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科技大學學報（Vol. 6 (1)） - 在線閱讀

目次【資訊科技】車載自組織網絡中TO-GO路由協議改進研究 ……………………… 董武東，李建慶（1）【醫藥學】抗癌納米藥物中藥用輔料對轉運蛋白的抑制作用 ……… 李良，易濤，林偉基（8）HPLC法測定燈盞乙素在不同pH值磷酸鹽緩衝液中的溶解度 …… 湯麗華，易濤（16）ICP-MS檢測澳門市售中成藥中重金屬及有毒元素的含量 ……………………………………… 黃緯庭，沙　飛，盧凱紅，陳明偉，林偉基（21）【管理与旅遊】澳門房屋價格和宏觀經濟關係之研究 …………………………… 黎幸彬，宋宇（27）生涯定錨之後設分析：未來餐旅業研究之發展 ……………………………………………………… 許福松，吳宏哲，Yong-Jae KO（35）組織政治氣候與員工離職傾向：“心理契約違反”跨層次中介角色的討論 ………………………………………………………………………………… 張博堅（46）金融機構所有權結構與公司價值的實證分析 …………………… 孫婷霞，陳　復（61）退休基金投資績效評估與最適資產配置——風險價值觀點 …… 朱順和，林文傑（67）基于澳門石油存貨的庫存管理研究 ………… 唐華軍*，柳斯韻，陳林哲，傅晟科（76）【人文與藝術】再思大衆文化：一個文化研究視角 ………………………………………… 黃微子（84）中和媒介議題顯性：在詳盡可能性模型下測試議程設置效果 …………… 柳旭東（90）【教育改革與教學研究】通識教育與大學之道 ——以澳門科技大學為例 ……… 方　泉，周江明，龐　川（103）【信息短文】科研進展 …………………………………………………………………………… （7，20）學生活動 ……………………………………… （26，60，66，75，89，102，111，116）國際交流 ……………………………………………………………………………… （34）大師講座 ……………………………………………………………………………… （112）教學/學術動態 ………………………………………………………………………… （113）校園文化 ……………………………………………………………………………… （114）校園活動 ……………………………………………………………………………… （115）大學建設 ……………………………………………………………………………… （116）服務澳門 ……………………………………………………………………………… （117）

ContentsInformation TechnologyResearch on Improving Routing Protocol TO-GO in VANETs …………… Wudong DONG, Jianqing LI (1)MedicineExcipients inhibition of Transporters in Anticancer Nanodrugs ……………………………………………………… Liang LI, Tao YI, Christopher WaiKei LAM (8)Determination of solubility of Scutellarin in different pH phosphate buffer solutions by HPLC …………………………………………………………………………… Laiwa TONG, Tao YI (16)Analysis of Heavy Metals and Toxic Elements in Proprietary Chinese Medicines by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 Mass Spectrometry …………………… Wai-Ting VONG, Fei SA, Hoi-Hong LO, Ming-Wai CHAN, Wai-Kei LAM (21)Management and Tourism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s of Macau Real Estate Prices and Macroeconomy …………………………………………………………………………… Jason LEE, Yu SONG (27)A Meta-Analysis of Career Anchors: Future Development for Hospitality Research ………………………………………………………Fusung HSU, Hungche WU, Yong-Jae KO (35)Organizational Political Climate and Employees' Turnover Intention: The Cross-level Medi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Contract Breach …………………………………………… Po-Chien CHANG (46)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the Value of Company of China's List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 Tingxia SUN, Fu CHEN (61)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the Optimal Assets Allocation of Pension Fund - Value-at-Risk Perspective ……………………………………………………… Shun-Ho CHU, Wenchien LIN (67)Study on the Inventory Management of Oil Products in Macau …………………………………… Huajun TANG*, Siyun LIU, Linzhe CHEN, and Shengke FU (76)Humanities and ArtsRethinking Popular Culture: A Cultural Studies Perspective ………………………… Weizi HUANG (84)Moderation of Media Issue Salience: Testing the Agenda Setting Effect within the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 Xudong LIU (90)Pedagogica ExperienceGeneral Education and Rules of the University: Based on Experience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Quan FANG, Jiangming ZHOU, Chuan PANG (103)

1第 6 卷第 1 期澳門科技大學學報 Vol.6 No.12012 年 6 月 30 日 Journal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une 30 , 2012 車載自組織網絡中TO-GO路由協議改進研究董武東，李建慶*（澳門科技大學資訊科技學院，澳門）摘要：路由協議是車載自組織網絡的關鍵技術之一。地理機會路由協議非常適合應用于車載自組織網絡中。本文借助網絡模擬平臺NS2和交通場景仿真工具VanetMobiSim，實現了典型的地理機會路由協議TO-GO，幷針對TO-GO協議傳輸數據包時延較長的不足，提出了一種對TO-GO協議的轉發集進行優化的TO-GO+協議。仿真結果表明，在車輛密度比較大的城市環境中，TO-GO+協議的性能優於TO-GO協議。關鍵詞：車載自組織網絡；地理機會路由；TO-GO+協議Research on Improving Routing Protocol TO-GO in VANETsWudong DONG, Jianqing LI*( Facult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o, China )AAstractt: Routing protocol is one of the key technologies in Vehicular Ad-hoc Networks (VANETs). Geographic routing with opportunistic forwarding is applicable to VANETs. In this paper, we implement the typical protocol TOpology-assisted Geo-Opportunistic routing (TO-GO) with network simulator NS2 and mobility simulator VanetMobiSim. To overcome the disadvantage of long latency of packet forwarding with the TO-GO, we propose the protocol TO-GO+ that optimizes the forwarding set of the TO-GO.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TO-GO+ i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TO-GO in urban scenery with high vehicle density. eyyordst: VANET; Geo-opportunistic routing; TO-GO+收稿日期：2012-05-05；修訂日期：2012-05-30。本文得到澳門科技發展基金資助，資助編號：016/2010/A。* 通訊作者：李建慶，男，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計算機網絡結構、網路協議以及網絡安全等。E-mail: jqli@must.edu.mo，Tel: 8897 21940 引言車載自組織網絡（Vehicular Ad-hoc NETwork， VANET）[1~3] 通過車與車和車與路邊設施間的通信可以改善交通安全、加强交通管理、提供車載應用服務等。車載自組織網絡的主要特點包括：高動態性的拓撲結構、不穩定的網絡連接、獨特的移動模型以及複雜的無綫傳播模型等[4]。這些特性使傳統的基於拓撲的路由協議不適宜在該網絡中使用。根據節點的位置信息制定數據包的轉發策略的地理位置路由協議，由于它不需要建立、維護和存儲路由表，也不需要發送路由更新信息，因此非常適用于拓撲結構變化頻繁的車載自組織網絡。最典型的基于地理位置的路由協議是由 B. Karp 和 H. T. Kung 提出的貪婪邊界無狀態路由協議（Greedy Perimeter Stateless Routing，GPSR）[5]。GPSR 假定每個節點都能獲得鄰居節點以及目的節點的位置信息，轉發數據包有兩種模式：貪婪模

2式（Greedy Forwarding）和邊界模式（Perimeter Forwarding）。節點發送或轉發數據包時，首先以貪婪模式轉發給它的一跳鄰居中離目的地最近的鄰居節點。如圖 1 所示，節點 x 發送數據包給節點 D，在它的鄰居節點中，節點 y 離目的地節點D 最近，因此它選節點 y 為下一跳節點，將數據包轉發給節點 y。圖1 貪婪模式在某些情况下，即使源節點到目的節點之間存在路由，按照貪婪模式，也找不到有效路由。如圖 2 所示，D 是目的節點，x 是中間節點。某時刻數據包到達中間節點 x。從圖中可以看出，雖然節點 x 存在到節點 D 的路由（x → w → v → D 和x → y → z → D），但根據貪婪轉發策略，節點 x在所有的一跳鄰居節點中，找不到比自己離節點D 更近的節點，數據包將永遠不能到達目的節點。在這種情况下，貪婪模式失效。圖2 貪婪模式失效針對該問題，GPSR 引入了一種恢復機制，提出了邊界轉發策略。貪婪模式失效後，馬上進入邊界轉發模式，幷且節點按照右手規則轉發數據包。邊界轉發模式期間如果不能返回貪婪模式，就一直照此進行下去，直至數據包到達目的節點。圖 2 中，節點 x 到節點 D 的路由為：x → w → v → D。Lochert 等人對 GPSR 協議進行了改進，提出了 GPCR 協議 [6]。其主要思想是，利用城市道路自然形成的平面圖，數據包按貪婪模式沿著道路轉發，當遇到交叉路口時，則將數據包轉發至位于交叉路口的節點，再由位于路口的節點將其轉發給其它方向的節點，這樣可以避免數據包臨時轉發至錯誤的方向，從而提高路由協議的性能。K. C. Lee 等人在 GPCR 基礎上又提出了GpsrJ+ 協議 [7]。當數據包不需要在交叉路口轉向轉發時，可以直接跳過位于路口的節點，從而减少路由跳數。圖 3 是 GPCR 和 GpsrJ+ 協議轉發數據包的示意圖。圖3 GPCR和GpsrJ+在交叉路口的轉發策略1 TO-GO協議及其不足K. C. Lee，U. Lee 和 M. Gerla 等人考慮到城市環境中無綫信道的衰减和乾擾對無綫通信的影響[8]，在 GpsrJ+ 協議的基礎上提出了 TO-GO（TOpology-assisted Geo-Opportunistic routing）協議[9]。TO-GO 利用機會路由 [10] 的轉發集（forwarding set），來提高轉發數據包的成功率和增强路由的魯棒性。TO-GO 協議轉發數據包的步驟如下：（1）選定目標（Target）節點。當前收到數據包的節點根據 GpsrJ+ 協議選取下一跳節點，幷將它作為自己的目標節點。根據數據包的目的地不同，目標節點可能是當前節點的位于交叉路口的鄰居節點，也可能是離目的地最近的鄰居節點。

3董武東，等車載自組織網絡中TO-GO路由協議改進研究圖4 TO-GO轉發策略（2）建立轉發集。能偵聽到目標節點和當前節點發送信息，且能偵聽到相互發送信息的所有節點（包括目標節點）構成當前節點的下一跳轉發集。如圖 4 中源節點 S 的下一跳轉發集包含節點 n1、n2、n3 和 n4。（3）設置轉發優先級。轉發集中的所有節點按照各自距目標節點的遠近來確定轉發優先級，距離越近優先級越高。優先級最高的節點首先轉發數據包，如果在設定的時間內，其餘節點沒有偵聽到優先級最高的節點轉發數據包，則次優先級的節點轉發數據包。如此進行下去，直至偵聽到數據包轉發或者時間超過了轉發集中優先級最低的節點的轉發時間。由文獻 [8] 對 TO-GO 協議性能分析的結果可以看出，儘管使用 TO-GO 協議傳輸數據包的成功率（Packet Delivery Rate，PDR）較高，但是明顯的不足是平均端到端的時延較長，這將影響TO-GO 協議的適用範圍，使其不適用于傳輸對時延要求較高的數據包。爲了縮短 TO-GO 協議的平均端到端的時延，本文對其轉發集進行優化，采用優化轉發集的路由協議稱之爲 TO-GO+ 協議。2 TO-GO+協議2.1 無綫信道衰落模型無綫信道易受噪聲、乾擾和其它因素的影響，而且由于設備的移動和信道的動態變化，這些因素的影響隨時間隨機變化。在城市交通環境中，主要對無綫信道產生影響的因素包括路徑損耗（path loss）和陰影（shadowing）效應 [11]。路徑損耗由發射功率的輻射擴散及信道的傳播特性引起；陰影效應指發射機和接收機之間的障礙物的吸收、反射、散射和繞射等引起的信號衰减。在路徑損耗和陰影效應影響下的無綫信號傳播模型，其信號接收功率和發射功率之比的分貝值可用下式所示。（1）式中是一個依賴於天線特性和平均信道損耗的常係數，是天綫遠場的參考距離，是路徑損耗指數，是均值為 0、標準差為（以為單位）的正態分佈隨機變量。當信道參數的取值為，接收門限時，成功接收到一個節點發送信號的概率與距離的關係如圖 5所示。圖5 成功收到信號概率與距離的關係2.2 轉發集的優化爲了基本上不降低 TO-GO 轉發數據包的成功率，對其轉發集進行優化，分為兩種情況。如果轉發集中節點少於等於 4 個，則不對轉發集進行優化。如果轉發集中節點多於 4 個，則對其進行優化，具體步驟如下：a. 如果目標節點不位于交叉路口，也不是目的節點，則將目標節點從轉發集中剔除。原因是目標節點離上一跳節點最遠，由于信道衰落的影響，能接收到上一跳節點發送信息的概率最低，因此經常不能轉發數據包，從而影響轉發數據包的端到端時延。b. 從轉發集中剔除離上一跳節點最近的節點。

4儘管它接收到上一跳節點發送信息的概率最高，但如果用它來轉發數據包，則數據包前進的距離最短，將增加路由跳數，從而增加傳輸數據包的端到端時延。經步驟 a 和 b 後剩下的節點組成優化的轉發集。2.3 實例分析以圖 6 中描述的場景爲例，根據上述的無綫信道衰落模型，節點 n1、n2、n3、n4 和 n5 能收到節點 S 發送的數據包的概率，如表 1 所示。圖6 轉發實例表1 各節點收到S點發送的數據包的概率n1 n2 n3 n4 n50.15 0.45 0.7 0.85 0.9爲了討論方便，下面給出兩個假設。一個假設是轉發集中的節點轉發數據包前需要等待的時間單位為 T，即相鄰優先級的兩個節點，優先級低的節點爲了確認優先級高的節點是否轉發了數據包需要等待的時間。另一個假設是一個節點只要接收到數據包，它都可以將其成功轉發，不能轉發數據包的唯一原因是沒有收到數據包。一個節點對某個數據成功轉發的概率等于其成功收到該數據包的概率。以表示事件“由節點轉發數據包”。一個轉發集中的節點每次轉發一個數據包，其成功轉發數據包的概率和所耗時間的計算過程如下。首先，最高優先級節點 n1 轉發數據包，成功轉發數據包的概率和所耗時間分別為：（2）（3）如果節點 n2 等待時間 T 後，沒有聽到 n1 轉發數包，它則對數據包進行轉發，它成功轉發數據包的概率和所耗時間分別為：（4）（5）如此進行下去，如果第 k 個節點沒有聽到第k-1 個節點轉發數據包，則對數據包進行轉發，它成功轉發數據包的概率和所耗時間分別為：（6）（7）如果轉發集中有 m 個節點，這個轉發集每次成功轉發一個數據包的概率為：（8）成功轉發數據包所耗費的平均時間為：（9）根據公式（8）和（9），可以算出每次成功轉發數據包的概率 p 以及所耗費的平均時間 t。對于上面的實例，根據 TO-GO 協議得到的轉發集為{n1, n2, n3, n4, n5}，其成功轉發數據包的概率為0.9979，所耗費的平均時間為 1.4735T。根據 TO-GO+ 協議，優化後的轉發集為 { n2, n3, n4，其成功轉發數據包的概率為 0.9753，所耗費的平均時間為 0.6824T。TO-GO+ 協議與 TO-GO 協議所耗費的平均時間的比為 0.46。在下面的模擬中，T取值爲 3 ms。通過以上實例的結果可以看出，和 TO-GO 協議相比，TO-GO+ 協議每次成功轉發數據包的概率基本一樣，但所耗的時間明顯縮短了很多。顯然，當節點密度較高和數據包傳輸範圍較大時，TO-GO+ 協議的優勢將更加明顯，即傳輸數據包的端到端的平均時間减少得更多。需要說明的是，根據公式（8）和（9），使用優化轉發集，成功轉發數據包的概率一定會有

5董武東，等車載自組織網絡中TO-GO路由協議改進研究所减少，但成功轉發數據包的平均時間不一定减少。爲了保證使用 TO-GO+ 協議轉發數據包的平均時間一定可以减少，還需要滿足一個條件。接下來用前面的實例來加以說明。用和分別表示轉發集優化前後的成功轉發數據包的概率，用和分別表示轉發集優化前後的成功轉發數據包所耗費的平均時間，與之差爲：（10）其中，和分別表示優化前後轉發集中第 k 和第 i 節點成功轉發據包的概率，和分別表示優化前後轉發集中第 k 和第 i 節點成功轉發據包的所耗費的時間，表示優化前轉發集中節點 n1 接收到節點 S 發送數據包的概率，。根據可推出第一個不等號。當時，，則可推出第二個等號。由（10) 可以看出，方括號中第一項大于零的條件是，第二項大于零的條件是。只要滿足條件，上式一定大于零，即轉發集優化後，一定可以减少轉發數據包的平均時間。越大，成功轉發數據包的概率减少得越少，轉發數據包的平均時間减少得越多。根據轉發集中節點收到數據包的概率可以算出。對轉發集進行優化的前提是轉發集中節點數大於 4 個，這時離發送數據包節點 S 最遠的節點 n1 接收到節點 S 發送數據包的概率一般較小，非常接近于 0，而的值一般非常接近于 1，上述條件較容易滿足。由于，當較大時，上述條件將不滿足。在這種情況下，簡單的處理方法是不對轉發集進行優化。由于根據（10）推出的上述條件是一個充分條件，且過于嚴格，因此另一種方法是探討的必要條件或其它更加寬松的充分條件，根據這些條件，决定是否對轉發集進行優化。關於條件的進一步分析以及它對路由協議性能的影響將在以後的工作中詳細討論。3 模擬及性能分析3.1 模擬環境配置本文在 Linux 操作系統 Fedora 9 下進行模擬實驗，使用的網絡模擬平臺爲 NS2（Network Simulator version 2），版本爲 2.29。NS2 是由 UC Berkeley 大學開發是一種面向對象的、由離散事件驅動的、開源的網絡模擬器[12]。使用的 MAC層協議為 IEEE 802.11b DCF，數據傳輸速率為2Mbps，無線通信的距離為 250m。本文利用 VanetMobiSim 模擬車輛（節點）在城市環境中的移動軌迹，VanetMobiSim 是由德國斯圖加特大學（University of Stuttgart）專爲車載自組織網絡開發的車輛運動模擬器，它既可以從宏觀描述整體交通環境，也可以從微觀詳細刻畫車輛的運動行爲[13]。配置模擬場景的區域大小爲1000m×1000m，橫向均勻分布四條道路，縱向五條道路，所有道路爲雙向單車道。模擬車輛運動前，車輛隨機分布在所有道路上，速度隨機分布于 0m/s 和最大限速 15m/s （54km/h）之間。車輛的微觀運動使用 IDM_IM 模型 [14]，受道路標識牌、紅綠燈等控制，圖 7 爲模擬過程中車輛運動場景的一個瞬間截圖畫面。圖7 車輛運動場景

6無綫信號傳播采用在 2.1 中給出的考慮路徑損耗和陰影效應影響的模型及其參數配置。模擬車輛進行通信前，先讓車輛運動數分鐘，使車輛的運動基本上達到了穩定狀態，然後隨機依次使10 個源節點和 10 個目的節點進行通信，通信數據流速率恒爲 100Byte/s，通信時間持續 20s，同時對傳輸數據包的成功率和傳輸數據包的端對端平均時延進行統計。每次模擬車輛進行通信時間爲200s，最後的模擬結果爲 10 次模擬的平均值。3.2 模擬結果圖 8 和圖 9 描述了車輛數分別爲 100、200 和300 的情况下，分別使用 TO-GO 和 TO-GO+ 兩種路由協議，傳輸數據包的成功率和傳輸數據包的端對端平均時延情况。從圖中可以看出，對于不同的車輛數，TO-GO+ 協議和 TO-GO 協議相比，其傳輸數據包的成功率基本一樣，但傳輸數據包的端對端平均時延均有减少，特別是車輛密度較大時（車輛數爲 300），使用 TO-GO+ 協議傳輸數據包的端對端平均時延比 TO-GO 協議减少了28.9%。這個結果說明，在車輛密度較大的場景中， TO-GO+ 協議的性能明顯優於 TO-GO 協議。圖8 傳輸數據包的成功率圖9 傳輸數據包的端對端平均時延4 結論本文分析了車載自組織網絡的特點，回顧了車載自組織網絡中幾種常用的地理路由協議，重點討論了典型的地理機會路由協議 TO-GO，分析了它的不足，幷對其轉發集進行優化，提出了TO- GO+ 協議。借助網絡仿真工具 NS2 和交通場景仿真工具 VanetMobiSim，對兩種協議的性能進行了模擬研究。仿真結果表明，在車輛密度較大的城市環境中，TO-GO+ 協議的性能明顯優於TO-GO 協議。需要說明的是，本文針對路由協議的改進只適用于特定的場景，仍有很多方面有待進一步研究。首先，本文雖采用了仿真工具模擬車輛的運動，但車輛運動行爲的很多細節的模擬和現實還有一定的差距，如駕駛者行爲對車輛運動的影響。其次，本文以路徑損耗和陰影模型對無綫信號傳播進行了簡化近似。構建更接近實際情况的車輛運動模型和無綫信道模型，以及提出性能更好、適用範圍更廣的路由協議將是今後研究的方向。参考文獻[1] C. Y. Chang, Y. Xiang, M. L. Shi, “Development and status of vehicular ad hoc network,” Journal on Communications, 2007, 28(11):116-126.[2] R. Uzcategui, G. Acosta-Marum, “WAVE: A Tutorial,” IEEE Communications Magazine, 2009, 47(5):126-133.[3] H. Hartenstein, K. P. Laberteaux, “A tutorial survey on vehicular ad hoc networks,” IEEE Communications Magazine, 2008, 46(6):164-171.[4] K. C. Lee, U. Lee, M. Gerla, “Survey of Routing Protocols in Vehicular Ad Hoc Networks,” // M. Watfa, “Advances in Vehicular Ad-Hoc Networks: Developments and Challenges,” Hershey: IGI Global, 2010:149-170.[5] B. Karp, H. T. Kung, “GPSR: Greedy Perimeter Stateless Routing for Wireless Networks,” Proceedings of the Sixth Annual ACM/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obile Computing and Networking, Boston, USA. ACM, 2000: 243-254.[6] C. Lochert, M. Mauve, H. Fusler, H. Hartenstein, “Geographic routing in city scenarios,” ACM SIGMOBILE Mobile Computing and Communications Review, 2005, 9(1):69-72.[7] K. C. Lee, J. Haerri, U. Lee, M. Gerla, “Enhanced Perimeter Routing for Geographic Forwarding Protocols in Urban Vehicular Scenarios,” Proceedings of the AutoNet, Washington, D.C., USA. IEEE, 2007:1-10.

7董武東，等車載自組織網絡中TO-GO路由協議改進研究[8] H. Dubois-Ferriere, M. Grossglauser, M. Vetterli, “Least-Cost Opportunistic Routing,” Proceedings of the 45th Annual Allerton Conference on Communication Control and Computing, Illinois, USA. Curran Associates, Inc., 2007:1-8.[9] K. C. Lee, U. Lee, M. Gerla, “Geo-Opportunistic Routing for Vehicular Networks,” IEEE Communications Magazine, 2010, 48(5):164-170.[10] I. Leontiadis, C. Mascolo, “GeOpps: Opportunistic geographical routing for vehicular networks,”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IEEE WoWMoM Workshop on Autonomic and Opportunistic Communications, Helsinki, Finland. IEEE, 2007:1-6.[11] A. Goldsmith,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12] T. Issariyakul, E. Hossain, “Introduction to Network Simulator NS2,” Berlin: Springer, 2008.[13] J. Härri, M. Fiore, F. Fethi, C. Bonnet, “VanetMobiSim: generating realistic mobility patterns for VANETs,” Proceedings of the 3rd ACM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Vehicular Ad Hoc Networks, Los Angeles, USA. ACM, 2006: 96-97.[14] VanetMobiSim Project, http://vanet.eurecom.fr.科研進展澳科大教授獲李時珍醫藥創新獎澳門科技大學劉良講座教授、周華副教授、姜志宏教授等，長期從事中藥抗關節炎及免疫調節作用研究，在抗關節炎複方製劑質量控制方法與技術、關節炎模型製作、毒性中藥材安全性控制、產品研發等方面，均取得了明顯進展，在國內外學術期刊發表原創性研究論文數十篇，其研究方法與技術被國內外學者廣泛引用。最近，該研究團隊的“抗關節炎中藥製劑質量控制與藥效評價方法的創新及產品研發”研究項目，獲得中華中醫藥學會2011年度李時珍醫藥創新獎。并於2012年3月17日參加了在昆明舉行的隆重頒獎典禮。李時珍醫藥創新獎是經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工作辦公室批准，由中華中醫藥學會設立的科技獎項。該獎項的設立，旨在紀念偉大的中醫藥學家李時珍，激勵廣大的中醫藥研究工作者自主創新，提高中醫藥科學研究水準，表彰在中醫藥基礎和應用研究中取得的重大創新成果、在本學科或相關學科領域取得突破性進展、並為國內外同行所公認的研究項目。 2008年以來，中華中醫藥學會每年評獎一次並獎勵3～4個項目，今年共有3個研究項目獲獎。粵澳呼吸道病原體新藥聯合研究中心（澳門）掛牌由呼吸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廣州呼研所醫藥科技有限公司及澳門科技大學共同組建的“粵澳呼吸道病原體新藥聯合研究中心”於2月20日在澳門科技大學正式揭牌成立。呼吸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教授，澳門科技大學校長許敖敖教授等主持了揭牌儀式。自2003 年非典型肺炎（SARS）在粵港地區爆發以來，研究防治SARS及相關病毒性疾病的課題，成爲國人關注的大事。粵澳呼吸道病原體新藥聯合研究中心成立的目的，是爲提升粵港澳地區針對呼吸疾病的防控能力，由呼吸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澳門科技大學發起，並聯合廣東和港澳醫药界的産學研機構，進行資源整合、優勢互補、統一規劃，就呼吸道病原體新藥研发的相關技術及産品研究建立完善的專業技術研發平臺、展開長期項目合作，建立一個以市場爲導向的具戰略發展性的中心。該中心主要業務特色：以呼吸道感染性病原體爲對象，開展抗病毒藥物篩查鑒定技術創新、創新中藥新药及抗體藥物研製、呼吸道病原體檢測鑒定創新技術及産品研發，最終實現推廣應用。澳門科技大學與呼吸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自2006年始，在澳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的資助下，已聯合開展多項研究課題。雙方發揮各自的科研優勢，在學術和技術上進行深層次的交流與合作。粵澳呼吸道病原體新藥聯合研究中心的成立，將為雙方在粵澳兩地共同開展重大國際研究課題，進一步開展粵澳産學研合作開拓新的局面。

8第 6 卷第 1 期澳門科技大學學報 Vol.6 No.12012 年 6 月 30 日 Journal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une 30 , 2012 抗癌納米藥物中藥用輔料對轉運蛋白的抑制作用李良，易濤，林偉基（澳門科技大學澳門藥物及健康應用研究所中藥品質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澳門）摘要：抗癌納米藥物的微乳、脂質體和納米粒是目前研究最多的藥物劑型，它們處方研究中提高抗癌作用靶向性的關鍵在於研究藥用輔料對P糖蛋白、多藥耐藥蛋白和乳腺癌耐藥蛋白抑制作用的高低。本文首先介紹了抗癌納米藥物的常用劑型以及我們在微乳生物藥劑學方面的研究進展，進而總結了在近年來一些藥用輔料對轉運蛋白抑制作用的研究成果，最後對該領域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提出了一些建議。關鍵詞：抗癌納米藥物；轉運蛋白；藥用輔料Excipients inhiAition of Transporters in Anticancer NanodrugsLiang LI, Tao YI, Christopher WaiKei LAM(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Quality Research in Chinese Medicines, Macau Institute for Applied Research in Medicine and Health,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China )AAstractt: Microemulsion, liposomes and nanoparticles are the most popular drug formulations in anticancer nanodrugs. One of the key factors for improving their targeted anticancer treatment is the inhibition effect of excipients on the transporters such as P-glycoprotein, multidrug resistance-associated protein and breast cancer resistance protein. This paper described the commonly used nano-formulations in anticancer nanodrugs and our biopharmaceutical studies on microemulsion, then summed up the transporters inhibited by some pharmaceutical excipients in recent years, and finally made some recommenda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eyyordst: Anticancer Nanodrugs; Transporters; Pharmaceutical Excipients收稿日期：2011-10-14；修訂日期：2012-04-15。通訊作者：李良，女，澳門科技大學澳門藥物及健康應用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納米製劑中藥用輔料對轉運蛋白抑制作用的研究，電子郵箱：1009853JCT30002@student.must.edu.mo，電話：853-621980720 引言納米藥物是指運用納米製備技術研究開發的一類新的藥物製劑，與傳統藥物相比，納米藥物製劑的優點在於從納米尺度精確地操縱原子或分子水準的藥物來製備高效低毒的靶向和緩釋藥物劑型。在藥劑學領域，一般將納米藥物製劑的粒徑範圍界定為 10~1000 nm。近年來，納米藥物製劑研究正成為各大製藥公司如輝瑞、諾華、強生、羅氏和葛蘭素史克等的重要方向，據不完全統計，全世界製藥企業作為新型藥物製劑開發的納米藥物立項多達 270 余項，其中已上市和進行臨床研究的藥物共 56 個，而抗癌藥物就有 30 種之多。值得注意的是，現在抗癌納米藥物的主要劑型包括微乳 (microemulsion)、脂質體 (liposome)和納米粒 (nanoparticles)。它們在增加抗癌藥物穩定性方面具有較好的療效，但是在靶向治療中存在著由於許多腫瘤細胞膜上會表達 ATP 結合盒超家族 (ATP-binding cassette, ABC) 轉運蛋白而導

9李良，等抗癌納米藥物中藥用輔料對轉運蛋白的抑制作用致藥物有效濃度下降的多藥耐藥機制 (Multidrug resistance, MDR)。所以，在設計納米靶向載藥系統時，需要通過加入一些藥用輔料如聚氧乙烯蓖麻油Cremopher®，聚乙二醇 (PEG)，聚山梨酯 (Tween)和膽固醇，或者加入不同的固體載體如羥丙基甲基纖維素 (HPMC) 和右旋糖酐 (Dextran) 等，抑制腫瘤細胞的 MDR 機制來提高藥物在細胞內的有效濃度。所以本文不僅對主要抗癌納米製劑和 ABC轉運蛋白進行概述，還主要對部分抗癌納米藥物在吸收過程中，細胞外排蛋白與輔料的作用進行闡述，並且結合了我們正在研究的部分成果：不同的固體載體在固體自微乳化給藥系統 (solid self-microemulsifying drug delivery system, S-SMEDDS)中提高難溶性藥物生物利用度的作用，旨在通過討論納米藥物製劑輔料對轉運蛋白的抑制作用，強調在抗癌納米藥物設計過程中不能不考慮輔料在藥物代謝動力學中的重要作用。1 抗癌納米藥物的常用劑型納米藥物製劑可以按照藥物納米化的方法分為直接納米化和納米載藥系統兩種。直接納米化即通過納米沉澱法或機械粉碎法得到 1000 nm 以下的藥物納米顆粒混懸液；而納米載藥系統包括納米混懸液 (nanosuspension)、高分子納米粒(polymer nanoparticle)、固體脂質納米粒 (solid lipid nanoparticles, SLN)、納米脂質體 (nanoliposome, NL)、微乳 (microemulsion)、聚合物膠束 (polymeric micells)、樹狀大分子 (dendrimers) 和無機納米材料藥物載體等。納米藥物製劑也可以按照藥物適應症分為納米抗腫瘤藥物、納米抗病毒藥物、納米抗炎藥物和納米激素藥物等，在這裡主要介紹納米抗癌藥物。納米抗癌藥物用於抗癌治療的優點在於它們足夠小的納米尺寸，從而能夠從高通透性的腫瘤血管滲出，進入腫瘤組織並集中在腫瘤周圍。最近有研究發現，一些納米顆粒經過表面修飾會產生很高的抑制腫瘤生長的效果，但沒有可檢測的細胞毒性和體內毒性，其效果已在肝癌、乳腺癌和胰腺癌動物模型上得到了證實，所以納米抗腫瘤藥物可以降低藥物不良反應，增強化療的有效性，是納米藥物研究最為活躍的方向之一，已上市或處於臨床研究的納米抗腫瘤藥物如表 1所示。表1 已上市和處於Ⅲ期臨床研究的納米抗腫瘤藥[1]藥物載體商品名粒徑開發狀態公司紫杉醇白蛋白納米粒 Abraxane® 100～200nm 上市 American Bioscience微乳 <100 nm Ⅲ期臨床 Sonus Pharmaceutical柔紅黴素脂質體 Daunoxome® 45nm 上市 Gilead Sciences阿黴素脂質體 Myocet® 190nm 上市 Zeneus, Elan隱形脂質體 Doxil® 100nm 上市 Johnson & Johnson長春新堿脂質體 Ⅲ期臨床 InexAminolevu linic acid 納米粒 Ⅲ期臨床 Biofrontera目前上市和用於臨床研究最多的納米抗腫瘤藥劑型主要是微乳 (microemulsion)、脂質體(liposome) 和納米粒 (nanoparticles)。這三種劑型的共同點是在抗癌的靶向治療和增加藥物穩定性方面都具有較好的療效。1.1 微乳微乳是由油、水、表面活性劑和助表面活性劑四部分組成的，是粒徑在 10-100 nm 之間的乳滴分散在另一種溶劑中形成的膠體分散系統，它作為納米載藥系統時，可以增加難溶性藥物的溶解度，增強水溶性藥物的穩定性，使藥物具有緩、控釋和靶向特性等，現在處於臨床研究的抗癌微乳主要是阿黴素、表阿黴素和紫杉醇的納米製劑。另外最近易濤等也研究發現，如果選擇合適的固

10體載體把液體自微乳化給藥系統 (liquid SMEDDS) 通過相應的固化工藝製備成固體自微乳化給藥系統其相對生物利用度會提高 2.6 倍 [2~3]，這對提高如紫杉醇等難溶性抗癌藥物來說具有重要的臨床應用價值。1.2 脂質體脂質體通常是由卵磷脂 ( 蛋黃卵磷脂和大豆卵磷脂 ) 和膽固醇構成，藥物或溶解在脂質體內的水相，或吸附或溶解在脂質雙分子膜上，而納米脂質體一般指粒徑在 20~80 nm 之間的小單室脂質體(single unilamellar vesicles, SUV)；脂質體具有能增加藥物靶向性、延長藥物作用時間、提高藥物穩定性、降低藥物不良反應等特點，而它的結構可修飾性使得用聚乙二醇等修飾其脂質部分的隱形脂質體等具有特殊性能的脂質體，現在不同公司的很多抗癌脂質體已經上市或處於臨床研究，如注射用阿黴素脂質體 (DOXIL®)、長春新堿脂質體(Onco TCS®)和柔紅黴素脂質體 (DaunoXome®)等。1.3 納米粒目前國內外正在研究開發的納米粒抗癌藥物有兩類，高分子納米粒 (polymer nanoparticles, PNP) 抗癌藥物包括甲氨蝶呤、阿黴素、紫杉醇、羥基喜樹堿、長春氨等，固體脂質體納米粒 (solid lipid nanoparticles, SLN) 抗癌藥物包括阿黴素和紫杉醇等。首先 PNP 包括高分子納米球和高分子納米囊，前者屬於基質骨架型，藥物分佈在球的表面或實心球中；後者屬於藥庫膜殼型，由高分子材料外殼和液狀內核構成，藥物主要溶解在液狀內核中，製備 PNP 的高分子材料包括白蛋白和聚乳酸等，還可以用聚乙二醇對 PNP 表面修飾得到長迴圈 PNP。其次 SLN 是以固態的天然或合成的類脂作為載體的納米載藥系統，用於 SLN 製備的類脂材料有硬脂酸、癸酸等，表面活性劑有泊洛沙姆系列、聚山梨醇酯和膽酸等。PNP 和 SLN 都具有增加藥物控釋和靶向性，改善藥物穩定性和較高載藥量的優點。但是由於受腫瘤組織結構、生理特性和腫瘤細胞生物學性質的影響，微乳、脂質體和納米粒作為化學療法的靶向治療存在的重要屏障是MDR，即由於許多腫瘤細胞膜上會表達 ABC 轉運蛋白，它們通過藥泵機制導致藥物外泄，從而導致藥物有效濃度下降。所以，在設計納米靶向載藥系統時，需要通過加入一些藥用輔料，抑制腫瘤細胞的 MDR 機制，或者引入促進藥物從內涵體/ 溶酶體逃逸的機制，提高藥物在細胞內的有效濃度[4]。為了更清楚的闡述抗癌納米製劑中藥用輔料與轉運蛋白之間的相互作用，下面首先介紹一下 ABC 轉運蛋白。2 藥用輔料對轉運蛋白的抑制作用2.1 ATP結合盒超家族轉運蛋白由於不同種化療藥物能夠用於絕大多數癌症的治療，因此 MDR 是化療失敗的主要原因 [5]，而又因為 ABC 轉運蛋白通常在癌症細胞中過表達，所以它們在 MDR 的研究中具有重要意義。ABC 轉運蛋白的作用是利用轉運過程中 ATP 水解釋放的能量，把它們的底物外排出細胞[6]。基於人類基因組學的研究，ABC 超家族可以分為七個亞族 (A 到 G)，其中 ABCB 和 ABCC 亞族包含影響人類腸道吸收的被大量研究的多數轉運蛋白，有 P 糖蛋白 (P-glycoprotein, P-gp) 和多藥耐藥相關蛋白 (multidrug resistance-associated protein, MRP)[7]。另外，還有一種稱為乳腺癌耐藥蛋白的亞型 ABCG，也對幾種底物的藥效和毒性起決定性作用。2.1.1 P糖蛋白(P-gp; ABCB1)P 糖蛋白是最先被研究的人類 ABC 超家族的轉運蛋白[8]，它實際上是由人 MDR-1 基因編碼的170-180 KDa 的跨膜外排蛋白組成 [5]。P 糖蛋白位於成熟腸頂側表面、肝細胞微管膜、腎臟細胞、胎盤屏障和腦膜血管內皮細胞膜中[9]。因為 P 糖蛋白顯示有五個底物結合位點，所以能夠被很多種底物抑制[10]，而它的這些藥物結合位點，P 糖蛋白在其轉運疏水性、兩性、陽離子和中性粒子中有廣泛的底物 / 抑制特異性 [11]。P 糖蛋白因為 P 糖蛋白能夠轉運多種藥物並且

11李良，等抗癌納米藥物中藥用輔料對轉運蛋白的抑制作用在許多組織中表達，這些藥物底物都是分子量在200-300 Da 的疏水物質 [5]，所以 P 糖蛋白是人體組織中主要的抑制多種藥物作用的外排泵，研究表明 P 糖蛋白表達水準從小腸的上端到下端有增加的趨勢[12]。為了解釋輔料如何抑制 P 糖蛋白的作用，必須首先明確 P 糖蛋白的功能機制，一般認為存在兩種機制：疏水吸塵器模型 (hydrophobic vacuum cleaner, HVC) 和翻轉酶模型 (flippase model, FM)。HVC 模型假設存在疏水孔時，P 糖蛋白能直接把底物外排出腸細胞而避免化合物滲入細胞質[13]，而 FM 模型認為 P 糖蛋白在底物滲透入腸道葉狀部分內側時與之結合並迅速翻轉到葉狀部分外側而排出底物[7]。很多種化合物可以作為 P 糖蛋白的底物或者抑制劑，這些藥物間的相互作用會引起一種或幾種活性化合物吸收的增加，從而導致毒性副作用而降低藥物的治療效果。因為口服藥物劑型不僅僅由原料藥組成，所以它所含的輔料也可能與 P糖蛋白作用而增加或者降低原料藥的藥效[8]。2.1.2 多藥耐藥相關蛋白家族(MRP; ABCC )現在已經確定了有九種 MRP 蛋白 (MRP1 到MRP9)[14]，但是只有 MRP1 和 MRP2 在小腸中作為外排轉運蛋白大量表達[15]，這兩種 MRP 亞型顯示有不同藥物的多種結合位點，而且是谷胱甘肽依賴的外排泵能夠轉運有機陰離子藥物結合體和完整的抗癌藥物分子[16]，其中 MRP2 目前研究較多，它的別名為 cMOAT，分佈在肝、小腸、腎和腦組織中的頂端膜，表達水準差異大，底物是燈盞乙素、足葉乙苷和長春新堿，生理底物是 LTC4，GSH，膽酯酸和牛黃膽酸，抑制劑是 MK571，呋塞米，足葉乙苷和 MTX。MRP2 在人小腸上端表達量較高，在結腸段表達量很少，在大鼠小腸中MRP2 從上端空腸到末端逐漸減少，十二指腸：空腸：回腸：結腸的表達量比例為 75:100:50:5[17]。MRP2 對抑制劑的選擇性高於 MRP1，從黃酮化合物的篩選來看，抑制 MRP1 的黃酮類化合物中，甲基化的數目、羥基的數量以及化合物 B 和 C 環的二面角三個結構因素最重要，抑制 MRP2 的黃酮化合物中，B 環的聯苯三酚基團最為重要。2.1.3 乳腺癌耐藥蛋白(breast cancer resistance pro-tein, BCPR; ABCG2)乳腺癌耐藥蛋白是 ATP 結合盒超家族的 G 亞族，它是一種外排轉運蛋白。BCPR 肽序列的分析顯示，它有單一的 ATP/GTP 結合域，並在相對疏水氨基酸末端區域和相對疏水羧基末端區域具有ABC 家族的特徵基團，包括六個假定的跨膜區域和四個可能的 N- 糖基化位點 [18]。BCPR 在小腸和結腸上皮細胞以及肝細胞微管膜和胎盤合體中表達[19]，實驗證明 BCPR 的表達量在十二指腸最高，到直腸顯著下降。另外，BCPR 可能也是血腦屏障的重要轉運蛋白，防止異物進入大腦[20~21]。2.2 藥用輔料對轉運蛋白的抑制作用研究證明輔料對抗癌藥在小腸上轉運蛋白的吸收和外排具有重要作用，因為藥用輔料和轉運蛋白的相關性，所以輔料可能會通過藥物吸收而影響一些治療窗狹窄的藥物，使它們臨床效果不佳或者產生毒副反應。含有這些輔料的藥物有可能已經用於臨床，並對重症患者的健康產生了損害。由此推論，不可預知的吸收和外排過程可能增加了用藥的額外風險。特別是由於對老年患者一般聯合用藥，不同藥物之間潛在的相互作用增加了患者敏感性和毒副作用。所以在以上三種ABC 蛋白的研究中發現，用於抗癌納米製劑製備的表面活性劑和組成脂質體的膽固醇等藥用輔料，如聚氧乙烯蓖麻油 Cremopher®，聚乙二醇 (PEG)，聚山梨酯 (Tween) 和膽固醇，或者加入不同的固體載體如羥丙基甲基纖維素 (HPMC) 和右旋糖酐(Dextran) 等，都對 P-gp 和 MRP 的外排都具有明顯抑制作用。2.2.1 表面活性劑表面活性劑是兩親分子，它能在疏水性和親水性化合物的分界處積聚而降低表面或者介面壓力。由於疏水和親水兩個區域的存在，表面活性劑一般用作乳化劑、增溶劑、洗滌劑和潤濕劑，分為離子和非離子兩種類型。疏水性增加或者缺少電荷的表面活性劑被稱為非離子表面活性劑，

12如聚氧乙烯蓖麻油 Cremophor® 和聚山梨酯，而非離子表面活性劑具有較高的溶解性和較差的水溶性，如分子量從 200 到 35,000 不等的聚乙二醇(PEG)。因為表面活性劑的種類很多，所以下面只對上述幾種表面活性劑進行討論。因為表面活性劑具有親水和親油性，它能夠與細胞膜上的脂質成分進行相互作用而改變其物理性質和功能。事實上，研究發現表面活性劑能夠降低膜的粘度並增加其彈性，這不僅會提高藥物在細胞旁路的吸收，也會增加在跨細胞通路的吸收[22,23]。另外，細胞膜流動性的變化會影響頂側導向的跨膜區域微環境，並進一步改變底物識別和結合，以及外排蛋白 P 糖蛋白和內吞蛋白小肽轉運蛋白 (PepT1)[24] 等 ATP 酶的活性。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下面所討論的表面活性劑雖然會對膜的流動性有一定影響，但是無論濃度如何，都不會改變細胞系的磷脂質膜被動擴散的性質。表面活性劑介導的 P 糖蛋白抑制性實驗是用 12 個健康志願者進行地高辛的臨床實驗，他們每天服用三次地高辛的速釋膠囊。地高辛作為 P 糖蛋白底物，當填料中有聚氧乙烯蓖麻油Cremophor® RH40 時，與不含這種輔料的空白處方相比，如圖 1 所示它的生物利用度能夠提高 20%[25]。體外實驗還證明 Cremophor® RH40 以濃度依賴性方式，它能抑制 P 糖蛋白還有其亞族CYP3A 的作用，這就解釋了 P 糖蛋白底物體內生物利用度提高的原因[26]。另有研究表明，聚氧乙烯蓖麻油 Cremophor® EL 也能增加細胞膜流動性，使 Caco-2 細胞實驗中 P 糖蛋白和單羧酸轉運體(MCT) 受到抑制，它也能分別增加羅丹明 123 和苯甲酸這兩種 P 糖蛋白和 MCT 底物在頂側向基底側的轉運，並降低它們在基底側向頂側的轉運[27]。應該注意的是，即使同一家族的表面活性劑對異物質的吸收也有顯著不同的作用，有實驗證明Cremophor® EL 能增加 BCRP 轉染的 MDCK- Ⅱ細胞中米托的吸收，而 Cremophor® RH40 沒有類似作用[28]。圖1 Cremophor® RH40 (n=3) 對Caco-2細胞模型中P-gp介導的氚標記的地高辛隨濃度增加抑制性(A)，和人肝微粒體CYP3A介導的硝苯地平隨濃度增加抑制性(B)與 Cremophor® 實驗結果相同，聚山梨醇酯20 是聚山梨酯家族中唯一能增加 BCPR 轉染的MDCK Ⅱ細胞中米托蒽醌吸收的表面活性劑，這也說明在表面活性劑介導的轉運蛋白的抑制作用中，化合物結構特異性具有很重要的作用[21]。研究表明，與 BCPR 陰性的小鼠相比，聚山梨醇酯 20 能增加野生小鼠拓撲替康的口服生物利用度[29]。然而，與 Cremophor® RH40 和 Cremophor® EL 相同的是，吐溫 80 和吐溫 20 都能在 P 糖蛋白轉染的 MDCK 細胞中抑制 P 糖蛋白介導的外排作用，所以表面活性劑的活性不僅取決於自身的結構，也與特定轉運蛋白的結構形態相關。聚乙二醇被證明與特定的外排蛋白 P 糖蛋白有相互作用[30]，如圖 2 所示，如在 Caco-2 細胞加入 PEG 400、2000 和 20,000 時，P 糖蛋白底物羅丹明 123 從基底側向頂側外排被顯著的降低。PEG對 P 糖蛋白的抑制是濃度依賴性的，範圍從 0.1 到20%(w/v)[31]，但是羅丹明 123 從頂側向基底側的外排隨濃度變化的增加趨勢不明顯，所以應該與PEG 的濃度無關。事實上，大鼠的在體閉合實驗中，當 PEG 20,000 濃度範圍為 1 到 20% (w/v) 時，羅丹明 123 在空腸的吸收明顯增加。

