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博张秀敏 罗坤明（以姓氏笔画为序）王天博 尹克寒 杜 瑾张秀敏 陈 玉 罗坤明郑 赟 种梦卓 秦浦红黄东升 董 德陈伟明王天博罗坤明 董 德三門文化藝術評論AMOY-OUEMOY-MACAO LITERATURE AND ART REVIEW主 任：副 主 任：委 员：顾 问：主 编：副 主 编：编辑委员会2026 年第二期 （总第 8 期）

三门出版社是一家专业出版社，以出版高品位文化图书为主，包括有图书、期刊、杂志等出版物。 图书涵盖：学术专著、科技专著、文学作品、个人传记、企业文化等。 期刊涵盖：文艺评论、管理科学、教育研究等。 三门出版社依托澳门开放的人文传统、多元的市场氛围，兼顾通俗性读物，不断发掘文化题材，为读者提供优秀的原创图书与文化读物，力求成为深受全球华人喜爱和信赖的国际化出版集团，让客户“好读书，好出书，出好书”。以独特视角和新意迈向全球华文市场。 同时三门出版社也奋力与时俱进，在数字时代中积极开拓新的业务板块，探索跨地域、跨媒体出版，力求以高品质、多元化的出版物，反映时代潮流和社会变迁，满足读者日益丰富的精神需求，促进全球华人社会的文化交流与发展。三 門 出 版 社“立足澳门，放眼世界”AMOY-QUEMOY-MACAO PUBLISHING HOUSE封面 /梁腾 作品梁腾博士，号乙园、半巽。首批作品搭载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进入中国空间站的艺术家。现供职温州大学，系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课题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收藏家协会碑帖委员会专家、孙其峰花鸟画研究会研究员、李可染画院青年画院画家、曾任中国文化报记者编辑。擅山水画、花鸟画和书法篆刻，首创以塔画系列绘就“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

目 录2026 年第 2 期文化产业人文经济学视域下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的转型路径研究 /王天博数字时代赣南木雕的文化活化与产业转化路径研究 /罗坤明 文学研究喜剧与积极犬儒主义——电影《戏台》中的声音战争、政治包装与文化挪用 /郭鹏宋代诗词中的“香篆”书写与生命意识 /邓相悦生存困厄到个体意识的追寻——《过江隧道》女性经验的重构 /张萌文化传播国产神话系列动画电影的文化记忆激活与认同建构路径研究 /邓添天高校融媒体视域下校园文化传播创新路径研究 /王睿AI 观赛时代体育赛事传播的审美转向与实践反思 /李亦凡流行音乐SLS 练声法在初中音乐课堂上的应用 /董德 韩卓航三門文化藝術評論 51829374652617283

Cultural IndustriesResearch on the Transformation Pat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acau as a World Centre of Tour-ism and Leis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 WANG Tianbo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athways of Gannan Woodcarving in the Digital Era / LUO KunmingLiterary StudiesComedy and Positive Cynicism: Sound Wars, Political Packaging, and Cultural Appropriation in the Film The Stage / GUO PengIncense Seal Writing and Life Consciousness in Song Dynasty Poetry and Ci Poetry / DENG XiangyueFrom Existential Predicament to the Pursuit of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The Recon-struction of Female Experience in Cross-River Tunnel / ZHANG Meng Cultural CommunicationResearch on the Activation of Cultural Mem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in Domestic Mythological Animated Film Series / DENG TiantianResearch on Innovative Pathways for Campus Culture Commun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iversity Integrated Media / WANG RuiThe Aesthetic Turn and Practical Reflection on Sports Event Communication in the Era of AI-Assisted Spectatorship / LI YifanPop MusicThe Application of the SLS Vocal Training Method in Junior High School Music Classrooms / DONG De, HAN ZhuohangCONTENTSAMOY-QUEMOY-MACAO LITERATURE AND ART REVIEW6/2026 NO.251829374661527283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化产业5人文经济学视域下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的转型路径研究王天博【内容提要】在国家持续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以及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的背景下，澳门正面临由传统旅游城市向现代国际旅游都市转型的重要历史机遇。文章基于人文经济学与文化生态学理论视角，系统分析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的时代背景、发展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认为，澳门未来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不应局限于博彩旅游产业，而应建立在文化价值创造、国际交流合作以及国家战略服务能力基础之上。面对全球旅游产业由资源竞争向文化竞争、由观光消费向体验消费转型的发展趋势，澳门需要实现发展理念转变，从博彩经济逻辑走向人文经济逻辑，从城市经营走向文化经营，从本地市场思维走向国家战略思维。在实践层面，应充分发挥澳门中西文化交汇、多元文化共生以及国际交流平台优势，打造中华文化国际传播重要窗口，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旅游枢纽城市，推动演艺经济与会展经济协同发展，培育国际青年交流与文化创新平台。文章进一步指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不仅是产业转型工程，更是文化重塑工程和城市文明升级工程。未来澳门应坚持中华文化主体性与国际化发展相统一，在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文明交流互鉴过程中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逐步成长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旅游都市。【关 键 词】澳门研究；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人文经济学；文化生态学；旅游都市【Abstract】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develop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engqin Guangdong-Macao Deep Cooperation Zone, and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building Macao into a World Centre of Tourism and Leisure, Macao is facing a significant historical opportunity to transform from a traditional tourism city into a modern international tourism metropolis. Drawing upon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and Cultural Ecolog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developmental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acao as a World Centre of Tourism and Leisure. The study argues that Macao’s future competitiveness should not be confined to the gaming and tourism industry but should be grounded in cultural value creation,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and its capacity to serve national strategic objectives. In response to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tourism from resource-based competition to cultural competition and from sightseeing consumption to experiential consumption, Macao needs to shift its development paradigm from a gaming-oriented economic logic to a humanistic economic logic, from urban management to cultural governance, and from a local market perspective to a national strategic perspective. In practice, Macao should fully utilize its unique advantages as a crossroad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a multicultural community, and an international exchange platform. Efforts should focus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化产业6on building an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platform for promoting Chinese culture, developing a tourism hub with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foster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performing arts and convention-exhibition industries, and cultivating international youth exchange and cultural innovation platforms. The paper further contend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a World Centre of Tourism and Leisure is not merely a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oject but also a process of cultural renewal and urban civilization upgrading. In the future, Macao should uphold the central role of Chinese culture while embrac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rough serving China’s high-level opening-up strategy and promoting intercultural dialogue, thereby gradually evolving into a globally influential tourism metropolis.【Keywords】Macao Studies; World Centre of Tourism and Leisure; Humanistic Economics; Cultural Ecology; Tourism Metropolis【作者简介】王天博，文化产业研究博士，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教师（浙江 杭州 311231），研究方向：文化产业、文化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一、引言澳门回归祖国二十余年来，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和“一国两制”方针的成功实践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作为我国唯一以博彩旅游业为支柱产业的城市，澳门依托独特的历史背景、制度优势和国际联系，逐步成长为世界知名旅游城市和国际休闲旅游目的地。尤其是《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实施以来，内地与澳门之间人员、资金和信息流动持续加强，为澳门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根据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公布的数据，回归以来澳门本地生产总值、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旅游接待规模均实现大幅增长，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澳门的发展实践不仅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重要体现，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然而，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和国家发展战略持续推进的背景下，澳门发展也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长期以来，以博彩旅游业为核心的发展模式为澳门创造了巨大经济效益，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产业结构相对单一的发展特征。特别是在全球旅游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数字经济快速崛起以及国际消费需求不断变化的背景下，传统依赖博彩消费和短期旅游消费的发展模式面临新的挑战。新冠疫情期间澳门经济所经历的阶段性波动，更加凸显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现实必要性。如何在保持原有优势基础上实现产业升级，如何将国际旅游城市建设与国家发展战略有机结合，如何从区域旅游目的地成长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已经成为澳门未来发展必须回答的重要命题。事实上，中央对于澳门的发展定位早已超越单纯经济增长层面，而是赋予其更加丰富和深远的战略使命。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再到国家“十四五”规划，中央始终明确支持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以及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特别是“世界旅游休闲中心”这一定位，不仅意味着澳门需要继续提升旅游产业发展水平，更意味着澳门需要从城市功能、文化传播、国际交流和区域协同等多个层面实现全面升级。从这个意义上说，澳门未来的发展方向已经不仅仅是建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化产业7设一个吸引游客消费的旅游城市，而是建设一个能够展示中国形象、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国际交流的重要国际平台。在这一背景下，人文经济学逐渐成为理解澳门未来发展的重要理论视角。近年来，人文经济学在我国学术界和政策实践领域受到广泛关注，其核心观点强调文化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附属资源，更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与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关注资本、技术和市场不同，人文经济学更加重视文化价值、社会认同和精神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江苏苏州、浙江杭州等地的发展实践表明，当文化资源与现代产业深度融合时，不仅能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空间，也能够提升城市品质和社会凝聚力。从这一理论出发，澳门未来的发展不应简单理解为旅游产业规模扩张，而应更加关注文化资源、历史资源和国际资源的价值转化。澳门最具独特性的竞争优势，不仅在于博彩产业和旅游设施，更在于其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窗口、海上丝绸之路节点以及“一国两制”实践高地所积累的独特文化资本。与此同时，文化生态学理论也为理解澳门发展转型提供了重要分析框架。文化生态学强调文化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在特定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动态系统。不同文化要素之间通过交流、融合与互动形成相对稳定的文化生态结构。澳门正是一个典型的文化生态共同体。数百年来，中华文化、岭南文化、海洋文化、葡语文化以及现代国际都市文化在此交汇融合，共同塑造了澳门独特的城市气质。从世界文化遗产澳门历史城区，到妈阁庙、郑家大屋、岗顶剧院等文化地标；从中葡文化节庆活动到国际旅游节庆品牌，澳门始终展现出多元文化共生发展的鲜明特征。对于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而言，这种文化生态优势不仅是澳门区别于其他旅游城市的重要标识，也是未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资源基础。当前，全球旅游产业正经历从资源竞争向文化竞争、从景观消费向体验消费、从产品供给向价值供给的深刻转型。国际知名旅游都市的发展经验表明，真正具有持续竞争力的城市往往并非依靠单一产业优势，而是依靠独特文化魅力和城市精神吸引全球游客和人才。无论是巴黎的艺术气质、伦敦的文化积淀、新加坡的国际治理能力，还是迪拜的全球资源整合能力，其背后都体现出城市文化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的发展逻辑。对于澳门而言，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同样不能停留于旅游设施建设和游客数量增长层面，而应从更高层次思考城市定位和发展理念问题。澳门不仅需要面向游客，更需要面向国家发展大局；不仅需要服务本地经济，更需要承担文化交流和国际传播功能；不仅需要成为澳门居民生活的城市，更需要成为世界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因此，在新时代国家战略和全球旅游发展格局深刻变化的背景下，重新审视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澳门未来的发展关键不在于是否继续发展旅游业，而在于如何理解旅游业、如何发展旅游业以及如何通过旅游业实现更高层次的城市价值创造。从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生态学视角出发，澳门应进一步突破传统产业思维和区域思维局限，将自身发展置于国家发展战略和全球旅游竞争体系之中，以更加开放的国际视野和更加积极的责任意识推动发展理念转型。只有如此，澳门才能真正实现从区域旅游城市向世界旅游都市的跨越，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开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化产业8二、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的时代背景（一）中央赋予澳门的发展新定位澳门的发展从来不是孤立的地方发展议题，而始终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紧密相连。回归祖国以来，中央政府始终高度重视澳门发展，并根据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和澳门实际情况不断丰富澳门的发展定位。从早期支持澳门经济恢复和社会稳定，到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再到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门的发展方向始终体现国家战略需求与地方发展实际的有机统一。其中，“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定位的提出，是澳门发展战略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标志着澳门发展目标从区域经济增长逐步走向国家战略服务和国际功能提升的新阶段。从政策演进过程来看，中央对于澳门的定位具有明显的层次递进特征。“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逐渐构成澳门发展的总体框架。其中，“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强调澳门国际旅游功能建设，“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突出澳门的国际联通功能，“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则体现了澳门文化传播与文明交流的重要使命。这种定位安排意味着澳门未来的发展不仅要创造经济价值，更要创造文化价值、交流价值和战略价值。特别是在国家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澳门承担着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功能。旅游业的发展因此不应被简单理解为产业问题，而应被视为国家开放体系和国际传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的全面推进，也进一步拓展了澳门发展的空间边界。长期以来，土地资源有限始终是制约澳门发展的现实因素，而横琴合作区的建设则为澳门产业升级、人才流动和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载体。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中央支持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并不是希望澳门继续停留在传统旅游城市的发展阶段，而是希望澳门依托自身独特优势，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现代旅游都市和文化交流平台。因此，理解中央赋予澳门的新定位，本质上是理解澳门未来发展的历史使命。澳门不仅是澳门居民生活和发展的家园，也是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与文明交流的重要窗口，其发展视野和发展格局必须与这一战略定位相匹配。（二）全球旅游都市竞争格局的新变化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全球旅游产业发展逻辑发生深刻变化。过去较长时期内，旅游城市之间的竞争主要围绕自然资源、景观资源和基础设施展开，谁拥有更多著名景点和更完善接待设施，谁便能够吸引更多游客。然而随着全球旅游市场逐渐成熟，旅游消费需求不断升级，旅游产业竞争开始由资源竞争转向文化竞争，由景观消费转向体验消费，由数量增长转向质量提升。越来越多国际旅游都市的发展实践表明，真正决定城市竞争力的并非单一旅游资源，而是文化创造力、国际影响力和城市综合吸引力。以新加坡、迪拜、伦敦和巴黎等国际旅游都市为例，它们的发展模式虽然各不相同，但都体现出从传统旅游目的地向综合城市品牌转型的发展趋势。新加坡并不以自然资源见长，却通过国际会展、文化创意和城市治理塑造国际城市形象；迪拜依靠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国际化城市建设迅速崛起；巴黎则将艺术、时尚和历史文化转化为持续竞争优势；伦敦更通过文化机构、国际教育和创意产业形成全球影响力。这些城市的发展经验表明，现代旅游都市的核心竞争力越来越体现在文化影响力、国际传播力和城市品牌价值层面，而不仅仅体现在游客数量和旅游收入指标上。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化产业9对于澳门而言，这种国际竞争格局变化具有重要启示意义。长期以来，澳门旅游业主要依托博彩娱乐和短途旅游市场形成竞争优势，但随着国际旅游市场结构调整和区域旅游竞争加剧，传统优势正在面临新的挑战。尤其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加快建设背景下，香港、深圳、广州以及珠海等城市都在积极发展文化旅游和国际消费产业，区域旅游竞争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与此同时，国际游客对于旅游体验的需求也日益多元化，更加关注文化体验、城市生活、艺术活动和深度交流。因此，澳门未来的发展不能停留在“吸引游客来消费”的传统逻辑之中，而应逐步向“吸引世界来体验澳门、理解中国”转变。只有建立更加开放、更具文化深度和国际视野的发展理念，澳门才能在全球旅游都市竞争格局中形成新的比较优势。（三）澳门旅游产业发展的现实挑战客观来看，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已经具备良好基础，但也面临一些亟待破解的发展难题。从产业结构角度看，博彩旅游业长期占据澳门经济的重要地位，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提升居民收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产业高度集中也使经济发展对单一产业依赖程度较高，抗风险能力相对有限。近年来澳门积极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会展业、文化产业、现代金融业以及中医药产业等领域不断取得进展，但总体而言，多元产业体系尚处于培育阶段，产业结构优化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从旅游市场结构来看，澳门客源市场仍然以大中华地区游客为主体，国际客源占比与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目标之间尚存在一定差距。澳门拥有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国际化背景，但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国际品牌塑造以及国际旅游产品开发方面仍有进一步提升空间。特别是在全球旅游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仅依靠传统旅游产品已经难以满足国际游客不断变化的需求。如何增强国际市场吸引力，如何构建更加丰富和多元的旅游体验体系，已经成为澳门旅游产业升级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发展理念层面的转型需求。长期以来，澳门社会形成了较强的本地市场思维和区域发展思维，对于国际旅游都市建设所需要的全球视野和战略意识仍有进一步提升空间。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不仅意味着拥有更多酒店和游客，更意味着拥有国际资源配置能力、国际文化传播能力以及国际城市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澳门未来最大的挑战或许并非资源不足，而是如何实现发展观念转型。澳门需要更加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更加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加开放地面向国际社会配置资源和塑造品牌。只有实现从地方城市思维向国家平台思维、从区域市场思维向全球市场思维的转变，澳门才能真正完成由旅游城市向世界旅游都市的跨越，为未来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三、人文经济学视域下澳门旅游都市建设的新逻辑（一）从博彩经济逻辑走向人文经济逻辑澳门过去数十年的经济发展成就，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博彩旅游业快速发展的基础之上。作为全球知名博彩旅游目的地，澳门依托独特制度优势、开放市场环境以及庞大旅游客源市场，实现了经济规模快速增长和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博彩业的发展不仅带动酒店、餐饮、零售以及交通运输等相关产业繁荣，也成为澳门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这种模式在特定历史时期具有合理性和现实价值，为澳门现代化建设积累了重要物质基础。然而，当澳门迈向世界旅游休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化产业10闲中心建设新阶段时，单纯依赖博彩经济的发展逻辑已经难以支撑未来城市竞争力提升的战略需求。人文经济学的兴起，为澳门重新审视自身发展道路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近年来，人文经济学逐渐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研究的重要议题，其核心理念强调文化资源、精神价值和人的全面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与传统经济学更多关注资本、市场和生产要素不同，人文经济学更加重视文化对经济活动的塑造作用，强调文化既是发展的成果，也是发展的动力。旅游业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产业和体验产业，其竞争优势越来越取决于文化创造力和文化吸引力，而非单纯消费功能。对于澳门而言，未来发展不应继续局限于博彩消费逻辑，而应逐步转向文化价值创造逻辑，将城市发展建立在历史文化、国际交流和文明互鉴基础之上。事实上，澳门最宝贵的资源从来不仅是博彩业，而是其独特的文化身份和国际属性。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澳门长期承担中西文化交流桥梁功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历史城区、多元文化景观以及开放包容的社会氛围。这些资源恰恰是人文经济学视角下最具价值的发展资本。未来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应更加重视文化资源的系统开发和价值转化，将旅游发展目标从“吸引游客消费”逐步提升到“吸引世界感受文化、理解中国”。当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时，澳门的发展空间将不再局限于博彩市场，而能够延伸至文化传播、国际交流、创意产业和城市品牌建设等更广阔领域，实现由博彩经济向人文经济的战略跃升。（二）从城市经营走向文化经营在传统城市发展模式中，城市经营往往更多关注土地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和商业空间扩张，通过资源投入实现经济增长和城市规模扩大。这种模式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社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其局限性也逐渐显现。国际经验表明，真正具有持久竞争力的世界城市并非依靠物理空间规模取胜，而是依靠文化影响力和精神吸引力塑造独特城市品牌。纽约因文化创意产业而充满活力，巴黎因艺术与时尚而享誉全球，京都因传统文化而保持国际魅力。这些城市的发展经验共同说明，未来城市竞争的核心已经由资源竞争逐渐转向文化竞争。对于澳门而言，这种转变尤为重要。长期以来，澳门的发展重心更多集中于旅游接待能力建设和消费空间扩张，从大型综合度假区建设到商业综合体开发，都体现出典型的城市经营思维。然而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并不仅仅意味着拥有更多酒店和娱乐场所，而是意味着拥有能够持续吸引全球游客、投资者和人才的文化魅力。澳门历史城区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不仅因为其建筑价值，更因为其体现了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进程。这种文化意义远远超越一般旅游资源，其价值在于能够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澳门故事和文明交流故事。文化经营的核心在于把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价值，把文化价值进一步转化为城市影响力。澳门拥有中华文化、岭南文化、海洋文化和葡语文化交融发展的独特优势，同时也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重要象征。这些内容本身就是极具国际传播价值的文化资源。未来澳门应更加重视文化内容建设和文化品牌塑造，推动历史城区、节庆活动、文化演艺、博物馆体系以及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协同发展。特别是在数字传播时代，文化经营不仅发生在线下空间，也发生在全球网络空间之中。通过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活动品牌和旅游品牌，澳门完全有可能从传统旅游城市成长为具有文化引领作用的国际旅游都市。换言之，未来澳门竞争的关键不在于拥有多少旅游设施，而在于拥有多少能够打动世界的文化内容。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化产业11（三）从本地市场思维走向国家战略思维澳门的发展历程决定了其既具有地方城市属性，也具有国家战略属性。回归以来，澳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但部分发展思维仍然较多停留在本地市场和区域市场层面，更多关注澳门自身经济利益和产业发展需求。随着国家发展进入新阶段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不断推进，澳门所承担的角色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今天的澳门不仅是澳门居民生活和发展的空间，也不仅是珠三角地区的重要旅游节点，而是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窗口。从国家战略层面来看，中央赋予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等重要定位，其核心目的并不仅仅是推动澳门经济发展，而是希望澳门能够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和国际交流合作中发挥更加积极作用。这意味着澳门的发展视野必须超越本地市场思维，主动将自身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之中。未来澳门旅游业的发展目标不应局限于增加游客数量和提升旅游收入，而应更加关注如何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国际人文交流以及服务国家开放战略。从更深层次来看，国家战略思维要求澳门重新理解自身的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澳门不仅是澳门人的澳门，更是中国的澳门；不仅是中国面向葡语国家的重要窗口，也是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平台。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本质上是在建设一个世界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的重要入口。澳门拥有独特历史背景、多元文化环境以及国际化社会结构，这些优势使其具备承担国际传播和文明交流功能的重要条件。未来澳门需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拥抱世界，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参与国家发展，以更加广阔的视野配置国际资源。当澳门真正从本地市场思维转向国家战略思维，从区域旅游城市转向国家开放平台时，其发展空间将被重新定义，其城市价值也将得到新的提升。这样的澳门，才有可能真正成长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文化桥梁和国际都市。四、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的实践路径（一）打造中华文化国际传播重要窗口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建设不仅是旅游产业发展工程，更是国家文化传播工程。从国际旅游都市的发展经验来看，真正具有持续影响力的城市往往兼具旅游功能与文化传播功能。巴黎之所以成为世界文化之都，不仅因为拥有卢浮宫和埃菲尔铁塔，更因为其持续向世界传播法国文化；京都之所以具有独特魅力，也不仅因为历史古迹丰富，更因为其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展示平台。