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SN 1994-4926半年刊Semiannual Vol.15澳门基金会资助出版二 二一年 第十五卷 第一期JOURNAL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Vol.15 No.1 June 2021

澳门科技大学学报主办单位: 澳门科技大学Organizer: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编委会主席: 刘良Chairman of Editorial Board: Liu Liang主编: 许敖敖Chief Editors: Xu Ao Ao编辑: 《澳门科技大学学报》编辑部Editor: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Journal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电话： +853-8897-2173 Tel: +853-8897-2173 ● 传真：+853-2888-0022 Fax: +853-2888-0022 ● 电邮：publication@must.edu.mo E-mail: publication@must.edu.mo ● 地址：澳门科技大学 澳门氹仔伟龙马路 Address: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venida Wai Long, Taipa, Macau出版及总发行：澳门科技大学Publisher & Distribution: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电话：+853-8897-2166 Tel: +853-8897-2166 ● 电邮：cbpsadmin@must.edu.mo E-mail: cbpsadmin@must.edu.mo ● 地址：澳门科技大学 澳门氹仔伟龙马路 Address: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venida Wai Long, Taipa, Macau 印刷： 400本Print Run: 400出版日期：2021年6月Issued Date: June 2021国际标准期刊号：ISSN: 1994-4926规格： 21cm×29.7cmSize: 21cm width by 29.7cm height版权所有，翻印必究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consent of the publisher.

编辑委员会Editorial Board编委会主席：刘良Chairman of Editorial Board: Liu Liang主编 ：许敖敖Chief Editors: Xu Ao Ao编委：刘良、许敖敖、祈务晨、余秋雨、张志庆、姜志宏、方泉、林伟基、戴龙基、黎晓平、唐泽圣、陈乃九、庞川、孙立云、孙建荣Editorial Board Members:Liu Liang, Xu Ao Ao,Keith Robert Barclay Morrison, Yu Qiu Yu, Zhang Zhi Qing, Jiang Zhi Hong, Fang Quan, Lam Wai Kei, Dai Long Ji, Li Xiao Ping, Tang Ze Sheng, Chan Lai Kow, Pang Chuan, Sun Li Yun, Sun Jian Rong

目 次【人文与艺术】基于语言历时传承视角的澳门特有词语研究…………………………………陈钏，魏慧萍 (1)大学英语课堂学习动机变化研究………………………………………………曹乐怡，冯雯 (11)家庭社经地位、父母阅读观念与家庭阅读环境的关係………………………………蔡燕玲 (21)基于电影《妈阁是座城》中的澳门城市形象构建………………………………………谢琴 (29)【管理与旅遊】公司治理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陈龙，林永佳，洪芳 (39)线上冲动性购买对顾客满意度的影响研究……………………………………………于洋 (47)员工感知伦理氛围对员工幸福感的作用机制：角色模糊和角色冲突双中介模型………………………………………………………………………………汤曦，李昕，田青，汪勤舟 (57)【信息短文】学生活动......................................................................................................................... (20)(28)大学建设............................................................................................................................... (68)两岸四地............................................................................................................................... (69)校园活动............................................................................................................................... (70)

ContentsHumanities and ArtsThe Study of Macao Local Wor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achronic Heritage of Language……………………………………………………………………………………………………………Chuan CHEN, Huiping WEI (1)A Study of Students’ Motivational Dynamics in College English Classes… … … … … Leyi CAO, Wen FENG (11)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S, Parental Reading Belief and Family Linguistic Environment: The Importance　of Family Language Learning Environment in Early Years………………………………………Yanling CAI (21)The Construction of City Image For Macau in the Film “A City Called Macau” ………………………Qin XIE (29)Management and TourismThe Impact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on the Stickiness of Executive Pay…Long CHEN, Yongjia LIN, Fang HONG (39)The Infl uence of Online Impulse Buying on Consumer Satisfaction……………………………………Yang YU (47)Role Ambiguity and Role Confl ict as Mediator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thical Climate and　Employee Well-Being…………………………………………Xi TANG, Xin LI, Qing TIAN, Qinzhou Wang (57)

1第 15 卷 第 1 期 澳 門 科 技 大 學 學 報 Vol.15 No.1 2021 年 6 月 30 日 Journal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une 30, 2021 基於語言歷時傳承視角的澳門特有詞語研究陳釧1，魏慧萍2*（澳門科技大學國際學院，澳門）摘要：� 歷史語言學觀照下的語言歷時傳承反映著跨代際的語言現實。源自古代漢語、經歷時傳承至今的詞彙元素是澳門地區特有詞語形成和發展的關鍵線索。本研究選取帶有承古色彩的澳門特有詞語共計39條，通過對這些詞語的古漢語詞彙元素的爬梳，發現其在詞義和用法上具有以下幾個歷時傳承特征：一些詞語直接傳承了古漢語的詞義和用法；一些詞語經歷了間接衍生的傳承，原古漢語詞義得到保留，而在形式上有所變化；一些詞語的形式不變，而詞義發生了變化；一些沿用了古漢語詞義的詞語在其他粵語方言系統中發展出新的詞義。這些特有詞語反映出古漢語成分、粵方言和現代漢語普通話在澳門詞彙發展歷史中的相容共生和相互影響量。關鍵詞：� 語言歷時傳承；澳門；特有詞語The Study of Macao Local Wor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achronic Heritage of Language Chuan CHEN1, Huiping WEI2*(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College, Mac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o, China)Abstract: � The diachronic transmission of langu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refl ects the language reality across times and generations. The key clue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cao local words lies in the lexical features inherited from ancient Chinese words. Through the study of 39 Macao local words with the heritage of ancient Chinese, some features in the meaning and usage of the words are found: some words are the direct heritage of ancient Chinese words in both of meaning and usage; some are indirectly derived—while the original meaning has been retained, the form has been altered; the original form of some words has been kept, but a change has been taken place in the meaning; some words—which have been applying the meanings of ancient Chinese here in Macao, have developed new meanings in other Cantonese dialects. Such local words reflect the compatible coexistence and mutual influence among ancient Chinese, Cantonese dialect and modern Mandarin in the history of vocabulary development in Macao.Keywords: � Diachronic heritage of language; Macao; Local wordsn收稿日期：2021-01-26；修訂日期：2021-04-01。﹡通訊作者：魏慧萍，女，澳門科技大學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漢語國際教育、詞彙學、語義學。E-mail: hpwei@must.edu.mo, Tel: (853) 8897-1975 0　澳門特有詞語及其發展語境粵港澳大灣區的融合式發展使得粵港澳語言與內地語言社區之間的交流日趨頻繁，澳門特有詞語研究也因此逐漸受到語言學者們的關注。澳門特有詞語，指的是起源於澳門，并主要在（或僅在）澳門地區被廣泛使用的一批充分反映當地歷史人文風貌的詞語。這批詞語在詞語形式和用法上往往呈現出有別于普通話詞語，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類：（1）粵方言詞；（2）普通話詞彙中

2不常用或不再用的古漢語傳承詞；（3）因多元語言接觸和族群互動而產生的當地語系化詞語；（4）受本地特有的經濟、文化、政治體制、社會心理等因素影響而產生的新詞語。澳門特有詞語的獨特性是在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一方面，澳門地區的語言生態環境在歷史上始終具備開放、包容的特徵，語言生態相較內地更為多元。隨著內地改革開放的進程，澳門特區逐漸融入國家發展，澳門與內地以至全球華語圈的互動日益頻繁，大華語概念範疇內的區域差異在互動交流中逐漸顯現。從語言的歷時發展路徑來看，各個華語社區雖然同出一源，但在各地不盡相同的社會歷史發展條件作用下產生了一些細微的分化，分化後又經歷了不同路徑和程度的演變[1]，從而導致內地和澳門、香港等地區在諸多詞語的理解、表達和運用等方面產生了差異。如今在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框架中，灣區整體的語言生活具備了新的歷史機遇和環境，在此新的條件下， 灣區的語言詞彙面貌即將迎來新的互動式發展。在這一背景下，從歷時發展的視角探究並釐清社區語言詞彙的源流就顯得尤為重要。1　“歷時傳承”研究視角弗迪南 • 德 • 索緒爾將語言學研究界定爲共時（synchronic）和歷時（diachronic）兩大視角，這啓發學者在解析語言現象時需要考慮到縱向（歷時）和橫向（共時）的聯繫， 可以單從其一入手研究，也可二者兼顧，以探知語言現象更為確切的全貌與源流。歷史語言學本身繼承了重視文獻考證的語學傳統，同時也重視不同語言之間的比較和語言間源流關係的探討。語言在豐富的社會歷史變遷中隨之發展變化，但每一種語言都有其相對穩定的核心，這些核心元素將被語言使用者跨越代際傳承，或在傳承的基礎上有所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今日的語言面貌都是在歷史的基礎上傳承而來。因此，漢語學界歷來十分重視語言傳承研究。綜觀當前澳門地區語言，其範圍涉及了語音、詞彙、語法、簡繁體漢字、語篇、修辭等語言系統的各個層面，主要採用橫向、靜態的共時分析方法，語料多源自鮮活的現實語言生活。在以往的研究中，詞彙領域的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有待於進一步考證及研討的是：當前對澳門特有詞語的存現狀態調研尚不夠系統，對其源流和用法成因的解釋不夠充分，有時甚至出現誤解。例如一些看似僅限於方言區使用的詞語，從縱向的時間線來看，是古漢語詞義和用法傳承至今的影響；而有些看似源自外語的借詞，實則並不全然是外語源詞的直接音譯導致，亦有可能受到漢語因素和使用心理的影響；而另一些所謂的“新造詞”實際上並非“師出無名”，也是古漢語某些詞彙成分“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的表現。陸儉明先生曾點明：“現代漢語詞彙研究不能割斷源流，必須跟考察詞的歷史發展緊密結合，必須很好地總結和繼承訓詁學方面的合理因素和某些分析方法，而不像語音、語法，可以只進行純共時面的研究。[2]”這一論述既可以用來解釋當前澳門特有詞語研相對滯後的原因，又可為該領域提供一個新的研究路徑。漢語的歷時傳承在澳門地區除了具備普遍意義上的中華地區語言傳承以外，另有其特殊性。澳門在歷史上有過四百多年的澳葡時期（1553年—1999 年），其間本地語言和葡語有著密切的語言接觸，從而形成了澳門多元族群共生的社會特色；同時，澳門的華人社會語言生活仍以母語為主，其詞彙發展演變所遵循的社會歷史路徑和內地有所不同，比如未曾經歷 1949 年至 1999 年回歸之間的 50 年間語言詞彙變化。從這個視角看，澳門地區的漢語詞彙（含粵語詞彙）實際上更多地保留了古漢語傳承成分。可見澳門特有詞語的發展和演變是一個受外力和內力作用的連續統。在關照這樣一個龐雜的系統時，需要以一種歷史的、動態的眼光來審視它。明確並肯定語言歷時傳承的研究視角，重視詞彙的古今傳承性，對深入地進行澳門地區特有詞語研究，更全面地揭示其特點和規律有著重要的意義。

3在“歷時傳承”這一概念中，“歷時”二字奠定了研究視角、方法和基調，即以“史”為線索、為背景，具有跨代際的時間特性。而“傳承”的意義，根據《辭源》（第 3 版）的釋義， “傳”有“傳授、轉達、移置”[2]之意，“承”則指“接續、繼承”[3]；《現代漢語詞典》（第 7 版）收錄了“傳承”這一詞條，其釋義為“傳授和繼承”[3]。在本研究中，將主要體現為：一是詞彙“不走樣的”傳承使用，即源自古漢語的詞彙成分及其用法；二是在傳承的基礎上有所發展，即伴隨時代發展，源自古代漢語的詞彙成分獲得新的意義和用法。綜上，本文嘗試對語言歷時傳承的概念作出較明晰的界說1：某一族群的語言以書面語或口語的形式所進行的跨代際傳授、繼承和發展。歷史語言學觀照下的語言歷時傳承反映著跨代際的語言現實，研究者所關注的是那些當下在共時層面上呈現，實則根源於歷時線索的元素。這裡的“傳承”具備兩個層面的內涵：一為“傳”，即歷時語言成分的留存現狀，回答的是“現在的語言中有哪些歷史元素、以何面貌存現”的問題，主要以共時、相對靜態的橫切面式考察，對語言中“古”的成分進行拾取、整理、歸類、分析；二為“承”，即語言成分的繼承和基於繼承前提的發展，旨在回答“歷史元素的源流追溯”的問題，主要從歷時和動態發展的角度追溯歷史源流、詮釋這些語言成分在形式、意義和功能上的歷時發展情況。一言以蔽之，語言歷時傳承研究就是如實看待並探究語言成分的共時存現背後的歷時演變情況。具體到澳門地區語言歷時傳承的研究，鑒於上文所述的地區特殊性，還需要結合其特有的社會歷史路徑進行源流分析和研討。2　澳門特有詞語歷時傳承研究所關注的內容漢語是漢民族的共同語，也是國家的通用語，是中華大地上不同民族之間相互交流使用的語言，陳釧　魏慧萍　基於語言歷時傳承視角的澳門特有詞語研究其歷史最早可回溯至傳說中的“三皇五帝”遠古時期。在幾千年的歷史變遷中，漢語經歷了數次重要的分化與融合，逐漸演變成為今天我們所熟悉的現代漢語語言系統。 澳門地區使用的漢語，是漢語作為中華民族共同語在本地的一種區域變體，可以類比的還有香港、台灣地區的華語使用情況。另外，在海外華人社區存在著十分廣泛的海外華語，如馬來西亞華語、新加坡華語等。由此，“大華語”作為漢語在海內外各地區華人使用的、以普通話（或國語）為基礎的一種共同語，經過不同學者的持續論證得以形成[4-6]。澳門地區的漢語使用在廣義範圍內屬於“大華語”的範疇，同時，由於當前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與融合式發展，其共時面貌正處於互動發展的過程之中。 從語言歷時傳承的視角來觀察澳門特有詞語，其中需要關注的有兩類詞彙現象：第一類是自先秦時期起、以口語和書面語形式留存、傳承至今的詞語。其中有部分詞語和內地傳承詞語保持一致，但由於體制和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詞義理解和詞語運用有可能存在差異。還有些古漢語成分是僅留存在澳門地區的特有詞語中的，其適用語境值得考察。第二類是出現在現代漢語早期階段的一些詞語。關於“早期現代漢語”以及“現代漢語的雛形和發端”，學者們分別從語音史、詞彙史、語法史等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對現代漢語早期面貌形成時期的意見， 有的認為其發端在近代已經呈現。從詞彙研究的視角出發，我們遵從學界對現代漢語整體的分期意見，將由“五四運動”思潮掀起（1919 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49 年）這段區間的漢語視為現代漢語的早期階段[7]。該時期是現代漢語起步階段，在書面語上則是從文言文向白話文過渡的重要“轉型期”[8]，其語言特點是文白夾雜、詞彙面貌複雜多樣。這一時期的一些詞彙後期在澳門與內地的傳承和發展路向也不盡相同。可見，澳門特有詞語研究的主要內容需聚焦1.本文的語言歷時傳承概念基於索緒爾關於語言學“歷時＂研究視角的基礎上歸納提煉而成。

4於和內地不同的傳承路徑及結果上，而語言詞彙的傳承情況又將忠實地反映出社會歷史因素的影響。其未來的走向在大灣區發展的歷史背景中也會增添新的特徵。因此，今天對於其語言歷時傳承因素的梳理，不僅意味著詞彙學本體研究，同時也意味著詞彙與社會歷史的及時“對話”。3　澳門地區特有詞語歷時傳承研究的學科背景：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當前澳門特有詞語的研究成果數量寥寥，且多為建立在橫向共時視角之上的詞語拾取、歸類和釋義，而對縱向的詞語歷時演變研究仍有待進一步展開，此外亦存在術語指稱不一致的問題。由此，下文將對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進行整合和述評，以期構建出一個較為系統的研究框架，進一步地把握該領域的研究現狀和趨勢，為開闢新的研究思路打下理論基礎。3.1 宏觀視野：“區中找語”——基於“漢語共同體”理念的理論框架構建和探討社會學視域下的“社區”指的是不同的社會群體在一定的地理區域內共同生活所形成的一個自成系統的共同體。早在上個世紀 80 年代便有如張維耿[9]、田小琳[10] 等一批國內學者開始使用“華人社區”的概念來研究港澳臺和其他海外地區的漢語情況。值得留意的是，以上所指的“華人社區”本質上還是一個社會學範疇的概念，雖然有研究者採用這個觀念進行相關的港澳地區與內地語言異同研究，論著中也涉及到一部分漢語歷時傳承詞，但這裡的“社區”是一個更傾向於強調地理屬性的概念，並不等同於社會語言學中所指的言語社區。隨著國際社會語言學學科的建立和興起，國內學界開始了國際言語社區理論探索。代表學者徐大明指出，言語社區“是語言方面具有社區特性的一個組織單位” [11]，強調“先確定社區，再確定該社區使用的語言變體 [11] 。”這裡的言語社區已然是一個社會學的概念。徐將這種以“區中找語”取代“語中定區”的言語社區概念應用到華人社區的漢語傳承和多語互動情況的研究問題上，進一步明確了華語的概念，認為華語是“華人的民族共同語”[12]，是一種“國際性的規範語言”[12]和“徹頭徹尾的現代化概念”[12]。在此理論基礎上，徐大明與王曉梅[5]進一步將言語社區理論與華語概念進行對接、融合，提出“全球華語社區”這一以全球華人社會為依託的言語社區的概念。這一概念面世後，湧現出一批以 “全球華語”為主題的理論研究，如邢福義與汪國勝的《全球華語語法研究的基本構想》[15]、刁晏斌的《語言安全視角下的全球華語及其研究》[16]等。與全球華語概念相仿的另一個術語是“大華語”。該概念最早由陸儉明[17]提出，後經李宇明修訂表述為：“以普通話 / 國語為基礎的全世界華人的共同語[18]。”隨著華語研究的深入和國際化進程的推進，學界對這一概念內涵的認識也隨之加深，引發了一系列聚焦大華語差異與融合命題的探討[6-7 19-22]。從“華人社區”到“全球華語社區”和“大華語”術語指稱的改變，具有現實和理論的雙重意義：現實層面上，有助於加快漢語步向國際化的進程，加深對世界各地華語語言事實的瞭解，增進和深化華人的語言認同和文化認同；理論層面上，實現了由“人”到“言語”的研究視角的轉變，有助於將考察的問題納入社會語言學的研究框架中，以系統、科學的方法論和學理賦予相關研究更大的學術價值。對港澳地區的漢語歷時傳承研究而言，全球華語社區和大華語強調的是一個共同體的理念，這種“同”很大程度上是以漢語的語言歷時傳承為載體而形成和發展的，該領域研究的深入有助於增進對漢語歷時傳承的瞭解，更好地解答語言中具有漢語傳承特色的成分的淵源和未來走向的問題。同時，全球華語社區、大華語概念的確立，明確了“區中找語”的方法論，有助於引領研究者在社會語言學理論的觀照

5下以言語社區為單位蒐集正在使用中的、鮮活的那部分歷時傳承詞，以真實語料進行語言各層面的考察，從而提高研究的實用性和結論的可信度。3.2 微觀視野：“詞中溯源”——澳門特有詞語的漢語歷時傳承基因 社區詞和區域詞研究內容有所重疊，但在具體詞語的選擇上，前者更注重地域和空間上的特性，後者則更強調詞的社會形態。《澳門 • 語言博物館》[23]是澳門詞語研究的一個重要里程碑。隨著該書的面世和香港社區詞研究發展壯大的影響，湧現出一批以“社區詞”“區域詞”“特有詞語”“新詞”指稱開展的澳門特色詞語研究。湯志祥是最早一批使用“澳門特有詞語”開展研究的學者之一。他在《論“港澳詞語”以及“澳門特有詞語”》一文認為，澳門特有詞語是指“最初在澳門產生、流行或者主要還只在澳門使用的那部分詞語”[24]。該文列舉了 44 個源自澳門本地的特有粵語詞，按照其使用語境分為社會團體與特色行業語兩類，並通過對這批詞的用法和範圍分析得出結論：華語系統已經步入出共同語和區域語相互作用的“正向—逆向” [24] 的新發展階段。黃翊以清代中文檔案中選取的近 400條澳門地方特色詞語，歸納出 17-19 世紀澳門語言生活的特點：“官話與粵語並存，粵語普遍通行”“葡漢詞語並存，葡漢語言相互影響”[25]。邵朝陽 [26] 對澳門博彩語的特征、形式結構、語義結構、來源和演變趨勢進行了具體且全面的分析。在這批 1300 余條的詞語中，亦可見部分沿用了古漢語或古粵語詞素的詞語。魏慧萍[37]遴選了87 個含葡源外來詞和源自本地傳承的澳門特有詞語，進行了個體的認知度和使用情況訪談。該研究表明，這批詞語中僅有 12.7% 在當前澳門語言社會的流傳度較高，成為語言地標，具備“被傳承使用的生命力”。姚雙雲與黃翊[28]發現澳門新聞中古語詞使用率明顯高於內地新聞，該現象不僅是澳門新聞文言色彩濃厚的體現，同時也是澳門新聞總詞頻顯著低於內地新聞詞頻的原因。陳冬曉與魏慧萍[29]針對澳門主流媒體詞語中的部分典型粵方言動詞進行了考察和溯源。穆嘉明[30]關注了回歸後 5 年間澳門中文公文的詞語使用情況，以其中部分古語詞為例探討了澳門公文半文半白的現象。王楠[31]發現文言詞在澳門政府工作報告中的使用頻率是中央政府工作報告的三倍，並指出這種差異是由兩地不同的歷史文化和政府推行的漢字政策造成的。上述各項研究雖不全以澳門特有詞語為焦點展開，但其中不乏關於源自澳門的、有古漢語或古粵語詞素參與構詞的特有詞語的闡述，從分佈情況、詞義、於所處言語社區的使用情況和發展趨勢等不同角度，直接或間接地揭示了港澳地區特色詞語的漢語歷時傳承基因。4　歷時傳承視角下的澳門特有詞語樣本語料的詞義和用法源流考據澳門的詞彙系統在纷繁复杂的歷史條件的孳乳下逐漸形成了一批在含義與使用上有別於內地、港台的独特词语。這批詞語或仅見於澳门，或根源於澳门而後通行於其他華語語言社區。可以說，澳門特有詞語是澳門社區詞的一個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從共時出發，以“區中找語”為原則，對現行澳門與內地、香港、台灣地區的語料作共時層面上的對比，從中遴選出一批在澳門地區使用，但在其他華語語言社區未見使用或鮮少使用的一批詞語。溯源的微觀視角則以“語言歷時傳承”的縱向時間線索為憑，在所圈定的澳門特有詞語中爬梳其中的歷時因素，嘗試回答：澳門特有詞語繼承了哪些源自古漢語的詞彙元素？這批詞語在詞義和用法上的歷時傳承呈現出什麼特征？4.1 樣本語料中的詞義和用法源流考察研究者整理出澳門特有詞語樣本共計 39 條，陳釧　魏慧萍　基於語言歷時傳承視角的澳門特有詞語研究

6在語體色彩方面，這些詞語中既有書面語風格濃厚的雅言詞，也有口語化程度高的俚俗詞。其中多見澳門當地特色行業（如博彩、賽狗、押行）的常用詞語，小部分為政律詞和處所詞2。如下所示：行業語詞：博彩、催谷、谷壞、贏谷輸縮、大熱倒灶、連場倒灶、雷公轟、執口、金執、荷官、搲爛腳、抽水、索水、明水、暗水、升水、降水、收皮、開皮、石罅米、郎中、番攤、老攤骨、揸攤、攤子、攤正、攤竹、攤盅、數攤、順攤、鋪票、海防經費、白鴿票、小闈姓、白丁博錢、賭餉；政律詞：護理總督、公庫；處所詞：關閘。通過《辭源》《漢語大詞典》《古漢語常用字字典》和《粵語詞彙溯源》等權威典籍，以下將對這批詞語的詞義和用法進行縱向的歷時考證。博彩：“博”原指古時一種六箸十二棋的棋戏，作名詞用，見《庄子 • 骈拇》（戰國）：“则博塞以游。”後發展出動詞詞性的賭博之意，見趙與時《賓退錄》（南宋）：“因問何謂攤錢？云博也。按梁冀能意錢之戲，注云：即擲錢也；則攤錢之為博亦信矣。”而 “彩”在古時為博戲、競技獲得的財物獎勵，作名詞，見李白《送外甥郑灌从军》（唐）：“大博争雄好彩来，全盘一掷万人开。” 1982 年 5 月，澳门立法会通过《澳门新博彩法》，将“赌博娱乐”改称为“幸运博彩”，自此 “博彩”一詞正式進入了民眾的視野。“博彩”一詞為動賓結構，作名詞用，既可以表示涉及輸贏的遊戲或競技獲得的獎賞，亦可作“賭博”的一個委婉的替代詞，多見於書面語。谷：“毂”本意是指车轮中心的圆木，名詞，因與“谷”同音，在使用中常被錯用，逐漸被简化成“谷”字。粵語中的“谷”是一個口語詞，常作動詞用，表憋住氣、積攢力量。澳門特有詞語中有“谷”參與造詞的詞語有：2.本研究樣本語料部分參考湯志祥（2008：24-29）、魏慧萍（2020：80-89）、邵朝陽（2005），以及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公職局官網所提供的“澳門行政公職詞彙＂。- 催谷：源自“推毂”。《史记 • 荆燕世家》（西漢）：“今吕氏雅故本推毂高帝就天下，功至大。” 司马贞索隐：“谓吕氏素心奉推高祖取天下，若人推毂欲前进涂然也。”这里的“推毂”為動賓結構，有“推动、协助”的意思，引申為漲大、加大。現在賽狗業中的“催谷”則為並列結構，“谷”作動詞，特指通過操練、飲食調節、打針等方式強化參賽狗的體能。- 谷壞：謂補結構，其中“谷”作動詞。指手段過度激化而導致賽狗的體能崩壞。- 贏谷輸縮：聯合結構，其中“谷”作動詞。博彩語中指贏錢趁勢加大賭註，輸錢則減小或抽回賭注。倒灶：動賓結構。源自扬雄《太玄经•灶》（西漢）：“灶灭其火，惟家之祸。”自此“倒灶”用來指时运不济、霉運加身，如王晔《桃花女 • 四折》（元）：“敢是这老头儿没时运，倒了灶了。”現賽狗業中的“倒灶”便有落敗、倒霉之意。如：- 大熱倒灶：主謂結構。指勝算很高的賽犬反而落敗的情況。- 連場倒灶：主謂結構。指勝算很高的賽犬接連幾場都落敗的情況。雷公轟：主謂結構，作名詞用。以清初被流放到廣州的犯人開設的小押檔口為前身發展起來的押行。嗜賭成性的人常窮途末路地將家中財物拿去押行換取賭資，輸到傾家蕩產，因該行徑為人不齒，活該“被雷劈”，人們將其作為“助紂為虐”的押行的蔑稱。執：動詞，源自《诗经•豳风•七月》（西周）：“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表操持，從事。澳門特有詞語中以動詞“執”構詞的詞語有：- 執口：動賓結構，作名詞用。“口”表示口頭工作，整詞意指賭場中從事為賭客提供咨詢、溝通及其他服務的人員。- 金執：主謂結構，作名詞用。“金”在古代是一種流通的貨幣，引申為“珍貴、尊貴”。“金執”的“金”表示的正是這個引申義，全詞指賭場中地位高於普通“執口”的職員。

7荷官：並列結構，名詞。“荷包”一詞的前身為“荷囊”。《北堂书钞》卷一三六引《曹瞒传》曰：“操性佻易，自佩小囊，以盛毛巾细物。”這裡的“囊”是袋子的意思，而“荷”則表“負荷”，“荷囊”指的便是隨身攜帶的袋子。宋代以後開始使用“荷包”一詞。《通俗编 • 服饰》说：“《能改斋漫录》载刘伟明诗‘西清直寓荷为橐’，欧阳修启以‘紫荷垂橐’对‘红药翻阶’，皆读之为芰荷之荷。今名小夹囊曰荷包，亦得缀袍外以见尊上，或者即因于紫荷？”“荷包”一詞被保留并廣泛應用於現代粵語口語中，用來指代錢包。博彩語“荷官”中的“荷” 指代的便是荷包，“官”指代賭場中的職位，“荷官”一詞意指那些吸引賭客掏出錢包，在賭桌上負責發收賠的職員。搲爛腳：動賓結構。“搲”為動詞，在古時有以手抓物之意，見元代雜劇《陈州粜米》第一折：“他那边又搲了些米去了。”在現代粵語中，“搲”亦作動詞，指用指甲抓取，如“搲爛塊面”指的是抓破臉皮，不顧一切、不知羞恥地與別人反面。博彩語“搲爛腳”也有相似的含義，指向贏了錢的賭客討要茶錢的人或行為。這裡的“腳”指的是賭腳，即賭客，見《野叟曝言．第一八回》（清）：“计多到此，也就一毫没计了，只得先供出几个赌脚，知县标朱笔，一名不到，重责四十。”水：名詞。風水宗師郭璞《葬經》（西晉）首次提出了風水的概念——“藏風得水”論，曰：“風水之法，得水為上，藏風次之。”傳統風水學認為，水是陰陽五行的關鍵，懂得用水才能保家宅興旺。這種觀念深入民心，在民間演化出“見水得財”“遇水則發”等說法，由此形成了以“水”指代錢財、財富的說法。博彩和賽狗業中不乏與“水”有關的詞語，如：- 抽水：動賓結構。指從賭客的投注中抽取一定的金額。- 索水：動賓結構。指在賭場贏錢。- 明水：偏正結構，名詞。指賭場在賭客贏錢后收取的一定比例的錢。- 暗水：偏正結構，名詞。指賭場在玩法中設計的、賭客難以察覺的抽成。- 升水：動賓結構。指賽狗孖寶派彩金額多於獨贏過關派彩金額。- 降水：動賓結構。指賽狗孖寶派彩金額少於獨贏過關派彩金額。皮：名詞，在古代有指代錢幣的意思，見《前汉 • 武帝纪》（東漢）：“请收银锡，造白金及皮币以足用。”博彩語中和“皮”有關的詞語有：- 收皮：動賓結構。該詞源自清朝私檔所開的番攤博戲。望風的人見到官差到來便大喊“收皮”，意指將賭池中的錢財和籌碼收起來躲避。現代博彩語中的“收皮”指賭場因維修而暫停營業。該詞後來在粵語地區被廣泛使用，引申為表示對別人的行為不滿并制止該行為，是一種不禮貌的說法。- 開皮：動賓結構。同屬番攤博戲特有詞語，指把錢或籌碼取出來，準備開張。石罅米：偏正結構。“石罅”指石頭間的縫隙，該詞源自韦应物《同元锡题琅琊寺》（唐）：“山中清景多，石罅寒泉洁。”“米” 指米粒。“石罅米”即石頭縫里的米粒，用來嘲諷連石頭縫里的米粒都不放過的人，引申為“愛占小便宜、小氣”。郎中：名詞。宋代以前以專科為醫者命名。自宋代起，南方統稱醫生為“郎中”，見洪迈 《夷坚支甲志 • 杜郎中驴》（南宋）：“杜泾郎中， 河府荥河县上原村人也。世为医，赀业稍给。”博彩語中以“郎中”隱指善於分析牌路和準確下注的賭客。攤：名詞。古時的一種博戲，莊家或賭客隨意抓取一把顆粒狀的賭具放入盅內，四粒為一攤，由賭客下注后揭盅數攤。見洪邁《容齋五筆 • 俗語有出》（南宋）：“今人意錢賭博，皆以四數之，謂之‘攤’。”清代年間，這種賭法在廣州地區風靡一時。以“攤”構詞的博彩語包括：- 番攤：偏正結構，名詞。因在番禺（古時廣州舊稱）盛行而得名。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后番攤陳釧　魏慧萍　基於語言歷時傳承視角的澳門特有詞語研究

