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科技大學學報（Vol. 6 (2)） - 在線閱讀

目次【人文與藝術】中國文脈 ………………………………………………………………………… 余秋雨（1）“西方馬克思主義”與20世紀文化研究 …………………………………… 張志慶（18）《利瑪竇像》服飾考 ………………………………………………………… 汪　藍（23）論蕭德藻詩作 ………………………………………………………………… 張　芳（32）【資訊科技】統計形態濾波算法消除脈衝噪聲 ………………………………… 盧曉平，田小林（36）【太空科學與技術】小行星軌道動力學計算系統的設計和實現 …………… 李廣宇，趙海斌，顧寅申（43）【醫藥學】GC-MS法檢測澳門市售包裝食品中三聚氰胺的含量 …………… 黃緯庭，林偉基（50）【管理與旅遊】比較研究泰國和印尼通貨膨脹的影響因素 ……………………… 朱明淵，譚戈平（57）組織政治知覺與員工離職傾向：“群體互動”跨層次調節角色的驗證 ………………………………………………………… 張博堅，簡睿清，林桐銘（67）影響大學生GMC比賽成績的關鍵因素——個體差異的視角 ………………………………………………………… 石永東，彭　楊，張　琳（82）“英雄選擇”的社會解讀：案例分析 ……………………………………… 劉文英（92）醫院成本轉嫁的差異性：以美國1997平衡預算法案為例 ………………… 張靜華（104）【信息短文】學術動態 ……………………………………………………………………………… （22）科研進展 ……………………………………………………………………………… （118）學生活動 …………………………………………………………………… （31，49，121）校園文化 …………………………………………………………………… （35，42，56）校園活動 …………………………………………………………………… （66，81，120）教學動態 ………………………………………………………………………… （91，119）教學/學術動態 …………………………………………………………… （103，116，120）大師講座 ……………………………………………………………………………… （117）兩岸四地 ……………………………………………………………………………… （122）大學建設 ……………………………………………………………………………… （123）

ContentsHumanities and ArtsChinese Cultural Context …………………………………………………………………… YU QIUYU (1)Western Marxism and Cultural Research in the 20th Century ……………………… Zhiqing ZHANG (18)A Study on the Costumes in the Portrait of Matteo Ricci ………………………………… Lan WANG (23)A Discourse on Xiao Dezao’s Poems …………………………………………………… Fang ZHANG (32)Information TechnologyStatistical Morphological Filter to Remove the Impulse Noise ……………………………………………………………………… Xiaoping LU, Xiaolin TIAN (36)Spa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alculating System for the Orbital Dynamics of Asteroids …………………………………………………………Guangyu LI, Haibin ZHAO, Yinshen GU (43)MedicineAnalysis of Melamine in Pre-Packaged Food by Gas Chromatography – Mass Spectrometry ………………………………………………………………… Wai-Ting VONG, Wai-Kei LAM (50)Management and TourismComparative studies on inflation determinants between Thailand and Indonesia ………………………………………………………………… Mingyuan ZHU, Kwoping TAM (57)Perceptions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and Employees' Turnover Intention: The Cross-level Moderating Role of Group Interaction …………… Po-Chien CHANG, Jui-Ching CHIEN, Tong-Ming LIN (67)Key Success Factors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n Global Management Challenge (GMC):An individual-level analysis ……………………………………………… Yongdong SHI, Yang PENG, Lin ZHANG (82)A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People’s Choice of Heroes: A Case Study …………………… Wenying LIU (92)The Heterogeneity of Hospital Cost Shifting:the Case of the BBA of 1997 in the USA ……………………………………………………………………………… Jing Hua ZHANG (104)

1第 6 卷第 2 期澳門科技大學學報 Vol.6 No.22012 年 12 月 30 日 Journal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c 30 , 2012 中國文脈余秋雨一中國文脈，是指中國文學幾千年發展中最高等級的生命潛流和審美潛流。這種潛流，在近處很難發現，只有從遠處看去，才能領略大概，就像那一條倔強的山脊所連成的天際線。正是這條天際線，使我們知道那個天地之大，以及那個天地之限，並領略了一種註定要長久包圍我們生命的文化儀式。因為太重要，又處於隱潛狀態，就特別容易產生誤會。因此，我們必須開宗明義，指出那些最常見的理論岔道，不讓它們來幹擾文脈的潛流——一、這股潛流，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不是官方主流；二、這股潛流，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不是民間主流；三、這股潛流，屬於文學，並不從屬於哲學學派；四、這股潛流，雖然重要，但體量不大；五、這股潛流，並不一以貫之，而是時斷時續，斷多續少；六、這股潛流，對周圍的其他文學現象有吸引力，更有排斥力。尋得這股潛流，是做減法的結果。我一向主張，研究文化和文學，先做加法，後做減法。減法更為重要，也更為艱難。減而見筋，減而顯神，減而得脈。減法難做，首先是因為人們千百年來一直處於文化匱乏狀態，見字而敬，見文而信，見書而畏，不存在敢於大膽取捨的心理高度；其次，即使有了心理高度，也缺少品鑒高度，與多數轟傳一時的文化現象相比，“得脈”者沒有那麼多知音。大膽取捨，需要銳利斧鉞。但是，手握這種斧鉞的人，總是在開山辟路。那些只會坐在涼棚下說三道四、指手劃腳的人，大多不懂斧鉞。開山辟路的人沒有時間參與評論，由此造成了等級的倒錯，文脈的失落。等級，是文脈的生命。人世間，仕途的等級由官階來定，財富的等級由金額來定，醫生的等級由療效來定，明星的等級由傳播來定，而文學的等級則完全不同。文學的等級，與官階、財富、實效、傳播等因素完全無關，只由一種沒有明顯的標誌的東西來定，這個東西叫品位。其他行業也講品位，但那只是附加，而不像文學，是唯一。總之，品位決定等級，等級構成文脈。但是，這中間的所有流程，都沒有清晰路標。這一來，事情就麻煩了。環顧四周，現在越來越多的“成功者”都想以文炫己，甚至以文訓世，結果讓人擔憂。有些“儒商”為了營造“企業文化”，強制職工背誦古代那些文化等級很低的發懵文言；有些電視人永遠在繪聲繪色地講述著早就應該退出公共記憶的文化殘屑；有些當代“名士”更是染上了古代的“嗜痂之癖”，如魯迅所言，把遠年的紅腫潰爛，贊之為“豔若桃花”。

2頗讓人不安的，是目前電視上某些文物鑒定和拍賣節目，只要牽涉到明清和近代書畫，就對作者的文化地位無限拔高。初一聽，溢美古人，無可厚非，但是這種事情不斷重複也就顛覆了文化的基本等級。就像一座十層高塔，本來輪廓清晰，突然底下幾層要自成天臺，那麼上面的幾層只能坍塌。試想，如果唐伯虎、乾隆都成了“中國古代一流詩人”，那麼，我們只能悄悄把整部《全唐詩》付之一炬了。書法也是一樣，一個驚人的天階投向一份中等水準的筆墨，就像一堆黃金把中國書法史的天平壓垮了。面對這種情況我曾深深一歎：“文脈既隱，小丘稱峰；健翅已遠，殘羽充鵬。” 照理，文物專家不懂文脈，億萬富翁不懂文化，十分正常。但現在，現代傳媒的滲透力度，拍賣資金的強烈誤導，使很多人難以抵拒地接收了這種空前的“文化改寫”，結果實在有點恐怖。有人說，對文學，應讓人們自由取用，不要劃分高低。這是典型的“文學民粹主義”，似是而非。就個人而言，不經過基本教育，何能自由取用？鼠目寸光、井蛙觀天，恰恰違背了“自由”的本義；就整體而言，如果在精神文化上也不分高低，那就會失去民族的大道、人類的尊嚴，一切都將在眾聲喧嘩中不可收拾。如果不分高低，只讓每個時間和空間的民眾自由取用、集體“海選”，那麼，中國文學，能選得到那位流浪草澤、即將投水的屈原嗎？能選得到那位受過酷刑、恥而握筆的司馬遷嗎？能選得到那位避居荒村、艱苦躬耕的陶淵明嗎？他們後來為民眾知道，並非民眾自己的行為。而且，知道了，也並不能體會他們的內涵。因此我敢斷言，任何民粹主義的自由海選，即使再有人數、再有資金，也與優秀文學基本無關。這不是文學的悲哀，而是文學的高貴。我主張，在目前必然寂寞的文化良知領域，應該重啟文脈之思，重開嚴選之風，重立古今座標，重建普世範本。為此，應努力拔去浮華熱鬧，遠離滔滔口水，進入深度探討。選擇自可不同，目標卻是同歸，那就是清理地基，搬開蕪雜，集得高牆居磚，尋獲大柱石礎，讓出疏朗空間，洗淨眾人耳目，呼喚亙古偉步，期待天才再臨。因此，中華文化的復興，才有可能。二文脈的原始材料，是文字。漢字大約起源於五千多年前。較系統的運用，大約在四千年前。不斷出現的考古成果既證明著這個年份，又質疑者這個年份。據我比較保守的估計，大差不差吧，除非有了新的驚人的發現。漢字產生之後，經由“象形——表意——形聲”這幾個階段，開始用最簡單的方法記載歷史，例如王朝譜牒。應該夏朝就有了，到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已相當成熟。但是，甲骨文和金文的文句，該構不成文學意義上的“文脈之始”。文學，必須由“意指”走向“意味”。這與現代西方美學家所說的“有意味的形式”，有點關係。既是“意味”又是“形式”，才能構成完整的審美。這種完整，只有後來的《詩經》，才能充分滿足。《詩經》產生的時間，大概離現在二千六百年到三千年左右。然而，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雖然在文句上還沒有構成“文脈之始”，但是在書法上卻構成了。如果我們把“文脈”擴大到書法，那麼，它就以“形式領先”的方式開始於商代，比《詩經》早，卻又有所交錯。正因為此，我很喜歡去河南安陽，長久地看著甲骨文和青銅器發呆。甲骨文多半被解讀了，但我總覺得那裏還埋藏著孕育中國文脈的神秘因數。一個橫貫幾千年的文化行程將要在那裏啟航，而直到今天，那個老碼頭還是平靜得寂然無聲。終於聽到聲音了，那是《詩經》。《詩經》使中國文學從一開始就充滿了稻麥香和蟲鳥聲。這種香氣和聲音，將散佈久遠，至今還聞到，聽到。十餘年前在巴格達的巴比倫遺址，我讀到了從楔形文字破譯的古代詩歌。那些詩歌是悲哀的，

3余秋雨中國文脈慌張的，絕望的，好像強敵剛剛離去，很快就會回來。因此，歌唱者只能抬頭盼望神祗，苦苦哀求。這種神情，與那片土地有關。血腥的侵略一次次橫掃，人們除了奔逃還是奔逃，因此詩句中有一些生命邊緣的吟詠，彌足珍貴。但是，那些吟詠過於匆忙和粗糙，尚未進入成熟的文學形態，又因為楔形文字的很早中斷，沒有構成下傳之脈。同樣古老的埃及文明，至今沒見過古代留下的詩歌和其他文學形式。盧克索太陽神廟大柱上的象形文字，已有部分破譯，卻並無文學意義。過於封閉、過於保守的一個個王朝，曾經留下了帝脈，而不是文脈。即便有氣脈，也不是詩脈。印度在古代是有燦爛的文學、詩歌、梵劇、理論，但太多是圍繞著“大梵天”的超驗世界。同樣是農耕文明，卻缺少土地的氣息和世俗的表情。《詩經》的吟唱者們當然不知道有這種對比，但我們一對比，它也就找到了自己。其實，它找到的，也是後代的中國。《詩經》中，有祭祀，有抱怨，有牢騷，但最主要、最拿手的，是在世俗生活中抒情。其中抒情最出色的，是愛情。這種愛情那麼“無邪”，既大膽又羞澀，既溫柔又敦厚，足以陶冶風尚。在藝術上，那些充滿力度又不失典雅的四字句，一句句排下來，成了中國文學起跑點的砌磚路基。那些疊嶂反復，讓人立即想到，這不僅僅是文學，還是音樂，還是舞蹈。一切動作感漲滿其間，卻又毫不魯莽，優雅地引發鄉間村樂，詠之於江邊白露，舞之於月下喬木。終於由時間定格，凝為經典。沒有巴比倫的殘忍，沒有盧克索的神威，沒有恆河畔的玄幻。《詩經》展示了黃河流域的平和、安詳、尋常、世俗，以及有節制的譴責和愉悅。但是，寫到這裏必須趕快說明，在《詩經》的這種平實風格後面，又有著一系列宏大的傳說背景。傳說分兩種，第一種是“祖王傳說”，有關黃帝、炎帝和蚩尤；第二種是“神話傳說”，有關補天、填海、追日、奔月。按照文化人類學的觀念，傳說和神話雖然虛無縹緲，卻對一個民族非常重要，甚至可以成為一種歷史不衰的“文化基因”。這在中華民族身上尤其明顯，誰都知道，有關黃帝、炎帝、蚩尤的傳說，決定了我們的身份；有關補天、填海、追日、奔月的傳說，則決定了我們的氣質。這兩種傳說，就文化而言，更重要的是後一種神話傳說，因為它們為一個龐大的人種提供了鴻濛的詩意。即便是離得最近的《詩經》，也在平實的麥香氣中熔鑄著偉大和奇麗。於是，我們看到了，背靠著一大批神話傳說，刻寫著一行行甲骨文、金文，吟唱著一首首《詩經》，中國文化隆重上路。其實，這也就是以孔子、老子為代表的先秦諸子出場前的精神背景。先秦諸子出場，與世界上其他文明的巨人們一起組成了一個“軸心時代”，標誌著人類只能的大爆發。現代研究者們著眼最多的，是各地巨人們在當時的不同思想成果，卻很少關注他們身上帶著什麼樣的文化基因。三先秦諸子，都是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沒有一個是純粹的文學家。但是，他們要讓自己的思想說服人、感染人，就不能不運用文學手段。而且，有一些思維方式，從產生到完成都必須仰賴自然、譬引鳥獸、傾注情感、形成寓言，這也就成了文學形態。思想家和哲學家在運用文學手段的時候，有人永遠把它當做手段，有人則不小心暴露了自己其實也算得上是一個文學家。先秦諸子由於社會影響巨大，歷史貢獻卓著，因此對中國文脈的形成有特殊貢獻。但是，這種貢獻於他們在思想上和哲學上的貢獻，並不一致。我對先秦諸子的文學品相分為三個等級——第一等級：莊子、孟子；第二等級：老子、孔子；第三等級：韓非子、墨子。

4在這三個等級中，處於第一等級的莊子和孟子已經是文學家，而莊子則是一位大文學家。把老子和孔子放在第二等級，實在有點委屈這兩位精神巨匠了。我想他們本人都無心於自身的文學建樹，但是，雖無心卻有大建樹。這便是天才，這便是偉大。在文脈上，老子和孔子誰應領先？這個排序有點難。相比之下，孔子的聲音，是恂恂教言，渾厚懇切，有人間炊煙氣，令聽者感動，令讀者縈懷；相比之下，老子的聲音，是鏗鏘斷語，刀切斧劈，又如上天頒下律令，使聽者驚悚，使讀者銘記。孔子開創了中國語錄式的散文體裁，使散文成為一種有可能承載厚重責任、端莊思維的文體。孔子的厚重和端莊並不堵眼堵心，而是仍然保持著一個健康君子的斯文瀟灑。更重要的是，由於他的思想後來成了千年正統，因此他的文風也就成了永久的楷模。他的文風給予中國歷史的，是一種樸實的正氣，這就直接成了中國文脈的一種基調。中國文脈，蜿蜒曲折，支流繁多，但是那種樸實的正氣卻顛撲不滅。因此，孔子於文，功勞赫赫。本來，孔子有太多的理由在文學上站在老子面前，誰知老子另辟奇境，別創獨例。以極少之語，蘊極深之義，使每個漢字重似千鈞，不容外借。在老子面前，語言已成為無可辯駁的天道，甚至無須任何解釋、過渡、調和、溝通。這讓中國語文，進入了一個幾乎空前絕後的聖哲高臺。我聽不止一位西方哲學家說：“僅從語言方式，老子就是最高哲學。孔子不如老子果斷，因此在外人看來，更像一個教育家、社會評論家。”外國人即便不懂中文，也能從譯文感知“最高哲學”的所在，可見老子的表達有一種“骨子裏”的高度。有一段時間，德國人曾驕傲地說：“全世界的哲學都是用德文寫的。”這當然是故意的自我誇耀，但平心而論，回顧以前幾百年，也確實有說這種“大話”的底氣。然而，當他們讀到老子就開始不說這種話了。據統計，現在幾乎每個德國家庭都有一本老子的書，其普及度遠遠超過老子的家鄉中國。我一直主張，一切中國文化的繼承者，都應該虔誠背誦老子那些斬釘截鐵的語言，而不要在後世那些層級不高的文言文上廝磨太久。說完第二等級，我順便說一下第三等級，韓非子和墨子，都不在乎文學，有時甚至明確排斥。但是，他們的論述也具有了文學素質，主要是那些乾淨而雄辯的邏輯所造成的簡潔明快，讓人產生了一種閱讀上的愉悅。當然，他們兩人實幹家的形象，也會幫助我們產生文字之外的動人想像。更重要的是要讓時間來看看第一等級，莊子和孟子。孟子是孔子的繼承者，比孔子晚了一百八十年。在人生格調上，他與孔子很不一樣，顯然有點驕傲自恃，甚至盛氣淩人。這在人際關係上好像是缺點，但在文學上就不一樣了。他的文辭，大氣磅礴，浪卷潮湧，暢然無遮，情感濃烈，具有難以阻撓的感染力。他讓中國語文，擺脫了左顧右盼的過度禮讓，連結成一種馬奔車馳的暢朗通道。文脈到他，氣血健旺，精神抖擻，注入了一種“大丈夫”的生命格調。但是，與他同一時期，一個幾乎與他同年的莊子出現了。莊子從社會底層審察萬物，把什麼都看穿了，即看穿了禮法制度，也看穿了試圖改革的宏謀遠慮，因此對孟子這樣的浩蕩語氣也投之以懷疑。豈止對孟子，他對人生都很懷疑。真假的區分在何處？生死的界限在哪裡？他陷入了困惑，又繼之以嘲諷。這就使他從禮義辯論中撤退，回到對生存意義的探尋，成了一個由思想家到文學家的大步躍升。他的人生調子，遠遠低於孟子，甚至也低於孔子、墨子、荀子或其他別的“子”。但是這種低，使他有了孩子般的目光，從世界和人生底部窺探，問出一串串最重要的“傻”問題。但僅僅是這樣，他還未必能成為先秦諸子中的文學冠軍。他最傑出之處，是用極富想像力的寓言，講述了一個又一個令人難忘的故事，而在這些寓言故事中，都有一系列鮮明的藝術形象。

5余秋雨中國文脈這一下，他就成了那個思想巨人時代的異類，一個充滿哲思的文學家。《逍遙遊》、《秋水》、《人間世》、《德充符》、《齊物論》、《養生主》、《大宗師》……，這些篇章，就成了中國哲學史，也是中國文學史的第一流佳作。此後歷史上一切有文學才華的學人，都不會不黏上莊子。這個現象很奇怪，對於其他“子”，都因為思想觀念的差異而有明顯的取捨，但莊子卻例外。沒有人會不喜歡他講的那些寓言故事，沒有人會不喜歡他與南天北海融為一體的自由精神，沒有人會不喜歡他時而巨鳥、時而大魚、時而飛蝶的想像空間。在這個意義上，形象大於思維，文學大於哲學，活潑大於莊嚴。四我把莊子說成是“先秦諸子中的文學冠軍”，但請注意，這只是在“諸子”中的比較。如果把範圍擴大，那麼，他在那個時代就不能奪冠了。因為在南方，出現了一位比他小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那就是屈原。屈原，是整個先秦時期的文學冠軍。不僅如此，作為中國第一個大詩人，他以《離騷》和其他作品，為中國文脈輸入了強健的詩魂。對於這種輸入，連李白、杜甫也頂禮膜拜。因此，戴在他頭上的，已不應該僅僅是先秦的桂冠。前面說到，中國文脈是從《詩經》開始的，所以對詩已不陌生。然而，對詩人還深感陌生，何況是這麼偉岸的詩人。《詩經》中也署了一些作者的名字，但那些詩大多是朝野禮儀風俗中的集體創作，那些名字很可能只是採集者、整理者。從內容看，《詩經》還不具備強烈而孤獨的主體性。按照我給北京大學學生講述中國文化史時的說法，《詩經》是“平原小合唱”，《離騷》是“懸崖獨吟曲”。這個懸崖獨吟者，出身貴族，但在文化姿態上，比莊子還要“傻”。諸子百家都在大聲地宣講各種問題，連莊子也用寓言在啟迪世人，屈原卻不。他不回答，不宣講，也不啟迪他人，只是提問，沒完沒了的提問，而且似乎永遠無解。從宣講到提問，從解答到無解，這就是諸子與屈原的區別。說大了，也是學者和詩人的區別，教師和詩人的區別，謀士與詩人的區別。劃出了這麼多區別，也就有了詩人。從此，中國文脈出現了重大變化。不再合唱，不再聚眾，不再宣講。在主脈的地位，出現了行吟在江風草澤邊那個衣飾奇特的身影，孤寂而天真，悽楚而高貴，離群而憫人。他不太像執掌文脈的人，但他執掌了；他被官場放逐，卻被文學請回；他似乎無處可去，卻終於無處不在。屈原自己沒有想到，他給兩千多年的中國歷史開了一個大玩笑。玩笑的項目有這樣兩個方面——一，大家都習慣於稱他“愛國詩人”，但他明明把“離”國作為他的主題。他曾經為楚抗秦，但正是這個秦國，在他生後來世統一了中國，成了後世“愛國主義”概念中真正的“國”。二，他寫的楚辭，艱深而華瞻，民眾幾乎都不能讀懂，但他卻具備了最高的普及性，每年端午節出現的全民歡慶，不分秦楚，不分雅俗。這兩大玩笑也可以說是兩大誤會，卻對文脈意義重大。第一個誤會說明，中國官場的政治權脈試圖拉攏文脈，為自己加持；第二個誤會說明，世俗的神祇崇拜也試圖借文脈，來自我提升。總之，到了屈原，文脈已經健壯，被“政脈”和“世脈”深深覬覦，並頻頻拉扯。說“綁架”太重，就說“強邀”吧。雅靜的文脈，從此經常會被“政脈”、“世脈”頻頻強邀，衍生出一個個龐大的政治儀式和世俗儀式。這種“靜脈擴張”，對文脈而言有利有弊，弊大利小；但在屈原身上發生的事，對文脈尚無大害，因為再擴大、再熱鬧，屈原的作品並無損傷。在圍繞著他的繁多“政脈”、“世脈”中間，文脈仍然能夠清晰找到，並保持著主幹地位。記得幾年前有臺灣大學學生問我，大陸民眾在端午節划龍舟、吃粽子的遊戲，是否肢解了屈

6原？我回答：沒有。屈原本人就重視民俗巫風中的祭祀儀式，後來，民眾也把他也當做了祭祀對象。屈原已經不僅僅是你們書房裏的那個屈原。但是如果你們要找書房裏的屈原也不難，《離騷》、《九章》、《九歌》、《招魂》、《天問》自可細細去讀。一動一靜，一祭一讀，都是屈原。如此文脈，出入於文字內外，遊弋與山河之間，已經很成氣象。五屈原不想看到的事情終於發生了，秦國縱橫宇內，終於完成了統一大業。幾乎所有的文學史都在譴責秦始皇為了極權統治而“焚書坑儒”的暴行，嚴重斫傷了中國文化。繁忙煙塵中的秦朝，所留文跡也不多，除了《呂氏春秋》，就是那位游士政治家李斯了。他寫的《諫逐客書》不錯，而我更佩服的是他書寫的那些石刻。字並不多，但一想到就如直面泰山。對秦始皇的譴責是應該的，但我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卻有另一番見解。我認為，秦始皇有意做了兩件對不起文化的事，卻又無意做了了兩件對得起文化的事，而且那是真正的大事。他統一中國，當然不是為了文學，卻為文學灌注了一種天下一統的宏偉氣概。此後中國文學，不管什麼題材，都或多或少地有所隱含。李白寫道：“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著”，可見這種氣概在幾百年後仍把詩人們籠罩。王昌齡寫道：“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秦人為後人開拓了情懷。不僅如此，秦始皇還統一了文字，使中國文脈可以順暢地流瀉於九州大地。這種順暢，尤其是在極大空間中的順暢，反過來又增添了中國文學對於三山五嶽、五湖四海的視野和責任。這就使工具意義和精神意義，產生了相輔相成的互哺關係。我在世界上各個古文明的廢墟間考察時，總會一次次想到秦始皇。因為那些文明的割裂、分散、小化，都與文字語言的不統一有關。如果當年秦始皇不及時以強權統一文字，那麼，中國文脈早就流逸不存了。由於秦始皇既統一了中國又統一了文字，今後兩千多年，只要是中國文人，不管生長在如何偏僻的角落，一旦為文便是天下興亡、炎黃子孫；而且，不管面對著多麼繁密的方言壁障，一旦落筆皆是漢字漢文，千里相通。總之，統一中國和統一文字，為中國文脈提供了不可比擬的空間力量和技術力量。秦代匆匆，無心文事，卻為中華文明的格局進行了重大奠基。六很快就到漢代了。歷來對中國文脈有一種最表面、最通俗的文體概括，叫做：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在這個概括中，最弱的是漢賦，原因是缺少第一流的人物的作品。是枚乘？是司馬相如？還是早一點的賈誼？是《七發》、《子虛》、《上林》？這無論如何有點拿不出手，因為前前後後一看，遠遠站著的，是屈原、李白、杜甫、蘇東坡、關漢卿、曹雪芹啊。就我本人而言，就漢賦，整體上不喜歡。不喜歡它的鋪張。不喜歡它的富麗，不喜歡它的雕琢，不喜歡它的堆砌，不喜歡它的奇僻，當然，更不喜歡它的歌頌阿諛、不見風骨。我的不喜歡，還有一個長久的心結，那就是從漢代以後二千年間，中國社會時時泛起的奉承文學，都以它為範本。漢賦的產生是有原因的。一個強大而富裕的王朝建立起來了，確實處處讓人驚歎，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文化通知使很多文人漸漸都成了“潤色鴻業”的馴臣。再加上漢武帝自己的愛好，那些辭賦也就成了朝廷的主流文本，可稱為“盛世宏文”。幾重因素加在一起，那麼，漢賦也就志滿意得、恣意揮灑。文句間那層層渲染的排比、對偶、連詞，就怎麼也擋不住了。這是文學史上的一種奇觀，如此抑揚頓挫，湧金疊銀，流光溢彩，確實也使漢語增添了不少辭藻功

7余秋雨中國文脈能和節奏功能。說實話，我在研究漢代藝術史的時候曾從不少賦作中感受過當時當地的氣象，頗有收穫；但從文學的角度來看，這些賦，畢竟那麼缺少思想，缺少個性，缺少真切，缺少誠懇，實在很難在中國文脈中佔據太多正面地位。這就像我們見過的有些名流，在重要時段置身重要職位，服飾考究，器宇軒昂，但一看內涵，卻是空泛呆滯，言不由衷，那就怎麼也不會真正入心入情，留於記憶。這，也正是我在做過文學史、藝術史的各種系統闡述之後，特別要跳開來用挑剔的目光來檢索文脈的原因。如果仍然在寫文學史，那就不應該表達那麼鮮明的取捨褒貶。漢賦在我心中黯然失色，還有一個尷尬的因素，那就是，離它不遠，出現了司馬遷的《史記》。司馬遷和《史記》，這是我心中永遠的太陽。大家可能看到，坊間有一本叫《中國文化四十七堂課——從北大到臺大》的書，這是我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歷史系、哲學系、藝術學院的部分學生講授“中國文化史”的課堂記錄，在大陸和臺灣都成了暢銷書。四十七堂課，每堂都歷時半天，每星期一堂，因此事一整年的課程。用一年來講述四千年，無論怎麼說還是太匆忙，結果，即使對於長達五百年的明、清兩代，我也只用了兩堂課來講述（第四十四、四十五堂課）。然而，我卻為一個人講了四堂課（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堂課）。這個人就是司馬遷。看似荒唐的比例，表現出我心中的特殊重量。司馬遷在歷史學上的至高地位，我們在這裏暫且不說，只說他的文學貢獻。是他第一次，通過對一個個重要人物的生動刻劃，寫出了中國歷史的魂魄。因此也可以說，他將中國歷史擬人化、生命化了。更驚人的是，他在漢賦的包圍中，居然不用整齊的形容、排比、對仗，更不用詞藻的鋪陳，而只以從容真切的樸素筆觸、錯落有致的自然文句，做到了這一切。於是，他也就告訴人們：能把千鈞歷史撬動起來浸潤到萬民心中的，只有最本色的文學力量。大家說，他借用文學寫好了歷史；我則說，他借用歷史印證了文學。除了虛構之外，其他文學要素他都酣暢地運用到了極致。但他又不露痕跡，高明得好像沒有運用。不要說他同時的漢賦，即使是此後兩千年的文學一旦陷入奢靡，不必訓斥，只須一提司馬遷，大多就會從夢魘中驚醒，嚇出一身冷汗。除非，那些人沒讀過司馬遷，或讀不懂司馬遷。我曾一再論述，就散文而言，司馬遷是中國古代第一支筆。他超過“唐宋八大家”，更不要說其他什麼派了。“唐宋八大家”中，也有幾個不錯，但與司馬遷一比，格局小了，又有點“做”。這放到後面再說吧。七不要快速地跳到唐代去。由漢至唐，世情紛亂，而文脈健旺。我對於魏晉文脈的梳理，大致分為“三段論”——首先，不管大家是否樂見，第一個在戰馬硝煙中接續文脈的，是曹操。我曾在《叢林邊的那一家》中寫道：“曹操一心想做軍事巨人和政治巨人而十分辛苦，卻不太辛苦地成了文化巨人”。我還拿同時代寫了感人散文《出師表》的諸葛亮和曹操相比，結局是：“任何一部《中國文學史》，遺漏了曹操是難於想像的，而加入了諸葛亮也是難於想像的。”曹操的軍事權謀形象在中國民間早就凝固，卻缺少他在文學中的身份。然而，當大家知道，那些早已成為中國熟語的詩句居然都出自他的手筆，常常會大吃一驚。哪些熟語？例如：“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月明星稀，烏鵲南飛”；“山不厭高，海不厭深”；“東臨碣石，以觀滄海”：“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還有那些描寫亂世

8景象的著名詩句：“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在漫長的歷史上，還有哪幾個文學家，能讓自己的文句變成千年通用？可能舉得出三、四個，不多，而且滲入程度似乎也不如他廣泛。更重要的是等級。我在對比後曾說，諸葛亮的文句所寫，是君臣之情；曹操的文句所寫，是宇宙人生。不必說諸葛亮，即便在文學史上，能用那麼開闊的氣勢來寫宇宙人生的，還有幾個？而且從我特別看重的文學本體來說，像他那麼乾淨、樸素、凝煉的筆墨，又有幾個？曹操還有兩個真正稱的上文學家的兒子，曹丕、曹植。父子三人中，文學地位最低而終於做了皇帝的曹丕，就文筆論，在數千年中國帝王中也能排到第二。第一是李煜，以後的事了。在三國時代，哪一個軍閥都少不了血腥謀略。中國文人歷來對曹操的惡評，主要出於一個基點，那就是他要“斷絕劉漢正統”。但是我們如果從宏觀文化上看，在兵荒馬亂的危局中真正把中國文脈強悍地接續下來的，是誰呢？這是“三段論”的第一段。第二段，曹操的書記官阮瑀生了一個兒子叫阮籍，接過了文脈。還算直接，卻已有了懸崖峭壁般的“代溝”。比阮籍小十餘歲的嵇康，再加上一些文士，通稱為“魏晉名士”。其實，真正得脈者，只有阮籍、嵇康兩人。這是一個“後英雄時代”的文脈漩渦。史詩傳奇結束，代之以恐怖腐敗，文士們由離經之議、憂生之嗟而走向虛無避世。生命邊緣的掙扎和探詢，使文化感悟告別正統，向著更危險、更深秘的角落釋放。奇人奇事，奇行奇僻，隨處可見。中國文化，看似主脈已散，卻四方奔溢，氣貌繁盛。當然，繁盛的是氣貌，而不是作品。那時留下的重大作品不多，卻為中國文人在血泊和奢侈間的人格自信，提供了眾多模式。阮籍、嵇康是同年死的。在他們死後兩年建立了西晉王朝，然後內憂外患，又是東晉，又是南北朝，說起來很費事。只是遠遠看去，阮籍、嵇康的風骨是找不到了，在士族門閥的社會結構中，文人們玄風頗盛。玄談，向被詬病。其實中國文學歷來雖有寫意、傳神等風尚，卻一直缺少形而上的超驗感悟、終極冥思。倘若借助於哲學，中國哲學也過於實在。而且在漢代，道家、儒家又被輪番徵用為朝廷主流教化，那就不能指望了。因此，我們的這些玄談文士們能把哲學拉到自己身上，尤其出入佛道之間，每個人都弄得像是從空而降的思想家似的，我總覺得利多於弊。胡辯瞎談的當然也有不少，但畢竟有幾個是在玄思之中找到了自己，獲得了個體文化的自立。其中最好例子要算東晉的王羲之了。他寫的《蘭亭序》，大家只看他的書法，其實內容也可一讀，是玄談中比較乾淨、清新的一種。我在為北大學生講課時特地把它譯述了一遍，讓年輕人知道當時這些人在想什麼。學生們一聽，都很喜歡。王羲之寫《蘭亭序》是在西元三五三年，地點在浙江紹興，那年他正好五十歲。在寫完《蘭亭序》十二年之後，江西九江有一個孩子出生，他將開啟魏晉南北朝文學“三段論”的第三段。這就是第三段的主角，陶淵明。就文脈而言，陶淵明又是一座時代最高峰了。自秦漢至魏晉，時代最高峰有三座：司馬遷、曹操、陶淵明。若要對這三座高峰作排列，那麼，司馬遷第一，陶淵明第二，曹操第三。曹操可能會生氣不過，但只能讓他息怒了。理由有三：一，如果說，曹操們著迷功業，名士們著迷自己，而陶淵明則著迷自然。最高是誰，一目了然。在陶淵明看來，不要說曹操，連名士們也把自己折騰得太過份了；二，陶淵明以自己的詩句展示了鮮明的文學主張，那就是戒色彩，戒誇飾，戒繁複，戒深奧，戒典故，戒精巧，戒粘滯。幾乎，把他前前後後一切看上去“最文學”的架勢全推翻了，呈現出一種完整的審美系統。態度非常平靜，效果非常強烈；

9余秋雨中國文脈三，陶淵明創造了一種以“田園”為標幟的人生境界，成了一種千年不移的文化理想。不僅如此，他還在這種“此岸理想”之外提供了一個“彼岸理想”——桃花源，在中華文化圈內可能無人不知。把一個如此縹緲的理想鬧到無人不知，誰能及得？就憑這三點，曹操在文學上只能老老實實地讓陶淵明幾步了，讓給這位不識刀戟，不知謀術，在陋屋被火燒後不知所措的窮苦男人。陶淵明為中國文脈增添前所未有的自然之氣，潔淨之氣，淡遠之氣。而且又讓中國文脈跳開了非凡人物，而從凡人身上穿過，變得更普世了。講了陶淵明，也省得我再去笑駡那個時代很囂張的駢體文了。那是東漢時期開始的漢賦末流，滋生蓬勃於魏晉，以工整、華麗的“假大空”為其基本特徵。而且也像一起末流文學，總是得意洋洋，而且朝野吹捧。只要是“假大空”，朝野不會不喜歡。八眼前就是南北朝了。那就請允許我蕩開筆去，說一段閒話。上次去臺灣，文友蔣勳特意從宜蘭山居中趕到臺北看我，有一次長談。有趣的是，他剛出了一本談南朝的書，而我則花幾年時間一直在流連北朝，因此雖然沒有預約，卻一南一北地暢談起來的。臺灣《聯合報》記者得知我們兩人見面，就來報導，結果出了一大版有關南北朝的文章，在今天的鬧市中顯得非常奇特。蔣兄寫南朝的書我還沒有看，但由他來寫，一定寫得很好。南朝比較富裕，又重視文化，文人也還自由，可談的話題當然很多。蔣兄寫了，我就不多囉嗦了，還是擡頭朝北，說北朝吧。蔣兄沉迷南朝，我沉迷北朝，這與我們不同的氣質有關，雖老友也“和而不同”。我經過初步考證，懷疑自己的身世可能是故羌而入西夏，與古代涼州脫不了幹係，因此本能地親近北朝。北朝文化，至少有一半來自涼州。當然，我沉迷北朝，還有更宏觀的原因，而且與現在正在梳理的宏觀文脈相關。文脈一路下來，變化那麼大，但基本上在一個近似的文明之內轉悠。或者說，就在黃河和長江這兩條河之間輪換。例如，《詩經》和諸子是黃河流域，屈原是長江流域，司馬遷是黃河流域，陶淵明是長江流域。這麼一個格局，在幅員廣闊的中國也不見得局促。但是那麼多年過去，人們不禁要問，作為一種大文化，能不能把生命場地放得再開一些？於是，西元五世紀，大機緣來了。由鮮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由於文明背景的重大差異，本該對漢文化帶來沉重劫難，就像西元四七六年歐洲的西羅馬帝國被“北方蠻族”滅亡，古希臘、古羅馬文明一時陷入黑暗深淵一般；誰料想，北魏的鮮卑族統治者中有一些傑出人物，尤其是孝文帝拓跋巨集（元巨集），居然虔誠地拜漢文化為師，快速提升統治集團的文明等級，情況就發生了驚人的變化。他們既然善待漢文化，隨之也就善待佛教文化，以及佛教文化背後的印度文化。這一來，已經在犍陀羅等地相依相溶的希臘文化、波斯文化，乃至巴比倫文化也一起捲入，中國北方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世界文明大彙聚。從此，中國文化不再只是流轉於黃河、長江之間了。經由從大興嶺出發的浩蕩胡風，茫茫北漠，千里西域，都被裹卷，連恒河、印度河、幼發拉底河、底格裏斯河的波濤也隱約可見，顯然，它因包容而更加強盛。山西大同的雲岡石窟可以作為這種文明大彙聚的最好見證，因此我在那裏題了一方石碑，上刻八字：“中國由此邁向大唐”。這就是說，在差不多同時，當蘇格拉底、亞裏斯多德的文脈被“北方蠻族”突然阻斷，而且會阻斷近千年的當口上，中國文脈，卻突然被“北方蠻族”大幅提振，並註定要為全人類的文明進程開闢一個值得永遠仰望的“制高點”。阿基米德說：“給我一個支點，我能撬起整個地球”。我覺得，北魏就是一個歷史支點，它撬起了唐朝。

10當然，我所說的唐朝，是文化的唐朝。為此，我長久地心儀北魏，寄情北魏。即使不從“歷史支點”的重大貢獻著眼，當時北方的文化，也值得好好觀賞。它們為中華文化提供了一種力度，一種陌生，讓人驚喜。例如，那首民歌：“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地見牛羊。”這裏出現了中國文學中未曾見過的遼闊的平靜，平靜得讓人不好意思再發什麼感歎。但是，它顯然闖入了中國文學的話語結構，不再離開。當然，直接撼動文脈的是那首北朝民歌《木蘭詩》。“唧唧複唧唧，木蘭當戶織”，這麼輕快、愉悅的語言節奏，以及前面站著的這位健康、可愛的女英雄，帶著北方大漠明麗的藍天，帶著戰火離亂中的倫理情感，大踏步走進了中國文學的主體部位。你看，直到當代，國際電影界要找中國題材，首先找到的也還是花木蘭。在文人圈子裏，南朝文人才思翩翩，有一些理論作品為北方所不及，如劉勰的《文心雕龍》、鍾嶸的《詩品》。而且，他們還在忙著定音律、編文選、寫宮體。相比之下，北朝文人沒那麼多才思。但是，他們拿出來的作品卻別有一番重量，例如我本人特別喜愛的酈道元的《水經注》和的楊衒之《洛陽伽藍記》。這些作品的紀實性、學術性，使一代散文走向厚實，也使一代學術親近散文。酈道元和楊衒之，都是河北人。九唐代是一場審美大爆發，簡直出乎所有文人的意料之外。文人對前景的預料，大多只從自己和文友的狀況出發。即便是南朝的那些專門研究來龍去脈的理論家、文選家，也無法想像唐代的來到。人們習慣於從政治上的盛世，來看待文化上的繁榮，其實這又在以“政脈”解釋“文脈”。政文兩途，偶爾交錯。然而，雖交錯也未必同榮共衰。唐代倒是特別，原先醞釀與北方曠野上、南方巷陌間的文化靈魂已經積聚有時，其他文明的滲透、發酵也到了一定地步，等到政局漸定，民生安好，西域通暢，百方來朝，政治為文化的繁榮提供了極好的平臺，因此出現了一場壯麗的大爆發。這是機緣巧合、天佑中華，而不是由政治帶動文化的必然規律。其實，這種“政文俱旺”的現象，在歷史上也僅此一次。不管怎麼說，有沒有唐代的這次大爆發，對中國文化大不一樣。試看天下萬象，一切準備，如果沒有展現，那就等於沒有準備；一切貯存，如果沒有啟用，那就等於沒有貯存；一切內涵，如果沒有表達，那就等於沒有內涵；一切燦爛，如果沒有迸發，那就沒有燦爛；一切壯麗，如果沒有彙聚，那就沒有壯麗。更重要的是，所有的展現、迸發、彙聚，都因群體效應產生了新質，與各自原先的形態已經完全不同。因此，大唐既是中國文化的平臺，又是中國文化的熔爐。既是一種集合，又是一種冶煉。唐代還有一個好處，它的文化太強了，因此成了中國歷史上唯一不以政治取代文化的朝代。說唐朝，就很難以宮廷爭鬥掩蓋李白、杜甫。而李白、杜甫，也很難被曲解成政治人物，就像屈原歷來所蒙受的那樣。即使是真正的政治人物如顏真卿，主導了一系列響亮的政治行動，但人們對他的認知，仍然是書法家。魯迅說，魏晉時代是文學自覺的時代。這大致說的不錯，只是有點誇張，因為沒有“自立”的“自覺”，很難長久成立。唐代，就是一個文學自立的時代，並因自立而自覺。文學的自立，不僅是對於政治，還對於哲學。現代有研究者說，唐代缺少像樣的哲學家和思想家。這種說法也大致不錯，但不必抱怨。作為一種強大而壯麗的審美大爆發，不能不讓哲學的油燈黯然了。文學不必貫穿一種穩定而明確的哲學理念。文學就是文學，只從人格出發，不從理論出發；

11余秋雨中國文脈只以形式為終點，不以教化為目的。請問唐代那些大詩人各自信奉什麼學說？實在很難說得清楚，而且一生多有轉換，甚至同時幾種交糅。但是，這一點兒也不影響他們寫出千古佳作。為什麼一個時代不能由文學走向深刻呢？為什麼一批文學家不能以美為目標，而必須以理念為目標？唐代文學，說起來太冗長。我多年前在為北大學生講授中國文化史時曾鼓勵他們用投票的方式為唐代詩人排一個次序。標準有兩個：一是詩人們真正抵達的文學高度；二是詩人們在後世被民眾喜愛的廣度。北大學生投票的結果是這樣十名——第一名：李白；第二名：杜甫；第三名：王維；第四名：白居易；第五名：李商隱；第六名：杜牧；第七名：王之煥；第八名：劉禹錫；第九名：王昌齡；第十名：孟浩然。有意思的是，投票的那麼多學生，居然沒有兩個人的排序完全一樣。這個排序，可能與我自己心中的排序還有一些出入。但高興的是，大家沒有多大猶豫，就投出了前四名：李白、杜甫、王維、白居易。這前四名，合我心意。在一個琳琅滿目的世界，學會排序是一種本事，不至於迷路。有的詩文，初讀也很好，但通過排序比較，就會感知上下之別。日積月累，也就有可能深入文學最微妙的堂奧。例如，很多人都會以最高的評價來推崇初唐詩人王勃所寫的《滕王閣序》，把其中“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說成是“全唐第一佳對”，這就是沒有排序的結果。一排，發現這樣的駢體文在唐代文學中的地位不應該太高。可理解的是，王勃比李白、王維大了整整半個世紀，與唐代文學的黃金時代相比，是一種“隔代”存在。又如，人們也常常對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贊之有過，連聞一多先生也曾說它“詩中的詩，頂峰上的頂峰”。但我堅持認為，當李白、杜甫他們還遠遠沒有出世的時候，唐詩的“頂峰”根本談不上，更不要說“頂峰上的頂峰”了。但是，無論是王勃還是張若虛，已經表現出讓人眼睛一亮的初唐氣象。在他們之後，會有盛唐、中唐、晚唐，每一個時期各不相同，卻都天才噴湧，大家不絕。唐代，把文學的各個最佳可能，都輪番演繹了一遍。請看，從發軔，到飛揚，到悲哀，到反觀，到個人，到淒迷，各種文學意義都以最強烈的方式展現了。幾乎沒有重大缺漏。因此，一個傑出時代的文學藝術史，很可能看成了人類文學藝術史的濃縮版。有學生問我，如果時間有限，卻要集中地感受一下中國文化的極端豐富，又不想跳來跳去，讀什麼呢？我回答：“讀唐詩吧” 。與我前面列述的中國文脈的峰巒相比，唐詩具有全民性。唐詩讓中國語文具有了普遍的附著力、誘惑力、滲透力，並讓它們籠罩九州、鐫刻山河、琅琅上口。有過了唐詩，中國大地已經不大有耐心來仔細傾聽別的詩句了。因為有過了唐詩，傾聽者的範圍早就超過了文苑、學界，拓展為一個漫無邊際的不確定群落。他們粗糙，但很挑剔。兩句聽不進去，他們就轉身而去，重新吟誦李白、杜甫。十再說一說唐代的文章。唐代的文章，首推韓愈、柳宗元。自司馬遷之後九百多年，中國散文寫得最好的，也就是他們兩位了，因此他們並不僅僅屬於唐代，也算是“千年一出”之人。他們兩位，是後世所稱“唐宋八大家”的領頭者。我在前面說過，“唐宋八大家”的文學成就，在整體上還比不過司馬遷一人，這當然也包括他

12們兩位在內。但是，他們兩位，做了一件力挽狂瀾的大事，改變了一代文風，清理了中國文脈，這是司馬遷所未曾做過的。他們再也不能容忍從魏晉以來越來越盛熾的駢體文了。自南朝的宋、齊、梁、陳到唐初，這種文風就像是藻荇藤蔓，已經纏得中國文學步履蹣跚。但是，文壇和民眾卻不知其害，以為光彩奪目、堆錦積繡，就是文學之勝，還在競相趨附。面對這種風氣，韓愈和柳宗元都想重新接通從先秦諸子到屈原、司馬遷的氣脈，為古人和古文“招魂”。因此，他們發起了一個“古文運動”。按照韓愈的說法，漢代以後的文章，他已經不敢看了。（《答李翊書》：“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這種主張，初一看似乎是在“向後走”，但懂得維護文脈的人都知道，這是讓中國文化有能力繼續向前走的基本條件。他們兩人，特別是韓愈，顯然遇到了一個矛盾。他崇尚古文，又討厭因襲，那麼，對古人就能因襲了嗎？他幾經深思，得出明確結論：對古文，“師其意而不師其辭”，學習者必須“自樹立，不因循。”甚至，他更透徹地說：“惟陳言之務去”。只要是套話、老話、講過的話，必須刪除。因此，他的“古文運動”，其實不是摹仿古文，而是尋找千年來未頹的“古意”。“古意”本身，就包含著創新，包含著不可重複的個性，即“詞必己出”。他與柳宗元在這件事上有一個強項，那就是不停留在空論上，而是拿出了自己的一大批示範作品。韓愈的散文，氣魄很大，從句式到辭彙都充滿了新鮮活力。但是相比之下，柳宗元的文章寫得更清雅、更誠懇、更雋永。韓愈在崇尚古文時，也崇尚古文裏所包含的“道”，這使他的文章難免有一些說教氣。柳宗元就沒有這種毛病，他被貶於柳州、永州，離文壇很遠，只讓文章在偏僻而美麗的山水間一筆筆寫得更加情感化、寓言化、哲理化，因此也達到了更高的文學等級。與他一比，韓愈那幾篇名文，像《原道》、《原毀》、《師說》、《爭臣論》等等，道理蓋過了審美，已經模糊了論文和文學的界限。總之，韓愈、柳宗元他們既有觀念，又有實踐，“古文運動”展開的頗有聲勢。駢體文的地位很快被壓下去了，但是，隨之也帶來了一些消極的後果。在駢體文盛行的魏晉南北朝，文學已經逐漸自覺，雖觸目穠麗，也是文學裏邊的事。現在“古文運動”讓文章重新載道，迎來了太多觀念性因素。這些因素，與文學不親。十一唐朝滅亡後，由藩鎮割據而形成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一度曾經詩情充溢的北方已經很難尋到詩句，而南方卻把詩文留存了。特別是，那個南唐的李後主李煜，本來從政遠不及吟詠，當他終於成了俘虜被押解到汴京之後，一些重要的詩句穿過亡國之痛而飄向天際，使他成了一種新的文學形式——“詞”的里程碑人物。李煜又一次充分證明了“政脈”與“文脈”是兩件事。在那個受盡屈辱的俘居小樓，在他時時受到死亡威脅而且確實也很快被毒死的生命餘隙之中，明月夜風知道：中國文脈光顧此處。從此，“春花月秋”、“一江春水”、“不堪回首”、“流水落花”、“天上人間”、“倉皇辭廟”等等意緒，以及承載它們的“長短句”的節奏，將深深嵌入中國文化；而這個倒楣皇帝所奠定的那種文學樣式“詞”，將成為俘虜他的王朝的第一文學標幟。人類很多文化大事，都在俘虜營裏發生。這一事實，在希臘、羅馬、波斯、巴比倫、埃及的互相征戰中屢屢發生。在我面前說到的涼州到北魏的萬里蹄聲中，也被反復印證。這次，在李煜和宋詞之間，又一次充分演繹。十二那就緊接著講宋代。我前面說過，在唐代，政文俱旺；那麼，在宋代，雖非“俱旺”，卻政文貼近。這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宋代重視文官當政，比較防範

13余秋雨中國文脈武將。結果，不僅科舉制度大為強化，有效地吸引了全國文人，而且讓一些真正的文化大師如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等佔居行政高位。這種景象，使文化和政治出現了一種特殊的“高端聯姻”，文化感悟和政治使命混為一體。表面上，即使文化增重，又使政治增色，其實，並不完全如此，有時反而各有損傷；第二個原因，宋代由於文人當政，又由於對手是遊牧民族的浩蕩鐵騎，在軍事上屢屢失利，致使朝廷危殆、中原告急。這就激發了一批傑出的文學家心中的英雄氣概、抗敵意志，並在筆下流瀉成豪邁詩文。陸游、辛棄疾就是其中最讓人難忘的代表，可能還要包括最後寫下《過零丁洋》和《正氣歌》的文天祥。這確實也是中國文脈中最為慷慨激昂的正氣所在，具有長久的感染力。但是，我們在欽佩之餘也應該明白，一個歷時三百餘年的重要朝代的文脈，必然是一種多音部的交響。與民族射擊之間的軍事征戰相比，文化的範圍要廣泛得多，深厚得多，豐富得多。因此，文脈的首席，讓給了蘇東坡。蘇東坡也曾經與政治有較密切關係，但終於在“烏台詩案”後兩相放逐了：政治放逐了他，他也放逐了政治。他的這個轉變，使他一下子遠遠地高過了王安石、司馬光，當然也高過於比他晚得多的陸游、辛棄疾。他的這個轉變，我曾在《黃州突圍》中有詳細描述。說他“突圍”，不僅僅是指他突破文壇小人的圍攻，更重要的是，突破了他自己沉溺已久的官場價值體系。因此，他的突圍，也是文化本體的突圍。有了他，宋代文化提升了好幾個等級。所以我寫道，在他被貶謫的黃州，在無人理會的徹底寂寞中，在他完全混同於漁夫樵農的時刻，中國文脈聚集到了那裏。蘇東坡是一個文化全才，詩、詞、文、書法、音樂、佛理，都很精通，尤其是詞作、散文、書法三項，皆可雄視千年。蘇東坡更重要的貢獻，是為中國文脈留下了一個快樂而可愛的人格形象。回顧我們前面說過的文化巨匠，大多可敬有餘，可愛不足。從屈原、司馬遷到陶淵明，都是如此。他們的可敬毋庸置疑，但他們可愛嗎？沒有足夠的資料可以證明。曹操太有威懾力，當然挨不到可愛的邊。魏晉名士中有不少人應該是可愛的，但又過於怪異，過於固執，過於孤傲，我們可以欣賞他們的背影，卻很難與他們隨和地交朋友。到唐代，以李白為首的很多詩人一定可愛，但那時詩風浩蕩，一切驚喜、感歎都凝聚成了眾人矚目的審美典範，而典範總會少了可愛。即便到了晚唐只描摹幽雅的私人心懷，也還缺少尋常形態。誰知道宋代出了一個那麼有體溫、有表情的蘇東坡，構成了一系列對比。不管是久遠的歷史、遼闊的天宇、個人的苦惱，到他筆下都有了一種美好的誠實，讓讀到的每個人都能產生感應。他不僅可愛，而且可親，成了人人心中的兄長、老友。這種情況，在中國文學史上幾乎絕無僅有。因此，蘇東坡是珍罕的奇跡。把蘇東坡首屈一指的地位安頓妥當之後，宋代文學的排序，第二名是辛棄疾，第三名是陸遊，第四名是李清照。辛棄疾和陸遊，除了前面所說的英雄主義氣概之外，還表現出了一種品德高尚、懷才不遇、熱愛生活的完整生命。這種生命，使兵荒馬亂中的人心大地不至下墮。在孟子之後，他們又一次用自己的一生創建了“大丈夫”的造型。李清照，則把東方女性在晚風細雨中的高雅憔悴寫到了極致，而且已成為中國文脈中一種特殊格調，無人能敵。因她，中國文學有了一種貴族女性的氣息。以前蔡琰也寫出過讓人動容的女性呼號，但李清照不是呼號，只是氣息，因此更有普遍價值。李清照的氣息，又具有讓中國女性文學揚眉吐氣的厚度。在民族災難的前沿，她寫下了“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的詩句，就其金石般的堅硬度而言，我還沒有在其他文明的女詩人中找到可以並肩者。這說明，她既是中國文脈中的一種特殊格調，又沒有離開基本格調。她離屈原，

