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胜强王克喜 张爱萍 储 殷（以姓氏笔画为序）：王 洋 王天博 王克喜王璟峰 叶 宜 田丹丹刘 洋 孙 锋 杨子江张庆男 张国珩 张爱萍陈 铭 林胜强 高 远席 瑞 黄 海 储 殷赖长生 潘晨子王天博高 远华语辩论与演讲CHINESE DEBATE AND PUBLIC SPEAKING主 任：副 主 任：委 员：主 编：副 主 编：编辑委员会2026 年第一期 （总第 5 期）

三门出版社是一家专业出版社，以出版高品位文化图书为主，包括有图书、期刊、杂志等出版物。 图书涵盖：学术专著、科技专著、文学作品、个人传记、企业文化等。 期刊涵盖：文艺评论、管理科学、教育研究等。 三门出版社依托澳门开放的人文传统、多元的市场氛围，兼顾通俗性读物，不断发掘文化题材，为读者提供优秀的原创图书与文化读物，力求成为深受两岸四地及全球华人喜爱和信赖的国际化出版集团，让客户“好读书，好出书，出好书”。以独特视角和新意迈向全球华文市场。 同时三门出版社也奋力与时俱进，在数字时代中积极开拓新的业务板块，探索跨地域、跨媒体出版，力求以高品质、多元化的出版物，反映时代潮流和社会变迁，满足读者日益丰富的精神需求，促进两岸四地及全球华人社会的文化交流与发展。三 門 出 版 社“立足澳门，放眼世界”AMOY-QUEMOY-MACAO PUBLISHING HOUSE

理论探析辩论与演讲的话语范式比较研究——基于 Biber 多维度语体分析理论的考察 /林胜强辩论与演讲发展当代华语辩论赛辩题的演进脉络与话语建构 (1993—2025) / 路中康辩论赛在组织人才培训中的实践模式研究 /管鑫宇AI 大语言模型时代下辩论与演讲逻辑的重构与应用 /卢霖 汪淼淼辩论与演讲赋能浅析辩论技巧在行政执法笔录问询中的应用 /杨华鑫辩论训练在公务员面试准备中的认知转化效应研究 /李明辉辩论思维与技巧在律师法庭调查举证质证中的实践运用研究 /郑延峰写作研究《人民日报》自然灾难新闻情感表达的语用策略 /于红钰人文哲思类演讲稿写作怎样提高思想穿透力 /王竞晗 辩词精粹·正反2026 亚太青少年辩论锦标赛（马来西亚站）决赛·大学组对的人站在前途里 /北京工业大学：文浩人 王一凡 骆俊尧 邹文昕对的人陪在四季中 /新南威尔士大学：杨海亮 刘文博 朱云龙 胡秋实2026 亚太青少年辩论锦标赛（马来西亚站）决赛·高中组人生意义的锚点更在于“成为自己”/成都七中万达学校联队：潘思睿 林欣怡 伍子怡 王思文人生意义的锚点更在于“回应时代”/广州贝赛思国际学校二队：姜天翼 徐子涵 魏楷航 梁维珍演讲刊录灯映两岸情 共赴团圆梦 /徐佳琦 李鑫宇51623323848566672798286目 录2026 年第 1 期华语辩论与演讲8992

Theoretical AnalysisA Comparative Study of Discourse Paradigms in Debate and Public Speaking: An Examination Based on Biber’s Multidimensional Register Analysis Theory / LIN ShengqiangDevelopment of Debate and Public SpeakingThe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and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Topic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Debate Competitions(1993-2025) / LU ZhongkangResearch on Practical Models of Debate Competitions in Organizational Talent Training / GUAN Xinyu Re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Debate and Public Speaking Logic in the Era of AI Large Language Models / LU Lin, WANG MiaomiaoDebate and Public Speaking EmpowermentA Brief 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of Debate Techniques in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Interrogation Records / YANG HuaxinResearch on the Cognitive Transfer Effects of Debate Training in Civil Service Interview Prepa-ration / LI MinghuiResearch o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Debate Thinking and Techniques in Lawyers’ Court Investigation, Evidence Presentation, and Cross-Examination / ZHENG YanfengWriting ResearchPragmatic Strategies of Emotional Expression in Natural Disaster News Reports in People’s Daily / YU HongyuHow to Enhance Intellectual Penetration in the Writing of Humanistic and Philosophical Speeches / WANG JinghanDebate Highlights · For and AgainstFinal Round of the 2026 Asia-Pacific Youth Debate Championship (Malaysia Station) · Univer-sity DivisionThe Right Person Stands in the Future /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EN Haoren, WANG Yifan, LUO Junyao, ZOU WenxinThe Right Person Accompanies You Through the Four Seasons /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YANG Hailiang, LIU Wenbo, ZHU Yunlong, HU QiushiFinal Round of the 2026 Asia-Pacific Youth Debate Championship (Malaysia Station) · High School DivisionThe Anchor of Life’s Meaning Lies More in “Becoming Oneself” / Chengdu No.7 High School Wanda School Team: PAN Sirui, LIN Xinyi, WU Ziyi, WANG SiwenThe Anchor of Life’s Meaning Lies More in “Responding to the Times” / BASIS International School Guangzhou Team 2: JIANG Tianyi, XU Zihan, WEI Kaihang, LIANG WeizhenSpeech RecordingsIlluminated by Lights Across the Strait, We Move Together Toward the Dream of Reunion / XU Jiaqi, LI Xinyu51623323848566672798286CONTENTS 3/2026 NO.1CHINESE DEBATE AND PUBLIC SPEAKING8992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理论探析5辩论与演讲的话语范式比较研究——基于 Biber 多维度语体分析理论的考察林胜强【内容提要】辩论与演讲作为两种重要的话语表达范式，在语言风格、表达策略与技巧运用上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却又在思维逻辑、说服本质与语言艺术追求上存在深刻的共通性。研究发现，辩论与演讲构成了话语表达的两极：辩论是“对抗中的说服”，演讲是“共鸣中的说服”；前者以逻辑征服为核心，后者以情感感召为要义。二者在当代中国呈现出交融互鉴的发展态势，共同构建了现代公共话语表达的完整生态。本文以道格拉斯·比伯的多维度语体分析理论为方法论框架，结合《三国演义》诸葛亮舌战群儒、1993 年国际大专辩论赛的“人性本善 /恶”辩论、2015 年《奇葩说》“马黄大战”以及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等经典案例，从语体特征、思维机制、表达策略、教育功能四个维度系统比较华语辩论与演讲的异同。【关 键 词】华语辩论；演讲；话语范式；Biber 多维度分析；语体特征【 Abstract 】As two important forms of discourse expression, debate and speech differ significantly in linguistic style, expressive strategies and skills, yet share profound commonalities in logical thinking, persuasive nature and the pursuit of linguistic art. The study finds that debate and speech constitute the two poles of discourse expression: debate is “persuasion in confrontation”, while speech is “persuasion in resonance”; the former centers on logical conquest, and the latter emphasizes emotional appeal. The two forms show a trend of integration and mutual learning in contemporary China, jointly constructing a complete ecosystem of modern public discourse expression. Taking Douglas Biber’s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as the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and drawing on classic cases including Zhuge Liang’s debate with the Confucian scholars in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the 1993 International Varsity Debate on “Human nature is inherently good or evil”, the “Ma-Huang Debate” in U Can U Bibi 2015, and Martin Luther King Jr.’s I Have a Dream,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par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debate and speech from four dimensions: stylistic features, thinking mechanisms, expressive strategies and educational functions.【Keywords】Chinese Debates; Speech; Discourse Paradigm; Biber’s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Discourse Subject Characteristics【作者单位】林胜强，四川师范大学。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理论探析6一、引言：问题的提出与方法的引入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外衣，也是社会交往的媒介。在众多语言表达形式中，辩论与演讲无疑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它们既是语言艺术的集中体现，又是思维能力的综合展现。有专家指出：演讲与辩论是同族同宗，正是由于二者的共性，才共同组成了人类的思辨性的语言。这一论断揭示了二者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然而，当我们深入考察这两种话语形式时，又会发现它们呈现出迥异的风格特征。辩论场上，双方唇枪舌剑、短兵相接；演讲台上，一人独白、感召听众。这种直观的差异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语言规律？如何从学理层面系统描述辩论与演讲的语体特征及其功能差异？美国语言学家道格拉斯·比伯（Douglas Biber）于 1988 年提出的多维度语体分析理论，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方法论工具。该理论的核心假设是，语体差异不是单一维度的，而是多维度、多特征的综合体现；语言特征在文本中并非孤立出现，而是以“共现簇”的形式共同实现特定的交际功能。通过因子分析等统计方法，研究者可以从大量语言特征中提取出若干功能维度，进而对不同语体进行系统比较。将这一理论框架引入华语辩论与演讲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既有研究尝试用 Biber多维度方法对比分析汉语的辩论和演讲语体，计量结果显示：在确定的 65 项语言特征中，辩论与演讲在 44 项语言特征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宏观上可归纳为 8 个不同的维度。这一发现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实证基础。本文正是基于这一理论框架，试图构建一个系统分析辩论与演讲话语范式的理论模型。研究将围绕三个核心问题展开：辩论与演讲在 Biber 多维度框架下呈现怎样的语体特征差异？二者共享怎样的思维机制与说服逻辑？在当代华语语境下，它们如何相互借鉴、融合发展？二、Biber 多维度语体分析理论及其应用（一）理论溯源：从单特征分析到多维度分析在 Biber 之前，语体研究主要采用两种路径：一是对个别语言特征的分析，如研究某一特定词汇或语法结构在不同语体中的分布；二是对一组具有相似功能或指示语言复杂度的特征进行分析。这两种方法虽然各有价值，但都无法全面描述语体的整体面貌。因为语言特征从来不是孤立起作用的，而是相互关联、协同作用的。Biber的创造性贡献在于，他突破了个别特征分析的局限，将视角提升到特征“共现模式”的层面。其理论基础是，在特定的交际情境中，说话者或写作者会同时使用一组相互关联的语言特征来实现特定的交际功能；这些特征倾向于共现，形成稳定的“语体指纹”。通过因子分析，研究者可以从大量特征中提取出若干功能维度，每个维度代表一组共现特征所实现的共同功能。1988 年，Biber 在其奠基性著作《Variation across Speech and Writing》中，基于包含 23 种语体、481 个文本的大型语料库，从 67 个语言特征中提取出 7 个功能维度。其中前六个维度具有稳定的因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理论探析7子结构，它们分别是：信息性表达 vs. 卷入性表达、叙事性 vs. 非叙事性、外显指称 vs. 情境依赖指称、显性说服表达、抽象信息 vs. 非抽象信息和在线信息阐述。这六个维度构成了 Biber 多维度分析的核心框架。后续研究既可以沿用这一框架分析新的语体，也可以针对特定语言，如汉语、英语重新进行因子分析，提取适合该语言特点的功能维度。（二）方法论特征：共现、维度与功能解释Biber 多维度分析的方法论特征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词：共现、维度、功能解释。其中，共现是理论起点。Biber 认为，语言特征不是随机分布的，而是有规律地共现。例如，在信息密集的语体中，如学术论文，名词、长词、前置介词短语等特征往往高频出现；在卷入性强的语体中，如日常对话，代词、感叹词、缩略形式等特征则倾向于共现。这种共现模式反映了语言使用者在特定交际情境中的策略选择。维度是分析工具。通过因子分析，将大量相关特征归并为若干维度，每个维度代表一组共现特征所承载的功能。维度不是研究者主观设定的，而是从数据中“浮现”出来的统计结构。这使得多维度分析具有较高的客观性和可重复性。功能解释是最终目的。维度本身只是统计构造，研究者需要结合交际情境解释其功能意义。例如，为什么第一人称代词、第二人称代词、疑问句等特征会共现？因为它们共同实现了“卷入性表达”的功能——使说话者与听者之间建立密切的互动关系。正是这种功能解释，使多维度分析超越了纯粹的形式描写，进入语体功能研究的层面。（三）既有研究：从英语语体到华语语体的拓展自问世以来，Biber 多维度分析已被广泛应用于各种语言和各种语体的研究。在英语语体研究中，学者们考察了会话、演讲、学术散文、新闻报道等多种语体的维度特征。在华语语体研究领域，多维度分析的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已有学者尝试用 Biber 多维度方法对比分析汉语辩论与演讲语体，发现二者在多项语言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研究为本文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支撑。此外，有研究采用语步分析方法，对《奇葩说》节目中辩手陈词阶段的信息结构进行了系统考察，发现陈词阶段涵盖 14 种语步及 37 种策略，其分布特征与辩论赛场的时间限制、沟通目标密切相关。这一研究虽未直接采用多维度分析，但其对辩论话语结构的精细描写，与多维度分析形成了有益的互补。本文将以 Biber 多维度分析为理论框架，结合经典案例，对华语辩论与演讲的语体特征、思维机制、表达策略进行系统比较。三、辩论与演讲的语体特征（一）信息性表达 vs. 卷入性表达这是 Biber 框架中最具解释力的维度。一端是“信息性表达”，以名词、长词、前置介词短语等特征为标志，追求信息密度和表达精确性；另一端是“卷入性表达”，以第一、第二人称代词、疑问句、感叹词、缩略形式等特征为标志，强调交际双方的互动与情感投入。辩论语体在维度一上呈现出独特的两面性。一方面，辩论具有高度的信息性——辩手需要在有限时间内传达大量事实、数据、逻辑推理，因此名词、专业术语、复杂名词短语等特征高频出现。另一方面，辩论又具有强烈的卷入性——辩手需要与对手直接交锋、回应对方观点、争取评委认同，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理论探析8因此第一人称复数，如“我方认为”、第二人称，如“对方辩友”、反问句等特征同样密集使用。这种看似矛盾的特征组合，恰恰反映了辩论作为“对抗中的说服”的本质，既要有扎实的信息支撑，又要与对手和评委保持高度的互动卷入。演讲语体在维度一上的表现则相对稳定。传统演讲，如政治演说、典礼致辞倾向于高卷入性表达——演讲者大量使用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建立共同体意识，使用第二人称“你们”与听众直接对话，使用反问句引导听众思考。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中“我梦想有一天”的反复出现，既是第一人称的卷入表达，又是排比修辞的情感累积。然而，有学者对特朗普与拜登就职演说的比较研究表明，演讲在维度一上也存在内部差异：特朗普的演讲更偏向信息性，拜登的演讲则更强调卷入性。这表明，演讲风格的选择与演讲者的身份定位、沟通策略密切相关。从定量研究看，汉语辩论与演讲在维度一上的差异同样显著。研究显示，辩论语体中动词、副词、连词、语气词的分布率高于演讲语体，而数词、量词、介词的分布率则低于演讲语体。这一发现可以从卷入性角度加以解释，即辩论需要频繁使用动词推进论证、使用连词建立逻辑关系、使用语气词表达态度立场，这些都是卷入性表达的典型特征；演讲则更多依赖名词概念构建意义世界，依赖量词增强表达的具体性与形象性，体现了信息性表达的要求。（二）外显指称 vs. 情境依赖指称这个维度衡量的是语体在指称方式上的差异。外显指称以关系从句、名词化结构、并列短语等为特征，追求指称的精确性和语境独立性；情境依赖指称则以代词、时间指示词、地点指示词等为特征，指称意义依赖于具体的交际情境。辩论语体在外显指称维度上得分较高。辩论常常涉及抽象概念、复杂命题、逻辑关系，辩手需要确保指称的精确性，避免歧义和误解。关系从句“那些支持……的观点”、名词化结构“人性本善的论证”、并列短语“从历史维度、现实维度和未来维度”等特征在辩论中高频出现，使表达具有较高的语境独立性——即使脱离具体的辩论情境，文本依然可以被准确理解。演讲语体在这一维度上则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一方面，演讲需要使用外显指称确保核心概念的清晰传达；另一方面，演讲又依赖情境指称与听众建立即时联结。现场指示语“今天”“在这里”、人称代词“你们”“我们”的大量使用，使演讲意义紧密嵌入具体的演讲情境。诸葛亮舌战群儒堪称外显指称与情境依赖指称完美结合的典范。面对东吴群儒的轮番诘难，诸葛亮既需要精确界定概念，如“鹏飞万里，其志岂群鸟能识哉”中的“鹏”与“群鸟”的隐喻关系，又需要根据现场反应即时调整论辩策略，在具体问答情境中灵活回应。这种外显与情境的平衡，正是高水平辩论的典型特征。（三）显性说服表达此维度专门衡量语体中说服性语言特征的强度。显性说服以情态动词必须、应该、义务性表达有必要、理应、劝诱性动词建议、呼吁、条件句“如果……那么……”等为特征，体现说话者试图直接影响听众的信念或行为。辩论与演讲在此维度上都属于高说服性语体，但说服的策略和手段存在差异。辩论的说服是显性且对抗性的——辩手直接挑战对方观点，明确主张己方立场，大量使用条件句构建逻辑推理，使用义务性表达提出价值判断。辩论场上常见的“如果……那么……”“因此，我们必须承认……”等句式，都是显性说服的典型标记。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理论探析9演讲的说服则往往更为隐性和情感化。传统演讲较少使用直接命令或生硬说教，而是通过叙事、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段间接影响听众。有研究显示，特朗普演讲在显性说服维度上得分高达 3.76，体现其直截了当的劝说风格；拜登演讲则在该维度上得分为 -2.63，表明其说服策略更为含蓄，主要通过情感共鸣和价值引领实现说服。然而，这一差异不是绝对的。在特定类型的演讲中，如销售演讲、竞选动员，显性说服特征同样突出。反之，在辩论的某些环节，如总结陈词，辩手也会采用更为隐性的说服策略，通过价值升华引发评委共鸣。（四）抽象信息 vs. 非抽象信息此维度衡量语体的抽象程度。抽象信息以被动语态、抽象名词、学术词汇等为特征，追求概括性和理论性；非抽象信息则以具体名词、动作动词、形象化表达等为特征，强调具体性和可感知性。辩论语体在抽象信息维度上得分较高。辩论常常涉及哲学命题，如“人性本善/恶”、社会政策，如“应否废除死刑”、价值判断，如“小确幸与大欢喜”，需要运用抽象概念进行理论建构。辩手需要将具体问题上升为一般性原则，将个别案例纳入普遍性框架，这种思维操作必然依赖抽象语言。演讲语体在词维度上的表现因类型而异。政治演讲、典礼致辞往往兼具抽象与具体——既要有核心价值理念的抽象表达，又要有具体故事和形象化语言的支撑。马丁·路德·金的演讲之所以成为经典，正在于其将抽象的自由平等理念与具体的梦想图景完美融合。学术演讲则可能偏向抽象信息一端，而叙事性演讲，如 TED 演讲中的个人故事分享则更接近非抽象表达。（五）辩论与演讲的语体整体图景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勾勒出辩论与演讲在 Biber 多维度框架下的整体图景。辩论语体的整体图景特征可以概括为：高信息性与高卷入性的张力统一、外显指称主导、显性说服突出、抽象信息密集。这种特征组合源于辩论的核心交际情境——双方在有限时间内、面对评委和观众，就特定命题展开对抗性论辩。信息性要求保证论证的扎实可靠，卷入性要求保持与对手和评委的即时互动，外显指称确保逻辑清晰，显性说服强化论证力度，抽象信息支撑理论高度。这五个维度的协同作用，构成了辩论独特的语体风格。演讲语体的整体图景则呈现更大的内部异质性。不同类型的演讲在不同维度上可能有显著差异。但总体而言，演讲可以描述为：卷入性表达为主、情境指称灵活、说服表达可显可隐、抽象与具体动态平衡。演讲的核心是演讲者与听众之间的单向传播关系，这决定了卷入性表达和情境指称的重要性；但具体维度配置会因演讲目的、场合、听众而调整。Biber 框架的价值正在于此：它不是将语体简化为几个笼统的特征，而是提供了一套多维度的描述语言，使我们能够精细刻画不同语体的整体图景，并在同一框架下进行比较。前述辩论与演讲在语言特征上的显著差异，正是这种精细比较的成果。四、思维机制的内在统一：超越语体差异的深层共通性如果说 Biber 多维度分析揭示了辩论与演讲在语体表层上的差异，那么思维机制层面的考察则将我们引向二者更深层的共通性。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理论探析10（一）逻辑性：论证的共同基石无论是以交锋为核心的辩论，还是以独白为形式的演讲，要想真正说服听众，都必须遵循基本的逻辑规则。这是辩论与演讲最深层的共通性。条理性是第一要义。无论是在演讲中，还是在辩论中的各个环节，主要的演讲点与辩论战场，一定要在之前准备的时候就进行逐条地梳理。这种梳理不仅是对内容的组织，更是对思维的整理。一个逻辑混乱的辩手不可能赢得比赛，一个条理不清的演讲者也不可能打动听众。更为重要的是，各要点之间需要建立有机的逻辑联系。理想的论证应当是“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对自己的思路进行梳理”，使“整理出来的几条关键点之间，或是相互并列的关系，或是互相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等的逻辑关系”。这样一来，各个要点就不再是散落的珍珠，而是串联成链的有机整体，相互支撑、相互补充，共同完成对核心观点的论证。从多维度分析视角看，逻辑性在语体层面体现为外显指称和抽象信息特征的高频出现。辩论需要关系从句、名词化结构确保指称精确性，需要抽象概念构建理论框架；演讲同样需要在核心概念上保持清晰界定，在价值升华时运用抽象表达。Biber 框架揭示的语体差异，恰恰建立在共同的逻辑基础之上。诸葛亮舌战群儒之所以成为经典，正在于其严密的逻辑性。面对张昭“先生自比管仲、乐毅，然刘备得先生之后反不如初”的诘难，诸葛亮并未避重就轻，而是从“沉疴用猛药”的医理切入，层层推进，最终得出“盖国家大计，社稷安危，是有主谋，非比夸辩之徒，虚誉欺人”的结论。这一论证过程，既体现了归纳与演绎的结合，又展现了因果推理的力量。（二）批判性思维：辩论的本质属性与演讲的潜在维度如果说逻辑性是辩论与演讲的共同基石，那么批判性思维则是辩论区别于一般演讲的本质属性。有学者明确指出：辩论所要进行的思维训练主要是“逆向思维”或者“求异思维”，就是对司空见惯的事物和已成定论的观点作反向思考。这种思维方式的经典案例是司马光砸缸。面对小朋友掉进水缸的险境，常规思维是“让人离水”——跳进水缸救人；司马光的思维却是“让水离人”——砸破缸让水流出来。这就是典型的逆向思维：打破常规，反向求解。辩论场上的逆向思维比比皆是。以“知足常乐”这一传统命题为例，常规思维会强调知足的价值，辩论思维却可以提出“知不足者更快乐”——正因为不满足，才会不断进取，在进步中获得更深层的快乐。同样，“良药苦口”可以被解构为“良药应当顺口”——药物疗效与口感并不矛盾，为什么不能在保证疗效的同时改善体验？这种反向思辨不是刻意标新立异，而是对问题复杂性的深度开掘。从多维度分析视角看，批判性思维在语体层面与显性说服密切相关。辩论中大量的反问句、归谬论证、条件推理，都是批判性思维的语言实现。1993 年国际大专辩论赛“人性本善/恶”的辩论中，复旦大学队以“人性本恶，教化向善”立论，正是对传统“性善论”的批判性重构，在哲学层面展现了逆向思维的深度。演讲虽然不以批判性思维为核心任务，但优秀的演讲同样需要独立思考和创新观点。马丁·路德·金对“美国梦”的重新诠释，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深刻批判，无不体现着批判性思维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批判性思维不是辩论的专利，而是所有高级话语表达的共性要求。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理论探析11（三）说服的本质：从对抗到认同的多元路径无论是辩论还是演讲，最终指向的都是同一个目标——说服。朱华祥教授将这一过程描述为“推销思想”，即“使人产生信念、树立信念的过程”。这个定义抓住了说服的本质：它不是强制，不是灌输，而是通过话语的力量使听众自愿接受某种观点、认同某种立场。辩论与演讲实现说服的路径却有所不同。辩论的说服发生在对抗之中——双方观点的激烈碰撞，迫使听众在两套论证之间进行比较、权衡，最终选择更具说服力的一方。这种说服路径可以概括为“对抗中的说服”。评委和观众如同法庭上的陪审团，在听取控辩双方的陈词后做出裁决。辩论的魅力正在于此：它不是在真空中宣讲真理，而是在交锋中让真理越辩越明。演讲的说服则发生在共鸣之中——演讲者通过情感召唤和价值引领，使听众产生认同感、归属感，从而接受演讲者的观点。这种说服路径可以概括为“共鸣中的说服”。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之所以能够穿越时空、震撼人心，不在于它提供了多么严密的论证，而在于它唤起了人们对平等、自由、尊严的共同渴望。从多维度分析视角看，两种说服路径对应着不同的维度特征。“对抗中的说服”体现为高显性说服、高信息性、高外显指称；“共鸣中的说服”则体现为高卷入性、情境依赖指称、叙事性。但二者最终统一于说服这一根本目标。值得注意的是，两种说服路径并非截然对立。优秀的辩论同样需要情感的力量——纯粹的逻辑推演可能冰冷生硬，适当的情感注入可以使论证更有温度。同样，优秀的演讲也离不开逻辑的支撑——纯粹的情感煽动可能流于空洞，坚实的逻辑基础可以使感召更有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辩论与演讲“同族同宗”，共同构成了人类说服艺术的完整光谱。五、表达策略的差异与互鉴（一）论证模式：归纳、演绎与类比的多维呈现辩论与演讲在具体的论证模式上存在差异，但也相互借鉴。辩论更倾向于使用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演绎推理从一般性原则推导出具体结论，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归纳推理从具体案例中提炼出一般性规律，具有经验上的说服力。在辩论场上，辩手需要根据立场和语境灵活运用这两种推理方式。当需要论证某项政策的合理性时，可以从“政府应当保障公民权益”这一大前提出发，结合具体政策内容进行演绎；当需要反驳对方观点时，可以列举多个反例进行归纳，证明对方结论的片面性。从多维度分析视角看，演绎与归纳的运用与维度五（抽象信息）密切相关。演绎推理依赖抽象原则的明确表述，归纳推理需要从具体案例上升到一般规律，二者都涉及抽象信息的处理。类比论证在辩论和演讲中都有广泛应用，但功能有所不同。辩论中的类比主要用于归谬——通过构造相似情境，推导出荒谬结论，从而驳斥对方观点。切斯特·朗宁在竞选议员时，面对反对派以“出生在中国并由中国奶妈喂养”为由质疑其血统，他反驳道：“按照你们的逻辑，如果你们喝牛奶，是不是就具有牛的血统？”这一类比机智而有力，让对方陷入无地自容的窘境。演讲中的类比则主要用于阐释——通过熟悉的事物说明陌生的道理，帮助听众理解抽象概念。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理论探析12这种类比追求的不是逻辑上的归谬，而是认知上的通达。演讲者常常将复杂问题比作日常生活经验，使听众在熟悉的语境中把握陌生的议题。（二）反驳技巧：归谬法与独立证明的辩论专长反驳是辩论的核心技能，也是辩论区别于演讲的重要特征。辩论中的反驳可以分为直接反驳和间接反驳两大类。直接反驳是通过真实判断直接确定对方观点的虚假性。常见方式包括用事实说话和归纳演绎论证。鲁迅先生曾说“因为真实所以有力”，事实的力量往往胜于雄辩。当对方提出某种抽象主张时，一个反例就足以让整个论证崩塌。间接反驳则包括独立证明和归谬反驳两种方式。独立证明是通过证明与对方论题相矛盾或相反对的论题的真实性，间接否定对方论题。归谬反驳是辩论中最具观赏性的技巧——先假设对方观点正确，再从中推出荒谬结论，以此推翻对方观点。归谬法的精妙之处在于：它不直接驳斥对方，而是沿着对方的逻辑走下去，让对方自己撞上南墙。诸葛亮舌战群儒中运用归谬法的经典案例：针对张昭“先生自比管仲、乐毅”的诘难，诸葛亮并未正面辩白，而是顺着对方的逻辑展开——“鹏飞万里，其志岂群鸟能识哉？”言下之意，如果按照你们的逻辑，管仲乐毅也不过尔尔——这显然是荒谬的，从而证明了对方衡量标准本身的错误。从多维度分析视角看，反驳技巧与维度四（显性说服）高度相关。归谬法和独立证明都是显性说服的典型策略，通过逻辑推演直接影响听众的认知判断。演讲虽然不以反驳为核心任务，但在特定情境下也需要回应异议、消除疑虑。这时，演讲者可以从辩论中汲取反驳技巧，以增强演讲的说服力。（三）情感调动：共鸣与激奋的演讲优长情感调动是演讲的强项，也是演讲区别于辩论的重要维度。演讲语体多用排比、反复等辞格强化情感表达。《我有一个梦想》中“我梦想有一天”的反复出现，不是简单的修辞技巧，而是情感累积的精心设计——每一次重复都是一次情感的叠加，直到最后达到高潮，让听众在情感的裹挟中认同演讲者的梦想。从多维度分析视角看，情感调动主要体现为卷入性表达和叙事性的特征。第一人称代词、感叹词、排比结构等特征共现，共同实现情感卷入的功能；叙事策略则通过故事性内容引发听众共情。辩论语体虽然相对克制，但也并非排斥情感。优秀的辩手懂得在适当的时机注入情感因素，使论证更具感染力。2015 年《奇葩说》“马黄大战”中，马薇薇以“小确幸不如大欢喜”击败黄执中，靠的正是情感与逻辑的完美融合。面对黄执中倡导的“小确幸”生活哲学，马薇薇并未全盘否定，而是以“大欢喜”作为更高层次的价值追求，既回应了对方的核心论点，又唤起了听众对生命意义的深层思考。赛后评论指出：她用优美的语言魅力与广博的知识底蕴，让很多听众去思索我们究竟要的是什么样的人生。这正是情感与逻辑的协同作用。有研究对《奇葩说》陈词阶段的语步分析显示，辩手在申论主体段落平均使用 5 至 6 个语步，远多于绪论（1—2 个）和结论（1—2 个）。这一发现印证了情感调动与逻辑论证的协同：绪论和结论需要精炼有力，情感高度浓缩；主体段落则需要详细展开，情感与逻辑交织推进。从这一案例中，演讲可以从辩论中学习的，是如何在情感表达中保持逻辑的清晰；辩论可以从演讲中借鉴的，是如何在逻辑推演中注入情感的温度。二者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才能不断提升话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理论探析13语表达的艺术境界。六、教育功能与社会价值（一）思维训练：从书本化到个性化辩论与演讲在教育领域的重要价值，首先体现在思维训练上。有学者指出，辩论“主要是训练思维而不是表达”。这一论断看似反直觉——辩论明明是以语言交锋为核心的活动，为什么说它主要是训练思维？答案在于语言与思维的一体两面关系。“语言是思维的家园”，没有无语言的思维，也没有无思维的语言。辩论训练看似是在打磨语言表达，实则是在锤炼思维方式。研究者区分了“书本化的思维”与“个性化的思维”：前者按照教科书的路径去思维，缺乏个人色彩；后者则带有强烈的个性特征，是独立思考的结果。辩论的价值正在于帮助学生完成从书本化思维到个性化思维的转变。以赞美一个人为例，书本化的表达是“你真的了不起”，个性化的表达则可以是“你能不能平庸一点？”前者中规中矩，后者幽默风趣，且蕴含着对对方卓越品质的真诚赞美。这两种表达的背后，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正向思维与逆向思维。从多维度分析视角看，个性化思维的培养与显性说服、抽象信息的训练密切相关。学生需要学会构建个人化的论证框架，运用抽象概念表达独特见解，通过显性说服策略影响他人。演讲同样具有思维训练的价值。准备演讲的过程，就是整理思想、建构逻辑的过程。演讲者需要思考：我要表达的核心观点是什么？如何组织材料才能最有效地支持观点？如何开场才能吸引听众？如何结尾才能留下深刻印象？这些思考本身就是思维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表达能力：从能说到会说表达能力是辩论与演讲最直观的教育成果。“能说”与“会说”之间存在着本质区别——前者只是表达的意愿和勇气，后者则涉及表达的质量和效果。辩论对表达能力的训练是全方位的。首先是语言的准确性——在激烈的对抗中，每一个词语的选择都至关重要，用词不当就会给对方留下攻击的缝隙。其次是语言的简洁性——辩论有时间限制，如何在有限时间内传达最多的信息，需要高度的语言凝练能力。再次是语言的针对性——辩论是对话而非独白，每一句话都需要回应对方的观点，需要预判对方的反应。从多维度分析视角看，辩论训练有助于提升学生在信息性 / 卷入性平衡、外显指称、显性说服上的语言能力。学生学会在有限时间内密集输出信息，同时保持与对手和评委的卷入互动；学会使用关系从句、名词化结构确保指称精确；学会运用情态动词、条件句进行显性说服。