13李良，等抗癌納米藥物中藥用輔料對轉運蛋白的抑制作用研究發現，在 PEG 濃度高於 25% (w/v) 時，它能增加 Caco-2 和 MRP1-MDCK 細胞的剛性，這是細胞膜上的極性位點與親水基團相互作用的結果[30,32]，然而，現在還不能解釋為什麼紫杉醇和阿黴素的分泌轉運被明顯抑制的作用原理。還有實驗證明，PEG 衍生物如聚乙二醇月桂酸甘油脂32，聚乙二醇 - 35 蓖麻油，聚乙二醇 - 20 硬脂酸，聚乙二醇 - 50 硬脂酸，聚乙二醇 - 12 硬脂酸和聚乙二醇 660-12- 羥基硬脂酸都能夠抑制 P 糖蛋白的作用，而且這種作用與輔料濃度之間是對數關係。這些結果都表明不同結構和分子量的 PEG 都能通過相似途徑抑制 P- 糖蛋白的作用。2.2.2 膽固醇以前研究都表明增加細胞膜的膽固醇含量不僅可以影響細胞膜的流動性[33]，如圖 3 所示，還能降低 P 糖蛋白和 MRP 轉運蛋白的活性 [24]。最近有研究發現，膜上膽固醇含量的增加會下調 MRP1的藥物轉運和 ATP 酶的活性 [34]。由於細胞膜上膽固醇的含量能夠被嚴格控制，所以藥物轉運中脂酶體和 MRP1 的 ATP 酶活性是恒定的。實驗首先觀察到，當脂酶體上的膽固醇濃度從 0 增加到20 ～ 40% 時，MRP1 的 ATP 酶活性降低了 40%。這種外排蛋白功能的下降是通過檢測包含 MRP1的脂酶體，以及用 [3H]LTC4 孵育膽固醇量的增加來實現的。只有當存在 4 mM 的 Mg-ATP 和 4 mM的 Mg-AMP 時，[3H]LTC4 才能被吸收入脂質體。圖 3 顯示只有 ATP 作為變數的 [3H]LTC4 的吸收的變化，說明存在 Mg-AMP 時所檢測到藥物的吸收取決於膽固醇被動擴散入脂質雙分子層而非 MRP的活性。另外，有 ATP 存在時，膽固醇 20% 的摩爾比明顯下調了 LTC4 的吸收，這個現象表明膽固醇水準能夠影響 ATP 水解和結合過程中的核苷結合域的功能性[35]。圖3 MRP1脂酶吸收[3H]LTC4的時間依賴性為了直觀反映抗癌藥物的吸收效果，檢測了長春堿和阿黴素在 CEM/VLB 和 CEM/T4 兩種細胞系中的吸收情況[36]。實驗資料表明，長春堿和阿黴素在 CEM/T4 細胞內的水準明顯高於耐藥CEM/VLB 細胞，而如果用 LDL 預處理細胞，兩種藥物的抗癌水準都會增加，這說明了外排蛋白的活性明顯下降。另外。實驗還證明了 P 糖蛋白的 ATP 酶活性的變化趨勢會隨著濃度為 100μg/ml的 LDL 孵育時間的推移而下降，如圖 4 所示。圖2 大鼠空腸段的羅丹明123從AP-BL和從BL-AP轉運過程中PEG 400, 2000, 20,000的濃度依賴性作用。 PEG濃度為0.1～20%(v/v或w/v)

14圖4 LDL對CEM/VLB和CEM/T4兩種細胞質膜上P-gp ATP酶活性的作用2.2.3 固體載體固體自微乳化給藥系統 (S-SMEDDS) 是抗癌納米製劑常用劑型微乳基礎上發展出來的一種新的製劑類型，結合了傳統液體 SMEDDS 和固體製劑的雙重優點，它是在表面活性劑、助表面活性劑、油和模型藥物組成的液體自微乳化給藥系統的基礎上，加入不同的固體載體通過如噴霧乾燥等固化工藝而得到的納米製劑，遇水重分散後可形成粒徑在 1~100 nm 範圍內的微乳 [37]。如果選取的模型藥物是具有較好抗癌活性的藥物，則即可製備得到抗癌納米製劑。在 S-SMEDDS 中，固體載體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影響了胃腸道消化和 SMEDDS 的載藥能力 [38]。在 S-SMEDDS中常用的水溶性固體載體有 HPMC、Dextran、微粉硅膠和 β- 環糊精等，近年來我們研究發現，Dextran 作為固體載體時能夠增加 S-SMEDDS 在家兔體內的吸收[2]，而不同規格 HPMC 在體外的胃分散和小腸脂解實驗中能夠促進胃腸道的吸收[39]。這些研究結果提示我們，在能作為抗癌納米製劑的 S-SMEDDS 的進一步研究中，可以充分結合正在進行的固體載體對轉運蛋白抑制作用的實驗，得出這種類型的藥用輔料在促進吸收機制方面更有意義的成果。3 總結研究資料顯示，抗癌藥物設計時一般會忽略藥用輔料和轉運蛋白之間的相互作用，例如，儘管微乳劑型在製藥公司中廣泛使用，現在還沒有研究微乳中的常用輔料與轉運蛋白之間的相互作用。為了避免藥物臨床研究中處方的不適用性，應該在抗癌藥物設計前進行細胞試驗來研究輔料的作用。但是，輔料和轉運蛋白相互作用的研究特異性很高，不僅每種輔料和每種轉運蛋白之間作用不同，在不同細胞系中進行實驗也會得到不同的結果。所以，雖然抗癌納米藥物在改善藥物生物利用度和靶向性方面的應用前景在多種臨床藥物的研究中已經得到了證實，而提高微乳、脂質體和納米粒這些處於臨床研究的抗癌納米製劑的藥效是當前藥物開發中最值得關注的問題。為了解決靶向治療中的多藥耐藥機制的對抗癌化學療效的制約，研究納米製劑處方中不同藥用輔料對 P 糖蛋白和 MRP 蛋白在癌細胞表面表達的抑制作用以提高抗癌藥物的藥理作用對於同時改進許多抗癌藥物處方具有很大的普遍意義和推廣價值。参考文獻[1] 楊祥良, 曾繁典, 徐輝碧. 2007. 納米藥物, 第一版. 清華大學出版社, 北京.[2] Yi, T., Wan, J.L., Xu, H.B., Yang, X.L., A new solid self-microemulsifying formulation prepared by spray-drying to improve the oral bioavailability of poorly water soluble drugs. Eur. J. Pharm. Biopharm. 2008, 70: 439-444.[3] Yi, T., Wan, J.L., Xu, H.B., Yang, X.L., Controlled poorly soluble drug release from solid self-microemulsifying formulations with high viscosity hydroxypropylmethylcellulose. Eur. J. Pharm. Sci. 2008, 34: 274-280.[4] Ferrari, M., Cancer nanotechnology: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Nature Reviews Cancer. 2005, 5: 161-171.[5] Ambudkar, S.V., Kimchi-Sarfaty, C., Sauna, Z.E., Gottesman, M.M., Pglycoprotein: from genomics to mechanism. Oncogene. 2003(22): 7468–7485.[6] Senior, A.E., al-Shawi, M.K., Urbatsch, I.L., The catalytic cycle of P-glycroprotein. FEBS Lett. 1995, 377: 285–289. [7] Higgins, C.F., Molecular basis of multidrug resistance mediated by Pglycoprotein. Curr. Opin. Biotechnol. 1991, 2: 278–281.[8] Chen, C.J., Chin, J.E., Ueda, K., Pastan, O., Gottesman, M.M., Roninson, I.B., Internal duplication and homology with bacterial transport proteins in the mdr1 (P-glycoprotein) gene from multi-drug resistance human cells. Cell. 1986, 47: 381–389.[9] Balimane, P.V., Chong, S., Biopharmaceutics applications in drug development. In: Krishna-Yu (Ed.), Evaluation of Permeability and P-glycoprotein Interactions: Industry Outlook. 2008, 101–138.[10] Loth, P.T., Lou, H.X., Zhao, Y., Chin, Y.M., Vathsala, A., Significant impact of gene polymorphisms on tacrolimus but not cyclosporine dosing in Asian renal transplant recipients. Transplant. Proc.2008, 40: 1690–1695.

15李良，等抗癌納米藥物中藥用輔料對轉運蛋白的抑制作用[11] Akiyama, S.I., Cornwell, M.M., Kuwano, M., Pastan, I., Gottesman, M.M., Most drugs that reverse multidrug resistance also inhibit photoaffinity labelling of P-glycoprotein by vinblastine analog. Mol. Pharmacol. 1988, 33: 144–147.[12] Mouly, S., Paine, M.F., P-glycoprotein increases from proximal to distal regions of human small intestines. Pharm. Res. 2003, 20: 1595–1599.[13] Gottesman, M.M., Pastan, I., Biochemistry of multidrug resistance mediated by the multidrug transporter. Annu. Rev. Biochem. 1993, 62: 385–427. [14] Wang, Q., Bhardwaj, R.K., Herrera-Ruiz, D., Hanna, N.N., Gudmundsson, O.S., Buranachokpaisan, T., Hidalgo, I.J., Knipp, G.T., Expression of multiple drug resistance conferring proteins in normal Chinese and Caucasian small and large intestinal tissue samples. Mol. Pharm. 2004, 1: 447–454.[15] Peng, K.C., Cluzeaud, F., Bens, M., Van Huyen, J.P., Wioland, M.A., Lacave, R., Vandewalle, A., Tissue and cell distribution of the multidrug resistanceassociated protein (MRP) in mouse intestine and kidney. J. Histochem. Cytochem. 1999, 47: 757–768.[16] Cole, S.P.C., Bhardwaj, G., Gerlach, J.H., Mackie, J.E., Grant, C.E., Almquist, K.C., Steward, A.J., Kurz, E.U., Duncan, A.M.V., Deeley, R.G., Over expression of a transporter gene in a multidrug-resistant human lung cancer cell line. Science. 1992, 258: 1650–1654.[17] Zimmermann, C., Gutmann, H., Hruz, P., Gutzwiller, J.P., Beglinger, C., Drewe, J., Mapping of multidrug resistance gene 1 and multidrug resistance-associated protein isoform 1 to 5 mRNA expression along the human intestinal tract. Drug Metab. Dispos. 2005, 33: 219–224.[18] Doyle, L.A., Yang, W., Abruzzo, L.V., Krogmann, T., Gao, Y., Rishi, A.K., Ross, D.D., A multidrug resistance transporter from human MCF7 breast cancer cells.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998, 95: 15665–15670 (Erratum in: Proc. Natl. Acad. Sci. U.S.A. 96, 2569).[19] Scheffer, G.L., Maliepart, M., Pijnenborg, A.C., van Gastelen, M.A., de Jong, M.C., Schroeijers, A.B., van der Kolk, D.M., Allen, J.D., Ross, D.D., van der Valk, P., Dalton, W.S., Schellens, J.H., Scheper, R.J., Breast cancer resistance protein is localized at the plasma membrane in mitoxantrone and topotecan-resistant cell lines. Cancer Res. 2000, 60: 2589–2593.[20] Gutmann, H., Hruz, P., Zimmermann, C., Beglinger, C., Drewe, J., Distribution of breast cancer resitance protein (BCRP/ABCG2) mRNA expression along the human GI tract. Biochem. Pharmacol. 2005, 70: 695–699.[21] Eisenblatter, T., Galla, H.J., A new multidrug resistance protein at the blood–brain barrier. Biochem. Biophys. Res. Commun. 2002, 293: 1273–1278.[22] Martin, G.P., Mariott, C., Kellaway, I.W., Direct effect of bile salts and phospholipids on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of mucus. Gut 19, 1978, 1103–1107.[23] Tomita, M., Hyashi, M., Horie, T., Ishizawa, T., Awazu, S., Enhancement of colonic drug absorption by the transcellular permeation route. Pharm. Res. 1988, 5: 786–789.[24] Ferte, J., Analysis of tangled relationship between P-glycprotein mediated multidrug resistance and the lipid phase of the cell membrane. Eur. J. Biochem. 2000, 267: 277-294.[25] Tayrouz, Y., Ding, R., Burhenne, J., Riedel, K.-D., Weiss, J., Hoppe-Tichy, T., Haefeli, W.E., Mikus, G., Pharmacokinetic and pharmaceutic interaction between digoxin and cremophor RH40. Clin. Pharmacol. Ther. 2003, 73: 397–405.[26] Wandel, C., Kim, R.B., Stein, C.M., “Inactive” excipients such as Cremophor can affect in vivo drug disposition. Clin. Pharmacol. Ther. 2003, 73: 394–396.[27] Rege, B.D., Kao, J.P.Y., Polli, J.E., Effects of non-ionic surfactants on membrane transporters in Caco-2 cell monolayers. Eur. J. Pharm. Sci. 2002, 16: 237–246.[28] Yamagata, T., Kusuhara, H., Morishita, M., Takayama, K., Benameur, H., Sugiyama, Y., Effect of excipients on breast cancer resistance protein substrate uptake activity. J. Control. Release. 2007, 124: 1–5.[29] Yamagata, T., Kusuhara, H., Morishita, M., Takayama, K., Benameur, H., Sugiyama, Y., Improvement of the oral drug absorption of topotecan through the inhibition of intestinal xenobiotic efflux transporter, breast cancer resistance protein, by excipients. Drug Metab. Dispos. 2007, 35: 1142–1148.[30] Hugger, E.D., Novak, B.L., Burton, P.S., Audus, K.L., Borchardt, R.T., A comparison of commonly used polyethoxylated pharmaceutical excipients on their ability to inhibit P-glycoprotein activity in vitro. J. Pharm. Sci. 2002, 91: 277–294.[31] Shen, Q., Lin, Y., Handa, T., Doi, M., Sugie, M., Wakayama, K., Okada, N., Fujita,T., Yamamoto, A., Modulation of intestinal P-glycoprotein function by polyethylene glycols and their derivatives by in vitro transport and in situ absorption studies. Int. J. Pharm. 2006, 313: 49–56.[32] Hugger, E.D., Audus, K.L., Borchardt, R.T., Effects of poly(ethylene glycol) on efflux transporter activity in Caco-2 cell monolayers. J. Pharm. Sci. 2002, 91: 1980–1990.[33] Krylova, O.O., Pohl, P., Ionophoric activity of Pluronic block copolymers. Biochem. 2004, 43: 3696–3703.[34] Baggetto, L.G., Testa-Parussini, R., Role of acetoin on the regulation of intermediate metabolism of Ehrlich ascites tumor mitochondria: its contribution to membrane cholesterol enrichment modifying passive proton permeability. Arch. Biochem. Biophys. 1990, 283: 241–248.[35] Cerf, E., Gasper, R., Rychnovsky, S., Chang, X.B., Buyse, F., Ruysschaert, J.-M., Multidrug resistance protein 1 is not associated to detergent-resistant membranes. Biochem. Biophys. Res. Commun. 2007, 355: 1025–1030.[36] Shun, Y., Liu, H., Reversal of P-glycoprotein-mediated multidrug resistance by cholesterol derived from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in vinblastine-resistant human lymphoblastic leukaemia cell line. Biochem. Cell Biol. 2007, 85: 638–646.[37] Cui, S.X., Nie, S.F., Li, L., Wang, C.G., Pan, W.S., Sun, J.P., Preparation and evaluation of self-microemulsifying drug delivery system containing Vinpocetine. Drug. Dev. Ind. Pharm. 2009, 35: 603-611.[38] Oh, D.H., Kang, J.H., Kim, D.W., Lee, B.J., Kim, J.O., Yong, C.S., Choi, H.G., Comparison of solid self-microemulsifying drug delivery system (solid SMEDDS) prepared with hydrophilic and hydrophobic solid carrier. Int. J. Pharm. 2011, 420: 412-418.[39] Huang, D., Yi, T., Liu, Y., Xiao, L., He, J.K., Influence of hydroxypropylmethylcellulose on Digestion of Self-Microemulsifying Drug Delivery System in Gastro-Intestinal Tract in Vitro. Chin. Pharma. J. 2011, 7: 527-531.

16第 6 卷第 1 期澳門科技大學學報 Vol.6 No.12012 年 6 月 30 日 Journal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une 30 , 2012 HPLC法測定燈盞乙素在不同pH值磷酸鹽緩衝液中的溶解度湯麗華，易濤（澳門科技大學，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澳門科技大學澳門藥物與健康應用研究所，澳門）摘要：目的：建立測定燈盞乙素含量的方法，考察燈盞乙素在不同pH值磷酸鹽緩衝液中的溶解度，為納米沉澱法製備燈盞乙素納米混懸液選擇合適的良溶劑和不良溶劑。方法：採用平衡-高效液相色譜法測定燈盞乙素在不同pH磷酸鹽緩衝液中的溶解度。Agilent Eclipse XDB-C18色譜柱（4.6mm×150mm，5μm），柱溫30℃；進樣量20μL，流動相：乙腈-水-醋酸（21:79:0.1），流速：1.0 mL•min-1；檢測波長：335nm。結果：燈盞乙素對照品在20.12~1006ng範圍內，其峰面積與進樣量之間線性關係良好。燈盞乙素對照品的平均回收率為99.9%，RSD為2.1%。燈盞乙素在pH5.0，6.5，7.0，7.4磷酸鹽緩衝液中的溶解度分別為142.6，1311.5，1949.1，3073.0 mg•L-1 。燈盞乙素在pH8.0磷酸鹽緩衝液中不穩定。結論：此方法測定燈盞乙素含量可靠，簡單，穩定。可用於測定燈盞乙素在不同pH值磷酸鹽緩衝液中的含量。燈盞乙素在磷酸鹽緩衝液中的溶解度隨著pH值增大而增大，在pH7.4中溶解度為pH5.0中的21倍，可分別作為良溶劑和不良溶劑。關鍵詞：燈盞乙素；溶解度；高效液相色譜法Determination of soluAility of Scutellarin in different pH phosphate Auffer solutions Ay HPLCLaiwa TONG, Tao YI(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technology, State Key of Quality Research in Chinese Medicine; Macau Institute for Applied Research in Medicine and Health, Macau, China)AAstractt: Aimt: To develop the quantitative analyses method for determination of scutellarin, and investigate the solubilities of scutellarin in different pH phosphate buffer solutions to find the solvent and anti-solvent for nano-precipitation preparation of scutellarin nano-suspension. Methodt: The solubilities of scutellarin in different phosphate buffer solutions were measured by solution equilibrium method with HPLC. Agilent Eclipse XDB-C18 column (4.6mm×150mm, 5μm) at 30℃was used. The mobile phase was the mixed solution of acetonitrile-water-acetic acid (21:79:0.1). The flow rate of a mobile phase was set to 1.0 mL•min-1 and the UV detection was performed at 335 nm; injection volume was 20μL. Resultst: A good linearity of scutellarin was in the range of 20.12~1006 ng. The average recovery rate of scutellarin was 99.9% with RSD of 2.1%. The solubilities of scutellarin in pH5.0, 6.5, 7.0 and 7.4 phosphate buffer solutions were 142.6, 1311.5, 1949.1 and 3073.0 mg•L-1 , respectively. Scutellarin was instable in pH8.0 phosphate buffer solution. Discussiont: The method is accurate, simple and reproducible and can be used for determining the solubility of scutellarin in phosphate buffer solution. The solubility of scutellarin increases as the pH value of 收稿日期：2012-4-10；修訂日期：2012-05-11。基金項目：澳門科技大學發展基金（No.003/2011/A）通訊作者：湯麗華，澳門科技大學澳門藥物與健康應用研究所，在讀碩士生，主要研究中藥藥劑方向E-mail: tanglihua1988@126.com ，Tel：62092805

17湯麗華，等 HPLC法測定燈盞乙素在不同pH值磷酸鹽緩衝液中的溶解度0 引言燈盞花素是從菊科短葶飛蓬屬植物燈盞花中提取出來的一類總黃酮，其主要成份是燈盞乙素和少量燈盞甲素 (圖 1)，燈盞乙素化學名為 4’,5,6-三羥基黃酮 -7-O-β-D- 葡萄糖醛酸苷。具有祛風散寒，活血通絡止痛之效。用於風寒濕痹痛，中風癱瘓，胸痹心痛[1]。文獻報導[2]，燈盞花素能顯著減少腦梗死體積，抗心肌缺血，抑制血栓形成。圖1 A燈盞乙素 B燈盞甲素燈盞乙素既難溶於水又難溶於有機溶劑，口服生物利用度低[3]，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為增加其溶解度和生物利用度而研製各種新劑型[4]。納米沉澱法是藥物溶於一種溶液作為良溶劑，將良溶劑注入藥物的不良溶劑，由於藥物在良溶劑與不良溶劑中的溶解度差異，導致藥物析出結晶，而在表面活性劑或高分子聚合物的作用下維持結晶粒徑在納米尺寸。納米沉澱法的優點是製備成本低，簡單，但要求藥物至少要溶於一種良溶劑，而這種良溶劑也必須與藥物的不良溶劑混溶；兩者的溶解度差異越大，越利於藥物結晶析出 [5]。為了采用納米沉澱法製備燈盞乙素納米混懸液，本文建立燈盞乙素的含量測定的 HPLC 方法，測定燈盞乙素在不同 pH 磷酸鹽緩衝液中的溶解度，為選擇良溶劑和不良溶劑提供數據支持。1 實驗部分1.1 儀器與試劑儀器：Agilent 1200series 超高壓高效液相色譜儀，DAD 檢測器；Milli-Q Synthesis 純水機；Memmert W14 恒溫水浴；Allegra X-15R 檯式冷凍離心機；上海精宏 ZD-810 振盪器。試藥：燈盞乙素對照品（中國藥品生物製品檢定所，批號 110842-200605），燈盞乙素原料藥（雲南植物藥業有限公司，批號 20111101）；磷酸二氫鈉、磷酸二氫鉀、磷酸氫二鉀、氫氧化鈉、醋酸、0.5M EDTA pH8.0等試劑均為分析純；乙腈、甲醇等試劑均為色譜純；水為重蒸餾水。1.2 實驗方法1.2.1 色譜條件色譜儀：Agilent 1200 series 超高壓高效液相色譜儀，DAD 檢測器；Agilent Eclipse XDB-C18（4.6×150mm，5μm）柱，流動相為乙腈 - 水 - 醋酸（21：79：0.1），流速為 1mL•min-1，檢測波長為 335nm，柱溫為 30℃，進樣量為 20μL，理論塔板數按燈盞乙素峰計算不低於 4000。系統適用性：燈盞乙素對照品、燈盞乙素原料藥色譜圖（圖 2），表明該色譜條件適用於測定燈盞乙素。phosphate buffer solution goes up and the solubility of scutellarin in pH 7.4 buffer is increased to 21 times as compared with pH5.0 buffer. The pH 7.4 phosphate buffer solution is selected as the solvent and pH5.0 buffer solution as the anti-solvent.eyyordst: Scutellarin; Solubility; HPLC; Phosphate buffer solutions; Nano-precipitation

18圖2 燈盞乙素高效液相色譜（A 燈盞乙素對照品，B燈盞乙素原料藥）1.2.2 對照品溶液的製備燈盞乙素對照品真空乾燥 24h 後，約取5mg，精密稱定，置於 50ml 容量瓶中，用甲醇溶解並稀釋至刻度，密塞，搖勻，即得對照品貯備液。1.2.3 供試品溶液的製備燈盞乙素真空乾燥 24h 後，約取 5mg，精密稱定，置於 250ml 容量瓶中，用甲醇溶解並稀釋至刻度，搖勻，即得。1.2.4 標準曲線及線性範圍考察精密吸取對照品貯備液一定量，用甲醇溶液依次配成 1~50mg/L 的對照品液，進樣量為20μL，以燈盞乙素峰面積為縱坐標，進樣量為橫坐標擬合標準曲線，得回歸方程 Y=63.399x-46.326（r=0.9998），結果表明燈盞乙素進樣量在20.12~1006ng，其峰面積與進樣量線性關係良好。1.2.5 精密度試驗準確吸取 3 個不同濃度的對照品溶液 20μL，各連續進樣 6 次，測定燈盞乙素峰面積，結果其RSD 分別為 0.76%，0.05%，0.03%，表明精密度符合要求。1.2.6 穩定性試驗取同一樣品溶液，分別在 0，1，3，6，12，24，48h 後進樣 20μL，測定燈盞乙素峰面積。結果其峰面積 RSD 為 0.8%，表明樣品在 48h 內穩定性良好。1.2.7 重複性實驗精密稱取同一批燈盞乙素原料 9 份，分別設計 3 個不同濃度，每個濃度分別製備 3 份供試品溶液，進行測定。結果 9 份原料中燈盞乙素含量的 RSD 為 2.4%，表明重複性良好，符合要求。1.2.8 加樣回收試驗在已知含量的燈盞乙素中加入一定量的燈盞乙素對照品，按供試品製備項下製備成加樣供試品溶液，測定燈盞乙素的含量。其平均回收率為99.9%，RSD 為 2.1%，符合試驗要求（表 1）。表1 加樣回收率實驗（n=9）稱樣量/mg測得量/mg加入量/mg實測值/mg 均值/% RSD/%0.22 0.19 0.16 0.3599.9 2.10.18 0.15 0.16 0.310.18 0.15 0.20 0.350.22 0.19 0.22 0.410.23 0.20 0.23 0.430.23 0.20 0.21 0.400.21 0.18 0.24 0.430.19 0.16 0.24 0.400.22 0.19 0.26 0.461.2.9 燈盞乙素在不同pH值磷酸鹽緩衝液的溶解度1）溶解介質的配備按中國藥典[1]，分別配備磷酸鹽緩衝液（pH5.0）、磷酸鹽緩衝液（pH6.5）、磷酸鹽緩衝液（pH7.0）和磷酸鹽緩衝液（pH8.0）。

19湯麗華，等 HPLC法測定燈盞乙素在不同pH值磷酸鹽緩衝液中的溶解度2）燈盞乙素在不同 pH 磷酸鹽緩衝液中的穩定性考察以磷酸鹽緩衝液（pH5.0）、磷酸鹽緩衝液（pH6.5）、磷酸鹽緩衝液（pH7.0）、磷酸鹽緩衝液（pH7.4）、磷酸鹽緩衝液（pH8.0）為溶劑配置 200mg/L的燈盞乙素溶液，加入 1%EDTA-2Na作為抗氧化劑[6]，經0.45μm微孔濾膜過濾，避光，各溶液各取 3 份共同置於 37℃水浴條件下放置，不同時間取樣。按 1.2 色譜條件測定燈盞乙素含量（表 2）。表2 燈盞乙素在不同pH磷酸鹽緩衝液中的穩定性結果（mg•L-1）溶出介質時間（min） RSD（%）0 30 60 120 180pH5.0 39.3 40.6 40.0 39.8 40.1 1.2pH6.5 176.5 178.6 177.0 177.5 179.1 0.6pH7.0 182.9 183.3 187.5 184.6 182.0 1.2pH7.4 182.5 181.7 180.5 182.2 182.0 0.4pH8.0 193.2 185.7 178.3 166.0 161.1 7.53）燈盞乙素在不同 pH 值磷酸鹽緩衝液中的溶解度考察取過量的燈盞乙素原料藥數份，置於 13ml 具塞離心管中，分別加入磷酸鹽緩衝液（pH5.0）、磷酸鹽緩衝液（pH6.5）、磷酸鹽緩衝液（pH7.0）和磷酸鹽緩衝液（pH7.4）各 10ml，超聲溶解30min 直至過飽和，加入 1%EDTA-2Na，避光，于 37℃水浴恒溫振盪 3h, 3500rpm 離心 10 min，取上清液，經 0.45μm 微孔濾膜過濾，取續濾液用流動相稀釋 100 倍，按 1.2 測定燈盞乙素的峰面積，代入標準曲線計算燈盞乙素在不同 pH 值磷酸鹽緩衝液的含量（表 3）。表3 燈盞乙素在不同pH值磷酸鹽緩衝液中的溶解度（mg•L-1，n=3）溶劑 1 2 3 x ±ｓpH5.0 PBS 142.5 142.3 143.1 142.6±0.04pH6.5 PBS 1310.2 1311.6 1312.7 1311.4±0.13pH7.0 PBS 1955.6 1948.3 1943.3 1949.1±6.2pH7.4 PBS 3073.0 3074.2 3071.7 3073.0±1.32 討論2.1 燈盞乙素含量測定方法的建立燈盞乙素的含量測定為燈盞花素的重要測量指標。測定燈盞乙素有 HPLC[7]，UV[8]，HPLC-MS[9] 等方法，雖然紫外分光光度法測定燈盞乙素含量分析成本低，簡單快速，但是靈敏度低。採用高效液相 - 質譜聯用法測定燈盞乙素含量靈敏度高，然而儀器設備要求高。本文採用 HPLC 法測定燈盞乙素含量重複性好，準確性高，方法簡便。2.2 燈盞乙素在不同pH值磷酸鹽緩衝液中的穩定性本文考察了燈盞乙素在 pH5.0，6.5，7.0，7.4 和 8.0 磷酸鹽緩衝液中的穩定性。在 37℃的pH5.0，6.5，7.0，7.4 的磷酸鹽緩衝液中 3h 內燈盞乙素穩定，在 pH8.0 的磷酸鹽緩衝液中不穩定。文獻報導[6,10], pH 對燈盞乙素水溶液的穩定性影響較大，隨著 pH 增大燈盞乙素的穩定性迅速下降。燈盞乙素的不穩定可能是其在水溶液中發生β- 糖苷鍵水解，然後 3 個酚羥基被氧化成醌式結構。本實驗結果與其相符。2.3 燈盞乙素在不同pH值磷酸鹽緩衝液中的溶解度測定燈盞乙素的溶解度為採用納米沉澱法製備燈盞乙素納米混懸液提供數據支持。本實驗測定燈盞乙素在磷酸鹽緩衝液（pH5.0），磷酸鹽緩衝液（pH6.5），磷酸鹽緩衝液（pH7.0），磷酸鹽緩衝液（pH7.4）中的平衡溶解度。結果表明燈盞乙素在含有 1% EDTA-2Na的磷酸鹽緩衝液 (pH7.4)中的溶解度最高，在 pH7.4 中溶解度為 pH5.0 中的 21 倍。故選用 pH7.4 磷酸鹽緩衝液作為燈盞乙素的良溶劑，pH5.0 磷酸鹽緩衝液作為燈盞乙素的不良溶劑。納米沉澱法製備納米混懸液需要考察藥物濃度，良溶劑與不良溶劑的比例，攪拌速率，表面活性劑的種類等因素[10 ～ 12]。本實驗為納米沉澱法製備燈盞乙素納米混懸液奠定基礎。

20致謝感謝澳門科技大學發展基金會對本研究的贊助。参考文獻[1] 國家藥典委員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2010年版一部[M]. 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10：100-101[2] 李麗，劉東陽，江驥等 . 燈盞乙素藥理學研究進展 [J] . 中草藥,2006，8，37(8)：9-11[3] 葛慶華，周臻，支曉瑾，等. 野黃芩苷在犬體內的藥動學和絕對生物利用度研究[J]. 中國醫藥工業雜誌，2003，34(12)：618[4] 巢豔紅，徐希明，餘江南. 燈盞花素新劑型及其質量控制的研究進展[J]. 中國藥事，2010，24(7)：711-715[5] Jiraporn CHINGUNPITUK. Nanosuspension technology for drug delivery. Walailak J Sci&Tech 2007;4(2):139-153[6] 石森林，徐蓮英，毛展凱，等. 燈盞花素的理化性質及其穩定性影響因素研究[J]，中國中藥雜誌，2009，34(7)：843-847[7] 姜岩，張偉，林秀艷，等. 燈盞花素片在將抗人體內的藥代動力學研究[J]，中國實驗方劑學雜誌，2011，17(13)：110-112[8] 姜志遠，劉世萍，曲婷. 燈盞花素片溶出度測定方法的考察[J]. 中國藥師，2011，14(7)：1014-1016[9] 居政文，張軍，談恒山，等 . 高效液相-質譜聯用法（HPLC-MS）測定燈盞乙素血藥濃度及其臨床藥代動力學研究[J]. 中國臨床藥理學與治療學. 2005，10(3)：298-301[10] 賈樹先. 黃芩甙水溶液穩定性研究[J]. 廣西藥學，2000，22(4)：920.[11] M.Kakran, N.G.Sahoo, L.Li, et al. Fabirication of drug nanoparticles by evaporative precipitation of nanosuspension[J],Int.J.P harm, 383(2010)285-292[12] Hai-Xia Zhang, Jie-Xin Wang, Zhi-Bing Zhang, et al. Micronization of atorvastatin calcium by antisolven precipitation process [J]. Int.J.P harm, 374(2009)106-113科研進展澳科大與深圳華大基因研究院合作建立“聯合實驗室”澳門科技大學是一所文理並舉、教研並重、發展迅速的綜合性大學，建校僅僅12年，已經躋身於兩岸四地百強大學行列。 2011年1月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成立後, 實驗室的學術團隊和設備條件顯著提升, 研究項目與成果明顯增加, 為發展成為中藥研究領域的國家級平臺奠定了堅實基礎。華大基因成立於1999年，具有大規模基因組測序、克隆、高性能生物信息處理、基因與健康、農業基因組研究等技術平臺。2007年4月，華大基因將主要科研力量南遷至深圳，成立了深圳華大基因研究院。近年來, 該院在《Nature》(《自然》)、《Science》(《科學》)和《Cell》(《細胞》)三大世界頂尖科學期刊發表了一大批研究論文，由此奠定了中國基因組學研究的國際領先地位。 3月16日, 澳門科技大學校長許敖敖教授和深圳華大基因研究院院長汪健博士在澳科大校園分別代表甲乙雙方簽署了建立“聯合實驗室”的合作協議。許校長表示, 澳科大與深圳華大基因研究院在醫學及中醫藥研究領域的合作潛力很大, 特別是在高端組學研究技術方面的互補性很強, 正可謂強強結合、優勢互補。汪健院長表示, 深圳華大基因研究院雖然建院時間很短, 但在基因組學研究領域已經居於國際領先地位。他相信, 深圳華大基因與澳門科技大學緊密合作, 能夠迅速提高我國中醫藥科學研究的國際影響力。根據合作協議精神, 雙方將在科學研究方面著重整合基因組學、蛋白質組學、代謝組學研究等高新技術, 開展抗癌創新藥物、貴重中藥材種原基因特徵及功能性基因與生物活性相關性研究等合作, 力爭建立“貴重中藥種原基因與生物活性資源庫”。與此同時, 鼓勵雙方的學術研究人員聯合申請兩地的科研基金，及安排甲乙雙方的研究人員在對方的實驗室工作。在人才培養方面, 亦將借助雙方的技术和資源优势，以研究課題為依託,共同培養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在科技產業方面, 共同尋求橫琴島的中醫藥研發項目, 積極配合兩地政府推動粵澳中醫藥科技產業園的建設和發展。合作協議簽署後, 劉良副校長等陪同汪健院長一行參觀了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 並向客人介紹了實驗室的建設目標與思路、條件及設備等。汪院長對實驗室的建設理念和發展速度表示十分欽佩與讚賞, 並且希望雙方在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方面儘快啟動實質性合作。

21第 6 卷第 1 期澳門科技大學學報 Vol.6 No.12012 年 6 月 30 日 Journal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une 30 , 2012 ICP-MS檢測澳門市售中成藥中重金屬及有毒元素的含量黃緯庭，沙　飛，盧凱紅，陳明偉，林偉基（澳門科技大學，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澳門藥物及健康應用研究所，澳門）摘要：本研究根據中國藥典2010電感耦合等離子體質譜法，樣品以濃硝酸微波消解，然後利用電感耦合等離子體質譜儀（ICP-MS）進行檢測，分別對262個澳門市售中成藥樣品進行了砷、鎘、銅、鉛、汞等元素的含量分析。其中三個口服中成藥樣品中分別檢出鉛含量為283~795 μg/天，一個中成藥樣品檢出砷含量為2220 μg/天，超出了澳門衛生局技術性指示第02/2003號《內服及外用中成藥及傳統藥物重金屬含量標準》中所列明的上限標準。另外有四個中成藥樣品因為其處方當中分別標明含有雄黃和朱砂，檢出砷和汞超出該標準。另一個口服中成藥樣品檢出銅含量為210 mg/kg。建議規定中成藥製造商應在中成藥的標籤和說明書上清晰說明部份藥材成份對人體可能具有一定危害，必須慎用以確保市民用藥安全。同時相關權限部門應制定相關法案，對含有礦物藥的中成藥，探討制訂合理的重金屬限量標準，制定和完善中成藥具體的品質及安全性標準。關鍵詞：中成藥；重金屬；有毒元素；電感耦合等離子體質譜Analysis of Heavy Metals and Toxic Elements in Proprietary Chinese Medicines Ay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 Mass SpectrometryWai-Ting VONG, Fei SA, Hoi-Hong LO, Ming-Wai CHAN, Wai-Kei LAM(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ate Key Laboratory for Quality Research in Chinese Medicine/Macau Institute for Applied Research in Medicine and Health, Macau, China )AAstractt: Following the method of the Pharmacopoeia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0, total 262 samples were microwave digested with concentrated nitric acid, and then analyzed for arsenic (As), cadmium (Cd), copper (Cu), lead (Pb) and mercury (Hg) using Agilent 7500a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 mass spectrometry (ICP-MS). Three samples were contaminated with Pb at 283~795 μg/day, while 1 sample was contaminated with As at 2220 μg/day, both exceeding the allowable limits in the technical guideline No. 02/2003 from Macau Health Bureau. Another 4 samples were found to be contaminated both with As and Hg but the contaminants were claimed to be arsenic sulfide and mercury sulfide that had been used as mineral drug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for centuries. Cu was detected in 1 sample at 210 mg/kg. It is suggested that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ers should state in the labeling and product inserts the potential hazard of taking mineral drugs like mercury and arsenic sulfide. It is highly recommended that the limits of heavy metals in proprietary Chinese medicines which contain mineral drug should be standardized and defined by the national authorities and Macau Health Bureau.eyyordst: Proprietary Chinese medicines; Heavy metals; Toxic elements;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 mass spectrometry (ICP-MS)收稿日期：2012-04-12；修訂日期：2012-05-08。資金資助：澳門基金會*通訊作者：黃緯庭，男，公共衛生學碩士，中藥及食物安全與質量檢定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為中藥及食物安全與質量。E-mail: wtvong@must.edu.mo，Tel: （853） 8897 2615

220 引言重金屬通常是指原子密度大於 5 g/cm3 的一類金屬元素[1]，而在衛生及健康領域上一般會把部份有毒非金屬元素亦包括在內。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2]中對中藥材中砷、鎘、銅、鉛、汞等元素作出了相關規定。其中砷、鎘、鉛、汞是目前公認的對人體有害的重金屬及有毒元素，而銅雖然是人體所需微量元素，但過量攝入亦會引起腸胃不適、頭痛，嚴重者可導致肝中毒，以及腎衰竭等，因此亦需要避免過量攝入，以下文中簡稱此五種元素為“重金屬”。重金屬常發現存在於各類食物或中成藥中，中成藥是根據傳統中醫藥理論製成的片劑、膠囊、丸劑或其他較方便的劑型[3]。中成藥中重金屬對人體主要有正反兩種作用：一是治療作用，如含砷製劑如紫金丹、定喘丸等，含汞製劑如紅粉、化瘀膏等；二是毒性作用，主要是取決於原材料中的重金屬含量，但由於現時種植地大量因工業發展而受到污染，使原材料中重金屬含量日漸上升，間接使產品中的重金屬亦因而升高。而藥材種植、加工、藏貯、運輸及製劑生產過程中，所遭受的外源性污染也會造成重金屬污染[4]。服用含重金屬的中成藥同樣會使人體內重金屬過量，導致急、慢性中毒及各種疾病的發生。目前用於測定中藥材中重金屬元素的檢測方法很多，主要有原子吸收光譜法（AAS）、電感耦合等離子體發射光譜法（ICP-AES）、電感耦合等離子體質譜法（ICP-MS）、原子螢光光譜法（AFS）等 [5]。張萌等利用電感耦合等離子體質譜法（ICP-MS）法測定了中成藥中微量元素 [6]，認為該法靈敏度高，檢出限低，精密度良好，是檢測中成藥中微量元素的有效方法。毛雪華等對含朱砂中成藥中微量元素的測定進行了詳細探討[7]。而澳門衛生局也曾就中成藥中驗出含有超標重金屬，而發出回收產品之新聞稿。本研究利用電感耦合等離子體質譜法對澳門市面出售的部分中成藥的砷、鎘、銅、鉛、汞進行檢測。1 材料與儀器1.1 中成藥樣品由 2007 年 9 月至 2008 年 3 月間，在澳門本地收集中成藥樣品共 262 個，收購地點包括澳門與澳門離島各大藥房、中藥材店和超級市場等。中成藥樣品中以膠囊、丸劑和片劑為主要劑型，約佔全部樣品八成以上。而傳統中藥劑型如粉劑、茶劑和顆粒也較常見。除此之外，本次項目也收集到一些較特別的劑型如噴劑、咀嚼錠、含片、軟膠囊等。當中又以壯陽、減肥、清熱解毒和風濕止痛為澳門中成藥市場較常見和品牌較多的類別，其四類數量約佔全部樣品的四成。而相對數量較少的類別為痔瘡、養血強心、明目和糖尿病類等。表1 中成藥樣品按藥效分類藥效分類檢測樣品數懷疑呈陽性樣品數檢出率（%）壯陽類 32 0 0.0減肥類 34 1 2.9小兒驚風類 23 0 0.0精神安定類 31 0 0.0明目類 14 1 7.1痔瘡類 6 0 0.0清熱解毒類 17 0 0.0調經理帶類 27 1 3.7養肝類 11 0 0.0血管血脂類 15 0 0.0養血強心類 6 0 0.0糖尿病類 3 0 0.0感冒鎮咳鼻炎類 11 0 0.0腸胃消化類 16 0 0.0風濕止痛類 16 1 6.2合計 262 4 1.5通常中成藥產品註冊持有人的所在地，和實際生產的製藥廠所在地並不一定相同，例如聲稱德國品牌的產品，可能其製藥廠位於香港，消費者不留意的話有機會被誤解。澳門市售中成藥主要產地為中國大陸、香港，佔全部樣品約七成。除此之外，德國、日本、美國和澳門本地出產的

