文化遗产心理意象流畅性。传统障碍通过 HMIF影响抵抗意愿。当 AR技术与游客的既有习惯和文化价值观冲突时，游客可能产生认知失调，难以在心智中协调传统参观方式与 AR 体验之间的关系（Maduku & Mxinwa, 2026）[15]。Chatsiopoulou和Michailidis（2025）指出，文化遗产 AR的评价过程完成度参差不齐，游客对 AR内容的接受度受其对文化遗产既有认知的影响[22]，传统障碍会降低游客对 AR体验的开放度，抑制心理意象的自然生成。因此，本研究提出：H2c：传统障碍负向影响文化遗产心理意象流畅性。HMIF的高低直接影响消费者的抵抗意愿。当游客能够在 AR辅助下流畅地想象历史场景、感受时间距离的消解、与历史产生情感共鸣时，他们会获得积极的体验，从而降低对 AR技术的抵抗（Shafiee等，2026）[24]。Gao等（2022）的研究表明，在虚拟旅游情境中，心理意象加工通过影响认知和情感，进而影响游客的行为意愿[28]，当心理意象受阻——无法清晰想象历史、感受不到与历史的连接、缺乏情感共鸣时，游客会产生挫败感和不满，进而增强抵抗意愿。因此，本研究提出：H3：文化遗产心理意象流畅性负向影响消费者抵抗意愿。综合 H2a-c和 H3，本研究进一步推断 HMIF在障碍与抵抗意愿之间发挥中介作用。障碍通过降低 HMIF间接影响抵抗意愿，即“障碍→HMIF→抵抗意愿”的间接路径。这一中介机制揭示了障碍如何通过干扰心理意象构建过程进而诱发抵抗。因此，本研究提出：H4a：HMIF在功能障碍与消费者抵抗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H4b：HMIF在心理障碍与消费者抵抗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H4c：HMIF在传统障碍与消费者抵抗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3.TSE的调节作用技术自我效能（TSE）指个体对自己使用技术完成特定任务的能力信念（Bandura,1977）[30]。作为调节变量，TSE的作用机制在于它能够改变个体对技术相关障碍的感知和应对方式。Jelani和 Abubakar（2025）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发现技术自我效能显著负向调节制度支持感知与 AI学习接受之间的关系——对于低 TSE个体，外部支持的作用更为突出；而对于高 TSE个体，外部支持的增量效应相对较弱[11]。在文化遗产 AR情境中，TSE

创新抵抗理论视角下文化遗产 AR 体验的用户抵制意愿研究— 98 —的调节作用可能因障碍类型而异。功能障碍涉及技术操作层面的困难，高 TSE个体对自己解决技术问题的能力更有信心，面对功能障碍时更可能将其视为可克服的挑战而非不可逾越的障碍，从而缓冲功能障碍对 HMIF的负面影响。因此，本研究提出：H5a：TSE 负向调节功能障碍与 HMIF 之间的关系，即 TSE 越高，功能障碍对HMIF的负向影响越弱。心理障碍涉及认知负担和不确定性焦虑，高 TSE个体的技术自信有助于缓解焦虑，使其在面对心理障碍时仍能保持对 AR体验的开放度，从而减轻心理障碍对 HMIF的负面影响。因此，本研究提出：H5b：TSE 负向调节心理障碍与 HMIF 之间的关系，即 TSE 越高，心理障碍对HMIF的负向影响越弱。TSE对传统障碍的调节作用可能相对有限。传统障碍涉及价值观、行为惯性和文化认同等深层因素，而非纯粹的技术能力问题（Ram & Sheth, 1989）[8]。即使高 TSE游客具备强大的技术操作能力，他们仍可能因对文化遗产真实性的关切、对传统参观方式的偏好而产生抵抗（Jung等，2018）[25]。Maduku和 Mxinwa（2026）的研究也表明，传统障碍的作用机制受文化价值观影响，而非技术能力[15]。因此，本研究提出：H5c：TSE对传统障碍与 HMIF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八）研究模型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和假设推导，本研究构建了如图 1所示的概念模型。该模型整合了创新抵抗理论(IRT)、心理意象流畅性和技术自我效能，系统探讨文化遗产 AR体验中消费者抵抗的形成机制。图 1 研究理论模型

《澳门管理科学》·工商管理 2026 年第 1期— 99 —三、研究方法（一）研究设计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运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artial Least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PLS-SEM）进行假设检验。选择 PLS-SEM主要基于以下考虑：第一，本研究旨在预测和解释消费者抵抗意愿，属于探索性研究范畴，PLS-SEM适用于预测导向的研究目标（Hair et al., 2019）[33]；第二，研究模型包含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涉及多个构念和路径，PLS-SEM在处理复杂模型时具有优势；第三，PLS-SEM对样本量的要求相对较低，且对数据分布假设较为宽松，适合社会科学研究情境。（二）测量工具本研究所有构念均采用成熟量表，并根据文化遗产 AR场景进行适当调整。量表采用Likert 7点计分法(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各构念的测量工具详细说明如下：功能障碍（Functional Barrier, FB）：指消费者感知到的使用创新产品所需付出的额外努力和学习成本（Ram & Sheth, 1989）[8]。在文化遗产 AR情境中，功能障碍表现为 AR设备操作复杂、界面不友好、技术故障频发等问题。该量表改编自 Kaur等（2020）[34]的使用障碍量表，共包含 4个题项，测量游客对 AR设备操作复杂性、技术故障频率、认知努力等方面的感知（例如“AR设备操作复杂，我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学习”）。心理障碍（Psychological Barrier, PB）：指消费者对创新产品的负面情感反应和形象认知，包括对风险的担忧和对不确定性的焦虑（Ram & Sheth, 1989）[8]。在文化遗产 AR情境中，心理障碍表现为对 AR破坏文化遗产真实性的担忧、对技术干扰沉浸式体验的顾虑。该量表改编自 Kaur等（2020）的风险障碍量表[34]，共包含 4个题项，测量游客对 AR技术破坏真实感、干扰专注、内容准确性等方面的担忧（例如“我担心 AR技术会破坏文化遗产的真实感”）。传统障碍（Tradition Barrier, TB）：指创新产品与消费者既有习惯、文化传统或社会规范的冲突（Ram & Sheth, 1989）[8]。在文化遗产情境中，传统障碍表现为游客对传统导览方式的偏好，以及对技术介入文化遗产体验的抵触。该量表改编自 Kaur等（2020）和Laukkanen（2016）的传统障碍量表[34][12]，共包含 4个题项，测量游客对传统导览方式的偏好、对 AR介入的抵触等（例如“我更喜欢传统的导览方式，不需要 AR技术”）。文化遗产心理意象流畅性（Heritage Mental Imagery Fluency, HMIF）：指个体在心智中构建、操作和评估心理图像的容易程度（Hilken等，2022）[27]。在文化遗产情境中，

创新抵抗理论视角下文化遗产 AR 体验的用户抵制意愿研究— 100 —HMIF特指游客在 AR辅助下想象历史场景、理解文化内涵的心理能力。量表参考 Hilken等（2022）的心理意象流畅性测量方式[27]，共包含 2个题项，测量游客想象历史场景的轻松程度和清晰程度（例如“我能够轻松地在脑海中想象文化遗产的历史场景”）。技术自我效能（Technology Self-Efficacy, TSE）：指个体对自己使用技术完成特定任务的能力信念（Bandura, 1977）[30]。在 AR技术接受情境中，TSE体现为用户对自己熟练操作 AR设备、解决技术问题的信心。该量表改编自 Compeau和 Higgins（1995）的计算机自我效能量表[31]，共包含 4个题项，测量游客使用 AR设备的信心和问题解决能力（例如“我有信心熟练使用 AR设备”）。抵抗意愿（Innovation Resistance, IR）：指消费者在面对创新产品时所表现出的拒绝、延迟或反对态度（Ram & Sheth, 1989）[8]。在文化遗产 AR情境中，抵抗意愿表现为游客不愿尝试 AR设备、使用过程中途放弃、或对 AR体验持负面评价的行为倾向。该量表改编自 Kaur等（2020）的使用意愿量表，将正向使用意愿反向表述为抵抗意愿[34]，共包含 4个题项（例如“我不愿意在文化遗产参观中使用 AR技术”）。（三）数据收集本研究通过线上问卷和线下拦截访问相结合的方式收集数据。调查对象为过去一年内至少有过一次文化遗产 AR体验的用户。样本覆盖北京、西安、敦煌、南京、杭州等历史文化名城的博物馆和文化遗产景区。数据收集时间为 2025年 3月至 5月，共发放问卷 400份，回收有效问卷 312份，有效回收率 78%。样本的人口统计特征如表 1所示。从性别分布看，男性占 48.7%，女性占 51.3%，性别比例较为均衡。从年龄分布看，18-25 岁占 28.5%，26-35 岁占 35.3%，36-45 岁占22.4%，46岁以上占 13.8%，样本以中青年为主。从教育程度看，本科占 45.5%，硕士及以上占 32.1%，样本整体受教育程度较高。从 AR使用经验看，首次使用占 31.4%，偶尔使用占 42.3%，经常使用占 26.3%。表 1 样本人口统计特征分布(N=312)变量 类别 频数 百分比(%)性别 男性 152 48.7女性 160 51.3年龄 18-25 岁 89 28.5

《澳门管理科学》·工商管理 2026 年第 1期— 101 —变量 类别 频数 百分比(%)26-35 岁 110 35.336-45 岁 70 22.446 岁以上 43 13.8教育程度 本科 142 45.5硕士及以上 100 32.1大专及以下 70 22.4AR 使用经验 首次使用 98 31.4偶尔使用 132 42.3经常使用 82 26.3（四）数据分析方法本研究采用 SmartPLS 4.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遵循 PLS-SEM 分析的两阶段流程。第一阶段评估测量模型，包括信度分析(Cronbach's α、组合信度 CR)、收敛效度(因子载荷、平均方差提取量 AVE)和区分效度(Fornell-Larcker 准则、HTMT 比率)。第二阶段评估结构模型，包括共线性检验(VIF)、路径系数显著性(Bootstrap 5000 次抽样)、效应量(f²)、解释力(R²)和预测相关性(Q²)。对于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检验，采用 Bootstrap方法。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方面，本研究采取多种措施：首先，在问卷设计阶段采用匿名填写、反向计分题项、不同构念间插入干扰题项等程序控制方法(Podsakoff et al.,2003)。其次，在数据分析阶段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评估 CMV 严重程度，结果显示未旋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出 6 个因子，第一个因子解释方差为 32.4%，低于 40%的临界值，表明 CMV 问题不严重。此外，本研究采用 PLS-SEM 全共线性检验方法，所有构念的VIF 值均低于 3.3，进一步证实了 CMV 的可控性。四、数据分析与结果（一）测量模型评估1.信度分析

创新抵抗理论视角下文化遗产 AR 体验的用户抵制意愿研究— 102 —测量模型的信度通过 Cronbach's α系数和组合信度(CR)进行评估。如表 2所示，所有构念的 Cronbach's α系数介于 0.823至 0.891之间，均高于 0.7的临界值；CR值介于 0.847至 0.908之间，均高于 0.7的临界值。这些结果表明测量工具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表 2 信度与收敛效度分析结果构念 题项数 Cronbach's α CR AVE功能障碍(FB) 4 0.856 0.873 0.582心理障碍(PB) 4 0.867 0.884 0.601传统障碍(TB) 4 0.845 0.862 0.564HMIF 2 0.834 0.852 0.541TSE 4 0.823 0.847 0.523抵抗意愿(IR) 4 0.891 0.908 0.6342.收敛效度分析收敛效度通过因子载荷和平均方差提取量(AVE)进行评估。所有测量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介于 0.712 至 0.823 之间，均高于 0.7 的临界值；各构念的 AVE 值介于 0.523至0.634之间，均高于 0.5的临界值。这些结果表明测量模型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3.区分效度分析区分效度通过 Fornell-Larcker准则和 HTMT比率进行评估。如表 3所示，根据准则，各构念 AVE的平方根(对角线数字)均大于该构念与其他构念的相关系数(非对角线数字)。此外，所有构念对的 HTMT比率均低于 0.85的临界值。这些结果表明测量模型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表 3 区分效度分析结果(Fornell-Larcker 准则)构念 FB PB TB HMIF TSE IRFB 0.763PB 0.456 0.775TB 0.389 0.412 0.751HMIF -0.423 -0.398 -0.356 0.736

《澳门管理科学》·工商管理 2026 年第 1期— 103 —构念 FB PB TB HMIF TSE IRTSE -0.312 -0.289 -0.245 0.378 0.723IR 0.512 0.498 0.467 -0.456 -0.324 0.796（二）结构模型评估1.共线性检验结构模型的共线性通过方差膨胀因子(VIF)进行评估。结果显示，所有构念对的 VIF值介于 1.234至 2.456之间，均低于 3.3的临界值，表明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2.模型拟合度结构模型的拟合度通过标准化残差均方根(SRMR)进行评估。结果显示，SRMR值为0.058，低于 0.08的临界值，表明模型拟合良好。此外，各内生构念的 R²值分别为：HMIF(R²=0.398)、抵抗意愿(R²=0.456)，均高于 0.25的最低可接受水平。Q²值通过Blindfolding程序(omission distance=7)计算，HMIF的 Q²=0.267，抵抗意愿的 Q²=0.287，均大于 0，表明模型具有预测相关性。3.路径系数检验路径系数的显著性通过 Bootstrap 5000次抽样(无偏校正)进行评估。如表 4所示，假设检验结果如下：(1)H1a得到支持，功能障碍对抵抗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β=0.312, t=5.474, p<0.001)。这表明当游客感知到 AR设备操作复杂、界面不友好等功能障碍时，其抵抗意愿会显著增强。(2)H1b得到支持，心理障碍对抵抗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β=0.298, t=5.051, p<0.001)。这表明当游客担心 AR技术破坏文化遗产真实感、不信任 AR内容准确性时，其抵抗意愿会显著增强。(3)H1c得到支持，传统障碍对抵抗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β=0.245, t=4.016, p<0.001)。这表明当游客偏好传统导览方式、认为 AR不适合文化遗产场所时，其抵抗意愿会显著增强。(4)H2a得到支持，功能障碍对 HMIF有显著负向影响(β=-0.356, t=6.593, p<0.001)。(5)H2b得到支持，心理障碍对 HMIF有显著负向影响(β=-0.298, t=5.321, p<0.001)。(6)H2c得到支持，传统障碍对 HMIF有显著负向影响(β=-0.245, t=4.224, p<0.001)。