演讲对表达能力的训练则侧重于感染力。演讲者需要考虑如何与听众建立情感联结，如何通过语音语调的变化制造节奏感，如何运用肢体语言增强表达效果。正如学者所言，演讲者“可以在重要的词句之后进行适当的停顿，给听众一定的思考时间”，也可以在“发表你重要的观点之前进行适当的停顿，则可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力”。这些技巧看似细微，却直接影响表达的效果。从多维度分析视角看，演讲训练有助于提升学生在卷入性表达、叙事性和情境依赖指称上的语言能力。学生学会运用人称代词、感叹词、排比结构增强卷入性，学会通过叙事策略引发共情，学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理论探析14会运用现场指示语与听众建立即时联结。辩论与演讲的结合，可以训练出完整的表达能力——既有辩论的精准与锐利，又有演讲的感染与共鸣。（三）自信培养：从怯场到掌控自信心培养是辩论与演讲教育最珍贵的副产品。许多初学者第一次站上辩论场或演讲台时，都会经历紧张、怯场、大脑空白等反应。这是正常的生理心理反应，也是可以通过训练克服的。关于自信培养的经验，有专家将神经语言学原理融入表达训练，通过“瀑布法”引导学生理解信息流畅传递的重要性，利用“图像记忆法”帮助学生掌握高效记忆和组织辩论素材的技巧。这些方法的精髓在于，自信不是空洞的心理暗示，而是建立在对技能的熟练掌握之上。当你真正掌握了表达的技巧，自信就会自然生长出来。他们认为，自信源于思维的重构，但真正的力量在于将这份自信转化为实际行动。这句话道出了自信培养的真谛。辩论与演讲的教育价值，不仅在于让学生学会表达，更在于让学生相信自己能够表达——这种自信将伴随他们走向更广阔的人生舞台。七、当代华语语境下的新趋向（一）新媒体环境下的形式创新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正在深刻改变辩论与演讲的传播方式和表现形式。《奇葩说》《超级演说家》等网络综艺节目的出现，标志着辩论与演讲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文化。这种转变带来了多重影响。从传播渠道看，视频平台使辩论与演讲突破了时空限制，一场精彩的辩论可以触达成千上万的观众。从表现形式看，综艺节目的娱乐化包装使辩论与演讲更加生动有趣，但也可能削弱其严肃性。从受众参与看，弹幕、评论、点赞等功能使观众从被动接收者变为主动参与者，形成了新型的互动关系。对《奇葩说》的研究表明，辩论类网络节目在保持辩论核心特征的同时，在语言结构和表达策略上发生了适应性调整。辩手在绪论段落需要快速吸引观众注意力，在申论主体需要平衡逻辑深度与娱乐性，在结论段落需要提炼“金句”以便传播。这些调整反映了新媒体环境下辩论语体的演化趋势。新媒体环境下，辩论与演讲的边界日益模糊。辩论节目需要吸收演讲的情感元素以增强感染力，演讲节目需要借鉴辩论的逻辑力量以提升说服力。这种融合不是简单的拼凑，而是在保持各自核心特征的前提下，吸收对方的优长，形成更具包容性的表达范式。（二）辩论与演讲的相互借鉴当代华语辩论与演讲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相互借鉴趋势。辩论从演讲中学习情感调动。传统辩论强调逻辑的严密性，有时难免显得生硬。当代优秀辩手越来越重视情感元素的运用，在逻辑推演的基础上注入人文关怀，使论证既有力度又有温度。“金句”的流行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简练而有力的表达，既是逻辑的凝练，也是情感的爆发。《奇葩说》中马薇薇“小确幸不如大欢喜”的结辩，正是情感与逻辑完美融合的典范。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理论探析15演讲从辩论中学习逻辑建构。传统演讲强调感染力的重要性，有时难免流于空洞。当代优秀演讲者越来越重视论证的严谨性，在情感感召的基础上强化逻辑支撑，使演讲既有共鸣又有依据。TED演讲的流行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在短短十几分钟内，既要讲好一个故事，又要传达一个思想，需要情感与逻辑的完美平衡。从多维度分析视角看，这种相互借鉴意味着两种语体在维度特征上的趋近。辩论可能适度降低信息密度、增强卷入性表达；演讲可能适度提升信息性、强化显性说服。但趋近不等于同化，两种语体仍将保持各自的核心特征——辩论的对抗性本质、演讲的独白性本质不会改变。综上所述，辩论与演讲作为两种重要的话语表达范式，既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又存在深刻的共通性。基于Biber多维度语体分析理论的考察表明，在确定的语言特征中，辩论与演讲存在显著性差异。从语体特征看，辩论是“对抗中的说服”，语言风格锋利简洁，重在逻辑推演与反驳论证，在维度配置上呈现高信息性与高卷入性的张力统一、外显指称主导、显性说服突出、抽象信息密集的特征；演讲是“共鸣中的说服”，语言风格舒展从容，重在情感召唤与价值引领，在维度配置上呈现卷入性表达为主、情境指称灵活、说服表达可显可隐、抽象与具体动态平衡的特征。从思维机制看，二者共享逻辑性这一共同基石，辩论更强调批判性思维，演讲更注重整体性思维，但最终统一于说服这一根本目标。从表达策略看，二者各有专长又相互借鉴，辩论擅长归谬反驳，演讲擅长情感调动。从教育功能看，二者共同训练思维、表达与自信，培养完整的人格素养。在当代华语语境下，辩论与演讲呈现出融合发展的新趋势。新媒体环境的变革、表达形式的创新、话语体系的构建，都为两种话语范式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奇葩说》等网络节目的现象级成功表明，观众既期待逻辑的力量，也期待情感的共鸣；既期待观点的碰撞，也期待价值的引领。展望未来，华语辩论与演讲既需要保持各自的核心特质，又需要吸收对方的优长，在对话中发展，在融合中创新。辩论需要向演讲学习情感调动的艺术，使逻辑更有温度；演讲需要向辩论学习逻辑建构的力量，使情感更有依据。两种话语范式的对话与共生，将共同推动华语公共表达迈向更高水平。学习一些辩论和演讲的技巧，是大学生应该掌握的技能。在信息爆炸、观点多元的时代，能够清晰表达自己的思想、有效说服他人、在对话中寻求共识，已经成为现代公民的基本素养。参考文献[1] 刘艳春.辩论与演讲语体多维度、多特征对比研究[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6(06).[2] Gill, A., Raza, S., & Ishtiaq, M. Corpus-Based Genre Analysis of Donald Trump and Joe Biden’s Inaugural Speeches [J].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TESOL, 2025.[3] Zhang, Y. A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Language Use in English Argumentative Essays: An Evidence From Comparable Corpora [J]. SAGE Open, 2023, 13(03).[4] Xiao, Z., & McEnery, A. Two Approaches to Genre Analysis [J]. Journal of English Linguistics, 2005, 33(01): 6282.[5] 陈颖,刘长江.理性视角下辩论冲突话语的多模态研究[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3(28).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论与演讲发展16当代华语辩论赛辩题的演进脉络与话语建构(1993—2025)路中康【内容提要】本文采用历时性分析框架，对 1993 年至 2025 年间代表性华语辩论赛事的辩题进行主题编码与梳理，系统考察其演进脉络与话语转向。研究发现，三十年多来华语辩论赛的辩题呈现从“哲理思辨”到“社会现实”再到“生活与技术伦理”的显著转向，即从早期聚焦人性、道德等宏大哲学命题，逐步下沉至网络社会、经济伦理等现实议题，并最终深入至大数据、人工智能、青年亚文化等当代生活与技术发展前沿。在形式与价值预设上，辩题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抗，演变为强调概念界定、关系辨析的复杂建构，目标从探求普遍“真理”，转向回应具体时代“困境”。辩题的演进是辩论理念革新、社会热点投射、媒介技术变迁与华语思维传统共同作用的产物，反映了华语公共话语在议题选择、话语主体与讨论方式上的历史变迁。本研究不仅揭示了辩论活动自身的演进逻辑，也为理解华语公共话语的结构转型提供了微观实证视角。【关 键 词】辩题；华语辩论；批判性思维；话语转向；公共话语【 Abstract 】This study employs a diachronic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thematically code and examine topics from representative Chinese-language debate tournaments between 1993 and 2025,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ing their evolution and discursive shift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debate topics have undergone a significant transition from “philosophical speculation” to “social realities,” and further to “life and technology ethics.” That is, they have shifted from early grand philosophical themes such as human nature and morality, gradually moved toward real-world issues like cyber society and economic ethics, and finally delved into contemporary frontiers of life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ncluding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youth subcultures. In terms of form and value presuppositions, topics have evolved from binary opposition toward complex constructions emphasizing conceptual definition and relational analysis, with their goals shifting from pursuing universal "truth" to addressing specific historical “dilemmas”. This evolution results from the interplay of renewed debate concepts, reflections of social hot topics, changes in media technology, and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language thinking. It reflects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s in topic selection, discursive agents, and discussion methods within Chinese public discourse. This study not only uncovers the internal logic of debate activity evolution but also offers a micro-level empirical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public discourse.【Keywords】Debate Topics; Chinese Debates; Critical Logic; Discourse Shift; Public Discourse【作者单位】路中康，西北大学。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论与演讲发展17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以新加坡国际大专辩论赛（以下简称“国辩”）为代表的华语辩论赛事通过电视媒介进入大众视野，辩论开始超越单纯的语言竞技，成为一代人思想启蒙与公共讨论的重要形式。1993 年，复旦大学代表队在首届国际大专辩论赛上折桂，围绕“人性本善”的激辩，不仅展现了语言的魅力，更将一种理性的、思辨的公共讨论模式呈现在数以亿计的电视观众面前，成为当时一个标志性的文化事件。辩题，作为辩论活动的逻辑起点与意义疆界，不仅决定了双方论辩的框架，更集中映射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核心关切、主流知识资源与公共话语的合法边界 [1]。因此，对华语辩论赛题进行系统性、历时性的考察，其价值不仅在于梳理文化传播活动的内在发展逻辑，更能为我们观察三十多年华语世界公共讨论空间的议题流变、话语风格转型及思想脉络的演进，提供一个具体而微、极具动态性的分析样本。近三十年来，中国及华语世界经历了急剧的社会转型与深刻的观念变迁，公共讨论的议题、话语与空间均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哲学伦理的抽象争鸣，到市场社会的现实辩论，再到网络技术时代的身份与伦理迷思，这些变迁都在辩论赛这一高度浓缩的、仪式化的语言竞技场中得到同步甚至超前的反映。本文以 1993 年至 2025 年间的代表性辩题作为核心文本，采用文本编码与历史分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旨在回答：三十多年间，华语辩论的议题焦点发生了怎样的阶段性演进与转向？推动这一演进的主要动力机制是什么，是辩论文化的内生演化，还是社会外力的强势塑造？更重要的是，辩题的演变究竟揭示了华语公共话语实践在面对现代性挑战时，呈现出怎样的内在张力、思想资源与未来可能？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不仅关乎对语言文化活动的理解，更关乎对时代公共理性成长历程的洞察。一、辩题演进的阶段性特征与范式通过对国内外主要华语辩论赛事（包括国际大专辩论赛、华语辩论世界杯、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等）自 1993 年至 2025 年间的近千道辩题进行系统收集、编码与分析，依据议题焦点、话语风格与社会语境，将其演进轨迹划分为三个特征鲜明、彼此关联又层层递进的阶段（表一）。每一阶段不仅在议题选择上各有侧重，更在论证资源、话语风格和功能期待上形成了独特范式。表一 华语辩论赛辩题演进阶段特征概览（1993-2025）阶段 时间 核心议题类型 典型辩题 话语风格 主导媒介一 20 世纪 90年代哲学思辨与人文启蒙“人性本善 /本恶”“温饱是/不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典雅、骈俪化，引经据典电视二 2000-21 世纪 10 年代中期社会现实与公共政策“网络使人更亲近 /更疏远”“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可以 /不可以并行”科学化、分析性，注重数据与模型电视与早期互联网三 21 世纪 10年代末至今技术伦理与青年生活“大数据时代，人更自由 /更不自由”“‘内卷’是个真 /假问题”碎片化、杂糅性，理论话语与网络用语共生社交媒体与互联网平台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论与演讲发展18（一）第一阶段：宏大叙事、价值启蒙与“电视儒雅”这一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以早期国际大专辩论赛为绝对核心场域，辩论通过中央电视台等主流电视媒体的传播，被塑造成一种兼具思想性、表演性与仪式感的公共文化仪式。本阶段所分析的320 多道辩题中，超过 70% 集中于哲学、伦理学领域，具有浓重的哲学思辨与人文启蒙色彩，其典型代表包括：“人性本善 /本恶”“温饱是 /不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知难行易 /知易行难”“治愚比治贫更重要 /治贫比治愚更重要”。这些题目几乎全部源自中西思想史的核心母题与经典悖论，其讨论框架高度抽象，直指人性本质、道德根基、知行关系等具有普遍性与超越性的哲学、伦理学命题。第一阶段辩题的核心特征体现在议题的“超越性”上，辩论被设定为在一个纯粹理念世界中的思想交锋，旨在探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道理”。在论证资源上，辩手极度依赖深厚的古典文本储备，无论是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还是西方哲学巨著的理论体系，都是建构论证的权威基石。这种知识依赖造就了辩论语言的典雅、华丽乃至骈俪化倾向，引经据典、出口成章成为评价辩手水平的重要标准。早期国辩通过电视媒介精心展示了一种融合了传统士大夫人文修养与现代知识分子理性思辨的“儒雅”形象。这一现象，既是 20 世纪 80 年代“文化热”与思想启蒙运动余波在电视媒介上的延续与通俗化呈现，也深刻反映了改革开放后，整个社会在急剧变迁中对价值根基、文化认同进行集体性重估与寻找的焦虑心态。辩论赛阶段扮演了“公共哲学论坛”的角色，试图为时代的精神困惑提供一些思辨性的参考答案。（二）第二阶段：社会转型、工具理性与“现实主义”转向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互联网大规模普及、城市化进程加速，社会结构转型进入快车道，市场化、全球化带来的具体矛盾日益凸显。与之相应，辩题迅速从形而上的“书斋”下沉到形而下的“现世”。这一阶段的辩题现实主义色彩浓厚，哲学伦理类辩题占比下降至约40%，而涉及社会、经济、科技、环境等现实议题的辩题大幅上升。典型代表有：“网络使人更亲近/ 更疏远”“金钱是 / 不是万恶之源”“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可以 / 不可以并行”“外来文化对民族文化发展利大于弊 / 弊大于利”。这些题目直接关联科技社会、市场经济、环境治理、全球化浪潮等鲜活的社会现实。这一转向的核心特征在于议题的“具体化”与论证的“科学化”。辩论的焦点不再是永恒的哲学命题，而是时代提出的具体挑战。因此，社会科学话语——尤其是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社会学的调查数据、法学的权利义务分析框架——开始大规模取代古典哲学与文学典故，成为更具权威性和说服力的论证资源。辩手需要像社会“分析师”或政策“研究员”一样，运用模型、数据和逻辑来解剖社会肌理。辩论的功能也随之发生转移，从价值启蒙更多地转向对社会问题的模拟分析、利弊权衡与政策辩论。这一转向与当时高等教育日益强调“经世致用”、专业分工精细化的趋势高度同频共振，辩论活动本身也被更多地赋予培养学生现实关怀与分析能力的工具性价值。（三）第三阶段：生活世界、技术伦理与“碎片共生”以华语辩论世界杯的成熟与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新国辩）的兴起为标志，辩论进入了议题高度多元化、圈层化与内省化的新阶段。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和智能终端的全面渗透，深刻重塑了信息传播、社会交往与文化生产的形态。此阶段辩题呈现出两大主流并行且互渗的趋势：一方面，技术伦理议题占比显著提升，约占这一阶段辩题综述的 30%；这类辩题深度介入前沿技术的社会与伦理后果，直面技术革命对人类主体性、社会控制与法律伦理边界的前沿挑战。例如，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论与演讲发展19“大数据时代，人更自由 / 更不自由”“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应 / 不应享有著作权”“算法推荐技术对用户利大于弊 /弊大于利”。另一方面，将学术思辨直接对准青年一代的情感结构、文化消费与生存状态，聚焦青年日常生活、心理与亚文化的议题异军突起，辩题全面拥抱青年日常生活实践与网络亚文化，合计占比超过40%。例如，“‘原神’是不是国产游戏的黎明时刻”“‘内卷’是个真 /假问题”“当代青年应当做加法 /减法更幸福”“应不应该对‘饭圈’文化持更宽容态度”。这一阶段的核心特征表现：第一，命题形式的极大丰富与复杂化。简单的“是否”型二元判断题虽仍存在，但更具思辨深度的“概念界定型”“价值比较型”乃至“政策建议型”题目成为主流。这要求辩手首先进行哲学或社会学层面的“元思考”，争夺对核心概念的定义权与解释框架。第二，论证话语呈现“碎片化共生”的鲜明特征。后现代理论、传播学模型、心理学概念、经济学原理与网络流行语、动漫梗、社交媒体表情包交织并用，共同构成了一种跨越学院与江湖的杂糅性话语风格。第三，辩论场域完成了从电视荧幕向网络社群的全面迁移。赛事直播、辩手互动、精彩片段剪辑在B站、微博等平台传播，辩题本身时常引爆社交媒体上的跨圈层讨论，实现了“破圈”效应。然而，这种繁荣也伴随着一些隐忧，对话题热度与传播效果的追求，可能导致思辨流于对“热词”的浅层消费；过于依赖特定理论“黑话”，也可能通过滥用 AI 进而构筑新的智识壁垒，削弱公共讨论本应具备的开放性与可及性。[2]二、辩题演进的多维透视：主题、形式与价值预设的嬗变辩题的演进并非单一维度的线性变化，而是在主题域、命题形式与深层价值预设三个层面同步发生的、相互关联的深刻转型。（一）主题域：从“庙堂”到“江湖”的持续下沉与扩散以传统哲学、伦理学为核心议题的题目占比，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辩题中高达 70% 以上；而到了21世纪20年代，在华语辩论世界杯与新国辩中，这一比例已降至不足20%。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聚焦于青年文化生活、个体心理健康、技术伦理、流行文化与性别关系等“生活世界”议题的题目占比，则从早期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飙升至近年来的超过 40%，成为绝对主流。对辩题数据的量化分析也清晰地揭示了这一趋势绝非偶然，它标志着公共话语权的结构性转移与显著下移。青年一代不再是公共讨论被动的听众或单纯的受教育对象，他们的日常生活体验、情感焦虑、文化趣味与身份认同，开始成为严肃思辨的合理且核心的对象。辩论从“代言时代”走向“自言时代”，这是代际文化权力更迭的明确信号，也印证了在高度媒介化的社会里，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传统边界正在日益模糊、相互渗透。（二）命题形式：从“立场对抗”到“概念建构”的思辨深化早期“A 或 B”的二元选择题，其预设是存在一个非此即彼的正确答案，辩论的任务是通过逻辑揭露它。这种形式训练了清晰的立场坚守与攻防技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世界的复杂性。当代主流的“概念重构型”辩题，如“内卷是个真 / 假问题”“颜值即正义是 / 不是可悲的”则代表了思辨的深化。它要求辩论双方首先必须进行哲学或社会学层面的“元思考”：我们争论的对象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论与演讲发展20究竟是什么？它是在何种社会条件下被建构出来的？其背后反映了怎样的权力结构与集体心态？而胜负的关键，从先前逻辑层面的攻防，部分转向了对定义权、解释框架与叙事主导权的争夺。同样，“价值比较型”辩题例如“加法 /减法更幸福”则摒弃了绝对判断，引导讨论进入对不同价值序列、生活哲学在具体情境下的辩证权衡。命题形式的复杂化，标志着公共讨论正从简单的立场表态与价值选择，深入到对问题本身的性质、概念的历史流变以及多元价值共存可能性的反思性探讨。（三）价值预设：从“真理”宣示到“困境”协商的功能转向早期辩论隐含着一个古典的认知理想：通过理性的公开论辩，可以逼近乃至揭示关于世界与人性的某个“客观真理”或“最优解”。辩论被视作“真理越辩越明”的实践场。而当代许多优秀的辩题，其设计的智慧恰恰在于坦然承认并直面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价值多元、系统复杂与困境共生。例如，关于“大数据与自由”的讨论，其价值并不在于武断地判定自由总量是增是减，而在于揭示技术如何同时具备“赋权”与“控制”的一体两面性，在于辨析“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在此语境下的新增张力。辩论的目的，从“努力说服对方及观众接受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悄然转向“与观众一起，共同澄清我们身处何种结构性困境，并探索在这种困境中可能的价值排序与行动选择”。辩论的伦理定位，从一个追求“确定性”的竞技场，转变为一个练习与“不确定性”和“悖论”共存、培育公共理解与协商理性的思维实验室，体现了最深层次，也最具哲学意味的转变。三、驱动演进的复合动力机制辩题三十多年的流变图景，绝非单一力量绘就，而是辩论活动内外多重因素复杂互动、共同塑造的结果。（一）内驱力：辩论理念、赛制革新与共同体代际更迭辩论圈内部对辩论本质的认知在不断更新迭代，从早期偏重“真理之辩”的庄严感与“口才之秀”的表演性，到新世纪强调“逻辑游戏”的竞技性，再到近年来越发重视“思维训练”的养成性与“视角拓展”的启发性，理念的演变直接引导了辩题的命制和选择倾向。同时，赛制为追求更高的现场观赏性与交锋强度而不断改革，如缩短陈词时间、增设奇袭、质询环节，引入详细的评委述票制度，也从技术层面倒逼辩题必须更具争议性、可辩性与现实感，以激发高质量的对话。社会层面上，一个由资深辩手、评委、教练、组织者构成的“辩论共同体”已形成并完成代际更迭。新一代的辩手大多成长于互联网时代，接受过更系统的学术训练，浸润于全球化的理论话语与青年亚文化之中。他们的知识结构、思维趣味与审美取向，直接决定了他们对何为“好辩题”的判断——那些能触及当下最鲜活的经验、最具理论挑战性的辩题，被视为最受欢迎的“爆款”。辩论训练营、工作坊等活动的出现，也促进了辩论活动自身的专业化与理论自觉，使辩题设计更具学术前沿意识。（二）外推力：时代议程、媒介生态与教育目标的共振辩题是时代精神的“风向标”与“切片”。从全球化初期的文化身份焦虑，到网络社会崛起对人际关系与社群的重构，从市场经济深化带来的价值震荡与伦理争议，再到人工智能革命对人类未来的全面挑战，以及当代青年普遍的“内卷”体验与意义焦虑，这些三十多年的重大社会思潮、技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论与演讲发展21术变革与公共情绪，几乎地同步投射在辩题的流变图谱上。辩论成为社会群体思考当下核心议题的一个高效的、浓缩的实验舞台。媒介生态的剧变从根本上重塑了辩论的生产与消费。电视时代的大众传播是中心化、仪式化、单向度的，要求辩题具备一定的宏大性、经典性与语言美感，以适应庄严的舞台与家庭的客厅场景。而在社交媒体主导的“微粒化”传播时代，内容需要具备制造“话题”、引发“共鸣”、适配碎片化阅读与二次创作传播的基因。辩题的“网络能见度”、在青年社群中的讨论热度与情感代入感，成为赛事组织者必须重视的考量因素。辩论本身也开始深度嵌入到短视频、弹幕、网络梗的亚文化生产链条之中。全球高等教育范式的迁移构成了深层背景。通识教育与人才培养的目标，正从传统的知识传授，转向对批判性思维、复杂问题解决能力、跨文化沟通素养与创新思维的强调。辩论作为一种高度综合性的思维与表达实践，被广泛视为实现这些核心素养目标的绝佳载体。因此，辩题的设计必然要服务于对思维能力的挑战与训练，其开放性、复杂性与现实相关性由此被不断强化。（三）文化底色的隐性规约与现实调适尽管受到全球化与网络文化的强烈冲击，华语辩题的深层设计与讨论导向，仍隐约体现出“关联性思维”与“整体性视角”的本土文化心理积淀 [3]。相较于西方议会制辩论中常见的极端化、政策化立场设定，华语辩题即使设置了形式上的对立，其讨论过程也常常流露出对矛盾统一性、情境特殊性与中庸平衡的探寻兴趣。例如，在讨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能否并行”时，赛场上的优秀论述往往不是简单否定一方，而是倾向于探讨在何种制度设计、技术路径与价值排序下，可以达成某种动态的、兼顾的平衡。这种思维惯性引导讨论走向辩证综合与批判性思考，构成了华语辩论区别于其他辩论传统的独特话语气质与文化辨识度，既为辩题讨论提供了独特的文化资源，也对其演进方向形成了内在的、柔性的规约。四、辩题公共性的流变、隐忧与未来展望三十多年来华语辩论赛辩题的演进史，堪称一部微缩的、动态的华语公共话语变迁史。辩题清晰地记录了公共讨论的焦点，如何从对宏大的、超越性的价值根基的哲学探索，转向对具体的、紧迫的社会问题的理性求解，并最终深入到技术中介下高度个体化的存在体验与日常生活意义的探寻。这一过程，伴随着话语主体从知识精英到广大网民的扩展、话语权威从经典文本到数据、理论与个人经验的转移，以及话语方式从权威宣讲到多元互动、从追求说服到寻求理解的转型。然而，当代辩题所呈现的繁荣景象之下，亦需清醒审视其内在的隐忧。首先，对网络流量与即时话题性的过度追逐，可能导致思辨沦为对流行概念的浅层消费与快速迭代，缺乏对问题历史脉络与结构成因的耐心深耕，形成一种“热词驱动的浅思辨”。其次，辩论话语若过度依赖某些艰深晦涩的学院派理论或圈内技术流“话术”，可能在破除旧有知识壁垒的同时，构筑起新的、更高的知识围墙，将更广泛的公众排除在深度讨论之外，从而违背公共讨论的民主初衷。最后，当形式上的创新与技巧上的炫技，脱离了对紧迫的社会与伦理困境的关怀，辩论便容易陷入自我指涉的“语义游戏”与“逻辑内卷”，丧失其连接现实、介入社会的批判性力量。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论与演讲发展22展望未来，华语辩论的辩题创新将在两大时代语境的深度塑造下持续展开。其一，是人工智能技术的普遍化与深层化。这不仅会源源不断地催生关于 AI 伦理、算法正义、人机关系、意识本质与创作边界的前沿辩题，更将从根本上挑战传统辩论的知识生产模式 [4]。当信息检索、论据整理、论点生成乃至语言润色都可以借助 AI 高效完成时，人类辩手的核心价值将必然更加聚焦于那些算法难以替代的领域：基于生命体验与历史洞察的价值判断，在具体情境中激发共鸣的情感沟通，面对道德两难时的伦理直觉，以及面向不确定未来的想象力与故事建构能力。辩论可能因此更加强调“思想实验”“价值推理”与“叙事能力”的维度 [5]。其二，是全球性挑战的极端紧迫性。气候危机、全球公共卫生、不平等的加剧、地缘政治冲突与文明对话困境等超国家议题，日益成为人类共同的命运考题。这就要求华语辩论能够超越本土议题的局限，提出既植根于中国与华语世界的独特发展经验、又能与人类普遍境况相对话的命题。辩题需要引导青年一代培养全球视野与人类关怀，思考中国在全球化中的角色与责任，探索在文明多元的背景下，如何构建有效的对话伦理与合作框架。辩题作为思辨的起点与话语实践的载体，是青年一代介入公共讨论、参与时代精神建构的能动性体现。从“人性本善”的哲学诘问，到“金钱是否万恶之源”的市场伦理反思，再到“大数据时代人是否更自由”的技术人文之思，华语辩论赛辩题三十多年来的演进脉络，不仅清晰记录了青年代际认知的结构性迁移，更深刻映照出华语世界在现代化转型与技术迭代进程中，所遭遇的文化认同张力、价值体系重构与精神家园追寻。对这一历程的系谱学梳理，不仅有助于理解辩论作为批判性话语实践在当代中国的公共性与生长性，更能为我们洞察公共议题领域的话语形态变迁、权力结构转型与未来可能性面向，提供一个具有理论纵深与经验厚度的微观分析视角。展望未来，辩题的持续演进必将成为一扇重要窗口，生动展现华语世界如何融汇自身思维传统与新时代话语资源，在培根铸魂、守正创新的文化发展道路上，深化主体认知、呼应现实关切、凝聚精神动能，形塑共同体想象，共同参与既扎根传统又面向未来的话语生态与意义世界的构建。参考文献[1] Chen, X. R. Critical Pragmatic Studies On Chinese Public Discourse[M]. Routledge, 2019. [2] 李凌,林嘉琳,卢丽强.“智能向善”：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理与路[N/Ol].光明日报,2025-09-26.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5/0926/c40531-40572364.html.[3] Xia, L., Liu L. The Evolution Of Bianzheng In Modern Chinese Argumentation: From Reasoning To Correlation[J]. Argumentation, 2025, 39(02).[4] Kargupta P., Agarwal I., August T., et al. Tree-Of-Debate: Multi-Persona Debate Trees Elicit Critical Thinking for Scientific Comparative Analysis [C/OL].Proceedings Of The ACL 2025. [5] Puzio, A. The Material Agency of a Large Language Model. Digit. Soc., 4, 73(2025).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论与演讲发展23辩论赛在组织人才培训中的实践模式研究管鑫宇【内容提要】在现代组织运行过程中，企业组织、政府机构以及事业单位对于人才综合能力的要求不断提升。沟通表达能力、逻辑分析能力与团队协作能力逐渐成为组织成员的重要职业素养。然而，传统培训模式多以课堂讲授和经验分享为主，在培养员工互动表达能力与思辨能力方面存在一定局限。辩论活动作为一种以问题讨论与逻辑表达为核心的交流形式，在培养思辨能力与表达能力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近年来，一些组织开始尝试通过举办内部辩论赛，将辩论训练与人才培训相结合，使参与者在讨论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提升综合能力。基于组织培训视角，对辩论赛在组织人才培训中的实践模式进行系统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辩论活动在组织能力培养中的作用。通过分析企业组织、政府机构与事业单位在人才培训方面的不同需求，并结合辩论活动在表达训练、逻辑分析与团队协作方面的特点，可以发现辩论赛在组织培训中具有较强实践价值。研究表明，通过结合组织特点设计辩题、将岗位情境融入辩论主题、以团队协作方式组织活动以及构建持续化培训机制，辩论赛能够有效提升组织成员的沟通表达能力与问题分析能力，并促进组织内部知识交流与团队协作。