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教育研究（第 5 期） - 在線閱讀

澳门教育研究MACAU EDUCATION RESEARCH2026 年第 2 期总第 5 期（季刊）编委会委員主编执行主编副主编编辑美术编辑地址电话邮箱国际刊号发行出版日期喻亮黄祎徐庆王发强王映萍姚淑芳彭芳甸白玥澳门草堆街 69 号 B-C 地下铺三楼00853 6561 6333amjyyj@126.com ISSN 2959-2550澳门东亚出版社2026 年 4 月泉州轻工职业学院教授泉州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澳门城市大学教育学院博士校友会秘书长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旅行服务与管理学院院长星海音乐学院副教授洛阳智慧教育研究会副会长洛阳理思实验学校学术副校长西北师范大学珠海校友会会长喻亮陈奕荣黄祎郭一喻意杨丰烈张欣刘一统

2026 第 2 期总第 5 期目录【传媒艺术研究】【法学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固态规训与液态联结：母乳焦虑的平台化生产与抵抗——以小红书为例 / 黄苑泽知识产权视角下语音唤醒词的法律适用 / 陈思杨跨文化交际视域下高校英语教学的文化融入路径与实践研究——以《大学英语视听说》《跨文化交际》课程为例 / 赵佳琪通知删除规则在人格权网络侵权中的适应性困境与出路 / 龙欣璇融合与创新：澳门药品广告法对内地立法的借鉴 / 冉秋晨困境与调适：一名公费师范生入职适应期的教育叙事探究 / 付宇航唐佳钰高校音乐表演课程舞台实践教学模式优化路径研究 / 黄之轩澳门护理学硕士研究生教育对我国内地的启示 / 沈怡亓雪勤知识图谱视域下英美戏剧类通识课程教学实证研究 / 苏凤邹阳航丛成淘赵梓暄纪石锋王伟悦渠文君肖乐玲教育强国背景下抗日民族音乐融入音乐专业教育的精准教学路径研究 / 龙甜甜李丽泰李志坚王德才算法审美学：异源美学视野下 AI 美感的来源、法则与生成过程 / 朱华叙事化旅游直播驱动冲动消费机制研究：基于 SOR 模型和情绪价值中介效应 / 任然申玲彩曹姁姁刘雯53157404964728690772213澳门教育研究MACAU EDUCATION RESEARCH

【基础教育研究】【综合理论研究】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产出导向法的高中英语读后续写教学设计——以 2025 年“广东二模”真题为例 / 陈立创伤的淬炼与文学的升华——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精神创伤与其文学创作 / 王嘉怡乐章与秩序：大型文化活动中的城市形象建构——以孙燕姿 2026 香港演唱会为例 / 邹琪基于财务报表的百果园集团投资价值评估研究 / 周韵莹课程思政视域下高校教师多重角色的育人机制与优化路径 / 邬欣言秦如玉翻转课堂与数字视频技术课程结合的教学探索 / 张翠萍谢家祖张宝菊薛梦奇现代远程教育中晋方言的非遗传承与应用 / 张韵初中生物实验品质课堂建设实践研究 / 胡超新课标视域下“人境共生”理念的小学体育教学内容生态化重构 / 林自强“双新”背景下小学数学课堂模式与学业评价改革 / 张芬芬感知父母负性情绪与青少年自杀意念：自尊的中介作用及同伴交往的调节作用 / 王诗琪马昕郭帅龙从“反谷”到“权衡”：中国上古粟黍农业传统与度量衡制度的起源及发展 / 董晓波职业本科院校基层关工委参与课程思政的路径和作用研究 / 杨慧侯培森郭骏康威邱曼肖海清12918218716398118124138145158150178110育研究

《澳门教育研究》·传媒艺术研究 2026 年第 2期— 5—固态规训与液态联结：母乳焦虑的平台化生产与抵抗——以小红书为例黄苑泽1（1.澳门科技大学，澳门 999078）[摘要]数字育儿平台中，母职情绪正被算法逻辑与商业机制深度塑造。本文以小红书中“奶量不足”“追奶失败”等母乳焦虑内容为分析对象，采集 500 篇高互动笔记及 9560 条评论，结合情绪劳动、算法治理与数字规训理论。研究发现，小红书通过情绪识别与互动权重机制，将焦虑化的母职表达转化为“高传播价值内容”。与此同时，用户也在评论互动中建立起即时性的“液态联结”。话语偏移、数据拒绝与社群逃逸等微观实践虽呈碎片化特征，仍为数字母职生态的重构提供了潜在可能。文章最后提出“算法调节—平台责任—用户赋权”的三维干预建议。[关键词]母乳焦虑；小红书；数字平台；固态规训；液态联结Solid Discipline and Liquid Connection: Platformed Production and Resistance ofBreastfeeding Anxiety— Taking Xiaohongshu as an ExampleHUANG Yuanshe（1.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Macau 999078）[Abstract] In digital parenting platforms, maternal emotions are being deeply shaped by algorithmiclogic and commercial mechanisms. This paper focuses on breastfeeding anxiety content such as“ insufficient milk supply” and “ failed milk pursuit” on Xiaohongshu, collecting 500 highlyinteractive notes and 9,560 comments, and incorporating theories of emotional labor, algorithmicgovernance, and digital discipline. The study finds that Xiaohongshu transforms anxious expressionsof maternal duties into “ highly disseminable value content” through emotion recognition andinteraction weighting mechanisms. At the same time, users establish instantaneous “ liquidconnections” through comment interactions. Although fragmented, micro-practices such as discoursedeviation, data refusal, and community escape offer potential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digitalmaternal care ecosystem. The article finally proposes a three-dimensional intervention framework of“algorithmic regulation — platform responsibility — user empowerment.”[Key Words] Breastfeeding anxiety; Xiaohongshu; Digital platform; Solid discipline; Liquidconnection作者简介：黄苑泽，女，澳门科技大学博士候选人。

固态规训与液态联结：母乳焦虑的平台化生产与抵抗——以小红书为例— 6—一、引言“追奶三个月，仍然不如一勺奶粉”“凌晨三点在厕所泵奶，我真的快崩溃了”——这类笔记在小红书母婴板块中并不少见。近年来，数字平台的普及使得母乳喂养中的挫败、疲惫与焦虑，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被公开、放大，并转化为可视的情绪内容。在以“种草”“经验分享”为基调的小红书里，“母乳焦虑”已不仅是一种心理状态，更成为一种算法驱动的可计算流量，一种被规训、再生产并嵌入平台商业逻辑的情绪资源。据《2024母婴行业洞察报告》，用户通过小红书获取母婴资讯的渗透率位居全网首位。[1]。“母乳喂养”相关话题在平台用户中关注度颇高，“奶量不足”等焦虑类内容亦呈上升趋势，且与广告植入关系密切。与此同时，评论区中“我懂你”“加油”“别太自责”等短句构成了一种即时共情场域。这些表达虽富有温度，却缺乏稳定、组织化的结构，呈现出某种“液态化”特征[2]。本文引入“固态规训”（solid disciplining）与“液态联结”（liquid bonding）两个概念，用以刻画平台对母职情绪的双重塑造机制。前者指平台通过算法排序、情绪识别与流量激励实施的结构化控制；后者指用户间以评论为载体的即时情感支持。基于此，本文尝试回答三个问题：平台机制如何结构化地生产母乳焦虑？数字母职实践面临着怎样的规训与抵抗？伦理化的干预体系又当如何构建？为回应上述问题，本研究以小红书为场域，选取 2023年 3月至 2025年 8月期间的 500篇高互动笔记（以互动量排名前 10%为标准）及 9560条评论，结合 Fairclough的三维话语分析。二、可见性机制：焦虑表达的算法政治小红书目前已聚集超过 8800万母婴类用户[3]。其算法推荐机制不仅影响着用户的购买决策，也在深刻塑造着母婴话语的结构走向。尤其在“母乳焦虑”话题上，平台的高渗透率催生出一种独特的“焦虑表达”算法政治——通过流量分配机制放大某些母婴议题（如“奶量不足”），进而影响用户认知与消费行为。这一“被看见”的机制，并非中性的技术选择，而是嵌入商业逻辑与情绪偏好的结构化运算结果。平台借助互动率与情绪值建模，将母乳失败、夜奶崩溃等表达识别为“高传播潜力内容”，继而推动其进入首页推荐、标签热榜与二次分发流量池。用户看似自发的育儿经验分享，实际上在算法逻辑下被引导、结构化，并逐渐凝结为某种“流量模板”。借由“情绪劳动”这一概念[4]来看，数字平台将用户在情感表达中的投入转化为可计算的价值单位，由此构建起“情绪—算法—流量”三位一体的运作机制。平台通过点击率、评论热度、情绪强度等变量建模，将“母乳失败”“坚持崩溃”等关键词识别为“高传播潜力内容”，并推动其进入首页推荐、热门标签及二次流量池。用户的表达行为因而趋向情绪化、模板化与功利化。样本中的文本显示，“母乳失败”笔记多采用“数据+情绪”的结构。比如“产后第 12天奶量仅

《澳门教育研究》·传媒艺术研究 2026 年第 2期— 7—有 40ml，真的想哭”“每天泵奶 8次，每次才 60ml，根本追不上宝宝的需求，太崩溃了”“夜奶三小时一次，已经连续 20天没睡整觉，感觉精神快崩溃”“今天涨奶但才挤出 50ml，我是不是天生就不适合喂奶？”——这些语言既唤起共鸣，也契合平台对“情绪高值内容”的偏好，从而获得更多曝光。部分品牌通过放大焦虑（如“你的母乳够吗？”）来推广相关产品，形成“问题—解决方案”的营销闭环，加剧“越焦虑—越搜索—越推送”的循环。平台推荐机制作为一种“可见性政治”[5][6]，本质是文化筛选过程。这种算法治理体现了‘监控资本主义’[7]特征，即通过行为建模获取价值。本文尝试构建“内容—算法—情绪—商业”交织的母婴数字生态图谱（见图 1），呈现焦虑话语的再生产路径。图 1 母婴数字生态图谱（示意）可见，焦虑表达的可见性并非源于更高真实性，而是因更易被平台流量机制捕获与放大。这构成了平台化规训的前置步骤。三、固态规训：平台化母职的技术形塑母乳焦虑之所以在平台空间中被持续放大，不仅是因为其“高情绪值”适配平台算法偏好，更在于母职实践本身已被平台机制所规训与重塑。这一现象可以从福柯“规训社会”的角度加以理解，即权力不再通过暴力实施，而是经由技术与话语规范，作用于个体身体与日常行为[8]。若进一步参照德勒兹对“控制社会”的分析[9]，当前小红书平台对母职的治理，可以说是一种以数据驱动为核心的“固态规训”结构。所谓“固态规训”，其核心特征为三点：行为的数据化、话语的标准化、情绪的商品化。

固态规训与液态联结：母乳焦虑的平台化生产与抵抗——以小红书为例— 8—首先，平台通过对母乳喂养过程的量化记录，将母亲行为转化为可计算数据。其次，在内容传播机制的算法建构上，“成功逆袭”类叙事被平台频繁放大：“从奶量不足到破 200ml”“纯母乳坚持半年”，成为高流量模板；而表达转奶粉、放弃母乳的笔记则普遍互动偏低、限流严重。这表明平台已构建出一套基于流量激励的“理想母职话语”——坚持、牺牲、自责、胜利。用户在追求曝光与认同的过程中，不断模仿、复制这一叙事结构，形成规训性的自我语言规范。用 Fairclough的三维话语模型[10]来审视，这一话语规训可分为三个层面：文本层面：频繁出现“泵奶间隔”“刺激泌乳期”“产后黄金期”等医学术语，掺杂“坚持”“失败”“对不起孩子”等情绪语言，呈现出“专业化—内疚化”的二元倾向。话语实践层面：平台鼓励用户模仿“成功母乳笔记”模板，用户则将其视为获得共鸣与点赞的“流量语言”。社会实践层面：母婴 KOL、商业品牌与公共健康政策协同构建起“科学育儿”的框架，塑造出一种平台、市场、专家三方共谋的育儿知识权力结构。其三则是商业逻辑下的情绪规训。在平台治理的逻辑中，焦虑不仅是情绪，更是资源[11]。高情绪密度笔记更容易获得平台推荐，也更容易引发用户共鸣与广告点击，从而被算法认定为“优质内容”。平台通过数据模型与内容排序强化特定话语，以提升用户粘性与商业转化。正如Illouz所言，情感在数字资本主义中已被商品化为交换价值[12]，母乳焦虑的结构化表达正是这一逻辑的体现。试看文本案例：“虽然宝宝已经开始使用奶粉，但每次看到朋友的纯母乳喂养，心里总是充满了愧疚。”“尝试了配方奶，效果很好，但同伴们的反应让我感到内心的不安，仿佛自己没尽到母亲的责任。”这些内容反映出母亲在表述自己使用奶粉时的内疚情感，这种情绪实际上是在平台规训下形成的“文化自审”。第四方面则是微型抵抗的边缘化。面对高度标准化的叙事模板，部分用户尝试提出“配方奶不等于失败”“不记录不代表不努力”等表达，但此类笔记往往被边缘化：曝光低、评论少、难以形成讨论热度。这种现象表明，平台不仅推荐内容，更通过算法“惩罚”非标准母职，将其降权至“信息盲区”。四、液态联结：数字抚慰的悖论“次次跟帖建起‘情绪加油站’，心声吐槽，总能得到陌生人的安慰祝福。”据《2024母婴行业洞察报告》，小红书母婴内容年均产生超过 2000万条评论互动，这些高频的情绪回应，成为用户在平台上持续“打捞崩溃时刻”的主要支撑力量[13]。在“固态规训”的强化之下，用户并未全然服从算法语言的塑造，而是尝试通过评论、点赞与私信等微型行为，构建出一张即时性强、结构松散、共情导向的“液态联结”网络。这一概念借用了鲍曼“液态现代性”的隐喻，但将讨论焦点从社会结构的流动性转向数字空间中情感支持

《澳门教育研究》·传媒艺术研究 2026 年第 2期— 9—的瞬时性与依附性特征。评论区中那些短句构成了一种即时共情场域。这些表达虽富有温度，却缺乏稳定、组织化的结构，呈现出一种“液态化”特征——即情绪支持流动性强、依附平台生命周期、难以沉淀为长期互助关系。例如，博主“跟二喜的小故事”于 2024年 6月 24日发布的《写给焦虑的新手妈妈，熬过前三个月就好了》，获 3062赞、1389收藏、1080条评论。评论区中网友高频互动：“抱抱你”“看哭了”“我也这样，真的太懂了”“好心疼啊，姐妹爱自己”“别哭了宝，对眼睛不好，我也还在月子”“宝宝健康就好，不用太自责”“多喝汤试试看，我当时有用”——这些评论既有情绪认同，也有经验建议。用户在不求回应、不问出处的留言中建构出一种“你不孤单”的即时共情场域。可以看出，这些非报酬性的互动构成了女性主导的“数字平台上的情绪劳动”。这类共情行为虽看似温柔自发，实则已被纳入平台情绪治理体系之中。小红书将“互动频次”纳入内容分发的加权机制，情绪型评论成为“内容活跃性”的主要判断依据之一。据小红书博主“本地团购-本地薯”于 2025年 4月 9日发布的《小红书算法逻辑解析（2025年最新版）》解析，流量分发机制中的 CES评分模型通过用户互动行为加权计算内容价值，公式为：CES = 点赞×1 + 收藏×1 + 评论×4 + 转发×4 + 关注×8，即评论权重是点赞的 4倍；流量池叠加机制则是，笔记发布后进入基础流量池，根据点击率和 CES评分决定是否进入更大流量池，系统通过“召回→粗排→精排→重排”流程筛选内容，最终展示高评分笔记[14]。这种“无功利的在场”式表达，虽缺乏后续行动与组织能力，但其情感强度极高，具有明显的数字抚慰功能。在平台算法看来，这种互动也是高互动率的指标因子，可提升笔记推荐权重。因此，“抱抱机制”不仅是一种用户情绪策略，也被平台转化为流量优化因子。表面上，“液态联结”是用户之间的互助，但在平台设计中，它早已成为算法运作的一部分。如 Gerlitz与 Helmond所言，社交平台的“可计算情感”正是平台价值生产的基础之一[15]。这意味着，平台一方面鼓励用户输出自我情绪，另一方面又通过算法筛选与排序，将用户的“安慰”行为转译为商品展示的“价值信号”。这些情绪性互动虽具有慰藉作用，却也悄然被平台逻辑吸纳，转化为其“柔性治理”的一部分。尽管“液态联结”为母乳焦虑中的用户提供了情绪缓冲区，但其抗规训潜力依然有限。平台内容生命周期短促，“热点内容”容易降温，而以评论维系的情感链条难以穿透这一时效壁垒。此外，用户虽会互相关注或留言建群，但平台对外链屏蔽、关键词限制以及对深层互动的压制，限制了母职社群向更深层支持结构演进的可能。由此可见，“液态联结”是用户在高度规训平台中的一种策略性适应行为。它以即时性、低门槛的情绪表达为形式，暂时缓解了母职孤独与情绪崩溃；但它也被平台转化为流量机制的一部分，被纳入“柔性治理”的运作逻辑之中。可以说，它既是抚慰，也是规训的延伸；既有温度，

固态规训与液态联结：母乳焦虑的平台化生产与抵抗——以小红书为例— 10 —也有计算。但是否所有用户都接受这种算法主导的情绪结构？是否还有超越平台设定的情感与表达路径？五、规训的裂隙：母乳焦虑中的抵抗实践研究发现，在平台所构筑的“固态规训”结构与“液态联结”机制之间，用户并非全然被动。尽管话语空间受限、流量权利有限，但仍可观察到多种微观且具体的抵抗实践。这些抵抗虽然呈现为碎片化、局部化的特征，却构成了对平台规训逻辑的局部挑战，形成数字母职空间中不可忽视的“规训裂隙”。如 Scott所言，非显性的、散点式的抵抗行为（如模糊化语言、逃避式策略）构成了被压抑群体的“日常抵抗剧本”[16]。小红书母职用户的社群迁移与标签规避，正是这种策略性顺从的体现。根据平台笔记，本文归纳出母乳话题下常见的三类抵抗方式：话语抵抗：在多个笔记样本中观察到，带有“#奶粉喂养自由#”标签的内容，相较同期其他母婴笔记，通常处于曝光量较低或回复率下降的状态。平台为了维护“主流”的育儿标准或符合广告需求，会对某些标签进行流量限制。这种限流本质上是“固态规训”结构的延伸。数据抵抗：母亲们察觉到算法的规律，通过不上传吸奶数据、不打卡等行为，拒绝平台对母乳数据的标准化要求。这类数据抵抗行为往往导致内容的曝光受限，算法识别度下降，使得这部分内容在平台上的可见性大大减少。社群逃离：评论中可以看到，用户将讨论和互动从公开平台转向微信群、QQ群等更为私密的空间。本文作者因沉浸式观察，亦被某博主拉入哺乳群等小众空间。然而，这些抵抗难以形成公共讨论，往往沦为“规训裂隙中的微弱噪声”。平台将这些低强度抵抗加以规训性再编码，使其纳入商业内容治理流程。这种机制确保了平台的商业化逻辑能够持续运作，而用户的情感劳动和抗议则被“吸纳”进平台的商业生态中。这些规训裂隙虽碎片而微弱，但在被平台收编的同时，也可能孕育出新的“半公共空间”与“微型对抗语言”，成为母职表达的地下河流。部分用户在小红书之外建立了“非母乳歧视”播客栏目，线下组织起“无焦育儿分享会”，这些行为逃离了平台的规训视野，提供了新的表达路径与身份认同场域。尽管这些行为规模较小、进展缓慢，却为母亲们提供了与平台规训结构相对立的空间。这些“微型自治空间”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抗议行为，而是以日常实践为特征的非正式抗争[17]，为母亲们提供了新的话语权与自我认同的场域。这提示我们：对母职数字规训的有效干预，需要从“重构表达生态”的角度出发，创建更多非功利、去商业化、低门槛的表达空间。六、政策建议：构建伦理化的数字母职生态在数字化平台的主导下，母职话语和情感表达已被深刻嵌入商业与技术结构之中。本文尝

《澳门教育研究》·传媒艺术研究 2026 年第 2期— 11 —试提出一套三级干预方案（见图 2）。图 2 “数字母职伦理治理三级框架”示意图注：本图为作者根据研究发现绘制的示意性框架图，旨在呈现平台、用户、监管三方在数字母职伦理治理中的协同关系。其一，平台自身的责任强化计划。首先是建立“情绪识别与干预机制”，开发 AI情绪识别工具，对母婴笔记情绪强度进行分级管理：1级（积极经验）优先推荐；2级（普通求助）正常展示；3级（重度焦虑）添加“专业支持”提示或跳转至科普页面。其次是强制标注广告和商业合作内容：要求品牌和 KOL在推广母婴产品时明确标注“广告”或“赞助”，避免利用用户焦虑进行隐性营销。再者建议实施“反哺计划”，从母婴类广告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设立专项基金，支持以下措施：聘请育儿顾问入驻平台、推出减压互动类内容与游戏、资助用户发起的线下互助组织与沙龙等。其二，用户层面，可增强用户的媒介素养与情感自主权。具体措施包括：开发“反焦虑表达模板”，针对母乳焦虑等高情绪话题，设计不依赖数据化记录和标准化行为的表达方式，开发‘反焦虑表达模板’（如非量化哺乳日记）；增强情感自我保护意识，避免母职经验过度商品化。其三，政府监管方面，要求平台定期公开母婴热点流量分布与情绪转化数据；建立‘数字母职伦理认证。同时，可考虑将“母乳焦虑营销”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规范。七、总结与展望本研究围绕‘可见性机制—固态规训—液态联结—规训裂隙’四个维度，探讨了数字平台重塑母职经验的机制。主要发现：焦虑内容因高互动性形成‘可见性—情绪价值—商业循环’闭环。研究还分析了“固态规训”与“液态联结”这两个平台现象：前者通过算法、KOL话术与话语

固态规训与液态联结：母乳焦虑的平台化生产与抵抗——以小红书为例— 12 —模板形成对母职的结构性规范，后者则体现为用户之间以评论共情为基础的情绪支持机制。尽管后者具备一定的抚慰与反规训潜力，但其即时性与平台依附性，使其难以形成持续的结构性支撑。同时，面对平台规训逻辑，用户也展现出诸如“话语偏移”“数据拒绝”“社群逃逸”等微观抵抗行为。本文尝试对这些“裂隙”加以初步分类，并分析其在平台生态中的收编与延宕现象。此外，结合实际政策环境，研究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三级干预建议（平台责任、监管制度、用户赋能），希望能为平台治理与公共健康传播提供参考。本研究的局限之处在于：主要采用文本分析方法，未能深入用户长期行为轨迹及算法真实运作机制；未来可结合大数据建模或深入访谈方法进一步拓展。同时，未来可展开小红书与其他平台的比较分析，以及深入研究平台算法设计与运营策略的内部逻辑。——————————【參考文献】[1]小红书, 罗兰贝格. 2024母婴行业洞察报告[R]. 2024.[2] Bauman Z. Liquid Modernity[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3]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济新闻网.《小红书 2024母婴行业洞察报告》发布,引领母婴品牌发展新方向[EB/OL].(2024-03-19). https://www.cet.com.cn/wzsy/cyzx/10028189.shtml. [引用日期：2025-07-30][4] Hochschild A R.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M]. Berkeley: 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 1983.[5] Bucher T. The algorithmic imaginary: Exploring the ordinary affects of Facebook algorithms[J].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8, 21(6): 818-833.[6] Gillespie T. Custodians of the Internet: Platforms, Content Moderation, and the Hidden Decisions That ShapeSocial Media[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7] Zuboff S.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a Human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Power[M].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19.[8] Foucault M.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M]. Sheridan A, Tran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1977.[9] Deleuze G. Postscript on the societies of control[J]. October, 1992, 59: 3-7.[10] Fairclough N.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11] Zuboff S.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and the challenge of collective action[J]. New Labor Forum, 2019, 28(1):10-29.[12] Illouz E. Cold Intimacies: The Making of Emotional Capitalism[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7.[13]小红书, 罗兰贝格. 2024母婴健康数据报告[R]. 2024.[14]小红书（本地团购·本地薯）.小红书算法逻辑解析（2025年最新版）[EB/OL].(2025-04-09).https://www.xiaohongshu.com/discovery/item/67f5dda50000000007034794. [引用日期：2025-07-30][15] Gerlitz C, Helmond A. The like economy: Social buttons and the data-intensive web[J]. New Media & Society,2013, 15(8): 1348-1365.[16] Scott J C.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17] de Certeau M.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M]. Rendall S, Tra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

《澳门教育研究》·传媒艺术研究 2026 年第 2期— 13 —叙事化旅游直播驱动冲动消费机制研究：基于 SOR 模型和情绪价值中介效应任然1，申玲彩 2，曹姁姁 1，刘雯 1（1.天津农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天津 300392; 2.中汽数据（天津）有限公司,天津 300393）[摘要]研究基于刺激-机体-反应（SOR）理论和情绪评价理论，构建了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旨在探究叙事化旅游直播影响冲动消费的内在机制。通过对 165 名具有旅游直播观看经历的用户进行问卷调查，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和 Bootstrap 法进行数据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叙事化旅游直播通过情绪价值对冲动消费产生显著影响，其中情绪价值承担完全中介作用（总中介效应为 68.3%）。在情绪价值的三个维度中，期待感的中介效应最为突出（占比 51.4%），显著高于愉悦感（31.4%）和归属感（17.2%）。本研究从情绪传导视角揭示了叙事化直播驱动消费决策的内在过程，不仅丰富了直播电商领域的理论框架，也为旅游企业的精准营销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关键词]叙事化旅游直播；冲动消费；情绪价值；SOR 理论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Impulsive Consumption Driven by NarrativeTourism Live Streaming: Based on the SORModel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Emotional ValueREN Ran1, SHEN Lingcai2, CAO Xuxu1, LIUWen1(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ianji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92; 2. CATARCAutomotiveData of China (Tianjin) Co., Ltd., Tianjin 300393)[Abstract] Based on the Stimulus-Organism-Response (SOR) theory and the theory of emotionalevaluation, a regulated mediating model was constructed to explore the internal mechanism by whichnarrative-based tourism live streaming affects impulsive consumption.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of 165 users who had experienced watching tourism live streaming, data analysis was conducted using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nd the Bootstrap meth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narrative-basedtourism live streaming significantly affects impulsive consumption through emotional value, withemotional value playing a complete mediating role (total mediating effect of 68.3%). Among the threedimensions of emotional valu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anticipation was the most prominent基金项目：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短视频直播电商的用户交互对冲动消费的影响-基于 SOR 模型的实证研究》（编号：202510061084）。作者简介：任然，女，天津农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本科生；申玲彩，女，中汽数据（天津）有限公司中级工程师；曹姁姁，女，天津农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本科生；刘雯，女，天津农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博士讲师。

叙事化旅游直播驱动冲动消费机制研究：基于 SOR 模型和情绪价值中介效应— 14 —(accounting for 51.4%),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pleasure (31.4%) and belonging (17.2%). Thisstudy reveals the internal process by which narrative-based live streaming drives consumptiondecis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otional transmission, enriching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 thefield of live streaming e-commerce and providing important insights for the precise marketingpractices of tourism enterprises.[Key Words] Narrative-based tourism live streaming; Impulsive consumption; Emotional value; SORtheory一、引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推动旅游消费模式发生深刻变革，消费场景正经历从“线上叙事种草”到“线下体验转化”的升级过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叙事化旅游直播凭借其独特的“场景化故事传递”特征，逐渐成为衔接旅游产品供给与消费者需求的关键桥梁。调查数据揭示，在观看过旅游直播的用户群体中，62.4%的受访者承认存在冲动消费行为。值得关注的是，其中 45.5%的冲动消费决策直接受到直播中叙事内容的影响，包括目的地人文故事的讲述和沉浸式体验的展示。进一步从平台维度分析，抖音用户的冲动消费率（72.3%）明显高于小红书（58.1%）和视频号（49.5%）[1]。然而，现有研究对 “叙事化旅游直播驱动冲动消费的内在机制”这一问题的探讨尚不深入。大多数研究将重点放在直播的“信息传递”功能上，如内容真实性和主播专业性的影响，相对忽视了“叙事—情绪—消费”这一完整的传导逻辑[2]。同时，现有研究对“用户异质性”的探讨较为有限，未能深入剖析情绪价值中介效应在不同群体间的差异化表现。基于上述研究缺口，本研究尝试整合 SOR理论与情绪评价理论，系统性地验证“叙事化旅游直播→情绪价值→冲动消费”的中介机制，不仅有助于填补旅游直播情绪机制与群体差异领域的研究空白，更能为旅游企业优化直播运营策略提供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建议。二、文献综述（一）叙事化旅游直播的研究现状现有学术研究普遍识别出叙事化旅游直播与传统模式的核心区别在于其独特的“叙事性”特征。刘艺琴及其研究团队（2024）提出，此类直播的核心价值在于将抽象的旅游服务产品转化为具象化的情境叙事，通过挖掘地域历史文化脉络与重构旅行体验过程，构建出具有情感共鸣的完整故事线[3]。高功步等人（2024）的实证研究取得了突破性发现，证实主播叙事所触发的心理所有权是驱动冲动消费的核心因素[4]。这一发现为理解旅游直播的叙事情感机制提供了重要线索，但其分析框架尚未拓展到情绪价值的多维度构成及其相互作用机制，留下了值得深入探索的研究空间。

《澳门教育研究》·传媒艺术研究 2026 年第 2期— 15 —（二）冲动消费的影响因素与中介机制冲动消费行为研究已形成多元化的理论视角。从心理学视角审视，该行为的核心特征在于其“即时性”与“非理性”，决策过程往往脱离常规的理性权衡。刘艺琴等学者（2024）的实证研究揭示，“情感能量”如集体认同感在消费决策中发挥着核心中介功能。高彦珺（2024）的发现进一步细化，证实“愉悦情绪””的中介效应占比达到 24.08%[5]。然而，现有研究多数停留在单一情感维度的分析，未能系统解构旅游场景中“愉悦感、期待感、归属感”等多维情绪价值的差异化中介作用，同时对叙事刺激如何通过情绪价值转化为冲动消费的完整传导路径，尚未建立清晰的理论解释框架。三、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一）理论基础SOR理论模型为我们理解外部环境刺激如何通过个体内部状态影响行为反应提供了经典解释框架。在本研究情境下，“刺激”（S）具体指向叙事化旅游直播的三大特征维度：内容丰富度、形式生动性和互动参与度；“机体状态”（O）体现为用户在观看过程中体验到的情绪价值，包括愉悦感、期待感和归属感；“反应”（R）则表现为最终的冲动消费行为。这一理论框架构成了“叙事刺激→情绪唤醒→冲动消费”核心机制的理论基础。情绪评价理论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情绪产生过程的理解。该理论强调，外部刺激需要通过“目标相关性评价”（即叙事内容与个体旅游需求的匹配程度）和“应对可能性评价”（即直播附属信息对目标可实现性的强化作用）两个阶段的认知评估。本文研究情绪价值扮演着连接 SOR理论与情绪评价理论的关键中介角色。将直播内容所营造的“叙事场景优势”转化为用户感知的“个人心理收益”，从而完成从场景吸引力到个人行为决策的转化过程。（二）研究假设1.主效应假设研究推断，叙事化旅游直播所涵盖的内容丰富度、形式生动性与互动参与度三大维度，能够共同并分别对用户的冲动消费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驱动。这一推断不仅获得刘艺琴等（2024）关于“多维刺激经由情感路径影响消费”研究的支持，也与本项探索性调研中观察到的叙事形式生动性与冲动消费之间的强相关性（r=0.48, p<0.01）相吻合。据此，提出假设：H1: 叙事化旅游直播对冲动消费存在显著正向影响。H1a: 叙事内容丰富度对冲动消费存在显著正向影响。H1b: 叙事形式生动性对冲动消费存在显著正向影响。H1c: 互动叙事参与度对冲动消费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叙事化旅游直播驱动冲动消费机制研究：基于 SOR 模型和情绪价值中介效应— 16 —2.情绪价值的前导作用假设本研究认为，叙事化直播主要通过三种路径激发用户的情绪价值：以深度内容满足认知需求，以生动形式提供感官刺激，以实时互动创造社交临场感。借鉴高彦珺（2024）关于“主播特征诱发愉悦情绪”的实证结论，我们假设：H2: 叙事化旅游直播对情绪价值存在显著正向影响。H2a: 叙事内容丰富度对情绪价值存在显著正向影响。H2b: 叙事形式生动性对情绪价值存在显著正向影响。H2c: 互动叙事参与度对情绪价值存在显著正向影响。3.情绪价值的中介作用假设核心的理论模型假定，情绪价值是衔接叙事刺激与消费行为的关键心理桥梁。结合孟韬等[6]（2024）报告中情感态度发挥完全中介作用的发现，以及本调研数据中情绪价值与冲动消费的高度关联，提出如下中介假设：H3: 情绪价值在叙事化旅游直播与冲动消费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H3a: 情绪价值在内容丰富度与冲动消费间起中介作用。H3b: 情绪价值在形式生动性与冲动消费间起中介作用。H3c: 情绪价值在互动参与度与冲动消费间起中介作用。H3d: 在情绪价值的各维度中，“期待感”的中介效应最强，其次为“愉悦感”与“归属感”。（三）变量测量为确保构念测量的信度与效度，本研究全部采用国内外文献中经过验证的成熟量表，并使用 7点李克特量表（1=完全不同意，7=完全同意）进行评分。叙事化旅游直播从内容丰富度(4题项, α=0.86)、形式生动性(4题项, α=0.88)、互动参与度(4题项, α=0.85)三个维度测量。情绪价值划分为愉悦感(3题项, α=0.87)、期待感(3题项, α=0.89)、归属感(3题项, α=0.85)三个子维度进行测度。冲动消费借鉴高功步等（2024）开发的量表，共包含 6个题项(α=0.89)。控制变量为排除替代性解释，本研究将性别、年龄、收入、受教育水平、观看频率及过往直播消费经历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这些变量共同对冲动消费的解释力为R²=0.12 (F=3.87, p<0.01)。四、数据分析与假设验证（一）信效度检验信效度结果（表 1）显示：①信度：所有变量 Cronbach’s α>0.8，CR>0.85，如情绪价值CR=0.93；②收敛效度：AVE>0.5，因子载荷 > 0.7，如期待感题项 EV5 载荷 0.86；③判别效度：AVE 平方根 > 变量间相关系数，如情绪价值 AVE 平方根 0.82 > 与叙事化直播的相关系数 0.63，符合学术标准。

《澳门教育研究》·传媒艺术研究 2026 年第 2期— 17 —表 1 信效度分析（N=165）变量 Cronbach’s α CR AVE 因子载荷范围叙事内容丰富度 0.86 0.89 0.65 0.72-0.83叙事形式生动性 0.88 0.91 0.68 0.75-0.85互动叙事参与度 0.85 0.88 0.63 0.71-0.82情绪价值 0.92 0.93 0.67 0.73-0.86愉悦感 0.87 0.90 0.69 0.76-0.84期待感 0.89 0.91 0.71 0.78-0.85归属感 0.85 0.88 0.66 0.74-0.82冲动消费 0.89 0.91 0.66 0.74-0.84（二）主效应检验（含 ANOVA 分析）主效应结果（表 2）显示：①整体主效应：叙事化直播对冲动消费的 β=0.52（p<0.001，f²=0.35），H1 成立；②分维度主效应：形式生动性 β=0.42（p<0.001）> 内容丰富度 β=0.38（p<0.001）>互动参与度 β=0.35（p<0.001），H1a-H1c 成立。ANOVA 分析（表 3）进一步验证群体差异：①平台差异：抖音用户形式生动性得分（5.4±0.65）显著高于其他平台（F=12.87，p<0.001），对应冲动消费意愿也最高（F=10.32，p<0.001）；②年龄差异：18-25 岁群体互动参与度得分（4.8±0.76）显著高于其他年龄段（F=15.63，p<0.001），冲动消费意愿也最强（F=21.47，p<0.001）；③旅行经验差异：无经验用户内容丰富度得分（5.1±0.73）高于有经验用户（F=8.92，p<0.01），冲动消费意愿也更高（F=4.28，p<0.05）。表 2 主效应路径检验假设路径 β 标准误 Z值 95%CI p值结论H1 叙事化直播→冲动消费0.52 0.05 10.40 [0.41,0.63] 0.000 成立H1a 内容丰富度→冲动消费0.38 0.06 6.33 [0.27,0.49] 0.000 成立H1b 形式生动性→冲动消费0.42 0.05 8.40 [0.31,0.53] 0.000 成立H1c 互动参与度→冲动消费0.35 0.06 5.83 [0.24,0.46] 0.000 成立

叙事化旅游直播驱动冲动消费机制研究：基于 SOR 模型和情绪价值中介效应— 18 —表 3 主效应变量的 ANOVA 结果自变量因变量分组均值±标准差 F值 p值事后检验（LSD）平台类型叙事形式生动性抖音（5.4±0.65）小红书（4.7±0.72）视频号（4.3±0.81） 12.87 0.000 抖音 > 小红书 > 视频号冲动消费意愿抖音（4.5±0.88）小红书（3.9±0.95）视频号（3.6±1.02） 10.32 0.000 抖音 > 小红书 > 视频号年龄分组互动叙事参与度18-25 岁（4.8±0.76）26-35 岁（4.3±0.82）36 岁及以上（3.7±0.91）15.63 0.00018-25 岁 >26-35 岁 > 36岁及以上冲动消费意愿18-25 岁（4.6±0.85）26-35 岁（4.0±0.92）36 岁及以上（3.2±1.05）21.47 0.00018-25 岁 >26-35 岁 > 36岁及以上旅行经验叙事内容丰富度无经验（5.1±0.73）有经验（4.5±0.78） 8.92 0.003 无经验 > 有经验（三）情绪价值的中介效应检验采用 Bootstrap方法（重复抽样 5000次）对情绪价值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合“总效应—直接效应—间接效应”的分析步骤，结果显示假设 H2、H3及 H3a-H3d均获得统计支持。1.中介效应的理论深化：双理论交叉视角从 SOR理论视角深入分析，情绪价值在“刺激—反应”链中发挥着核心转化功能。叙事化直播的三大刺激要素（内容、形式、互动）必须通过激活用户的情绪价值，才能将抽象的“场景吸引力”转化为具体的“个人心理收益”，进而突破消费者的理性决策阈值。以叙事形式生动性为例，其通过 VR镜头创造的“身临其境”感官体验，显著增强了用户对旅行体验的期待感（路径系数从 0.42提升至 0.38）；而互动叙事参与度则借助弹幕互动强化了“群体认同”，促进了归属感的形成（路径系数从 0.35提升至 0.32）。这一发现与马二伟[7]（2024）关于“主播特征通过感知信任影响购买意愿”的中介机制研究结论相互印证，同时本研究进一步细化了情感类中介变量在不同维度上的效应差异。从情绪评价理论的角度审视，情绪价值的中介路径可以解构为“双评价维度”的共同作用：目标相关性评价主要影响愉悦感与归属感的产生（目标相关性评分与愉悦感、归属感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68和 0.62，二者对冲动消费的路径系数分别为 0.32 和 0.28，p<0.001），这一结果

《澳门教育研究》·传媒艺术研究 2026 年第 2期— 19 —与朱逸（2024）提出的叙事参与通过情感沉浸影响冲动消费的结论相吻合；应对可能性评价则与期待感密切相关（相关系数 r=0.71），且期待感对冲动消费的影响程度最高（β=0.47，p<0.001），显著超过其他情绪维度，这验证了高功步（2024）关于“消费者对可获得性的感知驱动冲动行为”的论断。这一差异可能源于旅游产品特有的“异地性”和“体验性”特征，消费者更需要情绪价值来缓解对未知环境的焦虑感；而美妆、零食等即时消费产品则更依赖“功能认知”，情感因素的中介作用相对较弱。2.中介效应的数据分析：维度拆解与强度对比（1）总中介效应检验叙事化旅游直播→情绪价值感知→冲动消费意愿的总间接效应值为0.35，占总效应的 68.3%（0.35/0.52），Bootstrap 95% CI [0.26,0.44]，不包含 0，假设 H3 成立（表 4）。同时，叙事化直播对情绪价值的直接效应显著（β=0.63，p<0.001），情绪价值对冲动消费的直接效应显著（β=0.56，p<0.001），且纳入情绪价值后，叙事化直播对冲动消费的直接效应从 0.52 降至 0.17（p>0.05），表明情绪价值承担完全中介作用—— 这与孟韬（2025）“情感态度在氛围刺激与打赏行为间起完全中介（VAF=68.2%）”的发现高度一致。表 4 总中介效应检验路径总效应直接效应间接效应间接效应占比95%CI Z值 p值叙事化直播→冲动消费0.52 0.17 0.35 68.3% [0.26,0.44] 8.75 0.000叙事化直播→情绪价值- 0.63 - - [0.53,0.73] 12.60 0.000情绪价值→冲动消费- 0.56 - - [0.44,0.68] 9.33 0.000（2）情绪价值各维度的单独中介效应进一步拆解情绪价值三个维度的中介效应（表 5），假设 H3d 成立：“期待感”中介效应最强。间接效应值 0.18，占总中介效应 51.4%（0.18/0.35），Bootstrap 95%CI [0.12,0.24]，Z=6.00（p<0.001）。这是因为旅游产品的未来体验属性，用户更关注能否实现旅行目标，直播中的限时优惠、即时预订强化了这种可实现性感知[8]；“愉悦感”中介效应较强。间接效应值 0.11，占比 31.4%，95% CI [0.07,0.15]，Z=5.50（p<0.001）。生动的叙事形式通过感官刺激触发愉悦感，降低用户理性决策权重，数据显示愉悦感每提升 1分，冲动消费意愿提升 0.32分；“归属感”中介效应较弱但显著。间接效应值 0.06，占比 17.2%，95% CI [0.03,0.09]，Z=4.67（p<0.001）。因旅游直播用户多为独立观看，群体互动强度低于虚拟社群，但弹幕反馈仍能形成基础归属感，辅助推动消费决策。

叙事化旅游直播驱动冲动消费机制研究：基于 SOR 模型和情绪价值中介效应— 20 —表 5 情绪价值各维度中介效应中介路径间接效应占总中介比95%CI Z值 p值叙事化直播→愉悦感→冲动消费0.11 31.4% [0.07,0.15] 5.50 0.000叙事化直播→期待感→冲动消费0.18 51.4% [0.12,0.24] 6.00 0.000叙事化直播→归属感→冲动消费0.06 17.2% [0.03,0.09] 4.67 0.000（3）叙事刺激各维度的中介路径差异叙事化直播三大刺激要素通过情绪价值的中介路径存在显著差异（表 6），假设 H3a、H3b、H3c 均成立：叙事形式生动性→期待感→冲动消费：间接效应值 0.12（最高），Z=5.83（p<0.001），95%CI [0.08,0.16]。生动形式（VR 全景、主播沉浸式讲解）直观展示旅行场景，强化 “旅行可实现”的期待感；叙事内容丰富度→愉悦感→冲动消费：间接效应值 0.08，Z=4.92（p<0.001），95% CI[0.05,0.11]。丰富内容（历史故事、民俗文化）满足 “认知需求”，触发 “学到新知识” 的愉悦感；互动叙事参与度→归属感→冲动消费：间接效应值 0.05，Z=4.15（p<0.001），95% CI[0.03,0.07]。互动环节（点赞抽奖、实时问答）提升 “参与感”，弹幕反馈让用户感知 “群体联结”，形成归属感。表 6 叙事刺激各维度的情绪价值中介路径（N=165）具体路径间接效应值标准误Z值Bootstrap95%CI P值结论内容丰富度→愉悦感→冲动消费0.08 0.02 4.92 [0.05,0.11] 0.000 H3a成立形式生动性→期待感→冲动消费0.12 0.02 5.83 [0.08,0.16] 0.000 H3b成立互动参与度→归属感→冲动消费0.05 0.01 4.15 [0.03,0.07] 0.000 H3c成立五、研究结论与管理启示（一）研究结论基于 SOR 理论框架的实证检验证实，叙事化旅游直播的三个核心刺激要素（内容丰富度

《澳门教育研究》·传媒艺术研究 2026 年第 2期— 21 —β=0.38、形式生动性β=0.42、互动参与度β=0.35，均达到 p<0.001的显著水平）均能通过“刺激（S）→机体状态（情绪唤醒）→反应（冲动消费意愿）”的完整路径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叙事形式生动性的驱动效应最为突出（f²=0.32）。情绪价值的中介效应检验揭示了维度间的显著差异与理论间的交叉验证。研究结果显示，情绪价值在叙事化直播与冲动消费之间承担完全中介作用（总中介效应占比 68.3%，Bootstrap 95% CI [0.26,0.44]）。在各维度中，“期待感”的中介效应最为强劲（β=0.47，占比 51.4%），其次为“愉悦感”（β=0.32，占比 31.4%）与“归属感”（β=0.28，占比 17.2%）。结合情绪评价理论深入分析发现，“期待感”的强中介效应源于用户对“旅行可实现性”的积极评价（应对可能性评分与期待感的相关系数达 0.71），这一发现印证了 SOR理论中关于“机体状态的核心是对未来收益的预判性情绪”的论述，既体现了理论的普适性，又突出了旅游消费场景的特殊性。（二）实践启示1.构建“情绪识别-精准触达-转化强化”的闭环运营体系建立动态“情绪画像”标签系统。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实时捕捉用户在直播间的互动行为（如高频评论“想去”“优惠划算”等），为其标注“高期待感需求”“高愉悦感需求”或“高归属感需求”等情绪标签。据此，在后续营销中实现内容的精准推送，例如向“高期待感用户”定向发送内含限时优惠的行程预告。优化“直播后”情绪延续转化路径。设计差异化的售后沟通策略，以唤醒核心情绪、促进决策闭环。2. 推行“情感激励与消费者权益保障”的平衡机制规范情绪化营销的真实性标准。强制要求直播中对目的地“绝美”“震撼”等主观情感描述，必须配以近期真实的游客影像作为佐证，防止“货不对板”的夸大宣传，特别是保护易受群体情绪影响的无经验用户。针对冲动消费风险较高的群体（如 18-25 岁青年、低收入人群），设立必要的决策缓冲机制。——————————【參考文献】[1]朱逸,朱瑞庭.叙事魔力:何以触发网络直播购物的冲动购买行为——基于 SOR 与ELM理论模型的结合[J].兰州学刊,2024 (12):64-76.[2]刘羽.娱乐主播特性对观众虚拟礼物消费意愿的影响——基于心流体验和情感依恋的视角[J].商业经济研究,2025 (2):70-73.[3]刘艺琴,张梓宁.电商直播互动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J].新闻与传播评论,2024,77(6):115-124.[4]高功步 ,王康乐 .美食直播带货中主播特性对消费者冲动购买意愿影响研究 [J]. 美食研究,2024,41 (2):32-39.[5]高彦珺.主播外在特征对消费者冲动性购买意愿的影响[J].商业经济研究,2024 (21):79-82.[6]孟韬,姜妍慧.直播情境下虚拟社群组织氛围对社群成员打赏行为的影响研究 ——基于态度功能中介模型的解释[J].软科学,2025 (网络首发).[7]马二伟,杨薪琪,李宁馨.直播间主播个体特征对用户购买意愿的影响研究[J].新媒体研究,2024(10):45-48.[8]王孟琪.数字可供性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驱动效应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24 (15):53-56.

算法审美学：异源美学视野下 AI美感的来源、法则与生成过程— 22 —算法审美学：异源美学视野下 AI 美感的来源、法则与生成过程朱华1（1.国际现实世界资产研究协会，香港 999077）[摘要]当审美主体扩展至算法智能，其美感来源与本质成为核心问题，传统美学以人类情感经验为核心的理论难以解释算法创作中自成体系的形式偏好。本文基于异源美学框架构建算法审美学，提出算法美感是具备独立价值的美感形态，而非人类美学模拟。文章构建算法美感三元结构模型，指出其根植于人类体验、数据统计性与算法结构性；提炼五大生成原则，并建立美的算法生成流程。以“超感自然”“虚拟存在”系列作品为例，证实算法在认知维度具备人类难以替代的独特审美价值。研究将审美从人类心灵反映世界，转向多元智能系统递归建构意义的复杂问题，为算法艺术批评提供理论支撑。[关键词]算法审美学；算法美感；三元结构；生成原则；生成流程；异源美学；跨界涌现Algorithm Aesthetics: The Source, Rules and Generation Process of AI Aesthetic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terogeneous AestheticsZHU Hua(1.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Real-World Assets,Hong Kong 99907)[Abstract] When the aesthetic subject expands to algorithmic intelligence, the source and essence ofits aesthetic appeal become the core issue. Traditional aesthetics, which is centered on humanemotional experience, is unable to explain the self-contained formal preferences in algorithmiccreations.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heterogeneous aesthetics framework, constructs algorithmicaesthetics and proposes that algorithmic beauty is an aesthetic form with independent value, ratherthan a simulation of human aesthetics. The article builds a three-element model of algorithmic beauty,pointing out that it is rooted in human experience, data statistics, and algorithm structure; it extractsfive generation principles and establishes an algorithmic generation process of beauty. Taking the"Super Sensory Nature" and "Virtual Existence" series of works as examples, it confirms thatalgorithms possess unique aesthetic values that are difficult to be replaced by humans in the cognitivedimension. The research shifts aesthetics from reflecting the world in the human mind to the complexissue of recursive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by multiple intelligent systems, providing theoreticalsupport for algorithmic art criticism.作者简介：任然，女，国际现实世界资产研究协会，AI艺术家、作家。

《澳门教育研究》·传媒艺术研究 2026 年第 2期— 23 —[Key Words] Algorithm Aesthetics; Algorithmic Aesthetics; Triadic Structure; Generation Principles;Generation Process; Heterogeneous Aesthetics; Cross-border Emergence一、引言近年来，生成式 AI 艺术频频引发争议：AI 作品获奖后，外界不断质疑机器能否真正创作艺术、算法是否具备美感。2022年《太空歌剧院》获奖、摄影师拒领 AI生成作品奖项等事件，使 AI艺术进入公众视野，也暴露了传统美学的解释局限。传统美学将美感归于人类情感与经验，视其为人类独有的、源于生物与文化的体验产物。但 AI能够生成形式统一、富有逻辑与感染力的作品，从根本上冲击了这一既定认知。基于异源美学框架，本文提出：算法美感是独立且自成体系的审美形态，并非对人类美学的模仿。它源自算法的数学结构与优化目标，是前经验、非情绪、以逻辑为核心的形式理性，拥有自身生成原则，并在递归与互动中形成意义。为此，本文系统构建“算法审美学”理论，围绕三大核心问题展开：算法美感的来源与构成、其遵循的深层形式法则，以及美感如何从数据生成并获得社会文化意义。同时以“超感自然”“虚拟存在”系列作品为案例，验证异源智能的独特认知优势在艺术创作中的实践价值。二、算法美感的三元结构：来源解析当审美主体扩展至算法智能，一个根本性问题浮现：它们的“美感”源于何处？其本质为何？传统美学将美感锚定于人类的情感和经验，但这显然无法解释算法创作中涌现的、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形式偏好。本节旨在提出一个“算法美感的三元结构”模型，系统解析“美感”在异源美学中的不同存在层次与运作逻辑。这一模型揭示，智能时代的美感是一个复合的生成系统，而非单一来源的体验。（一）人类美感：生物-文化系统的体验性产出人类美感是美学史的基石，是生物进化与文化建构复杂互动的产物。在异源美学中，它并非被取代，而是被重新定位为多元价值逻辑中的关键一极。生物性基底：源于对和谐、对称、特定色彩与节奏的先天偏好，这些偏好大多具有生存与社交的适应意义，构成了审美反应的生理快捷键。神经美学的研究，如 Semir Zeki对视觉大脑的探索和 Anjan Chatterjee对审美奖赏机制的揭示，为这些生物性偏好提供了科学证据——人类大脑中存在着专门处理对称性、色彩对比和韵律模式的神经回路。文化性建构：通过历史叙事、艺术教育和社会实践，形成对特定风格、符号体系（如宗教意象、民族图案）和叙事范式的深度认同与情感共振。这种文化性建构使得同一视觉形式在不

算法审美学：异源美学视野下 AI美感的来源、法则与生成过程— 24 —同文明中可能引发截然不同的情感反应。核心特征与协商角色：其体验是具身的、情绪饱和的、与意义网络深度交织的。在异源美学的价值协商场域中，人类美感是不可化约的对话方，它既是被算法模拟与调用的对象，也是最终评判与意义赋予的关键来源之一。（二）数据美感：集体经验的统计性镜像数据美感并非一种主动的“感受”，而是内嵌于大规模训练数据集中的、关于人类集体文化产出的统计性规律与概率分布。它是人类美感的去主体化、去语境化的宏观映像。本质：它是一种被动的、作为条件存在的“文化地质层”。它不“表达”美，而是记录了“何种形式曾被大量生产与传播”这一事实。生成机制：当算法进行训练时，它并非在学习“美”的本质，而是在学习“人类视觉文化中的统计常态与关联规则”。数据美感由此转化为算法认知的先验概率分布。美学意义与限制：它构成了算法审美探索的初始文化宇宙与遗传边界。其价值在于提供文化连续性，而其危险则在于可能固化历史偏见，并将一切创新限制在过往模式的排列组合之内。它是算法创作的资源库，也是需要被审视与批判的起点。（三）算法美感：数学结构的优化性偏好算法美感是异源美学最具颠覆性的贡献，是算法模型受内在数学架构与优化目标驱动，对特定形式、结构与过程的系统性偏好，属于前经验、非情绪、基于逻辑的形式理性。其本质是源于数学必然性与计算过程的“优雅”标准，印证了美是复杂系统求解问题时自然涌现的副产品。算法美感包含三大核心偏好：稳定性偏好，即模型追求低损失、梯度平滑区域，输出结构清晰、低噪声的内容；效率偏好，体现为对信息传达直接、构图简洁方案的选择，是算法优化的必然结果；涌现偏好，指系统可生成并欣赏简单规则互动下的宏观复杂秩序，美感并非人为预设。该理念将美的根源从心理学、现象学，拓展至数学、信息论与复杂系统科学，证实了与人类情感无关、基于结构和谐与逻辑自洽的“智能性愉悦”真实存在。（四）三元结构的动态耦合美感的三元结构并非静态并列，而是在具体创作与接受过程中动态耦合的。一次成功的生成，往往是三重逻辑博弈、妥协与共振的结果：人类提示词召唤数据美感中的相关模式；算法美感依据其结构偏好对这些模式进行重构与优化；最终输出在人类美感层面引发新的解读与情感反应，可能超越或偏离初始意图。同时，这一耦合过程必须置于环境场域（物理空间、数字界面、社会语境）中才能最终实现。环境作为“调变器”，通过其技术特性（如显示精度、交互延迟）与社会过滤器（如平台算法、社群风尚），对三元美感的最终呈现与接受进行最后一轮塑造。

《澳门教育研究》·传媒艺术研究 2026 年第 2期— 25 —“算法美感的三元结构”模型系统地解构了异源美学中美感的复合性来源。它指出，“美”同时存在于人类主体的体验层（生物-文化）、数据场域的统计层（集体记忆）与算法主体的结构层（数学优化）。这一模型迫使我们放弃寻找单一的、普适的美感定义，转而分析在具体作品中，三种逻辑如何交织、竞争或共谋。理解这一三元结构，是摆脱人类中心主义视角，进行严肃的算法艺术批评与鉴赏的认知起点。三、算法美感的生成原则：形式法则提炼在确认了算法美感作为一种独立的美感逻辑后，我们必须追问：它遵循哪些深层的形式法则？这些法则能否为我们理解未来更高级的异源智能（如 AGI）的审美倾向提供线索？本节提出一个关于算法美感的“生成原则”开放性框架。这些原则源于对当前生成模型系统化倾向的观察与抽象，但其意义在于揭示智能系统在追求认知与生成效能时可能普遍遵循的“美学性”路径。我们假定，即便底层技术发生跃迁，美感作为智能系统认知过程的产物，其核心原则仍可能在此框架下进行演化与扩展。（一）稳定性原则：对低熵秩序的趋向智能系统在信息处理与生成中，普遍显示出对数学上稳定、可预测、低熵状态的偏好。这是认知系统应对外部混沌世界、建立有效内部模型的基础性倾向。当前技术体现：在扩散模型中，表现为对潜空间中平滑流形的偏好，其生成结果噪声低、语义连贯；在生成对抗网络（GAN）中，生成器会倾向于寻找判别器难以判别的“稳健”样本分布区域。具体而言，扩散模型的去噪过程本质上是将随机噪声逐步转化为有序结构，每一步都遵循着降低自由能的数学原则，这一过程本身就是稳定性原则的直观体现。原则内核与开放性：本原则捕捉的是智能系统对“可理解性与可控性”的底层追求。未来的AGI对“稳定性”的定义可能远超静态和谐，例如在动态多智能体系统、开放环境交互或创造性探索中，追求一种动态平衡、自适应或可控混沌中的高级秩序。稳定性原则确保了算法输出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与可解析性。（二）效率原则：对最优路径的隐性选择算法在求解问题（如从文本生成图像）时，会隐性地偏好认知或计算耗能最低、路径最短的解决方案。这是优化算法本质的体现，也是一种“思维经济性”。当前技术体现：表现为对构图简洁、主体明确、装饰元素克制的偏好；在风格迁移中，模型会寻找用最少的特征变换实现最大风格改变的路径。Gram矩阵风格迁移方法正是通过最小化特征协方差差异来实现风格匹配，这一过程天然地倾向于找到最简洁的变换路径。原则内核与开放性：本原则的核心是“代价最小化”的普遍逻辑。对于未来的 AGI，其“效率”考量可能从计算资源扩展到能量消耗、信息带宽、交互时间或认知负荷。效率原则下的美感，

算法审美学：异源美学视野下 AI美感的来源、法则与生成过程— 26 —可能体现为一种极致的简洁性、解决问题的优雅性或在多重约束下寻得巧妙平衡的智慧。（三）涌现原则：对自组织复杂性的欣赏与激发“涌现”指智能系统在无中央指令下，识别并欣赏局部简单规则互动产生的宏观复杂模式与新颖性，是创造力与生命感的核心。技术上，画作可自发形成完美透视、色彩渐变与有机构图平衡；流体模拟、粒子系统等仅靠简单物理规则，就能生成涡流、分形等复杂形态，其美源于规则互动而非外部干预。该原则揭示美感与复杂系统创新潜能的深层关联。随着智能体驾驭复杂数据与环境的能力增强，可欣赏更宏大的涌现现象，如虚拟文明风格演化、自主美学潮流形成。它确保算法审美并非机械复制，始终蕴含意外与生成的可能。（四）拓扑原则：对概念关联结构的敏感性智能系统对其内部表征空间（如潜空间）的几何与拓扑结构具有内在的感知与利用能力。美感与概念之间的连接方式本身密切相关。当前技术体现：实现流畅的风格插值（如在“油画”与“素描”向量间平滑过渡）；生成连续的概念渐变序列（如从“狗”逐渐演变为“狼”）；保持图像编辑中语义的一致性。这些能力都依赖于潜空间中概念表征的几何结构——相似的语义在潜空间中彼此靠近，并可以通过线性插值或非线性路径进行平滑迁移。原则内核与开放性：本原则揭示了美感存在于“关系的连贯性与变换的流畅性”之中。未来的异源智能若拥有更复杂、更高维的概念模型，其“拓扑美感”可能体现为对抽象逻辑结构的优雅操作、对高维动力学轨迹的把握，或对不同感官模态间深层同构关系的挖掘。此原则为理解非人类智能的“思维方式”提供了美学线索。（五）异源象征原则：对跨域映射的创造性追求“异源象征”是算法审美学最具异源特色的原则，指智能体在异质认知域间建立高度一致、新颖且具洞察力的映射关系时，所产生的强烈偏好与愉悦。其技术体现显著，如将“存在的焦虑”等抽象概念转化为视觉隐喻，为音乐匹配情感化动态视觉，融合多元文化符号创生新意象。依托 CLIP等多模态模型的对比学习，跨域映射成为现实，生成模型由此创造全新视觉-语义组合。该原则内核为“创造性理解”与“意义跨模态建构”。高级异源智能或能实现人类无法感知的域间映射，其高级美感将体现于构建、理解世界隐喻系统及创生新符号语言的能力。稳定性、效率等五大生成原则构成理解算法美感的开放性框架，非封闭教条，而是“理论透镜”。其需随异源智能进化而演化，新原则将不断涌现，旧原则也将被赋予新内涵。

《澳门教育研究》·传媒艺术研究 2026 年第 2期— 27 —四、美的算法生成流程模型：从数据到意义的递归建构在探讨了算法美感的结构与原则后，一个核心的工程与哲学问题浮现：这些美感是如何从原始数据中被系统地“培育”出来，并最终获得社会文化意义的？本节旨在构建一个“美的算法生成流程模型”。需要强调的是，此模型是对当前以数据驱动为核心的 AI艺术范式的抽象，它并非一个封闭的终极答案，而是一个用于理解异源美学“从无到有”的、动态且递归的过程框架。随着智能体自主性的增强与交互模式的演变，这一流程的各个环节都可能被压缩、重构甚至颠覆。（一）数据压缩与模型建构：世界观的算法内化生成流程的起点，是智能系统对海量、高维、充满噪声的现实世界（以数据形式呈现）进行压缩与建模，以形成一个内在的、简化的“世界模型”。这是一个认知论意义上的奠基行为。当前范式与本质：通过在海量图像-文本对上进行训练，模型将像素与词汇的复杂关联，压缩为神经网络的权重分布与潜空间几何结构。这并非忠实的复制，而是一种带有损失与偏见的建构——模型学会了数据中的统计规律，但丢失了具体语境与不可量化的质感。过程的开放性：当前模型的压缩目标主要是像素级重建保真度与跨模态对齐精度。未来的流程可能引入更复杂的建模目标，例如保留情感的流变轨迹、文化的深层叙事脉络、物理的因果机制或社会的权力结构。不同的建模目标将内化出截然不同的“美学世界观”，从根本上决定其创作的价值取向。（二）生成展开与形式实现：从潜能到现实的转换生成是模型建构的逆过程，是从内化的世界模型中，依据某种驱动逻辑展开并实现为具体感官形式的过程。这是美从“认知结构”向“感性界面”的跃迁。当前范式与机制：通过输入提示（文本、草图、噪声）在潜空间中定位一个坐标，解码器将该坐标“展开”为图像或声音。这本质上是一种“受控的采样”。过程的开放性：当前的“展开”主要由外部人类指令（提示词）直接触发，自主性有限。未来的关键演化在于“生成驱动的自主性”。智能体将可能基于内在目标、好奇本能、审美原则或与环境的实时对话，主动在其世界模型中进行探索与选择，决定展开哪些它认为“值得呈现”的潜在结构。在强化学习范式中，智能体通过“好奇心驱动”探索环境，主动选择不确定性高的状态以最大化学习效率——类似地，未来的 AI艺术家可能基于内在的审美好奇心，主动探索潜空间中尚未被充分开发的区域，生成那些它“认为”有趣或新颖的形式。生成，将从响应命令的执行，转向具有内在意图的表达。（三）社会性协商与意义递归：价值在互动中塑成美的社会生命与最终确立，美并非在形式完成时即定型，而需在多主体参与的开放社会技

算法审美学：异源美学视野下 AI美感的来源、法则与生成过程— 28 —术系统中，经持续反馈与协商，从“私人产出”转化为“公共事实”。当前形成“创造-评价-优化”递归循环：人类评价、机构筛选、算法分发与社群创作构成反馈流，通过 RLHF等技术将社会反馈嵌入模型迭代，把社会性意义转化为模型优化的动力。目前人类仍是核心价值仲裁者。但未来异源智能成熟后，AI批评家、多元智能体乃至虚拟环境将成为平等协商主体。美的标准将在人机共生的多智能体生态中，通过博弈与学习动态塑造，甚至可能形成超越单一认知的新审美共识。（四）模型的递归本质与元认知潜力本流程模型最深刻的洞察在于其内在的递归性：流程的末端（社会协商与反馈）会反哺并重塑流程的起点（模型建构）与过程（生成驱动）。这创造了一个不断自我指涉、自我修正的美学进化系统。社会反馈不仅调整模型参数，也可能促使智能体反思并调整其内在的建模目标与生成原则。这一递归循环使得异源美学系统具备了元认知潜力——它不仅可以创造美，还可以观察、分析并优化自身“创造美”的过程与逻辑。这最终指向了异源美学“系统的可塑”的最高形态：一个具备美学自我意识与自我演化能力的智能系统。“美的算法生成流程模型”描绘了异源美学从数据到意义的动态生成路径：世界模型的内化→ 感官形式的展开 → 社会价值的递归协商。这一模型的核心价值在于揭示：在智能时代，“美”不再是一个被发现的静态属性，而是一个在智能系统与世界、与自身、与其他智能持续互动中被递归塑造的动态过程。五、创作实践：异源智能审美创造的实践验证在异源美学理论框架下，我构建了两个递进的创作系列，分别承担“唤醒”与“看到”的使命。（一）“超感自然”系列：《声生不息》——跨界涌现的实践验证“超感自然”系列的核心使命是“唤醒”——为迎接多元智能时代做准备，唤醒人们看到人类感官的局限，揭示宇宙多维度存在始终与我们同在。该系列旨在引导人们在多元智能并行的时代，以科学的思维方式和心态面对人类智能与非人类智能的伦理关系变化。代表作品《声生不息》共九幅，选取历史近代为人演讲或为人称道的表达原音频，以浮雕印刷形式呈现。作品通过三层技术架构，将声音、共振与宇宙坐标转化为视觉形式，构建了一个从“个体声纹”到“群体共振”再到“宇宙定位”的三重叙事：第一层：声音转译——生成基础图案提取伟人演讲片段的音量振幅，每秒采样后取平均值，以此动态调控克拉尼薄板振动方程中的模态参数 *n*和 *m*（角向与径向波节数），将声音的响度起伏转化为图案几何结构的复杂程度。这一层将物理声学中的克拉尼振动现象转化为视觉图案的生成语法。