8風光不再，如今即便是澳門的大賭場也僅有一兩張番攤檯，但番攤仍是澳門政府批准設立的 19 種幸運博彩方式之一。- 老攤骨：偏正結構，名詞。喜歡且擅長番攤賭博的老手。- 揸攤：“揸”即“抓”，動賓結構，作名詞用，是番攤的別稱。- 攤子：補充結構，作名詞用。瓷片、棋子等顆粒狀賭具。- 攤正：偏正結構，作名詞用。賭場中負責抓攤子和數攤子的人。- 攤竹：偏正結構，作名詞用。用來數攤子的藤條。- 攤盅：偏正結構，作名詞用。蓋住攤子的賭具。- 數攤：動賓結構。揭盅后數攤子的動作。- 順攤：動賓結構。按照數字順序開出的攤。這些詞語雖大多不再活躍，但仍留存在當今的博彩語系統中。其中，“順攤”一詞更是由博彩語進入了粵語方言并得到廣泛使用，指事情進行順利或容易相信別人、上當受騙，常作形容詞用，如“件事好順攤”（事情進展順利）和“做人太順攤，好易俾人呃噶！”（做人太容易信任別人，很容易被騙的）。鋪票：偏正結構，名詞。一種在清朝光緒末年興起的以商號名為彩票，僅在商鋪發行的傳統賭博遊戲。這種賭博形式在澳門歷史悠久，由當地專門的白鸽票公司主理，在十月初五街的康公廟前地經營和開彩，直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方逐漸退出主流舞台。海防經費：偏正結構，名詞。光緒末年清政府以“海防經費”為名，大興賭業，向賭館征收經費用於加固堤堰。被征稅的賭館門口會懸掛“海防經費”的燈籠以作標示。由此該詞成為了賭場的代名詞。由於當時的政府習慣將“海防經費”和“鋪票”掛鉤，隨著“鋪票”一詞在澳門博彩行業生命力的延續，“海防經費”一詞也在澳門博彩語中留存了下來。白鴿票：偏正結構，名詞。一種起源清代嘉庆年间的賭鴿博戲，見民國初年赵尔巽《清史稿 •列传一百四十一 • 秦瀛传》：“嘉庆……七年，以病归。逾两年，起授广东按察使，督郡县治盗，擒著盗梁修平、吴鰕喜置诸法。抚琼州黎匪，严禁赌博白鸽票”。白鴿票自在澳門誕生之日起一直都是熱門的彩票遊戲，現代的白鴿票採用電動搖珠的方法，通過電腦售票和開彩，因此又被稱為“電腦白鴿票”。小闈姓：偏正結構，名詞。“闈”原指古代的科舉（如“春闈”、“秋闈”分指春天和秋天的科舉考試，“闈場”則指科舉考場），“姓”則是參加科舉考試與中榜的學子姓氏。“闈姓”是一種起源於清朝道光末年、以猜賭小姓中榜者為彩頭進行的賭戲，見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清）“那絶不是赌具，落了 广东 人的手，也要拏来赌，岂不奇么？像那个闈姓，人家好好的考试，他却借着他去做输赢！”因白鴿票圈字的玩法與闈姓相似，白鴿票又被稱為“小闈姓”。隨著白鴿票被承繼下來成為現代澳門博彩業的一種形式，“小闈姓”一詞也流傳了下來。白丁博錢：主謂結構。古時“白丁”用來指代目不識丁的人，見劉禹錫《陋室铭》（唐）：“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博彩語“白丁博錢”指的是愚蠢的賭博遊戲。該詞源自清道光年間，當時的中原人諷刺廣東流行的“白鴿票”是文盲玩的遊戲，并以此影射廣東人“愚蠢”，此處的“白丁”指代愚蠢的人 [26]。賭餉：偏正結構，名詞。“餉”，古時指軍糧，見司馬遷《史記 • 高祖本紀》（西漢）：“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餉。”后引申為政府征收的稅金。博彩語中的“賭餉”指的是政府向賭場征收的賭稅，自晚清沿用至今。護理總督：偏正結構，名詞。現代漢語中“護理”一詞的含義是：（1）配合医生治疗，观察和了解病人的病情，并照料病人的饮食起居；（2）保護管理，使不受損害。澳門特有詞語“護理總督”指的是澳葡政府時期，總督因故不能履行職

9責時，臨時替代其行使職權的代理總督。現代漢語中兩個“護理”的詞義都無法用作“護理總督”一詞的解釋。這是因為“護理總督”是一個源自清代的官職，“護理”指的是由官階低一些的官員兼任、代行高級官員的職權。值得留意的是，澳門另設有“署理總督”一職，這也是一個清朝的官職，該職位與護理總督的區別在於前者一般由同等官階官員擔任。將“護理總督”納入澳門特有詞語範圍而不收錄“署理總督”的原因是前者為澳門所獨用，而后者通用於港澳兩地（香港僅使用“署理總督”一稱）。公庫：偏正結構，名詞。古時指官府之仓库，后指国民党统治时期经管各级政府财政收支的机关。澳門公文語境中的“公庫”沿用了後者的詞義，如“司法登記暨行政公庫”。關閘：偏正結構，名詞。指建筑在边界上供守卫的垛城。始建於明朝的澳門關閘樓位於現關閘馬路中段，有官兵鎮守，門楣上有“關閘門”題字，后於清朝進行了修葺。林則徐《巡閱澳門情形折》（清）提到：“再迤南十五里，建有关牐一座，驻兵防守，为扼吭拊背要区，出关即入澳境。”現代漢語中的“關閘”是一個澳門特有詞語，指澳門特別行政區通往珠海拱北的口岸，原閘門城樓上的題名被沿用至今。 4.2 樣本語料所反映的澳門特有詞語歷時傳承特征通過對以上樣本語料的詞義和用法的源考和查證，發現存在以下幾個特征：4.2.1 直接傳承古漢語詞的意義和用法在這批詞語中，有 15 個詞是對古漢語詞詞義和用法的直接傳承，即“不走樣的”傳承，包括：雷公轟、開皮、番攤、攤子、攤正、攤竹、攤盅、數攤、順攤、鋪票、海防經費、白鴿票、小闈姓、白丁博錢、護理總督。根據本研究所得的援引、考据用例來看，這一批詞語全部源自清朝，和清朝時期澳門本土賭風押行盛行的歷史背景不無關係。4.2.2 沿用古漢語成分，間接衍生有 19 個詞語局部或整體沿用了古漢語詞的構詞成分，并延續了該古詞的詞義，而在構詞形式上有所變化，採用的是間接衍生的傳承方式。這批詞語包括：博彩、催谷、谷壞、贏谷輸縮、大熱倒灶、連場倒灶、執口、金執、荷官、搲爛腳、抽水、索水、明水、暗水、升水、降水、收皮、揸攤、老攤骨。全部使用古漢語詞但重新組合成詞的有 2 個：博彩、荷官。局部採用古漢語詞成分構詞的有 17 個：催谷、谷壞、贏谷輸縮、大熱倒灶、連場倒灶、執口、金執、搲爛腳、抽水、索水、明水、暗水、升水、降水、收皮、揸攤、老攤骨。4.2.3 出現意義的特殊轉向雖然有些詞語的局部或整體由古漢語詞或詞素構成，但隨著時代和語言的發展，由於使用和流傳過程中出現的引申或誤用，衍生出與原詞截然不同的新詞義或新用法。這批詞語共 5 個，包括：石罅米、郎中、賭餉、公庫、關閘。如：“石罅米”原意是“石縫中的米粒”，引申為“愛佔便宜、小氣的行為”；“郎中”的詞義實現了從“醫者”到“擅長賭術的賭客”的特殊專指轉變。此外，語料中的“收皮”“順攤”兩個詞語也反映出澳門特有詞語和粵語詞彙系統的互動關係。這兩個詞語除了在澳門博彩業中的用法以外，在其他粵語地區方言詞彙系統詞義也由此得到了擴展：博彩語“收皮”意為“為躲避官而收起賭注”，后引申為“賭場因維修而暫停營業”，而在粵語方言中則用於表示對別人的行為不滿并制止所使用的不禮貌的說辭；“順攤”一詞為名詞性短語，原指“按照數字順序開出的攤”，在粵語方言中則屬形容詞性，指事情進展順利或容易相信別人。陳釧　魏慧萍　基於語言歷時傳承視角的澳門特有詞語研究

10綜上所述，從所考察的澳門特有詞語樣本語料來看，源自古代漢語、經歷時傳承至今的詞彙元素是澳門地區特有詞語形成和發展的關鍵線索。部分詞語是古漢語元素傳承的直接體現，而另一部分則在承古的基礎上繼續發展。這些特有詞語反映出古漢語成分、粵方言和現代漢語普通話在詞彙發展歷史中的相容共生和相互影響。5　結語語言歷時傳承的視角有助於對澳門特有詞語現象和背後的詞彙發展軌跡進行更完整充分的描寫和歸納。澳門特有詞語現象及其成因有其深遠的歷時來源，其傳承的詞彙成分多集中於明清以來，在多元社會語言環境和特殊的產業環境中存續至今。與其他華語社區所使用的詞語相比，澳門特有詞語既共承一脈又自有特色。事實上，語言歷時傳承視角可適用的範圍不僅限於澳門特有詞語。本文關注的這批傳承了古漢語、古粵語特色的澳門特有詞語只是澳門詞彙系統的一小部分。澳門詞語研究值得關注的對象還包括流通於本地的文言詞語，以及結合古漢語傳承成分創制的意譯外來詞等，“在白話文成為主導文體之後，仍然有許多文言詞彙成分活躍在我們的口語和書面語中，成為白話中的文言、現代中的古典。這體現出漢語的歷史傳承性[32]。” 在澳門特有詞語研究領域，歷時傳承視角是發現其源流的主要考察路徑，這既是對過往語言歷史的存档，也是從地區詞語入手、釐清當代漢語（以至於大華語範疇）的詞彙古今源流的必經之路。[1] 刁晏斌. 海峽兩岸及港澳地區現代漢語差異與融合研究.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15. [2] 曹煒. 現代漢語詞彙研究•序.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4. [3] 何九盈, 王寧, 董琨(主編). 辭源(第3版).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17. [4]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 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19. [5] 徐大明, 王曉梅. 全球華語社區說略. 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2009, 2: 134-139. [6] 周清海. “大華語”的研究和發展趨勢. 海外華文教育動態, 2016, 3: 74-78. [7] 李宇明. 大華語: 全球華人的共同語. 語言文字應用, 2017, 1, 2-13. [8] 刁晏斌. 論現代漢語史. 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0, 6: 69-73. [9] 張維耿. 不同華人社區詞語差異淺論. 語言教學與研究, 1988, 4: 113-119. [10] 田小琳. 香港社區詞研究. 語言科學, 2004, 3: 31-39. [11] 徐大明. 言語社區理論. 中國社會語言學, 2004, 1: 18-28. [12] 徐大明. “華語”宣言書——評徐傑、王惠《現代華語概論》. 語言科學, 2006, 6: 106-108。[13] 郭熙. 論華語研究. 語言文字應用, 2006, 2: 22-28. [14] 周清海. 華語研究與華語教學. 暨南大學華文學院學報, 2008, 3: 20-28. [15] 邢福義, 汪國勝. 全球華語語法研究的基本構想. 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2, 5: 1-7. [16] 刁晏斌. 語言安全視角下的全球華語及其研究. 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8, 3: 25-34. [17] 陸儉明. 關於建立“大華語”概念的建議. 漢語教學學刊. 2005, 1: 1. 参考文献[18] 李宇明(主編). 全球華語大詞典.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16. [19] 施春宏. “大華語”和“全球華語”. 語言戰略研究, 2017, 4: 86. [20] 賈益民. “大華語”的三個層次和“大華語戰略”. 語言戰略研究, 2017, 4: 85. [21] 王靜. “大華語”交際中的語境敏感性問題. 對外傳播, 2018, 3: 54-56. [22] 姚敏. “大華語”視角下的漢語國際傳播策略思考. 語言文字應用, 2019, 1: 20-26. [23] 黄翊, 龍裕琛, 邵朝陽. 澳門: 語言博物館. 香港: 海峰出版社, 1998. [24] 湯志祥. 論“港澳詞語”以及“澳門特有詞語”. 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8, 5: 24-29. [25] 黃翊. 清代中文檔案中的澳門漢語詞彙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5, 37(3): 56-61. [26] 邵朝陽. 澳門博彩語研究. 北京語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2005. [27] 魏慧萍. 澳门特有词语的社会认知与使用走向. 語言戰略研究. 2020, 2: 80-89. [28] 姚雙雲, 黃翊. 澳門與內地新聞語篇詞彙差異的計量研究. 語言文字應用, 2014, 2: 27-37[29] 陳冬曉, 魏慧萍. 《澳門日報》“藝海”版塊中粵方言動詞與對應普通話動詞同/近義詞的對比研究//澳門語言學會. “澳門回歸二十年社會語言狀況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9年9月19-21日, 香港: 香港三联書店, 2020. [30] 穆嘉明. 澳門行政公文(中文版)詞語研究. 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01. [31] 王楠. 中央政府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工作報告的語言差異性——以2012年政府工作報告為例. 華中人文論叢, 2013, 3: 94-96. [32] 魏慧萍. 漢語詞義發展與修辭. 漢語學習, 2004, 4: 41-45.

11第 15 卷 第 1 期 澳 門 科 技 大 學 學 報 Vol.15 No.1 2021 年 6 月 30 日 Journal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une 30, 2021 大學英語課堂學習動機變化研究曹樂怡*，馮雯（澳門科技大學國際學院，澳門）摘要：� 外語課堂的學生學習動機不應看作是靜止的，而是多變的、多維度的。此觀點得到了越來越多研究者的認同，但這一方面的研究尚處於起步階段。此外，筆者未發現從動態系統理論角度分析澳門本地非英語專業大學生在外語課堂上的英語學習動機的研究。為了探討這些學生的英語學習動機變化特點，發現其外語學習的影響因素，本文運用案例研究的方法，以動態系統理論為指導，研究4名澳門本地非英語專業學生在英語課堂上動機水準的變化情況。研究發現學生個體的動機受到不同課堂情景以及外部因素的影響，動機變化高低起伏，呈現較大的個體差異，但同時也發現動態變化遵循著一定的規律，即動態理論中的吸引狀態。這些變化規律的發現，可以幫助教師更好地調控和激發澳門學生在外語課堂上的學習動機，有助於澳門本地外語教學的開展。關鍵詞：� 英語課堂；學習動機；動態理論；吸引狀態；澳門學生A Study of Students’ Motivational Dynamics in College English Classes Leyi CAO*, Wen FENG(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College,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China)Abstract: � Students’ motivation in learning English in class is not static but dynamic and multidimensional. This has been recognized by more and more researchers, but studies of this phenomenon are still in early stage. Besides, researches on Macau local university students’ (non-English majors) learning motivation in English class on the basis of Dynamic Systems Theory have not been found.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features of thes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in English class, and fi nd out the factors that infl uence their English learning, a case study is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 of students’ motivation in learning English in the classroom context. It reveals that under the infl uence of different situational contexts and external factors, the change of students’ motivation in learning English show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follows some certain patterns – the attractor state. These fi ndings may be benefi cial to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Macau universities, helping teachers better motivate Macau local students to learn English in class.Keywords: � English class; motivation in learning English; Dynamic Systems Theory; attractor state; Macau local students收稿日期：2021-01-26；修訂日期：2021-04-01。通訊作者：曹樂怡，女，在讀博士，澳門科技大學國際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學，教育學。Email: lycao@must.edu.mo, Tel: 00853-889728030　引言在外語學習和教學研究領域，動機一直被視為語言學習成功的關鍵之一，因此成為眾多研究者關注的內容。一直以來，外語學習動機的研究多採用線性﹑靜態的模式，分析動機的現狀和類型、影響動機的因素、動機減退或缺失的原因、動機對學習效果的影響、動機調控策略等[1]。大

12部分研究者會忽略單個學習者的個體差異，並將其視為“噪音”，而只關注學習者群體固定的共性[2]；或研究人腦內部的認知機制對行為的影響，而忽略了多變的環境因素的重要性[3]。但近年來，動機的複雜性彰顯了傳統動機研究的不足，特別是針對外語課堂中的學習動機研究。因為外語課堂中的學習動機是一種情景動機，而情景一直處於變化中[4]。如忽略了動機的動態性和情景性，對其研究所產生的結果必定是片面的、局部的。所以，從動態系統理論的視角來研究動機，採用非線性複雜研究模式揭示外語課堂上真實學習動機發展的特點以及成因，是近年來學習動機研究的新趨向。本文運用動態系統理論對外語課堂中學習動機進行研究，以澳門本地的非英語專業大學生為研究對象，跟蹤和考察澳門學生外語課堂學習動機的發展特點以及主要影響因素，以期為教師們提供參考，更好地調控和激發學生在外語課堂上的學習動機。1　學習動機和動態系統理論學習動機是決定能否成功習得外語的關鍵之一，其重要性毋須質疑，但它對學習的影響是如何發生的，卻是一個謎[5]。外語學習動機的研究可分為三個階段，分別為“社會心理階段”“認知 - 情景取向階段”和“過程取向階段” [6]。這三個階段的研究，都是一種以因果關係為特徵的線性模式，認為動機和二語習得效果之間是單純的線性因果關係，即原因 x 產生結果 y。通過建立線性模型可預測怎樣的動機將導致怎樣的學習行為，因此教師可以通過設計特定的教學活動來影響學生的學習過程，並提高學習效果。雖然借助這樣的模式，外語學習動機可以在一定範圍內得到解釋，但卻忽略了學習者內部和外部環境的複雜多樣性因素，和多樣性所帶來的不確定性，所以對於現實的動機問題缺乏足夠的解釋力[3]。 動態系統理論的引入提供了一個有力的工具，彌補了傳統動機研究的不足。動態系統理論最早應用於物理學和數學，由 Larsen-Freeman 引入外語教學領域（她稱之為複合系統理論），並奠定了動態系統理論的框架[7]。如今，從動態系統理論的角度來研究外語的學習動機被認為是動機研究的發展趨勢[6，8-9]。動態系統理論指向一個動態的、循非線性軌跡發展的複雜系統，注重系統多重成分間以及系統內外環境間的交互作用。動態系統理論視角下，學習者個體很多因素會因為時間和情景的不同體現一定程度的變異性。課堂的情景包括了多媒體設備、座位安排、教師的教學方法、活動類型以及師生之間、生生之間的交流和互動等文化環境[10]。學習者不能獨立於環境而存在的，因此個體差異和環境因素有交互作用。而且，個體內部的不同要素之間也相互作用。所以動機是一個包含學習者、學習任務和學習環境等子系統的複雜系統[3]。動態系統理論認為，動機不是一個可以量化的變數，它是從人的意向性和社會環境的交互作用中凸顯出來的；學習者也不是被概念化的群體，而是現實世界中複雜真實的個體。正因為各個要素間一直處於動態的互動，任何一個變化都會引起系統內其他要素的變化，x 導致 y 這樣的簡單因果關係不再適用，所以不再考察單個變數，而是研究整體系統變化模式[11]。動態系統理論認為，雖然系統處在發展變化當中，但是也存在著穩定的狀態——吸引狀態（attractor state）。吸引狀態是指系統被某種因素吸引，從表面上看處在停滯狀態。這個狀態通常由系統內部的自組性（self-organization）所引發 [12]。雖然變化中的系統會在各種因素影響下產生無窮盡的結果，但因為自組性的調控作用，在現實中會產生的結果是有限的[13]。 動態系統理論非常適合於解釋外語課堂中學習動機的多變性和多維度性，而且因為自組性和吸引狀態，使用動態系統理論來研究學習動機也是可行的。儘管如此，該理論指向的是一個非線性的動態變化過程，關注的是整體而非單個變數，傳統研究所使用的定量分析無力去解釋這些現象，這大大地增加了使用該理論進行研究的難度[2]。

13曹樂怡，馮雯　大學英語課堂學習動機變化研究至今為止，很多研究者使用動態系統理論對外語學習動機進行理論分析，而實證研究的數量則不多[14]。在沒有前人研究模型進行參照，也缺乏現成實驗方法的情況下，研究者需要採取新的研究方式，或者同時使用多種方式以便取長補短，因此現有為數不多的實證研究具有開創性的意義。Pawlak 為了研究外語課堂上學生學習動機的變化，對 28 名高中生進行為期 4 周的跟蹤調查，採用了問卷、課堂觀察和訪談的方式收集資料，最後發現雖然學習外語的原因相對穩定，但動機的強弱則一直處於動態的變化中[15]。Waninge， Dörnyei 和de Bot 採用轉數計、課堂觀察和問卷的方式，研究4 名小學生在 2 周內的外語課堂上動機的變化，結果顯示對於每一個學習者來說，學習動機都有一個變化的狀態，而且其變化和學習環境息息相關[13]。在國內，研究者也開始借助動態系統理論來研究外語課堂中學習動機的變化。袁樹厚和紀玉華結合了定量和定性分析兩種方式，考察了 4 名商務英語專業大學生的外語課堂學習動機在 3 周內的變化，發現學習動機的變化對於每一個學習者而言都具有一定的規律性，並受到學生的英語水準、學習內容、教師語音語調等因素的影響[16]。基於動態系統理論探討外語課堂上的學習動機還處於起步階段，需要更多的實證研究從不同的角度去研究動機變化發展過程以及影響因素。此外，筆者未發現從動態系統理論的角度來分析澳門本地大學生在外語課堂上學習英語的動機研究，而由於澳門特殊的語言環境和社會環境，本地學生學習英語的主觀意願和影響其變化的因素很可能與來自其他地方的學生有差異。因此本文希望通過研究澳門本地大學生的學習動機變化模式，更好地瞭解他們的學習特點，為針對澳門本地大學生的英語教學提供參考。2　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在於回答如下問題：1. 澳門本地非英語專業學生在英語課堂上，學習動機的變化有什麼特點？ 2. 影響課堂動機變化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3. 課堂上是否存在著學習動機的吸引狀態？研究對象為 4 名就讀於澳門某高校一年級非英語專業的澳門本地學生，他們共同修讀一門叫做“基礎英語 I”的綜合英語課程。這 4 名學生由任課老師根據她對學生的瞭解而推薦選出，其中 2名學生（女生 K 和男生 W）英語成績較好，學習積極性較高；1 名學生（女生 S）則英語水準較低，學習積極性不高；另外 1 名學生（男生 R）屬於中等。任課老師是一名有十年教學經驗的助理教授，她也一直擔任該門課程的組長，對整個課程的設置以及發展都非常熟悉。Dörnyei 指出定性分析以及定性和定量的多種研究方式的配合使用在動態系統理論研究中的重要性[2]。因此，研究方法借鑒了現有的實證研究，採用轉數計、課堂觀察和師生訪談三種方法。轉數 計 為 Waninge， Dörnyei 和 de Bot 所 設 計 並 使用，用於測量研究對象在課堂學習中動機強度的變化[13]（附錄 1）；課堂觀察記錄課堂的具體教學計畫實施、任務活動、師生互動和生生互動；師生訪談採取半結構式訪談，並錄音，調查教師和學生對於英語學習以及課堂動機變化的主觀感受及意見。訪談問題見附錄 2。“基礎英語 I”一周有 3 次課，每次課時長為1 小時 45 分鐘。為了收集資料，作者進行了 4 次課堂觀察和動機變化測量，每週 1 次，持續 4 周。在研究進行之前，作者約見了這 4 名研究對象，向他們詳細介紹了該研究的目的和實施過程，也講解了轉數計的填寫方法以及注意事項。在進行觀察的課堂當中，4 名研究對象每隔 10 分鐘填寫一次轉數計表，因此每位學生在 1 次課中有 10 次的動機強度資料，以及當時感受的簡短記錄。為了保證效度，一般課堂觀察需要兩名觀察員同時收集資料，並確保兩份資料至少 85% 相同 [17]。本研究的課堂觀察部分由兩位觀察員合作完成，在每次觀察後馬上對記錄進行對比，發現內容基本相同，保證了效度。在最後一次課堂觀察後，作者分別對 4 名研究對象和任課老師進行半結構式

14訪談，錄音最後轉成了大約 1 萬 5 千字的訪談文本。3　研究結果3.1 資料分析結果經過對 4 名研究對象的課堂學習動機強度變化資料的分析後發現，個體的動機變化與群體的動機變化有很大的差異。以第 2 次課堂測量動機變化時所收集到的資料為例，圖 1 為 4 名研究對象動機水平均值的變化線形圖，群體動機在整堂課中保持在較為穩定的水準，並沒有出現大的波動；圖 2 為個體的動機變化情況，個體動機水準不但和群體動機水準沒有重合，變化趨勢不一，而且個體在一堂課的動機變化有明顯的起伏波動。此外，同一個學生在不同的課堂中，動機的變化也呈現出不同的起伏。以 K 為例（見圖 3），她整體的學習動機在 4 節課裡都處於較高水準，第3 節課和第 4 節課裡動機都維持在一個比較平穩的狀態，但在第 1 節課和第 2 節課中則出現了明顯的波動。綜上可見，以群體為單位進行的動機研究無法反映，甚至會掩蓋個體的動機變化模式。[16]這說明了研究個體動機在具體課堂中的變化的必要性。對 4 次課堂動機測量資料的統計分析顯示，4名研究對象動機變化呈現顯著性差異（p<0.05），其中 W 和 S 的變化幅度差異明顯，但 W、K 與 R的變化幅度沒有發現顯著的差異。 表 1 列出的 4 名研究對象動機變化的平均值和標準差表明，S 的動機均值最低，其次為 R，而成績較好的 W 和 K 的動機均值最高。這個結果和他們學習英語興趣以及學習自信的大小一致。圖 1 第 2次課堂群體動機水準變化圖 3 K 在 4節課中的動機變化表 1 個體動機變化差異表 2 訪談關於英語學習興趣的問題圖 2 第 2次課堂個體動機水準變化

15曹樂怡，馮雯　大學英語課堂學習動機變化研究S 對於這門學科的喜愛是最低的，而且她在訪談中也說到自己不喜歡英語這門課程。她解釋說“在小學的時候英語就不喜歡，成績也不太好，就一直不喜歡到現在”。讓她堅持來上課最大的原因是“學費太貴，不上就虧了”這樣的外部因素，這解釋了為什麼 S 的動機處於較低的水準。而 K 和 W 的學習興趣較高，因此學習動機也相應較高。成績中等的 R 對於英語學習的興趣也較高。雖然老師指出 R 的英語成績在班上算是中等水準，積極性也不算高，但訪談中 R 提到他覺得學習英語很重要：“學好英文，到時候會好用……工作上面，還有溝通，所以喜歡英語……我願意去學”，他還特別提到現在兼職的工作中就會使用到英文。可見他對於英語學習具有工具性的動機，學習意願很高，這解釋了為什麼他的動機水準與 K 和 W沒有明顯差異。但 R 的高學習意願卻沒有表現在課堂行為，或者實際的學習行為上，原因會在下文進行分析。3.2 課堂動機變化分析這裡以第 2 節課為例，結合課堂觀察記錄、研究對象的課堂筆記以及師生訪談內容，分析他們在一堂課中動機變化的特點和影響因素。4 名研究對象在這節課中動機變化呈現出多樣性的特點（圖 2）。這節課的教學內容為一般過去時的講解和句型練習，以及對課文的講解。老師採取的是傳統的 PPP 教學模式，教授課文和課文中的詞彙。課堂以老師講解以及學生個人練習為主，如造句、讀課文、解釋詞彙等，沒有學生互動或者以意義交流為目的的課堂任務。在採訪中，對於教學模式的選擇老師解釋道：“這個班人數較少……彼此也不是很熟悉 , 我給他們做的活動就是個人的會多一點，方法（和其他班）不一樣。”S 的動機在整節課中都處於較低水準（見圖2），均值為 45.65。從一開始上課到之後的 50 分鐘內，她的動機水準緩慢下降。在課堂筆記中，上課後 10 分鐘 S 寫道“昨晚失眠，很困，早上走了（缺勤）堂邏輯課，補覺到 12 點，現在又困了”；20 分鐘時她又強調了“想回家睡覺”；而在 30 分鐘和 40 分鐘處她寫道“蛋黃哥（卡通人物）”和“桌下有本筆記本不知道是誰的”。60 分鐘時，S的動機跌到最低值 36.29，而此時正是課間休息的時間，S 一直在玩手機遊戲。90 分鐘和 100 分鐘時，動機也出現下降，此時觀察員發現 S 用手機在拍攝前面無人的課桌，持續了幾分鐘的時間，此時 S的課堂記錄是“看不懂，太陽曬進課室的光挺好看的，拍一下做二維作業”。可見 S 的課堂學習會受到各種外部因素的影響，如突然想起的卡通人物、筆記本、陽光等，導致其學習意願的低下。而失眠的原因，S 在訪談中提到是由於“打工（做兼職）”而導致，她認為這是影響她上課表現的最重要的外部原因：“有時候我去打工，我覺得很累哦，我想睡了……因為我晚上 6 點到 9 點半要去打工，就非常非常地累”；“（上課時）想到等一下要去打工，我覺得好煩哦……因為我自己不喜歡那個工作環境”。但在 70 分鐘和 80 分鐘時，S 的動機突然上升，出現了整節課的最大值50.81，此時老師播放了一段和課文相關的視頻。S 在訪談中提到對於視頻的喜愛，認為“視頻（和看課本比起來）還是挺有趣的”。K 的動機水準較 S 高，整節課裡變化相對平緩，在多個時間節點的課堂記錄上她寫到“聽書（課）ing”“又在想句子”“做工作紙，沒什麼感覺”等。在訪談中 K 提到自己喜歡英語的原因是“喜歡通過英語學習到新的知識，比如說新的句型和生字那些”，而對於上課方式她更喜歡個人學習—“（分組活動）會讓我參與意願低一點，因為我怕那些同學（組員）不會講，然後我也不知道怎麼幫他，所以就算課堂上同學之間沒有互動，我也覺得無所謂”。這解釋了 K 在這堂課上動機水準變動不大的原因。但也出現了兩次小波動。如在上課後 20 分鐘時，K 的動機水準突然下降，其課堂記錄是她“正在想句子，突然詞窮”。當時老師要求同學用特定詞彙造句，並點名讓 K

16讀出自己的句子，但 K 表示沒有準備好。50 分鐘時，K 的動機水準下降到整節課的低谷，其課堂記錄是“突然想到明天要上的課而感到頭痛”。可見對於 K 動機影響最大的，是對於學習英語的自我要求，由內在因素所驅動，此外還有其他學業的壓力。比起 S 而言，K 並沒有受到其他外部因素的影響，學習的專注力更強。整節課裡 W 的動機水準一直是 4 個人中的最高，但在 40 分鐘和 50 分鐘處出現了低谷。他的課堂記錄從剛開始上課到 50 分鐘時重複寫到“做句子，理解課文，做句子，做句子”。在訪談中，W 提到他更喜歡活躍的課堂學習氛圍，“活躍（的氛圍）有助於學習，不會那麼容易想睡覺”，因此對於課堂形式而言，W 更喜歡的是小組活動，因為“喜歡合作的形式”。本次課裡學生進行的基本都是個人形式的學習，因此長時間缺乏互動的學習模式導致了 W 學習動機的下降。但老師播放視頻時，W 的動機開始呈上升的趨勢，W 在訪談時解釋說因為“比起課本，更喜歡老師播放多媒體，更有意思”。R 的動機變化在這堂課中起伏平緩，只在 60分鐘處出現了一次小低谷，而當時他的記錄是“在想遊戲”。從訪談中得知，R 學習英語的意願較高，但他也承認自己在課堂學習上會受到各種外部因素的影響：“（課上會）想遊戲……想那個遊戲任務要怎麼解；我每個星期有一次橄欖球訓練，肌肉酸痛就會影響到（學習）；還有那個汽車經過，它的那個……響，踩油門不是會響嗎？這也會影響到我；電話和資訊也會，（課上）我會看一下有什麼重要的。”所以雖然 R 學習英語的目的性很強，自評動機較高，但由於他非常容易受到如遊戲等不同的外部因素的影響，導致在老師印象中其課堂表現“積極性不高”，而在 4次課堂觀察中，觀察員也多次發現 R 在課堂上玩手機的行為。4 名研究對象的動機變化支持了動態系統理論的觀點，即在課堂學習中，動態系統同時受到不同子系統的影響，包括了時間和空間等各種因素。[18]3.3 課堂動機水準影響因素分析從上面的分析可知，W 和 K 的課堂動機變化主要由和學習相關的因素所驅動，如學習形式、學習上遇到的困難等，而 R 和 S 的課堂動機變化則更多地受到外部因素的影響，如兼職工作、遊戲、手機等。在另外的三節課中也出現了類似的變化趨勢。圖 4 第 1次課堂個體動機水準變化圖 5 第 3 次課堂個體動機水準變化圖 6 第 4次課堂個體動機水準變化

17曹樂怡，馮雯　大學英語課堂學習動機變化研究如 K 在第 4 次課的動機水準保持平緩上升，但在 80 分鐘時出現下降，原因是“跟著老師複習，很多都忘了”。在第 3 次課時，W 的動機水準一直保持在較高水準，但 70 分鐘時突然下降，當時的記錄是“學（課文裡的）歷史很悶”，“想睡覺”。R 在第 3 次課的課堂記錄中提到“在想遊戲”“Territory 領土（遊戲）！”“終於可以看手機了”等，而相對的時間段裡其動機水準出現下降。S 在第 3 次課中動機水準下降時的課堂記錄是“不想打工，不擅長和人溝通就不該做侍應”“銀行卡也還沒辦好，不知道能不能趕上發工資日”“校園網手機一次也沒連上過”等。所以，雖然 4 名研究對象的動機水準在 4 堂課裡出現了不一樣的高低起伏變化，但並非無章可循。他們的動機變化受到了特定因素的影響，出現一定的變化規律，這既是吸引狀態。成績較好的 K 和 W 對英語學習本身具有較高興趣，因此他們的課堂動機可以一直保持在較高水準，而導致他們動機變化的因素也是和學習相關；而 R 和S 受到各種外部因素的影響，動機水準較低，波動較大。另外一個吸引狀態是老師的教學形式。雖然對於不同教學方式的喜愛因人而異，如 K 偏愛個人課堂練習而 W 更喜歡小組活動，但 4 名研究對象都認同課堂上老師的一個教學行為。觀察員在 4節課堂中發現老師會經常在課堂練習時間走下來檢查每個學生的練習情況，並作個別指導，對此老師對此做法的解釋是“因為這個班人少，彼此又不是很熟悉，我給他們做的活動就是個人的會多一點，方法（和其他班）不一樣，就更注意這個班讓每個個體都有我的注意力給到他們……基本上每個人都有機會說到。”而在老師個別輔導的時間內，4 名研究對象的動機水準都出現了上升的趨勢，所以在訪談中詢問了他們的看法。W 認為這樣“比較像一對一，感覺很好”；S 說“感覺老師沒有給我壓力”；R 覺得老師 “很細心，會照顧到我們每一個人”；K 也認為“老師和每一個同學的互動很 OK”。可見老師對學生個體的關注有助於創建和諧的學習氛圍，而這樣的“平等民主的課堂環境是緩解學生焦慮情緒的有效途徑”[19]，也有利於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20]。此外，老師播放視頻輔助教學的教學方式，也得到了 4 名研究對象的認可。除了上文提到 S 和 W 因為觀看視頻而動機水準提升，K 和 R 在相同時間段內的動機水準也有小幅上升。可見多媒體教學可以提高學生課堂學習的興趣。4　對於教學的啟示研究結果表明學生個體的課堂學習動機始終處於變化當中，而變化具有一定的規律性，這印證了其他研究的發現[6, 8-9]。而針對澳門學生而言，本研究發現他們的動機會受到特定的情景因素以及外部因素的影響，這有助於澳門本地學生外語課堂教學的開展。首先，要注意課堂教學形式多樣性，個人課堂練習和小組活動交替使用，這樣可以照顧到學生個體不同的學習習慣和需求，避免因為單一教學形式的使用而導致部分學生學習動機的下降。其次，老師要多留心每一個學生的課堂學習情況，盡可能把關注點放在學生個體身上，創造一個平等的、輕鬆的課堂環境。而要達到這個目的，班級的人數不能太多，因此應該推行小班教學。此外，課堂上老師可以適當播放視頻進行輔助教學，這有助於提升各個水準學生的課堂學習動機，推動他們的英語學習。另外，由於澳門學生普遍存在有兼職工作的現象，而且澳門是一個國際化程度非常高的城市，英語應用在不同工作上，學生也知道英語學習對於他們工作和未來的重要性，因此可以在原有教學內容中融入和職業相關的英語學習，讓英語學習和他們的實際生活聯繫起來，培養起學生學習英語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對於容易受到外部因素影響的學生，通過增加課堂上師生以及生生互動、豐富課堂教學形式以及內容，也會有助於把他們的注意力集中在課堂學習上，從而提升其學習動機。

185　總結本研究以 4 名澳門本地學生在英語課堂上動機水準的變化情況為例，發現學生個體的動機受到不同課堂情景以及外部因素的影響，一直處在變化中，而且不同學生個體的動機變化呈現出較大的差異，這符合動態理論中所提到系統多樣性和多維度性的觀點。雖然課堂動機的變化高低起伏，個體和個體的變化軌跡沒有重合，但從中可以發現一定的規律。通過資料分析後發現，成績較好的學生更容易受到課堂情景，如課堂任務形式、任務難度、老師等因素的影響，但由於對英語學習感興趣，整體動機變化幅度不大，而且能一直保持在較高水準；英語水準較低的和中等的兩類學生則更容易受到外部因素，如兼職、遊戲、手機等因素的影響，動機變化幅度較大。這就是動態系統中的吸引狀態，使得他們的動機變化並非雜亂無章。為了提升澳門學生課堂學習的動機水準，老師需要瞭解這些規律，並有針對性地去調整自己的教學。本研究存在著局限性。研究者選擇“基礎英語I”這門課進行觀察，是由於修讀這門課的學生大部分為澳門本地學生，有利於選取研究對象。但該校的英語課程按照入學英語成績的高低分了三個等級，“基礎英語”是第一等級，修讀的學生英語基礎較差，因此研究對象的英語水準高低只是相對于同班其他學生而言。對於直接升讀第二、第三等級的英語成績拔尖的澳門本地學生，他們的課堂學習動機變化不一定遵循著同樣的規律；其次，本研究只選取了 4 名學生進行觀察和研究，不一定能代表其他學生的普遍情況。這些是未來研究需要探討和解決的問題。[1] 李路路. 國內外語學習動機研究二十二年回顧與展望[J]. 外語教育, 2014: 9-16.[2] Dörnyei, Z..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terplay of Learner Characteristics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 Language Learning, 2009, 59: 230-248.[3] 李紹鵬, 楊連瑞. 動態系統理論視角下非英語專業學生英語課堂焦慮實證研究.楊連瑞,鄭詠灩,李麗編，動態系統論與二語習得研究[M]. 青島：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 2017.[4] Dörnyei, Z.. Motivation and Motivating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1994, 78(3): 273-284.[5] Ellis, R.. Understand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9.[6] Tatar, S.. An Overview of Research on Second/Foreign Language Learner Motivation and Future Directions. Cukurova University Faculty of Education Journal, 2017, 46(2): 697-710.[7] 李蘭霞. 動態系統理論與第二語言發展.楊連瑞,鄭詠灩,李麗編，動態系統論與二語習得研究[M]. 青島：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 2014.[8] Ellis, N.C.. Dynamic Systems and SLA: The Wood and the Trees. Bilingualism: Language and Cognition, 2007, 10(1): 23-25.[9] Geert, P.V.. The Dynamic Systems Approach in the Study of L1 and L2 Acquisition: An Introduction.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008, 92(ii): 179-199.[10] 翟曉穎. 動態系統理論視角下的大學英語課堂教學研究[J]. 黑龍江教育學院學報, 2017, 36(11): 133-135.[11] Larsen-Freeman, D., & Cameron, L.. Complex System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2.[12] Hiver, P.. Attractor States. In Dörnyei, Z., Maclntyre, P. D., & Henry, A. (Eds.), Motivational Dynamics in Language Learning.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6: 20-28.[13] Waninge, F., Dörnyei, Z., & de Bot, K.. Motivational Dynamics in Language Learning: Change, Stability, and Context.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014, 98: 704-723.[14] 戴運財. 複雜動態系統理論視角下的二語學習動機研究[J]. 外國語文研究, 2015, 6: 72-80.[15] Pawlak, M.. The Dynamic Nature of Motivation in Language Learning: A Classroom Perspective.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2012, 2(2): 247-278.[16] 袁樹厚,紀玉華. 大學生英語課堂學習動機發展的個案動態研究[J]. 外語界, 2017, 3: 48-56.[17] Nunan, D., & Bailey, K. M.. Exploring Second Language Classroom Research: A Comprehensive Guide.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0.[18] Larsen-Freeman, D. Classroom-oriented Research from A Complex Systems Perspective.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2016, 6(3): 377-393.[19] 王淩飛. 大學生英語課堂學習心理探究及對策[J]. 中國高教研究, 2005, 11: 90-91.[20] Wentzel, K. R.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and Adolescent Competence at School. In Wubbels, T., den Brok, P., van Tartwijk, J., & Levy, J. (Ed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Education: An Overview of Contemporary Research, Rotterdam: Sense Publishers, 2012: 19-36.参考文献

19曹樂怡，馮雯　大學英語課堂學習動機變化研究附录 1Name: ___________________Rate your motivation, considering● How much effort do I want to put into learning the material right now?● How much do I enjoy this lesson right now? 1 2 3 4 5 6 7 8 9 1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0 0 0 0 0 0 0 0 0 0Comments: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附录 ２访谈问题1. 你喜歡學英語嗎？如果給你對學習英語的興趣打分，1 到 10 分（1 分是不喜歡，10 分是非常喜歡）大概是多少分？2. 你覺得你對學習這門學科有信心嗎？ 1 到 10 分（1 分是完全沒有，10 分是有十足的信心）大概是多少分？3. 你覺得現在課堂上用的教材難嗎？ 1 到 10 分（1 分是非常簡單，10 分是非常困難）大概是多少分？4. 你覺得現在課堂上用的教材有趣嗎？ 1 到 10 分（1 分是非常無趣，10 分是非常有趣）大概是多少分？5. 你覺得這個班的學習氛圍怎麼樣？這樣的學習氛圍對你學習英語有幫助嗎？6. 你如何評價你的英語老師？你認為她哪些教學方法是你喜歡的，哪些地方是需要改進的？7. 你覺得英語課堂上同學之間的互動如何？8. 你覺得英語課堂上老師和學生之間的互動如何？9. 你喜歡老師在課堂上播放影片嗎？為什麼？10. 哪些和學習無關的因素會影響到你英語課上的學習狀態？11. 你學習英語最大的動機是什麼？学生活动澳科大酒旅學院辦“客家菜名廚陳鋼文廚藝示範工作坊”澳門科技大學 21 周年校慶活動之一的“客家菜名廚陳鋼文廚藝示範工作坊”於 2021 年 3 月 29 日在大學 O 203 廚藝實驗室舉行。客家菜名廚陳鋼文師傅受邀為澳科大酒店與旅遊管理學院學生示範廚藝技巧並分享心得。出席工作坊的嘉賓還包括客家菜名廚陳嘉慶師傅，嘉賓們獲澳科大酒店與旅遊管理學院吳國民院長、朱愛微副院長、張楊課程主任的熱情接待。是次工作坊獲澳門基金會贊助。吳國民院長致辭表示，學院一直致力於通過各種專業課程、大師講座及廚藝工作坊等豐富學生的專業知識與行業經驗，提高專業技能。希望通過此次活動，學生不僅可以從多角度學習烹飪知識與技巧，更是可以藉此機會認識更多客家源遠流長的歷史，體驗客家民俗文化特色。陳鋼文師傅從事廚藝四十多年，潛心鑽研各大菜系烹飪技法，是全國客家菜師傅唯一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註冊資深級中國烹飪大師，享譽海外。活動上，陳鋼文師傅為廚藝專業學生展示了特色菜肴：香煎魚餅、客家姜茸雞。學生們表示，通過此次廚藝學習，深入了解悠久的客家飲食文化，感受到客家歷史與文化的沉澱。

21第 15 卷 第 1 期 澳 門 科 技 大 學 學 報 Vol.15 No.1 2021 年 6 月 30 日 Journal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une 30, 2021 家庭社經地位、父母閱讀觀念與家庭閱讀環境的關係蔡燕玲*（澳門科技大學國際學院，澳門）摘要：� 研究隨機選取352名3-5周歲的漢語學前兒童父母作為被試，通過問卷調查法考察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即父母受教育水平、父母職業，家庭經濟收入三個維度）、父母閱讀觀念與家庭閱讀環境之間的關係。研究結果表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中的父母受教育水平與父母職業、家庭經濟收入、父母閱讀觀念、家庭閱讀環境均呈顯著正相關，父母職業只與父母受教育水平、經濟收入正相關，與父母閱讀觀念相關不顯著。母親職業與家庭閱讀環境的所有因子均有顯著的正相關關係，父親職業只與家庭閱讀環境中的圖書數量、兒童閱讀書籍總數和共讀頻率正相關。父母閱讀觀念顯著預測家庭閱讀環境，父母在兒童早期語言發展階段越早開始親子共讀，越有利於培養兒童的閱讀興趣和習慣。關鍵詞：� 家庭社會經濟地位；閱讀觀念；閱讀環境；親子共讀；早期語言發展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S, Parental Reading Belief and Family Linguistic Environment: The Importance of Family Language Learning Environment in Early Years Yanling CAI*(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College,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China)Abstract: � The present study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oeconomic Status(SES), parental reading belief and family linguistic environment based on a sample of 352 parents of preschoolers aged 36 - 6o months old. Findings show that parents’ educational background, parents’ professions, family income correlate positively with parental reading belief and family linguistic environment. However, parents’ professions correlate only with thei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income instead of reading belief. Maternal profession shares a positive relation with all the factors in family linguistic environment while paternal profession only correlates with books volume, total book-reading numbers and reading frequency. Parental reading belief predicts family language learning environment. The earlier parents start parent-child book reading, the better to cultivate preschooler’s reading interest and motivation.Keywords: � Socioeconomic Status(SES); Reading Belief; Linguistic Environment; Parent-child Book Reading; Early Language Development收稿日期：2021-04-15；修訂日期：2021-05-18。*通訊作者：蔡燕玲，女，澳門科技大學國際學院英語講師，在讀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兒童語言習得、二語習得、世界英語。E-mail: ylcai@must.edu.mo, Tel: 00853-889721410　引言美國心理學家 Urie Bronfenbrenner 尤裡 • 布朗芬布倫納在 20世紀 70 年代末提出的生態系統理論（Bioecological Theory of Human Development）聚焦兒童個體所處的環境對其發展的影響，認為發展源於個體之間的互動與環境的影響；而語言和繪本書籍作為心理工具（Psychological Tool）和

22技术工具（Technical Tool），是兒童與父母構建對話意義的媒介。生態系統理論從社會認知的角度強調兒童所處的生活社會環境對其語言發展的影響和重要性，認為兒童生活的周圍環境就是一個複雜的環境系統，包括直接環境和遠端環境，同時將兒童所處的環境系統分為微觀系統、中系統、外系統、宏觀系統、時序系統五個層面。家庭社會經濟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是一個重要因素，從生態系統理論視閾看，它屬於兒童所在生態系統裡的宏觀系統，對兒童語言能力的獲得產生深遠的間接影響，是影響家庭社會資本水平的重要因素。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是國際語言學界廣泛認可的影響兒童語言獲得的最關鍵的外部社會因素之一，顯著制約兒童的認知範疇發展[1]。父母的教育背景和家庭收入是家庭經濟社會地位裡兩個常用的國際指標，也是衡量學前兒童語言能力發展的重要結構指標[2][3]。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不同，兒童所處的家庭語言環境和語言輸入也不同，導致兒童認知發展和語言表達能力存在差異。國內外研究一般採用三維結構，即父母受教育水平、父母職業、家庭收入[4]。但是，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兒童語言能力的影響往往是通過父母參與兒童語言教育活動實現的[5]。童年早期家庭語言接觸影響兒童的語言習得結果，家庭是兒童成長初期獲得語言接觸的重要場所，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直接制約父母為兒童創設的家庭語言環境；家庭收入和支出、父母職業和教育背景、家庭居住地和物質來源等是判斷一個家庭社會經濟地位高低的因素，這些因素與兒童個體語言能力發展密切相關，尤其是家庭語言環境、居住地語言環境和父母教養方式是影響兒童語言獲得速度與詞彙發展的三個中介因素[6]。正因為父母的教育背景和家庭收入是相對穩定的指標，是影響父母為兒童提供教育資源和活動的重要影響因子 , 所以能從一定程度上解釋父母為兒童提供的家庭學習環境以及育兒過程的行為選擇[7]。也有研究指出，家庭收入能夠顯著預測家庭語言類和非語言類活動的情況[8]。家庭社經地位的高低、家庭語言環境的豐富與否、多元生活經驗對兒童詞彙能力有顯著預測力[9]。郭芙蓉等（2018）對 252 名 5-6 歲的兒童家庭文化資本和詞彙水平進行測試，發現家庭文化資本越豐富的家庭，兒童的詞彙水平越高[10]。研究指出父母教育程度、家庭文化環境、家庭教養方式和家庭語言教育觀念四個維度構成一個家庭的文化資本；家庭語言環境、父母的教養方式和教育程度均影響兒童的詞彙水平，其中家庭文化環境影響最大。家庭社會資本理論指出父母的養育觀念、親子之間的情感互動、父母是否積極參與等構成家庭社會資本組成的因素，而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中的家庭收入和父母的教育背景是影響家庭社會資本水平的關鍵指標[11]。研究發現高低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父母給兒童親子共讀的閱讀體驗存在差異，前者把閱讀當成娛樂的休閒式閱讀活動，因此培養出的孩子對閱讀持有更為積極的態度；後者則更傾向於把閱讀當作學習任務，更期望兒童通過親子共讀提高讀寫能力[12]。由於父母職業維度和等級劃分一般較為困難，而家庭收入屬於較為敏感的個人信息，數據收集存在難度，以往多數研究均以父母受教育水平作為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主要變量進行研究。本研究選取 3-5 周歲的學前兒童父母作為研究對象，結合最新的研究變量維度劃分依據，探究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三個不同指標，即父母受教育水平、父母職業，家庭經濟收入與父母的閱讀觀念和家庭閱讀環境之間的影響機制。1 研究方法1.1 研究對象首先，通過網路平臺發放調查問卷 , 邀請兒童家長填寫問卷，進一步瞭解兒童家庭基本信息、家庭閱讀環境和父母的閱讀觀念，一共收集問卷355 份。其次，通過剔除無效問卷後有效問卷形成

23蔡燕玲　家庭社經地位、父母閱讀觀念與家庭閱讀環境的關係總樣本 352 份 , 有效率 99%。其中，男孩 179 名，女孩 173 名，平均月齡為 52 個月（SD=7.16），月齡範圍在 36-65 個月。其他具體信息詳見表 1。由表 1 數據可以看出，69.6% 的家庭經濟人均收入超出 1 萬元，可見被試家庭經濟情況相對較好。填寫問卷的 352 位父母年齡絕大部分都是31-35 歲的父母，其中父親 175 名（49.72%），母親 199 名（56.53%），可見本研究中的父母年齡相對比較年輕。父母的職業均集中於私營或個體經營者，教育、醫務、科研和專業技術人員，企業管理人員等三大類別。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具體信息見表 2。表 1 被試基本信息 變量 類別 人數及百分比 性別 男 179（50.85%） 女 173（49.15%） 班級 小班 157（44.6%） 中班 128（36.36%） 大班 67（19.03%） 是否獨生 是 175（49.72%） 否 177（50.28%） 家庭收入（人均 / 月） 3000 元以下 3（0.85%） 3000-5000 元 23（6.53%） 5000-1 萬元 81（23.01%） 1-2 萬元 116（32.95%） 2 萬以上 129（36.65%）表 2 父母受教育水平 受教育水平 父親 母親 1. 初中或以下 7（1.99%） 9（2.56%） 2. 高中或中專 36（10.23%） 16（4.55%） 3. 大專 49（13.92%） 55（15.63%） 4. 本科 194（55.11%） 198（56.25%） 5. 碩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 66（18.75%） 74（21.02%）由表 2 數據可以得出，被試父母的受教育水平相對較高，一半以上的父親和母親均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文化背景。1.2　研究工具1.2.1 閱讀觀念調查問卷研 究 採 用 的 是 閱 讀 觀 念 調 研 問 卷 源 於Debaryshe 和 Binder 開發的英文版問卷 [13]。首先，在臺灣學者 Chuchu Wu 的漢化中文版的基礎上，筆者結合中國大陸的語言表達習慣和文化差異，重新進行文字翻譯上的調整[14]。其次，經由學前教育和兒童語言教育的 8 位專家對問卷內容、翻譯措辭、維度劃分進行評定後，根據專家意見對若干題項進行修改或刪除，以此確定最終版問卷，經專家評定意見獲得問卷的效度。該閱讀觀念問卷量表包括五個維度，分別是教育效能感（Teaching Effi cacy）、積極情感（Positive Effect）、言語參與（Verbal Participation）、 閱 讀 指 導（Reading Instruction）和知識基礎（Knowledge Base），共計 42 道題項，採用 5 點計分法，“1 為非常不同意”，5 為“非常同意”，分數越高表明閱讀觀念越好。問卷一致性效度（克隆巴赫係數 Cronbach Alpha）為 0.92，五個分維度的一致性信度分別為 0.71、0.84、0.87、0.72、0.92。 驗 證 性 因 素 分析 結 果 發 現，x2=2123，df=794, RMSEA=0.069，CFI=0.947，TLI=0.934，卡方模型檢驗的整體擬合指數良好，說明結構效度良好。1.2.2 家庭閱讀環境調查問卷該問卷在以往國內外學者使用的問卷基礎上，結合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形成，包括家庭環境、外界環境、圖書數量、親子共讀活動四個維度，共計 7題，採用李克特 5 點計分，所得分值越高，則說明父母為兒童創設的家庭閱讀環境越豐富。驗證性因

24素分析結果發現，x2=2.052，df=2，RMSEA=0.067，CFI=0.98，TLI=0.97，結構效度良好。1.2.3 家庭社會經濟地位（SES）家庭社會經濟地位（SES）採用父母受教育水平、父母職業、家庭經濟收入三個指標。被試父母自我報告受教育水平，分別賦予 1-5 的分值，具體信息見表 2。研究在 PISA 2009 技術報告裡描述的家庭經濟地位測量及指數計算的基礎上，沿用羅海風等（2021）的職業等級劃分，一共是 9 個職業等級，分別賦予 1-9 的分值：1= 無工作；2= 農民；3= 工人；4= 私營或個體經營者；5= 商業服務業人員；6= 政府普通工作人員、普通軍人；7= 教育、醫務、科研人員、專業技術人員；8= 企業管理人員；9=政府公務員或事業單位的高級行政人員、軍官[15]。家庭經濟收入採用夫妻人均收入作為衡量指標，由父母報告，進行五等編碼：1=3000 以下；2=3000-5000；3=5000-1 萬元；4=1-2 萬元；5=2 萬元以上。1.3 數據處理使用 SPSS23.0 進行相關分析。2 研究結果2.1 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父母閱讀觀念與家庭閱讀環境的相關分析採用皮爾遜相關分析探究不同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父母的親子共讀觀念和家庭語言環境是否存在差異，厘清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即父母受教育水平、父母職業、家庭收入三個因子與父母閱讀觀念、家庭閱讀環境之間的關係。2.1.1 家庭社經地位的三個因子影響存在差異首先，父母受教育水平與其職業呈顯著正相關（ 分 別 是 r=0.344，r=0.502，p<0.01）、 父 母受教育水平與家庭經濟收入（分別是 r=0.308，r=0.273，p<0.01）、閱讀觀念（分別是 r=0.137，r=0.226，p<0.01）均呈顯著正相關。父母的收入與其閱讀觀念呈顯著正相關（r=0.148，p<0.01），但是僅與家庭閱讀環境中的圖書數量（r=0.246，p<0.01）、閱讀總數量（r=0.247，p<0.01）、共讀頻 率（r=0.115，p<0.05） 和 共 讀 時 長（r=0.160，p<0.01）四個因子顯著相關。其次，父母的職業與 其 收 入 正 相 關（r=0.115，p<0.05；r=0.207，p<0.01），父母的職業與閱讀觀念相關不顯著。但