23黃緯庭，等 ICP-MS檢測澳門市售中成藥中重金屬及有毒元素的含量中成藥，以至泰國、法國、瑞士、越南等地的產品也可以找到，從而體現了澳門中成藥市場的國際性。1.2 試劑濃硝酸（65%）為超純級或以上，購自美國Merck 公司。去離子水達到 ASTM Type I 標準，由 Milli-Q 純水系統產生。1.3 標準品砷、鎘、銅、鉛和汞標準溶液，濃度為1000 μg/mL，購自美國 Merck 公司。當中各取適量並以去離子水稀釋至以下濃度，銅和汞溶液分別稀釋至 100 μg/mL。而砷、鎘和鉛溶液則分別取適量混合並稀釋至 20 μg/mL、10 μg/mL 和20 μg/mL，製成混合標準溶液。內標物鍺、銦、鉍和金標準溶液，濃度為 1000 μg/mL，購自美國Merck 公司。鍺、銦、鉍溶液各取適量混合，以去離子水稀釋成各含 100 μg/mL 的混合內標溶液，金標準溶液以去離子水稀釋至 10 μg/mL。1.4 儀器美國 Agilent 7500a 電感耦合等離子體質譜儀（ICP-MS），美國 CEM Mars5 微波消解儀。2 實驗方法檢測方法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 2010 第一部附錄 IX B[2]。2.1 樣品處理將樣品粉碎成細粉，精密稱取約 0.1 g，精密記錄樣本重量至 0.0005 g，於耐壓耐高溫微波消解罐中，加入 5 mL 濃硝酸（65%，超純級），若反應劇烈，放置至反應停止。加入 100 μL 鍺、銦、鉍的混合溶液作為內標，以及 40 μL 金單元素標準溶液（10 μg/mL）。密閉消解罐，以微波消解儀進行消解，設定最高溫度為 180±5℃，並將微波消解器按消解程序逐漸升溫，以 1600 W 功率升溫2 分鐘並維持 2 分鐘至約 120℃及 200 psi，再升溫3 分鐘並維持 2 分鐘至約 160℃及 250 psi，最後升溫 3 分鐘並維持 10 分鐘至約 180℃及 300 psi。當消解程序完畢後，冷卻消解液至 60℃以下，取出消解罐，將消解液轉入 100 mL 容量瓶中，用少量去離子水洗滌消解罐 3 次，並將洗液合併於容量瓶中，再用去離子水稀釋至刻度並搖勻，如發現有少量沉澱，可離心分離後取上清液進行分析。若發現樣品結果超標，則重新稱取樣品重覆測試，必要時稀釋成較低濃度以進行 ICP-MS 分析。2.2 ICP-MS 分析電感耦合等離子體質譜法測定時選取的同位素為63Cu、75As、114Cd、202Hg 和 208Pb，其中63Cu、75As 以 72Ge 作為內標，114Cd 以 115In 作為內標，202Hg 和 208Pb 以 209Bi 作為內標。ICP-MS 工作條件如下：霧化氣流速 0.9 L/min；輔助氣流速1.2 L/ min；等離子體氣流速 15 L/min；積分時間1000 ms；等離子體無線電頻輸入功率 1200 W；雙模式檢測器，跳峰式掃描模式。2.3 標準曲線用 5% 硝酸稀釋各標準品混合溶液使其濃度如表 2。表2 各級標準曲線元素濃度元素Lv1 Lv2 Lv3 Lv4 平均線性係數r（n=7）線性回歸方程（μg/L）砷 1 5 10 20 1.0000 y=0.4319x+0.0231鎘 0.5 2.5 5 10 1.0000 y=0.1733x+0.0030鉛 1 5 10 20 1.0000 y=0.6401x+0.1187銅 50 100 200 500 0.9999 y=2.496x+2.286汞 0.2 0.5 1 2 0.9995 y=0.1006x-0.0007在上述標準曲線濃度範圍內，五種元素的線性良好，線性關係係數 r 為 0.9995~1.0000。2.4 回收率、精密度、重複性及檢出限實驗為檢查其回收率及精密度，在 0.1 g 中成藥樣品中加入特定濃度的重金屬標準液，按 2.1 及 2.2各作7次平行測試，同時進行空白實驗。方法如下：將同一樣品稱取 8 份，其中 1 份樣品按前所述進行制備作為空白樣品，而另外 7 份按添加濃度加入重金屬標準液，各樣品在相同條件下進行處理及測定，並計算其回收率及精密度，而以空白樣品測定結果之標準差的 3 倍作為其檢出限。而重複性試驗則將同一樣品，分別在不同時

24間添加相同濃度重金屬標準液，重複進行 7 次測定，計算其相對標準差作為其重複性結果。計算所得各種元素回收率在 92%~101%，精密度在 0.7%~8.3% 之間，重複性在 4.6%~11.0% 之間，檢出限除銅和鉛分別為 0.6 mg/kg及 0.09 mg/kg外，其餘都在 0.05 mg/kg 或以下。表3 各元素之濃度回收率、精密度、重複性及檢出限（n=7）元素添加濃度（mg/kg）回收率（%）精密度（RSD,%）重複性（RSD,%）檢出限（mg/kg）砷0.5 101 3.24.6 0.0510 99 0.9鎘0.25 98 3.35.4 0.025 99 0.7銅2 93 5.86.8 0.6100 96 1.4鉛1 97 8.311.0 0.0910 101 0.9汞1 92 4.49.9 0.022 97 2.93 結果本研究對 262 個中成藥樣品進行了包括：砷、鎘、銅、鉛和汞等重金屬含量的分析。其中有 4個樣品檢測出重金屬含量超出澳門衛生局技術性指示第 02/2003 號《內服及外用中成藥及傳統藥物重金屬含量標準》中所列明的上限標準（表 4）。表4 澳門及香港內服中成藥重金屬及毒元素含量標準[8~9]重金屬或有毒元素種類上限（服量計）砷（Arsenic）每日1500微克鎘（Cadmium）每劑3500微克鉛（Lead）每日179微克汞（Mercury）每日36微克如表 5 所示，其中 3 個中成藥樣品檢出鉛含量為 283~795 μg/day，而有 1 個中成藥樣品檢出砷含量為 2220 μg/day，超標樣品佔整體樣品數約1.5%。表5 澳門市售中成藥的重金屬含量檢測結果樣品劑型建議最大服用量檢出重金屬檢出濃度（mg/kg）劑量/天（μg/day）A 丸劑每日3次, 每次16g 鉛 10.4 501B 丸劑每日2次，每次1瓶（8粒）鉛 98.3 283C 膠囊每日3次，每次2粒砷 740 2220D 膠囊每日3次，每次4粒鉛 162 795在 4 個呈重金屬超標的樣品中，按其劑型分析，其中膠囊和丸劑所佔比例各佔一半，其他劑型如茶劑、粉劑和顆粒劑等則未有檢出。由於只有 4 例，未足以說明與劑型是否有關。以上其中B~D 等 3 個產品都使用同一個註冊商標，並由同一個製藥廠生產，而 D 產品經已在澳門衛生局澳門特區傳統藥品註冊資料中除名。而在後來的其他批次產品中，未發現相同的超標個案。在本次研究中除了對中成藥中的砷、鎘、鉛、汞進行檢測外，由於中國藥典對銅元素亦有相關的檢測規定，因此亦對銅元素進行了測定。結果發現在小兒驚風類中成藥中所測試的 23 個樣品，雖無檢出重金屬超標，但其平均銅含量達20 mg/kg；而在腸胃消化類的中成藥中，其中樣品的銅含量最高為 210 mg/kg。另外 4 個樣品檢出重金屬含量較高，見表 6。其中 3 個含有朱砂（主要成分為硫化汞）以及 1個樣品中含有雄黃（主要成分為硫化砷）。這 4個樣品在本澳註冊時，雖然由處方中可推算其重金屬含量高於標準，但其中該 3 個含有朱砂之樣品，由於已於中國藥典中經已註冊，因而批准其入口，不作超標藥品論。而餘下該含有雄黃之樣品，則在其註冊到期後，澳門衛生當局已不再批准其入口。表6 含有礦物藥澳門市售中成藥的重金屬含量檢測結果樣品檢出元素檢出濃度（mg/kg）劑量/天（μg/day）所含礦物藥柏子養心丸汞 5920 71100 朱砂強心丸汞 18400 103000 朱砂蘇合香丸汞 18600 111000 朱砂化痔靈砷 43100 287000 雄黃

25黃緯庭，等 ICP-MS檢測澳門市售中成藥中重金屬及有毒元素的含量4 討論4.1 完善中成藥標籤和說明書的相關內容有部份澳門市售中成藥含有雄黃和朱砂等成份，雄黃等屬於澳門衛生局批示第 7/SS/2004 號中的毒性中藥材，朱砂則按重量計含有超過 50% 的有毒重金屬汞（水銀），這些含有重金屬的中藥的確被認為有效，但其劑量的多少無明確的界定，因為重金屬元素的劑量和存在狀態與其藥效、毒理密切相關，故劑量的不合理必然會產生毒副作用。除此之外，這些中成藥當中沒有標明所含重金屬的使用療程，長期服用可能會引起中毒。為安全考量，對此類中成藥應當明確規定其使用劑量和使用療程[10]。因此應規定藥物製造商對該類含有礦物藥的中成藥，在藥物標籤或說明書當中應標示“本品不能長期服用或遵醫囑”或類似之提示，從而提醒消費者此類藥品的潛在危險性，以防許多患者誤認為無毒而長期使用。4.2 制訂合理的重金屬限量標準含礦物藥的中藥及其製劑的應用有悠久的歷史，然而這些礦物藥大都含有毒性的重金屬成份，是人們長期以來對其藥效性和安全性兩方面爭論的焦點之一。制訂合理的品質標準是保證中成藥產品品質的基礎，在品質標準中不僅要對中成藥製劑的有效成份進行控制，還要對其中的有害物質進行監控[11]。因此，對含有礦物藥的中成藥，制訂合理的的重金屬限量標準，對促進中成藥的現代化、國際化發展有著積極的意義。對含礦物藥的口服中成藥而言，應根據礦物藥的組成、重金屬在藥物中的作用、礦物藥的製備工藝等選擇合理的質控指標[12]。具體建議如下 : （1）若礦物藥中的重金屬或其化合物為有效成份的，可控制其含量範圍，同時控制除該化合物以外其他可溶性重金屬（砷、鎘、銅、鉛、汞等）的含量上限。例如朱砂其主要成份為硫化汞，所以應控制含有朱砂中成藥當中硫化汞的含量範圍，同時控制該中成藥當中包括汞和其他可溶性重金屬（砷、鎘、銅、鉛等）的含量。（2）對其他含礦物藥的口服中藥製劑，可直接將可溶性重金屬（砷、鎘、銅、鉛、汞等）的含量為質控指標[13]。現時世界衛生組織（WHO）針對人體攝入重金屬含量所建議的“每周暫定可容許攝入量”（provisional tolerable weekly intake, PTWI），對砷、鎘、鉛、汞等四種元素分為 14 μg/kg、7 μg/kg、25 μg/kg、5 μg/kg bw/week[14]，以 60 kg 體重成人計算，相當於每日可容許攝入量平均分別只有120 μg、60 μg、214 μg、43 μg，當與香港及澳門現行標準比較，可見香港及澳門中成藥標準中砷和鎘的標準遠高於 WHO 所建議之攝取量上限，當中亦有必要重新檢視以制訂一更合理的標準。4.3 將銅元素納入“內服中成藥及傳統藥物重金屬含量標準”不同國家或地區藥材中重金屬限量標準不同，且側重點不同，如德國藥品法規定：草藥成品藥物必須符合與其他成品藥物相同的品質，安全和療效標準，進口原料藥材需要檢測重金屬，農殘，微生物等指標。中藥製劑在美國被列為健康食品範疇，對有害元素砷、鎘、鉛嚴格控制；日本、韓國、新加坡等亞洲國家，雖然確定了中藥的藥品地位，但藥材進口時，法律亦要求進行等同於歐洲的有關重金屬、農殘、微生物等指標的法檢[11，15]。有部份地區將中成藥與中藥材分開以不同標準進行規管。另外，除中藥材和大部份中成藥標準都是以含量（mg/kg 或 μg/g）為單位外（表 7），亦有部份中成藥標準以攝入量（μg/day或 μg/dose）為單位（表 4）。如表 7 所示，中國大陸、香港、台灣等兩岸三地對中藥材中的重金屬要求相對較接近，而中國大陸、台灣和新加坡衛生部門都制訂了中藥材當中銅元素的限量標準。澳門衛生局在內服中成藥及傳統藥物重金屬含量標準中，只有對外用藥規定銅的含量，對內服藥中的銅元素並沒有規範，而從本次研究的結果可以看出，在澳門市售中成藥的小兒驚風類中成藥中所測試的 23 個樣品，其平均銅含量約 20 mg/kg；而腸胃消化類中成藥中，其中有樣品的銅含量最高為 210 mg/kg。現時沒有標準限制中成藥中銅元素的含量。而世界衛生及

26農糧組織（WHO/FAO）所訂定銅的每日攝取量標準上限為 12 mg/day[22]。另一方面，由於污染風險低而剛於 2011 年作廢的國家標準 GB 15199-1994食品中銅限量衛生標準，當時規定多類食品中銅含量分別不得超過 5~50 mg/kg。但在沒有具體的中成藥標準和指引下，藥品未能評定為是否超標，只能以攝入量估計及推斷是否會影響市民的健康。建議澳門衛生局考慮將銅元素亦納入其標準當中。除此之外，不同國家或地區藥材中重金屬限量標準不同，得到的中藥材中重金屬污染情況也不同，因此有必要繼續深入開展對中藥材及中成藥中重金屬的系統性研究。包括研究中藥中礦物藥的重金屬或其化合物的含量範圍；重金屬的安全劑量或最小有毒劑量；重金屬與藥物功效和治療效果的關係；從而為制訂統一的中藥材或中成藥重金屬限量標準提供依據，明確制定含有礦物藥的中成藥重金屬限量標準。表7 部份國家或地區中草藥或中成藥重金屬限量標準（μg/g）標準類型鉛鎘汞砷銅中國藥典2010版（一部）[2] 5 0.3 0.2 2 20藥用植物及製劑進出口綠色行業標準（中國）[16] 5 0.3 0.2 2 20台灣（金銀花、甘草、黃耆、丹參、白芍等）[17] 5 0.3 0.2 2 20香港中藥材標準[18] 5 0.3 0.2 2 -澳門外用中成藥及傳統藥物重金屬含量標準[8] 20 - 0.5 5 150東南亞國家進口中成藥標[19] 20 - 0.5 5 -法國進口中藥飲片標準[19] 5 0.2 0.1 5 -美國FDA藥品與功能性食品標準[19] 1 0.3 0.026 0.02 -新加坡衛生部門[20] 20 - 0.5 5 150WHO對中草藥重金屬限量標準[21] 10 0.3 - - -参考文獻[1] 姜利兵，張建強.土壤重金屬污染的形態分析及生物有效性探討[J].工業安全與環保，2007，33（2）:4.[2] 國家藥典委員會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2010年版1部）[S].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第1版，2010.[3] Xudong Yuan, Koh Hwee Ling and Chui Wai Keung. The analysis of heavy metals in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by flow injection-mercury hydride system and graphite furnace atomic absorption spectrometry[J]. Phytochemical Analysis, 2009, 20:293-297. [4] 王躍生，張晶，對中藥成方製劑中重金屬問題的思考[J].中國中藥雜誌，2000，25（6）:377-379.[5] 韓小麗，張小波，郭蘭萍，等.中藥材重金屬污染現狀的統計分析[J].中國中藥雜誌，2008，33（18）：2041-2048.[6] 張萌，胡文祥，施燕支.ICP-MS法測定某些中成藥中微量元素[J].現代科學儀器，2008，2:51-53.[7] 毛雪華，梁冰.含朱砂中成藥中微量元素的研究與測定[D].成都:四川大學，2005.[8] 澳門衛生局技術性指示第02/2003號，內服及外用中成藥及傳統藥物重金屬含量標準[S].2003[9]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中成藥註冊安全性資料技術指引附錄[S]. 2004[10] 孫業兵，李強，謝平，等.中藥製劑中重金屬的測定研究評析.中醫藥學刋.2003，21（6）:1021-1023.[11] 李啟彬，鞏新玉，楊春廣，等.5種中成藥中鉛，鎘，砷含量測定[J].臨床和實驗醫學雜誌.2008，7（10）:110.[12] 梁國剛，張啟偉.朱砂、雄黃中各成分的溶解度對其藥效、毒副作用的影響[J].中國中藥雜志，2002，27（5）:391-392.[13] 周躍華，關於含礦物口服中成藥中重金屬及砷品質控制研究的思考[J].中藥新藥與臨床藥理，2008，19(3) :234-237.[14] Lin Haw-Tarn, Wong Sue-Sun and Li Gwo-Chen, Heavy Metal Content of Rice and Shellfish in Taiwan[J], Journal of Food and Drug Analysis, 2004,12（2）:167-174.[15] 賴齡，劉芳淑，徐雅慧，等.中藥材中重金屬檢驗（Ⅰ）[C] .臺灣藥物食品檢驗局調查研究年報. 2006，24:228-241.[16] WM/T 2-2004藥用植物及製劑外經貿綠色行業標準[S].2005.[17] 台灣行政院衛生署，地龍等中藥藥材含污穢物質之限量[S].2010.[18] 香港衛生署，香港中藥材標準[S].2005.[19] 寇興明，徐敏，顧永祚.微波消解/ICP-MS法測定川黃柏中微量重金屬元素[J].光譜與光譜分析，2007，27（6）:1197-1199.[20] Singapore Health Sciences Authority. Guidelines for Raw Medicinal Herbs[S]. 2012.[2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Quality control methods for medicinal plant materials[S].1998.[22]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race elements in human nutrition and health. 1996.學生活動—武術隊武術隊參加第三屆台灣媽祖杯國際邀請賽澳門科技大學武術隊於4月5至9日赴台灣台中市參加“第三屆台灣媽祖杯國際武術大賽”。經過奮力拚搏，奪得6金1銀1銅，共8枚獎牌的佳績。

27第 6 卷第 1 期澳門科技大學學報 Vol.6 No.12012 年 6 月 30 日 Journal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une 30 , 2012 澳門房屋價格和宏觀經濟關係之研究黎幸彬，宋宇（澳門科技大學行政與管理學院，澳門）摘要：本文運用協整和VAR分析方法，對澳門房屋價格與本地生產總值、狹義貨幣供給量、居民消費物價指數和澳門銀行同業拆借利息等重要宏觀經濟變數之間的關係，進行協整和向量自回歸模型分析。研究表明：當消費者物價指數、本地生產總值增長一個百分點時，房屋價格將增加2.84、1.26個百分點。本地生產總值、狹義貨幣供應量在長期對房屋價格的脈衝影響為正，說明兩者對房價的上升具有正向的影響作用。除房屋價格外，消費者物價指數的方差貢獻值最大，且上升迅速，從第1期的0.14%上升到第10期的11.26%達到最大值。關鍵詞： VAR協整分析；房地產；宏觀經濟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s of Macau Real Estate Prices and MacroeconomyJason LEE, Yu SONG(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aculty of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Macao, China )AAstractt: In this article, we use coordination analysis and VAR(Vector autoregression) model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real-estate prices and important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of GDP, monetary supply, CPI, and Macau interbank offered rate. The result of this study shows that when CPI and GDP has increased 1%, the real estate prices will increase 2.8405% and 1.2607%. The response to real estate prices in long term of GDP and monetary supply is positive, means that they are both contributed to the upward movement of real estate prices significantly. Among all the variables except real estate prices itself, CPI contribute the maximum percentage to real estate prices, it moves sharply from periods 1 to 10, from 0.1363%to 11.2618%.eyyordst: VAR (Vector autoregression); Real estate prices; Macroeconomy收稿日期：2011-10-31；修訂日期：2012-02-05。本文受澳門基金會項目《澳門博彩旅遊相關問題研究》項目編號184資助通讯作者：宋宇，男，博士，澳門科技大學行政與管理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房地產經濟學。 E-mail：simonsy@gmail.com，電話：853-88972305、0 引言房地產市場與宏觀經濟的良性發展具有密切關係。房地產市場的鏈條較長，能夠帶動下游數個行業的發展。當房地產市場處於繁榮期，可對鋼鐵、建材、傢俱、裝飾品、水泥、機械等多個原材料及消費品行業產生拉動作用，從而帶動宏觀經濟的快速增長。另一方面，如果房地產市場過熱，市場價格過高，既會影響民生，又會使一個經濟體積聚相當大的房地產泡沫。當房地產泡沫超過臨界點時，房地產抵押貸款者資金鏈斷裂將導致銀行業的壞賬風險。銀行業的壞賬逐漸增加後，風險則由房地產領域轉移到金融領域，引發銀行業的去杠杆化和金融危機。金融危機通過

28高度深化的金融體系不斷擴大其負面影響，又將使房地產價格進一步的下降，並對實體經濟的發展起到負面影響，進而使一國的投資和消費逐漸下降，引發經濟衰退。經濟衰退又將進一步打壓房地產市場，造成第二次的房價下跌和金融風險，故銀行去杠杆化與經濟衰退之間將會產生螺旋推動的趨勢。所以，房地產價格和宏觀經濟的穩定性是密切相關的。1999 年到 2010 年，澳門的房地產市場迅速發展，房屋價格快速上升。通過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DSEC）資料庫所提供的資料可知，10 年之間，澳門房地產價格上升了約 300%。房屋價格上升與房地產市場的發展對拉動澳門地區的經濟增長起到了重要作用，帶動了相關行業的發展，增加了對建築業等相關行業的需求，為其他行業提供了發展的機會。但是，房地產價格的快速上升對民生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過高的房價不僅透支了民眾的未來消費能力，還令房地產行業的可持續發展受到阻礙。由於房地產價格的劇烈波動對宏觀經濟的繁榮與蕭條具有較強的相關性，假如澳門的房地產市場出現泡沫，引發未來的經濟衰退螺旋，對於澳門宏觀經濟的穩定發展將產生較大的負面影響。目前，對澳門房地產價格與宏觀經濟變數進行定量分析的文章相對較少，而且對宏觀經濟變數的選取也較不全面。故針對澳門房地產價格與宏觀經濟指標之間，是否存在顯著的影響關係這一問題進行計量研究具有重要意義。本文運用向量自回歸和誤差修正模型，對澳門房地產價格與宏觀經濟波動之間的關係進行計量研究。本文對於宏觀經濟變數的選取遵循以下原則：第一，房地產價格的上升和下降會通過財富效應、成本效應或預算約束效應等影響居民的消費需求，進而影響到整體宏觀經濟的運行情況；第二，房地產價格作為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的組成部分之一，既會影響到社會的物價水準，又會影響社會對通貨膨脹的預期；第三，房地產作為社會重要的投資和融資工具，對於金融環境的變動具有較為敏感的反應，當利率、國內生產總值、貨幣供應量等發生變化時，房地產價格將發生波動。所以，本文選取了房屋價格、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狹義貨幣供給量、6 個月澳門同業拆借利息和本地生產總值共 6 個變數進行 VAR 計量分析，以確定澳門房地產價格與宏觀經濟波動之間的關係。1 文獻回顧有關房地產與宏觀經濟關係的研究中，近年來較為代表性的有 :2008 年 C.Goodhart 和 B.Hofmann[1] 使用 1970年到 2006 年的 17 個國家的面板資料，研究在工業化國家裏，有關貨幣、信用、房價和宏觀經濟活動程度的關係。結果表明各變數之間存在顯著的聯繫，房價和貨幣變數的關係在 1970 年到2006 年比在 1985 年到 2006 年區間更加顯著；當房價處於快速上升期時，對於貨幣和信貸的衝擊要強于普通時期。2010 年，Wensheng Peng，Dickson C. Tam 和 Matthew S. Yiu[2] 用了 31 個省份和大城市的面板資料模型研究了 1997 年～ 2004年的中國房地產價格和宏觀經濟的聯繫。其結論表明，GDP 和房價之間存在關聯性；銀行信用擴張並未加速房價的膨脹；沿海地區的房價與租金呈負相關的關係證明沿海地區的房價可能脫離了基本面。2010 年，Rangan Gupta, Marius Jurgilas和 Alain Kabundi[3] 運用 factor-augmented vector autoregression（FAVAR）模型對 1980 年到 2006 年的季度資料，進行南非的貨幣政策對房價的影響的分析。其中脈衝函數分析表明房價對貨幣政策的反應並不明顯。以上文章所用模型均未考慮通貨膨脹對房價的影響程度。2006 年，柯慶耀 [4] 就澳門房地產的成交值與澳門人均生產總值、澳門機構和私人存款總額以及澳門房地產的貸款總額進行協整與誤差模型分析。結果表明，相對於澳門的人均生產總值、存款總額、房地產的行業貸款而言，澳門房地產的成交值增長過快。模型中誤差修正項的係數

29黎幸彬，等澳門房屋價格和宏觀經濟關係之研究為 -1.162，說明長期均衡趨勢誤差修正項對實際房地產銷售的調整幅度為 1.162%，是相當有力的回拉作用。雖然該模型從現代計量角度解釋了澳門房地產波動幅度較大的原因，但運用澳門房地產年成交總值進行計量分析，其研究結果容易受到每年成交總量的波動之影響，對澳門房地產價格與宏觀經濟變數的解釋度較弱。其次，該模型的變數選取並未考慮到通貨膨脹以及利率波動的影響。2009 年，陳燕武 [5] 對澳門地區經濟發展水準與房價水準之間的相互關係進行了 Copula 函數，因果關係檢驗，和門限協整的研究，得到了以下結論。第一，澳門地區的經濟發展水準和房價水準之間存在極為顯著的相關關係。但在房價的高水準和低水準階段二者的相關性是非對稱的。第二，澳門地區的經濟發展水準與房價水準存在著非線性的協整關係，門限值為 1.904。第三，在經濟發展水準方程中，兩狀態的經濟發展水準對誤差項的調整係數為負數。最後，澳門地區經濟發展水準與房價水準之間存在雙向的 Granger 因果關係。這個研究雖然驗證了房價與經濟發展水準的相關關係，但是其研究變數較少，僅採用了 GDP與房價水準兩個變數，不能說明其他宏觀經濟變數對房價水準的影響。2010 年，唐志軍，徐會軍，巴曙松 [6] 則通過協整和 VAR 分析得出以下結論：中國房地產價格波動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波動有顯著的負影響，中國房地產投資的波動對 GDP 的增長率有顯著的正影響。2008 年，蔡曉春，羅江華 [7] 運用協整和誤差修正模型研究房地產價格與通貨膨脹之間的關係。實證結果表明，房地產價格與通貨膨脹之間確實存在長期的均衡關係，且兩者存在Granger 因果關係 . 通貨膨脹對房地產價格上漲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該文章亦未考慮其他宏觀經濟變數與房地產價格之間的關係。除上述著作外，李巍，譚之博 [8] 在 2009 年通過建立一個由貨幣供應增速、通貨膨脹、證券市場收益以及房地產市場收益指標組成的向量自回歸 (VAR) 模型 , 利用中國的月度資料這些參變數的長期協整關係和短期的調整動力學進行相關的時間序列分析。2005 年，羅來東，侯玉玲 [9] 運用動態計量經濟學中的協整和誤差修正模型 , 對房地產市場、股票市場和貨幣供應量的關係進行實證研究。符淼 [10] 在 2007 年利用全國時間序列資料分析房地產投資與宏觀和金融因素之間長期協整關係和 Granger 因果關係進行研究。田成詩，李輝 [11] 於 2008 年在協整和誤差校正模型的框架下 ,分析了中國近年來房地產價格指數與主要宏觀經濟指標的長期均衡關係。2005 年，葉衛平，王雪峰[12]利用 Ramsey 模型 , 採取資本邊際收益率法 ,實證測試了 2000~2004 年我國房地產的泡沫度。2008 年，張紅，章輝贊 [13] 以計量經濟學模型為基礎 , 運用北京、上海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CPI) 和中房住宅價格指數 (HPI) 的時間序列資料 , 研究通貨膨脹與商品住宅價格的關係。同年，蔡曉春，羅江華[14]運用協整和誤差修正模型對我國資產價格與通貨膨脹的季度資料進行實證研究，實證結果表明 , 資產價格與通貨膨脹之間確實存在長期的均衡關係。2007 年，段忠東 [15] 運用數理模型與四象限模型分析了房地產價格影響通貨膨脹與產出的機制。在中國大陸，通過對宏觀經濟和房地產價格之間的關係進行了大量的協整及 VAR 分析，取得了很多有價值的成果。但是在澳門，針對本地生產總值、利率、貨幣供給量和通貨膨脹率與房地產價格之間的關係，運用向量自回歸模型進行定量分析的研究較少。基於此，本文通過協整和 VAR 模型，對澳門房地產價格與通貨膨脹之間的關係進行計量分析。2 研究方法和資料2.1 研究方法本文使用了 Johansen 協整和 VECM 模型，以及 VAR 模型的脈衝回應函數和方差分解來對房屋價格以及各變數之間的關係進行計量分析。VAR模型常用於預測相互聯繫的時間序列系統，以及分析隨機擾動對變數系統的動態影響。VAR 方法

30是通過把系統中每一個內生變數，作為系統中所有內生變數的滯後值的函數來構造模型，從而回避了結構化模型的需要。一個 VAR(p) 模型的數學形式是：yt 是一個 k 維的內生變數，xt 是一個 d 維的外生變數。A1,…, Ap 和 B 是待估計的係數矩陣。是擾動向量，它們相互之間可以同期相關，但不與自己的滯後值相關及不與等式右邊的變數相關。脈衝回應分析是研究變數間動態影響關係的一種方法。脈衝響應函數（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 IRF）就是用於衡量來自隨機擾動項的一個標準偏差衝擊對內生變數當前和未來值的影響的變動軌跡，它能夠比較直觀地刻畫出變數之間的動態交互作用及其效應。脈衝回應函數由向量自回歸 VAR 模型發展而來，VAR 模型的特點就是比較強調方程與資料的擬合，不需要對模型中各變數的內生性和外生性事先做出假定，從而克服在經濟意義解釋上的不足。設為時間序列向量，，則階 VAR 模型為，（1）其中，為維常數向量，為係數矩陣。如果向量自回歸模型（1）是可逆的，則它能表示成一個向量移動平均模型（VMA）：（2）其中，是係數矩陣，是常數向量，它們可由模型（1）中的係數矩陣和常向量計算而得。脈衝回應函數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來觀察模型中的各變數對於衝擊是如何反應的，然而對於僅須簡單地說明變數間的影響關係的要求，脈衝回應函數又太過精細。因此 Sims 於 1980 年依據 VMA( ∞ ) 表示，提出了方差分解方法，定量地但是相對粗糙地把握變數間的影響關係。方差分解是把內生變數中的變化分解為對 VAR 的分量衝擊。因此，方差分解給出對 VAR 中的變數產生影響的每個隨機擾動的相對重要性的資訊。Johansen 協整方法的出現，是由於 ADF 方法的檢驗方法具有欠缺性，這體現在使用 ADF 方法的第一階段，需要設計線性模型進行 OLS 估計，應用不方便。Johansen 在 1988 年及在 1990 年與Juselius 一起提出了以 VAR 為基礎的檢驗回歸係數的一種方法，用以進行多變數協整檢驗。而後，Engle和Granger將協整和誤差修正模型結合起來，建立了向量誤差修正模型，即 VECM 模型。證明了只要變數之間存在協整關係，就可以由自回歸分佈滯後模型導出誤差修正模型。2.2 數據本文採用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DSEC) 所提供的統計資料。本文選取了房屋價格(FQ) 作為被解釋變數，而解釋變數選用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CPI)、狹義貨幣供給 (M1)、以及 6 個月澳門同業拆息 (R) 以及國內生產總值（GDP）。以上各變數均使用 2000 年第一季度到 2010 年第四季度的季度統計資料。資料的描述性統計詳見表 1。統計資料單位如下，房屋價格 (FQ) 為澳門元每平方米，狹義貨幣供給 (M1) 為百萬澳門元，6 個月澳門同業拆息 (R) 為百分數，國內生產總值（GDP）為百萬澳門元。在實證分析中，為了保證分析的有效進行，對上述資料均進行了對數處理。因本文將運用上述資料進行協整及 VAR 分析，故為了避免所做之回歸分析出現偽回歸的現象，在此對各個資料進行單位根檢驗，考察資料的平穩性。如表 2 所示，經過 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檢驗，上述變數均存在單位根。但經過一階差分之後，再進行 ADF 檢驗，其結果表明上述變數均不存在單位根，即上述變數都是一階單整的。根據協整和 VAR 分析的定義，當進行分析的變數都是同階單整時，就滿足了協整分析的條件，當一階單整的各變數間存在協整關係時，便可以用來建立 VAR 模型。在第三部分的實證分

31黎幸彬，等澳門房屋價格和宏觀經濟關係之研究表1 GDP等9個變數的描述性統計N 極小值極大值均值標準差方差FQ 44 6943.00 32026.00 11805.20 7696.99 59240000GDP 44 11292.48 64568.00 27852.42 14856.56 220700000M1 44 4716.50 34721.00 15244.47 9547.09 91150000R 44 0.32 6.88 2.84 2.03 4.15CPI 44 78.38 105.60 88.4930 9.19 84.63表2 ADF檢驗量變數 ADF檢驗值結果判定置信區間 1% 5% 10%FQ -0.7125 -3.6616 -2.9604 -2.6191 不平穩△FQ -5.2995 -3.6701 -2.9639 -2.6210 平穩CPI -0.4342 -3.6701 -2.9639 -2.6210 不平穩△CPI -2.9997 -3.6701 -2.9639 -2.6210 平穩GDPR -1.0876 -3.6616 -2.9604 -2.6191 不平穩△GDP -7.3675 -3.6701 -2.9639 -2.6210 平穩M1 -1.4674 -3.6616 -2.9604 -2.6191 不平穩△M1R -4.1997 -3.6793 -2.9677 -2.6229 平穩R -1.3641 -3.6701 -2.9639 -1.3641 不平穩△R -3.6332 -3.6701 -2.9639 -3.6332 平穩表3 協整統計量Hypothesized Eigenvalue Trace Statistic 0.05Critical Value Prob.**None * 0.9809 223.5344 69.8188 0.0000At most 1 * 0.8970 112.6763 47.8561 0.0000At most 2 * 0.6701 49.0436 29.7970 0.0135At most 3 * 0.4485 17.9855 15.4947 0.0206At most 4 0.0460 1.3188 3.8414 0.2518表4 方差分析統計量Period S.E. CPI FQ GDP M1 R1 0.004715 0.136347 99.86365 0.000000 0.000000 0.0000002 0.006940 0.148843 94.27961 4.190226 1.254292 0.1270333 0.011645 1.104590 88.73713 2.384274 7.693443 0.0805604 0.018250 0.882262 89.66711 3.103520 6.230899 0.1162135 0.024722 2.799140 88.05205 3.894400 5.101194 0.1532146 0.030077 5.336297 83.83815 6.024162 4.508271 0.2931157 0.035032 6.606508 81.63088 7.236897 4.147007 0.3787048 0.038965 7.868299 80.17896 7.547549 3.964120 0.4410759 0.041673 9.825065 78.06909 7.758804 3.798148 0.54889110 0.043622 11.26175 76.37344 8.096196 3.654124 0.614493

32析中，首先將應用上述變數資料進行 johansen 協整，而後進行 VAR 分析。3 實證分析房屋價格（FQ）、本地生產總值（GDP）、狹義貨幣供給（M1）6 個月澳門同業拆息（R）以及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這 5 個變數均為一階單整，為進一步說明各個變數之間關係的穩定性，本文對此 5 個變數進行了 Johansen 協整檢驗，協整的滯後期數通過赤池資訊準則（AIC）和施瓦茨（SC）原則，確定為 3 期，檢驗結果如表 3 所示。如表 3 所示，Johansen 檢驗的結果表明各個序列至多存在 4 個協整關係。因此各序列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係。對該 5 個變數進行 VECM 模型估計可得以下協整關係：VECM = FQ - 2.8405CPI - 1.2607GDP + 0.7486M1 + 0.0861R + 17.4653從各變數的協整關係可以看出，本地生產總值，消費者物價指數對房屋價格的影響為正。同業拆息與狹義貨幣供給量對房屋價格的影響為負。在正影響因素中，消費者物價指數對通貨膨脹的影響程度最大，當消費者物價指數、本地生產總值增長一個百分點時，通貨膨脹率將增加 2.8405、1.2607 個百分點。在負的影響因素中，當狹義貨幣供應量、同業拆息增加 1 個百分點時，房屋價格下降 0.7486、0.0861 個百分點。後兩者對通貨膨脹率的影響均不顯著，可能存在誤差，在脈衝檢驗函數和方差分析中將繼續考察這兩者對房屋價格的影響。為了進一步分析各個變數與房屋價格的關係，本文對房屋價格、消費者物價指數、狹義貨幣供應量、6 個月澳門同業拆息以及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這 5 個變數建立 VAR 模型，並借助脈衝回應函數和方差分解來具體分析其餘 4 個變數對房屋價格的影響。以 20 期為脈衝函數期限，給予上述 5 個變數一個標準偏差的衝擊，得到脈衝回應函數檢驗結果，如圖 1 所示。脈衝回應函數分析的結果表明，房屋價格對自身的影響最大，但逐漸衰減，在長期有所回升。消費者物價指數對房屋價格的衝擊迅速衰減為負，在第 6 期達到最小值，之後逐漸回升，說明消費者物價指數對房屋價格的影響為負。同業拆息對房屋價格的影響在長期為負。本地生產總值狹義貨幣供應量在長期對房屋價格的影響為正，說明兩者對房價的上升具有正向的影響作用。為瞭解各變數資訊對房價指數的相對重要性，我們對房屋價格進行了方差分解。如表 4 所示，在 10 期的方差分解中，房屋價格受自身指數的滯後影響最大，說明房價上漲具有很強的持續性。在狹義貨幣供給量、消費者物價指數、同業拆息、本地生產總值中，消費者物價指數的方差貢獻值最大，且上升迅速，從第 1 期的 0.1363% 上升到第 10 期的 11.2618% 達到最大值。本地生產總值的貢獻次之，由 0% 上升到 8.0961%。R 由第 1 期的 0% 上升到最後一期的 0.6145%。M1 的影響最小，但也呈現上升趨勢，由第 1 期的 0% 到最後一期的 3.65%。4 結論本文運用 VAR 及協整分析方法，針對澳門房地產價格和宏觀經濟變數進行計量分析，所得結論如下：第一，根據 VECM 模型，本地生產總值，居民消費物價指數對房屋價格的影響為正。澳門銀行同業拆借利息與狹義貨幣供給量對房屋價格的影響為負。消費者物價指數對通貨膨脹的影響程度最大，當消費者物價指數、本地生產總值增長一個百分點時，通貨膨脹率將增加 2.8405、1.2607個百分點。在負的影響因素中，當狹義貨幣供應量、同業拆息增加 1 個百分點時，房屋價格下降0.7486、0.0861 個百分點。第二，根據脈衝函數分析，房屋價格對自身的影響最大，但逐漸衰減，在長期有所回升。消費者物價指數對房屋價格的衝擊迅速衰減為負，在第 6 期達到最小值，之後逐漸回升，說明消費

33黎幸彬，等澳門房屋價格和宏觀經濟關係之研究（A）（B）（C）（D）（E）圖1 脈衝函數圖

34者物價指數對房屋價格的影響為負。同業拆息對房屋價格的影響在長期為負。本地生產總值狹義貨幣供應量在長期對房屋價格的影響為正，說明兩者對房價的上升具有正向的影響作用。第三，根據方差分解，消費者物價指數對房屋價格的方差貢獻值最大，且上升迅速，從第 1期的 0.1363% 上升到第 10 期的 11.2618% 達到最大值。本地生產總值的貢獻次之，由 0% 上升到8.0961%。R 由第 1 期的 0% 上升到最後一期的0.6145%。M1 的影響最小，但也呈現上升趨勢，由第 1 期的 0% 到最後一期的 3.65%。本文驗證了已有研究中關於澳門經濟發展水準與房地產價格之間存在相關性的結論[4~5]，還表明了居民消費物價指數，狹義貨幣供應量以及利率對於澳門房地產價格的影響關係，具有一定的理論和實踐意義。参考文獻[1] C. Goodhart, Hofmann (2008) House prices, money, credit, and the macroeconomy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24（1）[2] Wensheng Peng, Dickson C. Tam ,Matthew S. Yiu（2010）PROPERTY MARKET AND THE MACROECONOMY OF MAINLAND CHINA: A CROSS REGION STUDY Pacific Economic Review13(2)[3] Rangan Gupta, Marius Jurgilas和Alain Kabundi(2010) The effect of monetary policy on real house price growth in South Africa: A factor-augmented vector autoregression (FAVAR) approach Economic Modelling27(1)[4] 陳燕武，柯慶耀 (2006) 澳門房地產業若干發展因素關系研究亞太經濟（6）[5] 陳燕武 (2009) 房價與經濟發展水準相互關系的門限協整研究商業時代（35）[6] 唐志軍，徐會軍，巴曙松 (2010)中國房地產市場波動對宏觀經濟波動的影響研究統計研究( 2)[7] 蔡曉春．羅江華 (2008) 通貨膨脹與商品住房價格波動的協整關係研究統計與決策[8] 李巍，譚之博 (2009)通貨膨脹、證券及房地產市場收益——源自中國過度貨幣供給時期的證據華東師範大學學報(2)[9] 羅來東，侯玉玲 (2005)房地產和股票市場同貨幣供應量協同性實證研究統計研究 (1)[10] 符淼 (2007) 我國房地產投資和宏觀金融資料的協整分析生產力研究(4)[11] 田成詩，李輝 (2008) 中國房地產市場風險評價:基於房價與宏觀經濟協整的分析預測（3）[12] 葉衛平，王雪峰 (2005) 中國房地產泡沫到底有多大山西財經大學學報（4）[13] 張紅，章輝贊 (2008) 通貨膨脹與商品住宅價格關係的實證分析清華大學學報（3）[14] 蔡曉春，羅江華 (2008) 資產價格波動對通貨膨脹的動態衝擊檢驗統計與決策( 18) [15] 段忠東 (2007) 房地產價格與通貨膨脹、產出的關係-理論分析與基於中國資料的實證檢驗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 (12)國際交流科大與迪士尼世界再度攜手合作交流及實習應澳門科技大學酒店與旅遊管理學院的邀請，美國迪士尼樂園國際招聘公司於3月13日蒞臨科大舉行赴美交流及實習的講座。是次講座由美國迪士尼樂園國際招聘公司國際招聘員Sue Sharpe 女士，以及美國迪士尼樂園餐飲部分區經理Debbie Weinstein 女士於科大禮堂向酒店與旅遊管理學院逾四百名學生介紹迪士尼世界的服務及講解招聘的情況，科大副校長兼酒店與旅遊學院院長張曙光教授出席參加。張曙光教授指出，酒店與旅遊管理學院今年續與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簽署合作備忘錄，同意舉辦迪士尼國際學院交流計劃，讓科大學生持J-1美國交流生簽證赴佛羅里達州立大學交流，今年已是雙方合作的第六年。此次的甄選，計劃將選出45 位優秀的學生，成功獲選的學生可赴美國迪士尼世界進行為期半年的專業實習。留美期間，將會在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參與為期十天的旅遊及酒店管理專業培訓，隨後即到美國迪士尼世界進行為期半年的實習，實習期間，學生們也可以選擇參加迪士尼所開辦的各項專業培訓課程。澳門科技大學酒店與旅遊管理學院自2003年成立以來，極力拓展學生的經驗學習，除了積極與澳門的各大國際連鎖酒店合作，以爭取學生的實習機會外，更希望與更多的國外著名集團爭取學生們的經驗學習機會，進而拓展學生們的國際視野。

35第 6 卷第 1 期澳門科技大學學報 Vol.6 No.12012 年 6 月 30 日 Journal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une 30 , 2012 Received 14 Nov. 2011; Revised 9 Feb. 2012.* Hung-Che Wu, Assistant Professor of Faculty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mail: hcwu@must.edu.mo, Tel: (853)8897-2859.A Meta-Analysis of Career Anchorst: Future Development for Hospitality ResearchFusung HSU1,2, Hungche WU3*, Yong-Jae KO4 ( 1. Division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Human Development & Family Studie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 2. Department of Food & Beverage, Taipei College of Maritime Technology, Taipei) ( 3. Faculty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 4. Department of Tourism, Recreation and Sport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Florida, Gainesville, Florida, USA)AAstract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analyze the existing research articles on career anchors to shed light on the importance of scholarly research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areer anchors in the field of hospitality. The data in this study were collected based on journal articles on career anchors published between 1999 and 2011, and then analyzed using meta-analysis. The analysis unit was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each article. This study used following primary units of analysis including: year of publication, sources of journal articles, research topic, country studied, respondents, and survey methods. The examination of relevant research articles allowed us to develop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eer anchors and employee career related outcome variables. This study offers future directions of career anchor research for the field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ey yordst: Career Anchor; Meta-Analysis; Hospitality Research生涯定錨之後設分析：未來餐旅業研究之發展許福松1，2，吳宏哲3*，Yong-Jae KO4（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研究所餐旅管理與教育組，臺灣）（2.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餐飲管理系，臺灣；3. 澳門科技大學酒店與旅遊管理學院，澳門）（4. 佛羅里達大學觀光休閒運動管理系，美國）摘要：本研究之目的為分析生涯定錨之相關研究，並提出餐旅業生涯定錨研究之未來發展。本研究收集1999~2011年所發表生涯定錨之相關研究，隨後採用後設分析法進行統整。研究者所使用之分析單位分別為：發表年份、期刊來源、研究議題、研究對象與調查方法等。本研究分析現存有關生涯定錨之研究，藉以強調有關餐旅業生涯定錨發展學術研究之重要性。相關研究結果讓讀者更瞭解生涯定錨與其他變數之關係，並藉以提供餐旅管理學學者未來生涯定錨研究之方向。關鍵詞：生涯定錨；後設分析；餐旅研究

360 IntroductionCareers have been regarded as the “individually perceived sequence of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associated with work-related experiences and activities over the span of the person’s life” (Hall 1976, p. 4) [1]. Alternatively, Arthur et al. (1989)[2] considered careers as the evolving sequence of a person’s work experiences over time. According to Arthur et al. (1999)[3], “some of the career events are predictable on-the-job actions and interactions, and others are adaptive responses or spontaneous contributions to the constantly unfolding situation” (p. 48). In essence, career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every individual’s life (Business iHub, 2010)[4]. Individuals start with their careers in the hospitality sector by directly seeking a career opportunity within leading hotel and restaurant sectors and event management fields (Jobzing, 2010)[5]. More specifically, they spend a great amount of time in discovery, seeking a suitable organization to work for, identifying their interests, and developing their job related skills. An occupational self-concept begins to develop as individuals realize who they are, and what kinds of things they can do well (Beck et al., 2003) [6]. As individuals gain experiences on the job, the occupational self-concept is modified based on their perceptions of abilities, motives, and attitudes toward careers. This occupational self-concept is called career anchors (Beck and La Lopa, 2001; Suutari and Taka, 2004)[7~8].In 1978, the theory of career anchors was developed by Schein at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 in the 1960s. According to Schein (1996), career anchors are defined as “his or her self-concept consists of self-perceived talents and abilities, basic values and the developed sense of motives and needs applicable to his or her career” (p. 81)[9]. Schein (1990)[10] suggested that young adults gain an accurate and stable career self-concept through their job trials and challenges in their first year of careers.People often select their careers based on wrong reasons (Schein, 1990)[10]. As a result, they find that their responses to the workplace are incompatible with their true values, resulting into the feelings of unrest and discontent, and a lack of productivity (Schein, 1990)[10]. Career anchors play a vital role in increasing the employee job satisfaction and stability with an overall job security or consistency in job performance (Feldman and Bolino, 1996)[11]. In addition, career anchors can aid organizations to effectively guide the employees into career directions. This type of career management is a helpful tool for both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The issue of the employee career anchor has been widely studied in a variety of fields such a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Jiang and Klein, 2000; Jiang et al., 2001; Kim and Cha, 2000; Ramakrishna and Potosky, 2001, 2003)[12~16], education (Tan and Quek, 2001; La Lopa et al., 2009)[17~18], and business (Danziger and Valency, 2006; Suutari and Taka, 2004)[8, 19]. The issue of career anchors, however, has not been systematically examined in the context of hospitality industry with only few exceptions (Beck et al., 2003)[6]. For the further growth of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sector, the authors believe that this is an important issue worth being paid more attention.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analyze the existing research articles on career anchors to shed light on the importance of scholarly research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areer anchors in the field of hospitality research. The examination of relevant research articles allows us to develop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eer anchors and key outcome variables. To date only little research has been conducted to explore employee career anchor in the hospitality management field. Through the meta-analysis applied in this study, it is expected to offer the future directions for the hospitality research.1 Literature Reviey1.1 Career AnchorSchein (1971, 1978)[20~21] suggested that career anchors consist of: (a) the individual’s self-perceived talents and abilities, (b) the self-perceived motives of the individual, and (c) the attitudes and values