同样，澳门未来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也应超越传统旅游城市的发展框架，将自身打造成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窗口。澳门在这一领域拥有天然优势。数百年来，中西文化在澳门交汇融合，形成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景观。澳门历史城区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既保存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也记录着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过程。妈阁庙、郑家大屋、卢家大屋等文化遗产体现了中华文化的连续性，而岗顶剧院、圣若瑟修院以及大三巴牌坊等历史建筑则见证了澳门作为国际文化交流平台的发展历程。这种文化结构使澳门成为世界范围内极少数能够同时讲好中国故事和世界故事的城市之一。未来澳门应进一步发挥这一独特优势，以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为契机，构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新体系。一方面，应加强历史城区活化利用和文化内容创新，将静态遗产转化为可体验、可参与、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化产业12可传播的文化场景；另一方面，应积极打造国际文化节庆品牌和文化交流平台，通过艺术展览、国际论坛、演艺活动以及数字传播等多种形式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进背景下，澳门完全有条件成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节点。通过旅游与文化深度融合，使游客不仅看到澳门，更通过澳门理解中国文化、感受中国发展，从而实现旅游功能与文化传播功能的有机统一。（二）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旅游枢纽城市从区域发展格局来看，澳门未来竞争力的提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度和广度。传统意义上的澳门旅游业主要依靠城市自身资源吸引游客，而在区域协同发展时代，单一城市竞争已经逐渐转变为城市群竞争。纽约依托美国东北部都市圈，东京依托日本首都圈，伦敦依托英国东南部经济区，其国际影响力都建立在区域协同发展基础之上。同样，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也必须跳出“小城思维”，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整体发展格局之中。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为澳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长期以来，土地资源有限一直是澳门产业升级的重要制约因素，而横琴合作区的建设有效拓展了澳门的发展空间。更重要的是，横琴不仅是物理空间延伸，更是发展模式创新的重要平台。通过横琴，澳门能够更好承接文化创意产业、会展产业、科技创新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发展需求，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同时，横琴与澳门之间制度创新不断推进，也为区域旅游协同发展创造了更加有利条件。未来澳门应进一步强化大湾区旅游枢纽功能，推动“澳门+横琴”“澳门+珠海”“澳门+大湾区”旅游发展模式建设。通过加强交通互联互通、旅游产品联动开发以及文化资源共享利用，构建覆盖粤港澳大湾区的旅游网络体系。澳门不应只是游客的终点站，更应成为大湾区旅游的重要门户和集散中心。通过整合区域资源，打造国际游客进入大湾区的重要入口，使澳门旅游发展从单一城市运营转向区域协同运营，从旅游目的地升级为国际旅游组织者和资源配置者。只有在更大空间尺度上谋划发展，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才能获得持续动力和广阔前景。（三）推动演艺经济与会展经济协同发展当代国际旅游都市的发展表明，演艺经济和会展经济已经成为提升城市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支撑。相比传统观光旅游，演艺活动和国际会展具有高附加值、高传播力和高带动性等特点，不仅能够延长游客停留时间，也能够吸引国际人才、资本和文化资源集聚。近年来，澳门在大型演唱会、国际赛事、艺术展览以及会展活动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逐步形成新的旅游消费增长点。这种发展趋势符合世界旅游都市的发展规律，也契合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战略要求。从演艺经济发展角度来看，澳门拥有较好的国际化基础和市场条件。近年来，多家综合旅游休闲企业不断加大演艺资源投入，引进国际知名演出项目和大型文化活动，推动澳门逐渐成为区域性演艺中心。与此同时，澳门国际音乐节、澳门艺术节以及各类文化活动持续举办，也不断提升城市文化影响力。未来澳门应进一步推动演艺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原创文化内容生产能力，打造具有澳门特色和中华文化特色的演艺品牌，使演艺活动不仅成为消费项目，更成为文化传播载体和城市品牌资源。会展经济的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所在地，澳门在国际交流合作方面拥有独特优势。近年来澳门国际贸易投资展览会等活动已经形成较强影响力，但与世界知名会展城市相比仍有提升空间。未来澳门应积极培育国际会议、文化论坛、青年交流活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化产业13动以及产业博览会等多元会展体系，推动会展经济与旅游产业、文化产业协同发展。通过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会展品牌，使澳门成为国际思想交流、产业合作和文化对话的重要平台。这样的发展路径不仅能够提升旅游产业质量，也有助于增强澳门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四）培育国际青年交流与文化创新平台从世界城市发展经验来看，决定一座城市未来竞争力的往往不是当前资源规模，而是其吸引和培育青年人才的能力。青年不仅是旅游消费的重要群体，更是文化创新和社会创新的重要力量。对于澳门而言，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不仅需要吸引游客，更需要吸引青年、留住青年、成就青年。只有形成具有国际吸引力的青年交流平台和创新生态，澳门才能真正实现由旅游城市向国际都市的转型升级。当前，全球青年交流模式正发生深刻变化。传统旅游活动逐渐向学习交流、文化体验和创新合作方向延伸，越来越多青年希望通过国际交流拓宽视野、理解不同文化并参与全球议题讨论。澳门拥有独特历史背景、多元文化环境以及连接内地与国际社会的特殊优势，完全有条件建设面向全球青年的交流合作平台。近年来，澳门高校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各类青年论坛、创新创业活动以及文化交流项目持续开展，为国际青年交流积累了良好基础。未来澳门应进一步提升青年交流平台建设水平，积极举办国际青年论坛、青年领袖研修项目、国际文化创意赛事以及青年创新创业活动，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青年交流品牌。同时，应充分发挥澳门与葡语国家联系优势，推动中国青年与葡语国家青年之间的人文交流合作。在数字时代背景下，还可以依托数字平台建设线上国际青年社区，拓展交流覆盖范围。更重要的是，应将青年交流与文化创新深度结合，使澳门不仅成为青年旅游目的地，更成为青年成长平台、创新平台和文化交流平台。当越来越多国际青年通过澳门认识中国、理解中国并参与中国与世界交流合作时，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将获得更加深厚的人文基础和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五、文化生态学视角下澳门旅游都市的可持续发展（一）多元文化共生的生态构建文化生态学认为，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特定历史环境、社会结构和文化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动态生态系统。文化的生命力不仅来源于自身传统的延续，更来源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与创新。从这一视角观察澳门，可以发现澳门最独特的优势并非单一产业资源，而是长期形成的多元文化共生生态。数百年来，中华文化始终是澳门社会发展的主体文化，同时葡语文化、海洋文化、岭南文化以及现代国际都市文化在此交汇互动，共同塑造了澳门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这种文化生态在世界范围内具有较强独特性，也构成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最重要的文化基础。与许多依靠单一文化资源发展的旅游城市相比，澳门最大的价值在于其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包容性。世界文化遗产澳门历史城区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并不仅仅因为保存了大量历史建筑，更因为其完整记录了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过程。妈阁庙与大三巴牌坊比邻而立，中式传统民居与葡式建筑交相辉映，粤语、普通话、葡萄牙语和英语共同存在于城市公共空间之中。这种文化景观并非简单叠加，而是在长期互动过程中形成具有澳门特色的文化共同体。未来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化产业14中心，应更加重视这一文化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优化，避免简单复制其他国际旅游城市的发展模式，而应立足自身文化优势，形成具有澳门特色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多元文化共生并不意味着文化边界模糊，而是在坚持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实现开放包容发展。中央提出建设“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本身就体现出文化生态建设的重要方向。未来澳门既要继续发挥中西文化交流桥梁作用，也要更加主动承担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责任。通过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国际文化活动举办以及国际传播体系建设，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在澳门文化生态中的引领作用，使澳门真正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这样的文化生态建设不仅有利于提升旅游吸引力，更有利于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提供深层文化支撑。（二）城市文化认同的重塑与提升任何世界级城市的发展，都离不开强大的城市认同作为支撑。从文化生态学角度来看，城市认同不仅是一种情感归属，更是一种共同价值体系和发展共识。对于澳门而言，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不仅是产业升级问题，也是城市认同重塑问题。长期以来，澳门社会对于自身定位存在多重理解，有人将澳门视为旅游城市，有人将澳门视为博彩城市，也有人将澳门理解为中西文化交流城市。随着国家发展进入新阶段以及澳门战略地位不断提升，澳门需要形成更加符合时代要求的城市认同体系。这种认同首先应建立在国家认同基础之上。澳门回归以来，“一国两制”实践取得巨大成功，国家发展始终是澳门发展的最大依托。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从国家“十四五”规划到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澳门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广阔，其与国家发展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因此，澳门居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应更加深刻认识澳门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角色定位。澳门的发展不只是澳门自身的发展，更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形成这种更高层次的认同，澳门社会才能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凝聚更广泛共识。与此同时，澳门还需要塑造面向未来的城市精神。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不仅需要优质旅游产品和完善基础设施，更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城市文化氛围和市民精神风貌。开放、包容、创新和责任，应成为新时代澳门城市精神的重要内容。开放意味着主动拥抱世界，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包容意味着尊重多元文化并促进文明互鉴；创新意味着不断突破传统路径依赖，探索新的发展模式；责任则意味着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和承担国际交流使命。未来澳门的发展，不应满足于成为一个富裕城市，而应努力成为一个具有文化影响力、国际吸引力和时代引领力的现代旅游都市。城市认同的重塑，最终目的正是推动澳门居民从“生活在澳门的人”成长为“建设澳门未来的人”，共同参与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伟大实践。（三）开放包容的国际城市精神培育从全球旅游都市发展经验来看，真正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城市往往都具备鲜明的国际城市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国际游客数量和国际活动规模上，更体现在城市居民的全球视野、开放心态以及文明交流意识之中。纽约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城市，不只是因为其经济实力，更因为其开放包容的社会文化；新加坡之所以能够在有限空间中形成国际影响力，也与其长期坚持国际化发展理念密切相关。对于澳门而言，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最终需要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国际城市精神。澳门拥有培育国际城市精神的天然条件。历史上澳门长期处于东西方交流前沿，形成兼收并蓄、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化产业15开放包容的文化传统。今天，随着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推进和“一带一路”建设深入发展，澳门再次迎来重要历史机遇。未来澳门不仅要吸引国际游客，更要吸引国际人才、国际资本和国际文化资源汇聚。要实现这一目标，仅依靠政策优势和产业优势远远不够，更需要形成具有国际吸引力的社会文化环境。城市居民的国际意识、服务意识和交流意识，将成为决定澳门未来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从更深层次来看，开放包容的国际城市精神也是澳门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基础。新时代的澳门不应只是世界游客的旅游目的地，更应成为中国与世界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澳门可以依托自身葡语国家联系优势，加强与葡语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加强与国际创新资源对接；依托中华文化资源优势，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实践。这样的澳门，不仅能够促进自身发展，也能够在国家对外开放格局中发挥更加重要作用。因此，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最终不仅是经济发展工程和旅游发展工程，更是文化建设工程和社会建设工程。未来澳门需要在开放中增强自信，在交流中强化认同，在国际化进程中坚持中华文化主体性，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高质量发展。当澳门能够以更加宽广的胸怀拥抱世界，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以更加主动的责任意识参与国际交流时，其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才真正具备可持续发展的深层动力。这样的澳门，不仅是澳门人的澳门，更是中国的澳门、世界的澳门，也将成为新时代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桥梁和国际都市文明发展的生动样本。六、结语澳门的发展始终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从历史维度看，澳门曾经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是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从现实维度看，澳门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重要典范，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从未来维度看，澳门更承担着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以及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窗口的重要使命。正因如此，澳门未来的发展不能仅仅停留在地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层面，而应放在国家发展战略和全球城市竞争格局之中加以审视。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不仅是澳门发展的战略目标，更是澳门实现城市转型升级的重要历史机遇。本文从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生态学视角出发，对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进行了重新审视。人文经济学强调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内生驱动作用，文化生态学则强调文化系统内部不同要素之间的协同共生关系。两种理论共同揭示出一个重要事实：澳门未来最核心的竞争优势并不在于博彩产业规模，也不在于旅游接待能力，而在于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国际属性以及国家战略地位。过去较长时期内，博彩旅游业推动澳门实现快速发展，但当城市发展进入新阶段之后，单一产业逻辑已经难以支撑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目标。澳门需要从传统经济增长思维转向文化价值创造思维，从产业发展逻辑转向城市文明发展逻辑，从区域市场导向转向国家战略导向，从而构建更加可持续、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发展模式。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本质上是建设一座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现代旅游都市。这样的城市不仅能够吸引游客消费，更能够吸引人才集聚、文化交流和思想碰撞；不仅能够创造经济价值，更能够创造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从国际经验来看，真正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旅游都市往往都拥有鲜明的文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化产业16化个性和独特的城市精神。巴黎依靠艺术文化塑造城市魅力，伦敦依靠历史积淀和国际开放形成全球影响力，新加坡依靠国际化治理和文化融合实现城市跃升。澳门同样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特优势。中西文化交汇形成的历史底蕴、多元文化共生发展的社会环境以及“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共同构成澳门区别于其他旅游城市的重要特征。未来澳门应更加主动地将这些优势转化为文化资本和国际影响力，使文化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与此同时，澳门必须进一步拓宽发展视野，增强服务国家发展的责任意识。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不是单纯为了发展旅游产业，而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央赋予澳门的定位从来不是一个普通旅游城市定位，而是国家开放体系和国际交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澳门不仅是澳门居民生活和发展的家园，也是国家联系世界的重要桥梁。因此，澳门的发展理念必须实现深层次转变。过去更多关注“澳门需要什么”，未来则应更加关注“国家需要澳门做什么”“世界需要澳门发挥什么作用”。只有把自身发展融入国家战略，澳门的发展空间才能更加广阔，发展动力才能更加持久。在这一过程中，澳门社会尤其需要培育更加开放包容的国际视野。开放不是简单引进国际资源，而是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交流合作；包容也不仅是接受多元文化，而是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坚定文化自信。澳门未来既要保持开放城市特质，也要不断强化中华文化主体性。既要向世界学习先进经验，也要主动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最终比拼的不是建筑高度和游客数量，而是文化影响力、国际传播力和文明感召力。澳门应当充分发挥历史赋予的独特优势，努力成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窗口，成为中国与世界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成为世界观察中国、认识中国的重要入口。从更长远的发展趋势来看，旅游产业本身也正在经历深刻变革。未来旅游竞争将越来越体现为文化竞争、体验竞争和价值竞争。游客来到一座城市，不仅希望看到风景，更希望感受文化、理解社会、体验生活。对于澳门而言，这意味着旅游业的发展重点将逐步从消费功能向文化功能延伸，从观光体验向价值体验升级。澳门需要不断丰富文化供给体系，提升国际交流功能，增强城市创新能力，推动旅游、文化、会展、演艺、教育以及创意产业协同发展，形成更加多元和更加开放的发展格局。因此，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不仅是产业转型工程，更是城市文明重塑工程；不仅是经济发展工程，更是文化发展工程；不仅是澳门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的澳门，应当以更加宽广的世界眼光理解自身，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塑造未来，以更加积极的责任担当服务国家发展。澳门既属于澳门，也属于中国；既扎根中华文化，也面向世界文明。当澳门真正完成从区域旅游城市向世界旅游都市的跨越，从地方发展逻辑向国家战略逻辑的提升，从博彩经济逻辑向人文经济逻辑的转变时，一个更加开放、更加自信、更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澳门将逐步呈现在世界面前。这样的澳门，不仅能够成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更能够成为新时代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桥梁、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以及全球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节点，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参考文献[1] 宾红霞,杨天智.APEC中国年澳门将迎来哪些机遇[N].南方日报,2026-06-20(003).[2] 胡钰.人文经济学的价值基础与理论贡献[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47(03):41-49.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化产业17[3] 周建新,瞿婷.中国文化产业研究2025年度学术报告[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6,43(01):47-62.[4] 樊浩.人文经济与人文经济学的中国形态[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28(01):5-19+162.[5] 董辉,张继慧.从“经济人”到“文化人”：人文经济学的理论范式革命与实践路径研究[J].经济问题,2026(01):10-16+25.[6] 鲁佳.《澳门双行线》（第二季）的创意旅游实践[J].电视研究,2025(09):50-52.[7] 廖健豪,赵伟兵.邂逅地理学视域下澳门多元文化与旅游业融合发展[J].旅游学刊,2024,39(12):2-4.[8] 李玺,余烁.产业协同与融合背景下的澳门旅游产业升级路径及效应[J].旅游学刊,2024,39(12):9-11.[9] 王忠,李来斌.文化遗产旅游地社会嵌入对社区居民亲旅游行为影响研究——基于澳门历史城区的实证考察[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05):35-46.[10] 胡钰.真正的“人文之旅”[N].社会科学报,2022-09-01(008).[11] 王忠,吴昊天.体验经济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研究——以澳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为例[J].青海社会科学,2017(06):146-152.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化产业18数字时代赣南木雕的文化活化与产业转化路径研究罗坤明【内容提要】赣南木雕作为客家文化的重要艺术载体和中华传统雕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艺术审美价值和产业开发价值。在数字化转型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传统工艺面临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的双重任务。文章立足数字时代文化发展语境，系统梳理赣南木雕的文化特征、工艺体系与当代价值，分析数字技术、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及数字传播平台为赣南木雕活化发展带来的现实机遇。研究认为，数字化正在推动赣南木雕由实体文化资源向数字文化资源转变，由传统工艺传承向文化创新发展延伸。通过构建数字文化资源体系、推动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融合创新、培育赣南木雕文化 IP 以及促进非遗活化与区域产业协同发展，能够有效实现文化价值、艺术价值与产业价值的统一。未来赣南木雕的发展应坚持文化传承与数字创新并重，在保护传统文化精神内核的基础上探索现代转化路径，逐步形成“文化资源数字化、文化表达现代化、产业发展品牌化”的发展格局，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有益实践经验。【关 键 词】赣南木雕；数字化转型；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活化；文化产业【 Abstract】As an important artistic carrier of Hakka culture and a significant compon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woodcarving art, Gannan woodcarving embodies rich historical, cultural, aesthetic, and industrial values.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ies,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 is confronted with the dual task of heritage preserv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craftsmanship system,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Gannan woodcarving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digital-era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analyzes the opportunities brought by digital technologie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digital communication platforms for its revitalization. The study argues that digitalization is transforming Gannan woodcarving from a tangible cultural resource into a digital cultural resource and extending its development from traditional craft inheritance to cultural innovation. By establishing digital cultural resource systems,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 with modern design, cultivating cultur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advanc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regional industries, it is possible to achieve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artistic, and economic values. Future development should balance cultural inheritance with digital innovation, explore modern transformation pathways while preserving the spiritual esse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gradually establish a development model characterized by the digitalization of cultural resources, the modernization of cultural expression, and the branding of cultural industries. Such efforts will contribute valuable practical experience to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化产业19【Keywords】Gannan Woodcarv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Cultural Industry【基金项目】2026 年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数字人文视域下龙南客家围屋文化记忆建构与活态传承机制研究”；2025 年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生成式 AI 赋能赣西夏布绣纹样基因库构建与设计应用研究”（项目编号：25YS40）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罗坤明，博士，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乡创文旅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江西 南昌 330000），研究方向：文化创意产业、文化传承与创新。一、引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精神根脉，也是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资源。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随着数字技术迅速发展以及文化数字化战略深入实施，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正在经历深刻变革。过去较长时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主要围绕抢救性记录、技艺传承和静态展示展开，其重点在于避免文化遗产因传承断层而消失。进入数字时代之后，非遗保护的目标已逐渐由“保存下来”向“活化起来”转变，由单纯的文化记录向文化传播、文化创新和产业转化延伸。如何借助数字技术推动传统文化资源实现创造性转化，已经成为当前文化艺术研究和文化产业发展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作为中国传统木雕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赣南木雕不仅是赣南地区客家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华传统建筑装饰艺术的重要代表。赣南地区是客家民系的重要聚居区，千百年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客家文化体系。伴随着客家先民南迁定居和宗族聚落的发展，大量围屋、祠堂、书院和传统民居相继兴建，木雕艺术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发展成熟。赣南木雕广泛分布于建筑梁枋、门罩、窗棂、神龛、家具以及祭祀器具等空间之中，其题材涵盖龙凤呈祥、麒麟送子、牡丹富贵、松鹤延年以及“耕读传家”“忠孝节义”等传统文化内容，既体现中国传统审美理念，也反映客家社会的伦理观念和价值追求。木雕作品不仅具有装饰功能，更承担着文化教化、身份认同和精神寄托等多重社会功能。可以说，赣南木雕既是一种工艺技艺，也是一种文化叙事方式，是客家文化长期积淀的重要物质见证和精神符号。然而，在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赣南木雕的发展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传统建筑空间不断减少，木雕技艺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导致传统应用场景逐渐萎缩；另一方面，年轻一代从业者数量不足，传统“师徒相授、口传心授”的技艺传承模式受到冲击。与此同时，市场消费结构变化和现代家居审美转型也使部分传统木雕产品面临需求下降的问题。许多赣南木雕作品仍停留在传统工艺构件和纪念品生产层面，文化资源优势尚未有效转化为产业优势。一些木雕产品虽然具有较高艺术价值，却缺乏现代设计语言和品牌传播能力，难以进入更广阔的消费市场。这种“有文化资源但缺乏传播路径、有传统技艺但缺乏产业场景”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赣南木雕的持续发展。如何在保护传统文化内核的基础上实现现代转化，成为赣南木雕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数字技术的发展为传统工艺活化提供了新的可能。近年来，三维扫描、数字建模、虚拟现实、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化产业20知识图谱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不断应用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推动传统工艺逐渐由实体形态向数字形态延伸。相较于传统档案记录方式，数字技术能够更加完整地保存工艺流程、纹样结构和文化信息，并通过数字平台实现广泛传播。在此基础上，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以及数字创意设计的发展，又进一步拓展了传统工艺创新转化的空间。对于赣南木雕而言，数字化不仅意味着工艺信息的保存，更意味着文化资源的重构和再生产。通过数字技术建立纹样数据库、工艺知识库和文化符号库，能够实现传统文化资源的系统整理和可持续利用；通过数字设计和智能生成技术，则能够推动传统纹样与现代产品设计相结合，使传统文化资源获得新的表达方式和市场空间。数字化因此成为连接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重要桥梁，也成为非遗活化的重要路径。相关研究已经指出，当前传统工艺数字化正逐步由单纯记录保存向知识建模、智能生成和产业应用方向发展，技术、文化与产业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与此同时，文化产业的发展逻辑也正在发生变化。