14並不太遠。十三在宋代幾位一流的文學家中，辛棄疾是最後一個壓陣之人。他在晚年曾勇敢地趕不少路去弔唁當時受貶的朱熹。朱熹比他大十歲，也算是同輩人。他在朱熹走後七年去世，一個時代的高層文化，就此垂暮。在我看來，這也許是我心中整個中國古典文脈的黃昏。朱熹算不上文學家，我也不喜歡他重道輕文的觀念。但是，觀念歸觀念，這位傑出的哲學家對文學的審美感覺卻是不錯。哲學講究梳理脈絡，他在無意之中也對文脈作了點化，讓人印象深刻。朱熹說，學詩要從《詩經》和《離騷》開始。宋玉、司馬相如等人“以浮華為尚，而無實之可言矣”。相比之下，漢魏之詩很好，但到了南朝的齊梁，就不對了。“齊梁間之詩，讀之使人四肢皆懶，慢不收拾”。這種論斷，切中要害。朱熹對古代樂府、陶淵明、李白、杜甫都有很好的評價。他認為陶淵明平淡中含豪放，而李白則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自然美。對他自已所處的宋代，則肯定陸遊的“詩人風致”。這些評價，都很到位。但是，他從理學家的思維出發，對韓愈、柳宗元、蘇東坡、歐陽修的文學指責，顯然是不太公平。他認為他們道之不純，又有太多文人習氣。在他之後幾十年，一個叫嚴羽的福建人寫了一部《滄浪詩話》，正好與朱熹的觀念完全對立。嚴羽認為詩歌的教化功能、才學功能、批判功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吟詠性情、達到妙語。他揭示的，其實就是文學超越理性和邏輯的特殊本質。由於他，中國文學在今後談創作時，就會頻頻用到“不涉理躋，不落言筌”、“羚羊掛角，無跡可求”、“透徹玲瓏，不可湊泊”、“水中之月，鏡中之像”等等詞語，這是文學理論水準的一人提升。但是，他對同代文學家的評論，失度。從朱熹和嚴羽，不能不追溯到前面提到過的《文心雕龍》、《詩品》等理論著作，那是七百多年前的事了，我之所以沒有認真介紹，是因為那是中國文論的起始狀態，還長忙著為文學定位、分類、通論。當然這一切都是需要的，而《文心雕龍》在這方面確實也做得非常出色，但要建立一種需要對大量感性作品進行概括的理論，在唐朝開國之前八十多年就去世了的劉勰畢竟還缺少宏觀對比的時間和範例。何況，南朝文風也不能不對概念的裁定帶來局限，影響了理論力度。這只要比一比七百多年後那位玩遍了一切複雜概念的頂級哲學家朱熹，就會發現，真正高水準的理論表述，反倒是樸實而乾淨。十四李清照、陸游、辛棄疾、文天祥他們都認為，中國文脈將會隨著大宋滅亡而斷絕，蒙古馬隊的鐵騎是中華文明覆滅的喪葬鼓點。但是，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元代的詩歌、散文，確實不值一提。但是，中國文脈在元代卻突然超常發達。那就是，中華文明幾千年的一個重大缺漏，在這個不到百年的短暫朝代獲得了完滿彌補。這個彌補的重大缺漏，就是戲劇。不管是古希臘悲劇還是古印度梵劇，都在兩千五百多年前已經充分成熟。而中國，不僅孔子沒看到過戲劇，連屈原、司馬遷、曹操、李白、杜甫、蘇東坡都沒有看到過，這實在有點說不過去了。為什麼會產生這種情況，而漢代又為什麼會改變，這是很複雜的課題，我在《中國戲劇史》一書中有系統探討。有趣的是，既然中國錯過了兩千多年，照理追趕起來會非常困難，豈能料，不知從哪裡冒出來關漢卿、王實甫、馬致遠、紀君祥等一大批文化天才，合力創作的元雜劇。結果，正如後來王國維先生所說，中國可以立即在戲劇上與其他文明並肩而“毫無愧色”。此時的中國文脈，在《竇娥冤》，在《望江亭》，在《救風塵》，在《西廂記》，在《趙氏孤兒》，在《漢宮秋》……在這裏，我和王國維先生一樣，並不是從表演、唱腔著眼，而只是從文學上評價元雜劇。那

15余秋雨中國文脈些形象，那些故事，那些衝突，那些語言，以及它們的有機組合，在中國文學史和藝術史上幾乎是空前的。是不是絕後呢？還不好說。但是如果與明代的傳奇——昆曲相比，昆曲雖然也出現了湯顯祖這樣的作家寫出了《牡丹亭》這樣的作品，但放在元雜劇面前，卻會在整體張力上略遜一籌。多數昆曲作品過於冗長、穠麗、滯緩、入套，缺少元雜劇那張活潑而爽利的悲歡。比《牡丹亭》低一等級的《桃花扇》、《長生殿》又過於拘泥歷史，減損了作為一種民間藝術的生命力。至於清代後期勃發的京劇，唱腔很好，表演雖然沒有戲迷們幻想的那麼精彩，也算可以，而文學劇作，則完全不能細問。沒有文學就只能展示演唱技能了，在整體上當然不能與元雜劇相提並論。因此，中國文脈之於中國戲劇，如果以十分計，那麼大概是六分歸元雜劇，三分歸昆曲，一分歸地方戲曲。京劇已經不是地方戲曲，如果不是從文學，而是從音樂唱腔著眼，它的地位就會不低。由於元代的統治者是少數民族，一些本該退色的文化也就失去了官方支撐，因此比較徹底地掙脫了文詞間的道統氣、宮廷氣、阿諛氣、頭巾氣、腐儒氣，為貼近自然的天籟式創造留出了空間。這種空間看似邊緣，卻很遼闊，足以伸展手腳。由此聯想到同樣產生於元代的那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富春山居圖》。比之於宋代那些皇家畫院裏的宮廷畫師，黃公望只是一個居無定所的流浪者，但是，即使把宋代所有宮廷畫師的最好作品加在一起，也無法與他相比。元雜劇的情況也是如此，我們哪怕是把後來京劇從慈禧太后開始給予的全部最高權力的扶持加在一起，也無法追趕元雜劇的依稀蹤影。元雜劇既使衰落也像一個英雄，完成了生命過程便轟然倒下，拒絕有人以“振興”的說法來做人工呼吸、打強心針。一切需要刻意“振興”的文化，都已經與文脈無關。而且，極有可能擾亂了文脈的自然進程。現在社會上經常有人忙著要把那些該由博物館保護的文化遺產折騰到現實生活中來，而且動靜很大，我就很想讓他們聽聽元雜劇轟然倒地的壯美聲響。十五明清兩代五百四十餘年，中國文脈嚴重衰弱。我在給北京大學學生講授中國文化史的時候指出，這五百多年，如果要找到能與屈原、司馬遷、陶淵明、李白、杜甫、蘇東坡、關漢卿可以並肩站立的文化巨人，只有兩個，一是明代的哲學家王陽明，二是清代的小說家曹雪芹。我們今天所說的文脈，範圍要比我在北大講的文化更小，王陽明不應列入其中，因此只剩下曹雪芹。這真要順著他說過的話，感歎一句：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幹淨。為什麼會產生這麼驚人的情況？原因之一，是明清兩代統治者實行的文化專制主義已發展到了文化恐怖主義（如“文字獄”)。這就必然毀滅文化創新，培養出大量的文化侍從、文化鷹犬、文化侏儒。當然也產生了一些文化叛逆者和思考者，但由於時間和空間，叛逆和思考的程度都不深。有人把他們當做“啟蒙主義者”，其實言之有過，因為並沒有形成“被啟蒙群體”。真是可稱得上啟蒙的，要等到近代的嚴複；原因之二，是中國文脈的各個條塊，都已在風華耗盡之後自然老化，進入蕭瑟晚景。這是人類一切文化壯舉由盛而衰的必然規律，無可奈何。文脈，從來不是一馬平川的直線，而是由一組抛物綫組成。要想繼續往前，必須大力改革，重整重組，從另一條抛物綫起點開始。但是明清兩代，都不可能提供這種契機。除了這兩個原因外，從今天的宏觀視野看去，還有一個對比上的原因。那就是在中國明代，歐洲終於從中世紀的漫長夢魘中醒了。而且由於睡得太久，因此醒得特別深刻。一醒之後 : 他們重新打量自己，然後精力充沛地開始奔跑。而中國文

16化，卻因創建過太久的輝煌而自以為是。歐洲文藝復興發生在中國的什麼時候？我只須提供一個概念：米開朗琪羅只比王陽明小三歲。明清兩代五百年衰微中，只剩下兩個光點，一是小說，二是戲劇。但明清戲劇我在前面已經作為元雜劇對比者而約略提過，因此能說的只有小說了。小說，習慣說“四大名著”，即《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我們中國人喜歡集體打包，其實這四部小說完全沒有理由以相同的等級放在一起。真正的傑作只有一部：《紅樓夢》。其他三部，完全不能望其項背。《三國演義》氣勢恢宏，故事密集，但是，按照陳舊的正統觀念來劃分人物正邪，有臉譜化傾向。《水滸傳》好得多，有正義，有性格，白話文生動漂亮，敍事能力強，可惜眾好漢上得梁山後便無法推進，成了一部無論在文學上還是精神上都是有頭無尾的作品，甚為可惜。《西遊記》是一部具有精神格局的寓言小說，整體文學品質高於上兩部，可惜重複過多，套路過多，影響了精神力度。如果要把這三部小說排序，那麼第一當是《西遊記》，第二當是《水滸傳》，第三當是《三國演義》。這些小說，因為有民間傳聞墊底，又有說書人的描述輔佐，流傳極廣。在流傳過程中，《三國演義》的權謀哲學和《水滸傳》的暴力哲學對民間有嚴重的負面影響，於今猶烈。《紅樓夢》則完全是另外一個天域的存在了。這部小說的高度也是世界性的，那就是：全方位地探尋人性美的存在狀態和幻滅過程。它為天地人生設置了一系列宏大而又殘酷的悖論，最後都歸之於具有哲思的巨大詩情。雖然達到了如此高度，但它的極具質感的白話敍事，竟能把一切不同水準、不同感悟的讀者深深吸引。這又是世界寥寥幾部千古傑作的共同特性，但它又中國得不能再中國。於是，一部《紅樓夢》，慰撫了五百年的荒涼。也許，遼闊的荒涼。正是為它開闢的仰望空間？因此，中國文脈悚然一驚，猛然一抖，然後就在這片遼闊的空地上站住了，不再左顧右盼。明清兩代，也有人關注千年文脈。關注文脈之人，也就是被周圍的荒涼嚇壞了的人。例如，明代以李夢陽、何景明等“前七子”提出過“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口號。他們還認為“今真詩乃在民間”，例如《西廂記》能與《離騷》相提並論。他們得出結論 : 各種文學的創建之初雖不精緻但精神彌滿，可謂“高格”，必須追尋、固守。這種觀點，十分可喜。清代的金聖歎則睥睨歷史，把他喜歡的戲劇、小說，如《西廂記》、《水滸傳》，與《莊子》、《離騷》、《史記》和杜甫拉成一條線，構成了強烈的文脈意識。明清兩代在文脈旁側稍可一提的，是“晚明小品”。在刻板中追求個性舒展，在道統下尋找性靈自由，雖是小東西，卻開發了中國散文的韻致和情趣。這種散文，對後來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白話美文的建立，起到了正面的滋養作用。新時代的文學改革者們不會喜歡清代桐城派的正統，更不會喜歡乾嘉駢文的回潮，為了展示日常文筆之美，便找到了隔代老師。當然，在精神上並非如此，閒情逸致無法對應大時代風雲。與明代相比，清代倒有兩位不錯的詩人。一是前期的納蘭性德。以真切性靈寫出很多佳句，讓人想到即使“李煜”處於勝利時代也還會是一個傷感詩人；二是後期的龔自珍，讓人驚訝在一個朝野破敗的時代站出來的一位思想家居然還能寫出這麼多詩歌精品。但是，這兩位詩人都遇到了太大的變動；納蘭性德腳下的民族土壤急速變動，龔自珍腳下的精神土壤急速變動，使他們詩句一時找不到穩定的承載。他們的天分本該可以進入文脈，但文脈本身卻在那個找不到價值座標的年月倉皇停步了。除了他們兩位，我還要順便提一筆個人愛好，那就是十八世紀只活了三十幾歲的年輕詩人黃景

17余秋雨中國文脈仁。我認為二十世紀古體詩寫得最好的有郁達夫，就是受了他的影響。十六既然已經說到現代，那就順著再說幾句吧。中國近、現代文學，成就較低。我前面剛說明清兩代五百多年祗出了兩個一流文人，哲學家王陽明和小說家曹雪芹，那麼，我必須緊接著說一句傷心話了：從近代到現代，偌大中國，沒出過一個近似於王陽明的哲學家，也沒有出過一個近似於曹雪芹的小說家。一位友人對我說：感冒無藥可治，因此世上感冒藥最多；同樣，中國近、現代文學成果寥落，因此研究隊伍最大。研究隊伍一大就必然出現誇張、偽飾、圍啄、把玩的風尚，結果只能在社會上大幅度貶損文學的形象。一般正常的讀者，已經不願意光顧這個喧囂不已的小樹林了。說起來，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倒是可喜，那就是應順中國文脈已經不能不轉型的指令，成功示範並普及了白話文。由於幾個主事者氣格不俗，有效抵拒了中國文學最能聞風而動、見隙而鑽的駢儷、虛靡、炫學、裝扮等舊習，選了樸實、通達一路，誠懇與國際接軌，與當代對話，一時文脈大振。但是，由於兵荒馬亂、國運危殆、民生凋蔽、顛沛流離，本來迫於國際壓力所產生的改革思維，很快又被救亡思維替代，精神哲學讓位給現實血火，文學和文化都很難拓展自身的主體性。結果，雖然大概念上的中華文明有倖免於崩潰，而文脈則散逸難尋。已經顯出實力的魯迅和沈從文都過早地結束了文學生涯，至於其他各種外來流派的匆忙試驗，包括現實主義在內，即便流行一時也沒有抵達真正的“高格”。現代作家之中，真正懂文脈的也是魯迅。這倒不是從他的小說史，而是從他對屈原、司馬遷和魏晉人物的評價中可以窺探。郭沫若應該也懂，但天生的詩人氣質常常是他輕重失度，投情偏仄，影響了整體平正。在學者中，對中國文脈的梳理作出明顯貢獻的，有梁啟超、王國維和陳寅恪三人。本來胡適也應排列在內，但他作為一個優秀的大學者卻缺少文學感悟能力，例如他那麼成功地考證了《紅樓夢》，卻不知道這部小說的真正魅力在何處，因此對文脈總有一些隔閡。梁啟超具有宏觀的感悟能力，又留下了大量提綱摯領的表述：王國維對甲骨文、戲曲史、《紅樓夢》的研究和《人間詞話》的寫作，處處高標獨立；陳寅恪文史互證，對佛教文學、唐代文學和明清之際的研究十分精到。我本人對陳先生的最高評價，在他對唐中期分界為中國全部古代歷史分界的論定。這三位中，成就最大的是王國維。可惜，這位真正的大學者只活到五十歲就自沉於北京頤和園昆明湖。其他人文學者，即使學貫中西、記憶驚人，也都沒有來得及對中國文化作出什麼實質性的推動。須知，記憶性學問和創造性學問，畢竟是兩回事。現代既是如此荒瘠，那就不要在那裏流浪太久了。如果有年輕學生問我如何重新推進中國文脈，我的回答是：首先領略兩種偉大——古代的偉大和國際的偉大，然後重建自己的人格，創造未來。也就是說，每個試圖把中國文脈接通到自己身上的年輕人，首先要從當代文化圈的吵嚷和裝扮中逃出，濾淨心胸，騰空而起，靜靜地遨遊於從神話到《詩經》、屈原、司馬遷、陶淵明、李白、杜甫、蘇東坡、關漢卿，以及其他文學星座的蒼穹之中。於是，你就有可能成為這些星座的受光者、寄託者、企盼者。中國文脈在今天，只有等待。

18第 6 卷第 2 期澳門科技大學學報 Vol.6 No.22012 年 12 月 30 日 Journal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c 30 , 2012 “西方馬克思主義”與20世紀文化研究張志慶（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澳門）摘要：文化研究自20世紀60年代興起，至今在歐美諸國廣為應用和傳播。在其發展過程中，“西方馬克思主義＂對它具有多方面的深刻影響，可以說，“西方馬克思主義＂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歐美文化研究的理論品質和研究方法。關鍵詞：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化研究；理論品質Western Marxism and Cultural Research in the 20th CenturyZhiqing ZHANG(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Arts, Mac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o, China )AAstractt: Having emerged since the 1960s, cultural research is now widely applied and spread in America and European nations. In its development process, western Marxism has impose profound influence on it in many respects. To a large extent, western Marxism determines the theoretical quality and research methods of the research of American and European cultures.eyyordst: Western Marxism; Cultural research; Theoretical quality收稿日期：2012-04-11；修訂日期：2013-01-02。通訊作者：張志慶，男，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歐美文化與藝術；比較文化與文學。E-mail: zgzhang@must.edu.mo; Tel: +853 88972989一“西方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寬泛的概念。概而言之，它指20世紀20年代產生，然後迅速發展，具有了國際性影響的一種社會思潮。這種社會思潮實質上是在 20 世紀社會巨變、思想巨變的背景下，對傳統馬克思主義學說及其實踐的重新理解和闡釋。兩次世界大戰，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及其在發展過程中暴露出來的問題，科學技術、大眾文化的迅猛發展及其日益顯現出的與傳統人文精神的矛盾；弗洛伊德學說、結構主義、存在主義、闡釋學、解構主義等思想和哲學的不斷湧現……這一切促使人們，尤其是西方的思想家、哲學家、政治家、學者教授們對馬克思主義產生了新的理解並試圖用新的理解來說明或指導 20 世紀的社會實踐。“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本身，因人因地因時而表現出很大的不同。但是，從整體上看，也表現出一些共同特徵，如對從考茨基到列寧的馬克思主義以及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的批判和否定；有著從文化角度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傾向，理論與研究方法上的批判性、革命性和實踐性等。對“西方馬克思主義”需要作具體的分析和批判，但作為一種社會思潮，從整體上看，“西方馬克思主義”具有理論上的合理性和實踐中存在的巨大意義。美國學者法蘭西斯 • 福山（Francis Fukuyama, 1952–）在前蘇聯解體的前夕就提出了

19張志慶 “西方馬克思主義”與20世紀文化研究“歷史終結論”。他在其 1992 年出版的《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The End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書中進一步闡述了自己的觀點：西方的自由與民主理念已在世界上廣為傳播並被接受，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制度已是人類政治的最佳選擇因而即將成為全人類的制度。歷史將向著資本主義民主發展而不是馬克思所說的共產主義。歷史的演進將在這裏終結[1]。這種觀點馬上遭到置疑和批駁。法國哲學家、文化研究學者雅克 • 德里達（Jacques Derrida, 1930 ～ 2004）在其《馬克思的幽靈》中雄辯地指出：馬克思主義在我們這個世界上，在我們同享的文化中，以直接可見的或不可見的方式到處存在著，幽靈般地存在著[2]。這就是說，某一特定的社會主義國家形式的瓦解（如前蘇聯）並不意味著馬克思主義本身的終結，也不意味著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徹底失敗和永遠退出歷史舞臺，換句話說，不意味著資本主義及其政治制度的全面勝利。德里達也許不能算是一名馬克思主義者，他的引起極大關注的《馬克思的幽靈》也不是對馬克思主義學說本身的辯護和宣揚，然而，他令人信服的說明，他言論中表現出的對馬克思學說的熟悉和大量引用也表明，馬克思主義一直存在著、發展著並影響著人類歷史的進程。而這其中，“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存在和影響發揮了很大作用。“西方馬克思主義”對於西方世界資本主義全面勝利的樂觀思想是一種有力的“異己力量”。這種力量的存在促使人們對“歷史終結”之類的斷言，對今天“全球化”的進程進行冷靜地、謹慎地考察和反思。經濟、文化的衝突，種族欺壓，富人、富國對窮人、窮國的掠奪及由此造成的貧富不均，生態惡化……種種現象使人們即使想要也無法忘記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揭露和批判。曾先後在牛津大學、劍橋大學擔任教授的特里 • 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 1943–）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學者，發表多部有關著作，2011 年 4 月他又在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馬克思為什麼是對的》，批駁馬克思主義終結了、階級學說過時了等言論，糾正馬克思是經濟決定論者、宿命論者等謬誤，指出今日資本主義世界的各種經濟、政治危機召喚著馬克思，世界的變革、可持續發展需要馬克思學說的指導，而馬克思在當今世界被嚴重曲解了[3]。“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來源、性質、研究方法都決定了它一直關注現實問題及其解決，注重影響事物性質和發展的綜合因素，比如在美學、文學藝術研究領域，自然就反對諸如形式主義的、“為藝術而藝術”之類的思想方法和批評模式，而主張將美學問題、文藝作品放到時代、社會、文化中加以考查，重視文學藝術的社會表現與功能。“西方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匈牙利哲學家格奧爾格•盧卡奇（Ceorg Lukacs, 1885 ～ 1971）認為，文藝是對現實的能動的反映，具有認識作用。他以現實主義理論作為衡量一切文藝的標準而排斥其他理論和方法。伊格爾頓分析了文學的意識形態性質，指出，不僅文學內容，文學的形式也具有意識形態性。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德裔美籍哲學家赫伯特 • 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 1898 ～ 1979）的美學思想具有強烈的人道主義傾向和烏托邦色彩。他提出，發達資本主義的單向度社會，使人也成為單向度的人，審美之維是拯救世界，拯救人的最後途徑。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德國哲學家希歐多爾 • 阿多諾（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1903 ～1969）也希望通過審美之路走向美好世界，因此文藝必須是對現實世界的否定性認知，否定性是現代文藝的本質特徵。二20 世紀文化研究指 20 世紀 60 年代在英國首先興起，後波及歐美諸國的研究思潮。文化研究不是關於文化的研究，不同於人類學、社會學等的文化研究。它在英國的興起以理查 • 霍加特（Richard Hoggart）、雷蒙 • 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為代表，以 1963 年英國伯明罕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成立為標誌。它經歷了伯明罕學派、法蘭克福學派、後現代主義學派等不同的發展階段，受到各種思潮、各種社會發

20展趨勢的影響，其中，“西方馬克思主義”對文化研究的影響，雖不是唯一的，卻是非常顯著的。正是由於“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文化研究表現出以下共同的研究傾向和理論特徵。第一，從社會生活出發，與現實密切聯繫，具有鮮明的批判性指向和實踐性品格。文化研究關注大眾文化（mass culture; popular culture），關注日常生活經驗（lived experiences），關注文化身份問題，表現出借助文化批判，解構現有觀念以介入現實的鮮明傾向。要通過學術研究、通過話語影響政治，影響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從而影響現實（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文化研究不僅僅追求方法上的開拓，或曰其方法的開拓不是為了方法本身，而是要顛覆、解構流行的觀念及與此相連系的研究模式，如庸俗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只關注精英文化的傾向等。義大利共產黨創始人之一安東尼奧 • 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1891 ～ 1937) 提出了“文化霸權”也即“意識形態領導權”的理論。他指出，資產階級的統治，在今天的西方，主要不是依賴政治社會及其機構如法院、軍隊等暴力機關，而是依賴資產階級牢牢佔有的意識形態領導權，依賴他們廣為宣傳並為大眾普遍接受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等。這種文化霸權，基於某種普遍認可的輿論、思想、意見而形成和存在並有效地發揮著影響，也就是說，基於被統治者的自願接受。而在這種“形成”、“自願接受”中，大眾媒體起到了積極的促成作用。統治階級正是通過電視、報紙等向民眾灌輸他們的和有利於他們統治的思想、意見。當然，大眾文化也不僅僅是統治階級的宣傳工具，因為，一方面，文化霸權的形成不是通過完全排除對立面，而是通過將對立面的利益部分地接納進來加以維繫的，也就是說，文化霸權存在於這樣一種妥協的形式中：統治階級調整了自己的價值、政治和利益取向，而在調整中吸收了對立面的價值、政治和利益取向。另一方面，大眾文化本身是多樣的，有差異的。被統治者也可以通過大眾媒體發出自己的聲音，儘管這種聲音常常是被壓抑的、微弱的，但有時也會很有力量[4]。葛蘭西等人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影響了文化研究對被統治階層、弱勢群體包括婦女、少數族裔等的持續關注，對大眾日常生活、大眾文化的研究。文化研究雖然像英美“新批評”一樣，注重文本（text），但更注重文本與非文本的關係，而且，文化研究關注的是廣義的文本，即文本不僅僅是書寫下來的文字，而是包含所有在文化研究學者看來有意義的（能夠說明文化身份、文化發展等問題）文化產物和文化活動，諸如政治制度、影視、人們的生活方式如飲食、衣著、娛樂等。被“新批評”所譴責的文學的“外部研究”，在文化研究這裏，是文化研究、文學研究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文化研究學者看來，經濟發展狀況及人們的生活水準，政治制度、意識形態與權利，影視、新聞、廣告等大眾傳媒，都對人們的思想、性格和藝術創作等等有著直接而巨大的影響，因而應該成為研究和關注的對象。英國文化研究的奠基者理查 • 霍加特就是從大眾生活方式及其與經濟、政治、傳媒等關係的角度研究大眾文化的。其代表作《文化的用途》（The Uses of Literacy, 1957）共兩部分，第一部分描述 20 世紀 30 年代英國工人（working-class）的文化生活，第二部分描繪 20世紀 50 年代美國式大眾娛樂文化對英國傳統的工人文化的衝擊。作者在肯定大眾文化的社會功能的同時，又以傳統的精英文化的標準批評美國式的大眾文化是不健康、不嚴肅的文化贗品[5]。第二，多元性，開放性。“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理論、研究方法的多樣性、開放性促成當代文化研究的多樣性、開放性。比如，美國“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家弗雷德里克 • 傑姆遜（Fredric Jameson, 1934–）的“後現代主義”理論[6]；“西方馬克思主義”之結構馬克思主義奠基人、法國哲學家路易 • 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 1918 ～ 1900）的意識形態

21張志慶 “西方馬克思主義”與20世紀文化研究研究等。阿爾都塞既不是從肯定意義上（像盧卡奇、葛蘭西），也不是從否定意義上（如馬克思、阿多諾、馬爾庫塞、哈貝馬斯等）看待意識形態。在阿爾都塞看來，對人及其社會而言，意識形態必不可少，無所不在。意識形態是人類生存必不可少的條件。它有兩種社會效能：一是將個人構成主體；二是作為國家的統治機器。人並非一開始就是“主體”，是意識形態召喚個人（個物），把他建構成主體，從而使他（在意識形態中）作為自己而知道自己，確定自己。意識形態使個體成為意識形態主體，同時，成為特定意識形態的言說的主體。社會中的個體都是內化了意識形態的主體[7]。弗雷德里克•傑姆遜的後現代主義理論，阿爾都塞關於意識形態對主體性建構的理論，提醒關注現實、關注大眾文化的文化研究不能不注重經濟與生活、與文化的關係，不能不注重意識形態的研究。文化研究其實並不是一門明確的學科，也不是一種統一的流派，因為它沒有統一的理論，也沒有統一的研究方法。它是具有反學科傾向的跨學科的課題，重點是諸如大眾文化的性質及其影響；種族、階級、性別等文化身份問題；知識份子的作用等等。它的多元性、開放性為它的發展不斷注入新的活力。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歐美文化研究呈現出兩方面的顯著傾向：其一，更加注重研究消費文化、全球文化、文化帝國主義、後殖民主義等課題。布希亞（Jean Bandrillard）指出，在消費社會，消費大多是符號消費，即人們不是依據商品的使用價值去購買商品，而是為了被日漸商品化社會所標記的商品符號（commodity-signs）去購買。費哲史東（Featherstone）認為，這代表一種消費文化（consumer culture）的形成，而消費文化有其自身的邏輯，不只是生產本身那麼簡單。它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其二，引用後現代主義理論研究文化現象。以後現代主義之反本質主義立場來看，文化研究極為關注的問題之一——身份（identity），不是事物本身，而是語言描述的結果，是在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中，在自我反思中不斷建構出來的，因而身份是可變的，可塑造的。吉登斯（Giddens）在其出版於 1991 年的《現代性與自我認同》（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一書中指出，自我認同幷非個人擁有的某種獨特品質，或甚至是某類的品質，而是個人對他或她的自傳生涯經驗進行反思後所瞭解的自我，是有關自我的叙事，認同故事（identity stories）。故吉登斯將認同稱爲一種“方案”（project），即創造出來的永遠處於進行中的狀態[8]。文化研究的最新發展也必將推動和豐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相關研究。綜上，可以看出，“西方馬克思主義”對文化研究影響之大。換句話說，通過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瞭解，有助於認識文化研究的理論特徵和研究方法。當然，文化研究也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批評產生了影響，如，擴大、更新了政治、階級等概念的範疇和關係。在中國，受歐美影響，文化研究於 20 世紀 90年代興起，至今可謂“方興未艾”。“方興”，因而仍不成熟，成果有限；“未艾”指仍受重視，研究如火如荼。應該意識到的是，文化研究進入中國，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其根本原因和主要表現在於：歐美文化研究的批判性、實踐性品格被消融。中國的文化研究成為一種跨學科的學術研究，而理論的多元性、開放性遠遠不夠，批判性、實踐性僅僅局限在學術探討的範疇中，停留在對電視、報刊和互聯網上的庸俗現象的批判等的表層，缺乏對重建民間文化的探索、期許與追求，缺乏對社會制度等的反思。參考文獻[1] 法蘭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 [2] R. 雅克•德里達《馬克思的幽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3] 特裏•伊格爾頓《馬克思為什麼是對的》，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4] 安東尼奧•葛蘭西《獄中劄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22000年版。[5] Hoggart, Richard. The Uses of Literacy,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2. [6] 弗裏德里克•傑姆遜《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7] 路易•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8] Chris Barker《文化研究：理論與實踐》，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學術動態澳科大文化研究所舉辦 “中西文化的精神差異與現代轉型”國際學術研討會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於12月1日～2日舉辦了“中西文化的精神差異與現代轉型”國際學術研討會。參加會議主題發言的十多位學者分別來自中國內地、香港、澳門、臺灣以及美國、芬蘭等國家和地區，均為國際著名的中西文化研究專家，他們依據儒家經典和基督教理論，針對中西人性論、生死觀、善惡觀、天人（或神人）關係、稱義與成聖、終極關懷、啓蒙歷程等重要問題發表學術論文，從不同角度闡明中西文化的精神差異、並對中西文化的現代轉型歷程進行深入探討。此前，參加本次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武漢大學教授郭齊勇、香港中文大學教授溫偉耀和澳門科技大學特聘教授趙林已進行了三場關於中西文化精神差異和現代轉型的對談。對談錄音稿經修訂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書名為《傳統氤氳與現代轉型——中西文化三人談》。該書出版後在學術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本次會議可以看作是三人對談的深化與拓展。可以預期，本次學術會議必將在兩岸四地和國際學術界產生重要的影響。會議發表的論文以及討論錄音稿經修改之後將集成一部中西文化比較文集，201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社會和文化研究所計劃以後每年召開一次相同主題的學術會議，以期形成一個中西文化比較研究的學術共同體，從而在國內和國際學術界產生不斷擴大的後續影響。“第十一屆中藥全球化聯盟研討會”在澳門隆重舉行由“中藥全球化聯盟”舉辦、澳門科技大學承辦的“第十一屆中藥全球化聯盟研討會”於8月21日在澳門隆重開幕。為期三天的“研討會”，匯聚了來自世界著名大學的知名學者，他們圍繞實證中醫藥研究數據分析、中醫藥教育、中醫藥研究與產業發展國際合作、中藥資源、中藥活性分析與作用機理、中藥產品研發、中醫臨床研究、針灸研究、生物資訊學與數據分析等領域進行了深入研討。其中特別注重創新性研究和經驗交流、如何建立適合中醫藥研究特點的新技術和新方法以及國際性合作平臺。澳門回歸以來，澳門的中醫藥事業得到了長足發展，在中醫藥標準化、規範化、現代化方面取得了顯著成績，形成了富有澳門特色的中醫藥發展和服務模式，得到了澳門民眾的廣泛認同。澳門科技大學是澳門發展中醫藥的先鋒，從2001年起，大學致力於全面發展中醫藥教育、研究及醫療服務，迄今已建立了完整的中藥學高等教育課程體系和中西醫合作的醫療服務設施與專家隊伍。在研究方面，2011年國家科技部批准建立中藥品質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為澳門提供了發展中醫藥研究的國家級平臺，為大學提升研究品質並達致國際先進水準注入了最強勁的動力。近年來，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對澳門發展中醫藥特別重視，也給予厚望，故在澳門召開這一中醫藥研究峰會是十分必要的和及時的，它對於推動澳門中醫藥研究的國際合作將會產生歷史性積極作用。“中藥全球化聯盟”（Consortium for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簡稱“聯盟”或CGCM）於2003年12月由16個成員機構發起組成，澳門科技大學劉良講座教授為發起人之一。 “聯盟”旨在集成世界範圍內中醫藥研究學術界和產業界的智慧和力量，推動中醫藥研究與合作的國際化，使傳統的中醫藥造福於全人類。目前，已有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129個知名教研機構和醫藥企業加盟。

23第 6 卷第 2 期澳門科技大學學報 Vol.6 No.22012 年 12 月 30 日 Journal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c 30 , 2012 《利瑪竇像》服飾考汪　藍（澳門科技學院人文藝術學院，澳門）摘要：《利瑪竇像》是迄今我們所知的最早的一幅由中國人繪製的油畫作品，由澳門畫家游文輝1610年5月在利瑪竇彌留之際於北京完成。1614年經耶穌會士金尼閣帶回羅馬耶穌會教堂。該畫對於“西畫東漸＂的意義重大，此前已有不少文章從歷史學的角度對這幅作品進行研究。本文試圖用圖像學的研究方法，對作品進行全新解讀。通過對利瑪竇著裝的全面考量、對明代服飾特點的剖析及對利瑪竇服飾的社會性和象徵性的探討，使人們對這幅油畫有一個更深刻的理解與認識。關鍵詞：利瑪竇；耶穌會；東坡巾；直裰[1]；象徵性；圖像學；西畫東漸A Study on the Costumes in the Portrait of Matteo RicciLan WANG(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Arts,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China )AAstractt: The Portrait of Matteo Ricci is as far as we know the first oil painting by Chinese. It was finished by a Macau Chinese painter Emmanuele Yu Wen-Hui, also known as Pereira on Matteo Ricci’s deathbed in Beijing in May, 1610 and was brought back to the Church of the Gesù in Rome by a Jesuit called Nicolas Trigault in 1614. This painting had a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trend of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paintings on Chinese paintings.” Many articles on the study of this painting were produc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terpret this painting by the application of Iconology research methods and explor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it through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Matteo Ricci’s dressing mod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stumes of the Ming Dynasty as well as the sociality and symbolism of Ricci’s costumes.eyyordst: Matteo Ricci; the Jesuits; Dongpo hood; Zhiduo[1]; Symbolism; Iconology;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Paintings on Chinese Paintings收稿日期：2012-04-24；修訂日期：2012-06-05。汪藍，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西方近現代美術史。E-mail: lwang@must.edu.mo Tel: 66612011 1 《利瑪竇像》《利瑪竇像》（圖 1）是迄今我們所知的最早的一幅由中國人繪製的油畫作品。該畫於 1610 年5 月由一直追隨在利瑪竇身邊的耶穌會澳門畫家遊文輝[2] (Manoel Pereira，1575 ～ 1633) 在利瑪竇彌留之際，經眾教友的再三懇求下，於北京完成。[3]金尼閣在《利瑪竇中國札記》中記載道：“他們再三請求，終於說服了一位畫家修士（游文輝）畫一張利瑪竇神父的肖像，作為他們大家的安慰。＂[4] 該畫後經金尼閣[5]於 1614 年帶回羅馬，此後一直收藏於羅馬耶穌會教堂。

24圖 1 游文輝，《利瑪竇像》，明代，布面油畫， 1610年，羅馬耶穌堂藏2010 年，《利瑪竇像》在利瑪竇逝世 400 周年之際，再次回到中國這片土地。利瑪竇——這位對中國近代史产生重大影響力的西方人，其紀念展在繼梵蒂岡、北京、上海、南京四個城市巡迴展覽之後，於 2010 年的 8 月 7 日在澳門藝術博物館拉開帷幕。這一天，也是他四百年多年前遠渡重洋，歷盡千辛萬苦從歐亞大陸的最西端亞平寧半島帶著神的旨意來到歐亞大陸的最東邊——澳門的日子。從此年輕的利瑪竇再也沒有回到過他的家鄉——義大利的馬切拉塔。《利瑪竇像》是一幅人物肖像畫布油畫。游文輝的這幅作品，既生動地表現了耶穌會在中國的開拓者利瑪竇的形象特徵、衣著打扮和神態舉止，更重要的是通過這幅畫形象地反映了作為耶穌會傳教士的利瑪竇，在 16、17 世紀之交的明代末年進入中國後所遭遇的困惑、思變、順應，最後形成具有自己獨特風格的“文化傳教”理念；同時我們也可以從中一窺畫家受文藝復興後期西方繪畫藝術的影響及對中國明代人物肖像畫的借鑒和融合。《利瑪竇像》整個畫面呈冷色調，分上下兩部分。其上為利瑪竇呈四分之三側面拱手而立的半身肖像，其下為三行關於利瑪竇生平介紹的拉丁文題字。畫中利瑪竇面容安詳、謙恭，雙目凝視遠方，雙手攏於袖中，拱手置於胸前。略顯格式化的灰白連鬢鬍鬚垂於胸前，頭戴“東坡巾”，帽後的兩條飄帶垂於雙肩，身著斜襟“直裰”，一派明代文人士大夫的儒服打扮。1.1 畫面部分畫面中作為主角的利瑪竇在深沉的冷色調背景中顯得特別突出，在深色的巾帽和富有厚重感的衣服的圍繞下，利瑪竇的臉部在白色衣領的襯托下，成為畫面中最為明亮醒目的中心。從“東坡巾”後斜搭在肩上的黑色飄帶更加劇了這種環繞的效果。略微偏暖色的面部處理細膩簡潔，而衣紋的明暗厚重、深沉而概括，圍繞著胸前呈放射狀，既表現了衣服質地的厚重肌理，也暗示了觀賞者視覺的心理走向。整個人物從頭上戴的東坡巾到交叉在胸前的雙臂，都用深色來環繞和勾勒，這種明度上的對比和整體環繞的手法，使得人物和背景產生距離和空間感，也使得人物顯得更加清晰而突出。整幅畫面表現手法簡潔、概括，人物突出，構圖穩定。1.2 文字部分在畫面的下方部分，有細窄的三行拉丁文的題字：P-MATTHEUS RICCIUS MACERATENSIS, QUI PRIMUS E SOCIETAE JESU EVANGELIUM IN SINAS INVEXIT OBIIT ANNO SALUTIS 1610. AETATIS, 60.利瑪竇，生於馬切拉塔，首位將福音帶到中國的耶穌會成員。於 1610 年逝世，享年 60 歲。[6]畫中文字內容可以看出利瑪竇逝世於 1610年。他在 5 月 3 日得了病，就在這天信徒李之藻（1565 ～ 1630）博士派了給他自己看病的醫生來照料利瑪竇神父。但是，一切都已經太晚了，長期的勞累、奔波，特別是最後幾天接待慕名而來的赴京趕考的學子，忙得他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

25汪藍《利瑪竇像》服飾考這使得本已經虛弱的身體雪上加霜，不堪重負，終於垮了下來。1610 年 5 月 11 日星期二的晚上七點，利瑪竇在北京去世。“他坐在床上，沒有掙扎，身體一動不動，半閉著眼好像睡著了一樣，然後他全閉上了眼，在上帝的懷抱中安眠了。＂[7]2 利瑪竇服飾的圖像志分析2.1 利瑪竇頭戴東坡巾在游文輝的油畫作品《利瑪竇像》中，利瑪竇一身中國文人士大夫的打扮，尤其是他頭上戴的方形烏巾——“東坡巾”，讓人印象尤其深刻。1593年利瑪竇在離開廣東後，在好友儒生瞿太素 [8]的建議下，利瑪竇開始改變傳教策略，並身著儒服，頭上“配一頂有點像我們自己的教士所戴的四角帽的帽子。”[9]這裡說的“四角帽子”就是我們在畫中所見到的“東坡巾”。東坡巾，又名烏角巾，相傳為北宋文學家、書畫家蘇軾（1037 ～ 1101）所戴。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世稱蘇東坡。《東坡居士集》中有“父老爭看烏角巾”的詩句，故有東坡巾之名。“此巾的式樣有四牆，即牆外又有牆，外牆比內牆少殺，前後左右各有角（即牆面之角）相向著外牆之角而介於雙眉之上。＂[10]在流傳下來的歷代中國人物肖像畫中多能看到蘇東坡頭戴此巾的形象，如元代趙孟頫所繪的《蘇軾小像》（圖 2）及明代佚名畫家的《蘇東坡像》( 圖 3）中，蘇東坡均以頭戴東坡巾的形象示人。在明代，戴東坡巾在士大夫中非常普遍。男士頭戴的巾、帽除官定的式樣以外，基本上延續了唐、宋的款式，也保留了部分元代和少數民族的式樣，所以，明代男士巾帽的式樣非常豐富。最常見的巾有：網巾、四方頭巾、儒巾、飄飄巾、方頂巾、軟巾、純陽巾、萬字巾等；帽有：瓜皮帽（稱六和一統帽）、軟帽、烏紗帽、大帽等。而“屬於士大夫身份的人可以帶方帽，別人都是圓帽。”[11]其中網巾又是使用較多的一種男士頭飾。圖 2 趙孟頫，蘇軾小像，元代。戴“高裝巾子”即東坡巾，穿寬博直裰，領、衣襟、裾及袖口緣皂邊，仿記載中孔子所服的“逢掖之衣”，為野人遺老常服。摘自：《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2.2 蓄髮留須明代男士和女士一樣也是蓄髮盤髻的。耶穌會傳教士金尼閣向教廷提到“在中國，男人是要留髮的，‘與婦女一樣’。只有佛教的僧人才剃光頭。”[12]在經歷了被迫離開肇慶的艱難和挫折之後，利瑪竇決心調整傳教的策略，並且在外形上和佛教的僧人徹底劃清界限。利瑪竇對當時的視察員范禮安神父[13]說：“他認為如果他們留鬍子並蓄長髮，那是會

26對基督教有好處的，那樣他們就不會被誤認作偶像崇拜者，或者更糟的是，被誤認為是向偶像奉獻祭品的和尚。＂[14]“當 1594 年 7 月 7 日郭居靜到韶州加入利瑪竇的工作時，他帶來了有關更換服飾，改穿儒家學者衣裝的授權。＂[15]從此利瑪竇的傳教工作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身著儒服，頭戴東坡巾，蓄髮留須，就像我們見到游文輝所繪的《利瑪竇像》一樣。圖 3 佚名，蘇東坡像，明代，軸，紙本，水墨，縱87釐米，橫33.7釐米，摘自：《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8，明代繪畫下2.3 網巾明代無論男女，為了便於頭髮的梳理和結紮，都會束一個髮髻在頭上，然後用“網巾”罩之。“網巾，用馬尾、黑色絲繩、棕絲等編織成魚網狀，用於系束頭髮。網口以帛包邊，邊子二幅稍尾碼一小圈，用銅錫為之。二邊各系小繩交貫於二圈內，頂束於發，用以裹頭上而使發齊正。有總繩圈緊，所以又名｀一統山河＇，或叫做｀一統天和＇。＂[16]據《七修類稿》記載，一日明太祖到神樂觀，見一道士在燈下結巾，問之，答曰：網巾。翌日，明太祖命道士為道官，並將網巾昭告天下，使人無論貴賤皆帶之。[17]（圖 4）明朝官服紗帽籠巾，下面多先戴網巾以便束髮之用。平時在家網巾可以露在外面，出外則需再帶上巾帽，否則會被視為失禮。由此看來，利瑪竇蓄髮留須之後，頭上也是束有網巾的，只是由於上面戴了東坡巾，我們在畫面上無法見到而已。圖4 王圻，三才圖會，明代。2.4 關於儒巾利瑪竇頭戴的東坡巾，有誤以為“儒巾”的。“儒巾以黑縐紗為表，漆藤絲或麻布為裡，仿襆頭制，設垂帶，生儒帶之。”[18]明王圻《三才圖會》中也有記載：“儒巾，古者士衣逢掖之衣，冠章甫之冠，此今之士冠也，凡舉人未第者皆服之。”[19]在明代，士人等多會戴方巾或者儒巾，但是，方巾常常為文人士大夫閒居時所佩戴，而儒巾則多為舉人及在學未第之學子所戴。外形結構也大不相同。所以由此可見，利瑪竇既非秀才，也非未及第之學子，戴儒巾與身份不符。而且，

27汪藍《利瑪竇像》服飾考我們在畫中見到利瑪竇所戴的巾帽外形和結構與東坡巾相符，並非儒巾。在利瑪竇初到肇慶時，他的衣著打扮和佛教的和尚一樣。在做禮拜和舉行宗教儀式時，頭上不戴帽子。就基督教的傳統而言，神父在做彌撒和禮拜時也是不戴帽子的。這和古老的猶太教傳統不同，猶太教的信徒在平時，或者進入他們的教堂時都必須頭戴猶太小帽，遮蓋住頭頂，以示對上帝的崇敬。而基督教一般僅僅只有主教，才會在宗教儀式中戴上主教帽。可是，這在中國卻遇到了問題，在中國人的眼裡，一個有身份的人在重要的場合，是必須頭戴巾帽的，光著頭難免有失體統，也被認為是對賓客失禮的舉止。特別是在宗教儀式上，一位無帽的神父和他所主持的莊嚴的儀式是不相稱的，甚至是可笑的。2.5 關於祭巾利瑪竇曾多次向范禮安和教廷提出過關於在中國舉行彌撒儀式時，允許神父頭戴帽子的請求。但是，這些請求都遭到了教廷和耶穌會會長的拒絕。他們的回答是，這樣的做法有違天主教的教會法，而且也只有教會才能夠做出這些決定。[20]直到 1613 年的 2 月，金尼閣被龍華民決定派往歐洲，為中國教區的許多問題尋求明確的答覆和解決的辦法，他肩負的諸多使命從澳門啟程前往羅馬，在他提出的五十項要求中，有兩項事關重大，意義深遠，以至於只有教廷才能夠作出決定。“第一個要求是：在中國的神父在舉行彌撒儀式時允許戴帽子；第二個要求：允許中國用中文舉行禮拜儀式。＂[21]在經過耶穌會阿桂委瓦會長和神學家們的討論和羅馬聖職部的召集下，於 1616 年 1 月 15 日在義大利皇宮舉行了會議，教宗保祿五世出席。“此次會議同意給予在中國的耶穌會請求下的特許權：允許將聖經翻譯成文言文中文；允許中國籍的神父主持彌撒，允許祈禱時用中文文言文背誦。＂[22]這項允許中國的神父們在做彌撒時戴帽子的決議出臺後，在一些中國朋友的幫助下，耶穌會士設計了一種特別的帽子。它是以中國古代的學者在祭拜儀式場合所戴的、被稱之為“祭巾”的帽子為原型的。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這種帽子是中國天主教在做彌撒時所特有的現象。[23]圖 5 鲁本斯，穿中國服饰的金尼閣，纸本素描在巴羅克畫家彼得 ‧ 保羅 ‧ 鲁本斯所畫的金尼閣素描肖像裡（圖 5），耶穌會傳教士金尼閣身著中式寬大直裰，雙手攏於袖中。頭上所戴的應該就是此前提到的“祭巾”。當時，他正在歐洲遊說教皇和耶穌會給予在中國的傳教士以更多的靈活的傳教政策，並募集資金、禮物和書籍，準備再次東渡來華。他和魯本斯在安特衛普曾有相遇，魯本斯為此畫了這幅金尼閣的素描肖像。“1617 年 1 月，金尼閣和魯本斯都在安特衛普。讓‧法布林（Jean Faber），教宗的醫生，一位植物學家，與魯本斯和鄧玉函都是好朋友。此時法布林正與金尼閣一起旅行。”[24]

282.6 利瑪竇身穿直裰正如我們在《利瑪竇像》中所見的那樣，利瑪竇他身著儒服，頭戴東坡巾，一身文人士大夫的打扮。利瑪竇曾經如此描述當時明代的服裝：“男女都穿拖到腳面的外衣。男人的袍子在胸前交疊起來，用扣子把裡褶固定在左臂下面，外褶則固定在右臂下面。女人是把袍子在前面扣住。男女的袖子都又肥又長，是威尼斯式的。但是女人的袖子在手腕處寬大開口，而男人外衣的袖口則小的只能夠把手伸出來。＂[25]這種寬大舒適的衣服，是當時文人士大夫偏愛的裝束，有著斜領大襟寬袖衫的外觀，被稱為“直裰”或者“道袍”。這種款式的衣服源於隋唐時期，到明代被稱為“直裰”。舉人、貢生和監生都穿這種衣服，是儒生的常服，元、明時期的道袍和僧衣也是相同的款式。由於它寬大舒適，特別能夠體現文人士大夫的那種逍遙自在和仙風道骨的風雅情趣，深得士大夫的喜愛。“｀直裰＇是長衣而背之中縫直通到下面，所以稱之為直裰，也有叫做直身的，也有說長衣而下面無襴的叫作直裰。＂[26] 這是一種宋明士大夫平時常穿在外面的寬大的服式。宋代隱士，詩人林逋[27]在其《寄李山人》詩中就曾提到：“身上祗衣粗直裰，馬前長帶古偏提。”2.7 利瑪竇像的服裝顏色之謎在《利瑪竇像》中，利瑪竇身著深灰色的直裰，白色衣領，和整個冷灰色的畫面非常協調。但是如果仔細觀察原作的話，就會發現在覆蓋著厚重灰色顏料的衣服（直裰）下面透出深紫色的顏料，這種紫色顏料的使用，絲毫不是畫家對於兩種顏色的調和，而是大面積的覆蓋和塗抹。通過筆者對原作的仔細觀察，從畫面筆觸的間隙中，從沒有完全覆蓋的冷灰色顏料底下，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純正的深紫色油畫顏料，這種情況在左衣袖處顯得特別明顯。由此可以推測游文輝在繪製這幅肖像之初，利瑪竇身上直裰的顏色應為：深紫色，今天人們看到的冷灰色應該是之後加上去的。紫色在明代是一種特殊身份的服裝顏色，它代表了一定的階級地位和身份。在 1595 年 11月 4 日利瑪竇寫給耶穌會會長的信中，在闡述中國傳教中身著儒服的原因之後，對他自己的服裝作了詳細的描述：“根據我在這個國度所得的經驗，在這裡要取得某種成果，就必須穩重行事並且有權威性。離開韶州時，我為自己做了一件絲袍以備隆重的拜會之用，還做了其它一些作為常服。那件隆重拜會用的絲袍是仿文人們和達官們所穿的樣式，料子是深紫色的絲綢，袖子寬大而開口；在下部邊緣上，內部是一條非常淺的天藍色綢帶，寬約半掌；在袖口下面和從領子上垂到腰間也都有同樣的絲帶。腰帶和袍子都是同樣的絲料，兩條下擺一直垂到地上，像是我們這裡寡婦的那種。鞋子也是用絲綢做的，並且綴有加工的圖飾；帽子與我們這裡主教帽有些相似。當開始建立友誼的時候，或者是在盛大節日，或者是在與居官的人打交道時，中國人總是穿這種服裝會面的，受訪時也總是要穿自己的同樣服裝，以同樣的或者是與自己身份相稱的禮儀相迎。這樣就賦予了我很大的威望。＂[28]從信中我們可以看到利瑪竇當時用於“隆重拜會”的場合，“仿文人們和達官們”所穿的絲綢服裝就是深紫色的，這也是利瑪竇服裝中最尊貴、最重要的衣服，將這件有代表性的衣服畫在《利瑪竇像》中，應該是合情合理的。該畫的作者游文輝，長期作為利瑪竇傳教的助理追隨在其左右。根據《利瑪竇中國札記》中的記載，游文輝 1598 年 6 月 25 日就已經來到當時利瑪竇在中國的傳教地南昌，並陪伴利瑪竇直至他 1610 年 5月 11 日去世。十二年的共同生活和傳教活動，使得游文輝對於利瑪竇在中國的傳教理念、生活習慣、相貌特徵和衣著服飾有非常深刻的瞭解。由此可以推斷游文輝當時繪製這幅利瑪竇的肖像時，是曾經一度把他描繪成身著深紫色直裰的。在利瑪竇其他流傳下來的肖像畫中，我們也可以看到身著紫色衣服這樣的情況（圖 6）。但是游文輝的

29汪藍《利瑪竇像》服飾考《利瑪竇像》是如何從紫色改成灰色，又是由誰來改的，尚需在以後作進一步研究考證。圖 6 佚名，利瑪竇神父像，畫布油畫，十七世紀，馬切拉塔，博納考斯宮市立美術館藏。2.8 明代的服裝服裝是一個時代的鏡子，有怎樣的時代就有怎樣的服裝。它體現了一個朝代的興衰更替，抑揚褒貶。西元 1368 年，明太祖朱元璋建立了明王朝，終結了元代蒙古族人對漢人的統治。立國之初，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專制統治，進行了從中央到地方的一系列的改革。首先禁止胡服、胡語、胡姓，明太祖並昭示天下：“衣冠悉如唐代的形制”，恢復了漢族禮儀和冠服制度，既繼承了唐代以來的漢族服飾傳統，影響了以後幾百年中國的服裝史。由於明初朝廷君主專制制度的極端強化，使得明朝在服裝上有著森嚴的等級制度和繁文縟節，上至皇帝的朝服下到平民百姓衣著，顏色、圖案都有明確的規定。民間不得使用蟒龍和飛魚等圖案，也不得使用黃色。根據《明史 ‧ 輿服志》等的記載，明代官員由於品級的不同，在朝冠、帶、綬、笏、官服顏色、補子的紋樣圖案上也不相同。朝廷對官吏常服規定，凡文武官員無論品級高低，都必須在官服的前襟後背綴上補子，文官飛禽，武官走獸，以示區別。崇禎末年，“帝命其太子、王子易服青布棉襖，紫花布袷衣，白布褲，藍布裙，白布襪，青布鞋，戴皂布巾，作民人的裝束，以便避難。＂[29]這應該就是一般普通百姓的衣著打扮了，由此可以看出明代的官服和民服有嚴格的區別。穿怎樣的衣服也是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身份的象徵，既是個人的主觀選擇，也是社會階級的劃分和認可。明代朝廷對皇宮、官府和民間的服裝在形制、色彩、圖案上都有明確的規定，體現了嚴格的封建等級制度和不可逾越的階級鴻溝。這種自上而下金字塔般的封建社會結構是以儒家思想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為依據的。它確定了每個人在社會中所扮演的不同的角色和所處的階級地位。而服飾是每一個人在社會中角色和地位的符號象徵。3 服飾的社會性和象徵性服裝對於人類來說，它既是人的生理需求，同時也是人的社會需求。服裝對於人的生理需求自不待言，它有著遮體禦寒的功用，有著從事生活勞動的便利，但同時也表現了人在社會中階級劃分和社會分工的不同。這一點在封建社會尤為突出。“個人為了使自己的行為與社會規範或所屬群體有一致性，而穿著符合社會或族群認同樣式的服裝模式。再者，個人往往會透過服裝來表徵其所具有的社會地位和角色扮演，以求獲得社會的認可或接受。＂[30] 1583 年利瑪竇一行初入廣東肇慶時身著僧服，以為這樣能“入鄉隨俗”，從而可以贏得更多中國人的信任，便於基督教教義的傳播。然而，好友瞿太素建議他改穿儒服以顯示較高的社會地位，更利於結交士大夫和高層官員。利瑪竇經過自己的觀察，最後採納了改換儒服這一建議。利瑪竇在《中國札記中》這樣記載到：“除此之外，我們決定廢除僧侶的稱呼，直到此為止，人們在這個帝國之內都是用這個名字來稱呼我們的。在中國人中，這一名稱就意味著和尚，但用在一種很低賤的意義上。實際上，在中國有三大教派：僧侶這一派不娶妻，生活在寺