37Fusung HSU, et al. A Meta-Analysis of Career Anchors: Future Development for Hospitality Researchthe individual perceives that he or she to hold. In general, a career anchor is a combination of perceived areas of competence, motives, and values relating to professional work choices, which gives stability and direction to an individual’s career (Schein, 1990)[10]. An outcome of the career choices is determined by an individual’s career anchors (Coetzee and Roythorne-Jacobs, 2007)[22]. Schein (1978)[21] developed five major types of career anchors driving one’s career decisions. They include: (a) security and stability, (b) autonomy and independence, (c) technical/functional competence, (d) managerial competence, and (e) entrepreneurial creativity. Later, Schein (1996) [9] identified three additional career anchors (i.e., service and dedication to a cause, pure challenge, and lifestyle). Similarly, Suutari and Taka (2004)[8] considered career anchors as a person’s self-concept, consisting of self-perceived talents, values, and the evolved sense of motives as they pertain to the career. Alternatively, the concept of career anchors has considered individuals’ experiences and any changes in work circumstances (Kniveton, 2004)[23].Schein (1990)[10] has identified three additional career anchors, namely, sense of service, geographic location, and lifestyle integration. People anchored in sense of service typically enter occupations because of central values that they desire to embody in their work (Schein, 1990)[10] and have been found to work in the helping professions such as medicine, teaching, social work, teaching, and social work. Those with a lifestyle of integrated anchors desire to develop a lifestyle integrating family and career concerns with an interest in self-development (Igbaria and Baroudi, 1993)[24]. Finally, the desire to stay in one geographic location has been originally considered to be related to safety/security; however, it has been currently recognized as the implications related to family, personal, and career issues (Schein, 1985, 1996)[9, 25].Career anchors have been applied to a variety of work contexts (Ross, 1995a)[26]. They can reflect the fundamental employment orientations and preferences, and the employee prospective tendency towards their work types. In addition, employers can assess the employee career anchor and this information provides them with appropriate incentives to increase retention of employees who possess a variety of motivations (Hsu et al., 2003)[27]. According to Beck and La Lopa (2001)[7], technical career anchors are referred to as the career decisions based on the opportunity of applying and developing technical competencies. Managers scoring high in this category are less likely to leave their field of expertise. For example, the directors of sales and marketing may refuse a promotion to work as a general manager or transfer to another organization, so that they may stay in the marketing functional area.Coetzee et al. (2007)[28] argued that there is a strong and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eer anchors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Meyer and Herscovitch (2001)[29] refer to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s the stabilizing and obliging force, providing the direction to behavior that binds the person to a course of action.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has been considered as a psychological state that depicts the employee’s relationship with the organization and their decision to continue the membership in an organization (Meyer and Allen, 1997)[30]. Sutherland and Jordaan (2004)[31] argued that it is important for organizations to gain a deep insight into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career anchor that a highly skilled and mobile individual seeks in enhancing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To date, few studies have paid attention to the concept of career anchors within the area of hospitality industry employment (Beck and La Lopa, 2001; Beck et al., 2003; Ross, 1995a, b)[6~7, 26, 32].The concept of career anchors, however, has been highly criticized for several reasons. Schein (1978)[21] argued that workers do not firmly develop career anchors until after they have been involved in a working environment for an extended time period. Additionally, career anchors do not only reflect the underlying needs and motives which individuals bring into their adulthood, but they also reflect their values. There cannot be an anchor until there has been work experience, even though motives and values may

38already be present from earlier experience (Schein, 1978)[21].1.2 Career Development in Hospitality ManagementHall (1976)[1] defined careers as “the individually perceived sequence of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associated with work-related experiences and activities over the span of the person’s life” (p. 4). Kusluvan and Kusluvan (2000)[33] indicated that being a skilled, enthusiastic and committed work-force has played a vital role in the success of organizations in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As most of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customers and clients in this industry are in the form of face-to-face exchange, with the service purchased and consumed at the same time, the standard of service provided is of paramount concern (Richardson, 2010)[34]. According to Baugh and Potts (2007)[35], there is a high labor turnover rate in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There is, however, a significant proportion of workers and managers who choose to work in this industry for decades or even for their whole working lives. In general, a majority of people entering this industry and advancing up the organizational ladder often can fulfill their professional dreams within the industry. However, the success in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requires people to work hard and have strong perseverance. Entry level jobs are typically low and it may take a number of years before a newly recruited graduate can get to middle management level. Therefore, a lot of people quickly may get disillusioned with the industry and choose to find employment elsewhere where the compensation is more attractive, or where career advancement happens at a faster pace (Mkono, 2010) [36].Beck et al. (2003)[6] indicated that three most dominant career anchors within the hospitality sectors have been found, namely, sense of service, managerial competence, and lifestyle integration. However,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each in their current job has not been established, nor has it been reported whether those career needs that were important to the hospitality sector were being satisfied given that the turnover process tends to be triggered initially by dissatisfied employees. Therefore, the issue of hospitality career anchors should attract more researchers to pay attention.Management can recognize that the important life experiences derived from daily management depend on career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Lyons, 2004) [37]. As hospitality managers develop their careers, they become more aware of themselves, their opportunities and occupational choices,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those choices (Beck and La Lopa, 2001)[7]. Hospitality managers should develop high levels of skills in planning, organizing, managing and controlling. In this process, career anchors plays a key role in their career success within hospitality management. Therefore, more systematic research warrants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is issue and its impact (Beck and La Lopa, 2001)[7].2 Methodology2.1 Data CollectionThe data collection of this research referred to Teng and Barrows (2009)[38]. This study applied a review and integration of journal articles on career anchors. The researchers were in search of databases such as Proquest, ABI/INFORM Archive Complete, EBSCO Host Data Base, and Science Direct on Site (SDOS). To begin with, the researchers typed career anchor in the publication titles or keyword boxes on the advanced searching web page of each database. The data in this study were collected based on journal articles on career anchors published between 1999 and 2011. As a result, a total of 23 articles were found and then included into the analysis of this study.2.2 Data Analysis ProceduresThis study employed a frequency method. Each article was coded and counted separately, and then compared later. Several analysis criteria used in this study included year of publication, sources of journal articles, research topic, country studied, respondents, and survey methods as primary units of the analysis (see Table 1). The analysis unit was calculated based on each article. Meanwhile, the researchers extracted specific information about career anchors. Finally, this

39Fusung HSU, et al. A Meta-Analysis of Career Anchors: Future Development for Hospitality Researchstudy counted the number of journal articles based on the number of analysis categories. The researchers then explained the counted number of journal articles.TaAle 1 An Analysis of Characteristics and Units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UnitsJournal CharacteristicsAnalysis of the YearAnalysis of Sources of Journal ArticlesResearch Article CharacteristicsAnalysis of Research TopicAnalysis of Country studiedAnalysis of Job PositionsAnalysis of Survey Methods3 Research Findings3.1 Journal Characteristics3.1.1 An Analysis of the YearA total of 23 journal articles on career anchors were published between 1999 and 2011. Of the 23 articles, four of them were published in 2001 and 2009 respectively. In addition, three of them were published in 2000, 2003, 2004 and 2007 (see Table 2). Finally, only one of them was published in 2011.TaAle 2 An Analysis of the Year of Journal ArticlesYear Number of Journal Articles2000 32001 42002 02003 32004 32005 02006 12007 32008 12009 42011 1Total 233.1.2 Source of Journal ArticlesAll of the 23 articles were published in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Computer Information System, and SA Journal of Industrial Psychology (see Table 3).TaAle 3 An Analysis of the Source of Journal ArticlesJournal NameNumber of Journal Articles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1Career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2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Quarterly 1Information & Management 1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1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Education Scholarship1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Journal of Culinary Science & Technology 1Journal of Computer Information System 2Journal of Convention & Event Tourism 1Journal of European Industrial Training 2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Education 1Journal of Management Development 1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1Personnel Review 1SA Journal of Industrial Psychology 3Southern African Business Review 1The Journal of Psychology 1Total 233.2 Research Article Characteristics3.2.1 An Analysis of Research TopicsOne of the commonly and acknowledged descriptive approaches to examining free elicitation and crit ical incident data is content analysis (Kassarjian, 1977)[39]. The result through the content analysis used in this study was descriptive. The researchers therefore applied the title of the article as an analysis unit. Two judges were required to conduct the complex process of card classification. The repeated and similar cards were classified into the same dimension. The reproducibility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reliability in this study. After the measurement was made, the reproducibility was over 0.85. Therefore, the result of card classification provided the significance.After 23 articles were analyzed, the researchers identified four topical areas on professionals’ career

40anchors (n=12), outcomes of career anchors (n=6), antecedents of career anchors (n=3) ,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ees’ career anchors and working environments (n=2) were most frequently examined. The detailed descriptions of major findings were included in the following paragraphs.3.2.1.1 Professionals’ Career AnchorsBeck and Lopa (2001)[7] adapted Schein’s (1978) [21] Career Anchor Inventory (CAI) to the careers of US Hotel Executive Operating Committee members. They found that marketing executive operating committee members were more focused on being technically competent in their careers than other disciplines such as food and beverage and rooms/operations, and staying within the same discipline rather than moving laterally across positions within the hotel. Marshall and Bonner (2003)[40]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eer anchors anddemographic variables such as ages, cultures, genders and employment experiences. A total of 423 students, who graduated from Australia, USA, Africa, Malaysia, and UK, were interviewed. Their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the students from Australia, USA, and Malaysia focused on life style anchors. The service/dedication anchor was found to be the most dominant among UK students, while the pure challenge anchor was the dominant one within the students coming from Africa.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career anchors among individuals with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Kniveton (2004)[23] investigated the managerial career anchors in a general management context. A total of 540 managers were interviewed, and a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individual career anchors. Kniveton (2004)[23] found that younger managers were more orientated towards their own skills and what they could contribute, whereas older managers were more inclined to be aware of the limitations of their role in the organization. Therefore, Kniveton (2004)[23]suggested that management should develop unique and customized career designs for different stages of managers. Suutari and Taka (2004)[8] examined the career anchors of global leaders. Their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 majority of managers made their decisions based on two or three career anchors instead of one dominating anchor. The managerial competence and pure challenge were found to be the most typical types of the original anchors. Owing to 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managers are required to have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and thus, work in a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 new finding was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ternationalism anchor among the global leaders. Weber and Ladkin (2009) [41] explored the relation of career anchors with key demographic variables and job specifics of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industry professionals in Asia. They reviewed the key literature related to career anchors, which is followed by a discussion of the findings of an online survey of a sample of 700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industry professionals in Asia. In their data analysis, they found that the lifestyle anchor was the most dominant career anchor in the majority of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industry professionals. Later, they attempted to examine the relation between career anchors with career identity, revealing that the lifestyle anchor was more important to respondents with a weak career identity, whereas the challenge anchor was more important to respondents with a strong career identity (2011)[42].3.2.1.2 The Outcomes of Career AnchorsPrevious studies on career anchors focu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eer anchors and characteristic outcomes of jobs such as job satisfac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Coetzee et al., 2007; Danziger and Valency, 2006; Ellison and Schreuder, 2000)[19, 28, 43]. The congruence between individual anchors and working environment leads to positive career outcomes such as job effectiveness, job satisfaction and high retentions while the incongruence is likely to result into job dissatisfaction and high turnover rates (Schein, 1978)[21].In general, previous studies suggested that career anchors have a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impact on job satisfaction (Danziger and Valency, 2006; Ellison and Schreuder, 2000; Jiang et al., 2001)[13, 19, 43]with only

41Fusung HSU, et al. A Meta-Analysis of Career Anchors: Future Development for Hospitality Researchone exception (Jiang and Klein, 2000) [12]. Researchers argued that an individual’s career desires motivate employees to work hard (Igbaria and Baroudi, 1993; Rue and Byars, 1995)[24, 44]. Hersey and Blanchard (1982)[45] demonstrated that the level of motivation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job performance and career satisfaction. Therefore, job satisfaction is significantly enhanced when job designs and career anchors are congruent. Management should examine the feature of the employee career anchor in order to place them on a suitable and meaningful job so that their needs can be fulfilled and job satisfaction be enhanced.Schein (1990)[10] referred to security and stability anchor as willingness to conform and to be fully socialized into values and norms of the organization. Individuals with a security/stability anchor tie their careers to organizations that provide them with job security and long-term career stability (Schein, 1978, 1996)[9, 21]. They are unwilling to leave a given organization even though they have to lose some degree of freedom or if their talents go unrecognized (Barth, 1993)[46]. People anchored in security tend to do what is required of them by their employers in order to maintain job security, decent incomes and stable futures (Kolvereid, 1996)[47]. Lee and Wong (2004)[48] pointed out that the security anchor has negative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Since a business venture involves risks and uncertainties, people desiring a stable job environment prefer to tie their careers to organizations that provide them with job security and long-run career stability.3.2.1.3 The Antecedents of Career AnchorsCareer anchors have been considered to be a key determinant of an individual’s choice of a career or workplace (Coetzee et al., 2007)[28]. Previous research indicated that individuals’ career motives and values have a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impact on their career decision-making and psychological attachment to an occupation (Feldman and Bolino, 2000; Kniveton, 2004; Schein, 1996)[9, 23, 49].Several studies examined the antecedents of career anchors by focusing on career resources (Coetzee and Bergh, 2008)[50], career consciousness (Coetzee, 2007)[51], and job characteristics (McLean et al., 1991)[52]. Individuals’ repertoires of psychological career resources consist of career preferences, career values, attitudes and competencies that go beyond work-related technical skills (Coetzee, 2008; Gunz and Heslin, 2005)[53~54]. Coetzee and Bergh (2008) [50] suggested that psychological career resources a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people’s life and job satisfaction, their perceptions of general employability, and abilities of dealing with life and career challenges. Individuals’ profiles of psychological career resource also reflect their career consciousness. Coetzee (2007)[51] described career consciousness as people’s conscious, career-related cognitions of their career preferences, values, skills,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identified as helpful guidance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and career success. According to Schein (1990)[10], when individuals’ abilities, motives, and values are mutually interactive in influencing individuals’ career choices and decisions, their repertoire of psychological career resources is related to their career anchors. In this regard, individuals’ psychological resources provide the energy and impetus that facilitate the actual enactment of their career desires. Coetzee and Schreuder (2009)[55] confirmed that psychological career resources are significant predictors of individuals’ career anchors.McLean et al. (1991)[52] defined job characteristics as attributes or factors relevant to job contents or conditions, such as change of work, salary, welfare,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mong other things. The conceptual basis for job characteristics invention is the Maslow motivation theory that highlights dissatisfying needs as drive potential. Drive potential is activated when one begins making career choices, preparing for work, seeking employment, and simply doing what is expected to meet personal needs (McLean et al., 1994)[56]. While seeking employment, preferences can help individuals in establishing an order of preferred alternatives and to make decisions. If job characteristics satisfied the preferences of the qualified people, organizations would be better able to recruit productive employees and reduce

42turnover rates. Several studies supported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areer anchors and job characteristics preferences (Chang et al., 2007; Jiang and Klein, 2000; Jiang et al., 2001)[12~13, 57]. Therefore, our review resulted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a framework that integrates the antecedents and the outcomes (see Fig. 1).Antecedents Outcomes- Career Consciousness- Career Resources- Job Characteristics- Intention to Leave- Job Effectiveness- Job Performance- Job Satisfaction -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Career AnchorsFig. 1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Employee Career Anchors3.2.1.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tcome of Employees’ Career Anchors and Working EnvironmentsSchein (1974)[58] argued that, if individuals sense that the job or job situation is not consistent with their talents, needs, and values, they will be pulled back into a more congruent environment with the stable self-image. Most people form a strong self-concept, career anchor, which holds their internal career (individuals’ subjective opinions) together even as they experience dramatic changes in their external career (the progression of jobs) (Schein, 1996)[9]. The essence of individuals’ career anchors is important because it represents individuals’ stable characteristics which are formed from the environment changes. It is imperative for top management to understand that job dissatisfaction, alienation, and turnover intention among employees can be reduced if a balance is created between an individual’s career anchor and a working environment (Ramakrishna and Potosky, 2001; Yarnall, 1998)[15, 59].It is also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what kinds of expectations workers have and how organizations respond to those expectations (Järlström, 2000)[60]. Matching up internal personal career development with the external career situation for organizations can increase a sense of consensus between employees and management, ultimately increasing their loyalty to organizations. Igbaria et al. (1991)[61] found that individuals who have a match between their career orientation and their job setting are more satisfied with their jobs and careers as well as more committed to and less inclined to leave their organization than employees lacking such a match. When individuals achieve the congruence between their career anchors and jobs,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attain positive career outcomes, such as job effectiveness, satisfaction and stability (Feldman, 1989; Feldman and Bolino, 1996) [11, 62].3.3 An Analysis of Country StudiedOf the 23 reviewed articles, six and four articles focused 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Africa respectively. Five of them were studied in the context of cross-culture. The rest of 10 studies were conducted in the contexts of Israel, Singapore, Nigeria, Taiwan and UK (see Table 4).3.4 An Analysis of JoA Positions and Survey MethodsThe 23 studies of career anchors published between 1999 and 2011 paid attention to the employees of a variety of sectors. The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of the employees involved into those studies includes information system professionals, teachers,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nd general business managers (see Table 5).Career anchors were measured based on a qualitative or quantitative method. The survey method was the most commonly tool (i.e., 20 cases of the collected articles), which were applied to investigate respondents’ perceptions of career anchors. Furthermore, the combination of survey methods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as used in one article, and the other was a qualitative study using in-depth interviews to collect data (see Table 6).4 Discussions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study is twofold. First,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on hospitality career anchors by identifying the developmental process of career anchors using meta-analysis. Next, this research aims to contribute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eer anchors and key outcome variables. The result of this

43Fusung HSU, et al. A Meta-Analysis of Career Anchors: Future Development for Hospitality Researchstudy can aid hospitality managers to increa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employees’ careers and their job satisfaction.Career anchors have been described as a pattern of self-perceived talents and abilities, values and motives that influence individuals’ career-related decision (Schein, 1996)[9]. When individuals belong to a dominant anchor, they have long-term and nearly permanent preferences for their work and job environment. Career anchors have been found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influencing individuals’ selection of occupations and job settings. Judge and Bretz (1992) [63] suggested that individuals are likely to choose jobs whose value content is similar to their own value orientation. Career anchors can aid organizations to develop a standard for the employee selection. TaAle 4 An Analysis of Country StudiesCountry Number of Journal ArticlesUnited States 6South Africa 4Israel 3Singapore 2UK 1Taiwan 1Nigeria 1Cross-Culture 5Total 23TaAle 5 An Analysis of JoA PositionsSectors of Respondents Number of Journal ArticlesConvention industry professionals 2General Business Manager 1Graduate Student 1Hotel Manager 1Information System Professional 4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fessional 2Research Scientist and Engineer 1Teacher 3Service Industry Employee 1Undergraduate Student 3Other 4Total 23TaAle 6 An Analysis of Survey MethodsSurvey Methods Number of Journal ArticlesQuestionnaire Survey 21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1In-depth Interview 1Total 23Management should examine the feature of employees’ career anchors in order to place them on a meaningful job and suitable position that their internal demands can be satisfied and increase their job satisfaction. This study reviewed and analyzed the research on career anchors conducted in the past decade. Through the analysis, the researchers identified the developmental process of career anchors in Schein’s several different contexts. In addition, this research also raises future directions for hospitality research. Previous studies on career anchors extensively focused on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stead of qualitative studies. The collected 20 studies in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at the employees from different sectors categorized themselves as the anchor they belong to. Those sectors consist of accommodation, education, business, and so on. The rest of research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eer anchors and job characteristic models. Most cases replicated previous studies in different contexts by re-examining similar variables. Those replication studies are used to achieve the suitable and feasi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eer anchors and job characteristic models. Most studies followed Schein’s CAI, instead of improving measurement tool of career anchors.In terms of the respondents , in the past decades, the research on career anchors has been conducted in the contex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fessionals, information system professionals, teachers,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nd general business managers (Beck et al., 2003; Jiang and Klein, 2000; Jiang et al., 2001; Kniveton, 2004; Ramakrishna and Potosky, 2003)[6, 12~13, 16, 23]. Only few studies were conduct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In consideration of high turnover rates within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organizations should arrange

44appropriate jobs and positions for employees based on their characteristics of career anchor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areer anchors can assist individuals to gain better careers and organizations and to make a job position plan. Therefore, additional research in the context of hospitality industry should focus on the anchors that the employees belong to.5 Limitat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There are limitat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studies in this study. First, Edgar Schein is the first researcher who develops a theory of career anchor. Schein identified eight major types of career anchors that drove individual’s career decisions until 1996 (Schein, 1996)[9]. Also, more research on career anchors has been published since 1999. Thus, this study reviewed and integrated 23 journal articles on career anchors. Second, the researchers only identified several antecedents of career anchors, namely, personal life styles, psychological career resources and job characteristic preferences. Additionally, career anchors include four major outcome variables, such as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career satisfaction,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job performance. This study have identified four topical areas through content analysis and presented the context of the research surrounding career anchors rather than those variables linked with other four topical areas. Future studies suggest that researchers should investigate to which degree the career anchors are related to their antecedents and outcomes within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The fast growing global hospitality industry calls for additional research efforts on the career anchors within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In addition, as career anchors vary depending on time and environments, future studies should focus on a longitudinal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the framework of changes in an individual’s career anchors in the process of career development.AcknoyledgementThe authors wish to thank the anonymous reviewers for their helpful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References [1] Hall DT. Careers in organizations. Glenview, IL: Scott Foresman, 1976.[2] Arthur MB, et al. Handbook of career theory.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3] Arthur MB, et al. The new careers: Individual action and economic change. London: Sage, 1999.[4] Business iHub. Role of career anchors. (2011-10-20) [2011-10-25]. http://www.businessihub.com/role-of-career-anchors/.[5] Jobzing. Hospitality jobs in Malaysia. 2010. [2011-07-20]. http://www.jobzing.com/malaysia/hospitality-jobs/.[6] Beck J, et al. Career anchors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educators.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Education, 2003, 15(4): 6-13.[7] Beck J, La Lopa JM. An exploratory application of Schein’s career anchors inventory to hotel executive operating committee memb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01, 20(1): 15-28.[8] Suutari V, Taka M. Career anchors of managers with global careers. Journal of Management Development, 2004, 23(9): 833-847.[9] Schein EH. Career anchors revisited: Implications for career develop-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Executive, 1996, 10(4): 80-88.[10] Schein EH. Career anchors: Discovering your real value.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Pfeiffer, 1990.[11] Feldman DC, Bolino MC. Careers within careers: Reconceptualizing the nature of career anchors and their consequences.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view, 1996, 6(2): 89-112.[12] Jiang JJ, Klein G. Supervisor support and career anchor impact on the career satisfaction of the entry-level information systems profess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2000, 16(3): 219-230.[13] Jiang JJ, et al. The joint impact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career anchors on entry-level IS career satisfaction. 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2001, 39(1): 31-39.[14] Kim Y, Cha J. Career orientations of R&D professionals in Korea. R&D Management, 2000, 30(2): 121-137.[15] Ramakrishna H, Potosky D. Structural shifts in career anchors of information systems personnel: A preliminary empir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Computer Information Systems, 2001, 42(2): 83-89.[16] Ramakrishna H, Potosky D. Conceptualization and exploration of composite career anchors: An analysis of information systems personnel.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Quarterly, 2003, 14(2): 199-214.[17] Tan HH, Quek BC. An exploratory study on the career anchors of educators in Singapore. The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01, 135(5): 527-545.[18] La Lopa JM, et al. The role of biodata and career anchors on turnover intentions among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educators. Journal of Culina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9, 7(2/3): 196-206.[19] Danziger N, Valency R. Career anchors: Distribution and impact on job satisfaction, the Israeli case. Career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2006, 11(4): 293-303.[20] Schein EH. The individual, the organization, and the career: A conceptual scheme.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 1971, 7(4): 401-426.[21] Schein EH. Career dynamics: Matching individual and organizational needs.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78.

45Fusung HSU, et al. A Meta-Analysis of Career Anchors: Future Development for Hospitality Research[22] Coetzee M, Roythorne-Jacobs H. Career counselling and guidance in the workplace: A manual for career practitioners. Cape Town: Juta and Co., 2007.[23] Kniveton BH. Managerial career anchors in a changing business environment. Journal of European Industrial Training, 2004, 28(7): 564-573.[24] Igbaria M, Baroudi JJ. A short-form measure of career orientations: A psychometric evaluation.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1993, 10(2): 131-154.[25] Schein EH. Career anchors: Discovering your real values. San Diego, CA: University Associates, 1985.[26] Ross GF. Management values, work preference ideals, and personality needs as predictors of hospitality employee career anchors. Hospitality Research Journal, 1995a, 18/19(3/1): 61-79.[27] Hsu MK, et al. Perceived career incentives and intent to leave. 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2003, 40(5): 361-369.[28] Coetzee M, et al.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its relation to career anchors. Southern African Business Review, 2007, 11(1): 65-86.[29] Meyer JP, Herscovitch L. Commitment in the workplace toward a general mode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view, 2001, 11(3): 299-326.[30] Meyer JP, Allen NJ. Commitment in the workplace: Theor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London: Sage, 1997.[31] Sutherland M, Jordaan W.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tention of knowledge workers. SA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2004, 2(2): 55-64.[32] Ross GF. Personality, motivation and service quality factors as predictors of hospitality industry employee career anchors. Journal of Vacation Marketing, 1995b, 1(3): 231-247.[33] Kusluvan S, Kusluvan Z. Perceptions and attitudes of undergraduate tourism students towards working in the tourism industry in Turkey. Tourism Management, 2000, 21(3): 251-269.[34] Richardson S.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a career in the industry: A comparison of domestic (Australian) students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tudying in Australia.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2010, 17(1): 1-11.[35] Baugh MH, Potts JL. The challenge of attracting tomorrow’s leaders to the foodservice industry. Foodservice Institute of America (FIA) white paper, based on the Symposium held at the University of Houston, 5 December 2007.[36] Mkono M. In defence of hospitality careers: Perspectives of Zimbabwean hotel manag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10, 22(6): 857-870.[37] Lyons KD. Examining the impact of working-holidays upon future careers. E-Review of Tourism Research, 2004, 2(3): 11-14.[38] Teng CC, Barrows CW. Service orientation: Antecedents, outcomes, and implications for hospitality research and practice. 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2009, 29(10): 1413-1435.[39] Kassarjian HH. Content analysis in consumer research.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977, 4(1): 8-18.[40] Marshall V, Bonner D. Career anchors and the effects of downsizing: Implications for generations and cultures at work. Journal of European Industrial Training, 2003, 27(6): 281-291.[41] Weber K, Ladkin A. Career anchors of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industry professionals in Asia. Journal of Convention and Event Tourism, 2009, 10(4): 243-255.[42] Weber K, Ladkin A. Career identity and its relation to career anchors and career Satisfaction: The case of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industry professionals in Asia.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11, 16(2): 167-182.[43] Ellison JA, Schreuder AMG. The relation between career anchors, occupational types and job satisfaction of midcareer employees. SA Journal of Industrial Psychology, 2000, 26(2): 1-6.[44] Rue LW, Byars LL. Management skills and application. Boston, MA: McGraw-Hill/Irwin, 1995.[45] Hersey P, Blanchard KH. Management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Utilizing human resources. Englewood Cliffs, NT: Prentice Hall, 1982.[46] Barth TJ. Career anchor theory: A useful framework for federal managers.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1993, 13(4): 27-42.[47] Kolvereid L. Organizational employment versus self-employment: Reasons for career choice intentions.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1996, 20(3): 23-31.[48] Lee SH, Wong PK.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technopreneurial intentions: A career anchor perspective.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4, 19(1): 7-28.[49] Feldman DC, Bolino MC. Career patterns of the self-employed: Career motivations and career outcomes.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2000, 38(3): 53-67.[50] Coetzee M, Bergh Z. Psychological career resources and subjective work experiences of working adults: An exploratory study. Unpublished research article, University of South Africa, Pretoria, South Africa, 2008.[51] Coetzee M.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es of the Psychological Career Resources Inventory. Unpublished research report, University of South Africa, Pretoria, South Africa, 2007.[52] McLean ER, et al. Managing new MIS professionals. 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1991, 20(4): 257-263.[53] Coetzee M. Psychological career resources of working adults: A South African survey. SA Journal of Industrial Psychology, 2008, 34(2): 32-41.[54] Gunz HP, Heslin PA. Reconceptualizing career success.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05, 26(2): 105-111.[55] Coetzee M, Schreuder D. Psychological career resources as predictors of working adults’ career anchors: An exploratory study. SA Journal of Industrial Psychology, 2009, 35(1): 1-11.[56] McLean ER, et al. The career outlooks of I/S professionals. Proceedings of the 1994 ACM SIGCPR Conference, USA, 1994: 46-56.[57] Chang IC, et al. A study of career anchors and job characteristic preferences of IS students. Journal of Computer Information System, 2007, 47(3): 24-33.[58] Schein EH. Career anchors and career paths: A panel study of management school graduates. Technical Report, 1974, 1(1): 1-36.[59] Yarnall J. Career anchors: Results of an organizational study in the UK. Career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1998, 3(2): 56-61.[60] Järlström M. Personality preferences and career expectations of Finnish business students. Career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2000, 5(3): 144-154.[61] Igbaria M, et al. Career orientations of MIS employe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MIS Quarterly, 1991, 15(2): 151-169.[62] Feldman DC. Careers in organizations: Recent trends and future directions.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89, 15(2): 135-156.[63] Judge TA, Bretz RD. Effects of work values on job choice decision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92, 77(3): 261-271.

46第 6 卷第 1 期澳門科技大學學報 Vol.6 No.12012 年 6 月 30 日 Journal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une 30 , 2012 組織政治氣候與員工離職傾向： “心理契約違反”跨層次中介角色的討論張博堅（澳門科技大學行政與管理學院，澳門）摘要：過去大多數組織政治的研究都侷限在個人層次（組織政治知覺）的分析與探討，本研究提出一個工作單位（群體）層次的構念（政治氣候），並利用一個整合宏觀（macro）及微觀（micro）方法的跨層次分析的架構，檢視此特定的系絡情境（context），如何影響員工的心理契約評價，並進而影響其態度。實徵資料來自於28個組織、56個工作單位（群體）及 750名員工的組織政治氣候、心理契約違反、離職傾向與相關之人口統計變項，本研究採用層級線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HLM）進行跨層次中介模式（cross-level mediation）的驗證。根據本研究的分析結果發現，員工的心理契約違反會部分中介組織政治氣候與員工離職傾向間的關係。針對上述研究結果，本研究提出相關的討論與建議。關鍵詞：組織政治氣候；心理契約違反；離職傾向；層級線性模型；跨層次中介模式Organizational Political Climate and Employees' Turnover Intentiont: The Cross-level Medi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Contract BreachPo-Chien CHANG(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aculty of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Macau, China )AAstractt: Most previous research about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is limited to the individual-level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In this study we proposed a work-unit-level construct, organizational climate, and used a multi-level model integrating macro and micro approaches to examine how this specific context affects individual employees’ psychological contract breach, and then affect individual employees’ turnover intention.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28 organizations, 56 work groups, and 750 work group members who provided the information about organizational political climate, psychological contract breach, turnover intention, and demographic variables.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techniques were applied to test the full cross-level mediation model.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individual employees’ psychological contract breach partially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al political climate and turnover intention.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implications of the findings are discussed.eyyordst: Organizational Ploitical Climate; Psychological Contract Breach; Thunover Intention;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Cross-level Mediation Model收稿日期：2012-03-16；修訂日期：2012-04-24。通訊作者：張博堅，男，博士，澳門科技大學行政與管理學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組織政治、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跨文化研究。E-mail：pcchang@must.edu.mo，電話：（853）8897 2947

47張博堅組織政治氣候與員工離職傾向： “心理契約違反”跨層次中介角色的討論0 前言在過去的二十年，組織政治的研究在組織科學的領域中已激起許多研究者的興趣，且逐步地發展至一理論和實徵調查結果皆成熟的階段。就組織政治的核心概念而言，Ferris, Fedor, Chachere and Pondy (1989)[15] 認為組織政治是一種社會影響的過程（social influence process），其行為是經策略設計以獲得極大化短期或長期的個人利益，而其結果可能與其他人的利益一致，或是需藉犧牲別人的利益以成就自己的利益。綜觀過去有關組織政治議題實徵研究所得到的結果來看，員工的組織政治知覺與其態度（例如工作滿意、離職傾向等）和行為（例如組織公民行為、政治行為等）間的關係已獲得了大多數研究的證實（例如 : Cropanzano, Howes, Grandey, & Toth (1997)[8]、Cropanzano, Kacmar, & Bozeman, 1995[9]、Harrell-Cook, Ferris, & Dulebohn (1999)[26] 及 Randall, Cropanzano, Bormann, & Birjulin (1999)[52]。Miller, Rutheford, & Kolodinsky[41] 更在 2008 年，利用後設分析（meta-analysis）的方法，對於過去的研究結果提出更進一步的確認與驗證。然而，儘管過去研究已一再證實組織政治知覺與員工態度和行為間的關係，但就如 Abrahamson (1996)[1] 所述的，持續性的學術研究是有必要的，尤其是當一個新的管理時尚能帶給該原有研究領域更多新的以及有趣的研究議題及管理實務應用的時候。首先，雖然過去許多組織政治的研究將焦點集中在員工個人的政治知覺對於其態度和行為的影響上，然而，卻少有研究探討工作場域中的政治氛圍對於個人態度和行為的影響。近年來，組織政治知覺的概念非僅僅存在於個人層次，且可能發生於組織中不同層次的議題已逐漸被學者們（例如 Dipboye & Foster, 2002[11]; Ferris, Adams, Kolodinsky, Hochwarter, & Ammeter, 2002[14] ）所重視， Ferris (2002)[14] 等人及 Dipboye & Foster (2002)[11] 於發表的概念性文章中，不僅清楚地表示政治氣候（共享的政治知覺）確實存在的問題，而且可能發生在組織中任何層次（例如群體、組織），並進而影響群體的運作或個人的行為，基於此，本研究將有別於以往都以個人政治知覺的角度出發，而改從政治氣候的角度出發，探討其對個人態度和行為的影響，主要抱持的基本理由就在於因為“氣候”一詞在近年來已被許多學者們（例如 Liao & Chuang, 2004[37]; Liao & Rupp, 2005[38] ）視為是影響特定情境範圍內個人的感受及想法，並進而決定其後的態度和行為最關鍵的系絡影響因素。藉由這樣的思惟邏輯亦希望能對於 Ferris (2002)[14] 等人在針對 Ferris (1989) [15] 等人的政治知覺原始模型修改時所闡述的“未來組織政治領域的研究者，應當投注更多的心力在系絡因素的探索上，同時發展出適當的跨層次分析模型”有所呼應。其次，令人更感興趣的問題是，難道圍繞在工作場域中的政治氛圍僅是直接地影響個人的態度和行為嗎？還是會透過一個中介影響機制呢？ Dipboye & Foster (2002)[11] 曾指出當共享的政治知覺（即政治氣候）發生於群體或組織中更高層次時，接續的問題是得思考如何建構一個多層次的因果影響模型，而他們認為其中一個可能的樣板模型就是參考 Ostroff & Bowen (2000)[46] 所提出的人力資源管理多層次模型。 Dipboye & Foster (2002)[11] 利用 Ostroff & Bowen (2000)[46] 所提出的人力資源管理多層次模型為基礎，經修改後建構出第一個組織政治的多層次中介概念性模型，其中個人的知識、技術和能力及心理契約在模型中被當作是中介變項，他們認為當組織中一些重要結果若都是泛政治化的影響所造成的，則個人將不願付出更多努力去升級自己的技術或獲取新知，因而影響到個人的成果，相同地，當組織中所有決策都是政治操弄的結果，那麼員工的心理契約將遭到破壞並進而產生負面的態度和行為。雖然在 Dipboye & Foster (2002)[11] 的組織政治多層次概念性模型已約略地陳述中介連結機制，但較為可惜的是仍缺乏一個更具說服力的理論依據及實徵資料的驗證，因此，為彌補這些缺失，本研究將藉由社會交換理論（social exchange theory, SET）

48觀點及透過系統性的實徵調查，驗證政治氣候在影響員工態度和行為前，是否確實先影響員工心理轉換機制，而後才引發其後續的態度和行為。基於上述，本研究之目的有二，其一是利用一有別於以往組織政治研究從單一層次分析的觀點（即僅採微觀或宏觀觀點），而改採綜觀（meso）觀點探討整個組織政治的影響機制，一方面期能延伸既有的組織政治理論模型至不同分析層次，另一方面則期能藉此更確切地描繪出組織政治現象的實貌 ; 其二則是基於個體在環境中所展現的態度和行為，並非僅是被動地接受環境的刺激即產生，它其實是先透過一個內在的心理交換機制與外界進行互動交流後產生這樣的思惟邏輯，本研究因而藉由一個代表著員工內在心理與外在環境互動後產生的認知狀態變項（即心理契約違反）的導入，期能更清楚地陳述一個客觀存在且被認為最容易提供個體重要資訊及線索，促使個體對於事件予以詮釋的系絡情境因素―工作單位（群體）政治氣候是如何透過這樣的一個中介影響機制而引發後續員工負面的態度（即離職傾向）的。1 文獻回顧1.1 組織政治氣候所謂組織政治指的是組織中一種不被組織所認可的、自利的及不合法的活動，它常對組織及組織內的成員造成傷害（Ferris, Russ, & Fandt., 1989[20]; Kacmar & Baron, 1999[32] ）。組織政治一般常反應的是工作環境中一些和衝突、使用小動作或強有力的手段影響他人有關的非功能性（dysfunctional）的結果（Ferris & Judge, 1991[18] ; Gandz & Murray, 1980[21]; Mintzberg, 1983[42] ）。過去對於組織政治的衡量，一般將其分為三個構面：（1）一般政治行為（general political behavior）；（2）保持沉默、靜待好處（go along to get ahead）；（3）薪資和升遷政策（pay and promotion policies）（Kacmar & Carlson, 1997[33]）。一般而言，“氣候”代表的是一個環境中相當持久的一種特質，它不僅能被環境中的成員所體驗，影響成員的行為，同時亦能被以環境中一組獨特的屬性來加以描述（Tagiuri & Litwin, 1968[58]）。當我們用更簡單的方式陳述氣候一詞時，氣候可以被定義為個體間知覺的相似性（Joyce & Slocum, 1984[31]）。從另一個組織具“巢套”特性（例如個人附屬於工作群體，工作群體附屬於部門，部門附屬於組織）的多層次觀點來看，氣候亦常被視為是一個較高層次的單位層次情境變項（unit-level contextual variable），它的存在是有別於個體層次的，它的產生通常來自於個別群體成員對某一特定單位（例如組織、工作群體）現象形成相近似的看法或回應，進而成為組織或工作群體共享的見解（Susser, 1994[57]），而且，它被認為對個體層次變項具跨層次的影響效果（Chowdhury & Endres, 2010[6]; Johns, 2006[29]）。Drory (1993)[12] 是最早提出政治氣候概念的學者，他在研究中主要是延續 Johns & James (1979)[30] 有關氣候的研究，透過一個特別設計的政治氣候量表評估個人在組織中對於政治的知覺，他從他所測量到的研究樣本中發現大部分個人對於政治氣候知覺的變異主要是來自於組織間的差異，而非個人在組織內的差異，因此，Drory (1993)[12] 認為他的政治氣候量表所測量出的概念層次係屬組織屬性而非個人屬性，而這也是第一個將政治知覺的概念延伸至不同層次想法的學者。接續這樣的一個思考邏輯，Maslyn & Fedor (1988)[40] 發現個人在組織中可以區辨來自於不同層次的政治，例如工作單位（群體）層次、部門層次、甚或組織層次，而且，個人對於發生於不同層次政治活動的感受會有所不同且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效果。儘管在 1990 年代末期，少數學者已提出政治氣候的概念，但對於整個政治氣候形成的模式及具體的理論依據似乎仍著墨不多。但就在 2002 年，當組織政治知覺原始模型的創始者 Ferris (2002)[14] 等人針對他們自己所提出的政治知覺原始模型進行修改時，他們不僅提出了政治知覺的跨層次概念及界定模式，同時亦重新提出了一個跨層次的組

49張博堅組織政治氣候與員工離職傾向： “心理契約違反”跨層次中介角色的討論織政治知覺模型。Ferris 等人認為儘管每個人雖然在同一個組織中工作，但所經歷的政治知覺的差異卻可能是來自於不同的工作群體，例如經歷不同主管的管理和領導風格或是相對的工作任務的重要性的影響，因此，在不同的工作群體可能存在不同的政治知覺。他們利用群體平均數（組間差異）的概念及群體變異數（組內一致性）的概念界定出四種不同的工作群體政治知覺，其分別為：（1）無政治環境（non-political environment: 低政治知覺，高一致性）；（2）模糊的 / 破碎的政治環境（implicit/fractured political environment: 低政治知覺，低一致性）；（3）強政治環境（strong political environment within group: 高政治知覺，高一致性）；（4）領導 - 成員交換理論型態 / 內 -外群體政治環境（LMX-type environment/in-out groups: 高政治知覺，低一致性）。政治氣候的概念除了 Ferris (2002)[14] 等人在文章中所提及外，此外，Treadway, Adams, & Goodman[60] 於 2005 年亦利用三種不同的理論觀點（社會認同理論觀點、結構化理論觀點及符號互動觀點）分別說明組織中的確存在不同的政治氣候。總而言之，雖然每個人的政治知覺在某些方面可能是獨特而存在差異的，但就如同上述有關組織政治氣候概念性文章所述的，對於時常處在相同情境（例如工作群體、部門、組織）中互動的個人是極有可能受到更高層次相同的系絡情境因素影響而產生共享的知覺的，因此，政治氣候被認為可能存在於組織的不同層次。本研究將政治氣候界定在工作單位（群體）層次，主要原因係因工作單位（群體）近來已被認為是組織中最重要的次系統（Likert, 1961[39] ），它逐漸地取代了企業原本賴以生存的功能式組織的角色。West (1995)[61] 認為隸屬於同一工作單位內的成員具有幾種特性：（1）在工作上彼此會產生互動；（2）存在共同的目標，且將群體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3）工作存在相依性。由於具備這些特性，工作單位（群體）也被學者們視為是組織中最容易發展出共同行為規範模式，而後有機會逐步形成共享氣候的最適分析單位（Hosking & Anderson, 1992[28] ）。基於本研究的政治氣候係屬共享單位變項，且其主要是根源於個人的政治知覺，因此，根據學者建議，本研究將此變項的分析層次界定在工作單位（群體）層次，而非個人層次。1.2 從環境回應模式看組織政治氣候與員工離職傾向所謂的環境回應模式（environmental responsiveness model）代表的是個體對於所處情境在心理上的真實感受，且個體最終在態度及行為的展現將受此情境的影響。當我們以一個員工對於所處環境回應模式來看組織政治氣候對於員工的態度和行為的影響時，可以利用部分社會資訊處理程序理論（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的觀點來解釋，社會資訊處理程序理論核心之觀點在於它基於一個基本的前提，即個體均為具有某種適應能力的有機體，他們通常會利用鑲嵌於工作生活中的社會情境所提供之線索去建構和銓釋此事實，而後調整他們的態度、行為和信念來適應此特定的環境背景（Salancik & Pfeffer, 1978[56]）。因此，有關個體在組織中工作態度和行為的展現，除了可能受到個人知覺或反應到客觀工作環境事實的影響外，它同時也會受到部分地社會情境的直接影響，因為個體所接觸的“實際環境”乃部份由其所得到的社會情境資訊所塑造，例如藉由和同事溝通所獲得的資訊、觀察其他同事的行為或在工作環境中和主管、同事的互動（Thomas & Griffin, 1983[59]）。延續上述之觀點，本研究認為工作單位內的政治氣候代表的就是工作群體內的政治氛圍，它是由群體內的成員彼此間產生共識所形塑的社會情境，因此，當一個社會情境是充滿高度的政治氣氛時，亦即代表著工作環境中佈滿從事政治活動的人（例如為個人私利而出賣他人、以卑鄙手段陷害他人使自己得利、和同事互結聯盟或小團體等），運用影響戰術（例如逢迎、向上討喜、利益交換等）去附和有影響力的人、甚或群體內的行為規範或群體運作過程已失去一定程序及標準，Hall, Hochwarter, Ferris,