在体验经济和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文化资源的价值实现方式逐渐由产品生产转向内容生产，由工艺制造转向文化创造。消费者对于文化产品的需求已经不仅停留于功能层面，而更加关注产品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和情感价值。在这一趋势下，传统工艺的竞争力越来越取决于其文化表达能力和创新能力。赣南木雕作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的传统工艺，其真正价值不仅体现在雕刻技法本身，更体现在所承载的客家文化记忆和中华传统审美精神。如果能够借助数字技术实现文化资源重构，通过现代设计语言和文化创意方式将其转化为家具产品、文创产品以及数字文化产品，便有可能形成具有持续生命力的文化 IP，实现从工艺资源向文化品牌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有助于提升传统工艺的社会影响力，也有助于推动地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赣南地区尤其是南康家具产业的发展，为赣南木雕文化资源转化提供了现实基础。近年来，南康家具产业持续推进数字化、智能化和品牌化建设，逐渐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在这一背景下，赣南木雕与现代家具产业之间存在广阔的融合空间。传统木雕纹样、文化符号和审美元素可以通过现代设计重新融入家居产品之中，使家具产品不仅具有使用价值，也具备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与此同时，数字传播平台的发展又使传统文化能够突破地域限制，实现更加广泛的社会传播和国际传播。文化资源、数字技术与现代产业的协同发展，为赣南木雕活化创造了新的历史机遇。因此，在数字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赣南木雕的发展问题，不应仅停留于传统意义上的保护与传承，而应更加关注文化活化与产业转化的系统路径。赣南木雕既是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重要的文化产业资源。推动其实现数字化转型和产业化发展，不仅关系传统工艺的延续与创新，也关系地方文化品牌塑造和区域文化产业升级。数字技术的发展为这一过程提供了新的工具和平台，而如何实现文化价值、艺术价值与产业价值的有机统一，则成为新时代赣南木雕发展需要深入思考的重要命题。二、赣南木雕的文化特征与当代价值（一）客家文化语境下的赣南木雕艺术体系赣南木雕的形成与发展深深植根于客家文化土壤之中。赣南地区是客家民系的重要发祥地和聚居区之一，自中原人口大规模南迁以来，客家先民在赣南山区定居繁衍，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逐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化产业21渐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作为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筑艺术不仅承担着居住功能，也承载着家族认同、文化传承和精神表达的重要使命。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木雕艺术广泛应用于围屋、祠堂、书院以及传统民居之中，并逐渐形成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艺术风格。赣南木雕不仅是一种工艺形式，更是一种文化符号体系，其背后反映的是客家社会对于家族、伦理、教育和理想生活的价值追求。与江南园林木雕、潮州木雕等地域木雕艺术相比，赣南木雕具有鲜明的客家文化印记。由于客家人长期生活于山区环境之中，其建筑形态更加注重防御功能和宗族聚居特点，由此形成围屋文化这一独特建筑景观。无论是龙南关西新围、燕翼围，还是定南围屋建筑群，大量木雕作品广泛分布于门楼、梁枋、窗棂以及厅堂空间之中。雕刻内容既有龙凤、麒麟、花鸟等传统吉祥题材，也有反映客家迁徙历史、农耕生活和家族伦理的文化内容。木雕作品往往通过具象化艺术形象传递抽象文化观念，使建筑空间成为承载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许多作品强调“耕读传家”“诗礼传家”等理念，体现出客家社会对于教育和家风建设的高度重视。相关研究表明，赣南围屋中的麒麟、牡丹以及文字装饰等题材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并构成客家建筑装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艺术体系角度来看，赣南木雕融合了中原传统文化、赣南地域文化以及客家民俗文化等多重文化因素。其艺术语言既继承了中国传统雕刻艺术注重寓意表达和象征表达的特点，也保留了客家文化务实朴素的审美特征。大量作品追求构图饱满、层次丰富和寓意吉祥，强调文化教化功能与艺术审美功能统一。这种艺术体系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在客家社会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文化表达机制。正因为如此，赣南木雕不仅具有工艺价值和艺术价值，更具有重要的人类学价值和文化学价值，是研究客家文化发展历程的重要实物资料。（二）赣南木雕的工艺特征与文化符号表达作为中国传统木雕艺术的重要流派之一，赣南木雕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工艺体系。从制作流程来看，其通常包括选材、制坯、构图、雕刻、打磨和彩绘等多个环节，每一道工序都体现出传统工匠对于材料性能和艺术表现的深刻理解。赣南地区盛产樟木、杉木等优质木材，为木雕工艺发展提供了良好物质基础。工匠在创作过程中不仅关注作品造型效果，更强调雕刻层次和空间关系处理，通过浮雕、透雕、圆雕以及镂空雕等多种技法形成丰富的视觉效果。尤其是在大型围屋建筑中，木雕往往与建筑结构融为一体，使装饰艺术与空间艺术实现有机统一。赣南木雕最具特色之处在于其文化符号表达体系。传统木雕并非单纯追求装饰效果，而是通过特定图像符号传递文化价值和精神理念。例如龙凤象征吉祥与尊贵，麒麟寓意子孙兴旺，牡丹代表富贵繁荣，松鹤象征长寿安康，而蝙蝠、石榴、莲花等图案则分别对应福气、多子和纯洁等文化寓意。这些图案共同构成中国传统吉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赣南木雕中得到广泛运用。特别是在客家社会环境中，许多木雕题材还融入浓厚家族伦理观念。例如“耕读传家”“忠孝节义”“二十四孝”等题材大量出现在祠堂和民居装饰之中，成为传播传统价值观的重要媒介。木雕艺术因此不仅是一种视觉艺术，也是一种文化教育形式。从符号学角度来看，赣南木雕实际上构建了一套独特的文化叙事体系。雕刻作品中的每一种动物、植物和人物形象都具有特定文化含义，并通过组合构成完整叙事内容。例如门楼雕刻中的龙凤呈祥象征家族兴盛，厅堂中的花鸟图案象征生活富足，祠堂中的历史故事则承担文化传承和伦理教化功能。这种以图像传递文化价值的方式，使木雕成为连接物质空间与精神世界的重要媒介。对于当代社会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化产业22而言，这些文化符号不仅是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具有较高的文化传播价值和创意转化潜力。随着数字技术发展，传统木雕符号正在逐渐转化为数字资源和文化 IP，为传统文化创新表达提供新的可能。（三）赣南木雕的文化价值与产业价值在新时代文化发展背景下，赣南木雕的价值已经超越传统工艺范畴，逐渐呈现出文化价值与产业价值并重的发展特征。从文化层面来看，赣南木雕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记录了客家先民迁徙发展历史，反映了传统社会的伦理观念和审美理想，承载着丰富历史记忆和文化信息。对于客家文化研究而言，木雕作品不仅是艺术品，更是研究社会结构、民俗信仰和文化传播的重要资料。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赣南木雕所体现的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和客家文化特色，对于增强文化认同、提升文化自信以及推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都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赣南木雕也具备显著产业价值。随着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快速发展，传统文化资源正逐渐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过去赣南木雕主要依附于传统建筑和工艺生产体系存在，其市场空间相对有限。但在消费升级和文化消费兴起背景下，传统文化元素开始广泛应用于家具设计、文创产品、旅游纪念品以及数字文化产品开发之中。特别是在南康家具产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赣南木雕与现代家居产业之间形成越来越紧密联系。木雕纹样、文化符号和艺术风格不仅能够提升家具产品文化附加值，也能够增强品牌辨识度和市场竞争力。相关研究指出，传统工艺与现代家具设计融合已经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而数字化设计和智能制造的发展进一步拓展了传统文化资源产业化应用空间。更为重要的是，赣南木雕正在由传统工艺资源向文化 IP 资源转变。数字经济时代的文化产业竞争，不仅是产品竞争，更是文化符号竞争和品牌竞争。赣南木雕所蕴含的客家文化符号体系、传统审美元素以及历史文化故事，都具有转化为文化 IP 的潜力。通过数字化整理、创意设计和品牌传播，可以将传统木雕资源转化为具有市场影响力的文化品牌，实现从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再向产业价值的转化。对于赣南地区而言，这不仅有助于推动非遗活化和文化传承，也有助于促进地方文化产业升级和区域经济发展。正是在文化价值与产业价值相互融合的过程中，赣南木雕获得了新的时代意义，并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三、数字时代赣南木雕文化活化的现实机遇（一）数字技术推动非遗保护方式转型长期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要围绕实物保存、文字记录和传承人口述展开，其核心目标在于最大限度保留传统文化原貌。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不断变化，许多传统工艺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逐渐发生改变，单纯依靠静态保存已经难以满足非遗传承与发展的现实需要。在此背景下，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为非遗保护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近年来，三维扫描、数字摄影测量、虚拟现实以及数字建模等技术不断进入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使传统工艺从实体保存逐渐迈向数字保存，从经验记录逐渐迈向数据记录。数字化不仅提高了文化遗产保存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也为后续研究、传播和创新利用奠定了基础。对于赣南木雕而言，数字技术首先改变的是文化信息保存方式。传统木雕作品往往分布于古建筑、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化产业23祠堂和围屋等空间之中，长期受自然环境和人为因素影响，存在不同程度损毁风险。通过三维扫描和数字建模技术，可以完整记录木雕作品的造型结构、纹样特征以及空间布局，实现高精度数字存档。与传统图片和文字资料相比，数字模型能够更加真实地还原木雕作品细节信息，为后续研究和修复提供可靠依据。同时，通过建立数字档案库和纹样数据库，可以将分散于不同地区的木雕资源进行系统整理和集中保存，形成更加完整的文化资源体系。近年来国内多个非遗数字化项目实践表明，数字技术已经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支撑手段，并逐渐由资料保存向知识管理方向发展。更重要的是，数字技术推动非遗保护理念发生根本转变。传统保护模式强调“保存原状”，而数字化背景下的非遗保护更加关注资源共享和文化活化。数字平台能够突破地域限制，使原本存在于赣南山区围屋建筑中的木雕艺术进入更广泛的传播空间。通过数字展览、虚拟展馆以及在线数据库建设，公众可以更加便捷地接触和了解赣南木雕文化。与此同时，数字技术还能够实现工艺流程可视化展示，将传统工匠的雕刻技艺、设计思维和制作经验转化为可学习、可传播的数字资源，从而提升传统工艺的社会传播能力。对于赣南木雕而言，数字化不仅是一种保护手段，更是一种文化再生产机制，它使传统工艺由地方文化资源逐渐转变为面向更广泛公众的文化共享资源，为非遗活化提供新的可能。（二）生成式 AI 拓展传统工艺创新空间如果说数字化技术解决的是传统文化资源“如何保存”的问题，那么生成式人工智能则进一步回答了传统文化“如何创新”的问题。近年来，以大语言模型、图像生成模型和智能设计系统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其在创意设计、视觉生成和内容生产领域展现出巨大潜力。与传统数字技术主要承担记录和展示功能不同，生成式 AI 开始参与文化内容创造过程，使传统文化资源能够以更加丰富和多样的形式实现创新表达。这种变化为传统工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也为赣南木雕创造性转化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从设计创新角度来看，赣南木雕拥有丰富的纹样资源和文化符号资源。龙凤、麒麟、花鸟、祥云以及客家传统建筑纹饰等元素构成庞大的视觉资源体系。过去这些资源主要依靠人工整理和设计应用，开发效率较低，创新空间有限。生成式 AI 则能够通过深度学习和图像训练，对传统纹样进行数字化分析和智能重组，实现传统元素的创新生成。例如在保持传统审美特征基础上，生成具有现代设计风格的新纹样；或根据家具产品设计需求，自动生成适合不同场景使用的装饰图案。相关研究已经开始探索 AI 辅助纹样设计、智能生成以及传统工艺数字创新等方向，并形成初步实践成果。与此同时，生成式 AI 还能够推动传统工艺设计模式转型。长期以来，传统木雕设计主要依赖工匠经验积累和个人创造能力，而人工智能则可以通过知识图谱构建和风格迁移技术实现文化知识数字化表达。赣南木雕所蕴含的大量文化意象、吉祥寓意以及构图规律，能够转化为机器可识别、可学习的知识体系。当这些知识被纳入数字模型之后，AI 便能够根据不同设计需求提供创意参考和设计方案。需要指出的是，生成式 AI 并非取代工匠，而是成为辅助创作工具。传统工艺真正的价值仍然来源于文化理解和艺术判断，而 AI 所提供的是更加高效的设计支持和创新空间拓展。未来赣南木雕的发展，很可能形成“人工智能辅助设计 + 工匠艺术再创造”的新模式，从而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的深度融合。（三）数字传播重塑赣南木雕文化影响力文化遗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保存和研究层面，更体现在传播和认知层面。长期以来，赣南木雕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化产业24虽然在学术界和地方文化领域具有较高知名度，但其社会影响力仍然受到地域空间和传播渠道限制。大量优秀木雕作品分布于赣南地区传统建筑之中，普通公众接触机会有限，文化传播范围相对狭窄。在数字传播时代到来之后，这种状况正在发生显著改变。互联网平台、短视频平台以及数字展览技术的发展，使传统文化传播方式由线下展示逐渐向线上传播延伸，也使赣南木雕获得前所未有的传播机会。近年来，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媒体成为传统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许多非遗项目通过短视频记录制作过程、展示工艺细节和讲述文化故事，成功吸引大量年轻受众关注。对于赣南木雕而言，其精美雕刻工艺和丰富文化内涵本身就具有较强视觉传播优势。通过短视频、纪录片以及直播形式，可以将木雕创作过程、工匠技艺展示以及传统文化故事更加生动地呈现给公众。特别是在“非遗热”“国潮热”不断升温的背景下，年轻群体对于传统文化内容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数字传播平台成为连接传统工艺与现代受众的重要桥梁。从文化产业视角来看，数字传播不仅提升文化影响力，也在重塑文化价值实现方式。过去传统工艺传播主要依赖展览展示和线下销售，而数字传播则能够推动文化资源向数字内容转化，形成更加多元的发展路径。通过数字展馆建设、虚拟现实体验以及在线教育平台推广，赣南木雕能够突破空间限制，实现全国乃至全球范围传播。同时，数字传播所积累的关注度和品牌影响力，也能够进一步推动文化 IP 建设和产业转化。近年来，越来越多地方非遗项目借助互联网传播实现品牌升级，形成文化传播与产业发展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对于赣南木雕而言，数字传播不仅是传播方式创新，更是文化活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传统文化从区域性文化资源逐渐成长为具有更广泛社会影响力和市场价值的文化品牌，为未来产业转化和国际传播奠定坚实基础。四、赣南木雕产业转化的实践路径（一）构建赣南木雕数字文化资源体系数字时代背景下，传统文化资源能否实现有效转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资源的数字化程度和系统化水平。对于赣南木雕而言，长期以来虽然积累了丰富的工艺成果和文化资源，但这些资源大多分散于古建筑、民间收藏以及工匠个体实践之中，缺乏统一整理和系统管理，导致文化资源利用效率较低。许多珍贵木雕作品由于保存条件限制而逐渐老化损毁，一些传统纹样和工艺经验也面临失传风险。因此，构建系统化、数字化的文化资源体系，已经成为赣南木雕活化发展的基础工程。数字文化资源体系建设首先应当围绕传统木雕作品开展全面数字化采集工作。利用三维扫描、数字摄影和建模技术，对代表性木雕作品进行高精度数字化记录，建立覆盖建筑构件、家具雕刻、祭祀器具以及民间工艺品等不同类别的数字档案库。在此基础上，对雕刻题材、纹样特征、工艺流程以及文化寓意进行分类整理，形成可检索、可共享、可更新的数字资源平台。同时，应注重对代表性传承人的技艺经验进行数字化记录，通过视频影像、工艺流程演示以及口述史整理等方式保存传统知识体系，实现从“保存作品”向“保存技艺”延伸。更为重要的是，数字资源体系建设不能停留于资料保存层面，而应服务于文化创新和产业发展。通过构建纹样数据库、工艺数据库和文化符号数据库，可以为现代设计提供持续稳定的资源支撑。传统木雕中的吉祥纹样、装饰构图和文化意象经过数字化处理后，可以广泛应用于家具设计、文创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化产业25产品开发以及数字艺术创作之中。数字资源库不仅成为非遗保护平台，也能够成为文化产业创新平台，实现文化资源向设计资源、创意资源和产业资源的转化。对于赣南木雕而言，数字文化资源体系建设不仅是保护工程，更是未来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其意义远超单纯的档案保存。（二）推动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融合创新传统工艺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不断适应现代社会需求。长期以来，赣南木雕主要依附于传统建筑和古典家具体系存在，其产品形态和审美风格具有鲜明历史特征。然而随着现代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变化，传统木雕产品与现代市场需求之间出现一定距离。部分木雕作品虽然工艺精湛，却因体量较大、应用场景有限而难以进入大众消费市场。因此，在坚持文化内核和艺术特色基础上推动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融合创新，成为赣南木雕产业转化的重要方向。现代设计强调功能性、审美性和生活化统一，这与传统木雕艺术并不存在根本矛盾。事实上，赣南木雕所蕴含的大量文化元素和装饰语言具有很强再设计潜力。例如传统龙凤、祥云、花鸟以及客家建筑纹样经过简化、重组和现代化处理之后，能够融入现代家具、家居用品以及公共空间设计之中。在当前“新中式”设计理念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越来越多消费者开始关注具有传统文化气质的现代产品，这为赣南木雕创新发展提供了广阔市场空间。通过现代设计语言重新诠释传统文化符号，不仅能够保留传统工艺特色，也能够增强产品的时代感和市场适应性。与此同时，数字设计工具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拓展了传统工艺创新空间。设计师可以利用数字建模和智能生成技术，对传统纹样进行多样化重构，实现传统元素与现代审美的有机结合。未来赣南木雕的发展不应局限于复制传统作品，而应围绕现代家居、文创产品、艺术装置以及数字艺术等多个领域开展跨界创新。通过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融合发展，推动赣南木雕从文化遗产向文化产品转化，从传统工艺向现代创意产业延伸，从而不断增强传统文化的现实生命力和市场竞争力。（三）培育赣南木雕文化 IP 与品牌体系在数字经济和文化消费时代，文化资源的价值实现越来越依赖品牌传播和 IP 运营。许多优秀传统工艺虽然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艺术价值，但由于缺乏系统品牌建设和市场传播，社会影响力相对有限。赣南木雕同样面临这一问题。长期以来，人们更多将其视为一种地方传统工艺，而尚未形成具有广泛认知度和市场影响力的文化品牌。因此，从文化资源向文化 IP 转化，从工艺产品向品牌体系升级，是赣南木雕产业发展的重要任务。文化 IP 建设首先需要完成文化符号提炼和价值表达。赣南木雕最大的优势在于其背后丰富的客家文化资源和传统文化符号体系。无论是围屋文化、家风文化还是吉祥文化，都具备较强文化识别度和传播价值。通过系统梳理这些文化元素，可以形成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故事体系和视觉识别体系，进而构建赣南木雕独特品牌形象。例如围绕“客家匠心”“耕读传家”“赣南围屋”等文化主题打造系列传播内容，使公众在接触木雕作品时能够同步感知其背后的文化价值。品牌建设不仅需要文化内容支撑，也需要现代传播体系支持。在互联网传播时代，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平台以及数字展览平台已经成为文化品牌传播的重要渠道。赣南木雕可以通过纪录片、非遗短视频、数字展馆以及文化创意活动等形式扩大社会影响力，提升公众认知度。同时，应积极推动木雕文化和旅游品牌、城市品牌以及地方文化品牌联动发展，形成区域文化 IP 集群效应。只有实现从工艺认知向文化认知、从产品认知向品牌认知的转变，赣南木雕才能在文化市场竞争中形成长期影响力，并真正完成文化价值向品牌价值的转化。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化产业26（四）促进非遗活化与区域产业协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离不开产业支撑，而产业升级也需要文化资源赋能。对于赣南木雕而言，其未来发展不应局限于单一工艺行业内部，而应主动融入区域经济和文化产业发展体系之中，实现文化资源与产业资源协同发展。近年来，国家不断强调文化产业与制造业、旅游业以及数字经济融合发展，这为传统工艺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赣南木雕作为兼具文化属性和产业属性的重要资源，完全具备成为区域文化产业增长点的潜力。赣州南康家具产业的发展为赣南木雕产业化提供了现实基础。作为全国重要家具产业基地，南康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链体系和市场体系。传统木雕元素与现代家具产业结合，不仅能够提升家具产品文化附加值，也能够拓展木雕技艺应用空间。通过建立设计合作平台、产业创新平台以及文化创意平台，推动木雕工艺与家具设计、空间设计和家居品牌建设深度融合，可以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新型产业模式。同时，随着数字制造和智能制造不断发展，传统木雕工艺与现代生产体系之间也具备更广阔的协同空间。此外，赣南木雕还应积极融入文化旅游产业和数字文化产业发展体系。赣州拥有丰富客家文化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通过建设木雕文化展示中心、非遗体验基地以及文化旅游线路，可以推动文化资源向旅游资源转化。与此同时，数字展馆、数字藏品以及虚拟展示等新业态的发展，也为传统工艺开辟新的产业空间。未来赣南木雕的发展，应逐步形成“非遗保护—文化传播—产业开发—品牌运营”协同发展的完整链条，实现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在这一过程中，赣南木雕不仅能够获得持续发展的产业支撑，也能够进一步提升其在区域文化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战略价值。五、结语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的时代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经从单纯的抢救性保护逐渐走向系统性活化发展。作为客家文化的重要艺术载体和中华传统雕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赣南木雕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价值，也蕴含着巨大的产业发展潜力。长期以来，赣南木雕依托围屋建筑、宗族文化以及传统生活空间得以传承延续，其精湛工艺和深厚文化内涵成为赣南地区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随着社会环境和生活方式不断变化，传统工艺所依赖的文化生态发生深刻变化，仅依靠传统传承模式已经难以满足新时代文化发展的现实需求。如何在保护传统文化本真性的基础上实现现代转化，已经成为赣南木雕发展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数字时代的到来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数字化不仅改变了文化遗产保存方式，也重构了文化传播和文化创新的基本逻辑。从三维扫描、数字建模到知识图谱构建，从数字档案建设到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设计，数字技术正在推动传统工艺从实体资源向数字资源转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数字化使赣南木雕突破了时间和空间限制，使原本依附于建筑构件和地方文化空间的传统艺术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发展平台。通过数字资源体系建设，传统纹样、工艺技法和文化符号得以系统保存；通过数字传播平台建设，传统文化能够更加便捷地进入公众视野；通过数字设计和智能生成技术，传统艺术又获得了新的创新表达空间。数字技术因此不仅是保护工具，更成为推动传统文化持续发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化产业27展的重要动力。与此同时，应当清醒认识到，数字化本身并非最终目的。对于传统工艺而言，真正重要的并不是简单实现数字存储，而是在数字化基础上实现文化价值重构和文化意义再生产。赣南木雕的核心价值并不在于单一雕刻技法，而在于其所承载的客家文化精神、传统伦理观念以及中华审美智慧。如果脱离文化内涵而单纯追求技术应用，传统工艺便可能失去自身独特价值。因此，未来赣南木雕数字化发展必须坚持文化本位原则，在尊重传统、理解传统和传承传统的基础上推动创新发展。数字技术应服务于文化表达，而非替代文化表达；人工智能应成为工匠创造力的延伸，而非取代传统工艺主体地位。只有实现技术创新与文化传承协同发展，数字化才能真正成为非遗活化的重要路径。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赣南木雕未来的发展空间同样值得期待。在文化消费不断升级和国潮文化持续兴起的背景下，传统文化资源正在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赣南木雕所拥有的客家文化符号体系、传统纹样资源和工艺美学体系，不仅能够应用于传统工艺产品开发，也能够进入现代家具设计、文创产品开发、数字艺术创作以及文化旅游产业建设等多个领域。特别是在南康家具产业持续转型升级以及数字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赣南木雕具备从传统工艺资源向文化品牌资源转化的现实基础。通过构建数字资源平台、推进设计创新、打造文化 IP以及加强品牌传播，可以逐步形成具有地域特色和文化辨识度的产业发展模式，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协同提升。值得关注的是，非遗活化的本质并不在于让传统文化成为博物馆中的静态展品，而在于使其持续参与当代社会文化生活。对于赣南木雕而言，未来发展的关键在于重新建立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之间的联系。一方面，要通过教育传播、数字展示和公共文化活动增强社会公众对传统工艺的认知与理解；另一方面，要通过产品创新和产业融合使传统文化真正进入现代生活场景。无论是融入现代家居设计，还是进入数字文化消费领域，其根本目标都是让传统文化重新获得现实生命力。只有当传统文化能够持续影响当代人的审美观念、生活方式和文化认同时，非遗活化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赣南木雕的发展实践也为新时代传统工艺保护与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当前我国众多非遗项目都面临传承与创新、保护与利用之间的平衡问题，而数字化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可能。未来非遗保护工作应更加注重系统思维，推动文化资源、数字技术和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构建从资源保护到文化传播、从创新设计到产业转化的完整发展链条。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价值始终应当处于核心位置，技术创新和产业开发则应成为实现文化价值的重要手段。总体而言，数字时代为赣南木雕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也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未来赣南木雕的发展应坚持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并重、数字赋能与匠心坚守并重、产业转化与文化传播并重的发展理念，逐步形成“文化资源数字化、文化表达现代化、文化产业品牌化”的发展格局。通过构建文化传承、数字创新与产业转化协同发展的新模式，使赣南木雕不仅成为赣南地区重要的文化名片，也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为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贡献独特的文化力量。参考文献[1] 刘晓春,冷剑波.“非遗”生产性保护的实践与思考[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8(04):64-71.[2] 宋小飞.“走向消费”——从民俗文化到消费资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J].中国文化研究,2020(02):112-120.[3] 刘明来.论徽州木雕艺术的文化内涵与美学特征[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9(06):123-125.[4] 谢燕红.赣南客家传统建筑装饰特征及其文化内涵研究[D].江西理工大学,2021.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化产业28[5] 杨钦,黄煜嫣,肖娜.基于RMP分析的潮州木雕文创产品设计应用研究[J].包装工程,2025,46(22):503-513.DOI:10.19554/j.cnki.1001-3563.2025.22.045.[6] 郑永杰.自然与几何：木雕艺术的审美表达[J].雕塑,2025(06):68-70.[7] 杨钦,汤繁稀.基于扎根理论-FAHP-熵权法的潮州木雕文创产品设计研究[J].包装工程,2025,46(24):401-412.[8] 王焕.关于智能技术与文化创意木雕艺术融合的多维度探究[J].浙江工艺美术,2025(23):40-45.[9] 帅敏.赣南民间美术考述——以赣南地区部分特色手工艺制作为例[J].极目,2023(03):63-67.[10] 木合牙提·加海.文化传承理念下的木雕产业人才培养——评《木雕传承人口述史》[J].中国教育学刊,2023(08):127.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学研究29喜剧与积极犬儒主义——电影《戏台》中的声音战争、政治包装与文化挪用郭鹏【内容提要】现代犬儒主义作为“启蒙的虚假意识”，指理性主体彻底觉醒之后，反倒看破红尘而退守灵魂真理。喜剧《戏台》中的积极犬儒主义，则指其巧妙回避了主人公的觉醒、特别是觉醒的负面维度，将其无为与出世塑造为对艺术和爱情的单纯追求和高尚德行，又偏偏将这一追求放置在险象环生、困难重重的政治语境中，以至于让主人公退守灵魂圣地与身体领域的无为姿态，因与其为艺术、为爱情不得不做出的对外界干预之拒斥、对外部障碍之逾越与无畏相混淆，从而产生了政治介入和行动的幻觉。另一方面，电影通过乐观主义叙事思路和乖讹场面炮制出人格反转的政治修辞，表现为以下效果：其悄悄抹除了主人公追求真理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将之拖往退步的方向，追求的过程亦变成了大大的玩笑。作为实在界裂隙二次修复，社会对主体“失范”行为的象征性授权，与积极犬儒相辅相成，共同破除了权力的二元幻觉。【关 键 词】积极犬儒主义；语境混淆；政治修辞；实在界；权力的反身性【 Abstract 】Modern cynicism, as “false consciousness of enlightenment”, refers to after rational subjects’ radical awakening, instead they see through the mundane world and retreat into the truth of the soul. Positive cynicism refers to the comedy ‘Theatrical Stage’ cleverly makes the protagonists avoid awakening, particularly its negative dimensions, reframing their withdrawal and detachment as pure pursuit of art and love, while paradoxically placing this pursuit within political context, which is fraught with difficulties. This confuses their retreat to the sacred realm of the soul and the domain of the body with their rejection of external interference that one is compelled to make for the sake of art and love, creating an illusion of political engagement and ac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film employs an optimistic narrative approach and incongruous scenes to craft the political rhetoric of personality reversal, producing the following effects: it quietly erases the price the protagonists must pay for their pursuit of the truth, steering them toward the direction of regression, and transforming the pursuit itself into a farce. As the secondary repair of the fissure in the Real, the symbolic authorization by society of the subject’s anomic behavior is mutually reinforcing with positive cynic’s attitude, collectively dismantling the binary illusion of power.【Keywords】Positive Cynicism; Contextual Confusion; Political Rhetoric; The Real; The Reflexivity of Power【作者简介】郭鹏，博士后，硕士生导师，河南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河南 开封 475000），研究方向：流行音乐研究、文化研究、音乐批评。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学研究302025 年暑期档电影《戏台》是一部聚焦艺术与权力、爱情与权力、支配与抵抗的喜剧作品。故事设定为军阀混战民国初年，新晋军阀洪大帅攻占京城，恰逢闻名全国的五庆班携名角儿金啸天在德祥戏院演出。洪大帅“钦点”其误作金啸天的包子铺同乡大嗓儿饰演楚霸王，并勒令将霸王自刎改为“过江不死”。戏剧家们在其淫威之下，从为活命而违心改戏，到在改与守、生与死之间的彷徨犹豫与价值撕裂，再到枪口之下金啸天“一字不改”，与横行霸道、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的洪大帅，构成了主导性的权力叙事。另一条隐线：思玥，一位思想解放、追求爱情自由的前卫女性，遇到挚爱奋不顾身，打破了时代的性别禁忌。显然，电影讴歌了主人公对艺术和爱情本真性的坚守与追求，特别以令其遭遇外部干预和障碍来显示程度之深，而本文的问题意识是：应该考虑语境的含混性，再结合电影的叙事思路、喜剧手段，综合理解他们坚守艺术本源、追求爱情真理的政治意义以及正反方之间的权力关系。一、权力二元幻觉与幸存本质主义首先从洪大帅的认同政治与文化权力运作讲起。操着浓厚唐山口音的洪大帅，对京剧而言是彻头彻尾的外行；被大嗓儿调侃为“棒槌”，这个杀人如麻、令人闻风丧胆的暴君不但不生气，反而甚是欢喜，称二人十分投缘。在二人的地域认同之外，影片中的口音则暗示出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地域冲突。鉴于洪大帅的特殊身份和地域文化相对主义立场，他专横地要听谁、听什么，不应单纯从审美角度，而应从政治角度去理解，从徐处长反复强调这场演出作为“开国大戏”的重要性亦可见一斑。也就是说，这场表演对于即将建立的新政权具有重要的符号地理学意义。