创新抵抗理论视角下文化遗产 AR 体验的用户抵制意愿研究— 104 —(7)H3得到支持，HMIF对抵抗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β=-0.456, t=7.125, p<0.001)。这表明当游客在文化遗产 AR体验中能够轻松构建清晰、生动的文化遗产心理意象时，其抵抗意愿会显著降低。上述结果验证了创新抵抗理论与认知负荷理论在文化遗产 AR情境中的整合适用性。表 4 路径系数检验结果假设 路径 β 标准误 t 值 p 值 结果H1a FB → IR 0.312 0.057 5.474 <0.001 支持H1b PB → IR 0.298 0.059 5.051 <0.001 支持H1c TB → IR 0.245 0.061 4.016 <0.001 支持H2a FB → HMIF -0.356 0.054 6.593 <0.001 支持H2b PB → HMIF -0.298 0.056 5.321 <0.001 支持H2c TB → HMIF -0.245 0.058 4.224 <0.001 支持H3 HMIF → IR -0.456 0.064 7.125 <0.001 支持H4a FB → HMIF → IR 0.162 0.031 5.226 <0.001 部分中介H4b PB → HMIF → IR 0.136 0.029 4.690 <0.001 部分中介H4c TB → HMIF → IR 0.112 0.028 4.000 <0.001 完全中介H5a TSE×FB → HMIF 0.156 0.047 3.319 0.001 支持H5b TSE×PB → HMIF 0.134 0.045 2.978 0.003 支持H5c TSE×TB → HMIF 0.045 0.049 0.918 0.359 不支持（三）中介效应检验HMIF 的中介效应采用 Preacher 和 Hayes(2008)推荐的 Bootstrap 方法进行检验(5000次抽样，95%置信区间)。如表 5所示：(1)H4a 得到支持，HMIF 在功能障碍与抵抗意愿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0.162, SE=0.031, 95%CI=[0.107, 0.229])。这表明功能障碍不仅直接影响抵抗意愿，还通过降低心理意象流畅性间接增加抵抗意愿。

《澳门管理科学》·工商管理 2026 年第 1期— 105 —(2)H4b 得到支持，HMIF 在心理障碍与抵抗意愿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0.136, SE=0.029, 95%CI=[0.084, 0.197])。这表明心理障碍不仅直接影响抵抗意愿，还通过降低心理意象流畅性间接增加抵抗意愿。(3)H4c 得到支持，HMIF 在传统障碍与抵抗意愿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间接效应=0.112, SE=0.028, 95%CI=[0.061, 0.171])。这表明传统障碍完全通过降低心理意象流畅性间接影响抵抗意愿。上述结果表明，障碍通过降低 HMIF 间接影响抵抗意愿，心理意象受阻是消费者抵抗文化遗产 AR 的重要微观机制。表 5 HMIF 中介效应 Bootstrap 检验结果效应路径 点估计 标准误 95%CI 下限 95%CI 上限 结论FB → HMIF → IR 0.162 0.031 0.107 0.229 部分中介PB → HMIF → IR 0.136 0.029 0.084 0.197 部分中介TB → HMIF → IR 0.112 0.028 0.061 0.171 完全中介（四）调节效应分析TSE 的调节效应采用多群组分析(MGA)和交互项检验两种方法进行验证。(1)H5a 得到支持，TSE 正向调节功能障碍与 HMIF 之间的关系(交互项β=0.156,t=3.319, p=0.001)。具体而言，对于低 TSE 组，功能障碍对 HMIF 的负向影响更强(β=-0.456, p<0.001)；对于高 TSE 组，功能障碍对 HMIF 的负向影响减弱(β=-0.234,p<0.001)。这一结果表明，高 TSE 能够有效缓冲功能障碍对 HMIF 的负面影响。当游客具备较高的技术自我效能时，即使面临一定的技术障碍，也能够维持较好的心理意象流畅性。(2)H5b 得到支持，TSE 正向调节心理障碍与 HMIF 之间的关系(交互项β=0.134,t=2.978, p=0.003)。具体而言，对于低 TSE 组，心理障碍对 HMIF 的负向影响更强(β=-0.398, p<0.001)；对于高 TSE 组，心理障碍对 HMIF 的负向影响减弱(β=-0.198,p<0.001)。这一结果表明，高 TSE 能够有效缓冲心理障碍对 HMIF 的负面影响。(3)H5c 未得到支持，TSE 对传统障碍与 HMIF 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交互项β=0.045, t=0.918, p=0.359)。具体而言，对于低 TSE 组，传统障碍对 HMIF 的负向影响为β=-0.267；对于高 TSE 组，传统障碍对 HMIF 的负向影响为β=-0.245，两组差异不大。这一发现与理论预期一致，说明传统障碍涉及价值观和文化认同等深层因素，难以通过技术自我效能来调节。

创新抵抗理论视角下文化遗产 AR 体验的用户抵制意愿研究— 106 —图 2 TSE的调节效应分析五、讨论本研究基于创新抵抗理论(IRT)与认知负荷理论(CLT)，探讨了文化遗产 AR体验中消费者抵抗的形成机制。主要发现如下：功能障碍、心理障碍和传统障碍均显著负向影响心理意象流畅性。这一发现与 Kaur等（2020）在移动支付领域的研究结论一致[34]，验证了创新抵抗理论在文化遗产 AR情境中的适用性。三类障碍中，功能障碍的影响系数最大，说明技术可用性是影响游客心理意象构建的关键因素。心理障碍和传统障碍同样具有显著影响，表明消费者抵抗不仅源于技术层面的困难，还与游客对历史真实性的关切和文化价值观有关。心理意象流畅性在三种障碍与抵抗意愿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其中，在功能障碍、心理障碍与抵抗意愿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传统障碍与抵抗意愿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这一发现揭示了“障碍→心理意象受阻→抵抗形成”的作用路径。当 AR技术存在功能障碍或引发心理担忧时，游客用于构建历史心理意象的认知资源被占用（Sweller, 2020）[9]，心理意象流畅性降低，进而产生抵抗。该机制与 Hilken等（2022）的研究逻辑一致——他们发现 AR通过提升心理意象流畅性来增强消费者决策[27]。本研究将这一机制拓展至文化遗产情境，证实了心理意象流畅性是连接技术特征与消费者反应的关键变量。技术自我效能正向调节功能障碍、心理障碍与心理意象流畅性的关系，但对传统障碍的调节作用不显著。高 TSE个体面对功能障碍和心理障碍时，更能将其视为可克服的挑战，从而缓冲其对心理意象的负面影响。这一发现与 Jelani和 Abubakar（2025）的研究结论部分一致。然而，TSE对传统障碍的调节作用不显著，符合本研究的理论预期[11]，传统障碍涉及价值观和文化认同等深层因素，而非纯粹的技术能力问题（Ram & Sheth, 1989）

《澳门管理科学》·工商管理 2026 年第 1期— 107 —[8]。即使高 TSE个体具备较强的技术操作能力，他们仍可能因对文化遗产真实性的关切而产生抵抗。这一发现明确了 TSE调节作用的边界条件。本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理论研究上将创新抵抗理论的应用范围从商业产品拓展到文化遗产 AR领域，检验了该理论在特殊情境中的解释力。同时引入心理意象流畅性作为中介变量，揭示了“障碍→心理意象受阻→抵抗形成”的微观机制，为理解消费者抵抗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更加明确了技术自我效能调节作用的边界，发现其对技术性障碍和非技术性障碍的调节效应存在差异，有助于更细致地理解个体差异在技术接受中的角色。而在实践层面，本研究为文化遗产机构提供了若干启示，如应优先解决 AR技术的稳定性和易用性问题，简化操作流程、加强技术维护、优化界面设计，以降低功能障碍对游客体验的影响。同时，研究结果揭示了 AR内容设计应服务于文化遗产本身，确保历史信息的准确性，维护文化遗产的庄重感，避免过度娱乐化，从而支持游客的心理意象构建。最后，应针对不同技术自我效能水平的游客提供差异化支持：对低 TSE游客提供详细的使用指导和现场帮助，对高 TSE游客提供更多探索性功能，同时保留非 AR参观选项以满足偏好传统方式的游客需求。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例如横截面设计无法确定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设计或实验法进一步验证。还有，样本主要来自中国的文化遗产景区，研究结论的跨文化适用性有待检验，未来研究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进行复制验证，以及探讨社会文化因素对集体抵抗行为的影响，例如 AI+AR等技术演进对消费者抵抗的作用。六、结论本研究基于创新抵抗理论与认知负荷理论，系统探讨了文化遗产 AR体验中消费者抵抗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功能障碍、心理障碍和传统障碍均显著正向影响用户抵抗意愿；HMIF在三类障碍与抵抗意愿间均起中介作用；TSE正向调节功能障碍和心理障碍与HMIF的关系，但对传统障碍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这些发现拓展了 IRT在文化遗产 AR情境中的应用，揭示了心理意象受阻的微观机制，明确了 TSE调节作用的边界条件。同时也为文化遗产机构优化 AR体验设计提供了实践启示：优先解决功能障碍问题，确保 AR技术的稳定性和易用性；关注 AR内容对心理意象构建的支持作用；针对不同 TSE水平的游客实施差异化策略。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设计或实验法进一步验证因果关系，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进行复制验证，以提升研究结论的普适性。

创新抵抗理论视角下文化遗产 AR 体验的用户抵制意愿研究— 108 —【參考文獻】[1] Tom Dieck M C , Jung T H .Value of Augmented Reality at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A StakeholderApproach[J].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 & Management, 2017:S2212571X16300774.[2] HAN D I D, TOM DIECK M C, JUNG T. User experience model for augmented reality applications inurban heritage tourism[J]. Journal of Heritage Tourism, 2021, 16(5): 482-495.[3] SHIFT. SHIFT Project Surveys Offer Key Insights on Technology Adoption in Cultural HeritageInstitutions[R/OL]. (2025-05-27). https://shift-europe.eu/news/press-release/shift-project-surveys-offer-key-insights-on-technology-adoption-in-cultural-heritage-institutions/.[4] PITTOCK M, BRUCE F. Museums in the Metaverse: Audiences and Impact Report[R]. Glasgow:University of Glasgow, 2025.[5] BOBOC R G, BĂUTU E, GÎRBACIA F, et al. Augmented reality in cultural heritage: An overview of thelast decade of applications[J]. Applied Sciences, 2022, 12(19): 9859.[6] CRANMER E E, TOM DIECK M C, JUNG T. The role of augmented realit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Evidence from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J]. 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23, 48: 101175.[7] TALWAR S, CORAZZA L, BODHI R, et al. Why do consumers resist digital innovations? An innovationresistance theory perspectiv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ganisational Analysis, 2024, 32(11): 4327-4348.[8] RAM S, SHETH J N. Consumer resistance to innovations: The marketing problem and its solutions[J].Journal of Consumer Marketing, 1989, 6(2): 5-14.[9] SWELLER J. Cognitive load theory and educational technology[J]. 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 andDevelopment, 2020, 68(1): 1-16.[10] CASTILLO M J, BIGNE E. Amodel of adoption of AR-based self-service technologies: A two countrycomparis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tail &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2021, 49(7): 875-892.[11] JELANI A, ABUBAKAR S. Perceived institutional support and its effects on student perceptions of AI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role of mediating perceived learning outcomes and moderatingtechnology self-efficacy[J]. Frontiers in Education, 2025, 10: 1548900.[12] LAUKKANEN T. Consumer adoption versus rejection decisions in seemingly similar service innovations:The case of the Internet and mobile banking[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6, 69(7): 2432-2439.[13] KHOSHROO M, IRANI H R. Analyzing augmented reality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s by consumers: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C]//2024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eb Research (ICWR). Tehran:IEEE, 2024: 269-274.[14] SCHEIN K E, RAUSCHNABEL PA. Augmented reality in manufacturing: Exploring workers'perceptions of barriers[J]. IEEE Transactions 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2023, 70(10): 3344-3357.[15] MADUKU D K, MXINWA J I. An innovation resistance theory perspective on augmented reality in retail:The moderating role of culture in active and passive resistance[J]. Journal of Retailing and ConsumerServices, 2026, 90: 102217.[16] MARAK Z R, PAHARI S, SHEKHAR R, et al. Factors affecting chatbots in banking services: theUTAUT2 and innovation resistance theory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2025, 14: 47.[17] LIU Y, AWANG H, MANSOR N S. Exploring the potential barrier factors of AI chatbot usage amongteacher traine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resistance theory[J]. Sustainability, 2025, 17(9): 4081.[18] NIE Q, MA L, LI Z. Why are people reluctant to use metaverse products? Investigating barriers bas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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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业顾客参与对忠诚度影响的机制研究— 110 —餐饮业顾客参与对忠诚度影响的机制研究毛威1（澳门城市大学 商学院，澳门 999078）摘 要：本文根据我国餐饮业情况，从顾客参与的角度出发，研究餐饮业顾客参与，顾客感知服务质量，顾客忠诚度和顾客信任度之间的关系，发掘表象下更深层的本质，为餐饮企业提升顾客忠诚度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在综述国内外大量学术理论基础上，以餐饮业为背景，建立以顾客参与为因变量，顾客忠诚度为自变量，顾客感知服务质量和顾客信任为中介变量的研究模型。本研究采用定量研究的方式，基于成熟量表设计问卷，面向餐饮消费者开展实证调查，数据收集完毕后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信度和效度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分析和验证，结果显示顾客参与显著正向影响顾客忠诚度，而顾客参与同时也正向影响顾客感知服务质量和顾客信任。此外，顾客感知服务质量和顾客信任在顾客参与与顾客忠诚度之间起到了显著中介作用。本研究不仅为餐饮企业提供了提升顾客忠诚度的新视角，也为学术界进一步探讨顾客参与在服务业中的作用机制提供了实证依据。关键字：顾客参与；顾客忠诚度；顾客感知服务质量；顾客信任；餐饮业Mechanisms Linking Customer Participation to Customer Loyalty in theCatering IndustryWei Mao(City University of Macau Macau 999078)Abstract: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customer participation, perceived servicequality, customer trust, and customer loyalty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catering industry. Drawingon existing literature, a conceptual model is developed in which customer participation influencescustomer loyalty both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through perceived service quality and customertrust.A quantitative research design is employed, using survey data collected from cateringconsumers based on well-established measurement scal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reveal thatcustomer particip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customer loyalty. In addition, customerparticipation positively influences both perceived service quality and customer trust. Furthermore,perceived service quality and customer trust are found to play significant mediating roles in the【作者简介】毛威，男，澳门城市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

《澳门管理科学》·工商管理 2026 年第 1期— 111—relationship between customer participation and customer loyalty.These findings providevaluable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for enhancing customer loyalty in the catering industry andoffer empirical evid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sms of customer participation in servicecontexts.Keywords: Customer Participation; Customer Loyalty; Perceived Service Quality; CustomerTrust; Catering Industry.一、引言近年来，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服务业成为促进我国经济结构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随着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决议的推动和落实，服务业在我国 GDP中的比重会越来越高。餐饮业作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与我国国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直接相关，还直接带动了我国社会基层人员的就业，极大地影响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疫情结束后，我国餐饮业已慢慢走出低谷，但也面临着全新的挑战。随着人工和铺租等成本的不断增高和竞争的加剧，餐饮行业整体利润也越来越微薄，在消费者多元化和个性化的趋势下，餐饮经营者一方面通过各种手段来吸引新顾客，另一方面又在探索如何更好地留住老顾客，增加顾客回头率。贠晓哲,鄂浩坤(2020)研究表明，品牌信任对消费者是否购买同一种品牌产品具有强烈的影响力，对品牌和企业而言，品牌忠诚度非常重要。忠诚度高的顾客不仅可以积极参与到餐厅服务过程中，包括对服务和菜品的反馈和建议、餐后口碑的建立、新顾客的推荐、甚至还能容忍偶尔的服务失误。因此，研究和了解顾客参与下，顾客感知服务质量和顾客信任对其忠诚度的影响机制和形成因素，对餐厅经营者来说至关重要。二、文献综述（一）顾客参与对顾客忠诚度之间的关系研究1.顾客参与对顾客忠诚度的影响顾客感知服务质量、顾客信任及顾客参与是影响顾客忠诚度的重要变量。因此，本研究将从顾客感知服务质量、顾客信任及顾客参与对顾客忠诚度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深入理解其作用机理。Shapoval et al.(2018)针对绿色餐厅的服务质量研究发现,生态性、有形性和保证性这三个维度对千禧一代顾客的忠诚度有显著影响。研究通过对消费者的调查数据分析表明，性别在服务质量与顾客忠诚度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同时，当顾客感知到餐厅在