对辩论赛在组织培训中的实践模式进行探讨，不仅有助于拓展辩论活动的应用领域，也为组织培训方式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关 键 词】辩论赛；组织培训；人才培养；表达能力；团队协作【 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s, enterprises,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and public service organizations increasingly demand comprehensive competencies from their personnel. Communication skills, analytical thinking, and teamwork have become essential professional qualities for members of modern organizations. However, traditional training approaches are often dominated by lectures and experience sharing, which may be insufficient in cultivating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ies. Debate activities, characterized by structured discussion and logical argumentation, provide an effective platform for developing analytical reasoning and expressive competence. In recent years, some organizations have begun to incorporate internal debate competitions into their training programs, allowing participants to improve their abilities through discussions of practical issues related to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and professional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al training, examining the practical models of debate competitions in talent development can offer valuable insights into the role of debate in cultivating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By analyzing the training needs of enterprises,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public institutions, and by conside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bate activities in terms of argumentative expression, logical reasoning, and collaborative interaction, it becomes evident that debate competitions possess significant practical value in organizational training. The analysis suggests that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论与演讲发展24debate-based training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communication and analytical skills through topic design aligned with organizational contexts, the integration of workplace scenarios into debate themes, teamwork-oriented participation structure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sustainable debate training mechanisms. Exploring the practical model of debate competitions in organizational training not only broadens the application scope of debate activities but also provides new perspectives for innovation in organizational training methods.【Keywords】Debate Competition; Organizational Training; Talent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Skills; Teamwork【作者单位】管鑫宇，吉林省政协文史馆。一、引言随着现代组织运行环境的不断变化，各类组织对于人才综合能力的要求正在逐步提高。无论是企业组织、政府机构还是事业单位，在日常工作中都需要大量依赖成员之间的沟通协调、问题分析与决策讨论。员工不仅需要完成具体业务任务，还需要在团队协作、方案讨论与公共表达等多种情境中参与组织活动。可见，组织成员的表达能力、逻辑分析能力以及对复杂问题的讨论能力，逐渐成为衡量人才素质的重要方面。在这一背景下，组织培训的目标也不再局限于知识传授，而逐渐转向能力培养。传统培训方式虽然在知识讲解与经验分享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但在提升员工讨论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与团队交流能力方面仍存在一定局限。因此，探索具有互动性与参与性的培训方式，已经成为组织人才培养中的重要议题。在企业组织中，员工往往需要参与项目讨论、方案汇报与团队决策等工作环节。在这些情境中，成员不仅需要具备专业知识，还需要能够清晰表达观点并对他人意见作出回应。若员工缺乏结构化表达能力或逻辑分析能力，讨论过程便可能出现信息混乱或沟通效率降低的问题。与此同时，在政府机构与公共部门中，政策讨论、行政协调与公共沟通同样需要较强的表达能力与逻辑分析能力。工作人员在参与政策讨论或工作汇报时，需要对复杂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并在有限时间内完成清晰表达。事业单位中的科研机构、教育机构与医疗机构等组织，同样需要成员在学术讨论或专业会议中进行观点交流。在这些情境中，组织成员的表达能力与思辨能力不仅影响个人表现，也影响团队协作效率。因此，从组织运行角度来看，培养成员的沟通表达能力与问题分析能力已经成为组织培训的重要任务。传统组织培训通常以课堂讲授或经验分享为主要形式。在这种模式下，培训内容往往由讲授者进行集中讲解，参与者主要通过听讲方式获取信息。这种方式在知识传递方面具有较高效率，但在培养互动能力方面存在一定局限。由于参与者在培训过程中参与度较低，培训内容往往停留在理论层面，难以通过实践活动转化为实际能力。尤其是在涉及表达能力、逻辑分析能力与团队协作能力等方面时，仅依靠讲授式培训难以形成有效训练。近年来，一些组织开始尝试引入讨论式培训、小组研讨以及情境模拟等互动形式，以提高培训参与度。这些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培训的不足，但在组织化程度与持续性方面仍有进一步提升空间。因此，寻找一种既具有互动性，又能够形成系统训练机制的培训形式，成为组织培训实践中的重要方向。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论与演讲发展25辩论活动作为一种以问题讨论和逻辑表达为核心的交流形式，在培养思辨能力与表达能力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辩论活动通常围绕特定议题展开，通过观点陈述、论据说明与回应讨论等环节，使参与者在交流过程中不断分析问题并调整论证思路。在这一过程中，参与者不仅需要表达自身观点，还需要倾听他人意见并进行回应。这样的互动结构能够促使参与者在讨论中不断深化对问题的理解，同时提高表达能力与逻辑分析能力。辩论活动的团队合作形式也使参与者能够在协作过程中形成共同目标，通过分工合作完成论证任务。正因如此，辩论训练在教育领域长期被视为培养思辨能力与表达能力的重要方式。近年来，一些企业组织与公共机构在人才培训中开始尝试引入辩论活动，通过举办内部辩论赛或辩论训练营，使员工在参与讨论过程中提升综合能力。这类活动通常围绕组织实际问题或行业发展议题展开，使讨论内容与工作实践形成联系。例如，在企业组织中，可以围绕市场策略、管理方式或技术创新等问题设置辩题，使员工在讨论过程中思考组织发展问题。在政府机构与公共部门中，则可以围绕公共政策或行政管理议题进行讨论，通过辩论形式促进多角度分析。在事业单位中，辩论活动也可以结合专业领域议题开展，使参与者在讨论过程中深化专业理解。通过这些实践可以发现，辩论赛不仅是一种交流活动，也可以成为组织培训的重要载体。从培训效果角度来看，辩论活动具有多方面优势。首先，辩论活动能够提高参与者的表达能力。在辩论过程中，参与者需要在有限时间内清晰阐述观点，并通过逻辑结构组织论证内容。这种表达训练能够帮助参与者逐渐形成结构化表达习惯。其次，辩论活动能够强化逻辑思维能力。参与者在准备辩题时需要分析问题背景、搜集资料并构建论证逻辑，在辩论过程中还需要对对方观点进行回应。这种持续的分析过程有助于培养问题拆解能力与逻辑判断能力。再次，辩论活动能够促进团队协作。在团队辩论中，成员通常需要进行角色分工，例如资料搜集、观点整理与发言准备等。通过这样的协作过程，团队成员之间能够形成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由此可见，辩论活动在能力培养方面具有较为综合的训练效果。尽管辩论活动在教育领域已经得到广泛应用，但在组织培训领域的系统研究仍相对有限。许多组织在尝试开展辩论活动时，往往将其视为一次性活动或文化交流形式，而未能将其纳入系统化培训体系。从组织培训角度来看，如果辩论赛能够与培训目标相结合，并通过合理设计形成稳定模式，便能够成为具有持续性的培训方式。例如，可以通过设定明确培训目标、设计符合组织特点的辩题以及建立赛后反馈机制，使辩论活动不仅停留在比赛层面，而成为能力训练的重要环节。因此，对辩论赛在组织培训中的实践模式进行系统分析，对于推动辩论活动在组织培训中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在组织类型多样化的背景下，不同组织在人才培养方面也具有不同需求。企业组织通常更加关注员工在市场分析、项目管理与团队沟通方面的能力，因此在培训中往往强调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政府机构与公共部门则更加注重政策理解能力与公共表达能力，在讨论式培训中往往强调多角度分析与理性表达。事业单位中的科研机构与教育机构，则更加重视学术讨论能力与专业表达能力。因此，在将辩论活动引入组织培训时，需要结合不同组织的工作特点与培训需求进行设计。只有使辩论活动与组织实践相结合，才能使其在人才培养中发挥更大作用。基于以上背景，对辩论赛在组织人才培训中的应用进行系统分析具有一定研究价值。通过梳理不同类型组织的人才培训需求，并结合辩论活动在表达训练与思辨训练方面的特点，可以进一步探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论与演讲发展26讨辩论赛在组织培训中的实践模式。这种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辩论活动功能的理解，也能够为组织培训方式的创新提供新的思路。在现代组织不断追求效率与创新能力的背景下，将讨论式训练与人才培养相结合，可能为组织培训提供一种具有实践意义的发展方向。二、不同类型组织的人才培训需求与培训特点（一）企业组织的人才培训需求与能力结构在企业组织中，人才培训通常围绕经营管理活动展开，其核心目标在于提升员工在实际工作情境中的综合能力。企业运行环境往往具有较强的竞争性与变化性，员工在日常工作中不仅需要完成专业技术任务，还需要参与团队协作、项目讨论以及业务决策等多种活动。在这些情境中，表达能力与逻辑分析能力显得尤为重要。例如，在项目管理与市场决策过程中，团队成员需要通过会议讨论对市场信息进行分析，并在不同意见之间形成相对一致的行动方案。如果参与者在表达观点时缺乏结构化思维，讨论过程便容易陷入信息混乱或观点重复，从而降低决策效率。因此，企业在人才培训中往往强调沟通能力、问题分析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的培养。与此同时，企业内部的培训活动也逐渐从单一知识培训转向综合能力训练。例如，一些企业在培训中加入案例讨论、情境模拟以及小组讨论等环节，使员工在参与讨论过程中逐渐形成问题拆解与逻辑表达能力。与传统培训相比，这种互动式培训能够使员工在实际交流中提升表达能力与思考能力。然而，在实践中，许多企业仍然缺乏具有系统结构的互动式培训模式。一些培训活动虽然包含讨论环节，但往往缺乏明确规则与持续机制，导致讨论质量不稳定。由此可见，企业组织在人才培训方面既需要具有互动性的培训形式，也需要能够长期运行的培训机制。在这一背景下，将辩论活动引入企业培训体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企业对于表达能力、逻辑分析能力与团队协作能力培养的需求。通过围绕企业实际问题设置辩题，员工在准备与参与辩论的过程中不仅能够深化对行业问题的理解，也能够在交流过程中提升沟通能力与思辨能力，从而使培训活动更加贴近企业实践。（二）政府机构与公共部门的人才培训特点政府机构与公共部门的人才培训具有明显的公共治理特点。在这些组织中，工作人员的工作内容往往涉及政策理解、行政协调以及公共事务沟通等多个方面。与企业组织相比，政府部门的工作更强调制度规范与公共责任，因此工作人员在表达观点时不仅需要具备逻辑分析能力，还需要具备较强的政策理解能力与公共表达能力。在行政工作中，工作人员经常需要参与政策讨论、工作汇报以及部门协作会议。在这些交流场景中，表达能力与分析能力直接影响沟通效率。例如，在政策研讨或方案讨论过程中，参与者需要在较短时间内对复杂问题进行概括说明，并提出可行建议。如果表达缺乏逻辑结构，讨论便可能偏离主题，影响政策讨论的效率。因此，政府机构在人才培训中往往强调政策分析能力、沟通协调能力以及理性表达能力的培养。近年来，一些政府部门在干部培训中逐渐引入讨论式教学方式，例如案例研讨、情境讨论以及专题交流等。这些培训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学员参与度，使培训过程更加互动。然而，与辩论活动相比，这类讨论形式在规则性与结构性方面仍然较为松散。辩论活动通过明确立场、论证结构与回应机制，使参与者在讨论过程中更加注重逻辑推理与证据分析。如果将辩论训练引入公共部门培训体系，不仅能够提高工作人员的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论与演讲发展27表达能力，也能够促进多角度分析问题的能力。通过围绕公共政策与行政管理议题设置辩题，参与者在讨论过程中能够从不同视角理解问题，从而提高政策讨论的理性程度。由此可见，在公共部门培训体系中，辩论活动可以成为一种具有实践价值的培训形式，使工作人员在参与讨论过程中逐渐形成理性表达与逻辑分析的能力。（三）事业单位与专业机构的人才培养方式事业单位与专业机构的人才培训通常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其培训内容往往围绕科研创新、教育教学或医疗服务等专业活动展开。在这些组织中，成员通常具备较高专业背景，因此培训重点不仅在于知识更新，还在于提升学术讨论能力与专业表达能力。例如，在科研机构与高校中，学术讨论是日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人员需要通过学术会议或团队讨论对研究问题进行分析，并对研究成果进行论证。在这一过程中，研究人员不仅需要掌握专业知识，还需要能够清晰表达研究思路并对他人意见进行回应。同样，在医疗机构中，医生在临床讨论或病例研讨中也需要对诊疗方案进行说明，并与同事进行交流与讨论。由此可见，在专业组织中，表达能力与思辨能力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事业单位的培训活动往往以专题讲座或学术报告为主，参与者主要通过听讲方式获取信息，互动交流环节相对有限。在这种培训模式下，成员虽然能够获得新的知识信息，但在表达能力与逻辑分析能力方面的训练机会较少。因此，一些事业单位开始尝试在培训活动中加入讨论环节，通过小组讨论或专题研讨促进交流。从培训方法角度来看，辩论活动在专业组织培训中同样具有潜在价值。通过围绕专业领域中的关键问题设置辩题，参与者可以在准备辩论的过程中查阅资料、整理观点，并在讨论过程中对不同观点进行分析。这种训练方式不仅能够促进知识理解，也能够提高参与者在专业讨论中的表达能力。通过将辩论活动与专业培训相结合，事业单位能够在保持专业培训内容的同时增加互动性，从而使培训活动更加具有实践意义。三、辩论赛在组织人才培训中的实践模式（一）结合组织特点设计辩论赛主题在组织培训中引入辩论赛时，辩题设计是决定培训效果的重要环节。不同类型组织在运行目标、工作内容以及人员结构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因此辩题设置必须结合组织实际特点进行设计。如果辩题与组织实践脱节，参与者在讨论过程中便难以形成真实问题意识，辩论活动也可能仅停留在形式层面。例如，在企业组织中，可以围绕市场竞争策略、企业管理模式以及技术创新方向等问题设计辩题，使员工在准备辩论的过程中对企业发展问题进行分析。在政府机构与公共部门中，则可以围绕公共政策执行、行政效率提升以及公共服务方式等议题展开讨论，使参与者在交流过程中理解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不同视角。在事业单位与专业机构中，辩题可以与专业领域发展或行业问题相结合，例如教育教学改革、科研创新路径或医疗服务模式等议题，使讨论能够与专业实践形成联系。通过这种方式，辩论活动不再只是单纯的表达训练，而是成为组织成员分析实际问题的一种方式。从培训设计角度来看，结合组织特点设置辩题能够提高参与者的投入程度。当辩题与工作实践紧密相关时，参与者在准备过程中往往会主动查阅资料并结合工作经验进行思考，从而使辩论活动具有更高参与度。同时，围绕实际问题展开讨论，也能够使组织成员从不同角度理解同一问题。例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论与演讲发展28如，在企业培训中，一些员工可能更关注市场策略，而另一些员工则更关注管理流程。通过辩论活动，这些不同视角能够在讨论中得到充分表达，从而促进组织内部的知识交流。对于公共部门而言，围绕政策议题展开辩论也能够帮助工作人员理解政策讨论中的多种立场，使其在实际工作中更加注重理性分析。因此，将辩题设计与组织特点相结合，不仅能够提高辩论活动的实践价值，也能够使培训活动更贴近组织发展需求，从而形成具有现实意义的培训模式。（二）将岗位情境融入辩题设置在组织培训中开展辩论赛时，仅仅围绕宏观议题进行讨论往往难以充分体现培训效果。为了使辩论活动更加贴近工作实践，可以在辩题设计中融入具体岗位情境，使参与者在讨论过程中模拟实际工作场景。岗位情境化辩题通常以工作中常见问题为基础，通过设置具体情境，使参与者在讨论过程中思考实际决策过程。例如，在企业组织中，可以围绕“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应优先投入技术创新还是市场推广”等问题展开讨论，使员工在辩论中分析不同发展策略的优势与风险。在政府机构与公共部门中，可以围绕“公共服务效率提升应更依赖制度优化还是技术手段”等议题进行讨论，使工作人员从不同角度理解公共治理问题。在事业单位中，辩题可以围绕专业工作情境设计，例如教育机构中的教学方式选择或科研机构中的研究方向问题。通过这种方式，辩论活动不仅成为表达训练，也成为对工作情境的模拟分析。岗位情境化的辩题设计能够使参与者在讨论过程中更容易产生代入感。当辩题与日常工作内容相联系时，参与者往往会结合自身经验提出观点，从而使讨论更加具体。例如，在企业组织中，员工在辩论过程中可能会结合实际项目经验分析某一决策的可行性，这种经验交流能够促进团队成员之间的知识共享。在公共部门培训中，围绕具体行政情境展开讨论也能够帮助工作人员更好地理解政策执行中的复杂性。与此同时，情境化辩题还能够提高培训的实践性，使参与者在辩论过程中形成问题分析与决策思维。通过模拟实际工作场景，员工在讨论过程中逐渐学会从多角度分析问题，并在不同意见之间寻找合理解决方案。因此，将岗位情境融入辩题设置，不仅能够提高辩论活动的现实意义，也能够使组织培训更加贴近实际工作需要。（三）以团队协作方式组织辩论活动在组织培训中开展辩论赛时，团队协作模式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组织方式。辩论活动通常以团队为单位进行，每支队伍由若干成员组成，通过分工合作完成论证任务。在准备阶段，团队成员需要共同分析辩题背景、查阅资料并整理论证结构。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成员可以根据自身特长承担不同角色，例如资料搜集、观点整理或发言准备等。这样的协作方式不仅能够提高准备效率，也能够使团队成员在交流过程中形成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对于组织培训而言，团队协作形式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在现实工作环境中，许多任务都需要通过团队合作完成。通过参与辩论赛，员工能够在讨论与合作中逐渐理解团队协作的重要性，并在实践中提升沟通能力与协调能力。团队协作式辩论活动还能够促进组织内部的知识交流。在准备辩论的过程中，团队成员往往需要分享各自掌握的信息与经验，从而形成较为完整的论证材料。例如，在企业组织中，不同部门的员工可能掌握不同领域的信息，通过辩论准备过程，这些信息能够在团队内部得到整合。在公共部门培训中，来自不同岗位的工作人员也可以通过辩论活动分享工作经验，从而加深对组织运作机制的理解。与此同时，团队辩论还能够培养成员在协作中的责任意识。在辩论过程中，每一位成员都承担特定任务，团队整体表现取决于成员之间的合作程度。这种训练能够帮助员工在实际工作中更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论与演讲发展29加重视团队协作，通过共同努力完成复杂任务。因此，以团队协作方式组织辩论活动，不仅能够提高培训参与度，也能够使辩论赛在组织人才培养中发挥更为综合的作用。（四）在辩论过程中融入能力训练环节在组织培训体系中引入辩论赛时，如果仅将其作为一次竞赛活动，往往难以形成持续而稳定的培训效果。因此，在辩论赛组织过程中融入系统化能力训练环节，是提升培训质量的重要方式。通常可以将训练过程划分为赛前准备、赛中指导与赛后反馈三个阶段。在赛前阶段，组织者可以通过专题培训或工作坊形式，对参与者进行基本辩论技能训练，例如问题拆解方法、论证结构设计以及表达技巧等，使参与者在正式比赛之前具备一定基础能力。在赛中阶段，培训者可以通过现场点评或阶段性总结，对参赛团队的论证方式与表达结构进行分析，使参与者能够在实践中不断调整策略。赛后阶段则可以通过复盘讨论与经验总结，使参与者反思自身表现并吸收他人经验。通过这种连续性的训练结构，辩论赛不仅成为一次交流活动，也成为系统化能力培养过程的一部分。对于企业组织而言，这种训练模式能够帮助员工逐渐形成结构化表达与逻辑分析能力；对于政府机构与公共部门而言，则能够在讨论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强化理性表达能力；对于事业单位与专业机构而言，也能够通过持续训练提升专业讨论能力。由此可见，将能力训练环节融入辩论赛全过程，有助于使辩论活动从单次活动转化为系统培训工具，使参与者在反复实践中逐渐形成稳定的思维与表达能力。（五）构建组织内部持续化的辩论培训机制如果辩论赛仅作为偶发性活动存在，其对组织人才培养的影响往往较为有限。因此，在组织培训体系中建立持续化的辩论培训机制，是提升培训效果的重要途径。持续化机制通常包括定期举办辩论活动、建立培训课程以及形成经验交流平台等多个方面。例如，一些企业组织可以将辩论赛纳入年度培训计划，通过定期举办主题辩论活动，使员工在长期参与过程中不断提升表达能力与思辨能力。政府机构与公共部门也可以在干部培训或专题学习中加入辩论环节，使工作人员在讨论公共政策问题时形成更加理性的分析习惯。事业单位与专业机构则可以结合学术讨论或专业研讨活动，逐步形成以辩论为形式的交流平台。持续化培训机制不仅能够保证辩论活动的稳定开展，也能够使其逐渐融入组织文化之中。当辩论活动成为组织交流方式的一部分时，成员在日常工作讨论中也更容易形成结构化表达与理性分析的习惯。此外，持续化机制还能够促进经验积累，使组织在长期实践中不断优化辩题设计、培训方式与评价标准，从而逐步形成适合自身特点的辩论培训模式。通过这种方式，辩论赛不仅能够在短期内提升培训参与度，也能够在长期实践中成为组织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五、结语在现代组织运行环境不断变化的背景下，人才培养方式正在经历从知识传授向能力培养的转变。企业组织、政府机构以及事业单位在日常运行中都需要成员具备较强的沟通表达能力、逻辑分析能力与团队协作能力。这些能力不仅影响个人在组织中的工作表现，也直接关系到组织整体决策效率与协作水平。因此，如何通过有效的培训方式提升成员的综合能力，逐渐成为组织管理中的重要议题。传统培训模式在知识传授方面具有较高效率，但在培养表达能力与思辨能力方面往往存在一定局限。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论与演讲发展30在这种背景下，探索具有互动性与实践性的培训方式，对于提升组织培训效果具有重要意义。辩论活动作为一种以问题讨论与逻辑表达为核心的交流形式，在能力培养方面具有明显优势。通过围绕特定议题展开讨论，参与者不仅需要阐述自身观点，还需要对他人意见进行回应与分析。在这一过程中，参与者需要不断整理思路、检验证据并调整表达方式，从而逐渐形成较为清晰的逻辑结构。辩论活动所具有的互动性，使参与者能够在交流过程中不断深化对问题的理解，同时提高表达能力与思辨能力。从培训角度来看，这种训练方式能够有效弥补传统讲授式培训在互动性方面的不足，使培训活动更加具有实践意义。从组织类型角度分析，不同组织在人才培训方面虽然具有不同需求，但在能力培养方面仍存在一定共通性。企业组织通常更加关注员工在团队协作、项目讨论与市场决策中的沟通能力与分析能力。政府机构与公共部门则更加重视政策理解能力与公共表达能力，使工作人员能够在政策讨论与行政协调中进行理性沟通。事业单位与专业机构则强调专业讨论能力与学术表达能力，使成员能够在学术交流或专业会议中清晰阐述观点。尽管这些组织在工作内容上存在差异，但在表达能力与逻辑思维能力培养方面却具有相似需求。因此，将辩论活动引入组织培训体系，能够为不同类型组织提供一种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培训方式。通过对辩论赛在组织人才培训中的实践模式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辩论活动在培训体系中具有多方面功能。首先，在辩题设计方面，如果能够结合组织特点设置讨论主题，便能够使辩论活动与组织实践形成联系，从而提高培训的针对性与现实意义。其次，在辩题内容中融入岗位情境，可以使参与者在讨论过程中模拟实际工作环境，从而在交流中逐渐形成问题分析能力与决策思维。再次，通过团队协作形式组织辩论活动，可以使成员在准备与讨论过程中形成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并在互动中实现知识共享。与此同时，在辩论过程中加入系统化能力训练环节，例如赛前培训与赛后复盘，可以使辩论活动逐渐形成稳定的培训模式，而不仅仅停留在比赛层面。最后，通过建立持续化的辩论培训机制，使辩论活动在组织内部长期运行，也能够使这种培训方式逐渐融入组织文化之中。从培训效果角度来看，辩论赛不仅能够提升员工的表达能力，还能够促进组织内部的知识交流。在辩论准备与讨论过程中，参与者通常需要查阅资料并整理观点，这一过程有助于深化对工作问题的理解。同时，在团队讨论与交流过程中，不同岗位成员之间能够分享各自经验，从而形成更加全面的认识。这种交流方式有助于促进组织内部的信息流动，使成员在合作中逐渐形成共同理解。对于企业组织而言，这种知识交流能够促进创新思维的形成；对于公共部门而言，则能够提高政策讨论的理性程度；对于事业单位而言，也能够在专业讨论中促进学术交流。由此可见，辩论活动不仅能够提升个体能力，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组织学习。在组织培训体系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辩论赛作为一种互动式培训方式具有广阔应用空间。然而，在具体实践中仍需要根据不同组织特点进行合理设计。例如，在企业组织中，可以围绕企业发展战略或市场问题设计辩题，使员工在讨论中形成对行业问题的深入理解。在政府机构与公共部门中，可以围绕公共政策与行政管理问题开展辩论，使工作人员在交流中形成更加理性的政策分析能力。在事业单位与专业机构中，则可以围绕专业领域议题开展辩论，使成员在讨论过程中提升专业表达能力。通过结合不同组织特点进行设计，辩论赛能够更好地融入组织培训体系，从而发挥更大作用。综上所述，辩论赛在组织人才培训中的应用具有重要实践价值。通过合理设计辩题、结合岗位情境、强化团队协作以及建立持续化培训机制，辩论活动能够成为组织能力培养的重要工具。与传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论与演讲发展31统培训方式相比，辩论赛在互动性与实践性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能够在培养表达能力与思辨能力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随着组织对综合能力培养需求的不断增加，将辩论活动与人才培训相结合，可能成为组织培训方式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对辩论赛在组织培训中的实践模式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辩论活动功能的理解，也为组织培训方式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在未来的组织管理实践中，进一步探索辩论活动在人才培养中的应用路径，对于提升组织整体能力与促进组织学习具有积极意义。参考文献[1] 刘洁.企业数字化转型中人才培训体系的构建与实施策略探讨[J].中国电子商情,2026,32(03):76-78.[2] 宋华.企业新员工入职培训中的策略优化路径[J].现代企业,2026,(02):68-70.[3] 方慧.在学习培训中凝聚思想共识激发履职活力[N].人民政协报,2026-01-09(001).[4] 黄建莉.非营利组织培训的问题分析和优化建议[J].投资与创业,2025,36(22):143-145.[5] 常宇.辩论场上竞风采文化铸魂夯根基[N].中国市场监管报,2025-11-01(001).[6] 本刊记者.中交集团“财务价值创造年”主题辩论赛举办[J].财务与会计,2025,(20):54.[7] 季张颖,王菁,谢钱钱,等.辩论赛的意义不是一场简单的交锋[N].上海法治报,2025-07-15(A02).[8] 贾颖,王灏.辩论式案例教学在财务报表分析课程中的应用研究[C]//河南省民办教育协会.2025年高等教育发展论坛创新教育分论坛论文集（上）.四川科技职业学院;,2025:221-223.[9] 贾婧枭.她让世界听到中国禁毒“青年声音”[N].中国禁毒报,2025-05-09(001).[10] 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世界公共部门报告[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411:224.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论与演讲发展32AI 大语言模型时代下辩论与演讲逻辑的重构与应用卢霖 汪淼淼【内容提要】随着AI时代的到来，人工智能的不断进化与迭代，使得大语言模型迎来了发展热潮，大语言模型也全面重构了演讲与辩论的说服方式与实践场景的应用，也推动了西方修辞学从古典向近现代转型后的又一次转型与升级。以亚里士多德修辞三要素为核心的古典修辞学体系，在 AI 时代也迎来了多方位的应用挑战。本文通过梳理古典修辞学与现代新修辞学的理论脉络，分析当前 AI 时代大语言模型对修辞三要素的冲击与重塑，揭示 AI 时代下古典说服逻辑的困境，最终构建人类与 AI协同进行的新型说服逻辑与具体的实践应用。【关 键 词】大语言模型；修辞学；语言逻辑的重构与应用；说服逻辑；说服技巧的应用【 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AI era and the continuous evolution and ite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rge language models have ushered in a development boom. Large language models have also completely restructured the persuasive method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speeches and debates, and have also driven the Western rhetoric from the classical period to the modern period to undergo another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e across the ages. The classical rhetoric system centered on the three elements of Aristotle's rhetoric has also faced multi-faceted application challenges in the AI era. This article, by sorting out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lassical rhetoric and modern new rhetoric, analyzes the impact and reshaping of the three elements of rhetoric by large language models in the current AI era, reveals the predicament of classical persuasive logic in the AI era, and ultimately constructs a new persuasive logic and specific practical applications for humans and AI to collaborate in.【Keywords】Large Language Models; The Rhetoric; Re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Linguistic Logic; Persuasion Logic; Application of Persuasion Skills【作者单位】卢霖，长春光华学院；汪淼淼，鲁东大学。一、引言随着 GPT-4 等大语言模型的快速兴起与迭代，AI 技术已经逐渐渗透辩论与演讲的全流程：从演讲稿、逻辑框架的搭建到辩论攻防的预判与准备，AI 正在全面替代传统演讲与辩论中以信息整合、文稿撰写、逻辑推演为核心的标准语言表达与逻辑梳理能力。AI 数字人演讲节目的推出，更是将 AI推向了公共传播的核心场景。在 AI 盛行的背景下，传统修辞学体系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 AI 能够生成比人类更严谨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论与演讲发展33的逻辑论证、更具感染力的情感文本、更具权威性的专业话语时，人类在当前环境下的演讲与辩论说服的核心能力究竟是什么？修辞学的研究对象与核心命题是否需要重构？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系统梳理大语言模型对古典修辞学核心体系的冲击；现实意义在于，厘清 AI 时代下，演讲与辩论不可替代的人文内核，构建人机协同的说服实践模型，为演讲辩论教育转型、公共话语理性构建提供可落地的实践指引。二、古典与现代修辞学的核心理论溯源（一）古典修辞学的核心框架：亚里士多德的修辞三要素修辞学起源于公元前 5 世纪的古希腊，由于当时古希腊城邦的公民拥有诉讼需求，刺激了最早的修辞手册诞生，随后，亚里士多德著作了欧洲最早的成体系的修辞学著作，并确立了西方修辞学的核心框架——修辞三要素，即理性诉诸、情感诉诸、信誉诉诸。亚里士多德在其整套修辞三要素中明确提到，理性诉诸是说服的逻辑核心。一个辩论的演讲者需要通过演绎推理、归纳推理构建严谨的论证链条，用事实、数据、逻辑证明自身观点的合理性，这是说服的理性基础。情感诉诸在修辞三要素当中充当着说服的情感纽带，辩论与演讲者需要通过调动倾听者的情绪，引导倾听者产生符合当下演讲内容的情感状态，当听众的情感被演说打动时，演说者可以通过听众的状态来实现说服。信誉诉诸是说服的核心保障，一个辩论与演讲者可以通过自身的品格、身份地位建立倾听者的信任，亚里士多德也明确提出，“信誉是最有效的说服手段，比起其他东西来，更能左右听众的判断”。古典修辞学的核心逻辑，是“演讲者中心”的说服逻辑：演讲者通过掌握逻辑、情感、信誉三大说服工具，实现对受众的说服，这一框架也成了自修辞学诞生至今演讲与辩论实践的核心准则。（二）现代新修辞学的理论转向：从“说服”到“同一”修辞学经过数千年的发展，一直到 20 世纪，产生了以肯尼斯・伯克为代表的现代新修辞学，修辞学也开始突破了古典修辞学专注于说服技巧的局限性，实现了第一次转向。伯克在《动机语法学》中提出，修辞的本质不是“说服”，而是“同一”，也就是通过沟通的方式，在具有共同价值的不同个体或者群体之间进行诱导，并且建立双向链接，最终实现合作的关系。所以，从古典修辞学到现代新修辞学的发展，实现了从“如何让倾听者接受演讲者的观点”转变成了“如何与受众达成价值统一，实现主体间的合作”关系，也成了当下重要的谈判技巧。在现代谈判技巧中，适当脱离带有攻击性的状态，找寻双方同一性也被视为一种高级的谈判技巧，在辩论赛中这种技巧也有所体现，大部分新人辩手会把辩论赛视为一场战斗，要么攻击对方的论点，要么防守自己的论点，你来我往唇枪舌剑，他们带着自己的论点和论据加入战斗，如同带着己方的武器，而高技能谈判者上场之前，重点准备的不是“武器”，而是双方的共同点是什么？会在什么位置达成共识？在“求同”中逐渐延伸观点，所以这种谈判者往往更多是以发问的形式寻找共同点，厘清对方的立场。从说服的角度来讲，这种技巧的核心是在于“打开思维”和“重新思考”，在不断达成的共识中获得认同。新修辞学的理论转向，从“关于技巧的研究”拓展为“交往行为的研究”，这一转向也为 AI 时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论与演讲发展34代修辞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当 AI 能够替代人类完成技巧性的修辞工作时，修辞学的核心价值必然回归到新修辞学所强调的主体交往之上。三、AI 大语言模型对修辞三要素的冲击与结构性重塑AI 大语言模型时代的到来对演讲与辩论的影响，究其根本是对古典修辞学三大核心要素的全面冲击与重塑，但 AI 时代的来临并非仅仅消解修辞三要素的价值，而是重构了每一要素的核心内涵，推动了说服逻辑的底层转型。