希特勒推崇瓦格纳的音乐与其宣扬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息息相关，与洪大帅相关的问题并非种族，而是地域。也即说，既然是开国大戏，那就不是一般的演出，而是暗含这样一层声音政治含义：需要通过强调地域性来表征其胜利者身份。而洪大帅前一分钟要听金啸天，也就是京剧，后一分钟“钦点”大嗓儿，也就是落子，最后强令大嗓儿代替金啸天加入京剧班底之中。虽然一口唐山落子味儿的假霸王与一众专业京剧班底混演的是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笑剧，但这种文化折中主义却带领我们重新进入文化权力运作的历史褶皱之中：即使 1933 年官方法西斯主义音乐领导权已全面建立的意大利，亦不得不正视具有节奏感染力的美国音乐入侵，鼓励创作加入意大利歌词和旋律的“缩水”爵士。京剧、爵士乐体现出其他文化的陌异感、吸引力和普适性，落子和意大利音乐则体现了地域认同，也就是既要又要、两全其美的逻辑。正是从文化相对主义到文化折衷主义的逻辑，洪大帅对京剧粗暴的挪用和杂糅。这一挪用和杂糅，制造了影片的核心冲突，也就是以侯喜亭为首的五庆班艺术家们对权力介入艺术的抵抗。电影明显体现出为艺术家赋权、立碑的立场，采用了自下而上对自上而下的权力二元模式，并伴生恶与善、不义与义等价值对决，结局出现以下制上、以弱胜强这类大快人心的权力反转。这种叙事策略迎来一边倒式的喝彩。有评论家这样写道：陈佩斯为这部戏剧电影倾注了深刻醇厚的戏剧灵魂。正因为这个灵魂的坚守，陈佩斯不是让侯喜亭和他的五庆班全体家口作为戏剧烈士死于洪大帅的野蛮枪口下，而是让洪大帅再一次扮演落败的军阀仓皇逃命。在枪炮声中，在被炮火轰击逐渐倒塌的德祥剧院中，戏台上，侯喜亭和他的五庆班继续演绎着老祖宗的《霸王别姬》，“一字不改！”——抵抗强权、抵抗暴力、抵抗岁月，这就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学研究31是戏剧的命运。这段文字言中了电影中的两个矛盾。其将艺术家们拒绝改戏的行为，解释为以灵魂守护戏剧本真性，更以生命捍卫戏剧尊严。最后的“三个抵抗”这一微观而又铿锵有力的排比句，不仅高歌了艺术家的风骨，同时道出了真正的戏剧具有经得起岁月淘洗的历久弥新性，还具有某种政治抵抗性。既然五庆班最终全员坚守在了京剧的原教旨主义立场上，既然这一坚守正是出于要让京剧处于永不负载任何政治意义的那份纯粹中，那么，京剧的抵抗性何在？当然，这一幻觉源自电影对戏人恪守京剧本真与政客对其野蛮挪用所进行的语境混淆。对于另一处明显的矛盾：既让戏剧家们誓死捍卫戏剧尊严，又让其远离非命，评论家的逻辑是：正是由于这种灵魂厮守和生命保卫，反过来使艺术家们“击溃”了施暴者，免于灭顶之灾。我将这一正相关的观点称为幸存本质主义，相当于“你保卫了戏剧，戏剧最终也会保卫你”，就像“你得到的回报多，是因为你付出的多”。我的观点是：戏剧家的生命被保卫，不一定是因为他们保卫了戏剧，也许正相反。这两大矛盾，也是文章第二、三部分处理的重点。笔者不同意以上观点，因其未将语境、叙事思路与喜剧手段相结合进行意义挖掘。本文将沿此思路证明电影试图操演的权力二元模式乃是一种幻觉。二、作为政治包装的积极犬儒主义首先说明一下何为现代犬儒主义。英国学者提摩太·贝维斯（Timothy Bewes）将其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生存态度归咎于“本真拜物教”，即对形而上学沉思或曰精神深度的过度依恋，进而导致政治幻灭与行动瘫痪。现代犬儒万念俱灰、反身自顾，“逃避世界而退守灵魂的真理”，这不正是电影中各色人等的精神写照吗？当蓝大帅兵临城下，众人在枪炮声与坠石之中仓皇而逃，金啸天和凤小桐依然能够在空荡荡的戏楼里镇定自若唱完这出戏；思玥、大嗓儿等能与之产生深度精神共鸣的票友，目不转睛望向舞台，听得如醉如痴，完全将外部世界之纷扰置之度外。山河破碎、烽火连天的时代背景，既烘托出滚滚红尘之间鲜有的对外界充耳不闻，遁入艺术纯真之精神境界，亦凸显其置燃眉之急于不顾的政治冷漠。“退守灵魂真理”的还有思玥。身为洪大帅六姨太的她，因楚霸王而爱金啸天。本真崇拜既使她产生改变命运的冲动——为自己的心身做主，与金啸天远走高飞，又使她意乱情迷，堕入肉体的欢愉之中。说到底，他们犯了贝维斯眼中的政治之大忌，即混淆了属于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事务。对于金啸天等人来说，这一混淆表现为其在明显应展现公共关切的动荡时局下，在艺术沦为统治工具同时亦有望将其转化为另外一种底层政治载体和救赎武器的状况下，却转移矛盾，一心向内，将自我封闭在“戏比天大”的圈子文化中，将原则仅仅局限在“‘一字不改’地演绎老祖宗的‘玩意儿’”的美学层次。他们的艺术痴迷与本真崇拜因此显得不合时宜。对于思玥来说，这一混淆则表现为在女性解放、性别平等问题依然任重道远，但其思想曙光已被点燃的时代背景下，在明明可以经由身体力行的行动，起到一种女性主义表率作用的状况下，却一头拜倒在更具私密性的身体领域。根据贝氏的观点，这些人物的共通特征乃是公私不分，对政治行动则贻害无穷。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学研究32然而，他们与现代犬儒在形式上刻意保持距离。现代犬儒涉及彼德·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言及的“启蒙的虚假意识”，即在彻底启蒙状态下产生的对启蒙的祛魅，其包含主动觉醒的上升趋势，达至波峰后直接跌入消极无为的谷底的精神轨迹，事关自我启明到一定程度的彻悟，随之对其所处世界不再抱有任何幻想的灰色人格。电影主人公身上并未涉及此一精神旅程的前段，侯喜亭、金啸天等人是一心为逃离这个世界而苦心孤诣、奋力拼搏，思玥则是铁了心要与心上人远走高飞而不惜赴汤蹈火。如果说，现代犬儒的出世前置了因觉醒而幻灭的物极必反式的浮沉路径，那么，电影人物的觉醒被回避了，他们自始至终都将自我牢牢驻扎在心底的圣地和身体的秘境。由此，电影制造了他们这么做并非出于对世界的失望，而是源于心中那份为艺术、为爱情的纯粹的效果。当然，侯喜亭从违心改戏到忠于原作的行为也是一种觉醒，而觉醒前的一系列行为、对白，如他情急无奈下四处寻找大嗓儿救场，被迫改戏，甚至参与阻挠金啸天登台，以及其对凤小桐的苦苦哀求与二者间的分歧等，均反映出主人公在死与生、荣与耻两难困境中的迷惘、痛苦、挣扎，是人物成长的必要阶段。没有这一阶段，就缺少人物蜕变、重生所撑开的张力，以及他们为复归被外力扰乱的“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本真生活所付出的努力之强度。思玥从心安理得做洪大帅的六姨太到决定与金啸天私奔亦是一种觉醒，而这前前后后时刻面临东窗事发的危险。没有这一过程，亦难以体现其为筑造她们远离尘寰的爱情孤岛所生发的勇气和冒险精神。但这里的觉醒、努力与勇气，无关自由、平等、正义等公共政治价值，更不涉及看破红尘的绝望，单单是为了确保个人与神圣之灵交不被打扰，抑或为重建只属于二人的亲密空间，仅此而已。所谓积极犬儒主义，正是电影的慧黠之处，即绝口不提觉醒的负面维度，将主人公的无为与出世塑造为一种纯粹的追求和高尚的德行，且需要他们为此排除万难、逾越障碍。这一人格调包，也就是将启蒙的黑化过程置换为“积极过程”，表现在电影戏剧性地强化了主人公实现理想的难度、危险性、过程性，将其放置在险象环生的（政治）处境中：更确切地说，让兼具战胜军阀和威权丈夫双重身份的政治性人物在其灵魂中横插一刀，并成为其亲密空间重建道路上的绊脚石，进而让主人公退守灵魂圣地与身体领域的无为姿态，因其对外界干预的拒斥、对外部危险的无所畏惧而产生了政治介入和行动的幻象。以下事实被模糊了：他们与具有公共性的反面人物之遭遇，乃是一种用心设计的偶然，而其对之反抗与背叛，并不因为他们珍视公共世界，相反，仅仅是出于对私人生活的殷勤关爱，而是永不放弃成为呵护自己内心深处最柔软部分的瘾君子。也可以这样说，他们参与到了政治之中，参与到了针对似乎是某种非正义行为的抵抗行动中。但与其说他们在抗击权力，毋宁说是在抗击自己的“参与”，他们反对的并非强权，而是反对自己被卷入其中。也就是说，参与中蕴含着对不参与的渴求，参与的核心动能是退出。但通过这样的政治放置，电影就不仅将“明知故犯”的犬儒主义者，净化为“闭目塞听”的遁入艺术圣地与爱情秘境的孤芳自赏者，更深度伪装为“对自己所处社会的问题一清二楚，并起身改之”的撄犯者。这样一来，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相混淆即产生了与贝维斯理论不一样的效果。对于贝维斯而言，将属于公共领域的事务以私人领域的方式来处理，将导致政治无能，而在这部电影中，将属于私人领域的事务放置在公共领域中处理，则成为一种政治包装，即前文出现的“三个抵抗”的幻觉。现代犬儒由启蒙孕生，最终走向了启蒙的反面，他们“什么都不做”就已然是犬儒了，或者说，放弃、认命本身就是犬儒姿态；而电影人物的犬儒追求之所以被称作追求，正是因为其不可能不劳而获，而是与“积极过程”里应外合，如侯喜亭尚需为实现心中无上犬儒真理而克服心魔、殚精竭虑，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学研究33思玥也需为实现梦寐以求的犬儒幸福与快慰而铤而走险，其犬儒实现的前提条件则是不能放弃，不能怯懦。但现代犬儒对自己的犬儒嘴脸大言不惭，供认不讳，电影则以极力渲染主人公自我超越、介入和抗争姿态的“积极过程”掩饰其犬儒本心。三、喜剧性：人格反转的政治修辞但是，“积极过程”的掩饰注定会失败。简单地说，它在外观上呈现出主人公为追求艺术与爱情真理而努力拼搏，但悄悄抹除了真正追求真理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里没有殊死一搏，没有真实冲突的酷烈情状，没有利益的割舍。“积极过程”变成了无需严肃面对、认真经历的玩笑过程，其中嵌套了现代犬儒结构：类似“皇帝的新装”故事中，谁都知道皇帝一丝不挂，但谁也不会说出真相。而在“积极过程”中，主人公显然没有装聋作哑，而是如前所述进行了抗争，但仔细揣摩细节会发现：这抗争是佯装的，就像有人假装说穿了皇帝的洋相。主要的证据就是电影将规避实在界的乐观主义叙事和各种乖讹场面相结合。饶有意味的是，用滑稽、反讽等手段刻画反面角色自不待言，对正面人物的刻画同样运用这些手段，即构成了独特的政治修辞。如果将视野仅仅局限在“积极过程”中看，哪怕只是单纯追求艺术与爱情，那也包含了与权力相撞击、克服自身局限性的因素；或者说，即便是在艺术与爱情领域，也可体现出正义和积极的行动力量，但主人公在上述政治修辞的作用下，被拖往退步的方向：他们不仅被一次又一次地保全，甚至带回“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状态。无论旋涡如何汹涌，情势如何危急，冲在第一线的主人公首先不会有事，而电影最大的卖点——无止境的插科打诨和倒错的时间、意象、身体，亦为其全身而退提供了修辞保障。从故事外观上看，五庆班从委曲求全到宁死不屈的集体觉醒和抗争过程，展现出主人公从挣扎、分裂到顽强、无畏的人格变迁和情节的紧迫性、危机感。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金啸天英勇就义般的最后登台。他无视洪大帅的枪管、以身卫道的行为，激发了众人的勇气，在洪大帅下令举枪之际，侯喜亭对乐师们说“继续”。这一情节可谓将电影推向千钧一发的高潮时刻，是“积极过程”中矛盾、冲突最为激化的时刻，是主人公舍生取义的壮美时刻。作者刻意设计了主人公与权力正面对撞，突出了戏剧张力、尖锐性与主人公的人格魅力。然而，这一危险时刻的危险性被作者通过独特的叙事策略和电影时间给巧妙抹除：无巧不成书，主人公因蓝大帅攻城所致洪大帅仓皇而逃而化险为夷；这一巧合性解围的效果，恰恰是将军阀混战权力迭代的历史时间高度压缩在一天甚至一场戏的电影时间中的结果。危险的真实性缺场，抗争的真实性当然也就无从谈起；危机之所以解除，只因保卫仅是表演。一切都以玩笑的形式发生，就像有人揭穿了皇帝的洋相，随即捎带一句“开个玩笑，别当真”；反过来也一样，皇帝大发雷霆，要处死这个人，接着补充一句“逗你呢”。紧迫、危急的情势以荒诞、滑稽的手段处理的情况在电影中比比皆是；“紧张期待突然化为虚无”的产物不仅有开怀一笑，更有悖谬的政治修辞：导致人物的重影化与人格反转，如在金啸天抗击权力、舍生取义的身影中，暴露出偃旗息鼓、明哲保身的犬儒姿态。至于为自己身体做主的思玥，她确实在爱的名义下完成了两次身体冒险。思玥的冒险是发生在后台的身体游击，类似斯科特所谓“潜隐剧本”的“低调的抵抗形式”。她与金啸天的情意缠绵应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学研究34该说就在洪大帅眼皮子底下发生，却始终没有被发现，对父权化身的老公算是狠狠羞辱了一番，也为电影和观影制造了些许一闪而过的紧张瞬间。而电影同样有办法让思玥远离性命攸关的时刻，将这位渴望纯粹地、有尊严地去爱和被爱，且有一点行动苗头的先锋女性，偷渡回令她沉溺其中且大肆收割性别红利的父权温柔乡。比如，思玥与金啸天偷情，与洪大帅仅一窗之隔且已经被其觉察，却能够安然通关，是因为所有人的听觉失灵帮她解围。隔壁传来的咯吱声和飘飘欲仙的叫喊声与武生压腿和旦角开嗓的听觉效果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只有拥有正常听觉的洪大帅一人发现了马角，而一旦他要将这大幕掀开，电影就通过不断重复听觉失灵助思玥摆脱险情。她在多双麻痹的耳朵共同参与到的声音误认中成功脱逃，其奔赴爱情的决绝与爱的代价、与权力相撞的危险性和批判锋芒，亦在这场声音捉迷藏中被销蚀殆尽。爱的微芒在思玥那里的第二次熄灭，是通过其自身知觉失灵而制造的政治修辞的结果。她想象中对其声称最爱的金啸天的第二次真情献身，却由于对虽然上了相同的妆和行头，但在一般视觉和触觉中判若两人的两位霸王的离奇误认，变成了与另一个陌生男人亲昵的戏码。虽说这是误会，但电影就像助金啸天和她虎口脱险一样，亦能助她成功逃离爱的排他性苦海，更让她无需放弃女性在性实现和性资源方面的“优势”1，让其压抑的愤懑与为了爱飞蛾扑火的无畏与气魄，全部湮灭在醉生梦死的父权声浪之中。就这样，“积极过程”将故事外观中主人公逐渐觉醒、历经千辛万苦、为本真性而战，与经由乐观主义叙事与乖讹场面隐蔽编辑而成的撤离、自保、得过且过这两种矛盾的存在状态，杂合在了一起。这构成了独特的政治修辞，即在主人公义无反顾的激进行动中同步衰减了其激进性，或者说，其行动包含着对行动的拒绝，因而导向其反面：主体在上述诸多因素的加持下退隐，并被带回至曾经安逸的存在状态。又或者说，犬儒状态就窝藏在“积极过程”中不认命、寻求某种改变，且从结局上看确乎是那种皆大欢喜、邪不压正、好人一生平安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如前所述，在人类宁愿拥抱小确幸的虚假，也不愿面对、或者说逃避“实在界”的残酷意义上，亦有犬儒之精神根源，二者相互依存，互为条件。同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理解了真正使五庆班全体家口免遭“存在的灭顶之灾”的，不是导演倾注在电影中的“深刻醇厚的戏剧灵魂”，而是被隐蔽安装在电影中的斯洛特蒂克所说的“自反缓冲器”。从金啸天被“电影”营救下来，思玥不仅被保全了性命，还从爱的排他性苦海和性实现的“优势”剥夺中豁免的那一刻起，他们对本真性的孜孜以求中也就包含了作秀的成分。电影利用各种形式让主人公免于灭顶之灾，等于构建出一场主体没有任何危险，无需为了某种价值就去豁出什么的形式主义反抗；而主人公的不战则胜，等于进行了一场将自身伪装成撄犯者的犬儒者自白，并营造出一种允许反对行为存在并接受其否定的民主、包容、虚怀若谷之社会幻象。与电影的喜剧性类似，从两个等式中流露出一种犬儒式幽默和犬儒式坦白，不同的是，其招认了权力的二元幻觉，即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股力量并非水火不容，而是你侬我侬的。四、第二次舔舐实在界创伤：权力的选择性盲视这样看来，电影是这样一种制幻的技术：其制造了为艺术捐躯和为爱情奔赴的幻觉。而事实上，主体进入“积极过程”这一现实中两全其美的安全岛。成为积极犬儒就意味着一边离经叛道，一边1 由于父权社会下男性的性道德束缚程度较女性低，在此意义上，女性在肉体欢愉的可实现性和资源丰富性方面反而更占优势。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学研究35逆来顺受，同时消除了压抑感和无根感，“积极过程”为其提供了与自身和解的方式。社会也是一样，通过“积极过程”，弥合了矛盾、对抗、不满等实在界缺损。“积极过程”就是社会创面上缝合的补丁。可其对社会矛盾与对抗的遮掩并非体现为压抑与隐藏；相反，它提供了一种对反抗行为和反抗胜利的象征性授权，这是一种对否定性、他异性、失范性行为的有意识的纵容，或者说，它挪用了这样一种行为。对这种不彻底的否定性的肯定，恰恰是社会自我疗愈的良方和同一性窍门。这类似笔者研究 20 世纪美国、德国、苏联等之间声音战争的文章提出的私通权力，即通过对非法之物的限制性挪用，来博取人心。只是这次的挪用对象不是非法之物，而是失范行为。此一自相矛盾的运作方式可以通过还原至两种社会中去理解。金啸天的处境——如艺术高度国家化、认同政治激进化、个体心理分裂等，对应的即极权主义。马蒂亚斯·德斯梅特（Mattias Desmet）认为：大众之所以盲从极权主义神话，源自普遍的孤独、焦虑、无意义和攻击性社会心理，通过制造“敌人”来排解上述难以忍受的社会性气郁，使大众重拾集体荣誉感和归属感。这与齐泽克精神分析的解释不谋而合：必须抹除、填补这一实在界创伤方可实现社会一致性，而这种非实体性创伤、非对象性阻塞需以替罪羊的化身形式出现。大众明知极权话语的虚假性，却坦然追随，正是因为极权幻象能够带其逃离更加忍无可忍的被称作无根感的实在界硬核。另一方面，精神分析还告诉我们，欲壑难填。也就是说，极权主义事业不可能一劳永逸，永远存在反对派、不满者，存在“外部”和他者。社会的一致性阉割扫除了无根感，却留了新的伤疤：压抑感，表现为个体对“外部”的渴求、对本真的向往、对僭越的欲望。极权主义必须再度寻找社会创伤的化身——也就是它自己。而上述对失范行为的象征性授权，正是二次缝合社会伤口的结果。阿伦特从宣传角度也道出了这一问题：“宣传的必需性总是由外部世界控制着。”这一有限性，同时也是精神分析学派中的快感之来源，决定了极权主义将永远走在缝合伤口的路上；伤口日新月异，缝合的技术也需不断变换，因此，极权主义与“外部”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二元论。文化史学家布鲁斯·约翰逊（Bruce Johnson）也曾指出“聚焦于暴力的、自上而下的旧有模式与极权主义政体裂隙下日常生活实际情况”之间存在鸿沟。这说明权力在监视、管控底层生活方面并不是全能的。更重要的是，文化权力的实际运作并非如理论模型那般大而划一，极权主义也绝非铁面无私，表里如一。沿阿伦特的思路，笔者以为：“外部”并不只限于宣传对象，同时也是宣传素材（不是反面素材）。第一种情况，极权主义与“外部”的关系是对立的，第二种情况，极权主义则会因势利导。权力的反身性表现为：光天化日之下被其义正词严地压制、禁止的“外部”，会毫无愧色、毫无原则地暗中为其自身所用（容），暴露出极权快感的性变态风格。而阿伦特所说的“宣传的必需性”在电影中对应的即“积极过程”，而“外部”，则是金啸天们内心深处没有被大对体阉尽、只能通过其自身充当出气筒来二次抚平的集体压抑。故而，金啸天的失范行为不仅没有被镇压，相反，被有意识地纵容；正如 1940 年，德国宣传部对待宣传和教义中同属堕落之物的美国爵士乐，并没有像官方宣称的那样斩草除根，相反，还秘密供养了一支包括“意大利人、比利时人、捷克人，甚至还有混血犹太人和吉普赛人、共济会成员、耶和华见证会成员、同性恋者和共产主义者”在内的查理乐团。无独有偶，思玥心中也剩余着需要二次抚平的压抑。不同的是，从性别、操守、身体等角度看，她对应的是规训社会。但电影中的情形与规训理论大相径庭。依福柯之见，规训社会中的身体被打上了权力的烙印，变得驯顺，合规；规训权力无孔不入、密不透风，特别是全景敞视主义无死角的目光，将一切见不得光的小动作尽收眼底，让行为失范者茕茕孑立；他还专门举例说明规训权力甚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学研究36至关注家中大龄女儿是否行为不检点、能否拿得出结婚证的问题。但思玥的行为显然溢出了这套解释框架。她不仅轻而易举逃离了权力的监视，而且就在权力的眼皮子底下，哪里只是开小差，简直是大逆不道。这里，与其说是思玥勇敢机智，毋宁说是全景敞视主义的选择性失明。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所有人的耳朵同时出现了幻觉，甚至洪大帅明明听出了动静不对，反而装聋作哑，第二次偷情的时候甚至亲自出面帮思玥解围。通过权力的选择性失明，个人与社会双双进入两全状态。当然，对失范行为的纵容是有限度、有条件的，权力眼睑之低垂是故意的，限度、条件皆蕴含在“积极过程”中。最后，不妨反转一下斯科特的问题：后台的反抗究竟是弱者的武器，还是强者的狡计？参考文献[1] 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M].林骧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2] 贝维斯.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M].胡继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3] 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4] 郭鹏.声音战争：爵士乐的挪用与功能转化（1933-1964）[M]//文化研究（第5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49-52.[5] 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M].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6] 斯科特.支配与抵抗艺术：潜隐剧本[M].王佳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7] 陶东风,编译.极权主义的大众形成及其心理分析.(2026-03-22)[2026-03-25] https://mp.weixin.qq.com/s/uJZBplz59XafLeEASFqaQA.[8] 肖鹰.一部壮写戏剧命运的电影——《戏台》，我看了三场.(2025-08-01)[2026-03-16] https://mp.weixin.qq.com/s/h7ei7E2ox36DBM5WK8tEiw?from=groupmessage&scene=1&subscene=10000&clicktime=1773531804&enterid=1773531804.[9] Bruce Johnson. Jazz and Totalitarianism[M]. Routledge, 2017.[10] Horst J. P. Bergmeier and Rainer E. Lotz. Hitler's Airwaves: The Inside Story of Nazi Radio Broadcasting and Propaganda Swing[M].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11] Marilisa Merolla.Jazz and Fascism: Contradictions and Ambivalences in the Diffusion of Jazz Music under the Italian Fascist Dictatorship (1925-1935).Jazz and Totalitarianism[M]. Routledge, 2017.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学研究37宋代诗词中的“香篆”书写与生命意识邓相悦【内容摘要】宋代文人焚香之风盛行，香篆以“消还续”的燃烧特性，成为士人观照生命与安顿心性的重要媒介。它将无形的时间流逝转化为可感可见的物质过程，使文人在香粉的燃烧与灰烬之中，直观体认生命的有限与时光的不可逆。面对生命有限的命题，宋代文人并未陷入消极悲叹，而是借心字香的“心”形形制，将潜藏于心的情谊、归思、愁绪与牵挂予以具象化投射，印证生命的留恋价值。基于这种情感与精神的投射，宋代文人形成了不同的生命安顿路径，以陆游、华岳、辛弃疾为代表，形成了向内守持本心、与命运达成和解、对当下释然的三种路径。三者均以香篆的物性为媒介，以鼻观体悟为核心路径，共同构成了宋代文人安顿此心的多元精神范式。香篆作为日常器物，在一燃一灭间，映照出宋代文人对生命的理解与安顿。【关 键 词】香篆；宋代文人；生命意识；消还续；鼻观【 Abstract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practice of incense burning flourished among literati. Incense seals, with their unique combustion property of “dissolving yet renewing,” emerged as a pivotal medium for scholars to contemplate life and cultivate inner peace. By translating the intangible passage of time into a perceptible, visible material process, incense seals enabled literati to directly apprehend the finitude of life and the irreversibility of time through the burning of incense powder and the formation of ash. Confronted with the proposition of life’s finitude, Song literati did not succumb to passive lamentation; instead, they used the design of "heart incense" to entrust their heartfelt emotions, nostalgia, sorrow, and concerns to a tangible form, thereby validating the value of cherishing life.Rooted in such emotional and spiritual entrustment, Song literati developed distinct pathways for spiritual settledness. Represented by Lu You, Hua Yue, and Xin Qiji, these pathways include inwardly upholding one’s original mind, reconciling with fate, and embracing the present with equanimity. All three approaches take the materiality of incense seals as a medium and olfactory contemplation as the core method, collectively forming a pluralistic spiritual paradigm for Song literati to anchor their inner selves. As an everyday artifact, incense seals, in their cycle of ignition and extinction, mirror the Song literati’s understanding of life and their pursuit of spiritual equilibrium.【Keywords】Incense Seals; Song Dynasty Literati; Life Consciousness; Dissolving yet Renewing; Olfactory Contemplation【作者简介】邓相悦，暨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广东 广州 510000），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学研究38一、引言两宋时期，焚香之风盛行于社会各阶层，香文化臻于鼎盛。在诸多用香形式中，香篆以其独特的物性特征引人注目。它将香粉压印为连绵篆纹，循序燃尽，火焰只能沿预设纹路行进，呈现出“消还续”的燃烧效果，将抽象的时间流逝转化为可视、可感的物质过程。这种物性特质，使香篆超越了一般香品的嗅觉享受，成为宋代文人观照时间、体悟生命的重要载体。目前学界对宋代香文化的研究，或聚焦于香具名物与焚香习俗的考订，或集中于黄庭坚、苏轼等个案的诗学分析，尚未将香篆作为一种独特的物性媒介，系统考察其与文人生命意识之间的深层关联。本文引入物质文化研究的视角，将香篆视为一种“物质媒介”，从生命本体论与生命价值论两个层面展开分析，宋代文人的香篆书写，本质上是一种“借物观生”的生命感知实践。香篆“消还续”的物性触发生命有限性的认知，心字香与“香销篆冷”承载情感价值的确认，“鼻观”统摄下则导向三种生命选择，从“物”到“感”再到“择”，香篆书写完成了从生命认知到生命安顿的完整精神历程。二、香篆的名物考述（一）香篆的佛教起源与宋代普及香篆，又称篆香、印香，是将香粉用模具压印成连绵纹样后循序点燃的焚香方式，其名或取纹样回环如篆书，或取工艺以印模压成。到了宋代，香篆的名称有过一次重要变化。据刘攽《中山诗话》记载，因“印”字与太祖赵匡胤名讳中的“胤”字音近，民间为避讳改称“香篆”，沿用至今。后世文人笔下的香篆均指这种压印成型的焚香形式，而非香料本身，李清照词中“篆香烧尽，日影下帘钩”、辛弃疾词中“心似风吹香篆过”，描写的都是香粉燃烧后形成的篆形香烟。香篆的起源可追溯至隋唐时期的佛教寺院。在佛教中，香被视为沟通凡圣的媒介，寺院僧人常将香粉制成文字、图案样式焚烧，配合诵经禅修，这便是香篆的早期形态。相传唐代不空法师所译《观自在菩萨大悲智印周遍法界利益众生薰真如法》中，记载了以香炉为法界、以梵文种子字为香印的修持方法，（如图 1 所示）香印燃尽则寓意诸法皆空、终臻圆满。图 1.《观自在菩萨大悲智印周遍法界利益众生薰真如法》中梵文香印进入宋代后，香篆逐渐走出佛门，融入文人生活，成为“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之一。李清照《满庭芳·残梅》中“篆香烧尽，日影下帘钩”，记录了闺阁中静观香篆消散的日常。香篆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学研究39不仅是书斋独处时的清供，更进入了士大夫的社交往来。苏轼在苏辙生日时曾赠以檀香观音像与银香篆盘，赋诗描述香篆燃起时“缭绕无穷合复分，绵绵浮空散氤氲”的景象；贬居惠州期间，友人程之才前来慰问，苏轼回赠礼物中亦列有“香篆一枚”。以香篆会友、以香篆为寿礼，在北宋文人圈中已是寻常之事。香篆的普及并不限于士大夫阶层。据吴自牧《梦粱录》记载，南宋临安城中出现了“日供打香印者”的专门职业，这些手艺人每日为铺席人家印香，按月收取香钱。书斋帘下、节日宴饮、对弈品茗，处处可见香篆的身影，晏殊“朱帘半下香销印”、张孝祥“绣工慵，围棋倦，香篆频销印”，皆折射出香篆在宋人日常生活中的渗透程度。香篆在宋代的普及，对于深受佛教思想浸润的士大夫而言，其意义并不止于嗅觉的享受或时间的刻度。僧人从香篆燃尽中看到的是诸法皆空，文人从中看到的则是时间的流逝、生命的有限，以及在此有限之中如何安顿此心。这一转变，为宋代文人将香篆转化为感知生命、寄托情感的物质媒介埋下了伏笔。（二）香篆的制作工艺与形制特征香篆是以模具辅助成形的用香方式，核心器具为香印与香盘。关于香印的材质，明代周嘉胄《香乘》记载：“百刻香印以坚木为之，山梨为上，楠、樟次之。”香印模具的纹样多为回环萦绕的图纹，以保证香粉一燃到底。印香炉则多为炉腹浅阔的形制，便于铺灰、置模、脱模等精细操作。现藏于日本正仓院的唐代黑漆木香篆盘，（图 2）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香篆实物。该组器具由香篆印与素漆香盘配套组成，香篆印呈直口浅盘状，盘面阴刻回环对称的缭绕纹样，配套的素漆香盘则为浅腹平底的黑漆圆盆，直径略大于香印。这种设计表明，唐代采用模盘倒扣法脱模，先将香粉填入香篆印的阴纹中，压实刮平后，把素漆香盘扣在印面上，再将二者整体旋转，香篆便完整脱入香盘之中，点燃即可循序燃烧。图 2. 唐代黑漆木香篆盘这种模盘配套、以盘为底的工艺，是唐代香篆从成型到燃香一体化的典型设计，其脱模方式虽与后世有别，但核心原理并无二致。香篆的形态始终由印模上预设的纹样决定，燃烧路径在脱模之前便已确定。到了宋代，香篆的制作工艺更为精细，讲究“填、筑、脱、燃”四步，先在印香炉中铺香灰，用灰压筑实抹平；随后将香印模具覆于香灰之上，筛入香粉，用香押筑实，刮去多余浮粉；最后小心提起香印完成脱模，点燃成型香篆的一端。脱模这一步需格外谨慎，稍有不慎便会导致香路断裂。值得注意的是，宋代景德镇窑青白瓷香印盘标本（图 3）显示当时还存在“模盘一体”的设计，即在盘底直接堆塑香路，无需脱模即可点燃，反映了宋代香具工艺的多样性。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学研究40图 3. 宋代景德镇窑青白瓷香印盘标本无论是唐代的模盘倒扣法、宋代的提模脱印，还是模盘一体设计，香篆制作工艺的核心原则始终未变。火焰的走向完全由模具所刻纹样决定，需沿预设篆纹路径依次燃烧，不可偏离。这一核心特质，不仅赋予香篆计时功能，更造就了其“烧尽又复燃”的独特效果。（三）香篆的燃烧机制与计时功能计时是香篆区别于其他香品的核心功能。洪刍《香谱》“百刻香”条载：“近世尚奇者作香篆，其文准十二辰，分一百刻，凡燃一昼夜已。”制作者将一昼夜划分为一百刻，使篆纹长度与燃烧速度对应，香粉匀速燃烧时，时间便以可视方式呈现。因其计时效果可与刻漏媲美，香篆在民间获得了“无声漏”的别称。范成大“山川屏里画，时刻篆中香”、姜特立“印篆旋添香晷刻”，可见宋代文人确曾以香篆计时。宣州石刻记载熙宁大旱时“始作百刻香印，以准早晚时间”，说明香篆可替代水漏。《香乘》亦专门提及百刻香“若以常香即无准，今用野苏、松球二味相和令匀”，香料配比对计时精度有直接影响。香篆在燃烧时呈现出特有的“消还续”状态。与线香径直燃尽、香丸闷烧无明火不同，香篆依模具刻成的篆纹回环燃烧，火头所至，前方香粉化为灰烬（消），后方香粉随即接续引燃（续），一消一续交替发生，连绵不绝。“消还续”的形成依托两点：一是燃烧路径由模具预设，火焰只能沿固定纹路行进；二是香粉经压印后在篆纹中排布紧密，前一段燃尽后，火焰顺势引燃后一段，为持续燃烧提供了条件。正是这种“消逝”与“延续”并存的燃烧特质，使香篆成为宋代文人观照时间、体悟生命的独特载体。三、香篆书写与宋代文人的生命意识（一）生命意识的内涵香篆从佛门进入文人书斋，不仅是使用场景的转移，更伴随着精神内涵的转化。僧人在香篆燃尽中参悟“诸法皆空”，而宋代文人则在香篆的燃烧与消散中，体悟到另一种生命哲学，不是对“空”的证悟，而是对“有”的珍视。这种从宗教空观到人间情志的转化，根植于宋代文人所处的思想语境，尤其是理学对物我关系的重新奠基。所谓生命意识，即人类对自我存在价值的反思与认识，涵盖生命本体论与生命价值论两个层面。生命本体论是对生命本身的感悟和认识，包括对时序流转的感知、对生命有限性的体认、对命运的思索；生命价值论则是对人生目的与意义的追问，在认知生命有限之后，个体该如何安顿此身、选择何种价值。宋代文人的生命意识，既不同于汉唐士人将生命价值寄托于外在功业的建功立业，也不同于魏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学研究41晋士人在生死忧惧中的感伤徘徊。他们以一种更为理性的态度面对生命，将深邃的思考融入日常之物，构建了新型的物我关系。这种“即物体悟”的生命意识，根植于理学对物我关系的重新奠基。理学家继承早期儒家的朴素伦理观，在擘画天人义理时，赋予“物”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首先，理学家提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将万物视为与人血脉相连的生命整体。“天地之间，品物万形为四肢百体”，物不再是外在于人的对象，而是与人同源共生的存在。正是这种物我同体的思想，为宋代文人将日常之物纳入生命思考提供了哲学前提。香篆不再只是计时工具或香料消费品，而是与人同处天地之间的“物”，能够映照人的生命状态。物我虽同源，但人独得天地之灵，具有反映万物的能力。程颢有言：“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无人则无以见天地。”《周易》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邵雍亦云：“物为万民生，人为万物灵。人非物不活，物待人而兴。”“万物之灵”的身份既赋予人特权，也要求人承担起观照万物的责任。宋代文人正是以这样的主体姿态，主动选择凝视香篆的燃烧过程，他们不是被动地被物触动，而是主动地通过物来反观自身，从香篆的消续之间照见生命的有限，从心字香的形制之中确认情感的珍贵，从香篆的燃尽成灰之际体悟此心的安顿。这种观物行为在理学框架中更被提升为一种修养功夫。张载以“代天而理物”概括人的主体性责任，由此构成了“格物致知”思想的认知根源。邓淞露指出，理学影响下的宋代士人形成了新的观物方式和思辨理路，使日常俗物成为富含理性精神的文化象征。正因如此，宋代文人对香篆的凝视，便超越了日常闲事的层面，上升为体悟天理、印证心性的修养功夫。香篆书写中的生命感悟有限、可恋、选择正是这种“格物”精神的具体呈现。宋代文人不再像汉唐士人那样将生命价值完全寄托于外在功业，也不像魏晋士人那样在抽象的生死忧惧中徘徊，而是在日常之物中体悟生命的有限、确认生命的可恋、做出生命的选择。香篆正是这种物我关系的典型载体。（二）香篆物性触发的生命感悟1. 生命的有限宋代文人敏锐捕捉到香篆“消还续”的物性特征，借燃烧的动态过程体悟生命有限性，不同文人的书写各有侧重。杨公远《寓乾明观五首》中“香篆消还续”，以直白笔触描摹香篆燃而未尽、似断复续的情状，侧重通过燃烧的绵延与消亡，隐喻生命看似延续，实则时刻处于不可逆的消逝之中。陈与义《焚香》“炉香袅孤碧，云缕飞数千”，侧重以青烟不绝与易逝的矛盾，将生命有限性转化为可感的视觉意象。青烟看似绵延不绝，实则转瞬飘散，暗喻生命如青烟般脆弱短暂，可触可感却无法挽留。洪适《赠护国昌老》中“烟篆度虚棂”，则侧重以“度”字凸显生命的不可逆性，青烟穿窗而过、转瞬即逝，恰如生命从起始到终结的单向流逝，无法停滞、不可回溯。李清照将香篆的时间感知与个体生命体验深度联结，其《满庭芳》中“篆香烧尽，日影下帘钩”，通过人工时间与自然时间的并置，以香篆“烧尽”的不可逆性隐喻个体生命的不可复现，词人的寂寥心绪正是对自身生命有限性的直观体认。陆游则将感知从视觉观照内化为切身生命体验，其《秋日徙倚门外久之》“却掩柴荆了无事，篆盘重点已残香”与《夜坐》“耿耿残灯夜未央，负墙闲对篆盘香”，以残香燃烧的日常场景，将抽象的生命消耗转化为可触可感的具象体验。黄庭坚将感知推向哲思的高度，其《千秋岁》中“雨稀帘外滴，香篆盘中字”，借香篆燃字的美好瞬间与转瞬消亡，揭示生命中所有美好因有限而更显珍贵、因不可逆而终将逝去的本质。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学研究42宋代文人借香篆“消还续”的物性特征，直观感受到生命的有限性与不可逆性。这种感知的产生，与其“借物观时”的内省意识密不可分。文人通过凝视香篆燃烧的物质过程，将对时间流逝的观照内化为对生命存在的反思，这种以物为媒介体悟生命本质的认知方式，正是宋代文人在生命意识本体论层面的具体体现。2. 生命的可恋面对生命的有限性，宋代文人并未止步于悲叹，而是通过香篆书写，将情谊、归思、愁绪、思念等值得眷恋的情感物化为可触可感的形态。正是这些真挚的情感联结，让有限的生命拥有了不可替代的价值与温度。在香篆的各类形制中，心字香以独特的“心”形模印最具情感表现力。明代彭大翼有云“所谓心字香者，以香末萦篆成心字也，词家多用之。”其制法与其他香篆一致，将香粉填入“心”形模具压印成型，点燃后火焰沿“心”形回环燃烧。这一物性使心字香将抽象心绪编码为具象纹路，成为情感的物质载体。据朱红研究，宋代诗词中的“心字香”多指向人间情谊、乡关之思、离别孤寂与身世愁怀。杨万里《谢胡子远惠墨，报以龙涎心字香》中“送似龙涎心字香”，以“心字”为赠即真心相赠，青烟弥漫恰如友人情谊绵延传递。蒋捷《一剪梅》“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心字香烧”，将归乡之思凝聚于心字香的暖意之中。心底的愁绪同样彰显了生命的可恋。欧阳修《一斛珠》“愁肠恰似沉香篆，千回万转萦还断”，以香的“萦还断”喻指心绪的“剪不断、理还乱”，让无形的愁肠有了可触可感的形态。愁绪的根源在于在乎，在乎一人、一段情、一份归期。秦观《减字木兰花》“欲见回肠，断尽金炉小篆香”，以“断尽”的香篆喻指相思之苦，香尽愁深、香断肠断，印证了所爱之人在生命中的分量。除心字香外，“香销篆冷”以其物态变化从反面衬托情感的珍贵。香篆从温热燃烧到冷却成灰的物理转变，成为文人投射情感失落与生命缺憾的物质载体。洪迈《踏莎行》“宝筝拈得雁难寻，篆香消尽山空冷”，以香篆燃尽后的空寂清冷映衬知音难觅的刻骨孤独，失落反衬出温暖曾经的珍贵。朱淑真《恨春》“一篆烟消系臂香，闲看书册就牙床”，借篆香无声燃尽暗喻青春耗散，孤寂的可叹之处正在于青春本就值得珍视。陈允平《探春》“篆冷香篝，灯微尘幌，残梦犹吟芳草”，以香篆变凉的清冷之态寄寓羁旅漂泊的落寞与对旧梦往事的怀思。文人敏锐地捕捉香篆“冷”与“尽”的物态变化，将其转化为生命缺失感的物质投射。缺失之可感，源于曾经的拥有；冷寂之可触，源于曾经的温暖。“香销篆冷”从反面映射出生命的可恋，当值得眷恋的事物远去，冰冷的底色更能反衬出曾经温暖的珍贵，也更能凸显生命中那些美好瞬间的不可替代，印证了生命值得留恋的深刻内涵。心字香以情感的主动投射正面确证生命值得留恋，“香销篆冷”以失落的反衬侧面凸显生命的珍贵。二者一为拥有时的温热，一为失落后的冷寂，从正反两个维度共同彰显了宋代文人通过香篆书写所体悟的生命真谛，生命虽有限，却因真挚的情感联结而值得留恋。3. 生命的选择既然生命有限且值得留恋，那么对宋代文人来说，此心如何安顿便成了更深层次的命题，他们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作出选择，以实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香篆的物性特质与“鼻观”的感官特性，恰好为这一命题提供了独特的物质媒介与精神路径，成为文人探寻生命安顿之道的重要载体。所谓“鼻观”，是宋代文人特有的一种感知方式，其源于《楞严经》中香严童子闻香悟道的典故，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学研究43经黄庭坚、苏轼等人的倡导与践行，逐渐成为宋代文人普遍接受的审美概念与修身方式。黄庭坚最早将“鼻观”引入诗歌创作，其《题海首座壁》中“香寒明鼻观，日永称头陀”一句，将闻香与参禅并置，暗含以鼻根闻香参修佛理、安顿心神之意。苏轼在《和黄鲁直烧香二首》中所言“不是闻思所及，且令鼻观先参”，更明确地指出鼻观超越了口耳知解与逻辑思辨，是一种直达本心的直观感知方式。周裕锴先生指出，“六根互用”的观念在北宋中叶以后逐渐渗透至日常生活与审美活动，士大夫追求“六根通透、一心湛然无染”的精神境界，将焚香、品茶等日常活动视为参禅悟道、安顿身心的重要途径。鼻观之所以能成为文人安顿生命的重要路径，源于嗅觉本身的独特认知特性。其一为瞬间性，香气一触即知，无需逻辑推理与时间酝酿，这与禅宗“当下即是”的顿悟方式高度同构。刘雪莹指出，相较于耳听、口说、心悟，鼻观“不用经过复杂的思维过程，既具有直观性、瞬时性，也因个人嗅觉感受的差异而更具个性化色彩”。其二为无分别性，香气无形无相、来无迹去无痕，既不占据空间，也不滞留于物，能让人直观体悟世间万物的空幻本质。正是基于这两种特性，香篆为文人提供了一条异于逻辑思辨的生命认知路径。文人无需通过理性推演理解生命，而是借助鼻观的直接体悟，转化对生命的认知与态度。瞬间性让人绕过知解的障碍，直接照见本心；无分别性则让人破除执念，获得心境的释然。面对生命的有限与可恋，宋代文人基于鼻观体悟，做出了不同的生命选择，其中陆游、华岳、辛弃疾的选择最具代表性，共同展现了文人安顿此心的多元路径。陆游的选择，是向内确证本心，在肉身衰朽中坚守精神的澄明。他晚年疾病缠身，消渴、眼疾、足疾、腰疾常年相伴，在“短发萧萧”“衰疾日侵”的生命境遇中，焚香成为他唯一能自主掌控的精神寄托。其《病思》中“一篆清香印本心”一句，堪称全篇诗眼，“印”字一语双关，既指香篆压印成形的物理动作，亦指佛教中“印证”本心的精神仪式。鼻观的瞬间性在此发挥了关键作用，香气升起的刹那，无需任何思辨，本心便被直接照见。徐莺指出，宋代士人焚香静坐，“类似山野气息的香气经鼻端进入身体，士人通过鼻观进入冥想的天地山川，进入天理世界”。在肉身日渐衰朽、物质生活极度简朴的处境中，一篆清香成为陆游确证自我存在、对抗生命虚无的精神媒介，他以向内安顿的方式，用本心的澄明抵御肉身的衰朽，完成了生命价值的自我确证。华岳的选择，是向命运和解，在坎坷境遇中接纳生命的磨难。作为南宋少有的武学生，他因上书乞斩韩侂胄而下狱南贬，后又因密谋除去史弥远而被杖死临安，短短四十六年的生命，历经了远超常人的坎坷磨难。其《香篆》一诗写道：“轻覆雕盘一击开，星星微火自徘徊。还同物理人间事，历尽崎岖心始灰。”诗人凝视香篆星火沿曲折纹路缓缓穿行，这一燃烧过程本身，便是时间的物质化呈现。香篆从点燃到燃尽，每一寸香粉的消耗都对应着剩余时日的缩减，恰如人生从起始到终结，每一段经历都不可跳过、不可逆转。华岳从这一物性过程中体悟到“物理”与“人事”的共通之道。星火微弱却能在曲折中前行，人生虽历经坎坷，唯有接纳磨难本身，方能抵达心境的平和。诗中“心始灰”并非消极避世，而是历经沧桑后的淡然与通透，是向命运和解的生命智慧。他不执着于对抗磨难，而是在香篆燃烧的时间流转中，与磨难达成共处，在接纳中安顿此心。辛弃疾的选择，是向当下释然，在失意困顿中追求心境的自在。他晚年闲居带湖，作《浣溪沙》云：“强欲加餐竟未佳，只宜长伴病僧斋。心似风吹香篆过，也无灰。”“强欲加餐”化用《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的典故，本为离别时的劝慰之语，辛弃疾却以“竟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学研究44未佳”转折，流露出连努力活下去都难以维系的倦怠与失意。然而下句“心似风吹香篆过，也无灰”陡然宕开，实现了心境的升华。香篆燃尽，香烟随风飘散，香灰渐冷，词人却言“也无灰”，并非真的无灰，而是以禅宗“无住”的心境观照香篆的燃与灭。鼻观的两种特性在此同时生效，香气的瞬间性让他看清烦恼的生灭不过一念之间，无分别性则让他体悟到执念本身的虚幻。从“强欲加餐”的倦怠到“也无灰”的释然，辛弃疾在香篆燃尽的物性过程中完成了精神的悟入，他选择向当下释然，不滞于物、不执于心，在香篆的燃与灭之间，照见了生命的自在本真，实现了此心的安顿。陆游向内确证本心，华岳向命运达成和解，辛弃疾向当下释然。三人的确证、和解、释然，虽路径不同，却均以香篆物性为媒介、以鼻观体悟为路径，共同构成了宋代文人安顿此心的多元范式。从认知生命的有限，到确认生命的可恋，再到做出契合本心的生命选择，香篆书写完整呈现了宋代文人从生命感知到生命安顿的精神历程。四、结语从“物”到“感”再到“择”，香篆书写完成了从生命认知到生命安顿的完整精神历程。这一过程，正是理学“格物”精神在文学书写中的生动呈现。香篆不仅是一种物质存在，更是宋代文人精神世界的重要映照。从物质文化视角审视香篆书写，为理解宋代文人如何通过日常之物安顿身心提供了独特的观察维度，也为探讨“物与文学”的互动关系提供了一个可资参照的分析范式。参考文献[1]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 不空译.观自在菩萨大悲智印周遍法界利益众生薰真如法一卷[M]//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0卷).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3] 岑志强.黄庭坚涉香诗研究[D].湖北师范大学,2025.[4] 曾大兴.物候与文学家的生命意识：论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J].学术研究,2015(06):154.[5] 陈京京.香篆：仪式与日常生活中的香气实践[J].收藏,2024(10):138-140.[6] 陈敬.陈氏香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M].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7] 陈敬.陈氏香谱:卷四[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8] 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文集[M].中华书局,1981.[9] 邓淞露.弃物：宋代的文学改造与士人精神[J].浙江学刊,2024(04):190-199.[10] 方回撰.瀛奎律髓[M].清康熙五十一年吴宝芝黄叶村庄刻本.[11] 傅京亮.中国香文化[M].齐鲁书社,2008.[12] 洪刍.香谱[M].北京:中华书局,1985.[13] 华岳撰.翠微南征录[M].清影宋钞本.[14] 黄庭坚,千秋岁.黄庭坚全集(第1册)[M].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15] 黄庭坚.任渊,等注.刘尚荣校点.黄庭坚诗集注[M].中华书局,2003.[16] 姜特立撰.梅山续稿[M].清赵氏小山堂钞本.[17] 李清照,黄墨谷辑校.重辑李清照集[M].中华书局,2009.[18] 李欣泽.丁月湖《印香图谱》中的香篆图像研究[D].上海大学,2024.[19] 刘攽.中山诗话[M]//尤袤等.历代诗话插图本.中华书局,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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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学研究46生存困厄到个体意识的追寻——《过江隧道》女性经验的重构张萌【内容提要】《过江隧道》是一部聚焦女性生育困境与主体觉醒的深刻小说。作品以父权秩序下的生育规训为核心议题，通过解码“隧道拥堵”“流浪猫松子”等性别化意象，具象化呈现了女性在家庭强制干预与社会“母职神话”双重规训下的生存困厄。小说中，“她”与姑姑作为两代女性的典型代表，其生育抉择与精神挣扎构成复杂张力，既暴露了父权制度对女性身体的工具化异化与主体性的压制，也暗含着对规训的隐性反抗。文本通过还原女性生育选择中的恐惧、迷茫等情绪，传递女性经验，女性经验的力量，给予无数女性在时代的夹缝中得以呼吸空间。【关 键 词】《过江隧道》；意象解码；性别权利；女性空间；女性经验【 Abstract 】The Tunnel Crossing is a compelling novel that delves into the complex realities of women’s reproductive experiences and their journey toward self-awareness. At its core, the work interrogates the mechanisms of patriarchal control over reproduction, employing gendered symbols such as the “traffic jam in the tunnel” and the “stray cat named Matsuko” to vividly illustrate the dual pressures faced by women—on one hand, the coercive interference within the family, and on the other, the pervasive myth of motherhood in society. Through the intertwined narratives of the protagonist and her aunt, two representative figures of different generations, the novel explores the tensions arising from reproductive choices and inner struggles. These dynamics not only reveal the objectification of women’s bodies and the suppression of their subjectivity under patriarchal structures, but also subtly highlight acts of resistance against such constraints. By capturing the emotions of fear, confusion, and uncertainty that accompany reproductive decisions, the text amplifies women’s lived experiences, affirming the power and resilience of female subjectivity in an increasingly constrained social landscape.【Keywords】Tunnel Crossing; Imagery Decoding; Gender Rights; Female Space; Female Experience【作者简介】张萌，赣南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江西 赣州 341000），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一、“性别放大镜”下的意象解码《过江隧道》中的意象并非单纯的场景或物象，而是女性生存状态的性别化投射。“隧道拥堵”：父权规训的空间化隐喻。将过江隧道喻为“臃肿冗长的鱼母”，红色车灯构成“搁浅江上”的拥堵图景，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学研究47“鱼母只在规定的时间产卵”象征女性的生育行为被父权社会限定在“适婚适育”的框架内，如同鱼卵必须在固定周期内排出。拥堵车流“排列成队，亮起、熄灭、亮起”，复现了女性在家庭催婚、社会期待双重压力下的被动等待状态，而“每一回放大地图上表示拥堵程度的红色条块，她总要想起小时候看到黄鳝的场景”这一细节，更将规训暴力化。父权文化常通过“身体惩罚”的隐喻来消解女性的主体性，“鳝鱼滑腻，身如甬道”“创口自左而右”“鲜红熬煮成暗红”等描写，既是女性身体在生育规训中遭受的创伤写照，也是其个体意志被强行阉割的象征。“隧道”作为连接“外部社会”与“家庭”的空间，在性别视角下转化为女性从“自我”走向“母亲”的必经之路，而拥堵则意味着在父权制度的压迫下女性无法自主选择、决定是否生育、何时生育，只能被动跟随车流。“松子”：女性身体异化与母性的双重隐喻。作为主人公“婚前陪嫁”的宠物，“松子”最初是主人公自我情感的寄托，是其未被“母亲”身份规训前的自我投射。但随着家庭中“生育”议题的凸显，“松子”逐渐被“符号化”：姑姑寄来的“猫毛衣”实则是婴儿衣物的替代，丈夫将婴儿鞋扣在松子耳朵上的“可爱”场景，本质上是将“松子”纳入父权家庭的生育期待之中。当“松子”失踪后，主人公捡到的新三花猫被丈夫默许为“松子”的“失而复得”，并被赋予了新生育的使命“买了粉红的猫产房”，期待其繁衍后代。这种对“松子”的身份强加，正如父权社会对女性的身份规训：无论女性是否愿意，“母亲”身份都被视为其人生的终极价值，其自我情感与需求则被忽视。流浪猫“松子”的生命历程正是女性生育困境的“镜像隐喻”。难产、剖宫产、夭折的幼崽、猫传腹引发的腹水臃肿，这种身体状态的描写，复现了父权社会将女性的身体价值简化为生育功能的本质，其痛苦与创伤则被视为“母亲”身份的必然代价。“松子”的病痛与死亡，象征着女性自我主体性的消亡。当主人公面对松子“腹水引发肾衰竭”的结局时，她陷入了“用药再吊几日”与“安乐死”的抉择困境，这种困境正是她在生育选择上挣扎的镜像投射。松子的痛苦，是女性在父权秩序下“被选择”的痛苦；松子的死亡，是女性自我主体性被“母亲”身份吞噬的隐喻。二、捕捉性别权力的显性编码与隐形裂隙家庭作为父权制度的微观载体，其对女性生育选择的强制干预是最直接的显性编码。母亲“房间里要有小人儿。光有猫是不够的”的执念；丈夫“有妻有子家庭圆满是我的愿望”“人人都有孩子，为什么我不能有一个孩子呢”的诉求，看似温情实则霸道，将女性的个人意愿置于家庭整体利益之下，而“一脚踹向了松子”的暴力行为，其本质是对女性主体性的暴力打压。父权话语通过塑造“自我牺牲的母亲”形象，将女性的身体痛苦浪漫化、合法化，并借由“母性神话”将女性的自我价值消解于家庭与生育之中，使女性成为“失去自我的他者”。姑姑“热衷于宣讲自己如何做母亲”，其话语如同“数以百计万计的蝉从姑姑身上飞出来，匍匐在每个人头上”，这种宣讲将母亲塑造为“伟大”的象征，构成了社会对女性无孔不入的隐性规训：社会要求女性必须以母职为荣耀，否则就是“不完整”“自私”。姑父寿宴上“小东西穿红戴绿，被安排给父母磕头”的场景，更将女性的生育功能仪式化、工具化，使生育行为成为维系家庭伦理、获取社会认可的手段，而非女性的自主选择。父权制构建了“生育即女性天职”的生物话语，将女性的身体简化为“生育容器”。“她”在取卵、做试管时的痛苦被比作“划鳝鱼”，“创口自左而右”的描写，呈现了医学话语下女性身体的客体化，揭示了父权制度将女性生育功能从其主体性中剥离的本质；而“松子”作为女性身体的镜像，其“腹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学研究48水充满肚皮”的病痛与女性“被分割成碎片”的生育恐惧形成呼应，凸显出女性的身体感受、健康需求被忽视，只有生育功能被纳入关注范畴。即便“她”试图在读书会中解构这种神话，也面临“社会能理解吗？你的父母，我的父母，能理解吗？”的现实困境，这一困境深刻暴露了社会对女性生育价值的单一化评判：女性的价值似乎只能通过生育来实现，不生育的女性则被视为“异类”。最终，家庭和社会共同构建了“女性必须生育”的刚性规训，既让女性陷入“自愿”服从规训的被动境地，又使其在双重压力下被迫面对“要么生育，要么背叛”的两难选择。“姑姑”是父权制下女性的复杂镜像，是连接“生育规训”与“女性主体性挣扎”的核心人物，折射出父权语境中女性的生存困境与精神突围。姑姑早年以“完美母亲”为核心身份锚点，将人生价值完全寄托于父权制认可的“养育天职”。她以极致的照料包裹患有马方综合征的儿子，用“伟大母亲”完成自我规训，实则将自身困于父权赋予女性的“奉献者”角色牢笼，正如波伏娃所言“女性被定义为他者，其存在需通过子女与家庭得以确认”。儿子的猝然离世，本质上是父权制完美母亲叙事的崩塌，而她在丧子后执着于编织未完成的毛衣，正是对这一崩塌秩序的徒劳挽留。而姑姑领养小东西、寄送婴儿衣物、四处拜佛、遁入寺庙等行为，是对创伤的逃避与对父权制压迫的畸形回应。领养与养育小东西，是她试图重构“母亲”身份、填补精神空缺的尝试，却延续了父权制下“女性价值绑定养育功能”的逻辑；寄送婴儿衣物、供奉送子观音，将自身创伤转化为对他人的生育期待，试图让他人复刻自己的“母亲”路径；而后期遁入寺庙、疏离家庭，则是在父权制与个体创伤的双重挤压下，对“母亲”“妻子”等符号身份的被动逃离。她未能主动解构规训，却以自我放逐的方式，暴露出父权制身份对女性的压迫性。姑姑是矛盾、复杂的，是被父权制异化却未完全丧失主体性的女性。她一生被“母亲”身份捆绑，却在无意识中展现出微弱的反抗。丧子后宴席上的激烈爆发，是对“劝她领养以续圆满”的父权话语的本能抵触；晚年放弃家庭责任、专注求佛，是对“妻子需照料丈夫、母亲需抚育子女”的传统角色的背离。毛线既是父权制规训的载体，也是她试图挣脱却又无法割舍的枷锁，最终在拆解与缠绕中，成为父权制裂隙中女性挣扎的具象化象征。三、重构女性经验的表达空间女性文学的价值在于展现那些被父权文化遮蔽的经验，建立独属于女性的经验，“做母亲意味着一个女人把她的身体全部交给孩子”“阵痛、钝痛、被抽空的痛”的恐惧，以及对松子病痛的共情，都构成了女性经验的真实表达，还原其作为个体选择的复杂性与艰难性。文本通过“她”的视角，让女性生育选择中的恐惧、迷茫与抗拒得以发声，打破了“女性天生渴望生育”的父权神话。这种个体化表达并非孤立的个人感受，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女性经验，为其他面临同样困境的女性提供了情感共鸣与话语支持。“一个女人如果要写小说的话，那她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房间”不只是物质层面的空间，更是女性建构主体认知的精神场域，通过重构文本意象，建立属于自己的隐喻场域，打破父权隐喻的垄断。隧道作为“生育之路”的隐喻，在文本结尾被解构“这个城市里有很多条隧道的。江有隧道，湖有隧道，城门有隧道，马路也有隧道”，象征女性的人生选择并非只有“生育”一条路径，隧道的多样性象征着女性选择的多样性。女性可以选择生育，也可以选择不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学研究49生育；可以选择成为母亲，也可以选择成为自我。“新松子”的出现，意味着旧有母亲观念的消亡，新女性经验的重生。“后来的松子不是松子，所有的三花猫都不是松子”，女性不必被“母亲”的单一身份所束缚，个体经验的独特性远比既定标签更为重要。而“她”最终“把车舍弃在一边，从隧道走进去”，象征着女性对父权规训的主动逃离，通过舍弃“车流”（他人期待），自主选择“步行”（个体意志），重构空间经验实现自我赋权。两代女性的对话与和解，为女性经验的传递提供了新的可能。姑姑作为传统女性的代表，其“拆毛衣”的行为象征着对传统母亲规训的自我解构。“毛衣”是姑姑作为母亲的象征，拆毛衣则意味着对“母职即一切”的传统观念的否定；而“她”在经历了松子的死亡与小东西的依赖后，不再是单纯的迷茫、抗拒，而是开始理解母亲经验的复杂性。“她哄骗她，睡醒了松子就从医院回来了”，这种温柔的照料并非对“母亲”这一身份的妥协，而是基于个体意愿的主动选择。两代女性之间的张力与和解，打破了“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让女性经验在批判与继承中实现重构。女性文学的发展是女性自我意识的不断觉醒与传承，《过江隧道》通过两代女性的生育抉择，展现了女性经验从“被规训”到“自主选择”的历史进程，为当代女性提供了经验借鉴：女性可以不必在“生育”与“自我”之间二选一，而是可以根据自身意愿选择适合自己的人生路径。四、独属女性的“女性经验”前文的论述分析了女性在家庭与社会的双重挤压下所面临的生存困厄，隧道拥堵、划鳝鱼、送子观音等意象，家庭催逼、社会期待共同编织而成的将女性的身体与意志箍得喘不过气来。然而，若仅止步于此，《过江隧道》便只是一部关于女性被压迫的缩影。但事实上，在其文章之间潜藏着，基于身体感知、生命照护与传承意义的女性经验。这种女性经验的传递致使女性从生命底层去重新思考自身的意义，去重新定义“女性”“母亲”的意义和价值。在父权制视角下，人的身体是可以被管控与驯服的，然而在女性的经验世界里，身体却恰恰是感知真理的第一现场。肖瓦尔特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中指出，真正属于女性自身的文学传统，必须建立在书写“女性特质、女性情感和女性经验”的基础上，以此挑战西方传统美学中“重理性轻情感、重崇高轻优美、重灵魂轻肉体”的性别偏见。她不拒绝理性，但坚决拒绝理性对身体的贬抑，她认为有些真理必须通过身体的感受才能显现。而女性通过身体感受得来的价值观念、规则、体验和行为等等，为“女性”总结了作为女性可能会经历的经验。而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以极其细致的笔墨将她亲身经历的女性经验诉说出来。在中国传统文学与文化想象中，“春天”是“新生”“希望”“繁衍”的象征。而在文章中，反复出现的“春天”却是让主人公厌烦的。“只是一年多的时间，春天和春天已大不相同。谁能想到，春天和春天也能大不相同。”春天不再是生机勃勃的催促，而是“破碎又漫长”“万物奄奄，独有野猫闹春”“怎么还是春天？”这些感受并非来自任何书本或教条，而是女性自身的生命体验，“口腔里一阵酸涩”“烂熟的肉体与掩埋的天真被浇湿浇透”，“春天”已不是属于她的，她被迫拥有了春天。取卵时的痛、生育手术中被侵入的创伤，都被主人公还原为“皱皮的手指摁住鱼头，再捏一张尖嘴木片，创口自左而右”“鲜红熬煮成暗红”的画面，还原为一种血肉相连的、农事性的身体认知，她实际上是把自己的痛苦从沉默的承受转化为一种可以讲述的、可以被他人理解的知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学研究50识。那些被工业化发展模式所抛弃的、零碎的、地方性的生存智慧，恰恰铭刻在女性的身体记忆之中。主人公在隧道中反复体验到的“酸涩”“潮热”与“无从指摘的烦闷”，却准确地指引她避开那些看上去“正确”却充满掠夺性的生育逻辑。她面对丈夫发出“生养一个孩子而已，有那么难吗”的诘问时，以“你见过划鳝鱼吗？就是那样的”这一句话，将一个不可被讨论的身体经验具象化，让女性所面临的困境被人们所看见。姑姑一生的编织行为，在小说中是一个极易被简化为“母职执念”的意象。然而，如果以女性经验的视角去审视，姑姑织毛衣的第一重动机，从来不是为了符合某种外部的道德规范，她织，是因为“那凹陷太娇贵，要用糖雪裹着它，护着它”。这里没有表演，只有一个母亲在面对遗传病诅咒时的本能防护。既然儿子生来就带着马方综合征的不定时炸弹，她就把他的身体裹进一件又一件毛衣里，用指尖的温度去填充医学无法填补的空白，用绵密的一针一线去抵御某个随时可能到来的冬日。即便明知织的每一件毛衣都遮蔽不住那凹陷的胸骨，她仍然织。这是一种出于照护本能的行动，它不是被伦理命令所驱动，而是女性本身所具有的“爱人”的能力。小说中最具震撼力的场景出现在结尾的梦境里，“隧道尽头，姑姑一边走，一边织毛衣。不是，不是织毛衣。毛线从身上流淌下来，丝丝缕缕，落在地上，越拖越长。姑姑在拆毛衣”。这一反转让“编织”的意义发生了根本性的质变。拆解，是一种主动的松绑。姑姑在拆那些曾经织就的、保护过的、却也困住过的生命形式。那一件件婴儿纱线衣、玫红的羊绒衫、黑色开司米毛线衣，它们既是温暖，也是绳索。拆解，意味着她不再强迫自己做母亲，做妻子，做那个永远在沉默地为他人编织的角色。这不是女性失败的象征，而是女性一种接近自我和解的新陈代谢。“关怀伦理学认为在父权制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关怀实践并不令人满意”，其理论走向寻求的是如何使那些被掩盖的关怀价值“适当地扩展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姑姑不再用“织”去填补某种角色期待所留下的空白，而是通过“拆”来解除那些早已僵化的关怀形式，她的关怀终于从无休止地向外输送，转向了对自身过满的奉献进行减负。独属于女性的经验，还体现为一种关怀能力。“生态女性主义用关怀伦理理论来建构一种新的环境伦理理念：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性、人对自然的尊重不仅应来自义务，人对自然应有情感回应，关注具体经验基础上的人对自然的关怀”，这种女性经验，不需要被任何宏大叙事的伦理条文授权、自发向外涌出的照护本能。它不同于社会规训出来的“母职”，也不需要声明自己是“母亲的肩膀”，它只是简单的、具体的生命互动，主人公对松子的照料是最好的例证。“饭后要给松子打针。针要打满八十四天。她跪在飘窗上，双腿夹着臃肿的猫腹，手腕压住猫的后颈，一手拎起皮毛，一手迅速推针。困难得很，药剂是油状液体，稠密结实，从针管涌进尖细的针头再涌进母猫的身体时，她们，她和松子，都咬紧了牙齿。”这段描写呈现了一种跨越物种界限的、未经修辞的身体共契“她们，她和松子，都咬紧了牙齿”。在这一瞬间，人与猫之间的界限模糊了，疼痛成为共通的语音，不需要翻译，不需要解释。她明知松子的腹水已不可能治愈，“也就三四天的事了”，但她仍然“一点一点擦，再一下一下捻开”那些被呕吐物粘成一团的猫毛。不是出于“母亲”的义务，她说得很清楚“松子是一只猫，它不会是人”她仅仅把这猫当作生命去对待，并且仍然付出了她所能付出的一切。主人公擦拭松子的动作，散落在尿湿的床上换洗被褥的夜晚，在宠物监控里看到小东西哭得歇斯底里时“忽然站起来”的身姿，都是这种伦理的外化。有意思的是，主人公对待小东西的方式同样遵循着相似的逻辑。当小东西从噩梦中赤裸着脚走出来，哭得歇斯底里，她蹲下身子换洗尿湿的床单，甚至把心脏吸盘扣在脸上逗她，这些小机灵不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学研究51是来自某本育儿手册，而是她兴之所至即兴捕捉到的一个可以缓解恐惧的瞬间。她甚至在小东西的身上看到了松子的影子，那“喵呜——呜——”的叫声，那“像人掉进水里，沉到底，又浮上来”的声线，那一刻人与猫、小东西与“姐姐”，在声音中达成了一种无需翻译的共振。正是这种跨越物种与代际的生命联结，构成了《过江隧道》中最柔韧的伦理维度，悄悄地替主人公铺开了一条独特的女性经验之路。这条路不以隧道尽头的“家庭圆满”为终点，而以无数个“还行”“还撑得住”的当下为落脚点。五、结语本文聚焦隧道拥堵场景、流浪猫“松子”的病痛经历，以及两代女性在生育上的不同抉择，以女性视角探讨生育选择、家庭关系，揭示了父权制度下当代女性的生育困境与生存挣扎，更重要的是这篇文章流露出独属于女性的经验，给予女性以新的思考。《过江隧道》最终呈现的女性自主，不是宣言书式的“我反抗”，而是一种朴实却不可忽视的“幸存”的智慧。面对横亘在城市之下的过江隧道，女性并没有等到“隧道被拆除”的那一天。隧道永远不会被拆除，它将一代代地横在那里。但在这一无法彻底回避的规训空间里，如何以朴实、幸存的智慧，为自己开辟出日常的栖息地。女性经验的力量，不能被理论的铁笼完全收纳，却构成了无数女性在时代的夹缝中得以呼吸的真实证据。这或许能够解释结尾，主人公“忽然听见一声‘喵呜——’轻微的，像从水里来”，那个声音不需要被解释，也不需要被回应，它只是固执地存在着，提醒着：在隧道的那一边，还有生命，还在呼吸。参考文献[1] 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M].杨莉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28-38.[2]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邱瑞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793-797.[3]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邱瑞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221-308.[4] 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5-9.[5] 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M].姚瑶,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2.[6] 蔡云.从《她们自己的文学》看肖瓦特对传统美学观的挑战与颠覆[J].科学·经济·社会,2020,38(04):34-41.[7] 弗吉尼亚·赫尔德.关怀伦理学[M].苑莉均,译商务印书馆:29-33.[8] 罗蔚.另一种伦理观:生态女性主义的批判与建构[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1):97-101.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化传播52国产神话系列动画电影的文化记忆激活与认同建构路径研究邓添天【内容摘要】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目标下，以 2015—2025 年间国产神话系列动画电影为研究对象，聚焦影像叙事、角色设定与技术美学等文化生产实践。研究引入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理论、集体记忆及文化认同理论，着力分析电影如何通过对神话资源的现代性转译与创新性表达，有效激活集体记忆并引发广泛文化共振。并进一步从叙事总汇性、文化独创性与 IP 生态可持续性三个方面对国产神话动画的创作与传播提出策略建议，旨在为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动画的创新发展、文化认同的当代建构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启示。【关 键 词】国产神话系列动画；浪漫主义；文化认同；集体记忆【 Abstract 】Under the goal of telling China's story well and spreading its voice effectively, this study focuses on domestic mythological animated films produced between 2015 and 2025. It examines cultural production practices such as visual storytelling, character design, and technological aesthetics. Drawing on German early Romanticism theory, 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theories, the research explores how these films recontextualize mythological resources in contemporary ways, thereby activating collective memory and generating widespread cultural resonance. Furthermore, it offers strategic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cre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mythological animation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narrative coherence, cultural originality, a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IP ecosystems. The aim i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imation and the 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within a global context.【Keywords】Chinese Mythological Animation Series; Romanticism; Cultural Identity; Collective Memory,【基金项目】成都市文化经济研究中心课题“新媒体时代下天府非遗短视频对文化身份的影响与建构”（CE202417）【作者简介】邓添天，澳门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文化产业研究博士研究生（中国 澳门 999078），研究方向：影视文化传播、新媒体研究等。导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已成为重要的文化使命。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化传播53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而如何通过文艺创作特别是影视动画等形式，回应“讲什么”“谁来讲”“怎么讲”的时代命题，则是关键所在。近年来，国家系列政策文件如《关于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若干经济政策》《“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等均将扶持优秀动画电影创作列为重点，推动其成为文化原创与叙事创新的重要载体。国家“十五五”规划中亦提出，要提高文化原创能力，推动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等领域精品创作。在此背景下，国产动画电影尤其是神话题材作品，自 2015 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引发广泛关注以来，持续涌现出《哪吒之魔童闹海》等叫座又叫好的现象级作品。这些影片不仅在国内取得票房与口碑的双重成功，更在国际层面引发关注，逐步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彰显出动画电影在塑造文化认同、传递时代价值方面的巨大潜力。学界围绕国产动画电影已展开多维度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聚焦西方动画电影IP 开发、商业模式与产业链构建的产业分析，以期给予国产动画电影路径启示；二是聚焦国产动画电影发展趋势及“出海”传播路径分析；三是针对单部或多部作品的改编或延续的文本细读或影像美学分析。这些成果虽具有参考价值，但多数仍局限于现象描述、案例总结或局部探讨，尚未形成一套能够系统阐释此类作品何以广泛激发观众情感共鸣、凝聚文化认同的内在理论框架。尤其缺乏将文本生产、受众接受与社会文化效应贯穿起来的整体性视角，难以深入揭示动画电影在激活集体记忆、动员公众情感、建构当代认同方面的完整作用机制。为此，本文选取 2015—2025 年这一国产神话动画电影创作最为集中、影响最为显著的十年为研究时段，以《哪吒之魔童闹海》《姜子牙》《白蛇》系列等代表性作品为案例，尝试突破既有研究范式。引入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理论及文化认同理论，构建一个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旨在系统回答以下核心问题：国产神话动画电影如何通过对传统神话资源的选择性激活与现代转译，唤醒并重构集体记忆？影片如何实现有效的情感互动与文化共振？最终，这些动画电影怎样在观众接受中沉淀为价值共识与文化认同，从而实质性地参与当代中国文化的自信建构？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剖析，本文力图在理论层面丰富国产动画电影研究的内涵，在实践层面也为相关创作如何更好地承载文化使命、讲述动人有效的中国故事，提供学理参照与路径启示。一、选择性转译：集体记忆的激活与重构（一）神话蓝本与集体记忆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是一个群体或社会共同拥有的、对过去事件的记忆和表述。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于 1925 年在著作《论集体记忆》中最早阐明了集体记忆理论的概念。溯源 2015 年以来引发广泛关注的国产动画电影，多数选择改编自《西游记》《封神演义》《白蛇传》等深入人心的神话故事与民间传说。这类传统文本之所以成为创作主流，关键在于它们超越了特定地域、族群乃至时代的限制，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积淀为全民共享的集体记忆。乔纳森·弗里德曼（Jonathan Friedman）深刻地指出，文化认同的本质并非虚无缥缈的情感，而是“以有意识的、具体的特定文化构型为基础的社会认同”。《西游记之大圣归来》（2015）以孙悟空这一国民级形象唤起集体共鸣，《哪吒之魔童降世》（2019）对“哪吒闹海”经典母题颠覆性重塑，《新神榜：杨戬》（2022）对二郎神传说展开新征途探寻，直至《哪吒之魔童闹海》（2025）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化传播54在延续 IP 热度基础上实现技术与叙事的再突破。以上实践清晰表明，以广为人知的神话人物与故事蓝本为创作起点，能有效降低受众的认知门槛与接受成本。Kansteine 认为“集体记忆”是一种由文化传统、记忆创造者，以及记忆消费者，三种历史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的一种集体现象。当代创作者依托经多次影视动画不断改编、小说再版等形式的神话谱系传统，无需过多背景铺陈，其角色原型、核心冲突与伦理困境已内化为一种无意识形态融入观众思想之中。因此，选择这些具有超强国民度的神话蓝本，本质上是为当代动画的“中国故事”讲述，预先构筑了一个坚实、共通且富有弹性的集体记忆基础。（二）角色重构与选择性呈现集体记忆并非对过去的被动再现，而是一种有选择的社会行为，权力阶层通过调整叙事框架和符号、仪式、教科书等载体，能够使群体成员强化、忽略或遗忘某些记忆，使集体记忆选择性地呈现。动画电影对神话角色的当代重构，本质上是一种具有集体记忆的选择性呈现。这一过程正如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所言，“古代的事物决不可能被重新创造出来”，任何新创造都必然是“现代文化与古代文化婚媾的产品”。角色塑造作为叙事建构的轴心，其理论焦点已从关注性格本身转向关注角色在意义生产中的功能性。近十年国产动画电影的角色重构，正是这一转向的集中体现。创作通过对经典神话原型的创造性转化，有意识地强化某些符合当代价值的精神内涵，比如“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个体自主，对家族守护与集体的担当，同时淡化乃至重塑那些与现代社会观念存在张力的人物设定。在这之中，角色的“颠覆性”重塑成为显著特征。人物性格趋于复杂饱满，消解了传统英雄的单一神性，善恶交织、充满内在矛盾的人格设计成为常态，多元欲望与人性困境得以真实呈现。以《哪吒之魔童降世》为例，其角色体系构建充分体现了这种策略，主角哪吒以烟熏妆、锯齿牙等视觉符号塑造出叛逆不羁的“魔童”形象，内核却紧扣对命运抗争与自我认同的现代议题；反派敖丙被赋予俊美外形与悲剧性家族负担，激发观众共情，模糊了绝对的善恶边界；申公豹在保留阴险特质的同时，增添了结巴的喜剧性缺陷；太乙真人则彻底“俗化”为憨厚滑稽的胖子。这种全方位、高反差的重塑，使神怪形象脱离了固有的刻板图谱，获得了更丰富的“人性弧光”。其深层逻辑在于，将神话角色从固有的集体记忆中释放出来，通过注入当代情感、伦理困境与视觉趣味，使其转变为能够与当下观众，尤其是青年群体，进行深度情感对话。这种重构，绝非单纯的迎合潮流，而是一种积极的、参与塑造当代文化认同的叙事，使得古老的神话在现代化、人格化的转译中，持续焕发出构建共同体价值认同的当代活力。（三）从单调的符号到国民性象征从单调的符号到国民性象征的升华，其核心在于提取特定地域或文本内涵，提炼并重构为凝聚全民情感与价值认同的普遍性象征。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曾深刻指出，艺术所承载的想象力绝非可量化的商品，而是“对那些真实不变的永恒存在之物的再现”。他进一步主张，艺术家应遵从的楷模并非前人的具体作品，而是亚里士多德所称的“普遍原则”（Universals）或“永恒真实”（Permanent Realities）。这一美学思想，恰为理解国产动画电影如何重构神话角色、实现文化认同的“普遍化”转向提供了关键的理论透镜。具体而言，这种重构主要通过三种叙事策略实现文化符号的升华与认同层次的拓展。首先，是对经典神话角色进行普世性情感内核的提炼与重构。例如，《哪吒之魔童降世》虽根植于“割肉还母，剔骨还父”的民间传说，却刻意弱化了原本故事中强烈的宗法对抗与绝对宿命，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化传播55将叙事核心聚焦于“生而为魔”的先天标签与“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个体意志之间的永恒张力。哪吒的形象从而从一个承载地方信仰与伦理训诫的民间符号，升华为一个关于身份认同、命运抗争与自我定义的现代性文化英雄，激发了超越地域与年龄的广泛共鸣。其次，是将传统神话元素融入具有当代情感温度的治愈型叙事。这类作品不再拘泥于神话原有的史诗框架，而是借用古代哲学内核，讲述贴近现代人情感的故事。《大鱼海棠》创意源于《庄子·逍遥游》，借鲲鹏之象构筑奇幻世界，其叙事核心并非神话演绎，而是围绕“守护”“牺牲”与“成全”展开的情感之旅，以极具东方美学意蕴的方式探讨了责任与自由的生命命题。同样，《落凡尘》巧妙化用“牛郎织女”传说与“二十八星宿”天文体系，将叙事重心转向神话英雄的后代，通过主角在自我怀疑、天庭使命与亲情牵绊中的成长，赋予了古老传说以温暖的当代情感疗愈色彩。最后，是以神话框架为隐喻，深入描绘与思考当代社会的现象与议题。这类创作使神话叙事成为反思现实的棱镜。《哪吒之魔童闹海》在续作中，将反抗的焦点从个体命运拓展至更广泛的群体，通过申公豹、东海龙王乃至众多底层小妖的困境，探讨了代际冲突、族群偏见与不公等社会议题，实现了从“个人史诗”到“时代群像”的叙事升维。而《浪浪山的小妖怪》则以《西游记》背景下的底层妖精为主角，以其荒诞而真实的奋斗与挣扎，对宏大叙事进行了解构与补充。它尖锐地提出，在由“特定英雄”主宰的世界里，普通个体如何定义自身价值？影片给出的答案则是价值源于内在选择与实际行动，而非出身与天命。这正是对当代社会中每一个努力生活的普通人的深情致意。通过“小人物”主体性的彰显，完成了神话叙事从仰望英雄到关照众生的视角变化。由此可见，国产动画电影通过对神话符号的创造性转化，正系统将植根于传统与文化记忆的特定符号，经由“普世价值”提炼、当代情感注入与社会议题映照，转而成为能够承载国民集体情感、回应时代精神诉求并可被广泛识别与认同的国民性象征。二、情感价值：美学奇观与集体共鸣的生成（一）技术美学与空间再生产通过全身心的“投入”来重建一种整体的、神秘的、令人惊叹的体验。这正是对浪漫主义追求的“新神话”（Das Neue Mythologie）体验的当代技术回应。虽“此神话”非“彼神话”，但对于整体的、神秘的、令人惊叹的想象是共通的，一些前沿理论家开始强调，未来的经济是“想象力经济”。这正呼应了施莱格尔将“想象”视为与理性并列的、强大的创造性基本动力的观点。以全感官式感知的视听方式对集体文化记忆进行创造性激活，构建起供全体国民共同想象、审美与认同的文化原乡。近年来，动画电影通过不断精进的数字技术，引入书法、国画、刺绣、皮影戏等多种传统艺术形式，将抽象的中式美学转化为具身的、震撼性的体验，在感官层面营造出深沉的文化归属感与认同自豪感。这一实践主要通过两种相互关联的数字技术美学路径实现。其一，对传统文化历史内涵及精神进行数字化转译。以传统中国风气韵生动的内核为例，近年来三维 CG 技术不再是简单模仿水墨笔触，而是捕捉古典意蕴在动态时空中的延展。如《深海》中流动斑斓的海洋，《新神榜：杨戬》以亿计粒子模拟的水墨太极等。《长安三万里》通过程序化建模等技术将李白诗词意象中充满豪情的宏大壮阔空间场景转化为共鸣的集体记忆场域，使得技术成为连接历史想象与当代情感的桥梁。其二，通过高精度仿真还原神话叙事的沉浸感与信服力。如《白蛇：浮生》中水漫金山的骇浪，通过物理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化传播56模拟达成极致逼真的效果，这种真实的奇观让观众更沉浸于神话宇宙。不仅如此，不断迭代的数字技术为空间场景的再生产提供了基础，超越作为背景的衬托及风格化呈现。在《哪吒之魔童降世》《哪吒之魔童闹海》中，龙宫并未呈现为金碧辉煌的殿堂，而是借助三维建模与渲染，融合福建土楼的封闭布局与悬空寺的层叠形态，塑造出一个幽暗、冰冷、充满禁锢感的水下深渊。这一空间场景直观揭示了龙族荣耀表象下的悲剧性，实为受制于天庭、制衡海底妖兽的囚徒。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影片中的玉虚宫，建筑原型取法道教圣地，而内部则通过极简的纯白色渲染出至高无上的纯净与神圣感。然而，正是这种视觉上的绝对纯洁，与剧情揭示的掌管者无量仙翁的虚伪自私形成了尖锐讽刺。通过空间的再生产在视觉与认知层面制造了双重颠覆，强化了电影叙事复杂性与批判性。（二）价值母题与时代心理集体记忆是对群体文化、传统的保存和丰富，能够打通过去和现在，将过去延续，并用现在的视角丰富过去的意义。哈布瓦赫提出了“记忆的社会框架”这一概念，指出集体记忆的形成受到社会框架的影响，如社会环境、制度、文化等。社会框架决定集体记忆记住什么，也影响群体对过去的认知和理解。近年来，国产动画电影对“逆天改命”“反抗不公”“小人物奋斗”等母题的当代诠释，精准地触碰了当代中国社会，特别是在青年群体中，广泛存在的对于自我实现、公平机遇与命运主导权的迫切与渴望。这正是社会框架的决定性作用，电影不仅讲述了神话，更通过神话折射并凝聚了时代心声，从而在叙事层面完成了文化认同的深层心理与情感基础。《哪吒之魔童降世》《哪吒之魔童闹海》《新神榜：哪吒重生》等以哪吒为主角的动画电影对“逆天改命”的核心母题都有不同的尝试。《哪吒之魔童降世》《哪吒之魔童闹海》影片将反抗对象从具体的家庭伦理秩序，拓展至更具普遍性的“天命”。家庭关系从压制性父权转向基于理解与牺牲的温情联结，友敌界限在共同命运前变得模糊。这种处理，使得“反抗”脱离了孤立的愤怒，融入更具现代性的情感思考。哪吒化身为无数当代个体在面临社会压力、阶层固化或身份偏见时，内心诉求的集中宣泄与价值确认。这使得哪吒的抗争叙事，不仅具有古典英雄的悲壮，更具备了激发当代观众广泛共情的心理基础。《新神榜：哪吒重生》将背景架空在赛博朋克都市中，主角李云祥作为哪吒元神的现代承载者，同样面临阶级固化、资源垄断与身份认同的剧烈冲突。“逆天改命”在此具象为底层青年对抗财阀统治、寻找自我价值的抗争。使“反抗”更具批判色彩和时代回响。这种对“掌握命运”的渴望，也延伸至对宏大叙事中小人物主体性的关注。《浪浪山的小妖怪》虽在情节上与《西游记》原著关联较弱，但其精神内核却与之形成深刻对话。影片聚焦一群无名小妖试图通过冒充取经团队来改变自身卑微命运的荒诞努力。正是“逆天改命”母题在草根层面的生动映照。它回应了当下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对于努力能否改变命运的集体焦虑与期盼，赋予那些在宏大叙事中“无名”的个体以精神价值与奋斗意义。底层角色为生存与尊严展开冒险，《大雨》（2024）构建了一个危机四伏的异世界，讲述了蒙受冤屈的通缉犯大谷子与弃婴馒头之间的父子之爱和彼此救赎的故事。其核心冲突蕴含着对资源分配、权力压迫的隐喻。构建起国产动画中对小人物叙事的创作脉络，回应了观众对公平正义普遍期待的心理。（三）情感互动与仪式性消费皮埃尔认为集体记忆的研究就应该从“场所（Lieux）”出发。只要是任何能够在集体层面中与过去和民族身份联系起来的文化现象，无论是物质的、社会的、又或者是精神的，都应该被称为“记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化传播57忆场”。国产动画电影所激发的集体情感共鸣与认同建构，并非停留于文本内部，而是通过大规模的情感互动强化与仪式性消费实践来唤醒“记忆场”，完成一个完整的从文本到传播、消费的闭环。具体而言，神话系列动画电影主题无外乎“人”与“妖”“人”与“神”“神”与“妖”等，天然在影片叙事中建立起“我们”与“他者”“个体”与“系统”之间的张力，为观众提供了强烈的情感投射。例如《哪吒之魔童降世》《哪吒之魔童闹海》将偏见与歧视作为核心戏剧冲突，观众的情感代入点恰恰在于对被视为“他者”的主角哪吒的命运共情。然而，影片最终的叙事落点并非强化对立，而是通过哪吒“守护陈塘关”的抉择，将个人反抗升华为对更宏大共同体的责任，从而在情感上完成了对传统家国情怀的当代抒写。与之形成思辨对照的是《姜子牙》，它要求为集体牺牲个体的绝对权威，其道德困境激发的是对个体尊严与价值判断的现代性共鸣。这些叙事策略，成功地将抽象的价值观冲突转化为观众情感抉择。这种情感互动在影院之外亦获得了社会性强化。现象级电影如《哪吒之魔童闹海》的传播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文化仪式。其登顶全球动画电影票房榜首的历程，伴随着国内外观众自发的、带有强烈集体荣誉感的支持行为。片方通过官方微博实时发布票房排名海报，将冰冷的商业数据转化为一系列激动人心的“战报”，而评论区则汇聚了观众热血的留言与登顶的期盼。这种互动将个体观影行为汇聚为一场关乎“国漫崛起”的集体叙事，票房数据成为衡量情感投入的象征性指标。在此过程中，社交媒体上的热议话题、关键词、标志性影评以及讨论，共同编织了一张密集的共鸣网络。观众不仅是消费者，更成为意义共建的参与者和仪式庆典的共襄者。三、认同内化：文化自信的心理生产机制文化自信的生成是经由审美体验、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层层递进、最终内化于心的过程。国产神话动画电影通过打造震撼的东方美学奇观、深刻的情感叙事、诠释具有当代意义的传统价值，成功引导观众完成从感官震撼到情感投入、再到精神认同，从而催生出真实、稳固且具有生命力的文化自信。这一心理机制，构成了动画电影参与国家文化建设的深层逻辑。然而，要使其在更广阔的跨文化语境中持续生效、并推动文化自信向更深层、更持久的方向发展，仍需在创作与传播策略上进行完善。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未来发展路径提出一些思考与建议。（一）投入新神话叙事的总汇性面对新时代文化创新的要求，早期浪漫主义所倡导的“总汇性”方法论，至今仍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这一理念主张打破学科与艺术门类之间的固有边界，强调一种综合性、贯通性的创造思维。正如弗·施莱格尔所言，真正的诗人需广泛研究古今诗歌，同时兼具哲学、物理学与历史学的视野，其目标在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个别”与整体的有机统一。对于国产神话动画电影而言，“总汇性”意味着创作绝非单一维度的文本改编或技术展示，而是深入挖掘神话母题的文化本真，精心锤炼叙事结构及人物弧光，更需依托当代视听技术，对传统文化元素进行创造性转化与转译。无论是太极阴阳、三星堆、青花瓷等广为人知的经典传统符号，还是某些相对小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地方性文化符号，其运用与否及运用是否恰当，唯一检验标准在于其是否符合故事的叙事逻辑与情感延伸。这要求创作团队必须具备丰厚的文化知识储备、敏锐的艺术判断力以及强大的跨界整合能力，最终目的，是打造出真正具有中国美学深度、能引发当代广泛共鸣的“神话－情感－哲理”叙事内容。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化传播58例如，《哪吒之魔童闹海》中对阿尔泰民族“呼麦”艺术的运用，并非仅为增添异域风情。其低沉浑厚、带有神秘宇宙感的声效，与画面中天庭威严冷酷的镇压场景相结合，在环幕音响的加持下，构建出一种极具压迫张力的声画关系。这一处理，使特定的民族艺术形式升华为服务于影片叙事氛围与哲学表达的重要元素。（二）坚守传统文化的独创性爱德华·杨格（Edward Young）在《试论独创性作品》中曾以生动的比喻区分“独创”与“模仿”：独创性作品如植物般，从“生机盎然的天才之根”自然生长而出；而模仿之作通常是一种制造，由工具、技艺、劳力合作而成，所用材料原已存在，而非自己特有。这一区分在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文化生产日趋工业化的当下，尤为发人深省。国产动画电影虽在技术上实现了令人目不暇接的视听突破，但真正的艺术独创性，仍需植根于对传统文化深刻而独到的解读与转化。当前，部分创作存在一种将“中国性”简化为可被消费的视觉奇观或“异域风情”的倾向。这种叙事策略虽能在短期内制造强烈的感官刺激，却可能不自觉地陷入萨义德所批判的“东方主义”逻辑，即按照他者的期待与想象，将自身文化塑造为一个神秘、瑰丽且静止的“被凝视对象”。此种做法非但无助于真实、立体、全面地讲好中国故事，反而可能使文化表达陷入被动，甚至强化外在的刻板认知。因此，坚守传统文化的独创性，本质上是一场关于文化主体性与创作伦理的实践。它要求制作团队在创作初期，就将文化理解与传播效应纳入从文本到发行的全链条，始终保持文化的本真性与逻辑自洽性。具体而言，应在创作中自觉审视：是否为了追逐视觉效果而植入缺乏文化根基的“无根之物”；是否为了形式的新颖而强行拼贴互不关联的文化符号；是否在价值表达上模糊了立场，乃至消解或背离了本该彰显的文化精神。唯有通过这种持续的内省与严谨的创作态度，才能使动画电影真正成为从中华文化沃土中生长而出，而非迎合外界想象的工艺复制品。（三）延长动画 IP 的可持续性乔纳森·弗里德曼曾指出，文化认同指的是以有意识的具体的特定文化构型为基础的社会认同。在世界范围内的消费总是对认同的消费。动画 IP 的持久生命力，不是简单取决于神话资源的古老与丰富，而在于能否以当代的创造力，持续为其注入契合时代精神的文化之魂，从而使得观众对其进行文化消费。国内的动画行业巨头之一彩条屋曾展现出构建“中国神话宇宙”的宏大愿景，从《哪吒之魔童降世》片尾彩蛋对《姜子牙》的预告便可见其布局。事实上，在后续的影片中彩条屋亦有类似尝试，但随着票房的参差不齐，彩蛋仅作为续集或同公司其他电影的预告，未搭建出类似漫威宇宙的神话宇宙。究其原因，是由于中国神话多元且多源于特定历史语境紧密相连的文学经典与民间叙事，与漫威基于高度规模化、可自由改编的漫画底本不同。生硬地套用电影宇宙的拼贴模式，往往难以形成真正具有内在逻辑与连贯性的叙事整体，易流于表面联动或角色客串。因此，延长动画 IP 的持续性，可从以下层面系统推进：一是深化叙事，拓展故事世界。 通过开发番外动画、漫画或短剧集，细致填补主线之间的空隙，深入挖掘配角乃至反派的人物弧光，使文本变得丰厚、立体，形成可被反复品味的剧情。二是创新体验，推动沉浸参与。 开发高品质衍生游戏，结合 AR、VR 技术体验，让用户不再是旁观者，而是能以第一视角亲身参与，在交互中体验不同选择带来的叙事分支，从而建立更深层的情感联结与身份代入。三是融合业态，构建主题乐园。积极探索线下主题娱乐场景的打造，推动动画 IP 与主题公园、沉浸式展演等业态融合，形成文旅消费的内生循环，使文化体验从银幕延伸至生活现场。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化传播59四、结语“一粒小小的谷种霎时便可长成一大株谷子，星星之火便可置一片森林于火海之中；或者说，洪水刚退时，只有几个尖顶露头，但曾几何时，突然又变成了广袤的陆地。”这是施莱格尔在《启蒙运动批判》中的结语，意味着早期浪漫主义对以诗为代表的传统美好文化的畅想与期望。笔者应用于此，亦想表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展望。在全球化的文化图景中，中华传统文化持续经历着被重新诠释、协商乃至挑战的动态过程。如何在新时代实现“兼容并蓄、和而不同”，成为一项关键的文化命题。本文以近十年国产神话系列动画电影为研究对象，借助浪漫主义与文化认同的相关理论，重点剖析了其在叙事重构与美学实践中如何有效参与并建构当代中国文化认同。研究发现，这些作品通过选择性转译、情感价值、认同内化的共同作用，不仅激活了集体记忆，更在受众心理层面催生出基于体验的文化自信，从而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实践路径。当然，本研究仍存在可深化之处。尤其是在动画电影的实际接收效果更需要市场调研与数据方面的长期跟踪，开展历时性的后续研究。笔者相信国产神话动画电影乃至更广阔的文化创作，若能继续深化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叙事上兼具民族内核与世界表达，在传播上构建跨媒介、可持续的生态体系，将为中国动画电影的发展开辟新境，亦能在全球语境中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贡献独特的文化力量。参考文献[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2] 国家电影局.“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EB/OL].(2021-11-14)[2024-11-08].https://www.chinafilm.gov.cn/xwzx/ywxx/202111/P020211114397447198771.[3] 孙晴.“千万电影”的背后:韩国电影产业结构分析[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4(03):176-182.[4] 康晓倩.从《复仇4》看漫威电影的跨媒介叙事[J].电影文学,2020(01):135-137.[5] 孙烨,高红岩.迪士尼真人动画电影的IP衍生与跨媒介运营模式[J].当代电影,2022(02):64-72.[6] Ting L,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imated Films in the New Era,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21(23), 162-165.[7] 杜琼.动画电影传统文化传播研究——以《哪吒之魔童降世》为例[J].电影评介,2022(05):83-86.[8] 李幸芷.用“新国漫”讲好中国故事：对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的融合表达[J].电影评介,2022(03):90-93.[9] 李林芳.新时代中国动画电影的发展现状与趋势探析[J].传媒,2024(10):43-45.[10] 冯天浩,汪锋.文化产业数字化驱动的时代价值、内在机制及当代启示——以《哪吒之魔童闹海》为例[J].学术探索,2025(07):59-68.[11] 蒋海军,叶玲.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IP运营策略启示录[J].电影评介,2019(11):93-95.[12] 谢仁敏,司培.《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国动画电影民族化叙事的“破”与“立”[J].电影评介,2020(05):60-63.[13] 刘林茹.神话与现实:中国动画电影的现代性改编——《哪吒闹海》《哪吒之魔童降世》等维比较[J].电影评介,2020(11):73-76.[14] 宋凯.叙事重构：近年我国传统IP动画电影探究[J].当代电影,2021(01):160-164.[15] Ying. W and Wooksang. Chang, 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 Creation of Chinese 3D Commercial Animation Films,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化传播60Frontiers in Art Research, 2021(06),38-41.[16] Halbwachs M. On Collective Memo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17] Assmann A. Der lange Schatten der Vergangenheit. Erinnerungskultur und Geschichtspolitik[M]. München: C. H. Beck, 2006.[18] 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M].高晓玲,译.商务印书馆,2018:25.[19] 张琦伟.追光动画“成长记”：工业化流程下国产动画电影项目的风险识别［J］.电影文学,2023(11):85-90.[20] 章乐.集体记忆与道德教育[J].教育学报,2022,18(02):89-99.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化传播61高校融媒体视域下校园文化传播创新路径研究王睿【内容提要】融媒体时代的到来深刻改变了高校文化传播的理念、方式与路径，高校融媒体建设已成为校园文化传播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向。基于高校融媒体建设与校园文化传播之间的内在关联，分析融媒体环境下校园文化传播格局的变化及其现实价值，探讨高校融媒体在增强校园文化传播覆盖力、提升传播感染力和强化文化认同感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研究认为，融媒体建设有效拓展了校园文化传播空间，推动校园文化由校内传播向社会传播延伸，由单向传播向互动传播转变，由信息传播向价值传播升级。同时，高校融媒体建设仍面临内容同质化、专业传播人才不足、传播矩阵协同能力有待提升等现实问题。未来应坚持内容创新与平台建设并重，推动校园文化与地域文化深度融合，构建具有高校特色、地域特色和时代特色的融媒体传播体系。对于吉林地区职业院校而言，充分挖掘松花江文化、雾凇文化、冰雪文化以及红色文化等地域资源，能够进一步增强校园文化传播辨识度和社会影响力。融媒体建设的本质不仅是传播技术升级，更是文化传播能力和价值引领能力的系统提升，对于新时代高校文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关 键 词】高校融媒体；校园文化传播；职业院校；文化传播创新；地域文化【 Abstract】The emergence of media convergence has profoundly transformed the concepts, methods, and pathways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grated media platform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promoting innovation in campu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ased on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versity media convergence and campus culture dissemination,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he integrated media environment and explores the practical value of university media platforms in expanding communication reach, enhancing emotional appeal, and strengthening cultural identity. The study argues that media convergence effectively broadens the space for campu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facilitating its transition from internal dissemination to wider social communication, from one-way transmission to interactive engagement, and from information delivery to value-oriented communication. At the same time, challenges remain, including content homogenization, shortages of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personnel, and insufficient coordination among media platforms. Future development should emphasize both content innovation and platform construction while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campus culture with regional cultural resources to establish a media communication system characterized by institutional identity, regional uniqueness, and contemporary relevance. Fo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Jilin Province, the integration of regional cultural resources such as Songhua River culture, rime culture, ice and snow culture, and revolutionary heritage can further enhance the distinctiveness and social influence of campus cultural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化传播62communication. Media convergence is not merely a technological upgrade but a systematic enhancement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capacity and value guidance, carrying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campus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high-quality advance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the new era.【Keywords】University Media Convergence; Campu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Vocational College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novation; Regional Culture【作者简介】王睿，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吉林 吉林 132013‌ ），研究方向：新媒体传播、新闻传播、形象传播与文化建构‌。一、引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深刻改变信息传播格局，也推动高等教育领域宣传思想工作的传播理念、传播方式和传播生态发生系统性变革。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时代，到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和直播平台广泛应用的新媒体时代，再到当前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算法推荐为支撑的融媒体时代，高校宣传工作已经从单一渠道传播逐步走向全媒体传播、全流程传播和全场景传播。传播媒介的迭代不仅改变了信息生产与传播方式，也重新塑造了受众获取信息、理解信息和参与信息传播的行为模式。对于高校而言，宣传工作早已超越单纯的信息发布职能，逐渐成为展示办学特色、塑造学校品牌、传播校园文化以及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平台。在这一背景下，高校融媒体建设成为新时代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课题。融媒体建设的核心并不仅仅是技术平台的整合，更重要的是传播理念和文化表达方式的重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做大做强主流思想舆论。对于高校而言，融媒体建设不仅关系宣传阵地建设，也关系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当前高校师生特别是青年学生的信息获取渠道已经发生显著变化。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平台以及移动终端已经成为青年群体接触信息、表达观点和参与公共讨论的重要空间。传统单向传播模式所形成的宣传路径正在受到挑战，过去依靠通知、公告和新闻稿完成信息传播的方式已难以满足新时代青年群体的阅读习惯和接受特点。高校宣传工作必须主动适应媒介环境变化，构建更加开放、多元互动的传播体系，才能有效提升校园文化传播效果和思想引领能力。从文化传播角度来看，校园文化始终是高校最重要的精神资源之一。校园文化不仅体现学校的办学理念、价值追求和精神传统，也承载着育人功能和社会功能。无论是校史文化、专业文化、社团文化，还是校园活动、先进典型和师生故事，都是高校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高校校园文化传播主要依靠校报、宣传栏、校园广播以及专题活动等形式进行，其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大多局限于校园内部。随着融媒体时代到来，校园文化传播开始突破空间边界，由校内传播逐渐走向社会传播，由封闭传播逐渐走向开放传播。越来越多高校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微博账号以及直播平台展示办学成果和校园风貌，使校园文化获得更加广阔的传播空间。在这一过程中，校园文化不仅成为高校融媒体的重要内容资源，也成为高校塑造社会形象和提升品牌影响力的重要抓手。对于职业院校而言，融媒体建设的重要性尤为突出。长期以来，社会公众对于职业教育存在一定认知偏差，职业院校在社会影响力和品牌传播方面普遍面临较大挑战。随着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化传播63育以及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不断推进，职业院校越来越需要通过融媒体平台展示办学特色、传播职教价值、讲好职教故事。尤其是在招生宣传、校企合作、社会服务以及人才培养成果展示等方面，融媒体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职业院校融媒体建设不仅关系学校形象塑造，也关系职业教育社会认同度提升。从传播实践来看，那些能够持续输出优质内容、积极开展融媒体创新的职业院校，往往更容易形成良好的社会影响力和品牌效应。因此，探索职业院校融媒体建设与校园文化传播协同发展的有效路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吉林省作为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和东北振兴战略的重要区域，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吉林市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既拥有松花江文化、雾凇文化等独特自然文化资源，也拥有东北抗联文化、工业文化和冰雪文化等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文化资源。这些地域文化资源不仅构成城市文化形象的重要内容，也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素材。近年来，吉林地区高校不断加强融媒体建设，通过短视频创作、网络直播、专题报道以及文化活动传播等方式，将地域文化资源融入校园文化传播体系之中，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传播实践。特别是在冰雪文化传播、红色文化教育以及城市文化推广等方面，高校融媒体平台已经成为连接校园与社会的重要桥梁。地域文化与校园文化的深度融合，不仅拓展了校园文化传播内容，也提升了高校文化传播的社会价值和公共影响力。与此同时，高校融媒体建设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一方面，部分高校融媒体平台建设仍然停留在媒体形式整合层面，对于内容生产机制、传播逻辑和用户需求研究不足，导致传播效果不够理想；另一方面，融媒体时代信息传播速度不断加快，青年受众注意力日趋分散，如何持续增强校园文化传播吸引力和感染力成为现实难题。此外，部分高校在内容创新、人才队伍建设以及传播矩阵协同方面仍存在短板，影响了融媒体平台整体效能发挥。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深入研究高校融媒体建设与校园文化传播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更加符合高校发展实际和青年传播规律的创新路径，对于提升高校宣传思想工作质量、增强校园文化传播影响力以及服务学校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本质上看，融媒体建设不仅是传播技术的革新，更是文化传播方式和文化表达逻辑的变革。高校融媒体平台的价值，不仅在于传播信息，更在于传播文化、塑造认同和凝聚共识。如何借助融媒体平台讲好校园故事、传播地域文化、展示职教风采，并在传播过程中实现文化育人功能，已经成为新时代高校宣传工作面临的重要课题。推动高校融媒体建设与校园文化传播深度融合，不仅是高校宣传工作的现实需求，也是新时代校园文化建设和文化传播创新的重要方向。二、高校融媒体建设与校园文化传播的内在关联（一）融媒体重构校园文化传播格局媒介技术的发展历程表明，每一次传播媒介的革新都会带来传播格局的深刻调整。从校报、广播站到校园网站，从微信公众号到短视频平台，高校文化传播始终伴随着媒介形态的变迁不断演进。进入融媒体时代之后，传播边界进一步被打破，信息传播逐渐呈现出平台融合、内容融合和受众融合的发展特征。对于高校而言，融媒体不仅意味着传播渠道数量的增加，更意味着传播逻辑和传播生态的系统重构。传统校园文化传播主要依托学校内部媒体展开，其传播对象以校内师生为主，传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化传播64播路径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和单向性。而融媒体环境下，校园文化传播开始突破校园围墙，逐渐进入更加开放和多元的社会传播空间。学校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微博平台、抖音账号以及直播平台等共同构成高校融媒体传播矩阵，使校园文化实现从校内传播向社会传播、从区域传播向跨区域传播的拓展。与此同时，融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更加注重互动性和参与性。传统宣传工作中，学校是信息生产主体，师生主要作为信息接收者存在；而在融媒体环境下，师生逐渐成为内容生产和传播的重要参与者。学生通过短视频创作记录校园生活，通过网络平台分享学习体验，通过新媒体作品展示专业成果，这些内容经过平台传播后不断扩大影响范围，形成校园文化传播的新生态。从传播学角度来看，校园文化传播主体由单一主体转向多元主体，传播过程由单向输出转向互动共创，传播效果也由单纯信息传递转向价值认同构建。尤其对于青年学生而言，他们更倾向于通过短视频、图片故事和互动话题等形式获取信息，这也推动高校文化传播方式从文字传播向视觉传播、情感传播和场景传播不断转型。在这一过程中，融媒体已经不仅是一种传播工具，更成为高校文化生产和文化传播的重要平台。（二）校园文化成为高校融媒体的重要内容资源内容始终是传播活动的核心。无论媒介技术如何发展，优质内容始终决定传播效果和传播价值。对于高校融媒体建设而言，校园文化恰恰是最具特色、最具持续性和最具传播潜力的内容资源。高校作为人才培养、文化传承和科技创新的重要阵地，在长期办学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文化积淀和精神财富。这些文化资源既包括学校发展历程中形成的办学理念、校训精神和校史文化，也包括校园活动、社团文化、专业文化以及先进人物事迹等鲜活内容。与社会媒体相比，高校融媒体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拥有源源不断的校园文化资源，这些资源不仅具有鲜明特色，也具有较强的情感感染力和教育价值。近年来，许多高校融媒体平台传播效果较好的内容，往往都与校园文化密切相关。例如优秀毕业生成长故事、技能竞赛获奖经历、志愿服务活动、校园艺术节以及师生共同参与的重要活动等，都能够在网络平台引发广泛关注。特别是在职业院校中，技能人才培养过程本身就具有较强故事性和传播价值。从学生技能训练到职业成长，从实习实践到创新创业，大量真实案例都能够转化为优质传播内容。通过融媒体平台进行多样化呈现，不仅能够展示学校办学成果，也能够传播职业教育价值理念。同时，校园文化内容往往具有天然的情感优势，更容易引发师生共鸣和社会认同。相较于单纯新闻报道，文化故事更能够打动受众，形成传播影响力。因此，充分挖掘校园文化资源并实现内容创新，已经成为高校融媒体建设的重要方向。从文化传播角度来看，校园文化不仅是传播内容，更是传播价值的重要载体。高校承担着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校园文化建设本身就具有思想引领和价值塑造功能。当校园文化通过融媒体平台传播时，其影响范围已经超越校园内部，逐渐成为展示学校精神风貌和文化品质的重要窗口。对于职业院校而言，通过融媒体传播工匠精神、劳动精神和职业精神，不仅能够增强学生职业认同，也能够提升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知水平。因此，校园文化与融媒体建设之间并非简单的内容供给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关系。校园文化为融媒体提供优质内容资源，融媒体则为校园文化传播提供更加广阔的平台和更加丰富的表达方式，两者共同推动高校文化传播能力不断提升。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化传播65（三）职业院校文化传播的现实需求在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职业院校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新的传播挑战。长期以来，受传统观念影响，社会公众对于职业教育存在一定认知偏差，部分人将职业教育简单理解为技能培训，而忽视其在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和社会服务中的重要作用。随着国家职业教育改革不断深化以及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持续推进，职业院校越来越需要通过有效传播提升社会影响力，展示职业教育价值，塑造良好社会形象。在这一过程中，校园文化传播的重要性不断凸显，而融媒体建设则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路径。对于职业院校而言，文化传播不仅关系学校品牌建设，也关系招生宣传、校企合作以及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当前高等教育竞争日趋激烈，学校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认知度和品牌美誉度。融媒体平台能够突破地域限制，将学校办学成果、特色专业和优秀师生故事传播到更广泛的社会空间，从而提升学校知名度和吸引力。特别是在招生宣传过程中，越来越多考生和家长通过短视频平台、微信公众号以及网络直播了解学校情况，传统招生宣传模式正在向融媒体传播模式转变。对于职业院校而言，谁能够更好地讲述职教故事、传播职教价值，谁就能够在激烈竞争中获得更大优势。吉林市作为东北地区重要工业城市和文化城市，拥有丰富的产业资源和文化资源。职业院校承担着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职责，其人才培养与区域产业发展密切相关。近年来，吉林市职业院校不断加强与地方产业对接，在装备制造、现代服务业、冰雪产业以及文化旅游产业等领域培养了大量技术技能人才。这些实践成果不仅是办学特色的重要体现，也是校园文化传播的重要内容来源。通过融媒体平台展示学生技能成长历程、校企合作成果以及服务地方发展的典型案例，能够有效增强社会公众对职业教育价值的认同。同时，将松花江文化、雾凇文化、冰雪文化以及东北工业文化等地域文化元素融入校园文化传播体系，还能够进一步增强传播内容的特色化和辨识度。因此，从职业教育发展需求和区域文化传播需求双重视角来看，加强融媒体建设已经成为新时代职业院校文化传播创新发展的重要选择。三、高校融媒体推动校园文化传播的实践价值（一）增强校园文化传播覆盖力传播覆盖力是衡量文化传播效果的重要指标之一。在传统传播环境下，高校校园文化传播主要依靠校报、校园广播、宣传栏以及专题活动等方式进行，其传播范围通常局限于校园内部，受众群体也以本校师生为主。虽然这些传播形式在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传播速度、传播广度以及社会影响力方面存在一定局限。随着融媒体时代到来，传播媒介突破了时间和空间限制，校园文化传播开始进入全媒体传播阶段。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平台、微博平台以及网络直播等渠道，高校能够将校园文化内容快速传播至社会公众，实现由校园内部传播向社会广泛传播的转变。从传播实践来看，融媒体平台显著扩大了高校文化传播的覆盖范围。一场校园活动、一项技能竞赛成果、一名优秀学生的成长故事，经过短视频、图文报道以及网络直播等形式传播后，往往能够突破校园边界，引发更广泛社会关注。特别是在职业院校中，学生技能展示、校企合作成果以及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典型案例具有较强传播价值。通过融媒体平台进行传播，不仅能够增强学校影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化传播66响力，也能够提升社会公众对职业教育的认知水平。例如近年来许多职业院校通过短视频记录学生参加职业技能大赛、企业实训以及创新创业实践过程，相关内容获得较高关注度，既展示了职业教育特色，也传播了新时代技能人才成长故事。这种传播模式有效改变了过去职业教育“传播声音弱、社会认知度低”的局面。对于吉林地区职业院校而言，融媒体平台还能够成为展示地方特色文化的重要窗口。吉林市拥有独特的雾凇景观、松花江文化、冰雪文化以及工业文化资源，高校在开展校园文化传播时，将这些地域文化元素融入融媒体内容创作之中，不仅丰富了传播内容，也增强了传播辨识度。每年冬季吉林雾凇景观吸引大量游客和媒体关注，一些高校通过短视频和直播形式记录校园雪景、冰雪活动以及学生冬季生活，不仅展现校园风貌，也传播了地方文化特色。这种以校园文化为基础、以地域文化为特色的融媒体传播实践，进一步拓展了校园文化传播的社会覆盖面，使高校文化传播逐渐形成校内外联动、多平台协同的发展格局。（二）提升校园文化传播感染力文化传播不仅要让受众“看得到”，更要让受众“愿意看”“喜欢看”。传播感染力决定了文化传播能否真正触达受众内心，并形成价值认同和情感共鸣。传统高校宣传工作往往侧重信息传递，新闻报道和活动通知成为主要内容形式，虽然能够完成信息发布任务，但在吸引青年群体关注方面存在一定不足。融媒体时代的到来推动高校文化传播逐渐从信息传播向情感传播转变，从单纯讲述事件向讲述故事转变，从理性表达向情感表达延伸。通过短视频、微纪录片、人物访谈以及网络直播等形式，校园文化传播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得到显著增强。当前青年群体成长于数字媒介环境之中，他们更加习惯于通过影像、声音和互动体验获取信息。融媒体平台恰恰能够满足这一需求。许多高校开始运用短视频讲述学生成长故事，通过镜头记录技能训练过程，通过人物专访展示优秀师生风采，通过情景化叙事呈现校园生活细节。这种传播方式更加贴近青年群体的阅读习惯，也更容易形成情感共鸣。特别是在职业院校中，大量学生成长故事本身就具有较强感染力。从普通学生成长为技术能手，从实习生走向企业骨干，这些真实案例不仅体现职业教育价值，也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奋斗精神。当这些内容通过融媒体平台进行传播时，其影响力往往远超传统宣传形式。从文化传播规律来看，最具有传播力的内容往往不是抽象概念，而是真实人物和真实故事。融媒体时代校园文化传播越来越强调“故事化表达”。通过讲述身边人、身边事，将学校精神、职业精神和奋斗精神具体化、形象化，使文化传播更加具有温度和感染力。吉林地区职业院校近年来围绕冰雪赛事志愿服务、乡村振兴实践活动以及技能人才成长经历开展系列融媒体传播，取得了较好传播效果。这些内容之所以能够引发广泛关注，并不只是因为事件本身，而是因为其中蕴含着青年奋斗、职业成长和服务社会的价值内涵。融媒体平台通过影像化、场景化和情感化表达，使这些价值更加容易被理解和接受，从而有效提升校园文化传播感染力。（三）强化校园文化传播认同感文化传播的最终目标不仅是信息传播，更是价值传播和认同建构。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共同体建设过程，其核心在于通过文化传播增强师生对学校精神、办学理念和价值追求的认同感。在传统传播模式下，文化认同更多依靠线下活动和校园环境建设逐步形成，而融媒体时代则为文化认同构建提供了新的实现路径。通过网络平台的广泛参与和互动传播，校园文化能够以更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化传播67加开放和多元的方式进入师生日常生活，进而增强文化认同效果。融媒体传播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于参与性。过去校园文化传播主要依靠学校宣传部门组织实施，而如今越来越多师生开始主动参与内容创作与传播。学生通过短视频展示校园生活，教师通过网络平台分享教学故事，校友通过社交媒体传播母校文化，这些自发传播行为不断丰富校园文化传播生态。相较于单纯官方传播，师生共同参与形成的传播内容往往更具有真实性和亲和力，也更容易获得受众认可。当师生由文化传播对象转变为文化传播主体时，他们对校园文化的理解和认同也会进一步增强。与此同时，融媒体平台的互动功能使校园文化传播能够形成持续性的情感连接。点赞、评论、转发以及话题互动等传播机制，使文化传播不再是单向输出，而成为共同参与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校园文化逐渐由抽象概念转变为具体体验，由制度要求转变为情感认同。对于职业院校而言，这种认同感尤为重要。职业教育的发展不仅需要提升办学质量，也需要增强师生职业自信和职业认同。通过融媒体平台持续传播技能成才故事、优秀毕业生典型以及服务地方发展的先进事迹，能够帮助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职业教育价值，从而增强职业认同和文化认同。从吉林地区职业院校实践来看，将校园文化与地域文化融合传播，也有助于构建更加广泛的认同共同体。当学生在校园文化传播中看到家乡文化、地域文化和城市发展故事时，他们对于学校与地方之间关系的理解也会更加深刻。学校不再只是学习场所，而成为连接个人成长与地方发展的重要平台。因此，高校融媒体建设不仅增强了校园文化传播能力，更在文化传播过程中不断强化师生认同感、归属感和责任感，为校园文化建设和人才培养提供了更加坚实的精神支撑。四、高校融媒体文化传播存在的问题与优化路径（一）内容同质化现象较为突出在高校融媒体建设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内容生产能力已经成为决定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然而从当前高校融媒体平台运行情况来看，内容同质化问题仍然较为普遍。许多高校虽然建立了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账号和微博平台等融媒体矩阵，但在内容选题、表达形式和传播策略方面存在较高相似度。大量内容集中于会议报道、活动新闻、领导调研以及通知公告等常规信息，缺乏鲜明特色和独特视角，导致平台传播吸引力不足。特别是在短视频平台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一些高校简单模仿网络热点和其他院校成功案例，忽视自身文化资源挖掘和特色内容建设，使得平台内容呈现出明显趋同化特征。内容同质化不仅影响传播效果，也容易削弱高校品牌辨识度。从传播学视角来看，受众注意力资源有限，当不同高校持续输出内容结构相似、表达方式接近的信息时，受众难以形成深刻印象。对于职业院校而言，这种问题尤为突出。许多职业院校在宣传过程中更加关注活动本身，而忽视了职业教育特色和校园文化特色的表达。实际上，每所职业院校都拥有独特的发展历史、专业特色和人才培养成果，这些内容本应成为融媒体传播的重要资源。如果缺乏系统挖掘和创新表达，学校优势便难以有效转化为传播优势。破解内容同质化问题，需要高校从文化资源挖掘和内容创新两个层面同步发力。一方面，应深入挖掘学校办学历史、专业文化、师生成长故事以及地方文化资源，形成具有学校特色的内容体系；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化传播68另一方面，应根据不同平台传播规律创新表达方式，推动校园文化内容实现视觉化、故事化和场景化呈现。对于吉林地区职业院校而言，可以充分利用松花江文化、雾凇文化、冰雪文化以及东北工业文化等地域资源，将其与校园文化传播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地方特色和职业教育特色的融媒体品牌内容。只有形成差异化内容优势，高校融媒体平台才能真正增强传播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二）专业传播人才相对不足融媒体建设不仅是技术建设，更是人才建设。无论传播平台如何先进，最终都需要专业人才进行内容策划、内容生产和传播运营。从当前高校融媒体建设实际情况来看，专业传播人才不足已经成为制约平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职业院校中，宣传工作往往由党政管理人员兼任，专职融媒体运营团队规模较小，部分院校甚至缺乏具备新媒体传播专业背景的人才队伍。这种情况导致平台内容更新频率不足、传播形式较为单一以及运营效果不够理想。融媒体时代对宣传工作提出了新的能力要求。传统宣传人员主要承担新闻采写和信息发布任务，而现代融媒体传播则要求从业人员同时具备新闻传播能力、视频制作能力、视觉设计能力、数据分析能力以及平台运营能力。特别是在短视频传播成为主流趋势之后，内容创意、镜头语言和用户运营能力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许多高校宣传队伍仍然沿用传统工作模式，对于新媒体传播规律掌握不足，对于数据传播逻辑和平台算法机制了解有限，从而影响整体传播效果。职业院校在人才培养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应当充分发挥学生参与融媒体建设的积极作用。近年来，一些高校开始探索“教师指导 + 学生参与”的融媒体建设模式，通过组建学生记者团、融媒体工作室和新媒体运营团队等方式，将融媒体建设与实践教学相结合，不仅缓解了人才不足问题，也为学生提供了实践锻炼平台。未来高校应进一步加强融媒体专业人才培养机制建设，通过专题培训、校企合作以及项目实践等形式不断提升宣传队伍专业化水平。同时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整合宣传、教学和学生管理资源，形成专兼结合、师生共建的融媒体人才队伍体系，为校园文化传播创新发展提供持续动力。（三）传播矩阵协同能力有待提升融媒体建设的核心理念在于“融”，即实现内容融合、平台融合和资源融合。然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不少高校虽然建立了多个传播平台，却未能真正形成协同联动机制。微信公众号负责图文发布，视频号负责短视频传播，微博平台承担新闻发布功能，各个平台之间缺乏统一规划和内容联动，导致资源重复投入和传播效果分散。部分高校甚至存在多个部门分别运营不同平台的情况，内容标准不统一、传播节奏不协调，影响整体传播效能发挥。从传播效果来看，单一平台的影响力往往有限，而矩阵化传播能够形成协同放大效应。例如同一校园文化活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深度报道，通过短视频平台传播精彩片段，通过直播平台实现实时互动，通过微博平台进行话题扩散，从而形成多平台联动传播格局。当前不少高校已经意识到融媒体矩阵建设的重要性，但在内容统筹、品牌统一以及资源共享方面仍然存在不足。部分平台内容重复搬运现象较为严重，缺乏针对不同平台受众特点进行差异化设计，从而降低了传播效率。未来高校融媒体建设应更加注重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首先要建立统一的内容生产机制，形成选题策划、内容创作和传播推广一体化流程；其次要根据不同平台传播规律制定差异化传播策略，实现“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平台传播”；再次要加强数据分析和效果评估，通过数据反馈不断优化传播内容和传播路径。对于职业院校而言，传播矩阵建设不仅能够提升校园文化传播效果，也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化传播69有助于形成统一的学校品牌形象，增强社会公众对学校的整体认知。（四）构建地域文化与校园文化融合传播体系在高校融媒体建设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后，如何形成独特文化特色成为提升传播影响力的重要课题。从当前高校传播实践来看，那些具有鲜明文化特色和地域特色的平台往往更容易获得受众关注。对于吉林地区高校而言，丰富的地域文化资源为校园文化传播提供了独特优势。吉林市不仅拥有享誉全国的雾凇景观和松花江文化，还拥有深厚的工业文化积淀、东北抗联红色文化资源以及独具特色的冰雪文化资源。这些文化资源既是城市文化名片，也是高校开展文化传播的重要素材。从文化传播角度来看，校园文化与地域文化之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高校不仅是知识传播中心，也是地方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主体。当地域文化元素进入校园文化建设体系后，不仅能够丰富校园文化内涵，也能够增强学生对地方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例如吉林地区职业院校可以围绕雾凇文化开展短视频创作，围绕东北工业发展历程策划专题报道，围绕冰雪产业发展开展直播活动，将地方文化资源转化为校园文化传播内容。这种融合传播不仅展示学校特色，也承担着传播地方文化的重要功能。从实践层面来看，构建地域文化与校园文化融合传播体系应当坚持资源共享、内容共创和价值共建原则。一方面，高校可以依托地方文化资源开展特色文化活动，并通过融媒体平台进行传播；另一方面，也可以发挥高校人才和平台优势，积极参与地方文化传播和城市品牌建设。特别是在吉林全面推进冰雪经济和文旅融合发展的背景下，高校融媒体平台完全可以成为展示城市文化形象的重要窗口。通过讲好吉林故事、传播吉林文化、展示职教风采，推动校园文化传播由校内走向社会、由区域走向更广阔空间，最终形成具有地域特色、校园特色和时代特色的高校融媒体传播体系。五、结语融媒体时代的到来，不仅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技术形态，也深刻影响着高校文化传播的理念、方式与路径。对于高校而言，融媒体建设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平台建设工程，而是一项涉及文化传播、品牌塑造、思想引领和育人实践的系统工程。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短视频平台的广泛应用，传统校园文化传播模式正在经历深刻变革。高校宣传工作逐渐由单向传播走向互动传播，由信息发布走向价值传播，由校园内部传播走向社会广泛传播。在这一过程中，融媒体平台已经成为展示办学成果、传播校园文化、塑造学校形象以及凝聚师生共识的重要阵地。校园文化作为高校精神风貌和办学特色的重要体现，是高校融媒体建设最重要的内容资源之一。无论是学校发展历史、办学理念、专业文化，还是师生风采、校园活动以及人才培养成果，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传播价值。融媒体平台的发展，为这些文化资源提供了更加多元的表达方式和更加广阔的传播空间。通过图文报道、短视频创作、网络直播以及互动传播等形式，校园文化传播突破了传统媒介的局限，实现了传播范围扩大、传播方式创新和传播效果提升。尤其是在职业院校中，融媒体建设有效拓展了职业教育传播渠道，使技能人才培养成果、工匠精神培育实践以及职业教育改革创新成果得以更加直观、生动地呈现在社会公众面前，从而增强了职业教育的社会影响力和文化传播力。从实践发展情况来看，高校融媒体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但仍然面临内容同质化、专业人才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化传播70不足、矩阵协同能力不强以及特色文化表达不够突出等现实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表明，当前高校融媒体建设仍处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的重要阶段。未来融媒体建设不仅需要完善技术平台和传播渠道，更需要加强内容创新和文化创新。高校应坚持内容为王的发展理念，深入挖掘校园文化资源，持续提升原创内容生产能力，不断增强文化传播的思想深度、文化厚度和情感温度。同时，还应加强专业传播人才培养，推动宣传工作队伍向专业化、复合化和年轻化方向发展，为融媒体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对于职业院校而言，融媒体建设更应立足自身特色，充分发挥职业教育优势。新时代职业教育承担着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使命，其文化传播不仅关系学校形象建设，也关系职业教育社会认同提升。职业院校应更加注重传播职业教育价值，讲好技能成才故事，展示新时代工匠精神和劳动精神，使融媒体平台成为传播职业教育理念的重要窗口。同时，要积极探索融媒体建设与人才培养融合发展的新路径，将学生参与内容创作、校园文化建设以及社会实践活动纳入融媒体传播体系之中，实现传播育人和实践育人协同推进。值得关注的是，在文化强国建设和教育强国建设不断深入推进的背景下，高校融媒体建设已经不仅仅承担着校园文化传播功能，更承担着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责任。高校作为文化创造和文化传播的重要主体，应充分发挥融媒体平台优势，积极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红色文化传承以及地方特色文化推广。对于吉林地区高校而言，丰富的地域文化资源为融媒体内容建设提供了独特优势。松花江文化、雾凇文化、冰雪文化、工业文化以及东北抗联红色文化等，都可以成为高校文化传播的重要内容来源。通过推动地域文化与校园文化深度融合，不仅能够增强高校文化传播特色，也能够提升地方文化影响力和传播力，实现高校文化建设与区域文化发展协同共进。从更深层次来看，融媒体建设的最终目标并不是单纯提高传播数据和平台流量，而是增强文化影响力和价值引领力。真正有生命力的高校融媒体平台，不仅能够传播信息，更能够传播思想、传播精神和传播文化。它应当成为展示高校办学理念的重要窗口，成为讲述师生成长故事的重要平台，成为传播地域文化特色的重要载体，也成为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力量。未来高校融媒体建设应坚持守正创新原则，在坚持正确价值导向基础上不断探索新的传播形式和传播路径，实现技术创新与文化创新协同发展。总体而言，融媒体时代为高校校园文化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高校应主动适应传播格局变化，把握数字传播发展趋势，以文化传播为核心，以内容创新为驱动，以平台建设为支撑，不断提升融媒体建设水平和校园文化传播能力。通过构建具有时代特色、高校特色和地域特色的融媒体传播体系，持续讲好校园故事、传播职教声音、弘扬地域文化，为新时代高校高质量发展和文化强国建设贡献更加积极的力量。参考文献[1] 魏薇,毛萍,马继梅.融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变迁与进路[J].现代教育管理,2020(07):22-29.[2] 李佩洁.“三全育人”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媒体平台建设研究[J].江淮论坛,2021(04):183-188.[3] 赵冰.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奖阅读活动案例分析与启示[J].图书馆建设,2016(08):72-78.[4] 崔芳.阅读推广与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J].职教论坛,2017(05):43-46.[5] 钱昆.融媒体生态下高校档案数字化传播的创新策略与效能评估[J].山西档案,2025(06):154-157.[6] 倪松涛,杨涛.高校媒体融合十年发展研究：实践进展、融合困境与路径构建[J].新闻爱好者,2025(12):35-39.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化传播71[7] 帖洪宇,高丽凤.以行业需求为导向的高校融媒体人才培养策略[J].传媒,2025(07):84-87.[8] 郭俊玲.新时代高校融媒体建设的思考与实践[J].中国高等教育,2026(01):57-61.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化传播72AI 观赛时代体育赛事传播的审美转向与实践反思李亦凡【内容提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AI 观赛正逐渐成为体育赛事传播创新的重要方向。以世界杯等大型国际赛事传播实践为背景，人工智能通过智能解说、数据可视化、球员识别、战术分析以及个性化内容推荐等功能，推动体育赛事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革。从文化艺术评论视角出发，对 AI 观赛时代体育赛事传播的审美转向及其发展前景进行探讨。研究认为，AI 观赛推动体育传播由单向观看向智能互动转变，由经验解说向数据辅助转变，由大众化传播向个性化体验转变，并在提升赛事理解深度、增强沉浸体验以及促进体育文化消费升级等方面展现出积极价值。与此同时，当前 AI 观赛仍存在识别准确率不足、内容生成专业性有限、信息同步存在延迟以及情感表达能力欠缺等现实问题。未来体育赛事传播的发展应坚持技术创新与人文表达并重，通过构建人机协同传播模式，实现数据分析能力与专业解说价值的深度融合，使人工智能真正服务于体育文化传播和观众审美体验提升。AI 观赛不仅是技术进步背景下体育传播方式的革新，更是数字时代体育审美形态和文化消费模式转型的重要体现。【关 键 词】AI 观赛；体育赛事传播；数字审美；人工智能；体育文化消费【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AI-assisted viewing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innovation in sports media communication.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major international sporting events such as the FIFA World Cup,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reshaping sports broadcasting through intelligent commentary, data visualization, player recognition, tactical analysis, and personalized content recommend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and artistic criticism,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aesthetic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al prospects of sports communication in the era of AI-assisted viewing. The study argues that AI viewing is transforming sports communication from one-way reception to intelligent interaction, from experience-based commentary to data-assisted interpretation, and from mass-oriented broadcasting to personalized viewing experiences. It also demonstrates positive value in enhancing audience understanding of sporting events, strengthening immersive experiences, and promoting the upgrading of sports cultural consumption. At the same time, current AI viewing practices still face challenges, including inaccurate player recognition, limited professional depth in content generation, delays in information synchronization, and insufficient emotional expression. Future development should emphasize the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humanistic communication by establishing a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ve communication model that combines the analytical strength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th the interpretive and emotional value of professional commentators. AI-assisted viewing is not merely a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sports communication but also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the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化传播73transformation of sports aesthetics and cultural consumption in the digital age.【Keywords】AI-Assisted Viewing; Sports Communication; Digital Aesthetic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ports Cultural Consumption【作者简介】李亦凡，西安体育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体育赛事解说方向）本科生（陕西 西安 710068‌）。一、引言体育赛事传播的发展历程，某种意义上也是媒介技术不断重塑观赛体验的过程。从广播时代依靠声音想象赛场，到电视时代通过镜头进入比赛现场，再到互联网时代实现跨平台、多终端实时观看，技术进步始终推动着体育赛事传播方式的持续变革。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之后，体育赛事传播正在迎来新一轮深刻调整。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以及实时图像识别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传统意义上的“观看比赛”逐渐演变为融合数据分析、智能交互、内容推荐和沉浸体验于一体的综合观赛过程。对于当代观众而言，体育赛事已经不再只是竞技活动本身，而成为一种兼具信息获取、情感参与和文化消费功能的媒介体验。观众关注的不仅是谁赢得比赛，也关注比赛背后的战术逻辑、球员故事以及赛事所承载的文化价值。在这一背景下，AI 观赛作为一种新兴传播形态，开始进入大众视野，并逐渐成为体育赛事传播创新的重要方向。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在体育产业中的应用不断深化。从运动员训练数据分析、赛事运营管理到媒体内容生产和赛事传播，AI 正在参与体育产业链的多个环节。其中，观赛领域的发展尤为引人关注。尤其是在国际大型赛事传播过程中，越来越多平台开始尝试将人工智能技术引入观赛场景，通过智能解说、数据可视化、实时战术分析以及个性化内容推荐等方式提升用户体验。2026 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咪咕视频推出以“AI 世界杯”为核心概念的一系列创新功能，引发行业广泛关注。根据公开报道，平台上线 AI Zone、AI 智能解说、AI 赛场智瞰、球星点亮、球体追踪以及智能问答等功能，希望借助人工智能技术重构观众观看世界杯的方式。与传统转播相比，这些功能不仅能够向观众呈现比赛画面，还能够同步提供球员信息、战术数据和比赛分析，从而帮助观众更加深入地理解比赛内容。这标志着体育赛事传播开始从“内容呈现”向“智能陪伴”方向发展，也意味着观赛体验正在从单纯接收信息转向主动参与信息建构。从传播学角度来看，AI 观赛的出现实际上反映了体育传播逻辑的重要转变。传统体育赛事转播更多依赖专业解说员和导演团队完成信息筛选与内容呈现，观众主要处于接受者地位。而在人工智能技术介入之后，数据处理能力和内容生成能力被大幅提升，观众能够根据自身需求获取不同层次的信息。例如，对于刚接触足球比赛的新观众而言，AI 可以提供规则解释和球员身份识别；对于资深球迷而言，则能够呈现跑动热图、战术变化和关键数据分析。观众与赛事内容之间不再是单向接收关系，而逐渐形成一种互动关系。这种变化不仅改变了体育传播的技术形态，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观众对于比赛的认知方式和审美方式。体育比赛原本依靠运动员身体表现和竞技过程形成审美价值，而人工智能技术则进一步赋予赛事数据维度和结构维度的审美可能，使观众能够从新的角度理解比赛中的节奏变化、空间分布和战术组织。然而，任何技术创新都并非完美无缺。尽管 AI 观赛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但从目前实际应用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化传播74情况来看，其仍处于不断完善阶段。在世界杯等大型赛事观赛实践中，不少用户对于 AI 功能给予积极评价，认为其丰富了观赛内容，提高了比赛理解效率，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诸多问题。例如，在部分比赛场景中，AI 系统对于球员身份识别出现偏差，将不同球员错误标注为同一人；在球员背景介绍和历史数据调用过程中，也存在资料更新不及时或者信息匹配不准确的情况；此外，由于数据处理和内容生成需要一定时间，部分 AI 功能出现画面与数据同步存在延迟的问题，导致观众所看到的信息与比赛实际进程并不完全一致。对于体育赛事这种强调即时性和现场感的媒介产品而言，任何信息延迟和识别误差都可能影响观众体验。更值得关注的是，AI 虽然能够生成大量信息，却仍然难以完全替代专业解说员在情感表达、赛事叙事和价值阐释方面的作用。体育赛事之所以能够打动观众，并不仅仅因为比赛结果本身，更因为其中蕴含的人物故事、情感共鸣和文化意义，而这些内容往往需要建立在丰富的人文经验和社会理解基础之上。从文化艺术评论视角来看，AI 观赛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而是体育传播审美形态变革的重要体现。体育赛事本身具有鲜明的审美属性。无论是足球比赛中的攻防转换、篮球比赛中的团队配合，还是田径比赛中的速度与力量展示，其本质上都包含着竞技之美、身体之美和秩序之美。过去观众主要通过镜头语言和解说语言感受这种审美价值，而 AI 技术则开始参与这种审美过程的建构。数据可视化让观众看到比赛背后的空间结构，智能分析帮助观众理解战术设计逻辑，个性化推荐则不断改变观众观看赛事的路径和方式。在这一过程中，体育赛事传播逐渐呈现出由感性观看向理性观看延伸、由经验审美向数据审美拓展的发展趋势。与此同时，技术介入是否会削弱体育比赛原有的人文魅力，AI 生成内容是否会影响观众对于赛事真实性和现场感的体验，也成为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因此，在人工智能持续融入体育传播体系的背景下，重新审视 AI 观赛的发展价值和现实局限具有重要意义。AI 观赛不仅代表着技术创新，也折射出体育传播理念和观众需求的变化趋势。未来体育赛事传播的发展，不应仅仅关注技术功能的叠加，更需要关注观众体验的提升以及体育文化价值的传递。如何在智能化发展过程中保持体育赛事的人文温度，如何在提升传播效率的同时维护体育审美的真实性和感染力，已经成为 AI 观赛时代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不仅有助于理解体育赛事传播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有助于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体育文化传播实现更深层次的融合。二、AI 观赛对体育赛事传播方式的重构（一）从单向观看到智能互动在传统体育传播体系中，赛事转播主要依靠电视信号、比赛画面和解说员语言共同完成信息传递。观众通过观看画面和收听解说获取赛事信息，虽然可以形成情感参与，但整体上仍然处于相对被动的接受地位。赛事内容如何呈现、哪些信息值得关注以及比赛意义如何解读，往往由导播团队和解说员决定。观众虽然能够形成个人理解，却难以直接参与内容建构过程。从广播时代到电视时代，再到互联网直播时代，传播媒介不断变化，但体育传播长期保持着“平台生产内容、观众接受内容”的基本逻辑。即便网络时代出现弹幕互动和评论交流，观众参与程度有所提升，但这种参与更多发生在赛事之外，而非直接进入赛事传播过程本身。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化传播75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正在改变这种传播结构。AI 观赛最大的特点并不只是增加了一些数据功能，而是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定义了观众与赛事内容之间的关系。通过智能识别、即时问答和个性化推荐等功能，观众能够主动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信息，而不再完全依赖解说员提供内容。例如，在观看足球比赛过程中，观众可以实时查看球员跑动距离、传球成功率、历史交锋记录以及战术分布情况；对于不熟悉比赛规则的新观众而言，AI 系统还能够根据比赛场景自动推送规则解释和背景知识。观众获取信息的路径开始由单一转向多元，传播过程也由过去的线性传播逐渐转变为互动传播。特别是在咪咕视频推出的 AI 观赛场景中，观众能够通过 AI 智能体获得即时反馈和赛事解读，这种互动形式实际上已经突破传统转播模式的边界。从传播学角度来看，AI 观赛推动了体育传播主体关系的重新调整。过去赛事传播主要由平台和解说员主导，而在人工智能介入之后，观众逐渐拥有更大的信息选择权和内容控制权。观众可以根据自身兴趣决定关注球员、关注战术还是关注数据，也可以根据个人需求调整信息呈现方式。这意味着体育传播开始从“大众传播”逐渐向“个性传播”演进。从文化消费视角来看，这种变化符合数字时代用户参与意识不断增强的发展趋势。现代观众不再满足于被动接收内容，而希望通过互动参与获得更加个性化和沉浸化的观赛体验。AI 观赛正是在这种需求驱动下形成的新型传播模式，它使体育赛事传播由单向观看走向智能互动，也为未来体育传播生态重构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二）从经验解说到数据辅助体育赛事解说一直是体育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观众对于比赛的理解很大程度上依赖解说员对于比赛过程的解释和阐述。优秀解说员不仅能够准确描述场上情况，更能够通过专业知识帮助观众理解比赛背后的战术逻辑和竞技规律。长期以来，体育解说主要依靠解说员个人经验完成赛事分析。无论是足球比赛中的战术判断，还是篮球比赛中的攻防解读，都建立在解说员长期积累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基础之上。因此，传统体育传播具有明显的“经验传播”特征。然而，随着现代竞技体育进入数据化时代，比赛本身所产生的信息量呈现爆发式增长。以足球赛事为例，运动员在比赛中的跑动距离、冲刺次数、触球区域、预期进球值以及传球线路等数据已经成为分析比赛的重要依据。面对如此庞大的数据体系，仅依靠人工观察和经验判断已经难以实现全面解读。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为赛事传播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通过图像识别、数据计算和智能生成技术，AI 能够实时处理比赛数据，并以可视化形式呈现给观众。例如球员热区图、跑动轨迹图、控球区域分布图以及战术结构图等功能，能够帮助观众更加直观地理解比赛。过去需要专业教练或资深球迷才能发现的战术细节，如今通过 AI 辅助展示，可以更加容易地被普通观众所理解。值得注意的是，AI 观赛并不意味着传统解说价值的消失，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经验解说与数据辅助的融合发展。数据能够告诉观众发生了什么，却未必能够解释为什么发生。人工智能能够识别球员位置变化，却难以完全理解教练调整背后的战略意图；能够统计跑动距离，却未必能够准确判断运动员的心理状态和比赛情绪。因此，未来体育传播的发展方向并非“AI 替代解说员”，而更可能是“AI 辅助解说员”。在这一模式下，人工智能负责数据处理和信息呈现，专业解说员则负责赛事解读和情感表达。两者形成优势互补，共同提升观众的观赛体验。从审美角度来看，这种变化实际上推动体育观赛由单纯依赖感性体验向感性体验与理性认知相结合的发展方向转变，使观众能够从更加丰富的维度理解体育比赛所蕴含的竞技价值和艺术价值。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化传播76（三）从大众化观看到个性化体验传统体育赛事传播具有明显的大众传播属性。无论是电视转播还是网络直播，同一场比赛通常向所有观众提供统一内容。相同的镜头画面、相同的解说内容以及相同的信息呈现方式构成观众共同的观赛体验。这种模式在传统媒体时代具有较高效率，但也存在明显局限。不同观众对于赛事的兴趣点并不相同，新观众可能关注规则和球员信息，而资深球迷则更关注战术体系和比赛细节。统一内容供给模式虽然能够满足大众需求，却难以满足个体需求。