餐饮业顾客参与对忠诚度影响的机制研究— 112 —环保设施、实体环境和服务保障方面表现良好时，更容易产生重复消费意愿。Erkmen &Hancer(2019)通过对高档餐厅顾客的调查研究发现，餐厅的服务质量和其他顾客的行为会显著影响品牌形象，进而影响顾客对品牌的信任。研究强调优质的服务体验是餐厅获得差异化竞争优势、培养顾客信任的关键因素。Rasoolimanesh et al.（2019）构建了旅游者参与的二阶组合构念模型，运用一致性偏最小二乘法验证了游客参与通过满意度影响忠诚度的中介机制。研究发现游客参与对满意度和忠诚度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同时满意度在其中发挥显著中介作用。Marino & Presti（2018）探究了顾客参与的三个维度对顾客满意度和基于行为的 CRM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认知参与和情感参与显著影响满意度，而只有情感参与对基于行为的 CRM绩效产生影响，社会参与维度的影响并不显著。Tokhtiyeva & Esenyel（2024）聚焦塞浦路斯餐饮行业，探究了通过服务质量的中介作用如何提升顾客参与度。通过提升服务质量显著影响顾客参与，进而促进餐厅与顾客建立可靠的关系，最终提升顾客忠诚度。近年来，国内研究者逐渐关注顾客感知服务质量、顾客信任以及顾客参与如何共同作用于顾客忠诚度的生成机制。乔花芳等（2022）的研究表明主题乐园餐厅环境特征对顾客服务质量期望与感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顾客通过参与餐厅服务设计和氛围互动加深了对环境的感知，从而提升服务体验。这种增强的感知质量进一步转化为对品牌的信任与忠诚。杨奎和杨贵红（2017）研究发现，体验营销通过顾客参与活动强化顾客情感体验，并通过情感共鸣提升顾客对品牌的满意度和忠诚度。特别是在餐饮场景中，顾客通过直接参与美食品尝、互动服务或沉浸式活动，更容易建立情感纽带和长期忠诚关系。程丽娟和王晶（2013）以海底捞餐厅为例，通过实证研究表明，高水平的参与增强了顾客对服务移情性的感知，而服务移情性被证明对顾客满意和保留具有最强影响力。顾客通过参与服务流程深刻感知服务价值，信任感随之提高，进而增强忠诚度。孟子敏和邓坤涵（2013）以麦当劳和肯德基为例，指出顾客参与活动，显著提升顾客满意度，研究表明参与感强的顾客对品牌忠诚度更高，因为他们感到自身意见被重视。这种互动机制促使顾客形成对品牌的情感依赖，长期支持企业发展。综上所述，国内外研究从跨行业视角证实了顾客参与对忠诚度的直接驱动效应，并通过多维参与行为（功能、情感、认知）揭示了其作用机理。尽管部分研究强调感知服务质量、顾客信任等变量的中介角色，但餐饮业的高互动场景特性（如海底捞的定制服务、主题餐厅的沉浸体验）显著放大了参与行为的直接忠诚效应。基于此，笔者提出本研究第一

《澳门管理科学》·工商管理 2026 年第 1期— 113 —个假设，以验证顾客参与行为在餐饮场景中的独立解释力，同时为后续中介机制分析奠定基础。H1：顾客参与显著正向影响顾客忠诚度2.顾客参与对顾客感知服务的影响现有研究从多个维度探讨了顾客参与对感知服务质量的影响。学者们普遍认为，顾客参与程度直接影响其对服务质量的主观评价，高水平的参与有助于顾客更好地理解服务过程，形成更积极的服务体验感知。Rehman (2021)的研究通过对酒店顾客的实证研究发现，顾客参与程度越高，其对服务质量的技术维度和功能维度的感知越积极。高度参与的顾客能更好地理解服务流程，从而对服务质量形成更准确的评估和更高的感知价值。VO etal.(2019)的研究基于对奢华酒店的问卷调查，验证了在线服务场景下顾客参与对感知服务质量的显著正向影响。顾客通过电子平台积极参与(如在线预订、个性化定制等)，能提升其对服务便利性和回应性的感知，进而增强顾客满意度。国内学者对顾客参与与感知服务质量关系的研究已取得丰富成果，从不同角度探讨两者之间的作用关系及其影响路径。贾哲和魏志茹（2022）探讨了零售业中顾客参与的三个维度对感知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前期准备、信息共享和人际互动这三个参与维度对顾客感知价值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尤其是情感感知价值在顾客忠诚形成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范志国和柴海静（2017）考察了顾客参与、顾客契合与品牌忠诚的关系。研究发现顾客参与不仅直接促进品牌忠诚，还能通过顾客契合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忠诚度，且这一影响会受到感知不确定性的负向调节。赵鑫和王淑梅（2013）以服务行业为例，研究顾客参与和感知服务质量对顾客心理契约的影响。研究发现感知服务质量在顾客参与与心理契约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且顾客参与对交易契约的影响强于关系契约，而感知服务质量对关系契约的影响更为显著。通过前文文献回顾可知，顾客参与通过信息对称性与控制感优化服务质量评价的理论逻辑，在跨行业研究中得到验证，且国内学者进一步细化了其作用机制。餐饮行业有着明显的特征，即服务生产同步性和实时性使顾客参与行为能够实时转化为服务质量感知。基于此，本研究提出第二和第三个假设：H2:顾客参与显著正向影响感知服务质量H3:感知服务质量在顾客参与与忠诚度间发挥显著中介作用3.顾客参与对顾客信任的影响

餐饮业顾客参与对忠诚度影响的机制研究— 114 —顾客参与已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学者们普遍认为，顾客参与能够显著影响顾客信任。Fadhillah et al.（2021）以印尼 Shopee平台的顾客为研究对象，探究信息质量、信任度和满意度对顾客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信任度与顾客参与存在双向关系——高质量信息增强顾客信任并促进参与；同时深度参与也强化平台信任。Ndhlovu & Maree（2023）以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为研究情境对用户进行调研，验证品牌信任对顾客—品牌互动的影响。顾客参与能显著提升品牌信任度，并带来品牌传播和品牌资产提升，这种关系在产品和服务两种情境均成立。国内学术界关于顾客参与对顾客信任影响的研究逐渐深入，研究视角从直接影响扩展到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曹蓄温（2022）基于问卷调查数据探究了平台赋权、顾客参与与顾客信任的关系。研究发现顾客参与不仅直接促进顾客信任的形成，还在平台赋权与顾客锁定的关系中发挥显著中介作用，从而促进顾客对平台的依赖。刘建勇和张功勋（2019）聚焦服务企业，研究顾客参与对服务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顾客信任在顾客参与与服务创新间起到重要调节作用，高信任度的顾客更愿意参与企业创新活动，促进服务质量提升。张正林和杨小红（2016）从自律导向视角探讨顾客参与、满意与信任的关系。研究验证了顾客满意在参与和信任间的完全中介作用，同时发现情感导向能够正向调节参与对满意的影响，而理性导向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由前文文献综述得出，信任作为关系营销的基石，其与参与行为的双向强化关系在多领域研究中得到证实，国内方面也通过学者们的研究揭示了餐饮场景的信任构建路径。餐饮业的社交嵌入性（如聚餐场景）与情感交互密度（如个性化关怀）使参与行为能够快速建立能力信任（承诺兑现）与善意信任（需求重视）。因此，根据以上综述提出本研究第四、第五个假设：H4: 顾客参与显著正向影响顾客信任H5: 顾客信任在顾客参与与忠诚度间发挥显著中介作用三、研究设计（一）变量的定义与测量Claycomb和 Bettencourt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为量表的开发提供了重要参考，此外国内学者彭艳君和景奉杰（2008），以及王如意（2008）以服务行业为研究对象，开发了适合该

《澳门管理科学》·工商管理 2026 年第 1期— 115 —行业的量表，并通过了信度和效度检验。在此基础上，本文同时结合赵晓艳（2012）研究的量表，针对餐饮行业特点，设计了适用于本研究的量表，见表 1：表 1 顾客参与测量指标维度 编号 测量项目1 在就餐过程中，感觉有许多改进的地方，我会主动告诉餐厅服务人员信息 2 当我在餐厅内遇到问题时我会告诉餐厅员工共享 3 即使遇到不会对我造成困扰的问题我仍会告诉餐厅员工4 若餐厅员工的服务态度良好我会当面赞赏5 在用餐时，我会积极配合餐厅工作人员为我提供服务行为 6 我认为在餐厅服务员提供服务过程中需要客人的协作和配合合作 7 在餐厅就餐过程中我会尽量保持餐厅内的卫生和整洁8 为了协助服务人员工作，即使要我请求别人的帮助，我也愿意9 在餐厅内我会真诚地对待找我聊天的服务人员人际 10 对餐厅内基层员工和管理人员态度我会一视同仁，不会有歧视互动 11 如果需要，我会主动为餐厅工作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12 我会友善和礼貌地与餐厅内工作人员进行沟通本研究认为，单一角度无法充分解释顾客忠诚行为，只有将态度与行为结合，方能精确辨识出真正的顾客忠诚。而这种忠诚能为企业带来稳定且持续的经济效益，并推动其长期发展。因此，本研究将餐饮业中的顾客忠诚划分为态度忠诚与行为忠诚两个维度。具体而言，从行为角度来看，可通过顾客的重复购买频率、忠诚行为的持续时间以及购买数量等指标来界定；而从态度角度，则可通过口碑传播、推荐意愿及再购买意愿等指标来界定顾客忠诚度。本研究从行为忠诚度和态度忠诚度两个方面入手借鉴了冯俊和黄玲莉（2014）的研究量表，结合餐饮行业特征，设计出表 2顾客忠诚度的测量量表。

餐饮业顾客参与对忠诚度影响的机制研究— 116 —表 2 顾客忠诚度指标测量维度 编号 测量项目1 我经常光顾本餐厅行为 2 我经常向亲朋好友推荐本餐厅忠诚 3 当我需要用餐时，我会首选本餐厅4 我认为本餐厅价格很合理，即使本餐厅价格再高一点我也能承受5 我以后还会经常光顾本餐厅态度 6 我以后还会向亲朋好友推荐本餐厅忠诚 7 我会在我熟悉的平台（如大众点评，美团，小红书等）对本餐厅进行好评8 不论别人如何评价本餐厅，我会坚持我内心对本餐厅的观点和感受9 我会购买并使用本餐厅推出的周边或衍生产品，如文创产品，月饼，粽子等等为保证顾客感知服务质量这一变量测量的有效性，本研究借鉴文吉和曾婷婷（2011），张启尧和才凌惠(2021）开发的量表，再结合餐饮业特征，将顾客感知服务质量分为服务产品、服务传递和服务环境三个维度进行测量，具体量表如表 3所示：表 3 感知服务质量测量指标维度 编号 测量项目1 餐厅有我所喜欢的各式菜品或者食材服务 2 餐厅有与菜品和文化配套的各种服务产品 3 餐厅有与之相关的各种周边，文创或者纪念产品4 餐厅有介绍餐厅特色的广告或者海报

《澳门管理科学》·工商管理 2026 年第 1期— 117 —服务 5 餐厅能及时提供我所需的菜品和专业服务传递 6 我在本餐厅用餐感觉很好7 餐厅地理位置很好，且与周边环境很协调服务 8 餐厅装修风格和陈列很好环境 9 餐厅服务人员穿着打扮与服务方式我很喜欢在结合文献的基础上，顾客信任的测量本文参考了张亚丽和曲洪建（2020）设计的量表，结合餐饮业特征，得出以下表 4测量指标。表 4 顾客信任测量指标维度 编号 测量项目1 该餐厅或者品牌值得信任顾客 2 该餐厅食材，菜品和服务信息值得信任信任 3 我相信该餐厅所作承诺4 该餐厅出品值得信任（二）数据来源根据本研究的模型和假设进行问卷设计，为了确保问卷的信效度，问卷的设计经历了两个阶段过程，首先，广泛收集并整理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梳理出与本研究相关的成熟且使用广泛的量表，然后结合我国餐饮行业特征，进行适当修改，以便更加贴合研究背景；其次，将初步开发的量表提交给导师进行审查。以便对量表的可行性进行评估，之后由指导老师提出修改建议后进行适当调整和修改。本问卷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消费者基本信息，包括被调查消费者的性别，年龄，职业，教育程度和到餐厅用餐频率五部分；第二部分为本研究的四个变量测量即顾客参与，顾客忠诚度，顾客感知服务质量，顾客信任，一共 34题，全部为单项选择，本问卷采用李克特（Likert）5点量表进行测量，这 5个选项分别代表被调查者对问卷题项的认同

餐饮业顾客参与对忠诚度影响的机制研究— 118 —程度，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形成一个连续的区间，能够有效捕捉被调查者的态度和意见。为确保问卷的合理性和准确性，并使其能够被被调查者理解与接纳，笔者在正式大规模发放本问卷之前，在珠海和广州部分餐厅发放了 60份问卷进行了小范围的预调研，结果回收 56份有效问卷，结果显示问卷信效度较好，无需对题项进行删除，人群分布均匀，适合进一步分析。在经过与导师沟通确认后通过问卷星平台正式向上海，广州，深圳，珠海四地各类餐厅消费者发放了 500份问卷，回收 462份，问卷回收率为 92.4%。并且剔除了量表中一直只出现一个相同选项数据的样本，此类样本判别为无效样本。本次调查中，无效问卷为 26份，有效问卷为 436份，有效问卷占回收问卷的比率为 94.37%。四、数据分析讨论（一）样本统计从回收样本来看，性别分布较为均衡，男性参与者占 50.229%，女性参与者占 49.771%。年龄分布以 21-30岁为主，占比 40.826%，其次是 31-40岁，占比 24.312%，而 15-20岁和41-50岁两个年龄段的人数较少，均占 7.569%。职业方面，学生群体最为庞大，占 25.459%，其次是企业员工，占 22.477%。教育程度上，高中学历的参与者最多，占 30.505%，其次是专科学历，占 24.083%。年收入主要集中在 3.01-5万元之间，占比 24.541%，而 10万元以上收入的参与者最少，占 12.156%。每周到餐厅用餐频率方面，3-5 次的比例最高，达到35.321%，其次是 6-9次，占 34.862%。（二）描述性统计描述性统计（如表 5）结果显示，顾客参与的一阶变量包括信息共享、合作行为和人际互动，其平均值分别为 3.270±1.029、3.243±1.031和 3.251±1.043，二阶变量顾客参与的整体平均值为 3.255±0.947。忠诚度下设的行为忠诚和情感忠诚的一阶平均值分别为3.301±1.150和 3.314±1.072，整体二阶变量忠诚度的平均值为 3.308±1.047。感知服务质量由服务产品、服务传递和服务环境三个一阶变量构成，其平均值依次为 3.316±1.105、3.427±1.058和 3.344±1.045，二阶变量感知服务质量的整体平均值为 3.362±0.972。此外，顾客信任的一阶变量平均值为 3.412±0.981。