50& Bowen (2004)[25] 認為在這樣的工作情境下，績效、報償、升遷等措施將缺乏客觀的標準，而取而代之的卻是權力和關係的結合，結果這樣的環境將變得不可預測，因為成功的準則將隨著那些掌控權力和關係的當權者操弄政治遊戲之技倆不同而有所變化，也因此，對員工來說，預測怎樣的行為標準將導致較佳的報償，在充滿政治的工作情境中是困難的，而且，他們也可能會感受到存在於績效和想要達成結果間的關係變得微弱（即績效和報償不成比例），故在這充滿高度模糊性和不確定性的政治環境中的員工，被認為較不願意回報正面的態度和行為，而且較容易產生對組織可能造成傷害的負面態度（例如離職傾向）和行為（例如離職）。過去有少數的實徵研究已經證實政治氣候會影響個人的態度和行為表現（Christiansen, Villanova, & Mikulay, 1997[7] ; Drory, 1993[12] ; Maslyn & Fedor, 1998[40] ），而且結果一致性地認為一個充滿高度政治的環境，往往帶給個人不滿意或負面的回應，因而使得個人繼續留在此工作情境的承諾感降低，也就是說，增加個人的離職傾向，因此，在植基於上述理論觀點的論述，本研究提出： ● 假設 1：政治氣候愈高的工作單位（群體），員工的離職傾向愈高。1.3 從社會交換理論觀點看心理契約違反的跨層次中介角色社會交換理論的基礎主要是根源於 Gouldner (1960)[24] 有關互惠性（reciprocity）的討論，根據 Gouldner 的說法，個人基於理性的自利的驅使而願意去從事助人的行為，主要原因就在於想創造一個彼此互惠的感覺。延伸這樣的思維邏輯，Blau (1964)[5] 認為這些互惠性的感覺其實就是人際間關係形成的基礎，因為個人通常會對此互惠關係的提供者給予正向地回應，而且自願地提供一種出於道義上義務 / 責任的回報。 Eisenberger, Huntington, Hutchison, & Sowa (1986)[13] 隨後更拓展社會交換理論的應用到組織和個人間的關係，他們描述組織中有關社會交換的過程主要是由組織所驅動的，因為他們認為當員工能感受到組織重視他們的努力及貢獻程度或關心他們的福祉時，相對地，員工也會願意提供相對應正向的工作態度和行為回報組織，而且通常這種互惠的態度和行為的反應被認為是超越正式契約所同意或規範的，因此，基於這樣的理論基礎，正向的社會交換被認為將使組織及員工雙方互利。當我們延續社會交換理論的觀點來看心理契約違反在組織政治氣候與員工離職傾向間所扮演中介機制的角色時，大致上可從兩個不同的角度來解釋這樣的影響機制為何存在，首先，從組織政治的角度出發，工作單位內的政治氣候可以被視為是群體內成員彼此間對於所接觸到實際工作情境的政治氛圍產生共識後所形塑的社會情境，通常這樣一個社會情境的形塑涵蓋了幾種可被觀察到的現象，例如同事間的互動行為、主管的管理或領導方式等（Thomas & Griffin, 1983[59] ）。一般來說，在一個充滿高度政治氛圍的工作情境中，由於充滿高度不確定性及模糊性，因此，通常被認為它已沒有能力去履行符合和員工間交換的義務和責任，故不利於互惠雙方原本被預期平等的相互交換關係的維持（Aryee, Chen, & Budhwar, 2004[59]）。誠如過去學者Hall, Hochwarter, Ferris, & Bowen (2004) [25] 所述，當一個工作情境充滿高度政治氣氛時，它已在群體成員心裡創造出一個此工作情境沒有能力符合彼此間交換關係的印象，因為在這樣的情境中充斥著各種自利行為的產生，大多數的人開始蓄積權力，把工作焦點擺在獲取個人最大利益上，然卻殊不知這樣的行為已影響群體內其他人的權益，因此，群體成員在這樣的情境中更有可能產生他們的交換義務已被忽略及其不符合預期的一般印象。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一個充滿高度政治氣氛的工作情境，亦代表著此情境中績效和報酬之間的關係被弱化了，例如工作單位在決定任何獎懲分配決策時無一定規範與準則，甚或績效和報酬的關係是建立在政治力上的操弄，因此，在這樣的情境下，群體成員在心理上一般會覺得原本存在於他們和工作情境彼此間義務和責任的本質已遭破壞。從上述兩種狀況可知，

51張博堅組織政治氣候與員工離職傾向： “心理契約違反”跨層次中介角色的討論當員工處在充滿高度政治氛圍的情境中，將更可能感受到心理契約遭到違反，因而對所處工作情境的信任感降低，且不願再繼續維持彼此間原本相互支持的交換關係，因此，更容易產生離開組織的意圖。再者，一個工作單位內政治氣候的形成，無形地，亦代表了群體內成員所承受的心理壓力將逐漸增加，因為組織政治長期以來已被學者們視為是工作情境中的一個潛在壓力源（Ferris, Frink, Galang, Zhou, Kacmar, & Howard, 1996[16] ; Harris & Kacmar, 2005[27] ）。一個充滿高度政治的工作情境往往被認為充斥著許多投機與不合法政治行為的發生，例如決策過程不透明、資源分配不平均，升遷、加薪或報償等實務無一定標準等，而這樣的一個情境除了可能造成在此環境中工作的個人感到不舒服外，它可能亦會逐步地破壞原本存在於雙方不成文的合約關係（即心理契約遭到違反），而後讓原本雙方間公平及健全的交換關係受到威脅（例如情感上不再願意依附於此工作情境）、甚或破壞（離開此工作情境）。另外，當我們從心理契約違反的成因及後果模型的角度來看，根據 Morrison & Robinson (1997)[44] 的說法，他們指出存在於兩個不同團體間的不一致性往往是造成心理契約違反的主要前因，而個人的態度和行為則是個人心理遭到違反後的後果變項，基於這樣的一個心理契約違反理論發展架構的思惟邏輯，本研究認為研究中所提出的組織政治氣候即代表了這個可能造成互惠雙方對於雙方義務是否存在或對於義務的本質存在認知差異（即不一致性）的主要來源，而離職傾向則代表了個人心理契約遭受違反後的態度反應。因此，綜合上述，本研究提出： ● 假設 2：員工的心理契約違反在組織政治氣候與離職傾向間具跨層次中介影響效果。2 研究方法2.1 樣本來源及抽樣方式由於本研究係採用跨層次的研究設計及分析方式，因此，在樣本資料的來源上，除了會有來自於個體層次的分析變項外，亦會存在總體層次的分析變項。另外，由於研究中總體層次變項的分數係由個體層次變項的分數加總平均而得，因此，為了避免組織因規模太小而導致每個工作單位（群體）參與調查人數太少，以致在進行個體層次資料彙總至總體層次資料時不具代表性，故本研究選擇在台灣有股票上市，員工人數超過 500人以上的公司作為研究母體，而後進行抽樣調查。另外，由於本研究總體變項（工作群體政治氣候）分析的層次是界定在工作群體層次，因此，有關研究樣本中工作群體的界定與選擇，本研究主要緊守下列選取原則，以確保整個群體劃分作法的適切性及符合跨層次分析群體間差異必須夠大的基本原則。首先，本研究將工作群體的層次界定為一般企業組織結構中編制於部門之下之附屬單位，另依照多層次理論之建構基礎及 George (1990)[22]所謂的同一工作群體界定準則，本研究界定所有參與調查的受測者必須是來自於同一個工作單位，且隸屬於同一主管管轄之下。基於上述樣本選取原則，本研究預設所有符合進行抽樣調查的組織，各組織均存在一般企業組織部門編制方式，即劃分為生產、行銷、人力資源、研究發展及財務五大部門，且各組織中之各相同部門的工作性質及功能相近，此假設前提主要是儘量避免各工作群體受各不同組織特性影響過大。接續地，為了符合跨層次分析的基本邏輯，即群體變項間須有足夠的群間變異，本研究先依 Porter (1985) [48] 所界定的組織中各部門從事價值活動的進行方式區分各部門的性質為“主要活動”和“輔助活動”兩大類，其中主要活動的部門涵蓋產品實體的生產、銷售、運輸及售後服務等方面的部門，而輔助活動的部門則涵蓋人力資源管理、技術發展、財務等方面的部門，而後再針對此兩大類從事不同價值活動的部門中進行抽樣，以得到本研究所須的適切之群體分析樣本。本研究之所以依此分類主要的考量係因主要活動部門內的成員（例如生產線工人、機器操作員、銷售員等）的工作，一般均具有高度計劃性與例行性的工作屬性，工

52作的不確定性低，因此，這類的工作通常可以建立較為明確的績效標準，並且以相當精確的方法來衡量，故在這種情境中，較少有政治性行為的出現，即政治氣候較不濃厚。然而，與此情境相反的狀況，擁有高度技術性及專業性的研發設計人員或管理師，因本身擁有相當重要且稀有的工作技能，且工作性質一般較屬於非例行性、非結構性、相當不可計劃與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的特色，故通常很難完全及精確地描述工作的需要及項目，而且屬這類性質的員工通常本身具較大的裁量及自主權來完成其角色範圍內的工作，因此，在這樣的情境中，由於工作績效系統的監測是不完整的，即不確定性高，故政治行為發生機率相對增高許多，即政治氣候可能較濃厚（Albanese & Van Fleet, 1983[2]）。再者，因本研究所採用的總體層次變項（工作群體政治氣候）其概念係源自於工作環境內的員工知覺政治化的程度，根據組織氣候的定義，Glisson & James (2002) [23] 認為組織氣候源自於個人對工作環境的知覺，而當同一工作環境內的個人知覺具備一定的共識時，組織氣候於是成形，因此，本研究認為工作單位（群體）政治氣候的形成是需要一段時間蘊釀而後才產生集體共識的，故研究中將以在工作單位（群體）中服務年資滿半年以上的全職員工為分析樣本（即有條件式的限制研究樣本範圍）。基於上述的說明及為了得到適切的分析樣本，本研究在抽樣方法上是先利用便利與滾雪球抽樣方式進行組織的選取，而後再依隨機抽樣的方式從各組織中的“主要活動”及“輔助活動”部門中各隨機抽取一個工作單位（群體）中的員工 15人參與調查。本研究共計發放問卷給 35 個組織，70 個工作群體及 1050 個員工，最後共計回收 28個組織，56 個工作群體及 802 份員工問卷。基於後續分析的完整性及分析樣本的適切性，本研究首先經由人工檢查，將整份問卷漏答超過 1/2 數量題項者及年資未滿半年的員工問卷予以剔除，最後，經統計之有效問卷為 750 份，有效回收率為71.4%，而工作單位（群體）共 56 個，單位（群體）人數最多者為 15 人，最少者為 10 人，平均人數為 13.4 人，單位（群體）部分之有效回收率為 80%。就整體研究樣本結構而言，男性樣本佔58.5%，女性為 41.5%。年齡方面則依序集中在 30~39 歲（52.4%）、29 歲以下（22.6%）及40~49 歲（19.4%），整體平均年齡為 35.42 歲。就教育程度而言，小學或以下者佔 0.3%、國（初）中為 1.4%、高中（職）為 20.4%、大專或大學為60.5%、研究所或以上 17.4%。在婚姻狀況方面，以已婚者居多，佔 56.8%。在工作年資方面，大多數集中在 10 年以下，佔 78.9%，年資最少為半年，最多則為 43 年，平均為 7.6 年。在和現任主管共事年資方面，3 年（含）以下者佔 49.9%、3 年以上至未滿 5 年者佔 21.6%、5 年以上至未滿 10 年者佔20.1%、10年以上者佔8.4%，平均則為4.4年。2.2 施測程序為了提高回收的有效問卷數量和品質，本研究於實際進行調查前，首先是藉由訪員的訓練，訓練 4 位具組織行為及管理背景和基本問卷調查能力之訪員，而後採訪員親訪的方式至各組織說明研究目的及填答方式，同時以現場親自回收問卷的方式進行。本研究之所以採取此法而捨棄一般研究較為常用的郵寄問卷方式，主要考量係因透過訓練有素的訪員親自至填答現場，一方面除了可降低成本且節省問卷回收時間外，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訪員在填答現場可立即澄清受試者填答時可能產生的任何疑慮及隨時回應受試者遇到的各種不同填答問題，因此，完整問卷的回收比例會較高（即較少有漏答的部分）。至於在問卷填答的執行措施上，由於本研究的問卷不論是工作單位（群體）層次變項或是個體層次變項的衡量，都是來自於群體內個別員工的自評，因此，原則上問卷填答是採個別工作群體集中填答方式進行（即訪員至各組織中被隨機選取的工作群體進行集中測量），一般均利用休息時間在大型會議室中進行，主要考量係為了增加填答的便利性及將受試者因為了配合本調查而

53張博堅組織政治氣候與員工離職傾向： “心理契約違反”跨層次中介角色的討論對其生產工作的影響程度降至最低，另外，為了減少員工對於填答問卷後果有所顧忌而降低填答意願，本研究問卷係採匿名填答的方式進行，同時在施測前，訪員亦會事先告知填答者，有關研究中相關的個人訊息，本研究將會做到絕對保密的保證。2.3 測量變項2.3.1 政治氣候在此變項的衡量上，本研究採用 Kacmar & Carlson (1997)[33] 所提出的組織政治知覺量表經改編後作為衡量工具，用來測量工作單位（群體）內所有個人對於所處工作情境政治化程度的感受，量表共計有 15 題，同時區分為三個分量表：一般政治行為（2 題）、保持沉默靜待好處（7 題）、薪資與升遷政策（6 題）。全量表內部一致性檢定的信度係數（Cronbach's alpha）值為 0.90，分量表alpha 係數值則介於 0.85 ～ 0.87。2.3.2 心理契約違反在心理契約違反方面，本研究採用 Robinson & Morrison (2000)[54] 所提出的心理契約違反量表為衡量工具，用來測量員工知覺組織對於員工所做的承諾實現的程度，量表共計有 5 題，相關問項例如：“我對公司所做出的貢獻並沒有得到任何當初公司所承諾要給我的回報”。量表採用 Likert 5 點量表計分方式，填答者針對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給予 1 ～ 5 分的分數，分數愈高代表個人心理契約違反的程度愈高。量表內部一致性檢定的信度係數（Cronbach's alpha）值為 0.90。2.3.3 離職傾向此變數的衡量工具取自於 Konovsky & Cropanzano (1991)[34] 所發展的離職傾向量表，用來測量員工自願性的離職意圖，該量表共計有 3題，相關問項例如：“我時常有離開目前工作的念頭”。量表採用 Likert 5 點量表計分方式，填答者針對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給予 1 ～ 5 分的分數，分數愈高代表個人的離職傾向愈高。量表內部一致性檢定的信度係數（Cronbach's alpha）值為0.92。2.3.4 控制變項根據有關 Mobley, Griffeth, Hand, & Meglino (1979)[43] 所提出的離職行為發生模式以及 Ferris & Kacmar (1992)[19]、Ferris, Frink, Glimore, & Kacmar (1994)[17]、Ferris (1996)[16] 等人在有關組織政治的實徵研究中所提出的影響離職傾向的變項，本研究將在分析中控制兩個群體層次的群體特性變項（群體規模、群體工作屬性―包括從事“主要活動——從事產品實體的生產、銷售、運輸及售後服務等活動”與“輔助活動——從事人力資源管理、技術發展、財務管理等活動”性質的群體兩類別），及控制兩個屬個體層次的人口統計變項（性別、工作年資），選取的主要考量係在於在一個工作群體中，群體的規模往往會影響其他群體特質變項（例如群體凝聚力、溝通等），進而影響員工的離職傾向，再者，過去也有一些研究已證實在較小規模的工作單位，特別是在低階的工作層級，會有較低的離職率（Muchinsky & Tuttle, 1979[45] ; Porter & Lawler, 1965[49]; Porter & Steers, 1973[50]）。另外，在群體工作屬性方面，Price (1977)[51] 表示從事例行性工作的群體會有較高的離職率，而較具自主性及對於責任可擔當性 /可負責性高的工作群體則和離職率呈現負向關係。至於在性別方面，雖然過去的研究並未發現其和員工離職傾向間存在一個簡單的對應關係，然而，它和其他因素（例如職業類別）的交互作用卻是有可能影響員工的離職意圖的。最後，有關工作年資方面，Mobley (1979)[43] 等人指出較短工作年資的員工，其離職傾向會顯著地高於工作年資較長的員工。雖然也有學者（例如 Muchinsky & Tuttle, 1979[45] ; Porter & Steers, 1973[50]）指出年齡會影響員工的離職傾向，而且呈現一個顯著的負向關係，然而由於年齡和工作年資通常具高度的正相關，因此，為了避免後續因果模型分析時產生共線（colinearity）問題，本研究在年齡上將不做控制。另外，由於群體工作屬性及性別都屬二分類的類別變項，因此，本研究於分析前，將先利用虛擬變項的編碼方式對此兩變項進行重新編

54碼工作，其中在群體工作屬性變項方面，本研究將在組織中屬從事輔助活動性質的群體，編碼為1，而從事主要生產活動性質的群體，則編碼為 0，在性別變項方面，則將男性編碼為 1，女性編碼為0。2.4 驗証性因素分析由於本研究的變項是為受訪者自評，可能因為相同資料來源產生共同方法變異，進而高估各變項間的關係。為降低共同方法變異所造成的疑慮，我們進行區辨效度的分析，若結果顯示潛在構念間有良好的區辨效度，則意謂受訪者追求邏輯一致性的情況不如想像中嚴重。在分析前，我們將相同構念下的題項，透過隨機方式加總平均（item parceling），創造出新的測量指標。根據表 1 之三因子模型可知，模型整體配適度良好（χ2 (227) = 991，p < 0.001；GFI = 0.92；CFI = 0.95；NNFI = 0.91；SRMR = 0.04）。由此可知，本研究各構念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為了檢驗潛構念間是否具備良好的區辨效度，我們以三因子模型為基準，分別建立 3 個巢套模型（nested model）進行卡方差異性檢定。若三因子模型與巢套模型相較之下，有顯著較低的 χ2 時，即表示潛在構念具有良好的區辨效度。根據表 1 可知，各巢套模式的卡方值均顯著地大於三因子模型，這表示政治氣候、心理契約違反與離職傾向間具有適切的區辨性。因此，本研究各潛在構念間具有良好的區辨效度。3 實證分析結果與討論3.1 變項描述性統計與資料整合檢測表 2 列出了本研究各變項的平均數、標準差、相關係數及信度的結果。由表 2 中上半部個體層次變項分析之結果得知，年齡、工作年資及與主管共事年資和離職傾向間的關係均呈顯著的負相關，此即代表了年齡愈高、工作年資愈長及與主管共事年資愈久者，員工的離職傾向會明顯降低。另從表 1中下半部群體層次變項之分析結果來看，由於工作單位（群體）政治氣候的分數係由同一工作單位（群體）的得分平均而得，因此，僅有56 筆資料，由表中可知各工作群體在政治氣候的總平均為 3.29，標準差為 0.30。由於本研究在後續因果模式的驗證上是採用跨層次的分析方法，因此，為了確保個體層次的分析變項（心理契約違反、離職傾向）在各工作單位（群體）存在差異，本研究亦針對此兩變項進行變異數分析，經變異數分析的結果發現，作為研究模型中中介變項的心理契約違反及作為結果變項的離職傾向在各群體間均具有顯著差異，F(55, 694) 分別為 2.76與 6.39，η2 分別為 0.18 與 0.34（代表心理契約違反有 18% 的變異存在於不同工作單位（群體）之間，而離職傾向則有 34% 的變異存在於不同工作單位（群體）之間）。另外，誠如本研究前述的，政治氣候係屬於跨層次分析中的總體層次變項，然而，其在資料的收集上卻均來自於個別之員工，因此，在進行跨層次分析之前，本研究遂先進行變項從個體層次整合至總體層次之適當性與否檢測。就檢測的重點來看，本研究分成：（1）群內的一致性（rwg）；（2）群間的差異性（ICC1）；（3）群體平均值的信度（ICC2）三部分，其中群內一致性以rwg> 0.70 為判定指標，而群間差異性則以 ICC(1) ≧ 0.12 為判定指標，另群體平均值的信度則以ICC(2) > 0.70 為判定指標。經研究後分析結果顯示，ICC(1) 是 0.20 > 0.12，rwg 最小為 0.90，最大為 0.99，中位數與平均數則分別為 0.95 與 0.96，ICC(2) 為 0.76 > 0.70，因此，從上述之分析結果可說明本研究資料整合的可行性與合理性。3.2 跨層次中介分析結果傳統 Baron & Kenny (1986)[4] 的中介效果檢測，並無法適用於跨層次資料結構的分析，然而他們所提出的單一層次中介效果檢驗程序在跨層次中介效果的檢驗上仍舊被研究者們所採用。Krull & MacKinnon (2001)[36] 藉由單一層次中介效果的檢驗程序為基礎，發展出跨層次資料結構下的中介效果檢驗程序。Krull & MacKinnon (2001)[36] 整理出兩層資料結構下三種不同跨層次中介效果

55張博堅組織政治氣候與員工離職傾向： “心理契約違反”跨層次中介角色的討論表1 測量模式之整體契合度模型模型描述 χ2 Df Δχ2 GFI CFI NNFI SRMR三因子模型政治氣候、心理契約違反、離職傾向 991 227 0.92 0.95 0.91 0.04巢套模型1 限定政治氣候與心理契約違反的相關為1 1608 228 717*** 0.85 0.90 0.82 0.06巢套模型2 限定心理契約違反與離職傾向的相關為1 1482 228 491*** 0.84 0.88 0.83 0.08巢套模型3 限定政治氣候與離職傾向的相關為1 1564 228 573*** 0.82 0.86 0.87 0.10 ***p<0.001; **p<0.01; *p<0.05;表2 研究變項之描述性統計變項描述統計變項相關組間差異樣本數平均數標準差 1 2 3 4 5 6 F個體層次性別 0.59 0.49年齡 35.42 8.17 0.07工作年資 7.64 7.58 0.16** 0.68***與主管共事年資 4.44 4.67 0.14** 0.46*** 0.59***心理契約違反 750[1] 2.88 0.68 0.03 -0.02 -0.08 -0.05 （0.90）[4] 2.755***離職傾向 750[1] 2.92 0.97 0.03 -0.25*** -0.28*** -0.16** 0.41*** （0.92）[4] 6.388***工作單位（群體）層次群體規模[2] 30.62 21.79群體工作屬性[3] 0.50 0.50 -0.54***政治氣候 56[1] 3.29 0.30 0.09 -0.10 （0.87）[4]附注: [1] 個體層次有效樣本數 (n) = 750；群體層次有效樣本數 (n) = 56[2] 群體規模指的是該工作單位（群體）的總人數[3] 群體工作屬性的給分方式為組織中屬從事“輔助活動＂性質的工作單位（群體）者，編碼為1，屬從事“主要活動＂性質的工作單位（群體）者，編碼為0[4] 對角線括弧中是各變項量表利用所有有效樣本計算出來的信度（Cronbach's α）[5] p*＜0.05，p**＜0.01，p***＜0.001表3 截距結果模型、隨機效果共變數模型及跨層次中介模型的HLM估計結果Model截距結果模型隨機效果共變數分析中介模型Model 1[2] Model 2[3] Model 3[4] Model 4[5]Xj→Yij Xj→Mij Mij→Yij Xj ,Mij→YijLevel 1截距 γ00 2.85*** 2.89*** 2.84*** 2.84***性別 γ10 0.12 0.06 0.09 0.09工作年資 γ20 -0.02 -0.01 0.01 -0.02心理契約違反 γ30 0.48*** 0.48***Level 2群體規模 γ01 0.01 0.01 0.01 0.01群體工作屬性 γ02 0.09 -0.02 0.08 0.11政治氣候 γ03 0.87** 0.44** 0.55*心理契約違反 γ04 0.72**σ 2 0.66 0.65 0.76 0.56τ00 0.22*** 0.23*** 0.49*** 0.21***附注: [1] p*＜0.05，p**＜0.01，p***＜0.001[2] Model 1完整模型：離職傾向=γ00 +γ01（群體規模）+γ02（群體工作屬性）+γ03（政治氣候）+γ10（性別）+γ20（工作年資）+U0+r[3] Model 2完整模型：心理契約違反=γ00 +γ01（群體規模）+γ02（群體工作屬性）+γ03（政治氣候）+γ10（性別）+γ20（工作年資）+U0+r[4] Model 3完整模型：離職傾向=γ00 +γ01（群體規模）+γ02（群體工作屬性）+γ10（性別）+γ20（工作年資）+γ30（心理契約違反）+U0+r[5] Model 4完整模型：離職傾向=γ00 +γ01（群體規模）+γ02（群體工作屬性）+γ03（政治氣候）+γ04（心理契約違反）+γ10（性別）+γ20（工作年資）+γ30（心理契約違反）+U0+r

56的分析形式：1-1-1、2-1-1及 2-2-1（如圖 1所示）。雖然 Krull & MacKinnon 在 2001 年的文章中已說明如何利用層級線性模型驗證跨層次中介效果，但就在 2009 年，Zhang, Zyphur, & Preacher 針對過去的跨層次中介效果驗證程序提出了部分修正，目的是為了避免過去驗證程序可能造成低估或高估研究結果的缺憾。由於本研究的理論架構是屬2-1-1 模式，因此，本研究有關跨層次中介效果的檢驗程序將依 Zhang, Zyphur, & Preacher (2009) [62] 文章中所提的跨層次中介模型驗證方式進行。圖1 跨層次中介模型類型示意圖3.2.1 以截距為結果變項模型檢驗跨層次中介效果檢驗的第一個程序，是先檢驗依變項（離職傾向）及中介變項（心理契約違反）各自是否可以被總體層次自變項（政治氣候）所解釋。本研究將分析結果列於表 2 的 Model 1（以離職傾向為結果變項）與 Model 2（以心理契約違反為結果變項）兩個模型中。從 Model 1 與Model 2 分析結果可知，政治氣後對離職傾向及心理契約違反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即 γ03 皆達顯著水準），其係數值分別為 0.87 (t(55)=3.17，p＜ 0.001)、0.44 (t(55)=3.49，p ＜ 0.001），這樣的結果不僅符合了 Baron & Kenny (1986)[4] 所提的驗證中介效果三先決條件的其中兩項（即 X → M、X → Y），亦驗證了本研究所提出的假設 1（即工作單位（群體）政治氣候愈高，員工離職傾向愈高）。另外，從表 3 中γ03 係數值可知，每增加一個單位的工作單位（群體）政治氣候，對於員工離職傾向會增加 0.87 分。3.2.2 隨機效果共變數分析檢驗跨層次中介效果檢驗的第二個程序，是檢驗做為中介變項的個體層次變項（心理契約違反）對依變項（離職傾向）的解釋是否具有統計意義，此時分析時並未納入總體層次的解釋變項，而僅有個體層次的解釋變項。本研究將分析結果列於表 3 的 Model 3，從 Model 3 分析結果可知，心理契約違反對於離職傾向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其係數值為 0.48 (t(55)=7.58，p ＜ 0.001），這樣的結果符合了 Baron & Kenny (1986)[4] 所提的驗證中介效果三先決條件的其中一項（即 M → Y ）。3.2.3 跨層次中介效果模型檢驗經由上述之分析，本研究已經完成 Baron & Kenny (1986)[4] 所提的驗證中介效果三先決條件的檢驗（即 X → M、M → Y、X → Y），而從研究結果亦可確知構成跨層次中介效果模型的三個個別迴歸係數（即 Model 1、Model 2、Model 3 中的 γ係數）的顯著性。因此，接續地，本研究進一步地將政治氣候及心理契約違反一起放入方程式中，檢驗此兩個變項對離職傾向的解釋力，而且最重要的是要判定表 3 中 Model 1 及 Model 4 的γ03 係數之變化。從表 3 中 Model 1 和 Model 4 的γ03 係數的比較可知，Model 4在加入中介變項（心理契約違反）後，γ03 的值由原本的 0.87（Model 1）降至顯著水準較低的 0.55（Model 4），係數總共下降了 0.31（間接效果 =0.44*0.72），而中介變項（心理契約違反）的迴歸係數（γ30=0.48，t(55)=7.15，p ＜ 0.001）仍達顯著，因此，根據中介效果的判斷原則，員工的心理契約違反在工作單位（群體）政治氣候和員工離職傾向間具部分跨層次中介影響效果，故本研究的假設 2 成立。4 研究結論4.1 理論意涵從理論的角度來看，本研究假設 1 的研究結果不僅驗證了 Drory (1993)[12] 及 Maslyn & Fedor (1988)[40] 所提的發生於不同層次的政治氛圍會對個人的態度和行為產生影響的研究推論，同時亦應驗了 Kozlowski & Klein (2000)[35] 所述的政治氣候——一個相似於其他宏觀層次（macro-level）特性而且會影響或限制微觀層次（micro-level）現象發生的變項——一旦被形成而且成為（組織 / 群體）層次的情境，它將對（組織 / 群

57張博堅組織政治氣候與員工離職傾向： “心理契約違反”跨層次中介角色的討論體）成員產生一個由上到下的影響效果。再者，值得一提的是，這樣的分析結果同時亦對 Ferris (2002)[14] 等人在有關組織政治研究的概念性文章中所述的，研究者應當考量多層次（multi-level）的觀點在未來組織政治的研究中以更明瞭發生在組織中不同層次的政治現象有所呼應。另外，從假設 2 心理契約扮演跨層次中介角色得到驗證的結果來看，其實這樣的思惟邏輯在理論意涵上的貢獻是很重要的。因為就研究架構中整個跨層次中介的影響機制而言，本研究主要是藉由心理契約的導入，以社會交換理論中互動雙方彼此間基於互惠交換的觀點，來說明政治氣候是如何影響個體態度和行為的，這樣的連結可說已補足了部分過去研究所遺留的缺口。因為過去有關組織政治的研究，研究者通常僅把焦點集中在政治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效果上，而未深入地去討論如何影響的機制問題，相同地，過去心理契約的研究關注的焦點主要也都僅集中在心理契約的內容（例如 Dabos & Rousseau, 2004[10] ）和心理契約違反所帶給員工在態度和行為上的影響（例如 Zhao, Wayne, Glibkowski, & Bravo, 2007[63] ），然而卻很少有研究去探討有關工作情境特性如何去影響員工的心理契約評價，而後影響其態度和行為的。綜上所述，本研究在理論的立論基礎上不僅已彌補了過去研究的不足之處，而且呈現出的應是一個更具系統性且能更細緻地描繪組織內整體現象的思惟邏輯。從實徵策略的角度來看，在組織政治的研究領域，本研究是少數同時考慮群體變項與個體變項的研究之一。就分析的層次（level of analysis）而言，本研究主要是藉由理論觀點清楚地界定研究變項的分析層次來源，以避免如 Robinson (1950)[53] 所述的研究者如將不同分析層次的資料誤用（例如將高層次測得的關係往下推論到低層次就是犯了生態謬誤或是以低層次的結果推論高層次的現象就犯了原子謬誤）將對研究結果的推論產生偏誤（bias）的問題。而就分析的方法而言，本研究為了解決跨層次的分析問題，利用一有別於傳統的線性迴歸分析方法，而透過一個可以同時用來分析不同層次變項且無須將中介效果及調節效果分開驗證的分析方法―層級線性模型（HLM），一方面除了避免掉傳統利用“合計”（aggregation）或“分計”（disaggregation）方式處理巢套資料所產生的偏差外，另一方面從研究結果亦讓我們對於發生於組織中不同層次的政治現象有了更進一步地的瞭解。因此，本研究認為在跨層次研究概念逐漸受到學者重視之時，相關的實徵研究應是相當值得學者們進一步地去深入探討的主題，尤其是在現今組織政治領域中跨層次的概念正在萌芽發展之初。4.2 管理實務意涵從管理實務的角度來看，本研究的結果亦可提供實務管理者一些建議。根據 Cropanzano (1997)[8] 等人指出，個人在一個充滿政治的環境中工作，絕對有理由相信“努力並不一定等於報償”，因為在這樣的情境中，權力決定了一切，因而也造成個人專心致力於同盟的建立，促使工作的環境變得更加不可預測及充滿威脅性，導致大多數人覺得原本呈現平衡關係的交換契約已遭破壞，因而不願繼續投注心力於此工作情境，最後甚或離職。因此，簡單地說，為了改善工作環境中員工本身對於心理契約的評價（即不造成心理契約違反）並確保後續引發的態度和行為不傷害組織 / 工作群體，管理者 / 領導者在管理實務上應當致力於提供一個透明、明確、具標準且一致的政策和措施，在決策的程序上更應該確保公平、公正的原則，同時透過和員工溝通的方式清楚地傳達訊息給群體中每位員工，以降低組織政治這個角色壓力源所帶來的負面效果。另外，管理者亦須極力阻止工作場域中政治活動的發生，例如透過回饋（feedback）的機制讓員工瞭解什麼樣的行為才是組織所許可的，或是盡力避免造成員工從事政治活動的誘因機制的產生，在最糟的狀況下，管理者更應採取必要手段將工作環境中從事政治活動且已對其他人產生重大傷害的關鍵性行動者逐出此工作場域。

58因此，基於本研究所得到的結論，我們建議管理者 / 領導者於管理實務上應多致力於有關績效評估、資源分配、管理決策等的公平性，如此才能讓員工更願意留下來繼續為組織 / 工作群體努力。5 研究限制與後續建議立基於前述理論基礎的推演與實徵資料的蒐集與驗證，本研究雖然在結果上已獲得了實徵分析結果支持研究理論的證實，然而仍有一些不足與限制的地方，以下茲將針對各點提出說明與建議。本研究主要是採橫斷性（cross-sectional）的研究設計，它可能會限制因果關係推論上的正確程度，再者，本研究中所探討的變項如工作群體政治氣候、心理契約違反都是和時間存在相當關聯性的影響變項，尤其是員工的心理契約違反，它應該是一個受所處工作環境及時間持續變化而不斷改變的一種心理狀態，而並非僅僅是如同本研究從一個特定的時間切點讓員工來衡量他們對於所處工作情境過去是否履行承諾的程度，因此，嚴格來說，在一個動態的時間流程裡，因果關係推論的基礎應是立基於縱貫性（longitudinal）的研究設計。故建議後續的研究者可朝此一方向做更進一步的分析與探討。在有關研究變項的考量方面，從本研究最後完整模型的分析結果中可知（隨機效果 τ00 顯著），其實還存在其他群體層次的自變項，因此，後續的研究者或許可從和政治氣候存在一相似立論基礎（基於公平性概念）卻呈現相反影響效果的公平氣候、或是從支持性氣候的觀點來探討這樣的影響機制是否依然成立。再者，從結果變項的角度來看，如同 Rousseau (1985)[55] 所述，群體特質因素對於個體的影響，不應僅僅止於態度變項，它對於發生於態度之後的行為變項亦可能存在影響效果。因此，依照本研究推論群體政治氣候→心理契約違反→離職傾向時所採用社會交換理論的觀點來看，後續研究者或許也可從不同於態度變項的行為變項，例如組織公民行為、離職行為依此觀點做進一步之分析與探討。就分析的層次而言，本研究雖然結合了群體層次與個體層次的影響變項，同時於分析時亦控制了不同於群體影響變項（群體政治氣候）特質的群體特性（例如群體規模、群體工作屬性）變項，但由於在實際的情境中，組織係屬巢套的結構，因此，組織中的個人在組織中除了可能受到來自於工作單位（群體）最直接的系絡影響效果以外，他們也會受到更高層次（即組織）因素的影響，例如組織規模、組織所屬產業特性等，因此，建議後續的研究者，為了讓組織中發生的現象能更真實的呈現出原貌，於研究設計時應考量更多層次的影響變項，以便讓讀者能更瞭解組織中現象的真實樣貌。不可諱言地，本研究的分析結果極有可能受到共同方法變異的影響，然而，於研究進行中，本研究仍盡力克服此問題，例如在事前的預防措施上，利用 Podsakoff, ManKenzie, Lee, & Podsakoff (2003)[47] 所提問卷編排設計法中的受訪資訊隱匿法、題項意義隱匿法、反向題項設計法進行問卷編排工作，同時，於事後的補救措施上（即問卷施測後），亦採用 Harman's 單因素檢定法（Harman's one-factor test）來進行檢測，從檢測結果發現，並未僅存在單一因素，而且，第一個重要因素也並未解釋大部分的變異，因此，初步判定本研究受共同方法變異的影響不大。另外，由於本研究其中一個研究變項（政治氣候）是由低層次變項彙總至高層次變項，根據 Podsakoff (2003)[47] 等人的說法，利用分析層次的不同及運用不同層次的分析，亦可降低共同方法變異問題，因此，本研究承認在研究結果中或許仍不免地受到少許共同方法變異的影響，但應該已把影響程度降至最低。在此建議後續研究者，為了避免共同方法變異問題，最好還是在研究之初即謹慎考量蒐集不同來源的變項資料，例如利用次級資料、配對樣本（主管和員工分別填答）等。

59張博堅組織政治氣候與員工離職傾向： “心理契約違反”跨層次中介角色的討論参考文獻[1] Abrahamson, E.. Management Fash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6, 21: 254-285.[2] Albanese, R., Van Fleet, D. 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 managerial viewpoint, New York: The Dryden Press, 1983.[3] Aryee, S., Chen, Z. X., Budhwar, P. S.. Exchange Fairness and Employee Performance: An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and Procedural Justic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2004, 94: 1-14.[4] Baron, R. M., Kenny, D. A..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y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6, 51: 1173-1182.[5] Blau, P. U..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 New York: Wiley, 1964.[6] Chowdhury, S. K., Endres, M. L.. The impact of client variability on nurses’ occupational strain and injury: Cross-level moderation by safety climate, 2010, 53: 182-198.[7] Christiansen, N., Villanova, P., Mikulay, S.. Political Influence Compatibility: Fitting the Person to the Climate.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97, 18: 709-730.[8] Cropanzano, R., Howes, J. C., Grandey, A. A., Toth, P.. The Relationship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and Support to Work Behaviors, Attitudes, and Stress.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97, 18: 159-180.[9] Cropanzano, R., Kacmar, K. M., Bozeman, D. P..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Justice, and Support: Their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In R. S. Cropanzano & K. M. Kacmar (Eds.),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Justice, and Support: Managing the Social Climate of the Workplace (pp. 2-18). Westport, CT: Quorum Books, 1995.[10] Dabos, G., Rousseau, D. M.. Mutuality and Reciprocity in the Psychological Contracts of Employee and Employer.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4, 89: 52-72.[11] Dipboye, R. L., Foster, J. B.. Multilevel Theorizing about Perceptions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In F. Dansereau & F. J. Yammarino (Eds.), Research in Multi-level Issues: The Many Faces of Multi-level Issues (pp. 255-285). Amsterdam: JAI/Elsevier Science, 2002.[12] Drory, A.. Perceived Polit ical Climate and Job Attitudes. Organizational Studies, 1993, 14: 59-71.[13] Eisenberger, R., Huntington, R., Hutchison, S., Sowa, D..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86, 71: 500-507.[14] Ferris, G. R., Adams, G. L., Kolodinsky, R. W., Hochwarter, W. A., Ammeter, A. P.. Perceptions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Theory and Research Directions. In F. Yammarino & F. Dansereau (Eds.), Research in Multi-level Issues: The Many Faces of Multi-level Issues (pp. 179-254). Amsterdam: JAI/Elsevier Science, 2002.[15] Ferris, G. R., Fedor, D. B, Chachere, J. G. Pondy. L. R.. Myths and Politics in Organizational Contexts. Group and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1989, 14: 88-103.[16] Ferris, G. R., Frink, D. D., Galang, M. C., Zhou, J., Kacmar, K. M., Howard, J. L.. Perceptions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Prediction, Stress-related Implications and Outcomes. Human Relations, 1996, 49: 233-266.[17] Ferris, G. R., Frink, D. D., Glimore, D. C., Kacmar, K.M.. Understanding as an Antidote for the Dysfunctional Consequences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as a Stressor.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994, 24: 1204-1220.[18] Ferris, G. R., Judge, T. A.. Personnel/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 Political Influenc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1, 17: 447-488.[19] Ferris, G. R., Kacmar, K. M.. Perceptions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2, 18: 93-116.[20] Ferris, G. R., Russ, G. S., Fandt, P. M.. Politics in Organizations. In R. A. Giacalone & P. Rosenfeld ( Eds.), Impression Management in the Organization (pp. 143-170).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1989.[21] Gandz, J., Murray, V.. The Experience of Workplace Politic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80, 23: 237-251.[22] George, J. M.. Personality, affect, and behavior in group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90, 75: 107-116.[23] Glisson, C., James, L. R.. The cross-level effects of culture and climate in human service teams.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02, 23: 767-794.[24] Gouldner, A. W.. The Norm of Reciprocity: A Preliminary State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60, 25: 161-178.[25] Hall, A. T., Hochwarter, W. A., Ferris, G. R., Bowen, M. G.. The Dark Side of Politics in Organizations. In R. W. Griffin & A. M. O’Leary-Kelly (Eds.), The Dark Side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pp. 237-261).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004.[26] Harrell-Cook, G., Ferris, G. R., Dulebohn, J. H.. Political Behaviors as Moderators of the Perceptions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work Outcomes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99, 20: 1093-1106.[27] Harris, K. J., Kacmar, K. M.. An Investigation of Supervisor Constructs as Buffers on the Perceptions of Politics’ Strain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2005, 78: 337-354.[28] Hosking, D. M., Anderson, N. R. (Eds.). Organizational Change and Innovation: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and Practices in Europe. Routledge, London, 1992.[29] Johns, G.. The essential impact of context o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6, 31: 386-408.[30] Johns, A. P., & James, L. R.. Psychological climate: Dimensions and relationships of individual and aggregated work environment perception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79, 23: 201-250.[31] Joyce, W. F., Slocum, J.. Collective Climate: Agreement as a Basis for Defining Aggregate Climate in Organizatio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84, 27: 721-742. [32] Kacmar, K. M., Baron, R. A..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The State of the Field, Links to Related Processes, and an Agenda for Future Research. In G. R. Ferris (Ed.), Research in Personnel and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Vol. 17, pp. 1-39). Stamford, CT: JAI Press, 1999. [33] Kacmar, K. M., Carlson, D. S.. Further Validation of the Perceptions of Politics Scale (POPS): A Multiple Sample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7, 23: 627-658.[34] Konovsky, M. A., Cropanzano, R.. Perceived Fairness of Employee Drug Testing as a Predictor of Employee Attitudes and Job Performanc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91, 76: 698-707.[35] Kozlowski, S. W. J., Klein, K. J.. A Multilevel Approach to Theory and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s: Contextual, Temporal and Emergent Process. In K. J. Klein & S.W. J. Kozlowski (Eds.), Multilevel Theory, Research and Methods in Organizations (pp. 3-91).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000.[36] Krull, J. L., MacKinnon, D. P.. Multilevel Modeling of Individual and Group Level Mediaed Effects. Multilevel Behavioral Research, 2001,

6036: 249-277.[37] Liao, H., Chaung, A.. A Multilevel Investigation of Factors Influencing Employee Service Performance and Customer Outcom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4, 47: 41-58.[38] Liao, H., Rupp, D. E.. The Impact of Justice Climate and Justice Orientation on Work Outcomes: A Cross-level Multifoci Framework.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5, 90: 242-256.[39] Likert, R.. New Patterns of Management. New York: McGraw-Hill, 1961.[40] Maslyn, J., Fedor, D. B.. Perceptions of Politics: Does Measuring Different Foci Matter?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98, 84: 645-653.[41] Miller, B. K., Rutherford, M. A., Kolodinsky, R. W.. Perceptions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A Meta-analysis of Outcomes.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Psychology, 2008, 22: 209-222.[42] Mintzberg, H.. Power in and around Organization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83.[43] Mobley, W H., Griffeth, R. W., Hand, H. H., Meglino, B. M.. Review and Conceptual Analysis of the Employee Turnover Proces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79, 86: 493-522.[44] Morrison, E. W., Robinson, S. L.. When Employees Feel Betrayed: A Model of How Psychological Contract Violation Develop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7, 22: 226-256.[45] Muchinsky, P. M., Tuttle, M. L.. Employee Turnover: An Empirical and Methodological Assessment.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1979, 14: 43-77.[46] Ostroff, C., Bowen, D. E.. Moving to a Higher Level: HR Practices and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In K. J. Klein & S. W. J. Kozlowski (Eds.), Multi-level Theory Research, and Methods in Organizations (pp. 211-267).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000.[47] Podsakoff, P. M., ManKenzie, S. B., Lee, J. Y., Podsakoff, N. P.. Common Method Biases in Behavioral Research: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Recommended Remedie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3, 88: 879-903.[48] Porter, M.. Competitive advantage: Creating and sustaining superior performanc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5.[49] Porter, L. W., Lawler, E. E.. Properties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in Relation to Job Attitudes and Job Behavior.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65, 64: 23-51.[50] Porter, L. W., Steers, R. M.. Organizational, Work, and Personal Factors in Employee Turnover and Absenteeism.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73, 80: 151-176.[51] Price, J. L.. The Study of Turnover. Ames, Iowa: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7.[52] Randall, K. L., Cropanzano, R., Bormann, C. A., Birjulin, A..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an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as Predictors of Work Attitudes, Job Performance,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99, 20: 159-174.[53] Robinson, W. S.. Ecological Correlations and the Behavior of Individual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50, 15: 351-357.[54] Robinson, S. L., Morrison, E. W..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logical Contract Breach and Violation: A Longitudinal Study.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00, 21: 525-546.[55] Rousseau, D. M.. Issues of Level in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ulti-level and Cross-level Perspectives.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85, 7: 1-37.[56] Salancik, G. J., Pfeffer, J.. A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pproach to Job Attitudes and Task Design.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78, 23: 224-253.[57] Susser, M.. The logic in ecological: I. The logic of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994, 85: 825-829.[58] Tagiuri, R., Litwin, G. (Eds.),. Organizational Climate: Explorations of a Concept. Boste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1968.[59] Thomas, J., Griffin, R. W.. The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 of Task Design: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3, 8: 672-682.[60] Treadway, D. C., Adams, G. L., Goodman, J. M.. The Formation of Political Sub-climates: Predictions from Social Identity, Structuration, and Symbolic Interac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Psychology, 2005, 20: 201-219.[61] West, M. A.. Effective Teamwork. Leicester: 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 1995.[62] Zhang, Z., Zyphur, M. J., Preacher, K. J.. Testing multilevel mediation using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 Problems and solutions.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2009, 12: 696-719.[63] Zhao, H., Wayne, S. J., Glibkowski, B. C., Bravo, J.. The Impact of Psychological Contract Breach on Work-related Outcomes: A Meta-analysis. Personnel Psychology, 2007, 60: 647-680.學生活動—辯論隊辯論隊廣東話組成功舉辦“第一屆校際交流盃辯論友誼賽”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第十屆澳門高等院校學生辯論賽，讓新隊員有更多的上場經驗，本次活動共設兩場比賽。澳門科技大學辯論隊廣東話組於5月19日在大學成功舉辦了“第一屆校際交流盃辯論友誼賽”。

