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博秦浦红 尹克寒（以姓氏笔画为序）王天博 王丹丹 尹克寒许 昊 杨笑杨 陈 坚武海燕 罗坤明 郑 赟侯宁健 秦浦红 曹 影符思勐 董 政 董 德蔡亚男田飞龙王天博秦浦红 尹克寒三 門 管 理 科 学主 任：副 主 任：委 员：顾 问：主 编：副 主 编：编辑委员会2025 年第三期 （总第 5 期）

三门出版社是一家专业出版社，以出版高品位文化图书为主，包括有图书、期刊、杂志等出版物。 图书涵盖：学术专著、科技专著、文学作品、个人传记、企业文化等。 期刊涵盖：文艺评论、管理科学、教育研究等。 三门出版社依托澳门开放的人文传统、多元的市场氛围，兼顾通俗性读物，不断发掘文化题材，为读者提供优秀的原创图书与文化读物，力求成为深受两岸四地及全球华人喜爱和信赖的国际化出版集团，让客户“好读书，好出书，出好书”。以独特视角和新意迈向全球华文市场。 同时三门出版社也奋力与时俱进，在数字时代中积极开拓新的业务板块，探索跨地域、跨媒体出版，力求以高品质、多元化的出版物，反映时代潮流和社会变迁，满足读者日益丰富的精神需求，促进两岸四地及全球华人社会的文化交流与发展。三 門 出 版 社“立足澳门，放眼世界”AMOY-QUEMOY-MACAO PUBLISHING HOUSE

理论前沿人文经济学视域下的澳门路径探析/张佳铭 企业管理中小企业会计政策变更问题研究及优化策略/陶哲宇 林雅静 李晓钰制度创新与区域协同：澳门现代金融发展的路径研究/胡倩 崔若婕 蔡文青ESG导向的区域国别研究——管理路径与制度基线/董航 唐兴文化产业江西长征红色文化资源文创设计与品牌构建研究/陆建军“一测三评四析”模式与综合学科教育治理：中小学体音美教育质量监测的管理实践/张本岩 沈德凤爵士乐标准曲探究/刘子豪 公共管理大道至简：乡村振兴的根本是发掘乡村智慧——杨永忠教授赴临潭县三下乡创意管理实践记录/薛可芗社会组织提起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激励机制构建——基于两方演化博弈模型/刘栩 周涵希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权益保障的法律困境与出路——以深圳市快递员群体为例/黄沁雯7192534526065894372目 录2025 年第 3 期三門管理科学

Theoretical FrontiersAn Analysis of Macao’s Development Pa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 ZHANG JiamingBusiness ManagementResearch on Accounting Policy Changes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 TAO Zheyu, LIN Yajing, LI Xiaoyu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Regional Synergy: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Modern Finance in Ma-cao / HU Qian, CUI Ruojie, CAI WenqingESG-Oriented Regional and Country Studies: Managerial Approaches and Institutional Baselines / DONG Hang, TANG XingCultural IndustryResearch on the Creative Design and Brand Building of Red Cultural Resources of the Long March in Jiangxi / LU JianjunThe “One Test, Three Evaluations, and Four Analyses” Model and the Governance of Comprehen-sive Subject Education: A Management Practice in Quality Monitoring of Arts and Physical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 ZHANG Benyan, SHEN DefengA Study of Jazz Standards / LIU ZihaoPublic AdministrationThe Great Way Lies in Simplicity: Rural Revitalization Rooted in the Wisdom of Villages—A Record of Professor Yang Yongzhong’s Creative Management Practice in Lintan County / XUE KexiangConstructing an Incentive Mechanism for Social Organizations to Initiat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on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Based on a Two-Party Evolutionary Game Model / LIU Xu, ZHOU HanxiThe Legal Dilemma and Solutions for Protecting Pension Rights of Flexible Employees: A Case Study of Couriers in Shenzhen / HUANG Qinwen7253443526065728919CONTENTS 09/2025 NO.3

7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理论前沿人文经济学视域下的澳门路径探析张佳铭【内容提要】本文以人文经济学为理论框架，综合考察澳门人文经济发展的历史积淀、制度环境、文化产业、教育资本以及未来挑战。研究认为，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汇之地，其多元文化和历史遗产为人文经济奠定了深厚基础。“一国两制”及粤港澳大湾区、横琴合作区等国家战略，为澳门探索文化与经济融合提供制度红利。旅游、会展、节庆和文创产业的联动，以及中葡平台功能的发挥，显示出文化对经济转型的驱动作用。同时，教育体系、青年创意人才与社会资本的积累，为人文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力与文化支撑。但澳门仍存在博彩业依赖、文化产业规模有限、国际竞争激烈等问题。未来应通过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文创产业壮大、教育与科研提升以及文化科技结合，实现经济多元化与可持续发展。【关 键 词】澳门；人文经济学；文化产业；社会资本；经济多元化【 Abstract 】This paper adopts the framework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to examine the development of Macao’s humanistic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istory, institutions, cultural industries, education, and future challenges. As a crossroad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Macao’s multicultural heritage pro-vide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its humanistic economy. The principl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ogether with national strategies such as the Greater Bay Area and the Hengqin Cooperation Zone, offers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for cultural–economic integration. The synergy of tourism, conventions, festivals,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the Sino-Portuguese platform highlights culture’s role in driving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Education, young creative talents, and social capital further support this process. However, Macao still faces challenges including reliance on gaming, the limited scale of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growing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Looking ahead, Macao should deepen culture–tourism integration, expand creative industries, strengthe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and promote culture–technology convergence to achieve diversific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Keywords】Macao; Humanistic Economics; Cultural Industries; Social Capital;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作者简介】 张佳铭（1989-），男，中国澳门人，三门出版社社长（中国澳门 999078），研究方向：人文经济学、现当代文学、中西方哲学。

8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理论前沿一、引言（一）人文经济学的提出与学理意涵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在经济学中国化的进程中不断探索新的理论框架，以回应单一市场逻辑和工具理性难以解释复杂现实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人文经济学逐渐被提出并获得关注。该理论主张将“人”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位置，强调文化、价值观、历史传统、社会心理等人文因素与经济运行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经济的发展不仅是技术与资本的结果，更是文化动力与人文价值不断融入的过程。相关研究指出，人文经济学突破了传统西方经济学“理性人”的假设，强调个体并非单纯的利益计算者，而是社会文化意义的创造者。经济行为的背后往往包含道德、情感、价值认同等因素，这些维度决定了经济发展的方向与质量。在这一意义上，经济现代化并不仅仅表现为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制度的完善，更是一个文化传统不断重塑、社会精神不断生成的过程。经济效率与文化意义、产业规模与社会公平，必须在动态平衡中实现共生。这一理论方向与国家层面对经济文化关系的重视高度契合。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明确提出“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并将文化繁荣兴盛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目标。《“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强调，要推动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形成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文化软实力。人文经济学正是在这种战略背景下，回应了新时代发展要求：发展经济不仅要追求数量和速度，还要承载价值与意义，推动经济与文化相辅相成。（二）澳门语境中的人文经济问题意识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澳门在人文与经济的互动上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自16世纪以来，澳门长期扮演着东西方贸易与文明对话的桥梁角色。今日的“澳门历史城区”不仅是世界文化遗产，更是中西文化交汇的生动印记，见证了儒家文化与天主教传统的共存与融合。这种独特的文化底色，使澳门的经济发展始终带有浓厚的人文色彩。进入新时代，澳门的发展被赋予新的战略使命。国家明确提出澳门要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中葡经贸合作平台”，并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要“推动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实现经济适度多元化。这不仅是对澳门经济结构的现实要求，也为人文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如何通过文化资源转化推动产业升级，如何在旅游、会展、教育、创意设计等领域培育新动能，成为澳门发展的关键问题。然而，澳门的发展同时也面临结构性的困境。长期以来，博彩业“一业独大”，为澳门带来财政收入和就业保障的同时，也造成了产业单一、经济韧性不足的风险。新冠疫情的冲击让这一问题进一步凸显，博彩与旅游客源的锐减直接冲击了澳门的经济稳定。这种背景下，如何走出单一依赖、实现多元化发展，成为澳门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人文经济学的视角为破解这一困境提供了启示。从文化节庆经济到遗产保护开发，从中葡语言交流到跨境学术合作，澳门的文化资源不仅仅是旅游“附属品”，而是推动经济创新和社会凝聚的

9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理论前沿根本动力。人文与经济并非两条平行线，而是彼此渗透、相互成全的关系。文化的深厚积淀能赋予经济独特竞争力，而经济的发展又为文化的传播和创新提供物质支撑。澳门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需要在国家战略的引领下，探索以文化驱动经济、以人文塑造产业的多元发展之路。（三）研究意义澳门人文经济发展的研究，不仅具有区域层面的意义，更与国家战略目标紧密相连。作为“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重要窗口，澳门的发展经验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示范价值。它既展示了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也体现了制度优势在促进文化与经济融合方面的独特作用。从国家发展战略看，澳门的人文经济建设能够为“粤港澳大湾区”提供新的文化动能，也能为“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中葡合作平台发挥桥梁作用。这不仅关乎区域经济转型升级，更是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和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环节。澳门的实践经验能够为全国范围内的文化产业发展、旅游业转型、城市形象塑造提供有益借鉴。从学理建构的角度看，澳门是观察人文经济学的理想案例。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多元的文化生态、单一与多元并存的产业结构，使其能够生动呈现人文与经济互动的复杂性。通过对澳门人文经济发展的系统研究，可以丰富人文经济学的理论谱系，推动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深度融合。因此，探讨澳门人文经济发展的现状与路径，不仅能够回应澳门社会自身的现实需求，也能为国家文化强国战略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区域性经验；不仅能够推动理论的创新与完善，也有助于在全球化背景下展现中国文化与经济的独特形象与贡献。二、历史脉络与文化积淀（一）中西交流门户的历史角色澳门的历史，是中国与世界交汇互动的缩影。自明代中叶开放为通商口岸以来，澳门便成为东西方贸易的重要门户。这里不仅是丝绸、茶叶、瓷器等中国商品走向世界的起点之一，也是西方科学、宗教、建筑、饮食文化传入中国的重要通道。与广州十三行等单一贸易区不同，澳门的特点在于“居住 + 经商”的结合，商贸往来伴随着人口迁徙和文化定居，使得澳门逐渐形成兼具东方气质与西方风貌的社会结构。这一历史角色，使澳门成为“文明互鉴”的典型案例。无论是西方传教士在澳门创办的教堂与学堂，还是中国文人在澳门留下的诗文与遗迹，都表明经济交往与文化交流自始至终交织在一起。澳门的形成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人文经济”的雏形：贸易创造财富，文化塑造认同，两者相辅相成。这种文化经济一体化的传统，为当代澳门人文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底蕴。（二）多元文化共存的人文生态澳门的另一独特之处，在于其中西文化的长期共存与交融。澳门街区建筑既有中式庙宇，也有欧式教堂，形成了空间上的文化对话。节庆活动中既有妈祖诞、佛诞胜会等传统民俗，也有圣诞节、复活节等西方节日，展现出文化多元并存的生动图景。这种人文生态不仅塑造了澳门社会的文化韧性，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独特的竞争力。澳门能够以“小而精”的形态进入世界舞台，正是依托于这种文化兼容性。今天的“澳门历史城区”作为世

10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理论前沿界文化遗产，正是这种多元文化共生的物质见证。其价值不仅在于观光游览，更在于文化叙事：在这里，游客能同时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延续与西方文化的烙印，从而增强澳门在全球文化旅游市场中的吸引力。（三）历史遗产与文化经济的深度耦合澳门的文化遗产不仅是一种记忆资源，更是现实经济的重要支点。自 2005 年“澳门历史城区”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以来，澳门政府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产业融合的发展路径。通过对教堂、庙宇、街区的修复和活化利用，澳门逐渐形成了以遗产为核心的文化旅游体系。这一过程体现了文化与经济的深度耦合。文化遗产的保护为旅游业提供了差异化资源，旅游业的发展又反过来为遗产保护提供资金和动力。更重要的是，文化遗产在经济开发中并未被完全工具化，而是通过展览、讲解、节庆活动等形式，进一步增强社会公众的文化认同与归属感。这种“保护——利用——再生”的循环，正是人文经济学所强调的“价值创造”逻辑的生动实践。值得注意的是，澳门不仅依靠历史城区吸引游客，还通过饮食文化、节庆经济、手工艺品等“软遗产”的推广，形成了更加多元的文化经济形态。以中葡饮食文化为例，葡式蛋挞、非洲鸡、葡国海鲜饭等特色美食，已经成为澳门旅游的重要符号。这些文化元素通过餐饮产业链条不断扩展，带动了就业和市场繁荣，也使澳门在人文经济发展中形成了可持续的“日常化动力”。（四）传统文化与当代转化的互动除了中西文化交汇，澳门本土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当代转化同样值得关注。妈祖文化作为珠三角沿海地区的民间信仰，在澳门有着深厚基础。每年妈祖诞辰，澳门都会举行大规模祭典与游行活动，这不仅是宗教仪式，更是凝聚社区情感的重要场域。同时，它也成为旅游经济的重要吸引点，推动“信仰——节庆——旅游——经济”的链条化发展。此外，澳门在传统节庆如春节、妈祖诞的保护与创新中，注重结合现代传播方式。例如，通过新媒体平台直播传统仪式，通过创意设计开发节庆纪念品，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消费结合起来。这种“文化+科技+市场”的模式，体现了人文经济的当代转化逻辑。它表明，传统文化并非封存在历史记忆中，而是在现代社会不断焕发新生机。从国家层面看，澳门在文化传承与经济转化的互动中，正好呼应了中央提出的“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澳门的实践证明，只有把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能在经济多元化的道路上走得更稳健。三、制度环境与政策引领（一）“一国两制”下的制度优势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制度环境，是理解其人文经济发展的首要维度。自 1999 年回归以来，“一国两制”“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的方针，为澳门营造了稳定的发展环境。这一制度安排确保了澳门在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同时，能够在国家的整体战略中发挥独特作用。从人文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制度优势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政治与社会的高度稳定，为文化与经济的交织发展奠定了基本前提。无论是博彩业、旅游业的繁荣，还是文化遗产保护与会

11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理论前沿展产业的发展，都依赖于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其次，制度上的灵活性使澳门能够在法律、经济政策等方面保持高度自主，这有利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引入和新兴业态的培育。再次，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的独特定位，使澳门能够充分利用中葡平台，在语言、制度、文化方面发挥桥梁作用。值得强调的是，中央对澳门的发展始终保持高度关注与支持。在历次澳门回归纪念活动和重要讲话中，国家领导人都强调澳门不仅要“依托博彩”，更要通过文化、教育、旅游、科技等多领域的融合，实现经济的适度多元化。这实际上为澳门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使人文经济学的理念得到了制度层面的保障。（二）政策引领与经济多元化战略博彩业的高度繁荣曾一度为澳门赢得“东方拉斯维加斯”的称号，但其单一产业结构所带来的风险亦不容忽视。面对这一困境，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近年来积极谋划“适度多元化”的战略路径。在旅游文化产业方面，澳门提出“旅游+”战略，即通过与会展、演艺、文创、体育等产业的结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提升旅游附加值。例如，依托“澳门国际音乐节”“澳门艺术节”等文化品牌，推动旅游与文化表演互动发展；通过会展业与国际赛事的引入，拓展“非博彩元素”的经济贡献。在文化创意产业方面，澳门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包括资金补贴、场地支持、税收优惠等，鼓励青年人才投身文创事业。影视制作、设计产业、文化出版等逐渐进入公众视野，虽然规模仍有限，但已显现出培育潜力。在中葡合作方面，澳门利用自身的语言与历史优势，搭建中国与葡语国家的经贸文化交流平台。无论是举办“中葡文化周”，还是推动高校间的葡语教学合作，澳门都在以文化为纽带，延伸经济发展空间。这些政策的共同目标在于构建更加多元化的经济结构，从而实现人文与经济的双向驱动。这种政策导向不仅体现了澳门的自身考量，也呼应了国家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整体战略。（三）粤港澳大湾区与横琴合作区的制度红利澳门人文经济发展的另一大制度契机，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设立。2019 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支持澳门发展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中葡经贸合作平台，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化。这不仅为澳门指明了区域协同的方向，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横琴合作区的设立，更是为澳门带来新的制度红利。2021 年公布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提出，要以“共商共建共管共享”为原则，推动澳门产业多元发展。合作区在法律制度、税收政策、人才引进、土地使用等方面给予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例如，横琴可为澳门文化创意企业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和资源支持，吸引澳门青年到合作区创业；在教育和科研方面，横琴与澳门高校开展联合办学和科技创新合作，也为人文经济的长远发展注入新动力。更重要的是，大湾区建设与横琴合作区不仅是经济政策的叠加，更是文化生态的再塑。通过大湾区的城市群协同，澳门能够与香港、广州、深圳等城市在会展、旅游、教育、文化创意等方面形成联动，进而推动区域性的人文经济圈的形成。这种跨地域的制度安排，使澳门不再局限于“一隅之地”，而是融入国家发展全局，以更大视野推动人文与经济的互动。（四）政策引领下的文化与经济联动模式在制度与政策的双重引导下，澳门的人文经济逐渐呈现出多层次联动的格局。

12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理论前沿首先是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联动。澳门政府近年来大力推动“历史城区”的保护与活化，将其作为旅游发展的核心支点。同时，依托文化遗产打造特色旅游路线和文创产品，实现了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双重释放。其次是节庆活动与城市品牌的联动。澳门的“国际烟花比赛”“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澳门国际音乐节”等活动，已经成为展示澳门文化形象的重要窗口。这些节庆不仅吸引游客，也推动酒店、餐饮、零售等相关产业发展，形成了典型的“人文经济链条”。再次是教育科研与产业发展的联动。澳门高校积极开展人文社会科学与文化产业研究，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政策建议和产业创新。中葡双语教育体系，不仅服务于澳门自身，也为“一带一路”中的葡语国家合作培养人才，拓展澳门的人文经济外延。最后是社会政策与文化惠民的联动。澳门政府强调“文化惠民”，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如图书馆、博物馆、文化中心的建设与运营。这些举措不仅改善居民的文化生活，也为人文经济发展提供社会认同与人力资本支持。四、文化产业与经济联动（一）文化的社会学界定与经济学意义在探讨文化产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之前，有必要对“文化”作出学理层面的界定。社会学普遍认为，文化不仅是艺术、文学、音乐等狭义表现形式，更是一种社会存在方式。文化包括价值观念、信仰体系、生活方式、语言符号等，是人类社会共同体得以维系的精神纽带。从社会学角度看，文化具有凝聚社会、塑造身份和传递意义的功能。文化不仅仅是“锦上添花”的精神消费，而是社会运转的深层动力。经济学则进一步强调文化在经济体系中的生产性功能。文化产业被视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质是以文化资源为要素，通过创意、科技与市场机制转化为经济价值的过程。经济学家指出，文化产业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它创造就业、产值和税收，直接推动国民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它还能通过外部性和溢出效应提升区域吸引力，促进旅游、会展、零售等相关行业的发展。文化产业不仅关乎“文化消费”，更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多元化的关键。在这一意义上，文化与经济并非两条平行线，而是彼此交织的关系。文化提供意义与价值，经济提供资源与平台，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这种“文化—经济联动”的逻辑，正是澳门人文经济的核心。（二）旅游业与文化资源的融合发展澳门是典型的“城市型旅游经济体”，旅游业是其经济的支柱性产业。然而，旅游业的发展并非单纯依赖基础设施和博彩服务，更依赖文化资源的支撑。文化使旅游拥有独特性与差异化，避免陷入同质化竞争。从实践层面看，澳门的旅游业已经深度嵌入文化资源之中。“澳门历史城区”的世界文化遗产，构成了澳门旅游的核心吸引点；妈祖文化、天主教遗迹、中葡饮食文化等，共同编织出多元文化的旅游体验。这种文化与旅游的结合，正好体现了经济学中的“文化资本”理论。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指出，文化资本能够转化为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澳门正是通过将历史文化遗产、宗教信仰、饮

13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理论前沿食传统转化为旅游产品，进而实现经济收益的转化。更为重要的是，旅游与文化的结合产生了明显的“乘数效应”。游客不仅消费景点门票，还会在酒店、餐饮、购物、娱乐等方面形成连锁消费。这一过程带动了就业与税收增长，同时也增强了社会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认同。文化赋予旅游以深度和厚度，而旅游又为文化的传播与再生产提供经济动力。（三）会展业、节庆经济与城市品牌建设文化产业与经济联动的另一个典型表现，是会展业与节庆经济。澳门虽然地理面积有限，但凭借独特的区位与政策优势，逐渐形成了区域性的会展中心和节庆城市。会展业的发展表明，文化不仅是一种消费品，更是一种城市竞争力。国际会议、展览不仅直接带来参会人员的消费支出，还能提升城市的国际知名度，促进投资与合作。澳门通过举办“国际环境合作论坛”“中葡经贸合作会议”等活动，强化了其“中葡平台”的功能。这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也是一种文化意义的建构：澳门通过会议和展览，把自身塑造成“文明交流的窗口”。节庆活动更是澳门人文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澳门国际音乐节”“澳门艺术节”“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国际烟花比赛汇演”等，都已成为城市名片。节庆经济符合经济学中的“体验经济”理论，即消费者不仅购买产品，更购买“体验”和“意义”。节庆活动通过营造独特的城市氛围，为澳门创造附加价值。其经济溢出效应显著：游客在节庆期间消费大幅增加，城市的全球影响力同步提升。从社会学角度看，节庆活动还是一种“集体仪式”，它不仅提供消费场景，更塑造社会认同与归属感。澳门居民与游客共同参与其中，形成跨文化的互动。这种“仪式化消费”正是人文经济学所强调的价值与意义的再生产。（四）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转型的探索在博彩业独大的背景下，澳门政府近年来高度重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以创意为核心要素，涵盖影视制作、设计服务、动漫游戏、出版传媒、工艺美术等多个领域。它不仅是文化资源的再开发，更是知识经济与信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经济学视角看，文化创意产业具有知识密集、附加值高、外部性强的特点。它能够突破传统产业对土地与劳动力的依赖，以创意和人才为驱动，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澳门通过设立“文化产业基金”，为文创企业提供资金支持；通过举办“澳门国际电影节”“设计双年展”等活动，为本地创意人才提供展示平台；通过与内地和葡语国家合作，拓展影视、出版等文化产品的国际市场。虽然澳门的文化创意产业目前规模有限，但其发展方向契合经济多元化的战略目标。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澳门的城市形象：从单一的博彩城市，逐步走向“文化+旅游 +创意”的综合发展模式。这种转型，不仅是经济结构的优化，也是文化价值的再塑。（五）中葡文化交流与外向型人文经济澳门独特的历史背景，使其成为中国与葡语国家交流的天然平台。葡语教育、葡萄牙建筑遗迹、葡萄牙饮食习惯，都为澳门提供了区别于其他城市的文化资源。在经济层面，中葡文化交流带来了新的外向型机遇。澳门通过举办“中葡文化周”，推动葡语国家商品进入中国市场；通过葡语教育与翻译服务，为“一带一路”中的葡语国家合作培养人才。这种跨文化的交流，不仅是一种文化活动，更是一种“人文经济”的体现：语言、饮食、艺术作为

14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理论前沿文化符号，被转化为经贸合作的桥梁。这与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理论高度契合。澳门的比较优势并非在于自然资源或规模经济，而在于其独特的文化资源和制度安排。通过发挥中葡文化纽带的功能，澳门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参与全球经济分工。这一模式表明，文化不仅是身份认同的象征，也是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来源。文化在社会学意义上是一种价值体系、符号系统和身份建构，而在经济学意义上则是一种生产要素与比较优势。澳门的实践表明，旅游业、会展业、节庆经济、文化创意产业和中葡交流，共同构成了其人文经济的现实路径。这种“文化——经济联动”不仅是澳门经济多元化的关键动力，也是人文经济学理论的重要案例。五、社会与教育的人文资本（一）人力资本理论与人文经济的内在联系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理论指出，教育、技能与知识的积累，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舒尔茨（T.W. Schultz）强调，教育投资与技能培养与物质资本同等重要，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贝克尔（Gary Becker）则进一步提出，人力资本是通过教育、培训和健康投资获得的，它能够提升劳动者的生产率，从而带来经济效益。在此基础上，社会学理论补充指出，人力资本不仅具有“生产性”价值，还具有“人文性”意义。教育不仅是传授知识的过程，更是塑造价值观、文化认同与社会责任的过程。这种文化维度的人力资本，直接关系到一个社会能否形成可持续的创新能力和文化创造力。澳门的人文经济发展，正是典型的人力资本驱动型模式。由于地域狭小、自然资源有限，澳门无法依赖传统的土地和工业积累，而必须依靠教育与人力资本的培育，以文化与知识为核心要素实现经济转型。（二）教育体系与文化资本的积累澳门的教育体系在推动人文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基础作用。澳门的高等教育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迅速。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澳门理工大学等高校，已经逐渐形成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格局。特别是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方面，这些院校不仅为澳门培养了大量文化人才，也为区域文化产业、旅游业、会展业提供了智力支持。从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来看，教育体系的功能不仅是培养技能型人才，更在于通过知识、语言和文化素养的传授，构建群体的文化资本。澳门的中葡双语教育体系，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葡语教育不仅服务于澳门的历史传统，更直接关联到其“中葡平台”的战略定位。通过双语教育，澳门培养了一批能够在语言、文化、法律、经贸等方面跨界发展的复合型人才，这些人才成为澳门人文经济对接葡语国家市场的重要桥梁。同时，澳门的教育体系在文化传承方面也发挥了独特作用。无论是本地学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设置，还是高校对澳门历史、文化遗产的研究，都体现出文化资本的积累功能。这种文化资本不仅增强了居民的文化自信，也为澳门的人文经济提供了“内生动力”。

15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理论前沿（三）青年创意人才与创新驱动在全球经济逐渐转向知识与创意驱动的背景下，青年人才是推动人文经济的关键群体。澳门特区政府近年来推出了一系列青年创业与文创扶持政策。例如，设立文化产业基金，为初创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建设文创园区，为青年创意人才提供展示与交流的平台；通过国际艺术节、青年设计比赛等活动，帮助澳门青年与国际文化市场接轨。从经济学视角看，青年创意人才属于高端人力资本，他们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直接的经济产出上，更体现在创新外溢效应上。创新能够带动相关产业的升级，形成“知识溢出”的正向循环。澳门青年在动漫、游戏、设计、影视等文创领域的探索，虽然规模不大，但已经逐渐显现出对经济结构的优化作用。从社会学角度看，青年创意人才不仅是经济主体，更是文化主体。他们的创作往往与身份认同、文化表达密切相关，能够在全球化背景下为澳门塑造独特的文化符号。通过青年人才的创新与表达，澳门的城市形象逐渐从“博彩中心”向“文化创意之城”转变，这种文化再定位对人文经济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四）社会资本与文化认同的支撑作用除了人力资本之外，社会资本同样是人文经济的重要支撑。科尔曼（James Coleman）与普特南（Robert Putnam）都曾强调，社会资本是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规范和网络，它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增强合作效率，从而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在澳门，人文经济的发展高度依赖社会资本的积累。首先，澳门是一个规模较小、社会关系紧密的社区社会，居民之间的互信和共同文化认同为文化活动的开展提供了良好土壤。妈祖文化节、舞龙舞狮等传统活动，不仅是文化消费场景，更是社会资本的生成过程。居民通过参与这些活动，强化了社区纽带，为经济发展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其次，澳门的社会资本还体现在跨文化交往的网络上。由于长期的中葡文化交汇，澳门社会形成了多元文化包容的氛围。这种开放性使澳门能够吸引国际人才，增强与葡语国家的文化联系。在经济层面，这种跨文化的社会资本转化为合作优势，使澳门能够在全球经济中找到差异化定位。同时，社会资本在文化消费中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居民的文化素养和消费习惯，直接决定了文化产业的市场潜力。随着公共文化服务的提升，澳门居民的文化消费逐渐从单一的娱乐型转向多元的知识型与审美型，这种消费升级不仅提升了居民的生活质量，也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可持续的市场空间。（五）人文资本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意义从整体上看，社会与教育的人文资本，是澳门人文经济发展的长远支撑。一方面，教育体系不断积累文化资本与知识资源，培养具有跨文化交往能力的人才；另一方面，社会资本的积累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与消费基础。这种人文资本的积累，能够帮助澳门实现从“资源依赖型经济”向“知识驱动型经济”的转型。它不仅解决了产业单一、抗风险能力不足的问题，也为澳门在全球化竞争中提供了独特优势。更重要的是，人文资本的积累符合国家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经济发展与社会福祉的统一。澳门人文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教育体系与社会资本的长期积累。人力资本理论强调教育与技能