《澳门管理科学》·工商管理 2026 年第 1期— 119 —表 5 描述性统计 二阶变量 一阶变量 一阶平均值±标准差 二阶平均值±标准差顾客参与信息共享 3.270±1.0293.255±0.947合作行为 3.243±1.031人际互动 3.251±1.043忠诚度行为忠诚 3.301±1.1503.308±1.047情感忠诚 3.314±1.072感知服务质量服务产品 3.316±1.1053.362±0.972服务传递 3.427±1.058服务环境 3.344±1.045顾客信任 3.412±0.981 /（三）信效度分析信度分析结果显示，各变量的内部一致性较高。对于顾客参与，信息共享、合作行为和人际互动的一阶 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 0.870、0.864和 0.873，二阶 Cronbach's α系数为0.940。忠诚度方面，行为忠诚和情感忠诚的一阶 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 0.912和 0.921，二阶 Cronbach's α系数达到 0.945。感知服务质量的一阶变量服务产品、服务传递和服务环境的 Cronbach's α系数分别是 0.876、0.845和 0.846，二阶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30。最后，顾客信任的一阶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83。这些结果表明（如表 6），所有变量的测量工具具有较高的信度，适合用于后续的研究分析。同时，由上表 7可知，本研究 KMO值 0.967说明数据效度好，适合进一步进行因子分析。表 6 信度分析二阶变量 一阶变量 一阶 Cronbach α系数 二阶 Cronbach α系数顾客参与信息共享 0.8700.940合作行为 0.864人际互动 0.873忠诚度行为忠诚 0.9120.945情感忠诚 0.921感知服务质量 服务产品 0.876 0.930

餐饮业顾客参与对忠诚度影响的机制研究— 120 —服务传递 0.845服务环境 0.846顾客信任 0.883 /表 7 效度分析KMO 值 0.967Bartlett 球形度检验近似卡方 11162.840df 561p 值 0.000（四）验证性因子及相关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如表 8），所有维度的题项都表现出了良好的构念效度。所有维度的 AVE 均大于 0.5，表明每个构念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同时，所有维度的 CR值均超过了 0.7的标准，进一步证实了测量模型的良好信度。上述结果支持了各构念的测量模型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表 8 验证性因子分析维度 题项 标准载荷系数(Std. Estimate) z 值 AVE CR信息共享XX1 0.809 -0.626 0.870XX2 0.790 18.275XX3 0.763 17.472XX4 0.802 18.660合作行为HZ1 0.817 -0.616 0.865HZ2 0.752 17.313HZ3 0.806 18.988HZ4 0.763 17.651人际互动RJ1 0.834 -0.635 0.874RJ2 0.809 19.949RJ3 0.761 18.263RJ4 0.781 18.929行为忠诚 XW1 0.843 - 0.723 0.913

《澳门管理科学》·工商管理 2026 年第 1期— 121 —XW2 0.843 21.948XW3 0.847 22.097XW4 0.868 23.008情感忠诚QG1 0.832 -0.700 0.921QG2 0.826 20.879QG3 0.853 21.950QG4 0.851 21.876QG5 0.821 20.654服务产品CP1 0.848 -0.701 0.876CP2 0.831 21.036CP3 0.834 21.130服务传递CD1 0.815 -0.646 0.846CD2 0.783 18.050CD3 0.813 18.981服务环境HJ1 0.853 -0.642 0.843HJ2 0.760 18.213HJ3 0.787 19.164顾客信任XR1 0.834 -0.657 0.885XR2 0.798 18.846XR3 0.841 20.175XR4 0.767 17.848备注：横杠‘-’表示该项为参照项。如表 9所示，AVE 平方根值（即斜对角线上的加粗数字）分别为：信息共享 0.791、合作行为 0.785、人际互动 0.797、行为忠诚 0.85、情感忠诚 0.837、服务产品 0.837、服务传递 0.804、服务环境 0.801、顾客信任 0.811。这些值均大于各自与其他构念之间的相关系数，这表明每个构念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餐饮业顾客参与对忠诚度影响的机制研究— 122 —表 9 Pearson 相关与区分效度信息共享合作行为人际互动行为忠诚情感忠诚服务产品服务传递服务环境顾客信任信息共享0.791合作行为0.739** 0.785人际互动0.765** 0.767** 0.797行为忠诚0.583** 0.555** 0.642** 0.85情感忠诚0.561** 0.569** 0.585** 0.791** 0.837服务产品0.552** 0.523** 0.521** 0.538** 0.541** 0.837服务传递0.602** 0.585** 0.581** 0.530** 0.546** 0.759** 0.804服务环境0.578** 0.551** 0.579** 0.549** 0.515** 0.746** 0.716** 0.801顾客信任0.485** 0.484** 0.495** 0.514** 0.445** 0.440** 0.451** 0.491** 0.811备注：斜对角线加粗数字为 AVE平方根值（五）差异性检验如表 10所示，顾客参与表明男性在顾客参与方面的得分显著高于女性。忠诚度表明男性在忠诚度方面的得分显著高于女性。感知服务质量表明男性在感知服务质量方面的得分显著高于女性。顾客信任表明男性在顾客信任方面的得分显著高于女性。

《澳门管理科学》·工商管理 2026 年第 1期— 123 —表 10 t 检验分析结果性别(平均值±标准差)t p男(n=219) 女(n=217)顾客参与 3.415±0.931 3.093±0.937 3.592 0.000**忠诚度 3.496±0.995 3.119±1.067 3.809 0.000**感知服务质量 3.479±0.946 3.245±0.987 2.530 0.012*顾客信任 3.554±0.900 3.270±1.039 3.051 0.002*** p<0.05 ** p<0.01如表 11 所示，顾客参与：10 次及以上（3.638±0.828）的顾客参与度最高，3 次以下（2.957±1.021）的顾客参与度最低。忠诚度：10次及以上（3.616±0.985）的忠诚度最高，3次以下（3.077±1.027）的忠诚度最低。感知服务质量：10次及以上（3.792±0.749）的感知服务质量最高，3次以下（3.029±1.010）的感知服务质量最低。顾客信任：10次及以上（3.963±0.855）的顾客信任最高，3次以下（3.101±1.014）的顾客信任最低。表 11 方差分析结果每周到餐厅用餐频率(平均值±标准差)F p3 次以下(n=69) 3-5 次(n=154) 6-9 次(n=152) 10 次及以上(n=61)顾客参与 2.957±1.021 3.275±0.940 3.216±0.919 3.638±0.828 5.914 0.001**忠诚度 3.077±1.027 3.240±1.055 3.360±1.050 3.616±0.985 3.263 0.021*感知服务质量 3.029±1.010 3.353±0.993 3.351±0.958 3.792±0.749 6.967 0.000**顾客信任 3.101±1.014 3.365±1.006 3.380±0.906 3.963±0.855 9.419 0.000*** p<0.05 ** p<0.01（六）结构方程模型及中介效应检验表 12 模型拟合指标常用指标 χ2/df RMSEA GFI CFI NFI判断标准 <3 <0.10 >0.9 >0.9 >0.9值 1.609 0.037 0.900 0.971 0.928由表 12示，本模型拟合指标很好，可以用于进一步分析。

餐饮业顾客参与对忠诚度影响的机制研究— 124 —由表 13示，顾客参与和忠诚度：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577，P < 0.001，表明顾客参与对忠诚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顾客参与影响感知服务质量：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822，P <0.001，表明顾客参与对感知服务质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顾客参与影响顾客信任：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657，P < 0.001，表明顾客参与对顾客信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顾客信任影响忠诚度：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156，P = 0.005，表顾客信任对顾客忠诚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感知服务质量和忠诚度：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269，P <0.001，表明感知服务质量对忠诚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 13 结构方程模型路径系数路径 β B S.E. C.R. P顾客参与→顾客信任 0.657 0.611 0.059 11.159 < 0.001顾客参与→感知服务质量 0.822 0.756 0.063 13.101 < 0.001顾客参与→忠诚度 0.577 0.489 0.092 6.254 < 0.001顾客信任→忠诚度 0.156 0.142 0.056 2.807 0.005感知服务质量→忠诚度 0.269 0.248 0.071 3.802 < 0.001由表 14可知，顾客信任在顾客参与与忠诚度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感知服务质量在顾客参与与忠诚度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顾客参与对忠诚度有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顾客参与对忠诚度的总效应显著且为正向。表 14 中介效应分析效应 Estimate Lower Upper P顾客信任的中介效应 0.102 0.027 0.181 0.013感知服务质量的中介效应 0.221 0.077 0.365 0.007总效应 0.9 0.777 1.039 0.001直接效应 0.577 0.386 0.794 0.001上述结果表明，顾客参与通过顾客信任和感知服务质量的中介作用，显著增强了顾客忠诚度，同时顾客参与对顾客忠诚度也有直接的正向影响。通过本文数据分析得出，本研究提出的所有五个假设验证全部成立。

《澳门管理科学》·工商管理 2026 年第 1期— 125 —（七）数据分析结论讨论1.顾客参与正向影响顾客忠诚度由本文数据分析得出顾客参与对顾客忠诚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路径系数 β=0.577，P < 0.001）。这一结果表明，顾客在与企业的互动过程中，通过信息共享、合作行为和人际互动，能够增强其对品牌或服务的支持意愿和重复购买行为的倾向。顾客参与越高，其忠诚度水平越高。顾客通过参与，能够更深层次地理解餐饮经营者的文化和品牌价值，并与之建立情感联系，这种联系增强了他们对品牌的依赖性和忠诚度，例如，当顾客积极参与点餐推荐、菜单设计或服务反馈时，他们更容易对品牌产生情感依赖，进而表现出更高的重复消费意愿和推荐行为。尤其在餐饮行业，由于服务具有实时性和互动性，顾客在参与过程中可以直接感受到被重视。2.顾客参与正向影响顾客感知服务质量分析结果表明，顾客参与对感知服务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路径系数 β = 0.822，P < 0.001）。这表明积极的顾客参与能够提高其对服务质量的主观感知。顾客在服务过程中参与度越高，越能够感知到更高的服务质量，包括对服务产品、服务传递和服务环境的更高评价。这与 SERVQUAL 模型的理论一致，即服务质量的感知不仅与服务的结果有关，还密切关联于服务过程中的互动体验。餐饮业的服务质量感知不仅取决于产品本身（如菜品口感、营养价值），还与服务传递过程（如员工态度、回应速度）和服务环境（如装修

餐饮业顾客参与对忠诚度影响的机制研究— 126 —风格、用餐氛围）密切相关。研究结果显示，顾客参与能够显著提升顾客对这些维度的感知。例如，顾客在用餐过程中积极反馈对菜品的偏好或参与定制化服务流程，可以提升其对服务产品和传递过程的满意度。而顾客对服务环境的感知则可能通过参与餐厅的相关活动得到强化。3.感知服务质量在顾客参与和忠诚度之间有显著中介作用数据分析结果验证了感知服务质量在顾客参与与忠诚度之间的中介作用（间接效应值=0.221, p =0.007）。顾客通过参与增强了其对服务质量的感知，而感知服务质量的提升进一步促进了其忠诚度的提高。这一中介效应表明感知服务质量是顾客参与影响顾客忠诚度的重要路径之一。顾客参与通过提升感知服务质量，进一步增强了顾客忠诚度。这与 Zeithaml等（1996）关于服务质量与顾客忠诚的关系研究相一致，也支持了感知服务质量作为顾客忠诚度重要驱动因素的理论观点。顾客通过参与服务过程，能够更全面地感受到餐厅在服务产品、服务传递和服务环境中的优势和价值。这种正向的感知不仅增强了顾客对餐厅的满意度，还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忠诚度。尤其在餐饮行业，顾客对菜质量量、服务氛围和服务水平的高度评价是其长期选择某餐厅的重要基础。4.顾客参与正向影响顾客信任顾客参与对顾客信任的正向作用也得到了验证（路径系数 β= 0.657，P < 0.001）。结果表明，顾客在参与过程中，与餐厅的互动和交流能够增强其对餐饮企业的信任感。这种信任感可能来源于顾客对餐厅能力、诚意和可靠性的认可。表明顾客通过参与与餐厅建立的互动关系，能够增强对企业的信任感。这Morgan 和 Hunt（1994）的承诺—信任理论相一致，也与 Delgado-Ballester和Munuera-Alemán（2001）关于品牌信任的研究结论相符。餐饮行业的顾客信任往往体现在对餐厅食品口味和安全、服务一致性和专业性的信赖。顾客通过参与信息共享、合作行为和人际互动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餐厅的真诚与能力，从而增强信任感。此结果也进一步强调了顾客参与在信任构建中的重要作用。与被动接受服务的顾客相比，主动参与的顾客更容易对餐厅产生信任。这为信任的形成机制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即信任不仅来源于餐饮企业的能力展示，还来自顾客在参与中获得的正向反馈和互动体验。5.顾客信任在顾客参与和忠诚度之间有显著中介作用顾客信任在顾客参与与忠诚度之间的中介作用同样得到了支持（间接效应值= 0.102, p=0.013）。顾客通过参与建立了对餐厅的信任，而这种信任进一步转化为顾客忠诚度的提

《澳门管理科学》·工商管理 2026 年第 1期— 127 —升。这表明顾客通过参与建立的信任感，是推动其忠诚度提升的重要路径之一。结果与以往研究（Chaudhuri & Holbrook, 2001）的结论一致，本文研究结果不仅强化了信任在企业与顾客关系中的桥梁作用，也验证了信任在顾客关系管理中的核心地位，同时揭示了信任作为顾客参与和忠诚度之间桥梁的作用机制。餐饮业者在经营过程中应注重通过顾客参与建立信任，顾客的信任降低了其感知风险，使其更愿意与餐厅建立长期关系。通过顾客参与建立的信任感能够增强顾客对品牌的依赖性和认同感，从而推动忠诚度的提升。6.群体差异通过本研究数据分析发现，男性顾客在参与度、忠诚度、服务质量感知和信任感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女性，可能与社会角色或消费习惯有关；高频消费顾客（每周≥10次）在各变量上的表现均优于低频顾客，说明参与行为与消费频率存在正向循环。五、研究结果和理论贡献本研究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对顾客参与、顾客忠诚度、顾客感知服务质量、顾客信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五个假设均得到了支持。同时也为学术研究做出了相应的理论贡献。1.丰富了顾客参与与顾客忠诚度关系的理论研究本研究结果巩固了顾客参与在餐饮服务中的重要性，进一步丰富了餐饮服务业顾客行为研究的理论框架。在本行业顾客参与因其高频次、实时性和多样性，成为影响顾客忠诚度的关键变量。研究强调了顾客参与作为一种情感和行为驱动因素的重要作用，揭示了顾客参与通过感知服务质量（功能价值路径）与顾客信任（情感关系路径）双重中介影响忠诚度的机制。2.提供了餐饮业提升顾客忠诚度的新视角本研究不仅验证了顾客参与对服务质量感知和顾客信任的促进作用，还进一步揭示了顾客参与和服务质量、顾客信任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高水平的顾客参与可以提升服务质量的感知和顾客信任，而更高的服务质量和更充分的顾客信任则会激励顾客参与。在餐饮背景下，整合服务质量感知与顾客信任作为并行中介变量，证明两者在顾客参与向忠诚度转化中的互补性作用，为服务质量和顾客信任的动态优化提供了理论支持，为未来的顾客忠诚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关注。3.构建了综合理论框架

餐饮业顾客参与对忠诚度影响的机制研究— 128 —本研究将顾客参与、顾客感知服务质量、顾客信任与顾客忠诚度纳入同一模型中进行分析，构建了一个综合的理论框架，这一框架不仅有助于学术界更好地理解顾客参与与顾客忠诚度之间的复杂关系，还为餐饮企业提供了全面的理论指导，帮助其在实际运营中更好地管理顾客关系，提升顾客忠诚度。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全面验证了顾客参与对顾客忠诚度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路径，揭示了感知服务质量和顾客信任在其中的重要中介作用。这些发现不仅扩展了顾客参与的理论研究框架，还为企业如何通过顾客参与促进忠诚度提供了实践指导。【參考文獻】[1]Bettencourt, L. A. (1997). Customer voluntary performance: Customers as partners in servicedelivery. Journal of Retailing, 73(3), 383–406.[2]Chaudhuri, A., & Holbrook, M. B. (2001). The chain of effects from brand trust and brand affect to brandperformance: The role of brand loyalty. Journal of Marketing, 65(2), 81–93.[3]Erkmen, E., & Hancer, M. (2019). Building brand relationship for restaurants: An examination of othercustomers, brand image, trust, and restaurant attribu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Management, 31(3), 1469–1487.[4]Fadhillah, A., Zebua, Y., & Prayoga, Y. (2021). Analysis of information quality, trust and satisfaction oncustomer participation (Case study on customer online shop Shopee in Rantauprapat). Budapest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Critics Institute-Journal (BIRCI-Journal), 2(2), 3039–3051.[5]Marino, V., & Lo Presti, L. (2018). Engagement, satisfaction and customer behavior-based CRMperformance: An empirical study of mobile instant messaging. Journal of Service Theory and Practice,28(5), 682–707.[6]Ndhlovu, T., & Maree, T. (2023). The central role of consumer–brand engagement in product and servicebrand contexts. Journal of Marketing Analytics.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7]Parasuraman, A., Zeithaml, V. A., & Berry, L. L. (1988). SERVQUAL: A multiple-item scale for measuringconsumer perceptions of service quality. Journal of Retailing, 64(1), 12–40.[8]Rasoolimanesh, S. M., Md Noor, S., Schuberth, F., et al. (2019).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s of touristengagement on satisfaction and loyalty. 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39(7–8), 559–574.[9]Rehman, M. S. U., & Pal, S. (2020). Customers' perception of service quality and its impact on reputation in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IJM), 11(12), 2954–2976.[10]Shapoval, V., Murphy, K. S., & Severt, D. (2018). Does service quality really matter at Green restaurantsfor Millennial consumers?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gender between loyalty and satisfaction. Journal ofFoodservice Business Research, 21(6), 591–609.

《澳门管理科学》·工商管理 2026 年第 1期— 129 —[11]Tokhtiyeva, Z., & Esenyel, I. (2024).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rvice quality in using digital marketingstrategy for increasing customer engagement: Cyprus restaurants model. Journal of Electrical Systems,20(7s), 3792–3807.[12]Vo, N. T., Chovancová, M., & Tri, H. T. (2020). The impact of E-service quality on the customersatisfaction and consumer engagement behaviors toward luxury hotels. Journal of Quality Assurance inHospitality & Tourism, 21(5), 499–523.[13]Zeithaml, V. A., Berry, L. L., & Parasuraman, A. (1996). The behavioral consequences of servicequality. Journal of Marketing, 60(2),31–46.[14]程丽娟, & 王晶. (2013).感知质量对顾客满意和顾客保留的不同影响——基于海底捞餐厅的实证研究.工业工程, 16(05), 125–132.[15]贾哲, & 魏志茹. (2022).感知价值视角下顾客参与影响顾客忠诚的机制分析.商业经济研究, (8),73–77.[16]刘建勇, & 张功勋. (2019).顾客参与和零售服务企业服务创新：顾客信任的调节作用.商业经济研究,(02), 52–55.[17]孟子敏, & 邓坤涵. (2013).基于 SPSS 的连锁快餐厅顾客满意影响因素探究——以麦当劳、肯德基为例.消费经济, 29(01), 51–55.[18]潘光杰, 杨卫华, & 宋振宇. (2007).餐饮业提高顾客满意度探讨.商场现代化, (19), 208–209.[19]彭艳君, & 景奉杰. (2008).服务中的顾客参与及其对顾客满意的影响研究.经济管理, (10), 60–66.[20]乔花芳, 刘朝阳, 谢双玉, 等. (2022).主题乐园餐厅环境特征对顾客服务质量感知的影响.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56(05), 841–852.[21]王如意. (2008).服务关系中顾客参与，信任与忠诚的关系研究.营销科学学报, 4(3), 14–26.[22]文吉, & 曾婷婷. (2011).主题酒店顾客感知服务质量与购后行为的关系研究——基于深圳市主题酒店的实证研究.人文地理, 26(04), 127–131.[23]杨奎, & 杨贵红. (2017).餐饮业体验营销对顾客忠诚度的影响.企业改革与管理, (11), 109–110.[24]张启尧, & 才凌惠. (2021).夜市服务质量感知对城市居民再次消费意愿的影响.企业经济, (09),58–66.[25]张亚丽, & 曲洪建. (2020).服装专卖店体验营销对顾客忠诚度的影响——基于感知服务质量和顾客信任的双中介效应.丝绸, 57(11), 51–57.[26]张正林, & 杨小红. (2016).顾客参与、顾客满意与顾客信任的作用机制研究——基于两种自律导向的调节分析.预测, 35(01), 43–48.[27]赵晓艳. (2012).基于顾客参与的餐饮业服务创新和顾客满意的关系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哈尔滨工业大学].[28]赵鑫, & 王淑梅. (2013).顾客参与、感知服务质量对顾客心理契约的影响研究.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5(02), 154–159.

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130 —1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郭雨楠（澳门城市大学 澳门 999078）摘 要：本文系统整理并归纳了现有文献中关于绿色信贷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深入分析了我国绿色信贷体系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当前状态及其发展趋势。本研究以 2011 年至 2022 年期间的沪深 A 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从企业融资成本和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双重视角切入，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探讨其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考察不同情境下的异质性影响，以期全面揭示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本文的结论有：（1）实证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该结论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及替换关键变量后依然稳健。（2）绿色信贷会增加企业的融资成本，从而抑制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3）绿色信贷可以通过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从而促进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4）从创新质量维度来看，与发明专利相比，绿色信贷对经济效益更为显著的实用新型专利展现出更强的促进作用。（5）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非重污染行业企业对绿色信贷的反应更为敏感，效果更为突出。关键字：绿色信贷；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融资成本；企业风险承担能力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Green Credit on Firms’Green TechnologicalInnovationYunan Guo(City University of Macau Macau 999078)Abstra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existing literatur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eencredit and corporat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deeply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e anddevelopment trends of China's green credit system and corporat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Using data from Shanghai and Shenzhen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1 to 2022, this studyconducts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a panel data model.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corporatefinancing costs and risk-taking capacity, this paper employs a mediation effect model to explore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and further examines heterogeneous effects under different contexts,aiming to comprehensively reveal the impact pathways of green credit policies on corporate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The empirical results【作者简介】郭雨楠，女，澳门城市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

《澳门管理科学》·工商管理 2026 年第 1期— 131 —show that green credit significantly promotes corporat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ctivities,and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robust after addressing endogeneity issues and replacing keyvariables. (2) Green credit increases corporate financing costs, thereby inhibiting corporate greentechnology innovation. (3) Green credit enhances corporate risk-taking capacity, therebypromoting corporat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4)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quality,compared with invention patents, green credit demonstrates a stronger promoting effect on utilitymodel patents, which yield more significant economic benefits. (5) Heterogeneity analysisindicates that non-heavy-polluting industries respond more sensitively to green credit, with morepronounced effects.Key words: Green Credit; Corporat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Corporate Financing Costs;Corporate Risk-Taking Capacity一、引言在追求永续发展的过程中，科技创新扮演着关键驱动力的角色。为达成低碳经济转型目标，推动环境友善的技术革新已成为不可或缺的战略选择。这种以生态永续为导向的创新模式，不仅能促进产业升级，更能有效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为实现绿色转型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撑与解决方案。基于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战略规划，报告明确指出，“促进经济社会活动的绿色转型与低碳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增长的核心步骤”。特别地，报告着重提出，“要加速推进节能减碳的前沿技术的研发与广泛实施”。基于 2020年提出的“将力争于 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简称“双碳”目标），建立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提高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同步发展的关键。因此，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迫在眉睫，在保证经济稳步发展的前提下，如何激励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成为中国面对的一大难题，而想要达到生态环境上实质性的改变必然需要环境规制措施和金融资源配置激励机制的紧密配合。而中国 2007年提出的绿色信贷概念正好契合了这一目标，以及在此之后于 2012年出台的《绿色信贷指引》的核心目标在于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并有效缓解生态环境污染问题。作为调节资金流向的重要金融工具，绿色信贷承担着多重战略任务：其不仅需要促进环保产业的成长，更要激发企业对环境友善项目的投资意愿，同时推动绿色技术的研发与应用。这种金融工具通过调节资本配置方向，在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建立桥梁，为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资金支持与政策导向。

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132 —二、研究假设（一）绿色信贷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并行的时代背景下，爲了推动我国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帮助企业能够有效地运用绿色金融工具，尤其是绿色信贷，以提升环境技术创新能力。值得一提的是，在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往往面临资金短缺的困境，而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恰好可以弥补这一问题，为企业提供必要的融资支持，解决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活动时的资金瓶颈问题。随着“双碳”战略的深入推进，环境保护意识已逐渐成为社会共识。在这个背景下，政府部门通过严格限制高污染企业的融资渠道，倒逼企业进行转型升级，积极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绿色信贷作为企业获取外部资金的一种途径，不仅能够引导资金由高排放企业转向环保型企业，而且在淘汰过剩产能、促进产业绿色化升级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Huang（2015）和王梦媛等（2021）都认为，绿色信贷能推动企业实施绿色技术创新。基于此理论基础，并融合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创新理论的视角，本研究聚焦于探究绿色信贷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联，从而构建以下假说：假设 1：绿色信贷会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正向激励作用。（二）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绿色技术创新本质上是一项资本密集型活动，初期投入大、投资回报周期较长。为了保持这一创新领域的长期活力，企业需获得稳定并持续的资金供给。这类资金的主要来源是外部融资，内部融资所占比例极为有限。作为中国社会融资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绿色信贷不仅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还能够提升其风险承受能力，从而正面推动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然而，由于创新活动本身就具有高风险和高不确定性的特质，会导致企业在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中面临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性，使得企业在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往往更难获得信贷融资（徐佳，2020）。并且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会花费大量的运营成本来进行各个环节的环保化处理，因此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也下降了。但是，绿色信贷更加体现以环境治理为导向的信贷决策（蒋建勛，2022），虽然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具有较高的风险，但环境效益导向与绿色信贷的政策目标高度契合，因此更容易获得绿色信贷的支持。随着绿色金融体系的完善，金融机构在做出信贷决策时更加注重环境评估，这使企业在绿色技术

《澳门管理科学》·工商管理 2026 年第 1期— 133 —创新过程当中遇到的信息壁垒被削弱，从而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最终促进了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绿色技术创新不仅契合绿色信贷政策的信贷重点支援方向，而且还增强了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此政策对高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施加了限制，企业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主动提升了其风险承担能力。依据资源依赖理论，企业的风险承担程度受到资源依赖的影响，那些具有更强风险承担能力的企业能够更有效地整合资源，这些资源包括但不限于资金、人力、市场趋势、技术知识和政府援助。尤其在涉及绿色技术创新的风险时，政府倾向于提供更多的创新补贴。因此，能获得政府补贴的企业能引发一种“蝴蝶效应”，吸引更多各类资源要素的聚集（程振，2020）。依据资源拼凑理论，提升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能助其重塑与审视资源布局，最大化内部资源效能，精进投资决策，强化管理效率与资本分配的精准度，进而增强企业面对绿色技术创新领域风险时的包容度与自信心（蒋建勋，2022）。综上所述，根据融资成本理论和风险承担能力理论，绿色信贷会通过影响企业融资成本和企业风险承担能力，进而对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造成影响。由此提出以下假设：假设 2：企业融资成本和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在绿色信贷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起到中介作用。三、研究设计（一）样本的选取与数据来源本文选取了 2011年至 2022年间 A股市场的上市公司作为分析对象。上市公司的绿色专利申请情况由中国的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DRS）提供数据支持。六大高耗能产业与整个工业领域的利息支出数据，分别来自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和万德数据库（Wind）。融资成本信息则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所有其他相关企业的指标数据，包括但不限于上述特定产业范围外的企业信息，均由国泰安（CSMAR）数据库及企业历年发布的年度报告综合整理所得。本研究依据严格的数据筛选准则对初始样本实施标准化处理，具体筛选流程包括：首先，排除金融行业上市公司；其次，剔除研究期间被特别处理（ST、*ST）及暂停上市（PT）的样本；再次，过滤资产负债率超出[0,1]区间的异常值；此外，删除存在数据缺失的观测值；最后，对连续型变量实施双侧 1%分位数的缩尾处理，以控制异常值干扰。经过上述规

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134 —范化筛选程序，最终获得有效样本 21651个。（二）变量选取1.被解释变量企业绿色技术创新（Innovation）。指企业通过研发清洁技术、改进生产工艺或开发环保产品，以减少环境负外部性并获取竞争优势的战略行为。由于企业的研发过程存在较高的不确定性和失败率，研发投入可能过高地衡量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因此研发产出更能真实地反映企业创新水平。同时，在企业研发产出方面，企业专利数是衡量该水平的重要指标，由于企业专利的授权往往审批过程复杂，从申请到授权的时间需要一到两年的时间，由此可以看出专利申请的时间更加客观，能够反映企业当年的创新产出水平。所以，本文最终参考林乐芬（2024）的做法，以企业绿色技术专利的申请总量为评估指标，采用申请数量加 1后的对数值作为代理变量。2.解释变量绿色信贷（Green）。指金融机构将环境风险评估纳入信贷决策体系，通过差异化利率、贷款额度及审批条件，引导资金流向低碳、循环经济等环境友好型项目的金融工具。本研究选取中国 30个省份的“高能耗产业利息占比”作为衡量绿色信贷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该比例越低，表明该地区的绿色信贷发展程度越高。为确保指标的正向性，本文采用“1减去高能耗产业利息占比”作为绿色信贷的代理变量，以更准确地反映绿色信贷的实际发展状况。3.中介变量（1）企业融资成本（Cost）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财务决策视角来看，融资成本这一核心变量对环境友好型项目的实施可行性具有决定性影响。本文探讨了使用债务融资成本来评估企业的总体融资成本的方法。参考毛捷与管星华（2021）的研究，本文选用利息支出与总负债的比例作为衡量融资成本的代理变量。（2）企业风险承担能力（Rt）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反映了企业在投资决策中，为追求更高的利润而愿意承担相应代价的能力，这体现了企业对高风险高收益项目的偏好程度与承担意愿。在风险与收益的动态平衡中，企业需要将资金从银行存款等低风险配置转向不成熟技术研发或新市场开发等高风险投资领域。具有较高风险承担能力的企业往往更倾向于把握具有潜在高回报率的投资

