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博秦浦红 尹克寒(以姓氏笔画为序)王丹丹 王天博 尹克寒 许 昊 陈 坚 杨笑杨 罗坤明 武海燕 郑 赟侯宁健 秦浦红 曹 影 符思勐 董 政 董 德 蔡亚男唐士奇王天博秦浦红 尹克寒三 門 管 理 科 学主 任:副 主 任:委 员:顾 问:主 编:副 主 编:编辑委员会2025 年第一期 (总第 3期)
三门出版社是一家专业出版社,以出版高品位文化图书为主,包括有图书、期刊、杂志等出版物。 图书涵盖:学术专著、科技专著、文学作品、个人传记、企业文化等。 期刊涵盖:文艺评论、管理科学、教育研究等。 三门出版社依托澳门开放的人文传统、多元的市场氛围,兼顾通俗性读物,不断发掘文化题材,为读者提供优秀的原创图书与文化读物,力求成为深受两岸四地及全球华人喜爱和信赖的国际化出版集团,让客户“好读书,好出书,出好书”。以独特视角和新意迈向全球华文市场。 同时三门出版社也奋力与时俱进,在数字时代中积极开拓新的业务板块,探索跨地域、跨媒体出版,力求以高品质、多元化的出版物,反映时代潮流和社会变迁,满足读者日益丰富的精神需求,促进两岸四地及全球华人社会的文化交流与发展。三 門 出 版 社“立足澳门,放眼世界”AMOY-QUEMOY-MACAO PUBLISHING HOUSE封面 /《婺源春光》 张明远 作品张明远,男,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江西省宣传思想文化领域“四个一批”人才,洪城文化领军人才,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评审专家、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审专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油画学会会员。系江西省艺术教育协会副主席,江西省美术家协会油画艺委会副秘书长,南昌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八零油画学社党支部书记、副社长,北京当代中国写意油画研究院特约创作员。
目 录2025 年第 1 期文化产业消费社会对传统村落景观符号的影响研究——以川西地区传统村落为例/黄东升 章鹏云“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体育用品贸易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 /尹克寒AIGC技术赋能工业文化遗产品牌IP设计 /陈坤 谢澔管理案例与实践大数据时代下的口耳相传:电影《哪吒2》的人际传播效应 /杨澜横琴助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路径研究——基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视角/吴娩娩 范丹宇 蒋飞 吴琦番 陈路瑶中国电影艺术管理的传承与创新——以长春电影制片厂发展历程为例 /陈琦 教育管理整本书阅读与高中语文教师专业发展——以《乡土中国》阅读教学为例/种梦卓 林雯婷基于数字技术协同的粤港澳三地青少年价值观教育制度弥合路径研究/李慧敏 陆模兴人工智能时代新媒体与职业教育的融合发展 /王睿 公共管理跨学科视域下设计引导社会重构路径研究——以“日本失落的三十年”为例/任恬恬构建警示教育等“四个体系”防范处置青少年极端行为——以吉林农业大学为例/高延辉 连文聪四渡赤水战役中红军与地方群众互动模式及对当代基层治理借鉴意义的调查研究/袁雪容三門管理科学718334047596472798798103
CONTENTS 01/2025 NO.1718334064727987475998Cultural IndustryThe Impact of Consumer Society on the symbolic landscape of Traditional Village——A Case Study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Western Sichuan / HUANG Dongsheng, ZHANG PengyunThe Impac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n Sports Goods Trade in Participating Countries——An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 YIN KehanAIGC Technology Empowering Industrial Cultural Heritage Brand IP Design / CHEN Kun, XIE HaoManagement Cases and PracticesWord-of-Mouth in the Big Data Era: Th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Effect of Nezha 2 / YANG LanResearch on the Pathways for Hengqin to Support Macau’s Moderately Diversifie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Perspective from the Hengqin Guangdong-Macao In-Depth Cooperation Zone / WU Wanwan, FAN Danyu, JIANG Fei, WU Qifan, CHEN LuyaoThe Legacy and Innovation of China’s Film Art Management: A Cas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hangchun Film Studio / CHEN QiEducational ManagementWhole-Book-Reading and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High School Chinese Teachers: A Case Study of the Teaching of From the Soil: 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Society / CHONG Mengzhuo, LIN WentingResearch on the Pathway to Bridge the Institutional Gap in Youth Values Education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Based on Digital Technology Collaboration / LI Huimin, LU Moxing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WANG RuiPublic AdministrationResearch on Design-Guided Social Reconstruction Pathways from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of The Lost Decade of Japan / REN TiantianConstructing the “Four Systems,” Including Warning Education, to Prevent and Address Extreme Behavior Among Adolescents——A Case Study of Jili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 GAO Yanhui, LIAN Wencong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Interaction Model Between the Red Army and Local Commu-nities During the Four Crossings of the Chishui River Campaig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ontemporary Grassroots Governance / YUAN Xuerong 103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文化产业7消费社会对传统村落景观符号的影响研究——以川西地区传统村落为例黄东升 章鹏云【内容提要】本文以消费社会为背景运用符号学理论,从语义、语用以及语构学对川西地区村落景观进行深入调查和分析,调查中发现了在消费社会中人们过度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忽视传统村落空间发展的根本动力。在消费社会语境下传统村落景观正面临消费异化、符号简单堆砌、复制和符号泛滥、符号迷狂等现象。基于此,试图从共相景观与异相景观两种景观类型,对消费社会中传统村落景观符号的保护与传承提出解决思路,期望为消费社会中传统村落景观保护及发展研究提供参照。【关 键 词】消费社会;传统村落;符号学【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项目“西南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保护与重构研究”(项目编号:20BMZ053)【作者简介】黄东升(1980-),男,重庆潼南人,博士,南昌大学教授(江西 南昌 330031),研究方向:少数民族传统聚落文化、民居建筑、文化遗产研究等;章鹏云(1994-),女,汉族,四川成都人,四川文轩职业学院教务处教师(四川 成都 610000),科研方向:符号学,村落景观设计等。一、引言 传统村落的符号及其表征,是乡村消费社会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符号消费不仅是传统村落空间生产的动力来源,也是村落社会关系重构的重要手段。从符号学和消费社会的角度来看,传统村落正在经历从文化空间向消费空间的转型,这一过程深刻影响了村落的空间形态、社会结构和文化内涵。一方面,传统村落空间逐渐被资本化,成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资料和资本运作对象。资本持有者通过对现代人怀旧情感与乡愁情绪的挖掘,利用设计和建构将传统村落景观转变为具有消费吸引力的“生产性景观”。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村落景观的“自在性”逐渐被消费需求所重塑,符号化的景观设计成为吸引游客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消费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核心属性,人们在消费活动中不仅满足物质需求,还通过商品符号表达身份、情感和文化归属。符号的生产与传播构建了独特的消费观念,进一步强化了消费社会对传统村落的影响。在此背景下,传统村落的景观以其特定的符号价值被消费,成为一种文化体验场域。游客通过在村落空间中的消费和体验,逐渐接受并内化这些符号及其所承载的文化意义。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文化产业8综上,传统村落景观的符号化是消费社会的必然结果,但这一过程也伴随着文化传承与空间生产的深刻变迁。本文将以传统村落的符号特征为切入点,结合消费社会理论,探讨符号如何在传统村落景观中生成、传播与应用,分析其对村落空间、社会关系和文化内涵的影响,为传统村落景观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建议。二、理论基础(一)符号和符号学概念界定及发展符号是什么呢?其实早在远古时期符号就已存在了,手势、表情、声音等是最简单的符号,然后出现了语言、书面语等符号媒介。自从有了这些媒介,人类不在本能、被动的接受外界信息,继而主动的、积极的接受外来的信息。因为这个媒介可以让人与外界环境保持距离、脱离相应的情景,主动积极的思考,从而可以做出延迟反应[2]。不同专家、学者对符号做出了不同的定义。圣奥古斯丁认为,符号可以让我们想起事物之外的事物[2]。皮尔斯的观点是,符号可以在某些方面或能力上代表与某人相关的事物[3]。莫里斯从行为科学的角度,对符号做出定义是,符号可以表示它以外的其他东西[3]。意大利符号学家艾克认为,一切都可以被定义为一个符号,根据预先确定的社会规范,它代表着其他东西[4]。法国符号学家巴特对符号的看法是比较特殊的,他认为,自从有了社会以来,对任何事物的使用都会发展成这种使用的符号。日本符号学家池上嘉彦指出,当某个东西取代另一个东西时,具有这种功能的东西就是“符号”[2]。索绪尔认为符号一个双面体,由能指和所指构成,所指必须依赖于能指存在[3]。综上所述,虽然对符号的概念定义众说纷纭,但都大同小异。符号最早在古希腊语中出现,与医学有着密切的关联。当时的人认为病症即符号,掌握符号即可行医。故,希波克拉底被称“符号学之父”[2]。在罗马时期,符号在修辞学中进行,主要研究技术性和科学性问题。李幼蒸曾指出,这是自然科学逻辑的前身[6]。后期这方面的符号又与基督教神学相结合,所以后期逐渐转向符义学上。中世纪前期,奥古斯丁认为,“符号不仅是物质对象,也会产生心理效果”[7],他还指出这对索绪尔的符号学研究产生影响。符号学研究符号本质、变化规律、发展历程以及与物与人之间的关系等,研究着人类一切文化现象的理论学科[1]。从现代符号学的角度来看,符号学是一门学科,最初是从西方的文化中发展而来的。主要来说符号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Semiotics 和 Semiology[5]。第一种是皮尔斯在 19 世纪 60 年代提出,第二种是索绪尔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提出来的。这两者提出的符号学原理直接是现代众多理论的源头。索绪尔和皮尔斯的符号学的基本概念的理解是处在一个相对对立的一个语境中的。索绪尔将其定义为能指和所指,他把有明确代码的符号体系看成符号学的对象[8]。皮尔斯主要关注一般意义上的符号逻辑,在次基础上提出“三元关系论”即符号形式、符号对象、符号解释[9]。以此出发,符号学家莫里斯认为,符号是所有符号的科学,符号学不仅仅提供了语言来统一某个领域的知识文化,还提供了某种工具来分析特殊科学语言之间的关系[9]。符号学是由索绪尔、皮尔斯、莫里斯等大师们相继提出并在此基础上完善发展的一门学科,专家学者们针对符号学进行的相关研究为后期的符号学理论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依据。莫里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文化产业9斯将其划分为符构学、符义学和符用学,符构学是研究符号与符号之间构成关系,等等。符义学研究符号传递出来的内在涵义等,即符号系统中能指和所指的特征及其符号单位的组合。符用学研究符号的设计者和符号的使用者之间发生的情感和文化的关系[1]。目前为止使用最广泛的符号分类就是莫里斯指出的。本文中讲述的传统村落景观也主要是以这三类分类法进行的。当然,在全球化发展的符号学思潮中,中国毋庸置疑的参与其中。对于符号学的研究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我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中就拥有丰富的符号学的设想。例如:孔子、公孙龙等人提出的“名实之争”[16]。尤其值得一说的是,在东周我国就研究汉字的符号系统,有关于汉语和汉字的研究在我国汉代的时候达到了顶峰,并在这一时期编纂了《说文解字》。即使用现在的的符号学思想来看,有关《说文解字》蕴含着丰富的符号学思想。同时,许慎的《说文解字叙》也对汉字的符号性质、起源和演变进行了详细的阐释[2]。在现代,我国也有很多学者对符号学进行研究。例如:1926 年,赵元任在《科学》中发表了“符号学大纲”,里面提出了对符号学的一些构想[16]。不过在此之后符号学这个词在中国消失了几十年后,在后期的发展中他的符号学思想才得到了赵家新、赵毅衡等各位学者的认可。不仅如此,符号学近些年来在国内也被运用在很多的学科领域当中,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二)景观中的符号学《圣经》中最早出现的“景观”这个词语,它是用来描述城堡、宫殿和教堂的美丽景色。但在中世纪,“景观”作为绘画的专门术语,一般指的是陆地上的风景。现如今,不同的学科对于“景观”的含义的理解是不尽相同的。地理学中,洪堡将景观定义为由自然因素和文化现象(如气候、土壤和植被)组成的地理复合体。而本文中所描述的是川西地区统村落中的乡村景观,指的是这个地区的景观综合体,即这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我们的生活中到处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符号,可以说我们的周边被符号所包围着,它们通过符号向我们传递着事物的意义及最终内涵。生活中我们不断地对符号进行着感知,无处不在的感受符号[20]。同时符号并不是独立的被我们所感知的,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符号作为一种纪录、传播人类文明的媒介。当它融入景观中时,就形成了一个具有丰富符号和形态空间的集群[20]。20 世纪 80 年代,发达国家就开始关注乡村消费,并且从生产景观深化到消费景观 [21]。由于人类文化、经济、政治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生活水平发生了飞跃式的攀登。人们的生活节奏在此背景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们越来越适应现在的消费社会。从本质上来说,资本主义主导者消费社会并追求利润无限度。打破传统、丢弃掉传统文化,尤其在消费社会中,实施乡村振兴大力发展旅游业。经过旅游业的发展,村落中的“自在景观”的符号被赋予新的意义与内涵。Hopkins 用符号学分析加拿大一个村庄的标志、标语和虚构故事,认为广告语构建了一个象征性的村庄[21]。致使原有的乡村景观符号出现了“失真”现象。同时,彭兆荣教授在《旅游人类学》提出:当旅游之外的景观出现在游客们的视野中的时候,原有的景观符号就从自在景观变成了旅游景观的新的符号。在这里,景观产生了新的意义,即作为旅游景观“能指”的自由景观符号,在这个过程中的“转化”就是它的“能指”[17]。随着在消费社会中村落景观“能指”、“所指”的不断拓展变化,村落原有的“自在景观”符号的分量在人们的心中不断的降低,资本家们又是一味地追求利益变便会运用一些“极端”的方式手段“创造”村落景观符号[17]。这些“极端”的方式无疑对于我们国家的传统村落、文化的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文化产业10破坏是毁灭性的,造成了传统文化记忆的大量流失。地域性符号、地域性标志荡然无存,传统村落、特色文化村落也渐渐地向着千篇一律的节奏迈进。不仅如此,城市的现代建筑也仿佛都是出自于同一个人设计实施的,高楼大厦仿佛是复制粘贴的一般。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很多的专家学者们纷纷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由于随着资本的追逐,一味的发展旅游经济,一味的向着消费社会迈进。所以即使专家学者们意识到了,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上述的种种问题,而更多的是打着特色文化村落的幌子,简单的对地域性文化及其符号复制粘贴下来,并没有追求根本挖掘当地文化内涵,向人们展示走进人们的心里。如何在如此浮躁的世界里,运用符号成就一片具有历史文脉的景观。实现景观设计的途径是将文化依着符号,将符号通过景观来表现,使景观在符号的催化下,通过语义的生成和传递机制[13]。景观符号上的语义学主要表达的是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传统村落的景观主要是由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等部分构成的。建筑、景观小品、铺砖等构成了景观符号的“能指”部分,景观符号所传达的意义是其“所指”部分。在景观符号中,形象符号、隐喻符号和象征符号是在景观符号中依据所传达出来的文化内涵进行划分的。并且可以很好的向我们展示物象向意象、抽象向具象的转化,更好的表达出景观符号中所传递的文化内涵。通过语用学在景观符号中用以分析人和符号之间产生的某些关系,研究的是符号与人的行为反应之间的关系。人们在感知景观符号的时候是很复杂的,并不只是单纯的通过感官就能感受的到得,而是会根据不同的人生阅历和体验的不同而不同,即会产生“同景同感”、“同景异感”[19]。而对于景观符号中的符构学来说,主要分析的是景观符号它们之间的组合与构成关系。例如 :村落中的空间布局、组织来以此传递出村落中的文化内涵等。本文主要是分析了现代的传统村落中景观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希望运用语义学、语用学、语构学来进行更好的阐释和解决以上问题。以期望为乡村景观的保护与发展提供解决思路与方法途径,从而“真正”实现乡村振兴。三、川西古村落的地域性符号载体(一)川西传统村落概况四川位于我国的西南地区,处于长江的上游位置。西边是青藏高原,东边是长江三峡,南边是云贵高原地带,北边被秦岭所包围。历史上的“川西”多指川西坝子(今成都平原),成都、乐山、德阳、眉山、雅安一带,不包括川西高原。而地理上的川西多指四川阿坝州甘孜州等地区,本文中所指的川西地区主要是以地理上川西地区划分的,该地区主要生活着羌族、藏族、彝族人民,其建筑符号具有鲜明的特征。(二)川西地区传统村落景观符号分析1. 语义学角度川西地区传统村落景观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地域性文化特色的符号,成为川西地区特色文化的载体。从语义学的角度对川西地区传统村落景观进行研究主要是研究该村落符号以及符号所传达出来的意义,也就是上文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在他看来能指是纯物质层面,心理概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文化产业11念是所指[3]。川西地区的建筑是四川最具代表性地域符号之一,即川西民居中的碉楼、石砌房、索桥、栈道、土掌房、闪片房、天井、照壁等一直都是远近闻名的。碉楼是该地区的代表建筑,它在能指上面给人们传达的就是外在的、一般性意义,一种高耸威严的建筑物。它所传递的内涵:羌族人民刚毅果敢的奋斗精神特征,褒扬功德,维护村寨和宗族利益,是羌族的典型符号代表,反映了多样的信仰礼仪和丰富文化内涵。同时,川西地区的建筑装饰艺术也是它的代表之一。如藏族建筑装饰纹样并不是毫无内涵的装饰,而是根据传统文化内涵出发的。每个装饰纹样表达着古典文化的外在和内在文化价值。在的古代社会中,社会的伦理制度、宗教信仰、道德的典范以及忠孝礼智等都是相当的强烈的,这一观念在它的装饰艺术上面表现的尤为强烈,同时,也反映出了川西地区民居的民俗民风等。我们经常可以在川西民居上面看到一些动植物的花纹或者是一些纹样花纹的组合形式,例如:藏族人相信“万物之灵性”,藏族装饰图案中云纹、动物纹饰和万字纹等等,这都是对自然界丰富多彩的表达,这些纹样都带有着祥瑞的兆头,代表着人们各式各样的美好愿望,而且不同的纹样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以及不同的愿望[15]。2.语构学角度川西村落语构学研究是对构成传统村落的单元之间的符号编码规则和方法的研究,即每个符号单元的排列规则和方法[10]。首先,川西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形、气候、材料、风俗的原因,所以川西地区整体的空间营造有着其独特的特色。北方的建筑因为受到特殊的地形地貌和气候条件的影响,所以一般的建筑形制都是采用坐北朝南、中轴对称、型制方正。但川西地区的地理条件比较复杂多变,平原、丘陵、山地各种地形相互交错,所以在建造的时候就会因地制宜的构造。例如:川西地区比较典型的羌族村落,大多数的羌族聚居在高山或半山地带。因为当地平整的肥沃土地比较少,所以当地的居民就会有意识的将房屋建造在起伏的地面上,以争取获得最大化平整的土地,避免占用了可以种植的农田。并且,川西民居的面积并不是很大,但是整体的结构相当的紧凑合理。一般川西民居呈现一字形、“L”字型、三合院、四合院以及混合型等多种形式。其次,川西地区拥有着十分丰富的建筑材料,所以可以就地取材的建造民居。由于当地的建筑材质所以造就了川西民居独特的风格,比较常见的建筑材料:砖石、泥土、木材等,并且川西民居在构造上面也有着一套独特的处理方式,使得在建造的时候便利并且建造出来的民居坚固耐用。再次,川西民居有着深厚的地域文化,一直延续着文化的传承。川西民居的构造讲究的是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环境观,在民居中表现出了封闭和开敞的对立与统一,例如:川西民居将周围的大环境引入到封闭小环境中,与此相反,又将封闭的小环境引入到开敞的大环境中,如此,便形成了人与住宅与环境的和谐统一。3. 语用学角度从语用学的角度,对该地区村落景观的研究是村落与居民的关系。川西建筑是川西地区的地域符号,当地居民是川西民居地域符号的建设者、使用者和传播者等多从角色。在符号的制作、使用和解读过程中,居民们会将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想法整合在一起,这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川西地区的建筑。同时,村落中的游览者以及其他参与者感知村落景观中传递出来的符号并根据个人化的加工进行理解。例如:羌族建筑是川西传统村落独特的地域景观象征,不仅有自然原因,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文化产业12当地居民民族的宗教文化、生活习惯等多方面的影响。由于在羌人的意识当中一直都认为住宅是神和人共同居住的,所以在羌族板屋中内部结构常常都会设立各种“神”的存在。例如,羌族人民会在自己的住宅中设立神龛、角角神、中柱神等。在他们的意识中,火塘的位置需要设立在中柱与角角神之间,并且以木或者石框镶成四方形,上面放置铁或者铜式的三脚架子,这是因为羌族人民崇拜火神这个习俗,并且火塘四周的座位也不是随便安排的,是根据家庭的位置、尊卑长幼进行设置的。并且,对于板屋每个房间居住安排也是根据这一要求进行设置的。对于中心柱则象征着中央皇帝的地位,而且家里的小孩子式不允许的随便触碰到中心柱,如果家里有人生病了的话,会被认为是冲撞了中主神。所以,站在语用学的角度来分析川西地区村落景观的符号不仅仅只是单纯的受到自然因素的影响,更多的是受到村民们以及解码者们的意识和情感的影响。四、消费社会对川西地区传统村落景观符号的影响从上面从符号学的符义学、符用学以及符构学对川西地区传统村落的景观分析知道,川西地区的传统村落景观拥有着极高的保护与传承的价值,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瑰宝。无论是在自然环境、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都具有极大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但是在消费社会的背景下川西地区的传统村落景观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但传统村落景观文化的“不可再生”性,所以在消费会中我们需要保护村落景观文化的“完整性”、“原真性”,在此基础上合理的发展经济。川西传统村落景观符号是资本家和社会消费追求利益价值的逻辑基础。村落里的自然环境、村落的选址、聚落形态和建筑样式等物质基础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村落物质文化景观符号。村落中的社会民俗、风土人情、宗教信仰以及社会经济结构等构成了村落里的非物质文化符号景观。人们通过对传统村落符号的认可,进而对该村落进行参观体验、传播进行一系列的符号消费。任何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在消费社会中川西传统村落在享受景观符号带来的“甜头”时,也正在经历着消费社会中的消费异化[10]。(一)消费社会对川西地区传统村落景观符号的积极影响在消费社会中,传统村落景观的符号消费为古村落的发展与传承提供了重要的动力。从传统村落景观保护方面来说,传统村落符号的消费为村落提供了可持续性发展。同时,可以增加社会上多方面力量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增加了游客、当地居民和以及地方政府的保护意识。例如:川西地区的羌族建筑大都“依山而建,垒石为室”,就地取材而修建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建筑文化。同时,羌族村落有着独特的空间结构,羌寨中特有的道路系统共分为上(屋顶)、中(地面)、下(沟渠)三层构成了独特立体的交通路网。这些都构成了独特的景观符号,不仅具有保护、传承意义,而且,从我国乡村振兴的政策上面来说,这些独特的文化可以为当地带来部分效益,并且可以解决部分的就业情况,帮助他们生活条件的改善。同时,可以减低现代传统村落正在面临的“空心化”、“老龄化”的不正常现象。在消费社会中,对于传统村落的治理主体应该形成活态文化的意识,并且以此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切入点[18]。营造活态文化是实现乡村振兴,保护传统村落的关键所在。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文化产业13(二)消费社会对传统村落景观对的消极影响虽然说在消费社会中,传统村落景观符号的消费为我们带来很多方面的积极影响,但不可否认过渡消费符号也给我们带了负面的影响。例如:在消费社会的推动下,我国正在大力的发展传统村落景观的旅游业。但随着游客数量的增加,远远超出了村落可承载数量。村落为了大力的发展旅游业最终背驰初衷,大力修建建筑、侵占农田和街道等一系列不正常的操作。同时,为了更好的追求经济效益,资本家们在运营的时候出现各种不合理的收费等现象,给游客们带来了极差的体验感。例如:作者曾去过川西村落进行考察,发现其中有很多的村落大力的发展起旅游业。村落中原有的珍贵文化为了迎合游客而进行了各种“加工”失去原有特色。还有在上文中提到的,对传统村落景观符号的简单复制,然后堆砌起来,完全没有真正的探究和挖掘传统村落景观符号深层次的内在涵义[11-12]。甚至作者在相关村落中调研考察时,咨询一些图案符号所代表的意义,村落中信仰崇拜等文化,但当地的村民并不清楚。最后导致了传统村落地域性特色消失殆尽,而成了“千村一面”、“万村一面”的简单可复制品。最终出现了大量的同质化“产品”,丢弃了人们最初想在该村落感受到的“故乡”之感与体验当地村落的地域性文化的初衷。五、传统村落景观保护与消费发展措施传统村落景观会根据消费社会的需求构建两种类型的景观;共相景观与异相景观以期望可以唤起不同游客乡愁中的“相”,为村落景观的设计提供参考依据。“相”是事物的感知形式,不同的人会对同一件事物有着不同的理解。依据游客的需求,结合旅游世界中物相的不同表达[13]。文中根据上文分析将村落景观分为:共相与异相两类。共相景观与异相景观的不同之处在于消费社会中游客们内心深处感情的“故乡”。这里的“故乡”不仅指你以前居住过的地方,而是更对的指的是自己内心深处的心灵的栖息地。自己曾经生活过得故土,并且在这个地方遗留下了深深的回忆,可以承载着彼此的心灵寄托。它是旅游者在体验中与“故乡”构成相同或相似景观形态的共同景观特征。在消费社会中游客们会用“熟悉”、“似曾相识”等一些可认知的形容词进行自己印象中的“故乡”进行着形容,展示出了游客们对这类景观的某种认同。与此相反的是,在参观消费社会中的村落景观时,某些游客会觉得“新鲜”“不同”“差别”,与自己的“故乡”有差别的物相景观,这就是异相景观。对于文化层面来说,共相景观是对于相同的族群来说的,他们之间拥有着相同的文化,接受着相同的教育等。而异相景观则主要是针对外族的族群,以此来增加新鲜感、差异感,甚至是刺激感。在消费社会中,对传统村落景观符号的消费,应该尽可能的运用共相景观和异相景观这两种景观类型,来发展川西地区村落的景观。针对于共相景观而言,由于各个地区都在盛行农家乐,逐渐的发展“农家乐”文化。川西地区村落在这以浪潮中也逐渐的发展起来,例如:川西羌族地区的“羌家乐”。同时,为了适应旅游业的发展,川西羌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纹饰图案:云纹、羊角纹、八角纹等利用现在的材料以及不同的组合方式进行设计,给人一种即熟悉又耳目一新的方式出现在大众的视角。反观之,对于部分游客而言,“羌家乐”文化、羌族特有的纹饰图案等则属于异相景观,当他们来到此地便会给他们带来一种“新奇、差异和刺激”等感觉。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文化产业14针对传统村落景观保护与消费所构建的两种类型景观,无论是发展共相景观或是异相景观。首先,应该由政府领导,统筹全局给予相应的支持。其次,我们都需要保护、传承村落文化与习俗的原真性、完整性。最后,随着社会发展,多元文化的交融。我们应该善于识别其它文化,合理的融入本土文化,避免本土文化消失、异化等现象。(一)传统村落景观的消费类型构建传统村落景观在消费社会中演化为两种主要类型:共相景观与异相景观。这两种景观形式根据游客的不同心理需求,为其提供独特的文化体验,并唤起乡愁记忆。1. 共相景观的定义与特征马克·奥热(Marc Augé)在《非地方》中指出,地方性与个体的记忆和情感密切相关。共相景观正是这种地方性的再现,通过熟悉的文化符号唤起游客的共同体验[13]。“共相”指与游客记忆中的“故乡”或心灵栖息地形成共鸣的感知形式。它体现了一种普遍性的文化认同和情感投射。例如,川西传统村落中的青瓦白墙、田园风光,甚至耕地上的老式农具,能勾起游客对乡土的共同记忆。共相景观的特点在于与游客生活经验中的共同元素相呼应,使其感受到熟悉、温馨的情感慰藉。2. 异相景观的定义与特征皮尔·诺拉(Pierre Nora)的“记忆之场”理论认为,异相景观是地方性文化与异域感的结合,其新奇性有助于景观成为具有吸引力的文化符号。“异相”则通过展示文化和景观的独特性,为游客提供新鲜感与差异化体验。游客感知到的“异相”往往与其自身文化背景形成对比,如羌族碉楼、传统羌绣纹样等独特的文化符号。异相景观以其新奇性和陌生性激发游客的探索欲和认知兴趣。比如:在四川的甘堡藏寨,游客不仅能欣赏到碉楼建筑的宏伟,还能体验加绒藏族独特的祭祀仪式,这些均属于异相景观的典型体现。(二) 川西地区村落景观发展策略在川西地区村落景观的发展中,共相景观与异相景观相辅相成,通过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提升村落旅游的吸引力与文化价值。1. 发展共相景观:熟悉与创新的结合川西地区的“农家乐”模式经过多年发展,已经成为游客感受乡村文化的主要方式。在此基础上,结合羌族文化资源,“羌家乐”模式逐渐兴起。例如,羌族传统纹饰(如云纹、羊角纹、八角纹)经过现代设计,运用于民宿装饰、手工艺品和文创产品中,使游客在体验熟悉乡土文化的同时,感受到设计创新带来的视觉冲击。比如:理县桃坪羌寨的民宿以现代简约的设计融入羌族图腾符号,为游客提供既传统又现代的生活体验,受到年轻游客的青睐。2. 发展异相景观:差异化体验的构建对于外地游客,羌族特有的文化和景观形态(如碉楼、祭祀、传统羌族服饰等)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些元素通过差异化的设计成为异相景观的核心竞争力。例如,定期举办羌族风情节,通过展示传统歌舞、羌绣技艺等,让游客深入感受异域文化的魅力。异相景观不仅在视觉上与游客的“故乡”形成对比,还通过参与性活动(如羌族祭祀体验、传统工艺制作)增强游客的文化沉浸感。(三) 景观保护与消费发展的综合措施在传统村落景观的保护与消费发展中,科学规划与多方协作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文化产业151. 政府引导与政策支持传统村落景观的保护需要政府在宏观层面的统筹领导。通过出台支持性政策,如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等,为村落景观保护与开发提供保障。第一、 政策法规保障。政府应出台支持性政策和法规,从法律层面明确保护范围与开发要求。通过建立制度性保障,确保传统村落的原真性不被过度商业化侵蚀。例如:贵州省在《贵州省传统村落保护条例》中明确村落景观保护的责任主体与具体措施,为村落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第二、 专项资金支持。设立传统村落景观保护专项资金,用于建筑修缮、文化活动恢复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优先支持传统村落中具有重要文化和历史价值的区域。例如:浙江省通过专项补助资金,修复了一批重要的古村落,并将传统建筑转化为民宿、展馆,吸引游客的同时保护了原有村落文化。第三、资源整合与统筹开发。政府在规划中应整合资源,协调多方利益,将景观保护与区域发展结合。比如:汶川县通过政府引导,将地震遗址与羌族文化结合,形成特色景区,既彰显灾后重建的成果,也促进了文化的延续与经济效益的提升。第四、加强人才与技术引入。政府应注重引入专业人才与现代技术,为村落保护提供智力支持。例如:通过高校合作或引入文旅领域专家,帮助设计村落保护与开发的详细方案;运用现代科技(如 3D 建模、GIS 技术)记录和修复传统建筑与景观,确保保护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第四、公众宣传与参与机制。政府应加强对村落保护与消费发展的宣传力度,增强公众保护意识,并通过村民自治与社会监督机制,确保保护措施的落实。例如:江西省婺源县将传统村落的保护与社区参与相结合,村民不仅是保护对象,也成为了利益分享的主体,有效调动了当地居民的积极性。2. 保护原真性与传承完整性在商业开发中,应严格保护村落景观的原真性和完整性,避免景观“伪民俗化”倾向,使其能够忠实反映传统文化与历史背景。具体做到以下几点:第一、保护传统建筑风貌。对于村落中的重要建筑遗存,例如羌族碉楼的修复,应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采用传统工艺与材料,确保修复后的建筑仍能体现原有的历史风貌与文化内涵。过度现代化或刻意“复古”式改造可能破坏其文化真实性,削弱其历史价值。例如:四川茂县羌寨在灾后修复时,严格依照羌族传统建筑技艺,保留了碉楼与民居的独特风貌,成为文化与旅游资源的成功结合案例。第二、保护传统文化与习俗。景观的原真性不仅体现在建筑和环境上,也包括居民的日常生活与文化活动。应避免“表演化”地展示文化,而是通过支持村民恢复和延续传统节庆、宗教仪式和手工艺生产,展现文化的活态传承。例如:云南怒江地区通过支持当地少数民族恢复传统织布、刺绣等手工艺,同时打造体验型文化活动,增强了文化保护的真实性与游客的参与感。第三、维护生态与人文环境的完整性。村落景观的完整性还包括与其自然生态的融合性。在开发中,需避免对自然环境的过度干预,保持村落与山水田园之间的和谐关系。例如:福建尤溪桂峰村在推进旅游开发的同时,严格保护村落周边的古树林与水系,并将其融入景观设计中,使村落景观呈现出人与自然共生的传统特质。第四、预防伪民俗化与过度商业化。在开发过程中,应警惕景观符号被过度消费化或简单化。地方文化在商业开发中,若仅被当作吸引游客的噱头,容易导致“伪民俗化”倾向,失去其原有的文化深度。例如:一些地区在开发民宿和主题公园时,将传统文化符号片面地商品化,忽视了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对此,应通过学术研究与专家指导确保开发方案的科学性与文化适配性。通过保护传统建筑与文化习俗、维护生态与人文环境完整性,以及预防伪民俗化,传统村落景观才能真正实现“原真性”保护,使其在商业开发中具备长久的文化价值与吸引力。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文化产业163. 多元文化交融与本土文化保护全球化与消费社会的背景下,传统村落景观需要在多元文化交融中保持本土文化的主体性,实现创新性发展。第一、适应文化消费需求,促进文化创新。通过合理吸纳现代文化元素,丰富传统村落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形式。例如:四川羌族文化村结合游客需求,将羌族传统纹饰与现代设计结合,推出文创产品和主题民宿,在保留文化内核的基础上拓展消费市场,既满足了游客的多样化需求,也实现了文化的创新性转化。第二、推动本土文化“走出去”与交流互动。通过举办文化节、文创展览等活动,让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在互动中融合发展。以福建土楼为例,当地以“土楼文化旅游节”为平台,吸引国内外游客参观体验,同时促进与外界文化的交流互动,扩大了土楼文化的影响力。第三、保持文化核心符号的完整性与独特性。在文化交融过程中,应谨防本土文化被稀释或同质化,确保文化核心符号的独特性得到传承。例如:云南哈尼梯田景观在申遗后严格保护梯田耕作文化的原始方式,同时将其与稻作文化节庆结合,让梯田成为独具特色的景观符号与文化标识,兼顾了本土文化的保护与经济效益的提升。通过上述措施,保护原真性、传承完整性与实现多元文化交融,为传统村落景观在现代消费社会中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切实路径。六、结语本文基于对消费社会中传统村落现状的观察与总结,发现资本在追求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对传统村落景观符号的开发存在过度形式化的现象,往往仅停留于简单的复制与粘贴,忽视了村落本身深厚的文化内涵与历史意义。这种现象导致传统村落景观逐渐陷入同质化与异化的困境,传统文化的真实性与多样性面临严峻挑战。本文以川西地区的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本文结合消费社会理论与符号学理论,分析和探讨了传统村落景观的文化价值与消费意义。研究旨在通过挖掘区域文化内涵,促进公众对川西传统村落文化的更深层次理解与认同,同时揭示了“乡愁”这一情感纽带在消费主义背景下的被解构过程。面对传统村落景观形式化与符号消费化的现状,本文提出了以“共相景观”与“异相景观”为核心的构建策略,以满足不同消费主体的情感需求与文化期待。在此过程中,应以活态文化为载体,注重地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避免传统文化被简单化或商品化。通过推动村落空间生产从资本化向生活化的转变,使传统村落能够在现代消费社会中焕发新的生命力,实现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未来的传统村落景观保护与发展需要多方协作,尤其是在政府引导、政策支持、文化传承与多元文化交融等方面加强实践探索。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使其成为文化认同与情感归属的重要载体,同时为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样性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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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文化产业18“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体育用品贸易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尹克寒【内容提要】体育用品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构成部分,对增进国际人文经济交流合作具有独特作用。该文梳理出 2008—2020 年 106 个国家的体育用品贸易细分类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体育用品贸易的影响效果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沿线国家体育用品贸易增长,并且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异质性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体育用品贸易的促进作用具有行业、地区和收入异质性,并且整体呈现出“普惠”特征。进一步分析还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并没有提高国家间体育用品贸易的互补性。这不仅为“一带一路”倡议促进沿线国家体育用品贸易增长提供了经验证据,也对进一步拓展体育用品贸易增长新空间提供了启示意义。【关 键 词】“一带一路”倡议;体育用品贸易;贸易效应;双重差分模型【作者简介】尹克寒(1986-),男,湖南衡阳人,澳门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 澳门 999078),研究方向:文化产业与文化消费。一、引言“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要标志,自 2013 年提出以来,历经 10 多年的耕耘发展,对国际经贸发展的重要影响不断扩大,对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作用日益显著,对我国人文交流合作的积极效应逐渐凸显。2022 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达 20721.7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4%。体育作为一种无国界的人文经济交流活动,是一种超越语言、种族及文化的存在,具有天然的经济、文化、外交等属性作用[1],在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高水平的贸易开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体育用品贸易作为体育产业的重要构成内容,与国家间的经贸合作方案及经贸发展规模具有高度关联性和密切互动性[3]。那么,“一带一路”倡议所产生的经贸影响力和所构建的经贸平台空间,对沿线国家的体育用品贸易是否具有促进作用,影响效应程度如何,作用机制如何发挥?因此分析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体育用品贸易的影响效应与增长作用机制,为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体育用品贸易水平提供实证依据和可行性建议,对优化沿线国家经济贸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文化产业19易结构,促进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二、文献综述(一)我国体育用品贸易发展现状研究体育用品贸易是一国体育用品国际商业往来活跃程度的重要体现,反映了一个国家体育用品在国际上的地位,以及世界体育产业在该国的国际分工情况。虽然我国体育产业近年来得到快速发展,体育用品出口贸易效率和潜力处于高位,但由于体育用品企业海外市场拓展能力和创新研发能力不强[4],面临着粗放型增长、出口受抑、结构失衡[5]以及主要出口市场饱和等问题[6]。因此我国大部分体育用品企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全球贸易市场,采取以出口贸易为最终目标的发展理念[7],在长年发展中逐渐显现出“低层次繁荣”的隐忧[8]、“大而不强”的窘境[9]和“贫困化增长”的迹象[10]。(二)体育用品贸易影响因素研究国际贸易受到多种宏观因素的影响,如政治、经济、文化、地缘等,这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已经是普遍性的共识。但是针对不同细分类别商品的贸易,除了有其共性的因素之外,还受到国情、行业等特定因素的作用。体育用品作为精神文化娱乐消费的重要载体形式,与能源商品、基础原材料和农副产品等大宗商品的贸易影响因素相比,既有相似之点,也有不同之处。在梳理已有文献中发现,不同学者通过计量研究,相继提出并证实了体育用品贸易受到汇率变动[11],人口红利、总抚养比、劳动力成本[12],共同边界、共同语言、关税[13],地理空间区位、经济发展水平、族群文化习俗[14],以及进口国对外开放程度[15]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同时,还有学者从贸易实施层面认为体育用品出口受到贸易网络结构[16]以及贸易风险评估水平[6]等方面的影响。当然,随着国际经贸形势的日益复杂化和深度系统化,对于体育用品贸易的影响因素探究和检验,理论界虽然一时难以穷尽和阐释,但是针对一些具有时代性、长期性和深远性的跨国经贸合作发展方案,对体育用品贸易的影响作用及程度,应当需要及时地得到理论界的关切和回应,如:“一带一路”倡议。(三)“一带一路”倡议下体育用品贸易研究当前,我国已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了全方位的深度合作[1](季雯婷,任文龙,2020),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对此,有学者指出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形多样、文化多元,对于体育用品需求较差异化明显,同时沿线国家与中国具有显著的地缘亲近性、文化亲近性等特点[4],因而具有作为体育用品贸易的主要目的地的先天优势[17]。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体育用品贸易的蓬勃发展及优势条件,学术界对此也展开了大量研究。有学者从不同角度或维度探讨了沿线国家体育用品贸易特征、贸易潜力及推进策略[18][19][20][21],为纵深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体育用品贸易研究提供了理论成果参考。梳理相关文献可知,已有研究主要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体育用品贸易的现状特征分析或体育用品贸易发展的路径构想。同时还有部分文献基于国际贸易数据分析,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体育用品贸易呈现增长态势。虽然理论界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体育用品贸易研究的成果不断丰富充实,研究视角更加开阔,研究方法更加多元,但相关国家体育用品贸易增长动力是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文化产业20否来自“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红利效应,还有待证实。对此,该文依托联合国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梳理 2008—2020 年相关国家的体育用品贸易细分类数据,把“一带一路”倡议视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体育用品贸易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体育用品贸易现状及增长机理(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体育用品贸易现状广义上的体育用品是指符合体育活动要求的一种特殊生活消费品的总称[22]。联合国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尚没有对体育用品贸易的分类进行严格界定,Hassan(2015)[23] 曾将体育用品分为 45 项,但竞技自行车和台球等未在其中。国内没有明确的体育用品分类标准,国内学者主要参考《国家体育产业统计分类》和《中国海关总署关于出口商品的归类划分标准》的相关统计指标体系,对联合国贸易数据库中 HS 编码下的体育用品涵盖范围进行界定,但分类标准各有异同与不足。如:席玉宝(2011)[24] 将体育用品分为体育器材、运动鞋、运动服三大类,其与欧洲国家体育用品分类标准较为相似;蔡兴林(2014)[25] 依据联合国贸易数据库 HS95 标准将体育用品划分为 HS9504、HS9506、HS9507 等类型,但未包括运动服装、运动鞋、球类设备等体育用品;季雯婷等(2018)[26]将体育用品的分类扩展到 6 大类 45 个小项,但未将运动服装和户外用品等纳入进来。针对体育用品分类标准的各抒己见的情况,该文在综合考虑上述学者观点的基础上,由联合国贸易数据库体育用品 HS编码整理而成,将体育用品的分项类别界定为 6 个大类 35 个小项,具体分类如表 1 所示。表 1 体育用品分类代码及名称大类代码 细分代码 产品名称HS420 类 HS420321运动服装、运动手套及护具用品类HS640 类 HS640319、HS640212、HS640312、HS640411 体育鞋类HS8 类 HS843280、HS890391、HS890399 运动游艇、船只类HS9504 类 HS950410、HS950420、HS950430、HS950440、HS950450、HS950490 室内游乐设备类HS9506 类HS950611、HS950612、HS950619、HS950621、HS950629、HS950631、HS950632、HS950639、HS950640、HS950651、HS950659、HS950661、HS950662、HS950669、HS950670、HS950691、HS950699体操、田径、其他运动(包括乒乓球)或户外运动器材及泳池设备类HS9507 类 HS950710、HS950720、HS950730、HS950790 渔具设备及其他该文采用的 2008—2020 年体育用品的进出口及各分项数据,均来自联合国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中 HS 编码的体育产品贸易数据。根据上述分类标准及数据来源,该文整理了 2008—2020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体育用品进出口贸易额及其占全世界体育用品进出口贸易的比重,如图 1所示。从体育用品贸易绝对额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体育用品贸易出口从 2008 年的 338.9 亿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文化产业21美元增长到了 2020 年的 504.9 亿美元;同 2013 年相比较,增加了 188.9 亿美元,增幅达到 59.8%。“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体育用品贸易进口从 2008 年的 77.3 亿美元增长到了 2020 年的 129.3 亿美元;同 2013 年相比较,增加了 53 亿美元,增幅达到 69.5%。从体育用品贸易占比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体育用品贸易出口占全世界体育贸易出口的比重比从 2008 年的 39.7% 提高到了 2020 年的59.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体育用品进口贸易占比从 2008 年的 8.1% 提高到了 2020 年的 15%;同 2013 年相比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体育用品贸易出口和进口占比分别提高了 9.6 个百分点和3 个百分点。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图 1),“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沿线国家体育用品贸易在 2013-2020 年间,大体上呈现了起伏式增长的趋势。0%10%20%30%40%50%60%70%0100200300400500600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占比 进口占比图 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体育用品贸易进出口额及占比表 2 报告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细分类别体育用品贸易进出口情况。从各细分类体育用品贸易的出口来看,HS9506 类编码下的体育用品出口额最大、其次是 HS9504 类和 HS640 类。从各细分类体育用品贸易的进口来看,HS9504 类编码下的体育用品进口贸易额最大,其次是 HS9504 类和HS640 类。从占比来看,样本期间,HS9506 类、HS9504 类和 HS640 类编码下的体育用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为 91.1%,进口占比为 85.3%,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体育用品贸易进出口商品主要为这三类产品。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文化产业22表 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类别体育用品进出口情况 单位(亿美元)年份体育用品出口 体育用品进口HS420类 HS640类 HS8类 HS9504类 HS9506 类 HS9507类 HS420类 HS640类 HS8类 HS9504类 HS9506类 HS9507类2008 4.46 71.81 8.82 149.46 91.12 13.19 0.29 9.38 8.70 27.30 27.44 4.192009 4.07 48.27 6.41 106.08 77.37 8.17 0.29 6.21 8.42 20.27 20.12 3.792010 4.36 31.51 7.57 58.87 96.51 14.15 0.35 6.67 6.93 19.85 25.77 4.602011 4.76 54.69 8.13 120.70 110.16 15.89 0.27 7.52 7.86 26.59 27.98 5.042012 5.20 65.73 9.43 113.78 117.56 17.29 0.56 9.30 7.50 28.80 31.98 5.502013 4.95 61.28 10.33 97.37 123.75 18.35 0.39 10.36 7.82 17.69 35.12 4.892014 4.66 69.09 9.72 96.78 134.96 19.19 0.38 12.39 7.93 30.97 39.70 4.992015 4.74 80.57 8.99 123.14 131.02 18.67 0.37 14.25 7.01 28.93 34.75 4.412016 4.26 89.21 9.07 126.55 117.78 17.93 0.35 18.38 5.66 32.46 35.59 4.472017 4.18 101.53 11.94 168.55 124.74 19.37 0.31 23.22 15.05 47.64 39.28 5.052018 4.51 109.65 12.78 169.11 136.58 21.24 0.44 25.01 8.82 16.18 40.59 5.992019 4.29 114.96 13.56 150.17 142.25 21.52 0.35 29.87 8.33 51.76 41.94 6.262020 3.71 104.89 12.79 170.15 189.98 23.38 0.33 28.53 7.66 45.42 40.71 6.60(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体育用品贸易增长机理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际市场不断开拓,双边或多边贸易增长迅速,实现了各国互利共赢发展。从前文梳理的体育用品贸易情况可以初步看出,“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国家体育用品贸易增长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对其促进机制及影响效应还需进行严谨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从理论分析看,“一带一路”倡议促进沿线国家体育用品贸易增长的机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一带一路”倡议带动沿线国家经济发展促进体育用品贸易增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其经济体制处于新兴状态,很多国家有着贸易合作小、基础设施差的缺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利用自身优势增加了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力度,帮助沿线国家新建基础设施,优化产业结构,加强贸易往来,激发市场潜能,有效地带动了沿线国家经济规模增长和质量提升[27][28][29]。体育消费作为高层次的消费,是满足人们享受和发展需要的消费,必然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加,体育消费的增加也必然会引致体育用品进出口贸易的增长。第二,“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沿线国家贸易畅通促进体育用品贸易增长。“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载体,有利于提升沿线国家开放水平和经济繁荣。“一带一路”倡议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开展一系列贸易和投资合作,聚焦互联互通,致力于推行效率通关、简化通关、无纸化通关,使用标准化运输托运票据,在通关一体化模式下,显著提高企业通关效率,促进企业进出口贸易增长[30]。同时,“一带一路”相关道路建设项目强化了各个国家间的铁路、公路、港口和通信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合作,从而显著降低物流成本,提高贸易效率,推动贸易增长。此外,“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沿线国家贸易规则标准化,设立贸易畅通工作组织和机构,建立贸易政策沟通和救济合作机制,消除各种隐性贸易壁垒,有效促进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体育用品贸易作为国际贸易的重要构成部分,也必然在贸易畅通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第三,“一带一路”倡议深化沿线国家体育交流合作促进体育用品贸易增长。“一带一路”倡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文化产业23议提出以来,体育组织交流与合作取得显著成效。在中国与沿线国家签署的 205 份双边或多边合作文件中就有 95 份包含体育内容的合作文件 [31]。中国政府更是十分重视体育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作用。2015 年 3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积极开展体育交流活动,支持沿线国家申办重大国际体育赛事”。2017 年 7 月,国家旅游局、国家体育总局联合发布《“一带一路”体育旅游发展行动方案》,提出“鼓励开展多层次、多领域、多形式的 交流与合作”。在合作文件以及行动方案的推动下,沿线国家围绕各国体育项目、体育产业发展,在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大型体育场馆建设、体育旅游、体育商贸博览、体育竞赛表演等领域形成了深入的交流和广泛的合作[32]。伴随着体育交流合作的深化,沿线国家的体育用品贸易也呈现增长态势。第四,“一带一路”倡议增强沿线国家文化认同促进体育用品贸易增长。民心相通是建设“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社会根基。“一带一路”横贯欧亚大陆,涵盖 60 多个国家(地区),各国地理、经济、文化和生活等丰富多样,差异较大,如果不能有效地进行文化交流,可能会导致经济合作面临障碍,不利于沿线国家开放型经济发展。中国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一律平等,享有同等的权利和自由。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沿线国家通过开办孔子学院、建立友好城市、开展科研合作及吸引游客来华旅游等途径加强文化交流合作,为深化双边或多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体育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具有的开放性、亲和性、渗透性等特点[33],是推动双边乃至多边国家间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体育文化交流能够跨越国家、民族、信仰、人种引发情感共鸣,在国际交流中发挥着先锋作用,有利于消除各种争端,增强文化认同和理解,实现“民心相通”[34],从而促进包括体育用品贸易在内的经贸增长。基于上述作用机理和典型事实,该文提出有待检验的研究假说:“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推动沿线国家体育用品贸易增长。下文将通过实证分析对此假说进行检验。四、计量模型及数据(一)计量模型本部分运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对沿线国家体育用品贸易的影响,模型如式(1)所示。 0 1 2 eit it i t itTrade DID Z u vα α α= + + + + + (1)其中,Tradeit 代表体育用品贸易,分别用体育用品出口贸易额和进口贸易额衡量。DID 为关键解释变量,用国家层面的虚拟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乘衡量。具体而言,对于国家虚拟变量,如果一国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则取值为 1,记为实验组,反之为 0。对于时间虚拟变量的赋值,本文将 2014 年及以后年度设为 1,2014 年之前的年份设为 0。ui 是个体固定效应,vt 为时间固定效应,eit 是随机误差项,Zit 为一系列可能影响一国体育用品贸易的宏观层面的控制变量。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文化产业24(二)变量选择被解释变量:依据该文的前述分类标准,分别以一国体育用品进出口贸易总额以及各细分类的进出口额表征。核心解释变量:如前所述,该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虚拟变量与“一带一路”倡议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DID。控制变量:参照现有文献[1][19][30],该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含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开放水平、城市化水平以及制度质量。其中,经济规模以 GDP 总量衡量;人口规模以人口总数衡量;开放水平以对外贸易额占 GDP 的比重衡量;城市化水平以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衡量;制度质量根据世界银行国家治理指标数据库(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WGI)提供的话语权与问责、政治稳定与非暴力、政府效率、监管质量、法治、控制腐败六个维度指标得分,采用熵权法合成制度质量综合指数来衡量。(三)数据说明根据国际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网站提供的数据,该文梳理了 2008-2020 年世界各国体育用品贸易数据,其中,只有 106 个国家具有较完备的体育用品贸易细分类数据,因此最终用于实证研究的观测值为 10613=1378 个。依据商务部公布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名单,该文的样本中涉及 43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63 个非沿线国家,也即实验组为 43 个沿线国家,控制组为 63个非沿线国家。其他控制变量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需要说明的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异方差对回归结果的影响,该文对体育用品进出口贸易额、经济规模以及人口规模等总量指标数据取自然对数处理。五、实证结果及分析(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在进行基准回归之前,为排除宏观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该文首先进行了方差膨胀因子检验,结果显示方差膨胀因子均显著小于 10,说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表 3 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和第(3)列报告的是没有包括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第(2)列和第(4)列报告的是包含了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同时,为了消除不可观测的地区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的影响,回归过程控制了地区效应和年份效应。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列(1)-(4)中DID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因此,可以说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沿线国家的体育用品贸易增长,前述理论假说得到了初步的验证。并且列(1)和列(2)的 DID 系数大于列(3)和列(4)的 DID 系数,一定程度上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的促进效应大于对体育用品进口贸易的促进效应。进一步,我们发现控制变量中经济规模、开放水平和制度质量有助于促进体育用品贸易增长,意味着推动体育用品贸易增长,需要重视这些正向促进因素。人口规模则体现为抑制效应,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人口规模高会拉低人均收入水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体育用品需求。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文化产业25表 3 基准估计结果(1) (2) (3) (4)变量 出口 出口 进口 进口DID 0.462*** 0.362*** 0.298*** 0.248***(4.785) (3.670) (4.233) (6.705)经济规模 1.234*** 1.073***(6.498) (15.085)人口规模 -2.062*** -0.492**(-3.158) (-2.011)开放水平 1.186*** 0.797***(4.993) (8.959)城市化 -2.204 -0.035(-0.943) (-0.040)制度质量 0.047 0.231**(0.165) (2.172)截距项 16.639 19.274* 18.270*** -1.580(195.383) (1.882) (311.273) (-0.412)地区效应 是 是 是 是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观测值 1378 1378 1378 1378注:*、**、***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下显著。系数下方括号报告的是 t 值。出口代表体育用品贸易出口,进口代表体育用品贸易进口,下同。(二)稳健性检验1.平行趋势检验通过平行趋势检验是使用双重差分法的必要前提条件,即“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前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非沿线国家体育用品进出口贸易的走势应当趋同。为了检验这一点,该文借鉴 Jacobson et al.(1993)[35] 的做法,利用事件分析法来进行平行趋势的检验。具体而言,采用如下的估计式(2)。 060 k 26ekit k t it i t itkTrade DID Z u vα α α=+=−= + + + + +∑ (2)其中, DIDt0+k 是一系列的虚拟变量。具体来说,t0 表示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第 1 年,k 表示开始“一带一路”倡议之后的第 k 年。该文的数据是从 2008 年至 2020 年,因此覆盖了实施前的 6年与实施之后的 6 年。该文重点关注的变量是kα,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影响沿线国家体育用品贸易的净效应。图 2 分别绘制了被解释变量为体育用品贸易出口和体育用品贸易进口,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前后 6 年的变化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对于体育贸易出口而言,回归系数在政策实施后有一个显著的上升过程,并且政策实施前 6 年的回归系数的置信区间大都包含 0,政策实施后的回归系数的置信区间,除 2016、2018、2020 年外均未包含 0。对于体育用品贸易进口而言,回归系数在政策实施后有一个显著的上升过程,并且政策实施前 6 年的回归系数的置信区间大都包含 0,政策实施后的回归系数均未包含 0。因此,可以认为满足平行趋势假定,能够使用双重差分模型。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文化产业26 -1-.50.51出口回归系数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4.6进口回归系数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图 2 平行趋势检验2.安慰剂检验考虑到其他不可观测且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的潜在因素对估计结果可能会产生的影响,尽管本文上述已经进行了加入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的操作,但仍无法完全规避。对此,该文借鉴 La Ferrara et al.(2012)[36] 的方法,通过随机筛选实验组的方法进行安慰剂检验(见图 3),重复操作 500 次,据此样本进行回归。其安慰剂检验结果见图 3,可以发现,估计系数均以 0 为中心,且呈正态分布,p 值大多数大于 0.1,验证了前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综合这些结果,足以说明该文发现的“一带一路”倡议对体育用品贸易的影响不太可能受到遗漏变量的干扰。02468-.2 -.1 0 .1 .2p值 系数核密度出口安慰剂检验05101520-.05 0 .05 .1p值 系数核密度进口安慰剂检验图 3 安慰剂检验3.PSM-DID 估计该文进一步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缓解实验组和对照组国家个体特征差异,确保实验组和对照组控制变量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前不存在明显差别,从而减少样本数据选择误差。具体而言,根据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开放水平、城市化以及制度质量这 5 个国家特征变量,通过 Logit 估计倾向得分并以 0.05 为半径匹配在共同取值范围内的个体得到新的实验组和对照组,从而进行新的双重差分估计,并且分别以近邻匹配和核匹配进行稳健性检验。表 4 报告的结果显示,经核匹配和近邻匹配缓解样本选择误差后“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体育用品贸易影响系数均仍显著为正,支持前文研究结论。表 4 PSM-DID 估计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文化产业27核匹配 邻近匹配(1) (2) (3) (4)变量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DID 0.351** 0.254*** 0.362** 0.248***(2.162) (3.985) (2.226) (3.984)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地区效应 是 是 是 是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观测值 1359 1359 1378 13784.其他稳健性讨论在前述稳健性讨论的基础上,该文进一步执行以下稳健性检验:(1)替换被解释变量。基准回归采用的是体育用品进出口贸易额作为被解释变量,该文进一步将人均体育用品进出口额和体育用品进出额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构报告在表 5 的第(1)-(4)列,可以看出,DID 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正,表明基准结果是稳健的。(2)政策唯一性检验。考虑到“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前后,也在推进中东欧“16+1”贸易合作机制,为排除同期中东欧“16+1”合作机制可能带来的干扰,将属于中东欧“16+1”的国家剔除后进行重新估计,报告在表 5 的第(5)-(6)列,结果依然显著。(3)内生性问题讨论。从实证方法和过程来看,该文虽然使用了固定效应模型控制了一些内生性问题,但考虑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内生关联以及潜在遗漏变量、测量误差等,可能导致估计结果偏误,故进一步执行如下稳健性检验。第一,对所有控制变量取滞后一期值进行再估计。第二,在基准模型中加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以控制可能存在的“惯性”(即被解释变量存在自相关性),同时采用滞后一期的解释变量为工具变量,并借助系统广义矩估计模型进行回归。从表 5第(7)-(10)列报告的结果来看,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稳健。表 5 其他稳健性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 政策唯一性检验 内生性讨论(1) (2) (3) (4) (5) (6) (7) (8) (9) (10)变量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DID 0.363** 0.249*** 0.028** 0.012** 0.406** 0.261*** 0.314* 0.248*** 1.750** 0.344**(2.235) (3.989) (2.492) (2.286) (1.998) (3.696) (1.944) (4.011) (2.132) (2.158)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地区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观测值 1378 1378 1378 1378 1183 1183 1272 1272 1272 1272(三)异质性分析1.行业异质性根据前文对体育用品贸易的分类,分别以体育用品贸易的各子分类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文化产业28果报告在表 6 中,可以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对体育用品贸易的影响效应存在行业异质性。从出口异质性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对 HS420321 编码下的体育用品出口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 HS9506和 HS9507 编码下的体育用品,对 HS640、HS843 和 HS9504 编码下的体育用品出口促进作用不显著。从进口异质性来看,“一带一路”倡议除了对 HS843 编码下的体育用品进口促进不显著外,对其他五类编码下的体育用品进口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促进作用从高到低依次为 HS420321、HS9504、HS9507、HS640、HS9506。表 6 行业异质性出口(1) (2) (3) (4) (5) (6)变量 HS420321 HS640 HS843 HS9504 HS9506 HS9507DID 0.904*** 0.413* -0.103 0.093 0.747*** 3.542***(3.299) (1.725) (-0.426) (0.508) (4.543) (9.436)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地区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观测值 1378 1378 1378 1378 1378 1378进口(1) (2) (3) (4) (5) (6)变量 HS420321 HS640 HS843 HS9504 HS9506 HS9507DID 0.423*** 0.268*** 0.038 0.345*** 0.177*** 0.276***(3.580) (3.277) (0.437) (3.574) (2.839) (3.308)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地区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观测值 1378 1378 1378 1378 1378 13782.地区异质性在深入探究“一带一路”倡议时,需明确其涵盖的两大维度:即“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鉴于这两大维度在地理路径、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存在差异,本文对其进行分类的差异性检验。该文使用陈万灵(2014)[37] 等办法,本文将一带一路划分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类,并进行分组回归。表 7 报告的结果显示,无论是体育用品出口贸易还是进口贸易,“一带一路”倡议均促进了其的体育用品贸易,其中,对“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家的促进效果更强。表 7 地区和收入异质性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经济带 高收入国家 低收入国家(1) (2) (3) (4) (5) (6) (7) (8)变量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DID 0.353** 0.244*** 0.350*** 0.238*** 0.325** 0.291*** 0.369*** 0.219***(2.207) (4.287) (3.05) (5.379) (2.147) (5.249) (3.032) (4.823)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地区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观测值 1001 1001 1196 1196 1014 1014 1183 1183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文化产业293.收入异质性为深入剖析“一带一路”倡议对体育用品贸易的具体影响,本研究依据国家收入水平进行了细致分组,旨在探究倡议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体育用品贸易产生的差异化影响。具体地,该文以样本期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平均收入为准将其划分为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表 7 的结果显示,“一带一路”倡议对高收入国家的体育用品进口贸易促进作用更强,而对低收入国家的体育用品出口贸易促进作用更强。上述结果也印证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初衷,即带动实现沿线各国的协同发展。六、进一步分析前文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沿线国家体育用品贸易额的增长。那么,“一带一路”倡议是否促进了沿线国家同其他国家体育用品贸易的互补性呢?为此,该文进一步计算 2008—2020年 106 个国家间的体育用品贸易的互补指数(TCI),并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体育用品贸易互补指数(TCI)的计算公式如式(3)所示。 61( )( / )ij xik mjk kkTCI RCA RCA W W= = × ∑ (3)其中,RCAxik 表示用出口来衡量的国家 i 在产品 k 上的比较优势;RCAmjk 表示用进口来衡量的国家 j在产品 k上的比较劣势;Wk 表示 k类产品的各国国际贸易总额;W表示世界所有产品的贸易额。根据贸易互补性指数的定义,该文计算了 2008—2020 年 106 个国家间体育用品贸易互补性指数。体育用品贸易互补性指数包括两个方面,即本国对他国的互补性指数和他国对本国的互补性指数。参照基准模型,该文取本国同其他 105 个国家的体育用品贸易互补指数均值(MHTCI)以及其他 105 个国家同本国体育用品贸易互补指数均值(MFTCI)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表 8 报告的结果显示,“一带一路”倡议对体育用品贸易的互补性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结合前文的分析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主要推动了沿线国家体育用品贸易额的增长,但是并没有显著提高沿线国家同其他国家体育用品贸易的互补性。因此,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加强沿线国家体育用品贸易的互补性应该成为体育用品贸易合作的重要内容,如果能有效促进沿线国家体育用品贸易的互补性,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沿线国家体育用品贸易增长。表 8 贸易互补性估计结果(1) (2) (3) (4)MHTCI MHTCI MFTCI MFTCIDID -0.018 -0.010 -0.018 -0.011(-1.339) (-0.760) (-1.364) (-0.785)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地区效应 是 是 是 是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观测值 1378 1378 1378 1378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文化产业30七、结论与建议“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在国际贸易环流中探索建立一个新的外循环体系的重要实践。自 2013年提出以来,在“五通”目标的驱动下,沿线国家对外贸易取得了显著成效。体育是促进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体育用品贸易则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文在梳理 2008—2020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体育用品贸易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促进沿线国家体育用品贸易增长的理论假说,然后,把“一带一路”倡议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基于 106 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沿线国家体育用品贸易增长,并且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这一结论充分印证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项国际公共产品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初衷。虽然“一带一路”倡议在整体上促进了体育用品贸易增长,具有“普惠”特征,但也呈现出行业、地区和收入异质性。具体而言,“一带一路”倡议对 HS420321 编码下的体育用品贸易的促进作用最大;相较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体育用品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强;“一带一路”倡议对高收入国家的体育用品进口贸易促进作用更强,而对低收入国家的体育用品出口贸易促进作用更强。进一步分析发现,虽然“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沿线国家体育用品贸易增长,但并没有显著增强沿线国家间以及沿线国家同其他国家体育用品贸易的互补性。根据研究结论,该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以进一步促进体育用品贸易增长。第一,以经贸合作为重点,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和技术提升。前文分析表明,经济发展有利于扩大“一带一路”体育用品进出口贸易。因此,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要秉持互利共赢、共建共享的原则,积极帮助沿线国家发展经济,中国在产能、技术、管理经验方面较沿线国家具有优势,可以将其与沿线国家的需求精准对接,促进沿线各国技术升级和经济增长,增强各国对体育用品的需求。第二,以更高水平贸易开放为目标推动贸易标准化、便利化和自由化。持续加强“五通”建设,从海、陆、空等多种运输方式入手,减少运输成本和通关手续,减少贸易阻力。同时,在电子商务、国际物流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同沿线国家的合作,提高体育用品流通效率。第三,以体育交流为手段促进文化交流合作。“一带一路”建设是体育文化国际传播的突破口,要充分发挥体育外交媒介作用,增进人文交流,增强情感认同,切实帮助沿线国家提升制度质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四,不断提高体育用品贸易的互补性。无论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还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同其他国家的体育用品贸易互补性都还较低,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要充分利用“一带一路”相关合作文件和政策,提升沿线国家体育用品贸易合作水平,增强贸易互补性。同时,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者,中国可以进一步发挥体育用品贸易网络中的核心节点功能,维护体育用品贸易网络的稳定性,为我国体育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和稳健地走出去营造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参考文献[1] 季雯婷,任文龙.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体育用品出口的影响因素及贸易潜力——基于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检验[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0,44(04):7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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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文化产业33AIGC 技术赋能工业文化遗产品牌 IP 设计陈坤 谢澔【内容提要】探讨在当前AIGC技术背景下,如何增加工业文化遗产品牌 IP设计的更多可能性,提升工业文化遗产品牌 IP 设计的效率。采用文献分析法,案例分析法,通过分析 AIGC 技术的使用方法及应用在工业文化遗产品牌 IP 设计中的场景,归纳并提炼出目前在该方面品牌设计中利用 AIGC 技术设计 IP 的策略以及所处困境。AIGC 技术能够运用与多个互动场景,具有相当大的潜力,但是也不能忽视 AIGC 发展中存在的风险。AIGC 技术为工业文化遗产品牌 IP 设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通过合理利用 AIGC 技术,品牌可以大幅提升 IP 设计的效率和多样性,同时增强与用户的互动体验。然而,要充分利用 AIGC 技术的潜力,还需要不断克服技术、创意、法律等方面的难题。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的深入,AIGC 技术将在工业文化遗产品牌 IP 设计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关 键 词】AIGC, 品牌 IP 设计,策略【基金项目】“文化自信”视域下四川工业文化遗产的品牌塑造研究,四川省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一般项目,项目编号:WHCY2021B13;基于服务设计思维下的四川茶叶品牌升级研究,四川农业特色品牌开发与传播研究中心一般项目,项目编号:CAB2205。【作者简介】陈坤(1987-),女,黑龙江鹤岗人,四川农业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 四川 成都 611134),研究方向:品牌设计与传播 ; 谢澔(2001-),男,四川成都人,四川农业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设计专业 (四川 成都 611134),研究方向:品牌设计与传播。一、引言在当今数字化和信息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技术正在深刻地影响着设计领域。AIGC 技术通过其独特的资源整合和重塑能力,为品牌设计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这种技术不仅能够提升设计的创新性,通过深度学习算法分析和学习大量的艺术作品和设计元素,提供出人意料的创意构思,而且还能显著提高设计效率,减少从概念到最终设计的时间。随着 AIGC 技术的迅猛发展,品牌视觉形象的设计和传播方式面临革命性的变化。其本质再也不是单一的人工设计传达,而已演变成为一个可持续的智能生成过程[1]。工业文化遗产,指在工业化进程下留下的具有历史、科技、社会价值的遗址、建筑等,反映了工业发展历程和技术进步,以文化浸润引领精神认同 , 以文化空间激发精神共振 , 以文化叙事彰显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文化产业34精神标识 ,以文化创新丰富精神动能[2]。因此作为品牌 IP 传播的能力能够充分展现文化品牌的内涵,推动品牌价值的转化,同时也有助于促进文化交流和现实文化的增值[3]。因此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抢先塑造出合适的 IP 则显得至关重要,AIGC 技术的应用则能使工业文化遗产品牌 IP 设计变得更加高效和多元化。它能够快速生成多个设计方案,实现设计师在初期的快速思考和修改。此外,AIGC 技术还能确保设计的一致性和可扩展性,保持其品牌形象的连贯性,并使 IP 易于调整和适应多种媒介的应用。因此在现在已经有不少设计师利用 AIGC 独特的资源整合以及重塑能力进行对于品牌设计的各个方面进行设计实践,为新时代工业文化遗产品牌的发展带来更多全新的设计。塑造具有持续凝聚力与号召力的区域形象,旨意为老工业城市区域品牌带来持久利益,进一步保护和传承我国优秀传统文脉[4]。在这样的背景下,笔者旨在探讨如何利用 AIGC 技术让工业文化遗产品牌 IP 设计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脱颖而出,与竞争对手有效区分开来,并发挥品牌的最大价值,希望能够给后续研讨此方向的研究者提供一些理论指导和实践路径参考。二、AICC 技术赋能工业文化遗产品牌 IP 设计发展现状(一)国内外工业文化遗产品牌 IP 设计工业遗产是在工业长期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是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科技价值、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工业文化遗存,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见证者和里程碑,是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的城市建设和更新中,要大力保护工业遗产,传承城市文脉,构建起中华文明的标识体系。(保护工业遗产 传承工业文化)一般在过往来说,logo、标语、海报等设计构成了整个品牌设计的主要部分,实体产品才是整个品牌设计立足的基点。但在如今泛 IP 时代下,一切可 IP 化的品牌、产品、地域、团队或个人通过跨界联合,可以延伸消费者的消费边界,并提升消费者的决策效率,从而为 IP 赋予全新的价值 [5]。1. 国内工业文化遗产品牌 IP 设计现状工业文化遗产 IP 行业的竞争格局现如今呈现出多元化和激烈化的特点。在全球范围内由多方主体所,涉及政府、企业、文化机构和社会力量等主导,通过各种媒介和方式对人们进行品牌植入,有助于实现工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创新运用[6]。而在中国,同样也有这样的现象。随着国内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当地政府及企业有意识且有计划塑造属于自己的工业文化遗产品牌,同时通过科技及 AIGC 技术原创或者改编属于自己的工业文化遗产 IP 形象,从而保护和发展工业文化遗产。在 2025 年春节期间,一场关于 AIGC 技术的实现就在成都的工业文化遗产地东郊记忆举行,名为“AI 东郊,潮玩成都”展览活动.此次活动借助智能机器人、智能全息屏、无人机、虚拟现实(VR)等前沿科技产品和技术,在为成都市民和游客打造一个充满科技感与欢乐氛围的新春佳节的同时,也为 AIGC 和工业文化遗产品牌 IP 设计打开了新的道路(见图 1)。该活动聚焦“东郊”作为成都市工业源点的历史定位,通过机器人展等重点点位,将成华区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发展成效融入其中,运用科技化手段增加春节节日氛围,让广大市民近距离感受新质生产力的带来的品牌观念的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文化产业35转变。同时由于工业文化遗产本身的文化属性,而给科技与文化的融合带来了新的设计方法和路线。通过智能设计算法与数据分析 ,AIGC 不仅重塑了空间形态 , 更精准捕捉并传承了工业文化遗产的文化底蕴与场所记忆 ,展现了技术赋能下文化遗产活化与再利用的新路径[7]。2. 国外工业文化遗产品牌 IP 设计现状在国外,对于 IP 的打造已经成为了一种固定的模式,且有一套成熟且快速的设计体系,同时在各个方面开始使用 AIGC 技术打造或者继续发展 IP。在 2019 年法国巴黎圣母院火灾后,当地设计师利用 AIGC 技术进行数字化修复。通过算法对历史图像和 3D 扫描数据,重建了其建筑的精确模型,帮助修复团队制定了修复计划并模拟修复效果(见图 1)。在德国,弗尔克林根钢铁厂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现通过 AI 技术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利用 AI 生成内容(AIGC)和扩展现实(XR)技术,游客可以体验钢铁厂的历史生产过程,并与虚拟角色互动。AIGC 技术将文化遗产转化为文化创意空间,吸引了更多世界的有课,同时强化了其作为工业文化遗产的品牌形象。以及日本大阪池田方便面博物馆的转变,为了提升其的互动体验,游客可以通过AI生成自己所喜爱的方便面包装设计,并在其中了解到具体的方便面的发明历史和生产工艺。现如今,AI 渗透着设计的各个方面,每一位设计师使用 AI 降本增效,拓展创意的可能性,创造更多的沟通方式与互动形式。图 1 由 AIGC 技术生成的巴黎圣母院模型(二)AIGC 在工业文化遗产品牌 IP 设计中的应用策略在品牌设计中,IP 形象作为将品牌具象化的环节尤为重要。而 AIGC 如何运用其中,更是值得探讨的关键环节。1.AIGC 介入工业文化遗产品牌 IP 创作品牌 IP 以其独特魅力和个性特征,在营销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6]。而在工业文化遗产品牌IP 创作中,AIGC 的应用可以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AIGC 能够凭借自己独特的算法功能和总结功能,帮助品牌 IP 在草图过程就快速生成大量的创意草图和概念。同时,在创作阶段,AIGC 在总结大量数据后,通过洞察用户偏好从而创造出符合社会需求的创意草图提供给设计师;在中后期阶段,工业文化遗产品牌 IP 设计已被确定具体的形象,AIGC 则可以在已经确定的 IP 下进行视觉创意设计,通过在已有的核心概念设计上进行上百甚至上千的多样化 IP 形象方案,进而开发系列创意海报等物料的设计,从而显著提升设计策略的梳理和创意文案等的产出。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文化产业362.AIGC 与工业文化遗产品牌 IP 定位相结合IP 形象的传播与推广意味着 IP 形象需要多元化的产出,同时也需和品牌定位保持一致,通过对工业文化遗产的历史数据进行分析,从而产出合理的品牌故事框架,增强文化深度。同时也能在博物馆等需要科普的具体场所创建讲解的虚拟形象。这样多元且快速的产出可以利用 AIGC 技术手段进行。3.AIGC 在工业文化遗产品牌 IP 推广中的创新运用IP 形象的品牌推广设计是品牌传播和营销中的核心环节。一个出色的品牌 IP 设计是否能够迅速吸引消费者的目光,增强品牌形象,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取决于在品牌 IP 推广是否能够成功。 互动营销升级:AIGC 技术在互动营销领域的运用,正引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升级变革。这项技术凭借其强大的数据处理与算法分析能力,能够精准地生成个性化内容,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一对一深度沟通与共创体验。这种基于 AI 的互动方式,不仅打破了传统营销的单向传播模式,还极大地增强了消费者的参与感和归属感。以抖音这一短视频平台为例,它充分利用了 AIGC 技术的优势,巧妙地联动各种创意特效与热门 IP,发起了一系列富有吸引力的 AI 共创活动。用户只需简单操作,就能在由 AI 生成的特效或 IP背景制作的照片上,自由添加自己的创意元素,如文字、贴纸或是个性化的滤镜效果,从而创作出独一无二、带有鲜明个人烙印的照片作品。这种高度互动的模式,不仅激发了用户的创作热情,还让他们在享受创作乐趣的同时,与品牌建立了更加紧密的情感联系。更重要的是,这种基于 AIGC 技术的互动营销方式,极大地提升了用户的参与度和品牌互动的趣味性。在过往可能无法进行互动的工业文化遗产,现如今用户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是成为了内容共创的积极参与者,他们的每一次创作和分享,都在无形中为品牌传播增添了新的活力。同时,形成品牌 IP 的工业文化遗产也能通过用户的创作内容,更加直观地了解消费者的喜好和需求,进而优化产品和服务,实现更加精准的品牌定位。可以说,AIGC 技术在互动营销升级中的应用,不仅为工业文化遗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营销机遇,也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加丰富、多元和个性化的互动体验。线下活动:在线下营销场景中,AIGC 技术的潜力同样不可小觑。它能够生成并制作出极具吸引力的视觉内容,如引人注目的海报、生动有趣的展示物料等,这些精心设计的视觉元素不仅能够极大地提升品牌形象,还能有效地吸引顾客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兴趣和购买欲望。2023 年,京东与百度 AI 作画产品文心一言携手,进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电商营销尝试,将 AIGC 技术成功应用于线下广告领域。这次合作不仅是一次技术上的创新实践,更是一次品牌间互利共赢的典范。在这次大规模的线下广告活动中,海报的整体视觉设计全部出百度 AI 作画产品文心一格完成。这些由 A1智能生成的海报,不仅在设计风格上别具一格,视觉效果更是令人赞叹不已。它们不仅精准地传达了京东 618 购物节“省”的主题,让消费者一目了然地感受到活动的优惠力度和购物乐趣,同时也在无形中为文心一格这一 AI 作画产品做了宣传,进一步拓宽了 AI 技术的运用场景和影响力。这次的合作展现了 AIGC 技术在提升品牌 IP 形象和吸引顾客方面的巨大潜力,也证明了 AI 技术与传统营销手段相结合所能产生的强大效果。通过利用 AIGC 技术,品牌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现自己的独特躲力,吸引更多消费者的关注和喜爱。同时,这种创新性的营销方式也为 AIGC 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开辟了新的道路,证明了未来品牌 IP 领域更加广阔的可能性。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文化产业37三、AIGC 中塑造工业文化遗产品牌 IP 的挑战(一)伦理问题知识产权的界定与保护是 AIGC 技术在塑造 IP 时遇到的核心伦理挑战之一。由于 AIGC 技术能够基于大量数据生成新的内容,这些内容的原创性、版权归属以及使用权限变得模糊不清。一方面,如果 AI 生成的内容直接或间接借鉴了已有作品,就可能侵犯原作者的著作权。另一方面,如何界定AI 作为“创作者”的身份,以及 AI 生成内容的法律地位,目前全球范围内尚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这导致在 IP 塑造过程中,可能出现版权纠纷,影响创作者的积极性和市场的健康发展。其次,人类创造力的尊重与替代也是一大伦理争议。AIGC 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机器在某些领域展现出了超越人类的创造力,这引发了关于人类创意工作者未来就业的担忧。AI 能够高效且大量地生成高质量的内容,是否会减少对人类创意工作者的需求,进而影响整个创意产业的生态平衡?此外,AI生成的内容是否真的能够替代人类情感与智慧的结晶,满足人们对于深度、情感共鸣的需求,也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再者,文化多样性与价值观的传播同样面临挑战。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工业文化遗产往往象征着人类过去记忆的留存。而 AIGC 技术往往依赖于大数据分析来生成内容,这可能导致生成的 IP形象或内容倾向于主流文化或特定群体的偏好,从而无法完整表现出工业文化遗产中文化属性的表达。同时,如果 AI 的学习数据包含偏见或刻板印象,那么生成的内容也可能反映出不公正的观点,影响品牌 IP 打造的正向发展。(二)技术问题AIGC 有着超越人类数倍的数据整合能力,但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创造力与情感理解的局限性是 AIGC 技术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AIGC 技术在数据分析和模式识别方面表现出色,但在创造真正具有情感深度和独特性的内容上,仍然难以与人类相提并论。IP 的塑造往往需要深刻的理解人类情感、文化和社会背景,例如 2024 年的可口可乐圣诞节广告,通过 AIGC 技术生成了精良甚至超越人类拍摄精度的广告,然而被人们评价为没有感情,原因是因为广告中人物的表情过于虚假,因此AI 目前在这些方面的能力还相对有限。同时还有数据的来源问题,如果提供给 AI 模型本身的数据来源错误或者是偏离伦理道德的,那么 AI 生成的内容也会反映出这些问题。这可能导致 IP 的塑造偏离了人类道德中多样性、平等和包容性的原则,甚至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和歧视。因此,在使用AIGC 技术时,必须确保数据的公正性和代表性,以避免产生负面的社会影响。这意味着,尽管 AI 可以生成大量的内容,但真正能够触动人心的、具有持久影响力的 IP 仍然依赖于人类的创意和情感投入。同时,数据的来源也是一个问题,AIGC 技术如此成熟,依赖于大量的数据投入和整合输出能力,因此 AIGC 所面临的技术问题会长期存在并且需要设计师的把控。(三)设计师面临的困境与挑战设计师作为整个设计创意的核心执行者与灵魂塑造者,在设计项目的全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从最初的概念萌芽到最终方案的落地实施,设计师不仅是理念的传递者,更是创新思维的实践先锋。但在人工智能的时代,设计师的角色正在转变。传统上,设计师是艺术创作活动的实践者,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文化产业38他们通过长期的市场实践和设计经验,结合对项目的创作灵感和审美,完成最终的设计。但由于人工智能的介入,设计师的职能也艺术研究在发生变化[7],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也随之而来。数据驱动的设计思维: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AI 的决策往往建立在浩瀚的数据海洋之上。这些数据,无论是用户行为记录、市场趋势分析,还是用户偏好调研,都成为了 AI 智能决策的基石。对于设计师而言,这意味着他们必须跳出传统的设计框架,更加紧密地与数据携手,学会从数据中提炼出有价值的洞察,以此来指导设计决策。这种数据驱动的设计思维,不仅仅是方法论的革新,更是思维模式的转变。设计师需要培养对数据的敏感度,学会解读数据背后的用户故事和市场趋势,以此为基础,创造出既符合市场需求又触动用户内心的设计作品。伦理与责任考量:随着 AI 技术在设计领域的广泛应用,一系列伦理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设计师不再仅仅是创意的制造者,更是技术的守门人。当 AI 生成的设计方案可能触及到版权、隐私或公平性等敏感领域时,设计师需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他们不仅要确保 AI 生成的内容不含有歧视性或误导性信息,还要在必要时,对AI的决策进行人工审核和调整,以维护社会公正和道德底线。此外,设计师还需要不断探索如何在利用 AI 提高效率的同时,保持设计的人性化和创新性,避免技术对人性的侵蚀。用户需求的变化 :AI 技术的兴起不仅改变了设计行业的格局,也深刻影响了人们的需求。在AI 技术的推动下,相关群体对设计的需求变得更加多元化和个性化。他们可能不再满足于传统的设计方案,而是更加倾向于利用AI生成的设计方案,或者要求设计师提供与AI相结合的创新解决方案。这种需求的变化要求设计师不仅要具备扎实的设计功底,还要紧跟技术潮流,不断学习和掌握 AI 相关的前沿知识和技能。四、结语本文分析了在 AIGC 大背景下,国内外工业文化遗产品牌 IP 设计的具体现状,得出目前 AIGC技术已经成为其品牌塑造的一部分,在未来该如何利用 AIGC 技术抢占做出新的品牌打造已经成为现在品牌的一大考验。AIGC 技术在工业文化遗产品牌 IP 中如何起作用等等,总的来说,设计师应主动求变,积极接纳新兴技术,并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的强项,为设计作品增添非凡魅力与创新元素,进而大幅提高作品的质量与市场竞争力。参考文献[1] 刘隽.AIGC时代品牌视觉形象设计的前沿思考[J].天工,2024,(01):45-47.[2] 张志元,郭涛.红色工业文化助推制造强国建设的逻辑理路[J].东岳论丛,2025,(01):41-48.[3] 程喜江.设计人类学视域下的品牌IP设计方法研究[J].绿色包装,2024,(02),151-154.[4] 王逸卉.基于文化记忆的井陉矿区工业文化遗产品牌再设计研究[D].导师:刘维尚;安银.燕山大学,2024.[5] 马璁珑,赵艳东.泛IP视角下超级IP设计与孵化策略研究——以天津博物馆为例[J].中国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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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管理案例与实践40大数据时代下的口耳相传:电影《哪吒 2》的人际传播效应杨澜【内容提要】2025 年春节档,电影《哪吒 2》在中国及全球市场表现卓越,票房强势破百亿,不仅刷新了中国影史纪录,还荣膺全球单一市场票房最高的动漫电影,成为春节档的票房冠军。本文着重聚焦《哪吒 2》的线上市场营销策略,深入剖析人际传播在其中的关键作用。通过对粉丝间互动、粉丝向身边亲友及线上路人的推广行为,以及导演与粉丝的线上互动等方面展开研究,旨在揭示线上人际关系网络如何提升电影知名度、塑造良好口碑、增强观众忠诚度,为电影营销提供新视角与策略参考,助力电影产业在新媒体时代实现更有效的市场推广。【关 键 词】市场营销;人际传播;电影宣发;策略分析【作者简介】杨澜(2001-1)女,天津人,中央戏剧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创作专业硕士研究生(北京 102200)一、引言2025 年春节档,电影《哪吒 2》凭借其深厚的文化底蕴、精良的制作内容以及高效的营销策略,成功刷新了中国影史纪录,成为全球单一市场票房最高的动漫电影。在大数据和新媒体技术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哪吒 2》的线上人际传播策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将深入探讨大数据时代下的人际传播特点,并以《哪吒 2》为例,分析人际传播如何助力电影成功。二、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人际传播人际传播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也是由两个个体系统相互连接组成的新的信息传播系统。新媒体技术兴起,人际传播随之改变。社交媒体突破时空,让全球交流即时化;即时通讯工具实现信息快速传递;视频通话让面对面交流摆脱地域限制,沟通更直观生动。[1](一)传播环境的虚拟化新媒体技术的兴起,使得人际传播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虚拟社交平台的出现,让全球交流变得即时化,人们可以通过手机、电脑等移动终端接入虚拟世界,进行跨越时空的信息交互。这种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管理案例与实践41虚拟传播环境不仅拓宽了社交渠道,还创新了人际互动模式,形成了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在电影传播领域,虚拟社交平台如社群、微博超话、豆瓣小组及抖音粉丝群等,为《哪吒 2》的粉丝提供了互动交流的桥梁。大数据时代,传统口耳相传的社交情境虽已改变,但其双向性突出、反馈迅速、互动频率高的特性依旧存在。电影宣发借助网络空间,推动不同身份个体建立关联、展开互动,深度挖掘电影背景故事,以此提升电影传播广度,对观众产生隐性影响。如《哪吒 2》前期预告片发布后,观众对敖丙、敖光父子故事的挖掘,显著增强了正片中“敖光千里奔赴接住儿子濒毁身躯”这一情节的感染力 。(二)传播主体的数字化新媒体环境下,传播主体往往以数字化身份进行交流活动。约书亚·梅罗维茨的“场景理论”指出,媒介环境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场景,新媒体的普及创造了新的传播场景,打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使得人们在虚拟的线上场景中也能进行熟人之间的互动和交流,熟人网络间的人际传播因此逐渐从线下场景转移到线上场景。[2]《哪吒 2》上映后,观众通过社交媒体和亲友聚会等场景,积极分享观影体验。这些饱含真情实感的分享和生动鲜活的情节描述,借助虚拟社交平台迅速扩散,吸引了大量潜在观众的目光。电影上映首周,社交平台上用户自发分享的关于《哪吒 2》的内容超过数百万条,话题阅读量高达数亿次,显著提升了电影的知名度和观影热潮。(三)传播方式的媒介化美国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提出,信息的传播是按照“媒介 - 意见领袖 - 受众”的两级传播模式进行的。[3]在新媒体时代,短视频通过直观的影像和声音,能快速吸引意见领袖的关注,这些意见领袖可能是网络红人、行业专家等,他们对短视频内容进行二次创作、评论或推荐,然后传递给更广泛的受众,从而加速了短视频的传播,使其呈现出病毒式传播的效果。短视频平台成为《哪吒 2》宣发过程中的关键阵地。制作单位通过短视频平台发布官方剪辑片段,吸引意见领袖的关注和推荐。影视类公众号则通过深度解读视频,进一步拓展影片的传播深度与广度。粉丝群体则基于热爱进行二次创作,这些创意十足的二次创作内容借助短视频平台的算法推荐机制和社交分享功能,迅速扩散至网络空间,产生了显著的二次传播效应。从传播效果数据来看,制作单位发布的官方短视频收获了可观的播放量与点赞数,为影片初期热度的积累奠定了基础;公众号的深度解读视频引发了广泛的讨论,相关话题在影视爱好者群体中持续升温,提升了影片的话题深度与关注度;而粉丝的二次创作内容传播范围最广,大量原本对影片关注度较低的普通用户,因这些创意十足的二次创作内容而被吸引,进而开始关注《哪吒 2》。多方力量在短视频平台上协同发力,产生了显著的二次传播效应,使得《哪吒 2》在短时间内成为全民热议的焦点,有力推动了影片在票房与口碑方面取得优异成绩。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管理案例与实践42三、不可替代的“人际传播”(一)品牌效应:夯实口碑基石在市场营销学的理论体系中,品牌是一个核心概念,且在当今社会已广泛辐射至各个领域。品牌本质上是其自身无形资产的一种集中体现,主要通过特定的形象塑造以及个性化的“符号”或“信息”来达成识别功能[4]。品牌效应则反映了品牌在产品实际应用过程中,对品牌使用者所产生的效益以及品牌自身所发挥的影响,充分彰显了品牌运用所蕴含的价值。品牌的产生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在现代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的背景下,其能够实现快速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品牌运用为产品生产者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5]从传播效果的研究视角来看,相较于传统广告宣传模式,人际传播所形成的口碑具有更高的可信度。消费者在决策过程中,往往更倾向于采信身边亲友或者网友基于自身体验所给出的推荐。以《哪吒 2》的营销实践为实例,观众之间的口碑传播在影响他人观影决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相关研究数据表明,超过 70% 的观众明确表示,他人的正面评价会成为促使他们走进影院观看《哪吒 2》的重要因素。这种口碑传播不仅在电影上映初期成功引发首轮观影热潮,而且在电影上映后的长尾期依然持续发挥作用,不断吸引新的观众走进影院,有效延长了电影的市场生命周期,从市场反馈层面凸显了口碑传播基于品牌效应的强大影响力。(二)互惠理论:强化粉丝粘性互惠理论源自社会交换理论的互惠原则,是其拓展深化。Bartlett 在 2016 年指出,基于回报行为,人际间形成给予与回报的动态机制,促使群体建立稳固关系。[6]市场营销领域,Morales 在 2005年实证发现,顾客收到企业额外服务,基于互惠心理,会在心理和行为上积极回报企业。[7]在电影宣发中,这种理论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如观众在电影评论区相互评论互动,收到他人评论会感到被重视,从而积极回应等方面。通过这种持续互动实现信息、情感和人际关系的互惠,获得多方面满足,群体活跃度高,个体对群体依赖增强。《哪吒 2》制作团队在影片推广过程中,精心策划并组织了电影路演和粉丝见面会等活动,为观众创造了与主创人员面对面交流的宝贵机会。在路演现场,导演、配音演员等主创人员深入分享电影制作背后的诸多故事,例如在配音过程中为精准塑造角色情感所付出的艰辛努力,特效制作阶段所面临的复杂技术难题以及克服过程等。观众与主创人员之间的这种深度互动,不仅帮助观众更全面、深入地了解电影制作的复杂流程,而且通过现场的人际传播途径,将这种独特的体验以口碑形式传递给更多潜在受众。许多观众在参加路演活动之后,会主动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自己的现场真实感受,从而吸引更多人关注电影。电影方还策划举办了各类主题鲜明的线下活动,如主题 cosplay 比赛、亲子观影活动等。在这些活动中,观众之间通过交流对电影的热爱之情、分享 cosplay 心得等多样化方式进行人际传播。以亲子观影活动为例,家长与孩子在观影结束后共同分享观影感受,这种家庭内部的人际传播进一步强化了电影所传递的情感共鸣,同时不同家庭之间在活动中的交流互动也极大地扩大了电影的传播范围,从不同维度提升了电影的市场影响力。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管理案例与实践43(三)互动仪式链:拓展传播影响力兰德尔·柯林斯在《互动仪式链》中提出互动仪式链理论(IR 理论)。该理论认为,互动发生在特定情境,至少涉及两人。微观情境由个人间社会关联构成,宏观社会现象基于微观情境形成,局部际遇的连贯链条即互动仪式链。[8] IR 理论核心机制是:群体成员相互高度关注、互为主体,在言行上协调一致,形成强烈情感连带,由此为参与者带来情感能量与成员身份感,激发其遵循群体规范和道德的热情。IR 理论包含四个关键要素:一是至少两人聚集一处(群体聚集),能感知彼此并相互影响;二是明确区分局内人与局外人,界定参与者范围;三是有共同话题或焦点吸引个体参与,且参与者能知晓彼此都在关注和参与;四是参与者可分享情绪与情感体验。[9]粉丝群体围绕电影《哪吒 2》构建了大量的线上线下社群,电影官方也积极参与到粉丝社群的建设与运营工作中,通过发布电影制作幕后花絮、角色设定解读等独家内容,有效激发了粉丝群体的讨论热情。例如,电影官方发布的哪吒新造型设计手稿,迅速引发粉丝在社群内的热烈探讨,粉丝们从设计美学原理、角色性格契合度等多个专业维度展开深入交流,极大地增强了粉丝对电影的关注度与期待值。同时,在粉丝社群的生态环境中,人际传播有力地推动了粉丝之间的情感共鸣与身份认同的形成。粉丝们通过分享对电影角色的深刻喜爱、对电影主题的深度理解等,逐渐凝聚形成强大的粉丝凝聚力。同时,粉丝社群中的人际传播还具备显著的二次传播效应,粉丝会将社群内的优质内容分享至其他社交平台,从而吸引更多潜在观众关注电影。例如,粉丝精心制作的《哪吒 2》剧情解读短视频在抖音平台上获得广泛传播,进一步拓展了电影的影响力边界,从传播层面推动电影在更广泛的受众群体中获得关注与认可。四、传播模式与营销策略(一)“内容为王”战胜“流量为王”“内容为王”是 1996 年比尔·盖茨一篇文章的题目,文中展望了内容之于网络的巨大商业前景“流量为王”虽不是名家的理论,但却指出了网站的生存之道。理性的“流量为王”的运营思路并不值得非议 , 操作层面各有各的策略。理论上 , 精品可以创造高流量,而流量分析又可以反过来为精品创作提供借鉴,二者互相促进。理想的资源配置模式是 :生产阶段“内容为王”,销售阶段“流量为王”。“内容为王”,实际上是站在供给的角度来讲的,其实质是优质的供给能创造自己的需求。较大规模的优质作品通过征服观众赢得票房、收视率和流量,取得好的经济、文化与社会效益 ,就是通常所指的“内容为王”。[10]近年来,电影市场中部分影片过度聚焦流量,对内容质量的打磨有所忽视。创作团队不注重深入挖掘题材,在情节构思、人物塑造等方面缺乏精心雕琢。其电影宣发工作主要围绕从影片中剪辑精彩片段制作成短视频,发布于热门视频平台,以此吸引观众走进影院。然而,观众观影后常发现,短视频中的片段已是影片精华,实际内容空洞,与票价严重不匹配。另有一些影片,在制作上对特效投入巨大,营造出震撼视觉效果。但在内容关键要素上,如故事逻辑的合理性、情节编排的巧妙性以及人物塑造的深度等方面,因缺乏用心考量与设计,致使影片呈现出人物形象片面、叙事单调、情节发展不合逻辑等问题,极大影响了观众的观影体验。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管理案例与实践44《哪吒 2》的成功,影片在宣发与内容层面展现出的是良性促进的协同作用。在宣发初期,凭借前作积累的粉丝群体,通过社交平台分享期待、讨论角色、发布影评等行为,形成了广泛的人际传播效应,使得影片关注度迅速提升。而《哪吒 2》能够持续保持高热度,核心在于其精良的内容。创作团队精心打磨故事逻辑,情节设计跌宕起伏,充满惊喜与反转,牢牢抓住观众注意力。人物塑造方面,角色形象饱满立体,性格鲜明,极易引发观众情感共鸣。凭借优质内容,影片不仅稳固了原有粉丝群体,还吸引众多新观众,形成良好口碑传播。可见,在电影宣发中,粉丝效应等基于人际关系的推广手段,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影片知名度与关注度。但电影创作者不应过度依赖此类宣发方式。从电影艺术本质及观众核心需求来看,内容始终是电影的灵魂与根基,是决定电影市场竞争力、观众认可度及能否成为经典的关键因素,是电影行业的立足之本。(二)“共荣共损”的身份认同感英国著名导演迈克尔·伍德曾提出这样的观点:“当今世界存在着诸多隔阂,若能借由我的纪录片,促使观众之间增进理解、萌生更多同理心,那便极具价值。”[11]这一理念在电影创作与传播的范畴中,同样得到了鲜明且有力的印证,电影《哪吒 2》便是一个典型范例。在《哪吒 2》里,导演饺子在亲情的呈现上着墨颇多,尤其是对父爱与母爱进行了深度且多元的解读。通过精心雕琢的情节架构和细腻入微的人物刻画,影片展现出父爱如山般的深沉与厚重,以及母爱如水般的温柔与包容,两种截然不同却又同样炽热的情感表达方式。例如,在某一关键情节中,哪吒的父亲为了保护哪吒,不惜牺牲自己的名誉,做出了艰难且勇敢的抉择;而哪吒的母亲则始终陪伴在他身边,用温暖的鼓励和无尽的耐心,给予哪吒面对困境的勇气。这些情节生动鲜活,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内心深处对亲情最质朴、最本真的渴望被悄然唤醒。他们不禁回忆起生活中与父母或孩子相处的记忆,由此,观众们自然而然地与哪吒这一角色以及哪吒的父母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仿佛自身就置身于影片所构建的亲情世界之中,与角色们同呼吸、共命运,在内心深处建立起了深厚且稳固的情感纽带。在电影的宣传推广阶段,导演饺子采取了一种独特且有效的策略——分享自己与母亲之间的真实故事。饺子谈及母亲在他成长过程中给予的支持与鼓励,那些生活中的琐碎细节,却饱含着浓浓的亲情。这一做法巧妙地触动了观众内心最柔软的部分。无论是在影片公映前,让观众对电影充满好奇与期待,还是在观影后,进一步加深观众对电影内涵的理解,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观众们在聆听导演故事的过程中,逐渐对导演产生了同理心,仿佛导演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创作者,而是一位能够倾诉心声、分享生活感悟的知心朋友。这种情感上的拉近,使得观众对电影产生了极高的认同感,他们不再仅仅将电影视为一部普通的影视作品,而是将其看作是与自己有着紧密情感联系的特殊存在,就如同自己的所属之物一般珍视。出于这份深厚的情感与热爱,观众们自发地化身为电影的“宣传员”,极为热情且积极地向身边的人推荐这部电影。他们通过社交媒体分享观影感受、在日常生活中与朋友热烈讨论,凭借口碑传播的力量,助力电影收获了更广泛的关注与认可,在电影市场中掀起了一股强劲的观影热潮。(三)文化自信驱动的家国情怀电影《哪吒 2》在宣发策略上对人际关系的聚焦,为影片的成功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其不仅通过细腻且触动人心的亲情叙事,在观众内心深处引发了强烈的同理心,更在不经意间巧妙地唤起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管理案例与实践45了广大受众内心潜藏的家国情怀,实现了从家庭微观层面的情感共鸣向国家宏观层面的情感升华,完成了从“小家”到“大国”的跨越。回顾中国上下五千余年的悠悠历史,民族间的迁徙战争贯穿了整个国家的发展脉络,因战争导致的国破家亡、流离失所,成为华夏民族心中携带着永恒忧伤的集体记忆,根植于血脉骨髓,化为浓浓的乡愁。[12]在国家积弱的艰难岁月,国漫发展同样深陷困境。当电影《哪吒 2》的宣传精准地触及国家大义这一核心主题时,仿佛在每个中国人心中点燃了一把火。无数国民在强烈的情感驱使下,自发地走进电影院,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动漫产业。这一现象绝非偶然,它是文化自信驱动下家国情怀的深刻彰显。电影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哪吒 2》凭借其蕴含的家国情怀元素,激发了观众内心深处对国家、对民族的热爱与担当。这更是无数中国人骨子里流淌的热血与炽热爱国情怀的自然迸发,体现了民众对本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殷切期望与坚定支持,也展现出中国电影在凝聚民族情感、传承家国情怀方面所蕴含的巨大能量。五、结语在大数据时代,传播方式虽日新月异,但人际传播对电影宣传仍至关重要。传统口耳相传形式虽已改变,但其积极影响一直存在。电影《哪吒 2》的宣传全面彰显了人际传播的作用。粉丝出于热爱,在社交媒体自发分享、创作并推荐影片,形成良好口碑与品牌效应,助力影片在市场中突出重围。导演及制作团队巧妙运用互惠理论:分享创作故事,从情感上拉近与观众的距离;推出优惠观影、限量周边,让观众获得经济实惠;组织线上线下活动,满足观众社交需求,多维度提升了影片影响力。粉丝间构建新传播情境,如话题讨论、线上观影派对等,与官方合作增强了粉丝粘性,为影片热度续航。重视宣发手段的同时,绝不能忽视内容这一电影的核心。没有优质内容,再好的宣传也难以让电影长久立足。对电影行业而言,坚守内容创作,合理运用人际传播等宣发策略,才是实现电影产业持续繁荣的关键。参考文献[1] 石磊.新媒体概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07[2] (美)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著;肖志军译.消失的地域 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11.[3] (美)拉扎斯菲尔德,(美)贝雷尔森,(美)高德特著.人民的选择第3版 选民如何在总统选战中做决定[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06.[4] 陈建新,姜海.试论城市品牌[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17(02),77-81.