（一）对理性诉诸的冲击与重塑：从“逻辑构建”到“价值锚定”理性诉诸是古典修辞学的核心，在传统的演讲与辩论中充分展现演讲者的信息整合、逻辑架构、论证推演等能力。而大语言模型的出现，对这一能力形成了全面的替代，一方面，大语言模型具备海量的信息储备与实时检索能力，能够在数秒内完成数百万文献的检索与梳理，并且其信息储备量远超人类个体的极限；另一方面，大语言模型具备强大的逻辑推理能力，能够快速搭建严谨的论证链条，完成演绎推理与归纳推理，甚至能够精准识别论点中的逻辑谬误，实时生成辩论攻防内容。IBM 研发的 AI 辩手 Project Debater，能够实时针对人类辩手的论点生成逻辑严谨的反驳，其论证的完整性与严谨性甚至在比赛中击败了专业辩手。在传统演讲与辩论中，“信息储备丰富、逻辑架构严谨”是演讲者核心的竞争力，而在 AI 时代，人类的这种标准化的理性能力完全可以被 AI 替代，传统理性诉诸的价值被大幅消解。虽然大语言模型的信息处理能力远超人类，但也暴露了其在论证过程中的弊端，AI 虽然能够生成逻辑严谨的论证，但无法为逻辑赋予价值立场，无法判断论证背后的伦理边界与社会意义。AI能够为“安乐死合法化”“基因编辑技术应用”等辩题生成正反双方的完整论证，但无法判断这些论证背后的生命伦理价值，这也是人类在辩论中战胜 AI 的核心能力。在 2019 年，AI 辩手 Project Debater 在美国旧金山与人类顶尖辩手哈里什・纳塔拉詹展开了一场“世纪辩论赛”，这也是人类战胜 AI 的经典案例，本场辩题为“政府是否应该补贴学前教育”，AI 辩手作为正方，率先围绕“学前教育补贴可惠及贫困人口、促进教育公平、提升儿童长期发展、降低社会犯罪率”展开论证，全程调用了权威机构的海量数据与研究报告，信息密度与数据支撑的完整性远超普通人类辩手。而哈里什在驳论环节实现了反超。哈里什提出：“有限的公共财政应优先投向最弱势的群体，而非普惠性的学前补贴。市场现实中，补贴最终会消耗中产家庭的财政资源，却无法真正惠及底层儿童。”同时，他拆解了 AI“降低犯罪率”的因果论证，指出其数据相关性与因果性的逻辑谬误。最终，人类辩手实现了 17% 的正向跑票，以更强的说服效果获得最终胜利，终结了 AI 辩手此前的不败战绩。这个例子意味着，人类在 AI 时代理性诉诸的核心，应该完成从“逻辑构建与信息整合能力”到“逻辑的价值锚定、批判性审视能力”的转向。人类的核心作用，也从搭建基础的论证框架，转变为确定论证的价值立场，实现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回归。在理性诉诸环节当中，AI 更应承担工具性的工作，包括对辩论信息的检索与梳理、论证基础框架的搭建、辩论攻防的预判等，为说服实践提供扎实的逻辑基础与信息支撑。人类更应承担主体性工作，包括确定辩论持方的价值立场与核心论点、对 AI 生成的论证进行审视、把控论证的伦理边界。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论与演讲发展35（二）对情感诉诸的冲击与重塑：从“文本创作”到“具身共情”情感诉诸是说服逻辑当中的重要纽带，在传统演讲与辩论中，情感诉诸让演讲者通过现场表达，调动受众的情感，通过语言引导实现与受众的共情。而 AI 大语言模型的产生与发展，对情感诉求形成了双重影响，并展现出它的优势：一方面，AI 能够精准分析受众的画像、心理特征与情感需求，并通过信息汇总，生成高度适配的情感化文本；另一方面，多模态 AI 能够生成数字人进行演讲，通过调整数字人的语音语调、面部表情、肢体动作，呈现出极具感染力的情感表达，其情感呈现的标准化程度远超普通人类演讲者。AI 大语言模型的技术能力，对传统情感诉求形成了强烈冲击，由于 AI 生成的情感文本，往往比普通人类创作的文本更具感染力，更能精准击中受众的情感痛点，这导致了后续人们逐渐对情感诉诸的“祛魅”，当受众知道一段感人至深的演讲稿是 AI 生成的，文本背后并没有演讲者真实的生命体验时，情感文本的感染力会大幅下降，情感诉求陷入了“仿真模拟情感”的信任危机。同时，AI 对情感技巧的极致运用，也导致了情感诉诸的“工具化”，情感不再是主体间真诚的联结，而是变成了可计算的说服工具。在 AI 大语言模型的背景下，情感诉诸的核心内涵发生了根本性重塑：AI 能够生成情感的符号，却无法生成真实的情感体验；能够模拟情感的表达，却无法实现与受众的具身化共情。AI 时代，情感诉诸的核心，从“情感文本的创作与情感技巧的运用能力”，转向了“真实生命体验的注入、具身化的情感互动与深度的真诚共情能力”。人类演讲者的核心价值，不再是写出华丽的情感文本，而是将自身的真实经历、生命感悟融入演讲，通过现场与受众的眼神交流、情绪互动，建立起真诚的情感联结，这种基于真实生命体验的共情，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因此，在情感诉诸环节，人类应该利用AI承担工具性的优化工作，包括受众画像的分析、情感文本的初稿生成、语言风格的优化等，为情感传递提供标准化的技术支撑。人类承担包括为情感文本注入自身的真实生命体验、把控情感表达的真诚性、通过现场的具身化互动与受众建立深度共情。AI 虽然能为辩手和演讲者提供现实议题的逻辑论证，却无法判断论证背后的价值优先级，更无法通过重构辩题的讨论语境，掌控辩论的定义权与话语权，难以从“学术定义”转向“本土文化实践”，本质上都是人类对价值定义权的掌控，这是 AI 永远无法实现的创造性突破，在逻辑基础上完成针对情绪与价值的讨论才是 AI 时代下，人类情感诉诸的发展方向。（三）对信誉诉诸的冲击与重塑：从“身份权威”到“真诚担当”信誉诉诸是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理论中最有效的说服手段，在传统演讲与辩论中，信誉诉诸的表现是辩论与演讲者用身份权威、专业资质与品格信誉增加表达的说服力，其话语的权威性来自表达者的身份与过往的行为积累。大语言模型的出现，仿佛是一个“不会撒谎的思考者”，它的存在消解了“身份”与“话语”的绑定关系，一方面，AI 能够收集文本材料，然后模拟任何身份的话语风格，生成符合权威话语规范的专业文本，哪怕是没有任何专业背景的普通人，也能通过 AI 生成“看起来”极具专业性的演讲稿，此时，话语的权威性不再来自说话者的身份，而是来自文本本身，这导致了传统信誉诉诸的“空心化”；另一方面，随着音视频 AI 技术的发展，AI 伪造技术能够模仿名人的演讲视频与音频，虚构权威人物的观点，严重破坏了信誉体系的稳定性，陷入“信誉危机”。但与此同时，AI 时代也推动了信誉诉诸的核心转向：AI 能够模拟权威的话语，却无法为话语承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论与演讲发展36担伦理责任；能够构建虚假的身份权威，却无法实现话语与主体价值的一致性。哈贝马斯提出，交往行动的核心有效性要求之一，就是“真诚性”，即说话者必须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图，为自己的话语承担责任。这意味着，AI 时代信誉诉诸的核心，从“身份权威与专业资质”，转向了“主体的真诚性、话语的责任担当与价值一致性”。人类演讲者的信誉，不再来自其外在的身份标签，而是来自其话语与自身信念的一致性，来自其对自身话语的责任担当，来自其表达的真诚性。一个普通人的演讲，哪怕没有权威身份的背书，只要其话语是基于自身的真实信念，能够为话语的后果负责，用真诚的态度与受众对话，就能建立起稳固的信誉，这正是 AI 无法复制的、人类信誉诉诸的核心内核，根据现实案例，所有 AI 落败的核心环节，都是驳辩与质询的临场对抗环节。当前的 AI 大语言模型，本质上是基于当前数据训练的概率生成模型，其反驳与回应始终局限于预训练的框架之内，面对人类辩手提出的全新论点、非标准化的追问，无法做出精准的回应。而人类辩手的核心优势，正是在临场对抗中，实时捕捉对方的逻辑漏洞，随时调整论证策略，完成反驳与攻防，这种创造性的临场应变能力，是当前AI技术无法突破的核心壁垒，因此，在信誉诉诸环节，AI应承担规范性工作，包括话语的专业性与严谨性优化、权威素材的引用与核对、话语规范的适配、虚假信息的筛查等，人类承担包括构建与受众的价值同一、坚守话语的真诚性、为自身的话语承担伦理与社会责任、实现话语与自身信念、行为的一致性，通过真诚的表达与责任担当建立受众的信任。四、AI 时代说服逻辑的异化与现实困境大语言模型在推动修辞学转向的同时，同时也带来了演讲与辩论说服逻辑的多重异化，陷入现实困境，这也是重构说服逻辑必须直面的核心问题。（一）交往真诚性的消解：从“交流”到“表演”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认为，有效的交往必须建立在真诚性的基础之上，而 AI 时代的演讲与辩论，正面临着真诚性消解的危机，当演讲稿由 AI 代笔，辩论攻防由 AI 提前生成，演讲者与辩手在环节中只是作为“念稿机器”出现在台上时，演讲与辩论就不再是主体间真诚的沟通交流，而是变成了一场 AI 生成文本的符号表演。演讲者的话语，不再是自身真实信念的表达，而是 AI 生成的、为了实现说服目标的符号组合，交往行动的真诚性前提彻底崩塌。这种真诚性的消解，不仅导致受众对话语的信任度下降，更导致演讲者自身的主体性丧失，陷入了“依赖”状态。（二）受众主体性的消解：从“理性对话”到“算法驯化”新修辞学的核心原则是以受众为中心，强调参与沟通的受众是理性的对话者，而 AI 时代的算法说服，彻底消解了受众的主体性，AI 大语言模型通过对用户画像的精准分析，为受众推送其愿意接受的内容，形成封闭的信息茧房，不断强化受众的固有认知，而非引导受众进行理性的批判性思考。在这种算法逻辑下，受众不再是理性的对话者，而是被算法驯化的对象。五、AI 时代说服逻辑重构的实践路径（一）个体层面：重构演讲者的核心能力体系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论与演讲发展37对于演讲者与辩手而言，AI时代的核心转型，其表现是彻底跳出传统辩论演讲领域长期奉行的“技巧至上”的竞技化认知误区，完成核心能力体系的底层重构。不再将精力聚焦于可被 AI 完全替代的标准化能力，而是锚定不可被技术复刻的核心素养：一是锚定理性内核的价值建构能力，即前文所述的为逻辑论证赋予价值立场、掌控话语定义权的核心能力，而并非单纯的形式逻辑搭建；二是基于真实生命体验的真诚共情能力，摆脱 AI 式的仿真情感修辞，通过具身化的现场表达与受众建立主体间的价值联结。（二）教育层面：推动演讲与修辞教育的转型在教育教学维度，AI 技术的冲击倒逼国内演讲辩论教育完成一场根本性的范式转型，彻底扭转长期以来重竞技、重技、重表达的教育误区。首先是教学核心目标的重构：从传统的“表达技巧培养”，转向以人文素养为根基的公共说理能力，把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价值判断能力、真诚对话能力作为教育的核心目标，而非培养擅长竞技辩论的“技巧型选手”。其次是教学内容体系的全面拓展：打破以攻防技巧为核心的传统教学框架，将西方新修辞学理论、人机协同素养等纳入教学内容，引导学生理解修辞实践的人文内核，而非单纯掌握说服他人的技巧工具。（三）技术层面：推动技术向善的 AI 修辞模型开发AI 开发者需要构建符合修辞伦理的大语言模型，在模型训练中加入伦理审查机制，避免生成煽动性、虚假性、极端化的话语内容；提升模型对价值伦理、社会影响的识别能力；开发适配演讲与辩论场景的人机协同工具，明确工具的辅助定位，而非替代人类的主体地位，实现技术向善的发展目标。参考文献[1] 亚里士多德.修辞学[M].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4-47.[2] 肯尼斯・伯克.当代西方修辞学：批评理论与方法[M].常昌富,顾宝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56-89.[3] 胡曙中.美国新修辞学研究[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12-36.[4] 邓志勇.大语言模型与修辞学的未来：挑战与机遇[J].当代修辞学,2023(04):1-10.[5] 陈汝东.人工智能时代的公共修辞：异化、重构与伦理规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4(02):5-22.[6]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M].洪佩郁,蔺青,译.重庆出版社,1994:98-123.[7] 佩雷尔曼,奥尔布莱希特-泰特卡.新修辞学：论论证[M].龚文庠,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31-45.[8] Slonim N., Bilu Y., Alzate C., et al. An autonomous debating system [J]. Nature, 2021, 591 (7850): 379-384.[9] 倪梁康.现象学的始基：对胡塞尔《逻辑研究》的理解与思考[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156-178.[10]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一卷)[M].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85-102.[11] 刘亚猛.西方修辞学史[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45-67.[12] Burke K. A Grammar of Motives [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23-41.[13] 鞠玉梅.肯尼斯・伯克新修辞学理论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78-95.[14] 吴贇.大语言模型时代的算法说服：机制、风险与规制[J].国际新闻界,2023(09):45-64.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论与演讲赋能38浅析辩论技巧在行政执法笔录问询中的应用杨华鑫【内容提要】行政执法笔录问询是行政执法活动中查明案件事实、固定证据材料的重要环节，其质量直接关系到案件事实认定的准确性以及执法行为的规范性。问询过程不仅涉及法律程序与证据规则的运用，还体现了执法人员在提问设计、信息核验与表达组织方面的综合能力。现实执法实践中，部分问询活动仍存在提问路径零散、事实链条不完整以及笔录叙述结构不清等问题，从而影响执法文书的证据价值与可审查性。辩论活动在议题拆解、连续追问、论据验证以及表达结构组织等方面形成了较为成熟的逻辑方法，这些方法对于理解复杂交流情境中的信息建构机制具有一定启示意义。基于行政执法问询的表达逻辑与能力要求，对辩论技巧的逻辑结构及其方法特征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二者在问题拆解、信息核验与逻辑建构方面具有内在契合。相关分析表明，将辩论技巧中的问题结构化设计、连续追问策略与逻辑验证机制适度引入行政执法问询过程，有助于提升事实查明效率，强化证据之间的逻辑关联，并优化问询笔录的表达结构。通过对辩论技巧与行政执法问询之间关系的系统梳理，可以为执法人员能力培养与执法培训体系优化提供新的思考路径。【关 键 词】辩论技巧；行政执法；问询笔录；逻辑验证；表达结构【 Abstract 】Inquiry records in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constitute a crucial stage in the process of fact-finding and evidence preservation. The quality of such inquiries directly affects the accuracy of fact identification as well as the procedural legitimacy of law enforcement activities. Inquiry procedures involve not only the application of legal rules and procedural requirements but also the comprehensive ability of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in question design, information verification, and discourse organization. In practical law enforcement contexts, some inquiry processes still exhibit problems such as fragmented questioning paths, incomplete factual chains, and poorly structured written records, which may weaken the evidentiary value and reviewability of law enforcement documents. Debate activities have developed relatively mature logical methods in issue decomposition, sequential questioning, evidence verification, and discourse organization. These methodological features provide useful insights for 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sms of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in complex communicative settings. By examining 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debate techniques alongside the communicative requirements of administrative inquiries, it becomes evident that both share structural similarities in problem analysis, information validation, and logical construction. Th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appropriate application of debate-based methods—such as structured questioning, sequential probing, and logical verification—can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fact clarification, strengthen the logical connection among pieces of evidence, and improve the structural clarity of inquiry records. A systematic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bate techniques and administrative inquiry practices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论与演讲赋能39thus offers new perspectives for professional training and capability development in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Keywords】Debate Skills;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Inquiry Records; Logical Verification; Discourse Structure【作者单位】杨华鑫，长春净月高新区应急管理综合执法大队。一、引言在法治政府建设不断推进的背景下，行政执法活动逐渐由以经验为主导的管理方式转向以规范程序和证据规则为基础的制度化运行模式。行政执法机关在履行公共管理职责时，需要通过调查取证、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等环节完成执法行为，而问询笔录正是这一过程中极为关键的基础性环节。执法人员通过问询方式获取当事人陈述与相关事实信息，并将其整理记录为笔录文本，这一过程既是事实发现的重要渠道，也是证据固定的重要方式。问询笔录不仅影响案件事实认定的完整性，也直接关系到后续行政处罚决定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以及执法监督过程中，问询笔录往往成为判断执法行为是否规范的重要依据。因此，执法问询并非简单的信息记录活动，而是一种具有明确程序规范与逻辑结构要求的执法行为。从行政执法实践来看，问询活动通常在执法人员与当事人之间以对话形式展开。执法人员需要通过提问逐步获取与案件相关的信息，同时对当事人的陈述进行核实与整理，并最终形成书面笔录。由于执法问询通常发生在具体情境之中，当事人的表达可能存在模糊、回避或情绪化等情况，如果执法人员缺乏清晰的提问逻辑与信息整合能力，问询过程便容易出现信息碎片化的问题。一些执法问询在实际操作中呈现出提问顺序随意、信息关联性不足以及事实链条不完整等现象，这不仅降低了笔录文本的证据价值，也可能影响案件事实的准确还原。由此可见，执法问询质量不仅取决于执法人员对法律规范的掌握程度，也取决于其在交流过程中对问题结构与表达逻辑的把握能力。在现有执法培训体系中，问询能力往往被纳入执法程序规范与法律知识培训的范畴。培训内容通常围绕法律条文理解、执法程序要求以及笔录格式规范展开，强调执法人员在问询过程中应遵循的法律原则与程序要求。这种培训模式对于确保执法活动的合法性具有重要意义，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问询交流本身所涉及的逻辑表达问题。执法问询作为一种特定类型的交流活动，其本质不仅是信息记录，更是信息建构过程。执法人员通过提问不断缩小事实范围，通过回应不断校正信息内容，并在交流过程中逐步形成案件事实框架。如果缺乏有效的提问策略与逻辑组织能力，即便执法程序完全符合规范，也难以形成结构清晰、证据关联明确的问询笔录。从表达逻辑与沟通方法的角度观察，辩论活动在信息建构与逻辑推进方面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方法体系。辩论参与者围绕既定议题展开论证，需要通过提问、追问与回应等方式不断完善论证结构。在这一过程中，参与者不仅需要明确问题焦点，还需要通过连续提问验证论据的真实性，并通过逻辑推演强化观点的说服力。辩论活动虽然以观点论证为核心，但其在问题拆解、信息验证与表达组织方面所形成的方法，对于理解复杂交流情境中的信息建构过程具有启示意义。尤其是在需要通过连续提问获取关键信息的情境中，辩论技巧所体现出的逻辑结构与提问策略，能够为问询活动提供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论与演讲赋能40一定的参考视角。行政执法问询与辩论活动在目的上存在明显差异。辩论的目标在于围绕某一议题展开观点论证，而行政执法问询的核心任务在于查明事实与固定证据。然而，两者在交流形式与逻辑结构方面仍存在一定共通性。无论是辩论还是执法问询，都需要通过问题设计引导信息呈现，并通过逻辑判断辨识信息之间的关联关系。执法人员在问询过程中同样需要识别陈述中的矛盾之处，并通过进一步提问加以澄清。在这一意义上，辩论技巧中的问题拆解、连续追问与逻辑验证等方法，为分析行政执法问询过程中的表达结构提供了有价值的观察路径。随着行政执法规范化程度不断提高，执法人员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法律素养，还需要具备较强的沟通能力与逻辑表达能力。问询笔录作为执法行为的重要文本形式，其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问询过程中的逻辑组织与信息整合水平。若能够从辩论技巧的角度对执法问询进行分析，有助于揭示问询过程中的逻辑结构与信息建构机制，并为执法培训提供新的能力培养视角。在强调依法行政与规范执法的时代背景下，对行政执法问询表达逻辑进行深入探讨，对于提升执法行为的专业化水平与规范化程度具有现实意义。二、行政执法笔录问询的表达逻辑与能力要求（一）执法问询中的事实建构逻辑行政执法问询并非简单的对话记录活动，而是围绕案件事实逐步展开的信息建构过程。执法人员在问询过程中需要通过连续提问逐步明确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行为方式以及相关人员等关键要素，从而形成相对完整的事实结构。任何行政执法案件的事实认定，通常都需要依托若干核心事实要素构成逻辑链条，而问询活动正是这些事实要素得以呈现的重要渠道。执法人员在提问过程中若缺乏明确的结构意识，提问内容往往呈现出零散状态，当事人的陈述也难以形成清晰的时间顺序与行为逻辑。反之，如果执法人员能够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逐步推进问询，例如先明确事件背景，再细化具体行为过程，最后核实行为结果与影响，问询内容便能够逐渐形成较为完整的事实框架。由此可见，执法问询的核心并不在于提问数量，而在于提问之间的逻辑关系。事实建构能力因此成为执法问询的重要基础能力。（二）问询过程中的信息获取与信息验证在行政执法实践中，当事人所提供的信息并不一定具有完全的准确性或完整性。部分当事人可能出于利益考虑而刻意回避关键问题，也可能因为记忆偏差而出现事实描述不一致的情况。执法人员在问询过程中不仅需要获取信息，还需要对信息进行验证，以确保事实认定的可靠性。信息验证通常通过多种方式实现，例如通过不同角度重复提问、通过细节问题检验陈述一致性，或者通过证据材料与当事人陈述进行比对。若执法人员仅停留在信息记录层面，而未对信息进行进一步核实，问询笔录中的事实便可能存在不完整甚至错误的情况。有效的信息验证能力要求执法人员在问询过程中保持逻辑敏感度，能够及时识别陈述中的矛盾之处，并通过进一步提问加以澄清。通过不断修正与补充信息，执法人员逐渐形成对案件事实更为准确的认识，这一过程实际上体现了问询活动中的逻辑推演机制。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论与演讲赋能41（三）问询交流中的逻辑引导与回应控制行政执法问询往往具有较强的互动性。执法人员不仅需要提出问题，还需要对当事人的回答进行适当回应，以引导其进一步陈述相关事实。若问询过程缺乏逻辑引导，当事人的陈述容易偏离案件核心问题，甚至可能出现叙述内容杂乱无序的情况。因此，执法人员在问询交流中需要保持对问题方向的控制，通过适当的回应方式将讨论重新引导至关键事实。例如，当当事人回答过于笼统时，执法人员可以通过补充性提问要求其进一步说明细节；当当事人叙述偏离主题时，则可以通过重述问题重新明确问询范围。逻辑引导能力不仅体现为提问技巧，也体现为对交流节奏的控制能力。执法人员在问询过程中需要始终保持对事实建构路径的把握，使每一次提问都能够服务于整体调查目标。（四）笔录整理中的表达结构问题问询活动最终需要转化为书面笔录文本，这一转化过程同样涉及表达结构问题。执法人员在整理笔录时，需要将问询过程中获得的信息按照一定逻辑顺序进行组织，使笔录内容既能真实反映当事人陈述，又能够清晰地呈现案件事实的发展过程。如果信息记录缺乏结构安排，笔录文本便可能出现时间顺序混乱或事实层级不清等问题，从而影响其在案件认定中的证据价值。规范的笔录文本通常需要围绕核心事实展开，将关键行为过程与相关证据之间的关系予以明确表达。因此，执法人员在整理笔录时不仅需要保持内容的真实性，还需要注意叙述的逻辑性与连贯性。表达结构能力在这一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它决定了问询所得信息能否有效转化为具有法律意义的文本材料。三、辩论技巧的逻辑结构及其方法特征（一）议题拆解能力与问题聚焦机制辩论活动的展开通常以明确议题为起点，而议题本身往往具有概念复杂性与价值多义性。参与者在正式展开论证之前，往往需要对议题进行必要的界定与拆解，以明确讨论范围与论证方向。议题拆解能力体现为对问题结构的敏感性，即能够识别议题所涉及的核心概念、关键变量以及潜在争点。例如，在面对包含多重含义的议题时，辩论参与者通常需要首先明确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并通过界定关键术语缩小讨论范围。这一过程不仅是语言层面的界定，更是一种认知层面的分析活动。通过议题拆解，参与者能够避免论证过程中出现概念混用或讨论对象模糊的情况，使后续论证建立在相对稳定的逻辑基础之上。从思维结构角度来看，议题拆解能力实际上是一种问题聚焦机制。辩论参与者在训练过程中逐渐形成识别核心问题的能力，能够在复杂信息中提取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并围绕这些因素展开论证。与日常交流中较为松散的表达方式不同，辩论要求参与者始终围绕核心争点推进讨论。若论证偏离议题中心，便容易被对方指出并加以质疑。正是在这种持续检验机制下，参与者逐渐形成对问题焦点的敏感意识。当这一能力被应用于其他交流情境时，个体往往能够更迅速地识别问题本质，并围绕核心要素展开分析，从而提高信息处理的效率与准确性。（二）连续追问与论证推进结构在辩论过程中，论证并非一次性完成，而是通过不断的提问与回应逐步推进。连续追问是一种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论与演讲赋能42常见的辩论策略，其目的在于通过层层深入的提问揭示论证中的潜在漏洞，并推动讨论不断接近问题核心。参与者在提出追问时，往往围绕对方论点中的关键前提或证据展开，通过进一步追问检验其合理性。例如，当某一论点依赖于某个事实判断时，对方可以通过询问事实来源或条件限制来检验论证的可靠性。连续追问的过程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动态的论证推进机制，使讨论不再停留于表层观点，而是逐渐深入到论证结构本身。这种追问机制在长期训练中逐渐内化为一种思维习惯。参与者在听取对方观点时，不再仅关注表面结论，而会主动分析其论证路径，并寻找其中可能存在的逻辑缺口。若发现论证链条存在跳跃或缺乏支撑，便通过进一步提问加以验证。由此形成的思维模式具有明显的结构特征，即通过问题不断分解论证路径，并在分解过程中检验各个环节的合理性。连续追问并非单纯的语言技巧，而是一种围绕逻辑关系展开的分析方法。它使参与者在复杂讨论中保持对论证结构的持续关注，从而提升整体思维的严密程度。（三）论据验证与逻辑检验意识辩论活动中的论证不仅需要提出观点，还需要通过证据材料加以支撑。论据的真实性与相关性直接影响论证的说服力，因此对论据进行验证成为辩论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参与者在听取对方论据时，通常会关注其来源是否可靠、是否与论点之间存在明确关联，以及是否存在以偏概全或断章取义的情况。若论据缺乏真实性或无法有效支撑论点，便会被对方指出并加以反驳。这种持续的验证过程，使辩论参与者逐渐形成较强的证据意识。逻辑检验意识则是在论据验证基础上进一步形成的能力。参与者不仅需要判断证据是否真实，还需要分析论据与结论之间的推理关系是否成立。例如，某些论证虽然引用真实材料，但在推理过程中存在逻辑跳跃或因果关系误判。辩论训练要求参与者识别这些问题，并通过逻辑分析指出其不足之处。随着训练的不断积累，个体逐渐形成对逻辑结构的敏感度，能够在复杂信息中识别推理路径并判断其合理性。这种能力不仅有助于提升论证质量，也有助于提高信息判断的准确性。（四）表达组织与回应策略控制辩论发言通常需要在严格时间限制下完成，这对表达组织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参与者在发言前需要迅速构建论证框架，并在有限时间内将论点、论据与推理关系清晰呈现。若表达缺乏结构安排，观点之间便容易出现重复或逻辑断裂。因此，辩论训练通常强调表达结构的组织，例如通过分层论点或逻辑递进方式呈现论证内容。随着训练次数增加，参与者逐渐形成稳定的表达模式，在发言过程中能够迅速完成结构构建，使表达内容保持清晰与连贯。回应策略控制是辩论表达中的另一重要能力。在攻防互动过程中，参与者不仅需要陈述自身观点，还需要针对对方论证进行回应。有效的回应通常围绕对方论证中的关键环节展开，而非对所有观点逐一反驳。参与者在训练中逐渐学会识别最具决定性的论证点，并将回应集中于这些关键环节。通过这种方式，回应过程能够保持逻辑集中度，从而增强表达效果。表达组织能力与回应策略控制能力相互结合，使辩论参与者在复杂交流情境中能够保持清晰思路与稳定表达节奏。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论与演讲赋能43四、辩论技巧在行政执法问询中的应用路径（一）议题拆解方法在问询问题设计中的运用行政执法问询通常围绕某一具体违法行为或行政管理事项展开，但在实际操作中，案件情境往往包含多种事实要素，例如行为主体、行为时间、行为地点、行为方式以及行为后果等。如果执法人员在问询开始时缺乏对案件结构的整体认识，提问便可能呈现出零散状态，当事人的回答也难以形成清晰的事实链条。辩论活动中的议题拆解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具有启发意义的思维路径。辩论参与者在面对复杂议题时，往往首先对问题进行结构分析，通过界定概念范围与识别关键变量，逐步明确讨论焦点。类似的方法若被应用于执法问询问题设计之中，执法人员在问询前便能够对案件事实进行初步拆解，从而形成较为清晰的提问框架。在具体问询实践中，议题拆解方法可以体现为对问题要素的层次化梳理。执法人员在提问时，可以围绕案件的基本要素逐步展开，例如首先确认当事人的基本身份信息与行为背景，再进一步询问行为发生的具体时间与地点，随后进入行为过程的细节调查，最后核实行为结果及其影响。这样的提问顺序有助于当事人按照时间逻辑与行为逻辑进行叙述，也便于执法人员在问询过程中逐步完善事实结构。相较于随机提问方式，结构化提问能够减少信息遗漏的可能性，并使问询过程更加清晰有序。此外，议题拆解方法还能够帮助执法人员识别案件调查中的关键问题。在一些复杂案件中，当事人的陈述可能包含大量无关信息，如果执法人员未能明确调查重点，问询过程便容易被次要信息所干扰。借助辩论思维中的问题聚焦机制，执法人员可以在问询过程中不断回到核心问题，通过反复确认关键事实，使调查逐渐接近案件本质。这样的问询方式不仅提高信息获取效率，也有助于形成逻辑清晰的问询笔录。（二）连续追问策略在事实查明中的作用在行政执法问询过程中，当事人所提供的信息并不总是完整或准确的。部分当事人可能在陈述过程中刻意回避某些关键事实，也可能因为记忆偏差而出现信息不一致的情况。如果执法人员仅停留在一次提问层面，问询结果往往难以形成完整事实链条。辩论技巧中的连续追问策略，为执法问询提供了一种有效的信息深化方式。辩论参与者在面对对方观点时，通常会通过连续提问逐步检验其论证基础，从而揭示论证中的薄弱环节。这种方法若应用于执法问询情境中，可以帮助执法人员在交流过程中逐渐接近事实真相。连续追问策略在实践中通常表现为对关键事实的逐层确认。例如，在当事人陈述某一行为发生时，执法人员可以进一步询问行为发生的具体时间、参与人员以及相关条件。如果当事人对细节描述模糊，执法人员可以通过细化问题要求其进一步说明。在这一过程中，提问并非简单重复，而是围绕同一事实从不同角度进行核实。通过这种方式，执法人员不仅能够获取更为完整的信息，也能够检验陈述内容之间是否存在矛盾。连续追问还能够帮助执法人员识别陈述中的逻辑漏洞。当当事人提供的信息前后不一致时，执法人员可以通过再次提问要求其解释差异原因。这种追问方式往往能够促使当事人重新整理陈述，从而使信息逐渐趋于一致。随着问询不断深入，执法人员逐步构建起较为清晰的事实框架，而问询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论与演讲赋能44笔录也因此呈现出更加完整的结构。连续追问策略所体现的并非单纯的语言技巧，而是一种以逻辑验证为基础的信息获取方法。（三）逻辑验证机制在证据判断中的应用行政执法问询的目的不仅在于获取信息，还在于对信息进行判断与筛选。执法人员在问询过程中需要不断评估当事人陈述的真实性与相关性，并将其与其他证据材料进行对比。辩论活动中的逻辑验证机制，为这一过程提供了重要启示。在辩论情境中，参与者通常会通过分析论据来源、检验论证结构以及比较不同观点之间的关系，对论证内容进行综合评估。这种验证思维能够帮助参与者识别信息中的矛盾与漏洞。在行政执法问询中，逻辑验证机制可以表现为对陈述内容的多维度检验。例如，当事人所提供的时间信息可以与现场记录、监控资料或其他证人证言进行对比，从而判断其是否具有可信度。如果不同信息来源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执法人员需要通过进一步问询查明原因。这种验证过程实际上体现了一种逻辑推演方式，即通过对信息之间关系的分析判断其合理性。逻辑验证机制还能够帮助执法人员提高对证据关联性的认识。在案件调查过程中，不同证据之间往往存在相互印证或相互补充的关系。执法人员若能够在问询过程中主动思考证据之间的逻辑联系，便能够更有效地组织调查内容。例如，当某一事实已经由物证或书证加以证明时，问询重点可以转向行为动机或行为过程，从而使证据体系更加完整。通过逻辑验证与证据整合相结合，问询笔录能够更准确地反映案件事实。（四）表达结构优化对笔录质量的提升行政执法问询的最终成果是形成书面笔录文本，而笔录文本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问询过程中的表达组织能力。如果问询过程中信息获取缺乏逻辑顺序，笔录整理时便可能出现叙述杂乱或信息重复等问题。辩论训练在表达结构方面形成的经验，对于提升笔录质量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在辩论活动中，参与者通常需要按照明确的逻辑顺序组织发言，使观点与论据之间保持清晰关系。这种表达方式强调层次分明与逻辑递进。当这种表达组织能力被引入执法问询情境时，执法人员在整理笔录时能够更加注重信息之间的逻辑联系。