61第 6 卷第 1 期澳門科技大學學報 Vol.6 No.12012 年 6 月 30 日 Journal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une 30 , 2012 金融機構所有權結構與公司價值的實證分析孫婷霞1，陳　復2（1. 澳門科技大學行政與管理學院，澳門；2. 紐約大學金融學院，紐約）摘要：所有權結構和性質是影響公司價值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二者的關係仍有不同的解釋。本文針對在中國深滬兩市A股上市的36家金融機構2005年12月~2010年6月的面板數據，進行了敘述性統計、相關性、共線性、多元回歸等實證分析，並進行了虛擬變數、延遲、交互項等可靠性檢驗，探討了中國上市金融機構所有權結構及股權集中度與公司價值的關聯性。最後總結結論，並對中國金融機構股權結構方面提出了建議。關鍵詞：所有權結構；金融機構價值；股權集中度The Relationship Aetyeen Oynership Structure and the Value of Company of China's List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Tingxia SUN1, Fu CHEN2( 1.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aculty of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Macao, China ) ( 2. New York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New York, USA )AAstractt: The structure and character of ownerships are important factors in influencing firm's value. Through the empirical model of the multiple regression, we discussed the relevance of ownership structure,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and the value of company of China's list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en, we summarize the results, and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 to the field of ownership of China's financial institutions.eyyordst: Ownership structur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value;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收稿日期：2012-03-16；修訂日期：2012-06-04。﹡通訊作者：孫婷霞，女，澳門科技大學金融專業碩士研究生。E-mail: suntingxia0831@hotmail.com，Tel: 15344897783 0 引言自從 2001 年 11 月中國加入 WTO 後，大批外資流入內地金融機構，但是戴志敏、王海倫（2008)[1] 指出外資參股對中國的金融機構還是存在潛在的負面影響。這與聲稱公司在完全不受國家所有權控制下價值最高的言論（Dewenter and Malatesta, 2001; Megginson and Netter, 2001)[2~3] 完全相悖。陳瓊芬 (1995)[4] 研究指出外國法人的持股比例越高，越可提升公司價值，黃金蓮 (2001)[5] 也證實二者呈正向關係。Jensen&Meckling[6] 提出的利益收斂假說認為當股權分散時，公司價值降低，而利益剝奪假說 (Jensen&Ruback, 1983)[7] 則認為股權集中度與公司績效呈負相關，更有學者提出了所有權無關論。Demsetz and Lehn(1985)[8] 通過實證研究證實所有權結構與公司價值無關。所以關於所有權結構與價值的關係，目前為止仍沒統一定論。國內外許多學者已做過許多關於所有權結構與公司價值關係的研究，設計領域也很廣泛，但是金融機構領域的少之又少，樣本選擇也大多是

62美國、英國或臺灣的上市公司，得出的結論對於中國的金融機構並不能完全適用。本文從以上實證缺陷出發，針對中國金融機構所有權結構與公司價值關係的研究，選取在中國深滬兩市 A 股上市的 36 家金融機構 2005 年 12月 ~2010 年 6 月的面板數據，進行了敘述性統計、相關性、共線性、多元回歸等實證分析，並進行了虛擬變數、延遲、交互項等可靠性檢驗，力求從中尋找出中國金融機構所有權結構與公司價值的關係。1 文獻綜述 Jensen and Mekling(1976)[6] 首先提出代理理論，認為股權越集中在管理者手中，管理者偏好行為所造成的企業財富損失將大部分由管理者承擔，因此管理者的行為將會合理化以追求公司價值極大化。孫永祥和黃祖輝 (1999)[9] 的研究表明較高的股權集中度和股權制衡有利於公司價值的提高。Leland 和 Pyle(1977)[10] 提出，由於公司與投資人間存在資訊不對稱問題，經營者持股比例越高即代表公司的價值越高，兩者間呈現正相關。利益收斂假說（Convergence of interest hypothesis）認為所有權結構與公司價值呈現正向關係。Kesner(1987)[11] 收集 1983~1985 年共 250 家樣本資料，結論為內部人士持股比率越高，公司經營績效越好。Stulz(1988)[12] 從收購市場的觀點來看管理層的持股比例對公司價值的影響，其認為當管理階層的持股比例很大時，會減少非善意的收購行為，導致公司價值的下降。Mock、Nakamura 和 Shivdasani(2000)、陳坤宏 (1995)[13~14] 的研究發現管理者或者最高主管持股都與公司績效成負相關。肖作平 (2003)[15] 在股權結構、資本結構與公司價值的實證研究中認為：股權集中度與公司的價值成正相關；國家股比例對公司價值的影響不顯著；法人股持股比例與公司價值成 U 型曲線關係。Gongmeng Chen、Michael Firth、Liping Xu(2009)[16] 的研究中認為國家所有制對上市公司起到負面作用，相比於其他所有權類型的公司，國有資產管理機構（SAMB）控股公司的盈利能力偏低。大多數研究成果認為，國有持股比例與企業價值負相關，認為政府政策的指導與規範會影響到公司的營運決策，造成公司經營績效表現與一般公司的經營績效較不佳。劉國亮、王加勝(2000)[17] 認為，公司經營績效與國家股的大小呈負相關。但是周業安 (1999)[18] 對股權結構與淨資產收益率（ROE）的關系進行檢驗，得出國有股比例與 ROE 有顯著的正相關關係。綜上所述，現有關於所有權結構與公司績效之間的研究還沒有達成一致結論。産生不同觀點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爲各國所處的經濟和社會環境不同，經濟發展模式和資本市場發育程度的差異化導致實證結果存在較大分歧；另一方面由於不同學者在建立計量經濟模型時所收集的樣本之間行業特徵、地域特徵等差異較大，所選擇的代表公司價值的指標各有不同，所采用的時間數據也不盡相同，從而影響因素存在差別，導致結論不一致甚至相反。但是可以看出，大多數學者的研究表明，不論是通過何種途徑、何種方式發生作用，股權結構與公司價值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繫。他們的研究方法對於我們分析中國的實際問題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本文希望克服上述股權屬性分類狹隘的問題，對國有控股與私人控股的深滬上市金融機構進行深入研究以探討其所有權與機構價值之間的關係。2 實證模型 2.1 研究假說綜合國內外的研究，我們提出了以下五個假說：國有資產管理機構控股比例和公司價值負相關；中央直屬國有企業控股比例和公司價值正相關；地方所屬國有企業控股比例和公司價值正相關；外資產權控股控股比例和公司價值成正相關；股權集中度和公司價值成正相關。2.2 構建模型為了避免自變數之所有權比例與股權集中度存在共線性問式題，將研究的自變數分為兩個實

63孫婷霞，等金融機構所有權結構與公司價值的實證分析證模型，見式（1）、式（2）：Yt=α0+α1PSAMBt+α2PSOECGt+ α3PSOELGt+α4FOREIGNt+ β1SIZEt+β2LEVt+β3TATt （1）Yt=α0+α1PFSHt+β1SIZEt+β2LEVt+β4TATt （2）式中因變數 Y 由 ROE（股東權益報酬率）、EPS（每股盈餘）、ROA（資產報酬率）表示。自變數有 PSAMB（國有資產管理機構年底持股數/ 年底流通在外股數）、PSOECG（中央直屬國有企業年底持股數 / 年底流通在外股數）、PSOELG（地方所屬國有企業年底持股數 / 年底流通在外股數）、PFOREIGN（外資產權控股年底持股數 / 年底流通在外股數）、PFSH（第一大股東年底持股數 / 年底流通在外股數）。控制變數有 SIZE（公司年底總資產帳面值之自然對數），此變數代表機構規模的大小；LEV（資產負債率），用於控制資本結構因素；TAT（總資產周轉率（次）），該比率衡量金融機構運用其資產創造收入的能力。2.3 數據來源本研究是以 36 家中國上市金融機構 2005 年12 月 31 日至 2010 年 6 月 31 日共 5 年的面板數據為研究對象，來討論分析股權結構比例以及所有權集中度對金融機構經營績效的影響。所使用的數據主要來自國泰安資產負債表資料庫、和訊網股權結構資料庫和新浪網資料庫，以及金融機構所發布的財務資料。為盡可能確保資料的客觀性，本研究基本上采用原始的比率資料和簡單的數學算式或比率。3 實證結果與分析 3.1 回歸結果與分析從實證結果發現，SAMB 持股比例與金融機構經營績效呈負相關，在 а= 0.1 的顯著水准下，當金融機構經營績效衡量指標為 EPS 時，呈顯著負相關，符合假設。可能因為金融機構是國家經濟發展重要一環，當政府機構持股達到可控制金融機構的政策營運時，政府會以政策的指導與規範來影響金融機構的運營決策（邱厚銘，2004)[19]，以達到國家政策發展，造成政府機構持股比例高的金融機構經營績效會比一般金融機構經營績效較差。在 α= 0.1 的顯著水准下，SOECG 持股比例與公司價值不顯著相關，且各績效指標的系數也不相同，這與假設不符。SOELG 持股比例的系數均為正值，當金融機構經營績效衡量指標為 ROA 且在 α= 0.1 的顯著水准下，呈現顯著正相關。說明 SOELG 較SOECG 在執行國家金融政策時具有更強靈活性，受資金流向的牽制性較弱。例如在存放款利率以及差別存款准備金等方面，SOELG 可以較SOECG 更加有效調配。因此符合假設。外資產權控股持股比例的系數均為正值但均無顯著相關。可能因為外資和私有控股買賣控股權的成本較低，即有可能為了追求高報酬的利潤，而隨時大額的買賣金融機構股權，所以外資和私有機構扮演著短期持有的投資者角色，而非長期持有的專業理性投資者。股權集中度和公司經營績效之間呈正向關係，當金融機構經營績效衡量指標為 EPS 且α= 0.1 的顯著水准下，呈顯著正相關。由此推測股權集中度高對公司經營績效的影響更多地是正向激勵效應。原因在於，股權集中度越高，對控股股東基於控制的公共利益所產生的正向激勵也就越高，控股股東也就越有可能保持對公司經理層的有效控制；相應地，控股股東“掏空”上市公司的邊際成本也就越高，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控股股東為追求控制的私有利益而使全體中小股東的利益遭受損害的能力。3.2 可靠性檢驗為保證研究結論的可靠性，我們還進行了如下的可靠性檢驗。3.2.1 虛擬變數檢驗將自變數 SOECG 持股比例定義為虛擬變數，以 SOECG 持股比例大於其他三種持股比例設為1，否則為 0，以加強本研究的穩固性。其實證結果表明的方向同為正向，且當金融機構經營績效

64衡量指標為 ROA 和 EPS 時，達到了 α=0.1 的顯著水准。所以整體而言，SOECG 持股比例對金融機構經營績效有明顯的正向關係，可能原因為中央直屬金融機構直接面臨許多中央政府部門的嚴格監管，腐敗現象的發生相對較少，經營更為規範和有效。3.2.2 延遲檢驗在面板資料的基礎上，我們對所有權比例與公司經營績效進行了自相關檢驗，見圖 1。發現作為因變數的公司經營績效以 ROA 做量度時，其滯後一期的資料對其乾擾性較大，見圖 1。圖1 以ROA為度量的自相關檢驗同時當公司經營績效以 EPS 做量度時，其滯後一期以及滯後兩期的資料均對其乾擾性較大，見圖 2。圖2 以EPS為度量的自相關檢驗同樣，我們對所有權集中度與公司經營績效行了自相關檢驗，發現作為因變數的公司經營績效以 EPS 做量度時，其滯後一期的資料對其乾擾性較大。因此，我們決定比較 time delay 前後方程式的殘差項 DW 值，來判斷 time delay 對回歸分析的影響。3.2.3 HERFINDAHL指標用 HERFINDAHL（前三大股東持股比例的平方和）作為股權集中度的衡量指標來進行回歸分析。我們發現其結果方向與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作為股權集中度衡量指標一致。3.2.4 交互項檢驗本文在回歸分析的模型基礎上，進一步以ROA、EPS 為因變數，PSOECG、PSOELG、PFSH 為引數，其他指標為控制變數，進行控制變數及交互作用分析，研究控制變數 SIZE 及 LEV分別通過 PSOECG、PSOELG、PFSH 對 ROA、EPS 的偏影響。1）所有權持股比例的交互項檢驗。在前面所有權持股比例分析中，ROA 和 EPS 較為顯著，所以僅對 ROA 和 EPS 做偏影響分析。引入交互項后模型見式（3）： Yt=α0+α1PSAMBt+α2PSOECGt+ α3PSOELGt+α4FOREIGNt+ β1SIZEt+β2LEVt+β3TATt+β4CGSt （3）△ Y/ △ SIZE=α2+β4PSOECGt，其中CGSt=PSOECGt*SIZEt。由表 1 得知，ROA 作因變數時交互項 CGS 的顯著性達到標准，同時調整後的 R2 為 0.533，表示該模型的擬合度達到本研究所希望達到的水准。公司規模通過 SOECG 對 ROA 的偏影響為正，交互項 CGS 系數為 0.02，意味著 SOECG比例越高，公司 SIZE 的增加導致 ROA 上升越多，也就是說 SOECG 比例與 SIZE 存在著交互效應。根據樣本的描述性統計可知，樣本中 SOECG 的均值為 0.1773709，因此在SOECG 比例的平均值上，SIZE 對 ROA 的影響（ △ ROA / △ SIZE=α2+β4PSOECG）為0.002+0.02*0.1773709=0.005547，即 SIZE 提高 10

65孫婷霞，等金融機構所有權結構與公司價值的實證分析個百分點，將導致ROA增加0.005547倍的標准差。同理可知，SOELG 比例與 SIZE 也存在著交互效應，公司 SIZE 的增加導致 ROA 上升越多；SOECG、SOELG 比例與 LEV 存在著交互效應，SOECG、SOELG 比例越高，LEV 的增加導致ROA 下降越多。表1 自變數与應變數之間的關係Dependent ROA EPSCONSTANT -0.008（-0.178） -2.398（-5.078***）PSAMB -0.010（-0.548） -0.822（-4.418***）PSOECG -0.525（-4.028***） 1.719（1.259）PSOELG 0.047（2.071**） -0.536（2.265**）PFOREIGN 0.003（0.114） 0.377（1.437）CGS 0.020（4.064***） -0.075（-1.440）SIZE 0.002（1.120） 0.112（5.314***）LEV -0.053（-2.362**） -0.008（-0.035）TAT -0.074（-8.764***） -0.228（-2.575***）Adjusted R2 0.533 0.243Model-F statistic 26.840 11.407Durbin-Watson 1.800 1.319OBS. 261 261注：*表示達10%的顯著水準；**表示達5%的顯著水準；***表示達1%的顯著水準2）股權集中度的交互項檢驗。因為此前所有權集中度回歸分析中，模型結果 EPS 所得資料較為顯著，所以僅討論 EPS，排除 ROA 和 ROE。將 PFSHSt=PFSHt*SIZEt、PFSHTt=PFSHt*TATt放入模型中。由實證結果得知，交互項 PFSHS，PFSHT 的顯著性雖達到標准，但調整後的 R2 為0.208 和 0.238，表示該模型的擬合度未達到本研究所希望達到的水准，所以不予討論。綜上所述，當 ROA 作因變數時，SIZE 和LEV 通過 SOECG 及 SOELG 比例對 ROA 有一定的偏影響。4 研究結論與建議根據實證結果與分析，我們發現當國有資產管理機構持股比例愈高時，金融機構經營績效愈差，而地方所屬國有企業持股比例與金融機構經營績效呈正相關，股權集中度愈高，金融機構經營績效愈好。同時，為了使中國金融業更好的發展，本文提出了以下四點建議：第一，改善金融機構股權結構。改變我國上市金融機構幾乎完全國家控股現象，優化股權結構，完善董事會職能，建立更為高效的金融機構管制體系。第二，提高金融機構資產運營的有效性，完善其資產管理體系。由於我國金融機構傾向於政府導向，有效性較低，出現資產周轉率與公司價值成反向影響關係，因此需要不斷規範和完善公司的資產管理體系，以提高資產再創收益的能力。第三，確立有效的業績評價體系。我國目前的業績指標主要是財務指標體系，由於會計資訊披露方面存在人為操縱的問題，不能完全反應公司真實的財務狀況和發展潛力。而且，用財務指標衡量管理層的業績，可能會造成管理層的短期傾向。因此應該建立一套科學的、符合市場規律的業績指標體系。第四，適當提高股權集中度。由於股權集中度在合適的範圍內提高，可以促使公司績效提升，以及使公司在決策，運營，治理等方面發揮最大效用職能，達到提升公司經營績效的目的。参考文獻[1] 戴志敏,王海倫.外資參股國內銀行及其對金融安全的影響.浙江大學學報,2008,（02）:P108-115.[2] Dewenter K.L. and Malatesta, P.H.. State-owned and privately owned firm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profitability, leverage and labor intens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1,(91):P320-334.[3] Megginson, W. and J. Netter. From State to Market: A Survey of Empirical Studies on Privat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2001.[4] 陳瓊芬.外人直接投資對我國上市公司企業價值關係之研究[D].台灣: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1995.[5] 黃金蓮.台灣上市（櫃）企業財務績效與外資持股比例之關聯性研究[D].台灣:中原大學會計研究所,2001.[6] Jensen, Mecking.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u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6,P83-105.[7] Jensen, M.C. and Ruback, R.S..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 The Scientific Evide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83,11(1-4):P5-50.[8] Demsetz H. and K.Lehn. The Structure of corporate Ownership: Cause and Consequence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5,(93):P1155-

661177.[9] 孫永祥 ,黃祖輝 .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與激勵 .經濟研究 ,1999,（12）:P23-30.[10] Leland, H. E., and D. H. Pyle. Information asymmetries,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finance intermediation. Journal of Finance, 1977,Vol.32:P371-387.[11] Kesner. Directors’ s tock ownership and Organizat ional Performance：An Investigation of Fortune 500 Companies. Journal of Management,1987,11(3)：P499-507.[12] Stulz, R.M.. Managerial Control of Voting Right: Financing Policies and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88,20(1/2):P25-54.[13] Morck.R, Nakamura,M& Shivdasani Abanks.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Firm Value in Japan. Journal of business, 2000,(10).[14] 陳坤宏.家族企業、聯屬持股與經營績效之研究[D].台灣:國立中央大學財務管理學系研究所,1995.[15] 肖作平.股權結構、資本結構與公司價值的實證研究.證券市場導報,2003,（1）:P71-76.[16] Gongmeng Chen, Michael Firth, Liping Xu. Does the type of ownership control matter? Evidence from China's listed companies.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09,(33):P171-181.[17] 劉國亮,王加勝.上市公司股權結構、激勵制度及績效的實證研究.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0,（5）:P40-45.[18] 周業安.金融抑制對中國企業融資能力影響的實證分析.經濟研究,1999,（2）:P13-20.[19] 邱厚銘.公司治理對經營績效與購併行為影響之研究－以金融控股公司為例[D].台灣：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研究所,2004.學生活動—藝術團藝術團獻藝湯姆斯盃及尤伯盃亞洲區預賽開幕晚宴澳門科技大學藝術團應澳門羽毛球總會的邀請，為2月12日於澳門旅遊活動中心舉辦的“湯姆斯盃及尤伯盃亞洲區預賽”之開幕式和歡迎晚宴獻上一系列精彩節目，並擔任開幕式整個活動司儀及公關禮儀工作。“曲韻悠揚”藝術團獻藝外交部駐澳特派員公署澳門科技大學藝術團兩位同學2月27日晚前往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澳門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為到訪特派員公署的行政長官崔世安及各司長等政府領導一行奉上了精彩演出。潘博煌同學的鋼琴獨奏《蘭亭序》、《波蘭舞曲》，曲韻悠揚，中西音樂的不同曲風，令嘉賓們陶醉其中。潘博煌指法嫻熟，與嶄新的捷克鋼琴完美配合，優美樂符如細細溪流在聽眾心中滑過；之後由潘博煌、深小堅兩位獻上薩克斯風與鋼琴合奏曲目《查爾達斯》，歡快的節奏令現場氣氛高漲，隨著樂曲時而輕快，時而悠揚，現場嘉賓讚不絕口，報以熱烈掌聲。電聲樂隊首場演出圓滿落幕電聲樂隊是2011/2012學年澳科大藝術團新成立的一支樂隊。由電聲樂隊舉辦的黃昏音樂會4月26日在G座籃球場開唱，由下午5點延續到9點半結束，一首首耳熟能詳的歌曲讓在場觀眾興奮不已，現場氣氛熱烈。藝術團參加 “龍騰盛世福佑中華”節目錄製應湖北廣播電視台節目組的邀請，澳門科技大學藝術團有幸參與“龍騰盛世福佑中華 —— 壬辰年世界華人炎帝故里尋根節暨拜謁炎帝神農大典”之澳門地區拍攝工作。澳科大藝術團的30位學生作為澳門大學生代表， 5月6日在大三巴牌坊參與了本次節目的外景拍攝。澳科大參與錄製的內容將用於5月16日大典現場儀程四“點燃聖火”環節的電視短片介紹，電視短片取景中國內地、香港、台灣和澳門，由清華大學、香港教育學院、台灣世新大學和澳門科技大學的學生共同參與完成，意在突出兩岸四地大學生齊參與的元素。

67第 6 卷第 1 期澳門科技大學學報 Vol.6 No.12012 年 6 月 30 日 Journal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une 30 , 2012 退休基金投資績效評估與最適資產配置 ——風險價值觀點朱順和，林文傑（澳門科技大學行政與管理學院，澳門）摘要：本研究主要針對澳門公務人員公積金制度之退休基金投資績效進行評估分析，根據Markowitz投資組合理論，考量下方風險，嘗試以風險價值之夏普比率、條件夏普比率及修正夏普比率探評估澳門公務人員公積金的投資績效表現，並進一步探討其投資組合之最適資產配置。研究主要结論：面臨2010年爆發歐洲債務危機與美國高額債務負擔問題的影響，澳門公務人員公積金投資組合的環球股票投資基金比重應低於50%，最適資產配置以環球債券投資基金及銀行存款組合為重心。關鍵詞：退休基金；資產配置；風險價值；條件風險價值；修正風險價值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the Optimal Assets Allocation of Pension Fund - Value-at-Risk PerspectiveShun-Ho CHU, Wenchien LIN(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aculty of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Macau,China )AAstractt: This study is mainly to analyze the investment performance of Provident Fund Scheme (PFS) for Workers in the Public Services in Macau. Based on the portfolio theory of Markowitz, this paper uses Sharpe ratio of Value-at-Risk, Conditional Sharpe ratio and Modified Sharpe ratio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FS and, furthermore, to study the optimal assets allocation of the portfolio of PFS under the downside risks,. The main findings show that with encountering the effects of European debts crisis and US high debts problem in 2010, PFS should lower the portion of global stock mutual funds below 40% of portfolio and main portion of PFS should focus on global bonds and bank deposits. eyyordst: Pension fund; Asset Allocation; Value-at-Risk; Conditional Value-at-Risk; Modified Value-at-Risk收稿日期：2012-05-15；修訂日期：2012-06-08。本文為課題《澳門公共退休金最適資產配置之研究》的前期研究通訊作者：朱順和，男，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銀行管理及退休金管理。 E-mail：shchu@must.edu.mo，Tel：+8869337288700 引言澳門已成為老年型人口結構的地區，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嚴重，有關的社會福利、醫療服務、社會保障及住房等方面需求增大，財政負擔也日益增加，引起了澳門特區政府和社會的廣泛關注。為此，澳門特區政府近年來推出了多項社會養老措施及政策，例如醫療券計劃、經濟房屋政策、公務人員公積金制度、中央儲蓄制度以及強制性與任意性之雙層式社會保障制度等，期望能進一步完善養老制度的可持續發展。此顯示出澳門人口確實存在著人口老年化及退休養老財政負擔問題，為澳門社會養老機構首要重視的課題。

68為因應全球未來老齡化年所帶來財務負擔問題，World Bank[1] 於 1994 年提出“扭轉老年危機（Averting the Old Age Crisis）”的研究報告，建議各國應建立政府負責的支柱（Publicly Managed Pillar）、僱主負責的支柱（Privately Managed Pil-lar）及個人自願的支柱（Voluntary Pillar）等三個支柱的退休保障制度，以解決解決全球人口老齡化的退休養老問題。澳門特區政府於 2007 年 1 月1 日正式實施《公務人員公積金制度》，性質屬於確定提撥制（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之退休金計劃，作為公務人員退休後生活的保障。依據《公務人員公積金制度投放供款規章》，澳門特區政府及公務人員每月分別按薪資金額的 14% 及 7%，合計 21%，共同提存作為退休基金，再由公務人員自行選取澳門退休基金會所提供的環球股票投資基金、環球債券投資基金及銀行存款組合等三項投資項目，按百分之十或倍數組成投資組合，每三個月得選擇是否調整投資組合，並依規定須自行負擔投資盈虧風險。受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的影響，環球股票投資基金項目的績效表現不佳，聯博（Alliance Ber-nstein）環球股票策略投資基金平均月投資報酬率為 –0.66%；因此，澳門退休基金會於 2010 年 5 月更換環球股票投資基金為施羅德（Schroder）環球進取股票基金，以期提升退休金管理與運用績效。2010 年爆發葡萄牙、愛爾蘭、希臘、西班牙及意大利等歐盟五會員國債務危機與美國高額債務負擔問題的影響，全球股票市場重挫，嚴重影響公務人員公積金的投資績效表現。2012 年 2 月澳門退休基金會主席楊儉儀表示，受歐債危機的持續影響，導致 2011 年環球股票投資基金績效表現為 -14.42%；整體績效表現則為 -5.77%。Brinson, Singer, and Beebower（1991）[2] 研究美國 82 個大型退休基金在 1977 年 ~ 1987 年間績效表現優異的驅動因素：91.5% 為資產配置因素（asset allocation）、4.6% 為有價證券選擇因素（security selection）、1.8%為市場時機因素（market timing）、2.1% 為其他因素；研究結果顯示，影響投資報酬的最大因素就是資產配置。OECD（2011）[3] 研究指出，由於全球經濟情況逐漸好轉，OECD 會員國公共退休基金投資績效表現獲致改善；惟公共退休基金大多仍採取保守穩健的投資策略，資產配置主要以債券為主，約占投資組合資產的 50%；2009 年及 2010 年公共退休基金實質平均投資報酬率分別為 10.6% 及6.3%。國際貨幣基金（IMF）、環球透視（Global Insight）、經濟學人（EIU）等機構預測 2012 年全球經濟成長趨緩，以及持續的長期利率偏低，將對擔負長期給付責任的退休基金形成中期風險（medium-term risk）（OECD, 2011 [3]）。公務人員公積金投資組合資產配置是澳門退休基金會與公務人員共同重要的財務工作，面對此一經濟環境，對於公積金的管理與運用將是一項嚴峻的挑戰。退休基金的運用管理要兼顧安全性與收益性，但首重安全性。對於退休基金的投資報酬與風險研究，常用的風險因素大多為標準差（σ）、貝他值（β）、追蹤誤差（tracking error）等，但最近國內外學者則關注下方風險（downside risk）的投資報酬與風險研究，此一風險因素如風險價值（Value-at-Risk; VaR）（Hu and Chen, 2009）[4]、條件風險價值（conditional Value-at-Risk; CVaR）（Bogentoft, Romeijn, and Uryasev, 2001[5]; Krokmai, Palmquist, and Uryasev, 2002[6]）、修正風險價值（modified Value-at-Risk; MVaR）（Favre and Galean, 2002[7]）。據此，本研究依據Markowitz （1952）[8] 的投資組合理論，嘗試结合運用平均數 - 方差模型（Mean-Variance Model），以風險價值之夏普比率、條件夏普比率及修正夏普比率來評估澳門公務人員公積金的投資績效表現，並進一步探討其投資組合之最適資產配置。1 文獻探討1.1 投資組合理論 Markowitz（1952）[8] 提出平均數 - 方差模型投資組合理論，進而推導出報酬率與標準差之效率前緣（efficient frontier），期望在以標準差為衡

69朱順和，等退休基金投資績效評估與最適資產配置 ——風險價值觀點量指標的一定風險水準下，獲得最大的報酬率。平均數 - 方差模型投資組合報酬率的數學式如下（Markowitz, 1952[8]）：；其中，：投資於第 i 種資產的比例；：資產 i 的期望報酬率之標準差；：資產 i 與資產 j 的共變異數； : 資產 i 的期望報酬率； : 投資組合的期望報酬率。一般而言，理性投資者是厭惡風險而偏好收益的。因此，在一定的風險水準，投資者會選擇能提供最大預期收益率的投資組合；在一定的預期收益率，投資者會選擇風險水準最小的投資組合。能同時滿足上述條件的投資組合的集合稱有效邊界（efficient frontier）。此一有效邊界是一條向右上方傾斜的曲線，反映了“高風險、高收益”的投資原則。1.2 風險價值、條件風險價值與修正風險價值定義與概念 Roy（1952）[9] 指出 Markowitz 的平均數 - 方差模型投資組合理論不足之處，認為應考慮於一定風險發生機率的情形下，投資組合價值下跌的機率。對於此一風險可以風險價值衡量（Campbell, Huisman, and Keodijk, 2001[10]）。所謂風險價值是指一定信賴水準（level of confidence）下，在一段期間內預期可能的最大損失（Jorion, 1996）[11]。1933 年由主要工業國家的金融家與專家學者所組成之G30小組，發佈《金融衍生工具：實踐與原則》報告，建議用風險價值來度量市場風險；隨後，J.P. Morgan 開發的 RiskMetrics，更加速風險價值的廣泛運用（丁浩、龐川，2011）[12]。由於風險價值不被認為是損失的衡量尺標（Basak and Shapiro, 2001[13]），Mauser and Rosen （1999）[14] 指出風險價值作為投資組合最佳函數的決策，可能有缺失之處。條件風險價值比風險價值更能衡量風險，此主要是條件風險價值具有凸性、一致性、正數性等特性（Artzneret al, 1997[15]; Rockafellar and Uryasev, 2000[16]; Bogentoft, Romeijn, and Uryasev, 2001[5]）。因此，Rockafellar and Uryasev （2000）[16] 認為投資組合最適化的重心在風險價值的計算及條件風險價值的最小化。Favre and Galeano（2002）[7] 首先提出修正風險價值的概念。Zakamouline and Keokebakker （2009）[17] 指出風險價值與條件風險價值乃是基於投資組合為正態分佈（normal distribution）的情形下，但實際的投資組合可能為偏態（Skewness）或峰態（Kurtosis）分佈的情形下。偏態是指不對稱的分配。峰態是指分配的高低峰狀況。1.3 相關文獻Bogentoft, Romejin, and Uryasev（2001）[5] 指出退休金資產負債管理問題，著重在運用退休供款基金，並有足夠資產支付退休者的退休金給付。研究從 12 種資產中選取 3 種資產 10 年資料，區分為 5000 個樣本路徑，並以條件風險價值作為風險限制因素，分析出能滿足以資產作為退休給付的最適的路徑。邱顯比、林清珮、楊宗庭（2002）[18] 利用風險價值取代傳統風險評量方式，建立一個有效的指標評估基金風險，以更能表達動態管理風險及量化風險，做為投資人進行基金投資時之風險參考依據。傳統的效率前緣利用標準差以表示資產報酬的波動性，但是投資人不願承擔的是資產價格下跌的風險，因此，在風險價值的應用上，以風險價值取代標準差所建構的效率前緣，較傳統的效率前緣為佳。研究結論：在常態假設成立且調整為相同的風險比較基準時，在相同的投資組合報酬率要求下，平均數 - 風險價值模型效率前緣會優於平均數 - 方差模型效率前緣。黃惠萱（2006）[19] 以台灣加權股價指數、美國道瓊工業平均指數及美國公債指數作為資產配置，運用平均數 - 方差模型與平均數 - 條件風險價

70值模型，來尋找最適資產配置。研究發現：無論採用上述何種模型，美國公債指數的權重較高；當美國公債指數為多頭時，採用平均數 - 方差模型會有較佳績效表現，但美國公債指數為空頭時，採用平均數 - 條件風險價值模型會有較好績效。Hu and Chen（2009）[4] 以 40 個投資於滬深上市股票的共同基金 2004 年 12 月至 2007 年 6 月之周報酬率為樣本，以夏普比率、風險價值之夏普比率及條件夏普比率評估其績效。研究認為通常以夏普比率作為績效評估方法，此是基於正態分佈的情況下；如為厚尾的非正態分佈，則採用修正夏普比率評估其績效方法。研究结果指出，95%及 99% 信賴水平的修正夏普比率評估結果一致，且能區分出共同基金績效的優劣。學者研究文獻多強調應考量下方風險 , 以評估投資組合績效及其最適資產配置。學者認為運用風險價值的概念，對風險的衡量，更能顯示出投資組合所承擔風險水準，所產生可能最大的損失。 2 研究方法2.1 研究資料本研究資料來源為澳門退休基金會的（1）環球股票投資基金；（2）環球債券投資基金；（3）銀行存款組合等三個投資項目之 2007 年 1 月至2011 年 12 月的數據，並針對公務人員公積金 66個投資組合的 260 個周報酬率進行實證研究。 2.2 研究模型有關投資績效的評估方法主要係來自 Treynor（1961）[20]、Sharpe（1964）[21] 及 Linter （1965）[22]等學者所提出之資本資產訂價模型（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CAPM）與證券市場線（Security Market Line; SML）之概念，以衡量投資組合報酬績效與預測能力。Sharpe （1966）[23] 利用投資組合分析理論、股票市場價格行為及資本資產訂價格理論的概念來衡量投資組合績效，以 σ 值作為調整報酬之指標，即每承擔一單位投資組合總風險，所能獲得的超額報酬（excess return）。夏普比率的計算方法如下：其中：：代表投資組合報酬率；：代表無風險利率；：代表投資組合報酬率之標準差。夏普比率值愈高，表示風險調整後的投資組合績效報酬愈佳；相反地，夏普比率值愈低，表示風險調整後的投資組合績效報酬愈差。基於夏普比率的概念，本研究運用風險價值、條件風險價值與修正風險價值觀點於夏普比率，分別参考 Dowd（2000）[24] 的風險價值之夏普比率（Sharpe Ratio of VaR）、Rachev, Jasic, and Stoyanov（2007）[25] 的條件夏普比率（conditional Sharpe ratio）及 Favre and Galeano （2002）[7] 的修正夏普比率（modified Sharpe ratio）等績效衡量工具，作為澳門公務人員公積金投資組合績效衡量及建立最是投資組合的方法。2.2.1 風險價值之夏普比率風險價值的計算可歸納為（1）完全評價法（或稱模擬法），如歷史模擬法、蒙地卡羅模擬法；（2）局部評價法（或稱母數法），如 Delta - Normal 法（Jorion, 1996[11]; Mausser and Rosen, 1998[14]）。本研究採用歷史模擬法。有關風險價值的數學式如下（Jorion, 1996[11]）：其中，信賴水準；最大可能損失。表示價值低於的機率為：在正態分佈下，一個標準離差（deviate）的報酬為，可以下述公式來表示：;因此，於正態分佈的假設情形下，風險價值可以下述公式來表示：其中，最初原始投資金額；信賴水準；

71朱順和，等退休基金投資績效評估與最適資產配置 ——風險價值觀點標準差；持有期間。Dowd（2000）[21] 將夏普比率的計算方式加以修正，以風險價值代替資產報酬變動率，稱為風險價值之夏普比率，來說明投資組合績效報酬之標準差無法衡量投資組合之下方風險問題，此一風險價值是投資組合在某一特定期間某一信賴水準下的風險暴露程度。本研究採取信賴水準α=5%。風險價值之夏普比率的計算公式如下：其中：：代表投資組合報酬率；：代表無風險利率；：代表投資組合之風險價值。風險價值之夏普比率值愈高，表示風險調整後的投資組合績效報酬愈佳；相對地，風險價值之夏普比率值愈低，表示風險調整後的投資組合績效報酬愈差。2.2.2 條件夏普比率有關條件風險價值模型數學式如下（Rockafellar and Uryasev, 2000[16]）：表示 CVaR 的上限，為期望值 X 超過風險價值的部份，也就是平均值超過望期損失。表示 CVaR 的下限，為期望值 X 超過風險價值的部份，也稱為尾部風險價值（tail VaR）。為與的加權平均值。因此，CVaR 可以下列函數表示：其中，Rachev, Jasic, and Stoyaov（2007）[25] 將夏普比率的計算方式加以修正，以條件風險價值代替資產報酬變動率，稱為條件夏普比率，以說明投資組合報酬率之標準差無法衡量投資組合之下方風險問題，此一風險價值是投資組合在某一特定期間某一信賴水準之外的風險暴露程度。本研究風險價值採取信賴水準 α=5%；因此，條件風險價值為超出信賴水準之外的區間。條件夏普比率的計算公式如下：其中：：代表投資組合報酬率；：代表無風險利率；：代表投資組合之條件風險價值。條件夏普比率值愈高，表示風險調整後的投資組合績效報酬愈佳；相對地，條件夏普比率值愈低，表示風險調整後的投資組合績效報酬愈差。2.2.3 修正夏普比率有關修正風險價值的數學式如下（Favre and Galeano,2002[7]）：其中， : 1 - α；S: 偏態係數； K: 峰態係數。偏態的計算方法有（1）離差偏態法，如動差法、Pearson 法 ; （2）次數偏態法。本研究採用Pearson 法。若平均數等於眾數且偏態係數為零，為對稱分配；若平均數大於眾數且偏態係數大於零，為右偏分配；若平均數小於眾數且偏態係數小於零，為左偏分配。若峰態係數等於 3 時，為常態峰分配；大於 3時，為高狹峰分配；小於 3時，為低狹峰分配。本研究檢驗 66 種投資組合，除100% 為銀行存款組合的投資組合為低狹峰及左偏態分佈，其餘投資組合均為高狹峰及右偏態分佈。Favre and Galeano（2002）[7] 將夏普比率的計算方式加以修正，以修正風險價值代替的資產報酬變動率，稱為修正夏普比率，以說明投資組合

72報酬率之風險價值及條件風險價值無法衡量投資組合之為非正態分佈問題，此一修正風險價值是投資組合在某一特定期間某一信賴水準下的風險暴露程度。修正夏普比率的計算公式如下：其中：：代表投資組合報酬率；：代表無風險利率；：代表投資組合之修正風險價值。修正夏普比率值愈高，表示風險調整後的投資組合績效報酬愈佳；相對地，修正夏普比率值愈低，表示風險調整後的投資組合績效報酬愈差。3 實證分析結果與討論本研究是針對公務人員公積金 66 個投資組合的投資績效進行實證研究，由於涉及不同貨幣匯率、市場上的無風險報酬、通脹率及投資組合調整，所以作出的一種推測性論斷和假定性解釋，本研究前提條件如下 : ● 基於環球股票投資基金和環球債券投資基金是以美元作為計算單位價格，而銀行存款組合是以澳門元作為計算單位價格。由於澳門元採釘住港元匯率制，而港元採聯繫匯率制釘住美元，所以本研究假設不考慮外匯風險。 ● 假設投資組合的無風險報酬率是澳門金融管理局公告 2007 年 1 月到 2011 年 12 月的三個月期定期存款利率的平均周利率0.01575%。 ● 在資本資產定價模型的理論下，本研究的投資組合回報率計算不存在通貨膨脹率。 ● 假設公務人員在 2007 年 1 月到 2011 年 12月期間內，不進行更換或改變組合的資產配置。3.1 實證分析結果本研究計算出 66 種投資組合的超額報酬及風險價值、條件風險價值及修正風險價值；其中超額報酬為正值者（即平均月報酬率超過平均無風險月報酬率的部份），共計36個投資組合（表1）。表1有效邊界投資組合的報酬與風險衡量表投資組合（%）風險價值之夏普比率（%）條件夏普比率（%）修正夏普比率（%）股票債券存款40 60 0 0.2959 0.3158 0.102040 50 10 0.1138 0.1210 0.045330 70 0 1.0316 1.1301 0.240330 60 10 0.8255 0.8940 0.221230 50 20 0.6053 0.6495 0.190630 40 30 0.3717 0.3963 0.140730 30 40 0.1260 0.1338 0.058620 80 0 2.1670 2.5766 0.323120 70 10 1.9693 2.2817 0.323320 10 70 0.1504 0.1609 0.099020 60 20 1.7438 1.9721 0.324420 20 60 0.5275 0.5630 0.245520 50 30 1.4878 1.6467 0.324920 30 50 0.8789 0.9436 0.302320 40 40 1.1996 1.3043 0.320910 90 0 3.7856 5.8588 0.433210 0 90 1.0134 1.1134 0.971710 80 10 3.7186 5.5011 0.426810 10 80 1.7344 1.8766 0.811110 70 20 3.6286 5.1134 0.423210 20 70 2.3240 2.5590 0.621410 60 30 3.5058 4.6919 0.424410 30 60 2.7727 3.1727 0.514010 50 40 3.3363 4.2318 0.434310 40 50 3.1001 3.7276 0.45980 100 0 5.2641 20.5364 0.96610 0 100 41.2851 86.1128 405.74810 90 10 5.4059 21.2196 0.99100 10 90 16.3593 134.0644 3.82040 80 20 5.5832 22.0861 1.02220 20 80 10.3384 52.2421 1.94270 70 30 5.8112 23.2209 1.06240 30 70 8.2373 36.9929 1.50790 60 40 6.1151 24.7715 1.11630 40 60 7.71778 30.5630 1.30830 50 50 6.5404 27.0177 1.1924澳門公務人員公積金投資組合超額報酬

73朱順和，等退休基金投資績效評估與最適資產配置 ——風險價值觀點為正值者的風險價值之夏普比率介於 0.1138%與 41.2851%，條件夏普比率介於 0.1210% 與134.0644%，修正夏普比率介於 0.0453% 與405.7481%。同時，超額報酬為正值者的投資組合可容忍風險水準為低水準；其中，風險價值在7.2023%、條件風險價值在 1.3363% 及修正風險價值在 7.6594% 及其以下範圍內，此一現象說明了澳門公務人員公積金投資組合是屬於保守型投資操作。超額報酬為正值者的投資組合的環球股票基金比例均低於 50%。如以風險價值之夏普比率、條件夏普比率及修正夏普比率評價最佳績效表現的投資組合為銀行存款為 100%、股票及債券為0%。3.2 實證結果之討論本研究上述實證分析結果，就風險價值之夏普比率、條件夏普比率及修正夏普比率為正值的投資組合績效表現，探究其中的原因。首先，就上述 36 個投資組合中，選取出有效邊界的投資組合及其承擔的風險水準（表 2、表 3及表 4）。1. 有效邊界投資組合的風險價值之夏普比率、條件夏普比率及修正夏普比率，其環球股票投資基金比重為 0%。此主要原因為澳門退休基金會於2010 年 5 月更換環球股票投資基金項目，由聯博環球股票策略投資基金更換為施羅德環球進取股票基金。環球股票投資基金在 2007 年 1 月至 2011年 12 月的平均周報酬率為 -0.1087%；其中，聯博環球股票策略投資基金在 2007 年 1 月至 2010 年 5月的平均周報酬率為 -0.1835%，施羅德環球進取股票基金在 2010 年 5 月至 2011 年 12 月的平均周報酬率為 0.0441%。因此，若投資組合的環球股票投資基金所占比重較大者，將影響其投資績效表現。 2. 有效邊界投資組合主要資產為環球債券投資基金及銀行存款組合所組成。環球債券投資基金在 2007 年 1 月至 2011 年 12 月的平均周報酬率為 0.1199%，而銀行存款組合的平均周報酬率為0.0408%。有效邊界投資組合風險值之夏普比率、條件夏普比率及修正夏普比率，隨著銀行存款組合投資比重增加，其投資績效有正向的表現。3. 有效邊界投資組合為銀行存款組合投資比重較多者，其風險價值、條件風險價值及修正風險價值相對較小，主要是銀行存款組合的下方風險較小所致。如以 100% 銀行存款組合的投資組合為例，其風險價值、條件風險價值及修正風險價值分別為 0.0438、 0.0291 及 0.0291；如以 90% 環球債券投資基金及 10% 銀行存款組合的投資組合為例，其風險價值、條件風險價值及修正風險價值分別為 1.2871、0.4536 及 7.0213。4. 依據表 5、表 6 及表 7 顯示，绩效表現較佳投資組合的有效邊界投資組合的風險價值、條件風險價值及修正風險價值均分別低於所有投資組合風險價值、條件風險價值及修正風險價值的中位數。此意謂著投資組合即使承擔高風險，並不能保證獲得高投資報酬。 5. 有效邊界投資組合的風險價值與條件風險價值排序相近，主要是風險價值與條件風險價值基於正態分佈的情況；相反地，風險價值及條件風險價與修正風險價值排序呈現近不同的情況，此乃修正風險價值是基於高狹峰及右偏態分佈的非正態分佈。當有效邊界投資組合的伴隨著環球債券投資基金所占比重增加而風險相對增加，使得修正風險價值逐漸增加所致。表2 有效邊界投資組合的風險價值之夏普比率表投資組合（%）超額報酬（%）風險價值（%）風險價值之夏普比率（%）股票債券存款0 0 100 0.0250 0.0438 41.28510 10 90 0.0329 0.1456 16.35930 20 80 0.0408 0.2857 10.33840 30 70 0.0488 0.4280 8.23730 40 60 0.0567 0.5709 7.71780 50 50 0.0646 0.7140 6.54040 60 40 0.0725 0.8572 6.11510 70 30 0.0804 1.0005 5.81120 80 20 0.0883 1.1438 5.58320 90 10 0.0962 1.2871 5.4059