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体育传播个性化转型提供了技术基础。通过用户画像分析和兴趣识别技术，AI 能够根据不同观众特点提供差异化内容服务。例如，对于初次观看世界杯比赛的观众，系统可以自动推送球队背景介绍、比赛规则说明以及球星档案资料；对于长期关注足球赛事的资深球迷，则可以重点呈现战术分析、数据统计以及专业评论内容。不同观众虽然观看同一场比赛，却能够获得不同的信息体验。这种传播方式突破了传统大众传播“一个内容面对所有人”的局限，使体育赛事传播逐渐进入精准传播时代。从文化消费发展趋势来看，个性化体验已经成为数字时代的重要特征。今天的观众习惯于根据自身需求定制内容，短视频平台、音乐平台和网络阅读平台的发展都体现出这一趋势。体育赛事传播同样正在经历类似变化。AI 观赛不仅能够根据用户需求提供不同内容，还能够通过智能推荐帮助观众发现新的兴趣领域。例如，一名原本关注比赛结果的观众，可能因为 AI 推送的战术分析内容而逐渐关注比赛策略；一名关注明星球员的观众，也可能因为数据可视化展示而开始关注团队配合和整体战术。这种个性化传播不仅提升观赛体验，也有助于丰富观众对于体育赛事的理解层次。从更深层次来看，AI 观赛推动的个性化体验实际上反映了体育传播从内容生产逻辑向用户需求逻辑的转变。过去平台决定观众看什么，而未来观众将越来越多地决定自己想看什么。体育赛事传播不再只是赛事内容的简单转播，而逐渐演变为一种根据用户需求不断调整的信息服务过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AI 观赛不仅改变了技术形态，也正在重塑体育传播的基本逻辑，为体育文化消费和体育审美体验的发展开辟新的空间。三、AI 观赛的审美价值与文化传播前景（一）提升赛事理解的认知美学体育赛事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文化活动之一，不仅因为其具有竞技属性，更因为其蕴含着丰富的审美价值。从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开始，体育便被视为力量、速度、技巧与秩序相统一的艺术表现形式。无论是足球比赛中的团队配合，篮球比赛中的攻防转换，还是田径项目中的极限突破，观众所感受到的并不仅仅是胜负结果，而是一种关于身体、规则与竞争的美学体验。然而长期以来，体育审美更多建立在感性层面，观众依靠比赛画面和个人经验感受赛事魅力。对于许多普通观众而言，他们能够感受到比赛精彩，却未必能够准确理解精彩产生的原因。特别是在现代竞技体育高度专业化的背景下，大量战术设计、空间组织和数据逻辑隐藏于比赛表象之下，普通观众往往难以全面理解。AI 观赛的发展为体育审美提供了一种新的认知维度。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对比赛数据进行实时处理和可视化呈现，观众能够更加直观地看到比赛背后的结构关系。例如足球比赛中的跑动热区、传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化传播77球线路和阵型变化，篮球比赛中的投篮分布和空间利用，过去往往需要专业人士通过赛后分析才能发现，而如今则能够在比赛过程中实时呈现。这样的变化不仅提升了观众对于比赛的理解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体育审美方式。观众开始从单纯关注比赛结果转向关注比赛过程，从关注球员个体表现转向关注整体战术运行，从感性欣赏转向理性理解。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曾指出，审美能力本质上是一种认知能力。当观众能够理解艺术作品背后的结构逻辑时，其审美体验也会随之深化。同样，对于体育赛事而言，AI技术帮助观众看见过去难以察觉的比赛细节，使竞技过程中的秩序之美、结构之美和策略之美得以更加充分地呈现。从文化艺术评论角度来看，这种变化意味着体育传播正在经历由经验审美向认知审美的拓展。传统观赛体验主要依靠视觉冲击和情感感染完成审美过程，而 AI 观赛则进一步引入数据解释和逻辑分析，使观众能够在理解中获得审美愉悦。这种认知美学并不会削弱体育运动原有的激情和魅力，反而能够帮助观众更加深入地理解竞技艺术的复杂性与创造性。特别是在世界杯等高水平赛事中，当观众能够同时感受到球员个人能力、团队协作以及战术智慧所共同构成的竞技艺术时，体育赛事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也将获得更加丰富的呈现方式。（二）拓展体育传播的沉浸体验沉浸感一直是体育赛事传播追求的重要目标。从广播时代依靠声音营造现场氛围，到电视时代利用多机位镜头增强临场感，再到网络直播时代通过弹幕互动和多屏观看提升参与感，体育传播的发展过程始终伴随着观众沉浸体验的不断升级。对于体育赛事而言，最理想的传播状态是让观众产生“身临其境”的感受，使其在观看比赛过程中获得与现场观众接近的情绪体验和心理投入。因此，沉浸体验不仅是一种技术目标，也是一种文化体验目标。AI 观赛的发展正在为这种沉浸体验提供新的实现路径。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不断融入赛事转播过程，通过球员追踪、球体识别、关键事件捕捉以及智能回放等功能，使观众能够更加深入地参与比赛。例如在足球比赛中，AI 系统能够自动标识持球队员、显示传球路线并追踪进攻推进过程；在关键进球和争议判罚出现时，还能够自动生成回放内容并提供多角度分析。这些技术手段不仅提升了信息获取效率，也增强了观众对比赛过程的参与感。特别是在咪咕视频推出的 AI 观赛场景中，球星点亮、AI 赛场智瞰以及智能解说等功能，使比赛画面不再是单纯的视频内容，而逐渐演变为一个包含数据、图像和互动信息的综合体验空间。从媒介艺术角度来看，AI 观赛所创造的沉浸体验具有明显的数字审美特征。传统体育传播主要依赖镜头语言构建现场感，而 AI 观赛则进一步通过数据空间和交互空间扩展观赛维度。观众既能够观看比赛，也能够实时获取比赛背后的信息结构。这种体验方式与数字艺术领域强调的“参与式审美”具有一定相似性。观众不再只是观看者，而逐渐成为体验者和探索者。特别是在年轻观众群体中，这种融合互动、数据和视觉效果的新型传播方式更容易形成持续吸引力。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不断成熟，未来体育传播的沉浸体验还可能进一步向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以及数字孪生等方向延伸，使观众不仅能够观看比赛，更能够进入比赛、体验比赛甚至参与比赛，从而推动体育赛事传播进入更加立体和丰富的发展阶段。（三）推动体育文化消费升级体育赛事传播从来不仅是信息传播活动，同时也是文化消费活动。尤其是在世界杯、奥运会等全球性赛事中，观众消费的不仅是比赛内容本身，还包括赛事文化、明星文化以及相关衍生产品所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化传播78形成的综合文化体验。随着数字经济不断发展，体育产业已经逐渐从单纯赛事运营转向内容运营和体验运营并重的发展模式。如何通过技术创新提升用户黏性、增强用户参与感和拓展消费场景，成为体育传播平台普遍关注的重要课题。在这一背景下，AI 观赛的发展不仅具有技术意义，也具有显著的文化产业意义。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推动体育文化消费从标准化消费向个性化消费转变。传统赛事转播主要依赖广告和会员服务获取收益，而 AI 观赛则为平台创造了更多内容服务空间。例如根据观众兴趣提供定制化数据分析、个性化赛事回顾以及智能内容推荐等功能，能够有效提高用户停留时间和付费意愿。与此同时，AI 观赛所产生的大量互动数据，也能够帮助平台更加准确地了解用户需求，从而进一步优化内容生产策略。从文化消费角度来看，观众消费的不再只是比赛本身，而是围绕比赛形成的一整套数字化体验。体育赛事由此逐渐从单一内容产品发展为综合文化产品。更重要的是，AI 观赛有助于拓展体育文化传播的边界。过去，许多观众由于缺乏专业知识而难以深入理解比赛，因此体育文化传播往往局限于核心球迷群体。而 AI 观赛通过降低理解门槛，使更多普通观众能够进入体育文化消费领域。对于初学者而言，AI 提供规则解释和赛事背景；对于资深爱好者而言，AI 提供深度分析和专业数据。不同层次观众都能够在同一平台获得适合自身需求的内容服务。这种传播模式有助于扩大体育文化影响范围，也有助于培育更加广泛的体育消费群体。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AI 观赛所推动的文化消费升级不仅体现在赛事观看层面，还可能延伸至体育教育、体育旅游、数字藏品以及虚拟社区等多个领域。体育赛事传播将不再只是观看行为，而逐渐成为融合学习、互动、社交和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文化体验。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并不仅仅是观赛方式的变化，更是体育文化生产和消费模式的重构。正是在这一过程中，AI 观赛开始展现出超越技术工具本身的文化价值，并成为推动体育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四、AI 观赛实践中的问题与优化路径（一）识别准确性不足影响观赛信任人工智能技术之所以能够进入体育赛事传播领域，一个重要前提在于其具备快速处理海量数据和即时识别比赛信息的能力。然而从当前实际应用情况来看，识别准确性仍然是制约 AI 观赛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体育赛事尤其是足球比赛具有高速运动、多目标同时变化以及复杂空间关系等特点，这对人工智能系统的图像识别和数据匹配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当球员高速奔跑、多人聚集争抢或者镜头快速切换时，AI 系统容易出现识别偏差，从而影响信息呈现质量。在近年来一些大型赛事的 AI 观赛实践中，球员身份识别错误成为用户反馈较为集中的问题之一。部分系统会将外貌特征相近的球员错误匹配，或者在比赛过程中频繁出现球员姓名与实际画面不对应的情况。对于普通观众而言，这种问题可能只是观赛过程中的小瑕疵；但对于长期关注赛事的球迷而言，错误信息会直接影响其对比赛内容的理解。特别是在世界杯等全球关注度极高的赛事中，球员身份、历史数据以及技术特点本身就是观众关注的重要内容，一旦相关信息出现错误，便容易削弱 AI 观赛功能的可信度。从传播效果角度来看，体育赛事传播与普通娱乐内容传播存在明显差异。观众对于赛事信息真实性和准确性具有更高要求。一次错误识别不仅可能影响当前比赛观看体验，还会对平台整体公信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化传播79力产生负面影响。人工智能传播系统本质上建立在用户信任基础之上，如果观众无法确信系统所提供的信息是否准确，那么 AI 所创造的附加价值便会大幅降低。因此，未来 AI 观赛发展首先需要解决识别准确率问题。一方面，应进一步提升计算机视觉技术和图像识别算法水平，加强对运动场景复杂环境的适应能力；另一方面，应建立更加完善的赛事数据库和校验机制，通过实时人工复核与自动识别相结合的方式降低错误率。对于体育传播而言，准确性始终是技术创新必须坚守的基础原则，只有确保信息可靠，AI 观赛才能真正成为观众信赖的传播工具。（二）内容生成不准确影响专业表达如果说识别准确性问题主要影响观众对于比赛信息的认知，那么内容生成准确性问题则直接关系到 AI 观赛的专业价值。目前许多 AI 观赛系统不仅承担数据呈现功能，还开始参与赛事解说、球员介绍以及比赛分析等内容生产过程。借助自然语言生成技术，AI能够快速生成比赛解读和赛事评论，为观众提供更多辅助信息。从技术角度来看，这种能力显著提高了内容生产效率，也拓展了体育传播形式。然而从实际应用效果来看，AI 生成内容仍然存在较大改进空间。首先，部分 AI 系统对于球员和球队资料的调用存在更新不及时的问题。体育赛事具有高度动态性，球员转会、伤病情况以及竞技状态变化十分频繁，而 AI 数据库如果更新速度不足，就容易出现信息滞后现象。例如某名球员已经更换俱乐部或长期伤停，但系统仍然调用旧数据进行介绍，从而影响内容准确性。其次，AI 在赛事背景分析和战术解读方面仍然缺乏足够的理解能力。虽然能够根据数据生成文字内容，但其对于比赛情境、历史背景以及战术逻辑的理解往往停留在表层关联层面，难以达到专业解说员所具备的分析深度。在一些比赛中，AI 可能根据数据变化自动生成战术评价，但实际情况却与教练部署和比赛环境密切相关，仅凭数据本身无法得出准确结论。更值得关注的是，体育赛事解说不仅是信息传播过程，也是意义生产过程。优秀解说员能够将比赛中的细节与运动员成长经历、国家文化背景以及体育精神价值联系起来，从而赋予赛事更丰富的人文内涵。而人工智能目前主要依赖已有数据和文本进行内容生成，其表达方式容易呈现模板化和同质化特征。观众能够获得信息，却未必能够获得情感共鸣。从文化艺术评论角度来看，体育传播的魅力不仅在于信息量，更在于叙事能力和情感感染力。因此，未来 AI 观赛发展应更加注重内容质量建设。在完善数据库和知识图谱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语义理解能力和场景分析能力，同时保留专业解说员对于赛事解读的核心作用，形成“AI 生成基础内容 + 人工完成价值表达”的协同模式。只有实现技术理性与人文表达相结合，AI 观赛才能真正提升体育传播品质。（三）画面同步滞后影响沉浸体验即时性是体育赛事传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对于观众而言，观看体育比赛最大的吸引力往往来自结果的不确定性以及比赛进程的实时变化。一次进球、一记绝杀或者一次关键判罚，都可能在瞬间改变比赛走势并引发强烈情绪波动。因此，体育传播对于时间同步性有着极高要求。观众不仅希望看到比赛，更希望在第一时间看到比赛。当人工智能开始参与赛事传播过程后，大量数据处理和内容生成任务需要同步完成，这在提升信息丰富度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技术挑战。目前 AI 观赛实践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之一便是画面与信息同步存在延迟。由于数据采集、图像识别、内容生成和界面呈现需要经过多个技术环节处理，部分 AI 功能往往无法与比赛画面完全同步。例如比赛中已经完成射门，相关数据分析和事件识别结果却需要数秒后才能显示；球员完成换人调整后，相关信息提示可能存在明显延迟；在某些情况下，AI 智能解说甚至会出现内容滞后于比赛进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化传播80程的问题。这些现象虽然从技术角度看属于正常处理过程，但对于强调实时体验的体育赛事而言，却会显著影响观众沉浸感。从媒介审美角度来看，体育赛事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时间性。观众之所以会因绝杀而激动、因逆转而震撼，正是因为所有情绪都建立在比赛即时展开的基础之上。当信息呈现出现延迟时，观众对于比赛节奏的感知也会受到影响。特别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观众往往同时接触社交媒体、即时资讯和赛事直播，多渠道信息传播进一步放大了时间差问题。如果 AI 提示内容晚于社交媒体消息甚至晚于观众自身判断，那么其价值将被大幅削弱。因此，提升实时同步能力已经成为 AI 观赛未来发展的关键方向。未来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技术架构和传播流程两个层面同步推进。一方面，应持续优化边缘计算和实时处理技术，缩短数据分析和内容生成时间；另一方面，应根据不同信息类型建立差异化处理机制，对于关键事件优先呈现，对于深度分析则适当延后，从而保证核心观赛体验不受影响。体育赛事传播本质上是一种时间艺术，AI 技术必须适应这一规律，而不能让技术处理过程破坏比赛本身所具有的即时魅力。（四）人机协同是 AI 观赛发展的关键方向面对识别准确率不足、内容生成质量有限以及同步性问题等现实挑战，未来 AI 观赛的发展方向显然不应是完全替代人工传播，而应是在人工智能与专业传播力量之间建立更加合理的协同机制。从当前技术发展阶段来看，人工智能在数据处理、信息检索和内容生成效率方面已经展现出明显优势，但在人文理解、情感表达和价值判断方面仍然存在明显局限。体育赛事传播恰恰是一种同时包含技术信息与人文价值的复合型传播活动，因此单纯依靠技术并不足以构建完整观赛体验。体育赛事之所以能够超越比赛本身成为全球性的文化现象，很大程度上在于其承载着奋斗精神、团队合作、国家认同以及文化记忆等丰富内涵。这些内容往往无法通过算法自动生成，而需要建立在长期文化积累和社会经验基础之上。专业解说员在赛事传播中的价值，正是在于能够赋予比赛更多意义。例如同样是一粒进球，AI 能够提供射门角度、跑动距离和预期进球值，而解说员则能够结合球员成长经历、比赛背景以及赛事历史赋予这一瞬间更加丰富的情感价值。两者并非竞争关系，而是不同层面的功能互补。因此，未来 AI 观赛最具发展潜力的模式应当是人机协同模式。在这一模式下，人工智能负责数据采集、即时分析和信息呈现，为观众提供更加丰富的赛事内容；专业解说员则负责赛事叙事、情感表达和价值阐释，为观众构建更加完整的文化体验。对于平台而言，也应建立更加完善的人工审核机制和内容优化机制，确保 AI 生成内容具备足够准确性和专业性。从长远来看，AI 观赛的目标不应是创造一个完全由机器主导的传播环境，而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放大人类传播者的优势，实现技术效率与人文温度的统一。只有当人工智能真正成为服务体育文化传播的工具，而非取代体育文化传播主体时，AI 观赛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并推动体育赛事传播进入更加成熟和更加富有创造力的新阶段。五、结语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正在深刻改变体育赛事传播的运行逻辑和观赛方式。从广播时代到电视时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化传播81代，再到互联网直播时代，每一次媒介技术变革都推动着观众与赛事之间关系的重新建构。今天，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开启体育传播发展的新阶段。AI 观赛的出现，不仅意味着体育赛事传播工具的更新，更意味着观赛体验、传播结构以及体育文化消费模式的整体转型。无论是智能解说、实时数据分析、球员识别，还是个性化内容推荐和互动式观赛服务，都表明体育传播已经逐渐从传统的信息传递模式迈向智能化、精准化和场景化的发展方向。对于观众而言，体育比赛不再只是观看竞技过程，而是进入一个融合数据、内容、互动和情感体验的综合传播空间。从文化艺术评论视角来看，AI 观赛最重要的意义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它重新塑造了体育赛事的审美方式。长期以来，体育审美主要依靠身体表现、竞技过程和情感感染实现价值传递。观众通过运动员的拼搏精神、比赛的不确定性以及胜负结果所带来的情绪波动获得审美体验。而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则进一步拓展了体育审美的层次和维度。通过数据可视化、战术分析以及智能识别技术，观众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比赛背后的结构逻辑和运行规律。体育赛事中的空间组织、节奏变化和战术博弈得以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使体育审美从感性体验延伸至认知体验。观众不仅能够感受到比赛精彩，更能够理解精彩为何产生。这种由观看走向理解、由体验走向认知的发展趋势，构成了 AI 观赛时代体育传播审美转向的重要特征。与此同时，AI 观赛的发展也反映出体育文化消费方式的变化。数字时代的观众越来越重视个体体验，希望获得符合自身需求的内容服务。传统体育转播强调统一内容供给，而 AI 观赛则能够根据观众兴趣提供差异化信息服务，实现从大众传播向精准传播的转型。对于初级观众而言，AI 能够帮助其快速理解比赛规则和球员信息；对于资深球迷而言，则能够提供更加专业的数据分析和战术解读。不同层次观众都能够在同一赛事中获得适合自己的观看体验。这种个性化发展趋势不仅提高了体育传播效率，也推动体育文化消费由单一观看行为向综合体验行为转变。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AI 观赛有望进一步拓展体育内容生产边界，促进赛事传播、体育教育、体育旅游以及数字体育消费等多个领域协同发展，成为推动体育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然而，技术进步并不意味着所有问题都已经得到解决。通过目前的实践观察可以发现，AI 观赛仍然处于发展初期阶段，识别准确率不足、内容生成不够专业以及信息同步存在延迟等问题依然较为突出。特别是在世界杯等高水平赛事传播过程中，观众对于信息准确性和实时性的要求极高，一旦系统出现错误识别或者内容失真，便可能削弱用户体验并影响平台公信力。此外，人工智能虽然能够快速处理信息，却难以完全替代人类对于体育精神、文化价值和情感意义的理解。体育赛事之所以能够跨越语言、地域和文化差异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文化现象，很大程度上源于其所承载的人文价值和情感力量。而这些内容往往需要建立在长期文化积累和社会经验基础之上，并非简单依靠算法即可生成。因此，在推动 AI 观赛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保持技术理性，避免将人工智能视为万能工具，而应充分认识其优势与局限。未来 AI 观赛的发展方向，应当是技术创新与人文表达的深度融合，而不是单纯追求自动化和智能化。从传播实践来看，人机协同模式可能是最具现实价值的发展路径。人工智能负责处理海量数据、识别比赛信息和提升传播效率，专业解说员则负责赛事叙事、情感表达和价值阐释。两者形成优势互补，共同构建更加完整的观赛体验。在这一模式下，AI不是解说员的替代者，而是解说员的辅助者；不是体育文化的生产主体，而是体育文化传播的技术工具。只有当人工智能服务于观众需求、服务于体育精神传播并服务于体育文化建设时，其价值才能得到真正体现。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文化传播82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AI 观赛的发展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关于未来体育传播的重要命题，即技术究竟应当如何参与文化生产。当人工智能越来越深入地进入内容创作和传播过程之后，人们需要思考的不仅是技术能够做到什么，更需要思考技术应该做到什么。体育赛事传播不仅是信息传播活动，也是文化传播活动和情感传播活动。未来无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到何种程度，体育赛事最核心的魅力仍然来自运动员真实的竞技表现、观众真实的情感投入以及体育精神所体现的人类价值追求。因此，AI观赛的发展不应以削弱人的作用为代价，而应以增强人的体验为目标；不应以替代体育文化为目的，而应以丰富体育文化传播形式为方向。总体而言，AI 观赛正在开启体育赛事传播的新阶段。它既代表着技术进步带来的传播创新，也反映出数字时代观众需求和文化消费方式的深刻变化。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不断成熟，其在体育传播领域的应用空间将进一步拓展。但无论技术如何发展，体育传播始终需要在效率与温度、数据与情感、技术与人文之间保持平衡。只有实现这种平衡，AI 观赛才能真正推动体育赛事传播高质量发展，并在新时代体育文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而深远的作用。参考文献[1] 王相飞,王真真,延怡冉.人工智能应用与体育传播变革[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1,45(02):57-64.[2] 王真真,李乾丙,王雪莲,等.AI背景下智慧体育教育出版的知识服务转型路径研究[J].科技与出版,2024(03):109-116.[3] 张家祥,蔡艺,古晓晴,等.人工智能时代全球体育的变革趋势探析——《奥林匹克AI议程》解析与中国借鉴[J].体育科学,2024,44(07):14-24.[4] 李荣日,赵泓羽.生成式AI激发大众体育消费潜力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体育科学,2024,44(06):63-71.[5] 张家祥,蔡艺,张芷铭,等.人工智能赋能竞技体育发展：机遇、挑战与进路[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25,40(06):711-719.[6] 陈积银,王琪琪.城市群众性体育赛事传播模式的变革与启示——基于“苏超”传播的田野调查[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5,59(12):1-9+27.[7] 陶力,易佳颖,刘禹希.AI转播时代已来解密巴黎奥运背后的科技力量[N].21世纪经济报道,2024-07-29(005).[8] 周春媚.当奥运会遇上AI[N].证券时报,2024-08-02(A03).[9] 刘艳.人工智能提升亚运观赛体验[N].科技日报,2023-09-28(006).[10] 高超.关于体育，咪咕有了新打法[N].通信产业报,2025-02-10(006).[11] 常湘萍.隔屏观赛宛若置身现场[N].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4-08-20(005).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流行音乐83SLS 练声法在初中音乐课堂上的应用董德 韩卓航【内容提要】伴随着音乐美育的不断发展，初中音乐课堂教学内容和形式也出现新的转变要求。流行音乐元素的加入给传统音乐教学注入了活力，但是怎样在初中阶段开展科学、符合学生生理特点的流行声乐教学，还存在着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本文梳理国内外流行声乐教学及 SLS 练声法相关理论，推动流行声乐科学化融入基础教育，促进初中音乐教育多元化发展。【关 键 词】SLS 练声法；流行声乐教学；初中音乐课堂；变声期【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music education, the content and teaching methods in junior high school music classes are undergoing new transformations. The integration of popular music elements has brought vitality to traditional music instruction. However, the challenge remains in implementing scientifically sound and developmentally appropriate pop vocal training at the junior high school level, a topic that warrants further exploration. This article reviews existing theories on pop vocal pedagogy and the SLS vocal training method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aiming to promote the scientific integration of pop vocal techniques into basic education and to foster greater diversity in junior high school music education.【Keywords】SLS Vocal Training Methods; Popular Vocal Music Education; Middle School Music Class; Voice Change Period【作者简介】董德，文艺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海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海南 海口 571158），研究方向：流行音乐、音乐文化、音乐教育；韩卓航，海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在读本科生（海南 海口 571158），研究方向：流行音乐、音乐教育。流行音乐作为具有广大群众基础的艺术形式，在近些年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随着《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 年版）》的实施，在教学内容多样化、教学方式创新化的趋势下，艺术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参考 SLS 练声法中有关嗓音保护和科学发声的理论，提出一套具有专业性和学情适应性的教学方案，为丰富初中音乐教学内容、提高流行声乐教学质量提供参考。初中阶段是学生音乐素养形成的阶段，又是学生嗓音发育的关键期。根据意大利医生乔瓦尼·菲利普·印加西亚的研究，12 到 15 岁的初中生正处在变声期，声带组织柔嫩，易受不当用声的影响而受伤。但是目前初中音乐课堂上关于变声期嗓音保护的专门指导还比较缺乏，一些学生因为演唱不适而渐渐失去了唱歌的信心。怎样在保持学生音乐兴趣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发声指导，这是初中声乐教学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流行音乐84一、初中生嗓音的特殊性初中阶段是学生生理发育的转折期，从性别差异来看，男生在变声期的嗓音变化更为剧烈。由于雄激素的分泌增多，男生的喉部结构会发生明显的改变，音域普遍下降大约一个八度，声音变得不稳定、沙哑、音色暗沉。部分男生在高音的演唱过程中会感觉到吃力，并且会出现“破音”的情况。女生的变声期比男生要慢一些，音域下降大约三到五度，声音的变化不像男生那样明显，但是声带也处于一种脆弱的状态，如果发声的方法不当，也会造成嗓音疲劳或者慢性喉炎。需要指出的是，变声期的开始和结束时间以及持续的时间长短存在着较大的个体差异，与遗传、营养、生活习惯、用声强度等诸多因素有关。差异性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而应该根据学生不同的实际情况进行个别化的指导。但是目前初中音乐课堂对于变声期嗓音保护的专门指导还比较薄弱。一方面，传统的声乐教学大多照搬美声唱法的训练模式，重视声音在音量、共鸣、气息上的支撑和打开，让学生发出饱满、洪亮的声音。该种训练观念对于声带已经发育成熟的成人来说是科学的，但是对于变声期的学生来说，过分追求音量容易造成喉部肌肉紧张、声带过度闭合，反而加重了声带的负担。另一方面，部分教师对于变声期的生理机制了解不够，没有系统地掌握嗓音保护的知识，在教学过程中，往往用统一的发声要求来训练所有的学生，忽略了变声期学生特殊的需要。学生自身也没有保护嗓音的意识，在体育课、课间活动时大喊大叫，或者在唱歌时盲目模仿成人的音色和音量，这些不正当的行为都会给正在发育中的声带造成无法恢复的伤害。因此，初中声乐教学要正视变声期的生理特点，改变教学理念和方法。教学过程中应该遵循保护优先、循序渐进、轻机能的教学原则，不能长时间地进行高强度的高音、强音量的训练，也不能过度使用声带。具体的每节课的连贯演唱时间不能超过 15 分钟，需要在演唱过程中穿插听、看、做等不同的活动；音域上应以中低音区为主，不能长时间滞留在换声点附近；音量控制上提倡自然舒适的中等音量，不喊唱、不用力。SLS 练声法所倡导的“说话式歌唱”“声区统一”“不撑大”等观点，与变声期嗓音保护的需求十分吻合。SLS 练声法认为演唱者要保持和说话相似的自然喉位，用声带闭合和气息支持的平衡来达到音高的变化，而不是靠喉部肌肉的挤压。此法可减少声带的摩擦、撞击，使变声期的学生在安全的发声状态下慢慢养成正确的用声习惯，为成人的嗓音发展打下健康的基础。二、SLS 练声法的核心理念及应用效果SLS（Speech Level Singing，说话级演唱）练声法是由美国传奇声乐教练赛思·里格斯（Seth Riggs，1930—）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创立的一套系统化声乐训练体系。里格斯从小就系统地学习了美声唱法，在长期的教学和实践中发现传统的声乐教育理论体系晦涩难懂，训练过程缓慢，过分强调音量和共鸣的“撑大”，容易造成声带疲劳甚至损伤。因此他创立了一套以“自然、平衡、放松”为准则的声乐训练法，目的是使演唱者用说话般的自然状态来唱歌，最大限度地减少声带的负担，使声音在不同的音区之间平滑过渡。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流行音乐85SLS 练声法的核心理念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其一，说话级演唱原则。这是 SLS 练声法最基本、最核心的理念。演唱时要保持说话时的喉位、发声状态，而不是因为音高升高而造成的喉头上升、喉咙紧张。其主要诉求就是“唱歌像说话一样自然”，不是用说话的声音或者音色来演唱，而是通过说话时放松自然的状态去调节喉部和气息，在演唱的过程中一直保持这种自然的状态。实际上，在演唱过程中很多演唱者为了使音高的升高，没有意识到会把喉头抬得过高，结果造成声带被过度的压紧，专家通过对歌唱者进行不同音高下保持喉位稳定的训练来达到唱歌轻声化的目的。其二，声区统一原则。传统的声乐训练中，演唱者常常被要求将声区分为胸声、混声、头声等不同的声区，但是许多人在声区转换的时候会出现明显的“换声点”或者“换声痕迹”，也就是所说的“破音”。SLS 练声法认为声带的缩短变薄、拉长变厚是产生音高的途径，而不是靠喉部肌肉的挤压或者共鸣腔的强行转换。该种方法可以让声音在胸声、混声、头声之间平滑过渡，去调换声点的痕迹，形成一条“无缝连接”的声音线。其三，呼吸运动的原则。SLS 练声法把气息当作声音的“动力源泉”，重视气息的连续、匀称流动而不是僵硬的“保持”。正确的气息支持应该表现为横膈膜主动下降、两肋自然扩张，而不是用喉咙顶住气息。唇颤音练习属于常用热身方法之一，它可以让人体会气息的稳定输出，又能有效地放松喉咙和面部肌肉，减轻声带的压力，调节气息，扩大音域。其四，保护声带的原则。SLS 练声法非常重视声带的健康保护，其训练体系里有许多针对性的保护措施。通过不同的部位、不同的方式进行发声练习，以促进声带自然的发展，并且可以放松吞咽肌肉以及喉咙外肌，防止声带损伤。主张在自然状态下对声音进行放大，而不是通过强迫打开喉咙来达到所谓的“饱满声音”。SLS 练声法自从创立以来，就对国际流行乐坛产生了很大影响。里格斯本人被誉为“众星之师”，其学生一共获得过 120 个格莱美奖杯，其中迈克尔·杰克逊、麦当娜、史提夫·汪达等国际顶级艺人都出自他的门下。在国际学术研究中，SLS 练声法对于嗓音健康、声音控制等所起的作用也得到了实证研究的证明。这种练声技术可以使演唱者在最大限度地减少声带压力的情况下获得更自然、更舒适的声音，用有效的气息控制和共鸣运用来改善声音质量，并把日常说话时的自然发声方式融入歌唱中，使演唱者在舞台表演中更有安全感，减少表演焦虑。SLS 练声法也传入了华语流行乐坛，被广泛使用。华语流行歌手李玟、王力宏、林俊杰、邓紫棋、陶喆、杨宗纬、张杰等都曾拜里格斯为师或者通过 SLS 练声法提高自己的唱功。林俊杰从 2005年开始学习 SLS 练声法，经过长达十年的刻苦训练，在 2015 年前后完成了技术上的转变，轻松做到强混声和弱混声之间的自由转换，动态控制准确。林俊杰在接受里格斯亲自指导之后感叹道：“SLS太美妙了，短短一小时竟然学到 23 年学的知识！”王力宏也是 SLS 练声法的长期使用者。他多次去洛杉矶向里格斯学唱歌课，疫情期间仍然坚持用越洋视讯的方式远程学习。王力宏研习之后表示 ：“很喜欢这种唱歌的方式，以前演唱时用胸声居多，胸腔共鸣较重，高音直接拉上去时会感觉有点紧，现在无论声音大小高低，都还是基本沿用说话的感觉，没有太大的不同。”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流行音乐86三、SLS 练声法在初中音乐课堂上的应用初中阶段属于学生嗓音发育的转折期，需要采取科学的发声保护方法。但是传统的声乐教学大多参照美声唱法的训练体系，重视音量、共鸣、声音的“打开”，这与变声期“轻机能”“保护为主”的教学原则相矛盾。因此，寻找一种既满足变声期嗓音保护需要，又能够提高学生演唱能力的训练方法，就成了初中声乐教学的重要课题。SLS 练声法和初中变声期教学高度契合之处在于以下几点，分别是：其一，变声期的主要教学策略就是“保练结合”，即在保护声带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训练。SLS练声法提出的说话级演唱理念，要求演唱者保持喉位稳定，不使喉咙外肌肉参与进来，这与变声期“避免过度用声”“防止声带疲劳”的要求是一致的。技术训练中不追求大音量，而重在声音的质量和舒适度，有利于变声期的学生在安全的范围内形成正确的发声习惯，防止因为方法不当而造成的声带损伤。其二，变声期学生最明显的问题是声音不稳，男生高音区容易出现破音、声音发虚现象，女生也常常存在声区衔接不好情况。SLS 练声法不是让学生盲目地去追求高音，在气息的支持下、在声带自然调节的基础上，逐步扩大音域，使声区变得统一。其三，SLS 练声法有唇颤音、哼鸣、元音转换等练习形式，并且可以针对学生音域、嗓音状况来对各种练习做出相应的改变。唇颤音练习可以给变声期的学生提供稳定的气流输出感觉，按摩声带、放松喉部肌肉，哼鸣练习可以在没有大音量要求的情况下找到头腔共鸣的位置。这些练习都用中低音区为主，符合变声期“防止高音长时间训练”的原则。教师根据不同的学生变声期阶段设置不同的要求，达到因材施教的目的。其四，SLS 练声法不是一成不变的技巧组合，而是一个有理论基础、有递进训练结构的方法体系。其训练分为两个部分，即基础声音训练和歌曲实践指导两部分，前者加强正确发声的方法，后者解决演唱歌曲时出现的声音问题以及处理问题。该种结构化的训练体系给初中音乐教师指明了教学的方向，使流行声乐教学由无章可循的“跟唱”变为有法可依的规范化教学。SLS 练声法虽有其科学性与系统性，但对于多数普通初中音乐教师而言，直接照搬专业体系存在现实困难。一方面，师范教育阶段很少涉及流行声乐教学法，多数教师对“说话式演唱”“声区统一”等概念仅有模糊认知，缺乏系统的训练经历；另一方面，日常教学课时紧张，难以像专业声乐课那样进行长时间、个别化的发声指导。若强行套用理论术语或复杂练习，反而会增加教师的备课负担，降低课堂效率。基于上述现实，本研究在教学实践中尝试将 SLS 练声法的核心原则进行转化，不追求术语的准确，只追求学生能感知、能操作，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用直观体验替代概念讲解。教师不必向学生解释喉位稳定，声带闭合等概念，而是设计简单、可重复的肢体或声音游戏。例如，让学生用手轻按喉头，演唱高音时感受喉头是否上提；若上提，就回到说话的状态再试一次。又如，用“吹蜡烛”的感觉引导气息下沉，教师只需说“像要把蜡烛吹灭但又不能吹得太猛”，学生便能自然找到横膈膜支撑的初步感觉。这些方法不依赖教师对 SLS的理论掌握，而是将 SLS 练声法“自然放松”的核心理念转化为学生自己的身体记忆。二、建立简易的校内资源互助。如果教研组内有声乐专业背景或接触过流行唱法的教师，可以

三门文化艺术评论 2026 年第 2 期——流行音乐87由其录制 2 ～ 3 分钟的发声示范视频（如如何用唇颤音唱长乐句、如何用哼鸣找头腔共鸣）。其他教师在课堂上直接播放视频，自己则负责组织学生模仿和纠正，通过分工合作提高整体教学效益。在没有条件录制视频的情况下，教师也可从网络上筛选质量较高的SLS基础练习音频（如唇颤音音阶、哼鸣练习），直接用于课堂热身环节。总之，SLS练声法在初中音乐课堂的落地，关键不在于教师是否精通该体系，而在于能否将其“自然放松、保护嗓音”的核心思想转化为低成本、易操作、可重复的课堂活动。结语使用 SLS 练声法时，要根据初中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教师要依照学生嗓音的回馈及时改变训练强度。SLS 练声法以“自然、平衡、放松”为准则，有系统的训练体系和灵活的教学方式，与初中变声期保护为主、循序渐进的声乐教学原则相吻合。将其运用到初中音乐课堂中，调和了变声期嗓音保护与演唱能力培养之间的教学矛盾。参考文献[1] 罗怡.美国百老汇“说话式歌唱”的启示——浅论SLS声乐训练法[J].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19,38(01):101-105.[2] 邱昌杰.美国SLS声乐教法在流行演唱教学中的重要性[J].音乐探索,2020(01):12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