笔录内容可以围绕案件事实的发展过程进行组织，例如按照行为发生的时间顺序或因果关系进行叙述。这样的结构安排能够使阅读者更容易理解案件事实，也有助于后续执法程序的开展。若笔录文本在逻辑上清晰连贯，行政复议或司法审查过程中也更容易对案件事实形成准确判断。表达结构优化还能够减少笔录整理过程中的信息遗漏。在结构化表达模式下，执法人员能够根据既定框架逐项核对问询内容，从而确保关键事实得到完整记录。通过不断完善表达结构，问询笔录逐渐形成规范化文本形式。这种规范化不仅提高了执法文书的专业水平，也增强了执法行为的透明度与可审查性。综上所述，辩论技巧在表达组织方面所体现的方法价值，为行政执法问询笔录质量的提升提供了重要参考。五、结语行政执法笔录问询处于行政执法链条的前端位置，却对后续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程序审查乃至执法公信力都具有基础性影响。问询不是单纯的“问一句、记一句”，也不是将当事人的原始陈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论与演讲赋能45述机械转写为文本，而是一项兼具事实发现、信息筛选、逻辑验证与文本建构属性的专业活动。执法人员在这一过程中既承担事实调查者的角色，也承担信息组织者与表达控制者的角色。正因如此，行政执法问询的质量并不能仅仅以程序是否完备、格式是否规范来衡量，更应从问询过程是否具有清晰的逻辑路径、是否能够有效锁定关键事实、是否能够将碎片化陈述转化为结构完整的笔录文本等维度加以综合判断。随着法治政府建设不断向纵深推进，社会公众与监督体系对执法规范化、精细化、专业化的要求持续提升，行政执法问询作为执法证据形成的重要源头，其方法论层面的研究价值也愈发凸显。将辩论技巧引入这一问题意识之中，不是为了将执法问询竞技化或对抗化，而是为了借助辩论活动中已经相对成熟的逻辑训练机制，重新认识问询过程中的提问设计、信息辨析、事实建构与表达组织问题。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辩论技巧之所以能够为行政执法问询提供启示，并不在于两者具有表面上的语言相似性，而在于两者在深层逻辑结构上共享若干关键机制。辩论活动要求参与者对议题进行拆解，对概念进行界定，对信息进行核验，并在持续互动中维持表达方向与论证重心；行政执法问询同样要求执法人员对案件事实进行层次划分，对当事人陈述进行甄别，对证据之间的关系进行验证，并通过连续提问形成完整的事实框架。换言之，辩论技巧所蕴含的核心价值，不在于修辞层面的“会说”，而在于逻辑层面的“会问”“会辨”“会证”“会组织”。这一能力结构恰恰对应了行政执法问询最容易被忽视、却又最为关键的实践维度。现实中，一些问询笔录之所以存在事实链条不完整、关键细节交代不清、表述顺序混乱、笔录文本可读性较差等问题，根源往往并不在于执法人员懂不懂法律条文，而是其在问询过程中缺乏稳定的问题意识、结构意识与验证意识。辩论技巧所提供的，正是一套有助于弥补这一能力短板的方法资源。就行政执法实践而言，问询活动的首要任务始终是查明事实，而事实查明绝不是原始信息的简单堆积。一个具有证据意义的案件事实，必须经过提问、回答、追问、核验、比对与整理等多个环节才能逐步成形。执法人员如果不能对问询对象的陈述作出有效引导，不能对关键细节展开追问，不能对矛盾信息及时识别并进一步核查，那么即便记录了大量内容，也未必能够形成真正具有证明力的事实结构。辩论技巧中的议题拆解方法，能够帮助执法人员在问询前对案件进行预判和结构划分，从而明确哪些信息属于基础事实，哪些信息属于争议焦点，哪些信息属于需要后续证据支撑的关键节点。辩论中的连续追问机制，则能够为执法人员提供一条从概括事实进入具体细节、从一般陈述进入关键核验的路径，使问询过程不再停留于表层确认，而能够逐步逼近事实核心。再进一步，辩论活动中的逻辑验证意识，也使执法人员在面对陈述内容时不满足于“已经听到”，而是进一步追问“是否成立”“是否一致”“是否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辩论技巧对于行政执法问询的价值，不是可有可无的辅助，而是一种能够提升事实认定质量的认知与表达工具。当然，也必须看到，辩论技巧进入行政执法问询场景时，必须经过明确的语境转换。行政执法问询的根本目的在于依法查明事实、保障程序正当、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其运行逻辑与辩论竞赛追求胜负的目标并不相同。因此，对辩论技巧的借鉴不应停留于表层模仿，更不能将带有强烈压迫性、引导性或情绪对抗性的交流方式不加区分地移植到执法问询中。真正具有方法价值的，应当是辩论中关于问题拆解、逻辑推进、证据核验与表达组织的理性部分，而不是语言压制或辩论对抗本身。行政执法问询必须始终服从合法、适当、文明、审慎的基本原则。执法人员在应用相关技巧时，应当将其转化为一种更具程序意识与权利意识的专业表达方式。例如，连续追问不应演变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论与演讲赋能46为诱导陈述，逻辑验证不应异化为预设结论，问题聚焦不应损害当事人完整表达的权利。只有在坚持法治原则与程序边界的前提下，辩论技巧的借鉴才具有正当性与可操作性。换言之，行政执法问询对辩论技巧的吸收，应当是一种“去竞赛化、去对抗化、重逻辑化、重规范化”的转化过程。从执法能力培养的角度看，辩论技巧所启发的，不仅是一两种具体提问方法，更是一种整体性能力训练思路。长期以来，行政执法培训较多强调法律适用、程序规范、文书制作与案例学习，这些内容当然构成执法专业化的基础，但若忽视问询中的逻辑组织与交流控制能力，执法培训便容易出现“知法而不善问”“守规而不善证”“会记而不善构”的结构性问题。现实中的许多执法困难，往往并非出现在法律条文层面，而是出现在事实无法被有效呈现、信息无法被清楚确认、证据无法形成闭环的中间环节。针对这一问题，执法培训体系有必要引入更具思维训练性质的内容，例如问题分层意识训练、事实链条建构训练、矛盾信息辨识训练、问答互动中的节奏控制训练，以及笔录叙述中的结构表达训练。辩论训练之所以值得关注，正在于其天然具有场景化、互动化、逻辑化与实操化的特征。通过适度吸收其训练方法，可以帮助执法人员在交流实践中形成更强的逻辑敏感度与表达控制力，使执法问询不再只是程序性动作，而成为真正能够支撑案件事实认定的专业活动。同时，辩论技巧对行政执法问询的启发，也有助于重新理解执法笔录的文本属性。笔录不是单纯的存档文件，而是一种承载事实关系、反映问询路径、体现执法专业水平的重要法律文本。一个高质量的笔录文本，既应忠实于问询内容，也应在叙述上具备清晰的层级与明确的逻辑，使阅读者能够较为准确地把握案件发生经过、关键证据指向以及各项信息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果笔录内容虽多却结构混乱，阅读者难以辨识哪些是核心事实、哪些是背景信息、哪些是推定依据、哪些是当事人的主观解释，那么该笔录的证明功能与审查功能都会受到影响。辩论训练强调论点、论据与论证关系的有机统一，这种结构意识移植到笔录制作之中，能够促使执法人员在记录与整理时更加重视信息的层级安排、叙述的先后顺序以及事实与证据之间的对应关系。由此形成的笔录文本，不仅更有助于后续复核、审查与救济程序，也更能体现依法行政条件下文书制作的规范化水准。可以说，辩论技巧所带来的并非只是问询过程的改进，同时也是执法文本质量提升的一种间接推动力量。更进一步看，在当前强调执法公正与执法文明并重的制度背景下，行政执法问询所体现的并不仅仅是案件办理效率，还体现出国家治理在基层层面的表达方式与运行风格。公众对行政执法的评价，不仅来自处罚结果，也来自执法过程中的沟通感受、程序体验与文书呈现。若问询过程混乱、提问缺乏条理、笔录难以反映真实沟通内容，行政相对人往往会对执法专业性产生怀疑，进而影响执法信任。相反，如果执法人员能够以清晰的问题路径、审慎的验证态度和规范的笔录表达完成问询，行政相对人即便面临不利后果，也更容易感受到执法过程的理性与规范。由此可见，问询能力并非内部技术问题，而与行政执法的外部形象和治理效能密切相关。辩论技巧在这一层面上的意义，正在于它提醒执法实践者：高质量的交流不仅能够提升信息获取效率，也能够提升程序说服力与制度可信度。执法问询所需要的，不是强势话语，而是具有逻辑力量与程序分寸的专业表达。综合而言，辩论技巧在行政执法笔录问询中的应用价值，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理解。其一，在认知层面，它有助于执法人员形成更清晰的问题意识、结构意识与验证意识，使案件事实不再以零散状态出现，而能够通过问询逐渐被组织为有逻辑的事实链条。其二，在交流层面，它有助于提升执法人员的问题设计能力、追问能力与回应控制能力，使问询过程从经验型对话转向更具专业性的事实发现活动。其三，在文本层面，它有助于增强笔录整理的层次感、连贯性与证据对应性，使问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论与演讲赋能47询成果更有效地转化为具有法律意义的执法文书。正是这三个层面的共同作用，使辩论技巧不应被简单理解为外部修饰性的表达术，而应被看作一种能够服务于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方法论资源。未来在行政执法培训与理论研究中，有必要进一步深化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一方面，可以结合不同执法领域的案件类型，研究辩论式问题设计与逻辑验证机制在具体问询场景中的适配方式，避免抽象化、空泛化理解；另一方面，也应将这一研究与依法行政、程序正当、权利保障等制度原则结合起来，明确技巧运用的边界与规范要求。只有如此，辩论技巧对于行政执法问询的借鉴才不会停留在口头层面，而能够真正转化为执法人员的职业能力。行政执法的现代化，不仅意味着法律规则更加完备、程序要求更加细致，也意味着执法活动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应当建立在更高水平的专业表达与逻辑建构能力之上。就此而言，对辩论技巧在行政执法笔录问询中的应用进行分析，不只是一个交叉性的技巧问题，更是一个关乎执法能力结构优化与法治实践质量提升的现实命题。参考文献[1] 石嘴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5年度全市行政执法十大典型案例[N].石嘴山日报,2026-03-13(004).[2] 刘欣.健全规范涉企行政执法长效机制[N].法治日报,2026-03-12(001).[3] 章宁旦.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N].法治日报,2026-03-09(006).[4] 王希彬,顾晶晶.如何做好药品行政执法中的询问笔录[J].中国质量监管,2025(10):48-51.[5] 徐雯.行政执法机关如何规范制作现场检查(勘察)笔录[J].中国环境监察,2022(01):88-89.[6] 李志坚.浅谈林业行政执法中的现场勘验、检查笔录重要性[J].花卉,2020(04):214-215.[7] 孙远.行政执法证据准入问题新论——从卷宗笔录式审判到审判中心主义[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8(01):126144.[8] 董坤,纵博.论行政笔录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6(04):107-114.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论与演讲赋能48辩论训练在公务员面试准备中的认知转化效应研究李明辉【内容提要】公务员面试作为公共治理人才选拔的重要环节，其评价重点已由知识掌握转向综合分析能力、价值判断能力与公共表达能力的整体呈现。围绕能力生成机制展开探讨，有助于揭示面试表现差异背后的认知结构因素。辩论训练作为一种以立场建构与论证组织为核心的思维训练方式，在问题界定、逻辑推演、多维视角转换与即时回应等方面具有系统塑造功能。通过对辩论训练认知结构的分析，并结合公务员面试的能力要求，可以发现二者在论证框架、价值辨析与情境判断层面存在内在契合。辩论训练在迁移至面试准备情境后，表现为对抗式思维向建构式表达的转化，论证结构向答题框架的内化，价值论证能力向公共立场意识的生成，以及思维速度与表达稳定性的协同提升。上述机制共同构成辩论训练在公务员面试准备中的认知转化路径。相关分析表明，面试能力提升应从思维结构优化入手，而非停留于模板化训练层面。对辩论思维与面试能力之间关系的系统梳理，不仅深化了对辩论教育功能的理论认识，也为公共治理人才培养提供了新的能力建构视角。【关 键 词】辩论训练；公务员面试；认知转化；论证结构；公共表达能力【 Abstract 】As a critical component in the selection of public governance personnel, the civil service interview has shifted its evaluative focus from knowledge acquisition to the integrated display of analytical competence, value judgment, and public expression. An exploration of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ability formation helps clarify the cognitive factors that account for differences in interview performance. Debate training, characterized by structured stance construction and systematic argumentation, exerts formative influence on problem definition, logical reasoning,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taking, and real-time response. By examining the cognitive structure cultivated through debate training in relation to the competency requirements of civil service interviews, a structural correspondence can be identified in terms of argumentative framework, value deliberation, and situational judgment. When transferred to the context of interview preparation, debate training facilita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adversarial reasoning into constructive expression, the internalization of argumentative structures into response frameworks,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value orientation, and the coordinated enhancement of cognitive speed and expressive stability. These mechanisms jointly constitute the cognitive transformation effect of debate training in civil service interview preparation. The analysis suggests that improvement in interview performance should be grounded in the optimization of cognitive structures rather than reliance on formulaic rehearsal. A systematic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bate thinking and interview competence not only deepens the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debate education but also provides a structural perspectiv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public governance talent.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论与演讲赋能49【Keywords】Debate Training; Civil Service Interview; Cognitive Transformation; Argumentative Structure; Public Expression Competence【作者单位】李明辉，吉林省一来教育有限公司。一、引言在公共治理能力不断被置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框架之中的背景下，公务员选拔机制所关注的核心能力结构也在持续调整。笔试阶段侧重知识掌握与政策理解，而面试阶段则更强调综合分析能力、价值判断能力与公共表达能力的统一呈现。尤其是在结构化面试与情境模拟逐渐成为主流形式之后，考官不再单纯考察考生是否熟悉政策文本，而是通过具体问题情境观察其分析路径与表达逻辑。考生在有限时间内对问题进行界定、拆解并提出相对完整的回应，这一过程实际上包含了复杂的认知活动。面试成绩的高低，往往取决于考生能否在压力情境下保持思维结构的清晰与表达逻辑的稳定，而不仅仅取决于语言流畅程度或仪态表现。现实培训实践中，不少机构将训练重心放在答题模板与表达技巧之上，通过反复演练常见题型，帮助考生形成较为熟练的作答节奏。这种训练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考生对面试流程的熟悉度，也有助于减少临场紧张情绪。然而，当题目设置出现新的议题视角或政策背景时，部分考生往往难以跳出既有框架，导致答题内容空泛或逻辑断裂。问题并不在于考生记忆量不足，而在于其思维结构缺乏弹性与深度。如果考生未能形成稳定的分析框架，即便掌握大量素材，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将其整合为条理分明的论证。因此，真正决定面试表现质量的，是考生内部认知结构的成熟程度，而非表层语言形式的熟练程度。辩论训练之所以值得引入公务员面试准备的讨论语境，正是因为其本质上是一种以论证结构为核心的思维训练方式。在辩论过程中，参与者必须围绕明确议题确立立场，并在论证推进中持续回应对方质疑。每一次立论与反驳，都会迫使参与者对自身论点进行再审视，并通过证据筛选与逻辑推演强化论证链条。参与辩论训练的个体，往往在长期实践中形成较为清晰的问题意识与证据意识。当其面对新的议题时，能够较快完成问题边界的划分与核心变量的提取。这种能力的形成，并非依赖记忆某种固定结构，而是源于反复论证实践中所内化的思维模式。公务员面试题型所蕴含的认知要求，与辩论训练所塑造的能力结构之间存在显著对应关系。例如，在综合分析题中，考生需要从不同维度解读社会现象，并在价值取向上作出相对稳健的判断。如果考生缺乏多角度审视问题的能力，回答往往呈现单一视角甚至情绪化倾向。再如，在应急处理题中，考生需要在复杂情境中迅速梳理矛盾关系并提出分步骤解决方案，这一过程高度依赖逻辑排序与因果分析能力。接受过系统辩论训练的考生，更容易在此类题目中体现结构清晰与层次分明的表达特征，因为其已经习惯于在论证中区分核心论点与支撑论据，并在有限时间内完成逻辑闭环。认知转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持续训练中逐步生成。辩论训练通过不断的立场建构与攻防互动，使参与者意识到单线条思维的局限，并主动寻求更为全面的分析路径。随着训练次数的增加，参与者逐渐摆脱直觉式判断，转向结构化思考。当考生将这种思维方式迁移至公务员面试情境时，其答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论与演讲赋能50题过程通常呈现出较强的稳定性。考生在面对陌生题目时，不会急于给出结论，而是先对问题进行拆解，再根据逻辑顺序展开论证。这种表达方式体现出理性建构的特征，也更符合公共治理语境对审慎判断的要求。公共治理实践本身具有复杂性与多元性，行政决策往往涉及不同利益主体与价值维度。如果考生在面试中仅能给出简单化回应，往往难以体现其潜在治理能力。辩论训练所强化的反方预设能力与风险意识，使参与者在提出方案时能够同时考虑可能的反对意见与现实约束。考生在表达过程中若能主动呈现多种可能性并加以权衡，通常更容易获得考官认可。由此可见，辩论思维并非仅仅服务于比赛场景，而是在更广阔的公共表达领域中具有迁移价值。围绕辩论训练在公务员面试准备中的认知转化效应展开系统论述，有助于将面试能力提升的讨论从技巧层面推进至思维结构层面。只有当考生在认知层面形成相对稳定的论证框架，其表达才能真正实现由零散到整合的转变。对这一转化过程进行理论梳理，不仅有助于深化对辩论教育功能的理解，也为公共人才选拔机制中的能力培养路径提供新的思考方向。二、辩论训练的认知结构及其能力构成（一）立场建构能力与问题界定意识辩论训练首先要求参与者面对一个具有明确边界的议题，并在限定立场中展开论证。议题本身往往包含若干潜在前提与价值取向，如果参与者未能对其进行界定，后续论证便可能建立在含混基础之上。因此，在正式立论之前，参与者通常需要完成概念澄清与问题拆解，对关键词语进行限定，对讨论范围进行收缩或延展。这样的训练反复进行之后，个体逐渐形成对问题边界的敏感性，能够在复杂语境中识别核心争点，而不至于陷入泛化表达。立场建构能力并非单纯选择支持或反对，而是通过对问题性质的判断确立论证方向。在这一过程中，价值排序能力也随之生成。参与者在构建立场时，往往需要在效率、公平、秩序、自由等多重价值之间进行权衡，并选择能够支撑自身论证路径的核心标准。持续的辩论实践使个体逐步意识到，立场若缺乏清晰的价值支点，论证便难以保持一致性。由此形成的价值框架，为后续论证提供稳定基础，也使表达呈现出更为理性的特征。（二）论证组织能力与逻辑推演结构辩论训练对论证组织能力的塑造，集中体现在论点生成与论据配置两个层面。参与者在准备阶段需要围绕立场提炼若干核心论点，并对每一论点寻找相应支撑材料。在这一过程中，信息筛选成为关键环节。若论据与论点之间缺乏逻辑关联，论证便会显得松散。通过反复实践，个体逐渐形成对证据相关性的判断能力，能够区分核心材料与辅助材料，并按照论证强度进行排序。逻辑推演结构的内化，则发生在持续攻防互动之中。对方的质疑往往指向论证链条中的薄弱环节，这迫使参与者重新审视推理路径是否存在跳跃或隐含前提。个体在多次修正过程中，逐渐掌握由前提到结论的递进方式，并学会通过因果分析、比较分析或类比推理强化论证效果。逻辑意识不再停留于抽象原则，而成为表达过程中的自觉要求。随着训练强度增加，参与者在发言时往往能够自动构建较为完整的推理链条，这种能力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论与演讲赋能51（三）多维视角转换与反方思维生成辩论情境的对抗结构，使参与者无法仅凭单一视角完成论证。为了增强论证的稳固性，个体通常需要主动预设反方观点，并在正式表达中予以回应。反方思维的生成，意味着参与者在坚持自身立场的同时，也能够理解对立立场的逻辑依据。这种能力的形成，标志着认知结构由封闭走向开放。在持续训练中，参与者逐渐习惯于从不同维度审视同一问题，例如从政策层面、社会层面与个体层面分别展开分析。多维视角并非简单罗列，而是在结构化框架内完成整合。个体在攻防互动中不断修正自身论证路径，使表达更趋全面。随着视角转换能力的增强，参与者在面对复杂议题时更容易保持思维弹性，而不至于陷入单线条推理。（四）即时回应能力与情境适应机制辩论训练通常在时间压力与现场互动环境中进行。参与者必须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信息接收、要点提炼与回应组织，这对思维速度与表达控制能力提出较高要求。个体在长期实践中逐渐提升信息处理效率，能够在听取对方陈述时同步进行逻辑分析，并构建回应框架。即时回应能力的提升，表现为思维加工过程的加速以及表达结构的快速生成。更为重要的是，辩论场域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对方论证方向的变化可能迫使参与者临时调整表达策略。个体在这种动态环境中反复训练，逐渐形成情境适应机制，即在核心立场不变的前提下灵活调整论证顺序与论证重点。这种能力的生成，使表达不再依赖固定结构，而能够根据实际情境进行重组。认知层面的弹性因此得到强化，为复杂公共表达场景中的理性回应提供支持。三、公务员面试的认知要求与能力结构（一）结构化面试中的问题分析逻辑公务员结构化面试在制度设计层面具有高度规范性，其题目设置通常围绕社会现象、公共政策、基层治理与组织协调等现实议题展开，强调对考生综合分析能力的系统考察。考生在作答过程中，首先需要对题目进行准确理解，并在极短时间内完成问题要素的拆分与逻辑重组。若考生无法明确问题的核心矛盾与关键变量，其回答便容易停留在表层描述层面。结构化面试所隐含的分析逻辑，通常要求考生依次完成背景界定、问题成因分析、影响评估以及对策提出等认知环节，这一过程体现出明显的层级递进特征。考生若缺乏清晰的逻辑框架，往往难以在规定时间内形成完整的分析闭环。因此，结构化面试不仅考察知识储备，更考察考生对问题进行系统建构的能力。认知层面上，这种能力表现为对信息的快速整合与逻辑排序能力，是一种综合性的高阶思维活动。（二）公共表达中的理性建构能力公务员面试并非单纯的语言展示，而是公共理性表达能力的集中呈现。考生在回答问题时，需要兼顾政策语境与社会现实，既要体现对国家方针的理解，又要呈现对具体问题的独立思考。若表达仅停留在口号式陈述或经验式判断，往往难以体现治理潜质。面试情境中的表达，应当建立在清晰的逻辑结构之上，使观点具有可推演性与可验证性。理性建构能力要求考生在表达中明确论点与支撑依据之间的关系，避免概念模糊与论证跳跃。同时，考生还需在表达过程中展现对不同利益主体的理解与尊重，使观点呈现出平衡与审慎的特征。公共表达的成熟度，往往体现在考生能否将复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论与演讲赋能52杂议题转化为条理分明的论证结构，而非简单情绪表达或片面判断。（三）治理语境中的情境判断能力公务员面试题目往往模拟真实治理场景，例如突发事件处置、基层矛盾协调或政策落实过程中的困难处理。此类题目要求考生在有限时间内迅速进入特定情境，对问题背景进行推断，并作出相对合理的决策判断。情境判断能力不仅涉及逻辑分析，还涉及价值权衡与风险评估。考生若忽视情境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回答便可能缺乏现实可行性。治理语境本身具有多元性与复杂性，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诉求与资源条件往往相互交织。面试过程中，考官通过情境设置考察考生是否具备整体观念与系统思维。能够在回答中体现出对现实约束条件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分步骤方案的考生，更容易展现出较高的治理潜质。因此，情境判断能力在认知结构上表现为对复杂信息的整合能力以及对行动路径的合理规划能力。（四）综合素质评价与论证能力关联公务员面试评分标准通常涵盖分析能力、表达能力、应变能力与综合素质等多个维度。这些维度在形式上各自独立，但在认知结构层面却彼此关联。分析能力决定观点生成的质量，表达能力影响观点呈现的效果，应变能力体现对突发信息的处理水平，而综合素质则是上述能力的整体呈现。若考生在论证过程中缺乏逻辑支撑，即便语言流畅，也难以获得较高评价。论证能力在面试评价体系中具有基础性意义，它直接影响考生对问题的理解深度与回应完整度。考官在评分时，往往通过观察考生是否能够围绕核心问题展开有序分析，判断其思维是否具备稳定结构。由此可见，面试中的综合素质评价并非抽象概念，而是建立在具体论证能力之上的综合判断。考生若能在回答中体现出清晰的问题界定、严密的逻辑推演与审慎的价值平衡，其整体评价通常更为稳定。这种评价逻辑反映出公务员面试对认知能力结构的高度重视，也进一步凸显了系统思维训练在面试准备过程中的必要性。四、辩论训练向面试表现转化的机制路径（一）从对抗式思维到建构式表达的转化辩论训练最显著的表层特征是对抗性结构，但其深层价值并不在于强化冲突，而在于通过对抗推动论证结构的完善。在辩论情境中，参与者围绕既定立场展开攻防互动，对方的质疑往往直指论证链条中的薄弱环节。个体若无法对这些质疑作出有效回应，其立场便会动摇。正是在不断回应质疑的过程中，参与者逐渐学会对观点进行补强与修正。对抗性机制因此成为思维精细化的催化剂。当这种思维模式迁移至公务员面试场域时，其外在形式发生变化，但内在结构依然发挥作用。面试并不要求考生与考官形成对抗关系，考生也无需压制他人立场，而是需要在表达中呈现问题建构能力与方案生成能力。经过辩论训练的个体，往往能够在回答问题时主动预设潜在疑问，并在陈述过程中提前完成回应。这种表达方式使答案更具完整性，也更符合公共理性表达的要求。对抗式思维由此转化为建构式表达能力，其核心不再是赢得论辩，而是通过严密论证增强观点的可接受度。进一步来看，辩论训练所形成的论证自检机制，使考生在表达过程中形成自我审查意识。考生在作答时能够主动检查论点之间是否存在矛盾，论据是否充分支撑结论，推理是否存在跳跃。这种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论与演讲赋能53自我校正能力使表达更趋稳定，也减少了临场失误的可能性。从认知结构角度观察，对抗式训练所培养的批判意识，经过语境转换后，成为面试表达中的理性约束机制。（二）论证结构的迁移与答题模型优化辩论训练所塑造的论证结构，通常呈现为明确的论点框架与层级分明的推理路径。参与者在准备阶段需要围绕核心立场提炼若干支撑点，并在发言时按照逻辑顺序逐层展开。这种结构化表达模式，在长期实践中逐渐内化为思维习惯。当其迁移至公务员面试情境时，往往表现为答题结构的自发生成。许多面试题目要求考生在较短时间内完成背景分析、问题诊断与对策提出等多个环节。若缺乏稳定的论证框架，考生容易在表达过程中出现前后重复或层次混乱的情况。接受过系统辩论训练的个体，通常能够在作答前迅速构建基本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填充具体内容。论证结构的迁移，使答题过程呈现出明显的层级特征。每一部分内容围绕中心问题展开，既避免信息堆砌，也避免逻辑断裂。此外，辩论训练强调论点之间的内在关联。参与者在发言时需要确保各个分论点共同服务于核心立场，而非彼此孤立。这种结构整合能力在面试中体现为整体思维意识。考生在提出对策时，能够说明各项措施之间的逻辑顺序与相互支撑关系，使回答呈现系统性。答题模型因此不再是机械套用的外在模板，而是源于内在论证结构的自然展开。（三）价值论证能力与公共立场表达的生成公务员面试在考察专业素养的同时，也关注考生的价值取向是否稳定、理性。辩论训练在这一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尤为显著。参与者在辩论过程中，往往需要围绕公共利益、社会公平或政策效率等议题展开价值层面的论证。为了增强论证说服力，个体必须明确自身立场所依托的价值原则，并在表达中保持一致性。长期训练使个体逐渐形成较为清晰的价值框架。当这种能力迁移至面试场域时，考生在回答问题时更容易体现出公共立场意识。面对社会热点或治理难题，考生不仅能够从技术层面提出对策，还能够在表达中呈现对公共利益的关注与对制度规范的尊重。价值论证能力使表达不再停留于经验判断，而具有明确的立场支点。考官在评价时，往往通过观察考生是否能够在多重价值之间作出平衡判断，来判断其治理潜质。同时，辩论训练所培养的反思能力，也有助于考生在表达中避免极端化倾向。个体在长期攻防互动中逐渐认识到单一价值维度的局限，因此在提出观点时更倾向于呈现多元考量。这种审慎表达方式，使公共立场的呈现更加成熟稳健。（四）思维速度与表达稳定性的协同提升辩论活动通常在严格时间限制下进行，参与者必须在较短时间内完成观点组织与回应构建。高频率的时间压力训练，使个体在信息处理速度方面得到显著提升。面对新的问题时，能够迅速完成要点提炼与逻辑排序。这种能力在公务员面试情境中具有直接价值。考生往往只有数分钟准备时间，若思维加工效率不足，回答便难以形成完整结构。然而，速度提升并非单纯加快表达节奏，而是在保持逻辑清晰的前提下提高思维流畅度。辩论训练所形成的表达节奏感，使个体在发言过程中能够控制语序与逻辑顺序，避免因紧张而出现内容跳跃。思维速度与表达稳定性之间形成协同关系，前者保证内容生成效率，后者保证结构完整度。更为重要的是，长期辩论实践能够增强心理稳定性。参与者在多次公开发言与攻防互动中逐渐适应压力环境，形成相对稳定的情绪调节机制。当考生进入面试场域时，其面对考官提问所产生的紧张感通常较低，能够更从容地组织语言。心理稳定性与逻辑清晰度相互促进，使整体表现趋于成熟。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论与演讲赋能54综合来看，辩论训练向公务员面试表现的转化，并非简单技能迁移，而是多重认知机制协同作用的结果。对抗式思维转化为建构式表达，论证结构迁移为答题框架，价值辨析能力演化为公共立场意识，思维速度提升与表达稳定性形成互动。这一系列机制共同作用，使辩论训练在面试准备过程中产生深层次认知转化效应。五、结语公务员面试作为公共治理人才选拔的重要环节，其所考察的并非单一知识储备或语言技巧，而是以综合分析能力、价值判断能力与公共表达能力为核心的复合型能力结构。考生在有限时间内对问题进行界定、拆解与回应，其表现质量直接反映其认知结构的成熟程度。从能力生成机制的角度观察，面试成绩的差异并非主要源于表达形式，而在于考生是否形成稳定而清晰的思维框架。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讨论表明，辩论训练所具有的认知塑造功能，与公务员面试能力要求之间存在显著的结构对应关系。辩论训练通过立场建构、论证组织与攻防互动等环节，使参与者逐渐形成问题界定意识与逻辑推演能力。个体在持续实践中学会区分核心论点与支撑材料，理解论证链条中前提与结论之间的内在关联，并通过反复修正增强论证的严密性。这一过程所带来的并非局部能力提升，而是整体思维模式的转型。当个体习惯以结构化方式分析问题时，其表达自然呈现出层级分明与逻辑清晰的特征。公务员面试所强调的条理性与完整性，正是建立在此类认知结构之上。进一步而言，辩论训练所强化的多维视角转换能力与反方预设意识，为公共表达注入审慎与平衡的特质。在现实治理语境中，单一视角往往难以回应复杂问题。考生若能够在表达中呈现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并对潜在风险进行预判，通常更能体现治理潜质。辩论实践中形成的反思机制，使个体在陈述观点时主动进行自我校正，从而避免情绪化与片面化倾向。这种理性表达能力在面试场域中转化为对问题复杂性的敏感与对价值冲突的协调能力。在能力迁移层面，辩论训练所形成的论证框架能够有效转化为面试答题结构。考生在准备阶段便可依据内化的逻辑模式迅速构建答题思路，并在表达过程中保持节奏稳定。与依赖模板的训练方式相比，这种内生性结构更具弹性。当题目类型或政策语境发生变化时，考生仍能依托既有认知框架完成结构重组，从而维持表达质量。认知结构的稳定性，使能力表现呈现持续性，而非偶发性。此外，辩论训练在心理层面的影响亦不可忽视。长期参与公开论证活动，有助于个体形成较为成熟的情绪调节机制。面对考官提问时，能够保持相对从容的状态，从而将更多认知资源投入问题分析与论证构建。思维速度与表达稳定性之间的协同关系，使答题过程更加流畅。由此可见，辩论训练不仅在逻辑层面塑造能力，也在心理层面强化表达控制力。从教育实践的角度来看，将辩论训练引入公务员面试准备，不应仅停留在技巧层面的借鉴，而应关注其背后的认知重构机制。若训练设计能够围绕问题界定、论证组织与价值辨析等核心能力展开，考生在准备过程中便能实现由表层模仿向深层建构的转变。能力提升不再依赖对固定模式的重复，而建立在思维方式的系统优化之上。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到，辩论训练在公务员面试准备中所产生的效应，本质上是一种认知结构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论与演讲赋能55的转化过程。对抗式论证促成自我校正机制的生成，逻辑推演强化思维严密性，多维视角训练提升判断弹性，时间压力环境促进表达效率。多重机制相互作用，使考生在面试情境中能够呈现更加成熟的公共理性表达。辩论思维因此不仅服务于竞赛场域，也在公共治理人才培养体系中展现出独特价值。在公共治理能力持续被强调的时代背景下，面试选拔所关注的能力结构将更加复杂。如何在培训实践中实现能力的系统提升，是值得持续探讨的问题。辩论训练所提供的认知路径，为这一问题提供了具有理论意义的参照。通过对其转化机制的深入梳理，可以更清晰地理解思维训练与公共表达能力之间的内在关联，并为公务员面试准备提供更具结构性的理论支持。参考文献[1] 王翠丽.公务员结构化面试测评要素解构及优化路径[J].贵州警察学院学报,2024,36(06):86-94.[2] 俞吾金.思考与超越[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3] 林元沁.按岗分类出卷，“新鲜题”传递新导向[N].新华日报,2022-07-10(003).[4] 齐振江.国家公务员面试评分标准[J].人才资源开发,2022,(02):78.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论与演讲赋能56辩论思维与技巧在律师法庭调查举证质证中的实践运用研究郑延峰【内容提要】法庭调查阶段的举证与质证是司法审判活动中查明案件事实、检验证据体系的重要环节。律师在这一阶段不仅需要遵循证据规则与诉讼程序，还需要通过清晰的逻辑表达与有效的论证方式呈现证据关系。在庭审实践中，举证质证活动在本质上表现为一种围绕事实与证据展开的论证过程，其交流结构与辩论活动在问题拆解、证据验证、逻辑推进与回应控制等方面具有一定共通性。基于这一观察，从辩论思维与技巧视角对律师在法庭调查阶段的举证质证活动进行分析，可以更清晰地理解庭审论证的结构特征。