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胜强王克喜 张爱萍 储 殷（以姓氏笔画为序）：王 洋 王天博 王克喜王璟峰 叶 宜 田丹丹刘 洋 孙 锋 杨子江张庆男 张国珩 张爱萍陈 铭 林胜强 高 远席 瑞 黄 海 储 殷赖长生 王天博高 远华语辩论与演讲CHINESE DEBATE AND PUBLIC SPEAKING主 任：副 主 任：委 员：主 编：副 主 编：编辑委员会2026 年第二期 （总第 6 期）

三门出版社是一家专业出版社，以出版高品位文化图书为主，包括有图书、期刊、杂志等出版物。 图书涵盖：学术专著、科技专著、文学作品、个人传记、企业文化等。 期刊涵盖：文艺评论、管理科学、教育研究等。 三门出版社依托澳门开放的人文传统、多元的市场氛围，兼顾通俗性读物，不断发掘文化题材，为读者提供优秀的原创图书与文化读物，力求成为深受全球华人喜爱和信赖的国际化出版集团，让客户“好读书，好出书，出好书”。以独特视角和新意迈向全球华文市场。 同时三门出版社也奋力与时俱进，在数字时代中积极开拓新的业务板块，探索跨地域、跨媒体出版，力求以高品质、多元化的出版物，反映时代潮流和社会变迁，满足读者日益丰富的精神需求，促进全球华人社会的文化交流与发展。三 門 出 版 社“立足澳门，放眼世界”AMOY-QUEMOY-MACAO PUBLISHING HOUSE

理论探析话语兵棋与认识论凌驾：重思狮城舌战 /匡宇雄辩风格的哲学基础与形式感生成路径——基于西安交通大学思辩学社的自我民族志考察 /郭宇宽辩论与演讲发展华语辩论与演讲活动对澳门普通话推广的促进作用研究 /张秀敏赛事驱动型思辨研学的组织模式研究——以华语辩论世界杯为例 /高远辩论与演讲赋能公诉人辩论赛的辩论思路与破题方法 /韩笑天 刘静怡 夏潇航思辨教育与青少年国际视野培育研究 /张沛喆辩论训练对体育赛事解说能力提升的实践研究 /李亦凡辩题研究后真相时代更应该提防狂热还是虚无？ /刘语萱竞技辩论中的矛盾分析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破题立论的指导 /王和龙 辩词精粹·正反2026 世界名校儒学辩论邀请赛衢州总决赛礼之用，贵在传承 /北京大学：李英杰 宗兆晖 胡元楚 陈耀辉礼之用，贵在传创新 /湖南大学：王依茹 林千翊 刘静怡 夏潇航2026 世界名校儒学辩论邀请赛（贵阳赛区·决赛）当代修身，应以仁养心 /清华大学：陈淑娴 白宇 蔡正泽 刘孟坦当代修身，应以礼立行 /贵州大学：苏韦月 唐旗 郑恩祈 徐致知5244434557261809395目 录2026 年第 2 期华语辩论与演讲9810084

Theoretical AnalysisDiscourse War Games and Epistemological Overreach: Reconsidering the Singapore Debate / KUANG Yu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and Formal Aesthetics of Rhetorical Discourse: An Auto-ethno-graphic Study of the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Debate Society / GUO YukanDevelopment of Debate and Public SpeakingThe Role of Chinese Debate and Speech Activities in Promoting the Spread of Putonghua in Macao / ZHANG XiuminResearch on the Organizational Model of Debate-Driven Critical Thinking Field Studies: A Case Study of the Chinese Speech World Cup / GAO Yuan Debate and Public Speaking EmpowermentThe Argumentation Strategy and Questioning Approach in Prosecutorial Debate Competitions / HAN Xiaotian, LIU Jingyi, XIA XiaoHangResearch on Critical Thinking Education and Cultivation of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among Adolescents / ZHANG PeizhePractical Research on the Enhancement of Sports Commentary Skills through Debate Training / LI YifanDebate Topics ResearchWhich Should Be More Guarded Against in the Post-Truth Era: Fanaticism or Nihilism? / LIU YuxuanThe Contradiction Analysis Method in Competitive Debate:The Guidance of Marxist Dialectics for Topic Framing and Argument Construction / WANG HelongDebate Highlights · For and Against2026 World University Confucianism Debate Championship - Quzhou Final RoundThe Use of Ritual: The Importance of Transmission / Peking University: LI Yingjie, ZONG Zhaozhui, HU Yuanchu, CHEN YaohuiThe Use of Ritual: The Power of Innovation / Hunan University: WANG Yiru, LIN Qianyi, LIU Jingyi, XIA Xiaohang2026 World University Confucianism Debate Invitational (Guiyang Regional Final Round)Contemporary Self-Cultivation Should Be Rooted in Benevolence to Nourish the Mind / Tsing-hua University: CHEN Shuxian, BAI Yu, CAI Zhengze, LIU MengtanContemporary Self-Cultivation Should Be Grounded in Propriety to Guide Conduct / Guizhou University: SU Weiyue, TANG Qi, ZHENG Enqi, XU Zhizhi524344455617280939598CONTENTS 6/2026 NO.2CHINESE DEBATE AND PUBLIC SPEAKING10084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理论探析5话语兵棋与认识论凌驾：重思狮城舌战匡宇【内容提要】本文对 1993 年国际大专辩论会决赛进行重思，旨在将其从一场修辞竞赛的记忆，重新定位为一个可供分析的当代汉语思想史样本。辩论的胜负并非取决于单纯的辩论技巧，而是源于两种迥异的认知作战模式的结构性对抗。其核心在于“排斥性立论”与“包容性立论”的范式差异。前者致力于捍卫一个边界清晰、排斥反例的纯粹观念，在逻辑上陷入被动的防御；后者则构建了一个更高维度的辩证系统，其功能并非驳斥，而是通过重新编码和解释，将对方的核心论据收编为自身框架的证据，从而实现了一种认识论上的降维打击。这一动态通过立论框架、系统对例证的控制，以及对核心概念定义权的争夺等多个层面展开。本研究进一步指出，此种话语策略的差异，根植于辩论双方背后截然不同的知识谱系、思想武库与现实关怀，并作为一种模型，预演了此后在更广阔地缘政治场域中不断回响的话语竞争范式。它最终揭示出，在智识对抗中，最高阶的权力并非压制异议，而是塑造能够定义现实与议程的话语系统本身。【关 键 词】话语分析；认识论；议程重设；辩论；知识谱系【 Abstract 】This study reviews the classic case of the 1993 International Varsity Debate Final, repositioning it from a memory of a rhetorical contest to a sample for intellectual history analysis.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e outcome of the debate was determined not by mere debating skills, but by a structural confrontation between two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cognitive operational models. At its core lies a paradigmatic difference between an "Exclusive Proposition" and a "Subsumptive Proposition." The former dedicates itself to defending a pure concept with clear boundaries by excluding counterexamples, thus trapping itself in a logically passive defense. The latter, however, constructs a higher-dimensional dialectical system whose function is not to refute but to "subsume" the opponent's core arguments by re-coding and re-interpreting them as evidence for its own framework, thereby achieving a form of epistemological "dimensionality reduction strike." This dynamic unfolds across multiple levels, includ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propositions, the overwhelming gravity of a theoretical system versus floating empirical examples, and the ultimate struggle for the power to define core concepts. The study further argues that such a difference in discursive strategies is rooted in the profoundly different knowledge genealogies, intellectual arsenals, and real-world concerns behind the two teams. It serves as a model that pre-enacts a paradigm of discursive competition that has since resonated in broader geopolitical arenas. Ultimately, it reveals that in intellectual confrontations, the highest form of power is not the suppression of dissent, but the shaping of the very discursive system that defines reality and sets the agenda.【Keywords】Discourse Analysis; Epistemology; Agenda-Resetting; Debate; Knowledge Genealogy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理论探析6【作者简介】匡宇，文艺学博士，美国杜克大学文学系访问学者，研究生导师，四川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四川 成都 610207），研究方向：文艺学、批判理论、中西方思想史、艺术理论等。引言1993 年的新加坡，一场后来被人们反复提及并成为一代人青春记忆的国际大专辩论会决赛，在复旦大学与台湾大学之间展开。辩题古老而宏大：“人性本善 VS 人性本恶”。对于多数观众而言，那是一场青春风采与智力敏捷的盛宴，是记忆中一组由蒋昌建、姜丰、严嘉、季翔等名字构成的文化符号。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辩论的意义已超出了一场大学生之间的智力竞技。它更像一个历史的症候，一个清晰的切片，于无意中预演了某种深刻的思维范式差异，并揭示了话语运作的底层逻辑。辩论的胜负早已尘埃落定，但其无意中上演的认知力学，却构成了历史记忆的一次回响。这场辩论的结局是复旦大学获胜。其过程留下的观感，与其说源于反方最终的说服力，不如说更多来自一种令对手乃至观众感到无力与错位的结构性优势。台大队坚守“人性本善”的立场，整体呈现儒雅的学子风范，但在遭受降维压迫时也不乏情绪化的失据（如指责对手“泯灭天性”）。尽管他们在局部交锋中奋力搏杀，但其整体论证始终像是在一个二维平面上疲于奔命的防守；而复旦队则似乎在另一个维度上建构论述，让对手所有的攻击都落入一个早已设计好的引力场中。它让人们初次在一个公共舞台上集体经验了，思想的对抗不仅有关对错，更关乎维度。这种感受，后来被一个更通俗的词汇所概括——降维打击。对这场辩论的复盘，其重点不在于胜负本身，也不在于对“人性善恶”这一千古命题做出新的裁决。这一事件作为思想史样本的价值，在于揭示了两种迥异的认知作战模式。通过拆解辩论双方的立论构架、逻辑层次与定义争夺，可以阐明“降维打击”在智识交锋中的具体形态，并进一步探讨其背后一种影响更为深远的策略：议程重设（Agenda-Resetting）——即通过重构游戏规则与核心定义，使对方整个论证体系趋于失效的权力。这场三十多年前的辩论，因此成为一个棱镜。透过它，不仅可供观察两种思想传统的交锋，更能从中洞见到这种思维范式在更广阔的场域——从学术论争到地缘政治博弈中的深远回响。辩论比赛的本质是一场高度程式化的智力游戏，其立场往往由抽签决定，辩手未必坚信其所持真理。然而，恰因其非关个人信念的“操演”性质，这场辩论才成了一个更为纯粹、更具症候性的观察样本。当辩手被抛入一个陌生的，甚至与自己信念相悖的阵地时，为了赢得胜利，他们会本能地从所处的知识环境中，调动最有效、最具攻击性或最具解释力的思想－话语资源。因此，值得考察的与其说是辩手个体的善恶观，不如说是他们在建构“人性本恶”或“人性本善”这一论题时，不自觉地动用了何种思想武库、选择了何种认知框架，并最终显露出其背后所依凭的何种知识谱系。立场由抽签决定，但武器库却由其知识谱系所锻造。正因其“非真我”的表演性质，思想范式得以摆脱个体信念的遮蔽，作为一种纯粹的结构力量裸呈于前。换言之，这场辩论的价值，重点不在于“蒋昌建们相信什么”，而在于向后人展示了，在 1993年那个时空节点，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知识共同体和一个来自台湾的知识共同体，在面临同一个经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理论探析7典哲学命题的应激挑战时，各自能调动何种话语兵器，并视之为有效与强大。一场被规则限定的角色扮演，反而可能更易于褪去个人情感的色彩，较为清晰地展演出思想范式本身的结构与力量。这不仅构成了将单场游戏作为思想史样本加以剖析的基础；进一步而言，对这一微观赛事的拆解，绝非意在对一段年代记忆进行孤立的回响，而是旨在为一片长期潜藏在修辞狂欢背后的全新学术疆域——“华语公共言说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hinese Public Discourse）——进行一次方法论层面的探路与发凡。一、立论框架的维度差异：排斥性防御与系统性包容任何辩论的根基都在于立论。辩论双方如何界定自己的立场，并确立与对方立场的逻辑关系，从一开始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场交锋的战略格局。在“舌战狮城”中，台大与复旦的差异，首先体现在立论的根本性质上。台湾大学的立论，可以被归结为一种“排斥性立论”（Exclusive Proposition）。其基本形态是经典的形式逻辑：如果 A 为真，那么非 A 则为假。在“人性本善”的框架下，台大队的任务，就变成了不断证明“善”的实例存在，同时将“恶”的现象归因为外在的污染或后天的偏离。他们的论据，大量集中于经验与直觉层面，例如孟子“孺子入井”的恻隐之心，以及日常生活中守望相助的善行。每一个善的例子，都被用作强化己方阵地的砖石；每一个恶的例子，都被视为一个需要解释和排除的“异常值”。这种论证方式的内在逻辑是防御性的和边界清晰的：己方城池由“善”构成，对方的武器是“恶”的实例，任务就是守住城池，并将所有来犯之敌驱逐出境或论证其并非城中之物。一种基于纯粹性的防御，其宿命在于无穷尽地证明世界的复杂性是一个例外。这是一种在智识上颇为诚恳，但在战略上却可能相对脆弱的立场。它的弱点在于，只要对方能举出一个它无法合理解释的“恶”的实例，其“人性本善”的普遍性论断就会出现裂痕。对手不需要摧毁整座城池，只需不断地冲击城墙，找到一个薄弱点，整个防御体系的信度就可能动摇。当论证的根基在于划定一个绝无杂质的领地时，任何一个无法被驱逐的“异物”，都构成了对整个王国的颠覆。因此，台大队在辩论中被迫花费大量精力去“堵漏”，去应对复旦队源源不断抛出的战争、屠杀、犯罪等恶的例证，陷入了战术层面的被动应付。与此相对，复旦大学构建的是一种“包容性立论”（Subsumptive Proposition），或可称为“统摄性立论”。这种立论的底层架构，并未严格遵循形式逻辑的非此即彼，而带有辩证法色彩。其着眼点不完全在于排斥对方的论点，更在于寻求将其“收编”和“囊括”，使其成为自身更高阶逻辑框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真正的优势话语，不在于驳斥，而在于收编；它不致力于消灭异见，而致力于垄断对异见的最终解释权。复旦队在论证“人性本恶”时，并未直接否定人类社会中“善”的存在。这恰恰是其立论的巧妙之处。他们将自己的论题拆解为三个层次。在这里，我们必须摒弃那种被 19 世纪通俗哲学史家卡利贝乌斯（Heinrich M. Chalybäus）生搬硬套、后又被苏联教条主义广为传播的机械三段论——即源于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的“正题－反题－合题”（Thesis-Antithesis-Synthesis）公式。真正的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不仅在《精神现象学》（Phänomenologie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理论探析8des Geistes）中讥讽这种贴标签的做法是死板浅薄的“无生命的图式”，更强调辩证法应是一种充满内在张力的、如生物般自我运动的有机演化。复旦队的立论之所以无懈可击，正是因为他们极其精湛地暗合了这种原汁原味的黑格尔式概念演化，精确走过了一场由“自在”走向“外化”，并最终完成“扬弃”的思想史诗：初始阶段（自在 / An sich）：人性本恶。这是事物的原初起点与潜伏状态。他们将“恶”定义为源于人的自然属性、与生俱来的欲望与自我保存本能。这种尚未经过教化洗礼的天然驱动力，犹如一颗蛰伏的种子，包含了突破边界的原始张力。对立与外化（自为 / Für sich）：为何现实中存在大量善行？这正是台大队死守的核心论据。在真正的辩证法看来，概念无法安居于片面的“自在”之中，它必然内在地孕育出对自身的否定，走向分裂与抗争的“自为”状态。复旦队没有生硬地反驳善行的存在，而是极其高明地顺应了概念的外化——主动将其作为一种必然遭遇的对立面纳入视野。现实的善，在此被解释为脱离了自然本能的羁绊后，文明为了维系自身而必须显现出来的外在形态。终极升华（扬弃 / Aufhebung 与存在之完满 / An-und-für-sich）：承认人性本恶，但追求向善与光明。这是辩论场上最具统治力的时刻。复旦队在此发动了黑格尔哲学的绝对灵魂——“扬弃”。这个精妙的动作同时完成了三重任务：其一，“否定”了不受约束的自私与本能扩展；其二，“保留”了人的生命驱力作为文明演进的基础事实；其三，将前两者熔炼，实现了价值维度的“提升”。在“扬弃”的炼金术下，对方抛出的所有关于“善”的经验事实并没有消失，也没有击碎“恶”的底色，而是被降解、收编，包容进了一个名为“人类用后天制度克服先天本恶”的全新文明整体之中。通过这种“扬弃”，复旦队从一个看似悲观的客观事实判断，雄辩地跃升至一个极具感召力的主观价值倡导。对方辩友手中那些零散的“善之例证”，在此彻底丧失了反驳的威力，成为证明复旦队“文明教化具有伟大扬弃之力”的最佳耗材。这种包容性立论所产生的效力，在于它构建了一个逻辑上的高维空间。台大队提出的核心论据（善行的存在），较易于被复旦队的框架所吸纳并重新解释。台大队每一次举出“有人捐钱”的例子，非但可能无法有效攻击复旦的论点，反而有机会成为复旦队“这恰好证明了文明教化的成功”这一论断的证据。对方的弹药，在一定程度上转变成了己方的军粮。它构建的不是一座需要防守的堡垒，而是一个能将万物重新编码的引力中心。如此一来，辩论的态势便发生了某种根本性的扭转。台大队陷入了一个不易摆脱的困境：他们要么攻击复旦队对“善行”的解释，但这等同于承认“善”需要后天条件才能实现，与其“本善”的立场隐有冲突；要么他们只能继续重复“善行存在”的例子，而这又会不断为复旦队的“合题”提供养料。复旦队则无需在具体的例子上与对手过多纠缠，他们只需不断回到自己的宏大框架，用一种更具解释力的系统，将对方的零散论据一一收编。这场交锋，清晰地展示了两种思维模式的对抗。排斥性立论如同固守阵地的步兵，而包容性立论则像是掌握了制空权的空军。步兵在攻击空中的敌人时常感到无力，而空军则可以俯瞰整个战场，将对方的兵力部署尽收眼底，并选择性地进行打击或收编。这便是最初意义上的“降维打击”：其效果与其说是力量或技巧的压制，不如说更接近于认知维度的超越。必须指出，在“降维”的重压之下，坚守排斥性立论的台大队并非毫无还手之力。他们曾极其敏锐地抓住了系统建构的痛点，发起了数次颇具威胁的反诘。例如，他们多次逼问“如果人性本恶，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理论探析9第一个教导行善的老师从何而来？”以及“本恶的人为何要教人行善，是否包藏着更大的恶的动机？”试图利用“无穷回溯”和“动机悖论”来瓦解对方的逻辑闭环。同时，他们也试图抓住对方将“欲望”与“恶”挂钩的论点发力，诘问“想和喜欢的女生结婚难道是恶吗”，试图通过推演其荒谬性，来剥离对手对自然欲望的罪恶化裁定。然而，这场遭遇战极其生动地展示了一个完备的防御系统是如何化解攻击的。面对“结婚为恶”的诘问，复旦队并未陷入尴尬，反方二辩冷静地抛出了一道概念防火墙：“我方从来不认为本能和欲望就是恶，本能和欲望的无节制地扩展才是恶。” 这是一次近乎完美的危机公关与概念收编。通过加上“无节制地扩展”这一限定词，复旦队实际上指出：“结婚”是一种受到社会伦理、法律约束并符合文明规范的欲望，它恰恰是被节制后的结果！对方打出的这枚炮弹，非但没能炸毁复旦的城墙，反而被精巧地拆解为证明“制度与规范何等重要”的基石。高阶的思想防御从不依赖声嘶力竭的否认，而是依靠游刃有余的边界重划。一次精准的概念微调，便足以让对手蓄满力的重拳不仅落入虚空，甚至化为己方的势能。而对于“第一个教化老师”等可能造成闭环危机的诘问，复旦队则不作缠斗，而是依靠庞大系统所赋予的叙事惯性，用“人有理性”“权衡制约中产生节制”等宏大词汇强行平抑了震荡。当一个具有结构性压力的理论机器高速运转时，个别敏锐的追问极易被其系统噪声所掩盖；在此，系统的运作不仅体现为逻辑的无懈力，更体现为通过话语节奏与叙事势能完成的强制性滑过。立论逻辑的差异，直接导向了论证方式的不同。在具体的辩论过程中，台大队倾向于使用归纳法，从具体的、感性的例子出发，试图总结出“人性本善”的普遍规律。而复旦队则更多使用演绎法，先建立一个宏大的公理系统，再用这个系统去解释所有具体的现象。“举例子”是辩论中最直观，也最容易被大众理解的方式。但这是一种诉诸日常经验与道德直觉的策略。它的力量在于其“真实感”，但其弱点也正是其致命的软肋。任何试图通过举例来建立普遍性原则的努力，都无法摆脱认识论上大卫·休谟（David Hume）“归纳问题”（Problem of induction）的长期纠缠。休谟的论断早已揭示：归纳法永远只能提供概然性，却无法产出逻辑必然性；即无论我们在过往经验中观察到多少只“白天鹅”，也永远无法在逻辑上排除下一秒将有“黑天鹅”降临的合法可能。台大队在战场上的捉襟见肘，正是这一病理的发作。他们天真地将一组虽然令人动容、但本质上依然是局部的、受限于特定时空的“概率性经验”，生硬地提拉到一个试图界定万物本原的“普遍本体论”高台上。当这种缺乏先验论证框架保护的脆弱防线，暴露在那个充满了极端偶发性与异质性的历史乱数场域中时，崩溃便成了一种逻辑宿命。因此，当复旦队如重锤般抛出南京大屠杀、奥斯威辛集中营等人类极端之恶的历史“黑天鹅”时，台大队仅凭日常生活里数量上的善举累积，便显得荒谬且毫无抵御能力。因为他们并非在同一个论证能级上较量：复旦是在运用例外去摧毁普适性宣告，而台大则是陷入了一种徒劳的泥潭——试图用有限的“普通善行”去对冲突破常识边际的“极端恶行”，以量学的逻辑去抵挡存在论级别的颠覆。这不仅在情感上显得苍白，在逻辑结构上更是一场自绝退路的失语。更重要的是，对举例的倚重，可能会使辩论者的注意力被“现象”所消耗。辩论场上的时间是有限的，当一方不断追逐、解释对方抛出的各种案例时，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议题的主导权。他们是在对手选择的战场上，用对手分发的武器进行战斗。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理论探析10复旦队的策略则颇为不同。他们不沉迷于与对方交换例子，而是致力于“建构系统”。这个系统是一个具有较强解释力的逻辑闭环。它不追求穷尽所有现象，而是提供一个理解所有现象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这个元叙事可以理解为：“人的自然倾向（本恶）与文明的约束（教化）之间的永恒博弈”。在这个系统之内，无论抛出何种案例，是善是恶，是极端还是平凡，都能被迅速定位和解释：一个善的例子？可以归结为“教化之功。”一个恶的例子？可以解释为“本恶冲破了教化的束缚。”一个善人变坏的例子？可以理解为“外部环境的恶化，诱发了他内在本恶的回归。”一个恶人变善的例子？更可以被诠释为“制度与道德伟大的胜利，是教化光辉的证明！”一个自洽的系统，会产生巨大的“逻辑引力”。它像一个引力场，将周围许多零散信息都吸附进来，并按照自身的规则重新排列组合。在此，感性直觉的浮萍，终究敌不过理论系统的漩涡；前者提供温度，而后者定义坐标。台大队那些如同浮萍般漂浮的例证，一旦靠近复旦队建构的系统，就可能不由自主地被其引力捕获，失去原有的指向性，变成增强系统自身稳定性的材料。这种系统对例证的倾轧，不仅仅是一种辩论技巧的呈现，更在一个微缩的话语沙盘中，展演了一种知识型差异下的降格统摄能力。复旦队的降维打击，其效果的根源，部分在于运用了高度组织化的历史唯物主义与系统论，对台大队朴素的人文经验进行的一次单向拆解。在这种知识型壁垒面前，台大队精心打磨的每一个良善案例，非但不易刺穿对方的逻辑黑箱，反而可能沦为证明系统运转有效的数据点。当一个系统强大到足以解释它的反例时，它就不再是一个理论，而近乎一种信仰。经验主义的道德陈述，在面对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机器时，其有效性受到了某种根本性的挑战。它揭示了前现代的伦理直觉在遭遇一套能够将万物置入历史进程与制度架构的宏大叙事时，所可能面临的失语处境。此处的差异，与其看作是思想的手工业与重工业之争，不如看作是经验世界被先验系统所接管的认识论凌驾时刻。这种以建构高维系统来包容低维例证的话语模式，并非复旦队在决赛中面对“人性本恶”这一绝境时的临场权宜之计，而是其自始至终贯彻的一整套精密认识论纲领。若将历史的透视镜推移至该届大赛的初赛与半决赛，便能清晰地看到这套“系统性包容”范式在不同理论地形中的完美演练。在初赛对阵英国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队时（辩题：“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身为反方的复旦队面临着常识与经验的巨大逆风。剑桥队采取了典型的经验主义“还原－排斥性”立论：他们将“温饱”直接还原为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由此推导出“没有温饱即无法生存，故绝对无法谈论道德”的线性逻辑；并试图将颜回、苏武等安贫乐道的历史圣贤排斥为不具普遍性的“超道德”例外。面对这套基于“肠胃决定论”的经验归纳，复旦队再次启动了“认识论升维”。他们拒绝在物资匮乏的经验泥潭中与对方清点历史案例，而是直接建构了一个“先验理性与经验法则”的二元世界观系统。复旦队指出，“谈道德”并非仅仅是物理层面上的道德践行，更是人类在精神领域对价值的“呼唤与渴望”。人之所以能谈道德，其必要条件不在于胃部的充盈，而在于“基于理性的人类存在”。在这个高维的先验框架下，剑桥队引以为傲的经验事实（如饥民偷盗）被瞬间收编：温饱的缺失，仅仅是给道德践行增加了“经验世界中的困难”，但这恰恰反证了人类在“精神世界中”呼唤道德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理论探析11的绝对必要性。在总结陈词中，蒋昌建并未如大众常俗般进行情感煽动，而是极其冷峻地祭出了康德的墓志铭——“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与“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这一终极的哲学合题，直接用先验理性的绝对律令，摧毁了对方基于动物性求生本能的功利主义计算。如果说初赛展示了该范式的先验建构力，那么半决赛对阵澳大利亚悉尼大学队时（辩题：“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则彰显了其无与伦比的系统统摄与降格能力。面对这一辩题，悉尼大学队采取了标准的科学实证主义与“技术还原论”（Reductionism）策略：艾滋病源于HIV病毒，因而它纯粹是医学问题；至于经济危机、社会歧视，仅仅是该病产生的“副作用”或“次生结果”，不能倒果为因。这是一道逻辑上极为干净的防火墙。然而，复旦队并未正面撞击这堵防火墙，而是巧妙地运用了后来被其教练俞吾金教授概括为“李代桃僵”的战术论说。他们从宏观政治学与社会学视角出发，抛出了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元叙事。在这个网状的生态模型中（社会环境恶化→高危行为→病毒传播→医疗资源分配不公），复旦队非但没有否认医学的存在，反而将“医学途径”降格为整个“社会系统工程”中的一个子系统。如此一来，“包容性立论”的黑洞效应再次显现。当悉尼队提出“难道不应加紧研制疫苗吗？”时，复旦队迅速将其收编并反诘：“为何良药无法送达非洲难民？这正是医疗资源分配不公的社会问题！”当悉尼队提出“病毒是在医院被发现的”时，复旦队则以轻巧的归谬法嘲弄道：“如果在医院里捡到别人丢的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就成了医学问题喽？”通过初赛与半决赛的考察，可以得出一个明晰的结论：在“舌战狮城”中大放异彩的复旦队，其本质并非四位伶牙俐齿青年的即兴表演，而是一台由深厚的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知识谱系所驱动的“意义统摄机器”。无论是面对经验主义的常识诘难，还是实证主义的技术还原，这套操作系统总能通过重划知识边界、建构高维元叙事、降格收编异质材料的标准化程序，完成对敌方话语系统的无情接管。这正是认识论层面的“降维打击”在不同地貌中履险如夷的明证。这套以“系统性包容”为核心的作战纲领，其作为赛前最高战略设计的历史事实，在时任辩论队顾问所留下的《顾问手记》中得到了决定性的印证。在题为“逻辑之辩”的核心章节中，他首次披露了这套打法的内在机理，将其形象地概括为“做一个大的筐子，来装对方的逻辑设计”。这套被视为辩论“生命线”的顶层设计，其目标并非在同一平面内驳斥对手，而是要构建一个更高维度的认识论框架，从而实现对敌方核心论据的“化解”与“消解”。《顾问手记》以决赛的“人性本恶”为例，精确复盘了这一“大筐”的构建过程：复旦队的立论框架——将人性划分为“本恶”的自然属性与可以“向善”的社会属性——从一开始就预设了一个能将对方所有关于“善行”的例证强行“收编”的引力场。正如他在手记中充满自信地断言：“我们设计了一个更大的逻辑，对方无论怎么说，都掉在这个筐子里了。”至此，一个清晰的历史逻辑链条浮出水面：所谓的“降维打击”，其背后并非辩手个人的临场天才，而是一套经过严密推演、以结构性优势压倒经验性反驳的认知作战设计。其本质是预先建立一个无法被经验反例证伪的“元叙事”系统，并在此系统内，将对方的一切挣扎都重新编码为自身运转的证据。辩论场上的胜利，在开场立论的那一刻，实际上已经由双方立论框架的维度差异所预先决定了。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理论探析12二、定义权的争夺：被悬置的本体论武器在具体的自由辩论交锋中，复旦队有一个反复使用的、犹如定音锤般的致命追问：“请问对方辩友，善因如何结出了恶果？”如果看过辩论的现场转播，就应该还记得这柄手术刀切入台大队防御体系时的压迫感。蒋昌建甚至在场上公然进行计数：“我倒想请问，你们开来开去善花如何开出恶果，第五次了啊！”这种公开的点算，不仅是辩论技巧的施展，更是一种在认知与气场上的凌驾。这个问题切入了台大队“排斥性立论”核心的逻辑矛盾之处。如果人性本善，那么世界上的“恶”从何而来？台大队对此的回应，始终困在“外部污染论”的窠臼中，反复强调“是因为外在环境的限制”。这虽然在常识层面可以理解，但在严密的逻辑场域中却立即引发了无穷回溯的困境：阳光普照、雨水充足的环境里，如果种子全都是善的，那么第一滴有毒的雨、第一捧腐败的泥（即第一个污染源）又从何而来？台大队在这个循环解释中左支右绌，未能给出突围的答案。在思想的白刃战中，同义反复的回应不再是辩解，而是在向对手提交投降书。这直接从根基上动摇了“人性本善”作为第一原则的地位。然而，正方的“人性本善”真的就如此不堪一击吗？情况或许并非如此。台大队的困境，可能并非完全出于“人性本善”这一命题本身的逻辑缺陷，而是与其理论武器库的储备有关。理论的脆弱，有时不在于其核心主张的谬误，而在于其思想武库中，恰好缺少了那把能打开致命僵局的钥匙。在西方神学与哲学史上，针对类似问题，早已有了相当精妙的思辨传统。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资源，来自神学家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的“善之缺乏说”（Privatio Boni）。面对“如果上帝是全善的，为何世界上会有恶”这一经典的“神义论”难题，奥古斯丁提出了一个颇具启发性的解释：恶，并非一种独立的、与善相对立的实体；恶，仅仅是善的“缺乏”或“亏损”。这个理论的核心思想在于：恶不具有本体地位。宇宙中唯一真实存在的，只有上帝所创造的“善”的秩序。恶没有自己的存在根基，它不是一种“东西”，而是一种“状态”——即善的缺席或扭曲。以光明与黑暗为喻，黑暗本身并不存在，也无法通过一个“黑暗发生器”来制造。黑暗，仅仅是光明被遮蔽或不存在的状态。因此，不能说光明“产生”了黑暗。同理，善本身不会结出恶果。恶的出现，是善的秩序在某个环节上未能完满实现。奥古斯丁将恶的根源指向被创造物的“自由意志”的滥用。当拥有自由意志的存在（如天使或人）选择偏离上帝的善的秩序，去追求次等的善（如自身的利益）时，恶就以“善的秩序的紊乱”这种形式出现了。如果当年的台大队，能够调动这种“奥古斯丁式”的逻辑武器来回应复旦队的追问，局面可能会有所不同。因为，面对“为何有恶”的追问，重要的不是去描绘恶的形态，而是去定义恶的存在论地位。当被问及“善因如何结出恶果”时，回答可以是：“对方辩友，您的问题本身可能包含了一个错误的预设，即认为‘恶’是一种可以被‘结出’的‘果实’。我方认为，恶并非一种实体，而是善的缺席。光明本身永远不会产生黑暗，黑暗只是光明不在场时的状态。同理，人性之善的本体，永远不会催生出恶行。所谓的‘恶果’，是人性之善在具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理论探析13体情境中，由于无知、迷茫或外界的巨大压力而未能充分实现，是人性光明未能照亮现实的阴影，是人作为有限存在者的潜能发挥的失败。您不能用光明的缺席，来反证光明本身是邪恶的。恶的产生，恰恰旁证了人性之善是多么珍贵，以及要将这种‘本善’在现实中圆满实现，又是多么需要智慧、勇气和良好的社会环境。”这样的回答，不仅在逻辑上可能破解对方的“无穷回溯”陷阱，更有可能在哲学境界上完成一次超越。它将辩论的层次，从简单的“善恶二元对立”，提升到了本体与现象、完满与亏损的思辨高度。它不再需要疲于奔命地去解释每一个恶的来源，而是提供了一个统一的、优雅的解释模型。遗憾的是，这样的思辨路径在 1993 年的辩论场上缺席了。台大队的应对，始终停留在朴素的道德直觉和经验归纳层面，未能进入更深的哲学－逻辑构造。这再次显示出，辩论场上的优势，不仅取决于辩手当场的反应，更取决于其背后整个知识结构和思想武器库的深度。复旦队使用了经过高度理论化、体系化的辩证法工具，而台大队则手持着未经系统打磨的素朴道德观念。这本身，或许就是一场不对等的较量。如果说包容性立论与系统建构是在对手设定的战场上，通过维度提升来取得优势；那么，还存在一种更具根本性的策略，即尝试不完全进入对手设定的战场，而是通过争夺核心概念的定义权，来创造一个全新的、对自己有利的战场。这就是“议程重设”。在“人性本善 /恶”这个辩题中，最核心的、看似不言自明的概念，其实是“人”与“人性”。双方辩手都在不自觉地默认了这个共同的讨论基础。然而，挑战这个基础本身，就是一种更具颠覆性的策略。针对复旦队的“降维打击”，一种“反降维打击”的策略成为可能，其核心是将辩论的焦点从“人性的属性是善是恶”，转移到“到底什么才有资格被称为‘人性’？”复旦队的立论，隐蔽地建立在一个前提下：人的自然属性（食欲、性欲、自保本能等）是“人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是其最根本的部分。他们将这些不受约束便会导向恶果的自然倾向，定义为“本恶”。这一前提，可以说是他们整个逻辑大厦的基石。那么，作为正方，一种颇具颠覆性的一击，便是尝试直接动摇这块基石。这需要重新定义“人性”。这一旨在重夺定义权的战略转向，并非一时的巧辩或诡辩，其思想的根基深植于人类对自身存在的根本性反思。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其《政治学》（Politics）中便已论断：“远离城邦生活者，非神即兽。”亚里士多德所言的“城邦”（Polis），并非仅仅指一个地理空间，而是一个由语言、理性、法律和道德规范构成的、有意义的共同体生活。正是在城邦之中，人才能摆脱纯粹的生存需求，去实践德性、追求至善，从而实现其作为“政治的动物”的本性与目的。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的身份，是由其在城邦中的社会性与政治性所定义的。一个脱离了这种共同体生活的存在，有两种可能：如果是由于其自我满足、无需社群即可完满，那便是“神”；如果是由于其天性无法融入社群、只受本能与欲望支配，那便是“兽”。兽所拥有的，是满足生存所需的“声音”（Phone），而人所独有的，是能够辨别善恶、公正与不公的“语言”（Logos）。这一古典洞见，为正方的立论提供了坚实的基石。讨论“人性”，就必须牢牢抓住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个核心规定性。这个规定性，正是人的社会属性。一个严格的限定与切割由此形成：所言之“人性”，是指作为社会与政治存在的人，是作为与他人共在、并以理性与规范塑造共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理论探析14同生活之人，其本质属性指向合作、共情、秩序等维系城邦存续的“善”的特质。而对方辩友所反复强调的，源于个体原始欲望的、不受约束的自私与暴力，在亚里士多德的框架下，或许没有资格被纳入“人性”的范畴。那恰恰是脱离了城邦规范的“兽性”（the Beastly）的残余，是前政治、前社会状态的幽灵。它不是人性的根本，而更像是人性需要去克服和超越的对象。这一古典定义，在两千多年后，与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在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Thesen über Feuerbach）中“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述，形成了某种共鸣。两位思想家，一位从城邦政治的视角，一位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都指向了同一个结论：抽离了社会性，便无从谈论“人”。于是，正方可以承认人作为生命体，同时拥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但是，今日所讨论的“人性”，可专指使人成其为“人”，并区别于“兽”的那个本质属性。这个本质属性，即人的社会性。不具备社会性的那部分，可称之为“生物属性”或“兽性”，但不宜混同于“人性”，更与人性之本无涉。这样一来，在这一新定义下，“善”与“恶”的标准变得异常清晰。善 = 人性 = 社会属性。凡是能够维持和促进社会关系存续与发展的特质，如共情、协作、求知、利他、秩序感，皆可视为“人性之善”。这正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恶=非人性/兽性=善的缺失。凡是破坏社会关系、以纯粹的生物本能行动的特质，如极端的自私、无节制的占有、暴力，都是“反社会”的，是“兽性”的残留。它们不是“人性”的组成部分，而是“人性”尚未完全实现的表现。基于此，人类文明的全部努力，其目的的阐释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文明的进程，与其理解为复旦队口中“用后天教化去克服先天本恶”，不如说是“用社会性的光辉去战胜非人性的冲动”，是“实现和回归真正的人性”的过程。如果顺着这一路径进行推演，一旦这个全新的定义场被建立起来，复旦队将可能陷入颇为被动的境地。因为他们精心准备的所有关于“极端恶行”的例子（战争、谋杀、无尽的自私），瞬间都会被抛离靶心。正方只需顺水推舟：“对方辩友举的这些例子极好，它们生动地展示了‘非人性’（兽性残余）的力量一旦失去城邦的羁绊是多么可怕，这恰恰证明了坚守和弘扬‘人性之善’的绝对必要性。”更进一步，在这套极具颠覆性的战术推演中，当对方以极致个案质问“一个杀人犯难道不是人吗”时，正方大可顺势夺回日常语言的绝对解释权：“在生物学上，他当然是一个人。但在社会伦理的深层评判中，我们常言‘此人丧尽天良，简直禽兽不如’‘这简直不是人干的事’这种日常的痛斥，恰恰反映了人类跨越文明的一种深刻本体论（Ontological）共识：当一个人的行为完全被原始兽性主导，击穿了社会底线时，他在精神与道德的意义上就已经自我开除了‘人籍’。您怎能将这种已被人类文明共识判定为‘非人’的剥落状态，当作定义‘人性’的根本呢？”这种以亚里士多德与马克思交汇为支点的反向制裁，一方面是一场纯粹的语义升维。它跃出了在“善与恶”这条水平线上左右摇摆的泥潭，向上攀升至了“人性与非人性/兽性”的垂直定义层面。无论对方在水平线上抛出多少黑暗的污点，正方都手握着给这些污点定性的“神裁权”。另一方面，它实际完成了一次极其狠辣的战线转移：从追问“人是什么”的存在论，隐蔽地滑向了探讨“人何以区别于兽而成为政治存在”的本体发生学（Genesis）。将对手的重炮弹药直接划出有效讨论的疆域外，这并非辩论场上的怯战回避，而是一种认识论上的釜底抽薪。当论辩的焦点从“判定善恶”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理论探析15升维至“定义人之资格”时，伦理学的控诉便不得不向本体论的裁决低头。在这种强硬的话术重构面前，正方不需要在“恶的现象是否存在”这一经验泥潭中与复旦队缠斗。正方要做的核心在于对“认识论边界”（Epistemological Boundaries）划定权的夺取：即将复旦队倚重为基石的“动物性本能”直接驱逐出关于“人性之本”的法理疆域。这等同于向世界宣告：对方所罗列的罪恶固然血流成河，但那只属于生物学、病理学与精神病院的规训范畴。当一个人完全沦为本能的奴隶时，他在人类法则的词典中便已是一具政治性的尸体。通过行使这种针对定义域的终极否决，正方不再是防守，而是直接宣布敌方的炮火正在轰炸一个无意义的虚无坐标。