25蔡燕玲　家庭社經地位、父母閱讀觀念與家庭閱讀環境的關係值得一提的是，母親職業與家庭閱讀環境的所有因子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係，而父親職業僅與家庭閱讀環境的圖書數量（r=0.182，p<0.01）、閱讀總數量（r=0.142，p<0.01）、共讀頻率（r=0.105，p<0.05）三個因子正相關，與親子共讀時間、時長、主導者和發起者四個因子均不存在顯著相關關係，這或許從側面反映出父親在家庭親子共讀活動中參與陪伴的時間較少，角色相對缺失，更多地還是母親承擔了陪伴兒童親子共讀的角色。2.1.2 家庭書籍藏書量影響親子共讀活動的展開家庭圖畫數量、兒童閱讀書籍總數量與親子共讀起始時間、共讀時長、頻率、共讀主導者和兒童作為閱讀發起者均呈顯著正相關，這也許也從側面反映出家庭藏書數量和父母營造的閱讀氛圍對兒童的閱讀興趣和習慣的培養具有重要作用，對兒童的閱讀驅動力、閱讀積極性和主動性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研究結果表明，親子共讀起始時間越早開始，父母與兒童共讀圖畫書的頻率越高和時長越長，父母與兒童共同主導互動討論越多，兒童發起閱讀的主動性也更高。同樣地，父母與兒童共同主導親子共讀，閱讀過程注重雙方的互動和討論，兒童積極發起閱讀，親子共讀圖畫書的頻率和時長也越高越長。3 研究結論與討論第一，父母受教育水平是制約其閱讀觀念和家庭閱讀環境的重要影響因素。研究發現父母的受教育水平作為家庭社經地位的重要指標，不僅與其從事的職業和家庭經濟收入密切相關，而且與其閱讀觀念也是呈顯著相關關係。可見作為兒童早期語言發展的第一任老師，父母教育背景對兒童的語言環境和語言獲得具有重要影響。父母在養育的過程中應注重自我提升，不斷更新自身的知識儲備，才能為兒童創設更有利於其成長的語言環境，説明其形成良好的閱讀習慣，養成濃烈的閱讀興趣。Liu 等人 (2018) 指出父母的教育背景和家庭收入對兒童所在的語言環境的影響並非直接產生，不存在顯著預測的關係，而是通過父母的教育觀念對兒童的語言能力發展產生影響。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家庭收入是相對穩定的結構指標，短期內無法改變，但是幫助父母轉變閱讀觀念，使他們認識到父母的觀念和行為選擇對學前兒童的早期語言能力培養具有重要的作用，則有現實的可行性[16]。研究指出，當父母能意識到家庭語言教育的重要性，還能提高其對兒童的教育效能感[17]。父母的教育背景顯著影響兒童詞彙運用能力。李曉燕（2010）通過對不同教育背景的母親在親子對話中詞彙運用的差異進行比較，研究結果表明高教育水平的母親的基本詞彙頻次、詞彙豐富程度、對兒童指向言語的敏感程度明顯高於低教育水平的母親，而且高教育水平母親與其孩子的詞彙運用水平顯著相關，但是兩類母親各層次的詞彙運用並沒有隨兒童年齡的發展變化，同時對兒童詞彙運用的年齡發展規律缺少認識，未能根據兒童的詞彙水平靈活調整自己詞彙的運用，原因可能在於兩類父母均缺乏對兒童心理和語言發展規律的認識[18]。李燕芳等人（2015）研究發現父母受教育水平和教養行為是制約兒童發展的兩個環境變量，母親的教育背景是兒童認知發展和學業表現的根基，父親的鼓勵謙虛行為是兒童學業能力的預測因子[19]。第二，父母閱讀觀念顯著預測家庭閱讀環境。父母閱讀觀念直接影響父母親子共讀行為和活動的選擇，親子共讀活動的展開離不開父母有意識地為兒童創設適宜的條件，並為其提供豐富多元的閱讀資源。只有父母意識到兒童早期語言發展的重要性，根據兒童的語言能力提供必要的語言支持和材料資源，因勢利導，切實把握兒童語言獲得的時機，才能在學前階段儘早開始親子共讀。Hartas（2011）探究了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語言環境之間的關係，以及它們對兒童語言能力和社會情感發展的影響，指出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兒童語

26言能力的影響主要體現在父母給兒童提供的支持上[20]。研究結果表明無論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如何，父母從事各種學習活動（閱讀除外）的情況大致相同，但是家庭收入和母親的教育背景對兒童的語言能力的影響大於對兒童的社會情感能力影響。研究同時指出處於兒童如果條件較差的社會經濟地位家庭，尤其是母親教育背景較差的情況下，這兩個維度對兒童 3 歲和剛入小學時候的語言能力仍然存在較大的影響。這與早期的研究結果一致，即父母如果能創設穩定高質的認知學習環境，物質上的匱乏所導致的負面影響能夠被最小化，尤其通過早期語言教育幹預能夠縮小不同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兒童語言能力差距[21]。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父母教育背景的差異是制約兒童早期語言發展的風險因素，但是研究表明在嚴格控制了父母的養育知識和行為後，母親受教育水平的顯著關係消失了，這說明儘管教育背景會影響兒童的語言發展，但是通過及時的知識行為指導，可以改善兒童的語言發展條件[22]。這些發現對當前社會經濟鴻溝不斷擴大的家庭差異具有現實的意義。第三，母親的受教育水平、經濟收入、職業與其閱讀觀念顯著相關，並預測兒童的閱讀環境。親子會話中，高教育水平的母親的句型變化更為豐富，會有意識變換句型、降低句型難度、使用同義詞替換進行提問，母親語用的調整給兒童提供了更多思考的機會，增加了兒童流暢表達的機會；但是，低教育水平的母親則句型變化單一 , 兒童的回應率和正確率也低[18]。解會欣等人（2020）指出即使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高的兒童，如果母親缺乏相應的閱讀觀念，兒童也就無法獲得良好的語言支持和閱讀環境，研究進一步表明母親閱讀觀念在家庭收入、母親受教育水平、嬰幼兒閱讀環境和親子共讀活動中均起部分中介作用[17]。也就是說，關於早期閱讀環境的創設，家庭收入和母親的受教育水平是嬰幼兒閱讀環境的直接預測因子，母親的閱讀觀念則是嬰幼兒閱讀環境活動的間接預測因子；然而，關於早期親子共讀活動，家庭收入則未能顯著預測親子共讀活動，母親的教育背景是親子共讀活動的直接預測因子，母親的閱讀觀念則是間接預測因子。這個結論也證實了之前尹靜（2019）的研究，即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是制約兒童語言發展的外部因素，這一外部因素並不是直接作用于兒童的語言發展，而是通過不同的中介因素產生影響，這些中介主要包括兒童的家庭語言環境、居住地語言環境與父母教養方式；因為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直接決定了家庭語言環境的硬體與軟體資源配套，同時也制約著父母的教養方式，即親子互動的敏感度和質量[6]。父母受教育水平和家庭收入作為國際常用的兩個重要結構指標，其中母親的教育背景又更為重要[2]。根據母親閱讀風格的差異，Haden（1996）將其分為兩類：理解型母親和描述型母親，前者親子共讀時善於講述故事情節，並且注重與兒童的生活經歷相聯繫，注重兒童讀圖畫書時對故事情節的理解，引導兒童進行脫離語境對話的頻次高；後者指的是母親更注重描述書本直接獲得的信息[23]。隨後，也有研究指出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母親屬於“理解型母親”，她們親子共讀時更傾向於鼓勵兒童敘述故事，更積極使用非即時交流策略和開放式提問策略，積極引導兒童參與共讀和對話；而低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母親屬於“描述型母親”，她們更注重兒童是否認真傾聽，較少和兒童討論故事情節，提問頻率低，對兒童的需求敏感度和語言回應也較少[12]。 這意味著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母親善於引導兒童就圖畫書主題深入進行談論，母親自身對主題的闡述也更為詳盡，而低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母親談話引導相對比較隨意和淺顯，話題討論頻次也較低[24]。Bus & Ijzendoorn（1997）對 82 個母親和她們 3-5歲的孩子進行親子共讀的研究發現，兒童共讀過程中對母親語言指示符號的即時反應，有利於提升其語言回應能力，並且隨著對母親的動作指示和語言的反應，語言回應能力會不斷成熟，兒童對母親在情感上的安全依戀也會隨之加強，這種語言學習過程是建立在母親與兒童之間的親子關

27蔡燕玲　家庭社經地位、父母閱讀觀念與家庭閱讀環境的關係[1] Farah, M. J., Shera, D. M., & Savagea, J. H., et al. Childhood poverty: specific associations with neurocognitive development[J]. Brain Research, 2006, 1110:166-174.[2] Hoff, E. The specifi city of environmental infl uence: Socioeconomic status affects early vocabulary development via maternal speech. Child Development, 2003, 74(5):1368-1378. [3] Perry, L., & Mcconney, A. Does the SES of the school matter? Using PISA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student achievement[J]. Journal of Defense Modeling & Simulation, 2010, 11(2):103-113.[4] Haller, A. O., & Portes, A. Status Attainment Processe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973, 46(1):51.[5] Mcloyd, V. C. Socioeconomic disadvantage and child development[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8, 53(2):185-204.[6] 尹靜. 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兒童語言發展的影響. 學前教育研究, 2019, (04):66-80.[7] 馮麗娜. 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幼兒學習品質的關係家庭學習環境的中介作用. 學前教育研究, 2020, (4):62-72.[8] Vasilyeva M, Dearing E, Ivanova A, et al. Testing the family investment model in Russia: Esti- mating indirect effects of SES and parental beliefs on the literacy skills of first - graders.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 2018, 42:1-20.[9] 李雅慧. 家庭語言環境和國小一年級學生詞彙能力之相關研究. 臺灣玄奘大學碩士論文.2014.[10][1] 郭芙蓉,鄭荔 & Li Sheng.家庭文化資本對5～6歲兒童詞匯水平的影響研究. 幼兒教育, 2018, (Z3):77-81.[11] Pinderhughes, E. E, Dodge K A, Bates J E, et al. Discipline responses: Influences of parents' socioeconomic status, ethnicity, beliefs about parenting, stress and cognitive-emotional processe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000, 14(3):380-400.[12] 水淼, 李甦. 不同社會經濟地位家庭親子共讀特徵及其教育啟示. 學前教育研究, 2017, (12):49-57.[13] Debaryshe, B. D., & Binder, J. C. Development of an instrument for measuring parental beliefs about reading aloud．Perceptual and Motor Skills, 1994, (78): 1303－1311.[14] Wu,C.C. Reading beliefs and strategies of Taiwanese mothers with 参考文献係基礎之上的[25]。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直接影響母親的詞彙使用，而母親的詞彙表達又直接影響兒童的詞彙表徵和詞彙類型是否豐富[26]。不同社會階層的母親在話題討論上的引導存在差異，接受過大學教育的母親比僅有高中學歷的母親在親子共讀過程中對話引發式的交流（Conversational-eliciting Talk）頻次更高，在與兒童的討論中引出新話題的頻次也較高，給兒童發出指令式的語言頻率低[27]。受過高等教育的母親親子共讀時更關注兒童對故事情節的理解和展示出來的認知和情感發展也更傾向於使用特殊疑問句和是非疑問句，使用選擇疑問句的頻次較低[28]。4 研究局限與展望首先 , 被試相對集中于高社經地位家庭的父母，未來研究可以更多地比較低社經地位家庭父母的閱讀觀念和家庭閱讀環境的差異，從而為更多低社經地位家庭的父母提供兒童語言發展指導。其次，問卷被試填寫者多集中於母親，父親填寫問卷報告比例相對較低，數據代表性存在一定的局限。儘管問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但是由於時間限制，研究沒有進一步對父母進行深度訪談。日後研究者可以更多地探究父親的閱讀觀念，釐清父親與母親閱讀觀念之間的相關關係和差異，同時通過進一步的訪談等資料收集，深入瞭解父母閱讀觀念背後的影響機制，探討父母閱讀行為選擇的原因，從而更好地為兒童早期語言發展提供有利的語言環境和支持。最後，不同社經地位家庭的父母閱讀觀念和家庭閱讀環境是如何影響兒童早期語言習得，研究者可以從兒童視閾入手，結合相應的兒童早期語言發展測試工具，深入探究不同家庭社經地位的父母對兒童語言發展的影響，以及家庭閱讀環境不同維度的差異對學前兒童語言獲得的制約因素。

28preschoolers in relation to the children’s emergent literacy．Doctoral thesis．Ann Arbor: Syracuse University.2007.[15] 羅海風，劉堅，周達. 家長參與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高中生學習品質之間的中介作用-師生關係的調節作用. 心理發展與教育, 2021, (02):199-210.[16] Liu, C., Georgiou, G. K., & Manolitsis, G. Modeling the relationships of parents 'expectations, family's SES and home literacy environment with emer- gent literacy skills and word reading in Chinese.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 2018, 43(2):1-10.[17] 解會欣, 李嘉玲, 楊一鳴, 王文靜. 家庭收入、母親受教育水平與嬰幼兒閱讀環境的關係:母親閱讀觀念的中介作用. 中國特殊教育, 2020, (02):76-82.[18] 李曉燕. 不同教育背景母親在親子會話中詞彙運用的差異比較. 學前教育研究, 2010, (03):42-47.[19] 李燕芳, 劉麗君, 劉麗莎. 父、母學歷與教養行為對學前兒童發展的影響. 中國特殊教育, 2015, (04): 76-83.[20] Hartas, D. Families’ social backgrounds matter: soc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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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第 15 卷 第 1 期 澳 門 科 技 大 學 學 報 Vol.15 No.1 2021 年 6 月 30 日 Journal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une 30, 2021 收稿日期：2021-03-02；修訂日期：2021-04-22。﹡通訊作者：謝琴，女，教師，主要研究方向：城市形象傳播，句法學。 E-mail: qxie@must.edu.mo，Tel: 853-63581499基於電影《媽閣是座城》中的澳門城市形象構建謝琴*（澳門科技大學，澳門）摘要：� 自電影誕生以來，城市就和電影緊緊聯係在一起。人們會很自然地把自己對一座城市的理解等同於電影中所表達出的對該城市的理解、感知和認知。本文選取《媽閣是座城》作為研究對象，運用文件分析法對電影中出現的澳門城市鏡頭進行分析，驗證城市在電影語言中的表達：首先，採用敘事結構對電影進行概述；其次，對電影中涉及到的城市形象的圖像進行研究；並結合城市形象，對鏡頭進行台詞與聲音的解讀。研究認為，澳門作為一座賭城，在電影中的形象十分清晰。在影片中展現出了一種多元形象，她時而展現溫柔恬靜的一面，時而繁華瘋狂，時而又極富浪漫主義色彩，從多個不同的角度詮釋了澳門這個城市的特色，給與觀眾留下印象。關鍵詞：� 城市形象；電影；澳門The Construction of City Image For Macau in the Film “A City Called Macau”Qin XIE*(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China)Abstract: � Since its birth, fi lm has always been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ity. People naturally equat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a city with its interpretation, perception and cognition presented in the fi lm. “A City Called Macau” is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and the documentary method is used to analyze the shot of urban Macau sceneries, in order to examine and attest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city in film language: Firstly, narrative structure is applied to interpret the film; Secondly, the pictorial image of the city is interpreted; Thirdly, the texts and sounds of the shot are also interpreted.This research holds that Macau, as a city of casino, has a very clear image in a variety of fi lms. However, diverse images are shown in this fi lm: sometimes a gentle and peaceful town, sometimes a prosperous and crazy metropolis, and sometimes an extremely romantic utopia. Though its interpretation of Macau’s characteristics from different aspects, “A City Called Macau” leaves deep an impression to the audience.Keywords: � Image of the City; Film; Macau0　引言自電影誕生以來，城市就和電影緊緊聯繫在一起。在幾十年前相對封閉的年代，人們通過電影認識了遙遠的城市，幷且通過電影，給陌生的城市打上了深深的文化印記。在當今城市化發展日益加速、城市個性日益凸顯重要性的時代，城市形象被賦予了更廣泛、更深層的意義，特別是在提升城市的國際競爭力、滿足城市轉型發展的時代要求以及彰顯城市的個

30性和魅力等方面，對現代城市發展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城市形象的塑造需要進行全方位的宣傳。在衆多宣傳手段中，電影因為具有生動形象的畫面效果、有趣的故事情節、傳播廣泛等特徵而成為塑造城市形象的重要方式之一。城市題材的電影與城市本身實際上是一種互補的關係，即“需要”和“被需要”的關係。電影取材來源於城市生活，表達城市裏各類實際存在和將來可能出現的問題。觀衆在觀看電影的過程中，結合自身的生命體驗和成長經歷闡釋電影文本，重新認識自己身處的城市，形成對城市的理解，找尋與城市融洽相處的關係，對自己身處的城市進行反思；外界通過觀看這座城市的電影，借助導演的鏡語表達理解這座城市。因此，電影對城市形象的塑造顯得至關重要。澳 門 是 國 際 著 名 的 旅 遊 城 市， 從 國 家“十一五”規劃開始，就被定位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定位得到了進一步的明確和強化。特區政府多年來也一直致力於提升澳門旅遊的多元化元素，塑造城市優良形象，進一步提升城市在全球競爭中的競爭力。而電影作為宣傳城市形象的重要方式，是有效幫助特區政府打造城市良好形象的重要抓手。1　文獻綜述電影可以被視為對文化的“近距離觀察”[1]，或者是城市形象的“表現形式” [2]。城市的電影表現形式也可以影響“後現代都市主義”階段的城市物理形態[3]。這項研究的出發點是找出電影語言中構建出的城市形象，以解釋社會文化語境里城市形象的地理表述[4]，這是從電影語言的語法形式角度去解釋城市形象。因此，本文將對城市形象的概念和體系，電影語言和電影城市的構成，進行文獻回顧。1.1 城市形象City image， 城 市 形 象， 也 有 翻 譯 成“ 城 市意象”，例如 Kevin Lynch 的名著，The image of city，在内地出版時，就被翻譯為《城市意象》。“意象”一詞，其含義中有更多的個人主觀想法。因此，在本文中，統一使用更爲廣泛接受的“城市形象”。根據 Lynch 的說法，形象不僅僅是一個可以理解的城市圖像，更是一個包含多個定義和五個元素的系統：路徑、邊界、地標，節點和區域。Lynch的形象系統首先提出了“可讀的城市”概念，這一概念指出，“一個可讀的城市，其街區、地標或是道路，應容易認明，進而組成一個完整的形態” [5]。這一概念強調城市的可識別特徵，意味著城市的元素和城市的整體形態是可識別的。而 Lynch 的城市形象概念也得到了不同研究者的認可 [6~7]。Lynch 表示，城市的形象是因人而異的：每個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城市形象。但也存在一些實質性共識，他稱之為“公衆形象”。這些公衆形象，也可被稱為共享形象，從而“吸引了那些期望設計出大衆最能接受的環境形象的城市規劃者的注意”[5]。這種關於城市形象的觀點與電影製作者在電影中對城市形象的應用自然是一致的。城市的形象首先由電影製作者根據自己的感知或想像創造，然後傳遞給觀衆，此時私人形象可能成為公衆形象。城市的電影向那些對這個城市充滿好奇的觀衆，也向那些之前沒有見過這些城市的觀衆傳達有關城市的信息。在構建公共形象時，可以通過大量觀衆的心理形象來識別自然環境與社會文化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從傳播學的角度看，媒體對事物的報導最終影響人們對事物的認知，這早已為框架理論[8]和議程設置理論所揭示。即在信息的傳播過程中，傳播內容首先是一種“框架性”的生產和輸出，而最終傳播的效果，要看新聞工作人員、消息來源、受衆、社會情境之間互動的結果。大衆媒介儘管不能決定人們對某一事件或意見的具體看法，

31謝琴　基於電影《媽閣是座城》中的澳門城市形象構建但是可以通過提供信息和安排相關的議題來有效地左右人們關注某些事實和意見，以及他們議論的先後順序。而進一步從認知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這一問題，城市形象實質上是人們對城市基於知覺的認知。作為心理圖像的形象，是主體對外在物體、行為以及事件等事實的認知、態度、評價以及情感的反映。因此，形象並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經由後天形塑的。而在這種形塑過程中，個人經歷的直接經驗和間接經驗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由於人的感官經驗有限，因此，來自人際交流和信息傳播的間接經驗以及個人的價值信念、期望、需求等因素便成為形成城市形象的重要因素[9~10]。而信息加工理論說明，只有容易想到的信息，在相關情境中才可能被迅速提取，並對知覺和判斷產生影響。由此去看媒體形象，在報導特定事物時，媒體會有較穩定的關注點、解釋框架、評價乃至字彙。依此建構起來的媒體形象與社會心理學的“刻板印象”相似，都存在片面性和易得性等特點，故大量媒體研究文獻常使用“媒體刻板印象”的概念來說明媒體對於特定事物、族群的穩定的報導方式。據此，有理由把媒體形象看作一種刻板印象，它是由媒體從業者、媒體制度對所涉對象的一種穩定報導模式[10]。1.2 電影語言電影是一種有效且相對較新的傳播方式[11]。城市形象與電影之間的關係可以理解為基於感知與建構之間的關係；這兩個過程的運作不能完全相互隔離。電影通過類似語言的方式進行表達，例如標誌、符號編碼、剪輯、鏡頭類型、相機移動、燈光和場景等共同形成的表述方式以創造意義[12]。Monaco（2009）總結了電影語言的“代碼”，包括例如場景，剪輯和聲音；他將這些代碼描述為“關鍵結構”“邏輯關係系統”，以及傳輸場景“信息”的媒介；特別的電影代碼，以及一些共用代碼（例如，手勢）構成了電影的句法。電影語言的句法包括時間和空間的發展[11]，場景是對空間的調整，通常集中在內容和形式上，提供電影中的觀衆看到的對象。它不僅限於空間的表達，還涉及基於歷時拍攝的時間建構（歷時拍攝隨著時間的推移其狀態發生變化）。因此，場景已經發展成為電影語言的穩定元素，也是意像的基礎。而聲音在電影語言中也扮演著這重要的角色 ; 它對於創建現場至關重要，當添加了音軌后，靜止圖像就會變得活躍起來，給人一種經歷了時間軸的感覺[12]。2　研究方法解釋是對隱含的意義模式的理論說明，對隱含或隱性知識的解釋正是文本分析（documentary method）要達到的目標 [13]。對城市的理解是身處其中的電影製作者的日常實踐活動，因而通過電影語言的重建，可以對電影空間中城市的隱含知識進行解釋。因此，本文的研究方法根植於文本分析。文本分析的應用可以追溯到 20 世紀中期民族方法論研究領域，通過危機實驗闡明日常生活的原則[14]。而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的小組討論分析 [15~16]令文本分析得到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圖 片 和 視 頻 則 擴 展 了 文 本 分 析 的 解 釋 範圍[17~21]。Bohnsack（2010） 闡 述 了 標 志 或 圖像的釋義被當做“非理論”知識嵌入隱性知識中，而社會科學中的這種討論影響了藝術史學家Erwin Panofsky 從圖像志到圖像學的轉變 [22]。依照 Panofsky 的 觀 點， 同 時 參 考 Imdahl（1996）強調的形式結構[23]，用於解釋圖片和視頻的文本分析能夠成功地獲得圖片並將其用做自我指涉系統[13]。研究者可以分析電影語言，從而了解城市的形象。使用文本分析對電影中城市形象進行研究是多視角和跨學科的。在電影研究中，它屬於電影城市和電影評論；在城市研究中，它屬於城市文

32化地理學；在旅遊研究中，它屬於電影旅遊領域；在涉及方法論和研究方法問題時，這項研究又以社會科學為基礎。對於本文來説，文本分析最為適用的方法。3　電影解析電影是透視城市發展的一扇窗口。通過電影，不僅生活在當地的居民能夠尋覓記憶的影子，增強對城市的認同感；未曾來過的潛在旅客也能從電影中獲取城市發展的關鍵詞。通過對重要命題的闡釋，例如，城市化發展如何對人產生影響，城市特性與個人命運之間的關係，物質與情感的滿足之間如何取得平衡等，光影中留存的另一個世界能夠加深對城市形象的認知，使觀者產生反思，甚至可對觀眾的現實生活產生影響。本文選取《媽閣是座城》這部電影作為分析電影對澳門城市形象構建影響的影片。《媽閣是座城》這部電影中，能夠看到澳門作為一座匯聚多樣化文化，立體豐滿的城市。電影將澳門的景觀與劇情較好地結合，城市不僅是故事的發生背景，更是突出電影主題，烘托情節氣氛的重要場景與道具。電影使觀眾得以從人性複雜的角度窺見澳門的多樣性，而這種多樣性也塑造了澳門的獨特魅力。該電影是著名女性導演李少紅在 2018 年執導的一部影片，改編自著名女作家嚴歌苓的同名小説。影片於 2019 年 6 月公開上映。導演以女性的視角，描述了女曡碼仔梅曉鷗，在澳門賭場中與不同賭徒的生意糾葛和感情波折。這是第一部深入描述活躍在澳門賭場的特殊人群“曡碼仔”的電影，跳出了只在澳門個別地方取景、只借用澳門賭城的噱頭而拍攝的賭博、黑幫之類的純娛樂性商業片套路，對澳門賭場中的人生百態，嘗試進行了開創性的描述和思考。本文所使用電影版本是騰訊視頻的電影版本，長度 2 小時 6 分 30 秒。敘述解讀覆蓋了整部電影，對電影中涉及到的城市形象的圖像進行研究。先分析電影的整體結構，根據故事的推進順序，將電影分為了六個階段，並根據不同階段中的不同人物故事分為了不同的子部分。然後進一步根據 Lynch 的城市形象理論開展具體分析。在 37 個出現澳門城市的鏡頭中，區分出路徑、節點、邊界、地區、地標五個元素。考慮到城市影像的不涉及到演員的肢體與面部表演，幾乎都可以以靜態畫面的形式展現出場景，因而對圖片進行解讀可以很好地闡釋城市形象。最後結合城市形象，對鏡頭進行台詞與聲音的解讀。在《媽閣是座城》中，對話經常與澳門相關，同時，城市場景出現時的背景樂與環境音也能很大程度上填充觀衆對城市的印象。3.1 城市形象的解讀3.1.1 對整體結構的理解Lynch（1995）對城市的形象以及相關分析要素進行了分析說明。他將能夠歸納以物質形式呈現出來的城市形象內容分為五大類：路徑、節點、邊界、區域、地標。澳門，作為整個故事的敘事後景，這些元素在電影中反復出現，從而增加了電影劇情所發生場景的真實性。整部電影共有 37 個與城市形象相關的鏡頭，選取的片段也都按照前文所提到的五大類進行劃分。在 37 組鏡頭中，可以清晰地從時間上劃分成幾個主要發展階段。第 一 階 段 是 回 歸 開 始， 電 影 時 間 點 為00:01:52-00:20:03。講述了從澳門回歸日到史奇瀾第一次消失這段時間內的故事。第二階段從 2004 年為始點，電影時間點為00:20:03-00:36:46。描述段凱文與梅曉鷗成為生意

33夥伴，直到老尚向梅曉鷗告別一幕。第三階段從 2008 年 10 月開始，電影的時間點是 00:36:47-01:01:19。這一段從梅曉鷗再次遇到段凱文發現其還在其他賭廳賭碼到用自己資產償還段凱文的債務。第 四 階 段 從 2010 年 起， 電 影 時 間 點 為01:01:20-01:28:51。從梅曉鷗再次遇到史奇瀾到段凱文再次用假地契欺騙梅曉鷗。第五階段的起點是 2011 年後，電影時間為01:28:51-01:48:07。從段凱文再次找到梅曉鷗借錢到梅曉鷗得知兒子參賭後的撕心裂肺。最後一部分開始於 2014 年 12 月，電影的時間點是 01:48:08-02:02:02。從梅曉鷗趕走史奇瀾到最後與段凱文的監獄對話。37 個鏡頭中，有 21 個是在日光下拍攝的（包括一個陰天），14 個發生的場景是在夜晚（其中一組鏡頭有日光與夜晚的多個組合），3 個在黃昏。在白天日光的照耀下，更加容易識別出城市的樣貌，夜晚則更便於凸顯出澳門的城市特色。白天，人的情緒一般較為穩定，城市也表現出其平淡的一面。而一到夜晚，就像是被打開了開關，各種霓虹燈光束照耀下的城市展現出其繁華、瘋狂的一面。而黃昏，則令城市展現出其溫柔溫馨的一面。城市在日光、夜晚、黃昏不同的光照下，展現了不同的環境氛圍，進一步營造出了故事的發展氛圍，不僅豐富了故事情節，令整個故事更富有光彩，也創造了一個立體精彩的城市角色。事實上，如何在電影中展現城市，是導演對於一個劇本的理解極其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城市在電影中形象塑造的基礎。拍攝澳門的鏡頭圍繞了梅曉鷗與兩個男人之間的情感以及這兩個男人各自的參賭經歷而展開。拍攝北京和廣西的鏡頭雖然不多，但在鏡頭下，這兩個城市（或鎮）與澳門仍然產生了鮮明的對比，使得澳門的城市形象更加突出。3.2 場面調度的解讀3.2.1 路徑：城市的代表與人物的狀態作為現實城市中的一部分，《媽閣是座城》中的所有路徑其實都是符號。但隨著電影語言的深入運用，路徑又不再僅僅只是符號。他們每一段都代表了城市的一種形象，鏡頭 4 是段凱文初來澳門時的平靜與儒雅，鏡頭 8 代表著繁忙擁堵的北京，鏡頭 27 展現了籠罩在塵土中的北京，鏡頭 33 是寧靜安樂的路環生活。在鏡頭 4 中，是透過汽車前擋風玻璃展現出的路徑，路徑正好被框在擋風玻璃內，形成一個獨立的畫面。路徑明晰筆直，路上汽車不多，行車井然有序，一派悠然的氣氛節奏，這就像是段凱文剛見到梅曉鷗時一樣，不急不躁，溫文爾雅。鏡頭 33 中的路徑在路環，作為相對清淨的一處地點，路徑的左邊是海，右邊是臨海的住宅，整個畫面佈局令人舒適平靜。路上行駛的只有梅曉鷗的車，路徑與車、人在此構成了一個舞台，整體也突出了原本恬靜溫馨的氛圍。路徑不僅僅是城市形象的一種代表，還與故事的發展緊密相連，揭示了人物狀態。影片中多次出現的路徑展現出城市的不同形象，通過路徑的不同狀態，可以展現出北京的繁忙，也可以展現出澳門城市平靜而休閒的狀態。3.2.2 節點：故事情節的轉承節點是標識點，是城市中能夠進入到的重要戰略點，也是旅途出發或者到達時的聚焦點。主要是一些交通樞紐，運輸線上的停靠站，路徑岔道口或匯合點或者一種結構向另一種結構轉換時的關鍵環節。在電影中，出現的第一個節點是機場。在鏡頭 2 陰暗的天空背景下，左側的飛機在颱風謝琴　基於電影《媽閣是座城》中的澳門城市形象構建

34風眼過去之前緩緩降落，右側則是空曠的飛機跑道。電影通過全景拍攝了這一場景，亦是在徐徐準備開始講述一個故事，整個電影也由此拉開帷幕。機場是一座城市迎來送往的重要節點，也是外來遊客初到澳門時所見的第一個城市內部建築，電影呈現的澳門機場平靜而祥和，令觀眾對澳門留下了相應的初始印象。3.2.3 地標：象征與氛圍塑造地標由於易於被觀察者發現並留下深刻印象，因此是一個城市的永恆標誌（Lynch,1960）。地標最關鍵的一個物理特性是唯一性，隨著人們對於城市的一個了解，他們也開始傾向於依靠地標作為自己的嚮導。鏡頭 7 是路環島的恩尼斯總統前地，最有特色的便是畫面中純歐洲風格的愛神丘比特噴水雕像。這一設計劇情中亦十分巧妙，段凱文與梅曉鷗兩人在愛神丘比特噴水雕像前，共同分享一份櫻桃，配合黃昏柔軟的光線，曖昧的氣氛已十分濃郁。就像梅曉鷗說的，澳門提供了一個男女之間曖昧關係的戲台，這也為梅曉鷗日後與段凱文之間的糾葛進行了標註。另一個比較重要的地標來源於鏡頭 18，用俯拍的視角記錄了旅遊塔後的新葡京，金碧輝煌的新葡京在燈光的照耀下具有較強的視覺衝擊力，與之前的慢條斯理形成鮮明對比，這也與當時段凱文好賭爭勝的脾氣相符合。城市地標通過低角度鏡頭、平角度鏡頭和俯拍均有所展現，保證了電影中澳門這座城市的特征，為觀衆提供了具有特色的城市圖像。澳門的繁華，浪漫，喧鬧與平靜，都通過這些地標性的建築得以展示，觀眾也通過劇情與地標的結合，感受到澳門的城市形象的豐富與飽滿。另外，地標的不同出現方式，也展現出了各人物對賭態度的轉換。3.2.4 邊界：兩種環境或衝突的分割城市中一種功能區與另一功能區的邊緣是分割兩種環境的邊界。例如鏡頭 37，海水很明顯與城市群劃分了清晰的邊界。這裡面澳門的城市群像就意味著賭，意味著壓上人生的賭桌人生。畫面中，澳門被海水所阻隔，鏡頭的拍攝位置與畫面的拍攝位置似乎被海水所分割開來，暗示著剛才站在該地的人物也已與賭撇清了關係。導演在這一幕中，選擇讓人物缺席，將全部的焦點都放在城市上，強調了城市在整部電影中的角色，而非僅僅只是故事的背景。而整個畫面也使得觀眾第一次在電影中看到澳門島的整體風貌，海天下的城市建築得到了直觀地展現，澳門城市的繁華盡收眼底。3.2.5 區域：複雜的迷宮區域是尺度相對較大的城市地區，通常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使得城市形象具有連貫性。如鏡頭 3 中，鏡頭下的城市即使在日光下都顯得交錯雜亂，令澳門顯得複雜神秘。鏡頭 19，史奇瀾追趕跑出賭場的梅曉鷗，背景是賭場外的區域，在夜晚下，區域內燈光閃爍，亦令人無法分辨所處位置，從觀衆的角度看來，仿佛這就是一個令人眩暈的迷宮，不知要如何才能逃離。電影中區域塑造出一個複雜的形象，這與澳門的賭城形象十分契合，澳門帶給人的迷離感在展現區域的鏡頭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大街小巷的錯綜迷離以及夜晚的燈紅酒綠，都編製出了一個錯綜複雜的城市形象。澳門不僅有繁華的賭場與建築，同樣還存在著老舊、雜亂的建築與區域，繁華與陳舊，喧鬧與平靜，現代與傳統，都在澳門得以共存。一種複雜豐富的城市形象，在區域鏡頭中得以展現。

353.2.6 場面調度總結：以城市為主角在《媽閣是座城》中，澳門呈現出了多種不同的形象，城市的形象是通過頻繁採用靜態取景以及移動拍攝實現的。從上文中對城市形象的解讀可以看到，影片對城市的場景形象遵循了 Kevin Lynch 的城市形象理論。整部影片講述了回歸初期到 2014 年的故事，導演從白天、陰天、夜晚、黃昏等多個光線條件下對澳門進行拍攝，從而展現出不同時段下城市的特質。同時，電影分別採用俯拍、低角度鏡頭、平角度鏡頭等方式從多個視角描繪澳門，能夠在空間上豐富觀衆對澳門這座城市的印象。影片還透過對城市不同場景的拍攝，試圖描繪出一個現代與歷史，喧鬧與清淨、繁華與破舊共存的城市印象。而觀影的觀衆，或未曾到過澳門這座城，或對城市有部分了解，導演則是希望透過以上不同維度的闡述，向他們展示尚未見過，或者不曾留意過的城市面貌。因此，夜晚賭場街頭的繁華喧鬧，老城區街道的寧靜幽暗，路環海邊的清淨怡然以及恩尼斯總統前地的柔軟溫馨均被呈現在鏡頭之中。 影片以路徑、節點、邊界、地區、地標的組合，構建了主要的敘事結構。而人與城市之間的關係始終貫穿著整部電影，離開澳門這座城，幾個人物便無法塑造，而人物性格與命運，也是城市所展現的一種特性。兩者在情節推進以及情感上遙相呼應，緊密相連。路徑描繪城市形象的同時也暗示了人物的狀態；節點作為衆多人物或事件交匯點，為故事情節起到轉承作用；地標一方面毫無疑問是城市的象征外，也預示著人物的未來行為導向；邊界則為兩種不同環境或衝突進行了分割；區域則表現得像是複雜的迷宮系統，更突出了人物內心的複雜性。整個故事以城市為背景，城市也作為推進故事的一部分，與人物相互相成，孕育了各人的命運與情感。3.3 台詞與聲音所構成的城市形象3.3.1 台詞解讀01:55:53-01:56:24 談論史奇瀾是否仍有參賭的衝動，認為史奇瀾仍缺乏自制力。梅曉鷗送史奇瀾離開澳門，車行至一家賭場旁，恰逢紅燈，二人在車中等待通行。梅曉鷗隨口問史奇瀾是否手癢想進賭場賭，指出戒賭是要能夠在贏了後可以起身走。認為史奇瀾仍然缺乏自制力，依靠的仍是自己的約束。史奇瀾不服，再次走進賭場。這段台詞對話發生在澳門這樣的城市背景下，與澳門的城市特點緊密聯繫。正是由於身處澳門這座城市，賭場近在咫尺，隨時隨刻能夠見到與賭相關的事件與人，台詞所展現的是澳門賭城的形象，而人性中的賭性也在賭城的誘惑中不斷被放大，兩者交相輝映。正是由於澳門這座城市所提供的多種可能性，不斷誘惑著意志不夠堅定的人，人性的弱點也會由此放大。對話中，梅曉鷗提到，戒賭並不是不去觸碰，而是在獲得了贏錢的快感后，仍可以抽身離去。其實這不僅是指賭，進一步放大，真正有定力的，並非不去觸碰某種誘惑，而是在享受過其中樂趣之後，仍能夠毅然抽身而去。01:58:49-01:58:55 史奇瀾表示自己戒了賭卻戒不掉梅曉鷗。史奇瀾連贏三把後與梅曉鷗一同前往海邊。告訴她能夠做到了贏錢後起身離開，已經戒掉了賭。同時表明自己深愛梅曉鷗，並將贏到的錢給了梅曉鷗，卻遭梅曉鷗拒絕。這段台詞發生在海邊，遠處能夠看到新葡京、美高梅等賭場，兩人站在海邊，海水將他們與喧鬧的賭城隔開，因而亦有一種離開喧嘩，理性冷靜的氛圍。史奇瀾站在海邊，說出自己能夠戒掉賭的話語。整個畫面為史奇瀾的話語提供了現實景象，也與史奇瀾的心境相符合，仿佛就是本人的心境映射。但也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梅曉鷗冷靜思考自己謝琴　基於電影《媽閣是座城》中的澳門城市形象構建

36與史奇瀾關係，做出了最後決斷。二人最終曲終人散，而鏡頭同樣也向觀眾展示了澳門島的部分風貌，展現了澳門城市繁華與寧靜共存的形象。作為一座賭城，澳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遍佈各處的賭場，供遊人壓上身家，一擲千金。賭場，成為了澳門的代名詞。而在上述片段中，出現了多個賭場的影像，同時內部的拍攝背景也是賭場內部的賭廳，不斷在提示觀衆，這段故事發生在澳門。但鏡頭中，除了影像的呈現外，兩人的對話也無時不刻在提示觀衆，這是一個與賭有關的故事，男人在賭城賭錢，女人想要救贖，賭上了自己的感情，雖然這個男人嘴上說著他戒不了自己，但最後的決定卻時刻在提醒著女人，這段感情，還是賭輸了。無論是賭錢還是賭情，在賭城裡，沒有贏家。3.3.2 聲音的運用整部電影一開始，背景樂就極為突出，一開始就告訴觀衆故事發生在回歸後的澳門，悠揚但又帶有一絲憂傷的背景音樂配合著慶祝回歸的煙花綻放出來的喜慶氛圍，令整部電影在一開始就給人以一種複雜的情緒。背景樂與城市畫面經過恰到好處的配合，能夠為故事的展開進行氛圍的鋪墊，暗示未來走勢，同時也它與城市不同區域的結合也能夠烘托城市的不同特性。在表 4.1 的 37個城市鏡頭中，有 25 處用到了背景樂。另外，也有 17 處鏡頭用到了環境音。環境音在構建城市形象中扮演的角色其實十分重要，它是城市真實環境的體現，與畫面一起從視覺與聽覺上共同構成了立體的城市形態。除了電影的主要城市澳門外，出現北京、越南以及廣西的鏡頭，例如鏡頭 8、21以及 28 中，均出現了環境音，從而更加全面地展現了不同城市的生動風貌。例如鏡頭 28 中，山中的流水聲、鳥叫聲結合畫面的體現，令人產生了遠離塵世、清淨優雅的感覺。這也符合史奇瀾當時想要的心境。4　總結《媽閣是座城》這部影片中，主要將人性中的賭性放大，無論是從溫文爾雅到斯文掃地的段凱文，還是為愛賭上所有的梅曉鷗，抑或賭運的華仔，其主題都圍繞在賭字上。但從這一角度來看，澳門作為電影的背景城市是再合適不過的了。正是由於影片所想要體現出人性的複雜，愛情的倉皇以及賭性的瘋狂，因而作為背景城市的澳門展現在觀衆面前的也是為之所服務的。為了各色人物能夠得到進一步的展現，澳門在電影中可謂是為人性的慾望提供了一切可能，並將其放大。展現在觀衆眼前的，是一座能夠放大人性的城市。澳門，在影片剛開始時均以白天光線下呈現在觀衆面前，觀衆所看到的首先是經歷颱風的澳門機場，然後是空中俯拍的一片生活區域，緊接著跟著主角視線感受了平穩有序的大橋，仿佛澳門就是一個平靜的小城市一般。就像是陌生人初次見面，各自保持應有的平靜與優雅。然而隨著劇情推進，特別是夜晚降臨，澳門的另一面逐漸展現開來，奢華賭場林立，高級酒店環繞，嗜賭求樂之人來到之後可盡情享樂，一切想要的均能得到實現，即使是賭場明面有所禁止的托底，亦有不同人等前來提供。賭場內氛圍濃郁，不斷刺激著來客的神經。同時，澳門又有各種浪漫之地，男女相處澳門，浪漫氛圍之下一些曖昧之意油然而生，人性中對於愛情的渴望亦被放大。而由於賭場的存在，給了人瞬間改寫命運的機會，亦不斷誘惑著那些妄想一夜改變命運之人。澳門，為各式人等提供了釋放慾望的平台與便利，路徑、邊界、節點、地標、區域構成了故事的發生空間，並自然而然地推進了故事情節的發展。Lynch 的五元素在《媽閣是座城》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路徑代表了城市的印象與人物的狀態，例如北京的繁忙擁堵，澳門路環的寧靜安樂；節點是故事情節的轉承，例如賭場巴士下

37客區的繁忙對應了 2008 年博彩的興旺，段凱文再次出現；地標是象征與氛圍塑造，例如夜晚的新葡京就營造了瘋狂豪賭的氣氛；邊界是兩種環境或衝突的分割，例如海水與城市將畫面氛圍兩部分，預示著與賭博的分割；區域則展現出了複雜迷宮的圖像，令城市顯得不可捉摸，就像人性的複雜。澳門作為一座賭城，在影片中的形象十分清晰，是故事發展的主要平台，也是一座人性的放大之城，變幻之城，不同的人在澳門這座城市都將自己內心的賭性放大。澳門在影片中展現出了多種複雜形象，她時而展現溫柔恬靜的一面（例如路環），時而繁華瘋狂（例如賭場），時而又極富浪漫主義色彩（如愛神丘比特噴水雕像），從多個不同的角度詮釋了澳門這個城市的特色，給與觀眾留下印象。[1] Smith, P.M. Transnational urbanism: Locating globalization (p. 9). Massachusetts &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1.[2] Hall, S.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London: Sage, 1997.[3] Dear, M.J. The postmodern urban condition. Oxford &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publication, 2000.[4] AlSayyad, N. The cinematic city: Between modernist utopia and postmodernist dystopia. Built Environment, 2000, 26(4): 268-281.[5] Lynch, K. The image of the city (p. 3). Cambridge: The Technology Press 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6] Jameson, F. Cognitive mapping. In C. Nelson, & L. Grossberg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pp. 347-357). Urbana and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7] Žižek, S. Forword. In B. Diken & C. A. Laustsen, Sociology through the projector (pp. viii-xi). Ox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7.[8] Goffman, E.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Cambridge, MA, U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9] 陳映. 城市形象的媒體建構--概念分析與理論框架.新聞,2009, (5):103-104.[10] 葛岩,趙海,秦裕林等.國家、地區媒體形象的數據挖掘--基於認知心理學與電腦自然語言處理技術的視角.學術月刊, 2015, (7):163-170.[11] Monaco, J. How to read a fi lm: Movies, media, multimedia. (4th e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12] Metz, C. Le cinéma: langue ou langage ? Communications, 1964, 4: 52-90.[13] Bohnsack, R. Documentary method and group discussion. In R. Bohnsack, N. Pfaff, and W. Weller, (Eds.), Qualitative analysis and documentary method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research (pp.99-124). Opladen & Farmington Hills: Barbara Budrich Publishers, 2010.[14] Garfi nkel, H.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67.[15] Bohnsack, R. Alltagsinteraktion und soziologische Rekonstruktion. Opladen: Leske & Budrich, 1983.[16] Bohnsack, R., Loos, P., & Przyborski, A. ‘Male honor’: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struction of gender relations among youths of Turkish origin. In B. Baron, & H. Kotthoff (Eds.), Gender in Interaction (pp. 175-207).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2.[17] Bohnsack, R. Qualitative Methoden der Bildinterpretation. Zeitschrift für Erziehungswissenschaft, 2003, 5(2): 159-172.[18] Bohnsack, R. ‘Heidi‘ : Eine exemplarische Bildinterpretation auf der Basis der documentarischen Methode. In R. Bohnsack, I. Nentwig-Gesemann, & A. Nohl (Eds.) Die dokumentarische Methode und ihre Forschungspraxis(pp. 67-90). Wiesbaden: VS Verlag, 2007.[19] Bohnsack, R. Qualitative Bild-und Videointerpretation: Die ducumentarische Method. Opladen & Farmington Hills: Verlage Barbara Budrich, 2009.[20] Wagner-Willi, M. On the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Video-Data: Documentary interpretation of interaction in schools. In H. Knoblauch, B. Schnettler,J. Raab, & H. Soeffner (Eds.), Video analysis: Methodology and methods (pp.143-153).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2006.[21] Baltruschat, A. The interpretation of fi lms based on the documentary method. In R. Bohnsack, N. Pfaff, & W. Weller. (Eds.), Qualitative analysis and documentary method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research (pp. 311-342). Opalden & Farmington Hills: Barbara Budrich Publishers, 2010.[22] Panofsky, E. Iconography and icon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Renaissance art. In E. Panofsky, Meaning in the visual arts (pp. 51-81). Harmondsworth &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1955.[23] Imdahl, M. Giottos Arenafresken: Ikonographie, Ikonologie, Ikonik. München: Fink, 1996.参考文献謝琴　基於電影《媽閣是座城》中的澳門城市形象構建

38附　录 《媽閣是座城》37 個城市鏡頭時間點 00:02:46 00:03:21 00:05: 10 00:05:30 00:08:44 00:08:57類　型 地標 節點 區域 * 路徑 路徑 * 區域 地標 邊界光　線 夜晚 日光 日光 日光 日光 日光角　度 低角度 平角度 高斜角 平角度 低角度 俯拍聲　音 背景樂 旁白 * 背景樂 旁白 * 背景樂 對話 * 背景樂 對話 * 環境 對話 * 背景樂 * 旁白鏡　頭 1 2 3 4 5 6時間點 09:09:11 00:09:29 00:13:42 00:11:51 00:20:03 00:22:08類　型 地標 路徑 路徑 * 地標 區域 * 邊界 邊界 區域光　線 黃昏 日光 夜晚 日光 日光 夜晚角　度 平角度 平角度 平角度 * 俯拍 平角度 平角度鏡頭 平角度鏡頭聲　音 旁白 * 背景樂 旁白 * 環境 旁白 * 背景樂 對話 * 環境 旁白 對話 * 環境鏡　頭 7 8 9 10 11 12時間點 00:24:46 00:27:15 00:31:21 00:32:31 00:36:50 00:45:49類　型 地標 邊界 區域 * 路徑 區域 節點 地標光　線 夜晚 夜晚 日光 夜晚 夜晚 夜晚角　度 低角度 * 俯拍 平角度 平角度 俯拍 * 低角度 平角度 俯拍聲　音 旁白 * 背景樂 對話 * 環境 背景樂 * 環境 背景樂 * 旁白 旁白 * 背景樂 對話 * 背景樂鏡　頭 13 14 15 16 17 18時間點 01:02:23 01:08:03 01:18:34 01:20:05 01:24:07 01:26:47類　型 區域 * 路徑 邊界 區域 * 邊界 * 節點 區域 * 邊界 邊界 節點光　線 夜晚 日光陰天 黃昏 夜晚 日光 日光角　度 平角度 平角度 俯拍 * 平角度 俯拍 * 平角度 * 低角度 平角度 平角度聲　音 對話 * 背景樂 * 環境 旁白 * 環境 背景樂 * 環境 對話 * 背景樂 對話 * 背景樂 背景樂 * 環境鏡　頭 19 20 21 22 23 24時間點 01:27:05 01:28:51 01:31:45 01:32:33 01:36:43 01:40:46類　型 路徑 * 區域 * 邊界 區域 * 路徑 路徑 * 區域 區域 * 節點 * 路徑 * 邊界 邊界 * 區域 路徑 * 區域 * 街道光　線 日光 日光 * 夜晚 日光 日光 日光 夜晚角　度 俯拍 俯拍 平角度 俯拍 * 平角度 平角度 * 低角度 平角度聲　音 背景樂 旁白 * 背景樂 旁白 * 背景樂 背景樂 * 對話 * 環境 對白 * 環境 對白 * 環境鏡　頭 25 26 27 28 29 30時間點 01: 44:27 01:45:56 01:50:13 01:54:34 01:55:07 01:55:19類　型 路徑 * 區域 路徑 邊界 * 路徑 地標 * 區域 * 路徑 地標 * 區域 地標 * 區域 * 節點光　線 夜晚 夜晚 黃昏 日光 日光 日光角　度 平角度 俯拍 * 平角度 平角度 俯拍 * 低角度 俯拍 平角度聲　音 環境 環境 * 背景樂 環境 背景樂 背景樂 對話 * 背景樂鏡　頭 31 32 33 34 35 36時間點 01:58:21類　型 區域 * 地標 * 邊界光　線 日光角　度 平角度聲　音 對話 * 環境鏡　頭 37

39第 15 卷 第 1 期 澳 門 科 技 大 學 學 報 Vol.15 No.1 2021 年 6 月 30 日 Journal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une 30, 2021 公司治理對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粘性的影響陳龍1，林永佳1，洪芳2*（1.澳門科技大學商學院，澳門；2.澳門科技大學酒店與旅遊管理學院，澳門）摘要：� 本文以滬深兩市A股上市公司2015-2018年度資料為研究樣本。研究我國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是否存在粘性，並基於公司治理對高管薪酬黏性問題進行分析。研究表明：(1)我國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存在粘性特徵，也就是在業績上升時的薪酬增加幅度要比業績下降時的薪酬減少幅度高。(2)獨董比例與兩職合一越高的治理結構可以顯著降低高管薪酬粘性。(3)股權集中度對高管薪酬粘性無顯著影響。(4)董事會規模越大反而加劇了高管薪酬粘性。關鍵詞：� 公司治理；高管薪酬；薪酬粘性The Impact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on the Stickiness of Executive Pay Long CHEN1, Yongjia LIN1, Fang HONG2*(1.School of Business,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China; 2. Faculty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China)Abstract: � This article uses the 2015-2018 annual data of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as research samples. To study whether there is stickiness in executive compensation of listed companies in my country, and analyze the stickiness of executive compensation based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First, the executive compensation of listed companies in my country has a sticky characteristic, that is, when the performance increases, the salary increase rate is higher than when the performance declines. Second, the higher the proportion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and the higher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the two positions, the lower the remuneration stickiness of executives. Third, equity concentration has no signifi cant impact on executive compensation stickiness. Fourth, the larger the size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he more it exacerbates senior executive compensation stickiness.Keywords: � Corporate Governance; Executive Compensation; Pay Stickiness收稿日期：2021-01-26；修訂日期：2021-04-30。*通訊作者：洪芳，女，博士，澳門科技大學酒店與旅遊管理學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財務管理，公司治理， 酒店收益管理，旅遊經濟學。Email: fhong@must.edu.mo, Tel: (853) 8897-29120　引言近些年來，高管薪酬與企業績效之間存在著顯著的不對稱性。“巨額薪酬”事件的頻頻發生更引起了大眾對高管薪酬合理性的普遍質疑。2015 年，中國平安集團董事長馬明哲以 1090 萬元的年薪成為 A 股“最值錢”的總經理。經濟形勢的衰退並沒有導致高管薪酬的下降，這反映出薪酬只漲不跌的混亂局面。Jackson 在 2008 年對高管薪酬變化不一致的現象進行了最完善的定義，

40他稱之為高管薪酬粘性，即績效提高時高管薪酬具有更大的邊際增量，並且此項數據超過了績效降低時的邊際減少量[15]。高管薪酬是實現經營者與所有者利益趨同的重要手段，黏性現象違背了最優薪酬契約的原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管薪酬契約的失效，長期而言影響企業健康的發展，黏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我國企業所實行的公司治理機制不完善[10]。是什麼導致了高管薪酬的粘性呢 ? 如何有效控制才可促使企業更好地發展？ 因此，本文以 2015-2018 年中國滬深 A 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分析公司治理結構對上市高管薪酬粘性的影響，全面瞭解此種粘性與治理指標間存在的關係。本文的創新之處如下，第一，我國對企業高管薪酬粘性的研究才剛處於起步階段。本文從治理結構層面展開研究，在公司治理結構中選取獨董比例、董事長與總經理兩職合一、董事會規模、股權集中度來研究其對高管薪酬粘性的影響。第二，為了檢驗公司治理變量、企業業績及業績變化此三項的交互效應，在回歸模型中依次放入三者變量做交互項，為了避免變量的相關性過高而導致共線性問題，將公司治理變量與企業業績均進行中心化處理後再計算交互項。1　文獻綜述1.1 高管薪酬和公司業績關係 國內外關於高管薪酬與公司績效的研究結論不盡相同。Jensen and Murphy(1990) 選取 7750 家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研究表明企業績效不會對高管薪酬產生顯著影響[14]。Hall and Liebman(1998)研究美國上市公司當中在 1980-1994 年的商業公司，研究表明高管薪酬和企業績效正逐漸顯示出明 顯 聯 繫[17]。 張 暉 明 和 陳 志 廣 (2002)、 李 繼 偉(2013) 的研究都發現企業績效與高管薪酬呈顯著正相關[5]。從現有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學者們主要認為高管薪酬與公司績效呈正相關，且二者之間的相關性在逐漸增強。1.2 公司治理與高管薪酬業績敏感性關係Yermack(1996) 以 1984-1991 年 7792 家 公 司為樣本，研究表明公司價值與董事會規模呈負相關[13]。Brickley(1997) 提出董事長與總經理分離將導致增加監督總成本。Adward(1998) 認為高管薪酬在一定程度上受股權集中度的影響，公司有非常集中的股權，則會更加嚴格監管公司高管薪酬。Holthausen and Larcker(1999) 研究表明董事會規模越大的公司其高管的薪酬越高[9]。杜興強、王麗華(2009) 研究表明股權結構對高管薪酬有較強的影響，兩職兼任會導致其薪酬的增加[4]。羅爽 (2009)研究結果表明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兩職分離與薪酬呈負相關。李亮平、梁飛 (2010) 研究結果表明董事會規模較小的公司可以提高對高管監督效率。管理層持股比例對高管薪酬無顯著影響[3]。任佳音(2019) 研究發現我國民營企業中二職兼任能夠對企業績效產生顯著影響，兩職合一的結構可以提高研發投入強度，為企業獲得核心競爭力[9]。1.3 公司治理與高管薪酬粘性關係 Cheng(2005) 研究發現當經營者擁有更大的權力時，所獲報酬在盈虧績效之間存在不對稱性[12]。Firth、Fung and Rui(2006) 研 究 發 現 國 有企業的薪酬粘性比民營企業更為明顯。Leone and Zimmerman(2006) 研究表明不對稱效應普遍存在于現金報酬和會計利潤之間，這符合高管薪酬粘性的觀點[16]。Jackson and Reitenga(2008) 實證表明了高管薪酬存在粘性特徵[15]。方軍雄 (2009) 從滬深兩市上選取 2001-2007 年共 7752 家企業作為研究樣本，研究發現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存在粘性特徵以及地方國有企業高管薪酬粘性高於民營企業和中央控制企業，董事會獨立性特別是外部獨立董事

41陳龍，林永佳，洪芳　公司治理對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粘性的影響比例的提高有利於緩解高管薪酬粘性高管薪酬[1]。高文亮 (2011) 通過分組研究表明，高管薪酬的粘性會隨著管理層權力的提高而提高。另外管理層權力會使高管薪酬水平進一步提高，與非權力型企業相比，管理層權力型企業的薪酬粘性會更高一些[6]。鐘夏 (2013) 對 2006-2010 年上市公司的財務報告資料進行研究，研究結果表明，高管薪酬與公司經營業績正相關，國企高管薪酬具備顯著的粘性特點[8]。羅莉、胡耀丹 (2015) 考察了 2009-2011 年上市公司內部控制和高管薪酬粘性間的關係，結果表明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與剔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淨利潤之間存在粘性，在高品質內部控制的作用下粘性減弱[7]。綜上所述，本文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基於抑制高管薪酬粘性的視角，檢驗我國公司治理結構的有效性。2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根據委託代理理論，現代公司制度中所有者和經營者是分離的，但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兩權分離帶來的資訊不對稱導致逆向選擇問題日益突出。為了緩解代理衝突，降低管理層自利行為的風險，將高管薪酬與公司績效掛鉤的設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高管的不作為，但不代表高管薪酬和業績變化是一致的。方軍雄 (2009) 發現高管薪酬和業績之間存在薪酬粘性。當業績下跌時高管不希望薪酬隨之下滑，因為薪酬隨業績下降可能會向公司及外界傳達其不善經營、能力不足的負面信號[1]。由於薪酬關係到高管的聲譽、前途，所以高管更多地將業績下滑歸咎於外部客觀原因，例如政府政策、市場不景氣等，並發揮管理層權力盡可能地調小薪酬降低的幅度。在高管薪酬的決定上自然容易造成“獎優不懲劣”的狀況。據此本文提出假設一。假設一：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具有粘性特徵，也就是在業績上升時的薪酬增加幅度要比業績下降時的薪酬減少幅度高。董事會在公司內部治理體系下佔據重要地位，而董事會的獨立性則能很好地顯示出董事會的監督力度。獨立董事獨立于企業的經濟活動，不受公司治理中各部門的制約。因此，他們可以對公司的戰略、運作和重大問題進行獨立思考和判斷。同時對公司高級管理人員進行監督、約束和管理。當獨立董事人數在董事會人數中所占人數增多時，董事會的獨立性就會進一步上升，加強董事會獨立的一種重要方法就是提高獨立董事人數。Core、Holthausen(1999) 瞭解到，在對高管薪酬進行明確時，獨立董事所具有的作用非常關鍵[11]。所以提高獨立董事比例將會有利於公司激勵契約的改善以及高管薪酬粘性減小，據此本文提出假設二。假設二：獨立董事比例越高的企業可以顯著降低高管薪酬粘性。在自由市場競爭中，我國民營上市企業使用兩職合一的經營模式可以顯著提高企業績效，提高資訊溝通和決策的效率，為企業獲得核心競爭力 ( 任佳音，2019)。兩職兼任可以為企業取得更好的發展機會，由於經營活動的風險性和降低風險的主要任務，有必要賦予經營者一定的隨機處置權，以保持企業在競爭環境中生存 ( 陳傳明，1997)。現代管家理論表明，代理理論對高管的內在機會主義和偷懶假定是不合適的，高管對自身尊嚴、信仰以及內在工作滿足的追求，會使他們努力管理公司，成為企業資金的好“管家”(Boyd，1995)[18]。在管理者的自律基礎上，管理者與股東以及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是一致的，在業績下滑而自身薪酬不降的可操作空間以及歸咎於外界的原因減少了。兩職合一使高管薪酬與企業業績之間能夠得到更合理的評價。據此本文提出假設三。假設三：董事長和總經理兩職合一的企業可以顯著降低高管薪酬粘性。董事會規模作為董事會結構的核心方面，對董事會的經營決策和監督職能有著重大影響。有學者研究發現，董事會數量相對較少更有利於提高治理決策效率。較小的董事會有利於成員之間的溝通，容易就決策達成共識 ( 朱夢舒，2013)。而較大規模的董事會容易導致董事會成員搭便車，造成董事

42會大而無用的情況。造成高管人員趁機而入，進一步集中了高管權力，為其操控董事會提供便利，並獲得更佳的薪酬計畫 ( 肖詩怡，2013)。特別是在業績降低時，高管採取其他方式增加自身薪酬，從而發生績效與薪酬間不對稱現象，故薪酬方案具有更明顯的粘性現象。據此本文提出假設四。假設四：董事會人數規模越大的企業顯著加大了高管薪酬粘性。股權結構也是公司治理中的重要組成內容，其能夠有效約束高管權力。倘若股權集中度非常高，那麼大股東就會從公司收益中受益較多，公司運營不合理走向破產，那麼大股東的經濟損失也更多。因為公司業績以及高管激勵是否有效和股東自身利益緊密相關，掌握著控制權的大股東對管理人員的代理問題給予高度重視，會積極參與對管理層的監管 (Adward，1988)，抑制高管利用自身職務來制定不合理薪酬的可能。因此，股權集中度越高，大股東就會更積極地對董事會制立高管薪酬的過程進行監督，降低高管薪酬粘性。本文提出假設五。假設五 : 股權集中度較高的企業可以顯著降低高管薪酬粘性。3　研究設計3.1 資料選取與來源 本文選取 2015—2018 年中國 A 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國泰安 (CSMAR) 資料庫為資料的來源。研究樣本還進行以下處理：(1) 剔除金融類上市企業 ; (2) 被 ST、*ST 和 PT 等特殊處置的企業 ; (3) 剔除高管薪酬和企業業績等資料缺失的企業 ; (4) 剔除資產負債率大於 100% 的異常值 ; (5) 剔除淨利潤為負數的企業 ; (6) 以避免產生極端異常值的影響。針對連續變量，展開了 99% 和 1% 水平上的縮尾 (Winsorize) 處理。共篩選出跨度 4 年，總數為 3071 家 A 股上市企業，9063 個樣本觀察值。資料處理方面，使用 Stata 15.0 以及 Excel 展開統計研究。3.2 變量選取與定義 被解釋變量：高管薪酬 (Lnpay)。薪酬形式有貨幣薪酬與股權激勵，但由於我國高管薪酬契約機制在股權激勵方面還存在不足，沒法辨別哪些是自持股，哪些是股權激勵。參考方軍雄等 (2009)的處理方法，將高管薪酬的指標確定為最高前三名董事薪酬的總額[1]。由於和其它變量的大小不同，將薪酬總額取自然對數。解釋變量：(1) 公司業績(Lnperf1)。現有研究文獻涉及到市場業績和會計業績。會計業績是指公司的核心財務指標，包括總資產淨利率、淨利潤等。市場業績指標涉及到托賓 Q 值、股票收益率。由於運營活動形成的淨利潤能夠對高管的努力程度進行直接反映，同時還能直接影響到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迎合我國國情。本文選取會計業績指標中的淨利潤指標，由於淨利潤數額較大，本文將其取自然對數作為企業業績的衡量指標。(2) 業績變化 (Down1)。此外，借鑒方軍雄等人 (2009) 的處理方式，將其明確為公司業績同比降低時將其數值確定為 1，業績上升時取值為 0[1]。(3) 獨立董事比例 (Indd)。本文借鑒前人的方法，依據是獨立董事在董事會中所佔據的比例 ( 鄭志剛、呂秀華，2009)。(4) 兩職合一(Dual)。本文分析上市公司年報中董事長與經理的任職狀況，以兩個職位是否同時兼任為研究變量，當兩職兼任時 Dual 取值為 1，否則為 0。表 1 變量說明表

43陳龍，林永佳，洪芳　公司治理對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粘性的影響(5) 董事會人數規模 (Bsize)。董事會規模以董事人數衡量。(6) 股權集中度 (H10)。赫芬達爾指數能較好地表現前十大股東對公司的控制能力。本文使用這一指數來表示前十大股東持股比例的平方和。控制變量：本文採用資產負債率、公司規模、上市年齡、產權性質、年度與行業啞變量，各變量定義如表 1。3.3 實證模型設計3.3.1 為了對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具有粘性進行檢驗，本人借鑒前人建模方法 ( 方軍雄，2009)，加入了
Lnperf1i,t 和
Down1i,t 的交乘項來驗證薪酬粘性[1]，建立了模型 (1)：在模型 (2) 中 Corporate Governance 代表公司治理指標的 Indd、Dual、Bsize、H10，研究在不同公司治理指標下對高管薪酬粘性的影響。α12 小於 0，代表高管薪酬具有粘性 ( 由模型 (1) 可 知 )， 當 公 司 業 績 下 滑 (Down1=1) 時，如果三項交乘項
Lnperf1i,t × Down1i,t × Corporate Governancei,t 的係數估計值 α15 顯著為正，代表公司治理指標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高管薪酬黏性[10]；若 α15 為負則增加了高管薪酬的粘性。4　實證結果4.1 描述性統計由表 2 可知，高管薪酬均值 14.298 對數還原為 162 萬元，要比方軍雄 (2009) 實證結果 20.15 萬元高[1]，這意味著由於我國經濟發展速度的加快，薪酬制度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不同企業高管薪酬水平存在一定差異，很難彌合高管薪酬之間的差距，薪酬最大值達 16.229，對數還原為1117.29 萬元，而最小值僅有 12.543，對數還原為28 萬元。前者大約是後者的 40 倍，其中“天價薪酬”值得我們高度關注。企業業績最大值為 22.955對數還原後為 931600.76 萬元，最小值 15.153 還原後為 380.9 萬元，均值 18.911 還原後為 16328.37萬元，說明我國上市公司之間的淨利潤差別較大。而且高管的平均薪酬占企業的平均淨利潤的 1%。業績變化均值為 0.325，說明 9063 個觀測值中有32.5% 的樣本公司當年業績同比下降，這也說明部分公司經營並不理想，且下滑的程度還是比較大在模型中，此中“i ,t”指的是 i 公司在年度 t上的樣本資料，εi,t 為隨機誤差項。若 α1 顯著大於零，代表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與企業業績呈顯著正相關關係。 Down1 取 0，α1 代 表 業 績 提 高 導 致 的 高 管薪酬變化量。Down1 取 1，業績降低導致的高管薪酬變化為 α1 和 α12 之和。α1>α1+α12，也即α12<0，代表業績上升高管薪酬增幅大於業績下滑高管薪酬降幅，即高管薪酬具備粘性。如果在統計上，α12 不顯著，則意味著高管薪酬沒有顯著的黏性特點。 3.3.2 在模型 (1) 的基礎上，通過引入 Inddi,t、Duali,t、Bsizei,t、
H10i,t 分 別 與
Lnperf1i,t、
Down1i,t 做三項交乘來考察公司治理對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粘性的影響。本研究借鑒前人建模 ( 方軍雄，2009；鄔烈嵐，2019)，現構建模型 (2) 如下：

44的。獨董占比均值 37.50%，這與中國證監會的要求相符，略高於公司治理準則的要求。兩職合一均值為 0.283，說明有近三成的樣本公司讓總經理兼任董事長職位。董事會規模均值為 8.479。這說明每個上市公司的董事會中平均有 8 個董事。股權集中度比例的最大值為 52.2%，最低為 2%，表明樣本公司股權結構差異較大。其餘變量的統計結果可參見表 2。4.3 全樣本實證分析本文對模型分別進行固定效應的回歸分析。為了避免交叉項帶來的共線性，本文引用張正堂等人(2018) 的方法，對交叉項的變量進行中心化處理。表 5 展示了全样本实证分析的结果。在第 (1)列中，公司業績與關管薪酬 (Lnperf1) 的回歸係數在 1% 的顯著性水平下呈正相關關係，表明高管薪酬與公司業績呈顯著正相關。公司業績與業績變化啞變量的交叉項 (Lnperf1×Down1) 的回歸係數在 5%的顯著性水平呈負相關關係，說明當公司面臨業績下滑時，業績與高管薪酬間的正向效應會遭到削弱，即上市公司存在薪酬粘性。粘性的存在是因為薪酬高低關係著高管的聲譽以及前途，導致高管都難以接受薪酬的降低。所以高管更多地將業績下滑的原因歸咎於外部原因，例如政府政策、競爭激烈、市場經濟不景氣等理由，並發揮管理層權力盡可能地調小薪酬降低的幅度。該結論支持本文研究假設一，且符合過往文獻的研究結論 ( 例如：Jackson et al.，2008；方軍雄，2009；羅莉等人，2015)。隨後，本文進一步引入公司治理變量，通過構建公司治理變量與薪酬黏性的交叉項，討論公司治理因素對薪酬黏性是否存在治理效應。表 5 中第 (2)~(5) 列展示了相關的實證結果。首先，第 (2) 列中獨立董事比率與薪酬黏性交叉項(Lnperf1×Down1×Indd) 的回歸係數在 5% 的顯著性水平下呈正相關關係。這表明獨董比例越高能顯著降低高管薪酬黏性的影響。這是因為獨立董事是獨立于企業經濟活動之外的，獨董比例越高，董事會有更高的獨立性，有助於減少高管薪酬粘性。該4.2 相關性分析為了確保變量的有效性，進一步對各個變量進行 Pearson 相關性分析，瞭解變量之間的相關情況。通過觀察全部變量之間的相關性分析表 3 中可知，變量之間相關係數不高，初步判斷解釋變量間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表 4 展示了所有解釋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結果顯示，所有解釋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均小於 5，進一步說明實證模型分析結果不受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影響。表 2 變量描述性統計表表 3變量的相關性分析表表 4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表注： “*”、“**”和“***”分別表示 10%、5% 和 1%水平下顯著，下同。

45陳龍，林永佳，洪芳　公司治理對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粘性的影響表 5固定效應回歸結果表表 6 二階段最小二乘法回歸結果表注：“*”、“**”和“***”分別表示10%、5% 和1%水平下顯著，括弧內數字為 T值。結論支持本文研究假設二，且與羅莉等 (2015) 的研究相一致。其次，第 (3) 列中兩職合一與薪酬黏性交叉項 (Lnperf1×Down1×Dual) 的回歸係數同樣在 5% 的顯著性水平下呈正相關關係，說明董事長同時兼任總經理的模式可以有效地降低高管薪酬黏性。這是因為董事長與總經理的兼任可以提高資訊溝通及決策的效率，節約企業成本。現代管家理論認為高管對自身尊嚴、信仰以及內在工作滿足的追求，會使他們努力管理公司。在管理者的自律基礎上，管理者與股東以及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是一致的，在業績下滑而自身薪酬不降的可操作空間以及歸咎於外界的原因減少了。該結論支持本文研究假設三，且與 Firth et al. (2006) 及任佳音 (2019)的研究結論相一致。此外，在第 (4) 列中，董事會規模與薪酬黏性的交叉項 (Lnperf1×Down1×Bsize)係數在 10% 的顯著性水平下呈負相關關係，這表明董事會規模越大反而會進一步加劇高管薪酬粘性。這表明董事會規模越大越加劇高管薪酬粘性。這是因為董事會規模越大帶來董事間溝通難度加大，使高管人員趁機而入，為自己爭取更有利的薪酬方案 ( 肖詩怡，2013)。該結論支持本文研究假設三。最後，股權集中度與薪酬黏性的交叉項(Lnperf1×Down1×H10) 係數為正，但不顯著，說明股權集中度對薪酬黏性不存在顯著的影響。4.4 穩定性檢測由於公司治理因素與高管薪酬可能存在潛在的內生性問題。因而，通過分別引入獨立董事比例、二職合一、董事會規模及股權集中度的行業 -年度均值最為工具變量，本文使用二階段最小二乘法對模型 (2) 進行穩定性檢測。表 6 展示了二階段最小二乘法的回歸結果。結果顯示，獨立董事比例及二職合一依舊對高管薪酬黏性存在治理效應，而董事會規模仍然會加劇高管薪酬黏性，股權集中度則對薪酬黏性仍不存在顯著影響。該結論與本文使用固定效應模型的回歸結果相一致，說明本文結論穩定可靠。

465　結論與建議5.1 結論 本文研究我國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是否存在粘性特徵，同時基於公司治理的四個要素即董事會獨立性、兩職合一、董事會規模、股權集中度視角下，對公司治理影響高管薪酬粘性的程度進行分析，獲得以下結論：第一，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與企業業績呈顯著正相關，且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具有粘性特徵，即業績提高時薪酬的增長要比業績降低時薪酬的降低要高。第二，獨董比例越高的企業會顯著抑制高管薪酬粘性。第三，董事長和總經理兩職合一的企業會顯著抑制高管薪酬粘性。第四，董事會的規模擴大反而加大了高管薪酬的粘性。第五，股權集中度較高的企業不會顯著降低高管薪酬的粘性。5.2 建議 為了促使上市公司獲得更有效的內部治理結果，本文提出如下建議。第一、建立健全外部獨立董事制度。經過研究得出，通過提高董事會的獨立性，能夠對高管薪酬粘性進行有效抑制。但是，結合上文統計描述能夠看出，大部分企業的獨董人數只達到《公司法》規定的最低人數。因此，為了使獨董制度更加合理，需要政府、企業及獨立董事積極參與其中，鼓勵企業在考慮成本與收益之後提升獨董比例。第二、董事會人數與監督效率之間存在一定關聯，對人數進行合理的控制可促使監督效率進一步提高。研究發現，董事會人數過多對高管薪酬業績具有一定的影響，導致監督效率降低。如此，需要科學合理的對董事會人數進行控制，人數較少可促使董事會彼此之間更好地進行溝通，避免管理層以協調人的身份對董事會進行控制。第三、進一步優化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若不合理分配管理層、股東大會以及董事會三者的權利，高管可能通過自身具備的權力對董事會進行操縱，訂立不符合規定的薪酬合同。本文認為，企業可以在機構投資者的作用下實現股權結構的優化目的。利用其自身專業知識為公司做出更大的貢獻，有效監督管理層，促使股權結構進一步優化。 [1] 方軍雄. 我國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存在粘性嗎?. 經濟研究, 2009, 44(03): 110-124.[2] 方軍雄. 高管權力與企業薪酬變動的非對稱性. 經濟研究, 2011, 46(04): 107-120.[3] 李亮平,梁飛. 公司治理結構與高管薪酬關係的實證研究. 中國商界, 2010, (06): 93-94.[4] 杜興強,王麗華. 高管薪酬與企業業績相關性的影響因素分析——基於股權結構、行業特徵及最終控制人性質的經驗證據. 上海立信會計學院學報, 2009, 23, (01): 53-65.[5] 張暉明,陳誌廣. 高級管理人員激勵與企業績效——以滬市上市公司為樣本的實證研究. 世界經濟文匯, 2002, (04): 29-37.[6] 高文亮,羅宏,程培先. 管理層權力與高管薪酬粘性. 經濟經緯, 2011, (06): 82-86.[7] 羅莉,胡耀丹. 內部控制對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粘性是否有抑制作用?——來自滬深兩市A股經驗證據. 審計與經濟研究, 2015, 30, (01): 26-35.[8] 鐘夏.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粘性研究——基於產權性質的比較. 財會通訊, 2013, (06): 39-41.[9] 任佳音. 兩職合一、研發投入與企業績效——基於民營上市企業的實證研究. 新會計, 2019, (01): 24-29.[10] 鄔烈嵐,徐雯. 機構投資者持股對上市公司高管薪酬黏性的影響. 南方金融, 2019, (02): 12-20.[11] Core, J. E., Holthausen, R. W., & Larcker, D. F. Corporate governance,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compens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99, 51(3): 371-406.[12] Cheng, S. Managerial entrenchment and loss-shielding in executive compens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working paper, 2005(1): 30-30.[13] Yermack, D. Higher market valuation of companies with a small board of director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96, 40(2): 185-211.[14] Jensen, M. C., & Murphy, K. J. Performance pay and top-management incentiv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2): 225-264.[15] Jackson, S. B., Lopez, T. J., & Reitenga, A. L. Accounting fundamentals and CEO bonus compensation.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2008, 27(5): 374-393.[16] Leone, A. J., Wu, J. S., & Zimmerman, J. L. Asymmetric sensitivity of CEO cash compensation to stock return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6, 42(1-2): 167-192.[17] Hall, B. J., & Liebman, J. B. Are CEOs really paid like bureaucrat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8, 113(3): 653-691.[18] Boyd B K. Board control and CEO compensation.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1, (15): 71-180.参考文献

47第 15 卷 第 1 期 澳 門 科 技 大 學 學 報 Vol.15 No.1 2021 年 6 月 30 日 Journal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une 30, 2021 線上衝動性購買對顧客滿意度的影響研究于 洋*（澳門科技大學商學院，澳門）摘要：� 衝動性購買的行為早已出現，隨著資訊技術的進步以及電商平臺的不斷普及，衝動性購買愈加普遍。本文從網購環境下衝動性購買後的滿意度視角出發，探討了個體特徵對線上衝動性購買的影響，以及線上衝動性購買是否能夠通過失驗來影響消費者滿意度。研究表明，線上衝動性購買對失驗和消費者滿意度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失驗在線上衝動性購買對消費者滿意度的影響中起部分中介作用。這些結論對電商平臺店面的經營具有指導價值。關鍵詞：� 線上衝動性購買；消費者滿意度；失驗；網路零售The Infl uence of Online Impulse Buying on Consumer Satisfaction Yang YU*(Business School,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China)Abstract: � The continuous popularization of e-commerce platforms means, impulse purchasing is becoming a more common occurr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atisfaction with impulse purchasing in the context of online shopping,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mpact of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n online impulse purchasing, and whether online impulse purchasing can affect consumer satisfaction through disconfi rmation.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online impulse purchasing has a signifi cant negative impact on disapproval and consumer satisfaction, therefore, these conclusions can be used for marketing practitioners of the e-commerce marketplace and researchers on consumers' impulsiveness as a guiding value.Keywords: � online impulse purchasing; consumer satisfaction; disconfi rmation; e-retail收稿日期：2021-06-23；修訂日期：2021-08-03。*通訊作者：于洋，女，澳門科技大學商學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消費者行為。Email: pesciolinayu@163.com, TEL: +86 137989976950　引言互聯網線上購物極大地便利了消費者的日常生活方式，但虛擬網購環境相對於實體情境的 約 束 更 少， 來 自 外 部 的 限 制 與 壓 力 更 小，因 此 發 生 衝 動 性 購 買 的 概 率 變 得 更 大。Tibert（2011）研究表明，超過 80% 的消費者有過非理性消費經歷，其中衝動購買在網路購物中尤其顯著[1]。對於衝動性購買的研究可以追溯至 20 世紀 60年代，最早是杜邦公司在其消費行為研究報告中提出的，並將衝動性購買定義為等同於非計畫購買[2]。隨著研究的深入，研究的重點也在不斷變化。最初的研究主要是從消費行為中分辨出衝動

48性購買，定義衝動性購買，其行為特徵是什麼。隨後的研究逐漸轉移到衝動性購買的產品類別上以及產品自身屬性對衝動性購買的影響作用。後來有學者將研究的重點轉移到消費者身上，研究消費者的衝動性購買特質、情緒波動、人口因素以及自我調節等個人層面因素對衝動性購買的影響作用，接著又將情境因素引入衝動性購買的研究中。然而，各位學者對線上衝動性購買的購後研究則較為稀少。本文研究正是從消費者衝動購買後的行為與態度的視角出發，探討電商環境下衝動性購買後的評價問題，探討消費者在衝動購買後對商品實際績效的感知與預期的比較，是否會產生失驗情形，以及隨之帶來的滿意度，探討失驗是否在線上衝動性購買對消費者滿意度的影響過程中存在中介作用。文章主要驗證滿意度對失驗的影響，並根據所總結的研究結果，針對線上衝動性購買活動，提出了關於滿意度影響在營銷管理中的可行性建議。1　文獻綜述1.1 線上衝動性購買早期消費者購買決策理論是基於“理性人”的假設，其後學者們引入期望效用理論對其進行研究。Neumann（1944）認為當消費者在購買時如果能夠充分瞭解商品資訊，就能做出理性的決策，選擇效用值最大的商品[3]。經過對衝動性購買近幾十年的研究，學者通過引入人口統計學、消費行為學、社會心理學等相關學科，從多元化角度認識並解釋衝動性購買。對線上衝動性購買的研究開始於近十年，早期文獻數量的増長較為穩定，隨著電商的湧現而呈指數式增長，主要集中於管理資訊系統、市場行銷和管理學三門學科。關於衝動性購買行為的分類見表 1。對電商環境下衝動性購買的研究主要有兩類，其一是探討影響電商環境下衝動性購買的網站設計 特 徵。 例 如，Koufairs(2002) 用 技 術 接 受 模 型(TAM) 來考察網站的檢索機制對衝動性購買的影響[4]。第二類主要集中於如何用線下衝動性購買因素來解釋線上衝動性購買行為。結合中介變量——情感反應，從情感反應的視角研究滿意度影響活動對衝動性購買行為的影響。通過實證分析，驗證了不同的滿意度影響活動對線上衝動性購買者的反映是否有顯著差異，進而影響其衝動性購買行為，為線上商家提供吸引消費者出現衝動消費的營銷建議，能更好地根據自身條件提高激發有正向滿意度的衝動性購買行為，從而激發更多的衝動性購買行為。例如，Chih et al(2012) 研究了享樂性消費需求在引發消費者衝動性購買欲望中的作用[5]。1.2 線上商品類型近年的研究多將線上購買作為衝動性購買的主要情境，對實踐認知與消費行為提供了更多指導，更具現實意義。根據 Hsee et al（2010）的可評估性理論以及對產品的劃分，將線上商品分為高可評估性和低可評估性兩類維度[6]。當消費者面對低自然可評估性商品難以判斷時，各種左右不一的評價會令線上商品的可評估性再度降低，使購買結果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令消費者產生猶表 1 衝動性購買分類 無先知且無計畫 有先知或有計畫純粹式 回憶式完全衝動購買行為， 接受刺激後，最易被識別 回憶式 提醒了消費者並引發聯想 建議式 計畫式在別人的介紹下認為 提前有購買相關產品的打算，今後可能需要，突然購買行為 但具體目標並不確定， 當接受到促銷性的刺激後， 突然做出購買行為感性理性

49豫不決的情緒。1.3 顧客滿意度分析根據學者的研究，顧客滿意度理論有感知公平理論、期望——失驗理論和歸因理論。Cardozo（1965）最早提出滿意度的概念 [7]，他認為滿意度顯著影響顧客的再次購買行為，可以令消費者產生認同並形成忠誠，同時提升顧客滿意度是企業保持核心競爭力的有效手段之一。對於感知公平理論，Huppertz et al（1978）認為購買行為是一個交換過程，顧客會將本次購買中所獲得的價值與其他顧客進行比較，從而確定自己的付出與回報是否平等，當顧客感知到公平或回報多於別人時，就會獲得滿意的感覺[8]。可見衝動性購買後的個體感受具有差異性，而這些差異會受到衝動性購買等相關因素的影響，尤其在網購環境中會表現得更加突出。有關衝動性購買的影響因素有很多，有學者認為外部因素如降價打折、優惠贈禮等促銷手段只是引發顧客單次衝動行為的誘因，而消費者個性特質才是決定其心理評價、引發重複衝動性購買的內在因素。網路零售業極大地降低了消費者生活成本，但衝動性購買卻越發頻繁。一方面快節奏的生活方式令消費決策時間變短，便利且私密的互聯網購物環境也會降低其自我監管，增加衝動性購買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供過於求的宏觀市場環境也令商家設法將行銷重點聚焦於促進衝動性購買並獲得更多銷售收入。Oliver 提出的期望——失驗理論來源於組織行為學與社會心理學[9]。在消費者行為領域中，許多研究發現“期望——感知績效＂是一個較好的預測滿意度的尺度，它認為滿意包括兩個階段：首先在購買產品或者服務之前形成期望，期望與實際績效可能會產生不一致的情形，這種不一致就是“失驗＂ (disconfi mation)。因此對產品或服務的期望水準可能成為評判滿意度的標準，而期望與實際績效之間的差距大小與方向將導致對滿意程度的評價[10]。因此，期望失驗理論認為消費者會將實際績效與期望進行比較，當實際績效小於期望時，產生負向失驗，導致顧客不滿意。

歸因指為了評估被觀察者的行為而對環境進行控制，從而對被觀察者的行為進行因果解釋與預測。歸因理論認為消費者會依據三個方面向來尋找成敗結果原因，即內部或外部歸因、原因的穩定性和原因的可控性。Weiner 的歸因理論的主要論點是個體的個性差異與現有經驗等影響著他的歸因；個體對上次成就的歸因會影響他對下次成就的情緒、努力程度和期望。Weiner 於 1987 年將歸因理論引進消費者滿意度的架構中，認為消費者滿意度是一些歸因的原因，並驗證了具有內部歸因傾向的個體對消費結果會持有較高的滿意度[11]。衝動性購買的影響因素包括四類，分別是行銷手段、購買情境、商品類型、消費者個人特徵。過往學者的研究大多關注於衝動性“購買前”的驅動因素，對“購買後”的研究相對較少。有近期的研究表明，消費者對於線上購物的滿意度和實物的配送率會提高他們的支付意願[12]，與此同時，可能刺激消費者在瀏覽網頁時的衝動決策。因此文本將重點關注影響消費者衝動性購買後的反應。顧客滿意度是消費者購買後的主要評價指標，也是影響企業經營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將基於線上購物以及消費者衝動性購買滿意度為切入點進行探究。1.4 期望失驗模型失驗指實際績效與期望對比的結果，主要來源於行為學和心理學。Oliver 首次提出期望失驗這一概念，期望失驗理論是衡量消費者滿意度的核心理論，在滿意度的相關研究中有著極為廣泛的應用。研究表明，期望失驗指消費者將購買前預期與實際績效比較的結果[13]。在期望失驗模型中，通過預期和實際績效的比較會產生不同的失驗程度。于洋　線上衝動性購買對顧客滿意度的影響研究

50當購後實際績效大於預期時產生正向失驗，消費者會感到滿意，也就是下圖中對角線下方區域；購後績效小於購買前的預期時產生負向失驗，即為下圖中對角線上方區域；當消費者感知到的購後績效等於購買前的預期績效時，滿費者會感到滿意，此時為零失驗，即為圖中落在對角線上的情況。實際生活中的絕大部分會落在正向失驗或負向失驗區域，很少會出現落在對角線上的情況。在消費行為領域中，不管是從研究的數量還是影響力來說，Olive(1980) 提出的期望 - 失驗模型（圖1）都是具有主導作用的關於消費者滿意度的研究方式。近期還有研究表明，期望績效和線上購物體驗對線上消費者的有滿意有正向影響。同時，線上購物體驗和消費者的滿意度會正向影響重複購買的意願[14]。購後感知的績效是否符合事前預期是消費者滿意與否的決定因素。還有研究表明，線上購物平臺對於消費者的負向失驗有必要做出及時的補救工作，必須同時公平地彌補消費者心理上和物質上的失驗，才能保持消費者的滿意度和忠誠度[15]。2　研究設計與假設2.1 研究模型消費者對產品的期望是其採取購買行為的重圖 1 期望失驗關係圖圖 2 研究模型圖高預期績效實際績效負向失驗正向失驗高低要驅動力，然而消費者獲得產品後對產品的實際績效會有一個更加清晰的認知，而實際績效與期望之間可能會有所不同，從而產生失驗，失驗程度會導致不同的滿意度水平。故而本文在期望失驗模型的基礎上，研究衝動性購買後的消費者滿意度與失驗之間的影響。2.2 研究假設外界的刺激是個體進行衝動性購買最直接的原因，這種刺激激發了個體潛在的購買欲望，進而產生某種不可抵抗的、極為強烈的驅動力。在刺激下，這種強烈的情感波動和個體在缺乏自製力的情況下通常會不計後果地立即購買，再加上購物網站傾向於誇大產品的某些屬性，因此，在購後會覺得產品不如預期的那樣好。綜上所述，本文根據研究內容，提出了以下假設：H1: 線上衝動性購買對消費者滿意度有負向影響。

H2: 線上衝動性購買在對失驗有負向影響。
H3: 正向失驗（即超出或達到預期期望）對消費者滿意度有正向影響。H4: 失驗線上衝動性購買在對消費者滿意度的影響中起中介作用。

2.3 量表設計本文在 Beatty 和 Ferrell（1998）對衝動性購買所作的定義的基礎上[16]，將線上衝動性購買定義為：消費者在瀏覽購物網站時，由於受到某種線上衡動性購買失驗消費者滿意度

51表 2 線上衝動性購買問題量表刺激而產生的無計畫的、突然的購買行為，這一過程常伴隨著興奮感、愉悅感和強烈的購買欲望。對於線上衝動性購買的測量，本研究採用李克特五級量表作為測量工具，問卷相關的具體內容如下：預期失驗指期望和實際績效之間比較的結果。本 研 究 對 失 驗 的 測 量 採 用 Oliver（1980）Yi 和La(2004) 及 Yim(2007)[17][18][19] 使用過的量表，根據研究需要進行適當地修改，同樣採用從非常不同意（即問卷中選項 A; 取值 1）到非常同意的（即問卷中選項 E; 取值 5）五級量表來衡量。數字越大表示失驗越正向，數字越小表示失驗越負向。問卷相關的具體內容如下：本研究的消費者滿意度是指對衝動性購買的整體滿意度。採用 Szymanski 和 Hise[20] 使用過的量表，採用五級量表，具體題目如下：3　實證分析3.1 數據來源據中國互聯網路資訊中心 CNNIC 最新發佈的《2019 第 44 次中國互聯網路發展狀況統計報告》[21]，我國網購人群年齡集中於 18-35 歲，月收入在 5000 元以下，這群人有著較高學歷，多為在校大學生和白領。因此，本文採用問卷星通過社交軟件在該類人群中選定潛在用戶，於 2019 年 10月至 2020 年 1 月為期三個月時間，共回收 356 份問卷，其中有效問卷 323 份，回收率達到 90.7%。3.2 描述性分析樣本描述性統計如下表所示。本研究樣本的性別分佈相對均勻，女生略多，占 53.6%，男生占 46.4%。年齡分佈上，18-30 歲占 76.2%，其中18-24 歲占 28.8%，25-30 歲占 47.4%。在教育程度方面，以本科生和研究生為主，本科占 40.2%，研究生占 39.6%。收入結構方面，作者認為月收入2000 元以下的為學生，占比為 43.3%。　變量 題號 　　　　問題 A1 線上購物時，我會購買本來 不打算購買的商品 A2 線上購物時，我會購買近期 很少用到的商品