74表3 有效邊界投資組合的條件夏普比率表投資組合（%）超額報酬（%）條件風險價值（%）條件夏普比率（%）股票債券存款0 0 100 0.0250 0.0291 86.11280 10 90 0.0329 0.0246 134.06440 20 80 0.0408 0.0782 52.24210 30 70 0.0488 0.1318 36.99290 40 60 0.0567 0.1854 30.56300 50 50 0.0646 0.2391 27.01770 60 40 0.0725 0.2927 24.77150 70 30 0.0804 0.3463 23.22090 80 20 0.0883 0.3999 22.08610 90 10 0.0962 0.4536 21.2196表4 有效邊界投資組合的修正夏普比率表投資組合（%）超額報酬（%）修正風險價值（%）修正夏普比率（%）股票債券存款0 0 100 0.0250 0.0045 405.74810 10 90 0.0329 0.6233 3.82040 20 80 0.0408 1.5202 1.94270 30 70 0.0488 2.3379 1.50790 40 60 0.0567 3.1319 1.30830 50 50 0.0646 3.9162 1.19240 60 40 0.0725 4.6956 1.11630 70 30 0.0804 5.4723 1.06240 80 20 0.0883 6.2474 1.02220 90 10 0.0962 7.0213 0.9910表5 風險價值及風險價值之夏普比率排序表投資組合（%）風險價值（%）排序風險價值之夏普比率（%）排序股票債券存款0 0 100 0.0438 66 41.2851 10 10 90 0.1456 65 16.3593 20 20 80 0.2857 64 10.3384 30 30 70 0.4280 63 8.2373 40 40 60 0.5709 62 7.7178 50 50 50 0.7140 61 6.5404 60 60 40 0.8572 57 6.1151 70 70 30 1.0005 54 5.8112 80 80 20 1.1438 52 5.5832 90 90 10 1.2871 50 5.4059 10表6 條件風險價值及條件夏普比率排序表投資組合（%）條件風險價值（%）排序條件夏普比率（%）排序股票債券存款0 0 100 0.0291 65 86.1128 20 10 90 0.0246 66 134.0644 10 20 80 0.0782 64 52.2421 30 30 70 0.1318 63 36.9929 40 40 60 0.1854 62 30.5630 50 50 50 0.2391 61 27.0177 60 60 40 0.2927 60 24.7715 70 70 30 0.3463 59 23.2209 80 80 20 0.3999 58 22.0861 90 90 10 0.4536 57 21.2196 10表7 修正風險價值及修正夏普比率排序表投資組合（%）修正風險價值（%）排序修正夏普比率（%）排序股票債券存款0 0 100 0.0045 66 405.7481 10 10 90 0.6233 65 3.8204 20 20 80 1.5202 64 1.9427 30 30 70 2.3379 59 1.5079 40 40 60 3.1319 55 1.3083 50 50 50 3.9162 51 1.1924 60 60 40 4.6956 48 1.1163 70 70 30 5.4723 44 1.0624 80 80 20 6.2474 41 1.0222 90 90 10 7.0213 38 0.9910 104 結論與建議經實證結果與分析，本研究結論為澳門公務人員公積金投資組合的環球股票投資基金比重應低於 50%，此一研究結論與 OECD （2011）[3] 研究看法一致；投資績效表現最佳的投資組合為銀行存款組合比重 100%，而環球股票投資基金及環球債券投資基金比重為 0%；但最適資產配置應以環球債券投資基金及銀行存款組合為重心。符寶玲（2005）[26] 指出影響退休基金投資績效的重要因素為通貨膨脹，為提升退休基金實質投資報酬率，股票是退休基金投資一項必要工具。依據 Ibbotson Association 研究 1926 年～ 2008 年期間美國資本市場資產複合年投資報酬率報告指出，

75朱順和，等退休基金投資績效評估與最適資產配置 ——風險價值觀點美國國庫券為3.7%、長期政府債券為5.4%-5.75%、長期公司債券為 5.9%、大型企業股票為 9.6%、小型企業股票 11.7%；通貨膨脹率為 3%（Jordan, Westerfield, and Ross, 2011[27]）。澳門公務人員公積金投資組合中環球債券投資基金佔70%以上者，其投資報酬率可打敗通貨膨脹（平均周通貨膨脹率為 0.0895%）。澳門公務人員公積金是廣大公務人員的退休生活的保障，澳門退休基金會在面對歐洲債務危機、美國高額債務負擔問題及全球經濟成長趨緩等諸多不確定的影響因素，應遵循安全性及收益性並重的管理與運用原則，尤其首重安全性原則，建議投資組合資產配置除銀行存款外，應增加環球債券投資基金之比重及較少比重之球股票投資基金。参考文獻 [1] The World Bank. Averting the Old Age Crisis. 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2] Brinson, G.P., Singer, B.D., & Beebower, G.P.. Determinants of Portfolio Performance II : An Update. 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 1991, 47（3): 40-48. [3] OECD, A.. Pension Markets in Focus, Paris: OECD, 2011.[4] Hu, X., & Chen, L.. An Empirical Research in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Mutual Fund in China based on VaR-Sharpe Ratio. Working Paper, 2009. [5] Bogentoft, E., Romeijn, H.E., & Uryasev, S.. Asset/Liability Management for Pension Funds Using CVaR Constraints, 2001, 3(1): 57-71.[6] Krokmai, P., Palmquist, J., & Uryasev, S.. Portfolio Optimization with Conditional Value-at-Risk Objective and Constraints. The Journal of Risk, 2002, 4(2): 11-27.[7] Favre, L., & Galeano, J.. Mean-Modified Value-at-Risk Optimization with Hedge Funds. Journal of Alternative Investment, 2002, 5: 21-25.[8] Markowitz, H.. Portfolio Selection. The Journal of Finance, 1952, 7(1): 77-91.[9] Roy, A.D.. Safety-First and the Holding of Assets. Econometric, 1952, 20: 431-449.[10] Campbell, R., Huisman, R., and Keodijk, K.. Optimal Portfolio Selection in a Value-at-Risk Framework.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01, 25: 1789-1804.[11] Jorion, P.. Risk²: Measuring the Risk in Value at Risk. 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 1996, 52(6): 47-56.[12] 丁浩、龐川. 基於非對稱GARCH-VaR模型的中國利率風險度量-對Shibor的實證. 澳門科技大學學報，2011，5(1): 58-67.[13] Basak, S. & Shapiro, A.. Value-at-Risk Based Risk Management: Optimal Policies and Asset Prices.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01, 14: 371-405.[14] Mauser, H. & Rosen, D.. Beyond VaR: From Measuring Risk to Managing Risk. ALGO Research Quarterly, 1998, 1(2): 5-20.[15] Artzner, P., Delbaen, F., Ebeer, J., and Health, D.. Coherent Measure of Risk. Mathematical Finance, 1997, 9: 203-228. Unpublished Manuscript, 1961.[16] Rockafellar, R.T., and Uryasev, S.. Optimization of Conditional Value-at-Risk. Journal of Risk, 2000, 2(3): 21-41.[17] Zakamouline, V., & Keokebakker, S.. Portfolio Performance Evaluation with Generalized Sharpe Ratio: Beyond the Mean and Variance. Journal of Finance, 2009, 33: 1242-1254.[18] 邱顯比．林清珮．楊宗庭. 2002.共同基金風險值的評估與應用. 2002 年財務金融學術研討會.台灣財務金融學會.[19] 黃惠萱. 2006. 最適資產配置模型績效之研究-M-V與M-CVaR模型之比較. 台北：銘傳大學財務金融研究所碩士論文.[20] Treynor, J.L.. Toward a Theory of Market Value of Risky Asset. Unpublished Manuscript, 1961.[21] Sharpe, W.F.. Capital Asset Prices: A Theory of Market Equilibrium Under Conditions of Risk. Journal of Finance, 1964, 19(3): 424-442.[22] Linter, J. The Valuation of Risk Assets and the Selection of Risky Investment in Stock Portfolio and Capital Budget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65, 47(1): 13-37.[23] Sharpe, W.F.. Mutual Fund Performance. The Journal of Business, 1966, 39(1): 119-138.[24] Dowd, K.. Adjusting for Risk: An Improved Sharpe Ratio, International Review Economics & Finance, 2000, 9: 209-222.[25] Rachev, S., Jasic, T., & Stoyanov, S.. Momentum Strategies Based on Reward-Risk Stock Selection Criteria, 2007, 31:2325-2346.[26] 符寶玲. 退休金制度與管理. 四版. 台北：華泰書局. 2005.[27] Jordan, B.D., Westerfield, R.W., & Ross, S.A., Corporate Finance Essentials. seventh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Irvin, 2011.學生活動—國際舞蹈隊國標舞蹈隊成績斐然澳門科技大學國標舞蹈隊3月2日赴馬來西亞首府吉隆坡參加了“2012馬來西亞世界舞蹈錦標賽”，連獲四金。澳門科技大學國標舞蹈隊5月13日赴香港參加了“2011年全年總冠軍頒獎典禮暨全港舞蹈公開賽 (雙倍計分賽)”，取得了5金2銀1銅的優異成績。

76第 6 卷第 1 期澳門科技大學學報 Vol.6 No.12012 年 6 月 30 日 Journal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une 30 , 2012 基于澳門石油存貨的庫存管理研究唐華軍*，柳斯韻，陳林哲，傅晟科（澳門科技大學行政與管理學院，澳門）摘要：隨著澳門經濟的迅速發展，石油產品的需求量不斷增長，同時需求變動也在不斷加大，這使得石油經銷商在澳門唯一公共油庫——九澳油庫的庫存水平居高不下，其庫存成本不斷上升。本文以澳門石油經銷商在九澳油庫的庫存總成本最小化為目標，首先調查統計了2011年澳門石油經銷商的進口量、需求量、銷售量、石油單價等數據，對2011年石油經銷商在九澳油庫的庫存總成本進行了評估，然後运用時間序列法對2011年石油需求量數據進行預測分析，在預測的需求數據基礎上利用經濟訂購批量（EOQ）模型給出了石油經銷商的最優訂購策略，并估算了相應的庫存總成本，輿優化前比較，優化后的库存總成本下降近61.6%。本文所得到的研究結果不僅在理論上豐富了需求預測理論與EOQ模型進行有效整合以提高庫存管理績效的研究方法，為本澳石油庫存管理的研究填補了空白，而且在實踐上也為本澳石油經銷商制定合理的庫存與訂購策略提供了較為科學的決策支持。關鍵詞：庫存管理；時間序列法；經濟訂購批量模型Study on the Inventory Management of Oil Products in MacauHuajun TANG*, Siyun LIU, Linzhe CHEN, and Shengke FU( Faculty of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China )AAstract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in Macau, the demand volume and variability of oil products increase remarkably, which leads to high inventory levels and inventory related cos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optimal inventory policy of oil dealers in Macau. Specifically, it firstly investigates the statistic data such as order quantity, demand, sales, and sale price of oil products from 2008 to 2011, evaluates the total inventory related cost (including setup cost, holding cost and rent) of 2011 in MOT, then applies time series methods to predict the demand of oil products in 2011. Based on the forecasting result, it uses EOQ model to provide the optimal order policy, which leads to a decrease of the total inventory related cost by 61.6%. This study provides oil dealers in Macau with some scientific and practical suggestion to reduce the inventory related cost in MOT. In addition, it provides a set of real data for academia to apply different framework to solve inventory management problems in further studies.eyyordst: Inventory Management; Time Series Method; Economic-order-quantity Model收稿日期：2012-05-08；修訂日期：2012-05-30。*通訊作者：唐華軍，男，博士，澳門科技大學行政與管理學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供應鏈管理、交通優化與綠色物流。E-mail:hjtang@must.edu.mo, Tel: +853 8897 2874。0 前言隨著澳門經濟迅速發展，車輛輪船等各交通方式數量大幅增長，其石油需求量也日益增加。然而，澳門由於區域狹小，沒有自有石油資源，主要依賴進口石油產品。“九澳油庫”作為澳門唯一的公共油庫，儲存著全澳門石油經銷商的石油產品。各經銷商根據需要將儲存的石油產品分送到他們各自的加油站。為應對不斷增長及變動的石油需求，經銷商不得不增加在九澳油庫的庫

77唐華軍，等基于澳門石油存貨的庫存管理研究存水平，這使得經銷商在九澳油庫的庫存成本不斷攀升。因此，如何對未來的需求進行有效的預測，并在此基礎上制定科學合理的石油訂購策略來有效地控制庫存成本已經成為石油經銷商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目前，關於能源需求預測方面的研究在國內外已有不少文獻。例如，魏偉利用 VMI 系統對能源需求數據進行了傳統的預測研究[1]。盧二坡利用隨機性加確定性的時間序列組合模型對中國能源的需求進行了預測[2]。Azadeh 和 Tarverdian 利用時間序列模型對伊朗的用電月需求進行了有效的預測[3]。萬德香運用運輸彈性係數法和回歸分析法模型對長江能源運輸需求進行了預測[4]。揭晨針對不同的能源需求特徵採取不同的預測方法，得到了更好的預測效果[5]。Yu 和 Zhu 利用混合算法給出了線性、指數及二次模型的參數，分別對中國的石油需求進行了比較合理的預測[6]。另一方面，關於庫存管理方面的研究，自從F.W. Harris 于 1915 年提出 EOQ（經濟訂購批量）模型以來，國內外已存在不少相關文獻。例如，Lee 將EOQ 模型成功應用到緊急調運情景下的庫存補給策略中[7]。周永務建立了多種不同滯後支付規劃及時變需求的庫存系統在有限期內的確定性 EOQ 模型[8]。董炳南建立了考慮保險情況下的連續輸出庫存控制模型[9]。Fisher 等人利用修正后的 EOQ 模型對易腐品的庫存補給進行了研究[10]。郭強以具有庫存損耗、不允許缺貨且瞬間到貨的庫存問題為研究對象，建立了具有庫存損耗的 EOQ 模型 [11]。崔秀麗利用非線性優化模型計算了石油在物流運輸上的的客觀成本[12]。紀鵬程在對鋼鐵企業庫存成本的研究中，建立了精確的多品多供應商隨機提前期庫存成本甬數的數學模型，並對“保證供應、均勻到港”等約束給出了數學上的形式化表示，分析了再訂購點取值問題，最後利用智能方法對模型進行優化和仿真，分析了模型的性質，給出優化結果[13]。王家龍也對庫存成本進行仔細分類，使庫存總成本更加趨近於準確值[14]。然而，迄今為止很少有文獻對石油產品的需求預測與庫存管理進行聯合研究，尤其對於澳門來說幾乎是一片空白。因此，本文基於前人的研究，開創性地將需求預測與庫存管理相關理論和方法整合到澳門石油訂購與庫存管理的研究之中。本文的研究思路如下：首先通過實地調研獲取澳門石油經銷商從 2008 年到 2011 年的石油進口量、銷售量、銷售價格等數據，通過比較多種時間序列方法與 2011 年實際需求擬合的程度找出一種相對滿意的預測方法，來幫助石油經銷商預測未來澳門對石油產品的需求；在此基礎上利用 EOQ 模型給出最優的石油訂購量，最後評估優化前後的庫存總成本。1 澳門石油營運管理現狀1.1 澳門五大石油公司及九澳油庫在澳門，有眾多大小石油公司，但是主要的五大石油公司是埃克森美孚公司、香港加德士石油公司、南光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蜆殼公司、澳門聯合石油有限公司。其它小型石油公司都是從這五個大公司裏面訂購貨品。以上五大石油公司都沒有自己獨立的油庫，它們在澳門九澳油庫儲存石油。作爲澳門石油公司最重要的庫存場所，九澳油庫是澳門目前唯一的公共油庫，更擁有機場油庫，配套加油車和地下輸油管道，專門服務于遍布澳門各地區的加油站、中央石油氣供應系統，以及為往返澳門國際機場的飛機提供優質的加油服務。九澳油庫坐落于澳門路環島九澳灣，共有十四個罐，總容量 86000 立方米，分爲輕油罐區、燃料油罐區和石油氣罐區。其中輕油罐七個，儲存著汽油、輕柴油、煤油和航空煤油；燃料油罐四個，分別存放 80CST 及 180（或以上）CST 的燃油；石油氣球罐三個。整個油庫的油、氣儲量可滿足澳門當地一個半到兩個月的需求。九澳油庫燃油碼頭共有兩個泊位，分別可停 1500 噸及3000 噸級的油輪。1.2 澳門石油庫存管理現狀澳門的石油市場主要由南光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蜆殼澳門有限公司，美豐石油有限公司，加

78德士石油（澳門）有限公司，聯合石油有限公司五大石油經銷商。各經銷商都是自主訂購、運輸各類成品油，然後統一存放于九澳油庫，在需要時自主進行運輸到客戶手中。目前，澳門的石油經銷商面臨雙重壓力：一是國際的原油價格居高不下，二是澳門政府對本地油價的控制，這使得經銷商面臨利潤逐漸下降的情况。因此，降低企業的庫存成本已經成為提高企業利潤的一個重要途徑。通過調查發現，澳門石油經銷商在庫存管理上采用定期盤點策略實施庫存管理，且盤點周期具有太多的不確定性。安全庫存的設定僅憑經驗和主觀判斷。爲了避免高額的缺貨成本，各經銷商存儲在九澳油庫的平均庫存往往比較高。大量的成品油占用了企業的大部分資本的同時，企業也支付了大量的儲存費用，導致庫存大量積壓，最終增加石油經銷商的庫存總成本。2 需求預測根據對南光石油九澳油庫盤存制度的現場調查，九澳油庫對下一期的預測主要是基于對當前市場需求以及內部人員的主觀經驗，預測的相關度與近期的相關度較高，而無視了其中一些季節和趨勢的因素，往往導致石油庫存的大量積壓。因此，爲了盡可能降低平均庫存水平，對未來石油需求的有效預測非常重要。根據澳門統計總局所提供的統計數據，2008 年 1 月至 2011 年 12 月的輕柴油需求數據分別記為 D1，…，D45，運用Minitab 軟體，石油需求量的時間序列圖如圖 1。圖1 澳門輕柴油需求量的時間序列圖（2008年至2011年）從圖 1 可以看出其時間序列是較為平穩的上下波動，無明顯的規律性。通過 Minitab 軟體求其自相關函數圖如圖 2 所示，無明顯的趨勢，但是在滯後數為 12 時有較大的自相關度，正好與 12個月份的情況相符，說明存在一定的季節性。結合時間序列圖分析，可以發現每年 2 月份的數據都會處於一個相對的低谷，可以說明季節性的存在。圖2 澳門輕柴油需求量的自相關函數圖（滯後數24）對於石油產品需求的客觀預測，主要有因果關係模型和時間序列法。本文暫不考慮本澳地區對石油產品需求的其他影響因素，因此主要通過時間序列法進行需求預測。基於澳門石油產品需求週期較短、相對比較穩定、無明顯趨勢的特點，本文選取了一下四種常用的時間序列法：移動平均法、二次趨勢模型、單指數平滑和 WINTER 法，分別對 2008 年至 2010 年的石油需求數據進行擬合，然後分別對 2011 年的需求進行預測，并與2011 年的實際需求進行比較，從中找到一種預測精度相對滿意的預測方法。移動平均法只處理已知的最近幾期數據。第k 階移動平均值就是最近 k 期連續觀測結果的平均值，為下一期預測提供最近的移動平均值。因其比較適用於預測中短期內的需求，於是本文設定移動平均的期數為 3 期，把 2008 年到 2010 年的實際數據輸入，運用 Minitab 軟體計算并繪出如下圖 3。其預測準確度的度量，平均百分誤差為 5%，平均絕對誤差為 592，平均偏差平方和為587082。

79唐華軍，等基于澳門石油存貨的庫存管理研究圖3 澳門輕柴油需求量預測移動平均法圖（k=3）根據時間序列圖 1，前 45 期數據的分佈形態近似于二次曲綫，故可選用二次趨勢模型進行擬合，運用 Minitab 軟體計算并繪出如下圖 4。其預測準確度的度量，平均百分誤差為 4%，平均絕對誤差為 508，平均偏差平方和為 404574。圖4 澳門輕柴油需求量趨勢分析圖從圖 4 可以發現，總體需求的趨勢是先下降后上升，與歷史時間相結合之後發現這與澳門宏觀經濟走勢存在一定的關聯性，在 2008 年經濟危機危及澳門之後經濟發展速度開始放緩，到 2010年左右開始逐漸走出危機陰影，開始穩健增長。單指數平滑法為先前所有的觀測值提供了指數加權移動平均值，其最新預測值 = 平滑常數 x最新觀測結果 +（1- 平滑常數）x 前一期預測值。將 2008 年到 2010 年的實際數據輸入，平滑常量依據最小化平均偏差平方和選取，運用 Minitab 軟體計算并繪出以下圖表。其預測準確度的度量，平均百分誤差為 5%，平均絕對誤差為 650，平均偏差平方和為 597363。圖5 澳門輕柴油需求量預測指数平滑法圖根據之前對圖 2 的分析，其需求分佈具有一定的季節變動性，WINTER 的三參數線性和季節性指數平滑法可以更好地表示數據并減少預測誤差。WINTER 法採用一個附加公式來估算季節性，在其乘法模型中，季節性估算值作為季節性指數給出。本文根據預測誤差平均偏差平方和最小化選定平滑常量的水平，趨勢，週期均為 0.2，其季节长度为 12，運用 Minitab 軟體計算并繪出以下圖表。其预测准确度的度量，平均百分誤差為 3%，平均絕對誤差為 430，平均偏差平方和為289585。圖6 澳門輕柴油需求量預測WINTER法圖由圖 3、4、5、6 所示，通過四種不同的預測方法，可以看出 WINTER 法的平均百分比誤差（3%）、平均絕對誤差（430）、平均偏差平方和（289585）均小於其他另外三種方法的誤差值，加上之前時間序列圖和自相關係數圖都表明，此數據有輕度的季節性趨勢，所以针对澳門輕柴油的需求量預測，採用 WINTER 法進行預測能有較高的準確性。

80於是本文使用 WINTER 法對 2011 年的石油需求進行預測，并与同期实际的需求数据进行比较，如表 1 所示。表1 2011年澳門輕柴油需求預測值與實際值月份輕柴油需求（千公升）2011預測 2011實際1 13291 134662 11918 108523 13514 117184 13115 127905 13503 127116 12669 124947 13558 135408 13729 140119 13209 1329310 13585 1402311 13070 1356112 14369 14068總計 159530 156526下面本文先根據 2011 年的實際需求估算庫存總成本，然後再根據 WINTER 法預測的 2011 年需求信息，運用 EOQ 模型給出最優的經濟訂貨量，以及相應的庫存總成本，并比較優化前後的庫存總成本。3 庫存總成本實際估算爲了說明實施 EOQ 模型之後的效果，本文有必要對當前澳門石油企業在九澳油庫產生的庫存總成本進行有效的統計。這裡的庫存總成本包括庫存的訂貨成本和儲存成本和九澳油庫的租金。訂貨成本是指取得訂單的成本。訂貨成本主要爲船運費、商檢費、碼頭費以及陸運費等費用。表 2（見附錄）列出了 2011 年石油企业有關輕柴油的訂貨成本。石油企業的定期盤存週期約為 1 個月，結合表 2，柴油的總訂貨成本爲 MOP$5753473，柴油的月平均訂貨成本= 5753473 ÷ 12 = MOP$479456，即 S=MOP$479456。表 3（見附錄）列出了 2011 年澳門九澳油庫柴油月平均庫存。結合表 3 的數據，每月的期末庫存 = 期初庫存 + 當月進口量 - 當月消耗量，每月的平均庫存 =（期初庫存 + 期末庫存）÷2。例如，2011 年 1 月的月平均庫存為（21144 + 23043）÷ 2 = 22094（千公升），其他月份平均庫存可同理得之，於是年平均庫存 H 為 22381（千公升）。本文根據澳門石油業內專家的採訪，石油產品的年利率 I 為採購成本的 20%。根據表 4（見附錄）顯示，2011 年輕柴油平均進口價c = MOP$7540 / 千公升，於是年庫存持有成本 = I × c × H =0.2 × 7540 × 22381 = MOP$33750548。因此，2011 年澳門石油企業柴油實際庫存總成本 = 訂貨總成本 + 庫存持有總成本 = 5753473 + 33750548 = MOP$39504021。4 經濟订购批量模型與應用4.1 經濟订购批量模型存貨是企業的一項重要流動資産。通常情況下，存貨占企業總資産的百分之三十以上。通過對企業産品需求量的預測，確定存貨的經濟批量和訂貨量，再結合企業所要求的服務水準，達到最優的庫存量，使得庫存成本降低，從而提高企業的利潤和效益。库存總成本最低的進貨批量稱爲經濟訂貨批量（簡稱經濟批量）。根據經濟批量，可以合理安排經濟進貨時間。經濟訂貨批量可以通過經濟訂貨量的基本數學模型來計算。假設：企業能夠及時補貨，即在需要存貨時可立即到位，不會因企業資金短缺影響進貨，不會因市場供應短缺影響進貨；企業外購存貨集中到貨，即不是陸續入庫；企業內部不允許缺貨；核算期存貨需求穩定幷能夠預測，即 D 爲常量；核算期存貨單價不變幷無現金折扣。在上述的假設條件全部成立時，存貨相關總成本（包括訂貨固定成本、庫存持有成本和租金）的計算公式爲，（1）

81唐華軍，等基于澳門石油存貨的庫存管理研究其中 D—存貨年需要量；Q—每次進貨量；S—每次訂貨的固定成本；c—單位進貨成本；I—年利率。按照庫存管理的目的，庫存總成本的最優化就是要使上式中的 TC 值最小化。對式（1）求導數並令其爲 0，可以計算出經濟訂貨量，4.2 經濟订购批量模型應用根據 WINTER 法預測的 2011 年需求信息，2011 年的石油年需求量為 D=159530 千公升。根据表 2（見附錄）的数据，固定訂貨成本仍為S=MOP$479456。於是利用 EOQ 模型求出澳門石油經銷商 2011年的最佳訂貨批量（單位：千公升）：因此在最佳訂貨批量情形下的年總訂購成本 +年總庫存持有成本為通過EOQ模型的實施後，澳門石油企業庫存總成本減少為 =39504021-15188372=MOP$24315649。綜上所述，通過 EOQ 優化方案的實施，澳門石油經銷商在九澳油庫的庫存總成本下降近 61.6%。5 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5.1 結論本文以澳門石油經銷商在九澳油庫的庫存總成本最小化為目標，首先調查統計了 2011 年澳門石油經銷商的進口量，需求量，銷售量，石油單價等數據，對 2011 年石油經銷商在九澳油庫的庫存總成本進行了評估，然後运用時間序列法對 2011 年石油需求量數據進行預測分析，在預測的需求數據基礎上利用 EOQ 模型給出了石油經銷商的最優訂購策略，并估算了相應的庫存總成本，輿優化前比較，優化后的庫存總成本下降近61.6%。本文所得到的研究結果不僅在理論上豐富了需求預測理論與 EOQ 模型進行有效整合以提高庫存管理績效的研究方法，為本澳石油庫存管理的研究填補了空白，而且在實踐上也為本澳石油經銷商制定合理的庫存與訂購策略提供了較為科學的決策支持。5.2 未來研究方向本文依據潛在的幾個不足之處擬作為未來的研究方向。首先，本文所選用的 4 種時間序列方法中，其預測誤差相對最小的為 WINTER 法，其主要原因是本澳石油產品需求具有一定的季節性，同時 WINTER 法的三參數與季節性指數平滑法能夠有效靈活地表示數據并降低預測誤差，移動平均法和指數平滑法的預測值具有一定的滯後性，而二次趨勢模型受限于需求數據的分佈趨勢。然而，除了 WINTER 法之外，還存在其他一些時間序列法，如 ARIMA 法（自回歸移動平均法），能夠有效表達非平穩及平穩時間序列。此外，本文主要是通過時間序列法進行需求預測，尚未考慮到影響石油產品需求的其他因素（如經濟水平），因此利用因果關係模型進行需求預測是今後的研究方向之一。其次，本文所實施的 EOQ 策略中假設全年的需求水平是穩定的。但是，石油作為一種稀缺性資源，其價格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原有的需求水平，因此如何將石油價格的變動因素納入到EOQ 模型中是今後研究的另一個方向。最後，本文所實施的 EOQ 策略是建立在各大石油經銷商與九澳油庫整合為一體這個假設基礎上的。因此，爲了保障本文所提供的優化方案能夠順利地實施，各公司與九澳油庫需要建立戰略聯盟，并建立一個系統集成的資訊平臺，信息共享，統一決策。致謝本文的研究得到澳門基金會編號為 0144 項目的資助。

82参考文獻[1] 魏偉，基于多Agent的供應商管理庫存中需求預測的研究，博士論文，華東交通大學，2006.[2] 盧二坡，組合模型在我國能源需求預測中的應用，數理統計與管理，2006, 25(5): 505-511.[3] Azadeh A, Tarverdian S. Integration of genetic algorithm, computer simulation and design of experiments for forecasting electrical energy consumption, Energy Policy 2007, 35(10):5229–41.[4] 萬德香，長江散貨運輸需求預測研究，博士論文，武漢理工大學，2008.[5] 揭晨，基于需求特徵差异化分析的組合預測方法研究，博士論文，中山大學，2009.[6] Yu SW, Zhu KJ, A hybrid procedure for energy demand forecasting in China, Energy, 2011.[7] Lee HL, A multi-echelon inventory model for repairable items with emergency lateral shipments, 1987, Management Science , 33: 1302-1316. [8] 周永務，物流系統的庫存控制模型與方法研究，博士論文，合肥工業大學，2002.[9] 董炳南，兩個確定性庫存模型的局限及其修正，青島建築工程學院學報，1998, 19(3): 62-69.[10] Fisher M, Rajaram K, Raman A, Optimizing inventory replenishment of retail fashion products, Manufacturing & Service Operations Management, 2001, 3 (3): 230-241.[11] 郭強，對具有庫存損耗的EOQ模型的研究，系統工程， 2004, 22(7): 17-19.[12] 崔秀麗，石化銷售公司二次物流配送最優方案研究—以山西省長治市石油公司爲例，博士論文，對外經濟貿易大學，2006.[13] 紀鵬程，鋼鐵企業複雜庫存環境下的精確庫存成本建模，計算機集成製造系統，2010(1)：293-296.[14] 王家龍 ,經濟訂貨批量在企業採購中的實踐 [，基層論壇，2011(02)：65-66.附錄表 2 2011年石油企业有关柴油的訂貨成本（MOP$）月份進口量（千公升）船運次數船運費商檢費碼頭費陸運費總計1 15365 6 2581320 20077 154879 387198 31434742 12228 5 2054304 15978 123258 308146 25016863 10393 4 1746024 13580 104761 261904 21262694 12954 5 2176272 16927 130576 326441 26502165 11901 4 1999368 15551 119962 299905 24347866 13140 5 2207520 17170 132451 331128 26882697 12802 5 2150736 16728 129044 322610 26191198 14683 5 2466744 19186 148005 370012 30039469 12406 5 2084208 16211 125052 312631 253810210 10191 4 1712088 13316 102725 256813 208494311 17118 6 2875824 22368 172549 431374 350211512 14075 5 2364600 18391 141876 354690 2879557總計 157256 59 26419008 205481 1585140 3962851 5753473

83唐華軍，等基于澳門石油存貨的庫存管理研究表3 2011年澳門九澳油庫輕柴油月平均庫存月份車用輕柴油（千公升）期初庫存本月進口本月消耗期末庫存月平均庫存1 21144 15365 13466 21144 220942 23005 12228 10852 23005 236933 24414 10393 11718 24414 237524 23070 12954 12790 23070 231525 23227 11901 12711 23227 228226 22383 13140 12494 22383 227067 23117 12802 13540 23117 227488 22427 14683 14011 22427 227639 23202 12406 13293 23202 2275910 22103 10191 14023 22103 2018711 18275 17118 13561 18275 2005412 21838 14075 14068 21838 21842年平均 22,381表 4 2011年輕柴油進口價格和銷售價格（MOP$/公升）月份輕柴油（MOP$/每公升）平均進口價平均零售價1 6.63 11.382 6.55 11.763 7.94 12.364 7.58 12.825 7.63 12.686 7.53 12.727 7.19 12.708 7.48 12.569 7.56 12.6110 7.56 12.4211 8.05 12.8212 7.99 12.68總平均 7.54 12.46

84第 6 卷第 1 期澳門科技大學學報 Vol.6 No.12012 年 6 月 30 日 Journal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une 30 , 2012 再思大衆文化：一個文化研究視角黃微子（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澳門）摘要：從對大衆文化和文化研究之間關係的某些典型誤解出發，本文將大衆文化放置在文化研究的視角下進行再思考：回顧了自文化研究進入中國以來的十幾年間，內地學者研究大衆文化的實踐及其局限；力圖厘清大衆文化在當前中國語境中的不同面向；進而探討爲什麽還要研究大衆文化以及怎樣研究大衆文化。關鍵詞：大衆文化；文化研究；生産機制；研究方法Rethinking Popular Culturet: A Cultural Studies PerspectiveWeizi HUANG(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Arts,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China )AAstractt: Starting from some typical misunderstanding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r cul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search practices of Mainland Chinese scholars for popular culture since cultural studies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two decades ago, rethinks the meaning and significance of popular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context, and tries to figure out how we can achie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popular culture.eyyordst: Popular culture; Cultural studies; Production mechanism; Research methodology收稿日期：2012-04-30；修訂日期：2012-06-14。*通訊作者：黃微子，女，博士，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媒體與文化研究。Email：wzhuang@must.edu.mo, Tel: 853-8897 29610 引言當我覺得有必要重新思索為什麼我們還要研究“大眾文化”的時候，仍不免想起曾經在大衆媒體上轟動一時的一起學界爭吵。 1 爭吵本身不是本文討論的對象，但爭吵當中竟然牽扯到大衆文化和文化研究，則剛好作為我們這個話題的引子。且讓我摘錄如下——文化研究是英語化的大衆文化研究或通俗文1. 事件的起因是四川師範大學教授鍾華在知名的學術刊物《文藝研究》上發表了一篇批評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季廣茂新書的文章，隨後季廣茂在個人博客上以粗口相向。事件受到《北京青年報》（2008年2月25日）、《新京報》（2008年2月28日）、《京華時報》（2008年3月3日）、《新世紀周刊》（2008年第6期）等媒體的相繼報道，幷被人民網、新華網、中國網等網站轉載。化研究，它怎麽會成爲“文學現象＂的“研究範式＂？如何讓它成爲“觀照文學現象的一種理論視角和研究手段＂？何種“文學現象＂？要知道，文化研究不可能成爲什麽“文學理論＂的“研究範式＂，充其量也只能成爲大眾文化或通俗文化的“研究範式＂；文化研究更不可能成爲“觀照文學現象的一種理論視角和研究手段＂，充其量也只能成爲“觀照大眾文化或通俗文化的一種理論視角和研究手段＂。我研究的是中國現代思潮與文學觀念的變遷問題，與大眾文化或通俗文化可謂風馬牛不相及，鍾華竟然能夠生拉硬拽地湊到一起，本領的確高強。（著重標記為原文所加）[1]

85黃微子再思大衆文化：一個文化研究視角這段話至少告訴我們兩個事實。第一，這位作者認爲文化研究（“充其量只能”）是研究大衆文化或通俗文化，而不可能“觀照文學現象”。第二，這位作者急於撇清自己和文化研究的關係，“可謂風馬牛不相及”。倘若果真風馬牛不相及，那麼以上無非是一個外行人關於高雅的文學研究優於通俗的文化研究的陳詞濫調。然而不幸的是，這位作者，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的季廣茂教授，曾經翻譯過哈特利（John Hartley）的《文化研究簡史》（Short History of Cultural Studies）[2]，譯本也正好在他和四川師範大學教授鍾華發生學術糾紛的當年出版。雖然季教授自己幷不認同于文化研究，但既然他以譯著介入國內文化研究的話語實踐，有理由相信他對文化研究的理解也（至少部分地）來源于他所參與的國內文化研究的話語實踐，甚至反映了這種話語實踐的（一部分）現狀，因此值得我們認真對待。2固然，文化研究和大衆文化或通俗文化有著毋庸置疑、無需避諱的密切關係，但是，文化研究是否必然僅僅只能“觀照大衆文化或通俗文化”，“大衆文化或通俗文化”是否絕不包括“文學現象”，却正是本文想要追究的問題。1 什麼是大眾文化：過去的實踐主編“大衆文化批評叢書”的著名批評家李陀在叢書序言裏面這樣界定大衆文化：“它主要是指與當代大工業生産密切相關（因此往往必然地與當代資本主義密切相關），幷且以工業方式大批量生産、複製消費性文化商品的文化形式……這種文化形式除了必然地與大工業結成一體之外，還包括著創造和開闢文化市場，以公司規模的行爲去組織産品的銷售，以及儘快獲得最大利潤等經濟行爲。這使得暢銷小說、商業電影、電視劇、各種形式的廣告、通俗歌曲、休閑報刊、卡通音像製品，MTV、營利性體育比賽以及時裝模特表2. 爭執的另一方鍾華的兩篇相關文章【《文化研究與文學理論的迷失》，載《文藝研究》，2007（11）：151-159；《對季廣茂的批評和反批評的回應》，載《粵海風》，2008（3）：8-14】當中對文化研究的理解和叙述也幷非沒有值得商榷之處，但這不是本文的重點所在，因此略去不表。演等等，不僅構成大衆文化的主要成分，而且成爲只有在買與賣的關係中才能實現自己文化價值的普通商品。”[3]這套叢書是九十年代末到本世紀最初幾年間國內知識界最重要的叢書之一，它的作者包括戴錦華、王曉明、包亞明和南帆等等國內文化研究的旗幟性人物和活躍的批評家。我幷非說李陀對大衆文化的理解便完全代表了他們的想法，但反觀九十年代以來“大衆文化批評”的實踐，研究和批評的對象却的確以“暢銷小說、商業電影、電視劇、各種形式的廣告、通俗歌曲、休閑報刊、卡通音像製品，MTV、營利性體育比賽以及時裝模特表演等等”爲壓倒性多數。而在中國大陸的語境之下，“大衆文化批評”幾乎等同于文化研究。儘管李陀恰如其分地介紹說：“大眾文化研究是這研究領域（筆者按：即文化研究）的一部分，雖然至今還是其最重要的部分”，[4]但是，他同時又強調：“文化研究的對像是文化……是與今天市場經濟密切聯繫的商品文化，特別是與工業生産方式緊密聯繫的大衆文化。”[5]李陀進一步說：“一般來說，現在我們所說的‘大眾文化’是從英語詞 Popular culture 譯過來的，但有人把它譯為‘民間文化’，而把Mass culture譯為‘大眾文化’，可是又有人把 Mass culture 譯為‘群眾文化’。”[6]他的描述實際上提示我們，在國內的文化批評實踐中，popular culture 和 mass culture 兩股話語是交織在一起的。回顧國內文化研究的歷史，文化研究作爲一種資源、一個視角、一股思潮進入中國之時，也正是九十年代初“大衆文化”風起雲涌之際。“大眾文化”風起雲湧，使得一部分知識分子“無法對它繼續保持可敬的緘默”（戴錦華語）。這部分知識分子之所以轉向文化研究，與 1989 年之後知識界反思八十年代的理論和視野有關，與 1992年以後中國社會出人意料地大踏步走向消費主義這一“政治迫切性”有關，也與知識分子自身地位的變化有關——他們中的許多人將大衆文化看作是官方政治和商業主義的合謀，放逐了原本處

86于聚光燈下的知識分子。出于這種切膚之痛，或許也由于以往所浸染的理論脉絡的影響，令他們更容易認同于西方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特別是阿多諾（Adorno）等人對文化工業的批判。這就是爲什麽國內的文化研究會漸漸走向“大衆文化批評”，走向阿多諾式對文化工業和大衆文化（mass culture）的意識形態批判（儘管往往變成對阿多諾的簡化和斷章取義）。雖然費斯克（John Fiske）關于大衆文化的理論在國內也有譯介，但討論大衆文化中的抵抗（resistance）卻絕不是國內文化研究或大眾文化批評的主流。由于在過去十幾年的實踐中，國內的文化研究的確是以文化工業生産出來的大衆文化爲主要的研究對象，以至于會出現我們在本文開頭所看到的那樣，幷非對文化研究毫無接觸、毫無瞭解的季廣茂教授，在反駁鍾華時言之鑿鑿地宣稱文化研究“充其量只能”研究大衆文化或通俗文化，而不可能“觀照文學現象”，幷强調自己“研究的是中國現代思潮與文學觀念的變遷問題，與大衆文化或通俗文化可謂風馬牛不相及”。在國內，文學研究之所以會成爲文化研究最主要的敵人，也正透露了國內文化研究學者大都出身于中文系的事實，攻擊大部分來自于那些堅持“嚴肅的”、“經典的”文學研究方式的昔日同行。文化研究在他們看來，就只是研究時髦的、速食的、不入流的大衆文化而已。這一方面固然暴露了攻擊者的偏見，但另一方面，也不妨可以是我們文化研究者自省的一個契機。不可否認，許多文化研究的學者，大概是由于先前學科訓練的慣性，每每只是把研究對象從“嚴肅的”“純文學”換作商業的大衆文化文本而已，缺乏方法論上的自覺。由於他們研究的“大眾文化”實際上是流行文化（pop culture），時下一些活躍的文化批評家，總是很及時地對當前的文化熱點（比如某部票房高企的大片、某個媒體廣泛報道的電視節目）進行“文化研究”，進行“解讀”，結果與其說是“大衆文化批評”，不如說是以學術話語對流行文化進行再生産，最終變成文化工業的一個環節。因爲其背後沒有更深層次的關懷和問題意識，反而被媒體工業和流行文化設置了議程（agenda）。體現在文化研究的成果上，我們看到為數眾多的單篇文章或文章結集，而鮮有像《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那樣的專著。我並不是說國內從事文化研究的每一個知識分子皆如此。事實上戴錦華教授就積極投入“和平婦女”、“新農村建設”等社會運動，幷持續關注和介紹拉美的社會革命。但這似乎更體現為一種個體的選擇和實踐，而沒有成為國內文化研究的傳統或趨勢。在大陸，她本人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作品仍是對電影文本的分析。2 何種大眾文化：再思索我無意指責國內文化研究事業的先驅者，我相信阿多諾式的“大衆文化批評”成爲文化研究的基本樣貌，一定是某種歷史耦合（conjuncture）的結果。但是經過十幾年的實踐，或許也是時候對文化研究和大衆文化作出重新思考。法蘭克福學派式的“ 大衆文化 ”（mass culture）批評在某種程度上遮蔽了伯明翰學派對“大衆文化”（popular culture）的理解及寄託其上的期許。儘管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湯普森（E.P. Thompson）等人也批判美國文化工業生產的大眾文化，但他們最深具影響的工作實際上都在尋找和發掘一種“真正的”（authentic）大眾文化。這種大眾文化是和大眾（特別是工人階級）的日常生活有機聯繫在一起的，是大眾的活生生的經驗，正如威廉斯在《關鍵詞》裏所說的那樣，是“真正由人民為他們自己所生產的”（actually made by people for themselves）。[7]雖然由于現代化和全球化的進程，在中國即使是最偏僻的山鄉如今也很難找到一種絕對完整的“真正的”大眾文化。但是這不是說我們就不能從伯明翰學派的早期實踐中得到啟發。文化研究所研究的大衆文化，仍然可以是遷徙的三峽庫

87黃微子再思大衆文化：一個文化研究視角區人民、返鄉農民工以至于在快速變化的社會面對自己就讀過的小學消失不見的每一個普通人，他們在日常經驗中以什麽樣的信仰、儀式、文化形式以至情感結構來面對异化了的處境。李陀說：“我們在做大衆文化研究的時候，應該主要依據我們自己的情况來定義它，而不必過于關心它還有個‘洋出身’。”[8]固然，我們的確可以依據自己的情况來定義它，但是它的“洋出身”——如威廉斯在《關鍵詞》所追溯的多重涵義和多樣可能性——未必就對我們毫無用處。儘管李陀承認“大衆文化”這個概念“有它在漢語中過去的歷史”，[9]却沒有對這歷史進行有效的梳理。在我看來，這“過去的歷史”還遠沒有過去。關於“大眾文化”和“大眾”，有三種主要的話語活躍於當代中國的文化生產裏。其一是發軔於五四時期並在八十年代迴響的啓蒙話語，其二是《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所代表的社會主義話語，其三是改革開放特別是九十年代初以來的消費主義話語。儘管這第三種在目前取得越來越顯著的地位，但是由于五四對知識分子（特別是成長和成熟于八十年代的知識分子）的重大影響，由于目前我們仍在中國共産黨治下的“社會主義社會”，前兩種話語也幷沒有失效。只要分析一下對處于風口浪尖的文化明星的指摘和他們的自我辯護，就可以看見這三種話語如何交織在一起。（對這三種話語的歷史回顧及其在當代文化生産中的“使用”請參見我的論文 ‘Uses of “the People” in the Making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al Celebrities’）。[10]至此，我們再回頭去看季廣茂教授的言論，就會發現“文學現象”與“大衆文化或通俗文化”對立是一個荒謬的僞命題。且不說當代大量的“文學現象”與生産“大衆文化或通俗文化”的文化工業（特別是出版和傳媒工業）有著明顯的、不可切割的聯繫，就以季教授研究的“中國現代思潮與文學觀念的變遷問題”來說，也想必要處理到周作人的“平民文學”觀念、鴛蝴派和新感覺派的實踐、三十年代左翼的刊物《大衆文藝》以及毛澤東提倡的“文藝爲工農兵服務”等等一些有關“大衆文化”的“文學現象”吧？實際上，文化研究絕不僅僅研究大眾文化。即使是最“高雅”、最與大衆無涉的文學，我們也可以研究它的製造機制，研究它的獎賞法則，研究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和經濟資本在其間怎樣生産和流通。這是文化研究一直都在做的事。文化研究甚至可以不研究“文化”（如果文化指的是文學和藝術的話）。原則上說，文化研究可以研究任何事物，它幷不像傳統學科那樣以研究對象來設定自己的邊界。文化研究是以某些視角（比如著眼於權力關係）、某些價值（比如社會介入、同情邊緣人群）、某些立場（比如反對本質主義和還原主義）來標識自己的身份的。3 怎樣研究大眾文化：立場和方法既然如此，文化研究為什麼還要研究大眾文化？研究何種大眾文化？怎樣研究？現在國內“大眾文化批評”中有一種常見的立場，我會稱之為“政治正確的精英主義”。這種“大衆文化”的批評者，自己在情感上絕不欣賞“大衆文化”，他們最得心應手的就是對“大衆文化”的消費主義層面進行撻伐。但他們（或他們中有的人）也知道就文化研究所信守的價值而言，他們“應該”（在某種程度上）站到“大衆”的立場上，因此他們（有時候）也會努力發掘這些大衆文化文本中一點點“抵抗”的因素和積極的意義。他們所使用的方法大抵是對這些大衆文化文本從符號學上進行“細讀”（close reading），從而進行意識形態批判。由于要及時回應流行趨勢（他們以爲這便是“社會介入”），他們通常做不到福柯式的（Foucauldian）帶有歷史和制度面向的話語分析（discursive analysis）。在我看來，這樣的“大衆文化批評”的成效十分有限。大衆文化之所以值得研究，乃是源于一種理論假設，即它是葛蘭西（Gramsci）所謂“爭奪霸權”（hegemonic struggle）的陣地。因此，不同話語之間的鬥爭十分重要。在國內研究大衆文