16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理论前沿的重要性，社会资本理论则强调信任与网络的作用，两者共同揭示了人文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澳门通过双语教育培养跨文化人才，通过青年创意激发创新潜力，通过社会资本维系文化认同，从而在有限的空间内实现了人文与经济的良性互动。这一过程不仅为澳门自身的发展提供动力，也为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建构提供了鲜活案例。六、挑战与前景（一）单一产业结构的困境与风险澳门经济长期以来对博彩业形成高度依赖，博彩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一度超过七成。这种“单一支柱型”经济结构在短期内带来可观的税收与就业，但从长期看却存在显著风险。首先，博彩业具有高度波动性，易受外部环境冲击。新冠疫情期间，游客骤减导致博彩收入大幅下滑，澳门经济在短期内遭遇严重挫折，暴露出过度依赖单一产业的脆弱性。其次，博彩业对人力资本和创新能力的带动有限，其附加值主要集中在娱乐与消费层面，难以形成知识积累和产业升级。再次，博彩业的过度扩张可能导致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扩大、文化生活单一化，从而削弱人文经济的内在价值。经济学上，单一产业依赖被视为“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典型问题。一旦一个地区的资源、制度、劳动力长期集中于某一产业，就会形成“锁定效应”，难以转向新的发展路径。澳门正处在这种困境之中，亟需通过政策创新与文化产业引领，突破路径依赖，实现经济的多元化与可持续化。（二）文化产业规模不足与市场培育的挑战虽然澳门在文化遗产保护、节庆活动、文创产业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整体规模看，文化产业仍处于起步阶段。其产业链短、市场规模有限、国际竞争力不足，是制约澳门人文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首先，文化产业的企业数量和产值与博彩业相比微不足道，缺乏形成集群效应的条件。澳门本地文化创意企业大多为中小规模，融资渠道有限，抗风险能力不足。其次，澳门的文化消费市场规模较小，居民人口仅七十余万，市场需求不足以支撑文化产业大规模发展。第三，澳门文化产品的国际化程度有限，虽然拥有中葡平台的优势，但在影视、出版、设计等领域的国际影响力仍然较弱。从社会学角度看，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需要政策扶持，更需要社会文化氛围的培育。文化消费的习惯、公众的文化素养、社会对创意的尊重，都是产业发展的关键。澳门的文化氛围虽然多元，但仍需进一步提升本地居民对文化消费的认同度和参与度。（三）全球化与区域化背景下的竞争压力在全球化与区域化的双重背景下，澳门面临着多层次的竞争压力。一方面，全球旅游与会展城市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香港、新加坡、迪拜等城市，都在以文化与创意为引领推动旅游经济升级。澳门若不能形成自身独特的文化竞争力，就可能在国际竞争中边缘化。另一方面，在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广州、深圳、珠海等城市的文化产业发展迅速，澳门如何在区域分工中凸显差异化优势，是一个现实挑战。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理论强调，地区发展必须依托自身独特资源，避免同质化竞争。澳门的比较优势在于中西文化交汇的历史、葡语平台的制度资源和世界遗产的文化资源。如果不能有效

17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理论前沿转化这些优势，澳门将难以在全球与区域竞争中获得持续动力。（四）人文资本积累与社会创新能力的不足前文已经提及，教育体系和社会资本是澳门人文经济发展的关键支撑。然而，从现实情况看，澳门在人文资本的积累上仍存在短板。首先，高等教育的人才规模有限，科研能力与原创成果的国际影响力仍需加强。澳门大学近年来快速发展，但整体学科布局、科研产出与世界一流高校仍有差距。其次，青年人才在文化创意领域的创业环境尚未成熟，缺乏足够的市场空间与制度支持。再次，澳门社会创新氛围相对保守，居民文化消费习惯较为传统，难以形成大规模的文化创新需求。社会学理论指出，文化创新不仅依赖个体的创意，更需要社会结构的支持与氛围的塑造。澳门要实现人文经济的跃升，必须在教育体系、社会认同与公共文化政策上进一步发力，营造鼓励创新、尊重创意的社会环境。（五）未来发展的制度机遇与战略路径尽管面临多重挑战，澳门人文经济的发展仍具备独特的制度机遇与战略空间。首先，“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为澳门提供了稳定的发展环境。中央政府在多次讲话中强调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并将其定位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中葡经贸合作平台”。这一定位不仅赋予澳门明确的发展方向，也为其人文经济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其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为澳门人文经济的外延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通过区域协同，澳门可以与广州、深圳等地在教育、科研、会展、旅游等方面实现优势互补；通过横琴合作区，澳门可以突破土地与市场的限制，发展文化创意、教育培训、医疗健康等多元产业。第三，“一带一路”倡议为澳门的中葡平台功能提供了广阔舞台。葡语国家分布于欧洲、非洲、拉美，覆盖人口近三亿，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澳门可以通过文化交流、教育合作、语言服务等方式，深化与葡语国家的联系，从而推动人文经济的外向型发展。（六）人文经济未来发展的路径思考展望未来，澳门人文经济的发展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推进：1、深化文化与旅游的融合：通过文化遗产活化、节庆活动品牌化、文旅产品创意化，推动旅游业向高质量、多元化方向转型。2、壮大文化创意产业：完善文化产业基金与孵化机制，鼓励青年创意人才创业；依托横琴合作区扩大市场空间，推动影视、设计、动漫、出版等产业集群发展。3、提升教育与科研水平：加强高校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建设，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强化中葡双语教育，培养更多跨文化人才，服务国家“一带一路”战略。4、优化社会文化环境：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培育居民的文化消费习惯；营造尊重创意、鼓励创新的社会氛围，增强社会对文化产业的支持。5、发挥中葡平台作用：通过会展、翻译、教育等多元方式，深化与葡语国家的经贸与文化合作，使澳门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节点。6、注重文化与科技结合：利用数字化、人工智能、沉浸式体验等新技术，推动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数字文化品牌。总体而言，澳门人文经济的发展面临着单一产业依赖、文化产业规模不足、全球竞争压力等多

18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理论前沿重挑战，但同时也拥有“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粤港澳大湾区与横琴合作区的战略机遇，以及中葡平台的独特资源。未来，澳门只有在文化与经济的深度融合中不断创新，才能实现从“博彩依赖”到“人文驱动”的转型；只有在教育、科研与社会资本的支撑下不断积累人文资本，才能形成可持续的文化竞争力。澳门的人文经济发展既是区域转型的现实任务，也是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人文经济学理论在实践中的生动注解。参考文献[1] 周文,白佶.西方主流经济学人文困境与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核心要义[J].学习与探索,2025,(07):98-108.[2] 宋婕.横琴规划2029年特色产业发展目标将与澳门经济高度协同[N].第一财经日报,2025-07-03(A06).[3] 南光文创：助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J].国资报告,2025,(07):127-129.[4] 覃剑,葛志专,杨紫薇.粤澳数字经济开放联动发展的思路和方向[J].开放导报,2025,(03):89-96.[5] 李晓兵.澳门特别行政区“一国两制”实践模式及其探索——纪念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J].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5,(01):5-11.[6] 郑棋心,涂广建,颜至宏.澳门金融发展与经济适度多元耦合协调研究[J].亚太经济,2025,(01):174-184.[7] 齐鹏飞.经济发展视角的“变”与“不变”——澳门回归25年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J].教学与研究,2025,(01):5-21.[8] 焦洪昌,何智伟.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八大经验[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9(01):143-156.[9] 宋磊.谱写“一国两制”新篇章共享民族复兴荣光[J].统一论坛,2024,(06):61-67.[10] 周绍东,李靖.人文经济学视阈下新质生产力发展研究[J].商业经济与管理,2024,(05):93-104.[11] 胡钰.人文经济学的实践基础、基本假设与核心理念[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5(02):1-8.[12] 新华社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课题组.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发展范式研究[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5(01):11-19.[13] 陈忠.人文经济学的世界文明意蕴[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4(06):1-8.[14] 任平,李扬,战炤磊,等.人文经济学：高质量发展的人文密码（笔谈）[J].探索与争鸣,2023,(09):144-158+180.[15] 魏鹏举.中国发展的文化自觉:人文经济学之引入[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05):25-33.[16] 杜尚泽,潘俊强.总书记关注的这个题目，有中国的未来[N].人民日报,2023-07-10(001). [17] 穆欣欣.以文化人，创新未来——从文化澳门到人文湾区[J].粤海风,2023,(01):6-10.[18] 尹新珍.澳门地区高等教育模式改革动因研究——以通识教育为例[J].教育现代化,2019,6(04):74-77.

19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企业管理中小企业会计政策变更问题研究及优化策略陶哲宇 林雅静 李晓钰【内容提要】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其会计政策变更的合理性与规范性对财务数据可靠性、企业决策及市场信任等方面影响重大。因此，本研究针对中小企业会计政策变更现存的政策准则适配性不足、会计人员专业能力欠缺、内部管控机制缺失及外部监管指导体系不健全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进而提出完善相关准则与规范、强化会计人员专业培训、优化内部会计控制环境及加大外部监管与指导力度等优化策略，旨在为中小企业会计政策变更提供科学指导，助力其实现可持续发展。【关 键 词】中小企业；会计政策变更；问题；优化策略；准则规范【 Abstract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 play a vital role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rationality and standardization of their accounting policy changes have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reliability of financial data, corporate decision-making, and market trus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key issues in SMEs’ accounting policy changes, including insufficient alignment with accounting standards, in-adequate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of accounting personnel, lack of internal control mechanisms, and under-developed external regulatory and guidance system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paper proposes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such as improving relevant standards and regulations, strengthening professional training for accountants, enhancing the internal accounting control environment, and reinforcing external supervision and guidance. The aim is to provide scientific guidance for accounting policy changes in SMEs and support thei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Keywords】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 Accounting Policy Changes; Issues;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Standards and Regulations【作者简介】陶哲宇（1986-），男，湖北武汉人，广州软件学院专任教师，研究方向：数据资产、会计信息化；林雅静（2003-），女，广东东莞人，广州软件学院本科生。【通讯作者】李晓钰（2003-），女，广东深圳人，广州软件学院本科生。一、引言在我国市场经济体系中，中小企业不仅数量庞大、分布广泛，更是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和激发创新活力的重要力量。会计政策作为中小企业财务核算的制度基础，规范着企业经济业务的确认、

20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企业管理计量和报告，其科学性与合理性直接影响企业财务信息的质量[1]。而会计政策变更则是企业依据内外部环境变化所进行的动态调整，既是顺应经营环境与政策要求的必然选择，也可能对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决策产生深远影响。近年来，中小企业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愈发频繁，其目的在于提升财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更好地反映企业经营成果与财务状况。然而，由于中小企业规模较小、资源有限、管理水平不足以及外部监管环境不健全，在政策变更过程中往往面临诸多困境 , 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企业财务信息的可靠性和可比性，也可能为企业健康发展埋下风险隐患[2]。因此，系统研究中小企业会计政策变更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优化策略，对于提升企业财务管理水平、增强市场竞争力以及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本文正是基于此，本文拟在问题剖析的基础上提出改进思路，为中小企业会计政策变更的实践提供参考与借鉴。二、中小企业会计政策变更现存问题（一）政策准则适配性不足且表述模糊当前会计政策体系对中小企业的特殊性考量仍显不足。多数会计准则以大型企业的业务模式为基础制定，难以充分覆盖中小企业的经营特征，如家族式管理、业务单一化等情形。部分条款表述笼统，例如在收入确认时点、资产减值计提比例等关键环节缺乏量化标准，导致企业在实际执行中难以准确把握变更边界。再加上中小企业在不同行业中呈现出明显差异化特征，统一的政策框架往往难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使企业在政策变更时容易陷入“合规性困惑”：既担心偏离准则要求，又缺乏贴合实际的核算依据。由此造成财务信息的可比性下降，也限制了跨行业、跨企业间的有效对比与借鉴[3]。因此，有必要在准则制定和政策适配中更加强调行业差异化案例的引入，以提升政策执行的可操作性和学术参考价值。（二）会计人员专业能力存在明显短板中小企业的会计团队普遍面临知识结构老化与能力不足的问题，对新修订的会计准则和监管政策往往反应滞后。多数基层会计人员长期局限于日常核算工作，缺乏对政策变更的系统理解，在处理金融工具分类、租赁准则转换等复杂变更时，容易出现核算方法误用。中层财务人员在政策变更的影响预判方面存在不足，缺乏从税务筹划、融资需求等多维度评估连锁反应的能力。至于核心财务岗位人员，则普遍欠缺战略思维，难以将政策变更与企业战略发展目标相匹配，导致决策难以与业务扩张或转型需求形成协同，甚至增加了企业的财务风险。（三）内部管控机制缺失且决策失序中小企业的内部会计控制体系尚不完善，会计政策变更缺乏规范化与制度化流程约束。许多企业未设立专门的政策评估机构，变更决策往往由少数管理者主观拍板，缺乏财务、业务与风控等多部门的协同论证。政策变更前的影响评估流于形式，缺少量化分析模型，难以全面预测其对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等关键财务报表的潜在影响。同时，部门间信息沟通存在壁垒，业务部门对政策变更理解滞后，导致前端业务数据与后端财务核算脱节。例如，在存货管理模式调整后，会计计价方法

21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企业管理未能及时同步更新，造成财务数据失真。此外，企业往往缺乏对政策变更效果的追踪与评估机制，难以及时发现执行偏差并采取纠偏措施。这种决策与执行上的“失序”，进一步削弱了会计政策变更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四）外部监管指导体系尚未健全在会计政策变更的外部环境中，监管部门对中小企业的指导与支持体系尚不完善，普遍存在“重处罚、轻引导”的倾向。日常监管主要依赖事后检查，缺乏对变更过程的实时监督与指导，难以及时帮助企业解决合规困境。同时，监管标准在不同地区存在一定弹性空间，税务、审计等机构对同一政策变更的解读不尽一致，进一步增加了企业的合规成本。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作用发挥不足，尚未建立有效的政策交流与经验分享平台，使得中小企业难以获取同行业的实践案例与解决方案。而第三方专业机构的服务门槛较高，收费水平超出许多中小企业的承受范围，导致其在重大政策变更中往往缺乏专业支持，陷入“孤立无援”的局面，合规风险显著上升。三、中小企业会计政策变更优化策略（一）完善会计政策变更相关准则与规范，增强政策明晰性中小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健康发展直接关系到市场活力与经济韧性。会计政策作为企业财务信息生成的基础，其变更的合理性与规范性不仅影响财务数据的可靠性，还会对企业的战略决策、投融资活动及市场信任度产生深远影响。在当前经济环境复杂多变、行业竞争持续加剧的背景下，中小企业对会计政策变更的科学化管理，既是提升财务管理水平的内在需求，也是适应外部监管要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通过不断优化会计政策变更策略，中小企业能够在灵活性与稳定性之间实现平衡，为经营决策提供更加精准的财务支持，从而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保持稳健前行。企业可组建由财务、业务、风控等多部门骨干组成的跨职能小组，负责跟踪行业发展趋势与监管政策动态。该小组需按季度梳理与企业业务相关的会计政策调整要点，并结合企业自身经营特征构建“影响评估矩阵”，从财务数据可比性、税务筹划空间、融资资质维持等维度，对变更可能带来的连锁反应进行量化评估。在机制运行方面，企业还可开发简易版“政策匹配度自测工具”，通过嵌入业务场景化问题（如存货计价方式与采购模式的协调性、固定资产折旧方法与设备更新频率的匹配性），辅助判断现行政策的适用性。当发现政策与业务存在偏差时，应及时启动“变更模拟沙盘”，利用近三年的历史数据推演不同变更方案对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关键项目的影响，并形成可视化对比报告，为决策层提供科学参考。同时，企业还应建立“政策变更档案库”，详细记录每次变更的触发因素、论证过程、执行节点及后续效果评估，形成可追溯的管理闭环。档案信息应定期共享至各业务部门，确保前端业务人员能够准确理解政策变更对日常核算的具体要求，从源头减少因理解偏差造成的财务数据失真。此外，企业可与同行业的其他中小企业建立会计政策交流机制，定期分享各自在政策变更中的实践经验与遇到的共性问题，通过行业经验互鉴不断优化自身的适配机制。对于涉及重大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企业可联合聘请外部专业机构进行专项评估，借助第三方智力支持提升决策的科学性与合规性，从

22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企业管理而确保政策变更既能契合企业发展需求，又能满足监管要求与市场期望。（二）强化中小企业会计人员专业培训，提升变更处理能力会计人员是中小企业应对会计政策变更的核心力量，其专业素养直接关系到政策变更执行的准确性与执行效率。在企业实际运营中，会计政策变更的顺利推进，离不开会计人员对政策内涵的深刻理解、对业务逻辑的精准把握以及对核算方法的娴熟运用。而提升会计人员的专业能力，不仅能筑牢财务信息在政策变更过程中的连贯性与真实性，更能为企业在政策调整中把握机遇、规避风险提供有力支持。企业可依据会计人员的岗位层级与业务范畴，搭建“基础——进阶——专家”三级培训体系。基础层面向出纳、核算岗等基层人员，聚焦政策变更的基本概念、操作流程及凭证处理规范，采用“微课 +实操演练”模式，通过模拟发票审核、账务调整等典型场景演练，强化其对变更细节的掌握[4]。进阶层针对财务主管、成本核算岗等中层人员，培训内容侧重政策变更的影响分析与风险前置预判，引入“案例研讨 +情景决策”方式。选取同行业类似变更案例，组织学员分组测算对毛利率、资产周转率等指标的影响，制定多维度应对预案并进行现场答辩，提升其中观层面的决策能力。专家层则面向财务负责人、总账会计等核心人员，开展政策变更与企业战略的适配性培训。邀请税务师事务所、行业协会专家参与，采用“政策趋势解读+战略沙盘推演”形式，结合企业发展战略，分析变更对投融资、并购重组等重大决策的影响，培养其从战略视角把控变更方向的能力[5]。同时，企业可建立培训效果动态评估机制，通过“理论测试+实操考核+工作成效追踪”三维度评价学员表现。将评估结果与岗位晋升、绩效考核直接挂钩，充分激发会计人员的学习主动性。此外，搭建内部“政策学习社群”，鼓励学员分享学习心得、协作解决实操难题，形成互助共进的学习氛围，持续提升团队整体的政策变更处理能力。（三）优化中小企业内部会计控制环境，规范政策变更决策流程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中小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其会计管理的规范性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健康成长与市场竞争力。会计政策作为企业会计核算的基石，其变更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不仅关系到财务信息的质量，更关乎企业战略的有效落地与利益相关者的决策判断。因此，优化会计政策变更流程，构建适配企业发展的内部会计控制环境，成为中小企业在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中实现稳健运营、提升管理效能的关键之举。通过优化中小企业内部会计控制环境，不仅能提供可靠的财务数据支撑，更能助力企业在合规经营的前提下，灵活应对市场变化，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企业应搭建“业务——政策——风控”三位一体的动态适配机制，以业务场景为原点锚定会计政策的适用边界。具体而言，企业可成立由财务、业务、法务部门骨干组成的政策适配小组，每季度结合业务模块更新情况（如新增跨境电商业务、引入融资租赁模式等），系统梳理需匹配的会计政策条目，形成《业务 - 政策映射清单》。同时，企业要引入数字化政策管理工具，将固定资产折旧方法、收入确认时点等核心政策参数嵌入 ERP 系统，设置智能预警阈值。当业务数据触发政策适用条件变更（如存货周转率连续三个月偏离历史均值 20%）时，系统自动向决策层推送政策复核提醒。此外，企业需建立政策“灰度测试”机制，对拟变更的会计政策，先在次要业务线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平行核算试点，通过对比试点前后的财务指标波动（如毛利率、资产负债率变化幅度），验证政策变更的适配性，再由总经理办公会结合试点报告进行最终决策，确保政策调整既贴合业务实质，又能有效抵御潜在的税务与审计风险。

23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企业管理（四）加大外部监管力度与提供指导，保障会计政策变更合规性在市场经济的动态发展中，中小企业作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会计政策的科学调整对自身稳健运营及市场秩序维护具有关键意义。会计政策变更不仅是企业适应内外部环境变化的必然选择，更是提升财务信息质量、增强市场公信力的重要途径。随着行业竞争加剧以及监管环境日趋规范，中小企业需以更主动的姿态推动会计政策变更，确保其与企业战略、行业准则及宏观经济要求相适配。在此过程中，构建外部监管与专业指导相结合的支持体系，为企业提供清晰指引与合规保障，将助力中小企业在变革中实现可持续发展，释放更大的经济活力与创新潜能。企业应主动打破与外部监管机构的单向沟通模式，牵头组建由税务部门、行业协会、第三方审计机构及同行业标杆企业参与的 “政策变更合规共同体”。每月召开跨主体协调会，企业可在会上同步自身经营动态及政策调整意向，由税务部门解读最新法规细则，行业协会分享同类企业的实操案例，审计机构提供风险预警方案，形成“信息共享——问题共商——方案共创”的闭环机制。依托这一共同体，企业可搭建“政策变更沙盘推演平台”，在正式实施变更前，将拟定的调整方案录入平台，由各方从不同维度开展模拟测试。例如，税务部门验证方案与税法条款的匹配度，审计机构模拟出具调整后的财务报表并评估数据连贯性，同行企业分享类似调整中的成本控制经验。通过多轮推演，企业能够提前识别潜在合规风险点，如收入确认时点调整可能引发的税务争议、资产减值计提方法变更对利润波动的影响等，并针对性优化方案。此外，企业可联合共同体制定“分级响应机制”，根据政策变更的影响范围划分为微小调整、中度调整和重大调整三个等级。对于重大调整，启动第三方机构驻场指导模式，由审计机构全程参与方案制定与实施过程；对于微小调整，通过共同体线上审核通道完成快速合规确认，既保障了监管的精准性，又提升了企业的运营效率。四、结语中小企业会计政策变更的合理性与规范性，对其财务信息质量、经营决策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当前中小企业在会计政策变更中存在四方面突出问题：一是政策准则对中小企业的特殊性考量不足，部分条款表述模糊，导致企业面临“合规性困惑”；二是会计人员专业能力存在短板，从基层核算到核心决策层均缺乏对政策变更的系统理解与战略适配能力；三是内部管控机制缺失，变更决策缺乏规范化流程，部门协同不足且缺乏效果追踪；四是外部监管指导体系不健全，存在“重处罚、轻引导”倾向，地区解读差异及服务门槛高加剧了企业合规难度。针对上述问题，优化策略应聚焦四个维度：其一，完善相关准则与规范，增强政策明晰性与行业适配性，通过跨职能小组、影响评估矩阵等工具提升政策匹配度；其二，强化会计人员分层培训，构建“基础——进阶——专家”三级体系，结合案例研讨与战略推演提升专业能力；其三，优化内部会计控制环境，搭建“业务—政策—风控”三位一体机制，借助数字化工具与“灰度测试”规范决策流程；其四，加大外部监管与指导力度，通过组建 “合规共同体”、沙盘推演平台及分级响应机制，降低企业合规成本与风险。中小企业会计政策变更的优化需企业、监管部门、行业协会等多方协同。唯有通过准则完善、能力提升、内控强化与外部支持的有机结合，才能破解当前困境，提升财务信息可靠性，助力中小企业在复杂市场环境中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24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企业管理参考文献[1] 马双双.当前财税政策下中小企业财务会计管理工作探讨[J].老字号品牌营销,2024,(07):191-193.[2] 刘茹.财税政策下中小企业财务会计管理工作分析[J].现代商业研究,2023,(04):53-55.[3] 孟延杰.税收优惠政策与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支出会计核算[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23,(07):173-175.[4] 王鸿阳,付小恒.探究实施会计电算化的中小企业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合作机制——以种植类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例[J].山西农经, 2023,(05):61-63+76.[5] 王宝彬.财税政策下中小企业财务会计管理工作分析[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22,(16):146-148.

25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企业管理制度创新与区域协同：澳门现代金融发展的路径研究胡倩 崔若婕 蔡文青【内容提要】在全球金融格局重塑与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双重背景下，澳门凭借“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迎来了现代金融转型的重大机遇。本文在梳理澳门金融业现状与全球定位的基础上，结合制度创新与区域协同理论，对其发展机遇与挑战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澳门在中葡金融合作、跨境财富管理与绿色金融领域具有独特竞争力，但其金融生态单一、人才储备不足及国际话语权薄弱，成为制约能级提升的主要瓶颈。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通过金融生态扩展、协同人才培养与国际规则嵌入等路径，实现从制度承接向制度输出的转型。研究认为，澳门现代金融发展的核心逻辑在于“制度创新驱动—区域协同支撑—差异化定位—国际嵌入”，由此形成了以离岸人民币枢纽、葡语国家金融门户、亚洲财富管理高地为目标的“澳门范式”。这一范式不仅有助于澳门经济实现多元化转型，也为小型经济体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寻找独特发展路径提供了经验借鉴。【关 键 词】制度创新；区域协同；澳门金融；中葡合作；澳门范式【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landscape and China’s pursuit of high-level opening-up, Macao has embraced significant opportunitie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its modern financial sector, driven by the unique advantages of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framework and its strategic role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Macao’s current financial landscape and global positioning, this paper employs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regional collaboration to analyze it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Macao enjoys distinctive advantages in China–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PSC) financial cooperation, cross-border wealth management, and green finance. However, its over-reliance on the banking sector, shortage of specialized talent, and weak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remain critical obstacles to fur-ther upgrading. To address these constraints, the paper proposes expanding the financial ecosystem, fostering talent development through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and embedding Macao into international rule-making processes, thus enabling a shift from institutional adoption to institutional output. It concludes that the devel-opment logic of Macao’s modern financial sector can be summarized as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regional collaboration–differentiated positioning–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which shapes a distinctive “Macao par-adigm” with three strategic goals: an offshore RMB hub, a financial gateway to PSCs, and a regional center for wealth management in Asia. This paradigm not only facilitates Macao’s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but also

26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企业管理provides insights for other small economies seeking unique pathways within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Keywords】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regional collaboration; Macao finance; China–PSC cooperation; Macao paradigm【作者简介】胡倩，女，湖北人，澳门城市大学金融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中国澳门 999078)；崔若婕，女，海南人，澳门城市大学金融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中国澳门 999078)。【通讯作者】蔡文青，女，重庆人，澳门城市大学金融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中国 澳门 999078)。一、引言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刻演变与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推进的背景下，金融体系的重塑已成为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关键领域。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正在被重新划分，区域性金融枢纽的功能不断强化。对小型经济体而言，如何在全球金融生态的转型中找到独特的发展定位，并通过制度创新与区域协同实现能级跃迁，成为亟需回答的重大课题。作为中国实行“一国两制”的特别行政区，澳门自回归以来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金融生态格局，其金融发展不仅是推动本地经济多元化的内在要求，也是服务国家战略、连接国际市场的重要环节。长期以来，澳门经济高度依赖博彩业，导致产业结构单一、经济韧性不足。为改变这一局面，中央政府和澳门特区政府均明确提出“适度多元发展”的战略目标，其中现代金融业被视为突破口与增长点。从政策层面看，中央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支持澳门建设中葡金融服务平台”，并赋予澳门在人民币国际化、跨境财富管理以及服务葡语国家等方面的重要使命。澳门特区政府亦先后出台系列政策，推动债券市场建设、绿色金融试点与跨境金融合作，努力将澳门培育为区域特色鲜明的现代金融中心。这一战略布局不仅回应了澳门经济转型的现实需要，也顺应了全球金融体系数字化、绿色化与区域化的发展趋势。从国际经验来看，卢森堡、新加坡等小型经济体均依托制度创新和区域协同，实现了在全球金融版图中的独特定位。相比之下，澳门拥有毗邻内地的区位优势、与葡语国家的历史文化纽带以及税收制度的优惠环境，但在金融市场规模、专业人才储备、国际话语权等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这种“优势与短板并存”的局面，迫使澳门必须探索一条以制度创新为驱动、以区域协同为依托的发展路径。特别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设立，为澳门突破空间限制、承接金融新业务、推动跨境金融创新提供了制度试验田，也为其嵌入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球金融体系提供了现实契机。然而，现有研究多从政策文件或产业分析的角度探讨澳门现代金融的发展路径，较少结合制度创新理论与区域协同理论进行系统性学术研究，导致研究成果在学理阐释与比较分析上仍显不足。因此，本文拟在总结澳门金融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聚焦其在全球金融重构与区域协同进程中的独特地位与结构性矛盾，运用制度创新与区域协同的理论框架，深入分析澳门金融发展的瓶颈与挑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路径。通过这一研究，力图揭示澳门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与体量条件下，依托制度优势与区域合作，构建符合自身特征的现代金融发展模式。

27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企业管理二、澳门金融业的现状特征及全球定位澳门现代金融业的发展路径，既受制于其经济体量有限与产业单一化的现实困境，又得益于“一国两制”制度优势、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机遇和中葡平台的独特地位。理解澳门金融业的发展现状与定位，不仅有助于揭示其产业结构特征和发展逻辑，也能为后续制度创新与区域协同的分析奠定坚实基础。（一）在全球金融版图中的独特地位依据《第 37 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澳门在全球 133 个金融中心的排名为第 112 位，尽管未能跻身百强之列，但其所处位置与功能具有独特性。澳门并非以规模取胜，而是以其历史文化纽带和制度安排在国际金融网络中形成“特殊联系人”的作用。澳门与葡语国家的跨境人民币结算额已突破 2000 亿元大关，占中国与葡语国家贸易总额的 35%，这一比例显著高于香港（18%）与新加坡（12%）。澳门之所以能拥有这一独特地位，源于其与葡语国家长达数世纪的历史联系——从殖民时期的货币流通体系到现代的“中葡论坛”合作机制，澳门始终保持着与葡语国家在法律、语言及商业文化上的紧密联系。例如，葡萄牙电力公司（EDP）在澳门设立的离岸人民币结算中心，以及巴西淡水河谷公司通过澳门平台完成的首笔跨境人民币债券发行，均证明了澳门在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的跨境金融服务能力，亦说明澳门已成为中国与葡语国家金融互动的重要支点。在财富管理领域，澳门正逐步构建出一条与香港、新加坡不同的独特发展路径。得益于其企业利得税 6%、个人所得税 12% 的优惠税率政策，以及资本自由流动的制度优势，澳门吸引了大量东南亚华人高净值客户群体。澳门的财富管理规模已达到 650 亿美元以上，其中超过 40% 的财富管理业务源自东南亚华人社群。通过博彩业延伸出的高净值人群基础，澳门形成了“博彩 + 金融”的特殊生态。例如，永利澳门推出的“贵宾客户专属理财计划”将博彩流动资金转化为长期资产，而新濠国际开发的“赛事竞猜型保险”则开创了娱乐金融的产品创新。这类结合博彩生态的金融衍生业务，虽然规模尚小，但在亚洲具有独特性，也使澳门财富管理形成了区别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导向）和新加坡（区域财富聚集中心）的独特路径。学理上看，澳门金融业的发展模式契合了“小型经济体功能定位理论”的逻辑。正如卢森堡依靠基金管理、清算服务在欧洲形成不可替代的地位，澳门也试图通过中葡合作与跨境财富管理在区域金融体系中寻找“独特利基市场”。其差异化竞争的本质，不在于规模扩张，而在于利用历史文化与制度优势，构建不可替代的金融中介功能。（二）产业协同进程中的结构性矛盾澳门金融产业的迅猛增长并未能掩盖其生态单一化的根本性问题。银行业资产总额在金融产业中所占比例逾八成，而证券、保险等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则相对滞后，资本市场规模尚不及香港的 5%。尽管澳门证券交易所的筹建工作已经启动，但其市场定位尚存在不确定性——若致力于葡语国家资产的证券化产品，需克服法律体系的差异；若着重于绿色债券的发行，则需面对新加坡的激烈竞争。这种市场定位的不确定性导致国际投资者对澳门金融市场的认知度较低：在 GFCI 金融科技排名中，澳门位列第 58 位，下降 12 位，与香港（第 3 位）、深圳（第 8 位）的差距持续扩大。

28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企业管理人才匮乏现象进一步限制了创新发展的步伐。据澳门金融管理局发布的数据，金融科技与绿色金融领域的专业人才缺口高达 30%，特别是在区块链技术应用、ESG 投资分析等前沿领域，本地高等教育机构的培养能力仅能覆盖需求的 15%。更为严峻的是，澳门在全球金融资源配置中的话语权非常薄弱：尽管跨境人民币清算量年均增长率达到 25%，但在国际投资者持有的离岸人民币资产中，澳门市场的占比不足 3%，显著低于香港的 57% 和新加坡的 18%。从学术视角分析，澳门的产业困境体现了 “ 路径依赖 ” 与 “ 规模劣势 ” 的双重制约。一方面，博彩业长期主导澳门经济，使得金融业的发展带有较强的依附性，尚未形成自主的产业链条；另一方面，受制于市场体量与国际资源分配的劣势，澳门在金融话语权方面难以与香港、新加坡等竞争。（三）澳门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战略定位综合来看，澳门金融业的发展呈现出“优势突出、短板明显”的双重特征。其战略定位不在于与香港、新加坡直接竞争，而在于利用“制度优势 +文化纽带 +区域协同”构建差异化的功能角色：1、中国与葡语国家金融合作的枢纽：依托中葡论坛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支点作用。2、粤港澳大湾区的功能补位者：聚焦财富管理、绿色金融、文创金融等特色板块。3、小型经济体的差异化范式：借鉴卢森堡、新加坡经验，以制度创新弥补规模劣势。这三重定位不仅契合了国家“适度多元”发展与“双循环”战略，也为澳门从博彩依赖型经济向多层次金融枢纽转型提供了理论依据。三、制度创新与区域协同的战略机遇（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制度创新试验田”效应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设立，为澳门突破空间与产业瓶颈提供了历史性契机。该合作区实现了3000 亿元的跨境资金流动规模，澳门金融机构通过该合作区发放的跨境贷款超过 50 亿元，同时，“跨境理财通”业务的试点更为澳门居民提供了多元化资产配置的渠道。这种“澳门 + 横琴”的协同模式展现了多方面的创新价值：在监管制度层面，合作区率先推行“跨境资金池”制度，使澳门银行能够为横琴企业开设多币种账户，资金兑换时间由传统的数日缩短至实时。这一制度创新不仅显著提高了资金流动效率，还为澳门金融机构提供了可复制的政策经验。在金融产品层面，横琴国际知识产权交易中心与澳门金融资产交易所合作推出的“文创版权证券化”产品，为无形资产跨境融资提供了现实通道。这一案例显示澳门金融创新不仅局限于传统业务，还能与文化产业、知识产权等新兴领域结合，形成差异化的制度实验。从学术视角来看，横琴合作区的制度创新体现了“制度供给——制度试验——制度扩散”的逻辑链条。澳门在合作区中扮演“制度创新承接者”的角色，即通过与内地的制度磨合，形成一套既符合国际标准又契合本地特色的金融制度模式。这种试验田效应，正是澳门突破制度约束、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路径。（二）绿色金融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机遇在全球 ESG 投资规模已突破 40 万亿美元的背景下，绿色金融成为国际竞争的新高地。澳门虽

29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企业管理然起步较晚，但凭借中葡合作与区域协同的独特优势，有机会实现“弯道超车”。具体而言，澳门正在筹划发行首单“一带一路”主题绿色债券，资金将投向葡语国家光伏电站建设；同时设立 ESG 投资基金，重点支持东南亚棕榈油产业碳汇项目。这些尝试不仅顺应了全球绿色金融的趋势，也依托了澳门与葡语国家在新能源合作上的长期基础。葡萄牙电力公司在安哥拉建成的非洲最大光热发电基地、巴西国家石油公司与中国企业 LNG 贸易额年均增长 17% 等案例，均表明澳门可以在绿色金融领域实现差异化竞争。如果将澳门与香港、新加坡进行比较，可以发现：香港的优势在于参与国际绿色金融标准制定，新加坡则依托东盟市场深耕绿色金融，而澳门则可以立足葡语国家项目对接，形成“国际标准——区域市场——特色通道”的分工格局。学理上，这种分工有助于构建“生态位理论”所强调的差异化竞争模式，即通过寻找独特的市场利基来避免直接竞争。澳门若能借鉴卢森堡绿色债券发行经验，利用自身的低税环境和制度优势吸引国际机构投资者，并在葡语国家能源转型项目中发挥融资枢纽作用，则完全可能在大湾区乃至“一带一路”框架下，形成一个独特的绿色金融生态位。（三）区域协同带来的多层次联动效应除了横琴合作区与绿色金融外，澳门还可以通过区域协同实现多层次的发展联动。首先，在跨境财富管理层面，依托“跨境理财通”机制，澳门能够与香港、深圳形成互补格局：香港侧重国际投资者，深圳注重内地居民跨境投资，而澳门则可锁定东南亚华人及葡语国家客户群体。其次，在 本市场建设层面，澳门证券交易所可与广州期货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形成互补，通过葡语国家资产证券化产品和文创金融创新，构建跨境资本市场新链条。区域协同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合作，更是制度、政策与人才的深度互动。例如，“琴澳人才计划”通过引进香港、新加坡的专业人才并结合澳门本地培养，正在逐步形成多元化的人才供给体系。这种区域内人才流动与政策协同，能够有效弥补澳门金融业在创新驱动与专业化方面的不足。这种协同模式符合区域一体化发展理论的核心命题：区域内不同经济体通过制度互认、市场分工与要素流动，实现整体竞争力的提升。澳门在这一过程中，并非依靠自身规模，而是通过制度创新与协同网络的嵌入，提升在区域金融体系中的战略地位。制度创新与区域协同为澳门现代金融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横琴合作区作为制度试验田，为澳门积累了可推广的制度经验；绿色金融的跨越式发展，则为澳门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构建独特生态位提供了差异化路径；而大湾区内的多层次协同，进一步增强了澳门突破体量劣势的可能性。可以说，澳门未来的发展潜力，关键不在于金融规模的扩张，而在于能否在制度创新和区域协同的双重驱动下，形成符合自身特征的现代金融“澳门模式”。四、挑战破解与能级跃迁路径研究澳门现代金融的发展虽然迎来了制度创新与区域协同的战略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不可忽视的结构性挑战。这些挑战主要体现在金融生态单一化、人才供给不足、国际话语权薄弱三个方面。若不能有效破解上述瓶颈，澳门金融业不仅难以突破发展局限，也将无法实现由区域金融通道向国际

30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企业管理金融枢纽的能级跃迁。因此，必须从金融生态扩展、人才培养机制创新以及国际话语权构建三个层面提出系统性应对路径。（一）金融生态系统扩展的突破策略澳门金融业的最大短板在于产业生态的单一化。目前银行业占金融总资产的 80% 以上，而资本市场与保险市场严重滞后，证券交易所虽已启动筹建但市场定位尚不明确。这种结构单一性不仅限制了风险分散机制的建立，也使澳门在面对国际金融波动时显得更为脆弱。破解这一难题的首要途径是推动多元化金融产品创新与跨境市场联通。一方面，澳门可依托横琴合作区推动“琴澳金融牌照互认”，以吸引国际投资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入驻，从而引入证券、保险、信托等多元化业务。截至目前，高盛、瑞银等 12 家国际金融机构已经入驻合作区，这为澳门构建完整的金融生态奠定了初步基础。另一方面，应大力发展碳金融衍生品市场与跨境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据澳门环保局数据，碳配额交易量已达到 200 万吨，若进一步引入区块链技术，构建跨境碳账户体系，则有望与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实现对接，拓展澳门在全球绿色金融链条中的市场空间。从理论角度看，这种生态扩展路径契合 金融生态学理论 的命题：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取决于多样化的市场要素和产品类型，单一结构往往意味着脆弱性。澳门通过制度创新实现金融产品多元化，实质上是通过“生态丰富度”提升系统韧性，为其能级跃迁奠定产业基础。（二）人才培养的协同创新机制澳门金融业的另一大瓶颈在于人才短缺。数据显示，金融科技与绿色金融领域专业人才缺口高达 30%，而本地高等教育机构的培养能力仅能覆盖需求的 15%。特别是在区块链、ESG 投资、隐私计算等新兴领域，澳门尚未形成足够的智力供给。这不仅导致金融创新动力不足，也制约了国际资本对澳门市场的长期信心。破解这一瓶颈，需要构建“短期引进——中期培养——长期基地”的三阶段战略。短期内，澳门通过实施“高端人才奖励计划”，积极吸引来自新加坡、香港等地的专业人才，以“借梯登高”迅速弥补本地缺口；中期阶段，澳门城市大学等本地院校已开设金融科技硕士、应用经济学硕士等课程，通过学科建设逐步扩大本地人才供给；长期来看，澳门应打造“葡语国家金融人才培训基地”，依托中葡平台为葡语国家金融人才提供系统培养，并将其嵌入澳门金融业生态。值得关注的是，“数字金融沙盒”项目为澳门人才培养提供了典型案例。该项目允许企业在特定区域内尝试跨境支付、智能合约等前沿技术应用，即使失败也不追究责任。这种“包容性监管”模式不仅为企业提供了试验环境，也为本地年轻人才提供了与国际前沿对接的实训平台。学理上，这种机制体现了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的逻辑：通过实验、学习与容错机制，推动人才能力与产业创新的共同成长。（三）国际话语权构建的路径分析澳门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在于缺乏话语权与规则制定能力。虽然其跨境人民币清算量保持 25% 的年均增速，但在国际投资者持有的离岸人民币资产中，澳门市场占比不足 3%，远低于香港（57%）与新加坡（18%）。若澳门始终停留在“执行者”角色，而未能成为“规则制定者”，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边缘化地位将难以根本改变。破解这一困境的路径在于主动融入国际规则制定与区域标准输出。在数字货币领域，澳门可借鉴巴哈马“Sand Dollar”经验，探索构建横琴——澳门——香港三地联动的跨境央行数字货币桥接系

31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企业管理统，从而在全球数字金融架构中争取制度话语权。在绿色金融领域，澳门可推动成立“葡语国家绿色金融联盟”，并主导新能源项目环境、社会及治理（ESG）评价标准的制定，逐步掌握国际合作中的规则优势。如果澳门能够承担起“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非洲项目的区域中心职能，不仅可扩大金融业务半径，更能提升其在全球南方国家中的影响力。国际金融竞争不仅是资本和市场的竞争，更是制度设计与话语权的竞争。澳门通过制度创新嵌入国际规则体系，实质上是从“制度承接者”向“制度输出者”转型，这也是其能级跃迁的关键一环。澳门现代金融的发展面临的挑战既是现实困境，也是转型契机。金融生态单一化要求其扩展产业边界，人才短缺迫使其构建协同培养机制，国际话语权不足倒逼其积极融入规则制定。通过上述破解路径，澳门不仅能够逐步弥补体量与资源的劣势，更有可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实现能级跃迁。换言之，澳门金融业的发展逻辑，正是从“补短板”走向“建优势”，从“制度承接”走向“制度输出”。五、结语与展望澳门现代金融体系的发展，既是历史积淀、制度优势与区域机遇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其经济结构调整与国家战略导向的必然选择。通过对澳门金融业现状、制度创新机遇、发展瓶颈及破解路径的系统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基本结论。（一）澳门现代金融发展的制度逻辑澳门金融业的发展路径，凸显了制度创新与区域协同的核心作用。从横琴合作区的政策试点到跨境理财通的制度探索，从绿色金融的差异化发展到数字金融沙盒的包容性监管，澳门的经验表明，小型经济体若要在国际金融版图中找到独特定位，必须依靠制度供给和制度创新作为首要驱动力。这不仅是应对市场体量不足与资源有限的现实选择，也是提升金融能级、塑造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在这一过程中，澳门表现出从“制度承接者”向“制度创新试验者”，再向“制度输出者”转型的趋势。制度创新的内涵，不仅在于政策灵活性和监管试验，更在于通过制度安排嵌入国际规则，逐渐获得话语权。这一逻辑说明，澳门现代金融的发展本质上是制度优势转化为功能优势的过程。（二）澳门金融体系的战略定位澳门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角色并非规模型竞争者，而是差异化功能的承担者。通过中葡金融合作，澳门成为中国与葡语国家资金融通的重要枢纽；通过财富管理，澳门构建了区别于香港、新加坡的特色生态；通过绿色金融和文创金融，澳门在大湾区金融分工中形成了独特补位。这一战略定位说明，澳门的金融发展模式并不依赖体量扩张，而是依赖于制度纽带、文化联系和区域协同，体现出“小而精”“小而特”的发展逻辑。这种战略定位与卢森堡、新加坡等小型经济体的发展经验形成了呼应。不同的是，澳门不仅是市场驱动的金融节点，更是国家战略赋能的制度节点。这种双重属性，使澳门不仅承载本地经济转型的任务，更服务于中国“双循环”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为国家整体金融开放布局提供了独特支撑。（三）澳门范式的理论启示通过对澳门金融发展的系统研究，可以归纳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 “澳门范式”：

32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企业管理1、制度驱动：依靠“一国两制”框架下的制度灵活性，通过政策试点和制度创新，形成与国际规则对接的能力。2、区域协同：通过横琴合作区与大湾区联动，在市场分工与资源共享中弥补体量不足，提升整体竞争力。3、差异化定位：依托中葡合作、绿色金融与财富管理，寻找独特的市场生态位，避免与传统金融中心的直接竞争。4、国际嵌入：从单纯承接国际业务，逐步走向规则制定与标准输出，提升国际话语权。这一范式不仅为澳门提供了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也为其他小型经济体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四）未来展望未来五到十年，将是澳门金融能级跃迁的关键时期。随着横琴合作区的进一步深化、绿色金融和数字金融的持续推进，澳门有望在三个方面实现突破：1、离岸人民币枢纽：依托中葡平台和“一带一路”项目，扩大跨境人民币清算与债券发行规模，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节点。2、葡语国家金融门户：通过制度安排和文化纽带，深化与葡语国家的能源、基建、绿色金融合作，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金融通道。3、亚洲财富管理高地：利用博彩业衍生的高净值客户群体和税收制度优势，打造特色化财富管理中心，形成与香港、新加坡错位发展的格局。然而，要实现这一愿景，澳门必须持续解决金融生态单一、人才短缺与国际话语权不足等挑战。只有在制度创新与区域协同的双重驱动下，澳门才能真正完成从博彩依赖型经济到多层次金融枢纽的转型。综上所述，澳门现代金融的发展并不是单一的产业选择，而是制度创新、区域协同与国家战略多重作用的结果。其独特价值体现在构建了“特殊联系人”功能——既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资金融通的桥梁，又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与东南亚市场连接的转换器。澳门以“小而特”的方式嵌入全球金融体系，将推动澳门从单一经济模式，转型为服务国家对外开放的多层次金融枢纽，既服务本地经济多元化，又承载国家对外开放的战略使命。在全球金融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澳门有望通过构建差异化的制度优势和协同机制，成为国际金融体系中具有特色的“小型大节点”。这正是“澳门范式”的学理内涵与现实意义所在。参考文献[1] 黄来志.澳门财富管理新局面与新机会[J].中国金融,2024,(24):25-27.[2] 刘宏振.培育现代金融构建中葡平台——访澳门金融管理局主席陈守信[J].中国金融,2024,(24):19-21.[3] 富子梅.做澳门居民可信赖的伙伴[N].人民日报,2024-12-18(007).DOI:10.28655/n.cnki.nrmrb.2024.016094.[4] 黄来志.积极践行澳门现代金融战略[J].中国金融,2023,(05):43-44.[5] 杜姝一,吴王元.加快澳门债券市场培育推动澳门现代金融建设——澳门债券市场发展历程与机遇[J].债券,2022,(02):28-30.[6] 洪俊杰,吴頔,黄晓洲.双向奔赴，沪澳距离拉近再拉近[N].解放日报,2025-08-08(002).

33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企业管理[7] 伍芷莹.全力推动琴澳金融服务一体化[N].珠海特区报,2025-01-21(002).[8] 郑棋心,涂广建,颜至宏.澳门金融发展与经济适度多元耦合协调研究[J].亚太经济,2025,(01):174-184.[9] 关于修订《服务贸易协议》的协议二[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4,(35):70-119.[10] 黄来志.澳门财富管理新局面与新机会[J].中国金融,2024,(24):25-27.[11] 贾天兵.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澳门银行业加速发展[J].国际金融,2024,(12):74-80.[12] 刘雪菲.澳门：小城市大开放的机制探索——基于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视角[J].开放导报,2024,(06):84-92+104.[13] 杜姝一,吴王元.深度融合粤港澳大湾区债券市场拓展澳门现代金融发展新机遇[J].债券,2024,(11):16-20.[14] 家俊辉.推动琴澳金融服务一体化，“探路”国际一流湾区建设[N].21世纪经济报道,2024-11-13(009). [15] 高明.金融科技创新助力工银澳门转型发展[J].中国金融电脑,2024,(S1):73-76.[16] 王鹏,张汝洁.论澳门证券交易所建立的可行性及实施路径[J].特区实践与理论,2023,(02):79-85.[17] 黄来志.积极践行澳门现代金融战略[J].中国金融,2023,(05):43-44.

34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企业管理ESG 导向的区域国别研究——管理路径与制度基线董航 唐兴【内容提要】本文提出以 ESG（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为区域国别研究的特定应用场景，回应区域国别学作为新设一级学科在交叉性与实践导向上的需求。文章围绕制度演进、披露基线、评级方法论与“国别效应”、企业微观治理与跨境合规等四个维度，构建“SDGs——ESG——企业 /机构”的三层嵌套分析框架，并提出可操作的议题库，涵盖绿色供应链治理、评级标准转化、文化产业 ESG 治理等关键领域。本文主张区域国别研究应在讲好中国故事、推动全球治理与绿色转型中，主动借鉴 ESG 作为国际通用标准，推动话语体系与管理机制的协同创新。研究旨在为中国本土 ESG制度构建及两岸四地的管理实践提供理论支撑与比较路径。【关 键 词】区域国别研究；ESG；公司治理；可持续发展；绿色供应链【 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ESG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as a strategic applica-tion scenario for area and country studies, addressing the interdisciplinary and practice-oriented demands of this newly established academic field. It develops a three-tier nested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SDGs–ESG–Enterprises/Institutions” and examines four key dimensions: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disclosure baselines, rating methodology and country-specific effects, and firm-level governance with cross-border compliance. A set of thematic research agendas is also proposed, covering critical areas such as green supply chain gov-ernance, cross-regional disclosure standard conversion, and ESG governance in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The study argues that area studies in China should actively adopt ESG as a global framework to enhance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support global governance participation, and advanc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work provides both theoretical insight and comparative pathway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localized ESG systems and for ESG-driven governance innovation across the Greater China region.【Keywords】Area and Country Studies; ESG; Corporate Governanc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reen Supply Chains【作者简介】董航（1993-），男，上海人，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笔译专业 2025 级硕士研究生。【通讯作者】唐兴（1982-），男，上海人，策马集团创始人、董事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天津外国语大学策马 ESG 产业学院联席理事长，复旦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别与区域研究、环境 /社会 /公司治理（ESG）、语言服务。

35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企业管理一、问题提出与研究框架2022 年 9 月，教育部发布《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 年）》，正式将区域国别学纳入第14 类交叉学科一级学科目录，可授予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学位。2024 年 1 月，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受国务院学位办委托，发布《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明确了“区域国别学作为交叉学科，是对世界各区域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人文、地理、资源等进行全面研究，具有战略性、综合性、集成性、对策性、实用性和即时性等特征。”“作为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的研究对象有别于任何一个现有学科，它是对区域、国别进行整体性、宏观性、集成性的研究，因此需要多学科、跨学科的参与，需要研究者有多学科、跨学科的知识积累。参与区域国别学研究的各领域有一个共同目标，即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对地区或国家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大视野的研究，以获取对地区、国别的全面和深刻的了解。”[1]在《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中，也明确了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作为一级学科所包含的五大学科方向——继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外国文学、翻译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之后，第五个学科方向正是“国别与区域研究”。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艾平表示：“加强区域国别学建设是中国外交守正创新的当务之急，是加强思想理论武装的题中之意，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参与全球治理的关键所系，同时，也是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国际交流新局面的破题之笔。”[2]，道出了区域国别学科建设背后的战略考量。区域国别学作为一级学科的出现，构成了与同为一级学科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并驾齐驱之势，对于外语学科尚未成形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必然构成“竞合”关系。外语学科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何去何从？如何差异化形成培养方案？如何选定人才的就业场景？成为外语界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当前，无论是是国别与区域研究，还是区域国别学，都并未划定明确的学科内容和范围，其具体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仍处于探索阶段。二、ESG 的制度演进与披露基线（一）何为 ESG当我们探究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所包蕴的 17 项重大问题时，不难发现其中清晰的三大维度：社会、经济、环境，这就呼应了联合国于 2004 年提出的 ESG 理念，即：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公司治理（Governance）。这一理念将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更为具体的“特定的应用场景”（详见下图）：

36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企业管理图 1 ESG 特定的应用场景ESG 理念源于 2004 年由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UNGC）发布的“Who Cares Wins”报告，该报告将全球企业应当遵循的价值观和原则整合为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三大维度，随后由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牵头发起的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组织（PRI）进一步推广，旨在帮助投资者理解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这三要素对于投资价值的影响。ESG 着眼于企业的核心价值，为企业评估提供了一种新颖的视角，它揭示了那些传统财务报告无法完全展现却决定企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如公司声誉、品牌价值、战略规划和产品安全。ESG 理念符合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大势。根据晨星数据统计，2021 年 12 月，全球 ESG 基金总资产已达到 2.74 万亿美元，较 2020 年增长 66%。从行业标准和规范看，2023 年 1 月 1 日，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倡议组织（GRI）发布的 GRI 标准（2021 版）系列标准正式生效，以其全球通用的影响力、全面性和可持续性，为全球企业提供编制 ESG 报告的标准框架。2023 年 6 月 26 日，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正式发布《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 1 号——可持续相关财务信息披露一般要求》和《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 2 号——气候相关披露》。两项信息披露标准作为首套全球 ESG 报告标准于 2024 年 1 月 1 日之后的年度报告期生效，这意味着第一批采用该标准的报告将在 2025 年发布。这是全球可持续披露基线准则建设中的重要里程碑，对提升全球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的透明度、问责制和效率，推动全球 ESG 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非凡；从制度与政策看，目前许多全球重要经济体已形成 ESG 政策法规体系，如欧盟已实施《欧盟分类法》《可持续金融披露条例》（SFDR）《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则》（ESRS），形成从分类到披露的完整政策体系，全程规范投资产业链。（二）ESG 在中国呈蓬勃发展态势香港联交所自 2016 年起，要求所有在港上市企业每年编制和披露 ESG 报告；2018 年 6 月 1 日，中国 A 股正式纳入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 MSCI（中文简称“明晟”）新兴市场指数，被认为是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进程中的又一标志性事件，也是中国 ESG 发展进程中的里程碑事件。所有被纳入的中国 A 股上市公司需要接受 ESG 评测，其中不合标准的公司将被调低评级，或被剔出 ESG 指数。中国 A 股的国际化程度大幅提升，在越来越多的中国股票被纳入全球基准的同时，持续流入中国 A股的外资也对上市公司在 ESG 上的表现提出了更高要求。2018 年，中国基金业协会印发《绿色投资指引》，极大地提升了市场对绿色金融和 ESG 的认知；

37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企业管理2020 年 9 月，我国明确提出“双碳”目标，近年来双碳战略已稳步落地，而“双碳”即是 ESG 的“E”主题下的议题。因此，在企业 ESG 评价体系中的环境（E）维度上，企业的碳排放信息也逐渐成为“实质性议题”。2021 年 3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提出，加快发展绿色转型，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2022年 5月，国资委发布《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方案》，其中提出了央企建立健全 ESG 体系的要求，并设定到 2023 年“全覆盖”的目标。2023 年 12 月 27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亦明确提出：“探索开展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评价”，这是 ESG 首次明确出现在中央发布的高规格文件，意义重大。2024 年 3 月 18 日，我国发布《贯彻实施〈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行动计划（2024—2025 年）》，将 ESG 明确列入了国家发展规划。4 月 10 日，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生态环境部、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等 7 部门《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将 ESG 纳入信用评级。2023 年 8 月 28 日，国资委社会责任局副局长汪洋在“中央企业 ESG 沙龙暨中国企业高端对话”上表示：“我国企业的ESG工作近年呈蓬勃发展态势……ESG理念契合我国绿色发展、碳达峰碳中和、现代化治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发展要求。”2023 年 12 月 29 日，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主任尚福林在中国ESG大会 2023暨首届中国ESG学术研讨会主旨发言中指出：“ESG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高度契合。在我国，ESG 本质上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实践工具，要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构建中国特色 ESG 体系”“ESG 中的环境维度体现了企业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中的作用，有助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ESG中的社会维度体现了企业对员工、供应链合作伙伴和社区的责任，有助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ESG 中的治理维度强调了企业文化和道德的重要作用，有助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2024 年，地方政府自上而下推进完善 ESG 相关政策的趋势愈发加速：3 月 4 日，上海市商务委员会首先发布《加快提升本市涉外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能力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3 月 19 日，苏州工业园区发布《苏州工业园区 ESG 产业发展行动计划》《苏州工业园区关于推进ESG 发展的若干措施》；5 月，苏州市工商联、市委金融办、市发改委、市国资委、市市场监管局等五部门联合发布《构建民营企业 ESG 生态体系相关重点工作的实施方案》；6 月 14 日，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北京市促进环境社会治理（ESG）体系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4-2027 年）》。（三）ESG 具有较为完备的体系ESG 为企业、投资者、监管部门提供了较清晰的理念框架和可操作性的标准和工具，基于相对完善的评价框架和信息披露制度，用市场化的方法推动企业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系统方法论，对实践有着清晰有力的指导意义。从国内外 ESG 体系的内容看，环境领域多涉及企业的资源消费和处理，废物管理及绿色发展等内容；社会领域多涉及企业员工、股东、产品和消费者、企业信用及安全等内容；公司治理领域多涉及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和外部监督等内容，在此基础上，披露、评价和投资过程有机衔接，完整展示了企业在 ESG 各方面的表现，并最终体现在资本市场价格中。伴随着资本市场的脉动，ESG 坚实的内生利益体系只会越来越严谨，越来越规范。

38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企业管理三、评级方法论与“国别效应”ESG 理念符合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大势。根据晨星数据统计，2021 年 12 月，全球 ESG 基金总资产已达到 2.74 万亿美元，较 2020 年增长 66%。从行业标准和规范看，2023 年 1 月 1 日，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倡议组织（GRI）发布的 GRI 标准（2021 版）系列标准正式生效，以其全球通用的影响力、全面性和可持续性，为全球企业提供编制 ESG 报告的标准框架。2023 年 6 月 26 日，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正式发布《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 1 号——可持续相关财务信息披露一般要求》和《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 2 号——气候相关披露》。两项信息披露标准作为首套全球 ESG 报告标准于 2024 年 1 月 1 日之后的年度报告期生效，这意味着第一批采用该标准的报告将在 2025 年发布。这是全球可持续披露基线准则建设中的重要里程碑，对提升全球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的透明度、问责制和效率，推动全球 ESG 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非凡；从制度与政策看，目前许多全球重要经济体已形成 ESG 政策法规体系，如欧盟已实施《欧盟分类法》《可持续金融披露条例》（SFDR）《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则》（ESRS），形成从分类到披露的完整政策体系，全程规范投资产业链。香港联交所自 2016 年起，要求所有在港上市企业每年编制和披露 ESG 报告；2018 年 6 月 1 日，中国 A 股正式纳入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 MSCI（中文简称“明晟”）新兴市场指数，被认为是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进程中的又一标志性事件，也是中国 ESG 发展进程中的里程碑事件。所有被纳入的中国 A 股上市公司需要接受 ESG 评测，其中不合标准的公司将被调低评级，或被剔出 ESG 指数。中国 A 股的国际化程度大幅提升，在越来越多的中国股票被纳入全球基准的同时，持续流入中国 A股的外资也对上市公司在 ESG 上的表现提出了更高要求。2021 年 3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提出，加快发展绿色转型，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2022年 5月，国资委发布《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方案》，其中提出了央企建立健全 ESG 体系的要求，并设定到 2023 年“全覆盖”的目标。2023 年 12 月 27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亦明确提出：“探索开展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评价”，这是 ESG 首次明确出现在中央发布的高规格文件，意义重大。2024 年 3 月 18 日，我国发布《贯彻实施〈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行动计划（2024—2025 年）》，将 ESG 明确列入了国家发展规划。4 月 10 日，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生态环境部、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等 7 部门《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将 ESG 纳入信用评级。ESG 为企业、投资者、监管部门提供了较清晰的理念框架和可操作性的标准和工具，基于相对完善的评价框架和信息披露制度，用市场化的方法推动企业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系统方法论，对实践有着清晰有力的指导意义。（1）从国内外 ESG 体系的内容看，环境领域多涉及企业的资源消费和处理，废物管理及绿色发展等内容；社会领域多涉及企业员工、股东、产品和消费者、企业信用及安全等内容；公司治理领域多涉及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和外部监督等内容，在此基础上，披露、评价和投资过程有机衔接，

39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企业管理完整展示了企业在 ESG 各方面的表现，并最终体现在资本市场价格中。伴随着资本市场的脉动，ESG 坚实的内生利益体系只会越来越严谨，越来越规范。（2）各机构、组织和交易所的披露原则和指导逐步完善，例如：中国证监会于 2018 年修订了《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将生态环保的要求融入发展战略和公司治理过程，要求披露环境信息以及履行扶贫等社会责任的相关情况；2022 年 1 月，沪深交易所修订《股票上市规则》，新增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披露范围的要求；2022 年 4 月，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提出将上市公司的 ESG 信息纳入与投资者的沟通内容，这标志着上市公司 ESG 信息披露指引逐渐明确。2024 年 4 月 12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发布《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要求报告期内持续被纳入上证 180、科创 50、深证 100、创业板指数样本公司，以及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最晚在 2026 年首次披露 2025 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即负有强制披露义务。2024 年 5 月 27 日，财政部发布《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征求意见稿）》，提出到 2027 年，我国企业可持续披露基本准则、气候相关披露准则相继出台；到 2030 年，国家统一的可持续披露准则体系基本建成。四、企业情境中的 ESG：从战略到运营（一）环境、社会、公司治理（ESG）应作为区域国别研究的研究对象及特定应用场景当我们探究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所包蕴的 17 项重大问题时，不难发现其中清晰的三大维度：社会、经济、环境，这就呼应了联合国于 2004 年提出的 ESG 理念，即：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公司治理（Governance）。这一理念将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更为具体的“特定的应用场景”（详见下图）：ESG 理念源于 2004 年由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UNGC）发布的“Who Cares Wins”报告，该报告将全球企业应当遵循的价值观和原则整合为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三大维度，随后由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牵头发起的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组织（PRI）进一步推广，旨在帮助投资者理解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这三要素对于投资价值的影响。ESG 着眼于企业的核心价值，为企业评估提供了一种新颖的视角，它揭示了那些传统财务报告无法完全展现却决定企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如公司声誉、品牌价值、战略规划和产品安全。ESG 理念符合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大势。根据晨星数据统计，2021 年 12 月，全球 ESG 基金总资产已达到 2.74 万亿美元，较 2020 年增长 66%。从行业标准和规范看，2023 年 1 月 1 日，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倡议组织（GRI）发布的 GRI 标准（2021 版）系列标准正式生效，以其全球通用的影响力、全面性和可持续性，为全球企业提供编制 ESG 报告的标准框架。2023 年 6 月 26 日，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正式发布《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 1 号——可持续相关财务信息披露一般要求》和《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 2 号——气候相关披露》。两项信息披露标准作为首套全球 ESG 报告标准于 2024 年 1 月 1 日之后的年度报告期生效，这意味着第一批采用该标准的报告将在 2025 年发布。这是全球可持续披露基线准则建设中的重要里程碑，对提升全球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的透明度、问责制和效率，推动全球 ESG 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非凡；从制度与政策看，目前许

40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企业管理多全球重要经济体已形成 ESG 政策法规体系，如欧盟已实施《欧盟分类法》《可持续金融披露条例》（SFDR）《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则》（ESRS），形成从分类到披露的完整政策体系，全程规范投资产业链。香港联交所自 2016 年起，要求所有在港上市企业每年编制和披露 ESG 报告；2018 年 6 月 1 日，中国 A 股正式纳入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 MSCI（中文简称“明晟”）新兴市场指数，被认为是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进程中的又一标志性事件，也是中国 ESG 发展进程中的里程碑事件。所有被纳入的中国 A 股上市公司需要接受 ESG 评测，其中不合标准的公司将被调低评级，或被剔出 ESG 指数。中国 A 股的国际化程度大幅提升，在越来越多的中国股票被纳入全球基准的同时，持续流入中国 A股的外资也对上市公司在 ESG 上的表现提出了更高要求。2018 年，中国基金业协会印发《绿色投资指引》，极大地提升了市场对绿色金融和 ESG 的认知；2020 年 9 月，我国明确提出“双碳”目标，近年来双碳战略已稳步落地，而“双碳”即是 ESG 的“E”主题下的议题。因此，在企业 ESG 评价体系中的环境（E）维度上，企业的碳排放信息也逐渐成为“实质性议题”。2021 年 3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提出，加快发展绿色转型，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2022年 5月，国资委发布《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方案》，其中提出了央企建立健全 ESG 体系的要求，并设定到 2023 年“全覆盖”的目标。2023 年 12 月 27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亦明确提出：“探索开展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评价”，这是 ESG 首次明确出现在中央发布的高规格文件，意义重大。2024 年 3 月 18 日，我国发布《贯彻实施〈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行动计划（2024—2025 年）》，将 ESG 明确列入了国家发展规划。4 月 10 日，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生态环境部、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等 7 部门《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将 ESG 纳入信用评级。2023 年 8 月 28 日，国资委社会责任局副局长汪洋在“中央企业 ESG 沙龙暨中国企业高端对话”上表示：“我国企业的ESG工作近年呈蓬勃发展态势……ESG理念契合我国绿色发展、碳达峰碳中和、现代化治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发展要求。”2023 年 12 月 29 日，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主任尚福林在中国ESG大会 2023暨首届中国ESG学术研讨会主旨发言中指出：“ESG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高度契合。在我国，ESG 本质上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实践工具，要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构建中国特色 ESG 体系”“ESG 中的环境维度体现了企业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中的作用，有助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ESG 中的社会维度体现了企业对员工、供应链合作伙伴和社区的责任，有助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ESG 中的治理维度强调了企业文化和道德的重要作用，有助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2024 年，地方政府自上而下推进完善 ESG 相关政策的趋势愈发加速：3 月 4 日，上海市商务委员会首先发布《加快提升本市涉外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能力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3 月 19 日，苏州工业园区发布《苏州工业园区 ESG 产业发展行动计划》《苏州工业园区关于推进ESG 发展的若干措施》；5 月，苏州市工商联、市委金融办、市发改委、市国资委、市市场监管局等五部门联合发布《构建民营企业 ESG 生态体系相关重点工作的实施方案》；6 月 14 日，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北京市促进环境社会治理（ESG）体系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4-2027 年）》。

41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企业管理（二）区域国别视角的管理研究议题库（示例）（1）跨境披露一致性：ISSB/GRI/ 交易所规则在两岸四地的可比性与转换成本。（2）绿色供应链治理：在“碳边境调节”语境下的区域配置与技术路线。（3）评级与融资：评级差异对融资成本与估值折价的影响。（4）文化产业 ESG：版权保护、内容生态与社会价值的度量。（5）公共治理协同：地方政府 ESG 指标体系与企业披露的联动效应。五、结语区域国别学科建设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话语支撑。外语学科主导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应当通过寻求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最相契合的发展路径，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合理借鉴 ESG 等人类创造的已有优秀文明成果，推进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体系、育人体系、话语体系的协同创新，这既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改革和建设的迫切要求，也是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参考文献[1]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R].2024-01.[2] 艾平.展望2024：百年变局下的世界秩序与地区动态[EB/OL].(2024-01).[3] 朱献珑.回答时代之问，区域国别学大有可为[J].光明论坛,2023(4).[4] Bhatacharya C B, Sen S, Korschun D. Usin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 Win the War for Talent[J]. 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2008, 49(2).[5] Turban D B, Greening D W.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and Organizational Attractiveness to Prospective Employee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7, 40(3).[6] Schanzenbach M M, Sickoff R H. Reconciling Fiduciary Duty and Social Conscience: 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ESG Investing by a Trustee[J]. Stanford Law Review, 2020, 72.[7] 巴曙松,郑子龙.中国资本市场监管变迁中的上市公司责任[J].新金融,2019(1).[8] 杨成.区域国别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差异性及其学科化路径[J].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4(1):110-111.[9] 裘援平.对区域国别研究及学科建设的认知与期待[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3,60(04):76-79.[10] 英瓦尔·卡尔松,什里达特·兰法尔.天涯成比邻——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2.[11] 王振江.全球治理——跨国公司的作用探析[J].新西部：下旬·理论,2016(3).[12] 雪球.[EB/OL]. https://xueqiu.com/1434111201/183202605, 2021-06.[13] ESG Today. EY carbon to recruit 1300 people and invest 100 million[EB/OL].https://www.consultancy.uk/news/30420/ey-carbon-to-recruit-1300-people-and-invest-100-million,2022-02.[14] ESG Today. KPMG to invest over 1.5 billion to boost ESG solutions, provide ESG training to all employees[EB/OL]. https://www.esgtoday.com/kpmg-to-invest-over-1-5-billion-to-boost-esg-solutions-provide-esg-training-to-all-employees, 2021-10.

42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企业管理[15] Deloitte. Deloitte launches climate learning program to empower all three hundred and thirty thousand people to take action[EB/OL]. https://www2.deloitte.com/mt/en/pages/about-deloitte/press-releases/2021/deloitte-launches-climate-learning-program-to-empower-all-three-hundred-and-thirty-thousand-people-to-take-action.html, 2021-08.

43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文化产业江西长征红色文化资源文创设计与品牌构建研究陆建军【内容摘要】在文旅融合与红色文化传承的时代背景下，本研究聚焦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江西段红色文创产品设计与品牌构建，旨在解决该领域存在的同质化、体验浅层化等问题，探索其创新发展路径。通过文献研究、实地考察与设计实践结合的方法，系统梳理与提炼江西红色文化核心要素。本研究提出“地域符号提取—叙事转译—多元载体创新”的设计框架，以“八一精神”为内核，提炼出历史事件、地标建筑、革命文物及精神意象四维符号体系。研究确立了“地域性、创新性、功能性”设计原则，并结合品牌 IP 化运营与区域协同策略，最终构建了融合上述要素、兼具文化深度与市场活力的红色文创生态系统，为江西红色文化资源的活化利用提供了系统的理论与实践路径。【关 键 词】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江西段；红色文创；产品设计；品牌构建；八一精神【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and red culture inheritance,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design and branding of red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Jiangxi section of the Long March National Cultural Park, aiming at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homogenization and shallow experience existing in this field and exploring the path of its innovative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litera-ture research, fieldwork and design practice, the core elements of Jiangxi red culture are systematically sort-ed out and refined. This study proposes the design framework of “extraction of regional symbols - narrative translation - innovation of multiple carriers”, taking the “August 1st Spirit” as the kernel, and refining the four-dimensional symbols of historical events, landmark buildings, revolutionary artifacts and spiritual imag-ery. The four-dimensional symbol system of historical events, landmark buildings,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and spiritual imagery is refined with the “August 1st Spirit” as the core. The study establishes the design principles of “locality, innovation and functionality”, and combines the IP-based operation of the brand with regional synergistic strategies to finally build a red cultural and creative ecosystem that integrates the above elements, combines cultural depth and market vitality, and provides a systematic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ath to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use of Jiangxi’s red cultural resources.【Keywords】Long March National Cultural Park; Jiangxi Section; Red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Product Design; Brand Building; Spirit of August 1st【作者简介】陆建军（1979-），男，浙江淳安人，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副教授（江西 南昌 330000），研究方向 :美术与设计研究、职业教育。

44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文化产业一、引言2019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列为首批建设项目，旨在通过整合长征沿线 15 个省区市的文物和文化资源，构建全方位展示长征历史、弘扬长征精神的国家级文化地标。作为长征的重要起点和核心区域，江西段涵盖了南昌起义、井冈山斗争、瑞金中央苏区等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拥有革命遗址 2960 处、可移动革命文物 4.36 万件、革命博物馆纪念馆 65 家，红色资源密度与历史价值居全国前列，具备发展红色文创产业的天然优势。然而当前江西红色文创市场存在显著短板：一是产品同质化严重，80%以上的文创集中于钥匙扣、徽章等常规品类，普遍滥用军旗、步枪等通用红色符号，对“安源工人运动”“赣南游击战”等本土特色历史场景挖掘不足；二是创新维度单一，多停留在“图案移植”层面，缺乏对红色精神的现代转译；三是品牌辨识度低，尚未形成如“故宫文创”“延安红街”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IP 体系，市场竞争力薄弱。当前学界围绕红色文创设计已形成“资源挖掘——符号转译——体验创新”的研究主线，并与国家文化公园战略深度耦合。艾皓冉（2025）指出南昌红色文创在文旅融合中需强化地域叙事，避免同质化；胡志才（2023）以安源为例，验证了“智能交互 + 材质叙事”对深度体验的增益，呼应本文“物理产品 + 数字内容”框架。黄晶（2018）从井冈山案例提炼出“精神意象图形化”路径，为本研究四维符号体系提供方法参照。黄文娟等（2025）构建的顾客感知价值模型强调文化真实性与功能创新的平衡，佐证本文“地域性、创新性、功能性”三原则的必要性。陈筱等（2024）提出湘赣边区适应性设计策略，为区域协同提供实证；段荣瑞等（2025）聚焦陶瓷载体，拓展了红色基因的材质表达维度。此外，李磊等（2021）与王红艳（2024）分别从旅游流与县域发展视角，揭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对文创产业链的拉动效应，孙嘉渊（2021）、姚贱苟（2024）及段廷璐等（2024）则从政策与生态维度，为跨区域资源整合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启示。这些问题导致江西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未能有效转化为文化生产力，亟需通过系统性的设计策略与品牌构建路径实现突破。本研究聚焦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江西段）红色文创设计与品牌构建，旨在通过系统性设计策略与品牌管理方法，破解红色文化资源活化利用瓶颈，实现文化传承、经济发展与教育创新多维价值，具体体现如下：（1）文化传承与活化维度：针对红色文创产品符号滥用、内涵浅表化问题，本研究提出“地域符号提取—叙事转译—多元载体创新”设计转化框架。该框架以文化遗产活化理论为支撑，挖掘江西核心文化基因并进行转译与设计表达，推动红色文化从博物馆展陈向日常产品转化，提升文化认同与传播效能。（2）产业升级与经济驱动维度：针对江西红色文创市场同质化、缺品牌、附加值低现状，本研究强调“地域性、创新性、功能性”设计原则，引入品牌 IP 化运营与区域协同策略。该路径以文化创意产业与品牌资产理论为基础，提升产品竞争力与价值，发展高附加值文创可拉动旅游消费、优

45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文化产业化产业结构、创造经济收益，服务区域振兴战略。（3）教育模式创新维度：针对传统红色教育单向灌输、体验不足等问题，本研究探索“叙事型文创”设计路径，基于体验式学习与博物馆教育理论。该路径借鉴智能互动设计，构建“认知——体验——认同”教育范式，对青少年可深化其对红色历史理解，激发共鸣，内化价值观。二、江西红色文化资源与文创现状分析（一）资源特质1.历史事件资源江西拥有多个改写中国革命进程的标志性事件：1927 年南昌起义开创了中共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纪元，1928 年井冈山会师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1931 年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构建了红色政权雏形。这些事件包含丰富的叙事素材，如南昌起义中的“三河坝分兵”“女兵队伍”，井冈山斗争中的“挑粮小道”“黄洋界保卫战”，均可转化为文创产品的故事内核，形成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独特竞争力。2.地标建筑资源江西红色地标兼具历史价值与视觉辨识度：南昌八一起义纪念塔以“军旗”造型构成城市天际线焦点，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的“井冈山精神永放光芒”题词墙，瑞金“二苏大”会址的八角楼穹顶，这些建筑的轮廓线条、空间形态可抽象为文创设计的核心符号。例如将纪念塔轮廓转化为书签造型，将八角楼穹顶简化为台灯底座，实现建筑意象的功能性转译。3.革命文物资源江西馆藏革命文物中，军事密码本、红军马灯、工人夜校课本等物品具有强烈的场景代入感。安源路矿工人纪念馆收藏的 1922 年罢工标语旗，其毛笔书写的“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字样，既具书法艺术价值，又承载工人运动精神；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朱德的扁担”，其质朴的木质纹理与“朱德的扁担不准乱拿”的刻字，蕴含着艰苦奋斗的精神密码。这些文物的材质、纹样、功能可成为文创设计的灵感来源。4.精神意象资源江西红色文化孕育的精神谱系具有鲜明地域特征：“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井冈山精神，“听党指挥、敢为人先、百折不挠、为民奋斗”的八一精神，“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的苏区精神。这些精神意象虽抽象但可通过设计语言具象化，如用“星火燎原”的光影效果诠释信念力量，用“崎岖山路”的造型语言表现艰苦奋斗。（二）现存问题1.产品同质化严重市场调研显示，江西红色景区在售文创中，75% 的产品与延安、西柏坡等地区同质化，仅通过

46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文化产业印刻“井冈山”“南昌”等地名进行区分。例如各地均销售的“红军包”，除颜色、尺寸一致外，图案均为五角星与步枪组合，未能体现“井冈山红军包多为百姓手工缝制”“赣南红军包常绣有客家纹样”等地域差异，导致消费者难以形成品牌记忆。2.体验设计浅层化现有产品多为静态观赏或简单实用型，缺乏深度互动体验。对比西安“红色剧本杀”、上海“中共一大会址 AR 导览”等创新形式，江西红色文创仍停留在“看图案、记符号”的初级阶段。如井冈山景区售卖的陶瓷杯，仅将“井冈山”字样与五指峰图案组合，未设置任何触发历史叙事的交互设计，难以让消费者产生情感共鸣。3.品牌运营碎片化江西红色文创呈现“各自为战”的分散状态：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分别开发文创产品，缺乏统一的品牌视觉系统与传播策略。例如同样以“红军”为主题，三地产品在色彩、字体、包装风格上差异显著，无法形成集群效应，削弱了江西红色文创的整体影响力。三、红色文创产品设计策略（一）设计三原则1.地域性原则强化“地域符号 +红色基因”的融合设计，挖掘江西特有的自然人文元素与红色历史的关联点。饮食方面，将南昌拌粉的“市井烟火气”与革命历史结合，设计“赣粉客”包装：碗型包装盒印刻“1927 年南昌起义期间，百姓为起义军送拌粉”的历史场景，筷子套印“吃饱好打仗”的红军标语，既突出地方美食特色，又传递军民鱼水情。工艺方面，利用景德镇陶瓷“白如玉、明如镜”的特质，设计“星火相传”茶具套装：茶杯外壁用青花绘制井冈山五指峰，杯底暗藏“星星之火”篆刻，倒入热水后显现；茶盘雕刻“朱毛红军挑粮路线图”，将传统陶瓷工艺与红色叙事结合，形成独特的地域文化表达。2.创新性原则在艺术表现上突破传统写实风格，采用版画、剪纸等现代艺术语言转译红色场景。如用黑白版画表现南昌起义的冲锋画面，通过线条的粗细变化强化战斗的紧张感；用客家剪纸工艺再现“扩红运动”中百姓送子参军的场景，以镂空技法表现情感张力。在技术应用上引入 AR、NFC 等智能技术，构建“物理产品 +数字内容”的双层体验。设计“会师井冈山”AR 徽章：徽章本体采用锌合金压铸，正面为毛泽东与朱德握手的浮雕；扫描徽章即可触发三维动画，重现 1928 年两军会师时“红旗招展、军民欢呼”的场景，并同步播放历史解说，实现“触摸实物、穿越历史”的沉浸体验。

47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文化产业3.功能性原则开发覆盖“日常使用—仪式纪念—教育互动”的多元产品矩阵。日用品类设计“八一”主题文具：尺子边缘镂空八一起义纪念塔轮廓，测量时可在纸面投射塔影；笔记本内页穿插“革命知识点”填空，如“南昌起义总指挥是 ______”，让学习过程自然融入书写行为。仪式场景类设计“重走长征路”打卡套装：包含 12 个江西段长征节点纪念章（瑞金、于都、遵义等），配套地图笔记本，游客每到一地盖章时，章面会浮现该节点的历史事件简介，集齐后可拼合成完整长征路线图，将旅游过程转化为历史认知过程。（二）设计路径1.符号提取与转译建立“元素——符号——产品”的转化链条：从历史资源中提取核心元素，抽象为设计符号，再赋予功能属性。以“井冈山精神”为例，提取“油灯”（代表信念）、“山路”（代表奋斗）元素，转化为“星火夜灯”设计：灯体采用多层木质结构，外层雕刻崎岖山路纹理，内层蚀刻红军行军剪影，灯光透过木纹投射出“星星之火”光影，使“艰苦奋斗”的精神具象化为可感知的光影效果。从革命文物中提取视觉符号，进行现代重构。如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齿轮 + 镰刀”标识，可简化为几何图形应用于 U 盘外壳；红军军服的“绑腿”纹样，可转化为围巾的提花图案，既保留历史记忆，又符合现代审美。2.载体创新与场景融入突破传统载体局限，将红色元素植入多元生活场景。食品载体方面，设计“长征干粮”系列：将兴国红薯干包装成“红军干粮袋”造型，袋身印“1934 年红军长征过赣南，百姓用红薯支援红军”的故事；庐山云雾茶包装采用“油纸包”形式，附“陈毅在赣南游击战中以茶代药”的历史卡片，让食品消费成为红色教育的载体。数字载体方面，开发“江西红”APP，整合 AR 导览、文创商城、红色知识闯关功能：用户扫描景区文物可触发虚拟讲解，购买的文创产品可生成数字藏品，通过答题解锁“红军家书”等独家内容，构建线上线下联动的红色文化体验生态。四、品牌构建路径与区域协同（一）品牌 IP 化运营1.视觉识别系统构建确立“革命红 + 青花蓝 + 稻穗金”的主色调体系：革命红源自军旗色彩，象征热血与忠诚；青花蓝取自景德镇瓷器，代表地域文化；稻穗金呼应“江西粮仓”特质，寓意军民共生。三者按 6:3:1的比例应用于产品包装与宣传物料，形成统一视觉符号。设计“赣鄱红”核心 LOGO：以八一起义纪念塔轮廓为主体，塔尖延伸为五角星，塔身融入井冈山翠竹线条，底部以波浪纹象征赣江，通过建筑、自然、河流元素的融合，浓缩江西红色文化特质。

48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文化产业字体采用“革命楷体”，在楷书基础上融入军事密码本的手写笔触，兼具庄重感与历史感。2.IP 矩阵开发打造“红娃”系列 IP 形象：“军军”（男娃，穿红军军装，手持步枪）代表军事历史，“井井”（女娃，戴斗笠，背竹篓）代表井冈山精神，“瑞瑞”（童娃，持书卷，坐八角楼）代表苏区文化。三个形象既独立成篇又相互关联，可应用于文具、玩具、数字藏品等不同载体。开发 IP 衍生内容：制作“红娃说历史”系列短视频，通过动画形式讲述江西红色故事；推出 IP主题盲盒，每个盲盒包含不同历史场景中的红娃形象及对应历史卡片，激发收藏与传播热情。（二）区域协同发展1.湘赣红色文创走廊建设联合湖南推出“长征印记”跨省通票：涵盖井冈山、南昌、瑞金、韶山、芷江等 10 个核心景点，内含门票、文创折扣券、AR 导览权限。通票采用“撕拉式”设计，每游览一地可撕下对应区域，露出两地联动的历史故事（如“1934 年红军从瑞金出发，1935 年抵达湖南通道”），强化长征历史的完整性认知。建立湘赣文创设计联盟：整合景德镇陶瓷大学、湖南大学设计学院等院校资源，每年举办“长征文创设计大赛”，围绕“会师”“军民情”等主题联合开发产品，实现设计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2.产业链协同机制构建“政府 +高校 +企业”三元合作模式：政府层面出台《江西红色文创产业发展扶持办法》，设立专项基金，对优秀项目给予最高 50 万元补贴；高校层面，景德镇陶瓷大学设立红色文创研究院，开展符号提取、工艺创新等研究；企业层面，培育“江报文创”“井冈红”等龙头企业，负责产品生产与市场推广。例如“声动安源”智能故事机的开发，由萍乡市政府牵头，安源路矿工人纪念馆提供历史素材，景德镇某电子企业完成生产，形成“文化资源—设计研发—市场转化”的完整链条。五、设计实践与案例分析（一）“声动安源”智能故事机该产品以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为核心，采用“材质叙事 + 技术交互”设计：机身选用胡桃木，通过激光雕刻再现 1922 年安源煤矿巷道分布图，关键节点标注革命标语；顶部红色有机玻璃五角星为交互按钮，触摸不同巷道区域可播放对应场景的音频故事。技术上整合 NFC 与语音识别功能：支持“请讲一个安源罢工的故事”等语音指令，连接 APP 可查看历史背景资料与扩展阅读。在安源景区试点期间，该产品月销量明显提升，购买者为亲子家庭为主，用户反馈“孩子通过故事机主动追问历史细节”，验证了互动叙事设计的教育价值。

49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文化产业图一 “声动安源”智能故事机（二）“八一丰碑”系列文创1.文具套装包含亚克力尺子、钛合金书签与特种纸笔记本：尺子 15cm 长度对应“1927 年”，边缘镂空八一起义纪念塔轮廓，刻度线与塔身线条融合；书签蚀刻起义军进攻路线图，采用军绿色阳极氧化工艺；笔记本封面压印“南昌起义”浮雕，内页设置 6 处空白打卡区，对应总指挥部旧址等景点，配套铜质纪念章。该套装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销售显著高于普通文创产品，说明功能性与仪式感结合的设计更受市场认可。图二 亚克力尺子

50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文化产业2. AR 徽章系列包含 3 款主题：“冲锋”（南昌起义）、“会师”（井冈山）、“星火”（瑞金）。徽章采用珐琅工艺，“冲锋”款再现起义军突破城门场景，扫描后触发 3D 动画，展现“深夜进攻——占领南昌——宣布起义”的历史过程；“星火”款通过 AR 技术将用户手机变为“苏区电台”，可收听模拟的“红色电波”。图三 “冲锋”（南昌起义）六、结语与展望（一）研究结论本研究通过系统分析江西红色文化资源与文创现状，提出“三维突破”路径：在文化表达上，需深耕“八一精神”“井冈山精神”的地域独特性，避免符号化复制；在技术应用上，AR、智能交互等手段能有效提升体验深度，构建“感知—认知—认同”的情感链条；在产业运营上，区域协同与 IP 化运营是形成市场竞争力的关键，湘赣联动与“政产学研”合作可降低创新成本。（二）未来展望技术融合方面，可探索元宇宙技术应用，构建“虚拟长征江西段”，用户通过 VR 设备“参与”历史事件，文创产品作为虚拟场景的实体入口；材料创新上，研发温感变色陶瓷、光敏纤维等智能材料，使产品随环境变化显现隐藏的红色符号。品牌拓展方面，推动红色 IP 与本土产业跨界联名，如与江铃汽车合作推出“红军车”主题车型，与煌上煌联名“红军干粮”食品；探索国际传播路径，通过“红色瓷器”展览、IP形象海外授权等形式，让江西红色文化走向世界。评估体系方面，需建立“文化保真度——用户体验度——市场可持续性”三维评价指标，避免过度商业化导致历史失真，确保红色文创在传承与创新中实现平衡发展。

51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文化产业参考文献[1] 艾皓冉.文旅融合背景下南昌红色文创设计[D].南昌大学,2025.[2] 胡志才.基于安源红色文化的智能型文创产品设计[J].包装工程,2023,44(12):187-193.[3] 黄晶.井冈山红色文化创意产品设计[J].包装工程,2018,39(8):156-160.[4] 黄文娟,许瀚予,曾凡桂.红色旅游文创产品顾客感知价值模型构建与影响因子研究[J].包装工程,2025,46(06).[5] 陈筱,李家宇,周易华.湘赣边区红色文化创意产品的适应性开发与设计[J].家具与室内装饰,2024,31(07):106-113.[6] 王红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背景下静宁县红色旅游发展对策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2024.[7] 段荣瑞,宁帅,李炫燕.红色文化基因在陶瓷文创中的应用研究[J].家具与室内装饰,2025,32(06):94-97.[8] 李磊,陶卓民,赖志城,等.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红色旅游资源网络关注度及其旅游流网络结构分析[J].自然资源学报,2021,36(07):1811-1824.[9] 孙嘉渊.跨区域国家级文化工程机遇下区域经济发展对策研究——以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为例[J].现代商业,2021,(24):92-94.[10] 姚贱苟,颜奥.乡村振兴促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政策探究[J].传承,2024,(03):115-124.[11] 段廷璐,李娜,黄志旁,等.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研究进展[J].生态学报,2024,44(12):4964-4972.

52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文化产业“一测三评四析”模式与综合学科教育治理：中小学体音美教育质量监测的管理实践张本岩 沈德凤【内容提要】在基础教育体系中，体育、音乐、美术等综合学科长期处于边缘化境地，面临课程地位弱化、师资不足和评价体系缺失等困境。为破解这一问题，本文提出并实践了“一测三评四析”教育质量监测模式，形成“测——评——析”闭环治理机制。研究从理论基础、实践路径和治理成效三个维度展开，阐释该模式如何促进学生全面素养提升、推动教师专业成长、优化学校课程结构，并在区域层面实现教育公平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文章指出，该模式在监测驱动、数据化决策和多元协同方面体现了教育治理创新，但在结果应用、学科均衡和数据治理上仍有不足。研究认为，“一测三评四析”不仅是一种教育质量监测工具，更是综合学科教育治理的重要制度探索，对推进基础教育现代化具有现实意义和推广价值。【关 键 词】一测三评四析；体音美教育；教育治理；质量监测；基础教育现代化【 Abstract 】In China’s basic education system, comprehensive subjects such as physical education, music, and art have long been marginalized due to their weak curricular status, shortage of qualified teachers, and lack of systematic evaluation mechanisms.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this study introduces and imple-ments the “One Test, Three Evaluations, Four Analyses” model, which establishes an integrated governance cycle of testing,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Drawing on its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s, practical pathways, and governance outcomes, the paper examines how the model enhances students’ holistic competencies, sup-ports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ptimizes school curricula, and promotes educational equity and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at the regional level. From a management science perspective, the model exem-plifies governance innovation through monitoring-driven strategies, data-informed decision-making, and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on. Nonetheless, challenges remain in the application of monitoring results, balanced subject development, and data governance.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model serves not only as a tool for quality monitoring but also as a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for the governance of comprehensive sub-jects, offering valuable insights for adv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basic education.【Keywords】One Test, Three Evaluations, Four Analyses; physical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educa-tional governance; quality monitoring; modernization of basic education【作者简介】张本岩（1966-），男，吉林辽源人，辽源市教育学院副教授（吉林 辽源 136200）研究方向：基础教育体育与健康：教学研究、学校体育工作开展、课堂教学改革、体育教师培养培训；

53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文化产业沈德凤（1968-），女，吉林辽源人，辽源市教育学院副教授，（吉林 辽源 136200），研究方向：基础教育教学与管理、干部与教师培养培训、教学研究与科学研究。一、引言教育质量评价是推进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也是深化基础教育改革的核心议题。长期以来，我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主要聚焦于语文、数学、外语等学科，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指标体系和测评方法。然而，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愈发凸显，单一的学科监测已无法全面反映教育质量的真实水平。特别是在体育、音乐、美术等综合学科领域，长期存在“重智轻体”“重分数轻素养”的问题，导致这些学科在课程开设、师资建设与质量保障上均面临现实困境。因此，如何通过科学的监测模式推动综合学科教育治理，成为亟待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一测三评四析”模式的提出与实践，为综合学科教育质量监测提供了全新的治理思路。所谓“一测”，即通过统一标准化测试实现对学生基本素养的基础性测量；“三评”，即多维度开展教师评价、学生自评与专家评估，从而实现对教育质量的全面考量；“四析”，则是通过数据分析、比较分析、案例分析与发展性分析，形成对教育过程和结果的深度解读。该模式不仅拓展了教育质量监测的内涵，而且突破了以往单一量化考核的局限，构建起“测——评——析”一体化的治理框架。这一创新尝试契合了教育评价改革“破五唯”的政策导向，也回应了综合学科发展长期以来的薄弱环节。与传统学科相比，体音美教育具有鲜明的实践性、体验性与综合性特征，其教育成效往往难以通过单一测评工具加以准确呈现。正因如此，推进体音美学科教育质量监测不仅需要科学合理的测量方式，更需要多元评价的支撑和系统分析的保障。“一测三评四析”模式在实践中通过多层次的治理机制，既关注学生的学科素养与艺术特长，也兼顾学校课程实施与教师教学成效，从而实现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其背后的理念并非仅仅是评价手段的革新，而是以监测促进教育治理，以评价推动学科发展，进而实现学生全面发展的战略目标。这一模式的提出与实践，正体现了教育评价与教育治理之间的深度耦合。基于上述认识，本文拟从教育治理的视角出发，对“一测三评四析”模式的理论内涵、实践探索与治理成效进行系统研究。首先，分析该模式的提出背景与理论基础，揭示其在综合学科教育治理中的定位与价值；其次，结合具体实践案例，阐释其在中小学体音美教育质量监测中的具体应用，探索其在教学改进、课程建设与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最后，对该模式的优势与不足进行反思，提出进一步完善综合学科教育质量监测的路径。通过这一研究，旨在为综合学科教育治理提供可资借鉴的模式经验，并为推动基础教育领域的科学决策与政策优化提供参考。二、体音美等综合学科的困境在当前的基础教育体系中，语数外等主干学科由于直接关系到升学考试与教育评价而长期处于核心地位，而体育、音乐、美术等综合学科则相对处于边缘位置。这种“重智轻艺”的倾向不仅影

54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文化产业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也制约了学校教育的整体均衡。尤其是在中小学阶段，考试指挥棒依然发挥着强大的导向作用，学校与家长普遍将有限的资源优先投入到与升学直接相关的学科上，导致综合学科在课时安排、教学设施、经费保障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这一现象在城乡、区域之间的差异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部分薄弱学校甚至出现了“有课无师”或“有课无场地”的情况，使综合学科的教育价值难以真正落地。除了制度性边缘化，师资队伍的结构性不足亦是综合学科发展面临的主要瓶颈。长期以来，体育、音乐、美术等学科教师的数量和质量均存在欠缺。部分学校因缺乏专职教师，不得不安排非专业背景的教师代课，这不仅削弱了课堂教学的专业性，也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科体验。即便在师资较为充足的地区，教师的专业发展与职后培训也存在不足，导致综合学科教学中难以有效体现课程标准所要求的育人价值。教师地位的弱化进一步影响了学科建设的稳定性，使综合学科陷入“低投入——低成效——低重视”的恶性循环。在教育评价层面，综合学科的困境还体现在缺乏科学的质量监测与反馈机制。传统的评价体系往往强调学科成绩的量化与排名，却较少关注学生在体育素养、艺术修养、审美能力等方面的成长过程与综合表现。即便近年政策文件中不断强调“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具体操作中，综合学科的考查仍然流于形式，评价结果难以发挥导向和激励作用。教师和学校缺乏相应的评价数据支持，在教育教学改进中难以形成科学依据，导致综合学科的发展停留在“口号式强调”而非“制度性落实”的阶段。更为深层的问题在于社会与家庭观念对综合学科的低估。许多家长将体育、美术、音乐视为“副课”，其主要功能在于调节学生学习压力，而非培养长期素养或奠定综合能力。这种功利化的教育观念不仅影响了学生对学科的认知与投入，也使得学校在落实相关政策时顾虑重重。学校层面若过度强调综合学科，可能会被质疑“影响升学”，这无形中强化了综合学科在教育治理格局中的边缘地位。因此，社会认知、家庭支持与学校实践之间的张力，构成了制约体音美学科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综上所述，体音美等综合学科的发展困境并非单一层面的问题，而是由政策落实不足、资源分配不均、师资结构失衡、评价体系缺位以及社会观念偏差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困境不仅导致综合学科难以在教育体系中发挥应有的育人功能，也对教育公平与学生全面发展形成了严重制约。在这一背景下，探索科学有效的监测与评价机制成为教育治理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而“一测三评四析”模式的提出，正是在回应这一现实困境的基础上应运而生。三、“一测三评四析”模式的构建在面对体音美等综合学科长期存在的发展困境时，亟需通过教育治理方式的创新来打破既有的制度壁垒与实践瓶颈。“一测三评四析”模式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一种综合性解决路径，旨在通过科学化、系统化的设计，实现综合学科教学质量的有效监测与动态改进。该模式不仅回应了政策层面对“五育并举”的要求，更为学校与教师提供了可操作的制度化工具，从而推动体音美教育走向常态化、规范化和高质量发展。

55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文化产业“一测”是模式的基础，指建立统一化、标准化的综合学科质量测评机制。通过对学生在体育、音乐、美术等领域的学习表现进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测评，可以有效突破以往单一依赖比赛或展演的局限。该测评体系应当涵盖体能水平、艺术素养、创造力表现、学习过程等多维度指标，并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数据采集与动态更新。这样不仅能够为学生的个体发展提供可视化的成长档案，也为教师改进教学提供了精准的数据支撑。“三评”是模式的核心，即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综合评价机制。第一是教师评价，由学科教师根据学生的课堂表现、作品完成度及学习进步情况进行专业判断；第二是学生自评与互评，通过引导学生对自身学习过程进行反思，并在小组或同伴互动中开展互评，提升其自主学习与协作意识；第三是社会与家长评价，通过开放性展示、问卷调查、社会实践反馈等方式，让家长和社会群体参与到综合学科质量的评价中来。这种多元评价的加入，有助于打破单一“教师中心”的局限，实现教育治理的共建共享。“四析”是模式的提升环节，强调在测评与评价的基础上开展深入的分析，以形成对学科发展的系统性理解。具体而言，第一是过程分析，重视对学生学习轨迹与教师教学过程的追踪和解读；第二是数据分析，依托信息化平台对测评与评价数据进行统计与建模，发现其中的规律与问题；第三是比较分析，通过不同学校、不同地区之间的对照研究，寻找差距并总结经验；第四是改进分析，结合前述各类分析结果，形成针对性改进方案，推动教学质量持续优化。通过“四析”，不仅能够为教学实践提供科学指导，也能为教育政策调整提供实证依据。由此可见，“一测三评四析”模式并非简单的技术性工具，而是一种兼具科学性与制度性的治理机制。它通过“测”建立标准，以“评”引入多元主体，再以“析”形成系统反馈，从而构建起一个闭环的质量监测与改进体系。这一模式既能回应综合学科在资源配置、师资发展、社会认知等方面的现实困境，又能为教育现代化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路径，体现出较强的实践价值与理论意义。四、治理模式的实践价值与现实意义“一测三评四析”模式不仅是一种理论上的构想，更在中小学体音美教育的治理实践中展现出突出的价值。其核心贡献在于通过科学化的质量监测体系，改变了长期以来综合学科“重活动、轻评价”的局面，使教育治理具备了可量化、可追踪和可反馈的机制。这种治理的转向，体现了教育现代化背景下对“全过程质量管理”的回应，为综合学科教育从边缘走向中心提供了切实的路径。首先，该模式在促进教育公平与资源优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传统上，体音美等综合学科在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之间的发展差异较大，尤其在城乡学校之间，师资力量、教学条件和课程开设存在明显不均衡。“一测三评四析”模式通过统一化的测评标准和数据化管理，为各类学校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同时也为教育行政部门进行资源配置提供了科学依据。这不仅能够引导有限的资源向薄弱环节倾斜，还能在全局层面推动教育公平的实现。其次，该模式在推动教师专业发展与教学改进方面成效显著。通过系统性的“测——评——析”闭环机制，教师能够获得来自学生、同伴和社会多维度的反馈，进而发现教学中的不足与潜力。这

56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文化产业种以数据和评价为支撑的专业发展路径，打破了以往教师依赖经验和直觉改进教学的局限，使教师成长更具方向性和可操作性。尤其在体音美学科中，教师往往缺乏系统的质量监测工具，“一测三评四析”为教师提供了量化的参照标准，从而增强了学科的专业性与规范性。再次，该模式在增强学生综合素养与发展动力方面具有积极作用。通过多元化的评价体系，学生不仅能够在体育、音乐、美术等方面展现个性化的才能，而且能够通过自评和互评培养反思能力与合作精神。在社会与家长评价的介入下，学生的学习成果得以被更广泛的群体认同，这不仅提升了学科的社会关注度，也增强了学生自身的文化认同感和价值感。可以说，“一测三评四析”模式在治理过程中有效实现了“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教育理念。最后，该模式对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示范意义。其提出与实践，不仅是体音美学科治理的创新尝试，也是我国教育治理模式整体转型的缩影。在当前“双减”政策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背景下，综合学科教育质量监测亟需探索新的路径。“一测三评四析”模式通过构建闭环治理结构，将政策要求转化为具体的操作模式，为其他学科领域乃至整体教育治理提供了经验借鉴。这不仅有助于推动教育治理的科学化和精细化，也为教育现代化提供了制度创新的实践样本。综上，“一测三评四析”模式既回应了体音美等综合学科的现实困境，也在教育公平、教师发展、学生成长和治理现代化等方面展现出深远的价值。它为综合学科教育从“附属地位”走向“核心地位”提供了路径选择，标志着教育治理理念由单一绩效导向走向多维价值追求的转型。五、成效与经验（一）学生层面：全面素养提升通过“一测三评四析”模式的实施，学生在体育、美育、科技素养等方面呈现出整体性提升。体育方面，监测结果显示学生体质健康合格率逐年上升，耐力、速度、协调性等指标得到改进；美育方面，音乐、美术课程的普及度和学生参与率显著提高，学生的艺术感知力与审美能力逐渐增强；科技素养方面，跨学科实践活动与科学实验课程得到重视，学生的探究能力和创新意识逐步培养。监测不仅关注学业成绩，更注重综合素养，使学生发展趋向全面化。（二）教师层面：专业化与结构优化模式运行推动了教师队伍建设的改善。监测数据倒逼各地加强专职教师的配备，体育、音乐、美术等学科的专任教师比例逐年提高，兼职、跨岗现象逐步减少。同时，通过“三评”中的教师评价环节，教师的教学行为得到持续反馈，促进其在课堂设计、学科融合、学生活动组织等方面不断改进。各级教研部门结合“四析”成果，为教师提供针对性培训，显著提升了教师的专业素养与教学质量。（三）学校层面：课程优化与特色建设“一测三评四析”促使学校对课程结构进行重新审视和优化。非统考学科不再被视为附属，而是纳入学校课程体系的核心环节。例如，部分学校在艺术、体育领域形成特色化发展方向，打造“足球特色校”“美术实验校”等品牌，增强学校的文化内涵和办学特色。监测反馈机制推动学校逐渐形成以学生全面发展为导向的课程建设思路，实现了从“重分数”到“重素养”的转变。

57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文化产业（四）区域教育治理：公平与均衡发展在区域层面，模式的推广实现了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通过“市测—县区测—校测”的联动机制，区域内教育质量差异逐渐缩小，城乡之间、校际之间的教育机会趋向公平。监测结果成为政府教育决策的重要依据，有助于精准投入和科学调配资源。例如，在监测中发现薄弱学科的地区，教育行政部门会优先配置师资与经费，促进教育公平。区域教育治理因此从单一行政管控走向基于数据的科学治理，为推进“五育并举”提供了制度化保障。六、管理科学视角下的启示（一）监测驱动的教育治理创新从管理科学的角度来看，“一测三评四析”模式的最大价值在于通过监测推动治理。传统教育管理往往依赖经验判断，缺乏客观量化支撑，容易出现政策执行碎片化、效果评估滞后的问题。而该模式将定期监测置于治理核心环节，形成了“以测促评、以评促管、以管促改”的逻辑链条。监测数据不仅能够客观呈现学生体音美等综合学科的发展状态，还能通过对教师教学过程、学校课程安排的跟踪，发现教育资源配置与教学质量中的短板。这种监测驱动的治理创新，本质上是通过科学测量与系统反馈，实现教育治理由“事后补救”向“前置预警”的转型，显著提升了政策执行的精准度与效能。（二）多元主体协同的教育治理模式“一测三评四析”模式不仅强调监测环节的科学性，更突出了治理过程中的多元协同。在实施过程中，市、县区、学校、教师、学生等不同层级与角色均被纳入监测与评价体系，构建起教育治理的多维网络。县区教育局承担统筹与监督职能，市级学院和研究机构提供专业指导与数据分析，学校在一线落实课程安排与教学改进，教师与学生则直接参与到“教”与“学”的环节中。这种多元主体的协同机制，使治理不再是单向度的行政命令，而是形成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既保障了政策落地的统一性，又促进了学校与教师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其结果是综合学科教育质量提升不仅成为政府的责任，也成为学校和教师的自觉行动，真正实现了教育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三）数据化、科学化的教育决策支持管理科学的核心在于以数据支撑决策，避免主观随意性。“一测三评四析”模式在运行中积累了大量关于学生发展、教师教学、学校管理的多维度数据。这些数据经过分层分类分析后，不仅能够生成横向的对比报告，还能形成纵向的追踪曲线，清晰呈现教育质量的演变轨迹。这为教育行政部门提供了科学化的决策依据，避免了“凭感觉”分配资源或制定政策的现象。同时，数据的公开与透明也增强了教育治理的公信力，使政策执行更加符合教育公平与教育规律。在这一过程中，数据化不仅是管理工具，更是一种治理理念的更新，体现出新时代教育管理从经验导向向科学导向的根本转型。

58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文化产业七、存在问题与改进方向（一）监测结果应用不足的问题虽然“一测三评四析”模式在体音美等综合学科教育质量监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实践层面仍存在监测结果转化不足的问题。部分学校和教师在接受监测反馈后，往往将其视为阶段性检查，而未能真正内化为改进教学和完善课程的动力。这种“重测轻用”的现象，使得数据与治理之间的桥梁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削弱了监测的价值。此外，由于部分地区教育资源有限，学校缺乏专业教师和配套设施，即便发现了问题，也难以及时调整与改进。为解决这一问题，应进一步强化结果应用机制，例如建立以监测结果为依据的奖惩制度，将其与教师培训、学校资源分配等环节紧密结合，确保监测反馈真正转化为治理实践的改进动力。（二）学科均衡发展仍面临挑战在当前的教育生态中，体音美等综合学科仍处于相对弱势地位，长期以来受制于“重主科、轻副科”的观念影响。尽管“一测三评四析”模式在监测与治理层面已对这一不均衡现象进行矫正，但在学校具体实践中，主科依然占据了教学时间与资源的主体位置。部分家长和学生也对体音美学科的价值缺乏充分认识，认为其对升学与考试帮助有限。这导致即便监测结果指出综合学科的重要性，学校在实际调整中仍存在动力不足。要改变这一现状，需要政策层面的进一步引导，例如将体音美学科成绩纳入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强化其在学生全面发展中的地位；同时加强宣传与社会动员，使家长和社会逐步认识到综合学科在塑造学生人格与培养核心素养中的独特作用，从而形成教育治理与社会认知的良性互动。（三）数据治理与信息安全的隐忧随着“一测三评四析”模式的深入推进，教育治理日益依赖于大规模的数据收集与分析。在这一过程中，如何确保数据治理的科学性与信息安全，成为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部分地区在数据管理中存在技术手段不足、标准不统一等情况，可能导致数据使用效率不高，甚至出现信息泄露风险。同时，过度依赖数据也可能造成“唯数据论”的倾向，忽视了教育中难以量化的育人价值。为此，需要从两方面加以改进：一是完善数据治理体系，建立统一的标准和技术规范，确保数据收集、存储与分析的科学性与安全性；二是在使用数据进行教育决策时，注重与定性研究和教育实践经验的结合，避免陷入过度量化的误区，真正实现科学治理与人文关怀的统一。八、结语“一测三评四析”模式的提出与实践，体现了在新时代教育治理理念下对中小学体音美等综合学科质量监测的创新探索。该模式通过一次测评实现多维度评价，并辅之以深度分析，不仅拓展了教育质量监测的内涵，而且推动了教育治理方式由经验化走向科学化、系统化。在实践层面，该模式有效回应了长期以来综合学科被边缘化的问题，提升了体音美教育的地位，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59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文化产业提供了新的治理路径。然而，任何改革模式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现实挑战。“一测三评四析”模式在应用过程中仍存在结果转化不足、学科均衡发展不充分以及数据治理隐忧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提醒我们，教育治理不仅需要科学的技术路径，更需要制度设计的保障和社会文化的支持。只有在政策、学校、教师和社会的多方合力下，监测与治理的闭环才能真正实现，综合学科教育的价值才能充分彰显。总体而言，“一测三评四析”模式不仅是教育监测方法上的一次创新尝试，更是教育治理理念更新的集中体现。它以系统思维和整体治理为导向，把握了新时代教育发展的要求，强调了体音美等综合学科在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与全面发展中的独特作用。未来，随着监测机制的不断完善和社会共识的逐步形成，该模式有望在更大范围内推广，成为推动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在此意义上，“一测三评四析”不仅关乎教育质量的提升，更关乎新时代教育公平与育人价值的实现。参考文献[1] 朱清华.数字化环境下中小学体育教育资源的共享与优化[J].文体用品与科技,2025,(14):83-85.[2] 蔡金晶,陈强.智慧体育在中小学体育教育中的应用与实践探索[J].文体用品与科技,2025,(14):145-147.[3] 王宁,徐竟祎,陈旭,等.在线智慧教育平台运行监测系统的设计与实践——以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为例[J].现代教育技术,2025,35(07):128-136.[4] 史子禾.学校体育治理体系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2025.[5] 李晶晶.“大健康”视域下青少年体质健康管理服务模式研究——基于HPS全球倡议分析[C]//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学校体育分会.2024年全国中青年学校体育工作者学术研讨会论文摘要汇编.成都体育学院;,2024:781-782. [6] 王曦.中小学劳动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价值、问题与对策[J].广西教育,2024,(31):29-32.[7] 王瑞雪.数智技术赋能高等教育质量监测数据库的构建与应用研究[J].高等建筑教育,2024,33(05):1-8.[8] 应乐.核心素养视域下J市小学音乐教育质量监测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24.[9] 丛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我国卓越体育教师培养模式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24.[10] 张效邦,冯琳越,徐竟祎,等.开放教育大数据监测运行管理模式探析[J].内蒙古电大学刊,2023,(04):100105.[11] 郭国强.义务教育质量监测背景下音乐教学优化路径[J].天津教育,2022,(21):138-140.[12] 孔祥平,刘佩.义务教育美术质量监测的内在意蕴与发展路向[J].四川教育,2022,(Z3):10-12.[13] 麻丽娟.陕西中小学美术学习质量监测的导向与推进策略[J].陕西教育(综合版),2022,(06):43-44.[14] 徐雪莲.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程中乡村中小学体音美教育现状探析[J].文教资料,2019,(16):82-85.[15] 张旭东,钱初熹.表现性评价在国内外中小学美术教育中的应用研究[J].中国美术研究,2018,(03):112-120.[16] 凌晨.基于成果导向的我国体育教育专业认证指标体系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7.[17] 陆秀云.上海市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监测管理模式的探索性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2.

60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文化产业爵士乐标准曲探究刘子豪【内容提要】爵士乐标准曲（Jazz Standards）作为爵士乐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其不仅体现了作曲家的创作技巧，也为即兴演奏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爵士乐的学习过程中，对于标准曲的理解程度决定了对于旋律架构、和声体系甚至爵士乐历史和音乐语言的认知程度。然而，过度依赖爵士标准曲也会变得寸步难行。因此，本文将系统探讨爵士标准曲的存在意义以及在音乐教育中的多维价值，揭示其作为教材的独特优势与必经之路的原因，并分析其局限性。【关 键 词】爵士乐标准曲；即兴演奏；音乐教育；爵士演奏；爵士演唱【 Abstract 】As a core component of the jazz system, jazz standards not only embody the composi-tional techniques of their creators but also provide abundant material for improvisation.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jazz, one’s understanding of jazz standards determines the level of comprehension of melodic struc-ture, harmonic systems, as well as the history and musical language of jazz. However, excessive reliance on jazz standards may also become restrictiv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significance of jazz stan-dards and their multidimensional value in music education, highlighting their unique advantages and necessi-ty as pedagogical materials, while also analyzing their limitations.【Keywords】jazz standards; improvisation; music education; jazz performance; jazz singing【作者简介】刘子豪（1999-），男，山西祁县人，美国新英格兰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美国 波士顿 02115），研究方向：爵士乐表演、爵士吉他、流行音乐。爵士乐起源于 19 世纪末美国的新奥尔良地区，这种充满生命力的音乐形式在诞生之初就完美融合了非洲音乐的复杂节奏和布鲁斯的忧郁情感，随后又从早期布鲁斯爵士乐发展至后来的摇摆乐（Swing）、比波普（Bebop）、硬波普（Hard Bop）、冷爵士（Cool Jazz）、自由爵士（Free Jazz）等方向。爵士乐在这期间不断突破创新，塑造了无数经典。在这过程中，由百老汇音乐剧、电影配乐和爵士乐大师原创作品构成的爵士乐标准曲逐渐形成。它们通过几代音乐家的反复演绎与创新改编，沉淀为兼具经典旋律框架与即兴可能性的音乐文献，既承载着爵士乐的历史记忆，又持续激发着当代音乐人的创造力。同时，爵士乐标准曲作为爵士乐即兴与创作的基石，其发展既是音乐史的浓缩，也是爵士美学的体现。这种通过几十年的舞台实践、录音室实验与文化交融逐渐定型的音乐形式，最终成为爵士乐手共同的语言密码。

61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文化产业一、爵士乐标准曲的存在意义爵士乐标准曲作为跨越时代的音乐财富，其存在意义远超演奏曲目集合的教材。这些历经时间淬炼的作品构建了一套普适的音乐语言体系，为各类乐器演奏者和歌手提供了共通的爵士乐平台。无论是铜管的辉煌音色、弦乐的细腻表达，还是人声的情感传递，都能在标准曲的和声框架中找到专属的演绎空间——这种适应性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更在于鼓励每位音乐家发展个性化的艺术表达。学习标准曲的过程实则是音乐思维的深度重塑：从和声认知到节奏把控，从集体协作到文化理解，学习者逐步掌握爵士乐的本质精髓。这些作品既保存着历史的艺术智慧，又持续激发当代的创新可能，使爵士乐在坚守传统与突破边界之间保持着活力。这套共享曲目库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其适应性结构——相同的和声进行与旋律线条能够容纳不同乐器的独特表达方式。这也就诞生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一百个爵士乐手演奏的爵士标准曲旋律有一百个版本。对于管乐演奏者而言，标准曲的和声框架成为探索音色可能性的画布，那些看似固定的和弦进行实则鼓励演奏者突破传统音色边界，在保持和声功能的前提下发展个性化的声音表达。铜管乐器通过标准曲掌握气息控制与即兴语汇的平衡，木管乐器则更倾向于在这些作品中完善指法系统与音色转换的技术衔接。弦乐演奏者在标准曲中面临独特挑战，需要将原本为弓弦乐器设计的技巧体系适配到爵士乐的节奏语境中，发展出全新的揉弦、拨弦和滑音技术。钢琴，吉他，贝斯声部则更倾向于通过标准曲建立起完整的和声思维，那些反复出现的和弦进行模式不再是理论练习，而成为即兴创作时的自然反应。打击乐器在标准曲的演奏中超越单纯的节奏保持功能，将鼓组作为完整的旋律性和声乐器来对待的同时与旋律乐器展开真正的音乐对话是必备要素。同时，歌手在演绎标准曲时经历着双重转化过程：一方面要将书面歌词转化为具有个人特质的语音表达，另一方面需将旋律线条从固定谱面解放为流动的情感载体。标准曲为歌手提供了探索音色、节奏和即兴创作的安全边界——既有的和声结构确保音乐不会迷失方向，同时又留有充分的自由表达空间。因此可见，爵士乐标准曲作为爵士乐学习的经典教材，给不同声部的特定训练都提供了完美的平台。同时，不同声部在标准曲演奏中所形成的互动关系，也创造了一种超越乐谱的集体智慧，这种智慧不是各声部的简单叠加，而是在共同音乐语法基础上产生的创造性对话。正是这种既能保持个性又能形成合奏的独特属性，使爵士乐标准曲成为所有爵士音乐家不可或缺的技术基石与个性艺术的发展蓝图。爵士乐标准曲如同文化基因，保存着爵士乐百年发展中的核心内容。从新奥尔良的早期融合到全球化的当代演绎，标准曲记录了非裔美国人音乐传统与多元文化相遇而产生的创造性火花。作为跨时空对话的媒介，标准曲使不同时代的音乐家能够突破时间界限进行艺术交流——当代演奏者通过重新诠释这些作品，与历史上的大师展开虚拟的对话。同时，标准曲记录着爵士乐语言的持续进化过程，即同一作品在不同时期演绎方式的变化，它清晰反映了审美观念的转变。除此之外，标准曲充当了爵士乐国际化的载体，使这种源于美国的艺

62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文化产业术形式能够与各地音乐传统交融共生。最重要的是，标准曲维持着爵士乐的传统与创新的平衡——既保存历史精华又鼓励突破常规，这种双重属性延续了爵士乐持续的艺术活力。在这个意义上，标准曲不仅是演奏曲目，更是爵士乐精神得以延续的生命线。二、爵士乐标准曲的教育意义爵士乐标准曲作为音乐教育的活教材，其核心价值在于培养多维度的艺术素养。这套历经沉淀的曲目体系通过灵活的和声结构，为不同乐器演奏者和歌手提供了技术训练与创意表达的统一平台——从铜管的气息控制到钢琴的和声思维，从弦乐的节奏转化到人声的情感叙事，各类音乐学习者都能在其中找到专属的成长路径。其教育意义更体现在深层的认知塑造：通过即兴创作培养音乐的创造力，在集体演奏中掌握音乐中的团体协作，从历史演绎中理解文化演进。由此可见，标准曲教学不仅是技巧传授，更是完整音乐思维的培育过程。爵士乐标准曲在音乐教育体系中构建了一套独特的教学范式，其教育价值首先体现在它提供了一种渐进式能力培养的完整路径。在初级教育阶段，标准曲如《Autumn Leaves》（秋叶）或《All of me》（我的全部）因其简单的和声结构成为理想的教学工具，学生通过这些作品掌握基础和弦进行与节奏模式。这些曲目通常采用规整曲式，便于初学者理解音乐结构，同时，其有限的和弦变化减少了学习的负担，使学习者能够专注于培养听觉敏感度与基本即兴能力。中级教育阶段则引入《Four》（四）或《Body and soul》（身体和灵魂）等中等难度标准曲，这些作品包含次属和弦等更复杂的和声元素，要求学生发展 和声思维转换能力——不仅要识别和弦性质，还需理解其在调性中的功能意义。此时的教学重点转向即兴创作的语法构建，学生通过分析不同演奏版本的旋律变奏，掌握动机发展与乐句组织的逻辑。高级教育阶段的《Giant Steps》（巨人的步伐）或《Stablemates》（挚友）等经典曲目则成为风格融合与创新表达的试验场，学习者需要在前人无数演绎版本的基础上，发展出个性化的音乐语言，同时处理更复杂的节奏变化，和声替代以及不规则段落。这种分阶段的能力培养体系，使标准曲教学形成了从技术掌握到艺术创造的完整闭环。除此之外，标准曲的教学实践还革新了传统音乐教育的协作模式。在教育过程中，学生被要求同时担任主奏与伴奏角色，这种角色的转换通常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在集体演奏中，和声乐器需掌握“不弹根音”的伴奏技巧以避免与贝斯声部冲突，管乐手则要发展出对和声变化的预判能力，其他节奏声部也要根据歌手的情感起伏及时调整演奏内容。最重要的是标准曲教学还突破了传统“教师——学生”的单向传授模式，通过“Jam Session”等形式创造平等对话空间，年轻乐手在与资深演奏家的即兴互动中，既学习技术也继承传统的这种教育模式产生的深远影响已超越爵士乐本身，为现代音乐教育提供了创造性协作的典范。至于传统爵士乐标准曲的曲谱，大都来自于国外的《Real Book》一书。中国的爵士乐标准曲书籍一直都是空白状态。直到 2023 年底，李皖、李剑敏、张文昭联合翻译并推出了《爵士乐标准曲：曲库导读》一书。作为中国第一本也是目前唯一一本关于爵士乐标准曲的中文工具书，它的出现填补了系统性教材的空白，提升了教学标准化水平，促进了本土化教学创新，最重要的是推动了教育

63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文化产业资源的共享，解决了国内学生接触国际演奏资源有限的问题。通过这本书籍的支撑作用以及爵士乐教育的日益延展，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爵士乐标准曲教学体系会更加成熟和规范。学习爵士乐标准曲是对于音乐认知重构的过程，学习者在掌握表面演奏技巧的同时，更经历着深层次的认知模式转变。这种教育过程最核心的价值在于培养听觉优先的思维方式——与传统古典音乐训练强调视觉识谱不同，标准曲学习要求建立对和声色彩的直觉反应，能够不依赖乐谱而通过听觉识别和弦性质与功能关系。学习者在爵士乐标准曲的反复练习中能够发展出独特的音乐语法意识，那些起初需要刻意记忆的和声进行逐渐内化为自然的思维模式，就像语言学习中语法结构的无意识掌握。同时，即兴能力的培养是标准曲学习中最具革命性的方面，它打破了创作与表演的界限，使每个演奏者都成为了即时作曲家。爵士标准曲教学还培养了一种特殊的 时间感知能力 ，演奏者必须同时把握微观层面的节奏，用音细节和宏观层面的曲式结构，在即兴时保持对音乐发展的全局意识。这种教学方式培养了独特的 听觉优先 思维：学生不再依赖视觉乐谱，而是通过即时听觉反馈从而调整演奏，这种能力在现代音乐教育中具有普适价值。除此之外，集体演奏标准曲的过程更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性学习，音乐人需要发展 非语言沟通 的技巧，通过细微的音乐信号实现实时的互动与协调。更重要的是，爵士乐标准曲的学习如同打开了一扇通往爵士乐历史的窗口，在这过程中能够感受到每首作品都承载着特定时代的审美观念和社会语境。同时，在学习过程中能够培养一种对待音乐的开放性态度——同一作品允许无限可能的诠释方式，这种多元性思维不仅适用于音乐领域，更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哲学。三、爵士乐标准曲的局限性尽管爵士乐标准曲作为爵士乐的核心遗产，为各类乐器演奏者和歌手提供了共通的技术框架与艺术语言，其历史地位与教育价值不容置疑，但这一体系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若干值得反思的局限性。比如：标准曲的和声结构与演奏惯例在提供安全创作边界的同时，可能无形中 限制音乐表达的突破——乐手被期待遵循既定的即兴范式，歌手则面临将个人表达适配传统曲式的压力。在学习过程中，标准曲的权威地位可能使年轻音乐家过度关注技术模仿而非原创思维培养 ，导致新一代演奏者陷入“演奏历史而非创造历史”的困境。更深远的影响在于，标准曲的普及可能造成爵士乐演出的同质化倾向，使这种本应以创新为生命的艺术形式面临风格固化的风险。这些局限性提醒我们，在珍视传统的同时，需要为爵士乐的未来发展保留足够的实验空间。爵士乐标准曲作为历史沉淀的经典曲目库，其固有的和声结构与旋律框架在提供稳定演奏基础的同时，也构成了艺术创新的隐形边界。这些经过反复演绎的作品往往遵循特定的和声进行模式（如II-V-I、蓝调十二小节等），这种模式化倾向容易导致即兴创作陷入套路化表达。许多当代爵士音乐家发现，长期沉浸于标准曲演奏会不自觉地形成思维定式——即兴段落中的音阶选择、乐句构建甚至情感表达都受到传统演绎的强烈影响。标准曲的旋律线条虽然优美，但其固定的主题陈述方式常常成为前卫表达的障碍，演奏者需要耗费额外精力突破原曲的“性格设定”才能实现真正的个人化诠释。

64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文化产业更值得关注的是，标准曲库的曲目固化现象限制了新作品的纳入，当代作曲家创作的大量优秀爵士作品难以获得与传统标准曲同等的演奏机会和传播广度。这种保守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爵士乐语言的进化速度，使得某些创新尝试在标准曲的强势传统面前显得边缘化。当音乐家过度依赖标准曲作为表演素材时，其原创能力可能在不经意间被削弱，最终导致整个爵士乐生态的创新能力下降。爵士标准曲的传统格式正面临着严峻的时代适应性危机，这种危机在数字音乐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在整个音乐体系中，爵士乐的生存空间相对狭窄，传统结构中预设的音乐表达逻辑与碎片化、交互式的当代音乐消费习惯产生了根本性冲突。在众多主流媒体平台中，严格遵守传统格式的爵士曲目平均播放完成率对比其他类现代音乐风格大打折扣。同时，教育体系中也同样面临着相同的困境，国外的众多高等音乐院校中都出现了过度依赖标准曲模板导致学生作品出现“同质化”的问题。大量学生在创作的过程中难以跳脱出爵士标准曲中的传统格式，这也会从结构性方面渗透到旋律线条、节奏律动、和声框架甚至乐队编制的选择，从而进一步加深传统格式对于创作者的机械化影响。四、结语综上所述，本文揭示了爵士乐标准曲的存在意义，教学意义以及局限性。由此可见，在爵士乐教育的漫漫长河中，标准曲至关重要。对于爵士乐的学习者而言，应当在完善传统爵士乐的学习之后，走向不再拘泥于固定的段落格式与和声规则的道路，建立更开放的“格式工具箱”，根据创作需求自由组合结构单元。这种演进并非对传统的否定，而是对其精神的深化：正如爵士乐始终以即兴为核心，其形式也终将回归到“服务于表达，而非束缚表达”的本质。参考文献[1] 王小平.爵士乐浅谈[J].音乐生活,2007(03).[2] 王胜先.爵士乐发展漫谈[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2).

65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公共管理大道至简：乡村振兴的根本是发掘乡村智慧——杨永忠教授赴临潭县三下乡创意管理实践记录薛可芗【内容提要】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西方创意管理范式与中华文化肌理存在深层错位，乡村振兴亟需激活本土智慧以实现文化自信与创新突破。基于杨永忠教授赴甘肃临潭县三下乡创意管理实践，本文探讨乡村智慧在创意管理中的核心价值，通过红堡古城、万人扯绳赛、龙神赛会等案例，从物质、制度、精神三个维度对乡村智慧进行解码，揭示其“大道至简”的哲学精髓。杨教授提出“数字帮扶、艺术帮扶、乡愁帮扶”三阶段策略，将乡村智慧转化为现代创意管理的生产力，突破西方效率至上的单一框架，推动社会价值、生态责任与文化传承的多维重构。从梁漱溟“伦理本位”、费孝通“文化自觉”，到杨永忠提出的“乡村智慧”，这种扎根民族沃土的学术传承和实践探索，避免了全球化浪潮中的文化迷失。【关 键 词】乡村智慧；创意管理；乡村振兴；大道至简【 Abstract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wave of globalization, there is a deep dislocation between the Western creative management paradigm and the texture of Chinese culture. Rural revitalization urgently needs to activate local wisdom to achieve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innovative breakthroughs. Based on the creative management practice of Professor Yang Yongzhong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in Lintan County, Gan-su Province,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ore value of rural wisdom in creative management. Through cases such as the Red Fort Ancient City, Ten Thousand People Rope Pulling Competition, and the Dragon God Compe-tition, rural wisdom is decoded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material, system and spirit, revealing its philo-sophical essence of “Great Truths Are Always Simple”. Professor Yang proposed the three-stage strategy of “digital assistance, art assistance, and nostalgia assistance”, transforming rural wisdom into the productivity of modern creative management, breaking through the single framework of Western efficiency first, and pro-moting the multi-dimensional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value, ecological responsibility and cultural heritage. From Liang Shuming’s “ethical standard” and Fei Xiaotong’s “cultural consciousness” to Yang Yongzhong’s “rural wisdom”, this kind of academic inheritance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rooted in the fertile soil of the nation has avoided cultural loss in the wave of globalization.【Keywords】Rural wisdom; creative management; rural revitalization;Great Truths Are Always Sim-ple【作者简介】薛可芗（2002—），女，西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创意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66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公共管理一、引言乡村，是中华文明最深厚的、最本真的文化土壤。数千年的生存实践凝练出独特的本土智慧体系——它并非知识的简单堆砌，而是蕴藏于与自然共生的生态伦理、社群治理的柔性法则、适应环境的匠心技艺以及应对变迁的韧性策略之中。从梁漱溟“伦理本位”的乡土重建思想[1]，到费孝通“文化自觉”的理论呼唤[2]，皆指向同一核心：乡村智慧是维系文化认同与社会稳定的活态基因，更是本土理论创新的源泉。创意管理的源头在文化，而文化的核心在智慧。如何激活这份智慧，赋能当代中国创意管理学科发展？这正是杨永忠教授深入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参加三下乡实践的核心命题。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西方创意管理范式对个体天才与市场逻辑的过度推崇，与中国文化肌理存在深层错位。而甘南乡村中蕴藏的智慧结晶恰恰提供了破解困局的钥匙。二、行车途中：文化根系上的智慧萌芽“真正的创意管理并非凭空臆想，而是根植于文化的沃土。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智慧，是我们看见‘看不见的好’的核心。”甘南蜿蜒山道上，杨永忠教授凝视窗外油菜花田，开启了一场关于文化根脉与创意管理的学术对话，激起师生们对乡村智慧的探寻欲望。杨教授首先提及四川的都江堰，这项由战国时期秦国蜀郡太守李冰父子主持修建的水利工程，堪称古代人民智慧的集大成者。李冰父子“乘势利导”的治水哲学，实则是系统思维的远古觉醒——鱼嘴分水堤利用弯道环流四六分沙，飞沙堰借离心力排淤，宝瓶口控流定势。三大主体工程未用一钉一铆，却构建起动态平衡的水文生态系统，不仅解决了成都平原的洪涝与干旱问题，更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杨教授强调，“这种‘道法自然’的智慧创造，远比单纯技术更接近创新本质。”随后，杨教授介绍了三国时期蜀汉的运输利器木流牛马。巴蜀栈道湿滑陡峻，木牛采用曲辕结构与抓地蹄设计，通过重心偏移实现坡道自锁；流马以竹篾编织货舱，弹性结构消解颠簸冲击。这种基于地缘特性的问题解决范式，是创意管理中“场景化创新”的雏形。杨教授总结道：“都江堰与木流牛马的共同点在于，它们并非单纯的技术产物，而是文化智慧的结晶。这种智慧根植于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与对社会需求的洞察，是创意管理的源头活水。”随着话题打开，随车的西北民大博士生、研究生转向甘肃本地，纷纷以黄河水车、羊皮筏子、麦秆草帽为范例展开生活智慧的讨论。黄河水车，是一种利用黄河水流势能提水灌溉的木制机械。水车选材以大兴安岭油松及北方柳木、榆木为主，通过凿眼、拉卯、做榫楔等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安装时需精准调试以适应水流速度与地形变化。杨教授认为，“水车的智慧在于‘因地制宜’，既充分利用了黄河的自然动能，又以低成本解决了干旱地区的农业命脉问题。”羊皮筏子作为黄河中上游的古老运输工具，同样体现了甘肃百姓的生存智慧。羊皮筏子以整张公山羊皮为材料，经盐水脱毛、菜油涂抹、吹气密封后扎成气囊，再以木架连接成筏。其柔韧的皮囊结构可有效缓冲湍流冲击，确保在九曲黄河上的稳定性。杨教授评价道，“羊皮筏子制作的每一

67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公共管理步都需根据皮质韧性与河流水况调整，这种‘因材施用’的智慧解决了交通难题，更成为黄河文化的象征。”麦秆草帽以干燥小麦秆为原料，通过劈、刮、编等手工技艺制成，是甘肃乡村常见的日常用品。草帽的编织结构形成多层空气夹层，利用空气的低导热性实现物理隔热，适应甘肃夏季强烈的日照与温差。杨教授分析，“草帽取材于农作物副产品，制作过程不依赖复杂工具，却能满足劳动者的实际需求。草帽虽小，却折射出民间工艺的生态智慧，体现了文化智慧的日常化表达。”都江堰的生态哲学、木流牛马的机械智慧、黄河水车的动能利用、羊皮筏子的材料创新、麦秆草帽的微气候调节，这些承载千年智慧的结晶印证了“物质创造是人与环境持续对话的认知过程”[3]。它们昭示着一个核心命题：创意并非孤立的灵感火花，而是文化智慧的动态生长。三、甘南实践：三维智慧的大道建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器之辨”与“知行合一”揭示了智慧作为文化核心的本质。《周易》提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强调文化不仅体现为具体的器物与制度，更承载着对宇宙人生根本规律的洞见与体悟[4]。“道”作为终极智慧载体，借由文化这一“载道之器”传承实践，这种“道”即是关于天、地、人关系的根本智慧。王阳明倡导的“知行合一”进一步阐明，智慧必须外化为实践中的认知力与行动力[5]。因此，文化最深层的价值在于其蕴含的实践智慧：它既是认知世界的根本法则，更是改造世界的方法论，构成文明延续与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大道至简”，但当下创意的困境，恰如杨永忠教授在调研时的犀利洞察：“我们现在追求的东西越来越远离真相”。当过度复杂的理论范式遮蔽本质，乡村智慧以其淬炼千年的三维实践给出了回应。杨永忠教授提出通过物质、制度、精神三维视角解构乡村智慧，使得“大道至简”的创造性本质豁然显现——那些历经时间验证的解决方案，始终恪守人、自然、社群共生互洽的朴素真理。这种返璞归真的创造性哲学，正是对“衍化至繁”异化的矫正，是当代创意管理最珍贵的启示录。（一）物质智慧红堡古城，位于甘肃临潭，是一座屹立六百余年的明代屯堡遗址。作为明朝戍边政策的产物，红堡子不仅是军事防御的典范，更是物质智慧与文化传承的结晶。杨永忠教授登上这座古城，驻足凝视墙体剖面，摩挲着粗砺的墙垣，仿佛这座明代屯堡的智慧密码正在触觉中苏醒。古城墙体选用当地的红砂碱土以夯筑工艺构筑，红黏土遇水板结的特性被转化为天然装甲，而收分型墙体以最小材料成本化解了箭矢抛射的力学威胁。墙基宽 7 米，顶宽 2.9 米，墙高 10米，墙体每层厚 7 至 10 厘米，整体呈近似正方形的布局并非巧合，而是通过简洁的几何形态实现防御功能的极致化[6]。选材与工艺的简约，展现了古代甘南人民用最低成本应对复杂军事需求的智慧，契合老子“少则得，多则惑”的哲学精髓。在临潭县古洮州江淮文化博物馆，一排铃铛让杨永忠教授驻足。馆长介绍其名为高铃，作为甘南乡村的传统农事信号工具，它独特的声音传递方式，展现了中国乡村智慧的另一面。高亢的铃声穿越山谷，通过特定频率与节奏，将节气农时编码为声波信号，精准传递农事指令。在文字普及率较低的历史时期，高铃以单一音调的组合，构建了无需文字的农事协作网络。这种简约的信号系统，

68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公共管理不仅解决了信息传递的难题，还通过声音的公共性强化了乡村社区的协作机制。其背后蕴含的智慧在于，用最简单的媒介承载复杂的农事信息，实现了高效的社区协调与资源分配。同样令人震撼的，是流顺镇的梯田。甘南地形崎岖，山高谷深，土层贫瘠。村民们未强行改造地貌，而是顺应山势，将陡坡雕刻为可耕的阶梯，最大化利用有限土地并减少水土流失，构筑出兼具实用与美学的生态杰作。梯田的石坎与田埂多采用山间散落石块，省去远距离运输与复杂加工，既坚固耐用又与环境相融，体现了“用之即得”的智慧。水利管理同样简约高效，利用高山融雪与降水，通过简单的沟渠或木槽，顺坡度自上而下层层灌溉，形成自流灌溉网络。梯田农业与畜牧业相辅相成，牦牛、藏羊提供耕作动力与有机肥，替代机械与化肥，不同海拔种植青稞、油菜和药材的多样布局，构成了天然的风险分散机制，使社区在干旱或冰雹等灾害冲击下仍能维系生计。现代人总想着高科技解决农业问题，但甘南梯田证明：最高明的设计往往最朴素。相较于江南水乡依托充沛降水绘就的柔美梯田，甘南梯田在资源约束的淬炼下更显恢弘壮阔的生命力。红堡以几何极简破军事难题，高铃用声波编码代文字系统，梯田借空间重构拓生存可能。这些物质智慧的结晶不仅体现了对自然规律的深刻洞察，还实现了资源的高效配置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共同揭示真正的创新是在约束中挖掘可能，以简驭繁，实现生态、生产与生活的和谐共生。（二）制度智慧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提出的“地方性知识”理论认为，文化是地方性知识的载体，蕴含人类对环境的适应智慧和实践经验[7]。乡村智慧通过习俗、仪式等非正式制度编码知识，形成低成本的治理技术。正是对这种情境化、实践性智慧的学术诠释。甘南临潭县被誉为“中国拔河之乡”，穿越六百年的万人扯绳赛，正以轰鸣的号子声作出鲜活注脚。这项活动起源于明洪武年间，最初作为军队操练和拉纤活动的延伸，用于训练兵卒的体力和团队协作能力。随着明朝屯田戍边政策的实施，万人扯绳赛在屯兵落籍的浪潮中蜕变为春节仪式，悄然完成制度智慧从武力规训到文化治理的嬗变。在明清多民族混居的洮州大地，这条粗粝的麻绳成为比律典更有效的社会黏合剂。万人扯绳赛分为四个阶段，以舞绳的诙谐挑逗点燃社群热情，用联绳的暗设“信号杠”预判安全风险，借扯绳的号子将力学原理转化为集体肌肉记忆，最终通过断绳与回绳的胜败仪式，将竞争升华为荣誉共享的共同体宣言。这些环节的设计体现了乡村社会对实践经验的总结，隐性地调节了社会关系，增强了社区内部的团结。活动中的绳具本身也蕴含丰富的文化象征：头联盘龙吐纳云雨，二联游蛇护佑沃土，燕尾轻裁春风，三部件将农耕文明的生存密码编织进每道纤维，寓意春播与新年希望的开始[8]。这一设计将自然、农业与社会秩序融为一体，展现了乡村智慧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深刻理解。从制度智慧的视角看，万人扯绳赛展现了乡村智慧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治理效能。仅凭一根麻绳竟能年复一年驯服万人洪流，其奥秘正在于将知识沉淀为仪式本能。当扯绳者屈膝抵足的姿态与号子声波共振，当燕尾绳梢扫过新泥预示开犁，那些关乎协作效率、风险控制、生态时序的智慧早已渗入骨髓。这种源自土地的非正式制度，像毛细血管般滋养着社区有机体，无需复杂的行政体系或高昂的治理成本就能维持着民族混居的动态稳定。或许真正的治理智慧，就藏在百姓年复一年挽结的绳扣里，静候当代管理者俯身拾取那条被遗忘的真理——至繁归于至简，至简方载至重。（三）精神智慧费孝通提出的“文化自觉”理论，强调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价值、历史根源及当代意义的觉醒

69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公共管理与再创造[2]，这种自觉不仅是文化传承的关键，也是智慧的体现。甘南临潭的龙神赛会是这一理论的具象化。明洪武二年，朱元璋在江宁府鸡鸣山建立功臣庙，供奉徐达、常遇春等开国功臣，并敕封其为“神”，命全国各地立庙祭祀。洪武十二年，洮州十八族番酋叛乱平定后，平西侯沐英等人率领的江淮军士奉命屯田定居，并将故乡的祭祀传统带入洮州，逐渐形成龙神赛会。这一民俗仪典最初承载着江淮移民对明代开国功臣及江南故乡的追念，历经六百年衍化，已成为洮州汉、藏、回等 11 个族群共同的精神纽带。其核心智慧在于以极简形式承载丰饶内涵——18 位龙神的信仰谱系，既延续明代敕封传统，又融入白土娘娘等民间神祇，通过 181 个行政村共建的马路祭祀网络，构建起跨族群的信仰共同体。这一信仰体系展现了洮州人民在恶劣自然环境中对“神”庇护的强烈诉求，同时也折射出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祈愿。在高海拔、灾害频发的自然环境中，洮州人民以简朴的仪式与虔诚的信仰，应对生存压力，展现了坚毅、团结、乐观的精神特质，这也是一种生存智慧。龙神赛会仪式在每年的端午节举行。跑佛爷巡游中移动的木雕“行神”象征着神灵与民众的互动，体现人与神、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共存；献羊与降香等仪式则寄托了村民们对丰收与平安的祈愿，反映农耕社会对自然力量的敬畏与依赖。这些仪式形式虽简单，却以高度象征化的方式，传递了深刻的精神价值，体现了“大道至简”的文化智慧。从文化自觉视角看，龙神赛会不仅是宗教活动，更是集体记忆的再现与文化身份的确认。文化自觉要求主体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中，主动赋予文化新的意义。龙神赛会的每一次巡游、每一声锣鼓，都在重温和再塑洮州人民的历史记忆，使其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精神纽带。汉族的尚武精神、藏族的自然崇拜、回族的社区团结，这些多元文化在仪式中交融，形成独具特色的洮州文化景观。这不仅是地域文化的交汇，更是精神智慧的升华，体现“和而不同”的中华文化理念[9]。无论是建筑、工具还是习俗，乡村智慧都在以最低的资源投入，解决复杂的社会与生产问题。在创意管理学的视域下，杨教授提出，“大道至简”不仅是乡村智慧的概括，更为现代社会创新性应对资源约束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实践路径。当西方创新理论聚焦技术突破与商业模式，乡村智慧以其适应性与简约性，展现了创新的另一种范式，提示我们回归创新的本真：创意管理应以最少的形式，承载最多的意义；以文化为根，以智慧为核，挖掘简约高效的解决方案。四、发展突破：乡村智慧与创意管理的哲学同构乡村智慧与创意管理的哲学同构，最终指向“大道至简”的核心理念。乡村智慧根植于世代与自然共生的经验，是人类在资源匮乏、环境复杂的背景下，提炼出的简约而高效的生存之道。这种智慧剔除了冗余，以最朴素的方式回应生存需求，展现了人类在复杂环境中寻找简单规律的能力。它不仅是一种技术实践，更是一种哲学思考，体现了对自然规律的深刻洞察。创意管理则将这种朴素智慧转化为现代社会的生产力。它通过功能、符号与体验的整合，将乡村智慧的简约之道升华为创新实践。创意管理的核心在于以最直接生命的方式唤醒人类需求与情感，剔除繁复修饰，回归本真。这种理念与乡村智慧异曲同工：两者都以简洁为美，以实用为本，力求在复杂环境中找到最优解。乡村智慧通过顺应自然实现资源最大化，创意管理则通过精炼设计与文

70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公共管理化叙事，激发消费者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挖掘乡村智慧对树立文化自信与探索创意源泉的意义尤为深远。乡村智慧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世代相传的生存哲学与审美观念。深入理解并传承这些智慧有助于增强文化自信，激发人们对本土文化的自豪感。这些智慧不仅是技术层面的遗产，更是文化基因的延续，为创意管理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同时，乡村智慧的简约之道提醒我们，创意不必一味追求新奇或复杂，而应回归人类的基本需求与情感诉求。真正的创意管理，应从乡村智慧中汲取“至简”的精髓，以简洁的方式解决复杂问题，创造出兼具文化深度与普世价值的产品与服务。当三下乡实践进入乡村面对面交流环节，杨永忠教授提出了“一个切入点、一个引爆点、一个持续点”的“数字帮扶、艺术帮扶、乡愁帮扶”三阶段发展策略，正回应了物质智慧、制度智慧和精神智慧的本次乡村落脚。杨永忠教授的甘南田野实践，为创意管理研究开辟了创造性乡建的新路径。通过对乡村智慧的深度解码，挖掘根植于集体性、关系性与可持续性的智慧结晶，突破了西方理论效率至上的单一框架，推动学科转向社会价值、生态责任与文化传承的多维伦理重构，为构建中国式创意管理体系奠定了乡间基石。五、结语当西方创意范式面临阶层分裂与信仰迷茫时，中国乡村智慧不仅揭示了创意的文化长脉，更以“大道至简”的哲学启示为这片深厚的土地提供了创意管理之道。正如杨永忠教授饱含深情所言：“乡村振兴的根本是发掘乡村智慧，让这片土地重拾古老的荣光，重现自信的目光”。从梁漱溟“伦理本位”到费孝通“文化自觉”，再到今天杨永忠教授提出的“乡村智慧”，这种扎根民族沃土的学术传承和实践探索，避免了全球化浪潮中的文化迷失，催生了具有文明辨识度的创意管理方法论，最终将实现立足中国大地、面向全球变化的学科自觉。（本文作者致谢三下乡活动中西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向党书记、李巧华副教授、鲍洪杰副教授及同行研究生提供的帮助。）参考文献[1] 吴倩.“伦理本位”与“乡约重建”——梁漱溟对古代政治传统的现代转化[J].现代哲学,2023,(02):155-160.[2] 赵旭东,海子奕.费孝通学术思想中的中国式现代化路径——从乡土中国到转型中国的一种文化转型人类学的新探索[J].学术界,2024,(03):80-89.[3] 蒂姆·英戈尔德.制作：人类学、考古学、艺术学和建筑学[M].朱怡芳,译.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25.[4] 郭沂.“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新释——兼论《系辞》的宇宙论[J].周易研究,2023,(06):50-61.[5] 张学智.王阳明心学的精神与智慧[J].哲学动态,2019,(11):37-45.[6] 甘肃省文物局.红堡子[EB/OL].(2018-01-03)[2025-08-05].http://wwj.gansu.gov.cn/wwj/c105528/201801/83e998

71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公共管理8650d24ef9a84d8e4b35d14bef.shtml.[7] 克利福德·格尔茨.地方知识[M].杨德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8] 临潭县人民政府.默化在临潭县城“万人扯绳”活动里的古老智慧[EB/OL].(2025-03-24)[2025-08-05].http://www.lintan.gov.cn/info/1055/33029.htm.[9] 周大鸣,阙岳.民俗：人类学的视野——以甘肃临潭县端午龙神赛会为研究个案[J].民俗研究,2007,(02):70-79.

72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公共管理社会组织提起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激励机制构建——基于两方演化博弈模型刘栩 周涵希【内容提要】《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后，虽然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获得法律保障，但由于提起诉讼过高的成本和胜诉奖励机制的缺失，社会组织提起诉讼积极性较低。从某种意义上看，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推进过程可被视为多方主体之间的动态博弈。基于此，不同于传统的规范分析，通过构建社会组织和侵权人之间的双方演化博弈模型，研究发现：在政府激励的情况下，系统的演化稳定策略 (ESS) 将收敛于“社会组织不提起诉讼，侵权人面对检察机关起诉时选择应诉或和解”; 在政府的激励措施中直接补贴的效果最好，结果表现为系统收敛于唯一均衡点——“社会组织提起诉讼，侵权人应诉”; 原告胜诉奖励机制的政策效果次之 ; 惩罚性赔偿金的政策效果最弱。以此为基础，可通过引入设立诉讼基金、建立诉讼保险、原告胜诉奖励机制和惩罚性赔偿金制度等途径完善激励机制。【关 键 词】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激励机制；社会组织；两方演化博弈【 Abstract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although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for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is legally guaranteed, the high cost of filing a lawsuit and the lack of a reward mechanism for winning a case have resulted in low enthusiasm from social organiza-tions to initiate lawsuits. In a certain sense, the process of advancing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for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can be seen as a dynamic game among multiple parties. Based on this, unlike traditional normative analysi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wo-player evolutionary game model between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infringers. The study finds that, under government incentives, the system’s 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 (ESS) will converge to “social organizations do not file lawsuits, and infringers either respond or settle when prosecuted by the procuratorate.” Among the government incentive measures, direct subsidies are the most effective, resulting in the system converging to the only equilibrium point: “social organizations file lawsuits, and infringers respond.” The effect of the plaintiff’s victory reward mechanism is the second most effective, while the effect of punitive damages is the weakest.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can be improved by introducing litigation funds, establishing litigation insurance, implementing plaintiff victory reward mechanisms, and adopting punitive damages systems.【Keywords】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for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Incentive mechanism; So-cial organizations; Two-player evolutionary game【作者简介】刘栩（2002-），男，浙江温州人，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硕士研究生（上海

73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公共管理201600），研究方向：民事诉讼法、法律的经济分析；周涵希（2002-），女，浙江台州人，华东政法大学涉外法治学院硕士研究生（上海 201600）。一、问题的提出《个人信息保护法》于 2021 年正式颁布并实施，该法第 70 条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违反本法规定处理个人信息，侵害众多个人的权益的，人民检察院 ､ 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和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可以依法向人民政府提起诉讼。”这一规定标志着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制度的正式确立，多元主体参与的格局正在形成。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在经历短暂的“井喷式”增长后，逐渐形成以检察机关为主导的诉讼格局。由于起诉资格限制 ､ 诉讼成本高 ､ 回报不足等原因[1]，社会组织作为原告的起诉意愿普遍不强。笔者以“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等关键词在北大法宝 ､ 裁判文书网所检索到的 117 起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案例中，仅有 1 起由消费者组织提起。这与社会组织本应大量提起公益诉讼的预期不符，既不利于充分调动社会各方资源 ､ 实现资源合理配置，也容易导致过度依赖国家机关推动公益诉讼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国家机关的负担。究其原因，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激励机制运行不畅，是导致社会组织提起诉讼数量偏低的重要因素。因此，亟须构建与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相配套的激励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公益诉讼实施面临的首要难题”——诉讼动力不足问题[2]。社会组织提起诉讼缺位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其激励机制的运行逻辑如何 ? 应当通过哪些途径加以完善 ? 笔者将对上述问题展开探讨。首先，笔者将深入剖析社会组织提起诉讼动力不足的根源；其次，构建两方演化博弈模型，探究政府激励的必要性，并评估不同激励方式的潜在效果；最后，尝试提出构建激励机制的具体路径，以期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司法实践提供理论支撑。二、“理性经济人”视角下社会组织诉讼积极性不足的原因现有研究对社会组织诉讼积极性不足的内在驱动逻辑剖析不足，而这恰恰是设计精准激励机制的前提。本质上，社会组织诉讼积极性不足属于典型的集体行动困境问题。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社会组织作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决策主体，其参与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积极性，受制于严格的成本——收益计算。具体表现为：其一，诉讼成本高昂且确定，涵盖证据搜集、律师聘请费用，以及败诉风险等；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预期收益不仅微薄，且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经理性权衡，社会组织倾向于采取“搭便车”策略，依赖检察机关履行兜底职能获取公共安全收益，从而规避自身诉讼成本与风险。其二，胜诉奖励机制缺失，极大削弱了诉讼行为潜在的边际收益预期，进一步降低了社会组织提起诉讼的内在动力。这种成本——收益的严重失衡，加之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成本风险缺乏有效控制[3]，使得诉讼参与对社会组织而言成为非理性选择，从根本上阻碍了公益诉讼的提起。

74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公共管理（一）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成本过高与私益诉讼相比，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另一重要特征在于原告需承担高昂的诉讼成本。私益诉讼维护个体利益，而公益诉讼维护群体利益，案件复杂程度往往更高。这种复杂性不仅表现为法律问题疑难、证据收集难度大，还体现在需协调多个利益相关方的法律冲突。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伴随信息技术快速迭代，侵权手段日益隐蔽复杂，案件常涉及跨行业、跨区域的法律适用及技术性难题。这对诉讼主体的专业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致使公益诉讼原告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投入显著高于私益诉讼。除直接经济成本外，社会组织提起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隐性机会成本亦十分高昂。所谓“机会成本”，是指决策主体在选择某一行动方案时，所放弃的次优选项可能带来的价值；这一概念反映了资源有限条件下，不同资源配置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取舍关系[4]。“社会信息安全”是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具有显著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具体而言，非竞争性是指：一旦社会信息安全体系建成，在该体系下新增一个受益人所产生的额外成本近乎为零，且每个受益人的使用均不影响其他受益人的受益质量；非排他性则是指：当社会整体信息安全水平提升后，所有社会成员，无论是否参与公益诉讼或为信息安全付出努力，均可从中受益[5]。这种属性无疑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利益维护的成本。在公益诉讼中，原告需独自承担诉讼费 ､ 律师费等支出，实则是在为社会不特定主体的利益“买单”。“理性经济人”具备“自利”“理性”和“效用最大化”三大核心特征。该主体在进行集体行动决策时，必然会对预期成本与收益展开理性计算与权衡 ; 其最终行为的选择，本质上源于对成本——收益的比较，并遵循“收益大于成本”的基本原则。作为“理性经济人”，社会组织在明确即便自身不针对侵权人提起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也会介入的情况下，缺乏为公共产品供给承担额外成本的动机。这是因为每增加一份公共利益维护的投入，就意味着需占用本可投向其他事项的资源，进而产生较高的机会成本。在提起诉讼与不提起诉讼的预期收益无差异时，基于成本——收益的理性权衡，社会组织必然倾向于选择后者，由此导致“搭便车”现象的产生。这种行为本质上是集体行动逻辑下的必然结果。正如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所言“集团越是大，分享收益的人越是多，为实现集体利益而进行活动的个人分享份额就越小。所以，在严格坚持经济学关于人及其行为的假定条件下，经济人或理性人都不会为集团的共同利益采取行动。[6]”作为公共物品的典型代表，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非常容易陷入集体行动逻辑的困境之中[7][8]，高机会成本加之“零收益”的尴尬局面，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的积极性将备受打击。（二）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胜诉奖励机制缺失如前文所言，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相比有着不同的激励模式：首先，胜诉奖励机制的缺失，使得诉讼行为潜在的边际收益预期完全落空。在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中，社会组织不仅需要承担证据收集、专家咨询、诉讼代理等直接成本，还面临败诉可能导致声誉折损等隐性风险。而在私益诉讼中，诉的利益直接关联原告的个人利益，原告通过胜诉判决所能获取的预期利益，正是其提起民事诉讼的根本动力[9]。社会组织大多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胜诉后无法获得实质性收益，而败诉则需承担较大损失。在缺乏胜诉奖励机制的情况下，社会组织难以形成稳定的预期利益，其提起诉讼的积极性受到显著抑制。从理性决策角度出发，社会组织往往将诉讼视为一种“投资”，期待通过胜诉获取额外收益以弥补成本支出。但现实中，由于奖励机制缺位，即便社会组织投入大量资源赢得诉讼，除实现公共利益的抽象价值外，实际获得的经济回

75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公共管理报极为有限。这种“低收益”的结果，导致诉讼行为的边际收益转为负值，与“理性经济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目标明显相悖。其次，机制缺失加剧了风险与回报的失衡，促使社会组织采取保守策略。“理性经济人”在决策时，不仅关注收益，更重视风险可控性。胜诉奖励机制的缺位，使社会组织在诉讼中陷入“高风险 ､ 低回报”的困境：败诉时需自行承担全部成本，胜诉后却无额外补偿。在此情形下，社会组织更倾向于规避诉讼风险，选择“搭便车”策略，即依赖检察机关的兜底职能获取公共安全收益。这种集体行动逻辑导致社会组织陷入“囚徒困境”：若其他组织不提起诉讼，自身提起诉讼需承担全部成本 ;若其他组织提起诉讼，自身则可免费享受公共利益。最终，整个社会组织群体形成“观望——等待”的消极局面，严重抑制了公益诉讼的活跃度。此外，胜诉奖励机制的缺失还扭曲了社会组织的资源配置逻辑。作为资源有限的决策主体，社会组织需要将资金、人力等资源优先投入到能产生最大效用的领域。在缺乏胜诉奖励的情况下，参与公益诉讼既会消耗资源，又无法带来直接收益，这迫使社会组织将资源转向品牌建设、项目运营等有着可量化产出的领域。这种资源配置的转移，导致社会组织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专业投入持续萎缩，不仅削弱了其诉讼能力，还使得大量侵权线索因无人提起诉讼而被搁置，进而阻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的有效运转。胜诉奖励机制的引入，能够为社会组织提供明确的经济激励，降低其提起诉讼的门槛，进而激发社会组织代表信息主体提起诉讼的积极性，这有助于避免新型公益诉讼制度因动力不足而陷入运行停滞状态。通过构建该机制，不仅能提升社会组织的诉讼动力，也有利于强化公众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力度，最终增强整个法律体系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有效性与公信力。三、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两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前文已从诉讼成本、收益外部性、机会成本及激励缺位等维度，定性揭示了社会组织参与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动力不足的核心症结——成本 - 收益的结构性失衡。然而，定性分析难以精确刻画多方主体 ( 社会组织、侵权人、政府 ) 在动态策略互动中形成的均衡状态及其演化路径，亦无法量化评估激励机制的政策效果阈值。为克服此局限，本研究转向演化博弈理论构建定量模型，通过设定诉讼成本 C、胜诉概率 p、惩罚性赔偿 D 等参数量化前述定性因素，模拟有限理性主体策略调整过程，分析不同激励机制下系统均衡的迁移轨迹，从而为精准激励制度设计提供可验证的理论依据。（一）博弈假定假设 1：主体有限理性。假设模型中所有的主体均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决策目的、均具有学习能力和模仿能力的有限理性个体。在博弈初期，各参与主体由于认知能力的差异，其分析和判断能力各不相同。然而，通过持续的学习和模仿过程，他们会逐步优化自身的行为策略，最终收敛于最优决策，并实现演化稳定策略 (ESS)。笔者用Ω表示参与主体的集合：Ω ={社会组织，侵权人。假设 2：行为策略。社会组织有两种策略行为，策略集为 { 提起诉讼，不提起诉讼，采取提起诉讼的概率为 (0 1)x x≤ ; 侵权人有两种策略行为，策略集为 { 应诉，和解，采取应诉的概率为(0 1)y y≤ 。 *x 、*y 分别代表演化稳定策略 (ESS)下社会组织和侵权人的策略概率。

76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公共管理假设 3：政府作为博弈第三方，其决策将影响社会组织与侵权人之间的博弈结果，具体表现为：通过对社会组织实施激励政策 (如直接补贴、惩罚性赔偿金分成等 )，以及对侵权人课以惩罚性赔偿，以推动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其中，政府设定的激励金额需确保社会组织提起诉讼的收益大于成本。假设 4：检察机关诉讼介入机制。当社会组织基于成本——收益考量，决定不提起公益诉讼时，检察机关将依法启动公益诉讼程序。假设 5：对社会组织而言，提起公益诉讼的现实成本普遍高于其可预期的直接或间接收益，高昂的成本显著抑制了社会组织参与公益诉讼的积极性[10][11]。这种成本不仅包括诉讼费、律师费、人力成本等显性支出，还涵盖调查取证难度大、诉讼程序冗长及败诉风险等带来的隐性负担。在现行制度框架下，成本与收益的结构性失衡，构成了社会组织发起公益诉讼的主要障碍。假设 6：社会组织博弈支付。社会组织在决定是否提起诉讼时，其决策核心在于权衡成本与预期收益。作为有限理性主体，其行为受到现实约束：提起公益诉讼会产生固定成本 1C (包括调查取证、律师费、时间精力等基础投入 )。诉讼结果具有不确定性，胜诉概率 1dP 和可能获得的赔偿金额 1J 共同构成了其预期收益的主要部分。若败诉，除无法获得赔偿外，还需额外承担败诉诉讼费C ，这进一步增加了诉讼的风险。相比之下，如果侵权人主动提出和解，社会组织可获得相对确定的金额 PX，但通常也需为此支付一定的和解成本Sp ( 如协商成本、可能放弃的部分赔偿等 )。若社会组织选择不提起诉讼，则无任何诉讼成本支出，但也意味着放弃了通过法律途径获取赔偿或和解收益的机会。假设 7：侵权人博弈支付。侵权人作为有限理性的经济主体，其核心目标在于最大化违法活动的净收益 r 。当面对社会组织或检察机关的诉讼时，其策略选择 (应诉或和解 )同样基于成本与风险的精算考量。选择应诉意味着要承担败诉风险：败诉概率 1dP ( 面对社会组织 ) 或 2dP 面对检察机关 )直接影响其预期的赔偿支出 ( 1J 或 2J ) 和诉讼成本C 。选择和解则需支付确定的和解金额 ( PX 或Xk )并承担相应的和解成本 ( 1Sd 或 2Sd )，但这通常能规避更高的败诉赔偿和声誉损失等潜在风险。值得注意的是，检察机关介入 ( 当社会组织不起诉时 ) 对侵权人构成更强的威慑，体现为其败诉概率 2dP 往往显著高于面对社会组织的相应值 ( 即通常有 2 1d dP P> )，据最高检发布的《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白皮书 (2023)》显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后政府支持率达 99.96%，几乎接近 100%。虽然目前缺乏社会组织公益诉讼胜诉率的具体数据，但其显然不太可能高于检察机关。由于检察机关更强的证据搜集能力和专业诉讼能力，其或许可以比社会组织在同一情况下争取到更高的赔偿额，因此也不妨假设2 1J J＞ 。侵权人最终决策取决于对不同策略下预期净损失 (或总成本 )的比较。（二）模型建立与求解以上述假设为基础，表 1 列示了在无政府激励下的“社会组织——侵权人”两方主体博弈的收益矩阵。

77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公共管理表 1 无政府激励两方博弈支付矩阵社会组织 / 侵权人 应诉 ( )y 和解 (1 )y−起诉 ( )x ( )1 1 1 1 1 1R) (C+ )(1 ,d d dP J P C C P J− − − − ( )P P1 1)S ,RX S+(Xp dC− − −不起诉 (1 )x− ( )2 2C+ )0, R (dP J− ( )2 )0 +(X,R Sk d−社会组织提起诉讼的期望收益为 xE ，不提起诉讼的期望收益为 1 xE − ，则平均收益 E−可以表示为：( )1 1(1 )x xE xE x E−−= + −故社会组织的复制动态方程可以表示为：( )_1 1 1 1 1( ) ( 1)[ ( (1 ) ) 2] ( )( 1)]x x d d p pF x E E x x y J P C P C SdxdtX C y= − = − − − − − + − −= −同理，侵权人的复制动态方程可以表示为：2 1 1 1 2 2(1 )[( 1)( ) ( 1)( ) ( ( )) ( ( ))] 3y d k d p d dF y x S R X x S R X x R P xdyydtC J R P C J= − − − + − − − + − − + + − += （）社会组织、侵权人的博弈过程是动态演化的，各群体之间的策略选择是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根据微分方程的稳定性定理，此动态系统将在动态方程组为 0，即式 (4)成立时趋于稳定。00xydFdxdtydtF= === (4)显然存在 4 个纯策略均衡解 A1(0，0)，A2(1，0)，A3(0，1)，A4(1，1)，由上述 4 个均衡点构成演化博弈解域的边界{, | (0,1), (0,1)x y x y∈ ∈ ，此外均衡解域内还存点 A5( ( ) ( )1 21 2 1 1 2 2d d k pd d k p d dS S X XS S X X P C J P C J− − +− − + − + + + ， ( )11 1 1 11p pp p d dS X CS X C P J P C− −− + − + − )满足方程式 (4)，但由于社会组织目前在公益诉讼中获得的收益尚不足以覆盖其成本，故 ( )1 1 1 01d dC P J P− + ≤ ，所以 ( )11 1 1 111p pp p d dS X CS X C P J P C− −− + − + −＞ ，故点 A5 不是均衡点。根据弗里德曼[12]的演化博弈分析框架，微分方程系统的演化稳定策略可以通过分析其雅可比矩阵的局部稳定性来判定。该系统的雅可比矩阵为：x xy yF Fx yJF Fx y∂ ∂  ∂ ∂ =  ∂ ∂  ∂ ∂ (5)

78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公共管理根据李雅普诺夫第一法[13]，当某演化均衡点所在的雅可比矩阵的特征值均为非正值，则该演化均衡点为稳定点 ESS。当特征值中至少存在 1 个正值时，均衡点为不稳定点。演化均衡点所在的雅可比矩阵的特征值见表 2。表 2 雅可比矩阵特征值均衡点 1σ 2σA1(0，0) P 1X Sp C− − 2 1X S X Sk d p d−+ −A2(1，0) ( ) ( )12 12P C P d dJ C J+ − + P 1S Xp C− +A3(0，1) 1 1 1 1J (1 )d dP P CC −− − 1 2S S X Xd d p k+ −−A4(1，1) ( ) ( )21 21P C P d dJ C J+ − + 1 1 1 1(1 ) Jd dC P C P−+ −由前文假设可知，在现阶段社会组织提起诉讼的成本尚不足以覆盖其收益，故有式P 1X 0Sp C− − ＜ 与 1 1 1 1J (1 ) 0d dP P CC − −− ＜ 。相比之下，检察机关凭借其专业化的办案能力和司法实践经验，在诉讼中展现出显著优势：一方面，其胜诉概率明显高于社会组织 ( 2 1P Pd d＞ )；另一方面，因其法律监督职能和资源整合能力，检察机关能够实现更优的诉讼效果 ( 2 1J J＞ )，故有式( ) ( )2 12 1 0P C P d dJ C J+ − + ＞ 。故各式符号如表 3 所示：表 3 均衡点稳定性分析均衡点 1σ 2σ 稳定性A1(0，0) − /+ − 鞍点 /ESSA2(1，0) + +不稳定点A3(0，1) − /− + ESS/ 鞍点A4(1，1) − + 鞍点当 2 1 0X XS Sk d p d+ − − ＞ 时，均衡点 A3 为 ESS、均衡点 A1 与 A4 为鞍点、均衡点 A2 为不稳定点;当 2 1 0X XS Sk d p d+ − − ＜ 时，均衡点 A1 为 ESS、均衡点 A3 与 A4 为鞍点、均衡点 A2 为不稳定点。模型分析表明，在现行制度框架下，由于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的成本显著高于预期收益( 即 1 1 1 1J (1 ) 0d dP P CC − −− ＜ 且 PX 0Sp− ＜ )，系统的演化稳定策略 (ESS) 高度依赖于侵权人应对策略的成本比较。具体而言，当检察机关介入给侵权人带来的预期成本高于社会组织起诉时侵权人选择和解的成本，即 2 1 0X XS Sk d p d+ − − ＞ 时，系统将收敛于社会组织不起诉、侵权人选择应诉(A3(0，1)) 的稳定状态 ;反之，则收敛于双方均不主动 (社会组织不起诉、侵权人和解，A1(0，0))的稳定状态。无论何种情形，模型均预测社会组织在缺乏有效激励时将倾向于放弃起诉。这清晰地揭示了现行机制下成本收益失衡导致公益诉讼供给不足的内在机理，凸显了政府通过设计激励机制

79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公共管理( 如补贴、惩罚性赔偿 )来优化社会组织支付结构、打破现有不利均衡的必要性。（三）政府最优补贴分析在缺乏政府补贴的情况下，社会组织通常缺乏提起诉讼的激励，导致整个演化博弈系统的动态收敛最终取决于侵权人对应诉成本收益与和解成本收益的权衡。因此，为引导系统达成更优均衡，政府的介入补贴成为必要。政府的补贴策略主要包括三种形式：直接成本补贴、惩罚性赔偿金制度以及原告胜诉奖励机制。其中，直接成本补贴是指当社会组织提起诉讼时，政府直接向其提供一笔固定金额 M 的资金补偿，以覆盖其起诉过程产生的相关成本。惩罚性赔偿金制度则规定，在侵权人败诉的情况下，除需支付常规的损害赔偿金外，还须额外承担一笔具有惩罚性质的赔偿金 Q。而原告胜诉奖励机制则设定，若社会组织作为原告最终胜诉，其可获得一定比例 (t) 的金钱奖励 ; 此奖励资金直接来源于对败诉侵权人 ( 被告 ) 所科处的惩罚性赔偿金 Q。政府直接补贴、实施惩罚性赔偿金和原告胜诉奖励机制后新的博弈支付矩阵如表 4、5、6 所示。表 4 政府直接补贴两方博弈支付矩阵社会组织 / 侵权人应诉 ( )y 和解 (1 )y−起诉 ( )x ( )1 1 1 1 1 1M ) , ( )(1 C+Rd d dP P C CJ P J− − −+ − ( )P P1 1)S ,X M X +R ( Sdp C− − −+不起诉(1 )x− ( )2 2C+ )0, R (dP J− ( )2 )0 +(X,R Sk d−表 5 政府实施惩罚性赔偿金两方博弈支付矩阵社会组织 / 侵权人应诉 ( )y 和解 (1 )y−起诉 ( )x ( )1 1 1 1 1 1) (C+R )(1 +Q,d d dP CJ JP C P− − − − ( )P P1 1)S ,RX S+(Xp dC− − −不起诉(1 )x− ( )2 2 )0 (C+R Q, d JP− + ( )2 )0 +(X,R Sk d−表 6 政府实施原告胜诉奖励机制两方博弈支付矩阵社会组织 / 侵权人应诉 ( )y 和解 (1 )y−起诉 ( )x ( )1 1 1 1 1 1(1 ,( ) ) (C+R +Q)d d dP P C C JPJ tQ − −+ − − ( )P P1 1)S ,RX S+(Xp dC− − −不起诉(1 )x− ( )2 2 )0 (C+R Q, d JP− + ( )2 )0 +(X,R Sk d−

80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公共管理同理，三种情况下的动态复制方程如表 7 所示。表 7 动态复制方程表/xi yiF F 动态复制方程1xFy1F2xFy2F3xFy3F( ) ( )( ) ( )( )( )1 1 1 1 11 1 1p p d dx x y C M S X y M C J P C 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1 1 1 2 21 1 X 1d k d p d dy y x S R x S R X x R P C J x R P C J− − − + − − − + − − + + − +( ) ( )( ) ( )( )( )1 1 1 1 11 1 1p px x y J Pd C C Pd C S X y− − − + − + + − −( ) ( )( ) ( )( ) ( )( ) ( )( )( )2 1 1 1 2 21 1 X 1k py y x Sd R x Sd R X x R Pd C J q x R Pd C J q−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1 1 1 11 1 1p p d dx x y C S X y C P C P J tQ−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1 1 1 2 21 1 1d k d p d dy y x S R X x S R X x R P C J Q x R P C J Q− − − + − − − + − − + + + − + +同理，三种不同的补贴方式的雅可比矩阵特征值如表 8 所示。表 8 雅各比矩阵特征值符号表均衡点 直接补贴 惩罚性赔偿金 原告胜诉奖励机制A1(0，0)12 1p pd d k pM C S XS S X X− − +   − + − 12 1p pd d k pX S CS S X X− −   − + − 12 1p pd d k pX S CS S X X− −   − + − A2(1，0)12 2 1 1( ) ( )p pd dC M S XP C J P C J− + −  + − + 12 2 1 1( ) ( )p pd dC S XP C J Q P C J Q−  +++ + − + 12 2 1 1( ) ( )p pd dC S XP C J Q P C J Q+ −  + + − + + A3(0，1)1 21 1 1 1( 1)d d k pd dS S X XM C J P C P− − +  − + + − 1 21 1 1 1( 1)d d k pd dS S X XJ P C C P− − +  − + − 1 21 1 1 1( 1) ( )d d k pd dS S X XC P C P J Qt− − +  − − + + A4(1，1) 1 1 2 21 1 1 1( ) ( )( 1)d dd dP C J P C JC M J P C P+ − +  − − − − 1 1 1 11 1 2 2( 1)( ) ( )d dd dC J P C PP C J Q P C J Q− − −  + + − + + 1 1 1 11 1 2 2( 1) ( )( ) ( )d dd dC C P P J QtP C J Q P C J Q− − − +  + + − + + 

81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公共管理各特征值的符号如表 9 所示：表 9 政府补贴稳定性分析均衡点 直接补贴 稳定性惩罚性赔偿金稳定性原告胜诉奖励机制稳定性A1(0，0) (+，+/-)不稳定点 /鞍点(-，+/-) 鞍点 /ESS (-，+/-) (-，+/-)A2(1，0) (+，+) 不稳定点 (+，+) 不稳定点 (+，+) (+，+)A3(0，1) (-/+，+)鞍点 /不稳定点(-/+，-) ESS/ 鞍点 (-/+，+) (-/+，+)A4(1，1) (-，-) ESS (+，-) 鞍点 (-，-) (-，-)基于演化博弈模型的动态分析表明，政府采取的直接补贴、惩罚性赔偿金及原告胜诉奖励三种干预机制对系统均衡状态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在直接补贴机制下，政府通过向提起诉讼的社会组织提供固定金额M 的资金补偿，直接降低其诉讼成本 1C 。这一措施有效扭转了社会组织的成本收益结构，使系统能够稳定收敛于唯一的理想均衡状态 A4(1，1)——即社会组织选择起诉而侵权人选择应诉。该均衡的稳定性具有数学本质的必然性：雅可比矩阵在 A4 点呈现双负特征，严格满足演化稳定策略 (ESS) 的判定条件。这种全局唯一的稳定态意味着系统具有强抗干扰性——无论初始策略分布如何，在有限理性主体的学习与模仿过程中，所有演化轨迹最终必然锁定于社会组织积极起诉、侵权人理性应诉的最优均衡。其核心优势在于通过精准的成本补偿，彻底克服了社会组织因成本收益结构性失衡而产生的诉讼抑制倾向，从而在制度层面构建了公益诉讼可持续实施的激励相容机制。相较之下，惩罚性赔偿金机制虽通过增加侵权人败诉成本 Q 来提升其违法代价，却未能改善社会组织的激励结构。模型分析显示，该措施下系统的演化稳定策略仍收敛于 A₁(0，0) 或 A₃(0，1)两种非理想状态——即社会组织放弃起诉而侵权人选择和解或应诉。究其根源，惩罚性赔偿金虽增加了侵权人面对诉讼时的预期损失，但因未直接补偿社会组织的诉讼成本，其支付函数中的关键约束条件1 d1 1 d1J P C C(P 1)< 0− + − 并未改变。这种单方面增加侵权风险而忽视原告激励的设计，导致激励传导机制失效，无法突破公益诉讼供给不足的困境，因而政策效果最为薄弱。原告胜诉奖励机制则呈现出折中特性。该机制规定当社会组织胜诉时可从惩罚性赔偿金Q 中获得比例 t 的奖励，兼具成本补偿与风险共担的双重特征。在特定条件下，即当奖励额 tQ 满足1 1 1 1C(P 1) P 0(J t Q)d dC − − − <+ 时，系统可能收敛于理想均衡 A₄(1，1)。然而，该机制的稳定性显著弱于直接补贴，因其激励效能高度依赖于诉讼结果的不确定性：社会组织的实际收益受胜诉概率 d1P 和奖励比例 t 的双重制约。若司法实践中 d1P 值偏低或政府设定的t值不足，则无法有效覆盖诉讼成本，导致激励不足问题依然存在。这种条件依赖特性使其政策效果居于直接补贴与惩罚性赔偿金之间。综合而言，三种补贴措施呈现清晰的政策效能梯度 ：直接补贴通过精准修正社会组织的成本结构，实现最优激励效果 ; 胜诉奖励机制因受限于结果不确定性而效果次之 ; 惩罚性赔偿金则因激励传导失灵而效果最弱。这为制度设计提供了重要启示：最有效的干预需直接作用于社会组织的成本

82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公共管理收益函数，而单纯增加侵权人风险的措施难以突破公益诉讼的供给瓶颈。（四）实证案例分析 1.高昂诉讼成本在探讨社会组织提起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面临的激励机制困境时，结合具体司法案例进行实证分析至关重要。以湖北省消费者委员会诉罗某、陈某、李某案这一由消费者组织成功提起的典型公益诉讼为例，其裁判文书细节为我们审视诉讼成本与收益的关系提供了关键视角，并有力印证了前文演化博弈模型的核心关切。该案中，湖北省消费者委员会为追究三被告非法办理并贩卖4200 余张电话卡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权益的行为，必然投入了可观的诉讼成本。这些成本不仅包括案件管理、跨区域协调、证据收集整理等组织性支出，更显著体现在专业法律服务上——判决书明确指出，代理律师刘华系“无偿代理本案”，且政府最终驳回了原告关于律师费的诉讼请求。这意味着，作为原告的消费者委员会实际上承担了本应支付给专业律师的报酬（这部分可视为一种重要的隐性成本）。考虑到此类涉及大规模个人信息侵权、案情复杂且需跨省调查取证的公益诉讼对律师专业能力与工作时间的要求，参照同类案件市场收费标准，其隐含的律师服务价值很可能达到甚至超过数万元。此外，消费者委员会自身的专职人员投入、差旅、专家咨询等费用虽未在诉请中列明，也构成不可避免的组织管理成本。将这些显性与隐性成本综合考量，原告的实际诉讼投入具有相当规模。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政府在认定被告违法所得总额约 39 万元的基础上，充分考量了刑事判决已追缴全部违法所得并处以高额罚金（总额约 52 万元）的事实，最终仅酌定支持民事赔偿金 10.25万元（约为诉请金额的 26%）。这一裁判结果清晰地表明：即便社会组织成功赢得公益诉讼，其通过政府判决获得的直接经济补偿 (J₁) 在数额上很可能难以充分覆盖其已实际发生的、包含高昂隐性法律服务在内的综合诉讼成本 (C₁)，并且判决中未包含任何额外的成本补偿或胜诉奖励机制。判决书对刑事处罚效果的着重考量，虽体现了司法的审慎，却也客观凸显了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公益诉讼原告面临的核心难题——通过传统损害赔偿路径难以实现诉讼成本的足额回收。该案中，原告在胜诉后仍需实质承担相当部分的净支出 ( 特别是无偿律师服务所对应的市场价值损失以及未被补偿的组织成本 )，这一现实困境高度吻合演化博弈模型的核心假设：社会组织提起诉讼面临成本 (C₁)过高，而预期可获补偿 (J₁) 不足，导致其支付函数处于不利状态 ( 1 d1 1 d1J P C C(P 1)< 0− + − )，从而为理论所揭示的诉讼动力不足问题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现实例证。它强有力地说明，建立专门的社会组织诉讼成本补偿与激励机制 ( 如胜诉奖励 ､ 专项基金 )，对于弥合其公益付出与经济回报之间的落差具有迫切意义。 2.惩罚性赔偿金通过对兰州市人民检察院诉杨某礼、陈某虎案（（2024）甘 01 民初 202 号）的实证考察，当前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金的适用面临核心困境：缺乏明确的上位法授权。该案中，检察机关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十九条主张“惩罚性损害赔偿责任”，政府亦全额支持 15.6 万元赔偿请求。然而，细究法律条文，《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十九条仅规定“损害赔偿”按损害或获利确定，并未直接赋予“惩罚性赔偿”请求权。判决书虽援引《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九条 ( 规定惩罚性赔偿“依照其规定”) 及《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第九十八条，但前者需以其他法律明确授权为前提，后者仅为检察机关内部规则，效力层级不足。这种法律依据的模糊性，使得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高度依赖司法裁量，与法理基础的“新设权利模式”要求相悖 ( 即公益诉讼惩罚性赔