A3 線上購物時，我會克制不住 自己的意願，購買一些商品
A4 線上購物時，我會不計後果 地胸買了一些商品
A5 線上購物時，我幾乎不會購 買計畫外的商品線上衝動性購買表 3 失驗相關問題量表　變量 題號 　　　　問題 B1 購買的商品的“品質＂很符 合我的預期 B2 購買的商品的“價格＂很符 合我的預期 B3 購買的商品的“售後服務＂ 很符合我的預期 B4 總體來說，購買的商品很符 合我的預期失驗表 4 消費者滿意度相關問題量表　變量 題號 　　　　問題 C1 我對自己的選擇是感到高興的 C2 我的選擇是明智的

C3 購買的商品的售後服務是符合我 的預期的 C4 整體來說，我對我的決策是感到 滿意的消費者滿意度于洋　線上衝動性購買對顧客滿意度的影響研究

52表 5 描述性統計分析表 頻數 百分比 性別 女 173 53.6% 男 150 46.4% 年齡 18 歲以下 7 2.2% 18-24 歲 93 28.8% 25-30 歲 153 47.4% 40 歲以上 70 21.7% 教育程度 專科及以下 42 13.0% 本科 130 40.2% 碩士 128 39.6% 博士 23 7.1% 月收入 2000 以下 140 43.3% 2000-5000 87 26.9% 5001-8000 43 13.3% 8001-10000 23 7.1% 10000 以上 30 9.3%表 6 信度分析變量 題目數 α係數線上衝動性購買 5 0.8659失驗 4 0.8566消費者滿意度 4 0.8175 參數 X2/df RMSEA CFI NFI AGFI GFI　擬合標準 （0,3） <0.05 >0.95 >0.95 >0.9 >0.95　本模型 1.442 0.037 0.986 0.955 0.939 0.958註：N=3233.3 信效度檢驗3.3.1 信度檢驗所謂信度，就是量表的可靠性與穩定性，本文對每一個變數的量表都做了信度分析，得出的α 係數如下表所示：從上表可以看出，所有量表的 Cronbachα 係數均法到 0.8 以上，表明本研究採用的所有量表信度較高，符合統計要求。3.3.2 效度检验所謂效度是指測驗結果的正確性或可靠性。本文通過對線上衝動性購買量表、失驗量表和消費者滿意度量表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 ( 圖 3)。根據表 7 驗證性因數分析的各個指標均滿足要求，表示驗證性因數分析的擬合度均滿足要求。根據 Hair (1998)，組成信度 0.7 是可接受的門檻 [22], AVE 其標準值須大於 0.5 (Fornell & Larcker 1981)[23]。本研究各個維度的組合信度 CR 均大於 0.7, 且 AVE均大於 0.5，因此文章中的各個維度具有較好的信度和效度 ( 表 8)。圖 3 驗證性因數分析模型圖表 7 驗證性因子分析擬合度

53于洋　線上衝動性購買對顧客滿意度的影響研究3.4 回歸分析本文採用逐步回歸分析，對線上衝動性購買、失驗、消費者滿意度之間的指向關係進行驗證。為了驗證假設 H1、H2、H3 和 H4，進行表 9 的回歸分析。模型中性別是一個虛擬變量，加入性別作爲控制變量，是因爲有證據表明性別和衝動性購買與滿意度有關 [24][25]，需要在回歸模型中控制住性別的影響，否則將影響回歸係數估計值的無偏性，因此女性賦值為 1，男性賦值為 0。將性別作為控制變量帶入到回歸分析中。 在第一列中，研究線上衝動消費對滿意度的影響，模型一加入引數為線上衝動購買後判定係數R² 為 0.125，該回歸的調節 R² 為 0.12，線上衝動消費對滿意度的回歸係數為 -0.192，表明在 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 (p<0.001)，證明了假設 H1：線上衝動性購買對消費者滿意度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在第二列中，研究線上衝動消費對失驗的影響，模型二加入變量為線上衝動購買後判定係數R² 為 0.078，該回歸的調節 R² 為 0.072，線上衝動消費對失驗的回歸係數為 -0.152，表明在 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 (p<0.001)，證明了假設 H2：線上 題號 變量 標準化因數載荷 組合信度 CR 收斂效度 AVE Q1 線上衝動性購買 A1 0.876 0.868 0.57 Q2 線上衝動性購買 A2 0.739 Q3 線上衝動性購買 A3 0.678 Q4 線上衝動性購買 A4 0.736 Q5 線上衝動性購買 A5 0.731 Q6 失驗 B1 0.757 0.857 0.6 Q7 失驗 B2 0.767 Q8 失驗 B3 0.764 Q9 失驗 B4 0.809 Q10 消費者滿意度 C1 0.776 0.819 0.532 Q11 消費者滿意度 C2 0.69 Q12 消費者滿意度 C3 0.713 Q13 消費者滿意度 C4 0.735表 8 組合信度和收斂效度 (1)m1 (2)m2 (3)m3 变量 满意度 失驗 满意度 失驗 0.564***(12.76) 線上衝動性購買 -0.192***(-4.99) -0.152***(-3.84) -0.106**(-3.31) 性别 -0.379***(-4.35) -0.299***(-3.33) -0.211**(-2.92) 常数项 4.176***(35.34) 3.767***(30.94) 2.051***(10.66) 样本量 323 323 323 R² 0.125 0.078 0.421 调节 R² 0.120 0.072 0.415表 9 中介回歸分析( 括弧裏數值是 t統計量 *** p<0.001, ** p<0.01, * p<0.05)

54衝動性購買對失驗有顯著的负向影響。在第三列中，研究線上衝動消費和中介變數失驗對滿意度的影響，模型三加入變量為失驗後判定係數 R² 為 0.421，該回歸的調節 R² 為 0.415，中介變量失驗對滿意度的回歸係數為 0.564，在 1‰的顯著性水平上有統計學意義，證明了假設 H3：正向失驗對滿意度有正向的影響。在第三列中，女性的平均滿意度顯著低於男性。女性的平均滿意度比男性低 0.211。由此得出，女性線上衝動性購買後的滿意度相對於男性更低。結合模型 1、模型 2 以及模型 3，證明了失驗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證明了 H4：失驗線上衝動性購買在對滿費者滿意度的影響中起中介作用。4　結論與啟示4.1 結論本文探討了線上衝動購買對失驗和消費者滿意度的影響，驗證了失驗的中介作用，以及線上衝動購買的社會傾向對失驗的調節作用。對管理的影響也被考慮在內。因此，線上衝動購買對消費者的滿意度有負向影響，對失驗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失驗對滿意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此外，線上衝動購買對滿意度的影響隨著失驗的增加而降低，且失驗具有中介作用。儘管，控制變數在結果上沒有顯著差異。雖然線上衝動購買與一般的衝動購買有很多相似之處，但是不同的干擾因素所產生的線上購買效應，特別是當消費者在網上做出衝動決定時，會導致消費者在收到產品或服務時產生不滿意或滿意的結果。本文還就如何避免消費者對線上購物的不滿，以及如何提高線上店鋪的品質提出了一些建議。因此，本研究的結論有望對電子商務背景下的衝動購買領域有所貢獻。本文通過對問卷調查的分析，驗證主要結論假設如表 10 所示。4.2 管理含義本文以線上購物環境下的衝動性購買後的滿意度為研究視角，探討了線上衝動性購買如何通過失驗影響滿意度。雖然近年來有一些關於網上衝動購買後的滿意度和再購買意願的研究，但後續研究較少。由於網路環境下的失驗程度遠高於傳統購物環境，因此本文以失驗為中介變數，擴大了線上衝動購買的研究範圍。根據以上結論，消費者對購物網站和產品的期望會影響其購買後的滿意度，而這種滿意度是通過將購買後的實際反應與期望進行比較來獲得的。滿意度對店家利潤乃至生存至關重要。高滿意度會直接導致顧客忠誠度的增加和重複購買行為的增加。因此，本文的結論為線上商家提供了一些管理的含義 :1) 行銷人員應該更加關注購後行為，以提高長期客戶忠誠度。電子商務企業在制訂行銷策略的同時，不僅要注重利用行銷手段刺激消費者進行衝動購買，更要關注消費者購買後的感受和行為。在這種情況下，建立客戶忠誠度是極其重要的。由於線上購物不同於傳統線下購物的特點，它沒有面對面的交流，也沒有可觸摸的環境，只提供視覺資訊。因此，這些視覺資訊的品質是提高消費者對電子商店忠誠度的關鍵。另一方面，對線上某一商家忠誠的消費者會增加他們的重複光顧的頻率和幾率，甚至他們會在自己的社會群體之間做更廣泛的傳播 ( 即口碑 )。例如，由於網上購物使用的是表 10 假設驗證結果研究假設 假設內容 檢驗結果 H1 線上衝動性購買對消費者 滿意度有畳著的負向影響 接受 H2 線上衝動性購買對失驗有 顯著的負向影響
接受 H3 失驗對消費者滿意度有顯 著的正向影響 接受 H4 失驗線上上衝動性購買對 滿費者滿意度的影響中起中介作用 接受

55于洋　線上衝動性購買對顧客滿意度的影響研究智能手機或電腦等電子工具，通過點擊某一網店的“分享”鏈接或在社交軟件平臺上公開分享，口碑傳播變得更加容易。2) 電子平臺應注重售後服務。電子商務企業應該關注的是如何提高消費者在衝動購買後對產品的滿意度。電子商務企業也要關注顧客在使用產品和服務後的情緒，盡可能減少消費者感知到的產品或服務的實際性能與購買前的期望之間的差距。根據目前的研究，網路衝動購買負向影響消費者的滿意度，以安慰和安撫消費者的失望情緒是需要的。例如，退款或退貨政策應該站在消費者一邊，消費者不希望在這種情況下損失或浪費金錢或時間。另一方面，即使消費者感到滿意，也需要額外的售後服務，如會籍邀請、獎金獎勵、季節性禮品等。這樣可以提高用戶對網站提供的產品或服務的滿意度，再次誘導衝動性購買行為。5　建議值得注意的是，性別作為本研究的虛擬變量，對衝動購買與消費者滿意度之間的關係有顯著影響。然而，目前的研究並沒有在這方面做進一步的研究。因此，在下一步的研究中建議採用方差分析以及比對變數的差異性分析。例如，比較男性和女性消費者的衝動購買行為和滿意度，這也會對電子商務市場中性別特定的產品做出重要貢獻。然而，對於網路衝動購買的不同因素如何影響消費者滿意度的研究還有待進一步深入。例如，當消費者進行網上衝動購買的原因不同時，消費者的不滿意程度可能會更高，也可能會更低，比如當現實顯示差異較大時，網路上吸引人的服務資訊會導致消費者的不滿意程度更高。[1] Verhagen, T., & van Dolen, W. (2011). The infl uence of online store beliefs on consumer online impulse buying: A model and empirical application.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48(8), 320-327.[2] E.I. du Pont de Nemours & Company (1965). DuPont consumer buying habits study. New York: Point-of-Purchase Advertising Institute. [3] Von Neumann, J. & O. Morgenstern (1944). The 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4] Koufaris, M. (2002). Applying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and flow theory to online consumer behavior.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13(2), 205-223.[5] Chih, W. H., Wang, K. Y., Hsu, L. C., & Cheng, I. S. (2012). From disconfi rmation to switching: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switching intentions after service failure and recovery. 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32(8), 1305-1321.[6] Hsee, C. K., & Zhang, J. (2010). General evaluability theory.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5(4), 343-355.[7] Cardozo, R. N. (1965).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customer effort, expectation, and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2(3), 244-249.[8] Huppertz, J. W., Arenson, S. J., & Evans, R. H. (1978). An application of equity theory to buyer-seller exchange situations.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5(2), 250-260.参考文献[9] Oliver, R. L., & DeSarbo, W. S. (1988). Response determinants in satisfaction judgments.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4(4), 495-507.[10] Bearden, W. O., & Teel, J. E. (1983). Selected determinants of consumer satisfaction and complaint reports.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20(1), 21-28.[11] Weiner, B., Amirkhan, J., Folkes, V. S., & Verette, J. A. (1987). An attributional analysis of excuse giving: Studies of a naive theory of emo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2(2), 316.[12] Saha, S. K., Zhuang, G., & Li, S. (2020). Will consumers pay more for effi cient delivery? An empirical study of what affects E-customers’ satisfaction and willingness to pay on online shopping in Bangladesh. Sustainability, 12(3), 1121.[13] Halstead, D., Hartman, D., & Schmidt, S. L. (1994). Multisource effects on the satisfaction formation process.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22(2), 114-129.[14] Pappas, I. O., Pateli, A. G., Giannakos, M. N., & Chrissikopoulos, V. (2014). Moderating effects of online shopping experience on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repurchase inten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tail & Distribution Management.[15] Wu, X., Du, S., & Sun, Y. (2020). E-tailing service recovery and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loyalty: Does perceived distributive justice matter?.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48(5), 1-15.

56[16] Beatty, S. E., & Ferrell, M. E. (1998). Impulse buying: Modeling its precursors. Journal of retailing, 74(2), 169-191.[17] Oliver, R. L. (1980). A cognitive model of the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satisfaction decisions.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7(4), 460-469.[18] Yi, Y., & La, S. (2004). What influenc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repurchase intention?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s of adjusted expectations and customer loyalty. Psychology & Marketing, 21(5), 351-373.[19] Yim, C. K. B., Chan, K. W., & Hung, K. (2007). Multiple reference effects in service evaluations: Roles of alternative attractiveness and self-image congruity. Journal of Retailing, 83(1), 147-157.[20] Szymanski, D. M., & Hise, R. T. (2000). E-satisfaction: an initial examination. Journal of retailing, 76(3), 309-322.[21] C N N I C . ( 2 0 1 9 ) . 第 4 4 次 《 中 国 互 联 网 络 发 展 状 况 统计 报 告 》 Av a i l a b l e : h t t p : / / w w w. c n n i c . c n / g y w m / x w z x /rdxw/20172017_7056/201908/t20190829_70798.htm. Last accessed 23th Dec 2019.[22] Hair Junior., J. F., Black, W. C., Babin, B. J., Anderson, R. E., & Tatham, R. L. (1998).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 New Jersey.[23] Fornell, C., & Larcker, D. F. (1981). Evalua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8(1), 39-50.[24] Tifferet, S., & Herstein, R. (2012). Gender differences in brand commitment, impulse buying, and hedonic consumption. Journal of Product & Brand Management, 21(3), 176-182.[25] Helgesen, Ø., & Nesset, E. (2010). Gender, store satisfaction and antecedents: a case study of a grocery store. Journal of Consumer Marketing, 27(2), 114-126. 1．線上購物時，我會購買本來不打算購買的商品。 （　）　　A．非常不同意 B.不同意 C.不確定 D.同意 E.非常同意2．線上購物時，我會購買近期很少用到的商品。 （　）　　A．非常不同意 B.不同意 C.不確定 D.同意 E.非常同意3．線上購物時，我會克制不住自己的意願，購買一些商品。 （　）　　A．非常不同意 B.不同意 C.不確定 D.同意 E.非常同意4．線上購物時，我會不計後果地胸買一些商品。 （　）　　A．非常不同意 B.不同意 C.不確定 D.同意 E.非常同意5．線上購物時，我幾乎不會購買計畫外的商品。 （　）　　A．非常不同意 B.不同意 C.不確定 D.同意 E.非常同意6．購買的商品的“品質＂很符合我的預期。 （　）　　A．非常不同意 B.不同意 C.不確定 D.同意 E.非常同意7．購買的商品的“價格＂很符合我的預期。 （　）　　A．非常不同意 B.不同意 C.不確定 D.同意 E.非常同意8．購買的商品的“售後服務＂很符合我的預期。 （　）　　A．非常不同意 B.不同意 C.不確定 D.同意 E.非常同意9．總體來說，購買的商品很符合我的預期。 （　）　　A．非常不同意 B.不同意 C.不確定 D.同意 E.非常同意附 錄關於線上衝動性購買的滿意度研究10．我對自己的選擇是感到高興的。 （　）　　A．非常不同意 B.不同意 C.不確定 D.同意 E.非常同意11．我的選擇是明智的。 （　）　　A．非常不同意 B.不同意 C.不確定 D.同意 E.非常同意12．購買的商品的“售後服務＂是符合我的預期的。 （　）　　A．非常不同意 B.不同意 C.不確定 D.同意 E.非常同意13．整體來說，我對我的決策是感到滿意的。 （　）　　A．非常不同意 B.不同意 C.不確定 D.同意 E.非常同意14．您的性別？ （　）　　A.男 B.女15．您的年齡？ （　）　　A.18歲以下 B.18-24歲 C.25-30歲 D.31-40歲 E.40歲以上16．您的教育程度？ （　）　　A.專科及以下 B.本科 C.碩士 D.博士17．您的個人月收入？ （　）　　A.2000以下 B.2000-5000 C.5001-8000 D.8001-10000 E.10000以上尊敬的先生／女士：

非常感謝您抽出寶貴的時間來填寫此問卷！本次調查是關於網購環境下消費者購買行為的研究。再次由衷的感謝您在百忙之中對我們工作的支持。

57第 15 卷 第 1 期 澳 門 科 技 大 學 學 報 Vol.15 No.1 2021 年 6 月 30 日 Journal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une 30, 2021 收稿日期：2020-08-05；修訂日期：2021-03-16。*通訊作者：田青，女，澳門科技大學商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工作重塑、匠心、企業社會責任等。E-mail：qtian@must.edu.mo, Tel: 00853-88972265員工感知倫理氛圍對員工幸福感的作用機制：角色模糊和角色衝突雙中介模型湯曦，李昕，田青*，汪勤舟（澳門科技大學商學院，澳門）摘要：� 為探索員工感知的企業倫理氛圍對員工幸福感的影響作用機制，本文以員工角色情形中的角色模糊及角色衝突為中介變量構建研究模型。研究樣本來自中國內地多家企業，共收集有效問卷183份。調查結果支持如下假設：1a，員工感知倫理氛圍與員工角色衝突呈負向相關；1b，員工感知倫理氛圍與員工角色模糊呈負向相關；2a，員工角色模糊在感知倫理氛圍與員工幸福感之間起中介作用；2b，員工角色衝突在員工感知倫理氛圍與員工幸福感之間起中介作用。據此結果，研究發現啟示企業應構建高水平的倫理氛圍，以降低員工感知到的角色模糊和角色衝突程度，從而提升員工在工作場所的幸福感。關鍵詞：� 員工感知倫理氛圍；角色模糊；角色衝突；員工幸福感Role Ambiguity and Role Confl ict as Mediator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thical Climate and Employee Well-BeingXi TANG, Xin LI, Qing TIAN*, Qinzhou WANG(School of Business,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Technology, Macau, China)Abstract: �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mechanism of role ambiguity and role confl ic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ee perceived ethical climate and their well-being in the workplace. The participant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rom some enterprises in mainland China. A total of 183 sets of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The survey results support the following hypotheses: 1a: There i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erceived ethical climate and employee role confl ict; 1b: There i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erceived ethical climate and employee role ambiguity. 2a: Employee role ambiguity plays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the perceived ethical climate and employee well-being; 2b: Employee role conflict plays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employees' perceived ethical climate and employee well-being. Based on the results,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enterprises should develop a high level of ethical climate to reduce employees’ role ambiguity and role confl ict and increase employees well-being in the workplace.Keywords: � Employee Perceived Ethical Climate; Well-being; Role Ambiguity; Role Confl ic

580　引言員工為企業立身之源，他們為企業帶來生命力與活力，創造績效和收益，因此，如何更好地管理員工已成為現代企業組織管理過程中關注的重點。隨著管理科學的發展，研究者和管理者們將目光從提升員工薪酬、升職等外部獎勵逐漸轉移到提升個體對職場內在體驗、心理感受等因素上，如員工感受企業氛圍以及感知在職場中的幸福感，其中員工幸福感成為影響員工產出績效，甚至決定其離職傾向高低的關鍵因素。學者們呼籲企業管理者關注員工在工作場所內獲得的幸福感水平，探究影響員工幸福感的諸多因素以提升其在組織中的工作績效。長久以來，許多企業都將薪酬水準視為決定員工幸福感高低的絕對原因，而近年來的研究卻證實了上述論斷並不完全正確[1]。員工幸福感被從兩個層面加以研究詮釋，即員工的主觀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而無論是強調員工對生活及工作滿意度的主觀幸福感，還是強調個體實現自我價值和挖掘自身潛力的心理幸福感，良好的組織氛圍及工作環境都已被證實是其關鍵影響因素之一。[2,3] 在此情況下，組織內氛圍逐漸成為企業及研究者們關注的焦點，其與企業內部的工作滿意度、工作投入、組織承諾等多項重要變量息息相關[4]。積極的組織氛圍被認為可以為企業帶來優異的績效及提升客戶滿意度[5]，且由成員一致認同和接納的積極氛圍能夠協調個體及集體之間的衝突，增強組織的凝聚力，加深員工的組織承諾，維持較高的員工忠誠度和較低的主動離職水準，實現核心員工的保留[6]。企業氛圍研究在近二十年中逐漸被細化為針對多個特定類型的氛圍研究，員工感知倫理氛圍（Ethical Climate）也進入研究人員的視線。員工感知道德倫理氛圍被定義為員工如何判斷行為是否合乎倫理，並在此基礎上對相應的實踐、進程、規範和價值觀做回應[7]，其決定了員工在工作中面對道德相關問題時會做出怎樣的回應和行為。低水平倫理氛圍被證實會對員工造成負面影響，會降低員工對組織的信任，削弱他們的組織承諾，並會導致員工承受較高的心理負擔和工作壓力，最終降低員工的工作滿意度[7-9]並減少員工在組織內體會到的幸福感。對於現代企業，維持員工幸福感，擁有和諧的人際關係，是除高薪資報酬外對幸福感影響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何保持角色間的協調也因此成為個體所關注的重點。根據 Katz 和 Kahn(1966) 的研究，個體被視為組織內“角色”，角色連接著個體與組織，是承載社會制度的基本單位，也是這些社會系統面對作為個體的組織成員的需求總和[10]。因此，若是個體對其所扮演的角色定位不夠清晰，或是扮演多個衝突角色時產生矛盾，都將產生不同程度的角色壓力，從而影響員工在企業內的日常工作行為，降低個體體驗感，減少績效產出。本文以角色理論為研究基礎探討在角色衝突和角色模糊情形下的員工感知倫理氛圍會對員工幸福感帶來怎樣的影響，探求角色衝突和角色模糊在員工感知倫理氛圍與員工幸福感關係之間的中介作用。二十世紀中期開始，關於員工角色壓力、感知倫理氛圍及員工幸福感的研究已分別先後進入組織行為學領域，儘管已有眾多文獻探討，但從員工感知倫理氛圍及角色壓力視角探求員工幸福感的影響機制仍是一個較為空白的板塊。為構建一個有效的結構理論來預測個體在組織中的特定行為，本文從社會認同理論視角出發，對員工感知倫理氛圍與員工幸福感間基於角色壓力的間接關係加以解釋。為使影響因素更加明確，研究將分別對角色模糊及角色衝突的中介效應進行探討。現代人力資源管理將“人”視為組織的重要資源之一，注重通過個體的發展來提高組織的收益，管理者需要通過相關理論的支持來為實踐提供理論依據，實現對個體行為的預測與干預。本文旨在探討如何通過構建員工感知高倫理氛圍的方式來對員工幸福感進行提升，並藉此對組織中的管理決策提供指導和意見參考。綜合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提出下列研究架

59湯曦等　員工感知倫理氛圍對員工幸福感的作用機制：角色模糊和角色衝突雙中介模型構（圖 1）：1　理論背景與概念1.1 社會認同理論社會認同理論由 Tajfel 和 Turner （1974）等人在 20 世紀 70 年代末提出，重點聚焦於兩個問題：“我是誰”“我歸屬何處”。社會認同理論提出，認同感是個體能夠意識到自身屬於某一個特定的社會集體，同時從這一集體中獲得情感與自我價值實現上的意義。社會認同包含三個主要環節的心裡過程：類化，認同和對比 (Categorization-Identity-Comparison Theory，CIC) [11] 。類化是社會認同過程的基礎，通過類化個體能夠對社會環境進行區分、切割並進行重組，建立系統的結構與秩序，將複雜的環境因素變得相對簡單。個體能夠藉此對自身處境做出判定，從而靈活調整社會行動。認同產生在類化的基礎上，集體中的個體會自覺地將集體理念作為自我理念的一部分，對所屬的集體有高水平的認知、情感依附和從而實現自我價值 [12]。組織中的認同是成員內化團隊目標，塑造集體角色身份的過程，成員由此調整自身的道德判斷及作出相應的行為，使其更符合和接近組織氛圍所影響和引導的方向。在類化及認同之後，個體基本上已經能夠對自身在群體中的角色產生認同和共識，此時對比這一與外群體進行比較的過程能夠幫助員工將這種認同感加以深化，從而突顯顯集體邊界，喚醒個體對其所處組織的認同感。社會認同理論強調個體的社會屬性，認為自我並不獨圖 1 研究架構立於或者前置於集體，藉助類化 - 認同 - 對比過程，個體實現其對自己在組織中所接受的規則或所擔任角色的多重認同，而集體中的員工互相比較的過程能夠強化對自身存在意義的認知和評判。本研究通過集體背景下的個體對自身在集體中位置的認同作用，以此為基礎探究群體行為產生的關係背景。社會認同理論為我們考察組織員工感知倫理氛圍通過角色衝突對員工幸福感產生的間接影響獨闢蹊徑。組織中的個體，或者說員工無法獨立存在，無法獨立產生自我意識及角色感知，需要通過不斷與組織內外人員、與組織氛圍情境互動溝通，組織員工感知倫理氛圍就是其中的現象之一。員工感知倫理氛圍體現了組織內的普遍道德導向和價值傾向，它最終對個體自我角色會產生認知及評判的影響，形成明確的道德傾向並成為個體自身行動的心理性原則[13]。1.2 員工感知倫理氛圍Victor 和 Cullen (1987) 最早對倫理氛圍作出闡述，他們認為倫理氛圍為組織內個體對行為是否合乎倫理標準，及在面對倫理困境時如何作出相應選擇確立了普遍標準[14]。Wimbush 和 Shepard (1994)將其定義成一種產生於員工在處理和看待倫理困境的實踐中的認知。倫理氛圍並不是情感和態度，而是個體自身的體驗與分享，也是一個組織中倫理行為想法形成的重要依據[15]。此後的大多數倫理氛圍研究都選擇參考上述兩者給出的定義。從眾多關於倫理氛圍的文獻回顧中可以得出以下三個主要論點：一，員工感知倫理氛圍是企業中個體普遍擁有的一種思維方式，體現在對倫理問題及倫理困境的看待及處理過程中；二，這種對氛圍的感知影響著個體的工作態度、動機、和實際操作，左右著員工的行為；三，員工感知倫理氛圍最終會通過個人行為聚合到組織層面，員工感知倫理氛圍影響著組織的整體行為。員工感知倫理氛圍作為組織氛圍的重要構成之一，影響著員工的心裡感受、態度和言行[16]。

601.3 角色壓力：角色模糊與角色衝突Van Sell, Brief 和 Schuler（1981）建立了角色互動模型（Role Episode Model），將角色壓力劃分為角色衝突及角色模糊兩個方面 [17]。在此模型中，角色發出者將其對於角色的期望定位給角色接受者，此時會出現若干現象：第一，接受者和發出者的期望完全契合，則接受者將作為角色的履行者執行角色期望的行為；第二，接受者的角色期望出現了缺失，角色接受者的行為規範出現了模糊，無法執行或只能部分執行；第三，接受者與角色發出者的期望不一致，兩者之間出現矛盾角色行為無法執行[17]。在整個角色定位的過程中，因為現象的不同，對組織層面、個人層面和組織員工關係層面都將造成影響。而員工感知倫理氛圍作為情境的重要構成部分，也影響著個體员工角色壓力的形成和控制[18,19]。因此，本文使用角色形成模型作為角色衝突的概念基礎，個體在無法滿足角色期望，或角色期望不一致，角色期望不清晰的情形下會產生角色壓力，引起員工緊張焦慮等壓力感受和反應。1.4 員工幸福感員工幸福感的研究主要分為兩個流派，即主觀幸福感與心理幸福感。前者更強調個體本身的知覺感受，將幸福感視為在標準評判下對生活品質綜合的判斷。其不僅是個體在情感上的變化，還包括對當前工作的整體認知及滿意度[20-22]。Wright（2004）同樣將滿意度作為幸福感的代表指標之一，將幸福感定義為員工在當前時段內對工作的體會認知和情感反饋[23]。主觀幸福感被研究者們視為一個多維度的概念，Diener(1999) 將其劃分為情感幸福和積極功能兩個方面[24]，Keyes 和 Magya-Moe(2003) 定義主觀幸福感為個體對生活滿意度的感知、積極與消極情緒之間的平衡、心裡幸福感及社會幸福感四個維度的結合[25]。心理幸福感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至亞里士多德的“幸福”概念，這一流派的代表學者 Ryff (1995) 將其定義為包含六個維度，即：自主性、環境掌控、目標實現、自我提升、積極人際關係、自我接納的概念。其之後的研究認為幸福感包括行為和動機兩個層面，強調個體自我價值的實現和潛能的開發[26]。心理幸福感的實現重點在於員工人生目標的達成，包括個體與工作相關的行為動機、態度、正負面情緒等等[27,28]。無論是主觀幸福感還是心理幸福感的代表學者，都將其視為一種個體持有的認知與感受，包含員工對工作整體滿意度的評判。幸福感受到組織、環境及個人因素三個層面的影響，其中工作特徵、人力資源管理政策及組織氛圍都對員工幸福感產生顯著影響。2　研究假設2.1 員工感知倫理氛圍與角色壓力根據社會認同理論，組織倫理氛圍的強弱能夠影響員工對自身角色的感知和認同感，並將其內化為自身的倫理準則，在此過程中員工所感受到的角色壓力程度也會相應降低。已有研究證實，高感知倫理氛圍如制度導向、法律導向和關懷導向的組織氛圍，可以有效地降低員工的角色壓力[29-31]。倫理氛圍作為一種員工與組織間一致認同的觀念，能夠從倫理的角度為員工的行為、認知、態度等方面提供指引。在低倫理氛圍下工作的員工很容易陷入倫理困境從而感受壓力和迷惑，他們會不斷陷於“我該做什麼”的不知所措的焦慮中[32]。感知倫理氛圍對員工產生影響的一個最直觀例子來自於 2008 年中國奶製品污染事件。低倫理的氛圍下，生產方選擇在產品中添加污染物以提高效益，從而導致後續系列生產線的製品污染[33]。在後續的跟蹤報道中，該企業許多員工陷入道德困境之中，他們經受消費者、父母及企業員工的