88化，如果只著眼于它消費主義的層面，而無視啓蒙話語和社會主義話語共同在其間所起的作用，實際上沒有撓到痛處。何況國內目前的大眾文化也並非反映“霸權”的絕佳樣本。因爲“霸權”實際上是在民選的政治體制裏面所進行的民意操弄，它的重點是同意（consent），但在國內當前的政治體制下，行政權力可以直接幹預幷剪除掉大衆文化裏面的種種异見。這不是說大衆文化中就不存在抵抗的可能，而是說，你不能單單從符號和文本的層面去理解大衆文化，它未必準確反映大衆所衷心相信的意識形態，反而是官方在它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所控制的意識形態。這兩種意識形態雖不至完全對立，卻也絕非完全等同。再加上我們面對的是一個越來越犬儒的社會。犬儒的問題不是無知，而是無恥。在這種情況下，進行意識形態批判的意義究竟有多大，是很成問題的。于是回到那個問題：為什麼我們還要研究大眾文化？我認為，那是文化研究的社會擔當所決定的。如果我們棄大眾於不顧，那還是什麼文化研究呢？但是我們要重新界定大眾文化。究竟什麼才是值得我們去研究的大眾文化？如果僅僅研究目前由文化工業生産出來的“大衆文化”，實際上不一定能真正抵達大衆。因為以國內的社會現狀來說，有能力消費種種“大眾文化”的，很多時候是小資和中產階級，這些人在統計學上和政治上都不構成真正的“大眾”。况且，在後福特主義、知識型經濟和文化創意産業的趨勢下，文化産品的消費者幷不必然指向“大衆”（mass audience），反而越來越多地指向各種“小衆”，市場越來越細分。“高雅文化”和“大衆文化”的邊界也越來越模糊。《論語》可能是“高雅文化”，《于丹 < 論語 > 心得》可能是“大眾文化”，但後者是被當作“高雅”的中國傳統文化，在走近經典的脈絡下被接受的。在這種情况下，我認爲我們研究“大衆文化”，不必拘泥于它是否是文化工業生産出來的，不必在乎它是否擁有大量的受衆，更不必是流行的熱點。一切涉及大眾的利益或興趣，且影響深遠的，都可以是我們研究的“大眾文化”。舉例來說，一些獨立藝術家的藝術實踐，站在大衆利益的立場上，但因爲掌握不了傳播渠道，所以無法抵達大量的受衆，這是我們可以去關注和研究的大衆文化；國慶閱兵，吸引了大衆的極大興趣，同時也涉及了大衆的利益，這也是我們可以去關注和研究的大衆文化。我以爲我們研究大衆文化的時候，不必先在地擺出一副否定的姿態，以爲不這樣就無法彰顯批判知識分子的身份。不妨以一種更為謙卑和開放的態度在每個具體的語境下對大衆文化所包含的複雜關係作出盡可能仔細的梳理，再分析問題的癥結所在。例如對于丹的文化研究，如果僅僅就她所生產的文本而批判其為“食利者的快樂哲學”，[11]實際上很難具有什麽現實有效性，既不能解釋于丹這樣的文化明星何以能够生産出來，又不告訴我們這個消費于丹的社會究竟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況。高喊“于丹有害”對她的受衆而言幷不具任何說服力，它只是成全了批判者的自我身份確認而已。我幷不排斥文本分析的方法，只是說它不能够成爲我們做文化研究，特別是研究大衆文化時，唯一仰仗的方法。它有它的功能，但它不是全能。爲了更好地理解大衆文化，更有效地介入社會大衆——例如爲了回答于丹這樣的文化明星何以能够生産出來，這個消費于丹的社會究竟處于一種什麽樣的狀况——我們要借用和調動一切可能的方法，無論是文學的、歷史的還是社會學的、人類學的，去考察大衆文化的機制（mechanisms）和制度（institutions），也就是說，它的經濟和政治的面向。這當然不是說，對文化的研究要回到經濟决定論上，或回到爲政治服務的上綱上綫的解讀；而是說，文化幷非自給自足的符號體系，它有物質的形式，也必然牽涉到權力關係，正如經濟和政治必定處于一定的話語系統和價值系統之中，因此具有文化的面向。文化、經濟和政治

89黃微子再思大衆文化：一個文化研究視角是互相構成的，這是我們研究大眾文化時必須牢記於心的。這樣的實踐可能是在我們原有的學科訓練之外的，是我們不熟悉的，也是困難的。但正因如此，才更值得我們去探索、去建設一種新的對大眾文化的文化研究。参考文獻[1] 季廣茂. 【稍息】駁鍾華:(13)且看拙著與“文化研究”之關係. jiguangmao_新浪博客，[2012-04-14].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375eee01008hn9.html[2] 約翰・哈特利. 文化研究簡史. 季廣茂，譯. 北京：金城出版社，2008.[3] 李陀. 序//戴錦華. 隱形書寫——9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3[4] 同上，序第5頁.[5] 同上，序第7頁.[6] 同上，序第9頁.[7] 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237[8] 李陀. 序. 第9頁[9] 同上.[10] HUANG Weizi. ‘Uses of “the People” in the Making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al Celebrities’, presented at Inter-Asia Cultural Typhoon in Tokyo, Japan, 5 Jul 2009.[11] 陶東風. 食利者的快樂哲學//張法等. 會診《百家講壇》.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44-61學生活動—藝術團飛躍彩虹 ——12週年校慶藝術團文藝晚會為慶祝澳科大校慶12週年，藝術團於3月26日晚獻上一場精心準備的文藝晚會。這是藝術團首次在J座室內體育館舉辦文藝晚會，藝術團隊員將近一年來的訓練成果，以完美的演出呈現給到場嘉賓及全校師生。晚會有幸邀請到中聯辦、外交公署、澳門政府、教育機構等社會各界人士，以及參加12周年校慶活動、學術活動的專家學者、國際人士。現場觀眾逾千人，整場晚會高潮迭起，獲得到場嘉賓高度讚揚和全場一致好評。晚會以合唱團一曲《Over the Rainbow》拉開序幕，星星點點的燭光伴著合唱團女聲們甜美的樂音飄揚，作為藝術團標誌性樂團之一的管弦樂團再現了古典樂《詩人與農夫序曲》這一經典曲目的優雅魅力；民族舞蹈隊奉上了全新改編的古典舞《國風》，磅礴的音樂與紛繁的舞步，展現出的是中國之風，民族之魂。電聲樂隊作為藝術團之新秀亮相晚會，兩首曲風不同的歌曲《那些年》和《It's My Life》將晚會引向第一個高潮，歌曲喚起了嘉賓和校友們對大學青蔥時代的美好回憶，全場觀眾一同揮舞熒光棒，掀起此起彼伏的互動共鳴；武術隊帶來的《乾坤》亦靜亦動，將武術的剛與柔完美結合，短短的幾分鐘卻呈現出中國武術的博大精深；女生獨唱《Autumn Leaves》，伴著輕柔的薩克斯風，歌曲婉轉低沉，直入人心。中樂團是澳門高校中唯一的一支中樂樂團。一曲《漁舟凱歌》，聲聲海螺，陣陣鼓樂，歡快熱鬧的民樂是整場晚會的精彩之一；一貫風靡校園的拉丁舞《恰恰恰》，更是引來陣陣歡呼與掌聲；美聲組的小合唱《為科大乾杯》展示出專業特長生的不俗唱功，鋼琴獨奏《波蘭舞曲》用嫻熟的指法和優美的旋律讓現場觀眾領略到樂器之王的不同凡響。晚會的重頭戲是特別嘉賓京劇大師耿其昌老師帶來的《打侄上墳》、《甘灑熱血寫春秋》，李維康老師帶來的《貴妃醉酒》，以及兩人合作的《坐宮》。四段劇目為演出增色萬分，博得台下一片叫好聲，來校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的專家戲稱“讓我們感受又享受了一次春晚！”。作為首次登台的女教職員合唱團與藝術團合唱團共同演繹音樂之聲中著名選段《Do Re Mi》，引起現場師生的共鳴。整場晚會在全團隊員和到場嘉賓合唱《澳門科技大學校歌》中落下帷幕。

90第 6 卷第 1 期澳門科技大學學報 Vol.6 No.12012 年 6 月 30 日 Journal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une 30 , 2012 收稿日期：2012-05-08；修訂日期：2012-05-30通訊作者：柳旭東，男，博士，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公共輿論，新媒體心理，網絡報紙。 E-mail：xdliu@must.edu.mo，電話：853-88972962Moderation of Media Issue Saliencet: Testing the Agenda Setting Effect yithin the ElaAoration Likelihood ModelXudong LIU(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Arts,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China )AAstractt: This study, grounded on the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ELM), examines why some individuals impose salience on one issue while others don’t. Using NES 2004 data and multivariate analysi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routine issues, such as the job and standard living issues, were viewed as salient because the individuals’ pertinence for and involvement in them keep the issue in their central information-processing route, regardless of the media coverage’s intensity on the issue. The study also demonstrates that individuals’ responsibility of thinking also positively influence perceived salience of the issue.ey yordst: Agenda setting;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Responsibility of thinking; Political issue involvement; Credibility; Stakeholder中和媒介議題顯性：在詳盡可能性模型下測試議程設置效果柳旭東（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澳門）摘要：本研究建立在詳盡可能性模型基礎上，調查個人賦予某社會議題重要性而他人沒有如此的原因。使用NES2004資料和多元回歸分析，結果顯示一些常規社會議題，如工作與生活標準問題被認為重要，更多歸因於個人與此問題利益相關以及參與，而與媒體報導的程度無關，顯示該人群將此類議題置於資訊處理的中央路徑。研究還發現個人的思考責任感也正面影響意識中的議題重要性。關鍵詞：議程設置；詳盡可能性模型；思考責任；政治參與；可信度0 IntroductionThe theory of “agenda setting” serves as a “para-digm”[1] that provides a marketplace of ideas for media effect research[2]. Despite the accumulation of litera-ture on how media can affect the social agenda within different contexts at the social level, limited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how personal factors can moderate or counteract media agenda, whereas the rational individual would unavoidably take into account personal agenda when processing media information. Due to the lack of psychological theory support in

91Xudong LIU Moderation of Media Issue Salience: Testing the Agenda Setting Effect within the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investigating agenda building among the public, why the media fail to affect the individual agenda calls for more rationales. Acknowledging the relative lack of research on the form of agenda building on the basis of psychology theory, this study incorporates the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in explaining why some view a specific issue as salient while others view it as minor. The study seeks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general questions: How do individual factors, such as involvement and different degrees of background knowledge, affect whether the individual view the issues transferred by the media as salient? This study applies the job and stand living issue, involved in the NES2004 data, as the vehicle to analyze the rationales. The job and standard living issue is a universal one, pertaining to every individual. People residing in different areas including Macau, have always been managing to maintain decent living standard and quality. 1 Literature RevieyThis section begins with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agenda setting process of media, exploring the overlooked points of previous studies in terms of issue salience building; then the study proceeds to explore the dimensions and logical correlation of the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and simultaneously proposes the research hypotheses. 1.1 Setting Individual Agenda Agenda setting, the transfer of issue salience from media to the public, has sparked many academic works since the theory first evolved[3]. While scholars were expanding agenda-setting theory, they simultaneously studied the variances the theory variables find difficult to explain. One notable feature concerning the agenda setting research is that those pieces of research tended to study the issues that are most frequently covered by the media[4]. In this sense, it is likely that those issues are in fact the most important existent issues,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se issues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public, rather than that the media’s influencing the public to report the salience of these issues. Furthermore, studies have disagreed with the “significant rank order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media coverage and the public ordering of issues”[5], arguing that issue salience is not in accordance with media exposure. For example, Jochen[6] found that more coverage on international issues did not automatically increase the perceived importance of such issues among the public. Tsfati[7] took into account the perceived credibility of the media that might moderate the agenda setting effect on social or individual level, suggesting that the aggregate-level correlation of media and public agenda was weaker for skeptics of the media; when controlling for demographic and political variables, on the individual level, skeptics also perceived what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was in their nation differently from nonskeptics, as well. Actually, the public opinion may not be so easily affected by outside information at all[8]. Besides controversies on the effects of media, some assumptions posited by agenda setting theory have not yet been convincingly tested. Despite all the research, we do not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cess of agenda setting, and of what happens when the issues of importance on the media’s agenda are transferred to the minds of the public. When previous scholars discussed the media’s agenda setting role, they assumed the agenda was at the social rather than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Previous studies on agenda setting have suggested that the media can affect public opinion on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at the collective level[9]. This argument simultaneously suggested that the individuals might be influenced by the media on what is an important issue for the country to solve, but they will not be converted to believe that the agenda provided by the media is equal in salience to their individual issues. Upon the individual agenda, the media fails to make a difference: the news media reports occur but the public are inflexible about keeping in line with their own agenda, aloof from the media agenda[10]. The theory proposes that in some cases the individual agenda would be in align with media agenda, but the confluent agenda is just by chance: the individual agenda happens to have

92collided with the media agenda, rather than resulting from the conversion of issue salience with the effect of media coverage. In summary, in terms of individual agenda, the media sometimes encounter difficulties in changing their preset issue preference, but the media can set an agenda context within which the public can present their own ideas. As to what factors block the media’s effect on individual agenda, previous research did not evaluate them. Perhaps the most convincing explanation for the effect of agenda setting is that “this relationship of the media agenda to the public agenda seems to hold under a variety of conditions, for a diversity of issues, and when explored with diverse research methods”[11]. 1.2 ElaA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and Agenda Processing To persuade an individual to accept media agenda involves th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attitude change, considering that viewing one specific issue as salient can be considered the first level judgment. However, the attitude building process is not the field agenda setting studies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he reason is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apply one theory to support what the agenda setting theory has assumed. Kosicki[12], for example, found that agenda-setting research fails to make clear its ties and obligations to theories of news work, social constructions of reality, and cognitive psychology more generally. In this case, the factors counteracting the media agenda setting effect should be logically found from cognitive/social psychology theory. To persuade an individual to accept the issue salience transferred by the media is a more difficult and complicated process than what the agenda setting theory generally proposes. One important factor within the process is how much elaboration the individual would invest in processing the media information. The amount of elaboration suggests whether the individual is taking the central route or the peripheral route to evaluate the information. Only within the central route will the individual scrutinize the media information and take relevant issue-related argument seriously[13~14]. The associated rationale is addressed by the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The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was introduced to explain the different outcome of persuasion within the individual and organizational contexts[15]. The ELM assumes that the public is relational and changes its attitudes on the basis of the comparison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e sources the attitude change needs. The model proposes that the public generally applies two routes to attitude change: the central route and the peripheral route. The central route requests the audience of information to handle positive cognitive activity, referring to previous experience and information and accessing the issue-related arguments in the present information before proceeding to form attitudes and responsive behaviors toward the information. Prior knowledge about the issue, the strength of the issue’s argument as pertinent to communicational information, and actual message content are the key factors crucial to the central route. Another cognition and attitude change route, the peripheral route, requests that the consumer of the information consider the peripheral or secondary cues relevant to the information. Accordingly, the peripheral route calls for the low analysis of non-content elements pertinent to the message (i.e., peripheral cues) as a basis of attitude formation. Peripheral cues involve the secondary or subjective information about the source (e.g., source credibility, source likeability). According to the ELM, motivation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predicts which route the audience might take to process the message. Factors that might enhance processing motivation include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mensions. The ELM infers that if the processor of the message in the information views that message crucial to his or her own issue and the potential consequences or the likely future behavior of the processor, he or she would invest the efforts of cognition to elaborate the information. The proximity between personal situation and the promoted issue involved in the communicational information can strengthen the motivation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On the other hand, if the processor views the message

93Xudong LIU Moderation of Media Issue Salience: Testing the Agenda Setting Effect within the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as having little or no impact on their lives and potential, or target behaviors, the central route of confirmation strategy by the information provider is blocked. Individuals are less motivated to process low-involvement issues, or issues not relevant to their own situations. The audience tends to spend neither the time nor the efforts to process the message in a low-involvement issue, depending “instead on persuasive suggestions”[16]. In terms of media salience and individual salience, if the audience views the covered issues as relevant to his or her own issue, interpersonal and personal experiences will resonate with media messages. In this case, the audience would focus more on the issues, analyzing the logic of the information argument in the coverage and relating the issue to its own, thus enhancing the salience of this issue in a personal agenda. To assess how the ELM can explain why the public views one issue important, researchers selected the job and standard living issue, one issue that has been long discussed by the media as well as the public. One previous study found that there are concerns about the increased job instability across the US[17]. Simultaneously, job and standard living issues have been routinely important social issues in the US. As early in the 1979 Nation Election Stud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urvey, respondents viewed “guaranteed jobs” and “social security” as two of the six most important issues about which they were concerned[18]. In this case, our study selected the job and standard living issues issue to evaluate the model, evaluating how individual situations can counteract the media in terms of the agenda setting effects. Based on the rationale addressed above, this study first hypothesized: H1t: Individual involvement in the job and standard living issue will positively predict perceiving the issue as salient. According the ELM, the need for cognition is also pertinent to the perceived personal relevance, whereas it focuses on the degree of confidence of obtained information needed for processing the issue viewed as salient. To put it in another way, when the audience is confident that the garnered information is sufficient for one issue, it will pay less attention to this information; thus, the information will exert less, or even no, effect on the audience. In terms of the media agenda and individual agenda issue, if the audience has long viewed one specific issue as salient to either the self or to the society as a whole, the ensuing coverage on the issue will not supplement the storage of the information, and accordingly the surplus coverage will no longer transfer more salience to the public. Although the clear-cut manner of the exposure for each issue still deserves more future study, the crucial point, the peak of information storage which can make a difference in attitude building, does exist. For the job and standard living issue, the need of cognition is salient for the stakeholders of this issue. For example, those who have suffered from unemployment will find it more pertinent for them to learn about relevant information, therefore viewing this issue as important. But what should be noted is that the need to know cannot be affected by media coverage, but can instead be affected by individual experience. This argument is in line with Weaver, Graber, McCombs and Eyal[19], who proposed that “when individuals are experiencing the real-life impact of major issues, they hold little need to be told by the mass media that such matters are important.” Is this case, the salience the audience credits to one issue is not transferred from current media coverage, but from his own previous judgment or experience, or transferred from previous coverage. To put it in another way, when the coverage of the issue disappears, the perceived salience of the issue will not dwindle or disappear. Based on this argument, the study hypothesized: H2t: The degree of stake holding will positively predict perceived salience of the job and standard living issue. The lack of immediate or potential consequence of one issue is likely to lead to low credit among the public on its salience, but in some cases the model might not work. Some social issues, such as terrorism, would attract unanimous attention across society, although some groups of people do not feel the threat

94of attack. Here, social rather than individual factors affect the motivation or likelihood of elaboration. The factor is more related to the perceived social agenda transferred by media. These issues will not produce immediate or potential consequences to the audience, but if the issue is crucial to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citizen toward the society as a whole, the audience will also process the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central route, fostering message arguments and decision-aiding facts that are needed for resulting in such an attitude. Just as the output of questioned turnout rate is always above the real turnout rate in political elections, the sense of duty or the social desirability related to an issue would induce the public to view some long existing issues, such as terrorism, abortion, gay and lesbian rights, minority discrimination and gender equality, as important issues challenging the society and the government. As for the salience of the issue transferred by the media at social level, the public will come to a relatively coincident decision on what is the most salient issue the country faces. This study thus hypothesized: H3t: Responsibility of thinking will positively predict perceived salience of the job and standard living issue.The involvement is one factor that predicts the application of processing strategy, while the ability to process the message is a predominant factor that can differentiate the application. If the audience did not garner the knowledge and previous information to refer to, they would refer to the “ephemeral cues,” in which media credibility plays a important role. One previous study found that trusted sources could better predict the formation of attitude[20]. In terms of the way a perceived source credibility of media can moderate the agenda setting effect, recent research found that although media’s agenda setting effects are accurate, the hierarchical skepticism of the public on different media moderates these effects: the higher the skepticism, the less the audience will be in line with the media’s agenda rank indicated by its coverage. Iyengar and Kinder[21] also found that those believing in the impartiality and accuracy of the media coverage are more influenced by media coverage.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credibility of source and the agenda setting effect can be explained within the ELM model: when the audiences are not confident with their ability to process the information, they tend to follow “ephemeral cues” to result in their attitudes; the credibility of the source can guarantee bigger amounts of energetic cognition behaviors, because in this case the media serves more like an “expertise” that can induce more elaboration likelihood[22], and thus the media can exert more power on the audience in terms of transferring its agenda. In the case of skeptics of the media, the reference of “peripheral cues” would stop, and accordingly the media would not change those individuals’ attitudes on this issue. Thus the study hypothesized: H4t: Skeptics of the media coverage credibility will negatively predict perceived salience of the job and standard living issue. The ELM also proposes that the ability to elaborate is another factor that predicts the elaboration likelihood and th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trategy. One study found that the more knowledge the individual has, the more likely he or she will elaborate on issue-relevant messages[23]. If the audience has prior knowledge or experience to refer and is confident with handling th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 elaboration likelihood will increase; otherwise, it will decrease. This argument can explain why concrete issues showed stronger agenda setting effects than abstract issues[24], considering that when the confidence of handling the abstract issues decrease among some audiences, so does the cumulative perceived social agenda. One recent study on the media’s role as issue salience transfer also found that those who lived in the “battlefield,” in which the candidates competed for votes, had significantly more issue knowledge and thus have more issue salience than citizens from other states[25]. The study hypothesized: H5t: Individual’s background knowledge in the job and stand living issue will positively predict perceived salience of the job and standard living issue. The ELM proposes that attitude changes based

95Xudong LIU Moderation of Media Issue Salience: Testing the Agenda Setting Effect within the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on elaboration are more stable and resistant to change than those with less or no liberation. On the contrary, because the cognition changes through empirical route only apply the cues relevant to the empirical feature of the message, the cognition is vulnerable and subject to change on the condition that the information disappears or changes. When people process the information using the central route, they call for more prior information and analyze the content’s argument within all relevant available information pertinent to the issue; the deep participation and involvement of the issue analysis can strengthen their memory. In terms of the issue’s salience difference at a social or an individual level, the social agenda, if it is not immediately related to the individual’s life, arouses less elaboration. The private agenda, however, due to its importance in individual life, would call for more elaboration, and is more likely to be processed using the central route. Actually, the agenda setting effect, in terms of social agenda, is the product of processing information available in memory, which has been levied by the media message consumption[26]. In a more extreme sense, they are “trapped” into conforming to the media’s agenda through overwhelming abundance of information[27]. When the coverage ceases, the memory of the information will fade gradually, and accordingly, over a period of time, the salience of one specific issue would also disappear. The literature reviewed might explain why some issues, like the job and standard living issues becomes routine salient issues among the public, both on the individual level and on the social level. The study thus hypothesized: H6t: Media exposure, when controlling for other factors, will not influence perceived salience of the job and standard living issue.How individual factors moderate the effect of media in setting personal agenda is demonstrated by the elaboration mediated agenda setting model (see Figure 1). As suggested, the model predicts that media exposure, when controlling for other individual factors, might impose little influence on people’s perception of issue salience, especially when the issue is a routine one that people have been experiencing. In the agenda setting process, individual’s elaboration depth, which is influenced by personal factors, indirectly moderates media exposure’s impacts on perception of issue salience.Figure 1 ElaAoration Mediated Agenda Setting Model2 Research MethodTo examine how indiv idual fac tors and involvement can influence the issue importance perception, this study uses data from the 2004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 (NES), a nationwide, large-scale survey randomly conducted in-person and by telephone. The dependent variable in this study is the perceived salience of job and standard living issue, operationally defined as the degree to which the respondent views the issue as important. The NES survey asked the question, “How important is the issue of job and standard living?” and requested the respondent select from the five-score options, 1 meaning “extremely important” and 5 meaning “not at all important.”One independent variable is the media exposure, operationally defined as the time spent last week on TV watching, radio listening, newspaper reading and Internet information browsing. For each kind of media, the NES contains an 8-point scale measure how much time spent, with possible responses ranging from 0 (no exposure) to 7 (exposure every day). The researchers did not create a composite variable to represent media exposure, because the separate measure of the dimension of media exposure can

96present more information about how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focus on specific media. Degree of stake holding is defined a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people involved is affected by the job and living standard issue in US. This variable involves several dimensions. In terms of gender difference, women, in comparison to men, are more likely to be moved out of labor force or be moved to part-time jobs[28]. The unsustainable job opportunity would cause women to be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job and living standard, and thus more likely to view this issue as salient. In fact, it has been found that women are slightly more likely to attach greater weight to economic evaluations and social spending[29]. Race is another factor that affects one’s viewpoint on the importance of job and standard living issue. In comparison to whites, black youth employment rates have headed downward over the past thirty years[30]. Contrary to the social stereotype that the difference in employment rate across races was due to the young black community’s voluntary idleness, Peterson found that the blacks are as concerned about their jobs as their white counterparts[31]. In this case, we can conclude that African Americans would be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job and standard living issues than whites, because of higher unemployment rates and the higher risk of losing their current jobs than other groups of people. One previous study also finds that age is a negative predictor of job concern, suggesting that older employees who sense job insecurity are likely to report less emotional concern about this issue, which might be because older people can better absorb financial threat or would even view the loss of a job as an opportunity for early retirement[32]. Background knowledge is another independent variable, operationally defined as the general information found in terms of the social job and standard living issue. This study applies education to measure background knowledge, assuming that people with more education will garne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job and standard living issue than those less educated. The study recoded the outcome of the question of in the 2004 NES, which asked about the highest education the respondent received, using an eight-point ordinal score, with 0 representing no education and 7 representing a graduate-level degree. Involvement is an independent variable that is more controversial in terms of the dimension of the concept. On the one hand, because of the relevance of the stakeholders to the job and standard living issue, they are more involved. In this case, the measure of the degree of stake holding is simultaneously measuring the concept of involvement. On the other hand, involvement can be measured from a reaction to the job-and-living-related-situation perspective. The respondents’ personal evaluation o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might affect the degree to which they will view the job and standard living issue as important. Tausig and Fenwich found that the realization of the increased job demand and increasingly inadequate pay can contribute greatly to mental concern[33], which in the end can result in distress among the public on a social level. Turner found that the personal concern about unemployment is relatively high when regional economy is receding and when regional unemployment is high, while what affects living standards also involves the previous inflation situation and future inflation expectation[34]. When the inflation rate is high, the living standard will reactively decrease. In case of the job and standard living issue, it is reasonable to argue that respondents’ personal evaluation on previous year’s economy and employment as well as the expectation of the next year’s economy and inflation situation would contribute to how they would be concerned about the job and standard living issue. The NES contains a 5-point scale which measure the knowledge about the situation of past year’s economy, with possible responses ranging from 1 (much better) to 5 (much worse). The 2004 NES also contains two uniform measures dealing with the respondents’ concerns about the past year’s inflation situation. The NES contains a 5-point scale measure of how much the respondent worry about the job loss, with possible responses ranging from 1 (very much) to 5 (not at all). Furthermore, this study assumes that the

97Xudong LIU Moderation of Media Issue Salience: Testing the Agenda Setting Effect within the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involvement of the job and standard living issue is also related to public issue interest: the more a person is interested in discussing political topics, the more likely he or she would get involved in the job and standard living issue. The study thus applied political interest to measure one dimension of issue involvement. The 2004 NES contains a 7-point scale measure of the respondent’s interest in political issue discussing, with possible responses ranging from 1 (discussing political issues once a week) to 7 (discussing politics every day). The study assumed that if the job and standard living issue is involved in the topics, the public will discuss it because the issue has become a routine social issue, rather than a new one. The more the individual is interested in discussing political issues, the more chance he or she would be involved in the issue of job and standard living. Responsibility of thinking was measured by two items. The NES contains a 5-point scale to measure responsibility by asking, “How much do you like or dislike responsibility for thinking?” Respondents were asked to circle a number on a 5-point continuum that ranges from 1, for very much, to 5, for not much at all. Credibility of news media is another independent variable, operationally defined as the degree to which the public views the information of media as trustworthy. The 2004 NES contains a 5-point scale measure of the respondents’ evaluation of media information credibility, with possible responses ranging from 1 (almost always) to 5 (none of the time). 3 FindingsWe applied a multiple regression to assess the effect of the personal involvement in the job and standard living issue, degree of stake holding, knowledge of the issue, responsibility of thinking, media exposure, and perceived credibility of the media on the dependent variable, perceived salience of the job and standard living issue. The factors in the regression model accounts for 12% of the variance in perceived salience of the job and standard living issue. The statistics suggests that media exposure, when controlling for other variables, is not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redictor of whether or not the individuals will view the job and standard living issues as important. H6 is supported, implying that the media fails in transfer issue salience. Among the media technologies selected, only listening to political talk radio imposes marginal effect on the audience’s perceived salience of the issue (β=-0.13, p>0.05). The finding suggests that listening to politics-related talk radio still serves an important role in helping the public to learn about political issues. But in terms of the agenda setting eff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nsity of talk radio exposure and issue salience is negative; the more spent on listening to talk radio, the less likely the people might regard this issue as important. H6 is thus supported. The data suggests that because of the overexposure, rather than underexposure, of the issue within media context, people have been familiar with the issue, and follow-up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is issue cannot add to the effect of agenda setting on the public.The output of data also suggests that, in line with what ELM has predicted, credibility of the media predicts the degree of the sense of importance of the job and standard living issue (β=-0.14, p<0.05), suggesting that the more the public believe in the media, the more they will view the issue as important. H4 is thus supported. The findings imply that when people are not familiar with the issue, the credibility of media can serve as a peripheral cue to decide whether to adopt the issue’s salience as transferred by the media. In term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factors and the salience of the job and standard living issue, two findings stand out. The first finding is that, in accordance with what H3 has suggested, the degree of stakeholding i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degree to which the respondents will view this issue as important. As expected, the race dummy variable perfectly predicts how much the stakeholders will view the job and standard living issue as important (β=-0.31, p<0.01). African Americans, who have long

98been suffering from the job and standard living issue, will view this issue as more important than other groups have. Age is one factor that will affect the attitude toward job and standard living issue salience, and the finding is in compliance with what the literature has suggested: the older the person, the less likely he will be concerned about the issue, although the difference is rather minor (β=-0.01, p<0.05). Household income is also statistically related to the attitude on the issue, with those with higher incomes viewing this issue as not important (β=0.09, p<0.01). Therefore, H2 is supported. The findings are in line with what the ELM proposes: the more relevance of the issue, the more the individual will elaborate it on a central processing route, and accordingly, will view the issue as more salient.The second finding is that the dimensions the study applied to measure the involvement of job and standard living issue are marginal but significant predictors of the rank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issue. As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suggests, the more time the individual spends on political issue discussing, the more he will view the issue as important (β=-0.03, p=0.08), meaning that involvement in the political issue would also increase concern about the issue. As discussed in the literature review, the expanding inflation would decrease the living standard, and the individual’s evaluation of the inflation indicated the involvement of the individual in the standard living issue. The output suggests that when concerns about future inflation increase, people will think of the job and standard living issue as more important (β=0.07, p <0.05). While when the respondents are more in favor of reducing foreign import, which is connected to job opportunities, they would also view the job and standard living issue as important (β=0.03, p<0.05). In summary, increased issue-involvement predicts the increased attention to the job and standard living issue; thus, H1 is supported. What is interesting in the finding is that, compared with the involvement variable, demographic variables are more salient predictors of the perceived salience of the job and standard living issue. This might be because personal situation concern is more important in dictating whether the individual will contemplate the issue seriously: when the issue is more relevant to his own situation rather than to society as a whole, the individual will be likely to consider the issue via the central route. Education is one direct channel through which a person can attain information about the issues, which is why this study used “education level” as one dimension to measure background knowledge. Interestingly, although education level is related to issue salience perception, the direction is negative: those with higher education are less likely to view this issue as important (β=0.17, p <0.05). This is because the educated suffer less from unemployment, and accordingly they are not as concerned about this issue as the poorly educated. When the stakeholder variables are controlled, the education would not work. H5 is thus not confirmed. The fourth finding is that responsibility for thinking cannot significantly predicate the issue’s salience perception (β=0.05, p>0.05), when all other variables are controlled. Accordingly, H3 is rejected. 4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Why issue salience perceived by the public cannot always be affected by media salience is complicated, and cannot be explained with only one approach. Although to consider which issue is more important to the society than to individuals seems to be an simple psychological preference, the process is actually a low level attitude accumulation process, in which what factors dominate in convincing the public to lean in favor of one issue rather than another issue is the main logic underlying the preference. For a routine salient social issue like the job and standard living issue, one problem is that society has been discussing it for a long time, and relevant policy making has exposed individuals to this issue to a high degree; the issue remains in the central route of the individuals’ attitudes and cannot be viewed outside of their routine lives.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once the opinion about the salience of the issue was

99Xudong LIU Moderation of Media Issue Salience: Testing the Agenda Setting Effect within the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set, it become an consistent attitude, which caused the public to exhibit more constant opinions[35]; these opinions simultaneously involve what they will regard as salient in the future, because the consistent opinion track would request the cognition and attitude molding process to refer to previous attitudes on one issue. In this case, when the public is asked to review the salience of the issue, outside factors cannot easily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the attitude change process; rather, the “stereotyped” perception that is embedded in the individual’s mind dominate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decision making. When an opinion about what issue is salient is set, the role of media as an agenda setter is weak. The media cannot impose more influence on the issue among the public, meaning that the over-exposure to the coverage of one specific issue becomes a waste of time and ink. On the basis of the 2004 NES data, this study found no significant relation between media exposure and the perceived salience of the job and standard living issue. Some might argue that the insufficient coverage of this issue might explain why the media does not work on this issue. But a simple article search in the Lexis-Nexis database, using the key work “job” together with “standard living”, reveals more than three hundred news articles concerning this issue were published in 2004, and relevant articles that involve the two words separately might double that figure. The volume of coverage on the issue suggests that the public is exposed to this issue almost every day. As a matter of fact, when one issue becomes routine throughout society, it also becomes the media’s routine work to cover relevance. It is likely that when the coverage stops, the agenda setting effect of media on some issues might wane gradually and disappear at one crucial point of time. Although what issues might wane still requires more study, this study implies that for some issues, for example the job and living standard issue, which are imbedded in the minds of society and are transformed into one criterion of a democratic society, the waning speed will be substantially slower, or even become static. Logically, media as an agenda setter might impose more influence on those unfamiliar with the issues, because they are generally more vulnerable to information, and “novices have their minds full just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meaning of what is being said; in a sense, they are swept away”[36]. But for those immersed with the issue or those who possess mature agendas, either set by the media or through other communication channels, media might not dictate individual agenda. Furthermore, the findings in this research empirically assess a holding assumption that has been overlooked in agenda setting theory. As discussed in the literature section, previous agenda setting theory has assumed that the media can transfer issue salience to the public on the social level, but it cannot change the individual agenda. Why media fails to change the individuals mind in terms of issue salience, however, sparked little research. This study incorporated the ELM model to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 involvement, knowledge, responsibility, and the perception of issue salience. This study, by applying this model, rather than studies of the agenda setting effect from the media perspective, takes the public’s capacity of interacting with media agenda into account. The individual in this study is defined as a rational audience, who would conduct most of his/her attitude building on the basis of the benefit of the agenda for the individual himself and the knowledge needed in issue evaluation. The supported hypothesis suggested that, when the individual’s engagement level with the issue was deep, he or she would be more likely to consider the issue in a centrally psychological track, and therefore view the issue as more important. According to Downs, the public attention to domestic issues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stages, in which the media can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alarmed discovery” stage, while the public interest might gradually decline in the fourth stage, partly because of the shrinkage of media coverage[37]. In reality, the decline of issue salience can only be suggested by a specific group of people. For some groups, the perceived salience might never disappear. For example, African Americans might view the job and

100standard living issue as salient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 unless the issue is solved satisfactorily. What should be noted is that, although the intensity of media coverage cannot contribute to whether the audience will view the issue as salient, the credibility of media does contribute. In the “alarmed discovery” stage, the credibility of media can predict how likely the individual will read the news articles with interest. On this stage, the credibility of the media serves as a “peripheral cue,” and referring to the cue helps the individual decide whether to accept the media’s agenda. If the individual is suspect of the truthfulness of the media, the tendency to access the news will decline, and accordingly the agenda setting effect will fail, even in the “alarmed discovery” stage. In summary, the credibility of media affects society well before the issue becomes a routine issue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but it will persist as an assumption even after the issue becomes routine.In fact, what personal involvement can do is more than just keep the individual agenda consistent; it can also counteract the media’s effect in setting agenda on the social level. In terms of the case selected for study, the job and standard living issue is stationed within the central cognition route of the adults, moderating the individuals’ decisions and attitudes toward other relevant issues in association with this issue, such as vote choice. Furthermore, the accumulation of salience of this issue among the individuals propels the issue to the social level. In this case, the individual and social agendas are convergent. Because people are motivated to process issues of high personal involvement or relevance, even some social issues cannot get into the central elaboration route, and accordingly the issues would not be affected by factors outside individual motivation based on personal situation. In summary, in terms of some social salient issues, like the job and standard living issue, the perceived importance might not be due to the media coverage, but due to the absolute accumulation of individual agenda, mainly caused by personal involvement or relevance. The media might serve more as the “fire alarm” role, reminding the public of issues that have existed on the social level, rather than serve as a agenda setter: whether this issue’s salience would be revealed at an individual instead of a social level relies totally on the individual.In the case that one issue cannot get sufficient involvement from the individual, there might be two possibilities, which lead to different outcomes for “issue salience.” First, the respondent might view it as responsible to review the issue attentively. In this case, he or she would tend to review the issue from a society-benefit perspective, viewing those that can benefit within society as salient. In fact, some issues feature “consistent” salience only because of the successful perception of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inking. Accordingly, the individual might review the issues in a favorable light instead of considering his or her own issue, because people like to see themselves as good citizens[38]. The findings cannot support the hypothesis regarding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inking, because the job and standard living issue has become a routine social issue and thu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inking become not important in evaluating this issue. When a new issue arise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inking might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assess it. We can find examples from the respondent’s reaction to “the race equal issue.” To deal with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inking,” the media can potentially increase the agenda setting effect by reintegrating the social interest related to the issue.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dividual might overlook the issues and always view this issue as unimportant. The intentional ignorance of the issue would smother the agenda setting effect of media completely. More research is needed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ponsibility of thinking and issue salience. This study has its limitations. Previou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if the individual is not familiar with one issue, the moderate repetition of a message by the me-dia can influence his ability to process issue-relevant argument[39]. The repetition of coverage by the media gives the audienc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through continuous message circulation and presents the audi-ence the chance to refer to prior knowledge, which in

101Xudong LIU Moderation of Media Issue Salience: Testing the Agenda Setting Effect within the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this case is mostly the storage of previous coverage information in one’s mind, rather than prior individual experience or knowledge. In the end, the single news item might not have an effect, but the cumulative ef-fect of many stories over a long period will make a difference. The argument seems to suggest that, by providing the individuals more chance and time to digest and store the information transferred, moderate coverage can result in better agenda setting effect, be-cause the stored information increases the efficacy of individuals to process relevant issues.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the data, this study cannot compare whether moderate coverage can match intensive coverage in transferring issue salience. Future researchers might conduct an experiment or a panel survey to evaluate the validity of the effect. The second limit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the sec-ond-hand data. One obvious issue is that one in some cases should adjust the research design to accom-modate the data available. In this study, the NES data made measuring some variables related to the ELM model difficult. Although we coded the NES data with caution and measured the variables using previous researchers’ approaches to extend the measurement validity, second-hand data still might influence the findings. The second-hand data in this study have the benefits of a reliable survey design. Some question-naire items, however, might not be ideal in measuring the variables involved in the current study. For exam-ple, we only have one item measuring responsibility of thinking, which is subject to reliability deficiency, considering that one item cannot tackle all dimensions of the variable. In addition, although a theory, if solid, can apply to various settings and timelines should not be factor in affecting the validity of the theory, it is always better to use the updated dataset to investigate the theory. A comparison of settings with data can give an alternative opportunity to analyze how the perception of issue salience evolves within the same or among different cohort groups. Future study, in this respect, can decrease or even avoid this limitation with a well-designed survey study or with a panel study or a cohort study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relationships found in this study still apply to different data sources and across various settings.References [1] Dearing JW, Rogers EM. Communication concepts 6: Agenda setting. 1996, Thousand Oaks, CA: Sage. [2] McCombs M, Shaw D. The evolution of Agenda-Setting Research: Twenty-five years in the Marketplace of Idea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93, 43(2), 58-67.[3] Ibid.[4] Jochen P. Country Characteristics as Contingent Conditions of Agenda Setting: The Moderating Influence of Polarized Elite Opin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03, 30(6). p.683-712. [5] Neuman WR. The threshold of public attent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90, 54, 159-176. [6] Jochen P. Country Characteristics as Contingent Conditions of Agenda Setting: The Moderating Influence of Polarized Elite Opin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03, 30(6). p.683-712. [7] Tsfati Y. Does Audience Skepticism of the Media Matter in Agenda Setting?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2003, 47 (2), 157-178. [8] Lodge M, Marco RS, Shawn B. The responsive voter: Campaign information and the dynamics of Candidate evalu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5, 89(2): 309-326. [9] Becker LB, McCombs EM, McLeod JM.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cognitions. In S. Chaffee (E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ssues and strategies for research (pp. 21-63). 1975, Beverly Hills, CA: Sage. [10] Tyler RT, Cook LF. The mass media and judgment of risk: Distinguishing impact on personal and societal level judgment. Journal of Social Issue, 1984, 40. 27-38.[11] Dearing JW, Rogers EM. Communication concepts 6: Agenda setting. 1996, Thousand Oaks, CA: Sage.[12] Kosicki MG. Problems and Opportunities in Agenda-Setting Research.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93, 43, 100-27. [13] Sher PJ, Lee SH. Consumer skepticism and online reviews: An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persuasion.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2009, 37(1), 137-144. [14] Yang SC, Hung WC, Sung K, Farn CK. Investigating initial trust toward E-tailers from the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perspective. Psychology & Marketing, 2006, 23(5), 429-445. [15] Petty RE, Wegener DT. The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Current status and controversies, In Dual-Process Theories in Social Psychology, (ed.) Chaiken, S. & Trope, Y. 1999,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6] Frederick C. Persuasion psychology in public relation practice. Journal of 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iton. 1995, http://jimc.medill.northwestern.edu/1996-1997/frederick.htm[17] Bernhardt A, Morris M, Handcock SM, Scott AM. Trends in job instability and wages for young adult men.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999, 17 (4), 65-90. [18] Niemi GR, Bartels ML. New measures of issue salience: an evaluation.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1985, 47 (4). 1212-1220.[19] Weaver HD, Graber AD, McCombs EM, Eyal C. Media agenda-setting in a presidential election. 1981, New York: Prager. [20] Eagly AH, Chaiken S. The psychology of attitudes. 1993, Fort Worth: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21] Iyengar S, Kinder DR. Psychological accounts of agenda setting. In S.

102Kraus & Perloff, R. (Eds.) Mass media and political thought (pp.85-114). 1985, Beverly Hills, CA: Sage. [22] Heesacker MH, Petty RE, Cacioppo JT. Field dependence and attitude change: Source credibility can alter persuasion by affecting message-relevant think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983, 51, 653-666. [23] Alba JW, Hutchinson JW. Dimensions of consumer expertise.1987,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4, 315-328. [24] Yazade A, Dozier MD. The media agenda-setting effect of concrete versus abstract issue. Journalism Quarterly, 1990, 67(1), 3-10.[25] Benoit LW, Hansen JG, Holbert RL. Presidential campaign and democracy. 2004, Mas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7(2), 177-190. [26] Price V, Tewksbury D. News values and public opinion: A theoretical account of media priming and framing. In G.A. Barnett & F.J. Boster (Eds.), Progress in communication science: Advances in persuasion (Vol.13, pp.173-213). 1997, Cambridge, MA: MIT Press.[27] