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半年刊 2007年6月創刊第九卷 第一期 2015年6月出版JOURNAL OF MACAU UNIVERSITY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emiannual, Started in June 2007Vol.9 No.1 June 2015定價: 20元澳門幣(人民幣/港幣)ISSN 1994-4926半年刊Semiannual Vol.9二 一五年 第九卷 第一期JOURNAL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Vol.9 No.1 June 2015
  • 編輯委員會Editorial Board編委會主席:劉良Chairman of Editorial Board: Liu Liang主編 :張曙光、許敖敖Chief Editors: Zhang Shu Guang, Xu Ao Ao編委:劉良、張曙光、許敖敖、祈務晨、余秋雨、張志慶、姜志宏、方泉、林偉基、戴龍基、黎曉平、蔡亞從、唐澤聖、陳乃九、龐川、孫立雲、孫建榮Editorial Board Members:Liu Liang, Zhang Shu Guang, Xu Ao Ao,Keith Robert Barclay Morrison, Yu Qiu Yu, Zhang Zhi Qing, Jiang Zhi Hong, Fang Quan, Lam Wai Kei, Dai Long Ji, Li Xiao Ping, Tsoi Ah Chung, Tang Ze Sheng, Chan Lai Kow, Pang Chuan, Sun Li Yun, Sun Jian Rong澳門科技大學學報Journal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主辦單位: 澳門科技大學Organizer: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編委會主席: 劉良Chairman of Editorial Board: Liu Liang主編: 張曙光、許敖敖Chief Editors: Zhang Shu Guang, Xu Ao Ao編輯: 《澳門科技大學學報》編輯部Editor: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Journal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電話: +853-8897-2173 Tel: +853-8897-2173 ● 傳真:+853-2888-0022 Fax: +853-2888-0022 ● 電郵:publication@must.edu.mo E-mail: publication@must.edu.mo ● 地址: 澳門科技大學 澳門氹仔偉龍馬路 Address: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venida Wai Long, Taipa, Macau出版及總發行:澳門科技大學Publisher & Distribution: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電話:+853-8897-2166 Tel: +853-8897-2166 ● 電郵:cbpsadmin@must.edu.mo E-mail: cbpsadmin@must.edu.mo ● 地址: 澳門科技大學 澳門氹仔偉龍馬路 Address: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venida Wai Long, Taipa, Macau 封面及版式設計:高鴻 王港Graphic & Layout Designers: Gao Hong, Wang Gang印刷: 700本Print Run: 700出版日期:2015年6月Issued Date: June 2015國際標準期刊號:ISSN: 1994-4926規格: 21cm×29.7cmSize: 21cm width by 29.7cm height版權所有,翻印必究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consent of the publisher.
  • 目 次【人文與藝術】澳門文化創意產業與“創意城市”轉型的雙向融合模型 …………………… 劉 燕(1)荷西‧安赫爾‧瓦倫特與被爆者之歌 ……………………………………… 林青俞(11)影響消費者對植入廣告的記憶與評價因素的研究 ………………………… 王 迪(21)港澳新時期話劇中的市民形象比對分析 …………………………………… 鄭應峰(30)【改革与教學研究】芻論通識教師的績效評估 ………………………………………… 程文麗,李韶馳(38)【管理與旅遊】房地產貸款、資產規模與銀行風險承擔 ………………………… 楊文捷,朱順和(44)如何提升澳門青年的創新行為——自我效能的作用 ………………………………………………… 田 青,陳 爽,鍾 皓,彭達楓(55)我國財產保險公司償付能力預警模型研究 ……………………… 熊逸柳,伍向豪(74)所有權性質轉變與企業投資-現金依賴性——基於中國上市公司的實證研究 ……………………………………………………………………… 馬如飛,翟鵬翔(88)人民幣實際匯率的錯配與調整:基於BEER 的門檻協整分析 ……………………………………………………………………… 湯曉雷,周繼忠(97)員工建言行為研究綜述 ………………………………… 朱燕妮,程月圓,劉瑛妮(107)【資訊科技】嫦娥二號CCD數據定位座標的校正 ………… 李 智,葉夢杰,蔡占川,唐澤聖(117)【信息短文】學生活動 ………………………………………………………………………… (10,126)科研進展 ………………………………………………………………………… (20,116)大學建設 ……………………………………………………………………………… (29)服務澳門 ………………………………………………………………………… (43,87)校園活動 ………………………………………………………………………… (54,73)兩岸四地 ……………………………………………………………………………… (96)大師講座 ……………………………………………………………………………… (125)國際交流 ……………………………………………………………………………… (126)學術動態 ……………………………………………………………………………… (126)
  • ContentsHumanities and ArtsThe Bidirectional Integrated Model of “Creative City” Transformation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In Macau …………………………………………………………………………………… Yan LIU (1)José Ángel Valente and Songs of Hibakusha ……………………………………………… Chingyu LIN (11)A Study of Factors Affecting Consumer Memory and Evaluation of Brand Placement in Movies ………………………………………………………………………………………… Di WANG (21)Analysis of Public Image of Hong Kong and Macau on the Drama in the New Period ………………………………………………………………………………… Yingfeng ZHENG (30)Pedagogica ExperienceThe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General Education Teachers …………………………………………………………………… Wen-li CHENG, Shao-chi LI (38)Management and TourismMortgage Loan, Asset Size and Bank Risk-Taking …………………… Wenjie YANG, Shun-Ho CHU (44)How to Improve the Innovative Work Behavior of Young Employees in Macau:the Role of Self-efficacy ……………………………… Qing TIAN, Shuang CHEN, Hao ZHONG, Dafeng PENG (55)The Study of Insolvency Prediction Models for Chinese Property Insurance Companies …………………………………………………………………… Yiliu XIONG, Shianghau WU (74)Change of Ownership and Firms' Investment-cash Dependence: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 Rufei MA, Pengxiang ZHAI (88)Real Exchange Rate Misalignment and Adjustment of RMB: A Threshold Cointegration Analysis …………………………………………………………………… Xiaolei TANG, Jizhong ZHOU (97)Employee Voice Behavior :Review and Direc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 Yanni ZHU, Yueyuan CHENG, Yingni LIU (107)Information TechnologyCalibration of Location Coordinates in Chang'E-2CCD Data ………………………………………… Zhi LI, Mengjie YE, Zhanchuan CAI,Zesheng TANG (117)
  • 1第 9 卷 第 1 期 澳 門 科 技 大 學 學 報 Vol.9 No.12015 年 6 月 30 日 Journal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une 30, 2015 澳門文化創意產業與“創意城市”轉型的 雙向融合模型劉 燕(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澳門;浙江傳媒學院管理學院,杭州)摘要: 創意產業與“創意城市"的發展互相耦合,以發展創意產業來推動城市轉型是許多城市的戰略規劃手段之一,反之以發展“創意城市"為願景有助於創意產業的可持續。本研究以澳門未來發展成“創意城市"為設想,研究澳門文化創意產業與 “創意城市"轉型二者的互動關係,通過紮根理論研究方法,建構出“四因素"雙向融合模型。研究結果建議當前澳門亟需要實施一次“城市創新運動"。關鍵詞: 創意產業;創意城市;雙向融合The Bidirectional Integrated Model of “Creative City” Transformation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In MacauYan LIU( Ph. D Candidate of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Arts,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China; Zhejiang Universit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Hangzhou, China )AAstractt: Developing creative industries is interacted with the mission of “creative city”. Much more cities transform themselves as “creative cities”through creative industries development. Inverse, “creative cities” are beneficial to the sustainability of creative industries. The research applies grounded theory as methodology and method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creative city” with supposing that Macau will evolve to be a “creative city” by developing creative industries. The research constructs “Four- elements” bidirectional integrated model of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creative city”. It supports that Macau is urgent to implement a civil strategy of “city innovation and creativity”.eyyordst: Creative industries; Creative city; Bidirectional integrated model收稿日期:2014-10-17;修訂日期:2014-10-17。通訊作者:劉燕,女,在讀博士生,講師,主要研究方向:創意產業與城市發展。 E-mail: echonysweet@163.com,Tel: (+853)63590079、137571892980 引言自上世紀 90 年代“創意產業”的概念由澳大利亞首先提出以後,創意經濟、創意產業便因定位在藝術、商業和科技的交叉點上,及對貿易和交換更具開放性的優勢(UNCTAD,2004)[1],而被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城市引入,成為許多城市和國家重要的支柱產業之一。2006 年“創意產業”的概念正式被澳門特區政府引入,“文化創意產業”(簡稱文創產業)開始作為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的重點項目發展,以推進澳門從博彩業一支獨大的經濟形態向多元經濟轉型。從世界許多大城市如倫敦、東京、紐約、布
  • 2魯塞爾、赫爾辛基、臺灣等地創意產業發展的效果和經驗來看,創意產業對城市轉型確有其效,這些城市通過啟動城市潛在的創意動能,深度挖掘城市的文化資源而成為獨具一格的“創意城市”,不僅帶動提升了當地公眾的生活品質,也吸引了大量世界各地的遊客,在社會、經濟領域都產生諸多貢獻。創意產業與“創意城市”互相耦合,成為“創意城市”不僅是許多城市發展創意產業的終極目標,也是衡量一個城市創意及創意產業競爭力的重要標準。世界上許多國家採用“創意指數”來瞭解並評估所在城市的創意潛能。歐洲國家多採用“歐洲創意指數”,強調“人才指數、技術指數和包容性指數”。香港採用“香港創意指數”強調創意效益、結構與制度資本、人力資本、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上海採用“上海創意指數”強調產業規模、科技研發、文化環境、人力資源、社會環境 5 大指標(曾軍等,2010)[2]。在澳門這樣的指標尚未建立,但若以上述“創意指數”來評估澳門城市的創意競爭力,澳門在創意人才與創意產業教育上的明顯劣勢,已顯明澳門發展“文創產業”的艱辛。不過,澳門社會各界在推進澳門文創產業發展上並沒有止步,關於如何發展文創產業積極挖掘城市在創意領域的經濟和社會潛能,不少學者提供諸多思路。林如鵬、符翩翩(2011)[3] 認為首先要提高澳門本地民眾對文創產業的認知和個人創造力;楊宜勇、董進修(2009)[4] 認為澳門中西合璧頗具特色,要從建築、飲食、音樂、電影等不同方面挖掘澳門城市的文化魅力,利用澳門龐大的旅遊市場拓寬文化產業市場、發展文化旅遊業;王鵬(2010)[5] 則認為澳門要多元化發展並孵化與博彩業相關的文化創意產業如商務會議、文化展覽業。齊永峰、陳曼東(2011)[6] 與楊允中等(2009)[7] 都贊同澳門利用“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發展文化貿易。蘇武江(2012)[8] 則認為澳門要加大與港珠澳地區的文化經濟往來。上述研究均為澳門文創產業發展提供了可能性的路徑,如博彩業對文創產業的帶動、文創產業與博彩業、旅遊業的融合等。不過,創意產業全面的可持續發展與城市作為“創意城市”的終極目標願景是不可分割的。世界上超過 30 多個城市因為在某一創意產業領域的突出而躋身世界“創意城市”的行列,如上海“設計之都”。要讓澳門文創產業真正實現可持續發展,本研究認為澳門要轉變思維,以未來為起點思考,可以先以未來澳門作為“創意城市”的願景為起點來考察文創產業與澳門作為“創意城市”轉型二者的互動關係,從中或許能夠尋見一個新的解題思路。1 文獻分析1.1 創意、創意產業與“創意城市” “創意產業”的概念,最早是澳大利亞政府在 1994 年提出的,稱之為“創意產業”,用以指代由科技驅動在商業文化活動與新出現的新媒體之間的新交叉領域(Cunningham,2002)[9]。之後英國延伸了“創意產業”的概念,強調商業文化產品、休閒活動、娛樂活動及許多潛在的受資助的文化活動對經濟的貢獻(Foord,2009)[10],在美國這一產業被稱為“版權產業”。中文“文化創意產業”1994 年最早出自臺灣,結合了“文化產業”與“創意產業”的概念,臺灣當局對“文創產業”的定義為“源自創意或文化積累,透過智慧財產的形成與運用,具有創造財富與就業潛力,並促進整體生活環境提升的行業。”現今,“文化產業”、“創意產業”、“創意經濟”或“知識密集型產業”,由於概念之間的類似,常常會被混用,不過普遍被廣泛接受的“創意產業”的定義是由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2008)[11] 確定的,它是“使用創意和智力資本作為主要投入而進行的產品和服務的創造、生產、分銷的循環”。文化產業與創意產業的概念常常有所混淆,UNCTAD(2004)[12]細分了這些差異,其對“文化產業”的定義是:“使用創意、文化知識和知識產權來生產產品和服務並具有社會和文化的意義”。可見,“文化產業”
  • 3劉燕  澳門文化創意產業與“創意城市”轉型的 雙向融合模型更強調社會與文化的意義,而“創意產業”則更強調經濟屬性。近些年,文化產業的概念逐步向創意產業過渡(Evans, 2009)[13],因為“創意產業”比“文化產業”更強調利潤導向及對經濟的貢獻,包含了一切公司、企業家和個體經營者對文化和象徵性商品的生產、市場、分銷以及交易(Kalandides & Lange,2007)[14]。創 意 是 一 種 重 要 的 城 市 資 源。Marcus(2005)[15] 認為創意及創意產業能為當地帶來新的文化消費模式而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是重要的經濟資源。Quinn(2005)[16] 認為文化與創意可以生產出形象,通過“文化反哺”為城市生產出“好印象”,是城市重要的形象資源;同時創意也是一種重要的身份資源,因為許多城市在競爭中透過發掘他們在節慶、表演和視覺藝術上的潛力重新塑造了城市的新身份。創意對創意產業、城市的轉型發展確實具有局部帶動整體的效果。著名現代城市生活研究學者 Zukin(1982)[17] 通過對美國 loft 建築的轉型與城市生活變化過程的細緻研究認為,對局部地區舊社區創意的紳士化(Gentrification)能對整個城市的發展帶來鏈條式的影響。Baycan(2011)[18]在《可持續的城市與創意:提升創意城市的創造性》一書中總結了諸多學者對創意產業與創意城市的評價,他指出創意是城市空間和環境變化的內在動力,它為創意集群化的發展“提供了一個理想的條件——‘創意環境’,從而提高了城市的創意‘素養’”。Gertler(2004)[19] 尤其指出,創意經濟能夠促進國家經濟的動力、彈性與綜合競爭力,在多維的職業向度上與產業上為促進創新提供更多跨學科的學習的機會。創意、創意產業、創意城市雖然並不能單獨地解決城市的貧窮和不平等等所有城市問題,卻能為城市的未來帶來許多利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2013)[20] 在《創意經濟報告》中指出創意經濟能“促進整個社會的創造力,強化創意蓬勃地區與創意集聚地區獨一無二的身份,利用創意能提高生活品質,提高當地的形象和聲譽,增加對新的多元化未來的想像力資源”,並“激勵新觀點或新技術的出現和轉型的過程”。Bradford(2004)[21] 認為創建創意型城市有益於社會的各個方面,如社區發展,經濟創新、社會融合、經濟的可持續發展。1.2 影響創意產業、“創意城市”發展的城市要素創意、創意產業的發展與城市的環境緊密相關,除了通過“創意指數”來衡量城市的創意潛能和競爭力外,許多學者認為在發展創意產業與創建創意城市上有三個方面的要素不可忽視。 “創意環境”。“創意環境”並無確定的定義,代表性的定義是知名學者 Landry(2000)[22]的觀點,他認為“創意環境”——“是一個地理上的區位中心,包含軟硬體基礎設施,對創意人才和企業來說至關重要”。其中硬體基礎設施是指“經典的地理位置、勞動力、租金水準、可用的辦公空間,易接近性、當地和國家的稅收制度,及其他影響公司的規章與法律。此外,靠近全球金融中心、有一個主要的國際機場、擁有電訊服務和其他服務供應商和客戶、以及可用的國際勞動力儲備等都是重要的考慮因素”(Sassen,2001)[23]。軟體基礎設施則“包括高度專業化和流動的勞動力市場、企業家文化、高品質和富有吸引力的生活方式或者多樣化、充滿活力的文化場景、為商務和休閒目的開發的約會地點、教育和社會支援系統、研究資源、以及網絡與市場支持”(Baycan,2011)[24]。一些研究者則認為“創意環境”還需要具有其他特徵。Törnqvist (1983)[25]認為“創意環境”具有資訊、知識、競爭及汲取三者儲備而來的新的創新四個主要的特徵,Sassen(2001)[26] 則強調“創意環境”的社會和經濟網絡的特徵,而 Wu(2005)[27] 認為政治機制和教育也是“創意環境”需要具備的重要特徵。集群。集群是指“由當地公司的聚集與規模經濟而形成的產業和區域”(UNESCO,2013)[28]。Porter & Stern(2001)[29] 等學者強調創意產業的發展離不開集群化,這是因為“創新通常會不成
  • 4比例地發生在集群”。Musterd 等(2007)[30] 學者認為創意活動總是具有歷史“路徑依賴”、與“軟區位因素”相關,因為歷史的沿襲某些地點總是與創意活動與創意階層有關。集群對創意產業發展至少具有三種功能:(1)孵化功能,UNESCO(2013)[31] 認為在集群中,公司間提供的垂直分散的網路能孵化當地勞動力市場,網絡與市場又可以同時合併出新的創意領域;(2) 互動功能,Jones(2007)[32] 認為集群能夠加強空間與創意的互動,他強調“空間製造”、“地點製造”與“創造知識”三者是集群強化空間與創意互動的關鍵要素;(3)消費功能,Musterd & Ostendorf(2004)[33] 則認為集群是創意人士生活的地點。在那裡創意活動駐紮、創意人士可以生活、找到文化和休閒的機會,因而他們能夠消費,或者“重裝他們的創意電池”。城市的無形資產。無形資產是由城市歷史上不斷發展的身份 / 認同、城市保留的真實原貌與獨特性塑造出來的、與城市密切相關的非物質資產,“它是文化遺產、城市形象、本地化等共同塑造的產物”(Florida,2003)[34]。蘭德利(2009)[35]認為文化是資源的華服,它展現出地方的獨特與特色,城市規劃者的任務就在於責無旁貸地辨識、管理並開發這些資源。作為回報,城市的無形資產有助於轉型發現新的身份(Quinn,2005)[36]、吸引遊客、提升旅遊業品質與價值、為城市旅遊業帶來附加值。Richards& Wilson(2006)[37] 認為創意具有增加無形資產附加值的功效,相比有形的文化產品而言,利用創意可以使無形資本的開發更具可持續性與靈活性,使旅遊目的地城市快速地開發新產品,對城市的旅遊業開發更具商業價值。2 研究方法2.1 方法論本研究採用紮根理論作為研究方法,因為紮根理論是一種探索綜合的社會關係和群體行為的理想分析方法(Crooks,2001)[38],它能夠透過並超越猜想和偏見準確探測潛在的過程(Glaser,1978)[39]。紮根理論也被認為是定性研究中最科學的方法論,被譽為“定性革命”的先聲(Denzin & Y.SLincoln,1994)[40]。在資料的觀點上,紮根理論認為“一切皆為資料”(Glaser,2001)[41],“資料包含一切,可以是研究文獻,研究者本身、及其研究對象的觀點、歷史資訊或個人經歷”(費小東,2008)[42]。紮根理論搜集資料的方式也非常多樣,最常見的資料搜集方式是民族志、深度訪談、文本分析等。本文採用民族志中的參與式觀察法、深度訪談、撰寫備忘錄等質化研究方法為主獲取第一手資料。2.2 數據採集數據收集從 2013 年 12 月開始至 2014 年 4 月結束。共分為兩個階段:參與式觀察與深度訪談。2.2.1 第一階段:參與式觀察依據影響創意產業發展的三個城市要素(創意環境、集群、無形資產),本研究選擇了四個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區域作為觀察地點:①世界歷史文化遺產區(以標誌性建築大三巴為中心的主要區域),②遊客聚集區(大型娛樂場),③創意街區(官也街、望德堂區),④創意孵化中心(創意園區)。研究期間正值聖誕、元旦和春節前後,在觀察區域有許多節慶活動,研究者對其進行了拍攝、文字記錄和備忘錄的撰寫。2.3 第二階段:深度訪談在參與式觀察之後,為了更深入的瞭解在參與式觀察中發掘的問題,研究者針對不同的相關利益群體進行了深度訪談。訪談對象包括 14 名遊客(分別來自香港、臺灣,中國內地、迪拜等地)、4 名創意店鋪的銷售人員,2 名文創產業從業人士(其中 1 名文創產業青年企業家,1 名創意園管理者)、1 名文創產業政府官員,2 名協會機構人士(其中 1 名協會會長,1 名節慶活動組織者),3名本地居民(其中 2 名土生澳門居民,1 名澳門內地移民)。由於遊客、陪同遊客的本地居民、創意店鋪店員的時間有限,且部分遊客介意訪談使用錄音
  • 5劉燕  澳門文化創意產業與“創意城市”轉型的 雙向融合模型設備,因此針對他們主要採用觀察、訪談、備忘錄撰寫等組合研究方式,訪談時間在 5 ~ 15 分鐘之間,並對其中一位內地遊客進行約 1 個小時的深度訪談。其他文創從業者、政府部門、協會、居民等 7 名訪談對象的深度訪談時長均在 1 小時左右。(見表 1:訪談對象基本情況)。表1 訪談對象基本情況編號 身份 研究方式01內地遊客,女兒在澳門讀大學,經常來往澳門深度訪談02/06內地遊客,經常與朋友一起來澳門一日遊訪談03/04內地遊客,在北方工作,一家三口帶小孩港澳遊,第一次來澳門訪談05 內地遊客,第一次來澳門,一日遊 訪談07/08內地遊客,夫妻,丈夫第一次來澳門訪談09 香港遊客,經常來澳門 訪談10/11/12 臺灣遊客,多次來澳門 訪談13/14 迪拜遊客,第一次來澳門 訪談15/16/17 旅遊紀念品/禮品店銷售員 參與式觀察後訪談18 古董傢俱店銷售人員 參與式觀察後訪談19 陪同遊客的本地居民 訪談20 本地居民(內地移民) 深度訪談21 本地居民 深度訪談22 文創產業青年企業家,創業起步期 深度訪談23文創產業園管理者,澳門本土藝術家深度訪談24 創意產業行業協會會長 深度訪談25 節慶活動組織者 深度訪談26 文創產業政府官員 深度訪談注:訪談對象身份根據訪談內容獲取並尊重訪談對象隱私要求深度訪談採用開放式問題,共分為四個主題:澳門城市的文化資本、澳門的創意環境、澳門文創產業與旅遊業和博彩業的互動、澳門朝向“創意城市”的轉型等,並依據訪談的獨特性問題跟進提問。3 數據分析在結束訪談之後,本研究對 26 個訪談對象的訪談文本及所觀察記錄的資料、備忘錄等進行篩選分析,盡可能保持對資料的開放性與客觀性。隨後按照紮根理論的研究方法對資料進行開放性編碼、軸心編碼和選擇性編碼。3.1 開放性編碼開放性編碼,即為資料的每個詞、句子或片段命名,在編碼中對所有可能的資料、能夠有助於理論發展方向的資料保持開放的狀態,並使用最重要的或出現最頻繁的初始代碼對資料進行分類、綜合和組織,在大量資料中發現和形成最突出的類屬(卡麥茲,2009)[43]。通過對所有的原始文本進行編碼後,共抽取出 195 個概念和 72 個範疇,開放性編碼的示例如表 2。3.2 軸心編碼軸心編碼的目的是要使類屬的屬性和維度具體化。通過對 72 個範疇進一步的仔細考察、深入思考,並按照相似關係、結構關係、因果關係、類型關係等分析的結構框架將 72 個範疇進行歸類連結(軸心編碼見表 3)。通過編碼歸類後可見,四個主要範疇:城市身份、開創精神、轉型動力、管治與研究話題密切關聯。“城市身份”是人們基於“獨特性”、“文化認同”及“印象與評估”三個子因素上對城市“身份”的感知,其中“文化認同”是影響“城市身份”認知的核心。大部分訪談對象都認為澳門是非常獨特的城市,但是對“城市身份”的“獨特性”的評價並不一致,城市的遊客、本地居民、政府官員等在城市身份上的“文化認同”訴求各不相同,未達成一致的共識,潛在削弱了城市的轉型動力。“轉型動力”是城市在分析“機遇”、“挑戰”、“競合”基礎上對“傳統”的“動態”的改變。“傳統”是影響轉型走向的關鍵原因,它包括一系列長久形成城市特徵的地理人口資源、歷史和文化、自然資源、政治、社會氛圍、公共資源等。訪談發現澳門社會對“傳統”的依賴度高,對博彩經濟愛恨交織,又深受地緣文化和長期的博彩化的影響, 缺少“創意城市”發展所需要的“非穩定狀態”(Hospers,2003)[44],城市生命體缺乏活力和創新動力,從而導致轉型動力嚴重不足。
  • 6“開創精神”是城市的“人 / 人力資源”在滿足社會的“動機 /需要”的驅動下,選擇適當的“地點”將“創意或創新”的產品或觀點與“商業主義”聯結的程度。 “開創精神”是城市綜合創新實力的表現,是諸多要素共同互動的結果。澳門城市的“開創精神”相對薄弱,一方面由於傳統上對博彩業的依賴削弱了文創人力的供給,另一方面社會也未形成對創意人才、創意產業扶持的傳統,因此在人力資源、創意集聚區的拓展利用、創意 / 創新的品質以及與商業的聯結程度上都比較薄弱。“管治”是政府和管理機構等“管治者”基於其“意識形態 / 價值觀”、“責任”平衡各方群體“利益”而採用“戰略”的管理。其中“管治者”的“意識形態 / 價值觀”被公認為是城市轉型的重要導向,影響著“利益”的分配、“責任”的認定和戰略的制定。澳門文創產業的管治者以政府機構、自治的協會組織為主,城市有轉型的需要,但長期的博彩業造成了澳門潛藏着“商業主義”至上的觀念,加之澳門社會具有維持既有社會文化傳統的價值觀傾向,因而在管治上呈出現單向度“保守型商業主義”的特點,在新產業的開拓創新、利益分配、戰略制定上缺乏靈活性,激勵不足。3.3 選擇性編碼與理論構建在開放性編碼、軸心編碼之後,根據對不同範疇的仔細審視,新的訪談資料已基本被包含在所編碼的範疇中,對理論建構的貢獻不大,可以判斷訪談取樣已經基本實現飽和,開始進行選擇性編碼與理論建構。選擇性編碼是聚合所有範疇、並對需要進一步說明的範疇進行查漏,細節填補的過程。經過對上述的開放性編碼的初級範疇,次級範疇、主要範疇、以及資料的反復比較,研究者發現澳門文創產業的發展與“創意城市”轉型關聯度很高,呈現互相融合的特徵,在此基礎上建構出創意產業與“創意城市”轉型“四因素”雙向融合模型(見圖 1)。在“四因素”模型中,四因素相互影響,環表2 訪談記錄的開放性編碼分析表(示例)(關鍵問題:你對澳門印象比較深刻的文化、創意、文化產品有哪些?)原始資料 概念化 範疇化就是聽說澳門的這個賭王,第一次來到澳門就聽說澳門的賭王 本土知名人物14.代表性那個钜記手信一般都是買點那個 本土土特產官也街也是澳門的特色代表之一 特色歷史街區早聽說就是葡京 我感覺金沙賭場挺有特色的 知名賭場比較有名的保持的比較完好的景點吧,還有大三巴 世界文化遺產澳門回歸之後這個金蓮花很有紀念意義的 具有歷史象徵意義的產品紀念品最多的是賭場造型的籌碼 博彩產品特色新的賭場建築都很有創意比那邊的老賭場創意要好一些 建築特色11.吸引力賭場是最大的吸引力 賭客癡迷 特色產業除了到這些景點之外大多數是到娛樂場所,就是博彩場所,再就是購購物 消費吸引力對人很親切,很有禮貌 社會友好15.澳門性人們的社會活動,社會交流,平常的活動,很有秩序,不是亂糟糟的, 這個人文的環境比較好社會人文環境好濃厚的娛樂氛圍娛樂、商業、休閒氛圍濃厚商業文化氛圍濃厚休閒氛圍注:本示例是對 01 內地遊客深度訪談部分內容分析的開放性編碼
  • 7劉燕  澳門文化創意產業與“創意城市”轉型的 雙向融合模型環相關。“城市身份”既是城市轉型的源動力又是轉型的方向與結果。“轉型動力”、“開創精神”是創意產業與“創意城市”的核心驅動力,二者相互影響,“開創精神”又常常外顯為城市的創意競爭力。“管治”是激勵促動其他三要素的主導驅動力。四因素中,“文化認同”、“傳統”、“意識形態 / 價值觀”是三個核心子要素。當前由於澳門在“城市身份”上“文化認同”的缺失及對傳統的路徑依賴,導致了城市朝向“創意城市”的“轉型動力”不足,外在表現為城市“開創精神”薄弱,創意企業家市場意識差、闖勁不足。同時由於管治者在“意識形態 / 價值觀”上對文創產業的認識和管理方式的守舊,綜合因素使澳門文創產業發展緩慢,城市也並未真正形成對文創產業發展有利的創意環境、集群、城市無形資產,產業的潛力並未完全激發。4 結論與建議4.1 結論创意产业与創意城市的發展互相耦合,創意產業可能因城市轉型方向而發展,也可能改變城市發展的方向。創意環境、集聚區、無形資產是創意產業發展的重要城市基礎。在對澳門的個案研究中,本研究發現城市身份、開創精神、轉型動力、管治與創意產業和“創意城市”轉型密切相關,並構建出“四因素”雙向融合模型。當前,澳門文創產業發展與城市作為“創意城市”轉型的互動尚處於淺層融合的階段。城市身份的“文化認同”危機、開創精神的缺乏、轉型動力上的乏力,以及在管治上單向度的“保守型商業主義”理念,都阻礙了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要實現創意產業與“創意城市”轉型雙向激勵作用,本研究認為,澳門要主動選擇成為“創表3 軸心編碼後的次要範疇和主要範疇開放性編碼形成的範疇 次要範疇 主要範疇1.知識 2.印象 3.期待 4.參照與比較 a1.印象與評估A.城市身份5.接受度 6.認可 7.市民身份 8.歸屬感 9.民族驕傲 10.刻板印象 a2.文化認同11.吸引力 12.聲譽 13.滿意度 14.代表性 15.“澳門性” a3.獨特性 16. 創意 17.創造 18.首創精神 19.參與 b1.創意或創新 B.開創精神20.關聯地點 21.周邊區域 22.產業集聚區 23.城市街區 b2.地點24.產業 25.市場 26.投資 27.利潤 28.產品 29.促銷和宣傳 b3.商業主義30.功能性需要 31.情感性需要 32.氛圍需要 33.品質需要 b4.動機/需要34.各種類型的人 35.個人特質 36.個人素養 37.個人的成長過程 38.勞動力39.從業者 40.工作類型41.專業性b5.人/人力資源42.平臺 43.特殊的機會 c1.機會C.轉型動力44.缺陷 45.不完善 46.資源匱乏 c2.挑戰 47.合作 48.競爭 49.壓力 50.壟斷 c3.競合51.互動 52.變化趨勢 53.促進 c4.動力54.地理人口資源 55.歷史和文化 56.自然資源 57.政治 58.氛圍 59.公共資源 c5.傳統 60.不同群體的利益 61.產業利益 d1.利益D管治62.公共管理 63.產業管理 64.管理角色 65.管理權利 66.管理功能 d2.責任 67.主導政府部門與機構 68.自治協會組織 d3.管治者69.管理模式 70.戰術 71.管理效果 d4.戰略72.主權變化後的政治意識形態變化 d5.意識形態/價值觀注: 72 個範疇來自對 195 個概念的歸類
  • 8意城市”,在朝向“創意城市”轉型的框架下來規劃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戰略。面對澳門當前文創產業發展的難題,本文建議要以澳門特區政府為主導,從“文化認同”建設、“開創精神”培育、“創意管治”入手,聯合文創產業、博彩產業、旅遊業及社會力量協同進行一次“城市創新運動”。 圖1 “四因素”創意產業與“創意城市”轉型 雙向融合模型本研究是針對澳門文創產業發展與城市轉型的個案研究,是社會學中的典型性案例研究,並不能代表所有城市,但是按照個案研究的意義和價值,本研究的結論對其他城市創意產業政策制定、城市規劃、城市轉型等學術探討、業界應用等均具有參考和借鑒價值。4.2 對城市“文化認同”建設的建議澳門要提升並穩固城市的“文化認同”感,激發居民、遊客各界利益群體對澳門的文化自豪感,從文化和情感上轉型。澳門歷史上作為“殖民地”(01內地遊客)、“賭城”(05內地遊客)、“相比香港落後的經濟”(04 內地遊客)所造成的刻板印象深遠而消極,“葡京酒店”、“大三巴世界文化遺產”等一直是澳門的地理地標,但並未變成凝聚城市文化認同的情感座標,也未充分激發出城市居民與遊客的文化自豪感。因而澳門急需要尋找到能夠凝聚居民、遊客各方的本地文化,找到澳門的“澳門性”。本研究發現,澳門的鄉情文化、好客文化、和諧包容文化,這些非物質、非商業而感性的文化恰恰是本地居民和政府歷來珍視的、遊客普遍感知到的“澳門性”的獨特體現。澳門應當以此為核心來強化居民的文化認同,並將這一“澳門性”應用於城市形象行銷、旅遊業、博彩業、文創產業,轉變城市過於商業化、博彩化造成的“投機主義”、“金錢至上”(20 本地居民)的負面形象。4.3 對城市“開創精神”培育的建議澳門要健全並提升文創企業家培育孵化機制,激勵從業者釋放創業潛力,加強創意與市場對接,培育城市的開創精神。澳門人力資源缺口大,2013 年失業率不到 2%(澳門統計及普查局,2014)[45],六大博彩企業巨頭及周邊產業因為高回報吸納了大量潛在的文創人才。要吸引文創人才回歸,並讓他們能自食其力,僅依賴政府的大量基金資助不夠,關鍵是培育他們的創業精神,按照文創產業的經濟屬性運作,“以企業及企業家為主體,對具有利潤的文化和象徵產品進行開發、貿易”(Kalandides & Lange,2007)[46]。此外,文創企業家的孵化還需要一套科學而完善的孵化機制、地理上的孵化集聚區、及時的金融幫扶與市場開路的引導。許多文創人才並不善於商業運作,因此政府應當將“商業主義”的概念引入文創企業家的培育中,開闢市場導向的創意孵化區,引入國際化人才,創造國際化碰撞、交流、競爭、合作的氛圍;同時,鼓勵年輕從業者熱愛鑽研本地文化,從本地文化中生長出具有“澳門性”的文創產業。4.4 對城市“創意管治”的建議澳門政府機構要平衡傳統與創新的矛盾,管治理念上從單向度的“保守型商業主義”向多向度的“創意管治”轉變。所謂“創意管治”是以鼓勵創新、凝聚社會,促進本地金融基礎和戰略性城市規劃與建築景觀設計為導向的管治(UNC-TAD,2008)[47]。因此管治者要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在規範市場、激勵競爭與合作、提供平臺與機遇、跨部門合作、城市建築面貌更新等多向度的綜合管治方向上,尤其要在城市街頭面貌的創意更新
  • 9劉燕  澳門文化創意產業與“創意城市”轉型的 雙向融合模型上有所創新。許多遊客對澳門博彩集團建築群的瑰麗輝煌與澳門破舊街頭形成的鮮明對比而驚訝,這些舊的城市空間亟待“澳門性”的創意來啟動,也正是創意管治與文創產業互動融合的結合點。實施創意管治時,管治者在珍視澳門獨特的“中西文化合璧”的“文化意義”時,重點要激發行業的商業潛力,轉向“文化意義的創意研發”上,推動文創產業真正走向產業,促進城市創意化。致 謝感謝歐洲社會基金的博士生研究與國際化朵拉項目,及其執行方阿基米德基金會的支持。(This research was supported by European Social Fund’s Doctoral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lisation Programme DoRa, which is carried out by Foundation Archimedes.)參 考 文 獻[1] UNCTAD.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development[R]. Washington, DC: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2004.[2] 曾軍,陳鳴,朱洪舉.創意城市:文化創造世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61-63.[3] 林如鵬,符翩翩.澳門文創產業的發展前景與規劃.新聞與傳播研究,2011(5):99-105.[4] 楊宜勇,董進修.澳門文化產業前景與定位研究.文化現代化的戰略思考——第七期中國現代化研究論壇論文集,2009年,北京中關村8月7-9日.北京: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2009(91-97).[5] 王鵬.澳門博彩業與文化產業的融合互動研究.旅遊學刊,2010,25(6): 57-65.[6] 齊永峰,陳曼東.澳門經濟結構調整和政府作用研究——兼論澳門文創產發展.城市觀察,2011(4):167-169.[7] 楊允中,鄧思平,楊開荊等. 樹品牌意識,走精品路線—關於發展澳門文化產業的若干思考與建議(大型研究報告).澳門:澳門學者同盟出版,2009:253-256.[8] 蘇武江 .澳門文創產業發展路徑研究 .科技管理研究,2 0 1 2(24):64-68.[9] CUNNINGHAM, STAUART D. From cultural to creative industries: theory, industry,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Incorporating Culture and Policy: Quarterly Journal of Media Research and Resources, 2002, 102: 54-65.[10] FOORD, JO. Strategies for creative industries: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Creative Industries Journal, 2009 (1): 91-113.[11] UNCTAD. Creative economy report: The challenge of assessing the creative economy towards informed policy-making[R]. Washington, DC: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UN, 2008.[12] 同[1][13] EVANS, GRAEME. Creative cities, creative spaces and urban policy. Urban studies, 2009, 46(5-6): 1003-1040.[14] KALANDIDES, A. & LANGE, B. . Creativity as a synecdoche of the city-marketing the creature Berlin. When Creative Industries Crossover with Cities, 2nd-3rd April, 2007, Hongkong. Hongkong: the Hongkong Institute of Planners & Urban Planning society of China, 2007.[15] MARCUS, CARMEN. Future of creative industries: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policy[M]. Brussels: European Commission, 2005:14.[16] QUINN, B., Arts festivals and the city. Urban studies, 2005, 42: 927-943.[17] ZUKIN, S.. Loft living: culture and capital in urban change.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9.[18] BAYCAN. Creative Cities: context and perspectives in the book of Sustainable City and Creativity Edited by Luigi Fusco Girard, Tüzin Baycan, and Peter Nijkamp. Surrey Farnham: Ashgate Publishing, 2011:23.[19] GERTLER, MERIC S. Creative cities: what are they for, how do they work, and how do we build them?[R]. Ottawa:Canadian Policy Research Networks: Background Paper F/48, 2004.[20] UNESCO, UNDP. Creative economy report: widening local development pathways[R].Paris:UNDP and UNESCO (special edition), 2013.[21] BRADFORD, NEIL. Creative cities: structured policy dialogue backgrounder[R]. Ottawa: Canadian Policy Research Network INc, 2004.[22] LANDRY, CHARLES. The creative city: a toolkit for urban innovators. London: Earthscan, 2000:134-136.[23] SASSEN, S..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io.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332.[24] 同[18][25] TÖRNQUIST, GUNNAR. Creativity and the renewal of regional life. Creativity and context: A seminar report. 1983, 50: 91-112.[26] 同[23][27] WU. Weiping. Dynamic cities and creative clusters [M].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 2005:15-17.[28] 同[20][29] PORTER, M., & STERN, S.,Location matters.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2001, 42 (4): 29.[30] MUSTERD, S & OSTENDORF. W.. Creative cultural knowledge cities: perspectives and planning strategies. Built Environment, 2004, 30(3): 189-193.[31] 同[20][32] JONES,T. Cultural Districts[C]. When Creative Industries Crossover with Cities, 2nd-3rd April, 2007, Hongkong. Hongkong: the Hongkong Institute of Planners & Urban Planning society of China, 2007.[33] MUSTERD, S & OSTENDORF. W.. Creative cultural knowledge cities: perspectives and planning strategies. Built Environment, 2004, 30(3): 189-193.[34] FLORIDA, R..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and how it’s transforming work, life, community and everyday life [M]. New York: Perseus Book Group, 2003:23-26.[35] 蘭德利著,楊幼蘭譯.創意城市:如何打造都市創意生活圈[M].北
  • 10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51.[36] 同[16].[37] RICHARDS, G., & WILSON, J., Developing creativity in tourist experiences: a solution to the serial reproduction of culture?. Tourism management, 2006, 27(6): 1209-1223.[38] CROOKS, D. L.. The importance of symbolic interaction in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on women's health. Health Care for Women International,2001,22(1-2):11-27.[39] GLASER, B. G.. Theoretical sensitivity: advances in the methodology of grounded theory. Mill Valley: The Sociology Press, 1978:2.[40] DENZIN, NORMANK & LINCOLN, YVONNAS(Eds). Hand 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1994.[41] GLASER, B.G.. The grounded theory perspective: conceptualisation contrasted with Description. Mill Valley: Sociology Press, 2001.[42] 費小東.紮根理論研究方法論:要素、研究程式和評判標準.公共行政評論,2008(3):23-43.[43] 卡麥茲著,邊國英譯.建構紮根理論:質性研究實踐指南.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09:61.[44] HOSPERS,G.J. Creative Cities in Europe:Urban competitiveness in the knowledge economy. Intereconomic,2003, 38 (5) :260-269.[45] 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總體失業率[EB/OL].[2014-08-04] http://www.dsec.gov.mo/default.aspx.[46] 同[14][47] 同[11].學生活動澳科大代表隊榮獲2015香港物流學藝比賽季軍為加強大學與香港高校間的學藝交流,進一步拓展澳科大商學院本科生的國際視野,商學院決策科學系於3月21日組織供應鏈管理專業的學生前往香港參加由香港物流與運輸協會主辦的物流學藝比賽。此屆物流學藝比賽,除了澳科大代表隊之外,還有香港八支高校隊伍參加。並且,香港的參賽大學均已獲國際CILT課程認證,澳門科技大學是唯一一支來自香港以外獲邀的參賽隊伍。在兩岸四地高校中,香港高校在物流與供應鏈管理領域一直具有明顯的優勢。此屆比賽我校代表隊雖然面臨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與香港理工大學這樣的傳統強隊,但是憑藉近半年的刻苦訓練、不畏強敵,為現場評審、各校帶隊老師以及觀眾呈現了令人驚喜的表現。最終力克群雄,獲得了季軍,總得分僅次於香港中文大學(冠軍)和香港大學(亞軍)。澳科大學生榮獲“21世紀·路勁杯”全國三等獎6月7日,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舉行的第三屆“21世紀·路勁杯”互聯網金融創新案例大賽中,澳門科技大學商學院4位同學以及1位校友組成的MUST Dream 創業團隊,經過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21世紀傳媒、路勁集團、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專家學者組成的評審委員會三輪嚴格評審後,進入全國前6強,最終榮獲優秀論文全國三等獎。是次比賽全國總決賽的評委高度讚揚了澳科大獲獎作品並鼓勵獲獎學生積極發揚創新創業的精神。“21世紀·路勁杯”互聯網金融創新案例大賽,是由21世紀路勁財經獎學金班組織,21世紀傳媒聯合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路勁集團以及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共同發起的案例競賽,旨在培養高校學生對於互聯網、新媒體、金融、房地產等領域的興趣,強化商業案例分析能力和創新創業能力。獲獎學生將有機會參與北京大學主辦的21世紀路勁財經獎學金班的各項活動。參與此次比賽的院校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中山大學、上海財經大學等大陸知名高校。澳科大國際學院葡萄牙語專業學生朗誦比賽獲獎第十屆澳門高校葡萄牙語詩歌朗誦比賽於3月25日晚假澳門理工學院拉開帷幕,除本澳高校:澳門理工學院、澳門科技大學及澳門大學外,來自內地的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浙江外國語學院以及大連外國語大學也派出學生參加比賽。經過激烈的角逐,澳科大國際學院葡萄牙語專業大二的兩位學生奪得九枚獎牌中的兩枚,為所有參賽學校之冠,其中1名同學更脫穎而出,獲得中級組冠軍,另一名同學獲得了初級組季軍。賽後,科大學生的表現及葡語教學的發展得到澳門各界的一致好評,澳門論壇報等葡語報刊也就此次活動作出了報導。
  • 11第 9 卷 第 1 期 澳 門 科 技 大 學 學 報 Vol.9 No.12015 年 6 月 30 日 Journal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une 30, 2015 荷西‧安赫爾‧瓦倫特與被爆者之歌林青俞(澳門科技大學國際學院,澳門)摘要: 本篇論文探討西班牙50年代詩人荷西•安赫爾•瓦倫特 (José Ángel Valente) 的作品“Hibakusha"(被爆者),以二次大戰原子彈轟炸日本廣島的歷史為題材,結合美學、藝術、與哲學思想,呈現原爆文學的諸多特點。首先,災難的歷史見證下,詩歌結構跨越時空,傳達受害者與加害者之多重敘述之聲,並逐漸模糊兩者身分的界線。其次,運用豐富的語言內在經驗,表現被爆者身體與原爆土地之間共生的神祕空間。最後,詩歌賦予道德的想像力,藉由核武器揭示歷史中人性的犬儒主義。關鍵詞: 荷西•安赫爾•瓦倫特;被爆者;原爆文學;詩歌;語言;身體José Ángel Valente and Songs of HiAakushaChingyu LIN(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College, Macau, China )AAstractt: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analyze“Hibakusha”, a poem by José Ángel Valente, a Spanish poet of the Generation of the 50s. Based on the history of the Hiroshima atomic bombing in World War II, the poem represents various features of Atomic Bomb Literature, combining aesthetics, art and philosophy. First of all, with the historical witness of disaster, the poetic structure is constructed across time and space in order to transmit multiple voices of both victims and perpetrators. It blurs the boundaries between these two identities in a gradual way. Secondly, by making use of language´s inner experiences, it produces a symbiotic and mysterious space between hibakusha´s body and the explosion on land. Finally, the poem renders moral imagination, revealing human cynicism in history through nuclear weapons. eyyordst: José Ángel Valente; Hibakusha; Atomic Bomb Literature; Poetry; Language; Body收稿日期:2014-10-28;修訂日期:2014-12-10。作者資訊:林青俞,女,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西語國家文學。Email:cylin@must.edu.mo電話:00853-889720610 引言西班牙 1939 年至 1975 年佛朗哥獨裁政權是一段不可抹滅的歷史記憶,也是二十世紀文學作品的重要題材,其中西班牙 50 年代詩歌深刻反映此時期的政治迫害與人民生存的恐懼,詩人們開始思索語言的本質,將社會壓抑之聲融入哲學思維與藝術表現,文字不再只是描述極權專制下個體或集體遭受的苦痛,而是必須透過物質,詮釋內在的精神空間,換句話說,這個時期的詩歌特點將物質內在化,對萬物等同視之,呈現觀者進入物體的神聖顯像過程,如同藝術家藉由各種材料塑造不同形狀、顏色、與材質的作品,無論巨大或微小,皆能以有形之物帶領觀者進入無形之精神世界。由於 50 年代詩歌對語言的另一番新的詮釋深深影響日後的詩歌發展,在現代文學評論中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荷西 ‧ 安赫爾 ‧ 瓦倫特 (José Ángel Valente) 是 50 年代最具獨特風格的詩人代表之一。1929 年
  • 12出生於加利西亞 (Galicia) 自治區歐倫賽 (Orense) 城鎮,曾在英國牛津大學任教,並擔任聯合國翻譯工作,2000 年在日內瓦與世長辭。他的創作風格深受東方神祕主義與哲學思維影響,其中包括日本文化、中國老莊思想、禪宗教義等。1989 年的詩歌集《朝向此地之神》Al dios del lugar 收錄一首以日語詞彙為名的作品“Hibakusha”,意指被爆者,顧名思義,此乃二次大戰美軍投擲原子彈轟炸日本廣島與長崎的歷史,也因為這段慘絕人寰的事件,促成 50 年代至 60 年之間日本原爆文學的誕生。“被爆者”這首長篇詩歌可從歷史之創傷記憶的觀點賞析,再深入至詩人強調的語言認知,運用物質與空間美學,再現人類存在的本質。若與日本原爆文學的型態風格比較來看,或許能從中窺探彼此相似之處與歧異點,進而分析這位西班牙詩人如何以西方作家的身分創作出一首廣島輓歌?如何以非被爆者身分詮釋人類史上空前的浩劫?又如何以原爆題材間接闡述詩歌語言的內在空間與經驗?原子彈終結二次大戰,世人以各種方式不斷喚醒這段原爆歷史的記憶,開啟另一個反核時代。瓦倫特關注核彈所引發的道德省思,在原爆景象中窺探被害者與加害者的微妙關係,在原爆歷史中披露人性的犬儒主義。1 多重之聲瓦倫特以日語詞彙為詩歌提名,以西方作者的身分觀之,顯然不受西班牙母語或英語的限制,反而肯定並尊重 Hibakusha 在日語和日本歷史中的共同定位。日本面對核爆的直接受害者,不使用“生存者”(Seizon-sha) 這個詞,也就是英語的survivor 或西語的 sobreviviente,原因在於“生存者”一詞指的是受幸運之神眷顧而活下來的人,具有正面的意義;相反地,Hibakusha 則屬於負面的詞彙,意指被原子彈所殘害之人,除了身體上的灼傷,也包含看不見的核輻射傷害所導致的畸形和病變,甚至危及後代子孫的健康。值得一提的是,美國文獻史料中習慣沿用 survivor 一詞,或許刻意規避這場人為災禍的嚴重性,某種程度上“為可怕的現實解毒”[1]。日本原爆文學最初的定義是源自紀事題材,無關寫作風格或文學理論實踐,許多作品是由幸存者或新手作家所寫,描述人類面對災難的記憶,見證人類瀕臨死亡的驚恐無助。瓦倫特的詩作“被爆者”並不忽略日本原爆文學的見證性質(testimony),因此,作品的結構由不同敘述者之聲組成,聲音重現了身體與意識的雙向運作,群體生活亦即建立在聲音的傳遞,聆聽與被聆聽成為獲得歸屬感的必要手段[2],主體與客體不時互換的結果,產生共存的空間意識。首先,詩歌以集體人稱的“我們”開始敘述:是誰說過開始爬行的文字就在血光之漩渦下陰影下,我們永遠無法歌唱?有人從死亡那兒無止盡地望著。你仍然可以看見那隻黑暗中的眼睛。如何,他們問,如何在奧斯威辛之後寫下在奧斯威辛之後在廣島之後,如何不寫下。 [3] 第一節以開門見山的方式表達詩人對文字賦予的身體空間,書寫如同被轟炸的軀體,匍匐爬行,苟延殘喘,這是我們共同的宿主。敘述者暗指原爆歷史與文字創作之間的拉扯,突如其來的毀滅景像,被爆者身心遭受劇烈的衝擊之下,敘述能力的喪失避免疼痛被語言化[4]。美國知名作家桑塔格也提到:“戰爭耗盡了文字,它們變得衰弱,它們正在退化”[5]。第二節詩句以旁觀者角度,圍繞在他者和第二人稱的“你”之視覺領域,緊接
  • 13林青俞  荷西‧安赫爾‧瓦倫特與被爆者之歌轉換至聲音,重述“他們”對文字書寫所提出的疑惑:文學能夠重現這段發生在奧斯威辛集中營之殘酷歷史嗎?瓦倫特在散文作品《部落的文字》Las palabras de la tribu 裡提及德國哲學家阿多諾(Theodor Adorno) 的主張:“在奧斯威辛之後寫詩是一種野蠻行徑”[6] ,顯然此時敘述者間接回應了這個問題,無論是納粹屠殺猶太人或廣島原爆,書寫這些創傷記憶並非不適宜,而是具有相當的挑戰性,由於創傷主體之內在世界的特徵是“分離的記憶”[7],文學因而必須藉由這些非具體、非連貫、甚至非表現的元素描繪戰爭下的悲慘世界,瓦倫特對此難題解了套,他在作品中刻意運用混亂重疊的敘述之聲,表現破碎支解的張力,將個體意識串連至群體表述,打破時間與空間的限制,昨日之景夾雜今日對歷史的評斷,鞏固災難文學書寫的價值與正當性。作品中群體的敘述者“我們”分飾多角,時而代表幸存之被爆者,時而代表往生者,換言之,整部作品運用聲音交織成一個生命與死亡齊聲吶喊的國度。以下的詩句片段說明此種敘述手法:有人必須不停地死去哪個受害者?為何是這個人,是誰選上他們,卻不想知道抉擇比死亡更猥褻?為何是我們?亡者只是這麼說。[3]235 無人稱敘述者是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共同發言人,歷史必定與未來連結,除了影射原爆陰影下世代子孫的宿命,也回溯人類過去面對戰爭的抉擇,於是,亡者的質問聲出現,卻困惑無解,沒有回應,沒有答案,雖然打破沉默,最終只能接受。瓦倫特對詩歌語言的認知與西班牙無形式主義大師安東尼 ‧ 塔皮埃斯 (Antoni Tàpies) 極為契合,這位巴塞隆納藝術家擅長融合傳統與現代技法,並在作品中混和大量材料,儘管是廢棄老舊或不起眼的素材,都能創造出全新的藝術語言,因為創作的世界中不存在所謂的劣等材料。瓦倫特認為詩詞必須像塔皮埃斯手裡的材料一般,“享有同樣的自由,同樣的去功能性”[8],於是,遵循這個平等的理念,他在詩歌文體中加入英文俗語表達,再以集體敘述者人稱表述:之後We are all now sons of a bitch,他們試射了就在西班牙士兵命名的地方亡靈征戰之地為了最後不讓名字與事物被拆穿。[…]Babies satisfactorily born, 失明者說道因偉大的 Oppius 與其豐功偉業。[3]236本段的英文短句清楚地闡明原爆事件中美國人的角色,同時暗示投下原子彈的決定對人類歷史導致的結果[9]。“我們”的敘述者以加害人身份,赤裸裸地表達強烈的罪惡感,這讓我們聯想到日本 60 年代的原爆文學,跳出民族主義的狹小範疇[10],首度出現日本文學史上第一部以原爆加害者為主人公的作品:飯田桃 1965年的短篇小說《美國的英雄》。雖然詩詞無法發揮小說巨細靡遺地刻劃人物的功能,瓦倫特運用詩歌文體最精髓的音韻,不加掩飾地抒發加害者面對過去與現在的心聲。這句英文俗語證明詩人跨越原爆歷史與文學的單一面向,強化詩歌語言的延展性,不堆砌華麗詞藻,不加雕琢修飾,此為發自內心的省思。事實上,雙語聲音嵌入的手法也象徵一種包容的力量,瓦倫特在散文作品《致安東尼 ‧ 塔皮埃斯的五個片斷》(Cinco fragmentos para Antoni Tàpies) 開頭便強調,“創作不是一個權力的行為,是一個接受與認可的行為。創作帶有女性的符號”[3]41。
  • 14然而必須澄清的是,這個接納包容的定義並非用來闡釋瓦倫特對原爆加害者罪行的立場,而是取決語言本身融合異己的特質,也因為如此,失明的原爆者脫口而出“Babies satisfactorily born”,此乃日本受害者之聲?或是生活在當地的美國人?聲音瞬間消弭種族藩籬,不再作為身份辨識的唯一途徑,加害者與被害者合而為一。另外,它也諷刺廣島核爆導致許多懷孕母親流產或生出畸形兒的殘酷事實,最後以 Oppius 稱呼參與原子彈試射的科學家 Oppenheimers,重申核武發展威脅人類生存權利的議題。 2 身體與空間瓦倫特的詩歌世界裡,語言文字如同藝術作品的材料,形狀是虛無的定義,因為任何有形之物的誕生最終走向無形之路。他在散文作品《如何畫一條龍》(Cómo se pinta un dragón) 引述西班牙十六世紀神祕主義詩人聖十字若望 (San Juan de la Cruz) 之代表作《精神頌歌》(Cántico espiritual)其中的詩句:“你永遠不會滿足於你所理解的事,[…] 而是你不理解的事”[3]9,他認為詩歌創作逃離時間的概念,它不歸屬於現在,反而直接進入回憶,傳達毀壞與碎裂的語言經驗,顯然無法用理性邏輯分析解釋。換句話說,語言本質上是無能的,是貧瘠的,它像支離破碎的記憶,無法概括完整的景象,它圍繞在荒涼寂寥的神祕空間,而這個空間包含人與大地的關聯性,瓦倫特認為只有沙漠的語言才能融合生命與死亡。“Hibakusha”將語言空間、土地與身體緊密連結,不乏日本廣島原爆詩歌最典型的描繪景象:水與乾渴。從地理位置來看,廣島南方面向瀨戶內海,連接六條河川,故稱為“水城”,因此,廣島詩人常以水作為城市的意象。原子彈爆炸後,人民猶如置身於沙漠,除了必須忍受火燒的皮肉之苦,甚至害怕喝了被汙染的水而生病,街上到處是乞討水喝的難民。這般煉獄景象呈現在原民喜家喻戶曉的詩歌作品《請給我水》:請給我水啊!請給我水讓我喝水還是死掉得好死了更好[…]夜幕降臨乾澀的眼睛潰爛的嘴唇火辣辣的痛。[11]原民喜以寫實的筆觸再現原爆者乾渴的身體,瓦倫特則運用豐富的色彩與象徵手法,描述污染的土地和雨水,大火燎原之後,或許天降甘霖,但空中的水氣混著輻射塵,形成黑雨,幸存者的身體如同這片枯竭之地,因為極度口渴,飲用這些雨水,幾日之後就會死亡。此外,除了飲水,不慎接觸黑雨,日後也會產生諸多後遺症。井伏鳟二 1966 的長篇小說《黑雨》是廣島原爆小說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其中描述女主角在逃難途中淋了黑雨,數年後原子病發作。相較之下,瓦倫特不以寫實風格描寫原爆後降下的雨水,反而增添更多美學想像空間:白色之光變橙黃色燃燒空氣堅硬的外殼翡翠綠的酸水覆蓋旱地。[…]光芒下陰暗的身軀灰燼蓋上一層灰我們飲盡塵土只剩殘渣與結束艾諾拉•蓋伊號轟炸機。[…]之後是水之後是雨
  • 15林青俞  荷西‧安赫爾‧瓦倫特與被爆者之歌之後是因塵土灰燼而混濁的水。[3]236-237瓦倫特刻意使用翡翠綠的顏色 (verde jade) 描繪輻射塵污染的雨水,西班牙語詞彙 jade 指的是玉,被視為東亞地區文化特色的寶石,證明詩人不以日本原爆文學的寫實色彩為基調,融合東方藝術化的空間想像,在回憶陳述之外,建立獨特的災難美學。另一方面,原爆者的身體如同乾涸的大地,“我們飲盡塵土”,某種程度上,影射日本人民心中對土地強烈的歸屬感,從原爆者口渴的身理狀態引申出一種熱愛國土、與大地共存亡的意識。本段詩歌最後提及美軍艾諾拉 ‧ 蓋伊號轟炸機,眾所周知,此轟炸機的命名源自機長Paul Tibbets 為紀念母親 Enola Gay Tibbets 而來,與慘遭摧殘的大地之母形成強烈對比。將原爆歷史的寫實記錄轉化為美學的詮釋過程,稱之為“核昇華”[12],它包括原爆景象視覺上的隱喻,以及原爆者典型的心理狀態。首先,詩歌提及古羅馬占鳥官的諭示,根據古羅馬文化,此乃一種受人景仰的教士職務,他感應瞬息萬變的大自然,觀察天空意象、風吹的動態、鳥獸的飛行姿勢與叫聲,甚至將鳥內臟取出來預言國家的災難,占鳥官所揭示的死亡語言充斥人性的極端暴力與野心[13]。從以下三段詩句可深入探討:如何不用煙霧中的手指寫下像深不可測的鳥內臟。占鳥官讀出夜晚悸動的死亡。夜晚躺在這兒有人躺在這兒他的名字在煙霧中被寫下。[…]他們在沙漠中築一個塔Trinity 被命名為 TR 計劃在 Oppies 的幻想下百呎之高,鉛筒加上大量的鈾核。之後他們試爆了觀察死亡如何在內臟裡發光。[…]刀刃割開鳥內臟盲目預見過往。[3]235-238 瓦倫特回顧一九四五年七月美軍在新墨西哥州托立尼提沙漠進行人類首次的核試驗,採取內爆方式測試,命名“三位一體”核試。古代占卜的鳥語對照現代科技的語言,形成自然與文明的強烈對比。文學追求語言純粹性,這個理想通常在動物身上獲得實現,義大利思想家阿甘本 (Georg Agamben) 強調,動物沒有所謂世界觀,牠們不像人類擁有闡述分析能力,牠們的生存仰賴直覺,牠們的空間僅限於肉體上的需求,也因為如此,動物反而擁有比人類更開放的本質[14]。對瓦倫特的創作影響甚鉅的德國詩人里爾克 (Rainer María Rilke) 指出人的盲點:“在我們眼前,沒有一天擁有純淨的空間”[15],於是,鳥的語言成為瓦倫特單純表現被爆者身體和詩歌內在空間的媒介,“不可預測的鳥內臟”譬喻核彈內爆的景象,人類不順應大自然,暴露出瘋狂殘虐的行徑,深藏語言不可表述的真實。從死亡的藝術表現觀之,瓦倫特曾引述羅馬尼亞宗教史學者 Mircea Eliade 的評論:“鳥是靈魂指引”[6]368,靈魂指引是一個源自希臘文的字詞,西班牙文是 Psicopompos,英文是Psychopomps,經常用來描繪古代喪葬藝術,根據中世紀宗教信仰,某些動物、精靈、或天使的職責是護送亡者之靈魂前往來世,鳥是其中一種動物,同時,在文學意義上,鳥兒衝上天際,如鳳凰般燃燒成灰燼,被視為死亡至重生的歷程。若說瓦倫特以詩歌美學描述被爆者的身體,不如說是被爆者的題材給予詩歌語言探索的空間,詩人採取一貫的美學象徵手法,在鳥的形象中加入重要的元素:塵土灰燼,參照以下兩段詩句:血淋淋的鳥
  • 16劇烈拍打的翅膀永遠覆蓋明天我們的內臟是死亡。[3] 237此刻,無法停止的回憶掉入灰燼請你用出生的灰燼覆蓋在身上吧。[3]239本首詩重複出現的“灰燼”與“塵土”,讓我們聯想到天主教的聖灰禮儀以創世紀第三章 19節的語句提醒世人:“因為你是從土而出的。你本是塵土,仍要歸於塵土”,“土是一種永恆回歸的符號”[16],人與土地合而為一,詩人因此為原爆所帶來的死亡經驗做了以下的結論:“請你用出生的灰燼覆蓋在身上吧”。這不僅是肉體消逝後的灰燼,也是核爆的回憶所留下的塵土,它陪伴著世世代代的子孫,飄散在這片土地上。詩人融合東西方美學與思想,擴大原爆空間的想像與詮釋,赤裸裸的語言情境下,把災難的集體記憶視為某種約定,在讀者身上產生不同的情感與生命的體悟。原爆文學空間的藝術呈現背負一個描繪“無聲”的重要使命,無聲來自突如其來的死亡與毀滅景象,人們在驚愕之餘無法做出任何反應,無庸置疑,對死去的受害者而言,代表語言和身體的消逝;對倖存者而言,時間與空間瞬間凝結,緊接著身體與心靈上產生否定的消極意識,這也是日本在被爆與戰敗的雙重打擊之下,整個國家社會瀰漫的一股虛脫感 (Kyodatsu),人民難以接受祖國投降的事實,全國上下陷入極度的沉寂[17]。然而,瓦倫特筆下描繪的寂靜與消沉卻形成一股反抗的力量: 爆破它的沉默它的絕對沉默沉默之爆裂白色之爆裂在寂靜中無盡光亮下無數個碎片。[…]煙霧橫掃消失的語言:血、憎惡、種族、夜幕來吧!死亡,用你的呼吸與沉默覆蓋我們好讓我們不再永無止盡地死去。你說一個聲音從黑暗中傳來你無法聽見另一個聲音從黑暗中傳來你無法聽見第三次聲音傳來來自死亡-活著緩慢地發出聲音死亡想活下來,否認死亡的私生子。[3]236-237震耳欲聾的爆破聲最終帶來前所未有的寂靜,沉默是集體性的語言和空間,儘管如此,瓦倫特創造一個頑強不屈、步步逼近的死亡形體,它不沉默,它生生不息,它的存在為原爆空間和語言表述帶來反抗、尊嚴、與回憶的可能性[18],他所認知的語言空間裡,死亡不再只是戰爭的結果,而是一種反動的藝術,蘊藏女性特質,或許從感官上帶有嘲諷意味,如同他在詩中的比喻:“死亡,白色 / 就像日出至日落一個女孩被拉長的巨大身軀”[3]238。相較於美國詩人理查‧艾伯哈特 (Richard Eberhart)在作品《戰爭後的美學》(Aesthetics After War) 將原子彈爆破的死亡形體轉化為“那個巨大、超現實、圖片蘑菇”[19],瓦倫特擬人化的死亡空間跳脫視覺上的框架,延伸至聲音與身體的內化過程,呈現更多元的原爆空間藝術。
  • 17林青俞  荷西‧安赫爾‧瓦倫特與被爆者之歌3 道德的想像自古以來,人類的歷史充斥殺戮行為,好戰的習性猶如肉食性動物,掠奪的慾望驅使人類運用智慧發明攻擊與毀滅性武器,雖說如此,文明與野蠻乃一體兩面,在野蠻的背後仍懷有同情憐憫,而這股力量讓我們反省思索自身的行為。西班牙詩人兼文學評論家路易斯 ‧ 賈西亞 ‧ 蒙特羅 (Luis García Montero) 針對原爆災難與文學表現的關係提出一個關鍵性論點:“道德的想像力能幫助我們了解他人的痛苦”[20],想像力是藝術的基石,它具有良善的意念,引導觀者深入探索外在事物以何種方式反照個人內在思維的精神領域。回顧日本原爆文學小說中,將被爆者所承受的痛苦比擬為耶穌基督的犧牲奉獻,最廣為人知的作品實屬永井隆 1949 年的《長崎和平鐘聲》,原子彈從科技產物轉化成一股喚醒日本宗教精神的力量,由於這場不義之戰帶來種族仇恨,日本人民深信原爆是上帝賜給國家償還罪債的機會,因此,小說中的一段“原子彈公祭弔辭”提及終結屠殺罪孽、迎接和平的心願,日本人不能單單只是後悔,必須奉獻生命向上帝認罪,作者強調死於原爆的人民是有福的:“偉大的全燔祭啊!即使在悲傷至極中,我們將之仰望,尊崇為無限美麗、無限聖潔、無限尊貴”[21]。廢墟的天主堂傳來祈禱之鐘聲,迴盪在原子荒野,預示黎明的曙光即將到來。皈依天主教的永井隆為日本在二次大戰期間所應承擔的歷史責任下了註解:藉由犧牲,才能獲得上帝的寬恕,也才能讓大和民族因信仰而獲自由。雖然瓦倫特在散文作品中多次提到日本文化,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本身並沒有涉略日本原爆文學,令人驚訝的是,他的詩歌巧妙呼應了某些日本作家面對核災的中心思想,我們可以從Hibakusha 其中一段詩句窺探得知:果真不須寫下?在奧斯威辛之後或在廣島之後,如果我們是破碎時間之神,將來為了讓最後成為絕不為了不讓任何人害死更多死人?[3] 234瓦倫特的詩歌風格充滿神祕主義色彩,賦有啟示性與宗教性想像,其核心思想以虛無的概念為主軸,虛無是上帝最終的形體,每個人身體都住著一個不知名的神,所以他引用美國詩人艾茲拉 ‧ 龐德 (Ezra Pound) 在作品 The Cantos 其中之一段,作為《朝向此地之神》的序言:“He has a god in him, although I don´t know which god” [3] 187,中文譯為“他心中有一個神,雖然我不知道是什麼神”。而詩句“如果我們是破碎時間之神”正好回應“原爆災難把人類歷史分裂成二半的事實” [11]xii,一個不完整的時間輪廓,一個有缺陷的形體。此句西班牙語“神”的詞彙不以大寫 Dios 表示,反而使用複數小寫“dioses”,瓦倫特意指神與人的思想行為緊密結合,象徵人的內在樣貌,處於不同的時空裡,祂具有多重形象,必須探究戰爭時期人類心中存在著什麼樣的神,必須思考的是,祂的顯像傳達了犧牲與贖救,或揭示倫理道德的沉淪?詩歌中的“神化”同時指涉被害者與加害者,就前者而言,描繪苦難中人們的心靈圖像,此乃與神同在的精神慰藉。然而,神的力量卻恰恰反映人的無力感。約翰 ‧ 赫西 (John Hersey) 的《廣島》堪稱以西方觀點描寫原爆者的重要著作,他於 1945 至 1946 年期間在日本為《紐約時報》蒐集相關報導,透過一位傳教士介紹,接觸六位原爆生還者,並將他們的親身經歷寫進這部作品,其中的人物 Tanimota 是位牧師,在橫屍遍野、鬼哭神嚎的災難現場,他對自己無力救助更多傷者感到極為愧疚,面對身旁許多奄奄一息的生命,自己卻能毫髮無傷活下來,他只能不斷祈禱,“求上帝慈悲,將受難者從火舌中拯救出來”[22]。由此可知,罪惡感與救贖是原爆文學中不可忽視的元素,“為了不讓任何人害死更多死人”,瓦倫
  • 18特的神化想像暗示原爆者渴望被救贖,呈現另一個充滿挫折羞愧的活人地獄。就加害者而言,神的存在或許也是道德的諷刺,不論從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者身分,或從美國以核武終結戰爭的角色,顯示人們無意識下實現了軍隊與戰鬥的英雄主義,懷有保家衛國的崇高理想,以及為世界和平奮鬥的雄心壯志,能夠參與戰事感到無上光榮,因而產生所謂的“半神化威勢”[23],這種心理現象可追溯到古羅馬時代,人民列隊歡迎凱旋歸來的戰士們,但在他們身旁總會安排奴隸提醒這些英雄們,凡人身軀,終有一死。日本原爆詩人峠三吉的詩作《炎》,其中一段的詩句與瓦倫特所闡述的半神化之英雄主義相似: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日光下的午夜人們給神一擊火的懲罰這個下午廣島之火照耀在人們床頭接著,不久,歷史埋伏著為那些模仿神的人。[24]人類相互殘殺,試圖代替神來決定他人的生死,峠三吉以諷刺手法描繪原爆背後的犬儒主義,人們給神一擊,卻必須一同承擔歷史共業,那些模仿神的人,亦即那些征服者,讓歷史停滯在戰爭、衝突與死亡之中,不但毀滅被征服者,也踐踏自我歷史的價值,他們永遠離不開倫理道德之譴責。同樣地,瓦倫特也在 Hibakusha 裡傳遞類似的概念,與峠三吉不同的是,他堅持由人類評斷歷史,而不是歷史來評斷人類[25],所以他批判強權者美國:“歷史,抹布 / 下沉的國旗,破碎條紋 / 在熔岩下淹沒的星星”,瓦倫特以西班牙文大寫Historia 表達擁有權力與武器的征服者所闡述的歷史,由於文化、政治、種族、國家等因素,從古至今一成不變的是由強者併吞或消滅弱者之歷史結構,它建立在暴力威權的基礎上,人類和平的生存信念變得薄弱,所以無法為不同民族之間的關係開創新格局。“抹布”意味守舊的官方歷史,國旗象徵尊嚴與信賴,應當飄揚,受人民瞻仰,如今卻向下墜落。條紋與星星是美國國旗的圖騰,由此可見,儘管瓦倫特在全篇詩歌中企圖打破受害者與加害者身分的界線,但顯然他仍不忘強調美國在人類歷史上造成無可彌補的傷害,換句話說,他所描述的 Hibakusha 是一個潛藏埋伏的“歷史 historia”,它顛覆征服者的“歷史 Historia”之威權。戰爭的犬儒主義是原爆帶來的另一個道德省思,西班牙二七年代著名詩人 Pedro Salinas 從二次大戰獲得靈感,寫了一首詩歌《零》,描述飛行員決定按下鈕掃射的瞬間,他感覺從高空遠距離殺人似乎比近距離更讓人釋懷。以下是作品的片斷:茫然掉下,他發射他們發射了,在六千公尺高空,在四點鐘有沒有能從如此的高處分辨地球之美的眼睛?[…]對一個遙遠的地圖,誰會感到遺憾?[26]詩人想像飛行員眼中的土地,如一張地圖,從高空俯瞰,萬物變得渺小,看不見死亡的真實景象,德國哲學家彼得 ‧ 斯羅特迪耶克 (Peter Sloterdijk) 解釋此乃軍事的犬儒主義,人們遠距離操控毀滅性武器,反映分裂的特質,雖說撓勇善戰,卻與敵人保持相當距離,顯現內在深層的恐懼。炸彈的可怕之處不在裝置本身,而是發射的動作,人的本質表現在發射的經驗裡,證明了懦弱、逃避、依附高科技武器等犬儒行為。回頭分析瓦倫特的作品,也可發現 Hibakusha 最後以高空