30廟裡崇拜偶像，他們是最低賤的，因為他們是窮人出身，沒有學過文化。＂如果要將利瑪竇在中國的傳教經歷作個總結的話，可以簡單地將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在中國穿著僧服。第二個階段始於 1595 年，這時，利瑪竇採用了儒生的裝束。金尼閣這樣形容到：“從此之後，一切都開始發展，幾乎到了繁花盛開的地步”。[31]此後，利瑪竇不但深為文人士大夫所尊崇，傳教事業也蓬勃發展。其自身在“與教會的教導相符合的範圍內也接受了儒家的教義。”[32]用徐光啟博士的話來說，基督教法的內涵即是“驅佛補儒”的。[33]可見，著裝的意義與個人的自我認同及他人和社會的觀念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儒服的著裝對在中國的傳教順利開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服裝作為個人的一種象徵符號在不同的社會背景環境中亦會不斷改變，像現今相當於儒服的學士服僅是一種學識與文化的代表，同明清時期的儒士無論是從社會等級上抑或是文化閱歷及認同上相比還是有著本質的區別。但作為人類文明的產物，服裝既無法擺脫其原始的物質性，亦不可忽視其與生俱來的象徵性。地位、權力與階級雖非服飾所生，卻由服飾而起。利瑪竇之所以採用儒生打扮的初衷僅是簡單地想要獲得“傳播福音的必要威望。”[34]讓他意想不到的是，“這種新裝束不僅使他獲得了較高的社會地位和使他進入了更廣泛的朋友圈子。”[35]可見服裝的間接作用與影響有時是連著裝人自己都始料未及的。它對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關聯的催化實則都是源於人類“本我”的知覺與感悟。4 結論通過對《利瑪竇像》中服飾的考證，可以瞭解明代人們的衣著和風俗，同時，也反映出利瑪竇文化傳教的傳教政策在他服裝上的體現。圖像印證歷史，歷史於圖像中得以體現並存活延續。因此圖像的價值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相對於文字記載更為真實可信。通過對《利瑪竇像》中利瑪竇形象於當時歷史環境背景下的全面考量，和對利瑪竇服飾的種類，材料及顏色等圖像特徵的分析探討，從而捕捉到的一些細節變化，實則準確地反映了圖像表徵之外的歷史真實的內涵。就從這一層面上來說，《利瑪竇像》之意義與地位遠超於其繪畫之技巧及作為中國人所謂的第一幅油畫的定義性質。參考文獻与註釋[1] 直裰，中國古代男性長袍的一種，兩邊開衩，於明代的書生及士大夫中尤為流行。[2] 游文輝，字含樸，1575年生於澳門。早年師從意大利畫家喬瓦尼‧尼閣老學習西畫。於1633年逝於杭州。[3] （意）利瑪竇，（比）金尼閣，《利瑪竇中國札記》，何高濟等譯，中華書局，2010年4月，第431頁。[4] 同3，第614頁。[5] （比）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1577-1629）：比利時耶穌會傳教士，生於今法國杜埃城（Douai），1610年來華，1629年死於杭州。1614年在歐洲翻譯出版了利瑪竇中國札記《基督教遠征中國史》。[6] Nunez, Cesar Guillen. “PORTRAIT OF A JESUIT MATTEO Ricci”. THE PORTAIT OF MATTEO RICCI. Macau Ricci Institute. 2010.08. P.86.[7] 同3，第614頁。[8] 瞿太素（1549-1612），又名瞿汝夔，蘇州常熟人。禮部尚書瞿景淳的兒子，利瑪竇第一個正式的中國學生。[9] 同3，第362頁。[10] 周錫保，《中國古代服飾史》，中國戲劇出版社，1984年9月，第265頁。[11] 同3，第83頁。[12] （美）鄧恩，《從利瑪竇到湯若望：晚明的耶穌會傳教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月，第147頁。[13] （意）范禮安（Alexander Valignano，1538-1606）耶穌傳教士，他是繼沙勿略之後又一位對天主教在中國傳播有重要影響的人物。1573年被耶穌會委派為耶穌會遠東視察員。[14] 同3 ，第276頁。[15] 同12，第20頁。[16] 同10，第382頁。[17] 郎瑛，七修類稿，第210頁。[18] 同12，第20頁。[19] 王圻，三才图會，第1502頁。[20] 同12，第146頁。[21] 同12，第146頁。[22] 同12，第148頁。[23] 同12，第149頁。[24] 同12，第161頁。

31汪藍《利瑪竇像》服飾考[25] 同3，第83頁。[26] 引自：周錫保，《中國古代服飾史》，中國戲劇出版社，1984年9月。[27] 林逋（967一1028）字君複，宋代隱士、詩人。浙江大裡黃賢村人。通曉經史百家，善書畫。宋仁宗賜溢“和靖先生”。[28] 同3，第678-680頁。[29] 同10，第263頁。[30] 葉立誠，《服飾美學》，中國紡織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03頁。[31] 同3，第660頁。[32] 同3，第666頁。[33] 同3，第448頁。[34] 同3，第230頁。[35] 同3，第697頁。學生活動第八屆“挑戰杯”澳科大獲取兩金一銀“第八屆‘挑戰杯’復星中國大學生創業計劃競賽”決賽於11月24日至29日在上海同濟大學舉行，澳門科技大學組織三支隊伍參與了全國決賽。本屆競賽以“共挑戰‧創未來”為主題，自今年3月啟動以來，共吸引全國千餘所高校、數百萬大學生參與。經過校級、省級預賽和全國復賽選拔，共有內地152所高校的200件作品進入決賽，港澳地區共有10所高校選派23件作品參加角逐。澳門科技大學“Macard明信片服務有限公司”作品及“MUSTER－澳門印象”作品獲得金奬，“澳門科技大學中藥科技有限公司－和順牌口溶片”作品取得銀奬。除了獲得兩金一銀奬項外，澳科大的“Macard明信片服務有限公司”作品更在全國共127支選擇公開答辯的作品中脫穎而出獲得“單項奬”，全國只有15支隊伍入圍此次“創業達人挑戰賽”，由専業評委、市場評委、大眾評委共同選出“最佳創意獎”、“最具投資潛力獎”、“最受媒體關注獎”、“最佳展示獎”、“最具人氣獎”等若干“單項獎”，經過專家、市場、媒體和公眾視角對參賽作品和團隊進行的多維度評價，“Macard明信片服務有限公司”以佳績取得了“最佳展示奬”。這次“挑戰杯”澳門區以零的突破，獲史上最高成績，澳門科技大學同學們的創業計劃書突出文化創意，注重細節、實用性，評委對澳門大學生的創新意識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挑戰杯”競賽作為一項具有重要社會影響的大學生創業賽事，始終堅持“培養創新意識、啟迪創意思維、提升創造能力、造就創業人才”的辦賽宗旨，為國家培養更多的高素質青年人才。今年，“挑戰杯”更推動大學生優秀創業計劃向創業實踐發展，真正成為推動創業教育、支持創業實踐的“加速器”。大會推動大學校區、城市社區和創業園區的三區聯動平臺，整合社會資源，為優秀參賽專案提供包括意識培育、技能訓練、項目諮詢、苗圃孵化、投資融資等在內的全體驗式賽事服務，讓更多優秀項目能走出校園，走向社會。澳科大辯論隊參加第十屆澳門高等院校學生辯論比賽成績斐然第十屆澳門高等院校學生辯論比賽經過預賽及準決賽二輪賽事後，最終決賽於11月25日在澳門科技大學隆重舉行，來自澳門五間高校的八支隊伍分別爭奪廣州話組與普通話組的各個獎項。澳科大辯論隊憑藉各個辯手的出色發揮，以及整體的有機配合，收穫廣州話組亞軍，普通話組冠軍！廣州話組隊員陶靖、羅天豪、普通話組隊員李旭、黃宇韜、陳以拓分別獲得“最佳辯論員”稱號。本次比賽由澳門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舉辦，澳門科技大學承辦，旨在培養學生邏輯思考能力、語言表達能力及應變能力，向澳門各大專院校推廣普通話和辯論風氣，加強各院校間的交流。在決賽比賽中，各高校參賽辯隊員以“內地生留澳工作利大於弊”、“量化寬鬆政策無法解決金融危機”、“防止微博謠言傳播主要靠政府監管還是用戶自律”及“山寨文化是社會文明的進步還是倒退”等熱門話題展開了激烈的辯論。最終在廣州話組決賽中，澳科大辯論隊1:4負於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屈居亞軍；而在普通話組決賽中，澳科大以3:2力克澳門大學，時隔一年重奪冠軍！同時辯論隊普通話組還將代表澳門參加明年舉辦的“第六屆粵港澳高校普通話辯論賽”。

32第 6 卷第 2 期澳門科技大學學報 Vol.6 No.22012 年 12 月 30 日 Journal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c 30 , 2012 論蕭德藻詩作張　芳（澳門科技大學，澳門）摘要：南宋詩人蕭德藻在南宋前期的詩壇上名聲顯赫，深受時人和後人的推崇。儘管流傳下來的詩作不多，然而其詩內容豐富，特色鮮明，隻言片語亦顯示出其較高的創作水平與獨特的藝術風格。關鍵詞：蕭德藻；隱逸、憂患與悠閑；學江西詩派與自出機杼A Discourse on Xiao Dezao’s PoemsFang ZHANG(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China )AAstractt: Xiao Dezao was a famous poet in the early of Nansong Dynasty. Xiao Dezao’s poems which came down was fewer than those of others, but Xiao Dezao’s poems depicted much in life and had vivid features, and showed upper produce lever and particular art style. eyyordst: Xiao Dezao; Learn Jiangxi faction and innovate收稿日期：2012-08-23；修訂日期：2012-10-18。作者簡介：張芳（1983–），女，漢族，南京師範大學戲劇戲曲學碩士畢業，澳門科技大學通識教育部語文組講師，研究方向為戲劇戲曲學。E-mail:839654956@qq.com，Tel:13532268651（珠海），62738710（澳門）0 引言蕭德藻，字東夫，自號千岩老人，福州閩清人。宋高宗紹興 21 年（1151 年）進士。孝宗乾道（1165 ～ 1173）中，爲烏程縣令，隨移家居之，一度隱於屏山，那裏千岩競秀，故自號“千岩老人”。淳熙 4 年（1177 年）爲龍川縣丞，官終福建安撫司參議。（參見《全宋詩‧蕭德藻小傳》）其詩當時曾親自編訂結集，題名爲《千岩摘稿》，幷寄請楊萬里爲序。《直齋書錄解題》著錄“《千岩擇稿》七卷，外編三卷，續編四卷”。然其詩久佚。清人光聰諧《不爲齋隨筆》丁卷曾搜集其詩共 11首，殘句若干。《全宋詩》輯錄其詩 12首，殘句亦若干。1 蕭德藻詩歌主題：隱逸、憂患與悠閑南宋詩人蕭德藻在南宋前期的詩壇上名聲顯赫，曾一度列名中興四大家，與尤袤，陸游和范成大幷稱，深受時人和後人的推崇。然而蕭德藻詩集多散佚，流傳甚少，我們只能管中窺豹，大略瞭解其內涵。《全宋詩》收錄蕭德藻詩 12 首，每首都達到了較高的藝術水平，細細品味每首詩，則信蕭確實能與尤、范、陸相比肩，正如前人所言：“百分僅存其一，然片羽一鱗猶見龍鸞之章采。”[1] （卷十六）蕭德藻詩主要表現作者的厭棄仕途，高潔不群，嚮往歸隱的情懷。《次韻傅惟肖》是作者對

33張芳論蕭德藻詩作傅惟肖的答詩，所以詩中說“償詩債”。全詩透出一種苦悶，渴望歸隱的志趣。一開頭就責怪蟋蟀把令人生愁的秋天喚來，次聯又怨自己的詩債未還。渲染出煩悶，苦惱的心境。三聯上句直吐心境：“肝腸與世苦相反”，世人追逐名利，熱心於仕進，而作者卻相反，一個“苦”字道出了作者不同於世人的精神苦悶。下句“岩壑嗔人不早還”，化用蘇軾《遊金山寺》“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怪警我頑”，以擬人的手法從側面說明作者欲要歸隱而不得的心情，尾聯想象自己歸隱的情景“八月放船飛樣去，蘆花叢外數青山。”可見詩人歸隱的心情急迫，多年來宦海浮沉的辛酸見於言外。《呂公洞》亦表達了詩人厭弃功名，尋仙訪道，渴望神仙贈以刀圭，療治衰病。全詩滲透出人生易逝，功名虛幻的深沉感慨。再如《古梅二首》：湘妃危立凍蛟脊，海月冷掛珊瑚枝。醜怪驚人能嫵媚，斷魂只有曉寒知。百千年蘚著枯樹，三兩點春供老枝。絕壁笛聲那得到，只愁斜日凍蜂知。前一首詠晨曦中古梅的風姿神態。前兩句以豐富的想像來形容梅花的神態。林甫寫梅，多用水、月的意象來渲染烘托，“水、月的烘托使梅花獲得了水、月那樣清雅、清雅、空靈、澄明的神韻和意味。”[2]蘇軾詠梅多用擬人手法將梅花比喻爲美人。而蕭德藻詠梅不用陪襯，直接以月和美人來代指梅花，很有新意，進一步凸顯了梅花超然脫俗的品格，描寫也更主觀化。接著由描寫轉爲議論，古梅的狀貌雖然“醜怪驚人”，但在淩晨的寒氣裏，當其它花都枯萎時，它卻以嫵媚的風姿讓人喜愛。正所謂“梅以韻勝，以格高，故以橫斜疏瘦與老枝奇怪者爲貴。”[3]末句則化用林甫《山園小梅》“粉蝶如知合斷魂”，但將嫵媚與曉寒聯繫在一起，揭示梅花的精神品格，表現詩人知音難求，落落寡合，高潔不群的清高品格，從而深化了詩意，這自然比一般詠梅詩高出一著。因此，陳衍《宋詩精華錄》（卷三）評云：“梅花詩之工，至此可嘆觀止，非和靖所想得到矣”。後一首詠的是黃昏懸崖峭壁邊的梅花。南朝陸凱《贈范曄詩》云：“折梅逢驛使，寄於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此處“兩三點春”即指梅花。其中枯樹、老枝、百千年蘚、兩三點春，都顯示了梅樹的古老，正所謂“樹百千年枯更好，花三兩點少爲奇。”[4]後兩句寫梅的處境與品格。笛曲有《梅花落》，李白詩有“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與史郎中欽聽黃鶴樓上吹笛》）。這株古梅生長在懸崖峭壁，催梅花謝落的笛聲是到不了這的，只是憂愁黃昏時的凍峰知道，來打擾這裏寧靜的生活。此詩寫崖上梅，是一個較爲獨特的意象，顯示了詩人清高不俗，卓爾不群的精神品格，從而表明了詩人不入世俗、遠離塵囂的終隱之志。程傑老師認爲：“梅之香與梅之枝是梅樹自然形態的兩個亮點，也就是說，梅之‘疏影’、‘暗香’是兩個最具特徵的方面。抓住了這兩個方面，才可謂抓住了梅樹形象美的核心。”[5]以此衡量，這兩首詩以“凍蛟脊”、“珊瑚枝”、“枯樹”、“老枝”寫梅之“疏影”，以“斷魂只有曉寒知”、“只愁斜日凍蜂知”寫梅之“暗香”，可謂抓住了梅樹形象美的核心，然而詩人的高明之處在於不是明寫，而是隱含於詩中，只有細細品味，才能體會到此詩的妙處。正如宋人呂本中在《呂氏童蒙訓》中所說“詠物詩不待分明說盡，只仿佛形容，便見妙處。”（見《詩話總龜後集》卷二十八）其次，蕭德藻詩在內容上，還表現了詩人諷刺南宋統治集團腐敗怯懦，關心國家民族危亡的憂患意識。如《咏虞美人草》歌頌楚霸王項羽戰死後，虞姬對他的忠誠。詩人以妾自喻，表明了作者對被俘死於燕京德北宋徽宗皇帝的忠心，同時諷刺了南宋統治集團的怯懦腐敗。《台城》寫詩人登上臺城，回想六朝舊事，由古及今，想到南宋王朝的腐敗衰亡，哀嘆國破家亡，心中無限傷悲。再次，蕭德藻還有一類詩表現詩人的輕鬆、愉悅、悠閑的心境，許是詩人歸隱後所作。其中

34一首失題，寫詩人在荒村中三個月不知肉味，與瓜茄倚傍著小閣休息，詩人不覺得苦，卻認爲這個美好的秋天是造物主的補報，老天賒給他的。表現了詩人隱居後悠然自得、輕鬆快樂的心情。《樵夫》寫勞動人民的生活，樵夫磨刀斧，砍柴來維持全家的生活，本應該很辛酸，然而詩人卻寫道：“盤纏一日頗優遊”，體現出樵夫悠閑快樂的心境。當然這也是作者的心境。《采蓮曲》二首是詩人用樂府舊題，寫采蓮少女追求戀人的大膽、直爽，詩歌風格清新明快。此詩的明快表現了作者的明朗心情，與之前詩所表現的苦悶心境成對比。《立春》寫詩人對春天來臨的喜悅、歡愉之情。《登岳陽樓》寫詩人登上岳陽樓眺望天邊美景時的愉快興致。最後兩句化用王之渙《登鸛雀樓》“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之意，表達詩人對奇絕景象的嚮往，對美好事物的嚮往。蕭德藻詩之所以多表現詩人厭棄仕途，高潔不群，嚮往歸隱的情懷，是和作者生平經歷分不開的。楊萬里《淳熙薦士錄》列他爲第 13 人，說他“文學甚古，氣節甚高 , 其志常欲有爲，其進未嘗苟合。老而不遇，士者屈之”。正因爲詩人有很高的氣節，不願與世人同流合污，才厭棄仕途的爾虞我詐，追名奪利。從而渴望歸隱，因此，當宰相推他出任太守，他稱病不就。 2 蕭德藻詩特色：學江西詩派與自出機杼中興詩人都是在紹興年間江西詩派的變動期登上詩壇，他們從學江西詩派入手，又力圖擺脫江西詩派的弊端。蕭德藻的詩歌同樣既有江西詩派的影響，又獨出機杼。先說其影響。首先，從時代風氣的影響來說，南宋時期，中興詩人如陸遊、楊萬里、范成大等，無不受江西詩派的影響。陸遊自稱得詩法於曾幾，“憶在茶山聽說詩，親從夜半得玄機”（《追懷曾文清呈趙教授近嘗示詩》）；楊萬里亦自稱“予之詩，始學江西諸君子”（《荊溪集序》）；范成大詩作《人甕》被譽爲“江西派中之佳者”[6] ；蕭德藻處在這樣的時代風氣中，自然難逃其影響。其次，蕭德藻曾學詩於江西派，尤以曾幾的影響最大，張端義《貴耳集》卷上云：“蕭千岩亦師茶山。”曾幾是江西詩派的代表人物。劉克莊認爲“比之禪宗，山谷初祖也，呂、曾南北二宗也。”[7]因此可以說，蕭德藻師從曾幾，又因爲時代風氣的影響，從而詩作具有江西詩派的特色。因此，楊萬里曾將蕭德藻比附陳師道，其《答賦永豐宰黃岩老投贈五言古》云：“吾友蕭東夫，今日陳後山，道腴詩彌瘦，世忙渠自閑。”蕭德藻詩作具有江西詩派的特色主要體現在詩人作詩刻意求新，愛造奇語，愛使事用典，追求江西詩派提倡的“點鐵成金，脫胎換骨”，他還有意追求詩句的苦硬頓挫、音調的奇拗峭硬，顯示出瘦硬、頓挫、工致的特色。正如楊萬里所評“蕭千岩之工致”“文學甚古”；方回所說“其詩苦硬頓挫”、“千岩格高而意苦”；全祖望所云“東夫之痩硬”等等。如《立春》結句活用“青州從事”喻指好酒的典故（事見《世說新語》）；《古梅》末句則化用林甫《山園小梅》“粉蝶如知合斷魂”。他還好作奇語，如“醜怪驚人能嫵媚”，“半夜新春入管城，平明銅雀綠苔生”。正如他自己所說：“著語能奇怪，呼天與倡酬”。江西詩派在盛行詩壇幾十年後，日益顯露其弊端：生硬、雕刻、好作奇語、法度森嚴，路子越走越窄。蕭德藻雖由江西詩派入，但又力圖衝破江西詩派的藩籬，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詩歌理論上，蕭德藻主張作詩“詩不讀書不可爲，然以書爲詩不可也。”[8]他已經看到了江西詩派的弊端，即以書爲詩，一味掉書袋，而脫離現實生活，使詩不成爲詩。因而蕭德藻後期的詩也力圖擺脫江西詩派的影響，致力於自出機杼。創作實踐上，從蕭德藻現存的一些詩可以看出他曾力圖自出機杼，詩歌風格發生了轉變。如《樵夫》，全詩沒有像他的其它詩那樣用典，沒有奇語，沒有拗句，而是語言簡潔易曉，樸素流暢。《采蓮曲》二首風格清新明快，語言通俗易懂。蕭德藻在南宋的詩壇和稍後的學者眼中頗享

35張芳論蕭德藻詩作盛名。蕭德藻在乾淳年間詩名大著，曾一度列名中興四大家，與尤袤，陸遊和范成大幷稱。如：自隆興以來，以詩名者，林謙之范致能陸務觀尤延之蕭東夫。（《誠齋詩話》）建炎以後，東夫之瘦硬，誠齋之生澀，放翁之輕圓，石湖之精緻，四壁幷開。（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十六《宋詩紀事序》）尤蕭范陸楊，複振乾淳聲。（方回《秋晚雜書》）[9] （卷二）由此可以看到，蕭德藻在南宋的詩壇和後世的學者眼中是享有盛名的。而且當時有很多人跟他學詩。時人趙蕃《邂逅徐應卿於都下，要之同歸不可，索詩因作》云：“好幷千岩學詩去，侯門彈鋏爲悲歌。”《齊東野語》（卷十二）曾記姜夔自述云：“複州蕭公，世所謂千岩先生者也，以爲四十年作詩，始得此友”。楊萬里亦贊黃景說學蕭“黃語似蕭語，已透最上關”的境界。蕭德藻生前詩名響亮而後世卻無與其名相匹配的作品流傳，以至於有人對其評價甚低。如錢鍾書先生的《宋詩選注》認爲蕭德藻詩“用字造句都要生硬新奇，顯得吃力”。[10]墻峻峰、張遠林《陸遊詩歌的效果史———兼論“中興四大家”》云：“首先是蕭德藻的詩流傳不廣，不久其集也不復流傳，後來提到他的幷不多，所以最終從四大家中除名，這主要與其詩才不足相關。”[11]今天看來，儘管流傳下來的詩作不多，然隻言片語亦顯示出蕭德藻較高的水平與獨特的藝術風格，可見古人對其甚高的評價是有道理的。然而文章的流傳過程中有很多不確定的偶然的因素，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所言：“蓋文章傳不傳，亦有幸不幸焉。”[12] （卷一）蕭德藻正是其中之不幸者。因此筆者深深爲之嘆惋。參考文獻[1] 永瑢.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M]. 臺北：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 [2] 程傑. 從魏晋到兩宋：文學對梅花美的抉發與演繹[J]. 淮陰師範學院學報，2001.6.[3] 范成大. 梅譜[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4] 楊公遠. 梅花[A]. 宋百家詩存：卷37[C].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 程杰. 從魏晋到兩宋：文學對梅花美的抉發與演繹[J]. 淮陰師範學院學報，2001.6. [6] 永瑢.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M]. 北京：中華書局，2003：1 380. [7] 許總. 宋詩史[M]. 重慶：重慶出版社，1997：571[8] 丁福保. 歷代詩話續編[M]. 北京：中華書局，1983：415. [9] 方回. 桐江續集[M].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臺北：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 [10] 錢鍾書. 宋詩選注[M].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 [11] 墻峻峰，張遠林. 陸遊詩歌的效果史——兼論“中興四大家”[J]. 江漢論壇，2007.2. [12] 永瑢.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M]. 臺北：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校園文化《中國文脈》深情演繹文化秋雨敲開學年新窗人文藝術學院院長余秋雨教授9月8日在大學D座報告廳為400多名師生作了題為《中國文脈》的講座。《中國文脈》是余秋雨教授即將出版的最新研究成果，這次是首次發佈。余秋雨教授以優美精准的語言、高瞻清晰的思路為同學們講解了中國文學發展的宏觀脈絡。他以中國文字起源為引，從《詩經》講起，其間著重談及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及《楚辭》、秦漢時期的大一統與“書同文”對文學的影響、《漢賦》及“無韻離騷”《史記》、魏晉時期的三曹及“竹林七賢”等文人雅士的詩作文采，再到唐宋詩詞、元曲及明清小說。一氣呵成，使歷史與現實相溝通，文理與形象相交融。余教授憑藉自己豐厚的文史知識功底，深刻的文化感悟力與藝術表現力，引領同學們泛舟於千年文明長河之中。在講座的最後，余教授表達了對中國文壇長期以來文脈衰弱的隱憂與關懷。他鼓勵在場的青年學子們，好好讀書，讀好書，博採眾長，體會感悟書中的意境，培養自身的人文學識素養。

36第 6 卷第 2 期澳門科技大學學報 Vol.6 No.22012 年 12 月 30 日 Journal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c 30 , 2012 統計形態濾波算法消除脈衝噪聲盧曉平1，2，田小林1（1. 澳門科技大學資訊科技學院，澳門；2. 澳門科技大學通識教育部，澳門）摘要：脈衝噪聲是圖像退化中很常見的一類。目前基於空間域上消除該類噪聲的方法有很多種，常用的空間濾波器如二維中值濾波，自適應形態濾波等。本文從數學形態學角度出發，結合統計學的概念提出一種新的濾波算法來對脈衝噪聲退化的圖像進行復原。算法通過比較目標像素鄰域不同形態方向的方差來選擇一個最優方向，幷計算該方向的均值作爲目標像素的還原值。最後通過與另外幾種最近提出的脈衝降噪算法進行對比，證實該算法在消除脈衝噪聲上具有更好的還原效果。關鍵詞：脈衝噪聲；圖像降噪；形態學；統計Statistical Morphological Filter to Remove the Impulse NoiseXiaoping LU1,2, Xiaolin TIAN1( 1. Faculty of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China ) ( 2. Department of General Education,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China )AAstractt: Impulse Noise is a very common noise in image corruption. There are many denoising algorithms to remove this type noise, such as mathematical morphological filter and median filter. In this paper a new efficient algorithm is presented by combining both morphological filter and statistical theory. Through comparing the variances of different morphological directions of the neighborhood for corrupted pixel this algorithm selects the best direction and updates the pixel value by the mean of this direction. Experiments results confirm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algorithm by comparing with the other methods proposed recently.eyyordst: Impulse Noise; Image Denoising; Morphology; Statistics收稿日期：2012-04-10；修訂日期：2012-06-13。基金項目: 澳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會資助(019/2010/A2)盧曉平（1982―），男，講師，博士（2010年澳門科技大學在讀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數學反問題，圖像降噪，形狀反演。E-mail:xplu@must.edu.mo.0 介紹圖像復原中很重要的一個研究方向就是關於噪聲退化圖像的復原。噪聲模型通常可以分爲基於空間域的噪聲（一般用噪聲概率密度函數描述）和基於頻域的噪聲（一般用噪聲的各種傅立葉特性來描述）。常見的空間域噪聲有高斯噪聲、均勻噪聲、脈衝（椒鹽）噪聲[1]。由於噪聲的影響，圖像像素的灰度值會發生改變。若出現的退化僅僅是隨機加性噪聲，則可以描述爲這裏表示原圖像，表示隨機噪聲，表示退化後的圖像。

37盧曉平，等統計形態濾波算法消除脈衝噪聲脈衝噪聲作爲一類很常見的噪聲，通常發生在數據傳輸錯誤或圖像采集中電子設備异常等情况中。由於脈衝噪點常比圖像信號的强度大，因此脈衝噪聲一般量化爲圖像中的極限灰度。對於 8比特數字灰度圖像，其動態範圍爲 0 ～ 255。脈衝噪聲干擾的像素點灰度值一般爲 0 或 255，就像椒鹽粒隨機撒在圖像上一樣，故此得名。因此，脈衝噪聲對原圖像的退化模型可以描述如下，其中 P 表示脈衝噪聲的噪聲概率密度，用來表示一幅圖像被噪聲退化的程度[2]。關於脈衝噪聲的降噪方法有很多種。由於脈衝噪聲的非周期性，很難用基於頻域的噪聲模型來還原[3]。因此對於脈衝噪聲，常用的降噪方法是基於空間域上來進行[4~5]。標準的二維中值濾波（MedFilt）可以通過計算噪聲圖像在模板上的中值來得到原圖像的近似值[6]，在噪聲密度較低的時候還原效果比較好，而且因其計算量較小而有廣泛應用。 H. Ibrahim 等人在中值濾波基礎上提出了自適應中值濾波[7]（SAM），使得降噪中的模板可以根據噪聲密度 P 進行自適應改變，確保模板中未被噪聲退化的像素數量不少於 8 個，從而大幅度提高降噪的效果。自適應中值濾波（SAM）算法有效地保留了中值濾波優點的同時，通過調整模板大小提高了對於噪聲密度 P 達到 70% 以上退化圖像的還原效果，結果令人滿意。N. S. P. Kong 等人從實驗結果上給出了該算法的性能分析[8]，幷與常用的脈衝降噪算法進行對比，驗證自適應中值濾波算法較好的還原效果；而且也通過融合加權思想改變模板各點的取值來進一步提高該算法的降噪效果。雖然自適應中值濾波在噪聲密度超過 70% 時能較好地還原圖像，但從細節上容易發現，該濾波在邊緣特徵上還原的幷不好，特別地在顔色反差較大的地方，失真明顯。余旺盛等人通過信號點的向外自適應生長來消除脈衝噪聲，提出信號點自適應生長算法（AGA） [9]。該算法避免了中值的計算，通過真實信號點的向外擴展來實現降噪，計算複雜度相對較低，還原效果也令人滿意。A. N. Rao 等人則從數學形態學角度提出了一種新的穩定優化形態濾波（OMF）來對脈衝圖像降噪 [10]。該濾波加入了對於模板水平、垂直兩個方向上的 PE、SE 及中值的對比，選擇最優值來作爲還原值。從而在還原過程中較好地保留了原圖像的邊緣細節。但是該濾波使用的模板是 3 行 3 列的固定大小，在噪聲密度比較小的時候還原效果比較理想，而對於噪聲密度比較大的情况其還原效果就無法令人滿意了。爲了提高穩定優化形態濾波（OMF）在噪聲密度較高時的還原效果，作者通過融合自適應思想，提出了改進後的自適應形態濾波（AOMF） [11]，幷在第一節中給出了算法的簡要描述幷進行了算法實驗結果分析。實驗結果驗證了該濾波在處理不同噪聲密度的退化圖像都較原穩定優化形態濾鏡有較大提升。然而自適應形態濾波在噪聲密度大於 70% 時還原效果依然不是很好。爲了更好地解决噪聲密度較大的退化圖像降噪問題，本文第二節提出一種新的濾波——統計形態濾波（SMF）。該濾波結合了自適應中值濾波（SAM）的思想，確保模板中有效像素點的個數不少於 8 個。爲了保留原圖像的邊緣細節，進一步考慮模板的不同形態方向，選擇一個最可能的取值方向進行還原。第三節實驗結果對比了中值濾波、信號點自適應生長算法、自適應形態濾波、自適應中值濾波、統計形態濾波五種濾波的還原效果，幷從信噪比上進行了數值比較，驗證了本文所提出的統計形態濾波在不同噪聲密度下有更好的還原效果。1 自適應形態濾波（AOMF）1.1 算法描述基於空間域上消除脈衝噪聲的方法通常都分爲兩步。第一步是先標記噪聲位置。例如一幅 8

38比特數字灰度圖像，根據脈衝圖像退化模型，對於灰度值爲 0 或 255 的像素進行標記。其他灰度在 0 到 255 之間的像素不做標記，默認爲沒有被脈衝噪聲退化的像素。第二步，對於被標記的像素點應用各種濾波進行復原。爲了符號使用上的統一，假定所有濾波算法要處理的圖像是一幅 8 比特數字灰度圖像在密度爲 P 的脈衝噪聲退化下得到的噪聲圖像 N. 後面算法也都以此定義。A. N. Rao 等人於 2010 年提出的穩定優化形態濾波（OMF） [10] 是基於二維中值濾波進行適當優化得到的一種穩定算法。主要考察標記點附近的一個 3×3 模板=++++++1,1,11,11,,1,1,1,11,1jijijijijijijijijiNNNNNNNNNM在確定好的模板 M 中，計算如下 PE，SE 的值。最後通過比較 PE，SE 以及模板中值 Median 來確定目標像素的灰度值。具體方式爲當中值 Median介於PE，SE之間時用中值作爲目標像素的灰度值；否則用 PE，SE 的均值作爲目標像素的灰度值。PE 計算模板所有行與列最小值中的最大值，可以用來消除灰度值爲 0 的噪聲；而 SE 則計算模板所有行與列最大值中的最小值，用來消除灰度值爲 255 的噪聲。對於噪聲密度 P 比較小的退化圖像 N，穩定優化形態濾波（OMF）能够較好地還原圖像。但是當 P 比較大時，由於模板中有效像素（未標記）很少，OMF 濾波還原效果幷不好。在文獻 [11] 中對這一現象做了詳細的說明與實驗，幷進一步結合自適應的思想提出了改進算法—自適應形態濾波（AOMF）。該濾波可以自動調節模板大小，以確保每個模板中有效像素的個數不小於 8 個。這樣對於噪聲密度較大的情况，由於保證了模板中有效像素的數量，可以得到較好的還原效果。具體算法過程描述如下，自適應形態濾波算法（AOMF）： ● 讀取圖像 N，檢測幷標記被退化的像素； ● 對於被標記的像素，讀取 n×n 模板 M（初始化 n = 3），如果 M 中未標記像素個數少於 8，則 n = n+2，直至 M 中未標記像素個數大於等於 8； ● 計算 PE，SE，以及模板的中值 Median. ● 更新該標記像素的灰度值：　If （PE <= Median <= SE）　　N（i , j）= Median　Else 　　N（i , j）=（PE+SE）/ 2　End if1.2 算法實驗爲了量化地比較 OMF 和 AOMF 的去噪還原性能，我們用下式計算各方法還原脈衝噪聲退化圖像後的信噪比（SNR）（dB）其中 F 表示原圖像，R（N）表示被脈衝噪聲退化後的圖像 N 在不同方法還原後的圖像。E（F）表示原圖像 F 像素灰階的期望值。顯然，信噪比越高，表示該方法還原性能越好。我們選擇 Lena 灰度圖像對兩種形態方法進行實驗。如圖 1 所示，分別對 Lena 圖像添加40% 與 80% 的脈衝噪聲。然後對退化後的圖像分別應用穩定優化形態濾波（OMF）與自適應形態濾波（AOMF）進行還原。圖 1 顯示，加入了自適應過程的 AOMF 濾波較 OMF 濾波有了很大的提升。不僅加強了算法對低噪聲密度退化圖像的還原效果，而且對於噪聲密度達到80% 的退化圖像依然可以還原出原圖的基本輪廓。

39盧曉平，等統計形態濾波算法消除脈衝噪聲圖1 OMF與AOMF算法對不同噪聲密度圖像降噪雖然自適應形態濾波（AOMF）能够大幅度提升原濾波算法的還原效果，但是從圖 1 中可以看出，該濾波對於噪聲密度爲 80% 的退化圖像，其還原效果很一般。Lena 圖像的紋理特徵很不清晰。爲了更好地解决高噪聲密度退化圖像的還原問題，我們在下一節提出一種新的濾波算法——統計形態濾波（SMF）。2 統計形態濾波（SMF）2.1 介紹通過對各種消除脈衝噪聲的濾波算法進行分析，發現大部分算法對於噪聲密度比較低的情况其還原效果都不錯。而對噪聲密度比較高的情况，由於退化圖像中有效像素太少，很難獲得比較好的還原結果。爲了解决有效像素太少這個情况，一般采用自適應的思想自動調節降噪模板的大小，保證模板中噪聲點（即被標記的像素）的周圍有至少 8 個有效像素點。這樣可以獲得較好的降噪效果，參見文獻 [11]。由於大部分圖像都有自身的紋理特徵，圖像在局部呈現相似的紋理分布，如呈現對角分布或者水平分布，因此如果加入模板中紋理方向的考慮，按照降噪模板中原有紋理方向來還原圖像，會獲得更加接近原圖的還原效果。基於這個思路，我們提出了統計形態濾波（SMF），該濾波考慮了模板內有效像素的分布特徵，選擇最接近原圖紋理的方向來進行還原。此外，結合文獻 [8] 提出的權重概念，在 SMF 濾波中也可以根據情况選擇不同的權重來設計降噪模板。假設已給定標記像素的 n×n 模板 M，則可以選擇其相應的 m 個模板方向 ,（k =1,…, m）。例如 5×5 模板方向可以在 5×5 模板的基礎上按圖 2所示定義。圖2 5×5模板的示例模板方向其中表格中的數值記爲，0 表示不考慮該像素的影響，非零數表示該像素點所占的權重。記 S 表示模板中有效像素且在模板方向中權重非零的有序數對（坐標）。定義模板方向的均值、方差爲，選擇 m 個模板方向 Ω 中方差 σ 最小的模板方向對應的均值 μ 作爲目標像素的灰度還原值。由

40於方差小的模板方向意味著在這個方向上原圖像的灰度值具有相似性，從而選擇方差較小的模板方向的均值能够較好地還原圖像的真實灰度。對不同的圖像可以選擇不同的模板方向，模板方向選擇越多，則還原效果越好，同樣降噪時間也會增加。本文給出一個簡單的模板方向選擇方案。如圖 3 所示，選擇 5×5 模板的行、列、主副對角綫四個方向作爲模板方向 Ω，該模板方向適用於大部分圖像的降噪，當然爲了獲得更加精細的還原效果，可以增加不同角度的模板方向。模板中像素點的權重同樣可以根據圖像的紋理特徵選擇不同的方案，具體可以參考 [12，13]。圖3 5×5模板的四個不同模板方向選定模板方向後，計算這四個模板方向的方差幷進行對比，從而選出一個方差最小的方向來作爲目標像素的可能取值方向。最後用該方向的均值來作爲目標像素的還原值。結合自適應的思想，我們需要確保每個模板有效像素，即未被噪聲退化的像素數量大於等於 8個。當噪聲概率密度 P 低於 68% 時，5×5 模板有效像素個數期望值大於 25×（1-68%）= 8。同樣地，當噪聲概率密度 P 高於 68% 低於 83% 時，模板大小取 7×7，則有效像素個數期望值大於 49×（1-83%）= 8.3。考慮到噪聲密度超過 83% 的情况很少，我們主要考慮模板爲 5×5，7×7 的情况。對於噪聲密度大於 83% 的情况，我們依然取 7×7 的模板進行還原。相應地，7×7 模板的四個模板方向可以參考圖 4 所示。2.2 算法描述統計形態濾波算法（SMF）：（1）讀取圖像 N，檢測幷標記被退化的像素，計算噪聲概率密度 P；（2）對於標記的像素，讀取 n×n 模板M（當 P<68%，n=5; 其他，n=7）；（3）計算模板 M 在圖 3 或圖 4 中四個方向下的方差值；（4）選擇（3）中方差最小的方向，計算該方向的均值作爲還原像素的灰度值。圖4 7×7模板的四個不同模板方向3 實驗結果爲了更好地對統計形態學濾波降噪效果進行比較，本節分別應用中值濾波（MedFilt）、信號點自適應生長算法（AGA）、自適應形態濾波（AMOF）、自適應中值濾波（SAM）、統計形態濾波（SMF）五種濾波算法來分別對被不同密度脈衝噪聲退化的 Lena 圖像進行復原。圖 5、圖6 分別給出被噪聲密度爲 40% 與 80% 退化的 Lena圖像，應用五種濾波算法的還原效果直觀圖。對於脈衝噪聲密度爲 40% 的情况，如圖 5 所示，除了中值濾波（MedFilt）還原效果不理想外，

41盧曉平，等統計形態濾波算法消除脈衝噪聲另外四種濾波算法都能够很好地還原原圖像的細節特徵。直觀上來看，AGA、SAM、SMF 三種算法差別不大。從信噪比（SNR）數值上來看，統計形態濾鏡還原效果是五種算法中最好的。圖5 五種方法降噪（噪聲密度P=40%）圖 6 顯示，對於高達 80% 的脈衝噪聲退化圖像，中值濾波（MedFilt）還原效果很差。而自適應形態濾波（AOMF）却依然可以還原圖像的大致輪廓。但是邊緣特徵幾乎沒有得到保留，圖像清晰度較低。該算法僅考慮了水平垂直兩個方向也是其失真的一個原因。而信號點自適應生長算法（AGA）與自適應中值濾波（SAM）對該圖像的復原還差强人意，不僅很好地還原了圖像的輪廓，而且較自適應形態濾波（AOMF）保留了更多的邊緣特徵。信噪比也達到了較好的水平。最後對比我們提出的統計形態濾波（SMF）發現，其邊緣特徵還原效果非常好，比 AGA 與 SAM 方法提高了一個層次，無論直觀上還是信噪比對比上，該方法都是五種方法裏面最好的一種。圖6 五種方法降噪比較（噪聲密度P=80%）經過多次實驗，選擇不同的圖像進行五種降噪方法對比。表 1 給出了 10% ～ 90% 不同脈衝噪聲密度下五種方法還原退化圖像的信噪比平均值。從表中可以看出，在不同噪聲密度退化的情况下，統計形態濾鏡（SMF）都是五種算法中最好的一種。表1 不同噪聲密度下五種降噪方法信噪比（dB）Density MedFilt AGA AOMF SAM SMF10% 9.0070 12.0177 10.8971 11.6728 12.253420% 7.1271 10.8834 9.5589 10.2864 11.024030% 5.4261 10.097 8.6455 9.5618 10.265940% 3.4689 9.1423 7.6746 8.7681 9.385950% 1.6482 7.5797 6.8573 8.0723 8.604560% 0.35667 7.1283 5.8644 7.3577 7.736270% -0.7580 6.7539 5.0863 6.7210 7.069180% -1.7127 5.8612 3.9015 5.9596 6.201090% -2.4476 4.6491 2.0526 4.8463 4.9612

424 結論本文通過將自適應思想引入穩定優化形態濾鏡（OMF），大幅度提升了原方法在噪聲密度比較大的情况下的還原效果。進一步通過將自適應與形態學知識結合，提出了一種效果非常好的脈衝噪聲退化圖像的還原方法——統計形態濾波（SMF）. 該方法通過對不同模板方向的方差進行比較，選擇出一個可能性最大的方向來作爲目標像素復原的取值方向。爲了確保每個模板中有效像素個數不少於 8 個，我們設定模板大小爲5×5，7×7 兩種。當噪聲密度小於 68% 時選擇前者，否則選擇後者。最後從實驗對比可以看出，統計形態濾波能很好地還原各種噪聲密度退化的圖像，特別地對於噪聲密度比較大的情况，較好地彌補了其他方法在圖像邊緣細節上保留不足的缺陷。而且實際中可以根據圖像的紋理特徵自行選取不同的模板方向，以獲得更好的還原效果。致謝作者感謝余旺盛先生提供信號點自適應生長算法（AGA）的測試代碼。參考文獻[1] Gonzalez R E, Woods R E.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M].3rd ed. USA:Pearson Education, 2010:333-411.[2] 章毓晋. 圖像工程[M]（第2版）. 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183-213.[3] 周登文，申曉留. 鄰域小波係數自適應的圖像降噪[J]. 中國圖像圖形學報， 2008, 13（11）： 2112-2116. [4] S Q Yuan and Y H Tian. Difference-type noise detector for adaptive median filter[J]. Electronics Letters, 2006, 42(8):454-455.[5] Z F Deng, Z P Yin and Y L Xiong. High probability impulse noise removing algorithm based on mathematical morphology [J]. IEEE Signal Processing Letters, 2007, 14(1):31-34.[6] R C Gonzalez, R E Woods, S L Eddins.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Using MATLAB[M]. USA:Pearson Education, 2004:103-143.[7] H Ibrahim, N S P Kong and T F Ng. Simple adaptive median filter for the removal of impulse noise from highly corrupted images [J]. IEEE Transactions on Consumer Electronics, 2008, 54(4):1920-1927.[8] N S P Kong, H Ibrahim. The Effect of Shape and Weight Towards the Performance of Simple Adaptive Median Filter in Reducing Impulse Noise Level from Digital Images [J]. 2010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Technology and Computer (ICETC), 2010 V5:119-121.[9] 余旺盛，侯志强. 信號點自適應生長算法和圖像脈衝噪聲的抑制[J]. 中國圖像圖形學報，2011，16（3）：336-341.[10] A N Rao, B S Rao, J S Kiran. A Robust Optimal Morphological Filter to Remove Impulse Noise In Imag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2010, 2(2):237-239. [11] 盧曉平. 自適應優化形態濾波算法消除圖像的脈衝噪聲[J]，澳門科技大學學報，2011，5（2）：8-12.[12] W Luo. Efficient removal of impulse noise from digital images [J]. IEEE Transactions on Consumer Electronics, 2006, 52(2):523-527.[13] S J Ko and Y H Lee. Center weighted median filter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to image enhancement [J]. IEEE Transactions on Circuits and Systems, 1991,38(9):984-993. 校園文化2012/2013學年第一學期校園文化活動一覽表序號日期主題主演（主講）主辦110月9日晚、10日晚“京城第一劇”——《雷雨》國家話劇院澳門基金會及中國國家話劇院主辦、澳科大協辦210月10日—11日“筆墨千秋情，同心一家親——海內外百名畫家寫意延安”澳門展中共陝西省委統戰部、中共延安市委、澳門基金會、澳科大主辦，澳門書畫研究院承辦3 11月11日蘇州評彈國內著名蘇州評彈藝術家盛小雲等多位名家連袂演出澳門基金會贊助、澳科大主辦4 11月17日澳門科技大學音樂會臺灣著名歌唱家范宇文教授澳門基金會贊助、澳科大主辦5 11月29日專題人文講座——還從莫言獲獎說起當代著名作家王蒙教授澳科大主辦6 12月2日大學音樂會澳門樂團澳門樂團、澳科大主辦

43第 6 卷第 2 期澳門科技大學學報 Vol.6 No.22012 年 12 月 30 日 Journal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c 30 , 2012 小行星軌道動力學計算系統的設計和實現李廣宇1，2，趙海斌2，顧寅申1（1. 澳門科技大學太空研究所，澳門；2. 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臺，南京）摘要：本文介紹了小行星軌道動力學計算系統的設計和實現，論述了系統總體結構、基礎資料庫構成、時空參考系變換、小行星軌道數值積分，以及潛在威脅小行星與地球碰撞概率計算和危險評估等問題。關鍵詞：資料庫；時空參考系；軌道計算；碰撞概率；危險評估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alculating System for the OrAital Dynamics of AsteroidsGuangyu LI1,2, Haibin ZHAO2, Yinshen GU1( 1. Institute of Space Science,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China )( 2. Purple Mountain Observa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Nanjing, China )AAstractt: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alculating system for the orbital dynamics of asteroids was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calculating system, the database structure, the reference systems transformation between space and time, the numerical integration of the orbit of the asteroids, the impact probability between the potential hazardous objects and the earth together with the relative risk assessment were discussed respectively.eyyordst: Database; Reference systems transformation; Orbit calculating; Impact probability; Risk assessment收稿日期：2012-11-30；修訂日期：2012-12-19。項目名稱：太陽系小天體天文觀察及太空探測研究，編號：019/2010/A2。李廣宇，男，教授，專業領域：天體力學、天體測量學。E-mail: gyli@must.edu.mo，Tel: +853 8897 19200 引言1801 年 1 月 1 日，意大利天文學家 Giuseppe Piazzi 發現了第一顆小行星穀神星（1），1999 年3 月 2 日，第 1 萬顆小行星 1951SY 獲得正式编号，兩個世紀裏發現小行星愈萬顆。1994 年發生了彗木碰撞事件，人类第一次直接觀測到大規模的天體相撞。事件表明地球面臨着天體碰撞的潛在威脅。1995 年在紐約召開了預防近地天體撞擊地球的國際會議，各國科學家和有關人士會聚一堂，共商對策。此後，小行星的發現呈井噴式增長。至今年底，發現小行星的總數已近 59 萬顆，其中近 34 萬顆獲得永久編號。近地天體的搜索發現和研究是小行星研究的重點。1930 年 1 月 30 日，Eros（433）從離地球2500 萬 km 的地方飛過，這是人類發現的第一顆近地小行星。此後 1932 年發現了 Appolo（1862）和 Amor（1221），1976 年發現了 Aten（2062），這三顆小行星接近地球軌道的方式各有特點，被採納為近地小行星按轨道分類的標準。20 世紀末時發現近地小行星的數量只有 877 顆，如今這個數字已經擴大了十多倍，達到將近 9400 顆。彗木碰撞後美國宇航局（NASA）斥鉅資支持美國的近地天體搜索計劃，囊括了 80% 以上近地天體的發現。NASA 還提出在 2020 年前對 90% 直徑大於

44140m 的近地天體進行搜索、跟踪、編目和參數測量的宏大計劃，並於 2007 年得到美國國會批准。中國的近地天體探測計劃 CNEOS 包括選址建站、建造望遠鏡、研製 CCD 終端系統和海量觀測數據處理四個部分，於 1998 年實施。2006 年 10 月，望遠鏡投入試觀測，國際小行星中心爲盱眙觀測站分配了站號 (D29)。至今 6 年間，已對近 15 萬顆小行星進行了約 53 萬次觀測，發現臨時編號小行星 1279 顆，正式編號小行星 251 顆，近地小行星 4 顆，特殊軌道小行星 1 顆。近地小行星的空間探測也十分活躍。2001 年，NASA 的 NEAR 先後探測了 Mathild （253）和Eros（433）並在 Eros 降落；1999 年 7 月，Deep Space I探測了小行星Braile（9969）；2002年11月，Stardust 探測了 Annefrank（5535）； 2005 年 9 月，日本的 Hayabusa 到達小行星 Itokawa（25143）並成為繞行衛星，4 年後於 2010 年 6 月返回到達地球；2012 年 12 月，中國的嫦娥 2 號在完成探月和L2點停泊任務後，探測了小行星Toutatis（4179）。還在準備中的小行星探測任務還有歐空局的 Don Quijote。早在二十世紀 50 年代， Ä Opik、Wetherrill 和Kessler 等 [1~3] 就開展了天體平均碰撞概率和長期碰撞概率的研究，此後理論和計算方法都有長足的發展。李廣宇於 1986 年在國內最早進行了小行星碰撞概率和壽命的研究[4]。1993 年，Muinonen和 Bowell[5] 獨立發展了線性方法，接著，又提出了潛在威脅小行星（Potential Hazardous Asteroid，PHA）的概念 [6]。同年，NASA 的 Chodas 和Yeomans 也開始用線性方法預報小行星、彗星與地球的密近交會，並預報了彗木碰撞的概率。1996年，他們進一步研究了 Shoemaker-Levy 彗星軌道的演化歷史，這是非線性方法最早的應用[7~9]。1999 年，意大利 Pisa 大學數學系的 Milani 等應用多重解方法（Multiple Solution Approach）研究小行星 1999 AN10 與地球碰撞的概率，發展了共振和非共振返回理論[10~14]。為了預測真正的威脅之所在，既要嚴格考慮天體和地球出現在同一位置的概率，計算發生這種情況時碰撞的動能；又要識別出那些可能會離開地球很近，而且又大得具有威脅，值得加以監測的天體，即所謂潛在威脅的天體。建立小行星軌道動力學計算系統，是在此目標之下的一項基礎工作。本文介紹我們的一些工作。第 1 節說明系統的總體結構，第 2 節簡要說明基礎資料庫的構成，第 3 ～ 5 節敘述有關時空參考系基本變換、軌道數值積分和危險評估的基本演算法。第 6 節是簡短的討論。1 總體結構小行星軌道動力學計算系統的目標是對已知小行星的動力學參數進行管理，用數值方法計算指定小行星軌道在過去和未來的演變，計算或預報小行星在指定時刻關於給定參考系的幾何位置和視位置，計算小行星密切接近地球的情況，篩選和管理潛在威脅小行星資料，判斷潛在威脅小行星碰撞地球的危險並做出預報。由於觀測能力的加強，近年來發現新小行星的數目呈幾何級數增長，資料處理系統還需要具備容納和處理新增加資料的能力。根據以上要求確定系統由主控、資料庫、參考系變換、軌道積分和危險評估 5 個模組組成，如圖 1 所示：圖1 系統總體結構主控模組通過使用者介面（圖 2）控制使用者與系統的交互。介面通過功能表列、狀態欄、文本輸出框、圖像輸出框和資料庫輸出框等控制項實現資訊等輸入輸出。

45李廣宇，等小行星軌道動力學計算系統的設計和實現圖2 系統使用者介面2 資料庫資料庫模組是一個小型的 Microsoft SQL-Server 資料庫 SSDB （Solar System Data Base ），組成資料表列於表 1。表1 資料庫SSDB的主表資料表名內容Asteroid 小行星表PHA 潛在威脅小行星表Comet 彗星星表Appr1 已發生密切接近事件表Appr2 未來33年密切接近事件表Appr3 2178年前密切接近事件表表2 小行星表的欄位結構欄位類型長度說明Number int 4 編號Name char 18 星名H float 8 絕對星等，magG float 8 斜率因數BV char 1 B-V 色指數，magD float 8 IRAS 直徑，kmClass char 10 IRAS 分類SixCode char 12 6 整數碼Epoch char 10 軌道根數曆元MeanAn float 8 平近點角ArgPer float 8 近日點角距LongAss float 8 升交點黃經Declin float 8 軌道傾角Eccen float 8 偏心率SemiMj float 8 半長徑CEU float 8 1-sigma 不確定度，arc secid char 1 標識號小行星表是一個不斷擴充中的資料表，包含了所有已發現小行星的動力學和部分物理參數，2012 年 9 月的記錄數是 588286。表的欄位結構列於表 2。資料記錄包含了小行星的編號命名、軌道根數和部分物理參數的資訊，其中 SixCode 是一個包含了小行星分類資訊的 6 位元整數，系統依據這個資料對各類近地小行星進行過濾操作。小行星表的資料來源於國際天文學聯合會小行星中心（IAU MPC）逐日發佈的資料 [15]。潛在威脅小行星表和 3 個密切接近事件表是對小行星進行軌道積分危險評估後生成的。潛在威脅小行星特指其軌道與地球軌道的最近距離（MOID）小於 0.05 AU（750 萬 km），絕對星等（H）亮於 22 等（直徑大於 150 m）的小行星。截止 2012 年 9 月，表中的記錄數是 1312。潛在威脅小行星的定義意在從長期演化的角度篩選出對地球有威脅的小行星，其標準是軌道之間對距離，不是天體之間的距離，所以威脅是潛在而非直接的。密切接近事件表依據的則是軌道計算預報的小行星與地球的距離，拋開資料和計算帶來的不確定性，威脅就是直接的。33 年表的標準較寬，包含了未來 33 年內接近地球到 3000 萬 km 以內的天體；2178 年表的標準較嚴，包含了未來 166 年內接近地球到 500 萬 km 以內的天體。模組實現資料表的生成、更新、載入、過濾、搜索、排序、輸出、編輯等項處理。3 時空參考系變換時空參考系變換是軌道、位置計算和觀測資料處理的基礎。根據廣義相對論，事件間隔運算式的一般形式為[16]：　　　（1）度規張量 ijg 為反映時空幾何性質的張量函數，取決於物質及其分佈。根據 Brumberg 和Kopejkin 建立的 B-K 框架和 Damour、Soffel 和 Xu（須重明）建立的 DSX 框架，IAU 2000 年的 B2決議採納了關於質心天球參考系的以下度規[17]：

46　　　　（2）式中和分別為標量勢和向量勢：　　　（3）和分別為引力質量密度和質量流密度。關於地心天球參考系，B2 決議也給出了類似的度規張量運算式 . 在（3）式中，時間變數是質心座標時 TCB，尺度與質心力學時 TDB 不同，規範 2010 給出的兩者間的變換關係是 [18]：（4）同樣，地心天球參考系度規的時間變數是地心座標時 TCG，它與地球時 TT 間的變換關係為：（5）時空參考系變換處理從國際天球參考系（ICRS）經過天球中間系（CIRS）、地球中間系（TIRS）、國際地球參考系（ITRS）直至測站站心參考系的一系列時空變換，涉及到曆元偏置、歲差、章動、極移、光行差和視差等量的處理[19]。關於這些處理，國際地球自轉與參考系服務機構（IERS）定期發佈規範，目前使用等規範主要是2003 和 2010 版本 [17~18]。本專案開發中，我們把時空參考系變換方面的所有數學處理集成成了一個動態連結程式庫PTCTransLIB.dll，以便系統調用其中的庫函數，主要函數列於表 3 中。表3 動態連結程式庫PTCTransLIB.dll的主要函數函數功能int TC_TakeInidata(int) 根據設定檔生成座標變換類對象void TC_EarthOrienP(void) 從資料檔案讀取地球自轉參數void TC_TCtrans(bool) 地球、天球參考系間變換void TC_MCtrans(bool) 火星－天球參考系間變換void TC_Free(void) 析構變換類對象void TC_Output(int); 輸出變換資料在 Visual C++.Net 中以非託管方式調用動態連結程式庫的步驟如下：（1）在標頭檔（Form1.h）中寫入如下語句導入命名空間：using namespace System::Runtime::InteropServices；（2）調用 DllImport() 函數分別導入各個庫函數，例如 [DllImport("PTCTransLIB.dll")]static void TC_EarthOrienP(void) (void);導入每個函數時還要說明參數類型和返回數值型別，但不要說明參數名。庫函數的使用與其他函數沒有區別。4 軌道數值積分在任一慣性系中，太陽系天體的牛頓運動方程可以表達為[20]：　　　（6）式中約定下標 0 對應的天體為太陽，下標 1 ～ 8依次對應水星至海王星 8 顆行星，下標 9 對應冥王星，下標 10 對應月球，下標 11 ～ 13 對應Ceres, Pallas 和 Vesta 三顆質量最大的小行星。天體的質心引力常數，k 為高斯常數，為天體 j 的質量。取天文單位 au，太陽質量和太陽系質心力學時 TDB 的日分別為距離、質量和時間的單位，的單位 au3/day2，為牛頓引力常數，太陽質心引力常數的數值與相同，單位為 au3/day2。計算所用天文、物理常數均取自 DE 405 曆表。取 J 2000.0 國際天球參考系ICRS 系為基本參考系。為下標 i 所對應的天體的向徑，

47李廣宇，等小行星軌道動力學計算系統的設計和實現　　　　　　　　　（7）在高精度計算中還考慮了後牛頓（Post-Newtonion[PN]）改正，天體形狀引起的改正，月球天平動，地球潮汐引起的改正和 300 個較大小行星引起的改正。軌道方程組的數值積分用 Cowell-Zhang 積分器[21]進行。對任一天體的任一座標分量 q，方程（1）離散化後都可以寫成如下標量形式：　　　（8）式中 h 為積分步長。對座標分量 q 的數值積分需要兩個資料結構：一個是陣列 f：f: array[-4. . 4] of extended；用於存放右函數 f 在 t=t0+kh（k = -4, -3, … , 4）共9 個步點上的值。Pascal 的 extended 類型與 C 的long double 類型相同，為 10 位元組浮點數，表示為十進位實數時的有效數字為 19 ～ 20 位 . 另一個是陣列 sf：sf: array[1. . 2，1. . 2] of extended；用於存放連續兩個二次和分，每個和分又由兩個extended 類型的實數分量構成。和分有效數字的長度對於減少積分過程中誤差的累積起著重要作用，採用以上資料結構，對於和分乘以一個因數後分離整數部分和小數部分，分別存入兩個分量，又可以增加有效數字的長度。在有和分參加的加減運算中，注意避免小量和大量的直接加減，先分離大量的整數部分和小數部分，然後再以其小數部分和小量加減。由於數值積分每一步外推生成和分的過程中，總要將做為小量的函數值的和數加到原來的和分上去，直接相加會損失小量的有效位數，產生不容忽視的誤差累積。如取步長為0.125 日，外推積分 288000 步後，水星座標的最大累積誤差不超過 5×10-15 AU（0.08 cm），月球座標的最大累積誤差不超過 2×10-14 AU（0.3 cm）。用積分器計算出一系列天體狀態（位置和速度）資料後，還需要用 Chebyshev 多項式逼近這些資料，生成用 Chebyshev 多項式係數形式存儲的曆表檔，提供用戶使用。有關軌道計算、數值積分和曆表生成的數學處理集成成為動態連結程式庫 PmeLib.dll，其中的主要函數列於表 4。表4 動態連結程式庫PmeLib.dll的主要函數函數功能int P_TakeIniData(char*,double __gc*, double __gc*) 取初始數據void P_AcceFunc(void) 力函數void Pme5(double __gc*, double, double, double,double) 積分太陽系天體軌道void Pme51(void(*)(void), double __gc*, double __gc*) 積分小天體和航天器軌道void Ast_BuildChebyshevfile(bool) 生成小天體或航天器曆表THeadF* Ast_Init(void) 初始化處理void Ast_WriteHead(void) 生成小天體曆表標頭檔5 危險評估本專案用線性方法進行小行星碰撞危險評估。先根據小行星初始曆元狀態向量的誤差協方差求出目標時刻的誤差協方差，再進一步求出目標平面內的概率密度分佈，從而得到近地天體和地球碰撞事件發生的概率[7，10，22]。狀態向量確定天體的軌道運動。由於狀態向量關於標稱軌道存在誤差，在各分量對應的置信區間內取樣，構成相空間中的置信橢球體：　　　　　　（9）式中為曆元狀態向量的誤差協方差矩陣。天體與地球的交會發生在目標平面，即過地心且與天體相對速度正交的平面上。為簡化起見，常代之以與天體相對雙曲線軌道漸近線方向正交的 b 平面。從相空間中 6 維軌道到目標平

48面上二維點的非線性映射反映天體軌道從曆元時刻到交會時刻的演變。命偏導數矩陣，即可將映射線性化：　　　　　　（10）6 維置信橢球體投影為橢圓：　　　　　　（11）式中　　　　　　（12）為誤差協方差矩陣。假定碰撞概率密度在橢圓域內呈二維高斯分佈，則碰撞概率為密度函數的面積分：　　（13）式中積分區域為與地球體的交集，像點落在此集合內時才會發生碰撞；為到的中心，即標稱軌道像點的距離，分別為的半長軸和半短軸。投影橢圓通常遠大於地球截面，此時可以近似地把碰撞概率看成地球中心概率密度與地球截面積之積：　　　　　（14）式中為地球赤道半徑，為地心到橢圓長軸的距離。碰撞發生時刻的誤差範圍為　　　　　　　　（15）式中為地球日心速度在長軸方向上投影的大小。小行星與地球碰撞的能量為：　　　　　　　　（16）碰撞事件的威脅程度可以用事件的期望能量表示：　　　　　　　　（17）碰撞速度為小行星相對地球的雙曲線速度與地球表面逃逸速度的向量和：　　　　　　　（18）小行星質量一般可根據其絕對星等、反照率和密度按照經驗公式估計：　　　　（19）單位為 kg，密度的單位為。圖 3 為本專案對 2013 年 5 月 11 日潛在威脅天體經過地球附近情況的動畫演示。圖3 2013年5月11日潛在威脅天體實況演示6 討論我們關於小行星軌道動力學計算系統的以上工作，只是一個起步，為使系統在近地天體威脅評估預報方面發揮有效作用，還有很多後續工作有待完成。特別是在碰撞概率計算方面，我們採取的是比較簡單的線性模型，為了提高預報的準確度和可靠性，需要進一步研究和採用非線性演算法。本工作得到澳門科技發展基金的資助（資助號 019/2010/A2）。作者感謝葉永烜教授和唐澤聖教授的支持和指導。參考文獻[1] Ä Opik, E.J. Interplanetary Encounters, Close-Range Gravitational Interac-tions, Elsevier, Amsterdam, 1976.[2] Wetherill, G. W. JGR, 1967, 72, 2429.[3] Kessler, D. J. Icarus, 1981, 48, 39.

49李廣宇，等小行星軌道動力學計算系統的設計和實現[4] 李廣宇. 紫金山天文臺臺刊1986， 5，1.[5] Muinonen, K., Bowell, E. Icarus, 1993, 104, 255.[6] Bowell, E., Muinonen, K. Earth-crossing asteroids and comets: Ground-based search strategies. In Gehrels, T., editor, Hazards Due to Comets &Asteroids, Univ. Arizona Press, Tucson, 1994.[7] Chodas, P. W., Yeomans, D. K. Predicting close approaches of asteroids andcomets to earth. In Gehrels, T., editor, Hazards Due to Comets & Asteroids,Univ. Arizona Press, Tucson, 1994.[8] Chodas, P. W., Yeomans, D. K. In The Collision of Comet Shoemaker-Levy9 and Jupiter, ed. K. S. Nol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9] Chodas, P. W., Yeomans, D. K. Orbit Determination and Estimation of Impact Probability for Near Earth Objects, Paper 99-002 in 21st Annual AAS Guidance and Control Conference, 1999.[10] Milani, A. Icarus, 1999, 137, 269.[11] Milani, A., Chesley, S. R., Valsecchi, G. B. A&A, 1999, 346, L65.[12] Milani, A., LaSpina, A., Sansaturio, M. E., Chesley, S. R. Icarus, 2000, 144, 39.[13] Milani, A., Sansaturio, M. E., Chesley, S. R. Icarus, 2001, 151, 150.[14] Milani, A., Chesley, S. R., Sansaturio, M. E., Tommei, G., Valsecchi, G. B.Icarus, 2005, 173, 362.[15] http://www.minorplanetcenter.org/iau/mpc.html[16] 須重明，吳雪君. 廣義相對論與現代宇宙學，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南京，1999.[17] Dennis D. McCarthy, D. D. & Petit G. (ed.) 2004, IERS Conventions (2003), IERS Conventions Centre[18] Petit G., Luzum, B. (ed.) 2010, IERS Conventions (2010), IERS Conventions Centre[19] 李廣宇. 天球參考系變換及其應用，科學出版社，北京，2010.[20] Standish. 1998, JPL Planetary and Lunar Ephemerides, DE405/LE405. JPL Interoffice Memorandum 312.F-98-048. http://iau-comm4.jpl.nasa.gov/de405iom/de405iom.pdf.[21] Guangyu Li, Haibin Zhao, Yan Xia, Fei Zeng,Yongjie Luo. 2006, PMOE Planetary/ Lunar Ephemeris Framework, proceedings IAU 248 symposium, Shanghai.[22] 趙海斌. 近地小行星探測和危險評估，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臺博士學位論文，1998.學生活動中醫藥學院學子“深港澳臺南山論壇”再奪殊榮繼去年參加“第四屆深港澳臺博士生南山學術論壇”取得佳績後，中醫藥學院與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澳門科技大學）博士生今年再獲殊榮。在讀博士研究生李良於11月23～25日參加了由清華大學深圳研究生院舉辦的“第五屆深港澳臺博士生南山學術論壇”，並榮獲生命科學分論壇優秀論文三等奬。論壇以“深研博學、創新未來”為主題，吸引來自兩岸四地包括清華大學、臺灣新竹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科學院、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澳門大學和澳門科技大學等三十餘所著名高校與科研機構的百名博士研究生參與。論壇共設有生命學科、工程學科、電氣資訊、人文社科四個分論壇，經過組委會評選，來自清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科學院及澳門科技大學等高校和研究機構十四篇論文的作者受邀在生命科學分論壇中進行了報告交流。來自中國科學院、北京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清華大學的數十位專家評委點評了論壇報告。最終清華大學的三名同學獲得了該論壇的一、二等獎，澳門科技大學的李良同學以及香港中文大學和清華大學的另外兩名同學一起獲得了論壇的三等獎。李良的獲奬顯示科大中醫藥學院和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的中藥博士研究生學術水平已得到兩岸四地高等院校的充分肯定。澳科大辯論隊參加第16屆外研社杯全國英語辯論賽獲三等獎澳門科技大學辯論隊英語組任可和周蜜同學在郭昕老師的帶領下，於7月15日至19日前往北京參加第十六屆“外研社亞馬遜杯”全國英語辯論賽，榮獲全國三等獎。第十六屆“外研社亞馬遜杯”全國英語辯論賽由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和劍橋大學出版社聯合主辦，中國英語教學研究會、英語口語聯盟、《英語學習》雜誌、國際教育辯論協會協辦的國內水準最高、影響最大的全國性英語辯論比賽。本屆賽事有近百所高校的200多支代表隊參加為期五天的角逐。澳科大兩位參賽隊員憑借敏捷的思維、清晰的結構和機智的辯駁，最終榮獲全國三等獎。澳科大辯論隊英語組雖然是資歷最淺的一支校隊，但隊員們堅信在訓練和比賽中可以得到鍛鍊和成長，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績。

50第 6 卷第 2 期澳門科技大學學報 Vol.6 No.22012 年 12 月 30 日 Journal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c 30 , 2012 GC-MS法檢測澳門市售包裝食品中三聚氰胺的含量黃緯庭，林偉基（澳門科技大學，澳門藥物及健康應用研究所，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澳門）摘要：自2008年9月發現國內有奶類產品中摻雜有三聚氰胺後，世界各地衛生部門無不即時對食品中之三聚氰胺含量問題加以密切關注。三聚氰胺檢測一般較常用的方法是氣相色譜質譜聯用法（GC-MS）及液相色譜質譜聯用法（LC-MS）等。雖然GC-MS方法的靈敏度不及LC-MS，但GC-MS儀器價格較低，一般大多數實驗室財力可以負擔。所以GC-MS方法相對較普及，同時亦能滿足標準限量值的檢測需要。本研究中選用了GC-MS方法，並參考國家標準GB/T 22388-2008進行優化，建立了可通用於多類食品樣本的三聚氰胺檢測方法。由2008年9月至2010年8月，在澳門各大超級市場抽取了242個奶粉、鮮乳、乳製品和其他包裝食品樣本，調查研究其中三聚氰胺不同程度污染，以評估對澳門市面上出售的各種相關食品的安全水平。研究發現其中20個在2008年或以前生產的樣本檢出三聚氰胺，根據澳門執行的臨時管理限量值，樣本中不合格超標樣本共4個，佔整體樣本數量約2%。關鍵詞：三聚氰胺；食品安全；GC-MSAnalysis of Melamine in Pre-Packaged Food Ay Gas Chromatography – Mass SpectrometryWai-Ting VONG, Wai-Kei LAM( State Key Laboratory for Quality Research in Chinese Medicine, Macau Institute for Applied Research in Medicine and Health,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China )AAstractt: Since the alert in September 2008 of melamine adulteration of milk products in China, health authorities worldwide have been seriously concerned with melamine content of all foods affecting safety. Melamine is generally measured by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GC-MS) or liquid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LC-MS). Although GC-Ms methods are less sensitive than LC-MS, GC-MS is less expensive and financially more affordable to most laboratories. Therefore GC-MS is comparatively more popular and fulfills the requirement of standard limit value. Our universal GC-MS method applicable to a wider scope of food samples was developed and optimized on the basis of National Standard GB/T 22388-2008.From September 2008 to August 2010, 242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supermarkets in Macau including milk powder, milk, dairy products and other packaged food samples. The concentration of melamine in each sample was measured for assessing contamination. In this study, melamine was detected in 20 food samples which were all produced earlier than 2008.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government limit in Macau, 4 samples were found contaminated and the rate was about 2%.eyyordst: Melamine; Food safety; GC-MS收稿日期：2012-10-15；修訂日期：2013-01-14。資金資助：澳門基金會* 通訊作者：黃緯庭，男，公共衛生學碩士，中藥及食物安全與質量檢定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為中藥及食物安全與質量。E-mail: wtvong@must.edu.mo，Tel: （853）8897 2615** 本文為作者碩士論文“澳門市售包裝食品中三聚氰胺污染研究分析＂內容整理而成

51黃緯庭，等 GC-MS法檢測澳門市售包裝食品中三聚氰胺的含量0 引言自 2008 年 9 月發現國內有奶類產品中摻雜有三聚氰胺後，世界各地衛生部門無不即時對食品中之三聚氰胺含量問題加以密切注視，紛紛對食品中三聚氰胺含量訂出標準，並在市場上對食品進行高頻率的抽檢，以維護市民的健康。三聚氰胺（Melamine），國際純化學與應用化學聯盟（IUPAC）命名為“1,3,5- 三嗪 -2,4,6- 三氨基”，俗稱蛋白精，是一種常用的化工原料。最早在 19 世紀被合成，現今通常經由尿素合成而大量生產，在強酸或強鹼的環境下水解，胺基可被羥基逐步取代，轉變為三聚氰酸二酰胺、三聚氰酸一酰胺，而最後產生三聚氰酸[1]。國外早年的食物中三聚氰胺污染相關報導始見於 1980 年代中期，並被認為是由於三聚氰胺與甲醛聚合所製成的美耐皿樹脂（Melamine resin）器皿釋出三聚氰胺污染食品所致[2]。此外，對部份有施用過殺蟲劑滅蠅胺（環丙氨嗪，Cyromazine）的農作物，則亦有可能由動物或植物代謝降解而出現三聚氰胺殘留。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和世界衛生組織（WHO）於 2008 年 12 月渥太華會議的報告中指出[3]，滅蠅胺及其代謝物三聚氰胺均可在蛋類和奶類中殘留。該報告亦指出，有多種農作物可通過代謝將滅蠅胺降解為三聚氰胺。但由此而出現的三聚氰胺含量並不高。三聚氰胺本身不含任何營養，對人體健康並沒有價值，又不屬於食品加工業上所使用之合法食品添加劑，亦並非自然界或食品加工過程中產生的常見污染物，因此在正常情況下，較高濃度的三聚氰胺是不應該出現在食物中的。但由於食物蛋白質含量檢驗方法複雜和困難，一般都是以樣本中凱氏氮（Kjeldahl nitrogen）方法分析，再由凱氏氮含量推算相當之蛋白質的含量。而三聚氰胺含氮量高達 66%，加上成本低，可被摻假者用以針對檢驗分析技術上的弱點，在樣本中加入三聚氰胺，使樣本中氮含量增加，以瞞騙手法增加食品中表觀蛋白質的含量。動物試驗研究顯示，三聚氰胺對動物的細胞毒性和急性毒性都甚低，而慢性毒性方面則有可能導致腎衰竭[4]。其同系物三聚氰酸的毒性同樣亦甚低。但當兩者同時攝入時，由於三聚氰胺及三聚氰酸分子結構大小接近，兩者分子上的嗪基及羥基可分別形成氫鍵並連接起來，構成不溶性的網絡結構，在腎臟形成結晶性結石，並最後導致腎衰竭[1]。2008 年 9 月至 10 月期間，包括國內、香港、澳門、臺灣、新加坡、加拿大、澳洲、新西蘭、美國及英國等地，均有在部份由中國生產的或使用中國生產食品原料的食品樣本中，檢出含有不同程度的三聚氰胺[5]。針對其含量，各國幾乎都在極短時間內訂出同樣以 1 mg/kg 及 2.5 mg/kg 作為管理限量標準。聯合國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CAC）於 2010 年 7 月6 日表示，該委員會已就食品中三聚氰胺的允許含量設立了新標準[6]。新標準規定，嬰兒配方奶粉中的三聚氰胺含量不能超過 1 mg/kg，而其他食品或動物飼料中的三聚氰胺含量不能超過 2.5 mg/kg。針對三聚氰胺的檢測方法，國內外對三聚氰胺檢測的廣泛研究較多始於 2007 年，自 2008 年起，中國國內眾多有關三聚氰胺檢測的文獻爭先發表，檢測技術主要是利用酶聯免疫法（ELISA）、氣相色譜質譜聯用法（GC-MS 或 GC-MS/MS）、液相色譜紫外檢測法（LC-UV）及液相色譜質譜聯用法（LC-MS/MS）進行分析。而各種法中，針對食品樣本種類分別包括：牛奶[7]、奶粉[8]、乳製品[9]、雞肉[10]、雞蛋[11~13]及動物飼料[14~16]等，但這些方法大都只涉及其中一兩類樣本，通用於多種不同種類樣本或同時適合於蛋糕、餅乾、糖果等的檢測方法則未見有報導。由於美國 FDA 於 2007 年曾提出一種 GC-MS篩檢通用方法，並於 2008 年增編了其中附錄部分以改進其靈敏度的最新版本[17]。但該法改進後的靈敏度仍然較差，方法檢出限只能達到 2.5 mg/kg，未能完全滿足標準限量值（1 mg/kg）的要求。

521 材料與儀器1.1 樣品2008 年 9 月起至 2010 年 8 月間，自澳門各大超級市場，以立意抽樣方式，選取含有奶類成分的市售包裝食品，共抽取了 242 個奶粉、鮮乳、乳製品和其他包裝食品樣本，其中有來自中國大陸、亞太地區以及歐美的產品。由於三聚氰胺事件源自乳品，因此所收集樣本亦以乳品相關產品為主，其餘為不含乳品成分的產品。各類樣本之數量見表 1.表1 澳門市面上所收集到的樣本（按其類型進行分類）樣本類型樣本數量奶粉（包括嬰兒奶粉及一般奶粉） 92奶類及奶類飲品（包括鮮乳、還原乳、淡奶）90焙烤食品（包括蛋糕、餅乾） 37奶類糖果（包括巧克力、糖果、奶片） 9其他（包括奶類以外飲品及即沖飲料、麵粉、牛油、起酥油）14總數 2421.2 試劑三氯乙酸購自美國 International Laboratory 公司，純度為 99% 以上。乙酸鉛購自德國 RDH 公司，純度為 99.5% 以上。甲醇購自德國 Merck 公司，LC grade。濃氨水購自美國 International Laboratory公司，比重為 0.91。吡啶購自德國 Merck 公司，GR grade。雙三甲基硅基三氟乙酰胺（BSTFA）硅烷化試劑購自美國 Supelco 公司。試劑水由法國 Millipore 公司 Milli-Q Synthsis純水系統製造，滿足 ASTM Type I 水質要求。1% 三氯乙酸溶液：稱取 10 g 三氯乙酸，溶解並定容於 1000 mL 試劑水中。乙酸鉛溶液：稱取 2.5 g 乙酸鉛，溶解並定容於 100 mL 試劑水中。鹼性甲醇溶液：量取 95 mL 甲醇，加入 5 mL濃氨水，每次使用時重新配製。1.3 標準品三聚氰胺購自美國 ChromaDex 公司，純度為99.8%。三聚氰胺同位素內標物（13C3, 99%, Amino-15N3, 98% - Melamine）水溶液，濃度為 100 μg / mL，購自美國 Cambridge Isotope Laboratories 公司，純度為 99.7%。三聚氰胺標準溶液：準確稱取 100.0 mg 三聚氰胺標準物質，溶解並定容於 100 mL 50% 甲醇水溶液中，所配出標準溶液濃度為 1.00 mg/mL。三聚氰胺標準工作溶液：吸取 250 μL 三聚氰胺標準溶液（1.00 mg/mL），以甲醇稀釋定容至 500 mL，所配出標準工作溶液濃度為5.00 μg / mL。三聚氰胺同位素內標物標準工作溶液：吸取 500 μL 三聚氰胺同位素內標物標準溶液（0.100 mg/mL），以甲醇稀釋定容至 10.0 mL，所配出標準工作溶液濃度為 5.00 μg/mL。1.4 儀器美國安捷倫 Agilent 6890N GC 氣相層析色譜儀，帶 5973 質譜儀；Agilent HP-5MS 色譜柱（30 m × 0.25 mm × 0.25 μm）。圓頭微量注射器：氣相色譜儀用，Hamilton 10 μL。電子分析天平：瑞士 Mettler Toledo AB265-S，量程 1 mg – 61 g，精度 0.01 mg。超聲波清洗器：馬來西亞 Crest 公司。低溫離心機：美國 Eppendorf 5810R 低溫離心機。固相萃相裝置：美國 Alltech 二十四管防交叉汙染固相萃取裝置；固相萃取小柱：Waters OASIS MCX 混合型陽離子交換固相萃取小柱（3 mL/60 mg）。氮吹樣本濃縮儀：英國 Techne 樣本濃縮儀，帶 DB-3 恒溫槽。有蓋離心管、移液管、5 mL 玻璃尖底衍生反應瓶，2 mL 色譜樣品瓶帶 200 μL 內襯管等。

53黃緯庭，等 GC-MS法檢測澳門市售包裝食品中三聚氰胺的含量2 實驗方法主要參考標準方法 GB/T 22388-2008[18]、GB/T 22400-2008[19] 及 NY/T 1372-2007[20] 後，實驗方法制定如下：2.1 樣品處理於 15 mL 離心管中稱取約 0.1 ～ 0.5 g 樣本，記錄重量精確至 0.001 g，加入內標物標準工作溶液 50.0 μL，1% 三氯乙酸溶液 5.00 mL 及乙酸鉛溶液 0.200 mL，混勻後超聲波震盪 20 分鐘，離心後取上清液備用。取混合型陽離子交換固相萃取小柱，順序以 3 mL 甲醇及 3 mL 水清洗後，加入上述離心後之上清液樣本 0.500 mL，再順序以3 mL 水及 3 mL 甲醇清洗，以抽真空抽乾小柱 1分鐘，再以 3.00 mL 鹼性甲醇溶液將樣本溶出。將溶出液於 70℃下以氮氣吹乾，加入 50.0 μL 吡啶及 50.0 μL 硅烷化試劑 BSTFA，蓋好混和後置70℃下進行反應 45 分鐘，直接供氣相色譜進行注射。三聚氰胺經過硅基化衍生化反應後，其分子量由原來的 126 上升至其衍生化產物的 342，較大的衍生化產物分子，一方面將分子間的氮原子隔離，減少氫鍵的形成，使分子更易揮發；另一方面分子量增加，避開了質譜中較低分子量區域之嘈音雜訊，提高了檢測的靈敏度。2.2 GC-MS 分析條件色譜柱：HP-5MS 毛細管色譜柱（30 m × 0.25 mm × 0.25 μm）；流速：1.0 mL/min；程序升溫：75℃保持 1 min，以 15℃ /min 的速率升至 300℃，保持 8 min；傳輸線溫度：280℃，進樣口溫度：280℃；進樣方式：不分流進樣；進樣量：1 μL。電離方式：電子轟擊電離（EI）；離子源溫度：230℃；掃瞄模式：選擇離子掃瞄，三聚氰胺定性離子 m/z 99、171、327、342，定量離子 m/z 327，三聚氰胺同位素內標物定性離子 m/z 99、173、333、348，定量離子 m/z 333。2.3 標準曲線為確保分析結果質量，以內標法定量，分析過程採取空白樣本加標同時進行分析以作為標準曲線的做法：於 0.100 g 空白樣本中分別加入 1.00、5.00、20.0、100 及 250 μL 濃度為 5.00 μg/mL 之三聚氰胺標準工作溶液作標準曲線，分別相等於0.0500、0.250、1.00、5.00 及 12.5 mg/kg 之樣本而為減低可能出現之誤差，內標物則統一為加入 50.0 μL 濃度為 5.00 μg/mL 之三聚氰胺同位素內標物標準工作溶液，濃度相當於 2.50 mg/kg。標準曲線以三聚氰胺定量離子的峰面積與三聚氰胺同位素內標物定量離子的峰面積之比值為橫軸，三聚氰胺添加濃度與三聚氰胺同位素內標物添加濃度之比值為緃軸，以最小平方法進行線性迴歸，計算得出之迴歸曲線平均為：y = 0.00212x + 0.0647根據分析所得結果，確認線性範圍由 0.05至 12.5 mg/kg，標準曲線相關係數（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2）由 0.998 至 1.000。2.4 回收率、準確度、精密度及檢出限實驗為檢查其回收率及精密度，在空白樣本添加三聚氰胺標準品，按 2.1 及 2.2 各作 7 次平行測試，同時進行空白實驗。方法如下：將同一樣品稱取8 份，其中 1 份樣品按前所述進行制備作為空白樣品，而另外 7 份按添加濃度加入三聚氰胺標準液，各樣品在相同條件下進行處理及測定，並計算其回收率及精密度，而以空白樣品測定結果之標準差的 3 倍作為其檢出限。計算所得三聚氰胺回收率在 91% ～ 105%，精密度在 1.8% ～ 6.9% 之間。最低檢出限實驗所得約為 0.01 mg/kg，計算得檢測限為 0.04 mg/kg，由於小於經確認之最小線性範圍，因此以 0.05 mg/kg作為方法之檢測限，其結果見表 2。表2 三聚氰胺之濃度回收率、準確度、精密度及檢出限（n=5）添加濃度（mg/kg）回收率（%）準確度（%）精密度（%）檢出限（mg/kg）0.05 91 8.6 6.90.011.00 99 0.7 2.25.00 105 4.9 1.8

543 結果根據樣本類型分佈，將樣本分析結果按奶類、奶粉及其他食品三部分進行分析。3.1 奶類（液態奶）樣本中共 90 個不同牌子或同一牌子不同批號之液態鮮乳樣本及乳製品樣本，樣本種類包括：鮮牛乳、還原乳（即使用乳固體加水調製而成）及淡奶等。檢測結果其中三聚氰胺污染的情況並不明顯，由於市面上取得之液態奶一般都不是供嬰幼兒飲用，對照臨時管理限量值，即嬰兒配方食品以外的其他一般食品中不得超出 2.5 mg/kg，未有發現不合格樣本，其中檢出三聚氰胺濃度較高的一個淡奶樣本中三聚氰胺含量亦僅約為0.09 mg/kg。而其他有被衛生當局檢出含有三聚氰胺的產品，可能由於早已在市場下架，未能取得相關樣本，因而未有在本研究中發現含有三聚氰胺的不合格產品。3.2 奶粉（固體奶）檢查 92 種不同產品之固態鮮乳及乳製品樣本中三聚氰胺含量，由於當中有供嬰幼兒食用的嬰幼兒配方奶粉，亦有供兒童或成人食用的普通奶粉，因此需要分別對照臨時管理限量值，即嬰兒配方食品中不得超出 1 mg/kg，其他一般食品中不得超出 2.5 mg/kg，以評估該樣本是否合格。其中包括 4 個奶粉樣本，檢出含有超出 1 mg/kg 的三聚氰胺，當中有 1 個屬於供嬰幼兒食用的奶粉，其餘為一般兒童奶粉或長者奶粉，而有 10 個奶粉樣本則檢出含有 0.44 至 0.87 mg/kg 的三聚氰胺。而事實上，由於本澳的臨時管理限量值於2008 年 10 月公佈，在此之前，由於缺乏完整之暴露評估數據，加上涉及嬰幼兒等高風險人群的健康安全，故此相關產品不論是否超標，只要被衛生當局抽檢出含有三聚氰胺，就會被視為不合格而迅速下架，而市民在有限度的風險溝通下，對該等產品之消費信心亦大受影響，因此許多產品在經歷整整一年後，在澳門市面上仍甚少出現。3.3 其他食品研究中共有 60 個不同牌子或同一牌子不同批號之含有奶類或蛋類原材料成分的食品樣本，包括焙烤食品如蛋糕、餅乾等，奶類糖果如巧克力、奶片等，其他飲品及即沖飲料、麵粉、牛油、起酥油等。其中包括 3 個小熊餅樣本、1 個乾吃奶片和 1 個鳳梨酥樣本，檢出含有三聚氰胺，其中 3個小熊餅樣本的三聚氰胺含量皆高於臨時管理限量值，屬於不合格超標樣本，而乾吃奶片的三聚氰胺含量亦接近臨時管理限量值的上限，鳳梨酥樣本的三聚氰胺含量則較低，約為 0.33 mg/kg。當中不合格產品由於市民欠缺信心，以致後來市面上所出售的同品牌、甚至同類型產品時，往往需要由位於其他地區，例如東南亞國家之廠房所生產的同品牌產品所取代，並標榜產地並非中國，以增加消費者的信心。綜合上述檢出含有三聚氰胺樣本之結果，見表 3。表3 部分檢出含有三聚氰胺樣本結果樣本編號三聚氰胺濃度（mg/kg）液奶＃28（淡奶） 0.09奶粉＃44 1.31奶粉＃45 1.10奶粉＃46 0.87奶粉＃54 0.75奶粉＃55 1.24奶粉＃56 0.55奶粉＃67 0.69奶粉＃68 1.37奶粉＃69 0.47奶粉＃70 0.86奶粉＃71 0.44奶粉＃72 0.74奶粉＃73 0.84奶粉＃74 0.61焙烤＃02（餅乾） 3.66焙烤＃03（餅乾） 2.63焙烤＃04（餅乾） 2.84焙烤＃13（鳳梨酥） 0.33糖果＃01（奶片） 2.39表 3 中之各項奶粉產品，全部都是由同一家

55黃緯庭，等 GC-MS法檢測澳門市售包裝食品中三聚氰胺的含量公司設於中國黑龍江之廠房，於 2008 年或以前生產的兩個不同品牌產品。而同期在德國生產的相同品牌產品（奶粉＃ 64-66）未有檢出三聚氰胺。而表列所有產品則都是由不同公司在位於中國之廠房在 2008 年或之前生產的。根據臨時管理限量值，表列樣本中不合格超標樣本共 4 個，佔整體樣本數量約 2%。三聚氰胺陰性及陽性樣本的 GC-MS 色譜圖及質譜圖見以下圖 1 及圖 2。圖1 三聚氰胺陰性樣本的GC-MS選擇離子掃瞄色譜圖及內標物（13C3, 99%, Amino-15N3, 98% - Melamine）質譜圖（RT：11.378 min）圖2 三聚氰胺陽性樣本（焙烤＃04）的GC-MS特徵離子峰色譜圖及樣本中三聚氰胺與內標物質叠加之質譜圖（RT：11.378 min）4 討論4.1 檢測方法本研究中所使用之檢測方法，經方法認證，證明回收率及精密度良好，線性範圍及最低檢出限都能滿足標準限量值需要，能適用於多種類食品。與國家標準 GB/T 22388-2008 中第三法GC-MS 法比較，檢測原理和儀器設備等方面與本法類似，但 GB 方法檢測樣本為原料乳及乳製品，本研究將檢測樣本範圍擴展至其他種類樣本，針對其他種類樣本的特性對方法進行了優化，為通用檢測方法的適用性提供了證據。4.2 健康風險評估根據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對三聚氰胺的健康風險所進行的研究[21]，考慮嬰兒可能會比成年人存在更多風險，例如嬰幼兒配方奶粉可能是其長期而唯一的營養來源，而嬰兒的腎功能亦較成年人不成熟。鑑於這些因素，FDA 決定將安全系數由 100 調升至 1000，使三聚氰胺的每日容許攝取量（Tolerable Daily Intake，TDI）已由較早期的 0.63 mg/kg bw/d 下調至 0.063 mg/kg bw/d，每日容許攝取量的定義為假設終身每日持續攝取，而對健康沒有危害的最大容許量。因此以一個體重為 60 kg 的成年人計算，每天可容許攝取 3.78 mg三聚氰胺，而不致於影響健康。而以一個體重為3 kg 的初生嬰兒計算，每天可容許攝取三聚氰胺的量就只有 0.189 mg，以嬰兒每天食用約 150 g 配方奶粉計算，只要奶粉中的三聚氰胺含量不超過1.26 mg/kg 仍然被視為是安全的。4.3 本澳食品風險本研究抽檢了澳門市面上共二百多個不同類型之食物樣本，當中檢出含有三聚氰胺之樣本約二十件，全部都是在 2008 年或以前生產的，其中含量超標的樣本有 4 件，除了當中一件嬰幼兒配方奶粉因屬於嬰幼兒之主食，可能會對健康有較大影響外，其餘樣本在正常情況下，由於並非長期大量食用，偶爾攝入稍高於 TDI 的三聚氰胺攝取量，對健康不致有太大的風險。本研究所有發現有問題之樣本都已在極短的時間內下架，以保障澳門市民的健康，在其他眾多樣本中則未有發現明顯人為摻假，證明對處理有關三聚氰胺污染食品安全事故一事，經政府相關部門適當的監察和處理後，能有效降低對澳門食品安全的風險。

56參考文獻[1] 胡虎，盛宏強，馬曉瓊，來茂德. 2008. 三聚氰胺及其同系物三聚氰酸的生物學效應和毒理學研究進展[J]. 浙江大學學報（醫學版）， 37（6）：544-550.[2] Sugita T., Ishiwata H., Yoshihira K., and Maekawa A. 1990. Determi-nation of Melamine and Three Hydrolytic Products by Liquid Chro-matography. Bulletin of Environmental Contamination and Toxicol-ogy (44):567-571[3]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9. Toxicological and Health Aspects of Melamine and Cyanuric Acid - Report of a WHO Expert Meeting In collaboration with FAO Supported by Health Canada. (2008-12-1) [2011-9-25] http://www.who.int/foodsafety/publications/chem/Melamine_report09.pdf[4] 林祥梅，王建峰，賈廣樂，梅林，王眾. 2008. 三聚氰胺的毒性研究[J]. 毒理學雜誌，22（3）：216-218.[5] 澳門衛生局. 2010. 三聚氰胺資訊專區[EB/OL].（2010-2-9）[2011-9-25]. http://www.ssm.gov.mo/design/NEWS/pg/2009/foodsafety/melamine/index_cn.html[6]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0. International experts limit melamine levels in food. (2010-7-6) [2011-9-25]. http://www.who.int/mediacentre/news/releases/2010/melamine_food_20100706/en/index.html[7] 李鋒格，姚偉琴，蘇敏，李世雨，竇輝，尚德軍，朱慧萍. 2009. 氣相色譜-質譜法快速測定牛奶中的三聚氰胺和三聚氰酸[J]. 色譜，27（2）：233-236.[8] 竇宏亮，張小華，鄭清林，王傳博. 2009. 氣相色譜-質譜法測定奶粉中的三聚氰胺[J]. 質譜學報，30（增刋）：167-169.[9] 吳惠勤、黃芳、林曉珊、鄧欣、馬葉芬、黃曉蘭、朱志鑫、羅輝泰. 2008. 氣相色譜-質譜法測定奶粉及粉製品中的三聚氰胺[J]. 分析測試學報，27（10）：1044-1048.[10] 朱馨樂，劉琪，李丹，王樹槐，汪霞. 2009. 氣相色譜-質譜法測定雞肉中殘留的環丙胺嗪及其代謝物三聚氰胺[J]. 色譜，27（4）：401-405.[11] Xia X, Ding S, Li X, Gong X, Zhang S, Jiang H, Li J, and Shen J. 2009. Validation of a confirmatory meth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melamine in egg by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and ultra-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Anal Chim Acta. 651(2):196-200.[12] 康月瓊，郝風，楊俊英，柴勇，劉吉振，熊英，褚能明. 2009. 氣相色譜-質譜法測定雞蛋中三聚氰胺含量的研究[J]. 西南農業學報，22（2）：506-508.[13] 陳義強，王宗義，張麗英，楊文軍. 2009. 氣相色譜-質譜法測定雞蛋中三聚氰胺殘留[J]. 中國畜牧雜誌，45（5）：45-47.[14] Zhao L, Zhao J, Huangfu WG and Wu YL. 2010. Simultaneous Deter-mination of Melamine and Clenbuterol in Animal Feeds by GC–MS. Chromatographia 72(3-4):365-368. [15] 王征. 2008. GC-MS法法測定動物食品中的三聚氰胺[J]. 福建分析測試，17（2）：1-4.[16] 王立君，吳銀良，楊挺，皇甫偉國. 2010. 氣相色譜-質譜法同時測定飼料中三聚氰胺和鹽酸克倫特羅[J]. 畜牧與獸醫，42（10）：38-41.[17] Litzau J.J., Mercer G.E., Mulligan K.J. 2008. GC-MS Screen for the Presence of Melamine, Ammeline, Ammelide, and Cyanuric Acid. USFDA Laboratory Information Bulletin, LIB No. 4423 http://www.fda.gov/Food/ScienceResearch/LaboratoryMethods/DrugChemical-ResiduesMethodology/ucm071759.htm[18]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 2008. 原料乳與乳製品中三聚氰胺檢測方法GB/T 22388-2008[S].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中國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19]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 2008. 原料乳中三聚氰胺快速檢測液相色譜法GB/T 22400-2008[S].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中國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20] 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行業標準. 2007. 飼料中三聚氰胺的測定NY/T 1372-2007[S]. 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21] USFDA. 2008. Update: Interim Safety and Risk Assessment of Melamine and its Analogues in Food for Humans. (2008-11-28) [2011-9-25]. http://www.fda.gov/Food/FoodSafety/FoodContaminant-sAdulteration/ChemicalContaminants/Melamine/ucm164520.htm校園文化社會和文化研究所2012/2013學年第一學期系列講座表序號系列講座日期主題主講者1 “澳門社會”系列講座 9月20日睜開眼睛看澳門珠海市博物館李世源教授2 “澳門社會”系列講座 10月4日澳門：社會語言學的富礦澳門語言學會會長程祥徽教授3 “澳門社會”系列講座 10月11日澳門年輕人將何去何從澳門立法會高天賜議員4 “澳門社會”系列講座 10月18日孫文學說來源與現代社會澳門中華教育會劉羡冰副會長5 “澳門社會”系列講座 11月15日財務及合約管理在澳門建築業的重要性澳門建築機械工程商會張禾田會長6 “澳門社會”系列講座 11月22日澳門會展業的機遇與挑戰澳門會展協會李志忠會長

57第 6 卷第 2 期澳門科技大學學報 Vol.6 No.22012 年 12 月 30 日 Journal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c 30 , 2012 比較研究泰國和印尼通貨膨脹的影響因素朱明淵，譚戈平*（澳門科技大學行政與管理學院，澳門）摘要：本文通過實證模型比較研究泰國和印尼通貨膨脹影響因素，樣本時間段為1998年第一季度至2011年第二季度。文章通過建立向量誤差修正模型，考察了消費物價指數、國內生產總值、貨幣供應量、短期存款利率、實際匯率和出口額這六個宏觀經濟變數存在的關係（長期均衡關係及其一階差分之間的短期誤差修正關係）。本文的證據表明，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呈長期顯著正相關關係，泰國和印尼通貨膨脹和存款利率存在短期負相關關係，通貨膨脹短期具有慣性。然而，本文的證據指出匯率及出口對兩國通貨膨脹有不同的影響。最後本文為經濟高速發展的新興國家在控制通貨膨脹方面提出幾點政策建議。關鍵詞：通貨膨脹；Johansen協整檢驗；向量誤差修正模型；方差分解Comparative studies on inflation determinants between Thailand and IndonesiaMingyuan ZHU, Kwoping TAM( Faculty of Management & Administration,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Macau, China )AAstractt: This study analyses and compares inflation determinants between Thailand and Indonesia from 1998 to 2011. Long-term and short-term relationships between CPI, GDP, M1, saving interest rate, real exchange rate and exports have been identified via vector error correction models. Empirical evidence suggests that economic growth has a positive assocation with inflation in the long-run, while interest rate has a negative assocation with inflation in the short-run. Furthermore, inflation itself exhibits inertia in the short-run. However, evidence in this study indicates that 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and exports can have different impact on infaltion between Thailand and Indonesia. Last, this study provides some useful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the emerging economies to curb inflation.eyyordst: Inflation, Johansen co-integration test, Vector error correction model, Variance decomposition收稿日期：2012-04-26；修訂日期：2012-07-09。通訊作者：譚戈平，男，經濟學博士。電郵：kptam@must.edu.mo，電話：853-88972239。0 引言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有著密切的關係，正如菲力普斯曲線所述，高速的經濟發展往往伴隨著相對較高的通貨膨脹。但是嚴重的通貨膨脹又會阻礙經濟的發展，通貨膨脹已經成為困擾發展中國家健康發展的難題。經濟高速增長是通貨膨脹的主要影響因素嗎？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之間的長期與短期之間有何種關係？通過對泰國與印尼這兩個國家的比較研究，本文為新興經濟體的通貨膨脹研究提供借鑒。澳門經濟近年來經歷著經濟快速發展與通貨膨脹同時出現的情況，本文亦為之提供一些有用的參考。泰國和印尼都是東盟成員國，在 1997 ～ 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中都遭受了沉重的打擊，隨後在 2000 年引入了新的貨幣政策——基於通貨膨脹

58目標（Inflation Targeting）的貨幣政策。採用通貨膨脹目標制後，在樣本區間內我們可以看到兩個國家的通貨膨脹率、利率的波動率和匯率的波動率有明顯下降。但是，在經濟復蘇的過程中又遇到了各種挫折，例如，國內政局不穩定、海嘯、H1N1 甲型流感、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等一系列事件，讓這兩個國家在復蘇的道路上前進得十分坎坷。通過實證研究，本文為發展中國家控制通貨膨脹、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提供政策建議。本文的研究特色和創新點在於：首先，本文選取了兩個經濟發展程度相似但又存在區別的東南亞國家進行通貨膨脹比較研究，從而找出發展中國家應對通貨膨脹的共同經驗。其次，研究模型是基於 Ender（2010）[1] 貨幣供給模型，而且根據研究對象泰國和印尼的具體情況增加了兩個宏觀經濟變數（實際匯率和出口額），本文的實證研究結果顯示這兩個國家的各個宏觀變數之間確實存在長期協整關係。並且從向量誤差修正模型中的短期修正係數來看，有不同程度的負向修正；從長期協整方程變數係數和方差分解的貢獻度來看，泰國和印尼有不同的實證結果，泰國的實際匯率對於通貨膨脹的影響最為顯著，然而印尼的短期存款利率對於通貨膨脹的影響最為顯著。1 文獻綜述1.1 影響通貨膨脹的宏觀經濟因素近年來，關於研究影響通貨膨脹因素有大量的文獻，大部分文獻認為經濟增長、通貨膨脹自身波動、利率、實際匯率、出口是影響通貨膨脹的主要因素。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通過建立 VECM 模型比較研究泰國和印尼的通貨膨脹影響因素，找出六個變數之間長期均衡和短期波動關係，為經濟高速發展的國家和地區提供參考。Friedman（1977）[2] 認為高通貨膨脹率可能導致更易變動的通貨膨脹率預期，由此產生未來通貨膨脹變化中更強的不確定性，這意味著出現嚴重通貨膨脹時期採取的無規則的經濟政策行為將會引發更加顯著的通貨膨脹不確定性。Payne（2009)[3] 通過建立 ARIMA- GARCH 模型，研究分析泰國通貨膨脹波動與通貨膨脹的關係，發現通貨膨脹目標制的使用可以降低通貨膨脹自身波動（如通貨膨脹不確定性）對於通貨膨脹的衝擊影響，格蘭傑因果檢驗結果顯示通貨膨脹率上升會增加通貨膨脹的不確定性。Ghosh and Rajan（2009)[4] 研究泰國和韓國外匯對國內通貨膨脹傳導機制，研究發現外匯因素是宏觀經濟的影響因素，並且外匯對泰國國內消費物價水準和進口價格的影響大於韓國。Kubo（2008)[5] 利用 VAR方法研究泰國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發現利率在短期內控制通貨膨脹功效顯著。Ghosh and Rajan（2007)[6] 比較研究亞洲開放經濟體韓國、泰國和新加坡，出口價格對通貨膨脹的影響，發現匯率傳導機制直接對國內通貨膨脹有影響，同時有效匯率是調節通貨膨脹的工具。Buiter and Miller（1982）[7] 認為實際匯率的過度波動能比其他政策更加快速地降低國內通貨膨脹率。Calvo, Reinhart and Vegh（1995）[8] 以巴西、智利和哥倫比亞為例，實證研究發現低估實際匯率與高通貨膨脹率有關係。Kamin（1996）[9] 以墨西哥為例，通過建立誤差修正模型研究發現決定墨西哥通貨膨脹的因素為，第一，真實的實際匯率非貿易市場出清時的匯率之間的差；第二，過去通貨膨脹的持續影響。Gylfason（1999）[10] 利用世界銀行 1985 ～ 1994 年 160 個國家的橫截面數據研究出口、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研究發現高通貨膨脹率和豐富的自然資源往往與低出口和經濟緩慢增長聯繫在一起。1.2 通貨膨脹目標制研究通貨膨脹目標制的文獻有很多，通常是比較採用通貨膨脹目標制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政策實施效果。例如，Prasertnukul, Kim and Kakinaka（2010）[11] 對亞洲四個採用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國家，分別是印尼、韓國、泰國和菲律賓，研究發現採用通貨膨脹目標制後這四個國家的匯率波動率下降，匯率波動率下降後可以達到通貨膨脹穩定的最終目標。Reza and Goo（2010）[12] 以

59朱明淵，等比較研究泰國和印尼通貨膨脹的影響因素泰國和印尼兩個國家的研究，發現通過實施通貨膨脹目標制，可以提高貨幣政策當局的責任感，事實證明通貨膨脹目標制在這兩個國家使用都是成功的，除了 2008 年雷曼兄弟倒閉的那一階段。另外，實施通貨膨脹目標制可以靈活地在經濟增長、控制外匯波動和減少通脹預期之間尋找平衡。Neumann and Hagen（2002）[13] 使用雙差異模型對六個通貨膨脹目標制國家和三個非通貨膨脹目標制國家在兩個樣本期：通貨膨脹目標制實施前（1978～ 1992）和通貨膨脹目標制實施後（1993～2001）進行研究比較，研究表明採取通貨膨脹目標制既可以降低這些國家的通貨膨脹水準，又可以減少通貨膨脹和利率的波動率，同時還可以穩定金融秩序，提高中央銀行的可信度，他們認為通貨膨脹目標制不失為有效的貨幣政策。Ammer and Freeman（1995）[14] 通過 VAR 模型預測新西蘭、加拿大和英國三國的通貨膨脹水準，將時間序的實際結果進行比較，發現在 20 世紀 90 年代初期通貨膨脹率下降幅度遠遠超出模型所預測的水準，說明了通貨膨脹目標制下的政策效應。他們還注意到，實施通貨膨脹目標制後這三個國家的長期利率下降了。Taylor（2000）[15] 提出，通貨膨脹目標制與貨幣政策規則存在一種共生關係：首先通貨膨脹目標制，尤其是新興市場國家的通貨膨脹目標只是固定匯率或者浮動匯率。1.3 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研究問題：Q1，影響泰國和印尼通貨膨脹的經濟因素有哪些？ Q2，這些經濟因素之間是否存在長期協整關係？ Q3，這些經濟因素對於通貨膨脹的短期影響是怎樣的？ Q4，各個經濟因素對通貨膨脹的影響程度是多少？ Q5，發展中國家宏觀政策應該做出怎樣的調整？研究目的：A1，通過實證研究來驗證實際經濟增長（Real GDP）、狹義貨幣供給量（M1）、短期存款利率（INT）、實際匯率（RER）和出口額（EXPORTS）這五個宏觀經濟變數是否影響泰國和印尼通貨膨脹的主要因素。A2，通過 Johansen 協整檢驗驗證了通貨膨脹與這五個經濟變數存在長期協整關係。 A3，建立誤差修正模型驗證六個經濟變數之間長期協整關係和短期波動。A4，採用方差分解技術考察各個因素對於通貨膨脹的貢獻度。A5，綜合實證檢驗結果，提出適合這兩個國家持續發展的宏觀政策建議。2 研究方法2.1 數據選取與處理本文對其他五個變數的原始數據進行對數化處理（除利率外）。同時由於所有數據都為季度數據，本文採用 Census X12 方法進行季節調整。本文選取居民消費物價指數（CPI）作為通貨膨脹的度量指標1；實際國內生產總值指數（Real GDP）2 作為經濟增長的度量指標；狹義的貨幣供應量（M1）作為貨幣供應量的度量指標；一年期的存款利率（Deposit Rate）作為利率的度量指標；實際匯率指數（Real Exchange Rate Index）3作為本國貨幣匯率的度量指標；出口額（Exports）作為出口貿易總額的度量指標。數據樣本區間為1998 第一季度至 2011 第二季度。為了簡化，文中用 CPI, RGDP, M1, INT, RER 和 EXPORTS 來分別代表 CPI 指數、GDP 指數、狹義貨幣供應量指數、利率指數、實際匯率指數和出口貿易指數4。2.2 研究模型基礎本文的實證研究模型是基於 Enders（2010）貨幣供給長期均衡模型。該模型由於不能直接用OLS 估算，因此採用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M）方法估算。VECM 模型適用於已知有協整關係的非平穩序列，當有一個大範圍的短期動態波動時，VECM 方程式會限制內生變數的長期行為收斂於它們的協整關係。VECM 模型中的誤差修正項可以修正長期均衡中的偏離。1. 泰國和印尼的CPI指數都是以2005年作為基期，即2005= 100。VECM模型會對LCPI取一階差分，該變量代表通貨膨脹率。2. 泰國和印尼的Real GDP指數基期都為2005年，即2005=100。VECM模型會對LGDP取一階差分，該變量代表經濟增長率。3. 泰國和印尼的實際匯率指數的基期 1990年，即1990=100。該指數上升意味該國貨幣升值；反之亦然。4. 文章中的數據來源於IMF的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IFS） , Oxford Economics, Bank of Thai land和Bank Indonesia。

60根據貨幣需求理論，個人因為要購買物品所以需要持有一定數量的貨幣，因此，名義的貨幣需求與物價存在比例關係。並且，隨著實際收入和交易數量的增加，個人想要更多的貨幣。最後，利率是持有貨幣的成本，所以，它與貨幣需求成負相關關係。模型恒等式可以寫成：　　 ttttt erypm ++++= 3210 ββββ （1）等式（1）中所有變數都是採用對數形式，除了利率。 mt 為貨幣需求； pt 為物價水準； yt 為實際收入； rt 為利率； et 為擾動項；βi 為估計參數。理論假設市場達到均衡狀態，所以研究者在收集時間序列數據時將貨幣供給和貨幣需求等同，實際收入一般以真實 GDP 來衡量，利率是用短期利率， et 是用來解釋對於貨幣供給不能解釋的那部分影響因素。這個理論模型成立的假設前提為 {et}必須是平穩的。爲了比較研究泰國和印尼兩個國家的通貨膨脹影響因素，本文將模型等式進行調整，把 pt（物價水準）這項移至等式左邊，此調整不會改變模型實質。新的模型等式運算式為：　　 ttttt erymp ++++= 3210 αααα （2）根據 Enders（2010）提出的貨幣供給模型，等式中 mt（貨幣供給），pt（物價水準）， yt（實際收入）， rt（利率）都是 I（1）即一階單整的，那麼他們的線性組合： ttttt erypm =−−−− 3210 ββββ 是平穩的（stationary）。向量 Xt 為 [ ]′tttt rypm ,,,1, ，協整向量β為 [ ]3210 ,,,,1 ββββ −−−− 。偏離長期均衡的程度是 et，因為 {et} 是平穩的，所以偏離均衡只是暫時的。眾多新興經濟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都經歷過出口的不斷加強及貿易順差的出現，繼而面臨匯率升值。這些現象最終導致通貨膨脹的出現。因此，本文在文獻的基础上，根據泰國和印尼的實際情況，特別檢驗了實際匯率（RER）和出口額（EXPORTS）對通貨膨脹的長期及短期影響。3 實證分析結果3.1 時間序列的平穩性（ADF和PP）檢驗ADF 檢驗（Augmented DF test）和 PP 檢驗（Phillips and Perron test）是實證分析中最為常用的單位根檢驗方法5。泰國數據檢驗結果見下表1。從檢驗結果可以看出，在 ADF 和 PP 檢驗中除了 INT-SA（利率）是平穩的序列，其他五個變數在 5% 顯著水準下無法拒絕有單位根的零假設，所以是非平穩的。經過一階差分後，ADF 檢驗在5% 顯著水準下拒絕有單位根的零假設，序列都平穩了皆為一階單整 I（1）。這些結果滿足建立VECM 模型的要求，即至少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變數有單位根（不平穩）。表1 泰國數據單位根檢驗結果指標變數 ADF（P值） PP（P值）LCPI-SA 0.9913 0.9930LRGDP-SA 0.7374 0.8994LM1-SA 0.8612 0.8612INT-SA 0.0001 0.0001LRER-SA 0.9633 0.8650LEXPORTS-SA 0.9547 0.9485表2 印尼數據單位根檢驗結果指標變數 ADF（P值） PP（P值）LCPI-SA 0.0090 0.0663LRGDP-SA 0.9996 0.9996LM1-SA 0.9478 0.9478INT-SA 0.0000 0.3572LRER-SA 0.4627 0.4671LEXPORTS-SA 0.9908 0.9797印尼數據檢驗結果見表 2。從檢驗結果可以看出，LCPI-SA, LRGDP-SA, LM1-SA, LRER-SA, LEXPO -RTS 這五個變數顯然在 5% 顯著水準下無法拒絕有單位根的零假設，所以是非平穩的。而INT-SA 這個變數的 ADF 檢驗的 P 值和 PP 檢驗結果不一致，INT-SA 這個變數反映的是存款利率，在實際中，利率變動幅度不大，一般認為是一個5. 以上使用Eviews 6.0軟體分別用兩種方法進行單位根檢驗。ADF和PP檢驗滯後階數的選擇由系統自動選擇，ADF最優滯後階數採用Schwarz Info Criterion準則。

61朱明淵，等比較研究泰國和印尼通貨膨脹的影響因素平穩的序列，另外從 ADF 的 P 值來看，十分的顯著，所以認為 INT-SA 是平穩的。對除 INT-SA 以外五個非平穩的序列一階差分，再進行ADF檢驗，在 5% 顯著水準下拒絕有單位根的零假設，都為一階單整 I（1）。3.2 Johansen協整檢驗結果根據 AIC 和 SC 資訊準則，確定協整檢驗的最優滯後期，泰國和印尼都為 2 期，類型選擇第三類有截距但無趨勢項。由 LCPI-SA, LRGDP-SA, LM1-SA, INT-SA, LRER-SA 和 LEXPORTS-SA 這六個變數組成的 VAR 系統模型的 Johansen 協整檢驗結果如下：泰國和印尼兩個國家的 Johansen 協整檢驗結果都表明，在 5% 的顯著水準下，LCPI-SA, LRGDP-SA, LM1-SA, INT-SA, LRER-SA 和LEXPORTS-SA 這六個變數之間存在一個協整向量，即變數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係。標準化的協整方程如下（為了書寫簡潔，方程中變數均省略 -SA）： ● 泰國：=1.40×LRGDP-0.50×LM1-0.02×INT+0.58×LRER　（0.51）（0.19）（0.007）（0.089）　　[2.73]　[-2.67]　[-3.58]　[6.49] -0.178×LEXPORTS+11.85 （3）（0.10） [-1.56] ● 印尼：=1.12×LRGDP-0.12×LM1-0.03×INT-0.40×LRER　（0.55）（0.15）（0.003）（0.22）　 [2.02] [-0.79] [-8.09] [-1.80] +0.43×LEXPORTS-1.11 （4）（0.11） [3.79]*（）內為標準差，[ ]為t統計量首先，從兩個國家的協整方程中可以看到通貨膨脹指數（LCPI）和經濟增長（LRGDP）正相關關係顯著，泰國 LRGDP 每增加 1%，LCPI 增加1.40%；印尼LRGDP每增加 1%，LCPI增加 1.12%。狹義的貨幣供給（LM1）對於兩個國家的通貨膨脹指數（LCPI）都有負相關關係，但是都不顯著。泰國和印尼的存款利率（INT）與通貨膨脹指數（LCPI）表現為負相關關係，並且十分顯著。泰國存款利率 INT每增加 1%，LCPI則下降 0.02%；印尼的存款利率 INT 每增加 1%，LCPI 則下降0.03%，變動程度和顯著性都比泰國要高。泰國和印尼的實際匯率（LRER）與通貨膨脹指數（LCPI）有著不同方向的協整關係。泰國的實際匯率（LRER）與通貨膨脹（LCPI）直接表現為正相關關係，十分顯著。印尼的實際匯率與通貨膨脹呈負相關關係，不顯著。泰國和印尼的出口（LEXPORTS）與通貨膨脹（LCPI）也是存在不同方向的協整關係。泰國的出口（LEXPORTS）與通貨膨脹（LCPI）呈負相關關係，出口額每增加 1%，LCPI 下降 0.18%。然而，印尼的出口（LEXPORTS）與通貨膨脹（LCPI）呈正相關關係，並且從 t 值來看顯著。3.3 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M）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M）是一個有約束的 VAR 模型，並在解釋變數中含有協整約束。由於 LCPI-SA, LRGDP-SA, LM1-SA, LRER-SA 和LEXPORTS 均為 I（1）過程，INT-SA 為 I（0）過程，且存在協整關係，因此可以建立 VECM 模型。泰國和印尼各自 VECM 模型輸出結果的統計量 2R分別為 0.44 和 0.46。泰國的誤差修正模型（為了書寫簡潔，方程中變數均省略 -SA）：tLCPI∆ =- 0.0753 1−tecm + 0.2520 　　　（0.03223）　　（0.17944）　　　[-2.33706]　　　[1.40430] - 0.1786 2−∆ tLCPI + 0.0345 1−∆ tLRGDP （0.16696）　　　（0.11513） [-1.06984]　　　　[0.29955]

62- 0.2160 2−∆ tLRGDP + 0.0657（0.14931）　　　　（0.04185） [-1.44679]　　　　 [-0.71335]- 0.0236 + 0.0055 1−∆ tINT（0.03314）　　（0.00224） [-0.71335]　　　 [2.45637]+ 0.0029 2−∆ tINT + 0.0571 1−∆ tLRER（0.00253）　　（0.04424） [1.16588]　　　　[1.29202] + 0.0514 2−∆ tLRER - 0.0072 1−∆ tLEXPORTS （0.03871）　　　　（0.03141） [1.32756]　　　　　 [-0.22967] + 0.0214 2−∆ tLEXPORTS + 0.0070 （5）（0.03058）　　　　　　（0.00220） [0.69869]　　　　　　　[3.18120]*（）內為標準差，[ ]為t統計量其中 1−tecm = LCPI（-1）- 1.4046 × LRGDP（-1） + 0.5005×LM1（-1）+ 0.024×INT（-1） - 0.5771×LRER（-1） + 0.1776×LEXPORTS （-1） - 11.8466 （6）在以上的誤差修正模型中，所估計的誤差修正係數為-0.0753，從 t統計量來看係數比較顯著，這符合短期方程對長期方程的負反饋過程，即當上述變數偏離長期均衡時，LCPI 的下一期增量會在經濟增長（LRGDP）、狹義貨幣供給（LM1）、存款利率（INT）、實際匯率（LRER）和出口額（LEXPORTS）的共同作用下，以 7.5% 的速度向長期均衡靠攏，最終實現長期均衡。誤差修正模型中各個變數的係數小於協整方程中各變數的係數，這說明各變數對通貨膨脹的短期影響小於長期影響。印尼的誤差修正模型（方程中變數均省略 -SA）：tLCPI∆ =-0.0864 1−tecm -0.0022 1−∆ tLCPI 　　　（0.02626）　　（0.14355）　　 [-3.29159] [-0.01506] + 0.2142 2−∆ tLCPI + 0.014382 1−∆ tLRGDP （0.15325）　　　（0.43879） [1.39803]　　　　[0.03278]- 0.2423 2−∆ tLRGDP - 0.0348 （0.25364）　　　　（0.04082） [-0.95523]　　　[-0.85375]+ 0.0186 + 8.47E-05 1−∆ tINT （0.05273）　　　　（0.00144） [0.35287] 　　　　　[0.05877] + 0.0013 2−∆ tINT + 0.1070 1−∆ tLRER （0.00115）　　（0.04951） [1.11449] 　　　 [2.16206] + 0.0602 2−∆ tLRER - 0.0564 1−∆ tLEXPORTS （0.04655）　　　　（0.04106） [1.29283]　　　　　[-1.37380] - 0.0452 2−∆ tLEXPORTS + 0.0154 （7）（0.03911）　　　　　　（0.01042） [-1.15628]　　　　　　　[1.47309]*（）內為標準差，[ ]為t統計量其中 1−tecm =LCPI（-1）-1.1180 × LRGDP（-1） + 0.1191 × LM1（-1） + 0.0282 × INT（-1） + 0.4030 × LRER（-1）-0.4257 × LEXPORTS（-1）+ 1.1149 （8）從印尼的誤差修正模型數據結果來看，誤差修正項 ecm 的 t 檢驗值為 -3.2915，表明該係數的估計值顯著，誤差修正項對偏離長期均衡的調整力度為 8.6%。3.4 VECM模型殘差檢驗接下來，將對泰國和印尼兩個國家所建立的VEC-M 模型進行殘差檢驗，檢驗包括：自相關

63朱明淵，等比較研究泰國和印尼通貨膨脹的影響因素LM 檢驗、殘差正態分佈檢驗（JB 檢驗）和 White異方差檢驗（不帶交叉項）三個檢驗。泰國模型殘差自相關 LM 檢驗，零假設為：滯後 h 階後不存在自相關，由於泰國模型滯後階數為 2，滯後 2 階時 p 值為 0.9222，接受零假設，即不存在自相關。從 VECM 殘差正態分佈檢驗結果看出，六個統計分量的聯合檢驗的 p 值為 0.5897，所以接受零假設：殘差是多元線性正態分佈。VECM 殘差的 White 異方差聯合檢驗的 p 值為 0.3079，不能拒絕零假設：不存在異方差，即模型的殘差不存在異方差。綜上所述，泰國的 VECM 模型是合理的。印尼的 VECM 模型殘差自相關 LM 檢驗，零假設為：滯後 h 階後不存在自相關，印尼模型滯後階數為 2，滯後 2 階時 p 值為 0.2397，接受零假設，即不存在自相關。從 VECM 殘差正態分佈檢驗結果看出，六個變數的聯合檢驗的 p 值為 0.38，所以接受零假設：殘差是多元線性正態分佈。VECM 殘差的 White異方差聯合檢驗的 p 值為 0.3294，不能拒絕零假設：不存在異方差，即模型的殘差不存在異方差。綜上所述，印尼的 VECM 模型也是合理的。3.5 方差分解方差分解主要檢驗各宏觀變數滯後值的短期變動可以解析通貨膨脹的短期變動比列。方差分解估算系統中各個變數的隨機新生所作的貢獻占總貢獻的比例隨時間而變化的情況。下面用Cholesky 分解法對 LCPI-SA, LRGDP-SA, LM1-SA, INT-SA, LRER-SA 和 LEXPORTS-SA 進行方差分表3 通貨膨脹指數的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 of LCPI_SA:Period S.E. LCPI_SA LRGDP_SA LM1_SA INT_SA LRER_SA LEXPORTS_SA1.0000 0.0116 62.8100 37.19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2.0000 0.0190 57.1168 38.2041 0.2523 0.4312 3.7043 0.29133.0000 0.0237 49.7851 35.9275 0.2099 1.2134 12.5205 0.34364.0000 0.0270 44.1997 32.3756 0.1861 2.4033 20.5560 0.27945.0000 0.0298 39.9058 31.5535 0.3421 3.2142 24.7127 0.27176.0000 0.0332 37.1678 31.6987 0.4287 4.0365 26.3936 0.27477.0000 0.0366 35.3998 31.9215 0.5581 5.0517 26.7819 0.28718.0000 0.0399 34.3139 32.3846 0.6235 6.1978 26.1926 0.28769.0000 0.0432 33.6792 32.7741 0.6412 7.4891 25.1400 0.276510.0000 0.0461 33.2536 33.1273 0.6196 8.7585 23.9783 0.2627Cholesky Ordering: LRGDP_SA LCPI_SA LM1_SA INT_SA LRER_SA LEXPORTS_SA表4 印尼通貨膨脹指數的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 of LCPI_SA:Period S.E. LCPI_SA LRGDP_SA LM1_SA INT_SA LRER_SA LEXPORTS_SA1.0000 0.0054 99.9349 0.0651 0.0000 0.0000 0.0000 0.00002.0000 0.0073 97.6661 0.0630 0.4498 0.4167 1.1169 0.28753.0000 0.0098 95.9319 0.7025 0.2654 0.9280 1.8710 0.30124.0000 0.0117 93.8939 0.6494 0.2615 2.8618 2.0488 0.28465.0000 0.0135 91.1608 0.6907 0.2090 5.3620 2.2743 0.30326.0000 0.0151 88.3604 0.5694 0.1722 8.0136 2.4674 0.41717.0000 0.0165 85.7199 0.4830 0.1564 10.3593 2.5994 0.68218.0000 0.0179 83.9232 0.4361 0.1412 11.8688 2.7029 0.92799.0000 0.0191 82.8616 0.3989 0.1380 12.7354 2.7815 1.084510.0000 0.0203 82.2844 0.3652 0.1364 13.1947 2.8363 1.1830Cholesky Ordering: LRGDP_SA LCPI_SA LM1_SA INT_SA LRER_SA LEXPORTS_SA

64解，結果如表 3 所示。本文研究目標是宏觀經濟各個變數對於通貨膨脹的影響，因此我們這裡主要考察各個變數對通貨膨脹指數（LCPI-SA）的方差分解。從以上泰國的通貨膨脹（LCPI-SA）方差分解分析結果來看，通貨膨脹自身與經濟增長（LRGDP-SA）兩個變數的衝擊對於泰國通貨膨脹的貢獻度最大，至第 10 期時，影響分別為33.25% 和 33.12%。其次是實際匯率對於通貨膨脹的貢獻度在第 10 期時仍為 23.98%；利率在第 10期時貢獻度占 8.75%；貨幣供給（LM1）和出口（LEXPORTS）對通貨膨脹的貢獻度十分微弱，在第 10 期時都在 1% 以內。從以上表 4 印尼的通貨膨脹（LCPI-SA）方差分解結果來看，通貨膨脹自身的貢獻度最大，從第8 ～ 10 期仍占大約 83%，其次是存款利率（INT-SA）對於通貨膨脹在貢獻度在第 8 ～ 10 期占 13%左右，實際匯率（LRER）和出口（LEXPORTS）對於通貨膨脹的貢獻度不高，在第 10 期時占到2.8%和 1.1%左右。然而，經濟增長（LRGDP-SA）與狹義貨幣供給（LM1-SA）對於通貨膨脹的貢獻度最低，在第 2 期開始就只占到 0.5% 以內，並且逐步衰減。這一現像有待進一步的研究去提供更合理的解釋。4 結論4.1 泰國和印尼兩國比較4.1.1 相同點1）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呈長期顯著正相關關係。經濟增長與物價穩定是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目標，因此，每當出現通貨膨脹趨勢的時候，關於經濟是否過熱以及是否需要採取緊縮政策等一系列問題就會引起各個方面的關注。事實上，無論是從經濟學理論還是從各國經濟發展的實踐來看，通貨膨脹率與經濟增長率之間都存在著密切的關係。泰國和印尼都屬於發展中國家，目前仍存在粗放式經濟增長、投資結構不合理、投資效率低以及消費基金膨脹等問題。儘管綜合要素的生產貢獻份額在提高，但總體上說，經濟增長方式依然是粗放型，正因為如此，較高的經濟增長往往會伴隨著通貨膨脹。2）泰國和印尼通貨膨脹指數和存款利率存在短期負相關關係。由於泰國和印尼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都將利率作為操作目標。因此，利率與通貨膨脹之間存在顯著的長期協整負相關關係。3）貨幣供給量與通貨膨脹指數協整關係不顯著，方差分解貢獻度低。貨幣數量論解釋通貨膨脹的基本思想是，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物價水準的高低和貨幣價值的大小是由貨幣數量決定的。這一理論的基礎是方程式：MV=PY。其中 M 為貨幣供應量，V是貨幣流通速度，P 為價格水準，Y 為實際收入水準或產出。如果貨幣流通速度不變，則貨幣供應量增加，通貨膨脹率增加。但是，協整關係和方差分解顯示狹義貨幣供應量和通貨膨脹指數呈負相關關係且不顯著是由於貨幣流通速度 V 受到利率 r 的影響，貨幣數量論認為 V 是不變的則以上關係成立。但是，實際中貨幣流通速度是隨利率 r變化而變化的，所以狹義貨幣供給對於通貨膨脹方差分解貢獻度低。而且，實證模型已包括利率和貨幣供應量兩個貨幣政策工具變量。根據貨幣供給與需求模型，貨幣供給量與利率水平一一對應，因此主要由利率變量來反應貨幣政策的變動。4）兩個國家通貨膨脹自身的波動對於通貨膨脹的方差分解貢獻度都是最高的，這意味著通貨膨脹的自身波動對通貨膨脹的影響較大。一方面，通貨膨脹不確定性較多，社會公眾通貨膨脹預期強烈，會影響其投資、消費和儲蓄行為，進而可能對未來通貨膨脹惡化和蔓延程度產生較大的影響。也就是說通貨膨脹短期具有慣性。4.1.2 不同點1）泰國的實際匯率在長期協整關係中，與通貨膨脹指數呈顯著正相關關係，即泰國貨幣的升值會引起通貨膨脹率的升高。主要是由於 97 金融危機後，泰國改變了匯率制度，轉向了管理浮動

65朱明淵，等比較研究泰國和印尼通貨膨脹的影響因素匯率制。泰國是典型的“小型開放經濟體”，貨幣當局擁有較少的國際貨幣儲備，因此在“不可能三角”中優先考慮資本自由流動與貨幣政策獨立性目標，因此實行了有彈性的管理浮動匯率制。然而，泰銖的持續升值削弱了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資本管制的非對稱性增加了金融市場的不確定性體現出管理浮動匯率制的局限性。另外，在全球流動性過剩的背景下，匯率預期將國外流動性引入國內，形成“泰銖升值預期——外部資金流入——流動性過剩——物價上升”的邏輯演進。泰國經濟復蘇迅速，發展前景良好，泰銖有升值預期，緩慢升值，吸引了國內外資金進入房地產和股票市場，推高資產價格，資產價格上揚帶來的流動性偏好、財富效應和資產負債表效應，易於產生物價的上漲壓力。在匯率持續升值的情況下，資產價格上漲預期也較強，只要資產價格上漲的預期收益（扣除風險溢價），超過其他投資管道收益（如銀行存款利息或真實經濟投資收益），資產價格將暴漲，名義利率和預期通脹率也將隨之雙雙上揚。相反，印尼的實際匯率與通貨膨脹之間呈負相關關係，即印尼盾升值會降低通貨膨脹率，但是從 t 值來看關係不顯著。當印尼盾走強，使印尼國內進口成本下降，從而一定程度上會使通貨膨脹得到緩解。但是，印尼外貿出口占經濟增長比重小，因此關係不顯著。2）與泰國的數據比較，印尼的出口相對比較薄弱，但是印尼出口卻與通貨膨脹呈顯著正相關關係6。泰國是出口導向型的經濟，但是出口與通貨膨脹關係不顯著。原因可以解釋為，泰國的出口始終在經濟中佔有重要地位，無論是發生金融危機還是不發生金融危機，出口占整個經濟的比重一直很高，因此，出口額的變化並不會影響到通貨膨脹的變化。然而，印尼的情況與泰國不一樣。印尼的經濟結構中，國內消費一直占主導，出口是薄弱環節，6. Word Bank數據表明，從2000年至2010年泰國的貨物和服務年度出口總額占GDP比重基本在64.2%～76.4%，而印尼為24.1%～40%。如果出口增加，會促進經濟快速增長，從而增加通貨膨脹率。另外，印尼出口的產品種類也與泰國不同，印尼主要是以初級原料為主，例如棕櫚油、礦物燃料、橡膠和金屬等。但是，國內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也需要這些初級原料，因此會產生國內供不應求，原料價格上漲，引起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所以，印尼的出口與通貨膨脹呈顯著正相關關係。5 政策建議從泰國和印尼兩個國家的實證結果分析可以看出，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也要注意防止發生嚴重通貨膨脹。當然，適度的通貨膨脹是能夠促進經濟增長的。因此，筆者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議：1）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同時，要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促進消費、投資和出口這三駕馬車齊頭並進、協調發展。泰國要增加國內消費，降低外貿依存度；印尼應該提供穩定的投資環境，增加出口，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地發展。2）靈活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提高貨幣政策有效性。泰國一直以出口導向為經濟引領點，大量的外匯儲備，國外遊資進入泰國的股市、房地產，出現泡沫，資產價格劇烈波動。因此，需要適當控制貨幣供應量的增長率，並不是說，貨幣供應量與通貨膨脹關係不顯著，就可以任意發行貨幣，應該要使貨幣供應量與國民經濟發展相適應，充分考慮貨幣乘數，靈活使用公開市場業務、存款準備金等貨幣政策工具。3）在整頓金融體制和金融機構改革方面，在推行經濟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過程中，應該注意防範金融風險。4）完善國家法律和金融制度，提高央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從而提高貨幣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同時，應該提高貨幣政策制定和實施的透明度，央行在建立相應的巨集觀經濟模型，來對未來的通貨膨脹、匯率趨勢、貨幣需求量等經濟指標時，模型細節和應用也向公眾開放，從而使得公眾對

66未來貨幣政策有正確的預期，通貨膨脹水準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5）建立良好的央行信譽。作為執行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國家，央行定期發佈通貨膨脹報告，向公眾說明通脹目標執行情況，如果發生目標偏離，要解釋偏離原因和調整恢復的時間計劃，並隨時準備回應政府和公眾疑問。央行信譽的建立與央行的獨立性密切相關。央行提供的通貨膨脹報告必須如實反映問題，不能有人為的修改，維護好央行的信譽，保持獨立性。參考文獻[1] Enders, W. (2010), Applied Econometrics Time Series, John Wiley & Sons, Inc. p357.[2] Friedman, M. (1977). Nobel lecture: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 JSTOR: 451-472.[3] Payne, J. E. (2009). Inflation targeting and the inflation -inflation uncertainty relationship: Evidence from thailand.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16(3), 233-238.[4] Ghosh, A. and R. S.Rajan(2009).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in Korea and Thailand: Trends and determinants. Japan & the World Economy, 21, 55-70.[5] Kubo, A. (2008). Macroeconomic impact of monetary policy shocks: Evidence from recent experience in Thailand.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19, 83-91.[6] Ghosh, A. and R. S.Rajan (2007).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xport price pass-through in three open asian economies: Korea, Singapore and Thailand. Global Economic Review, 36(3), 287-299.[7] Buiter, W. H. and M. H. Miller (1982). Real exchange rate overshooting and the output cost of bringing down inflation,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ss., USA.[8] Calvo, G. A., C. M. Reinhart and C. A. Vegh. (1995). Targeting the real exchange rate: theory and evidence, Elsevier. 47: 97-133.[9] Kamin, S. B. (1996). Real exchange rates and inflation in exchange-rate based stabilizations: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US).[10] Gylfason, T. (1999).Exports, inflation and growth, Elsevier. 27: 1031-1057.[11] Prasertnukul, W., D. Kim, et al. Exchange rates, price levels, and inflation targeting: Evidence from Asian countries, Elsevier. 22: 173-182.[12] Reza, Y. S. and S. Goo. (2010). Effectiveness and commitment to inflation targeting policy: Evidence from indonesia and thailand.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1, 113-128.[13] Neumann, M. J. M. and J. V. Hagen (2002). Does inflation targeting matter?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84: 127-148.[14] Ammer, J. and R. T. Freeman (1995). Inflation targeting in the 1990s: the experiences of New Zealand, Canad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Elsevier. 47: 165-192.[15] Taylor, J. B. (2000). Low inflation, pass-through, and the pricing power of firms, Elsevier. 44: 1389-1408.校園活動澳門科技大學成功舉辦第二屆運動會由澳門科技大學學生會主辦，澳門基金會、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贊助的澳門科技大學第二屆運動會於11月2日及4日在學校田徑運動場舉行，586名學生參加了兩天共19項賽事。陳曦副校長在開幕致辭中表示，大學重視學生的體育運動，認為這是一項在大學必不可缺的培育工作，透過運動培養學生追求卓越的人文精神。閉幕禮上，許敖敖校長祝賀獲獎運動員並感謝一直支持澳科大工作的各友好單位，感謝澳門田徑總會和澳門拔河總會擔任個人賽和團體賽的裁判，讓運動會的公平與正規得到了充分的保障。他勉勵科大學生會再接再厲，弘揚體育，並期望學生會能像奧運會聖火傳遞那樣將運動會一屆一屆傳承下去，成為澳科大的優秀校園文化景觀。創業就業發展中心2012/2013學年第一學期組織校園活動一覽表序號校園活動日期主題主講者1 創業就業講座 9月25日做行動的夢想者 ——當代大學生就業創業與生涯發展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副校長、國際勞工組織 KAB創業教育中國研究所所長李家華教授2 校友分享會 9月28日四位校友分享自己的大學生活與就業發展過程中的經驗中國電信（澳門）公司、中國銀行澳門分行、澳門電信、銀河集團四位校友3 創業就業講座 10月12日如何在大學中脫穎而出對外貿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廉思副教授*說明：校友分享會為創業就業中心與校友會聯合總會合辦

67第 6 卷第 2 期澳門科技大學學報 Vol.6 No.22012 年 12 月 30 日 Journal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c 30 , 2012 組織政治知覺與員工離職傾向： “群體互動”跨層次調節角色的驗證張博堅1，簡睿清2，林桐銘3（1. 澳門科技大學行政與管理學院，澳門；2.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科，臺灣）（3. 國立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臺灣）摘要：過去組織政治知覺的研究，要不是局限在有關政治知覺對員工的態度和行為的影響關係，就是探討影響此關係的調節效果，而且焦點都僅集中在個人層次的分析。然而，基於組織具巢套的特性及互動論的觀點，本研究提出一個可能存在的群體影響因素——群體互動，並且使用層級線性模型分析其和政治知覺、員工離職傾向間的影響關係，以期延伸既有的組織政治知覺理論模型至不同層次。本研究樣本來自於1170個員工，101個工作群體，結果顯示組織政治知覺及群體互動對員工離職傾向具顯著之直接影響效果，而且，群體互動在政治知覺與員工離職傾向之間扮演跨層次調節的角色。針對上述結果，本研究提出相關的討論與建議。關鍵詞：組織政治知覺；互動論觀點；群體互動；層級線性模型；離職傾向Perceptions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and Employees' Turnover Intentiont: The Cross-level Moderating Role of Group InteractionPo-Chien CHANG1, Jui-Ching CHIEN2, Tong-Ming LIN3( 1.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aculty of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Macau )( 2. Yun-Ing Junior College of Health Care & Management, Department of Senior Citizen Service Management, Taiwan )( 3.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Taiwan )AAstractt: Previous studies of employees’ perceptions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POP) have not fully emphasized the effects and influencing mechanisms of higher level factors. Instead, they concentrated mostly on individual level analysis. However, the inherited nested and multi-level nature across organizations might shape the permeating context which can have inevitable impacts upon employees’ attitudes and behavior. In this study, we extend the original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POP with formal consideration of one cross-level factor (i.e. group interaction) and apply interactionist perspective and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HLM)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OP, turnover intention, and group interaction. The results, based on 1170 employees constituting 101 work groups, revealed that both individual- level (POP) and group-level (group interaction) factors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individual employees’ turnover intention. Meanwhile, group interaction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 and individual employees’ turnover intention.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implications of the findings are discussed.eyyordst: Perceptions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POP); Group interaction; Interactionist perspective;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HLM); Turnover intention.收稿日期：2012-03-28；修訂日期：2012-06-26。通讯作者：張博堅，男，博士，澳門科技大學行政與管理學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嚮：組織政治、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跨文化研究。E-mail：pcchang@must.edu.mo，電話：（+853）8897-2947

680 緒論在過去二十年，組織政治的研究在組織科學的領域已激起許多研究者的興趣，且逐步地發展至一個理論和實徵調查結果皆成熟的階段。回顧過去有關組織政治的研究，幾乎所有研究主題都圍繞在 Ferris, Russ, & Fandt （1989）[17] 所提出的組織政治知覺原始模型進行分段討論和分析。然而，令人遺憾地，即使在 Ferris （1989）[17] 等人所建構的原始模型中已呈現出跨層次（cross-level）的概念架構，但現有的實徵研究幾乎仍都採取單一層次（single-level）的分析邏輯，且大部分專注於個體層次（individual-level）的分析。例如 Atinc, Darrat, Fuller, & Parker （2010）[2]; Fedor, Ferris, Harrell-Cook, & Russ （1998）[12]; Ferris, Frink, Galang, Zhou, Kacmar, & Howard （1996）[14]; Ferris & Kacmar （1992）[16] 及 Valle & Perrewe （2000）[59]，主要把焦點集中在個人對組織結構因素、工作環境因素的知覺及個人屬性對政治知覺的影響（即影響政治知覺前因變項的探討），而 Chang, Rosen, & Levy （2009）[7]; Ferris, Adams, Kolodinsky, Hochwarter, & Ammeter （2002）[13]; Harrell-Cook, Ferris, & Dulebohn （1999） [25]; Harris, Harris, & Harvey （2007）[26] 及 Randall, Cropanzano, Bormann, & Birjulin （1999）[53] 則把研究焦點集中在政治知覺與後果變項（例如工作滿足、工作焦慮與組織退縮）間關係之探討。Kozlowski & Klein （2000）[39] 指出研究者在研究中僅採用單一分析層次（即個體層次）而忽略可能影響或限制個體行為發生的脈絡因素（contextual factors）的作法，在本質上已忽略了組織多層次鑲嵌（embedded）的特性，且就實務現象的觀察角度而言，僅從單一分析層次分析的結果，並無法明白顯示出個人和環境的互動關係及其聯合對個體態度和行為的影響，簡單地說，就如同 Hackman （2003）[23] 所述的，單獨局限於某一特定分析層次的研究並不足以勾勒出組織現象的原貌。綜上所述，組織固有階層的特性於研究中不應被忽略，而且，發生於個體態度或行為改變的影響因素並非僅僅來自於個人，相對地，來自於群體、部門甚或是組織的脈絡因素都可能對個體的態度和行為產生影響（不論是直接或互動效果）。鑑於此，本研究擬以綜觀（meso）觀點，即不再如同過去組織政治的研究，把研究焦點僅局限於個體（即微觀觀點）層次因素的分析，而是再加入脈絡因素的影響，期能彌補以往組織政治研究僅以單一層次分析的缺憾，同時亦希望藉由此跨層次組織政治研究架構的建立，能對於Ferris （2002）[13] 等人針對 Ferris （1989）[17] 等人的政治知覺原始模型修改時所述的“未來組織政治的研究者應當投注更多的心力在脈絡因素的探索上，同時發展出適當的跨層次分析模型”有所呼應。另外，從過去多數的研究結果發現組織政治的確普遍散佈於各組織中，而且通常會對組織及個人產生負面的影響（Cropanzano, Kacmar, & Bozeman, 1995[10]; Ferris, Adams, Kolodinsky, Hochwarter, & Ammeter, 2002[13]; Kacmar & Baron, 1999[34]）。因此，近年來，組織政治的研究者已逐漸地把研究焦點轉移到“到底哪些變項能夠減緩組織中政治氛圍所帶給員工的負面衝擊呢？”的議題（例如 Brouer, Harris, & Kacmar, 2011[5]; Chen & Fang, 2008[8]; Harris, K. J., Andrews, M. C., & Kacmar, K. M., 2007[27]; Valle & Perrewe, 2000[59]; Valle & Witt, 2001[60]），其中最引起學者們廣泛討論的兩個影響變項是員工對工作環境知覺到本身能“瞭解（understanding）”及“控制（control）”的程度。過去多數的研究（例如 Ferris, Frink, Gilmore, & Kacmar, 1994[15]; Ferris, Frink, Galang, Zhou, Kacmar, & Howard, 1996[14]; Gilmore, Ferris, Dulebohn, & Harrell-Cook, 1996[21]; Witt, Andrews, & Kacmar, 2000[62]）證實員工對於他們本身知覺組織政治後的反應，可依他們經驗可控制的程度和對事情的瞭解程度不同而有所差異。例如員工若能瞭解組織內政治生態，視組織內的政治行為是一項“機會”而去效法時，則可增加其工作滿足，

69張博堅，等組織政治知覺與員工離職傾向： “群體互動”跨層次調節角色的驗證並減少工作焦慮及降低離職傾向；但如果員工對其環境不瞭解，則可能對其所處的政治情境感到“威脅”，從而增加工作焦慮及離職傾向，降低工作滿足。雖然過去的研究已證實個人知覺本身對於工作環境的瞭解及控制程度可減緩組織政治所帶來的負面反應，然而，鑑於組織具“巢套”層級結構的特性（例如個人附屬於工作群體，工作群體附屬於部門，部門附屬於組織）及早期組織行為理論的陳述，許多學者（例如 Bliese, 2000[4]; Griffin & Hofmann, 1997[22]; Katz & Kahn, 1978[36]; Rousseau, 1985[56]）一再地強調組織中個人的知覺反應與接續的態度和行為間的關係，不應僅僅受到個人特質因素的影響，而且可能受到來自於工作群體、部門及組織等脈絡因素的影響，甚或是彼此間相互作用下的產物。因此，在基於 Lewin （1951）[41] 所述個體行為乃是由個人因素與環境因素所交互決定的互動論（interactionist）觀點及Mischel （1977）[47] 所提出的個體在不同情境強度的環境中，將受此環境影響而展現出不同個體變項間關係的情境強度理論（situational strength theory）觀點下，本研究遂於研究架構中提出一個代表著圍繞或存在於工作環境中一種能促進彼此瞭解、溝通、合作及降低競爭壓力的群體特質脈絡調節因素 —— 群體互動，以期藉由這樣一個存在於不同層次，但卻與原本政治知覺模型中調節變項（瞭解、控制）具正向關聯的脈絡調節因素能創造出一個有別於以往的脈絡調節效果。最後，由於本研究的整體模型係屬一跨層次的分析架構，因此，為了能讓理論思維與實徵策略一致，本研究擬採用層級線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HLM）系統性地驗證研究中所提出的組織政治跨層次完整理論模型，以彌補過去研究者為了統計分析的可行性，而僅依照微觀或宏觀的角度進行分析（即將資料進行分計或合計），可能造成研究結果偏誤的缺憾。本研究最終亦期望這個植基於理論觀點出發而且藉由適切的分析方法而得到的研究結論能對於 Rousseau （1985）[56] 所述的：“理論必須是立基於其所欲應用的分析層次上加以建構而成的”有所呼應。基於上述，本研究之目的有二，其一是提出一個在政治知覺模型中，可能存在影響政治知覺與後果變數間關係的脈絡因素，以期延伸既有的組織政治知覺模型；其二則在於以跨層次分析的理論架構與分析方法，驗證不同層次因素間的影響關係，以期讓理論呼籲與實徵策略一致。1 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推導1.1 群體互動“群體”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個人，彼此相互影響、相互依賴，為了達成共同目標所形成的具有穩定關係的結合。然而，其中有一點必須注意的，並非所有個人的集合就稱為群體，例如，在街角等公車的一群人並非就是群體，或是在公司餐廳吃飯的一群人，也並不必然構成一個群體，因為群體一詞通常意味著成員間存在某種程度的互動及依賴，而這樣的互動性及互依性亦常被認為是達成群體共同目標所必備的條件（Albanese & Van Fleet, 1983[1]）。而所謂“互動”，簡單地說，是指人與人之間在社會規範約束下交互反應與溝通的過程。人與人之間如果沒有互動，就不會形成社會。社會互動會產生一種連帶關係，也會形成社會網絡，將人與社會結合在一起。換言之，透過互動過程，人與人之間的態度、感情與行動會相互影響，進而改變彼此的行為模式。結合上述有關群體及互動的個別定義，所謂的工作群體互動代表的是在組織中某特定工作環境內的個人，彼此藉由相互分享資訊，互相合作、處理例行性任務以達成群體共同目標的一種動態的活動模式。基本上，群體互動的概念隱含成員間溝通（communication）、協調（coordination）及合作（cooperation）的過程（process）及形態（pattern）（George & Jones, 1999[20]），而且它被認為是形塑員工的態度和行為不可忽略的群體特性之一（Perlow, Gittell, & Katz, 2004[51]）。一般而言，在一個工作環境中，群體互動的氛圍和品質對員工影響甚大，因畢竟群體成員每天就是在

70這樣一個可感知和可觸及的環境中工作的。依據 Albanese & Van Fleet （1983）[1] 的分類方式，群體互動的模式可分為四種：（1）假性互動（pseudo-interaction）：人們互動的方式就像遵守事先預設好的戲劇腳本一樣。此類的互動就像角色扮演，參與者只扮演屬於他自己那一份角色，而非真正的彼此互動，例如一位公車司機與其乘客間的互動；（2）反應互動（reactive interaction）：人們對他人的行動自然採取反應，而未採取任何的行動策略。例如某一成員對另一成員未預期的行動，立刻採取某種反應；（3）不均勻互動（asymmetrical interaction）：此種互動主要結合了假性互動與反應互動。例如當一個面試者進行某一結構性的面談（假性互動）時，求職者對問題進行回答（反應互動），就產生了不均勻互動；（4）共同互動（mutual interaction）：此種互動通常與工作群體結合在一起，在共同互動的情況下，群體成員知道群體的任務為何及知道為達成它須遵守何種規範。成員彼此間進行面對面互動，對他人行動產生回應，因而修改自己的策略和行為。雖然所有上述之四種互動均可能存在於工作群體中，但通常還是以共同互動為最典型，因為共同互動在同事間是最普遍發生的事，基於此，本研究所界定的群體互動將以同一工作情境下之成員共同互動模式為主。綜合上述之說明，群體互動對工作群體成員來說，它可以被視為是圍繞或存在於工作環境中的一種刺激源和現象，且會影響內部成員的行為和反應（Mowday & Sutton, 1993[49]）。Johns （2006）[33] 曾明白指出一個群體層次的系絡情境因素影響個體層次之依變項的可能路徑有二，一為直接系絡效果（directing effect of contextual factor），另一則為調節系絡效果（moderating effect of contextual factor），因此，本研究於後續研究假設的推論中將分別就此兩角色進行討論與驗證。1.2 個體層次的推論基於過去組織政治研究的文獻，組織政治指的是一種不被組織認可、自利的（self-serving）及不合法（illegitimate）的活動，它對組織及組織內的成員會造成傷害（Ferris, Russ, & Fandt , 1989[17]; Kacmar & Baron, 1999[34]）。一般而言，對組織成員來說，為了避免政治活動的涉入及影響，因此較少可能會持續地待在充滿組織政治氣氛的環境，而選擇直接地離開組織（Frost, 1987[18]）。當我們以一個員工對於所處環境回應模式（environmental responsiveness model）來看組織政治知覺對於員工的態度和行為的影響時，可以利用部分社會資訊處理程序理論（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的觀點來解釋，社會資訊處理程序理論核心之觀點在於它基於一個基本的前提，即個體均為具有某種適應能力的有機體，他們通常會利用鑲嵌於工作生活中的社會情境所提供之線索（cues）去建構和詮釋此事實，而後調整他們的態度、行為和信念來適應此特定的環境背景（Salancik & Pfeffer, 1978[57]）。延續上述之觀點，本研究認為組織政治知覺代表的是員工對於工作環境政治氛圍的感受，因此，當一個工作情境讓員工感受到充滿高度的政治氣氛，亦即代表工作環境中佈滿從事政治活動的人（例如為個人私利而出賣他人、以卑鄙手段陷害他人使自己得利、和同事互結聯盟或小團體等），運用影響戰術（例如逢迎、向上討喜、利益交換等）去附和有影響力的人，這樣的工作環境將使人覺得他們所在的工作情境是時時受脅迫且被加諸壓力去從事政治活動以達成目標的，因此，他們通常會對這樣的環境產生負面的感受，降低承諾感，甚或產生離職的傾向。 Hall, Hochwarter, Ferris, & Bowen （2004）[24] 則認為員工對於工作情境的政治知覺，代表的是員工認為在這樣的情境中，績效、報償、升遷等措施已缺乏客觀的標準，而取而代之的則是權力和關係的結合，結果這樣的環境將變得不可預測，因為成功的準則將隨著那些掌控權力和關係的當權者操弄政治遊戲之技倆不同而有所變化，也因此，對員工來說，預測怎樣的行為標準將導致較佳的報償在充

71張博堅，等組織政治知覺與員工離職傾向： “群體互動”跨層次調節角色的驗證滿政治的工作情境中是困難的，而且他們也可能會感受到存在於績效和想要達成結果間的關係變得微弱（即績效和報償不成比例），故當員工感受到工作情境充滿高度模糊性（ambiguous）和不確定性（uncertain），他們被認為較不願意回報正面的態度（例如情感性承諾）和行為（例如組織公民行為），而且較容易產生對組織可能造成傷害的負面態度（例如離職傾向）和行為（例如離職）。過去實徵的研究已經顯示組織政治知覺與員工離職傾向間具正向影響關係（Cropanzano, Howea, Grandey, & Toth, 1997[9], study 1; Harrell-Cook, Ferris, & Dulebohn, 1999[25]; Kacmar & Baron, 1999[34]; Maslyn & Fedor, 1998[45]; Randall, Cropanzano, Bormann, & Birjulin, 1999[53]; Valle & Perrewe, 2000[59]）。Miller, Rutheford, & Kolodinsky（2008）[46] 經統合分析（Meta-analysis）後的結果也證實這個正向關係（r = 0.44）。基於上述的論述與過去研究結果，我們提出： ● H1：組織政治知覺與員工離職傾向之間呈現正向且顯著的關係1.3 脈絡層次的推論工作群體已被學者們認為是組織內最重要的次系統（Likert, 1961[43]）。群體成員每天在這個工作群體內或多或少彼此攜手合作，一同處理日常所發生的問題，改善營運作業，共同為達成群體目標而努力。因此，群體成員間的互動關係將是影響員工工作態度和行為表現時不可忽視的群體因素。所謂的群體互動代表的是在組織中某特定工作環境內的個人，彼此藉由相互分享資訊，互相合作、處理例行性任務以達成群體共同目標的一種動態的活動模式。基本上，群體互動的概念隱含成員間溝通、協調及合作的過程及形態（George & Jones, 1999[20]），而且它被認為是型塑員工的態度和行為不可忽略的群體特性之一（Perlow, Gittell, & Katz, 2004[51]）。一般而言，在一個工作環境中，群體互動的氛圍和品質對員工影響甚大，因畢竟群體成員每天就是在這樣一個可感知和可觸及的環境中工作的。一個群體互動良好的工作團體，成員愈願意待在這個群體且願為這個群體的目標付出最大努力。根據 Mossholder, Bedeian, & Armenakis（1982）[48] 的研究發現，一個群體互動較好的工作團體，成員間會彼此激勵、互助合作、發展和交換工作相關的經驗、增加自我價值及藉由彼此相互扶持及關懷的行為增進相互間的友誼關係，因此，群體成員會產生較高的工作滿意及承諾，因而更願意留下來為這個群體繼續努力，以達成群體目標。Likert（1967）[44] 也指出當員工在群體互動良好的組織中，個人會知覺到自己是團隊中不可或缺的一員，且認為個人一旦離開，將影響內群體間的互動聯結關係，因而會對團體有更高的留任承諾，即低離職傾向。基於上述的論述，我們提出： ● H2：在控制組織政治知覺的影響下，群體互動對員工離職傾向有負向的脈絡直接影響效果群體互動除了對員工的離職傾向有直接的影響外，在互動論的觀點下，個體行為乃是由個人因素與環境因素所交互決定（Lewin, 1951[41]）。互動論是為當今行為研究重要的主軸之一，它明白地指出，若我們僅單獨地以個人或環境因素分析個體行為，往往無法瞭解為何會產生某一特定行為的真貌，因此，研究者應以兩者交互作用的角度加以分析（Schneider, 1987[58]）。當我們簡單地來看群體互動在一個特定的工作環境中的影響，它可以被視為一個代表著不同情境強度的情境因素，而影響著群體內個體變項間的關係。換句話說，群體互動可以強化（strengthen）或減弱（weaken）個體層次預測和結果變項間的關係。情境強度理論的學者 Mischel（1977）[47] 指出所謂強的情境（strong situations），代表著情境中有著較為明確的規範和固定的規則，因此會限制了個體行為差異化的表現（即由於群體規範及約束力，將使個體的行為最後會以群體行為為依歸），相對地，弱的情境（weak situations）就會允許個體有較大的自由度和機會去選擇從事和其他個體間具有差異的行為表現，故可以預期地，

72在強情境的環境中，個體對於適當的態度和行為的反應模式具齊一性（uniform）的預期，因此，解釋個體行為和態度的因素是以情境或脈絡因素為主，而在弱情境的環境中，一些有關規範性預期的行為就被認為不存在（即脈絡的影響力降低，而個人層次的特質則有較高的影響力）（Mischel, 1977[47]），因此，綜上所述，相較於在強情境之下，個體層次的個別特質差異在弱情境裡將更有可能展現與其他個體不同的行為表現，有關此理論的論證與應用在近來亦獲得部份實徵研究的支持（Beaty, Cleveland, & Murphy, 2001[3]; Liao & Chuang, 2004[42]）。延續上述有關情境強度理論的觀點，本研究認為它亦可被應用到有關個體知覺工作環境充滿政治知覺而後產生對組織不利的態度或行為的研究中。在一個組織中，往往存在許多不同的工作群體，而不同群體由於領導者、群體規範、群體規模、人口結構組成（例如單位內性別比例、年齡層分佈、教育程度的分佈等）、工作屬性、個人角色、群體任務等的不同，因此，群體內互動方式也就會有所不同。在組織內的某些群體，群體互動可能非常熱絡，然而在某些群體卻不然，因此，可以預期地，處於不同群體中的個人，在受到不同強度情境因素的影響時，就可能存在不同的行為反應模式。誠如本研究前述的，群體互動可以被視為是圍繞或存在於工作環境中的一種情境刺激源，它不僅可被群體成員明顯地觀察到及感知到，同時也可能成為一個幫助群體創造限制內部成員個人知覺表現的強情境。一般來說，當群體成員間擁有一個健全、正向的互動，將創造一個彼此間願意交換與分享的環境，因為在這樣一個以促進良好群體互動導向的情境中，它傳遞給員工的訊息是交換行為（例如資訊的交換、知識的分享）在群體中是被支持的、是群體所想要的、且是可以得到回報的，因此，當員工處在這樣一個強的群體互動導向的情境下，因為彼此間存在強連結關係，故員工對於工作情境因充滿政治氛圍進而影響個人離職傾向的關係就可能被減弱。相反地，在群體中若失去了這些提供員工遵循的行為線索，員工就可能依自己的傾向去指引他們的後續行動，結果，當員工感受到工作情境充滿高度政治氛圍時，他們產生想要離開組織的意圖就會較強。過去有關組織政治實徵研究的結果已證實，當員工對於所處情境瞭解的程度愈高，愈有可能降低組織政治所帶來的負面效果（Ferris, Russ, & Fandt, 1989[17]），當我們利用相似的思考邏輯在本研究所提出的群體互動此變項所扮演的脈絡調節角色時，本研究認為在一個群體互動良好的群體，群體成員彼此互相幫助、溝通、協調、合作、分享資訊，以助長其對於群體任務、事件及行動的瞭解程度，因此，在這樣的情境下，會讓原本認為工作情境已不再符合預期交換的義務和責任，而產生離開組織意圖的員工意願降低。再者，在一個充滿高度互動的環境，成員間交換的行為和對群體的承諾會被增強，而且，存在於群體成員間的這種交換和互動，絕非是出於自利的驅使，而是大家彼此真誠的付出及分享，因此，這樣的情境會弱化政治知覺帶給個人的負面影響效果，即成員會更願意繼續留在群體內奉獻自己，為改善群體的目標及成就而努力（Farrell & Peterson, 1982[11]; Parker, Dipboye, & Jackson, 1995[50]）。基於上述的論述，我們提出： ● H3：群體互動對組織政治知覺與員工離職傾向間的關係具有脈絡調節影響效果。明確來說，擁有良好群體互動的工作團體，將減緩組織政治知覺與員工離職傾向間的正向影響效果綜上所述，本研究建立一個跨層次的研究架構圖（如圖 1 所示）。變項共分為兩個層次。層級一（個體層次）部分包含自變項與依變項二類。層級二（工作群體層次）的變項為群體互動。其中 H1 代表組織政治知覺對員工離職傾向的直接影響效果。H2 則代表群體互動對員工離職傾向的脈絡直接效果。H3 代表群體互動在組織政治知覺與員工離職傾向關係間的脈絡調節效果。

73張博堅，等組織政治知覺與員工離職傾向： “群體互動”跨層次調節角色的驗證圖1 研究架構圖2 研究方法2.1 研究對象此次調查共計發放問卷給 45 個組織，135 個工作群體及 1800 名員工。根據 George（1990）[19] 的判定準則，我們界定同一工作群體內的員工必須是隸屬同一個直屬主管管轄且在相同班別一起工作之群體成員。回收後問卷經檢驗填答內容之完整性，以及扣除年資低於半年的員工人數後，最後經統計之有效問卷為 1170 份，有效回收率為65%，而工作群體共 101 個，工作群體人數最多者為 15 人，最少者為 10 人，平均人數為 11.6 人，工作群體部分之有效回收率為 74.8%。就本研究的整體樣本結構而言，女性樣本佔 67%，男性為33%，整體平均年齡為 35.6 歲，婚姻狀況則大都已婚佔 53.2%，樣本中 90% 具有專科以上學歷，在服務年資方面，平均工作年資為 8.6 年，與現任主管共事年資部分則為 3.6 年。2.2 研究變項衡量組織政治知覺此變項的衡量工具取自於 Kacmar & Carlson（1997）[35] 所發展的組織政治知覺量表，用來測量員工對於所處工作情境遭受政治化影響程度的感受。該量表共計有 15 題，區分為三個構面：一般政治行為、保持沉默靜待好處、薪資與升遷政策。相關問項例如：“在工作群體中，我覺得有一些具有影響力的派系或人物，沒有人敢冒犯”。量表採用 Likert 5 點量表計分方式，填答者針對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給予 1-5分的分數，分數愈高代表個人的組織政治知覺愈高。量表內部一致性檢定的信度係數（Cronbach’s alpha）值為 0.85。離職傾向此變項的衡量工具取自於 Cammann, Fichman, Jenkins, & Klesh（1979）[6] 所發展的離職傾向量表，用來測量員工的自願性離職意圖。該量表共計有 3 題，相關問項例如： “在未來一年裡，我可能會尋找一份新工作”。量表採用 Likert 5 點量表計分方式，填答者針對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給予 1-5 分的分數，分數愈高代表個人的離職傾向愈高。量表內部一致性檢定的信度係數（Cronbach’s alpha）值為 0.87。群體互動此變數的衡量工具取自於 Watson & Michaelsen（1988）[61] 所發展的群體互動量表，用來測量在某特定工作群體內的個人，彼此藉由相互分享資訊、互相合作、處理例行性任務以達成群體共同目標的一種動態活動模式。該量表共計有 5 題，相關問項例如：“在工作群體中，群體成員能彼此鼓勵、促進團隊合作”。量表採用 Likert 5 點量表計分方式，填答者針對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給予 1-5 分的分數。由於群體互動係屬於群體層次變項，因此，雖然在本研究中，此部分的問卷題項仍是由工作群體內的個人填答，但實際上，分析時其分數係來自於群體內所有個人分數加總後的平均而得。為了確保將個體層次資料彙總成群體特質變項的適切性，本研究將依學者們（James, Demaree, & Wolf, 1984[31]; Hofmann, 1997[29]; Klein & Kozlowski, 2000[38]）的建議，檢驗填答者間的意見是否具一致性（inter-rater agreement）及群體間變異差異是否夠大，相關的判定指標及檢驗標準，本研究於後續分析時會進行驗證及說明。2.3 驗証性因素分析由於本研究的變項是為受訪者自評，可能因為相同資料來源產生共同方法變異，進而高估各變項間的關係。為降低共同方法變異所造成的疑慮，我們進行區辨效度的分析，若結果顯示潛在構念間有良好的區辨效度，則意謂受訪者追求邏輯一致性的情況不如想像中嚴重。在分析前，我們將相同構念下的題項，透過隨機方式加總平均（item parceling），創造出新的測量指標。根據表 1 之三因子模型可知，模型整體配適度良好（χ2（227）=1303，p<0.001；GFI=0.91；CFI=0.96；NNFI=0.91；

74SRMR=0.04）。由此可知，本研究各構念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為了檢驗潛構念間是否具備良好的區辨效度，我們以三因子模型為基準，分別建立 3 個巢套模型（nested model）進行卡方差異性檢定。若三因子模型與巢套模型相較之下，有顯著較低的 χ2 時，即表示潛在構念具有良好的區辨效度。根據表 1 可知，各巢套模式的卡方值均顯著地大於三因子模型，這表示組織政治行為、離職傾向與群體互動間具有適切的區辨性。因此，本研究各潛在構念間具有良好的區辨效度。2.4 分析方法2.4.1 變項之群間及群內變異成份分析由於研究中所收集之群體互動變項，是屬於共享變數（shared construct），然而，資料的收集卻來自於個別員工，因此，在進行跨層次分析以前，必須先檢視個體層次變數整合至群體層次變數的適當性（Klein, Dansereau, & Hall, 1994[37]）。變項從低層次整合至高層次分析的重點大致有二：（1）檢驗欲整合之變數是否存在群內一致性 ;（2）檢驗欲整合之變數是否存在群間變異性。因為若欲整合之變數不存在群內一致性，則群內資料的整合將不具意義，另一方面，若欲整合之變數不存在群間差異，則暗示了脈絡效果的不存在。因此，為了驗證本研究欲整合之群體變數存在群內一致性及群間變異性，我們將採用 James, Damaree, & Wolf（1984[31], 1993[32]）所提出的 rwg 為驗證資料群內一致性的檢驗指標，並依照 James, Demaree, & Wolf（1984[31], 1993[32]）的建議，取 rwg >0.70 為資料適合採取整合處理的判定指標。至於群間差異的驗證，我們則將進行 ICC（intraclass correlation）的計算，就判定的準則而言，我們將採用 James（1982）[30] 經由審視許多研究後所發現的 ICC（1）中位數值 0.12為判定標準，若 ICC （1）≧ 0.12，則代表存在群間差異，亦表示層級線性模型可能存在群體層次變項的影響。2.4.2 層級線性模型分析依照 Hofmann（1997）[29] 的建議，並考量本研究的假設型式（個體層次的直接效果、群體層次的脈絡直接效果、群體層次的脈絡調節效果），在跨層次分析模型驗證分析中，我們將相關假設成立所需對應及驗證的條件列表如表 1 所示：為驗證表 1 中各項條件，本研究進行層級線性模型分析時將逐步地檢驗以下四個迴歸模型檢驗不同模式，其分別是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alysisi of Variance）檢驗，隨機係數迴歸模型（Random Coefficient Regression Model）檢驗，以截距為結果變項模型（Intercepts-as-outcomes Model）檢驗以及以斜率為結果變項模型（Slopes-as-outcomes Model）檢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亦稱零模型檢驗）主要是用來檢測依變項群間及群內變異是否顯著存在。在零模型中，我們會利用群間及群內變異計算 ICC，若組內相關係數（ICC1）≧ 0.12 時，組間的差異即不可忽略，應以層級線性模型做為分析工具。接著隨機係數迴歸模型則用來驗證假設 1 及檢視條件 2 及 3，如果在不同群體間的截距存在顯著的差異，則需進一步地利用以截距為結果變項的迴歸模型進行分析，以檢視群體層次變項的主效果是否存在，這個模型將直接驗證條件 4 及假設 2。另外，如果在不同群體間的斜率存在顯著的差異，則代表群體層次變項的跨層次調節效果可能存在，因此必須進行表1 測量模式之整體契合度模型模型描述 χ2 Df Δχ2 GFI CFI NNFI SRMR三因子模型組織政治知覺、離職傾向、群體互動 1303 227 0.91 0.96 0.91 0.04巢套模型1 限定組織政治知覺與離職傾向的相關為1 2167 228 864*** 0.87 0.90 0.83 0.09巢套模型2 限定組織政治知覺與群體互動的相關為1 2501 228 1298*** 0.84 0.88 0.80 0.10巢套模型3 限定群體互動與離職傾向的相關為1 1680 228 377*** 0.82 0.85 0.87 0.11 ***p<0.001；**p<0.01；*p<0.05

75張博堅，等組織政治知覺與員工離職傾向： “群體互動”跨層次調節角色的驗證以斜率為結果變項的迴歸模型，這個模型將直接驗證條件 5 及假設 3。3 分析結果3.1 描述性統計表 2 列出各研究變項之平均數、標準差、量表一致性係數、相關係數及人口統計變項等描述性統計資料。總體而言，變項間普遍存在顯著相關。3.2 群體資料（群體互動）整合檢測 —— rwg, ICC（1）, ICC（2）誠如本研究前述的，本研究所採用之群體互動是屬於群體層次變項，然而，在資料的收集上卻均來自於個別之員工，因此，在進行跨層次分析之前，本研究遂先進行變項從個體層次整合至群體層次之適當性與否檢測。就檢測的重點來看，本研究分成：（1）群內的一致性；（2）群間的差異性；（3）群體平均值的信度三部分，其中群內一致性以 rwg >0.70 為判定指標，而群間差異性則以 ICC（1）≧ 0.12 為判定指標，另群體平均值的信度則以 ICC（2）>0.70 為判定指標。經研究後分析結果顯示，ICC（1）是 0.25 >0.12，最小為 0.86，最大為 0.99，中位數與平均數則分別為0.96 與 0.95，ICC（2）為 0.74 >0.70，從上述之分析結果可知，由個別員工所填答群體互動可以整合至群體層次。3.3 模式及假設驗證零模型在跨層次研究分析的過程中，研究者須先藉由零模型檢視依變數（離職傾向）跨層次效果的存在（即必須滿足條件 1, 見表 1），一般來說，判定準則以組內相關係數（ICC1）≧ 0.12 為依據。經分析結果顯示，離職傾向群間變異成份顯著地有別於 0（τ00 =0.19 , p < 0.001），而群內變異成份則為 0.56，滿足條件 1 的要求。另經計算結果得到組內相關係數（ICC1）是 0.25, 表示25% 的離職傾向變異存在於不同群體間，適合進行跨層次分析。隨機係數迴歸模型本研究假設 1 是要驗證組織政治知覺與員工離職傾向間的關係，因此，此時的分析模型僅有個體層次的解釋變項，而並未納入群體變項的解適變項。從分析結果顯示（如表 3 所示），組織政治知覺對於員工離職傾向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0.86, p <0.05），這樣的結果驗證了本研究所提出的假設 1。另經由計算，組織政治知覺解釋員工離職傾向 29% 的群體內（within-group）變異量。為了持續驗證假設 2 及假設 3，我們必須利用此模型檢視條件 2 及條件 3 的符合程度，亦即在不同的群體間，是否存在不同的截距與斜率，由分析結果中顯示，截距項的變異成份顯著存在（τ00 =0.21, p < 0.001），而斜率項的變異成份亦達顯著水準（τ11 =0.042, p < 0.05）。因此，滿足條件 2 及條件 3 的要求，亦代表了群體互動對員工離職傾向的脈絡直接效果可能存在及群體互動對組織政治知覺與員工離職傾向間的關係可能存在脈絡調節效果。以截距為結果變項模型檢驗為了驗證本研究假設 2，我們進一步利用此模型，在控制組織政治知覺對於員工離職傾向影響的情況下，加入了群體層次變項（即群體互動），檢測截距項的存在可否由群體層次變項加以解釋。從分析結果顯示（如表 3 所示），在控制組織政治知覺對於員表2 本研究之假設與必要驗證條件假設必要驗證條件H1. 組織政治知覺與離職傾向呈現正向且顯著的關係H2. 在控制組織政治知覺的影響下，群體互動對員工離職傾向有負向的脈絡直接影響效果H3. 群體互動對組織政治知覺與員工離職傾向間的關係具有脈絡調節影響效果1. 依變項 (離職傾向）的群間及群內變異成份必須存在2. 個體層次之截距必須存在變異3. 個體層次之斜率必須存在變異4. 個體層次之截距變異成份可由群體層次的變項 (群體互動）所解釋5. 個體層次斜率距變異成份可由群體層次的變項 (群體互動）所解釋來源：修正自 Hofmann(1997, p.731）

76工離職傾向影響的情況下，群體互動對於員工離職傾向具顯著的負向影響（ =-0.28, p<0.05）。這樣的結果驗證了本研究所提出的假設 2。另經由計算，群體互動解釋員工離職傾向 17% 的群體間（between-groups）變異量。以斜率為結果變項模型檢驗由於前述之隨機係數迴歸模型已得知不同群體間的斜率存在顯著差異，因此，本研究必須進一步地分析此斜率的變異成份是否可由群體層次的變項所解釋，以驗證假設 3 的成立與否。從分析結果顯示（如表 3所示），群體互動對組織政治知覺與員工離職傾向的關係具有顯著的脈絡調節影響效果（ =-0.32, p <0.05）。這樣的結果驗證了本研究所提出的假設 3。另經由計算，整體模型的解釋度為 26%。為更清楚瞭解交互作用的方向以及在不同群體互動程度下組織政治知覺對於員工離職傾向的影響，我們進行交互作用圖的繪製，繪製過程主要是將群體互動變項先依高分組（取四分之三位數）及低分組（取四分之一位數）分類，而後於HLM 軟體中繪出在高群體互動下及低群體互動下，組織政治知覺與員工離職傾向間的關係。根據圖 2 的結果可知，在具良好群體互動的工作團體中，組織政治知覺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例如員工離職傾向的增加）將受到緩解，相反地，在群表4 層級線性模型分析結果 (以離職傾向為結果變項）變項零模型隨機係數迴歸模型以截距為結果變項模型以斜率為結果變項模型個體層次截距 2.58 (0.19***） 2.46 (0.21***） 2.58(0.18***） 2.58(0.18***）性別 0.02 0.02 0.02年資 -0.01 -0.01 -0.01婚姻狀況 -0.16 -0.16 -0.16組織政治知覺 0.86(0.042*） 0.85(0.044*） 0.85(0.038*）工作群體層次群體互動 -0.37* -0.28*跨層次調節效果群體互動 * 組織政治知覺 -0.32*群體內殘差變異 0.56 0.40 0.40 0.40R2within-group 0.29R2between-groups 0.17整體模型解釋變異量 R2total 0.26注：（1）員工 N=1170, 工作群體 N=101；（2）R2total=R2within-group × (1-ICC1)+ R2between-groups × ICC1; （3）*** p<0.001； ** p<0.01；* p<0.05表3 描述性統計變項平均數標準差 1 2 3 4 5 6 7性別 0.33 0.47年齡 35.58 8.17 0.07工作年資 8.58 7.54 0.12* 0.68***婚姻狀況 0.53 0.50 0.06 0.45*** 0.25**組織政治知覺 2.97 0.51 -0.01 -0.07* -0.08* -0.09** (0.85）群體互動 3.71（3.71） 0.86（0.24） 0.04 0.01 0.01 0.05 -0.25*** (0.87）離職傾向 2.60 0.51 -0.07* -0.22*** -0.24*** -0.22** 0.58*** -0.27*** (0.87）注：（1）括號內數字為量表一致性係數；括號內黑體字數字為整合後的群體平均數與標準差；***p<0.001，**p<0.01，*p<0.5 （2）性別：女性編碼為0，男性為1；婚姻狀況：已婚為1，未婚為0。

77張博堅，等組織政治知覺與員工離職傾向： “群體互動”跨層次調節角色的驗證體互動不佳的工作團體中，組織政治知覺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將隨之增加。圖2 群體互動的跨層次脈絡調節效果4 結論和過去的組織政治知覺理論以及過去的研究結果一致的（例如 Cropanzano, Howes, Grandey, & Toth, 1997[9]; Harrell-Cook, Ferris, & Dulebohn, 1999[25]; Hochwarter, Perrewe, & Ferris, & Guercio, 1999[28], study 2; Kacmar & Baron, 1999[34]; Maslyn & Fedor, 1998[45]; Randall, Cropanzano, Bormann, & Birjulin, 1999[53]; Valle & Perrewe, 2000[59]），我們發現組織政治知覺對於員工離職傾向具正向影響。除此之外，我們依組織具巢套的特性，同時利用互動論及情境強度理論的觀點，提出群體互動這個群體層次影響變項，並驗證其對個體行為傾向（即離職傾向）及其對組織政治知覺與員工行為傾向（即離職傾向）間關係的影響。從研究結果顯示，群體互動的品質不僅直接影響員工的行為意圖，而且會降低政治知覺所帶來的負面效果。一個群體互動良好的群體，成員們為了追求群體目標與任務的達成，彼此間分工合作、溝通協調、分享資訊，並且相互扶持，且認同自己在群體互動過程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因此，對群體產生高的留任承諾，因而更願意留在群體中繼續努力。從互動論觀點來看，當一個群體內的成員互動良好時，在群體中的個人將不再只關注於本身的工作，而會更願意協助同事解決問題，且彼此間保持良好的合作關係，而非競爭關係；另外，因彼此間共同為群體目標努力，且參與互動的機會增多，因而更增加了成員間的信任與承諾，同時因資訊彼此交換，不再藏私，亦提升了個人對環境的瞭解程度，故降低了政治知覺所帶來的負面衝擊。另外，當我們以情境強度理論的觀點來看群體互動在政治知覺與員工離職傾向間的跨層次調節角色時，從研究結果可以得知，在一個互動不佳的工作群體中，成員之間因缺乏群體行為規範的預期，在這樣的情況下，群體成員於心理認知上便不覺得有依群體規範行事的必要，從而引發員工在態度和行為上的反應將以個人特質或認知因素為主，相反地，在一個互動良好的工作群體中，由於群體成員間彼此互相幫助、溝通、協調、合作、分享資訊，因此，在態度上便容易增進彼此間的信任及承諾，而在情感上更將因而產生對群體的高度依附，而不願隨意地離開此工作群體。或許，組織中政治行為的存在已是無可避免的現象，然而，從研究結果顯示可以預見地，當一個工作團體中群體成員互動氣氛良好時，成員間交換的行為和對群體的承諾會被增強，而且，存在於群體成員間的這種交換和互動，絕非是出於自利的驅使，而是大家彼此真誠的付出及分享，因此，這樣的情境會弱化組織政治帶給個人的負面影響效果，即群體成員會更願意繼續留在群體內奉獻自己，為改善群體的目標及成就而努力。因此，群體互動可說為組織政治知覺所帶給組織的負向影響效果提供一個弱化的催化效果。5 理論與管理實務意涵與建議從理論的角度來看，本研究的結果不僅對於過去的研究者（例如 Levy & Williams, 2004[40]; Robinson & Brown, 2004[55]）提供了些許的回應在有關脈絡情境變項會形塑員工和所處工作情境間的交換關係上，同時亦對 Ferris（2002）[13] 等人在有關組織政治概念性文章中所述的研究者應當考量多層次的觀點在未來組織政治的研究中以更明瞭發生在組織中不同層次的政治現象有所呼應。本研究此次主要結合了組織巢套特性及互動論觀

78點，提出一個有別於過去組織政治研究都局限在個體層次變項的群體層次變項——群體互動，探討其對員工離職傾向的直接脈絡效果及如何透過它來減緩組織政治知覺帶給組織負面衝擊的脈絡調節效果，其實這樣的思惟邏輯在理論意涵上的貢獻是很重要的，因為儘管過去組織政治的研究普遍地發現組織政治知覺會對員工的態度和行為產生負向的影響，然而這樣的影響歷程在本研究考慮群體層次的變項後，我們發現除了組織政治知覺會影響員工的態度之外，代表脈絡情境因素的群體互動亦對員工的態度產生了影響。再者，從整個跨層次調節影響機制而言，群體互動更成為一個減緩工作環境政治氛圍所帶來負面影響效果的催化劑，而這樣的思惟邏輯及研究結果亦直接的呼應到社會心理學研究學者（例如 Rousesau, 1985[56]）所述的個人的態度和行為並非僅受個人特質的影響，它同時也會受到個人和環境脈絡交互作用的影響的想法，因為他們認為個體存在於組織巢套鑲嵌的結構中，其實很難將個體和周遭情境加以區隔，而僅進行所謂涇渭分明式的探討。因此，過去在組織政治的相關研究，把調節角色的焦點僅集中在個體層次變項的探討【例如有多數的研究都利用個人對工作場合中事件發生的原因和方式的瞭解程度或是個人能利用多少影響力去支配他們所處環境的程度作為調節變項（Ferris, Frink, Galang, Zhou, Kacmar, & Howard, 1996[14]; Gilmore, Ferris, Dulebohn, & Harrell-Cook, 1996[21]; Kacmar & Baron, 1999[34]）】，其實是存在些許的研究缺憾的。綜上所述，本研究在理論的立論基礎上不僅已彌補了過去研究的不足之處，而且呈現出的應是一個更具系統性且能更細緻地描繪組織內整體現象的思惟邏輯。從實徵策略的角度來看，在組織政治的研究領域，本研究是少數同時考慮群體變項與個體變項的研究之一。就分析的層次（level of analysis）而言，本研究主要是藉由理論觀點清楚地界定研究變項的分析層次來源，以避免如 Robinson（1950）[54] 所述的研究者如將不同分析層次的資料誤用（例如將高層次測得的關係往下推論到低層次就是犯了生態謬誤或是以低層次的結果推論高層次的現象就犯了原子謬誤）將對研究結果的推論產生偏誤（bias）的問題。而就分析的方法而言，本研究為了解決跨層次的分析問題，利用一有別於傳統的線性迴歸分析方法，而透過一個可以同時用來分析不同層次變項的分析方法——層級線性模型，一方面除了更加釐清不同層次變項間的影響關係及減少過去分計及合計方法所帶來的分析偏誤外，另一方面，從研究結果亦讓我們對於存在於組織中不同層次的影響變項對於組織政治的影響，有了更深入地的瞭解與認識。因此，本研究認為在跨層次研究概念逐漸受到學者重視之時，相關的實徵研究應是相當值得學者們進一步地去深入探討的主題，尤其是在現今組織政治領域中跨層次的概念正在萌芽發展之初。從管理實務的角度來看，本研究的結果亦可提供實務管理者一些建議。根據 Cropanzano（1997）[9] 等人指出，當個人知覺其工作環境充滿政治氛圍時，絕對有理由相信“努力並不一定等於報償”，因為在這樣的情境中，權力決定了一切，因而也造成個人專心致力於同盟的建立，促使工作的環境變得更加不可預測及充滿威脅性，因而不願繼續投注心力於此工作情境，最後甚或離職。因此，簡單地說，為了降低員工對於工作環境充滿政治氛圍的感受，管理者 / 領導者在管理實務上應當致力於提供一個透明、明確、具標準且一致的政策和措施，在決策的程序上更應該確保公平、公正的原則，同時透過和員工溝通的方式清楚地傳達訊息給群體中每位員工，以降低組織政治這個角色壓力源所帶來的負面效果。另外，管理者亦須極力阻止工作場域中政治活動的發生，例如透過回饋（feedback）的機制讓員工瞭解什麼樣的行為才是組織所許可的，或是盡力避免造成員工從事政治活動的誘因機制的產生，在最糟的狀況下，管理者更應採取必要手段將工作環境中從事政治活動且已對其他人產生重大傷害的關鍵性行動者逐出此工作場域。再者，從本研究所提

79張博堅，等組織政治知覺與員工離職傾向： “群體互動”跨層次調節角色的驗證出的調節變項（群體互動）來看，它亦扮演一個關鍵性的情境影響角色，因為儘管員工往往對於充滿政治氛圍的工作情境產生負面回應，但工作單位中的管理者 / 領導者如能積極地促進群體內互動行為的品質或頻率的發生，它就可減少員工對於因許多不合法、自利的政治活動所塑造出的政治環境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在管理實務上的具體做法例如讓員工能參與群體目標的設定、群體決策、群體運作的過程和成果分享、自主管理等，其目的無非是希望讓員工能有表達意見的機會，同時感受到自己的控制力及對於環境的瞭解程度增加，因而減少其對工作環境中模糊性及不確定性的感知（即降低環境所帶來的壓力），提高工作滿足，降低離職傾向。除此之外，工作單位中的管理者 / 領導者亦可透過一些非工作場合的社交活動（例如野餐、郊遊、球類運動等），增進員工彼此間的溝通及瞭解，因為這類型的活動往往被認為是較不具競爭性，且通常是促進員工在工作上能有更進一步高品質及密切互動的絕佳良方。因此，基於本研究所得到的結論，我們建議管理者 / 領導者於管理實務上除了致力於在有關績效評估、資源分配、管理決策等的公平性外，更不應該忽略群體成員內部互動的特性，如此才能讓員工更願意留下來繼續為群體努力。6 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立基於前述理論基礎的推演與實徵資料的蒐集與驗證，本研究雖然在結果上已獲得了實徵分析結果支持研究理論的證實，然而仍有一些不足與限制的地方，以下茲將針對各點提出說明與建議。（1）本研究主要是採橫斷性（cross-sectional）的研究設計，它可能會限制因果關係推論上的正確程度，因此，建議後續研究者可採用縱貫性（longitudinal）的研究設計，以讓因果關係的驗證能更令人信服。（2）本研究為了避免因樣本數過少所導致研究結論上的範圍限制（range restriction）（Bliese, 2000[4]），特別針對四個不同產業、45 個組織中隸屬於同一主管之下的員工作為研究對象。但是，嚴格來說，所得的結論在外部效度上仍然有其推論應用上的局限性。建議未來研究應該可以拓展至更多不同類型的產業，以使相關結論有較高的外部適用性。（3）不可諱言地，本研究的分析結果極有可能受到共同方法變異的影響，然而，於研究進行中，本研究仍盡力克服此問題，例如在事前的預防措施上，利用 Podsakoff, ManKenzie, Lee, & Podsakoff（2003）[52] 所提問卷編排設計法中的受訪資訊隱匿法、題項意義隱匿法、反向題項設計法進行問卷編排工作，同時，於事後的補救措施上（即問卷施測後），亦採用 Harman's 單因素檢定法（Harman's one-factor test）來進行檢測，從檢測結果發現，並未僅存在單一因素，而且，第一個重要因素也並未解釋大部分的變異，因此，初步判定本研究受共同方法變異的影響不大。參考文獻[1] Albanese, R., & Van Fleet, D. D. (1983).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 managerial viewpoint. New York: The Dryden Press.[2] Atinc, G., Darrat, M., Fuller, B, & Parker, B. W. (2010). Perceptions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A meta-analysis of theoretical antecedents. Journal of Managerial Issues, 4, 494-513.[3] Beaty, J. C., Cleveland, J. N., & Murphy, K. R. (2001). The relation between personality and contextual performance in “strong” versus “weak” situations. Human Performance, 14, 125-148. [4] Bliese, P. D. (2000). Within-group agreement, non-independence, and reliability: Implications for data aggregation and analysis. In K. J. Klein & S. W. J. Kozlowski (Eds.), Multilevel theory, research, and methods in organizations: Foudations, extensions, and new directions. 349-381.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5] Brouer, R. L., Harris, K. J., & Kacmar, K. M. (2011).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political skill on the perceived politics-outcom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32, 869-885.[6] Cammann, C., Fichman, M., Jenkins, D., & Klesh, J. (1979). The Michigan Organizational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Universityof Michigan Press, Ann Arbor.[7] Chang, C. H., Rosen, C. C., & Levy, P. E. (200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ptions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and employee attitudes, strain, and behavior: A meta-analytic examin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2, 779-801.[8] Chen, Y. Y. & Fang, W.C. (2008).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impression management on the organizational politics-performance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79, 263-277.[9] Cropanzano, R. S., Howes, J. C., Grandey, A. A., Toth, P (1997). The

80relationship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and support to work behaviors, attitudes, and stress.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8, 159-180.[10] Cropanzano, R. S., Kacmar, K. M., & Bozeman, D. P. (1995).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justice, and support: Their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In R. S. Cropanzano & K. M. Kacmar (Eds.),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justice, and support: Managing the social climate of the workplace: 2-18. Wesport, CT: Quorum Bools. [11] Farrell, D., & Petersen, J. C. (1982). Patterns of political behavior in organizatio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7, 403-412.[12] Fedor, D. B., Ferris, G. R., Harrell-Cook, G., & Russ,G. S. (1998). The dimensions of politics perceptions and their organizational and individual predictor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8, 1760-1797.[13] Ferris, G., Adams, G., Kolodinsky, R., Hochwarter, W., & Ammeter, A. (2002). Perceptions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Theory and research directions. In F. Dansereau & F. J. Yammarino (Eds.), Research in multi-level issues, Volume 1: The many faces of multi-level issues: 179-254. Oxford, UK: Elsevier Science/ JAI Press.[14] Ferris, G. R., Frink, D. D., Galang, M. C., Zhou, J., Kacmar, K. M., & Howard, J. L. (1996). Perceptions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Prediction, stress-related implications and outcomes. Human Relations, 49, 233-266.[15] Ferris, G. R., Frink, D. D., Glimore, D. C., & Kacmar, K.M. (1994). Understanding as an antidote for the dysfunctional consequences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as a stressor.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4, 1204-1220.[16] Ferris, G. R., & Kacmar, K. M. (1992). Perceptions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Journal of Management, 18, 93-116.[17] Ferris, G. R., Russ, G. S., & Fandt, P. M. (1989). Poliics in organizations. In R. Giacalone & P. Rosenfield (Eds.) Impression management in the organization (pp. 143-170).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18] Frost, P. J. (1987). Power, politics, and influence. In F. Jablin, L. Putnam, K. Roberts, and L. Porter (Eds.),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s.[19] George, J. M. (1990). Personality, affect, and behavior in group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75, 107-116.[20] George, J.M., & Jones, G. R. (1999), Understanding and Managing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nd, ed., Addison-Wesley.[21] Gilmore, D. C., Ferris, G. R., Dulebohn, J. H., & Harrell-Cook, G. (1996).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and employee attendance. Group and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21, 481-494.[22] Griffin, M., & Hofmann, D. (1997).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 in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Cross-level interac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1997 Research Method Forum.[23] Hackman, J. R. (2003). Learning more by cross level: Evidence from airplanes, hospitals, and orchestras.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4, 905-922.[24] Hall, A. T., Hochwarter, W. A., Ferris, G. R., & Bowen, M. G. (2004). The dark side of politics in organizations. In R. W. Griffin & A. M. O’Leary-Kelly (Eds.), The Dark Side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pp. 237-261).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25] Harrell-Cook, G., Ferris, G. R., & Dulebohn, J. H. (1999). Political behaviors as moderators of the perceptions of organizationalpolitics – work outcomes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 1093-1106.[26] Harris, R. B., Harris, K, J, & Harvey, P. (2007). A test of competing models of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perceptions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and individual outcomes.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47, 631-655.[27] Harris, K. J., Andrews, M. C., & Kacmar, K. M. (2007).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justic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and workplace attitudes.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Psychology, 22, 135-144.[28] Hochwarter, W. A., Perrewe, P. L., Ferris, G. R., & Guercio, R. (1999). Commitment as an antidote to the tension and turnover consequences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55, 277-297.[29] Hofmann, D. A. (1997). An overview of the logic and rationale of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 Journal of Management, 23, 723-744.[30] James, L. R. (1982). Aggregating bias in estimates of perceptional agreement.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67, 219-229.[31] James, L. R., Demaree, R. G., & Wolf, G. (1984). Estimating within-group interrater reliability with and without response bia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69, 85-98.[32] James, L. R., Demaree, R. G., & Wolf, G. (1993). :an assessment of within-group rater agreement.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78, 306-309.[33] Johns, G. (2006). The essential impact of context o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1, 386-408.[34] Kacmar, K. M., & Baron, R. A. (1999).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The state of the field, links to related processes, and an agenda for future research. In G. R. Ferris (Ed.), Research in Personnel and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Vol. 17, pp. 1-39). Greenwich, CT: JAI Press.[35] Kacmar, K. M., & Carlson, D. S. (1997). Further validation of the perceptions of politics scale (POPS): A multiple sample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Management, 23, 627–658.[36] Katz, D., & Kahn, R. (1978).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organizations. New York: Wiley.[37] Klein, K. J., Dansereau, F., & Hall, R. J. (1994). Levels issues in theory development,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 195-229.[38] Klein, K. J., & Kozlowski, S.W. J. (2000). Multilevel theory, research, and methods in organizations: Foundations, extensions, and new directions.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39] Kozlowski, S. W. J., & Klein, K. J. (2000). A multilevel approach to theory and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s: Contextual, temporal and emergent process. In K. J. Klein & S.W. J. Kozlowski (Eds.), Multilevel Theory, Research and Methods in Organizations (pp. 3-91).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40] Levy, P. E., & Williams, J. R. (2004). The social context of performance appraisal: A review and framework for the future. Journal of Management, 30, 881-905.[41] Lewin, K. (1951) Formalization and progress in psychology. In D.Cartwright (Ed.), Field theory in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Harper.[42] Liao, H., & Chaung, A. (2004). A multilevel investigation of factors influencing employee service performance and customer outcom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7, 41-58.[43] Likert, R. (1961). New patterns of management. New York: McGraw-Hill.[44] Likert, R. (1967). The human organization. New York: McGraw-Hill.[45] Maslyn, J., & Fedor, D. B. (1998). Perceptions of politics: Does measuring different foci matter?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4, 645-653.[46] Miller, B. K., Rutherford, M. A., & Kolodinsky, R. W. (2008). Perceptions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A meta-analysis of outcomes.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Psychology, 22, 209-222.[47] Mischel, W. (1977). The interaction of person and situation. In D.

81張博堅，等組織政治知覺與員工離職傾向： “群體互動”跨層次調節角色的驗證Magnusson & N. S. Endler ( Eds.), Personality at the Crossroads: Current Issues in Interactional Psychology (pp. 333-352). Hillsdale, NJ: Erlbaum.[48] Mossholder, K. W., Bedeian, A. G., & Armenakis, A. A. (1982). Group process – work outcome relationships: A note on the moderating impact of self-esteem.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5, 575-585.[49] Mowday, R. T., & Sutton, R. I. (1993).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Linking individuals and groups to organizational context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44, 195-229.[50] Parker, C., Dipboye, R., & Jackson, S. (1995). Perceptions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An investigation of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Management, 5, 891-912.[51] Perlow, L. A., Gittell, J. H., & Katz, N. (2004). Contextualizing patterns of work group interaction: Toward a nested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Organization Science, 15, 520-536.[52] Podsakoff, P. M., ManKenzie, S. B., Lee, J. Y., & Podsakoff, N. P. (2003). Common method biases in behavioral research: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recommended remedie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8, 879-903.[53] Randall, M. L., Cropanzano, R., Bormann, C. A., & Birjulin, A. (1999).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an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as predictors of work attitudes, job performance,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 159-174.[54] Robinson, W. S. (1950). Ecological correlations and the behavior of individual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5, 351-357.[55] Robinson, S. L., & Brown, G. (2004). Psychological contract breach and violation in organizations. In R. W. Griffin & A. M. O’Leary-Kelly (Eds.), The Dark Side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pp. 309-332).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56] Rousseau, D. M. (1985).Issues of level in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ulti-level and cross-level perspectives.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7, 1-37.[57] Salancik, G. J., & Pfeffer, J. (1978). A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pproach to job attitudes and task design.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3, 224-253.[58] Schneider, B. (1987). The people make the place. Personnel Psychology, 40, 437-453.[59] Valle, M. P., & Perrewe, P. L. (2000). Do politics perceptions relate to political behaviors? Human Relations, 53, 359-386.[60] Valle, M. P., & Witt, L. A. (2001).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eamwork perceptions on the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 job satisfaction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41, 379-388.[61] Watson, W. E., & Michaelsen, L. K. (1988). Group interaction behaviors that affect group performance on an intellective task. Group & Organization Studies, 13, 495-516.[62] Witt, L. A., Andrews, M. C., & Kacmar, K. M. (2000). The role of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 making in the organizational politics-job satisfaction relationship. Human Relations, 53, 341-358.校園活動三千新生入讀澳科大歡欣鼓舞迎接開學禮澳門科技大學2012/2013學年開學典禮於9月8日（星期六）上午假科大室內體育館舉行。出席開學典禮的師生逾2000人，場面隆重。典禮中，共有17間機構代表為優秀學生頒授獎學金及獎狀，6個學院頒發院長優秀生獎學金，同時大學亦頒發4個校內獎項、中銀學術研究優秀獎和教學傑出獎。今學年入讀澳科大的新生近3000人，其中：本科生人數與上學年相若，研究生人數較上學年增加33%；本地學生人數較上學年增加17.6%。研究生人數的大幅增加，將有力推動澳門的學術研究。澳科大在新學年有37位新教師加盟，並邀得海內外知名專家學者出任學院高層，大力推進教育評估、教學發展工作。於今年9月履新的孫建榮教授，為原美國俄亥俄州瑞歐戈蘭大學英語系終身教授、學校評估辦公室主任(現為該校榮譽終身教授)，出任大學副教務長兼國際學院院長。過去一學年，澳科大學子在澳門、港澳臺、兩岸四地學科專業性很強的大型比賽上脫穎而出，為科大、為澳門爭得了榮譽。而在教師團隊中，澳科大教師也屢獲佳績，預示著大學文理科的相關研究領域, 均有能力躋身國際先進水準行列。劉良講座教授、周華副教授、姜志宏教授在〝抗關節炎中藥製劑質量控制與藥效評價方法的創新及產品研發〞研究項目中，獲得中華中醫藥學會2011年度李時珍醫藥創新獎。林偉基教授發表的臨床免疫學論文名列國際期刊《臨床免疫學》最高引用率前五位。2011年12月《自然》(《Nature》)雜誌全文刊登了劉良講座教授、梁麗嫻助理教授等署名的《臨床試驗研究的障礙》文章，在澳門學術界尚屬首次。孫立雲副教授等發表於《管理學會期刊》的學術論文獲選為“2012中國兩岸四地各地區大學國際頂尖論文”。許敖敖校長在典禮致辭時指出，大學已走過了十二個年頭，從建校時的一片濕地起步，發展成今天的桃李滿園。十年一劍，科大已成為澳門規模最大的高校，成為兩岸四地最年輕的百強名校。許敖敖校長感謝新教師和新生為科大注入了新鮮血液，全校師生員工將和衷共濟，為科大共同譜寫新的華章。典禮最後，師生齊唱科大校歌，聲震屋宇。

82第 6 卷第 2 期澳門科技大學學報 Vol.6 No.22012 年 12 月 30 日 Journal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c 30 , 2012 影響大學生GMC比賽成績的關鍵因素 ——個體差異的視角石永東，彭　楊，張　琳（澳門科技大學行政與管理學院，澳門）摘要：論文從個體差異的視角探討了影響大學生GMC比賽成績的關鍵因素。通過對澳門賽區146位參賽大學生的問卷調查，研究發現：自主參賽行為、學業成績會對比賽成績有顯著正向影響；參賽態度、個性特質中的外傾性、宜人性、盡責性對自主參賽行為有顯著正向影響；個性特質中的神經質對自主參賽行為有顯著負向影響，開放性對自主參賽行為沒有顯著影響；校園文化在態度與自主參賽行爲的關係中起到了正向調節作用。這些發現深化了對比賽績效管理的研究，對提高大學生GMC比賽成績具有一定實踐意義。關鍵詞：世界管理挑戰賽；GMC；比賽成績；影響因素；澳門ey Success Factors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n GloAal Management Challenge (GMC)t: An individual-level analysisYongdong SHI, Yang PENG, Lin ZHANG( Faculty of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China )AAstractt: This paper investigated the key success factors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n Global Management Challenge (GMC) from the individual perspective. Data were obtained from 146 players from Macao SAR, China. Results of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1) the player’s self-regulated behavior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were positive related to his score; (2) the player’s attitude and the extraversion, agreeableness and conscientiousness of personality trait were positive related to his self-regulated behavior; (3) the player’s neuroticism was negative related to his self-regulated behavior while the openness had no significant relation with his self-regulated behavior; (4) the perceptions of campus culture positively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layer’s attitude and self-regulated behavior. This study extended the research on competition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s well as deepened insights into the ways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to improve their scores in the GMC.eyyordst: Global Management Challenge; GMC; Competition Performance; Factor; Macau收稿日期：2012-03-15；修訂日期：2012-10-02。*通訊作者：石永東，男，管理學博士，澳門科技大學行政與管理學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客戶關係、戰略管理。E-mail: ydshi@must.edu.mo，Tel: +853-889720410 引言世界管理挑戰賽（Global Management Challenge，簡稱 GMC）被譽為“企業管理奧林匹克大賽”，上世紀 80 年代初起源於歐洲，為一年一度的國際賽事[1]。在過去 30 年裡吸引了來自 30 多個國家和地區，超過 40萬名學生及企業管理人員參加比賽。中國大陸賽區 2011 年有來自全國超過 130 所高校的近 2000 支隊伍參賽 [2]。澳門從 1996 年起參賽，並由澳門科技大學代表隊摘得 2007 年度世界冠軍的桂冠[3]。

83石永東，等影響大學生GMC比賽成績的關鍵因素 ——個體差異的視角目前對 GMC 比賽成績影響因素的探討，多以報告會、總結材料、經驗交流會的形式廣泛散佈於網絡、BBS 論壇、QQ 群等，多聚焦在“技巧交流、心得體會”等，多為個人主觀的經驗之談，多隨意性、主觀性、特殊性、模糊性，少一般性、客觀性、科學性、系統性、準確性。更缺乏深入瞭解、對內在規律性準確認識和把握的學術研究。本論文將在個性特質理論、效能理論、環境—績效理論等基礎上，構建關係模型，通過對澳門賽區 146 位參賽大學生的問卷調查和實證研究，探討參賽大學生的個性、參賽態度、學業成績、校園環境、參賽行為和比賽成績的關係，試圖回答以下兩個主要的研究問題：（1）參賽大學生的個性、參賽態度、學業成績對其參賽行為和比賽成績有何影響？（2）校園文化作為在校大學生最重要的外部環境，如何影響參賽行為和比賽成績？這項研究有利於揭示影響選手 GMC 成績的內在規律，深化了對比賽績效管理的研究，對提高大學生 GMC 比賽成績具有一定實踐意義。1 理論背景與研究假設1.1 文獻回顧Chin 等人（2009）[4] 回顧了商業管理模擬比賽 40 年以來的發展歷程，發現學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關於對課堂教學輔助效果的討論上，中國學者也進行了類似研究如李智（2007）[5]，蕭曉東（2001）[6]。Anderson（2005）[7] 發現，另一個有價值的研究分支在於討論哪些因素會如何影響學生的比賽成績，並且指出相關的實證研究比較缺乏。他通過對 172 名參賽大學生的問卷調查，研究了團隊活力如何影響比賽成績。Schoenecker等人（1997）[8] 發現小組被個人主導會降低比賽成績，Hornaday 和 Curran（1996）[9] 發現小組有正式規劃會有利於提高比賽成績。Ritchie 等人（2012）[10] 研究了團隊文化對比賽成績的影響機制。Gosenpud 和 Miesing（1992）[11] 的一項研究探討了在商業模擬比賽中影響選手成績的 6 大類 44 個因素，比如個人動機和興趣會顯著的影響比賽成績，而能力、自信、凝聚力等不會。Gosenpud 和 Washbush（1996）[12] 的一系列研究討論了選手個性、比賽情境和比賽成績的相關性。綜上所述，我們發現：對比賽成績影響因素的研究有從個人、小組、外部情境等三個不同層面。現存的實證研究較少、主要用到問卷調查的方法，受訪者多是大學生；而且，不同比賽情境下實證研究的結論不完全一致[12]。特別是尚未發現從選手個體差異的視角，探討 GMC 比賽成績影響因素的相關文獻。這些都對本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和啓發。1.2 參賽行為與比賽成績GMC 比賽分成國際賽區和澳門賽區，國際賽區分成總決賽和半決賽，澳門賽區分成總決賽、複賽和初賽，比賽採取分組單循環淘汰制。本研究所指的比賽成績是參賽者參加 GMC 取得的最好名次。參考何俊虎（2000）[13] 對競技比賽選手成績的計算方法，並結合專家訪談意見，將五次比賽依據級別不同賦與不同權重，其中國際總決賽是 5，國際半決賽是 4，澳門總決賽是 3，澳門複賽是2，澳門初賽是1，而獲得的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名次分別得分為 8、7、6、5、4、3、2、1 分，由此形成一數值作為選手的比賽成績。參賽行為是指參賽者在參賽過程中所採用的行為形式與方法，它是參賽者的思想、情感、情緒、動機、能力及運作程式的具體行為表現，是參賽者在特定情景下的參賽活動的具體化和現實化。GMC 比賽歷時週期長，選手從研讀參賽手冊和公司歷史、到構建模型、計算決策，進而解讀反饋結果進入新一輪決策，完全在獨立自主的狀態下進行，其本質上是自主學習過程在 GMC 比賽情境下的一種反映。借鑒 Zimmerman（1998 ～ 1999）[14~15] 關於自主學習的研究思路和成果，我們發現參賽者的自主行為應該是參賽者獲得了發展的主動權，成為有獨立思維的個體，從而會主動地去參加比賽的自我體驗與情意建構的行為方式。選手會根據

84個體和環境特點、各輪比賽結果不斷調整自主參賽行為，而這又反過來影響最終的比賽成績。參賽者的自主性是一個活的自變量，和因變量比賽成績有直接的聯繫。參考張立沖（2009）[16] 對自主學習行為的測量方法和對参赛者訪談，本研究把自主參賽行為（Self-regulated behavior）定義為選手在比賽中的參賽策略和自我效能感，並用包含該两個層面的十個題項去衡量（見附錄第 21-30題項）。根據上述理論推導並借鑒 Gosenpud 和Miesing（1992）[11] 對參賽行為和成績關係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假設：H1：參賽者自主參賽行為對比賽成績的影響成正相關關係。1.3 人格及個性人格“personality”，又稱為個性，源於拉丁語 persona，此詞原意是指古羅馬時代舞臺演出時為表明角色典型心裡特徵和身份所戴面具。人格是一個多側面、多層次、複雜的統一體。現代人格特質理論的創始人奧爾波特（Allport， 1937）[17] 統計，人格定義已達 50 多種。個性理論有兩項主要的工作：一是分析人的自然屬性，並告訴人們行為的一般屬性；二是告訴人們個性的差異和決定個人行為的主要變數和參數。在個性理論中，個性是行為的關鍵因素。個性特質是個體具有的穩定的不易改變的心理特徵，個體在連續性個性維度上存在差異，特質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探究構成個性的基本特質的內容和數量。自 Allport（1937）[17] 提出個性特質的概念和理論，經Catten，Guilford，Eysenk等很多先驅者的努力，到上世紀 60 年代個性特質的研究已經成為個性心理學的主流。大多數特質論者在對個性進行因素分析時，有了相當一致的認識：即個性的基本結構可由五因素構成，稱謂“大五”。近 10 年來，五因素模型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進展，其穩定性在自陳式特質調查表和他人評定、詞彙研究和問卷測量的各種樣本、以及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分析方法的大量研究中得到驗證，已被眾多心理學家認為是個性結構的最好範式。本文的大五個性量表參考的是 McCrae 和 Costa（1997）[18] 的五因素模型。依照 McCrae 和 Costa 等人的命名法，構成人格的五大因素分別是：外傾性（Extraversion）、宜人性（Agreeableness）、盡責性（Conscientiousness）、神經質（Neuroticism）、開放性（Openness）。外傾性表示熱情、自信、有活力、還具有幸福感和善社交的特性，而內向者的這些表現則不突出，但不等於自我中心和缺乏精力。熱情的人往往是友好的，他們天生的喜歡別人並且容易與他人關係密切，他們的愛交友的尋覓和喜愛與他人為伴的個性使他們在比賽中也非常的愛幫助別人。高分的人通常是節奏較快，對很多事件的進展速度都感到不耐煩，很容易結交朋友，能熟練的應付社會環境，積極參加團體的活動，低分的人不願意更多的說話，不願意引起對自己的注意，描述自己的經歷是有點呆板，總是在不引人注目的後臺[19]。宜人性表示利他、友好、富有愛心。得分高的人樂於助人、可信賴的和富同情心，注重合作而不強調競爭，得分低的人多抱有敵意，為人多疑，喜歡為了利益和信念而爭鬥。宜人性的特質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對人際關係衝突的反應，高宜人性出於尊敬他人或由於承認他的權威、學識或判斷力易於遵從和聽從他人的意見，遵從他人的願望，服從他人的決定，有意識地或潛意識地壓制或抑制侵犯行為或發動攻擊的行為或習慣，往往以行為、態度或精神方面的溫順和謙卑為特徵，低分的人具有攻擊性，寧願與人競爭而不是與人協作，在必要時不惜表達自己的憤怒情緒。盡責性表示勝任感、條理性、責任心、事業心、自律性、審慎性，高分段的人認真對待人生包括生活和工作，一般都是內控點較高的人，他們愛好整潔、一絲不苟，嚴格按照倫理和道德的規範，生活有明確的目標，將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都無私的奉獻給工作，往往是工作狂，分數低的人天性懶惰，對成功沒有興趣，他們沒有能力約束自己。責任感表示克制和嚴謹，與成就動機和

85石永東，等影響大學生GMC比賽成績的關鍵因素 ——個體差異的視角組織計劃有關，也稱其為“成就意志”或“工作”緯度。高分端的人做事有條理、有計劃，並能持之以恆，而低分端的人則馬虎大意、見異思遷、不可靠。神經質維度主要依據人們情緒的穩定性和調節情況而將其置於一個連續統一體的某處，那些經常感到憂傷、情緒容易波動的人在神經質性的測量上會得到高分。而低分的人多表現為平靜自我調適良好，不易於出現極端和不良的情緒反應。負性情緒有許多不同的種類，如悲傷、憤怒和內疚等，它們都有著不同的原因，但研究表明那些趨向於某一種消極情緒的人通常也會體驗到其它的消極情緒。開放性即第五大因素，是指對經驗持開放、探求態度，而不僅僅是一種人際意義上的開放。構成這一緯度的特徵包括活躍的想像力、對新觀念的自發接受、發散性思維和智力方面的好奇。高開放性表達他們自己具有更為豐富的內心世界和感受，將內心的情感作為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經歷的感受領悟較深，在行動上，他們願意嘗試不同的行為、到新地方和品嘗特異的食品，他們可能有不同的習慣和嗜好，低分者認為改變習慣是非常困難的事[20]。根據上述理論推導，並參考 Gosenpud 和Washbush（1996）[12] 對個性與比賽成績關係的研究、以及 Chatman 和 Barsade（1995）[21] 關於個性對行為影響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假設：H2：不同的個性變量對自主參賽行為有不同的影響。H2a：外傾性對自主參賽行為的影響成正相關關係。H2A：宜人性對自主參賽行為的影響成正相關關係。H2c：盡責性對自主參賽行為的影響成正相關關係。H2d：神經質對自主參賽行為的影響成負相關關係。H2e：開放性對自主參賽行為的影響成正相關關係。1.4 學業成績GMC 核心是一套高度完善的電腦動態模擬仿真系統。比賽由 5 人組成的參賽隊經營一家虛擬的上市公司，隊員分別扮演總經理（CEO）、生產和研發（COO）、市場和行銷（CSO）、會計和財務（CFO）、人力資源（CHO）等部門的經理。隊員根據現代企業管理知識對該企業每季度的經營狀況做出一系列的決策，與同一市場的其他 7 個虛擬企業競爭。決策涉及企業的發展戰略、生產、研發、行銷、人力資源、投資及財務等方方面面，同時還穿插著金融、貿易、會計、期貨、投資、資訊技術等許多重要的實務性知識，最大限度地模擬一個公司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真實的運作狀況。每一家公司都必須很好地把握不斷變化的宏觀經濟環境、各公司之間的競爭態勢及本公司內部各職能部門之間的相互作用，通過建立各種定量模型，進行邊際分析、數量博弈、價格競爭，制定出自己的競爭戰略、產品組合、銷售預測、行銷模式，並通過對資本結構、生產規模、邊際貢獻率、產能、庫存、現金流量、勞動力儲備等方面的分析和決策，對經營結果進行控制和調整。因此，參賽學生的學業成績做為專業知識、專業能力的一種外在指標對比賽成績具有相當的影響。本研究對學業成績的衡量採用選手學業的平均積點（Grade point average， GPA）。績點制是計算學生成績的一種方法，將百分制或五級制計分按某種規定轉換為等效的數值計分，為國內外大學廣泛採用。根據上述理論推導並參考張小紅（2010）[22]、彭厚鵬和羅五金等人（1997）[23] 的類似研究，以及Schoenecker等人（1997，p.483）[24]的觀點“高 GPA 的組會有更好的比賽成績”，得出以下假設：H3：參賽者學習成績對比賽成績的影響成正相關關係。1.5 態度態度研究一直以來都是社會心理學研究的重點，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把態度與對行為

86的預測直接聯繫起來，從而能對行為預測有一個大體地把握。關於態度的定義很多，通常態度表達的意義是對某件事物喜歡或者不喜歡的心理傾向，也有的把它具體為對某事物認知和情感傾向。既然是心理傾向，也就是是一種心理的準備狀態，它會在某種程度上影響行為方式，Baron（1988）[24] 提出態度的ABC模型，認為態度包含情感（Affective）、行為（Behavior）、認知（Cognitive）三種成分，這裡的行為成分指的是行動或行為的意圖這種心理傾向，而不是真正的行為。Upmeyer （1989）[25] 等人認為行為指的是判斷、決策、明顯的行為序列過程，而且行為是潛在的態度的表達。由此可見態度和行為的關係非常緊密。著名學者 Thomas 和 Koballa（1988）[26] 指出，在科學教育領域對態度的研究發現：（1）態度是相當穩定而持久的，雖然態度也會改變，但其改變並非隨機的，必須有某些因素發生變化才會引起態度的改變。（2）態度是可以學習的，學生對科學或學習科學的喜歡或不喜歡並非與生俱來，而是學習得來的。因此，科學教育學者們才有機會運用教育過程來改變學生對科學和學習科學的態度。（3）態度和行為有關，即人們對事物、問題的態度或感受會反映在其行為上。學術界對態度與行為關係的研究已經有很多結論，有許多態度預測行為的模式大量存在於消費領域和政治領域的研究，並且在這些領域中還得到了很好的結果。態度有強度這個指標，比較強的態度不易改變，能夠影響資訊的判斷和決策過程，因此也能夠影響相應的行為。態度和行為有關，即人們對事物、問題的態度或感受會反映在其行為上。由此，一個選手的參賽態度（即選手對比賽的興趣、認識、感受以及對比賽行為傾向性）將直接關係到比賽的成績。根據上述理論推導並借鑒 Gosenpud 和 Miesing（1992）[11] 對參賽態度和成績相關性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假設：H4：參賽者的態度對自主參賽行為的影響成正相關關係。1.6 校園文化的影響校園文化是一所學校受自然、社會環境影響，在長期辦學過程中積澱的為師生員工所認同的價值趨向、行為方式、思維模式和行為規範。馬静玉（2006）[27] 的研究發現正處在價值觀、行為方式、思維模式和行為規範不斷形成和完善時期的大學生，很容易受校園文化的影響。學校所具有的規模和組織結構、所提供的物質環境、所推崇的價值觀念、所熔鑄的行為模式等等，構成了大學生個體的學習情境，它們對大學生的學習、行為造成了明顯的影響。特別是，學校對 GMC 比賽的重視和支持程度，會對參賽學生產生重要影響。對大學生而言，當學生感知到的是積極支持GMC 的校園文化，會促使其態度更快轉化為參賽行為，其參賽行為的自主性也會更強；反之如果學生感知的是消極的校園文化，即使學生有較強的參賽意願和積極的態度，但在付諸實施行動之時也會有所顧慮權衡再三，從而影響到自主參賽行為。因此，態度對自主行爲的正向影響效果在積極的校園文化下比消極的校園文化下更強烈，即校園文化起到了強化正向效果的調節作用。根據上述理論推導，並參考 Ritchie（2012）[10]，Chatman 和 Barsade 等人（1995）[21] 關於文化對成績影響機制的研究，由此提出以下假設：H5：校園文化在態度與自主參賽行爲的關係中起到了正向調節作用，即校園文化越積極，態度對自主參賽行爲的正向影響效果越大。根據上述假設建立的概念模型如圖 1 所示。圖1 本論文研究模型

87石永東，等影響大學生GMC比賽成績的關鍵因素 ——個體差異的視角2 研究方法2.1 問卷設計本研究在問卷設計上主要以大五個性、參賽態度和自主參賽行為為問卷基礎構面，其中的題項參考國內外運用該理論設計之相關量表（汪茂華，2006；張立冲，2009）[28，16]，並從澳門科技大學抽取八位参赛同學通過焦點小組訪談方式並綜合了世界管理挑戰赛的特點得到問卷初稿。之後將設計好的問卷初稿交由三位專家學者提供修正意見，藉以改善問卷的品質，使問卷內容更趨準確和簡潔。對修改的問卷進行了預測試。選擇澳門科技大學 30 名參加世界管理挑戰賽的同學作為初試問卷的被試者，時間為一周。為了保證該問卷在進行測試時的有效性，面對面進行問卷填寫，同時也提高被調查者的回饋以進一步修改問卷。對問卷預測試收集到的數據進行效度與信度檢驗。結果顯示，問卷可行，因此進行大量發放問卷。最終問卷由五大部分組成：第一部份為大五個性的衡量（20 個題項），第二部份為自主參賽行為的衡量（10 個題項），第三部份為參賽態度的衡量（4 個題項），第四部分為校園文化的衡量（3 個題項），最後一部份為受訪者基本資料（見附錄）。2.2 抽樣設計本研究以澳門科技大學參加過世界管理挑戰賽的同學為調查對象，2011 年 2 月 20 日至 3 月10 日進行了問卷調查，採用滾雪球式的抽樣技術（Snowball sampling）。首先根據我校歷年參賽名單聯繫到 30 位曾經的或正在參賽的參賽學生，請他們填寫問卷，然後請他們推薦給身邊熟悉的同學，通過一個接一個的介紹，使得問卷數量達到需要的樣本量。本次研究在同學和朋友的幫助下，於校園內訪問同學。首先將研究目的、問卷內容、填寫方式等逐一向受訪者講解，再請受訪者填寫問卷，以確保調查的嚴謹性。共收回問卷 169 份，其中有效問卷 146 份，回收率達 86.4%。在本研究中，有如下情況為廢卷：（1）遺漏過多，遺漏題項連續超過 2 個以上，或問卷共有 3個遺漏題項；（2）連續的 10 題中，完全選擇同一數值等級，或是認為是明顯的惡意作答，視為廢卷；（3）一題多選答案，視為廢卷。3 研究分析3.1 樣本分佈在 146 個有效樣本中，男性有 89 名，占總樣本數的 61%；女性有 57 人，占總樣本數的 39%。男生參賽人數比較多，性別比例符合參賽的男女比例分配。受訪者中，年齡層在 20 歲以下的有 10人，占總樣本數的 6.8%；20 至 23 歲的有 132 人，占總樣本數的 90.5%；24 ～ 26 歲的有 4 人，占總樣本數的 2.7%。由於大學生在大二至大四參加課餘活動的比較活躍，年齡比例符合參賽的年齡比例分配。參賽次數中，參加 1 次的有 68 份，占總樣本數的 46.6%；參加 2 ～ 3 次的有 66 份，占總樣本數的 45.2%；參加 3 次以上的有 12 份，占總樣本數的 8.2%。此比例符合正常參賽次數。 3.2 效度與信度檢驗本研究問卷共有大五個性之外傾性、宜人性、盡責性、神經質、開放性，參賽態度，自主參賽行為以及校園環境等八個構面。本研究採用內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和構建效度（Construct validity）相結合的方式進行效度檢驗。問卷之構面設計借鑒了過去學者的相關研究成果，並且通過來自八位受訪者的焦點小組訪談得到世界管理挑戰賽的特點。之後經由三位專家學者篩選與修正，而且通過了 30 份樣本的預測試，因此量表具有良好的內容效度。對問卷收集的數據進行因子分析計算每個量表的 KMO 值、Bartlett 球形檢定值係數，結果顯示，各個量表都達到標準值；萃取出的因子結構與本研究所的借鑑文獻和設計的架構完全一致，且因子負荷量均大於 0. 6，因此建構效度達到要求。本研究採用 Cronbach’sα 係數進行信度檢驗。整份量表之 α 係數為 0.786，各個構面 α 係數均大於 0.7，表示信度比較高。

883.3 多元回歸分析本節首先以回歸分析探討自主參賽行為及學習成績對比賽成績的相關性；之後探討大五個性的各個維度以及參賽態度對自主參賽行為的相關性；最後以層次回歸分析探討校園文化對自主參賽行為與比賽成績間之調節作用。為了檢驗自主參賽行為及學習成績對比賽成績的影響，將自主參賽行為及學習成績作為自變量，比賽成績作為因變量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 1 所示。根據表中自主參賽行為對應的回歸係數 0.273（p < 0.05）可得知，參賽者自主參賽行為對比賽成績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即 H1 成立。根據表中學習成績對應的回歸係數 0.316（p < 0.01）可得知，參賽者學習成績對比賽成績有十分顯著的正向影響，即 H3 成立。表1 自主參賽行為、學習成績對比賽成績之回歸分析自變量回歸係數顯著性（Sig. T）自主參賽行為 0.273* 0.011學業成績 0.316** 0.004F值 8.530** 0.003R2 0.56** /調整的R2 0.49** / 注：因變量為比賽成績；*P < 0.05， ** P < 0.01， *** P < 0.001為了檢驗個性和參賽態度對自主參賽行為的影響，將個性的五個維度和參賽態度同時作為自變量，自主參賽行為作為因變量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 2 所示。根據表中外傾性、宜人性、盡責性對應的回歸係數 0.099（p < 0.05），0.105（p < 0.05），0.187（p < 0.001）可得知個性的外傾性、宜人性、盡責性對自主參賽行為都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即 H2a、H2b、H2c 都成立。根據表中神經質對應的回歸係數 -0.108（p < 0.05），可得知個性的神經質對自主參賽行為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即 H2d 成立。根據表中開放性對應的回歸係數 -0.066（p > 0.05），可得知個性的開放性對自主參賽行為沒有顯著的影響，即 H2e 不成立。綜上所述，因此 H2 部份成立。此外根據表中參賽態度對應的回歸係數 0.452（p < 0.001）可得知，參賽態度對自主參賽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即H4 成立。表2 大五個性維度、參賽態度對自主參賽行為之回歸分析自變量回歸係數顯著性（Sig. T）外傾性 0.099* 0.021宜人性 0.105* 0.019盡責性 0.187*** 0.000神經質 -0.108* 0.018開放性 -0.066 0.056參賽態度 0.452*** 0.000F值 21.121** 0.002R2 0.477 /調整的R2 0.454 / 注：因變量為自主參賽行為；*P<0.05， ** P<0.01， *** P<0.001為驗證校園文化在參賽態度與自主參賽行為之間是否存在調節作用，本研究首先計算態度和校園環境的平均數，再按 Aiken & West（1991）的方法進行中心化[29]，最後做層次回歸以驗證校園環境的調節作用，結果如表 3 所示。根據表中交互作用項的回歸係數 0.167（p < 0.05）表明校園環境在參賽態度與自主參賽行為之間起到正向調節作用，即 H5 成立。表 3 校園文化調節作用之回歸分析變量模式1 模式2 模式3自變量（參賽態度） 0.432**調節變量（校園文化） 0.099*交互作用項（態度*文化） 0.167**R2 0.28** 0.090* 0.191**調整的R2 0.26** 0.088* 0.190**△R2 0.28** 0.062* 0.131**△F 4.182** 9.730* 1. 460** 注：因變量為自主參賽行為；*P < 0.05，** P < 0.01，*** P < 0.0014 討論4.1 理論和實踐意義本研究在個性特質理論、效能理論、環境 -績效理論等基礎上，構建關係模型，設計了參賽態度和自主參賽行為等量表，這對於學術界研究GMC 相關內容有一定的參考價值。通過問卷調查和實證研究發現：參賽大學生的自主參賽行為對比賽成績的影響呈現顯著正相關，參賽者的學習成績對比賽成績有顯著正向影響且影響程度較高。參賽大學生個性特質中的外傾性、宜人性、盡責

89石永東，等影響大學生GMC比賽成績的關鍵因素 ——個體差異的視角性對自主參賽行為的關係呈顯著正相關且盡責性的影響最大，神經質對自主參賽行為的關係呈顯著負相關，開放性對自主參賽行為沒有顯著的影響，參賽態度對自主參賽行為有顯著正向影響且影響較高。另外，本研究還發現校園文化在參賽態度對自主參賽行為的影響中起到正向調節作用，即校園文化越積極，態度對自主參賽行爲的正向影響效果越大。這些發現揭示了影響大學生參加世界管理挑戰賽比賽成績的內在規律，豐富了比賽績效管理的理論研究。與前人的研究比較而言，本研究結論對Schoenecker 等人（1997，p.483）[8] 的觀點“ 高GPA 的組會有更好的比賽成績”從個體層面上提供了實證支持。不同於 Gosenpud 和 Miesing（1992）[11] 將 44 個因素作為獨立自變量的研究方法，本研究通過建立模型，探討了個性、態度、行為、比賽成績之間的相互關係。關於個性和比賽成績的關係 , 本研究採用了大五個性量表，並探討了各個維度與自主參賽行為、比賽成績的關係，這不同於 Gosenpud 和 Washbush（1996）[12] 的測量方法和發現。同時，本研究揭示了文化在態度和行為關係中的調節作用，這拓展了 Ritchie 等人（2012）[10] 關於團隊文化對比賽成績的影響機制的研究。從實踐的角度看，本研究成果對提高大學生GMC 比賽成績具有一定指導意義。澳門高校每年都有眾多學生參加 GMC 比賽，並取得令人驕傲的成績。2010 年澳門科技大學的參賽隊伍 Venetian力壓群雄，從眾多優秀的隊伍中脫穎而出，繼2007 年和 2009 年，再次摘取澳門賽區冠軍，最終榮獲國際比賽亞軍。本研究成果可以指導大學生通過小組成員的個性、態度、學習成績和自主參賽行為四方面的認識，合理組成最佳團隊，建立小組成員之間互信互助的信念，發揮成員的最大潛力，共同努力取得理想的比賽成績。同時，學校營造支持 GMC 的積極校園文化則有利於參賽學生在比賽中能更好地發揮自己的能力並取得好成績。4.2 研究局限與後續研究建議本研究受調研條件、時間、財力和學術水平上的限制，有諸多不足之處：（1）目前學術文獻中對 GMC 比賽成績研究的成果不多，因此可供直接借鑒的理論成果有限。本研究的理論基礎有待進一步加強。（2）本研究雖然綜合了文獻研究、焦點小組訪談、專家修正和因子分析等方式設計量表的結構和內容。但是難免存在不規範或不科學之處，略顯粗糙，從而使研究結論有一定的偏差。（3）在樣本選取上，只選取了澳門科技大學參加比賽的學生作為樣本，並且樣本量也較小，在研究範圍和對象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後續研究如果能選擇多個大學的參賽學生，會使樣本更具代表性。參考文獻[1] 北京理工大學MBA教育中心組. 北京理工大學GMC冠軍歷程與實戰指導.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出版， 2008.[2] 新華網. 2011GMC國際企業管理挑戰賽中國區總冠軍決出. 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12-01/10/c_122565940.htm[3] 澳門管理專業協會. 世界管理挑戰賽. http://www.gmc-asia.com/challenge/html/MACAU_ENG/M_01_introduction.htm[4] Chin J., Dukes R., Gamson W., Assessment in Simulation and Gaming: A Review of the Last 40 Years. Simulation & Gaming, 2009, 40(4): 553-568.[5] 李智. GMC在企業決策支持系統課程教學中的應用.中國管理信息化，2007，10（6）：78-80.[6] 蕭曉東. 管理模擬教學的發展與創新. 經濟管理，2001，22：76-80.[7] Anderson, J. 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udent Perceptions of Team Dynamics and Simulation Game Outcomes: An Individual-Level Analysis.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Business, 2005, 81 (2): 85-90.[8] Schoenecker T. S., Martell K. D., and Michlitsch J. F., Diversity, Performance, and Satisfaction in Student Group Projects: An Empirical Study.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1997, 38(4): 479-495[9] Hornaday R. W., Curran K. E., Formal Planning and the Performance of Business Simulation Teams. Simulation & Gaming, 1996, 27(2): 206-222.[10] Ritchie W. J., Fornaciari C.J., Drew S.A.W., and Marlin D., Team Culture and Business Strategy Simulation Performance. Journal of Management Education, 2012 [in press][11] Gosenpud J., Miesing P., The Relative Influence of Several Factors on Simulation Performance. Simulation & Gaming, 1992, 23 (3): 311-325.[12] Gosenpud J., Washbush J., Total Enterprise Simulation Performance as a Function of Myers-Briggs Personality Type. Simulation &

90Gaming, 1996, 27(2): 184-205.[13] 何俊虎. 影響我國優秀殘疾田徑運動員運動水準的主要社會因素分析[D]. 北京：北京體育大學，2000：14.[14] Zimmerman B. J., Self-regulated learning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An overview.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1990, 25(1): 3–17.[15] Zimmerman, B. J., Becoming a self-regulated learner: An overview. Theory into Practice, 2002, 41(2): 64–70.[16] 張立沖.研究生認識論信念對學習行為影響的實證研究[D].大連理工大學，2009：20-21，50.[17] Allport G., The functional autonomy of motives. Classics in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C. D. Green Eds. York University, Toronto, Canada, 1937: 141-156.[18] McCrae R. R., Costa Jr. P. T., Personality trait structure as a human universal.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7, 52(5): 509–516.[19] Matthews G., Deary I. J., Personality trait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20] McCrae R. R., John O. P., An introduction to the Five-Factor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992, 60: 175-215.[21] Chatman J. A., Barsade, S. G., Personality,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cooperation: Evidence from a business simulation.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5, 40(3): 423-443.[22] 張小紅. 美國醫學生在校學習成績與畢業後成績的相關性研究. 國外醫學（醫學教育分冊），1994，15（3）：128–131.[23] 彭厚鵬, 羅五金等. 對我校1176名本科畢業生的跟蹤調查和品質評價.醫學與社會，1997，10（4）：58–60.[24] Baron R., Byrnt D., Suls J., Exploring social psychology, 3rd ed. Boston, MA: Allyn and Bacon, 1989: 79–82.[25] Upmeyer A., Attitudes and behavioral decisions. Springer-Verlag New York Inc., 1989: 1–2.[26] Thomas R., Koballa J., Attitude and related concepts in science education. Science Education, 1988, 72(2）: 115–126.[27] 馬靜玉. 試論校園文化與大學生成才的關係.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學報，2006，8：22–25.[28] 汪茂華.初中生科學態度的測量研究[D]. 廣西：廣西師範大學， 2007：12–16.[29] Aiken L. S., West, S. G., Multiple regression: Testing and interpreting interactions. Sage: Thousand Oaks, CA., 1991.附錄：影響GMC比賽成績的因素調查問卷親愛的同學：您好！為了深入研究影響大學生參加 GMC 比賽成績的因素，請您配合我們的調查，完成下面的問卷。請您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在每題的空格內勾選。我們保證不會將調查內容告知他人，僅用作本研究使用，請您放心填寫。十分感謝您的合作！有關對個性的認識，在您認同的等級上打“√” 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也不反對反對強烈反對1．我喜歡有很多朋友在我周圍 5 4 3 2 12．我是非常活躍活潑的人 5 4 3 2 13．我總喜歡一個人獨自做事 5 4 3 2 14．我認為自己不是特別的“情緒高昂” 5 4 3 2 15．我寧願與他人合作而不是與他人競爭 5 4 3 2 16．我知道很多人喜歡我 5 4 3 2 17．如果我不喜歡誰，我會讓他知道 5 4 3 2 18．我經常與我的家人或合作者爭辯 5 4 3 2 19．如果我做出了承諾，我會想方設法的實現 5 4 3 2 110．我總是讓工作積極的有效的完成 5 4 3 2 111．有時我沒有做到我應有的可信和可靠 5 4 3 2 112．我感到做工作時總是缺乏條理性 5 4 3 2 113．我經常感到無助希望別人能幫我解決問題 5 4 3 2 114．我經常感到緊張和神經過敏 5 4 3 2 115．我很少憂愁和沮喪 5 4 3 2 116．我不是一個自找煩惱的人 5 4 3 2 117．我經常在探索理論或抽象概念中感到快樂 5 4 3 2 118．我對藝術和自然都很有興趣 5 4 3 2 119．我很少注意不同環境產生的心情和感覺的變化 5 4 3 2 120．我不喜歡浪費時間在幻想不能實現的事情 5 4 3 2 1

91石永東，等影響大學生GMC比賽成績的關鍵因素 ——個體差異的視角有關對行為的認識，在您認同的等級上打“√”21．根據小組任務安排，我會有選擇地使用一些學習上的方法 5 4 3 2 122．我依據我的現有專業知識，確定如何進行決策 5 4 3 2 123．我依據參賽目標制定長短期參賽計畫，並嚴格執行 5 4 3 2 124．我會對一段時間內的比賽情況進行評價，調整策略計畫、改變策略方法 5 4 3 2 125．不論市場經濟、財務報表的分析有多難，我都能設法完成 5 4 3 2 126．即使比賽任務很艱難，我仍能堅持到底 5 4 3 2 127．進行操作時我很專心，休息時儘量讓自己放鬆 5 4 3 2 128．我善於提出具有決策意義的想法 5 4 3 2 129．比賽中，我的資料搜集與處理能力很強 5 4 3 2 130．每次建立模型，我都能認真負責的完成 5 4 3 2 1有關對態度的認識，在您認同的等級上打“√”31．我覺得GMC挑戰賽非常有趣 5 4 3 2 132．我一定盡最大努力取得最好的比賽成績 5 4 3 2 133．我會花大量的精力在GMC挑戰賽上 5 4 3 2 134．我認為參加GMC挑戰賽對我很有幫助 5 4 3 2 1有關校園文化的認識，在您認同的等級上打“√”35．學校重視GMC比賽，提供有利的外界條件 5 4 3 2 136．學校及時提供參賽資訊 5 4 3 2 137．學校設置獎勵鼓勵學生積極參加比賽 5 4 3 2 1 ● 基本資訊： » 性別：（1）男（2）女 » 年齡：（1）20 歲以下（2）21 ～ 25 歲（3）25 ～ 30 歲（4）30 歲以上 » 你參加過幾次世界管理挑戰賽：（1）3 次以上；（2）2 ～ 3 次；（3）1 次；（4）0 次 » 你在世界管理挑戰賽取得的最好的名次，請在括弧內填入具體數量澳門賽區：總決賽 1 ～ 3 名（）總決賽 4 ～ 8 名（）複賽 1 ～ 3 名（）複賽 4 ～ 8 名（）初賽 1 ～ 3 名（）初賽 4 ～ 8 名（）國際決賽：總決賽 1 ～ 3 名（）總決賽 4 ～ 8 名（）半決賽 1 ～ 3 名（）半決賽 4 ～ 8 名（） » 參賽取得最好名次時的 GPA：（1）3.70 ～ 4.0 （2）3.20 ～ 3.69 （3）2.50 ～ 3.19 （4）2.00 ～ 2.49 （5）2.00 以下教學動態澳科大設立“伍絜宜中藥學優秀博士研究生獎學金”新學年伊始，大學喜獲香港伍絜宜慈善基金慷慨捐贈港幣200萬元，設立“伍潔宜中藥學優秀博士研究生獎學金”，幫助有志從事中藥研究的優秀年輕學子，在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澳科大）修讀中藥學博士研究生。大學根據報讀中藥學博士研究生申請者的入學成績和先前的研究工作經驗等，遴選獎學金獲得者。大學也同時另覓資源進行1:1經費配套，使該生享有三年的全額獎學金資助。通過嚴格遴選，有五位同學榮獲資助，他們已分別在華東理工大學、中國中醫科學院、廣州中醫藥大學、上海中醫藥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取得了碩士學位，具有良好的培養潛質。

92第 6 卷第 2 期澳門科技大學學報 Vol.6 No.22012 年 12 月 30 日 Journal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c 30 , 2012 Received 16 Apr. 2012; Revised 18 Jul. 2012.Wen Ying Liu, Lecturer, Department of General Education,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mail: wyliu@must.edu.mo, Tel: 88972811 (office) , 66317424 (mobile phone)A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People’s Choice of Heroest: A Case StudyWenying LIU(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venida Wai Long, Taipa, Macau, China )AAstractt: People’s choice of heroes and heroines in a society reflects their mentality, their social value orientations, and the overall social reality of the time when the heroes and heroines are chos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oice of heroes and heroin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heroes and heroines selected by a group of college students in order to seek a macro look at the society and the time, in which the students live, as well as a micro look at the characters, qualities, and characteristics that the students regard as being heroic.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 choices of heroes and heroines have presented a great diversity: heroes today are chosen from a variety of fields, of which the most chosen three are sports athletes, entertainment artists, and writers; of all the heroes the most chosen of all is Yao Ming; heroes today are chosen based more on individual identity instead of cultural identity; the selected heroes today have crossed national boundaries; the choices of heroes in local Macau students have embodied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Macau culture; heroes are much more preferred than heroines; among the chosen heroes, there is a great number of heroes who have passed away but are still remembered and worshipped by the young, with Lei Feng being the favorite of the category; the edges between “celebrity” and “hero” tend to be increasingly blurry. This paper then attempts to discuss an emerging cultural wave – the “I” culture, the social implications and driving forces behind the diversity in choices of heroes, and the dynamic definition of the word “hero”.ey yordst: Diversity in the choice of heroes; the driving forces; the “I” culture; the dynamic ‘hero’ concept “英雄選擇”的社會解讀：案例分析劉文英（澳門科技大學，氹仔偉龍馬路，澳門）摘要：英雄代表著一個社會群體的價值取向，映射著一個時代的社會現實。本文分析了由大學生選出來的英雄人物，從英雄的角度來宏觀審視當今社會現實，同時微觀分析當今中國青年視為“英雄＂的人物個體, 尋找他們具備的英雄特徵以及他們折射的社會現實意義。研究發現當代中國青年的英雄選擇呈現出多元化、多樣化特徵：當今英雄來自於不同領域，其中體育運動員、演藝人員、和作家是被選最多的三個領域；姚明是被選最多的英雄個體；英雄選擇更多基於個體認

93Wenying LIU A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People’s Choice of Heroes: A Case Study 0 Introduction Nowadays, the lament that “we live in a time without heroes” has gained a lot of support among Chinese. At the same time, we hear an opposite opinion, which holds that instead of having no heroes we are actually living in an era when everyone has a chance to be a hero and therefore there are simply too many heroes to have a single one stand out easily1. These two distinctive views represent the different parties of an on-going debate among journalists, intellectuals, educators, politicians, and even ordinary people. Heated discussions have taken place in different forms on the Internet, in newspapers, or even in TV programs, yet they seem hard to reach an agreement on “whether or not there are still heroes in today’s China?” This paper takes this discussion to an academic level, approaching the question with hands-on data and thick analysis.T. A. Hsia in his the Heroes and Hero Worship in Chinese Communist Fiction in 1963 examined many popular Chinese fictions of the 1950s and 1960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ro portrait, revealing the intricate relationships of art and ideology.[1] His analysis of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and gradual changes in the heroes and heroines portrait of that period has presented a clear picture of the societal and political reality of China at that time, which helps us to understand the society better by seeing the heroes and heroines whom people in this society have selected to worship. A similar view was expressed by Lin (2011) in Chinese Semiotics: Socio-semiotics: “a ‘hero’ in history is more than a special individuality, 1. The views are summarized based on the following sources: (1)誰說我們今天是“沒有英雄的時代” http://blog.ipart.cn/blog/blog_new_diary_viewmore.php?u=6698371&d=35; (2)“一個沒有英雄的年代”, http://news.163.com/06/1231/08/33LKKGPO000121EP.h tml ; (3 ) “中國，怎麼可以沒有英雄？”ht tp : / /house .focus.cn/showarticle/2454/503131.html; (4)“沒有英雄的榜樣，讓中國的年輕人怎麼成長”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37/19/29/7_1.html a token of an age, a symbol of a culture or a main character of a historical period; what’s more, it also reflects the relative natural outlook (relative natürliche Weltanschauung), or a special social reality”.[2]Despite the poverty of hero-themed studies on Chinese, hero and hero worship have long become an interest of researchers. Not only have heroes and heroines been portrayed, created, analyzed, criticized, and acclaimed by many, but also heroes of all times have been extensively compared and studied so as to reveal the significances of heroes to all societies and the changes that have happened in hero worship throughout history[3~5] (Carlyle, 1840; Harris, 1994; Klapp, 1949). With a close at the focuses of westerner’s approaches to hero and hero worship at different stages, we are surprised to find that the laments that we are having today about hero decline and extinction and relevant debates are exactly what western researchers were arguing about in the late half of last century. They had the same doubts on whether there were still true heroes in their times, which were similarly responded positively by some and negatively by others [5~7] (Klapp, 1949, Smith, 1973; Rolling, 1983). Unfortunately, even until today their doubts have not yet been cleared for good, though they are seldom asked any more. It is not because they don’t have the doubts any more, but because they have found it simply meaningless to ask the questions; after all, if we lay eyes on the media, we do have new heroes and heroines emerging every day. However, as is said: “Heroes today are not born. They are packaged. They are thrust upon us by marketing strategies” [8] (Gerzon, 1982), not all people can have the chance to recognize these newcomers as heroes or heroines for soon they will be replaced and therefore forgotten. In time, the hope to answer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re are still true heroes” has worn out, and the trend of hero 同而非文化認同；英雄選擇不受疆域所限；澳門本地同學的英雄選擇體現了澳門文化的獨有特徵；男英雄的受歡迎程度遠遠大於女英雄；很多已經去世的英雄仍然受人稱頌，以雷鋒為最；“英雄＂和 “名人＂的界限模糊重疊. 本文接著討論了新興的的文化趨向，即“我＂文化，英雄選擇多樣化特徵的社會驅動因素，以及動態化的“英雄＂概念。關鍵詞：英雄選擇多元化；驅動因素；“我＂文化趨向；動態化的“英雄＂概念

94studies has shifted from the phenomenon of hero and hero worship itself to certain specific types of heroes, athletic heroes[9~10], for instance(Burton, 2001), and to hero in relation to other disciplines or fields such as heroes and athletes, heroes and celebrities, hero and media, heroes and psychology, and heroes and marketing[4,10~12,9] (Harris, 1994; Shuart,2002; Strate, 1994; Burton, 2001). The variation and evolution in studies of heroes echo with the changes of social reality in which the heroes and heroines are chosen. The combination of fast developing economy and fast and abundant flow of information have revolutionized the traditional ways by which heroes are identified, portrayed, or constructed[13~15].With the same societal changes taking place in China at the present time and the advancement of globalization, we can not help wonder if the same changes have happened in Chinese’s perception of heroes (heroines) and if there are some other distinctive features in choice of heroes or heroines that are unique to Chinese, especially the youths. There is a Chinese saying that goes “out of the chaos come heroes”, but with the absence of war and other solemn social chaos – the traditional birthplaces of heroes and the presence of new chaos caused by flooding information in this new age, where do today’s heroes come from? Also as another Chinese saying goes, “the times produce their heroes”, then who are the heroes of our time and what special qualities do they have?This paper aims to address these questions by examining the heroes and heroines selected by a group of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of the total sample of 676 at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mong whom 471 are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196 are local Macau citizens. It is expected that studying their choice of heroes and heroines will help throw some light on the choice of heroes or heroines of the Chinese youth or ambitiously all Chinese today. The inspiration of doing this study came in an unexpected way. At the end of last semester, in the final exam of one of the classes that this author taught students were required to write a composition to introduce “a hero (heroine) in your own culture” and explain why they think he (she) is a hero (heroine). The results we received were so intriguing and revealing that they motivated this author to desire to read more into their choices of heroes and heroines. Later this author went on and gained access to more results of other students whom this author didn’t teach but had taken the same exam for the same course. 1 The Choices of Heroes and Heroines1.1 Categories of the Heroes (Heroines) To approach the previously mentioned questions on where heroes today come from and who the heroes of our time are, the heroes (heroines) gathered from the subjects are first classified into different categories based on the industries or fields in which they are portrayed as heroes (heroines) by the participants, and then the categories are ranked so as to reveal heroes of which category are the most popular among students, results of which are shown in Figure 1. Figure 1 The Popularity and Size of Each CategoryWe find that today the sources of heroes lie in sports athletes, entertainment artists, writers, family and friends, political and military leaders, Lei Feng-like prototype role-models, outstanding contributors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rassroots, and appealing figures of other fields. The popularities of these categories decrease from the most popular to the least popular in the sequence of appearance. The top three types of heroes are sports heroes, entertainment

95Wenying LIU A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People’s Choice of Heroes: A Case Study heroes, and writer heroes, the total popularity of which accounts for 63.2% of all. It means that the other six categories each share a slim part of the rest of the 36.8 percent of supporters. What’s also worth noticing is that sports heroes occupy an overwhelmingly dominant percentage in popularity, which is more than half of the total of the top three and almost one third the total of all types of heroes and heroines, making this category undoubtedly the most favorite heroes.Subsequen t ly, based on the r ank ing o f popularities of the categories it might be fair to say that different heroes mean differently to and therefore possibly impact differently on the twenty-year-old Chinese youths today, the age group which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belong to and therefore to some extent represent. However, can we go on and draw conclusion that since sports heroes are the most popular heroes they have the biggest influence on the young people? When we look closely at the heroes and heroines presented to us in all categories, we find that the number of individual separate heroes in each category varies to a large degree. As is shown in Figure 1, the number of individual separate heroes of one category is not in proportion with its popularity; the category that has the largest size in its number of heroes does not coincide with the category that has the largest popularity among students; the former is the category of entertainment artists while the latter is that of sports athletes. Also shown in Figure 1 is that with the decline in the popularity of the categories, the size fluctuates. So which category of heroes is more influential, the most popular one or the largest one? The answer may vary to different people, and then what exactly makes a difference to people’s choices of heroes and heroines? Some guesses would be their interest, life experience, living surroundings, accessible information, and so on. For example, for a young man who has a strong interest in sports, he is more likely to voluntarily choose a sports hero, for another young man who doesn’t know who Lei Feng is, he is less likely to choose Lei Feng as his hero, and for another young man who lives in a place where there is no access to the Internet, he is less likely to choose a media-created hero. So what exactly are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young’s choices of heroes? and to what extent? These are questions that this study can not answer accurately, but if time allows, a follow-up study can be done to approach these questions more closely. At this moment, limited by the data, it will be more sensible if we focus mainly on the heroes’ side to see what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they share as heroes or heroines that demand respect currently.1.2 The Heroes (Heroines) Figure 1 presents to us the fact that as a collective group, heroes of different categories vary in popularities and differ in size of the number of component individuals. However, when looking at the heroes as separate individuals closely, we have found that as a component individual, each hero contributes differently to the popularity of his (her) category. For instance, in some categories, the biggest contributor contributes more than half of the entire popularity of his category such as Yao Ming to sports athlete heroes (54%) and Lu Xun to writer heroes (65%). In order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distributions of popularity contribution in each category, we try to figure out the weighted average contribution of each category. We count every vote a hero gets as one weight so the more votes he gets the higher weight he has, and then we count the total votes each category gets as the sum weight of this category. We then divide the sum weights by the number of individual heroes of each category to find out the weighted average contribution in each category, the results of which are shown in Figure 2. We can see from Figure 2 that in terms of weighted average, the separate individual heroes of categories such as sports athletes, LeiFeng-like heroes, and family and friends weigh much more than those of other categories, so we can probably infer that every individual in these three categories means more to his own field than other separate individuals to their own categories.Figure 2 has also shown the star contributor in

96each category, who are Yao Ming in sports athletes, Jackie Chan in entertainment artists, Lu Xun in writers, My Father in family and friends, Mao ZeDong in political leaders, Lei Feng in prototype role models, Steve Jobs in contributors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 unknown philanthropist singer in grassroots, and Li Kashing in other unidentified categories. It is easy to spot that these people coincide with the representative big names that we know in the social fields of modern China. Of all the big names presented in Figure 2, we can see that Lei Feng is the one that has the greatest impact on his own field, followed by Lu Xun and Yao Ming separately to their fields. This interesting finding can throw some light into the recently emerging controversy on whether Lei Feng continues to be an admirable hero today. Figure 2 seems to say that the answer is “YES”, especially for those who are looking for prototype role models to be heroes. For them, Lei Feng is still their favorite choice of heroes. Figure 2 The largest ContriAutor in Each Category1.3 Culture1.3.1 The “I” CultureAlong with the categories and individual heroes, another thing that has intrigued us a lot in the data is how students nowadays perceive the words: “your culture”. The writing task of the final exam, from which the data and inspiration for this study derive, is “a hero (heroine) in your own culture”. We are not sure whether it is intentional or not, but for us, the word “own” in the topic statement has a strong implication of writing about a Chinese hero, given all the participants are Chinese. However, from a student’s perspective, when he sees this topic, all he sees is that he needs to write about “a hero (heroine) in my (our) own culture”. But what is “my (our) own culture”? Is it an equivalent of “Chinese culture” for a student? Well, the answer seems to be “No”, Chinese culture is not equal to “my (our) own culture”, not at least for the involved students here because we have found that not all heroes (heroines) they have chosen are Chinese. To be exact, there are 21 percent of heroes who are non-Chinese and there are 25 percent of students who have chosen a non-Chinese hero. Due to the ambiguity in the topic statement, the percentages here can not reflect the whole picture of what nationality means to hero selection, but it does tell us something about how students nowadays see themselves as an individual.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non-Chinese heroes chosen by so many Chinese students means that at least some of our youths today have not counted “nationality” as being essential in their definition of “my (our) own culture”. Choosing a non-Chinese hero obviously has ignored the implication of writing a Chinese hero by the word “own”. One potential reason for this might be that students don’t understand the word “own”, but this can not be true simply because all the students taking this final exam were studying in an intermediate level of English course, which means that “own” should have long been in their vocabulary knowledge for some time. Then what is it that has caused the students’ inability to catch the implication? Now, let’s try to think from the students’ perspective to see how they understand the topic “a hero in my (our) own culture”. To start, since the English word “you” can either indicate an individual or a group, the topic can first be interpreted differently as my culture or our culture, in both of which “I” am an individual. Then who am “I” as an individual? “I” am a Chinese but at the same time “I” am also a 20-year-old person living in the 21st century with the Internet and globalization going on around “me”. As a result, for those who are only conscious of his Chinese identity as an individual, “I” am Chinese and

97Wenying LIU A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People’s Choice of Heroes: A Case Study “I” am going to write about a Chinese hero, but for those who have realized or who have naturally grown up being aware of his both identities, “I” am going to write about a person whom “I” see as a hero (heroine) with no regard of his (her) nationality. So for many students, who “I” choose to be a hero is an individual matter tha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my” nationality or the hero’s nationality. This increasing consciousness of “I” as an individual independent of national boundaries, of course, is too ideal a scenario, but the existence of this trend has represented the emergence of new understanding of “culture”, which we call the “I” culture since everything in this culture revolves around “I”. To understand this culture, first we need to be aware of the living surroundings where we live at this moment. Other information about nationality and hero selection that might mean something is that the categories where non-Chinese heroes (heroines) appear mainly lie in sports athlete, entertainment artists, and outstanding figur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se three fields are the fields that are most heavily influenced by globaliz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addition, the rise of the “I” culture in Chinese youths also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shift from collectivism to individualism in Chinese people’s mentality and Chinese social ideology, but to fully explain which will need help from other perspectives such as politics, history, psychology, etc. So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relevant knowledge and the focus of this paper, we do not plan to make the attempts here.The essence of the “I” cul ture has been summarized in Lin’s Socio-semiotics: Chinese Semiotics “A hero nowadays is no longer a historic figure, but instead a symbol of potential individual way of life that others may still don’t understand or have not experienced. A hero in the past belongs to history, a nation or a community, while a hero today exclusively belongs to an individual.”(Lin, 2011)1.4 Macau Culture in the Mirror of the Hero ChoiceOf the 676 subjects of this study, 196 are local Macau residents and the rest are from mainland China. Since one’s choices of heroes and heroic values are linked with one’s culture and Macau culture has been widely credited with combining the western culture and the eastern culture, we want to see if in the choice of heroes for the local students we will find something unique that distinguishes Macau culture from Mainland culture. So we compared the categories of heroes of the two groups, the results of which are shown in Figure 3.Figure 3 The Difference in Choice of heroes Aetyeen Locals and MainlandersIndeed, we have found some distinctive features in the two sets of choices: (1) different from mainland students whose favorite heroes are sports athletes, the favorite heroes of local Macaunese are entertainment artists; (2) the categories of heroes that are more popular in local Macaunese than in mainlanders are those of entertainment artists, family and friends, science elites, grassroots heroes, and other unidentified heroes; (3) the categories of heroes that are less popular in local Macaunese than in mainlanders are those of sports athletes, writers, and LeiFeng-like heroes; (4) the category that is equally popular in both local Macaunese and mainlanders is that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leaders; (5) the biggest variations in the two sets of choices lie in the categories of entertainment artists and writers; (6) Yao Ming, Jackie Chan, Lu Xun, My Father, Lei Feng, and Steve Jobs remain the most influential hero even among local

98Macaunese; (7) Sun Yat-sen taking the place of Mao Ze Dong, has become the most chosen hero for local students in the category of political leaders, and (8) Stanley Ho and God, join Li Ka-shing, becoming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nidentified type of heroes each with 2 votes. These similarities and variations between the two sets of choices remind us of the fact that Macau culture is an eclectic one, combining elements of mainland Chinese culture, especially Cantonese culture, Hong Kong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The impacts of these factors are mirrored in the hero choices of Macau youth. In sports, Yao Ming and Liu Xiang are their favorite heroes. In their arguments on why the two are heroes, the reasons that the author summarized based on the data include they are the first Chinese who have done something extraordinarily in certain sports events, they have set new records in history, and they have increased their sense of honor and pride in being a Chinese. These arguments represent an angle of their cultural recognition of being at least partly Chinese. In political and military heroes, unlike Mao Ze Dong being the favorite of mainlanders, Macaunese like Sun Yat-sung the best, which is easy to understand when it’s put in a geographic or historic context: compared to Mao Ze Dong, Sun Yat-sung certainly is more recognized in the southern Cantonese area of mainland China where he was born and campaigned for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and he has personally lived in Macau and therefore has had an additional personal attachment to Macau. This variation from the mainlanders’ choice of heroes represents the heavy influence of Cantonese culture on Macau culture. In the category of entertainment artists, none of the chosen heroes is a mainlander but almost all are Hong Kong-made, which tells the huge impact of Hong Kong culture on Macau citizens. In addition, the fact that the category of entertainment artists is the most popular category among all also coincides with the nature of the type of economy that Macau has, which is an economy that’s based on tourism that offers services to help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relax and be entertained. Together with the unique history of Macau being a Portuguese colony in history, this also explains another fact that except in the categories of family and friends and writers, in all genres of heroes they have identified names that are non-Chinese which proves that the huge population of foreign tourists may have left a touch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acau culture.1.5 Other VariaAles1.5.1 GenderThe gender preference of heroes over heroines has been overtly prominent in the choices of heroes studied. There are only 23 percent of heroines in all the 167 heroes, and among the 667 subjects, there are only 10 percent who have chosen heroines. The dis-preference of heroines actually does not come as a surprise because after all even from history we can only name so few heroines, the reasons of which are complicated, combining biological, traditional, historical, social, and other factors. 1.5.2 Posthumous HeroesAnother thing that we think is worth mentioning is that the heroes (heroines) who are no longer with us are not forgotten, and they are still remembered and worshipped by many youths today. There are 68 posthumous heroes (heroines) out of the total 167, chosen by 242 students out of 667. Those who claim that Lei Feng - the iconic hero for Chinese in the latter decades of last century is not a hero any more, may find it disappointed that the most selected posthumous hero happens to be Lei Feng. 1.5.3 Celebrity HeroesAnother important phenomenon that’s worthy of a closer look is the dominant percentage of celebrities as heroes (heroines): of the 167 heroes only 24 are non-celebrities, chosen by 83 students out of 667. This is not a fresh phenomenon exclusively for MUST. freshmen. Actually the phenomenon of more and more celebrities being regarded as heroes (heroines) have been studied by many scholars, som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pop culture, som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communication, and other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marketing ( Rollin, 1983; Shuart, 2002; Strudler,

99Wenying LIU A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People’s Choice of Heroes: A Case Study 2006). Due to the important social implications of celebrities as heroes, this paper will include a special discussion on this topic in the 2.2.3.2 Discussiont: Diversity and Dynamics2.1 The Social Driving Forces of the Diversity in Hero (Heroine) Selection A hero is a mirror of the social reality in which he or she is chosen. The kind of heroes people choose correlates with such factors as their life experiences, likes or dislikes, approval or disapproval, needs, demands, and desires in their real lives, so the diversity in the selection of heroes here represents the overall reality of the society in which we currently live. As is shown in the previous analysis, heroes today come from different walks of life,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characteristics. The fact that 167 heroes (heroines) are chosen by 667 subjects means that on average every four people has one different hero (heroine). This seems to tell us that instead of having no hero, we are actually having a great variety of heroes (heroines). However, when Hsia was studying hero worship in China in 1960s, all the heroes shared great resemblance as if they were off the same assembly line, a typical image of which has been a selfless soldier who was deadly loyal to Chairman Mao and would not surrender to the enemy even when confronted with death. We wonder what has caused the changes in the choice of heroes of the people. Since we are sure that changes don’t happen for no reason, we believe that the changes that have happened in Chinese political policies, economic mechanism, psychological mentality, and media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 and other social aspects are the things that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diversity in hero selection for Chinese today. 2.1.1 Political ChangesWith China’s opening-up in the 1980s, came the wakening up of people’s self-awareness, accompanied by the shift from collectivism to individualism. The old heroes worshipped by Chinese as a collective group, most of whom were imposed on the people by ideology propaganda, had lost their shrines and therefore gradually declined or even been abandoned. This explains the current debate on whether the Lei Feng Spirit has gone out of date. Some say “Lei Feng has already disappeared”, while others say “Lei Feng spirit lives on”. Both of the two tones represent the fact that China is right now going through the process of restructure in its moral value systems.22.1.2 Psychological appealOn the other hand, if we look at the history of hero existence of all nations from the ancient to the present, we find that people of all times have a natural desire for heroes (heroines), whom they can worship and whom they secretly and subconsciously hope would save them from the unfairness and injustice that they encounter in their daily survival. “Hero worship” and “hero complex” have somehow managed to persist throughout different ages and different nations. This is one of the reasons that movies like Superman have gained worldwide popularity. In China, the awakening of self-awareness has strengthened people’s sense of individuality, which led them to question their hero choice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look for new heroes. 32.1.3 Information TechnologyWhat has answered Chinese people’s growing needs for new heroes is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hich makes it handy to find potential hero candidates. We now live “in such an information-driven society where a hero has lost his battlefield. Nowadays almost all things have been devalued and flattened or even redefined as simple transmission and reception of information (Lin, 2011). However, the media can create a hero overnight and it can also create its replacement over the next night; or when closely examined, the newly-elected hero has had his shameful flaws or records of misbehaviors dug out and therefore been dethroned from the honor of hero the next day (Cuthbert, 2005). 2.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debate can be found on these two websites: http://cpcchina.chinadaily.com.cn/special/2012-02/26/c o n t e n t _ 1 4 6 9 3 5 6 4 . h t m ; h t t p : / / w w w. c h i n a . o r g . c n /opinion/2012-02/28/content_24752379.htm 3. A lot of film studies and studies on media effects have demonstrated the worldwide hero craze. For example, http://www.qikan.com.cn/Article/bfcm/bfcm200906/bfcm20090622-1.html

100To make things even more complicated, since a hero today is only to do with an individual and there are numerous individuals in this world, it is only natural to see numerous heroes (heroines). Each individual needs to have the required heroic information to identify his (her) hero (heroine), but the information that he (she) gets everyday differs due to his (her) surroundings and accesses to different channels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the result of which is that in the explosion of information, every individual determines a different hero (heroine)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he (she) has received from his (her) most accessible media. As a result, somehow between the need of finding new heroes and the tireless offer of hero candidates by the information diggers, makers, and transmitters, the Chinese now end up with a great diversity of heroes, old and new, male and female, Chinese and non-Chinese, elite and grassroots, and above all, a large number of celebrity heroes.2.2 The Dynamics of the meaning of “hero” 2.2.1 The Core Elements of the word “hero” The data presented the following points to be the most cited and most desirable qualities of being a hero (heroine) by the subjects of the study: ● Experience of adversity overcome by hard work and exceptional courage, mostly born in a poor family but grown to be successful and rich; ● Perseverance in getting through difficulties by never giving up; ● Talents that tell him (her) apart from the rest of the people in his (her) own fields, such as Yao Ming in basketball field, Jay Zhou in music field, and Lun Xun in writer’s field; ● Great achievements in career or fortune, mostly in justifying celebrity heroes; ● CharitaAle actions and efforts made for philanthropy purposes, mostly about rich people donating money to help the poor; ● Positive influence as a role-model whom he (she) looks up to and wish to become in the future; ● Patriotic Aehaviors and achievements that increase his (her) pride of being a Chinese, especially those who wrote history by being the first Chinese to achieve one particular greet course; ● Other qualities that are likable, lovable, admirable, and influential, which explain the fact that the most commonly used words for expressing affections to his (her) hero (heroine) are “like” , “love” , “admire” , “influenced me”, etc. These qualities give us a general picture of the qualities that young Chinese today see as being heroic, and the number of which also once again justifies the diversity in their choices of heroes and heroines. 2.2.2 “hero” as a Dynamic ConceptThe word “hero” is not one that can be explained in simple words, but the above section has listed the core meaning of the concept, which contains divinity, fearlessness of dangers, surviving adversity with hard work and fortitude, display of great valor, willingness for self sacrifice, deep care and concern for fellow human beings, excellence in one way or another, etc. These qualities seem to apply to heroes of all cultures and times. For instance, in the period of Three Kingdoms i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Liu defined “Ying Xiong”, the equivalent of “hero” in Chinese as “the grasses that excel others on a grassland are “Yings” and the beasts that lead others in a group are “Xiongs”, so can human beings be divided in the same way to differentiate the intellectual and the martial in the sense that people who excel by smartness and intelligence are “Yings” and people who excel by guts and valor are “Xiongs.”[2] This Chinese definition of “hero” makes it clearer that there should be different types of heroes: the intellectual and the martial at least. It means that a hero doesn’t have to possess both physical excellence and intellectual excellence to be a hero. We then can further extend it by saying that a hero doesn’t have to possess all of the essential qualities listed above to be a hero. As long as one or more of these elements has been outstanding and

101Wenying LIU A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People’s Choice of Heroes: A Case Study striking enough, the identification of a hero can be triggered and a hero is born in someone’s eyes, so the definition of “hero” is not a closed one but an open and dynamic one. An easy way to help perceive the dynamics of “hero” is to picture that the above quoted qualities of a hero are like the electronic components of an electronic circuit, connected in parallel not in series, which means that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lectronic circuit doesn’t require all the components to work altogether at the same time. Similarly, a hero doesn’t have to possess all the component qualities listed for a hero to be a hero; as long as he excels outstandingly in one or more of the desirable qualities for a hero, he deserves adequately to be called a hero.In the past, the living conditions for human beings were so hard that there were non-stop daily living struggles, massive hungers, devastating disasters, destroying wars, lack or absence of medical cares, and other severe chaos that made it easier for heroes of exceptional physical strengths and bravery to shine. Nevertheless, at the present time, we have overall peace and much more benefits brought about by the accumulative intelligence and forces of our forefathers and the soar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hich has decreased the number of battlefields and the chances by which heroes of great valor can stand out. In time, valor has been over-shined by other attributes of a hero such as great compassion for fellow human beings in philanthropy attempts, physical excellence in sports activities, and intelligent excellence in breakthroughs of science. Of course, this doesn’t mean that valor as a heroic quality is not appreciated any more; on the contrary, people are desperately looking for a hero with great courage, which is why the lament of “there are no heroes any more” prevails in the sense that people of this claim are simply looking for the classic valor type of heroes whose birthplaces and stages unfortunately have dimed for various reasons. With the diming of heroes of valor, other types of heroes, celebrity heroes, for instance, begin to take the stage.2.2.3 The Overlapping Edges of “hero” and “celebrity” The fact that 85.8 percent of the heroes (heroines) involved here are celebrities and the fact that 87.4 percent of the involved young people here have chosen a celebrity to be their heroes are striking. We wonder what separates “hero” from “celebrity” after all, and what is driving the overlapping of these two concepts.On how to distinguish “hero” from “celebrity”, Rollin (1983) seemed to have provide a convincing enough answer: “The hero was distinguished by his achievement; the celebrity by his image or trademark. The hero created himself; the celebrity is created by the media. The hero is a big man; the celebrity is a big name”. However, we are afraid that the differentiation doesn’t resolve so easily. In our world, achievements can not help us distinguish heroes from celebrities because we do see many celebrities present huge achievements in their fields such as Liu Xiang, Jackie Chan, or even Lady Gaga who has broken so many records, big achievements as an entertainer, right?; vice versa we do see heroes who have an image or have become trademarks, for instance, when we talk about Lei Feng, we visualize him as a person with revolutionary spirit and readiness to help people, wearing the famous Lei Feng hat, a big noble smile, and worn-out socks; or when we go and join a “red-themed” tour for travelling, we are mostly brought to the houses where heroes lived in, the classrooms where heroes studied in, the paths heroes’ feet once stepped on, or even the favorite dishes heroes loved; aren’t these heroes being trademarks? What’s more, nor can self-creation and media-creation distinguish heroes from celebrities for the same reason that we are seeing so many heroes (heroines) created by the media and so many celebrities who have created their own fame and achievements. Just try to imagine if it is possible to tell which way Yao Ming is created as a hero by, himself or the media? Or does it make more sense to say that Yao Ming is created as a hero by himself and the media? After all, without his natural physical advantages, his own hard work, and his talent, there is no way that Yao can have the achievements that make him a hero, while without the

102media telling us what achievements Yao Ming have made and how significant they are, people wouldn’t have known that Yao is the one that suffices the hero that we are looking for. For the third distinction Rollin has drawn about “hero” and “celebrity” that “the hero is a big man; the celebrity is a big name”, we once again use Yao Ming as an example. Many of the great achievements which students have listed to prove that Yao is a hero have shown that Yao is not only a big name but also a great man.Now, it seems that to try to differentiate the two terms doesn’t seem to work in explaining the blurry edges of “hero” and “celebrity”, and then we might just as well turn around to find out the things that the two share in common to see if there is a possibility to connect the two. When it comes to two things being mixed and confused,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that the two share in common. An etymology dictionary explains that the word “celebrity” dates back to the late 14th century and it evolved in the pattern of “‘solemn rite or ceremony,’ from O.Fr. celebrité ‘celebration,’ from L. celibritatem (nom. celebritas) ‘multitude, fame,’ from celeber ‘frequented, populous’ , meaning ‘condition of being famous’ is from c.1600; that of ‘famous person’ is from 1849.” From this detailed explanation, we see “celebration” and “condition of being famous” that potentially can connect “celebrity” with “hero” because in both of the two types of figures we can find qualities that are worth us singing and celebrating and because in both cases there are conditions that need to be satisfied to deserve the title. Resultantly, we can say that it is some of the shared qualities possessed by some “celebrities” with “heroes” that have led to the overlapping of the two terms, and hereby many heroes and celebrities today have double identities of being a hero and a celebrity concurrently. The same reason holds for the persistence of LeiFeng as a hero today. To further examine the LeiFeng spirit, we find that the essence of LeiFeng spirit coincides with some of the desirable qualities of a hero such as compassion to help fellow comrades, willingness to sacrifice his own benefits including life for his mother country and other people’s well-being, as well as fortitude in pursuing a cause and belief. In the lack of great valor-type of heroes, heroic qualities like these in Lei Feng are sufficient to satisfy some Chinese’s hero quests and therefore make LeiFeng continue to exist as a hero.3 ConclusionFrom a social context, this study attempts to interpret the choices of heroes by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which has demonstrated a great diversity. We think that who the students regard as heroes reflect their perceptions of the society and the world, and their value orientations, so the paper has also tried to discuss the social changes in the living surroundings of the students such as China’s increasing opening-up to and communications with the outside world, globalization, and information explosion brought about b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hich we think are driv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youth’s hero values today. The people whom the students see as heroes reflect how these young people identify themselves individually, nationally, mentally, socially, and culturally at present or in future. The findings help to understand better young Chinese’s mental reality and raise our awareness of the social reality which we live in, and put in perspective some of the different voices we hear, social phenomena we see, and social problems we worry nowadays. They can also throw some light on 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ologies of value education of youths today. At the time, many Chinese adults have shown concerns about the moral reality of the young, and new terminologies referring to the young such as “post-90s”, “the affluent second generation”, and “tall-rich-handsome” carry negative messages that criticize the value judgment of the modern Chinese youth. What’s worse, the moral degradation is not just happening to the young; instead, to an extent it is happening to the entire society so that “Even simple questions like ‘should we help the fallen old’ become a national

103Wenying LIU A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People’s Choice of Heroes: A Case Study debate.”4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re is still hope that we can stop the moral deterioration of the Chinese society because we have found that at least in terms of judgment of heroes, the young still dominantly appreciate admirable qualities, which if we can make full use of, we may have a chance of bringing in some real positive energy into the youth’s formation of positive natural outlook.This paper has its weaknesses: (1) the researcher was inspired by the data first and then went on to do the research so the data sample were not results of careful design; (2) the data themselves are mostly textual and therefore a lot of hidden messages were not presented in a more convincing quantitative way; (3) the data could have other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from other disciplines such as psychology, cognitive science, and above all, linguistics which are not present in the paper; (4) like any attempt to analyze a social symbol such as “hero”, which , to cite Carlyle’s (1840) wisdom words, “is a large topic; deserving quite other treatment than we can expect to give it at present. Too clearly this is a topic we shall do no justice to in this place”.4. A Guide to Reviving the Lei Feng Spirit by Gong Wen: http://www.china.org.cn/opinion/2012-02/28/content_24752379.htmReferences [1] Hsia T. A. Heroes and Hero-worship in Chinese Communist Fic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1963, 13:113-138.[2] Lin Xin Hua. Chinese Semiotics: Socio-semiotics Shang Hai: Chinese Publication Group: Oriental Publication Center, 2011.[3] Carlyle, T. On Heroes, 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 London: Oxford, 1840.[4] Harris, J. Athletes and the American Hero Dilemma. Champaign, IL: Human Kinetics, 1994.[5] Klapp, O. Hero Worship in Americ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49, 14 (1): 57 -63.[6] Smith, G. The Sport Hero: An Endangered Species. Quest. 1973. 19 (1):59-70.[7] Rollin, R. The Lone Ranger and Lenny Sputnik: The Hero as Popular Culture. The Hero in Transition. Bowling Green: BGU Popular Press, 1983.[8] Gerzon, M. A. Choice of Heroes: The Changing faces of American manhoo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2.[9] Burton, R., Farelly, F., & Quester, P. Exploring the Curious Demand for Athletes with Controversial Images: A Review of Anti-Hero Product Endorsement Advertis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s Marketing & Sponsorship, 2001, 2 (4): 315-330.[10] Shuart, J. A. The Athlete as Hero and Celebrity Endorser [D], ProQuest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 2002.[11] Strate, L. Heroes: A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 American Heroes in a Media Age.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1994:15-23[12] Strudler, K. Media Sports Stars and Adolescents: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Mediated Sports Stars Based on Self-concept Congruity. The Sport Journal, 2006, 9(3).[13] Balswick, J. & Ingoldsby, B. Heroes and Heroines among American Adolescents. Sex Roles, 1982, 8 (3): 243-249.[14] Campbell, J.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Princeton: Univ. Press, 1968.[15] Cuthbert F. A. Community Journalism: Hope for a Society Without Heroes, Proceedings of the 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 Volume 6, Sixth Annual Convention, June 22-26, 2005, Fordham University. http://www.media-ecology.org/publications/科研進展澳門首屆科學技術獎科大成果豐碩獲表彰近年來, 澳門特區政府大力推動科學研究工作, 為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提供人才、知識和技術支援。與此同時, 澳門的科研人才隊伍與實力、研究條件與設施、研究水平與成果均得到了明顯提升。2011年, 特區政府專門設立了“澳門科學技術獎”, 每兩年評獎一次, 以此表揚和激勵優秀的科研團隊及成果。首屆澳門科學技術獎勵頒獎典禮於10月18日舉行, 澳門科技大學喜獲科學技術獎三項, 包括兩項自然科學獎和一項技術發明獎。在全澳“研究生科技研發獎”三十個頒獎項目中, 澳科大奪得十一項之多。科研成果常常需要較長時間的研究數據積累, 論文發表和生產應用更加需時, 故對建校僅僅12年的澳科大來說, 這次獲獎別具意義: 一則表明大學推行的教學與研究並重的發展策略是十分正確的, 二則說明大學在某些研究領域已經達致先進水準, 這對加速大學科研發展是極大的鼓舞和鞭策。

104第 6 卷第 2 期澳門科技大學學報 Vol.6 No.22012 年 12 月 30 日 Journal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c 30 , 2012 收稿日期：2012-08-08；修訂日期：2012-10-05。﹡通訊作者：姓名，張靜華，女，經濟學博士，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財務管理、醫療金融管理和政策分析。E-mail：jhuzhang@must.edu.mo，Tel：+853-88972986The Heterogeneity of Hospital Cost Shiftingt: the Case of the BBA of 1997 in the USAJing Hua ZHANG( Faculty of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China )AAstractt: Hospital cost shifting means that a hospital raises the price charged to privately insured patients to offset its financial loss due to a price cut by a public payer. Using a panel data set from the Healthcare Cost Report Information System (HCRIS) during 1996 to 2002, this study applies quantile regression to examine the heterogeneity of hospital cost shifting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BA of 1997 in the USA.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re is an increasing tendency of cost shifting by hospitals from lower quantile to higher quantile of financial loss caused by the BBA of 1997. However, the increasing trend of cost shifting at high quantiles is flatter than that at low quantiles. The findings help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future health care reimbursement reform by focusing on highly responsive groups.ey yordst: Cost shift; Heterogeneity; the Balanced Budget Act of 1997; Financial loss醫院成本轉嫁的差異性：以美國1997平衡預算法案為例張靜華（澳門科技大學行政與管理學院，澳門）摘要：醫院成本轉嫁指醫院對普通病人群（通常是持自費健康保險的病人群）提高收費價格,以求彌補政府醫療償付價格削減所帶來的損失。本研究重點考察美國1997年平衡預算法案實施後醫院成本轉嫁行為中的差異性。本研究從美國醫療成本報告資訊系統（HCRIS）抽取1996年至2002年的醫院財務管理面板數據，以長差分法為基本模型，採用分量回歸方法進行分析。本研究發現，对於1997美國平衡預算法案帶來的財務損失，處於損失高分量位的醫院比低分量位的醫院在更大程度上轉嫁醫療改革成本；但是該成本轉嫁遞增的趨勢從低分量段轉向高分量段過渡時逐漸變弱。本研究的結果有助在醫療償付改革中針對高反應度群體制定更加合適的政策措施，從而提高施政效率而達到預期效果。關鍵詞：成本轉嫁；醫院財務策略；美國1997年平衡預算法案；財務損失0 IntroductionCost shifting has been a hotly debated issue among health care industry and policy-makers in the USA since 1980’s after the Prospective Payment System (PPS) was adopted to reduce the Medicare reimbursement. Cost shifting in health economics refers to a phenomenon of healthcare service price change. Cost shifting occurs when a hospital raises the price charged to privately insured patients after it

105Jing Hua ZHANG The Heterogeneity of Hospital Cost Shifting: the Case of the BBA of 1997 in the USAsuffers financial loss from a reimbursement price cut by a public payer (such as Medicare or Medicaid in the USA) (Morrisey 1994[1], Ginsburg 2003[2]). Cost shifting is a dynamic phenomenon and is different from price discrimination, which charges a higher price to a payer with inelastic demand (Morrisey 1994)[1].Cost shifting is a policy issue of importance for healthcare reform, because it decides who eventually bears the cost of health care expenditure (Lee et al., 2003)[3]. Given the US congress’s efforts of cutting the healthcare expenses, if hospitals shift the loss from the Medicare reimbursement cut to privately insured patients by raising their prices, the cost of private health insurance companies will rise and result in a higher proportion of Americans without health insurance. Eventually there will be an even greater social burden as the result of lacking preventive healthcare (Fuchs 2009)[4]. Obama administration cited hospital cost shifting to justify the individual health insurance mandate required in the 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 (PPACA, or Obamacare) in 2010 (Cogan et al, 2011)[5].A large volume of research on hospital cost shifting focuses on evidences of cost shifting and largely mixed results have been reported (Morrisey, 1994[1]; Frakt, 2011[6]). Few studies have been done on the heterogeneity of hospital cost shifting, despite that exogenous financial pressure from the reimbursement cut may have different impacts on hospitals, which may make different decisions to do cost shifting. Using the research opportunity from the price cut due to the Balanced Budget Act (BBA) of 1997 in the USA, this study focuses on examining the heterogeneity of hospital cost shifting at various points of the conditional distribution. Specifically, this study examines whether hospitals in high quantiles of exogenous financial loss do more cost-shifting than hospitals in low or moderate quantiles. This study adds to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in several ways. First, this study uses quantile regression method, which is robust to outliers and does not need to assume the data’s normal distribution. Therefore, this method can generate more reliable results than the traditional OLS regressions. Second, unlike previous literature that examines an average policy effe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heterogeneity of hospital cost shifting at various points of the conditional distribution, therefore it gives a full picture of the distribution of hospitals’ response. Third, the findings promote the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factors that can influence a provider’s cost shifting decisions. The results support the hypothesis that hospitals do cost shifting due to quality constraint and efficiency-enhancing constraint in providing healthcare service. Fourth, the policy implication of this study is of general relevance for the undergoing healthcare reform worldwide. This paper is organized as follows: Section 1 introduces Medicare’s reimbursement system and the effect of the BBA of 1997 on it; Section 2 reviews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cost shifting and related empirical findings; Section 3 introduces the databases used in this study and the sample generating process; Section 4 is for the empirical methodology and Section 5 analyzes the results. At last, Section 6 and Section 7 provides the conclusion and discusses the limitation of this study as well as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1 PPS and the BBA of 1997Medicare is a socia l insurance program administered by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It provides 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to the persons who are aged 65 and over; to those who are under 65 and permanently physically disabled or who have a congenital physical disability; or to those who meet other special criteria (Newhouse 2002)[7]. To slow the rapid growth of its healthcare spending after it was launched in 1965, Medicare adopted a PPS in 1983 to reimburse service provided by hospitals (Newhouse 2002)[7]. PPS adopts a per-case reimbursement mechanism, under which inpatient admission cases are classified into relatively homogeneous categories called Diagnosis-Related Groups (DRGs). A predetermined and fixed amount is paid to each

106DRG (CMS, 2012)[8]. The average PPS payment for hospital i at time t can be calculated using the formula in Equation (1) (Research Data Assistance Center, 2006) [9]:PPS paymentit = [base payment rate]it × [CMI]it × [adjustments]it (1)Where, base payment rateit = (base payment)it-1 × (1 + update factorit )CMI = Case Mix Indexadjustments it = (1 + IMEit + DSHit ) × (1+ OUTit )IME = Indirect Medical Education adjustment;DSH = Disproportionate Share adjustment;OUT = Expected Outlier Share for Costs.The base payment rate is increased by an update factor (commonly known as the inpatient hospital market basket) for every year since 1981. These update factors are intended to account for annual inflation and to maintain incentives for hospitals to be efficient. CMI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ly used indicators of the intensity of hospital resource utilization in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IME is an added-on adjustment designed to reflect the higher patient care costs of teaching hospitals relative to non-teaching hospitals. An approved teaching hospital, which has residents in an approved 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 program, receives IME adjustment. DSH is an add-on payment for hospitals that have met the condition of treating a high-percentage of low-income patients. OUT is made for outlier cases, which are some particular cases incurring extraordinarily high costs. To qualify for outlier payments, a case must have costs exceeding a fixed loss outlier threshold.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PS in 1983, the Medicare healthcare spending continued to grow between at an average rate of 9 percent per year, greater than the annual growth rate of GDP, which is 5 percent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2010[10] ). To further slow the growth of Medicare spending, the BBA of 1997 was enacted. The BBA of 1997 affected all core factors of reimbursement price. First, it tried to reduce the update factor of the standardized amount in the base payment. It ruled that the applicable percentage change in the standardized amounts was 0% for FY 1998, and the base payment should grow slower than the market basket by 1 - 2 percentage points for all hospitals in all areas for FY1999 to FY2002. Out of the concern that the IME adjustment overpaid teaching hospitals relative to their additional teaching costs, the BBA reduced the level of the IME multiplier over a 4-year period. BBA reduced the DSH payments by 1 to 3 percentage points for each year during 1998-2002. Additionally, BBA also reduced the OUT payment by reducing the base payment, or by setting a higher outlier threshold. In short, a teaching hospital that is taking many severely sick low-income patients may suffer a significant reimbursement cut up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BA of 1997.The savings f rom al l hospi ta l Medicare reimbursement was estimated to be about $72 billion for the period of 1998 to 2002 and $119 billion for the period of 1998 to 2004 (American Hospital Association, 2000)[11]. Even though the 1999 Balanced Budget Refinement Act and the 2000 Benefits Improvement and Protection Act subsequently relaxed or delayed several original BBA provisions, the financial pressures brought to PPS hospitals by BBA of 1997 were still substantial. Such a major Medicare reimbursement cut hence provides a very good opportunity to study hospital cost shifting empirically.Facing the substantial reimbursement cut by Medicare, hospitals have a variety of choices when making response decisions. For example, hospitals may manage to become more efficient and absorb the major part of the reimbursement cut. Though hospital efficiency enhancement is the policy goal desired by the policy makers, in the reality, hospitals may choose to reduce service inputs, such as hospital beds or nurse staffing (Cutler, 1998[12]; Bazzoli et. al., 2004[13]). Hospitals may reduce Medicare patients’ service volume or intensity (Dranove and White,1998[14]). Apart from all of these possibilities, hospitals may also engage in cost shifting. Lack of competition in the health care sector permits cost shifting to occur

107Jing Hua ZHANG The Heterogeneity of Hospital Cost Shifting: the Case of the BBA of 1997 in the USA(Morrisey, 2003) [15].2 Literature revieyHospital cost shifting has been an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since 1980’s. There is a large body of literature on this topic. Morrisey (1994) [1]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the studies before the mid of 1990’s. Frakt (2011)[6] did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hospital cost shifting since 1996. 2.1 Conceptual literature revieyTheoretical models of hospital behavior have ambiguous predictions as to whether, and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hospitals will shift costs to private payers. Profit-maximization models support that cost shifting should not occur because a profit-maximizing hospital has already fully exploited its market power by choosing the optimal services quantity provided to the public and private patients (Hay, 1983[16]; Foster, 1985[17]).However, the profit-maximization assumption in these models may not be appropriate for the Non-For-Profit (NFP) hospitals, which accounts for more than 60% of the hospitals in the USA (Zwanziger, 2000)[18].Utility-maximization models argue that a NFP hospital tries to maximize the total social utility (Newhouse, 1970[19]) and has unused market power (Morrisey, 1994[1]). Therefore a NFP hospital is capable of cost shifting in response to reductions in public payer payment (Dranove 1988[20], Cutler, 1998[12]). Based on the utility-maximization model, quality-efficiency constraint hypothesis argues that hospitals face the quality constraint and efficiency-enhancing constraint in providing healthcare service and could not restrain costs as quickly as payments were adjusted (Guterman, Ashby & Greene, 1996) [21]. As a result, a NFP hospitals may do cost shifting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service quality or to fulfill its charity goals (Cutler, 1998[12] ; Zwanziger et al, 2000[18]). One of the empirical implications of quality-efficiency constraint hypothesis is that the NFP hospitals in higher quantile of payment cut may have greater incentive to do cost shifting because they may be more likely to maintain their quality reputation and the charity service goals.2.2 Empirical literature reviey Majority of empirical studies of hospital cost shifting focus on the evidence of cost shifting and have found mixed results. There is one arm of researches providing evidence that dynamic cost shifting is not a significant problem during 1980’s (Zukerman, 1987) [22] or in 1990’s (Cutler, 1998[12]; Dranove & White, 1998[14] )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PPS. There is another arm of studies reporting that hospitals raised prices to partially or fully offset government cutbacks during 1980’s and early 1990’s (Dranove, 1988[20]; Cutler, 1998[12]; Zwanziger et al, 2000[18]; Zwanziger & Bamezai, 2006[23]). Wu (2010)[24] provided strong evidence that after the BBA of 1997, hospitals were able to shift part of the burden of Medicare payment reduction to private payers. Few empirical studies have been done on the heterogeneity of hospital cost shifting. Wu (2010)[24] studies the heterogeneous variation by ownership type or teaching affiliation only. This study is the first one to use quantile regression method to examine the heterogeneity of hospital cost shifting at various points of the conditional distribution. The finding from this study promotes the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motivation and the decision making of hospital cost shifting. The quantile regression analysis also exceeds the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 to provide a detailed full picture of hospital cost shifting distribution for relevant policy makers. 3 Data The main data resource for this study is the Healthcare Cost Report Information System (HCRIS) maintained by the Center for Medicare & Medicaid Services (CMS). To receive reimbursement for health care services delivered to Medicare patients, PPS hospitals are required to submit an annual cost report in a standardized electronic format to CMS. These datasets are updated at the end of each calendar quarter and are available on the last day of the following

108month. CMS released Hospital 2552-96 Cost Report Data files for fiscal years 1996-2010. Because BBA was passed in 1997 and came into implementation since fiscal year 1998, I use the cost report data for fiscal years 1996-2002. I include the data of 1996 in my research to compare how hospital’s strategies change after BBA. 2002 is the last year when the BBA of 1997 still had strong impacts.I obtained the total number of Medicare patient discharge, inpatient revenue and other hospital financial information from HCRIS database. I also extract the transfer-adjusted CMI from PPS Payment Impact Files 1996-2002 maintained by CMS. The transfer-adjusted CMI is adopted because it can better reflect the average level of actual patient severity in a hospital. The hospital characteristics data are obtained from American Hospital Association annual surveys.Because the data in Medicare HCRIS database often contain extremely high and low value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the change of private price, is censored at the 5th and 95th percentile (Dafny 2009[25], Wu 2010[24]). The final sample includes 3696 hospital-year observations, having 683 to 800 observations in a single year during 1998 to 2002. There are in total 928 unique hospital ID, among which 421 hospitals have five-year continuing observations, 245 have four-year observations, 135 have three-year, 79 have two-year and 48 have one-year observations.4 Methodology and Models4.1 Quantile regression methodQuantile regression method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to analyze the heterogeneity in empirical studies. The quantile regression method generates an estimate of the conditional quantile functions through minimizing a sum of asymmetrically weighted absolute residuals (giving differing weights to positive and negative residuals) (Koenker & Hallock, 2001)[26].Based on Buchinsky (1998)[27], the empirical equation in a quantile regression model is,yi = x'i βθ + μθi, i = 1, …., n (2)with Quantθ ( μθi | xi) = 0 (0 ≤ θ ≤ 1) where yi i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of interest, xi is a l×1 vector of independent variables. βθ is an unknown parameter vector associated with the θ th quantile. μθi is an unknown i.i.d. error term, represents that the θ th quantile of residual (μθ) conditional on xi is zero. βθ is estimated by solving a liner programming problem. (Koenker and Hallock, 2001)[26].There are many ways to estimate Ω θ, the asymptotic covariance matrix for βθ such as bootstrapping, order statistics and kernel estimators. This study uses bootstrapping to generate robust standard error for the estimated coefficient. When estimating the asymptotic covariance matrix, bootstrapping method randomly draws sampling from the empir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data. Therefore, it is a consistent estimator, disregarding of the independence assumption between the residuals and the parameters (Buchinsky, 1998 )[27]. I use the ‘sqreg’ command in STATA 11 to realize this estimation. ‘sqreg’ estimates simultaneous-quantile regression along with Monte Carlo bootstrap estimates of the confidence intervals. It produces the coefficients for each quantile and obtains an estimate of the variance component estimation (VCE) via bootstrapping. The VCE includes between-quantile blocks. In this way, I can test and construct confidence intervals comparing coefficients describing different quantiles.Quantile regression has many advantages over the traditional OLS regression. An OLS regression is based on the mean of the conditional distribution of the dependent variable, therefore it needs to make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exogenous variables have homogeneous impacts on the conditional distribution. In the case where the exogenous variables influence the parameters of the conditional distribution of the dependent variable other than the mean, an OLS analysis with homogeneous assumption will not be helpful. Instead, quantile regressions provide snapshots of different points of a conditional distribution, therefore describe the whole picture of the distribution (Koenker & Hallock, 2001 )[26]. 4.2 Long-Difference modelI use Long-Difference model to identify the

109Jing Hua ZHANG The Heterogeneity of Hospital Cost Shifting: the Case of the BBA of 1997 in the USAdynamic change of private patient price. Long-Difference model tak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base period and the study period. Becaus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wo far apart periods is usually much smaller than that between two adjacent periods, the Long-Difference model is less inconsistent in solving auto correlation problem of the error term than the first-difference model (Griliches & Hausman 1986)[28]. Since Long-Difference model also provides the flexibility of including other control variables, such as hospital characteristics and market dummies (Morrisey 1994[1]), it is widely used in existing hospital cost shifting studies (Dranove 1988[20] , Dranove & White 1998[14], Wu 2010[24]). The underlying model of private price now is assumed to bePit = αt + β Medicare priceit + δt Xit + σi + εit (3)The difference of the prices in Periods t and s can be expressed as Pis-Pit = (αs-αt ) + β (Medicare priceis -Medicare priceit ) + ( δs Xis-δt Xit ) + ( εis-εit ) (4)The terms (δs Xis-δ t Xit ) in Equation (4) for changes in hospital characteristics can be further decomposed as δs Xis- δt Xit = δs Xis- δs Xit + δs Xit - δt Xit = δs ( Xis - Xit ) + ( δs - δt ) Xit = δs ∆Xis + ∆δs Xit (5)where δs measures the current effect of any change in hospital characteristics, while ∆ δs represents the changing effect on the initial level of X. After Equation (5) is plugged into Equation (4), the final estimation equation can be simplified as ∆Pis= ∆αs+β ∆Medicare priceis + δs ∆Xis + ∆δs Xit+ μis (6)where t is the base year 1996 and s is any year during the period from 1998 to 2002.4.3 VariaAlesThe dependent variable is the change in average private patient price in a year. All prices are inflation-adjusted to dollars in 2002. The average private patient price is calculated as total non-Medicare inpatient revenue divided by total non-Medicare inpatient discharges. Even though non-Medicare inpatients may also include Medicaid patients, I have to use non-Medicare inpatients as the closest estimation of private patients because CMS HCRIS data does not report revenues by Medicaid or other payers separately. I define the total net private inpatient revenue 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otal net inpatient revenue and Medicare inpatient revenue. In the same way, the total private inpatient discharges are defined as the non-Medicare inpatient discharges, which a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otal inpatient discharges and Medicare inpatient discharges. The total inpatient revenue and total discharges exclude both swing bed and Skilled Nursing Facility (SNF). Based on a BBA impact simulator constructed by the AHA, I construct an exogenous BBA Financial Impact Index (BBA Index) to measure the average potential loss for each inpatient admission (BBRA’s amendment reflected). The index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simulated PPS price assuming no BBA impact and a Laspeyres PPS price. Because the Laspeyres price holds hospital behavior or operational variables fixed, the BBA Financial Impact Index reflects the actual policy changes made by BBA only. This method is similar to those used in Cutler (1998)[12], Shen (2003)[29], Volpp et al (2005)[30] and Wu (2010)[24]. The sign of the coefficients of the BBA Index is expected to be negative if a hospital does cost shifting, in which it sets the private price higher in face of an expected loss from the BBA of 1997.Medicare patient share is calculated as the proportion of Medicare patient discharge numbers to the Total patient discharge numbers. A hospital with relatively higher Medicare share may be under greater financial pressure when Medicare cuts the payment rates, therefore this type of hospitals may have stronger incentive to shift cost. However, if Medicare patient accounts for majority of the patient groups in a hospital, that hospital may not have chances available to shift loss due to Medicare patients to private patients.Hospital financial ratios include the debt and current ratios. The debt ratio is defined as the ratio of the Total Liability to the Total Asset. It describes

110the capital structure of a hospital and is among the best measures of financial distress (Dafny 2005[31], Das 2009[32]). The current ratio indicates the ability of a hospital to meet its short-term obligations with cash or other assets that can quickly be converted to cash (e.g. patient accounts receivable). Since the debt and current ratios can also be interpreted as total debt ratio and short-term debt ratio, they may be correlated with each other. Therefore, I include in the estimation equation only one of the financial ratios a time. I use the debt ratio in the basic specification, and use the current ratio for robustness tests. I expect that a hospital with greater financial distress pressure and larger BBA financial shock has a greater incentive to get engaged in cost shifting.I use CMI and occupancy rate to measure hospital operational characteristics. Medicare CMI captures the price variations due to the patient severity in each hospital. Because private patient CMI is not reported in HICRIS, I also use Medicare CMI as a proxy for private patient severity (Dafny 2009[31], Wu 2010[24]). I use the occupancy rate as a proxy of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of the hospitals. Because hospitals may change the Medicare Case Mix and occupancy rate as a response to the Medicare price change, I fix both Medicare CMI and occupancy rate on 1996 level.I control hospital ownership types in the form of non-for-profit, for-profit and the government hospitals. The base group is for-profit hospital. I include dummy variables to indicate a teaching hospital.Because joining a network may have positive effect on hospital pricing (Burgess, 2005)[33], I use dummy variables to indicate a hospital’s system membership and network participating status as indicated by the AHA data. Since a hospital in highly centralized networks may have better financial performance than those belonging to decentralized networks (Bazzoli et al, 2000)[34], I also use a dummy variable to indicate whether a hospital is in a centralized network or not.The size of a hospital is controlled by using bed-size category variables. The base group includes small hospitals with fewer than 100 beds. Group 2 includes middle-size hospitals with beds from 100 to 299. Large hospitals have more than 300 beds.Hospital market competition is measured by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HHI), which is calculated as the summation of market share squared. The market share is calculated using hospital bed numbers and the market is defined at the zip code level. I do not explicitly control HMO penetration because hospital cost shifting decision is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he HMO penetration or the change of HMO penetration (Wu, 2010 )[24]. I include county dummies to control geographical fixed effects, as well as year dummies for year fixed effects. 5 Empirical Analysis and ResultsTable 1 shows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used in this study.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edicare patient share in 1996 and 1998 to 2002. Hospital financial status did not change significantly over the studied period. Comparing with those in 1996, the Transfer-Adjusted-Case-Mixed-Index slightly increased by 0.026 points, while occupancy rate decreased by 3.5 percentage points and hospitals downsized by 11.3 beds or by 5.8% on average. Among the hospital institut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 percentage of system hospital increased by 3 percentage points, network participating increased by about 1.7 percentage points, while the percentage of centralized hospital system, accreditation and teaching status decreased slightly. These small changes could be caused by hospital behavioral changes or reporting errors. HHI shows that the hospital market structure during research period were stable.Figures 1 to 3 show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change of private price, BBA Financial Impact Index (price) and the share of Medicare patients. The change of private price and the share of Medicare patients are close to normal distribution. The distribution BBA Financial Impact Index (price) is skewed to the right due to a few observations of very large value.

111Jing Hua ZHANG The Heterogeneity of Hospital Cost Shifting: the Case of the BBA of 1997 in the USATaA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hospital and market characteristicsDependent Variable1998-2002 1996Mean S.D. Mean S.D.Change of Private Price 606.5 -1,267BA Financial Impact (price) -456.3 -294.9Medicare Patient Share (%) 43.3 -10.7 43.7 -10.7Debt Ratio 0.474 -0.46 0.474 -0.259Current Ratio 2.519 -2.886 2.486 -1.716TACMI 1.32 -0.201 1.294 -0.182Occupancy 52.00% -0.159 55.50% -0.161Beds 184.8 -136.5 196.3 -142.9Bedsize group 1 (<100) 24.80% -0.432Bedsize group 2 (100<299) 55.80% -0.497Bedsize group 3 (300<) 19.40% -0.395System Membership (=1) 47.80% -0.5 44.80% -0.497Network (=1) 32.70% -0.469 30.90% -0.462Centralized system (=1) 24.60% -0.431 26.70% -0.442In urban (=1) 67.60% -0.468Accredited (=1) 93.80% -0.242 94.70% -0.223Teaching status (=1) 21.80% -0.413 24.00% -0.427Non-For-Profit 73.10% -0.444For-Profit 12.40% -0.33Government 14.50% -0.352HHI 0.952 -0.145 0.959 -0.134Change of HHI -0.007 -0.084Observations 3,696 　 683 　Figure 4 shows the trends of the BBA Financial Impacts and the change of private price. While the expected financial loss increases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from 1998 to 2002, the change of private price also increases proportionally.Figure 1 DistriAution of change of private price.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BBA financial impact.Figure 3 DistriAution of share of Medicare patients.Figure 4 Time series of BBA Impact and Private Price.I first run OLS regression to estimate the average cost shifting effects during 1998 to 2002. In Table 2, Columns (1) reports the estimated coefficients of the BBA financial impacts on the change of private price, without controlling for hospital financial status. Column (1) indicates that for every one dollar of expected price cut by the BBA of 1997, hospitals on average increased the private price by about 88.3 cents. In Column (2), both debt ratio and the current

112ratio in 1996 were included. Column (3) and (4) report the result. when the debt ratio or the current ratio in 1996 was included one a time. The estimated impacts of the BBA in these specifications are very similar with those reported in Column (1). The coefficients of Medicare Patient Share are consistently significant in all specifications. The coefficient of current ratio of 1996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only when it is included without the debt ratio of 1996, while the TaAle 2 The impact of BBA on change of private price during 1998-2002 (OLS)Variables (1) (2) (3) (4)BBA Financial Impact (price) -0.883***[-5.43]-0.897***[-5.46]-0.896***[0.164]-0.894***[0.163]Medicare Patient Share (%) 18.601***[5.28]18.409***[5.20]18.468***[3.538]18.430***[3.526]Debt Ratio 96 -21.387[-0.16]-80.541[135.098]Current Ratio 96 33.586[1.53]32.539*[19.734]Tacmi_1996 156.0[0.63]127.3[0.51]136.254[250.928]137.226[248.530]ch_tacmi 1,059.5**[2.55]1,087.1***[2.59]1,063.5**[414.8]1,075.2***[414.7]Non-For-Profit -57.95[-0.53]-51.22[-0.45]-65.378[110.105]-57.937[107.992]government 77.78[0.57]75.33[0.52]62.397[139.319]69.85[136.397]teaching status (=1) 93.18[1.00]92.93[1.01]92.909[92.824]91.742[92.801]Bedsize group 2 (100<299 ) -8.45[-0.10]-5.95[-0.07]-11.561[88.161]-4.852[87.684]Bedsize group 3 (300< ) -149.30[-1.12]-144.22[-1.08]-152.148[133.538]-143.664[133.675]HHI_1996 582.04**[2.32]587.30**[2.35]577.679**[250.204]588.046**[250.368]Change of HHI 884.08**[2.38]818.48**[2.17]877.929**[371.793]822.482**[374.960]Ocupancy ratio 96 206.32[0.83]251.90[1.00]227.402[250.755]244.137[247.756]System Membership (=1) -62.64[-0.93]-61.39[-0.92]-62.981[66.934]-60.479[66.683]network (=1) -111.14*[-1.71]-115.92*[-1.78]-112.143*[65.104]-116.089*[64.974]centralized system (=1) 88.21[1.18]96.70[1.28]90.898[75.020]96.64[75.287]accredited (=1) 13.21[0.11]0.6942[0.01]8.885[116.412]3.812[116.945]Observations 3,696 3,696 3,696 3,696R-squared 0.207 0.209 0.207 0.209Note:1. Time and area fixed effects are included in all of the specifications. 2. Robust standard errors are clustered by hospitals and reported in brackets, *** p<0.01, ** p<0.05, * p<0.1.

113Jing Hua ZHANG The Heterogeneity of Hospital Cost Shifting: the Case of the BBA of 1997 in the USAcoefficients of debt ratio are not significant in any specification. Together, these results imply that the changes of private price are only highly correlated with the exogenous financial impact variable, but not the fundamental financial condition. Therefore, the private price change identified here is not an artifact of other confounding factors.I estimate quantile regression at four quantile points: 0.20, 0.40, 0.6 and 0.80. The standard errors were bootstrapped repeating 200 times under a fixed seed. The results from the quantile regression are reported in Table 3. Because the BBA Financial Impact is financial loss and has a negative value, when its coefficient has negative sign, this actually means that the private price increases upon expected financial loss. Figure 5 illustrates the estimated coefficients of the BBA Financial Impact together with their confidence intervals constructed with bootstrapping method.Figure 5 The Impact of BBA on change of private price during 1998-2002 (quantile regression).As shown in Table 3 and Figure 5, hospitals in each quantile of BBA Financial Impact have increased private patient price significantly and these coefficients increase as the quantile gets larger. The increase of the private patient price varies from 76.7 cents among hospitals in the lower quantile to one dollar among hospitals in the higher quantile. Given TaAle 3 The impact of BBA on change of private price during 1998-2002 (quantile regression)Variables Quantile 0.2 Quantile 0.4 Quantile 0.6 Quantile 0.8BBA Financial Impact (price) -0.767***[0.161]-0.963***[0.149]-1.062***[0.225]-1.082***[0.166]Medicare Patient Share (%) 9.876***[3.273]14.730***[3.062]22.358***[2.606]30.121***[3.727]Debt Ratio 96 -169.358[166.261]-14.967[163.605]4.355[93.483]-9.38[78.460]Current Ratio 96 11.609[26.150]28.264[21.527]27.672[24.643]45.435**[20.604]TACMI_1996 -114.213[228.877]-96.207[218.466]44.64[254.173]580.051**[235.773]Change of TACMI 544.445[423.672]1,061.234***[367.729]1,419.755***[340.938]1,008.471**[443.380]HHI_1996 132.829[297.224]246.553[183.763]403.885**[188.439]649.322**[255.043]Change of HHI 357.097[240.058]307.842[339.919]803.160*[461.455]893.302***[284.546]Ocupancy Ratio 96 583.080***[199.290]236.113[207.430]-60.616[246.519]-185.869[246.061]System Membership -237.089***[68.632]-51.553[53.486]-5.461[68.602]64.529[56.523]Observations 3,696 3,696 3,696 3,696Note: 1. Not reported here, this quantile regression equation also included ownership, hospital size by total bed number, system membership, network status, accreditation status and whether it is in a centralized system. None of them, except those in low quantile is significant. Time and area fixed effects are included in all of the specifications. 2. Robust standard errors are generated by bootstrapping and reported in brackets. *** p<0.01, ** p<0.05, * p<0.1.

114the increasing tendency of cost shifting, hospitals demonstrate a declining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st shift. When BBA Financial Impact increases from quantile 0.2 to quantile 0.4, the estimated private price change increases by 26% (=(0.963-0.767)/0.767), while it increases by only 10% and 2% respectively when BBA Financial Impact increases from quantile 0.4 to quantile 0.6 and from quantile 0.6 to quantile 0.8. The horizontal lines in Figure 5 represent the estimated coefficients and confidence intervals from the OLS regression results. The solid curves in Figure 5 connect the quantile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The shaded areas represent the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Figure 5 reveals that the quantile regression estimates of Private Price Change in lower and higher quantiles largely deviate from the OLS regression results. Additionally, the range of confidence interval is stable before it reaches the 0.6 quantile but it widens abruptly after 0.6 quantile. This evidence implies that the responses of hospitals in the higher levels of BBA Financial Impact have higher variations than those with lower levels.Quantile regression results in Table 3 also show that Medicare Patient Share is consistently highly significantly across all quantiles. Though significant at 10% level in the OLS regression, except for those in the higher quantile, the coefficients of Current Ratio of 1996 a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the lower and the median quantile. This means that the marginal significant effect of the current ratio detected by OLS regressions is simply the result biased by the observations of top 20%.6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T h i s s t u d y f o c u s e s o n e x a m i n i n g t h e heterogeneity of hospital cost shifting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BA of 1997 at various points of the conditional distribu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1996 to 2002, hospitals on average were able to shift about 88% of the expected financial loss of the BBA to private patients. Further, the results from quantile regression clearly indicate the heterogeneity of hospital cost shifting amount across various part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BBA Financial Impacts. There is an increasing tendency of cost shifting by hospitals from lower quantile to higher quantile of financial loss.This finding is consistent with the quality-efficiency constraint hypothesis based on the utility-maximization model. As suggested by the reimbursement formula by the BBA of 1997, a typical hospital in higher quantile of payment cut de facto is a NFP hospital that is a teaching hospital, taking many severely sick low-income patients and caring its high social reputation. While hospitals in lower quantile of payment cut may absorb part of payment cut by reducing service cost or reducing quantity of charity service provided, hospitals in higher quantile of payment cut may face greater cost constraint due to their quality and charity goals as the most determined NFP hospitals. For these reasons, hospitals in the higher quantile of financial loss do more cost-shifting than those in lower quantil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also shows that the increasing trend of cost shifting for hospitals at high quantiles is flatter than that at low quantiles. This finding suggests decreasing marginal propensity to shift cost and this tendency is also consistent with the quality-efficiency constraint hypothesis. Once a NFP hospital has enough resources to keep the service quality or charity quantity beyond the constraint, it stops to shift more cost to private patients.The results have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to current debate in the US about further health service price reduction as proposed in the Affordable Care Act of 2010. After a series of major reimbursement cut in health service price, hospitals may have reached the bottom line of cost reduction. Further price cut will not be effective to control the rising cost, but will only push hospitals, especially those NFP hospitals in high quantile of the payment cut to do more cost shifting. To reach the long run cost control goal, policy makers need to think out of the box and consider other non-price regulation policy, such as performance-based payment system as discussed in McClellan (2011)[35].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is study are relevant to the undergoing healthcare reform in China too.

115Jing Hua ZHANG The Heterogeneity of Hospital Cost Shifting: the Case of the BBA of 1997 in the USADuring recent years, while increasing the public health funding significantly, Chinese government also put emphasis on controlling healthcare costs and implemented various initiatives, such as restricting the length of physician prescription to seven days for outpatients. However, these cost control efforts may be easily offset by various types of hospitals’ cost shifting strategies, such as shifting more patients from outpatient departments to inpatient departments. Heterogeneity among health providers in China is also great and should be fully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when policies are proposed. 7 Limitation and future studyOne limitation of this study is that its empirical estimation did not control for potential quality changes because HCRIS database does not contain this type of information. If some new medical technologies were adopted in private patient treatments coincidently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BA of 1997, a higher private price change may be observed. However, this case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hospital cost shifting because in this case a higher health service price is usually associated with a better health outcome or greater patient satisfaction. Future study of hospital cost shifting will adjust for the health service quality improvement by combining with other patient outcome database. Additionally, if we consider a hospital as a revenue maximizor, hospital revenue loss due to Medicare price cut might be used to measure the expected exogenous financial loss and to generat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size of cost shifting.References [1] Morrisey M. A. Cost Shifting in Health Care: Separating Evidence from Rhetoric? Washington: The AEI Press, 1994.[2] Ginsburg P. B. Can Hospitals and Physicians Shift the Effects of Cuts in Medicare Reimbursement to Private Payers? Health Affairs, 2003, 22 (6): 472-479.[3] Lee J. S., Berenson R. A., Mayes R., Gauthier A. K. Medicare Payment Policy: Does Cost Shifting Matter?. Health Affairs, 2003, 22 (6): 480-488.[4] Fuchs V. R. Cost Shifting Does Not Reduce the Cost of Health Care, Jama-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009, 302 (9): 999-1000.[5] Cogan J. F., Hubbard R. G., and Kessler D. P. Obama Care and the Truth About ‘Cost Shifting’ [N]. Wall Street Journal [New York, N.Y], 2011-03-11(A.15).[6] Frakt, A.B. How Much Do Hospitals Cost Shift?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Milbank Quarterly,2011, 89(1): 90-130[7] Newhouse J. P. Medicare Policy in “American Economic Policy in the 1990s”, Frankel J. and Orszaq P. (Ed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MIT Press, 2002: pp899-954.[8] CMS: Medicare, Prospective Payment Systems (General Information) [EB/OL]. (2012-08-01) [2012-08-08]. http://www.cms.gov/Medicare/Medicare-Fee-for-Service-Payment/AcuteInpatientPPS/index.html.[9] Research Data Assistance Center. Calculating hospital specific DRG payments. [EB/OL]. (2008-01-01) [2012-08-08]. http://www.resdac.umn.edu/tools/TBs/TN-004_CalculatingHospitalDRG_508.pdf.[10]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Where do Our Federal Tax Dollars Go? [EB/OL]. (2008-04-14) [2012-08-08]. http://www.cbpp.org/files/4-14-08tax.pdf.[11] American Hospital Association, The Impact of the BBA and the BBRA, Trend Watch, [EB/OL] (2000-03-01) [2012-08-08]. www.aha.org/research/reports/tw/twmarch2000.pdf [12] Cutler D. M. Cost Shifting or Cost Cutting? The Incidence of Reductions in Medicare Payments, Tax Policy and the Economy, 1998, 12: 1-28.[13] Bazzoli G. J., Lindrooth R. C., Hasnain-Wynia R. and Needleman J. The Balanced Budget Act of 1997 and U.S. Hospital Operations. Inquiry-the Journal of Health Care Organization Provision and Financing, 2004, 41 (4), 401-17.[14] Dranove D. & White W. Medicaid-Dependent Hospitals and Their Patients: How Have They Fared?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1998, 33 (2, Part I): 163-184.[15] Morrisey M.A., Cost Shifting: New Myths, Old Confusion, and Enduring Reality, Health Affairs,2003,. W3(10):489-491.[16] Hay J. W. The Impact of Public Health Care Financing Policies on Private-sector Hospital Costs, Journal of Health Politics, Policy and Law, 1983, 7: 945-952.[17] Foster R. W. Cost-Shifting under Cost Reimbursement and Prospective Payment,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1985, 4 (3): 261-271.[18] Zwanziger J., Melnick G. A., Bamezai A. Can Cost Shifting Continue in a Price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Health Economics, 2000, 9 (3): 211-225.[19] Newhouse, J.P. Toward a Theory of Non-profit Institutions: An Economic Model of a Hospita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0, 60: 64–74.[20] Dranove D. Pricing by Non-Profit Institutions - the Case of Hospital Cost-Shifting,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1988, 7 (1): 47-57.[21] Guterman S., Ashby J., and Greene T. Hospital Cost Growth Down: Unprecedented Cost Constraint by Hospitals Has Maintained Their Bottom Line. But Can It Continue? Health Affairs,1996. 15 (Fall): 134-139.[22] Zuckerman S. Commercial Insurers and All-Payer Regulation - Evidence on Hospitals Responses to Financial Need,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1987, 6 (3): 165-187.[23] Zwanziger J., Bamezai A. Evidence of Cost Shifting in California Hospitals, Health Affairs, 2006, 25 (1): 197-203.[24] Wu V. Y. Hospital Cost Shifting Revisited: New Evidence from the Balanced Budget Act of 1997,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Care Finance & Economics, 2010, 10 (1): 61-83.[25] Dafny L. S. Estim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Merger Effects: An Application to Hospital Merger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009, 52 (3): 523-550.

116[26] Koenker R., Hallock K. F. Quantile Regression, Journal of Economics Perspectives, 2001, 15 (4): 143-156.[27] Buchinsky M. Recent Advances in Quantile Regression Models: A Practical Guideline for Empirical Research,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1998, 33 (1): 88-126.[28] Griliches Z., Hausman J. “Errors in Variables in Panel Data,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86, 31: 93-118.[29] Shen Y. C. The Effect of Financial Pressure on the Quality of Care in Hospitals,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2003, 22 (2): 243-269.[30] Volpp K. G., Konetzka R. T., Zhu J., Parson L., Peterson E. Effect of Cuts in Medicare Reimbursement on Process and Outcome of Care for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Patients, Circulation, 2005, 112: 2268-2275.[31] Dafny L. S. How do Hospitals Respond to Price Chang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5, 95 (5): 1525-1547.[32] Das D. Factor Analysis of Financial and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Measures of Non-Profit Hospitals, Journal of Health Care Finance, 2009, 36 (2): 13-23.[33] Burgess Jr. J. F., Kathleen C., Gary J. Y. The Effect of Network Arrangements on Hospital Pricing Behavior,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2005, 24 (2): 391-405.[34] Bazzoli G. J., Chan B., Shortell S. M., D’Aunno T. The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Hospitals Belonging to Health Networks and Systems, Inquiry-the Journal of Health Care Organization Provision and Financing, 2000, 37 (3): 234-252.[35] McClellan M., Reforming Payments to Healthcare Providers:The Key to Slowing Healthcare Cost Growth While Improving Qua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1, 25( 2): 69–92.教學/學術動態社會和文化研究所2012/2013學年第一學期系列講座表序號教學/學術活動日期主題主講者1 人文講座 9月8日中國文脈著名文化學者、人文藝術學院院長余秋雨教授2 傳播與藝術設計名家系列講壇 10月15日發現跨界後的視覺傳播設計清華大學美術學院馬泉教授3 傳播與藝術設計名家系列講壇 10月19日書畫同源――兼論揚州書派藝術特色揚州國畫院院長劉南平先生4 傳播與藝術設計名家系列講壇 10月31日叛逆與傳承：全球化 ——當下中國藝術設計思考中央美術學院城市設計學院林學明教授5 傳播與藝術設計名家系列講壇 11月19日如何在資訊時代做出好廣告美國康涅狄格大學傳播系 Carolyn A.Lin教授法學院2012/2013學年第二學期教學學術活動一覽表序號教學/學術活動場次日期主題主講者/參與人員1 法學講座 10月10日投資人保護與團體訴訟：臺灣的投資人保護中心制度介紹與評析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法學博士、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邵慶平教授2 十字門名家講壇第七場 11月8日中國行政法的最新發展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中國行政法學研究會名譽會長、學術委員會主任應松年教授3 十字門法學論壇第一場 10月12日後危機時代的公司法變革中國商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山大學法學院周林彬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法律學院暨澳大利亞南威爾士大學法學院雙聘副教授黃輝博士；澳門特區檢察院官員/澳科大法學院師生4 十字門法學論壇第二場 11月12日環境影響評估制度的實踐與創新華南農業大學法學院王權典教授；香港環境保護署首席環境保護主任黃耀光先生；澳門環境諮詢委員會委員、澳門生態學會會長何偉添博士/澳科大法學院師生5 十字門法學論壇第三場 12月7日醫療關係難題與醫療法變革澳門刑事法研究會副會長、知名法界人士廖悅興大律師；澳門醫療活動申訴評估中心主席、知名醫界人士柯慶華醫師；中國政法大學趙廉慧博士/澳科大法學院師生

117•信息短文• 澳門科技大學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科技大師系列講座XIII》時間表 2012/2013學年第一學期（日期：2012年9月至12月）場次日期時間地點題目主講者第一場9月5日（星期三）下午 4:30 – 6:30澳門科技大學 N座禮堂用經濟計量理解經濟現象中央研究院院士、臺灣著名計量經濟學家、行政院政務委員管中閔先生第二場9月12日（星期三）下午 4:30 – 6:30澳門科技大學 N座禮堂化學讓我們明天更美好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分析化學家陳洪淵先生第三場9月19日（星期三）下午 4:30 – 6:30澳門科技大學 N座禮堂火星探測回眸澳門科技大學學術顧問、太空科學研究所所長唐澤聖先生第四場9月26日（星期三）下午 4:30 – 6:30澳門科技大學 N座禮堂自然災害與人類生存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火山地質學家劉嘉麒先生第五場10月10日（星期三）下午 4:30 – 6:30澳門科技大學 N座禮堂認知基本單元：知覺物體的拓撲學定義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生物物理所腦與認知科學重點實驗室主任陳霖先生第六場10月17日（星期三）下午 4:30 – 6:30澳門科技大學 N座禮堂誰將主宰宇宙的命運?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天體物理學家武向平先生第七場10月24日（星期三）下午 4:30 – 6:30澳門科技大學 N座禮堂天文學留給當代科學家的幾個未解之謎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天文學家張家鋁先生第八場10月31日（星期三）下午 4:30 – 6:30澳門科技大學 N座禮堂神奇的青藏高原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冰川學家、古氣候學家姚檀棟先生第九場11月7日（星期三）下午 4:30 – 6:30澳門科技大學 N座211智慧地球與低碳地球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半導體物理和器件專家褚君浩先生第十場11月14日（星期三）下午 4:30 – 6:30澳門科技大學 N座禮堂從科學看人生：科學家成功要素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肝膽胰外科學家劉允怡先生第十一場11月21日（星期三）下午 4:30 – 6:30澳門科技大學 N座禮堂嫦娥衛星與中國深空探測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空間飛行器總體及資訊處理專家葉培建先生第十二場11月28日（星期三）下午 4:30 – 6:30澳門科技大學 N座禮堂生物多樣性的開發與利用中國工程院院士、著名林學及生物學家尹偉倫先生第十三場12月1日（星期六）上午 9:30 – 13:00澳門科技大學 D座禮堂開幕儀式 1.載人航天的發展 2.蛟龍十年入海路 3.稀土的資源及其利用1.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載人飛船系統總設計師張柏楠先生 2.國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主任、 “蛟龍號”載人潛水器總指揮劉峰先生 3.中國科學院院士蘇鏘先生第十四場12月5日（星期三）下午 4:30 – 6:30澳門科技大學 N座禮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談談做人、做事、做學問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中西醫結合內科、心腦血管科專家陳可冀先生大師講座

118 2012，6（2）科研進展澳科大躋身2012兩岸四地大學國際頂尖論文排行榜2012年6月25日，中國校友會網發佈了最新2012兩岸四地大學國際頂尖論文排行結果，澳門科技大學發表的兩篇學術論文榜上有名。中國校友會網統計分析了1998年1月至2012年4月期間中國兩岸四地高校在《自然》和 Science （《科學》）期刊上以第一作者單位發表的論文，共計243篇，分屬兩岸四地59所高校。澳門科技大學與其中25所高校均各發表論文1篇，並列第34位，這也是澳門特區唯一榜上有名的高校。排行機構稱：“英國的《自然》和美國的《科學》期刊，是目前國際上最具代表性、知名度和權威性的綜合性學術期刊，在國際學術界享有極高的學術聲譽和影響力。 ”澳門科技大學“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澳科大）”劉良講座教授和梁麗嫻助理教授等2011年12月發表於世界著名科學期刊Nature（《自然》）的“臨床試驗的障礙”一文榮登排行榜。此次國際頂尖論文評選的另一項標準是全國31個省市及台港澳地區大學於國際學術期刊自2001年以來發表的第一作者學術論文進行排行，以引用率為依據，每個省市僅評選出一篇最優秀的頂級學術論文。（資料來源：中國校友會網www.cuaa.net/cur/2012/xj10.shtml）澳門科技大學另一篇榜上有名的學術論文是行政與管理學院孫立雲副教授等發表於《管理學會期刊》的“高績效人力資源實踐、公民行爲與組織績效：關係的視角”的論文，於2007年發表後，被引用高達64次，在“2012中國兩岸四地各地區大學國際頂尖論文”評選中勝出。大學負責科研及拓展事務的副校長劉良講座教授說：澳科大是一所年輕而充滿活力的大學，建校僅僅12年，在“兩岸四地大學國際頂尖論文排行”中，能有兩篇論文入選倍感欣慰和鼓舞，這表明澳科大在文理科的相關研究領域，均有能力躋身於國際先進水準行列。強強聯合，打造世界領先的中藥質量研究技術平臺澳門科技大學與德國布魯克公司合作成立“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澳門科技大學）與布魯克公司質譜及其聯用技術聯合實驗室”的簽約及揭牌儀式於11月6日在澳門科技大學舉行。實驗室配備有液相色譜-質譜-核磁共振譜聯用儀（LC-SPE-NMR （600 MHz，Bruker）等最高端化學分析技術設備，故能為中藥質量研究提供世界領先的分析技術平臺。由國家科技部批准的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是全國中醫藥研究領域迄今唯一的國家重點實驗室。國家重點實驗室（澳門科技大學）以建設成為具有國際先進水準的中藥質量與創新藥物研究機構、彙聚和培育中醫藥優秀科技人才、開展國際高層次中醫藥研究合作為目標。實驗室特別注重集成多學科的前沿技術，建立適合中藥質量與創新藥物研究的高新技術平臺，迄今已經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布魯克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核磁共振儀生產廠家，也生產系列高端的質譜分析儀，特別是在色譜與質譜和核磁共振光譜的聯用技術方面享有很高聲譽，具有強大的技術優勢。這些世界頂尖技術的儀器設備將為中藥質量控制和安全性評價、代謝產物鑒定、化學成分結構解析、蛋白質組學、代謝組學研究等提供前沿分析技術平臺。國家重點實驗室將利用布魯克公司的 AVANCE 600 IIITM 超導 FT- NMR，maxis Impact LC-MS和 autoflex speed MALDI-TOF/TOF質譜儀開展中藥質量和創新藥物的研究，促進中藥的現代化和國際化，獲得國際一流水準的創新研究成果。澳門科技大學將和布魯克公司攜手合作，把該聯合實驗室建設成為中國港澳和華南地區的質譜聯用技術及天然有機化合物的化學結構鑒定中心，為研究機構、產業和社會各界提供高技術測試服務。同時，國家重點實驗室還將和布魯克公司合作建立天然產物的光譜數據庫，共同發表研究成果。

119•信息短文•聯合實驗室的成立將大大地促進澳門在中藥研究領域開展最前沿的創新研究，將為闡明中藥有效成分的化學和療效提供更充分的保證。”科大醫院臨床檢驗室連續取得國際認證科大醫院臨床檢驗室於9月3日通過由NATA及RCPA主持並進行的現場考核，連續獲得ISO：15189的國際認證。NATA（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esting Authorities, Australia; 澳大利亞國家檢驗機構協會）為全球最大實驗室認證權威協會之一。它是澳洲政府核准，專為檢驗室與檢驗設備業提供認證的機構。RCPA （The Royal College of Pathologists of Australasia, 澳大利亞皇家病理學院）與NATA聯合發出的認證，彰顯認證的醫學檢驗室具備高度專業及技術水平。在評審結果宣佈會議上，NATA-RCPA的評審主任高度讚揚臨床檢驗室的優秀運作水平。現時科大醫院的臨床檢驗室是全澳門唯一獲得國際認證的醫學檢驗室。並且國際認證亦為檢驗室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資格，即：可以從事多城市的國際藥物臨床測試，是為一所先進且具成效的國際藥物臨床測試中心。中國科學院與澳科大攜手研究深空探測工作7月，中國科學院陰和俊副院長一行來訪澳門科技大學，對科大的月球與行星科學研究工作進行考察。在參觀澳科大太空科學研究所後，陰副院長充分肯定了科大所作出的成果，認為在探月工程應用研究工作中，澳門科技大學太空研究所的研究成果覆蓋面寬，是成果最多的單位之一。澳科大太空研究所不僅有新的研究發現，還與美國等國家的研究結果作對比，進而提出了理論上的分析與思考。他表示國家非常重視月球與深空探測工作，很快將發射嫦娥三號、四號衛星。他欣喜地看到澳科大所作出的成果，並認為澳科大已擁有一支很好的學術團隊做月球探測研究。對於今後的工作，陰副院長指出中科院將與澳科大密切合作，成立國家深空探測的核心團隊。他要求該團隊及時彙報研究成果，並根據探測經驗，指導後續載荷的研製和組織。陰和俊副院長還見證了，由國家天文臺嚴俊臺長和澳門科技大學許敖敖校長就《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臺與澳門科技大學關於聯合共建“中國科學院深空探測科學研究中心”》協議書的簽訂。聯合科學研究中心的建設將加大澳門對國家高科技項目參與的深度，有利於澳門特區科技品位的提升。教學動態酒店與旅遊學院2012/2013學年第一學期教學講座一覽表序號日期主題主講1 11月1日重塑美高梅美高梅中國控股公司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Grant Bowi學生2 11月3日澳門賭場設計與城市發展方案澳門市政及民政研究所高級顧問Francisco Vizeu Pinheiro博士

120 2012，6（2）通識教育部2012/2013學年第一學期組織校園活動一覽表序號日期主題主講/主辦1 11月8日國學講座——為生命找道理臺灣大學哲學系林火旺教授2 11月30日國學講座——中國傳統教育思想精華與當今素質教育中國儒家協會副會長、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郭齊家教授3 10月-11月感悟《弟子規》書法、繪畫、詩歌比賽美國愛荷華大學哲學博士、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林火旺先生4 10月-11月澳門科技大學第九屆英語演講比賽澳門基金會贊助、澳門科技大學通識教育部英語角舉辦教學/學術動態人文藝術學院2012/2013學年第一學期教學/學術活動一覽表序號教學/學術活動日期主題主講者1 人文講座 9月8日中國文脈著名文化學者、人文藝術學院院長余秋雨教授2 傳播與藝術設計名家系列講壇 10月15日發現跨界後的視覺傳播設計清華大學美術學院馬泉教授3 傳播與藝術設計名家系列講壇 10月19日書畫同源――兼論揚州書派藝術特色揚州國畫院院長劉南平先生4 10月22日第三屆媽祖文化論壇福建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徐曉望研究員；臺灣前立法委員朱高正先生；葡萄牙中國學院澳門研究中心金國平研究員5 傳播與藝術設計名家系列講壇 10月31日叛逆與傳承：全球化——當下中國藝術設計思考中央美術學院城市設計學院林學明教授6 傳播與藝術設計名家系列講壇 11月19日如何在資訊時代做出好廣告美國康涅狄格大學傳播系 Carolyn A.Lin教授校園活動新一學年的澳科大校園創業系列活動正式展開由創業就業發展中心主辦，澳門基金會贊助的2012/2013學年澳科大校園創業系列活動，於日前順利開展。新一學年的校園創業系列活動包括校園創業課程、創業計劃書競賽以及校園攤位比賽。校園創業課程深受學生歡迎，目前已有逾百名同學報名參加。創業就業發展中心因應是次活動邀請各行業精英和傑出校友來做專題講座，分享創業經驗，拓展創業思維，為學生提供學習和實踐相結合的創業舞臺。校園創業課程由11月9月至12月14日逢週五下午進行，第一堂課已於日前圓滿結束，邀請了君德投資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瞿偉剛先生與同學們分享“青年創業成功之路——創業的苦與樂”。同學們被瞿先生創業過程中的堅持所感動。緊接而來的課程則邀請到台灣創業導師潘寶鳳老師以及李源萍老師，兩位講師分別為愷豐顧問股份

121•信息短文•有限公司執行長和總經理，並同時為臺灣元智大學以及中原大學兼任講師，已有不少創業課程、甚至是實務創業指導的經驗，她們所帶領的學生也有已經成功創業的例子。接下來的四週校園創業課程，將陸續邀請到澳門創意產業協會理事長司徒作存先生分享“創意與創業”、澳門大學副教授劉丁己講授“如何寫一份好的創業計劃書”、校友徐嘉華先生與學生作“網上創業分享”，以及最後一堂請來鄺玉球大律師和中國銀行澳門分行青年協會代表講解有關法律和財務的“創業該懂的法律知識/創業財務規劃實務”。課程內容兼具理論性及實務性，並要求學生於課程結束時繳交創業計劃書，作為學習成果。除了已經開始的創業課程，該中心緊接著還有創業計劃書競賽作為銜接，除了參與創業課程的同學外，也歡迎所有科大學生參加，優秀作品除獲推薦參加校園攤位比賽，讓學生親身體驗創業的過程外，更會舉薦學生參加兩岸四地所舉辦的各項創業比賽，以開拓學生視野。學生活動澳科大連續六年在稅務精英挑戰賽拔得頭籌德勤稅務精英挑戰賽是德勤稅務研究學會每年的重點項目之一，旨在通過模擬案例的比賽形式，讓大學生見識商業市場的真實情況，提高分析、表達技巧及專業判斷能力，為業界發掘及培育稅務高級人才，以配合不斷增加的稅務諮詢市場需求，促進稅務課程的發展及創新。德勤稅務精英挑戰賽已經成功舉辦了九屆，2012年度的賽事更是吸引了來自中、港、澳、臺共32個城市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香港大學、臺灣大學等66間一流大學參賽。由澳科大行政與管理學院會計專業四位本科生石韻、袁野、方夢凡和馬臻所組成的代表隊，於8月25號在中國香港舉行的港澳賽區初賽中以第一名的佳績躋身全國13強，並於10月20日在中國蘇州舉行的全國比賽中成功獲得優異獎。澳科大已經連續六年拔得該賽事港澳賽區的頭籌，這使得科大成為該賽事為數不多的、能夠年年挺進決賽的高校，並得到賽事組委會的高度讚譽。學生均表示，獲此殊榮，乃是受惠於科大靈活且務實的課程安排對自己潛能的有效挖掘，受惠於科大專業教育和社會修養均衡發展的教學理念的成功實施。澳科大學生在IEEE綠色能源技術學生坊獲金獎澳科大資訊科技學院四年級本科生張力同學在IEEE綠色能源技術學生工作坊獲金獎，表揚他與隊友提出有關綠色能源技術方面的創意概念。IEEE綠色能源技術學生工作坊是2009年7月在新加坡舉行的2009年IEEE第10區學生代表大會125週年的紀念活動之一。張力同學是來自澳門高等院校參賽者中的唯一獲獎者。我校MBA代表隊晉級 “宜信·2012（第八屆）中國MBA企業案例大賽”全國總決賽“宜信•2012（第八屆）中國MBA企業案例大賽”華南區半決賽於11月3日在中山大學拉開帷幕，我校行政與管理學院派出兩支參賽隊伍進行角逐，其中由王皓元、黃瑜、童昱、傅晨組成的第二代表隊斬獲了華南賽區的季軍。本次賽事吸引了來自華南地區包括澳門、海南、廣西、廣東等地共12所高校的25支隊伍參加了比賽。大賽以真實企業案例的分析為比賽方式，為選手們提供了觸摸企業實際的舞臺，每支參賽隊伍需在

122 2012，6（2）真實的情景中分析問題，做出對策，比拼商業才能，掀起商業創新的頭腦風暴。我校兩支隊伍的8名隊員都來自於MBA一年級的新生，僅經歷了短暫的備戰階段，但他們盡心努力，最終功夫不負有心人，第二代表隊憑藉對案例的準確把握、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以及精彩的展示和答辯表現獲得了評委們的一致好評，取得驕人成績，為校爭光。澳旅遊紀念品設計大賽人文藝術學院獲十八獎“2012澳門旅遊紀念品設計大賽”各個獎項歸屬日前揭曉，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獲得18個獎項，其中蔡紫絲憑藉“澳門棋”獲得最佳設計獎，人文藝術學院由於出色的成績同時獲得最佳團隊組織獎，崔德明獲得最佳指導教師獎。在其他獎項的角逐中，多名同學和教師分獲創意優秀獎、創意提名獎及設計入圍獎。在兩岸四地所有參賽隊伍中，澳門科技大學的得獎人數最多。“2012澳門旅遊紀念品設計大賽”從8月1日正式啟動，歷經3個月的作品徵集工作，共收到來稿近千件。大賽由澳門中西文化創意產業促進會等主辦，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贊助，評委由來自澳門理工學院、清華大學、澳門城市大學及中國工藝美術（集團）公司等機構的專家學者組成。澳科大英語辯論隊獲第十屆澳門高校學生辯論比賽亞軍第十屆澳門高等院校學生辯論比賽英語組決賽於10月14日假澳門旅遊學院舉行。澳門科技大學、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澳門旅遊學院、澳門城市大學、聖若瑟大學等六所高校的十九支隊伍參加了是此比賽。通過五輪初賽角逐，科大英語辯論隊的兩組選手成功進入決賽，並最終獲得大賽亞軍。澳門高等院校學生辯論比賽由澳門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主辦，是本澳高校的年度盛事。比賽旨在培養學生的邏輯思考能力，增強學生對社會的關注度，並進一步提高英語能力。澳科大武術隊參加“第五屆婆羅洲杯國際武術邀請賽”澳科大武術隊3位參賽隊員在教練黎任芳老師的帶領下，於7月13日赴馬來西亞參加“第五屆婆羅洲杯國際武術邀請賽”，取得了10枚金牌的佳績。本次武術盛會共邀請到約300名全世界華人武術團體及外國武術團體的參加，高水準的表演令觀眾應接不暇。而澳門科技大學武術代表隊出色的表現也得到大賽舉辦方的高度讚揚。馮天林奪得欄門寨大刀、楊式太極拳、翻子拳、綜合形意拳4項金牌；萬淼冬奪得五祖拳、功夫扇、六門棍三項金牌；梁詠康奪得五祖拳、六門棍兩項金牌。在大賽閉幕式上，主辦方贈送澳門科技大學紀念金章，表示兩地華人友誼長存。澳科大武術隊也將一如既往堅持訓練，爭取為大學贏得更多榮譽。兩岸四地中山市與澳門科技大學簽約合作辦大學11月30日上午，中山市人民政府與澳門科技大學在中山舉行合作辦學框架協定簽約儀式。據悉，雙方合作創辦大學，意在共建高起點、國際化、創新型以及可持續發展的“政產學研”合作平臺。擬辦大學是以全日制本科培養為主的綜合性大學，適時發展研究生教育，並根據地方建設需要開

123•信息短文•展多形式、多層次的成人教育。大學位於中山市板芙鎮，校區在太澳高速公路通車後離澳門科技大學本部僅為40分鐘車程。合作創辦大學，是中山和澳門兩地推進落實粵澳合作框架協定的重要成果，也是兩地落實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行動計畫、搭建粵澳“政產學研”合作平臺的重要成果，有助於促進中澳兩地的深度合作，推進中山教育的國際化與現代化進程。澳門科技大學將在中山設立國際研發和孵化基地，利用澳門科技大學、兩岸四地以及國際科研資源，重點推進中山市產業戰略性轉型和升級，為中山市現代高新產業、現代服務業和高科技人才培養提供國際化、創新性平臺。同時，也將進一步提升澳門的科技、教育、文化實力，對澳門服務業發展提供有力的人力資源支撐。大學建設澳門科技大學召開2011/2012學年年報新聞發佈會澳門科技大學於11月7日召開2011/2012學年年報新聞發佈會。今年第一次發佈澳科大年報，因而首先回顧了辦學歷程，總結了辦學經驗。澳科大堅持教育理念與教學實踐的緊密結合，自覺營造大學文化，不斷提升學術品位，貼近澳門，服務社會。短短的十二年，一個特別有利於培育創新人才的校園初步形成；澳科大已擁有中藥領域唯一的國家重點實驗室，並正在著力打造更多的國家級高科技平臺；涉及人文科學、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機構正在蓬勃發展，力求既要在相關領域做出高水平的學術成果，又能為解決澳門社會發展中的現實問題作出貢獻；澳科大在服務澳門，大力推進澳門的持續教育，加速澳門學習型社會的建設以及青少年科普工作等諸方面，也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在教學方面，科大開設了多個新課程，學科、專業更能適應當前社會發展的需求；新生質量發生了歷史性的提升；研究生的數量和質量也有明顯提高。在科研方面，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的建設取得了重大進展；來自各方面科研經費的大幅度攀升；高水平學術論文質量和數量的顯著增加，特別是科大學者在《Nature》雜誌上發表論文；來自國家層面及澳門政府的科技獎項的獲得；以及太空科學研究所被認可為國家深空探測科學應用的核心團隊，科大另一個國家級科研平臺的建設正在啟動。在學校運作的其他方面，“導師制度”不斷完善；學生的心理諮詢服務延續深入；創業就業發展中心的工作受到廣大師生認可；大學校園活動更加絢麗多彩，學生的海內外交流方興未艾；校園新的基建正在籌劃、行將啟動。澳門科技大學校長換任在2012年澳門科技大學基金會信託委員會暨校董會聯席會議上，一致通過現任副校長兼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澳門科技大學）主任劉良，自2013年1月1日起接替許敖敖擔任澳門科技大學第三任校長。校監廖澤雲高度評價許敖敖在任十年間的工作成績，對候任校長劉良寄予深切期望。許敖敖，著名天文學家、高等教育家，擁有豐富的高等教育教學及管理經驗。2003年1月，許敖敖擔任澳門科技大學第二任校長，他遵循校董會確立的“增進文化交流，致力人才培養，促進經濟發展，推動社會進步”的辦學宗旨，明確了大學的定位是培養基礎紮實的中高級應用型人才。許敖敖將現代高等教育理念與澳門的社會實際相結合，提出了“多元文化下的兼容並蓄”和“專業教育與通識教育並重”的教育理念，構建了“更加突出因材施教，更加重視全面培養，更加強調教書育人”的人才培養模式，

124 2012，6（2）確立了“學術研究要為澳門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做大事、做實事”的科研方針，努力營造以“和諧精業”為核心精神的校園文化。逐步組建起一支優秀的師資隊伍。不但使教學學術達致卓越，科學研究也邁上了快速發展軌道，中醫藥研究、嫦娥數據分析與太空科學研究、全球史觀下的澳門研究等學術亮點領域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對提升澳門的科技品位、文化品位、教育品位產生了重大影響。澳門科技大學目前已擁有中藥領域唯一的國家重點實驗室，並著力構建以太空科學研究所為代表的國家級高科技平台。至2011年，僅用短短十年時間，便將澳門科技大學打造成為最年輕的兩岸四地百強大學。廖澤雲表示許敖敖在任十年，推動了現代澳門高等教育的歷史進程，對澳門科技大學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大學能夠取得今日的成績，他功不可沒。離任校長職位後，許敖敖將擔任校監顧問，繼續服務澳門科技大學。候任校長劉良，1990年畢業於廣州中醫藥大學，獲醫學博士學位(中西醫結合研究方向)。1992年赴德國漢諾威醫學院分子藥理研究所及愛爾蘭根-紐倫堡大學馬普研究協會(德國科學院)風濕病與免疫研究所從事中藥抗炎免疫藥理研究，回國後於1997年出任廣州中醫藥大學副校長、教授、博士生導師。2000年8月透過“輸入內地優秀人才計畫”前往香港工作，出任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常務副院長及教授，2001年1月升任為該院奠基院長並任職至2011年6月止， 2007年4月晉升為該校終身講座教授。2011年7月起，劉良擔任澳門科技大學副校長，負責管理全校的研究及拓展事務。2013年1月起，將接任澳門科技大學校長。劉良在2011年加入澳門科技大學後，與大學高層管理團隊密切配合，努力推動大學的科學研究發展向國際水準邁進，使大學在科研管理、科研項目與成果、學術交流與研究聲譽等方面，均取得了顯著進步。廖澤雲表示澳門科技大學基金會、校董會將全力支持劉良的工作，辦好大學，服務社會。

進階搜尋|全站搜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