[5] 彭程.浅谈品牌效应与品牌信用[J].企业家天地,2007(05),90-91.[6] Bartlett M Y,Desteno D Gratitude and Prosocial Behavior[J].Psychologica lScience,2016,V17(4):319-325.[7] Morales, Andrea C.Giving Firms an“E”for Effort: Consumer Responses to High-Effort Firms[J].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2005,V31(4):806-812.[8] 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80.[9] 隋岩,李燕.论网络语言对个体情绪社会化传播的作用[J].国际新闻界,2020(01),79-98.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管理案例与实践46[10] 喻文益.“流量为王”的“善”与“恶”——“质量为王”才是真正的“王道”[J].人民论坛.2019(02),124-126.[11] 迈克尔·伍德.“我爱在纪录片里看到的活生生的人”[J].上海广播电视研究.2020(04),54-56.[12] 李琦,闫志成.中国传统文化类节目的乡愁叙事及其意义生成[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02),66-73.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管理案例与实践47横琴助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路径研究——基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视角吴娩娩 范丹宇 蒋飞 吴琦番 陈路瑶【内容提要】 澳门作为一个微缩经济体,长期以来以博彩业作为主导产业,在疫情冲击下,地区经济急剧萎缩,暴露出支柱产业单一抗风险能力差、冲击恢复性差的弊端。为了摆脱单一产业结构困境,澳门特区政府积极发展“1+4”经济适度多元化战略。本文通过对比疫情前后澳门产业发展增加值、产业结构、经济多元指数探究澳门产业结构现状。认为澳门存在长期产业结构单一、土地资源稀缺、人才储备不足的问题阻碍多元化进程。疫情期间博彩及博彩中介业经济持续低迷,但新兴产业迅速恢复。路径研究发现,这是由于澳门新兴产业依托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琴澳两地互联互通,在跨境金融、文旅会展、科技产业和中医药产业领域实现要素双向流通,合作共赢。【关 键 词】澳门经济;经济多元;产业结构;发展困境【作者简介】吴娩娩(1999-),女,福建厦门人,澳门城市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学硕士研究生(中国 澳门 999078),研究方向:绿色金融、区域经济;范丹宇(1999-),男,广东汕头人,澳门城市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学硕士研究生(中国 澳门 999078),研究方向:公共经济学;吴琦番(2004-),女,海南海口人,澳门城市大学 2022 级会计学专业本科生(中国 澳门 999078);陈路瑶(2005-),女,山东青岛人,澳门城市大学 2023级经济学专业本科生(中国 澳门 999078)。【通讯作者】蒋飞(1982-),男,澳门人,澳门城市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学博士研究生(中国 澳门 999078),研究方向:金融科技,绿色金融。一、引言作为全球四大赌城之一的澳门,2000 年赌权开放后下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的同时埋下了经济危机的种子。单一产业结构经济体抗风险能力差、缺乏经济韧性。至 2020 年新冠疫情的爆发,澳门博彩业遭受重创,收入仅为 603.2 亿元,暴跌 79.3%,澳门 GDP 同比收缩 56.3%,创下自回归以来最大跌幅。澳门经济一度陷入低谷。这也引发各界关注到产业集中与城市经济韧性两者间的关系。但这个问题早有学者探讨,早在 2011 年 Martin 就多样化的产业结构具有更好的经济韧性发表观点 [1]。Brown 和 Greenbaum 进一步提出产业结构多样化有助于经济稳定和恢复的特点 [2]。随着全球进入后疫情时代,澳门经济虽呈现复苏态势,地区生产总值 4033 亿澳门元,整体经济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管理案例与实践48规模恢复至 2019 年的 86.4%。但在 V 型反弹的表象下,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凸显,澳门仍然深陷产业结构单一的困局。2024 年澳门特区博彩毛收入为 2267.82 亿澳门元,占 GDP 比重为 56.3%。于此相对的是新兴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有限,人口老龄化率攀升至 14%,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跌破 72%,人力资本短缺与产业升级需求形成尖锐矛盾。在此背景下,澳门特区政府积极寻求经济适度多元不仅关乎实现经济复苏的现实意义,更具有经济结构调整实现经济转型的战略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结合澳门实际,在科学论证基础上,选准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主攻方向和相关重大项目,从政策、人力、财力等方面多管齐下,聚力攻坚”。从中央层面来看,中央政府始终将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纳入国家战略体系,在“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支持澳门培育新兴产业,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可持续发展”。同时澳门特区政府也积极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并将其视为破解澳门经济社会发展中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必由之路写入澳门特区政府编制的《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二个五年规划 (2021-2025 年 )》中。为了突破澳门土地资源的约束,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以其 106 平方公里的战略纵深与分线管理政策突破,为破解澳门空间约束、培育新兴产业提供关键性解决平台。本文深入探索澳门产业结构、经济多元化发展现状,基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实践视角,系统分析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支持澳门产业结构发展的成效及其路径,为探讨琴澳产业协同、制度创新实践,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为“一国两制”下区域合作提供理论参考。二、文献综述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的探索由来已久。自 2002 年赌权开放和 2003 年“自由行”政策实施后,随着博彩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产业结构单一化问题不断凸显。为此,中央政府开始积极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2003 年颁布《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及其多项补充协议,为内地和澳门服务贸易合作创造了良好条件,推动了粤澳服务业的深度合作。“十一五” 规划又进一步提出 “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为澳门经济发展指明方向。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也响应积极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例如 2021 年发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二个五年规划(2021-2025)》明确以中医药研发制造、现代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和文化体育为重点发展方向,推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促进琴澳一体化发展。2023 年颁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规划(2024-2028 年)》提出“1+4”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策略,即做优做精综合旅游休闲业,加快发展中医药大健康、现代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及文化体育四大重点产业,目标是到 2028 年非博彩业占 GDP 比重提升至约 60%。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的关键在把握“适度”与“多元”。郭永中(2011)、杨英(2012)认为,经济多元化指经济体通过产业结构优化、产业间协同与新兴产业培育,降低对单一产业的依赖,增强经济韧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3][4]。这一概念强调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通过调整各产业间的比例关系,提高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即在充分考虑澳门自身资源禀赋、市场容量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基础上,以适度为原则,推动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与调整。在保持博彩业等优势产业竞争力的同时,积极培育和发展其他相关产业,实现产业间的协调发展,从而降低经济风险,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San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管理案例与实践49C.S.(2006)从增强宏观经济稳定性的角度出发,论证了澳门经济多元化的必要性。文章认为,澳门应采取旅游业内部多元化和垂直多元化策略,发展与旅游相关的产业,并吸引外国企业参与,以降低经济风险,提高旅游乘数效应,为当地劳动力提供更多职业选择[5]。Sheng M. 等(2018)回顾了1999-2016 年澳门博彩业的发展及其对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的影响,他们认为,博彩业的繁荣使澳门经济对其依赖度高,易受外部冲击,还引发了资源转移、社会空间发展不均衡等问题。文章认为澳门应限制赌场规模和数量,提升旅游竞争力,发挥与葡语国家的联系优势,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6]。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这一研究领域,当前学术界的探讨焦点主要有两个关键层面。一方面是探寻切实可行的发展路径;另一方面是区域合作问题及其对策。在探索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路径中,有两个主流的观点:一是“垂直纵向”多元化,即通过博彩业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袁持平(2013)提到,围绕澳门博彩业,推进大旅游合作,打造以博彩业为核心和龙头的旅游休闲产业链和聚集区,构建高端博彩产业群,构建博彩业链接的旅游休闲产业链等,垂直多元化在区域合作背景下的具体体现包括,打造博彩旅游休闲产业链和产业群,构建三大博彩旅游休闲产业聚集区,全面推进两地大旅游合作,提升和营造博彩产业群,深化商贸服务业合作等方面[7]。众多学者(毛艳华等,2009;冯邦彦,2010;陈相,2012;钟韵,2024)指出,要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并加强对博彩业的监管。要发挥博彩业的龙头带动作用的同時,避免其过度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通过发展其他产业实现经济多元化[8][9][10][11]。另一种观点则是“水平横向”多元化,即积极支持与博彩业相关程度较低的新兴产业成长,以此推动澳门经济实现适度多元发展。部分学者(郑棋心等,2025)认为,澳门金融发展与经济适度多元有着较高的耦合协调关系,可发展金融业[12]。Peng, L. 等 (2017) 指出,澳门物流业具有营商环境良好、发展潜力大、航空政策开放等优势,而且香港国际机场扩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带来了机遇,澳门物流业应定位为改善进口物流和发展航空货运中转,并在基础设施规划、区域协作、信息管理和政策法规等方面采取相应措施[13]。在澳门区域合作问题与对策研究中,陈章喜(2019)认为,澳门面临城市承载力受限、专业人员缺乏等挑战;应探索经济适度多元化的新路径、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的新方向、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建设的新内容以及文化产业发展的新特色[14]。齐冠钧(2019)指出澳门经济基本面保持良好,会展业稳步提质发展,旅游产业逐步升温,中医药产业发展初见成效,但面临土地、水域等空间限制,人力资源短缺及内部需求疲软等问题;应加强区域合作,通过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参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等实施路径,推动澳门经济多元化发展[15]。李福映、方煜(2024)在横琴新区在尺度重构过程中发现横琴存在领域空间模糊化、制度空间配置失衡等问题,但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时期尝试修正“尺度陷阱”问题 [16]。综上所述,目前学者们对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多聚焦于澳门本土的产业结构演进或政策分析的方面,研究集中于平衡博彩业与新兴产业结构,深化粤澳合作区产业协同。少有文献聚焦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业协同的视角,本文使用最新可得数据,阐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助力澳门适度多元化发展路径和机理,分析澳门的经济多元化发展现状和问题,阐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助力澳门适度多元化发展路径和机理,并提出建议。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管理案例与实践50三、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的成效和问题(一)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产业发展现状当前,澳门正处于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业态培育的转型关键期,其经济韧性既受益于政策红利与区域协同,也面临技术壁垒、人才短缺及外部市场波动的多重挑战。为验证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产业发展现状,本文选用生产法计算出各行业的增加值和结构。其中,行业增加值由行业内所有企业的总产出减去所有中间投入所得。行业结构由单个行业增加值占所有行业增加值之和的比值表征。使用数据来源于澳门统计暨普查局官网最新数据,得到表 1 澳门产业发展增加值和产业结构表。将 2019 年作为疫情前澳门产业增加值和产业结构的参考年份,由表 1发现疫情前澳门经济极度依赖博彩及博彩中介业,占比为 51.18% 超过整体收入的二分之一。但从 2020 年起,受全球新冠疫情影响,澳门博彩及博彩中介业遭受重创,博彩业收入创下自 2004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的记录,增加值同比下降约 81.19%,产业结构占比仅 21.17%。2021 年,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澳门旅游业和博彩业有所复苏,但收入仍不及疫情前水平的 30%。2022 年由于疫情的反复,澳门博彩业收入再度大幅下降,增加值同比减少 52.99%,仅为 29810 百万澳门元。博彩业的萧条也对相关产业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例如批发及零售业呈现与博彩及博彩中介业同步性波动,增加值大幅缩水。疫情期间,澳门博彩及博彩中介业增加值巨幅缩水的情况暴露了澳门经济结构单一、缺乏经济韧性的弊端。在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复苏,各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澳门加速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战略,重点发展中医药、现代金融等新兴产业迫在眉睫。表 1 澳门产业增加值和产业结构表行业 2019r 2020r 2021r 2022增加值 结构 增加值 结构 增加值 结构 增加值 结构博彩及博彩中介业 222,534 51.18 41,808 21.17 63,496 25.88 29,810 15.17不动产业 38,558 8.87 36,851 18.66 34,439 14.04 33,636 17.12银行业 24,019 5.52 25,732 13.03 27,808 11.33 24,718 12.58公共行政 18,913 4.35 19,830 10.04 20,061 8.18 20,238 10.3批发及零售业 24,608 5.66 13,004 6.58 20,509 8.36 16,375 8.33建筑业 13,538 3.11 12,660 6.41 14,233 5.8 13,909 7.08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8,848 4.34 11,478 5.81 10,707 4.36 10,532 5.36保险及社保 5,853 1.35 -810 -0.41 10,235 4.17 9,070 4.62教育 7,821 1.8 8,347 4.23 8,536 3.48 8,454 4.3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6,277 1.44 6,808 3.45 7,632 3.11 7,691 3.91 注:r修订数字,-绝对数值为零;增加值的单位为百万澳门元,结构的单位为 %。 数据来源 : 澳门特区统计暨普查局 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统计指标体系分析报告 2022。本文使用学界广泛采用熵指数作为经济多元化的分析指标[17]。熵指数(Entropy index,EI),也称为香农 (Shannon) 指数、因托比指数。是基于美国证监会公布的标准行业分类码(Standard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 SIC) 的连续度量经济多元化的一种客观方法,基于概率论推导出经济体的多样性。计算公式如下: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管理案例与实践51其中 n 为经济体中行业的数目,Si 为第 i 个行业的增加值占总增加值的比重,In 为自然对数。在经济学中熵指数值越大,意味着经济多元化程度相应越高,熵指数值越小,相应的经济集中程度越高。表 2 汇报了以当年生产法计算的澳门经济熵指数。表 2 当年生产法计算的经济多元化熵指数行业增加值 2002r 2007r 2018r 2019r 2020r 2021r 2022当年生产者价格 2.14 1.93 1.78 1.79 2.2 2.19 2.25当年基本价格 2.32 2.2 2.12 2.12 2.25 2.29 2.26 注:r 修订数字 表 2 中两种方法计算的熵指数从 2002 年底的 2.14 和 2.32 降至 2019 年的 1.79 和 2.12,表明受疫情冲击澳门产业集中度总体的上升趋势。2020 年熵指数突增,生产者价格熵值从 1.79 跃升至 2.20,增幅 23%。不可忽视这是建立在新冠疫情导致博彩业增加值暴跌,同比下降 81.19%,其他产业占比被动上升造成的短期的虚假多元化。2021 年和 2022 年熵指数维持在 2020 年的水平。结合表 1 内容,在新冠疫情的持续冲击下,作为经济支柱的博彩及博彩中介业持续走低,被动的得多元化不能真实反映澳门新兴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二)新兴产业增加值及其结构为了进一步探究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的现状和成效,本文从新兴产业增加值与和产业增加值入手进行分析。表 3 汇总了 2019 年到 2022 年以当年生产者价格按生产法计算的总体增加值及新兴产业增加值的占比。由表 3 第 2 行可以发现,遭受疫情冲击后,新兴产业出现短暂波动后总体迅速回升至疫情前的水平,新兴产业增加值从 2019 年的 36542 百万澳门币回升至 2022 年的 36856 百万澳门币。新兴产业的迅速恢复侧面反映澳门经济多元化战略初见成效。其中,金融业主导了总体新兴产业的增长,占新兴产业比重从 2019 年 29872 百万澳门元占比 81.8% 提升至 2022 年的 33789 百万澳门元占比 91.7%。对比 2019 年疫情前水平,2022 年处金融业外的其他新兴产业规模皆出现不同程度的萎缩。其中会展业衰退最为显著增加值由 2984 百万澳门元下降至 279 百万元,下降幅度高达90.7%,产值占比从 0.69% 降至 0.14%。表 3 以当年生产者价格按生产法计算的总体增加值及新兴产业增加值的占比行业2019r 2020r 2021r 2022r增加值 占比 增加值 占比 增加值 占比 增加值 占比各行业增加值总额 434,772 100.00 197,491 100.00 245,367 100.00 196,467 100.00新兴产业增加值: 36,542 8.40 27,918 14.14 41,178 16.78 36,856 18.76金融业 29,872 6.87 24,922 12.62 38,044 15.50 33,789 17.20会展业 2,984 0.69 320 0.16 446 0.18 279 0.14文化业 2,977 0.68 2,148 1.09 2,077 0.85 2,238 1.14中医药业 709 0.16 528 0.27 612 0.25 550 0.28 注:r 修订数字,增加值单位为百万澳门元。 数据来源 : 澳门特区统计暨普查局 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统计指标体系分析报告 2022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管理案例与实践52(三)澳门经济适度多元面临的现实问题疫情揭开了澳门特区产业单一的遮羞布。遭遇外部冲击时作为单一支柱产业的博彩业缺乏经济韧性,导致地区经济整体缩水。为此,澳门特区政府积极推动产业多元化发展,颁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规划 (2024-2028 年 )》持续推动中医药大健康、现代金融、 高新技术、会展商贸及文化体育等四大重点产业板块发展,着力构建符合澳门实际且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结构。目前澳门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面临以下问题。博彩业仍是经济支柱产业,新兴产业发展缓慢。澳门博彩监察协调局最新数据显示,2024 年澳门博彩收入为 2267.8 亿澳门元,同比增长 23.9%,是 2019 年疫情前的 78%。尽管澳门特区政府自2008 年起多次强调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但受限于土地资源稀缺与产业惯性,非博彩项目进展缓慢,此外,新兴产业也面临博彩业带来的“挤出效应”,博彩业高回报的属性吸引了多数的外来直接投资和人才,挤占了新兴产业的发展空间。二、土地资源稀缺。澳门作为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土地资源的极端稀缺推高了用地成本。根据澳门统计数据显示,澳门陆地面积仅为 33.3 平方公里,人口密度高达 2 万余人/平方公里,土地资源的高饱和状态导致可利用空间严重受限。谭光民(1999)指出,澳门自 20 世纪以来主要通过填海拓地缓解土地压力,然而填海工程不仅需要巨额资金投入,还需应对复杂的生态补偿和地质稳定性问题,进一步抬升了土地获取成本[18]。耿宏兵与袁壮兵(2017)的研究表明,高密度建设背景下,经济结构的特殊性加剧了土地供需矛盾,博彩旅游业对核心区域土地的垄断性需求导致商业用地价格长期处于高位。博彩及其其衍生的酒店、会展设施仍占据大量优质土地资源,进一步压缩了其他产业的用地空间,形成“高附加值产业依赖—土地溢价—成本攀升”的循环[19]。三、人力资源不足与人才断层。澳门人口老龄化加速,老龄化率占比 2020 年 12.90% 升至 2023年 14.00%,年均增长 0.37 个百分点,高于 0.25 个百分点的全球平均水平。老龄 人口增加的同时也意味着本地劳动年龄人口降低,劳动年龄人由 2020 年 504.1 千人占比 73.80% 降至 2023 年的 478.75占比 71.34%。尽管澳门特区政府长期偏向本地人才培养和海外人才回流,但是效果仍十分有限。澳门本地高中毕业生中超过一半选择离澳升学,而本地高校生源质量参差不齐,难以满足新兴产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形成“内生不足”的困境(王万里,2019)[20]。同时,产业结构单一化加剧了人才结构失衡。博彩旅游业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导致就业市场高度集中于公职和博彩相关行业,金融、科技、中医药等高附加值产业面临人才短缺,形成单一产业吸引单一人才的恶性循环。表 4 澳门特区老龄人口占比、劳动人口占比表人口组成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 12.90 12.20 13.30 14.00本地人口总数(千人) 683.1 682.1 672.8 683.7本地劳动年龄人口(千人) 504.10 499.98 488.45 487.75本地劳动年龄人口占比(%) 73.80 73.30 72.60 71.34 注 :数据来源 :澳门统计暨普查局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管理案例与实践53四、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助力澳门经济适多元的路径探究全球经济在后疫情时代逐渐复苏。澳门经济也迈进充满挑战的经济发展之路,如何在支柱产业单一、土地资源稀缺、人力资源不足和人才短缺的情况下实现新的经济增长?如何打破产业结构单一的困境实现经济多元发展?如何破解澳门经济社会发展中深层次矛盾?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实践提供了参考答案。2021 年 9 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正式成立,毗邻澳门,位于横琴岛“一线”与“二线”之间的海关监管区域,总面积约 106 平方千米。合作区秉持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的建设初心,致力于构建跨界融合高质量创新创业新平台。作为粤澳共商共建共管的跨界高质量创新合作平台,该区目前已形成内地规模最大的澳资企业集聚区。根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金融发展局数据 , 截至 2024年底,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资企业总数增至 6681 户,较成立之初增长 45%,较 2023 年底增长12.25%;2024 年澳资产业增加值达 30 亿元,较合作区成立之初增长 3.5 倍 [21]。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迎来诸多政策红利,包括“双 15%”税收优惠政策、“横琴金融 30 条”以及通关便利化措施等。分线管理制度为人员进出提供高度便利,合作区与澳门之间“一线”货物进出实行放开政策,“二线”进入内地的货物则按照进口货物相关规定办理海关手续,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税。这些政策为资金、技术等要素的跨境流动创造了有利条件。一方面,开放政策能够与澳门旅游也互补发展,拓展文旅商贸空间,共建国家层面的中葡商贸平台和世界级旅游休闲中心。另一方面,也便于挖掘、对接澳门科教优势,面向湾区产业创新,构筑新的就业平台与开放的创新共同体,逐步形成“澳门研发 +横琴转化” 的协同模式。(一)政策赋能助力澳门金融产业升级既有研究和数据表明,澳门特区四大新兴产业中,金融业的规模效应最为显著(林晓曼、林德钦,2020)[22]。横琴的实践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结论。近三年来, 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已迈入深度融合阶段,粤澳两地金融业互联互通 , 合作区吸引了大量澳资金融机构入驻。三年来横琴合作区现代金融业稳步发展,金融企业数量稳定在 650 家左右 [21]。如图 1 所示,2024 年合作区金融业增长值达 100.85 亿元,占 GDP 比重 18.7%,尽管总量较峰值有所回落,但增速回升至 3.8%,反映结构优化成效。金融业成为仅次于租与务服务业的第二大支柱产业 ,为金融支持澳门紧急多元提供新动力。162.07 164.11 156.67100.8510.30%8.10%2.30%3.80%0.00%5.00%10.00%15.00%050100150200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同比增长(%)增长值(亿元)增长值(亿元) 同比增长(%)图 1 2021-2024 琴粤澳深度年合作区金融业增长值与同比增长率变化图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管理案例与实践54政策创新为琴澳金融业注入差异化发展动能。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积极探索跨境金融创新,推出了一系列跨境试点政策。2024 年 5 月 , 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的落地,通过整合跨境资金流动的监管与服务功能,显著降低了企业跨境结算的时间与成本。在人民币国际化框架下,横琴试点的新型跨境支付工具已覆盖国际贸易主要场景,为区域内外企业构建了高效的资金流通网络。当前,合作区已形成以私募基金为主导、持牌金融机构与地方金融组织协同发展的多元市场主体结构。澳门银行与横琴方面进一步合作可以推动粤澳双向流动的金融合作 ,探索人名币离岸业务 (萧志伟、戴华浩、吕开颜 , 2016)[23]。横琴的金融开放实践对澳门经济结构调整产生深远影响。随着跨境资本流动管制的有序放宽,澳门非博彩产业的资本吸纳能力持续增强,金融业逐步从单一离岸业务向资产管理、风险投资等多元化领域延伸。对比分析显示,横琴在跨境金融政策创新密度与市场主体活跃度等维度已形成比较优势,其“制度试验田”功能为大湾区金融规则衔接提供了实证支撑。随着更多金融创新举措的落地实施,横琴与澳门的金融融合将更加紧密,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协同共进持续贡献新的力量。(二)双城协同激发澳门文旅会展业活力琴澳互通拉动一站式的休闲旅游服务模式。横琴与澳门的横琴口岸实施“两地一检”政策,为旅客提供 24 小时通关服务。2024 年横琴口岸通关量超过 1600 万人次,同比增长 35%,其中 70% 为文旅消费客群[24]。先游横琴再览澳门助推“一程多站”的旅游模式。例如长隆海洋王国作为亚洲最大的海洋主题公园,通过与澳门威尼斯人、银河度假区等知名旅游项目的联动并形成“48小时休闲圈”模式。为游客提供了更加便捷、多元化的旅游选择,通过空间互补与消费链延伸,游客在短时间内体验到粤澳不同风格的旅游项目同时拉动澳门旅游业发展。88.46 92.21107.7510.60%1.60% 1.10%0.00%5.00%10.00%15.00%0501001502022年 2023年 2024年同比增长(%)增加值(亿元)增加值(亿元) 同比增长(%)图 2 2022-2024 年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文旅会展产业增长值与同比增长比率变化图仅如此,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文旅会展商贸产业通过资源整合与政策协同实现产业快速增长值。如图 2 所示,文旅会展商贸产业增加值从 2022 年的 88.46 亿元持续增长至 2024 年的107.75 亿元,占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GDP 比重达 20%,首次超越金融业成为第一大支柱产业。这一增长源于粤澳两地资源协同配置与制度性政策红利的叠加效应。2023 年澳门特区“1+4”经济多元发展战略将会展商贸列为优先方向,推动横琴承接澳门非博彩产业外溢需求,进而形成“澳门策展 -横琴落地”的协同模式(澳门经济局,2023)[25]。“一会展两地”政策对粤澳会展资源进行整合与流程优化。“一会展两地”即同一个会展活动或展览在两地联动举办,例如会议在澳门举办,展览在横琴举办。这是解决澳门土地面积有限和澳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管理案例与实践55门会展场馆容量有限问题 , 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协同发展会的创新实践。使双方在会展商贸产业形成协调发展和错位发展的总体格局 (萧志伟、戴华浩、吕开颜 , 2016)[23]。横琴合作区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完善的会展设施,吸引众多国内外知名会展活动在此举办。2024 年 , 横琴分会场帮助国际旅游博览会吸引了 300 余家参展企业,促成跨境合作项目 53 个,拉动两地酒店入住率提升 25 个百分点 ( 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 ,2024)[26]。“一会展两地”模式通过优化会展资源配置和提升会展服务品质,为横琴合作区和澳门共同打造国际化会展目的地奠定了基础。同时文旅会展商贸业的崛起表明,横琴合作区已形成“政策创新 -要素聚合 -价值链延伸”的三重驱动机制。(三)琴澳共创打造大湾区科技产业高地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枢纽,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战略定位,横琴构建多层次创新平台,打通澳门科研成果产业化通道。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累计孵化澳门青创项目 468 个,孵化成功率超 65%,其中人工智能与生物医药领域项目占比达 58%(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统计局,2024)[27]。平台通过资金扶持、场地优惠等政策,吸引大量澳门科技企业及团队入驻。不仅为澳门青年创业者提供了孵化、加速、投资等一站式服务,还推动了产学研一体化发展。例如,珠海澳大科技研究院孵化的 7 家科技企业中,4 家已完成 B 轮融资,技术交易额累计超 15 亿元 [28]。29.87 33.8745.8774.56020406080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图 3 2021-2024 年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企业研发增加值产业与同比增长跨境要素流动促进资源高效配置,驱动研发协同化。横琴创新跨境科研管理机制,设立 20 亿元跨境科研资金池,累计支持澳门高校及企业项目 127 个,带动社会资本投入超 50 亿元 [29]。在降低澳门科研机构的资金压力的同时,加速了跨境科研合作的进程。同时,横琴与澳门合作简化科研设备、试剂等物资的通关流程,实施“白名单”制度,大幅提升了科研物资的跨境流动效率,2024 年科研设备跨境使用频次同比增长 210%[30]。同时,人才政策优化激发创新动能。横琴实施“港澳人才专项计划 2.0”,为澳门科技人才提供了税收优惠、住房补贴、子女教育等政策支持,提供最高 500 万元创业补贴及 15% 个税优惠。吸引了 1400 名专业人士在集成电路等 11 个领域跨境执业 [31]。同时,粤港澳大湾区(横琴)科学城已启动建设,重点布局量子计算、基因编辑等前沿领域,预计 2030 年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32]。(四)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驱动澳门中医药产业升级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以下简称产业园)位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利用政策优势与区位优势,成为澳门中医药产业的支撑。产业园设立了 10 亿元的中医药产业基金,专项支持新药研发与国际化认证[33]。跨境药品流通机制在税收、医疗设备补贴提供政策支持,推动“澳门监造”“澳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管理案例与实践56门监制”“澳门设计”标志落地。截至 2025 年已完成 15 款产品授权,其中“马交牌千里追风油”成为首个“横琴生产、澳门监制”药品,实现澳门品牌与内地产能的深度嫁接。由图 4 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内企业数量折线图可知,产业园注册企业 2018 年的 111 家发展至 2022 年的 233 家。覆盖了中医药、化妆品、保健品、医疗器械、生物医药、医疗服务等领域,签约入驻企业 123 家 [34]。产业园联合澳门大学等机构建成 GMP 中试生产、研发检测、产业孵化基地,形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准的专业化公共服务平台。以中葡平台为支点,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与葡萄牙传统医药研究院、欧洲中医基金会等机构携手合作,截至 2025 年助力 9 家企业 13 款产品获莫桑比克注册批文,通过中葡中医药国际合作中心累计培训葡语国家从业人员 6891 人次,建立覆盖莫桑比克、巴西等国的中医药服务网络[35]。同时,2024 年中医药服务出口额同比增长 62%。在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进行中医药的研发、生产、销售的现有成就,验证横琴粤澳深合区的“澳门研发 +横琴转化”路径的可行性,29.87 33.8745.8774.560 11.81%26.16%38.48%0.00%10.00%20.00%30.00%40.00%50.00%020406080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同比增长(%)增加值总额(亿元)增加值总额(亿元) 增长率图 4 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内企业数量图五、结语本论文围绕澳门适度多元化展开研究,通过熵指数等指标展开澳门现状分析,并探讨了琴澳合作给澳门带来的成效。澳门经济结构单一、抗风险能力薄弱,在新冠疫情冲击之下,博彩业遭受重创,新兴产业在三年疫情中有所恢复,其中以金融业最为显著。推动经济多元发展,助力澳门经济复苏势不可挡。尽管博彩业主导地位难以短期内改变,新兴产业发展受土地资源稀缺、产业惯性等因素制约,进展缓慢。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现有成果,给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在金融业方面,合作区吸引了众多澳资金融机构入驻,通过政策创新形成差异化竞争力,推动了澳门金融业务多元化发展。在文旅会展商贸业,琴澳通关便利化带动了 “一程多站” 旅游模式的发展,“一会展两地” 政策整合了粤澳会展资源并促进了产业协同增长。在科技研发产业,横琴构建创新平台,优化跨境科研管理机制,吸引大量优质的澳门科技企业及人才,加速科研成果产业化。在中医药产业,合作区为澳门中医药产业提供制度与政策支持,借助 “澳门研发+横琴转化” 模式,推动产业规模扩大和国际化。综上所述,基于澳门经济在经济适度多元化的进程中的现实问题和经济多元化健康可持续发展长远目标,本论文提出如下建议。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管理案例与实践57一、加大新兴产业培育力度,深耕新兴产业,推动经济多元发展。持续大力支持新兴产业,坚持走产业发展带动经济结构升级的转型道路。同时利用澳门区位优势,利用好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内人才、技术、资金等生产要素建设新兴产业。借助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平台发展链接内地,扩展商贸空间。二、加强人才引进和培养,产教融合构建人才发展规划。澳门特区政府应该进一步优化人才引进制度,通过提供税收优惠、住房补贴等方式,吸引高端人才,特别是在新兴产业领域的前沿人才。同时产教相融合,由政府牵头,企业同澳门高校联合培养精准定位于企业需求的高尖人才。参考文献[1] Martin R.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hysteresis and recessionary shocks[J].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11,12(1):1-32.[2] Brown L,Greenbaum R T.The role of industrial diversity in economic resilience: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across 35 years[J].Urban Studies,2017,54(6):1347-1366.[3] 郭永中.澳门产业结构多元化战略调整的困境[J].学术研究,2011(11):64-69.[4] 杨英.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与大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研究[J].亚太经济,2012(02):145-148.[5] San C S.Rationales and options for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in Macao[M].Macau, China:Monetary Authority of Macao, 2006.[6] Sheng M,Gu C.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n Macau (1999–2016):The role of the booming gaming industry[J].Cities,2018,75:72-80.[7] 袁持平,梁雯.以澳门与横琴合作促进澳门经济可持续发展[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4):67-76+160.[8] 毛艳华.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内涵、路径与政策[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9(05):149-157.[9] 冯邦彦.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的路向与政策研究[J].广东社会科学,2010(04):88-94.[10] 陈相.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的路径和策略研究[D].暨南大学,2012.[11] 钟韵,洪铠邦.回归25年来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回顾与检验[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05):123-135.[12] 郑棋心,涂广建,颜至宏.澳门金融发展与经济适度多元耦合协调研究[J].亚太经济,2025(01).[13] Peng L,Mou K H, Pun P, Lee J, Lao R.Diversifying macau’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the logis-tics industry[J].Nang Yan Business Journal, 2017,5(1): 41-60.[14] 陈章喜.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澳门:机遇、挑战与路向[J].统一战线学研究,2019,3(04):47-55.[15] 齐冠钧.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研究——基于《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的视角[J].国际经济合作,2019(02):43-5-1.[16] 李福映,方煜.跨境合作区的尺度重构与空间响应——以橫琴為例[J].規劃師,2024,40(06):46-52.[17] 张倩.企业经营多元化的定量测度法[J].商场现代化,2007,(24):88.[18] 譚光民.澳門的土地資源與經濟發展[J].熱帶地理,1999(04):324-330.[19] 耿宏兵,袁壯兵.資源稀缺條件下的澳門綠色生態環境改善策略研究[J].國際城市規劃,2011,26(05):98-104.[20] 王万里.澳门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人才保障问题[J].科技导报,2019,37(23):52-56.[21] 横琴粤澳合作区金融发展局. 2023年横琴金融产业发展报告[R].珠海:横琴粤澳合作区金融发展局,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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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管理案例与实践59中国电影艺术管理的传承与创新——以长春电影制片厂发展历程为例 陈琦【内容提要】本文以长春电影制片厂为研究对象,探讨中国电影艺术管理的传承与创新。通过分析长春电影制片厂在建国初期、改革开放初期和新世纪以来三个阶段的艺术管理模式、创作理念和人才培养特点,总结出坚持党的领导、扎根人民生活、注重人才培养和不断改革创新等经验。同时,提出艺术管理要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注重传承与创新的结合,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等启示。最后,对长春电影制片厂艺术管理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并展望未来中国电影艺术管理的发展方向。【关 键 词】长春电影制片厂;十七年时期;艺术管理;历史沿革【作者简介】陈琦(1990-),女,吉林敦化人,廊坊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河北 廊坊 065000),北华大学戏剧与影视专业硕士研究生(吉林 吉林 132000),研究方向:戏剧与影视;广播电视。一、引言“长影”,也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曾经是中国影片制作领域的佼佼者。五十多年的时间里,她创下了新中国电影事业上的七个“第一”。影片数量已经超过 600 部,其中不乏反映乡土社会、抗日战争等历史主题的影片。十七年时期,中国电影业刚刚起步,东北电影也处于萌芽阶段。这一时期,东北电影的角色塑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本文将探讨长春电影制片厂在这一历史时期所创作的电影作品,以及它们如何通过民族记忆和身份认同来建立民族形象。1937 年日本“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公会”的伪满势力被推翻,中国政府便迅速采取行动,建立了长春电影制片厂,这也标志着中国电影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945 年日军降服,中共中央党员干部刘建民、赵东黎等人偷偷加入“满映”,并发动全厂职工参与抗日战争,最终 1945 年 10 月 1 日,“东北地区影片有限公司”诞生,并最终以东北地区影视工作室的身份,正式宣告中国电影业的诞生袁牧之担任首任厂长,当时的团队包括延安、株式会社满洲映画联盟以及解放区的许多知名影视从业者。这个地方在国共内战期间搬到了黑龙江省鹤岗市。1946 年,国共两党的激烈冲突开始爆发,东北东电影有限公司不得不搬到黑龙江牡丹江省鹤冈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管理案例与实践60市。10 月 1 日,“北东电影制片厂”这家企业宣布成立,并且大量招募人员来参与企业的创立,以“新中国影视的摇篮”的方式开启中国电影工业的第二个春天。长春电影制片厂作为中国电影工业的摇篮,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其艺术管理模式的演变不仅反映了中国电影工业的发展历程,也为中国电影艺术管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本文旨在通过梳理长春电影制片厂艺术管理的历史沿革,总结其成功经验,探讨其对当代中国电影艺术管理的启示,以期为未来中国电影艺术管理的发展提供参考。二、长春电影制片厂艺术管理的历史沿革 (一)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艺术管理进程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艺术管理历程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重要阶段:建国初期(1949-1966)、改革开放初期(1978-1992)和新世纪以来(2000 年至今)。每个阶段都体现了不同的管理模式、创作理念和人才培养特点,反映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对电影艺术管理的影响。1. 建国初期在建国初期,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艺术管理主要采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化管理模式。这一时期的电影创作强调意识形态宣传,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理念,致力于歌颂工农兵的生活和革命精神。在人才培养方面,长春电影制片厂注重专业化和制度化,通过系统的培训和实践,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电影人才,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2. 改革开放初期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艺术管理开始探索新的模式。这一阶段,制片厂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尝试企业化改革,以适应新的经济环境。创作理念也发生了显著变化,题材更加多样化,开始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反映了社会的多元化和复杂性。人才培养方面,除了专业技能,更加注重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致力于培养复合型人才,以满足电影产业发展的新需求。3. 进入新世纪以来进入新世纪以来,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艺术管理进入了创新发展的新阶段。在全球化背景下,制片厂采取了集团化发展的管理模式,积极开展跨区域、跨行业的合作,以提升竞争力和影响力。创作理念上,既坚持主旋律,又注重商业化,努力打造既有思想性又有市场吸引力的精品力作。人才培养方面,强调国际化视野,注重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国际竞争力的电影人才,以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挑战。(二)长春电影制片厂辉煌的“十七年”时期时代背景在中国电影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十七年”时期是一个特殊而辉煌的阶段。“十七年”时期,也就是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日起,至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发布之日,构筑了中国近代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式的里程碑。这一时期不仅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也在文学和艺术领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随着中国电影的发展,它不仅在数量上取得了巨大的增长,而且在质量和深度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新中国建立以来,电影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和责任,既要满足公众的娱乐需求,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管理案例与实践61又要激励人们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长春电影制片厂应运而生,成为了中国电影工业的重要支柱之一。长春电影制片厂,作为新中国最早成立的电影制片基地之一,其在“十七年”时期的地位不言而喻。它不仅是中国电影工业的摇篮,更是中国电影艺术创新的前沿阵地。长春电影制片厂拥有优越的自然环境、充足的专业技术人员、前沿的制片技术,从而创造出一系列精彩纷呈的电影,它们不但拓宽了中国电影的表现形式,也为中国电影的未来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三、长春电影制片厂艺术管理的经验与启示(一)长春电影制片厂艺术管理的经验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艺术管理经验可以总结为四个方面: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正确导向;扎根人民生活,创作优秀作品;注重人才培养,打造专业队伍;不断改革创新,适应时代发展。这些经验不仅保证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在中国电影史上的重要地位,也为中国电影艺术管理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二)长春电影制片厂艺术管理的启示从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经验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首先,艺术管理要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既要追求艺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力,也要考虑市场需求和经济效益。其次,艺术管理要注重传承与创新的结合。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同时,要勇于创新,不断探索新的表现形式和创作手法。最后,艺术管理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要走向世界,必须加强与国际电影界的交流与合作,学习先进经验,提升国际竞争力。(三)长春电影制片厂“十七年时期”的主要成就由工人阶级开启的工农兵银幕时代有一座特殊的桥,通向未来中国电影的核心人物塑造的价值遵循,开启了新中国电影的“工人叙事”1949 年 8 月 19 日,《大公报》对《桥》的赞誉是:“当《桥》到达上海时,大光明戏院的观众热情高涨,热烈的掌声响彻云霄,人们热爱它。”它不仅为我国影坛带来了一股春风,也为国产电影开拓了一个崭新的路子,指引着国产电影创作的正确方向,将文艺与工农兵紧密结合,成为一个典范。《桥》这部电影可以说是划时代的制作 1950 年 2 月 27 日,新华社发布了一则重要的消息:东北电影制片厂开始拍摄第一部故事片《桥》,这也是中国第一部以工人阶级为主角的电影。《桥》一经放映,立即引起了广大观众的热烈反响,尤其是南京等地的工人,纷纷向老梁学习,37 个工会也纷纷向电影工作者和制片厂献上了自己的旗帜。”在“十七年”时期,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主要成就斐然。它生产了一系列深受观众喜爱的电影,这些电影不仅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更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其中,《白毛女》、《上甘岭》等作品,以其深刻的主题、鲜明的风格和精湛的艺术表现力,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这些电影的成功,不仅展示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在电影制作上的高超技艺,更体现了其在传承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管理案例与实践62和发展中国电影文化上的重要作用。(四)“十七年”时期长春电影制片厂经典作品及其艺术成就谈及长春电影制片厂在“十七年”时期的经典作品,不得不提的是《白毛女》。这部电影改编自同名歌剧,讲述了一个贫苦农民的女儿在旧社会的压迫下,最终走上反抗道路的故事。《白毛女》以其生动的人物形象、感人的情节和深刻的社会意义,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赞誉。影片通过真实而朴素的叙事手法,展现了当时社会的残酷现实,同时也传递了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积极信息。另一部值得一提的是《上甘岭》。这部战争题材的电影,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英雄事迹为背景,塑造了一系列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士兵形象。《上甘岭》不仅是一部战争片,更是一部充满人文关怀的作品,它在展现战争残酷的同时,也深刻揭示了人性中的光辉与伟大。这些经典作品的主题和风格特点各有千秋,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真实、朴素、充满时代气息和生活气息。这些作品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内涵,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人民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风貌,展现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成就和人民的奋斗历程。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作品以东北地区为背景,展现出独特的风情。这些电影不仅保留了当地的文化特色,而且为翻译外国电影做出了巨大贡献。此外,该厂还制作了许多纪录片、科幻片和艺术片。其中,张绍柯、杨荫萱、王静安用生命换来的战场素材是要编入东影的一部多辑新闻纪录片中的,片子的总名称叫作《民主东北》。每一部电影都展现出了长影人的不懈努力,并且都传递出了他们对电影的热爱。在艺术成就方面,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创新尤为突出。它在电影叙事手法上的革新,如非线性叙事、多线索交织等,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电影的表现手法和叙事结构。这些创新不仅提高了电影的艺术性,也使得中国电影在国际舞台上更具竞争力。除了叙事手法的创新,长春电影制片厂在表演艺术和摄影艺术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许多著名的演员和摄影师在这里成长起来,他们通过自己的才华和努力,为中国电影带来了无数经典镜头和难忘的瞬间。这些艺术作品不仅提升了电影的观赏性,更为中国电影的艺术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四、结语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艺术管理历程反映了中国电影工业的发展轨迹,其成功经验为中国电影艺术管理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未来,中国电影艺术管理应当在坚持正确导向、扎根人民生活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管理模式,加强人才培养,提升国际竞争力。同时,要处理好传承与创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推动中国电影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电影艺术管理应当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为世界电影文化的多样性做出贡献。长春电影制片厂对电影产业发展的推动意义不容忽视。它通过高质量的电影作品,推动了中国电影产业的繁荣发展,为电影市场的扩大和成熟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它的成功也为其他电影制片厂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促进了整个行业的进步和创新。在电影文化传承方面,长春电影制片厂同样功不可没。它不仅保存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管理案例与实践63髓,还积极探索和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电影文化。通过一系列深入人心的电影作品,长春电影制片厂成功地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增强了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力。长春电影制片厂在“十七年时期”的辉煌历史及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是中国电影工业的骄傲,更是中国电影艺术的瑰宝。通过对这一时期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研究和回顾,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还能够从中汲取灵感和力量,为未来中国电影的繁荣和发展贡献力量。至今,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工农兵雕像仍然令人铭记:工人挥舞着锤子,指向前方;士兵紧握钢枪,农民拥抱着收获的麦穗;他们踏着坚定的步伐,朝着美好的未来勇往直前。吉林省是红色的热土,长春电影制片厂引领一代又一代吉林人在历史的车轮中滚滚前行,迈向一个又一个新时代伟大的征程。参考文献[1] 丁亚平.中国电影通史[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6.[2] 庄严,鲍盛华.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C].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23.12[3] 陆弘石.中国电影史1905-1949:早期中国电影的叙述与记忆[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4] 胡昶.古泉•满映——国策电影面面观[M].北京:中华书局,1990.[5] 王洪.尘封的记忆——追记“满映”[O].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3.张明远.中国电影艺术管理史.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8.[6] 李文华.长春电影制片厂发展研究[J].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2019.[7] 王晓峰.改革开放与中国电影产业[J].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8] 陈静怡.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电影管理创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9] 刘远方.电影艺术管理与人才培养[J].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22.[10] 胡昶.新中国电影的摇篮[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教育管理64整本书阅读与高中语文教师专业发展——以《乡土中国》阅读教学为例种梦卓 林雯婷 【内容提要】《乡土中国》整本书的阅读为教师提供了一条丰富的学养基础,创造了提升教师研究能力的新路径,具有共生的课堂教学理念,为教师的专业发展开辟了新的领域。开展整本书阅读,首先要为语文教师发展定向;致力于日常课堂教学,强化文本解读能力,努力破解碎片化阅读瓶颈,培养学生持久的阅读意志力,形成一条现代阅读路径,尽可能地充分利用学生的知识和文化积累;同时,在活动中寻找教研机会,立足综合实践。【关 键 词】整本书阅读;乡土中国;教师专业发展【作者简介】种梦卓(1993-),女,吉林四平人,文学博士,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江西 赣州 341000),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林雯婷(2002-),女,福建莆田人,赣南师范大学学科教学(语文)专业 2024 级研究生(江西 赣州 360700)。一、引言《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 (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 )》在“整本书阅读与研讨”学习任务群的学习目标和内容中,明确要求“在指定范围内选择阅读一部学术著作”。基于此,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统编语文教材都选入了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足见这部学术著作的经典性,但单篇教学易行,整本书阅读教学难为,相对于单篇课文,整本书体量大,尤其是作为社会学著作的经典代表《乡土中国》。如何将全书阅读扎实有效地向前推进,如何支持教师的专业发展以全书阅读教学研究,对于广大教师而言,可以说是一个需要用心修炼的课题,随着新课改的推进,在深度学习视域下,大单元教学在实践中会越辩越明,教师在尝试中不断修正认知和行为上的偏差,促使原有的教学方式与学习方式发生质的改变,而整本书阅读研究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上,应该从三个维度发力:一要厚实学养根基,以“专”为导向,为语文教师发展定向,二要滋养创意的课堂教学,三要在丰富的综合实践中提升研究能力。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教育管理65二、以“专”为导向,为语文教师发展定向“凡人为一事,以专而精,以纷而散”。大家都说语文教师是杂学家,应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博览群书,博学意味着广泛的知识面,这诚然不错,但在“杂”的基础上,一定要有所“专”,在“专”的领地精研深思,再向四周融会贯通,勇于冲破“自我茧房”,让专注更有高度,开展整本书阅读指导和片段阅读教学,就要以“专”为导向,为语文教师发展定向。《语文教师十四讲》中王荣生教授提到,语文教师的专业知识由四个方面组成 :语文学科知识、语文教学设计、语文教学实施、语文教学评价,对应了四个维度的学科知识,其中教师对于语言学、文学、文章学等语文学科基础知识的学习可能处在一定浅薄状态,而整本书阅读则为教师们提供了深入学习的机遇。《乡土中国》通过对农村社会的深入调查和观察,对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特点、结构、文化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和阐述,一旦走进《乡土中国》阅读教学研究的园地,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极为广阔的天地。作者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把概念作为概括特定社会现象的手段,作为认识社会的工具,层层嵌套、环环相扣的概念是全书的支点,对全书的脉络进行构架,对核心观点起到支撑作用。如图所示,《乡土中国》的关键概念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熟悉社会”、“差序格局”、“事业群落”、“安定社会”、“礼治社会”、“血缘社会”等体现乡土社会某一方面特征的关键概念;另一类关键概念与特征性关键概念形成对应关系,如“团体格局”“生育社群”“社会变迁”“法治社会”“地缘关系”等等,有了这些对比性关键概念的衬托,特征性关键概念的内涵就更加清晰,这些概念使我们对书中的主要内容有充分的了解。但这些概念,需要教师们从语文学科的核心素养层面去探讨,重点理解作者是怎样巧妙地运用语言的抽象、遣词造句、形成观念,使特定的社会现象上升为规律和实质的,又是如何运用语言的丰富性,通过形象的比喻、鲜明的对比、贴切的引用、严密的推理等一系列手法,深入浅出地分析概念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还可以通过对作者论证逻辑的梳理,学习其缜密的思维,对作者的观点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另外,单篇阅读,批注式精读,专题阅读,多角度赏析,这些在全书阅读的基础上也是必不可少的,围绕《乡土中国》选修课教学,我们可以开展一系列关于阅读教学、课题研究、测试评价、教学实录、课程开发等研究。教学研究与开设选修课、教研沙龙等融为一体,不局限于文本本身,学生还可以运用跨学科知识进行资料收集、分析以及总结,最终形成系统性的研究结果,学生在阅读过程中保持高效有序,发展批判性思维、分析能力等等关键学科核心素养,参与其中的教师们也能在各类教学实践与教研活动中积累了教研资料,丰富自己的涵养,提升专业水平。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教育管理66图 1《乡土中国》关键概念三、致用于课堂教学,为专业发展助力教师的专业能力首先体现在课堂上。传统的课堂教学以单篇阅读和群文阅读为主,至于整本书阅读的课堂教学,各行其道,莫衷一是。我们先要明白整本书阅读的要义:对学生而言,目的到底是什么?这既是学生成长的需要,也是我们教师专业发展的新视角。(一)读懂全文,加强文本解读能力面对《乡土中国》这样一本具有较高学术地位、较强学科理论的社会学专著,作为一名语文教师要想实现对学生阅读活动的有效指导,自己首先要读懂全书,理解书中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并且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阅读它,经典作品的魅力就在于常读常新,不能寄希望于在一次阅读中把所有的内容一网打尽,这是不现实的 ,也是不可能的。文本解读是一门大学问,我们语文老师首先应该是读者,其次才是语文教师 , 我们是读者就要阅读和欣赏,要尽量走近作者的原意。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作为语文老师,应该做到《乡土中国》四读,分别是:一是通读,读懂全书的基本内容;二是细读,吃透全书的重点要义;三研读,研究解决全书疑难杂症;四是审读,将全书章法结构融会贯通。此外,语文教师在独立完成《乡土中国》的自读学习后,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查找和搜集相关文献资料,进一步丰富和拓展阅读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教育管理67视野,在课题组内与其他教师展开阅读对话,交流阅读感悟,分享阅读心得,深化阅读理解,这也是语文教师进阶学习的需要。教师在完成上述全部阅读学习任务后,宜围绕研究的背景与目的、研究的内容与思路、研究的范式与方法以及研究的表述与思路,从《乡土中国》作为学术著作的文本类型特征出发,为随后有针对性指导学生进行《乡土中国》整本书阅读做好充分准备。教学向来都是具有生成性和创造性的。每个教师在课堂上都拿着文本,面对着学生,会用自己的智慧,还有知识底子和自己的生命体验,来对作品的意义加以补充,给每堂课以生命的启迪、语言文字的养料和思维的哺育,就这样一步一步把我们的语文课改推向前进。(二)培养持久的阅读意志力“语文教师要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不断丰富语言学、文学、教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注重积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自身文化修养。”学术著作具有不可替代的教学价值。对于正处于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承担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青年学生而言,更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逻辑思辨、实践意识、理性精神、学术素养等都是未来学生发展不可或缺的,也是语文教师必须关注的。经典著作,特别是像《乡土中国》这样的学术著作,读起来往往拗口,绝不像阅读心灵鸡汤式的轻松美文那样舒适。读整本书需要持久的耐力,这对语文教师和学生而言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一次性阅读是很难真正实现对作品的理解和把握,必须需要耐心推进,才能够实现对作品的深度阅读和真正理解,大体上应当经过初读、泛读、精读、研读、重读五个基本阅读环节。在这样的循环推进反复阅读中,要激发成长的内驱力,培养起持久的阅读意志力,教师是培养社会需要人才的专业人员,要通过专业阅读更新教育理念、丰盈精神世界,这样才能胜任教书撞育人的使命,培育未来需要的人才,实现专业成长。其中学科阅读是一线教师最常见的、最实用的阅读,深入地阅读学科专业著作、期刊等,事实上是教师在借助专家的思考和前人的实践,修正自中己的教学行为,有利于教师更好地备课,有助形成教师独特的教育风格。除此之外,从外部条件提升阅读体验,营造良好氛围,保证心情愉悦、注意力集中地读书,拥有稳定的阅读状态更利于培养持久的阅读意志力,但教师文学素养类的自身成长也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一个锲而不舍的漫长过程,需要有的放矢地推进。(三)破解碎片化阅读瓶颈学生在单篇教学的课堂里,形成了一词一句一段一篇的单向线性思维,对于整本书阅读,常常处于自发自求自生自灭的状态,并且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学生们不可避免地越来越依赖数字化阅读的方式,有言简意丰的短文、声情并茂的短视频等等,这些“碎片化”阅读给人们带来视觉的享受、身心的欢快,同时也给我们教学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实际上,学生的整本书阅读面广而杂,武侠小说、悬疑小说、言情小说和侦探小说占据了学生课外阅读的时空,如科幻网文系列、悬疑探案系列、仙侠恶搞系列往往是学生的兴趣所在,而对《乡土中国》这样的经典著作兴致不高,即便阅读,也常常处于零碎、浅薄的状态,因此学生阅读经典名著需要教师引导,需要兴趣的培养。教师可以有针对性地布置“碎片阅读”任务,助力学生拓宽视野,打开思维的空间,多角度、有创意地开展阅读实践活动。还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课内和课外的有机整合,让学生的多种阅读形式互相补充,构建更为庞大有序的阅读体系,比如在阅读海明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教育管理68威的《老人与海》时,教师们可以鼓励学生去网上搜索自己阅读的篇章,看看不同版本译文之间的差异,或者去读一读作者海明威的其他作品。这样学生在“碎片化”的阅读补充中,不断拓展阅读系统的外延。 此外,在教学中我们应深知阅读本身不是目的,享受阅读的过程才是目的,要鼓励学生自主选择优秀的阅读材料,营造人人爱读书的良好氛围。学生一旦能潜心阅读自己喜欢的经典名著,其意义不光在于现在 , 更在于未来,破解传统课堂上的碎片化阅读、线性训练和机械化应试测评,激发学生探究的欲望,为教学教法进阶创造条件,宽泛化教师专业发展的路径。(四)形成现代化阅读门径古人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惊。”伴随新媒体时代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推广普及,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方式更加多元,那么以传统书本刊物为主要载体的阅读方式是否会被取代呢。事实上,二者并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共存互补、互促共进的关系,形成现代化阅读门径,共同造就新媒体时代下的新阅读路径。语文学习重在建构,读书方法是在阅读实践中动态生成的。基于现代化背景下,教师整合多渠道、多学科的资源,能使学生在与其他媒介资料的对照中,形成对阅读主题的立体化认识,引入历史文档、相关电影等各种学术或非学术材料,教师能够为学生构建一个跨学科的知识网络,使学生能够从听觉、视觉等多个感官渠道获取信息。以《乡土中国》中《文字下乡》一章为例,教师在阅读任务单中安排初步的阅读任务,要求学生阅读并理解这一章节,掌握文字在乡土社会中的影响。在阅读任务单的导向下,学生有目的地利用各种资源,拓宽自身认知视野,在理解文本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及历史脉络,构建一个系统且全面的知识网络。整本书阅读的课堂操作 , 就教师层面而言,既要立足于方法的指导、宏观主题的整体把握、对生命的启迪,更要立足于阅读文本,品味语言,在语言品味中感受经典作品的魅力。教师的主场在课堂,整本书阅读除了引导学生有效阅读外 , 精心准备的方案设计、教学实施、教后研讨、反思提升是课堂教学的有机整体,也是教师专业水平提升的有效路径。四、立足综合实践,在活动中寻找研究契机“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关于整本书阅读的目的,一是为了拓展阅读视野,积累阅读经验,培养阅读习惯,提升阅读能力;二是形成正确的‘三观’,丰盈精神的成长。”并且,对于“整本书阅读”而言应以课外阅读为主,课堂上可以多安排一些交流分享活动,为此我们可以设置以下活动,并在活动中积极寻找研究契机:(一)情境创设,任务驱动高阶思维的培养需要依托真实情境下具有挑战性的学习任务,学生对教学情境的感受越真实,就越能激发他们发现问题、出问题的兴趣,进而产生强烈的探究热情和欲望。并且,由于学术著作与学生生活遥远,所以也需要语文教师创设出一定的生活情境,选择学生们阅读过程中出现的具有典型性和思辨性的问题进行问题驱动 , 巧妙地设计阅读学习任务,有效地拉近学生和学术著作之间的距离,从而使学术著作阅读成为一种稳定的阅读状态。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教育管理69我们结合《乡土中国》作品的特点和内涵,可以借鉴设计如下“课堂辩论大赛”学习任务。要求学生在通读《乡土中国》原著的基础上,对“乡土本色”“差序格局”“礼治秩序”三个重点章节内容进行充分研读理解,并重点关注“乡土中国”中的当代性问题。活动具体可以设计为 : 把全班学生分为主席、辩论组、评审组三个部分,邀请该班班长或语文课代表作为此次辩论会的主席,安排正反双方各 4 人为一组辩论组,其余学生则作为评审组参与其中。正反双方围绕“当代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还有必要重读乡土中国吗?”的问题,一分为二地展开辩论,辩论赛由主席主持,评审组根据双方的辩论表现投票产生最佳辩论奖和最佳辩手奖。教师则在学生的创造性阅读中深入挖掘每一个故事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有助于教师在创设情境中打开思路、发挥创造,既关注到真实情境,又能立足于认知情境,开启语文学与教的新境界,为今后《乡土中国》整本书阅读教学研究提供有利支持。图 2《乡土中国》课堂辩论会主题任务单(二)思维导图,逻辑梳理学术著作是作者根据某一学科或领域的研究成果而撰写的作品,这些作品或在理论上有创新见解,或在实践中有新的发明,或具有重要的文化积累价值。《乡土中国》是汇编费孝通先生的论文而成的,在社区研究的基础上从宏观角度探讨生中国社会结构的学术著作,共分成 14 篇,分别从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礼法这三个层面展开对中国乡土社会的分析研讨。对于有一定社会经历的人来说,读起来会颇有感受,但是对于我们现在长期待在城市里的高中生而言,就和他们的现实生活存在一定的脱离。不仅如此,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还会因为文字、语言的过于理性而常常不知所云,一头雾水。所以,用思维导图的方式来帮助学生理解是最简便的,思维导图对学生而言,就像一个抓手,可以通过关键字句时间关系的展示来帮学生提纲挈领,快速抓住每章的重点内容,以便完成整本书阅读任务。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设计完成整部作品或者某些章节思维导图的阅读任务,引导学生以思维导图的方式清晰准确地呈现出《乡土中国》的基本框架,从而获得对该书基本内容和主要思路的整体把握,为进一步细致分析研读书中的具体内容,认识中国乡土社会的文化传统做好铺垫和准备。思维导图可以分为整体思维导图和局部思维导图两个种类,两种具有不同的呈现方式。整体和局部相结合,点面相结合,教师就可以更好地把握《乡土中国》的基本思路和学术价值,在活动中师生共生,既培育了学生的核心素养,也成就了教师的专业成长。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教育管理70(三)跨界延伸,资源整合“跨媒介阅读作为一种重要的阅读策略和学习任务依托于互联网和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可以帮助我们突破学科的边界和壁垒,有效地激发学生阅读学术著作的兴趣,以更为广阔的视野重新审视学术作品的教学价值。”在媒介信息获取层面,活动形式分为三大方向:一是自主探究,二是社会调查,三是资源供应。自主探究可以丰富学生的直接经验和生活探索, 实现学科世界与生活世界、学科实践与生活实践的融合;社会调查需要在教师引导下根据调查维度分组讨论问卷的内容,通过多种媒介发布问卷,分析问卷数据,最后整合到一起撰写调查报告;资源供应这种方法最为简单节省时间,可由于是教师直接整合资料发给学生,教师的主观性过强。任务设置过程中教师可以借助互联网和媒体技术,实现跨界融合,但需注意活动形式的正确选择,在《乡土中国》教学中可结合学情选择合适的文学艺术作品进行教学资源补充和课堂教学设计,从而有效地拉近学生与学术著作之间的距离。比如,通过组织设计“推荐最具乡土情怀的文艺作品”的语文实践活动,要求学生依托网络资源,自主查阅资料,推荐自己认为最具乡土情怀的文艺作品,同时为自己组找到的这个文艺作品撰写 200 字的推介语,借助不同的媒体资源激发学生阅读学术著作的兴趣 , 旨在借助学生采访、交流、答辩等培养“语言的构建与运用”和“思维的提升与发展”等方面的核心素养。这样不仅可以拓展学生的关注视野,激发学生阅读兴趣,以更为广阔的视野关照学术著作本身,促进学生对学术著作的深入理解。教师利用这些作品,安排学生进行跨媒介学习 ,既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 ,也为教师转变教学方式、提升专业素养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表 1“推荐最具乡土情怀的文艺作品”语文实践活动任务单组别 文艺作品名称作品 类型作者 (导演)推介语(200 字)A 组 边城 小说 沈从文B 组 画皮 戏剧 姜涛C 组 白鹿原 电视剧 刘进D 组 浏阳河 歌曲 李谷一(四)多样输出,效果测评测评是整本书阅读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这既是对阅读效果的检测,也是对阅读活动的再促进。整本书阅读教学活动的评价应该包括过程性评价、成果性评价和检测性评价。过去主要以结果性评估为主的教师培训研究、业务水平等测评方式,难以对教师的真实能力进行有效评估。那么基于新技术创建的新空间,我们可以进行情境测评、任务型测评、实操测评,在这些方式之中,教研员、学生、家长等多元主体都参与其中,这样不仅可以增强教师评价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还能够帮助教师持久跟踪、可信评估培训效果,打通教师研修向课堂教学推进的“最后一公里”,以对教师日常课堂教学的监控和反馈为基础,持续关注教师研修效果。过程性评价是我们在学术著作整本书阅读教学过程中必须首先关注的问题,这个评价是贯穿于每一节课的教学过程中的。需要语文教师对照制定的阅读任务单 , 随时关注学生完成阅读任务的情况,指导学生 ( 学习小组 ) 做好阅读批注和标记,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 同时能够围绕主要问题进行课堂讨论交流。成果性评价是学生在阅读学术著作的基础上 ,进行成果输出,这就要求我们在《乡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教育管理71土中国》学术著作整本书阅读教学中 , 紧密围绕核心素养导向,不断探索生动的学习情境,进入更加广阔的思维空间,可见整本书阅读给教师专业发展带来的无限财富。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教学评一体化模式中,不仅关注学生在最终评估中的表现,也注重评价教师的教学能力和课堂实施,而实现教一学一评一致的过程也是教师不断成长的过程,教师通过多种方式不断修改和完善学习目标、评价任务和学习任务,在集体交流中不断提升自身的课程、教学以及评价方面的素养,实现教师的专业发展。五、结语展望未来,整本书阅读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地位将愈发重要,也给教师的专业发展带来了无限的可能,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素质教育理念的不断推广,教师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以适应新时代的教育需求。同时,学校和社会也应当加大对整本书阅读的支持力度,为学生提供更多的阅读资源和良好的阅读环境,促进他们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教师专业成长和总体展要胜任新型的教育教学工作,要转变和发展其专业理念、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专业情意,整本书阅读与高中语文教师专业发展是一个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课题,通过深入研究和实践探索,我们相信能够得到更加有效的教师专业发展契机,帮助教师更好地指导学生进行整本书阅读。参考文献[1] 李晨阳,李维民.《乡土中国》整本书教学的基本策略和实践反思[J].学语文,2024,(06):19-21.[2] 蔡静,王伟.以研修手册为抓手,推动语文教师专业发展[J].教学月刊小学版(语文),2024,(11):10-14.[3] 范秋雯.新课标背景下高中语文整本书阅读与写作一体化教学模式研究[J].高考,2024,(26):24-26.[4] 李维民,郑颖娜.跨媒介阅读在《三国演义》整本书阅读教学中的实践与思考[J].语文教学研究,2020(2).[5] 戴正兴,缪旭芳.新课程改革为语文教师专业发展赋能[J].辽宁教育,2023,(14):30-34.[6] 周小俊.教师专业发展视角下的高中语文教学个性研究——以《相信未来》教学为例[J].语文世界(教师之窗),2023,(06):28-29.[7] 舒洪波.“读思研写”助推语文教师专业发展[J].湖北教育(政务宣传),2023,(04):54.[8] 经卫宏,李琼.整本书阅读与教师专业发展——以《红楼梦》阅读教学为例[J].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23,(05):24-27.[9] 王立军.抓住关键概念,指向核心素养——《乡土中国》整本书阅读策略[J].语文建设,2024,(15):21-25.[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 22:55,57.[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3.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教育管理72 基于数字技术协同的粤港澳三地青少年价值观教育制度弥合路径研究李慧敏 陆模兴【内容提要】使用数字技术为思想政治教育赋能增智已成为当下推进教育数字化改革的常见举措,本文分析了数字技术在增强教学内容吸引力、提高思政教育效率、促进师生互动和交流、拓展思政教育覆盖面方面的优势,阐述了数字技术在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价值观培育中的应用现状、面临挑战及未来展望,以期能为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价值观培育在数字时代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建议。【关 键 词】思想政治教育;数字技术;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价值观【基金项目】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数字时代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价值观培育策略研究”(2024GXJK783)【作者简介】李慧敏(1997-),河南周口人,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辅导员(广东 深圳 518172),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通讯作者】陆模兴(1988-),福建宁德人,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财经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教授(广东 深圳 518172),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职业教育。价值观是人们关于各种价值现象的比较深层次的观点和看法,是由价值目标、价值评价和价值取向等主要要素构成的,是系统化了的相对稳定的价值选择结构体系,是人们乃至国家的精神支柱,青少年价值观培育意义重大,而社会传导、学校教育、自主选择在价值观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1]。引导青少年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价值观,使青少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对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2]。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3] 。2022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推进教育数字化”。在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发生深刻的改变,数字技术深刻改变着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思想政治教育也不例外。数字技术的发展为传统的以课堂讲授模式为主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全新的形态和手段,既为跨区域协同的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机遇,也面临制度差异、文化冲突与技术适配性等挑战。在此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价值观培育要用好数字技术,开创思想政治教育新局面,培养好大湾区建设的接班人,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教育管理73一、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价值观培育现状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指导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典范。粤港澳三地地缘相近、人缘相亲,享有共同的岭南文化根基,但港澳地区在制度、语言、价值观等方面依然受英、葡殖民统治时期影响。由于港澳地区历史际遇、教育体系与广东省不同,澳门青少年的国家民族身份认同感弱于广东省,而香港青少年的国家观念要弱于澳门,部分港澳青少年国家观念淡漠、民族和文化认同感有待提升,不利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行稳致远[4]。新时代开展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国大陆传统教育模式相比有其特殊性,因此,积极探索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价值观培育的路径,因地制宜创新粤港澳大湾区思想政治教育模式,通过青少年价值观教育的协同与制度弥合,实现区域社会融合,对于大湾区未来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二、数字技术应用于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价值观培育的优势数字技术通过多媒体、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可以实现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价值观培育内容的创新化、形式的多样化和传播的高效化,从而有效提高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价值观培育的吸引力、针对性、覆盖面。(一)增强教学内容的吸引力思想政治教育在塑造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然而,传统的价值观培育方式往往以抽象的理论和单调的讲述为主,难以引起学习者的浓厚兴趣。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将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全息技术和数据挖掘技术等应用于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价值观培育,给受教育者提供沉浸式的场景体验,使教学内容不但可听,而且可视、可触、可感,提升教学内容的趣味性、互动性、情节性,增加育人的亲和力,成为增强教学内容吸引力的有效途径。同时,现代学习者习惯通过各种电子设备获取信息,将数字技术应用于价值观培育过程,使教学内容以学习者熟悉的方式呈现,更容易被其接受。(二)提高教育教学的效率在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价值观培育中,利用好数字技术,可以使抽象的内容更直观,使学习内容以多种形式呈现,从而使受教育者更好理解和记忆学习内容,提高学习者的积极性。在教学过程中,利用好在线学习平台,打造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变传统的单向灌输为互动式、探究式教学,从而提高学习者的参与度。在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价值观培育中,运用数据分析、图像识别、物联感知等技术,抓取教育过程中产生的学习进度、测试成绩、课堂表现等数据并进行深度分析,全程监测,可以为学生打造个性化的教学方案,为科学决策和改进教育过程提供依据,提高教学实效[5]。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教育管理74(三)促进师生互动和交流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突破传统教育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为师生构建更加丰富、多元和高效的互动交流体系,推动粤港澳三地青少年同频互动。可以开发在线学习平台,为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价值观培育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共享空间,教师可以通过在线学习平台布置相关的作业,待学生提交后进行在线批改并给予详细的评语。在线会议软件如腾讯会议、Zoom 等让沟通更方便快捷,即时通讯工具如大陆常用的微信、QQ,香港和澳门常用的 WhatsApp、Facebook 等可以支持学生随时与教师和同学进行交流,还能用于分享最新的时政新闻链接,打造平等的交流氛围。(四)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覆盖面数字技术如在线教育平台、虚拟实验室、场景共融等的应用,使价值观培育教学内容可以通过网线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让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地域的学习者随时可以学习思想政治知识,形成积极健康的价值观。此外,数字技术能够更好地触及到一些特殊人群,如残障人士。通过打造无障碍的数字教育资源,如语音辅助阅读、盲文数字教材等[6],可以为特殊人群提供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机会,使价值观培育的覆盖面不断拓宽,开创人人随时随地可学的思政教育新局面。三、粤港澳大湾区数字技术在教育应用中的独特优势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政策协同、区位特征及技术积累,其在数字技术教育应用方面展现出显著区别于国内其他地区的差异化优势。(一)制度创新优势在政策方面,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及《“数字湾区”建设三年行动方案》,大湾区率先探索跨境教育数据流动规则,通过“一国两制”框架下的制度弥合,实现更高层次的跨境协同,例如建立基于区块链的学分互认框架和跨境数据分类分级管理机制,解决了传统教育协作中因制度差异导致的认证难题。在合作办学方面,粤港澳三地已经进行了不同形式的尝试,探索出了灵活治理模式,通过“数字柔性治理”平衡三地教育制度差异。在法律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参照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制定大湾区教育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确保隐私保护与数据效能的合规。(二)技术适配优势在数字技术方面,相比于北京领先的基础研究、上海对商业应用的侧重,大湾区具有以产业需求驱动技术迭代的优势,将数字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已经率先将元宇宙、AR/VR 等技术应用于教育过程。此外,大湾区的科技企业如腾讯等也可以凭借技术能力与平台连接能力优势加入其中,使技术工具与教育场景深度结合,推动三地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三)产业协同优势大湾区通过教育链与产业链的双向赋能,在产学研转化效率上领先全国。一方面,大湾区高校在学科设置上直接对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支柱产业,另一方面,腾讯、华为等科技巨头深度参与人才培养,为青年提供真实项目训练场景,形成“企业需求 - 课程开发 - 人才输送”的校企合作模式,在数字技术领域培养高端人才,除此之外,大湾区依托高校,为创业项目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教育管理75提供孵化条件,促成项目落地,对于国际国内人才具有强大吸引力。四、数字技术在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价值观培育中的应用现状(一)数字技术使教学资源数字化在价值观培育过程中,运用前沿数字技术,整合文字、图像、音频和视频等多种元素,使教学资源更丰富、更直观、更生动,比单纯的文字描述更具冲击力。以全面、立体的方式更好叙述故事,传递正能量,让大湾区青少年了解优秀文化,从而树立正确认知,形成良好品质[7]。在价值观培育过程中,以慕课为代表的数字化公开课程、以国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为代表的资源共享平台、以 Moodle 为代表的课程管理系统,以图书馆为载体的数字阅读的推广等,都为教育者、受教育者提供了资源保障。(二)数字技术使教学模式个性化大数据技术能够满足大规模样本研究需求,增加分析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平台的使用过程中,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可以进行精准的学情分析,从而为学习者提供个性化、定制化的学习资源,真正实现教学模式的个性化[8]。同时,通过对教学评价数据的分析,平台可以不断改进教学内容及平台管理模式,不断强化教学的效果。此外,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网络空间,政府在整合社会各界力量营造风清气正网络空间的同时,可以充分利用大数据的力量进行舆情监控、利用重点平台进行资料推送等,引导舆情朝正确方向发展,将正向价值观培育融入人们日常生活[9]。(三)数字技术使故事讲述生动化粤港澳三地政治制度有所不同,但同属于岭南传统文化。在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价值观培育过程中,要进一步重视对岭南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创新性保护,发挥岭南文化强大的精神力量,涵养深厚的家国情怀,增强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感、民族自豪感、文化自信感,用岭南文化聚拢人心、凝聚共识[10]。运用数字技术可以促进岭南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比如:打造优秀文艺作品,联合纪念馆打造“互联网 +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历史事件互动剧场,联合博物馆打造“云端博物馆”、实现博物思政等等,从而拓展青少年价值观培育的方式和空间[11]。(四)数字技术使教育评价智能化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事关办学导向。科学的评价能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推使教师践行教书育人使命、推进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客观性提供了有力支持[12]。在学生层面,通过运用 APP、小程序、教育评价平台等信息化手段,可以让学生、家长、教师参与到评价中来,完善德育评价,促进青少年良好价值观的培育。在教师层面,通过大数据分析形成的报告,可以帮助教师准确了解学生成长状况,及时调整育人策略,更好地践行教书育人使命。在学校层面,通过数字技术了解学校、班级、学生状况,可以更好地落实立德树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教育管理76人根本任务。其中,AI 技术的应用可以实现教学流程的全面追踪,使教师可以掌握学生特点和学习规律,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客观性。同时,学生可以通过评价工具对教学过程进行评价反馈,实现评价反馈的动态化、反馈结果的可视化,有利于提升教学和学习效率。此外,AI 技术还可以用于管理服务、教师的教学事务,从而部分代替真人工作,实现全员、全方位、全过程育人。以深圳市福田区下沙小学为例,学校通过数字技术的使用,构建红树林综合评价体系,能够赋能精准教学、科学管理,实现教学与管理的智能化,促进学生、班级、学校的高质量发展[13]。五、数字技术应用于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价值观培育面临的挑战(一)师生的数字技术应用水平参差不齐在数字化的大潮下,教师与学生的关系由教师主导向教师与学生成为学习共同体转化。部分教师可能缺乏相关技术知识,在教学中应用数字技术仍有困难,部分学生对于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力也有待培养。这就为学校提出了新要求:在数字技术的助推之下,学校应该把握数字化改革趋势,培养具备信息技术素养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教师,并请相关专业人员加入到教育过程中来,同时,要结合学校数字化实践情况,进行学生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力培养。此外,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应提升知识结构的更新能力、教学观念的迭代能力、教学方式的改进能力、教学手段的升级能力等[14],教师之间也可以结合新形势的需要,组合成育人共同体,互联互通、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协同发力促进师生互动,提升师生数字素养与技能。(二)应用数字技术叙事可能导致情感真空价值观培育作为影响人的思想行为的教育活动,需要情感作为支撑,唤起教育对象的情感共鸣,促使其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并落实到实际行动。然而在数字技术的应用下,价值观培育的叙事可能出现价值偏颇、缺乏真情实感等情况,使价值观培育的主旨传达不明确,影响教育的效果[15]。因此,思想政治教师要提升价值判断能力、情感表达能力、技术应用能力,从思想、情感的角度出发,让数字技术为人服务,使价值观培育转型不是为数字化而数字化,而是借助人机融合彰显价值观培育的人文关怀[16]。(三)数字资本权力影响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价值观培育的价值性信息时代,人工智能与数字资本合谋而生的意识形态风险,呈现出技术霸权、信息茧房、算法规训、数字致瘾等样态[17],这也为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价值观培育的数字化转型提出了新要求:在善于利用数字技术的同时,既要坚持数字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又要以主流价值引导算法的设计,坚持对数据信息进行审查,加强动态风险监测,形成完善的风险预警系统和可行的风险应对方案,有效规范数字资本的运行。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教育管理77六、数字技术应用于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价值观培育的未来展望(一)努力跨越数字鸿沟学校教育是青少年价值观培育的重要方式,政府可以完善教育数字化战略的顶层设计,促进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缩小城乡差距、地域差距,使偏远地区的学习者能够有更多机会接触到先进的教育工具和技术。要推进网络基础设置建设,推进教育专网、教育平台、教育云空间的开发与建设,利用好国家级的平台,形成开放、共享的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资源体系;要推进粤港澳三地跨院校、跨地域的合作,打破知识、信息、数据共享过程中的壁垒,最大程度实现教育均衡。此外,还可以通过开发手语翻译等数字化辅助手段,进行技术革新提升内容的精准匹配度,运用数字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弥合残障人士身体因素带来的不便,帮助其实现自我学习能力的提升、更深层次的社会交往,给予其更多的能力支持和发展空间[18]。(二)更加注重体系建设一方面,应该运用好数字技术这个有力工具,从思政课程、课程思政、博物思政[19]、网络育人等多方面着手,不断完善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价值观培育体系,使该体系与数字时代相适应、与数字青年相呼应、与数字技术相融合,最大化地建立人、技术、教育活动间的整体平衡与和谐统一,最终形成数字技术融合育人的价值观培育新形态[20]。另一方面,当前我国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价值观培育存在大、中、小学育人过程衔接不够的问题,以及珠三角九市和香港、澳门地区育人体系区别较大的问题。要加强整体规划,加强不同学段、不同地域的教育资源共享,加强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价值观培育的顶层设计、平台搭建、资源保障,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21],使粤港澳大湾区思政育人体系更加完善。(三)更加注重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传播在互联网普及的当下,网络平台和社交媒体为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价值观培育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互动空间,有助于良好社会氛围的形成。在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价值观培育中,运用好多种传播手段,创新形式,打造高质量内容,既可以满足大众多样化、自主化、便捷化的学习需求,又可以有效扩大思政教育内容的传播范围,吸引更多学习者主动参与到思政学习中来。一方面,要用好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质平台如学习强国、人民网;另一方面,要开发热门软件的价值观培育功能,让思政教育的引领作用发挥在平时,例如在抖音、微博、微信公众号上增加思政教育模块,在 Insta-gram、YouTube、Facebook 上增加正向价值观培育的内容,利用社交媒体的互动性让大众参与讨论、发表自己的看法等,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传播力度,有效化解网络空间中各种负面思潮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22]。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积极拥抱数字化发展,让数字技术为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价值观培育赋能、增智,推动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价值观培育高质量发展,实现对青少年从价值塑造到行动落实的积极影响,促进青少年的全面发展,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提供动能。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教育管理78参考文献[1] 刘梅.价值观的形成规律与青年价值观教育[J].当代青年研究,1999,(05):42-45.[2] 王学风,徐春燕.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教育的必要性及途径探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9,(09):99-102.[3] 新华社.标题: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12月7日至8日在北京召开[EB/OL].(2016-12-08)[2024-09-06] https://www.gov.cn/xinwen/2016-12/08/content_5145253.htm#1[4] 陈爱华,袁勇睢.论粤港澳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及活化路径——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J].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4,(03):84-87.[5] 高盛楠.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发展研究[D].电子科技大学,2023.[6] 包国红.盲人读物的种类及其在视障图书馆的使用[J].山东图书馆学刊,2016,(02):64-67.[7] 张冉妮.增强港澳台青年中华文化认同感的三重向度[J].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03):72-77.[8] 陈梦妮.大数据时代高校精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湖南大学,2023.[9] 高薇,张宇.“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成、特征及应用[J].理论导刊,2021,(09):123-128.[10] 张思琪.粤港澳三地青年国家认同的差异研究[D].中共广东省委党校,2023.[11] 武茜璇.汇聚“姊妹学校”情感能量推进新时代大湾区爱国主义教育[J].中小学德育,2024,(02):50-53+45.[1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教育数字化转型[M].李永智主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23:12-13.[13] 杜丛英,姚莉,吴亭臻.红树林综合评价体系的构建与“五育”均衡发展实践探究[J].新课程研究,2024,(25):23-25+29.[14] 李萍.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人才培养高质量发展研究[D].吉林大学,2023.[15] 王瑞芳,徐艳玲.数字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模式创新与实践策略[J].理论导刊,2024,(01):122-129.[16] 赵丽涛.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范式构建与优化逻辑[J].思想理论教育,2022,(02):46-51.[17] 黄嘉富.人工智能时代意识形态风险的生成机理、样态表征与治理路径[J].宁夏党校学报,2024,26(04):101-111.[18] 俞晓婷.数字技术赋能听障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为与可为:从技术融合到价值融入[J].中国特殊教育,2024,(09):35-42.[19] 任志锋,刘新华.博物思政:内涵、价值与实践理路[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3,39(03):57-61.[20] 于祥成,杨莉.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内涵、特征与进路[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3,(09):61-68+84.[21] 冯瑞芝.数字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D].兰州大学,2023.[22] 曾贤杰.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助推青少年树立正确价值观[D].湖南日报,2020-09-03(06).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教育管理79人工智能时代新媒体与职业教育的融合发展王睿【内容提要】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新媒体与职业教育的融合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分析了人工智能时代新媒体与职业教育融合发展的背景、意义、现状及问题,并提出了促进两者深度融合的策略建议,以期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关 键 词】人工智能;新媒体;职业教育;融合发展【作者简介】王睿(1986-),男,吉林吉林人,吉林省工业技师学院教师(吉林 吉林 132000),研究方向:广播电视艺术、新媒体艺术、职业教育。一、引言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正在深刻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也为教育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新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在职业教育中的应用日益广泛。人工智能时代,如何实现新媒体与职业教育的深度融合,推动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培养适应未来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课题。二、人工智能时代新媒体与职业教育融合发展的背景与意义(一)背景1.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推动社会变革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核心动力,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模式,并对社会各领域产生深刻变革。在教育领域,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为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及学习方式的创新提供了新的契机,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挑战。2.新媒体技术日益普及,改变信息传播方式凭借其显著的交互性、迅捷的信息传播速度以及丰富的资源储备,新媒体技术已然崛起为信息传递的关键媒介。在教育的广阔天地中,新媒体技术的融合为教育资源的广泛流通、教学方法的革新以及学习模式的转型搭建了崭新的舞台。3.职业教育面临转型升级,需要改革创新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教育管理80在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浪潮中,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与升级催生了技术技能人才需求的多元化和高层次化。面对这一趋势,传统职业教育模式已显露出与新时代人才培养目标的不适应性,迫切需要进行深刻的改革与创新,以契合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脉络。(二)意义1.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人工智能与新媒体的融合,可以为职业教育提供更加智能化、个性化、多样化的教学资源和学习环境,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能够提升教学效率、优化学习体验、增强就业竞争力,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2.培养适应未来社会需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在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劳动者的技能素质面临着更为严苛的标准。新媒体与职业教育的有机结合,能够助力学生更有效地吸收人工智能领域的知识与技能,从而培育出具备创新精神和持续学习能力的高水平技术技能型人才。3.推动职业教育改革创新人工智能与新媒体的深度融合,将为职业教育领域注入创新的教学模式、学习范式及评估机制。通过精准分析学生的学习进度、兴趣倾向与能力水平,系统能够为其推荐定制化的学习内容与路径,从而显著提升学习效能。同时,借助对学生学习数据的深度挖掘,人工智能可实时调整教学内容的难度与结构,确保每位学生均能获得契合其需求的学习体验。这一趋势将有力推动职业教育向智能化、个性化及终身化的方向迈进。4.促进教育公平,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新媒体技术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将优质教育资源输送到更广泛的地区,促进教育公平,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5.推动产教融合,深化校企合作人工智能与新媒体的融合,可以促进职业院校与企业之间的深度合作,共同开发课程、建设实训基地、培养人才,推动产教融合,深化校企合作。(三)具体表现人工智能与新媒体的融合,将为职业教育带来新的教学模式、学习方式和评价体系,推动职业教育向更加智能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方向发展。 1.新媒体平台建设例如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在线课程平台等,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加便捷、灵活的学习方式,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 2.教学模式创新诸如混合式教学、翻转课堂及项目式学习等创新教学模式,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同时培养其自主学习能力与实践技能。 3.评价体系改革诸如过程性评价、表现性评价及增值性评价等多元化评估方式,能够更为全面且客观地衡量学生的学习成效。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教育管理81三、人工智能时代新媒体与职业教育融合发展的现状及问题(一)发展现状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新媒体技术的日益普及,人工智能与新媒体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应用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初见成效一些职业院校开始尝试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教学管理、学生学习行为分析、个性化学习推荐等方面,例如智能排课系统、学习预警系统、智能推荐系统等。同时利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构建虚拟仿真实训环境,为学生提供沉浸式、交互式的学习体验,例如汽车维修虚拟仿真实验、医疗护理虚拟仿真实验等。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构建个性化学习平台,能够为学生提供量身定制的学习内容、路径及资源,例如自适应学习系统和智能化题库等。2.新媒体平台建设不断完善许多职业院校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小程序,用于发布学校动态、招生信息、就业信息等,并提供在线咨询、报名、培训等服务;职业院校官方及教师还充分利用抖音、快手等热门短视频平台,发布教学视频、技能展示视频、校园趣闻等,吸引学生、家长的关注,极大的提升学了学校的影响力。除了对移动端新媒体平台的广泛利用,一些职业院校还积极建设在线课程平台,开发优质在线课程资源,为学生提供了更加灵活、便捷的学习方式。 3.融合发展的政策环境逐步优化(二)国家相继颁布了多项政策文件,旨在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领域的深度融合,其中包括《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和《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等。在此背景下,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及职业院校正积极探索人工智能与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有效路径,并据此制定了一系列配套政策与实施方案。(三)存在问题尽管人工智能与新媒体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应用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制约着两者的深度融合:1.融合程度不够深入人工智能和新媒体技术在职业教育中的应用还处于初级阶段,主要集中在教学辅助、资源建设等方面,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还有待加强。一些职业院校对人工智能和新媒体技术的应用缺乏系统规划,存在盲目跟风、重复建设等问题。2.技术应用能力不足部分职业院校教师尚未充分掌握人工智能与新媒体技术的应用能力,导致其在开展融合教学时面临一定障碍;此外,专业技术人才的匮乏也使得相关技术的维护与更新难以得到有效保障。3.优质资源供给不足符合人工智能时代需求的优质职业教育资源相对稀缺,难以充分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教育管理82部分在线课程资源质量欠佳,互动性与趣味性不足,导致学生学习兴趣不高。4.评价体系有待完善传统的职业教育评价体系难以适应人工智能时代人才培养的新要求,需要建立更加科学、多元的评价机制。如何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对学生的学习过程与成果进行有效评估,仍是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课题。5.其他问题首要挑战在于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问题。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依赖于大规模学生数据的采集与分析,如何确保数据安全及隐私保护成为关键议题。与此同时,伦理道德问题亦不容忽视,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可能引发诸如算法偏见、责任归属等伦理困境。四、促进人工智能时代新媒体与职业教育深度融合的策略建议为了推动人工智能时代新媒体与职业教育的深度融合,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培养适应未来社会需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可以采取以下策略:(一)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政策保障1.制定人工智能时代职业教育发展规划为实现人工智能与职业教育的深度融合,需确立明确的发展目标,构建基础教学资源库,确保教师熟练掌握人工智能辅助教学工具,并培养学生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基本认知与操作能力。在此基础上,应形成完善的人工智能专业群,建立产教深度融合的实训基地,打造一支具备理论与实践能力的“双师型”人工智能教学团队。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力争使学生在相关技能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将学校建设成为国内领先的人工智能职业教育高地,培养出深受企业青睐的毕业生,并在科研成果转化与社会服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实现上述目标,需整合传统专业与人工智能技术,开发新型课程,例如“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应用”和“智能物流数据分析”等。课程内容应融入行业最新标准与案例,并定期更新以保持前沿性。同时,应积极引进人工智能领域的高层次人才,并选拔优秀教师参与专业培训。通过建立教师企业实践制度,鼓励教师参与企业项目,以提升其实践能力。此外,需建设智能化实训基地,配备先进的设备与软件,模拟真实工作场景。与企业共建联合实训中心,开展实习、实训与技术研发活动。与人工智能企业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实施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通过共建产业学院,共同推进人才培养、技术研发与社会服务,为人工智能与职业教育的融合发展提供明确的方向指引。2.加大对人工智能与职业教育融合发展的资金投入支持职业院校开展相关研究和实践,投入资金建设智能化教学平台和资源库。充足的资金能助力职业院校引入前沿的人工智能教学设备,如高性能计算集群、智能机器人实训平台等,为学生打造逼真的实践环境,让他们在实操中积累经验,掌握关键技术。借助资金支持,可邀请行业专家和教育学者共同研发契合市场需求的人工智能融合课程,引入真实案例与项目,让课程内容更具实用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教育管理83性和前瞻性,避免与实际脱节。资金投入能为教师提供丰富的培训资源,如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企业实践等,提升教师的人工智能知识与教学能力,打造一支“双师型”优秀师资队伍。有了资金作后盾,职业院校能与企业、科研机构紧密合作,共同开展技术研发与创新项目,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同时为企业输送高素质人才,形成良性循环。3.建立健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职业教育的标准规范在人工智能与职业教育深度融合的进程中,建立健全相关标准规范极为关键,它是保障融合质量与成效的基石。从教学资源角度,需明确人工智能课程资源的开发标准,涵盖内容的科学性、实用性、先进性,确保课程紧密对接行业前沿与企业需求。例如,规定课程中实践案例占比不低于一定比例,定期更新课程内容以反映最新技术动态。在教学平台建设上,制定技术标准,保障平台的稳定性、兼容性和安全性,使其能承载各类教学活动,如在线实训、智能辅导等。针对教学实施,要建立教学流程规范,明确教师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展教学的各个环节,包括如何利用智能工具进行学情分析、个性化教学方案设计、教学过程监控与评价等。比如,要求教师每学期至少开展一定次数基于人工智能学情分析的教学调整,确保教学精准有效。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应制定教师人工智能素养标准,明确不同职称与教龄教师所需达到的人工智能知识与技能水平,为教师培训与考核提供依据。同时,需规范教师参与企业实践及技术研发的相关要求,以提升其实践能力。此外,在学生评价环节,构建基于人工智能的多元化评价标准体系,综合考量学生的理论知识、实践操作、创新思维等能力,利用智能评价工具实现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的有机结合。(二)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技术应用能力1.开展人工智能和新媒体技术应用培训提升教师的信息化素养和技术应用能力以及利用人工智能和新媒体技术优化教学的能力,使其能够熟练运用相关工具制作优质教学资源,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个性化教学指导,使其能够熟练运用人工智能和新媒体技术开展教学,最终提高职业院校教学质量,培养适应新时代需求的技能型人才。2.鼓励教师参与人工智能与职业教育融合发展的研究和实践培养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骨干教师,打破传统职业教育模式存在的局限性,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需求,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精准捕捉每个学生的学习进度、优势与不足,助力教师开展个性化教学。通过智能分析学习数据,教师可以为不同学生量身定制学习路径,让学习更高效,切实提升教学质量,引领人工智能与职业教育的融合发展。3.引进人工智能领域的高层次人才高层次人才以其前沿技术与创新理念,能够有效充实职业院校的师资队伍,推动教学内容的革新,使课程设置与行业需求紧密结合,避免知识体系滞后,从而为学生搭建通往未来职业发展的桥梁。凭借其深厚的专业知识与丰富的实践经验,高层次人才能够构建沉浸式教学环境,通过项目式、案例式等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提升其实践能力。此外,他们还能够协助学校建立跨学科融合的课程体系,打破专业界限,培养具备多领域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同时,高层次人才是推动教育创新的核心力量。他们能够组建科研团队,争取重大科研项目,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教育管理84产出高水平研究成果,从而提升学校的科研能力与社会影响力。此外,他们还能够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实现教学与科研的良性互动,为人工智能与职业教育的深度融合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三)开发优质资源,满足个性化学习需求1.开发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智能化、个性化学习资源开发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智能化与个性化学习资源,是顺应教育变革趋势、满足职业教育学生多元化学习需求的重要举措。例如,通过虚拟仿真实验、在线课程及智能题库等形式,能够显著提升教学的趣味性与效率。2.建设职业教育资源共享平台推动优质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打破信息壁垒,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通过联合职业院校、企业及行业协会,整合课程资料、实训项目及技能证书考试题库等资源,构建涵盖视频课程、电子教材、教案与试题库的一站式资源平台。该平台应支持智能检索功能,使师生能够通过关键词、学科类别及难度级别精准定位所需资源;同时提供在线预览与下载服务,便于离线学习;此外,设立互动交流专区,供用户分享学习心得、提出问题并解答疑惑,从而促进经验交流与知识共享。3.鼓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资源开发企业的深度参与能够使职业教育与市场需求精准对接,将行业的最新技术、工艺及案例融入教学内容,从而确保教学内容与行业需求同步。作为行业一线的实践者,企业深刻了解产业发展趋势与岗位技能要求,在参与课程资源开发时,能够将前沿技术、工艺及实际项目整合到课程中,使教学内容紧密契合企业生产实际。此外,企业可与职业院校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提供先进设备、技术支持及实践指导人员,帮助学生在真实工作环境中提升技能。同时,企业还能将生产经营中的实际问题转化为教学案例,设计实践教学项目,以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四)创新教学模式,提升人才培养质量1.探索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混合式教学模式通过人工智能学习分析系统,采集学生的学习行为数据,如在线学习时长、作业完成情况及测试成绩等,从而精准分析学生的学习状态。基于分析结果,为学生定制个性化学习路径,例如为基础薄弱的学生推送基础知识巩固材料,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提供拓展性学习资源。同时,采用翻转课堂、项目式学习及探究式学习等创新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其自主学习能力与实践能力。2.利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创设沉浸式学习环境利用智能教学平台提供丰富学习资源,如微视频、虚拟仿真实验、智能辅导等,学生可自主学习、随时提问,获取即时解答。线下,开展小组讨论、项目实践、案例分析等活动,教师结合线上学情反馈,进行针对性指导,强化学生知识掌握与应用能力,充分提升学生的学习体验,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知识和技能。3.开展人工智能素养教育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数据思维及人工智能应用能力,使其能够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需求。通过项目式学习,组织学生分组完成人工智能相关项目,例如开发简易智能应用或设计智能机器人任务;采用案例教学法,引导学生通过分析实际案例,深入思考人工智能的应用及其社会影响;结合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拓展学习的时间与空间,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教育管理85(五)完善评价体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1.建立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多元化评价体系建立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多元化评价体系,能全面、精准地评估学生学习,为教育决策提供有力支持,推动教学质量提升。例如过程性评价、表现性评价、增值性评价等,更加全面、客观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果。2.利用大数据技术对学生学习行为进行分析构建包含学习管理系统、在线教学平台及智能学习设备的多源数据采集体系,为教师优化教学提供数据支持。通过分析学生整体学习情况,计算平均成绩、作业完成率等关键指标;利用关联分析,挖掘学习行为之间的潜在联系,例如探讨参与讨论频率与学业成绩的相关性;运用聚类分析,根据学习行为特征将学生划分为不同群体,并针对各群体制定差异化的教学策略,从而实现精准化教学与个性化学习。3.注重学生职业素养、创新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职业素养是学生进入职场的重要基础。学校应开设职场礼仪、职业道德等相关课程,通过案例分析及模拟职场情境等方式,帮助学生理解职场规范与职业操守。同时,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创新资源与工具,如智能设计软件与数据分析平台等,以激发其创新思维并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此外,终身学习能力是学生应对快速变化社会的关键。通过开设学习方法指导课程,指导学生利用人工智能工具(如智能学习平台与在线课程)进行自主学习。鼓励学生持续关注行业动态,不断更新知识与技能,以适应职业发展的新需求。最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其成为适应未来社会需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六)深化校企合作,推动产教融合1.共同开发课程和教材校企合作共同开发课程与教材,是连接职业教育与产业需求的重要纽带,有助于培养更符合市场需求的复合型人才。通过将企业的最新技术、工艺及实际案例融入教学内容,确保课程内容与行业发展需求同步。2.共建实习实训基地校企共建实习实训基地,是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举措,能有效实现学校与企业、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为学生提供真实的实践环境,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3.开展订单式培养校企合作开展订单式培养,是解决人才供需匹配问题、实现校企双赢的高效人才培养模式。通过根据企业需求定制人才培养方案,为企业输送急需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七)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1.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在人工智能与职业教育融合的进程中,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能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提供新思路,助力我们少走弯路,实现快速发展。同时,挑选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能够有效促进人工智能与职业教育的融合发展。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教育管理862.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有助于推动我国职业教育与国际接轨。通过深入借鉴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及人才培养模式,并将其融入我国职业教育体系,例如在人工智能相关专业的课程设置与实践教学环节中引入国际经验,优化课程体系,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此举有助于培养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并增强我国在人工智能与职业教育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五、结语在人工智能时代,新媒体与职业教育的融合发展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兼具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影响。推动人工智能时代新媒体与职业教育的深度融合,需要政府、学校、企业及社会各界的协同努力。我们应把握机遇,直面挑战,积极探索人工智能技术与职业教育的深度结合,推动职业教育的改革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参考文献[1] 王晓红,李伟.人工智能与职业教育融合发展的路径研究[J].中国职业教育技术,2022.[2] 张丽.职业技能大赛背景下高职药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与探索[J].劳动保障世界,2020.[3] 陈明,刘洋.人工智能时代职业教育变革的机遇与挑战[J].教育与职业, 2023.[4] 李强.人工智能与新媒体融合背景下的职业教育模式创新[J].现代教育技术, 2022.[5] 王芳.课赛融合视域下高职院校课程改革研究——以物流类专业为例[J].教育研究,2022.[6] 刘伟.人工智能时代职业教育的个性化学习路径研究[J].中国教育信息化,2020.[7] 张华.人工智能与新媒体融合背景下的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研究[J].教师教育研究,2022.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公共管理87跨学科视域下设计引导社会重构路径研究——以“日本失落的三十年”为例任恬恬【内容提要】本文基于文献搜集和案例研究的方法,将设计学、社会学与符号学的理论相结合,从跨学科的视角分析设计在日本“失落的三十年”期间担任的角色,对日本设计历史的深入剖析,阐明设计在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功能与价值。深入探讨特定设计作品如何反映并影响社会的变迁,旨在为理解设计在社会经济转型中的作用提供新的视角。得出结论:设计师推动了创新和创业,为日本经济复苏注入了新动力;通过创造适应紧缩经济环境的产品,引领了社会风尚和提升了生活质量;通过创新设计促进了社会包容、消费活跃和可持续发展;通过传承日本传统文化和设计新的文化符号,创造了新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增强了日本文化的全球影响力。认为对于特定历史时期某一社会现象的研究可从不同学科进行全方位调研,调研方法包括量表调研、案例分析法、归纳总结法等,将时间线贯通,探析不同因素之间的联系,从而提炼出发展的特性与规律。【关 键 词】社会学;符号学;跨学科研究;人口老龄化;日本设计:可持续性【基金项目】“文化自信”视域下四川工业文化遗产的品牌塑造研究,四川省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一般项目(项目编号:WHCY2021B13);基于服务设计思维下的四川茶叶品牌升级研究,四川农业特色品牌开发与传播研究中心一般项目(项目编号:CAB2205)。【作者简介】 任恬恬(2002-),女,四川成都人,四川农业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在读硕士(四川 成都 611134),研究方向:品牌设计与传播。一、引言(一)研究背景“日本失落的三十年”一词,特指自 1990 年代初期开始,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历史阶段。在此期间,日本遭受了泡沫经济的崩溃,致使资产价值急剧下滑,房地产泡沫破灭,银行体系遭受打击,众多银行破产,失业率迅速上升,日本经济一蹶不振,严重衰退。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从 1980 年代的年均 5% 跌落至 1990 年代的约 1%,这一转变对日本社会造成了深刻的影响。经济长期的通货紧缩导致消费信心下降,民众对未来持悲观情绪,社会活力亦随之减弱。进入 21 世纪后,日本面临了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问题,劳动内驱力不足导致生产力增长缓慢,制约了日本经济复苏,随着全球化加速和科技发展,日本在数字化转型、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公共管理88共享经济和科研人才资源等发展领域新生能量不足。日本的长期低迷期在内外部压力与全球化的双重影响下,变得更加难以打破,形成了一个经济复苏艰难、社会转型迟缓的局面。(二)设计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性设计不仅体现了美学,更是社会文化与价值观的映射;设计不仅被视为经济复苏的一部分,更是社会转型和文化变革的催化剂。在日本所谓的“失落的三十年”期间,设计的角色经历了转变,由追求奢华与个性转向强调简约与共性。据日本设计协会的调查结果显示,该时期的设计更倾向于注重功能性和实用性,以适应经济紧缩和消费降级的社会需求。在这一过程中,设计发挥了引领社会风尚、提升生活品质以及促进社会创新的作用。设计能够通过创新思维、系统化的解决方案以及对用户需求的深入理解,推动社会结构的调整与创新。国内外研究的文献资料为研究日本泡沫经济时期的社会形态变化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也对研究设计领域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大量案例研究参照。社会学研究强调社会结构、文化价值和人类行为,而设计则在具体的产品或服务开发过程中体现这些理论的实践。通过跨学科的研究,学者们逐步揭示了社会变革中的人类需求,进而为设计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思路。经济学家与设计学者也开始关注设计在经济创新中的作用,尤其是在产业重构焕新与技术创新方面。设计被认为是推动经济重生的重要工具,特别是在产业转型和数字化时代,设计不仅是产品的外观设计,更涉及到商业模式的创新与社会形态的塑造。本篇论文旨在深入分析“日本失落的三十年”期间,设计如何作为社会变革的中介,对日本社会的演进产生影响并反映其变化。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于:设计如何应对经济与社会的转型?设计如何协助日本社会适应并超越长期的经济低迷?本项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对日本设计历史的深入剖析,阐明设计在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功能与价值。二、跨学科视角(一)设计学中的社会建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理论主张,设计既是社会文化演进的产物,亦是塑造社会结构的力量。在日本所谓的“失落的三十年”期间,设计映射出社会从高速增长向经济停滞过渡的轨迹。依据日本设计协会所发布的研究报告,设计师们借助简约实用、适应时空变化的设计语言,应对了消费市场的紧缩以及对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此类设计潮流不仅映射出社会价值观的演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人们新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社会建构主义认为,设计不仅是为了满足功能需求,更重要的是在社会互动中构建意义,在时间、空间与个体之间形成活性耦合。(二)符号学中的社会价值观塑造符号学为分析设计符号承载与传递文化意义提供了理论框架。在经历经济衰退的日本,设计师们借助特定的符号与图像,表达了对经济困境的深思及对简朴生活方式的推崇。符号学在设计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品牌设计、广告、产品设计、以及社会文化层面的象征意义的塑造中。以无印良品的设计理念“无品牌”(MUJI) 为例,该理念通过摒弃不必要的装饰与品牌标识,传达了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公共管理89一种反对消费主义、回归产品本质的价值观,这与当时社会对物质主义的反思不谋而合。“索尼(Sony)和富士胶片(Fujifilm)”等品牌通过简洁的数字产品设计传达出现代科技的未来感,标志和产品形态象征着新技术的无限可能,同时像任天堂又通过游戏产品如《塞尔达传说》和《精灵宝可梦》等,将日本传统文化中神话、历史的特定元素符号融入,有意识地增强了本国人民的文化认同感,加强了困境时期的民族凝聚力和归属感,同时向世界输出日本传统文化,夯实了文化软实力。在设计中,符号学逐渐关注人机交互的流畅性、功能性以及用户体验的直观性。例如,PlaySta-tion 的标志和控制器设计简洁,强调对用户情感的尊重,体现了技术与用户之间的深层联系。人情味设计是时下社会情感最需要的,既能提升新技术的温度,又能搭建连接新旧事物的桥梁;适宜性的设计能促进社会进行良性循环发展,引导整个社会走出失落的阴霾。在日本,设计不再单纯服务于“实用”,而是承载了深层次的社会符号与文化意义。设计师通过创造符合时代情感的视觉符号,影响着社会群体的认同和情感共鸣。(三)人类学中的社会适应性设计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设计是文化的一部分,它满足人的需求并反映社会关系。在日本“失去的三十年”中,设计师通过设计适应了社会对可持续性和社会联系的需求。例如,小空间住宅的设计反映了人口老龄化和城市居住空间紧张的现实,同时也体现了对家庭和社会结构变化的适应。活态的适应性设计策略,将设计转化为社会前进的内生动力。日本这一转变在经济高速增长期达到顶峰,但随着泡沫经济的破裂,现代化进程遭遇挑战。设计师在这一时期的角色变得更加复杂,他们不仅要满足现代生活的需求,还要应对现代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如环境污染和社会不平等。风险理论强调了现代社会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在日本“失去的三十年”中,设计师通过创新和可持续设计,应对了泡沫经济破裂后的社会风险。例如防灾用品的设计和公共空间的规划,反映了社会对自然灾害和经济不稳定的担忧。将过去的经验与未来贯通,缓解经济动荡对社会带来的影响,助力日本社会在回温中行稳致远。三、设计与社会重构(一)日本“失落的三十年”社会背景1. 泡沫经济的兴衰经济高速增长期设计特点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设计界呈现出繁荣和奢华的特点。根据日本设计协会的统计,这一时期日本的设计作品多以豪华和精致为标志,反映了当时社会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和展示。设计师们大量使用昂贵材料,创造出了一系列标志性的作品,如索尼的 Trinitron 电视和丰田的豪华轿车,这些产品不仅在日本国内,也在国际上获得了巨大成功。这一时期的设计作品,不仅体现了技术的进步,也反映了社会对经济增长的乐观预期。经济长期低迷容易被简单理解为经济增速长期停滞不前,而事实上其表现为多个宏观经济指标同时陷入长期弱势格局。一国经济长期低迷并不意味着其经济发展特征一成不变,相反,其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波动的某些方面可能处于活跃变化状态,把握其中的“变”与“不变”,对于综合判断宏观经济走势尤为关键[1]。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公共管理902. 泡沫经济破灭后的经济冲击泡沫经济的破灭对日本设计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泡沫经济破灭后,设计行业遭受重创,许多设计公司和工作室面临倒闭。设计师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设计的价值观和目的,从追求奢华和个性转变为强调简约和实用性。这一转变在日本设计协会的年度报告中得到了体现,报告指出设计师开始更多地关注产品的功能性和成本效益,以适应紧缩的经济环境和消费者的变化需求。尽管经济面临压力,日本设计界仍然保持了对文化内涵和细节的高度关注。传统日本美学中的“侘寂”和“空白”概念在设计中得到更广泛的应用。禅宗美学主张简约之美、物悲之美、自然之美和空寂之美,在设计当中简约之美主要体现在造型,物悲之美主要体现在精神的传达,自然之美主要体现在材质,空寂之美主要体现在氛围的营造,这些主张诠释着日本设计中“简”的外在形式与内在思想[2]。设计师开始更注重设计中的情感和哲学表达,利用简洁而富有象征意义的设计来传递深刻的文化内涵。这不仅是对经济环境的回应,也反映了日本社会对精神文化和美学的持续追求。(二)日本“失落的三十年”设计变革1. 社会价值观的转变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社会价值观发生了显著变化,从集体主义逐渐转向个人主义。这一转变在日本设计作品中得到了体现。设计师开始更多地关注个体的需求和表达,创造出了一系列强调个性化和自我表达的设计作品。例如,日本设计师川久保玲的服装系列,以其独特的剪裁和对传统服装形式的颠覆,展现了个人主义的设计理念。通过持续创新、在差异化的细分市场努力耕耘、积极“走出去”到全球配置资源、再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摆脱过去的经营惯性、及时调整商业模式等手段进行生产和经营逻辑的重塑,继而成功化解了危机并实现新增长[3]。个人主义的兴起,挖掘了日本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在世界舞台上留下了文化记忆点,牢固了打开世界市场的基石。2.从物质主义到精神主义随着经济的长期低迷,日本社会开始反思物质主义,转向更加注重精神和情感价值的生活方式。这一变化在日本设计中一方面表现为对简约、自然和可持续设计的追求。设计师们开始使用自然材料,创造出了一系列强调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设计作品,如建筑师隈研吾的“负建筑”理念,其作品强调建筑与环境的融合,体现了对自然和精神价值的重视。另一方面表现为“体验经济”概念逐渐认同,特别是在服务行业的设计中。餐饮、零售、旅游等领域开始注重顾客的整体体验,设计被看作提升资料来源:Wind, 招商证券 资料来源:MIC,CNBS,BEA* 在 1984 年之前,中国的物价指数基准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公共管理91服务质量和客户满意度的关键因素。日本的便利店、百货公司等通过细致入微的空间设计和服务流程优化,提升了消费者的购物体验,成功维持了相对稳定的市场份额。设计内核从“物”到“心”的价值重构,体现了日本设计精神层次的质变跨越,设计本身的质量与内涵得到了深度解读和挖掘,不仅能直观体现在消费者的体验感方面,还体现在设计层面的深广度拓展中。3.从追求个性到强调共性随着社会价值观的转变,日本设计界开始更多地强调共性而非个性。设计师们开始关注设计的普遍性和包容性,倡导“为人设计”的理念,适应市场,引导消费,应用到日本的各个设计领域,从建筑设计师田岛健夫的雅叙苑、到田中一光和深泽直人的无印良品,再到原研哉的视觉设计作品等,无一不把人的心理、生理需求放在核心位置进行设计。创造出了一系列适用于更广泛人群的设计作品[4]。日本设计师深泽直人的“无意识设计”理念,其作品带凹槽的雨伞、带托盘的台灯等强调设计的直觉性和普遍性,使得产品能够被不同背景和文化的人所接受和使用。这种设计理念的转变,不仅反映了社会价值观的变化,也体现了设计师对于社会需求和挑战的深刻理解。对于个体精神在日本设计中的表达,设计师的社会责任感,设计师表达社会问题关注:在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期间,表现为设计师们通过他们的作品表达了对社会问题的深刻关注。例如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设计师们开发了适应老年人需求的产品,如易于操作的家用电器和辅助生活设备,这些设计不仅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也体现了设计师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根据日本设计协会的调查,超过 60% 的设计师表示他们在设计过程中会特别考虑老年人的需求,这一比例较泡沫经济时期有了显著提升。面对社会低欲望化的大环境,设计师推出动漫动画来充盈年轻人的生活,通过动画情节引导意识形态正向发展,还可以引起社会情感共鸣,增加社会的凝聚力。(三)设计师在社会转型中的角色设计师在社会转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是美学的创造者,更是社会变革的推动者。在经济低迷时期,设计师通过创新设计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从而在竞争中保持优势。同时,设计师也通过参与公共项目、城市更新和社区建设,直接参与到社会结构的重塑中。将自己先进的理念融入到居民的日常生活,产生潜移默化的身心影响和社会风气的改变,从而达到社会形态的蜕变。1. 设计与个人身份设计帮助个体构建身份认同,设计在日本社会中帮助个体构建身份认同的作用不容忽视。在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变化中,个体面临着身份认同的挑战。设计师通过创造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产品,帮助人们在变化中找到稳定的身份认同。就如设计师三宅一生的“一块布”系列,以其独特的设计理念和日本传统元素,为穿着者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化身份标识。这种设计不仅强化了日本文化的认同感,也为个体在全球化背景下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身份表达。2. 设计满足个体情感需求设计在日本社会中满足个体情感需求的作用同样重要。在经济低迷和社会压力增大的背景下,人们更加寻求情感上的慰藉和满足。设计师通过创造具有情感价值的产品,如温馨的家居设计和治愈系的生活用品,为人们提供了情感上的支撑。根据日本设计协会的调查,超过 70% 的消费者表示他们在选择产品时会考虑设计的情感价值,这一比例在过去五年中增长了近 20%。这表明设计师在满足个体情感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情感化设计是日本设计一直延续的,其细节的把握和心灵的安抚,对社会重构时期的心理重构起了举足轻重的效果。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公共管理923. 设计成为人与环境互动的媒介失落的三十年间,社会资源短缺问题加剧,“节俭”成为社会流行风尚。同时全球环保意识的提升促使日本更加注重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设计师们开始更加关注如何通过设计减少资源消耗、降低环境污染,从而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共处。日本建筑师藤本壮介的设计常常探索人与空间、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他的设计理念常常聚焦于“空无”的概念,即通过空白和简洁的空间来激发人们对环境的全新感受,让设计引导民众接受简约自然的美,从而适应当下社会的发展。日本美滨町住宅改造项目,将住宅从高楼改为低矮平屋,注重公共空间的共享与互动,每户围绕小巷展开,屋檐下的空间成为居民交流的场所,通过共享空间和开放式布局实现了与自然环境和谐融合。让居民既具有私密空间又有与邻居交流互动的平台,增加了社区的生命力与凝聚力。也是对人口减少现状和老龄化趋势的反思与回应。该社区在再生规划上,对构筑社区环境与景观提出了三大生态理念,即庭院生态、出行生态和居家生态。在此设计基础上建设多世代共住共生社区[5]。社区设计既提升了居民的生活品质,改善了他们的身心健康,又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连接得更紧密,形成了双向良性循环机制,设计成为促进人与环境融合互动最充沛的养料。(四)设计在日本社会转型中的作用1. 设计与社会问题设计在应对社会问题如老龄化、环境问题设计在日本社会问题应对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日本设计师开发了多种适应老年人需求的产品和解决方案。根据日本内阁府的数据,超过 30% 的人口年龄在 65 岁以上,这一比例预计在未来几十年将继续增长。设计师通过开发易于使用的智能家居设备和辅助技术,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自理能力。在城市空间中的推进和落实层面,日本主要将健康、医疗、福祉、交流、商业、公益六个维度的城市功能自上而下地渗透到以不同空间形态的住宅为核心的社区尺度中,“软”、“硬”兼顾,注重城市空间的友好性和可访问性,营造健康的居住和出行环境,并通过多元综合的管理手段保障其运作的健康化[6]。 此外,设计在解决环境问题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设计师倡导可持续设计,通过减少废物和资源循环利用,应对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的问题。日本环境省的数据显示,通过设计师的创新解决方案,塑料废物的回收率在过去十年中提高了 20%。设计师及时有效地化解了时下社会突出问题,将失落时期带来的链式反应降低到最小值,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多维度于一体的设计关怀降低了社会短板,从而强化了整体的抵抗困境的能力。2.设计促进社会包容设计在日本促进社会包容方面也起到了积极作用。设计师通过创造无障碍和多功能的设计,使得不同年龄、能力和背景的人都能够平等地使用产品和服务。日本设计协会的调查显示,超过 80%的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考虑了无障碍设计的需求。这种设计不仅提高了社会的包容性,也扩大了市场,为企业带来了新的商机。包容性设计是一项动态的工作,需要不断进行迭代,随着社会和技术的发展更新设计方案。例如神奈川未来城市的街区设计包括智能建筑、无障碍公共设施、社区健康监测系统等,目的是让老年人、残障人士以及其他有特殊需求的群体能更容易地参与社会活动和享受城市服务。街区内的公共空间和住宅区都配备了自动化设备,如智能门锁、自动清扫机器人、健康监测设备等,以提高居住的便利性和安全性。设计将科技融入居民日常生活,照顾到不同人群的心理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公共管理93想法,保持了群体生态的稳定性,在带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了社会关怀氛围培育。经济萧条的三十年间,人的生存状况和情绪起伏不定,设计转向关注人的包容性设计,注重以人为本,成为解决社会结构性问题的有力工具,设计让不同阶层的人和谐相处,给予平等的体验,维护社会发展趋势的稳定。3.设计与经济复苏设计起到推动创新创业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作用,设计在日本经济复苏中发挥了推动创新和创业的关键作用。设计师通过创新思维和方法,开发新产品和业务模式,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的数据,设计相关的创业公司在过去五年中增长了 50%,这些公司通过提供创新产品和服务,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点。如日本的便利店(如 7-11、Lawson)通过设计创新改善了购物体验。便利店不仅仅通过产品陈列的包装设计增加了产品的吸引力,还在空间设计、商品选择和顾客服务上做了大量优化。这些创新使得便利店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为生活增加亮点、提供情绪价值,极大地促进了消费。日本的动漫产业,尤其是宫崎骏的作品,通过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精细的 IP 设计,吸引了全球观众。动漫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文化传播上,也促进了日本的旅游业和商品销售,助力日本经济回暖。四、设计与文化复兴(一)设计传承传统文化设计在日本传统文化的传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设计师通过现代设计语言重新诠释传统元素,使得传统文化得以在现代社会中继续发扬光大。将观者、使用者的解读带入思考,达到心灵的通感。同时设计又符合现代人的心理需求和审美境界,探索现代设计的发展方向[7]。据日本文化厅的数据显示,通过设计师的努力,传统工艺品的销量在过去十年中增长了 30%,这表明设计在传统文化传承中的积极作用。日本的红达摩设计者,擅长将乡土文化与折纸工艺结合,用现代设计的流行设计手法创造幽默趣味的文化产品,在增强产品可玩性,增加销量的同时,传承了民族传统文化;野口勇的纸灯设计将其命名为“光”,设计了一个由太阳和新月构成的文字“明”的标志。这个红色的印章标志印在每一个产品底座。纸灯在传统的纸伞和灯笼中获得灵感。每一盏 Akari 灯都是由手工打制而出,用木片制成灯笼的模型,在上面缠绕竹描绘出它的轮廓,接着粘上坚韧的和纸,胶干后移除木质模型,构建出空灵且极具现代感的视觉效果。这个既具传统文化特征又具现代审美的系列灯具设计,将传承与创新融合的理念带入到现代人的生活中。日本传统文化注重活性传承,热衷于尝试创新性结合不同的特色文化,创造出富有哲学内涵和审美价值的实用性设计产品。将传统文化融入更多可能性的现代载体内,增加了现代产品的文化底蕴,也能让传统文化的价值历久弥新。(二)设计创造新的文化符号设计不仅传承了传统文化,还创造了新的文化符号。日本设计师通过创新和跨界合作,开发了一系列新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这些新的文化符号成为了日本文化的新代表。经济不景气,社会问题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公共管理94突出,在此状况之下,人们需要的是物美价廉并且通俗易懂的文化娱乐产品,“为他们带了快乐、希望、想象和勇气,动画这种文化产品正好符合时代的需要”[8]。日本动画和游戏产业的全球影响力不断扩大,这些产业中的许多成功作品都是设计师创造的新文化符号的代表。动画如《千与千寻》、《进击的巨人》等将传统的日本文化元素与全球流行趋势结合,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视觉语言。日本动画不仅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庞大的粉丝群体,也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了日本的审美、价值观和哲学,成为“日本制造”的文化象征之一。随着经济的低迷,任天堂寻求通过跨界合作来拓展市场。任天堂与电影、电视和音乐产业展开合作,尤其是通过像《超级马里奥兄弟》这样的电影改编,推出了品牌的跨媒介延伸。此外,任天堂还通过与音乐行业的合作推出了“Game Boy”系列的音乐卡带等产品。通过跨界合作,任天堂不仅成功地将其游戏品牌扩展到更广泛的娱乐领域,还增加了产品的附加值,提高了市场的接受度。根据日本动漫协会的报告,日本动画和游戏产业的全球市场份额在过去十年中增长了两倍,这一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设计师的创新和创造力。日本的设计界通过与不同产业的跨界合作,充分利用了文化、艺术、科技等多领域的资源,成功应对了经济低迷带来的挑战。 通过这些创新合作,企业不仅在困境中寻找到了生存空间,还开创了新的商业模式,成功重塑了文化身份;潜意识的文化输出,打开了文化交流大门,激励国人积极面对困境,唤醒了整个社会的生命力,也让他国人民了解到日本本土文化的丰富内涵,文化交融的多元化带来了综合国力的提高。五、结论与展望(一)经济与设计的关系在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背景下,设计从奢华和个性化转变为简约和共性,反映了社会价值观和消费行为的变化。设计师通过创造适应紧缩经济环境的产品,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引领了社会风尚和提升了生活质量,同时也唤醒了整个市场。日本企业往往将设计视为核心竞争力,投资于设计和创新,从而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推动了出口。设计成为国民经济走出困境,重振旗鼓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二)设计的社会响应设计师通过作品表达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如人口老龄化、社会低欲望化和环境问题,并通过创新设计促进了社会包容、消费活跃和可持续发展。设计紧密回应社会需求,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出发点。住区及住宅空间需要建立多层次、立体化的生态系统以适应自然环境、构想不同人群的复杂化、多样化需求并进行相应的功能策划,提供个性化、定制化的空间布局以满足不同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的要求[8]。强调功能性与美学的结合,它不仅反映了传统文化,还积极融入现代科技和创新,为国民面对人为和自然造成的困境提供了明晰的出口。(三)设计的文化价值设计在日本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新文化符号的创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现代设计语言重新诠释传统元素,融入到现代家居、服饰、娱乐等领域,创造了新的文化产品和功能,促使设计为人的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公共管理95生活和心理服务。