通过对法庭调查中证据建构逻辑与质证机制的梳理，并结合辩论思维在议题拆解、连续追问、逻辑验证与结构化表达方面的方法特征，可以发现辩论技巧在律师举证质证活动中具有较强的实践适用性。相关分析表明，议题拆解思维有助于优化证据组织结构，连续追问策略能够强化质证深度，逻辑验证方法能够提升证据审查的严密性，而结构化表达则能够提高庭审论证的清晰度。由此可见，将辩论思维与技巧适度引入律师庭审实践，不仅有助于提升举证质证效率，也有助于增强证据论证的逻辑性与说服力。对辩论思维与法律论证之间关系的系统探讨，对于理解庭审交流机制与完善法律职业能力培养体系具有一定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关 键 词】辩论思维；辩论技巧；律师举证；质证；庭审论证【 Abstract 】The presentation and examination of evidence during the courtroom investigation stage constitute a crucial component of judicial proceedings, as they serve to clarify case facts and evaluate the evidentiary framework. At this stage, lawyers must not only comply with evidentiary rules and procedural requirements but also demonstrate clear logical reasoning and effective argumentative presentation when introducing and challenging evidence. In practice, the processes of presenting and challenging evidence essentially function as forms of argumentative interaction centered on facts and evidentiary materials. From this perspective, courtroom evidence procedures share certain structural similarities with debate activities in terms of issue decomposition, evidence verification, logical progression, and response management. Based on this observation, analyzing lawyers’ evidentiary practices through the lens of debate thinking and techniques provides a usefu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logic of courtroom argumentation. By examining the evidentiary structure and cross-examination mechanisms in courtroom investigations and integrating analytical elements derived from debate practice—such as issue analysis, sequential questioning, logical verification, and structured expression—it becomes evident that debate techniques possess significant practical applicability in legal advocacy. The analysis suggests that issue decomposition can help optimize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论与演讲赋能57the organization of evidentiary materials, sequential questioning can deepen the effectiveness of cross-examination, logical verification can enhance the rigor of evidentiary evaluation, and structured expression can improve the clarity of courtroom argumentation. Introducing debate-oriented reasoning and techniques into courtroom practice may therefore strengthen both the efficiency and persuasiveness of evidentiary advocacy. A systematic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bate thinking and legal argumentation contributes not only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courtroom communication mechanisms but also to the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training frameworks for legal practitioners.【Keywords】Debate Logic; Debate Skills; Presentation of Evidence; Cross-Examination; Courtroom Argumentation【作者单位】郑延峰，吉林冠霖律师事务所。一、引言在现代司法审判体系中，法庭调查阶段是案件事实形成与证据体系建构的重要环节。律师在这一阶段通过举证与质证参与案件事实的呈现与检验，其活动不仅涉及证据材料的提交与说明，也涉及对对方证据的分析、回应与论证。与单纯的法律条文适用不同，法庭调查中的举证与质证更接近一种围绕事实与证据展开的论证过程。律师需要在庭审情境中对证据进行组织，对证据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阐释，并通过质证环节检验对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与证明力。举证与质证的质量往往直接影响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因此律师在这一阶段的表达能力与论证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从实践经验来看，即便在法律规则明确的情况下，不同律师在庭审中的举证与质证表现仍可能存在明显差异，其原因往往并不完全来自法律知识掌握程度，而与证据组织方式、问题设计能力以及逻辑表达水平密切相关。法庭调查阶段的交流形式具有明显的结构化特征。律师在举证时需要按照一定逻辑顺序说明证据来源、证据内容及其证明目的，使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形成清晰对应关系；在质证过程中则需要针对对方证据提出具体意见，通过分析证据的形成过程、证明对象以及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系，对证据的证明力进行评价。在这一过程中，律师不仅需要理解证据规则，还需要通过清晰的表达将证据逻辑呈现出来。若证据说明缺乏结构安排，即便证据本身具有较高证明价值，也可能因为表达不清而难以发挥应有作用。同样，在质证环节中，如果律师无法准确识别证据中的关键问题，也难以通过有效提问揭示证据可能存在的矛盾或不足。因此，举证与质证不仅是一种法律行为，也是一种以逻辑表达为基础的专业交流活动。在法律职业训练中，律师能力培养通常以法律知识与程序规则为核心，强调对法律条文、判例以及证据规则的理解。这种训练方式为律师参与司法活动提供了必要基础，但在某些情况下也容易忽视庭审交流中所涉及的表达方法与论证策略。法庭调查并非单向信息陈述，而是在法官主持下由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交流过程。律师不仅需要说明自身证据，还需要对对方证据进行分析并提出质证意见，这一过程与日常法律文书写作存在明显差异。庭审环境具有即时性与互动性，律师必须在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论与演讲赋能58有限时间内完成信息组织与论证表达，并根据对方回应不断调整策略。在这样的交流情境中，单纯依赖书面逻辑往往难以满足实际需要，更需要具备清晰的问题意识与论证推进能力。从交流结构角度观察，法庭举证与质证活动与辩论活动之间存在一定共通性。辩论活动同样围绕某一议题展开，通过提出观点、提供论据以及回应对方质疑等方式推进讨论。在这一过程中，参与者需要不断分析信息、检验证据并调整论证路径，以增强观点的说服力。虽然辩论的目标在于论证立场，而法庭调查的目标在于查明事实，但两者在逻辑方法上具有一定相似之处。例如，在辩论活动中，参与者往往需要通过连续提问揭示对方论证中的漏洞；在庭审质证过程中，律师也需要通过提问检验证据形成过程或证据内容的合理性。又如，辩论强调论点与论据之间的逻辑对应关系，而律师在举证说明时同样需要阐明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这些方法层面的相似性，使得辩论思维能够为理解庭审交流提供一种具有启发性的视角。辩论思维并非仅限于语言表达技巧，而是一种以逻辑分析为核心的思维方式。在辩论训练中，参与者需要对议题进行拆解，对信息进行筛选，并通过逻辑推演形成完整论证结构。这种训练过程使个体逐渐形成较强的问题意识与证据意识。当面对复杂议题时，能够迅速识别核心争点，并围绕关键问题展开讨论。类似的能力在法庭调查阶段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律师在准备举证与质证时，需要对案件事实进行分析，明确哪些证据能够直接证明关键事实，哪些证据仅具有辅助作用，并在庭审中按照一定顺序进行说明。如果缺乏这种结构化思维，证据说明便可能显得杂乱无序，从而削弱论证效果。此外，辩论活动中的追问与回应机制也为理解庭审质证提供了重要参考。辩论参与者在面对对方论证时，往往通过提问方式检验其论据的真实性与逻辑一致性，这一过程实际上是一种信息验证机制。在法庭质证环节中，律师同样需要通过提问了解证据形成过程、证据来源以及证据内容是否存在矛盾。例如，在面对证人证言或书证时，律师可以通过问题逐步确认相关事实细节，从而判断证据是否具有可信度。通过不断追问与回应，证据之间的关系逐渐清晰，案件事实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呈现。由此可见，辩论技巧中的追问策略与逻辑检验方法，与律师在庭审质证中的工作方式具有明显相似之处。在当前司法实践中，随着案件复杂程度不断提高，律师在庭审中的论证能力愈发受到关注。仅依靠法律条文解释往往不足以完成复杂案件的事实说明，律师还需要通过清晰的证据组织与有效的质证策略，使证据体系在庭审中呈现出完整结构。从这一角度来看，对辩论思维与律师举证质证活动之间关系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通过分析辩论思维在问题拆解、证据验证与表达组织方面的逻辑特征，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庭审交流中的论证机制，并为律师在实践中的表达策略提供新的观察视角。在法庭调查语境中，辩论思维并不意味着将庭审活动转化为对抗性竞赛，而是强调通过逻辑分析与问题推进提高证据论证的清晰度。律师在举证与质证过程中所体现的表达能力，本质上是一种以事实与证据为基础的理性论证能力。若能够从辩论思维角度对这一过程进行系统分析，不仅有助于揭示庭审交流中的逻辑结构，也能够为法律职业训练提供新的能力培养思路。在司法实践不断发展与专业化程度持续提升的背景下，对律师举证质证能力的逻辑基础进行深入探讨，对于理解法庭调查阶段的交流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论与演讲赋能59二、法庭调查阶段举证质证的逻辑结构与能力要求（一）法庭调查中证据建构的逻辑基础在法庭调查阶段，证据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材料，而是围绕案件事实形成的一种结构化体系。律师在庭审中的举证行为，本质上是在构建一种能够支持案件主张的证据结构。任何证据只有在与具体事实形成逻辑对应关系时，才具有证明意义。因此，律师在准备举证时，首先需要对案件事实进行分析，将复杂的事实内容拆分为若干关键要素，例如行为主体、行为时间、行为地点、行为方式以及行为结果等。围绕这些核心要素，律师再选择相应证据进行证明。只有当证据能够与具体事实形成明确对应关系时，证据体系才能呈现出清晰结构。如果证据提交缺乏整体逻辑，即便数量较多，也可能无法有效支持案件主张。在实践中，证据建构往往表现为一种逐层推进的过程。律师在庭审中通常会按照一定顺序说明证据，例如先通过基础证据确认案件基本事实，再通过补充证据进一步说明行为细节，最后通过综合证据强化整体事实链条。这种层次化的证据建构方式有助于法官理解案件事实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有助于对方当事人针对具体证据进行质证。若证据提交顺序混乱，法官在理解案件结构时便可能出现困难，从而影响案件审理效率。因此，证据建构不仅是证据收集问题，也是逻辑表达问题。律师在庭审中的举证能力，往往体现在能否将证据材料组织为结构清晰的事实体系。（二）举证过程中的证据组织与事实叙述结构在法庭调查过程中，律师的举证行为不仅涉及证据材料本身，还涉及证据说明方式。律师在提交证据时通常需要说明证据来源、证据内容以及证据所要证明的事实，这一说明过程实际上构成了一种事实叙述结构。如果律师在说明证据时缺乏明确逻辑，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系便难以被清晰呈现。实践中，一些举证说明往往仅停留在证据内容描述层面，而未能进一步说明该证据在案件事实中的具体作用。这样的举证方式虽然形式上完成了证据提交，但在论证效果上往往较为有限。有效的证据组织需要以案件事实为中心进行安排。律师在庭审举证时，应当围绕案件主张建立清晰叙述路径，使证据说明形成连贯逻辑。例如，在证明某一行为存在时，可以先说明行为发生的背景事实，再说明行为实施过程，最后说明行为结果与影响。每一阶段的说明都对应相应证据材料，使事实叙述与证据展示形成相互支撑关系。通过这种方式，证据不仅成为独立材料，也成为叙述结构中的组成部分。事实叙述与证据说明之间的逻辑结合，使举证过程具有更强的整体性与说服力。（三）质证环节中的证据真实性与关联性审查质证是法庭调查阶段的重要环节，其核心任务在于对对方证据进行审查与评价。律师在质证过程中需要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与合法性提出具体意见，其中真实性与关联性往往是质证的重点内容。证据真实性主要涉及证据来源是否可靠、形成过程是否规范以及内容是否真实反映客观事实。律师在质证时可以通过分析证据来源、询问证据形成背景以及比对相关材料来判断其真实性。若证据来源存在疑点或形成过程缺乏合理解释，律师便可以据此提出质疑。证据关联性则涉及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系。一些证据虽然真实存在，但如果与案件核心事实之间缺乏直接联系，其证明力便会受到限制。在质证过程中，律师需要分析证据所证明的对象，并判断该对象是否与案件争议焦点相关。例如，一些证据可能仅能证明背景事实，而无法证明关键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论与演讲赋能60行为。如果律师能够在质证中明确指出这种关联性不足，便能够有效削弱该证据的证明效果。通过对真实性与关联性的综合审查，质证活动逐渐形成对证据体系的逻辑检验过程。（四）庭审交流中的回应控制与论证推进机制法庭调查并不是单向陈述过程，而是一种由多方主体参与的互动交流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律师不仅需要陈述自身证据，还需要回应对方观点与法官提问。回应控制能力因此成为庭审交流中的重要因素。如果律师在回应过程中缺乏逻辑安排，表达内容便可能偏离案件焦点，从而削弱论证效果。有效的回应通常围绕关键问题展开，通过简洁而明确的表达对对方观点作出回应。论证推进机制则体现在律师通过不断回应与补充说明，使案件事实逐渐清晰。在庭审过程中，一些问题可能在最初举证阶段尚未完全明确，需要通过质证与进一步说明逐步完善。律师在回应对方质疑时，可以通过补充证据或进一步解释证据内容来强化论证结构。随着交流不断推进，证据之间的关系逐渐明朗，案件事实也在互动中得到更为完整的呈现。由此可见，庭审交流中的回应与论证推进不仅是表达问题，更是证据体系不断完善的重要过程。三、辩论思维的结构特征及其方法价值（一）议题拆解与论证路径建构辩论思维首先表现为对复杂议题进行分层拆解的能力。任何一个可进入论辩程序的命题，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语言单位，而是由若干概念、事实前提、价值取向与现实条件共同构成的复合性结构。若参与者不能在论证之前对议题进行必要的界定，后续讨论就极易出现概念游移、论域扩张甚至论证对象错位等问题。正因如此，辩论活动通常要求参与者在正式展开论证之前，先明确议题中心所在，识别其中最具决定性的核心概念，并对相关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进行限制。这样的拆解并不是对命题进行简单分段，而是试图揭示命题内部的结构关系，即哪些内容属于基础前提，哪些内容属于争议焦点，哪些内容又只是外围信息。通过这一过程，论辩者能够将原本抽象、笼统乃至多义的议题，转化为若干可分析、可回应、可推进的具体问题。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议题拆解构成了辩论思维的方法起点，它决定了后续论证能否建立在清晰而稳定的对象基础之上。进一步来看，议题拆解并不止于明确“讨论什么”，更重要的是由此生成“如何讨论”的论证路径。辩论活动之所以区别于一般性表达，关键就在于它必须围绕核心问题形成可以持续推进的逻辑链条。参与者在完成议题拆解后，通常需要将各个子问题按照一定顺序组织起来，使论证过程形成递进关系。例如，某些问题需要先澄清事实层面的前提，再进入因果关系层面的说明，最后上升到价值判断或制度评价层面；又如，某些论证必须先证明现象存在，再证明现象形成的机制，最后说明其应然意义。这样的路径建构，使论证不再是材料的堆积或观点的并列，而是围绕特定目标逐步展开的过程。更值得注意的是，议题拆解能力越强，参与者越能够在面对复杂论题时迅速抓住主要矛盾，避免被枝节性信息牵引，从而保持论证方向的集中性与整体性。由此可见，辩论思维中的议题拆解不是一种孤立的赛场技巧，而是一种具有普遍方法价值的分析机制。它所训练的，是从混杂信息中提炼结构、从广泛话题中识别焦点、从复杂命题中建立推进路径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为论证活动奠定基础，也为各种需要理性分析与结构表达的专业实践提供了思维支持。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论与演讲赋能61（二）连续追问与论证推进逻辑辩论思维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于它并不满足于对既有观点进行被动接受，而是通过连续追问不断检验观点成立的条件与边界。所谓连续追问，并不是机械重复提问，而是围绕某一核心论点，从其概念基础、事实依据、逻辑关联与现实后果等多个层面展开逐层深入的检验。一个看似完整的论点，在经过连续追问之后，往往会暴露出原本未被注意的薄弱之处。例如，某个结论可能依赖未经说明的事实前提，某项主张可能建立在不够稳固的因果关系判断之上，某种价值立场也可能忽视了其适用条件的限制。正是在不断发问、不断追索论点基础的过程中，辩论参与者逐渐形成一种主动分析的思维习惯，即不将表达视为终点，而将其视为论证链条中的一个可继续展开的节点。连续追问的意义，正在于它迫使讨论从结论层面回到生成层面，从“说了什么”进入“为什么这么说”的过程之中。从更深层的结构来看，连续追问本质上构成了一种论证推进机制。辩论活动中的许多关键突破，并不是依赖某一句华丽表达，而是依赖一连串具有方向性的提问将论证向前推进。高质量的追问通常具有明显的逻辑节奏：先锁定对方论证的关键支点，再对这一支点展开限定性询问，继而通过比较、递进或反诘方式揭示其内部矛盾，最终使对方不得不补充说明、修正立场甚至放弃原有判断。由此可见，连续追问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攻击方式，而是一种推动论证不断细化、不断明确、不断接近问题核心的结构性工具。更重要的是，这一机制在训练中会逐渐内化为参与者的认知方式，使其在面对任何复杂命题时，都倾向于先追问条件、追问依据、追问限度，而不是仓促接受表面结论。这样的思维方式具有高度的方法论价值，因为它强调通过问题推进理解，通过追问检验结论，通过层层剥离外在表述来把握论证实质。正因为如此，连续追问不仅是辩论中极具操作性的技巧，也是辩论思维区别于一般表达习惯的核心标志之一。它所塑造的，并不是简单的语言敏捷性，而是一种能够在互动中持续推进逻辑、在复杂情境中不断逼近核心问题的分析能力。（三）证据验证与逻辑检验机制辩论活动之所以具有较强的理性品格，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不能仅凭立场或情绪支撑论证，而必须诉诸证据。任何一个较具说服力的论点，通常都需要事实材料、数据资料、制度文本、案例经验或理论依据予以支持。因此，辩论思维中的证据意识并不仅仅表现为“会找材料”，更表现为“会判断材料是否足以支撑结论”。在辩论过程中，参与者面对一项论据时，通常首先会考察其来源是否可靠、语境是否完整、适用范围是否明确以及与当前论题之间是否具有充分关联。一个数据即使真实存在，也可能由于样本范围有限而不足以支持普遍性结论；一个案例即使客观发生，也可能由于情境特殊而不具备典型意义。正是在这种持续的验证过程中，辩论者逐步形成对证据质量的敏感度，不再满足于材料数量的堆积，而更加关注材料能否在逻辑上承担论证功能。证据验证由此成为辩论思维中的基础环节，它防止论证滑向表面化、印象化与情绪化，也使讨论始终保持对客观依据的依赖。如果说证据验证关注的是“材料本身是否站得住”，那么逻辑检验关注的则是“材料与结论之间是否连得上”。这一层面恰恰构成了辩论思维更具深度的方法价值。现实中，许多表达并不缺少证据，问题在于证据与结论之间常常存在逻辑断裂。例如，由少数个案直接推导整体趋势，由同时发生的两个现象简单推定因果关系，或由某一阶段的结果直接推出稳定性的判断，这些都属于典型的逻辑失范。辩论训练要求参与者不仅检验证据真假，更要审查推理链条是否成立。这意味着参与者必须持续辨认概念是否一致、前提是否充分、推演是否跳跃、比较是否同类、归纳是否过度。经过这种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论与演讲赋能62训练，个体逐渐建立起一种双重检验机制：既检验证据，又检验逻辑；既关注“有什么依据”，也关注“依据是如何通向结论的”。这种机制的价值非常突出，因为它使论证从材料罗列转向结构建构，从经验判断转向理性推演。更进一步说，证据验证与逻辑检验的结合，使辩论思维获得了一种接近专业论证的方法品质。它不是简单要求观点鲜明，而是要求观点必须经得起事实支撑与逻辑推敲。也正因如此，这种思维方式能够跨越具体辩题本身，进入更广泛的制度分析、法律论证、公共表达与专业判断之中，成为一种高度可迁移的方法资源。（四）表达组织与回应策略控制辩论思维不仅强调“想得清楚”，同样强调“说得有序”。在辩论场域中，参与者常常需要在有限时间内完成立场陈述、论据铺展、回应反驳与结论收束等多个任务，这就使表达组织能力成为论证效果的重要保障。所谓表达组织，并不是简单追求语言流畅，而是要求参与者能够根据论证目标，将观点、材料与推理关系按照一定顺序进行编排，使整体表达形成清晰层次。通常而言，高质量的辩论表达会先交代中心判断，再说明支撑该判断的主要依据，继而通过分层展开完成论证，最后回扣论题与结论。这样的表达结构能够帮助听者迅速把握论证主线，也能够帮助说话者在高压情境下维持思路稳定。反之，如果表达缺乏结构意识，即便观点本身具有合理性，也可能因为顺序混乱、重点不明或材料散乱而削弱说服效果。正因如此，辩论训练始终将表达组织视为核心能力之一，它要求参与者在输出内容之前，先完成内部结构的预设与整理。与表达组织紧密相连的，是回应策略控制能力。辩论并非单向陈述，而是在交互中不断修正与推进的论证活动。对方发言、临场提问、突发反驳，都会对原有表达节奏产生干扰。如果参与者缺乏回应控制能力，就容易在面对大量信息时失去重点，或陷入被动解释与零散应对之中。有效的回应并不是“有问必答、逐条覆盖”，而是能够识别对方论证中的关键支点，判断哪些内容值得回应、哪些内容可以舍弃，进而将有限的表达资源集中投入到最具决定性的环节上。也就是说，回应策略控制体现的并不是反应快慢，而是论证取舍能力与交流掌控能力。经过长期训练，参与者往往会逐渐形成一种稳定的回应意识：先识别对方真正有威胁的论证点，再决定回应顺序与力度；先守住自身核心框架，再处理枝节性攻击；先维持主线清晰，再补充局部说明。这样的控制能力使辩论活动不至于陷入杂乱的争执，而能够始终围绕论题中心推进。更为重要的是，表达组织与回应策略并不是彼此分离的两个环节，而是在实际论辩中相互支撑、相互修正。一个结构良好的表达更容易进行有效回应，而高质量的回应又反过来强化整体表达的稳定性。由此可见，辩论思维在表达层面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修辞的张扬，而在于通过组织与控制，将复杂论证转换为可理解、可跟进、可检验的理性交流过程。这种能力对于任何依赖现场论证与互动表达的专业场域而言，都具有极强的实践意义。四、辩论技巧在律师举证质证中的具体运用（一）议题拆解思维在证据组织中的运用在法庭调查阶段，律师进行举证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将案件事实与证据材料之间建立清晰对应关系。许多案件的证据材料数量庞杂，如果缺乏明确的组织逻辑，证据在庭审中的呈现便容易呈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论与演讲赋能63现出碎片化状态。辩论思维中的议题拆解方法为这一问题提供了具有启示意义的思路。在辩论活动中，参与者通常需要对复杂命题进行结构分析，将议题拆分为若干相互关联的子问题，并围绕这些问题逐步展开论证。类似的方法若被应用于律师举证活动之中，律师在庭审前便可以先对案件事实进行系统分析，将案件主张拆分为若干关键事实要素，例如行为发生的背景条件、行为实施的具体过程以及行为结果所产生的法律效果。围绕这些核心要素，律师再安排相应证据进行说明，使每一项证据都能够在整体论证结构中找到明确位置。这样的证据组织方式能够避免证据材料之间缺乏关联的问题，也能够帮助法官迅速理解证据所指向的事实内容。进一步来看，议题拆解思维还能够帮助律师在证据准备阶段识别案件证明结构中的薄弱环节。当案件事实被拆解为多个要素时，律师可以逐一检视哪些事实已有充分证据支持，哪些事实仍需进一步补充证据。通过这种方式，证据准备与证据呈现之间形成一致逻辑，使庭审举证既具有结构性，也具有针对性。（二）连续追问策略在质证过程中的运用质证环节是律师在法庭调查阶段的重要工作，其核心任务在于通过分析与提问对对方证据进行审查。辩论技巧中的连续追问策略在这一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实践价值。在辩论活动中，连续追问通常用于检验对方论证的前提条件或证据依据，通过不断提问逐渐揭示论证中的逻辑漏洞。类似的方法在质证环节同样能够发挥作用。当对方提交某项证据时，律师可以通过一系列有逻辑关联的问题逐步确认该证据的形成背景、取得方式以及具体内容。例如，在面对证人证言时，律师可以依次询问证人与案件当事人的关系、证言形成的时间地点、证人观察到的具体细节以及证言记录的过程。通过这些连续提问，证言中可能存在的不一致之处或不完整之处便可能逐渐显现。连续追问并不是简单地增加问题数量，而是通过问题之间的逻辑联系逐步逼近事实核心。通过这种方式，律师不仅能够检验证据的真实性，也能够在庭审交流中强化对证据问题的关注度。此外，连续追问还能够迫使对方在回答过程中不断补充信息，使证据内容逐渐具体化。当对方证据缺乏充分说明时，这种追问方式往往能够揭示证据证明力不足的问题，从而为法官在证据判断时提供参考。（三）逻辑验证方法在证据审查中的运用在庭审活动中，证据的证明力并不仅取决于证据是否真实存在，还取决于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是否形成合理的逻辑联系。辩论技巧中的逻辑验证方法强调对论据与结论之间关系的检验，这一方法对于律师进行证据审查具有重要启示。律师在质证过程中不仅需要指出证据来源问题，还需要分析证据与案件争议焦点之间的关联程度。例如，一些证据可能真实存在，但其所证明的内容仅涉及案件背景事实，而无法直接证明关键行为。通过逻辑验证方法，律师可以向法官说明该证据虽然具有真实性，但在证明案件核心事实方面作用有限。与此同时，律师还可以通过对比不同证据之间的关系来检验证据体系的合理性。当两项证据在时间顺序或行为描述上存在明显矛盾时，逻辑验证便能够揭示证据之间缺乏一致性的问题。通过这一方式，律师不仅能够对单项证据提出质疑，还能够从整体结构角度分析证据体系的稳定性。逻辑验证方法的运用，使质证活动从简单否认转向理性分析，使法官在听取质证意见时能够更清晰地理解证据问题所在。（四）结构化表达在庭审论证中的运用庭审中的举证与质证不仅是证据展示过程，也是论证表达过程。律师在法庭上所作的每一项说明，都需要在有限时间内清晰呈现证据与事实之间的关系。辩论训练所强调的结构化表达方式，为律师在庭审中的论证提供了有益借鉴。结构化表达通常要求发言者在陈述时先明确中心观点，再通过分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论与演讲赋能64层论据逐步展开说明。在庭审举证阶段，律师可以先说明本轮举证的证明目的，然后依次说明证据来源、证据内容以及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系。这样的表达方式能够帮助法官迅速理解证据的作用，也有助于对方律师在质证时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回应。同样，在质证阶段，律师也可以通过结构化表达方式将质证意见进行分层说明，例如先指出证据真实性问题，再分析证据关联性问题，最后说明证据证明力不足的原因。通过清晰的表达结构，庭审交流能够保持较高的逻辑稳定性。更为重要的是，结构化表达不仅提高信息传递效率，也能够使庭审论证呈现出更为严谨的专业形态，使律师在复杂庭审环境中仍然能够保持论证方向与表达节奏。五、结语在现代司法审判体系中，法庭调查阶段承担着查明案件事实与检验证据体系的重要任务。律师在这一阶段通过举证与质证参与案件事实的建构与审查，其表达方式与论证策略不仅影响庭审交流的效率，也直接影响法官对证据证明力的判断。传统法律职业训练往往将重点放在法律条文理解、证据规则掌握以及文书写作能力培养上，而对于庭审交流中所涉及的逻辑表达与论证推进方法关注相对较少。然而，从庭审实践来看，律师在法庭调查阶段所表现出的能力，不仅体现为对法律规范的熟悉程度，更体现为其对证据材料进行组织、分析与说明的能力。若缺乏清晰的逻辑结构，即使证据材料本身具有较高证明价值，也可能在庭审交流中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因此，从表达方法与思维结构角度审视律师举证质证活动，对于深化对庭审论证机制的理解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辩论思维结构特征的分析可以看到，辩论活动在议题拆解、连续追问、证据验证以及表达组织等方面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方法体系。这些方法原本服务于观点论证，但在逻辑层面上具有较强的普遍性。当这些思维方式被引入律师举证与质证活动之中时，能够为证据组织与庭审交流提供有益启示。例如，议题拆解思维能够帮助律师在庭审准备阶段明确案件事实结构，使证据呈现围绕关键事实展开；连续追问策略能够在质证过程中逐步检验对方证据的形成背景与内容细节，从而揭示证据中的潜在问题；逻辑验证方法能够帮助律师分析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推理关系，使质证意见更具说服力；结构化表达方式则能够使庭审说明保持清晰层次，使证据说明与论证表达形成稳定结构。由此可见，辩论技巧并非仅限于语言层面的修辞运用，而是一种具有方法意义的论证工具。值得注意的是，将辩论思维引入律师庭审实践，并不意味着将法庭调查活动转化为对抗性竞赛。司法审判活动具有明确程序规范与法律原则，其目标在于查明事实并作出公正裁判。因此，辩论技巧在庭审中的运用，应当以证据规则与诉讼程序为前提，通过理性分析与清晰表达提升庭审交流质量，而不是通过情绪化表达或语言压制获取优势。律师在运用相关技巧时，应当始终围绕证据本身展开论证，使庭审交流保持在理性与规范框架之内。只有在这一前提下，辩论思维所提供的方法价值才能真正转化为法律实践中的专业能力。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看，辩论思维与律师庭审能力之间的关系也为法律职业训练提供了新的观察角度。随着司法实践的不断发展，律师在庭审中的角色已经不仅仅是法律条文的解释者，更是案件事实的论证者。如何在复杂案件中通过清晰表达呈现证据逻辑，如何在质证环节中准确识别证据问题，如何在有限时间内完成具有说服力的论证，已经成为法律职业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背景下，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论与演讲赋能65将辩论训练中的问题拆解能力、逻辑分析能力与表达组织能力纳入法律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有助于拓展律师能力培养的内容结构。通过系统训练，律师不仅能够更熟练地运用法律规则，也能够在庭审交流中更加有效地呈现案件事实与证据逻辑。综上所述，辩论思维与技巧在律师法庭调查举证质证活动中的运用具有明显的实践价值。其核心意义并不在于增加庭审表达的技巧性，而在于通过逻辑分析与结构表达提升证据论证的清晰度。通过议题拆解、连续追问、逻辑验证与结构化表达等方法，律师能够在庭审中更有效地组织证据材料、分析对方证据并推进论证过程。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庭审交流机制的认识，也为法律职业能力培养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在司法实践不断专业化发展的背景下，进一步探索辩论思维与法律论证之间的关系，对于提升律师庭审能力与完善法律职业训练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参考文献[1] 孙秋雨.刑事庭审实质化改革有效性评估研究[D].湘潭大学,2024.[2] 张睿.中国刑事审判话语身份动态建构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23.[3] 李江艳.刑事辩护证据的收集与运用制度优化研究[D].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22.[4] 牧其尔.刑事庭审法庭调查顺序完善研究[D].内蒙古大学,2022.[5] 王志坚.刑事庭审质证实质化问题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18.[6] 肖波.刑事庭审调查制度的正当性研究[D].复旦大学,2009.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写作研究66《人民日报》自然灾难新闻情感表达的语用策略于红钰【内容提要】本文以《人民日报》2013—2023 年自然灾难新闻为语料，运用语用学理论，分析情感表达的三大语用策略：形容词的弱化处理策略、副词的语用预设策略、转述语的间接评价策略。研究发现，这些策略通过平衡情感强度控制与客观属性保留，达到既传递灾害真实信息又稳定社会情绪的语用效果，为权威媒体灾难报道的语言实践提供范式参考。【关 键 词】自然灾难新闻；情感；语用策略；舆论引导【 Abstract 】With the widespread adoption of social media globally, its profound impact on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educational paradigms, and team collaboration has attracted extensive attention across sectors. Grounded in the Media Richness Theory (MRT), this paper provides a holistic analysis of social media's positive roles in enhancing information flow,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teamwork cohesion, while also critically examining associated challenges in information security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Through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the study reveals both the explanatory power and limitations of MRT in interpreting social media effects, and further proposes evidence-based strategies to mitigate risks during its application.【Keywords】Natural Disaster News; Emotion; Media Richness Theory; Information Flow 【作者单位】于红钰，广州应用科技学院。一、前言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加剧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和影响力都在逐渐上升。黄崇福在《自然灾害基本定义的探讨》一文中，对自然灾害做了以下定义：自然灾害是由自然事件或力量为主因造成的生命伤亡和人类社会财产损失的事件。[1] 自然灾害具有广泛性、突发性、破坏性等特点，往往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在突发性灾难事件发生时，新闻起着传播信息的重要作用。《人民日报》作为党的喉舌和宣传工具，在传递灾害信息、引导社会舆论、动员救援力量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保持客观准确的语言风格，给其他媒体提供范式参考，《人民日报》在情感表达上使用了多元的语用策略。本文随机抽取了 100 篇 2013—2023 年《人民日报》所报道的自然灾害作为语料，研究其情感表达的语用策略。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写作研究67二、基于不同灾害阶段的情感表达语用策略自然灾害的完整演进过程可划分为“孕灾—成灾—应对—恢复”四大核心阶段，覆盖预警、救援等关键环节。《人民日报》围绕不同阶段的传播目标，通过差异化情感表达语用策略，实现情感色彩的梯度控制，从而引导公众情绪与社会舆论走向。（一）形容词的弱化处理策略词语是有情感倾向的。根据情感粒度的不同，词语有两种分类方式，一种是粗粒度分为正面（褒义）或负面（贬义）的词语，每一个词都被赋予正面或负面的极性；另外一种是细粒度的分类，根据情感词语所包含的情绪，将词语标注为喜、怒、哀、乐等标签。[2] 形容词是情感的核心载体。为兼顾报道客观性与情感适度性，《人民日报》在灾害报道中避免使用“强正面情感词”与“强负面情感词”，通过对形容词的情感弱化处理，控制情感走向极端，即不出现大喜、大怒、大悲等极端情绪，使表达偏向中性，确保情感传递既不缺失又不过度。例 1：未来 3 天，华南沿海、云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台风“马鞍”预计 25 日登陆广东》载《人民日报》2022 年 8 月 25 日第 18 版）例 1 是属于孕灾阶段，此时的报道聚焦于潜在风险，传递风险隐患但不引发公众焦虑，形容词弱化策略常以“范围限定 + 轻度负面倾向”为主。例 1 中的“大到暴雨”“大暴雨”“特大暴雨”均为中性气象形容词，仅客观描述降雨强度，无强负面情感附加，属于“中性偏负面”范畴。通过“部分地区”“局地”两个范围限定词，明确降雨影响的有限性，弱化了“特大暴雨”本身可能携带的灾害失控暗示，同时让预警信息更精准，既传递需做好防范的提示，又避免引发盲目囤货、紧急撤离等非理性行为，契合预警不恐慌的情感目标。例 2：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9日 15时，福建省福州、莆田、泉州、三明 4个市受灾较为严重……风、雨、潮、太湖高水位“四碰头”，太湖防汛形势严峻。（《福建紧急转移 42.24 万人》载《人民日报》2016 年 7 月 10 日第 4 版）例 2 属于成灾阶段，此时灾情已明确，报道需承认灾害损失以激发公众共情与援助意愿，但避免过度悲情引发绝望，形容词弱化以“中度负面 + 程度限定”为核心。例 2 中的“严重”“严峻”均属于中性偏负面情感词，具备了“负面情感倾向”，指向灾害带来的负面影响与风险。“较为”这一程度副词，对“严重”进行了情感弱化，剥离了“极其严重”“特别严重”等负面暗示。二者均对应“忧”的情绪标签，但这种“忧”的情绪处于理性关切范畴，既避免“哀”可能引发的公众情绪崩溃，也避免“怒”可能引发的舆论对立，引导其以理性态度关注救援进展，凝聚社会力量。例 3：杨晶要求，各有关方面一定要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的重要指示批示，全力组织抢救受伤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做好遇难人员善后和受灾群众安置工作，坚决打好抢险救灾这场硬仗。（《千方百计救治好伤员》载《人民日报》2016 年 6 月 25 日第 7 版）例 3 是应对阶段，这一阶段聚焦救援、安置等行动，公众最关注的是救援行动的进展与成果，报道核心应传递救灾有序推进的信号，增强公众信心，形容词弱化以“中性偏积极+务实表述”为主。“坚决有力”“全力”为中性偏积极的形容词，传递救灾的主动性与决心，但未进行强正面情感渲染，保持务实客观的基调。另外，通过“最大限度减少”等限定表述，避免“零伤亡”“完全控制”等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写作研究68绝对化承诺，既传递救灾的努力方向，又保持信息的真实性，避免因过度承诺引发后续失望。在应对阶段，中性偏积极的形容词既展现救灾行动的力度，又不夸大成效，传递政府在积极作为的信号，稳定公众情绪，引导社会各界配合救灾。例 4：督导组还提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学生的学习生活条件艰苦，二是有些地方还存在安全隐患，三是恢复重建进展不平衡。（《全部学校按时开学》载《人民日报》2013 年 9 月 10 日第 13 版）例 4 是属于恢复阶段，聚焦长期重建，报道需客观呈现重建进展与挑战，引导公众理性看待重建的长期性，形容词弱化以“弱负面+渐进式表述”为主。例 4 中“艰苦”“不平衡”为弱负面形容词，客观承认重建过程中的问题。“艰苦”描述生活条件的实际状态，“不平衡”精准界定进展差异，替代“严重落后”等泛化批评，既指出问题，又传递可逐步改善的理性预期。恢复阶段的重建周期长、任务复杂，弱负面形容词的使用能让公众客观认识重建中的困难，避免因过度理想化期待引发焦虑，同时引导其以耐心态度支持重建工作，契合理性推进、稳步恢复的阶段目标。《人民日报》选择弱化形容词，在情感表达上的克制与分寸，旨在营造一种理性客观的传播语境，避免因过度情绪化的语言而导致信息的过载或失真，确保受众能够准确理解灾害的实际情况。（二）副词的语用预设策略语用预设，是指“那些对语境敏感的，与说话人有时还包括说话对象的信念、态度、意图有关的前提关系。”[3] 是交际双方在特定语境中共同接受的隐含前提。在自然灾难新闻传播中，副词虽不承担核心语义，却能通过设定隐含前提间接引导情感认知，避免直接主观评判，是情感表达的隐性调控手段。《人民日报》在不同灾害阶段，通过为动词搭配特定副词，实现情感适度调控与舆论引导的语用效果。例5 ：国家防总11月9日19时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级别由Ⅳ级提升至Ⅲ级，再次向海南、广东、广西三省（自治区）发出通知，要求密切监视“海燕”动向，切实采取有力措施，强化各项防御工作。（《“海燕”北上 大掀风浪》载《人民日报》2013 年 11 月 10 日第 4 版）例 5 属于台风预警阶段，此时公众最容易因为未知性产生恐慌。“密切”这一副词，隐含的前提是“台风路径虽存在不确定性，但具备可监测性”，通过强调监测的专业性和持续性，传递风险处于可控范围的信号。“切实”这一副词修饰“采取”这一动词，让受众知道措施不会停留在纸面上，将转化为实际防御效果，强调行动的务实性。这两个副词将科学监测、务实防御的核心信息转化为公众可默认的认知，这种隐性引导既保持了新闻的客观性，又精准调控了公众在台风预警阶段的情绪，实现了预警不恐慌、防御有信心的舆论引导效果。例 6：目前，通往受灾点的两处公路堵塞点已经疏通，人员伤亡情况正在进一步核实。（《云南发生两起泥石流》载《人民日报》2014 年 7 月 10 日第 13 版）例 6 是救灾阶段，句子中“已经”与“正在”两个副词形成功能互补：“已经”是表示动作完成的时间副词，通过完成态预设传递“公路疏通工作在合理预期内高效完成”的确定性，交通问题的解决为后续救援工作提供了保障，缓解公众焦虑，增强群众的救援信心；“正在”是表动作持续的动态副词，通过持续态预设传递“人员伤亡核实工作一直在严谨推进”的隐含信息，避免了因数据未出引发的猜测与谣言。这种表述让受众感知到政府对灾情统计的审慎负责，既安抚了人们急于知晓结果的情绪，又传递了信息及时公开透明的稳定预期，进一步强化群众对救灾工作的信任。例 7：地震发生后，泸州市立即启动抗震救灾 Ⅰ 级应急响应，成立抗震救灾指挥部，迅速开展抗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写作研究69震救灾各项工作。（《各方迅速开展抗震救灾》载《人民日报》2021 年 9 月 17 日第 6 版）例7属于救灾阶段，“立即”和“迅速”两个词共同传递出“抗震救灾响应在地震发生后无延迟启动”的信息。这种表述没有直接夸赞政府统筹有力，而是通过强调工作推进的高效性，让受众知晓救灾工作正在科学有序地快速推进，灾情正在被逐步控制。用两个副词，形成“快速响应→高效推进”的行动链条认知，持续强化公众对救灾工作的信心，引导社会各界配合支持救灾行动。例 8：截至 6 月底，总体规划中由地方承担的 2419 个项目完工 2382 个、完工率达到 98.47%，完成投资 781.99 亿元、投资完成率达到 98.76%，基本完成三年灾后重建目标。（《芦山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基本完成》载《人民日报》2016 年 7 月 20 日第 1 版）例 8是灾后重建阶段，此时公众既关注重建成果是否落地，也担忧过度夸大成效且忽视遗留问题。“基本”作为程度副词，限定完成三年灾后重建目标的达成状态，其预设是“重建任务已实现核心目标与主要指标，剩余少量细节性、补充性工作待完善”，隐性地传达了对灾后重建的肯定，保持了新闻报道的严谨性与真实性，传递实事求是、持续精进的精神。公众在接收新闻信息时，会依据自身已有的认知结构和经验对信息进行加工。群众在阅读《人民日报》相关报道时，会根据自己以往的认知和经验，对副词所传达的信息进行联想和拓展，受众在理解这些言语行为的过程中，形成对事件的主观判断，其情绪和态度会不自觉地受到影响，舆论也随之发生改变。（三）转述句的间接评价策略转述句可以增强灾难新闻的可信性，既能强化报道可信度，抑制流言滋生扩散，通过呈现第三方视角凸显传播客观性，又可避免报道者个人观点直接介入，实现“作者与引语内容的责任剥离”，让信息传递更具中立性与说服力。面对自然灾害相关的沉重信息，受众更倾向于接收多元、客观的内容，以便形成自己的认知。《人民日报》转述第三方话语的这一策略，精准把握了受众心理，避免媒体直接评价引发的情感对立，有效地调控群众的情绪，同时也为受众营造了一个理性思考的舆论环境，凝聚社会共识。例 9：海南省“三防”办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李洪波介绍，18 日 8 时至 20 时，海南省平均降雨量264 毫米，最大为昌江县 573 毫米，海口琼山降雨 501.5 毫米。“截至 17 日 9 时 40 分，全省 26410艘渔船全部进港避风。截至 18 日 21 时，撤离和转移安置 22.76 万人。”李洪波说。（《琼粤桂抗击“威马逊”》载《人民日报》2014 年 7 月 20 日第 4 版）例 9 中选择依托官方身份强化信息可信度，转述内容完全聚焦于客观数据与具体行动，消解流言引发的焦虑情感，让受众快速建立对降雨量、渔船避风、人员转移等关键信息的信任。“三防”办作为统筹防汛、防台风、防旱的核心机构，李洪波的发言天然具备官方背书的专业性，媒体将这些数据来源明确指向李洪波，让受众快速建立对关键信息的信任，缓解因信息不确定引发的焦虑，实现稳定情绪的情感表达目标。例 10：灾难时见真情。一位队员对记者说：“16 号进来的时候，有两个村里的小姑娘，拿着两大袋方便面，非要塞给我们。我说不要，她们说那就带我们下去，我们要亲手送给指挥部。”（《生命至上 科学救援》载《人民日报》2019 年 3 月 25 日第 6 版）例 10 选择一线救援队员作为转述主体，以其亲历者的身份加强叙事的真实和情感的真挚。通过救援队员讲述的小姑娘送方便面的细节，采用贴近生活的个体互动叙事，避免了媒体刻意煽情所引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写作研究70发的反感。灾难报道中，受众在接收灾情损失、救援进展等沉重或严肃信息的同时，也渴望感受到人文温度。救援队员的转述展现了受灾群众对救援人员的感恩，也凸显了军民同心的温情。这种真实可感的情感传递，缓解了灾难带来的压抑情绪，让受众在共情中感受到团结互助的力量，实现了负面情绪的正向疏导。例 11：“放心，我们会带你们出去，一个不落。”武警北京总队某支队参谋长王峰说。（《人民至上 使命必达》载《人民日报》2023 年 8 月 5 日第 1 版）例 11 选择了权威个体的发言，其武警部队的身份意味着专业救援力量，参谋长的职务意味着决策与执行能力，两者结合让“会带你们出去”的承诺不再是空洞安慰，而是具备现实支撑的保障。该例句的转述不仅针对被困群众，更面向全社会受众。对被困群众而言，承诺是获救的希望；对社会公众而言，承诺是救灾工作的底气。这种双向情感传递既安抚了灾区群众的情绪，又增强了全国人民对救灾工作的信心，引导社会各界主动关注、支援灾区，凝聚起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强大合力，实现了安定灾区、鼓舞全国的双重情感调控效果。例 12：说起地震，张奶奶有说不完的话：“5.8 级地震那天早上……当天政府就来人了，送吃的，搭帐篷。入冬前又住进了这么好的保暖彩钢房。这俩孩子有福啊，一点罪没遭。”（《暖暖小年 满满信心》载《人民日报》2014 年 1 月 24 日第 6 版）公众对灾难报道的信任，往往源于个体真实体验的共鸣。例12选择受灾群众张奶奶作为转述主体，其“灾难亲历者+灾后受益者”的双重身份更具说服力。该例句的转述发生在小年这一特殊时间节点，“暖暖小年”的背景与张奶奶的幸福叙事相得益彰。灾难带来的负面情绪被“住进好房子”的喜悦、“孩子没遭罪”的欣慰所替代，传递出积极向上的情感基调。其讲述无官方话语的生硬感，而是源于生活的直白表达，让灾后救助与重建工作更具可信度与感染力，既传递了感恩、幸福的正向情感，又凝聚了对民生保障、社会温情的价值认同。这种策略既避免了官方表述的距离感，又规避了刻意煽情的违和感，体现了转述语在平衡事实传递与情感引导的作用。在自然灾害新闻报道里，记者经常采用直接引用或间接转述的方式，准确地引述或转述不同主体（如受灾群众、救援人员、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等）针对自然灾害事件所发表的言论、看法、感受以及所做出的承诺、指示等内容，将各方的声音引入新闻报道中，使读者能够直接了解到不同立场和角色对灾害事件的认知与反应。《人民日报》通常运用转述第三方评价代替媒体直接评价，构建起媒体与第三方的沟通渠道，让第三方观点自然嵌入新闻文本，从而正确引导群众的情感走向。三、语用策略的实践价值与传播效应《人民日报》在报道自然灾害这类重大事件时，承载着公众的信任，新闻语言需十分谨慎。其自然灾难新闻的情感调控策略，既坚守新闻传播的核心原则，又兼顾情感引导与社会效应，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一）平衡信息客观性与情感引导性《人民日报》的情感词语语用策略，核心在于实现“情感强度控制”与“客观属性保留”的平衡。形容词的弱化处理避免了情感极端化表达，确保灾情信息的真实传递；副词的语用预设与转述句的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写作研究71间接评价策略，在不干预受众自主判断的前提下，实现了隐性的价值引导。这种平衡既坚守了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原则，又让受众能全面、准确了解灾害实况，保持理性情绪状态，避免因过度情绪化导致信息误读或认知偏差。（二）构建社会情绪调控的有效路径灾难事件容易引发公众的恐慌、焦虑等负面情绪，若情感表达不当，可能加剧情绪失控，影响社会稳定。《人民日报》通过“哀而不伤”的情感管理策略，以适度的情感表达激发受众的同情心与援助意愿，而非过度的恐惧与绝望。在应对阶段与恢复阶段，积极倾向的语用表达则能增强公众信心，引导社会各界主动配合救援与重建工作，凝聚起共克时艰的社会合力，为灾害应对提供良好的舆论支持，维护社会稳定。（三）树立权威媒体的公信力与示范效应作为党和国家的权威媒体，《人民日报》的灾难报道语言实践具有示范意义。其情感词语语用策略既体现了媒体的社会责任，又展现了专业传播技巧，通过理性克制、客观务实的语言表达赢得公众信任，巩固权威地位。同时，这些策略为其他媒体开展灾难报道提供了可借鉴的范式，有助于提升整个媒体行业的灾难报道质量，推动应急传播体系完善。四、结语本文通过分析《人民日报》2013—2023 年自然灾难新闻的语料，提炼出形容词弱化处理、副词语用预设、转述句间接评价三大情感调控策略。这些策略依据自然灾害“孕灾—成灾—应对—恢复”的阶段特征灵活运用，实现了信息传递、情感调控与舆论引导的有机统一。《人民日报》的实践表明，权威媒体的灾难报道需在坚守真实性、客观性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的语用策略实现情感表达的适度性与有效性。既避免过度情绪化导致的信息失真与社会恐慌，又通过恰当的情感引导凝聚社会合力，为灾害应对与重建营造良好舆论环境。参考文献[1] 黄崇福.自然灾害基本定义的探讨[J].自然灾害学报,2009,18(05):41-50.[2] 翟艳.表示负面情感词语的隐喻分析[J].职业技术教育,2006,27(08):48-49.[3] 何自然.语用学概论[M].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68.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写作研究72人文哲思类演讲稿写作怎样提高思想穿透力王竞晗【内容提要】人文哲思类演讲稿，是以文学、哲学等人文经典为素材，围绕人生、自我、人性等核心话题展开思辨，解读现实精神困境并给出价值指引的演讲文稿。新媒体演讲节目《一席》自2012 年开始播出至今，是一档优质的演讲类节目，本文选取《一席》中杜素娟《理想是人生的弹簧》、雷思温《自我如何塑造了当下的世界》、欧丽娟《孤独的多面与面对孤独的姿态》三篇人文哲思类演讲稿作为分析范本，从写作技巧、句式表达、结构设计三个具体层面，结合三篇演讲稿的经典写法进行探讨，以期为人文哲思类演讲稿的写作带来一些启示。【关 键 词】人文哲思类演讲稿；写作技巧；句式表达；结构设计【 Abstract 】A humanistic and philosophical speech’s drafts from literary and philosophical classics, explores core themes such as life, self and human nature, interprets spiritual dilemmas in reality, and provides value guidance. As a high-quality lecture program broadcast since 2012, Yixi (A Seat) is a new media speech platform. This paper selects three representative humanistic and philosophical speeches from Yixi as samples: Ideal is the Spring of Life by Du Sujuan, How the Self Shapes the Present World by Lei Siwen, and The Many Faces of Loneliness and the Attitude to Confront It by Ou Lijuan. It examines their writing skills, sentence patterns and structural design to provide implications for the composition of humanistic and philosophical speeches.【Keywords】Humanistic and Philosophical Speech’s Drafts; Writing Skills; Sentence Patterns Structu-ral Design【作者单位】王竞晗，长春理工大学。演讲稿的思想穿透力，是指演讲者通过层层思辨、精准表达与逻辑建构，让传递的思想突破表面现象的桎梏，触达问题的核心本质，同时能引发听众的深度思考、情感共鸣与认知重构，让思想不仅能被听众理解接受，更能对其认知、判断乃至行为产生持久且深刻的影响，是演讲稿从“传递信息”升华为“传递价值”的核心特质。人文哲思类演讲稿既区别于传递具体知识的科普演讲，也不同于聚焦具体事件的叙事演讲，其核心使命是为听众解答精神困惑、指引人生方向，正因如此，思想穿透力成为其不可或缺的核心灵魂：一方面，人生、自我、人性等话题本身抽象且复杂，缺乏思想穿透力的演讲易陷入空洞说教或浅层解读，无法触达问题本质，也难以真正解答听众的精神困惑；另一方面，在当下精神焦虑与认知迷茫普遍存在的背景下，听众对人文哲思类演讲的期待，也是对获得能拨开迷雾、直击本质的深度思考的期待，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写作研究73唯有具备思想穿透力，才能让演讲的哲思真正落地现实，为听众提供切实的精神支撑与价值指引。一、写作技巧：从“现象到本质”，让思想有深度、有落点人文哲思类演讲稿最忌脱离现实的空洞说教与流于表面的现象罗列，三篇范本均以“现象到本质”为核心，从大众可感知的现实痛点切入，借助人文经典的概念与意象拆解困境，打破固有认知偏见，最终提炼问题本质并给出现实指引，让抽象的哲思找到具体的现实锚点，实现思想深度与现实落点的统一。（一）开篇锚定一个现实痛点写作的起点是贴近听众、贴合现实，精准捕捉当代人普遍面临的精神、情感或生活困境，人文哲思类演讲稿的写作应以贴近日常、直击人心的现实现象作为开篇与核心切入点。现实痛点是与听众建立情感连接和认知共鸣的第一道桥梁，优秀的人文哲思类演讲稿应精准捕捉当下社会大众普遍面临的精神、情感或生活困境，让听众感受到“演讲内容与我相关”，主动跟随演讲者的思想语境并进行深入思考。如三篇范本中杜素娟直击当代年轻人的集体困惑，将“压力大、竞争激烈的时代背景”与“理想能当饭吃吗”的灵魂拷问、相关流行歌曲结合，戳中年轻人在现实与理想间的摇摆、怀疑与内耗；雷思温从现代人日常生存状态切入，点出“工作中自我管理、完成 KPI，私人生活中靠自我偏好做情绪疗愈”的普遍现象，直面现代人因“自我”产生的“获自由却承孤独”的矛盾；欧丽娟虽以古典文学解读为入口，但选择的“孤独”主题是人类共通的情感体验，暗合现代背景下人们的精神迷茫，实现与现实痛点的深度连接。（二）用经典的概念 /意象重定义现实困境听众对自身面临的精神困境往往只有模糊感知，缺乏精准的认知与定义。写作中需借助文学、哲学经典中的核心概念、独特意象，对现实困境进行精准定义与具象化解读，让模糊的感受变得清晰可感，同时为哲思分析搭建理论支撑，用时间沉淀的人文智慧解读当下问题，让演讲稿兼具文化根基与逻辑支撑。杜素娟引入《失乐园》的“混沌界”，将年轻人“既躺不平也卷不动”的内耗状态定义为“卡在伊甸园和地狱之间的黏稠泥沼与空虚黑洞”，让听众对自身状态有清晰认知；雷思温以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单数第一人称视角”等概念，定义现代社会“自我为一切出发点”的认知基础，用“叠加态的自我”“单向度化的自我”解读“现代人的自我认知偏差”；欧丽娟借助王维“寒梅著花未”、辛弃疾“欲说还休”等经典意象与表达，将抽象的孤独拆解为“不敢问”“不敢说”等具体心理状态，实现古典文学与现代情感的深度契合。（三）否定固有想法，让人“耳目一新”思想的穿透力，本质源于对固有认知的打破与重构。听众对人生、自我、理想等核心话题，易因社会观念、生活经验形成固定认知，而这些认知往往是理解问题本质的障碍。写作中需在经典解读与现实分析的基础上，大胆否定以往的固有想法，提出新意观点。需要注意的是，人文哲思类演讲稿写作中这种对固有想法的否定并非标新立异，而是基于问题本质的理性思辨，能让听众产生“耳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写作研究74目一新”的认知冲击，进而引发深度思考。范本中杜素娟打破对“理想”的固有认知，指出被攀比和功利绑架的“伪理想”是人生苦涩的根源，而追求真正的理想，毁掉的只是不想要的痛苦伪生活；雷思温颠覆大众对笛卡尔“自我”的单一认知，提出笛卡尔笔下的自我是丰富有弹性的，现代人的自我困境源于资本社会对其思想的“单向度化处理”，而非“我思”本身；欧丽娟打破对古典诗词和孤独的固有解读，指出辛弃疾“欲说还休”并非“语言苍白”而是“不敢说”，眼泪也分李商隐“自怜式的腐蚀性眼泪”与陈子昂“英雄式的力量型眼泪”，让听众实现认知升级。（四）提炼问题本质，让哲思落地现实提炼问题本质是演讲稿思想深度的核心体现，也是从“经典解读”走向“现实落地”的关键。在锚定痛点、经典定义困境、打破固有认知后，人文哲思类演讲稿的写作需通过层层思辨拨开现象迷雾，提炼问题核心本质，回答“问题是什么”“根源在哪里”，更要基于本质给出具体的价值指引与行动方向，让抽象哲思落地现实，实现“思”与“行”的统一。杜素娟提炼出年轻人与理想割席的本质：被社会既定价值标准绑架，失去基于自我了解的真实想象，将攀比功利当作理想内核；并给出指引：以自我了解为基础构建“私人订制”的理想，将其作为人生“精神弹簧”，坦然面对失败并在坎坷中成长。雷思温指出现代人自我内耗的本质：强求单一的理性自我覆盖所有生活维度，忽略自我的叠加性与世界的多开端性；核心指引是接纳“叠加态的自我”与“多开端的世界”，允许多重自我形态共存。欧丽娟总结孤独的本质：源于人的有限性与自负，人与人之间缺乏真正的交流窗口；并给出选择：拒绝李商隐式的自我内耗，选择陈子昂式以恢宏视野面对孤独、在坚守中传递力量的勇者姿态。二、句式表达：用“精准、对比、设问、引用”，强化思想冲击力语言是思想的载体，人文哲思类演讲稿的思想穿透力，最终需要通过精准、有力、有温度的语言传递。不同于学术论文的晦涩严谨，也不同于散文的肆意抒情，人文哲思类演讲稿的语言，需兼顾思想性与通俗性、逻辑性与感染力。三篇经典范本均灵活运用定义句式、对比句式、设问句式、引用句式四种核心表达形式，各有侧重、相互配合，让抽象的哲思变得清晰、鲜明、有互动、有厚度，从语言层面强化思想的冲击力。（一）定义句式：精准界定概念，让本质解读更清晰人文哲思类演讲稿涉及大量核心概念、关键观点与心理状态，若界定模糊，听众易产生理解偏差，思想传递便会受阻。定义句式通过“×× 是 ××”“×× 并非 ××，而是 ××”等精准表达，厘清核心内容的内涵，让听众形成明确统一的认知，为思想传递奠定基础，其运用要求语言简洁、逻辑严谨、直击本质。杜素娟将“真正的理想”定义为“基于自我了解的自我想象”，将理想的作用具象为“人生的精神弹簧”，让听众直观理解理想的核心与价值；雷思温用通俗语言界定“我思故我在”，精准阐释“单数第一人称视角”“叠加态的自我”的内涵，让非哲学专业听众也能清晰理解；欧丽娟对王维“不敢问”、辛弃疾“欲说还休”的心理进行精准定义，拆解孤独背后的细腻心理，也明确了陈子昂“英雄之泪”的核心内涵，让听众理解其精神力量。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写作研究75（二）对比句式：通过正反对比，凸显思想的核心观点对比是凸显观点、强化认知的有效手段，人文哲思类演讲稿中的对比句式，将正反观点、不同状态、迥异姿态等对照表达，形成鲜明认知反差，让核心观点更为突出，也让听众更直观地理解思想内涵，强化记忆。三篇范本中的对比都与核心思想深度结合，通过对比让听众看清本质、做出选择。正反观点对比中，杜素娟对比“伪理想”与“真理想”，雷思温对比“笛卡尔的多重自我观”与“单向度的理性自我观”，欧丽娟对比“孤独的勇者姿态”与“弱者姿态”，让听众清晰区分是非，理解核心主张；不同状态对比中，欧丽娟对比王维“不敢问”与王绩“连珠炮式追问”，杜素娟对比浮士德“保持自我想象”与格里高尔“被伪自我绑架”，展现同一主题下的多样状态，为本质提炼铺垫；迥异姿态对比中，欧丽娟对比李商隐与陈子昂的孤独姿态，杜素娟对比思特里克兰德“追求理想的幸福”与普通人“被伪生活绑架的痛苦”，让听众直观看到不同选择的结果，为价值指引提供参考。（三）设问句式：引发听众思考，让思想的传递更有互动性人文哲思类演讲稿在写作时要预设演讲者与听众的双向思维互动，设问句式是实现互动的重要途径。它打破单向演讲模式，通过开篇、中间、递进三种设问形式，主动抛出问题，引导听众跟随思路深度思考，让听众从“被动接受”变为“主动探索”，同时让演讲节奏更有起伏，避免平铺直叙。设问紧扣核心思想，让问题成为引导思维的“指南针”，让听众在思考中接受核心观点。开篇设问如杜素娟的“是什么让年轻人与理想割席？”、雷思温的“现代自我观的根源在哪里？”，引发听众对主题的思考，引出后续内容；中间设问如欧丽娟的“王维为何只问寒梅是否开花？”、杜素娟的“年轻人内耗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引导听众跟随解读探索本质，打破固有认知；递进设问如雷思温的“我们是否只能以理性的自我理解世界？”、欧丽娟的“人遭遇孤独的本质原因是什么？”，层层引导听众思维走向深入，为提出核心观点做好铺垫。（四）引用句式：经典引用与观点融合，让思想有文化厚度经典引用是人文哲思类演讲稿的不可或缺的表达形式，高质量的引用是提升思想穿透力的关键，优秀的引用并非简单堆砌，而是将文学经典、哲学经典、名言警句与核心观点深度融合，让经典成为观点的论据与思想的支撑，既增强说服力与逻辑性，又增添文化底蕴，让思想表达更有质感与分量。文学经典引用上，杜素娟引用鲁迅《秋夜》、乔伊斯《尤利西斯》的语句及卡夫卡《变形记》的人物，欧丽娟引用汉乐府诗句、加缪《瘟疫》内容及祥林嫂的形象，用文学的具象性诠释思想的抽象性；哲学经典引用上，雷思温以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为核心论据，引用萨特“存在先于本质”，杜素娟引用加缪对《局外人》莫尔索的评价，为思想提供坚实的哲学理论支撑；在名言警句引用上，杜素娟引用但丁、海明威的名言及浮士德的愿望，欧丽娟引用托尔斯泰的语录与意大利文学家的经典比喻，在强化观点的同时，让语言更有温度与力量，让思想的传递更具感染力。三、结构设计：以“层层递进”让思想的传递更有逻辑人文哲思类演讲稿的结构，要避免碎片化的经典解读，也避免线性的理论堆砌，需要打造由浅及深的递进结构，让思想的展开自然顺畅。结构是演讲稿的骨架，决定着思想传递的逻辑节奏，清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写作研究76晰且有层次的逻辑，是思想穿透力有序、深入传递的重要保障。人文哲思类演讲稿需搭建由浅及深、由现象到本质、由经典到现实的递进结构，结合主题灵活调整各部分侧重点，让逻辑链与思想传递高度契合，实现思想深度与逻辑清晰度的双重统一。第一层：现象切入，锚定现实痛点。这一层的核心目标是“吸引听众、建立共鸣、引出主题”，从大众熟悉的现实现象或共通情感体验切入，让听众产生“与我相关”的感受，自然引出核心话题。这一层是演讲的“敲门砖”，语言要求贴近日常、直击人心，避免冗长铺垫与抽象理论，让听众快速进入思想语境。杜素娟以年轻人“质疑理想”的现象切入引出“理想”话题，雷思温以现代人“自我内耗”的状态切入引出“自我与世界”的话题，欧丽娟以王维《杂诗》的解读切入引出“孤独”的话题，均实现了开篇的共鸣与引题效果。第二层：经典解读，搭建理论支撑。这一层的核心目标是“解读经典、搭建支撑、连接现实”，写作时围绕核心话题引入相关文学、哲学经典素材，深度解读并提取核心概念、观点或意象，与现实痛点建立深度连接，为后续本质提炼搭建经典理论支撑。这一层是演讲的“知识底座”，经典解读需紧扣核心话题，不偏离、不碎片化，让经典成为解读现实、提炼本质的工具，而非单纯的知识展示。杜素娟围绕“理想”解读《失乐园》《局外人》等经典，雷思温围绕“自我”解读西方传统思维与笛卡尔哲学，欧丽娟围绕“孤独”解读王维、辛弃疾等经典诗词，均为后续的本质分析筑牢了理论基础。第三层：本质提炼，剖析问题根源。这一层是演讲思想深度的核心体现，写作时的核心目标是层层思辨、拨开迷雾、提炼本质，通过理性思辨跳出经典表面解读，提炼问题核心本质，回答“问题到底是什么”“根源在哪里”。这一层是演讲稿写作的“思想核心”，要求逻辑严谨、思辨深入，将经典解读与现实分析融为一体，实现从现象到本质的跨越，让思想走向深入，这也是让听众形成深度认知的关键。三篇演讲稿分别提炼出年轻人理想困境、现代人自我内耗、人类孤独体验的核心本质，成为整个演讲思想的核心支撑。第四层：价值指引，给出落地方法。这一层的写作核心目标是“基于本质、给出指引、落地现实”，基于提炼的问题本质，给出具体、可行的价值判断、行动方向或选择建议，回答“我们该如何做”。这一层是演讲的现实意义所在，是让抽象哲思落地的关键，也是演讲稿写作中让思想穿透力从“认知层面”走向“实践层面”的核心步骤。价值指引需紧扣问题本质、贴近现实生活，具有可操作性与启发性，避免空洞口号。杜素娟给出构建真理想、直面失败的行动指引，雷思温给出接纳叠加态自我的价值指引，欧丽娟给出选择勇者姿态面对孤独的方向指引，均让哲思有了现实落地的路径。第五层：升华结尾，引发情感共鸣。这一层是演讲的“余韵所在”，核心目标是总结核心、升华思想、引发共鸣。写作需对演讲的核心思想进行简洁、凝练的总结，通过引用经典名言、发出真挚号召、运用经典比喻等方式，实现思想的再次升华，让演讲在结尾形成情感与认知的双重共鸣，同时与开篇的现实痛点形成呼应，让整个演讲的逻辑形成闭环，让思想的力量持续传递，给听众留下深刻印象与长久的思考。杜素娟以浮士德的愿望“去承担人间的祸福，去跟暴风雨搏斗，在沉舟的碎裂声中也毫不沮丧”发出号召，升华“理想是人生精神弹簧”的核心思想；雷思温以笛卡尔的启示“接纳叠加态的自我、拥抱多开端的世界”升华自我观，为现代人走出内耗提供精神支撑；欧丽娟以意大利文学家“两个囚犯望窗外，一个看到星辰，一个看到泥泞”的经典比喻，升华面对孤独的姿态选择，让听众在思考中获得精神力量，让演讲的思想穿透力实现了长久的影响。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写作研究77这种五层递进的写作结构，构建了从现实到经典、再从经典回归现实的完整逻辑，让思想从浅到深、从具象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象逐步展开，既保证了经典素材的有序运用，又保证了思想传递的逻辑清晰。演讲稿撰写时可根据主题与风格灵活调整各部分篇幅与侧重点，让递进结构兼具统一性与灵活性，成为人文哲思类演讲稿写作构建思想穿透力的重要结构支撑。综上所述，提升人文哲思类演讲稿的思想穿透力，需牢牢把握三个核心：在写作思维上，坚持“现象到本质”的核心路径，让哲思扎根现实、直击内核；在语言表达上，兼顾精准性与感染力，灵活运用多种句式，让抽象的思想变得可感、可触、可共鸣；在结构建构上，搭建“层层递进”的逻辑框架，让思想的传递有层次、有节奏、有闭环。上述三个方面能让人文哲思类演讲稿真正具备打动人心、启发人心、改变人心的思想穿透力，实现以人文智慧解答精神困惑，以哲思力量指引人生方向的目标使命。参考文献[1] 胡盼盼.演讲类节目《一席》的创新与改进[J].视听,2018,(11):16-18.[2] 韩虎山,尚子俊.演讲辞写作的语言艺术探析[J].写作,2011,(19):43-45.[3] 孙启荣,游晓晔.说服性演讲稿写作的三个修辞学维度[J].写作,2019,(06):107-112.[4] 黄新.演讲稿写作的审美追求[J].应用写作,2014,(07):39-41.[5] 杨桉.善于蓄势让演讲稿的高潮更加动人[J].应用写作,2022,(07):36-38.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词精粹·正反782026 亚太青少年辩论锦标赛（马来西亚站）2026 亚太青少年辩论锦标赛（马来西亚站）由亚太青少年辩论锦标赛组委会和马来西亚城市大学主办，巅峰思辨作为支持单位，是由华语辩论世界杯原班人马打造的青年辩论活动。活动旨在为青年学子提供更多元丰富的辩论机会，推动跨地域、跨文化的青少年思想交流与文明互鉴。活动吸引了北京工业大学、浙江大学、伦敦国王学院、北京市十一学校等 16 支海内外的高中、大学队伍参与其中。最终，新南威尔士大学夺得大学组冠军，成都七中万达学校联队取得高中组冠军。【活动地点】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城市大学【赛事阶段】大学组－决赛【本场辩题】对的人站在前途里 /陪在四季中【辩题题解】爱情与人生的交织，从来都是最动人也最令人困惑的命题。“对的人”究竟该以何种姿态存在于生命中，更是引发无数人深思。有人坚信对的人应当站在前途里，认为人生是一场向上攀登的旅程，理想与目标是生命的重要底色；也有人笃定对的人更该陪在四季中，觉得生活的真谛藏在细碎的日常里，春去秋来的陪伴、三餐四季的相守才是爱情最本真的模样，对的人是能分担喜怒哀乐、共度平凡岁月的人，烟火气的温暖才是心灵的最终归宿。归根结底，究竟何谓“对的人”，何谓爱情与人生的最优解？期待各支队伍的精彩交锋，祝各位辩手，既能读懂爱情的模样，也能明晰人生的方向。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词精粹·正反79对的人站在前途里正方立论稿文浩人 王一凡 骆俊尧 邹文昕【辩论队伍】北京工业大学谢谢主席，大家好：如果一种观念只是喊出来，而不对实际问题产生任何态度，这样的观念比较不具有任何价值。所以我们双方的分歧应不只是观念的差异，更要到现实中去判断，“未来的前途与当下的陪伴”二者不能得兼时，做出哪种取舍是更优解。同时，对的人在哪里，不等于去哪里就一定能找到对的人，所以我们双方必须考虑，如果找不到，代价是什么？我方的态度是，放弃了当下的陪伴选择了未来的前途，你更有可能找到那个对的人，就算没找到，承受代价也会更小，论证如下：第一，选择未来的前途，更有可能找到那个“对的人”。何谓对的人，不看一见钟情，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极端个例，我方认为，对的人至少应该拥有以下特质：认知层次相似，消费观大致匹配，彼此能够产生共振。比如一个打工人会理解他的职工伴侣和他吐槽老板不干人事，却很难接受那句“我对钱不感兴趣”；一个抱有储蓄型消费观的人会很认同同为储蓄型的伴侣 1 分钱掰成八份花，却会反对享受型的伴侣去买 LV 包，会说“你咋这么不会过日子”。当我们选择未来的前途时，我们会脱离自己原来的圈层，会碰到更多和我们有相似节奏的人，研究表明，人际节奏完全同步时，自我与他人融合感、好感度、幸福感均最高；自然有更大概率找到“对的人”。更进一步，爱情是两颗独立的心之间的碰撞。就像舒婷的《致橡树》说的那样，真正对的人，绝不会希望你像攀援的凌霄花，像痴情的鸟儿一样失去自己的主体性。而要做他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他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所以爱人先爱己，爱人先立己，要选择自己的前途。第二，选择未来的前途时，就算没找到对的人，所承受的代价也会更小。你先选择前途，再去找对的人，你一时找不到对的人可以继续找，一直找不到那就一直找，到最后，最差也是成为有着充足的物质保障的独身主义者，可在中国有两千多万全职妈妈，她们中不少人都是为了在四季中陪伴身边伴侣，而放弃自己未来的前途。这样的人不仅丧失了自己的前途，还遭受着两重伤害。第一重就是曾经的伴侣此刻很有可能不再是当时那个对的人了。研究显示，成为全职太太仅仅一到两年，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她们的社交圈极度缩小，和社会脱节了，此时她们的观念和那个在社会中打拼、不断更新自己的认知的伴侣，已经出现了差异，这时认知上巨大的差异使此刻的这个伴侣，不是那个对的人了。第二重伤害就是，她们即使发现了身边的人不是对的人，也逃离不了。《2021 职场妈妈生存状态调查报告》显示，让全职妈妈表明自己回归职场的难度，有 40% 的全职妈妈都认为是高难度。因为她们与社会的认知脱节，即使身处抑郁，可已经很难再去脱离当前家庭去找到那个对的人了。而这两重伤害与未来前途的流失，远比成为有充足物质保障的独身主义者伤害更大。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词精粹·正反80所以，秉持“对的人站在前途中”的观念，在未来的前途和当下的陪伴选择前者时，绝不是冷血功利，而是用最负责任的态度面对现实给出建议。它能真正帮助那些饱受困扰的人过上更幸福的生活。谢谢各位。对的人站在前途里正方结辩稿邹文昕【辩论队伍】北京工业大学谢谢主席：我们发现，对方辩友仅敢劝那些既有前途又有陪伴的人维持现状。他们提出，若有一个更让自己心动的前途在异地，是否要分手？实际上，我们的态度是，怎样选择都可以。因为无论选哪一个，都不会对他们的人生产生太大影响，毕竟他们早已具备获得爱情或前途的资本。这部分人生容错率极高的人，不会过度纠结于今天辩题中关于前途与爱情的二元选择。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核心人群，是那些最纠结于“选哪个”的人。倡导并非是说给有选择的人听的，而是说给没有选择的人听的。什么是真正没得选择的人呢？是那些在现实生活中抵御种种风险的人。比如我的学姐，找一份月薪 3000 的实习工作，需要投递 200 份简历。在现实生活压力如此巨大、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究竟是保住自己的工作更重要，还是放下工作去爱对方更重要呢？这种没得选的状况才是人生的常态，才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现实。对方未经检验的态度十分危险。对方说了什么呢？只要你爱，就不会分手；只要你爱，就不会怀疑；只要你爱，就没有危险。然而，这种未经检验、认为爱可以无条件的态度，恰恰是最危险的。因为现实生活中往往充斥着平庸和消极的力量。那些底层的女性，丈夫对她们说：“你怎么这么功利，你应该更爱我一些，我们相互磨合才是更好的爱情模样。”这时，女性要不经思考就同意吗？《命悬一线》里的宝珍说，她不想待在村子里，像个“好女人”一样被吞噬，她要求自己即便分手也要考出去，打破对方那种在“陪伴自己”中证明真爱的叙事。这才是我们认为当今人们面对爱情应有的断舍离态度。更进一步说，即便原本是对的人，若为了对方放弃前途，这个人也会变得不合适。人有消极堕落的惯性，当他们安于不稳定、依赖对方给予的安全感，却没有自己创造安全感的能力时，很容易产生被对方剥夺的感觉。为什么全职主妇的抑郁率那么高？是因为看到伴侣的成功，她们很难不焦虑。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词精粹·正反81她们会忍不住想：我天天陪着他，可他为什么渐渐和我没话说了？他说的那些生意场上的话，我为什么渐渐听不懂了？为什么他一天天变好，而我离开他连独立抚养孩子都做不到？怨气会不断积累，情绪会逐渐失调。实际上，这种叙事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压迫。社会尤其向女性鼓吹爱情至上、陪伴至上的观念，刻意让人淡忘对能力和权利的争取，以维护父权结构的稳固。而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快速变化、容错率更低的时代。我们为何要放任这种叙事继续伤害那些本应积极向上、争取平等的人呢？今天的辩题要求我们定义什么是对的人。我们认为，不要把需要你放弃前途的人定义为对的人。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真正的爱情是与对方携手对抗现实的消极力量，为彼此创造一个有保障的未来。这样的人才是对的人。人生在世，难得糊涂，但首先要足够清醒，才能享受那份难得的糊涂。我们为什么会依恋一个人？人渴望爱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缺乏安全感。如果这时劝人去寻求陪伴，那只是治标不治本，因为这永远是让他们去赌概率，让他们在流水中抓住那根浮木。而我们认为，真正解决人缺乏安全感的方法，是让他们上岸，让他们自己具备创造安全感的能力，让他们重视自己的前途。在自己拥有一定创造安全感的能力之后，我们可以难得糊涂，这才叫享受爱情。上岸之后，你学会了游泳技巧，当然可以回到小溪里捉鱼、游泳。但当你还在湍急的河水中挣扎时，不要以为抓住的浮木就是你人生的最终答案。所以，当你成为最好的自己，请相信一定能找到对的人。因为，如果人的一生中一定会有一个对的人，那就是理想中的自己。站在前途的道路上，总会遇到那个对的人。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词精粹·正反82对的人陪在四季中反方立论稿杨海亮 刘文博 朱云龙 胡秋实【辩论队伍】新南威尔士大学谢谢主席，各位好：对的人代表着我们对于伴侣最美好的一种想象，这种想象不仅象征着这段关系本身的健康与幸福，同时也代表着这段关系让彼此都成为更好的人。我方认为，抱持着对的人陪在四季中的观念，才更有可能让你的伴侣成为对的人。第一，如果我们认为对的人站在前途里，我们会不断怀疑此刻身边的人到底是不是对的人，而如果我们认为对的人陪在四季中，我们才会珍惜并不断磨合此时的感情。当我们说对的人站在前途里时，我们肯定还在追逐目标的路上，而对的人在前途的终点等着我们。可在这种心态之下，此刻陪在我身边的伴侣又算什么呢？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过客吗？是来给我的人生拖后腿的吗？会不会没有他，我才能追求到自己想要的目标呢？此时伴侣的每一个请求，在你看来都是一种让你牺牲前途的要求。你会变得患得患失，疑神疑鬼，不敢在爱情里付出，因为你不相信对方是对的人。可如果我们认为爱的人陪在四季里，那你和伴侣每多一天的陪伴，都是在加深你们之间的感情；每多一次的相互扶持，都是在让你们彼此更加确定对方是对的人。甚至你们可以陪伴彼此、走向彼此想要的前途，对的人不必站在前途里，因为对的人正在陪我走在前途这条路上。第二，如果我们认为对的人站在前途里，我们会对亲密关系抱有一种功利化的期待，而如果我们认为对的人陪在四季中，亲密关系才能让我们成为人格更健全的人。前途在这个社会中往往代表着一种功利化的判断，例如我要赚够多少钱，我要达到什么样的社会地位。而正方的观念则认为，如果你的前途没有走完，对的人是不会出现的。说得更加赤裸一点，如果你没钱没权，你怎么配拥有真正的爱情呢？这种将爱情这一非功利化的美好的事物，建立于功利化的前途之上，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观念。而如果你相信反方，你会在爱人的陪伴中逐渐成为一个更加自信，更加懂得自爱的人。哪怕你的工资没有很高，但你依然能够在家人、朋友、伴侣的陪伴之中感受到生命的意义。因为你知道，爱是一种无需走完前途就值得拥有的东西。在这个时代，感情越来越多地成为了一种交易，结婚要问你有多少钱，相亲要问你有几套房，人们在这种功利的漩涡之中逐渐忘记了情感本来的样子。而如果你和你的伴侣在对方尚未成功时就一直陪伴着彼此，走过一年又一年的四季，感受过一年又一年的幸福时光，恭喜你，你拥有了真正的爱情。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词精粹·正反83对的人陪在四季中反方结辩稿胡秋实【辩论队伍】新南威尔士大学谢谢主席，各位好：我来处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关于对方所提及的全职太太所遭受的伤害。这种伤害究竟是谁造成的呢？是男方。为何男方会对全职太太说她不是对的人呢？原因在于男方未能给予陪伴。男方一回到家，就说“赶紧给我做饭去”，这能算是良好的陪伴吗？显然不是。那么，什么才是好的陪伴呢？是两个人都拥有各自的事业，回到家后，今天我下厨做饭，明天你掌勺做菜，彼此相互陪伴，这才是正确的相处原则，而这样的相处模式恰恰不会带来伤害。更进一步来讲，男方为何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因为男方觉得自己的前途至关重要，而女方是没有正式工作岗位的女性，认为女方不配与自己在一起。如此一来，女方不仅失去了全职太太的身份，甚至沦为单身母亲，这才是我方认为真正可怕的事情。这种伤害源于正方的观念。我方发现，当你拿到更好的工作机会，或是考上研究生时，很容易就会与意中人分道扬镳。很多时候，年轻时分手或许影响不大，但对于那些 35 岁、40 岁且已组建家庭十几年的人来说，再经历分手、离婚，女方难道不会受到巨大的伤害吗？这正是我方所反对的事情，此为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对方一直非常在意两个人是否同频。但在反方看来，同频并非如对方所说，是由两个人阶层相同所带来的。阶层相同可能是一种正向关联因素，但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呢？是两个人是否愿意关注彼此、是否愿意关爱彼此。两个阶层相同的人，他们的婚姻有没有可能只是一场交易，而并非真正在意彼此的生活呢？是有可能的。但如果两个人愿意陪伴彼此、关爱对方，即便阶层不同，他们能否努力去了解对方的生活呢？我承认这有难度，但这种动力恰恰是决定性因素。而您方所说的外部条件，从来都不是决定他们能否同频的关键。唯有反方的观点才能真正实现同频。最后一件事，对方一直在追问反方的底线，认为反方的底线不过是为了方便自己。他们觉得两个人应该像正方所倡导的那样，在追求前途的道路上相互陪伴。首先，我已经解释过所谓“在前途中陪一陪你”的说法。在此基础上，反方进一步表明立场，从底线层面来看，我方愿意承认，一个人放弃晋升高管的机会，成为一名普通的小蓝领，只为陪伴自己的妻子，反方是可以接受的。为什么能够接受呢？因为很多时候，功名利禄是少数人的特权。离开妻子，真的就能获得更美好的未来吗？努力拼搏就一定能成功吗？未必如此。然而，爱是每个人都拥有的权利，这才是反方真正在意的事情。这个领带夹，是我和女朋友刚在一起时，她送给我的礼物。如今，她在中国准备毕业论文，我在马来西亚参加比赛，但是有这个领带夹在，我知道我们彼此陪伴着对方。未来工作时，或许会如对方所说，因为深爱伴侣，我可能会放弃一些所谓荣华富贵的机会，陪伴她一起经历生活的磨砺。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词精粹·正反84当我每天上班戴上这个领带夹，我知道伴侣在陪伴着我。当我们每天下班回到家，尽管都在工作中疲惫不堪，但我们一起蜷缩在沙发上，相互安抚，共同享受幸福，这就是我对抗生活的勇气。所以，当对方告诉我们功名利禄最为重要，不要为了前途牺牲任何东西时，他们正走向一个冒险的深渊。谁又能真正保证给你一个成功的未来呢？而反方所倡导的人格健全，意味着生活不只有功名利禄，还有柴米油盐；并非只有庸俗琐碎，每个人都有拥抱幸福和爱的权利。如果您真的想拥有健康幸福的生活，就不要只把目光放在前途上。谢谢各位。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词精粹·正反852026 亚太青少年辩论锦标赛（马来西亚站）2026 亚太青少年辩论锦标赛（马来西亚站）由亚太青少年辩论锦标赛组委会和马来西亚城市大学主办，巅峰思辨作为支持单位，是由华语辩论世界杯原班人马打造的青年辩论活动。活动旨在为青年学子提供更多元丰富的辩论机会，推动跨地域、跨文化的青少年思想交流与文明互鉴。活动吸引了北京工业大学、浙江大学、伦敦国王学院、北京市十一学校等 16 支海内外的高中、大学队伍参与其中。最终，新南威尔士大学夺得大学组冠军，成都七中万达学校联队取得高中组冠军。【活动地点】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城市大学【赛事阶段】高中组—决赛【本场辩题】人生意义的锚点更在于“成为自己”/“回应时代”【辩题题解】从呱呱坠地到步履不停，每个人都在追寻人生意义的锚点。它是迷茫时的方向，是困顿中的支撑，更是我们终其一生都在探寻的“如何活”的终极答案。常有人说“人要活出自我，不负本心”，也有人坚信“心有大我，方有大成”，而这道辩题，恰恰戳中了我们在个体成长与时代浪潮中的核心困惑。站在自我成长的角度，挣脱世俗规训、遵从本心前行，难道不是对生命最本真的敬畏？若一味迎合时代诉求、丢失自我棱角，这样的人生，即便贴合时代，又能算作“有意义”吗？站在时代发展的视角，个体本就是时代浪潮中的一滴水，脱离时代的孤立前行，再耀眼的自我，又能彰显多少价值？若只顾独善其身、无视时代呼唤，这样的“成为自己”，是否会沦为狭隘的自我满足？归根结底，人生意义的锚点，究竟是守住本心的纯粹，还是扛起时代的担当？期待各支队伍的精彩交锋，祝各位辩手，既能锚定自我，也能不负时代，在思辨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答案。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词精粹·正反86人生意义的锚点更在于“成为自己”正方立论稿潘思睿 林欣怡 伍子怡 王思文【辩论队伍】成都七中万达学校联队开宗明义，今天我们探讨的是，究竟是更应该将内核寄托于时代，随其变化而改变；还是把内核寄托于自身，在不断地探索中塑造独一无二的自我？我们的比较基于三点判准：其一，何者更为稳定；其二，何者能提供更多元的选择；其三，何者更有利于实现真实完整的个人价值。基于此，我方认为更在于成为自己，论证如下：首先，时代的变化周期较短，方向充满不确定性。21 世纪至今不过 20 余年，我们已然经历了从全球化高歌猛进到逆全球化抬头，从互联网创业狂潮到经济下行，从“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到人工智能重新定义所有职业的巨大转变。例如“中国土木工程的衰落”，2021 年，土木工程还是就业热门，得到知名博主张雪峰的推荐。仅仅 1 年后，由于地产行业下行，本科毕业生平均月薪已跌破 4000 元，青年员工流失率超过 45%，许多学生面临“毕业即失业”的现实。倘若将内核寄托于时代风口，一旦风口转向，意义便会崩塌。相比之下，“成为自我”虽也会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是主动的、连续的，且以内在价值为核心演进，就如同树木年轮的生长，内核始终稳固。其次，人生意义本应丰富多彩，然而时代召唤却天然趋向单一。“时代的召唤”无论以何种形式呈现，最终往往会趋向统一路径和标准化的成功模板。它可能号召“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可能呼吁“回归乡土，振兴乡村”，但每一种号召都在无形中划定了一条主航道。然而，人生意义的真谛恰恰在于其无可替代的个性化：有人立志在深山教书育人，有人乐于在市井钻研手艺，有人向往家庭的天伦之乐。若将锚点置于回应时代，我们便会不由自主地将自己丰富多彩的生命可能性，压缩进时代设定的单一赛道去竞争。在宏大叙事中，人的价值被忽视，人被工具化。你的价值不再源于你独特的感受、天赋或对幸福的追求，而取决于你对宏大目标有何“作用”。苏联曾为弥补战争人口损失，把生儿育女的女性包装成“国家英雄”。海报上抱着六个孩子的女人胸前挂满勋章，下面一行字——“多一个孩子，多一把枪”。生下 10 个孩子，便能获得“英雄母亲”勋章，让 75 万女性趋之若鹜。但当这一套叙事冷却，“英雄母亲”们面临的经济困境、健康损耗却不再被社会提及。在 996 与调休的工作模式中，宏大叙事需要你成为经济齿轮，不在乎你的假期和休息。哲学家以赛亚·柏林曾批判道：“它巨大、无情……隆隆碾过历史和人间，把那些个体的价值压成粉末。它是一个大部队，沿着大道前进，所有那些落伍的、伤残的、掉队的，都会被这个宏大的队伍彻底消灭。”时代是一辆沉重的列车，若我们将意义的锚点系于这辆列车，无论我们是选择顺应还是反抗，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词精粹·正反87都注定会被它的节奏与方向所主宰，我们的价值随时可能因其转向而被抛弃。相反，“成为自我”是将价值掌握在自己手中。就像康德所说：“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你应该问问自己：“你真正渴望过怎样的生活？什么能带给你持续的成长与满足？”综上，我方坚定认为，人生意义的锚点更在于成为自己。人生意义的锚点更在于“成为自己”正方结辩稿王思文【辩论队伍】成都七中万达学校联队谢谢：我们先从人生意义的塑造谈起。人生意义的塑造需要依靠外界的肯定、支持或评价来构建，然而对方对此的判断极为矛盾。一开始对方告知构建要依靠支持和肯定，且构建出来的人生意义应当是稳定的；可又说外界的评价繁多，这个人说一句，那个人说一句。我十分疑惑，在对方的立场下，人生意义究竟能否构造出来？其次，对方的价值导向存在问题。若我想要实现人生意义，应当向内投射，而非向外投射。因为外界必定是动荡的，虽然我的内在确实可能会发生变化，但它是可控的。人生意义由我的性格、三观和经验形成，所以它远比外界稳定得多。今天是我第一次打进辩论赛决赛，如果我将人生意义投射到外界，那么在我打进决赛之前，从未有人肯定过我在辩论方面的成绩，难道我就要退队吗？所以，是否打进决赛并不重要，那些因为我没打进决赛就批判我、鄙夷我的人更不重要。我坚持到现在，是因为我清楚自己喜欢辩论，这是我的个人意愿。对方一直将意义和价值划等号，或者把价值作为实现人生意义的评判标准，认为赢得了价值才有意义。然而，我的人生意义就是想躺平，我没有创造价值，你能说我没有人生意义吗？显然不对。一个成绩极差、在班上排名倒数第一的学生，似乎对班级平均分没有任何价值和贡献，但他的人生就没有意义吗？同样不对。我认为将意义和价值划等号既自私又过分。最后，对方说我们今天应该审视时代，然后与自己可选择的事物进行对话。那么时代是什么？是媒介、条件还是方式？而你选择的锚点又是什么？应该是向内的自身，也就是个人的本心。应该将自身投射到时代中，这样的流程才能实现人生意义。所有的意义与价值都源于最初的自我审视，而非向外部投射。我们今天讨论袁隆平先生、鲁迅先生的例子，探讨他们在那个时代究竟是回应了时代还是成就了自我，应该看这两者谁先发生。是那个时代需要鲁迅先生写出那样的文章，他才写出来的吗？他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词精粹·正反88的文章为何具有时代特色？反方认为是因为他将自身投射到了时代中。但倘若鲁迅先生如今还在世，他会停止创作吗？会因为时代不再对他发出号召而停止创作吗？不会。因为鲁迅先生写作时，他并不清楚时代是否需要他，只知道自己想要创作，想要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或许能为时代服务，或许能为社会服务。所以，锚点应当是自身。最后，对方还提及了梵高，说以前的时代不认可他，那时梵高没有意义。但为何现在梵高广为人知？是因为时代追上了他，所以是时代在改变。梵高的人生没有改变，他的意义也没有改变。此外，苏联英雄母亲的故事，也恰恰表明时代缺乏对人的回应，说明当时的人们在盲目跟从。但我们回应时代的方法是什么？是反抗。当时代和个人的想法出现偏离或相悖时，我才会想要反抗。个人的本心很可能会被时代的宏大叙事所裹挟，很多选择都是在时代的裹挟下做出的。如果像对方所说，把时代的宏大叙事作为判断人生意义的标准，人就会被工具化、数字化，被牺牲也会被合理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实现的是时代意义，而非人生意义，消耗的是活生生的人。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词精粹·正反89人生意义的锚点更在于“回应时代”反方立论稿姜天翼 徐子涵 魏楷航 梁维珍【辩论队伍】广州贝赛思国际学校二队尊敬的评委、对方辩友，大家好：今天我方的立场是：人生意义的锚点更在于回应时代。所谓“回应时代”，指的是个体主动审视所处时代的特征、问题与需求，并以自身行动与之对话、互动的实践。这种回应，可以是顺势而为，更可以是反思批判乃至起身变革——就像对一次表白，拒绝与同意都是一种回应。而“锚点”，则是人生意义那个最务实、可操作、能提供稳定根基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它帮助我们在这片充满不确定性的生命海洋中稳定船身，而不致随波逐流或陷入迷惘。今天我们所讨论的“人生意义”，并非遥不可及的终极哲学命题，而是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获得一种持续、稳定、可被感知的行动意义感。这种意义感不是凭空冥想而来，它需要在与世界的真实互动中被构建、被检验、被确认。因此我们认为，相较于主要向内心探求的“成为自己”，以外部时代为坐标的“回应时代”，是更为坚实可靠的人生意义锚点。我方之所以持此立场，首先是因为在实践层面，回应时代为个体提供了最清晰、最客观的意义坐标系与价值标尺，让我们的行动有所依凭、避免虚无。人生的意义感，往往产生于“我为何而行动”以及“我的行动是否有效”的确认之中。时代，恰恰以其客观存在的问题清单——无论是科技的挑战、社会的症结，还是文明的困局——为我们提供了行动的蓝本与验证的舞台。当我们选择回应一个具体的时代需求时，比如致力于环境保护、推动教育公平、攻克科技难关，我们的努力便有了明确的方向和可衡量的标准。我们的价值，不再依赖于变幻莫测的自我感受，或独善其身的内心圆满，而是通过与时代课题的碰撞、与社会反馈的互动中得到坚实的确认。鲁迅先生弃医从文，并非源于一个天生注定的“文学自我”，而恰恰是那个麻木沉沦的时代对唤醒灵魂的迫切呼唤，塑造并点燃了他内心“我以我血荐轩辕”的使命感。他的生命意义，正是在对时代最深沉痛处的回应中，获得了史诗般的重量与不朽的刻度。其次，从价值实现的层面看，回应时代能将个人有限的生命，融入社会发展的不朽长河，从而获得超越个体的深度与回响。人不仅是个体的存在，更是社会与历史的存在。意义的崇高感与永恒性，往往来自于对“小我”的超越，与更宏大的“我们”产生连接。回应时代，正是将个人生命的溪流，主动汇入人类文明的江河。它意味着我们的工作、创造与奋斗，不仅仅是为了自我实现，更是为了参与塑造我们所处的时代，为了回应集体的困境与渴望，为了在历史的画卷上留下属于这一代人的笔触。从袁隆平回应粮食安全的时代课题，到张桂梅回应教育公平的社会呼声；从科学家们回应全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词精粹·正反90球健康的挑战，到艺术家用作品铭刻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他们的伟大，正在于其个人才华与时代脉搏的同频共振。他们的成就与意义，因为嵌入了时代的叙事，而获得了穿越时间的力量。相反，过度向内探寻、与社会需求脱节的“成为自己”，则可能使意义感变得私密而脆弱，甚至如日本“低欲望社会”所展现的，陷入一种无欲无求、意义真空的集体困境。因此，我方坚定认为，将人生意义的锚点置于“回应时代”，并非否定个人特质与内心声音，而是为“成为自己”这一崇高目标，找到了最丰饶的土壤和最坚实的路径。它让我们在务实行动中锚定方向，在创造价值中确认意义，在贡献于更宏大事业中实现不朽。让我们勇敢地将生命之锚，抛向时代需求的深海，在肩负使命、驶向光明的航程中，收获那份踏实、厚重且充满回响的人生意义。谢谢大家。人生意义的锚点更在于“回应时代”反方结辩稿梁维珍【辩论队伍】广州贝赛思国际学校二队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说，人的动机、持续行动能力和意义感，核心来源于自我效能感。即：我们意义感取决于是否相信自己的行动能在现实世界中产生可观察的效果，怎么影响了这个世界。因此我方认为，人生意义构建的锚点，它的立足点更在“回归时代”。因为它是稳定的、有抓手的、随时可以抓住的根基。而“回应时代”是一个更务实、更普世、更有实操性的出发点。就像我方今天说的，“成为自己”就像把自己当锚点，把锚定到了船本身，就好比刻舟求剑。而“回应时代”则是把客观参考当锚点，锚到了海床上。在探寻人生意义的旅程中，我们或许会陷入迷茫。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研究显示，58% 的 18-25 岁年轻人表示不知如何做自己。这说明，我们迫切地需要一个客观标准或参考作为根基。就像鲁迅弃医从文，思索中国社会真正所需，以笔为刃，救治人们的精神。当我们将人生意义的锚点设定为“回应时代”，便是让个体在历史长河中留下印记。屠呦呦提取青蒿素，袁隆平培育杂交水稻，个体意义与价值的构建，才汇聚成社会价值。而这种社会价值会随时代变迁而不同，比如在粮食紧缺和过剩的不同年代，杂交水稻背后的社会价值就存在差异。我们若想获得人生意义感，就需付出并承担一定责任。但这并非意味着我们要培养出成百上千个屠呦呦。只要在社会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比如父亲用心培养好孩子，同样能获得人生意义。我们承担的责任越多，就越要有所取舍，不能贪求一切。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辩词精粹·正反91最后，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在找寻人生意义的途中，我们或许会感到孤独、迷茫，但这正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通过回应时代去找寻同伴，为什么自我决定理论里的“关系需求”指出人最基本的一种心理需求是：关系性。也就是人需要感觉自己对他人是重要的、被需要的、与他人有真实连接。让人生意义具有公共性。哪怕只有几个人，那也是与我同舟共济的伙伴、战友。谢谢大家。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演讲刊录92灯映两岸情 共赴团圆梦徐佳琦 李鑫宇【活动名称】声耀平潭·第十三届海峡两岸电视主持新秀会【举办单位】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福建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演讲时间】2021 年 12 月【演讲地点】福建平潭【作者单位】徐佳琦，中国传媒大学；李鑫宇，苏州城市学院、澳门城市大学。“台湾灯，真好看，千盏灯，万盏灯。一半在台湾，一半在唐山。”这段童谣，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复杂的旋律，却在海峡两岸人民的口中流传了一代又一代。它用最质朴的方言，吟唱着灯笼的璀璨，更诉说着两岸人民血脉相连的牵挂。“唐山”，并不是指现在的河北省唐山市。在闽南语中，“唐山”是一个承载着故土记忆的词汇，是中国台湾同胞对大陆的深情眷恋；“台湾”，则是大陆人民心中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千盏灯、万盏灯，照亮的是两岸同胞共通的文化基因，是跨越海峡的思念与期盼。自古以来，灯笼就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符号。从先秦时期的“庭燎”，到唐宋时期的元宵华灯，再到如今遍布大街小巷的喜庆灯笼，它早已超越了照明工具的本质，成为承载吉祥寓意、寄托美好期盼的文化载体。在辞旧迎新的时刻，一盏盏红灯笼挂起，象征着驱邪避灾、五谷丰登；在阖家团圆的佳节，灯笼的光晕里，映照着亲人相聚的欢声笑语，寓意着平安顺遂、幸福美满；在人生重要的节点，无论是金榜题名还是喜结连理，灯笼总能以最热烈的姿态，见证每一个值得铭记的瞬间。而对于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来说，灯笼更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是隔海相望时的精神慰藉，是血脉相连的文化图腾，是期盼团圆的无声呐喊。在台湾的老街古巷，每逢元宵佳节，红灯笼串联起整条街巷，人们扶老携幼赏灯猜谜，那份热闹与温馨，与大陆各地的元宵盛景别无二致；在福建的沿海村落，渔民出海前总会在船头挂起一盏灯笼，既是祈求航行平安，也寄托着对海峡对岸亲友的思念。一盏灯笼，跨越了浅浅的海峡，成为两岸人民心灵相通的纽带，见证着“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深刻羁绊。平潭，这座与台湾隔海相望的海岛城市，是祖国大陆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地方。站在这里，海风拂面，仿佛能感受到对岸的气息。这片土地上，不仅有“石牌洋”这样鬼斧神工的自然景观，更有像康桂箖这样坚守传统、传递温情的手艺人。康桂箖是岚台传统灯笼传承人，推广灯笼制作工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她开办彩绘伞灯体验馆的初衷。康桂箖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平潭人，也是一名“台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演讲刊录93湾媳妇”。2018 年，她开办了闽台民间彩绘和岚台传统灯笼两家观光工坊，将岚台两地元素结合设计制作出平潭“双非遗”的贝雕灯笼。康桂箖的贝雕灯笼，堪称两岸文化融合的匠心之作。她以平潭标志性景观“石牌洋”为造型蓝本，将平潭的海洋文化与传统灯笼工艺巧妙结合，每一盏灯笼的制作都耗费了她大量的心血。贝壳，是大海的馈赠，也是平潭与台湾共同的海洋记忆。康桂箖精选平潭海域的贝壳，经过清洗、打磨、雕刻、拼接等数十道工序，将一片片不起眼的贝壳，变成了精美的装饰元素。灯笼的框架采用优质木材，经过榫卯结构拼接而成，传承了中国传统木工的精髓；灯罩上的贝雕图案，既有平潭石牌洋的雄伟壮观，也有海峡波浪的灵动飘逸，每一处细节都凝聚着康桂箖对这片海峡的热爱。其中，有一盏被命名为“海峡号”的贝雕灯笼，寓意深刻。它像一艘即将扬帆起航的航船，渴望突破海峡的阻隔，让两岸人民的交流交往更加顺畅、更加密切。在康桂箖看来，灯笼不仅是艺术品，更是传递两岸情谊的使者。她说：“每一盏灯笼都代表着一份期盼，我希望这些灯笼能照亮海峡两岸的路，让更多人感受到两岸一家亲的温暖。”多年来，康桂箖制作的贝雕灯笼，不仅在平潭广受欢迎，更成为台湾同胞收藏、观赏的珍品。许多台湾朋友看到“海峡号”贝雕灯笼时，都会被其中蕴含的匠心与深情所打动，他们说，从这盏灯笼里，能感受到来自大陆的牵挂与诚意。作为一名来自大陆东北地区的普通人，我虽然与平潭相隔千里，与台湾隔海相望，但心中始终怀揣着对两岸团圆的期盼。为了表达这份心意，在海峡两岸主持人大赛的舞台上，我亲手制作了一个东北特色的灯笼，带着它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平潭。这盏东北灯笼，没有贝雕灯笼的精致繁复，却有着东北人特有的豪爽与质朴，更代表了“两岸一家亲”的美好祝愿，承载着东北人民对台湾同胞的深情厚谊。制作这盏灯笼的过程中，从挑选木材到切割打磨，从缝制灯罩到书写题字，每一个步骤都凝聚着我的心意。比赛当天，我把这盏东北灯笼带到平潭，带到这片连接两岸的热土上，希望它能与康桂箖的贝雕灯笼相映生辉，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又一个小小见证。我希望台湾同胞能通过这盏灯笼，感受到来自东北大地的温暖，感受到来自大陆人民的深情厚谊——无论我们相隔多远，无论我们生活在祖国的哪个角落，我们都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我们的心中都有着共同的期盼，那就是团圆、幸福、安宁。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共同的文化基因早已融入我们的血液之中。从闽南童谣中的灯笼情结，到康桂箖的贝雕匠心，再到我手中这盏普通的东北灯笼，这些看似平凡的事物，都在诉说着两岸人民剪不断、理还乱的深厚情谊。回顾历史，两岸同胞在漫长的岁月中，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经历了风雨沧桑。明清时期，大批大陆先民横渡海峡，赴台开垦定居，他们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也带去了大陆的文化习俗，他们披荆斩棘、艰苦奋斗，共同建设着美丽的家园。在那个交通不便、通讯不畅的年代，灯笼成为维系亲情、传递思念的重要载体。许多赴台先民会在元宵节挂起家乡样式的灯笼，以慰藉思乡之苦；而留在大陆的亲人，也会点亮灯笼，期盼着亲人早日归来。这种对团圆的期盼，跨越了数百年的时光，至今依然在两岸同胞的心中激荡。近代以来，两岸历经分离之苦，但那份血浓于水的亲情从未被隔断。抗战时期，两岸同胞同仇敌忾、并肩作战，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着中华民族的尊严与领土完整；改革开放以来，两岸交流的大门逐渐打开，人员往来日益密切，经济合作持续深化，文化交流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来到大陆创业、就业、求学、定居，他们在大陆找到了实现梦想的舞台，也感受到了祖国大陆的温暖与包容；越来越多的大陆同胞走进台湾，领略宝岛的美丽风光，感受台湾的风土人情，与台湾同胞结下了深

华语辩论与演讲 2026 年第 1 期——演讲刊录94厚的友谊。如今，平潭作为两岸共同家园建设的前沿阵地，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架起两岸交流合作的桥梁。在这里，台湾同胞可以享受与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创业有支持，就业有机会，生活有保障；在这里，两岸青年可以携手追梦，共同探索创新之路，为两岸的未来注入青春活力；在这里，两岸文化可以深度交融，传统与现代碰撞，共同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康桂箖的贝雕灯笼，就是这种交融的生动体现。平潭的海洋文化与传统灯笼工艺结合，大陆的匠心与台湾的期盼相连，每一盏灯笼都是两岸情谊的结晶。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着传承两岸文化、促进两岸团圆的重要使命。康桂箖用自己的手艺，讲述着两岸的故事；而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也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传递着两岸的情感联结。或许是一次跨越海峡的走访，或许是一场两岸青年的交流活动，或许是一件承载着文化记忆的手工艺品，又或许，只是一句简单的问候、一份真诚的祝福。两岸一家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意志。任何企图分裂自己国家的人，都将遭到全体中华儿女的坚决反对，都将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们坚信，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两岸同胞必然会携手并肩，共同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民族伟大复兴。我把这盏亲手制作的东北灯笼留在平潭，留在这片连接两岸的热土上。我希望它能像一盏灯塔，照亮两岸交流的道路；我希望它能像一座桥梁，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灵距离；我希望它能与康桂箖的“海峡号”贝雕灯笼一起，见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美好历程，见证祖国完全统一的伟大时刻。我更希望，未来有一天，我们能在台湾的街头巷尾，看到来自大陆各地的特色灯笼——东北的红绸灯笼、四川的竹编灯笼、广东的走马灯、福建的贝雕灯笼等等。它们与台湾的传统灯笼交相辉映，照亮每一条街道，温暖每一个家庭；我希望，未来有一天，两岸同胞能齐聚一堂，在元宵佳节共同赏灯、共同祈福，让灯笼的光晕里，充满团圆的欢声笑语；我希望，未来有一天，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在没有隔阂、没有分离的祖国大地上，自由往来、携手追梦，共同书写中华民族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灯笼象征着光明，象征着希望，象征着团圆。千盏灯、万盏灯，不如两岸团圆一盏灯；千山万水、千言万语，不如两岸同胞心连心。让我们以灯为媒，以情为桥，传承共同的文化基因，凝聚共同的民族情感，携手并肩，砥砺前行，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开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而共同努力！我相信，在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那盏象征着团圆的明灯，终将照亮海峡两岸的每一个角落，照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