83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公共管理偿权应源于法律的明文创设 )。类似困境亦见于贵州铜仁案（（2024）黔 0602 民特 11 号）和河北威县案 (2022)（冀 0531 民初 1304 号），反映出司法实践对惩罚性赔偿扩张适用的迫切需求与立法供给不足的结构性矛盾。上述困境精准印证了前文演化博弈模型的结论：单纯增加侵权成本 ( 如惩罚性赔偿 ) 难以有效激励社会组织诉讼。模型揭示 ( 见表 8)，惩罚性赔偿机制下，系统稳定均衡仍收敛于社会组织不起诉的状态 (A1 或 A3)，因该机制仅单方面提高侵权人败诉损失 (Q)，却未直接补偿社会组织的诉讼成本 (C1) 或改善其预期收益 (J1)。兰州市案例中，15.6 万元赔偿金全额上缴 (判决未明确用于补偿原告 )，社会组织未获实质激励，与模型“激励传导失灵”的结论完全吻合。对比河北保定市院诉李某案 ( 典型案例 ) 将部分赔偿金用于补偿诉讼成本的做法 ( 体现“胜诉奖励”逻辑 )，后者更贴近模型中的有效路径——通过奖励比例(t)将惩罚性赔偿转化为原告边际收益，推动系统向理想均衡(A4)迁移。这进一步证明：缺乏对原告直接激励的惩罚性赔偿机制，无法破解成本收益失衡导致的诉讼动力困局，唯有通过立法明确赔偿金用于补偿社会组织 ( 如设定奖励比例 )，方能实现“惩罚侵权”与“激励诉讼”的双重矫正。四、社会组织提起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激励机制构建基于前文演化博弈模型所揭示的政策效能梯度分析——即直接补贴可有效引导系统稳定收敛于理想均衡 ( 社会组织积极起诉、侵权人理性应诉 )、胜诉奖励效果次之且具条件依赖性、惩罚性赔偿则因激励传导失灵效果最弱——本部分将围绕此核心结论，提出系统性构建社会组织提起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激励机制的具体路径。（一）对社会组织进行直接补贴基于演化博弈分析可知，在激励社会组织提起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众多策略中，直接补贴凭借其高效性与针对性脱颖而出，成为最能推动社会组织积极参与诉讼的关键路径。通过设立专项基金、建立保险制度等具体措施，能够为社会组织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助力其更高效地开展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工作，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1.设立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基金在环境保护公益诉讼领域，海南、云南、贵州等地专门设立了环境公益诉讼基金。这一举措不仅为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提供了诉讼费用支持，还通过对环境治理资金的统一调拨和使用，弥补了地方差异，为公益诉讼活动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14]。对此，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可参照该模式，建立专门的基金制度，以缓解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的资金压力，为诉讼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持续性的资金保障。稳定的资金来源是公益基金存续和运作的前提，公益基金的设置首先需要考虑资金来源问题。公益基金的资金来源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政府拨款。这是最稳定的资金来源，在公益基金设立初期可作为主要资金支撑。但随着公益诉讼的持续开展，仅以政府拨款为主并不现实。第二，私人捐助。公益基金可接受个人、企业的捐款，但其具有较强的自发性，只能作为补充来源。第三，从胜诉判决的惩罚性赔偿金中提取部分资金。通过对被告施加惩罚性赔偿，既能扩充基金池，又能

84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公共管理起到震慑作用，推动社会责任落实。不过，这种来源的稳定性较差，因其依赖案件发生及判决结果，无法成为唯一或主要资金来源。第四，委托理财增值。公益基金可委托有资质的信托公司，利用部分自有资金进行科学投资，如购买国债、债券，或委托信誉良好的信托公司、银行进行理财，实现基金保值增值。此外，公益基金在实际操作中需保持透明规范，完善内外部监督机制，以确保资金有效使用。 2.建立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保险制度借鉴机动车交通事故第三者责任险的制度设计原理与运行逻辑，可将商业保险机制引入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领域。商业保险制度是指允许投保人为分担诉讼及赔偿风险向保险公司投保，将诉讼风险与保险利益挂钩，当投保方涉及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时，由保险公司承担诉讼费用的保险制度[15]。该制度有助于缓解社会组织面临的高额诉讼成本压力，将诉讼风险分散至社会市场经济体系中。据此，原告与被告均可通过市场资源配置，将高昂的诉讼成本转移给保险公司，既减轻了原告的诉讼费用负担，又充分发挥了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16]。当前，我国诉讼保险市场尚未成熟，主要表现为专业机构与人才储备不足，且消费群体培育滞后。然而，随着新型诉讼类型的持续涌现，诉讼保险制度在国内展现出显著的发展潜力。事实上，在普通民事领域，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制度已初步建立，这是保险服务介入诉讼领域的有益探索。现阶段，借鉴海外成熟经验开展初步探索是可行路径。以德国模式为例，其规定经营诉讼保险业务的机构必须通过严格资质审核并取得特许资格；制度设立初期，政府主导开展大规模市场宣传，借助公权力推动市场开拓[17]。基于此，我国可依托政府力量平稳引入该制度，具体可采取以下措施：初期严格限定经营资格，建立高标准准入机制，颁布行业指导规范，以“先严后宽”策略分步推进制度建设。为防范恶意诉讼，可委托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对诉讼费用进行评定，并对该类机构实施严格监管。（二）建立原告胜诉奖励机制提起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成本极为高昂，无论诉讼结果是胜诉还是败诉，原告均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社会组织作为诉讼主体之一，其非营利性特征决定了资金短缺的必然性。若不建立胜诉补偿与奖励制度，对胜诉的社会组织给予物质与精神层面的激励，其提起诉讼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将受到显著抑制。 1.“胜诉”的界定原告胜诉的界定不应仅仅局限于最终的胜诉判决书。事实上，原告是否实现诉讼目标、推动被告行为整改，或是达成公益诉讼的根本目的，才是判断胜诉与否的关键标准。因此，除完全胜诉和部分胜诉外，实质性胜诉也应纳入奖励范畴。其中，部分胜诉是指法院支持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而驳回其余请求 ; 实质性胜诉则是指案件通过调解或被告自愿履行义务，导致原告诉讼请求撤销或被驳回的情形。只要原告的诉讼行为促成了公益目标的实现，即应视为胜诉。这种“胜诉”概念的扩张解释，有助于激励更多公益诉讼参与者，切实推动社会正义的实现。 2.“胜诉”的奖励方式胜诉的奖励方式应当兼顾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在美国司法实践中，原告胜诉后可从被告的罚金中获取 15%-20% 的比例作为奖励 ; 若政府决定不参与诉讼，相关主体独立提起诉讼则可获得

85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公共管理25%-30% 的民事罚款 [18]。此外，《1970 年清洁空气法》引入律师费“败诉方负担”规则，进一步减轻了诉讼主体的成本压力[19]。这些制度设计，减轻了公民提起公益诉讼案件时的成本压力，充分调动了公民提起诉讼的积极性。反观我国，借鉴此类物质奖励机制具备现实可行性与法理基础。从规范层面分析，《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第九十八条虽未明确列举个人信息保护领域，但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核心要件，与个人信息侵权行为的公共危害性存在逻辑同构性。例如，在河北省保定市人民检察院诉李某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案中，检察机关通过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提出三倍惩罚性赔偿请求，法院全额支持 166.3815 万元赔偿，其中部分资金明确用于补偿社会组织诉讼成本。这一司法实践充分验证了将惩罚性赔偿金作为资金池的可行性。我国股东派生诉讼费用补偿制度以“受益主体负担成本”为核心，旨在激活诉权。该制度设计隐含对原告维护集体利益行为的正向激励——当股东为公司整体利益支付诉讼成本时，由公司承担合理费用，本质上是对原告利他性诉讼行为的制度性认可。这种“成本回收 + 权益保障”的双重逻辑，为构建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胜诉奖励机制提供了本土法源参考。在股东派生诉讼中，胜诉股东虽未直接获得物质奖励，但通过诉讼成本的完全转嫁规避了经济损失，形成了风险可控 ､ 收益可预期的诉讼激励模式。类比至公益诉讼领域，物质奖励可视为诉讼成本补偿的深化形态，从单纯覆盖成本升级为额外激励;而精神奖励(如司法表彰 ､社会荣誉 )则与股东派生诉讼中原告因维护公司利益获得的商业信誉提升具有功能相似性。二者共同构建起 “制度性肯 + 社会性认同”的双重激励体系，既契合我国“奖优罚劣”的法律传统，也与股东派生诉讼所确立的“私人执行公共利益”的本土司法逻辑相契合。基于上述经验，我国可适度借鉴相关做法，从对被告科处的惩罚性赔偿金中提取部分资金，用以弥补社会组织在民事公益诉讼中支出的经济与时间成本。此外，胜诉奖励的对象亦可涵盖个人，包括参与诉讼的组织成员及代理律师[20]。在精神奖励层面，可从社会认可、荣誉授予等角度进行制度设计。例如，政府及相关机构可对成功推动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或个人授予荣誉奖项，公开表彰其社会贡献。此类精神激励不仅有助于增强原告的社会价值感与成就感，还能提升社会公众对公益诉讼的认知与支持度。同时，借助媒体的正面宣传，可进一步扩大公益诉讼的社会影响力，提升社会组织的社会声誉。需强调的是，在设计胜诉奖励机制时，应避免过度侧重物质性奖励。这不仅与公益诉讼维护公共利益的初衷相悖，还可能诱发滥诉风险，影响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与诉讼制度的有序运行。（三）探索惩罚性赔偿机制当前，我国公益诉讼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主要适用于生态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两大领域。笔者认为，鉴于已有检察机关在“河北省保定市人民检察院诉李某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和权益民事公益诉讼案”中，依法判令被告支付三倍惩罚性赔偿金的先例。这一实践已印证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可行性与应用潜力。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我国个人信息侵权案件中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程度日益加剧，引入惩罚性赔偿金不仅能惩戒侵权者，还可将部分资金作为原告激励，形成“负向惩戒 +正向激励”的双重效应[21]，这既有助于提升原告诉讼积极性，也能有效遏制个人信息大规模侵权行为的扩散。具体而言，可从以下方面构建惩罚性赔偿金机制：明确法律依据。尽管惩罚性赔偿在私益诉讼中的适用已获广泛认可，但其在公益诉讼 ( 尤其是个人信息保护领域 ) 中的适用仍存较大争议。争议根源在于：传统理论将惩罚性赔偿局限于私益诉

86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公共管理讼范畴，却未充分考量其在公益诉讼中“保护私益 + 维护公共利益”的双重功能。公益诉讼起诉人的惩罚性赔偿请求权应独立于私益诉讼体系，采用“新设权利模式”，即直接来源于法律明文规定。《民法典》第 179 条第 2 款明确规定，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以法律规定为前提。然而，当前立法尚未直接规定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可对侵权人适用惩罚性赔偿，这成为反对者质疑引入该制度的核心依据。因此，若要在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中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必须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其适用条件与范围，以填补法律空白。惩罚性赔偿金的部分资金可用于奖励原告，通过超额赔偿实现“双向外部性矫正”：一方面通过提高侵权成本覆盖潜在损失，另一方面以剩余收益激励维权诉讼。这种“外部成本内部化”机制构成了该制度设计的核心法理基础[22]。同理，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明确惩罚性赔偿金的法律适用，既有助于救济公共信息安全，也能激发诉讼主体的维权活力。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仍需构建明确的法律依据体系。合理确定惩罚性赔偿金的数额。我国虽未对惩罚性赔偿金的具体金额作出明确规定，但可参考《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九条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时需考虑的六项因素，以及美国《惩罚性赔偿示范法案》中规定的衡量惩罚性赔偿数额的九项标准。具体而言，笔者建议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损害赔偿计算，应考虑以下评价因素：第一，侵权人的主观过错程度。侵权人的主观恶意、故意程度及其在侵权行为中的参与程度，直接影响惩罚性赔偿的额度。若侵权行为属故意且带有明显恶意，赔偿金应适当提高，以示惩戒。第二，具体情节，包括侵权行为的性质、持续时间及其对公众造成的影响。第三，损害结果。赔偿金额应根据损害结果的性质与程度进行调整，具体需考虑侵权行为所造成负面后果的广泛性、持续性，以及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的影响。损害结果越严重，赔偿金额应相应增加。第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违法所得越高，惩罚性赔偿金也应适当提高。第五，已缴纳的补偿性赔偿数额。惩罚性赔偿不应重复计算已支付的补偿性赔偿，以避免过度赔偿或重复赔偿。第六，侵害人的经济和生活状况。具体而言，侵权人的资产规模、收入水平以及支付赔偿的能力，应当影响赔偿数额。此外，确定惩罚性赔偿金数额时需注意，其数额不宜过高，否则将给侵权人造成过度负担，进而造成不合理损害，引发公众对法律公正性的质疑。加强对惩罚性赔偿金的专项管理。对惩罚性赔偿金应规范使用，将所获赔偿金存入专门开设的个人信息保护公益基金专项账户，或存入取得授权组织共同设立的合作基金会专项账户。通过具备相应资质的机构进行运作，将资金用于维护社会信息公共安全，严禁非法挪用。可采取“管执分离”的模式[23]。具体而言，应通过具备相应资质和公信力的专业机构运作资金，确保其专项用于维护信息公共安全、救济信息主体权益等公益目的，杜绝任何非法挪用行为。在资金管理与使用流程上，由政府严格监督资金使用方向：当信息权益受损主体申请补偿时，需向政府提出申请并完成登记举证;政府审核通过后出具相关文书，申领者凭此从专项账户管理人处获取补偿；剩余或未申领资金则用于同类公益诉讼案件。在此过程中，政府需严格设定申领时效，细致审查证据，防范利用诉讼牟利的恶意行为，切实保护真正信息受害者的权益。同时，鉴于信息侵害具有跨地域性特点，应强化政府系统内部协作机制，方便信息受侵害主体在其居住地政府进行赔偿申领登记，以此降低维权成本，充分发挥公益诉讼对集体性信息权益的修复与保护效能。

87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公共管理五、结语随着《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实施和公益诉讼制度的逐步建立，社会组织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诉讼角色愈发重要。然而，由于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具有利他性，社会组织诉讼成本过高，且社会信息公共安全本质上属于公共物品范畴，导致社会组织提起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积极性受到抑制，极易陷入“理性经济人”的困境。为激发社会组织的诉讼积极性，需从激励机制着手，设计合理的激励措施。构建完善的激励机制，不仅有助于社会组织在公益诉讼中充分发挥作用，还能增强法律体系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有效性，提升社会福利。完善的激励机制将成为推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发展的重要保障，也可为其他公共利益领域的公益诉讼提供借鉴经验。参考文献[1] 韩波.公益诉讼制度的力量组合[J].当代法学,2013,27(01):31-37.[2] 巩固.大同小异抑或貌合神离?中美环境公益诉讼比较研究[J].比较法研究,2017,(02):105-125.[3] 由然.环保法庭为何无案可审?——法律经济学的分析和解释[J].东岳论丛,2018,39(02):176-184.[4] 傅沿.困局与破解:我国环境公益诉讼成本分摊规则的功能主义审视[J].法律适用,2016,(05):80-86.[5] 温莹莹.制度合法性机制和公共物品供给——基于北京市村庄调查数据的分析[J].社会学评论,2022,10(03):180-198.[6] [美]曼瑟·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物品与集团理论[M].陈郁,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7:12.[7] 梁平汉,赵玉兰.激励相容视角下亲清政商关系的全面构建：一个集体行动分析框架[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23,38(02):75-87.[8] 陈振明.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及其启示[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2):30-39.[9] 郭雪慧.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研究——以激励机制为视角[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49(03):214-226.[10] 任洪涛.我国环保民间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成本分担研究[J].中国西部,2024,(05):71-80.[11] 周宇.社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成本负担问题研究[J].菏泽学院学报,2021,43(01):15-20.[12] FRIEDMAN D. Evolutionary games in economics[J]. Econometrica, 1991,59: 637.[13] 郭亮,王俐.现代控制理论基础[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3:127-129.[14] 颜运秋,罗婷.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的激励约束机制研究[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9(03):42-48+104.[15] 罗筱琦.诉讼保险制度再探[J].现代法学,2006,(4).[16] 衡飞玲.环境公益诉讼费用困难分析及对策[J].河南社会科学,2019,(2).[17] 文华良.诉讼保险制度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15.[18] 吴真,李天相.环境公益诉讼原告利益保障机制研究[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0(06):2429+155.[19] 王丽萍.突破环境公益诉讼启动的瓶颈:适格原告扩张与激励机制构建[J].法学论坛,2017,32(03):89-96.[20] 侯登华.试论社会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J].政法论坛, 2013,31(06):183-187.

88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公共管理[21] 胥楠,王育才.环境公益诉讼激励及域外借鉴——以ENGO为例 [J]. 生态经济,2017,33(11):206-210.[22] 周骁然.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构建[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4(02):5262.[23] 傅贤国,罗微.论惩罚性赔偿在刑事附带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中的适用[J].宜宾学院学报,2025,25(02):32-39.

89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公共管理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权益保障的法律困境与出路——以深圳市快递员群体为例黄沁雯【内容提要】平台经济快速发展中，深圳市快递员群体养老保险权益保障面临诸多法律困境，现行法律框架难适配新型用工形态，劳动关系认定模糊使多数快递员被排除在强制参保范围外，参保制度适配性不足、监管责任缺位等问题凸显。深层成因含立法滞后、主体责任不清及救济途径不畅，需构建新就业形态法律框架，创新参保机制，强化平台监管责任，优化救济与保障体系，依托阶梯式参保、穿透式监管等措施破解快递员养老保障难题。【关 键 词】快递员；养老保险；平台用工；法律困境；权益保障【 Abstract 】Ami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the protection of pension insur-ance rights for couriers in Shenzhen faces numerous legal challenges. The current legal framework is poorly adapted to emerging employment models, and the ambiguity in labor relationship classification excludes most couriers from mandatory social insurance coverage. Problems such as the lack of institutional adaptabil-ity, regulatory oversight, and clearly defined responsibiliti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 under-lying causes include legislative lag, unclear assignment of responsibility among stakeholders, and inadequate access to legal remedie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it is essential to construct a legal framework suited to new forms of employment, innovate participation mechanisms, strengthen platform accountability, and optimize systems for relief and protection.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nclude implementing tiered insurance schemes and penetrating regulatory mechanisms to effectively safeguard the pension rights of couriers.【Keywords】Couriers; Pension Insurance; Platform-Based Employment; Legal Dilemmas; Rights Protection【作者简介】黄沁雯（2000-），女，广东汕头人，珠海科技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本科生。一、引言新业态从业人员通常指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网约配送员、网约车驾驶员、货车司机、互联网营销师等劳动者群体。新业态从业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是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核心内容，不仅关系到高质量就业，还关系到体面劳动的实现。从劳动关系的角度看，新业态从业者与就业不稳定、劳动

90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公共管理关系非标准化的灵活就业群体或非正规就业群体有较大范围的交叉；从群体构成的角度看，新业态从业者中有相当大比重的流动人口或农民工群体。在深圳用工环节的多层分包模式让劳动关系的认定陷入模糊境地，多数快递员因此难以被纳入强制参保范畴，现行灵活就业群体参保制度，与快递员收入波动大、职业流动性强的特性存在明显不匹配，不仅带来较重的缴费负担，社保关系的转移与接续也面临阻碍。监管层面，平台应承担的责任存在缺位，相关法律依据亦显不足，再叠加维权过程中举证难度高、处理周期长的现实，共同造成快递员养老保障水平处于较低状态，解决这些现实问题，对于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推动平台经济实现健康发展，均具备重要的现实价值。二、深圳市快递员群体养老保险参保的法律障碍剖析（一）平台用工下劳动关系认定的模糊性及其法律后果在深圳快递行业，“平台——加盟商——网点——骑手”的多层分包架构应用广泛，该架构通过层层切割法律关系，刻意弱化用工主体与劳动者间的从属联系[1]。司法实践中，多数快递员与平台签订的是承揽协议或合作协议而非劳动合同，这种合同形式选择成为平台规避劳动关系认定的主要方式，法院审理相关案件时，仍主要依据传统劳动关系的“从属性”标准判断，注重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与组织从属性的综合认定，但快递员工作状态兼具灵活性与被管理性，既能自主选择接单时间，又需遵守平台派单规则、服务标准及奖惩制度，新型用工形态让传统认定标准难以适用，直接法律后果便是绝大多数快递员被排除在劳动关系之外，无法享受强制养老保险待遇[2]。数据显示，仅少数快递员能纳入强制参保范围，绝大多数只能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自愿参保，而自愿参保的低覆盖率使这一群体养老保险权益保障水平大幅降低，形成明显权益保障断层。表 1 深圳快递员用工关系类型与养老保险覆盖关联性用工关系类型 占比 (%) 强制参保适用性标准劳动关系 12.3 是劳务派遣 8.5 部分承揽 /合作协议 79.2 否（二）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制度的适配性缺陷现行制度遵循的自愿参保原则与快递员实际需求存在矛盾，快递员群体收入不稳定且波动幅度较大，参保缴费却需按固定比例和基数持续缴纳，不少快递员因担忧收入难以覆盖缴费而放弃参保。缴费基数核定环节，制度以社会平均工资为基准设定缴费区间，但快递员收入多由“底薪+计件提成”构成，实际收入常低于缴费基数下限，这种僵化核定方式加重快递员缴费负担，形成“想参保却缴不起”的困境，跨地域流动中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障碍同样构成制约，快递员职业流动性强、跨省流动频繁，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却需办理复杂手续，涉及多地社保机构协调对接，转移过程中还易出现缴费记录不全、权益受损等问题，制度层面这些适配性缺陷，导致灵活就业参保制度难以有效覆盖快递员群体，无法为他们提供稳定可靠的养老保险保障。（三）监管与责任配置的法律缺位多层分包用工模式下，法律对平台企业的定位缺乏清晰界定，平台往往将用工责任转移给加盟

91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公共管理商、承包商等下游主体，自身则以“信息中介”身份规避社保责任，形成“平台受益、基层担责”的不合理格局。现行法律体系中，针对平台企业在从业人员社会保险方面的强制性义务规定存在空白，未明确平台对分包链条末端劳动者的社保连带责任，导致问题出现时责任主体难以确定，劳动者维权无门，地方社保监管部门开展监管工作时同样面临诸多困难，因缺乏针对非标准用工形态的专门监管依据，获取平台企业用工数据存在难度，难以实现穿透式监管，平台企业借助算法管理等技术手段对快递员实施隐形控制，却无需承担相应社保责任，而监管部门因执法依据不足，难以对这类规避行为进行有效规制，监管与责任配置的法律缺位，使快递员养老保险权益保障失去有效制度约束和监督保障，企业逃避社保责任的行为难以得到遏制。三、快递员养老保险权益保障困境的深层法律成因（一）立法滞后性与新业态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我国现行劳动与社会保险法律体系的立法理念及制度设计，仍以传统稳定雇佣关系为核心预设，难以适配平台经济催生的用工形态变革，这正是快递员养老保险权益保障陷入困境的根本成因，现行社会保险法将参保主体严格限定在“职工”与“灵活就业人员”两类范畴，对平台经济中大量存在的“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从业人员，未明确其法律定位。相关部门虽曾提出“不完全劳动关系”概念，但未配套具体实施细则，导致这一群体在养老保险参保资格、缴费责任等方面处于法律空白地带，地方层面的探索同样受限于国家立法框架，像深圳虽出台特区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条例，却仍维持自愿参保原则，无法突破制度性约束构建强制性保障机制。从比较视角观察，部分国家已通过立法创新回应新型用工关系，或将“经济从属性”纳入劳动关系认定标准，或直接推定平台用工为劳动关系，而我国传统的“劳动关系 - 劳务关系”二分法，已难以覆盖技术驱动下的新型从属关系，立法滞后性与新业态发展间的结构性矛盾，让快递员养老保险权益保障失去了坚实的法律基础[3]。（二）参保主体资格与责任归属的法律困境从参保主体维度，快递员虽被归入灵活就业人员范畴取得参保资格，但这一身份缺乏强制保障支撑，需独自承担全部保费压力，养老保险制度设计里“缴费年限满 15年才可领取养老金”的规则，与快递员平均从业周期较短的职业特性形成尖锐矛盾，不少快递员即便参与参保，也难最终享受养老待遇，参保积极性因此被削弱；从责任归属维度，平台企业借助法律关系设计刻意规避雇主责任，普遍与快递员签订服务协议并约定“不构成劳动关系”，同时引用承揽合同相关法律条款抗辩社保义务。司法实践中，法院常因平台“未直接发放工资”等表面证据，认定其不承担雇主责任，未能充分考量平台通过算法管理、规则制定等方式对快递员形成的实际控制，多层分包模式下，平台、加盟商、承包商之间的责任划分缺乏明确法律依据，进一步加剧责任归属的模糊性，最终造成养老保险参保责任无人承担的局面。（三）权利救济途径的实效性不足劳动争议处理过程中，快递员面临的举证难题尤为突出，劳动关系认定所需“接受管理”“经济依赖”等关键证据多由平台掌控，而平台常拒绝提供算法数据、派单记录等核心信息，致使快递

92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公共管理员在仲裁或诉讼中举证能力薄弱，胜诉率始终处于较低水平，即便成功确认劳动关系，追索养老保险补缴的程序也极为繁琐，从争议发生到最终解决的平均周期过长，远超快递员的经济承受能力与职业稳定性预期。进入执行环节，分包链条中的承包商多为小微企业或个体经营者，常出现注销公司、转移资产等逃避责任的行为，再加上平台企业责任未被明确，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率大打折扣，同时社保稽核、行政监察等行政救济途径在覆盖灵活就业人员方面存在明显局限，难以穿透复杂用工结构追溯责任主体，且缺乏针对养老保险权益的专门、便捷救济通道，最终让快递员维权陷入“程序复杂、成本高昂、效果有限”的困境。四、完善快递员养老保险法律保障体系的路径构建（一）构建适应新就业形态的法律框架国家层面需推动《社会保险法》修订工作，在现有“职工”与“灵活就业人员”两类参保主体之外，增设“新业态劳动者”专门类别，将每周接单超 20 小时、连续服务满 3 个月且平台收入占比超 50%，符合“用工持续性 + 算法控制性”特征的平台从业人员明确纳入保障范围，同步建立准强制性养老保险制度，可参考欧盟《平台工作指令》草案相关经验，通过立法确立“平台用工推定劳动关系”原则，要求平台先举证证明与从业人员间不存在实际管理控制，以此降低劳动者举证门槛。作为改革前沿城市，深圳应充分发挥经济特区立法权优势，制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条例》，创设“类雇员”身份认定标准，将月接单时长超 120 小时、平台收入占比超 60% 等核心指标纳入认定要素，赋予此类劳动者法定养老保险参保权，同时明确平台按最低工资标准的 15% 缴纳基础保费。（二）设计契合灵活性的参保与责任机制深圳可试点推行“阶梯式强制”参保模式，依据快递员从业特征差异化配置责任：月接单超 200单、平台收入占比超 70% 的高频依赖型快递员，由平台与个人共担缴费责任，平台承担缴费基数的12%，个人承担 8%；月接单 50-200 单的中度依赖型人员，平台承担 8%，个人承担 12%；临时性接单人员则保留自愿参保通道，同时给予个人缴费部分 30% 的财政补贴作为激励，缴费基数核定环节突破传统固定基数模式[4]，建立依托实时收入或订单量的动态调整机制，对接平台薪酬系统按月自动核算实际收入，按低于 5000 元、5000-8000 元、8000 元以上三档，分别设置 8%、10%、12% 的差异化缴费比例，减轻低收入快递员缴费压力。同步探索建立“平台养老保险缴费池”制度，要求平台按每单 0.5 元标准计提专项基金，由社保部门负责监管，资金用途定向用于补贴快递员参保或垫付未参保人员的基础养老待遇，此外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信息平台，对接各省市社保系统与主要平台用工数据，实现跨地域缴费记录自动归集、权益实时查询及转移接续“一网通办”，通过电子社保卡关联终身养老账户，解决流动就业过程中的权益损耗问题。（三）强化监管与落实平台法律责任立法环节需确立平台企业的“首要保障责任”，明确无论采用自营还是分包模式，平台都要对从业人员的养老保险权益承担兜底责任，要求其在与加盟商、承包商签订的合作协议中明确社保代缴义务，针对未履行代缴义务的情形需承担先行赔付责任，后续再向实际责任人追偿，同时赋予社保经办机构更强监管权限，规定平台每月 5 日前报送上月用工数据、订单信息及薪酬支付记录，建

93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公共管理立“平台数据直连社保系统”的穿透式监管机制，设置红黄蓝三级预警，对参保率低于 60% 的企业启动重点稽查。对于拒不履行参保义务或提供虚假数据的平台企业，按未参保人数每人 5000 元标准处以罚款，同时将企业社保责任履行情况纳入公共信用评价体系，对失信企业实施市场准入限制、融资信贷约束、政府采购禁入等联合惩戒措施。（四）优化救济机制与多层次保障协同深圳劳动仲裁机构可设“新业态争议速裁庭”，配备熟悉平台用工的专业仲裁员，对养老保险纠纷实行“当日立案、7 日内调解、30 日内裁决”的简化程序，事实清楚案件适用“一裁终局”，大幅压缩审理周期，推行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劳动关系认定和社保争议中，由平台举证“不存在用工控制”和“已履行参保义务”，仲裁机构可依法调取平台派单记录、奖惩制度等后台数据，减轻劳动者举证压力，社保经办机构建立主动介入机制，通过数据比对发现未参保人员后，3 日内发提醒，逾期未参保即启动追缴程序[5]。推动职业伤害保障与养老保险衔接，实现参保数据共享互认和“一单参保、双险覆盖”，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开发普惠性养老保险产品，对参保基本养老保险的快递员给予 30% 保费补贴，产品采取“保底收益 + 浮动分红”模式，支持按单缴费和灵活暂停，形成“基本 +职业伤害 +商业补充”的多层次保障体系，全面提升养老保障水平。图 1 快递员养老保障体系构建路径图五、结语解决快递员养老保险权益保障问题，需多维度协同发力。完善立法以构建适配新就业形态的法律框架，明确“类雇员”身份界定与参保规则；创新阶梯式参保机制及动态缴费模式，切实减轻快递员经济负担；强化平台首要保障责任与穿透式监管手段，有效遏制企业责任规避行为；优化权益救济通道并建立多层次保障体系，提升权益实现效率。这些措施形成合力，既能破解当前劳动关系认定难、参保门槛高、监管力度不足等现实困境，也能为灵活就业群体养老保障提供可行路径，助力构建更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格局，为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提供支撑。

94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3 期——公共管理参考文献[1] 赵青.新业态从业人员社会保险参保选择及其影响因素：一项基于配送骑手和快递员群体的调查[J].社会保障评论,2024,8(03):57-74.[2] 岳瑞娜.协同治理视域下新业态从业者就业质量及提升路径研究[D].新疆农业大学,2024.[3] 赵奕鸿,田向辉,程五一,等.快递员职业伤害保障机制现状及对策研究[J].安全,2024,45(08):68-75.[4] 鲁霜.隐性控制与关系张力[D].云南师范大学,2023.[5] 张华超.加盟模式下的快递员参保问题的破解之道[J].劳动保障世界,2020,(14):5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