“简约美学”的理念与现代设计风格高度契合,为日本设计的现代化转型提供良好的基础,设计在多领域的发力,融入本土特色,进行跨文化交流,贯彻了设计“双轨制”发展策略,既活性继承了日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核,又将传统与现代接轨,促进日本文化的良性延续发展,增强了日本文化的全球影响力。六、未来研究方向(一)设计与可持续发展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设计在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随着全球对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重视,设计在减少废物、提高资源效率以及促进循环经济中将扮演更加关键的角色。具有生态学思考的绿色效能包装应运而生。具有生态学思考的绿色效能包装是将包装纳入到生态系统的循环过程中,使其材料能以系统接受的方式取之于自然,又回归于自然,从而可获得再利用或可再生的机会[9]。日本的“循环经济”模式强调通过设计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并通过回收、再利用和再制造来减少资源浪费。日本的“设计为分解”理念(Design for Disassembly, DfD)要求产品设计时便考虑到如何便捷地拆解,便于回收和再利用各个组件。资源在不同领域的循环组合利用能发挥单一资源的无限大的价值,响应了生态可持续设计的时代使命,在节约有限资源的同时为未来社会存留尽可能多的资源,是一种长期主义的践行。通过设计创新来解决环境问题,随着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峻,日本在设计领域也积极推动节能和低碳技术的应用。日本的建筑设计、家电和汽车产业均在不断探索如何通过创新设计来降低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材料创新是日本可持续设计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日本的研究机构和企业在开发新型环保材料、可降解材料和轻量化材料方面处于全球前沿。例如,开发可回收的生物塑料、使用再生纤维的环保纺织品,或利用竹子、蘑菇等可持续材料作为建筑材料,这些创新不仅有助于减少对传统资源的依赖,还能推动全球环保技术的发展。跨学科、跨领域的知识结合,通过设计迸发出的新产物不仅有机会解决现存棘手的问题,还能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能量源泉。日本注重通过教育和社会参与来提升人们对可持续性设计的认识。许多大学和设计学院都开设了可持续设计课程,培养未来设计师的可持续设计意识。在企业层面,一些日本公司也通过推动绿色供应链管理,要求供应商遵守环保规定,推动整个产业链的可持续发展。产学研结合的价值链体系形成,增强了知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联性,为日本社会的循环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机,也可以成为全球未来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风向标。(二)设计与社会福祉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是设计如何提升社会福祉。随着社会对健康、安全和生活质量的日益关注,设计师有机会通过创新解决方案来改善人们的生活。未来的研究可以探讨设计在提高公共健康、增强社区凝聚力以及改善公共服务方面的潜力。许多日本的公共建筑和设施都具有多功能性,既可以作为日常活动的场所,也可以在紧急情况下作为避难所或支援中心。这种设计强化了社区成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公共管理96员之间的信任和互助精神,设计的普及有利于日本社会日常生活的融洽和拓展应对突发事件的反应空间。社会福祉涉及到全体民众的利益,公共环境的提升、社会现象的改善、居民幸福度的提高都与社会福祉息息相关,设计在社会福祉的创造与践行方面起主导作用。(三)设计与技术融合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设计领域也在不断地与新技术融合。未来的研究可以探讨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技术来推动设计创新,以及这些技术如何改变设计实践和产品设计的未来发展。推动数字化转型,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向新兴产业聚集,以科技创新推动生产力提升[10]。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应用不仅可以改变设计师的工作方式,还促进了跨学科的合作。在日本,AI 和大数据技术将设计师、数据分析师、市场专家等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聚集在一起,共同推动创新设计。宏观视角下,在智能城市的建设中,设计师和数据科学家共同合作,利用城市数据优化公共空间和建筑物的设计,方便关怀群众的生活;微观视角在设计的引导下用技术来满足个体的生理和情感的需求,定制个性化产品来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科技辅佐的未来设计在关怀到群体生活环境的同时又关注到个体的身心正向发展,给予居民身体内外的关怀是未来设计需要关注的重点。创新科技,紧密结合新产业、新业态、新工艺、新技术,不断更新和丰富教育内容和形式,提升劳动者素质和劳动生产率[11]。促进民族文化数字化产品的计算及终端、手机终端及其他操作终端的多平台共享,让数字化成果更方便地共享于每个使用者。跨学科、夸行业技术与艺术相结合,汇集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技术科学多学科人才,通力合作,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让不同阶层的群体共享到发展的果实。七、结语“日本失落的三十年”提供了一个关于社会重构与创新路径的深刻案例。通过跨学科的视角,设计不仅是对物质世界的改造,更是一种社会重构的工具。设计引导社会重构的创新路径,不仅需要技术、经济、政治的协同创新,还需要在社会价值观、文化认同、政策支持等方面进行深入探索。全球正处于“知识社会”的“全球化”与“自由化”三位一体的发展趋势中[12].日本的经验提醒我们,在面对复杂的社会经济挑战时,只有通过开放性的跨学科综合性解决方案,与时俱进地更新设计思维,才能有效应对并实现社会的持续创新与发展。通过对“日本失落的三十年”的研究,不仅为日本本国未来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全球其他国家在面对类似困境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理论框架与创新路径。参考文献[1] 闫坤,周旭海.日本经济低迷三十年:特征事实、政策应对与启示镜鉴[J].财经问题研究,2024,(06):15-30.DOI:10.19654/j.cnki.cjwtyj.2024.06.002.[2] 曹林,喻仲文.浅析日本近现代视觉传达设计的审美倾向——以陈幼坚的设计作品为例[J].设计艺术研究,2018,8(03):25-31.[3] 肖宇,闫坤.日本企业应对“失去三十年”策略研究[J].日本学刊,2024,(05):139-160+163.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公共管理97[4] 吴潼,郭雅坤.论日本现代设计的特点及其对中国现代设计发展的启示[J].工业设计,2018,(07):109-110.[5] 伊藤增辉.可持续社区居住环境与健康景观设计——以日本再生社区样板为例[J].住区,2019,(06):94-103[6] 屈铭涛,姜佳怡.日本健康老龄化政策在城市空间中的发展历程、深化落实和经验启示[J/OL].国际城市规划,1-22[2024-12-20].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5583.TU.20240509.1007.002.html.[7] 孙小凡.极致与素简:从黑川雅之看日本设计思想[J].设计,2015,(15):47-48.DOI:10.20055/j.cn-ki.1003-0069.2015.15.017.[8] 景宏.日本动漫产业的发展及其对世界的影响[J].日本学刊,2006,(04):133-144.[9] 伍曼琳,周静敏.基于开放建筑理论的住宅可持续发展设计策略探究——以日本为例[J].住宅科技,2024,44(05):53-57.DOI:10.13626/j.cnki.hs.2024.05.012.[10] 罗哲辉,杨静.超越包装的设计——日本包装设计新世纪解读[J].装饰,2008,(07):136-137.DOI:10.16272/j.cnki.cn11-1392/j.2008.07.038.[11] 高洋.人口老龄化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及应对[J].金融纵横,2024,(07):47-52.[12] 王瓒玮.不合理的游戏社会:日本低欲望社会的新进化[J].世界知识,2023,(01):62-64.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公共管理98构建警示教育等“四个体系”防范处置青少年极端行为——以吉林农业大学为例高延辉 连文聪【内容提要】近年来,青少年轻生等极端行为成上升趋势,本文阐述如何构建“警示教育、预防预警、应急处置、补救调试”四个体系,防范、化解、处置青少年轻生等极端行为,旨在为青少年极端行为预防、处置、善后等工作提供科学有效借鉴,保障青少年生命安全,维护校园和谐稳定。【关 键 词】轻生;警示教育;预防预警;应急处置;补救调试【基金项目】吉林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2 年度课题“国家安全观视角下高校安全教育研究与实践”(课题批准号:GH22779)【作者简介】高延辉(1982-),男,吉林长春人,吉林农业大学助理研究员(吉林 长春 130000),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突发事件处置;连文聪(1988-),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农业大学实习研究员(吉林 长春 130000),研究方向:民商法,安全教育,青少年犯罪。一、引言青少年学生轻生等极端行为是校园教育管理中常见问题,时有发生,造成后果严重,是教育系统一项突出的、关键的复杂性议题。针对怎样预防青少年学生(特别是因学业、就业、情感、环境等压力产生的心理疾病而轻生)安全事件发生等突出问题、难点问题,笔者进一步整合吉林省内各地各校等多方面力量,共同深入探讨研究,旨在加强和完善相关教育和预防机制,加快形成社会协同、科学系统、职责明确的学校安全风险预防、管控与处置体系,切实维护青少年学生人身安全,保障校园平安有序。二、构建“警示教育、预防预警、应急处置、补救调试”四个体系吉林农业大学认真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深入推进平安校园建设,扎实有效做好校园安全管理各项举措,确保校园安全、和谐、稳定。 建立了集教育、预防、预警、干预、处置为一体的青少年学生安全教育管理体系,严防并遏制青少年学生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公共管理99极端行为的发生。(一)构建教育警示体系,强化全员安全素质学校坚持站在国民教育的高度上,审视安全教育,深耕厚植,多措并举。一是拓展教学载体,使安全教育融入“三全育人体系”,充分发挥好全员育人作用,讲好吴大澂勘界守土、杨靖宇舍身殉国等英雄故事,从学生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培养精奋斗神、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夫,激励学生立报国强国大志向、做挺膺担当奋斗者。二是结合“思政课程”这个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主阵地把安全教育做深、做实、做全面,将安全教育积极融入思政课程大平台。 三是拓展安全教育触角,促进其渗透到各学科教学。在不同学科中挖掘国家安全教育素材,例如,在生物类课程中灌输生命至上理念,引导学生热爱生活,珍爱生命;在红色教育中,积极引导学生向革命先辈学习,不怕牺牲、不畏艰险与磨砺,增强学生责任意识和抗挫折能力;在历史学科中,通过讲解近代中国遭受列强侵略的历史,让学生明白国家主权安全的重要性;在地理课上,介绍我国的边疆地理环境,强化国土安全意识; 在信息、网络等课程中,融入网络安全知识内容,如防范网信息泄露、拒绝网络翻墙等。四是针对新老生、男女生、社会热点问题、突发安全事件等开展定向、靶向性教育, 根据不同情况、不同时期学生安全兴趣和安全需求做回应,有效结合社会的现实安全需要与学生个性安全需求,适时教育、区别教育、差异教育、精准教育。 五是加强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提升师资队伍整体素质,进而提升安全教育质量。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引导广大教师以王大珩、成仿吾等“大先生”为榜样,涵养高尚师德师风,履行好立德树人、教书育人光荣使命,坚守新时代高校教师的“十项准则”,做到“四个相统一”,发挥好“四个引路人”作用,争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师”[1]。 六是建立健全安全教育长效机制,站在“普及安全知识、培育安全文化、构建育人生态”的高度,从安全价值、安全伦理、安全认同、安全意愿、安全意识、安全知识与安全技能等方面,扎实深入推进安全宣教进校园,坚持把安全须知发放在新生入学前,把常规安全内容贯穿到大学四年的学习生活中,把实验室等安全教育巩固到研究生教育阶段;切实增强师生安全能力与防范水平,营造了良好的校园安全氛围。 七是建立生命安全教育基地,对学生进行遭遇危及生命安全的事故、事件时所必需的应急能力、自救技能和预防此类事故事件发生的安全知识教育, 促进自身生理、心理健康发育、成长和维持健康状态的健康教育, 以及珍视生命、爱护生命、尊重生命的生命安全意识教育, 并结合日常课堂教育,在无形中灌输生命至上、珍视生命的观念。 案例警示教育相对其他教育形式更加直观,对人的视觉和心理冲击更大,产生的效果更加直接。能起到以案为鉴、以案示警、以案促改的作用,让学生置身事内、设身处地的思考, 激发兴趣,引发共鸣,很多青少年学生了解到警示案例中的严重结果后和惨状后就打消了轻生等极端行为的念头, 或者通过运动、大哭、喝酒、与人倾诉、心理咨询等其他方式作为情绪宣泄的突破口,进而有效遏制青少年学生极端行为。 八是做好家校协同育人。做到“教育一个学生、影响一个家庭、辐射整个社会”。通过电话、给父母的一封信、微信、QQ 等方式,定期将学生在校学习生活情况向学生家长反馈,使家长和学校互通信息,及时掌握学生状况,共同努力促进学生成长。 让学生家长了解人身伤害事件的类型、表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公共管理100现形式、防范应对措施等知识, 使家长了解学生在校的安全隐患类型,发挥家庭教育的重要作用, 引导家长用尊重、理解、商量的方式与子女进行情感沟通, 与子女共同成长,让子女愿意跟父母交心,遇到困难时会寻求父母的帮助,使安全知识作为父母与子女日常交流的主要内容。 九是持续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积极向上、和谐美好的校园文化氛围。 学校充分通过第二课堂和社团开展丰富校园文化活动,建立学生互助机制,鼓励学生互相关爱、互相帮助,同时丰富学生头脑,抢占学生容易发案的闲暇时间,从而减少校园极端行为事件的发生。(二)构建预防预警体系,下好防范先手棋在突发极端事件的预防预警方面, 学校始终坚持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的原则,宁可十防九空, 不可失防万一,宁可向前一步形成职责重叠,不可退后一步,造成责任空隙,层层织密安全网,强化落实防范举措。 一是关注心理健康预警,加强心理干预,采取统一和志愿原则结合开展心理测评。 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定期在全校范围分阶段对各年级所有学生开展心理测评,同时接待学生日常的测评和咨询,全面了解学生的心理状况,及时发现潜在危险苗头。 针对心理问题严重的学生,通过辅导员、心理咨询中心人员等加强多级心理干预,同时与家长进行沟通联络,必要时进行就医处理。 二是建立学生信息库,信息库包含全员学生、特殊群体学生,利用数据库收集学生真实信息进行大数据分析,形成不同人群分类信息库,为学生心理安全等工作提供有效支撑。 三是多方面收集潜在安全信息。加强网络平台监督,大学生极端伤害事件的发生第一时间可能在校园贴吧、论坛、微博、班级 QQ 群、微信群等虚拟网络发现端倪。 四是发挥辅导员、班主任、授课教师、宿舍管理员等作用,对于经常迟到、逃课、旷课、经常晚归、未归、酗酒等学生重点关注及时知班主任辅导员和学校学生处进行约谈、干预,查明隐情[2]。 五是加强信息员队伍建设,在师生中物建秘密力量,做好情报信息的搜集整理,研判重大关问题并及时予以解决。畅通信息来源渠道。通过设置意见建议、诉求信箱和电话等方式拓宽矛盾纠纷排查渠道,及时掌握师生合理诉求,及时合理合法合规的予以解决,防止矛盾纠纷进一步激化、演变、酿成恶果。 六是提升安全工作智能化水平,在学生管理各个环节运用安全物联网监控、监测系统,加强安全管理平台升级并轨。 应用人脸识别、可疑行为抓拍报警、高清视频监控等技术,加强安全监测预警信息化建设,依靠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生成数据为防范苗头与倾向性问题提供有效借鉴。 七是持续加强校园安全隐患排产查整治。加强校园安全基础设施排查,及时加强防坠楼设施建设,做好防范轻生坠楼等举措; 加强学生公寓检查力度,重点加强管制刀具、易燃易爆物品、毒麻药品等管制,持刀伤人、自杀等案件;做好校园湖边、水域巡逻巡查,防范溺水自杀等案件;昼夜持续加强其它案件易发现场、部位的巡逻巡查和安全监管,落实区域安全管理责人,有效防范极端行为造成恶果。(三)构建应急处置体系,确保事件处置到位应急预防可以合理降低突发事件发生的几率,但难以完全制止,学校根据实际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构建好应急处置机制。 一是建立健全安全组织机构。学校党政负责人为处置突发事件的第一责任人,宣传、学工、保卫、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公共管理101校医院等相关职能部门为小组成员单位,选拔学生代表共同建立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组织。 完善应急预案,明确各部门职责任务,强化现场救援协调能力,形成合力做好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 二是拟定应对方案并做好演练。根据不同的事件类型、发生原因、发生的特点、防范和处理措施等拟定切实可行的应对方案,要熟悉掌握原则、方法、明确责任、清楚流程; 对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安全事件,组织学生分别做好模拟演练,有效提升师生应急能力、自救互救能力,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同时有效提高学校在突发事件中的指挥、协调、实战能力,对演练中发现的问题采取措施弥补,维护校园稳定。 三是收集整理相关信息为处置突发事件提供依据。组织收集和整理、分析各种有关信息,评估突发事件的各种风险、危机的紧急状态情况,界定突发事件的范围和性质,制定相应对策。 同时第一时间将重点信息迅速传达给相应应急处置小组、成员单位和相关责任部门,协同配合、处置、控制突发事件。 四是加强与上级部门的联防联动。与公安、国安、市场、街道、社区等部门建立协调联防联动机制,形成突发事件应对处置的合力,进一步提高指挥调度能力水平和快速反应,强化处置应对效果,把事发损失降到最小。(四)构建补救调试体系,有效降低负面效应学校为了更好的减少突发事件带来的损失,降低社会影响,更快的恢复学校教学科研秩序,积极构建补救调试机制。 一是建立事后评估机制。对突发事件造成的各类损失进行评估,动员有关人力、资源进行补救。 对事故原因进行深度剖析、总结,重大事件邀请校内外专家库人员共同进行研究,制定有效的预防、防范措施,避免同类危害再次发生。 坚持一事一案,根据不同事件危害程度,制定相应的善后工作计划,保证能够妥善救助、安置、慰问、心里平复,合理、妥善、有效、高效解决由于突发事件引发和衍生的矛盾纠纷。二是建立心理健康应对机制。成立干预心理危机工作领导小组,主动去关心突发事件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加强心理咨询中心、心理干预调控室建设和 24 小时心理援助热线畅通,保证随时能够进行应急心理援助, 避免学生在紧急突发事件发生后心理健康受到影响, 特别是当有学生轻生后,学校的专业心理咨询人员第一时间深入到事发地,如教学楼、宿舍等部位, 对“密接人、密切人”进行哀伤心理辅导,防止轻生后“心理感染”层层传导,出现“蝴蝶效应”。 三是建立和完善舆情正向引导机制。事发后,学校应积极应对,按照制定的网络舆情信息发布机制,明确突发事件爆发的原因、过程、处理结果,利用官方报刊、微信、微博等媒体对突发事件及时进行跟踪报道,还原事件真相,消除公众误解,正确引导舆论方向 , 同时对校园舆论及网络进行实时监控,制止各类不良信息或不实言论传播[3]。三、结语不言而喻,青少年学生轻生等极端行为,对社会、家庭和学校产生的破坏力都是巨大的,它关系着家庭幸福、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构建“警示教育、预防预警、应急处置、补救调试”四个体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公共管理102系防范处置大学生极端行为是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迫切要求,是对教育系统全面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现实检验,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现实意义。由于个人水平有限和时间等问题,笔者仅总结了“构建四个体系”用以完善处置应对青少年极端行为,如有不足,请各位专业人士谅解。同时,恳请更多有识有志之士,积极关注青少年安全问题,建言献策,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和社会和谐稳定贡献力量。参考文献[1] 杜彬恒.逻辑、框架、路径—高校如何把师德师风作为教师评价第一标准[J]现代教育管理,2021,14(3):56-61[2] 柏华明.边疆民族地区高校学生校园人身伤害事件防范与对策研究——以文山学院为例[J]现代教育管理,2020,19(23):235-237.[3] 刘月梅.融媒体时代高校网络舆情引导模式研究[J]全媒视角,2024,09(9):53-58.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公共管理103四渡赤水战役中红军与地方群众互动模式及对当代基层治理借鉴意义的调查研究袁雪容【内容提要】本报告通过参阅各类文献,问卷调查,入户访谈等多种方式,采用跨学科混合研究设计:基于文献研究法梳理战役档案与地方志,通过案例分析法还原红军借粮券、方言情报网等互动场景,结合问卷调查法量化当代社区治理中的参与缺口,构建“历史 -现实”双维度对比模型。当代治理因单向政策输出与长效激励缺失,导致群众主动参与率远低于历史案例。据此,笔者提出“红色治理基因”理论框架,将军事史纳入政治学治理研究范畴,揭示应急性协作转化为制度性信任的路径。实践层面设计“积分制公共服务”“数字化红色网格”等工具包,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供可操作方案。 【关 键 词】四渡赤水战役;军民互动模式;基层治理;红色基因;政策创新【作者简介】袁雪容(2003-),女,贵州遵义人,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文化产业管理专业 2023级本科生(上海 201600)。一、引言四渡赤水战役这一毛泽东的“得意之笔”,不仅仅对中国革命胜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当中红军与地方群众互动模式对当代基层治理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代基层治理面临群众参与不足、信任机制薄弱等挑战,而历史实践中红军与群众的深度协作模式尚未被系统转化为治理资源。本研究以四渡赤水战役为案例,探究战时军民互动模式的核心机制,回答“如何通过历史经验重构基层治理的信任 -协作框架”这一核心问题二、研究背景及意义(一)历史背景1.四渡赤水战役的战略地位与历史特殊性在长征史上,四渡赤水战役以其独有的魅力,吸引着人们,它是我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范例。从军事与政治双重属性的角度来看,战役不仅是军事机动战,更是红军在西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公共管理104南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群众基础的实践场域,涉及汉、苗、彝等多民族协作。在国民党军队严密的经济封锁与军事围剿之下,红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尤其是在物资供应方面,陷入了极度匮乏的困境。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极端环境下,红军展现出了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严明的纪律性,通过一系列创新性的举措,成功构建了与传统军阀截然不同的差异化动员模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约束,是红军赢得民心、树立良好形象的关键所在。这些举措不仅体现了红军对民众疾苦的深切关怀,也彰显了红军作为人民军队的本质属性。2.红军群众互动模式的独特性资源整合机制是红军群众互动模式中最显著的特点,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物质层面:以赤水县土城镇现存文物“红军借谷证”为例,红军在需要借粮时,会向当地群众发行借粮券。在一些情况下,借粮券还可以作为缴纳农业税或其他费用的凭证。人力层面:主要体现在动员当地向导,以习水县青杠坡战役中苗族猎户提供密道情报为例,猎户们带领红军小分队穿越敌人封锁从而确保红军的顺利转移。建立起“军民情报网”以突破地理信息壁垒;文化嵌入策略:采用“打富济贫”“红军是干人(穷人)队伍”等方言口号,结合贵州民间山歌形式传播革命理念,降低意识形态传播阻力;尊重少数民族习俗,譬如在彝族聚居区遵守“喝血酒结盟”传统仪式,快速建立政治互信。(二)现实意义1.当代基层治理的需求2023 年 5 月 26 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了《城市社区蓝皮书:中国城市社区建设与发展报告(2022)》,据报告内容可得,城市化是人类发展到近现代工业化之后的必然进程,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此背景下,社区,尤其是住宅小区,作为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基石,日益凸显其作为党和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实施社会治理等功能的微观载体作用。凸显了居住社区在居民生活中的核心地位,进一步强化了社区作为社会结构基本单元的重要性。2.历史经验的当代转化潜力四渡赤水时期形成的“即时反馈—利益共享—情感联结”三角模型展现出显著效力,各部分总结如下:即时反馈:确保信息快速收集与决策灵活调整,赋予行动主动权。利益共享:强化集体凝聚力,促进各方积极参与,形成共赢局面。情感联结:加深情感纽带与认同感,增强集体归属与执行力。综上可为破解“政策悬浮”提供历史参照。 以及战时“扁平化动员网络”核心特点如下:直接对接:为快速、有效地动员资源,红军连队直接与村寨长老等地方关键人物进行对接,减少中间层级从而提高动员效率。信息流通:扁平化的网络结构确保信息的流通准时性和传递准确性,上级命令能迅速传达至基层,基层反馈同样能及时上传。协同合作:通过直接对接,不同层级和部门之间形成紧密的协同合作关系以共同应对战争挑战。综上对优化当前“社区—网格—楼栋”层级结构具有启示意义。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公共管理105(三)研究价值 1.理论维度为填补军民关系研究的交叉空白,突破传统军事史研究侧重战役过程的局限,引入政治社会学“国家—社会”互动视角,揭示非常态环境下治理逻辑的生成机制。构建“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解释红军群众政策如何通过路径依赖影响当代党群关系,如“军民鱼水情”的比喻,较早见于抗日战争时期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流行的一支小调。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八路军和老百姓之间形成了紧密的互助关系。八路军在老百姓的掩护下,拔据点、破铁路、歼凶顽,来去自如;而老百姓则积极支持八路军,夯基层、保供应、搞动员、抓策反。这种关系被形象地比喻为“鱼水情深”,即“八路军好比一条鱼,老百姓就是河里的水,鱼在水中游来游去,离水的鱼儿焉能活”。2.实践维度“借粮券”作为一种历史信用体系,曾在特定时期有效促进了社区内部的资源调配与互助合作。借鉴这一历史智慧,笔者提出将“借粮券”信用体系转化为现代社区的“时间银行”互助模式。该模式旨在通过可量化的服务积分,鼓励社区成员相互提供帮助,从而增强群众参与的可持续性和社区的凝聚力。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方言众多且差异显著,政策传播往往面临沟通障碍。借鉴战时方言情报网的“在地化沟通”经验,设计出基于方言语音识别的政务 APP,以提升政策传播的效能。三、文献综述(一)红军群众关系研究1.战时军民协作的宏观研究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中指出,红军通过土地革命政策(如《井冈山土地法》)重构农村权力关系,形成“利益绑定型”群众动员基础。[1]黄道炫基于中央苏区档案分析,提出“符号化动员”理论,认为红军通过红色歌谣、标语壁画(如“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构建革命话语的日常渗透。[2]李金铮在《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中,以华北根据地为例,揭示红军通过“诉苦会”“算账运动”等情感仪式激活底层群众的阶级意识。[3]2.四渡赤水战役的微观研究根据《赤水县志》(1990)记载,1935 年,红军长征途经土城镇,发动了著名的青杠坡战斗,并在此四渡赤水,摆脱了敌军的围追堵截。而后红军在土城镇发放借粮券 127 张,战后 1952 年人民政府兑现率达 89%,成为军民信用体系的实证。军事史学者刘统在《长征》中分析,赤水河流域多山地形迫使红军依赖本地向导,形成“以空间换时间”的军民协作网络。本地向导熟悉地形和地理环境,能够帮助红军选择合适的行军路线和渡河点,从而在复杂的地形中灵活机动;[4]美国学者本杰明·扬在其著作《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中的中国共产党》中从环境史角度提出,红军在赤水河战役中的渡河决策与当地渔民的水文知识密切相关。这种“革命理想主义”与“政治现实主义”的结合,使得红军能够在复杂的自然环境中取得战略主动。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公共管理106(二)当代基层治理研究1.主流治理模式的局限性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理论指出,基层政府过度依赖“压力型体制”导致群众参与形式化。他指出,行政发包制是一种介于“理性科层制”和“市场外包制”之间的混合组织形式。在这种体制下,上级政府(发包方)拥有正式权威和剩余控制权,而具体的执行权和自由裁量权则交给下级政府(承包方),导致基层政府在执行任务时更倾向于短期目标和表面化的成果,而非长期的、可持续的治理效果。田先红基于珠三角案例研究发现,网格化管理虽提升效率,但加剧了“治理内卷化”,群众被简化为数据节点而非能动主体。基层干部更多地成为行政体制机器上的“螺丝钉”,主观能动性大大降低。景跃进提出“双轨治理”概念,认为党组织嵌入与社区自治存在张力,部分地区出现“组织空转”,导致群众的参与感和获得感不足。另外,网格化管理与社区自治之间存在“脱嵌”问题,为了缓解党组织嵌入与社区自治之间的张力,钞瑾在《嵌入性党建:党建引领构建城市社区治理实践新机制》提出了“嵌入式党建”的解决方案,通过精准动员,党组织可以与社区自治力量实现“双向嵌入”,从而推动社区治理的良性互动。贺雪峰在《治村》中警示,过度行政化的党建可能削弱乡村社会内生动力,重现“运动式治理”弊端。他指出,随着国家资源下乡,村级治理的规范化和行政化趋势明显增强。这种模式虽然短期内可以取得一定成效,但从长期发展的角度而言,极大地削弱了农民的参与感。2.历史经验借鉴的学术尝试萧公权在《中国乡村》中探讨了 19 世纪清王朝在中国乡村的控制体系,包括理论基础、措施和效果。他指出,清代的乡村控制体系是断裂的,并非无缝连接,不同群体对控制体系的诉求并不相同。[5]曹锦清基于 1996 年在河南地区进行的田野调查所撰写的著作《黄河边的中国》主要聚焦于中原乡村社会的转型问题。该研究方法本身即体现了对传统研究路径的继承和发扬。[6](三)研究缺口与创新突破1.现有研究的不足静态描述与动态机制割裂感强烈,既有研究多聚焦制度文本(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或宏观政策,忽视战时应急状态下军民互动的动态调适过程。对互动主体的多样性关注不足。 历史与现实对话薄弱,当前基层治理研究偏重西方理论引介(如新公共管理、多中心治理),未能充分挖掘本土历史经验的理论价值。2.本研究的创新定位方法论突破:通过挖掘战役日记,如《抗日战争史料丛编》、地方文献,如《赤水县志》、口述史等非传统史料,结合历史社会学对因果机制的深度解析,重构“微观互动场景—宏观制度变迁”的因果链条。进而,再选择突破传统案例研究的静态分析,引入时间序列对比,长征时期与抗战时期动员策略的差异和空间异质性比较;理论贡献:提出“危机—常态”治理连续性理论,以战时“借粮券信用体系”为例,分析其如何通过契约信任机制演化为当代“社区时间银行”。研究发现,危机中的非正式规则通过政府认证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公共管理107和积分兑换的功能扩展逐步嵌入常态治理结构,形成“危机孵化—制度吸纳—常态固化”的三阶段路径。四、研究方法(一)定性研究 1.历史文献分析法核心档案:中央档案馆《红军长征在贵州》、贵州省档案馆《四渡赤水战役专题档案》。地方文献:赤水市、习水县、古蔺县等地县志(1990-2020 年修订版),重点提取“社会志”中军民互动事件记录。 第三方验证:对比国民党方面文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处理剿匪省份政治工作报告》,交叉验证红军群众支援数据的真实性。 2.口述史访谈受访者选择:赤水河流域三代以上定居家庭,含苗族、汉族、彝族后代,年龄 60 岁以上优先。伦理规范:签署知情同意书,匿名化处理敏感信息(如祖辈曾为国民党服役者)。 记忆交叉验证:通过家族族谱、地契等实物证据校正口述内容偏差。 3. 田野调查地理空间还原,关键节点考察:赤水河等战役遗址,使用 GPS 定位与历史地图叠加,分析地形坡度(GIS 坡度分析)对群众支援路径的影响。物质遗存采集:拍摄红军标语、借粮券实物结合碳十四测年技术验证文物年代。 (二)当代治理对比分析问卷设计与数据采集:表 1 受访者基本信息分布(n=140)变量 类别 频数(n) 百分比(%)年龄 18-25 岁 35 25.0026-35 岁 52 37.1436-50 岁 42 30.0051-65 岁 10 7.1466 岁及以上 1 0.71职业 普通群众 37 26.43基层干部 13 9.29企业职工 39 27.86学生 / 教师 31 22.14居住地 城市社区 85 60.71乡镇 31 22.14农村 24 17.14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公共管理108据表 1 数据显示,受访者特征的年龄分布以中青年为主(26-50 岁占比 67.14%),反映问卷覆盖核心劳动力群体。基于分层随机抽样原则,覆盖城市社区(60.71%)、乡镇(22.14%)、农村(17.14%)三类居住地。 表 2 红军动员群众的主要方式动员方式(多选) 选择频数(n) 占总样本比(%)政治宣传 96 68.57组织群众参与 94 67.14保护群众安全 87 62.14经济支持 80 57.14文化融入 54 38.57据表 2 数据显示,动员方式政治宣传(68.57%)和组织群众参与(67.14%)是核心策略,也是群众认知最深的动员方式,体现了红军“宣传 +行动”的双轨模式。表 3 群众积极支持红军的关键原因关键原因(多选) 选择频数(n) 占总样本比(%)认同革命目标 85 60.71红军纪律严明,不扰民 105 75.00实际利益保障 82 58.57情感共鸣 84 60.00据表 3 数据显示,高达 75% 受访者选择“红军纪律严明,不扰民”,及 60.71% 认同革命目标,说明纪律性与理想认同是军民互动的关键。表 4 评价红军群众工作的核心策略(n=140)核心策略 选择频数(n) 占总样本比(%) 以群众利益为中心 69 49.29 灵活性与原则性结合 54 38.57 高效的动员组织能力 17 12.14据表 4 数据显示,近一半的受访者评价红军关于群众工作的核心策略为以群众利益为中心。表 5 当前基层治理短板短板类型(多选) 选择频数(n) 占总样本比(%)群众诉求反馈不畅 94 67.14资源分配不均 76 54.29干部脱离群众 82 58.57政策执行僵化 68 48.57据表 5 数据显示,五六成的受访者认为当前基层治理短板包括诉求反馈不畅和干部脱离群众,凸显了干群沟通机制尚待完善。核心指标: 群众参与度:通过单选题“当前基层治理群众参与度”量化(“非常高”24.29%,“较高”40%)。 信任机制:结合多选题“当前基层治理短板”(67.14% 认为“群众诉求反馈不畅”)与单选题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公共管理109“信任修复建议”(45.71% 选择“完善利益共享机制”)。 数据清洗:剔除无效回答(如开放题空白率 >80% 的样本),最终保留有效数据 140 份。 对多选题(如“可借鉴的历史经验”)进行因子分析,提取“情感纽带”“政策透明”“民生解决”三大公因子。 (三)跨学科研究框架1.理论工具整合 政治学:奥斯特罗姆“多中心治理”理论解释红军与群众自发协作的可持续性。为后续的革命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历史学:微观史学派“情境重构法”还原个体行动者的决策逻辑。社会学:社会网络分析(UCINET 软件)绘制红军—群众—地方精英的三方关系拓扑图。 2.分析模型构建双时序对比模型:历史时序轴:梳理 1935 年战役期间群众互动的“事件链”,包括渡河前 3 天集中征粮。 现实时序轴:跟踪 2023 年某社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的群众参与动态。 对比维度:响应速度(红军 24 小时反馈 vs 社区 7 工作日答复)、动员范围。 (四)问卷数据整合与调整问卷结构化分析: 历史认知验证:根据多选题“红军动员群众的主要方式”(政治宣传 68.57%、经济支持57.14%)验证文献中“利益 -情感双驱动”假设。 现实短板映射:将多选题“当前基层治理短板”(政策执行僵化 48.57%、干部脱离群众58.57%)转化为量化指标,用于 SEM 模型中的中介变量。 文本挖掘:对开放题“印象深刻的军民互动案例”进行词频分析(如“借粮券”“向导”高频出现),提炼关键叙事框架。 案例补充:选取典型回答作为田野调查的验证案例。 五、讨论与建议(一)历史经验的当代转化路径 1.双向沟通机制的场景化重构红军通过夜校向群众解释政策,当代可开发“社区议事直播间”,邀请基层干部与居民实时对话,结合弹幕互动捕捉民意焦点。 建立“方言政务 AI 助手”,基于赤水战役中苗族向导使用方言传递情报的经验,在少数民族地区部署支持彝语、苗语的智能语音系统,降低政策理解门槛。 2.利益共同体构建的信用体系升级 从“借粮券”到“时间银行”,量化历史经验:战役期间红军借粮券兑现率较高,证明短期信用承诺对长期信任积累的有效性。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公共管理110设计“社区服务积分通证”: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纠纷调解等可累积积分,兑换公共服务优先权,并引入区块链技术确保积分透明不可篡改。土地再分配逻辑的现代转化:将“打土豪分田地”转化为“资源再分配协商机制”。(二)治理策略优化建议1.情感治理的仪式化设计“红色记忆”的日常嵌入:在社区公共空间设置“四渡赤水叙事墙”,以 AR 技术还原红军向群众借粮场景,居民扫码可触发虚拟问答,强化历史参与感。推广“治理同盟誓约”仪式:新任社区干部与居民代表参照彝族“喝血酒”传统,共同签署包含具体责任条款的电子誓约,并上传至政务链存证。2.应急响应机制的敏捷化改造 “赤水式”灵活动员网络: 以战役中“连队—村寨—家庭”三级动员为蓝本,构建“社区—网格—楼栋长—居民志愿者”应急协作链,赋予楼栋长战时物资调配权,快速调动资源并实现高效协同。开发“平战结合”数字平台:日常用于收集居民技能信息,战时自动生成应急小组。(三)政策启示与制度设计 1.基层考核体系的信任导向改革 “红军承诺兑现率”指标的现代应用:将历史案例中 89% 的借粮券兑现率设定为基准值,要求基层政府对群众承诺事项的履约率不得低于 80%,未达标者扣减年度绩效。引入“信任修复基金”:从政府预算中划拨专项资金,用于补偿因政策失信造成的群众损失。2.技术赋能的治理工具箱开发 “红色基因”数字化产品矩阵:情报网升级版:整合 12345 热线、社区 App、智能监控数据,构建“群众诉求预测模型”,通过自然语言处理识别潜在矛盾。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在社区治理中已被广泛应用。综上,该模型对于有效提升社区治理的智能化水平,提前发现并解决潜在矛盾有着重大的意义。虚拟红色指导员:基于林彪、聂荣臻等将领的战役决策数据,训练 AI 生成基层治理建议,嵌入干部培训系统。 3.制度创新的法律保障 推动《基层群众自治法》修订,增设“历史治理资源转化”专章:明确红色文化资源在社区规划中的法定配置比例。规定重大民生决策前必须进行“历史可行性论证”,评估传统智慧的应用潜力。六、结语本研究以四渡赤水战役为切入点,通过历史文献分析、口述史访谈与田野调查,系统还原了红军与群众互动中的“即时反馈—利益绑定—情感共鸣”三角动员模型。研究发现,在极端战争环境下,红军一系列策略,成功构建了高度协作的军民关系网络。量化对比显示,当代基层治理的群众参与率显著低于历史案例,凸显了单向政策输出与长效激励缺失的现实困境。研究进一步通过跨学科分析,
三门管理科学 2025 年第 1 期——公共管理111提出“红色治理基因”理论框架,揭示了历史经验向现代治理转化的动态路径——从应急性协作到制度性信任的演化逻辑。参考文献[1]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 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3] 李金铮.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华北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权的形成与运作[M].北京:人民出版社.[4] 刘统.长征[M].北京: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5] 萧公权.中国乡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6] 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M].北京:东方出版社, 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