这种策略的恐怖效力在于，即便对方所说的一切罪恶都是事实，这些事实也已在话语的合法性准入环节被彻底销毁。然而，当我们从这种事后的理论推演回到 1993 年狮城赛场的现场时，历史留下的是一个无比迷人却又令人极度叹息的巨大落差。上述这套本该用以击碎降维打击的武器，在比赛中并非全然没有闪现。在时间即将耗尽的总结陈词阶段，台大四辩突然抛出了与此类似的论点：“原始人那个状况是一种动物性的本能……人有生存的欲望，如何来谈道德？如果真的是欲望的话，人跟动物怎么分呢？人之异于禽兽者，心就是一个本心的问题。”这显示出，他在绝境中，极其敏锐地触摸到了“生存欲（动物性本能）”与“道德心（真伪人性）”之间的本体界限！但这本该扭转乾坤的胜负手，为何最终未能撼动复旦队的话语大厦？这就涉及话语权力运作的效率。首先，是致命的迟到。议程重设与边界划定，必须是开垦战场的犁，绝不能充当打扫战场的帚。台大四辩的这一惊艳切割，发生在对手体系已经全面合围、己方已经无法再利用自由辩论进行火力扩编的残局阶段。在此之前冗长的拉锯战中，他的队友们仍在乖顺地服从着复旦队设定的坐标系，在“外在环境让人变坏”的低维逻辑中进行着自杀式的同义反复。当最高维度的认知破局手段未能尽早转化为团队全场的战略想法时，个别天才式的灵光乍现，便注定只能沦为辩论落幕前的一声无奈孤叹。其次，是理论武装强度的惨烈降格。尽管台大四辩的手指摸到了那把终极武器的轮廓，但他仅仅将其当作了常规兵器。其话语表述始终局限于孟子“人禽之辨”的素朴直觉，而未能将其淬炼成亚里士多德般冷峻的政治本体论宣判，更未具备福柯式划定知识边界的结构性暴烈。这声抗议因为缺乏认识论意义上的重型武装，而显得极其单薄。最后，历史赋予了这场对决一个最具讽刺意味的对比收尾。同样是在总结陈词阶段，面对这迟来的反抗，复旦队四辩蒋昌建只用了一个凌厉的反问，就完成了终极的语义锁喉：“对方多次问我们人性怎么样？始终没有问我们人性本怎么样？人性是什么和人性本是什么是同样的一个概念吗？”他在最后一刻，居然依旧在利用精密的语义切割来巩固其体系的铜墙铁壁，直接在语词的合法性源头上，宣告台大队之前许多攻击甚至都没能进入靶场。一方是迟到且只有经验直觉支撑的概念抗议，另一方则是贯穿全场直至终末、如同精密仪器般的概念管制。话语的兵棋推演至此图穷匕见：在思想与话语的交锋中，胜利并不总是属于率先触摸到真理碎片者，它永远属于那些能将概念系统化、纪律化、并以极度冷酷的战术将其运作到极致的人。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理论探析16三、知识谱系的回响：从狮城到地缘政治重设议程的权力，其意义不仅体现在对具体概念的重新定义上，还体现在对整个“辩论”这一行为背后，那一整套看不见的规则、预设和知识谱系的掌控上。复旦队的胜利，如果仅仅归功于辩证法的战术运用，那就严重低估了其背后思想力量的积淀。他们的成功，不能狭隘地归结于几位天才辩手的才华横溢，更与其背后汇聚了政治学、哲学、法学与人文学科顶尖学术底蕴的智囊团队，以及复旦当年极具现实关怀的宏观社科传统密不可分。这种多学科交叉的硬核学术训练，使得他们面对辩题的思维模式从一开始就不完全是象牙塔里学生式的，而是融贯了法度的冷峻、哲学的玄思与政治的现实，带有一种“治国平天下”的战略家底色和理政观念，绝非囿于单纯的伦理道德议题。这意味着，在准备辩题时，其参照系不局限于经典伦理学资源，而必然包括了尼可罗·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等政治现实主义者的思想资源。这些思想资源的核心，在于直面人性阴暗面，并思考如何通过制度、权力和秩序来加以约束。这种基于宏观政治学与庞大阅读量的推演，在时任复旦大学带队顾问（国际政治系主任）留下的手记中得到了第一手史料的精准印证。这份反思文稿严厉摒弃了对舌战表面风光的浪漫想象，它毫不客气地宣告：“如果认为单有能说会道，就能取得胜利，那是一种浅见……理论、逻辑、事实和价值分析是技巧不能取而代之的”。它从内部机制的底层承认：这场惊心动魄的对战绝对不仅是语言层面的单纯较量，可能更本质的是‘知识密集型’的辩论。单纯的伶牙俐齿只能保证音符的高低错落，但唯有锻造出一堵由绝对知识量与理论智商堆砌的高阶系统之壁，才能令对手的降格炮弹集体陷入无功折返。这绝不是声带之间的缠斗，这是两张文化地貌板压碰后的结构绞杀。复旦二辩季翔在短短三分钟内所展示的火力，正是这种思想谱系的集中爆破。他将荀子的性恶论、犹太教的原罪说、马基雅维利、弗洛伊德和黑格尔熔为一炉，甚至不忘调动《天龙八部》的四大恶人作为通俗佐证。这种庞杂而有序的思想调度，并非临场的炫技，而是唯物史观与现实主义政治学训练出的“理论重工业”对战场的单向饱和轰炸。在这种“重工业武装”下，双方关于《荀子》的激烈近身肉搏，构成了这场“知识降维战”最惨烈的微缩沙盘。面对台大队试图在儒家主阵地上发起的理论阻击，复旦队没有采取退守，而是直接重兵侵入对方的文化母体，以四辩蒋昌建抛出《荀子》的“注错习之所积耳”进行精准碾压。台大三辩在巨大的临场知识逆差下瞬间失据，竟在镜头前脱口而出“荀子说错了！”在一场探讨人性本原的哲学交锋中，被迫高呼该学派奠基人“说错了”，这已远非战术层面的失分，而是一场文化解释权上的公开缴械。当复旦队二辩最终以“人性恶，其善者伪也”的铁证完成火力闭环时，他们不仅摧毁了对手的论据，更在实质上接管了对手的思想祖地。如果说引经据典还属于对垒的常规武库，那么顾问手记中披露的另一战术——利用海量学术积累对评判团进行“话语投喂”（即“明引与暗引”），则展现出了令人赞叹的庙算。复旦队极其清晰地意识到，话语的兵棋不仅在正反方之间推演，更在于对“规则裁决者”心智的劫持。季翔点名《天龙八部》，是对台下评委金庸的完美“明引”；而四辩在结辩中深情抛出的“花果飘零”“一阳来复”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理论探析17与“从他律走向自律”，则犹如精准制导的巡航导弹，完美咬合了主审评委、哈佛大儒杜维明的核心学术谱系。最高级别的话语征服，从来不是用自己的语言声嘶力竭地驳倒对手，而是不动声色地挪用裁判的学术母语，将己方的胜利悄然编织进主审官一生的思想信仰之中。不过，脱离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特定的社会水温，将这场话语角力扁平化为两组精英学生阅读量与应变技巧的比拼，无疑流于浅薄。然而，若顺从某种宏大的诱惑，将交锋的双方绝对化为两岸社会实体结构的透明镜像——将复旦队固化为大陆集体主义叙事的绝对倒影，将台大队定性为台湾自由主义个体思潮的先天代表——则又跌入了一种丧失历史灰度的本质主义陷阱。思想史视野应越过直接的“代表”对应，将这两种话语操演视为彼时特定转型时空下的一次深刻症候（Symptom）。它们是深层知识谱系与社会张力在青年心智系统面临严苛突发考验时，所呈现出的局部话语喷发在后冷战初期的中国大陆，社会转型经验的焦灼，内化为知识界对宏大叙事、国家能力与治理秩序的深刻吸纳。因此，复旦队在场上所展演的对法制、制度与规则的尊崇，以及将“本恶”视为启动强力教化体系的发生学起点，其实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话语肌肉记忆，精准耦合了正在孕育中的现代性国家治理逻辑。与之共时的台湾社会，固然也正经历着现代宪政体制的剧烈震荡与重构，其知识场域对严密的政治制度哲学亦有着深度的探讨。但伴随着政治演变而骤然抬头的“本土化”思潮与身份政治，已促使其公共话语的风向发生着微观的重置。台大队在聚光灯下退却了结构性的哲学宏述，转向一种被“祛魅”后的、充满素朴直觉的道德实在论（Moral Realism），极其精确地折射了当时台湾社会逐渐试图以柔性的个体情感叙事，来疏解或回避硬核现代性政治拷问的集体无意识偏好。这不是一种学术素养上的断层衰退，而是一种基于社会心理迁徙而导致的理论武库调用偏航。更由于“抽签决定立场”这一非自然的人为程序介入，辩论赛展现出了一种高度冷酷的认识论偶发性。逻辑的深层吊诡恰恰在于，立场的随机分配强行隔断了价值观的本质主义溯源。若倒置历史的罗盘，令坐拥《荀子》与西方现实主义政治学储备的台大队必须为“本恶”立论，他们未必不能锻造出一台极具压迫感的外王治理机器；而若是精通历史唯物与辩证系统论的复旦队被强制要求护卫“性善”，他们同样极有可能调动一套无可辩驳的先验道德目的论来完成话语统摄。因此，狮城战场的话语底色，其真正令人战栗的较量，不再是“哪一种地缘文化更加深刻”，而是在极其暴烈的即时理论对抗中，哪一方的知识共同体能冲破固有的视野迷雾，在陌生的防线上完成对自身思想军火的最优结构化编队与总体战式调遣。然而，正是在这一事关存亡的理论武库调遣上，台大队暴露出了一次极其致命的“思想自我窄化”。其在聚光灯下的节节败退，绝非宏阔庞杂的“儒家思想谱系”不具备抵御现代思想的当量，而是源于辩手们在战场应激之中，自行将整个儒学防线回缩至仅凭感性呼唤的“心性论”孤岛；他们惊人地遗忘乃至主动抛弃了自身文明母体中同等强硬的、强调外部礼制规训与法度建构的“客观化力量”。若能冲破这种防守视野的收缩，调集整个儒家体系的完整建构兵力，一种完全足以反制复旦阵地的“包容性立论”便可磅礴而出。在此维度下，所谓的“人性本善”不再是脆弱的道德洁癖，而是一种指向最终完成态的强大本体论潜能（Ontological Potentiality）。对方辩友引以为傲的教化与外部法律，也将被瞬间褫夺“镇压本恶之锁链”的消极设定，进而被收编为：人类为了成就（Fulfill）与实现这股良善潜能，而必然要在外部锻造的伟大制度阶梯。用“内圣的外显必须依赖外王之治”来生吞对方的现代性治理逻辑，这便是未能被台大队唤醒的、深潜在其思想武库深处的终极威慑力。当我们彻底扫除辩论场上这些因战术僵化而产生的思想残影，将那被掩埋的真实儒家重型理论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理论探析18框架重新打捞出水时，一种历史的纵深感便赫然显现。事实上，这些能将外部秩序纳为己用、剥夺“恶之实体性”的高阶话语学，从来都不只是西方中世纪或现代政治哲学的专利。如果将其置于更宏阔的比较哲学视域中，前文所构想的、足以抗衡现实主义降维打击的西方经典理论，在先秦儒学中均有着严丝合缝的系统性同构。亚里士多德“非神即兽”的论断，确立了将脱离城邦者的“兽性”剔除出“人性”边界的逻辑。同样是两千多年前，当长沮、桀溺发出避世之问，子路行以告。孔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孔子的这一断言，恰是一次同等烈度的哲学宣告：人的本质必然且只能在社会连结中得以确证与展开。正如“仁”字在字源学上从人从二，它在根基处便排除了绝对孤立的个体概念。这不仅是对“关系本体论”的东方奠基，更为剥除“原子式利己私欲”的人性伪装提供了终极合法性。台大队若立足于此，便能轻易将复旦队罗列的极端恶行定性为退化至“鸟兽同群”的前社会失范状态，从而保全其核心定义的纯洁性。更进一步，面对关于“恶果何来”的致命反诘，退守至外部环境的“污染论”实为致命的战略短视。真正的孟子文本，早已为抵御此种诘问锻造了一道坚不可摧的本体论防线，这道防线正是前述奥古斯丁“善之缺乏”理论的东方镜像。孟子固然张扬“四端”为人皆有之的潜能，但他对恶的发生学解释，从未归咎于善的本体会滋生出恶，而是精准地使用了两个描述“善之不在场”的动态概念：“陷溺”与“放心”。“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此处的“陷溺”，其精髓并非外在之恶的“灌输”，而是内在善端被外物所遮蔽、所淹没、所拖拽，以致沉沦。它描述的是一个主动的善端在一个被动的过程中失去了其光明。而“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更是刺破了问题的绝对核心：“恶”不是一种积极在场的实体，而是一种消极的遗失状态。作恶的实质，是放任、遗弃了人本自拥有的善性之心，如同迷失在荒野中丢掉了罗盘与家门地图的旅人。两千多年前孟子所警示的“求其放心”，恰是在东方的文化土壤与存在语境中，为西方几百年后由圣·奥古斯丁用神学思辨铸就的那套经典辩护体系——即剥夺恶之本体地位的“实体缺憾论”（Privatio Boni）——提供了一面完美、精湛且极具力量的思想底座。无论是西方的基督教护教者，还是东方持守道统的儒家巨匠，面对试图将罪恶神圣化或本质化的危险企图，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一种极高阶的防御架构：剥夺敌人（恶）的独立存在权。恶并非潜藏在阴暗内室准备破笼而出的吃人魔鬼，甚至不纯然是外部投毒带来的变异感染，它根本上只是善的光芒被暂时屏蔽、善的向心引力发生不可测坍缩之后的某种虚空与冷寂。这套解释体系，本可以对复旦队的追问构成一次教科书式的反杀。当反方一再追问“请问对方辩友，善因如何结出恶果？”之际，正方可以回答：“对方辩友的问题预设了一个错误的因果链。善的本体永远不会‘结出’恶果，如同光明永远不会‘产生’黑暗。我方所言的‘恶’，正是孟子所说的‘放心’——是人作为有限存在，未能在后天实践中守住、扩充其本有的善端，是善的潜能发挥的失败，是善的场域出现了真空。您不能用一颗本应发光的恒星，因燃料耗尽而变成黑洞的事实，来反证这颗恒星的本质是黑暗。恶的出现，恰恰是从反面证明了，持守并光大人性之善，是何其艰难而伟大的道德实践！”遗憾的是，这套足以从本体论上瓦解对手根基的宏大思想武库，竟被其辩护者弃置，转而手执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理论探析19零碎的“孺子入井”感性切片，去绝望地撞击对手那台由现实主义政治哲学锻造的理论重工业。台大队在思想资源上的自我缴械，使得真实的较量退化为性善论的残缺信仰被性恶论完备体系的单向碾压。当这两种知识背景在狮城相撞时，它实际上是一场错位的交锋：一方是用高度组织化的治国理政学（Statecraft）进行制度推演，另一方则是用素朴的伦理学（Ethics）进行道德呼吁。当一个伟大的思想传统被降格为道德感叹的集合时，它便丧失了作为一种体系化世界观的对抗能力。在这个话语棋盘上，缺乏现实主义悲剧视角的台大队，在与复旦这套以“治理”为终极目的的庞大意义机器的对抗中，其最终的落败便具有了结构上的某种必然性。这场辩论可以被视为一个隐喻：一场关于“如何解释世界”的话语权竞赛，其胜负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谁能动员更深厚的、更具解释力的、更契合对抗性场景的思想资源。进一步说，任何一场辩论、谈判或舆论战，都在一个由特定历史、文化和权力关系构成的“话语棋盘”上进行。棋盘本身，并非中立的。它的格子大小、棋子规则，都由更深层的力量所决定。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特定历史语境下，刚刚经历了社会剧变、对人性和社会复杂性有着更切肤之痛的大陆知识界，其孕育出的辩论风格，天然地比仍处于稳定发展的台湾社会所孕育的风格，更具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和现实的穿透力。复旦队所谓的“人性本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那个时代精神的一种折射。因此，更高阶的议程重设，是成为那个定义棋盘的人。其意义不仅在于定义棋子（如人性）的走法，更在于定义整个游戏（辩论）的目标和边界。复旦队通过引入制度和教化这两个变量，实际上已经悄悄地将一个纯粹的哲学辩论，部分转化为了一个政治哲学和社会学的讨论。他们微妙地改变了游戏的主题，从“人性是什么”，转向了“应该如何治理一个充满潜在危险的人类社会”。在这个新主题下，“人性本恶”作为一个“问题”的提出，显然比“人性本善”作为一个“理想”的陈述，更具现实意义和讨论价值。议程重设的最终威力，不仅在于在一场辩论中获胜，更在于构建一个能够定义现实、解释万物、并能自动抵御挑战的话语引力场。在这个引力场中，规则的制定者，通常处于更有利的核心位置。而那些被动接受规则的人，无论如何挣扎，其行动的意义都将被这个引力场预先框定。个体的努力与抗争，若不能跳出系统设定的范畴，去挑战其最根本的编码规则，最终都可能沦为系统内部的能量循环，非但无法撼动系统，反而为其增添了更多的复杂性和合法性。当台大辩手们在细节上进行奋力搏击时，他们可能并未意识到，自己正与一个几乎无法被经验性反例所驳倒的话语系统作战。他们的每一次反驳，都像一颗投入引力场的石子，其激起的涟漪，最终都可以被解读为引力场自身规律的又一次证明。“舌战狮城”之所以在三十年后依然能引发深刻的共鸣，是因为它所预演的思维范式差异，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以一种远为宏大和真实的方式不断地重现。辩论场上的逻辑对抗，如同一个微缩模型，映射出更广阔空间内的战略博弈。在过去三十年的全球舆论场域中，这两种范式的拉锯始终可见，它与两岸关系演变及全球话语场域之间呈现出一定的同构性。话语的范式之争，一旦溢出赛场，便不再是智力游戏，而是塑造现实你我之分的权力实践。两岸长达数十年的话语交锋，如同一场漫长的辩论，其中便能看到 1993 年那场决赛的影子。一方的话语体系，长期以来倾向于一种“排斥性立论”的模式。它基于一组核心的、带有价值优先的理念（例如某种特定的政治制度或生活方式），并将之视为不言自明的“善”。这种系统受身份政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理论探析20治（Identity Politics）驱动，依赖于对微观情感、个体价值和特定价值观的敏感。它在局部的社会运动、权利抗争和道德诘问中具有一定的穿透力和动员力，但其软肋恰如当年的台大队：不易产出一种超越自身身份设定、具备总体覆盖力的治理叙事。近年来，岛内不断极化与猖獗的“台独”分裂话语，正是这种排斥性立论在现实政治中一种极端的、病态的畸变标本。这种话语的本质，是一种建立在历史虚无主义之上的“负面认同”（Negative Identity）与“怨恨政治”（Politics of Resentment）。为了强行拼凑出一个虚假、闭合的“本土主体性”，台独分裂势力不得不发动系统性的“去中国化”运动，其后果是系统性地切断自身赖以存在的文化根基与历史血脉。这种企图切断巨流以自证清源的做法，不仅在文化发生学上是一场“自戕”，更导致其政治叙事患上了严重的智识贫血症。由于无力（也无根基）建构一套恢宏的正面建设逻辑，这种话语机器便趋向于沦为一种依赖“制造假想敌”来维持运转的民粹动员机制。其论述的核心，是不断地强调自身体系内的优点实例，同时将外部或对岸的发展，视为一种需要排斥、批判或保持距离的异质存在。其舆论场，常常聚焦于具体的、微观的事件，甚至通过系统的认知战去放大、扭曲乃至伪造对方的负面新闻，用以反证自身立场的优越性。这是一种典型的、以“举反例”和“道德评判”为主要手段的话语模式。一种执着于“我们是谁”的排斥性叙事，在面对一个致力于定义“世界是什么”的包容性体系时，天然地处于守势。它在内部凝聚共识上有一定效果，但在面对一个更庞大、更复杂的叙事体系时，显得短视、脆弱和被动。另一方的话语体系，则在最近的数十年里，越来越展现出“包容性立论”和“系统建构”的特征。这种范式高度契合了以国家理由和发展主义为核心的当代叙事。它继承了复旦队那种包容、降格统摄与系统化运作的传统。在国际话语体系中，它不执着于价值尺度的微观争吵，而是试图构建“共同发展”“历史大势”这类更具物理体量与解释效力的元规则和元叙事，以此去吞并甚至消解外部的排斥性抗议。这个系统的话语策略，不再执着于在既定的“意识形态”战场上进行逐点反驳，而是致力于构建一个以“发展”“稳定”“统一”与“民族复兴”为核心的正当性和规范性叙事。它不直接否认对方所珍视的微观价值，而是将其相对化并加以收编。例如，它提出“全过程民主”的概念，构建一个更宽泛的民主定义，将前者视为多种实现形式的一种。这种统摄性的策略，体现在经济、文化和国际关系等多个层面。例如，在经济方面，通过构建一个庞大的、相互依存的经济网络（如 ECFA、产业链整合），将对方的经济命脉，变为自身大系统运行的一个子系统。在这种格局下，对方任何试图“脱钩”或“排斥”的举动，都会率先伤害到自身。经济上的相互嵌入，釜底抽薪般地消解了纯粹的政治对抗话语。而在国际关系的系统建构方面，通过“一带一路”等倡议，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套以“共同发展”为核心叙事的全新国际合作框架。这套框架，绕过了传统的、以意识形态划线的阵营对抗，直接诉诸发展中国家最根本的经济需求。这是用物理世界的连接，去重塑观念世界的分野；用“问题”的解决，去悬置“主义”的争吵，直接提供“谁能带来港口和铁路”。这同样是一种议程重设，将全球治理的焦点，从抽象的价值之辩，转移到了具体的发展实践。在这场宏大的话语博弈中，再次看到了“系统对例证”的胜利。一方的话语体系，因为缺乏一个足以包容现实复杂性的宏大系统，而只能在不断涌现的新问题面前，被动地寻找补丁，其言说常常充满情绪化的道德谴责，但缺乏长远的战略穿透力。另一方的，则凭借其系统性的宏大叙事，展现出强大的战略定力。它能够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无论好坏），都解释为“崛起过程中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理论探析21的代价”或“体制优势的体现”，从而维持叙事的内在稳定性和一致性。当一方还在纠结于“我们不一样”的排斥性身份认同，另一方早已在构建“天下大同，你中有我”的包容性格局。这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三十年前那场辩论在历史维度上的一次重演。结语回到 1993 年的新加坡，那场决赛最终以复旦大学的胜利告终。然而，其“胜利”的内涵，或许不单是辩论技巧的胜利，更可视作一种认知范式的胜利。它展示了，在任何形式的智识对抗中，战斗的层级至关重要。停留于在既定规则下比拼攻防技艺，与上升到重新定义规则本身，是两种维度颇为不同的博弈。这场辩论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两种权力运作的方式。一种是显性的、水平的权力，它通过更多的证据、更快的反应、更严密的逻辑来压制对手。这可以看作是“术”的层面。另一种是隐性的、垂直的权力，它通过设定议程、掌握定义、建构系统，来让对手的整个作战体系从根本上失效。这更接近“道”的层面，也是权力一种更高级、更隐蔽的形态。排斥性立论与包容性立论的对决，展示了封闭防御体系在开放、包容的解释体系面前可能存在的脆弱性。前者致力于在边界清晰的领土上追求单一命题的纯粹性，但这也意味着它可能易于受到来自外部的、无法被其逻辑同化的异物的冲击。后者则致力于“融合”，通过建构一个更宏大的叙事框架，将对手的阵地、武器乃至意识形态，都重新语境化，使其成为自身系统的一部分。这种策略，取消了“前线”的存在，因为整个战场都被纳入了它的版图。与其说这是一场辩论，不如说是一次关于“解释权”的暴力示范：最彻底的征服，是让对手用你的语言来描绘他的失败。例证的浮萍与系统的引力之间的张力，则揭示了经验归纳与理论演绎在对抗中的不同效力。依赖于零散例证的论证，如同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驾驶一叶扁舟，虽然灵活，却时刻面临被巨浪吞噬的风险。而一个强大的理论系统，则如同建造了一艘航空母舰，它自身便是一个移动的平台和规则中心，足以抵御风浪，并对周围的环境进行定义和规训。最终，对核心定义权的争夺，触及了这场话语权力博弈最为根本的内核。正如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其权力—知识理论中反复阐述的，权力更为有效的形式，其重点或许不在于压制与禁止，而在于生产“真理”、规范话语，塑造人们思考和言说世界的方式。谁掌握了对“人性”“民主”“文明”等核心词汇的定义权，谁就在相当程度上掌握了划分敌我、判断是非、分配价值的权力。权力最有效的形态，是让被统治者感知不到规则的存在，误以为眼前的格局是自然秩序本身。这种权力，无须动用暴力，却能让无数人从内心深处认同一种特定的世界秩序，并在其设定的轨道上思考和行动。1993 年的那场辩论，连同其后三十年间在更广阔舞台上的无数回响，共同指向了一个观察：在一个日益由复杂系统和抽象规则所主导的世界里，真正的力量，或许不体现在成为一名技艺纯熟的“玩家”，而体现在努力去理解乃至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因为在一个精心设计的迷宫中，跑得最快的选手，往往也只是最快到达设计者预设的终点而已。这场学生辩论最终指向了对权力、话语和认知策略的反思。在面对任何看似天经地义的议题和二元对立的选项时，或许都有必要后退一步并发问：这个议题是谁设定的？这些选项背后的预设是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理论探析22什么？是否存在第三种，甚至第四种重新定义整个问题的可能？对辩论竞赛的观察，也促生了一种自觉：辩论赛的目的，并非谋求参与者之间真实信念的转变，即传统意义上的说服。相反，它是一场严格遵循特定规则的智力竞技，胜负取决于在立论构架、逻辑交锋、攻防转换等环节上的技术表现。这种将“辩论”理解为一种高度程式化的游戏的视角，恰恰触及其与真实世界话语行动的根本差异。辩论比赛，与法庭上、议会中或竞选时的辩论，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这种差异，与其说是议题的严肃性，不如说是其言语是否具备“述行力量”。在法庭、议会这样的真实场域，言语是一种行动，是“以言行事”。法官的宣判、议员的投票，其言语直接创造和改变着社会现实，具有不可撤销的“语用效力”。而在辩论比赛的场域中，这种述行（Performative）力量被悬置了。它是一场“操演”，是对真实世界话语权力运作的一次模拟。辩手的言说，无论多么雄辩，其言外行为仅仅是“论证”而非“立法”，是“断言”而非“宣判”。其力量被严格限定在比赛的圈之内，旨在赢得评委的青睐，而非重塑外部世界。这意味着，“舌战狮城”这样的辩论，其价值不在于它能产出关于“人性善恶”的终极真理，而在于它清晰地展示了话语权力是如何通过建构系统、重设议程来运作的。它是一场没有实弹的军事演习，虽然不造成真实的伤亡，却预演了未来战场上致命的战术逻辑。它所操演的，正是未来在真实世界中，那些真正具备以言行事（Speech Act）力量的人们可能会运用的思维与策略。这呼唤着一种知识学层面的自觉——辩论及泛公共演讲活动，长期被局限于沟通技巧、批判性思维训练等工具论或教育学的视角下加以审视，其作为一种能揭示深层社会文化结构的思想实践价值，常遭忽略。本文试图证明，只有当研究视角从关注棋盘内的博弈技巧，转向审视棋局本身的编码规则时，才能将大众媒体记忆有效地转化为具备思想史意义的分析对象。此类分析所提供的智识遗产，便不再局限于重温“人性善恶”的千古悬案如何被论证，而在于提供一种方法论范本：它揭示了我们应如何在一个被先验概念、意识形态与地缘隐喻严密包裹的现代世界中，建立一种对文化表征的深度阐释与症候式阅读。循此路径，将“狮城舌战”等经典话语事件作为方法加以研究，其更深层的价值或许在于，为“华语公共言说思想史”这一潜在学术领域的建构提供了可能的路径与方法论参照。在这一学术视野下，历史长河中每一次激烈的公共言论交锋，便不再仅仅是过眼云烟的智力游戏。它们更是一系列记录着时代心绪的思想地震仪，成为后人反观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知识型（Episteme）的更迭、探测集体潜意识流动与权力结构变迁的重要史料切片。思想的真正成熟，不在于如何在他人预设的迷宫内以最娴熟的逻辑跑出极致的速度，而在于能否具备停下脚步，去勘测、解构并质问那张迷宫图纸本身及其合法性来源的分析能力。在任何公共议题中，更具决定性的力量往往作用于场外，塑造着特定话语场域的生成规则与权力边界。对这些隐性规则的勘探与反思，或许正是在一个被规训的世界上，智识探索所能臻至的最终目的。参考文献[1] 奥古斯丁.忏悔录[M]. 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96.[2]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驳异教徒（中册）[M].吴飞,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3] 奥斯汀 J. L.如何以言行事[M].杨玉成,赵京超,译.商务印书馆,2013.[4] 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理论探析23[5] 福柯 M.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6] 黑格尔 G W F.精神现象学（上卷）[M].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7] 霍布斯 T.利维坦[M].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8] 考夫曼 W.黑格尔：一种新解说[M].张翼星,译.郑志宁,校.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9] 利奥塔 J-F.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M].车槿山,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0] 马基雅维里 N.君主论[M].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1985.[11] 马克思 K.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12]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M].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13] 齐泽克 S.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M].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4] 唐君毅.说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M].三民书局,1974.[15] 王沪宁.顾问手记[M]//王沪宁,俞吾金.狮城舌战：十年珍藏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16] 王先谦.荀子集解[M].沈啸寰,王星贤,整理.中华书局,2012.[17] 休谟 D.人类理解研究[M].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1.[18]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7.[19]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7-9.[20] 杨伯峻.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2009.[21] 杨伯峻.孟子译注[M].中华书局,1960.[2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民主[R].2021.[23] 中央电视台,新加坡广播局.1993年国际大专辩论会（决赛）[AV/CD].1993.[24] FAIRBANK J K. China: A New History[M].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25] HICK J. Evil and the God of Love[M]. Reissued editi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0.[26] MCCOMBS M E, SHAW D L. 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J].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72,36(2): 176-187.[27] MUELLER G E. The Hegel Legend of 'Thesis-Antithesis-Synthesis'[J].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958,19(3): 411-414.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理论探析24雄辩风格的哲学基础与形式感生成路径——基于西安交通大学思辩学社的自我民族志考察郭宇宽【内容提要】1998 年，西安交通大学同时派出两支学生辩论队伍斩获全国大专辩论赛与电脑文化辩论大赛双冠，达到战力的巅峰，其展现出的“雄辩”风格在 1999 年第四届国际大专辩论赛上广为传播并成为经典。然而，随着电视辩论生态的演变，这种高度成熟的风格也引发了关于“过度沉溺表演效果”与“套路化”的反思。本文采用自我民族志（Auto-ethnography）与历史社会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笔者作为交大辩论队 1996 年早期核心成员及学生社团“思辩学社”发起人的亲历者视角，重返历史现场。本文通过与当代辩论学研究的文献对话，破解了一个历史悖论：1999 年那场被外界视为完美表演的雄辩，其真正的精神根基，实则源自 1996 年交大辩论队初创时因理工科背景而产生的“场域劣势”，以及由此催生的“超越胜负、回归学理”的纯粹追求。本文论证指出，“雄辩”作为一种风格的确立，绝非单纯的语言技巧堆砌或修辞策略，而是有着极其深厚的哲学基础。在早期核心成员的底层逻辑建构，以及刘永富、马鼎章、韩鹏杰、陆卫明、任友群等核心导师的学术滋养下，思辩学社深度融合了欧陆哲学、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美学、实证史学与禅宗机锋，最终生成了具有压迫感与观赏性的形式感。本文旨在批判当代辩论高度内卷的功利性导向，呼吁华语辩论重塑学理价值，超越竞技功利，回归“以辩论载道”的大学精神。【关 键 词】华语辩论；雄辩风格；哲学基础；自我民族志；工具理性；思辩学社；形式感生成【 Abstract 】In 1998, two student debate teams from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won both the National Junior College Debate Championship and the Computer Culture Debate Competition, marking a peak in the team's competitive power. The distinctive “eloquent” style they displayed gained widespread recognition at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llege Debate Tournament in 1999, where it became a celebrated classic. However, as the television debate landscape evolved, this highly refined style also sparked critical reflection on its potential over-reliance on performance effects and its tendency toward formulaic repetition. This paper employs an auto-ethnographic approach combined with historical sociology, drawing on the author’s personal experience as a founding member of the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debate team in 1996 and as a co-founder of the student organization Sibian Xueshe (the Debating Society). By revisiting the historical context from this insider perspective, the paper engages with contemporary debates in debate studies to unravel a historical paradox: the seemingly flawless eloquence of the 1999 tournament was, in fact, rooted in the initial field disadvantage faced by the university’s engineering-oriented debate team in 1996, which fostered a deeper commitment to intellectual rigor over mere competition. The paper argues that “eloquence” as a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理论探析25debating style is not merely a collection of rhetorical techniques or strategic maneuvers, but rather a deeply philosophical construct. It emerged from the foundational logic developed by early core members, enriched by the academic guidance of key mentors such as Liu Yongfu, Ma Dingzhang, Han Pengjie, Lu Weiming, and Ren Youqun.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continental philosophy, Marxist dialectics, aesthetics, empirical historiography, and Zen koans, Sibian Xueshe cultivated a debating form that was both intellectually rigorous and aesthetically compelling. This study seeks to critique the current trend of hyper-competition and utilitarianism in Chinese-language debating culture. It calls for a renewed emphasis on intellectual value, urging the revival of the original spirit of debate as a means of carrying truth and fostering academic integrity within the university setting.【Keywords】Chinese Debate; Great Rhetorical Styl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The Auto-ethnography;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Sibian Society; Formal Awareness【作者简介】郭宇宽，传播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研究员（陕西 西安 710000），研究方向：系统理论、管理哲学。引言：在 1999 年的完美呈现中，寻找被遗忘的哲学锚点在华语辩论的演进版图与当代中国青年思想史的交汇点上，1999 年由中央电视台转播的第四届国际大专辩论赛（简称“国辩”），无疑是一座具有分水岭意义的高峰。那一年，西安交通大学代表队以明显优势夺冠，其展现出的铁立论，快反应，美意向的“雄辩”风格，重塑了当时华语世界对于“大学生论辩”的审美认知。（一）巅峰背后的学术审视：修辞策略还是哲学溢出？伴随着冠军奖杯与巨大社会声誉而来的，是学界与辩论圈内部一种长期存在的学术审视：交大的“雄辩”风格，是否在高度成熟中演变成了一种“套路化的表演”？近年来，学界对辩论风格的演变进行了多维度的剖析。例如，余滢政（2025）在探讨华语辩论世界杯时，从叙事修辞学的视角指出，修辞策略的运用往往深刻影响着赛场的张力与受众感知。确实，在 1999年决赛“美是客观存在还是主观感受”的交锋中，交大那段极具煽动性与诗意升华的结辩陈词，呈现出了一种高度的“剧场效应”。同时，李彰言与魏晓宇（2024）以学科融合视角观察媒介变迁与论证实践的共舞，敏锐地指出电视等大众媒介的属性对辩论实践具有强烈的形塑作用。交大辩论队的完美呈现，仿佛是一场经过千百次排练的舞台剧，严丝合缝地嵌入了电视媒介的传播逻辑之中。然而，本文试图在上述学者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追问：脱离了哲学根基的修辞是否会沦为空洞的表演？媒介的规训是否就是雄辩风格生成的全部真相？ 当辩论赛的组织形式与评价体系过于沉溺于表演效果和功利性时，它是否背离了大学教育的初衷？（二）重返 1996：寻找“雄辩”的真正源头要客观回答关于“雄辩套路”的质疑，寻找 1999 年那场“完美表演”背后可能流失的学理根基，研究的视阈绝不能仅仅停留在 1998 年交大双线夺冠的辉煌期，而必须将历史的指针拨回至 1996 年。那一年，为参与一场由上海教育电视台举办，在当时看来几乎“毫无胜机”的中国名校辩论邀请赛，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理论探析26西安交大辩论队临时组建。正是那场因结构性劣势而意外达成的“超越胜负的纯粹追求”，以及随后队伍内部产生的深刻精神危机，催生了国内高校第一个以“思辩”命名的学生社团。本文将通过历史还原指出，被视为风格的雄辩，实则是从一种“防守反击的弱者心态”中破土而出，并在多位专业导师的系统性理论注入下，塑造成为一种极具形式美感的哲学范式。雄辩的底层逻辑并非单纯的语言风格堆砌，而是哲学思辨对修辞与媒介的一次成功“反向驾驭”。（三）研究方法与理论视角：自我民族志与场域理论的结合在进入具体的历史叙事之前，必须对本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严谨的学术界定。本文突破了传统辩论学仅作文本分析的局限，主要采用自我民族志（Autoethnography），并辅以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Field Theory）与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拟剧理论（Dramaturgical Theory）。自我民族志的田野对象化：作为一种定性研究方法，自我民族志强调“研究者本人的经验不仅是合法的研究数据，更是透视更广泛文化现象与社会结构的有效切入点”（Ellis et al., 2011）。笔者作为 1996 年交大辩论队初创时期的核心成员、随后的辩论队队长，以及“思辩学社”的主要发起人，完整经历了交大辩论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整个生命周期。本文力求将个体的田野经验对象化，通过交叉比对早期备战笔记与多方回忆，还原雄辩风格生成的真实学术生态。场域理论中的资本博弈与文化阐释：马爽（2017）在文化阐释视域下剖析华语与英语辩论的差异时，强调了文化底蕴与思维方式对辩论形态的决定性作用。本文将这一宏观视域下沉至华语辩论场域内部，引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的华语辩论界是一个充满资本博弈的“文化场域”。在这个场域中，不同高校凭借其文化资本（如文史哲底蕴）进行着话语权的争夺。这种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交大辩论队是如何通过重塑自身的“哲学资本”，来扭转初创期面临的结构性困境的。一、1996 年的“必败”演算：场域劣势与底层逻辑的破局要深刻理解交大雄辩风格中那种严密的防守与居高临下的解构感，必须回到 1996 年交大辩论队初创时的“弱者语境”。在当时的华语辩论场域中，西安交大处于一种绝对的“文化资本劣势”。（一）理工学府的结构性困境与“怎么算都赢不了”的沙盘推演1996 年，正值西安交通大学建校一百周年暨西迁四十周年。学校应邀决定组建队伍参加当年在上海举办的“名校杯”辩论赛。当时的华语辩坛，深受 1993 年“狮城舌战”的影响，一批文科强校展现出的儒雅、博学与引经据典，构成了当时辩论审美的绝对主流。相比之下，西安交通大学是一所没有参加过辩论赛的理工科见长的大学。这支临时仓促组建的新军，面临着显而易见的短板：知识储备的非对称性：队伍总体缺乏文史哲院系的深厚底蕴支撑。正如马爽（2017）所指出的，文化阐释的厚度直接影响论辩的展开。面对文科名校动辄引用先秦诸子、中西方文论的宏大叙事，理工科学生在传统修辞与知识广度上显得捉襟见肘。媒介呈现的局限性：身处西北内陆，队伍成员缺乏那种江南才子式的风度翩翩，难以契合当时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理论探析27电视媒介对“辩手”这一视觉符号的刻板印象（李彰言等，2024）。在出征前的沙盘推演中，学校和队伍内部进行过客观的胜率评估，结论是悲观的。校方领导给出的指示也极其务实：“这次比赛胜负不是主要的。但底线是不能有硬伤，回上海丢脸。”这种“必败”的预期，反而意外地卸下了队伍身上所有的功利性包袱。（二）底层逻辑的锚定：向哲学追问的转向正是在这种放弃了对成败执念的绝境中，交大辩论队完成了一次关键的战术与学理转向。在一般论资排辈的传统高校团队中，大一新生往往处于边缘位置，而在“跳槽是否有利于发挥人才作用”这场被视为必输的比赛中，四位大一新生被派上场做陪练，并被指示“豁出去放开打”。然而，正因为尚未受到传统辩论“表演性”与“修辞至上”的规训，我们反而凭借一种“无知者无畏”的纯粹，将理工科最底层的哲学追问带入了备战体系。当风气还在顾虑如何用华丽的辞藻（余滢政，2025）回应对手时，我们在内部讨论中展现出了一种近乎执拗的逻辑死磕精神。我们反复将问题拉回最底层的概念定义与认识论上：“对手的修辞再华丽，其概念的逻辑起点是否成立？”“如果剥离掉这些情感渲染，他们论证的本质是不是一个伪命题？”这种不加修饰的、直击本质的哲学式追问，在无意中成为稳定军心的锚点。在 1996 年备战期的这种坚持，客观上促成了交大辩论风格的第一次蜕变：剥离表演性，还原逻辑推演。在1996年的赛场上，当对手试图用宏大的抒情淹没交大时，正是这种源自底层的、极其坚韧的逻辑解构，刺破了审美的泡沫。交大最终在客场力克强敌，直到过关斩将最终夺冠。这场出乎意料的胜利证明：当辩论超越了对胜负的算计，纯粹为捍卫逻辑底线而战时，它反而能爆发出最强大的解构力量。二、荣光背后的异化：竞技辩论的工具理性危机与拟剧困境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正是 1996 年的这场初胜，将交大辩论队推向了之后的胜利之路，也同时开启了功利性异化的闸门。随着笔者接任辩论队队长并开展新一届选拔，一种以“胜利”和“完美呈现”为单一导向的工具理性开始在体制内蔓延。（一）身体规训与“标准”的暴力：后台的残酷筛选为了保住冠军荣誉，为了在电视转播中呈现完美的“交大形象”，辩论队的选拔机制逐渐演变成一个精密的工业筛子。李彰言与魏晓宇（2024）在研究中指出，媒介变迁深刻重塑了论证实践，大众传媒的视觉与听觉属性对辩手提出了特定的审美要求。从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微观权力理论（Micro-physics of Power）来看，这是一种典型的机构权力对个体身体和话语的严酷规训（Foucault, 1975）。在这一时期，许多对思想充满热情的学生，仅仅因为普通话带有口音，或外貌不符合特定媒介的“视觉符号”标准，便被无情淘汰。辩论不再是纯粹的思想交锋，而异化为一场迎合电视媒介的视觉与听觉选美。辩手被剥夺了作为独立思想者的异质性，这种为了前台（Front Stage）的完美呈现，而在后台（Back Stage）进行的残酷切割（Goffman, 1959），引发了早期核心成员对“胜利”价值的深刻动摇。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理论探析28（二）观点的“雇佣兵”与真理的悬置更为严峻的危机，在于竞技功利性对“真理”本身的侵蚀。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交往行为理论》中指出，理想的言谈情境应当以达成共识为目的，遵循“交往理性”（Habermas, 1984）。然而，在高度竞技化和电视转播的框架下，立场的抽签决定机制将“工具理性”推向了极致。余滢政（2025）在分析华语辩论的修辞策略时提到，叙事修辞的精巧运用往往能左右赛场的胜负。但在极度的功利导向下，辩手们如同观点的“雇佣兵”，熟练运用叙事与修辞策略为抽到的任何立场冲锋陷阵。备战的重心不再是 1996 年那种“真理是什么”，而是“如何更快、更漂亮地让评委相信我们”。当辩手能够行云流水地抛出康德、黑格尔的理论，仅仅是为了赢得一场比赛的掌声时，这种完美的输出，已经沦为一场智力上的“百米冲刺”与华丽的虚无。这种将真理悬置、唯胜负论的倾向，使得当时的辩论面临着沦为古希腊“智者学派”（Sophists）式诡辩的巨大风险。三、从“健言”到“思辩”：一次关乎灵魂的本体论转向面对日益严重的功利化倾向与精神危机，1996 年那场不计胜负的纯粹探索，成为交大辩论队早期核心成员重塑团队精神的锚点。团队在长期的备战与反思中深刻意识到，要避免这种异化，有必要在体制之外创建一个“超辩论队”的组织。它必须剥离一切表演的伪装与功利的算计，不为比赛，不设基于外貌与口音的选拔门槛，只为热爱真理的学子提供一个自由探讨、回归学理的公共空间。这一构想，恰逢时任党委副书记于德宏，学工部部长白学龙等老师发起的“百团大战”号召，从而获得了制度层面的支持。然而，在为这个新社团命名时，团队经历了一次关乎核心价值的学术抉择。（一）拒绝“健言”：警惕技巧与表演的迷思在社团筹备初期，曾有人提出效仿当时中国台湾地区高校，将其命名为“健言社”（取“健谈善言”之意）。如果从余滢政（2025）所探讨的叙事修辞学视角来看，“健言”一词的核心指向依然是信息输出的效率、修辞的技巧与舞台的表演性。它停留在“术”的层面，本质上仍是服务于竞技辩论的功利性逻辑。如果采用此名，该组织充其量只是辩论队的“预备役”或“演说俱乐部”，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工具理性带来的精神危机。（二）“思辩”的词源学考辨与哲学意涵在反复斟酌之际，主教练韩鹏杰老师提出了“思辩学社”的命名建议。从词源学与文字学的角度去解剖，“思辩”不仅是一个名称，更标志着交大辩论文化的一次深刻的本体论转向。“思”的内在包容与学理沉淀：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思”为“容也”，字形上为“囟”（大脑），下为“心”。这意味着真正的思考，是理性与情感的深度交融，是一种将万千可能性容纳于心的过程。这恰恰是对竞技辩论中非黑即白、只重表演不问本心的最好反拨。“辩”的外在秩序与真理探求：《说文解字》释“辩”为“治也”。字形中间一个“言”，两旁是两个“辛”（代表尖锐对立的观点）。它代表着用语言去处理纷争，在含混中建立秩序的分析精神。“思”是向内求索的学理积淀，“辩”是向外剖析的逻辑锋芒。“思”而不“辩”易流于玄谈，“辩”而不“思”则沦为冰冷的表演。“思辩”二字的结合，宣告了交大的“雄辩”风格必须建立在坚实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理论探析29的哲学追问之上，将社团的追求从“如何漂亮地赢”拉回到了“如何诚实地思考”的“道”的层面。时任校党委副书记于德弘老师对这一理念给予了高度认可，并提醒团队：“最怕你们这些竞争中的优胜者发展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思辩学社”的成立，正是为了对抗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在社团成立之初，郭宇宽等发起人特别倡议，必须打破传统辩论队的“前台”筛选机制，广泛吸纳普通话不标准但具备思想深度与学理追求的同学。至此，一颗火种，终于从充满表演焦虑的竞技角斗场，转移到了柏拉图式的思想园地。四、雄辩的认识论基石：欧陆哲学与辩证法的双重奏一个学术社团若要行之久远，仅有反思功利与回归学理的宣告是远远不够的。马爽（2017）在比较华语与英语辩论差异时指出，不同文化与哲学传统的阐释视域，从根本上决定了辩论的思维路径与风格呈现。交大“雄辩”风格之所以能在 1999 年国辩舞台上展现出令人窒息的形式压迫感，正是因为它深深扎根于 1996 年备战中几位老师所提供的哲学方法论之中。这种风格首先建立在其坚不可摧的认识论基石之上。（一）刘永富与欧陆哲学：解构主义的“底盘重塑”与降维打击刘永富老师代表了严谨的欧陆哲学传统。他的著作《论真假》在当时的交大学生中被视为艰深晦涩的经典，而他本人则是交大辩论队“铁立论”的真正奠基人。在日常的学术探讨与备战中，刘老师最常使用的是“苏格拉底式诘问”。当辩手理直气壮地引用一条常识或名言作为论据时，他往往会用一种极具穿透力的语调反问：“你怎么知道你就知道？” 这个问题，如同一把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的铁锹，瞬间铲除了辩手脚下所有自以为坚实的立足点。他引导学生去思考语言与实在、存在与虚无、知识与权力等终极问题，揭示出许多习以为常的“真理”，或许只是特定历史和文化建构的产物。这种连根拔起的怀疑精神，契合了 1996年交大初创时那种“底线防守”的诉求。这种不迷信常识、直接从元逻辑出发的哲学推演，赋予了交大雄辩一种居高临下的冷峻感，证明了其风格绝非修辞的堆砌，而是对哲学的降维打击。（二）马鼎章与辩证法：超越二元对立的“包容性立论”如果说刘永富老师赋予了队伍解构的锋刃，那么马鼎章老师则为队伍提供了重构的广阔视野。马老师是交大哲学社科系的创始元老，也是研究《反杜林论》的资深专家。在早期的辅导中，马老师深刻地改变了队伍的线性思维。辩证法指出，任何事物都包含着内在的矛盾，真理往往不是静止地存在于对立的某一方，而是产生于双方的互动、转化和“扬弃”（Aufheben）之中（Hegel, 1812）。 这彻底打破了竞技辩论中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在后来的“雄辩”体系中，这演化为一种极具压迫感的“包容性立论”策略。交大的辩手不再一味否定对手，而是站在更高的维度，承认对手观点的部分合理性。这种“我不仅懂你，我还比你站得更高、包容得更广”的辩证思维，让对手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被全面包围的境地。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理论探析30五、雄辩的审美、实证与实践维度：多重传统的交汇如果说欧陆哲学的怀疑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构成了交大“雄辩”的骨架与底盘，那么要让这种风格在电视媒介的传播中真正具备感染力与实战穿透力，还需要美学的丰盈、史学的厚重以及战术的灵动。正如余滢政（2025）在探究修辞策略时所指出的，叙事与修辞的运用是辩论场上不可或缺的维度。然而交大的经验表明，真正具有震撼力的修辞，绝不是辞藻的堆砌，而是哲学美学的外化。（一）韩鹏杰与美学传统的注入：逻辑的诗意升华在传统的理工科思维中，辩论往往被等同于干瘪的逻辑推演与数据罗列。然而，专攻美学与道家哲学的韩鹏杰老师，为这群习惯了公式与定理的工科生打开了另一扇通往感性深度与生命体验的窗户。康德（Immanuel Kant）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审美判断是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它超越了纯粹的认知与功利（Kant, 1790）。韩老师通过对“美意象”的独到阐释，教会学生世界并非仅仅由概念构成，更有意象、情感和无法言说的体验。外界惊叹于 1999 年国辩时交大四辩那段华丽的陈辞，认为其深谙电视传播的叙事修辞（余滢政，2025），但其内核实则是这种美学哲学在辩论场上的极致体现。它让冰冷的逻辑拥有了直击人心的温度。（二）陆卫明与历史考据：形而上的实证锚点教授历史与政治的陆卫明老师，其治学方法带有浓厚的乾嘉学派风格，强调“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这与早期成员确立的“绝不能犯常识错误”的底线诉求不谋而合。在交大辩论队的备战体系中，这种实证精神被内化为极其严苛的资料准备机制。队伍提出的每一个宏大哲学命题或美学升华，背后都必须有成百上千张卡片上的数据、案例或史料作为支撑。当交大辩手在赛场上以磅礴的气势抛出观点时，对手往往试图从事实上进行反驳，却绝望地发现交大的事实论据比其逻辑更加无懈可击。（三）任友群与禅宗机锋：解构繁文缛节的关键催化剂如果仅有宏大的叙事与严密的考据，队伍极易在自由辩论的高频攻防中显得笨重。作为华东师范大学辩论队教练，任友群老师曾带领华东师范大学辩论队在上海战胜复旦大学辩论队，他受邀为西安交大带来了上海辩坛那种灵动、迅捷的应辩风格。任老师的指导风格类似于禅宗的“机锋”与“棒喝”。禅宗强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反对在烦琐的文字与概念中纠缠。他敏锐地指出，深刻的思考在竞技场上不必总是长篇大论，而应当在瞬间击破对方空洞的逻辑链条。这种“快反应”的辩风引入，彻底激活了交大辩论队的战术灵活性，使得“雄辩”不再是笨重的泰山压顶，而是举重若轻的游刃有余。前述五位核心导师的学说与思想，交汇构筑了严密的“雄辩”理论矩阵，最终铸就了交大辩论队那套重剑无锋的辩论美学。为了更清晰地展现交大雄辩风格的学理渊源，以下表格对五位导师的理论贡献进行了结构化梳理：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理论探析31导师 学术背景 /流派 对“雄辩”体系的理论贡献 赛场外化表现（形式感）刘永富 欧陆哲学 /认识论 提供解构主义视角，进行底盘重塑 降维打击式“苏格拉底诘问”马鼎章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破除二元对立，构建“包容性立论” 宏大叙事与居高临下逻辑包围韩鹏杰 康德美学 /道家哲学 注入感性意象，超越纯粹工具理性 富含情感与画面感的诗意升华陆卫明 实证史学 /乾嘉学派 构筑形而下实证锚点与材料底盘 密不透风、无懈可击的事实论据任友群 教育科学 /禅宗机锋 提供战术灵活性，直击逻辑软肋 自由辩中灵动迅捷的短句快打六、形式感的生成：从“思辩”内核到“完美表演”的学理透视通过对上述五大传统的梳理，我们终于可以正面回应那个核心的学术争议：1999 年交大辩论队那种被外界视为“套路”的雄辩形式感，究竟是如何生成的？（一）知识溢出与生态繁荣：五大传统的化学反应“雄辩”绝不是某一位教练或某几个天才辩手凭空发明的技巧，它是“思辩学社”这一思想生态系统发生“知识溢出效应”（Knowledge Spillover）的必然结果。文化阐释的视域直接决定了辩者对世界的认知框架。欧陆哲学的深刻、美学的丰盈、辩证法的广阔、历史考据的严谨以及禅宗机锋的直截了当——这五条源流各异的大河，在思辩学社的日常讨论中彼此激荡。这群原本带着理工科底色的学生，在辩论队早期成员奠定的底层逻辑之上，经过学术浸润，逐渐形成了一种兼容并包的心智模式。当这种高度成熟、立体的思维模式被降维应用到电视辩论的竞技场域时，它自然而然地外化为一种极具压迫感和观赏性的“形式感”。（二）拟剧理论下的“完美表演”：前台的套路与后台的深渊美国社会学家厄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提出的“拟剧理论”（Dramaturgical Theory），为我们透视这一现象提供了绝佳的视角。戈夫曼认为，人们在社会互动中努力在“前台”（Front Stage）维持一种符合观众期待的理想形象，而将真实的准备与挣扎隐藏在“后台”（Back Stage）（Goffman, 1959）。1999 年国际大专辩论赛，无疑是当时华语文化圈最受瞩目的“前台”。李彰言与魏晓宇（2024）的研究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媒介的变迁要求论证实践必须在形式上做出适应性共舞。外界看到的“套路”——一辩的宏大立论、二三辩的严密防守与机锋反击、四辩的诗意升华——确实是一场经过精心编排的“完美表演”。它是交大辩论队为了适应电视媒介的传播规律，将五大哲学传统进行最优排列组合的结果。然而，批评者往往忽略了这场表演背后的“后台”。这场表演之所以震撼人心，支撑它的不是几张写了诗词歌赋的卡片，而是一个武装了黑格尔辩证法、康德美学、福柯解构主义与乾嘉学派考据学的思想矩阵。1996 年那种“怎么算都赢不了”的结构性劣势，逼迫早期团队在后台挖出了最深的逻辑战壕；而思辩学社的五大导师，则为这道战壕浇筑了最坚固的哲学钢筋。这种形式感之所以在当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是因为它是“厚积薄发”的自然溢出，而后来的模仿者往往只学到了修辞的皮毛，沦为“无源之水”的生硬造作。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理论探析32辩论形式感演变与拟剧理论对比分析表阶段 / 类型 核心驱动力后台准备(BackStage)前台呈现(FrontStage) 美学特征1996 年 / 初创期 场域劣势下的生存防守概念死磕与底层逻辑解构质朴、直接、缺乏修饰 破局与解构1998-1999/ 巅峰期 五大传统的知识溢出宏大哲学矩阵与严密史料考据严丝合缝的 “ 完美表演 ” 大朴蕴闳后世机械模仿者 迎合评委的工具理性搜集金句与排练肢体动作华丽空洞的 “ 套路化 ” 输出 繁冗造作结语：超越功利，呼唤以辩载道回溯 1996 年到 1999 年这段基于自我民族志的历史考察，从初创时基于理工科劣势的防守反击，到早期核心成员推动的本体论转向，再到 1999 年国辩众人眼中的巅峰呈现，“思辩学社”的创立与交大雄辩风格的生成，其学术与教育意义远远超越了几座冠军奖杯。它在当时乃至今日的教育环境中，扮演着一种“超越者”的角色。（一）对抗工具理性的“思想特区”当代教育体系长期受制于以“标准答案”和“绩效考核”为核心的评价机制。学生被反复训练成高效的知识接收者，习惯于在给定的专业框架内寻找唯一正确的答案。这种模式在夯实知识基础的同时，也在无形中压抑了青年的怀疑精神和批判性思维。当辩论赛也被卷入这种高度内卷的功利化评价体系，沦为单纯的智力体操、升学筹码或是迎合评委的文字游戏时，它便丧失了其最宝贵的灵魂。思辩学社的历史经验旗帜鲜明地表明：辩论的真正伟力，不产生于对技巧的迷恋，而爆发于对真理的死磕；不来源于对胜负的算计，而源自对学理的敬畏。 它是一个“思想的特区”，在这里，青年学子可以挑战看似不容置疑的公理，可以为少数派观点辩护而不必担心被嘲笑。（二）精神还乡与学术正道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观点极化、算法当道的时代，这种精神显得尤为稀缺。当算法通过精准投喂不断强化偏见，当社交媒体用“信息茧房”将异见隔绝，独立思考与审慎判断的能力，已成为比任何具体知识都更为根本的品质。本文重构这段历史，旨在批判当代辩论的功利性导向，呼吁华语辩论重塑学理价值。我们应当超越竞技体制的功利束缚，呼唤“以辩载道”。大学教育所能给予青年最宝贵的礼物，不是一张通往世俗成功的门票，而是一张引导其不断“精神还乡”的地图。愿“思辩”火种永不熄灭，愿更多年轻热烈的灵魂，能在其中找到那份超越胜负、无关功利、为真理而欣悦的纯粹快乐，在繁杂世界中，永远坚守那条回归内心、追问究竟的学术正道。参考文献[1] 韩鹏杰.中国传统文化精义[M].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2]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J].新青年,1919,7(01).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理论探析33[3] 李彰言,魏晓宇.以学科融合视角观察媒介变迁与论证实践的共舞——以华语辩论发展三十年为例[J].东南传播,2024(5).[4] 铃木大拙.禅宗与精神分析[M].孟祥森,译.志文出版社,1992.[5] 刘永富.论真假[M].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9.[6] 陆卫明.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智慧[M].[7] 马鼎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参编/讲义）[M].西安交通大学.[8] 马爽.文化阐释视域下华语辩论与英语辩论之差异[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1(02):5.DOI:10.3969/j.issn.1674-5450.2017.02.031.[9] 许慎.说文解字[M].中华书局,1963.[10] 余滢政.叙事修辞学视角下华语辩论世界杯修辞策略探究[J].现代语言学,2025,13(02):438-445.[11] Bourdieu, P.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12] Ellis, C., Adams, T. E., & Bochner, A. P. Autoethnography: An overview[J].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2011, 273-290.[13] Foucault, M.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M]. A. Sheridan, Trans. Vintage Books, 1975.[14] Goffman, E.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M]. Anchor Books, 1959.[15] Habermas, J.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ume 1: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M]. T. McCarthy, Trans. Beacon Press, 1984.[16] Hegel, G. W. F. Science of Logic[M]. A. V. Miller, Trans. George Allen & Unwin, 1812.[17] Kant, I. Critique of Judgment[M]. J. H. Bernard, Trans. Macmillan, 1790.[18] Marx, K., & Engels, F.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M]. Progress Publishers, 1848.[19] Plato. Gorgias[M]// J. M. Cooper, ed.Plato: Complete Works. Hackett Publishing, 1997: 791-869.附录思辩五德赋郭宇宽世纪之交，交通学府，云雷屯屯，百团草创。有思辩学社，于理工之地，振木铎而出，是为革故也。忆昔辩场争锋，虽捧杯誉满，然愧骋词锋之利，而失言中之的；逐胜负之机，而离究竟之理。喧嚣过后，反思顿生。乃立学社，名曰“思辩”。童子何知，幸有五师，各应五行之德，共立鼎足之风。有刘师之诘，如利金之裁，发秋肃之令；倾思想之楼阁，现话语之霸权。此怀疑之锋锐也。有马师之辩证，显春木之功，明损益之机；于矛盾中见统一，于对立中求超越。此学问之生长也。有韩师之哲美，如春风化雨，行上善之德；丰感性之意象，添论辩之温度。此厚德之润泽也。有任师之机锋，似离娄之明，作禅宗之喝；破言语之烦琐，得思想之自在。此辩答之神采也。有陆师之考据，有艮山之定，为思想之锚；使假设不离求证，令思辨立于坚实。此治学之根基也。五德既立，学社乃成。效柏拉图之学园，聚梧桐之树下；建思想者之家园，启后来者于蒙昧。嗟夫！韶华虽逝，来日方长。值信息之洪流，念师德之纯粹。故入社者，不问形貌之妍媸，不拘口音之南北，必敬真理、尊明师、弘道学，愿后学知思想之可贵，不为虚名所缚；识精神之永恒，不为俗谛所累。则思辩之火，永不熄矣！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论与演讲发展34华语辩论与演讲活动对澳门普通话推广的促进作用研究张秀敏【内容提要】澳门作为粤语、普通话和葡语长期并存的多语社会，具有独特的语言生态环境。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以及澳门与内地交流合作不断深化，普通话在教育、就业、社会交往和区域融合中的重要性持续提升。然而，传统普通话推广模式在语言实践、公共表达和能力转化等方面仍存在一定局限。华语辩论与演讲活动兼具语言训练、思辨训练和公共表达训练功能，能够为普通话推广提供更加丰富和有效的实践场景。基于澳门语言生态特点，分析华语辩论与演讲活动促进普通话推广的内在机制，探讨其在提升普通话实际运用能力、增强表达自信以及推动语言能力向传播能力转化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研究认为，华语辩论与演讲活动能够有效促进普通话学习由知识积累向能力发展转变，由课堂学习向社会实践延伸，同时有助于增强青年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未来应进一步推动校园辩论活动、华语赛事平台和文化传播实践与普通话推广深度融合，为澳门青年成长发展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关 键 词】澳门研究；普通话推广；华语辩论与演讲；语言能力培养；粤港澳大湾区【 Abstract 】As a multilingual society where Cantonese, Putonghua, and Portuguese coexist, Macao possesses a distinctiv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itiative and the deepening exchanges between Macao and the Chinese mainland, the importance of Putonghua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social communication,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has been steadily increasing. However, traditional approaches to Putonghua promotion still face limitations in terms of language practice, public communication, and competency development. Chinese debate and public speaking activities integrate language training, critical thinking cultivation, and public expression, thereby providing effective practical contexts for the promotion of Putonghua. Based on the lingu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Macao,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Chinese debate and public speaking activities facilitate Putonghua promotion and explores their role in improving practical language application, enhancing communicative confidence, and transforming linguistic competence into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The study argues that such activities promote the transition from knowledge-based language learning to competence-oriented 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extend language education from classroom settings to social practice. At the same time, they contribute to the strengthening of cultural 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among young people. It is suggested that greater integration be achieved among campus debate programs, Chinese debate competition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and Putonghua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论与演讲发展35promotion initiatives, so as to provide stronger support for youth development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in Macao.【Keywords】Macao Studies; Putonghua Promotion; Chinese Debate and Public Speaking; Language Competence Development;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作者简介】张秀敏，广州应用科技学院教授（广东 肇庆 526072），研究方向：播音主持艺术，影视文化传播，普通话推广。一、引言澳门作为中西文化长期交汇的重要城市，其语言生态具有鲜明的多元特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粤语始终是澳门社会最广泛使用的日常交际语言，普通话则随着国家发展和区域融合不断扩大影响力，葡语则因历史原因在法律、行政和教育等领域保留着一定功能。多语并存、多元共生构成了澳门独特的语言文化景观，也使澳门成为观察语言传播与语言教育发展的重要窗口。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文化传承、社会认同和区域融合的重要纽带。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以及澳门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背景下，普通话在教育交流、人才培养、社会交往和区域合作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如何进一步提升澳门居民特别是青年群体的普通话应用能力，已经成为澳门语言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过程中值得持续关注的重要议题。普通话推广工作在澳门并非新近出现的话题。回归祖国以来，澳门与内地在教育、文化、经济等领域的联系日益紧密，普通话学习需求持续增长。澳门特区政府长期重视普通话教育发展，普通话课程逐步进入学校教育体系，各类普通话比赛、朗诵活动和语言培训项目不断开展，社会对普通话学习的认同度和接受度显著提升。与此同时，随着澳门高校与内地高校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以及越来越多澳门青年赴内地求学、就业和创业，普通话已经成为连接澳门与内地的重要语言桥梁。从现实层面来看，普通话能力不仅影响青年个体的发展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澳门与国家整体发展的协同程度。因此，普通话推广已经超越单纯语言教学范畴，逐渐成为促进区域融合、增强国家认同和提升人才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与普通话普及率不断提升形成对比的是，普通话应用能力特别是公共表达能力的发展仍然存在一定提升空间。长期以来，普通话教学更多集中于语音规范、词汇积累和基础交流能力培养，而在公众演讲、思辨表达、观点陈述以及即兴交流等方面的训练相对有限。许多学习者能够完成日常沟通，却在公开场合表达观点时出现语言组织困难、表达不够流畅甚至缺乏表达自信等现象。这种情况在多语环境下尤为明显。由于粤语在澳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普通话使用场景相对有限，部分青年即使具备一定普通话基础，也缺少持续使用和深度表达的机会。语言学研究表明，语言能力的发展不仅依赖知识学习，更依赖真实情境中的反复实践。只有当学习者不断运用语言进行思考、交流和表达时，语言能力才能真正转化为交际能力和传播能力。因此，如何为澳门青年创造更多普通话实践机会，成为普通话推广工作进一步深化的重要课题。从语言教育发展趋势来看，现代语言教学已经逐渐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培养，从语言学习转向语言运用。国际语言教育研究普遍认为，语言能力不仅包括听、说、读、写等基础技能，也包括批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论与演讲发展36判性思维能力、跨文化沟通能力和公共表达能力。特别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个体对于语言的需求已经不再局限于日常交流，而是需要借助语言参与社会讨论、表达观点和传播文化。因此，语言教育与思维教育、表达教育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普通话推广工作如果仅停留在发音纠正和语言规范层面，难以充分激发学习者的主动性和参与度；而如果能够将语言学习与思辨训练、公共表达训练结合起来，则更有可能实现语言能力与综合素养同步提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华语辩论与演讲活动的教育价值开始受到越来越多关注。作为兼具语言训练和思维训练功能的重要实践形式，华语辩论与演讲活动能够为普通话学习提供真实、持续且具有挑战性的应用场景。参与者不仅需要运用普通话进行表达，更需要通过普通话组织观点、分析问题和说服受众。在这一过程中，普通话不再只是学习对象，而成为思考问题和表达思想的重要工具。与传统语言课堂相比，辩论与演讲活动具有参与度高、互动性强和实践性突出的特点，能够有效激发学习者的表达欲望和学习动力。特别是在青年群体中，围绕社会热点、文化议题和现实问题展开讨论，不仅有助于提升普通话应用水平，也有助于增强逻辑思维能力和公共表达能力。近年来，澳门地区各类华语辩论与演讲活动不断发展，高校辩论赛事、中学生演讲比赛以及跨区域青年交流活动逐渐增多，为普通话实践创造了更加丰富的平台。一些澳门青年通过参与华语辩论赛事和演讲活动，不仅提升了普通话表达能力，也增强了与内地青年交流合作的能力。从更深层次来看，华语辩论与演讲活动所带来的影响并不仅限于语言能力提升，还涉及文化认同建构、公共参与意识培养以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等多个方面。当青年能够运用普通话自信表达观点、讲述自身经历和传播澳门故事时，普通话便真正成为连接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的重要媒介。因此，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持续推进和澳门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华语辩论与演讲活动在普通话推广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华语辩论与演讲活动不仅为普通话学习提供了实践平台，也为普通话推广探索出一种由知识学习向能力培养转变的新路径。通过将语言训练、思辨教育和公共表达有机结合，有望进一步提升澳门青年普通话应用能力和表达能力，推动普通话推广工作从“学会说”向“善于说”“乐于说”和“敢于说”不断深化，从而为澳门青年成长和区域融合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语言支撑。二、澳门普通话推广的发展现状与现实需求（一）澳门多语共存的语言生态特征澳门是我国语言生态最具特色的地区之一。由于特殊的历史发展背景和长期形成的社会文化结构，澳门逐步形成了粤语、普通话和葡语并存的语言格局。其中，粤语作为最主要的社会交际语言，在居民日常生活、商业活动以及社会交往中占据主体地位；普通话则随着澳门回归祖国后与内地交流日益密切而不断扩大影响力；葡语则作为澳门法定语言之一，在部分法律、行政及国际交流领域继续发挥作用。这种多语共存的格局使澳门成为观察语言接触、语言传播和语言教育的重要案例。从语言文化角度来看，多语环境丰富了澳门社会的文化内涵，也体现了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汇地的独特魅力。然而，多语共存并不意味着各种语言功能完全均衡，不同语言在社会中的使用场景和影响范围存在明显差异。粤语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文化认同，普通话则更多承担跨区域沟通和国家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论与演讲发展37通用语言功能，而葡语则主要体现澳门国际化和历史文化特色。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中，普通话推广面临着不同于内地地区的发展条件。一方面，澳门居民普遍具备较强的语言适应能力，多语使用已经成为许多居民特别是青年群体的日常状态；另一方面，由于粤语在家庭、社区和社会交往中的广泛使用，普通话虽然逐渐普及，却并未完全成为多数居民的主要表达语言。对于许多澳门青年而言，普通话学习并不存在明显障碍，但普通话表达特别是公共表达机会相对有限。语言学研究普遍认为，语言能力的发展不仅依赖语言输入，更依赖语言输出和语言实践。一个人在课堂上学习普通话与在真实场景中运用普通话表达观点之间，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因此，澳门普通话推广工作不仅需要关注学习覆盖面，更需要关注语言运用能力和表达能力的提升。如何在尊重澳门多元语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普通话的实际应用功能，已经成为澳门语言教育和人才培养过程中需要持续思考的重要问题。（二）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普通话应用需求提升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不断深入推进，澳门与内地特别是大湾区城市之间的联系进入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人员流动、教育交流、产业合作以及文化互动日益频繁，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对于澳门青年而言，未来学习、就业和创业的发展空间已经不仅局限于澳门本地，而是逐渐延伸至整个粤港澳大湾区乃至更广阔的内地市场。在这一过程中，普通话能力成为连接澳门与内地的重要桥梁。无论是赴内地高校升学、参与区域人才交流项目，还是进入跨区域企业和机构工作，良好的普通话能力都已经成为重要竞争优势。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文化创意、现代金融以及科技创新等领域，大量交流与合作需要以普通话作为主要沟通工具，这使普通话逐渐由语言技能转变为区域发展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国家对澳门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寄予厚望。近年来，越来越多澳门青年赴内地学习、实习和就业，澳门高校与内地高校合作项目不断增加，各类青年交流活动和创新创业项目持续开展。在这些实践过程中，普通话不仅承担沟通功能，也承担文化认同和社会融合作用。对于澳门青年而言，能够熟练运用普通话进行交流，意味着能够更加顺畅地参与国家发展进程，更深入地了解国家发展现状和社会文化环境。从现实情况来看，许多澳门青年已经能够完成日常普通话交流，但在学术表达、公共演讲、观点陈述以及跨区域沟通等方面仍存在进一步提升空间。特别是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人才市场环境下，仅具备基础交流能力已经难以满足发展需求。新时代普通话推广工作因此不仅要解决“能交流”的问题，更要解决“善表达”的问题。普通话能力的提升已经不只是语言学习任务，而逐渐成为澳门青年增强区域竞争力和提升综合素养的重要途径。（三）传统普通话推广模式的局限性长期以来，普通话推广工作主要依托学校教育体系展开，通过课堂教学、语言测试、朗读比赛以及普通话水平培训等形式提升学习者语言能力。这种模式在普及普通话知识、规范语音发音以及提高基础交流能力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也为澳门普通话推广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从语言能力发展的规律来看，传统教学模式仍然存在一定局限。首先，部分普通话教学活动更多关注语音准确性和语言规范性，而对于语言运用能力特别是思辨表达能力关注相对不足。许多学习者能够较好地完成朗读和背诵任务，却在面对开放性议题和公共表达场景时出现表达困难。其次，普通话实践场景相对有限。课堂学习结束后，学生缺乏持续使用普通话进行深度交流和观点表达的机会，导致语言能力难以进一步向高层次发展。再次，部分普通话推广活动形式较为单一，学习过程以接受知识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论与演讲发展38为主，缺少能够激发学习兴趣和表达动力的互动机制。从现代语言教育理念来看，语言能力最终需要通过真实交流和实际运用得到检验。一个人真正掌握一种语言，不仅体现在能够正确发音和准确用词，更体现在能够运用语言进行思考、交流和表达。因此，普通话推广工作如果仅停留在语言知识学习层面，难以充分释放语言教育的综合价值。特别是在澳门这样的多语环境中，学习者是否愿意主动使用普通话、是否具备使用普通话进行公共表达的信心和能力，往往比单纯掌握语言知识更加重要。近年来，语言教育领域越来越强调任务型学习、情境化学习以及实践性学习的重要性，其核心就在于通过真实交流活动推动语言能力发展。在这一背景下，华语辩论与演讲活动逐渐展现出独特优势。相较于传统教学模式，辩论与演讲活动能够创造高频率、高强度和高参与度的普通话实践场景，使学习者在表达观点、参与讨论和公开演讲过程中不断提升语言应用能力。同时，思辨训练和公共表达训练也能够增强学习者使用普通话的主动性和自信心，实现语言学习与能力培养同步发展。因此，从澳门普通话推广未来发展需求来看，探索更加注重实践性和表达性的推广路径，已经成为推动普通话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三、华语辩论与演讲活动促进普通话推广的作用机制（一）高频表达促进普通话实际运用能力提升语言能力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持续而稳定的语言实践。语言学研究普遍认为，语言学习过程不仅包括语言知识输入，更包括语言输出和语言运用。当学习者长期处于真实交流环境之中，并不断使用目标语言进行表达时，语言能力才能逐步实现由知识层面向应用层面的转化。对于澳门地区而言，普通话学习环境与内地存在明显差异。虽然学校教育已经普遍开设普通话课程，社会对于普通话的认同度也不断提高，但由于粤语仍然是最主要的日常交际语言，许多学习者在课堂之外使用普通话的机会相对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普通话能力的发展往往容易停留在理解和模仿层面，而难以形成稳定而成熟的表达能力。尤其是在观点陈述、即兴发言和公共交流等高阶语言应用场景中，部分青年仍然存在表达不够流畅、组织不够清晰以及语言转换不够自然等问题。华语辩论与演讲活动恰恰能够为普通话实践提供高频率和高质量的应用场景。与一般课堂发言不同，辩论和演讲活动要求参与者长时间、连续性地运用普通话进行表达。在准备演讲稿件、构建立论框架、参与赛场攻防以及进行即兴回应的过程中，普通话不仅是表达工具，更成为思考工具和沟通工具。参与者需要通过普通话组织逻辑、表达观点和回应问题，这种持续性的语言输出能够有效促进语言能力提升。特别是在辩论比赛中，一场比赛往往持续数十分钟甚至更长时间，辩手需要在高强度交流过程中不断运用普通话进行分析和表达。长期参与此类活动后，学习者对于普通话的运用会逐渐由被动使用转向主动使用，由谨慎表达转向自然表达。普通话不再只是课堂上需要学习的知识，而成为个人表达思想和参与交流的重要媒介。从澳门近年来部分高校和青年社团开展的华语辩论活动来看，许多学生正是在持续参与辩论和演讲实践过程中实现普通话能力快速提升。相较于传统语言训练模式，辩论与演讲活动最大的优势在于其真实性和连续性。参与者为了完成比赛任务，必须主动使用普通话进行沟通和交流，这种由实际需求驱动的语言运用往往能够产生更明显的学习效果。与此同时，活动过程中的互动反馈机制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论与演讲发展39也有助于及时发现和纠正语言表达问题。随着表达次数不断增加，普通话的流利度、准确性和自然度也会同步提高。因此，从普通话推广角度来看，华语辩论与演讲活动不仅是一种语言实践形式，更是一种促进普通话能力持续发展的有效机制。（二）思辨训练增强普通话表达自信在普通话推广过程中，一个经常被忽视的问题是表达自信心建设。许多学习者并非完全不会说普通话，而是不敢说、不愿说或者担心说不好。特别是在多语环境下成长的青年群体中，部分学生虽然具备一定普通话基础，却在公共场合使用普通话时表现出明显顾虑。他们担心发音不够标准、表达不够准确或者无法完整呈现自己的观点，从而产生回避心理。这种现象说明，语言能力发展不仅是知识和技能问题，也涉及心理因素和认同因素。如果缺乏表达自信，即使掌握一定语言知识，也难以真正实现语言能力提升。因此，普通话推广不仅要关注“会不会说”的问题，更要关注“敢不敢说”的问题。华语辩论与演讲活动对于增强普通话表达自信具有独特优势。首先，辩论与演讲活动强调观点表达而非语言完美。参与者关注的重点是如何把观点表达清楚、如何说服听众以及如何完成交流目标，而不是单纯追求语言形式的绝对准确。这种环境能够有效减轻学习者对于语言错误的过度担忧，使其更加关注表达内容本身。其次，辩论与演讲活动具有明显的成长性特征。许多参与者最初同样存在紧张和不自信现象，但随着比赛经验不断积累，他们逐渐适应公开表达环境，表达能力和表达意愿同步提升。通过一次次发言、一次次演讲和一次次辩论实践，普通话逐渐从一种需要刻意练习的语言转变为能够自然使用的表达工具。更重要的是，思辨训练赋予了语言表达更深层次的价值。当学习者发现自己能够借助普通话表达观点、影响听众和参与公共讨论时，其对普通话的认同感和使用意愿也会明显增强。语言不再只是考试内容或学习任务，而成为实现自我表达的重要途径。在澳门这样一个文化多元、语言多元的社会环境中，这种认同感尤为重要。许多青年正是在辩论与演讲活动中第一次体验到使用普通话进行深度表达所带来的成就感和获得感。随着这种积极体验不断累积，普通话表达自信也会逐渐建立起来。对于普通话推广而言，这种由内在动力驱动的学习过程往往比单纯外部要求更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因此，华语辩论与演讲活动不仅能够提升普通话能力，更能够增强学习者使用普通话的心理认同和表达自信，为普通话推广创造更加良好的发展基础。（三）公共表达推动语言能力向传播能力转化现代社会对于语言能力的要求已经超越传统意义上的交流功能。特别是在信息传播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不仅需要能够与他人沟通，还需要能够清晰表达观点、参与社会讨论和传播文化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语言能力的发展最终应当走向传播能力的发展。传播能力不仅包括语言表达能力，还包括逻辑组织能力、受众沟通能力和文化传播能力。对于澳门青年而言，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不断推进以及澳门与内地交流合作不断深化，能够运用普通话讲述澳门故事、传播中华文化和参与公共交流，已经成为新时代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华语辩论与演讲活动为这种能力转化提供了重要平台。在辩论比赛和演讲活动中，参与者不仅需要准确表达自己的观点，还需要考虑如何让听众理解和接受自己的观点。这意味着表达过程已经从单纯的信息传递上升到传播过程。为了增强说服力和感染力，参与者需要不断优化表达方式、调整语言结构并提升沟通效果。在这一过程中，普通话能力逐渐由语言技能发展为传播能力。尤其是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论与演讲发展40在演讲活动中，许多主题本身涉及文化传播、社会发展以及青年成长等内容，参与者需要运用普通话讲好中国故事、澳门故事和个人故事。这种实践不仅提升了语言能力，也提升了文化表达能力和公共传播能力。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普通话推广工作的最终目标并不仅是提高语言普及率，更是增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对于澳门而言，普通话不仅是一种沟通工具，也是连接澳门与祖国内地的重要文化纽带。当澳门青年能够运用普通话自信地参与辩论、开展演讲和进行交流时，他们实际上也在参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传播和推广。与此同时，通过华语辩论与演讲活动培养起来的公共表达能力，还能够帮助青年更好地参与社会事务、开展跨区域交流并承担文化传播责任。因此，华语辩论与演讲活动对于普通话推广的意义已经超越语言学习本身，而逐渐延伸至人才培养、文化传播和社会融合等更广阔领域。正是在这种语言能力向传播能力不断转化的过程中，普通话推广工作获得了更加持久和深层的发展动力。四、华语辩论与演讲活动参与澳门普通话推广的实践路径（一）校园辩论活动与普通话推广融合学校始终是普通话推广工作的重要阵地，也是青年语言能力培养的核心场域。从澳门普通话教育的发展历程来看，普通话推广工作主要依托学校教育体系展开，普通话课程已经成为许多学校语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课堂教学更多承担知识传授和基础训练功能，而语言能力特别是公共表达能力的发展，则需要更加丰富的实践平台予以支撑。因此，将校园辩论活动与普通话推广工作深度融合，构建“课堂教学 +实践表达”的培养体系，具有较强现实意义。从教育规律来看，青年学生对于语言的掌握往往遵循“学习—运用—提升”的发展路径。如果缺少语言运用环节，课堂所学知识容易停留在被动接受层面，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表达能力。校园辩论活动能够有效弥补这一不足。无论是班级辩论赛、校际辩论赛还是专题讨论活动，都能够为学生创造持续使用普通话进行表达的机会。在准备辩题过程中，学生需要查阅资料、整理观点和撰写论证内容；在比赛过程中，则需要使用普通话进行立论陈述、自由辩论和总结发言。这种全过程、全链条的语言实践能够显著提升普通话运用频率和表达质量。特别是在澳门多语环境中，许多学生日常交流仍然以粤语为主，而辩论活动则能够帮助他们建立稳定的普通话表达场景，使普通话逐渐成为思考问题和表达观点的重要工具。与此同时，校园辩论活动还能够推动普通话推广由语言训练向综合素养培养转变。传统普通话教学更多关注发音标准和表达规范，而辩论活动则进一步强调逻辑思维、观点表达和沟通能力培养。当学生通过普通话参与公共讨论时，普通话本身已经不仅是一门课程内容，而成为思辨能力发展的载体。因此，未来澳门学校在推进普通话教育过程中，可以进一步探索普通话课程与辩论课程融合发展模式，通过建立校园辩论社团、举办普通话辩论赛事以及开展主题演讲活动等方式，不断拓展普通话应用场景，使普通话推广工作更加贴近学生成长需求和教育发展需求。（二）华语辩论赛事平台的带动作用如果说校园辩论活动解决的是普通话实践场景不足的问题，那么华语辩论赛事平台则能够进一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论与演讲发展41步扩大普通话推广工作的影响范围和社会效应。近年来，随着华语辩论事业不断发展，各类区域性、全国性乃至国际性华语辩论赛事持续开展，为青年群体提供了更加广阔的交流平台。对于澳门而言，这些赛事不仅是展示青年风采和提升思辨能力的重要舞台，同时也是推动普通话推广的重要实践载体。华语辩论赛事与普通话推广之间存在天然联系。首先，赛事活动要求参赛者全程使用普通话进行表达和交流，这种高强度、高频率的语言实践能够显著提升参与者普通话能力。其次，赛事平台通常汇聚来自不同地区甚至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青年，在交流过程中，普通话成为跨区域沟通的重要媒介。澳门青年通过参与相关赛事，不仅能够提升普通话表达水平，也能够增强与内地青年以及海外华语青年交流合作的能力。特别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普通话已成为区域青年交流的重要语言纽带，而辩论赛事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纽带作用。以近年来不断发展的华语辩论赛事为例，越来越多澳门学生通过参与相关活动走出校园、走出澳门，与来自不同地区的优秀青年展开交流。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仅提升了普通话能力，也增强了对国家语言文字政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值得关注的是，赛事平台对于普通话推广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参赛者层面，还体现在示范效应层面。当优秀辩手运用流畅普通话进行高水平表达时，会在青年群体中形成积极示范，从而激发更多学生学习和使用普通话的兴趣。此外，赛事活动往往伴随着媒体传播和社会关注，其影响力能够进一步延伸至校园之外，对社会层面的普通话推广产生积极作用。因此，未来澳门普通话推广工作可以更加主动地借助华语辩论赛事平台资源，通过支持青年参赛、举办区域赛事以及加强与内地赛事合作等方式，进一步发挥赛事平台在普通话推广中的带动作用。（三）演讲活动与中华文化传播结合普通话推广不仅是语言推广工程，也是文化传播工程。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承载着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增强文化认同的重要媒介。因此，在推进普通话推广过程中，如何实现语言学习与文化传播有机结合，始终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相较于单纯语言训练活动，华语演讲活动在这一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演讲不仅强调语言表达，更强调内容表达和价值表达。当青年通过普通话讲好中国故事、澳门故事以及个人成长故事时，实际上也在参与中华文化传播和文化认同建构过程。澳门具有中西文化交融的独特优势，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方面拥有重要作用。近年来，越来越多澳门青年通过演讲比赛、文化交流活动以及青年论坛等形式，用普通话分享澳门历史文化、讲述澳门发展故事、表达对于国家发展的理解与认识。这种实践不仅提升了普通话应用能力，也增强了青年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认同。从传播学角度来看，文化传播最有效的方式并非单向灌输，而是通过个体主动表达实现价值认同。当青年能够运用普通话讲述自己的文化理解和人生体验时，语言与文化便实现了深度融合。与此同时，演讲活动还能够推动澳门普通话推广工作由语言教育向文化教育延伸。许多普通话学习活动往往关注语言形式本身，而演讲活动则更加强调语言背后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表达。通过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家发展成就、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及澳门发展故事等主题开展演讲活动，能够使普通话学习与文化认同教育同步推进。对于澳门青年而言，这种教育模式不仅有助于提高普通话表达能力，也有助于增强文化自信和国家认同感。在新时代背景下，普通话推广工作的意义已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论与演讲发展42经不仅是提高语言使用率，更在于培养能够讲好中国故事、讲好澳门故事的新一代青年。因此，将华语演讲活动与中华文化传播深度结合，不仅是普通话推广的重要实践路径，也是推动澳门青年成长发展的重要教育路径。五、结语澳门普通话推广工作的发展历程，既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不断深化的缩影，也是澳门社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体现。作为具有特殊历史背景和多元文化特征的地区，澳门形成了粤语、普通话和葡语并存的语言生态。这种多语共存格局丰富了澳门社会文化内涵，也为普通话推广提出了不同于内地地区的发展要求。在新的历史阶段，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持续推进以及澳门与内地交流合作不断深化，普通话已经不仅是一种语言工具，更逐渐成为促进区域融合、推动人才流动和增强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对于澳门青年而言，普通话能力不仅关系个人成长与发展，也关系其参与国家建设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的能力。因此，如何进一步提升普通话推广工作的质量和实效，已经成为澳门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过程中值得持续关注的重要课题。从语言教育规律来看，语言能力的发展并非单纯依靠知识学习即可完成，而是需要建立在持续实践和真实交流基础之上。长期以来，澳门普通话推广工作在课程建设、语言培训和能力测试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为普通话普及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面对新时代青年发展的新需求，仅仅解决“学会普通话”的问题已经不足以满足现实需要。青年群体不仅需要能够运用普通话进行日常交流，更需要能够运用普通话表达思想、阐述观点、参与讨论和传播文化。这意味着普通话推广工作需要进一步从知识教育走向能力教育，从语言学习走向语言运用，从课堂教学走向社会实践。只有当普通话真正成为青年表达自我、参与社会和连接未来的重要工具时，普通话推广工作才能实现更深层次的发展目标。华语辩论与演讲活动为这一转变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从实践效果来看，辩论与演讲活动不仅能够增加普通话使用频率，更能够推动普通话由交流工具向思维工具和传播工具转化。在参与辩论和演讲活动过程中，青年需要运用普通话组织逻辑、表达观点和开展交流，这种高频率、高质量的语言实践能够有效促进普通话能力提升。与此同时，辩论与演讲活动所强调的思辨训练和公共表达训练，还能够帮助学习者建立普通话表达自信，增强普通话应用意愿，进而形成更加稳定和持续的语言使用习惯。相较于传统语言训练模式，华语辩论与演讲活动更加注重参与者主体作用的发挥，更强调语言能力与思维能力同步发展，因此具有较强的实践价值和推广意义。值得关注的是，华语辩论与演讲活动对于澳门普通话推广的价值并不仅体现在语言层面。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这类活动还承担着文化传播、价值引导和人才培养等多重功能。通过普通话开展辩论和演讲，青年不仅学习语言本身，也在学习如何理解社会、认识国家和表达文化。在讨论社会议题和公共问题过程中，他们逐渐增强理性思考能力和公共参与意识；在讲好中国故事和澳门故事过程中，他们逐渐增强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在与内地青年和海外华语青年交流过程中，他们不断拓宽视野并提升跨区域沟通能力。因此，华语辩论与演讲活动实际上构建起了一种语言教育、思辨教育和文化教育相融合的发展模式，使普通话推广获得了更加丰富和深层的教育内涵。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论与演讲发展43未来澳门普通话推广工作可以进一步加强与华语辩论与演讲活动的融合发展。一方面，可以依托学校教育体系，将普通话教学与辩论训练、演讲训练以及公共表达课程有机结合，推动普通话教育从技能培养向综合素养培养转变；另一方面，可以借助各类华语辩论赛事和演讲活动平台，为澳门青年创造更多普通话实践机会，不断扩大普通话推广工作的社会影响力。同时，还可以进一步发挥澳门中西文化交流平台优势，引导青年运用普通话讲好中国故事和澳门故事，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与中华文化传播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通过语言能力培养促进文化认同建构，通过公共表达训练促进青年成长发展，将成为澳门普通话推广工作未来值得探索的重要方向。总体而言，普通话推广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社会工程，需要教育体系、社会组织和青年群体共同参与。华语辩论与演讲活动以其鲜明的实践性、参与性和传播性，为澳门普通话推广提供了富有活力的发展路径。它不仅能够帮助青年提高普通话应用能力，更能够推动普通话能力向表达能力、传播能力和文化传播能力不断延伸。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和澳门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时代背景下，充分发挥华语辩论与演讲活动的独特优势，将有助于推动澳门普通话推广工作迈向更高水平，也将为培养具有家国情怀、文化自信和国际视野的新时代澳门青年提供更加坚实的语言支撑和能力支撑。参考文献[1] 王珊,汤蕾.澳门华语特色词汇研究[J].语言战略研究,2022,7(02):74-85.[2] 徐真华.香港、澳门语言生态重建的使命与机遇[J].学术研究,2022(01):172-176+178.[3] 程祥徽.三文四语在澳门和谐相处[J].语言战略研究,2021,6(04):1.[4] 王海兰,何文晓.粤港澳大湾区电视语言使用情况调查及其规划思考[J].语言文字应用,2019(03):58-66.[5] 吴平,何永安.澳门公务员普通话使用情况调查分析[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2):59-64.[6] 苏金智.新时期普通话的功能地位及其传播[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8(05):21-27.[7] 沈海英.中国“多元一体”语言政策发展概述[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2(05):44-51.[8] 谢俊英.澳门公众服务领域语言态度调查分析[J].语言文字应用,2015(02):19-28.[9] 刘慧.广州地区港澳大学生语言态度及语言使用情况调查研究[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5(03):148-153+164.[10] 苏金智.“澳门普通话使用情况调查”的社会文化意义及其理论价值[J].语言文字应用,2012(02):20-22.[11] 张桂菊.澳门语言状况与语言政策[J].语言文字应用,2010(03):43-51.[12] 程祥徽.新世纪的澳门语言策略[J].语言文字应用,2003(01):19-26.[13] 程祥徽.澳门社会的语言生活[J].语文研究,2002(01):22-26.[14] 盛炎.试论澳门语言现状及其发展趋势[J].中国语文,1994(01):44-52.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论与演讲发展44赛事驱动型思辨研学的组织模式研究——以华语辩论世界杯为例高远【内容提要】随着研学实践教育不断深化，以思维能力培养为核心的新型研学模式逐渐受到关注。赛事驱动型思辨研学以辩论赛事为组织载体，将议题研究、能力训练、文化体验与社会实践有机融合，形成区别于传统研学的新型教育形态。以华语辩论世界杯十余年的发展实践为例，分析赛事驱动型思辨研学的理论内涵、形成基础与运行机制，提出参与式思辨研学和观摩式思辨研学两种主要模式。其中，参与式模式强调学生通过赛事参与实现能力建构，观摩式模式则依托高水平赛事资源完成思维启发与认知提升。研究认为，赛事驱动型思辨研学不仅能够提升青年批判性思维、公共表达与社会参与能力，还能够促进传统文化传播、城市文化推广与国际青年交流，具有教育价值、文化价值与社会价值协同发展的特征，为新时代研学实践创新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关 键 词】赛事驱动型思辨研学；华语辩论世界杯；思辨教育；研学实践；青年成长【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tudy-tour education, new forms of experiential learning centered on the cultivation of thinking skills have attracted increasing attention. Debate-driven critical thinking study tours take debate competitions as their organizational platform and integrate topic research, competency development, cultural experience, and social practice into a comprehensive educational model. Drawing on more than a decade of practical experience from the Chinese Debate World Cup,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developmental basis,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s of debate-driven critical thinking study tours. It identifies two major models: the participatory model and the observational model. The former emphasizes competency development through direct competition participation, while the latter focuses on cognitive enhancement through observing high-level debate events and relate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The study argues that this innovative model not only promotes critical thinking, public speaking, and civic engagement among young people, but also contributes to cultural communication, urban cultural promotion, and international youth exchange. As such, it demonstrates the integrated educational, cultural, and social value of debate-based study tours and provides a new pathway for the innovation of study-tour educa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era.【Keywords】Debate-Driven Critical Thinking Study Tour; Chinese Debate World Cup; Critical Thinking Education; Study Tour Practice; Youth Development【作者简介】高远，华语辩论世界杯创始人，北京西席文化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北京 100016），研究方向：辩论赛事组织、辩论研学、思辩教育。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论与演讲发展45一、引言近年来，随着教育部持续推动研学实践活动深入开展，研学的组织形态正逐步由以参观体验为主的知识获取模式向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综合实践模式转变。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将思维训练、公共表达与实践教育有效融合，成为研学领域值得关注的新课题。辩论作为兼具知识学习、逻辑训练、团队协作和公共表达功能的综合性教育活动，天然具有较强的研学属性。与传统研学强调“看见什么”不同，辩论研学更加关注“思考什么”“如何判断”以及“怎样表达”，其核心在于通过议题研究与观点交锋促进认知能力提升。创办于 2012 年的华语辩论世界杯，经过十余年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规模较大的华语青年思辨交流平台，赛事目前覆盖 15 个国家和地区、45 个赛区，累计吸引千余所高校和超过 10 万名选手参与，形成了广泛的国际影响力和青年参与基础。早在 2018 年举办的华语辩论世界杯中，便已有来自全球五大洲 8 个国家的 48 支队伍、340 名青年参与赛事交流活动，显示出其较早便具备跨区域、跨文化的交流特征。与一般性辩论赛事不同，华语辩论世界杯在长期实践过程中逐渐突破单纯竞技活动的边界，形成赛事组织、城市体验、文化交流、青年成长相结合的发展路径。一方面，绍兴柯桥中小学组、德阳亚洲青年辩论赛等赛事活动中，参赛学生通过备赛、竞赛、交流和城市参访完成完整的实践学习过程，呈现出以参与为核心的研学特征；另一方面，北京总决赛、世界名校儒学辩论邀请赛等高水平赛事则吸引大量中小学生、青年学子以观摩、培训和夏令营等方式参与其中，通过聆听高水平辩论、接受名师指导和开展文化体验实现思辨能力培养，形成以观摩学习为核心的研学形态。由此可见，在十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华语辩论世界杯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区别于传统文化研学、红色研学和科技研学的新型教育实践模式，其本质是以赛事为组织载体，以思辨能力培养为核心目标，以城市文化空间为实践场域，通过青年群体的深度参与实现知识学习、能力训练和文化传播协同发展的赛事驱动型思辨研学模式。二、赛事驱动型思辨研学的理论内涵与形成基础（一）从知识研学到思辨研学的教育转向研学实践活动自提出以来，其核心目标始终在于突破课堂教学的空间限制，通过真实场景中的观察、体验与实践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发展。早期研学活动更多强调知识补充和文化体验，其组织方式通常围绕博物馆参观、历史遗迹考察、红色教育基地学习以及自然科学观察等内容展开。学生在活动过程中通过观看、聆听和体验获取知识，形成对特定历史文化或科学现象的认知。这种模式在拓宽学生视野、丰富知识结构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从教育效果来看，许多研学活动仍然停留在知识输入阶段，学生更多处于接受者角色，其自主思考、批判分析与观点表达的空间相对有限。随着核心素养教育理念的不断深化，教育界更加关注学生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研学实践也逐渐呈现出由知识获取向能力建构转变的发展趋势。在这一背景下，思辨研学开始成为研学实践发展的新方向。与传统研学重视知识积累不同，思辨研学更加关注学生的问题意识、逻辑思维能力、价值判断能力以及公共表达能力的形成。其核心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论与演讲发展46不在于简单回答“看到了什么”，而在于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如此”“是否合理”“还可以怎样理解”等问题。美国教育学家杜威曾指出，真正的教育应当建立在反思性思维基础之上，知识只有经过主动思考和重新建构，才能转化为个体能力。从这一角度来看，思辨研学实际上是对传统研学模式的重要拓展。它要求学生不仅进入真实世界，更要通过分析、讨论和表达参与真实问题的探究过程。近年来，无论是国际教育领域广泛倡导的批判性思维培养，还是国内基础教育阶段不断强化的核心素养建设，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思辨研学的发展。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辩论活动所具备的议题研究、逻辑分析和观点表达优势，开始与研学实践形成天然契合。（二）辩论赛事的教育属性与研学价值辩论活动本质上是一种高度综合性的学习过程。表面上看，辩论是一种语言表达活动，但其背后包含着资料搜集、信息筛选、逻辑建构、团队合作和临场应变等多个环节。参赛者需要围绕特定议题进行系统研究，在大量资料中寻找有效证据，并通过逻辑推理建立完整论证体系。在比赛过程中，辩手不仅要阐述自身观点，还需要倾听对方论证并及时回应，这种持续的思维互动能够有效促进分析能力与判断能力的发展。从教育学角度来看，辩论活动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学习闭环。议题研究对应知识获取，论证构建对应思维训练，比赛过程对应能力输出，而赛后复盘则对应反思提升。正因如此，辩论长期以来被视为培养批判性思维和公共表达能力的重要途径。如果从研学实践的角度进行观察，辩论赛事同样具备鲜明的研学特征。首先，辩论活动天然具有问题导向特点。所有辩论都围绕具体议题展开，学生需要带着问题进入学习状态，而不是被动接受知识。其次，辩论活动强调真实情境中的学习过程。无论是社会热点议题、科技伦理议题还是文化传承议题，都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再次，辩论活动具有明显的实践属性。学生不仅需要学习知识，更需要通过表达和交锋检验知识掌握情况。最后，辩论赛事通常伴随着团队协作和跨区域交流，这与研学活动倡导的合作学习和社会实践高度一致。因此，当辩论赛事与城市文化空间、教育培训活动和青年交流平台结合之后，其教育功能已经超越单纯竞赛层面，而逐渐演变为一种集学习、实践、体验和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研学活动。这也为赛事驱动型思辨研学模式的形成提供了坚实基础。（三）华语辩论世界杯的长期实践基础赛事驱动型思辨研学并非理论构想，而是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发展模式。作为全球华语辩论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品牌赛事，华语辩论世界杯自 2012 年创办以来，已经形成持续稳定的发展体系。根据 2026 华语辩论世界杯总决赛新闻发布会公布的数据，赛事目前覆盖 15 个国家和地区，设有 45 个赛区，累计吸引千余所高校和超过 10 万名选手参与，成为连接海内外华语青年的重要平台。这种长期持续的赛事运行机制，使华语辩论世界杯不仅具备一般赛事的竞技属性，也逐渐形成教育平台、文化平台和交流平台的复合功能。从最初以高校辩论为核心的赛事活动，到后来不断拓展中小学赛事、国际赛区和文化交流项目，其发展轨迹本身就体现出思辨教育不断向社会实践领域延伸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华语辩论世界杯在十余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多样化实践场景。北京总决赛作为赛事最高层级舞台，聚集全国乃至全球优秀辩手参与交流，形成高水平思辨展示平台；世界名校儒学辩论邀请赛则将传统文化传播与青年思辨训练相结合，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新路径；绍兴柯桥中小学组赛事依托地方文化资源开展研学实践活动，使辩论赛事与城市文旅深度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论与演讲发展47融合；德阳亚洲青年辩论赛和马来西亚赛区则进一步拓展了赛事国际交流功能，推动不同地区青年在思辨交流中增进理解与认同。这些实践共同构成赛事驱动型思辨研学的现实基础。与传统研学活动相比，华语辩论世界杯形成的最大特色在于其具有持续性和成长性。学生并非参加一次活动便结束学习，而是在赛事体系中不断成长，从观摩者逐渐成为参与者，再成长为组织者和传播者。这种跨年度、跨地域、跨年龄层的持续参与机制，使赛事成为长期运行的思辨教育生态系统，也使赛事驱动型思辨研学具备了区别于一般研学活动的独特价值。三、赛事驱动型思辨研学的两种实践模式（一）参与式思辨研学模式在组织培训中引入辩论赛时，参与式思辨研学是华语辩论世界杯体系中最具实践特征的一种研学形态，其核心特点在于学生既是研学活动的参与者，也是赛事活动的主体。与传统研学中学生主要承担观察者和体验者角色不同，参与式思辨研学要求学生直接进入竞赛过程，通过议题研究、资料搜集、观点建构、团队协作和公开表达等环节完成学习任务。从教育学角度来看，这种模式符合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所强调的“在实践中学习”原则。知识不再是由教师单向传授，而是在真实问题情境中由学生主动建构形成。辩论比赛中的每一道辩题实际上都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议题，学生需要围绕问题展开持续研究，并在与他人观点碰撞过程中不断修正和完善自身认知。因此，比赛本身就是学习过程，而非学习之后的展示环节。在华语辩论世界杯长期发展过程中，中小学组赛事以及区域性青年赛事逐渐形成了这种典型模式。例如绍兴柯桥华语辩论世界杯中小学组和德阳亚洲青年辩论赛中小学生组，均将参赛过程与研学活动进行深度融合。学生在赛事期间不仅参与正式比赛，还会走进当地文化场馆、历史街区和特色产业园区开展实践活动，使学习过程突破传统课堂边界，形成议题研究与社会观察相结合的综合性学习体验。从实践运行机制来看，参与式思辨研学往往呈现出“赛事驱动、研学融合、城市赋能”的特点。首先，赛事构成整个活动的组织核心。学生为了完成比赛任务，需要提前数周甚至数月围绕相关议题进行准备，这种长期持续的学习投入远远超过一般研学活动的知识获取深度。其次，研学活动并非独立存在，而是服务于辩题理解和能力提升。例如在涉及文化传承、科技创新、城市发展等议题时，组织者通常会安排相关主题参访活动，使学生能够将书本知识与现实案例结合起来理解。再次，城市空间成为重要的教育资源。绍兴柯桥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纺织产业特色，学生在比赛之余通过实地考察理解传统文化与现代产业之间的关系；德阳作为中国重大装备制造基地，则能够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类辩题提供现实观察场景。城市由此不再只是赛事举办地点，而成为研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种模式，赛事活动实现了从单纯竞技向综合教育平台的转变，学生获得的不仅是辩论技巧的提升，更是观察社会、理解现实和表达观点能力的全面发展。（二）观摩式思辨研学模式在组织培训中开展辩论赛时，如果说参与式思辨研学强调学生直接进入赛事，那么观摩式思辨研学则更加注重通过高水平赛事资源实现思维启发和能力培养。在这一模式中，学生并非赛事主要参赛者，而是以观众、研学成员或夏令营学员身份参与活动。其学习重点不在于即时竞技，而在于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论与演讲发展48通过观摩高水平辩论、接受专业培训以及参与文化交流活动实现思辨能力提升。从教育传播理论来看，榜样示范效应在青年成长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当学生接触到高水平辩手和优秀赛事时，往往能够形成更加明确的发展目标，并通过模仿与学习不断提升自身能力。因此，观摩本身也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式。尤其是在辩论教育领域，高水平比赛所展现出的逻辑结构、论证方法和表达技巧，往往能够为初学者提供直观而有效的学习范例。华语辩论世界杯北京总决赛以及世界名校儒学辩论邀请赛的发展实践，正是这一模式的典型体现。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学生、青年学子和辩论爱好者并非全部作为参赛者出现，而是通过观赛、学习和交流参与其中，在赛事氛围中完成思辨能力培养。与传统观摩活动相比，观摩式思辨研学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并非单纯观看比赛，而是形成完整的学习体系。以北京总决赛为例，高水平赛事通常会配套举办主题讲座、裁判培训、辩论公开课以及青年交流活动。学生不仅能够观看顶尖高校之间的思想交锋，还能够与资深辩手、知名学者和专业教练面对面交流。世界名校儒学辩论邀请赛则进一步将传统文化学习与思辨训练结合起来。当北京大学、复旦大学、马来亚大学等海内外高校围绕儒学经典和当代社会议题展开辩论时，中学生和青年学员能够在观赛过程中理解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路径，同时学习如何运用现代语言阐释经典思想。观摩活动因此成为知识学习与思维训练并行的教育过程。此外，这类赛事往往还会安排城市文化参访活动。例如在北京举办赛事期间，学生能够结合赛事安排参访首都文化地标和高校校园；在儒学辩论赛举办期间，则能够深入了解当地儒学文化资源和传统文化场域。通过赛事观摩、课程学习与文化体验的结合，观摩式思辨研学逐渐形成一种以高水平赛事为核心资源、以思维启发为主要目标的新型研学模式。（三）双模式融合的发展趋势在组织培训中开展辩论赛时，随着华语辩论世界杯不断发展，参与式思辨研学与观摩式思辨研学之间的界限正在逐渐模糊，两种模式开始呈现融合发展的趋势。从最初单纯的赛事活动到如今覆盖赛事、培训、研学和文化交流的综合平台，华语辩论世界杯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思辨教育生态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不同年龄层和不同能力水平的学生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参与方式。中小学阶段学生可以通过区域赛事和青少年赛事进入参与式思辨研学体系，在比赛过程中培养基本能力；当能力进一步提升之后，又能够通过总决赛观摩、名校邀请赛和夏令营活动进入观摩式思辨研学体系，从更高层次理解思辨教育的价值。两种模式由此形成互相衔接、共同发展的结构。从教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双模式融合实际上构建了一条完整的人才培养路径。参与式模式解决的是“如何学”的问题，通过实践训练帮助学生掌握思辨方法和表达技能；观摩式模式解决的是“向谁学”的问题，通过高水平示范帮助学生理解更高层次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标准。当两种模式相结合时，学生既能够在实践中成长，也能够在观摩中提升认知层次。与此同时，赛事举办城市也从这种融合发展中获得新的价值。地方政府、学校和赛事组织机构通过共同打造思辨研学平台，不仅能够促进青少年能力培养，也能够推动城市文化传播和文旅融合发展。近年来，无论是北京总决赛逐渐形成的全国性青年交流平台，还是绍兴柯桥探索的中小学赛事研学模式，以及世界名校儒学辩论邀请赛构建的传统文化传播平台，都体现出这种融合趋势。可以预见，未来赛事驱动型思辨研学的发展方向将不再局限于比赛本身，而是逐渐形成赛事、教育、文化和城市传播协同发展的复合型生态系统，使辩论赛事真正成为连接青年成长、文化传承和社会实践的重要平台。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论与演讲发展49四、参与式思辨研学的组织机制与实践价值（一）赛事参与驱动的能力培养机制参与式思辨研学之所以能够区别于一般研学活动，其核心在于学习过程始终围绕真实赛事任务展开。传统研学活动虽然也强调实践体验，但很多情况下学生更多是观察者和记录者，而在赛事驱动型思辨研学中，学生必须成为问题解决者和观点表达者。每一场辩论比赛背后都对应一个完整的学习周期，从辩题发布开始，参赛学生便进入持续性的学习状态。围绕辩题进行资料搜集、文献阅读、案例整理和逻辑分析，构成学习的第一阶段；团队内部讨论、观点碰撞和论证建构，构成学习的第二阶段；正式比赛中的观点呈现、攻防回应和临场应变，则构成学习成果的集中展示阶段；赛后复盘、评委点评和经验总结又形成新的学习循环。这种学习机制与项目式学习理论高度契合，学生始终围绕一个明确目标开展自主学习，并在不断实践中完成知识内化。华语辩论世界杯中小学组以及亚洲青年辩论赛等赛事活动的长期实践表明，学生在赛事参与过程中获得的不仅是辩论技巧，更包括信息整合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公众表达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同步提升。由于赛事具有明确竞争目标和成果导向，学生往往能够保持较高学习投入度，这种内在驱动力也是一般课堂教学和短期研学活动较难达到的效果。赛事由此成为能力培养的重要驱动器，而比赛本身则成为学生思维成长和能力发展的实践平台。（二）城市场景驱动的研学体验机制参与式思辨研学的重要特点在于其并不局限于比赛场馆内部，而是将举办城市转化为学习空间和教育资源。在传统教育体系中，学习内容往往来自教材和课堂，而赛事驱动型思辨研学则强调从真实社会环境中获取知识与经验。每一个举办城市都拥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产业结构和社会发展特征，这些内容能够为辩题理解提供鲜活案例，也能够帮助学生建立更加具体的社会认知。以绍兴柯桥为例，当地深厚的越文化传统、运河文化资源以及纺织产业优势，为涉及文化传承、产业升级和区域发展等议题提供了丰富素材。学生在比赛之余通过走访历史街区、参观产业园区和体验地方文化活动，能够将辩题中的抽象概念转化为具体认知。德阳亚洲青年辩论赛则依托当地重大装备制造产业基础，使学生能够近距离接触科技创新和工业发展成果，从而对相关议题形成更加深入理解。这种学习方式体现了体验教育理论所强调的“情境学习”特征，即知识并非脱离现实存在，而是在具体社会环境中获得意义。赛事举办城市因此不再只是活动背景，而成为研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通过观察城市、理解城市和体验城市，不断拓展自身认知边界，最终实现从书本知识向社会理解的转化。（三）青年交流驱动的共同体构建机制从教育社会学视角来看，学习不仅是知识获取过程，也是社会关系建构过程。参与式思辨研学的重要价值之一，在于其能够突破学校和地域限制，构建跨区域、跨文化的青年交流网络。华语辩论世界杯经过十余年发展，逐渐形成覆盖海内外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赛事体系，不同背景的青年因共同参与赛事活动而建立联系。在比赛过程中，学生不仅与队友合作，也需要与来自不同学校、不同城市乃至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青年进行交流。这种交流超越单纯竞技关系，逐渐形成围绕思辨、学习和成长展开的共同体结构。共同体理论认为，个体能力的发展往往离不开群体环境支持。当青年群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论与演讲发展50体围绕共同目标开展持续互动时，知识和经验能够在群体内部不断流动，从而促进整体成长。华语辩论世界杯所形成的青年交流平台正体现了这一特点。许多学生在赛事期间建立联系，并在后续学习和成长过程中保持互动。这种跨区域交流不仅拓展了学生的人际网络，也帮助其形成更加开放和多元的认知视角。特别是在马来西亚赛区以及其他海外赛区参与过程中，不同文化背景青年围绕同一议题展开讨论，使华语思辨教育超越地域边界，逐渐形成具有国际视野的青年共同体。对于参与者而言，赛事所带来的收获已经不仅是比赛成绩，而是更广泛的认知拓展和社会连接。（四）赛事活动与地方文旅融合机制近年来，文旅融合已经成为地方发展和城市传播的重要方向。传统文旅活动更多依赖自然景观和历史资源吸引游客，而赛事驱动型思辨研学则为文旅融合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从文化产业角度来看，青年赛事本身具有较强的人流聚集效应和传播效应。当赛事在城市落地举办时，参赛选手、指导教师、家长群体以及观摩学生会形成规模可观的流动人口，并在赛事期间参与城市消费和文化体验活动。与此同时，赛事活动通过媒体报道、网络传播和社交平台分享不断扩大影响范围，使举办城市获得持续曝光机会。华语辩论世界杯近年来在多个城市举办赛事实践表明，赛事活动与城市文化资源结合后，能够形成教育价值与文旅价值相互促进的发展模式。绍兴柯桥探索中小学赛事与地方文化体验结合，让学生在参赛过程中走进古镇、博物馆和文化遗址，实现赛事活动与文化旅游协同发展。世界名校儒学辩论邀请赛则依托儒学文化资源，将传统文化传播、青年交流和城市推广有机结合。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赛事活动不仅能够吸引青年群体进入城市，更能够通过青年视角形成新的城市传播内容。对于参赛学生而言，城市文化体验则丰富了赛事学习内容，使研学活动具备更加鲜明的实践特征。从长期发展来看，赛事驱动型思辨研学正在形成一种教育、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新模式，使青年赛事从单一竞技活动逐步成长为城市文化传播和区域品牌建设的重要载体。五、观摩式思辨研学的组织机制与实践价值（一）高水平赛事观摩的认知提升机制如果说参与式思辨研学强调在实践中学习，那么观摩式思辨研学则更加突出通过高水平示范实现认知升级。在教育学研究中，认知能力的发展并不完全依赖亲身实践，高水平样本的持续输入同样能够对学习者产生深刻影响。特别是在思辨教育领域，逻辑推演、价值判断和公共表达等能力往往具有较强的隐性特征，仅通过教材阅读难以全面掌握，而通过观摩优秀辩手的现场表现，则能够更加直观地理解高水平思维活动的运行机制。华语辩论世界杯北京总决赛以及世界名校儒学辩论邀请赛等赛事的价值，恰恰体现在其为青年学生提供了接触高水平思辨实践的机会。当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马来亚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知名高校的辩手围绕复杂社会议题展开讨论时，观众所接触到的不仅是比赛结果，更是一整套思维方式和分析框架。优秀辩手在比赛中展现出的证据运用能力、逻辑组织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以及价值整合能力，能够为学习者建立具体而清晰的认知参照。与传统课堂教学相比，这种观摩学习具有更强的情境性和感染力。学生能够真实感受到高水平思辨活动的节奏与深度，从而对自身能力发展形成新的认识。在这一过程中，赛事实际上承担了开放课堂的功能，使高等教育阶段积累的思辨成果向更广泛青年群体传播。观摩因此不再是一种被动观看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论与演讲发展51行为，而成为认知结构重构和学习目标重塑的重要过程。（二）名师课堂与思辨训练机制观摩式思辨研学之所以能够形成持续影响，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并非单纯依赖赛事本身，而是逐渐构建起赛事、培训与成长相结合的教育体系。近年来，围绕华语辩论世界杯总决赛和相关高水平赛事开展的辩论夏令营、思辨训练营和专题讲座活动不断增加，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学习支持系统。从教育组织形式来看，这种模式实际上突破了传统研学活动中“参观即结束”的运行逻辑，而是将赛事资源进一步转化为课程资源和教育资源。高水平辩手、资深裁判、大学教师以及专业教练共同参与培训体系建设，使赛事期间形成密集而系统的思辨训练场景。对于许多中学生而言，他们首次接触系统性的逻辑训练、论证训练和公共表达训练，往往正是在这样的活动之中完成。更为重要的是，名师课堂所传授的内容并不仅仅是辩论技巧，而是关于问题分析、知识整合和社会观察的方法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辩论并非简单的语言对抗，而是一种认知世界和理解社会的工具。由此，赛事活动开始从能力训练层面向思维教育层面延伸。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时代信息获取门槛不断降低，知识本身的重要性正在下降，而对信息进行筛选、判断和整合的能力则愈发重要。观摩式思辨研学所形成的训练体系，实际上回应了新时代人才培养对于高阶思维能力的现实需求。通过赛事资源与教育资源的深度整合，华语辩论世界杯已经逐渐形成区别于传统研学活动的新型教育供给模式。（三）传统文化与思辨教育融合机制当前研学实践活动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是如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青年化表达和现代化传播。长期以来，传统文化教育往往以知识传授和文化体验为主，学生能够了解历史背景和文化典故，却未必能够真正形成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在于，传统文化教育缺乏足够的互动机制和思辨机制。文化只有进入当代青年关心的问题领域，才能真正获得新的生命力。世界名校儒学辩论邀请赛的发展实践，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与传统文化讲座和文化参观不同，儒学辩论邀请赛并不满足于介绍经典，而是将经典置于当代社会语境之中进行重新讨论。无论是关于礼治精神、社会责任还是个人修养的议题，都需要参赛者和观摩者在现代社会背景下重新理解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文化不再是静态知识，而成为能够参与现实讨论的思想资源。对于观摩学生而言，这种学习方式具有极强的启发性。他们看到的不仅是经典文本本身，更是经典与现实之间的互动关系。传统文化由此完成从历史遗产向现实资源的转化。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这种模式实际上构建了一种新的文化传播机制。过去传统文化传播强调“讲给青年听”，而思辨研学则强调“让青年自己说”。当青年能够主动运用传统文化资源分析现实问题时，文化认同便不再停留于知识层面，而逐渐内化为价值选择和行为自觉。对于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而言，这种以思辨教育推动文化认同建构的发展路径具有重要创新意义。（四）高端赛事平台的示范辐射效应从教育生态建设角度观察，高端赛事平台最大的价值并不在于培养少数优秀辩手，而在于形成广泛而持续的示范辐射效应。许多教育项目往往局限于活动本身，活动结束后影响力迅速减弱。而华语辩论世界杯经过十余年发展形成的赛事体系，则逐渐呈现出平台化特征。北京总决赛、世界名校儒学辩论邀请赛以及海外赛区赛事共同构成了多层次发展结构。高水平赛事通过媒体传播、网络直播和社会关注不断扩大影响范围，使更多青年学生接触并了解思辨教育。对于尚未参与赛事的学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论与演讲发展52生而言，观摩高水平比赛可能成为他们进入辩论领域的起点；对于已经具备一定基础的学生而言，高水平赛事则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对于学校和教育机构而言，这些赛事又成为推动校园思辨教育发展的重要动力。从系统论视角来看，一个成熟的教育生态应当同时包含示范层、参与层和普及层，而华语辩论世界杯经过长期积累正在形成这样的结构。更值得关注的是，高端赛事平台的影响已经超越辩论领域本身。越来越多学校开始将批判性思维训练、公共表达训练和议题研究训练纳入人才培养体系，许多地方教育部门也开始关注思辨教育对于学生综合素养发展的积极作用。赛事因此不仅是教育活动，更成为教育理念传播的重要媒介。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观摩式思辨研学的意义不仅在于培养观众，更在于通过高端平台形成持续扩散的教育影响力。当越来越多青年通过赛事接触思辨教育、理解思辨价值并参与思辨实践时，一个以理性讨论、公共表达和社会参与为特征的新型青年成长生态也将逐渐形成。这种生态建设的意义已经超越赛事本身，而成为新时代青年教育创新的重要探索方向。六、结语随着研学实践教育不断向纵深发展，单纯依赖参观体验和知识输入的传统模式已经难以满足新时代人才培养需求。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信息获取成本持续下降以及社会对创新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要求不断提高，使教育目标逐渐从知识掌握转向能力建构，从结果导向转向过程导向，从内容学习转向思维训练。在这一背景下，思辨研学作为研学实践发展的新形态开始受到关注。与传统研学侧重文化认知和社会体验不同，思辨研学更加关注青年个体的问题意识、逻辑能力、价值判断能力以及公共表达能力的发展，其本质是在真实社会情境中培养青年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这一意义上说，思辨研学并不是传统研学的简单补充，而是研学实践从知识教育向能力教育转型的重要体现。华语辩论世界杯十余年的发展实践，为赛事驱动型思辨研学提供了较为完整的现实样本。这种长期持续的发展历程表明，辩论赛事不仅能够承担竞技功能，更能够成为连接教育、文化、传播和社会实践的重要载体。在长期运行过程中，华语辩论世界杯逐步突破传统赛事边界，形成以赛事组织为基础、以思辨教育为核心、以文化交流为纽带、以城市空间为场域的发展模式，并由此孕育出赛事驱动型思辨研学这一具有鲜明特色的新型教育实践形态。研究发现，赛事驱动型思辨研学并非单一模式，而是逐渐形成参与式思辨研学与观摩式思辨研学两种相互补充的发展路径。参与式思辨研学强调学生作为赛事主体直接进入学习过程，通过备赛、竞赛、交流和城市体验实现知识建构与能力提升；观摩式思辨研学则依托高水平赛事资源，通过赛事观摩、名师课堂、文化体验和成长指导等方式完成认知拓展和能力启蒙。前者突出实践训练，后者强调示范引领，两者共同构成完整的人才培养链条。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两种模式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在实际运行中呈现出明显的融合趋势。越来越多赛事活动开始同时兼具竞赛、培训、研学和文化交流功能，逐渐形成覆盖不同年龄阶段和不同成长需求的思辨教育生态体系。从教育创新角度来看，赛事驱动型思辨研学的重要价值在于重新构建了学习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传统教育活动往往将知识学习与现实应用相互分离，而赛事驱动型思辨研学则通过真实议题将二者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论与演讲发展53重新连接起来。青年学生不再只是知识接受者，而成为议题研究者、观点建构者和公共表达者。每一次辩题准备、每一场赛事参与、每一次文化交流，实际上都是认知能力发展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这种学习活动具有持续性和开放性特点。学生不仅能够在赛事期间获得成长，还能够通过赛事平台持续参与更加广泛的青年交流和社会实践活动，从而形成长期发展的学习共同体。这种教育模式与当前国际教育领域强调的项目式学习、体验式学习和跨学科学习理念具有高度一致性，也为我国思维教育和实践教育创新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从文化传播角度来看，赛事驱动型思辨研学也展现出独特优势。过去许多文化传播活动往往以知识讲授和文化展示为主要方式，而思辨研学则通过议题讨论和价值辨析激发青年主动参与文化传播过程。无论是世界名校儒学辩论邀请赛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还是海外赛区对于华语文化共同体的构建，都表明思辨活动能够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当青年以讨论者而非接受者身份进入文化传播过程时，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往往能够获得更深层次的发展。因此，赛事驱动型思辨研学不仅是一种教育创新模式，也是一种文化传播创新模式，其对于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和增强青年文化自信具有积极意义。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赛事驱动型思辨研学仍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首先，可以进一步推动赛事体系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以及社会教育之间的深度衔接，构建覆盖不同年龄阶段的思辨教育成长路径。其次，可以探索赛事活动与城市文化资源、科技资源和产业资源的深度融合，使思辨研学成为地方文化传播和城市品牌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次，可以借助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新型思辨研学平台，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范围。最后，可以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与跨文化交流，推动华语思辨教育从区域性实践走向更加广阔的国际舞台。总体而言，赛事驱动型思辨研学的出现，体现了研学实践从知识体验向思维培养转变的发展趋势，也体现了青年教育从单向输入向主动建构转变的时代要求。华语辩论世界杯十余年的探索证明，辩论赛事不仅能够培养优秀辩手，更能够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公共表达能力和社会参与意识的新时代青年。随着教育改革不断深化和社会对高素质创新人才需求不断增长，赛事驱动型思辨研学有望成为未来研学实践领域的重要发展方向，并在青年成长、文化传播、城市发展和国际交流等多个领域释放更加深远的价值。参考文献[1] 户国栋,姚瑀桐,闫雨欣.从“研学游”到“大思政课”：北京大学校园文化研学导览的实践探索[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6(10):78-81.[2] 方平鸽.高校研学旅行与创新创业教育的融合路径探析——评《研学旅行创新创业教育理论与实践》[J].中国教育学刊,2026(05):117.[3] 何银春,窦文博,王金伟,等.追光之旅：中小学生红色研学的仪式过程与意义书写[J].人文地理,2026,41(01):159-169+180.[4] 王晶莹,夏方山,李尹琳,等.基于CiteSpace的草业科学专业教学改革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可视化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2026,54(02):225-231.[5] 杜剑荣.新课标背景下中学信息科技情境化教学探索[J].中学课程辅导,2026(01):96-98.[6] 梁超.人工智能背景下AIGC促进中学信息科技课堂学生参与度的实践研究[J].信息与电脑,2025,37(21):212214.[7] 孟亚玲,陈婕.数字化环境下国家安全教育融入中学信息科技课程教学路径研究[N].河北经济日报,2025-0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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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论与演讲赋能55公诉人辩论赛的辩论思路与破题方法韩笑天 刘静怡 夏潇航【内容提要】公诉人辩论赛是检察系统岗位练兵和业务竞赛的核心形式，其独特的“庭审模拟”属性要求构建一套区别于普通辩论赛的辩论思路与破题方法。本文在分析公诉人辩论赛特殊性与命题类型的基础上，提出可行的辩论思路。在破题方法上，主张在“此罪与彼罪”的较量中，应牢牢锚定构成要件，在“罪与非罪”的争议中精确划定行为界限。通过理论与案例的结合分析，本文旨在为公诉人辩论赛提供一套体系化、可操作的方法论指引。【关 键 词】公诉人辩论赛；辩论思路；破题方法；犯罪构成；举证责任【 Abstract 】The prosecution debate competitions are standing as a central component of professional training and business contests within the pro-curatorial system these days. Its distinctive “courtroom simulation” nature necessitates a unique approach to argumentation and problem-solving, differing from conventional debate format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and types of topics in prosecution debates, and proposes practical argumentative strategies. In terms of problem-solving methods, it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anchoring arguments on the elements of criminal offenses when distinguishing between “this crime and that crime”, and of precisely delineating the boundaries of conduct when addressing issues of “guilt versus innocence”. By integrating theoretical analysis with case studies,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a systematic and operational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to support participants in prosecution debate competitions.【Keywords】Prosecution Debate Competitions; Debate Strategy; Question Breaking; Criminal Elements; Burden of Proof【作者简介】韩笑天，湖南大学讲师（湖南 长沙 410082），研究方向：辩论表达、思政教育；刘静怡，湖南大学硕士研究生（湖南 长沙 410082），研究方向：辩论表达、刑法研究；夏潇航，湖南大学在读本科生（湖南 长沙 410082）。一、引言公诉人辩论赛是指以刑事案件案例为辩题，由检察官担任公诉人角色，以刑事辩论为形式的岗位练兵和业务竞赛活动。自 1997 年刑法修订以来，公诉人辩论赛已成为全国检察机关提升公诉队伍专业素养的重要途径，从地方检察机关的岗位练兵到全国优秀公诉人电视辩论大赛，辩论赛在检察系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赛事体系。正如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办的全国十佳公诉人业务竞赛所揭示，此类竞赛试题改编自真实案例，紧扣实务，每场参赛者围绕一起案例进行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辨析。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论与演讲赋能56题目紧扣办案实践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着重考验选手的证据运用、法律适用、控辩技巧、临场应变及语言表达等能力。相比普通的辩论赛，公诉业务辩论赛更是对公诉人业务素养和辩论功底的双重测评。因此，公诉人辩论赛被誉为“辩论赛中的明珠”。然而，在公诉人辩论赛的实践中，选手普遍面临三个层面的难题。其一，破题方法不明确。拿到辩题后不知从何处切入，对辩题中蕴含的关键信息和争议焦点把握不准。作为一场公诉业务辩论赛，辩题的定性或是否构成犯罪必定具有争议性、可辩性，于是打好基本功，精准辨析此罪与彼罪的实质异同，准确把握构罪与否的关键区别，就显得尤为重要。其二，辩论思路不清晰。尤其在立论环节，不少选手习惯于“围绕犯罪构成四个要件逐一展开陈述”，看似全面却未能抓住辩论的核心，反而将辩论引入偏离焦点的误区。辩论应坚持先立后破、以事实为基、以法律为准，坚守评委和听众中心主义，切实克服固守准备、自我缺位、说服对方等思想误区。其三，自由辩论失序。缺乏系统的攻防策略，容易陷入细节纠缠或被辩方牵着走。个别选手在辩论环节显得咄咄逼人，给人一种“吵架”的观感，偏离了法律辩论应有的理性辩论风格。因此，构建一套系统化的公诉人辩论赛辩论思路与破题方法，无论对于选手备赛参赛，还是对于司法系统人才培养的理论研究，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实践价值。二、公诉人辩论赛的特殊性公诉人辩论赛与一般性辩论在语言表达的艺术性、辩论的技巧性、逻辑思维的严密性、知识面的开阔性等方面具有共同之处。但公诉人辩论赛是辩论赛中极为特殊的一种，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要求，除了保留传统辩论赛的内容外，还有三个核心不同。把握公诉人辩论与一般性辩论的不同，有助于公诉人准确定位、主动掌握法庭辩论的技巧，实现法庭辩论的最佳效果。第一，责任不同。传统辩论赛的正方与反方义务对等，双方共同承担“说服中立方”的责任。然而在公诉人辩论赛中，控方与辩方一字之差，责任完全不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这确立了控方的“本证”责任，即控方必须对犯罪事实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且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在公诉人辩论中，辩方主要承担拆解责任，破坏控方的证据链即可。甚至提出合理怀疑，让控方无法排除也可获得胜利。因此，责任分配是公诉人辩论赛区别于普通辩论赛的首要特征。正如学者所言，我国刑事诉讼构造正从“印证”向“论证”模式发展，控方的论证必须是闭环且自洽的。而辩方则可以采用“以点破面”的策略，只需在控方证据链或逻辑链条中找到一个关键破绽，对控方逻辑链或证据链提出足以动摇其根基的合理怀疑，即可动摇整个指控根基，实现辩护目的。第二，基础不同。普通辩论赛多建立在社会常识和逻辑推导之上，只需自圆其说；而公诉人辩论赛则植根于严密的刑法逻辑与法律条文之上。辩手不能仅凭朴素正义感立论，必须精准解释何为“法律意义上的危害行为”、何为“主观故意”，以严谨的法律构成要件作为逻辑基石，这无疑对选手的法学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公诉人出席法庭，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法庭辩论是一种职务行为，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履行法律赋予的权力和职责，这意味着辩手在备赛时不能仅依赖辩论技巧，而必须回归刑法教科书、司法解释和权威判例，确保每一个论点都有法条或法理支撑。双方的所有论证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论与演讲赋能57都必须有明确的刑法依据，要做到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以证据为支撑，任何脱离构成要件的“情感渲染”或“道德谴责”在评委眼中都是无效论证，甚至可能因偏离法律框架而被扣分。第三，标准不同。普通辩论赛的胜负评定较为灵活，允许一定程度的价值渲染。但公诉人辩论赛的标准极为清晰，一切必须围绕法律展开。控辩双方需在犯罪的构成要件、是否具有违法阻却事由等法定框架内交锋。评委通常围绕“诉讼主张的论证是否有力，论据的专业性、逻辑性、针对性及语言表达能力”等进行综合评分。辩手必须时刻警惕自己是否偏离了法律争议的核心，凡是不能回归到“是否符合某罪构成要件”这一问题的发言，都是对比赛时间的浪费。一名优秀的公诉人在辩论中要有重点、有分析、有总结，做到层次分明，逻辑清晰。正是因为这些特性，公诉人辩论赛虽然要求最高、难度最大，但也最能彰显法律人的专业功底。三、公诉人辩论赛命题的特点公诉人辩论赛的辩题来源于司法实践中的真实疑难案件。从命题特点来看，此类赛事主要围绕“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以及“是否构成具体罪名”三个方向展开：第一，罪与非罪的关系。此类辩题关注行为是否达到了刑法追责的阈值。例如某市检察院的案例辩论赛题目，赵冬（15 周岁）醉酒后驾驶汽车载乘刘刚（19 周岁）行至某乡级公路，当时天下雨，天色已黑，事发路段也无路灯。因赵冬观察不够、处置不当，撞到前方同向行驶的张山的电动三轮车尾部，致张山摔出七八米远，倒在公路中间。此时，张山并未死亡，但已重伤昏迷。赵冬要过去看看张山情况，但刘刚发现远处隐约有人围了过来，便说：“撞这么狠，肯定没救了。一会儿当地人来了，能打死你，快走吧。”于是赵冬与刘刚驾车逃离现场。二人离开不到一分钟，孙强开车行驶至该路段，因观察不够，碾压到路面上的张山，并致其死亡。控方：刘刚构成交通肇事罪；辩方：刘刚不构成犯罪。在本题当中，就是讨论刘刚是不是构成交通肇事罪。第二，此罪与彼罪的关系。此类辩题旨在考察对不同罪名构成要件的精准辨析与区分。例如某省检察院的案例辩论赛题目，2015 年为落实海河省“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该省下辖红海县红河镇文化广播站将该镇符合受益条件的农户均上报申请安装直播卫星接收设备，上报户数为 6300 户。卫星接收设备价值 341 元每户，按相关政策每户群众只需缴纳 100 元即可安装，其余费用由政府承担。由于实际申请安装的农户少于文化广播站上报数量，每批配发的装备均有剩余，不法商贩温宏找到广播站站长何庆和该站职工丁三商议，按每套 100 元的价格收购该站剩余设备，并承诺给二人每套20 元的“好处费”。何、丁二人见既可完成工作任务，又得“好处费”，便同意了。2016 年 5—6 月间，何、丁二人先后将发放剩余的 2300 套设备以每套 100 元卖给温宏，共收取好处费 46000 元，何庆分得 30000 元，丁三分得 16000 元。事后，何、丁二人借工作之名到该镇派出所获取未申请安装受益户的户籍资料，伪造了 2300 户受益户申报、安装、验收的表格、单据等资料，并上报上级部门核销了其所非法出售的设备。温宏将所购的设备高价销售给周边非受益户，获利 50000 余元。控方：何庆、丁三的行为构成贪污罪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论与演讲赋能58辩方：何庆、丁三的行为构成受贿罪本题当中讨论的就是何庆、丁三是构成贪污罪还是构成受贿罪。第三，构不构成某项具体的罪。此类辩题在逻辑上介于两者之间。辩方有两个选择：一是彻底否定犯罪的成立，本质上就是形成“罪与非罪”的讨论，二是主张构成一个更轻的罪名，本质上是形成“此罪与彼罪”的讨论。例如某市检察院的案例辩论赛题目，长沙男子徐明、陈勇通过网络与杭州“夏先生”联系，双方初步达成徐明、陈勇以人民币 5 万元从“夏先生”处购买 1 万个 U 币的意向，并约定由“夏先生”派员工至长沙进行交易。于是，“夏先生”通过网络临时聘请刘娟（女）到长沙进行交易，许诺事成之后支付 2000 元报酬给刘娟。刘娟到达长沙后与徐、陈在某茶馆内会面，“夏先生”将 1 万个 U币转至刘娟手机账户，徐明、陈勇在刘娟手机上查验 U 币后，按“夏先生”要求转款 5 万元至指定银行账户，后“夏先生”要求其再转 2 万元，徐明、陈勇拒绝，双方就购买 U 币的数量和价格问题未谈拢，徐明、陈勇要求“夏先生”将 5 万元退还，“夏先生”便将刘娟账户上的 U 币收回并将刘娟微信拉黑，徐明、陈勇亦无法与“夏先生”联系上。徐明、陈勇认为刘娟伙同“夏先生”骗钱，遂强行夺走刘娟手机并打了刘娟一个耳光，将刘娟带离茶馆至浏阳河一无人河堤处，对刘娟进行言语威胁，要其赔偿损失，在逼刘娟说出手机支付密码后，陈勇使用刘娟的手机采取网络贷款、逼刘娟向朋友借钱的方式筹到 6.8 万元，再使用刘娟手机用该款从他人处购买 1 万个 U 币，在将该 1 万个 U 币转到徐明账户后才将刘娟手机退回并让刘娟离开。控方：徐明、陈勇的行为构成抢劫罪辩方：徐明、陈勇的行为不构成抢劫罪本题当中，讨论的就是徐明、陈勇是不是构成抢劫罪。此时辩方既可以选择辩护徐明、陈勇两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也可以选择两人的行为构成强迫交易罪。可见命题虽有三个方向，但是仅有两个选择。四、公诉人辩论赛的破题思路破题很大程度上影响辩论赛的成败，解题彻底就可“攻击如猛虎，防守如泰山”。破题的根本思路在于构建多维度的辩论视角，抓住双方争辩罪名的差异之处展开立论。全国十佳公诉人业务竞赛的参赛经验表明，公诉人应当树立精准指控理念，以控辩双向思维而非单一指控思维切入，准确辨析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重罪与轻罪的界限，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更高期待。（一）此罪与彼罪：构成要件在刑法中，每个罪名都有其独特的组成要件。在此罪与彼罪的较量中，双方的核心任务就是牢牢抓住各自优势罪名的构成要件，构建辩论框架。例如某市检察院的案例辩论赛题目，2022 年 4 月 6 日，小明与小红各出资一半共 9 万元购买了一块和田玉准备倒卖。后小明想独吞该玉，于是找到李四，两人商议找一人一同假装抢劫，因和田玉贵重，小明让李四对第三人保密。李四找到表弟张三，二人共谋抢劫和田玉出售，且未告知张三假装抢劫的实情。4 月 8 日，小明在小红外出之际，在玉石留于其与小红共同暂住的房间内时，通知李四实施计划。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论与演讲赋能59李四接到小明电话通知后，指使张三入室，并要张三下手不要太重。张三进入小明住处，打了小明几拳造成小明嘴角出血，并拿走桌子上的和田玉。后小明告知回来的小红和田玉被抢，二人报警。经鉴定，涉案玉石市场价值人民币 9 万元左右，小明的伤情构成轻微伤。控方：张三的行为构成抢劫罪（未遂）辩方：张三的行为构成盗窃罪在本题中，控辩双方围绕两个罪名进行讨论。在刑法中，虽然抢劫罪与盗窃罪都属于侵犯财产类犯罪，但是两者的构成要件是不同的。抢劫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足以压制被害人反抗的方法，强行劫取他人财物。构成要件为三个要素：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暴力或足以压制反抗和取得财物。盗窃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自认为不被财物占有人发觉的方式，秘密窃取他人占有的财物。构成要件也为三个要素：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不被他人察觉和取得财物。可见，在构成要件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和取得财物双方并没有分歧，重点分歧在于行为人的行为是足以压制反抗还是秘密窃取。因此在本题中，控方要证明：张三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客观上当场对小明实施了足以压制反抗的暴力行为，并在此暴力压制下当场取走了玉石，完全符合抢劫罪“暴力取财”的构成要件；即便小明存在配合意图，张三对此不知情，其行为从客观上看仍然是暴力劫取。辩方要证明：张三虽然实施了暴力，但该暴力并非为压制反抗而劫取财物所必需——事实上小明系知情配合，暴力仅是为了使“假抢劫”更逼真，真正的取财方式是趁小红不在、小明不抗拒的情况下将玉石拿走；从客观效果看，玉石脱离占有并未违反占有人小明的意志，而小红作为共有人虽不知情，但整体行为更符合盗窃罪中“秘密窃取”的特征。因此双方讨论的重点就是张三所实施的暴力行为是否属于抢劫罪所要求的“为劫取财物而当场压制被害人反抗”的暴力，以及在小明“内应”且张三不知内情的情况下，取财行为的本质究竟应评价为暴力劫取还是秘密窃取。因此，判断此罪与彼罪的关键，就在于紧紧围绕各自罪名的核心构成要件展开比较与论证。唯有牢牢锚定构成要件的差异之处，辩论才能重点突出、逻辑清晰，也才能在纷繁复杂的案情中厘清此罪与彼罪的本质界限。（二）罪与非罪：行为界限在罪与非罪的话题中，往往控方非常接近犯罪的构成要件，那么辩论的辩点就在于其他的一些行为是否干扰了罪的认定。张明楷教授指出，违法与责任是犯罪的两大支柱，认定犯罪应当从违法到责任；是否存在违法阻却事由，属于是否具有违法性的判断。此类问题往往伴随着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或者讨论其行为能否评价为刑法意义上的犯罪行为。那么关于这样的问题就需要行为界限。例如某省检察院的案例辩论赛题目，郑平不满 16 岁，认识了毒老大，介绍他运输毒品到广州。郑平得知表哥赵强要去广州打工，表示想和赵强坐一趟车。赵强爽快答应。在答应后，郑平告诉赵强自己是去运输毒品。到了约定日子，两人一起通过高铁站安检。高铁从云南昆明出发后，几十分钟后抵达曲靖。赵强在曲靖下车抽烟，错过火车。郑平一人坐高铁到了广州被抓。经查，郑平运的是明矾。控：赵强构成犯罪辩：赵强不构成犯罪。赵强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确实为郑平提供了帮助。但是普通的生活帮助行为不一定都是刑法意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论与演讲赋能60义上的帮助行为。因此本题当中，就是讨论行为的边界。控方可能会主张赵强明知郑平运输毒品仍然陪同，从主观上具有帮助故意，客观上实施了陪同过安检、同行等行为，对郑平的犯罪起到了心理或物理上的支持，应当成立共犯。然而，辩方需要回应的核心问题是：一个日常、合法的陪同行为，是否仅因介入了他人声称的犯罪意图就当然升格为刑法上的帮助行为？行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因此在实际比赛中，某市检察院队伍如此表达：单纯陪同乘车不是运输毒品的实行行为，本案不是单独犯罪。而共同犯罪，是指两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一个合法正当的日常行为，介入了看似与犯罪相关的因素，行为人是否成立共犯呢？我方认为，应当从三个维度判断：第一，是否有确定的认知并积极追求；第二，是否有实质帮助作用；第三，是否有社会危害性。本案中，第一赵强在主观无共同故意。日常行为，要让正犯产生或强化犯意，才有可罚性，即主观上应当有确定的认知并积极追求。二是赵强客观无共同行为。日常行为只有对正犯行为在物理上或心理上有实质性的帮助，才有可罚性。第三，赵强无社会危害。明矾不是毒品，不管是国家毒品管控秩序还是社会公众健康安全，均未受到侵害。该检察院队伍通过抽丝剥茧的分析，从主观认知、客观帮助、法益侵害三个维度层层推进，清晰划定了刑法意义上的帮助行为与日常生活中的帮助行为的边界。其推导过程严谨周密，结论既符合法理又契合情理，最终也在比赛中取得了胜利。这一案例充分说明，面对“罪与非罪”的辩题，我们不能单纯罗列犯罪构成要件完成论述。真正的争议焦点在于行为是否突破了刑法可评价的边界。唯有准确把握行为界定的标准，从实质判断出发厘清刑法介入的限度，才能在“罪与非罪”的较量中真正把握住辩论的关键命脉。五、结语公诉人辩论赛虽被誉为辩论赛中的“明珠”，难度与要求远高于普通辩论，但其辩论思路并非无章可循。本文研究表明，公诉人辩论赛的辩论思路可以归纳为一个以“特殊性认知”为前提、以“命题类型识别”为基础、以“破题方法选择”为核心的递进式框架。可见，一场高水平的公诉人辩论，既需要深厚的法学功底，也需要清晰的破题方法与精准的表达艺术。唯有将“立”的严谨与“辩”的灵动融会贯通，将刑法的教义学精神与辩论的实战技巧有机结合，方能在公诉人辩论赛这一“明珠”之赛中脱颖而出，真正实现“以赛促练、以辩促能”。参考文献[1] 蔡雪岩.公诉人法庭辩论策略和技巧之我见[J].犯罪研究,2002(06):78-79. [2] 封利强.我国刑事证据推理模式的转型:从日常思维到精密论证[J].中国法学,2016(06):153-176。[3] 陈光中.刑事诉讼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4] 张伟军.公诉人法庭辩论实务与技巧[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5] 董景阳,姚彩蔚.公诉人法庭辩论的技巧[J].中国检察官,2017(11):2.[6] 熊红文.公诉论辩：实战中增进技能[N].检察日报,2011-08-09(003).[7]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七届全国十佳公诉人暨全国优秀公诉人业务竞赛模拟法庭论辩[EB/OL].[8] 张明楷.违法阻却事由与犯罪构成体系[J].法学家,2010(01):31-39.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论与演讲赋能61思辨教育与青少年国际视野培育研究张沛喆【内容提要】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背景下，国际视野已成为新时代青少年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视野不仅体现为国际知识积累，更表现为国际认知能力、跨文化理解能力、公共参与能力和世界公民意识的综合发展。思辨教育作为以问题意识培养、批判性思维发展和公共表达训练为核心的教育形态，与国际视野培育具有天然契合性。从教育学与国际关系学双重视角出发，对思辨教育促进青少年国际视野形成的理论逻辑、作用机制与实践路径进行探讨。研究认为，思辨教育能够通过全球议题讨论推动国际认知拓展，通过观点交锋促进多元文化理解，通过公共表达推动世界公民意识生成，从而实现国际知识向国际理解、国际认知向国际参与的转化。基于此，提出构建国际议题导向课程体系、打造跨文化交流实践平台以及完善全球胜任力导向人才培养机制等实践路径。思辨教育不仅是培养青年理性思维能力的重要手段，也是提升青少年国际视野和全球胜任力的重要途径，对于培养具有国际传播能力、跨文化沟通能力和全球治理意识的新时代青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关 键 词】思辨教育；国际视野；全球胜任力；跨文化理解；青年发展【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deepening globalization and increasingly frequent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international vision has become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contemporary youth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vision is not merely the accumulation of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but a comprehensive capacity encompassing global cognition, 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global citizenship awareness. As an educational approach centered on problem awareness, critical thinking, and public expression, critical thinking education demonstrates a strong affinity with the cultivation of international vision. Drawing upon perspectives from both education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perational mechanism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through which critical thinking education contribut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vision among young people. The study argues that critical thinking education expands international cognition through discussions of global issues, enhances 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 through the exchange of diverse viewpoints, and fosters global citizenship awareness through public expression and civic engagement.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proposes several practical approaches, inclu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globally oriented issue-based curricula,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platform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alent cultivation mechanisms guided by global competence. Critical thinking education is not only an effective means of fostering rational thinking but also an important pathway for enhancing international vision and global competence among youth, thereby contributing to the cultivation of a new generation equipped with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kills,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and global governance awareness.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论与演讲赋能62【Keywords】Critical Thinking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Vision; Global Competence; 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 Youth Development【作者简介】张沛喆，北京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研究方向：国际关系理论与全球治理、思辨教育、国际传播与青年公共外交。一、引言21 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和社会流动国际化不断加速，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国际事务对个体发展的影响也愈发深刻。对于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而言，其所面对的世界已经不再是以单一国家和单一文化为边界的封闭空间，而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全球体系。无论是气候变化、人工智能治理、公共卫生安全，还是能源转型、国际贸易与地缘政治等议题，都已经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国别边界，成为影响全人类共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新一代青年，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国家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国际视野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国际知识积累，也不是对外国文化和国际新闻的被动了解。从教育学角度来看，国际视野是一种能够以开放、多元和发展的眼光认识世界、理解世界并参与世界的综合能力结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年来持续倡导全球公民教育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理念，未来教育应帮助学习者获得理解全球问题、尊重文化多样性以及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全球胜任力框架中则进一步指出，青年应具备分析地方、全球和跨文化议题的能力，能够理解并尊重不同观点和世界观，能够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开展有效互动，并愿意为集体福祉和可持续发展采取负责任的行动。由此可见，国际视野本质上是一种建立在全球意识基础上的认知能力、理解能力和行动能力，其核心不仅在于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更在于能够理解世界为什么如此运行，以及个体应当如何参与其中。当前，我国教育体系对国际视野培养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明确提出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加强国际理解教育，增强青少年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全球胜任力。与此同时，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推进以及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社会对于青年群体国际传播能力、跨文化沟通能力和全球治理参与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当前青少年国际视野培养仍然面临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方面，部分教育实践仍然停留在知识输入层面，国际教育往往表现为国际新闻介绍、国别知识讲授或文化常识学习，学生虽然掌握了一定国际知识，却缺乏对复杂国际问题的深入理解。另一方面，不少国际教育活动存在体验性强而思辨性不足的问题，学生能够接触国际文化，却未必能够形成独立判断和理性分析能力。此外，在信息爆炸时代，大量碎片化信息通过社交媒体快速传播，部分青少年容易受情绪化表达和单一立场叙事影响，缺乏对国际议题进行多维度分析和价值辨析的能力。这些问题说明，国际视野培养不仅需要知识教育，更需要思维教育。从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脉络来看，理解国际事务本身就离不开理性思辨。无论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还是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都强调从不同视角观察国际现象的重要性。同一国际事件往往涉及国家利益、安全需求、制度安排、文化认同以及历史传统等多重因素，不存在简单单一的解释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论与演讲赋能63路径。因此，国际视野的形成过程本质上也是不断学习多元分析框架、不断修正既有认知并形成理性判断的过程。对于青少年而言，如果缺乏思辨能力训练，国际知识很容易停留在表层认知阶段；而只有通过持续的问题探究、观点比较和价值辨析，国际知识才能进一步转化为国际理解和国际认知能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思辨教育的重要价值开始日益凸显。所谓思辨教育，并非单纯意义上的辩论训练，而是一种以问题意识培养、批判性思维发展、多元视角理解和公共表达能力提升为核心目标的教育理念与实践体系。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在反思性思维理论中指出，教育的重要任务在于培养个体主动思考和独立判断能力，而不是机械接受既定结论。20 世纪后期以来，批判性思维教育逐渐成为国际教育研究的重要领域，其核心目标正是帮助学习者面对复杂问题时能够进行理性分析和自主判断。国际视野培养与思辨教育之间具有天然联系。国际问题往往具有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多元性特征，需要学习者从不同立场理解问题，从多种证据中形成判断，并在价值冲突中寻找合理答案。思辨教育所强调的问题分析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和多元视角意识，恰恰构成国际视野形成的重要基础。近年来，以国际议题讨论、模拟联合国、国际青年论坛以及华语辩论世界杯等为代表的实践活动不断发展，为青少年国际视野培养提供了新的教育场景。其中，国际议题辩论活动尤其值得关注。在讨论人工智能治理、全球气候变化、国际安全合作、数字经济规则等议题过程中，青年不仅需要掌握相关知识，更需要学习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和不同利益主体角度理解问题。在观点交锋过程中，青年逐渐认识到国际事务并不存在绝对单一答案，而需要在多元利益与价值诉求之间寻找平衡。这样的学习过程不仅有助于提升认知深度，也有助于培养开放包容的国际理解能力。因此，在全球化持续深入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思辨教育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能力培养方式，更是逐渐成为国际视野培育的重要路径。通过思辨教育帮助青少年建立全球意识、拓展国际认知、增强跨文化理解并形成理性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对于培养具有全球胜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新时代青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如何理解思辨教育与国际视野培育之间的内在联系，如何发挥思辨教育在青年成长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已经成为教育学和国际关系学交叉研究领域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二、国际视野培育的理论内涵与思辨教育的价值基础（一）国际视野的构成要素与教育目标国际视野是全球化时代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也是衡量青年综合素养的重要指标之一。然而在实际教育实践中，人们往往将国际视野简单理解为掌握国际知识、了解国外情况或具备外语能力，这种理解显然过于狭窄。从教育学和国际关系学的角度来看，国际视野是一种能够超越本土经验限制，以开放、多元和发展的方式观察世界、理解世界并参与世界的综合能力结构。它不仅涉及知识层面的国际认知，也包含价值层面的全球意识以及行为层面的国际参与能力。从认知维度来看，国际视野首先表现为对国际社会运行规律的理解能力。现代国际体系由不同国家、国际组织、跨国企业和社会力量共同构成，其运行逻辑远比一般社会现象复杂。青年只有具备一定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和国际文化知识基础，才能理解国际事务背后的深层逻辑。例如面对国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论与演讲赋能64际贸易争端、气候治理合作或地区安全问题时，仅依靠碎片化信息往往难以形成准确判断，而需要运用系统思维进行分析。因此，国际认知能力是国际视野形成的重要基础。从价值维度来看，国际视野体现为对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发展的关注意识。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化，各国利益联系愈加紧密，许多问题已经无法依靠单一国家独立解决。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安全、能源危机以及人工智能治理等议题都具有明显的全球属性。青年在认识这些问题过程中，需要逐渐形成超越狭隘地域观念的人类共同体意识，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意识并不意味着削弱国家认同，而是在国家认同基础上建立更加开放的国际认知框架。从能力维度来看，国际视野还体现为跨文化理解与沟通能力。不同国家和民族由于历史背景、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存在差异，对同一问题往往会产生不同理解。国际交流的关键并不在于消除差异，而在于理解差异、尊重差异并在差异基础上实现沟通与合作。因此，培养青年理解不同文化逻辑和价值体系的能力，是国际视野教育的重要目标。只有能够站在他者立场理解问题，才能真正形成开放包容的国际思维。总体而言，国际视野并不是国际知识的简单累积，而是一种认知世界、理解世界和参与世界的能力体系。其培养目标不仅在于让青年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更在于帮助其理解世界为何如此发展以及未来应当如何参与其中。（二）思辨教育的认知建构功能思辨教育是近年来教育研究领域持续关注的重要议题。与传统知识传授模式不同，思辨教育强调学习者主动参与知识建构过程，通过问题探究、逻辑分析和观点比较形成独立判断能力。其核心目标并不是获得唯一正确答案，而是在复杂情境中培养理性思考和自主决策能力。从认知心理学角度来看，人的思维发展经历了从具体认知向抽象认知不断深化的过程。青少年阶段正是逻辑思维、价值判断和社会认知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如果教育活动仅停留于知识记忆和信息接受层面，学生往往难以形成深层理解。而思辨教育通过持续的问题讨论和观点碰撞，使学习者不断反思自身认知结构，从而推动认知能力提升。美国教育家杜威所强调的反思性思维，本质上就是一种通过不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促进认知成长的过程。思辨教育的重要特点在于强调多元视角分析。现实世界中的大多数问题都具有复杂性和开放性，很少存在绝对单一的答案。尤其是在国际事务领域，同一事件往往涉及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不同国家和不同群体可能形成完全不同的解释框架。思辨教育要求学习者理解不同观点形成的原因，并能够在多元观点之间进行比较分析。这种能力对于国际视野培养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国际理解本身就是一种建立在多元认知基础上的能力。此外，思辨教育还具有明显的价值建构功能。现代社会的信息环境极其复杂，大量信息通过网络平台迅速传播，其中既包含真实信息，也包含偏见和误导。青年如果缺乏独立分析能力，很容易受情绪化叙事和片面观点影响。思辨教育通过证据分析、逻辑推理和价值辨析训练，帮助学习者建立理性判断标准，从而提升其辨别信息和独立思考能力。这种能力不仅有助于学术学习，更是现代公民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基础。因此，从教育功能角度来看，思辨教育不仅是一种教学方法，更是一种培养现代公民核心素养的重要路径。它所塑造的问题意识、逻辑能力和价值判断能力，为国际视野形成提供了必要的认知基础。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论与演讲赋能65（三）思辨教育与国际视野培育的内在契合国际视野培养与思辨教育之间存在天然联系，两者在目标追求、能力结构和实现路径上具有高度一致性。从根本上说，国际视野并非单纯知识问题，而是认知问题；国际理解并非信息问题，而是思维问题。因此，国际视野培养的过程本质上也是思辨能力发展的过程。国际问题本身具有高度复杂性。无论是国际冲突、气候治理还是数字技术规则制定，都涉及多重利益主体和多元价值诉求。对于青少年来说，仅仅掌握相关知识并不足以形成真正的国际理解，还需要学会从不同角度分析问题。思辨教育所强调的多维分析能力能够帮助青年突破单一立场限制，逐渐形成更加全面的国际认知框架。国际视野形成离不开对差异性的理解。不同国家和文化之间存在客观差异，这些差异既体现在制度和政策层面，也体现在历史传统和文化观念层面。思辨教育要求学习者认真倾听和理解不同观点，而不是简单否定与自身不同的立场。这种能力与跨文化理解能力具有高度一致性。通过不断接触和分析多元观点，青年能够逐渐形成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国际心态。国际视野最终需要转化为现实参与能力。国际理解教育并不仅仅是培养“知道世界的人”，更重要的是培养能够积极参与世界的人。青年在未来可能通过国际交流、国际传播、全球治理和跨文化合作等方式参与国际事务，而这些活动都需要较强的沟通能力和公共表达能力。思辨教育通过讨论、辩论和公共表达训练，为这种能力发展提供了实践基础。国际视野培养与思辨教育之间并非简单的工具关系，而是一种深层次的价值契合和目标契合。思辨教育能够为国际视野培育提供认知支撑、价值支撑和能力支撑，而国际视野培育则为思辨教育提供现实议题和实践场景。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强化，共同构成新时代青年全球胜任力培养的重要基础。三、思辨教育促进青少年国际视野形成的作用机制（一）全球议题讨论推动国际认知拓展国际视野的形成首先建立在对国际社会的基本认知之上，而这种认知并非简单来源于知识积累，而是在持续接触和分析全球性议题过程中逐渐形成。长期以来，青少年对国际事务的了解主要依赖课堂教学、新闻媒体和网络信息。然而在信息碎片化日益明显的今天，仅仅通过阅读新闻或获取知识并不足以形成完整的国际认知体系。国际问题往往具有高度复杂性和跨领域特征，其背后既涉及国家利益、国际规则和制度安排，也涉及文化传统、历史记忆以及价值观念等深层因素。对于成长中的青少年来说，如果缺乏系统分析和独立思考能力，往往容易将国际问题简单化、情绪化甚至标签化理解。因此，国际认知能力的培养需要超越知识输入阶段，进入主动分析和理性判断阶段。思辨教育所提供的恰恰是这样一种认知建构机制。通过围绕具体国际议题开展讨论，青少年不仅需要了解事件本身，更需要理解事件形成的背景、利益关系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国际事务不再是遥远而抽象的新闻事件，而成为需要认真研究和深入思考的现实问题。从实践层面来看，国际议题讨论能够有效拓展青少年的认知边界。近年来，在青年思辨活动和辩论赛事中，涉及全球治理、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监管、国际公共卫生、数字主权以及国际组织改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论与演讲赋能66革等内容的议题越来越多。这些议题具有明显的跨国属性和全球属性，要求参与者必须突破本土经验和单一立场进行分析。例如在讨论气候变化问题时，学生需要理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减排责任上的差异，也需要认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复杂关系；在讨论人工智能治理问题时，则需要同时关注技术创新、伦理规范、国家安全和国际合作等多个维度。通过这样的议题研究过程，青少年逐渐建立起超越单一国家视角的分析框架，学会从全球层面理解问题。华语辩论世界杯等国际性思辨平台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不断引入全球热点议题，实际上为青年群体提供了接触国际问题、理解国际问题和分析国际问题的重要机会。与传统国际教育相比，这种建立在议题研究基础上的学习模式更加强调主动探索和深度理解，有助于推动国际知识向国际认知能力转化，从而为国际视野形成奠定基础。（二）观点交锋促进多元文化理解国际视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认识世界，更在于理解世界的多样性。现代国际社会由不同国家、民族和文化共同构成，各种价值体系和社会制度长期并存，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同一问题往往会形成截然不同的理解。对于青少年而言，如何在尊重自身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理解他者文化，如何在保持价值立场的同时认识不同观点存在的合理性，是国际视野培养过程中的关键环节。然而现实中，许多青年由于成长环境相对单一，接触不同文化和不同思想的机会有限，容易形成以自身经验为中心的认知模式。这种认知模式在面对国际问题时往往会产生理解偏差，甚至出现文化刻板印象。国际关系研究表明，许多国际冲突和国际误解并非源于利益矛盾本身，而是源于对他者认知不足和文化理解缺失。因此，多元文化理解能力已经成为新时代国际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思辨教育在促进多元文化理解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与一般文化体验活动不同，思辨教育强调观点交流和立场转换。在讨论国际议题过程中，参与者不仅需要表达自己的观点，还需要认真倾听和理解不同观点形成的原因。很多情况下，为了完成议题研究，学生甚至需要站在与自身立场不同的角度进行论证。这种训练过程实际上是一种认知迁移过程，它要求个体暂时跳出自身经验框架，从他者视角重新理解问题。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个体能够从他者立场观察问题，是高级社会认知能力的重要表现。通过持续性的观点交锋和立场比较，青少年逐渐认识到不同文化背景下价值观念形成的历史和社会原因，从而增强对差异性的理解能力。从国际交流实践来看，跨文化思辨活动能够有效促进青年之间的相互理解。近年来，越来越多海内外青年通过国际辩论赛事、青年论坛和跨文化交流项目开展互动。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国家和地区青年围绕共同议题展开讨论，彼此分享各自的社会经验和文化认知。例如对于教育公平、社会治理、科技伦理等议题，不同国家青年可能会基于自身社会背景形成不同观点。当这些观点在平等交流环境中展开讨论时，参与者不仅能够理解问题本身，也能够理解观点背后的文化逻辑和社会背景。这种理解过程远比单纯阅读文化介绍更加深刻。通过持续的跨文化思辨实践，青少年逐渐形成尊重差异、理解差异和包容差异的国际心态，从而建立更加开放的国际认知结构。对于未来参与国际交流与国际合作的青年而言，这种能力的重要性甚至不亚于专业知识本身。（三）公共表达推动世界公民意识生成国际视野培养的最终目标并不仅仅是让青年了解国际社会，更重要的是帮助其形成参与国际社会的意识与能力。从国际教育发展的趋势来看，世界公民教育已经逐渐成为全球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所谓世界公民意识，并不是削弱国家认同或淡化民族意识，而是在尊重国家认同基础上形成对人类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论与演讲赋能67共同命运和全球公共利益的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长期倡导全球公民教育，其核心目标之一就是培养能够积极参与全球事务、关注人类共同发展并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的新一代青年。从这一角度来看，国际视野的成熟不仅体现在知识和认知层面，更体现在行动层面。当青年能够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将个人责任与全球责任联系起来时，国际视野才真正转化为现实能力。思辨教育对于世界公民意识形成具有重要推动作用。首先，思辨教育强调公共议题讨论。无论是环境保护、科技伦理还是国际合作，其本质都属于公共事务范畴。青年在参与讨论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许多问题并不仅仅影响个人利益，而是关系到更广泛的社会利益和公共利益。其次，思辨教育强调理性表达和公共参与。参与者不仅需要形成自己的观点，还需要将观点清晰表达并接受公共检验。这种训练使青年逐渐从信息接收者转变为公共讨论参与者，从社会观察者转变为社会行动者。再次，思辨教育强调责任意识。高质量的公共讨论并不鼓励情绪宣泄和立场对立，而是要求参与者基于事实、证据和逻辑开展交流。这种训练有助于培养青年负责任的表达意识和公共参与意识。从青年成长规律来看，公共表达能力的发展往往伴随着社会责任感的增强。当青少年开始关注国际事务并主动参与相关讨论时，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也会发生变化。世界不再只是新闻报道中的抽象概念，而成为与自身命运密切相关的现实空间。在这一过程中，青年逐渐认识到自己既是国家发展的参与者，也是全球社会的一员。华语辩论世界杯等国际青年交流平台所呈现出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培养优秀辩手，更在于通过持续性的国际议题讨论和跨文化交流，帮助青年形成更加广阔的公共视野和更加积极的参与意识。当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青年围绕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交流时，他们所构建的不仅是知识共同体，更是责任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正是在这样的实践过程中，世界公民意识逐渐从抽象理念转化为青年个体的现实认知和行动自觉。对于新时代国际人才培养而言，这种由国际认知、跨文化理解到公共参与逐步递进的发展路径，构成了思辨教育促进国际视野形成的重要机制，也为未来青年全球胜任力培养提供了具有现实意义的实践基础。四、思辨教育培育国际视野的实践路径（一）构建国际议题导向的思辨课程体系国际视野的形成既需要教育理念支持，也需要系统课程作为载体。从当前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实践来看，国际教育内容往往分散于政治、历史、地理、外语以及社会科学等不同课程之中，缺乏统一的知识框架和能力培养体系。许多学校虽然开设国际理解教育活动或国际交流项目，但相关内容更多停留于知识介绍层面，尚未形成围绕国际认知能力培养展开的课程体系。在这一背景下，构建国际议题导向的思辨课程体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所谓国际议题导向，并不是简单增加国际知识教学内容，而是以全球治理、国际合作、人类共同发展等现实问题为核心，通过议题组织知识、通过问题驱动学习、通过讨论促进理解，使学生在分析国际事务过程中逐渐形成国际视野。课程设计应当突破传统学科界限，围绕全球化发展、国际政治格局、科技革命影响、跨文化交流、全球公共治理等主题构建模块化教学内容。在知识层面帮助学生理解国际社会运行逻辑，在能力层面培养问题分析和价值判断能力，在情感层面增强国际理解和责任意识。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时代，信息获取已经不再是教育的主要障碍，如何帮助学生辨别信息、分析信息和运用信息则成为更加重要的教育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论与演讲赋能68任务。因此，国际议题导向课程应当将知识学习与思辨训练结合起来，使学生不仅能够掌握国际知识，更能够理解知识背后的逻辑结构和现实意义。从实践角度来看，国际议题课程建设还应当注重真实性与时代性。国际视野培养不能停留在静态知识层面，而应与世界发展现实保持同步。例如近年来全球气候治理、人工智能伦理、数字经济规则、公共卫生合作以及国际能源转型等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也逐渐成为青年群体关注的新热点。这些议题本身具有跨学科特征，需要学生综合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等多学科知识进行分析。思辨教育的优势恰恰在于能够为这种跨学科学习提供方法支持。通过组织课堂讨论、案例分析、模拟协商和辩论活动，学生能够在真实问题情境中理解国际事务的复杂性。华语辩论世界杯等国际青年思辨平台的发展经验表明，围绕国际热点议题开展系统训练，能够显著提升青年对于国际事务的关注度和理解深度。因此，未来国际视野培养应进一步推动课程建设与思辨教育深度融合，使国际议题真正成为促进青年认知成长的重要资源，而不是停留于知识学习层面的补充内容。（二）打造跨文化交流导向的实践平台国际视野不仅来源于知识学习，更来源于真实交流。国际关系研究长期强调跨文化互动对于国际理解的重要意义。不同国家和地区青年虽然成长于不同文化环境，但在面对全球性挑战时往往拥有共同关注的问题。通过交流与合作，青年能够突破固有认知边界，理解不同社会背景下形成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当前许多国际教育项目虽然重视交流活动组织，但部分活动仍然停留在文化展示和礼仪互动层面，缺乏深层次思想交流和认知互动机制。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视野培养，需要建立能够促进深度交流和理性讨论的平台，使青年不仅能够了解他者，更能够与他者共同思考问题、共同探讨未来。思辨教育所依托的国际交流平台恰恰具备这一优势。与一般交流活动不同，思辨平台通常以具体议题为中心展开互动。不同国家和地区青年围绕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讨论，在交流过程中不仅展示观点，更需要解释观点形成的原因。这种交流模式能够促使参与者深入了解彼此社会背景和文化逻辑。例如在讨论教育公平、科技发展、社会治理以及环境保护等议题时，不同国家青年往往会结合自身经验提出不同看法。通过持续交流和观点碰撞，参与者逐渐认识到许多社会问题并不存在唯一答案，而是受文化传统、历史条件和发展阶段等多重因素影响。这样的认知过程有助于形成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国际心态。近年来，华语辩论世界杯的发展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跨文化思辨交流平台的价值。赛事覆盖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同背景青年围绕共同议题开展持续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跨文化学习共同体。对于许多青年而言，这种交流经历不仅是语言表达训练，更是国际认知能力发展的重要契机。未来国际视野培养应进一步重视实践平台建设，积极推动国际青年论坛、跨文化思辨活动、模拟国际组织会议以及国际议题工作坊等形式创新，使青年能够在真实互动中学习国际规则、理解文化差异并培养国际合作意识。只有当国际交流从单向展示走向双向对话，从文化体验走向思想交流，国际视野培养才能真正实现从知识层面向能力层面的转变。（三）完善全球胜任力导向的人才培养机制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和国际竞争格局持续变化，国际视野培养已经不仅仅是教育内容调整问题，而逐渐成为人才培养体系重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全球胜任力逐渐成为国际教育研究的重要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论与演讲赋能69概念。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相关研究中提出，全球胜任力不仅包括分析全球议题的能力，也包括理解多元文化、开展有效沟通以及采取负责任行动的能力。从这一视角来看，国际视野培养最终目标并非培养“了解世界的人”，而是培养“能够参与世界的人”。这意味着教育体系需要从单纯知识教育转向能力教育，从结果评价转向过程培养，从学科培养转向综合素养培养。建立全球胜任力导向的人才培养机制，需要形成知识、能力与价值协同发展的培养体系。首先，在知识层面，应加强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传播以及全球治理等领域基础教育，帮助青年建立系统国际认知框架。其次，在能力层面，应通过思辨训练、公共表达训练和跨文化交流训练提升青年分析复杂问题和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再次，在价值层面，应通过国际理解教育和全球公民教育帮助青年形成开放包容的世界观和责任意识。长期以来，我国教育体系在知识教育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在国际参与能力和跨文化沟通能力培养方面仍存在进一步提升空间。思辨教育的发展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路径。通过持续性的议题研究和公共讨论训练，青年能够逐渐形成理性思维方式和开放认知结构，从而为未来参与国际事务奠定基础。未来人才培养机制建设还应进一步推动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国际交流平台之间的协同发展。国际视野培养不应局限于课堂教学，而应形成覆盖学校课程、社会实践和国际交流的立体化培养体系。学校负责知识体系建构和思维能力培养，社会平台负责实践机会提供和公共参与支持，国际交流平台则负责跨文化体验和国际合作能力提升。三者共同作用，才能真正实现全球胜任力培养目标。从长远发展角度来看，随着中国与世界联系不断深化，国际视野已经成为新时代青年不可或缺的重要素养。思辨教育所强调的问题意识、理性判断和公共参与能力，恰恰构成全球胜任力的重要基础。因此，将思辨教育纳入国际视野培养体系之中，不仅是教育方法创新，更是新时代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探索。通过不断完善全球胜任力导向的人才培养机制，能够为培养具有国际理解能力、跨文化沟通能力和全球治理参与能力的新时代青年提供更加坚实的教育支撑。五、结语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格局深刻调整，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全球治理体系持续变革，人类社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国际视野已经不再是少数国际化人才所需要具备的特殊能力，而逐渐成为新时代青少年成长发展过程中的基础素养。无论未来从事何种职业、身处何种领域，青年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如何理解国际社会运行规律，如何认识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与共性，如何在复杂国际环境中保持理性判断并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已经成为现代教育必须回应的重要课题。因此，国际视野培养不仅关乎个体发展，也关乎国家未来国际竞争力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长期以来，国际视野培养更多依赖国际知识教育和跨文化体验活动。这样的培养模式在拓宽学生视野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知识输入、轻思维训练，重文化展示、轻价值辨析的问题。国际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充满多元利益、多元文化和多元价值的复杂体系，仅依靠知识积累并不足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理解。青年只有具备分析复杂问题的能力、理解不同立场的能力以及参与公共讨论的能力，才能将国际知识转化为国际认知，将文化接触转化为文化理解，将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论与演讲赋能70全球意识转化为现实行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思辨教育为国际视野培养提供了新的理论支点和实践路径。从教育学角度来看，思辨教育强调问题意识培养、批判性思维发展和公共表达能力提升，其核心在于帮助学习者形成独立思考和理性判断能力。从国际关系学角度来看，国际事务本身具有高度复杂性和开放性，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以及不同利益主体对于同一问题往往存在不同理解。因此，国际视野形成过程本质上也是一个不断比较观点、修正认知和深化理解的过程。思辨教育所倡导的多元视角分析、证据推理和价值辨析，恰恰构成国际视野发展的重要基础。通过围绕全球议题展开持续性思考和讨论，青少年能够逐步突破单一经验和本土视角限制，在更广阔的人类社会背景下认识自身、认识国家并认识世界。研究表明，思辨教育促进国际视野形成主要通过三个层面发挥作用。首先，全球议题讨论能够推动国际认知拓展，使青年在分析气候变化、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安全、全球公共卫生等问题过程中建立更加完整的国际认知框架。其次，观点交锋和跨文化交流能够促进多元文化理解，帮助青年学会尊重差异、理解差异并在差异基础上开展理性沟通。再次，公共表达训练能够推动世界公民意识形成，使青年逐步从国际事务旁观者成长为公共议题参与者，从单纯的信息接收者成长为具有责任意识和行动意识的现代公民。国际视野由此不再停留于知识层面，而逐渐转化为认知能力、价值观念和行为能力的统一体。与此同时，新时代国际视野培养还需要从教育体系层面进行更加系统的探索。未来应进一步推动国际议题导向课程建设，将全球治理、国际合作、科技伦理和跨文化交流等内容融入教育过程之中；应进一步拓展国际交流平台建设，推动更多青年在真实交流场景中提升国际理解能力；还应进一步完善全球胜任力导向的人才培养机制，实现知识教育、能力培养与价值塑造有机统一。特别是在数字时代背景下，网络空间已经成为青年获取国际信息和参与国际交流的重要渠道。如何利用数字技术拓展国际教育资源覆盖面，如何帮助青年在海量信息环境中保持理性思维和独立判断能力，也将成为未来国际视野培养的重要方向。值得关注的是，思辨教育对于国际视野培养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教育领域本身。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青年国际视野的发展水平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未来国家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和国际人才储备质量。当越来越多青年能够以开放理性的态度理解世界，以平等包容的方式开展跨文化交流，以负责任的姿态参与国际公共事务时，国家对外交流和国际合作也将获得更加坚实的人才基础。新时代国际竞争不仅是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的竞争，也是在全球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和参与国际规则建设能力的竞争。具备国际视野和全球胜任力的青年群体，正是这一能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而言，国际视野培养已经成为新时代青年教育的重要任务，而思辨教育则为这一目标实现提供了具有现实价值的发展路径。通过全球议题讨论拓展认知边界，通过跨文化交流深化国际理解，通过公共表达培育责任意识，青少年能够逐步成长为既具有家国情怀又具有世界眼光，既立足中国实践又关注人类共同发展的新时代青年。未来，应进一步发挥思辨教育在国际视野培养中的独特作用，推动教育理念创新、课程体系创新和实践平台创新，为培养具有全球胜任力、国际传播能力和国际合作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这不仅是新时代教育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青年成长发展的重要方向。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论与演讲赋能71参考文献[1]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N].人民日报,2019-02-24(001).[2] 刘昌亚.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开启建设教育强国新征程——《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解读[J].教育研究,2019,40(11):4-16.[3] 王运武.“数字校园”向“智慧校园”的转型发展研究——基于系统思维的分析思辩视角[J].远程教育杂志,2013,31(02):21-28.[4] 杨晓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青少年价值观教育的中国特色与国际视野[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8,34(04):18-21.[5] 周昌乐,黄华新.从思辩到实验:哲学研究方法的革新[J].浙江社会科学,2009(04):2-10+125.[6] 郭法奇.传统教育哲学批判:杜威的思辩与逻辑[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3,31(04):89-95.[7] 瞿钧,孙抱弘.创新素质培育:从生存竞争型到伦理合作型——国际视野中“以思维科学教育提升青少年现代素质”的现状与启示[J].青年探索,2014(03):52-58.[8] 苏飞.反思型教师思维态度培养的探讨——杜威“反思性思维”理论的启示[J].江苏教育研究,2012(07):61-64.[9] 赵国栋.作为一种教育研究方法的思辨法[J].教育研究与实验,2025(01):14-23.[10] 闫泽陆,郭燚,方建安.教育数字化的空间转向:表征、思辨与进路[J].黑龙江高教研究,2025,43(07):32-36.[11] 张向葵.国际视野与本土研究结合的力作——《当代中国青少年心理问题及教育对策》简评[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7(04):218-219.[12] 狄晨雪.培育青少年的国际视野[J].唯实(现代管理),2018(11):88-89.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论与演讲赋能72辩论训练对体育赛事解说能力提升的实践研究李亦凡【内容提要】随着体育赛事传播进入专业化、智能化和融媒体化发展阶段，体育赛事解说对于解说员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现代体育解说已由单纯的信息播报逐渐转向赛事分析、内容解读与情感传播相结合的综合传播活动。辩论训练作为培养逻辑思维、语言表达和临场应变能力的重要途径，与体育赛事解说所需能力具有较高契合性。结合体育赛事解说实践经验，从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即时反应能力三个方面分析辩论训练与体育赛事解说之间的能力关联，并从赛前资料准备、比赛进程分析以及赛事叙事与观众沟通等维度探讨辩论训练赋能体育赛事解说的具体路径。研究认为，辩论训练不仅能够提升解说员的信息整合能力和逻辑分析能力，还能够增强其赛事解读能力、观点表达能力和现场应变能力。相较于一般语言训练，辩论训练更强调思维能力培养和认知能力建构，对于新时代体育赛事解说人才培养具有重要实践价值和借鉴意义。【关 键 词】辩论训练；体育赛事解说；逻辑思维；语言表达；播音主持【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intelligent, and convergent media communication in sports broadcasting, higher demands have been placed on the comprehensive competencies of sports commentators. Modern sports commentary has evolved from simple information delivery to a multifaceted communication activity integrating event analysis, content interpretation, and emotional engagement. Debate training, as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cultivating logical thinking, verbal expression, and improvisational response skills, demonstrates strong compatibility with the competencies required in sports commentary. Based on practical experiences in sports event broadcasting,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bate training and sports commentar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ogical thinking, language expression, and real-time responsiveness. It further explores the practical pathways through which debate training enhances sports commentary, including pre-event preparation, match analysis, and narrative communication with audiences. The study argues that debate training not only strengthens commentators’ abilities in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and logical reasoning, but also improves their analytical interpretation, viewpoint articulation, and on-site adaptability.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speech training, debate training places greater emphasis on 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critical thinking cultivation, offering significant practical value for the training of sports commentary professionals in the contemporary media environment.【Keywords】Debate Training; Sports Commentary; Logical Thinking; Verbal Expression; Broadcasting and Hosting【作者简介】李亦凡，西安体育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体育赛事解说方向）本科生（陕西 西安 710068‌）。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论与演讲赋能73一、引言近年来，随着体育产业快速发展和体育传播格局持续变革，体育赛事解说已经成为连接赛事内容与受众体验的重要桥梁。从传统广播时代到融媒体时代，再到当前短视频、网络直播和多平台传播并存的新媒体环境，体育赛事解说的功能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过去的体育解说更多承担赛事信息传递职责，解说员需要准确描述比赛进程、介绍运动员情况并向观众传达现场动态。然而随着观众观赛经验不断丰富以及信息获取渠道日益多元，单纯的信息播报已经难以满足受众需求。现代体育观众不仅希望知道场上发生了什么，更希望理解为什么会发生、接下来可能发生什么以及这些变化背后蕴含的战术逻辑和竞技规律。因此，新时代体育赛事解说逐渐由“描述型解说”向“分析型解说”转变，解说员需要在有限时间内完成信息整合、局势判断、战术解读和情绪引导等多重任务，其职业能力要求明显提高。尤其是在世界杯、奥运会、亚运会等大型综合赛事期间，解说员面对的不再只是单一项目或单场比赛，而是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竞技体系的大量信息。以近年来国际足球赛事为例，随着数据分析技术广泛应用，比赛中的跑动距离、控球率、传球成功率、预期进球值等专业数据不断进入解说场景，观众对于战术层面的关注程度明显提高。与此同时，社交媒体的即时传播使观众能够在比赛过程中同步获取海量信息，这也意味着解说员必须提供比网络信息更具深度和价值的内容，才能形成自身专业优势。当前正在进行的国际足球赛事和各类职业联赛传播实践已经表明，优秀体育解说员不仅需要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更需要具备快速分析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现场应变能力以及观点输出能力。解说工作的核心正在由“告诉观众比赛发生了什么”逐渐转向“帮助观众理解比赛为什么如此发展”。从播音主持专业人才培养角度来看，这种变化也对青年解说员提出了新的挑战。传统播音主持训练主要围绕发声技巧、语言表达和镜头表现等内容展开，而体育赛事解说则具有高度即时性和开放性特征。比赛进程无法提前预设，场上局势瞬息万变，任何一次进攻、防守甚至一次换人调整都可能改变比赛走向。解说员需要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信息处理、逻辑判断和语言组织，并以清晰准确的方式呈现给观众。这种能力并非单纯依靠语言训练即可获得，而需要建立在较强思维能力基础之上。事实上，许多优秀体育解说员之所以能够形成鲜明风格，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具备较强的问题分析能力和逻辑表达能力。他们不仅能够看到比赛表象，更能够发现比赛背后的规律，并通过语言将这种规律传递给观众。在这一背景下，辩论训练对于体育赛事解说能力培养的价值逐渐显现出来。辩论活动长期以来被视为培养逻辑思维、语言表达和临场应变能力的重要方式。无论是赛前资料准备、观点构建还是赛场攻防，辩论训练都强调信息整合能力、逻辑分析能力和即时反应能力。而这些能力恰恰也是现代体育赛事解说所需要具备的核心素养。从能力结构来看，辩手在比赛过程中需要快速理解对方观点、提炼核心信息并作出回应；解说员在赛事过程中同样需要快速识别比赛变化、分析关键因素并进行即时表达。两者虽然所处场景不同，但都建立在思维与表达同步运行的基础之上。因此，辩论训练所形成的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迁移至体育赛事解说实践之中。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论与演讲赋能74结合个人学习与实践经历可以发现，辩论训练对于体育赛事解说能力提升并不仅体现在语言层面，更体现在思维层面。在参与体育赛事解说过程中，无论是赛前资料搜集整理、比赛进程分析判断，还是关键节点的语言表达和赛事故事的叙述建构，都能够明显感受到辩论训练带来的积极影响。特别是在面对比赛突发情况和复杂战术变化时，辩论训练所培养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即时反应能力往往能够帮助解说员迅速理清思路，形成更加准确和具有说服力的解说内容。由此可见，在新时代体育传播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辩论训练已经不仅是一种语言表达训练方式，更是一种能够促进体育赛事解说综合能力提升的重要实践路径。探讨辩论训练与体育赛事解说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体育解说人才培养以及播音主持专业教学改革均具有一定现实意义。二、辩论训练与体育赛事解说的能力契合（一）逻辑思维能力的共同需求无论是辩论活动还是体育赛事解说，本质上都属于信息加工与观点输出的过程，而逻辑思维能力则是支撑这一过程顺利完成的重要基础。在辩论比赛中，辩手需要围绕特定议题进行分析，通过事实、数据和案例构建完整论证链条，并在有限时间内清晰呈现自己的观点。优秀辩手之所以能够获得认可，并不仅仅因为语言流畅，更重要的是能够在复杂信息中迅速提炼核心问题，建立清晰的逻辑结构。同样，在现代体育赛事解说中，解说员面对的也不只是比赛画面的简单转述，而是对比赛进程进行持续分析和解释。比赛中的每一次战术变化、每一次人员调整甚至每一个细节动作，都可能成为影响比赛结果的重要因素。解说员需要在极短时间内判断哪些信息值得关注、哪些变化具有决定意义，并通过逻辑清晰的语言向观众说明原因。可以说，体育赛事解说本身就是一种即时性的逻辑分析活动。随着现代竞技体育不断发展，赛事内容越来越复杂，比赛分析的重要性也越来越突出。以足球赛事为例，过去的解说往往侧重于描述控球、传球和射门等具体动作，而当前观众更关注球队阵型变化、高位逼抢策略、中场控制逻辑以及攻防转换节奏等深层次内容。这要求解说员能够透过比赛表象分析比赛本质。事实上，这种分析过程与辩论中的论证过程具有高度相似性。辩手需要从现象中寻找论据并推导结论，解说员则需要从比赛现象中寻找规律并解释结果。个人在参与赛事解说实践过程中也深刻感受到，接受过辩论训练之后，对于比赛的观察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关注点不再停留于单个动作本身，而更加注重动作之间的因果联系以及整体战术逻辑。例如面对一支球队持续控球却迟迟无法形成有效进攻时，解说员不仅要说明现象，还需要分析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中场组织效率不足、边路推进受阻，还是对方防守体系运行有效。这种分析能力的形成，与辩论训练中长期培养的问题意识和逻辑思维能力密切相关。因此，从能力结构层面来看，辩论训练对于体育赛事解说最大的帮助之一，便是帮助解说员建立更加系统和理性的观察框架，使其能够从复杂比赛信息中迅速抓住关键问题并形成清晰判断。（二）语言表达能力的共同要求语言表达能力是辩论与体育赛事解说最为直观的共同特征，也是两者最容易建立联系的能力维度。在辩论比赛中，语言不仅是传递观点的工具，更是影响受众理解和接受程度的重要媒介。辩手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论与演讲赋能75需要根据比赛进程不断调整表达方式，在保证逻辑严谨的同时增强语言感染力和说服力。体育赛事解说同样如此。优秀解说员并非只是比赛信息的播报者，更是赛事氛围的营造者和观赛体验的塑造者。观众对于一场比赛的感受，往往不仅来自比赛本身，也来自解说员对于比赛内容的表达和呈现。因此，如何在准确表达基础上增强语言张力和传播效果，始终是体育赛事解说的重要课题。辩论训练在语言表达方面具有系统优势。首先，辩论比赛要求表达精准。由于比赛时间有限，辩手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准确传递信息，这种训练有助于形成简洁而高效的表达习惯。在体育赛事解说过程中，比赛节奏往往非常快，尤其是在篮球、足球等对抗性较强的项目中，解说员没有过多时间进行冗长叙述，而需要迅速抓住重点并完成表达。其次，辩论训练强调语言层次感。优秀辩手能够根据论证需要灵活运用铺垫、递进、强调和总结等表达方式，使观点呈现更加清晰。同样，在赛事解说中，解说员也需要根据比赛进程不断调整表达节奏。例如比赛平稳阶段更多采用分析性语言，而关键时刻则需要通过情绪化表达增强现场感染力。再次，辩论训练强调受众意识。辩手不仅需要表达自己的观点，更需要考虑观众和评委是否能够理解和接受自己的观点。这种能力迁移到赛事解说领域之后，能够帮助解说员更加准确地把握观众需求，在专业性与通俗性之间找到平衡。随着新媒体传播环境不断变化，体育赛事解说的受众结构也发生明显变化。如今观看比赛的观众既包括资深体育爱好者，也包括大量普通观众甚至首次接触相关项目的新观众。这要求解说员既要保证专业分析深度，又要兼顾大众理解能力。辩论训练所培养的表达转换能力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长期辩论实践，解说员能够更加灵活地调整语言风格，在专业术语与通俗表达之间实现有效转换，从而提高赛事传播效果。由此可见，辩论训练对于体育赛事解说语言表达能力的提升并不仅局限于口才训练，而是在语言组织、节奏控制、受众沟通和情感传递等多个方面产生积极影响。（三）即时反应能力的共同特征如果说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构成辩论与体育赛事解说的基础，那么即时反应能力则是两者最具挑战性的共同能力要求。辩论比赛具有高度对抗性，辩手无法预知对方将提出何种论点，也无法提前准备所有回应内容。在比赛过程中，辩手需要根据现场情况快速理解对方观点、寻找逻辑漏洞并形成回应策略。这种训练本质上是一种高强度即时思维训练。体育赛事解说同样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比赛过程中可能随时出现进球、犯规、伤病、战术调整甚至意外事件，解说员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信息接收、分析判断和语言输出。任何反应迟缓或者判断失误都可能影响观众的观赛体验。现代体育赛事传播环境进一步放大了即时反应能力的重要性。随着直播技术不断升级和多平台同步传播普及，观众获取信息的速度越来越快。很多情况下，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数据和信息几乎与比赛同步出现。这意味着解说员不能简单重复已经被观众看到的内容，而需要提供更加深入和及时的分析。特别是在比赛关键时刻，解说员往往需要迅速判断事件意义并给予合理解读。例如在足球比赛最后阶段出现绝杀进球时，解说员不仅需要完成情绪表达，还需要迅速分析这一进球对比赛走势和双方心理状态的影响。这种能力与辩论比赛中的即时回应能力高度相似，都要求个体在高压环境下保持清晰思维并完成高质量表达。从个人实践经验来看，辩论训练对于解说员临场应变能力的提升尤为明显。许多初学解说者在面对突发情况时容易出现语言停顿、思路混乱或表达失序等问题，而接受过辩论训练的人往往能够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论与演讲赋能76更加从容地应对现场变化。这并非因为掌握了固定表达模板，而是因为长期辩论训练培养了快速思考和快速组织语言的习惯。在比赛局势突然变化时，解说员能够迅速抓住核心信息并构建表达逻辑，而不会陷入慌乱状态。此外，辩论训练还培养了解说员面对压力时保持理性分析的能力。无论比赛场面多么激烈，解说员都需要在情绪表达与客观分析之间保持平衡，这与辩手在激烈攻防过程中保持逻辑清晰具有相似要求。因此，从即时反应能力角度来看，辩论训练不仅提升了解说员的临场表达水平，也增强了其面对复杂传播场景时的综合应对能力，为现代体育赛事解说提供了重要能力支撑。三、辩论训练赋能体育赛事解说的实践路径（一）赛前资料准备能力的提升在体育赛事解说工作中，赛前准备的重要性往往不亚于现场解说本身。一场高质量的赛事解说并非完全依赖临场发挥，而是建立在充分资料储备和深入背景研究基础之上。尤其是在世界杯、奥运会等国际大型赛事中，解说员面对的不仅是比赛双方的基本信息，还包括球队历史沿革、教练执教风格、运动员成长经历、战术体系特点、赛事晋级形势以及相关社会文化背景等多维度内容。如果缺乏系统准备，即使拥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也很难在解说过程中持续输出有价值的信息。因此，赛前资料准备能力已经成为衡量体育赛事解说员专业水平的重要指标。从实践经验来看，辩论训练对于这一能力的提升具有显著作用。辩论比赛中的赛前准备通常被称为“立论准备”或“资料准备”，辩手需要围绕辩题进行大规模信息搜集和整理，并在大量材料中筛选出最具价值的内容。长期接受辩论训练后，个体会逐渐形成较强的信息检索意识和资料分析能力。例如，在准备某一辩题时，辩手不仅要了解事件本身，还要关注历史背景、现实案例、统计数据以及不同观点之间的差异。这种训练模式与体育赛事解说中的赛前准备高度相似。解说员在准备一场世界杯比赛时，同样需要查阅球队近期战绩、球员状态、伤病情况、战术打法以及双方历史交锋记录，并从中提炼出最值得关注的信息点。两者虽然服务对象不同，但底层逻辑都是对信息进行搜集、筛选、归纳和重组。目前，笔者正在参与咪咕视频世界杯赛事解说相关工作，在实际准备过程中，对这种能力迁移感受尤为明显。面对一场国际赛事，仅仅掌握双方首发名单远远不够。例如在分析某支球队时，需要进一步了解其近年来战术演变过程，研究主教练执教经历对球队风格形成的影响，同时还要关注球员在俱乐部与国家队之间角色变化所产生的效果。许多内容并不会直接出现在比赛画面之中，但却能够帮助解说员在关键时刻提供更有深度的分析。当观众看到某名球员突然改变场上位置时，解说员如果能够结合此前准备的资料解释其战术意义，便能够显著提升解说专业性。事实上，这种赛前研究能力与辩论训练中的“证据意识”高度一致。辩手习惯于通过大量资料支撑观点，而解说员则通过充分准备支撑分析。可以说，辩论训练不仅培养了解说员主动研究比赛的习惯，也提升了其从海量信息中提炼核心内容的能力，使赛前准备更加系统和高效。（二）比赛进程分析能力的提升如果说赛前准备决定了解说内容的广度，那么比赛进程分析能力则决定了解说内容的深度。现代体育赛事解说已经逐渐摆脱过去“现场播报员”的角色定位，越来越强调分析功能和解释功能。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论与演讲赋能77观众观看比赛时能够直接看到球员动作和比赛结果，但往往难以迅速理解比赛走势变化背后的原因。因此，解说员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帮助观众建立对于比赛的深层理解。这种能力不仅要求解说员熟悉项目规则和战术体系，更要求其具备快速分析和逻辑推演能力。辩论训练对于比赛分析能力的提升主要体现在思维方式层面。辩论比赛要求辩手不断寻找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通过分析问题形成完整逻辑链条。在长期训练过程中，辩手会逐渐形成一种习惯，即面对任何现象都尝试追问其产生原因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这种思维方式迁移到体育赛事解说领域之后，能够帮助解说员突破表层描述，进入深层分析。例如，当一支球队连续掌握控球权却迟迟无法形成有效射门时，普通观众看到的是“控球优势”，而具备较强分析能力的解说员则会进一步探究其原因，是进攻节奏过慢、边路突破不足，还是对手防守体系运行有效。这样的分析不仅能够丰富解说内容，也能够帮助观众更加全面地理解比赛。在世界杯等高水平赛事中，这种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当前国际足球发展已经进入高度专业化阶段，比赛胜负往往并非由单一因素决定，而是由战术执行、心理状态、体能分配以及临场调整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形成。解说员如果仅停留于动作描述层面，很难满足现代观众对于专业内容的需求。笔者在参与世界杯赛事准备与解说过程中发现，许多优秀解说员之所以受到观众认可，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语言更加华丽，而是因为他们能够帮助观众“看懂比赛”。例如在某场比赛中，一支球队在上半场表现平平，却在下半场突然掌控局势。优秀解说员会迅速捕捉到阵型调整、中场站位变化或者边路压迫策略的改变，并将这些信息转化为观众能够理解的语言。这样的能力与辩论训练中的逻辑分析能力存在明显对应关系。此外，辩论训练还强化了解说员对关键节点的识别能力。辩论比赛中，优秀辩手往往能够迅速判断哪些论点是决定胜负的核心论点；同样，在赛事解说过程中，优秀解说员也能够迅速发现比赛中的关键转折点。例如一次换人调整、一张黄牌甚至一次战术犯规，都可能改变比赛发展方向。通过辩论训练形成的问题意识和逻辑敏感度，能够帮助解说员更加准确地捕捉这些关键因素，并及时向观众进行解释。由此可见，辩论训练赋予解说员的不仅是表达能力，更是一种观察比赛和理解比赛的思维方式。（三）赛事叙事与观众沟通能力的提升随着体育传播不断发展，赛事解说的功能已经超越单纯的信息传递和战术分析，逐渐向叙事传播方向延伸。现代观众观看比赛，不仅希望了解比赛本身，也希望感受到比赛背后的故事与情感。事实上，许多经典赛事之所以能够被长期铭记，并不仅仅因为比赛结果本身，而是因为其中蕴含的人物故事、团队精神和情感价值。对于解说员而言，如何将这些内容自然融入比赛过程，构建完整赛事叙事体系，已经成为提升传播效果的重要途径。辩论训练对于赛事叙事能力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结构建构能力和受众意识两个方面。辩论不仅是观点表达活动，本质上也是一种叙事活动。优秀辩手需要通过事实、案例和逻辑关系构建完整论证过程，使听众能够跟随其思路逐步理解观点。在这一过程中，如何组织内容、设置重点和增强吸引力，是辩论训练的重要内容。体育赛事解说同样如此。一场比赛持续时间较长，解说员需要不断寻找能够维持观众关注度的话题，并通过故事化表达增强赛事吸引力。例如介绍一名球员时，不仅可以讲述其技术特点，还可以结合成长经历、职业生涯转折以及重大赛事表现构建人物形象；分析一支球队时，也可以结合其历史传统和发展历程增强内容层次感。这样的表达方式能够使比赛超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论与演讲赋能78越技术层面，进入情感传播层面。从实际解说经验来看，辩论训练还显著增强了解说员与观众之间的沟通意识。在辩论比赛中，表达最终是为了影响受众，因此辩手需要不断关注听众反应，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表达策略。体育赛事解说同样需要考虑观众需求。当前咪咕视频等新媒体平台的观众群体更加年轻化、多元化，他们既关注比赛专业内容，也关注赛事背后的文化价值和情感体验。因此，解说员不仅要讲清楚比赛，更要让观众愿意听下去、能够产生共鸣。辩论训练所培养的受众意识，使解说员更加关注观众理解过程，从而在专业性与传播性之间找到平衡。更重要的是，辩论训练帮助解说员形成较强的观点表达能力。现代体育解说已经不再满足于客观陈述，而是在保持专业性的基础上适度加入个人分析和判断。观众之所以愿意长期关注某位解说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拥有独特观察视角和鲜明解说风格。辩论训练能够帮助解说员建立观点意识，使其在赛事叙事过程中不仅能够讲述故事，还能够提出有价值的见解和思考。对于新时代体育赛事传播而言，这种兼具分析性、叙事性和沟通性的解说方式，正在成为体育解说发展的重要方向，而辩论训练则为这一能力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支撑。四、结语随着体育传播进入融媒体时代，体育赛事解说的内涵与外延正在不断拓展。解说员的角色已经从传统意义上的赛事播报者逐渐转变为赛事分析者、内容生产者和观赛体验塑造者。面对日益专业化的赛事内容和日益多元化的受众需求，单纯依靠语言技巧训练已经难以满足新时代体育解说人才培养的要求。现代体育赛事解说不仅需要准确表达，更需要理性分析；不仅需要现场反应，更需要深度思考；不仅需要传递信息，更需要构建价值。这种变化使得解说员所需能力逐渐呈现出复合化、综合化的发展趋势。通过长期参与辩论活动以及体育赛事解说实践，可以发现辩论训练对于体育赛事解说能力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并非停留于公众通常理解的“口才提升”层面，而更多体现在思维能力、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的系统提升。辩论训练所培养的问题意识，使解说员在观看比赛时能够主动寻找比赛现象背后的原因；辩论训练所强化的逻辑思维能力，使解说员能够迅速梳理复杂比赛信息并形成清晰判断；辩论训练所塑造的表达能力，则帮助解说员在高压和快节奏环境下完成准确、高效且富有感染力的信息传递。从赛前资料准备到比赛进程分析，再到赛事叙事构建与观众沟通，辩论训练都展现出较强的能力迁移价值。与一般语言训练相比，辩论训练的特殊性在于其本质上是一种“思维驱动型训练”。许多表达训练侧重于发声技巧、语言规范和表达流畅度，而辩论训练更加关注表达背后的思维过程。辩手需要在有限时间内完成信息搜集、逻辑分析、观点建构和现场回应，这种训练模式实际上构建了一套完整的认知运行机制。对于体育赛事解说而言，真正决定解说质量的往往不是声音条件，而是解说员对于比赛的理解深度和分析能力。能够讲清楚比赛的人很多，能够讲明白比赛的人却并不多。从这个角度来看，辩论训练的价值恰恰在于帮助解说员从“会说”走向“会想”，再从“会想”走向“会讲”。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论与演讲赋能79尤其是在当前大型国际赛事传播实践中，这种优势表现得更加明显。以世界杯等顶级赛事为例，观众接触的信息来源极其丰富，社交媒体、数据平台和人工智能工具都能够提供即时信息。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下，解说员的竞争优势已经不再是信息占有量，而是信息解释能力。观众希望听到的不只是比赛过程，而是比赛背后的逻辑；不只是球员动作，而是战术思想；不只是赛场结果，而是赛事价值。辩论训练所培养的分析能力和论证能力，能够帮助解说员在海量信息中发现真正值得关注的内容，并将其转化为具有传播价值的解说语言。这种能力不仅提升了解说专业性，也增强了解说内容的深度和吸引力。从体育解说人才培养角度来看，辩论训练同样具有重要启示意义。长期以来，播音主持专业对于体育解说人才培养更多关注语言技能和专业知识积累，而对于逻辑思维训练和思辨能力培养相对重视不足。然而现代体育传播的发展已经表明，优秀解说员往往兼具专业知识、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未来在体育解说人才培养过程中，可以适当引入辩论训练、议题讨论和思辨表达等教学内容，通过模拟辩论、赛事分析讨论以及观点表达训练等方式，提升学生的信息整合能力、逻辑分析能力和现场应变能力。这样不仅有助于提高体育解说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也能够促进播音主持教育从技能培养向综合素养培养转变。总体而言，辩论训练与体育赛事解说虽然属于不同领域的实践活动，但二者在逻辑思维、语言表达、即时反应和受众沟通等方面具有高度一致的能力需求。实践表明，辩论训练能够有效赋能体育赛事解说，为青年解说员成长提供新的能力提升路径。未来随着体育传播行业不断发展，辩论训练的价值有望在体育解说领域得到更加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对于体育赛事解说而言，优秀的表达源于深刻的思考，而辩论训练恰恰为这种思考能力的形成提供了持续而有效的训练场域。这或许正是辩论训练区别于一般表达训练、并能够长期赋能体育赛事解说的重要原因所在。参考文献[1] 朱俊河.体育解说的叙事学研究[D].上海体育学院,2012.[2] 林小榆,叶紫辰.当今体育解说面临的新媒体形势及应对策略[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3,36(06):32-35.[3] 赵鑫鹏,张德胜,姜晓红.数字时代体育解说员的角色重塑与转型路径——基于主体间性的视角[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3,57(12):30-36.[4] 陈岐岳,陈嘉,周奕言,等.从内容为王到解说为王——对电视与新媒体直转播北京冬奥会的流量之争的思考[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24,36(04):365-373.[5] 黄汉池,王晓东.体育解说属性、功能鸿沟及风格演变[J].新闻爱好者,2022(12):101-103.[6] 张瑶.体育解说员选拔节目赛制研究:以《沸腾吧！解说员》世界杯季为例[D].上海体育大学,2024.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题研究80后真相时代更应该提防狂热还是虚无？刘语萱【内容提要】后真相时代中，情绪表达逐渐超越事实判断，公共讨论呈现出真相边缘化、立场先行化和情绪极化的发展趋势，由此催生狂热与虚无两种典型社会心态。以“后真相时代更应该提防狂热还是虚无”为题的辩论赛为观察对象，在复盘辩论过程的基础上，对双方论证逻辑、事实举证和价值比较进行分析，并结合后真相时代的社会现实，对狂热与虚无的生成机制及其社会影响展开讨论。研究认为，狂热表现为情绪驱动下的价值执着与群体动员，虚无则表现为意义消解后的冷漠旁观与公共退场，两者均源于后真相时代真相权威的弱化以及利益逻辑对价值判断的侵蚀。从发展路径来看，狂热往往以情绪扩张为表征，而其长期结果则可能滑向更深层次的虚无状态。相较于狂热所呈现出的显性社会风险，虚无具有更强的隐蔽性和持续性，其对于公共责任意识、社会信任机制以及价值共同体建设的消解作用更值得警惕。面对后真相时代的信息困境，保持公共关怀、坚持价值表达和维护个体行动意义，仍然是抵御虚无蔓延的重要路径。【关 键 词】后真相时代；狂热；虚无；社会心态；辩题解析【 Abstract 】In the post-truth era, emotional appeals increasingly outweigh factual judgments, leading to the marginalization of truth, the prioritization of positions, and the polarization of public discourse.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fanaticism and nihilism have emerged as two representative social mentalities. Taking the debate topic “Which Should Be More Guarded Against in the Post-Truth Era: Fanaticism or Nihilism?”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ebate process, analyzes the argumentative strategies, evidential support, and value comparisons presented by both sides, and further examine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s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of fanaticism and nihilism in the post-truth context. The study argues that fanaticism is characterized by emotion-driven value commitment and collective mobilization, whereas nihilism manifests itself as indifference and withdrawal following the collapse of meaning. Both originate from the weakening authority of truth and the growing dominance of interest-based reasoning. While fanaticism is often visible through emotional expansion and social confrontation, its long-term consequence may ultimately lead to deeper forms of nihilism. Compared with the explicit risks associated with fanaticism, nihilism possesses greater concealment and persistence, posing more profound threats to public responsibility, social trust, and collective value systems. In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s of the post-truth era, maintaining public concern, sustaining value commitment, and preserving the significance of individual action remain essential means of resisting nihilistic tendencies.【Keywords】Post-truth Era; Fanaticism; Nihilism; Social Mentality; Debate Analysis【作者简介】刘语萱，澳门科技大学创兴工程学院人工智能专业本科生（中国 澳门 999078‌ ）。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题研究81一、引言不同时代下，人们对于真相的探求度不同，而后真相时代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情绪尝尝掩盖真相，人们被立场和情绪裹挟，而非忠于事实。本次以“后真相时代更应该提防狂热还是虚无”为主题的辩论赛，让我对于人类趋于利益的本质和情绪化的心态有了更深刻的体会。本文结合整场比赛的观赛体验复盘和梳理辩手发言的逻辑与问题，结合现实事例和个人思考，分析我对于狂热和虚无的理解。二、狂热的喧嚣与虚无的困境（一）三个疏漏的挖掘和反思欲扬先抑，一场辩论赛只看输赢是浅薄和低俗的，但是我们必须有发现和挖掘问题的能力。对于此场辩论，教训有三。“正因为其荒谬，所以我才相信！”“即使没有上帝，也必须制造一个出来！”德尔图良发疯般的对宗教狂热的追求，对于事实和真相毫不在乎。而伏尔泰作为法国启蒙运动领袖，认为没有上帝，社会将失去正义和道德，本质上恐惧人们信仰上的虚无，纵然理论的不切实际，行动上也要预防人心的麻木。从过去西方时代启蒙运动到中国现代“文革”热潮和历史虚无主义，无不显示狂热和虚无对于每个时代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由此可得，辩题的关键词必须贯穿辩论始终，在这场辩论赛进程中对于“后真相时代”仅在定义中提及，后续论证对于这个背景的结合不够，无法充分证明在这个时代下，虚无和狂热可以扩张这一推论。评委李微中老师发言也提及，正方对“后真相”定义过窄，只强调碎片化的情绪，回避了虚无语境。其二，辩论的事实事例举证最为重要，而虚无的具体事例除了日本平成废宅基本没有体现，这也是反方较为明显的遗憾之处。我认为，在辩论交锋中，必须有权威论证和事实论证，举例子也是最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的一种辩论技巧。在狂热给出的罗冠军，咪蒙，青少年网瘾，政治家操控等事例下，虚无显得比较空，并不贴近现实。但这也是虚无更难打的原因之一，更为抽象的概念何以更具体让人理解？虚无如何举出具体的证据证明其伤害？我将在报告第三部分尝试解决。其三，我最喜欢的关于虚无的论点是反方二辩提出的“狂热最终滑向虚无”，但是论证却不够充分，反而形成断言。胡渐彪先生在点评中提及反方在自由辩中“狂热可好可坏，虚无必然全坏”是一种断言，巧妙在于最终正方用归谬把它推向工具化判断和工具不能比较伤害。让我想起上课“遗产税能激励富二代奋斗”这一断言，最终也利用归谬所破解。综上，下定结论必须逻辑严密，否则形成漏洞，后患无穷。（二）三个辩论环节的分析和延伸欣赏辩论中的临场交锋，逻辑架构与价值延伸，更是观赛应有的格局与收获。我将选取最感兴趣的三个辩论环节详细分析和解读。质询四环节和正方结辩，他都提及的“利益角度”是整场辩论的一个转折点，值得细细品味和思考。李楠学长抛出一个关键“社会对真相的不在意以及对背后价值的不在意”，那么咪蒙煽动人们相信某一种价值观是否虚无，反方杨亚晨学长回应“他的价值虚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题研究82无是因为想要赚钱”。但是想要疯狂牟利怎能不算是一种狂热呢？这就归宿到人性背后的利益本质，狂热是群体被情绪利益裹挟，虚无是个人看透利益后的冷眼旁观，归根到底，都逃不开人性对利益的算计。正方结辩时又提到一个假说“人们对于利益的狂热倾轧了对于真相和正义的追求”。这一刻我仿佛醍醐灌顶，由此不禁想要归溯经典辩论“金钱辩”中那个永恒命题，钱到底是不是万恶之源呢？正方说资本家为了逐利，牺牲底线，设置规则，将近 40% 青少年曾经沉迷网络，美国资本家煽动香港青年谋求政治诉求，反方则说社会追逐利益最终就是像平成废宅一样看清价值虚无而逃避。所以，一切的一切又要回到金字塔效应 5 的底层，本场辩论的内核殊途同归：利益能催生不顾一切的狂热，也能催生看透一切的虚无，后真相时代的人心百态，不过都是人性利益底色的外化而已。印象很深刻的还有反方李翔学姐质询小结提出的一个论点，即这个辩题需要去比较狂热和虚无产生的情绪伤害何者更大，那么虚无导致的公民意识的淡漠，舆论监督体系的消失，一直处在一个低能量状态而不易改变，是比狂热危害更大的。这段发言我看了四遍才能堪堪读懂，其中蕴含很深刻的反思和哲理，但是没有通俗的例子，才觉晦涩难懂，也让这个论点极易被忽视。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如 2018 年重庆公交车坠江案引发热议，淡漠的乘客和狂热的个体导致惨剧，而事后铺天盖地的网暴席卷无辜的女司机，真相快速逆转，舆论碎片化，让这个社会变得愈发冷漠。为什么可怕？因为虚无是沉默的！是绝望的！还是更不容易被感知的，当人们已经发觉，对这个社会和世界感到失望感到不信任的时候，已经 无力回天。（三）“这条小鱼在乎”如果，狂热和虚无总有其一要出现，“我”宁愿选择狂热……我们何必做无谓争执，到底哪一方对社会对中国对世界伤害更深，我只在乎何者对我的伤害最深。就像黄执中在《奇葩说》中“救猫还是救画”选择救画，因为要聆听远方的哭声，而李诞说，选择救猫因为对我的伤害最小。同样的，虚无说，反正信息真假难辨，反正救猫还是画都会被口诛笔伐，反正意义都会被消解，所以我什么都不做了，我什么都不在乎。狂热说你必须去救这只猫，你必须去救那幅画，也许会有愈来愈多人走向极端的争辩，争吵永无停止，伤害不断扩大。但还是有人在乎这只猫，还是有人在乎这幅画。从前 ，在沙滩退潮后有成千上万条的小鱼被困住 ，一个小男孩把一条一条鱼扔回海里。大人说：“你救得过来吗，谁在乎呢？”小男孩捡起一条鱼说：“这条小鱼在乎。”如果后真相时代是一场退潮，无数被困的小鱼就是真假难辨的信息、争议、立场、情绪、真相。虚无的人们说，反正救不完，何必做选择，费时费力。狂热 的人说，所有人都必须去救，不管花费多少，都要找到办法。如果这个社会总要我在狂热和虚无的对立中站一队，我宁愿狂热的相信错误，也不愿意虚无的猜对，猜对了但是对于任何都不在意，这不是清醒，而是死亡；我宁愿狂热的去愤怒去呐喊，也不愿意虚无的沉寂，因为至少我们的心还在跳动，就远远比知道无力回天而心如死灰强得多；我更宁愿狂热的做一个“后悔”的人，也不愿成为“无谓”的人。因为，这条小鱼在乎，总有人在乎。就像男女权益话题永无止境的争论——有人害怕做出选择，所以避之不及；有人狂热挑起情绪战争，捍卫阵营。后真相时代，我也无法分清真相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仍然狂热地提起。也许也会有人会说我挑起对立，也许会有人说这是无谓争执，反正这个话题无法被解决，何必在意？虚无的可怕在于没有人意识到，没有人在乎，所有人冷漠，所有人旁观。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题研究83但是那个被家暴而无助的妻子，被重男轻女裹挟而绝望的女孩，被性别刻板印象束缚而放弃理想的男孩，他们全都在乎，我也在乎。（四）上帝不存在，但“我”在“狂热的尽头是虚无”，那么这篇文章的最后，我想用这个论点解决如何“提防”这个难题。为什么说狂热的尽头是虚无？其实是人性宿命。无论是特朗普事件，英国脱欧亦或者是罗冠军、咪蒙事件，所有看起来都像狂热所挑起的，人们情绪膨胀然后逐渐扩大影响。所以今天大多数人认为狂热更为恐怖，因为它利用了人情绪的蔓延，造成无法挽回的结果。但是没人看到这些事情最终的模样，全都忽视了被伤害最深的到底是什么。罗冠军在案件平息后的第三年才接受采访，他说即使搬家三次，换了三份工作，却总有人认出他，指控他。他的确是清白的，但是却永远无法让他回到那个“狂热”之前的他了。狂热一定会退去，但是总有人一辈子被锁死在了原地，因为虚无的伤害是永不可逆的。而我们意识不到这份“虚无”，只是因为我们还处在“狂热”。而这也是虚无最可怕最需要提防的原因。虚无的可怕，仿佛跟死亡是等价的。死亡是人意识的消散，虚无是人意志的消弭。人性惧怕虚无，就像人类害怕死亡。狂热的尽头是虚无，那么虚无是一切的尽头吗？我相信一定不是，因为“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至少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人存在”，而这就是虚无的解答。今天我写下这篇文章，就像捡起一条小鱼。萨特说得对：上帝不在，但“我”在。“我”就是弯下腰时，那条鱼的眼睛里，倒映出的那个影子，于是“狂热”和“虚无”都不复存在。参考文献[1]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2] 黄执中.好好说话：新鲜有趣的话术精进技巧[M].中信出版社,2017.[3] 李·麦金太尔.后真相[M].张美华,相欣奕,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4] 李微中,胡渐彪.澳门科技大学VS清华大学辩论赛点评实录[EB/OL].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uo4y1f7Ba,202X.[5] 米未传媒.奇葩说第六季第4期：救猫还是救画[TV/OL].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Zt411s7fR,2019.[6] 尼采.权力意志[M].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5.[7] 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8] 2001国际大专辩论赛组委会.金钱是/不是万恶之源辩论实录[EB/OL].华语辩论网,2001.[9] 本场辩论赛视频[EB/OL].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uo4y1f7Ba?spm_id_from=333.788.videopod.episodes&vd_source=6566a43d4eea287ce03afac46a24148d&p=4.[10] 赵林.西方哲学史讲演录 [M].上海三联书店,2021.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题研究84竞技辩论中的矛盾分析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破题立论的指导王和龙【内容提要】破题立论作为竞技辩论的核心环节，直接决定论证的严谨性与对抗性。当前辩手在该环节常面临三类认知偏差：一是主次矛盾混淆导致战场失焦，陷入边缘争议的语义拉锯；二是忽视矛盾特殊性，以模板化立论应对不同辩题，造成论证同质化；三是将矛盾斗争性绝对化，采取极端化立场，削弱攻防弹性。针对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法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通过“三次追问法”锚定辩题核心矛盾，区分主次争议以聚焦战场；运用“三维度语境分析法”（时代背景、主体特征、场域规则）挖掘辩题特殊性，构建差异化立论；接纳合理成分、界定适用边界、转化论证资源，利用矛盾同一性，在承认对方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强化己方立场的包容性。研究表明，矛盾分析法能有效提升破题立论的针对性、独特性与攻防韧性，不仅为辩手提供可操作的思维工具，更推动辩论从低效争议向逻辑对话升级，最终实现竞技效能与辩证思维能力的双重提升。【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哲学；矛盾分析法；竞技辩论【 Abstract 】As the core link of competitive debate, problem-solving directly determines the rigor and confrontation of the argument. In response to these problems, the Marxist contradiction analysis method provides a systematic solution: anchoring the core contradictions of the argument through the "three-questioning method", distinguishing the main and secondary disputes to focus on the battlefield; using the "three-dimensional context analysis method"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bject, and the rules of the field) to explore the specificity of the debate and build a differentiated theory; accepting reasonable components, defining applicable boundaries, transforming argumentation resources, using contradictory identity, and strengthening the inclusiveness of one's own position on the basis of recognizing the reasonable components of the other party.【Keywords】Marxist philosophy; contradiction analysis; competitive debate【作者简介】 王和龙（2002—），男，海南文昌人，三亚学院法学本科生。　一、引言（一）破题立论在竞技辩论中的核心地位竞技辩论是以比赛形式进行的结构化辩论活动，双方在既定规则下就特定辩题展开立论、驳论与攻防，强调逻辑严谨性、论证效率与表达技巧的竞技性比赛。破题立论作为辩论的起点环节，其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题研究85核心功能是对辩题所蕴含的矛盾关系进行系统性解构，寻找理论构架支点，其主要任务是将命题中对自己一方有利的所有因素提炼出来，一个个概念明晰，一种种关系联接，从中找出构建自己理论框架的主要支撑点。一方面需完成核心概念的语境化界定，以规避对方的概念切割；另一方面需锚定辩题的核心争议，从辩论实践看，破题立论的质量直接决定辩论的战场边界与说服力：精准的破题可锁定双方根本分歧，避免无效的细节拉扯，严谨的立论则能为后续攻防提供稳固的逻辑支点。因此，破题立论是衡量辩手思维纵深的核心指标，亦是决定辩论竞技结果的基础性环节。（二）当前辩手破题过程中的普遍思维误区随着华语辩论赛事的不断发展，破题立论的方法也从单一的观点输出，逐渐转向更注重逻辑解构与矛盾分析的系统化体系。当前辩手在破题环节存在三类典型的矛盾认知偏差，削弱了立论的对抗性与严谨性：其一，主次矛盾混淆导致的战场失焦。辩手无法识别辩题的核心矛盾，陷入次要矛盾的细节纠缠，使核心战场被偏离，辩论沦为无意义的概念拉锯；其二，矛盾特殊性消解导致的立论同质化。辩手以固化模板套用不同辩题，缺乏对辩题独特语境的情境化分析，使立论丧失差异化优势，易被对方归谬误。其三，矛盾斗争性绝对化导致的攻防僵化。辩手完全否定对方立场的合理成分，立论呈现非此即彼的极端性，既无法回应对方实证质疑，也难以构建包容性价值共识。竞技辩论是批判性思维的实践演练，其竞争机制有助追求更好的论证。而之所以会产生这些误区的本质，是辩手缺乏对辩题矛盾关系的辩证认知，未能从对立统一视角解析辩题的深层逻辑。（三）矛盾分析法对辩论思维的指导价值矛盾分析法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工具，其核心是通过识别事物内部的对立统一关系，解析矛盾的主次性、特殊性与同一性，矛盾分析法不仅帮助我们跳出经验主义和绝对主义的陷阱，更为破解破题误区提供科学思维范式。具体到辩论领域，其指导价值体现为三重维度：一是通过主次矛盾区分，帮助辩手剥离边缘议题，锁定辩题核心争议点，避免战场失焦；二是通过矛盾特殊性分析，引导辩手结合辩题的时代背景、适用场域等特征，构建差异化立论，规避模板化的劣势；三是通过矛盾同一性利用，推动辩手在承认对方立场合理成分的基础上，通过逻辑收束指出其局限性，将对方论据转化为己方攻防，增强立论的说服力。这种辩证思维与辩论“在对立中寻共识、在共识中显差异”的本质要求高度耦合，是突破思维定式、提升破题质量的关键方法论。（四）本文的研究结构与核心观点本文以竞技辩论的破题立论为研究对象，以矛盾分析法的应用为核心线索展开：首先，系统梳理当前辩手破题过程中的三类矛盾认知误区，结合辩题案例剖析其表现形式与弊端；其次，阐释矛盾分析法的核心内涵及其与辩论思维的内在关联，论证其指导破题立论的理论合理性；再次，对应三类误区提出矛盾分析法的三大实践路径——抓主要矛盾以锚定核心战场、把握矛盾特殊性以构建差异化立论、利用矛盾同一性以搭建攻防一体体系。最后从中总结矛盾分析法对提升辩手破题能力与辩论思维水平的实践价值。本文的核心观点是：矛盾分析法可帮助辩手超越线性思维与片面认知，通过对辩题矛盾关系的系统性解构，构建兼具战场针对性、立论差异化、攻防包容性的论证体系，从根本上提升破题立论的质量与竞技辩论的逻辑深度。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题研究86二、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法的核心内涵（一）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体系的层级支配关系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矛盾是事物联系的实质内容和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从根本上说就是不断认识矛盾、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在复杂事物的矛盾集合中，主要矛盾是对事物发展起决定性、支配性作用的矛盾，它规定了事物的本质属性与演化方向；次要矛盾则处于从属、被支配地位，其存在与变化以主要矛盾的运动为前提，仅影响事物的局部特征或发展节奏。这一维度的核心认知逻辑是“抓重点”——认识复杂事物的关键，是先锁定起支配作用的主要矛盾，再以主要矛盾为锚点分析次要矛盾的从属作用，避免陷入“均衡论”的认知偏差。对应竞技辩论的破题环节，辩题本质是包含多重争议的矛盾体系，其中必然存在决定双方立场根本分歧的“核心矛盾”（即主要矛盾），以及由核心矛盾衍生的“边缘争议”（即次要矛盾）。若忽视这一层级支配关系，辩手便会陷入次要矛盾的细节纠缠，导致核心争议失焦，辩论沦为无意义的概念切割与语义拉锯。（二）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矛盾认知的具体性原则矛盾的普遍性是指“事事有矛盾、时时有矛盾”，即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矛盾的特殊性则强调不同事物的矛盾具有独特的本质、表现形式与发展规律，同一事物在不同阶段的矛盾也存在差异。二者的辩证关系表明：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包含普遍性，唯物辩证法认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正确认识事物的基础，也是正确解决矛盾的关键。脱离特殊性的普遍性认知是抽象的、模板化的，无法准确把握事物的真实矛盾。这一维度直接回应了竞技辩论的“立论同质化”问题：不同辩题虽可能归为同一类型（如价值选择类、利弊权衡类），但其矛盾的时代背景、主体特征、场域规则等均具有特殊性。若以普遍化的论证模板套用特殊辩题，辩手的立论便会丧失情境适配性，既无法覆盖辩题的特殊矛盾，也难以应对对方基于辩题特殊性发起的归谬攻击。（三）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矛盾运动的辩证统一关系矛盾的斗争性是指矛盾双方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属性，它推动矛盾的动态发展；矛盾的同一性是指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属性——矛盾双方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且在一定条件下可向对方转化。二者的辩证统一是矛盾运动的基本动力：脱离斗争性的同一性是僵死的“调和论”，脱离同一性的斗争性是极端的“绝对对立论”。这一维度为破解辩论立论的“攻防弹性不足”提供了思路：辩题的对立立场并非完全割裂的非此即彼关系，而是存在相互依存的共识基础，辩证矛盾是指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本性，是更高级的思维方式。若片面强调斗争性而忽视同一性，辩手的立论便会陷入极端化的封闭逻辑，既无法回应对方的合理质疑，也难以构建具有包容性的价值共识，最终丧失说服效能。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题研究87三、当前辩手破题立论的典型矛盾认知问题（一）主次矛盾混淆：核心争议失焦下的战场偏离在竞技辩论的破题环节中，辩手对“主次矛盾”的认知偏差，是导致战场失焦的核心诱因。从矛盾分析法的视角看，任何辩题都蕴含着“核心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分层结构：核心矛盾是辩题双方立场分歧的根源，决定了辩论的核心议题；次要矛盾则是核心矛盾衍生的边缘问题，仅对核心议题起补充作用。但在实践中，多数辩手缺乏对这一结构的系统性识别能力，往往将次要矛盾等同于核心矛盾，导致辩论的焦点被稀释。具体而言，这种认知偏差在辩论中的表现可细化为两个维度：其一，概念层级的混淆。辩手未能区分辩题中“核心概念”与“附属概念”的层级关系，将附属概念的定义争议作为核心战场。学者指出，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例如在“当代年轻人更应该内卷／躺平”的辩题中，“内卷”与“躺平”是核心概念，其本质是“个体资源获取方式的选择”，而“熬夜”“消极避世”等是附属概念，仅为核心概念的具体表现形式。但部分辩手却将“熬夜是否属于内卷”作为核心争议，反复纠结概念的外延边界，而未触及“资源获取方式对个体长期发展的影响”这一核心矛盾。其二，论证链路的断裂。辩手在破题时，未能构建“次要矛盾服务核心矛盾”的论证逻辑，导致次要议题的争论与核心立场脱节。例如在上述辩题中，若辩手仅争论“熬夜的定义”，而未说明“熬夜是否属于内卷”与“年轻人发展路径选择”的关联，则该争论既无法支撑己方立场，也无法反驳对方观点，沦为无意义的语义拉扯。从竞技危害的角度看，这种偏离会直接削弱辩论的对抗性与说服性：一方面，核心立场的论证时间被压缩，辩手无法通过完整的逻辑链路与实证论据巩固己方观点；另一方面，对方可通过“概念切割”将辩论引向次要议题，规避对核心矛盾的回应，导致己方的进攻失去针对性。例如在“内卷／躺平”辩题中，若己方陷入“熬夜的定义”争议，对方即可回避“资源分配逻辑与个体发展的适配性”这一核心问题，使己方的核心论据无法落地。（二）矛盾特殊性消解：模板化立论下的差异化缺失矛盾特殊性原理指出，不同事物的矛盾具有独特的本质与表现形式，需结合具体情境进行分析。正如列宁在《哲学笔记》中首次明确了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但在竞技辩论的破题环节中，部分辩手存在“矛盾特殊性消解”的认知偏差，即忽视辩题的独特语境，以固化的论证模板套用不同辩题，导致立论呈现同质化特征。这种认知偏差在辩论中的细化表现为：模板框架的泛化套用与语境要素的刻意忽视。前者指辩手将某一类辩题的论证结构固化为万能模板，而不调整模板与具体辩题的适配性。例如在科技类辩题中，部分辩手无论辩题是“科技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还是“人工智能普及利大于弊”，均沿用“科技具有双重性，需通过规制实现平衡”的框架，既未分析“人的全面发展”中“能力维度”与“人工智能普及”中“就业替代维度”的具体矛盾差异，也未结合辩题的现实语境补充论据。后者指辩手刻意回避辩题的时代背景、适用人群等特殊要素，以抽象的泛化论述替代具体的情境分析。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题研究88例如在“科技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辩题中，若辩手忽视“数字鸿沟下部分群体无法享受科技红利”这一当代特殊情境，仅抽象论述“科技拓展人的认知边界”，则立论会因缺乏现实针对性而被对方的实证反例击穿。从竞技实践看，这种同质化立论的缺陷在于：其一，价值视角的重叠。当多场辩论采用相同模板时，裁判与观众无法从立论中感知辩题的独特价值，己方立场的记忆点被削弱；其二，攻防针对性的不足。模板化立论无法覆盖辩题的特殊矛盾，对方可通过“情境归谬”指出其论证的片面性。例如在“人工智能普及利大于弊”辩题中，若辩手仅用“双刃剑”模板，对方即可通过“人工智能替代低技能就业导致群体收入差距扩大”这一特殊情境，反驳其“科技促进社会公平”的观点，使立论陷入被动。（三）矛盾斗争性绝对化：极端性立场下的攻防弹性不足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表明，矛盾双方既存在斗争性，也存在同一性，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需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更切近地研究之时，我们看到某种对立的两极，例如正与负，彼此不能分离，正如它们彼此对立一样；而且不管它们如何对立，它们总是互相之间渗透的。但在竞技辩论的破题环节中，部分辩手存在“矛盾斗争性绝对化”的认知偏差，即完全否定对方立场的合理成分，将辩论立场简化为“非此即彼”的极端对立，导致立论缺乏包容性与攻防弹性。这种认知偏差在辩论中的细化表现为：立场的极端固化与论据的选择性忽视。前者指辩手将己方立场定义为“完全合理”，而对方立场为“完全错误”，拒绝承认对方观点的现实依据。例如在“网红经济利大于弊／弊大于利”的辩题中，持“利大于弊”立场的辩手，若将己方定义为“网红经济推动所有群体的经济增收”，而对方立场为“网红经济完全破坏市场秩序”，则立论会因脱离现实而丧失可信度。后者指辩手在破题时，刻意忽视对方立场的实证论据，仅选取对己方有利的信息构建论证。例如在上述辩题中，若辩手仅强调“网红经济的就业带动效应”，而回避“网红经济中存在的虚假宣传、数据造假等乱象”，则对方可通过此类实证案例直接攻击立论的完整性。从竞技攻防的角度看，这种极端性立场会引发两大问题：其一，价值共识的缺失。辩论的核心是通过逻辑对话达成部分共识，而极端立场拒绝与对方进行价值沟通，难以获得裁判与观众的认同；其二，防御漏洞的放大。极端立场的论证框架存在明显的片面性，对方可通过“以点破面”的方式，用一个反例动摇整个立论的可信度。例如在“网红经济利大于弊”辩题中，若辩手完全否定其弊端，对方仅需举出“某网红品牌因虚假宣传被处罚”的案例，即可证明其立场的不严谨性，使己方陷入攻防的被动局面。四、基于矛盾分析法的破题立论优化路径（一）抓主要矛盾，锁定辩题核心争议点针对“主次矛盾混淆导致战场失焦”的问题，需通过“三次追问法”完成核心争议的精准定位——这一方法的本质是通过语义解构与价值溯源，剥离次要矛盾对核心议题的干扰，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不能把过程中的所有矛盾平均看待，必须区别为主要和次要两类，着重于抓住主要的矛盾，因此我们的操作逻辑银应呈现为三个递进的分析层次：首先是概念本质追问，以属加种差明确辩题核心概念的本质属性，区分“核心概念”与“附属概念”的层级关系：核心概念是辩题立场的逻辑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题研究89载体，决定了立场的基本边界；附属概念仅为核心概念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影响立场的根本判断。其次是价值预设追问，从双方对立立场反推其底层价值预设，识别立场分歧的根源是“价值排序差异”还是“事实判断差异”——前者是辩题的核心矛盾，后者仅为次要矛盾，若将事实判断争议作为核心战场，易陷入语义拉锯。最后是论证相关性追问，检验拟采用的数据是否直接服务于核心矛盾的论证：若数据仅能回应附属概念争议，则需将其降级为补充性数据，避免占用核心论证资源。以“当代年轻人更应该内卷／躺平”辩题为例：通过概念本质追问，明确“内卷”的本质是“存量竞争下以过度消耗为代价的非理性资源获取方式”，“躺平”是“主动退出过度竞争的低欲望资源适配方式”，而“熬夜”“辞职”等仅为附属概念；通过价值预设追问，识别双方的核心分歧是“短期资源获取的优先级是否高于长期发展的可持续性”；通过论证相关性追问，剥离“熬夜是否属于内卷”等次要争议，最终锁定核心矛盾为“短期收益与长期发展的价值排序矛盾”。这一操作既通过层级区分避免了战场失焦，又确保立论的每一环均指向双方的根本分歧，为后续攻防提供了明确的逻辑锚点。（二）把握矛盾特殊性，打造差异化立论视角针对“矛盾特殊性消解导致立论同质化”的问题，需通过“三维语境分析法”挖掘辩题的独特矛盾——这一方法的核心是基于辩题的具体情境，构建与模板化立论相区别的差异化论证框架，其操作需覆盖三个维度的分析：在时代背景维度，需分析辩题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政策导向等外部环境，明确议题的现实动因——不同时代背景下，同一类辩题的矛盾表现存在本质差异，如在全国大专辩论竞赛辩论“各国政府是否应全面禁烟”时反方用以支持不应该全面禁烟的理由之一是：吸烟会带来灵感。正方三辩马上予以反驳：“按照这种逻辑，在没有香烟之前，汉唐的贤人、先秦的诸子就没有灵感了吗？如果按照对方辩友的观点，今天我们在辩论会上同样需要灵感，难道需要我们每个人都叼一支香烟吗？”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发现，不同时代背景下所展现的核心矛盾完全不同；在主体特征维度，需界定辩题适用主体的群体属性、利益诉求等，聚焦主体的独特需求——主体差异会导致矛盾的影响范围与权重发生变化，例如“科技发展”对高技能群体与低技能群体的影响呈现对立性；在场域规则维度，需还原辩题所涉及的领域规则，识别场域内的特殊约束条件——场域规则决定了矛盾的解决路径与价值导向。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方法论视角来看，奥尔曼提出的“两条腿”框架，同样适用于辩论驳题的逻辑构建。其中，内在关系哲学要求我们在分析辩题时，不能孤立看待观点本身，而要将其置于具体的社会语境、价值立场与攻防关系中，把握其矛盾的生成逻辑，而抽象过程则为驳题提供了可操作的路径。以“科技发展会促进／阻碍人的全面发展”辩题为例：从时代背景维度看，当前处于“数字经济转型期”，科技对人的影响呈现“普惠性不足”的特征；从主体特征维度看，低技能群体与高技能群体受科技影响的差异显著；从场域规则维度看，市场逐利性导致科技资源向优势群体倾斜。基于此，可从“数字鸿沟”的特殊性切入，论证“科技发展虽拓展了部分群体的能力边界，但数字鸿沟导致低技能群体无法享受科技红利，甚至因就业替代陷入发展困境，这一特殊矛盾使得科技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明显局限性”。这一立论既通过对特殊矛盾的分析规避了“科技是双刃剑”的模板化框架，又通过与现实语境的绑定增强了论证的针对性与解释力。同时也对应了黑格尔的矛盾观，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事物的发展是通过矛盾的解决来实现。也就是说，只有真正回归辩题具体应用情境，不忽略其特殊性，才更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题研究90（三）利用矛盾同一性，构建攻防一体的立论体系针对“矛盾斗争性绝对化导致攻防过于极端，弹性不足”的问题，应明确矛盾双方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贯通，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因此，需通过合理成分接纳到局限性界定再到论据转化的逻辑链，实现矛盾同一性向己方立场的支撑转化，其操作需完成三个关键步骤：首先是合理成分接纳，需精准识别对方立场中符合事实或价值共识的内容，避免对对方观点的“稻草人谬误”式歪曲，批判性思维方法是辩论参与者力图战胜对方的重要方法，辩论的对抗性有助于提高参与者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但若全盘否定对方的合理论据，易使立论陷入极端化；其次是局限性界定，需明确对方合理成分的适用范围、前提条件或逻辑边界，指出其无法覆盖辩题的核心矛盾，例如对方论据仅适用于部分情境，或仅能解释矛盾的单一维度；最后是论据转化，界定边界的基础上，回归己方立场的核心逻辑，说明即便存在对方所述问题，己方倡导的价值如效率、公平、长远利益等仍具有优先性或不可替代性。这一操作可将对方的进攻性论据转化为己方的防御性资源，实现攻防一体。以“网红经济利大于弊”辩题为例：首先接纳对方的合理成分——“网红经济存在虚假宣传、内容低俗等乱象”；其次界定其局限性，这些乱象是行业发展初期的阶段性问题，并非网红经济的本质属性，且乱象的产生源于监管体系尚未完善，而非网红经济本身的价值缺陷”；最后完成论据转化，通过行业自律、政策监管等手段，这些乱象可得到有效规范，而网红经济激活市场活力、拓展就业渠道、降低创业门槛的核心价值，正是当前经济转型期所需要的发展动力”。这一操作既通过对对方合理成分的回应削弱了其进攻性，又通过论据转化增强了己方立场的包容性，使立论在攻防中呈现出更强的弹性与说服力。五、结语竞技辩论的破题立论质量直接决定逻辑有效性与说服力度，当前存在的“战场失焦”“立论同质化”“攻防弹性不足”等问题，根源在于对辩题矛盾关系的认知偏差。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法以“对立统一”为核心，通过三个维度提供解决方案：“主次矛盾区分”帮助辩手锁定核心争议，避免陷入边缘议题；“矛盾特殊性把握”引导辩手结合具体语境构建差异化论证，破除模板化困境；“矛盾同一性利用”推动辩手在对立立场中挖掘共识基础，增强攻防弹性。实践中，该方法可通过“三次追问法”“三维度语境分析法”等具体路径落地，助力辩手构建兼具针对性、差异化与包容性的论证体系，突破线性思维局限。其应用不仅能提升破题立论质量，更能培养辩手的辩证思维，实现辩论从低效争议向有效逻辑交锋的转变。综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矛盾分析法为竞技辩论破题立论提供了科学认知范式，其价值既体现于竞技效能的提升，更在于辩证思维能力的培养，这是竞技辩论作为智力活动的核心意义。参考文献[1] 淡忠扬.破题立论方法及程序[J].陕西教育(综合版),2003,(1):12.[2] 路中康.当代华语辩论赛事发展历程与社会影响探析(1986-2025)[J].华语辩论与演讲,2025(03):2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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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词精粹·正反922026 世界名校儒学辩论邀请赛衢州总决赛2026 世界名校儒学辩论邀请赛是由衢州市文旅局、衢州市南孔文化发展中心、衢州市援疆指挥部与华语辩论世界杯组委会共同主办的青年儒学辩论活动。本次活动联动新疆乌什、贵州贵阳、浙江衢州三地文化，串联边疆文化、山地文明与南孔圣地的儒学传承脉络。活动分为乌什赛区、贵阳赛区，各赛区的优胜队伍前往衢州进行总决赛。活动以辩论为纽带，让全球青年学子体会不同地域儒学实践与文化魅力，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传播儒学文化。本次活动邀请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 19 支海内外名校队伍参与。最终，北京大学夺得 2026 世界名校儒学辩论邀请赛冠军。【活动地点】浙江省衢州市·衢州学院【赛事阶段】衢州总决赛·决赛【本场辩题】礼之用，贵在传承 /创新【辩题题解】随着传统文化复兴浪潮的持续推进与新媒体平台的广泛传播，礼的当代价值日益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从古典礼仪的当代阐释到民俗节日的仪式重构，从国学讲堂的系统讲授到短视频平台的礼仪科普，相关内容遍及各类渠道，让“礼”“传承”“创新”等概念深入大众认知，越来越多人开始重新审视传统礼仪在当代社会中的功能与意义。一种观点认为，传统礼仪是千年文明积淀的秩序智慧，是价值多元时代里人们主动寻求精神锚定的文化选择——守住的并非僵化的仪式外壳，而是一套经时间反复检验的共处之道；另一种观点则主张，“创新”才是传统礼仪保持生命力的根本所在：若不能因时损益、回应当代社会结构与人际关系的变迁，再深厚的传统也终将沦为脱离现实的文化符号，甚至有人为迎合文化自信的叙事刻意“表演复古”，并非源于对礼的真切体认。关于“礼之用”的核心指向，究竟是向后回望的文明自觉，还是向前探索的现实应变？期待双方辩手一同揭开这一话题背后的深层内核与现实价值。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词精粹·正反93礼之用，贵在传承正方立论稿李英杰 宗兆晖 胡元楚 陈耀辉【辩论队伍】北京大学谢谢主席：礼之用，即礼的作用。朱熹曾言：“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意为礼是天理的规范条文，亦是为人处世的准则，其本质是一种秩序。譬如古代不同身份者衣食住行规格有别，核心是为明确尊卑差等的秩序；又如当代的入党宣誓，本质是强化基于理想信念形成的政治认同与纪律约束。可见，礼因秩序的推广而具有独特且深刻的价值。当然，服务于同一套礼的秩序，具体行为并非僵化教条。淳于髡曾问孟子：若嫂子溺水需紧急援助，是否要恪守“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法？孟子答曰“当施以援手”——因“授受不亲”本为尊敬兄嫂，但若见死不救，反而违背了这一秩序的核心要求。故特殊情况下的权变虽突破常规，却仍属礼的范畴。传承与创新是对待既有事物的两种倾向，二者常并存于实践中。而讨论“礼之用贵在何者”，本质是探究礼的价值更趋近于对既有秩序的推广践行，还是对既有秩序的变革颠覆。我方认为，礼之用更贵在传承，理由如下：其一，礼的作用在于凝聚共识、维系秩序、推动发展。礼的本质是时代沉淀的社会公共准则，其核心价值恰在于统一性、稳定性与通用性——这本质上正是对既有群体理性的传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君臣尊卑、三纲五常的社会秩序后，通过兴礼学、举孝廉等举措，为两汉政权稳定与社会安定奠定了重要基础。在当代，文明和谐、自由平等的秩序成为主流，新时代的礼法也因此彰显价值：家国有礼则凝心聚气，邻里有礼则和睦共生，处世有礼则往来有度。反之，若人人可自行修改礼法、各行其是，终将导致共识崩塌、秩序混乱。例如某些网络博主在承载大屠杀沉重记忆的旅顺博物馆前跳日本宅舞，极大伤害民族感情，便是对礼的精神的背离。礼的魅力从不体现于五花八门的变化，而在维系社会秩序、赋能社会发展中落地生根——此即贵在传承的明证。其二，礼的作用在于立行养心、修养德行。礼的灵魂，在于通过对礼法的坚信与践行，实现自身修养与德行的提升。《大戴礼记》有云：“不仁爱生于丧祭之礼不明，丧祭之礼所以教仁爱也。”丧葬之礼正是通过仪式唤醒人内心对逝者的尊重与仁爱。我们自幼经历诸多葬礼，起初或许不解仪式的意义，仅能感知庄重肃穆的氛围；但正是在对这一礼法的践行与传承中，我们逐渐建立起对逝者的敬重、对生命的敬畏。在课堂上每次起立问好中，养成对师长的尊敬；在升国旗唱国歌的仪式里，体悟公民的自豪与责任。尤其在当下权威被消解、事物被解构的时代，礼更是激变洪流中我们亟须坚守的精神锚点。社会的价值多元并存，或许有其他价值指向创新与改变，但礼作为秩序的载体，其价值内核与建立初衷，注定指向传承与践行。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词精粹·正反94礼之用，贵在传承正方结辩稿陈耀辉【辩论队伍】北京大学谢谢主席：对方将礼视为工具，这点我方十分认同——正如仁义礼智信，亦如我方提及的自由、平等、博爱，本质上都是社会制度的工具。若说刀之贵在锋利，那“礼之用”的核心价值究竟何在？答案正是我方始终强调的：秩序的延续依赖传承。反方今天仅论证了使用工具时需灵活变通，比如有时需要自由的价值、有时需要效率的价值、有时需要礼的价值，但这不过是证明了“万物之用皆需创新”，完全未触及礼的独特性。对方提到当下面临人工智能等新课题，可周公从未预见人工智能，自然无法为我们制定相应的礼，这一点也无法支撑对方的立场。此外，对方退了一步，称礼的精神固然要传承，但“礼之用”的“用”仍需创新。对此我方不敢苟同。儒家“体用不二”的核心在于：若在践行礼仪时未能领会其背后的秩序内核，那么“仪”便是失败的。以丧葬之礼为例，过去或许需三年守丧，如今可能简化为七天致哀，但绝不能演变成仅为父亲默默哀悼三秒便算守礼——守礼必须契合背后的秩序，即对逝者的尊重，这一核心秩序必须传承。对方所谈的外在形式可以变化，但即便形式改变，“礼之用”的价值也不在于形式本身，因为一切形式的调整，都是为了服务于礼的精神传承。因此，在“体用不二”的逻辑下，“礼之用”的关键仍在传承。第三，对方完全误解了社会运转的逻辑。社会并非由礼单向推动，而是如库恩的范式理论所言：学术研究在固定范式下可大量复制，直至出现突变的新范式，学科才得以进步。人类社会的发展亦是如此：周公制礼作乐后，这套秩序延续至春秋战国，随着奴隶主时代的崩塌，“克己复礼”的旧礼难以为继，于是有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新礼。可见，社会发展是礼先复制一套范式，待变革节点出现时，通过创新破局进入新阶段；而进入新阶段后，又需要新的礼来传承——董仲舒的礼沿用至宋明，因无法应对佛学、玄学的冲击，便有了宋明理学的重振，这一过程中礼依旧在复制，直到问题出现再通过变革破局，形成螺旋上升的发展。这也回应了对方关于人工智能的疑问：人工智能确是新命题，但当我们探索出一套新礼制后，“礼之用”的价值难道不是将这套礼制复制应用于各人工智能公司及具体实践中吗？“礼之用”的核心究竟是讨论的过程，还是复制传承的过程？您方今日上台追求效率，可效率并非礼的精神；真正的礼，是走下台后能向教练问好，能为朋友带伴手礼并道“下次再来”——这便是礼的精神所在。谢谢各位。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词精粹·正反95礼之用，贵在创新反方立论稿王依茹 林千翊 刘静怡 夏潇航【辩论队伍】湖南大学谢谢主席，大家好：刚才对方辩友已经对礼本身做了阐述，我方不再重复。但正如“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讨论礼不能局限于礼的本身。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正式提出“仁义礼智信”五常，使其成为官方正统伦理——这意味着，礼的讨论需置于更宏大的价值体系中，而非孤立看待。更关键的是，我们要明确礼与“礼之用”的区别：礼是具体的规范体系，而“礼之用”则指向礼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方式与范围。今天我们讨论的“传承”，是对既有礼法的形式与内容的延续；“创新”，则是根据时代需求对礼的用法、领域进行适应性调整与拓展。我方的比较标准是：何者更能推动礼被有效运用，从而让礼在当代社会解决实际问题。我方认为，“礼之用，贵在创新”，理由有二：第一，唯有创新礼的使用方式，才能适配当代人的生活习惯与价值观念。传统礼俗多注重仪式感，有时难免显得烦琐，与当代社会追求效率的节奏存在张力，这也让不少年轻人对礼敬而远之。只有以青年喜闻乐见的方式呈现，礼才能从被动的约束转化为主动的自觉。例如，传统婚俗中的彩礼本是表达尊重与承诺的载体，但如今高额彩礼却异化为家庭负担与性别物化的符号。为此，许多地区推行“轻量化彩礼”，既保留了婚姻“敬慎重正”的核心精神，又以更平等、简约的形式回应了当代青年的诉求。再如，传统祭扫以焚香烧纸为主要形式，而年轻人更倾向于通过网络追思、云纪念馆、植树缅怀等方式表达敬意——形式虽变，礼所承载的情感与敬意却未减反增。可见，唯有在用法上大胆创新，礼才不会沦为被遗忘的“老规矩”，而能成为融入日常的“新风俗”。第二，唯有拓展礼的使用领域，才能回应科技与社会变迁带来的新关系、新问题。礼的起源与发展，最初集中于血缘宗族、婚丧嫁娶、君臣朝堂等传统领域，覆盖范围有限。但随着人类活动边界的不断拓展——从家庭到国家，从现实世界到虚拟空间，每一个新领域都呼唤着相应的行为准则。若礼的适用范围停滞不前，便会出现“礼的真空地带”。例如，人工智能深度融入生活后，人与 AI助手、数字人、智能体的交互，该如何界定尊重、责任与边界？当我们对智能助手发出指令时，是否也需要一种“人机之礼”——比如不滥用指令、不进行侮辱性对话？这些场景已超出传统礼制的覆盖范围。再如，太空探索、元宇宙社交、基因编辑等前沿领域，都需要我们主动创新“礼之用”。只有当礼的触角延伸至这些新兴领域，它才能继续发挥“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的核心功能。综上所述，创新礼之用，绝非抛弃传统，而是让礼的根须深扎当代土壤。唯有以创新为主导，礼才能真正“活在当下、用在实处”。因此，我方坚定认为：礼之用，贵在创新。谢谢。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词精粹·正反96礼之用，贵在创新反方结辩稿夏潇航【辩论队伍】湖南大学谢谢主席：正方学长最后的问题很有价值：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究竟是因为礼日新月异，还是源远流长？其实双方立场并不矛盾——中国能成为礼仪之邦，恰恰在于礼仪始终保有活力。若如对方所言，只需继承传承，我们恐怕难以担起这一称号。是什么让礼仪能随时代革新变化，始终围绕我们、代表我们？正是那份因时制宜的创新，这是我想谈的第一点。第二，正方今天的论证始终围绕“礼之用在于秩序”展开，核心是维护某种秩序、保护特定群体。但各位试想：如果当下的礼已无法保护你，甚至像祥林嫂在鲁镇所受的礼教那般压抑人性，这时候我们该选择继承还是创新？这绝非个例，也不是刻意“比烂”，而是揭示了一个趋势：礼本是工具，其价值在于服务于人，因此必须配合时代流变与人类需求的转变。就像世家大族的婚姻传统——从前是联姻制，如今是自由恋爱。你说喝交杯酒浪漫，可我若能与妻子穿着婚纱西服，在沙滩上携手奔跑，这难道不是另一种浪漫吗？可见，无论礼如何变化，“礼之用”的核心始终是满足人的需求，这是不变的本质。第三，反方所强调的“礼的创新”究竟体现在哪里？对方似乎将创新等同于日新月异、朝令夕改，但事实并非如此。创新是“随时而变”——西周时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的繁复仪轨；宋明时期，辩手相见要作揖；清代需请安；而今天，我们挥挥手说“你好”，或会心一笑，这些简便的方式就能替代传统礼仪。这种转变背后，是精神的革新：过去“经礼三千”旨在教化、维护等级；如今我们更追求效率与礼仪精神的平衡，这正是现代社会对礼的核心重塑。最后回到核心问题：“礼之用”贵在何处？坦白说，“继承”已是共识——对待传统文化，我们都强调继承与发扬，但“可贵”的关键在于，我们需看到礼如何作用于当下现实。对方若认为所有传统都需继承，那同样无法证成其立场。从时代视角看，礼作为框架，要支撑不断成长的时代，其可贵之处恰恰在于需要持续变革。正如孔子在《论语》中所言：“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礼难道是僵化的玉帛、金银等具象之物吗？从来不是。礼是精神，是真心；而“礼之用”，正需顺着这份流动的精神与真心的需求，不断创新。感谢各位。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词精粹·正反972026 世界名校儒学辩论邀请赛（贵阳赛区·决赛）2026 世界名校儒学辩论邀请赛是由衢州市文旅局、衢州市南孔文化发展中心、衢州市援疆指挥部与华语辩论世界杯组委会共同主办的青年儒学辩论活动。本次活动联动新疆乌什、贵州贵阳、浙江衢州三地文化，串联边疆文化、山地文明与南孔圣地的儒学传承脉络。活动分为乌什赛区、贵阳赛区，各赛区的优胜队伍前往衢州进行总决赛。活动以辩论为纽带，让全球青年学子体会不同地域儒学实践与文化魅力，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传播儒学文化。本次活动邀请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 19 支海内外名校队伍参与。最终，北京大学夺得 2026 世界名校儒学辩论邀请赛冠军。【活动地点】贵阳孔学堂·阳明大讲堂【赛事阶段】贵阳赛区·决赛【本场辩题】当代修身，应以仁养心 /以礼立行【辩题题解】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当代人对精神生活的深层反思，“修身”这一儒家核心命题重新进入大众视野。从国学课堂到心理自助，从职场伦理到个人成长，“如何修身”已渗透进当代人应对焦虑、内卷与道德困境的日常实践中。有人主张，当代修身应以仁养心——在价值多元、信息过载的时代，人心易惑易乱，唯有回归“仁”这一内在道德根基，涵养本心，才能真正安顿自我、抵御异化；也有人认为，当代修身应以礼立行——在社会规范失序、行为失范频发的当下，空谈心性无异于纸上谈兵，唯有以“礼”为清晰可循的行为准则，才能让修身落地见效、重建秩序。关于当代修身的核心路径，究竟应向内求诸仁心，还是向外依乎礼制？不妨交由双方辩手深入探讨，一同厘清这一古老命题在当代语境下的现实意涵与实践价值。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词精粹·正反98当代修身，应以仁养心正方立论稿陈淑娴 白宇 蔡正泽 刘孟坦【辩论队伍】清华大学感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大学》有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这一逻辑清晰揭示：修身的根本前提，在于正心诚意。今天探讨当代修身的更优路径，绝不能脱离“心”这一本源，空谈外在规范。首先明确定义：修身，本质是人格的整体完善与道德自觉的养成。以仁养心，核心实践路径是内察自省与格物致知——通过反思言行涵养道德自觉，通过明辨事理确立是非标准，从内而外生发真诚善念，是当代修身的根本途径。以礼立行，则以外在礼仪、制度为标尺，通过模仿和遵守外部规则塑造言行，是由外而内的被动规范过程，只能作为修身的辅助工具。基于此，我方展开以下论证：第一，以仁养心具有根源性，是修身的根本动力。修身的本质是“成为更好的自己”，而非“看起来像个好人”。“仁”是人心固有的善端，是一切善行的内生动力；“礼”只是对善行的外在总结，是“末”而非“本”。当一个人通过内察自省、格物致知真正涵养出仁心，他的善行便无需外部监督，也不会因环境动摇。北宋名臣范仲淹，始终以自省守住初心，以格物明辨道义，早早树立起忧国忧民的理想。无论顺境逆境、有无监督，他都体恤百姓、坚守原则。支撑他的从来不是外在礼法，而是长久以仁养心铸就的品格——这份发自内心的坚守，正是修身追求的至高境界。反观以礼立行，只能约束可见行为，无法触及内心动机。没有摄像头的路口有人闯红灯，有知识产权法仍有学术造假，根源正在于缺乏内心的道德自觉。而且，礼法的效力高度依附于外部监督：当监管有漏洞、约束暂时消失，不少人便会卸下伪装、突破底线。王莽年轻时严守礼法、孝顺恭敬，是天下公认的道德楷模；可一旦大权在握、约束消解，他立刻篡汉夺权、暴露虚伪残暴的本性。一生守礼却无仁心，一得势便彻底失范——这足以说明，没有内心道德作为根基，外在礼法约束便脆弱不堪。第二，以仁养心具有普适性，是全人类共同的道德底线。“仁”是人性的共通本质，跨越时空、文化与种族；而礼是特定社会的产物，具有极强的相对性。孟子曰 ：“无恻隐之心，非人也。”这种发自内心的道德本能，是人类文明的基石。无论是中国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是西方的“黄金法则”；无论是古代医者的悬壶济世，还是现代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救援，核心内核都是“仁”。反观礼，从来没有统一标准：北方人待客讲究热情劝酒，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词精粹·正反99南方人却视过度劝酒为冒犯；数据时代，人们对礼的认知更是差异显著。因此，以仁养心是修身的源头活水，而以礼立行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综上。当代修身，应以仁养心正方结辩稿刘孟坦【辩论队伍】清华大学谢谢主席：对方辩友请先不必感到悲哀，这个社会依然充满光明。贵州龙场本就是阳明心学的悟道之地，更是最接近教化内核的所在。诚如对方所言，修身看似门槛颇高，仿佛是温饱之后的特权——毕竟我国刚刚完成全面脱贫，而在过去，修身确实曾是士大夫阶层的专属。只是到了如今，修身才真正成为我们每个人都能探讨的话题。今天我方与对方的核心分歧主要有两点。第一重分歧在于逻辑顺序。《大学》有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其所述的修身路径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见修身在儒家修养体系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向下承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内在功夫，向上则需辐射至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在实践。因此，修身的门槛实则不宜过低——一旦跨越这道门槛，个体便需向外界传递自身的价值影响。而对方认为修身门槛太高，我方却有极为落地的方法论：一是“吾日三省吾身”的自省，二是“格物致知”的觉察。您说这些太难做到？其实不然。就像我今天中午便曾扪心自问：刚才在场上发言时是否有误？结果发现自己的表述可能伤害了评委的心。这种简单的自我反思，只要每天保持觉察、在生活中保持敏锐的观察，便不难做到。第二重分歧在于落地性。对方强调“以礼立行”的外在约束，但这种行为规范的有效实施，依赖两个前提：要么规则足够完善，要么个体暂时没有或不敢有逾矩的心思。可现实中总有规则覆盖不到的真空地带：一是规则虽完善但监管未到位，比如后排乘客系安全带的规定，真正遵守的人又有多少？二是新兴事物出现时，对应的规则尚未建立。这些都是对方立论的盲区。而我方认为，当一个人通过格物致知涵养了仁心，其行为自然会符合正道——这种由内而外的驱动，才是修身的根本。其实我方始终在强调“慎独”的意义：真正的修身，恰恰体现在无人看见、规则照耀不到的地方。若只是在规则的约束下循规蹈矩，那不过是不违反社会秩序的基本要求，而非我们所讨论的“当代修身”——那更偏向治国理政层面的秩序维护。正如对方所言，法治与德治需齐头并进，“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律确实能在短期内构建秩序，但每个人内心的道德准则、头顶的精神星空，才是我们应当坚守的修身之道。谢谢。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词精粹·正反100当代修身，应以礼立行反方立论稿苏韦月 唐旗 郑恩祈 徐致知【辩论队伍】贵州大学谢谢主席，大家好。“以仁养心”将修身根基锚定于内在心性，听来虽高远，却仅向少数人敞开，从未成为普罗大众可依循的主流路径。我方认为，当代修身应以礼立行。首先需厘清：何为“礼”？对方切勿将礼污名化为僵化教条。我方所言之礼，是当代文明社会沉淀的共识性行为规范，既包含显性的公共秩序、职业伦理，也涵盖隐性的边界意识与契约精神，是指导行动的具体坐标。而“以礼立行”，正是以这些外在、明确、可践行的规范为起点，通过行为规训收摄身心，最终提升个体的道德修养。我方的判准是：在当代语境下，哪种路径更能帮助普罗大众切实提高道德修养。第一，“以仁养心”是圣人之路，非众生之梯。周公制礼作乐，洞察人性需以外在规范约束引导，开辟了由外而内的修身路径。春秋礼崩乐坏之际，孔子释礼归仁，为礼注入真情实感，这是对“周文疲敝”的拯救；但这一转向，也将修身从人人可循的实践之路，异化为少数人才能通关的灵魂修炼。《大学》的“内圣外王”《中庸》的“慎独”《礼记》的“诚意正心”，起点极高——若无超凡天赋与坚忍意志，凡人如何凭空把握那颗飘忽不定的“仁心”？历史早已给出答案：能由此抵达圣贤境界者，不过颜回、曾子、孟子等凤毛麟角。若对绝大多数普通人说“只需养好仁心，自然行正”，无异于对不会游泳的人说“只需有一颗不惧水的心，自然就能浮起来”。一条仅能成就圣人的路，怎能作为普世方案？对多数普通人而言，更需要周公曾开辟的由外而内之路。以礼立行，正是为达不到“内圣”境界的凡人，重新架起通往修养的阶梯。其次，“以礼立行”由外而内，是普通人可践行的法门。修养并非必然“先心后行”，行为同样能反向塑造内心。当你内心冷漠、无法凭空生出仁爱时，不必等心先热起来，不妨先践行关爱的礼——比如对服务人员说声“谢谢”；当你浮躁焦虑、无法内观养心时，先恪守沉静的礼——比如在公共场合降低音量。这些外在、明确、不求内心即刻认同的行为，并非舍本逐末，而是为找不到“心之本”的普通人，架设通往内心的桥梁。王阳明所言“事上磨炼”，恰恰点明：离了具体礼行，心便无处可磨。让普通人先“立行”，在行中渐悟其理，在礼中渐生其仁——这正是由外而内的真谛，也是更接地气的“知行合一”。综上，圣人之路高山仰止，凡人难至；由外而内才是普适法门。为绝大多数普通人计，为浮躁时代里每颗渴望变好却不知从何开始的心计，请从礼这个最确切的起点出发：先让行为站在规范的大地上，灵魂才能随之找到上升的方向。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2 期——辩词精粹·正反101当代修身，应以礼立行反方结辩稿徐致知【辩论队伍】贵州大学谢谢主席，再次问候在场各位：自由辩论最后对方提到，希望大家先养心。为何用“希望”？因为他们也清楚，大部分人其实做不到。此外，对方辩友的论证存在循环：他们说修身就是要成为圣人，而圣人之心的核心是“仁”，所以修身需以仁养心——这难道不是循环论证吗？要理解这个辩题，不能将“当代”与“修身”割裂开来，而应结合二者的时代语境。我方一辩稿已明确强调：所谓普世性，必须立足现当代的实际情况。那么，我们身处怎样的时代？这是一个人心浮躁、陌生人社交远多于熟人社交的时代。每天要与形形色色的人、事、物打交道，如何相处？如果按对方的逻辑，大家道德水平参差不齐，却放任各自“吾日三省吾身”，那这就不是儒家思想，而是道家的“无为而治”了。对方的方法论更简单：只需告诉人们要“吾日三省吾身”，就能让他们做到格物致知，仿佛一句话就能让人原地变成王阳明那样的圣人——这未免太理想化了。饭要一口一口吃，事要一步一步做，讨论辩题首先要立足现当代的时代背景。对方只谈依法治国，却忽略了我们同样强调“以德治国”。我们国家解决温饱问题才多少年？吃饱饭后确实需要提升道德修养，但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所有人都能践行基本道德准则。在座各位素质较高，可能觉得这些准则理所当然，但现实是，我国仍有不少贫困人口，本科率不高，还有许多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或许会随地吐痰、横穿马路；即便这些基本行为规范都做到了，更高级的待人接物、礼仪规范、尊师重道、尊重他人等，也未必人人能践行。在这样的基础上，对方却要求大家一上来就以成圣为目标，直接从“格物致知”的终极要求出发，我听了实在感到悲哀。因为对方站在“庙堂之高”，却看不到当下的现实，看不到贵州这样的地方，看不到祖国大地上普通人的真实状况。所以我想告诉对方辩友：我们不能只停留在理论的“庙堂”，更要走到基层，切身观察、感受大众的真实生活与素质水平——这才是“当代修身”的应有之义。正如王阳明先生当年也会给贩夫走卒讲道，因为他懂得体察民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