61三個角色之間的衝突，無法達成角色發出者的期望，工作積極性降低， 從而產生離職意向。在倫理氛圍水準高的企業，員工在面對客戶和產品問題時會選擇更為道德的解決方案，而低倫理的企業氛圍會使其難以在最大化利益及合規行為間做出平衡，與角色發出者的期望產生偏差，造成角色模糊。Schwepker 等人（1997）認為角色衝突代表員工與角色期望間的不一致或不協調程度，而相較於顧客、工作量、家庭等其他因素，員工感知倫理氛圍對角色衝突的影響更加顯著，低倫理氛圍中的員工更容易對所面對的角色期望產生不信任感，出現角色衝突現象[34]。 Schwepker & Hartline（2005）的研究證實高倫理氛圍能夠通過行為引導減少員工感知到的角色衝突，而員工角色衝突的產生對角色模糊有著直接的影響，因而高感知倫理氛圍也能夠降低員工的角色模糊感[35]。Jaramillo 等人 (2006) 認為感知倫理氛圍可以被看成一種企業倫理準則，能夠使員工明確自身應該做出怎樣的選擇，明確“我應該做什麼”，從而使自己的行為更符合角色的期望，降低角色模糊和角色衝突的產生。DeConinck (2010) 提到，感知倫理氛圍是一個關於責任 / 信任、同事行為、道德規範及銷售實踐四個維度的多維構念，而責任 / 信任這一維度被證實對員工角色模糊有著顯著影響。高倫理氛圍往往能帶來高度的責任感和信任感，降低員工角色模糊的產生[36]。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員工感知倫理氛圍作為員工在實踐行為中參考的認知標準與準則，能夠影響組織內個體的責任感與信任感，使其在面對倫理問題時能夠更適應和貼近角色發出者的期望，降低員工所感知到的角色模糊和角色衝突感。在上述理論的基礎上本研究作出如下假設 :假設 1a：員工感知倫理氛圍與員工角色衝突呈負向相關假設 1b: 員工感知倫理氛圍與員工角色模糊呈負向相關2.2 員工感知倫理氛圍與員工幸福感：角色壓力的中介作用Hoover（2007）探討了感知倫理氛圍對於組織中個體的影響，提出員工感知倫理氛圍與員工情感幸福感之間存在顯著相關性，氛圍的道德與否影響著個體幸福感的高低[40]。Sims(1999) 認為員工感知到的倫理環境可以作用於員工的工作行為及態度[41]。近年來的多項研究也論證了感知倫理氛圍與員工工作滿意度之間的有積極關聯性[42,43]。 根據社會認同理論，當個體將其所處的倫理氛圍內在化並產生認同時，其心理認知及後續行為都將做出相應的調整，而當這種在集體內的角色認知與既定的倫理道德觀念相左，也就是倫理氛圍較低時，個體對自身角色的認知和認同二者間會產生矛盾與衝突，從而感受到無法與道德相匹配的自身角色期望。不匹配的角色期望包括角色相關信息的缺失和個體對角色資訊的理解偏差，這些都將導致角色行為的無法履行或履行不當。而個體幸福感的來源之一是個體對其角色扮演的滿意程度，即個體在工作生活中的適應程度和貢獻程度[44]，角色行為的無法履行和履行不當會造成個體在組織中不適應程度的加深，個人能夠感知到其對於組織貢獻程度的降低，因此角色模糊程度的加深將降低個體對幸福感的感知程度。角色模糊與幸福感的之間存在的負效應也得到 Deckard和 Present（1989）的證實，他們提出當角色壓力顯著時，個體心理和身體的幸福感都會降低[45]。Wharton 等人（2011）同樣證實，較低水平的角色模糊認知程度能夠帶來較高程度的個體幸福感水平[46]。同理，個體角色衝突程度的加深也會帶來更高的工作壓力和更低的工作效率，並且降低個體對錯誤的寬容程度和變化的適應程度，導致在工作團隊中出現退縮行為[47]。退縮指個體有了離職傾向，即學者 Porter 和 Steers（1973）定義的不滿意後的迴避傾向[48]。高工作壓力和低工作效率無疑會引發個體產生離職的念頭[49]，而在此種情境下，湯曦等　員工感知倫理氛圍對員工幸福感的作用機制：角色模糊和角色衝突雙中介模型

62員工的主觀及心理幸福感都難以得到保障。此外，研究人員證實角色衝突與員工的身體緊張和精神緊張存在著顯著負相關，能夠導致員工工作滿意度的下降[57]。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員工角色衝突及角色模糊受其感知到的倫理氛圍程度影響，高倫理的氛圍能夠降低員工的角色壓力。同時，高角色壓力會給員工帶來精神緊張、適應力下降及身體健康受損等等負面影響，從而使其在工作中的幸福感水準降低。因此較高程度的感知倫理氛圍能夠通過降低員工的角色壓力來提高其在組織內獲得的幸福感。由此本研究推斷：假設 2a：員工角色模糊在感知倫理氛圍與員工幸福感之間起中介作用假設 2b：員工角色衝突在感知倫理氛圍與員工幸福感之間起中介作用3 研究方法3.1 被試與調查方式本研究選取中國內地多家商業公司作為調查對象，採用時間序列配對形式進行發放，並在問卷中增設手機尾號後四位作為二次問卷配對依據。時間 1 的研究問卷包含員工感知倫理氛圍變量，時間 2 包含角色模糊、角色衝突、員工幸福感等三個變量的題項。兩個時間段問卷均包含人口統計題項，包括組織類型、性別、年齡、工作年限、教育程度、家庭狀況等。 3.2 研究工具變數測量均採用李克特 5 點量表的計分方式，分值對應的範圍從 1= 非常不同意 到 5= 非常同意。員 工 感 知 倫 理 氛 圍 採 用 Victor 和 Cullen（1988）編制的關於關懷導向、制度導向和法律導向三個維度的量表[50-52]，共 11 道題項。例如：“我們的企業積極參與社會公益項目和活動”。角色模糊和角色衝突均採用 Schuler，Aldag 和Brief（1977）的題項 [53]，其中角色模糊有 6 個題項，角色衝突有 8 個題項。例如：“關於我的工作，我有著清晰的計畫和目標” 以及“我必須在不同條件下以不同方式完成一些工作”。根 據 Lapierre 和 Allen（2006） 的 觀 點 [36]，個體對於其所處環境壓力源的感知會直接影響情感和身體對幸福的感知。所以本研究採用身體特徵（13 個題項）和心理壓力（6 個題項）兩個維度來測量員工幸福感，前者來自於 Spector 和 Jex（1998） 開 發 的 PSI 量 表， 後 者 來 自 於 Caplan等人（1980）年開發的情感壓力量表。例如：“消化不良或胃有灼熱感”以及“悶悶不樂”[54,55]。本文所採用的控制變數是企業類型，問卷中設置了國有企業（中資）、私營企業 ( 中資 )、外資企業和其他共四種類型的選項。根據樣本的實際情況，在資料統計時將企業類型分為兩類：中資企業和外資企業。感知倫理氛圍在概念上屬於情境文化 , 而企業類型將可能對其內部情境產生實際的影響。因此，本文選擇在控制企業類型的基礎上，探討上文所述的各項假設。4 分析與結果4.1 描述性統計分析描述性統計呈現的是研究被試的背景資料，可以反映樣本的結構和大致狀況。分析該統計可以發現樣本的特點和局限性，作為後續分析的基礎。 本 次 研 究 共 收 回 有 效 問 卷 183 份， 回 收 比率 是 52%： 其 中 中 企 的 被 試 200 人， 占 被 試 總數的 54.6%；外企的被試 166 人，占被試總數的45.4%；性別方面，女性約占 39.3%，男性約占60.7%；從婚姻狀況來看，未婚人士為大多數，所

63占比重為 61.2%；家庭狀況中，無子女有父母的情況占到絕大多數，為 87.1%，有子女有父母的占11.5%，其餘兩種情況各不到 1%；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本科，占 63.4%；工齡則集中在“1 年以下”及“1-5 年”分別占比 53.6% 及 44.8%；職位則大多是普通員工，占比 60.9%。4.2 信度、效度檢驗及相相關性分析如表 1 所示，本研究中各變量的 Cronbach's α值如下，根據 Nunnally(1978)，當 α 值大於 0.7 時，題項具有較好的信度[56]。從相關性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控制變量組織類型與感知倫理氛圍、角色衝突存在顯著負相關關係（p<0.01），與角色模糊存在負相關關係（p<0.05），與員工幸福感無相關關係。在研究驗證方面，員工感知倫理氛圍與角色衝突存在顯著負相關關係（p<0.01），相關係數為 -.54；員工感知倫理氛圍與角色模糊存在顯著負相關關係（p<0.01），相關係數為 -.33；角色衝突與員工幸福感存在顯著負相關關係（p<0.01），相關係數為 -.62；角色模糊與員工幸福感存在顯著負相關關係（p<0.01），相關係數為 -.55；角色衝突與角色模糊存在顯著正相關關係（p<0.01），相關係數為 .61；員工感知倫理氛圍與員工幸福感存在顯著正相關關係（p<0.01），相關係數為 .41。4.2.1 聚合效度研究使用 SPSS 統計軟件對員工感知倫理氛圍、角色衝突、角色模糊及員工幸福感的題項進 表 1 變量描述性統計表 2 變量 AVE 及 CR指數行因子分析，剔除載荷過低題項並對剩餘題項進行降維 [52]，對降維後指標進行效度分析。表 2 為聚合效度分析表，其中每個變量下的指標對應問卷中每個變量下的題項，並對其標準化負荷進行分析，由表可見四個變量的組合信度 (composite reliability) 均大於 .70，平均變異數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均大於 .50，四變量均有較好的組合信度及聚合效度。湯曦等　員工感知倫理氛圍對員工幸福感的作用機制：角色模糊和角色衝突雙中介模型

64表 3 驗證性因子分析圖 2 模型路徑係數4.2.2 區分效度 為驗證假設模型的區分效度，研究對組織感知倫理氛圍、角色衝突、角色模糊、員工幸福感四個變量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如表 3 所示，分別構建四因素模型：倫理氛圍、角色模糊、角色衝突、員工幸福感；三因素模型：倫理氛圍、角色模糊 +角色衝突、員工幸福感；二因素模型：倫理氛圍 +角色模糊 + 角色衝突、員工幸福感；一因素模型：倫理氛圍 + 角色模糊 + 角色衝突 + 員工幸福感。並使用 AMOS 統計軟體進行擬合度檢驗。由結果可見，四因素模型與三因素模型、二因素模型、一因素模型進行比較，各項指標更優。因此，我們認為這四個因素是能區辨的。4.3 假設檢驗研究使用 AMOS 數據統計軟件中的結構方程模型來對假設進行整體檢驗。根據研究假設 1a：員工感知倫理氛圍與員工角色衝突呈負向相關；假設 1b: 員工感知倫理氛圍與員工角色模糊呈負向相關；假設 2a：員工角色模糊在員工感知倫理氛圍與員工幸福感之間起中介作用；假設 2b：員工角色衝突在員工感知倫理氛圍與員工幸福感之間起中介作用。研究通過變量間因果路徑的係數來驗證假設是否成立，由圖 2 可見，員工感知倫理氛圍與角色衝突存在顯著負相關關係 (r=-.70;p<.001)，本文的假設 1a 成立；組織氛圍與角色模糊存在負相關 關 係（r=-.40;p<.001）, 本 文 的 假 設 1b 成 立；角色衝突與員工幸福感之間存在負相關關係（r=-.19;p<.001），本文的假設 2a 成立；角色模糊與員工幸福感之間存在負向相關關係（r=-.61;p<.001）本文的假設 2b 成立。在中介效應檢驗部分，由此前的相關性分析（見表 1）可得，員工感知倫理氛圍與員工幸福感存在顯著相關關係（p<0.01），相關係數為 .41。而在加入中介變量後的結構方程模型中，員工感知倫理氛圍與員工幸福感間直接相關關係並不顯著（r=.24;p>0.05）。因此，角色衝突和角色模糊為員工感知倫理氛圍與員工幸福感的完全中介。5　結論與討論5.1 結論上述研究結果證實了所作出的假設，給予了本文的理論架構以實證結果支援，可以基於社會認知理論和認同理論去解釋組織員工感知倫理氛圍對員工幸福感的影響。員工感知倫理氛圍與員工幸福感之間的關聯通過對角色壓力，即角色衝突和角色模糊的影響加以實現。倫理氛圍可以降低員工的角色模糊和角色衝突，從而提升員工的幸福感。5.2 討論與建議研究的理論意義：首先，本文通過此前的文

65獻整合從社會認知理論視角解釋員工感知倫理氛圍與員工幸福感之間的相關關係。通過構建高水平的員工感知倫理氛圍以降低員工感知到的角色衝突及角色模糊，最終提升個體在組織內的幸福感程度，在符合社會認知和認同理論研究趨勢的前提下，探討了員工感知倫理氛圍對員工幸福感的作用機制。其次，本文對員工感知倫理氛圍對個人工作產出的影響機制作了補充和細化的研究，證實了員工感知倫理氛圍對個體的兩種影響過程，即通過角色模糊和角色衝突影響員工幸福感，並構建角色衝突與角色模糊之間的相關關係，而驗證性因子分析也證明了二者對員工幸福感的作用有著顯著區分。管理實踐意義：現代企業更加注重對人的關懷以提高其工作產出，本文基於實證研究結果，為企業提升個體的幸福感感知和保留核心員工提出如下建議：第一，企業應該構建高倫理氛圍。一方面，人性對於欲望的滿足是無止境的，所以通過物質條件的改善，不斷地適應員工需求不是最根本的和最有效益的做法；另一方面，企業作為影響力日益擴大的社會行為體，應該主動承擔社會責任，並在組織中形成符合普世價值的道德行為標準。因此，無論是考慮到財務成本，企業形象抑或是企業的生命力，都應該構建高水平的倫理氛圍。第二，組織應該認識到員工幸福的程度是基於其在組織中所扮演的角色。倘若個體在扮演角色的過程中出現了模糊和衝突，將直接影響到其對於組織的滿意程度，這對幸福感造成消極的影響。為此，本研究認為組織可以通過構建高水平的倫理氛圍來解決角色可能出現的模糊與衝突問。其一，營造重視制度秩序和組織命令的倫理氛圍，這將明確個體的角色需求，告訴員工什麼行為是可以接受的和什麼行為是組織認同的。當制度導向的感知倫理氛圍形成時，員工的角色資訊是清晰的，角色期望是一致的，既避免了角色模糊和衝突，又提高了組織認同和運行效率；其二，建立重視行業規則和國家法律的倫理氛圍，這將有效地解決個體可能面臨的道德困境，告訴個體在組織中行事時要優先考慮相關法律和法規。當法律導向的倫理氛圍形成時，個體的價值觀和道德觀是不會出現模糊和衝突的；其三，構建重視不同利益相關體的倫理氛圍，這將為個體提供充分的組織支援和溝通條件，告訴個體需要考慮到自己行為的可能後果，試圖達成利益的平衡。當關懷導向的倫理氛圍形成時，對角色壓力（模糊和衝突）的緩解是立竿見影的。第三，無論是員工幸福感、員工角色壓力、還是員工感知倫理氛圍，都是一段時間內個體對組織不同方面的感知。企業應該從建立倫理文化著手，從人力資源的策略和文化培養開始，加強倫理準則，讓大多數員工感受這種文化，從而強化企業的倫理氛圍。綜上所述，企業建立高水平的倫理氛圍，例如涉及關懷導向，制度導向和法律導向的員工感知倫理氛圍，既可以構建優秀的企業文化，又可以降低員工的角色模糊和角色衝突，通過改變員工幸福感的衡量標準，提升員工幸福感程度。倫理氛圍作為組織的非正式系統，對於員工的行為起著潛移默化的影響，營造倫理氛圍也有助於企業的聲譽和廣招有識之士，值得人力資源從業者的關注。5.3 未來研究方向基於研究對象及方法等的限制，本研究尚存在諸多局限性，在此提出研究未來的發展方向，以期待為將來的研究做出提供參考：首先，員工感知倫理氛圍屬於情境因素，在調查過程中使用問卷即調查個體主觀感知的方式進行測量，始終存在一定的主觀偏差，未來開發更精準有效的測量方式當屬相關研究的重點之一。其次，員工感知倫理氛圍對工作產出的影響機制還有待繼續研究。本文證明了角色壓力在其間的中介作用，而同時組織內也可能存在其他的湯曦等　員工感知倫理氛圍對員工幸福感的作用機制：角色模糊和角色衝突雙中介模型

66同樣能夠在兩者的間接作用中起到橋樑關係，此後的研究可以通過發現和解釋這些變量，更好地解釋員工感知倫理氛圍的作用機制。再次，員工感知倫理氛圍這一概念本身存在組織性，作為更高層次變量進行跨層次研究則更為妥善合理，此後的研究應當對變量所處的層級加以更明確的區分，避免產生高低層次的混淆。且還可以採取縱向實證法，觀察不同時間背景下情境因素對個體影響的強弱變化，彌補截面研究的不足，為企業的管理實踐提供更多參考與支持。對企業倫理氛圍的研究尚處在未完善狀態，倫理氛圍的產生作用以及它的影響作用應該是廣泛且有助於企業建立聲譽的。未來的研究可以進一步探索倫理氛圍如何影響員工的職場道德行為，降低偏差行為，提升員工組織公民行為等一系列職場積極行為。[1] 滕飛, 邵晨陽. 80/90 後員工工作幸福感的調查研究[J]. 統計與管理, 2017, (2): 46-47.[2] Mcmurray A J, Pirola-Merlo A, Sarros J C, et al. Leadership, climate, psychological capital, commitment, and wellbeing in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J]. Leadership &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Journal, 2010, 31(5): 436-457.[3] Aarons G A, Sawitzky A C. Organizational climate partially mediates the effect of culture on work attitudes and staff turnover in mental health services[J].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in Mental Health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2006, 33(3): 289.[4] Carr J Z, Schmidt A M, Ford J K, et al. Climate perceptions matter: a meta-analytic path analysis relating molar climate,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states, and individual level work outcomes[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3, 88(4): 605.[5] Schulte M, Ostroff C, Shmulyian S, et al. Organizational climate configurations: Relationships to collective attitudes,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9, 94(3): 618.[6] andenberghe C. Organizational culture, person–culture fit, and turnover: A replication in the health care industry[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1999, 20(2): 175-184.[7] Schwepker Jr C H. Ethical climate's relationship to job satisfaction,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turnover intention in the salesforce[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01, 54(1): 39-52.[8] Babin B J, Boles J S, Robin D P. Representing the perceived ethical work climate among marketing employees[J].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2000, 28(3): 345-358.[9] Weeks W A, Loe T W, Chonko L B, et al. The effect of perceived ethical climate on the search for sales force excellence[J]. Journal of personal selling & sales management, 2004, 24(3): 199-214[10] Victor, B., & Cullen, J. (1987). A theory and measure of ethical climate in organizations.[11] Tajfel, H. (1970). Experiments in intergroup discrimination. Scientifi c american, 223(5), 96-103.[12] Hogg, M. A., Terry, D. J., & White, K. M. (1995). A tale of two theories: A critical comparison of identity theory with social identity theory.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255-269.[13] Tagiuri, R., Litwin, G. H., & Barnes, L. B. (1968). Organizational climate: Explorations of a concept. Division of Research,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Harvard University.[14] Wimbush, J. C., & Shepard, J. M. (1994).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ethical climate: Its relationship to ethical behavior and supervisory infl uence.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3(8), 637-647.[15] Trevino, L. K. (1986).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in organizations: A person-situation interactionist model.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1(3), 601-617.[16] Kahn, R. L., Wolfe, D. M., Quinn, R. P., Snoek, J. D., & Rosenthal, R. A. (1964). Organizational stress: Studies in role conflict and ambiguity.[17] Van Sell, M., Brief, A. P., & Schuler, R. S. (1981). Role confl ict and role ambiguity: Integration of the literature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Human relations, 34(1), 43-71.[18] Schwepker Jr, C. H., & Hartline, M. D. (2005). Managing the ethical climate of customer-contact service employees. Journal of Service Research, 7(4), 377-397.[19] Jaramillo, F., Mulki, J. P., & Solomon, P. (2006). The role of ethical climate on salesperson’s role stress, job attitudes, turnover intention, and job performance. Journal of Personal Selling & Sales Management, 26(3), 271-282.[20] Diener, E., Horwitz, J., & Emmons, R. A. (1985). Happiness of the very wealthy.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6(3), 263-27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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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大学建设澳科大論文“新冠肺炎CT影像檢測”獲國際權威期刊刊登澳科大校長李行偉拜訪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近日，澳門科技大學資訊科技學院博士後葉奔與博士生袁茜茜在資訊科技學院蔡占川教授的指導下在國際權威期刊《IEEE Transactions on Industrial Informatics》上發表題為 “Severity Assessment of COVID-19 Based on Feature Extraction and V-Descriptors”（DOI ：10.1109/TII.2021.3056386）的學術論文。澳門科技大學為該論文的唯一完成單位，蔡占川教授為該論文的通訊作者。該論文由澳門科技大學研究人員獨立完成，主要開展基於胸部 CT 圖像的新冠肺炎感染區分割、檢測和診斷研究。此研究提出了一種從胸部 CT 影像中識別肺部感染特徵的新方法，並根據選取的影像特徵評估 COVID-19 肺部感染的嚴重性。具體來說，該研究首先在胸部 CT 影像中，針對雙肺的分割，校正確定肺部區域，從肺區域獲得肺輪廓；然後，選取粗糙度、對比度、粗略度和熵作為感染區域紋理特徵以獲取COVID-19 感染區域，以及從感染區域獲取病變輪廓；最後，将紋理特徵和 V 描述子融合為 COVID-19 嚴重性估計的評估描述符。與大多數現有方法相比，新描述符包含的信息更多，因此，新描述符更適合評估COVID-19 肺部感染的嚴重性。該論文在同行評審過程期間多次獲得審稿人的高度評價。是次研究得到了澳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新冠肺炎抗疫專項項目《新冠肺炎 CT 影像快速檢測與識別技術》的資助。日前，國際水利與環境工程學會（IAHR）主席、澳門科技大學校長、中國水科院“水科學者”、英國皇家工程院院士李行偉講座教授拜訪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獲院長匡尚富及副院長彭靜親切接見。並就國際水利與環境工程學會、澳門科技大學與中國水科院深入合作等事宜進行座談交流。匡院長對李校長的到訪表示熱烈歡迎，感謝他多年來的支持與指導，並對他榮任澳門科技大學校長表示祝賀。匡院長表示中國水科院將繼續全力支持學會的相關工作，同時希望與澳門科技大學開展在研究生聯合培養、野外實驗站觀測等方面合作。李校長感謝中國水科院長期以來對學會的大力支持，並表示多年來雙方合作愉快、成效顯著。他表示，希望學會、澳門科技大學能夠與中國水科院建立起密切合作關係，就教育培訓及人才交流加強聯繫，共同推動水利領域的高品質發展。當天，李行偉校長還拜訪了中國水科院的水資源所、水生態環境所、減災中心和水力學所，參觀了實驗室，並與相關專家進行了交流。

69两岸四地促進成果轉化 助力灣區發展珠海市委書記郭永航一行來訪澳科大珠海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郭永航一行於 2021 年 1 月 28 日下午來訪澳門科技大學，獲校監廖澤雲，校董會秘書長、副校長唐嘉樂，副校長姜志宏、龐川、林志軍、鄺應華、蘇育洲，校董陳季敏等大學領導的熱情接待。郭書記一行在廖校監等大學領導的陪同下先參觀了澳科大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了解到實驗室主要發展情況，郭書記讚揚大學具有頂級的科研團隊及完善的科研設備，科研成果豐碩，希望在中醫藥科研領域繼續努力，推動科研成果產業化，促進更多優質成果落地，培養更多優秀人才骨幹。在參觀月球與行星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的過程中了解到，作為國家唯一的太空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及國家航天局在澳門唯一的研究中心，積極致力於深空探測研究， 在“嫦娥五號”任務中，更是承擔了探測區著陸點的地質預研究，對“嫦娥五號”採集的月球土壤成分進行分析。最後參觀了大學校史與成果展廳，對澳科大綜合發展情況進行了解。郭書記寄語澳科大越辦越好，並表示將大力支持澳科大在珠海辦學，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輸送更多人才、為科技研究成果轉化提供支撐，為大灣區及國家發展建設作出貢獻。是次來訪的主要嘉賓還有：珠海市委副書記趙建國，市委常委、秘書長吳軾，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郭才武，市委常委、市政府黨組副書記、副市長人選肖展欣，副市長李翀，橫琴新區黨委書記、保稅區黨委書記牛敬，高新區黨委書記蘇虎，市委副秘書長荊洪文，市台港澳事務局局長鄒樺，市教育局局長林日團等。澳科大出席人員還包括：月球與行星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張可可，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所長林廣志，澳門系統工程研究所教授陳勇，科大醫院行政總監曾致慧以及研究生院行政主任馮鈞國等。蘇州大學副校長張曉宏來訪澳科大蘇州大學副校長張曉宏於 2021 年 2 月 3 日來訪澳門科技大學，獲校董會秘書長、副校長唐嘉樂，澳門材料科學與工程研究院院長李述湯、校長辦公室校友事務及項目發展總監吳曉寧、校長辦公室產學研拓展總監張軍紅、澳門材料科學與工程研究院產學研拓展主任辛華等熱情接待。會上，雙方就加強合作交流，促進雙方團隊整合，挖掘交叉學科潛力和優勢，共同打造科研團隊，實現科研創新及產業轉化共贏，共同融入並助力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等方面展開熱烈交流。會後，嘉賓一行參觀了澳科大校史與成就展廳、月球與行星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及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

70校園活動澳科大舉行“校園招聘會二○二一”“古地圖中的大灣區”展覽開幕澳門科技大學於三月九至十日一連兩天舉辦“校園招聘會二○二一”。本次招聘會有八十多間內地、本澳企業參與，提供近二千個職位空缺及實習機會。招聘會開幕式於九日上午十時半於澳科大 R 座綜合教學大樓綜藝廳舉行，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教育與青年工作部助理徐之平、教育及青年發展局青年廳廳長張敏輝、經濟及科技發展局科技廳廳長謝永強、社會保障基金社會保障制度廳廳長陳寶儀、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公共關係及對外合作廳高級經理劉敏婷、勞工事務局就業廳職務主管黃少君，澳科大副校長姜志宏、鄺應華、蘇育洲、各院所長與行政主管及參與企業代表出席。今年澳科大將有二千多名本科及一千六百多名研究生畢業投身社會，貢獻所長。鄺應華表示，大學立足大灣區，積極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大局，持續著力推動“科教強澳”發展策略，把握“國家所需”，發揮“澳門所長”，努力培育更多優秀人才，創造更多科技成果，助力澳門全面融入國家和大灣區發展大局。在畢業生就業方面，大學重視和支持學生創業與就業的工作，一直致力拓展畢業生的就業渠道和就業選擇，建立與各大企業友好關係，以增強畢業生對就業市場的了解，提高競爭力。受疫情的影響，經濟受到重創，失業率上升，對於今年將要畢業的學生來說，找工作、找實習實在不易，鄺應華寄語學生把握機會，提升職業技能，勇於接受各項挑戰，為未來的職涯做好準備。澳門科技大學 21 週年校慶活動之一的“古地圖中的大灣區”展覽於 3 月 29 日在科大 N 座圖書館大堂開幕。此次展覽以大灣區為主題，展出 40 張跨越三百餘年的中外文古地圖。活動由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主辦，澳門基金會及澳門科技大學基金會贊助。大灣區城市群是人類在經濟、文化等活動日益頻繁和高度融合後，在合適的交通條件、宜居宜人的地理環境下，受惠於各種科學技術、組織管理等人類文化高度發展而形成的新型生活場所。現在世界上知名的三大灣區，舊金山灣區、紐約灣區和東京灣區都是如此發展而來的。粵港澳大灣區地理條件極為優越，自唐、宋以來便是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地區。明清以降，澳門及香港更先後成為溝通中外文化的重要港口城市。而粵港澳大灣區的提出和實踐，是迎合了灣區居民文化、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依託“全球地圖中的澳門”項目舉辦了此次“古地圖中的大灣區”展覽。目前該項目已搜集超過 7000 張澳門研究相關的中外文古地圖。我們深切希望透過是次展覽回顧和呈現粵港澳大灣區在歷史地理環境、中外貿易與文化交往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激發本澳市民和科大學人關於灣區未來發展的討論與探究，思考我們的歷史責任，如何在國家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契機中實現澳門的提升與飛躍。

半年刊 2007年6月创刊第十五卷 第一期 2021年6月出版JOURNAL OF MACAU UNIVERSITY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emiannual, Started in June 2007Vol.15 No.1 June 2021定价: 20元澳门币(人民币/港币)二 二一年 第十五卷 第一期JOURNAL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Vol.15 No.1 June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