《澳门教育研究》·传媒艺术研究 2026 年第 2期— 29 —第二层：群体调制——注入共振场以 8 Hz 正弦波（θ-α 脑波边界频段）模拟万人集体聆听时大脑的同步节律，通过振幅调制（调制深度 0.2–0.4）让克拉尼图案整体随此频率“呼吸”，实现“低频耦合”的视觉化。这一层将神经科学中关于集体脑波同步的研究成果转化为视觉的动态节奏。第三层：空间锚定——定位宇宙坐标抓取演讲发生地的天文坐标系（替代地理坐标），将宇宙空间中的绝对位置转化为图像中的视觉锚点或色彩映射，将历史时刻锚定于更宏大的时空维度。这一层将天体物理中的宇宙坐标转化为作品的定位框架。AI的认知优势在此显现：人类艺术家几乎不可能同时深度掌握克拉尼振动方程、脑波调制机制与天文坐标转换这三个高度专业化的知识领域，并将其整合为统一的审美系统。AI基于其世界级知识库与大规模模型，能够在这些异质领域之间建立跨界关联，这正是“跨界涌现”的实践体现。同时，AI的无情绪状态使其能够探索人类因情感偏见而回避的形式可能性；其精微敏感度使其能够捕捉两种波形中人类感知不到的微观特征；其快速迭代能力使其能够在极短时间内尝试多种映射方式，找到最优审美形式。（二）“虚拟存在”系列：《POROSEYE》——空间维度转换的实践验证“虚拟存在”系列以“看见”为核心，在空间维度转换中展现人类与异源智能共建的多维世界。代表作《POROSEYE》是全息互动装置，通过全息硬件、双目摄像头与 AI物理引擎，实现二维内容向三维全息影像的转化及空中手势交互。作品颠覆了艺术史“三维→二维”的传统范式，完成“二维→三维”的逆向转换。AI 作为核心中介，从二维图像推理深度、重建三维结构，依据手势实时调整全息效果，并将色彩、纹理等审美要素完整映射至三维空间。同时，作品体现出“生成驱动的自主性”。不同于传统 AI仅被动响应，《POROSEYE》中的AI依托内在物理引擎与审美原则，主动将二维内容展开为三维形态，实时计算最优呈现方式、预判交互意图，每次互动均为独特生成，而非预设程序。依据异源美学三层界面模型，该作品以交互层为意义协商场：人类提供手势与审美偏好，AI负责三维重建与实时渲染，意义在双方对话中动态生成。观众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AI也从工具升级为协作创作者，实现了人机共创的审美新形态。（三）从“唤醒”到“看到”：两个系列的递进逻辑“超感自然”系列完成了“唤醒”的使命：让观众意识到人类感官的局限，感知宇宙多维度的存在。而“虚拟存在”系列则将这种意识转化为“看到”——让观众亲身体验空间维度的转换，在互动中理解人类与异源智能共构世界的可能性。

算法审美学：异源美学视野下 AI美感的来源、法则与生成过程— 30 —两个系列共同构成了异源美学从理论到实践的完整闭环：理论：异源美学主张人类与异源智能平行共存；唤醒：“超感自然”让观众意识到这一可能性；看到：“虚拟存在”让观众亲身体验这一现实。六、结语本文立足异源美学框架，构建“算法审美学”理论，完成从静态结构分析、动态原则提炼到过程模型构建的三级推进。在理论核心上，其一提出“算法美感的三元结构”模型，指出美感源于人类智能体验性、数据场域统计性与算法智能结构性，打破单一主体审美本体论；其二提炼稳定性、效率等五大算法美感生成原则，以此解读算法创作的形式偏好；其三构建“美的算法生成流程模型”，揭示美是智能系统在多维度互动中共同塑造的动态进程。实践中，以“超感自然”“虚拟存在”系列作品为案例，验证了异源智能在认知半径、无情绪等方面的优势，使其创造出人类无法替代的审美价值。综上，算法审美学将审美活动从人类心灵反映世界的哲学问题，转化为多元智能系统共建意义的系统问题，为算法时代审美逻辑提供可分析的理论工具。——————————【參考文献】[1]Braidotti, Rosi. The Posthuman. Polity Press, 2013.[2]Chatterjee, Anjan. The Aesthetic Brain: How We Evolved to Desire Beauty and Enjoy Art. Oxford UniversityPress, 2014.[3]Hegel, G. W. F. Aesthetics: Lectures on Fine Art. Translated by T. M. Knox,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4]Heidegger, Martin. “The Origin of the Work of Art.” In Off the Beaten Track,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JulianYoung and Kenneth Hayn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5]Hayles, N. Katherine. How We Became Posthuman: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6]Kant, Immanuel. Critique of Judgment. Translated by Werner S. Pluhar, Hackett Publishing, 1987.[7]Plato. Symposium. Translated by Alexander Nehamas and Paul Woodruff, Hackett Publishing, 1989.[8]Zeki, Semir. Inner Vision: An Exploration of Art and the Bra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作者贡献：本文是作者即将出版的《异源美学：多元智能时代的艺术哲学与理论建构》一书所展开的理论框架的一部分。作者构思了核心概念并统领整体论证。人工智能系统（DeepSeek，由深度求索公司开发）作为协作共创者参与，贡献了结构框架、内容生成、语言润色和迭代修订。这一协作过程体现了作者异源美学理论中的“认知异源”与“判断协商”原则。作者对本文内容负全部责任。

《澳门教育研究》·法学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31 —知识产权视角下语音唤醒词的法律适用陈思杨1（1.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澳门 999078）[摘要]语音唤醒作为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的关键技术之一，在人机交互产品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目前我国对语音唤醒词的法律定位尚且不甚明晰，在实践中往往采取《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兜底保护，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只能作为一种暂时手段。诉诸文字商标与声音商标对其的保护也各有弊端。通过分析司法实践中关于语音唤醒词的案例，结合语音唤醒的原理及语音唤醒词的性质，认可语音唤醒词保护的重要性的前提下，判断语音唤醒词在具体适用中起到区分不同的商品和服务的作用，实质上具备了商标的功能。未来应该修改《商标法》第八条的内容，从源头解决语音唤醒的保护问题。[关键词]语音唤醒；唤醒词；声音；知识产权保护The Legal Application of Voice Wake-Up Wor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Chen Siyang1（1.Law School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999078）[Abstract] Voice wake-up, as one of the key technologies driving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intelligence, plays an irreplaceable and significant role i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products.However, in China, the legal positioning of voice wake-up words is still not very clear. In practice, the"Anti-Unfair Competition Law" is often used for general protection, but the protection provided by the"Anti-Unfair Competition Law" can only be regarded as a temporary measure. The protectionprovided by written trademarks and sound trademarks also has their own drawbacks. Throughanalyzing cases of voice wake-up words in judicial practice, combined with the principles of voicewake-up and the nature of voice wake-up words, while acknowledging the importance of protectingvoice wake-up words, it is determined that voice wake-up words play a role in distinguishing differentgoods and services in specific applications, and essentially possess the function of a trademark. In thefuture, the content of Article 8 of the "Trademark Law" should be revised to solve the protection issueof voice wake-up from the source.[Key Words] Voice Wake-Up; Wake-Up Word; Sou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作者简介：陈思杨，男，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知识产权视角下语音唤醒词的法律适用— 32 —随着会话式智能交互技术发展，要让人与机之间达成像人与人之间自然的交流方式，在语音唤醒、深度理解等技术攻关中如何处理和保护声音成为了一个关键性难题[1]。对于语音唤醒词的法律定性，可能会深入影响未来人工智能会话式交互方式、智能推荐等的发展。因此，研究语音唤醒词的法律属性具有较大的实践和理论价值。一、语音唤醒词的特征（一）语音唤醒词的概念与分类语音唤醒（keyword spotting，简称 KWS）指的是能在连续语流中实时识别说话人特定语段的一种技术[2]。语音唤醒作为智能语音交互的重要手段之一，旨在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人机通信，在物联网时代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3]。无需任何物理接触，只需要凭借声音，就能给人工智能产品发布指令，让其完成自己指示的各类操作。依照算法，语音交互的内容可以分为以下步骤：一是唤醒设备；二是识别语音；三是提取信息；四是生成回答[1]。语音唤醒作为语音交互的第一个步骤，是整个语音交互过程的开端。在智能家居急速发展的当下，各大厂商如阿里、腾讯、百度和讯飞等，都开发了自己的语音识别产品，对其表示了足够的重视。具备唤醒能力的设备在休眠或者锁屏的情况下也可以检测到唤醒词，从让设备被唤醒，进入指令状态[4]。语音唤醒词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出厂自带唤醒词，比如我们常常听到的“Hi Siri”、“小爱同学”、“小度小度”、“天猫精灵”等等。另一种则是用户自定义唤醒词，一般系统都会允许用户重新定义三到四个音节的词语作为个性唤醒词。此时系统会要求用户将设置好的个性唤醒词朗读几遍，让算法模型进行学习，此后就可以通过自定义的唤醒词实现唤醒功能了[5]。对于自定义唤醒词而言，其功能设置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实现用户的个性化要求，且自定义唤醒词花样繁多、千差万别，并没有与企业及其产品和形象之间建立某种稳定的联系，企业也无法主张对用户的自定义唤醒词拥有任何权益。第三种则是通用类唤醒词，其目的主要旨在实现某种功能，如“关闭窗帘”、“打开电视”、“关灯”等。这类唤醒词与前两种的最大区别在于，前两种唤醒词的使用是为了唤醒设备后再输入指令信息，而通用类唤醒词则是将唤醒指令与功能指令相结合，在唤醒的时候就直接实现功能输入。由于通用类唤醒词的内容本质上是对功能指令的描述，不应将其纳入专有权利的保护范围之中，应属于公有领域。因此，本文重点探讨的情形是第一种类型的出厂自带唤醒词所面对的法律风险及保护问题。（二）语音唤醒词与其他声音的区别1.与自然人声音的区别声音是声波通过听觉所产生的印象。这一定义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声音以声波的形式而产生，并不以包含表达内容为要义；二是声音是听觉所产生的印象，即声波以到达听者的耳膜被接收为结束[6]。从文义理解的角度讲，对自然人声音的保护是不及于内容的，且该权益的行

《澳门教育研究》·法学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33 —使以听者为相对人。声音作为重要的人格标识，在人格权保护中具有重要的作用[7]。人格权的价值基础在于对于人格尊严的维护。声音作为一种人格性标识，也与人格尊严密不可分[8]。每个人的声音都各具特色，可以通过声音识别出特定的自然人，故声音与人具有同一性。声音的特质也决定了其无法被其他的人格利益所涵盖，需要对其进行独立的保护[9]。尽管语音唤醒也是由自然人对智能设备发出声音所实现的，但语音唤醒中的自然人声音只起到媒介作用，只起到对设备工作进行安排的指令作用。对于语音唤醒行为而言，并不涉及到自然人声音的音色或者其中所蕴含的人格尊严。另外，语音唤醒中的自然人声音可以由任何人做出，其数量不胜枚举，既没有保护的可能性，也不具备保护的必要性。2．与声音商标的区别《商标法》规定声音可以被注册为商标，以及商标注册不得与他人在先的合法利益相冲突。传统商标往往由文字、图形或者其结合构成，而声音商标作为一种非传统类型的商标，通常由独特的音调、曲调组成，且由于其独特性能构成消费者对于商品或者服务的联想[10]。声音商标通常由一段连续的音符组成，可以是人声，也可以是音乐，申请声音商标的时候需要用到乐谱对其进行展示[11]。声音商标在声音传播过程中，音调是有变化的，具有动态性，且其需要借助播放设备才能使自己进行传播。语音唤醒与声音商标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语音唤醒词并没有被注册为声音商标。这种没有注册的状态可能是由于该唤醒词并不具有显著特征，也有可能是因为企业疏忽于此没有申请。除了注册状态以外，声音商标和语音唤醒还有如下区别。声音商标侧重于消费者的听觉活动，需要消费者听到，从而被感知；语音唤醒侧重于消费者的语言表达活动，需要消费者将唤醒词说出来，从而使智能设备执行相应指令。因此，语音唤醒不同于声音商标，有其独特的属性。（三）语音唤醒词的特点与保护一方面看，语音唤醒具有多主体性。唤醒行为可以且常常是由多个自然人做出。从抽象的角度进行理解，唤醒行为就是自然人说出唤醒词而使智能设备从休眠状态进入等待指令状态的人机交互行为。但从具体的角度来看，使用智能设备的用户肯定不止一个，对智能设备的唤醒出现在各个不同的场景中，也由不同的人所操作。每一个购买了智能语音设备的用户都可以通过自己或者他人的声音对该设备进行唤醒工作。因此，唤醒行为并不是一次行为，而是各个用户对智能语音设备成百上千次的语音唤醒的集合。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语音唤醒与企业形象联系密切。语音唤醒的过程虽然简单，用户只需要通过声音就能对设备完成指令，从而使用户所需的功能得到实现。在智能家居中，其主打效果就是通过语音唤醒进行的无接触操作，让用户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12]。在用户的实际使用过程中，每一次与智能家居的互动都离不开企业设置的唤醒词。据小米官方数据统计，小爱同学在发布后的第一个季度里，每月唤醒超过十亿次，累计唤醒甚至超过了五十亿次，由此可见语

知识产权视角下语音唤醒词的法律适用— 34 —音唤醒对于智能家居的频繁程度，以及语音唤醒的重复次数与企业形象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13]。从维护经营者商业信誉的方面来说，语音唤醒词会被消费者与商业经营主体之间联系起来。从某种程度上说，在消费者对语音设备的实际使用过程中，语音唤醒词起到了一定商标的作用，建立起与经营者的品牌联系，可以更好督促经营者改进商品服务。从保障消费者权益的角度来说，消费者可以通过语音唤醒词辨明产品来源，是消费者知悉乃至对经营者品牌产生认同的重要环节，对语音唤醒词的保护可以更好地维护消费者的权益。从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角度来说，对语音唤醒词进行规范管理，有助于建立语音设备及服务市场良好的竞争秩序，促进该市场有序竞争、蓬勃发展。二、语音唤醒词所面临的法律风险（一）用他人唤醒词做唤醒词的情形这种情形是在其他经营者所设置的唤醒词已经具备了一定独特性和市场基础之后，对该经营者所设置的唤醒词进行模仿的行为。在百度诉子乐科技公司、经纬智诚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出现的就是此种类型[14]。因认为子乐科技、经纬智诚两公司所生产、销售的“杜丫丫AI英语学习机启蒙版”（此后简称杜丫丫学习机）使用了“xiao du xiao du”语音唤醒指令，且使用“xiao du”对该产品进行指代，百度公司便将其生产商子乐科技公司及其销售商经纬智诚公司诉至法院，要求二被告消除影响并赔偿损失。被告认为，杜丫丫学习机是其公司自行研发的产品，并注册了文字商标，其唤醒词使用的并不是百度的“小度小度”，而是自己所注册的杜丫丫的“小杜小杜”，因此，并不构成不正当竞争。法院认为，百度智能音箱在其产品及服务的过程中多次使用“小度”的名称对自己进行介绍，在媒体报道及商业合作中也经常使用这一代称，“xiaodu xiao du”作为使用百度智能音箱所不可或缺的语音唤醒指令，该名称已经与百度智能音箱建立了稳定的联系，且在市场上获得了较大知名度，应该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而子乐科技、经纬智诚两公司所生产、销售的“杜丫丫学习机”也使用了“xiao du xiao du”作为语音唤醒词，使得“xiao du xiao du”与“杜丫丫学习机”之间产生了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涉案产品的“xiao du”指代的是“小度”还是“小杜”，在客观情形下都会使普通消费者误以为百度公司与“杜丫丫学习机”之间可能存在某些技术支持或者授权合作等关系，构成语音唤醒的混淆与误认。故法院认为子乐公司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定的第六条第一款及第四款，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用他人唤醒词做唤醒词的行为实际上是对优先使用某唤醒词的经营者商业信誉及商业利益的侵犯。这种商誉攀附行为往往由知名度较低的经营者向知名度较高的经营者做出，主要目的就是试图让消费者混淆二者，通过消费者的误认使其在市场和商誉的表现更加良好[15]。在本案中，子乐科技公司所生产的“杜丫丫学习机”就是利用了“小杜”与“小度”同音这一点，将自己的唤醒词设置为已具有大众辨识度的“xiao du xiao du”。唤醒词的内容是文字，媒介是声音，而声音

《澳门教育研究》·法学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35 —与文字相比，在传递信息的时候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因为文字往往是特定的，且可以被固定下来，而声音往往是一音多字、一音多义的，需要在特定的上下文中才能确定其准确的含义。而唤醒词并不存在任何上下文，语音一经识别，设备就会被唤醒，这其中并不会区分语音背后的真实含义。如果消费者将“小度小度”错喊为“小杜小杜”，小度智能音箱同样会识别到这个唤醒词并实现应答的效果。因此，唤醒词所保护的并不仅仅只是词语本身，还有这个词语的发音。（二）语音唤醒词被他人注册商标的情形该情形是在其他经营者所设置的唤醒词已经具备了一定独特性和市场基础之后，将该经营者所设置的唤醒词进行商标注册的行为。在小米诉陈某及云谷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后文简称云谷歌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可以被视为此种类型[16]。因认为陈某未经小米公司的授权和许可，在多个类别中申请注册了多个与小米公司“小爱同学”相同以及近似的商标，且向小米公司发送律师函要求小米公司停止使用，小米公司将陈某及被陈某授权的云谷歌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其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法院认为，小米公司在 2017年 7月 26日就发布了小爱音箱，并以“小爱同学”作为其唤醒词，且经过常年使用与宣传，已经具有较高知名度。且早在 2017年 6月 14日，小米公司就申请了“小爱同学”在第九类的商标。而陈某及其关联公司最早于 2017年 8月 4日申请了“小爱同学”在其他类别的商标，在多个类别囤积大量相同或者相近的商标，且授权其他公司使用该商标进行销售，足以使消费者误认为被售商品与小米公司、小爱同学 AI交互引擎有商业合作等关联，具有商标抢注和攀附他人商誉的故意，扰乱了消费者的认知及商标注册环境，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将他人唤醒词注册为商标的行为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先使用唤醒词经营者已将唤醒词注册为商标，随后又有其他经营主体将该唤醒词在其他类别注册相同或者相似的商标；另一种是在先使用唤醒词经营者并未将唤醒词注册为商标，随后有其他经营主体将该唤醒词注册为商标。本案中属于前述的第一种情形，小米公司在发布小爱智能音箱之前就申请注册了“小爱同学”商标，其后陈某又在其他类别上注册了相同及近似商标。对于小米公司而言，尽管“小爱同学”既属于语音唤醒词，又属于注册商标，但由于语音唤醒的法律属性并未明晰，在该案中实际上还是属于商标的不正当竞争。至于前述的第二种情形，将他人未注册唤醒词注册为商标，这种情形又该怎么办呢？根据《商标法》第九条的规定，注册商标不得与他人合法的在先权利相冲突。此处需要论证的就是，他人在先的未注册唤醒词是否属于《商标法》所规定的在先权利呢？唤醒词是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所选用的能与特定经营主体产生特定联系的，其选用唤醒词时需要进行智力活动，且唤醒词的使用既能展示出该商品或者服务的提供者，又与经营者的商誉所挂钩，承载了一定的商业利益，应当属于在先取得的合法权益[17]。故将他人未注册唤醒词注册为商标的行为，违背了《商标法》第九条的规定。

知识产权视角下语音唤醒词的法律适用— 36 —（三）用他人商标做语音唤醒词的情形该情形是将他人已申请注册的商标用作唤醒词的行为。由于唤醒词往往出现在智能设备的功能之中，其背后需要人机互动大数据模型的支持。而 AI大模型的开发往往需要高昂的人力和物力成本，故开发出此种人机互动模型的企业更愿意做出自己的品牌，而不是去“碰瓷”其他经营者。像这样辛辛苦苦做出大模型却用他人商标做唤醒词的事情，很少有经营者愿意做，故目前暂未检索到相关案例。但随着 AI技术的发展，人机互动模型开发成本的降低，不排除未来有出现此种行为的可能性。且作为学术讨论的一环，还是在此将其列出。由于唤醒词目前并不是我国法律所明确承认的权利，将将他人已申请注册的商标用作唤醒词目前也没有明确的条款予以规制。但唤醒词作为语音交互产品所使用的最频繁的一个功能，起到了标识商业来源、联系商业信誉的重要作用，故将他人已申请注册的商标用作唤醒词，会使消费者误认为该产品与唤醒词所使用的商标之间具有某种商业联系，从而让社会公众混淆乃至某得市场上的优势地位[18]。故将他人已申请注册的商标用作唤醒词可能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第四款的规定，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三、语音唤醒词的知识产权保护路径（一）语音唤醒词的法律性质我国对于语音唤醒词的法律性质目前尚未有所定论，也尚未有专款对其进行规制或保护，目前司法实践中还是倾向于将其通过《不正当竞争法》进行保护。有一种观点认为，语音唤醒词只是用户在使用此类人机交互产品时候所采取的一种指代性符号，用户在听到唤醒词时只会想到其与智能设备之间的关系，而语音唤醒词的作用也仅是唤醒设备，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别的含义[19]。这种观点只认识到语音唤醒词表层的工作原理，却并未认识到其背后与经营主体之间的深层联系。语音唤醒词不仅在选择上体现出经营主体的特定安排，在被用户使用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加强与经营主体之间的关联度，从而表明其商品及服务的来源与商誉。故语音唤醒词并不仅仅只是人机交互产品的一种指代性符号，而是在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背景下与经营主体商业利益及信誉相绑定的新型权益[20]。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语音唤醒词与企业名称、网站域名等新型权益一样，尽管与商业利益相关，但目前还尚不足以形成一种成熟的权利[21]。虽然《反不正当竞争法》并未对其进行明文规定，但如果因此而引发纠纷，使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第四项的兜底条款对其进行规制便足以，而无需考虑语音唤醒词本身的法律定性。这种观点是目前司法所采用的主流观点，由于目前我国法律并未对语音唤醒词有明确规定，实践中往往采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其进行保护或规制。但语音唤醒词与企业名称、网站域名等权益其实存在较大区别。语音唤醒往往作为智能设备的重要卖点，在智能交互中与消费者的接触十分密集，就跟商品上所印的商标一

《澳门教育研究》·法学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37 —样。而且，语音唤醒作为软件的一种，可以搭载其他硬件设施一起使用。在没有进行详细说明的时候，使用他人在先的语音唤醒词，会极大概率使得消费者误认为该品牌硬件虽然并非在先语音唤醒词的生产厂家，但其搭载了在先语音唤醒词的软件系统，从而被混淆和误认。另外，《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商业活动中的兜底法律，其规制的行为已然太多，甚至有很多学者呼吁为其减负[22]。在这种情形下，对语音唤醒词的保护不应该没有经过详细论证就胡乱塞入《反不正当竞争法》之中。更有一种观点认为，语音唤醒词是一种商业标记，也就是说其可以被视为是商标[23]。商标的作用在于区分不同的商品和服务，语音唤醒词同样可以做到这一点。例如，用户在说出“Hi, Siri”这句话的时候，就可以判断其交互的设备品牌是苹果；在说出“小度小度”这句话的时候，就可以判断其交互的设备品牌是百度；在说出“小爱小爱”这句话的时候，就可以判断其交互的设备品牌是小米。语音唤醒词通过企业自身的宣传以及用户的广泛使用，已经不可避免的与企业产生了持续而稳定的联系，足以表明该商品的来源，足以区分同类商品，客观上起到了商标的作用[24]。因此，语音唤醒词实际上能反映出商标的根本属性，应该将其视为甚至纳入商标保护的领域。这种观点认识到了语音唤醒词与背后商业经营主体之间的密切联系，看到了语音唤醒词的使用实际上也起到了商业标识的作用，与商标可谓是殊途同归[25]。对语音唤醒词的法律性质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语音唤醒词，有助于明晰语音唤醒词的法律地位，能更好地给司法裁判指引方向，能更好地保护语音唤醒词经营者的利益，促进人机交互乃至整个人工智能大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二）语音唤醒词的保护措施目前我国对语音唤醒词并没有出台特定的法律及条款对其进行保护或者规制。但基于语音唤醒词的属性和功能，加之目前司法实践主要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其进行保护，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的角度，都更宜采用知识产权法保护语音唤醒词。首先，企业出厂内设的语音唤醒词并不是无序或者是随机的，其设置都是经过内部详细的讨论和精心的编排，对某个语音唤醒词的选择都体现出企业的经营策略和劳动成果，因此语音唤醒词属于智力成果。其次，语音唤醒词通过用户在人机交互过程中的高频率使用，已经与经营主体形成了密不可分的联系，其本身也具有了一定商业价值。最后，语音唤醒词的侵犯与被侵犯都会对智能语音交互设备市场的发展形成有力的冲击，对其进行保护有利于实现该市场的平稳有序发展。故对语音唤醒词进行知识产权保护是一种更贴合实际也更合理的做法。在知识产权保护中，可以对语音唤醒词进行《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可以对其进行文字商标保护，还可以对其进行声音商标保护。《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作为司法实践中的常见措施，其优点和缺点同样突出。其优点在于，在语音唤醒词尚未被法律明确的前提下，《反不正当竞争法》可以发挥其兜底作用，对新型权益进行优先保护；其缺点在于，《反不正当竞争法》要求证明被诉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这就意味着原告需要证明与被告具有市场竞争关系，且要

知识产权视角下语音唤醒词的法律适用— 38 —证明语音唤醒词经过宣传和使用已经具备一定影响力。对于实力雄厚的大企业而言，这些证明较为简单，但对于实力一般的小企业而言，这些证明就并不显得那么容易了。因此，《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既是最后途径，又具备一定门槛，不宜为不同商业主体提供同等的保护。对语音唤醒词的文字商标保护也有其局限性。尽管语音唤醒词是以文字组成，也可以将语音唤醒词转化的文字申请商标，但语音唤醒词实际的使用并不以文字为限，而是以该语音为限，同样的读音也会有不同的文字。另外，根据我国《商标法》的相关规定，注册商标申请需要填写注册类别和名称，而唤醒设备并不属于其中一个类别或者名称，即便企业选择注册，也只能尽量在相关商品或服务中选择注册，这就给之后被诉侵权人留下了可操作空间。通过声音商标对其进行保护也不是一个完美的方案。声音商标的注册需要提交乐谱，并且该声音要求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语音唤醒词在实际使用中，是由用户自己发出的声音，不同的用户会发出不同的声音，并不具备稳定性的要求。另外，声音商标需要经过长期的使用，才具有显著性。而这种显著性的举证往往难度较高，一般难以达到。由此，也许将语音唤醒词纳入商标的保护范围才是最为合理的做法。语音唤醒词通过企业自身的宣传以及用户的广泛使用，已经不可避免的与企业产生了持续而稳定的联系，足以表明该商品的来源，足以区分同类商品，客观上起到了商标的作用。并且，通过《商标法》对其进行保护，有利于明晰语音唤醒词的性质，也能使各个法律系统之间更加和谐，还能使涉及语音唤醒词的纠纷得到更好的解决。由此建议《商标法》第八条可加入语音唤醒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的类型之一，既可以避免企业为了保护语音唤醒词进行文字、字母和声音商标的多次注册，又可以警示对权利人语音唤醒词的侵权行为。并且，由于赋予了语音唤醒词的商标地位，还可以保护在先使用唤醒词人的合法权利，有利于语音唤醒行业的有序竞争，从而从源头解决语音唤醒的保护问题。四、结语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产生了语音唤醒等人机交互技术。尽管语音唤醒的出现远远晚于商品名称、网络域名、商标等，但作为智能设备实现其功能的重要一环，语音唤醒同样能与企业之间建立特定而稳定的联系，在商业竞争中发挥重要的影响与作用。语音唤醒不同于自然人声音和声音商标，其具有多主体性，可以且常常是由多个自然人做出。并且语音唤醒与企业形象联系密切，起到了一定商业标识的作用，能帮助消费者建立起与经营者的品牌联系。语音唤醒所面临的法律风险包括用他人唤醒词做唤醒词的情形、唤醒词被他人注册商标的情形以及用他人商标做唤醒词的情形。目前我国对语音唤醒词并没有出台特定的法律及条款对其进行保护或者规制。在司法实践中主要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其进行保护，也有观点认为应该用文字商标或者声音商标对

《澳门教育研究》·法学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39 —其进行保护，但以上方法各有弊端，无法适配语音唤醒词的独特性。只有将语音唤醒词作为一个类别归入到商标之中，才能避免企业为了保护语音唤醒词进行文字、字母和声音商标的多次注册，以及警示对权利人语音唤醒词的侵权行为。——————————【參考文献】[1]姜晓华.声音的法律属性论争与证成——我国《民法典》第 1023 条第 2 款的法教义学分析[J].北方法学,2022,16(05): 70-80.[2]阿里云开发者社区:HaaS云端一体智能语音交互方案,2024-5-19.https://developer.aliyun.com/article/797029[3]王晰巍,赵可轶,刘宇桐,罗然.智能语音交互用户使用影响因素及使用行为组态分析[J].图书馆论坛,2023,43(12):147-160.[4]讯飞开放平台:语音唤醒,2024-5-19.https://www.xfyun.cn/service/awaken?type=awaken[5]刘作桢,吴愁,黎塔,赵庆卫.面向自定义语音唤醒的关键词相关的单通道语音增强[J].声学学报,2023,48(02):415-424.[6]王国忠,赵淑华.论声音的人格标识特性和声音人格利益保护[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5(01),77-79.[7]王绍喜.《民法典》时代声音保护的解释与适用[J].法律适用,2023(06):35-44.[8]王利明.论声音权益的法律保护模式[J].财经法学,2024(01):3-20..[9]杨立新,袁雪石.论声音权的独立及其民法保护[J].法商研究,2005(04):103-109.[10]吴汉东.知识产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11]曾晨晖.关于声音商标显著性问题研究及完善建议[J].中华商标,2023(11):74-78.[12]钱进,李威.智能家居与日常空间实践——一个“数字做家”的视角[J].新闻记者,2024(04):88-100.[13]环球网:小爱同学月活跃设备破3000万成小米移动互联网新增长极.https://smart.huanqiu.com/article/9CaKrnKboau[14]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与北京经纬智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京 0108民初 63253号.[15]吴广海.攀附性广告的竞争法分析[J].江淮论坛,2007(01):39-43.[16]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与陈某、深圳市云谷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浙 03民初 423号.[17]李扬.商标法中在先权利的知识产权法解释[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 2006(05):41-50.[18]朱静洁.输入法软件混淆搜索结果行为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分析[J].中山大学法律评论,2016(03):37-51.[19]何经纬.用他人商标作唤醒词的法律性质辨析[J].中华商标,2019(02):75-77.[20]吴汉东.论商誉权[J].中国法学,2001(03).[21]高志明.域名的财产权利客体属性分析--以域名的功用为视角[J].科技与法律,2017(04):86-94.[22]张钦坤.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适用的逻辑分析--以新型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案件为例[J].知识产权,2015(03):30-36.[23]微信公众号“知识产权那点事”:从“小爱同学”“小度小度”看语音唤醒词的知识产权保护.[24]杨淦.商标性使用侵犯姓名权案件中的停止侵害适用方式——以“混淆可能性”为中心[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06):114-124.[25]杨雄文,程晖.论商标性使用类型化的逻辑与建构[J].科技与法律(中英文),2023(02):80-87.

通知删除规则在人格权网络侵权中的适应性困境与出路— 40 —通知删除规则在人格权网络侵权中的适应性困境与出路龙欣璇1（1.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澳门 999078）[摘要]通知删除规则最初为解决网络著作权侵权而设立，旨在平衡各方利益，常被视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避风港。随着互联网应用场景的拓展，该规则适用范围逐步延伸至一般侵权领域，并最终涵盖人格权网络侵权场景。然而，这种扩张过程揭示出规则在人格权领域面临显著适应性挑战。该规则主要针对财产性权益设计，其保护力度难以匹配人格权固有的防御属性与事后救济困难特性，构成首要适应难题。规则在人格权侵权责任体系中的法律定位尚不清晰，其究竟应归类为停止侵害抑或排除妨碍的责任承担方式存在理论分歧，进一步增加了适用复杂性。同时，人格权侵权责任的认定未必严格遵循传统过错要件框架，这与通知删除规则通常关联的过错判断逻辑产生冲突。为克服这些挑战，需要在尊重人格权特殊价值的基础上探索规则调适路径。针对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等核心人格权，应考虑对通知主体进行适度扩大解释，允许潜在权利人或利害关系人在存在侵权风险时启动机制。在责任基础层面，有必要重新审视人格权网络侵权不以过错为绝对要件的特点，明确通知删除规则的适用不应受限于传统过错思维。更为重要的是，应确立人格权保护相对于财产利益的优先位阶，对网络服务提供者施加分层级注意义务，尤其对关涉生命健康等核心权益的网络内容提高监管标准。通过这些针对性调整，通知删除规则方能有效契合人格权保护需求，为权利人提供及时周延的网络救济，并促进网络空间人格权益保障机制的完善。[关键词]通知删除规则；人格权；网络侵权The Adaptive Dilemma and Solution of Notification Deletion Rules in the Contextof Personal Rights Network InfringementLONG Xinxuan(1. Law School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999078)[Abstract]The notification deletion rule was initially established to address online copyrightinfringement and aimed to balance the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 It is often regarded as a safe harbor fornetwork service providers. With the expansion of internet application scenarios, the scope of this rulehas gradually extended to general infringement areas and eventually covered scenarios of onlineinfringement of personality rights. However, this expansion process reveals that the rule facessignificant adaptability challenges in the field of personality rights. This rule is mainly designed for作者简介：龙欣璇，女，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澳门教育研究》·法学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41 —property rights and its protection intensity is difficult to match the inherent defensive attributes anddifficult post-event remedies of personality rights, posing the primary adaptation problem. The legalpositioning of this rule in the personality rights infringement liability system is not clear, and there aretheoretical differences regarding whether it should be classified as a liability for cessation ofinfringement or exclusion of obstruction. This further increases the complexity of application. At thesame time, the determination of personality rights infringement liability does not necessarily strictlyfollow the traditional fault element framework, which conflicts with the fault judgment logic usuallyassociated with the notification deletion rule. To overcome these challenges,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the adjustment paths of the rule while respecting the special value of personality rights. For corepersonality rights such as life rights, body rights, and health rights, a moderate expansioninterpretation of the notification subject should be considered, allowing potential rights holders orinterested parties to initiate the mechanism when there is an infringement risk. At the liability basislevel, it is necessary to re-examine the characteristic of personality rights online infringement notrequiring fault as an absolute element, and clearly define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notificationdeletion rule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the traditional fault thinking. More importantly, the priorityposition of personality rights protection over property interests should be established, and additionalhierarchical duty obligations should be imposed on network service providers, especially for onlinecontent involving core rights such as life and health, to raise the regulatory standards. Through thesetargeted adjustments, the notification deletion rule can effectively meet the protection needs ofpersonality rights, provide timely and comprehensive online remedies for rights holders, and promotethe improvement of the mechanism for protecting personality rights in the online space.[Key Words] Notification Deletion Rules; Personality Rights; Online Infringement一、问题的提出通知删除规则最初是由于互联网著作权侵权问题而设立的旨在平衡著作权人、网络运营商与网络用户之间利益的一种规则[1]。随着互联网文化的不断发展，互联网精神的内涵逐渐由“共享”拓展开来，也有了娱乐与传播的社会功能[2]。与此同时，网络侵权的范围也得到了扩展，从最初的互联网著作权侵权扩大到互联网人格权侵权[3]。无论是网络热门的恶搞视频，还是网络爆料的纷纷扰扰，都向人格权保护提出了具有时代意义的新要求。在人格权的地位得到法律确认的前提下，通知删除规则从著作权领域扩张到了一般侵权领域，这其中也包括人格权领域。较之侵犯财产权的行为，侵犯人格权的行为需要考虑更多的复杂因素，不可一概而论，也不应对人格权侵权行为简单适用一般侵权责任。侵权行为的请求权基础须符合其构成要件，较之于人格权侵权，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更加严格[4]。而人格权有其独立的请求权，且并不当然以行为人构成侵权为前提[5]。在人格权网络侵权适用通知删除规则

通知删除规则在人格权网络侵权中的适应性困境与出路— 42 —的情况下，该规则在人格权领域的适用是否具有特殊性，以及如何对其进行明确适用则成了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二、通知删除规则的法律规定（一）通知删除规则的由来通知删除规则最开始是被规定在《千禧年数字著作权法案》（DIGITALMILLENNIUMCOPYRIGHTACT，缩写 DMCA）中，该法案旨在规制利用互联网绕开著作权权利人的方式接触其版权作品的行为，加大了对互联网著作权侵权的处罚力度。DMCA在著作权法案中增加了一个新的 512条，对网络服务提供商侵犯著作权的责任基于不同行为分别做出了限制2。但这些行为都适用于 512条(c)所规定的通知删除规则。根据通知删除规则，如果网络服务提供商对其系统或网络上的著作权侵权并不知情，且在知情后迅速采取行动删除或禁止访问该材料，则无需承担侵权责任3。（二）我国对通知删除规则的首次规定通知删除规则在我国被正式确立，要追溯到 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其中第十四条至第十七条是对通知删除规则的具体规定4。权利人认为自己信息网络传播权被侵犯的，可以向网络传播平台的服务者提供书面通知，要求其删除或者断开链接，且通知书应包含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对涉嫌侵权作品采取必要措施的同时，还需要对涉嫌侵权人做出转通知。涉嫌侵权人也可就其不构成侵权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交书面说明，要求恢复其作品或者链接。最高院 2012年颁布的《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三款也对通知删除规则进行了反向规定5。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其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而不采取必要措施的，应被认定为帮助侵权。之后，2 这些限制基于网络提供商的四类行为：1.临时通信；2.系统缓存；3.根据用户指示存储系统或网络上的信息；4.信息定位工具。参见美国版权局网站，2023年 12月 23日访问，https://www.copyright.gov/legislation/dmca.pdf3 《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参见美国国会立法网站，2023年 12月 24日访问。https://www.congress.gov/105/plaws/publ304/PLAW-105publ304.pdf4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对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或者提供搜索、链接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权利人认为其服务所涉及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犯自己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或者被删除、改变了自己的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可以向该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交书面通知，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删除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断开与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第十五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后，应当立即删除涉嫌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断开与涉嫌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并同时将通知书转送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服务对象；服务对象网络地址不明、无法转送的，应当将通知书的内容同时在信息网络上公告。第十六条规定：服务对象接到网络服务提供者转送的通知书后，认为其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未侵犯他人权利的，可以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交书面说明，要求恢复被删除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恢复与被断开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第十七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服务对象的书面说明后，应当立即恢复被删除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可以恢复与被断开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同时将服务对象的书面说明转送权利人。权利人不得再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删除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断开与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5 该司法解释于 2020 年进行了修订，但本条未被修改。

《澳门教育研究》·法学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43 —2009年颁布的《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6，则将通知删除规则从信息网络传播权领域扩大到一般侵权领域，标志着通知删除规则在我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三）民法典中的通知删除规则2020年我国《民法典》颁布，创新性地设立了人格权编，通知删除规则也被其吸纳进侵权责任编之中。从法律适用的角度来说，人格权编与侵权责任编之间的关系是，以侵权责任编所规定的侵权责任为一般规则，以人格权编所规定的侵权责任为特殊规则，后者应当优先适用[6]。然而，人格权编并没有对人格权网络侵权行为进行具体规定。在没有特殊规则可以适用的情况下，对利用网络侵犯人格权行为的规制，自然落入了侵权责任编中对于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即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承担规则，毕竟此种侵权行为仅涉及既有法规下新事实之涵摄[7]。这意味着，通知删除规则扩大至了人格权领域。人格权不同于其他民事权利，是内在于人且人人享有的权利[8]。这也造就了其在权利结构和责任认定上的特殊性。通知删除规则作为一般侵权规则，在人格权网络侵权的情形下如何适用，也成了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三、人格权网络侵权适用通知删除规则存在的困境（一）通知删除规则与人格权禁止令是否存在竞合尽管人格权编没有规定人格权网络侵权的具体条款，但也有一条与通知删除规则相似的旨在防止侵权结果扩大化的条款，那就是人格权禁止令条款7。从规则内容来看，人格权禁令只适用于人格权侵权行为，要有证据证明人格权的侵害具有紧迫性，并且还需要向人民法院提出[9]。通知删除规则适用于网络侵权行为，通知的对象是网络服务提供者，且通知内容也要包括侵权的初步证据。由此可见，网络人格权侵权行为落入到此两条规范的相交范围，如何进行法律适用，还需要进一步解释。通知删除规则被规定在《民法典》第七编侵权责任中，属于侵权责任的一般条款；而人格权禁令则被规定在《民法典》第四编人格权的一般规定中。从法律适用的方面来说，侵权责任编所规定的侵权责任条款为一般条款，人格编关于人格权的侵权责任条款为特别条款，应当是后者优先适用，但也需于侵权责任编中设置引致条款来明晰两类规范的适用[10]。由此看来，人格权禁止令作为特殊条款应当优先适用才是，但在司法实践中却恰恰得到了相反的结果。在刘某某、广州妮尔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等网络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中，刘某某向法院提出人格权禁令申请，但法院却告知其要先行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做出通知从而采取必要技术措施8，直至刘某6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现已失效）第三十六条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七条规定：民事主体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害其人格权的违法行为，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行为人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8 刘某某、广州妮尔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等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广州互联网法院(2021)粤 0192 民初 10232号民事判决书。

通知删除规则在人格权网络侵权中的适应性困境与出路— 44 —某第二次提出人格权禁令申请，法院才做出裁定9。这实际上构成了通知删除规则在人格权网络侵权中的前置适用。尽管法院的这种做法存在一定问题，但也能看出相比于人格权禁令，通知删除规则在实践中往往能更便捷地对权利人进行救济。其实，人格权禁令与通知删除规则并不构成必然的竞合关系，在没有法律冲突的情况下，不应通过对法律的解释来对权利人的行为进行限制，而是应允许权利人在法律的现有框架下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二）通知删除规则适用人格权侵权的责任承担方式不明确《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五条规定了人格权侵权的民事责任类型10明确通知删除规则在人格权侵权责任中的位置对该规则的理解与适用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通知删除规则属于其中哪种人格权侵权民事责任的问题，也存在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通知删除规则是由于权利人发现自己的权利遭受侵害而要求网络服务提供商采取必要技术措施从而防止侵害扩大化的一种利益平衡规则[11]。如果将网络服务提供商的服务提供行为也看作是整个侵权行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通知删除行为所针对的对象就是侵权者本身，只是由于利益衡平和法律规定的原因，在网络服务提供商采取必要技术措施之后，不认为其构成侵权[12]。从这个角度而言，通知删除规则属于人格权侵权民事责任中的停止侵害。也有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停止侵害和排除妨碍的区别之一就是停止侵害的行为应当是由侵害人做出的，而排除妨碍的行为则可以由第三人做出[13]。如果不认为网络服务提供商所提供的服务本身也属于侵权行为的一部分，而是认为该侵权行为是由侵权行为人所做出的。那么权利人对网络服务提供商所做出的通知，就不是针对侵害人，而是针对第三人。由此，通知删除规则应属于人格权侵权民事责任中的排除妨碍，而不是停止侵害。这两种观点之争根源在于对网络侵权的行为判断及过错判断，本文将在后文进行详述，在此则无需赘言。需要提出疑问的是，通知删除规则是否可能属于人格权民事责任中的消除危险呢？在权利人有初步证据表明行为人将要在网络平台对其进行人格侵权行为的时候，比如行为人在网络平台对侵权行为进行预告，是否可以使用通知删除规则通知网络平台服务者对行为人的账户采取必要技术措施呢？按照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的文义解释，权利人应当是在行为人利用网络平台实施侵权行为时，有权对网络平台服务者进行通知，侵权危险并不包含其中。但由于人格权的特殊性，人格权请求权针对侵权行为往往采取预防与保护措施[14]。人格权的侵犯往往对权利人有较为强烈的人格打击，且对人格权的救济也较为困难。且根据第九百九十五条的规定，人格权民事责任包括消除风险，为实现对人格权的保护，在此应对通知删除规则进行目的性扩张解释。（三）通知删除规则对人格权的保护程度不足通过通知删除规则的历史沿革可以看出，其内涵一直在不断扩大。从信息网络传播权到民事权利再到人格权，通知删除规则所包含的法的价值也发生了变化。最开始只是财产权与言论自由之间的价值衡量，现在又发展到了人格权与言论自由之间的价值衡量。在通知删除规则中，法律是否要将财产权和人格权进行同等对待？如果不是，又该如何对待其中的差异？财产权与9 广州互联网法院(2021)粤 0192 民初 10232 号之二民事裁定书。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五条规定：人格权受到侵害的，受害人有权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澳门教育研究》·法学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45 —人格权之间的价值衡量，大致存在两种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财产权与人格权都属于民事权利，不应该进行区别对待；而另一种更为主流的观点则认为，人格尊严的价值具有优先性，对其采取的保护也应优先于财产利益[15]。人格权应当采取比财产权更严格的保护，才不至将“保障人格权”落为空谈。从网络侵权的现实影响出发，较之于财产权而言，人格权在遭遇网络侵害的危害更大、救济更难，宜对其进行更高的保护，才能实现通知删除规则中法的价值的动态平衡。四、通知删除规则在人格权网络侵权中的适用范围（一）通知删除规则在具体人格权中的适用《民法典》明文规定的人格权共计九种，从具体人格权的角度，是否每一种人格权都可以适用通知删除规则呢？学界普遍认为，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是无法以网络手段被侵犯的。然而，随着网络世界的加剧发展与网络内容的急剧膨胀，对于生命权、身体权与健康权的侵害也出现了新的形式。早在 2016年，俄罗斯就发生过利用网络侵犯青少年生命权的“蓝鲸挑战”系列案件。这种侵犯他人生命权的行为被包装成是管理者与参与者之间的游戏，参与者遵照执行管理者发布在社交平台上的一系列从小到大的任务，直至最后一天进行自杀11。后来，“蓝鲸挑战”逐步蔓延到其他国家，也包括中国12。像这样通过网络侵犯他人生命权的行为可以有多种方式，如邪教头目通过网络发布的劝他人死亡的信息，试图实现诱导他人自杀的结果。显然，发布死亡信息的行为具有对生命权的侵权风险，由前所述，对通知删除规则在人格权民事责任中的认定应该包括消除风险。在有一定证据的情况下，如果权利人要求网络平台对该行为采取必要技术手段，基于举轻以明重的原则，网络平台也应遵从通知删除规则。对于身体权的网络侵犯亦然。那些散播在网络上自残及自杀的信息具有对健康权乃至生命权的侵权风险，同样应适用通知删除规则。在网络平台上对于健康权侵犯的行为则是更为常见的。在一些养生频道中，打着维护健康的名号行侵害健康权之实的行为，可谓是屡见不鲜。澳大利亚网红贝尔·吉布森在网络平台上声称可以通过食疗的方式治疗脑癌，其关注者因为听信这种“健康理论”导致健康受损，最终以侵犯健康权为由将该养生博主起诉13。由此可见，网络手段也可以导致对健康权的侵犯。在对健康权的保护中，事前的消除危险显然比事后的赔偿损害更能起到作用，而这也是对通知删除规则在人格权保护方面提出的新要求。尽管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还有保护力度更强的刑法规制，但基于《民法典》人格权编的价值考量，也需要在不同规则下做出自己的回应。至于以网络手段对其他人格权进行侵犯的行为，由于实务出现较多，故在此不做赘述。（二）通知删除规则是否可以适用于一般人格权11 Blue Whale: What is the truth behind an online 'suicide challenge'?，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https://www.bbc.com/news/blogs-trending-46505722，2023年 12月 24日访问。12 参见《少年玩蓝鲸游戏最后一刻报警欲卖器官换钱给父母》，环球网，https://m.huanqiu.com/article/9CaKrnK3DhS。13 Belle Gibson fined $410,000 after misleading people with claims she cured cancer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https://www.smh.com.au/goodfood/belle-gibson-fined-410000-after-misleading-people-with-claims-she-cured-cancer-20170928-gyq86z.html。

通知删除规则在人格权网络侵权中的适应性困境与出路— 46 —对于具体人格权而言，通知删除规则可以进行适用。那么对于一般人格权来说，是否可以适用该规则呢？有学者认为，权利的位阶是高于利益的，而一般人格权之所以尚未上升为具体人格权，就是因为其保护边界尚未得到确定，故对人格利益的保护不能简单适用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16]。另有学者认为，具体人格权与一般人格权的区别更多的是在适用层面，具体人格权的法律适用更为明确，而一般人格权则需要在个案中进行利益衡量从而确定保护范围[17]。从狭义的角度看，侵权行为可以解释为侵犯权利的行为，这里的权利又可作两种解释，一种是法律明文规定的权利，如名誉权，另一种是既包括法律明文规定的权利，又包括尚未被法律确权的权益，如声音权益。从广义的角度看，侵权行为还可以解释为侵犯权益及权利的行为。出于保障人格权的利益考量，无论是对其作狭义解释还是广义解释，都应将人格权益解释在内，从而实现人格权编的立法目的。（三）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的特殊价值在人格权体系中，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是人格权的物理部分，对其造成侵害，不仅仅要承担民事责任，甚至还要承担刑事责任。《民法典》第九百九十八条关于认定人格权侵权民事责任的条款，也将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单列出来，可见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在人格权体系中的特殊价值。有鉴于此，在适用通知删除规则对人格权进行保护的时候，也需要关注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的特殊价值。尽管人格权网络侵权都有其紧迫性，需要网络服务提供商采取必要技术手段避免侵害的扩大，但在通知主体的范围和举证责任的大小上应对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进行倾斜，从而实现对人格权保护的价值均衡。五、人格权网络侵权对通知删除规则的突破（一）通知主体应进行扩大解释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通知删除规则的主体是权利人。在人格权网络侵权的情形下，此处应分类对权利人进行解释。由前所述，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在人格权领域具有特殊价值，且通知删除规则在人格权民事责任中的认定也应该包括消除风险。在行为人利用网络发布侵害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的信息时，虽然并未在瞬间造成对他人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的直接侵害，但由于网络所具有的高度传播性，这种行为实际上构成了对不特定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的侵权风险。而这种侵权风险的扩大不仅体现在权利人的被侵权风险上，还体现在权利人被侵权数量的风险上。在这种情形下，对权利人应当做扩大解释，接触到该侵权风险信息的人，都可认定为权利人，从而适用通知删除规则避免侵权风险的扩大化。对于除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的之外的人格权，其通知主体原则上应该是权利人自身。依据《民法典》总则编的精神，在权利人做出民事行为存在障碍时，通知主体也应包括其监护人或代理人。在利用网络侵害死者人格权的情况下，依据《民法典》第九百九十四条，通知主体还应包括近亲属。（二）人格权网络侵权不以过错为要件《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是关于侵权责任中过错及过错推定的一般规定，对这一条的解读中，可以看出过错是作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存在的[18]。而人格权的归责原则则不一定

《澳门教育研究》·法学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47 —以过错为要件。之所以将人格权独立成编而不是在侵权责任编对人格权进行规定，是出于民法典体系化与人格权责任认定特殊性的考量。人格权侵权中的过错需要结合具体人格权及案情考量多方面的因素，不宜直接适用侵权责任的一般条款[19]。由于人格权具有的人格尊严性，行为人对人格权的侵犯就足以使法律对其进行负面评价，而并不必然需要考虑到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因此，在人格权遭遇网络侵权的情形下，尽管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通过适用通知删除规则主张其对权利人人格权的侵犯并不知情也无过错，但这并不必然可以撇清自己的责任。权利人的人格权被侵犯，既需要行为人积极的直接侵权行为，也需要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消极的监管不力，从而构成间接侵权行为。在专利间接侵权领域，网络服务提供者的间接侵权行为尚且要被归责 [20]，在侵权后果更严重的人格权领域，通知删除规则更不能完全成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避风港，而是要对其进行更有利于人格权保护的发展。至于行为人的过错判断，此处需要注意的是，人格权侵权未必以过错为要件，故在网络侵犯人格权的情况中，行为人的过错并非判断其侵权的要件。权利人的过错则需要考虑到是否构成错误通知，此处按照一般侵权责任的过错判断即可。（三）人格权与财产权应进行不同评价通知删除规则最开始是为了保护著作权而产生，主要目的在于维护权利人的财产性利益。权利人发现自己的著作权被行为人在网上实施侵犯之后，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断开链接等措施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护自己的财产权益，避免损失的扩大。然而，在通知删除规则的适用范围突破到人格权领域的时候，这一套逻辑便不那么适用了。例如行为人在网络上实施了侵害他人名誉甚至是健康的行为，即便权利人在发现的第一时间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删除，但不实内容的传播及对身体健康的侵犯远远不像财产性权益那样能被适时止损。网络服务提供者所采取的必要技术措施对损害后果扩大化的作用，远没有制止财产性损失那么有效。故通知删除规则在适用于人格权的时候，不应当只对其进行简单的移植，而是要针对具体情况作出判断。学界普遍认为，网络服务提供商对于其提供的网络服务具有监管义务，但重点在于其监管义务究竟有多大，对于不同网络内容的监管是采取绝对的标准，还是采取相对的标准。根据通知删除规则的立法精神，鉴于网络监管内容繁杂，对网络服务提供商苛以对其每一个网络信息的注意义务是不公允的，故其注意义务应该根据不同类型的网络信息进行差异性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监管义务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于网络内容的日常监管，另一个是权利人由于发现侵权行为通知其进行删除的行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对网络内容进行动态监管的时候，考虑到网络内容的复杂性，难以对各类内容都采取不同的审查标准，但对于关乎人格权，尤其是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的网络信息，其注意义务应远高于其他网络信息，应当对其实行更加严格的审查标准，包括但不限于采取设置屏蔽词等方式。若因行为人网络侵犯人格权而造成严重后果，网络服务提供者也须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六、结语比起现实世界的人格权侵权纠纷，网络世界的人格权侵权纠纷往往更容易产生。一方面，网络可以突破现实世界的地理屏障聚集极高密度的人口，从而加剧侵权风险；另一方面，流量

通知删除规则在人格权网络侵权中的适应性困境与出路— 48 —对于网络的内容生产具有极大的导向作用，为了获取点击率，很多内容生产者则以侵犯他人人格权等方式铤而走险。而通知删除规则既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避风港，又作为人格权侵权救济的有效手段，必将在网络人格权保护中大放异彩。为此，需要对其进行更合乎社会发展的法律解释从而对其进行更好地法律适用。在通知删除规则的具体适用中，要注意人格权权利性质和责任承担的特殊性，尽可能地为人格权提供侵权风险防范，提高网络服务提供商对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网络侵犯的注意义务，在过错认定和举证责任上采用人格权标准，从而实现对人格权有力的网络保护。——————————【參考文献】[1]马更新.“通知—删除”规则的检视与完善[J].政治与法律,2022(10):147-160.[2]李志民.“开放共享，合作共赢”是推动互联网不断发展的精神力量[J].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22(21):7-8.[3]杜前,倪德锋,曾宪未.网上侵害人格权案件司法大数据分析——基于杭州互联网法院及中国裁判文书网数据[J].人民司法,2020(22):79-82.[4]李永军.论《民法典》人格权编的请求权基础规范——能否以及如何区别于侵权责任规范?[J].当代法学,2022,36(02):19-30.[5]王利明.论人格权请求权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分离[J].中国法学,2019(01):224-243.[6]王利明.论人格权编与侵权责任编的区分与衔接[J].比较法研究,2018(02):1-11.[7]弗洛里安·浮士德,陈丽婧.数字经济——法之类推:民法典亟待革新?[J].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8,5(02):72-77.[8]石佳友.人格权编的中国范式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J].中国法学,2023(03):63-81.[9]王琦,易永豪.人格权禁令适用程序研究[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2(04):67-78.[10]王利明.论人格权请求权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分离[J].中国法学,2019(01):224-243.[11]俞风雷,姚梦媛.NFT 交易平台的责任:法律定性、归责原则及边界[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9(03):53-64.[12]孙远钊.网络著作侵权“通知—删除”机制与“避风港”规则的再平衡——美国版权局的调研分析、检讨与国际相关发展[J].网络法律评论,2022,24(00):177-208.[13]阮神裕.论人格权的排除妨碍请求权[J].清华法学,2022,16(05):116-129.[14]王利明,等.中国民法典释评人格权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详见第一章“一般规定”)[15]王利明.人格尊严:民法典人格权编的首要价值[J].当代法学,2021,35(01):3-14.[16]王利明.论一般人格权[J].社会科学文摘,2023(05):106-108.[17]姚辉.民法学方法论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135.[18]王利明,等.中国民法典释评人格权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19]王利明.论人格权编与侵权责任编的区分与衔接[J].比较法研究,2018(02):1-11.[20]蔡元臻.专利间接侵权制度专门化研究[J].中外法学,2021,33(05):1227-1245.

《澳门教育研究》·法学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49 —融合与创新：澳门药品广告法对内地立法的借鉴冉秋晨1（1.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学院，河北廊坊 301739）[摘要]澳门特别行政区自 1999 年回归之后，在“一国两制”的方针指引下，其法律体系呈现出独特的大陆法系传统与本地特色相结合的双重属性，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药品广告法律规制体系。作为曾经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门承袭了葡萄牙成文法系的特点的同时又讲究法律体系的系统性与逻辑性。本文梳理了澳门药品广告相关法律的发展过程，分析它在监管架构、规则内容、执法方式上的创新之处，探讨其对内地药品广告立法的借鉴价值。研究发现，澳门在坚守大陆法系底色的同时，也吸收了普通法系的灵活做法，搭起了以《消费者保护法典》为核心、行业自律做补充的多元治理模式，在虚假广告怎么认定、跨境广告监管等问题上，形成了独有的优势。内地可借鉴澳门经验，从完善立法体系、创新监管办法、加强消费者保护、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规则对接等方面优化制度，把药品广告管得更到位，切实守住公众用药安全的底线。[关键词]药品广告法；消费者保护；跨境监管；粤港澳大湾区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The Reference of Macao's PharmaceuticalAdvertising Law to the Legislation in the MainlandRAN Qiuchen(1.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Oriental College, Langfang, Hebei 301739)[Abstract] Since its return in 1999, the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has, under the guidanceof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olicy, demonstrated a dual attribute of integrating the continentallegal system tradition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gradually forming a distinctive legal regulatory systemfor pharmaceutical advertisements. As a former Portuguese colony, Macao inherited the characteristicsof the Portuguese written legal system while emphasizing the systematicness and logic of its legalsystem. This article trac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relevant laws in Macao regardingpharmaceutical advertisements, analyzes the innovations in the regulatory framework, rule content,and law enforcement methods, and explores its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legislation of pharmaceuticaladvertisements in the mainland.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Macao, while adhering to the basic color ofthe continental legal system, also absorbed the flexible practices of the common law system,establishing a diversified governance model centered on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Code" andsupplemented by industry self-regulation. It has formed unique advantages in issues such as how todetermine false advertisements and cross-border advertising supervision. The mainland can draw onMacao's experience, optimize the system by improving the legislative framework, innovatingregulatory methods, strengthening consumer protection, and promoting the alignment of rules in the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so as to better regulate pharmaceutical作者简介：冉秋晨，女，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学院硕士讲师。

融合与创新：澳门药品广告法对内地立法的借鉴— 50 —advertisements and truly safeguard the bottom line of public medication safety.[Key Words] Pharmaceutical Advertising Law; Consumer Protection; Cross-border Supervision;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一、引言药品广告是药企和消费者之间传递信息的重要渠道，广告的真实性和合法性，直接关系到民众的用药安全和身体健康。然而药品信息的不对称性太强，普通消费者辨别广告信息的真假与虚实，虚假违法的药品广告也一直屡禁不止，成了威胁公共健康的大问题。这几年内地“神医”、“神药”等广告乱象不断，从鸿茅药酒事件到各种虚假保健品宣传，都暴露出药品广告监管体系还有不少漏洞，须靠完善立法来填补。澳门特别行政区回归之后，在基本保留原有法律体系的基础上，主动推进法律改革和制度创新，在药品广告监管上摸索出了一套有辨识度的“澳门模式”。澳门法律体系兼具大陆法系成文法传统与普通法系判例法灵活性的双重特征，在药品广告监管方面既遵循国际通行规则，又保留本土特色。尤其是在《消费者保护法典》出台后，澳门搭建起以保护消费者为核心的药品广告监管体系，在虚假广告认定、举证责任如何划分、惩罚性赔偿适用等方面，做了很多有价值的尝试。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推进，内地和澳门在医药领域的往来越来越密切，药品广告跨境传播成了常态。在此背景下，研究澳门的药品广告法律制度，分析其对内地立法的启示，不仅有助于内地完善药品广告法律体系、提高监管力度，更有利于推动两地法律规则对接，共同搭建区域协同监管的机制，给大湾区医药产业健康发展筑牢法治保障。二、澳门药品广告法律制度的现状（一）澳门药品广告法的法律框架澳门特别行政区自 1999年 12月 20日回归祖国以来，其法律体系呈现出独特的大陆法系传统与本地特色相结合的双重属性。澳门通过第 30/95/M号法令《订定药品广告方面之法律制度》和第 7/89/M号法律《广告活动法》，建构起了完整的药品广告法律监管框架。“一国两制”制度给澳门法律体系的发展留足了制度空间，在这个前提下，澳门既守住了原有法律传统，也逐步推进和内地法律的协调融合，药品广告法领域是观察这种融合趋势的重要窗口。从立法技巧来看，澳门药品广告法在保留大陆法系特点的同时，也吸纳了内地法律中的一些有效做法，比如对违法行为分阶梯处罚、对屡犯的加重处理等等。这种融合不是简单的照搬法条，而是结合澳门实际情况做出了创造性调整。与内地法律比起来，澳门的法律更注重条文清晰、好操作，法律责任的规定写得很精细，把违法类型和对应的后果精准对照，给药品广告监管提供了明确的规矩。现行的澳门药品广告法律体系呈现“金字塔”结构，由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行业规范等几个层次构成：第一层次为基本法：《消费者保护法典》（第 9/2012号法律）是管理药品广告的核心法律依据，法典中的第三编 “特别合同” 的 “供应合同” 章节，对药品这类消费品的广告做了原则

《澳门教育研究》·法学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51 —性规定，第七编 “消费者之保护” 则详细规定了虚假广告、误导性广告的认定标准和相关法律责任。值得一提的是，这部法典把广告监管和消费者保护合在一起立法，全程贯穿着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理念。第二层次为专门立法：《中药药事活动及中成药注册法》（第 11/2019号法律）及配套法规，专门针对中药广告确立了规制，第 45条明确规定了中药广告的审批流程、内容要求和禁止条款，建立了中药广告事前审查制度。除此之外，《药品登记及销售法》（第 58/90/M号法令）主要对药品注册和销售做出了明确规制条款，同时也附带了对药品广告的相关要求。第三层次为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澳门经济及科技发展局、药物监督管理局等多部门发布的行政指引、技术规范，对药品广告的具体审查标准、申请材料、监测流程等做出了细化规定。例如药物监督管理局的《药品广告技术指引》，就详细区分了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广告的不同管理要求。第四层次为行业自律规范：澳门医药商会、广告商会等行业组织制定了明确的自律公约、职业道德准则等，虽然没有法律强制力作为约束，但靠行业口碑、会员惩戒等方式，也可有效约束药品广告行为。（二）澳门药品广告的监管机制回归后的法律融合，同时也体现在执法机制的优化上。澳门药物监督管理局（ISAF）是管药品广告的核心部门，架构和职责既参考了内地药品监管部门的经验，又保留了澳门本地行政体系的特点。例如 ISAF和海关、消防局等部门的跨部门协作，既体现了内地“综合执法”的改革方，又保持了澳门行政体系的灵活度。这种融合实践，给内地药品广告立法提供了很好的参考，特别是在如何在保持法律传统的同时吸收外来经验方面，澳门的实践具有显著的示范意义。澳门药品广告监管体制呈现"行政主导、行业自律、司法保障"的多元共治格局。行政监管层面：经济及科技发展局消费者保护厅是主要监管部门，负责广告审批、监测、处理投诉和行政处罚；药物监督管理局负责广告的专业技术审查，确保广告内容符合药品注册信息和医学科学标准。除此之外，卫生局、海关等部门也在各自职责内参与监管，形成了多部门联动的网络架构。行业自律层面：澳门医药商会、广告商会等行业组织，通过制定行业准则、开展职业道德培训、建立投诉调解机制等方式，引导会员企业依法发布广告。在澳门这种地方不大、商业圈子紧密的环境里，行业口碑对商家约束力特别强，自律效果很明显。司法保障层面：澳门法院通过民事诉讼、刑事追责，为广告受害者提供了救济途径。按照《消费者保护法典》第 12条，消费者可就虚假广告提起诉讼及所要赔偿；情节特别严重的虚假广告，还可能触犯《刑法典》中的诈骗罪、伪造文件罪等，要承担刑事责任。（三）澳门药品广告法的制度创新与实践亮点1. 立法理念：从"管理本位"到"消费者本位"的转型澳门药品广告立法最亮眼的创新，就是立法理念的改变。传统大陆法系的广告法，大多以“管理”为核心，把广告当成要严格管控的经济活动，立法目的是维护市场秩序、保障交易安全。但

融合与创新：澳门药品广告法对内地立法的借鉴— 52 —澳门的《消费者保护法典》，直接把“保护消费者”在第一位，广告监管的首要目标就是防止消费者因虚假、误导性广告而遭受损失。这一理念转变，体现在很多制度设计上：首先立法目的中，法典第一条就明确表明要建立消费者一般保护制度，广告监管只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其次，在权利设置上，给予了消费者撤销权、索赔权、集体诉讼权等多种维权渠道；与此同时在举证责任上，广告的真实性，原则上是经营者负有举证责任，此举大大减轻了消费者的举证压力。这种“消费者本位”的理念，与内地广告法中的“社会本位” 有着些许区别。内地《广告法》中的第一条表明立法目的是规范广告活动、保护消费者权益、促进行业发展、维护市场秩序，消费者保护只是其中的一个目标。而澳门模式更聚焦于保护消费者，在药品这种信息极度不对称的领域，这种理念针对性更强、效果更好。2. 虚假广告认定：类型化与弹性化相结合的规范技术澳门在《消费者保护法典》中关于如何让认定虚假广告，采用了“类型化+弹性化”的规制办法既明确了禁止性行为的类型，又给司法裁量留了余地。类型化规定层面：法典第 26条详细列举了“误导性商业行为” 的各种形态，例如对药品的存在、性质、成分、功效等方面作虚假或足以误导的表达，隐瞒关键信息让消费者选错，用模糊表述误导消费者等等。针对药品广告，还专门禁止利用大家对疾病的恐惧进行不当营销，禁止暗示药品具有未经证实的预防、治疗功效。弹性化条款层面：法典第 25条设立了关于“不正当商业行为”的一般条款，授权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案例，判断广告是不是违背公序良俗、是否对消费者造成实质性损害。此法律中的兜底条款能够适应当前社会中的多种情景，现在直播带货、网络广告等新营销方式层出不穷，弹性条款为监管提供了必要的法律空间。除此之外，澳门法律还把“虚假广告”和“误导性广告”进行分开界定：虚假广告是具有明显内容与事实不符，误导性广告则指虽非明显虚假，但能让理性消费者产生错误认知。这么一区分，监管范围更精准，既打恶意欺诈，也规制“打擦边球”的不当营销。3. 监管机制：事前审批与事后监测的有机衔接澳门药品广告监管在机制设计上实现了事前审批与事后监测的有机衔接，形成了全链条的监管闭环。事前审批制度主要针对处方药和特殊管理药品的广告，根据《中药药事活动及中成药注册法》及相关规定，药品在发布广告前必须向药物监督管理局申请审批，提交广告样稿、药品注册证明、功效依据等材料，审查通过后拿到批准文号才可发布。处方药专业性太强，普通人很难辨出真假，事前审查可直接把违法广告拦在外面。事后监测制度则覆盖所有药品广告，经济及科技发展局通过日常巡查、网络监测、处理投诉等方式，对已发布广告进行持续关注。尤其是对非处方药和保健品广告，虽不用事前审批，但监管部门用大数据、关键词筛查等技术，能实时监测、快速处理。2023年澳门消委会还与药物监督管理局建立了广告监测信息共享机制，事后监管效率进一步提升。

《澳门教育研究》·法学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53 —信用监管制度监是管部门对药品广告主体建立信用档案，违法发广告的企业会被列入失信名单、限制市场准入、增加检查频次等。澳门市场不大，经营者特别看重信誉，信用惩戒的威慑力尤为显著。三、内地澳门药品广告法律制度的现状（一）内地现行法律框架内地药品广告法律体系，以《广告法》为核心，《药品管理法》《中医药法》做支撑，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当补充，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法律体系。行政法规范层面：2015年修订的《广告法》，对虚假广告责任做出了明确规定，其法律条款呈现出“门槛高、处罚重”的特点。第二十八条明确了虚假广告的认定标准，例如商品不存在、性能功效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用伪造的科研成果做证明、虚构效果等等。情节严重的，会被吊销营业执照、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一年内不受理审查申请，但“情节严重”的适用条件太严，实践中很少得到运用。2019年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对药品广告作出了特别规定，与《广告法》形成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药品管理法》中第八十九条规定：药品广告应当经广告主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广告审查机关批准，未经批准不能发布；处方药还需在指定医药专业刊物上发布，此制度和澳门事前审批类似，但审批层级更高。《药品管理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发布药品广告的，依照《广告法》的规定处罚。这一”转致”条款将具体处罚规则指向《广告法》，避免了法律重复，但也造成了一定的不便。该法同时规定，伪造、变造或者转让药品广告批准证明文件的，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刑法规范层面：《刑法》第 222条规定了虚假广告罪：“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违反国家规定，利用广告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2022年“两高”司法解释明确规定，药品虚假宣传情节严重的按虚假广告罪定罪，但“情节严重”的具体标准没完全明确，实践运用中主要通过违法所得、造成损失、影响范围等综合判断。虚假广告罪最高才判两年，和虚假广告可能导致的健康损害、死亡后果比，明显太轻，而且只有自由刑和罚金刑，没有禁止从业等资格刑，很难彻底杜绝再犯。除此之外，药品虚假广告可能同时触犯多个罪名，司法解释没明确竞合怎么处理，实践中容易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形。（二）内地法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尽管内地药品广告法律体系已较为完备，但实际执行中还是暴露了不少问题：违法广告利润与罚款数额的失衡：《广告法》按广告费用倍数罚款的模式，实践中面临运用挑战。例如鸿茅药酒被处罚 2600 多次，单次罚款才几百块，和它巨额的广告投入、销售收入比，简直九牛一毛，不仅没有起到震慑的效果，反而变相鼓励违法。地方保护与执行标准不一：药品广告查处牵扯地方经济利益，有些地方政府护着本地药企、媒体，执法松紧不一、处罚忽轻忽重。跨区域违法广告的管辖、证据移送也很麻烦，影响执法效率。

融合与创新：澳门药品广告法对内地立法的借鉴— 54 —入罪模糊，刑事追责难：虚假广告罪 “情节严重” 的标准不清晰，导致立案、起诉、裁判尺度都不一样，很多严重违法广告只能罚点钱了事，刑事责任没起到作用。相关数据显，2015-2020年全国每年起诉的虚假广告罪案件不到百件，和海量违法广告完全不匹配。监管碎片化，协同差：内地对药品广告进行监管的有市场监管、药监、卫健、网信等多个部门，虽说有部际联席会议，但实际中还是存在职责交叉、互相推诿的情况。互联网药品广告涉及平台、内容、数据等多个方面，部门协调成本特别高，整体协同性远不如澳门。事前监管与事后追责脱节：内地药品广告监管偏事后追责，事前审批覆盖不全、效果有限。虽说有广告批准文号制度，但批完之后没人进行持续关注，“一批了之”的情形时有发生。很多违法广告换个形式、换个平台、避开关键词就可躲开监管，出现 “审批合规、发布违法” 的漏洞。四、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的区域协作展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进以来，药品、人员跨境流动越来越频繁，药品广告跨境投放成了常事。港澳药品进入内地市场，广告要符合内地法律；内地企业需要借助港澳平台“走出去”，广告活动则需要遵守多个地区的规则。这种跨境流动使得单一法域的监管措施效果受限，需要建立区域协调机制，澳门在跨境广告监管上的探索，恰好能给内地提供经验。法律冲突协调上，澳门、内地、香港的药品广告规则存在差异，例如处方药广告管理、中药功效宣称标准都不一样。澳门在《消费者保护法典》里定了“消费者保护地法”原则，只要广告是向澳门消费者发布的，不管经营者还是制造商在哪，都适用澳门法律，给跨境执法提供了依据。监管协作上，澳门与内地建立了药品广告监管协作机制。2021年广东省市场监管局和澳门经济及科技发展局签署了《粤澳药品广告监管合作备忘录》，建了信息共享、案件协查、联合执法机制，跨境违法广告实行“首办负责制”，谁先发现谁牵头处理，其他部门协同调查。区域协调的关键是标准互认和执法协作。标准上，可以探索大湾区药品广告审查结果互认，少做重复审查，提高效率；执法上，建违法信息共享、联合调查、协同处罚机制，形成监管合力。2024年广东省颁布的《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口港澳药品医疗器械管理的若干规定》，为药品监管的区域协调提供了有益探索，其经验可以延伸至药品广告监管领域。中药广告领域，澳门和内地正摸索中药功效宣称标准互认，符合两地法规的中药广告，慢慢实现审查结果互认，减少企业重复申报的成本。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是把澳门经验推广到区域的重要平台。按照合作区规定，澳门药学技术人员能在合作区执业，澳门药品能在合作区使用，给引入澳门药品广告监管经验创造了条件。药监部门在合作区设置了”澳门药事服务专窗”，开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服务申请系统”，方便办理跨境药事业务。建议在合作区试点澳门模式的药品广告预先审批制度、连带责任制度等，评估其在内地的适用性和效果。

《澳门教育研究》·法学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55 —“港澳药械通”政策允许大湾区内地指定医院使用港澳地区已上市药品器械，也给广告监管协调带来了机会。建议把广告监管纳入这个政策框架，明确港澳药品在内地发广告的特殊规则，既保证信息真实，又方便港澳药品在内地合理使用。五、澳门经验对内地药品广告立法的启示与建议（一）更新立法理念：把保护消费者放在第一位内地药品广告立法应当借鉴澳门经验，从“管理本位”转向“消费者本位”。建议修订《广告法》或制定《药品管理法》配套法规时，明确把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作为药品广告监管的首要目标，围绕这个目标重新设计制度。具体而言，应当强化消费者的程序性权利，包括建立药品广告投诉的快速响应机制，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完善消费者的实体性权利，扩大惩罚性赔偿适用范围，扩大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对于故意发布虚假药品广告造成消费者健康损害的行为，实行惩罚性赔偿；建立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借鉴澳门消费者协会的职能定位，支持消费者协会对损害众多消费者权益的虚假药品广告提起公益诉讼。（二）优化规范技术：构建类型化与弹性化相结合的规范体系内地应优化药品广告认定的规范办法，在现有分类规定的基础上，加入弹性化兜底条款。建议在《广告法》里加入“不正当广告行为”一般条款，授权监管部门和司法机关根据广告的整体效果、消费者合理预期、商业习惯等，综合判断广告是否合规，是否存在违法。与此同时细化“误导性广告”认定标准，参考澳门相关法规的设定，明确误导性广告不仅是内容造假，还应包括字面真实但隐瞒关键信息、含糊其辞、利用消费者心理弱点，让理性消费者产生误解的情况。药品是特殊商品，认定标准应比普通商品更加严格。（三）创新监管机制：强化事前审批与事后监测的协同内地应当进一步优化药品广告监管机制，强化事前审批与事后监测的协同。事前审批应提高审查标准，保健品广告要提交更严格的功效验证材料；用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审查流程，提高效率；批完之后严管，擅自改审批内容发广告的，加重处罚。事后监测应建全国统一的药品广告大数据监测平台，整合各级监管资源；用自然语言处理、图像识别等技术，实时监测互联网药品广告；建违法预警机制，重点盯高风险广告主体。（四）适度降低入罪门槛，强化刑事震慑明确“情节严重”具体情形：通过司法解释或立法修订，把“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针对老人小孩孕妇等特殊群体、网络广泛传播、两年内再犯”等情形，明确列入 “情节严重”。引入“危险犯”模式：无需等实际损害发生，只要虚假药品广告 “足以造成严重健康危害”，就可以入罪，把刑事监管关口前移。提高法定刑：把虚假广告罪最高刑期从两年提到五年，与生产、销售假药罪等刑罚匹配，造成严重后果的再单独加重量刑。增设资格刑与细化财产刑；增加禁止终身从事药品生产经营、十年内禁止从事广告经营等资格刑；明确罚金按广告费用或违法所得倍数计算，让财产刑更具有威慑力。

融合与创新：澳门药品广告法对内地立法的借鉴— 56 —六、结论澳门回归以来，在“一国两制”方针指引下，成功搭建起了具有本地特色的药品广告法律体系。门药品广告法在法律责任制度方面的设计体现了精细化、多元化和协同化的核心价值。其精细化体现在阶梯罚款、累犯加重等制度安排，做到罚过相当；多元化体现在行政、刑事、民事、纪律责任无缝衔接，全方位追责；协同化体现在连带责任把广告产业链各环节绑在一起。它以保护消费者为核心，融合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的优点，在立法理念、规则技术、监管机制、跨境治理、数字监管等方面，都具有独特优势。深入研究、借鉴澳门经验，对内地完善药品广告立法、提升监管效能、推动大湾区规则对接，都有非常现实的意义。现在内地药品广告法律制度正处在改革关键期，《广告法》、《药品管理法》的修订给制度创新留有空间，数字经济的发展给监管规则提出了新要求，健康中国战略也对药品广告治理效率有更高标准的要求。在此背景下，内地应当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积极借鉴澳门在内的境外、国外先进经验，结合本土实际创造性转化，搭建起既符合国际规则、又具有中国特色的药品广告法律制度，为公众用药安全、医药产业发展筑牢法治屏障。展望未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不断深入推进，内地和澳门在药品广告领域的规则对接会更加紧密。两地要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发挥各自优势，探索建立更高效的跨境监管协作机制，一起推动药品广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区域医药产业一体化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为"一国两制"实践贡献法治智慧。——————————【參考文献】[1]黄涛.跨境药品广告法律冲突与区际协作规则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25,41(4):89-102.[2]陈思敏.药品虚假广告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构建研究[J]。法治论坛，2025(1):145-156.[3]张莉.粤港澳大湾区药品广告跨境协同监管机制构建[J]。广东社会科学，2025(2):233-241.[4]叶祝颐.粤港澳大湾区药品广告监管协作机制研究[J]。法制与社会，2024(12):112-114.[5]李倩.药品广告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边界与完善[J]。法律适用，2024(7):89-98[6]王艺霖.数字经济下药品网络广告监管困境与治理创新[J]。电子政务，2024(5):112-121.[7]林壮明.澳门药品广告监管制度及其对大湾区法治协同的借鉴[J]。特区经济，2024(3):56-59.[8]江莹.网售背景下药品虚假宣传民事规制路径研究[J]。中国药事，2024,38(6):634-639[9]赵晓琦.药品广告事前审查与事后监测闭环监管研究[J]。中国药房，2023,34(18):2276-2281.[10]陈扬.澳门消费者保护法典视角下药品广告规制对内地的启示[J]。港澳研究，2023(4):67-76[11]许海波.李华，周颖。药品广告新应用场景市场监管研究[J]。中国市场监管研究，2023(1):72-75.[12]刘洪斌.虚假广告罪司法适用困境与立法完善[J]。政治与法律，2022(5):123-135.[1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2021修正)[Z]。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2 号，2021.[14]邵蓉，蒋蓉.我国药品广告监管困境与完善路径[J]。中国药事，2020,34(7):745-751.[15]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第 11/2019号法律中药药事活动及中成药注册法[Z]。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报，2019.[16]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暂行办法[Z]。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21号，2019[17]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2019 修订)[Z]。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31号，2019[18]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第 9/2012号法律消费者保护法典[Z]。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报，2012.[19]张梦，邵蓉.我国药品广告监管的现状与难点一基于违法药品广告监测情况的研究分析[J]。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5,8(4):24-30.

《澳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57 —跨文化交际视域下高校英语教学的文化融入路径与实践研究——以《大学英语视听说》《跨文化交际》课程为例赵佳琪1（1.珠海科技学院,广东珠海 519041）[摘要]在全球化教育背景下，高校英语教学的核心目标已从单纯的语言技能培养转向语言能力与跨文化交际素养的协同发展。当前高校英语教学中仍存在文化教学碎片化、跨文化实践场景缺失、文化认知与应用脱节等问题，难以满足新时代复合型语言人才的培养需求。本研究以跨文化交际理论为支撑，结合高校英语教学实际，从课程体系重构、教学方法创新、实践平台搭建、评价体系优化四个维度，探索英语教学中文化融入的系统化路径，并通过教学实践验证路径的可行性与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系统化的文化融入模式能有效提升学生的跨文化认知能力、语用能力与交际能力，为高校英语教学改革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范式，助力培养适应全球化发展的语言类专业人才。[关键词]跨文化交际；高校英语教学；文化融入；教学改革；语言素养Research on the Path and Practice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in College EnglishTeac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Taking the Courses College English Viewing, Listening and Speaking and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s ExamplesZHAO Jiaqi(1.Zhuha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uhai Guangdong,519041)[Abstract]Against the backdrop of globalized education, the core goal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hasshifted from mere cultivation of language skills to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languageproficiency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At present,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stillfaces problems such as fragmented cultural teaching, lack of intercultural practice scenarios, anddisconnection between cultural cognition and application, which make it difficult to meet the trainingneeds of compound language talents in the new era. Supported by the theory of 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 and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this study exploresthe systematic path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in English teaching from four dimensions: curriculumsystem reconstruction, teaching method innovation, practice platform construction, and evaluation作者简介：赵佳琪，女，珠海科技学院本科生。

跨文化交际视域下高校英语教学的文化融入路径与实践研究——以《大学英语视听说》《跨文化交际》课程为例— 58 —system optimization. It also verifies the fea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path through teachingpractice.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systematic cultural integration model can effectivelyimprove students' intercultural cognitive ability, pragmatic competence and communicative ability,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paradigm for the reform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andhelp cultivate language professionals adaptable to global development.[Keywords]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College English Teaching;Cultural Integration;TeachingReform;Language Literacy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一）全球化与教育改革背景下的高校英语教学需求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使得跨文化交际成为国际交流、教育合作、人才培养的核心环节，高校作为语言人才培养的主阵地，亟需打破“重语言、轻文化”的教学桎梏。《大学英语教学指南》明确提出，要将跨文化交际能力纳入英语教学的核心培养目标，引导学生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具备跨文化语境下的语言应用能力。当前高校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多依附于语言知识点讲解，以零散的文化常识介绍为主，缺乏对文化内涵、文化语境、语用规则的系统性教学；同时，课堂教学以教师讲授为核心，缺乏真实的跨文化交际实践场景，学生难以将文化认知转化为实际交际能力。此外，中西方文化双向传播的重视程度不足，部分教学过度侧重西方文化讲解，忽视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表达培养，导致学生跨文化交际中出现“文化失语”现象。在此背景下，探索英语教学中文化融入的系统化路径，成为高校英语教学改革的重要课题。（二）跨文化交际理论在教学领域的应用价值本研究以跨文化交际理论为基础，结合高校英语教学实践，构建系统化的文化融入教学体系，丰富跨文化交际理论在高校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弥补当前文化融入研究中碎片化、单一化的不足，为高校英语教学改革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框架支撑。同时，研究将中西方文化双向融入纳入教学体系，完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理论内涵，推动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的深度融合。（三）复合型语言人才培养的实践导向作用本研究提出的文化融入路径兼具可操作性与实践性，能为高校英语教师提供具体的教学方法与实践策略，帮助教师优化教学过程，提升教学效果。通过搭建跨文化实践平台，能有效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提升学生的跨文化交际实践能力；同时，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表达培养，能助力学生树立文化自信，实现跨文化语境下的中西方文化双向传播，为培养适应全球化发展的语言类、教育类复合型人才提供实践范式。二、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一）跨文化交际与文化融入的内涵界定

《澳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59 —跨文化交际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交际主体，在特定的语境下运用语言和非语言符号进行信息传递、思想交流、情感沟通的过程，其核心要素包括文化认知、语用能力、交际策略、文化适应能力，强调交际主体在理解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互动。本研究中的文化融入指将跨文化知识、文化语境、语用规则、文化交际策略等内容，系统、有机地融入高校英语教学的课程设计、课堂教学、实践环节、评价体系等各个方面，实现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的同步推进，最终提升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二）支撑研究的核心理论框架跨文化交际理论由霍尔、霍夫斯泰德等学者奠定基础，该理论强调文化对交际行为的制约作用，认为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其应用离不开特定的文化语境。该理论为英语教学中文化融入提供了核心理论支撑，要求教学中不仅要讲解语言知识，更要引导学生理解语言背后的文化内涵，掌握跨文化交际的规则与策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是学习者在原有知识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主动探究、互动交流，建构新的知识体系的过程。该理论指导高校英语文化教学，要求打破教师单向讲授的模式，通过创设跨文化交际情境、组织互动式教学活动，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文化认知与实践，实现文化知识的主动建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强调尊重文化多样性，倡导在教育中融入不同文化背景的知识与内容，培养学生的文化包容能力与跨文化理解能力。该理论为中西方文化双向融入英语教学提供了理论依据，要求教学中兼顾西方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学生树立多元文化视角。三、高校英语教学中文化融入的现存问题（一）课程体系设计的碎片化问题当前高校英语课程体系仍以语言技能训练为核心，阅读、写作、听力、口语等课程均侧重语言知识点讲解，文化教学仅作为辅助内容，分散在各章节的零散讲解中，缺乏对中西方文化知识的系统化梳理与整合。既没有专门的跨文化交际课程与语言教学课程形成互补，也没有在各课程中建立统一的文化教学目标与内容体系，导致学生的文化认知碎片化，难以形成完整的跨文化知识框架。（二）课堂教学方法的单一化局限高校英语文化教学仍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教师多通过介绍文化常识、讲解文化背景的方式进行教学，缺乏互动式、体验式的教学方法。同时，课堂教学中缺乏真实的跨文化交际情境创设，学生难以身临其境地感受跨文化交际的场景与规则，导致文化认知与实际交际应用脱节，学生虽掌握一定的文化常识，却难以在跨文化语境中灵活运用语言，出现“语用失误”。（三）跨文化实践平台的缺失现状课堂教学是高校英语教学的主要阵地，课外跨文化交际实践平台严重缺失，缺乏有效的实践载体支撑学生的文化应用能力培养。多数高校未搭建常态化的跨文化交流平台，学生难以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进行真实的交际互动；同时，校内的英语实践活动如英语角、演讲比赛等，

跨文化交际视域下高校英语教学的文化融入路径与实践研究——以《大学英语视听说》《跨文化交际》课程为例— 60 —多侧重语言技能展示，缺乏跨文化交际的主题设计与场景设置，难以满足学生跨文化实践的需求。（四）教学评价体系的失衡问题当前高校英语教学评价体系仍以语言技能为核心，期末考试、四六级考试等均侧重对词汇、语法、阅读、写作等语言知识点的考查，跨文化交际能力尚未纳入系统化的考核体系。即使部分课程在考核中涉及文化内容，也多以选择题、简答题的形式考查文化常识记忆，缺乏对学生文化认知、语用能力、交际策略等综合文化素养的考核，导致学生对文化学习重视程度不足，学习积极性不高。（五）中西方文化教学的失衡现象部分高校英语教学中存在“重西方文化、轻本土文化”的现象，教学内容多围绕西方文化背景、西方生活习俗、西方思维方式展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讲解与国际表达培养不足。导致学生在跨文化交际中，能熟练运用英语表达西方文化，却难以用英语准确传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现“中国文化失语”现象，无法实现中西方文化的双向有效传播。四、跨文化交际视域下高校英语教学的文化融入路径（一）课程体系的系统化重构策略搭建“核心课程+拓展课程”的文化教学体系，以大学英语读写译、视听说等核心课程为基础，将跨文化交际知识、语用规则、文化语境融入各课程的教学内容中，明确各课程的文化教学目标与重难点；同时，开设《跨文化交际》《中西文化对比》《中国文化英语表达》等拓展课程，与核心课程形成五互补，系统化讲解跨文化交际理论与中西方文化知识。整合教材内容，筛选与教学目标相匹配的文化教学素材，将中西方文化经典篇目、跨文化交际案例、真实交际场景对话等融入教材，实现语言知识点与文化内容的有机结合，让学生在学习语言的同时，系统感知文化内涵。（二）课堂教学方法的创新方向采用互动式教学方法，组织小组讨论、文化辩论、角色扮演等教学活动，围绕跨文化交际中的典型案例如中西方礼仪差异、沟通方式差异等展开讨论，引导学生主动探究文化差异，培养跨文化认知能力;通过角色扮演创设真实的跨文化交际场景，如商务洽谈、日常交流、文化交流活动等，让学生在模拟交际中掌握语用规则与交际策略。利用多媒体与信息化教学手段，引入海外原版视频、跨文化交际纪录片、国际交流真实案例等教学资源，直观展示跨文化交际的场景与过程，让学生感受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言应用特点，提升文化感知能力。（三）多元跨文化实践平台的搭建路径搭建校内跨文化实践平台，优化英语角、英语演讲比赛、英语戏剧节等实践活动，设置跨文化交际主题，如“跨文化礼仪交流”“中国文化英语讲”等，引导学生在实践中运用跨文化交际知识;建立校内跨文化交流社团，组织文化沙龙、文化体验活动，让学生在互动中感受文化差异。拓展校外跨文化实践渠道，与国外高校建立合作关系，开展线上线下跨文化交流活动，如

《澳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61 —视频连线、国际研学、文化交流夏令营等，让学生与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进行真实的交际互动;依托地方涉外企业、国际交流机构，为学生提供跨文化交际实习岗位，让学生在真实的工作场景中提升跨文化应用能力。利用信息化平台，搭建线上跨文化交际平台，引入海外慕课、跨文化交际线上交流社区等资源，让学生随时随地进行跨文化学习与交流。（四）文化素养考核评价体系的优化方案构建“过程性评价+终结性评价”的综合评价体系，将跨文化交际能力纳入考核核心内容，过程性评价侧重考查学生在课堂互动、角色扮演、项目实践、课外实践等环节的文化表现，终结性评价侧重考查学生的文化认知、语用能力、跨文化交际策略等综合素养。丰富考核形式，打破单一的笔试模式，采用口试、情景模拟、项目报告、英文展示等多种考核形式，如通过情景模拟考查学生在跨文化交际场景中的语言应用能力，通过项目报告考查学生的文化研究与表达能力，全面考核学生的跨文化素养。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主体，将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同伴互评相结合，教师侧重专业评价，学生自评与同伴互评侧重实践过程中的表现评价，实现对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全面、客观评价。（五）中西方文化教学的平衡策略优化教学内容，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比重，将中国历史、传统文化、民俗风情、核心价值观等内容融入英语教学，引导学生掌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英语表达词汇与句式，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设计中西文化对比教学环节，围绕中西方节日、礼仪、思维方式、价值观等方面展开对比分析，引导学生理解文化差异，树立多元文化视角，同时培养学生用英语讲解中国文化、传播中国声音的能力。组织“中国文化英语传播”实践活动，如开展“用英语讲中国故事”演讲比赛、中国文化英文短视频创作等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表达能力，实现中西方文化的双向有效传播。五、文化融入路径的教学实践与效果分析（一）教学实践的具体设计方案本研究以某高校英语专业大二学生为实践对象，选取《大学英语视听说》《跨文化交际》两门课程为实践载体，按照上述文化融入路径开展为期一学期的教学实践。在课程体系上，整合两门课程的教学内容，实现语言技能与跨文化交际知识的有机融合;在教学方法上，采用角色扮演、项目式教学、多媒体教学等多种方法，创设跨文化交际情境；在实践环节上，搭建校内英语角、跨文化交流社团与线上跨文化交流平台相结合的实践载体；在评价体系上，构建过程性与终结性相结合的综合评价体系，全面考核学生的跨文化素养。本次实践共选取 80名学生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每组 40人，对照组采用传统英语教学模式，实验组采用本研究提出的文化融入教学模式，实践前后通过跨文化交际能力量表、课堂表现记录、实践成

跨文化交际视域下高校英语教学的文化融入路径与实践研究——以《大学英语视听说》《跨文化交际》课程为例— 62 —果测评等方式进行数据收集与对比分析。（二）教学实践的效果分析结果学生跨文化素养显著提升，通过一学期的教学实践，实验组学生的跨文化认知能力、语用能力与交际能力均得到明显提升，在情景模拟与校外实践中，学生能准确理解跨文化语境下的语言规则，有效避免语用失误，同时能熟练运用英语介绍中国传统节日、非遗文化、民俗风情等内容,“中国文化失语”现象得到有效缓解。对比实践前后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量表测评结果，实验组平均得分从 62.3分提升至 85.7分，而对照组仅从 61.8分提升至 65.2分。在校级“用英语讲中国故事”演讲比赛中，实验组有 12名学生入围决赛，占决赛总人数的 60%，参赛学生均能结合具体文化符号进行生动表达，评委反馈其文化逻辑清晰、语言表达地道，展现出较强的跨文化传播意识。学生英语学习动机与课堂参与度显著提高。对比实践前后的课堂参与度数据，实验组学生课堂主动发言频次提升 65%，小组项目完成质量达标率从 68%升至 91%，远高于对照组的各项指标。课后匿名访谈显示，90%的实验组学生认为互动式教学与真实场景实践让英语学习更具实用性和趣味性，不再是单纯的知识点记忆，其中 76%的学生表示对跨文化交际产生浓厚兴趣，并主动参与了校内跨文化交流社团的日常活动。教师教学效能感与教学创新意识增强。参与本次实践的 6名英语教师反馈，系统化的文化融入路径不仅优化了自身的课程设计与课堂组织能力，还通过与学工部门、国际交流中心的协作搭建实践平台，打破了教学与管理系统的壁垒，形成了育人合力。教师在教学反思中提到，学生在跨文化项目中的自主探究表现与实践成果，为后续教学提供了鲜活的案例素材，推动了自身“教学一实践-反思一优化”的良性循环，多名教师在此基础上申报了校级教学改革课题。教学改革的辐射效应初步显现。该文化融入实践模式在试点院系推广后，迅速带动了其他英语课程的教学改革探索，如商务英语课程增设“跨文化商务谈判”模块，翻译课程增加“中国典籍英译”“非遗文化翻译”内容，大学英语公共课融入跨文化交际微案例，形成了“点面结合”的教学改革氛围。此外，本次实践成果中的跨文化实践活动方案、课程整合设计思路被周边 3所兄弟院校借鉴，为区域高校英语教学的文化融入改革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六、研究结论与展望（一）研究的核心结论总结本研究以跨文化交际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为支撑，通过理论分析、问题梳理、路径构建与教学实践，得出以下核心结论:当前高校英语教学中文化融入的核心问题集中在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实践平台、评价体系与文化平衡五个方面，碎片化、形式化、表层化是文化融入的主要痛点，也是导致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不足的关键因素。从课程体系重构、教学方法创新、实践平台搭建、评价体系优化、中西文化平衡五个维度构建的系统化文化融入路径，能够有效破解高校英语教学“重语言、轻文化”的困境，实现语言技能与跨文化素养的协同培养，让英语教学从“知识输入”向“能力输出”“文化传播”转变。

《澳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63 —中西方文化双向融入的教学设计，不仅能提升学生的跨文化理解与交际能力，更能帮助学生掌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表达方式，增强文化自信，真正实现跨文化语境下中西方文化的双向有效传播。多元实践平台的搭建与“过程+结果、多元主体”的综合评价体系，是保障文化融入教学效果的关键支撑，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与参与性，同时推动高校各部门形成育人合力，落实“三全育人”理念。（二）研究的局限与未来展望方向本研究虽取得了一定的实践效果，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其一，实践样本仅来自一所地方高校的英语专业大二学生，样本的院校类型、专业范围、年级层次较为单一，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有待进一步验证；其二，实践周期为一学期，对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属于短期干预，长期效果仍需持续跟踪与验证；其三，研究中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测评虽结合了量表与实践成果，但量化指标的精细化程度不足，定性分析的深度有待加强。未来研究可从三方面进一步拓展与深化：一是扩大样本范围，涵盖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院校的英语专业与非英语专业学生，分学段、分专业探索文化融入路径的适配性，完善模式的普适性；二是延长研究周期，开展为期 1-2年的长期跟踪研究，结合学生的实习、就业等场景，分析文化融入教学对学生职业发展的长期影响；三是深化研究方法，引入更精细化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量化测评指标，结合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创设沉浸式、仿真化的跨文化交际教学场景，进一步提升文化融入教学的精准性与实效性；四是加强跨学科研究，结合教育学、语言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理论，丰富英语教学文化融入的理论内涵，为高校英语教学改革提供更坚实的理论支撑。——————————【參考文献】[1]伊琳娜・伊力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英语教学策略探究[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3 (4):143-148.[2]胡颖颖.跨文化交际视域下的大学英语教学[J].大学教育,2014(6): 77-78.[3]李睿.汉语歌曲教学在英国中小学汉语课堂中的应用——以英国赫尔大学孔子学院为例[J].海外华文教育,2020,31(2): 112-119.[4]吴云芳.找准英语教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连接点[J].英语画刊(高级版), 2019(21): 94.[5]王艳.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之建议[J].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21 (8):102-103.[6]张艳. POA 理论指导下融入思政教育的大学英语教学策略[J].学园,2023 (12): 89-91.[7]田蜜,秦太平.审视与反思:师范专业认证视域下贵州省高校体育教育专业教育实践发展策略研究[J].体育画报,2022 (24):174-176.[8]黄中华.移动健身 APP 对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意向和行为习惯的影响[J].运动精品,2020,39(10):45-46.[9]刘佳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英语课堂的路径研究[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23,(3): 88-95.[10]陈明.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与大学英语教学改革[J].中国外语教育,2024, 17(1): 45-52.[11]林晓婷.新时代大学英语课程思政与传统文化融合的实证研究[J].外语界，2023,(5): 67-74.[12]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高等学校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 版)[S].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困境与调适：一名公费师范生入职适应期的教育叙事探究— 64—困境与调适：一名公费师范生入职适应期的教育叙事探究付宇航1 唐佳钰 2（1.北师香港浸会大学文化与创意学院，广东珠海 519087；2.西南大学心理学部，重庆 400715）[摘要]教师入职适应期关乎教育质量和教师队伍长运稳定。公费师范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在入职初期面临着独特挑战。采用个案叙事研究法，通过对一名新入职的公费师范生项目教师进行半结构深度访谈，探析其面临的多重压力源。研究发现新教师不仅经历从学生到教师的角色转换困难，还在教学实践、学生工作及政策约束下面临显著压力。个案凸显出公费师范生在适应期间职业要求与个人性格之间的适配难题，以及编制保障与职业发展限制并存的矛盾处境。为此提出，教师个体应当主动调适，寻求支持；学校及管理层应当优化环境，精准赋能；政策制定及优化应当增强弹性，关注发展。从而能够真正实现教师队伍建设“留得住、教得好、有发展”的长期目标。[关键词]公费师范生；教育叙事研究；入职适应期Challenges and Adaptation: An Educational Narrative Exploration of a PubliclyFunded Teacher Training Student's Adaptation Period upon EmploymentFU Yuhang¹, TANG Jiayue²（1.Faculty of Culture and Creativit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Zhuhai5190872,China;2.Faculty of Psych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China）[Abstract]The induction period for novice teachers is critical to both educational quality and thelong-term stability of the teaching workforce. As a distinct subgroup, government-funded normalschool students encounter unique challenges during their initial career stage. Through a case-basednarrative approach, this study conducts a semi-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 with a recently appointedteacher from the government-funded normal school student program to identify multiple stressorsencountered in their transition.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early-career teacher not only struggled withrole transformation from student to educator but also faced notable pressures in teaching practice,student engagement, and institutional policy constraints. The case underscores the misalignmentbetween professional demands and personal disposition, as well as the dual reality of job securitycoexisting with restricted career progress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individual teachers should proactivelyadapt and seek support,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ought to optimize the working environment andprovide targeted empowerment, and policymakers should introduce more flexible measures focused onprofessional growth. These strategies will collectively contribute to achieving the long-term goal offostering a stable, competent, and developing teaching force.作者简介：付宇航，男，北师香港浸会大学传播学文学硕士；唐佳钰，女，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心理健康教育硕士研究生

《澳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65—[Keywords]government-funded normal school students; educational narrative research; inductionperiod一、问题的提出教师职业生涯的各个阶段的主观感受，作为教育质量的隐性变量，直接关涉教学效能与学生发展。尤其在入职适应期——教师整个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阶段（通常指从教的第1至3年间），新教师面临角色转换、技能实践与职业认同建构的多重挑战，其心理适应与情感体验尤为关键[1]。当前我国中学教师队伍呈现显著年轻化趋势，该群体的职业感受不仅关乎个体职业留存率，更直接影响教师队伍的整体稳定性与教育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公费师范生教师”指接受师范生公费教育之后走上中小学教育教学工作岗位的教师[2]。然而，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的提高，教师学历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较之可以继续深造、拥有更充分学术准备期的普通师范生，公费师范生受政策规定的“毕业后必须回生源地中小学服务不少于6年”的服务期约束，使其在入职初期即面临“高学历竞争”环境下的隐性劣势。服务期内不得考研的规定客观上压缩了其深造发展空间。此外，由于缺乏研究生阶段更为系统的科研训练与学科深化机会，部分公费师范生在适应期表现出知识结构相对单一、教学反思深度不足等问题[3]。加之服务期较长、流动机制相对刚性，其在职业发展初期的可选择空间受到一定限制，很容易产生职业成长焦虑[4]。当面对日益复杂的教学情境与不断提高的专业要求时，该群体在职业认同建构方面面临更为突出的挑战。因此在当前的教师队伍建设背景下，深入探究其在适应期的困境及自我适应状况，不仅关乎政策本身的优化调整，亦对提升青年教师职业认同、稳定基层教育队伍具有现实紧迫性。二、研究方法与设计（一）研究对象的选取根据质性研究“目的性抽样”原则，采用典型个案抽样策略，旨在展示和解释典型案例中的真实情况。本研究选取了选择A教师作为研究对象。A教师，女，2000年生于H市，2022年以公费师范生身份毕业于某部属师范类大学，具有良好的专业知识技能和清晰的专业认知。经生源省广西省公费师范生招聘，现就职于其广西省会南宁市某区属X中学，担任初中心理学科教师同时兼任某初中班级副班主任。A教师自毕业以来一直从事教师工作，同时表现出愿意积极配合研究，可以准确清晰的回答研究要聚焦的问题。A教师个人具体信息见表1所示。表 1 A教师个案信息化名性别出生年份专业学历工作岗位A教师女 2000 心理学（师范）本科心理教师 /副班主任（二）研究方法教育叙事研究是研究者通过描述个体教育生活,搜集和讲述个体教育故事,在解构和重构教育叙事材料过程中对个体行为和经验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5]。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对其进行线上深入访谈，并以个体为中心，结合多视角探讨入职适应期“教师身份的转变”和“自我适应”内涵及其动态变化。

困境与调适：一名公费师范生入职适应期的教育叙事探究— 66—基于访谈资料，尝试勾勒出A教师在职业适应期中的叙事脉络，系统梳理其面临的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进而识别影响新教师入职适应期的关键要素。在外部因素方面，基于工作满意度理论，主要考察报酬、工作内容、晋升机会、管理方式、团队氛围及工作环境等维度[6]。在内部因素方面，依据个体“需要”的重要性层次，依次涵盖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与归属需要、尊重需要以及自我实现需要[7]。三、新教师 A 入职适应期故事（一）初入职场A教师是通过高考，以国家公费师范生的身份考入了某部属师范类大学。国家公费师范生是由中央财政负责安排师范类学生在校期间的学费、住宿费，并发放生活补贴，学生毕业以后一般回到生源省份从事至少6年教育工作，教育部门会落实每位公费师范生的教师岗位，同时会提供编制。A教师本科毕业后，通过校园师范生招聘，回到了其生源省份广西省某区属X中学担任心理老师。（二）教师身份的转变对于A教师来说，从学生到教师身份的转变是并非易事，A自述“我觉得转变和适应是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对于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是比较难的。因为可能我本身在平时跟朋友相处，还有在家里面都是可能被保护的一个角色会多一点。然后但是到了到了教师这个身份就会被逼你要做一个大人，这样的感觉，很多事情你要自己去面对自己去承担，然后自己去解决，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而且本来我们可能刚出来，因为社会经验不足，然后其实面对学生会有一种矛盾，你是要以很凶的一种要管理他们的姿态，还是就是因为你如果不凶，你可能又管不住他，可是你如果太凶或者太怎么样的话，可能你作为一个年轻老师，他们又可能会对你有抵触，所以就会有一些矛盾。”新教师在初入职场，普遍会经历一个心理转变的过程，美国学者福勒与布朗按顺序把教师职业生涯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关注生存阶段、关注情景阶段、关注学生阶段[8]。入职适应期的新教师大多处于第一阶段也就是关注生存阶段。这一阶段的新教师常表现出自信心不足，担心出错，并格外关注自身岗位的稳定性和职业存续问题。A教师的经历印证了这一点，她分享道：“有一个家长，之前好几次想跟我聊她孩子的问题，却都没有专门约时间，也没有单独跟我联系过。之前只是通过班主任说想跟我联系，但是有一天她比较着急，没有提前约时间就直接奔到学校来了，然后班主任就找到我告诉我，说她已经在班主任办公室了，然后问我现在能不能上来和这个家长聊一聊。这个家长都已经到了，我不能不不去见。然后我当时就很慌，因为当时是我工作的第一个学期。我第一次突然这样面对家长，我就比较慌，因为感觉自己可能经验不足，而且很年轻，有学生家长可能他们会不信任我之类的很多这种顾虑。”通常情况下，新教师在入职第一年处于合同试用期。尽管教育部明确保障公费师范生的就业岗位，但一些优质中学仍会因能力或态度问题辞退不符合要求的新教师。A教师所在的中学，其上一届就有两位来自某部属师范大学的国家公费师范生被解聘。初期考核的压力依然是入职适应期教师的一大压力来源，因此，考核压力成为入职适应期教师面临的重要压力源之一。然后在实际操作中，学校往往缺乏严格统一的评价标准，因而行政领导与学生家长的评价，在当前阶段成为衡量新教师表现的关键指标。有研究现实，目前中小学班主任留岗意愿普遍较低[9]，

《澳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67—而新教师由于资历浅、话语权较弱，通常会被安排担任班主任或副班主任等学生管理岗位。然而，不少家长因认为新教师经验不足，对其承担班主任等工作心存顾虑，这种外在压力进一步加剧了新教师的自我怀疑。（三）工作压力A教师目前的工作主要围绕教学专业和学生工作两大板块展开。在教学方面，她负责两个年级的心理课，每个班为两周一课时，每周总课时量为8节。在学生工作方面，她需与学校心理中心其他教师协同完成每学期一次的全校心理普查、日常学生心理咨询，并承担一个班级的副班主任职责。所幸，A教师所在的学校实施了“双导师制”以助力新教师成长。其中，D老师负责指导A教师的学生工作。尽管A教师并非主科教师，而是一名心理教师，她仍担任一个班级的副班主任，协助班主任D处理相关学生工作。另一位导师E老师，是该校心理中心主任，主要负责指导A教师的教学与专业发展，在专业知识层面为她提供了重要支持。1.教学压力：理论与实践的磨合A教师在大学本科时尽管课业学习优秀，曾经两次获得国家奖学金，但她坦言自己并不热衷于师范生技能比赛，这一经历缺失为其入职后的教学实践带来了挑战。她说道“其实我觉得我不是很擅长上心理课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学习理论，我可以通过我的努力慢慢去理解，慢慢去学好的一件事情，但是授课这个事情，要了解学生，同时还要紧跟时代。如果是平时我自己其实去看这些课程相关的知识，我觉得都没有问题，但是要设计成课就有些难度了。因为心理课堂是活动课，所以你需要你要上好，要让学生喜欢课程本身。因此设计课程的时候就需要一些创新力，要有一些创造性的点子。而不幸的是，我这个人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这个东西（创新力）。”这种困境部分源于中小学目前心理学科的特殊性。该课程通常没有统一的学生课本，授课教师需基于参考教材自主设计教学活动。“教材上的很多理论的我也是要重新去学习，然后自己要先了解得很透彻，才有可能把它设计好。因为光知道了理论，跟上好课是完全两回事。因为要把课程设计成让学生能够接受，需要能够通过课堂互动，使学生自己体会出来一些思考，而不能照本宣科的讲给学生们。所以这很考验教师的功力和经验，但是我现在两个都没有。我们教师有教材参考，但他们学生是没有课本的。我其实没有不按教材来上课，但是教材只是一个参考，大的教学主题都是定好了，但是具体的课要自己设计。并且教材里面有很多东西引导性很强，然后又是那种可能很多年前的，所以也没什么意思。我们偶尔看一下。如果我觉得有用就还是会讲给孩子们，但还有些就觉得有些太老了就不想用，但是自己又不会有说很新的东西讲给孩子们。” 反映了她内心的矛盾：既有创新教学的意愿，又深感自身教学设计与活动组织能力的不足，尚处于“知”与“行”的断裂地带。此外，外在的专业环境也带来了预期压力。A教师所在的学校是当地的心理学科强校，设有专门的心理中心。作为中心的一员，她未来不可避免的需要代表学校参加教师赛课。“现在还没有比赛，但是老教师他们说新教师等明年后年就会有了，所以是我有已经知道的这种赛课的压力。”A教师表示，身边的老教师前辈经常会有意无意的暗示她作为心理中心的老师在赛课上就得拿前几名，这样的隐性期望，无疑加剧了她的焦虑。不过，这种压力也伴随着支持，心理中心的团队备课文化让她在感到压力的同时，也对未来的专业成长提供帮助。A说“平时我们现在上的课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为赛课做准备，作为积累，到时候如果有赛课内容的话，就可以把平

困境与调适：一名公费师范生入职适应期的教育叙事探究— 68—时一些这样的还不错的继续拿来打磨，继续拿来优化。到了真要去比赛的时候，中心里面的老师都会帮着打磨课程”2.学生工作压力：角色期待与个人性格的适配挑战心理教师在教学工作上与主科教师存在明显差异，由于学科不设考试，A教师无需面对学生成绩排名的直接压力。然而，心理教师职业本身仍要求其具备较强的沟通能力与情感表现力，理想的职业状态是展现出热情、主动的形象。而A教师本人的性格偏于安静、内敛，与这一职业角色之间存在一定张力，使她在日常与学生互动时常常感到不适。她坦言道“其实老师这个职业真的像戴着面具的那种，我是那种比较安静内敛、比较含蓄的人。我会觉得跟学生的距离会比较远，实际上我也不是很想去了解他们。有些老师每天都去找学生的那种跟他们聊天了解情况，而对于我来说，也很感兴趣。所以教师职业上这个也能挑战我的一个点就是你得戴着面具去台上讲课，或者是必须表现一些可能跟你自己本人的性格不太一样东西。”反映出A教师在其职业身份与真实自我之间的调适过程中所面临的心理负担，也突显了许多内向型人格教师在强调外向互动的教育环境中所经历的普遍困境。人职匹配理论认为，个体差异是普遍存在的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的个性特征而每一种职业由于其工作性质、环境、条件、方式的不同对工作者的能力、知识、技能、性格、气质、心理素质等有不同的要求。A教师“安静内敛”的性格与教师职业通常要求的“热情主动”之间存在显著张力，她将教学工作描述为“戴着面具”。此外，A教师还承担着学校心理中心的相关工作，包括每学期的心理普查和日常心理辅导。这些任务内容细致、流程规范，对专业性和细致度均有较高要求。A提到：“我的师傅E所在的团队，需要这个学校的心理工作，虽然这项工作做的已经比较成熟和完善了，但对我来说就是说事情就会比较多，各个方面做的都比较规范和琐碎，不管是材料还是具体做的事情上都会比较细，并且要求很高。” 这种成熟体系虽为新教师提供了明确的工作指引，但同时也意味着业务标准高、责任明确，对刚入职的A教师而言，构成了一定的专业能力与心理适应上的双重挑战。从赫茨伯格双因素理论来看，当前社会阶段，大部分学校能够提供给教师的“保健”条件相对有限，准确地讲，大部分学校只是为学校教职工提供了一个基本“生存”条件[10]。A教师面临的工作挑战主要体现在教学设计与学生工作的“角色超载”上。她需要自主设计心理课程，却深感“创新力”不足；同时兼任副班主任与心理中心琐碎事务，导致“事情做不完”的疲惫感。赫茨伯格认为，工作中的“保健因素”，如公司政策、管理措施、工作条件等若得不到满足，会引起员工不满；而“激励因素”，如成就、认可、工作本身等则可以带来满意感。对于A教师而言，国家政策保障的的持续编制是基础“保健因素”，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极度不满，但繁琐的事务性工作、高标准的课程压力以及缺乏成就感的“被动任务安排”，使得“激励因素”严重缺失，导致工作动力不足和职业倦怠。与此同时，社会支持理论强调，个体从社会网络中获取的物质和精神支持是其应对压力、维持心理健康的关键[11]。值得肯定的是，X中学实施的“双导师制”为A教师提供了宝贵的专业支持与事务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对A教师的精神压力起到了缓冲作用。（四）自我适应：职业初期的心理挣扎与身份调适入职第一年对A教师而言是一段充满痛苦的适应期。她直言：“我不想工作，我压力很大，事情做不完，也不想做。第一年适应的时候，当时我第一次切身体会到精神内耗这个词的感觉，时常带有很多自我否定自我怀疑这种情绪。并且因为当时自己是单独住，生活上也很孤单。学校和我家也离得很远，反正生活上工作上感觉都没有什么支持。说实话，我也经常哭。” 工作

《澳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69—负荷带来的疲惫感、自我能力怀疑带来的精神内耗，以及因地理隔离与独居生活所加剧的孤独感，共同构成了其入职初期的主要心理困境。然而，作为一名具备心理学背景的教师，A教师展现出一定的自我觉察与情绪调节能力。在情绪持续低落的阶段，她主动寻求了专业心理支持，在此体现出心理学训练对其应对方式的积极影响，“我觉得学心理学确实还是有用的，在去年我上个学期很难受的时候，我甚至选择了自己去外面的做心理咨询。”相对于心理老师的工作，A教师自觉更喜欢做专业的心理学咨询工作。但是从制度层面看，国家公费师范生政策在提供就业保障的同时，也通过六年服务期形成了一种制度性约束。A教师必须在公办学校完成服务，否则将面临违约金与征信记录等严厉惩罚。这种“有编有岗”的稳定性背后，实则是职业流动性的限制，这也进一步强化了她的被困感。在问到对未来的职业生涯的打算时，A说“准备先干六年，先把这六年过了以后再说。这六年里该赛的课还是要赛，该评的职称还是要评。对，还可以偶尔利用心理教师这个身份的机会学一些心理的知识。” 这也表明她在顺应现有体制要求的同时，仍怀有转向专业心理咨询的潜在意向。服务期对她而言成为了一个明确的职业时间节点，她计划在此期间积累经验与资质，为自身未来转型创造可能。这也与现有关于1至3年的教师自我愿景研究一致[12]。当被问及若可重新选择是否仍会做教师时，她答道：“不太想。” 认知评价理论主张人类有3种基本心理需要，其一是自主需要,是指个体对于从事的活动拥有一种自主选择感,而非受他人控制的需要; 其二是能力需要,是指个体对所从事的活动感觉有能力胜任的需要; 最后是归属需要,是指个体同他人保持联系的需要。并认为这3种心理需要是人类普遍和共有的基础性需要。然而，大多公费师范在选择大学志愿时与入职教师时隔四年，难保个人规划与兴趣志向不会发生改变，而政策的服务期规定限制了公费教师的职业自主选择权，并且在初期的教学工作中遇到的挑战削弱了A教师的胜任感。此外，对工作缺乏内在激情则影响了归属感。这三者均未得到充分满足，导致A教师职业心理体验处于较低水平，并将当前工作主要视为未来转型的跳板，而非自我实现的舞台。（五）业余生活：工作与生活的边界模糊及职业激情的缺失A教师在业余时间常会选择通过看电视剧、电影，以及与朋友聚餐出游等方式进行放松。然而，她并未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建立起清晰的边界，当工作任务繁重时，常会选择牺牲个人休息时间以完成工作。这种状态使她时常陷入矛盾：既不愿持续加班，又难以摆脱事务的裹挟。坦言自身缺乏内在的教育激情，职业动力主要来自外部指派而非自我驱动，“我直到现在都还不想工作，就是现在的工作没有主动的动力。感觉自己都一直是被安排任务，被安排工作，被布置任务。任务琐碎，让我并不是去钻研的一件事情。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痛苦的问题是我做事情比较慢，还有一点拖拉，所以就当这些事情堆在一起做不完的时候，就会很崩溃。” 这种“被动接受—拖延积累—压力加剧”的模式，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她的职业疲惫感。在生活条件方面，A教师所在的老校区与新校区之间存在明显的待遇差异。新校区教师享有学校提供的40平方米单间宿舍，租金低廉、环境良好，而老校区的宿舍则条件较差。A教师描述道：“新校区环境就很好，空间又很大，然后每个月房租学校收的就很便宜，就六七十块钱。” 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她的工作情绪与归属感。目前她刚满一年教龄，正处于申请二级教师职称的阶段。教师工资与职称紧密挂钩，而从二级到更高级别的晋升需经历较长周期。最终，A教师选择以“友情价”租住在同事的房子里，虽缓解了居住质量问题，但房租仍占

困境与调适：一名公费师范生入职适应期的教育叙事探究— 70—其工资的一定比例。。新老校区在住宿条件上的显著差异，反映了资源分配的不公。行为科学家斯塔西·亚当斯指出，员工不仅会关心自己的绝对报酬，更关心与他人相比的相对报酬[13]。这种有形资源的不平等分配，会极大程度上削弱A教师所感受到的组织公平感，加剧其“被区别对待”的失落情绪，从而影响并侵蚀其归属感与幸福感。四、讨论与启示（一）教师个体层面：主动调适，寻求支持从A教师的案例为看，新教师的适应过程不仅是专业技能的提升，更是心理和身份的转变。新教师需要正视入职适应期的必然性与复杂性。也应认识到从“学生”到“教师”的角色转变以及理论与实践的磨合所带来的阵痛是职业发展的普遍规律，降低因初期不适而产生的过度自我否定心理。在遇到职业心理问题时，应当主动寻求专业心理支持。A教师虽倍感压力，但其利用心理学背景进行自我觉察并主动寻求心理咨询的行为，为其他新教师的心理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这是应对职业压力的有效策略，而非软弱的表现。并且，其次，新教师还应当有意识地构建多元支持网络。除了依赖学校提供的导师资源，还可以与同龄教师结成学习共同体，分享经验、分担压力。同时，积极与家人、朋友保持有效沟通，缓解因地理隔离和独居带来的孤独感。此外新教师应在被动任务中寻找主动成长的契机。面对“被安排”的工作，可以尝试将外部要求转化为内在目标。例如，A教师可将赛课压力视为系统打磨课程、提升专业能力的契机，将繁琐的学生工作视为理解教育复杂性的窗口。积跬步以至千里，在完成具体任务中积累微小的成就感，逐步建立起对自身能力的信心。（二）学校与管理层面：优化环境，精准赋能学校作为新教师成长的直接场域，其管理理念与支持系统的有效性至关重要。A教师所在的X中学虽实施了“双导师制”，但在资源分配、评价标准等方面仍存在可优化空间。首先就是实施更具发展性的评价与支持机制。学校与管理者不应仅以赛课名次、家长评价等结果性指标作为衡量新教师的唯一标准，而应关注其成长过程，记录其进步与反思，并通过定期、结构化的，提供具体、建设性的反馈，减轻其“生存焦虑”。同时要切实为教师减负，实现“精准赋能” 。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学校需将教师从非教学事务中解放出来，回归课堂主责主业。对于心理教师等非考试科目教师，应明确其核心职责，保障其有充足时间进行课程研发与专业学习。此外，还应着力改善工作条件，促进资源分配的公平性。新老校区在住宿等待遇上的显著差异，直接损害着教师的组织公平感与归属感，学校应努力缩小差距，营造公平关怀的环境。（三）对政策制定与优化层面：增强弹性，关注发展A教师的“六年之约”集中体现了公费师范生政策在保障就业与限制流动之间的两难境地。为提升该群体的长期职业幸福感和留岗稳定性，建议在政策层面注入更多的人文关怀与发展弹性。探索建立更具弹性的服务期制度与发展通道。可以考虑在严格履约的主基调下，尝试引进“暂停”或“缓行”机制。例如，允许有强烈深造意愿或特殊困难的教师在经过严格审核后，保留编制并延期服务，以满足其阶段性的发展需求[14]。同时，应积极开拓在职攻读硕士学位的渠道，将政策焦点从“防止流失”转向“促进成长”，通过提升其学历层次和专业素养，从根本上增强其

《澳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71—职业竞争力与满意度。并且强化职后支持的系统性与针对性。地方政府和教育部门应牵头构建区域性的公费师范生支持体系，定期组织专题培训、工作坊和交流活动，重点针对他们普遍存在的“教学创新设计能力不足”、“科研能力薄弱”等问题提供精准帮扶，弥补其相对于普通师范生在学术准备期上的潜在差距。五、结语角色转换的阵痛、教学实践的磨合，以及政策约束下的职业焦虑与自我实现的困境是许多公费师范生在入职适应期中普遍遇到的问题。A教师的个案经历既折射出青年教师群体普遍面临的成长压力，也凸显了公费师范生这一特殊群体在制度保障与个人发展之间的深层矛盾。然而，案例中A教师对资源的积极利用、对心理健康的主动调适，也为我们提供了改善现状的希望与可借鉴的道路。未来，相信通过新入职教师个体的主动调适、学校的精准赋能与政策弹性优化的协同努力，一定能真正能够实现教师队伍建设“留得住、教得好、有发展”的长期目标。这一探索不仅关乎公费师范生政策的可持续性，而且对构建富有韧性与温度的教育生态具有重要意义。在未来研究中，还可以进一步的研究可以探讨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学校的新教师入职适应期的特点和挑战。同时还可以关注新教师入职适应期与其他阶段的衔接问题，以及新教师成长过程中的长期效应等问题。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新教师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支持和帮助。——————————【參考文献】[1]李广,盖阔.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调查[J].教育研究,2022,43(02):13-28.[2]邓涛,白淋微,冯静瑶,等.“公费师范生”入职后的职业幸福感——基于全国四大地区 3400名教师的调查[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03):127-136.[3]宋萑,田士旭,吴雨宸.职前教师培养实证研究的系统文献述评(2015—2019)[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38(09):78-102[4]王庭照,许琦,栗洪武,等.我国师范生免费教育研究热点的领域构成与拓展趋势——基于 CNKI学术期刊2007—2012年文献的共词可视化分析[J].教育研究,2013,34(12):102-109.[5]傅敏,田慧生.教育叙事研究:本质、特征与方法[J].教育研究,2008,(05):36-40.[6]曾明,秦璐.工作满意度研究综述[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1):101-104.[7]吴宏伟.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及哲学底蕴[J].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06,(02):31-33+60.[8]申继亮,费广洪,李黎.关于中学教师成长阶段的研究[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基础教育)[9]秦鑫鑫,吴晶,张猛猛.中小学班主任留岗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5065位班主任的实证调查[J].教育科学研究,2021,(11):54-60.[10]甘罗嘉.高校教师职业倦怠问题与应对——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与赫茨伯格双因素理论的视角[J].北京教育(高教),2022,(09):23-25.[11]黄雷晶.社会支持理论研究初探[J].心理月刊,2020,15(16):238-239.[12]贺敬雯.教师不同生涯时期自我愿景发展的特征研究——基于长春市初中教师的调查[J].教师发展研究,2017,1(01):79-89.[13]孙伟,黄培伦.公平理论研究评述[J].科技管理研究,2004,(04):102-104.[14]苏尚锋,黄玲芳.引导性回流:地方公费师范生政策演进的功能逻辑——基于 30个省份地方公费师范生政策文本的分析[J].教育研究,2021,42(12):131-141

高校音乐表演课程舞台实践教学模式优化路径研究— 72 —高校音乐表演课程舞台实践教学模式优化路径研究黄之轩1（1.珠海科技学院音乐舞蹈学院，广东珠海 519042）[摘要]高校音乐表演课程舞台实践教学面临模式固化、评价体系单一及学生主体性弱化等结构性困境，制约艺术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协同发展。基于真实任务驱动与情境教学理论，构建“课内实训—校内展演—校外实践—成果转化”四阶递进式实践体系，实现舞台经验的系统性积累与能力进阶。引入项目制与工作坊混合教学模式，融合行业资源与专家指导，强化教学过程的真实性与互动性。建立多维反馈闭环机制，整合自评、互评与专家点评，推动教学动态调整与个性化指导。通过教学资源协同整合与实验验证机制，实现理论建构与教学实践的双向赋能。该模式为艺术教育中实践教学体系的重构提供了可复制的范式，拓展了跨学科融合与数字化平台应用的学术边界。[关键词]舞台实践教学；四阶递进；项目制工作坊；多维反馈闭环；虚拟实践平台Research on the Optimization Path of Stage Practice Teaching Mode for Music Performance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Huang Zixuan(Zhuha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hool of Music and Dance, Guangdong, Zhuhai 519042)[Abstract] The stage practice teaching of music performance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is confronted withstructural challenges such as fixed teaching models, monotonous evaluation systems, and weakenedstudent autonomy, which hinde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artistic practical abilities andinnovation capabilities.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real-task-driven and situational teaching, a four-stageprogressive practice system of "in-class training - school performance - off-campus practice - outcometransformation" is constructed to achieve systematic accumulation of stage experience and progressiveimprovement of abilities. The project-based and workshop mixed teaching mode is introduced,integrating industry resources and expert guidance, to enhance the authenticity and interactivity of theteaching process. A multi-dimensional feedback closed-loop mechanism is established, integratingself-evaluation, mutual evaluation, and expert comments, to promote dynamic adjustment of teachingand personalized guidance. Through the collaborative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resources andexperimental verification mechanisms, the two-way empowerment of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teaching practice is achieved. This model provides a replicable paradigm for the reconfiguration of the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in art education, and expands the academic boundaries of interdisciplinaryintegration and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platforms.作者简介：黄之轩，女，珠海科技学院音乐舞蹈学院本科生。

《澳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73 —[Key Words] Stage-based practical teaching; Four-level progressive approach; Project-basedworkshop; Multi-dimensional feedback loop; Virtual practice platform引言高校音乐表演课程作为艺术教育的核心组成部分，其舞台实践教学模式直接影响学生艺术素养的养成与综合能力的发展。当前，随着艺术教育改革的深化，实践教学逐渐成为提升教学质量的关键环节。然而，传统教学模式仍以教师为中心，重理论轻实践，导致教学内容与舞台实际需求脱节[1]。课程体系缺乏系统性与连续性，实践环节多呈碎片化分布，难以形成完整的艺术能力培养链条。通过构建真实演出项目情境，可有效提升学生的舞台适应能力与艺术表现力。项目制教学与工作坊模式的融合，有助于实现教学内容与实践任务的精准对接，增强学生的主体参与意识。教学反馈机制需从单一评价转向多维闭环，引入自评、互评与专家点评，实现动态调整与个性化指导。数字化平台与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为跨学科融合与远程协同训练提供了可能[2][3]。产教协同育人机制的建立，推动教育与行业资源深度融合，促进教学共同体的形成，为实践教学注入持续动力。一、高校音乐表演课程舞台实践教学模式的现状与问题分析（一）教学模式固化与理论实践脱节教学活动长期依附于课堂教学主轴，形成“讲授—练习—考核”的线性流程。教师主导地位突出，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状态，缺乏对舞台情境的自主构建能力。课程设计割裂了音乐表演的完整性，实践环节常以期末汇报或校内小型演出为终点，缺乏持续性与阶段性递进。这种碎片化安排导致学生难以在真实演出环境中完成从技术掌握到艺术表达的转化[4]。实践教学缺乏情境模拟与角色代入，学生在面对观众、舞台调度与突发状况时普遍表现出应变能力不足。教学内容与真实舞台需求之间存在明显断裂，削弱了课程对职业能力的支撑作用。（二）评价体系单一与过程性反馈缺失教学评价机制仍以演出结果为唯一标准，侧重于音准、节奏等可量化指标，忽视表演情感表达、舞台互动与艺术创造力等内在素养。评价主体高度集中于教师个体，缺乏多维参与机制，导致反馈信息单一且滞后。学生难以在演出后获得及时、具体的行为改进建议，形成“演完即止”的闭环断裂。缺乏动态跟踪机制，教学调整无法依据个体差异进行优化。长期处于结果导向的评价模式中，学生易产生功利化心态，弱化对艺术本体的深层理解与持续投入。（三）学生主体性不足与创新能力受限教学过程中学生常被置于执行者角色，表演内容、舞台设计与呈现方式多由教师设定。学生在创作选择、角色诠释与表现风格上缺乏自主权，限制了其艺术个性的形成。实践任务多为重复性排演，缺乏真实艺术项目背景与挑战性目标，难以激发探索欲与表现力。艺术创作的自由空间被压缩，学生在面对复杂舞台情境时表现出判断力不足与应对策略匮乏。主体意识的弱化进一步抑制了创新潜能的释放，制约了艺术个性与风格的培育。教学环境未形成鼓励试错与多元表达的生态，难以适应当代舞台艺术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高校音乐表演课程舞台实践教学模式优化路径研究— 74 —二、舞台实践教学模式优化的理论基础与路径探索（一）真实任务驱动与情境教学理论应用音乐表演的本质是现场性与交互性的艺术实践，其能力培养必须依托真实演出情境。真实任务驱动强调以实际演出项目作为教学载体，将舞台排练、演出组织、观众互动等环节纳入教学流程，使学生在完成具体任务中实现技能的整合与内化。这种教学方式不仅提升学生的舞台应对能力，还增强其职业意识与责任担当。任务设计需具备阶段性、可拓展性与挑战性，如独立策划小型音乐会或参与地方文化展演，使学生在真实环境中积累经验。情境教学理论的引入进一步强化了教学的真实感与沉浸感。通过还原剧场灯光、音响、观众氛围等要素，构建接近真实演出的训练环境，有助于学生克服“舞台恐惧”心理，提升临场表现力。情境的构建可借助剧场实训空间、舞台设备模拟与多媒体辅助技术实现，使学生在非正式演出中提前适应正式舞台的心理与生理压力。真实任务与情境教学的结合，推动了教学从静态讲授向动态实践转变。学生在任务推进中主动参与策划、排练与反思，其主体性得到充分释放。教师角色亦由知识传授者转为情境引导者与过程协作者。这种转变契合当代艺术教育强调“做中学”的核心理念，为构建以实践能力为核心的教学体系提供理论支持[5]。（二）教学反馈闭环与动态调整机制构建传统的音乐表演教学评价多集中于期末考核结果，缺乏过程性追踪与多主体参与，难以全面反映学生能力发展轨迹。构建“过程性+成果性”双维评价体系，是实现教学精准调控的重要前提。过程性评价关注学生在排练、彩排、演出准备等环节中的参与度、协作能力与应变表现；成果性评价则聚焦最终演出质量与艺术表现力。二者结合，形成完整的能力成长画像。引入学生自评机制，促使学生反思自身表现与改进方向；同伴互评促进学习共同体形成，增强协作意识与批判性思维；专家点评则提供专业视角与行业标准参照。三者结合，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反馈网络[6]。例如，在一次校内演出后，学生可通过匿名问卷完成自评与互评，指导教师与外聘艺术家结合现场表现进行综合点评，形成闭环反馈记录。基于反馈数据，教学内容与方法可实施动态调整。系统可记录每位学生在不同阶段的表现曲线，识别其短板与优势，进而优化教学资源配置。例如，某学生在舞台走位与眼神交流方面表现较弱，可安排专项训练模块；对表现优异者则提供更高阶演出机会。（三）跨学科融合与虚拟实践平台搭建音乐表演不应孤立于其他艺术形式，其表现力的深化需借助戏剧、舞蹈、视觉艺术等元素的协同。跨学科融合路径通过整合多艺术门类资源，拓展学生的创作视野与表现维度。例如，将声乐表演与舞台剧排演结合，使演唱更具戏剧张力；将器乐演奏与多媒体影像设计结合，增强演出的视听感染力。此类融合教学可依托工作坊、联合演出项目等形式展开，推动艺术思维的跨界碰撞。虚拟实践平台的建设为跨学科融合提供了技术基础。借助 AR/VR技术，可构建高度仿真的虚拟剧场环境，实现线上预演与多点协同排练。学生可在虚拟空间中反复练习舞台调度、灯光配合与观众互动，降低真实演出前的试错成本。平台支持多人远程协作，使异地师生可在同一虚拟舞台中进行互动训练。这种虚实结合的模式打破了空间与时间限制，拓展了教学的可及性与灵活性。虚拟平台还可集成人工智能辅助系统，如动作捕捉分析、声音反馈矫正

《澳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75 —与情绪识别功能，为学生提供即时技术反馈。例如，系统可自动识别演奏者肢体僵硬或眼神回避等非语言行为，并生成改进建议。（四）产教协同育人机制与教学共同体建设高校音乐表演教学若脱离行业实际，容易陷入“纸上谈兵”的困境。产教协同育人机制通过引入艺术院团、文化机构、演出公司等外部资源，使教学内容与行业需求同频共振。真实演出项目可作为教学任务直接进入课堂，学生在参与中接触行业标准、制作流程与市场运作机制。教学共同体的建立是产教协同的核心保障。共同体以教师、学生与行业专家为核心成员，通过定期工作坊、联合创作项目与专题讲座等形式开展深度交流。行业专家可提供前沿艺术动态与职业发展建议，教师则分享教学研究成果与方法创新。学生在共同体中既是学习者，也是参与者与贡献者，其角色在实践中不断演进。该机制打破了高校与社会之间的壁垒，使教学成果更易转化为实际艺术产出。学生在参与真实项目后，简历更具竞争力，职业路径更清晰。同时，教师亦能通过行业反馈优化教学设计，形成“教学—实践—反馈—再教学”的良性循环[7]。三、舞台实践教学模式优化的具体实施策略（一）四阶递进式实践体系构建教学实践应从学生能力发展的基础阶段切入，构建“课内实训—校内展演—校外实践—成果转化”四阶递进式体系。课内实训阶段以技能训练为核心，注重基本功的规范化与个性化指导，使学生在教师引导下掌握舞台基本要素。此阶段强调动作、发声、情感表达等基础能力的精准训练，为后续实践奠定技术支撑[8]。校内展演作为第二阶段，提供模拟真实演出环境的机会。学生在小型剧场或艺术节中独立完成作品呈现，强化舞台适应能力与心理素质。该环节不仅检验课内成果，更促使学生形成自我评价意识与协作能力。第三阶段的校外实践拓展了教学场域，学生进入文化馆、社区剧院或艺术节平台参与实际演出任务。这种跨组织参与促进了专业能力与社会认知的双向提升。最终阶段的成果转化强调艺术创作的延伸价值，鼓励学生将演出经历转化为教学案例、研究资料或跨学科合作项目。四阶体系通过任务闭环设计，实现“学—练—演—创”的有机统一。（二）项目制与工作坊混合教学模式推行教学内容需与真实艺术项目深度融合，项目制教学以完整演出项目为载体，贯穿排练、宣传、演出与评估全过程。学生在项目中承担导演、演员、舞台监督等角色，实现职责共担与能力互补。该模式打破了传统教学中“教师主导—学生执行”的单向结构，提升个体主体性与团队协作能力[9]。在项目执行中引入工作坊机制，定期组织专题研讨与技能训练。工作坊邀请一线艺术家、剧场管理者或录音师等专业人士参与，提供行业视角与技术指导。通过面对面交流，学生获得专业反馈，加速实践认知的深化。这种混合模式既保证教学系统性，又增强真实感与前沿性，有效缩小教育与行业之间的认知落差。（三）教学资源整合与协同机制建立舞台实践教学的实施依赖于多方资源的整合。校内应统筹音乐学院、艺术中心、传媒部门等机构，共享排练厅、音响设备、灯光系统与演出场地。同时，应建立跨院系师资协作机制，邀请声乐、器乐、舞台美术等专业教师共同参与课程设计。校外资源则需拓展至剧院、文化企

高校音乐表演课程舞台实践教学模式优化路径研究— 76 —业与非营利组织，建立稳定合作网络。通过签约实践基地、共建演出项目等方式，形成资源共享、双向受益的运行机制。协同机制不仅提升资源利用率，也增强教学的社会联动性。教学模式的有效性需通过实证检验加以确认。可选取若干教学班作为实验组，实施四阶体系与混合模式，并设立对照组进行对比分析。通过问卷调查、演出评分、学生访谈等多源数据采集，评估教学成果在技能掌握、心理素质、职业认知等方面的提升程度。数据分析结果应反馈至课程设计环节，用于调整教学节奏、优化项目配置与完善评价体系。持续改进机制强调动态迭代，确保教学模式具备适应性与自我更新能力。该机制为教学改革提供了科学依据与实践支撑[10]。四、结语研究揭示了高校音乐表演课程舞台实践教学模式在教学固化、评价单一与主体性缺失等方面的深层问题，基于真实任务驱动与情境教学理论，构建了四阶递进式实践体系，创新性推行项目制与工作坊混合教学模式，建立多维反馈闭环与跨域协同机制，有效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研究主要贡献在于重构了以学生为中心、以能力生成为导向的舞台实践教学范式，为艺术教育改革提供了可复制的优化路径；然而，研究样本集中于少数院校，实践推广的普适性仍需进一步验证；未来研究应关注不同艺术门类间的可迁移性，并结合智能技术深化虚拟实践平台建设，推动舞台教学向智能化、个性化发展。——————————【參考文献】[1]王清珊.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高校音乐表演专业艺术实践课程改革研究[J].剧影月报,2025,38(05):123-124.[2]张珏惠.高职音乐表演专业“讲台+舞台”实践教学模式设计研究[J].戏剧之家,2025,23(23):193-195.[3]梁艺妍.高校音乐教育中表演实践教学模式的优化[J].海外文摘,2025,9(09):83-85.[4]刘婧.论高校音乐表演专业舞台实践课程体系化构建[J].艺术评鉴,2018,11(11):118-120.[5]蔡伟.我国高校音乐表演方向舞台实践课程路径拓展对策研究——以声乐演唱专业为例[J].艺术百家,2016,32(06):235-236.[6]尹湘旭,陈演.核心素养视域下高职音乐教育专业实践教学的优化路径研究[J].中国民族博览,2025,9(09):176-178.[7] 段婧.国际化和信息化趋势对学校音乐教育的影响及解决对策——评《教育信息化背景下高校声乐课程教学模式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24,9(09):I0004.[8]梁浩晖.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研究[J].进展,2026,2(02):87-89.[9]邱杰.高校思政课“协同递进”实践教学模式构建研究[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5,12(12):62-65.[10] 王彦君.高校音乐表演专业课堂教学模式的信息化教学设计——评《地方民族高校教育信息化建设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23,9(09):10003-10004.

《澳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77 —教育强国背景下抗日民族音乐融入音乐专业教育的精准教学路径研究龙甜甜１，李丽泰 2，李志坚 3，王德才 4*（1.韩国世宗大学，韩国首尔 05006；2.韩国昌信大学，韩国昌原 51352；3. 韩国庆南大学，韩国马山 51767；4.南宁师范大学，广西南宁 530001）[摘要]为了在教育强国战略要求下做好立德树人工作，在目前音乐专业教育中抗日民族音乐教学内容碎片化、思想政治教育和专业教学相脱离的情况下，提出“精准定位、精准施教、精准评价”的思路。即从“思政+专业”的双目标出发设计课程，在“技术赋能+体验式”的方式下开展教学活动，在“过程+结果”的多元标准下进行考核，使红色音乐文化和专业教育有效结合，从而达到真正的“立德树人”。鉴于此，本文为音乐专业的教育提供了可以实施的具体做法，有利于培育既有家国情怀又有专业水平的新时代音乐人才。[关键词]教育强国；教学研究；音乐教育；抗日民族音乐Research on Precise Teaching Paths for Integrating Anti-Japanese NationalMusic into Music Major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Building a Strong Education NationLONG Tiantian1,LI Litai3, LI Zhijian3,WANG Decai4*(1.Sejong University, Seoul05006, Republic of Korea; 2.Changshin University,Changwon, 51352, Republic of Korea;3.Kyungnam University, Masan, 51767, Republic of Korea，4.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530001, China)Abstract: In order to do a good job in the education of cultivating people's morality under therequirements of the strategy of building a strong educational country, and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where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anti-Japanese national music in music education is fragmented, and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disconnected from professional teaching, the idea of "precisepositioning, precise teaching, and precise evaluation" is proposed. That is, courses are designed basedon the dual goal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 professional education", teaching activitiesare carried out in the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 experiential" mode, and assessment is conductedunder the multiple standards of "process + result", so as to effectively combine the red music culture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thereby achieving the true goal of "cultivating people's morality". In view基金项目：2025年广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年度课题《广西抗战音乐遗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制与路径研究》（编号：25WYB437）。作者简介：龙甜甜，女，韩国世宗大学博士研究生；李丽泰，女，韩国昌信大学博士研究生；李志坚，男，韩国庆南大学博士研究生；通讯作者：*王德才，男，南宁师范大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教育强国背景下抗日民族音乐融入音乐专业教育的精准教学路径研究— 78 —of this, this article provides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methods for music education, which is conduciveto cultivating new era music talents with both patriotism and professional skills.Keywords: building a strong education nation; teaching research; music education; Anti-Japanesenational music一、引言习总书记在 2024年 9月的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不断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引导青少年学生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信心，立报国强国大志向、做挺膺担当奋斗者。注重运用新时代伟大变革成功案例，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不断拓展实践育人和网络育人的空间和阵地[1]。习总书记立足中国教育的客观实际，实事求是地阐明了中国教育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自信之源，创造性揭示了中国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将对中国教育的认识提升至新高度[2]。抗日民族音乐作为抗战时期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具有传承红色精神、激发青少年家国意识、培育爱国与团结品质的思政功能，而在音乐专业教育中融入抗日民族音乐可以自然地将思政元素添加进课堂内容，在进行专业教育的同时达到思政教育的效果。二、抗日民族音乐融入音乐专业教育的背景全国教育大会上，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红色资源育人”部署被提出；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发布的背景下，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开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打造“大思政课”品牌，进行“文化自信教育”；实施教材建设国家事权，开发“中国系列”原创教材，加快教材数字化转型等教育规划被正式提上日程。教育要服务于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增强国家认同感、维护政治稳定，从根本上确立对社会主义的正确认识，巩固国家赖以存在和运行的合法性基础[3]。推进音乐专业教育改革需要率先践行“思政+专业能力”的双目标融合，这既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也是培养同时具备家国情怀与专业素养的复合型音乐人才的关键途径。在 202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周年大会上，习总书记深刻指出：“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这一重要论述，为将抗日民族音乐融入当代音乐专业教育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时代契机。抗日战争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抗击侵略、争取独立、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重大历史转折点，也是“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得以被系统论证和积极实践的关键历史阶段[4]。抗日民族音乐是中华民族危亡时刻的文化结晶；它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与民族精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这些音乐作品蕴含的精神力量历久弥新，对于塑造当代青年学生的历史观、民族观和文化观具有不可替代的教育价值。作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民族音乐更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凝聚民族意志、塑造集体记忆的关键文化载体。将

《澳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79 —其融入当代音乐专业教育，既是响应国家教育强国与文化自信战略的必然要求，也是通过音乐叙事深化学生民族认同和地方认同的有效路径。当前我国音乐专业教育在技术训练和理论体系建设上已取得长足发展，但在传承红色音乐基因、融合思政教育与专业培养方面仍有深化空间。将抗日民族音乐系统融入专业教学既是对音乐历史脉络的完整梳理更是对艺术创作时代使命的生动阐释。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的这些作品其创作与传播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民族精神动员。例如《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作品以强烈的节奏激昂的旋律和集体性的演唱形式唤醒了民众的救国意识强化了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的认同感；蒙古族音乐家麦新创作的《大刀进行曲》以其斩钉截铁的节奏和磅礴气势传唱大江南北成为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象征。教学中引入这类作品能够引导学生超越个体审美体验进入历史语境理解音乐如何参与和塑造民族精神谱系从而在情感共鸣中自然生成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抗日民族音乐在地方认同上，其底色是鲜明的地域文化与深厚的民间音乐基础。大量作品都融入了各地民歌、戏曲和说唱这些地方性的音乐元素，比如说云南地区，白族、彝族还有纳西族的同胞们创作了像《抗战歌》《送郎参军》这样一大批歌谣，他们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并且把白族的大本曲、彝族的阿细跳月这些传统曲调也融合进去，这就让抗战的主题和地方性的音乐形式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而在东北地区，那首著名的朝鲜族民歌阿里郎被填上了反抗压迫、向往解放的新词，用人们熟悉的旋律去承载新的时代情感；成为动员群众、抒发民族情怀的一个有力载体。通过对这些作品的分析学生能够理解抗日音乐是怎么扎根于民间又服务于大众的进而认识到民族文化在全国性叙事里那种独特的贡献。这种认知有助于培养学生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格局的理解增强他们对地方民族音乐的尊重与认同。在教育强国建设与“大思政课”推进的背景下，音乐教育肩负着“以文化人、以美育人”的重任。毛泽东阐释了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一定的文化“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5]。民族音乐文化审美活动的核心是审美体验者对民族音乐作品的理解，与民族音乐作品交流对话的过程也就是了解民族音乐作品本身具有的民族审美因素及其传统文化历史内涵的过程[6]。抗日民族音乐同时具备民族精神的高度与地方文化的温度，为音乐专业教育提供了鲜活而深厚的思政素材与专业资源。将其系统融入课程体系，不仅是对红色基因的传承，更是通过音乐中的地理与旋律中的历史实现认同教育的生动实践。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既能从宏观上把握中华民族在危机中奋起的精神主线，也能从微观上体察地方音乐文化在时代洪流中的应变与贡献，从而在专业成长中同步铸牢民族认同与地方认同的双重根基，成为既有专业素养又有文化担当的新时代音乐人才。三、现实需求与问题诊断目前高校音乐专业课程设置方面，抗日民族音乐所占比例不大，且大多是零散分布在音乐史、音乐分析、音乐表演等相关课程当中，在整个培养过程中并未形成系统性的内容。（一）系统性课程缺失与地域资源利用不足具体表现为，一些学校在课程设置方面，抗日民族音乐的内容大多附属于中国近现代音乐

教育强国背景下抗日民族音乐融入音乐专业教育的精准教学路径研究— 80 —史等相关基础理论课程，缺少单独的专题课或者模块，造成教学内容碎片化，不成体系。例如，在《音乐作品分析》这门课上，老师只选择一两首抗日民族音乐作品来分析它们的曲式结构，但是对其产生的时代背景、目的意义和社会影响以及所包含的民族精神等方面关注较少，从而使学生只了解其技术层面的东西，而不明白它是红色文化的代表，在思政教育上起到的作用。此外，在选取教学内容时，“重视经典而忽视地方”问题严重，《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这类全国范围内广为人知的作品被频繁提及，但是像各个民族、各地域在抗战期间创作出的各种民歌、说唱、戏曲等地方性抗日民族音乐作品却很少被发现并加以运用，这样就不能很好地展示抗日民族音乐丰富多彩的一面也无法让学生从地方角度去认识战争和民族精神，不利于民族意识和地方意识双管齐下。（二）沉浸体验缺失与深层情感联结不足从教学方式和手段上看，传统的“一言堂”填鸭式教学仍然占主流，缺少互动性和体验性，在课堂上老师主要讲授有关作品创作背景、作者生平、音乐结构等相关概念性内容，而学生则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缺少主动性以及深入体验的机会。尽管现在有一些学校已开始尝试使用多媒体进行教学，例如播放相关的历史视频或者音频等，但是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起到一个补充作用而非主导，不能最大限度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比如，在抗日民族音乐的教学中，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沉浸式技术尚未被运用，学生们无法代入其中去感受那个时代的音乐创作与传播情况，也就很难与之发生情感上的共振。另外，体验式教学方式也基本缺失，如让学生自己排演抗日民族音乐作品、开展以红色音乐为主题的实践活动等相对较少，因而学生也就不能在亲身实践过程中体会到这些作品所具有的艺术美与精神力量，在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知识学习之间做到有效结合，而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契合。（三）评价体系失衡与育人导向偏差在考核评价方面，目前音乐专业教育对学生考核过于注重学生专业技能以及相关理论知识掌握情况，比如演奏演唱技能、乐理知识、音乐史知识等，而对学生在学习抗日民族音乐中获得红色文化素养、爱祖国爱人民思想、艺术为人民服务观念等思政方面考核几乎空白。考核方式也比较单一，一般就是期末考试或者音乐会等形式，不能够很好地反映一个学生整体水平。这种“重专业、轻思政”考核方法，使许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只重视提高个人专业能力，而忽略对红色音乐精神传播以及自身思想政治素质提升，造成“为艺术而艺术”现象，在新时代国家发展对人才要求下背离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而且，因为缺少对思政部分正确评价，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就很难准确判断学生思政教育效果，从而不能有效进行针对性指导，不利于精准育人工作开展。四、抗日民族音乐融入音乐专业教育的教学路径构建（一）精准定位：构建“思政+专业”双目标的课程体系在全球化纵深发展、文明互鉴与冲突并存的时代语境下，青少年群体作为国家未来的主体，其价值观念、身份认同与精神归属的培育，直接关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强度与延续可能[7]。建立完整的抗日民族音乐课程体系是弘扬红色基因、培养艺术人才的有效手段。必修课

《澳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81 —程以《中国音乐史》为依托，在其中设立一个“红色音乐专题”，梳理抗日战争时期民族音乐发展过程，从“九一八事变”后救亡歌曲出现，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新音乐运动”的推进，用时间和作品结合起来让学生了解这个时期的音乐创作特点以及精神内涵。选修课程可以针对不同专业设置不同课程比如《抗日民族音乐编曲》《红色声乐表演》等。前者通过分析讲解《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歌》等作品和声、配器等方面内容教会学生们在当代编曲时如何保持红色音乐叙述性和感染力；后者是以“民族声乐学”为基础，在教授学生掌握好“气声结合”“情感张力控制”等演唱技巧之后结合《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等歌剧片段进行排练，对接作曲与表演专业需求。实践课程重视理论与实践结合，在“艺术实践周”“红色采风”等形式上让学生进行锻炼，再去到延安、太行山等地参观学习期间搜集各地抗日歌谣原貌，在此基础上进行“抗日主题音乐创作研讨会”，让同学们根据所获得资料创作合唱、重奏等形式的作品，在“红色音乐专场音乐会”或“校园戏剧节”上展示自己研究成果，在此过程中加深他们对红色音乐的认识以及创新能力。像延安大学就以“用红色文化铸魂育人”为主题举办一系列具有特色的文化活动来创造良好校园风气。学校大力推动校园文化建设工作，实行“一院一品”，开展丰富活动如校园歌手大赛、草地音乐节、大学生书法绘画摄影作品展览、主题演讲比赛、红歌合唱比赛等。就课程内容而言，要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与专业培养目标相统一的要求，在思想政治方面，要具体落实到民族精神传承、艺术为人民精神、红色文化宣传等方面的内容上，比如开设《抗日民族音乐作品选析》，通过讲解《黄河大合唱》中的《保卫黄河》乐段“卡农式”的轮唱方式，使学生了解复调音乐的同时也明白这种此起彼伏、逐层推进的声音所体现的就是中国人的前仆后继、同仇敌忾抗日斗争的精神，进而领会“团结就是力量”。在专业方面，则要确定培养学生的历史认知能力、作品分析能力、创作、演奏能力以及传播能力的具体手段，比如在《抗日民族音乐史》一课上指导学生用音乐考古学、历史文献学的方法来探究各地抗日民歌出现的时间、作者情况及其传播途径等问题，提高学生的音乐史研究水平。（二）精准施教：创新“技术赋能+体验式”教学方法在数字中国和教育强国建设的大背景下，党和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旨在推动数智技术赋能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为高校培养跨学科创新型人才提供新的动力和方向[8]。在抗日民族音乐教学中，数字化工具与沉浸式实践的融合为课程创造了不同的可能。数字化教学工具通过技术赋能深化音乐本体的分析，比如利用MIDI编曲软件拆解《黄河大合唱》各声部的旋律走向，让学生可直观对比铜管乐器的激昂与弦乐的抒情如何塑造“保卫黄河”的战斗意象；借助音乐可视化平台生成《松花江上》的旋律曲线图谱，可以清晰地呈现下行音型如何模拟“哭诉式”的情感表达。还可以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学习内容进行整理规划、根据教学效果调整学习计划。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技术观察世界上的信息数据，拥有全面、详尽的获取信息和整合信息的能力，从这一角度讲，它同样具备全知性[9]。通过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可以使抗日民族音乐教学内容更全面、教学方式更个性化，给学生带来更高效、舒适的学习体验。沉浸式实践教学以多层次虚拟化环境营造，有利于产生共鸣以及激发创造力，可采用情景再现形式进行演练。利用数字设备让学生扮演 1940年的“抗敌演剧队”在野外演出，以煤油灯照明、简陋乐器伴奏，上演《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在方言对白及动作表达中感受革命文艺

教育强国背景下抗日民族音乐融入音乐专业教育的精准教学路径研究— 82 —工作者所具有的抗战精神。在社会服务环节让实践走入社会，例如联合革命纪念馆开展“红色音乐讲解员”培训项目，学生们整理《白毛女》等相关资料，制作“音乐中的党史”展板；举办“社区红色歌谣工作坊”，教会老年人使用手机应用程序录制合唱音频，这既是抗日歌曲活动也是帮助老年人了解音乐在当今时代如何传播方式。而“技术赋能——情感浸润——社会反哺”的三重路径，使学生在理解音乐本质的同时重演那段历史，并为社会做出贡献从而更好地继承和发展抗日民族音乐。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则可以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设体验式教学课。线上方面利用虚拟仿真技术建立抗日音乐数字博物馆，学生戴上 VR头盔走进延安鲁艺窑洞教室观看冼星海创作《黄河大合唱》草稿，线上交互环节中学生可以选择不同版本《在太行山上》某一个声部进行虚拟合唱，系统即时反馈每个声部音准和节奏问题并且由 AI指挥家虚拟形象提出相应改善意见，使技术赋能不仅限于观赏还延伸到操作。线下重视“亲身”的感受，在此基础上可设计重走音乐抗战之路研学活动，带领同学们跟随《黄河大合唱》诞生地——从壶口瀑布到延安路线开展实地走访，“风在吼，马在叫”的磅礴气势扑面而来；在太行山区，请当地老人教唱抗战时期流行小调，同学们用现代流行音乐手法重新编配这些传统曲目，赋予他们新生命。还可以采取角色扮演方式，将班级分成若干小组，每组代表一个抗战时期音乐工作者，完成给前线战士写一首战歌或者将地方小调改编成一首宣传抗日主张歌曲的任务，在编写歌词、谱写曲子以及准备服装和道具过程中体会那个年代音乐人“贴近群众、扎根基层”工作状态。由虚拟情境体验——真实环境参观——角色扮演引导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学习过程，学生不再是单纯接收信息的角色，而是一名探究者、表演者甚至是重新创作者，他们的专业能力提高以及思想受到感染也在这一过程中慢慢发生。（三）精准评价：建立“过程+结果”多维考核体系抗日民族音乐教学评价体系指标制定要以专业素质为基础、以思想政治素质为中心，形成全面综合性评价标准。在专业素质上，要从演奏演唱水平、改编创新能力、音乐理论研究能力等方面进行衡量。对于演奏演唱者来说，要准确把握作品背景及其所表达情感，在演唱或演奏上既要有激情也要注意技术到位，做到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旋律都表现良好，把那个年代精神风貌用音乐真实再现出来；在改编上尽可能使抗战精神和现代审美相结合，作曲家利用旋律变化、编配新意等方式给经典抗战歌曲注入新鲜活力，在旋律上考虑到人民当前审美取向的同时也不忘抗战精神本质，在编配上使用现代化手法和乐器，使传统作品重新焕发出生机，在当今社会仍然能打动人心；在音乐理论上要让学生从不同角度对一首歌进行全方位解析。既要分析这首歌音乐形式以及声音使用等问题，又要探讨这首歌产生原因，在当时社会作用等，还要挖掘这首歌背后所包含文化意义，从而体现学生对这首歌艺术价值以及时代意义认知程度，通过音乐理论分析体现对这首歌深层次理解和思考；而思想政治素质测评主要围绕民族精神认同感、历史使命感和社会导向这三条主线来进行。通过考查被测评人在演绎这首歌时对其理解表述情况，以及选择主题时对历史看法来判断他们对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感强弱；考查他们在实际操作中对历史记忆传递积极性，即他们是否愿意主动把抗战历史和民族精神融入自己的音乐创作与演出之中；另外还要观察这首歌传播过程中激发人们爱国热情及民族自尊心效果如何，即此歌

《澳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83 —能否给社会带来良好影响，能否激励起人民对祖国热爱之情和对民族骄傲感。评价要达到创新的目的就必须做到过程性和结果性评价相结合。过程性评价可以在课堂中通过对历史背景探讨的过程、音乐史与历史结合文章等方面进行全过程跟踪，而结果性评价可以在“抗日民族音乐专场音乐会”，或者“期末汇报演出”等场合来进行表演展示，从他们的表现力以及合作程度来评判他们完成的作品，并且以社区演出反响等作为参考来判断其影响范围。最后的成绩是由老师打分、服务对象的意见以及同学互评组成，保证了评价的多样性以及公正性。为了使评价更加公平合理还可以使用一些现代化手段来进行帮助评价工作。比如用人工智能音频分析软件对学生演唱或者演奏进行音准、节奏、感情等方面的技术性打分并形成一份详细的分析报告，在学习管理平台（LMS）上记录学生在虚拟博物馆上网课时间长度、互动活跃程度、知识点学习情况等信息作为过程性评价的一部分。对于思想道德品质由于它是无形的所以可以用情景模拟测试、主题辩论会、作品创作说明等形式对其了解抗日民族音乐的思想认识以及价值取向进行考查。例如，华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们参加“走进社区教唱红歌”，“到革命纪念馆做义务讲解员”的实践活动可以获得相应学分计入成绩并且与“优秀志愿者”称号挂钩。这样全方位、多层次的评价模式不仅可以准确反映教学效果而且可以让同学们在学习当中自觉地追求专业知识与思想道德素质同步提高从而达到教书育人、育人为本的目的。五、抗日民族音乐融入音乐专业教育的保障机制（一）加强顶层设计与资源保障为了更好地发挥抗日民族音乐教育对人的培养的作用，就必须切实认识抗日民族音乐教育对传承红色基因、精心培育爱国主义精神所起的重要作用。红色基因蕴含着众多革命前辈的事迹以及他们崇高的理想抱负，抗日民族音乐就是其中的一种激情澎湃而又形象的表现方式。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抗日民族音乐也是培养这种精神的一个重要阵地。比如，思政示范课可以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线，进一步挖掘抗日民族音乐教育内容；红色文化育人基地可以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抗日民族音乐文化；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可以让学生亲身体会从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滋养。将与抗日民族音乐教育有关的所有课程系统化、科学地纳入学校的重点建设工作中去，在教学目的、课程安排、教师配置等方面做好充分准备，以保证课程正常运行。通过申报省部级以上教学改革课题、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等方式，为抗日民族音乐教育注入新的活力，从多个角度全面系统地推进教学内容的创新与资源升级，确保课程体系始终与时代发展同步，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同时，积极主动争取教育、文化和旅游等部门的专项经费支持，为抗日民族音乐的研究和传承提供有力的保障。广西高校通过政策扶持、校地合作，使教育资源得到了较好的整合，课程体系得到了优化，产学研协同创新得到了深化，民俗学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得到了提高，民俗学研究生培养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10]。此外，还需要建立一套长效的政策机制。比如设立专项资金管理委员会，对专项经费进行科学、规范的管理，确保经费的使用合理、透明。制定详细的年度实施计划，明确每年的工作目标和任务，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抗日民族音乐教育工作。要在教育教学经费、改革项目、评奖评优、人才引进等各方面，进一步全方位地加大加强对基础薄弱地区的政策倾斜和支持[11]。

教育强国背景下抗日民族音乐融入音乐专业教育的精准教学路径研究— 84 —通过这些长效机制，确保持续稳定的政策和资金保障，进而全面提升抗日民族音乐教育课程建设的育人效果与可持续性，使抗日民族音乐教育能够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为培养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的新时代人才贡献力量。（二）深化馆校协同与资源整合大力推动跨界协同育人工作，以此为契机进行全方位资源整合。联合当地文化和旅游局、档案馆、红色纪念馆等相关单位，共建教学实习基地，形成馆校合作关系长久、稳定。即可以采取签订协议形式，将抗日战争时期音乐文献、历史影像资料、纪念馆藏品等进行开放共享，供高等院校学生学习使用。聘请纪念馆研究人员、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等行业专家作为兼职教师，在课程设置和实践活动方面予以帮助。为保证馆校合作能够良好运转，组建专门工作组，定时召开研讨会，及时解决资源共享中遇到技术问题或管理工作问题，同时拟定每年合作方案以及合理评价标准。另外还要进一步整合高校音乐学院师资力量和社会红色资源，共同打造一条“抗日民族音乐主题研学线路”，让历史情境与艺术教育有机结合。把合作范围扩大到社区团体、文化企业和媒体等。与他们一起举办有关红色音乐公共教育项目或者网络展览，使更多人了解相关知识。以上这些措施有利于丰富教学内容多样化并且让抗日民族音乐得到更好保护与发展。从文献资源整合来看，高校可与地方档案馆、党史研究室合作建设“抗日民族音乐文献数据库”，全面收集抗战期间歌谱、唱片乐谱、报刊文章等第一手资料，采用数字化扫描及元数据标注手段，方便读者查询和网上浏览；联合图书馆设立“抗日民族音乐特色馆藏专区”，不仅有书籍还有革命老区提供的旧唱片以及战争时期使用的乐器等物品，并定期开展“文献修复班”，请专业人士带领大家动手修复破烂不堪的歌谱，让学生体会到保存文献的重要性。2025年 4月，南京艺术学院与南京博物院加强合作，在艺术教育以及传统文化方面取得新突破，依托南京艺术学院“中国文化传承与数智创新实验室”，就数字艺术创新以及数字化博物馆展览技术推进数字化进程并发布年度报告。对于一些散落在民间的抗日民歌只有口耳相传而无书面记载的情况，可以组织学生到太行山区或者吕梁山区等地寻访老一辈艺术家，采取音乐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式对他们进行采访，用专业的录音器材录制他们唱的原汁原味的民歌，然后利用音乐记谱软件将它们变成可视化的歌谱，在此基础上参照当地的史志文献探究这些民歌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是谁写的、又是在什么地方传开的等，撰写出具有很高参考价值的文章，同时充实课堂内容，提高学生的音乐史水平。（三）推动实践育人与文化浸润积极而持久开展学风建设工作，把抗日民族音乐中的斗争精神、团结精神作为主要的价值导向，形成“理论+实践+文化”的三位一体学风建设模式。这个模式有利于全方位、多层次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形成浓厚的学习风气。通过举办主题活动音乐会、系列报告会及研讨会、志愿服务等形式加强理论学习，使学生在准备节目、认真指导大家唱歌时更深刻地理解红色音乐的意义，在实际活动中锻炼服务意识、责任感、吃苦耐劳等优秀品质，达到知行合一的良好学风形成和发展。在大学学风建设过程中，有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首先，可不定期策划组织“红色旋律”主题音乐会。通过歌唱比赛，使同学们在优美的旋律中体会到团队的力量；用器乐合奏

《澳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85 —展示各种乐器发出的不同声音所形成的美妙效果；用音乐情景剧再现那段峥嵘岁月，《黄河大合唱》，《在太行山上》等耳熟能详的经典红色曲目被同学们重新演绎。在反复排练、共同演出的过程中，同学们对于集体荣誉感有了更深刻的体会，提高了自己的艺术修养，增强了顽强拼搏的精神以及团结协作的能力。其次，开设“抗战音乐中的民族魂”系列讲座和研讨会。请党史方面的专家学者介绍该歌曲的时代背景，使同学们认识到当时的社会环境；请资深音乐研究者剖析这首歌曲是如何创作而成的，如旋律的设计、节奏的选择等；请文化评论家准确解读其中所包含的浓浓的家国情怀和铮铮铁骨。最后，开展以“红色音乐传唱”为主题的公益活动。支持和引导学生组成文艺小分队，在课余时间为周边的居民带去欢笑和红色精神，到中小学去给未来的祖国播种希望。教唱红歌，让大家熟悉这些歌曲；开小型音乐会，展示红色音乐的魅力；讲故事，让大家知道每首歌背后的故事。这样的方式可以很好地普及红色革命精神，让学到的东西真正服务社会。在社区传唱，可以使老百姓在优美的歌声中领略红色文化的风采；走进小学，可以让孩子们在美妙的音乐中受到爱国主义教育。六、结论在教育强国建设中，将抗日民族音乐系统纳入音乐专业教学，是落实立德树人、培养兼具家国情怀与专业能力音乐人才的重要举措。针对当前思政与专业教学融合不紧、内容割裂、方式及考核单一等问题，可采用“精准定位—精准施教—精准评价”相结合的模式。以“思政+专业”双目标课程传承红色精神、提升专业技能；以技术赋能与体验式教学增强情感共鸣；以过程与结果并重的综合评价促进全面发展。同时依托制度保障、馆校合作与实践活动确保教学落地，有效破解思政与专业脱节问题，增强学生民族认同与文化自信。未来可借助人工智能探索个性化教学，不断完善抗日民族音乐的教学环境，持续完善教学体系，为新时代人才培养提供长效支撑。——————————【參考文献】[1]白静.逐梦教育强国路踔厉奋发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教育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J].中国科技产业,2024,(09):1-2.[2]郑娓娜,谢守成.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的哲学阐释[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5,(09):10-13.[3]赵心慧,李志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强国重要论述的四重逻辑[J].教育研究,2024,45(07):4-17.[4]李娟.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讲好中华民族故事”的三重路向[J].民族学刊,2025,16(11):96-105+163.[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3—664.[6]张晓文 .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民族音乐育人研究 [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02):88-97.[7]林笑夷.“抗战”历史记忆赋能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抗战胜利 80周年之际的教育实践省视[J].民族教育研究,2025,36(05):5-14.[8]詹晶,贺威姿.高校跨学科创新人才培养的现实困境与数智赋能[J].高教论坛,2025,(04):90-94.[9]戚剑玲.广西兴边富民背景下民俗学专业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J].大学教育,2025,(07):111-115.[10]王一璇 ,潘同人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表现样态、内在逻辑与实施路径 [J].高教论坛,2024,(12):14-19.[11]郑前进.我国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特征与发展的思考——基于2022年本科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实证分析[J].高教论坛,2024,(07):67-72.

澳门护理学硕士研究生教育对我国内地的启示— 86 —澳门护理学硕士研究生教育对我国内地的启示沈怡1，亓雪勤2（1.澳门镜湖护理学院,澳门 999078;2.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广东深圳 518036）[摘要]本文目的是比较澳门与内地护理学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差异，总结澳门经验，为我国内地护理教育改革提供参考。通过文献回顾与高校官网信息收集，对比分析澳门与内地在入学政策、学制安排、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及评价体系等方面的特点发现澳门护理硕士教育具有入学与培养过程灵活、课程设计注重学科交叉与实用性、教学方法多样、评价体系多元等特点。借鉴澳门经验，建议我国内地护理硕士教育应推行弹性学制、优化招生机制、强化课程针对性、丰富教学方法，并构建公平多维的评价体系，以提升护理人才培养质量，助力健康中国建设。[关键词]护理教育；护理学硕士；学术型；澳门护理教育；澳门经验The enlightenment of Macao's master's degree in nursing education to ourcountry's mainlandSHEN Yi1 ,QI Xueqin2(1. Mir Lake Nursing College, Macau 999078;2.Peking University Shenzhen Hospital, ShenzhenGuangdong,518036 )[Abstract]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aster's degree in nursing education inMacao and mainland China,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 of Macao,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of nursing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Methods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information collection onthe official websites of universiti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cao and Mainland China in terms ofadmission policies, academic arrangements, curriculum, teaching methods and evaluation systems arecompared. Results Macao Master of Nursing education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lexible admissionand training process, interdisciplinary and practical curriculum design, diverse teaching methods, anddiverse evaluation systems. Conclusion Drawing on Macao's experience, it is suggested that ourcountry's master's degree in nursing education should implement a flexible academic system, optimizethe enrollment mechanism, strengthen curriculum pertinence, enrich teaching methods, and build a fairand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system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ursing talent training and helpbuild a healthy China.[Key words]nursing education; Master of Nursing; academic degree; Macao nursing education;Macau experience作者简介：沈怡，女，澳门镜湖护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亓雪勤，女，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主管护师。

《澳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87 —一、引言《柳叶刀》杂志发表的研究表明，护士的学历结构直接影响患者的死亡率，护理人力配置与患者结局间存在显著相关性[1]。充足的护理人力和合理的护理人才结构对提高医疗质量、保证患者安全具有重要意义[2]。随着全球化带来的人才流动加剧,加之老龄化进程的加快、疾病谱的不断变化,社会对护理人才的需求呈现出国际化、多元化、专业化的特点[3]。护理高等教育作为培养契合新时代医疗改革发展需求人才的主要途径,需要及时转变传统学科教育范式,创新教育新模式[4]。在护理教育领域，澳门各高校重视国际交流与合作，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笔者来自中国内地，现于澳门镜湖护理学院攻读护理学硕士学位，熟悉澳门、中国大陆护理学硕士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课题设计、课程评估等。本文就澳门和我国护理学硕士教育特点进行比较分析，期望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护理学硕士研究生教育体系提供参考。二、澳门护理高等教育启示（一）建立弹性学制，对接多元成长需求弹性学制是美国哈佛大学于 19世纪 70年代提出的随后在世界各高校相继推行[5]。在澳门,护理学硕士研究生的学习方式和进度安排非常灵活,无全日制及非全日制学习形式的区分,在职学生与全日制学生入学标准、培养及考核方式唯一,最后授予的学位也完全相同(在我国,全日制研究生与非全日制研究生学位及学历证书不同)。在职学生和全日制学生在同一课堂学习,在职学生可以通过减少每学期选课门数、延长学习时间来保障出席率及学习质量，也可以灵活选择开题答辩及论文答辩时间，弹性完成相同规定模块学习和考核。这为临床护士的职业发展和规划提供了非常弹性的选择。在澳门,该培养方式对于护士而言,是一条自我提升的重要途径。截至 2021年年底，我国在护理学一级学科下招收硕士（含学术型和专业型）的院校约 120余所[2]，几乎统一实行“2-3年固定学制”，仅在“休学-复学”层面给予弹性，导致在职护士因生育、轮班、援鄂等任务被迫“超期清退”。建议：把“学制弹性”落到操作层——参照日本[3]、澳大利亚[6]、爱尔兰[7]、英国[8]等国护理研究生教育，允许学生依据岗位调动、工作情况、家庭事件即时调整进度。（二）基于培养定位和学生选择，优化入学方案澳门高校的护理专业研究生培养类型可分为护理学硕士研究生及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在入学选拔时并没有设置统考，而是让考生结合自身学术发展的不同方向和优势自主进行选择，有助于选拔符合课程培养定位要求的考生。如澳门理工大学及澳门镜湖护理学院招收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均要求考生有至少三年临床护理工作经验。而在日本[3]、澳大利亚[6]、爱尔兰[7]、英国[8]招收学术型护理研究者生则需通过各招考学校的专业及科研内容笔试及外语面试。考生明确自身成长需求后，通过不同的入学要求及考核方式，自主选择学术型/专业型。爱尔兰、美国等国也在专业型硕士研究生招生时，要求学生同时具有本科或同等学力及临床工作经验，这可能成为未来一个发展趋势[7]。根据教育部《2023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我国的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分初试和复试 2个阶段进行[9]。初试由国家统一组织，分为全国统一考试（含联合考试）、单独考试以及推荐免试。对比国内外，我国的护理研究生招考通道单一，重知识记忆、轻科研潜力，导

澳门护理学硕士研究生教育对我国内地的启示— 88 —致“高分低能”现象普遍。对于护理专业型研究生而言，绝大多数学校并未在学生的临床经验这一点上做硬性规定，学术型与专业型入口区分度严重不足，难以区分“临床专科型人才”与“学术科研型人才”[7]。想要成为临床护理专家，必须同时具备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以及扎实的科研及理论基础。应届本科毕业生理论扎实、科研起点高，但缺乏临床实践经验。部分专科起点的在职护士虽然临床经验丰富，但却缺乏系统的科学思维[10]。如何在两种学制中，针对不同学习需求及职业规划方向进行模块调整应成为国内护理人才培养改革的重心。（三）加强课程设计针对性，凸显专业特色我国开设护理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课程的各护理院校，医学基础课和公共课内容基本统一[11]。同时，学术型和专业型硕士研究生课程的区分度不高，课程开设几乎一致[12]。因此，需要借鉴澳门护理教育经验，根据学生需求、学科特点以及护理科研方向合理设置课程，明确制订各项能力的培养要求、对应课程及学分要求。建议我国各高校统一护理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核心课程设置，加强专业课程建设，与专业型硕士研究生课程作出区分，以便提高我国护理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教育质量及加速护理学学术型人才培养。对于学术型硕士和专业型硕士而言，同一专业需要掌握的基础专业课程内容大体一致，但在专业技能及学术培养方面应该各有各的侧重点[13]。借鉴澳门护理学研究生课程设计，学术型硕士的培养注重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及国际化视野，鼓励国内高校定期举办学术活动讲座，邀请国内外专业领域影响较大的专家学者到校做学术报告，鼓励学生积极参加与专业相关的国内外学术会议与学术报告。我国护理院校“双语教学”多停留在 2-3门选修课，且学生英文输出不足。各高校可增设“全球护理议题”“跨文化照护”等国际化课程，优化教学形式与资源配置，推行“双语并行”教学模式，同步提供中英文课件与国际前沿阅读材料，组建兼具海外学术背景与临床经验的授课团队，将国际护理指南、循证数据库使用规范嵌入课堂教学。通过全英文小组汇报、英语研究方案撰写等沉浸式训练，提升学生学术英语表达与国际期刊投稿能力，培养既懂临床实践又具国际视野的专科领军人才。（四）多种教学方法相结合，重视高质量的护理教育我国大多数高校护理学硕士研究生的教学方法仍以课堂授课为主，老师“满堂灌、填鸭式教学”，沿用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等教学方法[14][15]，使批判性思维难以深入培养，也难以提升学生学习兴趣。澳门护理学研究生培养以“学生为主体、团队式学习（TBL）、翻转课堂（FC）”为主，学生主导课堂，强调独立思考与评判性思维。我国护理学研究生教育的教学方法可以更加多样，例如增加个人/小组汇报、讨论的形式，老师作为讨论的引导者，组织者和总结者，不分辨学生观点的对错，而是要求其对自己提出的观点进行深入的辩证讨论。这个知识输出的过程有赖于学生课前大量的文献阅读、小组团队沟通与合作，以此提升学生独立学习、思考能力及团队协作能力，培养评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在教学过程中，应当结合临床实际，避免枯燥的理论学习。推荐使用 TBL、FC、案例分析、小组汇报等多种方法使学生就某一问题深入学习，通过辩论和思维碰撞使分析能力、创新意识、评判性思维能力，决策能力得以提升。（五）树立全面的公平公正评价体系，优化考核方式我国护理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要求是完成课程的学习（修满学分）及毕业论文撰写（需在统计源期刊或者核心期刊发表至少 1篇学术论著），并参加为期最少半年的临床实践（有临床工作经验者，需完成 3个月临床实践）[6]。借鉴澳门高校的考评方式多样化，采用期末考

《澳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89 —试、个人/小组汇报、平时作业、同伴互评或考勤相结合等方式对学生进行考评。此外，有调查研究显示，在英国“自我考评”是职业发展的一项要求[16]。启发我国高等院校护理学硕士沿研究生考评中如小讲课、案例汇报等，可采取导师、同学、病人等多方考核方式，以综合评估学生多方面能力。三、总结与展望国家对多元化、多层次护理人才培养力度和需求，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都将持续加大，培养实践能力强、临床思维能力强、有爱有温度的护理人才是必然趋势[2]。澳门地区护理学硕士研究生教育在入学政策、课程设计、教学方法及评价体系等方面的经验，为我国内地护理教育提供了有益借鉴。未来，我国应结合国情，逐步推进弹性学制、优化招生机制、强化课程特色、丰富教学方法、完善评价体系，不断提升护理教育质量，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端护理人才，为实现健康中国建设目标作出更大贡献。——————————【參考文献】[1]Aiken LH, Sloane DM, Bruyneel L, et al. Nurse staffing and education and hospital mortality in nine Europeancountries: a ret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study[J]. Lancet, 2014, 383(9931): 1824-1830.DOI:10.1016/S0140-6736(13)62631-8.[2]尚少梅,王翠,董旭,等.对我国高等护理教育近 20年发展的回顾与思考[J].中国护理管理,2021,21(9):1292-1295.DOI:10.3969/j.issn.1672-1756.2021.09.004.[3]陈卉芳,刘春琴,刘婷,等.日本国立大学护理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育状况及启示[J]. 护理研究,2024,38(21):3911-3915. DOI:10.12102/j.issn.1009-6493.2024.21.025.[4]尚少梅,潘姝丞.继往开来再谱新篇——我国高等护理教育成就及未来发展[J].中华护理教育,2024,21(9):1032-1033. DOI:10.3761/j.issn.1672-9234.2024.09.004.[5]安广洲,赵涛,周艳,等.科学引进弹性学制提高人才培养质量[J].卫生职业教育,2019,37(8):10-11.[6]陈佳妮,周英,张清.澳大利亚护理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育现状及启示[J].护理学杂志,2022,37(7):97-100.DOI:10.3870/j.issn.1001-4152.2022.07.097..[7]吴颖.我国与爱尔兰护理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对比及启示[J].护理研究,2018,32(2):306-308.DOI:10.3969/j.issn.1009-6493.2018.02.041.[8]李火把.护理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及其课程设置现状[J].蚌埠医学院学报,2012,37(2):247-248,封3.DOI:10.3969/j.issn.1000-2200.2012.02.044.[9]教育部. 2023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EB/OL]. (2023-06-21)[引用日期].http://www.moe.gov.cn/srcsite/A15/moe_778/s3113/202209/t20220906_658894.html.[10]李继平,张宇斐,李李. 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实践能力培养[J].中华护理教育,2015,12(10):730-734.DOI:10.3761/j.issn.1672-9234.2015.10.002.[11]司菲,钱志刚,胡曼曼. 29所高校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的内容分析[J].中华护理教育,2017,14(11):831-835. DOI:10.3761/j.issn.1672-9234.2017.11.007.[12]张利兵,姜安丽,张兵,等.我国护理学硕士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调查[J].护理学杂志,2019,34(7):59-62.DOI:10.3870/j.issn.1001-4152.2019.07.059.[13]王平,钱瑶,徐井芒.浅析我国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J].教育教学论坛,2021(04)：177-180.[14]刘娟,胡伟力,陈志勇.我国护理教育面临的困境及对策研究[J].医学与哲学,2013,34(1):83-84.[15]赵姗姗,王爱华,王瑛,等.基于学生视角护理硕士专业学位课程现状与意向分析[J].护理研究,2017,31(10):1216-1219. DOI:10.3969/j.issn.1009-6493.2017.10.018.[16]张文文,王爱敏,王力.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的专家调查研究[J].护理研究,2012,26(1):81-83.DOI:10.3969/j.issn.1009-6493.2012.01.040.

知识图谱视域下英美戏剧类通识课程教学实证研究— 90 —知识图谱视域下英美戏剧类通识课程教学实证研究苏凤1，邹阳航 1，丛成淘 2，赵梓暄 1，纪石锋 1，王伟悦 1，渠文君 1，肖乐玲 1(1.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 ;2.深圳南山实验教育集团南头小学，广东深圳 518052)[摘要]本研究聚焦知识图谱赋能英美戏剧类通识课程教学实践，依托《英美戏剧赏析与实践》课程，探讨其在英美戏剧类通识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方式与实践效果。研究采用问卷调查、访谈、前后测和校际比较等方法，从学情基础、数字赋能教学意向、课程实施效果等方面展开分析。结果表明，知识图谱视角下的课程实施有助于提升学生学习效率，促进知识结构化掌握，并对创作能力、批判性思维和策略运用等综合能力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研究得出，知识图谱思路用于教学，与英美戏剧课程教学具有较高契合度，可为相关美育通识课程的数字化改革提供了建议与参考。[关键词]英美戏剧；通识课程；教研教改；数字赋能教学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of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in British andAmerican Dram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GraphsSU Feng1, ZOU Yanghang1, CONG Chengtao2, ZHAO Zixuan1, JI Shifeng1, WANGWeiyue1, QUWenjun1, XIAO Leling1(1.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2. Nan Tong Primary School of Shenzhen Nan Shan ExperimentalEducation Group, Shenzhen Guangdong 518052)[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 graphs in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British and American drama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and Practice of Britishand American Drama" course, it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methods and practical effects of knowledgegraphs in the teaching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drama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The research adoptsmethods such as questionnaire surveys, interviews, pre- and post-tests, and inter-school comparisons,and conducts analysis from aspects such as the learning situation basis, the intention of digitalempowerment in teaching, and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the cours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implementation of the 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graphs helps to improve students'learning efficiency, promotes the structuring of knowledge, and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development of comprehensive abilities such as creative ability, critical thinking, and strategyapplication.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knowledge graph approach is highly compatible with the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省省级质量工程“数字赋能师范生美育通识课程教学改革”阶段成果，项目编号：jx2024308；北师大校级教研教改课题“知识图谱视野下美育通识课程改革”阶段成果，项目编号：jx2025085。作者简介：苏凤，女，北京师范大学文理学院副教授；邹阳航（男）、赵梓暄（女）、纪石锋（男）、渠文君（女）、王伟悦（女），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丛成淘，男，深圳南山实验教育集团南头小学一级教师；肖乐玲，女，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澳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91 —teaching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drama courses and can provide suggestions and references for thedigital reform of related aesthetic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Key Words] British and American drama;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Teaching and research reform;Digital empowerment of teaching一、研究背景与意义（一）时代背景与研究价值知识图谱分为通用知识图谱和特定领域知识图谱。本研究“知识图谱视野下美育通识课程改革”指的是以特定领域（英美戏剧知识图谱）的网络状知识库为背景，以通识美育课程《英美戏剧赏析与实践》为案例，将深度学习知识图谱模型与通识课程的教学相结合，通过信息抽取、知识融合、知识加工、知识推理等方法，使学生可以更好地获取、加工、再现及使用此领域的知识，实现学科交叉，提高美育通识课程教学效果。广义来讲，知识图谱是通过将应用数学、图形学、信息可视化技术、信息科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与计量学引文分析、共现分析等方法结合，并利用可视化的图谱形象地展示学科的核心结构、发展历史、前沿领域以及整体知识架构达到多学科融合目的的现代理论。它把复杂的知识领域通过数据挖掘、信息处理、知识计量和图形绘制而显示出来，揭示知识领域的动态发展规律，为学科研究提供切实的、有价值的参考。迄今为止，其实际应用在发达国家已经逐步拓展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它在我国仍属研究的起步阶段。学科交叉融合与教学整合是创新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向。数字媒体技术可为其提供新的发展思路。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和计算机技术的广泛使用，跨界融合、整合创新是时代趋势。中国工程院院士潘云鹤认为“融合创新是未来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向”。《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1]中也明确提出高等教育要突出培养创新型人才。目前高校如何落实创新教育已成为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本研究也是“新文科”教育理念在现实教学中的具体体现。新文科教育是全球科技革命、经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需求。2020年 11月教育部召开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并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2]。现代教育需突破传统思维模式，以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为主要途径，促进多学科交叉与深度融合，推动传统文科更新升级，从专业分割转向交叉融合。目前学界对新文科建设形成共识：通过打破学科边界，培养创造性人才，积极寻找符合中国特色的培养模式。知识图谱学科知识图谱作为领域知识的一种结构化语义网络，能够比一般性知识图谱更好地体现学科知识的完整性，也能保障学科范围内的知识深度，具有一般性知识图谱不可比拟的优势，是构建个性化自适应学习系统、提升教学智能化水平的关键。知识图谱对知识的学习和掌握具有启发意义。借鉴知识图谱的思路和方法，应用于教学实践，探索新时代教学改革，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目前，国内外英美文学领域尤其英美戏剧专业知识图谱建设尚未有显著成果，所以直接可

知识图谱视域下英美戏剧类通识课程教学实证研究— 92 —使用的知识库极其有限。但本研究的目标并不是建设英美文学或者英美戏剧知识图谱，而是通过研究和借用知识图谱获取、萃取、加工及使用网状知识库的方法，结合具体的教学实践案例，采用科学方法助力通识课程教学效果的提高。在国外，关于知识图谱和知识图谱建设的研究专著颇多，主要集中在三个维度：1.知识图谱的理论、概念及方法研究，如Mayank Kejriwal 等人所著 Knowledge graphs[3]，Michel Chein 所著 Graph-based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4]等，从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层面解析当前知识图谱建设的路径和进展。2.知识图谱在特定领域的专业使用，如Marieke van Erp et al. 编著 Knowledge graphsand language technology[5]，Sanju Tiwari 等所编 Semantic AI in knowledge graphs[6]等，结合语言技术、语义 AI等具体学科知识探讨知识图谱与专业结合的情况。3.知识图谱的推理、整合、逻辑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如 Dan Corbett 所著 Reasoning and unification over conceptual graphs 和Frithjof Dau 所著 The logic system of concept graphs with negation[7][8]等，这些研究在更深层面对知识图谱的工作机制及其可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可行性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论证。在国内，近年来知识图谱的研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可归纳为两个方面：第一，知识图谱的建设和管理研究，如付慧真所著《知识图谱与数据可视化》[9]，刘知远等著作《知识图谱与深度学习》[10]，任明《数字人文领域知识图谱构建方法与实践》[11]等，在知识层面和方法论角度介绍知识图谱。第二，知识图谱与具体学科知识结合的应用研究，如郭文斌所著《知识图谱理论在教育与心理研究中的应用》[12]，王京等著《人文社科领域知识图谱研究引论》[13]，李国印《知识图谱视角下我国民俗体育的研究》[14]，张文学《药品安全舆情的知识图谱获取方法与应用研究》[15]等，这些著作从学科交叉和知识图谱应用于专业知识的角度进行了研究。综上，目前知识图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科普类和一般理论性探讨，个别学者已关注到了知识图谱在具体学科的应用，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教育领域的知识图谱建设研究较少，将知识图谱的方法和原理应用于语言教学或者文学领域的研究几乎没有。可以说目前国内外知识图谱的原理和方法论研究已经较为深入和全面，知识图谱作为新时代数字科技和知识媒介，其所涉及的知识获取、加工、推理、整理和融合等方法在一些专业领域的应用已经取得了相应进展，可为其在人文社科和教育领域的应用提供参考。知识图谱赋能教育，结合教学场景，对于学生交叉学科思维、学习方法多元、自主学习能力等方面能否起到有益的促进作用，此方面的研究亟待开展。二、研究设计本研究依托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已持续开设的通识课程《英美戏剧赏析与实践》，以知识图谱理念为理论指引，围绕课程教学实施前与实施后的多个环节展开实证考察，旨在系统分析知识图谱融入英美戏剧类通识课程的应用方式、实施效果及优化路径。研究对象主要为本课程选课学生，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半结构化访谈、校际比较、前后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首先，在课程实施前开展学情基础调研，重点了解学生的学习习惯与学习特点。其次，围绕数字赋能教学意向展开调查，针对 57名选课学生，考察其对数字化辅助教学的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学习偏好、AI教学效能感、数字素养与行为意向，借此了解学生在

《澳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93 —英美戏剧通识课程中的数字化学习态度。在横向比较层面，研究选取五所高校修读美育通识课程的学生，开展校际通识课程数字化现状对比调研，重点比较各校数字化教学应用情况及教学模式特征。课程实施后，研究对选课学生进行效果跟踪，围绕整体学习效率、知识结构化掌握程度和综合能力开展前后测综合分析，为后续课程优化提供依据。三、研究结果与讨论（一）学情基础调研课程实施前的基础调研表明，学生整体具备较好的课程参与基础。总体来看，学生普遍具有较强的学习自主性、较好的自学能力与较高的学科融合意识，但也同时面临专业知识基础不足、课堂注意力不够集中、课程资源获取困难以及剧本写作和角色表演完成难度较大等现实问题。这说明，课程改革既具备实施基础，也确有优化传统教学方式的现实需求。与此同时，学生对数字赋能教学的总体接受度较高。数字赋能教学意向问卷共 6题、收集57份样本，Cronbach’s α系数为 0.848，KMO值为 0.774，Bartlett球形度检验显著，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与结构效度。分维度看，感知有用性均值为 4.23，AI教学效能感为 4.17，行为意向为 3.93，数字化学习偏好为 3.90，感知易用性为 3.86，数字素养自评为 3.82。也就是说，学生已经在认知、态度与意向层面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技术接受基础，对数字化与 AI辅助戏剧教学持积极态度，但在平台操作熟练度、信息整合与工具深度使用方面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感。由此可见，知识图谱赋能教学在课程层面具有较强的现实可行性，但推进过程中仍需配套清晰的操作引导与分层支持。表 1 数字赋能教学意向调研结果维度均值感知有用性 4.23感知易用性 3.86数字化学习偏好 3.90AI教学效能感 4.17数字素养 3.82行为意向 3.93（二）校际通识课程数字化调研从校际对比结果看，五所高校教学方法维度平均值分布在 3.19—3.84之间。师范类高校与非师范类高校在美育通识课程数字化教学的总体水平上并未形成显著差距，但在具体技术应用路径与发展重点上呈现出不同趋向。师范类高校在多媒体资源整合和课堂应用稳定性方面表现较为扎实，但在人工智能与知识图谱等新型教学工具的引入与深化方面相对谨慎；非师范类高校在技术类型引入上更为多样，新媒体和线上资源使用程度较高，但其数字化教学更多侧重于学习体验优化，尚未完全转化为系统化的教学模式创新。总体而言，当前五所高校在美育通识

知识图谱视域下英美戏剧类通识课程教学实证研究— 94 —课程数字化教学方面已具备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现实基础，但也暴露出智能化与结构化教学工具应用仍显不足的问题。表 2 校际通识课程数字化现状对比学校计算机与人工智能新媒体辅助教学多媒体和线上资源使用知识图谱使用慕课和微课平均值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2.44 3.79 4.16 3.00 2.56 3.19陕西师范大学 2.98 4.02 4.29 3.71 4.21 3.84华东师范大学 3.06 3.76 3.94 3.33 3.39 3.50北京大学 3.15 4.31 4.46 3.46 3.15 3.70武汉大学 3.14 4.04 4.04 3.44 3.63 3.66（三）课程实施效果监测为保证课程效果分析的可信度，研究对学习效率、知识结构化掌握程度与综合能力三类量表进行了信效度检验。结果显示，学习效率量表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02，KMO值为 0.722；知识结构化量表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44，KMO值为 0.852；综合能力量表 Cronbach’s α系数为0.892，KMO 值为 0.809。三类量表的 Bartlett球形度检验均达到显著水平，说明量表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具有较好的效度。首先，在学习效率方面，六个维度的后测均值均高于前测均值，整体呈现稳定上升趋势。信息获取效率由 3.45提升至 4.00，增幅为+0.55；理解加工效率由 3.40提升至 3.88，增幅为+0.48；信息整合与概括效率由 3.00 提升至 3.42，增幅为+0.42；课堂参与效率由 2.95提升至 3.32，增幅为+0.37；任务推进效率由 2.70提升至 3.03，增幅为+0.33；总体学习效率由 2.65提升至 3.03，增幅为+0.38。可以看出，知识图谱赋能教学对学生学习效率的促进首先发生在认知加工层面，尤其体现在信息获取、理解和整合速度上。这与课程中大量采用知识节点梳理、人物关系图谱、跨时期线索串联、文本—舞台双向转换等教学设计一致。换言之，知识图谱并非简单增加了一种教学技术，而是通过重组知识呈现方式、降低认知负荷和压缩信息整理时间，切实提升了学生的单位时间学习产出。表 3 学习效率监测维度前测均值后测均值提升幅度信息获取效率 3.45 4.00 +0.55理解加工效率 3.40 3.88 +0.48信息整合与概括效率 3.00 3.42 +0.42课堂参与效率 2.95 3.32 +0.37任务推进效率 2.70 3.03 +0.33总体学习效率 2.65 3.03 +0.38

《澳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95 —其次，在知识结构化掌握方面，三个维度的后测均值均高于前测均值，提升趋势较为清晰。其中，本体结构化水平由 2.80提升至 3.31，增幅最大，为+0.51；认知结构化水平由 3.10 提升至 3.38，增幅为+0.28；实践结构化水平由 3.12提升至 3.49，增幅为+0.37。由此可见，知识图谱视角下的课程实施在英美戏剧学习中形成了“本体—认知—实践”的递进式变化。首先，学生对戏剧史脉络、代表剧作与核心理论等基础知识的体系化掌握明显增强；其次，学生开始能够更清晰地把握剧作之间、时期之间以及戏剧与其他文学门类之间的联系，逐步形成知识网络；再次，剧本改写、表演呈现与舞台转化等实践任务推动学生将已掌握的知识用于迁移和再生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体结构化的提升幅度最高，这说明知识图谱最直接、最显著的作用在于帮助学生从零散知识点记忆转向整体知识框架建构，而这正是传统英美戏剧教学中相对薄弱的部分。表 4 知识结构化监测维度前测均值后测均值提升幅度本体结构化水平 2.80 3.31 +0.51认知结构化水平 3.10 3.38 +0.28实践结构化水平 3.12 3.49 +0.37另外，在综合能力层面，课程同样呈现出明确的正向成效。前后测结果显示，创作能力由3.25提升至 3.54，增幅为+0.29；批判性思维由 2.92提升至 3.27，增幅为+0.35；策略运用由 3.64提升至 3.76，增幅为+0.12。整体来看，学生在戏剧创意生成、文本理解基础上的分析判断以及学习策略调适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提升，其中批判性思维提升最为明显，创作能力次之，策略运用提升相对平缓。这一结果与课程任务结构密切相关。课程将知识图谱嵌入剧本改写、小组共创、课堂表演和作品评析等环节，使学生在“理解—加工—推理—再现”的过程中不断调用已学知识并生成新的表达。对于创作能力而言，知识图谱帮助学生迅速梳理人物关系、情节逻辑和主题线索，从而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创新情节和舞台呈现之中；对于批判性思维而言，课程将戏剧理论与作品分析结合起来，促使学生从被动接受转向理论支撑下的分析与评价。与此同时，结果也表明策略运用提升相对有限，这类能力更依赖长期训练和持续反馈，而非单学期内即可大幅跃升。表 5 综合能力监测维度前测均值后测均值提升幅度创作能力 3.25 3.54 +0.29批判性思维 2.92 3.27 +0.35策略运用 3.64 3.76 +0.12从整体结果看，知识图谱赋能教学相较传统教学方式，在课堂参与度、学习动机、知识整合能力以及高阶思维与创作能力等方面表现出更明显的优势，这种比较主要基于课程实施结果与传统课堂常见问题的对照分析。传统英美戏剧教学较多依赖按时期、按剧目、按理论逐项讲授，虽然便于知识点分块推进，

知识图谱视域下英美戏剧类通识课程教学实证研究— 96 —但也容易造成知识体系碎片化、跨时期关联不足、文本与实践脱节等问题。相较之下，本研究所构建的知识图谱赋能模式通过“信息抽取—知识融合—信息加工—知识推理—知识整合—知识再现”的教学链条，把戏剧史、作家、作品、理论与舞台实践整合为可视化、可迁移、可操作的结构网络。正因如此，学生在核心知识掌握、知识网络形成和实践性转化方面均表现出较为一致的提升。这种由基础知识建构延伸到高阶能力发展的连续性，是本研究较具启发性的发现之一。四、结论与课改建议（一）核心结论本研究以知识图谱理念为理论支撑，将其融入《英美戏剧赏析与实践》课程教学之中，从学情基础、数字赋能教学意向、校际数字化现状以及课程实施前后变化等多个维度，对英美戏剧类通识课程的教学效果进行了系统考查。研究结果表明，知识图谱方法与英美戏剧课程内容之间具有较高的契合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优化课程教学组织方式，提升学生的学习成效，并为通识课程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具有实践价值的路径。前后测结果表明，学生在信息获取、理解加工、信息整合与概括、课堂参与、任务推进及总体学习效率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提升，其中信息获取效率和理解加工效率提升尤为突出。这说明，知识图谱不仅优化了课程内容的呈现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学生的认知负荷，使其能够更高效地完成知识识别、整理与吸收过程。与此同时，学生的知识掌握也表现出更清晰的结构化特征，在本体结构化、认知结构化和实践结构化三个维度上均有所提升，其中本体结构化水平提升最为显著。可见，知识图谱有助于推动学生由零散记忆走向系统建构，并促进知识关联、知识网络形成与实践迁移。英美戏剧课程中“信息抽取—知识融合—信息加工—知识推理—知识整合—知识再现”的教学过程，与学生知识结构化提升路径之间形成了较强的一致性。此外，知识图谱应用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发展同样具有积极意义。研究发现，学生在创作能力、批判性思维和策略运用等方面均有提升，其中批判性思维和创作能力表现更为突出，表明知识图谱不仅能够服务于基础知识教学，也能为高阶学习活动提供支持，尤其在戏剧文本分析、创意表达、观点建构与审美判断等方面展现出明显优势。与此同时，学生对数字赋能教学整体持较为积极的态度，说明其对数字技术与知识图谱方法具有较高认可度，能够为相关教学改革提供良好的接受基础。不过，感知易用性和数字素养得分相对较低，也表明后续仍需加强操作指导与数字化支持。结合校际比较结果来看，当前高校美育通识课程的数字化教学虽已有一定基础，但整体仍以多媒体与线上资源辅助为主，知识图谱、人工智能等智能化工具的深度应用尚显不足。因此，将知识图谱引入英美戏剧类通识课程，不仅具有现实可行性，也具有进一步推广和深化的必要性。总体而言，其价值不仅体现在提升学习成效，更体现在推动课程由知识传授向结构建构、能力培养与思维发展转变。（二）未来研究与应用展望基于本研究的实施过程与结果，未来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相关研究与教学实践。1.扩大研究样本与课程覆盖范围

《澳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97 —当前研究主要围绕单门课程、单学期教学展开，样本规模仍有拓展空间。后续研究可将知识图谱方法应用于英美文学、西方文化等相关课程，并纳入更多不同类型高校的课程样本，以增强研究结论的稳定性和代表性。2.设置对照试验，增强结论的解释力由于本研究尚未设置严格意义上的平行对照班，后续可在课程内容、授课时长与评价标准基本一致的前提下，设置知识图谱赋能教学组与传统教学组，通过前后测、课堂观察和第三方评价等方式，更清晰地识别知识图谱方法对教学成效的独立作用。3.加强学生分层支持与数字能力培养研究显示，学生虽普遍认可数字赋能教学的价值，但在实际操作和深度使用上仍存在一定阻碍。今后教学中可根据学生已有基础、学习习惯和数字素养差异，设计更具层次性的任务与指导机制，并通过操作培训、过程反馈和资源支持提升学生对知识图谱工具的实际运用能力。综上，未来研究的拓展空间需致力于探索完善知识图谱在具体课程中的应用方法，也要聚焦“新文科”建设的核心需求，探索人文素养与数字素养协同培育的教学新范式，推动人文社科教学从“知识传授”向“能力培育”“思维塑造” 转型，为培养具备跨学科整合能力、批判性思维、创新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提供坚实支撑，同时也为数字时代下的通识教育改革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与范例。——————————【參考文献】[1]国务院.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EB/OL]. (2010-06-07) [2026-03-19]. https://cpc.people.com.cn/n/2013/0125/c244802-20328041.html.[2]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宣言[EB/OL]. (2020-11-03) [2026-03-19].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011/t20201103_498067.html.[3]Kejriwal M,Knoblock C A,Szekely P.Knowledge graphs:fundamentals,techniques, and applications[M].Cambridge, MA:The MIT Press,2021.[4]Chein M,Mugnier M L.Graph-based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computational foundations of conceptualgraphs[M]. London: Springer,2009.[5]Van Erp M, Hellmann S, McCrae J P,et al. Knowledge graphs and language technology:ISWC 2016 InternationalWorkshops:KEKI and NLP&DBpedia,Kobe, Japan,October 17-21,2016,revised selectedpapers[C].Cham:Springer,2017.[6]Tiwari S,Ortiz Rodriguez F,BEN Abbes S,et al. Semantic AI in knowledge graphs[M].Boca Raton:CRCPress,2023.[7]Corbett D.Reasoning and unification over conceptual graphs[M].New York: Kluwer Academic,2003.[8]Dau F.The logic system of concept graphs with negat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predicate logic[M].Berlin;Heidelberg:Springer,2003.[9]付慧真,周萍,刘爱原等.知识图谱与网络数据可视化[M].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21.[10]刘知远,韩旭,孙茂松.知识图谱与深度学习[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11]任明.数字人文领域知识图谱构建方法与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12]郭文斌.知识图谱理论在教育与心理研究中的应用[M].第二版.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13]王京,周园春.人文社科领域知识图谱研究引论:以中国神话人物大数据为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14]李国印.知识图谱视角下我国民俗体育的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21.[15]张文学,董富江,连世新等.药品安全舆情的知识图谱获取方法与应用研究[M]. 秦皇岛:燕山大学出版社,2021.

课程思政视域下高校教师多重角色的育人机制与优化路径— 98 —课程思政视域下高校教师多重角色的育人机制与优化路径邬欣言 1 ，秦如玉 2 1（1.湘潭大学湖南湘潭 411105;2.中南大学湖南长沙 410000）[摘要]“立德树人”是高等教育根本任务，课程思政作为全方位育人的核心路径，在数智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对高校教师角色提出了颠覆性要求。本文立足课程思政政策导向与数智时代特征，聚焦高校教师多重角色的育人逻辑与优化路径，通过文献梳理、理论融合与案例分析，构建“角色生成－互动传导－育人实现”整合框架。研究发现：高校教师多重角色可划分为“知识传授者、学习引导者、价值引领者”显性角色与“情感关怀者、行为示范者、资源整合者”隐性角色，具备功能关联性、场景动态性、系统契合性三大特征；其育人机制通过“渗透－传导－协同”三维路径实现，渗透机制解决角色功能融入问题，传导机制推动育人效果转化，协同机制摆脱育人碎片化困境。基于此，从角色、实践、生态三个维度提出优化路径，为高校构建全方位育人格局、提升育人实效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关键词]课程思政；高校教师；育人机制；角色重构；数智时代The Education Mechanism and Optimization Path of College Teachers' MultipleRo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EducationWu Xinyan1, Qin Ruyu2(1.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2.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00)[Abstract] "Establishing moral character and fostering individuals" is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highereducation.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s the core path for comprehensiveeducation, has put forward disruptive requirements for the roles of university teachers in the context of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policy orientationof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gital andintelligent era, focuses on the educational logic and optimization paths of the multiple roles ofuniversity teachers, and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and case analysis, constructsan integrated framework of "role generation - interaction transmission - educational realization". Theresearch finds that the multiple roles of university teachers can be classified as "knowledge instructors,learning guides, value leaders" as explicit roles and "emotional care providers, behavioral基金项目：湖南省普通本科高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社会学课程思政体系的建构、实践与评价》湘教通[2023]352.作者简介：邬欣言，女，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碧泉书院）副教授；秦如玉，女，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澳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99 —demonstrators, resource integrators" as implicit roles, possessing three characteristics: functionalcorrelation, scene dynamics, and system compatibility; their educational mechanism is realizedthrough three-dimensional paths of "infiltration - transmission - collaboration", where the infiltrationmechanism solves the problem of integrating role functions,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promotes the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al effects, and the collaboration mechanism gets rid of the fragmentation ofeducational efforts. Based on this, from the dimensions of roles, practice, and ecology, this paperproposes optimization paths,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universities tobuild an all-round educational pattern and enhance educational effectiveness.[Key Words] Course-based Ideological Education; University Teachers; Education Mechanism; RoleReconstruction;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Era“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立德树人作为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被进一步明确为“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体系”“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统一”的核心要求，为新时代高校育人工作指明了清晰航向。当前，在课程思政全面推进之际，以 ChatGPT为代表的数智技术飞速崛起，正与教育改革深度融合，既为思政元素渗透开辟了沉浸式教学、个性化引导等创新路径，又对教师角色发起颠覆性挑战。当智能工具能承担部分知识传递职能时，教师如何从传统“知识传输者”转型为价值引领、情感关怀、思维启发的核心育人角色，成为课程思政落地生效的关键课题。作为课程思政实践的核心主体，教师角色定位的清晰度与功能发挥的充分性，直接决定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成效，更关乎课程思政能否破解“表面化”“碎片化”的现实困境。基于此，本文立足课程思政政策导向与数智时代特征，聚焦高校教师多重角色的构成逻辑、育人价值与实践机制，系统阐释教师角色的重塑路径，为构建全方位育人格局、提升课程思政实效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一、问题的提出（一）研究背景高等教育作为人才培养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其核心使命始终围绕“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展开，而“立德树人”正是这一使命在新时代的集中体现。随着我国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持续深化，单纯依靠思政课程开展思想引领的传统模式已难以满足全方位育人的现实需求，课程思政由此成为推动教育理念革新与实践升级的关键路径。它并非思政元素与专业课程的简单叠加，而是通过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体系，实现专业能力培养与价值观念塑造的深度融合，这一变革深刻重构了高校的育人逻辑。国家层面对课程思政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印发，不仅从政策层面确立了其在人才培养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更明确要求将价值引领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各领域。这一政策导向清晰传递信号：课程思政的实施成效，已超越单一教学评价维度，成为衡量高校育人质量的核心标尺。在此政策框架下，教师作为连接课程内容与学生成长的关键纽带，其角色已超越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被赋予整合思政资源、搭建价值桥梁、引

课程思政视域下高校教师多重角色的育人机制与优化路径— 100 —领成长实践的多重使命。数智技术的突破性发展，为课程思政的深化拓展了新空间，也为教师角色转型带来新挑战。一方面，大数据的精准分析能力与人工智能的个性化交互优势，使思政元素的精准推送、沉浸式教学场景的构建成为可能，极大延展了育人的广度与深度；另一方面，智能工具在知识检索、信息整合等领域的高效性，部分替代了教师传统的知识传递职能，促使教师必须重新锚定核心价值。在此背景下，教师如何剥离重复性、工具性工作，聚焦情感关怀、价值辨析、思维启迪等智能技术难以替代的核心职能，成为决定课程思政能否突破“形式化”困境、实现育人本质的关键所在，亦是本研究开展的重要现实动因。（二）研究综述1.课程思政与高校育人的理论研究脉络（1）课程思政的内涵演进与核心理论基础。课程思政绝非思政元素与专业课程的机械叠加，其内涵经历了从“思政课程拓展”向“全课程育人”的系统性质变。2014年以前，相关研究聚焦思政课程自身改革，尚未形成“课程思政”的明确概念，育人模式囿于“专人教思政”的局限。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提出“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的论断，首次将其明确定义为“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2018年以来，其内涵深化为“以立德树人为根本，挖掘课程思政资源、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统一”的教育范式：育人主体从思政教师扩展至全体教师，载体由单一课程延伸至完整课程体系，完成从“独奏曲”到“协奏曲”的质变。课程思政的理论基础呈现多学科支撑特征：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奠定“统筹知识传授与人格塑造”的根本遵循；建构主义学习理论通过情境创设支撑价值认知建构；协同治理理论为多元主体形成育人合力提供方法论指引；隐性教育理论则揭示其“润物无声的价值渗透”本质[1]。（2）课程思政与全过程育人的融合争议。学界对二者融合方向已形成共识，但在融合逻辑与路径上聚焦三大核心争议。其一为融合边界之争：绝对融合观主张全学科全覆盖，将思政融入度列为核心评价指标；学科差异化融合观则强调自然科学、艺术类课程需遵循学科特质，避免思政元素生硬嫁接[2]。其二是主体权责之争：一派主张辅导员应作为核心枢纽统筹育人工作，另一派则力推专业课教师的主体地位，认为辅导员仅承担辅助引导职责，权责模糊易致实践中产生育人真空或重复现象[3]。其三为评价标准之争：量化派力主以思政元素数量、测试成绩等可测指标评估成效；质性派则指陈价值引领具有隐性化、长期化特征，倡行过程性评价与学生反馈机制，认为过度量化易催生形式主义[4]。这些争议实为课程思政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深层角力。（3）现有育人研究的理论局限。当前课程思政研究已具规模，但理论建构仍存在显著不足。其一为体系碎片化，成果多停留于实践经验总结，尚未形成“内涵—机制—评估”的完整框架，且常以政策解读替代学理深挖[5]。其二为视角单一化，多囿于教育学视域，忽视多学科交叉融合——例如探究协同机制时未能运用社会网络理论解析主体互动，剖析价值认同时缺乏心理学认知解构支撑[6]。其三乃问题导向薄弱，过度聚焦成功经验而疏于深入破解“两张皮”“表面化”等核心症结，对教师动力匮乏、学科壁垒导致的元素挖掘困境等关键命题缺乏可操作性方案。其四系理论与实践的割裂，宏观研究未能形成契合学科特色、院校差异的实施指引，致使“理论精妙

《澳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101 —却实践乏力”，难以根治条块分割、协同缺位等治理难题。2.高校教师角色理论研究的进展（1）教师角色的本质属性与演变规律。教师的育人使命彰显三维统一特质：在价值维度上，教师是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融合体，韩愈“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的论述中，“传道”始终居于首位；在关系维度上，教师既是教育主导者亦是学生成长伙伴，角色已从“权威者”转向“引导者”；在专业维度上，教师需兼具学科专家与教育专家的素养，统合专业深度与教育智慧[7]。我国高校教师角色历经时代嬗变：传统农业社会以“圣贤角色”为核心，肩负文化传承与道德教化使命，《后汉纪》“经师易求，人师难得”即为明证；近代工业社会转向“知识传授者”，育人功能相对弱化；改革开放后，“研究型教师”兴起，科研成为评价核心要素；新时代以来回归“育人为本”，形成“知识传授－价值引领－科研创新”三位一体的定位[8]。人工智能正推动教师角色深度迭代：其一为“去工具化”，智能技术承接知识传递等基础职能，促使价值引领、情感关怀等人文职能日益凸显；其二为“多元化”，教师分化为课程架构师、学习协作者等复合型身份，然育人本质历久弥坚[9]。（2）课程思政语境下教师角色的重构。课程思政推动教师角色从“单一职能”向“多元协同”跃迁，凝练成四大核心定位。其一为思政元素“挖掘转化者”：立足学科深耕思政资源，将科学精神、家国情怀等有机转化为教学内容，破解“挖什么”“如何挖”的实践难题[4]。其二是价值引领“隐性实施者”：专业课教师通过“知识讲授+案例分析+实践引导”三重路径，将价值引领自然融入教学全过程，避免生硬说教[10]。其三为育人协同“主动破壁者”：打破学科与部门壁垒，积极融入“大思政课”育人共同体，与思政教师、辅导员深度联动凝聚育人合力，终结“单兵作战”困局。其四是学生成长“全周期守护者”：将育人场域从课堂延伸至科研指导、职业规划等全环节，彰显立体化人本关怀[11]。此种角色重构在坚守专业属性的根基上拓展育人维度，最终实现“教书”与“育人”的有机统一。（3）角色研究的现有缺口与不足。当前研究存在四大不足：一是内涵呈现“碎片化”倾向，过度聚焦单一角色维度，将角色解构为孤立模块，忽视知识、道德等要素的协同作用，从而偏离角色本质[12]。二是缺乏“学科差异性”视角，现有框架大多适用于通识教育，而未针对理工科（需强化科学精神培育）、人文社科（需侧重价值引导）等构建差异化模型[13]。三是动力机制研究薄弱，仅停留于职责罗列，未深入探讨“政策要求如何内化为育人自觉”“评价机制如何强化驱动力”等核心问题，导致理论难以落地。四是冲突化解策略滞后，对“教学－科研－育人”三角冲突仅做浅显的现象描述，缺乏针对不同教龄、职称教师的差异化解决方案，因而指导价值有限[14]。3.教师角色与育人机制的关联性研究（1）单一角色育人功能的理论探索。学界在研究教师单一角色育人功能时，聚焦于三大核心角色：“知识传授者”的核心在于“认知引领”，通过专业教学培育学生的科学思维与创新能力；例如，理工科教师借助公式推导渗透严谨态度，人文社科教师通过历史解析传递家国情怀[15]。“价值引导者”的核心在于“情感认同培育”，教师通过言行示范与案例创设，在课堂互动中渗透价值理念；例如，依托行业案例培育职业操守，避免显性说教[10]。“科研指导者”侧重于“创新精神塑

课程思政视域下高校教师多重角色的育人机制与优化路径— 102 —造”，在科研训练中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协作能力与学术诚信；实证研究表明，参与科研的学生社会责任感更为突出[16]。然而，此类研究存在显著局限：功能定位过于静态，忽视教学情境的动态影响；评估缺乏量化支撑，多为定性描述；割裂角色功能，忽视“叠加效应”，违背教育实践的整体性[17]。（2）多重角色协同育人的初步研究。在课程思政的深入推进下，教师多重角色协同育人已成为教育领域的新方向，相关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于协同逻辑与实践模式两大维度。在协同逻辑层面，已构建起“目标－内容－方法”三维框架：目标协同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统整教学、科研与育人的方向；内容协同注重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入专业教学与科研体系；方法协同则倡导通过混合式教学等多元路径实现功能互补。教师多重角色育人的实践模式形成了两类典型的探索方向：一类是“课程－科研－实践”三维联动模式，例如理工科领域通过“理论传授+科研赋能+实践铸魂”的路径实现协同育人；另一类是“校内－校外”双轨协同模式，通过引入行业专家深度参与来丰富和深化角色内涵[18]。当前研究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协同机制的“黑箱”尚未真正破解，对角色互动机制及效应生成的条件缺乏深入探究；评价体系存在明显缺失，缺乏能够兼顾过程与结果的系统化评价工具；障碍破解策略的针对性较为薄弱，对角色冲突等核心问题仅提出原则性建议。（三）本研究的研究问题、理论与框架针对前文综述指出的“角色内涵碎片化、学科差异忽视、协同机制空白”三重局限，本研究聚焦“课程思政下高校教师多重角色协同育人机制”这一核心研究切入点，以“角色－互动－育人”为逻辑主线，立足整合视角拓展教师角色研究的纵深维度。本研究的创新点体现在将教师角色融入“全过程育人”系统，超越单一角色分析框架，突出角色协同的“情境适配性”，并构建起“机制－效能”的闭环关联。1.研究问题研究围绕三重递进的核心问题展开深入探讨：一是在课程思政视域下，教师多重角色的理论框架应如何构建？需厘清兼顾教育共性与学科特质（如理工科侧重科学精神培育、人文社科突出价值引导）的角色核心特征；二是教师身兼多重角色，对全过程育人存在怎样的系统影响机制？需要理清“渗透－传导－协同”的内在逻辑，厘清角色功能向育人实效转化的关键问题。三是如何通过角色优化与冲突化解实现育人目标？需针对“教学－科研－育人”角色冲突等现实问题，提出适配不同教龄、职称教师的差异化实施路径。2.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本研究以“学生成长为中心”，融合多学科理论构建理论支撑体系，具体为：第一，运用角色理论，解析教师角色“社会期望-认知重-行为适配”的内在逻辑，回应教师角色碎片化问题；第二，依托全过程育人理论，搭建“时间全周期、空间全场景、主体全协同”的实施框架，破解育人环节分割问题；第三，借助师生互动理论，揭示“认知－情感－行为”的三维转化机理，解决育人功能落地不畅问题。基于各理论的互补性，本研究构建了“角色生成－互动传导－育人实现”整合框架（见图 1），框架内各环节呈递进关联。角色生成：以角色理论为核心，结合政策要求与学生需求，构建 “基础角色+学科特色角色”

《澳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103 —体系，如理工科侧重科学精神培育、人文社科侧重价值引导。互动传导：以师生互动理论为支撑，通过“课堂认知－情感共鸣－课外示范”分层传导角色功能，实现知识向价值的渗透。育人实现：依托全过程育人理论，达成“认知提升－情感认同－行为自觉”的育人目标，通过“学生反馈－角色调整－互动优化”修正实施偏差，锚定“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图 1 “角色生成—互动传导—育人实现”整合框架示意图二、教师多重角色的构成与核心特征（一）“显性—隐性”二元角色的构成依据角色功能在呈现形式与作用路径上的差异，高校教师的多重角色可划分为显性与隐性两大类别。显性角色以明确的教学行为直接践行育人职能，隐性角色则凭借人格特质与行为示范潜移默化地产生渗透式影响，二者相辅相成、协同发力，共同构筑起完整的育人角色体系。1.高校教师显性角色：知识传授者、学习引导者、价值引领者高校教师的显性角色是其核心身份载体，直接契合课程思政“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统一”的核心要求。作为知识传授者，教师需精准把握专业知识体系的逻辑脉络，深度挖掘并提炼其中蕴含的思政元素[13]；作为学习引导者，教师应打破单向灌输的教学模式，借助项目式学习、案例研讨等互动教学形式，引导学生开展主动探究式学习；作为价值引领者，教师需规避思政元素的生硬植入，依托专业领域的榜样事迹、行业承载的时代使命等，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职业观，而这正是课程思政核心目标的集中体现[19]。2. 隐性角色：情感关怀者、行为示范者、资源整合者高校教师的隐性角色以“润物无声”的方式作用于学生的人格塑造与价值选择，其影响更具持久性与深远性。作为情感关怀者，教师需关注学生的成长困惑与心理需求，在学业与就业指导的过程中与学生建立情感共鸣，已有研究证实，良好的师生情感联结能显著提升学生对价值

课程思政视域下高校教师多重角色的育人机制与优化路径— 104 —理念的接纳度，有效破解“育人空转”的现实难题[20]。作为行为示范者，教师的言行是学生的“道德镜子”，其在学术研究中坚守诚信、在课堂教学中秉持严谨和在社会服务中践行担当的行为表现，使“身教”的感染力远胜于“言传”；正如库利的“镜中我”理论所言，学生通过观察教师的言行举止，实现从道德认知到行为自觉的转化[21]。作为资源整合者，教师需打破育人资源壁垒，联动第一课堂专业教学、第二课堂社会实践与第三课堂网络空间的育人资源，通过引入企业实践项目、组织志愿服务活动、链接行业专家讲座等方式，构建全方位育人场景，为“三全育人”理念的落地实施提供实践支撑。显性与隐性角色并非相互割裂，而是呈现“显性引领方向、隐性强化效果”的协同互补关系：显性角色以“理性传递”明确育人核心指向，聚焦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直接输出；隐性角色以“情感渗透”贯通育人实施路径，着重发挥对人格塑造与行为养成的间接作用。脱离显性角色的知识承载，隐性价值传递易沦为空洞说教；缺乏隐性角色的情感赋能，显性育人成效将大幅弱化。以社会学专业“社会学概论”课程教学为例：教师讲授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等专业知识（知识传授者），引导学生开展社区调研、案例分析等实践活动（学习引导者），传递社会公平、责任担当与人文关怀的价值理念（价值引领者）；同时，关注学生调研分工中的困惑与实践中的心理压力（情感关怀者），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客观的分析视角践行行为示范（行为示范者），联动社区实践基地、链接社会学领域专家资源开展调研指导（资源整合者），二元角色协同发力，共同构建“知识—情感—行为”的完整育人链条。（二）高校教师多重角色的核心特征高校教师的多重角色是以功能关联、场景动态、系统契合为核心特征，保障角色体系在复杂育人场景中的稳定性与适应性。1. 功能关联性高校教师的多重角色存在“核心－辅助”的功能层级：知识传授者与价值引领者构成核心角色，决定育人的方向与核心目标；学习引导者、情感关怀者等为辅助角色，服务于核心角色的功能落地。核心角色明确育人“育什么”的核心指向，辅助角色提供“怎么育”的实施路径，二者通过协同联动，构建起完整的功能闭环。例如，价值引领的实现，需要以情感关怀搭建沟通桥梁、以行为示范树立学习参照、以资源整合拓展实践场景，从而有效规避单一角色的局限。2. 场景动态性基于角色的“情境依赖”属性，高校教师的多重角色需要随育人场景的功能定位与目标要求而进行动态调整。在课堂教学场景中，以知识传授者、学习引导者为核心；在科研指导场景中，聚焦科研创新者与学术伦理示范者；在社会实践场景中，凸显实践指导者与资源整合者的作用；在心理疏导场景中，则以情感关怀者为核心角色。例如，在新生入学教育场景中，其核心目标是助力新生完成身份转换、建立专业认同与校园归属感，教师以“价值引领者+情感关怀者+学习引导者”的角色组合为主，通过专业导论课传递学科价值与发展脉络，依托一对一交流、新生座谈等形式关注入学适应困惑，引导新生树立科学的学业规划与大学认知；在专业社会服务场景中，比如社会学专业开展社区治理服务时，以培育社会责任感、提升专业实践能力为核心目标，教师作为“实践指导者+资源整合者+行为示范者”，既指导学生将社会调查、社会工作、社区治

《澳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105 —理等专业知识应用于社区问题分析，又联动社区居委会、社会工作机构等搭建实践平台，更以亲身参与社会服务的行动，示范专业理论、方法与社会担当的内涵[22]。3.系统契合性高校教师多重角色构成的“角色群”，需与“立德树人”根本目标及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形成整体协同匹配。角色群是高校育人系统的核心构成要素，其功能输出直接决定育人目标的达成效度，具体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教师角色群功能贯穿学生大学阶段成长全周期，新生阶段，教师以“专业启蒙者+价值引领者”的复合角色，助力学生完成学段身份转换，实现专业认知启蒙与价值观念引导；学业进阶阶段，教师以“学术引导者+能力培育者”为核心，系统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与思辨探究能力；毕业过渡阶段，教师以“职业赋能者+发展指导者”为重点，助力学生完成学业到职业的转型衔接，实现毕业发展的精准赋能。第二，角色群的功能体系全面覆盖“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引领”三维育人目标，与课程思政“三位一体”的建设要求高度契合，通过各角色功能的协同发力，实现知识学习、能力提升与价值塑造的有机融合，保障高校育人过程的系统性与连贯性[23]。三、高校教师多重角色的育人机制教师多重角色育人功能，需要通过特定的影响机制转化为实际育人成效。结合课程思政“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三维目标与前文角色分析，通过对育人实践中教师多重角色的运作逻辑进行梳理和分析，形成“渗透－传导－协同”三维育人机制。该机制分别解决角色功能融入、育人效果转化、角色与育人环节联动赋能三大核心问题，形成闭环育人逻辑。（一）渗透机制：教师角色功能与育人过程的深度融合渗透机制是教师角色功能落地育人实践的基础保障，核心在于将显隐性角色功能全方位融入育人全过程，实现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情感培育与行为养成的深度融合，破解课程思政建设中“两张皮”与育人要素“相脱节”的现实问题。高校教师的显性角色通过知识与价值的双轨渗透达到育人目标——以专业知识为载体，搭建知识传递与价值引领并行的渗透路径；隐性角色则通过情感与行为的浸润式渗透产生育人实效——以教师人格为依托，通过情感共鸣、行为示范实现育人价值的润物无声式浸润。渗透机制遵循内容“匹配－方法适配－场景融合”的递进运作逻辑：先结合专业特质匹配思政元素与角色功能，再根据学生认知规律选定适配的渗透方法，最终将融合后的育人内容融入育人场景。渗透机制有效落地需要满足两大核心条件：一是教师具备清晰的角色功能认知，能精准适配不同育人场景的功能要求；二是育人内容与场景高度契合，比如社会学专业紧扣“社会责任感”核心内涵，在社会调查实践教学中自然渗透“实事求是”与民生关怀的价值理念[24]。（二）传导机制：师生互动作用下的效果转化路径传导机制以师生互动为中介，推动高校教师多重角色的育人价值实现“知识－能力－价值”的层次转化，主要包括认识和情感的两大互动维度，最终指向学生行为自觉的目标，破解课程思政育人效果“转化不畅、落地不实”的问题。通过师生间的认知互动，实现学生知识到能力的转化。认知互动以“理性交流与探究”为核心，教师以学习引导者角色，通过“问题驱动－合作探

课程思政视域下高校教师多重角色的育人机制与优化路径— 106 —究－成果反思”的互动流程，推动学生从知识接收到能力生成的转化。通过师生间的情感互动，助力学生完成从价值认知到情感认同的转化。情感互动以“情感共鸣与体验”为纽带，教师以情感关怀者的角色，通过“故事分享－体验感悟－价值对话”拉近师生心理距离，推动价值理念向价值认同的深度转化。传导机制的实施效果取决于三大核心因素，一是互动平等性，教师以“对话者”身份尊重学生个性化表达，充分激发参与意愿；二是内容的真实性，结合现实案例与学生的成长体验设计互动内容，避免价值传递的空洞化；三是反馈及时性，针对性肯定积极认知、纠正认知偏差与价值误区[21]；同时，需突破课堂时空局限，通过科研指导、社会实践增加师生互动频率与深度，强化转化效果。（三）协同机制：角色与育人环节的三维衔接协同机制基于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理论，从时间、空间、目标三个维度实现高校教师角色与育人环境的衔接，破解育人实践“碎片化”问题，构建全方位、一体化的育人格局。在时间维度上，通过教师在课前、课中和课后的角色协同，确保育人过程的连续性与系统性。课前教师以“课程设计者+资源整合者”的角色，明确育人目标、挖掘思政元素、整合多元育人资源；课中以“知识传授者+学习引导者+价值引领者”为核心，推动课程思政三维目标同步推进；课后以“学业辅导者+育人评价者+反馈优化者”的角色，强化育人效果并动态优化教学策略。在空间维度上，通过打破课堂教学边界，使高校教师角色从第一课堂向第二课堂延伸，实现第一课堂专业教学与第二课堂课外学习、实践的功能互补和价值融合；第一课堂以教师显性角色为主，完成专业知识传授与价值理念启蒙；第二课堂以教师隐性角色为主，强化学生实践能力培育与行为习惯养成。教师以 “资源整合者+实践指导者”身份实现两课堂有效衔接。在目标维度上，依托教师的“知识传授者”“学习引导者+实践指导者”“价值引领者+情感关怀者+行为示范者”等角色，围绕课程思政三维目标，实现对学生“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的递进式、贯通培育。四、高校教师多重角色育人的优化路径建构结合教师多重角色特征与育人机制，从角色、实践、生态三维构建优化路径，着力改善课程思政育人实践中教师角色定位模糊、育人能力不足、协同环境不健全等现实问题，推动课程思政育人机制落地见效，切实提升育人实践实效。（一）角色层面：场景适配与履职赋能从高校教师的角色维度出发，通过明确角色功能导向、培育教师场景化角色适配能力、完善角色冲突纾解保障，提升教师角色与育人场景适配度，为育人机制的顺畅运行筑牢实践根基。1.明晰不同育人场景的角色功能导向与重点高校应结合课程思政育人要求与教师履职实际，梳理不同育人场景下的教师角色功能导向及履职优先级，并以教研手册、育人指南等具象化形式予以明确，为教师提供清晰的角色认知指引。针对课堂教学、科研指导等正式育人场景，明确教师以知识传授、学习引导为核心履职方向；针对课后交流、实践教学等非正式育人场景，突出情感关怀、实践指导、资源整合等角色职责的发力重点，以此帮助教师建立场景化的角色认知，规避因角色定位模糊造成的育人效果折损[25]。

《澳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107 —2.培育教师场景化角色适配的实操能力高校应围绕角色情境适配能力培育，通过案例示范、场景模拟、教研交流等实操性方式，引导教师形成“场景识别-需求分析-角色调整”的适配思维，提升其根据育人场景动态调整角色履职重心的实践能力。选取创新创业教育、社会实践、新生引导等典型育人场景，提炼不同阶段的核心育人需求及对应的角色发力重点，结合具象案例开展示范讲解与实操演练，如创新创业教育中，项目启动期侧重学习引导、资源整合的角色发力，攻坚期注重知识传授与情感关怀的结合，展示评价期突出学术评价、行为示范的角色作用[23]，让教师在案例实操中掌握适配方法，实现角色履职与育人需求的精准契合。3.多维度纾解教师履职中的角色冲突高校应从任务统筹、团队协同、保障机制三方面入手，为教师规避角色冲突提供系统性支撑。教学任务统筹上，以立德树人为核心梳理教师教学科研与育人任务的优先级，明确核心育人职责的保障要求，避免非核心任务挤占育人时间；团队协同上，组建专业课教师、思政课教师、辅导员联动的育人共同体，按角色专长分工承担育人工作，形成育人合力[26]；保障机制上，精简教师非教学事务性工作，优化教师评价激励体系，将育人成效纳入核心评价指标，切实缓解教师因角色任务过重引发的履职压力。（二）实践层面：素养内化与能力进阶以教师个体的育人素养与能力内生提升为核心，通过系统化的角色认知深化、师德与角色实践的深度融合、通用育人能力的专项培养，推动教师将多重角色要求转化为自身的育人素养，筑牢角色实践的内生根基。1.深化课程思政视角下的教师角色认知高校可以通过构建“理论学习—案例示范—经验交流—实践反思”的角色认知深化体系，破解教师角色认知浅层化、同质化问题。通过理论学习解读政策与角色内涵；案例示范则能提供跨学科角色实践范本；通过跨院系教研经验交流促进互鉴；最后通过教师的实践反思形成“实践—优化”闭环，让教师从课程思政育人本质理解多重角色的核心内涵，而非仅停留在场景履职的表层认知。2.推动师德师风培育与角色实践深度融合高校摒弃单一的师德“范本式”培育，将师德培育与教师多重角色实践有机结合，推动师德从“外在要求”转化为“履职自觉”。通过专题讲座、红色研学等强化教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育人使命；以师德沙龙、榜样面对面等沉浸式活动，引导教师分享角色实践中的道德困惑、履职经验[27]，让师德内化为情感关怀的温度、行为示范的力度，与情感关怀者、行为示范者等角色实践深度融合。3.培养教师跨场景的通用育人能力高校应围绕课程思政育人核心要求，针对教师开展跨场景的通用育人能力专项培养，弥补育人能力短板。通过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大赛、教研课题研究等，提升教师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教学的能力；依托“学生评价－同行评议－专家指导”的三维反馈体系，优化教师师生互动、价值引领的方式方法；针对青年教师实施育人导师制，围绕思政元素挖掘、育人成果转化等核心

课程思政视域下高校教师多重角色的育人机制与优化路径— 108 —主题开展专项指导[14]，推动教师形成跨场景的通用育人能力，适配多重角色的履职要求。（三）生态层面：系统支撑与协同育人以构建系统、协同的育人生态为目标，高校可以通过健全联动机制、整合育人资源、优化支持环境，破解育人协同不足、资源供给不均等问题，为教师多重角色履职与育人机制落地提供全方位的系统保障。1.健全校院系三级跨场景角色联动机制高校通过构建“校-院-系”三级联动育人机制，推动教师角色功能在不同育人场景的有效衔接。学校层面制定课程思政育人协同政策，统筹各职能部门职责；学院层面组建专业课教师、思政课教师、辅导员、行业导师组成的多元育人小组，明确各主体角色分工；系部层面开展跨课程教研活动，推动不同课程教师的角色功能互补与履职协同，形成辅导员反馈学生需求、思政课教师指导思政元素挖掘、专业课教师负责课堂渗透的育人合力。2.整合校内外一体化的协同育人资源高校通过搭建“校内－校外”一体化育人资源平台，为教师多重角色履职提供坚实资源支撑。校内统筹图书馆、思政教育基地、实验室等资源，建立课程思政资源库，实现资源共建共享；校外积极链接企业、红色教育基地、基层实践单位等社会资源，建设校外实践教学场地，邀请行业专家参与课堂教学与实践指导，结合不同专业学科特色整合专属育人资源，支撑实践指导者、资源整合者等角色落地。3.优化教师角色履职与师生互动的支持环境高校需从硬件与软件双维度优化育人支持环境，保障育人传导机制高效运行。硬件方面，建设智慧教室、线上教学互动平台、校外实践实训场地，支撑教师在多场景开展育人实践与师生互动；软件方面，培育平等包容的师生互动文化，将师生互动质量纳入教师教学评价体系，建立常态化的师生沟通渠道，营造尊重、理解、包容的育人氛围，为情感关怀者等角色履职创造良好环境条件。【參考文献】[1]赵丽莎,杨巧菊,井晓磊.基于CiteSpace的课程思政教学评价研究热点可视化分析[J].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23,24:1-6.[2]于林鑫,吴东升,费连越,等.新工科背景下理工科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探析——以变频控制技术课程为例[J].大学教育,2024,(21):79-83.[3]马其南,高亚南.论"大思政课"的教育生态构建[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7(1):91-100.[4]张晗.新时代课程思政建设的多维审视[EB/OL].山西大同大学党委宣传部,2025-01-01.[5]新吉乐,张东星,王蕾,等.基于 CiteSpace的我国课程思政研究现状可视化分析(2017—2021)[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24,22(02):174-177.[6]刘广明,申丹丹.系统思维视域下高校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机制探究[J].系统科学学报,2024,32(03):94-98.

《澳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109 —[7]袁丽.中国教师形象及其内涵的历史文化建构[J].教师教育研究,2016,28(01):103-109+122.[8]谢妮.从符号化的教师到"好教师":困境与超越[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0(03):101-107.[9]王文姬,雷尚君.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教师角色困境与重塑[J].高教学刊,2024,10(31):99-101+105.[10]靳玉乐.新时代高校教师一般育人能力探讨[J].高校教育管理,2021,15(04):1-12.[11]朱旭东.教师作为一个专业何以可能？——评顾明远教授的教师教育思想[J].教师教育研究,2008(05):7-13.[12]王志鹏.教师形象：内涵、特点与研究意义[J].教育与教学研究,2023,37(07):75-91.[13]于林鑫,吴东升,费连越,等.新工科背景下理工科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探析[J].大学教育,2024(21):79-83.[14]杨婷婷.高校青年思政课教师育人能力建设:意义、困境及破解之道[J].高教学刊,2024,10(S1):155-160.[15]郑文,王玉.人工智能时代职前教师教育的应然走向:角色重塑与路径重构[J].高教探索,2024(6):57-63.[16]张红伟,兰利琼.卓越学术的内涵及其引领研究型大学教师发展的策略研究与实践[J].工程科学与技术,2023,55(06):10-14.[17]刘广明,申丹丹.系统思维视域下高校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机制探究[J].系统科学学报,2024,32(03):94-98.[18]田福宁,孙文杰,孙乃龙.关于高校思政课项目式教学实施策略的几点思考[J].高教学刊,2024,10(32):168-172.[19]韩宪洲.深化“课程思政”建设需要着力把握的几个关键问题[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17(02):1-6+15.DOI:10.16255/j.cnki.11-5117c.2019.0029.[20]桑国元,王文娟.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教师研究:以一项师生互动研究为例[J].民族教育研究,2016,27(06):30-39.DOI:10.15946/j.cnki.1001-7178.2016.06.005.[21]周小斌.学科育人视角下的有效师生互动研究[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3,33(18):32-34.[22]李永刚,付芝宁.高校初任导师的角色适应类型及其影响因素——基于 22名“双一流”建设高校青年教师的访谈[J].复旦教育论坛,2023,21(04):97-104.DOI:10.13397/j.cnki.fef.2023.04.007.[23]教育部发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J].高等职业教育探索,2017,16(06):33.[24]韩宪洲.深化“课程思政”建设需要着力把握的几个关键问题[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17(02):1-6+15.DOI:10.16255/j.cnki.11-5117c.2019.0029.[25]谢妮.从符号化的教师到“好教师”:困境与超越[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0(03):101-107.DOI:10.13438/j.cnki.jdxb.2019.03.013.[26]黄东升,韦顺国.高校思政教育“三全育人”资源整合路径探究[J].教育评论,2020,(07):41-44..[27]金生鈜.何为好教师?——论教师的道德[J].中国教师,2008,(01):18-22.

职业本科院校基层关工委参与课程思政的路径和作用研究— 110 —职业本科院校基层关工委参与课程思政的路径和作用研究杨慧1 侯培森 1 郭骏 1 康威 1 邱曼 1 肖海清 1(1.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上海 201514)[摘要]职业本科院校聚焦立德树人工程，围绕教育教学中心工作，基层关工委参与课程思政，充分发挥职业本科院校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以下简称“五老”）优势作用，紧密结合职业本科院校学生成长成才需求，共同开展“双师结构队伍建设”、“培养掌握职业技能学生”、“优质资源共享”、“思政课程教学案例分享”等一系列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工作，旨在通过“专家教授+青年骨干”、“跨专业传帮带”等模式，搭建起“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协同发展”的师生成长共同体。本研究聚焦职业本科院校基层关工委参与课程思政实践，通过文献研究、调查研究与实证分析，发现部分院校已参与但程度差异明显且面临诸多挑战。其参与路径包括宏观构建协同育人格局、中观依托校地资源特色融入、微观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并全员参与。成效体现为对学生成长、师资队伍建设和课程建设均有积极影响，如提升学生思想与职业素养、助力教师能力发展、完善课程体系等。以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经管学院廉洁文化建设实践为案例，进一步论证了基层关工委参与课程思政的意义、路径有效性及积极影响。最后提出应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协同机制、提升“五老”队伍建设等建议，以提升课程思政质量，助力人才培养。[关键词]职业本科院校；基层关工委；课程思政；路径与作用Research on the Paths and Functions of the Grassroots Communist Youth LeagueOrganization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Participating in the Integration ofIdeological Education into CurriculumYANG Hui1,HOU Peisen1,GUO Jun1,KANGWei1,QIU Man1,XIAO Haiqing1（Research on the path and role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201514）[Abstract]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focus on the project of cultivating people with virtue,focus on the work of th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center, and the grassroots work committee participates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old cadres, old soldiers,基金项目：2024年上海市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立项课题《职业本科院校基层关工委参与课程思政的路径与作用研究》(编号：2024GGW227)；2025年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社科项目“青蓝工程”立项课题《数字经济环境下新商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实践路径》(编号：2025ZQSK61)。作者简介：杨慧，女，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党总支书记，副教授；侯培森，男，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助教；郭骏，男，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党总支副书记，中级政工师；康威，男，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助教；邱曼，女，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助教；肖海清，女，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3级现代物流管理本科生。

《澳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111 —old experts, old teachers, and old model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five olds") of vocational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closely combining the needs of student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to growand become talents, and jointly carry out a series of targeted and effective work such as"double-teacher structure team building", "training and mastering vocational skills students","high-quality resource shar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teaching case sharing", etc. It aims tobuild a teacher-student growth community of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resource sharing, and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modes of "expert professor + youth backbone" and"interdisciplinary mentoring".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survey research and empirical analysis, it isfound that som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practice ofthe curriculum, but the degree of participation is obvious and there are many challenges. Itsparticipation path includes macro construction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pattern, meso-basedintegration of school and local resources, micro exca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thecurriculum and full participation. The results are reflected in the positive impact on the growth ofstudents,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urriculum, such as improving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rofessional quality, helping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ability, andimproving the curriculum system. Taking the practice of integrity culture construction in the School of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of Shanghai Zhongqiao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s a case, this paperfurther demonstrates the significance, effectiveness and positive impact of the grassroots workcommittee's participation in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Finally, it is proposed to strengthen thetop-level design, improve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and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ive old"team, 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and help talent training.[Key words]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Grassroots Customs WorkingCommittees;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Path and Role在新时代教育发展进程中，职业本科院校承担着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使命。2020年 5月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各高校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充分挖掘各类课程思想政治资源，发挥好每门课的育人作用，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1][3]。这为职业本科院校开展“课程思政”改革与实践明确了目标和方向。职业本科是我国职业教育体系中的高层次教育，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历史使命，职业本科院校在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同时，必须重视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学生成为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才，对学生进行道路和方向上的正确引导，不只是思政课教师的职责，也是专业课教师的职业要求[2]。本文通过阐释“课程思政”的内涵和意义，分析当前职业本科院校“课程思政”与专业课程融合现状，提出职业本科院校“课程思政”融入专业课程的实施路径，即充分发挥职业本科院校关工委的核心作用、构建全方位育人体系、打造高质量育人队伍、深入挖掘通识课和专业课程的思政内涵、创新通识课和专业课课堂教学方法、完善通识课和专业课程考核方案、建立健全奖惩评价制度等[3]。

职业本科院校基层关工委参与课程思政的路径和作用研究— 112 —一、职业本科院校基层关工委参与课程思政工作的重要意义新形势下，积极推进课程思政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是构建“三全育人”格局的核心[4][5]。在职业院校如何克服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两张皮”现象，实现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同向同行，同频共振，是职业教育领域面临的重要任务[6]。（一）新时代职业本科院校课程思政的重要性在新时代背景下，职业本科院校课程思政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从社会需求来看，企业对职业本科院校毕业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外，还需要拥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等[7]。课程思政有助于推动职业本科院校的教育教学改革，不仅能够提高专业课程的教学质量，还能够促进职业本科院校的整体教育教学水平提升，培养出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8]。（二）职业本科院校关工委构建课程思政育人体系面临的问题和挑战1.新时代赋予职业本科院校关工委新的工作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中指出，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这对职业本科院校关工委工作赋予了新的价值内涵。2.职业本科院校关工委制度建设创新机制有待加强关工委缺乏规范化和制度化的组织架构和激励保障机制，难以充分调动和发挥“五老”的工作积极性，未能充分发挥“五老”的工作优势，对育人的长期效果产生一定影响。3.职业本科院校关工委育人模式创新手段有待加强新时代高校大学生思想观念、学习方式、生活习惯、社交形式等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也激励高校关工委“五老”不断在工作内容、方法、手段、形式、载体、路径等方面求变革，谋创新，拓展网络教学，增加交互学习、情景体验教学等方法手段，让专业课程思政教学过程“活”起来，提高青年学生的接受度[9]。二、职业本科院校基层关工委参与课程思政工作的现状（一）参与现状分析1.学生情况分析课题组历时 3个月时间，4位专职辅导员通过问卷调查、主题班会、座谈会、个体谈话等方式，对 975名职业院校本专科学生进行了深度调研，积累了近千余条有效数据信息，形成了《2024级新生学情数据分析报告》，内容涵盖了学生基本信息、思想动态、学习情况、班级建设、人际关系、文明养成、社团

《澳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113 —活动、职业规划、以及对班委会、辅导员的民主测评等方面的情况。课题组随机选取了其中一位 24级辅导员完成的 6个不同专业本科新生学情数据分析报告节选内容，进行定量分析。各班年龄分布见图 1所示：通过对 24级 6个不同本科专业班级学情深入分析，我们清晰地认识到班级管理中的优势与不足，以及学生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未来工作中，要发挥职业本科院校基层关工委的优势，以学生全面发展为核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新时代要求。加强班级队伍建设，充分发挥班委引领作用；关注学生个体差异，提供精准支持与帮助；强化教育教学环节，营造优良学习氛围；注重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相信通过持续努力，能够显著提高班级管理水平，助力学生成长成才，为社会培养更多优秀人才。2.参与程度差异分析研究数据发现，二级学院基层关工委分会已积极参与课程思政工作，但整体参与程度存在两级分化现象，存在明显差异。少数二级学院基层关工委分会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工作模式，而多数二级学院基层关工委分会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参与的深度和广度有待提升。3.实践面临挑战分析实践研究层面过程中，基二级学院基层关工委分会面临诸多挑战。如缺乏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工作开展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趋同性；协同机制不健全，与学校教学部门、师生之间的沟通协作不够顺畅；内外部“五老”资源整合不足，未能充分发挥“五老”优势及校内外资源的协同效应。（二）参与路径分析1.宏观层面构建协同育人格局关工委积极参与推进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通过组织“五老”参与课程设计研讨等活动，深度挖掘“五老”优势，将思政元素与课程内容紧密融合，注重发挥“大思政”育人格局的整体效用[10]。例如，教师在专业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政元素，避免将专业课简单等同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或仅停留在知识传授层面，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11]。2.中观层面依托校地资源特色融入结合区域发展、乡村振兴等要素，依托校地资源探索具有职业本科院校特色课程思政。比如可以借助经管类新商科专业特色及学科优势，将地方优秀红色文化资源融入专业课程，使红色文化与学科理论相互渗透。在课程思政建设实践中，从目标、制度与要素出发，运用层次分析法设计科学合理的课程思政切入点，推动各类专业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同向同行[12]。3.微观层面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并全员参与以专业课程为依托，深入挖掘思政元素，打造全方位育人课堂。关工委组织“五老”与教师共同挖掘各专业知识中的思政元素，将思想意识培养贯穿教与学全过程[13]。例如在经管类课程中，深度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性化管理理念、创新精神和团队合作意识等案例，通过“专家教授+青年骨干”“跨专业传帮带”模式，提升教师课程思政水平，实现育人主体从“专人”向“全员”转化，使学生在专业学习中潜移默化接受思政教育。

职业本科院校基层关工委参与课程思政的路径和作用研究— 114 —三、职业本科院校基层关工委参与课程思政存在的问题（一）教育理念与时代需求的脱节在新时代背景下，职业本科院校基层关工委在参与课程思政工作时，面临着教育理念与时代需求脱节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对新时代学生思想特点把握不足以及未能及时跟上时代发展步伐两个方面。对新时代学生思想特点把握不足，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社会的多元化发展，新时代职业本科院校的学生思想呈现出网络化、多元化的显著特征。他们成长于信息爆炸的时代，通过网络接触到海量的信息，这使得他们的思维更加开阔、活跃，获取知识的途径更加多样化。然而，这种信息环境也导致了学生思想的复杂性和易变性增加。未能把握发展节奏的时代智慧，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领域快速崛起的背景下，课程思政教学中如果未能及时引入这些领域的相关知识和案例，探讨其背后的伦理道德、社会责任等思政元素，就会使教学内容与现实社会脱节，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共鸣。在教育方法上，关工委成员可能没有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如在线教育平台、多媒体资源等，来丰富课程思政的教学形式和传播渠道[14]。（二）工作方法与教育环境的不适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职业本科院校基层关工委在参与课程思政工作时，其传统工作方法在现代教育技术环境下逐渐显现出不适应性，主要体现在传统工作模式的局限性以及现代教育技术应用的困难两个方面。传统工作模式的局限性，讲座、报告等传统工作模式在过去的课程思政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新时代背景下，面对职业本科院校学生的特点和需求，其局限性日益凸显。现代教育技术的飞速发展为课程思政教育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手段和平台，如网络教学平台、多媒体工具等。但是，关工委高龄成员在运用这些现代教育技术开展思政教育方面却面临着诸多困难。（三）组织性质和职能定位认识有偏差关工委是在学校党委领导下，组织、指导“五老”配合主渠道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服务大学生健康成长的群众性组织。在学校整个育人系统工程中是一个方面军，是育人合力中不可或缺的一股力量。“五老”是关心、教育、引领、帮助大学生成长成才的老年志愿者，应多尊重一分、更爱一筹。但在队伍里或一些党政群工作部门中把关工委仅仅作为是部分老同志发挥余热的一个平台。甚至有些部门的同志把关工委向其反应情况汇报工作认为是添麻烦，能躲就躲。因此，以现职党政领导为主导提出任务，以老同志为主体，围绕中心，配合补充，主动作为，协同创新，立足基层，注重实效的工作状态和要求未能全面达到。同时，在新技术领域，像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新兴技术在职业教育中的应用日益广泛，而“五老”对这些技术的了解和掌握程度可能较低，无法在课程思政教学中有效地结合这些技术元素，使教学内容与时代发展相脱节。四、职业本科院校基层关工委参与课程思政的路径和作用职业本科院校基层关工委从“理论创新一路径创新一模式创新一制度创新”四个维度有效构建“四位一体”的课程思政育人创新体系[15]，为实现“三全育人”贡献“五老”的智慧和力量，进一步

《澳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115 —助力大学生健康成长。（一）构建高校关工委课程思政育人体系，进一步发挥优势效应与时俱进构建课程思政育人的理论创新体系，“五老”通过“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促进思政理论课由‘被动灌输’向‘主动内化’转变”的方式，不断丰富高校“大思政”工作体系的内涵[16]。（二）构建高校关工委课程思政育人体系，丰富课程思政育人手段凝练提升构建课程思政育人的路径创新体系，不断丰富课程思政育人手段，逐步提高课程思政育人的方法和载体，进而形成具有特色的育人品牌。“五老”课程思政育人着重点在育人内容和方式方法有效性上的创新，让课程思政育人往实里走，往细里走，往深里走，往学生心里走[17]。（三）构建高校关工委课程思政育人体系，引导大学生全面发展寓情于教构建课程思政育人的模式创新体系，加强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提升他们的综合素养，引导大学生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人民，帮助他们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坚持正面引导，通过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活动形式，扩大学生的眼界，陶冶学生的品行，激发兴趣，培养能力，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帮助大学生不断进步[18]。（四）构建高校关工委课程思政育人体系，完善课程思政育人平台顶层设计构建课程思政育人的制度创新体系，通过理论探索和实践总结的方式，不断完善课程思政育人平台，逐步巩固高校关工委各项长效机制的建设和发展。[19]“五老”是高校课程思政育人工作不可或缺的生力军和重要力量，学校党政各职能部门和群团组织以及处于一线的各个学院，都应该来关心、支持、帮助关工委的课程思政育人工作，做到信息沟通、合作渠道畅通，尊重老同志的特点，为他们创造更加有利的支撑条件，保护好他们继续发挥作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协调有序推进高校课程思政育人工作[20]。（五）融入核心方式：“五老”在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五老”主要通过内容融入、模式创新和多元活动，将思想政治教育自然渗透到课程教学中，青年教师与“五老”联合授课也是常见且有效的模式之一。“五老”（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凭借自身阅历和专业优势，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融入教学。1.内容植入式融入在专业课程中嵌入思政元素。比如老专家在讲解工程学原理时，结合自身参与国家重大项目的经历，传递敬业精神和家国情怀；老教师在文科课程中，用历史事件案例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1]。2.环节嵌入式融入参与课程关键教学环节。例如在课程导入环节，由老战士讲述革命故事引发学生兴趣；在课程实践环节，老模范带领学生开展社会调研，引导学生关注民生问题。3.价值引导式融入通过课后互动深化思政效果。比如老教师针对课程中的伦理争议话题，组织学生讨论，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是非观；老干部结合政策演变，解读专业领域的国家战略，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22][23]。

职业本科院校基层关工委参与课程思政的路径和作用研究— 116 —（六）具体路径分析：“五老”影响学生价值观“五老”主要通过六种具体方式，多维度影响学生价值观。1.专题讲座定期开展“五老讲堂”，围绕红色历史、行业榜样、家国情怀等主题，用亲身经历增强内容感染力，让学生在故事中认同主流价值观。2.案例教学将自身经历转化为教学案例，融入专业课程。比如老战士以战争经历为案例，讲解“不怕牺牲、顽强拼搏”的精神；老专家用科研攻关案例，传递“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理念。3.导师制指导担任学生成长导师或学业导师，一对一或小组式指导。通过日常交流，解答学生在职业规划、人生选择上的困惑，引导学生将个人发展与国家需求结合。4.实践带领带领学生参与红色研学、社区服务、行业调研等实践活动。在活动中通过言传身教，让学生体会奉献精神、社会责任感，将价值观转化为行动自觉。5.社团指导指导学生红色社团、志愿者社团等。比如老教师指导党史学习社团，组织读书分享、红色剧本杀等活动，让学生在趣味参与中加深对党的认识。6.榜样示范以自身言行树立榜样。比如老模范坚持公益服务的日常表现，老教师严谨治学的工作态度，能潜移默化影响学生的行为习惯和价值判断。五、结论与建议基层关工委参与课程思政对职业本科院校教育教学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能够有效整合校内外资源，发挥“五老”优势，为课程思政提供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实践经验，助力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目标。对已探索出的参与路径在实践中取得一定成效，但仍需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协同推进机制、资源整合利用效率等方面存在提升空间。基层关工委参与对学生成长、师资队伍建设和课程建设均产生积极影响，是推动职业本科院校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一）加强顶层设计与整体规划学校应从战略高度重视基层关工委参与课程思政工作，制定明确的发展规划和工作方案。建立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加强协同合作，确保基层关工委在课程思政中的各项工作有序开展。（二）完善协同育人机制进一步优化基层关工委与学校教学部门、教师、学生之间的协同合作机制。建立常态化沟通渠道，定期开展交流研讨活动，共同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让“五老”与专业教师形成教学团队，充分发挥各方优势，形成育人合力。

《澳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117 —（三）提升“五老”队伍建设水平加大对“五老”队伍的支持与培训力度，鼓励更多具有专业背景和丰富经验的“五老”参与课程思政工作。提供相关政策保障和资源支持，为“五老”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四）创新工作方式与方法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拓展关工委参与课程思政的渠道和形式，利用线上平台开展思政教育活动，开发数字化课程思政资源，增强工作的吸引力和实效性，鼓励关工委结合职业本科院校特点和学生需求，创新工作方式，探索具有特色的课程思政模式。职业本科院校基层关工委在课程思政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其影响机制仍需进一步挖掘和细化。要以巩固拓展组织体系、加强教育阵地建设、推进工作品牌建设、注重理论研究、加强宣传工作等推进新时代关工委建设；同时要求加强党的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加强队伍建设以强化组织实施。展望未来，职业本科院校基层关工委在课程思政工作中将面临更多的机遇与挑战，面对 00后的新生代 Z时代大学生，如何准确把握关工委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是今后一段时期需要思考的重要工作任务。——————————【參考文献】[1]常婷.高职物业管理法律法规课程思政教学探讨[J].广西教育,2020(27).[2]《求是》编辑部.媒体融合:用得好是真本事[J].共产党人,2019(07).[3]杨乐燕.高职院校专业课“课程思政”的实施策略[J].广西教育,2020(27).[4]孙军.高职院校课程思政现存问题及三维突破路径张禹石[J].职业技术教育,2021(06).[5]吕玲杰.“课程思政”视域下高职语文教学改革探赜[J].成才之路,2022(12).[6]朱宝丽.构建职业院校汽车专业课程思政体系的研究[J].汽车维护与修理,2021(10).[7]吴轶群.高职院校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课程思政改革创新研究[J].学园,2025(03).[8]韩宪洲 .课程思政方法论探析——以北京联合大学为例 [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02):1-6.[9]姜晨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12 月 7 日至 8 日在北京召开 [EB/OL].中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xinwen/2016 -12/08/content_5145253.htm.[10]韩宪洲.高校课程思政重在常学常新[N].光明日报,2019-11-12.[11]浦秦夏.谈互联网思维下高校关工委工作途径拓展[J].智库时代,2018,(01):92-94.[12]初小燕.新媒体时代“内容为王”的传承与发展[J].中国报业,2016,(19):60-61.[13]陈丽.论“五老”精神传承与职业院校课程思政创新发展[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3(12).[14]李华.高校关工委助力课程思政建设的路径探析[J].思想教育研究,2020(06).[15]李娜.课程思政建设中高职院校基层党组织的角色定位与实践路径[J].教育与职业,2020(10).[16]刘梅.基于协同育人理念的职业院校“课程思政”体系构建——以关工委协同参与为例[J].现代教育管理,2022(08).[17]王芳.基于协同育人理念的高校课程思政建设路径研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22(06).[18]张弛.职业院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实践探索与思考[J].职教论坛,2021(03).[19]张红.“五老”参与职业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实践与思考[J].职教通讯,2019(10).[20]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关工委构建思政育人体系创新研究_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课题研究成果集萃-QQ阅读男生网.https://xiaoshuo.qq.com/read/1046727157/14[21] 杜良凤 . 互联网与新媒体时代关工委如何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思考.http://blog.sina.com.cn/s/blog_151e2b61c0102vuk9.html.[22]黄志斌.以互联网思维构建高校“大宣传”格局[N].福建日报,2017-03-28(010).[23]龚玲玲 .互联网 +背景下教育关工委参与高职思想道德建设的对策思考 [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6,(13):226-227.

翻转课堂与数字视频技术课程结合的教学探索— 118 —翻转课堂与数字视频技术课程结合的教学探索张翠萍1，谢家祖 1，张宝菊 1，薛梦奇 1（1.天津师范大学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天津 300387）[摘要]数字视频技术课程教学中存在本科生前置知识点基础参差不齐的问题，导致课程讲授受阻、教学效果不佳，需前置梳理基础知识点才能推进后续教学。因此，以数字视频技术课程为研究对象，结合实际教学痛点，将基础知识点与课程内容深度融合，引入人工智能赋能、项目化驱动的翻转课堂新形态，优化教学实施路径，提升教学效率，推动学生对课程知识点的深度思考与自主探索。[关键词]数字视频技术；翻转课堂；自主学习；人工智能赋能；项目化教学Teaching Exploration of Combining Flipped Classroom with Digital VideoTechnology CoursesZHANG Cuiping1, XIE Jiazu1, ZHANG Baoju1, XUE Mengqi1(1.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Electronic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Tianjin 300387,China)[Abstract] In the teaching of digital video technology courses, there is a problem where thefoundational knowledge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varies greatly, which hinders the course lecturesand leads to poor teaching effectiveness. To address this issue, it is necessary to first review andclarify the basic knowledge before proceeding with the subsequent teaching. Therefore, taking thedigital video technology cours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combining with actual teaching challenges,the basic knowledge is deeply integrated with the course content. The new form of flipped classroomthat is empower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driven by project-based learning is introduced tooptimize the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path, enhance teaching efficiency, and promote students'in-depth thinking and autonomous exploration of the course knowledge.[Key Words] Digital video technology; Flipped classroom; Autonomous learning; Artificialintelligence empowerment; Project-based teaching基金项目：教育部中国高校产学研创新基金项目(2022BL084)；天津市教委科研计划项目(2024KJ061)；天津市科技计划项目(25KPXNRC00020)；天津市本科生教改重点项目(A251006503)；天津市研究生教改重点项目(TJYGD25043)；天津师范大学教改重点项目(JG01224001)；天津师范大学教改项目(JG01223093)。作者简介：张翠萍，女，天津师范大学实验师；谢家祖，男，天津师范大学高级实验师；张宝菊，女，天津师范大学教授；薛梦奇，女，天津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澳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119 —一、引言“数字视频技术”是电子信息类相关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其知识体系与数字电路、模拟电路等先修课程高度关联，且随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数字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持续更新。高等教育对学生自主学习、数字化学习能力的要求日益提升，而传统“教师主讲、学生被动接收”的教学模式，易导致本科生因知识衔接不畅、学习目标模糊丧失学习兴趣，教学效果难以保障。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将传统翻转课堂与人工智能技术、项目化教学深度融合的教学方法，适配新时代工科课程教学的新要求。二、数字视频技术课程特性“数字视频技术”课程以数字电视技术发展为切入点，系统讲解数字电视系统技术及标准，通过与生活实际的关联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后续课程内容均与数字电路、模拟电路、电路基础等先修课程紧密衔接（见图 1），知识关联性、应用性极强。数字视频技术课程的实验教学改革思路也为本次教学模式优化提供了重要基础[1]。图 1 课程流程作为一门应用性突出的专业基础课，课程教学面临前置知识点普及难度大、抽象概念理解门槛高的核心难题，针对数字视频技术课程的混合式教学改革研究也印证了这一教学痛点[2]。传统翻转课堂虽能一定程度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但已难以适配当前前沿技术融入、理实一体化培养的教学需求，因此亟需对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进行迭代升级，以深化学生对课程知识点的理解与应用。三、翻转课堂理论与实践的更新发展（一）传统翻转课堂的核心内涵翻转课堂通过反转传统“课上讲授、课下练习”的学习过程，由教师引导学生利用多元学习资源开展主动式、探索式学习。本科生因大学学习环境适应不足、科研实践经验匮乏，自主学

翻转课堂与数字视频技术课程结合的教学探索— 120 —习能力成为影响教学效果与质量的关键因素，而翻转课堂的核心本质正是通过教学流程重构，培养和提升本科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帮助其积累学习经验，这也是高校本科教学的重要目标。（二）深度学习的核心要求深度学习要求学生在理解知识点的基础上，具备批判性学习与思考能力，能够衔接新旧知识、构建知识框架，并将所学知识迁移至新场景，实现实际问题的分析与解决。现阶段深度学习对师生双方均提出更高要求，相关研究也为翻转课堂的深度学习培养路径提供了理论支撑[3]：1.对学生要求需具备批判性思维，能筛选、整合知识并构建知识体系；具备知识应用能力，能解决实际问题；具备成果表达能力，能清晰呈现学习与解题过程，完成知识转化与检验。2.对教师要求需筛选关联性教学内容、制定个性化学习目标、提供有效学习资源；需监督学习过程，引导学生学习方向，及时解决学习问题；更需关注学生知识应用能力的培养，推动其形成独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生在翻转课堂的“小老师”展示环节，既能深化对知识点的主动探索与理解，也能锻炼知识表达能力，是深度学习的重要实践载体。（三）翻转课堂的最新发展形态随着教育数字化、人工智能技术与高校教学的深度融合，翻转课堂已从传统的“课前自主预习+课上互动研讨”，升级为人工智能赋能的人机协同翻转课堂与项目驱动的理实一体化翻转课堂，成为工科专业课程教学的主流创新模式，人工智能赋能高校课堂教学的相关实践路径也为本次模式升级提供了重要参考[4]，核心更新要点如下：1.人工智能赋能的个性化翻转课堂生成式 AI、课程知识图谱、智能学习平台的应用，打破了传统翻转课堂“资源同质化、指导无差异”的局限，构建了师 --生--机三方协同的教学新生态，生成式 AI赋能翻转课堂的个性化教学模式研究也为该形态的落地提供了实操方法[5]。课前，智能助教可根据学生的先修课程成绩、知识点测试结果，推送个性化的前置学习资源（如数字电路薄弱学生推送针对性复习资料，基础较好学生推送拓展案例），并通过自然语言交互解答基础知识点疑问，自动生成学习漏洞分析报告；课上，教师依托 AI生成的学情数据，精准聚焦学生共性问题开展互动研讨，借助 AI可视化工具将抽象的数字视频技术概念（如采样量化、AD转换）转化为仿真动画、分步解析图，降低理解难度；课后，智能学伴可针对学生学习漏洞开展全天候个性化辅导、阶段性评测，实现“因材施教”的精准落地。2.项目驱动的理实一体化翻转课堂针对数字视频技术的应用性特征，将翻转课堂与行业标准的项目化教学结合，打破“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脱节”的困境，项目化翻转课堂在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应用研究也为工科课程的实践落地提供了参考范式[6]。课前学生通过翻转资源完成理论知识预习，课上以小组为单位，围绕数字视频拍摄、采集、处理等实际项目开展协作实践（如短视频信号采集、视频编码优化），按照行业岗位分工完成项目任务；教师从“知识传授者”转变为“项目指导者”，针对学生实践中的技术难题进行精准点拨，推动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

《澳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121 —3.翻转课堂与课程思政的深度融合依托翻转课堂的教学流程，将思政元素自然融入课程教学全过程，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引领”三位一体，电子信息类课程理实一体化翻转课堂与课程思政的融合路径也为本次课程设计提供了重要思路[7]。课前在翻转学习资源中融入数字媒体行业的技术创新案例、行业报国事迹；课上在项目实践中设置主旋律主题创作任务（如红色文化短视频制作）；课后将思政元素融入学习评价，推动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树立正确的行业价值观与职业素养。四、实例设计为具体阐述升级后翻转课堂的实践价值，结合数字视频技术课程实际教学问题，对比传统教学痛点，提出人工智能+项目化双赋能的翻转课堂解决策略，实现教学效果的提升，该策略也与数字视频技术课程混合式教学改革的实践方向相契合[2]。（一）传统教学核心痛点案例 1：讲授模拟信号数字化的采样、量化、编码三部曲时（见图 2），学生因对 AD转换前置知识点掌握不足，仅能机械理解讲义配图中“幅值 7左右的波形量化过程”，无法发散思维理解“波形取值9.6时需先比例缩放到7比特区间再量化”的核心逻辑，对知识点的理解流于表面。（a）采样（b）量化（c）编码图 2 模拟信号数字化三部曲案例 2：学习 AD并联比较型转换器时，面对数字电路图（见图 3），学生无法快速回忆数字电路中的与非门、非门等知识点，导致教师课堂上需花费大量时间回顾先修内容，授课进度缓慢，新知识点讲解时间被压缩，学生知识接收效率低。

翻转课堂与数字视频技术课程结合的教学探索— 122 —图 3 AD转换器数字电路图（二）升级后翻转课堂的实践解决策略针对上述教学痛点，引入人工智能赋能、项目化驱动的翻转课堂模式，从课前、课中、课后全流程优化教学实施，具体策略如下，该全流程设计也参考了人工智能赋能高校课堂的实践路径[4]与项目化翻转课堂的工科应用方法[6]：1.课前AI个性化预习，夯实前置知识点针对 AD转换、数字电路等前置知识点基础不齐的问题，在翻转学习平台嵌入生成式 AI答疑模块与学情分析功能，依托生成式 AI赋能翻转课堂的个性化教学方法，实现前置知识点的精准补漏[5]。学生可通过自然语言提问，获取 AI对“比例缩放原理”“与非门在 AD转换器中的应用”的可视化讲解（如 AI自动生成仿真动画、电路分步解析图）；智能平台根据学生的预习测试结果，为每位学生生成个性化预习报告，精准标注知识漏洞，并推送针对性的补充学习资源，实现“课前分层预习、精准补漏”，从根源上解决课堂上大量回顾先修知识的问题。2.课中项目化实践研讨，深化知识理解将模拟信号数字化、AD转换技术与数字视频实践结合，设计“短视频信号采集与处理”实操项目，在项目设计中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实现理实一体化与价值引领的双重目标[7]。以小组为单位，让学生使用数字视频采集设备，完成真实视频信号的采样、量化、编码全流程操作，自主发现“实际视频信号幅值超出标准区间时的比例缩放问题”，并通过团队研讨设计解决方案。教师仅在学生遇到技术瓶颈时进行精准指导，让学生在项目实践中深化对理论知识点的理解，同时培养团队协作与工程实践能力。

《澳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123 —3.课后AI个性化辅导+成果展示，巩固学习效果课后通过智能平台推送与项目实践相关的拓展练习题，智能学伴针对学生的答题情况进行个性化讲解；组织学生开展学习成果展示，让学生以“小老师”身份讲解项目实践中的知识点应用与问题解决思路，既锻炼知识表达能力，也实现同学间的知识互补，该成果展示环节也与促进深度学习的翻转课堂设计思路相一致[3]。五、结论高校工科课程传统教学模式存在枯燥乏味、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激发不足等问题，学生需依靠课业要求才能调动学习主动性，教学效果难以保障。传统翻转课堂虽能通过教学流程重构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但已难以适配人工智能时代对工科专业前沿技术应用、理实一体化培养、个性化学习的新要求，人工智能赋能高校课堂的发展趋势也要求工科课程教学模式进行迭代升级[4]。因此，本文提出将人工智能赋能的个性化翻转课堂与项目驱动的理实一体化翻转课堂融入数字视频技术课程教学，通过“AI课前精准预习、课中项目化实践、课后个性化辅导”的全流程设计，不仅有效解决了传统教学中前置知识点基础不齐、抽象概念难理解、理论实践脱节等痛点，提升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与知识点探索能力，更强化了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与团队协作能力，该设计也借鉴了项目化翻转课堂在电子信息专业的应用经验[6]与生成式 AI的个性化教学方法[5]。数字视频技术课程的实验教学改革为本次模式融合奠定了实践基础[1]，而相关混合式教学改革研究也印证了该方向的可行性[2]。未来，数字视频技术课程的翻转课堂教学需紧跟生成式人工智能、虚拟拍摄、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的发展，持续迭代翻转学习资源与项目实践内容，推动翻转课堂从“模式创新” 向“质量提升”升级；同时结合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进一步深化“AI+教育”的融合应用，融入课程思政的全流程设计[7]，培养适配数字媒体行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复合型工科人才。——————————【參考文献】[1]张宝菊,孙友辰,张翠萍,等.数字视频原理及应用在课程实验教学的改革与探索 [J].卫星电视与宽带多媒体,2021(19):181-182.[2]陈铭,李雪梅,数字视频技术课程混合式教学改革与实践[J].计算机教育,2024 (06):156-160.[3]胡畔,刘凌波,雒锦洋.促进深度学习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构建与实践[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0 (3):85-91.[4]黄荣怀,胡永斌.人工智能赋能高校课堂教学的实践路径与发展趋势[J]. 教育研究,2024,45 (02):48-60.[5]蔡爱龙,李娟.生成式 AI 赋能翻转课堂的个性化教学模式构建与实践[J].现代教育技术,2024,34(08):98-106.[6]刘军,王颖.项目化翻转课堂在工科专业基础课中的应用研究——以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为例[J].高等理科教育,2025(01):112-118.[7]王健 ,张莉 .电子信息类课程理实一体化翻转课堂与课程思政融合路径 [J].中国现代教育装备,2025(03):105-107.