  • 19林青俞  荷西‧安赫爾‧瓦倫特與被爆者之歌毀滅行為的想像啟發讀者:“人的身體 / 比天還高 / 你對自己做了什麼”?[3]239受害者的身體隨著爆炸燃燒的威力衝向天際,加害者在高處或在遠處看不清楚城市如何被催毀,雙方都必須捫心自問:對自己做了什麼?對人民又做了什麼? 身為非原爆直接受難國的西班牙,佛朗哥獨裁時期,基於政治因素,極欲發展成一個擁有核武器的國家,除了使西班牙享有聯合國投票權,也能支持佛朗哥政權在歐洲的地緣戰略[27]。瓦倫特藉由陳述日本原爆的歷史,引導出佛朗哥專制政權下倫理道德的省思,它被視為另一種談論西班牙歷史的方式,原爆者不僅代表日本廣島或長崎的居民,也可能是任何一個佛朗哥獨裁時期被犧牲的人,或任何遭受強權侵略殘害的民族。一言以蔽之,瓦倫特在東洋血淚史中找到書寫人性與道德的勇氣。4 結論被爆者之歌的文學價值不在於寫實記錄,而在於它背後堅持存在的意志,面對殘酷的原爆災難,瓦倫特的詩歌語言勾勒出歷史創傷下個體與集體意識,多重敘述之聲模糊被害者與加害者身分的界線,跨越生命與死亡的國度,幸存者與亡者共同發聲,除此之外,更包容不同的語言特質,展現詩歌內在的聚合力,儘管戰爭削弱語言,使其匱乏短缺,然而,終究走向沉默的語言卻成為領悟真實最有力的武器,西班牙文學思想家瑪麗亞 ‧ 桑布拉諾 (María Zambrano) 對此提出極具啟發性的觀點:無法開口說出,是因為太過真實,儘管如此,這個不能開口說的真實必須透過書寫表達。[28]原爆的歷史將人民與土地緊密連結,被爆者身體是大地的縮影,詩人運用豐富的象徵與西方神祕主義美學描繪乾渴的身體與土地,並影射日本民族恐懼並渴望救贖的心理,一方面,重新詮釋日本原爆文學的題材與精髓,另一方面,探索詩歌建立的內在語言經驗。更重要的是,以死亡意識作為前提,語言如同身體燃燒後的塵土灰燼,如同生命回歸大地,從毀滅至重生,不斷輪迴翻轉,為這段歷史記憶留下創傷後的尊嚴。核彈是高度文明與智慧的結晶,卻也反映人類永不停止的好戰本質,利用高科技武器渴望主宰他人之命運,創造所謂不平凡的歷史。瓦倫特的被爆者之歌暗指二次大戰原爆歷史在被害者與加害者身上顯現不同的神之形象,被爆者歷經生死存亡之際,末世景象歷歷在目,向上帝乞求,訴說內心的無助與恐懼,喚起犧牲與救贖的宗教精神。相反地,另一種神的形象也蠢蠢欲動,歌頌民族戰亂下的英雄主義,卻深藏人性虛偽懦弱的一面,從高空俯視大地,操控尖端武器,死亡的真相模糊遠離,因此一切都變得容易。瓦倫特的“被爆者”跨越了種族、語言、文化、與時空的藩籬,發揮道德的想像力,為原爆文學注入一股新的力量,為今日的反核時代貢獻人文關懷。 參 考 文 獻[1] Lifton, R. J. Death in Life: Survivor of Hiroshima. Chape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1: 7 [2] Sloterdijk, P. Esferas III, Madrid, Siruela, 2006: 291. [3] Valente, J.A. Obra poética 2, Madrid, Alianza, 2001: 234. [4] Scarry, E. The Body in Pa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161. [5] 蘇珊‧桑塔格. 《旁觀他人之痛苦》, 陳耀成 譯,台北:麥田,2010:36. [6] Valente, J.A. Obras completas II. Ensayos, Barcelona: Galaxia, 2008: 177.[7] Radstone, S. «Trauma Theory: Contexts, Politics, Ethics». Paragraph, 2007, 30, 1: 20. [8] Valente, J.A. «Escriptura sobre cos», Comunicación sobre el muro. Barcelona, Ediciones de la Rosa Cúbica, 2004: 59.[9] Hart, A.M. «Multiplicidad de diálogos en Al dios del lugar de Valente», Moenia, 6, 2000:137.[10] 李軍《文化視角下日本作家的原爆認知》,東北師大學報,2011,1: 127.[11] Treat, J. W. Writing Ground Zero. Japanese Literature and the Atomic Bomb.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170-171.[12] Grey, S. H. «Writing Redemption: Trauma and the Authentication of the Moral Order in Hibakusha Literature». Text and Performance Quarterly, 22, 2002: 13. [13] Peinado Elliot, C. «Arquitectura y fragmento. Análisis de El fulgor de José Ángel Valente», Revista de literatura, LXV 130, 2003: 198.[14] Agamben, G. Lo abierto: el hombre y el animal. Valencia: Pre-Textos, 2005: 101-102.
  • 20[15] Rilke, R. M. Las elegías de Duino. México: Cantauro, 1945: 65.[16] Valcarcel, E. José Ángel Valente o el hombre habituado. Cuadernos de estudios gallegos, XL, 1992: 248. [17] 鶴見俊輔《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邱振瑞譯,台北:行人,2007:220.[18] Martín Ortega, E. El lugar de la palabra. Ensayo sobre Cábala y poesía contemporánea, Cálamo, Palencia, 2013: 281.[19] Eberhart, R. «Aesthetics After War». Undercliff,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57.[20] García Montero, L. «Un problema de imaginación». InfoLibre, 2013. 08. 25. http://www.infolibre.es/noticias/opinion/2013/08/25/un_problema_imaginacion_7053_1023.html[21] 永井隆《長崎和平鐘聲》,賴振南譯,台北:上智,2008:136. [22] Hersey, J. Hiroshima. New York: Vintage, 1946: 29.[23] Sloterdijk, P. Crítica de la razón cínica, Madrid: Siruela, 2011: 332.[24] Sankichi, T. Poems of the Atomic Bomb. Translated by Karen Thornber. https://ceas.sites.uchicago.edu/sites/ceas.uchicago.edu/files/uploads/Sibley/Genbaku%20shishu.pdf [25] Peinado Elliot, C. Unidad y trascendencia. Sevilla: Alfar, 2002: 112. [26] Salinas, P. Todo más claro y otros poemas. Buenos Aires : Editorial Sudamericana, 1949: 137-138. [27] Villatoro, M.P. «El misterio de la bomba atómica que quiso fabricar Franco». ABC, 2013.03.08. http://www.abc.es/archivo/20130308/abci-bomba-atomica-franco-201303071834.html [28] Zambrano, M. Esencia y hermosura. Barcelona: Galaxia Gutemberg, 2009: 309. 科研進展澳科大太空所再獲重要科技成果由中國地質大學(武漢)、澳門科技大學、中科院電子所和國家天文台等單位共同完成的 “嫦娥三號”探月工程最新探測成果,已於3月13日在國際頂尖學術期刊《Science》上發表,這是澳科大近三年來第三次在世界超一流學術雜誌上揚名。2013年12月15日,“嫦娥三號”著陸器攜“玉兔”月球車成功著陸在月球“雨海”區域。其中著陸器上搭載了降落相機、地形地貌相機、月基天文望遠鏡和極紫外相機;“玉兔”號月球車上搭載了全景相機、測月雷達、紅外成像光譜儀和粒子激發X射線譜儀。月球車的主要任務是獲取行走路線沿途的地形地貌數據、月壤的成分數據和測月雷達數據,完成月表形貌與地質構造和月表物質成分調查,探測次表層地質結構等科學目標。這篇文章利用降落相機、全景相機和測月雷達獲得的探測數據,結合對以往月球環繞衛星遙感影像和光譜數據的解譯,首次揭示了雨海北部的形貌和地質結構。這一成果顯示,雨海經歷的火山事件和撞擊改造及空間風化事件異常複雜,需要重新思考月球的火山地質與熱演化歷史,具有重要的科學意義。據悉,這是我國嫦娥探月工程實施以來,首次在國際頂級學術期刊上發表科學論文,展示了我國在載荷研製、工程實施、數據處理和月球科學研究方面的高水平。澳科大太空科學研究所的學者們正在繼續深入分析研究“嫦娥三號”著陸器所獲取的其他數據資料,力爭得到更多高水平的學術成果。期望相關成果將在推進澳門特區科技水平的快速提升方面產生重要作用。澳科大中醫藥研究成果獲教育部自然科學一等獎澳門科技大學的中醫藥研究團隊, 繼獲得2012年度國家科技進步獎之後,再次獲得國家重大獎項——2014年度國家教育部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自然科學獎一等獎,這是以澳門教研機構為第一完成單位而獲得的首個該類獎項。在“中醫藥整體治療的網絡調節機理研究”獲獎項目中,該研究團隊基於中醫藥理論,從中藥的功效和活性成分出發,以網絡調節為導向,集成了化學、藥理學、細胞與分子生物學、系統生物學、生物學、生物信息學、電子計算機技術等多學科的前沿技術, 從中藥複方製劑、藥效組分、單體化合物多個層面研究了中藥網絡調節的整合作用與機理, 在國際主流科學期刊發表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論文並受到廣泛引用,首次提出了多靶點網絡調節藥物研發和個體化隨機對照藥物臨床試驗的新模式,並且應用多種組學技術闡釋了中藥複合化學成分細胞保護作用的分子網絡調節機理,為發展中醫藥整體和複方治療(特別是治療複雜病理的系統性疾病)提供了科學依據和建立了理論基礎。
  • 21第 9 卷 第 1 期 澳 門 科 技 大 學 學 報 Vol.9 No.12015 年 6 月 30 日 Journal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une 30, 2015 Received 26 Mar. 2015; Revised 24 Apr. 2015Corresponding author: Di WANG, assistant professor at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e is interested in media and consumer behavior, political communicate and new media. Email: dwang@must.edu.mo, Tel: 00853-88971965.A Study of Factors Affecting Consumer Memory and Evaluation of Brand Placement in MoviesDi WANG( Department of Humanity and Art,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China )AAstractt: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call rate of brand placements and the evaluation of brand placements in movies using an experiment. Two moderators of the effect of brand placement on brand recall were examined in this study, movie genre and the modality of brand placement. Findings showed that science fiction movies were superior than real life movies on the recall of placements for only some modes of brand placements. Dual modes (both visual and audio) of brand placements produced better recall rate with aid than single mode brand placements, though no substantial recall differences were found between visual only and audio only placements. Contrary to our prediction, people who watched movies more frequently did not find brand placements more acceptable than those who watched movies less frequently.eyyordst: Brand placement; Movie genre; Modality影響消費者對植入廣告的記憶與評價因素的研究王 迪(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澳門)摘要: 本研究採用實驗的方法檢驗哪些因素可以影響消費者對電影中植入廣告的記憶比率以及哪些因素可以影響消費者對電影中植入廣告的態度。本研究檢測了植入廣告對品牌記憶的影響的兩個調節變數,電影類型和植入廣告的形式。 結果顯示科幻片中的植入廣告比現實主義電影中的植入廣告更容易被人記住,但這個結論僅限於特定形式的植入廣告。雙重形式(既有視頻又有音訊)的植入廣告比單一形式的植入廣告更容易被記住,而人們對只有視頻和只有音訊的植入廣告的記憶並沒有區別。與我們的預測相反,經常看電影的人沒有比不經常看電影的人更接受植入廣告。關鍵詞: 植入廣告;電影類型;形式0 Introduction Brand placements nowadays are appearing in almost all kinds of movies, whether it is fictional or realistic. For instance, in the latest Transformers movie, Age of Extinction, we see a character transformed into a Lenovo computer. In the movie Maid in Manhattan, we see the main actor asking her son to “Google it.” As brand placements are getting more and more popular, the next question is whether
  • 22brand placements are effective and if so, what factors could increase its effectiveness.Studying brand recall is the first step in studying the effect of brand placement. After viewing a movie, if a person can recall the brand being placed in the movie, we can further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brand placement will increase the person’s favorability towards the brand, and accordingly, whether the placement would increase the person’s consumption of the brand. On the other hand, if a person cannot recall the brand being placed in the movie, no further effect should be discussed (with the exception of subliminal priming). Two moderators of the effect of brand placement on brand recall will be examined in this study, movie genre and the modality of brand placement. Movie genre could affect the prominence of brand placement and accordingly, affect brand recall rate. As brands are realistic products or services, it could be argued that brand placements in science fiction movies will be more prominent than those in the realistic movies as they could stand out from the fictional environment. The modality of brand placement can also affect the prominence of brand placement. Brand placements that utilized both visual and audio stimuli should be most prominent, and accordingly produce higher recall rate than brand placements that used only audio or only video. Literature is mixed on whether video only or audio only brand placement will produce the higher recall rate. Thus this study shall explore which mode of brand placement is better recalled. If a brand placement is successfully recalled, the next step is to understand whether it is positively received or negatively received. Gupta and Gould found that in general, consumers who watch movies more often found brand placements more acceptable than those who do not watch movies as often. Whether the finding is true needs to be tested[1].To sum up, in this study, we focus on two factors that could potentially affect the recall rate of brand placements in movies, movie genre and brand placement mode. In addition, we also want to find out what factors could influence the favorability of brand placements in movies. 1 Literature revieyBrand placement refers to “the paid inclusion of branded products or brand identifiers, through audio and/or visual means, within mass media programming[2].” It is also called product placement in some articles. Because it is generally a particular brand rather than a product (Ray Bans vs. sunglasses) that is highlighted, more and more academic studies began to adopt the term “brand placement”[3~4].Brand placement can be categor ized by prominence. Prominent placements are placements in which product or brand identifiers are made highly visible by size or position on the screen or placements that are central to the action of the actors in the scene, while subtle placements are those in which placements are not shown prominently, small in size, or in a background prop outside the main field of visual focus, lost in array of multiple products or objects, or having low time exposure[5]. Some studies found prominent placements are better recalled than subtle ones[5], while others found the reversed effect[6]. The reverse finding on prominence and recall has been explained as d’Astous and Chartier asked participants to watch only brand placements in each movie scene, hence more effort was put to processing less prominent placements than in a normal viewing situation in which audiences watched the full movie at one time[6]. If their explanation is true, then prominent placements are better recalled than subtle ones in a normal movie viewing condition.Movie genre could also affect the prominence of brand placements. Of the different genres of movies, science fiction movies are considered to be one of most difficult to implement brand placement as the majority of their settings are not closely related real life. However, if successful implemented, brand placements in science fiction movies are also considered more prominent than in real life movies as they stand out from the fictional environment. Garza (2003)’s study found that 95.5% of the participants who watched science fiction movie clips correctly
  • 23Di WANG A Study of Factors Affecting Consumer Memory and Evaluation of Brand Placement in Moviesrecalled the names of the brand placed in the movies, compared to 45.5% of those who watched comedy clips, and 16.2% of those who watched drama clips. As science fiction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rest, this study hypothesized: ● H1: Brand placements in science fiction movies are better recalled than those in real life movies.The modality of brand placements is also related to prominence. There are three modes of brand placements: visual only (VO), audio only (AO), and the combination of visual and audio (VA)1. Gupta and Lord[5] defined visual only brand placements as “showing a brand logo, billboard or some other visual brand identifier without any relevant message or sounds on the audio track which draw attention to the product” (p.49). Audio only brand placements are defined as “the mention of a brand name or a character conveying brand-related messages in audio form, without showing the product on the screen” (p.49). The combination of visual and audio involves “showing a brand and at the same time mentioning the brand name or conveying a brand-relevant message in audio form” (p.49).Whether VO brand placements will induce more brand recall or AO brand placements will induce more brand recall is debated in the literature. Visual primacy theory states that visual is often the dominant modality compared to audio. Massaro argued that we rely on both channels to understand the signal, giving more weight to the channel with the most reliable information[7]. It is human nature to believe that visual is more reliable than audio. Accordingly, we give more weight to visual information. If visual primacy theory is true, then brand placement transmitted through visual is considered more trustworthy and thus better received and accordingly better recalled by the respondents. On the other hand, Gupta and Lord believed that VO mode has the risk that viewers may not pay attention to them and therefore less likely to recall the presence of the brand placement[5]. AO 1. The abbreviations are used in the following paragraphs.mode overcomes the problem, and it is less complex than visual depiction. Their study found that AO brand placements are better recalled than VO brand placements. This result is also supported by other studies[8~9].Literatures on the comparison of recall rate between VA, VO and AO are also mixed. According to the duel-coding model of advertising[10], pictures are encoded as imaginal codes and words are encoded as verbal codes. Information from the duel-coding advertising is easier to retrieve from memory than visual only advertising, which is supported by the advertising research[11]. Another argument for this is that in multimodal signal communication, one component can enhance the “memorability” of partner components[12], as may occur in compound learning[13]. Based on the two arguments, the recall rate of VA brand placements should be higher than VO or AO brand placements. Several studies found support for this[5, 8~9]. However, other studies did not fin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ecall rate of dual modes of brand placements and single mode of brand placements[5~6]. To examine the discrepant findings, this study shall design an experiment and tes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ecall rate of VO and AO brand placements, and the recall rate of dual modes of brand placements and single mode of brand placements. Based on the findings that received more support, this study hypothesizes that: ● H2: Visual and audio (VA) brand placements are better recalled than audio only (AO) brand placements, audio alone brand placements are better recalled than visual only (VO) brand placements. Next, we want to explore the evaluation of brand placements. It is argued that the context in which advertisement is presented will affect the reaction to it[14]. Gupta and Gould believed that people who watch movies often indicate that they enjoy doing so and therefore are more inclined to hold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elements of movies, which includes brand placements[1]. On the other hand, those who do not watch movie often may have reservation on movies
  • 24and accordingly less likely to appreciate the elements of it, like brand placements. They argued that this is based on the congruity approach in which self-concept and various functional aspect of consumption are matched on relevant attributes[15]. Gupta and Gould found in general, consumers who watch movies more often are more acceptable than those who do not watch movies as often[1]. Whether this is true need to be tested with more studies, thus this study hypothesizes: ● H3: Peop le who wa tch movies more frequently will find brand placement more acceptable than those who watch movies less frequently.2 Method2.1 ParticipantsThirty-nin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ho received extra credit in four communication courses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The study used convenient sampling method as undergraduate students represented a primary target audience of the movie industry[16]. The sample contained 17.9% male and 81.1% female. According to 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s studies, women made up the majority of American and Canadian movie goers in recent years, thus even though our sample consists of more women than men, it can still be counted as a valid sample[16].The age of the sample was between 19 to 23 years old ( M = 20.41, SD = 0.91). The year in school ranges from sophomore to senior. All subjects of the sample were white Americans. They watched on average 2.94 movies during the past two weeks.2.2 Research Design and Procedure Responde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four groups. All groups viewed the first twenty minutes of a movie. Two groups viewed science fiction movies, one of the groups viewed Men in Black II (n = 11), the other viewed I, Robot (n = 11). The other two groups viewed real life movies, one of the groups viewed The Wedding Planner (n = 10), the other viewed Maid in Manhattan (n = 7). These movies were chosen for several reasons. First, Men in Black II and I, Robot were both science fiction movies that had their setting in fictional environment, while The Wedding Planner and Maid in Manhattan were completely real life stories. Second, Men in Black II and I, Robot were both starred by Will Smith, and their favorability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Men in Black II (M = 3.63), I, Robot (M = 4.27). The Wedding Planner and Maid in Manhattan were both starred by Jennifer Lopez, and their favorability were even closer, The Wedding Planner (M = 4.40) and Maid in Manhattan (M = 4.29). Third, the number of brand placement in Men in Black II (n = 4) and I, Robot (n = 4) were similar. The number of brand placement in The Wedding Planner (n = 7) and Maid in Manhattan (n = 5) were also similar. Fourth, most of the brands appeared in the movies were familiar brands to college students. Fifth, the use of two similar films rather than one single film on each genre undermines the possibility of finding results based on chance or favorability of a specific movie. Finally, since all the movies were released several years ago, we avoid the potential confound of promotional tie-ins or announced sponsorships that could have drawn the attention of the audience to the brands.Exposure time of the brands ranged from 1 second to 102 seconds, and the number of shots for each brand ranges from 1 shot to 8 shots. Altogether, there were four VO brand placements in Men in Black II; there were three VO brand placements and one VA brand placement in I, Robot; there were one VO, two AO and two VA brand placements in Maid in Manhattan; and there were three VO, three AO and two VA brand placements in The Wedding Planner (See Table 1).Immediately after viewing the movie clip, respondents were asked to answer two questionnaires.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first questionnaire was to test the unaided recall of brand placements in the movies. The first question asked them to write down what they thought was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f the respondents had learnt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they w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identify and remember the brand placement in the movies. This question serves as the control of pre-knowledge of
  • 25Di WANG A Study of Factors Affecting Consumer Memory and Evaluation of Brand Placement in Moviesthe purpose of the experiment. Next, subjects were asked how many times they had seen the movie before, how much they like the movie and to list the real life product or company names that they have seen or heard in the movie. The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and the second part of the questionnaire was distributed. The second part of the questionnaire provided aid to help the respondents recall the brands in the movies by providing categories of the brands in the movie (e.g., car, restaurant, clothing and accessories). Next, participants were given the definition of brand placement: “brand placements are the paid inclusion of branded products or brand identifiers, through audio and/or visual means, within mass media programming[2]”. They were then asked a battery of questions soliciting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brand placement. All attitude questions were asked using a five point Likert scale, 1 means disagree, 5 means agree. Favorability towards the movies were also asked on a five point Likert scale, 1 means dislike, 5 means like.TaAle 1 Brand placement modality in the movies    Genre      Science fiction Real life Men in Black III, RobotMaid in ManhattanThe Wedding PlannerBrandVictoria's Secret, Empire dinner, Ben's Pizza, Mercedes BenzAudi, Converse, FedEx, JVCGoogle, Beresford Hotel, New York Journal, Four seasons, Doles & GabbanaBarbie, Evian, Krazy, Yahoo hoo!, Antique Roadshow, Crystal Champaigne, Jean Pernet Champaign, Ted Champaign, GucciAO 0 0 2 3VO 4 3 1 3VA 0 1 2 2Total 4 4 5 83 ResultsThe stimuli in the study provided the condition necessary to test the contrasts implied by the hypotheses, but they did not provide a completely crossed factorial design (movie type × brand placement modality). Thus interaction effect was not testable, only contrasts between conditions were tested. No substantive differences emerged between demographic groups (gender, year in school). As a result, analyses were pooled across groups. None of the respondents reported awareness of the true purpose of the experiment. On average, participants have watched the movie they were assigned to watch 1.74 times (M = 1.74, SD = 1.71). ANOVA tests showed that prior exposures to the movie do not have impact on the outcome of the hypothesis tests, neither is the favorability of the movie. Generally students are favorable towards the movies (M = 3.94) and there were no favorability differences among people who watch different movies or different genres of movies, F (3, 35) = 1.97, p > 0.05.T-tests were used to compare the recall rate (the number of recalled brand placements divided by the total number of brand placement in the movie clip) across conditions. In general, recall with aid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recall without aid, t (38) = -3.747, p < 0.05. Thus, unaided recall and aided recall in general and in three modalities were analyzed separately.H1 indicated superior recall of brand placements in fiction movies than those in real life movies. Results showed that in general, unaided recall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science fiction movies (M = 0.26, SD = 0.22) and real life movies (M = 0.16, SD = 0.15), t (36) = 1.65, p > 0.05. For aided recall,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cience fiction movies (M = 0.39, SD = 0.14) and real life movie (M = 0.32, SD = 0.19) were also not significant, t (28) = 1.14, p > 0.05. When we separate brand placements by mode, the differences state to reveal. VO brand placements were better recalled without aid in science fiction movies (M = 0.24, SD = 0.21) than in real life movies (M = 0.10, SD = 0.20), t (35) = 2.23, p < 0.05. When provided with brands to choose, VO brand placements were also better recalled with aid in science fiction movies (M =
  • 260.49, SD = 0.23) than in real life movies (M = 0.29, SD = 0.37), t (37) = 2.05, p < 0.05. VA brand placements were better recalled with aid in science fiction movies (M = 1.00, SD = 0.00) than in real life movies (M = 0.68, SD = 0.43), t (26) = 2.47, p < 0.05. Thus H1 is partially supported. Both VO and VA placements were better recalled in science fiction movies than in real life movies. This difference was not found for AO placements. H2 hypothesized that VA brand placements are better recalled than AO brand placements, and AO brand placements are better recalled than VO brand placements. Repeated ANONVA was used to test the differences of recall rate across modalities. As only two movies (The Wedding Planner and Maid in Manhattan) have all three modes of brand placement, the hypothesis was only tested with two movies that contained 17 subjects. Results showed that unaided recall of VO placements (M = 0.10, SD = 0.20) and AO placements (M = 0.08, SD = 0.18) and VA placements (M = 0.24, SD = 0.31)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F (2, 30) = 2.11, p > 0.05.Aided recall of VO placements (M = 0.27, SD = 0.09), AO placement (M = 0.26, SD = 0.08) and VA placements (M = 0.65, SD = 0.10) were found to b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F (2, 30) = 8.08, p <0.05. Since the F test was significant, a follow up post-hoc paired t-test was used to tes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ach two modalities.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VO recall (M = 0.29, SD = 0.37) and AO recall (M = 0.23, SD = 0.34) with aid, t (16) = 0.50, p < 0.05. VA brand placements recall rate with aid (M = 0.68, SD = 0.43)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VO recall with aid (M = 0.29, SD = 0.37), t (16) = -4.19, p < 0.05. VA brand placements recall rate with aid (M = 0.68, SD = 0.43)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AO recall rate (M = 0.23, SD = 0.34) as well, t (16) = -2.99, p < 0.05.There was an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brand placement modality and movie, such that in the movie The Wedding Planner, the percentage of AO recall with aid (M = 0.10, SD = 0.16) was smaller than the percentage of VO recall with aid (M = 0.40, SD = 0.34), and the percentage of VO recall with aid (M = 0.40, SD = 0.34) is smaller than the percentage of VA recall with aid (M = 0.80, SD = 0.54). In the movie Maid in Manhattan the percentage of VO recall with aid (M = 0.14, SD = 0.38) is smaller than the percentage of AO recall with aid (M = 0.42, SD =0.45), and the percentage of AO recall with aid (M =0.42, SD = 0.45) was smaller than the percentage of VA recall with aid (M = 050, SD = 0.00) (See Figure 1).Figure 1. Recall rate of VO, AO and VA Arand placements yith aid in the movie The Wedding Planner and Maid in Manhattan3.1 Attitude toyards Arand placementsAttitude towards brand placements was measured on a multi-item scale in Table 2. It had an acceptable reliability (α = 0.75). The favorability index was created by first reverse recoding the score of the two items “I hate seeing brand name products in movies if they are placed for commercial purposes” and “Brand placements impair/interrupts the movie”, then adding the scores of all four items together and divide by 4. Generally, participants were favorable towards brand placement in movies (M = 3.94). TaAle 2 Attitude toyard Placement Multi-item Measures, Mean and Standard DeviationMulti-item Measures M SDI don't mind brand products appear in movies. 4.41 0.85I hate seeing brand name products in movies if they are placed for commercial purposes.2.21 1.06Brand placements impair/interrupts the movie. 1.15 1.04Brand placements make movie realistic. 3.64 1.16
  • 27Di WANG A Study of Factors Affecting Consumer Memory and Evaluation of Brand Placement in MoviesMost respondents did not mind brand products appearing in movies (M = 4.41, SD = 0.85), did not hate seeing brand name products in movies if they were placed for commercial purposes (M = 2.21, SD = 1.06), did not agree that brand placements impair/interrupts the movie (M = 1.15, SD = 1.04), believed that placements make movies realistic (M = 3.64, SD = 1.15). There were no favorability differences among people who watched science fiction movies (M = 3.61, SD = 0.79) and people who watched real life movies (M = 3.72, SD = 0.54), F (1, 37) = 0.23, p > 0.05. There were also no favorability differences among people who watch different movies, Man in Black II (M = 3.84, SD =0.65), The Wedding Planner (M = 3.75, SD = 0.62), I, Robot (M = 3.39, SD = 0.88), Maid in Manhattan (M = 3.68, SD = 0.43), F(3, 38) = 0.89, p < 0.05. Thus analyses were pooled across groups.After recoding movie watching frequency and the favorability of brand placements into dichotomous variables, Chi-square was used to te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vie watching f requency and the favorability of brand placement. Contrary to the prediction, H3 was not supported. People who watch movies more frequently did not find brand placement more acceptable than those who watch movies less frequently, r = 0.87, χ2 (1, N = 39) = 0.87, p > 0.05.4 DiscussionThe experiment set out to test hypotheses about two things: first, the effects of various brand placement modalities and movie types on recall; second, the effect of the frequency of movies going on the favorability of brand placements.H1 predicted that brand placements in science fiction movies are better recalled than those in real life movies. The general effect of the hypothesis was not supported. However, science fiction movies were found to be superior than real life movies on VO recall with and without aid, and VA recall with aid. Thus H1 was partially supported. The failing to find general effect may be the two science fiction movies in the experiment have relatively fewer VA brand placement (N = 1) compared to real life movies (N = 4). The only one case in the recall rate of VA brand placements in science fiction movies may produce a lot of error that prevent the general effect to be significant.H2 predicted that VA brand placements are better recalled than AO, AO brand placements are better recalled than VO brand placements in both unaided and aided conditions. Results showed that in the unaided condition, recall of brand placements in the three modalities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This may be because unaided recalls were low in all modalities.Aided recalls of VO, AO and VA placements were found to b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The recall of VA placements was superior than the recall rate of VO or AO placements.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dual-coding model of advertising[10]. Dual modes of brand placements indeed produced better recall rate than single mode, though no substantial recall differences were found between VO and AO placements. This finding is neither consistent with the visual primacy theory, nor consistent with the arguments by Gupta and Lord which stated that viewers may pay attention to audio brand placements more than visual brand placements[5]. Perhaps the prominence of brand placements had a stronger effect on the recall rate of brand placements than the mode of brand placements. No matter it is VO or AO, prominent brand placements are always better recalled. Accordingly, no difference was found for different modalities.There was an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brand placement modality and movie. In the movie The Wedding Planner, the recall rate with aid from lowest to highest was AO, VO and VA placements; while in the movie Maid in Manhattan, the recall rate with aid from lowest to highest was VO, AO recall and VA. The lower recall rate of AO placement with aid in the movie The Wedding Planner compared to Maid in Manhattan may be because that the AO brands in the former was less famous than those in the latter.There were three AO placements, all of which were mentioned once in one scenario. Two of the AO
  • 28placements was mentioned by a minor role in one sentence “Oh, champagne is delightful, Crystal, Jean Pernet?” Followed by the main actress: “Actually it’s Ted.” The two AO placements in the movie Maid in Manhattan were Google and Four Seasons Hotel. Google was mentioned by the main actress once. Four Seasons Hotel was mentioned by a minor role once, too. As the champagne brands were not familiar to everyone, Google and Four Seasons Hotel were relatively more famous, the higher recall rate of aided AO placements in Maid in Manhattan as compared to The Wedding Planner could be explained by the familiarity of the AO brands.Attitudes towards brand placements in movies were quite favorable. This was consistent with previous findings that Americans’ attitudes towards brand placement in movies were quite high compared to other countries like France, Austrian, Singapore and China[3, 17~18].Contrary to H3’s prediction, people who watched movies more frequently did not find brand placements more acceptable than those who watched movies less frequently. This may because of ceiling effect that nearly all the respondents found brand placement quite acceptable. In Gupta and Gould’s study, respondents were asked a series of questions on the ethical concerns of brand placements[1], therefore some of them may be less favorable to brand placement due to the priming effect of activating the negative aspects of brand placement. In the current study, no ethical questions were mentioned to prime the respondents. Respondents were very favorable to brand placement (M = 3.94). Due to the ceiling effect, no differences were found between people who watched movies often and those who watched movie less often.As mentioned above, one of the limitations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hough most of the brands in the movies were familiar brands to college students, there were still some brands like Ted Champaign, Jean Pernet Champaign that no participants can identify. But since they made up only 10% of the brands in total, the unfamiliarity of the two brands did not change the findings.Another drawback was that there were not equal numbers of AO, VO, and VA placements in each movie. This problem could be overcome by statistical adjustments. However, as there was only one VO placement in some movies, it could still be argued that the findings could be the result of error. Future research could select movie clips that have more brand placements in all three modalities. To sum up, this study found VO and VA brand placements in science fiction movies were better recalled than those in real life movies. VA brand placements were better recalled than AO, AO brand placements and VO brand placements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Contrary to our prediction, people who watched movies more frequently did not find brand placement more acceptable than those who watched movies less frequently.References [1] Gupta, P. B., & Gould, S. J. (1997). Consumers’ perceptions of the ethics and acceptability of brand placement in movies: Product categor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Journal of Current Issues and Research in Advertising, 19(1), 37-50.[2] Karrh, J. A. (1998). Brand placement: A review. Journal of Current Issues and Research in Advertising, 20, 31-49.[3] Karrh, J. A., Frith, K. T., & Callison, C. (2001). Audience attitudes towards brand (product) placement: Singapore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ertising, 20, 3–24.[4] Yang, M., & Roskos-Ewoldsen, D. R. (2007). The effectiveness of brand placements in the movies: Levels of placements, explicit and implicit memory, and brand-choice behavior.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7, 469–489. [5] Gupta, P. B., & Lord, K. R. (1998). Brand placement in movies: The effect of prominence and mode on audience recall. Journal of Current Issues and Research in Advertising, 20, 47-59. [6] d’Astous, A., & Chartier, F. (2000). A study of factors affecting consumer evaluations and memory of brand placement in movies. Journal of Current Issues and Research in Advertising, 22 (2), 31-40. [7] Massaro, D. W. (1998). Perceiving talking faces: From speech perception to a behavioral principl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8] Brennan, I., & Laurie, A. B. (2004). Brand placement recognition: The influence of presentation mode and brand familiarity. Journal of Promotion Management, 10 (1/2), 185-202. [9] Law, S., & Braun, K. A. (2000). I’ll have what she’s having: Gauging the impact of brand placement on viewers. Psychology and Marketing, 17, 1059-1075. [10] Pavio, A. (1986). Mental representations: A duel coding approac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1] Unnava, H. R., & Burnkrant, R. E. (1991). An imagery-processing view of the role of pictures in print advertisements.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28, 226-231.
  • 29Di WANG A Study of Factors Affecting Consumer Memory and Evaluation of Brand Placement in Movies[12] Guilford, T., & Dawkins, M. S. (1991). Receiver psychology and the evolution of animal signals. Animal Behavior, 42, 1-14. [13] Rowe, C. (1999). Receiver psychology and the evolution of multicomponent signals. Animal Behaviour, 58, 921–931. [14] Mundorf, N., Zilmann, D., & Drew, D. (1991). Effects of disturbing television events on the acquisition of information from subsequently presented commercials. Journal of Advertising, 20 (1), 46-53. [15] Sirgy, W. J., Johar, J. S., Samli, A. C., & Claiborne, C. B. (1991). Self-congruity versus functional congruity: Predictors of consumer behavior.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19 (Fall), 363-376. [16] 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Inc. (2014). Theatrical Market Statistics. Retrieved April, 4, 2015 from http://www.mpaa.org/wp-content/uploads/2015/03/MPAA-Theatrical-Market-Statistics-2014.pdf[17] Gould, S. J., Gupta, P. B., & Grabner-Krauter, S. (2000). Brand placements in movies: A cross-cultural analysis of Austrian, French and American consumers’ attitude toward this emerging, international promotional medium. Journal of Advertising, 29(4), 41-58. [18] McKechnie, S. A., & Zhou, J. (2003). Brand placement in movies: A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consumers’ attitud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ertising, 22, 349-374. 大學建設澳科大本地畢業生契合市場需求呈高就業率澳門科技大學創業就業發展中心最新發佈的調查表明,過去五年澳科大澳門本地學士學位畢業生畢業後前三個月的就業和升學率高達94%,其中選擇升學的佔10%左右;是次調查統計了2010至2014年間的畢業生數據。此間,澳科大共計培育本地畢業生4971名,其中博士學位45名、碩士學位350名、學士學位4576名。調查顯示,澳科大學生畢業後職業呈多元化發展。其中旅遊、酒店及餐飲、娛樂博彩佔47.4%;貿易、批發及零售佔18.2%;銀行、金融及保險佔8%;公共行政佔4.2%;通訊及電腦3.1%;建築及房地產佔4.8%;其他行業佔14.3。以上數字反映出澳科大畢業生就業以澳門市場需求為導向,能充分考慮自身的專業所長和職業發展規劃,投身於目前澳門各主流行業中,如旅遊、酒店、娛樂博彩、金融、貿易、零售等行業,比例高達近74%。澳科大一直十分重視和支持學生創業與就業,早在2010年9月就成立了“創業就業發展中心”,為畢業生拓寬就業管道、豐富就業選擇,增強畢業生就業市場競爭力和事業發展潛能,為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提供人才資源。早前由澳科大創業就業發展中心舉辦的“校園招聘會2015”,邀得118家來自澳門本地、香港與廣東的企業參與,現場設92個攤位,為畢業生提供超過3000個職位招聘和36場就業講座。特区高教辦驗收澳科大廚藝學教學實驗室4月15日,澳門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專家小組蒞臨澳科大驗收廚藝學教學實驗室,在科大相關領導的陪同下考察了由該辦公室資助大部分設備的新成立廚藝學教學實驗室。高教辦之專家小組對實驗室的高質素建設、管理和使用給予了高度讚揚及評價,廚藝教學實驗室設備順利通過驗收。廚藝學教學實驗室佔地624平方米,224平方米為廚藝學教學實驗室,400平方米為廚具儲物房。於今年一月份正式投入使用,該實驗室有效地輔助了本校餐飲管理學士課程的教與學。實驗室內設備完善,配備了世界級的烹飪設施,為學生提供全面的烹飪培訓和廚藝專業技能鍛鍊場地。實驗室為學生提供了中西餐及烘培等方面的廚藝學教學條件,除了包括教師用的主體示範台外,還設置了十個設備完善的學生實踐工作台,每個工作台包括專用電爐頭、洗滌盆、冰箱等設備。學生可透過教師的親身廚藝示範,了解整體烹飪過程並提昇學習成效。每次烹飪課程提供學生親身實踐機會,從烘培糕點到世界各地的美饡,包括歐洲和東南亞佳餚至自助餐與宴會等烹調製作。廚藝學教學實驗室為學生提供了高水平的廚藝學實踐所需之軟件及硬件設備,配合教學需要,為酒店與旅遊管理學院餐飲管理學士課程學生提供了學以致用的高質量及高效廚藝課程實踐平台。
  • 30第 9 卷 第 1 期 澳 門 科 技 大 學 學 報 Vol.9 No.12015 年 6 月 30 日 Journal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une 30, 2015 港澳新時期話劇中的市民形象比對分析鄭應峰(澳門科技大學國際學院,澳門)摘要: 香港和澳門的話劇發展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後期走上了新的方向。七十年代的港澳,從社會發展的樣態來看,話劇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兩地話劇首先反映的就是市民社會對於社會倫理架構新的思考和取向。隨著七十年代中後期港澳經濟騰飛式的發展,兩地話劇隨著城市經濟的規模性發展,港澳話劇逐步在文化本土意識的領域形成各自的特色。相對而言,香港話劇更多地和現代經濟意識聯繫在一起,而澳門則更多地體現為某種文化懷舊意識。進入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之後,兩地話劇在主題意義上呈現異中有同的現象。除了話劇的文化本土意識的分野,兩地話劇在對於城市現代性症候的認識上走向了統一。關鍵詞: 話劇;新時期;市民Analysis of PuAlic Image of Hong ong and Macau on the Drama in the Ney PeriodYingfeng ZHENG(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College,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China )AAstractt: Hongkong and Macau drama development in the late seventy's of the last century to a new direction. Seventy's Hong Kong and Macau, the state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 modern drama movement has entered a new era. While the first two drama reflects the civil society is the social ethical framework for thinking and orientation of the new.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in the late seventy's Hong Kong and Macau economy type, two drama with the scale of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economy, Hong Kong and Macau drama gradually formed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in the cultural field of consciousness. Relatively speaking, Hongkong drama more and more modern economic consciousness together, while Macau is more embodied as a cultural nostalgia. After entering the ninety's of last century, both in the theme of the drama is different in the same phenomenon. In addition, the native culture consciousness play, two drama to unity in knowledge of city modernity.eyyordst: Drama; New Period; Citizen收稿日期:2015-05-04;修訂日期:2015-05-24。鄭應峰,男,文學博士,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華文戲劇。E-mail: yfzheng@must.edu.mo,Tel:+853 88972366 0 引言在香港和澳門的話劇發展史上,文革末期是兩地話劇發展的一個分水嶺。從學術區分的角度,可以把文革末期以後的港澳話劇稱為港澳的新時期話劇。港澳話劇正式誕生於中國抗戰的年代,此後的發展受各自內外動因的支配而呈現出不同的表徵。然而,不約而同地,兩城的話劇都在文革後期邁上了新時期的發展道路。談及香港話劇,學者張秉權認為:“無論怎樣評價文革,無論它該承受怎樣的惡名,我們總得承認它有相當程度的理想主義與浪漫色彩。而近在咫尺的香港,更
  • 31鄭應峰  港澳新時期話劇中的市民形象比對分析不可能不受文革的影響了。”[1]張秉權認為,香港六十年代的社會運動和文革的政治思潮有一定的關係,譬如一九六六年反對天星小輪加價的九龍抗議運動,一九六七年反對港英當局的左派運動。而這些思潮和運動影響著香港話劇的發展,從而使那時的香港話劇作品“有相當程度的理想主義與浪漫主義色彩”。文革後期,香港話劇朝向本土主義的方向發展,這既是文革政治思潮回落的表現,同時也是香港本土文化勃興的結果。同時,文革回落和本土文化的興起有著密切的關係,本土文化熱的興起是伴隨著香港人對自身的主體思考而來的,這和大陸文革後興起“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等是相類似的現象。香港話劇中人物角色主體性地位的覺醒直接催生了話劇新時期香港市民形象的創造和誕生。對於澳門而言,文革後期同樣是一個分水嶺。文革期間,澳門的話劇演出活動帶有濃厚的政治意味,文化現象的背後實際上是意識形態的交織和過渡。直到七十年代中期之後,澳門戲劇家周樹利先生從美國學成戲劇歸來,開拓了澳門話劇發展的新局面,其起始可以追溯到一九七五年周樹利先生發表和上演市民倫理劇《從今天起》。《從今天起》是新時期澳門話劇的發端之作,其關於社會道德的倫理內涵是新時期澳門話劇市民形象的濫觴,此後的市民題材劇沿著市民倫理意義不斷充實的話劇路徑日益豐富和擴展。港澳兩地的新時期話劇在思想主題方面具有一定的共性,即兩者都從政治思潮的氛圍中脫胎而來,都帶有對自身的文化主體性進行重新審視的特徵,不約而同地朝著各自話劇本土化的方向發展。更重要的,兩城都屬於資本主義的市民文化,但是又各有差異。因此,在以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為根本價值觀的中國,港澳的文化現象顯得獨特而有代表性,同時,探究兩城話劇的異同不僅因為市民社會的相似基礎變得可能,而且這種分析對於城市文化身份的識別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這當中的入手就在於市民形象的比對。市民形象是文學批判公共領域的基礎要素,也是分析傳統資本社會模式文化公共領域的主體選擇對象,市民形象在戲劇藝術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1 新時期話劇市民形象的重建對於“市民”的定義,哈貝馬斯在其經典著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指出:“由私人組成的公眾,他們因為擁有私人財產而享有的自律在市民家庭領域內部表現為愛、自由和教育。”[2]港澳市民話劇中所討論的“市民”,和早期歐洲資產階級公共領域中的公眾有共同的特徵,這一特徵就是擁有私人財產,“愛、自由和教育”也在一定程度上規約著“市民”的意義範疇。文革後期,港澳話劇在政治思潮的情境中突圍而出,其大體和起初的方向即是反映市民倫理的作品出現。在政治思潮淡去的情況下,首先面臨的就是社會倫理秩序重構的問題。香港話劇方面,這時已顯露出各個方面對於社會倫理價值觀的探討話語。譬如 1972 年 11 月上演的李援華的《梯子》,講述的就是關於社會倫理探討的問題。《梯子》是香港劇作家李援華的獨幕劇代表作。“把李援華的獨幕劇單列出來加以評述,是因為它不但體現李援華早期創作的成就,而且體現了香港上世紀 60 年代話劇創作的探索精神。”[3]《梯子》在七十年代初的上演,可以看成是香港話劇中市民精神的一種轉折,是話劇新時期市民形象的新的塑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香港的社會發展情況。“文革儘管在七十年代初還未結束,但是,局勢已相對比較穩定……在香港,戰後出生的一代,這時也開始發出較響亮的聲音。對殖民主義的不滿與民族主義的伸張漸次相推相融……七三、七四年以還,時代衝擊便一次又一次地反映在戲劇節的劇目中。”[4]《梯子》批判了那些站在高位,振臂一呼的“英雄”實際上是踩著人梯上去的野心家。《梯子》中的主角“英雄”無名無姓,周圍的“群眾”也是泛泛所指,作品要表達的是一種整體的社會情緒和文化意義。“此劇
  • 32所強調的是‘道德與人生’。”[5]由《梯子》所表現出來的市民形象,帶有七十年代初期香港本土民族主義伸張的總體性特點,可以看成是九十年代中期杜國威、蔡錫昌所創作的“我系香港人”本土形象的源頭。這一時期,除了《梯子》,較有代表性的作品還有 1972 年 1 月林大慶、袁立勳創作的《冬眠》,是對魯迅“鐵屋子吶喊”意象的改編。1972 年洪少堂的《市外》是對西方式選舉口號式允諾的諷刺,同樣是採取模糊性的“符號”式人物意象。這些抽象性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呼應了哈貝馬斯對自有資本市民的定義,即關於自由訴求的部分。像李援華、林大慶、袁立勛這些作者,是香港話劇界的代表性人物,同時包括洪少堂等人亦是當時話劇創作的翹楚,他們的創作具有一定的時代性色彩。整體而言,這一時期的市民藝術形象,體現出對舊有秩序的質疑和批判,他們既放棄了同期大陸的政治思潮,同時又對港英當局的歷史統治進行搖動,是為整體甦醒的藝術群雕。與之相對應的則是澳門話劇。跟香港話劇一樣的是,文革後期,澳門話劇亦在政治思潮情境的突圍中首先以社會倫理的探討作為出發點。“60年代後期至 70 年代初期,澳門劇運正處於低峰期。”[6]“1975年前的劇壇曾有一段長時間的空白,至 1975 年話劇運動才復甦而延續到現在。”[7] 相較於香港話劇,澳門話劇受文革運動的影響要更加明顯而直接。“60 年代中期以後,隨著中國的政治變遷,‘文化大革命’急速地風起雲湧,使澳門的戲劇亦深受影響。當時很多劇社都因為種種原因而停止了活動,澳門的戲劇一下子陷入了低潮……當時流行的演出劇目包括《南海長城》、《劉胡蘭》、《阿翠》、《紅梅花開》、《第三顆手榴彈》、《出航之前》、《檳榔薯的秘密》。”[8]澳門話劇對大陸的跟隨是文革期間的一種現狀,直至文革後期才發生轉折。可以說文革後期亦是澳門新時期話劇的開端點。澳門新時期話劇發其端的應該是澳門戲劇家周樹利。周樹利在 1975 年發表了作品《從今天起》,講述的是女兒以真誠、善良的行動感動了繼母,最後一家人團結一致的故事。《從今天起》看成是澳門新時期話劇的開端之作,一是澳門戲劇家李宇梁的看法,如前文所述:“1975 年前的劇壇曾有一段長時間的空白,至 1975 年話劇運動才復甦而延續到現在。”二,它是澳門戲劇家周樹利的迄今能看到最早公開發表的作品之一,也是澳門新時期較早的本土劇本,而他本人正是澳門新時期話劇的開拓者,而戲劇家李宇梁、許國權等人也大概於這一年開始影響澳門劇壇,最終促使了澳門話劇的轉折。《從今天起》在藝術上不能說是成熟,但它本身所體現出來的社會思考卻是值得玩味。首先它關於世道人心的題材正是屬於社會倫理探討的範疇,這一題材對於此前流行的大陸“樣板戲”等無疑是一種反向的價值探討。周樹利此後的劇作一直沿著“世道人心”的小題材大社會觀的風格發展,並最終建立了澳門小城小事、社會淳樸的地域藝術觀。日後逐步形成的澳門話劇本土意識正是在此格局上日漸展開的。而在上世紀澳門的七十年代,幾無其他代表性的本土話劇作品出現,從公開出版的資料來看,主要就是周樹利的短劇作品,收錄在其《簡陋劇場集》中。又譬如其 1976 年的《我的女兒》、1978 年的《路》等,都是澳門新時期話劇初期的作品。這些作品所反映出來的市民形象,和香港新時期話劇作品中的形象呈現了共同的特徵,即市民意象的整體性和符號性。作品並不特指單個的人,個體化的人物塑造並不是其創作目標,表達市民性的社會訴求,發現基於本城特色的人性人情才是其主題的旨歸。然而,和香港話劇人物形象的整體性不同的是,香港的市民形象放在一個更為恢弘的社會背景中,往往牽連著一系列波起雲湧的社會運動,因此其市民形象承載著更為寬廣的社會內涵,更有深層次的哲理思索。譬如《梯子》的“英雄”意象,《冬眠》的“吶喊者”意象、《市外》的“候選人”意象等,和七十年代興起的香港人的自治運動何其相似。而澳門在新時期初始階段的創作,則更
  • 33鄭應峰  港澳新時期話劇中的市民形象比對分析多地聯繫當下,肯定真善美,語調平緩,取譬引喻,市民生活在一種“應該如此”的前提之下,帶有一定的歷史懷舊情緒,體現出小城風俗人情。譬如《從今天起》是用愛去感動繼母;《我的女兒》則肯定澳門這座城市中捨己救人的高尚品德觀;《路》則告誡人們要摒棄過多的俗世慾望,以求內心的幸福和安詳。在港澳新時期的話劇中,市民形象反映了人們對於新時期到來的渴望和追索,是對於即將建構或者正在形成中的市民倫理的體認和呼喚。在市民倫理的闡述中,他們肯定了一些基本的價值理念,譬如自由、愛、正義等,以具體切實的生活需求來替代過去宣傳式或者口號式的圖譜化藝術形式。形成這樣一種狀況,不僅是受外界環境的影響,更主要的驅力還是來自於社會系統內部的經濟發展形式。在自由資本主義社會內部,其主要的社會構成核心是社會市民。“市民”既是對於廣大社會群眾的通稱,同時市民一詞還有特定的政治涵義,它指稱了在資本主義模式下帶有資本社會法系色彩的具有普泛權力和義務的社會公民。港澳新時期話劇的市民形象相比大陸在文革之後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的文學群像,其市民角色具有更多的個體性思索,這正符合資本社會建立在自由交易、私產神聖的公共領域基礎上的特徵。另一方面,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市民,對於當局統治本身又抱有天然的警惕性,而這正是公共領域存在的原因。這一方面,香港話劇的市民形象要更加成熟和完善,他們這一群體在當時的環境氣候中,既認識中國大陸又對港英當局進行揶揄和審視,表現了其思想視野的綜合和寬廣。而澳門這一時期的話劇市民形象,則還停留在對失落的美好人性的緬懷層面,而這,和城市現實的經濟結構和社會的發展規模有著天然的聯繫。2 新時期話劇市民形象的各自表述港澳新時期話劇在闡述市民倫理的訴求上表現出群體性、訴求性的市民群像特徵。在此基礎上,它們又受各自文化生態和經濟環境的影響而表現出藝術選擇的偏好。在市民倫理探索思潮的話劇之中,港澳話劇繼續向前發展,表達兩城市民形象的藝術群雕越來越清晰,話劇的本土化色彩進一步彰顯。香港話劇較之於澳門,體現出更為迅捷和激進的社會意識。就在七十年代初話劇整體性市民形象建立的同時,香港話劇隨即向社會內涵的思考廣度拓展,市民意象由整體性特征呈現出越來越多的個體化色彩。如 1973 年劇評這樣說道:“《花》戲的另一個爭論是青年人要自由……也不管父母是關心或是過分干涉,好像凡事逆著父母就是敢於反抗,就是爭取獨立自主,就是自由……戲的主題直到劇終仍不能點出……我們可略見香港學生的苦悶和內心的矛盾、彷徨和無所依從,像浮萍般蕩漾著,漂浮著。”[9]《花》是香港 1973 年 9 月上演的作品,內容具體,形象鮮明,通過十二個女學生在夏令營的生活反映了那一時期的年輕人對於前途和理想的追尋、思考等。1973 年距離《梯子》等前述作品的演出僅僅一年不到的時間,然而在思考的層面已經向前拓展。這實際上表現出香港話劇市民形象第二階段的特質,即奮鬥意識。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後,奮鬥意識不僅內化為香港城市經濟發展的市民文化,而且也成為這一階段開始的話劇市民形象的標籤。又如 1975 年的劇評:“法官不敢肯定低賤的苦力有那股‘例外’的同情心,卻相信資產階級的雇主有懷疑被襲擊的可能性,於是苦力在沉冤莫白的情況下平白死去了。作者提出這個控訴,是值得人們深深地反省的。”[10]這是對話劇《常規與例外》的評論,這評論一方面體現了現實中的市民階層警惕於來自統治當局的管控與干涉,另一方面,市民階層亦對於社會分層所造成的地位差別有清醒的認識,這也是因為七十年代的香港經濟迅速發展現實造成了個體間財富和社會地位的較大差異。對社會階級現狀的認識激發了香
  • 34港人的奮鬥精神,並成為這一時期香港話劇市民形象的個體特征,此後,在香港話劇的人物藝廊中活躍著一群“打不死”(廣州話俚語,意奮鬥不止,打不倒)的香港人。演出於 1974 年的《會考一九七四》是這一時期“香港人”形象的早期代表作。《會考一九七四》是由香港校協戲劇社集體創作,是那一時期話劇創作的里程碑。《會考一九七四》是校協戲劇劇社的集體創作,劇中牽涉到幾十號人物,以當時的香港高中會考作為故事串線,內容龐大,氣勢恢宏,堪稱一時代表作。“《會》劇曾在不同的場地一再演出,蔚為一時盛事……甚獲好評。”[11]《會考一九七四》講述的是香港七十年代一個“草根”階層家庭。父親在大廈做保安,母親相當於無業。家中有八個子女,三女五男,其中三男阿明還患有精神病。幾個子女無心讀書,紛紛外出打工,唯有讀中五的阿亮成績最好,阿亮成了家庭的希望。這部話劇的意義在於,它是香港人精神世界的過渡。在阿亮的身上依然有著“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家教烙印,又有香港人為現實奮鬥的務實精神。家中父母寄希望于他的同時,阿亮的姐姐阿麗也給予否定,她說,進了大學又有什麼用?阿 Jim 小學未畢業也能當老闆,做人還是要實際好。阿麗的認識實際上是香港在七十年代經濟騰飛期年青人的心態和想法,作品透過阿亮體現的困惑也正是香港市民新時期奮鬥意識的初始,並且根基日益深入壯大。之後的香港人,一批又一批抓住經濟發展的機遇,“打不死”的心態包涵著明確實用的金錢觀,甚至還有一種“香港夢”。以周潤發等一批為代表的日後明星正是在那一時期成長起來並成為年輕人的偶像,其原因不僅是熒幕上的形象,也體現在現實中的成功。奮鬥型的話劇市民想象肇始於七十年代前期,延續至九十年代初。如 1985 年蔡錫昌、杜國威的《我系香港人》,1988 年陳尹瑩的《花近高樓》,1990 年陳敢權的《大屋》等,都是香港話劇史上最具藝術代表性的作品,香港人自信而高昂的奮鬥意識始終貫穿其中,他們相信香港也相信自身。看到香港人的工作節奏和工作效率,我們不難理解他們文學形象中奮鬥信心的來源。不過,同樣是奮鬥式的香港市民,在不同年代依然會帶有些許的歷史印記。七十年代是現實的生活奮鬥,八十年代帶有“香港回歸”敲定引發的身份問題討論,而九十年代則在全球性視野下開始關注后殖民性的問題。而相較於香港,澳門則是另外一種景象。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之後,澳門的話劇雖然迎來了復蘇階段,但是像香港一樣帶有對個體意識甦醒的突進卻遲遲未有出現。這一突破一直要到八十年代中後期。在此之先主要還是周樹利的創作。周樹利的劇作有著一而貫之的世道人心的社會倫理意味,人物形象不確指,市民形象依然是整體性的。而至於澳門各話劇團體的演出,又多採用現成的劇本,還處於模仿舞台藝術的業餘性階段。因此周樹利的劇作較長一段時間內代表了澳門話劇市民形象的範疇。此外,還有一些零星的作品,譬如戲劇家李宇梁和鄭繼生在七十年代末期也演出了一些自己的創作,像《父歸》、《面具》等,都可以歸入周樹利那一類型的戲劇,市民形象的整體性是一致的。周樹利模式話劇創作的狀況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產生轉折。1988 年澳門著名戲劇家李宇梁導演了自己的作品《冥中行》。《冥中行》在刻畫“澳門人”個性化的形象上具有相當的力度。在《冥中行》之前,澳門缺乏更有深度的反映澳門個性化市民形象的作品。從李宇梁的作品年表來看,七十年代到《冥中行》之間發表有《罪痕》、《一張聖誕卡的故事》、《人與人之間》、《虛名鎮》、《時間證人》等,而無疑地《冥中行》較好地體現了具時代色彩的澳門市民形象。《冥中行》主人公 Simon 借助女鬼秦西行的身世,實質上反映了自身情況的尷尬與無奈。Simon 的太太已經移居加拿大,本來自己也應該過去,但是對於此城的牽絆卻又讓他一直在回避,澳門始終是他的“家”,他有很多的理由留在此
  • 35鄭應峰  港澳新時期話劇中的市民形象比對分析地,但又有充分的理由應該遠徙。這一情況和香港同期話劇的市民形象不同,香港話劇中雖然也有移民的聲音,但是留下來奮鬥的聲音同樣宏大,甚至更加響亮。澳門的移民聲音則包涵有一絲絲的無奈,甚至嚮往,留下來的理由不那麼理直氣壯。這種情況多少是由澳門的客觀條件決定的。澳門屬於微型城市,土地面積大概是香港的三十分之一,經濟總量不大,人口在八十年代只有幾十萬,香港的十分之一不到。這一情況下,外出謀生便成為澳門人的另一選擇。既有對家園的牽掛,又嚮往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繁榮,成為澳門話劇市民形象在整體性特征中脫穎而出的個體性話語。在“移民”的背景下,個體的故事得以從容展開。然而,向國外移民只是澳門八十年代部分人的背景,其折射下的“家園”意識才是澳門市民的深層次心理結構。在更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社會召喚下,澳門市民一方面珍惜小城的平靜與淳樸,并帶有一種懷舊意識,另一方面又難以招架外界的誘惑,從而引發了對家園的審視和思考。世界的變遷,澳門不能置身其外,至此,澳門新時期話劇市民形象在各個展開的故事中帶上了“家園”憂患式特征,或是移民,或是變故,抑或情仇引發等等,不一而足。這一狀況要持續至 1999 年澳門回歸之後。澳門回歸給澳門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影響,社會心理轉變顯著,而話劇創作亦隨之改變。除了《冥中行》,還有 1998 年澳門第二屆文學獎的話劇作品,王智豪的《婆婆離家去》、余潤霖的《信圭啟示序》。澳門本土話劇創作數量稀少,這兩部作品較有代表性,它們塑造了這一時期澳門話劇的個體性市民形象,都帶有“家園”意識的個體性色彩,其中所包涵的流徙與自我放逐揭示了人類更深層面的思考,即關於“存在”的問題。“人的實在的直觀所面臨的存在永遠是它所欠缺的東西或存在者。”[12] 3 新時期話劇市民形象的分野與統一七十年代以來,港澳話劇在市民倫理的意義上起步,之後在城市體認和個體精神方面各自表述,並帶有相應時代大事記的歷史反映。九十年代之後,兩地話劇又在城市主題上融合,其話劇的市民形象產生了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現象。市民形象的趨同指的是指兩地市民都在話劇中呈現了城市的現代性症候現象。在工業和后工業時代,在技術革命和急速的商品交易模式下,人的異化不可避免,這一現象指稱了城市的發展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城市中的人生活於其中並受其影響。香港話劇較早地注意到了都市發展的現代性問題,而大規模地呈現這一現象則在九十年代之後。早在 1980 年,香港的話劇已以其敏銳的嗅覺反映了市民在城市現代性氛圍下的精神迷失形象。以方競生創作於 1980 年的《檔案 SG-37》為例。這部劇作講述了一個好中學生孟銘基的故事。“檔案”一劇有幾種愛。一是孟銘基的母親對於孩子的愛;二是中學生范采容和孟銘基之間的“愛情”;三是孟銘基科任古老師對於好學生的關愛。最後,這些愛都出了問題,孟銘基迷失在這些愛中,終因和范采容的性愛事件引致軒然大波。母親、范采容和古老師堆砌起一堵社會之牆,他們代表了使命、期望與誘惑,而個人的抱負、情感則被壓縮至極小甚至可以忽略的空間。孟銘基代表了一種被社會期許的品格,然而正是這種品格,反而暴露出了日常社會秩序下掩蓋的危機。從話劇第三方敘事角度來看,這正反映了香港市民對於城市危機的覺察。而這種察覺,進一步延伸至社會的核心層面,即制度問題。譬如 1982 年香港戲劇家鍾景輝對當時上演的新劇《側門》有一段評述:“劇作者更利用一度側門去象徵外界對他們的壓迫和輕視,象徵釋囚的過錯與旁門左道,更象徵了釋囚的自卑心理和阿龍最後的明智與悟性的抉擇。”[13]法律的根砥在人而非法律制度本身,這是《側門》所傳達出來的重要資訊。鍾景輝亦在評論中表明,大眾所代表的社會環境形成一種強勢話語,而釋囚們的
  • 36正當權利則在話語主導權中處於失語狀態。《側門》反映的是探討香港超越於大眾層面普遍接受的法律之外的正義。其內涵固然是伸張少數囚犯要求的權利,然而其敘事的立場卻是站在少數持異見的市民之上的,代表了人與制度的較量與博弈。在這裡,香港市民表現出宏大的社會視野和相當活躍的個體權利意識。而對於尚未發現問題的大多數,正表現了人處在一種其自身有可能受害的制度之中,而這恰是大家所竭力維護的對象,這就是香港現存的法律制度。上述八十年代的作品,雖然質疑了現存秩序,反映了香港市民面對城市現代性的現實困境,但畢竟是少數的作品,而且設置在一種較為理性的探討空間之內。真正預示著大規模現代性症候現象到來的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後的創作。香港劇評家盧偉力在 1991 年的評論中說道:“在香港的表演藝術圈中,現象學藝術的觀念顯然並未流行,因而演出往往還是傾向於對某一文本(Text)的闡釋和再現,少了一份生命直照的感覺。”[14]1999年有評論者指出:“近年中外劇壇研究焦點之一,便是劇場遊戲性的復歸。”[15]從中可以看出,從1999 年前後香港話劇開始重視非現實主義表現手法往前推算,香港話劇的非現實主義藝術形式的大規模到來時間應該是在 1991 至 1999 年之間。這期間,可以潘惠森創作於 1999 的作品《三姊妹與哥哥和一隻蟋蟀》為代表。《三姊妹與哥哥和一隻蟋蟀》是荒誕主義作品,收入國際演藝學院(香港)出版的大型叢書《香港劇本十年集:九十年代》之中,在表現都市人的精神錯置層面極富深度。對於這齣話劇,有評論家指出:“看來潘惠森已由早期創作之‘硬’荒誕兌變出現為‘自然荒誕’。”可以看出這部話劇的代表性地位。[16]《三姊妹與哥哥和一隻蟋蟀》以荒誕主義手法表現了親情的緊張和失落,以及最後親情的自我拯救。此劇的意義在於,它體現了香港話劇在非現實主義藝術表現手法上的成熟,而其所刻畫的市民形象由以往的理性探討轉化為非理性的情緒表現,標誌著一場大規模城市現代性症候現象的襲來。這一症候,已經不是停留在八十年代話劇文本中精英市民的理性探討,而是深入到了普通民眾的日常表現,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現代性症候現象無可避免的滑向深入,極具張力地表現了當代香港市民的焦慮和困惑。當然,這並不意味著香港市民的整體形象,而是說在此前的形象塑造中增加了新的時代內涵,從而使話劇市民群體更具立體性和現實性的內涵。除了潘惠森,像其他著名香港話劇家如詹瑞文、鄧樹榮、一休(梁承謙)、陳炳釗等人都在九十年代創作或導演了大量本土荒誕主義話劇,有《甴曱》、《廢墟中環》、《男人之虎》、《無人地帶》、《禿頭女高音》等,表現了話劇中的香港市民對現實的非理性感知和對現實的疏離感。對於澳門話劇而言,在城市現代性的市民初始感受和香港大致相同,起初都著重在社會結構方面的理性探討層面,只不過時間來得晚一些。澳門作品以陳煥珊發表於 1993 年的《從死亡裡走出來的人》為例,此劇是澳門戲劇獲獎作品,收入澳門出版的《獲獎戲劇小品創作選》,在澳門為數不多的原創作品中,是較早審視市民社會結構的作品。該劇反映家庭在現代社會中的淪亡危機。程子軒之必死是由所有看似充分的理由造成的。女朋友戀情出軌,弟弟貪圖人壽保險,老闆不想用他等等,讓程子軒在情境中失去了複生的意願。個體的私利實際上組成了強大的社會壓力,個人在其中難以反抗或者不想反抗,心靈的異化最終在由人制定的城市現代秩序中成為現實圖景。這個當然和澳門的城市現代問題相關。 同時,澳門的發展較香港為緩慢,有些城市現代問題也出現得較遲,因此在其城市的節奏中,話劇對於現代性症候問題的揭露步香港後塵,呈現出一定的吻合性,即共同處於理性的社會質疑層面。然而,這種狀況卻因澳門後期的發展而呈現與香港的話劇市民形象地域差異。1999 年澳門回歸,澳門回歸後不久,其支柱
  • 37鄭應峰  港澳新時期話劇中的市民形象比對分析產業博彩業進行改革,博彩經營許可由當初的一家轉為三家,澳門賭場一下子由幾間擴展到幾十間,澳門賭收從此邁入迅速增長的階段。如 2013年,澳門博彩稅收已達到美國賭城拉斯維加斯的七倍。劇烈的經濟增長刺激著澳門的繁榮和發展,同時,在經濟總量提升的過程中,其城市發展與人的心靈錯置產生的不適也同時伴生。這一時期的澳門話劇,不僅有前期的現代性症候批判,而且帶有深刻的本地城市問題意識,從而區別於香港,而這一過程大致發生在澳門回歸的幾年之後,社會顯著變化之時。這一時期可以許國權發表於2009 年的作品《七十三家半房客之澳門奇談談上談》為代表。許國權是澳門本土著名的戲劇家,而《七十三家半房客之澳門奇談談上談》是其代表作,獲得社會的廣泛好評。該劇劇由 29 個相對獨立的故事構成,出現的人物有賭場職員、走私“水客”、教師、學生、議員、桑拿妹、的士佬等,反映了當下澳門眾生相。該劇完全削平了人物的意義深度,一切都是那麼瑣碎和無聊。所有事情的堆積,顯示了這個城市社會為了金錢浮躁、瘋狂,甚至道德混亂的一面。這個故事的特色在於把城市的意象和“賭”聯繫起來,社會的一切幾乎圍繞著“賭”來運轉,市民往日的淳樸與從容一掃而空,反映了作者對於現實的憂思和審視。聯繫到 2014 年以來中央政府對於澳門博彩業的反腐和整頓,不難看出這部劇作的前瞻性。至此,澳門話劇中的市民,因其基於自身城市特色的因素,在現代性症候的問題上表現了自足的藝術完整性,也體現了澳門話劇在現代藝術探索中的成熟。除了許國權之外,澳門還有一些戲劇家和戲劇團體依然在不遺餘力的揭示和表現澳門的城市問題,如莫兆忠的《咖喱骨遊記》、葛多藝術會的《國王正在節日的後商業價值中死去》、創志劇社的《威尼斯女神》等作品,這些都是創作於本世紀初的劇作,以其對現代藝術表現手法的展開共同構築了當代澳門市民對於我城意識的疏離和非理性感知,大大豐富了澳門話劇的市民形象藝廊,並以此區別于香港市民意象。綜上而論,港澳話劇在新時期復蘇,並對城市的發展過程作了動態反映,而在這一系列由各種作品組成的城市現代史中,市民形象又成為解讀城市符號和城市密碼的鑰匙。透過市民形象的異同比較,可以體悟出人在城市生活中的本質地位,並對此城此地的文學精神有更深刻的體會和瞭解。文學終歸是人學,透過港澳話劇中的市民群像,我們不僅發現了人的不同際遇,也由此拆分了不同社會形態給人的不同時代感受。參 考 文 獻[1] 張秉權編.躁動的青春——香港劇本十年集:七十年代.香港: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出版,2003.[2] [德]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著,曹衛東等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3] 田本相、方梓勛主編.香港話劇史稿.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9.[4] 張秉權編.躁動的青春——香港劇本十年集:七十年代.香港: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出版,2003.[5] 田本相、方梓勛主編.香港話劇史稿.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9.[6] 田本相、鄭煒明(主編).澳門戲劇史稿.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7] 田本相、鄭煒明(主編).澳門戲劇史稿.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8] 田本相、鄭煒明(主編).澳門戲劇史稿.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9] 佚名.《六分一》和《花》——看校協戲劇的創作[N].大公報(香港),1973-9-15.[10] 寒連.大學實驗劇團的演出——評《常規與例外》及《龍舞》[N].華僑日報(香港),1975-9-22.[11] 張秉權編.躁動的青春——香港劇本十年集:七十年代.香港: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出版,2003.[12] [法]薩特(Sartre, J. P.)著,陳宣良等譯.存在與虛無.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社,1997.[13] 鍾景輝.《側門》創作劇演後談——共通性的主題與象徵[N].《星島日報》(香港),1982-2-10.[14] 盧偉力.在劇場中體驗生命——看“沙磚上”的《你大頭》[N].《信報》(香港),1991-5-24.[15] 武耕.關於劇場遊戲性的思考[N].《信報》(香港),1999-12-17.[16] 張近平.荒謬親情別有深意——看《三姊妹與哥哥和一隻蟋蟀[N].《大公報》(香港),1999-10-8.
  • 38第 9 卷 第 1 期 澳 門 科 技 大 學 學 報 Vol.9 No.12015 年 6 月 30 日 Journal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une 30, 2015 芻論通識教師的績效評估程文麗1*,李韶馳2(1. 澳門科技大學通識教育部,澳门;2. 廣州行政學院信息網絡中心,廣州)摘要: 通過對通識教師的內涵及績效特徵的分析,以目標管理法(MBO)和360度績效考核法為導向,運用層次分析法(AHP)構建一套適用于通識教師的績效評估指標體系,為建立通識教師的評價與激勵體制提供參考。關鍵詞: 通識教育;通識教師;績效評估;指標體系The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General Education TeachersWen-li CHENG 1, Shao-chi LI 2( 1. Department of General Education,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China2.Information Network Center, Guangzhou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Guangzhou, China )AAstract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 and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for general education teachers, and taking the Management By Objectives (MBO) method and the 360-Degree Feedback evaluation method oriented, this paper uses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to construct a set of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general education teachers, and provides the referenc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general education teacher evaluation and incentive system.eyyordst: General education; General education teachers;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收稿日期:2015-02-17;修訂日期:2015-02-22。* 通訊作者:程文麗,女,在讀博士,講師,主要研究方向:通識教育。E-mail: wlcheng@must.edu.mo,Tel: 853-621568400 引言通識教育已經成為國際高等教育界探討的一個重要課題,在中國的兩岸四地,通識教育的概念也逐漸被各高校所討論、接受和實踐,成為提升中國高教品質、塑造中國現代文明性格的重要內驅力。有學者分析闡述了通識教育的豐富內涵及其重要性,對發展通識教育也提出許多對策和建議,包括對通識教育課程的研究也備受關注,然而,對通識教育教師的研究則略顯不足,缺少系統深入地研究。對通識教育教師研究的不受重視,已間接成為制約通識教育發展的瓶頸問題之一[1]。中國著名的通識教育專家甘陽教授曾經這樣評價教師在通識教育中發揮的關鍵作用:“哈佛大學通識課程的特點並不在於其課程設置的規劃,而是在於用什麼人教授通識。任何學校如果不能學這一條即以第一流學者教本科大一,而只是外在模仿哈佛的 1978 年方案,那只能是最糟糕的[2]。”蒲波[3]則把在通識教育中教授通識課程的教師統稱為“通識教師”,並將“通識教師”定位為大學實施通識教育的基礎條件,強調成功推行通識教育的關鍵在於建立科學的通識教師評價與激勵機制。楊洋[4]在關於通識教師隊伍建設的研究中也提出對通識教師的工作績效進行有效
  • 39程文麗,等  芻論通識教師的績效評估評估,並闡述了一些評估方法。但目前尚無針對通識教師績效評估的專項研究,雖然對高校教師績效評估的相關研究已非常成熟,但通識教師有別于專業課教師,績效評估不能生搬硬套。為此,筆者從通識教師的內涵與績效特徵入手,分析通識教師和專業課教師的區別,以此為基礎設計通識教師的績效評估指標,並採用層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計算指標權重,旨在構建一套適用于通識教師的績效評估指標體系,為建立通識教師的評價與激勵體制提供參考。1 通識教師的內涵與績效特徵目前,學界對通識教師尚未給出一個明確的定義,為了釐清通識教師的概念,筆者綜合學界的相關論述,對通識教師的定義以及通識教師與專業教師的區別做了一些歸納。通識教師,指專職從事通識課程教學的教師。與專業教師相比,首先是講授的課程不同,這就決定了教師的能力素質和知識結構的不同;其次是講課的受眾不同,通識教師面對的群體是各種專業不同學科的學生,所以在教學方法和授課方式,甚至在教學理念上都會有所不同。北京大學陳躍紅教授指出:“現在的很多教師成長于專業化教育環境中,如果自己不‘通’不‘識’,如何去開設、教授通識課?”通識教師要“把通識教育當作自己的使命,博聞強記,使自己具備良好的通識教育素質,從而才能成為通識教育的合格教學者”[5]。何秀煌[6]認為:通識中的“通”不是通才的“通”,即什麼都知道;而是貫通的“通”,即不同學科的知識能夠相互通融,遇到問題時能夠從比較開闊的、跨學科的視角進行思考,收集資料,與人交流合作,達到不同文化和不同專業之間的溝通。由此可見,通識教師既要有一定的專業學術水準和專業技能,又要有較為寬泛的知識面,這就要求通識教師在課堂上除了講授專業知識之外,還應該融合一些和專業知識相關的課外知識,使得教學內容更加生動,也能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例如,在數學課上可以講授數學背後的人文精神滲透、在英文課上可以講授西方文學鑒賞等等;既要有綜合分析、研判和全面思考的能力,又要具備正確的通識教育理念,個性化和多元化的教學方法,以及創新發展的教學意識。因此,在評估通識教師的能力素質時,應結合通識教師的上述特徵,重點從智慧和技能兩個關鍵指標進行評估。通識教育著眼於人的全面發展,旨在培養出知識結構合理,又專又全,具有良好思想素質和道德素質的全面人才。為達到這一目標,通識教師不僅要促進學生認知水準的發展以及知識的豐厚,更要借助通識教育促進學生倫理道德發展[7]。因此,作為通識教師,不僅要“學為人師”,還要“德為人範”,所謂“身教勝於言教”,教師的人格魅力在教學活動中往往會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這不是教學內容和教學技巧所能取代的。這就要求通識教師必須加強職業道德修養,應該具有優良的品德和高尚的情操,所以應該把“德”列入通識教師的績效評估中,並從“倫理道德修養”和“工作作風態度”兩個方面進行細化。王義遒[8]把通識教師概括為對學理有真知、真信、真行和真情的人,他認為,通識教師不能只是按照教學大綱和現成教材照本宣科,而是要對學生曉之以理、動之以情,使學生體會課程的實質和精神、瞭解對課程物件的獨特研究態度和方法。所謂“教無定法”,對於出色的通識教師而言,雖然教法不同、風格迥異,但卻都能收到卓越的效果。由此可見,通識教師不僅要有高尚的情操、淵博的知識和寬闊的視野,而且要有高超的教學藝術,對通識教育有真知灼見、對真理有篤實的信仰、對學生有真摯的感情——這些雖然看起來抽象,但卻都能集中體現在整個教學過程中,並由教學品質來衡量其效果。2 通識教師績效評估的指標設計根據管理學大師德魯克提出的目標管理法(Management By Objectives:MBO)的思想,通
  • 40識教育的目標在於培養全面發展的人,對通識教師進行績效評估的目的就是激勵教師成為“通”的引導者和“識”的共用者,以達到目標的一致,而績效評估指標也應與績效評估的目的及評估對象的系統運行目標保持一致。根據通識教師的內涵與績效特徵,筆者以“德、能、勤、績”的評估內容為主線,平衡質與量的關係,採用定性評估與定量評估相結合的方式構建通識教師績效評估指標體系。定性評估是運用綜合分析的形式,對評估對象進行概括性的描述;定量評估是運用資料形式,對評估對象的各項評估因素進行量化,獲取評估結果。相比之下,定性評估通過觀察、分析、評議等方式,更注重從“質”的概念上反映評估的結果,對評估對象的素質做出評價,是一個從“現象”到“本質”的過程,其評價往往是反映品德、素質、能力、作風等方面內容,這些內容難以用明確的“量”來評價,具有明顯的隱性特徵。定量評估的前提是所評估的內容能夠較為直觀地反映到數量上來,體現了顯性特徵,以資料反映結果。因此,通識教師的“德”和“能”原則上可以採用定性方式進行評估,“勤”和“績”原則上可以採用定量的方式進行評估。在“德”方面,主要包括“倫理道德修養”和“工作作風態度”兩方面的評估。“倫理道德修養”的評估內容包括:為人師表、知榮明恥、嚴於律己、團結友善、客觀公正等;“工作作風態度”的評估內容包括:工作作風(指工作上勤勉努力、求真務實、精益求精)、工作態度(有事業心、責任感和敬業精神,對學生循循善誘、誨人不倦)等。評估內容可以作為相應指標的標度,為評估主體在對評估對象進行分析和評議時提供參考標準。對通識教師“德”的評估是一個他律與自律相結合的過程,制定具體的評價標準要更多從自律角度提出要求,在評價標準的實施過程中通過他律來達到自律,因此,可以把教學督導機構、上級主管、同事及本人納入評估主體中,採用 360度績效考核法(360-Degree Feedback)進行定性評估。在“能”方面,主要包括“智慧”和“技能”兩方面的評估。“智慧”的評估要素可包括觀察能力、思考能力、判斷能力、創新能力等方面,“技能”的評估要素則可涵蓋一般技能(包括溝通能力、表達能力、學習能力等)、教學技能和專業技能。在美國的通識教育評價中,對於“能”的評估通常採用測試工具(如測試批判性思維能力 的 工 具“California Critical Thinking Test”、“Watson-Glaser Critical Thinking Appraisal” 等)來實現量化,這可以使評估的結果更加客觀準確,因此,筆者認為對通識教師“能”的評估可以借鑒美國通識教育的做法。雖然這種做法在美國主要用于對學生能力的測試,以達到對通識教育績效的評估,但這種做法也同樣適用於對通識教師的評估,就某種意義而言,如果教師自己都不能通過這種能力測試,那麼通識教育也只能成為空談。當然,測試工具並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它只能針對某種能力進行專項測試,目前尚無針對通識教師綜合能力的測試工具,除了借鑒美國通識教育的做法之外,還可以參考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相關評價方法,再結合通識教師的特點做一些有針對性的深入研究,本文對此內容暫不展開論述。在“勤”方面,對通識教師的評估主要體現在出勤率,包括教學崗位的出勤及教學工作會議、相關學術活動的出勤等,可根據實際出勤率進行定量評估。在“績”方面,教師的業績主要包括教學業績、科研業績以及參與服務性工作的業績,而業績又體現在“量”和“質”兩個方面。綜合考慮通識教師的績效特徵,筆者認為通識教師的業績應該側重於教學,並且應該對教學業績進一步細化,才能充分展現出通識教師在教學過程中體現的真知、真信、真行和真情的特性。至於科研,相對於專業教師而言,通常認為通識教師的科研業績并不重要,但從構建指標體系的學術角度來看,指標的取捨及重要程度應該由科學合理的方
  • 41程文麗,等  芻論通識教師的績效評估法和模型來決定,而且在教研一體化理念的驅動下,通識教師也可以通過教學改革方面的研究實現教學工作與科研工作的有機結合。根據關鍵績效指標法(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KPI),筆者將教學業績細分為教學工作量和教學品質,與科研業績一併作為評估通識教師業績的關鍵指標。其中,教學工作量再進一步分解細化為授課工作量、教學研究工作量(包括教學改革相關的研究成果及創新成果)及其他工作量(包括參與考試命題、新課程建設、教育發展的相關研討等活動);教學品質則細分為內容觀點(評估內容包括:內容深入淺出、觀點深刻見地、資訊準確適量、有創意、有深度等)、方法藝術(評估內容包括:形式靈活多樣、互動性強、語言簡練、層次清晰、邏輯性強、表達生動、富有感染力等)、教學態度(完成課題授予任務、回應問題及時穩妥、治學嚴謹、儀表整潔端莊等)、講義課件(評估內容包括:講義內容豐富、緊扣主題、條理明晰,課件美觀、清晰、內容緊扣主題,等等)及總體效果(評估內容包括:掌握基本理論、瞭解最新學科觀點和相關動態、開闊視野、提高認識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等)五項指標,這些“質”的指標主要通過學生對授課教師的評價實現量化;科研業績細分為科研專案、科研論文(指在各類學術刊物或會議論文集公開發表的論文)、應用性研究成果(包括專利、專著和研究報告)及科研成果獎勵。綜合上述,結合層次分析法對“德、能、勤、績”四項一級指標進行分解細化,進而歸併、篩選和調整,生成三級層次結構模型,如圖 1 所示。3 通識教師績效評估指標權重的確定權重是專家經驗和決策者意志的體現,相當程度上決定了績效評估的精度,它的確定是構建通識教師績效評估指標體系的關鍵。目前,確定指標權重的方法有很多,考慮到層次分析法的原理簡單,而且具有扎實的理論基礎,是定量與定性方法相結合的優秀的決策方法,所以本文選取層次分析法來確定通識教師績效評估指標的權重。在上文構建的層次結構模型的基礎上,對從屬於上一層次的各項指標,將專家對兩兩指標間的相對重要性進行比較得到的評價,採用 1~9 標度及其倒數標度方法進行量化,構造成對比較矩陣,再通過求解每個成對比較矩陣的最大特徵根及對應特徵向量得到該層次各項指標相對於上一層次指標的權向量,在逐一通過一致性檢驗後,進而圖1 通識教師績效評估指標層次結構模型
  • 42再確定各層中所有指標對於總目標的組合權向量並做組合一致性檢驗,最終得到指標在整個體系中的權重[9]。以三級指標中從屬於“教學品質”的指標為例,在各位專家對“內容觀點”、“方法藝術”等五項指標的兩兩相對重要性進行打分之後,求出算術平均值得到成對比較矩陣,如表 1 所示。對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后,採用和法計算該成對比較矩陣的最大特徵根為 ,對應的特徵向量為 ,由於該矩陣為 5 階矩陣,即 n =5,從而得出一致性指標 ,隨機一致性指標 RI 表1 教學品質B42三級指標成對比較矩陣教學品質 B42 內容觀點 C421 方法藝術 C422 教學態度 C423 講義課件 C424 總體效果 C425內容觀點 C421 1 0.913 1.183 1.176 0.896方法藝術 C422 1.095 1 1.206 1.195 0.857教學態度 C423 0.845 0.829 1 1.226 0.895講義課件 C424 0.85 0.837 0.816 1 0.563總體效果 C425 1.116 1.167 1.118 1.775 1表2 通識教育教師績效評估指標權重表目標層指標層(準則層)一級指標 二級指標 三級指標通識教師績效德 A1 0.1017倫理道德修養 B11 0.0555為人師表 C111 0.0142 知榮明恥 C112 0.0071 嚴於律己 C113 0.0115 團結友善 C114 0.0161 客觀公正 C115 0.0065 工作作風態度 B12 0.0462工作作風 C121 0.0216 工作態度 C122 0.0246 能 A2 0.2077智能 B21 0.1222觀察能力 C211 0.0218 思考能力 C212 0.0323 判斷能力 C213 0.0334 創新能力 C214 0.0347 技能 B22 0.0855一般技能 C221 0.0262 教學技能 C222 0.0246 專業技能 C223 0.0348 勤 A3 0.0952崗位出勤率 B31 0.0504會議出勤率 B32 0.0448績 A4 0.5954教學工作量 B41 0.2346授課工作量 C411 0.1714 教學研究工作量 C412 0.0442 其他工作量 C413 0.0190 教學質量 B42 0.3011內容觀點 C421 0.0612 方法藝術 C422 0.0634 教學態度 C423 0.0566 講義課件 C424 0.0477 總體效果 C425 0.0722 科研業績 B43 0.0597科研專案 C431 0.0169 科研論文 C432 0.0141 應用性研究成果 C433 0.0175 科研成果獎 C434 0.0112
  • 43程文麗,等  芻論通識教師的績效評估=1.12,則一致性比率為 。可見,成對比較矩陣的不一致性在允許範圍內,權向量 W 通過一致性檢驗。以此類推,計算出每個成對比較矩陣的權向量後,再自上而下推算組合權向量,可得出整個指標體系的權重,如表 2 所示。4 小結構建通識教師績效評估體系,其最終目的在於營造公平競爭的環境,通過對通識教師績效的合理評價,選拔和培養能勝任通識教育工作的師資隊伍,以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從制度上肯定並激勵教師在通識教育上的付出,這也是決定通識教育效果好壞的一個重要因素。但限於篇幅及研究的深度,筆者目前對通識教師績效評估的研究仍屬於基礎性的研究工作,謹以此文為今後的深入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論參考。參 考 文 獻[1] 殷小平. 中美大學通識教育教師發展比較研究[D]. 廈門:廈門大學, 2010:6.[2] 甘陽.通三統[M]. 北京:三聯書店, 2007:110.[3] 蒲波. 通識教師:大學實施通識教育的基礎條件[J]. 湖北職業技術學院學報, 2013,16(1):34-36.[4] 楊洋. 我國研究型大學通識教育實施研究[D]. 秦皇島:燕山大學, 2009:70-71.[5] 豐捷. 通識教育,教師“通”學生才能“通”[N]. 光明日報. 2009-06-10.[6] 何秀煌. 從通識教育的觀點看——文明教育和人性教育的反思[M]. 香港:海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998:74.[7] 曹文華,閔琴琴,周堃. 信息時代下通識課教師的自我變革[J]. 職教論壇, 2011(35):126-128.[8] 王義遒. 推進通識教育, 催生一種新的教師模式[J]. 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5,42(5):191-197.[9] 姜啟源. 數學模型(第四版)[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249-257.服務澳門澳科大合辦“第一屆澳門國際電影展”系列活動澳門科技大學於2014年成立“澳門電影藝術研究院”,作為澳門高等教育機構中首個電影藝術研究機構,旨在通過打造“交流、研發與服務”國際平臺,以推動澳門電影藝術研究和電影產業的跨越式發展,並將針對電影技術運用與創新、電影製片融資管理、電影製作服務與管理、影片市場發行、電影製作企業孵化等多個領域進行長期研究。澳科大擁有人文藝術、資訊科技、商學院、法學院等專業的教學和研究隊伍,可為“澳門電影藝術研究院”提供充足和高質量的研究支援。4月25日由澳門科技大學澳門電影藝術研究院和澳門影視製作文化協會合辦的”第一屆澳門國際電影展”開幕式隆重舉行,是次電影展以修復片為主題,吸引到海內外專家、學者、藝術家齊聚一堂,盛況空前。 電影展期間,澳科大同時於4月24日至28日舉辦了“第一屆澳門國際電影展之科大系列講座”。講座共分六場進行,題目分別是《狼圖騰》導演講座、中國電影和電影導演、數字技術時代的電影、多元文化格局中地域電影文化的建立、華語電影:機遇與挑戰、美國獨立電影。講座邀請到法國、中國內地、韓國、美國等国多位國際電影界的專家學者與澳科大學生和各屆人士分享他們在電影方面的寶貴經驗和體會。適逢今年是世界電影誕辰120週年及中國電影誕辰110週年之際,澳科大特聘了讓.雅克阿諾 (Jean Jacques Annaud)、姜文等九位國內外著名電影專家學者加盟澳門電影藝術研究院,以共同培養新一代電影藝術研究人才。澳科大商學院和澳門電影藝術研究院將聯合設立電影管理博士課程,以培養熟悉國際電影產業先進運作流程和管理經驗的高級專業人才。此外,為提昇本地電影及相關行業的人才創造就業機會和發展空間,澳科大計劃舉辦培訓班,帶領本澳影視工作者參與國內外影視工作,吸取經驗,適時為國外來澳拍攝單位提供協助。
  • 44第 9 卷 第 1 期 澳 門 科 技 大 學 學 報 Vol.9 No.12015 年 6 月 30 日 Journal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une 30, 2015 房地產貸款、資產規模與銀行風險承擔楊文捷,朱順和*(澳門科技大學商學院,澳門)摘要: 2008年次貸金融危機對中國的銀行經營風險影響不容忽視。近年來隨著銀行資產規模和房地產貸款規模不斷的擴增的影響,銀行風險承擔在不斷的增加。因此,本研究主要目的為探究資產規模和房地產貸款對銀行風險承擔的影響。本研究實證結果顯示:1.企業房地產貸款與總貸款比率與不良貸款率有顯著負相關關係;與風險性資產與總資產比率則有顯著正相關關係;2.個人住房貸款與總貸款比率與不良貸款率顯著負相關關係;3.銀行資產規模與不良貸款率有顯著正向相關關係。關鍵詞: 房地產貸款;銀行資產規模;銀行風險承擔;面板數據模型Mortgage Loan, Asset Size and Bank Risk-TakingWenjie YANG, Shun-Ho CHU*( School of Business,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China )AAstractt: The sub-prime mortgage crisis of 2008 affecting the operation risk management of China's banks should not be ignored. Following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asset size and real estate loans, risk-taking of banks has continuously increased in recent years. Thus, the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asset size and mortgage loans on the bank risk-taking. The empirical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 that ratio of business real estate loans to total loans has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ratio of non-performing loans to total loans and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ratio of risky assets to total assets. Secondly, ratio of personal mortgage loans to total loans has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impact on the ratio of non-performing loans to total loans. Finally, bank assets size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ratio of non-performing loans to total loans.eyyordst: Mortgage loans; bank size; bank risk-taking; panel data model收稿日期:2014-10-13;修訂日期:2014-11-10。* 通訊作者:朱順和,男,博士。研究方向:銀行和退休金管理。E-mail:shchu@must.edu.mo, 電話:00853-889722650 引言2008 年次貸金融危機發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於房地產市場泡沫破滅,導致房地產價格跌落,信用評級較差的貸款者無力償還住房抵押貸款,所引發的一種金融逆選擇與道德危險問題。這些不良住房抵押貸款導致銀行面臨更高的貸款違約風險。2008 年次貸危機的風險承擔者是遍及全球金融市場,對中國金融業的影響更是不能忽視。近年來,中國的銀行房地產貸款迅速擴張,從中國房地產的運行過程及其資金鏈來看,銀行信貸貫穿於土地儲備、交易、房地產開發和房產銷售的整個過程。中國房地產金融以債權融資為主,股權融資比例較小,融資格局較為單一。這種依賴使得房地產投資的市場風險和融資信用風險集中於商業銀行。一旦房地產價格走向疲軟下滑,房地產市場與商業銀行之間形成的資本鏈斷
  • 45楊文捷,等  房地產貸款、資產規模與銀行風險承擔裂,銀行將會立即陷入更大規模和比例的房地產貸款壞賬深淵。2013 年中國國務院頒布“國五條”加強房地產市場的調控。但是新規定的實施效果與預期相差甚遠。中國一線、二線城市地價和房價仍然持續上漲,而三、四線城市卻是階段性的供大於求,效益不高。另一方面,因為房地產業已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銀行的房地產開發貸款的規模也不斷地擴大,銀行的風險也在不斷地增加。房地產一直是我國居民關注的熱點問題,如今我國的房地產行業卻正在步入困局。因此分析房地產貸款和銀行資產規模是如何影響銀行風險承擔是本研究的主要動機。對於房地產貸款以及銀行資產規模對銀行風險的影響,學者也做出了相應的研究:Blasko and Sinkey Jr.(2006)[1] 針對美國 9000 家商業銀行,運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探討 1989 ~ 1996 年期間商業銀行房地產貸款及資產結構對風險承擔的影響。研究表明專注房地產貸款的銀行有較高的破 產 率。Rahman, Mansor, and Ahamed(2009)[2]根據 1994 ~ 2006 年的 23 家傳統銀行和 17 家伊斯蘭銀行的數據,研究兩種不同類型銀行的貸款結構對銀行破產風險的影響。經研究發現:在伊斯蘭銀行的房地產貸款與破產風險呈負相關關係,而在傳統銀行的房地產貸款與破產風險也呈負相關關係。Igan and Pinheiro(2010)[3] 調查銀行房地產貸款拖欠的影響原因。商業房地產貸款、银行規模、GDP 增長率與拖欠率呈負相關。Rahman(2011)[4] 根據 2000 ~ 2009 年馬來西亞 32 家商業銀行的數據,探討馬來西亞銀行的貸款結構與償債風險的關係。研究發現過高的房地產貸款比例會導致更高的銀行信用風險。Valahzaghard and Samadi(2013)[5] 則認為個人消費貸款與銀行風險呈顯著正相關,商業貸款與房地產貸款對銀行風險呈正相關,但不顯著。綜上所述,基於前人研究文獻的基礎,本研究嘗試以 2003 ~ 2012 年期間相關數據,以及將2008 年年度作為次貸金融危機對中國影響的分水嶺,探討中國銀行業房地產貸款及資產規模對銀行風險承擔的影響。據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如下: ● 實證研究銀行房地產貸款及資產規模對銀行風險承擔的影響程度。 ● 根據研究的實證結果,提出銀行風險管理具體建議。 1 文獻探討Angbazo(1997)[6] 根據聯邦準備理事會的1989 ~ 1993 年商業銀行的年度報告,探討存貸利差與違約風險、利率風險和表外風險之間的關係。經研究得出:凈存貸利差與拖欠風險呈正相關。Wetmore(2004)[7] 根據 1992 ~ 2000 年的銀行數據,研究大型商業控股銀行的核心存貸款比例與流動風險的關係。經研究發現:在 1994 年之前銀行的存貸款比例與市場風險呈負相關,與利率風險則無顯著相關。1994 年后,銀行存貸款比例與市場風險呈正向相關,與利率風險則無顯著關係。Blasko and Sinkey Jr.(2006)[1] 探 討 1989 ~1996 年期間美國 90000 家商業銀行房地產貸款及資產結構對風險承擔的影響。實證結果發現:房地產貸款銀行與風險呈正相關。葛兆強(2008)[8] 探究次貸危機與國內房地產貸款風險,認為國內房地產貸款與美國次級房地產貸款有著本質的不同,並指出國內房地產貸款風險生成原因及其風險水平。研究建議:加強房地產貸款市場生態環境建設;建立及完善房地產金融體系;完善銀行內部風險管理機制,有效防範房地產貸款風險。Risyah, Mansor, and Ahamed(2009)[2] 經研究發現:在伊斯蘭銀行業的房地產貸款、貸款損失與總資產比率、凈資產收益率、非利息收入與總資產比率與破產風險呈負相關關係,而傳統銀行的房地產貸款、貸款損失與總資產比率與破產風險呈正相關關係。Igan and Pinheiro(2010)[3] 調查銀行拖欠房地產貸款的影響原因。研究以房地產拖欠率為因
  • 46變量,自變量為銀行貸款利率、GDP 增長率、銀行規模、房地產價格變化、房地產貸款利率、銀行存貸率、商業房地產貸款。研究結果發現:商業房地產貸款、銀行規模、GDP 增長率與拖欠率呈負相關。Louzis, Vouldis, and Metaxas(2012)[9] 根據 9家希臘商業銀行從 2003 年第一季度至 2009 年第三季度的按揭貸款、商業貸款及消費貸款的貸款組合數據,運用估計基線模型檢視銀行不良貸款的影響因數。研究發現:資本充足率、淨資產收益率與不良貸款呈負相關;規模擴張與不良貸款沒有存在相關性。Zribi and Boujelbene(2011)[10] 根據突尼斯1995 年到 2008 年的 10 家上市商業銀行數據,運用面板數據的方法,探究引起銀行信貸風險的主要原因。研究認為資本充足率與銀行信用風險呈負相關,銀行規模與銀行信用風險則沒有顯著相關性。Thiagarajan, Ayyappan, and Ramachandran(2011)[11] 運用包括 96 家巴西商業銀行在 2003年 1 月到 2009 年 2 月 5175 個觀察值的不平衡的面板數據,評估巴西银行的貸款集中度如何影響盈利能力和風險性。研究發現:銀行規模及 GDP增長率與不良資產呈負相關。Rahman(2011)[4] 根據 2000 ~ 2009 年馬來西亞 32 家商業銀行的數據,探討馬來西亞銀行的貸款結構與償債風險的關係。因變數為銀行破產風險度。研究發現:房地產貸款與銀行破產風險呈正相關,銀行總資產與銀行破產風險呈負相關。Valahzaghard and Samadi(2013)[5] 分析在伊朗銀行業的尾部風險與盈餘管理之間是否存在相關性。研究分成兩組不同的數據:1. 有關伊朗 19家銀行在 2005 ~ 2011 年之間年數據,當中包括114 個觀察值;2. 在同一期間(2005 ~ 2011 年)關於 8 家銀行的週數據。研究認為房地產、商業和工業貸款與貸款損失沒有明顯相關性。Hossain(2012)[12] 根 據 孟 加 拉 國 1990 ~2008 年 43 家銀行的數據,運用迴歸模型檢視金融改革和持續的高銀行存貸利差的制度發展陷阱。研究發現:存貸利差與不良貸款呈正相關。方匡南,吳見彬(2013)[13] 構建非參數隨機森林(Random Forest,RF)的住房貸款違約風險評估模型,利用某大型銀行個人住房貸款數據,研究借款人特徵、貸款特徵、房產特徵和經濟文化特徵等因素對貸款違約的影響。研究發現:貸款利率對違約率有負向影響,且呈不對稱性和非線性。綜上所述,學者研究認為銀行房地產貸款以及資產規模對銀行風險承擔確有影響。大部分實證研究認為房地產貸款與銀行風險呈正相關,而資產規模與銀行風險呈負相關。2 研究方法2.1 研究樣本本研究的數據來源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中國統計年鑑以及各個銀行的官方網站。本研究樣本期間為 2003 ~ 2012 年,以每一年數據為研究區間。基於中信銀行與中國光大銀行資料不完整,缺乏比較性,本研究僅選取:交通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工商銀行、興業銀行、華夏銀行、上海浦東發展銀行、中國民生銀行、南京銀行、北京銀行、招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等 12家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銀行作為研究對象。2.2 研究變量之設計依據研究模型,参考前人研究文獻,提出本研究模型之因變量、自變量、控制變量與虛擬變量。2.2.1 因變量巴塞爾協議 II 將風險區分為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及操作風險,其中信用風險是銀行風險最重要的一環。參考 Delis and Kouretas(2010)[14]、Louzis, Vouldis, and Metaxas(2012)[9]、 李 燕 平(2014)[15] 等學者研究模型,本研究因變量以不良貸款率及風險資產與總資產比率作為信用風險的衡量;其中,不良貸款率為事後風險,風險資產與總資產比率為事前風險。
  • 47楊文捷,等  房地產貸款、資產規模與銀行風險承擔(1) 不良貸款率(NPL)不良貸款率是指銀行不良貸款金額占總貸款金額的比重,反映銀行的資產質量,體現銀行信用風險的水平。若不良貸款率越高,表示銀行信用風險越大;若不良貸款率越低,表示銀行信用風險越小。衡量方式:NPL =(次級類貸款+可疑類貸款+損失類貸款)/各項貸款 ×100%(2)風險性資產與總資產比率(RAT)風險性資產是指具有未來收益能力的資產 , 比如股票之股息、債券之利息等等。但是,風險性資產的未來收益是不確定的,否則,所有的投資者都會追求那些收益最高的資產,而放棄那些收益最低的資產。於是,在供求均衡的條件下,所有資產的收益將趨於一致。衡量方式:RAT= 風險性資產 / 總資產2.2.2 自變量參 考 Blasko and Sinkey Jr.(2006)[1]、Valahzaghard and Samadi(2013)[5] 等學者研究模型,本研究選取房地產貸款與總貸款比率作為自變量,以驗證房地產貸款對銀行風險承擔的影響。同時,參考 Igan and Pinheiro(2010) [3]、Louzis, Vouldis, and Metaxas(2012)[9] 等學者研究模型,本研究選取資產規模作為自變量,以驗證資產規模對銀行風險承擔的影響。(1)企業房地產貸款與總貸款比率(BLL)衡量方式:BLL= 企業房地產貸款總額 / 總貸款(2)個人住房貸款與總貸款比率(PLL)衡量方式:PLL= 個人住房貸款總額 / 總貸款(3)資產規模(SIZE)銀行規模是指銀行擁有的總資產的自然對數。衡量方式:SIZE=Ln(總資產)2.2.3 控制變量(1)資本充足率(CAR)資本充足率即銀行營運資金中自有資本所占總資本的比率。衡量方式:CAR= 資本淨額 / 表內、外風險加權資產期末總額(2)存貸款比率(DLR)存貸款比率是指將銀行的貸款總額與存款總額的比率。衡量方式:DLR= 貸款總額 / 存款總額(3)存貸款利差(DLS)衡量方式:DLS= 貸款利息-存款利息(4)淨資產收益率(ROE)淨資產收益率是反映股東權益收益水平,用以衡量銀行自有資本的效率以及銀行對股東投入資本的利用效率,指標值越高,說明投資帶來的收益越高。衡量方式:ROE= 淨利潤 / 淨資產(5) GDP 增長率(GDP)以本年的 GDP 減去前一年的 GDP 之差與前一年 GDP 的比率作為對 GDP 增長率的衡量。衡量方式:GDP 增長率 =(本年 GDP -前一年 GDP)/ 前一年 GDP(6)CPI 增長率(CPI)以本年的 CPI 減去前一年的 CPI 之差與前一年 CPI 的比率作為對 CPI 增長率的衡量。衡量方式:CPI 增長率 =(本年 CPI -前一年CPI)/ 前一年 CPI2.2.4 虛擬變量除了自變量與控制變量外,本研究為進一步探討 2008 年次貸金融危機對銀行風險承擔的影響,以 2008 年度為虛擬變量,表明 2008 年度對銀行風險承擔的影響。衡量方式:將 2008 年度的設為 1,其餘的年份為 0。2.3 研究假設本文基於本研究目的,彙整因變量、自變量、控制變量以及虛擬變量,提出以下研究假設(表1)。2.3.1 企業房地產貸款與總貸款比率(BLL)對銀行而言,房地產貸款有利於銀行盤活資金存量帶動業務的發展以及優化貸款結構。但是由於我國銀行與企業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房地
  • 48產開發貸款的還款來源存在不確定性,銀行不能完全掌握企業經的營狀況,另一方面,銀行給中小企業、特別是民營的小企業貸款的風險明顯高於大型企業,因為中小企業資產較少、負債能力低、容易受到經濟環境的影響、資金需求一次性量小,且以抵押為前提的貸款對中小企業特別是小型企業而言要求太高往往無法實行,給銀行放貸增加了違約損失風險,而當前國際的金融危機環境加劇了中小型企業的破產風險進而可能給銀行貸款產生更大的損失.所以增加企業貸款會增加銀行風險。本研究認為企業貸款與總貸款比率與銀行風險呈正相關關係。假設一:企業房地產貸款與總貸款比率與銀行風險呈正相關關係。2.3.2 個人住房貸款與總貸款比率(PLL)在發展個人住房貸款的過程中借款人信用風險、抵押品貶值風險等各種風險也伴隨著存在,如果對風險沒有深刻地認識並加以控制,風險的積聚將會嚴重威脅銀行信貸資產的安全,而且對銀行資金體系的穩健運行將造成不利影響。鑒於我國沒有完整的個人信用體系,銀行很難確保個人信息是否真實以及個人的信用意識相對薄弱,所以本研究認為個人貸款與總貸款比率與銀行風險呈正相關關係。假設二:個人住房貸款與總貸款比率與銀行風險呈正相關關係。2.3.3 銀行規模(SIZE)規模大的銀行比規模較小的銀行擁有更好的收益狀況和更完善的管理方式,因而能夠更好的抵禦風險。所以本研究認為銀行規模與銀行風險呈負相關關係。假設三:銀行規模與銀行風險呈負相關關係。2.3.4 資本充足率(CAR)Blasko and Sinkey Jr.(2006)[1] 認為資本充足率有助於吸收銀行風險,所以與銀行風險負相關。Louzis, Vouldis, and Metaxas(2012)[9] 認為資本充足率與不良貸款負相關。Zribi and Boujelbene(2011)[10] 認為自有資本充足率與銀行信用風險負相關。Hossain(2012)[12] 檢視金融改革和持續的高銀行存貸利差的制度發展陷阱發現存貸利差與資本充足率呈負相關關係。前人研究文獻都認為資本充足率與銀行風險呈現負相關關係。而巴塞爾協議制定的初衷就是假定資本充足率會影響商業銀行的發展水平。所以,本研究認為資本充足率與銀行風險負相關關係。假設四:資本充足率與銀行風險呈負相關關係。2.3.5 存貸款比率(DLR)Wetmore(2004)[7] 根據 1992 ~ 2000 年的銀行數據,研究大型商業控股銀行的核心存貸比例與流動風險的關係。經研究發現在 1994 年之前銀行的存貸比與銀行的市場風險呈負相關,1994 年之后,銀行存貸比與銀行市場風險呈正向相關關係。而 Ahmad and Ariff(2007)[16] 認為存貸款比例是影響銀行風險的顯著因素,並呈負相關關係。相反地,Igan and Pinheiro(2010)[3] 調查銀行拖欠房地產貸款的影響原因認為存貸比與拖欠率呈正相關。張剛田、希永(2007)[17] 研究認為,一定的存貸比率有助於銀行抵抗風險,但是如果存貸比率過高就會減少銀行的庫存現金,一旦庫存現金緊缺容易導致銀行難以滿足日常客戶的現金支取和日常結算。我國金融法規規定商業銀行最高的存貸比例為 75%,過低的存貸款比例會增加機會成本,從而降低銀行獲益,增加銀行的風險。因此,本研究認為存貸比率與銀行風險呈正相關關係。假設五:存貸款比率與銀行風險呈正相關關係。2.3.6 存貸款利差(DLS)Angbazo(1997)[6] 凈存貸款利差與拖欠風險、槓桿、隱含利息支付、非息準備金的機會成本、管理效率呈正相關關係。而凈存貸利差與利率風險、流動風險、分支調控呈負相關關係。但是Hossain(2012)[12]則認為存貸利差與不良貸款、
  • 49楊文捷,等  房地產貸款、資產規模與銀行風險承擔非利息收入呈正相關關係。存貸利差可以增加銀行收入,但是過高的存貸利差也會給銀行帶來弊端,例如存貸利差擴大會誘使商業銀行擴張信貸業務,Jimenez and Saurina(2006)[18] 指出貸款增長率與不良貸款率呈正相關。所以本研究認為存貸利差與銀行風險呈正相關關係。假設六:存貸款利差與銀行風險呈正相關關係。2.3.7 淨資產收益率(ROE)Risyah, Mansor, and Ahamed(2009)[2] 認 為在伊斯蘭銀行的凈資產收益率與破產風險呈負相關關係,在傳統銀行的凈資產收益率與破產風險也呈負相關關係。Louzis, Vouldis, and Metaxas(2012)[9] 認為淨資產收益率與不良貸款呈負相關。同時 Rahman(2011)[4] 也認為淨資產收益率與不良貸款呈負相關。淨資產收益率是反映股東權益收益水平,用以衡量銀行自有資本的效率以及銀行對股東投入資本的利用效率,指標值越高,說明投資帶來的收益越高。所以本研究認為淨資產收益率與銀行風險負相關。假設七:淨資產收益率與銀行風險呈負相關關係。2.3.8 GDP增長率(GDP)Igan and Pinheiro(2010)[3] 認 為 GDP 增長率與拖欠率呈負相關。Zribi and Boujelbene(2011)[10] 認為GDP增長率與銀行風險呈負相關。Thiagarajan, Ayyappan, and Ramachandran(2011)[11]認為 GDP 增長率與不良資產呈負相關關係。由以上文獻可以看出 GDP 增長率能提升銀行抵抗風險的能力,所以本研究認為 GDP 增長率與銀行風險呈負相關關係。假設八:GDP 增長率與銀行風險呈負相關關係。2.3.9 CPI增長率(CPI) Zribi and Boujelbene(2011)[10] 認為宏觀經濟因素是影響銀行貸款組合的信用風險的關鍵。Ahmad and Ariff(2007)[16] 認為,CPI 增長率上升會導致銀行風險的加劇。CPI 是反映與居民生活有關的產品及勞務價格統計出來的物價變動指標,通常作為觀察通貨膨脹的重要指標。當 CPI 持續升高,就會引起通貨膨脹。Zribi and Boujelbene(2011)[10] 認為通貨膨脹與銀行信用風險正相Thiagarajan, Ayyappan, and Ramachandran(2011)[11]認為銀行不良資產與通貨膨脹呈正相關關係。所以當 CPI 上漲時,企業和居民的靈活資金會減少,這會使得銀行的不良貸款增加。反之,降低 CPI可以減少銀行的信貸風險。因此本研究認為 CPI增長率與銀行風險呈正相關。假設九:CPI 增長率與銀行風險呈正相關關係。2.3.10 2008年度(D)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席捲全球,2008 年上半年,中國金融業銀受到不同程度的打擊,經濟增速減緩,並造成企業和個人的償還貸款能力下降,導致違約率高企。由此可見 2008 年為分水嶺,所以本研究對比 2008 年前後各個變量變化對銀行風險的影響,假設 2008 年的次貸危機使我國銀行的風險增加,其中 2008 年為虛擬變量 D=1,其餘年份D=0。假設十:2008 年度與銀行風險呈正相關。表1 研究假設彙總表自變量 研究假設BLL假設一:企業房地產貸款與總貸款比率與銀行風險呈正相關關係PLL假設二:個人住房貸款與總貸款比率與銀行風險呈正相關關係SIZE 假設三:銀行規模與銀行風險呈負相關關係CAR 假設四:資本充足率與銀行風險呈負相關關係DLR 假設五:存貸款比率與銀行風險呈正相關關係DLS 假設六:存貸款利差與銀行風險呈正相關關係ROE 假設七:淨資產收益率與銀行風險負相關關係GDP 假設八:GDP增長率與銀行風險呈負相關關係CPI 假設九:CPI增長率與銀行風險呈正相關關係D 假設十:2008年度與銀行風險呈正相關關係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 502.4 研究模型 本研究為探討房地產貸款與資產規模對銀行風險承擔的影響。依據研究目的、理論與文獻,本研究所提出研究模型如下:2.4.1 模型一:以不良貸款率(NPL)為因變量2.4.2 模型二:以風險性資產與總資產比率(RAT)為因變量其中,= 第 i 家銀行第 t 年不良貸款率; = 第 i 家銀行第 t 年的風險性資產與總資產比率; = 第 i 家銀行第 t 年的企業房地產貸款與總貸款比率;= 第 i 家銀行第 t 年的個人住房貸款與總貸款比率;= 第 i 家銀行第 t 年的銀行資產規模;= 第 i 家銀行第 t 年的資本充足比率;= 第 i 家銀行第 t 年的存貸款比率;= 第 i 家銀行第 t 年的存貸款利差;= 第 i 家銀行第 t 年的凈資產收益率;= 第 t 年的 GDP 增長率;= 第 t 年的 CPI 增長率;== 第 t 年的虛擬變量;= 截距項系數;= 為因變數相關係數;t =1,2,3,4,5,6,7,8,9; = 第 i 家銀行第 t 年的誤差值。3 實證分析結果與討論3.1 描述性分析本研究進行描述性分析,瞭解變量之基本特徵(表 2)。表2 描述性分析表變量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標準差NPL 0.306 0.003 0.034 0.057RAT 0.728 0.398 0.557 0.060BLL 0.988 0.259 0.741 0.142PLL 0.361 0.051 0.176 0.651SIZE 12.07 5.947 9.723 1.420CAR 0.306 -0.216 0.104 0.064DLR 0.763 0.467 0.649 0.068DLS 0.033 0.017 0.025 0.002ROE 0.398 -0.060 0.174 0.067GDP 0.1420 0.078 0.102 0.018CPI 0.059 -0.007 0.029 0.019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3.2 相關性分析表 3 所示為自變量之間的相關係數均未超過0.7,表明其之間存在系列相關程度較弱度,每一個自變量都可以獨立解釋因變量的關聯程度。表3 變量相關性分析表COV BLL CAR CPI DLR DLS GDP PLL ROE SIZEBLL 1.000CAR -0.184 1.000CPI 0.030 0.128 1.000DLR 0.136 -0.173 0.054 1.000DLS 0.041 0.030 0.538 -0.065 1.000GDP 0.160 -0.168 0.087 -0.211 0.207 1.000PLL 0.054 0.037 0.134 0.300 0.141 -0.024 1.000ROE -0.104 0.373 0.079 0.119 -0.110 -0.248 0.154 1.000SIZE 0.345 -0.176 0.059 0.107 -0.043 -0.249 0.115 -0.031 1.000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3.3 最適效應模型的選取本研究採用 Hausman 檢定,進行隨機效應模型(Random Effect Model)或固定效應模型(Fixed Effect Model)的選取。若 Hausman 檢定結果為接受 ,則應採用隨機效應模型;若拒絕 ,則應採用固定效應模型。本研究經 Hausman 檢定結果(表 4),模型一 χ² 統計值為 64.665807,模型二 χ² 統計值為59.654199,模型一模及型二概率均為 0.0000,在p=0.01 水平下,拒絕 ,應採用固定效應模型。
  • 51楊文捷,等  房地產貸款、資產規模與銀行風險承擔表4 Hausman檢定結果表模型 χ²統計值 χ²自由度 概率模型一 64.665807 10 0.0000***模型二 59.654199 10 0.0000***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3.4 實證分析結果本研究運用 Eviews 8.0 軟件進行面板數據分析,實證分析結果是如表 5、表 6 所示。本研究模型一的判定係數(R²)為 0.816,調整後判定係數(adjusted R²)為 0.769,顯示模型擬合度佳。F 統計值為 17.204 在 p=0.01 水平下顯著,顯示模型解釋度良好。BLL 值係數為 -3.189,與 NPL 呈負相關,在p=0.01 的水平下顯著。研究假設一不成立。PLL 值係數為 -0.443,與 NPL 呈負相關,在p=0.01 的水平下顯著。研究假設二不成立。SIZE 值係數為 0.249,與 NPL 呈正相關,在p=0.01 的水平下顯著。研究假設三不成立。DLS 值係數為 -3.189,與 NPL 呈負相關,在p=0.01 的水平上顯著。研究假設六不成立。ROE 值係數為 -0.188,與 NPL 呈負相關,在p=0.01 的水平下顯著。研究假設七成立。表5 模型一實證結果表變量 係數 標準誤差 t統計值 概率C -3.919 9.753 -0.401 0.688BLL -3.189 1.076 -2.962 0.004***PLL -0.443 0.058 -7.556 0.000***SIZE 0.249 0.055 4.478 0.000***CAR -0.940 0.711 -1.322 0.189DLR -0.669 1.275 -0.524 0.6011DLS -3.189 1.076 -2.962 0.0040***ROE -0.188 0.048 -3.907 0.0002***GDP 0.224 0.188 1.193 0.236CPI 0.136 0.136 0.999 0.320D 0.622 1.021 0.609 0.544R² 0.8168Adj.-R² 0.769F-stat 17.204***D-W stat 0.919本研究模型二的判定係數(R²)為 0.761,調整後判定係數(adjusted R²)為 0.695,顯示模型擬合度佳。F統計值為11.53在p=0.01水平下顯著,顯示模型解釋度良好。BLL 值係數為 3.328,與 RAT 呈正相關,但在 p=0.1 的水平下顯著。研究假設一成立。DLR 值係數為 0.185,與 RAT 呈正相關,且在 p=0.1 的水平下顯著。研究假設五成立。DLS 值係數為 8.538,與 RAT 呈正相關,且在 p=0.01 的水平下顯著。研究假設六成立。ROE 值係數為 -0.294,與 RAT 呈負相關,且在 p=0.01 的水平下顯著。研究假設七成立。GDP 值係數為 -1.284,與 RAT 呈負相關,且在 p=0.01 的水平下顯著。研究假設八成立。D 值係數為 -8.018,與 RAT 呈負相關,且在p=0.01 的水平下顯著。研究假設十不成立。表6 模型二實證結果表變量 係數 標準誤差 t統計值 概率C 49.672 18.860 2.633 0.010***BLL 3.328 1.904 1.747 0.084*PLL -1.899 1.941 -0.978 0.330SIZE -0.248 1.423 -0.174 0.862CAR -0.188 0.151 -1.241 0.218DLR 0.185 0.098 1.879 0.064*DLS 8.538 2.205 3.870 0.000***ROE -0.294 0.094 -3.102 0.002***GDP -1.284 0.370 -3.465 0.0009***CPI 0.273 0.236 1.155 0.251D -8.018 1.918 -4.179 0.0001***R² 0.761Adj.-R² 0.695F-stat 11.535***D-Wstat 2.2094173.5 實證結果之討論經實證結果,本研究進一步探究實證分析結果之原因。3.5.1 企業房地產貸款與總貸款比率而言企業房地產貸款與總貸款比率與銀行風險資
  • 52產與總資產比率呈顯著正相關關係;企業房地產貸款與總貸款比率與銀行不良貸款率呈顯著負相關關係。近年來,中國房地產市場快速地發展,房屋價格持續的上漲。面對中國房地產市場的龐大需求,銀行不斷地增加房地產貸款。在房地產市場過熱狂漲階段,政府為有效遏止房地產市場過熱及價格狂漲現象,自 2005 年起陸續出台了多項房地產相關調控政策,例如:2005 年的“國八條”、2006 年《調整房屋供應結構穩定住房價格意見》、2008 年限購出台、2010 年的“國十一條”等等,以有效的管理和調控房地產市場。在中國房地產市場上升階段,銀行房地產貸款的增加並未不意謂會給銀行帶來更多的不良貸款。所以,研究實證發現企業房地產貸款與總貸款比率對銀行風險資產與總資產比率有顯著正向影響;但是,企業房地產貸款與總貸款比率對不良貸款則有負向影響。3.5.2 個人住房貸款與總貸款比率而言個人住房貸款與總貸款比率與銀行風險資產與總資產比率呈負相關關係,但不顯著;個人住房貸款與總貸款比率與銀行不良貸款率呈顯著的負相關關係。這是因為個人住房貸款占總貸款比率不大,平均值為 17.57%,最大比值占 36.06%,最小比值才占 5.1%,所以對銀行預測個人住房貸款的變化對銀行風險影響不顯著。但是,近年來過熱房地產市場和高漲的房價成為關注的焦點,為了為何市場的穩定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避免陷入金融危機,中國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針對個人住房貸款的宏觀調控政策:2005 年規定個別地區的首付提高至 30%;2007 年《關於加強商業性房地產信貸管理通知》規定購買二套房貸款首付比率不得低於 40%,貸款利率不得低於基準利率的 1.1 倍;2009 年國四條要求加強政府對房地產市場的監控;2011 年國八條規定二套房的首付比率不低於 60%;2013 年國五條規定嚴格執行商品房限購措施,對個人轉讓住房征收 20% 的個人所得稅。這些宏觀調控是有助於銀行降低個人住房貸款所帶來的風險,加上隨著個人的信用體系逐漸完善,銀行在放貸前會對其資產進行評估,認真核對個人信息的真實性,其中包括:家庭資產收入、已發生的借貸與償還情況、信用透支、發生不良信用時所受處罰與訴訟等方面的數據分析個人的償還貸款能力,綜合考慮個人的信用等級以此減少不良貸款的產生。3.5.3 就資產規模而言資產規模與銀行風險資產與總資產比率呈負相關關係,但不顯著;資產規模與銀行不良貸款率呈顯著的正相關關係。在中國房地產市場快速地發展,以及房屋價格持續的上漲。銀行不斷地增加房地產貸款,必然是會產生銀行不良貸款的增加。因此,研究結果證實銀行資產規模與不良貸款率呈正相關關係。3.5.4 資本充足率而言資本充足率對銀行風險資產與總資產比率呈負向關係,但是不顯著。而對銀行不良貸款率有顯著的負向關係,巴塞爾協議 III 規範資本充足率要維持在 8%,Blasko and Sinkey Jr.(2006)[1] 認為資本充足率有助於吸收銀行險,高冬民(2004)[19]認為銀行的風險最終都會彙集到銀行的清償能力,也是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所以資本充足率是判斷銀行是否安全穩健的最終標準。3.5.5 存貸款比率而言存貸款比率對銀行風險資產與總資產比率正相關關係,但不顯著;存貸款比率與銀行不良貸款率有負向影響,但不顯著。這說明銀行的存貸比過高,顯示銀行的貸款過分提高會增加銀行的風險水平,而存貸款比率過低又會增加銀行的機會成本,進而降低銀行收益增加風險。3.5.6 存貸款利差而言存貸款利差與銀行風險資產與總資產比率呈顯著正相關;存貸款利差與銀行不良貸款率呈顯著負相關關係。銀行的營業收入主要來自於存貸款利差,銀行房地產貸款的利差較之於其他貸款要高,在中國房地產漲升階段,銀行不斷擴大房地產貸款,
  • 53楊文捷,等  房地產貸款、資產規模與銀行風險承擔以獲取更多利潤。因此,研究發現銀行存貸款利差對風險資產與總資產比率有正向影響;對不良貸款率則有負向影響。3.5.7 淨資產收益率而言淨資產收益率與銀行風險資產與總資產比率及銀行不良貸款率都有顯著的負相關關係,淨資產收益率有助於提高淨利潤、資產周轉率以及財務槓桿,這都有助於減低銀行風險。3.5.8 GDP增長率而言GDP 增長率與銀行風險資產與總資產比率有顯著的負向關係,但是與銀行不良貸款率關係不顯著,這是因為 GDP 是一個影響銀行績效的重要宏觀因素之一,能提升銀行抵抗風險的能力,在經濟繁榮時期,貸款客戶的收入增加,償還銀行貸款的能力提高,從而降低銀行風險。但是與銀行不良貸款率關係不顯著是因為銀行發放貸款時充分考慮了借款人的還款能力,GDP 的變動對借款人的影響不大,所以與銀行不良貸款率不存在相關性。3.5.9 CPI增長率而言CPI 增長率與銀行風險資產與總資產比率及銀行不良貸款率都呈正相關關係,但都不顯著。當 CPI 持續升高,就會引起通貨膨脹,企業和居民的靈活資金會減少,但是我國近十年的CPI 的均值為 0.0297,中位數為 0.0295,取值範疇在 -0.007 與 0.059 之間,波動不大,所以對中國商業銀行的風險承擔的影響不大。3.5.10 2008年度而言虛擬變量 D 值對銀行風險資產與總資產比率顯著負相關,但是與銀行不良貸款率關係不顯著。這是因為在 2008 年次貸金融危機發生後,雖然對我國經濟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影響,但是中國銀監會採取建立外幣金融資產風險盯市制度、加強資訊溝通和披露等應對措施。同時政府也積極制定其他措施:1. 擴大內需,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2. 加強投資力度,促進國內的產業升級;3. 提高出口退稅,促進出口等應對措施,將損害降到最低。4 結論與建議經實證結果與討論分析,本研究獲致結論:1. 企業房地產貸款與總貸款比率與銀行不良貸款率有顯著負相關關係;與銀行風險性資產與總資產比率則有顯著正相關關係;2. 個人住房貸款與總貸款比率與銀行不良貸款率顯著負相關關係;3. 銀行資產規模與銀行不良貸款率有顯著正向相關關係。本研究基於上述的實證分析結果與結論,對銀行風險管理建議如下:(1)適當擴大企業房地產規模企業房地產貸款與總貸款比率與銀行風險資產與總資產比率呈正相關關係,與銀行不良貸款率呈負相關關係。由此可見應該在穩健擴大企業房地產貸款規模的同時,也應該適當控制房地產貸款占總貸款的比率,減少高檔商品住宅的貸款,並限制高檔商品住宅的貸款成數;甚至停止對高檔商品住宅的貸款。同時,銀行應深入研究和判斷宏觀經濟走勢和房地產市場未來發展的方向,認真評估商業銀行能夠承受的風險總量,規避週期性波動可能帶來的系統風險。(2)嚴格遵循國家政策,建立完善的貸款客戶的信用評級制度和貸款審批管理制度個人住房貸款與總貸款比率與銀行不良貸款率呈顯著負相關關係,由此可見國家對於房地產貸款的調控政策有顯著的效果。所以,銀行應該嚴格的遵循相應的國家政策,與此同時銀行還應建立相應的信用數據庫加強對開發企業資質、建設專案合規性及資本金到位情況的審查,重點支持管理規範、專案區位和品質優良企業的發展。同時也要針對個人的住房貸款,銀行要確保貸款人的信息真實,除了傳統的貸款記錄信用卡記錄,個人的納稅信息和房產信息都要納入考慮範圍。(3)推動銀行盈利結構的轉型存貸款利差與銀行風險資產與總資產比率呈顯著正相關關係,與銀行不良貸款率呈顯著負相關關係,資產規模與銀行不良貸款率呈正相關關係。所以銀行可以適當的擴大利差,增加收入。
  • 54但是中國傳統商業銀行的盈利模式過於單一,資產結構不夠完善,其他業務效益水平低下,收入來源基本依靠存貸款利差,這不利於銀行對風險的抵禦。所以銀行應該推動多元化業務的發展,提高整體效益。例如開發代理保險業務、代理基金業務、債券交易等多元化業務。(4)加快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進程,分散市場風險。由於中國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進程緩慢,長期以來發放住房抵押貸款的資金來源主要是居民銀行存款。因此可以加快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發行抵押貸款債券,使抵押貸款投資者可以有效解決銀行資金問題,並減少風險積聚。(5)金融危機對銀行風險的影響本研究發現 2008 年次貸金融危機對銀行風險資產與總資產比率的影響呈負相關關係,說明2008 年次貸金融危機時,中國銀監會嚴格執行對銀行的監管工作,而商業銀行同時也遵守中國銀監會的各項規定,因此削弱了次貸金融危機對中國銀行業的影響,降低了銀行在危機期間的風險。參 考 文 獻[1] Blasko, M. and Sinkey Jr., J.F.. 2006. Bank asset structure, real-estate lending, and risk-taking. The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46(1): 53-81.[2] Rahman, A.A., Mansor, I. and Ahamad, K.M.M..2009. Lending structure and bank insolvency risk: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the Islamic and conventional banks.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Policy Research, 4(2):189-211.[3] Igan, D. and Pinheiro, M.. 2010. Exposure to real estate in bank portfolio, Journal of Real Estate Research, 32(1): 47-74. [4] Rahman, A. A.. 2011. Lending structure and insolvency risk of Malayan bank: a sensitivity 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Society, 12(2): 16-36.[5] Valahzaghard, M.K. and Samadi, A.. 2013. A study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l risk on earning management in Iranian banking industry. Management Science Letters, 3: 705-714.[6] Angbazo, L.. 1997. Commercial bank net interest margins, default risk, interest-rate risk, and off-balance sheet banking.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1: 55-87.[7] Wetmore, J. L.. 2004. Panel data, liquidity risk, and increasing loans-to-core deposits ratio of Large commercial bank holding companies [1992-2000]. American Business Review, 22(2): 99-107.[8] 葛兆強. 2008. 次貸危機與國內房地產貸款.河南金融管理幹部 , 學院學報,6: 45-51.[9] Louzis, D.P.. Vouldis, A.T. and Metaxas, V.L.. 2012. Macroeconomic and bank-specific determinants of non-performing loans in Greec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ortgage, business and consumer loan portfolios.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36(4): 1012-1027.[10] Zribi, N. and Boujelbene, Y.. 2011.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Bank Credit Risk: The Case of Tunisia,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Taxation, 3(4): 70-78.[11] Thiagarajan, S.. Ayyappan, S. and Ramachandran, A.. 2011. Credit risk determinants of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 banks in India. European Journal of Economics, Finance &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of Economic, 34:1450-2275.[12] Hossain, M.. 2012. Financial reforms and persistently high bank interest spreads in Bangladesh: Pitfalls in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3(4): 395-408.[13] 方匡南, 吳見彬. 2013. 個人住房貸款違約預測與利率政策模擬,統計研究,30(10): 54-60.[14] Delis, M.D..and Kouretas,G.P..2010.Interest rate and bank risk-taking.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35(2011)840-855.[15] 李燕平.2014.利率與銀行風險承擔行為的實證分析.經濟問題,1004-972X(2014)11-0038-06. [16] Ahmad, N.H. and Ariff, M.. 2007. Multi-country study of bank credit risk determina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5(1):135-152.[17] 張剛田, 希永. 2007. 銀行業金融機構存貸款比例低問題剖析,河北金融,4: 13-14.[18] Jimenez, G. and Saurina, J.. 2006. Credit cycles, credit risk, and pru-dential regul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entral Banking, 2:65-97.[19] 高冬民. 2004. 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問題:資本充足率角度的理解. 西安金融,11: 14-16.校園活动澳科大“外交官系列講座”Ⅳ一覽表序號 場次 日期 主題 主講人1 第一講 3月6日 說說中國女外交官和外交官夫人 原中國駐愛沙尼亞特命全權大使、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理事叢軍女士2 第二講 3月16日 國際局勢與中國多邊外交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特命全權大使劉結一先生3 第三講 5月8日 讓“可持續發展目標”定義未來聯合國駐華協調員兼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駐華代表 諾德厚先生(Alain NOUDEHOU)
  • 55第 9 卷 第 1 期 澳 門 科 技 大 學 學 報 Vol.9 No.12015 年 6 月 30 日 Journal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une 30, 2015 如何提升澳門青年的創新行為 ——自我效能的作用田 青*,陳 爽,鍾 皓,彭達楓(澳門科技大學商學院,澳門)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澳門青年的創新行為,如何受到發展體驗、組織承諾、組織信任以及自我效能的影響。通過實證調研發現澳門青年的創新行為來自於發展體驗對其自身組織承諾以及組織信任的影響,繼而影響其創新行為。自我效能感則能夠調節組織承諾,情感信任和創新行為之間的關係。因此,本研究從理論上闡述發展體驗與創新行為的關係,並從實踐角度,對如何提升澳門青年創新行為提出有效的管理指導建議。關鍵詞: 澳門青年;創新行為;發展體驗;組織承諾;組織信任;自我效能Hoy to Improve the Innovative Work Behavior of Young Employees in Macaut: the Role of Self-efficacyQing TIAN*, Shuang CHEN, Hao ZHONG, Dafeng PENG(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hool of Business, Macau, China )AAstractt: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how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organization trust and self-efficacy affect young employees’ innovative work behavior. Empirical study found that innovative work behavior is influenced by whether they experienced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which in turn will influence their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affective trust to organizations. Self-efficacy is found to be able to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ffective trust and innovative behavior. Theoretical and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are discussed. eyyordst: Innovative Work Behavior;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Organizational Trust; Self-efficacy收稿日期:2015-03-06;修訂日期:2015-03-28。基金項目: 澳門教育暨青年局 No.1091*通訊作者:田青,女,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商業倫理,組織行為。 E-mail: qtian@must.edu.mo, Tel:00853-889722650 引言創新是社會發展進入新時代的標誌。現階段的澳門想要成功實現社會轉型以及經濟多元化,城市的國際化,就必須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積極實施創新。實現整體社會的創新,離不開個體的創新。在澳門近些年發展中,無論是特區制度創新,文化建設,科研發展等等各方面的發展重任都將落到青年人身上。澳門青年的成長正呈現許多新變化和特點,也面臨著機遇與挑戰。澳門特區教育暨青年局局長梁勵在《澳門青年政策(2012 ~2020)》[1] 中提出“著力培養特區建設所需各類青年人才”為教育暨青年局優先推進的實施政策之一。因此,本文主要從青年角度出發,旨在探
  • 56索影響青年創新的主要因素,只有清楚認識到青年創新的來源,才能有的放矢的對青年創新行為進行具有針對性的激發,也只有使青年創新行為得到充分發揮,才能最終實現社會整體創新。澳門要實現社會轉型、經濟多元化及其未來的長遠發展,迫切需要創新,而青年一代已成為澳門各方面開展創新的重要實施力量。那麼,澳門青年在工作中創新行為和哪些因素有關,同時如何才能提高他們的創新行為呢?有學者提出,青年在工作中有關創新的方面主要表現在是否能夠發現新的技術、工作方法等一些富有創造性的想法,不怕冒險,勇於捍衛自己的想法並積極的付諸於實踐(Scott & Bruce,1994)[47],同時,具有解決問題的創造性思路(Zhou,George,Jennifer,2003)[57]。針對澳門青年創造力,本研究關注澳門青年發展體驗、組織信任、組織承諾、自我效能與創新行為的關係。原因如下:首 先, 學 者 Shalley,Gilson,Blum,Terry(2009) [48] 指出從事挑戰性或複雜的工作對員工具有激勵的作用,同時促進其產生高創造性。由此可見,組織所提供的“發展體驗”是一種正面的激發員工創新行為的資源。而青年的發展體驗,主要指組織為青年員工進行正式與非正式培訓與發展的各種投資程度,包括青年在工作職位上是否有機會能夠接受具有挑戰性的,能夠促進自身發展的任務等相關內容(Wayne,Shore & Liden,1997)[55]。其次,基於需求層次理論,信任是社交需求的重要影響因素,而充分發揮創新行為是自我實現的重要途徑之一。信任的本質是信任者對被信任者行為的一種心理預期,當一方認為另一方具有好的意圖或正面預期的行為,就會願意承擔一定的不確定性所帶來的風險,從而產生信任關係(Rousseau,et al.,1998)[46]。因而,當員工對組織的信任程度越高時,其在組織工作中更願意冒險,進行創新嘗試。最 後,Meyer 和 Allen(1991)[37] 將 組 織 承諾定義為“體現員工和組織之間關係的一種心理狀況,暗示了員工對於是否繼續留在該組織的決定”。高組織承諾意味著員工對於組織的認同,願意為組織發展努力工作,並期待在自己的崗位上,持續地發揮創新行為提升工作品質。綜上所述,發展體驗、信任組織、組織承諾在組織發展的過程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組織信任、組織承諾是否也能對個人的創新行為起到促進的作用,是否能在發展體驗與的創新行為之間起到一定的仲介作用,這便成為了本研究的研究課題。即使信任組織、組織承諾對個人的創新行為起到促進的作用,但實際上青年在工作過程中還需要有足夠的自信心去進行創新行為(Spreitzer,1995)[49],即在自我效能的驅動下青年才更願意實施其創新行為。因此,本研究的另一個重要研究課題是自我效能的重要性以及自我效能在信任組織、組織承諾與創新行為的關係中是否起到一定的調節作用。通過查閱國內外文獻,本研究發現學術界對於創新研究較多,但對創新行為則關注較少。因此,本研究關注如何將創新的想法,引進與應用於日常工作這一創新行為(West & Farr,1989)[56]。另外,發展體驗與創新行為尚未有太多研究涉及,而以組織信任與組織承諾為仲介變數去探討發展體驗與創新行為之間的關係的研究也仍需補充。在以往文獻中,已有學者針對於創新行為之影響因素做了研究,但是較少學者以自我效能作為創新行為的調節變數,很少有學者探究發展體驗與創新行為關係之仲介變數。因此,本研究試圖將從相關概念出發填補上述理論空白,首先對青年的創新行為、發展體驗、組織信任以及組織承諾這四個方面進行充分調研,再深入分析青年的發展體驗、組織信任以及組織承諾這三個方面與青年的創新行為之間的關係,最後加入自我效能作為組織信任以及組織承諾與創新行為之間的調節變數,繼而進一步探討這三個方面內容如何影響青年創新行為,以便組織及社會能夠採取適當的措施培養青年的創新行為,最終實現整體社會發
  • 57田青,等  如何提升澳門青年的創新行為 ——自我效能的作用展的創新。通過對上述研究背景與研究意義的分析,本課題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 調查澳門青年創新行為的主要影響因素,也是本課題研究的主要目的。 ● 調查澳門青年對自身發展經驗的認知狀況。 ● 調查澳門青年在自身工作發展過程中的體驗,即參與的機會如何。 ● 調查澳門青年在工作過程中的創新行為的情況,即工作中的創新想法與行動。 ● 分析澳門青年在自身工作發展的過程體驗與其工作發展過程中組織信任、組織承諾、創新行為之間的關係。 ● 分析澳門青年工作發展過程中組織信任、組織承諾與其工作過程中的創新行為之間的關係,主要研究青年發展經驗對其創新的影響程度。 ● 分析澳門青年的自我效能對工作發展過程中組織信任、組織承諾與其工作過程中的創新行為之間關係的影響作用。 ● 分析澳門青年創新行為與其自我發展之間的關係,主要研究青年在工作過程的發展體驗對其創新行為的影響程度,特別是由發展體驗如何通過組織承諾、組織信任對創新行為的影響,以及自我效能如何調節組織承諾、組織信任對創新行為的影響。1 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1.1 發展體驗與員工創新行為之間的關係基於研究視角的不同,學者們針對員工創新之影響因素的研究展開了積極的探討。然而在過往的研究中,學者們對於發展體驗與員工創新行為之關係的研究卻鮮有涉及。發展體驗作為組織為員工提供的一項正式或非正式的培訓或發展的自主投資,對員工的創新行為起到了激勵的作用。Wayen 等人(1997)[55] 在其研究量表中指出,發展體驗即“在此職位上,員工經常獲得的額外的附有挑戰性的任務”或是“能夠促進員工發展和加強新技能的任務”。相關研究表明這種發展體驗是會對激發員工的創新行為產生影響(Scott & Bruce,1994)[47]。學者 Amabil 等(1996)[8] 指出有挑戰性的工作、對創新想法的支援、自由或自主、足夠的時間和資源等因素對個體的創新行為具有激勵的作用。學者 Shalley,Gilson,Blum,Terry(2009)[48] 也指出當員工從事挑戰性或複雜的工作時,能夠產生較強的內在動機,增強員工對工作的興趣,從而產生高創造性。Kleysen 和Street(2001) [32] 通過對 28 篇文獻中提及的 289項創新活動的回顧及總結,歸納出個人創新行為有以下五個階段:尋找機會、產生想法、形成調查、支持及應用。以前兩個階段正是可以從發展體驗中領悟出來,所以員工的發展體驗對個人的創新行為是有一定的影響。有学者認為員工如果在工作中能夠體驗到工作環境中,能夠感受到被創新的氛圍所籠罩,他們在工作當中也樂意跟隨,從而促進員工的創新意識,進而提升員工的創新行為(Amabile et al.,1996[8];Pundt,Martins,& Nerdinger,2010[44])。當員工經常獲得的額外的挑戰性任務或是此任務促進員工發展和加強新技能時,員工則能感受到自身被分享權力、資訊、知識,即“被授權”完成特殊任務。當成員有高水準的心理授權感時 , 他們將盡力工作 , 工作績效也將隨之提高(Spreitzer,1995a)[49]。而學者 Deci(1975)[25]認為,只有任務本身給個體帶來了自我決定感和勝任感,個體才會受到激勵。也就是說,任務的激勵效果是由這些任務本身賦予人的心理意義所決定的,而不是由任務活動的客觀性質所決定的。任務的重要性和多樣性等工作特徵能夠影響員工的心理狀態進而產生內部激勵 , 提高員工的心理授權感知水準(Chen et al.,2007)[22],進而提升員工的工作績效。因此,員工在組織為其提供發展體驗中,感覺到被賦予了重要的創新任務,從而被自身勝任感所激勵,進而努力為組織的創新提供自己的力量。
  • 58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組織所提供的“發展體驗”是一種正面的激發員工創新行為的資源。其不僅僅是組織為員工所提供的加強員工技能,促進員工職業發展的支援,更是組織為員工職業發展所傾注的投資。組織為員工提供的“發展體驗”的機會是提高員工個人創新行為的關鍵因素之一。因此,本研究認為組織為員工提供的發展體驗能夠正面影響員工的創新行為。 ● 假設 1 :發展體驗與員工創新行為呈顯著正相關關係。1.2 發展體驗與組織信任,組織承諾之間的關係 1.2.1 發展體驗與組織信任之間的關係發展體驗是組織為員工提供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培訓或發展的一項自主投資(Wayen et al.,1997)[55]。基於社會交換理論,當員工感受到組織所提供的發展體驗的機會,認為這種發展的機會是組織所提供的對員工個人的資源或褒獎,員工會為組織付出努力或對組織產生忠誠、滿意、信任等積極的社會情緒。因此,本研究認為組織為員工所提供的發展體驗能夠正面地影響員工對組織的信任。信任是在有風險的情況下,依舊能對他人或組織產生正向期望的能力(Mayer,Davis,& Schoorman,1995)[37]。對組織而言,發展體驗是風險與機遇並存的。一旦員工感受到企業因信任而對其進行投資,甚至於員工“被授權”進行挑戰性任務時,心理授權作為內在動機促使著員工加深對組織的信任。綜上所述,當企業為員工提供發展機會時,根據社會交換理論,員工將以忠誠回報組織。而當員工感受到被企業賦予特殊任務時,根據心理授權理論,員工則感受到“被授權”的內在激勵,從而對組織產生信任感。 ● 假設 2a:發展體驗與組織信任呈顯著正相關關係。1.2.2 發展體驗與組織承諾之間的關係組織支援、發展體驗、工作價值等變數與組織承諾呈正向相關性(Polit & Beck,2004)[43]。換言之,組織為員工提供的發展體驗的機會越充分,其員工所能夠感受到的組織承諾感越強烈。組織與員工的一致性越高,就能吸引和吸收到更多的員工(Carless,2005)[20]。更有研究發現正向的令人愉快的工作經歷(如具有挑戰性和較高自主性的工作),而組織提供更多的發展體驗則有利於員工形成對組織承諾(Mathieu & Zajac,1990[36];Bishop,2005[18])。Baker(2010) [13] 認為組織能夠為員工提供的相應的發展體驗,如資源、支援、學習的機會,而員工所感知到的發展體驗亦能夠給予員工更強烈的工作滿意度,並能為組織保留住更為優秀的員工。因而,本研究認為員工獲得的發展體驗能夠使得員工產生對組織的承諾感。當員工獲得的組織賦予員工的發展體驗越多時,員工對於組織的承諾感也越強烈。大量研究充分表明,被授權的員工將會感到他們比其他人更有能力,更能夠用有效地對他們的工作和組織做出貢獻。Thomas 和 Velthouse(1990)[53] 的研究表明授權的員工有更髙水準的注意力、進取心和心理彈性,這些又提升了他們的心理授權水準。而 Avolio,Zhu,Koh 和 Bhatia(2004)[11] 的研究表明 : 組織成員被期望付出額外的努力和行動自主,對他們的組織有更高水準的承諾。因此,在組織把更多的與組織相關的個人發展機會給予員工時,員工明顯感受到自身被授權,從而員工的心理授權感得到提升。這種高授權使得員工對工作意義有更好認識,從而員工將會對組織有更高的承諾水準,將更多的精力投身到工作中去。 ● 假設 2b:發展體驗與組織承諾呈顯著正相關關係。1.3 組織信任,組織承諾與創新行為之間的關係1.3.1 組織信任與員工創新行為之間的關係Maslow 的需求層次理論指出,人的需要結構是複雜的,由低至高可以分為五個層次,依次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以及自我實現需求。其中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屬於較低層次的需求。社交需求是指對友情、愛情、歸
  • 59田青,等  如何提升澳門青年的創新行為 ——自我效能的作用屬的渴望;尊重需求既包括自身對成就和個人價值的感覺,還包括他人對自己的尊重與認可;自我實現需求的目標是渴望充分發揮自我潛能、實現自我。此外,Maslow 還認為人們對需求的追求是逐步的、有因果關係的,只有在較低層次的需求得到滿足以後,人們才會去追逐更高的需求。而較高程度的信任感能夠幫助員工滿足其社會需求,當這些需求得到滿足後會驅動人們去追求更高的需要,即自我實現需要。當具有較高自我實現需求的員工受得到相應的激勵後,會盡可能發揮自己的潛在才能,在工作中運用更多創造性的技巧,從而產生更多的創新行為。基於需求層次理論,本研究認為信任是社交需求的重要影響因素,創新行為是自我實現的重要途徑之一。當較低層次的需求得以滿足,則能夠促使人們追求更高層次的需求。因而,當員工對組織的信任程度越高時,其在組織工作中表現出創新行為的可能性就越高。組織信任益于員工產生創新的想法,有效預測其創新行為(Clegg et al.,2002)[24]。Konovsky 和 Pugh(1994)[33] 以及Pundt,Martins, 和 Nerdinger(2010)[44] 也 指 出員工與組織及組織中其他成員存在交換關係,社會交換關係使得員工願意在工作上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促使員工完成創新行為的工作,並承擔更多勞動契約之外的責任,而信任是促進社會交換關係形成的重要因素。因此,本研究認為員工對組織的信任能夠正面影響員工創新行為的產生。 ● 假設 3a:組織信任與員工創新行為呈顯著正相關關係。1.3.2 組織承諾與員工創新行為之間的關係目前,學者們對於員工創新行為影響因素的研究多集中在組織創新氣氛、領導風格、工作特質等方面。而針對於組織承諾與員工創新行為的研究卻較少涉及。Meyer(1989)[40] 等人認為不同形式的組織承諾對於他們在工作中表現出來的行為具有不同的意義,他們認為感情承諾、規範承諾(在較低程度上)應該與工作績效和組織公民行為呈正相關,而持續承諾則與工作績效無關或呈負相關。Eisenberger,Fasolo, 和 Davis(1990)[26] 通過對 422 位鋼鐵技術和研發工人的研究發現,員工與組織的情感聯繫越緊密,員工越會傾向於採取創新行為。Janssen(2000)[29] 認為,創新行為作為員工的角色外行為,它來自於員工的內部動機,是其對心理契約實現程度感知的結果。因而,員工是否從事創新,取決於他們感知到的心理契約即組織承諾的程度。當員工對組織的心理契約是來自於對組織價值觀等的認同時,即產生了組織承諾,這種正向的心理契約將促進員工產生創新行為。我國學者蘇方國和趙曙明(2005)[3] 通過構建結構方程模型(SEM),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員工的組織承諾水準與員工的組織公民行為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係。傅永剛和張健東(2006)[5]研究證明在 IT 行業內員工組織承諾與組織公民行為具有較強的相關性,其中規範承諾、感情承諾和經濟承諾更容易使員工產生組織公民行為。組織公民行為是一種有利於組織的角色外行為,而員工的創新行為正是其中的一種。因而,本研究認為當員工對組織價值觀產生心理上的認同時,即產生了組織承諾,這種員工對於組織的承諾能夠正面地影響組織中個人的創新行為。Bishop(2005)[18] 發現,組織對個體的支持可以換來員工同等程度的組織承諾。而個體創新行為是來自於個體的內在動機或主動願望,基於內在動機而工作的個體更容易從工作任務中感受到激勵,並且產生更多有利於組織行創新行為,而不去計較個體經濟利益的得失。出於內在動機的組織承諾對個體的創新行為則會產生積極影響(Argyris,1978[7];Zhou & George,2001[58])。因此,在工作環境中,組織對員工提供越優厚的物質待遇、良好的發展機遇,並能對員工具有高的組織承諾,那麼員工對於組織的認同感越強,基於互惠原則,員工會有更強的動機努力致力於發展該組織,在工作中表現積極的創新行為,使得自己
  • 60的組織比別的組織更優秀,來作為對組織承諾的回報(Pundt,Martins,& Nerdinger,2010 [44])。 ● 假設 3b:組織承諾與員工創新行為呈顯著正相關關係。1.4 組織信任,組織承諾在發展體驗與員工創新關係中的仲介作用1.4.1 組織信任在發展體驗與員工創新關係中的仲介作用Wayen 等人(1997)[55] 在其研究量表中指出,發展體驗即“在此職位上,員工經常獲得的額外的附有挑戰性的任務”或是“能夠促進員工發展和加強新技能的任務”。但這些挑戰性任務對於組織而言是有一定風險的,因此,發展體驗可作為組織為員工提供的一項正式或非正式的培訓或發展的自主投資。当員工與組織及組織中其他成員存在交換關係,社會交換關係使得員工願意在工作上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Konovsky & Pugh,1994) [33]。當員工面對挑戰性的工作時,組織對其創新想法的支援,使得其自由或自主,並且提供足夠的時間和資源等因素,則對個體的創新行為具有激勵的作用(Amabile,1996[8];Pundt,Martins,& Nerdinger,2010[44])。對組織而言,為員工提供發展體驗是一種風險與機遇並存的投資行為。而根據心理授權理論,員工將心理授權看作是一種內在的激勵因素。一旦員工感受到企業因信任而對其進行投資,甚至於員工“被授權”進行挑戰性任務時,心理授權作為內在動機促使著員工不斷創新。對於員工而言,創新也伴隨著風險,但由於得到組織的支援與肯定,使得其產生對組織的信任。而根據社會交換理論,在收到組織的肯定與信任時,員工願意為其付出職責外的努力以回報組織對自己的信任。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發展體驗是組織提供給員工的一種特殊的資源,它是組織對於員工職業發展生涯的投入。基於社會交換理論,當員工感受到組織所提供的發展體驗的機會,認為這種發展的機會是組織所提供的對員工個人的資源或褒獎,員工會為組織付出職責外的努力亦或對組織產生忠誠、滿意、信任等積極的社會情緒。組織信任作為促進這種社會交換關係形成的重要因素,最終促使員工為回報組織而付出自己的努力,以創新行動迎接挑戰。與此同時,基於心理授權理論,員工在被組織授權進行挑戰性任務時,在心理授權這一內在動機的激勵下不斷創新。 ● 假設 4a:組織信任在發展體驗與員工創新行為的關係中起到仲介作用。1.4.2 組織承諾在發展體驗與員工創新關係中的仲介作用創新是一個複雜而辛苦的過程,不僅需要個體具備發現問題和分析問題的能力,更需要其以主人翁的姿態去工作,積極主動地去尋求突破性的解決問題的途徑。而對於企業而言,員工的創新行為是團隊或個體工作表現創新的程度以及其對生產力提升的程度。而企業中組織或者團隊的創新績效大部分來至於員工的創新,勢必決定了員工的創新行為才是企業或者組織創新績效的主體。因此,對於組織而言,投入資源使得員工經常獲得的額外的附有挑戰性的任務 , 而員工的發展體驗則是組織一種對於員工自身能力發展的投資,最終目的為提高企業創新(Wayen,et al.,1997)[55]。組織對員工自身能力的投資,讓員工獲得發展的機會,將提高員工被捲入組織、參與組織社會交往的程度。這是個體對一個實體的情感,更是一種肯定性的心理傾向,而這種心理傾向就是 組 織 承 諾(Meyer & Allen,1989)[40]。 大 量研究充分表明被授權的員工將會感到他們比其他人更有能力,更能夠用有效的方式對他們的工作和組織產生影響(Avolio,Zhu,Koh & Bhatia,2004)[11]。這種高授權使得員工對工作意義有更好認識,從而員工將會對組織有更高的承諾水準,將更多的精力投身到創新工作中去。而 Riketta(2005)[45] 指出,較高的組織承諾能夠引發更多的角色外行為,Janssen(2000)[29] 認為創新行為則是一種員工自由決定的角色外行為,這種行
  • 61田青,等  如何提升澳門青年的創新行為 ——自我效能的作用為有利於自己或組織更好地實現目標,其產生完全是基於個體的內在動機。因此,基於社會交換理論中的互惠原則,員工受到組織的重視後,感覺自己被賦予了一種使命感,從而更積極地參與創新工作,進而提升肯定所在組織的積極心態。而員工由於對組織有深厚的感情即自身的組織承諾較高,加之心理授權這一內在動機的驅動下則對組織表現出自身忠誠,並努力嘗試創新以作為對組織的回報(Cho & Lee,2007[23];Pundt,Martins,& Nerdinger,2010[44]) 。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組織承諾是員工對組織的積極心理傾向,它來自於員工感知到組織對於其自身發展的資源投入。基於社會交換理論和心理授權理論,組織為員工發展而投入資源,從而使得員工對組織產生肯定性的積極傾向,進而心理授權作為內在動機驅動著員工為組織付出額外的努力,最終促使員工以創新行動回報組織。 ● 假設 4b:組織承諾在發展體驗與員工創新行為的關係中起到仲介作用。1.5 自我效能的調節作用1.5.1 自我效能在對組織信任與員工創新行為間的調節作用通過國內外文獻研究,我們發現員工對組織信任對員工創造力有正面的影響,但是在實踐中我們不難發現,人們會先在頭腦中為自己設定一個行為目標,而當個體在實現目標的過程中遇到阻礙或者預想不到的困難時,人們的行為則會隨時根據預設目標做出調整。此時自我效能高,即對自己實現特定目標的確信程度較高的人更多的時候,在頭腦中反復想像活動實現之後帶給自己的成就感,進而更加堅持不懈地努力去實現自己的目標。而自我效能感較低的人,因為在困難時更加懷疑自己的能力,便會自我設障然後逐漸或者直接放棄眼前的任務。因此,我們在研究員工對組織信任與個人創新行為的關係時,要考慮自我效能對組織信任與員工創造力之間關係的調節影響作用。一般而言對組織信任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組織中人際即成員間的信任,二是組織成員對於整體組織的信任關係,也就是組織層面的信任,具體來講就是組織成員對組織的一種整體性信任知覺,無論哪一種信任都是依賴組織成員對於高層管理者的決策和行動以及組織日常運作的整體印象,是對組織的信賴體驗(Nyhan & Marfowe,1997)[42]。Johnson 和 Swap(1982)[30] 指出“ 願意承擔風險是信任情景中重要的特徵之一”。在信任關係中,信任者使自己處於一種脆弱的地位,即信任者在信任關係中是自願承擔風險的,也就是說信任就意味著願意承擔風險,這種意願會使對組織信任的員工進行一些承擔風險的行為如創新行為。而自我效能是指個體對自己能否在一定水準上完成某一行為活動所具有的信念、判斷或主觀的自我感受。由此延伸所得的創造自我效能則是個體對生產創造性結果能力方面的信仰或者信心(Tierney & Farmer,2002)[54],這種對創新行為的高信心使得在對組織信任的員工願意在承擔創新風險的同時採取具體的創新行動,並保持行動的持久性。因為他們確信,他們有能力去處理創新所面對的困難(Stajkovic,2006)[51]。因此,員工的自我效能對個體的思想、動機和行為會產生直接的影響作用,而自我效能的水準則會影響對組織信任者願意承擔創新時風險的水準,以及促進其努力解決在創新過程中遇見的問題。自我效能感是個體對自己的能力進行衡量與評價的結果,這種結果又轉而調節人們對行為的選擇、投入努力的大小,並且決定其在特定任務中所表現出的能力(Bandura,1977)[16]。因此,當組織為員工提供了創新任務即超出員工的日常工作範圍的挑戰時,特別是對於員工職業發展有所幫助的發展機會時,員工則會感受到組織對其工作能力的信任。這種信任也是相互的,高自我效能感的員工會因為對自身能力的自信,產生更加積極的心理暗示。而基於員工與組織之間的社會交換關係,對於組織的信任感將促使員工願意在工作上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促使自身完成創新行為的工作,並承擔更多勞動契約之外的責
  • 62任。但是,倘若員工的自我效能感較低,則容易出現因對自身能力不自信害怕失敗而拒絕挑戰性工作的情況。因此,我們認為在高自我效能感的驅使下,員工對組織的信任能夠積極地影響員工的創新行為;但當員工自我效能感較低時,員工容易出現對自身能力不自信的表現,因此容易減弱其努力解決創新問題的積極性與堅持行動的持久性。綜上所述,高自我效能作為一種積極的心態,會減弱對組織信任的個體害怕承擔風險的傾向,從而增強對組織信任與員工創造力之間的正向關係;但低自我效能則容易導致消極的心態,使得對組織信任的個體對自身能力不自信,從而減弱對組織信任與員工創造力之間的正向關係。而當員工有較高的自我效能的時候,員工的創新行為受到其對組織信任的正向影響更為強烈;反之,當員工有較低的自我效能的時候,員工的創新行為受到其對組織信任的正向影響則較為微弱。由此可得,自我效能在對組織信任和員工創造力之間起著舉足輕重的調節作用。 ● 假設 5a:自我效能調節組織信任與創新行為之間的關係,當員工的自我效能較高的時候,員工的創新行為受到其組織信任的正向影響更為強烈;但當員工的自我效能較低的時候,員工的創新行為受到其組織信任的正向影響則較為微弱1.5.2 自我效能在組織承諾與員工創新行為之間的調節作用組織承諾可以視為個體與組織之間的橋樑,當個體對組織有較高程度的組織承諾時,個體自然能夠投身其中,並為組織盡心盡力(Meyer & Allen,1991)[40]。而大多數研究認為,組織承諾總體上與工作績效呈正相關關係(Keller,1997)[31] 且研究表明高水準組織承諾的員工有更多的工作傾向,他們從工作中獲得更多的滿足。而員工創新的內驅力——創造力自我效能感,即員工對表現創新行為成功的信念(Tierney & Farmer,2002[54];楊晶照、楊東濤、趙順娣、姜林娣,2011[4]),這種信念使得對組織承諾的員工把工作看作是實現個人需求的過程。因此,他們更願意竭盡努力去實現組織的目標和價值,從而表現出較高的創新工作績效。依據 Mischel(2004)[41] 個體—情景互動理論(Person-situation Interaction Theory), 創新行為的產生是個體和情境相互作用的結果(顧遠東,彭紀生,2010)[2] 而社會認知理論認為 , 影響個體行為的工作情境因素可能根植於個體的一個核心信念,而且個體對創新成功信念的差異可能導致創新結果的差異。而創造力自我效能感是實現員工創新行為的“內驅力”, 是個體一般自我效能感的一部分。因為創新活動是有風險的 , 對組織員工而言 , 參與創新需要強大的內在支援力量 , 這種支持力量表現為對自己有能力產生創造性結果的信念(Tierney & Farmer,2002[54];楊晶照、楊東濤、趙順娣、姜林娣,2011[4])。因而,創造力自我效能感高的員工 , 創新行為明顯高於創造力自我效能感低的員工。Janssen(2000)[29] 認為,創新行為作為員工的角色外行為,它來自於員工的內部動機,是其對心理契約實現程度感知的結果。因而,員工是否從事創新,取決於他們感知到的心理契約即組織承諾的程度。當員工對組織的心理契約是來自於對組織價值觀等的認同時,即產生了組織承諾,這種正向的心理契約將促進員工產生創新行為。又因為創新行為的工作特性是資源需求較為豐富,而工作特性可分為兩類:當工作要求程度高、工作資源豐富時 , 員工將其視為工作情境的積極知覺和體驗 , 它會激發員工工作積極性 , 並提高員工的工作動機水準 , 而自我效能感則可以激勵員工產生並執行創新構想(Anderson,DeDreu & Nijstad,2004)[9], 從而使員工在創新中表現出積極的工作態度和行為。而當員工將工作要求程度低、工作資源匱乏的工作情境視為消極的知覺和體驗 , 則會表現出消極的工作態度和行為(Bakker,Demerouti & Euwema,2005[15];Bakker & Demerouti,2007[14]),此時高自我效能的員工
  • 63田青,等  如何提升澳門青年的創新行為 ——自我效能的作用會積極應對創新過程中遇到的困難、挫折以及結果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可以推斷,自我效能感高的員工 , 由於具有豐富的內在的認知資源,會提高員工的創新士氣 , 從而表現出高的創新行為。而自我效能感低的員工 , 由於資源匱乏 , 在面對同樣的情境下 , 對表現創新行為的信心不足 , 進而表現出低的創新行為。綜上所述,高自我效能感對於員工組織承諾帶動下的創新行為中的內在驅動力起到強化作用,同時能提高員工的創新士氣,最終起到促進員工創新效果的作用;而低自我效能感對於員工組織承諾帶動下的創新行為中的內在驅動力起到弱化作用,進而影響員工創新的積極性。因此,我們認為員工自我效能越高,員工的組織承諾,對員工創新行為的正向影響越強烈;反之,當員工有較低的自我效能的時候,員工的組織承諾對員工創新行為的正向影響則較為微弱。 ● 假設 5b:自我效能調節組織承諾與創新行為之間的關係,當員工的自我效能較高的時候,員工的創新行為受到其組織承諾的正向影響更為強烈;但當員工的自我效能較低的時候,員工的創新行為受到其組織承諾的正向影響則較為微弱1.6 研究架構圖1 研究架構本研究旨在探討影響澳門青年創新行為的因素受,即探討發展體驗、組織信任、組織承諾、自我效能、創新行為這五個變數之間存在的相關關係並驗證他們之間是否存在有仲介效應以及調節效應。根據以上理論推導及文獻回顧所提出的假設組成研究的基本架構:第一,發展體驗直接影響組織信任、組織承諾、創新行為。組織信任、組織承諾直接影響員工的創新行為;第二,發展體驗通過組織信任、組織承諾影響創新行為;第三,在自我效能影響組織信任、組織承諾對創新行為的直接影響。2 研究方法研究設計本章分為兩節,分別為問卷設計,具體闡述了問卷設計變數之操作型定義與衡量;樣本的收集與分析方法。以下就各節進行說明。2.1 樣本選取與抽樣方法本研究主要探討發展體驗、信任組織、組織承諾、自我效能和創新行為之間的關係。具體研究在信任組織、組織承諾與自我效能的影響下,企業員工發展體驗與員工創新行為之間的關係。本研究採用問卷的形式作為資料分析的來源,研究樣本以澳門地區企業中 40 歲(含)以下的各級員工以及其管理者為主。以郵寄、網路以及現場發放等方式對以企業內部各級員工進行訪問調查。調查問卷分別有主管問卷與員工問卷構成,主管問卷與下屬員工問卷相匹配。樣本收集具體過程:資料的收集方式一方面是以企業為單位,調研小組首先與各企業人力資源部門主管取得聯繫,在取得主管支持後,由中層管理者以召集形式分發到各部門的管理者中,採取填寫問卷的形式,並由專門學生調查員發放回、收問卷。另一方面,是通過網路將問卷傳送到企業管理人員中進行填寫。由於對問卷的回答有一定的要求,以防被調查者對問項有疑問,調查者也盡可能用各種方式對其進行解說,以保證問卷回收的品質。研究根據實際情況,對樣本回收採取了判斷抽樣的方式。判斷抽樣又稱“立意抽樣”,是指根據調查人員的主觀經驗從總體樣本中選擇那些被判斷為最能代表總體的單位作樣本的抽樣方法。判斷抽樣適用於總體的構成單位極不相同而樣本數很小,同時設計調查者對總體的有關特徵具有相當的瞭解的情況下。或是總體邊界無法確定或因研究者的時間與人力、物力有限時採用。判斷抽樣法具有簡便易行,符合調查目的和特殊需要,
  • 64可以充分利用調查樣本的已知數據,被調查者配合較好,資料回收率高等優點,且操作成本低,方便快捷,在商業性調研中較多用。問卷調研於 2013 年 1 月 20 日到 2013 年 2 月20 日期間進行,共發出問卷 600 份,回收問卷550 份,回收率為 91.7%;刪除無效或填答不完整問卷並按照主管與員工問卷數量完全匹配的原則,共剔除無效問卷 63 份,回收到的有效問卷總計487 份員工問卷,回收率達到 81.2%,其中主管問卷為 162 名。2.2 問卷設計與測量調查問卷分別有主管問卷與員工問卷構成,員工問卷主要包括發展體驗、信任組織、組織承諾和自我效能 5 個部分,由員工填寫;主管問卷由員工上級主管填寫,主要針對其下屬員工的創新行為進行評價。由於問卷初始量表均來自英文文獻,而問卷以中文形式發放,因此為確保中文表述的準確性,研究採用慣用的回譯法(Brislin,1980) [19], 將英文量表翻譯成中文,再將中文翻譯回英文進行對比。同時,還選取了 20 名主管及對應的 50 名員工為研究物件進行初步小規模檢驗以評估中文量表的準確性與可行性。2.2.1 發展體驗量表發展體驗量表由韋恩等(Wayne,Shore,& Liden,1997)[55] 定 制。Wayen 等 人(1997)[55]在研究發展體驗與組織支援感的文章中,描述了工作給予員工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發展體驗,著重於組織對員工正式和非正式培訓和發展的各種投資的程度。而後來學者 Gutierrez,Candela 和Carver(2011)[21] 亦沿用了該量表。本研究參考了 Wayen 等人(1997)[55] 對於發展體驗的定義與4 題項測量量表,用於員工問卷部分。原量表中採用的是李克特的 7 點量表,本研究採用 5 點量表測量(1= 非常不同意,5= 非常同意)。分數高低與發展體驗成正向關係,分數越高,員工的發展體驗越好。實際測量的 Cornbach's Alpha 係數為0.89,顯示有關員工發展體驗量表內部一致性的信度較高。2.2.2 組織信任量表組織信任是一個多維度的概念。通過對前人文獻的回顧總結,本研究發現信任的基本核心概念包括:正面的預期、道德上的期待、可靠性、相互信賴、依賴以及風險承擔等方面。員工對組織信任屬於組織信任的一個維度,本研究將主要探討信任這一變數對於員工發展體驗與員工創新行為的仲介作用。研究採用 Athos 和 Gabarro(1978)的 7 題項量表(Athos & Gabarro,1978)[10]。此量表屬於員工問卷部分(1= 根本不,5= 程度非常大),分數高低與信任組織成正向關係,分數越高,員工對組織的信任程度越高。實際測量的Cornbach's Alpha 係數為 0.92,顯示有關員工信任組織量表有非常高的可信度。2.2.3 組織承諾量表通過前文對於組織承諾相關文獻的回顧,本研究發現大多學者對於組織承諾是從認同、投入、忠誠、留職意願等方面定義的。過往文獻中,學者們大多採用了 Porter 和 Smith(1970)[44] 對於組織承諾的定義,即認為組織承諾是個人對組織的認同與涉入的程度。而本研究中所涉及變數之關係更側重於情感層面,指員工對組織的感情承諾,感情承諾表示個人認同與參與某一特定組織的強度,對組織目標及價值的信守與接受,以及表現出為組織努力的意願及繼續留在公司的願望。這個成份強調員工的態度或員工對組織的依附性。故研究採用了 Meyer 和 Allen(1991)[40] 對於組織承諾的定義,即組織承諾是個體對組織情感性的連結,是個體感知其離開組織的成本以及其繼續留在該組織的義務。並參考 Meyer 在 1997 年定制衡量組織承諾的 7 題項量表(Meyer & Allen,1997)[39]——採用表 A-1(p.118-119),用於員工問卷部分。分數高低與組織承諾成正向關係(1=根本不,5= 程度非常大),分數越高,員工對組織的承諾度越高。實際測量的 Cornbach's Alpha 係數為 0.88,顯示有關員工組織承諾量表可信度較高。
  • 65田青,等  如何提升澳門青年的創新行為 ——自我效能的作用2.2.4 自我效能量表自我效能量表屬於員工問卷部分,來自於Spreitzer(1995b)[50] 所開發的 3 題項量表。分數高低與自我效能成正向關係(1= 根本不,5= 程度非常大),分數越高,員工的自我效能越高。實際測量的 Cornbach's Alpha 係數為 0.90,顯示表明員工自我效能量表有非常高的可信度。2.2.5 創新行為量表Janssen(2000)[29] 指出個體創新行為即有意識的創造或創新,將新的觀念引入、應用與個人、團隊、組織的工作中,並且能給個人、團隊、組織帶來益處。本研究參考了 Janssen 對於個體創新行為的定義,認為員工創新行為,即員工意識的創造或創新,將新的觀念引入、應用於團隊、組織的工作中,並且能給團隊、組織帶來益處。並採用了 Janssen 所開發的 9 題項量表(Janssen,2000)[29],該量表屬於主管問卷部分,通過對員工的直接領導進行問卷調查,測量員工在工作中的創新行為(Innovative work behavior)。分數高低與創新行為成正向關係(1= 根本不,5= 程度非常大),分數越高,表明員工上級領導對該員工創新行為的評價越高。實際測量的 Cornbach's Alpha 係數為 0.91,顯示有關主管對下屬員工創新行為量表有非常高的可信度。2.2.6 受訪者基本資料及控制變數選擇問卷中受訪者基本資料旨在瞭解樣本的特徵。其中,員工問卷共包含 6 個題項,分別為受訪者性別、年齡、工齡、學歷、公司性質以及行業屬性等問題;主管問卷共包含 7 個題項,分別為受訪者性別、年齡、工齡、學歷、公司性質、行業屬性以及公司員工數量等六個問題。在對發展體驗、信任組織、組織承諾、自我效能和創新行為的相關研究中,有把性別(例如,Hochwater,et al.,2001[28]),年齡(例如,Stamper & Van Dyne,2001[52]),員工任期(例如,Wayne,Shore,& Liden,1997[55])作為控制變數。另外,過去的研究也證明了,性別、年齡和任期能夠影響創新行為,所以在本研究中,將這些變數作為控制變數進行分析。2.3 分析方法與結果本研究採用 AMOS 統計軟體作為主要資料分析工具,研究方法包括描述性統計分析以及结构方程等方法。在 487 個有效樣本中,男性有 238 名,占總樣本數的 48.9%;女性則有 249 名,占總樣本的51.1%。年齡在 21 至 25 歲最多,共 194 人,占總樣本數 39.8%,樣本中 30 歲以下的受訪者共占全部被訪者的 82.1%。工齡在 2 年至 5 年間的最多,共 270 人,占總樣本數 51.6%。受教育程度在大學本科最多,共 232 人,占總樣本數 47.6%。私營企業員工有 288 人,占總樣本數的 55.0%。除博彩、金融、商貿、製造業外,其他共有 170 家,占總樣本數的 34.9%。2.3.1 相關分析本研究探討員工的發展體驗是否對員工的創新行為有影響作用,因此本部分利用相關性分析驗證各個變數之間是否具有相關性,表 1 給出了了本研究所有變數的均值、標準差和皮爾遜相關係數。如表 1 所示: ● 員工發展體驗與組織信任、組織承諾、自我效能、員工的創新行為均呈現顯著的正相關係(p<0.01),相關係數分別為 0.52、0.57、0.48 和 0.62。即,發展體驗的程度越高的員工,其組織信任、組織承諾、自我效能、員工的創新行為往往越高。 ● 組織信任、組織承諾、自我效能與員工的创新行为呈現顯著正相關關係(p<0.01),相關係數為 0.59、0. 67、0.51,說明組織信任、組織承諾、自我效能較高的員工,创新行为也比較高;或创新行为較高的員工一般組織信任、組織承諾、自我效能往往較高。 ● 自我效能與組織信任、組織承諾均呈顯著的正相關關係(p<0.01),相關係數分別為 0.64 和 0.47,說明具有較高自我效能的員工,其對組織信任、組織承諾水準都較
  • 66高,或組織信任、組織承諾水準較高的員工,自我效能通常較高。 ● 性別與員工年齡、工齡、發展體驗、對組織信任、組織承諾呈現負相關,相關係數分別為 -0.17**、- 0.12*、- 0.09*、- 0.11*、- 0.10*,說明樣本中年輕女性較多,或年齡稍長男性較多;年輕女性工齡較短, 或年長男性的工齡較長;總體來看女性的發展體驗要差於男性,或男性比女性的發展體驗要略好,但是這種性別對發展體驗的影響程度不大;總體上看女性的對組織信任要差於男性,或男性比女性的對組織信任要略強,但是這種性別對組織承諾的影響程度不大;組織承諾總體上看女性要差於男性,或男性比女性的組織承諾要略強,但是這種性別對組織承諾的影響程度不大。另,性別與其他變數無關,說明性別對创新行为、員工對組織的信任沒有影響。 ● 年齡與員工工齡、發展體驗、組織信任、組織承諾和員工創新力呈現正相關,相關係數分別為 0.84**、0.18**、0.15**、0.22**、0.15**,顯然,年齡大的員工,其工齡越長,而年齡大的員工在發展體驗、組織信任、組織承諾和員工創新力上都有較高的水準或就有高發展體驗、組織信任、組織承諾的員工,可能年齡較大。值得注意的是年齡與員工創新行為和自我效能無關。 ● 工齡與員工學歷、公司性質、發展體驗、對組織信任、組織承諾、自我效能呈現正或負相關(p<0.01),相關係數分別為 -0.13**、0.20**、0.18**、0.22**、0.15**、0.18**。學歷高的員工其工齡往往較短,工齡長的員工往往具有較高發展體驗、對組織信任、組織承諾、自我效能或發展體驗、對組織信任、組織承諾、自我效能高,或發展體驗、對組織信任、組織承諾、自我效能高的員工的工齡較長。 ● 學歷與其他變數都不相關,說明學歷高的員工並不必然具有較高的發展體驗、對組織信任、組織承諾、自我效能或創新行為。通過相關性分析,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結論:員工發展體驗、對組織信任、組織承諾與員工的創新行為均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係,即高發展體驗的員工,其對組織信任、組織承諾與員工的創新行為都較高。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員工接受發展體驗的程度越高,反映其個人能力在工作(或培訓)中得到提高,使員工的個人創新行為的提高。同時,根據社會交換與組織支援理論,員工接受發展體驗的程度越高,其對組織的承諾程度也越高;而員工的組織承諾越高,越能激發員工的創新行為。表1 變數的均值、標準差(S.D.)、α系数和皮爾遜相關係數變數 Mean S.D. α 1 2 3 4 5 6 7 8 9性別 1.51 0.50 -- 1.00 年齡 26.85 4.99 -- -0.17** 1.00 工齡 5.08 3.78 -- -0.12* 0.84** 1.00 學歷 14.34 2.42 -- -0.01 0.05 -0.13** 1.00 發展體驗 3.74 0.72 0.88 -0.09* 0.18** 0.20** 0.04 1.00 信任組織 3.45 0.75 0.92 -0.09* 0.15** 0.18** -0.01 0.52** 1.00 組織承諾 3.37 0.71 0.88 -0.10* 0.22** 0.22** -0.03 0.57** 0.69** 1.00 自我效能 3.78 0.72 0.89 -0.04 0.07 0.15** 0.01 0.48** 0.64** 0.47** 1.00 員工創新 3.61 0.71 0.91 -0.02 0.15** 0.18** 0.01 0.62** 0.59** 0.67** 0.51** 1.00 N=487;性別:1= 男性,2= 女性; *p<0.05,**p<0.01
  • 67田青,等  如何提升澳門青年的創新行為 ——自我效能的作用而自我效能與發展體驗、對組織信任、組織承諾與創新行為具有較高的相關性,說明員工的自我效能同樣影響著員工發展體驗、組織承諾與創新行為,所以不能忽視自我效能對其他變數的作用和影響。相關分析為之後結構方程分析中驗證組織承諾的仲介作用奠定了基礎。2.3.2 驗證性因數分析本研究首先利用 AMOS 軟體對多變數模型的區別效度進行了驗證性因數分析(CFA)。把研究假設的 4 因數模型(發展體驗,信任組織,組織承諾,員工創新)與其他可選模型進行了比較,具體為 : 三因數模型 1(兩個仲介變數信任組織與組織承諾進行合併),三因數模型 2(發展體驗與信任組織合併),三因數模型 3(發展體驗與組織承諾合併),二因數模型(發展體驗、信任組織和組織承諾合併),單變數模型(把所有因數進行合併)。驗證性因數分析結果顯示,本研究假設的 4 因數模型(X2[267.00]=404.35,C F I = 0 . 9 8 , I F I = 0 . 9 8 ,R M S E A = 0 . 0 3 3)相 比 三 因 數 模 型 1(X2[264.00]=569.07,CFI=0.96,IFI=0.96,RMSEA =0.049), 三因 數 模 型 2(X2[270.00]=662.15,CFI=0.95,IFI=0.95,RMSEA =0.055), 三 因 數 模 型 3(X2[270.00 ]=498.08,CFI=0.97,IFI=0.97,RMSEA =0.042),二因數模型(X2[266.00]=716.39,CFI=0.94,IFI=0.94,RMSEA=0.059, 和 單 因 數模 型(X2[266.00 ]=716.39,CFI=0.94,IFI=0.94,RMSEA =0.059),假設 4 因數模型資料的擬合程度更好。CFA 結果支援了研究的假設模型,說明本研究假設的 4 因數模型具有良好的區別效度。2.3.3 結構方程模型分析為了驗證假設 1,我們首先檢驗了發展體驗對創新行為的直接效應,在加入控制變數性別、年齡、工齡、學歷以後,發現兩者之間有著顯著的關係(β= 0.62,p< 0.001)。因此,假設 1 得到了驗證,即發展體驗對員工創新有直接的正向影響。下面我們將驗證信任組織和組織承諾的在發展體驗與員工創新間的仲介作用。 研究利用 AMOS 軟體,建立了一個基礎測量模型(Model 1)和 1 個比較模型(Model 2),對各變數間效應進行了驗證,結果如表 2 所示。Model 1,為基礎測量模型,包括了變數間所有假設,即,Model 1 包括發展體驗到信任組織、組織承諾的直接影響,從信任組織、組織承諾到創新行為的直接影響。 模型所有指標擬合程度均良好(發展體驗2[163.00]=433.60,CFI=0.96,IFI=0.96,RMSEA =0.058)。可選模型 Model 2 為完全仲介模型,即信任組織,組織承諾在發展體驗與創新行為之間為完全仲介。Model 2 的各項指標的擬合度(發展體驗2[164.00]=473.96,CFI=0.95,IFI=0.95,RMSEA =0.062),如表 3 所示,基礎測量模型 Model 1 擬合優度指標值要略好於雙仲介變數完全仲介模型Model 2,即信任組織和組織承諾在發展體驗與員工創新之間的起到部分仲介的效應,假設 4a、4b 得到支持。表 3 為 Model 1 和 Model 2 的標準化路徑係數表。由表中的資料可以得出發展體驗對信任組織(β= 0.78,p<0.001)和組織承諾(β= 0.42,p<0.001)有正向影響;信任組織對創新行為有正向影響(β= 0.50,p<0.001),組織承諾對創新行為有正向影響(β= 0.50,p<0.001),因此,假設2a、假設 2b、假設 3a、假設 3b 得到了支持。2.3.4 員工自我效能之調節作用调节效应的回歸分析是基於變數之間的線性關係,對變數之間預測的關係作進一步的分析、探討與運用。如表 4 所示,該回歸分析用以測量員工自我效能分別在員工組織的信任以及組織承諾與員工創新行為之間的調節作用。以員工創新行為為因變數。Model 1 測量的是自我效能在員工信任組織與創新行為之間的調節作用:員工信任組織與因量創新行為存在顯著正相關,標準化係數 0.31(p <0.001),R2 調整係數為 0.09(p <0.001);信任組織、自我效能與因量創新行為存在顯著正相關,標準化係數分別為
  • 68表2 仲介效應結構方程模型的比較Mediating Effect Model 發展體驗 d.f. X/d.f. GFI NFI TLI CFI RMSEAModel 1: 433.60 163.00 2.66 0.92 0.95 0.93 0.96 0.058Model 2: 473.96 164.00 2.89 0.91 0.94 0.93 0.95 0.062N = 487表3 模型路徑係數表結構路徑路徑係數Model 1 Model 2發展體驗→員工創新 0.39*** --發展體驗→信任組織 0.70** 0.73**發展體驗→組織承諾 0.70*** 0.72***信任組織→員工創新 0.14* 0.35***組織承諾→員工創新 0.37*** 0.53***N = 487,Standardized estimates;* p <.05,**p<0.01,***p<0.001;圖2 Model 1 和 Model 2 的結構方程模型結果N = 487,a: 為 Model 1 的標準化测量值;b: 括弧內的值為 Model 2 的標準化測量值;*** p < 0.001;**p < 0.01;* p <0.05表4 自我效能的調節效應因變數創新行為Beta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Model 5 Model 6控制變數年齡 -0.12** -0.12** -0.12** -0.14*** -0.13*** -0.12**教育程度 0.03 0.03 0.04 0.04 0.37 0.04△R2 0.10 0.10 0.10 0.01 0.01 0.01引數信任組織 0.31*** 0.23*** 0.21***組織承諾 0.32*** 0.24*** 0.20***△R2 0.10*** 0.10*** 0.10*** 0.10*** 0.10*** 0.10***調節變數自我效能 0.16*** 0.16*** 0.16** 0.15**△R2 0.02*** 0.02*** 0.02** 0.02**交互影響信任組織×自我效能 0.14***組織承諾×自我效能 0.14**△R2 0.02*** 0.20***N=487;* p <0.05,** p <0.01,*** p <0.001
  • 69田青,等  如何提升澳門青年的創新行為 ——自我效能的作用0.23(p <0.001)、0.16(p <0.01), R2 調整係數為分別為 0.09(p<0.001)、0.02(p <0.01);員工信任組織、自我效能以及其交互影響與因量創新行為存在顯著正相關,標準化係數分別為 0.21(p <0.001)、0.16(p<0.001)、0.14(p<0.01),R2 調 整 係 數 為 分 別 為 0.09(p<0.001)、0.02(p<0.01)、0.02(p<0.01), 證 明 假 設 3a、5a成立。Model 2 測量的是自我效能在員工組織承諾與創新行為之間的調節作用:員工組織承諾與因量創新行為存在顯著正相關,標準化係數 0.32(p<0.001),R2 調整係數為 0.10(p<0.001);員工組織承諾、自我效能與因量創新行為存在顯著正相關,標準化係數分別為 0.24(p <0.001)、0.15(p <0.01),R2 調整係數為分別 0.10(p<0.001)、0.02(p<0.01);員工組織承諾、自我效能以及其交互影響與因量創新行為存在顯著正相關,標準化係數分別為 0.20(p <0.001)、0.15(p <0.01)、0.14(p <0.01),R2 調整係數為分別為 0.10(p <0.001)、0.02(p <0.01)、0.02(p <0.01), 證明假設 3b、5b 成立。以上回歸分析結果證明自我效能分別在組織信任,組織承諾與員工創新行為之間起到調節作用。如圖 3 所示,員工自我效能越高,員工信任組織對員工創新行為的正向影響越強烈。即當員工有較高的自我效能的時候,員工的創新行為受到其信任組織的正向影響更為強烈。圖3 自我效能在信任組織與員工創新行為 之間的調節作用如圖 4 所示,員工自我效能越高,員工組織承諾對員工創新行為的正向影響越強烈。即當員工有較高的自我效能的時候,員工的創新行為受到其對組織承諾的正向影響更為強烈。圖4 自我效能在組織承諾與員工創新行為 之間的調節作用3 討論與建議創新行為是人類特有的能力。在現代社會中,人有了創新行為才會有進步,才能給社會帶來更大的價值。澳門的發展來自于人才的培養和進步,大力提升澳門青年的創新行為是實現澳門長遠發展至關重要的途徑。通過實證分析,我們可以將影響青年員工創新行為的重要因素歸納為:發展體驗、自我效能、組對織的信任以及組織承諾。當企業和青年員工都有意識地在“員工的發展體驗”、“員工對組織的信任”、“組織承諾”、“自我效能”等方面做出努力和改變,青年員工的創新能力才會更容易得到激發和培養,不僅有利於青年員工自身創新能力的提高,也有利於滿足企業發展過程中對創新人才的需求和培養。通過對所收集資料的相關性分析、驗證性因數分析、結構方程分析和回歸分析,本研究得到以下結論:3.1 影響澳門青年創新行為的因素——發展體驗員工創新行為的產生主要受到三個要素的影響:一是要有專業的知識,即從事某項工作領域的想過知識和基本技能;第二,要有創新行為的思維,他體現了一個人的想像力和解決問題的靈
  • 70活性;三是相應的激勵行為。而發展體驗就員工而言,不僅是組織為員工提供的提升員工技能的培訓,更是激勵員工產生創新思維的源泉與動力。發展體驗是組織為提升員工業務技能與創新思維的一項重要投資,它能夠使員工在原有工作的基礎上,嘗試和學習去完成對員工而言更有挑戰性的工作。而這種培養員工嘗試挑戰性工作的方式,能夠激發員工追逐更高層次的成就需求,產生更積極的工作結果,即員工的創新行為。企業應該為青年員工提供更多的發展體驗的機會,讓青年員工看到職業發展的機會,意識到自身責任的重要而變得更加有擔當。而青年員工應該要主動抓住企業提供發展體驗的機會,讓自己投入到新的崗位或者賦予更多的責任。3.2 影響澳門青年創新行為的因素——自我效能在先前的研究中研究者們驗證了創造力效能感對個體創新行為或創造力的重要作用,而且還在組織情境因素對個體創新行為或創造力的影響機制中扮演著重要的仲介或調節作用(Tierney & Farmer,2002[54];Mischel,2004[41])。 同 時,Mathieu,Gilson 和 Ruddy(2006)[34] 的探索性研究已發現創新支持感是創造力效能感的重要影響因素。但是,已有研究所關注的組織情境因素,有的側重於領導支持因素,有的側重於組織層面的氛圍因素,並未綜合考慮組織、主管和同事三方面的支持因素。更為重要的是,已有研究大多以一般個體(學生或一般員工)為研究物件,並未特別關注企業情境中的研發人員。基於以上分析,本研究將創造力效能感納入到組織支援感與員工創新行為的關係框架內,構建組織支援感→創造力效能感→員工創新行為影響機制模型,並提出假設。青年員工應該重視和信任企業賦予的各種學習和鍛煉的機會,力求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得高效而富有成果,從而在工作過程中不斷提高自我效能,當青年員工的自我效能得到提高,創新意識和動力會變得更加強烈,更加容易產生創新的想法,做出創新的舉動。3.3 影響澳門青年創新行為的因素——心裡授權(組織信任、組織承諾)3.3.1 員工組織信任在發展體驗與員工創新行為間的仲介作用員工與組織之間的信任對於組織發展無疑是至關重要的。信任不僅僅能夠促進團隊間的合作、促進上下級的良好溝通,更能夠增強員工與組織之間的凝聚力。而信任在發展體驗與員工創新行為之間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當組織為員工提供了超出員工的日常工作範圍的挑戰時,特別是對於員工職業發展有所幫助的發展機會時,員工自然能夠感受到組織對其工作能力的信任。員工受到組織信任,會更加積極認真對待工作,更願意想出新思路和新辦法為解決公司的困難出謀劃策。基於員工與組織之間的社會交換關係,由於公司對員工具有工作上的支援(如資源、晉升),員工會產生更強烈的組織信任,這種信任能夠積極地影響員工的創新行為。企業和員工應該是同呼吸,共命運的,企業應該注重對青年員工培育,給予他們發展成長的機會和平臺,增強年輕員工的歸屬感,以讓青年員工信任企業,樂於為企業攻堅克難。員工信任組織在發展體驗與員工創新行為之間起到部份仲介的作用。青年員工應該強化工作的責任意識,努力讓自己被企業所重視和信任。從資料分析結果顯示。員工對組織的信任在發展體驗與員工創新行為之間起到正向的作用。當員工對於組織的信任感越強時,組織給予員工嘗試挑戰性工作的機會越能激發員工個人的創新行為。3.3.2 組織承諾在發展體驗與員工創新行為間的仲介作用組織承諾是影響員工工作品質提升的重要原動力之一。組織承諾意味著員工對於組織的認同,願意為組織發展努力工作,並期待在自己的崗位上,持續地付出努力。組織為員工提供工作上的發展體驗作為對員工創新行為的培養與投資的同時,也意味著組織對員工工作能力的肯定與認同。
  • 71田青,等  如何提升澳門青年的創新行為 ——自我效能的作用員工感受到這種來自組織的更高層次的激勵的同時,基於社會交換理論,也會產生對組織的肯定與認同,包括願意為組織發展努力工作,在工作崗位上盡職盡責,從而產生了對組織的認同感。員工的組織承諾是一種正面的心理契約,它能夠促使員工在個人的工作崗位上積極地嘗試挑戰性的工作,運用組織提供的資源,進行個人的創新行為的工作。當員工對於組織的認同感和歸屬感越強烈時,員工則更加有意願發展個人的創新行為。企業應該營造良好的組織承諾的氛圍,對於青年員工的組織承諾,如:晉升、獎金等方面的承諾,企業應該以制度的形式保證落實。青年員工也應該從積極參與企業所提供的發展體驗機會,在工作中貢獻自己的才華和價值,為企業實現組織承諾履行相應的職責和義務。組織承諾在發展體驗與員工創新行為之間起到部份仲介的作用,從資料分析結果顯示,組織承諾在發展體驗與員工創新行為之間起到正向的作用。即組織讓員工嘗試挑戰性的工作、賦予員工職業上的發展體驗時,員工對於組織的承諾感越強烈,員工進行個人創新行為的積極性也越強。4 未來研究建議本研究通過對發展體驗、信任組織、組織承諾以及員工創新行為幾個變數進行建模,分析它們之間的關係。未來的研究方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去發展:本研究從員工個人的成長與發展的角度出發,研究與探討了發展體驗與員工創新行為的關係。未來的研究應當試圖分別從員工個人層面、組織層面、外界環境層面、內部心理層面去探究影響員工創新行為的因素,並試圖進行跨層次交互作用的分析。結合研究樣本的實際情況,試圖將理論與實際相結合,探究更為全面的員工創新行為的影響因素。其次,本研究根據對以往文獻的總結,將組織信任與組織承諾作為仲介變數,探討了該仲介變數在發展體驗與員工創新行為之間的關係。在未來的研究中,應當試圖考察自我效能在發展體驗與創新行為之間的仲介作用,以及員工信任組織、組織承諾的調節作用,亦可引入其他仲介變數來探討發展體驗與員工創新行為之間的關係。鑒於有理論支持信任和組織承諾之間的關係,在涉及這兩個變量的研究中,應考慮兩者之間的實證關係。參 考 文 獻[1] 澳門教育暨青年局. 澳門青年政策(2012-2020).[EB/OL] http://portal.dsej.gov.mo/webdsejspace/internet/Inter_main_page.jsp?id=37391[2] 顧遠東,彭紀生. 組織創新氛圍對員工創新行為的影響: 創新自我效能感的仲介作用. 南開管理評論,2010: 30-41.[3] 蘇方國,趙曙明. 組織承諾,組織公民行為與離職傾向關係研究. 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05,26: 111-116.[4] 楊晶照,楊東濤,趙順娣,姜林娣. 工作場所中員工創新的內驅力: 員工創造力自我效能感. 心理科學進展,2011,19: 1363-1370.[5] 傅永剛,張健東. IT 行業員工組織承諾與組織公民行為關係研究. 管理评论,2007,10:37-42. [6] Allen, N. J, Meyer, J. P. The measurement and antecedents of affective, continuance and normative commitment to the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psychology, 1990, 63: 1-18.[7] Argyris, C., & Schon, 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 theory of action approach. Reading, MA: Addision Wesley. 1978.[8] Amabile, T. M., Conti, R., Coon, H., Lazenby, J., Herron, M. Assessing the work environment for creativity.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6, 39: 1154-1184.[9] Anderson, N., De Dreu, CK., Nijstad, B. A. The routinization of innovation research: A constructively critical review of the state‐of‐the‐science.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04, 25: 147-173.[10] Athos, A. G., Gabarro, J. J., Holtz, J. L. Interpersonal behavior: Communication and understanding in relationships. Prentice-Hall, 1978.[11] Avolio, B. J., Zhu, W., Koh, W., Bhatia, P.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Medi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moderating role of structural distance.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04, 25: 951-968.[12] Bachmann, R., & Inkpen, A. C. Understanding institutional-based trust building processes in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 Organization Studies, 2011, 32(2), 281-301[13] Baker, P. G. Framework for action on inter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collaborative practice. 2010. [14] Bakker, A. B., Demerouti, E. The job demands-resources model: State of the art. Journal of managerial psychology, 2007, 22: 309-328.[15] Bakker, A. B., Demerouti, E., Euwema, M. C. Job resources buffer the impact of job demands on burnout.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 2005, 10: 170.[16] Bandura, A. Self-efficacy: toward a unifying theory of behavioral change. Psychological review, 1977, 84: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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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3田青,等  如何提升澳門青年的創新行為 ——自我效能的作用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7, 40: 82-111.[56] West, M. A., & Farr, J. L. Innovation at work: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Social Behaviour. 1989. [57] Zhou, J., George, J.M. Awakening employee creativity: The role of leader emotional intelligence.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2003, 14:545-568.[58] Zhou, J., & George, J. M. When job dissatisfaction leads to creativity: Encouraging the expression of voi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1, 44(4), 682-696.校園活動2014/2015學年第二學期校園活動一覽表序號 日期 活動形式 主題 主講人/參與者 主辦單位1 1月12日 知識競賽中醫藥學院第四屆“華佗杯”本科生 中醫藥基礎理論知識競賽中醫藥學院本科學生 中醫藥學院學生會2 2月4日 傳播與藝術名家系列講座 十九世紀繪畫中的澳門歷史城區 特區政府文化局吳衛鳴局長 人文藝術學院3 3月2日15週年校慶系列活動之 亮燈儀式啟動校慶月系列活動 校董會、校領導及全校師生 大學43月16日 -17日2015校園招聘會來自粵、港、澳118家企業與機構擺設 攤位;36場就業講座1800多名應屆本科生及600多名应届 研究生創業就業發展中心5 3月17日 学术座談會 水域管理與澳門可持續發展展望 珠澳兩地相關專家學者 社會和文化研究所6 3月19日 校慶系列活動之法制論壇 兩岸四地法制論壇:2015•澳門兩岸四地高校及法、檢院相關 專家學者法學院73月19日 -21日校慶系列活動之學術 研討會高等教育教與學轉型中的文化思考 兩岸四地高校專家學者 國際學院83月21日 -22日“中華.青年.未來” 高校大學生領袖研習會以“弘揚中華文化”為宗旨,主題探討:儒家文化中的道德因素對當代大學生道德的影響;兩岸四地41所大學的80位學生會領袖 澳科大學生會9 3月24日 校慶系列活動之高峰論壇2015傳播周:數字時代的視覺傳播: 法規、倫理及其他兩岸四地專家學者/本校師生人文藝術學院主辦澳門傳播學會協辦10 3月25日“澳門金融創新研究 中心” 揭牌儀式澳科大與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共建 “澳門金融創新研究中心”:緊貼澳門社會和金融市場需求,攜手開展金融創新人才培養和學術研究澳科大校領導及商學院領導;中銀 澳門分行各級領帶;相關專業師生澳科大、中銀澳門分行共同舉辦11 3月26日頒獎典禮暨專家講座 及發佈會澳科大第四屆“校訓盃”讀書徵文大賽頒獎典禮;中科院院士許智宏教授專題講座:科技倫理和科學家的社會責任;“校訓杯”征文集發佈會中科院院士、原北大校長、澳科大榮譽博士許智宏教授/校、院各級領導、全校師生通識教育部、人文 藝術學院、圖書館 聯合主辦12 3月27日15週年校慶系列活動之 與榮譽博士座談會與榮譽博士真情對話:勇於探索積極人生朱道本、許智宏、薛其坤三位中科院 院士/校領導及300余師生大學13 3月27日15週年校慶系列活動之 榮譽博士學位頒授典禮頒授榮譽博士學位予五位世界傑出科學家中聯辦、特派員公署、特區政府领导 及全校師生大學14 4月2日校慶系列活動之 學術研討會全球檔案中的澳門 兩岸三地專家學者 社會和文化研究所15 4月15日 青年論壇世界青年創業論壇 2015 - 澳門站: “跨越國際•共創新機”兩岸四地相關專家、高校青年學生 與澳門青年澳門青年聯合會、 澳科大創業就業 發展中心聯合主辦16 4月26日 音樂會 小提琴獨奏音樂會 澳門樂團小提琴家王灝先生 大學藝術團17 5月6-7日 國際學術研討會金磚國家組織機制化進程與澳門平臺角色研究金磚五國與本澳專家學者 社會和文化研究所18 5月8日 學術講座 經濟結構調整與增長動力轉換著名經濟學家、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李稻葵教授/澳科大師生、澳門經濟學會、本澳多家銀行代表商學院19 5月 校園創業系列活動園創業課程;校園創業計劃書比賽;校園創業攤位比賽;科大印記-紀念品設計大賽应届本科及研究生毕业生澳科大創業就業 發展中心20 5月14日 發佈會 澳門社會和文化基礎研究成果發佈 兩地相關專家學者 社會和文化研究所21 5月19日 發佈會 2015中國(澳門)城市競爭力發佈 兩地有關專家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聯合澳科大社會和文化研究所主辦
  • 74第 9 卷 第 1 期 澳 門 科 技 大 學 學 報 Vol.9 No.12015 年 6 月 30 日 Journal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une 30, 2015 我國財產保險公司償付能力預警模型研究熊逸柳1,伍向豪2*(1.長沙金融業聯合會專委會工作部,長沙;2.澳門科技大學商學院,澳門)摘要: 保險公司作為我國金融業的“四大支柱"之一,其經營穩定性對國民經濟穩定發展具有重要影響。近年來,隨著保險行業的不斷創新與發展,保險公司所面臨的風險也更加複雜多樣,償付能力不足狀況時有發生。本文搜集了2009~2012年24家中資財產保險公司的財務數據,結合國內外償付能力預警研究及我國償付能力監管指標,選取了10個影響償付能力的因素作為預警指標。首先將財產保險公司按照償付能力充足率是否達到100%分為兩類通過面板數據Logistic回歸模型進行分析,發現再保險率對償付能力充足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之後,將財產保險公司按照償付能力充足率是否達到100%分為兩類,運用R軟件中的Rattle包進行決策樹和隨機森林的預警模型構建,都顯示出了很好的預測效果,但隨機森林模型的泛化能力更強。繼而,依據現實情況將保險公司分三類監管的要求,本文又構建了三分類隨機森林模型,對測試數據的預測準確率達93.75%。關鍵詞: 財產保險公司;償付能力預警;決策樹;隨機森林;固定效應模型The Study of Insolvency Prediction Models for Chinese Property Insurance CompaniesYiliu XIONG1, Shianghau WU2*( 1. Executive Department of Professional Committee, Changsha Financial Association, Changsha, China;2. School of Business,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China )AAstractt: As one of the “four pillars” in Chinese financial industry, insurance companies have the essential influence on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With the growth of insurance industry, its external risk has become a more challenging problem, and the insolvency issue occurs. In this paper, financial data of 24 Chinese property insurance companie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year 2009 to 2012.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past study of insolvency prediction and the solvency regulatory indices, 10 factors that had impact on insolvency were selected as relative variables. Then the result of Panel Data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showed reinsurance raio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solvency. In order to make the classification analysis, property insurance companies wer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depending on whether its solvency ratio reached 100%. The Rattle package in R was applied to build Decision Trees and Random Forests Model, which all showed satisfied prediction results, but the generalization ability of Random Forests was better. Then, referring to the actual regulatory requirement, property insurance companies were grouped into three classes to construct a Random Forest Model, the accuracy of prediction of this model is 93.75%. eyyordst: Property insurance company; Insolvency prediction; Decision Trees; Random Forests; Fixed Effect Model收稿日期:2015-03-16;修訂日期:2015-04-22。* 通訊作者:伍向豪,男,博士,澳門科技大學商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經濟學、管理學。E-mail: shwu@must.edu.mo,Tel:(853)88972399
  • 75熊逸柳,等  我國財產保險公司償付能力預警模型研究0 引言保險公司是經營風險的企業,需要時刻應對各種災害事故的發生。償付能力代表公司履行賠償或給付責任的能力,理論上只要保險公司資產超過負債,並且外部環境基本穩定,償付能力不足的問題就不會出現。但在現實情況下,除去外部環境變化難以估量,保險公司的資產價值、負債額度和賠付時間都具有不確定性。雖然我國目前暫未出現保險公司破產的情況,但償付能力不足問題時有發生。並且隨著保險行業的不斷創新與發展,外資公司的大量湧入,我國保險公司在面臨前所未有的發展機會的同時,所面臨的風險也更加複雜多樣。雖然我國已建立起償付能力監管指標體系,但由於其包含多類別監管指標,且發佈時間較長,不能及時和突出地反映保險公司償付能力惡化的關鍵因素。因此根據我國保險市場的實際情況,評價分析能集中反映償付能力變化規律的影響因素,從而構建一個有效的償付能力預警模型,具有促進保險業長期穩定發展的重要意義。1 文獻綜述1.1 償付能力保險公司的償付能力是指保險公司資產負債表中一定時期內資產與未決負債間的差額,主要包括資本金、總準備金以及未分配盈餘 (王偉,2004)[1]。國際保險監督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Supervision,IAIS)(2007)對償付能力的解釋更具有概括性:“償付能力是在任何時間內保險公司都能滿足其所有合同義務(負債)的能力”。由於保險業務風險的特殊性,很難保證償付能力的充足性,所以為了使償付能力定義更具操作性,應該明確例如已承保業務(基於破產清算或停止營業)和未來新業務(基於持續經營)這兩種不同情景下資產滿足索賠的適當性。此外還應考慮保險公司的業務規模和性質、擬採用的時間跨度、和償付能力不足的可接受概率[2]。保險公司償付能力的具體衡量是資產超過負債的部分。如果在經營過程中實際賠付與預期相符,則保險公司僅需要維持與未決負債相等的資產數量即可,歐盟償付能力Ⅱ(2009)將此數額延伸定義為“技術準備金數額”,即保險公司將其現有保險或再保險合同義務在當時轉移所需支付的數額。但正是因為保險業務風險發生的不確定性,可能導致實際經營過程中發生的損失大大超於預期,發生巨額賠付或者投資收益偏離目標等,所以保險公司應在技術準備金數額之上,擁有一定數量的資產作為“緩衝器”,即償付能力額度,才能使保險公司承受住不可預見的損失[3]。在 2008 年頒佈的 1 號令《保險公司償付能力管理規定》中,我國保監會將償付能力定義為“保險公司償還債務的能力”[4],具體包括兩項資本要求:第一項是最低資本要求,有助保險公司應對資產、承保等風險對償付能力的不利影響,財險公司應具備的最低資本為非壽險保障型業務最低資本和非壽險投資型業務最低資本之和;第二項是實際資本要求,是指依據保監會的規定所確認的資產與負債的差額。實際資本要大於最低資本才可以保障經營的穩定與安全,具體監管規定實際資本與最低資本的比率,即償付能力充足率,不低於 100%。1.2 保險公司償付能力研究綜述1.2.1 多變量判別分析從 20 世紀 70 年代開始,多變量判別分析法(Multivariate Discriminant Analysis,MDA)開始成為預測保險公司償付能力的常用方法。Trieschmann 和 Pinches(1973)最先採用此方法,選取 1966 ~ 1971 年間財險公司的 6 個財務指標作為變量,通過計算每家公司分值判別財務狀況,準確率達 94%。[5] 之後,Pinches 和 Trieschmann(1974)又選取了 70 個財務指標作為變量,對單變量分析法和 MDA 進行了判別償付能力有效性的比較,結果發現不同模型的有效判別變量存在差異,並且 MDA 的預測效果較好 [6]。鑒於 MDA 的運用基於嚴格的假設條件限制了
  • 76模型的使用範圍,其他參數及非參數模型也逐漸被嘗試應用於保險公司償付能力預測,各類模型的有效性也常常被進行比較。Harrington 和 Nelson(1986)使用回歸分析方法分析了保險公司保費公積金比率和資產組合、產品結構及其他特徵間的關係,找出行業的正常標準,通過觀察各公司是否偏離此標準來進行償付能力狀況識別[7]。Ambrose 和 Seward(1988)運用 MDA、財務比率法對財險公司償付能力進行預警,再把兩種方法合併代入事前概率多變量判別分析法,比較三者的預測能力,結果顯示事前概率多變量判別分析法的效果最好[8]。 呂長江等人(2006)通過使用 MDA 模型與Logistic 回歸模型,從 8 個維度(保險公司規模;基於費用率、應收率和賠付率的成本;槓桿;分出保費占保費收入比例公司性質;公司性質;流動資產增長率和流動比率;未決賠款準備金提取與轉回比例;淨資產收益率和利潤構成特徵)對29 家保險公司進行償付能力惡化的預測效果的實證檢驗,結果表明兩種模型對償付能力的惡化前1 ~ 2 年均能有效預測,但由於兩類錯誤估率的不同,MDA 要優於 Logistic 回歸模型 [9]。1.2.2 Logistic回歸模型分析BarNiv 和 Hershbarger(1990)搜集了 1979 ~1980 年 31 家被全美保險監督官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Commissioners,NAIC)優先監管的人壽保險(以下簡稱壽險)公司數據,運用了 MDA、非參數分析法和 Logistic 回歸模型進行償付能力預測分析,結果顯示後兩種方法的判別效果更好[10]。 Lee 和 Urrutia(1996)利用 Logistic 回歸模型和 Hazard 模型預測財險公司償付能力,識別顯著影響變量,分析結果顯示,Hazard 模型能識別更多顯著影響變量,Logit 模型和 Hazard 模型的預測效果幾乎相同,因此模型組合對保險公司償付能力預測更準確[11]。占夢雅(2005)通過因數分析,指出 2003 年保監會頒布的 1 號文件中影響償付能力充足率的監管指標之間存在高度相關性,認為我國監管指標設計不合理,因此四個以下獨立的指標值超出正常範圍的公司可能比四個廣義上高度相關的指標超出正常範圍時的公司更值得關注。Logistic 模型的回歸分析結果表明毛保費規模率、資產負債率和資產認可率對償付能力充足率有顯著統計意義,但由於 1號文件定義的償付能力充足率對業務增長帶來的影響、資金運用帶來的風險等敏感性不強所以其他指標對其沒有顯著影響[12]。周晶晗和趙桂芹(2007)應用 Logistic 回歸模型,發現財務比率營運槓桿、毛保費規模比率、財務槓桿、再保險攤回率、準備金差異比淨值、準備金變動率這 6 項因素對財險公司財務狀況具有顯著影響,再利用事前概率與預測概率判別財務狀況異常的公司,結果證明預測的正確率均在75% 以上,但以事前概率為受檢值預測異常公司的發生概率更為合理[13]。1.2.3 其他模型分析Kim 等人(1995)鑑於靜態的分析模型很難反映保險公司償付能力的動態變化規律,故採用動態統計學方法,即事件史分析法,來研究在一段時期內影響償付能力的各變量的變化過程,從而掌握保險公司由償付能力充足到失去償付能力的變化規律[14]。隨著資訊技術的發展與提高,人工神經網絡(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ANN)逐漸開始被應用,由於其無嚴格的假設限制且不需要強調一個特定的函數形式,對於償付能力預測有其獨特的優勢。例如 Brockett 等人(1994)應用神經網絡中的反向傳播(Back-propagation,BP)法以1991 年及 1992 年美國償付能力不足的財險公司為樣本,進行財務異常的預測分析,結果發現該模型整體辨識率為 89.3%,此結果比 MDA,A.M. Best 評級和 NAIC 的保險監管資訊系統(Insurance Regulatory Information System,IRIS) 的 預 測 結果都要好[15]。之後,Brockett 等人(2006)又進一步運用 BP 和學習向量量化(Learning Vector Quantization,LVQ)法與 MDA,Logistic 回歸分
  • 77熊逸柳,等  我國財產保險公司償付能力預警模型研究析進行預測壽險公司償付能力比較,發現前兩種方法預測效果更優[16]。毛宏(2001)採用多元統計控制方法和指數加權法對保險公司的 5 個財務和經營績效指標進行了綜合評價並得出評價值,進而根據統計差別標準判斷公司是否出現異常,以此對償付能力進行預警監控[17]。粟芳和俞自由(2001)利用灰色關聯分析,對影響我國非壽險公司償付能力的內外部因素進行實證研究,結果顯示內部因素的關聯度要大於外部因素,因此認為公司內部經營管理有序是償付有力的主要保障。由於各內部影響因素中再保險率對償付能力影響最大,其次為流動性風險、公司營業管理風險等,所以建議非壽險公司應該充分利用再保險工具,保持較高的資產流動性和資產收益率[18]。施建祥和韓雪(2008)運用決策樹模型對財險公司分別進行了提前兩年和提前三年的償付能力預測,發現對償付能力充足的預測準確率都在 78% 以上,對償付能力不足的預測準確率都在85% 以上。接著運用信號—噪音比差方法對預測指標的資訊含量進行排序,結果顯示認可資產負債率、速動比率、應收保費率等指標對償付能力影響較大[19]。尚穎等人(2011)運用三元模型分析方法,即有序響應模型,根據公司規模、資本結構、經營風險、資金運用和成長能力 5 個方面的 7 項指標建立模型,進行我國財險公司償付能力預警機制研究,結果顯示,預測的準確率能達到 85% 左右[20]。1.3 尚待解決問題以往的償付能力預警研究數據基本來自《中國保險年鑒》,但由於其披露的財務報表仍有一些資訊缺乏,大部分保險公司又未公佈每年償付能力充足率,因此對償付能力充足率基本採取按照保監會的要求做的近似計算,可能影響預警模型的有效性。本文嘗試建立的預警模型是基於各家財險公司 2009 ~ 2012 年公佈的償付能力充足率數據及財務數據,預測結果更符合實際,對目前情況下的保險公司更有借鑒性。此外,以往研究多採用主流預警模型,或再結合其他方法。本文嘗試採用極少應用於償付能力預測的決策樹模型,並且首次應用隨機森林模型進行償付能力預警的實證研究,在對償付能力預警的同時挖掘其重要性影響因素,力求為我國償付能力研究提供新的思路。2 我國保險企業償付能力監管自我國於 1979 年恢復國內商業保險業務以來,保險業經歷了跨越式的發展過程,償付能力監管也經歷了起步、以市場監管為主、市場行為監管與償付能力監管並重、以償付能力監管為核心等階段(江生忠,2007)[21]。1985 年國務院頒布的《保險企業管理暫行條例》規定了人民銀行作為國家保險管理機關、保險企業設立的要求、保險公司應當具有最低償付能力並需提存準備金、以及再保險等方面的內容,但並未規定償付能力評估細則及對未滿足要求的保險企業的監管處罰,存在很大的局限性[22]。1995 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以下簡稱《保險法》)作為我國保險監管工作的基本法,涉及的內容廣泛了許多,規定保險公司應當具有與其業務規模相適應的最低償付能力,我國開始進入市場行為監管與償付能力監管並重階段;1998 年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成立,由國務院授權履行行政管理職能,依據國家法律法規統一監管保險市場;2001 年,保監會頒布的《保險公司最低償付能力及監管指標管理規定》是我國第一份比較系統全面的關於償付能力監管的保險規章[23]。2002 年修訂的《保險法》把加強償付能力監管作為重點,逐步放鬆對市場行為監管,其中第 108 條規定:“保險監督管理機構應當建立健全保險公司償付能力監管指標體系,對保險公司最低償付能力實施監控。”2003 年保監會頒布的 1 號文件《保險公司償付能力額度及監管指標
  • 78管理規定》完善了償付能力預警指標體系,提出了對償付能力不足公司按償付能力充足率 30% 和70%“分類指導”的監管措施 [24];2007 年 7 月,中國保險業償付能力監管標準委員會成立,對我國保險公司償付能力監管標準研究制定過程中的重大技術問題提供諮詢。2008 年 9 月正式實施的1 號令《保險公司償付能力監管規定》,著重建立以風險為基礎的動態償付能力監管機制,引入資本充足率概念,不再設置償付能力監管指標,根據保險公司償付能力狀況分為“不足類公司”、“充足Ⅰ類公司”、和“充足Ⅱ類公司”,實施分類監管[25]。2013 年 5 月 15 日頒布的《中國第二代償付能力監管制度體系整體框架》借鑒了國際通行的“三支柱”整體框架,並結合我國保險業的實際情況,建立了外部償付能力監管與公司內部償付能力管理之間的激勵相容機制,作出了對保險公司的資本要求從規模導向朝風險導向轉變。第一支柱定量資本要求保險公司和監管機構通過可靠的技術手段識別和量化經營過程中長期穩定存在的各類風險,具備與其風險相適應的資本;第二支柱定性監管要求保險公司和監管機構採取措施防範如操作風險、戰略風險、聲譽風險、流動性風險等難以量化的風險;第三支柱市場約束機制是通過保險公司和監管機構對外資訊披露,以市場的約束力對保險公司的風險進行監督和防範。3 研究方法3.1 決策樹及隨機森林相關理論概述3.1.1 決策樹決策樹屬於機器學習方法,可用來進行數據的分類預測。其生成過程就是通過對一組無序、無規則的樣本數據集不斷進行分化,推導出分類規則。決策樹的優點在於:生成的結果清晰、直觀,每條分支都有一條明確的分類規則,解釋性強;無需假設先驗概率分佈,適用於各類大小的數據集,有很好的靈活性。該模型在各領域都有廣泛的應用,但在保險公司償付能力方面僅有施建祥和韓雪(2008)結合運用了決策樹和信號—噪音比差方法,進行償付能力不足的預測和識別影響償付能力的主要因素[26]。Rattle 中採用的是傳統的演算法,建立在資訊論基礎上。以圖形展示的決策樹通常是倒置的樹形結構(如圖 1)[27],即根(Root)在最頂端,隨後單一的枝幹在節點(Node)被分為兩條或更多的分支。分支的原則是資訊增益(Information Gain),目的是使經過分支後的子數據集較原數據集對於最終目標類別的同質性在最大程度上增加,所以在節點處,要從多個屬性中選擇出一個資訊含量最大的屬性,並且從該屬性的眾多取值中選擇一個最佳的分割閾值對枝幹進行劃分。之後再根據接下來節點選擇的最優分裂屬性和分割閾值,每條分支又進一步遞歸劃分,直到到達葉(Leaf)——最終的節點——得到分類決策。本文中的預警指標就是決策樹內部節點處的屬性,被選出的最優分裂屬性決定分支的走向,償付能力充足率就是葉節點處所要劃分的類別。圖1 決策樹結構資料來源:Graham Wlliams.2011.Data mining with Rattle and R: The art of excavating data for knowledge discovery[M].Springer.pp.206.該演算法中有個重要的概念—熵(Entropy),原指體系的混亂程度,在此則意味著樣本數據集中的被觀測數據相對於目標分類結果的不純度。以兩個目標分類結果為例,如果被觀測數據都歸屬與同一分類結果,則數據集不存在不純度,即熵為 0,也就意味著無需進行進一步分類;如果被觀測數據相同程度地分佈於兩個分類結果,那麼
  • 79熊逸柳,等  我國財產保險公司償付能力預警模型研究數據集的不純度最大,熵為 1,需要最多資訊對數據集進行分類。樣本數據集(D)對於分類的熵的表達式(或對該樣本分類所需要的期望資訊)為 :Info(D)= – p1*log2(p1)– p2*log2(p2) 式中:p1 和 p2 分別是 D 中屬於兩個類別的比例。當測試屬性(X)被用於將 D 進行分類後,數據集被分為 D1 和 D2,此時 D=D1 ∪ D2,則兩個分支加權平均的熵(或期望資訊)為:Info(D,X)= Info(D1) + Info(D2)將原數據集的熵與上述分支的熵相比較,即可得到分裂屬性的資訊增益量為:Gain(D,X)= Info(D)– Info(D,X)在某些情況下,由於樣本數據中的每個屬性都被詳細地加以考慮,所以形成的決策樹可能比較龐大,會產生過擬合問題。因此要考慮對決策樹進行剪枝,減輕複雜性,使其保留重要屬性的劃分,從而提高其對樣本外數據預測的準確性。3.1.2 隨機森林隨機森林是以決策樹為基本分類器的一種組合學習方法。隨機森林的形成過程就是各棵決策樹的形成過程,但更具隨機性。每棵決策樹的訓練樣本數據集的選取是根據 Bagging 集成學習理論,採取從原始樣本數據集中有放回地隨機抽取其中約 2/3 的數據,分別組成多個與原數據集大小相同的訓練樣本數據集,另外未被抽取的約 1/3 的數據則為袋外數據用來估計隨機森林的泛化誤差界;對最優分裂屬性的選取是根據隨機子空間方法,在節點處從全部屬性裡等概率隨機抽取一個固定數量的屬性子集,再從此子集中選一個最優屬性;最後的分類決策是依據每棵決策樹的分類結果取眾數決定(董師師 等,2013)。由於各決策樹相互獨立,因此隨機森林的訓練可通過並行處理實現,將模型生成的效率大大提高。因隨機森林包含多棵決策樹並且不會對決策樹進行剪枝,所以在對噪聲有較好的容忍性的同時,形成的模型更為穩定及準確,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單棵決策樹可能出現的過擬合導致泛化能力較弱的問題。其次,它對目標類別分佈不均的樣本數據也能進行較好的處理,比較符合目前我國保險公司償付能力的實際分類情況——償付能力充足的公司遠多於不足的公司。此外,隨機森林還能在進行分類的同時,對各屬性的重要性進行評估,因此有利於本文瞭解決定償付能力充足或不足的重要性預警指標。隨機森林在國外發展較快,近幾年國內也有一些學者採用此方法在不同領域進行了研究。在經濟和管理領域,林成德和彭國蘭(2007)運用了隨機森林來選擇能有效體現企業信用狀況的指標,實驗證明使用以此確定的指標體系建立的隨機森林評估模型的預測準確率更高[28];方匡南等人(2010)發現用隨機森林預測我國基金超額收益率方向的結果較自回歸移動平均、隨機遊走、支援向量機方法要好[29]。江鋒(2012)選取了2000 ~ 2008 年 116 家有財務舞弊行為的上市公司數據,用隨機森林對篩選後的變量進行模型建立,預測效果較好。目前尚未有學者採用隨機森林方法對保險公司償付能力進行研究[30]。3.2 財險公司償付能力主要影響因素分析及預警指標選取通過對相關文獻的總結,保險公司的內因及外因均可能對其償付能力造成影響。外部因素主要包括:(1)宏觀經濟狀況,一般而言,在經濟環境向好的情況下,保費收入會有所增加,賠付相對較少,償付能力提高,反之亦然;(2)通貨膨脹,會降低資產價值,提高實際賠付額,因此可能降低償付能力,但在適度通貨膨脹的情況下,保險公司的投資收益及利潤水準會增加,可能提升償付能力;(3)政策變化,包括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行業政策、會計準則等等;(4)自然環境,災害會造成賠付額的增加,降低償付能力,但由於其發生的時間和程度難以預測,對償付能力的影響程度也難以衡量;(5)行業狀況,包括保險業整體發展水準與競爭狀況。由於外部因素一般對償付能力的產生綜合影響作用,過於複雜,難以通過某一具體指標衡量,因
  • 80此外部因素不被納入本文預警模型的考慮範圍之內。內部因素主要概括為以下幾點:(1)資本金:是保險公司得以設立和運作的基礎,用於營業的擴展和償付能力的維持,通常資本金越充足,償付能力就越好。本研究參考胡曉花(2014)採用所有者權益比率作為衡量指標(X1),對償付能力有正向影響 [31]。(2)資產結構:影響保險公司長期償付能力,本文參考張昌磊( 2009)採用毛保費規模率作為衡量指標,反映公司資本對其承保責任的保障程度(X2),對償付能力有正向影響 [32]。(3)短期償債能力:保險行業屬於高負債行業,特別是財險公司的負債期限相對較短,流動資產規模的大小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公司及時進行賠付以保護投保人的能力。本文參考劉暢(2004)採用資產流動率和流動比率作為衡量指標(X3,X4),資產流動率及流動比率越高,償付能力越強,因此有正向影響[33]。(4)賠付狀況:賠付問題在保險公司在厘定保險費率時就已經根據經驗進行了考慮,但若發生了預期以外的賠付會增加現金流出,從而削弱償付能力。本研究參考楊燁華(2014)採用賠付率(X5)作為衡量指標,賠付率越高,償付能力越低,因此和償付能力呈負向影響。(5)業務發展狀況:保費收入的不斷增長是保險業務蓬勃發展的一個主要體現,其可增加公司的現金流入,必然會使保險公司的償付能力提升,但是保費收入增長必須與資本金相適應,最新修訂的《保險法》第一百零二條規定“經營財產保險業務的保險公司當年自留保險費,不得超過其實有資本金加公積金總和的四倍。”以防止保險公司承擔過大風險。本研究參考劉超群(2012)採用自留保費增長率作為衡量指標(X6),自留保費過高會增加保險公司的經營風險,降低償付能力,對償付能力有負向影響[34]。(6)經營管理水準:具有較高經營管理水準的保險公司運作效率高,從而提升償付能力。本文參考胡曉花(2014)採用應收保費率作為衡量指標(X7),此比例越高,壞賬準備和和管理費用的也會相應提高,導致償付能力減弱,因此對償付能力的影響為負向[31]。(7)盈利能力:盈利能力越強,保險公司留存收益增加的可能性就越大,償付能力也就越強。本文參考王艷等人(2010)採用權益淨利率和總資產淨利率作為衡量指標,對償付能力有正向影響[35]。(8)再保險:使保險公司的業務得以拓展,在獲得部分收入的同時轉移了相應的承保風險,降低償付能力不足的風險。本文參考徐國祥等人(2008)以再保險率作為衡量指標,依據文獻,再保險率對償付能力有正向影響[36]。(9)其他因素:準備金,保險公司為了在將來履行賠付責任,必須將保險費的大部分按照精算要求和監管部門規定提取責任準備金,如提取不足會影響償付能力;投資收益,是保險公司利潤來源之一,有助提升償付能力,但目前我國保險公司投資管道有限,投資收益並不可觀;各類風險,如道德風險、流動性風險、戰略風險等。現匯總本文採用的償付能力預警指標於表 1。表1 償付能力預警指標代碼 指標名稱 公式X1 所有者權益比率 所有者權益/總資產X2 毛保費規模率 (保費收入+分保收入)/所有者權益X3 資產流動率 流動資產/總資產X4 流動比率 流動資產/流動負債X5 賠付率 賠付支出/保費收入X6 自留保費增長率(本年度自留保費收入-上年度自留保費收入)/上年度自留保費收入X7 應收保費率 應收保費/保費收入X8 權益淨利率 淨利率/平均所有者權益X9 總資產淨利率 淨利潤/平均總資產X10 再保險率 分出保費/(保費收入+分入保費)Y 償付能力充足率 根據各保險公司披露的年度報告獲得3.3 數據收集和處理本文通過對中國保險行業協會公佈的保險公司的年度資訊披露報告及《中國保險年鑒》公佈
  • 81熊逸柳,等  我國財產保險公司償付能力預警模型研究的財務數據整理計算,獲得樣本期 2009 ~ 2012年度預警指標和償付能力充足率數據。由於某些指標的計算需要用到 2008 年財務報表數據,因此本研究選取 2008~ 2012年度有完整財務報表,並且在此期間無重大事項(如被監管、改組等)的 24 家中資財險公司組成樣本公司,樣本公司名單詳見附錄。應變數與自變數的描述統計如表2:表2 各變數的描述統計變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Y 2.901 2.864 – 1.447 17.780X1 0.279 0.146 0.016 0.7502X2 3.935 7.126 0.370 66.088X3 0.389 0.197 0.102 0.8736X4 0.617 0.455 0.170 2.636X5 0.435 0.108 0.166 0.689X6 0.681 3.714 – 1.568 36.279X7 0.030 0.036 0.0007 0.234X8 0.037 0.475 – 3.898 1.258X9 0.017 0.042 – 0.102 0.156X10 0.116 0.063 0.0096 0.2966按照保監會 2008 年頒布的第一號令《保險公司償付能力管理規定》中保險公司根據其償付能力狀況分為“不足類公司”(償付能力充足率低於 100%)、“充足類 I 公司”(償付能力充足率在 100% 到 150%)、以及“充足類 II 公司”(償付能力充足率高於 150%),本文首先將樣本公司中實際償付能力充足率為“不足類公司”的歸為類別“0”,將“充足類 I 公司”和“充足類 II 公司”的歸為類別“1”,用於構建決策樹和隨機森林兩分類預警模型;隨後,鑒於保監會除了對“不足類公司”會採取監管措施外,也可要求“充足 I類公司”提交和實施預防償付能力不足的計劃,又將“不足類公司”、“充足類 I 公司”和“充足類 II 公司”分別歸類為“0”、“1”和“2”用於構建隨機森林三分類預警模型。各年保險公司償付能力歸類情況如表 3 所示:表3 財險公司償付能力歸類 模型 類別數量(比例)2009 2010 2011 2012決策樹模型/隨機森林模型04 (16.67%)3 (12.5%)2 (8.33%)0 (0%)120 (83.33%)21(87.5%)22(91.67%)24 (100%)2 – – – – 隨機森林模型04 (16.67%)3 (12.5%)2 (8.33%)0 (0%)13 (12.5%)3 (12.5%)1 (4.17%)0 (0%)217 (70.83%)18 (75%)21 (87.5%)24 (100%)由於本文採用的數據包括橫截面與時間序列兩個維度,即面板數據(Panel Data),所以採用面板數據 Logistic 回歸模型來檢驗影響償付能力充足率的顯著性預警指標。本研究首先對預警指標(X1,X2, …,X10)和前述之償付能力充足分類(不足類公司”的歸為類別“0”,將“充足類 I 公司”和“充足類 II 公司”的歸為類別“1”)數據做分類(0,1)為應變數建立面板數據 logit 模型,以 R 軟件的”pglm”軟件包進行建模 [37],採取最大概似估計(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輸出結果如下:表4 面板數據Logistic回歸模型輸出結果Variable Coefficient t– value Std. Error P– valueC 3.2839 1.160 2.831 0.2461X1 – 10.834 – 1.485 7.294 0.1375X2 – 1.406 – 2.143 0.655 0.0321*X3 – 7.7893 – 1.430 5.445 0.1526 X4 2.666 0.949 2.809 0.3434X5 12.70 1.770 7.181 0.0768X6 – 0.0653 – 0.286 0.228 0.775X7 – 0.3877 – 0.023 17.051 0.981X8 0.764 0.249 3.073 0.8035X9 3.425 0.244 14.025 0.8071 X10 31.372 2.019 15.54 0.0435* (* p<0.05)由表 4 面板 Logistic 回歸模型輸出結果顯示,在 X1 至 X10 十個自變數中,其中 X2(毛保費規模率)對保險公司償付能力分類為顯著負相關,
  • 82而 X10(再保險率)對保險公司償付能力分類為顯著正相關,毛保費規模率對保險公司償付能力分類的影響和文獻結果相反,尚須後續研究分析。3.4 償付能力預警模型構建在模型構建之前,首先將 2009 ~ 2012 年 24家財險公司分成兩組,前兩年的數據為訓練組,對模型進行訓練;後兩年的數據為測試組,對訓練出的模型效果進行檢驗。3.4.1 決策樹模型在 R 軟件 Rattle 包的介面中,需要設置一些參數來構建決策樹模型。Min Split 是在決策樹進行分支前在節點處最少要考慮幾組數據,在建樹過程中,當數據少於此設定數值,決策樹會停止分支;Min Bucket 是在每個葉節點處至少要有幾組數據,其默認值為 Min Split 的 1/3。這兩個參數的設置會決定樹的大小,所設置的數值越小,在節點所考慮的數據數量限制越少,樹的枝葉就可能越繁茂,模型結果與訓練數據可能越擬合。前面提到過大的決策樹可能產生過擬合問題,因此參數 CP(Complexity Parameter)就是用來對數進行剪枝,控制規模,減少複雜性,使模型能更好的應用於新的數據。最初採用系統默認數值進行建樹(Min Split=20,Min Bucket=7,CP=0.01),從表 5 發現結果中整體誤差下降了將近一半,但交叉驗證誤差項(Xerror)較之前反而升高,說明由此建立的模型泛化能力可能較弱。為了使交叉驗證誤差盡量減小,需要將參數進行調整。考慮訓練樣本數據僅有 48 組,經過多次測試,最終將取值定為 Min Split=15,Min Bucket=5。從表 5 可以看出,幾次測試決策樹都只進行了 1 次分裂,分裂指標為 X1—所有者權益比率。對最終取值而建成的決策樹進行評估,結果(表6)顯示 7 個償付能力不足的公司被誤判為償付能力充足的有 2 個,而償付能力充足的公司全部被歸類正確。表5 各參數取值下分裂變量、CP、error和xerror結果參數設置 分裂變量 CP error xerrorMin Split=20Min Bucket=7CP=0.01X11 0.42857 1.00000 1.00002 0.01000 0.57143 1.4286Min Bucket=15Min Bucket=5CP=0.01X11 0.71429 1.00000 1.000002 0.01000 0.28571 0.42857Min Bucket=10Min Bucket=3CP=0.01X11 0.71429 1.00000 1.000002 0.01000 0.28571 0.57143表6 誤差矩陣 實際(A)預測(P)誤判率償付能力不足償付能力充足未設置 Loss Matrix償付能力不足 5 24.17%償付能力充足 0 41Loss Matrix=(0,2,1,0)償付能力不足 7 06.25%償付能力充足 3 38結合實際情況,考慮到發生第 I 類錯誤(償付能力充足公司被分類為償付能力不足公司)的影響遠小於發生第 II 類錯誤(償付能力不足公司被分類為償付能力充足公司)的影響,所以考慮在設置損失矩陣(Loss Matrix)參數時將第 II 類錯誤的損失定義為第 I類的 2倍,即(0,FN,FP,0)=(0,2,1,0)。從誤差矩陣表 6 可以看出,第II 類錯誤為 0,而第 I 類錯誤為 6.25%。由於訓練樣本中償付能力充足的公司較不足的公司多許多,雖然整體誤差較損失調整前略有增加,但這樣的結果相對而言更為理想,因此確定為最終模型。最終決策樹模型的結構如圖 2 所示,分裂指標為 X1(所有者權益比率)以及 X3(資產流動率)。從根部開始,由 15% 的“0”類和 85% 的“1”類共同構成了訓練樣本。在節點處,基於判別指標 X1 及其分割閾值 0.12,訓練樣本隨著枝幹被分為兩個分支,小於分割閾值的被歸為“0”,占樣本總數的 10%,全部被歸類正確;其餘 90%的數據由於 X1 值大於或等於 0.12 被暫時歸類為“1”。接下來根據分割指標 X3,訓練樣本再一次被分類。最終結果 10% 的樣本中有 60% 被錯誤歸類為“0”,誤差率約為 6%,與表 6的結論一致。
  • 83熊逸柳,等  我國財產保險公司償付能力預警模型研究圖2 訓練樣本決策樹圖最後,將模型應用於測試樣本數據進行預測檢驗,結果顯示 2 個償付能力不足的公司以及 46個償付能力充足的公司全部被歸類正確,模型預測效果很好。3.4.2 隨機森林模型在構建隨機森林模型時,同樣有些參數需被進行設置。ntree 為構成森林的決策樹數量;mtry為分裂屬性子集中的數量,一般取所有屬性數量的平方根。1) 兩分類隨機森林模型首先採用和建立決策樹模型同樣的公司分類方法,即“0”(償付能力不足)和“1”(償付能力充足),參數設置為 ntree=300,mtry=3。圖3 展示的是袋外數據 OOB 誤差率隨樹木數量增加的變化,可見大約在有 40 棵樹的時候,比率已經沒有變化,說明再增加更多的樹對增強模型的泛化能力已沒有幫助。圖3 兩分類隨機森林誤差率變化表 7 展示的是模型結果,在對隨機森林理論介紹中已提到,OOB 估計是運用沒有被包括到建樹過程中的訓練樣本數據進行對模型驗證而獲得。此模型 OOB 誤差率為 6.25%,即當新數據應用此隨機森林模型進行預測,正確率為 93.75%。接下來的 Confusion Matrix 給出的是預測具體的結果,可見第 II 類錯誤率為 42.86%,如若單從錯誤成本因素考慮,結果則不理想。表7 兩分類隨機森林模型結果OOB estimate of error rate: 6.25%Confusion matrix A PClass error0 10 4 3 0.42861 0 41 0對於分類起關鍵作用的預警指標由圖 4展示,很明顯不管是基於平均準確性(預測準確性)下降數值,還是平均 Gini 指數減少(減少節點不純度)情況,X1(所有者權益比率)、X2(毛保費規模率)和X10(再保險率)的重要性都在前三位。圖4 兩分類隨機森林預警指標重要程度最後將測試數據納入模型,兩類公司均成功被歸類。圖5 兩分類決策樹與隨機森林ROC曲線圖 5 是決策樹模型和隨機森林模型的接收
  • 84者 操 作 特 徵(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線的對比,很明顯在圖上表示隨機森林(rf)的面積要大於表示決策樹(rpart)的面積,表明整體而言,隨機森林模型的效果更好。2) 三分類隨機森林模型根據償付能力監管分類標準,保險公司應按照其償付能力充足率被分為三類,鑒於隨機森林模型效果較好,本文進一步將樣本公司分為三類進行模型構建。參數設置為 ntree=250,mtry=3。從 OOB 誤差率可以推斷模型應用於新數據的預測準確率為 87.5%,比較理想。預警指標重要性排序在前三的仍然為 X2、X1 和 X10。表8 三分類隨機森林模型結果OOB estimate of error rate: 12.5%Confusion matrix A PClass error0 1 20 5 1 1 0.28571 0 4 2 0.33332 0 2 33 0.0571圖6 三分類隨機森林預警指標重要程度最後,用模型對測試組中的公司進行歸類,2家“0”類公司中有 1家被錯誤歸為“1”,1家“1”類公司被正確歸類,45 家“2”類公司中有 2 家被錯誤歸類為“1”,因此最終對測試數據誤判率為6.25%。3.5 結果分析本文對我國財險公司償付能力預警的實證研究結果分析如下:(1)預警模型方面,決策樹和隨機森林模型對訓練樣本的預測準確率均為 100%,可見兩模型均適合用於進行財險公司償付能力預警,並且運用 Rattle 可視化介面簡化了模型構建過程,結果顯示清晰、易於理解。就模型整體泛化能力和應用而言,根據 ROC曲線面積,隨機森林預測性能較決策樹強,而且三分類更適用於監管要求,但其分類規則繁雜,不太便於應用發覺具體償付能力不足公司,並且難以控制錯誤成本。而決策樹雖然預測能力稍弱,且無法直觀展現各分類屬性對分類結果的影響程度,但其優勢在於可在眾多條件中提煉出簡單的分類規則,也可以根據實際情況調整降低第 II 類錯誤的損失,使模型將償付能力不足的公司判別為償付能力充足的公司的可能性大大減少。所以各財險公司和監管機構可根據自身需求結合應用兩類模型,以便能得到更好的預警效果的同時進一步挖掘影響償付能力的重要因素。然而就本研究所採取的 Logistic 回歸模型運行結果顯示,採取二分類法在模型運行上只有毛保費規模率和再保險率為顯著,而再保險率和償付能力呈現顯著正相關,但毛保費規模率和償付能力呈現顯著負相關,本研究推斷可能與二分類模型較未能滿足實際狀況有關,有待後續研究分析。(2)預警指標方面,本研究所採取的 Logistic回歸模型運行結果顯示,只有毛保費規模率和再保險率為顯著,但毛保費規模率和償付能力呈現顯著負相關,與文獻呈現結果相反,而再保險率和償付能力呈現顯著正相關,顯示以二分類法建立的 Logistic 回歸模型在預警指標的建立上具有不足之處;決策樹模型將所有者權益比率和資產流動率作為劃分償付能力充足和償付能力不足的指標;而不管是將償付能力進行兩分類還是三分類,隨機森林模型都將所有者權益比率、毛保費規模率和再保險率作為分類的重要性判別指標。綜合上述結果可以發現,對於財險公司的償付能力而言,資本金的充足性是首要因素,因此值得特別關注。隨著保險業迅速發展,許多財險公司的業務在不斷高速擴張,會直接導致資本金緊張,影響償付能力。其次再保險也因其能轉移承保風險、立即釋放資本金對償付能力的提升有
  • 85熊逸柳,等  我國財產保險公司償付能力預警模型研究一定幫助。再次,擁有充足的流動資產和保持穩健、適當的業務規模發展,也能促進償付能力的加強。4 結論與建議4.1 研究結論本文基於保險公司償付能力預警的過往研究和理論基礎,選取了 10 個指標對我國 2009 ~2012 年 24 家中資財產保險公司進行償付能力預警模型構建,認為決策樹和隨機森林模型均適合作為償付能力預警模型,可以為今後此方面的研究提供參考。為了獲得更為全面的預警資訊,建議監管機構和保險公司結合運用兩種模型。此外,財產保險公司應重點關注其自身資本金、再保險、流動資產、以及業務發展規模這幾方面的因素對自身償付能力的影響。本文僅對影響財險公司償付能力的內部因素進行了考慮,而且由於財務數據獲取的局限性,對內部因素的考慮也不甚全面,因此在今後的研究中還需進一步探討。4.2 建議根據前文分析和獲得結論,本文提出以下四點有助於加強我國財險公司償付能力及其預警的建議:(1) 完善和規範資訊披露以保證償付能力預警準確性本文償付能力預警各指標數據都來源於所披露的財務會計資訊,償付能力充足率來源於償付能力資訊,可見真實和完整的保險公司資訊披露是確保預警結果更加可靠的前提。對於保險監管更是如此,如若披露的資訊不全面準確,易對保險監管形成誤導。目前,保險公司按監管要求定期披露的資訊包括:公司基本資訊(含註冊資本、註冊地、成立時間、經營範圍和經營區域等),財務會計信息(含資產負債表、利潤表、現金流量表、股東權益變動表、附註、審計報告主要意見等),風險管理狀況(含總體策略和執行情況、各類主要風險的識別和評價等),保險產品經營資訊(含公司保費收入居前 5 位保險產品經營資訊),償付能力資訊(含主要償付能力指標、報告期內償付能力變動原因分析等),以及其他相關資訊。雖然報送資訊在內容和時間上有所統一,但在本文實際搜集資料數據過程中,發現各家財險公司對規範的理解並不完全一致,填報數據和資料的形式存在差別,甚至有不完整的情況,因此產生本文的研究限制。除了加快法定會計制度以及資訊披露制度的完善之外,監管部門需要更多督促保險公司規範及準確披露各項資訊的手段,例如鼓勵評級機構根據披露資訊對保險公司財務狀況、風險狀況進行評估及評級,促使保險公司保證資訊資料的公允性和真實性,減少信息不對稱。(2) 加強監管預警指標體系建設以節約預警成本我國 2003 年完善的償付能力監管指標主要借鑒了美國的保險監管信息系統,但由於兩國保險業差異大,指標的適用性不夠。雖然監管指標在2008 年被取消,但仍被作為保險公司判別償付能力充足性的參考,也是眾多國內預警研究的基礎。本文根據占夢雅(2005)指出的監管指標之間存在高度相關性的結論,在預警指標的選取時考慮了一些監管指標之外的財務數據,但由於數據的可獲得性的限制,指標的選取並不完善。因此監管機構應在監管指標方面做進一步的研究,以助償付能力預警達到更為有效的結果,節約此類工作的運作成本。此外還應該根據保險行業發展狀況及時調整各指標及其法定數值範圍,以及考慮增設財務指標之外的指標。(3) 構建有效償付能力預警機制以及時防範和化解危機本文利用決策樹和隨機森林模型,有助於對財險公司對償付能力風險狀態進行識別,及時提供償付能力不足的徵兆和相關資訊,促使財險公司及監管機構盡早發現並採取措施化解風險、改善經營狀況。
  • 86但由於投資領域和管道的不斷拓寬,市場主體的增加和競爭程度的提高,以及保險產品隨著消費者需求日趨多元化等因素,保險市場面臨的風險環境變化對財險公司的償付能力進行著巨大考驗。因此《中國第二代償付能力監管制度體系整體框架》要求保險公司應推行靜態和動態相結合的預警系統,除了依靠過去經營業績來判定現在和將來的償付能力外,更應充分考慮未來經營環境發生的非預期性變化。因此構建有效的償付能力預警機制應建立在對未來預估風險的基礎上。(4) 加強保險公司內部風險管理控制以強化資本約束前文提到保險業務的快速增長和面臨的風險環境提升了對保險公司資本金和償付能力的要求。在我國,一般出現償付能力不足的保險公司主要採取外部增資和發債的方式,但通常外部管道並不通暢,因此監管機構應該引導和激勵保險公司從內部出發,採取積極的內部風險管理措施,加強自身償付能力管理。例如要求保險公司強化資產和負債風險管理,防範和控制財務風險及市場風險;逐步建立和完善內部風險評估制度、控制制度、和轉移制度等,防範和控制承保風險和運營風險等。附 錄本研究所取樣的保險公司包含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人壽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太平財產保險有限公司、民安財產保險有限公司、中國大地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中國平安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中國太平洋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陽光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天安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大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永安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華安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永誠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農業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安華農業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天平汽車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陽光農業相互保險公司、中銀保險有限公司、渤海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都邦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華農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鼎和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英大泰和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及國元農業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參 考 文 獻[1] 王偉. 2001.監管國際化:瞄準償付能力[J]. 中國保險,(4),34.[2]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Commissioners, Risk-based capital general overview, July 2009, http://www.naic.org/cipr_topics/topic_risk_based_capital.htm[3] Solvency II, European Parliament, Council, 25 November 2009,Chapter Ⅵ, Section 2, Article 76. ec.europa.eu/internal_market/insurance/index_en.htm.[4] 中國第二代償付能力監管制度體系整體框架.保監發〔2013〕42號.[5] Trieschmann, James S. and Pinches, George E. 1973.A multivariate model for predicting financially distressed P-L insurers[J].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40(3):327-338.[6] Pinches, George E. and Trieschmann, James S.1977.Communications and notes discriminant analysis, classification results, and financially distressed P-L insurers[J].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44(2): 289-298.[7] Harrington, Scott E. and Nelson, Jack M.1986.A regression-based methodology for solvency surveillance in the property- liability insurance industry[J].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53(4): 583-605.[8] Ambrose, Jan Mills and Seward, J. Allen, Best's Ratings.1988.Financial ratios and prior probabilities in insolvency prediction[J].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55(2): 229-244.[9] 呂長江,周縣華,楊家樹.2006.保險公司償付能力惡化預測研究[J].財經研究,32(10):80-91.[10] BarNiv, Ran and Hershbarger, Robert A.1990.Classifying financial distress in the life insurance industry[J].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57(1):110-136.[11] Lee, Suk Hun and Urrutia, Jorge L.1996.Analysis and prediction of insolvency in the property-liability insurance industry: A comparison of Logit and Hazard models[J].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63(1): 121-130.[12] 占夢雅.2005.我國保險償付能力監管指標體系的實證檢驗[J].上海金融,(11):39-41.[13] 周晶晗,趙桂芹. 2007.我國產險公司財務惡化預警研究—基於Logistic模型[J].經濟科學,(3):113-123. [14] Yong-Duck, Kim, Anderson, Dan R., Amburgey, Terry L. and Hickman, James C.1995.The use of event history analysis to examine insurer insolvencies[J].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 62(1):94-110.[15] Brockett, Patrick L., Cooper, William W., Golden, Linda L. and Utai Pitaktong.1994.A neural network method for obtaining an early warning of insurer insolvency[J].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61(3):402-424.[16] Brockett, Patrick L., Golden, Linda L., Jang, Jaeho and Yang, Chuanhou.2006.A comparison of neural network, statistical methods, and variable choice for life insurers' financial distress prediction[J].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73(3): 397-419.[17] 毛宏. 2001.保險企業償付能力的監控[J].運籌與管理,10(2):144-148.[18] 粟芳,俞自由. 2001.非壽險償付能力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J].財經
  • 87熊逸柳,等  我國財產保險公司償付能力預警模型研究研究,27(7):23-27. [19] 施建祥,韓雪. 2009.基於決策樹方法的我國財險公司償付能力預測研究[C].保險學術獲獎成果匯編(2008).pp.23-33. [20] 尚穎,李浩然,賈士彬. 2011.我國財險公司償付能力預警機制研究-基於有序響應模型的實證分析[J].浙江金融,(10):62-65.[21] 江生忠. 2007.保險學理論研究[M].中國金融出版社,pp.457-461.[22] 保險企業管理暫行條例.國發(1985)33號.[23] 保險公司最低償付能力及監管指標管理規定.保監發[2001]53號.[24] 保險公司償付能力額度及監管指標管理規定.保監會令(2003)1號.[25] 保險公司償付能力管理規定.保監會令2008年第1號.[26] 施建祥,韓雪. 2009.基於決策樹方法的我國財險公司償付能力預測研究[C].保險學術獲獎成果匯編(2008).pp.23-33.[27] Wlliams, Graham.2011. Data mining with Rattle and R: The art of excavating data for knowledge discovery[M].Springer.pp.205-268.[28] 林成德,彭國蘭. 2007.隨機森林在企業信用評估指標體系確定中的應用[J].廈門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46(2):199-203.[29] 方匡南,朱建平,謝邦昌. 2010.基於隨機森林方法的基金收益率方向預測與交易策略研究[J].經濟經緯.(2):61-65.[30] 江鋒.2012.基於隨機森林的上市公司財務舞弊識別研究[J].合作經濟與科技.(20):83-84.[31] 胡曉花.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償付能力影響因素研究[D]. 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保險學院,2014. [32] 張昌磊. 2009. 非壽險公司最低償付能力資本設置中的再保險問題研究. 精算通訊[J],(7),3.[33] 劉暢. 2004. 因數分析法在我國壽險公司償付能力監測中的應用. 統計與決策[J],150-151.[34] 劉超群. 我國財險公司償付能力預警機制研究[D]. 浙江工商大學,2012.[35] 王艷,崔華清,姚寅. 2010. 保險業償付能力預警研究綜述. 財金月刊[J], 87-88. [36] 徐國祥,李宇海,王博. 2008. 我國保險公司經營狀況綜合評價研究. 統計研究[J],25(4),76-81. [37] Henningsen, Arne and Toomet, Ott 2011. maxLik: A package for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in R. Computational Statistics [J], 26(3), 443-458. 服务澳门澳門科技大學創新成果產業化 澳門科技大學創新成果產業化:一个科技創投项目的合作協議簽約儀式於6月19日假澳科大舉行。澳科大一直提倡科研既要頂天也要立地,頂天的研究就是要在學術領域有所創新有所建樹,這就要求不斷有頂尖的論文發佈,解決世界級的學術課題;立地的研究就是要解決社會上遇到的難題,不斷推陳出新為社會服務。從科研過程來講,這是創新的上游和下游的問題,創新的上游主要是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是解決一些理論問題或者理論應用問題,下游則是應用研究或工程技術研究,是將理論創新地應用到實踐中,運用到工程上,造福社會。澳門科技大學是以應用科技為特色的綜合性大學,除了要做好應用基礎研究,還要做好應用工程研究。特區政府一直倡議產業多元以及鼓勵科技創新創業,以配合澳门的發展需求。近年來,澳科大的優秀應用成果逐步湧現,並開始推向市場。安信通科技(澳門)有限公司是澳門科技大學近年致力推動科研成果產業化而推動組建的產業化實體,主要圍繞資訊系統的身份識別與安全核證(Identification)開展產品研發,核心技術包括:逆向二次認證技術、大數據分析技術、社交網特徵識辨技術等。推出市場的產品主要有:密碼管理器、會展註冊雲平台等。 Singou-基於逆向二次認證技術的密碼管理器這一款產品推出市面僅三個月,已有過萬下載量。現代社會,登入和密碼是每個人的必需品,但是密碼管理長期困擾人們。Singou產品能夠有效、安全地解決密碼管理問題,同時,根本地解決了單點登入(Single Sign-in)的這一長期困擾資訊用戶的問題。創新的逆向二次認證技術已經在申請發明專利保護,該技術是解決密碼安全保存、安全使用的核心技術。密碼安全管理、防止釣魚/假網站問題都在Singou 創新技術下,得到很好的解決。Singou APP的下載網站為info.mo。基於Singou安全技術,安信通還推出了會展註冊雲平台,適合會議展覽的參會者註冊、繳費、簽到、統計等。這次新聞發佈會上,安信通公司於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澳門展貿協會、澳門廣告商會、深圳產學研合作促進會簽署協議,合作推動會展雲平台發展。簽約的四家協會的會員舉辦的小型會議(100人以下),可以免費使用Singou的會展註冊雲平台服務。另外,安信通公司剛剛獲得了澳門南通信託投資有限公司的科技投資。通過科技金融,來促進科技成果產業化是一條值得探討的路徑。
  • 88第 9 卷 第 1 期 澳 門 科 技 大 學 學 報 Vol.9 No.12015 年 6 月 30 日 Journal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une 30, 2015 所有權性質轉變與企業投資-現金依賴性——基於中國上市公司的實證研究馬如飛*,翟鵬翔(澳門科技大學商學院,澳門)摘要: 本文從動態的角度檢驗了所有權性質轉變如何影響企業投資對內部資金的依賴性。研究發現,國有控股企業轉變為非國有控股企業會減少其投資對現金的依賴性,而非國有控股企業轉變為國有控股企業則增加了其投資對現金的依賴性。研究還發現,國有控股企業所有權性質的轉變後,企業過度投資部分對現金的依賴性大幅度降低,而非國有控股企業所有權性質的轉變則導致過度投資部分對現金的依賴性出現顯著的增加。本文的研究結果為國有控股企業的過度投資假說提供了直接的證據,同時也表明轉變企業的所有權性質能夠有效的減少國有控股企業的過度投資行為。關鍵詞: 所有權性質;投資-現金依賴性;現金持有;過度投資Change of Oynership and Firms' Investment-cash Dependencet: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Rufei MA*, Pengxiang ZHAI( School of Business,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China )AAstract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 of the change of ownership on the dependence of firms’ investment on cash holding dynamically. The result finds evidences supporting that the change of ownership of state-controlled firms reduces the dependence of investments on cash holdings, and the change of ownership of non state-controlled firms increases the dependence of investments on cash holdings. This paper also finds that the dependence of overinvestments on cash holdings decreases after the state-controlled firms change to non state-controlled firms and the dependence rises after the non state-controlled firms change to state-controlled firms. This result provides supporting evidences of the overinvestment hypothesis, which also indicates that the change of ownership can reduce the overinvestment of state-controlled firms.eyyordst: Ownership; Investment-cash dependence; Cash holding; Overinvestment收稿日期:2015-03-18;修訂日期:2015-04-24。*通訊作者:馬如飛,男,管理學博士,助理教授,主要研究公司治理、企業融資與創新等。E-mail: rfma@must.edu.mo, Tel: 00853-889728760 引言所有權性質是影響企業能否獲取外部資金的重要影響因素。由於政府對國有控股企業貸款的隱性擔保和政府直接干預貸款等原因,國有控股企業在獲取銀行貸款等外部資金方面相比於非國有控股企業存在明顯的優勢(江偉和李斌,2006[1];Brandt 和 Li,2003[2])。理論上,外部融資受到約束的非國有控股企業應該更依賴於內部資金。但羅琦、肖文翀和夏新平(2007)[3] 以及馬國臣、李鑫和孫靜(2008)[4] 卻發現,外部融
  • 89馬如飛,等  所有權性質轉變與企業投資-現金依賴性資受到較少約束的國有控股企業對內部資金的依賴性卻更強,這種現象被解釋為國有控股企業更傾向於過度投資。然而,現有的研究大多從靜態的角度討論企業投資對內部資金的依賴性,忽略了企業所有權性質的轉變對這種依賴性的影響。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意識到國有企業在經營管理方面的低效率,中國政府一直推行“國退民進”的私有化戰略。儘管在特殊的產業領域政府也通過政府或國有企業控股從而實現對某些企業的國有控制,但私有化仍然是未來中國企業改革的重要戰略。中國企業所有權性質的改變為我們從動態的角度研究所有權性質對企業投資 - 現金依賴性提供了機會。本文利用中國上市公司數據檢驗了企業所有權性質轉變對投資 - 現金依賴性的影響。為了避免現金持有與企業投資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本文採用三階段最小二乘法(3SLS)估計企業投資對現金的依賴性。本文首先從動態的角度檢驗了企業所有權性質的轉變是否會影響企業投資對內部資金的依賴性。估計的結果顯示,國有控股企業轉變為非國有控股企業之後,其投資對現金持有的依賴性比轉變之前顯著降低了,而非國有控股企業轉變為國有控股企業後,其投資對內部資金的依賴卻顯著增加了。本文進一步檢驗國有控股企業更高的投資 - 現金依賴性是否由過度投資所導致的,以及企業的過度投資會不會因為企業所有權性質的轉變而發生變化。本文借鑑 Richardson(2006)[5] 的方法得到企業的過度投資部分,並重新估計現金持有對過度投資部分的解釋度。研究發現,當國有控股企業轉變為非國有控股企業之後,企業過度投資部分對現金的依賴性幾乎降低為零。而非國有控股企業轉變為國有控股企業之後,過度投資部分對現金持有的依賴性則出現顯著的增大。這一結果為過度投資假說提供了直接的證據,即國有控股企業更傾向于投資於無效率的項目,同時這也意味著轉變企業的所有權性質可能能夠有效地減少國有控股企業的過度投資行為。本文剩下的內容安排如下,本文第二部分回顧相關的文獻,第三部分介紹文章的研究方法和數據,第四部分析實證的結果,最後部分對全文進行簡要的總結。1 文獻回顧建立在完美資本市場假設基礎上的公司金融理論認為,企業可以自由地為其正的淨現值項目融資,因此企業的投資與其融資方式無關。然而,由於企業內外部資訊不對稱,現實中企業從外部融資的成本高於內部融資的成本(Myers 和Majluf,1984)[6],這意味著企業外部融資與內部融資不存在完全的替代性。Fazzari et al.(1988)[7]指出,當企業的外部融資成本明顯高於內部融資的成本時(或者企業外部融資受到約束時),企業的投資更加依賴於內部資金。因此,Fazzari et al.(1988)[7] 認為,投資對內部資金的依賴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業融資的約束程度。Opler et al.(1999)[8] 討論了企業持有現金的影響因素。他們發現風險更大的公司、小企業等融資相對困難的企業以及現金流風險較大的企業持有更多的現金,而更容易進入資本市場的企業,例如大企業和有良好信用的企業,則持有相對較少的現金。Almeida et al.(2004)[9] 以及連玉君、彭方平和蘇治(2010)[10] 發現,融資受到約束的企業具有更高的現金 - 現金流依賴性。Almeida et al.(2004)[9] 将企業的現金持有量解释为綜合考慮持有現金的成本和收益的結果。融資受到約束的企業持有現金有助於及時對未來的投資機會做出反應,因此即使持有現金會增加成本企業也會從現金流中保留更多的現金。而外部融資不受約束的企業可以隨時為其投資機會融資,企業也沒有持有現金的必要,其現金持有與現金流之間不存在系統的關係。在中國,非國有控股企業在獲取銀行貸款等外部資金方面相比於國有控股企業存在明顯的劣勢(江偉和李斌,2006[1] ;Brandt 和 Li,2003[2]),這種劣勢使得非國有控股企業不得不依
  • 90賴內部資金為項目融資。羅琦和許俏輝(2009)[11]發現,由於銀行對非國有控股企業存在明顯的信貸歧視,為了擺脫這種歧視所造成的融資約束,非國有控股企業不得不依賴內部資金為投資項目融資。因此,與國有控股企業相比,非國有控股企業具有更強的動機持有現金。陳德球、李思飛和王叢(2011)[12] 也指出,政府通過缩紧銀行貸款等手段影響企業的外部融資,當政府對銀行貸款干預較高時,非國有控股企業由於難以獲取外部資金而增加現金持有的比例,即在外部融資困難的情況下企業更加依賴於內部資金。融資受到約束的企業傾向於持有更多的現金,而持有現金也為融資約束的企業帶來更高的價值。Mikkelson 和 Partch(2003)[13] 以及 Faulkender 和Wang(2006)[14] 發現持有較多現金的企業具有更好的表現或者更高的市場價值,這種現象對於外部融資受到約束的企業更明顯。Denis 和 Sibilkov(2010)[15] 將這種現金持有與企業表現之間的關係解釋為持有現金可以幫助企業緩解因為融資約束所造成的投資不足的問題,因而持有現金的企業也往往具有更多的投資,這種現象在外部融資受到約束的企業中更明顯。除了融資約束,代理問題是影響企業持有現金的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經營權與所有權的分離使得管理者的利益並非總是與企業所有者的利益聯繫在一起,管理者有動機不斷地擴大企業的規模以獲取更多的私人收益(Jensen,1986)[16]。然而,管理者很難從資本市場上獲取足夠的外部資金支援過度投資的項目,即使可以獲得外部融資,但受到市場參與者(例如銀行)的監督,管理者也難以隨意的實施無效率的投資項目,而擁有更多的內部資金對代理問題嚴重企業的管理者而言更容易實現私人的目的。這種情況下,代理問題嚴重的企業管理者更有欲望保留更多的現金。Dittmar Mahrt-Smith 和 Servaes(2003)[17] 對全世界 45 個國家的企業持有現金的研究發現,公司治理水準整體較差的國家的企業持有的現金比治理水準較好的國家的企業持有的現金高出一倍。Kal-cheva 和 Lins(2007)[18] 也發現,當企業的管理者有可能侵吞外部投資者利益的時,企業傾向於持有更多的現金。而外部投資者利益保護較好時,代理問題與企業的現金持有則不存在必然的聯繫。在缺乏監督的情況下,具有嚴重代理問題的企業管理者持有大量的可自由控制的內部資源時,無效率的投資行為更容易產生。Harford et al.(2008)[19] 發現,公司治理較差的企業更傾向于將現金用於並購和非效率的資本支出方面。差的公司治理或者缺乏投資者保護使得外部的中小投資者更偏好于企業進行現金分紅而不是持有現金。因此,公司治理差的企業持有現金比治理較好的公司持有現金具有更低的市場價值,現金分紅則為治理較差的企業帶來更高的價值(Kalcheva和 Lins,2007[18])。 而 Dittmar 和 Mahrt-Smith(2007)[20] 發現,在擁有大量現金的情況下,公司治理較差的企業更傾向于投資於低收益的項目,即表現出更高的投資 - 現金的依賴性。在中國,相比于非國有控股企業,國有控股企業面臨著較少的融資約束,但其投資卻更依賴於內部資金。現有的研究(例如,羅琦、肖文翀和夏新平,2007 [3];馬國臣、李鑫和孫靜 2008[4])將這種現象解釋為國有控股企業比非國有控股企業具有更差的公司治理效率,當持有較多現金時,國有控股的企業更傾向於過度投資。然而,現有的研究並未提供直接的證據表明國有控股企業較高的投資 - 現金依賴性是由於過度投資導致的。而且,現有的研究大多從靜態的角度討論企業投資對內部資金的依賴性,忽略了企業所有權性質的轉變對這種依賴性的影響。本文從動態的角度檢驗所有權性質轉變如何影響企業投資對現金的依賴性,并為過度投資假設提供直接的證據。2 研究方法與数据2.1 研究方法本文的投資模型建立在 Lang et al.(1996)[21]的模型的基礎之上,模型的具體形式如下:
  • 91馬如飛,等  所有權性質轉變與企業投資-現金依賴性 (1)與 Denis 和 Sibilkov(2010)[15] 的研究相似,本文在 Lang et al.(1996)[21] 基礎上引入了滞后一期的現金持有變量。同時為了反映所有權性質的影響,本文還引入了現金持有變量與所有權性質以及所有權性質轉變啞變量的交叉項。此外,我們還引入了滯後一期的企業的市場價值與賬面價值比以控制企業的增長機會對投資的影響,我們期望具有高市場價值賬面價值比的企業其投資也相對較高。我們在模型中引入了現金流變量以及滯後一期的槓桿變量以控制企業財務狀況對投資的影響,較高的現金流為企業提供了更高的內部融資資源,而較高的槓桿則意味著企業面臨著更多的外部融資壓力,因此我們期望具有較高現金流的企業也具有相對較多的投資,而具有較高槓桿的企業則具有較低的投資。我們還引入了滯後一期銷售變量以控制增加的銷售收入對資本投資的影響,較高的銷售收入增加了企業對資本支出的需求,因此我們期望具有較高的銷售的企業其投資也相對較高。然而,現金持有與企業投資的研究中可能出現的一個問題是兩者可能是由企業的投資機會同時決定的。具有投資機會的企業往往具有較高的投資水平,同時也需要更多的現金支持。在這種情況下,現金持有與投資之間的正向關係可能是由於未來投資需求增加而導致今天現金持有的增加,而不是現金持有刺激了企業的投資(Denis 和Sibilkov,2010)[15]。為了避免這種內生性問題所導致的回歸結果的有偏性,與 Denis 和 Sibilkov(2010)[15] 的研究相似,我們建立一個結構方程並利用三階段最小二乘法(3SLS)估計投資對現金持有的依賴性,該方法有助於我們檢驗剔除掉預防性的現金持有之后的現金對企業投資的影響。結構方程中包括兩個模型,一個是前述的模型(1),另一個是現金持有的決定模型。參考Denis 和 Sibilkov(2010)[15] 的方法,我們將現金持有看做投資支出、槓桿、現金流、淨營運資本、企業規模、市場價值與賬面價值比、分紅以及企業現金流的標準差的函數。2.2 變量定義本文用企業的現金、銀行存款以及短期證券投資總額衡量企業持有現金總量。與 Opler et al.(1999)[8] 的研究相似,我們用資產總額減去現金、銀行存款以及短期證券投資後的餘額對現金持有變量進行標準化處理。此外,與 Lang et al.(1996)[21] 的研究相同,本文採用企業的資本性支出與折舊之差衡量企業的投資,本文的資本性支出是指企業的固定資產、長期股權投資以及長期待攤費用相比于期末增加的部分。同時,為了避免企業規模對財務戰略造成的差異性,本文採用期末的資產總額進行標準化處理。企業的所有權性質則根據企業的第一大股東或實際控股股東的股權性質衡量。如果樣本企業的第一大股東或實際控股股東為政府部門或國有控股企業,則樣本企業為定義為國有控股企業,否則為非國有控股企業。本文採用一個啞變量反映樣本企業的所有權性質,國有控股企業設為 1,非國有控股企業則為 0。我們還建立一個所有權性質轉化的啞變量,假設轉化之後的企業為 1,轉化之前的為 0。在研究中,本文還控制了企業的銷售、槓桿、現金流以及賬面價值 / 市場價值比等影響企業投資的變量。本文利用主營業務收入與期末的資產總額之比衡量企業的銷售情況,用企業的負債總額與總資產之比衡量企業的槓桿比率。現金流變量則利用企業息稅前利潤總額與折舊之和除以期末資產總額衡量。本文利用賬面價值 / 市場價值比衡量企業的增長機會,由於中國部分上市公司中存在非流通股,本文採用流通股市價、非流通股賬面價值以及負債總額的賬面價值之和與資產總額的賬面價值之比計算企業的賬面價值 / 市場價值比。此外,在研究中本文還涉及到企業的淨營運
  • 92資本、企業規模、現金分紅等變量以及企業現金流風險等變量。淨營運資本由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的差額除以期末資產總額進行衡量,企業規模則用企業資產總額的自然對數衡量。現金分紅在本文中是一個虚拟变量,如果企業當年實施了現金分紅,則現金分紅啞變量為 1,否則為 0。企業現金流的風險則利用樣本企業現金流的標準差衡量。本文所有變量的具體衡量方式如表 1 所示。2.3 樣本選取與描述性統計結果本文研究中的數據全部來自于國泰安中國股票市場與會計研究數據庫(CSMAR)。由於從2003 年開始上市公司才開始公佈股東的資料,因此我們選擇 2003 年作為本文研究樣本的起始時間,選取 2003 至 2013 年 A 股上市公司的數據作為研究对象。我們從中剔除掉金融類上市公司的數據,因為金融類企業的融資與投資方式與普通企業存在較大的差別。我們還剔除掉從事公共服務事業的上市公司,因為從事公共服務事業的企業的投資容易受到政府的控制,難以真正反映融資對企業投資決策的影響。同時,為了保證数据的完整性和有效性,我們還剔除掉研究時間段內出現過 ST 和 PT 的企業樣本,以及財務数据嚴重缺失的企業樣本,最後共得到 19094 個企業年度数据。本文採用 Winsorization 方法對連續變量的異常值在 0.1% 水準下進行縮尾處理,以避免異常數據對估計結果的影響。表 2 報告了樣本數據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在所有的 19094 個企業年度樣本数据中,共有 9460表1 變量定義變量 變量符號 變量計算方法投資 Investment (固定資產增加額+長期股權投資增加額+長期待攤費用增加額-折舊)/期末總資產現金持有 Cashholding (現金+銀行存款+短期投資)/(總資產-現金-銀行存款-短期投資)所有權性質 Ownership 啞變量,如果企業的第一大股東或者實際控制人為政府部門或國有控股企業,則為1,否則為0所有權性質轉變 Change 啞變量,如果企業的所有權性質轉變之後為1,轉變之前為0市場價值/賬面價值比 Market-Book asset (流通股市價+非流通股賬面價值+負債賬面價值)/資產賬面價值銷售收入 Sale 主營業務收入/期末總資產槓桿 Leverage 負債總額/資產總額現金流 Cashflow (息稅前利潤+折舊)/ 期末總資產淨營運資本 NetWC (流動資產-流動負債) / 期末總資產企業規模 Size 總資產的自然對數現金分紅 Dividend 啞變量。如果企業當年分紅則為1,否則為0現金流風險 Sigma 現金流的標準差表2 描述性統計結果變量國有控股企業 非國有控股企業差異(非國有-國有) T檢驗均值 標準差 均值 標準差Investment 0.025 0.264 0.026 0.280 0.001 0.44Cashholding 0.294 0.468 0.403 0.670 0.109*** 13.02Cashflow 0.089 0.200 0.096 0.251 0.093** 2.14Leverage 0.512 0.469 0.501 0.652 -0.011 -1.28Sale 0.901 1.376 0.855 1.424 -0.046** -2.15Market-Book asset 1.562 2.132 2.070 3.451 0.509*** 12.15Size 21.58 1.257 21.38 1.267 -0.196*** -10.71Sigma 0.111 0.529 0.144 0.700 0.128*** 3.75Dividend 0.542 0.498 0.552 0.497 0.010 1.36NetWC 0.146 0.556 0.216 0.753 0.070*** 6.78樣本數 9460 9634注:*,**,*** 分別表示 10%,5% 和 1% 水平上顯著。
  • 93馬如飛,等  所有權性質轉變與企業投資-現金依賴性個國有控股企業樣本,以及 9634 個非國有控股企業樣本。國有控股企業和非國有控股企業的資本支出分別占期末資產總額的 2.5% 和 2.6%,但 T 檢驗顯示兩者並不存在顯著的差別。然而,國有控股企業的現金在非現金資產中的比例約為29.4%,而非國有控股企業現金在非現金資產中的比例則高達 40.3%,該比例比國有控股企業高出約37.1%,且 T 檢驗顯示兩者存在顯著的差別。表明非國有控股企業更傾向于持有現金。其他變量中,除槓桿和分紅變量外,其他各個變量在兩種不同的企業之間均存在顯著的差別,表明國有控股企業和非國有控股企業的總體財務狀況存在顯著的差異。3 實證結果分析3.1 所有權性質轉變對投資-現金依賴性的影響表 3 報告了所有權性質轉變對投資 - 現金依賴性的影響。在第 1 列中,我們重新檢驗了所有權性質對投資 - 現金依賴性的影響效果,第 2 列報告了非國有控股企業轉變為國有控股企業對投資 - 現金依賴性影響效果,第 3 列則報告了國有控股企業轉變為非國有控股企業對投資 - 現金依賴性影響效果。所有的回歸均採用三階段最小二乘法回歸(3SLS)以避免投資和現金持有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在所有的回歸中,我們還控制了產業固定效應和年度固定效應。此外,為了防止可能的異方差對回歸結果的影響,我們在回歸中採用White 標準誤。在第 1 列中,Cashholdingt-1 變數的係數顯著為正,這表明私有企業持有現金對其投資具有重要的影響。而 Cashholdingt-1*Ownership 的係數也顯著為正則表明國有控股企業持有現金對投資的影響與非國有控股企業持有現金對投資的影響效果存在顯著的差別。在平均水平上,非國有控股企業持有的現金數量每增加 1% 會導致其投資增加0.168%,而國有控股企業持有的現金增加 1% 則會導致其投資增加 0.184%,比非國有控股企業高出約 9.6%。這與之前的研究結果類似,表明國有控股企業比非國有控股企業的投資更依賴於內部資金。在第 2 列和第 3 列中,Cashholdingt-1 的係數反映了所有權性質轉變之前企業投資對現金持有的依賴性,Cashholdingt-1*Change 的係數反映了所有權性質轉變對企業投資 - 現金依賴性的影響。在第2 列中,Cashholdingt-1* Change 係數顯著為正,表明所有權性質轉變之後(國有控股企業)比轉變表3 所有權性質轉變對投資-現金依賴性的影響變數 所有權性質的影響非國有控股企業 轉變為國有控股企業國有控股企業轉 變為非國有控股企業Cashholdingt-1 0.168***(42.01) 0.192***(27.43) 0.206***(34.33)Cashholdingt-1*Ownership 0.016***(2.67)Cashholdingt-1*Change 0.020**(2.22) -0.013 *(-1.86)Cashflowt 0.008***(8.02) 0.649***(46.36) 0.575***(57.51)Leveraget-1 0.592***(65.78) 0.010*(1.69) -0.011***(-2.75)Salet-1 -0.003(0.75) 0.001(0.98) 0.001(0.93)Market-Book assett-1 0.001(1.24) 0.010***(11.24) 0.009***(11.54)Constant -0.040***(-2.67) -0.070***(-2.59) -0.046 ***(-2.71)年份控制 是 是 是產業控制 是 是 是觀測數 14259 6075 11475R2 0.208 0.276 0.215注:*,**,*** 分別表示 10%,5% 和 1% 水平上顯著,括弧內為 Z 值。
  • 94之前(非國有控股企業)企業的投資更加依賴於內部資金,這也意味著非國有控股企業所有權性質的轉變增大了投資對現金持有的依賴性。平均水平上,在非國有控股企業所有權性質發生轉變之前,企業的現金持有每增加 1% 僅會導致其投資增加約 0.192%,而轉變為國有控股企業之後其現金持有每增加 1% 則會導致其投資增加約 0.212%,比轉變之前高出約 10%。然而,第 3 列的 Cash-holdingt-1* Change 顯著為負(10% 水準上顯著),意味著國有控股企業轉變為非國有控股企業使得企業投資對現金的依賴性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下降。在經濟意義上,轉變之前的國有控股企業的現金持有每增加 1% 會導致其投資增加約 0.206%,而轉變為非國有控股企業之後,企業現金持有每增加 1% 僅會導致其投資增加 0.193%,比轉變之前降低了約 6.3%。整體上,第 2 和第 3 列的回歸結果意味著企業所有權性質的轉變在一定程度上轉變了其投資對現金持有的依賴性,同時也進一步證實了國有控股企業較高的投資 - 現金依賴性具有不穩定性,轉變企業的所有權性質能夠有效地減少國有控股企業的過度投資行為。3.2 所有權性質轉變對過度投資-現金依賴性的影響之前的回歸結果表明國有控股企業比非國有控股企業具有更高的投資 - 現金依賴性,這一結果難以從傳統的融資約束的角度獲得合理的解釋。另外的關於投資 - 現金依賴性的解釋來自於代理理論的觀點。代理理論的觀點認為,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使得管理者傾向於不斷地擴大企業的規模以從中獲取更多的私人利益,即使投資的項目具有負的淨現值(即存在過度投資)。這種現象在企業擁有更多的自由現由現金流或持有更多現金時更普遍。這一部分,我們檢驗國有控股企業較高的投資 - 現金依賴性是否是由於代理問題所導致的過度投資的結果,以及轉變企業的所有權性質是否可以減少企業的過度投資。為了檢驗國有控股企業持有現金是否更容易會導致過度投資,我們首先借鑑 Richardson (2006)[5] 方法衡量企業的過度投資。我們考慮一個不包含現金持有變量的投資模型 。其中,Xi,t 表示除現金持有之外的其他影響企業投資的變量。在利用該模型對全部樣本進行估計時所產生的誤差項ei,t 中實際包含了現金持有變數對投資的影響,即ei,t= aCashholdingi,t-1 +ri,t。ei,t 包含了兩個部分,一部分是由現金持有所導致的投資部分,另外一部分是由現金持有無法解釋的隨機誤差項 ri,t。我們將 ei,t視為偏離企業正常投資的部分,即正的 ei,t 是企業過度投資的部分,負的 ei,t 是企業投資不足的部分。我們重新估計模型 ei,t=aCashholdingi,t-1+ri,t 以檢驗不同所有制企業持有現金對過度投資的影響。我們分別採用 3SLS、Tobit 以及 Probit 方法估計所有權性質轉變對過度投資 - 現金依賴性的影響以保證回歸結果的穩健性。在 Tobit 估計中,我們忽略了企業投資不足的部分,僅保留正的部分作為估計對象。而在 Probit 估計中我們將 ei,t 中正的部分設定為 1,負的部分設定為 0。整體的回歸的結果如表 4 和表 5 所示。表 4 報告了國有控股企業轉變為非國有控股企業之後過度投資對現金持有的依賴性,表 5 報告了非國有控股企業轉變為國有控股企業之後過度投資對現金持有的依賴性。其中,Cashholdingt-1 的係數反映所有權性質轉變之前企業持有現金對過度投資的影響,Cashholdingt-1* Change 的係數反映了所有權性質轉變之後企業持有現金對過度投資的影響的變化。我們的興趣在於檢驗所有權性質轉變對過度投資 - 現金依賴性的影響,因此,我們主要分析 Cashholdingt-1* Change 的估計結果。表4 國有控股企業轉變為非國有控股企業 對過度投資的影響變數(1)3SLS(2)Tobit(3)ProbitCashholdingt-10.044***(6.28)0.032***(3.20)0.332***(9.76)Cashholdingt-1*Change -0.041***(-4.56)-0.043***(-3.31)-0.341***(-7.75)Constant-0.005*(-1.72)-0.104***(-2.63)0.011(0.85)觀測數 11475 11478 13041R2 0.002 0.008 0.004Wald chi2(2) 41.26*** 12.95*** 98.45***
  • 95馬如飛,等  所有權性質轉變與企業投資-現金依賴性注:*,**,*** 分別表示 10%,5% 和 1% 水平上顯著,括弧內為 Z 值。表5 非國有控股企業轉為國有控股企業 對過度投資的影響變量(1)3SLS(2)Tobit(3)ProbitCashholdingt-10.016*(1.78)-0.002(-0.14)0.215***(5.81)Cashholdingt-1*Change0.046***(3.83)0.055***(5.51)-0.115**(-2.09)Constant-0.007**(-2.33)-0.117***(-19.51)-0.005(-0.28)觀測數 6075 6083 6917R2 0.004 0.010 0.007Wald chi2(2) 41.19*** 114.76*** 35.29***注:*,**,*** 分別表示 10%,5% 和 1% 水平上顯著,括弧內為 Z 值。表 4 中,Cashholdingt-1* Change 的估計結果反映了國有控股企業轉變為非國有控股企業之後,持有現金對過度投資的影響發生的變化。表 4 中三種不同的估計方式均一致性的表明當國有控股企業轉變為非國有控股企業之後,企業持有現金對過度投資的影響顯著下降了。而且轉變為非國有控股企業之後的過度投資對現金的依賴性幾乎為零。這一結果與表 3 的估計結果一致,表明國有控股企業轉變為非國有控股企業之後,其投資對現金依賴性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其過度投資的部分受到了限制。表 5 中的 Cashholdingt-1* Change 的估計結果反映了非國有控股企業轉變為國有控股企業之後,持有現金對過度投資的影響發生的變化。在所有的三種估計結果中,除 Probit模型的估計結果中 Cashholdingt-1* Change 為負,其他兩種估計結果均顯著為正。整體上,表 5 的估計結果與之前的估計結果一致,表明當非國有控股企業轉變為國有控股企業之後,企業持有現金導致造成了更多的過度投資。表 4 和 5 的結果從動態的角度驗證了前文的研究發現,進一步表明國有控股企業較高的投資 - 現金依賴性源於國有控股企業持有現金更容易導致過度投資,同時也表明轉變企業的所有權性質可以有效地減少國有控股企業的過度投資。4 結論所有權性質是影響企業獲取外部資金的重要影響因素。由於政府對國有控股企業貸款的隱性擔保和政府直接干預貸款等原因,國有控股企業在獲取外部資金方面相比於非國有控股企業存在明顯的優勢,理論上這使得國有控股企業的投資對內部資金的依賴性應該小於非國有控股企業。然而,現實中國有控股企業的投資卻比非國有控股企業表現的更依賴於內部資金。對此一個合理的解釋是國有控股企業持有內部資金更傾向於過度投資。然而,現有的研究大多從靜態的角度討論企業投資對內部資金的依賴性,忽略了企業所有權性質的轉變對這種依賴性的影響。本文從動態的角度檢驗企業所有權性質的轉變是否會影響企業投資對內部資金的依賴性,並為過度投資假說提供更直接的證據。我們首先檢驗了所有權性質以及所有權性質的轉變對企業投資 - 現金依賴性的影響。我們發現國有控股企業的投資對現金的依賴性顯著高於非國有企業的投資現金依賴性,但當國有控股企業轉變為非國有控股企業之後,其投資 - 現金依賴性卻出現了顯著的下跌。而非國有控股企業轉變為國有控股企業之後其投資對現金的依賴性則出現顯著的上升。這表明國有控股的企業比非國有控股的企業更依賴於內部資金。為了進一步檢驗國有控股企業更高的投資 - 現金依賴性是否由於國有控股企業的過度投資導致的,我們分離出企業過度投資的部份,并檢驗了所有權性質轉變對企業過度投資部份的影響。我們發現當國有控股企業轉變為非國有控股企業之後,企業持有現金所導致的過度投資出現了大幅度下跌,而當非國有控股企業轉變為國有控股企業之後,企業的過度投資 - 現金依賴性則出現顯著的上升。這表明國有控股企業較高的投資現金﹣依賴性主要是由於其持有現金更容易產生過度投資所導致的。本文的結果為過度投資假說提供了直接的證據,同時也表明轉變企業的所有權性質能夠有效地減少國有控股企業的過度投資行為。
  • 96參 考 文 獻[1] 江偉,李斌. 制度環境. 國有產權與銀行差別貸款. 金融研究,2006(11):116-126。[2] Brandt, L., Li H.B, Bank discrimination in transition economics: ideology, information, or incentives? ,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3, 31(3):387-413.[3] 羅琦,肖文翀,夏新平. 融資約束抑或過度投資:中國上市企業投資—現金流敏感度的經驗證據. 中國工業經濟,2007(9):103-110。[4] 馬國臣,李鑫,孫靜. 中國製造業上市公司投資-現金流高依賴性實證研究. 中國工業經濟,2008(10):109-118。[5] Richardson. S, Over-investment of free cash flow,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006, 11 (2-3):159-189.[6] Myers, S., N. Majluf, Corporate Financing and Investment Decisions When Firms Have Information That Investors do not hav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84, 13(2):187–221.[7] Fazzari, S. M., R. G. Hubbard, and B. C. Petersen,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Brooking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88(1):141-195.[8] Opler, T., L. Pinkowitz, R. M. Stulz, and R. Willianmson, The determinants and implications of corporate cash holding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99, 52(1):3-46.[9] Almeida, H., M. Campello and M. S. Weisbach, The cash flow sensitivity of cash, Journal of Finance, 2004, 59(4):1777-1804.[10] 連玉君,彭方平,蘇治. 融資約束與流動性管理行為. 金融研究,2010(10):158-171。[11] 羅琦,許俏輝. 大股東控制公司影響現金持有量的實證分析. 統計研究,2009,26(11):93-99。[12] 陳德球,李思飛,王叢. 政府質量、終極產權與公司現金持有. 管理世界,2001(11):127-141。[13] Mikkelson, W., M. Partch, Do Persistent Large Cash Reserves Hinder Performa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2003, 38(2):275–294.[14] Faulkender, M., R.Wang, Corporate financial policy and the value of cash,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06, 61(4):1957-1990.[15] Denis, D. J., V. Sibilkov, Financial constraints, Investment, and the value of cash Holdings, The Reviews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0, 23(1):247-269.[16] Jensen, M, Agency costs of the free cash flow, corporate finance and takeove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6,76(2):323–329.[17] Dittmar, A., J. Mahrt-Smith, and H. Servaes,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Corporate Cash Holdings,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2003, 38(1):111–133.[18] Kalcheva, I., K. Lins, International evidence on cash holdings and expected managerial agency problems, The Reviews of Financial Studies, 2007, 20(4):1087-1112.[19] Harford, J., S. A. Mansi, and W. F. Maxwell.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a Firm Cash Holdings in the U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8, 87(3):535–55.[20] Dittmar, A., J. Mahrt-Smith,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e Value of Cash Holding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7, 83(3):599–634.[21] Lang, L., E. Ofek, and R. M. Stulz, Leverage, investment, and firm growth,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96, 40(1):3-29.兩岸四地珠澳校企合作助推澳門青年在横琴創業發展4月20日,珠海橫琴發展有限責任公司、澳門科技大學在橫琴簽署《共同在橫琴新區打造澳門科技大學青年創新創業基地合作備忘錄》。作為粵港澳緊密合作示範區,橫琴新區成立以來,積極為澳門企業和澳門青年發展創造條件,大力促進澳門產業多元發展,為澳門的文化創意、會展等優勢產業提供發展空間。作為粵澳合作框架協議下的首個重點啟動專案,橫琴的粵澳合作產業園已經進駐一批澳門企業。“橫琴澳門青年創業谷”作為新區推進粵澳合作的又一重點專案,將重點引導和扶持澳門青年創業就業,進一步密切橫琴、澳門兩地人員往來和產業合作。澳門科技大學建校於2000年,已成為澳門規模最大的綜合型大學,也是兩岸四地最年輕的百強大學,目前各類在校生逾萬人,其中全日制博士及碩士研究生逾2200人,本科生約8000人。2010年,澳門科技大學正式成立了“創業就業發展中心”,希望提升本校學生整體競爭力,推動與扶持學生創業創新項目落地。到2015年,中心已成功孵化和推動了澳門科技大學學生及校友的眾多創業創新專案。項目合作雙方將借助橫琴新區廣闊平臺,充分發揮澳門科技大學創業創新中心在支持青年創業方面的資源優勢,在橫琴新區共同打造“政、產、學、研、孵”一體化的“澳門科技大學青年創新創業基地”(以下簡稱“基地”)。該合作專案是“橫琴澳門青年創業谷”的首個澳門方面的簽約項目。
  • 97第 9 卷 第 1 期 澳 門 科 技 大 學 學 報 Vol.9 No.12015 年 6 月 30 日 Journal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une 30, 2015 Received 21 May 2015; Revised 16 Jun. 2015*Xiaolei Tang: corresponding author, Ph.D. Research field: international finance, monetary policy. Assistant professor in finance, School of Business,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mail: xltang@must.edu.mo, Tel: 00853-88972904.Real Exchange Rate Misalignment and Adjustment of RMBt: A Threshold Cointegration AnalysisXiaolei TANG1*, Jizhong ZHOU2( 1.School of Business,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China ) ( 2.School of Financ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China)AAstractt: This paper tests for threshold cointegrat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quilibrium real exchange rate of the Chinese currency (RMB) and its fundamentals based on the Behavioural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 approach using quarterly data over the period 1994Q1-2009Q4. We find that the RMB real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 is mainly determined by such fundamentals as productivity, terms of trade, economic openness, and government expenditure. The estimated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 is then used as a benchmark to assess the degree of misalignment of actual exchange rate. We also find threshold characteristic in the adjustment process of misalignment errors.eyyordst: Equilibrium real exchange rate; Behavioural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 Threshold cointegration; Exchange rate misalignment.人民幣實際匯率的錯配與調整:基於BEER 的門檻協整分析湯曉雷1*,周繼忠2(1. 澳門科技大學商學院,澳門 2. 上海財經大學金融學院,上海)摘要: 本文選取1994年至2009年之間的季度資料作為樣本,基於BEER方法分析了人民幣實際均衡匯率與經濟基本面因素的門檻協整關係,結果發現人民幣實際均衡匯率主要由生產力、貿易條件、經濟開放度和政府開支等基本變量決定。然後本文以估計的均衡匯率為基準判斷人民幣匯率的錯配程度。本文還發現了人民幣匯率錯配誤差調整過程非線性特徵。關鍵詞: 均衡實際匯率;行為均衡匯率,門檻協整,匯率錯配。 0 Introduction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the exchange rate of its currency, Renminbi (henceforth RMB),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c, policy makers and practitioners. In particular, as the United States experienced substantial trade deficit with China, there exist some critics blaming the undervaluation of RMB for the large trade imbalance. More recently, a similar statement that RMB is unfairly undervalued shows up again i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However, this claim is irrelevant unless solid evidence of substantial undervaluation of RMB is found. Is RMB truly undervalued? And, if yes, by how much? The best way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is to estimate the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 of RMB,
  • 98which can serve as a benchmark for assessing the degree of misalignment of the actual exchange rate, and this assessment can provide some useful guidance for the making of China's foreign exchange policy. In this paper we explore the potential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djustment of RMB exchange rate and its misalignment from levels consistent with economic fundamentals. This paper differs from the existing research in two aspects. Firstly and most importantly, unlike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based on linear cointegration analyses, for the first time we combine the BEER approach with a threshold cointegration analysis to explore a nonlinear long-term relationship between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s and fundamentals. Secondly, when calculating variables in effective terms, unlike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in which time-invariant weights are assigned to trading partners over the whole sample period, the weights are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the top ten trading partners' shares in China's foreign trade, and the weights vary over time. In doing so, the calculated variables can capture more precisely the dynamics of the RMB exchange rate as well as of other economic factors. The rest of the paper is arranged as follows. Section 1 reviews the important literature. Section 2 introduces the empirical methodology. Section 3 explains and discuss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ection 4 summarizes the main findings of the paper.1 Literature reviey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s can be estimated using various methods.1 The Behavioural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 (BEER) approach introduced by Clark and Macdonald (1998) [3]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ly adopted methods and has been applied to study the exchange rates of a wide range of international currencies. The concept of Behavioural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 (BEER) was first introduced by Clark and Macdonald (1998) [3] and further improved by Clark and Macdonald (2004) [4], Macdonald (2000) [14], and Macdonald and Swagel (2000) [15]. Since then the 1. See, among others, Williamson (1994) [16] and Montiel (1999) [18].BEER approach has been widely employed to analyse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s of many currencies.Basically, the BEER approach uses econometric methods to establish a behavioral link between the real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 and relevant economic fundamentals. Clark and Macdonald (1998) [3] and Clark and MacDonald (2004) [4] estimate the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s of 3 currencies (U.S. Dollar, German Mark and Japanese Yen) using the BEER approach. Their results show that fundamentals such as terms of trade, government debt, the Balassa-Samuelson effect, and net foreign assets has significant impacts on real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s of these three currencies. Montiel (1999) [16] develops a model that synthesizes previous models of the equilibrium real exchange rate. According to Montiel (1999) [16], the long-run equilibrium real exchange rate is determined by the steady-state values of the predetermined variables and permanent values of both policy variables and exogenous variables. The variables that may act as long-run determinants include four components. First, domestic supply-side factors and particularly the Balassa–Samuelson effect arising from faster 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tradable goods sector than in the non-tradable goods sector are considered. Second, fiscal policy, such as permanent changes in the composition of government spending between tradable and non-tradable goods, is relevant. Third,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nvironment, including changes in an economy's external terms of trade, the flow of external transfer, the world inflation rate, and the level of the world real interest rates, are important. Fourth, the liberalization of commercial policy, for example, a reduction in export subsidies, may affect the long-run real exchange rate.There are also some research works applying it to the RMB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 For example, Zhang (2001) [19] applies the BEER approach to estimate the RMB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 and its misalignment using annual data over the period 1955~1999. Coudert and Couharde (2007) [6] assess misalignment of RMB using a Purchasing Power
  • 99Xiaolei TANG, et al Real Exchange Rate Misalignment and Adjustment of RMB: A Threshold Cointegration AnalysisParity (PPP) criterion corrected by a Balassa-Samuelson effect based on a data sample that covers only 5 years. A common feature of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is that they assume a linear cointegrat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exchange rates and economic fundamentals, which also implies linear and instantaneous adjustment of exchange rates in responses to misalignment, thus completely ignoring potential nonlinearity in the adjustment mechanism. This paper attempts to fill this gap by exploring a nonlinear long-term relationship between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s and fundamentals. 2 Empirical methodology2.1 Threshold cointegrationThe conventional concept of linear cointegration assumes implicitly that the adjustment of the deviations towards the long-run equilibrium is made linearly and instantaneously at each period. However, no economic theory justifies that only linear and instantaneous adjustment can happen. Actually the presence of transaction costs implies that adjustment will occur only when deviations are larger than the transaction costs, and hence adjustment should not happen instantaneously at each time. Even in highly liquid markets deviations of asset prices are sometimes too small to trigger profitable arbitrages, so the so-called neutral band of no arbitrage does exist. Moreover, exchange rate intervention is often activated only when the deviation from some target becomes significant. All these observations point to the possible existence of nonlinear adjustment.Balke and Fomby (1997) [2] introduce the concept of threshold cointegration as an extension of linear cointegration. In their framework, the adjustment does not need to occur instantaneously but only once the deviation exceeds some critical threshold. They base their adjustment process on the self-exciting threshold autoregressive model (SETAR) introduced by Chan (1993) [5]. In the SETAR model, the autoregressive coefficients take different values depending on whether the previous value is above or under a certain threshold value, thus exhibiting regime switching dynamics. Suppose and are cointegrated with as the cointegrating vector, where . The long-run relationship can be written as: (1)where is the deviation from equilibrium, a l so ca l l ed equ i l ib r ium e r ro r in l i t e ra tu re . The conventional linear cointegration assumes that follows a linear autoregressive (AR) process: (2)In contrast, threshold cointegration proposed by Balke and Fomby (1997) [2] assumes that follows a SETAR process as: (3)where subscripts i =1, 2, ..., m refer to the i-th regime, is the i-th intercept, is polynomial of lag operator L, and is random disturbance with zero mean and standard deviation , is the threshold, and integer d represents the delay in the error correction process, meaning that economic agents react to the deviation from equilibrium with a time lag of d periods.22.2 Model specificationBased on the theory of BEER and guided by Montiel (1999) [16], we test for the cointegrat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MB exchange rate and fundamentals using the following model: (4)where reer denotes 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prod denotes productivity differential, tot denotes terms of trade, open denotes trade openness, and gexp denotes government expenditure. The definitions and calculation of these variables are detailed in subsection 2.3. ( i = 0,1,2,3,4) are a constant and the 2. Note that we may use an external variable xt-d instead of the equilibrium error εt-d as transition variable. In this case we will model the adjustment process of equilibrium error using a TAR model instead of a SETAR model.
  • 100coefficients of these variables respectively.The adjustment process of error term series is assumed to follow a SETAR model like (3). Specifically, we set the delay value at d =1, is assumed to follow an AR process of order in regime i, and is not necessarily the same across individual regimes; the order and the number of regimes m are to be determined by specification tests.As argued by Balke and Fomby (1997) [2], the threshold nonlinearity of error terms, , does not affect the order of integration of the variables under consideration. In the special threshold cointegration case suggested by Balke and Fomby (1997) [2], the cointegrating relationship is still assumed to be linear, only the equilibrium error series is supposed to follow a SETAR process. Put another way, only the adjustment process towards equilibrium exhibits threshold nonlinearity. As a result, standard time series analyses used for linear cointegration are still asymptotically valid for the case of threshold cointegration.Following the approach of Balke and Fomby (1997) [2], we will carry out the analysis in two steps. In step one, we first use Johansen's cointegration test to identify the long-run cointegrat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RMB real exchange rate and economic fundamentals, and then obtain the residual series to be used for the test of threshold behaviour. In step two, we first use the test method proposed by Hansen (1999) [11] to determine the number of the regimes. Specifically, we test the null hypothesis of linear AR with 1 regime, also labelled SETAR(1), against the alternative of SETAR(2) with 2 regimes or SETAR(3) with 3 regimes. If the null hypothesis is rejected, we then proceed to estimate the threshold and parameters by conditional least squares (CLS). That is, we estimate the threshold autoregression for the given values of threshold and delay and then find the true values of threshold and delay by minimizing the sum of squared errors. In this way, we can better investigate the potential nonlinear adjustment of exchange rates of RMB, which can't be done by using traditional linear methods.To sum up, our route for empirical study is as follows: First, we use Johansen's cointegration test to identify the long-run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MB real exchange rate and economic fundamentals as specified in equation (4), and we estimate the behavioral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 Second, we use this estimated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s as benchmark to assess the misalignment of RMB exchange rate. Third, we further carry out a SETAR test to investigate the nonlinearity in the adjustment process of exchange rate misalignment.2.3 Data and variaAlesWe use qua r t e r ly da t a ove r t he pe r iod 1994Q1~2009Q4 for our empirical analysis. Since the 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is a relative price, and its determinants will have some effects only if they change their values relative to foreign counterparts, we express each variable as the ratio of the domestic value relative to its foreign counterpart. Just like we calculate the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the value of the foreign variable is a geometric weighted average of the trading partners' corresponding values, with the weights being identified as each trading partner's share in China's total foreign trade. Specifically, we first sort out China's top ten trading partners based on their trade volume with China, and then calculate the weights by , where means partner i's trade with China and is China's total foreign trade with its top ten trading partners.3 By construction the weights sum up to 1. The definitions of the variables and sources of the data are as follows:(1) 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REER)C P I - b a s e d r e a l e x c h a n g e r a t e s a r e a commonly used indicator of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4. In this paper we use the multilateral CPI-based 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as the 3. The top ten trading partners of Mainland China varied over the sample period 1994-2009. The trading partners involved in calculation include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Australia, France, Germany, Italy, Netherland, Canada, Japan, Brazil, Hong Kong, Korea, Malaysia, Singapore, Russia, Romania, and Jordan.4. IMF calculates and publishes in the IFS the CPI-based trade-weighted REER.
  • 101Xiaolei TANG, et al Real Exchange Rate Misalignment and Adjustment of RMB: A Threshold Cointegration Analysisdependent variable, which is calculated as: (5) where REERt denotes the real effect ive exchange rate of RMB, P denotes consumer price indices (CPI), and R represents nominal exchange rate expressed as the price of a currency in terms of US dollars. Subscripts c and i denote China and its partner i respectively. It is clear from this definition that an increase in REER is a real effective appreciation of RMB.(2) Productivity differential (PROD)The effect of productivity differential on real exchange rates is expected to follow the Balassa-Samuelson theory (Balassa, 1964 [1], and Samuelson,1964[17]), which states that faster 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tradable goods sector relative to the non-tradable goods sector is associated with real appreciation of the currency of a country. This effect is usually measured by the relative price of non-tradable to tradable goods, which is often proxied by CPI/PPI (PPI denotes producer price index) or by per capita GDP. Constrained by the lack of data on PPI in some countries, we follow Kim and Korhonen (2005) [13] to use per capita GDP as a proxy for productivity differential (PROD). PROD is calculated using a formula similar to (5): (6)where PCGDP refers to per capita GDP.(3) Terms of trade (TOT)5Terms of trade is defined as the relative price of a country's exports compared to its imports, usually measured by the ratio of the export unit value to the import unit value. Note that whether an improvement in a country's terms of trade leads to real appreciation of its currency is not clear. Actually, improvement in terms of trade has two opposite effects on the domestic price level. One is the income effect. If terms of trade improves, income increases accordingly. As domestic demand for non-tradable goods rises, the price of non-5. No export and import unit value data are available in China, Malaysia, and Russia, so we use instead the ratio of exports to imports as a proxy for the terms of trade.tradable goods goes up, and real appreciation of the currency follows. Another is the substitution effect. As improvement in terms of trade implies that imports are relatively cheaper, domestic demand for non-tradable goods will be at least partially substituted by that for imports, thus driving down the price of non-tradable goods and generating real depreciation of the currency. These two effects act in opposite directions, so the final impact of improvement in terms of trade on domestic price level is ambiguous. Whether the real exchange rate goes up or down depends on which effect dominates.The formula for calculating TOT is as follows: (7)where XV and MV denote export unit value and import unit value respectively.(4) Government expenditure (GEXP)6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real exchange rates have long been investigated theoretically and empirically (Frenkel and Mussa, 1988[8]; Froot and Rogoff, 1995[9]; Obstfeld and Rogoff, 1996; Fischer, 2004[7]; Kim and Korhonen, 2005[13]). In the short to medium run, if the crowding out effect of government spending is weak or the government's marginal propensity on non-tradable goods is higher than on tradable goods, a rise in government spending can lead to real exchange rate appreciation. In the longer term, however, higher government spending will most likely undermine confidence in a currency, since it could be followed by a rise in distortionary taxes with a negative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real exchange rate. Thus higher government spending may cause depreciation of the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 This variable is calculated as the relative ratio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to GDP using the following formula: (8)6. Quarterly data for China are not available over the period 1994~1998, so we convert the frequency of the annual data on government expenditure using the technique of converting frequency to get a complete time series.
  • 102where GEX refers to government expenditure.(5) Trade openness (OPEN)The variable OPEN refers to degree of openness of trade, it is included to capture the effect of commercial policy on real exchange rate, and it is calculated as the ratio of the total trade (imports plus exports) to GDP. The effect of OPEN on real exchange rate is a bit ambiguous. On the one hand, if a country is more open to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country is more integrated into the world economy, then it can rely less on protection policy on foreign trade, and this will help the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hence higher openness may lead to an appreciation of the currency. On the other hand, being open has a price, as Edwards (1994) and Elbadawi (1994) show in their model for developing country, higher openness means lower tariffs on imports, so higher openness may lead to real depreciation as a hedge against the loss of competitiveness. Kim and Korhonen (2005) [13] provide strong evidence in favor of a negative impact of OPEN on real exchange rate. The OPEN variable is calculated using the following formula: (9)where TFT refers to total foreign trade.With some exceptions specified in footnotes, the data used to calculate the above variables are directly retrieved from the IMF's database: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DOTS)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IFS). Data have been seasonally adjusted wherever necessary. Note that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lower case variables all denote the logarithm of the corresponding variables during the following empirical analysis, for example, reer=ln(REER).3 Empirical Results and Discussion3.1 Cointegration analysis of BEERBefore carrying out the cointegration tests, the Augmented Dickey-Fuller unit root tests are performed to examine the stochastic characteristic of the series. The tests show that all series are non-stationary, but the first difference series are all stationary, i.e. all time series follow an I(1) processes, so the condition for further cointegration test is satisfied.7Table 1 reports the number of cointegrating equations indicated by both trace test and max-eigenvalue test for the sample period 1994Q1-2009Q4. The result indicates 1 cointegrating equation at the 5% significance level.The cointegrating equation is as follows: (10)where the numbers in parentheses are the t-values of the coefficients. TaAle 1. Cointegrating equation(s) indicated Ay Johansen TestsUnrestricted Cointegration Rank Test (Trace)HypothesizedNo. of CE(s)EigenvalueTraceStatisticCritical Value(5%)Prob.**None * 0.435631 73.39924 69.81889 0.0252At most 1 0.271822 37.36023 47.85613 0.3307At most 2 0.159184 17.37598 29.79707 0.6122Unrestricted Cointegration Rank Test (Maximum Eigenvalue)HypothesizedNo. of CE(s)EigenvalueMax-EigenStatisticCritical Value(5%)Prob.**None * 0.435631 36.03901 33.87687 0.0272At most 1 0.271822 19.98426 27.58434 0.3422At most 2 0.159184 10.92307 21.13162 0.6550Notes: 1. * denotes rejection of the hypothesis at the 0.05 level. 2. Prob.** denotes MacKinnon-Haug-Michelis (1999) p-values. 3. Both Akaike and Schwarz information criteria indicate the existence of intercept but no trend in the cointegrating equation. 4. the lag structure of variables is chosen according to the Schwarz Information Criterion and Hannan-Quinn Information Criterion.We can see from equation (10) that all the coefficients are significant, and the coefficient of prod is positive, meaning that productivity differential contributes positively to the change in reer. Put it another way, higher productivity relative to foreign countries causes the domestic currency to appreciate. This result is consistent with theoretical predictions based on the Balassa-Samuelson theory.8The negative sign of tot tells us that terms of 7. To save space, the ADF tests results are not reported here but can be obtained from the author.8. Coudert and Couharde (2007) do not confirm this effect in China. But as they only have five year data for empirical tests, the sample is likely too short to detect the Balassa-Samuelson effect, which is expected to be a long-run phenomenon.
  • 103Xiaolei TANG, et al Real Exchange Rate Misalignment and Adjustment of RMB: A Threshold Cointegration Analysistrade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of RMB. Improvement of terms of trade has substitution effect and income effect on exchange rates, with the former driving down the rate and the latter pushing it up. Our empirical finding suggests that the negative substitution effect dominates the positive income effect, so the terms-of-trade improvement for China leads to RMB real depreciation.The elasticity of reer with respect to open is 0.794, greater than its elasticity with respect to the other three explanatory variables, indicating that economic opennes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ynamics of RMB real exchange rates. Just like other empirical studies, its sign is negative, meaning that openness of the economy generally tends to depreciate the real exchange rate, which is common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reason is that economic openness exposes domestic industry to foreign competition. As a way to provide some shelter, real depreciation is commonly used as a policy instrument to this effect, thus generating a nega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open and reer. The coefficient of gexp is 0.587, indicating that government expenditure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real exchange rates.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China spends most of the fiscal revenues on infrastructure to facilitat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infrastructure requires huge amount of non-tradable inputs. As a result, the more the government spends on infrastructure, the higher demand for non-tradable goods. The domestic price level will be driven up, leading to real appreciation of RMB.3.2 Misalignment of RMBGiven the cointegrat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al exchange rate and economic fundamentals, we can assess the misalignment of RMB based on the BEER approach. Let denote the estimated coefficients from (10). The BEER can be calculated by substituting the observed values of variables into the following equation: (11)The current misalignment rate ( ) can be calculated as: (12)( ) is the unexplained movement in the real exchange rate, which cannot be accounted for by economic fundamentals, but rather by transitory factors and random disturbances.However, the current misalignment rate does not capture the fundamental misalignment caused by the deviation of the determinants of BEER from their own long-run equilibrium levels. Therefore, for a more precise measure of the extent of misalignment, total misalignment has to be calculated to fully reflect the deviation of the observed REER from its long-run equilibrium level. In this paper we apply the Hodrick-Prescott filter to calculate the long-run equilibrium values of the economic fundamentals, which can be used to estimate the long-run equilibrium real exchange rate.9 Let HPBEER denote the estimated long- run equ i l ib r ium BEER, then the to ta l misalignment rate ( ) is: (13)Given the definitions of and , the fundamental misalignment rate ( ) is calculated as: (14)Figure 1 presents the evolution of REER, BEER, and HPBEER for RMB over the sample period of 1994Q1~2009Q4. In general, the RMB real exchange rate, whether measured by the observed REER or the estimated long-run HPBEER, rose steadily since the sample begin, when official and market exchange rates were unified on 1 January 1994, to the onset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in mid-1997. It more or less stabilized during 1998~2001, and then experienced gradual depreciation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is 9. Another approach is to decompose the economic fundamentals into permanent and transitory components and use only permanent components to calculate the long-run equilibrium values. See Granger and Gonzalo (1995) [10].
  • 104decade. Finally, the RMB embarked a trend of real appreciation since the latest exchange rate policy reform in the mid of 2005, when the eight-year long de facto peg to the US dollar was formally abandoned in favour of a more flexible managed floating regime. 65 75 85 95 105 115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REER BEER HPBEERFigure 1. REER, BEER, and HPBEER of RMBt: 1994Q1~2009Q4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the estimated BEER based only on fundamentals appears to be more volatile than the REER. This is possible if transitory or random factors often offset the movements in economic fundamentals, probably reflecting policy reactions or intentions, especially when the movements in economic fundamentals are viewed as undesirable and need to be reversed or attenuated. If this conjecture is correct, then we expect that current misalignments (which measure transitory and random factors) and fundamental misalignments (which measure deviations of economic fundamentals from their long-run levels) should be frequently of opposite signs.Figure 2 displays the current misalignment rate, the fundamental misalignment rate, and the total misalignment rate during the sample period. We do find that CMR and FMR are frequently pointing to opposite directions, and only in 12 out of 64 quarters do the two misalignment rates point to the same directions. Moreover, the average size of CMR (-0.17%) is larger in absolute value than that of FMR (0.13%). We also find that CMR is more volatile than TMR, as the standard deviation of CMR and TMR is 7.91% and 5.69%, respectively. In summary, while CMR and TMR may indicate qualitatively the same direction of misalignment most of the time, total misalignment rate tends to be more accurate, more comprehensive, and more reliable. As a result, we will mostly focus on TMR when analyzing the evolution of RMB misalignment.-40 -30 -20 -10 0 10 20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CMRFMRTMR Figure 2. Different measures of RMB misalignment (in %)It is clear from Figure 2 that, consistent with the steady appreciation of RMB during 1994-1996 shown in Figure 1, the Chinese currency has been persistently undervalued during this time, especiall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ample period, with the largest undervaluation of 19.4% for 1994Q1.10 A substantial 50% devaluation of the RMB official rate early 1994 may contribute to such significant undervaluation.11 In the following quarters, however, the misalignment rate fell quickly, and the RMB gained real value gradually, reaching the equilibrium level in late 1996. Actually, the misalignment of RMB has largely been eliminated starting as early as in 1996Q1. Except for the first three quarters of 1998, where the shock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caused RMB to be overvalued by 5.5% to 7.2%, throughout the period from 1996Q1 to 2008Q2, RMB misalignment has been very modest, and the TMR stayed safely within the (-5%, 5%) interval.12 However,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TMR are all above 5.7% since 2008Q3, implying persistent overvaluation of RMB amidst the chaos of the 10. If we control for transitory factors and random disturbances, the current misalignment rate is even higher and at an astonishing -34.4% for 1994Q1. 11. On January 1, 1994, China unified its official exchange rate with the market-determined rate, where the official rate was devalued by 50 %, from 5.8RMB per USD to 8.7RMB per USD, to get aligned with the market rate.12. Actually it stayed within the (-3%, 3%) interval for 39 out of 50 quarters.
  • 105Xiaolei TANG, et al Real Exchange Rate Misalignment and Adjustment of RMB: A Threshold Cointegration Analysislatest financial crisis, a phenomenon similar to what happened during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Viewed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recent row about the “undervaluation” of RMB, our finding suggests that this claim is not well supported by data. Our results are in sharp contrast with that of Coudert and Couharde (2007). We find that productivity differential contributes positively to the change in real exchange rates of RMB, indicating the existence of Balassa effect, but Coudert and Couharde (2007) do not confirm this effect for RMB. Coudert and Couharde (2007) show that China's real exchange rate was highly undervalued (between 16 and 29%) in 2002 and 2003, but we find that the RMB misalignment was not pronounced.3.3 SETAR testThe advantage of SETAR test over other linear methods is that it can investigate the potential nonlinear adjustment of exchange rates of RMB, which can't be identified by using conventional linear methods. N o w w e p r o c e e d t o t e s t f o r t h r e s h o l d characteristic of the residual series obtained from the cointegration analysis. At first we test the null hypothesis of linear AR (also labelled SETAR(1)) against the alternative SETAR(2) and SETAR(3), and then test SETAR(2) against SETAR(3). From table 2 we can see that the test statistic for the null hypothesis of SETAR(1) against SETAR(2) is significant at 5% level, but it is not significant for the test of SETAR(1) against SETAR(3), nor for the test of SETAR(2) against SETAR(3), hence linear AR and SETAR(3) model are rejected in favour of a SETAR(2) model. TaAle 2. Tests of SETAR(1) against SETAR(2) and SETAR(3), SETAR(2) against SETAR(3)Test statisticSETAR(1) vs SETAR(2) 26.81843 (0.049)SETAR(1) vs SETAR(3) 52.26448 (0.145)SETAR(2) vs SETAR(3) 17.49411 (0.542)Note: SETAR(1), SETAR(2) and SETAR(3) refer to linear AR process, SETAR with 2 regimes, and SETAR with 3 regimes, respectively.Based on the estimation results reported in table 3, the following SETAR(2) model is identified: (15)where the threshold value is -0.0397. We label the regime with as regime(L) and that with as regime(H). Regime(L) has 5 lagged terms of , among which is not significant, and regime(H) has 4 lagged terms of , with both and insignificant. The share of observations falling in regime(L) and regime(H) is 16.95% and 83.05%, respectively.TaAle 3. Estimation of the SETAR(2) modelEstimate Std. Error t value Pr(>|t|)Const L 0.0768939 0.0308679 2.4911 0.0159657ρ(L).1 1.1246005 0.4002941 2.8094 0.0069770 ρ(L).2 0.6851062 0.3128498 2.1899 0.0330415 ρ(L).3 -1.0724838 0.2751326 -3.8981 0.0002791 ρ(L).4 0.1042790 0.3212319 0.3246 0.7467694ρ(L).5 0.5571212 0.2610358 2.1343 0.0375553 Const H 0.0134918 0.0072682 1.8563 0.0690828 ρ(H).1 0.3187520 0.1477234 2.1578 0.0355868 ρ(H).2 -0.0723380 0.1311327 -0.5516 0.5835579ρ(H).3 -0.1382664 0.1302972 -1.0612 0.2935203ρ(H).4 0.3017615 0.1289817 2.3396 0.0231814 Threshold value: -0.03972Notes:1. ρ(m).i refers to the coefficient on the ith lag in regime m, m=L, H; 2. The lag order of AR in each regime is chosen according to the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Unlike in the conventional linear error correction model, where the speed of adjustment is the same no matter how large the disequilibrium in the previous period (i.e., 1tε − ) is, in the SETAR(2) model given by (18) the equilibrium error evolve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regime specification and the adjustment process is different across different regimes. Given our estimate of the threshold value, when RMB is undervalued by more than 3.97% in the previous quarter, the adjustment process is governed by regime(L), but if RMB is undervalued by less than 3.97% or even overvalued, the adjustment process
  • 106is governed by regime(H). This implies that, on the one hand, small undervaluation and overvaluation of RMB are viewed indifferently by economic agents and treated in the same way. The adjustment reaction is weak and less significant, as can be inferred from the relatively small absolute magnitude of the autoregressive coefficients under regime(H). On the other hand, large undervaluation triggers stronger reaction under regime(L), where the coefficients are large in absolute value and usually significant. All these suggest that large undervaluation of RMB is more important, more closely watched, and given more policy attention than small undervaluation or overvaluation.4 ConclusionsBased on the theory of BEER, this paper tests for the threshold cointegration between exchange rates and fundamentals and estimates the real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 and misalignment rate of RMB using quarterly data over the period 1994Q1-2009Q4.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integrating relationship does exhibit a threshold characteristic through a SETAR(2) model, and the negative threshold implies that greater concern has been shown on undervaluation rather than on overvaluation of RMB. It is also shown that current misalignment rate and total misalignment rate indicate the same direction of misalignment most of the time over the sample period, while the average magnitude of the former is larger than that of the latter. We find that the RMB misalignment was not very pronounced. The misalignment rates mostly lay in the interval (-10%, 10%) and more often lay in a much narrower interval (-5%, 5%). RMB is more often overvalued rather than undervalued. And RMB was overvalued by more than 5% between 2008Q3 and 2009Q4. One important implication of our finding is that, the monetary authority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possibility of nonlinear adjustment of exchange rates in policy making. Appropriate policies should be implemented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regime since different misalignment degree may trigger different reactions of economic agents.References [1] Balassa, B., The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A Reapprais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4, Vol.72(6), PP.584–596.[2] Balke, N. S., & T. B. Fomby, Threshold Co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97,Vol.38(3), PP.627-645.[3] Clark, P. B., & R. Macdonald, Exchange Rates and Economic Fundamentals: A Methodological Comparison of BEERs and FEERs. IMF Working Paper 98/67, 1998.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4] Clark, P. B. & R. MacDonald, “Filtering the BEER: A Permanent and Transitory Decomposition”, Global Finance Journal, 2004, Vol.15, PP.29–56.[5] Chan, K. S., Consistency and limiting distribution of the least squares estimation of a threshold autoregressive model. The Annals of Statistics, 1993, Vol.21, PP.520-533.[6] Coudert, V., & C., Couhar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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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7第 9 卷 第 1 期 澳 門 科 技 大 學 學 報 Vol.9 No.12015 年 6 月 30 日 Journal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une 30, 2015 員工建言行為研究綜述朱燕妮1,2*,程月圓1,劉瑛妮1,2(1. 澳門科技大學商學院,澳門;2. 澳門科技大學酒店與旅遊管理學院,澳門)摘要: 組織中員工的合理化建言行為能夠改善工作流程和提高組織績效,對員工個人也有積極的影響,是新世紀戰略性人力資源管理研究的一個重要部分。本文對收集到的文獻進行內容分析後,首先比較了現有文獻中對員工建言行為的概念內涵的界定,然後對建言行為的維度劃分做了回顧與總結,接下來從不同的理論視角出發梳理了建言行為的影響因素以及影響結果。本文最後探討了建言行為未來的研究方向。關鍵詞: 建言行為;組織公民行為;角色外行為Employee Voice Behavior t:Reviey and Direction for Future ResearchYanni ZHU1,2, Yueyuan CHENG1, Yingni LIU1,2( 1.School of Business,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China ) ( 2. Faculty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China )AAstractt: As used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and performance, voice behavior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search fields of strateg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 in the new century within an organization. This paper first concludes the definition of voice behavior on the base of the content analysis of previous literature, and summaries the types of voice behavior. Then this paper forms the determinants and consequences of voice behavior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Finally, this paper provides some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eyyordst: Voice behavior;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Extra-role behavior收稿日期:2015-05-28;修訂日期:2015-06-22。*通訊作者:朱燕妮,女,澳門科技大學商學院博士生,澳門科技大學酒店與旅遊管理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人力資源管理方向。Email: ynzhu@must.edu.mo, 電話:00853-889721510 引言隨著經濟的發展,愈演愈烈的行業內競爭已經開始讓更多的企業逐步意識到來自企業內部員工的建設性的、有益於企業的意見或建議的重要性。這一轉變的一個最直接的體現便是企業內部管理中越來越重視員工的建言行為(voice behavior)。與此同時,建言行為也因為有助於完善組織管理與決策、確保組織發展過程中的問題得到預警識別以及處理回饋,而受到學術界的重視,成為組織行為學研究的一個新的重要方向。本文首先通過對建言行為及相關文獻的系統梳理,剖析了建言行為的內涵和維度劃分;其次,結合建言行為研究及其相關理論,深入探析了組織內部建言行為的影響因素及其結果變量。最後,本文對未來研究方向進行了展望。1 建言行為概念內涵建言行為最早是由 Hirschman 在 1970 年提出。在建言行為研究的早期學者將建言行為看成
  • 108是對組織滿意度下降時所作出的四種對策行為中的一種,是“員工在對現實感到不滿時為從根本上改變現狀而付出的各種努力”(Hirschman,1970[14]);其餘三種分別是退出、忠誠和忽視(Hirschman,1970[14]; Rusbult 等,1982[33];Rusbult 等,1988[34];Zhou& George,2001[46])。在這一階段,建言行為看成是對組織現實感到不滿,而主動採取的一系列建設性反應,如與上司或同僚交流討論問題;採取行動去解決問題、提出建議,向外部機構(如工會)尋求幫助,甚至揭發和舉報(Hirschman,1970[14]; Rusbult 等,1982[33];Rusbult 等,1988[34];)。後來隨著研究的豐富與深入,將建言行為看成是對組織不滿的對策行為這一視角越來越顯現出局限性,例如,建言行為不一定是對組織不滿才會採取的策略;相反,對組織感到滿意也可以促使員工對組織採取建言行為(LePine 等,1998[18])。另外,也有學者發現這一視角使得建言行為與其他概念有混淆,例如組織中的揭發行為。因此,後來有學者開始從角色外行為的視角來研究建言行為(Van Dyne 等,1998[39];LePine 等,1998[18];LePine 等,2001[19];Fuller 等,2007[11];Detert 等,2007[6];Burris 等,2012[4];Morrison,2011a[28];Ng 等,2015[31]),即,將建言行為看做是一種組織公民行為,其本質是親社會屬性的。隨後這一視角逐漸成為了建言行為研究的主流視角。表 1 列示出了五篇相關文獻對建言行為所作出的定義。 基於文獻的分析,學者們雖然對建言行為的定義在措辭上有所差異,然而不難發現,這些定義存在一定的共性。首先,建言行為是一種口頭行為,需要用語言及溝通技巧來完成。其次,各種不同定義均將建言行為視為正面的、積極的、對組織有益的行為,這些行為或致力於創新變革,或致力於改善現狀,亦或者是為了提高工作效能。第三,存在一定的風險,即建言內容可能遭到反對或者存在挑戰權威的風險。在眾多學者對建言行為的定義中,LePine 和 Van Dyne[19] 在 2001 年基於角色外形為對建言行為所下的定義得到了普遍的認同,即建言行為是為以變革為導向、致力於改善現狀的建設性溝通,是組織公民行為的一種。該視角認為建言行為是一種能夠提高組織效能的具有挑戰性的自發行為,這種行為從本質上來說是有益於組織的。總的來看,在概念的界定上目前主流學術研究的主流視角是將建言行為看成一種組織公民行為。2 建言行為的維度劃分關於建言行為的維度劃分學者們在不同的研究視角下進行多種多維度的類型劃分。Hagedoorn等最早基於心理學視角在 1999[13] 年將建言行為分成謹慎性建言和侵略性建言。其中,謹慎性建言是基於深思熟慮的,充分考慮到了除建言者本人以外的相關因素,如同事、主管和組織;而侵略性建言則是強調建言者在建言時僅僅考慮自身的因素而忽略其他因素。而 Van Dyne 等(2003)[40]基於社會交換理論將員工建言構念進行了多維度分析,將建言行為劃分為親社會型、防禦型和默認型三種類型。其中,親社會型建言是指基於協作動機,表達與工作相關的想法、資訊和觀點。這種類型的建言是有目的的、主動的、以他人為表1 相關文獻對建言行為定義表文獻 定義Van Dyne, L., & LePine, J.A.,1998[39] 即使面臨反對,仍對變革提出創新性建議或對標準化程式提出修改意見。LePine, J.A., & Van Dyne, L.,2001[19] 以變革為導向,致力於改善現狀的建設性溝通,是組織公民行為的一種。Detert, J.R., & Burris, E.R.,2007[6]即使會違反現狀或挑戰權威,仍致力於促進組織功能而向擁有行動權利者提供有效資訊的一種口頭溝通行為。Tangirala, S., & Ramanujam, R.,2012[38] 員工為了提高組織或團隊工作效能,資源向組織提供想法和建議。Liu, W., Tangirala, S., Lam, W., Chen, Z.,2015[25] 對與組織工作相關事宜提出的建設性意見和建議。
  • 109朱燕妮,等  員工建言行為研究綜述導向的,其主要目的是使他人受益。防禦型建言是指由於害怕,出於自我保護目的,表達與工作相關的想法、資訊和觀點。默認型建言是指基於順從目的,表達與工作相關的想法、資訊和觀點。Burris(2012)[4] 將建言行為分成支持型建言和挑戰型建言。他認為挑戰型建言的建言內容強調改變、糾正或打破目前被廣為接受的行為、制度或戰略方向;而支援型建言的建言內容則強調保持和維護組織目前的行為、制度或戰略方向。Liang等(2012)[21] 將建言劃分為促進型建言和抑制型建言兩個維度來進行研究。其中,促進型建言是指員工為了全面提高工作團隊或組織的效能而表達新想法或建議;抑制型建言則是指員工針對他們所關注的不利於組織的工作實踐、事件或員工行為表達想法。然而,基於學者們對建言行為的維度劃分複雜多樣,Maynes 等在 2014[26] 年對建言行為的維度劃分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和總結,從“保守 - 激進”和“促進 - 抑制”兩個維度出發將建言行為總結性地劃分了四類,分別是支持型建言、防禦型建言、建設型建言和破壞型建言。同時,也有一些學者採用其他視角進行維度劃分。如 Detert 等(2013)[7] 從建言行為的對象出發,將建言行為分成上行建言和橫向建言兩類,其中上行建言是指建言的對像是團隊主管;而橫向建言的建言對像是團隊中的其他成員而非主管。Liu 等(2013)[24] 則將針對主管的上行建言細分成針對直接主管的上行建言和針對越級主管的上行建言兩類。在這一角度做出研究的還有 Liu 等(2010)[23]。除了以上這些研究視角外,還有一些學者另闢蹊徑選擇跨層次的視角。目前針對建言行為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個體層面,而 Morrison等(2011b)[29] 和 Frazier 等(2015)[9] 則對集體建言行為即工作團隊的建言氛圍進行了探討。總的來看,雖然學術界對建言行為的維度的沒有統一的劃分方式,視角眾多,但 Liang 等(2012)[21] 和 Maynes 等在 2014[26] 對建言行為所做的維度劃分方法得到了普遍的認同。3 建言行為的前因變量建言行為的前因變量是建言行為研究的熱點之一。在筆者整理的近 20 年來的 50 篇國外針對建言行為的研究文獻中,有超過 30 篇都是在研究建言行為的前因變量。在這些研究中,研究視角主要包括:基於社會交換理論探討組織成員之間的關係對建言行為的影響(Zhang 等,2015[45];Liu 等,2015[25];Janssen 等,2013[17];Tangirala, S. 等,2012[38];Botero 等,2009[2];Van Dyne 等,2008[41];Burris 等,2008[3];Zhou,2001[46]); 基於領導力理論探討不同領導風格對建言行為的影響(Hsiung,2012[15];Liu 等,2010[23];Walumbwa等,2009[43],Burris 等,2008[3];);基於個性特質理論探討人格特質、心理控制等對建言行為的影 響(LePine 等,2001[19];Fuller 等,2006[10];Detert 等,2007[6];Liang 等,2013[22];); 基 於角色認同理論探討角色認同對建言行為的影響(Van Dyne,2008[41];Liu等,2010[23];;Tangirala等,2008[37]);基於環境不確定性理論探討組織公平對員工建言行為的影響(Takeuchi 等,2012[36]);基於資源保存理論視角探討工作場所壓力對員工建言行為的影響(Ng 等,2012[30]);從工作流理論出發探討工作流集中性對員工建言行為的影響(Venkataramani 等,2010[42])等。總的來說,這些影響因素可以分為組織、領導和個人三個層面的影響因素。3.1 組織層面的影響因素。一些學者基於社會資訊加工理論來探討組織情景因素對員工建言行為的影響。Morrison 等(2011)[29] 以一家大型化工廠的 42 組工程師為研究樣本,探討了工作組內的建言氛圍對員工建言的影響。研究發現員工的建言行為與工作組的建言傾向正相關。工作組的建言氛圍還調節著員工個人認同與員工建言行為的關係,當工作組內的建言氛圍較強時,個人認同與員工建言行為之間的關係更密切。在 Morrison 等人研究的基礎上,Frazier 等(2015)[9] 研究了組織中來自主管的阻抑行為對組織建言氛圍和員工建言行為的影響。
  • 110結果發現,建言氛圍有利於促進於員工建言行為發生,但來自團隊主管的阻抑行為則不利於建言氛圍的形成。也有一些學者基於環境不確定性理論對工作滿意度和建言行為的關係展開了研究,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研究結論。建言行為研究的早期基於 Hirschman 的理論認為建言行為由於滿意度下降(不滿意度上升)而導致的結果。然而 LePine等(1998)[18] 對來自 95 家企業的 441 名員工進行了調查卻得到了不同的結論:員工滿意度與建言行為呈正相關,即隨著員工滿意度提高,建言行為發生的頻率也有顯著提高。這一點顯然與Hirschman 的觀點相悖。LePine 等人同時還發現組織情境因素(諸如組織規模,組織管理模式)對兩者關係起調節作用,即在組織規模較小、組織採取自我管理方式時,這一關係顯著;而當但組織規摸較大、管理模式較傳統時,這一關係將不再顯著。Zhou 等(2001)[46] 在對某大型製造企業的 149 名員工開展的一項調查中研究了由於聘用短期雇員或者合同制雇員引起的正式雇員對組織的不滿意度提高對正式雇員建言行為的影響,結果表明對於組織來說員工工作不滿意並不一定都是不好的,當它配合適當的情境因素(如來自團隊成員的積極的工作回饋,幫助和支援行為,或者組織的支援度較高時),工作不滿意會激發員工的創新性行為,如建言行為。這一結論部分支援了 Hirschman 的觀點。除此外,還有部分學者採用了其他的理論開展研究。基於工作特徵理論,Fuller 等(2006)[10] 以美國一家小型能源公司的 120 名員工作為調查對象,發現工作自主性、工作相關資源的可獲得性與員工建言行為有正相關關係。Gerdien(2012)[12]則在對 325 名雇員開展的調查中發現工作中的組織給予員工的建言機會與員工的建言行為正相關。Venkataramani(2010)[42] 基於工作流理論對 42 個銀行工作團隊中的 184 名員工開展了調查,發現員工的工作流集中度與建言行為之間正相關,而在工作流中個人的影響力則在這一關係中起到了仲介作用。Takeuchi 等(2012)[36] 從組織公平的視角出發,對我國香港地區 395 名員工及其經理進行樣本配對,研究發現人際公平與員工建言行為呈正相關關係,過程公平對兩者關係起調節作用,分配公平則進一步調節著這種雙向互動。三維互動關係在短期內更為顯著。Ng 等(2012)[30]基於資源保存理論檢驗了工作場所壓力、員工建言行為以及工作績效之間的關係。研究表明,工作場所壓力與員工建言行為呈負相關關係,並進一步影響員工工作績效。3.2 領導層面的影響因素在建言行為的研究領域中,基於社會交換理論對領導層面的影響因素開展研究一直是最主要的研究方向。在這一層面的研究中,影響因素主要包括領導風格、領導 - 成員關係和領導人格特質及行為三個主要的方面。3.2.1 領導風格影響因素 在領導風格方面,Liu 等(2010)[23] 以我國兩所大學的 324 名 MBA 學生為研究樣本,對變革型領導風格對員工建言行為的影響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變革型領導風格與員工的橫向建言行為和上行建言行為均呈正相關關係。而組織對員工的認同仲介變革型領導風格與橫向建言之間的關係;主管對員工的認同則仲介變革型領導風格與上行建言之間的關係。然而,關於變革型領導風格對建言行為的影響,Detert, J.R. 等(2007)[6] 得出的結論略有不同。DETERT 等發現變革型領導風格與建言行為之間的正相關關係在加入時間因素後便不再顯著,這一定程度是由於變革型領導風格一方面強調授權,另一方面也對團隊成員施加壓力造成的。Hsiung(2012)[15] 以我國臺灣地區一家大型房地產集團的 70 個工作團隊為研究樣本研究了誠信領導對建言行為的影響。研究發現,誠信領導與員工正面情感、領導 - 成員交換關係以及團隊層面的過程公平氛圍正相關。具體來看,誠信領導會帶來員工的積極、正面的情感,並改善領導 - 成員交換關係,從而促使員工更加積極主動的發表
  • 111朱燕妮,等  員工建言行為研究綜述意見與建議。另外,誠信領導對員工建言行為也有影響,誠信領導令員工感知到所在團隊的環境是公平的,因此會積極建言。其他關於領導風格的研究,還包括 Li 等(2015)[20] 以我國 52 個工作團隊中的 243 名員工為樣本對獨裁式領導風格對員工建言行為的影響進行了研究,研究結果表明主管的獨裁式領導風格與員工建言行為之間負相關,而權力距離在這一關係中起到調節作用。這一結論與 Zhang 等(2015)[45] 的研究結論相同。另外,Zhang 等(2015)[45] 還發現了仁慈型領導和道德型領導風格與員工建言行為之間的正相關性。3.2.2 領導-成員交換關係影響因素 在對領導 - 成員交換關係這一影響因素的研究中,Van Dyne等(2008)[41]通過實地調查發現領導 -成員交換關係與員工建言行為之間存在正相關關係,而員工建言角色感知程度對這一關係起到調節作用。具體表現為,員工建言角色感知度高時,領導 - 成員關係會更大程度激發員工建言行為;相反當員工建言角色感知度較低時,激發作用不明顯。此外,Botero 等(2009)[2] 針對美國地區開展的一項實證研究也證明瞭領導 - 成員交換關係與員工建言行為之間的正相關關係,於此同時,得出同樣結論的還有 Burris 等(2008)[3]。然而 Liu 等(2013)[24] 將這一研究深入到了直接領導 - 成員交換關係、越級領導 - 成員交換關係以及直接領導 - 越級領導交換關係對員工的對直接主管的建言行為和員工對越級主管的建言行為影響研究。研究發現,員工與直接領導交換關係會對員工向直接主管建言行為產生積極作用,員工與越級主管之間的關係則會激發員工向越級主管採取建言行為。同時還發現,如果直接領導 - 越級領導交換關係程度高時,會抑制員工向越級領導的建言行為。3.2.3 領導人格特質及行為影響因素 有些學者從心理學視角來分析領導人格特質及行為對員工建言行為的影響。Walumbwa 等(2009)[43] 以美國一家大型金融機構的 894 名員工及他們的 222 名直屬上司為樣本研究發現,領導個性特質中的宜人性與盡責性會正向影響領導者的道德領導力,而領導者的道德領導力又會進一步影響下屬的建言行為,下屬的心理安全感在兩者之間的關係中起部分仲介作用。在對領導行為因素開展的研究中,領導對員工建言的態度是一個重要的研究方向。Tangirala等(2012)[38] 對醫療行業的 640 名職業護士展開了調查,研究主管向員工主動諮詢的行為與員工建言行為之間的關係。研究表明,主管向員工主動諮詢的行為與員工建言行為之間正相關,而員工感知的自身在工作中的影響力在這個關係中起到仲介作用。具體作用如下,當主管向員工主動尋求意見或建議時,會讓員工感受到自己在工作中的影響力,進一步激勵員工採取建言行為。Fast等(2014)[8] 在一項類似的研究,發現了主管的自我效能感與員工的建言行為存在正相關關係,而主管的建言規避行為在這一關係中起到仲介作用。具體關係如下,主管的自我效能感越低,會增加其規避建言的行為,從而減少員工的建言行為。相反,自我效能感高的主管,會經常主動向員工尋求建言,從而積極促進員工採取建言行為。Janssen 等(2013)[17] 則研究了主管的回應、員工自我狀態的感知和員工建言行為之間的關係,發現主管回應與員工建言行為之間正相關,而員工自我狀態的感知則仲介這兩者之間的關係。除此之外,Frazier 等(2015)[9] 在一項針對 54 個工作團隊共 374 名員工進行的調查中發現對主管阻抑行為的感知和員工建言行為之間負相關,團隊建言氛圍在這一關係中起到仲介作用。3.3 個人層面的影響因素目前已有較多學者基於個性特質理論、心理控制理論等心理學理論探討了大五人格特質、自我效能感、自我監測、心理安全、組織自尊等與員工建言行為之間的關係。Premeaux 等(2003)[32] 以美國南部一家電信公司的 291 名員工為研究樣本,研究發現,自我監測調節著心理控制與建言行為之間的關係,
  • 112即低自我監測會使心理控制與建言行為之間的關係變強,高自我監測會使兩者之間的關係變弱。Liang 等(2012)[21] 探討了心理安全、對建設性變革的責任感、組織尊嚴這三個心理變量與員工建言行為之間的關係,研究結果表明,心理安全、對建設性變革的責任感、組織尊嚴均與員工建言行為正相關;在這些變數中,對建設性變革的責任感與促進性建言行為之間存在最強正相關關係,心理安全與抑制性建言行為之間存在最強正相關關係;當個體對建設性變革的責任感很弱時,心理安全與促進性建言及抑制性建言行為之間的正相關關係都很弱。Tangirala, S. 等(2008)[38] 通過研究發現員工的個人控制和建言行為之間成 U 型相關,而組織認同在這個過程中起到調節作用。具體作用如下,當員工的個人控制程度很高或者很低時,表現出較強的建言行為;當個人控制程度為中等時,建言行為很低。另外,當個人控制很低時,建言行為的程度會由於高組織認同度而降低;當個人控制很高時,建言行為的程度依然很高。人格特質也是這一領域的研究熱點。Crant 等(2010)[5] 研究了大五人格特質及非大五人格特質與建言行為之間的關係,發現在大五人格特質中,只有外傾性和盡責性與建言行為呈顯著正相關關係,這一結論與 LePine, J.A. 等在 2001[19] 年所做的研究結論相同。另外,Crant 等還發現在非大五人格特質中,只有積極人格特質與建言行為顯著正相關,這與 Liang, J. 等(2013)[22] 所做的研究得出的結論一致;羞怯特質與建言行為呈負相關關係。4 建言行為的結果變量相對于建言行為的影響因素而言,目前學者們對建言行為結果變量的探討還比較少。學者對建言行為的結果變量的研究主要包括組織層面的結果變量(Spencer 等,1986[35];Gerdien 等,2012[12];Liang 等,2012[21];Ng 等,2012[30];Frazier 等,2015[9]) 和 個 人 層 面 的 結 果 變 量(Spencer,1986[35];Van Dyne等,1998[39];Avery等,2002[1];Fuller,2007[11];Whiting 等,2009[44];Burris,2012[4])兩個方面。4.1 組織層面的結果變量現有的針對建言行為組織層面結果變量的相關研究主要探討了建言行為對組織績效、離職意願或離職率以及組織公平產生影響。研究表明員工建言行為對組織績效有著積極的影響(Detert 等,2013[7];)。Ng 等(2012)[30]年從資源保存的視角發現,工作壓力(如工作缺乏自主性等)、社交壓力(如對主管或團隊其他成員不滿等)以及組織壓力(如得不到組織在工作中的支援等)的改善都有利於激發員工的建言行為,而員工的建言行為對員工角色內績效,組織創造力以及執行力。Frazier 等(2015)[9] 則研究了組織內部來自主管的阻抑行為、建言氛圍和組織績效之間的關係。他們通過對來自美國的54 支企業內部團隊的 374 份問卷研究發現,組織內部良好的建言氛圍將激發員工的建言行為,進一步提高組織績效;然而來自主管的阻抑行為則會阻礙組織內部建言氛圍的形成。除此以外,建言行為還有利於管理效能的提高。McClean 等(2013)[27] 研究了員工施行建言行為後主管是否給予回應與員工離職之間的關聯。結果表明,當主管在員工建言行為之後沒有給予積極的資源管道的情況下,建言行為和離職之間呈正相關關係。建言行為也會影響組織內部公平和內部衝突。Avery 等(2002)[1] 的研究表明,僅僅給員工提供建言機會對員工的過程公正感影響很小,因為有時員工可能認為建言機會不屬於自己,他們只有感知到屬於自己的建言機會才能產生過程公正感。建言效度(即建言被採納的數量或程度)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當建言效度較低時,建言對程式公正感具有負向影響,即如果員工建言很多,而管理者卻不予理睬,則員工會產生不公正感。4.2 個人層面的結果變量現有的針對建言行為個人層面結果變量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員工績效評價和員工心理健康
  • 113朱燕妮,等  員工建言行為研究綜述兩個方面。關於建言行為對員工績效評價的影響研究,由於建言行為本身所具有的風險屬性使得其相關性在不同的研究中顯示出不同的結果。Whiting 等(2012)[44] 研究發現,如果員工在建言前花費大量的時間及努力來考慮向組織建言時自己所提建議的誠信度和專業性,並選擇合適的建言時機,員工向組織建言時所提建議的可信度就更高,也更具有建設性,而具有建設性的建言有助於員工所感知到的組織問題的解決,並能提升組織及主管對員工績效的評價。然而這一結論並沒有得到一致的肯定。Burris(2012)[4] 研究發現主管會根據員工建言內容的侵略性對員工做出判斷,並進一步影響員工的績效評價。具體結果如下,主管通常會認為採取支持型建言的員工忠誠度較高,並會因此給予較高的績效評價;相反,採取挑戰型建言的員工威脅度較高,並會因此給予較低的績效評價。Hung, H. K. 等(2012)[16] 以臺灣一家星級酒店的 750 名員工為樣本,對員工與其主管進行的配對研究表明,建言行為是組織效能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縱向研究顯示,政治技能熟練的員工能夠獲得更高的績效評價。員工的建言行為與其績效評價之間呈負相關關係,但這種負相關效應受員工政治技能的調節。建言的另一個重要作用體現在其對員工心理健康的影響方面。Avery 等(2002)[1] 研究發現員工的建言行為與員工的心理健康顯著正相關。當員工通過建言獲得安全感和效能感時,會對他的心理狀態產生積極影響。Gerdien 等(2012)[12] 的研究表明,為員工提供建言機會是會產生正面影響還是負面影響,取決於員工如何感知管理人員為其提供此種機會的動機。如果員工感知到組織提供的建言機會具有虛假性,如管理人員對員工建言持懷疑態度,不尊重員工的建言投入,即進行不負責任的管理,則會減少員工的建言行為,並增強員工的人際衝突感知,在這種情況下,組織向員工提供建言機會反而會產生負面效應。5 未來研究展望建言行為在組織中普遍存在,其對現代組織的發展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對建言行為的研究雖已持續了 30 多年,但仍然有許多問題沒有得到很好的解釋,這也為研究者們豐富和完善這一理論提供了機會。第一,建言行為的概念界定和維度劃分的完善與統一。界定概念的具體內涵、明確其外,建立操作化定義是建言行為整個領域研究繼續深入的基本前提。然而相關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需要清楚界定的問題。例如部分學者認為建言行為從本質上看是存在風險的(Van Dyne 等,1998[39];Detert等,2007[6];Liu 等,2010[23]),原因是建言內容有可能違背當前組織利益或者挑戰權威;然而,部分學者卻認為建言行為並不都存在風險,例如“ 支持型建言 ”(Burris,2012[4];Maynes 等,2014[26])。又例如,LePine 和 Van Dyne 在 2001[19]年基於角色外形為理論將建言行為視為組織公民行為的一種,認為建言行為行為從本質上來說是有益於組織的。而 Gerdien 等(2012)[12] 則發現建言行為有可能增加員工的人際衝突感知,屬於負面的影響。可見,目前學界對於建言行為概念的界定尚存在一定的爭議與矛盾,這會影響建言行為維度劃分和測量等後續研究。因此,未來的研究有必要更加清晰、明確地對建言行為概念的內涵和外延進行界定,以促進該研究的深入發展。建言行為的維度劃分。目前對建言行為結構維度的劃分主要有二維(促進型建言和抑制型建言 / 支持型建言和挑戰型建言)、三維(親社會型建言、防禦型建言、默認型建言)、四維(支持型建言、防禦型建言、建設型建言和破壞型建言)三種觀點,此外還有根據建言流向的不同分為上行建言和橫向建言等。可見,在不同的研究背景下,建言行為的對象、內容、表現形式等均有可能存在差異。因此,未來的研究有必要重新構建建言行為的結構維度,探索現有方法的合理性,並開發新的、更加完善的劃分方法。
  • 114第二,建言行為的影響因素和結果變量的完善和開發。目前,研究者對員工建言行為的前因變量的研究可以大致分為個體、領導和組織三個層次。已有研究圍繞這三個方面對員工建言行為的前因進行了理論分析和實證檢驗,研究結果較為豐富。然而綜觀這些影響因素的研究,依然有如下幾點仍需完善。首先,在組織層面的影響因素研究中,組織情境因素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然而這一領域目前還涉及較少。例如,組織建言氛圍對員工建言行為是如何產生影響的,這是非常值得關注和研究的論題(Morrison 等,2011b[29])。其次,在領導層面,已有較多研究涉及領導風格、領導 -成員關係對建言行為的影響。然而未來的研究可以嘗試從領導主管的對建言行為的心理認知過程、心理調節過程來開展研究。在個體層面,已有研究主要從員工人格特質和心理視角進行了探討。未來可以嘗試運用調節理論來研究建言過程中員工的心理認知過程和心理調節過程。除此以外,還可以考慮兩種不同因素之間的交互影響。例如在什麼樣的情境因素下某種領導風格對建言行為的影響更為有效;領導 - 成員之間的交換關係是否會改變某種領導風格對建言行為的影響等。建言行為的影響結果研究。已有研究發現,經常採取建言行為的員工會給組織帶來高水準的組織績效和組織創造力,更多的創新行為,以及更少的反生產行為和離職意願。當然,建言行為其內在具有風險的屬性常常也意味著會帶來不好的結果,例如,有可能引起內部衝突,給員工的績效評價帶來不利影響等。可以預期,建言行為因其自身的特殊屬性,其在個體、群體及組織層的層面產生的結果應具有兩面性。因此未來的研究有必要對建言行為可能造成的積極、消極影響及其調節因素做更細緻的研究,以進一步充實建言行為理論。第三,對建言行為的跨層次研究。通過對現有文獻的系統性的梳理發現,目前針對建言行為的研究多集中在個體層面,以研究個體的建言行為為主,而鮮少關注組織層面的建言氛圍,因此這一部分的研究還處於起步階段。未來的研究可以嘗試跨層次來開展對建言行為的研究。首先針對組織層面的建言氛圍展開研究。如組織建言氛圍形成機制、影響因素(領導風格、組織情境因素、領導行為等)、結果變量(組織建言行為、組織績效、組織衝突等)等,都是十分值得研究的。其次,跨層次的建言行為研究。例如,組織建言氛圍除了對組織層面的結果變量會造成影響,同樣也會對個人層面的結果變數帶來影響,如影響員工個人的建言行為、工作績效,工作滿意度、角色外行為等。此外,還可以嘗試研究建言氛圍與個人因素或其他因素對個人層面的結果變數帶來的交互影響。第四,未來的研究可以考慮將時間因素引入到研究中。Lemoine 等(2015)[47] 研究發現,組織公民行為的可重複性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例如情境因素(上一次實施組織公民行為得到的回饋等)和個人因素(個體的心情、情緒,以及實施組織公民行為的需求動機是否被滿足)。這些因素將會影響員工在組織內部重複實施角色外行為(如幫助行為、建言行為)。因此,在未來針對建言行為的研究可以充分考慮到促使(或抑制)建言行為重複性發生的情境因素和個人因素,並考慮其交互作用對建言行為的重複發生所產生的影響。最後,對不同文化背景下建言行為的共性和特性進行分析,尤其是對中國文化背景下的建言行為的研究,非常有價值。以中國文化為例,中國傳統文化向來重視“和”,組織內部權利距離大,工作自主性往往較低,這一切都不利於建言行為的實施。因此,未來針對不同文化背景下建言行為的實施展開研究非常有意義。參 考 文 獻[1] Avery, D. R., Quin˜ones, M. A.. Disentangling the effects of voice: the incremental roles of opportunity, behavior, and instrumentality in predicting procedural fairnes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2,
  • 115朱燕妮,等  員工建言行為研究綜述87(1): 81–86.[2] Botero, I. C., Van Dyne, L.. Employee voice behavior interactive effects of LMX and power dist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olombia.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09, 23(1): 84-104.[3] Burris, E.R., Detert, J.R., & Chiaburu, D.S.. Quitting before leaving: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psychological attachment and detachment on voic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8,93: 912–922.[4] Burris, E.R.. The risks and rewards of speaking up: managerial responses to employee voice .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2. 55(4): 851-875.[5] Crant, J. M., Kim, T., Wang, J.. Dispositional antecedents of demonstration and usefulness of voice behavior.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Psychology, 2010, 26(3): 285-297[6] Detert, J.R., & Burris, E.R.. Leadership behavior and employee voice: Is the door really ope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7, 50: 869–884.[7] Detert, J. R., Burris, E. R., Harrison, D. A., Martin, S.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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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6[39] Van Dyne, L. V., & LePine, J.A... Helping and voice extra-role behavior: Evidence of construct and predictive validity.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8, 41, 108–119.[40] Van Dyne, L.V., Ang, S.. Conceptualizing employee silence and employee voice as multidimensional constructs.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03,40(6): 1359–1392[41] Van Dyne, L.V., Kamdar, D., & Joireman, J.. In-role perceptions buffer the negative impact of low LMX on helping and enhance the posit positive impact of high LMX on voic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8, 93: 1195–1207.[42] Venkataramani, V., & Tangirala, S.. When and why do central employees speak up? An examination of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variable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10, 95: 582–591.[43] Walumbwa, F. O., Schaubroeck, J.. Leader personality traits and employee voice behavior: mediating roles of ethical leadership and work group psychological safety.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9, 94(5): 1275–1286.[44] Whiting, S.W., Podsakoff, P.M., & Pierce, J.R.. Effects of task performance, helping, voice and organizational loyalty on performance appraisal rating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9, 93: 125–139.[45] Zhang, Y., Huai, M. & Xie, Y..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and employee voice in China: A dual process model.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2015, 26: 25-36.[46] Zhou, J. George, J. M.. When job dissatisfaction leads to creativity: encouraging the expression of voi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1. 44(4), 682-696.[47] Lemoine, G. J., Parsons, C. K., Kansara, S.. Above and beyond, again and again: self-regulation in the aftermath of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15, 100(1): 40-55.科研進展社會和文化研究所舉辦 “澳門社會和文化基礎研究成果發佈會”澳科大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於5月14日舉辦了“澳門社會和文化基礎研究成果發佈會”。內地與澳門眾多專家共同參加了發佈活動。是次發佈的成果,從社會和文化研究所2013~2014年度獲澳門基金會資助的科研專案成果中選取,主要包括研究所三大重點項目:中國與葡語國家關係研究(第一期):中國與巴西;澳門歷史地圖研究(第一期);全球澳門檔案編纂(第一期)。此次發佈會的成果各有特色,在其專業領域內都具有較高的代表性,其中有三個成果已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分別結集出版。《中國與葡語國家關係:中國與巴西》英文論文集是中國與葡語國家關係研究(第一期)的項目成果之一。該書收錄了“中葡國家關係:中國與巴西”國際學術研討會在 “中巴全球治理合作”、“中巴經貿合競”、“中巴發展模式比較”及“澳門在中巴關係中的平臺作用”議題方面的學術著作,集合了來自海內外知名經濟學、國際問題研究、巴西研究專家的研究成果。澳門歷史地圖研究項目的第一期成果,《駛向東方:全球地圖中的澳門(2014年紀念冊)》從收集到的500多幅古地圖中精選出50幅,是澳門第一本高精度的澳門古地圖集,彌補了澳門研究中的地圖文獻空白。力證了澳門是十六世紀全球化進程啓動後中國最早納入世界城市網絡的一個城市,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視窗和貿易樞紐。《“全球地圖中的澳門”國際會議論文集》同是“澳門歷史地圖研究項目國際研討會”的成果。該書以地圖為視角,不僅關注早期地圖的製圖方法、內容和版本,更對涉及澳門歷史的地圖歷史意義作出多樣化的解釋,用地圖這種特殊的史料體現“全球史”和“跨國史”的學術視野。“全球澳門檔案的電子檔案庫網絡平臺”是全球澳門檔案編纂項目的階段成果。為了在全球史的視野中研究澳門歷史構建檔案資料基礎,探討其文化內涵,項目對香港地區和英國國家檔案館所藏的與澳門相關的幾乎全部由政府形成的檔案做了集中的搜集、整理和電子處理,並將相關檔案資料上傳至電子檔案庫供學術研究和公共教育。項目計劃將對美國、東南亞等與澳門聯繫密切的國家檔案做進一步工作,以建立起相對完整的全球澳門電子檔案資料庫,為澳門的社會文化建設提供一個便捷的資料平臺。
  • 117第 9 卷 第 1 期 澳 門 科 技 大 學 學 報 Vol.9 No.12015 年 6 月 30 日 Journal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une 30, 2015 Received 31 Mar. 2015; Revised 25 May 2015Corresponding author: 蔡占川,男,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計算機圖形圖像處理及月球數據處理與分析。Tel: 853+88972329, E-mail: zccai@must.edu.moCaliAration of Location Coordinates in Chang'E-2 CCD DataZhi LI1, Mengjie YE2, Zhanchuan CAI1,2* ,Zesheng TANG1,2( 1. Facult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China ) ( 2. Space Science Institute,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China )AAstractt: The CCD stereo camera of Chang'E-2 satellite produces the high spatial resolution images. However, the positioning precision is low. The coordinates of corresponding points in the adjacent orbits of 2C level CCD images exist considerable difference. Combining with the image registration technique and the characteristic of Chang'E-2 CCD images, a method of calibration the longitude and latitude coordinates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Firstly, feature points of reference image is extracted by Harris detector. Secondly, the overlapped region between reference image and target image is obtained by the normalized cross-correlation method. Next, in the overlapped region, the corresponding point pairs are established by area-based registration. Lastly, the coordinates of target image have been calibrated by means of the transformation matrix (it is computed by the corresponding pairs' coordinates).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decrease the relative positioning error, improve location accuracy and solve the contradiction (CCD image of high spatial resolution and the location coordinates of low positioning accuracy) to prepare the mosaic of lunar images. eyyordst: Chang'E-2; CCD images; Coordinates calibration; Image registration嫦娥二號CCD數據定位座標的校正李 智1,葉夢杰2,蔡占川1,2*,唐澤聖1,2(1. 澳門科技大學資訊科技學院,2. 澳門科技大學太空科學研究所)摘要: 嫦娥二號探月衛星CCD立體相機,在100km的環月軌道上獲取了月表空間分辨率優於10m/pixel的高分辨率CCD影像,但是其影像定位精度低,相對定位誤差大。本文利用圖像配准的思想並結合嫦娥二號CCD數據的特點,提出了一種對嫦娥二號CCD 2C級數據的相對定位校正方法,減小其相對定位誤差,解決高分辨率CCD影像與低影像定位精度的矛盾,為之後月球影像的鑲嵌做準備。首先,使用Harris角點檢測算子提取參考圖像的特徵點;其次,使用歸一化互相關的方法找到參考影像和待配准影像的重疊區域;接著,在重疊區域中,進行基於模板的特徵點對匹配;最後利用特徵同名點對對應的經緯度座標數據計算得到的變換矩陣,校正待配准圖像的經緯度座標。關鍵詞: 嫦娥二號;CCD 2C級數據;相對座標的校正;圖像配准
  • 1180 Introduction On October 24, 2007, the first Chinese lunar orbiter Chang'E-1 satellite was launched successfully. In the orbit of 200km, its three-line array CCD stereo camera can get three planar images in the same time from three different view angles (forward, nadir and backward). The spatial resolution of CCD images is 120m per-pixel[9]. Since the success of Chang'E-1, Chang'E-2 has developed as a technical test probe for the second stage of China's Lunar Exploration Program[6]. Chang'E-2 CCD stereo camera was working from October 24, 2010 to May 20, 2011. Meanwhile, it produced 608 tracks of 10m per-pixel high resolution images in the orbit of 100km. The original data was preprocessed and provided by the Ground Segment for Data, Science and Application (GSDSA)[3~4]. Based on optical remote sensing images as the major data source at present, image matching, control points and high accuracy image positioning are considered as the foundation of lunar topographic mapping. However, for the complicated influence factors in image orientation errors, all of the errors cannot be considered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rigorous model. The accuracy of orbit and attitude surveying on the Moon is much lower than that on the Earth. Hence, there must be considerable errors in lunar image location coordinates[11]. For dealing with them, the calibration of coordinates is an important part by using an effective method. For example, the high-precision control points on lunar surface images is crucial for the high-precision mapping of the lunar surface[8]. The relative coordinates of the adjacent tracks of Chang'E-2 CCD images have large errors to some extent. After analyzing the corresponding points' location of CCD images, the average relative coordinate error is 187.69m, the maximum error is 2667.59m and the minimum error is 0.411m, in which 94% of location errors are less than 400m and 6% location errors are more than 400m[4]. This sect ion gives some informat ion of Chang'E-2, the related work about the lunar imagery and the quality analysis of positioning data. The rest of this paper is organized as follows. Firstly, we introduce the CCD image data. Then, the calibration algorithm is proposed. Finally, the experiment results and discussions are shown. 1 CCD Image Data of Chang'E-21.1 CCD Stereo CameraThe CCD (Charge Couple Device) stereo camera of Chang'E-2 satellite utilizes the TDI (Time Delay and Integration) principle to capture digital image in push-broom mode, which can simultaneously produces two kinds of high resolution (better than 10m per-pixel and better than 1.5m per-pixel) images with two viewing directions (forward and backward, see Fig. 1). Table 1 shows the technical index of CCD camera[10].Since in the region of higher latitude brings more overlapping, the payload (CCD stereo camera) of the satellite has been shut down in latitude out of [-60°, 60°] in the even orbits and always work in the latitude of [-90°, 90°] in the odd orbits [7]. TaAle 1 Technical index of CCD cameraOrbiter Chang'E-2 lunar satelliteCCD stereo camera Double array TDI-CCDView angle Forward view +8° and backward view -17.2°Orbital altitude 100km 15kmSpatial resolution <10m/pixel <1.5m/pixelImaging width ≥43km ≥6kmFig.1 Imaging principle of the CCD stereo camera.
  • 119Zhi LI, et al Calibration of Location Coordinates in Chang'E-2 CCD Data1.2 CCD Data FormationAfter the processing procedure of radiometric calibration, geometric correction, and photometric correction etc., 2C level CCD data are produced and documented as standard PDS (Planetary Data System) format. PDS format was created by the NASA planetary missions and has become the basic standard of planetary exploration data around the world.The Chang'E-2 2C level CCD data includes CCD images and its related data (location data, instrument angle data of satellite etc.). Each row of image contains 6144 pixels, but its location data contains only 9 coordinate points (one coordinate point for each 768 pixels in the interval from 1st to 6144th). CCD pixels in every line array of the Chang'E-2 stereo camera has a strict mathematical relationships. For saving computing source, 9 control points of each row of CCD image are calculated and provided accurately after preprocessing (see Fig. 2). And each column of image is similar, but the amount of pixels is not fixed by depending on the each images.Fig.2 Illustration of the CCD data.According to the format of CCD data, in order to get the longitude and latitude coordinates of every CCD image pixels correspondingly, every coordinate of pixel can be calculated through linear interpolation method as formula (1). (1)a 1 768 1536 2304 3072 3840 4608 5376 …b 768 1536 2304 3072 3840 4608 5376 6144 …where xi and yi denote the longitude and latitude of pixel i in each row/column of CCD images, xa, xb, ya, yb denote the coordinate of the referenced pixels (ath and bth) respectively. ∆s denotes the number of interpolating pixels. Due to there is a coordinate point for each 768 pixels in the interval of every row/column of the Chang'E-2 CCD image. ∆s will be set to 768. 2 CaliAration Algorithm of Longitude and Latitude CoordinatesFrom table 1, we know that the resolution of the CCD stereo camera is rather high. But, the relative localization error of adjacent CCD data is large. Therefore the difference of location coordinates of correspondent points in adjacent CCD image may achieve several decades of pixels in the image. It will have a great impact on the image mosaic. There are four basic steps for image registration procedure: feature detection, feature matching, transform model estimation, and image transformation and resampling[1]. In this paper, a strategy combined of image registration method and Chang'E-2 CCD image's characteristic has been used to calibrate the relative longitude and latitude coordinates of image pixels. This algorithm can be implemented through four major stages: (1) feature point detection; (2) feature point matching; (3) the transformation matrix solving; (4) calibration of longitude and latitude coordinates of target image. 2.1 Feature Point DetectionEvery pixel in the image has a coordinate (one-to-one correspondent). Thus, this stage detects the feature points in the overlapped CCD image by Harris detector. Because the latitude range of odd orbit images is larger than the even orbit images'. The odd orbit images are set as reference images and even orbit images are set as target images.Actually, some feature point detection method (like as SIFT) based on scale invariance feature with a great effect can be apply to some regions of interest. It is replaceable in this operation. However, it will
  • 120suffer from computation inefficiency to deal with the huge CCD data of Chang'E-2. It is a trade-off choose. Hence, feature points of reference image (after the above preprocessing) are extracted by Harris detector. The Harris detector is very steady. It has good speed, accuracy and robustness[2]. Then Harris detector is defined by (2) where R denotes the corner response and is used to measure whether it is the corner point or not. If R is the maximum value in a region (the size of the region is 3×3 in this paper) and greater than the threshold, the point is regarded as the corner point. det(M) denotes determinant of a matrix M. tr(M) denotes the trace of a matrix M. k value usually is 0.04~0.06( k=0.04 in this paper). Both α, β are eigenvalues of M. (3)where M is the 2×2 symmetric matrix and is made of , A, B and C. W denotes a smooth circular Gaussian window. (4) where σ is the standard deviation and controls the width of Gaussian window. The window belongs to the normal distribution. u will be set at 0. In this paper, the size of the Gaussian window is 5×5 and σ=2. (5) where the first gradients are approximated by formula (5). I denotes the image. 2.2 Feature Points MatchingFor saving computational cost, an approach of NCC (normalized cross correlation) is used for roughly matching firstly to get the overlapped region between reference image and target image. Then, this approach is used to area-based registration of feature points again. The NCC method is often in use, deal with the images without attempting to detect salient object (such as lunar surface) and easy hardware implementation[1]. The normalized cross correlation can be mathematically represented[5] by (6) where t denotes the K by L template of the reference image R (an M '×N ' array) and f denotes the K by L subimage of the target image S (an M ×N array). (x -u , y -v ) is the value of pixel in template t and is the value of pixel in subimage f by normalization. is the mean of the template and is the mean of f (x, y) in the region under the template. A small template of points in the reference image is statistically compared with windows of the same size in the target image. This process is illustrated in the Fig. 3. Fig.3 Area-Aased registration.The best match occurs when the value C (u, v) is maximum.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easures similarity between two windows on an absolute scale ranging from [-1, 1]. Each template t in the reference
  • 121Zhi LI, et al Calibration of Location Coordinates in Chang'E-2 CCD Dataimage is compared to every subimage f in the target image S. After finding the subimage f which best matches t, the center (u, v) and (x, y) are taken as the control points. In this paper, the size of template of the reference image is 13×13 and the size of subimage of the target image is 71×71. The threshold of similarity is 0.75.Lunar images are consisting of very similar, neighboring texture patterns. Hence, at last, RANSAC (Random Sample Consensus) algorithm is used to remove the false correspondent pairs (see Fig. 4). In this paper, the number of random trials for finding the outliers is 2500 times iteration. The Sampson distance type to determine whether a pair of points is an inlier or outlier and its distance threshold for finding outliers is 1.Fig.4 Feature point matching.2.3 Transformation MatrixThe adjacent tracks of CCD images still exists the geometric deformation. After observation, we assume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is the two-dimensional affine transformation. It consists of the scaling, translation and rotation. Utilizing longitude and latitude coordinates of correspondent feature point pairs, the transformation matrix is computed by means of the least square fit (see Fig. 5).Fig.5 The transformation matrix solving.2.4 CaliAration of Longitude and Latitude Coordinates in Target ImageAt last, the coordinates of target image are calibrated after multiplication by the two-dimensional affine (rotation θ , scaling s , translation tx,ty) transformation matrix as follows (see Fig. 6). (7)Fig.6 CaliArated longitude and latitude coordinates of target image.3 Experiment Results and Analysis3.1 ImplementationIn this paper, parts of the images in the adjacent tracks (1st~500th rows of 301th orbit and 302th orbit) are taken as the example. In the overlapped region, the 1~3000 columns of 301th and 3145~6144 columns of 302th of CCD forward images (better than 10m per-pixel) are tested in the experiment. Both of their sizes are 500×3000 pixels. Firstly, the coordinates of 301th and 302th tracks of CCD images after linear interpolation are shown in Fig. 7(a). The red coordinates belong to the 301th and the green coordinates belong to the 302th. The reconstructed image from the original coordinates is shown in Fig. 7(b), in which the same object of CCD images are obvious, but their positions are different. It is shown that the uncalibrated adjacent CCD images can't be used for mosaic.Fig.7(a) CCD images' coordinates.
  • 122Orbit number 301Orbit number 302Fig.7(A) The result of CCD images reconstruction from their original coordinates.Secondly, the overlapped region between reference image and target image is shown in Fig. 8(a). The Fig. 8(b) shows the correspondent point pairs (6961 pairs in total) by green points. The error of registration limitation is 2 pixels. After calibration, the correspondent points' coordinates in target image are shown by blue. The correspondent points' coordinates in reference image are shown by red (see Fig. 8(c)). In Fig. 8(d), red, green and blue areas stand for reference image's coordinates, target image's original coordinates and coordinates after calibration of target image respectively. Overlapped regionOverlapped region301302 Overlapped regionOverlapped region301302Fig.8(a) The overlapped region.301302301302Fig.8 (A) The correspondent point pairs.Fig.8 (c) The correspondent point pairs of the target image coordinates and the reference image coordinates after caliArationt: (top) yhole graph and (Aottom) graph of zooming in.Fig.8(d) The target image coordinates after caliAration.Fig.9 The reconstructed image Ay the caliArated coordinates.
  • 123Zhi LI, et al Calibration of Location Coordinates in Chang'E-2 CCD DataIn order to get more feature points and more exact transformation matrixes, the reference image and target image are divided into 10 sections (500×300 pixels). Hence, there are 10 transformation matrixes respectively, because the results is not good enough by only one transformation matrix. The reconstructed image according to the calibrated coordinates (ten transformation matrixes) is shown in Fig. 9.Similarly, using these adjacent tracks (1st~3000th rows of 301th orbit and 302th orbit), the reconstructed images according to the original coordinates and the calibrated coordinates are shown in Fig. 10(top) and in Fig. 10(bottom) respectively. In addition, the reconstructed image according to the calibrated coordinates for parts of the image of three adjacent orbits (1st~500th rows of 301th orbit, 302th orbit and 303th orbit) is shown in Fig. 11. Fig.10 Comparison of the reconstructed image (1st~3000th roys)t: (top) according the original coordinates and (Aottom) Ay the caliArated coordinates.Fig.11 The reconstructed image of three adjacent orAits (1st~500th roys) Ay the caliArated coordinates.3.2 AnalysisThe proposed method is completely feasible for the flat region of the Moon (like as Lunar basin) through the experiment. After calibration of the longitude and latitude coordinates, they still have some errors. In this paper, the Euclid distance between the corresponding points are calibrated as the errors evaluation. The results are shown in Fig. 12, there are 44 %, 34 %, 15 % and 5% corresponding pairs in 0~1, 1~2, 2~3 and 3~4 pixels difference respectively. Fig.12 Pie chart for corresponding pairs error statistics (1st~3000th roys of 301th orAit and 302th orAit).The value of the errors, the precision, quantity and uniformity of the corresponding points are closely related. Thus, we must make the amount of corresponding points sufficiently large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them need to be uniform. It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est to the accuracy of detector. In addition, a lot of the affine transformations also produce the slight errors and differences. H o w e v e r , t h e C C D i m a g e s h a v e t h e characteristics of self-similarity and its texture of the CCD images of the large diameter impact craters is less. As a result, the Harris detector will extract seldom corner points in the image with less texture. Otherwise, it extracts more corner points in the image of rich texture and lead to appear the results of corner points clustering. It's crucial to choose a threshold in this method. If the threshold is big, the vast of corner points will lost. If the threshold is small, the false corner points will be brought in. Hence, the CCD image of the high land region of the Moon will make
  • 124this problem more obviously. Above all, they will have influence on the work of coordinate calibration. 4 Conclusion and DiscussionIn this paper, a strategy for calibration of the longitude and latitude coordinates in the stereo-pairs of Chang'E-2 lunar mission is proposed. It can reduce the relative positioning error of the CCD 2C level image data. It has been solved the contradiction of the CCD image of high spatial resolution and location coordinates of low positioning accuracy and can be applied for this type of sense CCD data.Firstly, the Harris detector is used to extract the feature points in the reference image. Secondly, reference images and target images are matched by the normalized cross-correlation method and their overlapped region is obtained roughly. Next, in the overlapped region, area-based registration of feature points by the same method is implemented and the corresponding points after eliminating the false ones are generated by RANSAC method. Then, the longitude and latitude coordinates of the correspondent point pairs are computed by the transformation matrix and the longitude and latitude coordinates of target image have been calibrated. At last, the mosaic of calibrated images is implemented. It's important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and further reduce the calibration error of the longitude and latitude coordinates. Making this method applied on all CCD image data of Chang'E-2 mission is also our future work.AcknoyledgementsThis work i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Basic Research Program of China ( No.2011CB302400 ),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Fund of Macau under grant No. 110/2014/A3and No. 048/2012/A2 and No. 084/2012/A3 and 091/2013/A3,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under Grant No. 61170320 and No. 61272364, the Open Project Program of the State Key Lab of CAD&CG ( Grant No.A1513 ), Zhejiang University.References [1] Barbara Zitova, Jan Flusser. Image Registration Methods: a Survey. Image and Vision Computing, 2003, (21): 977-1000.[2] Harris C, Stephens M. A Combined Corner and Edge Detector. 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Alvey Conference, Manchester: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Printing Unit, 1988: 147-151. [3] Li Chunlai, Liu Jianjun, Ren Xin, OuYang Ziyuan, et al. The Global Image of the Moon Obtained by the Chang'E-1: Data Processing and Lunar Cartography (in Chinese). Science China: Earth Sciences, 2010-8, 53(8): 1091-1102.[4] Liu Jianjun, Ren Xin, Tan Xu, Li Chunlai. Lunar Image Data Preprocessing and Quality Evaluation of CCD Stereo Camera on Chang'E-2 (in Chinese). Geomat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of Wuhan University, 2013-2, 38(2): 186-190. [5] LMG Fonseca, BS Manjunath. Registration Techniques for Multisensor Remotely Sensed Imagery. Photogrammetric Engineering & Remote Sensing, 1996-9, 62(9): 1049-1056. [6] Ouyang Ziyuan. Science Results of Chang'e-1 Lunar Orbiter and Mission Goals of Chang'e-2 (in Chinese). Spacecraft Engineering, 2010-9, 19(5): 1-6. [7] Xia Jinchao, Ren Xin, Liu Jianjun et al. Image Coverage Analysis of Chang'E-2. 4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Image and Signal Processing, Shanghai, 2011-10-15: 2066-2071. [8] Xia Jinchao, Ren Xin, Liu Jianjun et al. Positioning of Lunar High-Precision Control Points on Chang'E-1/2 Original Images (in Chinese). Journal of Jilin University (Earth Science Edition), 2012-11, 42(Sup. 2): 460-468. [9] Zhao Baochang, Yang Jianfeng, Wen Desheng, Gao Wei, Ruan Ping, He Yinghong. Design and On-orbit Measurement of Chang'E-1 Satellite CCD Stereo Camera (in Chinese). Spacecraft Engineering, 2009-1, 18(1): 30-36. [10] Zhao Baochang, Yang Jianfeng, Wen Desheng, Gao Wei, Chang Lingying, Xue Bin. Chang'E-2 Lunar Orbiter CCD Stereo Camera Design and Validation (in Chinese). Spacecraft Engineering, 2011-1, 20(1): 14-21. [11] Zhang Jixian, Deng Kazhong, Cheng Chunquan, Yan Qin, Ning Xiaogang, Guo Jian. Study on high-accuracy orientation with lunar remote sensing imagery. Journal of Remote Sensing, 2010, 14(3): 423-436.
  • 125•信息短文•大師講座 澳 門 科 技 大 學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科技大師系列講座XVIII》時間表 2014/2015學年第二學期(日期:2015年1月至5月)場次 日期 時間 地點 題目 主講者第一場1月14日 (星期三)下午 4:30 – 6:30澳門科技大學 N101會議廳彗星歷奇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著名華人天文學家 葉永烜先生第二場1月21日 (星期三)下午 4:30 – 6:30澳門科技大學 N101會議廳中國橋樑百年圓夢-我國現代橋樑 發展的歷史啟示著名橋樑專家、中华人民共和国 交通运输部原總工程師鳯懋潤先生第三場1月27日 (星期二)晚間 7:00 –8:30澳門科技大學 N212會議廳科學創新的幾點思考中國工程院院士、著名藥理學家 楊寶峰先生第四場3月4日 (星期三)下午 4:30 – 6:30澳門科技大學 N101會議廳為什麼頁岩氣革命發生在美國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地質學家 金之鈞先生第五場3月12日 (星期四)晚間 7:00– 8:30澳門科技大學 N221會議廳海洋儲碳與氣候變化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生物海洋學家 焦念志先生第六場3月18日 (星期三)下午 4:30 – 6:30澳門科技大學 N101會議廳中國航空科技的發展與進步中國航空學會常務理事、著名航空科學家 張聚恩先生第七場3月25日 (星期三)下午 4:30 – 6:30澳門科技大學 N101會議廳用於創傷治療的生長因數國家一類新藥的研發與轉化應用:主要歷程與思索中國工程院院士、著名創傷醫學和 組織修復與再生醫學專家付小兵先生第八場4月1日 (星期三)下午 4:30 – 6:30澳門科技大學 N101會議廳氣象衛星的發展和應用中國工程院院士、著名衛星氣象專家 許健民先生第九場4月8日 (星期三)下午 4:30 – 6:30澳門科技大學 N101會議廳學科交叉在科學研究中的作用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植物生理學家 匡延雲女士第十場4月15日 (星期三)下午 4:30 – 6:30澳門科技大學 N101會議廳衛星導航定位技術的發展與 現代測繪技術中國工程院院士、著名測繪專家 李建成先生第十一場4月22日 (星期三)下午 4:30 – 6:30澳門科技大學 N101會議廳大數據算法: 思考與實踐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數學家 徐宗本先生第十二場4月23日 (星期四)晚間 7:00 –8:30澳門科技大學 N101會議廳What does it take to be an Innovator? 怎樣才能更有創意?中國工程院院士、著名腸胃科醫學專家 沈祖堯先生第十三場 4月29日 (星期三)下午 4:30 – 6:30澳門科技大學 N101會議廳鑽木取火,鑿壁偷光 ——關注諾貝爾獎背後的故事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功能材料學家 祝世寧先生第十四場 5月6日 (星期三)下午 4:30 – 6:30澳門科技大學 N101會議廳中國常見腫瘤遺傳病因學研究進展中國工程院院士、著名腫瘤遺傳學 及分子流行病學專家林東昕先生
  • 126 2015,9(1)國際交流澳科大與世界頂尖醫學院拓展合作作為世界頂級醫學院校之一,位於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的卡洛琳斯卡醫學院(Karolinska Institutet) 以其傑出的醫學研究而享譽國際。该学院開設了醫學与医疗保健方面最完整的优质学历课程教育。從1901年開始,還肩負起遴選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獲得者的重任,並因此而聞名世界。應卡洛琳斯卡醫學院分子醫學研究所主任Lars Klareskog教授的邀請,由校長劉良講座教授率領的澳門科技大學代表團於4月10日訪問了該校,並就拓展兩校的合作事宜進行了磋商。為了遴選兩校適當的合作研究領域並達致合作成效,該校專門為澳科大代表團組織了為期半天的學術研討會。在研討會期間,兩校學者就未來的合作領域及課題等進行了深入討論。劉良校長和Klareskog教授對中西醫學治療風濕病和癌症及轉化醫學與創新藥物研究等方面均表示出極大的興趣和信心,亦將盡快遴選雙方優勢研究技術領域及與雙方學者直接對接的研究課題,在Klareskog教授於今年8月訪問澳科大時,再次進行討論並予以落實。Lars Klareskog教授是卡洛琳斯卡醫學院的最資深學者,他曾擔任諾貝爾生理醫學獎遴選委員會主席17年。在他的安排下,劉良校長一行還參觀了位於該學院的諾貝爾生理醫學獎評選委員會的專門大樓和遴選會議廳。學術動態澳科大社會和文化研究所舉辦 “金磚國家組織機制化進程與澳門平臺角色研究”國際研討會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伴隨金磚國家在國際政治經濟舞臺上的迅速崛起,如何促進金磚國家加快合作的制度化,以進一步提升在國際社會中的作用,成爲國際關係研究中急需研究解決的一個具有理論和政策意義的重要議題。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於5月6日至 7日舉辦了“金磚國家組織機制化進程與澳門平臺角色研究”國際研討會。近兩百名中國內地、巴西、俄羅斯、印度、南非及澳門本地專家與澳門科技大學師生分別就“金磚國家機制化進程研究”,“金磚國家機制化與合作”,“國家視角下的金磚國家機制化合作”,“澳門在金磚國家機制化中發揮的角色與作用” 等議題進行了學術交流。學生活動澳科大商學院學生勇奪世管賽國際總決賽亞軍世界管理挑戰賽國際總決賽於4月22日至23日在捷克共和國首都布拉格舉行。由澳門科技大學商學院兩名學生為主力,與科大校友組成的混合隊與俄羅斯、中國內地、烏克蘭、波蘭、法國、印度、巴西等代表隊展開了激烈競爭,最終以輕微差距力壓2012年世界冠軍烏克蘭取得世界亞軍,而俄羅斯代表隊則成功衛冕。澳門科技大學商學院學生曾獲歷屆世界管理挑戰賽澳門區總決賽冠軍,而是次比賽更是繼2007年,2010年澳科大取得該賽事世界冠軍與亞軍優異成績後再一次取得的輝煌成績,充分體現了科大學生的企業管理能力以及面對現代商業戰爭的應變能力。並且也說明了澳科大對學生在管理學基礎知識教學與應用方面的重視。
  • 彩 插 1Real Exchange Rate Misalignment and Adjustment of RMBt: A Threshold Cointegration AnalysisFig.1 Imaging principle of the CCD stereo camera. Fig.7(a) CCD images' coordinates.CaliAration of Location Coordinates in Chang'E-2 CCD Data我國財產保險公司償付能力預警模型研究65 75 85 95 105 115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REER BEER HPBEERFigure 1. REER, BEER, and HPBEER of RMBt: 1994Q1~2009Q4-40 -30 -20 -10 0 10 20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CMRFMRTMR Figure 2. Different measures of RMB misalignment (in %)圖3 兩分類隨機森林誤差率變化 圖5 兩分類決策樹與隨機森林ROC曲線
  • 彩 插 2Overlapped regionOverlapped region301302 Overlapped regionOverlapped region301302Fig.8(a) The overlapped region.301302301302Fig.8 (A) The correspondent point pairs.Fig.8 (c) The correspondent point pairs of the target image coordinates and the reference image coordinates after caliArationt: (top) yhole graph and (Aottom) graph of zooming in.Fig.8(d) The target image coordinates after caliAration.Fig.10 Comparison of the reconstructed image (1st~3000th roys)t: (top) according the original coordinates and (Aottom) Ay the caliArated coordinates.Fig.12 Pie chart for corresponding pairs error statistics (1st~3000th roys of 301th orAit and 302th orAit).
  • 編輯委員會Editorial Board編委會主席:劉良Chairman of Editorial Board: Liu Liang主編 :張曙光、許敖敖Chief Editors: Zhang Shu Guang, Xu Ao Ao編委:劉良、張曙光、許敖敖、祈務晨、余秋雨、張志慶、姜志宏、方泉、林偉基、戴龍基、黎曉平、蔡亞從、唐澤聖、陳乃九、龐川、孫立雲、孫建榮Editorial Board Members:Liu Liang, Zhang Shu Guang, Xu Ao Ao,Keith Robert Barclay Morrison, Yu Qiu Yu, Zhang Zhi Qing, Jiang Zhi Hong, Fang Quan, Lam Wai Kei, Dai Long Ji, Li Xiao Ping, Tsoi Ah Chung, Tang Ze Sheng, Chan Lai Kow, Pang Chuan, Sun Li Yun, Sun Jian Rong澳門科技大學學報Journal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主辦單位: 澳門科技大學Organizer: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編委會主席: 劉良Chairman of Editorial Board: Liu Liang主編: 張曙光、許敖敖Chief Editors: Zhang Shu Guang, Xu Ao Ao編輯: 《澳門科技大學學報》編輯部Editor: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Journal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電話: +853-8897-2173 Tel: +853-8897-2173 ● 傳真:+853-2888-0022 Fax: +853-2888-0022 ● 電郵:publication@must.edu.mo E-mail: publication@must.edu.mo ● 地址: 澳門科技大學 澳門氹仔偉龍馬路 Address: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venida Wai Long, Taipa, Macau出版及總發行:澳門科技大學Publisher & Distribution: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電話:+853-8897-2166 Tel: +853-8897-2166 ● 電郵:cbpsadmin@must.edu.mo E-mail: cbpsadmin@must.edu.mo ● 地址: 澳門科技大學 澳門氹仔偉龍馬路 Address: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venida Wai Long, Taipa, Macau 封面及版式設計:高鴻 王港Graphic & Layout Designers: Gao Hong, Wang Gang印刷: 700本Print Run: 700出版日期:2015年6月Issued Date: June 2015國際標準期刊號:ISSN: 1994-4926規格: 21cm×29.7cmSize: 21cm width by 29.7cm height版權所有,翻印必究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consent of the publisher.
  • 半年刊 2007年6月創刊第九卷 第一期 2015年6月出版JOURNAL OF MACAU UNIVERSITY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emiannual, Started in June 2007Vol.9 No.1 June 2015定價: 20元澳門幣(人民幣/港幣)ISSN 1994-4926半年刊Semiannual Vol.9二 一五年 第九卷 第一期JOURNAL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Vol.9 No.1 Jun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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