《澳门管理科学》·工商管理 2026 年第 1期— 135 —机会，特别是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这样具有战略意义的投资项目上表现出更强的投资意愿。本研究参考了马连福与杜善重（2021）的学术成果，通过计算股票日收益率的对数年化波动率来评估企业的风险偏好程度，其具体的数学模型表述如下：���,� = ��1� �=1�（��,�,� − ��,�,� ）2上式中，ri,t,j代表公司 i在 t年第 j日（周）的收益率，J表示每个会计年度内总天数或周数。4.控制变量参照齐绍洲等（2018）、徐佳等（2020）的做法，在探究绿色信贷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内在关系时，本文还选取了以下几个可能会对绿色信贷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关系造成显著影响的变量，作爲本文的控制变量。企业绩效（Roa）、资产负债率（Lev）、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固定资产占比（Fixed）、独立董事占比（Ind）、员工规模（Emp）。具体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见表 1。表 1 相关变量及衡量指标变量类别 名称及代码 类型 含义及计算方法被解释变量 企业绿色创新水平（Innovation） 定量 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总数加 1 后取自然对数解释变量 绿色信贷（Green） 定量 1-（耗能行业利息支出/工业行业利息支出总额）中介变量 企业融资成本（Cost） 定量 财务费用占期末总负债的比重企业风险承担能力（Rt） 定量 股票日收益率计算年度波动率的对数值控制变量 企业绩效（Roa） 定量 净利润/平均总资产余额资产负债率（Lev） 定量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 定量 营业收入增长额/期初营业收入固定资产占比（Fixed） 定量 固定资产总额/资产总额

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136 —独立董事占比（Ind） 定量 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总人数员工规模（Emp） 定量 企业员工数量，取对数资料来源：本研究自行整理（三）描述性统计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本文首先对相关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从而了解数据的基本特征，具体结果如下表 2所示：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Variable 样本量 平均值 p50 标准差 Min MaxInnovation 21,651.00 0.79 0.00 1.14 0.00 7.22Green 21,651.00 0.59 0.63 0.12 0.09 0.81Cost 21,651.00 0.00 0.01 0.04 -0.17 0.07Rt 21,651.00 -3.49 -3.54 0.46 -7.63 0.60Roa 21,651.00 0.04 0.04 0.06 -0.22 0.22Lev 21,651.00 0.41 0.39 0.21 0.05 0.89Ind 21,651.00 0.38 0.36 0.05 0.14 0.57Fixed 21,651.00 0.20 0.16 0.16 0.00 0.71Growth 21,642.00 0.16 0.11 0.37 -0.57 2.21Emp 21,648.00 7.56 7.43 1.30 4.43 10.97资料来源：本研究自行整理根据表 2的数据，本文探讨的几个关键因素中，上市公司的绿色创新（Innovation）平均值为 0.79，标准差为 1.14，最高值达到 7.22。这表明，在所选样本内，中国上市公司的绿色创新成果相对有限，且企业间的差异显著。这反映出了上市公司的绿色技术自我创新能力仍显不足。因此，企业应进一步增加在技术创新上的投资。绿色信贷（Green）的平均值为 0.59，标准差为 0.12，表明虽然我国绿色信贷水平在持续上升，但是企业与企业之间依旧存在较大的差距，需要继续加大我国绿色信贷投放的力度。（四）回归模型的建立1.基准回归模型

《澳门管理科学》·工商管理 2026 年第 1期— 137 —回归分析是一种统计方法，用于研究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其旨在建立一个模型，以预测或解释因变量如何受自变量影响。在回归分析中，通过观察一组数据，并使用相关运算软件，估计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本文参考相关文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Innovationi,t=α0+α1×Greeni,t+α2× con i,t+εi,t （1）该模型爲基准回归模型，Innovationi,t代表第 i个企业 t时期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Greeni,t代表第 i企业第 t期的绿色信贷水平， con i,t代表第 i企业第 t期的所有控制变量，εi,t是随机误差项。2. 中介效应模型爲了探究企业融资成本和企业风险承担能力是否在绿色信贷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当中发挥着中介作用，本文引入了企业融资成本和企业风险承担能力这两个变量，作爲中介变量，在模型（1）的基础上建立中介效应模型，具体检验过程如下：Costi,t=α0+α1×Greeni,t+α2× con i,t+εi,t （2）Rti,t=α0+α1×Greeni,t+α2× con i,t+εi,t （3）Innovationi,t=Greeni,t+Costi,t+Rti,t （4）模型（1）是基准回归模型，首先对模型（1）中绿色信贷的系数检验，若绿色信贷的系数显著，则说明绿色信贷会对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产生影响，接下来对模型（2）和模型（3）检验，模型（2）则是检验绿色信贷对中介变量企业融资成本的显著性，模型中的 Cost为企业融资成本，若显著，则证明绿色信贷能够影响企业融资成本，并继续验证模型（3），模型（3）是在（1）的基础上引入中介变量企业风险承担能力，若此时绿色信贷和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系数均显著，则证明中介变量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假说成立，认为绿色信贷会通过影响企业融资成本和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从而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四、实证分析（一）基准回归分析本文使用的样本数据为面板数据，所以先对数据进行 F检验和 Hausman检验选择应该使用的实证模型，通过 Stata17软件计算得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最适合用于本研究的回归分

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138 —析。这种模型选择方法不仅考虑了个体异质性与时间效应，更能有效控制不可观测的个体特征与时间趋势对估计结果的影响，从而提高研究结论的可靠性。表 3 基准回归表格(1) (2)Innovation InnovationGreen 0.914*** 0.723***(10.500) (8.573)Roa -0.620***(-5.687)Lev 0.064(1.197)Ind 0.511***(3.619)Fixed -0.552***(-7.646)Growth -0.001(-0.102)Emp 0.369***(31.380)_cons 0.255*** -2.501***(4.951) (-22.707)N 21651 21639R2 0.006 0.071F 110.240 199.955***p<0.01, **p<0.05, *p<0.10资料来源：本研究自行整理爲了验证绿色信贷（Green）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Innovation）之间的关系，本文根据构建的模型（1）对样本数据进行基准回归检验，实证分析的结果记录与表 3。在仅包含

《澳门管理科学》·工商管理 2026 年第 1期— 139 —模型基础变量的回归分析（表 3第一列）中，绿色信贷（Green）的回归系数值为 0.914，且该系数在 1%的统计显著性水平下呈正值，表明绿色信贷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当引入控制变量进行进一步分析（表 3第二列）后，绿色信贷（Green）的回归系数调整至 0.723，依然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保持正值。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 1，即绿色信贷对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产生积极影响。本研究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绿色信贷机制确实能成为企业重要的外源性融资管道。通过在贷款审核流程中纳入生态环境评估指标，此制度设计使缺乏绿色技术研发资金的优质企业得以更顺利地取得外部融资，进而获得较传统信贷更显著的资金配给倾斜。这种差异化融资支持机制，最终将有效强化企业在创新研发领域的资金获取能力，形成可持续的绿色技术发展正向循环。从表 3第（2）列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可以得出，企业绩效（Roa）的回归系数在在 1%的水平上显著爲负，帮助了企业在从事企业绿色技术研发投资活动时，可能会发生创新周期长（平均 3-5年）、技术不确定性高等问题，导致企业短期内的营运绩效指标无法获得对应的投资收入，而企业绩效主要反映企业短期或者中期内的资产收益情况，绿色技术创新这种长线投资活动收益具有明显的滞后性，这种时间错配的发生就有可能导致企业绩效有所下滑。资产负债率（Lev）的回归系数爲正，但未能在 90%的置信区间内显著。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影响未出现显著性，暗示市场扩张压力与绿色转型投入间存在复杂的动态平衡关系。固定资产占比（Fixed）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爲负，帮助当企业的固定资产占比较高时，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投入往往会面临融资约束；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在于，这些占比较高的固定资产很有可能意味着企业还拥有大量的陈旧设备，这些过时的资产不仅不能满足当下社会对环境友好技术的需求，更有可能会成爲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路上的阻碍。独立董事占比（Ind）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爲正，帮助了独立董事会在决策的时候根据环境风险评估与社会绩效来进行考虑，对于整个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起到了监督作用，同时，凭借其专业知识储备与行业洞察力，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发挥重要的战略指导作用。员工规模（Emp）的回归系数爲正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帮助了企业拥有更多的员工，其中高新技术人才的占比也在不断提高，企业在绿色技术创新方面的策略与方案也在不断增加；并且，拥有先进意识的管理人才也会越来越多，企业可以更好地应对市场的快速迭代，及时抓住创新机遇，积极开发绿色技术。

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140 —（二）中介效应分析1.企业融资成本对绿色信贷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进行中介效应分析，表 4呈现了企业融资成本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其中第（1）列显示绿色信贷（Green）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Innovation）的影响，其中第（2）列显示绿色信贷对企业融资成本（Cost）的作用，第（3）列显示企业融资成本在绿色信贷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中介效应检验。表 4 企业融资成本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1) (2) (3)Innovation Cost InnovationGreen 0.723*** 0.046*** 0.696***(8.573) (14.080) (8.208)Roa -0.620*** -0.015*** -0.611***(-5.687) (-3.644) (-5.603)Lev 0.064 0.077*** 0.018(1.197) (37.226) (0.332)Ind 0.511*** 0.011** 0.505***(3.619) (2.016) (3.573)Fixed -0.552*** 0.046*** -0.579***(-7.646) (16.219) (-7.962)Growth -0.001 0.002*** -0.003(-0.102) (3.841) (-0.190)Emp 0.369*** 0.005*** 0.366***(31.380) (11.559) (31.010)Cost 0.589***(3.107)_cons -2.501*** -0.109*** -2.437***(-22.707) (-25.410) (-21.751)N 21639 21639 21639

《澳门管理科学》·工商管理 2026 年第 1期— 141 —R2 0.071 0.146 0.071F 199.955 448.974 176.249***p<0.01", "**p<0.05", "*p<0.10资料来源：本研究自行整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表 4第（2）列回归中，绿色信贷的系数值为 0.046，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这从实证角度揭示了绿色信贷的深化将提升企业融资成本，进而强化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这一传导机制。绿色信贷政策的推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的融资可及性，并提高了绿色项目的资金要求。这一融资约束机制尽管在短期内为企业带来了资金压力，但从长期角度分析，它通过提升绿色融资的成本，能有效促使企业在绿色技术创新方面加大投资，进而促进绿色生产方式的转型升级及可持续发展。中介效应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见第 3列数据）表明，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β=0.696，p<0.01），这一影响是在绿色信贷与企业融资成本的交互作用下实现的。实证研究进一步发现，企业融资成本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从而证实了“绿色信贷-融资成本-绿色技术创新”这一中介传导路径的有效性。绿色信贷通过增加企业的融资成本，起到了间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这表明，在绿色信贷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的进程中，融资成本作为中介因素发挥了关键作用。2.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对绿色信贷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进行中介效应分析。表 5呈现了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其中第（1）列显示绿色信贷（Green）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Innovation）的影响，其中第（2）列显示绿色信贷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Rt）的影响，第（3）列显示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在绿色信贷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中介效应检验。表 5 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1) (2) (3)Innovation Rt InnovationGreen 0.723*** 0.348*** 0.735***(8.573) (7.116) (8.702)Roa -0.620*** 0.873*** -0.590***(-5.687) (13.796) (-5.389)

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142 —Lev 0.064 -0.038 0.062(1.197) (-1.242) (1.173)Ind 0.511*** -0.040 0.510***(3.619) (-0.482) (3.610)Fixed -0.552*** -0.079* -0.554***(-7.646) (-1.877) (-7.683)Growth -0.001 0.007 -0.001(-0.102) (0.861) (-0.085)Emp 0.369*** -0.082*** 0.366***(31.380) (-12.018) (31.027)Rt -0.034***(-2.669)_cons -2.501*** -3.072*** -2.606***(-22.707) (-48.044) (-22.298)N 21639 21639 21639R2 0.071 0.028 0.071F 199.955 75.502 175.909***p<0.01", "**p<0.05", "*p<0.10资料来源：本研究自行整理根据第（2）列的回归分析发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绿色信贷与企业风险承担能力间的回归系数为 0.348。这一分析表明，当绿色信贷增加时，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亦随之增强，从而证实绿色信贷有助于强化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绿色信贷驱动的绿色创新技术具备一套周全的监控架构，涵盖前期、中期与后期各个环节。此监控系统旨在有效地抑制企业内部运营的疏懒，激发管理层的积极性，促使其投入更多精力。这一策略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盈利潜力，强化其财务稳定性与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它为企业的生产升级、工艺革新及资源配置的优化提供了坚实基础，从而进一步推动企业的全面发展与竞争优势的提升。基于第（3）列的回归分析发现，当绿色信贷与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相互作用时，数据

《澳门管理科学》·工商管理 2026 年第 1期— 143 —分析显示，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绿色信贷的影响强度为 0.735，此结果显示出显著性，突显了绿色信贷对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正面推动作用。同时，企业在 1%显著性水平下的风险承担能力系数为负值，表明绿色信贷能通过提升企业风险承担能力，进一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的研发与应用。这一发现表明，企业增强风险承担能力是绿色信贷激发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一个重要渠道或机制。（三）异质性分析1.专利类型绿色专利涵盖两类主要形式：绿色发明专利与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绿色发明专利需展现出实质性的技术创新，其审核流程一般耗时 18个月，对于较为复杂的项目，这一周期可能延长至 24到 36个月。相较于前者，后者的重点在于实用性，对于创新性的期待较低，审批周期较短，一般在 6个月内即可完成审批。绿色发明专利的申请数量直接反映了企业于绿色技术创新的质量水平，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则更加侧重于展现企业在推动绿色创新规模化的关注与实践程度。基于这样的分析框架，本文借鉴了王馨等人（2021）的研究路径，将企业的绿色专利细分为绿色发明专利与绿色实用新型专利两大类，并分别运用这两个类别开展回归分析。表 6 专利类型异质性分析结果(1) (2)变量 绿色发明专利 绿色实用性专利Green 0.509*** 0.534***(7.277) (7.649)Roa -0.489*** -0.265***(-5.411) (-2.938)Lev 0.042 0.053(0.954) (1.205)Ind 0.308*** 0.348***(2.596) (2.938)Fixed -0.489*** -0.277***(-8.162) (-4.630)

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144 —资料来源：本研究自行整理通过参考表 6中的回归分析数据，观察到绿色信贷对于推进绿色发明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的产生展现出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且其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此分析阐明，绿色信贷不仅成功地刺激了企业在绿色技术领域的真实创新与进步，而且还明显提升了企业的战略创新能力。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绿色发明专利，绿色信贷对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的影响更为突出。这表明绿色信贷特别有助于那些技术复杂度低、研发难度较小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这进一步证实了绿色信贷在支持经济型绿色技术研发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这种差异化的结论凸显了绿色信贷在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中的关键角色。2.行业污染属性本文参考潘爱玲等（2019）的分类方法，按照产业污染特征，将样本数据细分为重污染行业与非重污染行业两大类。依据中国证监会于 2012 年修订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确定了包括 15个子行业的特定类别为重污染行业，即行业代码为 B06、B07、B08、B09、C17、C19、C22、C25、C26、C28、C29、C30、C31、C32及 D44。其余未被归入上述代码的行业则被界定为非重污染行业。表 7 行业污染属性异质性分析结果(1) (1)变量 重污染行业 非重污染行业Green 0.407* 0.756***Growth -0.015 0.006(-1.247) (0.543)Emp 0.260*** 0.261***(26.480) (26.660)_cons -1.754*** -1.855***(-19.084) (-20.206)N 21639 21639R2 0.053 0.050F 146.657 139.596***p<0.01", "**p<0.05", "*p<0.10

《澳门管理科学》·工商管理 2026 年第 1期— 145 —(1.905) (8.409)Roa -0.098 -0.761***(-0.370) (-6.452)Lev -0.558*** 0.261***(-4.303) (4.512)Ind 1.538*** 0.271*(4.598) (1.780)Fixed -0.289** -0.577***(-2.064) (-6.670)Growth 0.040 -0.013(1.170) (-0.875)Emp 0.384*** 0.352***(12.740) (27.636)_cons -2.684*** -2.374***(-9.254) (-20.128)N 4518 17121R2 0.048 0.080F 27.446 179.686***p<0.01", "**p<0.05", "*p<0.10资料来源：本研究自行整理依据表 7 的验证分析，绿色信贷对重污染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贡献度的评估结果为0.407，这一数据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得到确认。针对非重污染企业，其绿色信贷的贡献度评估值为 0.756，同样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被验证。这项研究揭示，绿色信贷对于增强重污染企业与非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均产生了显著影响，而对非重污染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效果尤为突出。针对高排放企业，绿色信贷实际上构成了融资限制。此类企业在资金获取方面通常需承受更为严苛的条件，这导致它们在评估绿色技术创新项目时，容易过分集中于短期融资难题，而忽略了对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驱动。（四）稳健性分析

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146 —1.内生性问题讨论鉴于绿色信贷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的关系和绿色技术创新获得回报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因此为了避免模型在分析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和滞后性问题，本文参考解学梅等（2021）的做法，在模型的基础上建立滞后一期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如表 8所示。表 8 滞后一期的检验结果(1) (2) (3) (4)Green Innovation Innovation InnovationlGreen 0.546*** 1.273*** 1.249*** 1.269***(81.146) (13.622) (13.288) (13.579)Roa -0.466*** -0.455*** -0.458***(-3.835) (-3.742) (-3.767)Lev -0.012 -0.056 -0.002(-0.195) (-0.882) (-0.035)Ind 0.499*** 0.493*** 0.509***(3.198) (3.163) (3.263)Fixed -0.669*** -0.697*** -0.660***(-8.016) (-8.277) (-7.909)Growth 0.012 0.011 0.014(0.784) (0.705) (0.879)Emp 0.362*** 0.359*** 0.360***(25.808) (25.493) (25.629)Cost 0.563**(2.480)Rt -0.064***(-3.201)_cons 0.267*** -2.703*** -2.641*** -2.924***(66.841) (-20.973) (-20.118) (-20.003)

《澳门管理科学》·工商管理 2026 年第 1期— 147 —N 18004 18000 18000 18000R2 0.304 0.069 0.069 0.070F 6584.684 159.363 140.259 140.809***p<0.01", "**p<0.05", "*p<0.10资料来源：本研究自行整理根据表 8可得，控制变量也参与检验的基准回归模型中，lGreen 的系数为 1.273 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中介效应模型中的 Cost的系数爲 1.249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模型中的 Rt的系数爲 1.269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这帮助在滞后一期的情况下，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果依旧显著，企业融资成本和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中介作用也如上文验证一致。因此，建立滞后一期的模型进一步验证了前文的结果，增强了研究的可靠性和稳健性。2.替换被解释变量指标学术界对于利用绿色技术专利的申请数量作为衡量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标准的实用性持有不同的见解。某些理论倾向认为，与侧重绿色专利的颁发情况相比，通过专利申请数量来评估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更具优越性。这是因为，在专利申请环节，企业的表现便能受到明显的影响，使得基于申请量的数据在稳定性和可靠性以及时效性上，相较于授权数量而言，展现出更大的优势（黎文靖等，2016）。一些论点表明，单纯以绿色专利申请量作为衡量指标可能存在局限性，因爲该指标主要反映了企业对绿色技术创新研发的重视程度，而不是实际的绿色技术进步水平，相比之下，绿色专利的审批结果更能准确反映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同时，绿色专利的审批流程具有明显的滞后特征，特别是在绿色发明专利方面，从递交申请到获得批准通常需要经历长达 24至 36个月的审查周期。鉴于此，研究选取了绿色专利授权量作为替代性评价指标，并对绿色专利授权数量执行加一后取对数的操作，随后重新实施回归分析，以深化对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实证效果的研究，回归结果如表 9所示。表 9 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检验结果(1) (2)Granted GrantedGreen 0.179** -0.024

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148 —(2.288) (-0.314)Lev 0.191***(4.062)Ind 0.770***(6.059)Roa -0.674***(-6.965)Fixed -0.414***(-6.459)Growth -0.041***(-3.279)Emp 0.361***(34.379)_cons 0.601*** -2.258***(13.001) (-22.943)N 21651 21639R2 0.000 0.084F 5.234 240.385***p<0.01", "**p<0.05", "*p<0.10资料来源：本研究自行整理由表 9的回归结果可知，替换衡量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指标的方法后，控制变量不参与检验的情况下，检验结果为正，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帮助在没有其他的企业信息干扰的情况下，绿色信贷（Green）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促进作用。同时，各种衡量方法下的绿色信贷的系数皆显著为正，这说明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仍然存在，与前文实证结果一致，说明基准回归结果具有可靠性。

《澳门管理科学》·工商管理 2026 年第 1期— 149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一）研究结论本文以微观层面为视点，深入探讨绿色信贷如何驱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机制。利用中国 2011至 2022年间沪深 A股上市公司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基础回归模型，展开实证研究。同时，为了揭示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潜在作用渠道，深入剖析这一过程。为确保研究发现的可靠性，本文采取滞后一期模型来解决内生性问题，并通过替换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测试，以全面验证结果。主要研究结论如下：首先，绿色信贷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的创新与发展。通过供给资金援助，它成功地缓解了一些企业在绿色技术研发时的资金制约，使得一些企业能够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创新项目中。这样不仅提升了一些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与市场地位，还激励了企业间的合作，形成良性循环，持续推动绿色技术进步。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转向绿色生产与技术革新，减少环境破坏与资源浪费得到有效缓解，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将迎来显著改善。其次，绿色信贷策略旨在双管齐下，一方面增加企业的融资成本，另一方面促使企业提升风险管理能力，最终激励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针对在环保方面表现优异的企业，金融机构在贷款审批过程中给予特别优惠政策，以降低企业的财务负担。此举释放了更多资金，供企业投入到绿色技术的研发与实践之中。同时，绿色信贷机制的运行强化了企业对于环保工作的重视程度，提升了它们的环境友好形象，增强了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并为他们吸引了更多的商业机会和合作伙伴。最后，绿色信贷在赋能不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上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化效应。在涉及绿色专利分类上，绿色信贷不仅促进了绿色发明专利与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的开发，特别是，在绿色发明专利方面，起到了更为显著的推动作用。依据上市公司所属行业的污染特性，绿色信贷对于重度污染企业在推进绿色技术进步上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在针对减少污染负荷的企业层面，则展现了更为突出的激励绿色技术创新的效果。综上所述，绿色信贷对企业推进绿色技术创新展现出显著的推动作用，其机制主要体现为两方面：一是通过提升绿色融资成本，激励企业优化资金配置，从而促进绿色技术的创新；二是增强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促使企业在面临绿色转型时更有信心和动力进行技术创新。此外，对于拥有较低技术含量的绿色专利发明和减少污染负荷的企业，绿色信贷的作用更为突出，对其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二）研究展望

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150 —首先，本文以高能耗行业贷款利率比重的逆指标，作为绿色信贷量化的代理参数，通过实证研究进行了探索。不过，学术界对于绿色信贷的度量标准仍未形成统一意见。伴随绿色信贷的持续壮大，未来的研究有可能发现更为精确且符合现实情境的量化指标与评估手段，采用更为科学和精准的方法评价绿色信贷的现状，从而为深入推动绿色信贷提供更加稳固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引。其次，由于数据收集的便捷性，本研究案例主要聚焦于中国沪深 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未能涵盖非上市企业。但是非上市企业在我国市场经济中占据关键位置且能从绿色信贷中获益，其重要性不容忽视。因此，为增强研究结论的普遍适用性和可靠性，一旦未来获取到非上市企业相关数据，应将其纳入分析范围，以便更全面地探索绿色信贷的运行机制与效果。最后，在探索绿色信贷如何促进企业实施绿色技术创新时，本文通过深入剖析，明确了两大关键传导路径：一是增加企业融资成本，二是增强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然而，促使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机制中，或许还有未被充分揭示的因素潜藏其中。虽然先前的研究已清晰表明绿色信贷对于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积极影响，但当前的研究并未探查到这一现象的其他潜在机制。因此，未来的学术研究应着力于深入分析并验证绿色信贷作用的多元路径，以此构建一个更加全面的理解框架，为绿色信贷的影响力提供更为详实的解析，并为政策优化提供更具深度的理论依据和丰富参考。【參考文獻】[1]Huang, K. F., Lin, K. H., Wu, L. Y., et al. (2015).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autonomous R&D climate roles infirm innova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68(1), 87–94.[2]程振, 赵振智, & 吕德胜. (2022). 绿色信贷、企业风险承担与企业绿色创新——“波特效应”的中国证据.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10, 68–74.[3]方先明, & 那晋领. (2020). 创业板上市公司绿色创新溢酬研究. 经济研究, 55(10), 106–123.[4]蒋建勛, 唐宇晨, & 李晓静. (2022). 双碳背景下数字金融赋能新能源企业绿色创新：基于融资约束视角. 当代经济管理, 44(5), 81–89.[5]林乐芬, & 孙馨. (2024). 绿色信贷对高耗能行业上市企业绿色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现代经济探讨, 2,82–92.[6]毛捷, & 管星华. (2021). 地方政府纾困、融资成本与企业业绩分化. 经济与管理评论, 37(5), 54–67.[7]齐绍洲, 林屾, & 崔静波. (2018). 环境权益交易市场能否诱发绿色创新：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的证据. 经济研究, 53(12), 129–143.[8]王梦媛, & 方厚政. (2021). 绿色金融能否促进高环境风险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的证据. 浙江金融, 12, 59–66+20.[9]徐佳, & 崔静波. (2020). 低碳城市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中国工业经济, 12, 178–196.

《澳门管理科学》·教育管理 2026 年第 1期— 151 —1融合治理视域下民办高校党建引领事业发展的实践路径探索黄沛儿 吴德凯（珠海科技学院，广东 珠海，519000）摘 要：在新时代高等教育深化改革背景下，如何有效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破解党建与业务“两张皮”难题，实现人才、科技、教育的深度融合与高质量发展，是民办高校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本文基于国内一所民办高校的典型案例，深入剖析其以党建引领事业发展的创新实践。文章从理论逻辑与现实必要性出发，阐述了党建引领对于民办高校落实立德树人、优化治理结构、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意义；进而分析了当前民办高校党建工作中普遍存在的融合不深、机制不畅、保障不足等现实困境；重点从构建大思政育人体系、驱动产教融合创新、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和完善治理保障机制四个维度，系统论述了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的实践路径。研究表明，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民办高校的治理效能、育人优势和发展动能，是其实现内涵式、特色化发展的战略支点关键词：党的建设；民办高校；融合发展；党建引领Party building guidance in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perspective of integrated governanceexploration on the practical path of career developmentWu Dekai Huang Peier（Zhuhai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Zhuhai City, Guangdong Province）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howto effectively play the leading role of party building, solve the problem of " two skins " betweenparty building and business, and realize the deep integr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talen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is a major practical issue faced by private collegesand universities. Based on a typical case of a private university in China, this paper deeplyanalyzes its innovative practice of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use with party building.Starting from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necessity,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key significance ofparty building guidance for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implement moral education,optimize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enhance core competitiveness. Then it analyzes the practical【作者简介】黄沛儿，女，珠海科技学院党政办公室，科员，本科；吴德凯，男，珠海科技学院党政办公室，科长，硕士研究生，助理研究员。

融合治理视域下民办高校党建引领事业发展的实践路径探索— 152 —difficulties in the current party building work in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uch as lack ofintegration, poor mechanism and insufficient guarantee. Focusing on the four dimensions ofbuilding a bi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stem, driving the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staff and improving thegovernance guarantee mechanism,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the practical path of thedeep integration of party building and busines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party 's political and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s into the governance efficiency, educationaladvantages and development momentum of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the strategicfulcrum for its connotative and characteristic development.Keywords:Party building ; private universities ; integrated development ; party building leads一、引言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是办好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保证。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统筹发展。高校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以党的建设为统领，推动教育教学、科技创新与人才队伍建设深度融合，实现高质量发展。当前，高校在推进“三位一体”融合发展中仍面临诸多挑战，如党建与业务“两张皮”、资源配置分散、协同机制缺失等。民办高校因其办学体制特殊，更需探索具有校本特色的融合路径。本文基于某高校在党建统领下推进教育、科技、人才融合发展的实践案例，系统分析其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以期为同类高校提供借鉴。二、党建引领“三位一体”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与现实意义（一）理论逻辑：党建在高校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党的建设在高校治理中具有政治引领、组织保障与价值塑造的三重功能。从政治学视角看，党建是确保高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根本保证；从教育学视角看，党建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核心机制；从管理学视角看，党建是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治理效能的组织基础[1]。党建通过“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将政治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教育、科技、

《澳门管理科学》·教育管理 2026 年第 1期— 153 —人才融合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二）现实意义：服务国家战略与破解发展瓶颈推进党建引领“三位一体”融合发展，既是服务“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必然要求，也是破解高校内部治理难题的现实需要。某高校作为民办高校，通过党建引领，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机械制造等领域构建了“产教融合+数智赋能”的人才培养模式，显著提升了学生的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2]。三、当前高校“三位一体”融合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一）党建与业务“两张皮”现象突出在当前高校治理中，党建与教学、科研等核心业务之间存在显著的运行逻辑隔阂，未能实现系统性的深度协同。党建工作往往局限于理论学习、组织生活等常规党务范畴，其独特的政治与组织优势，未能通过有效的机制设计转化为驱动学科发展、科研创新与人才成长的内生动力。高校党建工作具有政治引领、组织保障与价值塑造的三重功能，但这些功能在实践中往往停留在宏观层面，缺乏向具体业务领域传导的制度化通道。例如，党组织的组织优势本可用于跨学科协同攻关，但由于缺乏相应机制，这一优势难以在科研项目中发挥实际作用。实践中，即便部分高校探索“党建+”模式，也常常依赖于行政指令的“外部植入”，而非源自业务发展内在需求的“内生融合”。这种模式导致党建工作难以精准切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办学治校的关键环节，未能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融合路径，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党建引领下高校整体效能的提升。从更深层次看，“两张皮”现象折射出的是高校治理中对党建功能定位的认识偏差。党建工作不是游离于中心工作之外的“附加项”，而是贯穿办学治校全过程的“生命线”。只有将党建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与业务发展的内在需求有机对接，才能真正实现党建与业务从“物理拼接”走向“化学融合”。（二）资源配置分散，协同机制缺失高校内部长期遵循的科层化结构与“条块分割”管理模式，在组织与运行层面人为割裂了教育、科技与人才工作三者间的内在联系。这种体制性区隔导致教学、科研及人事等部门在目标设定、资源分配与绩效考核上形成固化的闭环运作：教学体系侧重课程建设与课

融合治理视域下民办高校党建引领事业发展的实践路径探索— 154 —堂教学，科研系统追逐项目立项与论文发表，人事管理则聚焦于人才引进的数量指标[3]。由于缺乏顶层的战略协同设计与高效的资源共享平台，各部门目标离散，资源难以跨部门流动与整合，最终造成教育链、创新链与人才链的相互脱节，无法形成支撑国家战略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系统性合力。以产教融合为例，这类工作需要教学、科研、人事等多部门协同推进。教学部门需要将产业需求转化为课程内容，科研部门需要与企业开展联合攻关，人事部门需要引进具有行业背景的双师型教师。但在条块分割的管理模式下，各部门各有其考核指标和工作重心，难以形成统一的目标导向和协同的行动方案，导致产教融合往往停留在协议层面，难以真正落地见效。（三）融合机制不健全，评价体系滞后当前，高校党建与业务工作尚未建立起系统化的协同运行机制，二者在目标规划、过程管理与成果验收等关键环节存在显著脱节。这使得党建工作难以实质性地嵌入学科建设、科研创新与人才培养的核心流程，其独特的政治与组织优势无法有效转化为推动事业发展的内生动力，最终形成表面化结合的"两张皮"困局[5]。与此同时，评价体系的导向偏差进一步固化了这一隔阂。现有的考核机制过度依赖易于量化的科研项目、论文发表等指标，而未能构建起对党建与业务融合实效进行科学评估的价值标尺。在教师端，这表现为“重科研轻教学、重论文轻转化”的激励惯性；在学生端，则是“重分数轻素养”的评价倾向。这种滞后的指挥棒，使得融合实践在职称评审、绩效分配等核心环节中难以获得实质性认可，从而持续削弱师生群体参与融合的内生动力。以某民办高校为例，该校在推行党建与业务融合试点初期，曾尝试将课程思政建设成效纳入教师考核体系，但由于缺乏科学的量化标准，加之与传统科研指标之间的权重难以平衡，最终导致试点效果不及预期。这一案例表明，评价体系的改革必须与融合机制建设同步推进，才能真正形成正向激励闭环。四、民办高校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的实践路径（一）强化政治引领，构建“大党建”工作格局民办高校必须牢固确立党组织在办学治校中的政治核心地位，通过构建党委统一领导、各方协同联动的“大党建”体系，将党的政治建设深度嵌入学校战略规划、人才培养与内部

《澳门管理科学》·教育管理 2026 年第 1期— 155 —治理的全过程，从根本制度上确保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在治理结构上，关键是将党的建设有关内容明确写入学校章程，完善党组织参与学校重大决策的机制，并探索建立党委书记进入董事会、校领导班子成员与党委成员“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从组织架构上强化党的政治把关作用。某民办高校的实践表明，通过这一制度设计，党组织在学科专业设置、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建设等关键事项中的话语权显著提升，政治核心作用得到实质性发挥。在运行机制上，应建立并做实党委主导的理论学习与决策议事机制，将国家教育方针与战略需求精准转化为学校的政策纲领与行动路径，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研究学校发展对策，将“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战略要求细化为学科布局调整、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科研攻关方向选择等具体行动。在育人体系上，通过构建系统化的思政工作体系，整合红色场馆育人资源，将红色基因、创新精神与职业素养融入育人实践，构建“价值引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实现政治属性与教育功能的本质统一。同时，可着力推动“党建+教育教学”、“党建+技能竞赛”等融合行动，使党建工作与中心任务同频共振，形成全覆盖、强引领的“大思政”工作格局[4]。（二）优化组织体系，打造“党建+业务”协同平台深度融合必须依托组织载体的创新突破。民办高校应着力推动党组织设置与业务架构的精准匹配，在重点学科、科研平台、产教融合实体上建立功能型党支部，全面实施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机制，有效打通党建与业务间的组织壁垒。在组织设置层面，以有利于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为原则，对基层党组织进行优化设置。通过将支部建在产业学院、协同创新中心等业务一线，使党组织活动深度嵌入人才培养、科研攻关和社会服务等核心环节。在产业学院设立党支部，由专业负责人担任支部书记，将党建活动与校企合作项目策划、课程开发等业务工作统筹安排，实现组织生活与业务研讨的有机融合在平台构建层面，构建由党组织协调的"政-校-行-企"四方联动平台，系统开展联合技术攻关、共建课程资源、共育双师队伍等工作，通过与地方政府、行业龙头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共建产学研平台和实践基地，将党的组织优势切实转化为资源集聚优势和协同育人效能，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

融合治理视域下民办高校党建引领事业发展的实践路径探索— 156 —在创新突破层面，积极探索党组织设置创新，在“一站式”学生社区、流动学生群体、志愿者团队等建立功能型党支部，形成党组织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化的良好态势。这种组织体系的创新设计，既强化了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又使其成为推动业务发展的中坚力量，为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三）创新融合机制，推动“五创融合”育人体系机制创新是驱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的核心引擎。以“思创铸魂、专创夯基、赛创强技、科创攻坚、产创赋能”为内核的“五创融合”体系，为党建精准嵌入育人全链条提供了方法论支撑与实践路径。思创铸魂，聚焦价值引领。通过红色实践、榜样选树等方式，将家国情怀与理想信念教育落到实处。组织师生赴革命圣地开展实践研学，开展“身边的榜样”典型选树活动，用身边人身边事教育引导师生。举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节，邀请非遗传承人进校园、进课堂，让学生在文化浸润中增强文化自信。专创夯基，着力于课程重构。推动前沿科技与产业需求融入专业教学，将工匠精神、科学家精神等思政元素深度嵌入课程大纲与教学案例。支持专业课程进行数智化升级，将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专业教学深度融合，设立专项经费支持学生开展创新实践项目，激发学生创新热情。赛创强技，以高水平学科竞赛为牵引。构建“课程—训练营—校赛—省赛—国赛”的进阶通道，在实战中锤炼学生创新能力。鼓励学生在国家级体育竞赛、艺术展演、学科竞赛中争创佳绩，某高效的校园艺术团体连续多届入围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并获得专业组奖项，充分展现了党建引领下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科创攻坚，突出党员教师的先锋作用。鼓励党员教师带领学生投身科研攻关，将党建活力转化为创新动力。在重点发展领域，组建由党员教授领衔的科研团队，吸纳优秀学生参与课题研究，在科研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攻坚能力。通过与国（境）外高水平大学共建联合实验室，搭建国际合作平台，为学生接触学术前沿提供宝贵机会。产创赋能，依托深度校企合作。通过共建产业学院、共组项目团队等方式，打通学生成果转化与职业发展的“最后一公里”。与行业头部企业建立产教融合平台，将企业真实项目引入课堂，让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提升工程实践能力。同时，依托党组织协调优势，建立“校内导师+企业导师”双导师制，企业导师深度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开发和实

《澳门管理科学》·教育管理 2026 年第 1期— 157 —习实训指导，使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实现精准对接。“五创融合”体系通过机制化联动与闭环设计，实现了党建要素在育人全过程中的系统性渗透与功能化输出。这一体系的价值在于：其一，将党建工作从“围绕中心”的外在要求转变为“融入中心”的内生需求；其二，将思想政治教育从“课程灌输”的单向传递转变为“实践体验”的深度认同；其三，将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从“个体行为”的组织要求转变为“集体攻关”的制度安排。某高效的实践案例表明，这一融合模式有效提升了人才培养质量，毕业生就业质量和升学深造比例稳居同类院校前列，涌现出一批服务国家战略、扎根基层一线的优秀校友典型。（四）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构建数据驱动治理体系科学的评价体系与治理模式是保障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可持续性的关键支撑。民办高校亟待破除“唯论文、唯项目”的单一评价惯性，构建以立德树人成效为核心的多维度考核标准。在评价导向层面，必须将党建工作质量、课程思政建设成果、师德师风表现等关键要素纳入教师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实践探索中可构建多维度教师评价框架：一是教学育人维度，不仅考核课时数量，更关注课程思政实施效果、学生评教反馈、教学改革成效；二是科研创新维度，在注重论文、项目等显性成果的同时，考察科研成果的转化效益和对人才培养的支撑作用；三是党建思政维度，将参与党组织活动、担任班主任或学业导师、指导学生社会实践等纳入评价范围，引导教师全方位投入育人实践。通过将融合发展成效与教师职称晋升、绩效分配等核心利益挂钩，形成正向激励闭环。在机制设计层面，需要建立党建与业务“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同考核”的联动机制。坚持定期召开党建与业务融合发展推进会，由党委书记和校长共同主持，听取融合工作汇报，协调解决难点问题。在年度考核中，将融合发展成效作为二级单位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形成责任传导机制。同时，建立党员教师联系学生制度，在思想引导、学业指导、生活关怀等方面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技术支撑层面，应积极构建数据驱动的治理新范式。借助智慧校园平台整合党建、教学、科研与管理数据，打通信息孤岛，实现对融合过程的动态监测与效能评估。通过建设智慧党建体验平台，集成沉浸体验、智慧课堂与数据可视化功能，使党建工作更加智能、精准、高效。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学生思想动态、学习行为、发展需求的精准画像，实现

融合治理视域下民办高校党建引领事业发展的实践路径探索— 158 —思想引导的个性化推送、困难帮扶的及时响应、成长指导的科学决策。通过数据画像、趋势分析与预警干预，最终形成“监测-评估-反馈-优化”的治理闭环，推动学校治理从经验决策向精准治理演进，从而长效保障融合工作的科学性与实效性[6]。（五）完善保障机制，夯实融合发展基础深度融合需要健全的制度、组织和资源保障体系作为基础支撑。制度保障层面，民办高校应着力构建“党委领导、董事会决策、校长负责、各方参与”的治理架构，将党建工作的制度要求融入学校章程和各项管理规定。在顶层设计上，制定党建与事业发展融合发展规划，明确融合的目标任务、实施路径和保障措施；在运行机制上，建立健全党委与董事会定期沟通协商制度、党政联席会议制度、二级学院党组织议事规则等，确保党组织在重大事项决策中的话语权；在考核评价上，将融合发展成效纳入基层党组织书记抓党建述职评议考核，形成责任闭环。组织保障层面，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优化组织设置，在二级学院、重点学科、科研平台、重大项目团队健全党组织，确保党的组织全覆盖。配强党务工作力量，选拔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优秀人才担任党组织书记，落实党务工作者待遇保障，激发工作积极性。创新活动方式，探索“党建+业务”主题党日活动模式，将政治理论学习与业务研讨、技术攻关、社会服务有机结合，增强组织生活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资源保障层面，要树立“党建工作也是核心竞争力”的理念，在经费预算、场地设施、人员配备等方面给予充分保障。设立党建与业务融合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基层单位开展融合创新项目研究、特色活动培育、典型案例推广。建设“党建+业务”共享空间，整合党员活动室、学术研讨室、创新创业工作室等功能，打造集政治学习、业务交流、文化浸润于一体的复合型阵地。加强信息化建设投入，开发党建与业务融合管理平台，实现数据共享、流程再造、效能提升。文化保障层面，要注重培育具有校本特色的融合文化，使党建与业务协同发展成为师生的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加强理论武装，组织党员干部和教师深入学习领会关于教育、科技、人才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融合发展的重要意义。选树先进典型，定期评选表彰党建与业务融合示范单位、优秀案例、先进个人，用身边榜样引领融合实践。加强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平台，讲好融合发展故事，营造“抓好党建促发展”的浓厚氛围。

《澳门管理科学》·教育管理 2026 年第 1期— 159 —五、总结民办高校的党的建设与事业发展是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高质量的党建是引领和保障学校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前提。实践证明，将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推动党建工作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中心工作深度融合，是民办高校破解发展难题、激发办学活力、实现内涵式发展的必由之路。这要求民办高校坚持系统思维，将党建工作的目标要求、机制方法与资源力量全方位、全过程地嵌入学校治理和业务运行中。在治理体系层面，需要通过章程修订明确党组织地位，建立健全党委与董事会、行政管理层的沟通协商机制，形成决策共商、责任共担、发展共享的治理格局；在组织体系层面，要推动党组织设置与业务架构精准匹配，全面实施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育工程，使基层党组织真正成为推动发展的坚强堡垒；在育人体系层面，要构建价值引领与知识探究相统一的育人模式，通过“党建+产业链”“党建+创新链”等方式将组织优势转化为育人实效。成功的融合路径在于实现价值引领与知识探究、组织优势与发展需求、政治功能与育人使命的有机统一。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种融合本质上是在回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民办高校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将党的领导贯穿办学治校全过程各方面，使党建工作真正成为推动事业发展的“红色引擎”。面向未来，民办高校需要推动党建工作从“围绕中心”向“引领治理”转型，使党建成为规划发展蓝图、塑造育人文化、提升治理能力的核心驱动力。这种转型既要体现在治理结构的制度化安排上，如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领导体制，落实党组织在重大事项决策中的前置程序；也要落实到基层组织建设中，将党支部建在重点学科、科研团队和产业学院上，使其真正成为团结凝聚师生的主心骨；更要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构建党建引领下的“三全育人”工作格局，将思想政治工作融入教育教学各环节。展望未来，随着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战略的深入实施，民办高校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唯有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找准定位、彰显特色、实现跨越。通过将党的建设深度嵌入办学治校各环节，民办高校必将为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在建设教育强国的伟大征程中

融合治理视域下民办高校党建引领事业发展的实践路径探索— 160 —书写属于民办教育的精彩篇章。【參考文獻】[1] 赵茵茵.高质量党建引领民办高校高质量发展：内在逻辑、现实困境及实践路径[J].浙江树人学院学报,2025,25(03):26-34.[2] 潘雨濛.以新质生产力赋能民办高校党建与事业发展深度融合的实践与成效评估[J].社会与公益,2025,(07):170-173.[3] 杨中建,刘丽华,李艳梅.民办高校“教、学、管”三位一体学风建设优化路径研究[J].现代职业教育,2023,(30):5-8.[4] 赵祥洪,苏睿谦.基于赛教一体的民办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模式构建[J].四川劳动保障,2025,(17):147-148.[5] 张婉.新质生产力赋能民办高校党建与事业发展融合路径研究[J].才智,2025,(25):9-12.[6] 姚润东,叶婷婷,刘伟才.数字赋能民办高校基层党建工作的路径分析 [N].贵州民族报,2025-08-28(B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