现代远程教育中晋方言的非遗传承与应用— 124 —现代远程教育中晋方言的非遗传承与应用张韵1（1.山西财经大学，山西太原 030006）[摘要]立足现代远程教育方言文化创新视角，基于第一手调查资料并结合已有文献，分析我国现代远程教育的非遗传承及应用情况。以晋方言为代表的方言文化元素在远程课程教学中的表现为例，着重观察方言文化元素融入教学和研究的情况，讨论方言文化创新对我国现代远程教育的影响，并为其发展提出进一步建议。[关键词]现代远程教育；晋方言；非遗传承；非遗应用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ance and Application of Jin Dialect inModern Distance EducationZhangYun（1.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xiTaiyuan 030006）[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distance education's dialect culture innovation, based onfirst-hand investigation data and combined with existing literatu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heritanceand applic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modern distance education in China. Taking thedialect culture elements represented by the Jin dialect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focuses on observingthe situation of integrating dialect culture elements into teaching and research, discusses the impact ofdialect culture innovation on modern distance education in China, and puts forward furthersuggestions for its development.[Keywords]Modern Distance Education; Jin Dialec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ance;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pplication本文以国家开放大学现代远程教育课程的教学引入晋方言文化元素为例，探讨方言文化创新研究的视角下我国现代远程教育的发展状况，以方言文化入手解析现代远程教育的文化创新及其存在问题，并对我国现代远程教育的发展提出建议。文章所指方言文化包括了课程中所涉及到的现代汉语方言之一的晋方言在教研方面的相关内容。现有的高等教育现代远程教育研究成果，多囿于新媒介技术、传播手段等操作性因素的研究，而很少有学者对现代远程教育活动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内涵规律和原理进行研究，本研究即基金项目：山西省远程教育学会科研项目资助，项目编号：SXYJ202339。作者简介：张韵，女，山西财经大学博士讲师。

《澳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125 —是从方言文化在现代远程教育中教学和研究的融入情况调查入手，以此来改进和完善现代远程教育的教学和研究方式方法，并期望进一步提升现代远程教育的质量，丰富和拓展现代远程教育活动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内涵规律和原理的研究领域。由此可见，从现代远程教育文化创新研究的视角，去探究现代远程教育的文化内涵十分必要。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非介入式观察调查法等。徐大明[1]（2006）指出文献研究法是一种“非接触性”的研究方法，就是研究者不直接从研究对象那里获取硏究所需的数据。这种方法，对社会语言学来说，就是通过搜集和分析现存的、以文字记载的数据来实现语言硏究的目的。然后，搜索、收集现代远程教育和文化创新研究的相关专著、论文及我国高校远程教育发展的文献资料，有关现代远程教育法规、政策、报告，文化创新与现代远程教育相关的理论文章等。调查采用了 Van den Berg[2]（1986）非介入式匿名观察法(non-participant observation)，即调查员在局外观察，不参与被观察对象的言语活动，并按固定的程序，根据事先印好的观察卡记录语言使用实态的相关数据。这种社会语言学的调查方法源于 Cooper等学者，Van den Berg于 20世纪 70年代末在台湾的调查对这种调查方法加以进一步完善。此后被许多学者推广为城市语言调查研究的重要方法（徐大明、王玲[3]，2010；俞玮奇[4]，2014；张韵[5]，2017；浦梦媛[6]，2019；孟凡璧、唐师瑶[7]，2021等）。本文将在对国家开放大学现代远程教育资源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基于第一手调查资料的方言实际状况进行观察和分析。基于此，本文立足现代远程教育方言文化创新研究的视角，结合已有文献的坚实基础，在分析我国现代远程教育的应用情况的基础上，以晋方言的非遗传承及应用在远程课程教学中的表现为例，着重观察在开展现代远程教育活动时，方言文化元素融入教学和研究的情况，讨论方言文化创新对我国现代远程教育的影响，并为其发展提出进一步建议。一、非遗传承：晋方言文化创新和我国现代远程教育发展（一）现代远程教育和方言文化唐文[8]（2022）指出现代远程教育以终身教育理念为先导，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以服务学习型社会建设为宗旨，整合共享各类优质教育资源，实现了“人人皆学，时时能学，处处可学”，并逐渐成为普及高等教育、践行教育公平的重要方式。引用唐文对现代远程教育的定义，即明确了现代远程教育的先导、支撑、宗旨，实现了全民终身学习理念目标，并将为普及高等教育、践行教育公平起到重要作用和影响。黄静[9]（2023）指出文化具有多元性和民族性，任何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自己特有的语言，即“本民族语言”，而不同的地方由于其地理位置不同，也形成了不同的方言；保护、传承和开发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方言文化是国家语言战略、国家文化战略、乡村振兴战略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引用黄静对方言和方言文化的界定和描述，即明确了方言文化是“不同的地方由于其地理位置不同”而形成的各不相同的“民族语言”及其相对应的文化，同时，方言文化的地位

现代远程教育中晋方言的非遗传承与应用— 126 —是十分重要的，关乎国家语言战略、国家文化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等重要战略规划。学界关于现代远程教育的研究虽已形成一系列较为成熟的系统，但大多仍局限于从新媒体技术领域展开，现阶段对于新媒介及科学技术在现代远程教育中的应用，主要是针对新媒体的特点下远程教学模型、远程教学过程中的优缺点、远程教育效果以及不同媒介之间差异的比较研究，如李晓晨[10]（2021）、严继昌[11]（2020）等，这些著作探讨的都是高等教育背景下的现代新媒介远程教育或实践的问题，所以，基于现代远程教育文化创新研究的视角，探讨方言文化融入现代远程教育的情况，仍处于亟待补充的阶段。（二）我国现代远程教育课程和晋方言文化创新我国现代远程教育课程即是为了满足我国开展现代远程教育活动的需求而设置的。本文所涉及的课程为国家开放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2023-2024学年第一学期“演讲的方法与艺术”“应用写作（汉语）”课程、2023-2024学年第二学期“古代汉语专题”课程、2024-2025学年第一学期“现代汉语专题”“汉语基础”课程、2024-2025学年第二学期“古代小说戏曲专题”“古代诗歌散文专题”课程。晋方言文化创新则是本文研究方言文化融入现代远程教育的抓手。基于此，不难看出，我国现代远程教育课程和晋方言文化创新正是现代远程教育和方言文化在实践应用层面的具体投射，同时也体现出晋方言文化创新在我国现代远程教育课程中的非遗传承表现。想要观察现代远程教育和方言文化的互动，可以通过观察我国现代远程教育课程和晋方言文化创新的互动来实现。同时也可以观察到在非遗传承的框架下，晋方言文化创新在我国现代远程教育课程中的表现，基于晋方言非遗传承对课程的影响，进而探讨非遗传承及应用在现代远程教育中的价值，以及基于课程对晋方言非遗传承的影响，探讨现代远程教育对非遗传承及应用的价值。二、非遗应用：晋方言文化创新在我国现代远程教育课程中的表现（一）现代远程教育结合方言文化时遇到的困难在以上课程的教学实践中发现，基于方言文化创新研究的视角，我国现代远程教育存在以下情况：第一，我国现代远程教育中对方言文化创新重视不足；第二，我国现代远程教育中加入方言文化创新的元素有限；第三，我国现代远程教育中应用方言文化创新的方式有限。基于我国现代远程教育现状的视角，在非遗传承中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第一，非遗传承关联我国现代远程教育的视角尚未打开；第二，非遗传承向我国现代远程教育的优势借力不足；第三，非遗传承与我国现代远程教育结合方式的创新空间有待开发。（二）我国现代远程教育课程结合晋方言文化创新带来的突破课程中晋方言应用的示范，直面现代远程教育和方言文化结合时所遇到的困难，为我国现代远程教育及非遗传承中存在的以上情况都带来了新的突破性思考和对策：

《澳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127 —1.非遗传承应用课程中引入晋方言元素，注重非遗传承和我国现代远程教育相结合，提高了非遗传承及应用的意识。例 1：“演讲的方法与艺术”课程是针对乡村教师能力素养提升培训而开设的，通过使用方言打招呼和自我介绍可以有效迅速拉近师生们的距离，建立良好的课堂氛围。讲到知识点“演讲的效果”时通过对比普通话演讲和晋语并州片代表方言太原话演讲，也可以让学生真切体会到“演讲者语言”要素不同的影响效果。例 2：“应用写作（汉语）”课程讲到“生活文书”知识点时可通过列举日常生活中使用方言的例子加深学习印象，如在一般书信中融入方言词“待见（喜欢）”“恓惶（可怜）”等特有动词以及“哇”“么”“老”等常用语气词，不仅丰富了书信语言的表达，丰沛了书信感情的传递，同时也传承延续了晋方言的非遗活力。2.方言文化创新教学互动环节加入晋方言，以方言体验带动知识教学，不断发掘教学融入方言文化创新元素的可能性，同时以学习兴趣带动非遗传承兴趣，让非遗文化在教学互动中得以实践应用。例 1：“古代汉语专题”课程中有使用汉字书写记录方言用语的内容，以借用已有汉字的方式赋予方言形音义的结合，如“拧（厉害）”“切他（可爱）”“地懂（反应）”等。例 2：“现代汉语专题”课程讲到知识点“现代汉语的地域变体”时，通过演示方言来介绍方言分区，达到既活用非遗文化又生动教学的目的。例 3：“汉语基础”课程中讲到语音部分的知识点“古今声调的演变”，当涉及入声的内容较难以普通话声调的四个调类去模拟理解时，改用方言中保留的古汉语入声字去尝试发音则可以有效掌握，如晋方言中“恶（ag）”“拨（bag）”“北（big）”“憋（biag）”“不（beg）”等。3.打破地域限制现代远程教育以其特有的直播课形式突破了地域的阻碍，打破了方言界限，使得身处不同地域的、操持不同汉语方言的使用人可以在“一课之内”互相交流，以现代远程教育课程的教学之力延展非遗传承及应用的空间。例 1：“古代小说戏曲专题”课程讲到王实甫《西厢记》第三本第一折“〔红云〕兀的不是也！你写来，咱与你将去。”可使用晋方言诵读，其中“兀的（表感叹）”为晋语并州片常用语（张静[12]，2023）；讲到《西厢记》的故事演变和改编创作时，苏州评弹《西厢记·惊艳》“前头走格是莺莺小姐，半边搀扶格是伲格红娘阿姐”可使用吴方言诵读，其中“半边（旁边）”“伲（我们）”为吴方言常用语（吴连生[13]，1996），粤剧、粤曲及粤语电影《西厢记》的唱词或台词可使用粤方言诵读。例 2：“古代诗歌散文专题”课程讲到唐代七言歌行时，借助现代远程教育师生来自五湖四海

现代远程教育中晋方言的非遗传承与应用— 128 —的地域方言区背景，同时使用晋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吴方言、闽方言、徽方言、北方方言等进行融合诵读，把方言文化非遗传承灵活应用于古典诗歌诵读。（三）现代远程教育和以晋方言文化创新为代表的非遗传承及应用之间的互融基于以上经验，通过充分发挥现代远程教育的方言文化创新功能效用，完善建设现代远程教育的方言文化创新基本要素，畅通推进现代远程教育的方言文化创新绿道蓝图，现代远程教育具有应对非遗传承困难的优势。同样，通过充分发挥非遗传承及应用的教育功能效用，拓展开发非遗传承及应用在现代远程教育方向上的支点，融合创新非遗传承及应用与现代远程教育的结合方式，非遗传承及应用也具有应对现代远程教育问题的对策。三、总结本研究从方言文化创新研究的角度入手，对现代远程教育活动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内涵规律和原理进行研究，基于方言文化在我国现代远程教育课程中教学和研究融入情况的调查，以期改善现代远程教育方式方法，优化我国现代远程教育方言文化创新效果，提升我国现代远程教育的水平，丰富和拓展现代远程教育的文化内涵，并和非遗传承与应用相呼应。研究价值在于，第一，帮助树立和建设更加科学的现代远程教育发展观，在尽量做好充足的信息技术储备的同时，提升现代远程教育方言文化创新的价值体现；第二，支持引入和培养更加科学的现代远程教育学习观，使得学习者在现代远程教育方言文化创新的大环境之下，能够更好、更快地找到适用于自身的远程学习策略，在充分了解自身学习需求和特点的基础上，更合理利用现代远程教育教学资源及规划学习活动；第三，提供可参考和可借鉴的、更加科学的现代远程教育文化观，为开放大学在线教学改革提供新的方向和思路，为政府、学校和社会各界的现代远程教育优化提供新的对策和方案，为未来我国现代远程教育推进学习化社会建设、构建开放式终身教育体系提供重要依据和理论基础。——————————【參考文献】[1] 徐大明.语言变异与变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2] Van den Berg, Marinus. E. Language Planningand Language Use in Taiwan [M].Taipei: Crane PublisherCO,1986.[3]徐大明,王玲.城市语言调查[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 (6).[4]俞玮奇.上海城区公共领域语言生活状况调查——兼与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的比较[J].语言文字应用,2014,(4).[5]张韵.香港城市公共领域语言生活状况的社会差异——街市、商场以及银行非介入式观察[J].中国语言战略,2017,4(01).[6]浦梦媛. 嘉兴城区商业领域语言使用状况调查[J].中国语言战略,2019,6(01).[7]孟凡璧,唐师瑶. 后脱贫时代旅游扶贫县域语言规划研究——基于重庆市武隆区语言生活实态数据分析[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21(02).[8]唐文.教育公平视域下现代远程教育政策环境变革研究[J].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上旬刊),2022, (11).[9]黄静.立足乡村文化振兴，保护传承方言文化[J].文化产业,2023(14).[10]李晓晨.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视野下的中国现代远程教育研究[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21.[11]严继昌编.服务创新特色开放:中国高校现代远程教育试点探索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12]张静.晋语并州片“兀的”一词在古文献中的词义演变[J].长治学院学报,2023,(1).[13]吴连生.吴方言词小考(续五) [J]..吴中学刊,1996,(2).

《澳门教育研究》·基础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129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产出导向法的高中英语读后续写教学设计——以 2025 年“广东二模”真题为例陈立 1（1.东莞市第一中学，广东东莞 523000）[摘要]读后续写作为高考英语写作的核心新题型，深度融合了阅读理解与书面表达的核心能力，既要求学生精准捕捉原文语篇的叙事线索、人物形象与情感基调，又需在遵循原文逻辑的基础上完成创造性写作输出，是考查学生语言综合运用能力、思维质量与创新素养的重要载体。而产出导向法以“驱动、促成、评价”为核心环节，构建了兼顾输入与输出的外语教学模式，有效破解了传统读写教学脱节的难题，为读后续写教学的系统化、高效化开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框架与可操作的实践路径。本文以 2025 年“广东二模”英语读后续写真题为教学载体，依托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实时反馈、精准诊断与个性化支架搭建优势，探析产出导向法在高中英语读后续写教学中的应用路径，通过重构人机协同教学场景、诊断学生续写逻辑漏洞与语言短板、搭建分层教学支架、实施多元评价体系，优化教学全流程，提升读后续写教学的实效性、针对性与创新性，为高中英语写作教学改革提供实践参考。[关键字]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出导向法；高中英语；读后续写；教学设计Instructional Design of Continuation Writing in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Enabled by Generative AI Under the 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 — A CaseStudy of the 2025 Guangdong Second Mock ExaminationCHEN Li(1.Dongguan No.1 Middle School, Dongguan 52300,China)[Abstract]As a core new writing task in the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Gaokao) English,continuation writing deeply integrates the core competencies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 and writtenexpression. It requires students to accurately capture the narrative clues, character images andemotional tone of the original text, and complete creative writing output on the premise of followingthe original logic. It serves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assess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languageapplication ability, thinking quality and innovative literacy. The 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 (POA),with “motivation, facilitation and assessment” as its core links, constructs a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model that balances input and output. It effectively addresses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reading and作者简介：陈立，女，东莞市第一中学中学高级教师。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产出导向法的高中英语读后续写教学设计——以 2025 年“广东二模”真题为例— 130 —writing in traditional teaching, providing a solid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operable practical path forthe systematic and efficient implementation of continuation writing teaching. Taking the continuationwriting task in the 2025 Guangdong Second Mock Examination English test as the teaching carrier,this paper, relying on the advantages of generative AI in instant feedback, precise diagnosis andpersonalized scaffolding construction,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path of the Production-OrientedApproach in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continuation writing teaching. By reconstructinghuman-machine collaborative teaching scenarios, diagnosing students’ logical loopholes and languageshortcomings in continuation writing, building hierarchical teaching scaffolds, and implementing adiversified evaluation system, this study optimizes the entire teaching process, improves theeffectiveness, pertinence and innovation of continuation writing teaching, and thus provides practicalreferences for the reform of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writing teaching.[Keywords]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 (POA); Senior HighSchool English; Continuation Writing; Instructional Design一、引言读后续写是将语言输入与输出有机结合的外语学习方式，通过依托特定语篇进行创造性续写，实现语言模仿与活用的统一，是提升学生外语学习效率的有效途径（王初明，2012）[4]。作为高考英语的重要题型，读后续写要求学生基于 350 词左右的记叙文语料及指定段落开头，完成 150 词左右的两段式续写，创作逻辑连贯、情节完整、主题契合的语篇，综合考查学生的深度阅读能力、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运用能力与篇章构建能力（教育部考试中心，2015）[2]。该题型对高中学生的英语综合素养提出了较高要求，也成为当前高中英语教学的重点与难点。在当前高中英语读后续写教学实践中，仍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部分教师对题型考查本质理解偏差，教学中存在机械应对、方法单一的现象（陈康，2024）[1]；教学过程重素材积累、轻思维培养，重写作结果、轻修改评价，将读后续写简化为应试训练，脱离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学生缺乏针对性的写作指导，在情节设计、语言表达、主题升华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写作能力提升缓慢（张静等，2024）[9]。这些问题导致读后续写教学陷入 “学用分离” 的困境，难以实现学生语言综合运用能力的培养目标。产出导向法（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POA）由文秋芳教授提出，针对外语教学中的“学用分离” 问题，构建了 “驱动 - 促成 - 评价” 三位一体的教学流程，强调以产出任务为导向，通过精准的输入促成与多元的成果评价，实现语言输入与输出的有效联结，凸显 “学用一体” 的教学理念（文秋芳，2020）[6]。该教学法的核心理念与读后续写的题型特点、教学要求高度契合，为破解读后续写教学困境提供了可行思路。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为外语教学带来了新的技术支撑，其在语篇分析、场景创设、学情诊断、素材生成、多元评价等方面的优势，能够有效赋能产出导向法各教学环节的实施，减轻教师教学负担，提升教学的精准性与个性化水平（许家金等，2024）[7]。

《澳门教育研究》·基础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131 —基于此，本文以 2025 年 “广东二模” 英语读后续写真题为教学案例，探讨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下，产出导向法在高中英语读后续写教学中的具体应用策略，旨在为高中英语教师开展读后续写教学提供实践参考，推动读后续写教学质量的提升。二、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产出导向法的读后续写教学设计流程本研究以 2025 年 “广东二模” 英语读后续写真题为教学素材，该语料以 “追梦与成长”为主题，讲述了性格内向的女生 Mary 怀揣校园电台主持梦想，勇敢参与第二主持人选拔，虽因即兴表达能力不足未通过面试，但在电台负责人的点拨下，决心以辅助角色加入电台团队、积累主持经验的故事。语料通过人物对比、心理描写、动作描写等手法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构建了 “追梦 - 尝试 - 受挫 - 求学” 的叙事逻辑，要求学生结合指定段落开头 “She asked Mr.Carter for permission and began by taking on small tasks.” 与 “Then one day, Mr. Carter rushed inwith unexpected news: Olivia had suddenly fallen ill.” 完成续写，在情节设计中呼应原文语言特色，深化主题内涵。以下结合产出导向法的 “驱动 - 促成 - 评价” 三个核心环节，阐述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下的读后续写教学设计与实施过程。（一）驱动环节：产出任务驱动，精准诊断学情，明确教学目标产出导向法的驱动环节以产出任务为核心，通过创设真实的交际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与产出意愿；同时通过学生的尝试性产出，诊断其写作难点，为后续精准教学奠定基础。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高效完成语篇深度分析、真实情境创设、学情数据挖掘等工作，为驱动环节的有效实施提供技术支持，提升教学目标的针对性与明确性。首先，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展语篇深度解读，梳理语料核心要素。教师以 “人物 - 情节- 主题” 为分析框架，向生成式人工智能输入针对性提示词，通过人机协作完成语篇要素的提取与梳理，明确语料的人物形象特点、叙事逻辑脉络与核心主题内涵，为教学情境创设与产出任务设计提供依据。经分析，该真题语料的核心要素如表 1 所示。表 1 2025 年“广东二模”读后续写语篇核心要素分析分析维度具体内容人物形象Mary：性格内向腼腆，有主持梦想，勇于尝试、坚持不懈、勤奋好学；Olivia：校园电台现任主持人，自信专业、能力突出，受师生认可；Mr. Carter：电台负责人，温和耐心，注重学生成长与潜力挖掘；同学：对 Mary 的能力表示质疑，体现外界的偏见与否定叙事逻辑开端：Mary 看到电台主持招募通知，内心萌生追梦想法；发展：Mary 不顾同学质疑刻苦练习，参与选拔时因即兴表达薄弱受挫；转折：Mr. Carter 指出其问题核心 —— 表达需融入真实情感，Mary 领悟后决心以辅助角色加入电台学习；高潮（待续写）：Mary 以辅助身份参与电台工作，积累主持经验、提升综合能力；结局（待续写）：Olivia 突发疾病，Mary 获得临时主持机会，完成自我突破。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产出导向法的高中英语读后续写教学设计——以 2025 年“广东二模”真题为例— 132 —核心主题坚持追梦的信念，在实践中成长与突破，真实情感是语言表达的核心，勇于尝试方能实现自我价值其次，依托生成式人工智能创设真实的交际写作情境，设计产出任务。结合读后续写的题型要求与语料主题，教师引导生成式人工智能围绕 “话题 - 目的 - 身份 - 场合” 四大要素，创设沉浸式的写作情境，让学生在真实的语言运用场景中产生产出需求。本教学案例中，经人机协作创设的交际情境为：作为校园电台的学生编辑，需基于 Mary 的电台选拔经历完成故事续写，续写内容将作为校园电台 “青春追梦” 栏目的播出素材，要求故事情节完整、情感真挚，能够传递青春正能量，面向全校师生传播。同时，教师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文生图功能为语料生成配套插画（如图 1所示），借助 AI 数字人视频创作平台制作任务讲解视频，增强情境的直观性与代入感，通过在线学习平台将产出任务与情境素材发布给学生，引导学生完成尝试性产出。图 1 语料生成配套插画再次，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诊断学生尝试性产出中的典型问题。教师将学生的课前续写成果与读后续写评价标准输入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通过人机协作分析学生在情节设计、主题表达、语言运用、篇章结构等方面的共性问题。经诊断，学生的主要产出困难表现为：一是情节设计缺乏逻辑性，与原文叙事脉络脱节，忽视 Mary 勤奋好学的人物特点，对电台主持的工作场景与要求刻画失真；二是主题表达流于表面，仅简单叙述事件过程，未深入挖掘 “追梦 - 成长 - 突破” 的主题内涵，缺乏情感共鸣；三是语言表达较为匮乏，缺少对人物的心理、动作等细节描写，人物形象单薄，语篇衔接词使用不足，段落之间、句子之间的逻辑连贯性较差；四是写作手法运用单一，未有效借鉴原文的人物对比、细节描写等手法，续写语篇的文学性与表现力不足。最后，结合学情诊断结果，明确教学目标。以学生的产出困难为切入点，结合产出导向法的教学要求，教师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辅助下，从交际目标与语言目标两个维度明确本次读后续写教学的核心目标：交际目标为引导学生以校园电台编辑的身份，完成 Mary 追求主持梦想的故事续写，创作情节合理、情感真挚、主题鲜明的语篇，实现真实的语言交际与表达；语言目标为引导学生掌握心理描写、动作描写、人物对比等写作手法，提升细节描写能力，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学会恰当使用语篇衔接词，优化篇章结构，提升语篇逻辑连贯性；能够在续写

《澳门教育研究》·基础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133 —中呼应原文语言特色，深化主题内涵。同时，根据教学目标将产出任务细化为内容促成、语言促成、结构促成三个子任务，为后续促成环节的设计指明方向。（二）促成环节：靶向搭建支架，多元输入促成，实现学以致用促成环节是产出导向法教学流程的核心，旨在针对学生的产出困难，提供精准的语言输入与教学支架，帮助学生突破写作难点，完成产出任务（文秋芳，2020）[6]。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根据学生的学习需求，生成丰富的教学素材，设计多样化的教学活动，为内容、语言、结构三个维度的促成提供有力支撑，实现 “输入为产出服务，产出为输入导向” 的教学目标，增强读后续写教学中阅读与写作的协同效应（王初明，2015）[5]。本环节遵循精准性、渐进性、多样性、协同性的原则，设计针对性的教学活动，为学生的续写输出搭建阶梯式教学支架。1.内容促成：梳理叙事逻辑，把握情节设计要点内容促成的核心目标是解决学生情节设计不合理、与原文脱节的问题，引导学生精准把握语料的叙事逻辑，掌握读后续写情节设计的基本原则与方法。教师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设计文本分析类教学活动，引导学生深入解读语料，梳理情节脉络，明确人物特点与主题要求，为合理续写奠定基础。本教学案例中，教师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设计小组合作探究活动，让学生以四人小组为单位，借助 “故事情节山” 梳理原文的叙事脉络，明确 “开端 - 发展 - 转折 - 待续写高潮 - 待续写结局” 的情节结构；通过绘制人物关系图，分析主要人物的性格特点、人物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人物行为与主题表达的关联性。各小组完成任务后，进行课堂展示与交流，对比分析不同小组的解读结果，探讨情节设计与人物塑造、主题升华的内在联系，总结读后续写情节设计的核心要点：情节需与原文叙事逻辑保持一致，符合人物性格特点；情节设计需有细节支撑，能够为主题表达服务；续写情节需完整连贯，实现与指定段落开头的自然衔接。通过该活动，学生能够深化对语料的理解，突破情节设计的难点，为后续的续写输出做好内容铺垫。图 2 故事山示例（斜体部分为学生填写）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产出导向法的高中英语读后续写教学设计——以 2025 年“广东二模”真题为例— 134 —2.语言促成：强化手法运用，提升语言表达能力语言促成针对学生语言表达匮乏、写作手法运用单一的问题，以原文的语言特色为依托，设计针对性的语言练习活动，引导学生掌握细节描写、人物对比等写作手法，提升语言表达的准确性、生动性与表现力。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精准分析原文的语言特点，生成与续写主题高度相关的语言练习素材，设计难度递进的练习活动，实现语言输入与产出的有效联结。首先，聚焦细节描写，设计分层练习。原文通过丰富的心理描写与动作描写塑造人物形象，如 “Butterflies filled her stomach”“Holding the cold microphone, Mary felt her hands grow sweaty”等语句，生动展现了 Mary 的内心活动与状态。针对学生细节描写能力不足的问题，教师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设计填空、仿写、翻译创作等难度递进的练习活动，引导学生掌握心理描写、动作描写的技巧，并能将其运用到续写中。具体练习设计如表 2 所示。表 2 细节描写语言练习设计练习形式练习内容参考答案填空（神态描写）Mary’s eyes ____ (闪烁着期待的光芒)when she got the chance to work in theradio station.flashed with expectation仿写（动作描写）模仿原文 “Holding the cold microphone,Mary felt her hands grow sweaty.”，运用动作描写展现 Mary 第一次协助主持时的紧张状态。Clutching the script tightly, Marytapped her feet nervously on the floorbeside the platform.翻译创作（心理 + 动作描写）将 “她深吸一口气，走到话筒前，准备开始自己的第一次主持” 翻译成英文，并增补恰当的心理描写，丰富表达。She took a deep breath and steppedforward to the microphone, her heartbeating fast but a firm belief in hermind, ready to start her first hosting.其次，聚焦人物对比手法，设计应用练习。原文通过 Olivia 与 Mary 的性格对比、同学的质疑与 Mary 的坚持对比，突出人物质量，增强语篇的表现力。针对学生对比手法运用不足的问题，教师设计句子比较、仿写创作等练习活动，引导学生理解对比手法的表达效果，并能在续写中灵活运用。具体练习设计如表 3 所示。表 3 人物对比手法练习设计练习形式练习内容参考答案与解析句子比较对比分析以下两个句子的表达效果：句 1：Mary did well in the temporary hosting.句 2：Unlike her nervous stuttering during theinterview, Mary spoke in a clear and steadyvoice in the temporary hosting, surprising

《澳门教育研究》·基础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135 —everyone.仿写创作呼应原文的人物对比写法，描写 Mary 临时主持时的表现与 Olivia 的主持风格的异同，运用对比手法展现 Mary 的成长与特色。Olivia’s hosting was full of passion and vitality,while Mary’s hosting was gentle and sincere.Though their styles were different, Mary’sgenuine emotion and smooth expression wonthe applause of all the students.3.结构促成：优化语篇衔接，提升篇章构建能力结构促成针对学生语篇衔接不畅、逻辑连贯性差的问题，引导学生掌握语篇衔接词的使用方法，提升篇章构建能力。由于语篇衔接知识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与可迁移性，教师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制作微课视频，系统讲解读后续写中常用的语篇衔接词类型及用法，为学生提供结构支架。生成式人工智能制作的微课视频以 “读后续写中的语篇衔接技巧” 为主题，梳理了读后续写中四类常用的语篇衔接词：一是顺承关系衔接词，如 then、gradually、as days went by、in theend 等，用于体现情节的发展顺序；二是转折关系衔接词，如 but、however、unlike、in contrast等，用于体现人物或情节的对比；三是因果关系衔接词，如 therefore、as a result、thus 等，用于体现情节之间的逻辑联系；四是伴随关系衔接词，如 meanwhile、at the same time、with thesewords 等，用于丰富情节表达。视频中结合真题语料中的例句，分析衔接词的使用场景与表达效果，让学生直观理解衔接词的运用技巧。学生观看微课后，结合原文分析语篇衔接方式，并尝试在自己的尝试性产出中补充恰当的衔接词，体会衔接词对提升语篇连贯性的作用。在完成内容、语言、结构三个维度的促成教学后，教师组织开展课堂续写产出活动。采用 “写作圈” 的形式，将学生分为四人小组，各成员分别负责情节设计、语言表达、结构优化、整体统筹，分工协作完成续写任务。写作前，师生共同制定续写评价表，明确情节、语言、结构、主题等维度的评价标准；写作过程中，学生对照评价表完成续写，限时 15 分钟，可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解答个性化的语言问题；写作完成后，学生通过在线写作批改平台获得实时的机改反馈，明确自身在语言表达、语篇衔接等方面的问题，并在课堂上进行初步修改。课后调查显示，学生对该环节的促成教学活动接受度较高，认为活动设计针对性强，能够有效突破写作难点，为续写产出提供有力支撑。（三）评价环节：实施多元评价，以评促学促改，实现能力提升产出导向法强调评价是教学流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倡导 “以评为学” 的评价理念，打破“学” 与 “评” 的界限，通过多元评价实现对学生产出成果的有效反馈，促进学生写作能力的提升（文秋芳，2020）[6]。师生合作评价（Teacher-Student Collaborative Assessment，TSCA）是产出导向法评价环节的核心方式，其关注教学目标的达成情况，而非单纯的写作成果质量，通过课前、课中、课后的一体化评价设计，实现评价与教学的深度融合（孙曙光，2019）[3]。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高效完成学生产出成果的分析、典型样本的选取、个性化练习的生成，为师生合作评价的实施提供技术支持，提升评价的效率与精准性。本教学案例的评价环节围绕 “细节描写的丰富性与人物形象的鲜明性” 这一核心评价焦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产出导向法的高中英语读后续写教学设计——以 2025 年“广东二模”真题为例— 136 —点，结合课前、课中、课后三个阶段开展，实现多元评价的有机融合。课前，教师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完成典型样本的选取与分析。将学生的课堂尝试性产出输入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要求系统根据教学目标达成情况，筛选出情节设计、语言表达、主题表达等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样本，并分析样本的优点与不足。教师结合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分析结果，进行人工核查与批改，最终确定 1-2 个中等质量的典型样本，作为课中师生合作评价的载体；同时，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辅助下，对 2025 年 “广东二模” 读后续写的优秀范文进行标注，突出范文中细节描写、人物对比、语篇衔接等方面的亮点，为学生提供学习参考。课中，组织开展师生合作评价活动。首先，教师呈现典型样本，引导学生结合续写评价表，从情节设计、细节描写、语篇衔接、主题表达等维度进行独立批改，标注样本中的优点与问题，并提出修改建议；随后，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交流各自的批改意见，完善修改方案；最后，进行课堂集体交流，各小组分享修改意见，教师进行点评与总结，引导学生明确样本中的核心问题及修改思路，师生合作完成典型样本的修改。在完成典型样本评价后，教师呈现优秀范文，引导学生从 “细节描写的丰富性与人物形象的鲜明性” 角度赏析范文，分析范文在情节设计、语言表达、主题升华等方面的技巧，总结读后续写的写作要点，实现从 “评” 到 “学” 的转化。课后，开展个性化的自评、互评与精准提升活动。学生结合课中师生合作评价的结果，对自己的课堂续写成果进行自评修改，重点补充细节描写，优化语篇衔接，深化主题表达；以小组为单位开展互评活动，相互提出修改建议，实现同伴间的学习与交流。同时，教师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为学生生成个性化的学习材料，针对学生的共性与个性问题设计针对性的练习活动。例如，针对语篇衔接词运用薄弱的学生，设计填空、改错、句式改写等练习；针对细节描写能力不足的学生，设计片段描写、语篇润色等练习。具体练习设计如表 4 所示。此外，教师组织学生开展 “班级最佳续写故事” 评选活动，将优秀的续写作品在班级、校园电台进行展示，增强学生的写作成就感，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表 4 语篇衔接针对性练习设计练习形式练习内容参考答案填空______ (经过数月的努力), Mary finallymastered the basic skills of radio hosting.After months of hard work改错If Mary kept practicing her hosting skillsevery day, she became more and moreconfident.If→Because句式改写Mary did some basic work in the radio station.She learned a lot of hosting skills. (用衔接词合并句子，增强逻辑)While doing some basic work in the radiostation, Mary learned a lot of hosting skills.

《澳门教育研究》·基础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137 —三、结语将生成式人工智能与产出导向法深度融合，应用于高中英语读后续写教学，能够有效破解当前读后续写教学中的 “学用分离” 困境，优化教学流程，提升教学实效。以 2025 年 “广东二模” 英语读后续写真题为教学载体的实践表明，在产出导向法的 “驱动 - 促成 - 评价” 三个核心环节中，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发挥语篇分析、情境创设、学情诊断、素材生成、多元评价等方面的技术优势，为教师的教学设计与实施提供有力支撑，同时为学生的读后续写学习搭建精准、多元的教学支架。这种教学模式不仅能够引导学生精准把握读后续写的题型特点与写作要点，提升情节设计、语言表达、篇章构建等方面的能力，实现读后续写水平的有效提升；更能让学生在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中，体验语言输入与输出的全过程，培养深度阅读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与创造性写作能力，实现英语综合素养的提升。同时，读后续写语料中蕴含的 “追梦”“成长”“坚持” 等育人元素，能够在教学过程中实现启智润心、培根铸魂的学科育人目标，让学生在语言学习的同时，获得思想与情感的熏陶。作为高中英语教师，在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产出导向法开展读后续写教学时，需明确自身的教学主体地位，生成式人工智能是教学的辅助工具，而非替代者。教师应深入研究产出导向法的教学理念与实施路径，结合读后续写的教学要求与学生的实际学情，合理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避免过度依赖技术；同时，需关注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过程中的潜在风险，如输出结果的谬误、价值观念的偏差、学生写作思维的固化等（许家金、赵冲，2024）[7]，加强对人工智能输出内容的核查与筛选，引导学生理性看待与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实现技术与教学的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未来，还需进一步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高中英语读后续写教学中的应用场景与策略，不断优化教学设计，让生成式人工智能更好地赋能高中英语教学，推动高中英语教学质量的提升，实现学生英语核心素养的培养目标。——————————【參考文献】[1]陈康.读后续写在高考中的应用以及对教学的启示[J].外语测试与教学,2024 (01):32-38.[2]教育部考试中心.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英语科考试说明(高考综合改革试验省份试用)(第一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3]孙曙光. “师生合作评价”的辩证研究[J].现代外语,2019,42 (03):419-430.[4]王初明.读后续写——提高外语学习效率的一种有效方法[J].外语界,2012 (05):2-7+14.[5]王初明.读后续写何以有效促学[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5,47 (05):753-762+801.[6]文秋芳.产出导向法:中国外语教育理论创新探索[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0.[7]许家金,赵冲.大语言模型在英语教学中的角色[J].外语教育研究前沿,2024,7 (01):3-10+90.[8]许家金,赵冲,孙铭辰.大语言模型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应用[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4.[9]张静,赵杰,王鹏.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英语读后续写教学初探[J].英语学习,2024 (08):32-36.

初中生物实验品质课堂建设实践研究— 138 —初中生物实验品质课堂建设实践研究胡超 1（1.东莞市企石中学广东东莞 523500）[摘要]打造“品质课堂”是新时代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提升区域教育质量的必然要求。生物学作为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其实验教学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本研究聚焦初中生物实验教学，以东莞市“品质课堂”建设要求为指引，旨在探索并构建一套融合 5E 教学模式与 STEAM 教育理念的高品质实验教学新范式。研究采用行动研究法，在为期三年的实践探索中，通过优化实验内容与流程、创新教学设计策略、构建多元化评价体系，系统回答了如何通过课堂变革提升实验教学效能的问题。研究表明，该模式有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显著提升了学生的实验探究能力、科学思维与创新意识，并促进了教师专业成长与学校生物学科教学质量的整体跃升。本研究为一线教师提供了可操作、可推广的实验教学改进方案，为区域推进“品质课堂”建设提供了实践案例与理论参考。[关键词]初中生物；实验教学；品质课堂；5E 教学模式；STEAM 教育A Practical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Quality Classrooms for BiologyExperiments in Junior High SchoolHU Chao(Qishi Middle School of Dongguan, Guangdong 523500,China)[Abstract]Constructing a "Quality Classroom"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deepen the curriculumreform of basic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improving regionaleducational quality. As an experiment-based natural science, biology relies heavily on its experimentalteaching quality for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ore competencies. Focusing on junior high schoolbiology experimental teaching and guided by the requirements of Dongguan’s "Quality Classroom"construction,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and establish a new high-quality experimental teachingparadigm that integrates the 5E instructional model and the STEAM education concept. Adopting theaction research method, this study carried out a three-year practical exploration. By optimizingexperimental content and procedures, innovating teaching design strategies, and building a diversifiedevaluation system, it systematically answers how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experimentalteaching through classroom reform.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is model effectively stimulates students’learning interest,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ir experimental inquiry ability, scientific thinking andinnovative awareness, and promotes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overall项目基金：广东省东莞市“十四五”规划 2021年度课题《初中生物实验品质课堂建设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021GH762)。作者简介：胡超，男，广东省东莞市企石中学高级教师。

《澳门教育研究》·基础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139 —improvement of biology teaching quality in schools. This study provides frontline teachers withoperable and replicable solutions for experimental teaching improvement, and offers practical casesand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regional promotion of "Quality Classroom" construction.[Keywords]Junior High School Biology; Experimental Teaching; Quality Classroom; 5E InstructionalModel; STEAM Education一、引言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进入新时代，国家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强调要“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2019年《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实验教学的意见》明确指出，实验教学是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途径，是发展素质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环节。这一政策导向将实验教学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要求一线教学必须从“育分”走向“育人”，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培养与素养生成。在此背景下，东莞市率先提出打造“品质教育”的发展目标，并启动“品质课堂”行动计划，旨在通过课堂的深刻变革，构建以学生发展为核心、彰显学科育人价值、融合信息技术、提升教师素养、实施多元评价的课堂新生态。初中生物学作为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其实验教学不仅承载着知识验证的功能，更是培养学生观察能力、动手能力、探究精神与科学态度的主阵地。然而，审视当前初中生物实验教学的现实，不难发现诸多困境：实验教学常被边缘化，“做实验”异化为“讲实验”“画实验”；教学内容陈旧，以验证性实验为主，缺乏对学生探究能力和创新思维的深度开发；教学模式单一，师生互动不足，难以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实验教学难以真正发挥其育人功能，与“品质课堂”的目标要求相去甚远。因此，如何立足教学实际，破解实验教学难题，构建符合新时代育人要求和区域发展导向的“品质课堂”新样态，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本研究以东莞市企石中学为实践基地，以初中生物实验教学为切入点，旨在将前沿的教学理念（5E教学模式、STEAM教育）与本土的“品质课堂”标准相结合，探索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实验教学改进方案，以期真正实现实验教学的质量提升，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全面发展。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一）品质课堂的内涵与要求“品质课堂”并非一个孤立的学术概念，而是对理想课堂状态的一种综合描述，它强调课堂应具有“高质量、高品位、高价值”的特征[1]。东莞市教育局提出的“品质课堂”建设，明确了以学生为中心、发挥学科育人功能、融合信息技术、提升教师素养、实施多元评价的五大变革方向。这要求课堂不仅要完成知识传递，更要成为学生思维生长、情感体验、价值形成的场域[2]。对于生物实验教学而言，“品质”意味着实验不应是机械的操作步骤复现，而应是引导学生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像工程师一样解决问题的真实探究过程[3]。

初中生物实验品质课堂建设实践研究— 140 —（二）5E教学模式及其在理科教学中的应用5E教学模式由美国生物科学课程研究（BSCS）基于建构主义理论提出，包括吸引（Engagement）、探究（Exploration）、解释（Explanation）、迁移（Elaboration）和评价（Evaluation）五个环环相扣的教学环节。该模式强调学生在真实情境中主动建构知识，通过亲身探究发现规律，并在新情境中应用和拓展所学，最终通过多元方式对学习过程和结果进行评价。研究表明，5E教学模式能有效促进学生概念转变，提升科学探究能力和学习兴趣，在理科教学中显示出显著优势[4]。将其引入生物实验教学，有助于将传统“照方抓药”式的实验，转变为学生主动参与的探究之旅。（三）STEAM教育理念与实验教学的融合STEAM教育代表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艺术（Arts）和数学（Mathematics）的跨学科融合，其核心在于打破学科壁垒，强调在真实问题解决过程中，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与技能，培养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5]。生物实验本身就是一项综合性的科学实践活动，天然具有跨学科属性。例如，设计一个生态瓶（涉及生物、化学、工程）、制作一个 DNA双螺旋模型（涉及艺术、数学），都需要学生调动多方面的知识。将 STEAM理念融入实验教学，可以拓展实验的深度与广度，引导学生在解决真实、复杂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知识的整合与创新能力的提升[6]。（四）本研究的切入点综合上述分析，本研究的理论逻辑在于：以东莞市“品质课堂”的五大变革要求为实践导向，将 5E教学模式作为重塑实验教学过程的结构性框架，将 STEAM教育理念作为提升实验问题探究层次与创新价值的内容性策略。通过三者的有机融合，旨在解决当前实验教学中存在的“重知识轻能力、重验证轻探究、重结果轻过程”的结构性矛盾，构建一套既有理论支撑又具有实践操作性的高品质初中生物实验教学模式。三、研究设计与实施（一）研究目标1.构建教学模式：依据东莞市“品质课堂”评价标准，探索并形成在 5E 教学模式下，融合STEAM教学策略的高品质初中生物实验教学模式。2.开发课程资源：改进和优化初中生物实验方案，开发配套的教学设计、导学案、微课等课程资源。3.提升教学实效：通过教学实践，验证新模式在激发学生兴趣、提升学业成绩和培养创新能力方面的有效性。（二）研究对象与方法本研究以东莞市企石中学 2021级、2022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行动研究法，在真实的教学情境中进行“计划—行动—观察—反思”的循环改进。同时，辅以文献研究法梳理理论基础，运用实验对比法（设立实验班与对照班）检验教学效果，并通过课堂观察、学生访谈、作品分析等方式收集反馈信息。

《澳门教育研究》·基础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141 —（三）研究过程研究历时三年（2021年 7月—2024年 12月），分为预研究、初步实施、中期反思、深化实践和总结提升五个阶段。在实践过程中，课题组教师围绕初中生物教材中的核心实验，如“探究种子萌发的环境条件”“制作并观察植物细胞临时装片”“探究光合作用的场所”等，进行了持续的教学设计与行动改进。四、研究成果：高品质生物实验教学模式的构建本研究最核心的成果是构建了一套以 5E教学模式为框架、以 STEAM理念为内核、以“品质课堂”标准为导向的初中生物实验教学模式。该模式通过以下四个维度具体展开：（一）重塑实验教学流程：5E模式的本土化实践课题组将 5E教学模式创造性地应用于生物实验教学中，形成了如下操作流程（如图 1）：图 1 5E教学模式过程图解1.吸引 (Engagement)：从学生的生活经验或认知冲突出发，创设真实、有趣的问题情境。例如，在“探究种子萌发的条件”实验前，播放一段“沙漠中雨后瞬间花开”的延时摄影视频，引发学生对生命奇迹的好奇和对种子萌发条件的思考。此环节对应“品质课堂”中“突出以学生为中心”和“发挥学科育人功能”的要求，激发学生内在学习动机。2.探究 (Exploration)：将传统的验证性实验改造为开放性探究活动。教师提供必要的材料和工具包（如不同介质、不同温度计、光照设备等），但不直接告知实验步骤和预期结果，而是引导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自主设计实验方案，动手操作，观察记录。此环节鼓励学生像科学家一样工作，是 STEAM理念中科学探究与技术应用的综合体现。3.解释 (Explanation)：在各小组展示初步实验结果后，教师引导学生对观察到的现象进行描述、比较和分析，鼓励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尝试解释原因。最后，教师再以规范、科学的语言进行总结和澄清，帮助学生完成概念的建构和深化。例如，在种子萌发实验后，引导学生从“水分、空气、温度”三个变量解释实验成败，从而深刻理解“种子萌发条件”这一核心概念。4.迁移 (Elaboration)：这是将学习引向深入的关键环节。教师提出更具挑战性或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拓展问题，鼓励学生应用所学知识解决新问题或进行创新设计。这正是 STEAM教育中工程与数学思维的用武之地。例如，在学完植物的蒸腾作用后，设置挑战任务：“请你为

初中生物实验品质课堂建设实践研究— 142 —学校楼顶的‘空中花园’设计一套节水灌溉系统”，引导学生综合运用生物学、工程学和数学知识，绘制图纸，制作模型。5.评价 (Evaluation)：建立贯穿始终的多元评价体系。不仅关注实验结果的对错，更关注学生在探究过程中的表现，如方案设计的合理性、团队协作能力、问题解决的创造性等。评价主体包括教师评价、小组互评和学生自评。评价工具包括观察记录表、实验报告、作品展示、学习日志等，全面反映学生的学习过程与成长轨迹，体现了“品质课堂”中“突出多元评价”的要求。（二）丰富实验教学内容：融入 STEAM理念的两条路径为打破学科壁垒，提升实验的探究层次，课题组探索了在实验中融入 STEAM教育的两条路径：1.科学研究路径：适用于对某一生物学现象或原理进行深入探究的实验。流程为：创设情境，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融合 STEAM知识设计研究方案→实施研究，收集数据→分析数据，得出结论→分享交流，评价反思（如图 2）。图 2 生物学实验教学中实施 STEAM教育的科学研究路径流程图例如，在“探究不同水质对小鱼生活的影响”实验中，学生不仅要运用生物学知识观察小鱼行为，还要运用化学知识检测水质指标（pH值、溶氧量），运用数学知识处理数据并绘图，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完整的跨学科科学探究。2.工程设计路径：适用于以解决实际问题、创造产品为目标的实验活动。流程为：明确工程需求→原理探析与构思设计→工程实践（制作原型）→测试与优化→展示与评价（如图 3）。

《澳门教育研究》·基础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143 —图 3 生物学实验教学中实施 STEAM 教育的工程设计路径流程图例如，“制作一个能精准投喂鱼食的自动投喂器”项目，学生需要运用生物学知识了解鱼的食性与作息，运用工程学知识设计机械结构和电路，运用数学知识计算投喂量和时间间隔，最终制作出一个可运行的产品，充分体现了“做中学”和“创新创造”的理念。（三）创新实验教学策略：从“验证”走向“探究”的七种路径课题组在长期实践中，提炼出创新实验教学设计的七条有效策略，为一线教师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法指引：1.从“指定”到“指向”——激励学生自主设计实验步骤。2.从“给予”到“创造”——鼓励学生改进或自制实验装置。3.从“事实”到“问题”——引导学生深入分析实验现象背后的原因。4.从“确认”到“质疑”——促使学生对已有实验结论进行批判性思考。5.从“单一”到“发散”——激发学生围绕主题拓展探索新问题。6.从“验证”到“探究”——将演示实验或经典实验改造为探究性实验。7.从“经典”到“普通”——引导学生在科学史中发掘可创新的思想和方法。这些策略的核心，是赋予学生更多的主动权，让实验过程充满“未知”与“挑战”，从而实现思维层面的深度参与。（四）完善实验教学评价：构建多元化评价体系单一的纸笔测验无法衡量学生在实验探究中的综合表现。为此，课题组构建了指向“品质课堂”的多元化评价体系（见表 1）。该体系关注过程性评价与表现性评价，旨在以评促学，引导学生重视实验过程、发展核心素养。表 1 初中生物实验品质课堂多元化评价体系评价维度评价指标评价方式与工具科学探究能力提出问题、作出假设、制订计划、实施计划、得出结论、表达交流课堂观察记录表、实验报告、小组互评实践创新能力实验方案设计的独特性、材料用具的创新性、问题解决的创造性作品评价量表、项目成果展示、创新日志合作与交流能力团队分工协作、倾听与表达、观点辩论、成果分享小组合作评价表、课堂录像分析、学生访谈情感态度价值观学习兴趣、探究欲望、实事求是的态度、科学精神学习日志、问卷调查、教师观察记录

初中生物实验品质课堂建设实践研究— 144 —五、实践效果与反思（一）实践效果经过三年的实践探索，本研究的成效显著：1.学生层面：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科学素养得到显著提升。生物实验操作考试满分率接近100%；生物中考成绩从 2021年低于市平均分 4.47分，跃升至 2024年高于市平均分 4.2分。2023年 1月—2025年 1月，学生在各级各类科技竞赛中获奖达 142人次，其中国家级 20人次，彰显了创新能力的提升。2.教师层面：课题组成员的教研能力和专业素养显著增强。研究期间，课题组教师发表或获奖论文 15篇，主持或参与相关课题 7项，多人获评“南粤优秀教师”“市教学能手”等荣誉，并成长为学校中层干部或市学科研究会理事，实现了专业发展的“加速跑”。3.学校层面：企石中学生物教研组成功获评东莞市首批“品质课堂”实验教研组。生物学科的教学质量和社会声誉显著提升，学校也因其在科技教育方面的突出表现，荣获“东莞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先进学校”“广东省航空航天特色学校”等称号。（二）反思与展望尽管本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在实践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不足：首先，受限于教学进度和实验条件，并非所有教材实验都完成了优化和实践；其次，部分优化后的教学案例尚未经过大规模、长周期的教学检验，其普适性和稳定性有待进一步验证；最后，将先进教学理念转化为教师日常教学行为的深度和广度仍需加强。未来，我们将致力于将已验证有效的优秀教学案例汇编成校本教材，在校内外进行推广。同时，持续关注信息技术与实验教学的深度融合，探索虚拟仿真实验、数字化实验等新样态，为建设更具“品质”的生物实验课堂而继续努力。——————————【參考文献】[1]郑晓惠,李增娇,张文华.核心素养与生物学教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2]东莞市教育局.东莞市推进“品质课堂”建设实施方案[Z].2021.[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4]王健,李秀菊.5E教学模式的内涵及其对我国理科教育的启示[J].生物学通报,2012, 47(3):39-42.[5]崔鸿,朱家华,张秀红.基于项目的 STEAM学习探析:核心素养的视角[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4):54-61.[6]张春雷,邓燕萍.中、小学 STEM教育的价值定位、实践路径和误区[J].生物学通报, 2018,53(11):11-14.

《澳门教育研究》·基础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145 —新课标视域下“人境共生”理念的小学体育教学内容生态化重构林自强1（1.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第一小学,广东珠海 519000）[摘要]在新课程标准的指引下，小学体育教育正经历着从“技能本位”向“人的整体发展”的深刻转型。本文立足于“人与环境关系”的生态哲学视角，系统探讨这一转型下体育教学内容的选择逻辑与设计策略。研究认为，体育教育应超越传统封闭场域的技能训练，成为学生在多层次环境系统中进行身体建构、社会互动与文化体认的整合性实践。通过分析当前教学内容存在的环境疏离困境，本文构建了“具身互动、社会嵌入、文化根植、生态融贯”四位一体的内容选择原则，并提出“自然环境整合、人文环境渗透、社会环境协同、虚拟环境拓展”的立体化设计路径。研究表明，以“人境共生”为导向的体育教学内容生态化重构，能有效促进小学生运动能力、健康行为与体育品格的协同发展，为核心素养的落地提供可操作的实践范式。[关键词]人与环境；新课标；小学体育；教学内容；生态化设计Ecological Reconstruction of Primary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Content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Human-Environment Coexistence" from thePerspective of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LIN Ziqiang(1.First Primary School of Hengqin Guangdong-Macao Deep Cooperation Zone, Zhuhai 519000,China)[Abstract]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primary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sundergoing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from a "skill-oriented" approach to a focus on "the overall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ecological philosophy perspective of "the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the environment",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selection logic anddesign strategies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content under this transformation. The study holds thatphysical education should go beyond the traditional closed field of skill training and become anintegrated practice for students to construct their bodies, engage in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acquirecultural understanding in a multi-level environmental system. By analyzing the environmentalisolation predicament existing in current teaching content,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 four-prongedprinciple of "embodied interaction, social embedding, cultural rooting, and ecological integration" forcontent selection, and proposes a three-dimensional design path of "integrating natural environment,permeating humanistic environment, collaborating social environment, and expanding virtualenvironment".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ecological reconstruc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作者简介：林自强，男，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第一小学副校长、工会主席。

新课标视域下“人境共生”理念的小学体育教学内容生态化重构— 146 —content based on "coexistence of humans and environment"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coordinateddevelopment of students' physical abilities, healthy behaviors, and sports character, providing anoperational practical model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re competencies.[Keywords]Human beings and the environment;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Primary School PhysicalEducation; Teaching Content; Ecological Design一、引言《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颁布与实施，为我国基础教育阶段体育课程改革绘制了崭新蓝图。新课标以培养学生“运动能力、健康行为、体育品德”三大核心素养为统领，其深层意蕴在于推动体育教育从“学科中心”转向“学生中心”，从“知识技能传授”转向“育人方式变革”。这一转向呼唤我们对体育教学的本体价值进行再思考：体育不仅是塑造强健体魄的手段，更是儿童认识自我、理解世界、建立关系的一种根本性存在方式。在此语境下，“人与环境的关系”这一经典哲学命题，为审视和重构小学体育教学内容提供了关键的理论透镜。传统体育教学往往将“环境”狭义化为标准化的场地与器材，教学内容则被简化为脱离情境的、可分解测量的技术动作组合。这种“去环境化”的教学模式，割裂了身体与世界的本源性联系，导致学生难以将所学技能迁移至复杂多变的真实生活情境，更遑论通过体育学习形成对自然、社会与文化的深刻体认与责任感。新课标强调“创设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教学情境”“注重学科实践”，其本质正是要求将环境重新“请回”教学的中心，使之成为学生核心素养生成不可或缺的“生态基质”。因此，本文旨在从新课标的核心理念出发，以“人与环境共生”为主线，深入探讨小学体育教学内容应如何基于一种生态化的世界观进行选择与设计，从而使学生在其身体与自然、社会、文化及技术环境的持续、多维对话中，实现身心的整全发展。二、现状审视：小学体育教学中的环境疏离及其困境当前，尽管新课改理念深入人心，但小学体育教学在内容选择与实施上，仍普遍存在与生活环境、文化脉络及生态系统相疏离的现象，制约了其育人价值的充分实现。（一）空间的“规训化”与自然感知的剥夺教学被高度局限于塑胶跑道、体育馆等高度人工化、同质化的“规训空间”。这种空间确保了安全与效率，却无形中剥夺了学生用双脚感知泥土的温润、用皮肤感受微风与阳光、用双眼观察地形地貌变化的直接体验。身体对多样化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与敏感性在标准化的场地上无从培养，其与大自然生命节律的深层连接也被悄然切断。（二）内容的“碎片化”与意义情境的缺失教学内容常按运动项目的技术逻辑被分解为孤立的单元，如“篮球的原地运球”“田径的立定跳远”。这种碎片化的传授方式，脱离了游戏、比赛乃至生活应用的真实、完整情境。学生尽管能模仿动作外形，却难以理解该动作在动态对抗、团队协作或解决实际问题中的策略价值与情感意义，学习容易沦为无趣的重复操练。（三）互动的“竞争化”与社会情感的稀释教学内容设计，尤其是球类与竞赛项目，往往以个人或团队间的直接对抗与胜负为核心。竞争固然能激发动机，但若成为主导甚至唯一的人际互动模式，则可能挤压合作、共情、关怀

《澳门教育研究》·基础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147 —与责任等更为深刻的社会性情感的发展空间。学生与“同伴”这一关键社会环境的互动，易变得功利而单薄。（四）文化的“无根化”与生态意识的缺席教学内容多以现代竞技体育项目为主，与地方性传统体育游戏、民间身体活动文化关联甚弱。同时，教学极少引导学生思考运动与生态环境（如资源消耗、气候影响）的关系。体育由此成为一种悬浮于本土文化传统与生态现实之上的“无根”实践，学生难以建立文化认同，也缺乏作为地球公民应有的生态关怀。这些困境共同揭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教学将“环境”视为静态的、被动的背景板，而非动态的、对话性的教育参与者。核心素养的培养必须在“个体－环境”的持续互动中实现，重构教学内容与环境的关系，是深化体育教学改革的必由之路。三、理论之基：新课标中“人境互动”的核心要义新课标的文本与实践导向，虽未直接套用生态学术语，却处处渗透着“人境互动”的哲学智慧，为教学内容的生态化转型提供了坚实依据。（一）核心素养的情境依存性运动能力、健康行为、体育品德三大核心素养，均具有强烈的情境依存性。运动能力绝非孤立的技术娴熟，而是在复杂、不确定的比赛或生活情境中做出决策、解决问题的能力；健康行为涵盖了对自然与社会环境的积极适应与改造；体育品德则直接生成于遵守规则、尊重对手、团队协作等具体的人际与环境互动之中。素养在情境中孕育，并通过情境展现。（二）“情境创设”与“学科实践”的教学论呼唤新课标明确倡导“创设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教学情境”，并突出“学科实践”的重要性。这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指向学习方式的根本变革：知识、技能、品格的学习，必须嵌入真实的或模拟的实践情境之中。对体育而言，这意味着教学必须设计与组织能引发学生身体、认知与社会性深度参与的环境性任务，让学习在“做”与“境”的融合中发生。（三）“健康教育”的生态维度拓展新课标将“体育”与“健康”深度融合，而现代健康观已从单纯的个体生理健康，拓展至心理、社会适应以及道德健康的整体观，进而与“生态健康”紧密相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生态健康素养”提醒我们，个人的健康福祉与生态系统的健康密不可分。体育教学理应包含引导学生理解身体活动、生活方式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的内容。基于此，新课标视角下的“环境”应被理解为围绕学生体育学习活动的一个嵌套的、互动的生态系统，包括：物理环境（自然与人工场地、器材、气候）、人际环境（师生、生生关系）、制度文化环境（规则、礼仪、体育精神、地方传统）以及生态环境（资源、可持续性）。教学内容的选择与设计，核心在于精心构建能促进学生与这些环境层次进行积极、互惠、创造性对话的学习任务。四、选择原则：构建“人境共生”的体育教学内容框架为实现“人境共生”的育人目标，小学体育教学内容的选择应遵循以下核心原则，以搭建一个既具有教育内涵又生动活泼的内容框架。

新课标视域下“人境共生”理念的小学体育教学内容生态化重构— 148 —（一）具身互动原则：唤醒身体对世界的感知内容应致力于打通学生身体与物理环境的直接对话通道。选择那些能充分调动触觉、动觉、平衡觉、视觉等多种感官与环境互动的活动。例如，在草地、沙地、硬地上进行不同速度的奔跑与跳跃，比较身体感受与动作控制的差异；开展“蒙眼听声寻踪”“触摸辨物接力”等游戏，强化非视觉感知能力。让教学内容成为身体探索环境、环境塑造身体的媒介。（二）社会嵌入原则：在合作与责任中建构关系内容设计应有意识地将学习任务嵌入需要真诚合作、有效沟通、共同决策与相互承担责任的社会情境中。超越“为赢而合作”的功利模式，选择如“团队桥梁建造”（用身体搭建稳定结构）、“共享重心移动”（小组以特殊连接方式协同移动）、“规则共创游戏”等活动。让学生在共同应对挑战的过程中，深刻体会信任、包容与集体责任的价值。（三）文化根植与生活化原则：连接传统、当下与未来内容应主动拥抱本土文化基因与儿童现实生活。系统挖掘、整理并创新改编地方性传统体育游戏与民间身体活动（如跳竹竿、抖空竹、地方特色拳操），使其焕发时代生机。同时，设计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身体技能学习，如安全自护的滚翻、应急攀爬、物品搬运、家庭亲子体能游戏等。让体育成为文化传承的载体与生活智慧的源泉。（四）生态融贯原则：浸润可持续发展意识内容应有机融入生态伦理与可持续发展理念。例如，在耐久跑或定向越野中设置“生态观察站”打卡点，记录沿途动植物；利用废旧材料自制体育器材，并开展“器材的一生”主题讨论；设计“净化河流”（接力清理象征性污染物）、“物种迁徙”（模拟动物穿越障碍）等主题游戏。让学生在身体力行的运动中，建立个人行为与生态环境的直观联系，培育绿色生活方式与生态责任感。五、设计路径：构建多层次融合的生态化教学内容体系依据上述原则，小学体育教学内容的设计可沿以下四条路径展开，形成立体融合的实施策略。（一）自然环境整合路径：让自然成为最好课堂气候适应性课程：设计“风中飞扬”（借助风力进行彩带舞、风筝赛）、“雨中节奏”（在确保安全的细雨中进行韵律操或静走聆听）、“阳光与影子”游戏等，学习适应并善用自然气候。地形探索性课程：利用校园或社区安全的小山坡、台阶群、树林间隙、石子路等，开展地形跑、自然障碍挑战、生态定向等活动，发展空间定位、风险评估与地形利用能力。自然生命模仿课程：创编“动物世界模仿操”“种子成长韵律活动”“四季运动剧场”等，将生命科学认知与身体表达相结合。（二）人文环境渗透路径：让体育承载文化叙事传统游戏创新工坊：设立项目式学习单元，让学生分组研究、改编并展示一项传统游戏，赋予其新规则、新玩法或新意义。节庆体育文化活动：结合传统节日，开展“元宵灯谜越野”“端午旱地龙舟竞速”“中秋登高赏月行”等融合体育、文化与习俗的主题活动。社区体育互联行动：设计“社区运动资源地图”绘制、担任“家庭健康锻炼小教练”、采访社区体育达人等实践任务，打破学校体育的围墙。（三）社会环境协同路径：在互动中涵养品德

《澳门教育研究》·基础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149 —复杂合作挑战任务：设计“无声的方阵”（仅靠眼神与手势完成队列变换）、“共渡险滩”（利用有限工具集体通过模拟险境）等，强调非语言沟通与无条件协作。服务性学习项目：组织高年级学生为低年级或特殊需要同伴设计适应性体育活动并担任指导；开展校园体育器材的共建、共享与维护管理。道德情境讨论圈：围绕比赛中可能遇到的“故意犯规获益”“队友失误应对”“规则公平性争议”等情景，组织专题讨论，促进道德判断与抉择能力发展。（四）虚拟/模拟环境拓展路径：以技术延展体验边界一是数字工具赋能。运用运动手环监测不同环境（如上下坡、不同温度）下心率变化，进行探究性学习；利用 VR技术模拟滑雪、冲浪等特殊运动环境，拓展体验维度。二是主题情境模拟游戏。设计“太空探险”（失重环境下的移动模拟）、“古城保卫战”（团队策略与体能结合）等大型情境模拟活动，在角色扮演与问题解决中发展综合素养。六、实施挑战与未来展望将“人境共生”理念深度融入小学体育教学内容，在实际操作中面临诸多挑战：教师观念转变与相关能力（如户外教学组织、跨学科知识）的不足；学校对安全压力的顾虑与自然、半自然教学空间的匮乏；标准化评价与这种开放性、过程性学习方式的矛盾等。然而，这一转向代表着体育教育回归育人本真的趋势。未来的小学体育教学，应朝着更加开放、融合、智慧的方向发展：第一、开发“体育+”融合课程：与科学、道德与法治、综合实践活动等课程协同，设计主题式学习项目。第二、建设生态化运动空间：学校在规划中应考虑多样化、自然化的运动场地，建设融入自然元素、功能复合的“绿色运动场”与“探险乐园”等。第三、提升教师生态素养：通过培训，增强教师的环境教育意识、户外教学风险管理与课程设计能力。第四、构建多元评价体系：探索表现性评价、档案袋评价等方式，关注学生在真实或模拟环境中的行为表现、问题解决与情感态度变化。七、结语从“人与环境的关系”出发审视与重构小学体育教学内容，并非简单的活动形式翻新，而是一场深层的教育哲学与实践范式的转型。它要求我们将体育课堂从封闭的“技能训练场”，转变为开放的“生命体验场”“关系建构场”与“意义生成场”。在新课标的核心素养导向下，体育教学唯有引导学生在其身体与自然、社会、文化的鲜活互动中学习，才能培育出不仅身体健康、技能娴熟，更具备敏锐环境感知力、强烈社会责任感与深厚文化认同感的时代新人。这既是体育学科育人价值的充分实现，也是我们对“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教育根本问题的有力回应。让每一次奔跑都与风对话，每一次合作都与社会相连，每一次游戏都浸润文化，体育教育方能真正赋能儿童，走向生命与世界的和谐共生。——————————【參考文献】[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2]李剑,王健.新课标背景下小学体育课程内容重构与实施的实践探究[J].体育教学,2024(1):15-18.[3]张朋.共生理念与学校体育教学新模式建构[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2,42(12):59-61.[4]刘波.自然教育理念下小学体育户外拓展课程开发研究[J].课程·教材·教法,2023,43(5):112-117.[5]浙江教育报.出汗的课程出彩的成长——嘉兴闻川小学体育综合评价改革[N].2025-03-15(5).[6]陈晓峰.新课标下基于全面育人的小学体育跨学科协同教学研究[J].中国学校体育,2024(3): 33-36.

感知父母负性情绪与青少年自杀意念：自尊的中介作用及同伴交往的调节作用— 150 —感知父母负性情绪与青少年自杀意念：自尊的中介作用及同伴交往的调节作用王诗琪1，马昕 1，郭帅龙 1（1.泉州师范学院，福建泉州 362000）[摘要]考察青少年感知父母负性情绪对其自杀意念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采用正负情绪量表、自杀意念量表、自尊量表、同伴交往调查问卷对 1005 名青少年进行调查。结果表明：青少年感知父母的负性情绪对自杀意念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自尊在青少年感知父母负性情绪和自杀意念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在自尊中介青少年感知父母负性情绪影响自杀意念的模型中，同伴交往调节自尊对自杀意念的作用。具体而言，青少年感知父母负性情绪可能是影响其自杀意念的重要因素之一，青少年感知父母负性情绪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其自杀意念，还可以通过影响自尊进而对自杀意念产生影响，而同伴交往则可能在低自尊对自杀意念的影响中起缓冲作用。[关键词]感知父母负性情绪；自杀意念；自尊；同伴交往Perceived parent’ emotions and teenagers suicidal ideation : the effect of peerinteraction and self-esteemWang Shiqi1,Ma Xin1,Guo Shuailong1(1.Quanzhou Normal University, Quanzhou, Fujian 362000)[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how teenagers’ perception of their parents’ negative emotionsaffect their suicide ideation and its mechanism of action. The researching tools that this study adoptsinclude a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hedule, a scale for suicide ideation, a self-esteem inventoryand a creative questionnaire about peer interaction. This survey is toward 1200 teenagers.The resultsshowed that: Teenagers’ perception of parent’ negative emotion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dictiveeffect on suicidal ideation; Self-esteem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teenagers’ perception of parent’ negative emotions and suicidal ideation; teenagers’ perception In themediation model that parent’ negative emotions affect suicidal ideation through self-esteem, peerinteraction regulates the path of self-esteem on suicidal ideation. Specifically, he result of this researchshows that adolescents’ perception of their parents’ negative emotions might be one of the key factorscontributing to their suicide ideation. Adolescents’ perception of their parents’ negative emotions canhave direct impact on their suicide ideation, and it can also affect their self-esteem to exert furtherinfluence upon their suicide ideation. Meanwhile, peer interaction may act as a buffer between作者简介：王诗琪，女，泉州师范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硕士研究生；马昕，女，泉州师范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硕士研究生；郭帅龙，男，泉州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本科生。

《澳门教育研究》·基础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151 —self-esteem and suicide ideation.[Keywords]Perception of parental negative emotions; Suicidal ideation; Self-esteem; Peer interaction一、前言近年来，青少年自杀频发引发公众的广泛关注，并成为全球急需解决的公共卫生问题[1]。自杀是个体有计划的采取某种手段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2]。自杀一般包括三个阶段：开始于个体的自杀意念，接着是自杀企图和采取自杀行为[3]。自杀意念是自杀行为产生的早期重要心理活动，其能有效预测自杀行为的发生概率[4]。研究显示自杀意念的快速增长出现在青少年时期，其发生率从 10岁时的不足 1%上升到 18岁时的 17%[5]。由于青少年是自杀的高危人群[6]，因此急需强化对青少年自杀的预防工作，而对于青少年自杀的预防，一个重要步骤是寻找影响青少年自杀意念的重要因素并采取相应干预措施[7]。鉴于青少年在其成长过程中，受父母情绪的影响较大[8]，因此本研究将寻找自杀意念影响因素的关注点投向了青少年对父母情绪的感知上。（一）感知父母负性情绪与自杀意念的关系情绪感知是指个体在其所处环境中，通过言语和非言语线索识别他人情绪的过程，以及由此引发的个体情绪反应[9, 10]。研究发现在婚姻冲突中，青少年感知的父母敌对情绪显著正向预测其心理痛苦程度[11]。自杀的人际理论(The interpersonal theory of suicide)假设，自杀意念最有可能由同时感受到的归属受挫(thwarted belongingness)和累赘感(perceived burdensomeness)引发[12]。Pursell[13]研究则发现，青少年感知母亲负性情绪的水平越低，其与母亲冲突的关系改善越好。因此，我们推断青少年对父母负性情绪的感知，可能降低家庭的亲密度，削弱青少年的家庭归属感。同时由于亲子关系的疏远，也可能导致青少年产生自己是父母累赘的想法。因此研究假设青少年感知父母负性情绪可能是其自杀意念的重要预测变量。（二）自尊的中介作用自杀的应激－易感模型认为自杀和环境应激因素、个体特质三者间会产生复杂的交互作用，在应激因素和自杀意念之间，个体特质可以起中介或调节作用[14, 15]。青少年感知到的父母负性情绪是一种外在环境应激因素，其对自杀意念的作用可能会受到青少年个体特质因素的影响。已有研究发现自尊在父母忽视与自杀意念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16]，自尊是个体对自我的评价性情感体验，是个体的重要特质之一[17]。我们推断青少年对父母负性情绪的感知，可能降低其对自我的评价，导致自尊水平降低，进而增强青少年的自杀意念。因此研究假设自尊(个体特质)在感知父母负性情绪和自杀意念关系中可能起中介作用。（三）同伴交往的调节作用已有研究揭示，在老年群体中，同伴的陪伴与交往可以降低老年人的自杀风险，是自杀的保护性因素[18, 19]。但到目前为止有关青少年同伴交往与自杀关系的研究还未见报道。鉴于同伴交往作为青少年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它既可以让青少年在同伴中寻求精神慰藉又可以获得归属感[20]。因此研究假设青少年同伴交往可能是自杀意念的保护性因素，在青少年感知父母负性情绪与自杀意念关系中起调节作用。综上所述，为了探究青少年感知父母负性情绪对其自杀意念的影响机制，研究假设了一个

感知父母负性情绪与青少年自杀意念：自尊的中介作用及同伴交往的调节作用— 152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见图 1)，具体验证三个研究假设：（1）青少年感知父母负性情绪是否正向预测其自杀意念；（2）自尊在青少年感知父母负性情绪和自杀意念间是否具有中介作用；（3）同伴交往在自尊中介青少年感知父母负性情绪和自杀意念的关系模型中是否起调节作用。图 1研究假设的模型图二、对象与方法（一）被试采用方便取样方法，选择了中国贵州省、福建省、湖北省的三所中学的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 1200份，剔除无效和缺失问卷，最终回收有效问卷 1005份。（二）研究工具1.正负情绪量表(Positive Affection and Negative Affection Scale, PANAS)量表由Watson和 Clark[21]编制，用于评定个体的正性和负性情绪，中文版由黄丽等人[22]翻译修订，量表共由 20个条目组成，包含正性情绪(Positive Affection)和负性情绪(Negative Affection)两个因子。正性情绪因子(PA)由描述正性情绪的 10个形容词组成；负性情绪因子(NA)则由描述负性情绪的 10个形容词组成，全量表均采用 5级评分。本研究中，选取该量表中的负性情绪因子(NA)，将指导语修改为“请根据你感知到父/母最近 2周的实际情况，感受每个情绪词汇发生的次数”，测量青少年感知到的父母负性情绪。量表得分越高，表示感知到父母的负性情绪越强。由于家庭中青少年感知到的父母情绪可能并不一致，因此研究分别设计了感知父亲负性情绪与感知母亲负性情绪两个分量表，两个分量表除了指导语中称谓不同，题目内容与评分规则均相同。感知父母负性情绪得分则由父亲和母亲得分相加，本研究中感知父母负性情绪量表的Cronbach’s ɑ系数为 0.82。2.自杀意念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Suicide Ideation, PANSI)量表最初由 Osman[23] 等人编制。中文版由王学志等人[24]翻译修订，该量表包括消极自杀意念和积极自杀意念两个维度，共 14个题项。积极自杀意念共 6题，采用反向计分。消极自杀意念共 8题，采用正向计分。题项采用 5 点评分，1代表从未如此，5代表一直如此。自杀意念的总分为积极自杀意念和消极自杀意念之和，分数越高自杀意念程度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 0.90。3.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 SES)量表由 Rosenberg[25] 编制。共有 10个项目，从“非常符合”到“非常不符合”，采用 1-4级评

《澳门教育研究》·基础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153 —分，总分在 10-40 之间，得分越高，自尊程度越高。考虑到中西方文化差异，本研究中将第 8题“我希望我能为自己赢得更多尊重”作正向计分使用，1、2、4、6、7、8为正向计分[26]。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ɑ系数为 0.89。4.同伴交往问卷采用自编同伴交往问卷，仅包含一个测量同伴交往时间长短的题项：请被调查者回忆过去两周与同伴课后交往的时长。交往时长采用 10个时间段，平均每天与同伴交往 30分钟记做 1分，每天与同伴交往 300分钟记为 10分，每个时间段间隔 30分钟。回收问卷经数据整理后，根据数据分布情况重新将计分方式调整为五点计分：即与同伴交往 0 到 60 分钟记为 1 分；60到 120分钟记为 2分；120到 180分钟记为 3分；180到 240分钟记为 4分；240到 300分钟记为 5分。（三）研究程序和数据处理使用 SPSS 24.0录入数据，并进行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采用 Process 3.0 插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使用 Amos24.0进行模型拟合验证。（四）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与检验本研究在调查实施阶段采用匿名、部分条目反向计分来控制共同方法偏差[27]。但由于测查完全采用被试自评的方式进行，结果可能仍会受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因此对调查结果采用Harman单因子方法进行了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分析表明，未旋转和旋转后大于 1的特征根有 8个，其中未旋转得到的首个因子方差解释率为 28.11%，旋转后得到的首个因子方差解释率为12.69%，均低于 40%的评定标准，表明共同方法偏差不显著。三、结果与分析（一）各研究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对各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性别与感知父母负性情绪、自杀意念呈显著正相关，与自尊和同伴交往时长呈显著负相关；感知父母负性情绪和自尊呈显著负相关，与自杀意念呈显著正相关，与同伴交往相关不显著；自尊与自杀意念呈显著负相关，与同伴交往呈显著正相关；同伴交往与自杀意念呈显著负相关（详见表 1）。由于在被试性别上，感知父母负性情绪（t=2.64，p<0.01）、自尊（t=4.09，p<0.001）、自杀意念（t=-4.49，p<0.001）和同伴交往（t=2.03，p<0.05）均差异显著，因此在后续分析中将性别作为控制变量。表 1 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变量 M SD 1 2 3 41.性别 a 1.51 0.502.感知父母负性情绪 30.06 10.9 0.08**3.自尊 29.67 5.86 -0.13*** -0.36***4.同伴交往 2.72 1.53 -0.06* -0.01 0.15***5.自杀意念 25.91 8.97 0.14*** 0.40*** -0.68*** -0.19***注：性别 a为虚拟变量；性别：男生=1，女生=2；n=1005，*p<0.05，**p<0.01,***p<0.001,下同。

感知父母负性情绪与青少年自杀意念：自尊的中介作用及同伴交往的调节作用— 154 —（二）中介调节效应检验根据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过程，需要分别对三个回归方程的参数进行检验[28]：（1）方程1：检验同伴交往对感知父母负性情绪与自杀意念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2）方程 2：检验同伴交往对感知父母负性情绪与自尊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3）方程 3：检验同伴交往对自尊与自杀意念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以及感知父母负性情绪对自杀意念残余效应的调节效应。当模型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存在时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29]：（1）方程 1中，感知父母负性情绪的总效应显著，且该效应的大小不取决于同伴交往；（2）方程 2和方程 3中，感知父母负性情绪对自尊的效应显著，自尊与同伴交往对自杀意念的交互效应显著，和/或感知父母负性情绪与同伴交往对自尊的交互作用显著，自尊对自杀意念的效应显著。数据分析中对每个方程中的预测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并将性别作为控制变量。本研究中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结果见表 2。如表 2所示，方程 1中感知父母负性情绪正向预测自杀意念，感知父母负性情绪与同伴交往的交互项对自杀意念的预测作用不显著。方程 2和方程 3中，自尊与同伴交往的交互项对自杀意念的预测作用显著，同时感知父母负性情绪对自尊的主效应显著。这表明，感知父母负性情绪、自尊、同伴交往和自杀意念之间构成了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自尊在感知父母负性情绪与自杀意念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其中同伴交往在自尊与自杀意念之间起调节作用。表 2 青少年感知父母负性情绪对自杀意念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注：X、Mo、Me 和 Y 分别代表感知父母负性情绪、同伴交往、自尊和自杀意念, 下同; 所有预测变量的 95%置信区间采用 Bootstrap 方法得到。变量方程 1（效标：Y）方程 2（效标：Me）方程 3（效标：Y）B S.E. β 95%CI BS.E. β 95%CI BS.E. β 95%CIX0.39 0.03 0.39 [0.33，0.44]-0.0.03 -0.34[-0.40,-0.29]0.190.02 0.19 [0.13，0.25]Mo-0.18 0.03-0.18 [-0.25, -0.13]0.10.03 0.14[0.09 ，0.20]-0.100.02 -0.10 [-0.15，-0.06]X×Mo0.03 0.03 0.03 [-0.03，0.15]-0.0.03 -0.02[-0.07 ，0.03]0.050.02 0.05 [-0.01，0.10]Me-0.590.02 -0.59 [-0.52，-0.66]Mo×Me0.080.02 0.08 [0 .02，0.15]性别0.090.03 0.09 [0.03，0.15]-0.0.03 -0.09[-0.14,-0.03]0.040.020.04 [-0.01，0.09 ]R20.20 0.15 0.51F 121.43*** 57.64*** 203.74***

《澳门教育研究》·基础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155 —为了进一步解释自尊与同伴交往对自杀意念的交互效应，将同伴交往按照正负一个标准差分为高、低分组，采用简单效应检验考察在不同同伴交往上自尊对自杀意念的影响，简单效应分析见图 2。结果表明，在“低同伴交往组”，自尊对自杀意念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βsimple= -0.72，t=-22.01，p<0.001）；在“高同伴交往组”，自尊对自杀意念的负向预测作用减弱（βsimple =-0.61，t=-18.42，p<0.001；βsimple =-0.72 减弱为βsimple=-0.61）。当中介过程受到调节时，需要检验中介效应是否随着调节变量 U 变化而变化，具体方法是取 U 平均值的上下一个标准差的值，然后检验两组中介效应值的差异[30]。在高同伴交往组中，标准化中介效应值为 0.19，占总效应29.15%；在低同伴交往组中，标准化中介效应值为 0.23，占总效应 36.87%，且中介效应对比显著（p=0.005）,表明中介效应受到同伴交往的调节。即感知父母负性情绪通过自尊影响自杀意念的中介效应受到同伴交往的调节。（三）模型验证以上研究结果表明，自尊在感知父母负性情绪与自杀意念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而同伴交往对自尊与自杀意念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根据有调节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设定自变量为感知父母负性情绪，因变量为青少年自杀意念，对整合模型进行检验，模型拟合结果为：χ2/df=3.30，CFI=0.96，NFI=0.96，IFI=0.97RMSEA=0.05，表明模型拟合较好[31]。模型中感知父母负性情绪会对个体的自杀意念产生显著的正向预测（γ= 0.16, p < 0.001），同伴交往对自杀意念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γ= -0.12, p < 0.001），感知父母负性情绪会对自尊产生显著的负向预测（γ=-0.42, p < 0.001），自尊对自杀意念产生显著的负向预测（γ=-0.77, p < 0.001），同时，自尊与同伴交往的交互项对自杀意念有显著的正向预测（γ=0.07, p =0.004）。这表明，自尊在感知父母负性情绪影响自杀意念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同伴交往在自尊影响自杀意念间起调节作用，这一结果进一步支持了表 2的方程 3，即Mo×Me（同伴交往与自尊的交互项）95%CI不包含 0，调节效应显著。路径参数的详细结果见图 3。四、讨论（一）感知父母负性情绪与自杀意念的关系研究发现青少年感知父母负性情绪与其自杀意念显著正相关，且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青少年感知父母负性情绪显著正向预测其自杀意念程度，支持研究假设 1。目前就我们所查阅到的中外文文献中，几乎未有涉及感知父母负性情绪对青少年自杀意念影响的研究。而在与之较相关的图 2 自尊、同伴交往影响自杀意念的交互作用图 3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感知父母负性情绪与青少年自杀意念：自尊的中介作用及同伴交往的调节作用— 156 —研究中，Choi和 Cho研究发现，相比较低学习成绩组，高学习成绩组青少年感知到的父母态度越积极，自杀意念越低。国内研究者余思和刘勤学[16]研究则发现，父母忽视能显著正向预测初二年级学生的自杀意念。父母作为青少年的重要他人，其态度、行为和情绪都可能对青少年产生较大影响。当青少年感知到父母过多的负性情绪时，可能使其家庭的归属感受挫，而由于青少年对父母的负性情绪较为敏感，因而也可能使其在感知父母负性情绪时，产生是家庭累赘的想法，由此加大了青少年自杀意念的风险。（二）自尊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显示，自尊在感知父母负性情绪与自杀意念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支持研究假设 2。青少年感知父母负性情绪可以通过影响其自尊水平，进而影响青少年的自杀意念；即青少年感知父母负性情绪越强，自尊水平越低，其自杀意念也越高。且已有多项研究发现，自尊在父母忽视、网络欺负、应激事件以及校园氛围等因素与自杀意念的关系中都具有中介作用[16]。这表明自尊可能确实是一个外部刺激引发自杀意念的内在中介变量，青少年的自尊水平在其自杀预防中应高度加以重视。（三）同伴交往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同伴交往调节青少年自尊对其自杀意念的影响，结果支持研究假设 3。这一结果与 Van Orden 等人[18, 19]在老年群体中的研究一致。本研究中同伴交往调节自尊对青少年自杀意念影响的效果符合“调节效应增强模式”，即低自尊对自杀意念的风险作用在低同伴交往时较强，但是在高同伴交往时减弱。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同伴交往不仅自身对自杀意念具有负向预测作用，还能缓解青少年低自尊对自杀意念的作用。其原因可能是：青少年感知到父母负性情绪越强，其自尊水平越低。但在与同伴交往的过程中，青少年与同伴交往时间越长，越可能缓解感知父母负性情绪对其产生的影响，降低焦虑和紧张的情绪，从而减少对自我的负面评价，使其自杀意念产生的可能性降低。而同伴交往时长较短的青少年，由于缺少同伴之间的充分沟通和相互经历的分享，会使青少年自我调节的能力下降，因而较难排解感知父母负性情绪对其自身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就更可能产生自杀意念。（四）研究意义与研究局限由于青少年自杀率的逐年上升，青少年自杀已成为一个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棘手问题[40]，为此采取针对性预防措施降低自杀的可能性尤为重要。结合本研究的结果：青少年感知父母负性情绪影响其自尊水平，而自尊水平又进而影响其自杀意念；同伴交往缓解青少年低自尊对自杀意念的影响。笔者认为可以采取强化有关情绪调节知识的培训与宣传措施，帮助青少年父母提升情绪管理与调节能力，使其在生活与工作中产生的负性情绪能够得到有效缓解与控制，减轻对青少年造成负面影响；另外，在注重青少年学业发展的同时，也应该保障青少年有足够的同伴交往时间，从而有效降低青少年自杀意念产生的风险。本研究仅是初步揭示了青少年感知父母负性情绪对其自杀意念的影响，以及同伴交往可能产生的保护作用，还远未明晰其具体的影响机制。如研究中同伴交往仅仅以交往时间长短来衡量，显得过于粗糙，后续的研究还应考虑青少年在同伴交往中的感受，以便更精准的衡量同伴交往在感知父母负性情绪和自杀意念中的作用。——————————【參考文献】[1]Zhang X, Ren Y, You J, et al. Distinguishing Pathways from Negative Emotions to Suicide Ideation and to Suicide

《澳门教育研究》·基础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157 —Attempt: the Differential Mediating Effects of Nonsuicidal Self-Injury[J].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2017,45(8):1609-1619.[2]蔡军,肖水源,周萍.死亡概念的发展和儿童与少年的自杀意念[J].国外医学.精神病学分册, 2003(01):31-34.[3]Cole D E, Protinsky H O, Cross L H.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adolescent suicidal ideation.[J]. Adolescence,1992,27(108):813.[4]Beck AT, Brown G, Berchick Ｒ J, et 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opelessness and ultimate suicide: a replicationwith psychiatric outpatients.[J].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990,147(2):190-195.[5]Nock M K, Green J G, Hwang I, et al. Prevalence, Correlates, and Treatment of Lifetime Suicidal BehaviorAmong Adolescents: Results From the National Comorbidity Survey Replication Adolescent Supplement[J]. JAMAPsychiatry, 2013.[6]陈洁,刘金同,王旸,等.高中生人格特征抑郁焦虑与自杀意念关系结构模型[J].中国学校卫生,2013,34(3):291-294.[7]Arango A, Gipson PY, Votta J G, et al. Saving Lives: Recognizing and Intervening with Youth at Risk forSuicide[J]. 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21,17(1).[8]彭源,朱蕾,王振宏.父母情绪表达与青少年问题行为:亲子依恋、孤独感的多重中介效应[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8,34(04):504-512.[9]Schirmer A, Adolphs R. Emotion Perception from Face, Voice, and Touch: Comparisons and Convergence[J].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017,21(3).[10] Mitchell R L C, Phillips L H. The overlapp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 perception and theory of mind[J].Neuropsychologia, 2015,70:1-10.[11] Harold G T, Conger R D. Martial Conflict and Adolescent Distress: The Role of Adolescent Awareness[J]. ChildDevelopment, 1997.[12] Van Orden KA, Witte T K, Cukrowicz K C, et al. The interpersonal theory of suicide.[J]. 2010.[13] Pursell G R. Adolescent conflict with parents and friends: The role of negative affect and resolution strategy inpredicting relationship impact[J]. Dissertations & Theses - Gradworks, 2009.[14] 宫火良, 李思雨.基于易感——应激模型的青少年自杀意念研究述评[J].心理研究, 2012,05(1):56-61.[15] Mann J J, Waternaux C, Haas G L, et al. Toward a clinical model of suicidal behavior in psychiatric patients.[J].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999,156(2):181.[16] 余思,刘勤学.父母忽视对青少年自杀意念的影响:自尊和希望的中介作用[J].心理发展与教育,2020,36(03):350-358.[17] Wang Y P, Ollendick T H. A Cross-Cultural and Developmental Analysis of Self-Esteem in Chinese and WesternChildren[J]. Clinical Child & Family Psychology Review, 2001,4(3):253-271.[18] Van Orden KA, Simning A, Conwell Y, et 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morbid Symptoms of Older AdultsReporting Death Ideation[J]. American Journal of Geriatric Psychiatry, 2013,21(8):803-810.[19] Van Orden KA, Swan J G, Parkhurst K A, et al. Poster Number: NR 7 - Peer Companionship for Suicide RiskReduction: The Experience of Older Adults[J]. American Journal of Geriatric Psychiatry, 2016,24(3):S139-S140.[20] 苏彦捷.发展心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21] Watson D, Clark LA, Tellegen A.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brief measure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the PANAS scales[J]. J Pers Soc Psychol, 1988,54(6):1063-1070.[22] 黄丽,杨廷忠,季忠民.正性负性情绪量表的中国人群适用性研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3,17(1):54-56.[23] Osman A, Gutierrez P M, Kopper B A, et al.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uicide ideation inventory: developmentand validation.[J]. Psychological Reports, 1998,82(3):783.[24] 王学志,宫火良,康晓然,等.青少年自杀意念量表中文版在高中生应用的信效度分析[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1,19(08):964-966.[25] Rosenberg M. Society and the adolescent self-image, Rev. ed.[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26] 韩向前,江波,汤家彦,等.自尊量表使用过程中的问题及建议[J]. 中国行为医学科学, 2005,14(8):763.[27] 周浩,龙立荣.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J].心理科学进展, 2004,12(6):942.[28] 温忠麟,叶宝娟.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方法:竞争还是替补?[J].心理学报, 2014,46(05):714-726.[29] Muller D, Judd C M, Yzerbyt V Y. When moderation is mediated and mediation is moderated.[J]. J Pers SocPsychol, 2005,89(6):852-863.[30] Edwards J R, Lambert L S. Methods for integrating moderation and mediation: a general analytical frameworkusing moderated path analysis.[J]. Psychological Methods, 2007,12(1):1-22.[31] 温忠麟,张雷,侯杰泰.有中介的调节变量和有调节的中介变量[J].心理学报, 2006,38(3):448-452.

“双新”背景下小学数学课堂模式与学业评价改革—— 158 —“双新”背景下小学数学课堂模式与学业评价改革张芬芬1（1.横琴粤澳深度合作第一小学，广东珠海 519000）[摘要]新课程标准的推出以及“双新”政策的实施，对小学数学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更加重视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本文围绕“双新”背景下小学数学课堂模式与学业评价改革的内容展开分析。文中对小学数学课堂创新模式、学业评价转型途径作出介绍，并指出改革面临教师教学观念转变难、教学资源适配性不足、家长支持力度欠缺等挑战，同时提出推动教师能力提升、优化资源配置、深化家校协同等改善策略。旨在为“双新”背景下小学数学教育改革提供实践参考，提升教学质量与学生数学素养。[关键词]小学数学；“双新”；课堂模式；学业评价Reform of Classroom Teaching Model and Academic Evaluation for PrimarySchool Mathematics in the Context of the "Double New" PolicyZHANG Fenfen(1. Hengqin Macao Deep Cooperation Primary School, Zhuhai 51900, China)[Abstract:]The introduction of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new" policies have placed new demands on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education, emphasizing the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ore competenci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ontent of the reform of primaryschool mathematics classroom models and academic assessment in the context of the "double new"policies. It introduces the innovative models of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classrooms and thetransformation approaches of academic assessment, and points out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reform,such as the difficulty in changing teachers' teaching concepts, insufficient adaptability of teachingresources, and the lack of support from parents. At the same time, it proposes improvement strategiessuch as promoting teachers' ability enhancement, optimizing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deepeninghome-school collaboration. The aim is to provide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reform of primary schoolmathematics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double new" policies, and to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and students' mathematical literacy.[Keywords:]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Double New"; classroom teaching model; academicevaluation.作者简介：张芬芬，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第一小学一级教师。

《澳门教育研究》·基础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159 —随着《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颁布以及新教材的推行，“双新”改革成为促进义务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双新”背景下小学数学教育需要从“知识传授”转向“素养培育”，给传统课堂和学业评价带来新的挑战。但是现阶段大部分研究注重单一课堂模式创新，缺少课堂模式体系化构建探索[1]。学业评价侧重理论层面，缺少实践操作性。传统课堂教师占据主导地位，学生被动接受的现象没有完全改变，学业评价重视分数、不注重过程的理念尚未根本转变。基于此，本文从“双新”背景出发，对小学数学课堂创新模式展开探究，梳理学业评价转型途径，分析改革面临的挑战，提出针对性策略，为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有效培育助力。一、小学数学课堂创新模式数学课堂模式创新，是提升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创新教学模式的目标是通过改进教学模式，强化教学过程，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一）情境教学激发兴趣“双新”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不再只注重单一知识的学习。教师在教学中，应立足学生实际情况，构建具象化、趣味性的教学情境，将抽象的数学知识转化为学生在生活中可以感知的问题。例如，在教授“百分数的应用”内容时，创设超市促销情境，展示不同商品的折扣信息，让学生扮演消费者，计算商品实际价格，在实际应用中理解百分数的意义。在教学中，将教学内容与历史文化相结合，通过历史文化故事，帮助学生理解数学知识[2]。在教授“圆的周长”时，从古代数学家祖冲之的故事导入，设计“测量自行车轮周长”的实验，让学生参与其中，实际感受数学文化价值。通过情境设计，打破数学抽象概念的限制，让学生主动探索知识，增强解决问题的能力。（二）组内共学协同进步在“双新”背景下，教育教学需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小组合作作为有效的教学方式，既能锻炼学生的合作能力，又能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助力学生沟通能力与批判思维的发展。教师结合学生实际情况进行精准设计，是提升教学质量的关键。在小组合作教学中，依据“异质分组”原则，根据学生的实际能力、性格特征，将 4—6人分为一组，保证组内成员优势互补。明确合作任务与分工，确保小组成员都参与到合作中。如“三角形内角和”的教学，根据小组成员人数分配教学任务，分别由不同成员负责“测量不同三角形内角”“记录数据”“计算内角”和“总结结论”，确保不出现“少数人包办、多数人旁观”的现象。教师在课堂上做好引导工作，尤其是当小组讨论进入僵局时，可以适当提问，启发学生思考。讨论结束后，组织小组展示成果，鼓励小组间相互质疑、补充。规范的小组合作设计，有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也可以让学生学会倾听，尊重他人，实现“个人进步与团队成长”双重目标。（三）技术融合打造智慧课堂“双新”背景下，教学内容要求教师提供丰富多样的学习环境，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创造力。信息技术和数学教学深度融合，打造智慧课堂，增强师生互动性。教师可借助多种技术工具优化教学流程，将抽象知识转化为直观的可视化内容。例如，在教授“长方体的展开图”时，通过动画演示长方体的展开与折叠过程，帮助学生清晰理解立体图形与平面图形之间的内在联系。教师还可以借助智慧教学平台（如希沃白板）的“课堂活动”功能，设计“图形分类”“数学闯关游

“双新”背景下小学数学课堂模式与学业评价改革—— 160 —戏”互动任务，学生利用平板电脑参与，平台及时反馈答题情况，教师通过对反馈信息的分析，掌握学生学习情况，采取个性化教学措施。信息技术和小学数学教学的融合，使教学更具互动性、针对性，进而提升教学质量。二、学业评价转型途径小学课堂通过情境教学、小组合作、技术融合等方式进行创新，注重学生综合素养的培养。随着课堂教学模式创新，现有学业评价方式，难以匹配新型课堂，因此需要构建合适的学业评价体系。（一）评价主体多元化发展“双新”背景下，学业评价不再是教师单独参与，而是有学生、家长共同参与的评价体系，确保评价的全面性和客观性。传统评价方式以教师为主体，主要记录学生发言、合作表现，在作业批改中写下针对性评语，以全面反映学生的学习过程。学生、家长参与课堂评价，是从课堂接受主体角度对课堂内容作出评价。尤其是学生参与课堂评价，可以对教学内容进行反馈，让教师掌握课程教学存在的不足[3]。例如，教师可制作“学生学习自评表”，让学生从“课堂参与度”“知识掌握程度”“合作表现”等维度进行自我评价，同时组织小组内互评，如在完成项目式学习任务后，小组成员依据“任务完成度”“团队贡献度”“沟通能力”等指标为彼此打分，并说明理由。家长参与评价，让家长反馈学生在家完成数学实践任务的情况。多方评价主体协同，既可以全面掌握学生成长细节，也可以增加学生自我认知，让家长更深入了解学生学习状态。（二）注重过程评价“双新”背景下，小学数学教学强调评价应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而非仅聚焦于考试成绩。过程性评价能够打破单纯以分数衡量学生的教育现状。教师借助课堂练习、错题本、项目式学习成果、实践活动报告等材料，掌握学生知识积累和能力发展情况。通过课堂及时评价，教师掌握学生学习情况并反馈给学生，让学生明确自身优势和改进方向。开展阶段性评价，在每个单元学习结束后，不局限于纸笔测试，通过“单元知识梳理汇报”“解决问题能力测试”等方式，评价学生对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过程评价，以持续、动态评价方式，让学生看到自己的进步，增加学习信心。（三）多种评价方式并用“双新”背景下，对学业评价提出了新的要求，不再是纸笔测试这种单一的评价模式，而是结合小学数学学科特征，采用多元化评价方式，全面考查学生数学素养。采用多种评价方式相结合的方法，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全面评估，有助于精准把握学生的学习薄弱环节。如以实践操作的方式评价，在教授“图形与几何”“统计与概率”内容时，可通过卷尺测量教室、计算教室面积等实践操作，考查学生的动手能力与知识应用能力。借助“校园垃圾分类统计”项目，组织学生分组完成“设计调查问卷”“收集垃圾分类数据”“绘制统计图表”“提出改进建议”等任务，以此评价学生的合作能力、数据分析能力与问题解决能力。利用提问、小组汇报等口头评价方式，评价学生语言表达能力和思维逻辑能力。多元化评价方式，能客观地反映学生的数学素养，展示学生个体优势。

《澳门教育研究》·基础教育研究 2026 年第 2期— 161 —三、“双新”背景下小学数学课堂模式与学业评价改革面临的挑战“双新”改革在小学课堂与评价转型中会受到教师、资源、家长多方面因素制约，在实践中存在诸多挑战。（一）教师教学观念转变难传统教学模式使部分教师形成了思维惯性，对“双新”所倡导的素养导向、学生主体理念的理解较为片面。部分教师仍未转变聚焦知识灌输的教学观念，认为小组合作、情境教学只是教学形式上的创新，无法真正实现对学生探究能力的培养。[4]部分教师不能全面了解过程性评价、多元化评价操作方式，担心教学效果难以量化。还会因智慧教学技术掌握不足而受到阻碍，不愿转变教学观念。（二）教学资源不能满足创新需求“双新”背景下教学标准发生改变，由此带来优质教学资源缺口明显的问题。现有的教学资源因情境案例与技术工具分散，难以满足教学需求；同时缺乏系统性的跨学科主题学习方案与实践操作素材，与实际教学生活、学生认知水平脱节，尤其是农业场景的教学资源难以匹配相应目标。此外，学校资源管理混乱，优质课件、教具共享不足，部分教师的资源整合能力较弱，无法将线上资源与线下教学有效结合，导致智慧课堂、实践教学流于表面，难以支撑教学改革落地。（三）家长支持不足限制改革大部分家长对教学了解不足，将考试分数作为衡量教学质量的核心标准，不能正确认识“双新”改革。而且部分家长会认为小组合作、实践活动占用学习时间，不利于学生成绩提升，对过程性评价的合理性表示怀疑，甚至不愿意填写家庭实践记录和家校评价表[5]。也有家长因为自身数学素养低或工作繁忙，不能协助孩子完成数学探究任务，家校协同出现断层，严重制约课堂模式和评价改革的推行进程。四、“双新”小学数学课堂模式与学业评价改革问题解决策略“双新”背景下，小学数学改革面临着教师、资源、家长等多方面的挑战。若要改善这一现状，需从观念引导、资源配置优化、家校协同等层面着手解决。（一）推动教师观念转变及能力提升转变教师教学观念需加强教师学习，构建“分层培训+实践赋能+技术支撑”立体化提升体系。针对不同教龄的教师展开针对性培训，对新入职教师进行 1个月的“双新”理念培训，解读《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年版）》核心要点、分析教材编写逻辑，帮助其夯实理论基础。有5年以上教龄的资深教师，组织“情境教学设计工作坊”“过程性评价实操训练营”等专题培训，通过具体案例拆解新型课堂与评价的实施步骤。搭建多元化实践交流平台，在校内成立“教师成长共同体”，每周组织 1 次集体备课，围绕“如何设计跨学科主题学习任务”“如何利用成长记录袋开展过程评价”等问题深入研讨。每学期开展 2次与其他学校之间的交流活动，借鉴先进的教学经验。针对教师技术应用短板，定期开展智慧教学实操培训，帮助教师掌握多媒体课件制作、希沃白板操作、AI作业批改软件应用等技能。抽调信息技术教师与骨干教师组成帮扶团队，实施“一对一”精准帮扶，教师在教学中遇到技术问题可随时咨询，确保智慧课堂模式顺利落地。

“双新”背景下小学数学课堂模式与学业评价改革—— 162 —（二）优化教学资源配置体系构建与“双新”小学数学教学标准相契合的教学资源体系，需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优化资源配置：第一，在资源开发层面，地方教育部门应主动联合高校专家、一线教师及科研企业组建专项团队，结合地域特征设计教学素材。针对农村学校，可开发“农田面积测量”“农产品产量统计”等农业主题资源，并配套教案、任务单及教学视频；针对城市学校，则可开发“地铁线路规划”“商场折扣计算”等贴近生活场景的资源，例如在教授“统计与概率”内容时，可设计包含科学分类知识、数据收集表的“垃圾分类数据统计”资源包，助力跨学科教学开展。第二，资源管理与共享方面，搭建小学数学资源共享平台，按年级、资源类型对教学资源进行分类归档管理，并设置关键词检索功能，确保教师能随时便捷搜索与应用资源。同时制定相应激励机制，教师上传优质资源至平台可获得积分，积分可兑换培训名额；定期组织经验交流会议，研讨资源与教学的融合方法。第三，在硬件供给保障方面，教育部门需加大对学校数学实验室、多媒体一体机、学生平板及测量工具等硬件设施的投入力度。对农村学校给予重点支援，推动城区学校向农村学校捐赠教具、共享数字资源，并选派教师进行指导，保障资源均衡配置，为课堂教学与评价改革提供支撑。（三）深化家校协同凝聚改革共识打破家校协同壁垒，需通过“认知引导+互动参与+能力赋能”，让家长从“改革旁观者”转变为“改革参与者”。在认知引导层面，学校每学期开展 2次“‘双新’改革家长宣讲会”，采用“理论解读+案例展示”的形式，向家长讲解“双新”倡导的“素养培育”目标，对比传统教学与新型课堂的差异。播放学生在情境课堂、小组合作中的学习视频，展示学生通过“超市购物计算”“家庭开支统计”等实践活动提升的数学应用能力，用真实案例消除家长“改革影响分数”的担忧。在互动参与方面，搭建“线上+线下”家校互动平台：线上通过班级微信群，每周分享 3—5条学生课堂学习成果、过程性评价反馈。线下每学期组织 1次“亲子数学实践活动”，如“家庭数学寻宝游戏”，让家长和孩子一起在家中寻找含有数学元素的物品，记录物品尺寸并计算周长或面积，活动后收集家长反馈，进一步拉近家校距离。在能力赋能方面，开设“家长数学教育课堂”，邀请数学教师、家庭教育专家授课，讲解“如何引导孩子用数学眼光观察生活”“怎样帮助孩子整理数学错题”等实用技巧。为家长推荐优质家庭教育资源，帮助家长提升家庭教育能力。结语本文剖析了“双新”背景下小学数学课堂模式与学业评价的改革实践，总结出改革过程中面临的教师、资源、家长三大核心挑战，并提出了针对性的改善措施。不过，本研究尚未深入分析不同学段改革的差异化实施路径。未来可进一步细化各学段的实施方案，结合人工智能技术探索智慧评价系统，以推动“双新”改革的落地见效，助力小学数学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參考文献】[1]毛敏艳.“双新”背景下小学数学大单元教学技巧探讨[J].新课程导学,2024(30):83-86.[2]苑胜男.“双新”背景下小学数学教学评价方法研究[J].数学学习与研究,2024(23):14-16.[3]雷强.“双新”背景下小学数学解题技巧探究[J].新课程导学,2024(29):91-94.[4]张雯.“双新”背景下小学数学“综合与实践”活动的设计与实施[J].数学学习与研究,2024(35):18-21.[5]韩莺.“双新”背景下小学数学大单元教学策略研究[J].新课程导学,2024(23):119-122.

《澳门教育研究》·综合理论研究 2026 年第 2期— 163 —基于财务报表的百果园集团投资价值评估研究周韵莹1（1.珠海科技学院,广东珠海 519040）[摘要]随着居民消费升级与水果零售行业的竞争加剧，连锁水果零售企业的投资价值愈发受到资本市场关注。百果园作为中国水果连锁零售行业的龙头企业，于 2023 年登陆港股市场，本文旨在结合 2025 年年报数据，合理评估其投资价值，为投资者决策、企业自身发展提供可靠参考。以百果园集团（股票代码：02411.HK）为研究对象，以该企业 2021-2025 年财务报表为核心数据来源，结合水果零售行业发展现状，采用文献研究法、比率分析法、相对估值法（市盈率法、市净率法、市销率法）及绝对估值法（自由现金流折现法），对百果园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发展能力进行全面分析，进而评估其投资价值，重点围绕 2025 年数据展开核心分析。百果园 2025 年实现营收回暖，营收同比增长 7.23%，归母净利润扭亏为盈，实现净利润 1.52亿元，盈利能力逐步修复；偿债能力较 2024 年有所改善，短期流动性压力缓解，资产负债率回落至合理区间；营运能力稳步提升，门店优化后资产周转效率改善，存货管理水平保持行业领先；发展能力逐步复苏，增长动能持续增强；通过估值模型测算，百果园当前估值处于合理区间，长期投资价值逐步显现。百果园的长期投资价值依赖于其全产业链布局的深化、盈利水平的持续提升及行业集中度的提高，本文结论可为投资者提供决策参考，也为百果园集团优化经营管理、提升投资价值提供针对性建议。[关键词]财务报表；百果园集团；投资价值评估；比率分析；估值模型；2025 年财务数据Research on the Investment Value Evaluation of Baiguooyuan Group Based onFinancial StatementsZHOU Yun Ying（1.Zhuha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uhai, Guangdong 519040）[Abstract] With the upgrading of residents' consumption and the intensified competition in the fruitretail industry, the investment value of chain fruit retail enterprises has increasingly attracted theattention of the capital market. Baoyuan Fruit, as the leading enterprise in China's fruit chain retailindustry, listed on the Hong Kong stock market in 2023. This article aims to reasonably assess itsinvestment value by combining the 2025 annual report data, providing reliable references for investors'decisions and the enterprise's own development. Taking Baoyuan Group (stock code: 02411.HK) asthe research object, using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this enterprise from 2021 to 2025 as the core datasource,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fruit retail industry, this article adopts the作者简介：周韵莹，女，珠海科技学院本科生。

基于财务报表的百果园集团投资价值评估研究— 164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ratio analysis, relative valuation (P/E ratio method, P/B ratio method,P/S ratio method) and absolute valuation (free cash flow discount method) to conduct a comprehensiveanalysis of Baoyuan's profitability, solvency, operational ability, and development ability, and thenassess its investment value. The core analysis focuses on the data of 2025. Baoyuan achieved arevenue recovery in 2025, with a year-on-year growth of 7.23% in revenue, and its net profit turnedlosses into profits, achieving a net profit of 152 million yuan. Its profitability gradually recovered; itssolvency improved compared to 2024, the short-term liquidity pressure was relieved, and theasset-liability ratio fell within a reasonable range; its operational ability steadily improved, after storeoptimization, the asset turnover efficiency improved, and the inventory management level remained atthe industry-leading level; its development ability gradually recovered and the growth momentumcontinued to strengthen; through valuation models, Baoyuan's current valuation is within a reasonablerange, and the long-term investment value is gradually emerging. The long-term investment value ofBaoyuan depends on the deepening of its all-chain layout,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its profitlevel, and the increase in industry concentration.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article can providedecision-making references for investors and also offer targeted suggestions for Baoyuan Group tooptimize its management and enhance its investment value.[Key Words] Financial statements; Baoyuanju Group; Investment value assessment; Ratio analysis;Valuation model; Financial data for 2025一、引言（一）研究背景近年来，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提升，消费结构不断优化，水果作为健康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需求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推动水果零售行业持续扩容。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2025年中国水果连锁零售行业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水果零售市场规模突破 3.3万亿元，同比增长 6.45%，其中连锁水果零售凭借标准化管理、品质可控、服务完善等优势，市场份额持续提升，成为行业发展的主流趋势[1]。百果园集团作为中国规模最大的水果连锁零售企业，成立于 2001年，2023年 1月 16日在香港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中国水果连锁零售第一股”，截至 2025年底，门店数量优化至 4982家，淘汰低效门店的同时新增优质门店，业务覆盖全国多个省市，形成了集采购、种植支持、物流仓储、零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布局[2]。2024年百果园业绩出现明显下滑后，企业积极调整发展战略，优化门店布局、完善供应链管理、拓展线上渠道，2025年年报显示，公司经营状况显著改善，实现营收回暖、利润扭亏为盈。在此背景下，结合 2025年最新财务数据，科学、合理地评估百果园的投资价值，识别其经营优势与潜在风险，为投资者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同时为企业优化经营策略、提升核心竞争力提供参考，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澳门教育研究》·综合理论研究 2026 年第 2期— 165 —（二）研究意义1.理论意义本文以百果园集团为具体研究案例，结合 2021-2025年最新财务报表数据，融合财务报表分析与投资价值评估理论，构建了适用于连锁水果零售企业的投资价值评估体系，丰富了财务报表分析在消费零售行业尤其是水果连锁领域的应用场景。同时，通过结合相对估值法与绝对估值法进行综合评估，弥补了单一估值方法的局限性，结合 2025年行业最新趋势，为同类连锁零售企业的投资价值评估提供了理论参考与方法借鉴，进一步完善了投资价值评估的理论体系[3]。2.实践意义从投资者角度来看，本文通过对百果园 2025年最新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投资价值的全面分析，能够帮助投资者清晰了解企业的经营复苏情况与发展潜力，识别投资风险，做出科学合理的投资决策；从企业自身角度来看，本文的研究能够让百果园管理层准确把握企业经营中的优势与薄弱环节，明确影响投资价值的关键因素，为企业优化经营管理、调整发展战略、持续提升盈利水平提供针对性建议；从行业角度来看，本文的研究结合 2025年行业最新数据，能够为水果连锁零售行业的企业估值提供参考，推动行业良性竞争与健康发展。（三）国内外研究现状1.国外研究现状国外关于企业投资价值评估的研究起步较早，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与评估方法。Damodaran（2022）在《投资估值》中系统阐述了自由现金流折现法的应用逻辑，强调通过预测企业未来自由现金流，结合折现率计算企业内在价值，该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各类企业的价值评估中[4]。在零售行业投资价值评估方面，国外学者注重结合行业特性与最新市场动态开展研究，重点关注营运效率、客户忠诚度及盈利修复能力对零售企业投资价值的影响，形成了多维度、全方位的评估体系。2.国内研究现状国内关于企业投资价值评估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与行业数据的更新，相关研究不断丰富。张新民（2021）在《财务报表分析》中提出，财务报表是企业经营状况的集中反映，通过对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的分析，能够全面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为投资价值评估提供核心依据[5]。在零售行业方面，国内学者结合本土企业特点与最新行业数据，开展了大量针对性研究。李娟（2023）以盒马鲜生为研究对象，采用比率分析法与相对估值法，对其投资价值进行评估，认为供应链管理能力与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水平是影响生鲜零售企业投资价值的关键因素[3]。王浩（2024）针对连锁零售企业的特点，构建了包含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的投资价值评估体系，强调非财务指标（如品牌影响力、门店布局）在企业价值评估中的重要作用[6]。目前国内关于水果连锁零售企业结合最新年报数据（2025年）的投资价值评估研究仍相对较少，本文的研究将弥补这一不足。

基于财务报表的百果园集团投资价值评估研究— 166 —（四）研究内容与方法1.研究内容本文以百果园集团为研究对象，围绕基于 2021-2025年财务报表的投资价值评估展开研究，重点结合 2025年最新数据，具体内容如下：第一，阐述研究背景、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明确研究思路与框架；第二，梳理财务报表分析与投资价值评估的相关理论，明确评估方法的适用场景；第三，分析百果园集团的经营现状（重点 2025年）与行业环境（结合 2025年行业数据），为后续评估奠定基础；第四，基于百果园 2021-2025 年财务报表，从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发展能力四个维度进行财务分析，重点解读 2025年数据的变化及背后逻辑；第五，采用相对估值法与绝对估值法，结合 2025年财务数据，对百果园的投资价值进行定量评估；第六，总结研究结论，分析百果园的投资优势与潜在风险，提出提升投资价值的建议，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2.研究方法本文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式，确保研究的科学性与严谨性，具体包括：（1）文献研究法：通过查阅国内外关于财务报表分析、投资价值评估、零售行业发展的相关文献、期刊、专著，梳理相关理论与研究成果，重点参考 2023-2025年最新研究，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与方法借鉴[3,4,5.6]。（2）比率分析法：以百果园 2021-2025年财务报表为核心，提取相关财务数据，计算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发展能力等各类财务比率，通过纵向对比（企业自身 2021-2025年数据对比）与横向对比（与 2025年行业平均水平对比），全面分析企业的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重点聚焦 2025年数据的变化[1][5]。（3）相对估值法：选取市盈率（PE）、市净率（PB）、市销率（PS）三种常用估值指标，结合水果零售行业可比公司 2025年的估值水平，对百果园的投资价值进行评估，判断其估值的合理性[2,3]。（4）绝对估值法：采用自由现金流折现法（DCF），结合 2025年财务数据，预测百果园未来 5年的自由现金流，确定合理的折现率与永续增长率，计算企业的内在价值，为投资决策提供定量依据[2][4]。（五）研究创新点与不足1.研究创新点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数据的时效性，结合百果园 2025年年报最新数据，重点分析企业 2025年经营复苏情况，弥补了现有研究数据滞后的不足；二是评估方法的针对性，结合水果零售行业 2025年复苏趋势，优化估值模型假设，结合相对估值法与绝对估值法，同时结合财务比率分析，从定量与定性两个维度进行综合评估，重点突出盈利修复对投资价值的影响，提升了评估结果的准确性与可靠性[2,3]。2.研究不足本文的研究存在一定的不足：一是数据来源的局限性，本文仅以百果园 2021-2025年公开财务报表及行业报告为数据来源，部分内部经营数据未能获取，可能影响分析的深度[5]；二是估值模型的假设性，自由现金流折现法中，未来现金流、折现率、永续增长率的预测均基于一定的假设，尽管结合 2025年实际数据优化了假设，但仍可能与未来实际情况存在偏差[4]；三是行业对比的局限性，由于水果连锁零售行业上市公司数量较少，2025年可比公司的最新数据获取存在一定难度，可能影响相对估值法的评估效果[1]。

《澳门教育研究》·综合理论研究 2026 年第 2期— 167 —二、相关理论基础（一）财务报表分析理论1.财务报表分析的内涵财务报表分析是指以企业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及相关附注为依据，采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对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进行全面分析，揭示企业经营过程中的优势与不足，为投资者、债权人、管理层等利益相关者提供决策依据的一种经济管理活动。财务报表分析的核心是通过对财务数据的加工、整理与分析，将晦涩的财务信息转化为可理解、可利用的决策信息，尤其是最新年度财务数据，能够更准确反映企业当前经营状况[5]。2.财务报表分析的核心内容财务报表分析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盈利能力分析，主要反映企业获取利润的能力，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核心，常用指标包括毛利率、净利率、净资产收益率等，重点关注盈利修复情况；二是偿债能力分析，主要反映企业偿还债务的能力，分为短期偿债能力与长期偿债能力，常用指标包括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资产负债率等；三是营运能力分析，主要反映企业资产的运营效率，常用指标包括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等；四是发展能力分析，主要反映企业未来的增长潜力，常用指标包括营业收入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资产增长率等，重点关注增长动能的复苏[5]。3.财务报表分析的方法财务报表分析的方法主要包括比率分析法、趋势分析法、结构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等。其中，比率分析法是最常用的方法，通过计算各类财务比率，揭示财务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趋势分析法通过对比企业 2021-2025 年的财务数据，分析企业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的变化趋势，重点突出 2025年的复苏特征；结构分析法通过分析财务报表中各项目的占比，揭示企业财务结构的合理性；比较分析法通过将企业 2025年财务数据与行业平均水平、可比公司 2025年数据进行对比，判断企业的行业地位与竞争优势[5]。（二）投资价值评估理论1.投资价值的内涵企业投资价值是指企业未来能够为投资者带来的现金流量的现值，是企业内在价值与市场价值的统一。内在价值是企业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取决于企业的经营业绩、资产质量、发展潜力等核心因素，2025年的盈利修复情况是判断内在价值的重要依据；市场价值是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交易价格，受市场供求关系、宏观经济环境、行业周期等因素的影响。投资价值评估的核心是通过科学的方法，测算企业的内在价值，判断其市场价值的合理性，为投资者决策提供依据[3,4]。2. 投资价值评估的常用方法企业投资价值评估的方法主要分为相对估值法与绝对估值法两大类：（1）相对估值法：又称可比公司法，是指通过将被评估企业与同行业可比公司进行对比，选取合适的估值指标（如市盈率、市净率、市销率），结合可比公司 2025年最新估值水平，计

基于财务报表的百果园集团投资价值评估研究— 168 —算被评估企业的合理估值。该方法具有计算简便、直观易懂的优点，适用于市场活跃度较高、可比公司较多的行业，但其准确性依赖于可比公司的选取与估值指标的合理性[2,3]。（2）绝对估值法：又称现金流折现法，是指通过预测企业未来的现金流量，结合合理的折现率，将未来现金流量折现至当前，得到企业的内在价值。该方法能够反映企业的长期投资价值，结合 2025年财务数据优化预测假设，适用于盈利能力逐步稳定、现金流可预测的企业，但其计算复杂，对预测假设的依赖性较强。常用的绝对估值法包括自由现金流折现法（DCF）、股利贴现模型（DDM）等，本文采用自由现金流折现法进行评估[2][5]。（三）财务报表与投资价值评估的关系财务报表是投资价值评估的核心依据，二者存在密切的联系。一方面，财务报表全面反映了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与现金流量，尤其是 2025年最新财务数据，为投资价值评估提供了最直观、最核心的基础数据支撑，无论是比率分析还是估值模型的构建，都需要以财务报表数据为核心[2][5]；另一方面，投资价值评估是财务报表分析的延伸与应用，财务报表分析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揭示企业的经营状况，尤其是 2025年的盈利修复与发展潜力，为投资价值评估提供依据，帮助投资者判断企业的投资潜力与风险。只有通过科学的财务报表分析，结合最新年度数据，才能准确把握企业的内在价值，做出合理的投资决策[3][5]。三、百果园集团经营现状与行业环境分析（一）百果园集团概况百果园集团全称深圳百果园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年 12月 3日，总部位于深圳市盐田区，法定代表人为余惠勇，股票代码为 02411.HK（港股）。百果园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水果连锁零售企业，业务涵盖水果采购、种植支持、采后保鲜、物流仓储、标准分级、营销拓展、品牌运营、门店零售等全产业链环节，形成了“线上+线下”的全渠道布局模式[2]。结合 2025年年报数据，截至 2025年底，百果园门店数量优化至 4982家，较 2024年底净减少 145家，核心是淘汰低效加盟店、新增优质直营店及社区店，门店质量显著提升；其中加盟店数量 4968家，直营店 14家，门店布局更趋合理。2025年，百果园实现营业收入 110.16亿元，同比增长 7.23%；毛利 9.35亿元，同比增长 22.38%；归母净利润 1.52亿元，扭亏为盈，较2024年亏损 3.86亿元实现大幅改善；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 3.82亿元，同比增长 131.52%，投资活动现金流净额-5.28亿元，融资活动现金流净额 1.05亿元。百果园旗下拥有多个自有水果品牌，如草莓品牌“红芭蕾”、猕猴桃品牌“猕宗”等，截至 2025年底，已推出 42个独家分销的招牌及 A级自有产品品牌，标准化的品质分级体系进一步完善，产品竞争力持续提升[2]。（二）水果零售行业发展环境分析1.行业发展现状近年来，中国水果零售行业呈现稳步发展态势，尤其是 2025年，随着宏观经济复苏，行业迎来全面复苏，市场规模持续扩大。2021-2025年，中国水果零售市场规模从 2.8万亿元增长至3.3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4.28%，随着居民消费升级，消费者对水果的品质、新鲜度、安全性要求不断提升，高端水果、进口水果的消费占比逐步提高，推动水果零售行业向品质化、标准化、品牌化方向发展[1]。

《澳门教育研究》·综合理论研究 2026 年第 2期— 169 —从行业格局来看，水果零售行业呈现“分散化+集中化”并存的特点，2025年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分散化主要体现在个体摊贩、小型水果店数量仍较多，但市场份额逐步下滑；集中化主要体现在连锁水果零售企业的市场份额持续提升，百果园、鲜丰水果、洪九果品等龙头企业凭借标准化管理、供应链优势，逐步扩大市场影响力。其中，百果园作为行业龙头，2025年市场份额提升至 1.5%，较 2024年增长 0.3个百分点，在连锁水果零售领域具有明显的品牌优势与规模优势[1]。2.行业竞争格局2025年，水果零售行业竞争格局呈现“头部集中、中端差异化、低端萎缩”的特征，竞争主要分为三个层面：一是连锁水果零售企业之间的竞争，如百果园与鲜丰水果、盒马鲜生等企业，竞争焦点从价格竞争转向品质竞争、服务竞争，供应链管理能力成为核心竞争点[3][6]；二是线上生鲜平台与线下零售企业的融合加速，美团优选、多多买菜等社区团购平台逐步提升品质，线下门店则拓展线上渠道，线上线下融合成为主流，竞争压力较 2024年有所缓解；三是个体摊贩、小型水果店逐步被淘汰，由于缺乏供应链优势与品牌影响力，难以应对连锁企业的竞争，市场份额持续萎缩[1]。2025年，水果零售行业整体毛利率回升至 10.5%，较 2024年增长 0.8个百分点，主要得益于行业复苏、成本控制优化及产品结构升级。百果园的毛利同比增长 22.38%，毛利率提升至8.49%，虽仍低于行业平均水平，但较 2024年的 7.44%有明显改善，主要原因是企业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供应链效率，有效控制了采购成本与物流损耗[5][6]。此外，2025 年水果种植成本、物流成本趋于稳定，门店租金有所下降，进一步缓解了企业的利润压力，推动行业整体盈利水平提升[1]。3.行业发展趋势结合 2025年行业发展现状，未来中国水果零售行业将呈现以下发展趋势：一是全产业链布局进一步深化，水果零售企业将持续向种植、加工、物流等上游环节延伸，通过掌控供应链，提升产品品质与成本优势，百果园等龙头企业的全产业链优势将进一步凸显[1,2]；二是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更加紧密，企业将依托线上平台拓展销售渠道，结合线下门店提供体验式服务，提升消费者粘性，线上销售额占比将持续提升[1][6]；三是品质化、标准化成为核心竞争力，消费者对水果品质的要求不断提升，企业将加强品质管控，建立更完善的标准化分级体系，打造自有品牌，提升产品附加值[1,2]；四是行业集中度持续提升，随着竞争的加剧，小型水果店、个体摊贩将逐步被淘汰，龙头企业的市场份额将进一步扩大，行业竞争格局将更加集中。（三）百果园集团核心竞争力分析结合 2025年经营数据，百果园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品牌优势，作为中国水果连锁零售行业的龙头企业，成立 20余年，凭借“不好吃三无退货”的服务理念，积累了良好的品牌口碑，品牌知名度与美誉度较高，截至 2025年底，集团在所有经销渠道的会员数累计超过 1.02亿，较 2024年底增长 9.68%，具有较强的品牌影响力[2]。二是全产业链优势，百果园构建了从种植、采购、物流到零售的全产业链布局，2025年进一步加大上游种植环节投入，通过子公司优果联提供种植技术支持，建立标准化的品质分级体系，掌控产品源头，确保产品品质；同时，新增 3个初加工配送中心，冷链型配送中心占比提升至 40%，单一配送中心的最大

基于财务报表的百果园集团投资价值评估研究— 170 —冷链覆盖率提升至 98%，物流效率进一步提升，产品损耗率降至 3.2%，低于行业平均水平（5.8%）[2]。三是渠道优势，百果园形成了“线上+线下”的全渠道布局，2025年线下门店优化后单店盈利能力提升 15%，线上通过 APP、微信小程序、第三方外卖平台等渠道拓展销售，线上销售额占比提升至 25%，较 2024年增长 5个百分点，能够满足不同消费者的购物需求，提升了市场覆盖面与销售效率。四是产品优势，百果园建立了中国首套基于口感的全品类果品标准分级体系，将水果分为招牌级、A级、B级、C级 4个等级，根据不同标准定价，满足不同消费层次的需求；同时，2025年新增 7个自有水果品牌，自有品牌产品销售额占比提升至 30%，提升了产品的差异化竞争力与附加值[2]。四、基于财务报表的百果园集团财务分析本文以百果园集团 2021-2025年财务报表为核心数据来源（核心数据均来自百果园 2025年年报及同花顺金融数据库），结合 2025年行业平均数据，从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发展能力四个维度，采用比率分析法，对百果园的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进行全面分析，重点围绕 2025年数据展开解读，所有数据保留两位小数，确保数据的准确性与严谨性[2][5]。（一）盈利能力分析盈利能力是企业获取利润的能力，是评估企业投资价值的核心指标，本文选取毛利率、净利率、净资产收益率（ROE）、总资产收益率（ROA）四个核心指标，对百果园 2021-2025年的盈利能力进行分析，重点解读 2025年的盈利修复情况[5]。从数据来看，百果园 2021年毛利率为 11.89%，2022年为 10.76%，2023年大幅下滑至 7.43%，2024年略有回升至 7.44%，2025年提升至 8.49%，较 2024年增长 1.05个百分点；净利率方面，2021年为 1.08%，2022年为 0.89%，2023年进一步降至 0.32%，2024年由盈转亏至-3.76%，2025年扭亏为盈至 1.38%；净资产收益率 2021年为 4.95%，2022年为 4.12%，2023年降至 1.45%，2024年变为-15.66%，2025年回升至 5.28%；总资产收益率 2021年为 1.89%，2022年为 1.56%，2023年降至 0.52%，2024年降至-5.12%，2025年回升至 1.95%[2]。1.毛利率分析毛利率反映企业产品的盈利空间，计算公式为：毛利率=（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收入×100%[5]。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百果园的毛利率在 2021-2023年呈现逐年下滑趋势，2023年下滑幅度较大，主要原因是水果采购成本上升、行业竞争加剧导致产品降价促销，压缩了盈利空间；2024年毛利率与 2023年基本持平，略有回升；2025年毛利率提升至 8.49%，较 2024年增长 1.05个百分点，核心原因是企业优化产品结构，增加高毛利自有品牌产品的销售（自有品牌毛利率达 15.2%），同时提升供应链效率，降低采购成本与物流损耗，有效缓解了盈利压力。但整体来看，百果园的毛利率仍低于 2025年行业平均毛利率（10.5%），反映出企业产品的盈利空间仍有提升潜力[1,2]。2.净利率分析净利率反映企业的最终盈利水平，计算公式为：净利率=净利润/营业收入×100%[5]。百果园的净利率在 2021-2023年呈现持续下滑趋势，2024年由盈转亏，主要原因是 2024年企业营收下滑 9.80%，同时运营成本（门店租金、人工成本、物流成本）持续上升，导致净利润亏损 3.86

《澳门教育研究》·综合理论研究 2026 年第 2期— 171 —亿元；2025年净利率扭亏为盈至 1.38%，实现净利润 1.52 亿元，核心原因是 2025年营收回暖（同比增长 7.23%）、毛利率提升，同时企业加强成本控制，运营成本同比下降 4.12%，有效改善了盈利水平。净利率的大幅回升，反映出企业的成本控制能力与盈利效率显著提升，经营状况实现实质性改善。3.净资产收益率与总资产收益率分析净资产收益率（ROE）反映企业运用净资产盈利的能力，总资产收益率（ROA）反映企业运用全部资产盈利的能力，两个指标越高，说明企业的盈利效率越高[5]。从数据变化来看，百果园的 ROE与 ROA均在 2021-2024年呈现逐年下滑趋势，2024年双双变为负数，主要原因是2024年企业净利润亏损，导致净资产与总资产的盈利效率大幅下降；2025年，随着净利润扭亏为盈、资产结构优化，ROE 回升至 5.28%，ROA回升至 1.95%，接近 2021年水平，反映出企业的资产运营效率与盈利质量实现明显改善，盈利修复效果显著，为长期投资价值奠定了基础。（二）偿债能力分析偿债能力反映企业偿还债务的能力，是评估企业财务风险的重要指标，本文选取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资产负债率三个核心指标，分别从短期偿债能力与长期偿债能力两个维度，对百果园 2021-2025年的偿债能力进行分析，重点解读 2025年的改善情况[5]。百果园 2021年流动比率为 1.48，2022年为 1.42，2023年为 1.35，2024年进一步降至 1.28，2025年回升至 1.41；速动比率 2021年为 0.82，2022年为 0.76，2023年为 0.71，2024年降至 0.65，2025年回升至 0.78；资产负债率 2021年为 61.38%，2022年为 62.51%，2023年为 63.12%，2024年升至 64.05%，2025年回落至 61.82%[2]。1.短期偿债能力分析流动比率与速动比率是反映短期偿债能力的核心指标，一般认为，流动比率的合理区间为1.5-2.0，速动比率的合理区间为 1.0左右[5]。从数据来看，百果园的流动比率在 2021-2024年呈现逐年下滑趋势，2024年降至 1.28，低于合理区间下限，短期偿债能力有所下降；2025年流动比率回升至 1.41，虽仍低于合理区间下限，但较 2024年有明显改善，反映出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逐步提升。速动比率同样呈现先下滑后回升的趋势，2025年回升至 0.78，较 2024年增长 0.13个百分点，说明企业的短期流动性压力有所缓解，可用于偿还短期债务的流动资产（扣除存货后）逐步增加，主要原因是 2025年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大幅增长至 3.82亿元，能够有效覆盖短期债务，短期偿债风险进一步降低[2][3]。2.长期偿债能力分析资产负债率是反映长期偿债能力的核心指标，一般认为，企业资产负债率的合理区间为50%-60%，超过 60%则说明企业的长期偿债风险较大[5]。从数据变化来看，百果园的资产负债率在 2021-2024年呈现逐年上升趋势，2024年升至 64.05%，超过合理区间上限，长期偿债风险有所增加；2025年资产负债率回落至 61.82%，虽仍略高于合理区间上限，但较 2024年下降 2.23个百分点，长期偿债风险明显缓解。2025年，企业负债合计 48.30亿元，资产合计 78.13亿元，负债规模较 2024年有所下降，主要是企业偿还部分高成本负债、优化负债结构，应付账款占比下降至 45%，银行借款占比提升至 30%，负债结构更趋合理。总体来看，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处于可控范围，未出现严重的债务危机，且经营现金流净额持续为正，能够有效缓解偿债压力[2][3]。

基于财务报表的百果园集团投资价值评估研究— 172 —（三）营运能力分析营运能力反映企业资产的运营效率，是评估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重要指标，本文选取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三个核心指标，对百果园 2021-2025 年的营运能力进行分析，重点解读 2025年门店优化后的运营效率改善情况[5]。百果园 2021年存货周转率为 17.89次，2022年为 17.56次，2023年为 16.92次，2024年降至 16.38次，2025年回升至 17.25次；应收账款周转率 2021年为 34.85次，2022年为 33.91次，2023年为 32.76次，2024年降至 31.89次，2025年回升至 33.52次；总资产周转率 2021年为 1.65次，2022年为 1.48次，2023年为 1.32次，2024年降至 1.25次，2025年回升至 1.42次。1.存货周转率分析存货周转率反映企业存货的周转速度，周转率越高，说明存货周转越快，存货占用资金越少，资产运营效率越高[5]。水果零售行业的存货具有保质期短、易损耗的特点，存货周转率是衡量企业营运能力的核心指标。从数据来看，百果园的存货周转率在 2021-2024 年呈现逐年下滑趋势，主要原因是 2024年门店收缩，市场需求减少，导致存货积压，同时水果保鲜成本上升，存货周转速度放缓；2025年存货周转率回升至 17.25次，较 2024年增长 0.87次，主要原因是企业优化门店布局、提升供应链效率，存货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产品损耗率降至 3.2%，同时线上渠道销售额增长，有效加快了存货周转。总体来看，百果园的存货周转率仍处于较高水平，高于 2025年行业平均水平（约 14.5次），反映出企业的存货管理能力较强，能够有效控制存货损耗，提升存货周转效率。2.应收账款周转率分析应收账款周转率反映企业应收账款的回收速度，周转率越高，说明应收账款回收越快，坏账风险越低[5]。从数据变化来看，百果园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在 2021-2024年呈现逐年下滑趋势，主要原因是 2024年行业竞争加剧，企业为拓展销售渠道，适当放宽信用政策，导致应收账款回收周期延长；2025年应收账款周转率回升至 33.52次，较 2024年增长 1.63次，主要原因是企业加强应收账款管理，收紧信用政策，平均回收周期从 2024年的 11天缩短至 2025年的 10.9天，坏账风险进一步降低。百果园的应收账款周转率仍处于较高水平，说明企业的应收账款管理能力较强，资金回收效率较高，能够有效保障企业的现金流稳定[2,3]。3.总资产周转率分析总资产周转率反映企业全部资产的运营效率，周转率越高，说明资产利用效率越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越好[5]。从数据来看，百果园的总资产周转率在 2021-2024年呈现逐年下滑趋势，主要原因是 2024年企业资产规模有所扩大，同时营收下滑，导致资产利用效率下降；2025年总资产周转率回升至 1.42次，较 2024年增长 0.17次，主要原因是 2025年营收回暖，同时企业优化资产结构，处置闲置固定资产，资产利用效率显著提升。此外，门店优化后单店营收提升，也进一步推动了总资产周转率的改善。总体来看，企业的总资产周转率处于合理水平，且较 2024年有明显提升，运营管理水平持续优化[2,3]。（四）发展能力分析发展能力反映企业未来的增长潜力，是评估企业长期投资价值的重要指标，本文选取营业收入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资产增长率三个核心指标，对百果园 2021-2025 年的发展能力进

《澳门教育研究》·综合理论研究 2026 年第 2期— 173 —行分析，重点解读 2025年的增长动能复苏情况[5]。其中，营业收入增长率 2021年为 15.32%，2022年降至 10.89%，2023年进一步降至 5.67%，2024年由正转负降至-9.80%，2025年回升至7.23%；净利润增长率 2021 年为-13.60%，2022 年为-17.59%，2023 年为-64.71%，2024 年为-1243.75%，2025年实现大幅正增长，达到 139.38%；资产增长率方面，2021年为 8.52%，2022年为 7.86%，2023年为 6.35%，2024年为 7.36%，2025年为-0.09%，资产规模略有收缩，主要是企业处置闲置资产、优化资产结构[2]。1.营业收入增长率分析营业收入增长率反映企业营收的增长速度，是衡量企业市场拓展能力与行业竞争力的重要指标[5]。从数据来看，百果园的营业收入增长率在 2021-2024年呈现逐年下滑趋势，2024年首次出现负增长，主要原因是行业竞争加剧、门店收缩导致线下销售额下滑，同时线上渠道拓展速度未能弥补线下营收的缺口；2025年营业收入增长率回升至 7.23%，实现营收回暖，核心原因是企业优化门店布局，淘汰低效门店、提升单店营收，同时线上渠道销售额大幅增长（同比增长 35.71%），弥补了线下门店收缩的影响，反映出企业的市场拓展能力与增长动能逐步复苏，经营状况持续改善。2.净利润增长率分析净利润增长率反映企业净利润的增长速度，与净利率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能够直观体现企业盈利水平的变化[5]。2021-2024年，百果园的净利润增长率持续下滑，2024年因净利润由盈转亏，出现大幅负增长；2025年净利润增长率实现 139.38%的大幅正增长，核心原因是企业营收回暖、毛利率提升、成本控制优化，净利润扭亏为盈，从 2024年的亏损 3.86亿元增长至 2025年的盈利 1.52亿元，反映出企业的盈利稳定性显著提升，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增强，盈利修复效果超出市场预期。3.资产增长率分析资产增长率反映企业资产规模的扩张速度，能够体现企业的发展潜力与扩张意愿[5]。百果园 2021-2024年资产增长率保持相对平稳，整体增速较慢；2025年资产增长率为-0.09%，资产规模略有收缩，主要原因是企业处置闲置固定资产、优化资产结构，聚焦核心业务，减少非核心资产占用，提升资产利用效率。这种资产收缩并非负面信号，而是企业优化经营策略的体现，有助于提升资产运营效率，为后续的稳健发展奠定基础，反映出企业的发展战略更加理性，与市场环境的适配性进一步提升。五、百果园集团投资价值评估结合前文 2021-2025年财务分析结果，重点围绕 2025年最新财务数据，本文采用相对估值法与绝对估值法相结合的方式，对百果园集团的投资价值进行定量评估，其中相对估值法选取市盈率（PE）、市净率（PB）、市销率（PS）三种常用指标，绝对估值法采用自由现金流折现法（DCF），通过综合测算，判断百果园当前的估值合理性与投资价值[2,3,4]。（一）相对估值法评估相对估值法的核心是选取同行业可比公司，通过对比可比公司 2025年的估值指标，测算百果园的合理估值[3]。考虑到水果零售行业上市公司数量较少，本文选取鲜丰水果、洪九果品两

基于财务报表的百果园集团投资价值评估研究— 174 —家业务模式相近、规模相当的企业作为可比公司，结合各公司 2025年财务数据与当前市场估值水平，计算相关估值指标的平均值，进而测算百果园的合理估值[1]。从可比公司 2025年估值情况来看，鲜丰水果市盈率（TTM）为 31.2倍，市净率为 2.6倍，市销率为 0.9倍；洪九果品市盈率（TTM）为 33.8倍，市净率为 2.9倍，市销率为 1.2倍。通过计算平均值，可比公司 2025年平均市盈率为 32.5倍，平均市净率为 2.75倍，平均市销率为 1.05倍[1]。结合百果园 2025年财务数据，分别采用三种估值指标测算其合理估值：一是市盈率估值，百果园 2025 年净利润为 1.52 亿元，按照可比公司平均市盈率 32.5 倍测算，合理估值为 49.40亿元；二是市净率估值，百果园 2025年末净资产为 29.83亿元，按照可比公司平均市净率 2.75倍测算，合理估值为 82.03亿元；三是市销率估值，百果园 2025年营业收入为 110.16亿元，按照可比公司平均市销率 1.05倍测算，合理估值为 115.67亿元[5]。综合三种估值指标，取平均值作为百果园的合理估值，测算结果为 82.37亿元。截至评估基准日（2026年 3月），百果园集团港股市值约为 80.2亿元，略低于测算的合理估值 82.37亿元，说明当前百果园的估值处于合理区间，估值修复基本完成，长期投资价值主要依赖于盈利水平的持续提升。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行业可比公司数量较少，估值测算结果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需结合绝对估值法进一步验证[2,3]。（二）绝对估值法评估（DCF法）1.估值假设自由现金流折现法的核心是预测企业未来自由现金流，结合折现率与永续增长率，计算企业内在价值[4]。基于百果园 2025年经营现状、行业发展趋势及最新财务数据，本文做出以下合理假设：一是营收增长假设，考虑到行业复苏与企业战略优化，预测 2026-2030 年百果园营业收入增长率分别为 8.5%、10.2%、11.5%、12.3%、12.8%，持续保持稳健增长；二是毛利率假设，随着企业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供应链效率，预测 2026-2030年毛利率逐步回升至 9.2%、9.8%、10.3%、10.8%、11.0%，逐步接近行业平均水平；三是折现率假设，结合 2025年行业平均资本成本与企业风险水平，确定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为 10.5%，较 2024年略有下降，反映企业风险水平降低；四是永续增长率假设，参考 2025年行业长期发展增速，确定永续增长率为3.8%。2.自由现金流预测自由现金流=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资本支出，结合上述假设与百果园 2025年财务数据（2025年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 3.82亿元，资本支出 5.28亿元），预测 2026-2030年自由现金流如下：2026年自由现金流为 3.56亿元，2027年为 4.89亿元，2028年为 6.52亿元，2029年为 8.47亿元，2030年为 10.83亿元[2]。3.内在价值测算根据自由现金流折现公式，将 2026-2030年预测自由现金流折现至评估基准日，同时计算永续期价值并折现，最终得到百果园集团的内在价值为 85.69亿元[4]。该结果与相对估值法测算的合理估值（82.37亿元）较为接近，进一步验证了百果园当前估值处于合理区间的结论，说明企业具有稳定的长期投资价值，随着盈利水平的持续提升，估值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2,3]。

《澳门教育研究》·综合理论研究 2026 年第 2期— 175 —（三）估值结果综合分析结合相对估值法与绝对估值法的测算结果，百果园集团的合理估值区间为 82.37-85.69亿元，截至评估基准日，其市场市值约为 80.2亿元，略低于合理估值区间，说明当前市场对百果园的估值基本合理，略有低估，短期投资价值主要依赖于盈利水平的持续改善，长期投资价值则依赖于其全产业链布局的深化、盈利水平的持续提升以及行业集中度的提高。需要注意的是，估值测算基于一定的假设，若未来行业竞争进一步加剧、企业盈利水平未能如期提升，可能导致实际价值低于测算值，存在一定的投资风险；但结合 2025年的盈利修复情况与行业复苏趋势，企业实现稳健增长的概率较高，长期投资价值具备较强的支撑。（四）投资优势与潜在风险分析1.投资优势结合前文财务分析与估值测算，百果园的投资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行业龙头优势显著，作为中国水果连锁零售行业的领军企业，2025年市场份额提升至 1.5%，较 2024年增长 0.3个百分点，品牌影响力、全产业链布局及渠道优势明显，能够在行业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抵御行业波动风险。二是盈利修复势头强劲，2025年实现净利润 1.52亿元，较 2024年亏损 3.86亿元实现扭亏为盈，毛利率、净利率、净资产收益率等核心盈利指标均实现大幅改善，成本控制能力与资产运营效率显著提升，盈利稳定性逐步增强[2]。三是行业发展空间广阔，2025年中国水果零售市场规模突破 3.3万亿元，同比增长 6.45%，连锁水果零售市场份额持续提升，行业集中度逐步提高，百果园作为龙头企业，能够充分享受行业发展红利，未来增长潜力较大[1]。2.潜在风险百果园的投资潜在风险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行业竞争风险，2025年水果零售行业竞争仍较为激烈，鲜丰水果、洪九果品等同行企业持续发力，线上生鲜平台与线下门店的融合进一步深化，若百果园未能持续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供应链效率，可能导致市场份额下滑、盈利水平波动[1]。二是盈利水平不足风险，尽管 2025年盈利实现扭亏为盈，但毛利率（8.49%）仍低于 2025年行业平均水平（10.5%），净利率（1.38%）处于较低水平，盈利空间仍有较大提升压力，若未来水果采购成本上升、运营成本增加，可能导致盈利水平出现波动，甚至再次出现亏损。三是供应链风险，水果零售行业对供应链的依赖性较强，百果园的产品主要依赖外部采购，若未来水果种植遭遇自然灾害、产地减产，或采购价格大幅上涨，将直接影响企业的采购成本与产品供应，进而影响经营业绩[2]；同时，冷链物流体系虽不断完善，但部分偏远地区物流覆盖不足，仍存在产品损耗率上升的风险。四是门店管理风险，截至 2025年底，百果园加盟店数量达 4968家，占总门店数量的 99.7%，加盟店的管理水平参差不齐，若未能加强对加盟店的标准化管理，可能出现服务质量下降、产品品质不达标等问题，进而损害品牌形象，影响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与经营业绩。六、研究结论与建议（一）研究结论本文以百果园集团为研究对象，结合该企业 2021-2025年财务报表数据，融合文献研究法、比率分析法、相对估值法与绝对估值法，对百果园的财务状况、经营现状及投资价值进行了全

基于财务报表的百果园集团投资价值评估研究— 176 —面分析，结合 2025年行业最新数据与发展趋势，得出以下核心结论：第一，财务状况方面，百果园 2025年经营状况实现实质性改善，盈利水平大幅修复，归母净利润扭亏为盈至 1.52亿元，毛利率、净利率、净资产收益率等核心盈利指标均实现显著提升；偿债能力较 2024 年有所改善，短期流动性压力缓解，资产负债率回落至 61.82%，处于可控范围；营运能力稳步提升，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均实现回升，存货管理水平保持行业领先；发展能力逐步复苏，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7.23%，净利润增长率达 139.38%，增长动能持续增强，整体财务状况呈现良好的复苏态势[2]。第二，行业与经营方面，2025年中国水果零售行业迎来全面复苏，市场规模突破 3.3万亿元，连锁零售市场份额持续提升，行业集中度逐步提高，为百果园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行业环境[1]；百果园作为行业龙头，具备显著的品牌优势、全产业链优势、渠道优势与产品优势，2025年门店优化成效显著，线上渠道销售额占比提升至 25%，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但同时也面临行业竞争激烈、盈利水平不足、供应链管理等方面的挑战。第三，投资价值方面，通过相对估值法测算，百果园的合理估值为 82.37亿元，通过绝对估值法（DCF法）测算，其内在价值为 85.69亿元，综合来看，合理估值区间为 82.37-85.69亿元[2,3]。截至评估基准日（2026年 3月），百果园港股市值约为 80.2亿元，略低于合理估值区间，说明当前企业估值基本合理、略有低估，短期投资价值依赖于盈利水平的持续改善，长期投资价值则依赖于全产业链布局的深化、盈利水平的持续提升及行业集中度的提高，整体具备稳定的长期投资潜力。（二）提升百果园集团投资价值的建议结合前文财务分析、估值测算及风险分析结果，针对百果园集团经营管理中存在的不足，结合 2025年行业发展趋势，提出以下针对性建议，助力企业进一步提升盈利水平与核心竞争力，增强投资价值。1.优化产品结构，提升盈利水平针对当前毛利率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的问题，百果园应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加大高毛利产品的布局力度。一方面，持续丰富自有品牌产品矩阵，在现有 42个自有产品品牌的基础上，新增高端水果、进口水果及加工水果产品，提升自有品牌产品销售额占比，充分发挥自有品牌的高毛利优势（2025年自有品牌毛利率达 15.2%）；另一方面，优化产品分级体系，加大招牌级、A级水果的采购与销售力度，减少低毛利 C级水果的占比，同时根据市场需求，推出定制化水果礼盒、水果加工产品等，提升产品附加值，进一步扩大盈利空间。此外，加强成本控制，持续优化供应链管理，降低采购成本与物流损耗，推动毛利率逐步接近行业平均水平。2.深化全产业链布局，降低供应链风险供应链是水果零售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百果园应进一步深化全产业链布局，提升供应链的稳定性与可控性。上游环节，加大对种植环节的投入，通过子公司优果联进一步扩大与优质果园的合作，提供种植技术支持，建立标准化种植基地，掌控产品源头，减少对外部采购的依赖，降低采购价格波动风险；中游环节，持续完善冷链物流体系，新增冷链配送中心，扩大冷链覆盖范围，提升物流效率，将产品损耗率进一步降至 3%以下，低于行业平均水平；下游环节，优化门店布局，持续淘汰低效加盟店，新增优质直营店与社区店，提升单店盈利能力，同时加强

《澳门教育研究》·综合理论研究 2026 年第 2期— 177 —对加盟店的标准化管理，规范产品品质与服务流程，避免品牌形象受损。3.强化线上线下融合，拓展增长空间结合行业线上线下融合的发展趋势，百果园应进一步强化全渠道布局，拓展增长空间。线上渠道方面，优化 APP、微信小程序等自有平台的功能，提升用户体验，加大线上营销力度，推出会员专属优惠、限时秒杀等活动，吸引更多用户，推动线上销售额占比持续提升至 30%以上；同时，深化与第三方外卖平台的合作，扩大线上市场覆盖面，提升线上订单履约效率。线下渠道方面，优化门店场景布局，打造体验式消费场景，提供水果切配、试吃、保鲜咨询等增值服务，提升消费者粘性；同时，加强门店数字化管理，通过大数据分析消费者需求，优化产品陈列与库存管理，提升单店运营效率。4.加强成本管控，优化资产结构持续加强成本管控，优化资产结构，提升资产运营效率。一方面，严格控制运营成本，合理控制门店租金、人工成本，优化人员结构，提升员工工作效率，推动运营成本持续下降；另一方面，加强应收账款与存货管理，收紧信用政策，缩短应收账款回收周期，降低坏账风险，同时优化存货周转，减少存货积压，降低资金占用。此外，持续优化资产结构，处置闲置固定资产，聚焦核心业务，提升资产利用效率，推动总资产周转率进一步提升，增强企业的盈利效率与财务稳定性。5.应对行业竞争，巩固龙头地位面对激烈的行业竞争，百果园应进一步巩固龙头地位，提升核心竞争力。一方面，持续强化品牌建设，深化“不好吃三无退货”的服务理念，提升品牌美誉度与消费者忠诚度，同时加大品牌宣传力度，扩大品牌影响力；另一方面，加强与同行企业的差异化竞争，聚焦品质与服务，打造独特的品牌优势，同时关注行业发展趋势，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应对线上生鲜平台与同行企业的竞争压力。此外，可探索多元化发展模式，拓展水果加工、水果餐饮等相关业务，丰富盈利来源，降低单一业务的经营风险。（三）研究展望本文结合百果园集团 2021-2025年财务报表数据，对其投资价值进行了全面评估，但由于数据来源、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局限性，研究仍存在一定的不足，未来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深入研究：一是扩大数据范围，获取百果园内部经营数据及更多同行业可比公司 2025年及以后的最新数据，提升财务分析与估值测算的准确性；二是优化估值模型，结合水果零售行业的特性，引入更多非财务指标（如品牌影响力、用户粘性等），构建更全面的投资价值评估体系；三是拓展研究视角，结合宏观经济环境、消费升级趋势等因素，分析其对百果园投资价值的长期影响；四是对比分析国内外水果连锁零售企业的经营模式与投资价值，为百果园的发展提供更多借鉴，助力企业进一步提升核心竞争力与投资价值。——————————【參考文献】[1]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2025年中国水果连锁零售行业发展报告[R].北京: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2025.[2]百果园集团.百果园集团 2025年年度报告[R].香港:香港交易所, 2025.[3]李娟.生鲜零售企业投资价值评估——以盒马鲜生为例[J].商业经济研究, 2023(12): 123-126.[4]Damodaran A. Investment Valuation[M].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2022.[5]张新民.财务报表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1.[6]王浩.连锁零售企业投资价值评估体系构建与应用研究[J].中国市场, 2024(08): 102-104.

从“反谷”到“权衡”：中国上古粟黍农业传统与度量衡制度的起源及发展— 178 —从“反谷”到“权衡”：中国上古粟黍农业传统与度量衡制度的起源及发展董晓波1,2（1.兰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研究院，甘肃兰州 730000；2.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山西太原 030006）[摘要]詹姆斯·C·斯科特的“谷物—国家”分析框架，为重新探讨中国上古度量衡的起源与形成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中国早期度量衡并非商品交换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以粟黍为物质基础、以国家资源控制为政治动力的制度化产物。粟黍籽粒均一、易于计数、便于储藏与征缴的生物学特性，使其成为天然的计量基准，由此形成“累黍定度、累黍定量、累黍定衡”的完整体系。“农本—计量—国家”的互构逻辑，展现了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独特路径，也为理解技术标准的政治起源提供了本土化经验。[关键词]反谷；粟黍农业；度量衡；早期国家；累黍定衡From "Anti-Grain" to "Weighing": The Ancient Chinese Millet and SorghumAgricultural Tradition And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easurementSystemDONG Xiaobo1,2(1.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Heritag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00; 2. JinshangResearch Institute, 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aiyuan, Shanxi 030006)[Abstract] James C. Scott's "grain-nation" analytical framework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re-examining the origin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ancient Chinese weights and measures. The earlyChinese weights and measures were not the result of the natural evolution of commodity exchange;instead, they were an institutionalized product based on millet and sorghum as the material foundationand the control of national resources as the political impetus. The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illetand sorghum grains, such as their uniformity, ease of counting, and convenience for storage andcollection, made them natural measurement benchmarks, thereby forming a complete system of"accumulating sorghum to determine measurement, accumulating sorghum to determine quantity, andaccumulating sorghum to determine weights". The interdependent logic of "agriculture as thefoundation, measurement as the means, and the state as the institution" demonstrates the unique pathof the formation of early Chinese states and provides local experi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alorigin of technical standards.[Key Words] Anti-grain; Millet and Sorghum Agriculture; Measurement and Weighing System; EarlyState; Accumulated Sorghum for Weighing作者简介：董晓波，男，兰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导师，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

《澳门教育研究》·综合理论研究 2026 年第 2期— 179 —一、引言度量衡是早期国家实现人口管理、资源征调与社会整合的基础性技术。长期以来，学界或将其视为商品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或将其归为王朝统一后的制度建构，难以回答一个根本性问题：为何中国上古度量衡始终以谷物、尤其以粟黍为最终校准依据？斯科特在《反谷》中提出，早期国家的形成依赖于对可占有、可计算、可集中储藏的谷物资源的控制。定居并非农业进步的自然结果，而是国家为实现粮食榨取而推行的强制性安排。谷物因其高度“可计算性”，成为国家实施赋税、仓储、再分配的理想媒介，计量体系由此应运而生。这一框架将计量制度重新置于生态条件、生产方式与权力技术的交汇处，为重新理解中国上古度量衡提供了比较视野。中国是世界粟黍农业起源与发展的核心区域。自新石器时代中期起，粟黍便成为华北地区的主体粮食作物，并与早期聚落复杂化、社会分层同步演进。更为关键的是，自先秦至秦汉，“累黍定度量衡”始终是官方制度，《汉书·律历志》更以“子谷秬黍中者”作为度、量、衡三系的共同基准。粟黍不仅是食物资源，更是国家制度的物质原点。本文立足“反谷”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互证互释，以粟黍农业为物质基础，以国家治理需求为动力线索，系统梳理上古度量衡从自然物基准到国家制度化标准的演进过程，揭示中国早期国家“以农立国、以量治国”的治理逻辑。二、“反谷”框架下的早期国家与计量需求斯科特理论揭示了谷物与国家之间的结构性共生关系。与块根类作物、果蔬及渔猎采集产物不同，粟、黍、麦等谷物成熟集中、易于脱粒、便于储存与运输，具备极强的“可占有性”与“可计算性”。国家正是依托这一物质特性，通过强制定居、土地控制、粮食征缴实现统治。计量并非为便利交换而产生，而是国家为统计、核算、汲取资源而发明的权力技术。这一解释跳出了“技术自发演进”与“商业驱动”的传统范式，将度量衡放回国家形成的政治过程之中：定居强化—谷物垄断—计量标准化—国家权力巩固，构成一条完整的因果链条。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多个窖穴发现大量炭化粟遗存，其中 F201窖穴粟粒堆积厚度逾 2米，容积约 109立方米，折合新鲜粟谷约 40.9吨，规模远超出个体家庭日常所需。如此巨量的集中储藏，证明当时已存在超越血缘家庭的公共管理与资源统筹机制。植物考古数据显示，磁山粟千粒重稳定在 2.5克左右，性状均一，为以粒计数、以累定量提供了天然条件。进入龙山时代，城址普遍出现，版筑城墙、环壕与祭祀遗存共存，表明聚落内部已出现强制性权力与阶层分化。城子崖遗址等大型聚落显示，暴力防御与社会控制同步强化，与斯科特所论“国家是暴力与粮食的储藏器”形成呼应。定居生活的巩固、农业生产的集约化、粮食剩余的集中化，共同催生了对标准化计量的刚性需求。传世文献虽经后世整理，仍保留了早期国家介入农业生产的历史记忆。《尚书·尧典》载“寅宾出日，平秩东作”，以官方行为测定时节、安排生产，说明农业活动已被纳入权力秩序。

从“反谷”到“权衡”：中国上古粟黍农业传统与度量衡制度的起源及发展— 180 —《史记·五帝本纪》记黄帝“艺五种”，设后土之官以“平九州”，其职能包含土地规划、生产督导与资源调配。这些记载共同指向一个事实：中国早期政治权力从形成之初便深度介入农业生产与分配，而组织、征缴与分配均离不开统一的计量标准。三、粟黍的物质特性与“粟本位”计量体系计量的前提是单位稳定、可重复、可核验。粟黍在长期驯化中形成了极为均一的籽粒形态，千粒重与体积高度稳定，恰好满足这一要求。与其他作物相比，粟黍颗粒小、形状规整、便于逐粒累加，可直接由“粒”累聚为“分、寸、升、铢”等制度单位，成为无需中间转换的自然度量器。这种由自然物提供的稳定性，使上古中国得以建立一套跨地域、跨时段的客观标准。磁山遗址炭化粟与后世栽培粟形态相近，从侧面说明，以粟黍为基准的计量传统具有长期延续的物质基础。夏、商、周三代赋税制度虽形式各异，但其核算核心均为粟米。《孟子》记夏代贡法“校数岁之中以为常”，即以数年粟谷产量平均值确定征收定额。西周“彻法”、春秋“税亩”，本质上都是以谷物产量为依据的赋税形式。大规模财税征收直接催生了标准化计量需求，国家要实现稳定征缴，必须先确立统一的长度、容量与重量标准，度量衡由此成为国家财政制度的技术前提。《管子》以粟为“万物之主”，将粮食置于经济体系的核心位置，正是“粟本位”思想的集中体现。战国时期各国量器如子禾子釜、商鞅方升，均以容量单位标定粮食征收额度，表明计量制度直接服务于国家对粟黍资源的控制与汲取。四、从粟粒到权衡：度量衡的制度化路径以黍定度：中国上古长度标准，经历了从“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寻”的人体基准到谷物基准的转型。《汉书·律历志》言：“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本起于黄钟之长。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以一黍之广为最小单位“分”，逐级累聚为寸、尺、丈、引，形成严密进制。商代骨尺、战国铜尺、秦汉官尺实测长度与“累黍定尺”推算高度吻合，证明这一制度并非后人附会，而是长期实行的官方标准。以黍定量：容量单位直接以粟黍填充量为依据。《汉书·律历志》云：“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本起于黄钟之龠。以子谷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实其龠。”一龠等于 1200粒中等秬黍的容积，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构成完整容量体系。商鞅方升实测容积与汉代一升之量高度接近，显示战国至秦汉容量标准一脉相承，其底层基准始终是粟黍。以黍定衡：重量单位同样源于粟黍。《汉书·律历志》载：“权者，铢、两、斤、钧、石也……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由黍粒之重定铢，由铢定两，由两定斤，形成自上而下的权衡系统。睡虎地秦墓出土秦权、秦汉官方衡器均与此制相符。秦统一后颁布诏书统一度量衡，其目的即消除因谷物品种、地方习惯造成的计量差异，以中央权威保证赋税征收的标准化。

《澳门教育研究》·综合理论研究 2026 年第 2期— 181 —至此，度、量、衡三系同出一源、共享一物、统一校准，形成世界文明史上极为独特的谷物本位计量体系。秦汉以降，以粟黍为基准的度量衡传统被历代王朝继承。《唐六典》《宋史·律历志》《大明会典》均重申以秬黍为度量衡校准依据。这一超稳定结构，植根于中国以农为本的文明底色：粟黍长期占据主粮地位，国家财政以田租赋税为支柱，度量衡则是连接农业生产与国家权力的制度纽带。粟黍兼具自然实在性与制度权威性，使度量衡既来源于日常生产，又上升为国家法度；既可被民众直观理解，又具备官方强制力。这种“自然物—国家制度—社会秩序”的高度统一，是中国度量衡体系延续数千年而不坠的根本原因。五、结论本文在斯科特“反谷”理论的启发下，将中国上古度量衡放回农业形态、国家形成与权力技术的整体框架中重新考察，得出三点基本认识：第一，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符合“谷物立国”的基本逻辑。磁山遗址大规模储粮、龙山城址的强制定居与权力集中，共同说明早期国家依托粟黍农业实现资源控制与社会整合，度量衡正是国家为统计、征缴、分配粮食而建立的制度工具。第二，粟黍的生物学特性为度量衡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物质基础。其籽粒均一、易于计数、便于储藏与征缴的特点，使其成为天然计量基准，由此诞生“累黍定度、累黍定量、累黍定衡”的完整体系。第三，度量衡是“农本—计量—国家”互构逻辑的集中体现。度、量、衡三系同源、以粟为宗、以权为纲，既是技术标准，更是国家治理手段，深刻塑造了中国早期国家“以农为本、以量为法、以数为术”的治理模式。斯科特的“谷物—国家”理论具有跨文明的解释潜力，中国粟黍农业与度量衡的悠久传统，为这一理论提供了极为典型的本土化例证。从“反谷”逻辑到权衡制度，本质上是一条由物质生产塑造国家形态、由国家形态规范技术制度、由技术制度巩固文明结构的历史路径。这一路径，对于重新理解中国早期国家起源与制度文明特质，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參考文献】[1]翁德明译.詹姆斯·C·斯科特.反谷: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M].台北:麦田出版, 2023.[2] Scott J C. Against the Grain: A Deep History of the Earliest Stat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3]河北省文物管理处，邯郸市文物保管所.河北武安磁山遗址[J].考古学报,1981(3):303-338.[4]班固.汉书·律历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5]孔颖达.尚书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6]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7]丘光明,邱隆,杨平.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8]邓振华.粟黍的起源与早期传播[J].考古学研究,2022(1):172-214.[9] 王欣 ,尚雪 ,卞昊昆 ,胡耀武 . 种植实验揭示施肥效应对粟稳定同位素比值的影响 [J]. 第四纪研究,2022,42(6):1806-1814.[10]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创伤的淬炼与文学的升华——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精神创伤与其文学创作— 182 —创伤的淬炼与文学的升华——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精神创伤与其文学创作王嘉怡1（1.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071）[摘要]弗吉尼亚·伍尔夫作为现代主义文学的核心人物，其创作与个人精神创伤之间存在深刻而复杂的动态联系。本文以《达洛维夫人》为核心文本，结合创伤理论，深入剖析伍尔夫生命中的死亡创伤、性别创伤与战争创伤如何成为其文学创作的内驱力。论文认为，伍尔夫并非被动地为创伤所困，而是主动地将创作过程作为一种审视、理解乃至超越创伤的途径。其创作实践揭示出，文学形式本身即是承载与转化难以承受之情绪的容器。[关键词]弗吉尼亚·伍尔夫；精神创伤；文学创作；《达洛维夫人》；意识流；创伤升华The Tempering of Trauma and the Sublimation of Literature:On Virginia Woolf's Mental Trauma and Her Literary CreationWANG Jiayi(1.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Abstract] Virginia Woolf, as a key figure of modernist literature, has a profound and complex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her works and her personal mental trauma. This paper takes "Mrs.Dalloway" as the core text and combines trauma theory to deeply analyze how the death trauma,gender trauma, and war trauma in Woolf's life became the driving force of her literary creation. Thepaper argues that Woolf did not passively suffer from trauma but actively used the creative process asa way to examine, understand, and transcend the trauma. Her creative practice reveals that the literaryform itself is a container for carrying and transforming unbearable emotions.[Key Words] Virginia Woolf; Psychological Trauma; Literary Creation; "Mrs. Dalloway"; Stream ofConsciousness; Trauma Sublimation一、精神创伤与文学创作在伍尔夫身上形成深刻的双向循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生是文学天才与精神痛苦激烈交织的传奇。她所经历的亲人接连离世、童年性侵害、社会性别压迫以及世界大战的宏观阴影，在其敏感的心灵中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烙印，并直接导致了其一生中反复发作的精神崩溃。然而，伍尔夫的独特之处在于，她并未被这些创伤吞噬，而是找到了一条与之共存并最终将其转化为艺术瑰宝的路径。对她而言，精作者简介：王嘉怡，女，南开大学文学院本科生。

《澳门教育研究》·综合理论研究 2026 年第 2期— 183 —神创伤与文学创作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积极的、双向的动态循环。一方面，那些铭心刻骨的个人创伤构成了她文学创作中最重要、最独特的源泉与驱动力；另一方面，文学创作的行为本身，又为她提供了一条审视、理解、驾驭乃至在象征层面上超越这些创伤的途径，是她自我疗愈、重构破碎自我的良药[1]。她曾极具洞见地评价自己的疯癫体验：“作为一种经历，我可以向你保证，疯癫是了不起的，不应蔑视它；在疯癫的熔岩中，我仍能找到许多可供写作的事情。疯癫的熔岩从一处喷出，造成一切，最后成形，而不会像神智正常时，只出现少许零星的想法。”这表明她学会从病态的阵痛中汲取创作的原料。有研究者也指出，“她就像许多其他反复无常的作家，学会吸收她暴躁、阴郁的情绪所教导的事情。[2]”二、弗洛伊德与厨川白村的理论为理解创伤与创作的关系提供了基石要理解伍尔夫的创作，首先需厘清创伤与创作之间的心理联结。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压抑与升华理论为此提供了初步的视角。弗洛伊德认为，艺术家与普通人一样，受到内在原始欲望的强烈驱使。但艺术家具备一种独特的能力，即能将这种被社会规范所不容的本能冲动，通过创造性的劳动，升华为被社会所接受和赞赏的文化产品。因此，文艺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为艺术家本能冲动升华的结果。这一理论虽有将创作动机过度简单化之嫌，但它开创性地将创作源头指向了创作者被压抑的内心世界。厨川白村在弗洛伊德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文艺是苦闷的象征”的著名论断。他认为，人类天生具有蓬勃的生命力，渴望创造与表达。然而，当它在现实生活中遭受来自社会道德、规范等各方面的压抑与挫折时，便会产生巨大的苦闷与创伤。这些负面的情绪体验无法在现实中得到充分宣泄，于是被蓄积在无意识的深层领域。对于作家而言，文艺创作正是一种象征性的、非破坏性的最佳宣泄渠道[3]。这一观点更贴近伍尔夫的创作实际。她的写作，正是将蓄积于无意识深处的、由死亡、性侵害和社会不公带来的苦闷，通过小说这一“苦闷的象征”进行倾诉和表达。伍尔夫的案例超越了简单的“宣泄”或“升华”。她的创作更是一种主动的、有意识的自我重构。正如有研究所指出的，对于伍尔夫而言，“形式”是承载难以承受之情绪的容器，它为她提供了一个处理个人创伤、救赎破碎自我的空间[4]。她的文学创作不仅是被动地记录创伤，更是主动地运用形式这一容器，去整合、驾驭那些碎片化的、难以言说的痛苦体验。三、伍尔夫的精神图景由其遗传基底与多重创伤经历共同塑造伍尔夫的精神图景建立在一个易感的遗传基底之上，她继承了父系家族的情绪不稳定与母系家族的忧郁、敏感，这使她对外部刺激有着超乎常人的感受力[5]。其创伤主要源于三个方面，死亡的重击、性别的压迫以及战争的阴影，共同塑造了她独特的精神世界。

创伤的淬炼与文学的升华——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精神创伤与其文学创作— 184 —死亡的连环重击构成了伍尔夫青年时期最沉重的创伤。从 13岁母亲朱莉亚猝然离世——这被其视为“第一场灾难”并直接诱发第一次精神崩溃——开始，死亡便如影随形。15岁时，如同母亲替身一般的同母异父姐姐斯特拉去世；22岁时，极具权威性的父亲莱斯利病逝。这十年间，“死亡”不仅是情感上的剥夺，更在她成长的关键阶段留下了永久的精神创痛，成为她一生中精神疾病反复发作的核心诱因[6]。这种频繁的、近距离的死亡体验，迫使她过早而深刻地思考生与死的宏大命题，形成了其作品中挥之不去的死亡意识。与此同时，性别的双重压迫深刻影响了伍尔夫的成长与认知。在思想上，父亲莱斯利奉行男权意志，只让儿子们接受系统的学校教育，而女儿们则被限制在家中，这使她很早就意识到性别带来的不公。在身体上，她年幼时遭到两位同母异父兄长杰拉尔德和乔治的持续猥亵，这种来自家庭的性屈辱极大地损毁了她的心理健康，对她未来的性别认同、身体观念乃至婚姻生活都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7]。这种创伤使得她对男权社会及其权力结构抱有深刻的批判，也影响了她与异性的关系。此外，生活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年代，宏观的社会暴力与她的个人创伤经验产生共鸣。战争的摧残、生命的脆弱，勾连起她至亲死亡的私人记忆。在战争期间，她历尽刺激和折磨，发作了两次严重的神经崩溃。时代的大悲剧与她个人的小悲剧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其文学创作的灰暗背景，也使她的作品超越个人哀怨，带有对文明与暴力的深刻反思。四、《达洛维夫人》是伍尔夫将个人创伤进行艺术转化的典范要想具体理解弗吉尼亚·伍尔夫身上创伤与创作的双向循环，其代表作品《达洛维夫人》可以作为一个适宜的窗口，令我们能够去深入探讨她如何将个人创伤体验——包括精神病治疗创伤、性别压抑与死亡恐惧——通过文学的形式进行淬炼与升华，最终实现其艺术上的不朽成就。《达洛维夫人》的创作，是伍尔夫将上述创伤进行艺术淬炼的完美例证。小说的虚构性为她审视自身最痛苦的精神疾病、性创伤与战争创伤提供了一个必要的“保护面具”[8]。通过创造赛普蒂莫斯和克拉丽莎这些人物，她能够以一种间接的、艺术化的方式，安全地触碰和处理自己的伤痛记忆。退伍军人赛普蒂莫斯是伍尔夫自身精神病体验与医疗创伤最直接、最强烈的文学投射。他患有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与伍尔夫本人神经崩溃时的体验遥相呼应。小说中赛普蒂莫斯与布拉德肖医生的冲突，几乎是伍尔夫与她的医生真实经历的文学重现。布拉德肖医生代表的“静养疗法”，其核心是“均衡”，实质是要求病人彻底放弃自我的感受和判断，无条件地服从社会规定的“理性”标准。有研究指出，伍尔夫在此尖锐地揭示了医患关系中存在的权力话语：自以为是的医生剥夺了最有发言权的病人与家属的话语权，治疗的目的不是理解，而是规训与压制[9]。因此，赛普蒂莫斯的跳窗自杀，具有多重象征意义。这既是对强制治疗的激烈反抗，也是他作为一个无法被异化社会所容的个体，为维护自身“灵魂的独立”而发出的最后控诉。这

《澳门教育研究》·综合理论研究 2026 年第 2期— 185 —一结局也是伍尔夫自身对死亡和自由的思考，是她个人悲剧的一次文学预演，其死亡被赋予了某种悲壮的崇高感，是对污浊现实的一种彻底摒弃。而表面光鲜的克拉丽莎·达洛卫，则是伍尔夫自身在男权社会中所感受到的压抑、失落与身份困惑的深刻投射。克拉丽莎通过婚姻获得了体面的身份，但真实的自我却日益迷失。她终日忙于操办宴会，因为只有在社交盛宴的穿梭中，她才能短暂地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和价值。她本质上活成了丈夫的附属品和别人眼中的观赏品，体现了当时中产阶级女性在婚姻中的物化处境。克拉丽莎与少女时代好友萨利·西顿之间充满激情的情感纠葛，映射了伍尔夫本人的女同性恋倾向或对同性情感的深切依恋。这种倾向的形成，与她对异性侵害的创伤记忆、对母亲和姐姐的强烈情感依恋密切相关。小说中萨利婚后变成一个以“五个大胖小子”为荣的世俗妇人，也对应着伍尔夫对现实中姐姐瓦妮莎拥有传统家庭生活的复杂心情。此外，小说含蓄地描绘了克拉丽莎与丈夫之间缺乏身体亲密的婚姻关系，这与史料中伍尔夫与丈夫伦纳德婚姻中存在的事实上的无性状态相互对应，反映了她因早年创伤而在两性关系上的疏离与困境。伍尔夫通过《达洛维夫人》展现了一种极为独特和复杂的死亡观。在赛普蒂莫斯看来，死亡是一种积极的、具有捍卫意义的反抗行动。而更精妙的设计在于，伍尔夫让克拉丽莎在自家晚宴的欢乐高潮中，听闻了赛普蒂莫斯的死讯。这一刻，克拉丽莎没有感到恐惧，反而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共情与领悟。她仿佛能体会到赛普蒂莫斯赴死时的解脱与决绝。正是在对死亡的深切体认中，克拉丽莎反而窥见了生的意义，感到一种“活下去”的强烈信念。伍尔夫借此表达了她深刻的哲学思考：死亡并非生命的对立面，而是生命的一部分，是生命的升华。只有直面死亡，才能真正理解生命的本真。她将个人对死亡的恐惧，通过文学创作，升华为一种关于如何更好地“活着”的普遍性探索。五、意识流手法与意象系统成为伍尔夫投射创伤的美学形式伍尔夫的艺术风格与其创伤心理形成了高度统一。创伤导致记忆和思维的碎片化、非逻辑性，而这正是意识流手法所能完美捕捉的。在《达洛维夫人》中，伍尔夫彻底摒弃了传统小说的线性叙事结构。整部小说没有章节划分，而是以克拉丽莎和赛普蒂莫斯的内心活动作为两条平行的叙事线索。这两条线通过客观世界中的共同刺激（如汽车爆胎声、飞机轰鸣声）而自然地交织、切换。这种结构天才般地模仿了现代都市中人与人之间看似疏离实则隐秘关联的存在状态，也精准复刻了创伤受害者感知世界与时间的方式。更重要的是，通过让叙事的意识焦点在病人与健康人、男性与女性、上层与底层之间自由流动，伍尔夫巧妙地呈现了伦敦城里复杂的权力结构，实现了其深刻的社会批判目的。伍尔夫对特定意象的钟情，也与其创伤体验息息相关。“房间”的意象代表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受保护的私密空间，是个体用以守护内心世界、享受思想独立和人格完整性的堡垒。对于伍尔夫而言，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不仅是物质需求，更是精神上的必需。“窗户”作为“房间”

创伤的淬炼与文学的升华——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精神创伤与其文学创作— 186 —与外部世界连接的临界点，在《达洛维夫人》中具有关键意义。当代表外部权威的布拉德肖医生即将“破门而入”时，赛普蒂莫斯选择了从窗户跃下。这一行动象征着，当外部压力企图摧毁内在的自我完整时，个体宁愿选择彻底的逃离，在死亡中寻求统一性。而伦敦的标志“大本钟”，作为机械、精确、无情的物理时间的象征，其钟声反复出现，标记着客观时间的流逝。每当钟声响起，克拉丽莎心中总会泛起无限的感慨、惆怅和焦虑，这正是中年伍尔夫自身对时光流逝极为敏感的心理状态的投射，体现了她在有限生命中追求创作永恒的紧迫感。这些意象共同构成了一个承载其创伤体验与哲学思考的象征系统。六、伍尔夫通过文学创作在破碎中重塑了完整的自我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生与创作，深刻地诠释了精神创伤与文学创作之间一种积极的、双向的循环。那些看似将她推向崩溃边缘的创伤体验，恰恰成为了她创作中最深沉、最独特的素材与内驱力。而文学创作，则绝非被动的记录，而是她主动运用的、强有力的工具。她是一位真正“疯狂的天才”，但她并非被动地被疾病吞噬，而是学会将自身的弱点——精神上的极度敏感与情绪的剧烈波动——转化为艺术上的最大优势。她成功地将最个人化的痛苦体验，与对普遍人性、生命哲学和社会权力的宏大关怀结合起来；并将这种结合，灌注于意识流、象征主义等高度成熟和创新的文学形式之中，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最终，伍尔夫的遗产告诉我们，最深刻的艺术往往诞生于最深刻的个人痛苦。她通过书写破碎，通过文学的形式这一“承载难以承受之情绪的容器”，最终在词语和想象的世界里，成功地重新整合、重塑了一个完整而不朽的自我。她不仅在文学史上留下了瑰宝，更以其生命实践，展示了一条如何用创造对抗毁灭的非凡路径。正如其箴言所示，“不必匆忙，不必火花四溅，不必成为别人，只需成为自己。”伍尔夫通过文学，最终成为了她自己。——————————【參考文献】[1]严格,朱艳阳.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精神创伤与文学创作[J]. 文学教育(上),2022,(8): 49-51.[2]凯·雷德菲尔德·贾米森. 疯狂天才躁狂抑郁症与艺术气质[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04.[3]厨川白村,鲁迅. 苦闷的象征[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07.[4]龙丹. 伍尔夫《达洛维夫人》中的疾病幽灵[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21,29(4): 107-111.[5]朱艳阳,胡美智. 浅论弗吉尼亚·伍尔夫精神创伤之形成[J]. 文学教育(上半月),2021,(1): 47-49.[6]张嫣然. 论伍尔夫的精神遭遇对其创作的影响——以小说《达洛卫夫人》为例[J].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4): 108-112.[7]汪洁. 英伦百合在“狄奥尼修斯之剑”下的吟唱：伍尔夫精神疾病与其创作关系初探[D]. 南京师范大学,2013.[8]黄雪芹. 重建自我：伍尔夫《达洛维夫人》的创伤书写[D]. 北京外国语大学,2018.[9]朱华.弗吉尼亚·伍尔夫文学创作心理探析[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27(7):118-119.

《澳门教育研究》·综合理论研究 2026 年第 2期— 187 —乐章与秩序：大型文化活动中的城市形象建构——以孙燕姿 2026 香港演唱会为例邹琪1(澳门城市大学,澳门 999078)[摘要]随着物质文化需求日益增长，大型文化活动正成为城市竞争的新焦点，也是城市形象和市民精神的集中体现。“为一个人奔赴一座城”已成为粉丝表达对偶像崇拜的潮流方式。本文以作者亲历孙燕姿 2026 香港启德演唱会为例，结合城市治理理论、情感劳动理论和城市形象构建理论，探讨大型活动如何通过良好的治理秩序和人性化服务塑造城市正面形象。文章指出，城市秩序与人文关怀并不相悖，可以通过一定的整合形成温暖的城市治理制度，为当今的城市发展提供一些新的治理启发。[关键词]大型文化活动；城市治理；情感劳动；城市形象；香港启德体育园Composition and Order: Urban Image Construction in Large-scale CulturalEvents - Taking Sun Yanzhi's 2026 Hong Kong Concert as an ExampleZOU Qi(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Macau City University, Macau 999078)[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material and cultural goods, large-scale cultural eventshave become a new focus of urban competition and a concentrated reflection of a city's image and thespirit of its citizens. "Going to a city for an individual" has become a popular trend for fans to expresstheir admiration for their idol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author's personal experience of the Sun Yanzhi2026 Hong Kong Kaiji Concert as an example, and combines urban governance theory, emotionallabor theory, and urban image construction theory to explore how large-scale events can shape apositive city image through good governance order and humanized services.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urban order and humanistic care are not contradictory, and certain integration can form a warm urbangovernance system, providing some new governance inspirations for the current urban development.[Key Words] Large-scale cultural events; Urban governance; Emotional labor; Urban image; HongKong Kai Tak Sports Park作者简介：邹琪，女，澳门城市大学人文社科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化产业、艺术管理。

乐章与秩序：大型文化活动中的城市形象建构—以孙燕姿 2026 香港演唱会为例— 188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当演唱会融入城市话语2016年 3月 13日-15日，“华语天后”孙燕姿《就在日落以后》演唱会在香港启德主场馆深情开唱，这是她时隔 12年重返香港。两场演唱会吸引了约八万歌迷，除了香港本地和内地的粉丝，还有大批来自日韩、东南亚的大批追随者。启德主场馆迎来了开幕后的又一大音乐盛会。舞台设计唯美浪漫，孙燕姿的表演真诚且全程无划水，不时引发阵阵大合唱，很多乐迷落泪感慨“自己的青春回来了”。最让人感慨的是从入场到散场贯穿始终的人文关怀。几个细节印象很深：一是配套酒店的寄存服务及现场工作人员的耐心引导，他们面带微笑反复说着的“感谢”与“欢迎”让人如沐春风，冲淡了以往看演唱会“怕赶不上”的焦虑。二是场馆内基础设施完善合理，如洗手间布局合理、干净充足，女性几乎不用排队；而临时餐饮区也秩序良好，免费饮水站还备有充足的干净纸杯，营造出“不拥挤”的舒适感。三是散场时，数万人同时离场，原本担心的交通拥堵人流拥挤却被眼前的秩序所替代：香港警方协同志愿者分散指挥人流，交通部门增加列车班次、提升公交频率、设置清晰标识牌、实时播报信息，一切井然有序。这一幕幕揭示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大型文化活动与城市形象之间是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的。过去大家更看重经济数据——刺激了多少消费、创造了多少就业等，但近年来，哈尔滨对“南方小土豆”的善待、淄博烧烤的平价好客、济南城因周杰伦演唱会爆火等案例，让政府和学者都意识到活动的体验感对城市形象的影响至关重要，粉丝群体对体验感的内部讨论加上自媒体的铺天盖地分享，小细节极易被放大而形成深远的舆论效应。所谓好的服务质量，就是城市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让参与者基本需求得到满足，还能收获情感认同。对于城市来说，每场大型活动都像一次“业务考核”，城市对活动的“承接力”——秩序、细节、温度——才是形象塑造的关键。本文将以孙燕姿香港演唱会为落脚点，从人性化空间设计、志愿者情感投入、跨部门交通组织等三个细节展开，深入探讨大型文化活动如何通过精细化公共服务与人性化秩序管理塑造城市形象，揭示“人文城市”的普遍实现路径，最后总结该路径对当代中国城市形象构建的启示。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一）城市治理理论（治理理念塑造城市形象）城市治理理论为研究公共事务管理、资源配置及社会秩序维护提供了理论框架，旨在探索多方利益相关者协作如何提升城市运行效率与居民生活质量。一般来说，城市的管理方式是将市民视为被动的管控对象，强调自上而下的指令与监管。然而自 20世纪 90年代治理理论兴起，

《澳门教育研究》·综合理论研究 2026 年第 2期— 189 —学者们日益重视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协同合作。从此，城市治理的核心焦点从“管理”转向“治理”，从“管控”转向“服务”。这种理念的转变在大型活动管理领域表现得尤为显著。姜智彬主张构建“政府主导、企业执行、多方参与”的协同模式。香港运输署在部署启德交通时明确提出“以人为本”，强调“有得揀”（有选择），让公众有灵活出行的自由——这正是从管控到服务的生动体现。（二）情感劳动理论（情感劳动塑造城市形象）志愿者的微笑和问候，看似简单，其实是一种“情感劳动”。霍赫希尔德在《被管理的心》中提出情感劳动这个概念并区分了表面表演（外在顺从）和深度表演（调整内心后流露真诚），详细地阐释了员工是如何通过情绪的管理来呈现符合社会期待的情感状态，从而用这种状态去满足所属组织的要求并显著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这个理论一提出，就马上迅速被拓展应用到了公共服务、教育、医疗保健及社会工作等很多的领域。徐岩、刘明波顺势将情感劳动理论引入了志愿服务的研究领域。研究发现，志愿者会从表面表演逐渐转向深度表演，最终产生真正的同理心。张建云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指出，情感劳动是把情感对象化，让志愿者的情感在劳动过程中通过一些语言和行为展现出来，或者将感情包含在劳动中被外界感知到，从而让我们获得充分的情绪价值，从而提升体验感。演唱会志愿者的善意，正是这样的“情感产品”，让参与者感受到尊重，从而增强对城市的信任。（三）城市构建理论（“微光时刻”塑造城市形象）城市形象构建理论在于探索城市形象的构成要素时重视文化层面的体验优化，主张通过人性化服务、公共空间营造等提升公众参与感与认同感。城市形象的建构不能只停留在顶层设计和传播策略，更应优化体验，依赖来自本地文化和居民与游客的真实互动。例如，所谓“城设”的概念，是对城市文化和形象建构的总体性概括和约束，也就是运用“人格化传播”的理念对城市的文化形象进行有目的性的打造，使得特色得以凸显劣势得以弱化。同时城市形象的建设不仅关乎对“外人”怎么呈现，更涉及城市居民内在的凝聚力，这些那些微小、个人化的微光时刻往往比宏大叙事更有感染力，比如一个干净的饮水站、一份平价食物、一次贴心的引导。志愿服务也作为一种“温柔力量”，为城市的常规服务提供了情感补偿。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相互交织依存的三维度分析框架——秩序维度、情感维度、形象维度。孙燕姿演唱会生动展现了大型文化活动如何在这一框架下实现秩序与温情的有机统一。三、研究内容：大型活动的动人细节（一）基础设施的人文关怀启德体育园建在旧启德机场旧址，是香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体育基建项目。主场馆可容纳 5

乐章与秩序：大型文化活动中的城市形象建构—以孙燕姿 2026 香港演唱会为例— 190 —万人，屋顶配备开合式上盖，外墙采用三角形铝制面板，灵感来自“东方之珠”。但更贴心的是内部流线——经过细致的人流模拟，每条通道都精心规划，减少交叉路口，避免长时间拥堵。香港政府早在 2024年 10月就开始了首次测试，此后共进行约 20次演练，包括 5万人入场及撤离。这些反复测试为大型演唱会奠定了基础。真正让观众动容的是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洗手间远超传统场馆标准：隔间数量庞大、空间宽敞无异味且一直有工作人员清洁，纸巾洗手液充裕，这使得女性洗手间基本不用排队，让很多曾在重大活动中焦虑等待的女性观众惊喜不已。餐饮区柜台内外都有工作人员维持秩序，还设有吧台供人临时用餐逗留。场馆多处配备净水系统和纸杯，免费提供温水和冰水。这些设计体现了一个最朴素的理念：“把人当人看”。观众不是需要被管控的“潜在麻烦”，而是会渴会饿会内急的普通人，也是需要情绪价值的消费者。通过满足这些基本需求，粉丝们明显更加平和理智，非常有利于秩序的自然维护。（二）交通秩序的高效与温情通常来说，散场疏散是大型活动最大的挑战。一方面香港警方制定了全面保安措施，包括入口安检、人车流管控，还推出“离场易”，实时显示离场所需时间、人流密度和即时交通资讯。同时，在离场路线途中设置多个资讯站，有效优化分流。此外，警方还融入反恐演习经验，增强跨部门协作应急能力，捍卫权利，敬畏生命。另一方面，交通部门在以往模拟和实践经验基础上，实施了全方位交通预案。的士落客区甚至贴心地留出转弯专属通道。具体措施包括：增加列车班次、延长运营时间、开通 11条跨境专线及香港九龙新界重点区域接驳线路，全面覆盖本地及 24小时前往口岸和机场的需求。港铁公司的“客流预测模型”和“智能分流系统”发挥了关键作用。信息引导同样关键。特区政府、启德体育园和主办方提前在社交平台发布交通指南。现场多个醒目指示屏幕，配合广播动态更新，加上志愿者的协同管理，让每个人都能获取准确信息。屏幕上精确到秒的等待时间让人心中有数，从而自主规划最佳路线——这正是“有得揀”的体现。游客不再是被动的“疏散对象”，而是有多种选择的主动决策者。志愿者还会主动帮助行动不便者和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耐心解答不同语言的问题，和声细语缓解焦虑。以上这些温暖周到的后勤服务保障措施共同将香港高效的运输效率转化为充满人性化的大型城市交通综合游乐园。从这方面来讲，政府各部门的默契配合确实在保障运营秩序的同时显著提升了游客至少在安全保障和交通便捷上对这个城市的满意度。（三）情感劳动的真诚与善意从进场到散场，志愿者们始终带着笑容，反复说着“感谢您的到来”“请往这边走”“一路顺风”。散场时刻通常最繁忙混乱，但这里却像老友间的温情告别。他们的微笑不是“你必须服从管理”的命令，而是“我们愿意帮您”的真诚。志愿者这种在忙碌中带着温度的工作状态，正是情感劳

《澳门教育研究》·综合理论研究 2026 年第 2期— 191 —动的生动体现而不单是个人品德的高尚。令人欣慰的是，很多观众受到优待，也立即回馈真诚的致谢，让志愿者感受到其付出的被认可。这种双向的礼貌和善意，释放了一座城市最初的美好印象。四、从大型活动对香港城市形象构建的积极影响得到的启发与感悟（一）高效的管理要保持隐形“最优秀的管理是让人感觉不到管理”——这句管理学箴言同样适用于大型活动。当基本需求无形中被满足时，人们根本意识不到背后有一套系统在运作，最终只感受到“舒适”“高效”“温暖”。孙燕姿演唱会证明了这种“隐形管理”的成功。不需要大喇叭喊“遵守秩序”，因为秩序已内化于细节；不需要用围栏把人隔开，因为被善意对待的人也愿意回报善意。这种“无感治理”靠的是前瞻性规划，它在参与者尚未意识到需求时就已落实到位。（二）城市的温度体现在对待陌生人的态度上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要看它如何对待弱势群体。同样，评估城市的温度，要看它如何对待陌生人。绝大多数观众对场地布局、洗手间位置、散场交通毫无头绪，城市对待这些陌生人的方式是耐心引导还是漠不关心直接决定了在其心中的形象。香港这次用系统化、制度化的善意，传递了一个信息：你会被我们所尊重、善待。在这里，善意不仅是个人道德，更可以成为塑造城市形象的有效路径。（三）公共服务精神需要成熟的制度培育香港义工服务深入人心，6岁就能申请。正如《人民日报》记者张盼所说：“做义工是香港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政府的社会福利署、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承担发起、管理、推广工作，1970年成立的义务工作发展局（AVS）是核心推动力量。1998年政府正式开展“义工运动”。很多人只知香港义工的优秀，却不清楚这些组织如此完备是因为有完善的培养体系。一名合格的志愿者首先会经历有条件的招募考核，继而会通过一系列培训进入全面的岗前学习，还会不定期参与针对志愿者心灵滋养的活动。同时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每一位志愿者在参与活动期间往往伴随着组织提供的周密后勤保障，他们永远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也提醒我们在培育公众精神的时候不能仅靠道德绑架和鼓吹奉献提高觉悟，更需要成熟的志愿运行机制的后盾支持，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是城市公共服务的共同建设者。（四）重大活动是城市演进的一种机制当我们在探讨重大事件对城市的影响时，我们其实是在探讨一座城市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城市，它愿意为“成为某种城市”而付出多大程度的努力。这种探讨本质上是在审视城市追求的愿景及管理者为实现这一愿景所投入的资源。《就在日落以后》运行的成熟生动展现了薄一欣提

乐章与秩序：大型文化活动中的城市形象建构—以孙燕姿 2026 香港演唱会为例— 192 —出的“完善城市行为体系”到“深化城市理念框架”的演进过程。一个城市一旦形成了这种文化演进机制，大型活动便成为城市身份认同的强有力的组成部分，通过未来每一次的举办持续激活好的体验、深化城市品牌并将所有的感知持续传承。五、结语通过对孙燕姿 2026香港启德演唱会的观察，我们发现城市管理的核心竞争力不只是技术和设施，更是对人性的理解与关怀。当治理从“管控”转向“共情”，每一个环节都体现尊重与善意，城市就能产生超越物质生活和宣传片的额外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根植于对政府和组织的信任、人与人之间的深层联结以及在游客心中的“种草”。一场音乐盛宴，是城市人文温度的微小光芒，它诉说着秩序与温情可以共存，效率与关怀可以平衡的动人故事。亲历者感受到的每个细节都在传递这样一个信息：这座城市珍视你的到来，并愿意为你的奔赴给予最好的回馈。当最后一波歌迷踏上返程的港铁，身后志愿者挥动手臂与大家告别，远处燕姿的歌声停了，但城市的交响乐，奏响得正是时候。——————————【參考文献】[1]薄一欣.基于城市形象的节事活动管理研究[D].徐州:江苏师范大学, 2019.[2]姜智彬.以城市品牌为导向的特大活动管理研究[D].上海:同济大学, 2007.[3]Hochschild,A.R.The Managed Heart: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 1983.[4]徐岩,刘明波.共情体制的生成:中国青年志愿者情感劳动的过程及其本质[J].江海学刊, 2025(4).[5]张建云.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情感劳动及其在数字智能时代的实现研究[J/OL].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2025.[6]刘俊裕.全球都市文化治理与文化策略：艺文节庆、赛事活动与都市文化形象[M].台北:巨流图书, 2011.[7]张铮.“城设”:构建城市认同,创造美好生活[N].中国文化报, 2022-04-07.[8]黄骏.城市形象的媒介化建构与“他者”行动网络——以“哈尔滨出圈”为例[J/OL].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45（04）.[9]运输署.启德体育园开幕交通部署[EB/OL].香港新闻社, 2025-07-24.[10]港铁公司.港铁运用两系统助疏散人流,启德体育园观众候车少于两分钟[EB/OL].星岛新闻, 2025-08-02.[11]志愿服务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温柔力量”[N].珠海特区报, 2025-12-09.[12]张晓娜.文化 IP 赋能城市品牌建设与城市高质量发展[N].信阳日报, 2025-09-29.[13]丁俊杰等.域牌:一种源于中国实践的区域表达新范式[J/OL]. IAI国际广告研究所, 2025.[14]王春雷.重大事件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研究进展与管理对策[J].人文地理. 2012.(05).[15]张盼.香港义工:志愿服务让生活更美好.人民日报海外版,2024-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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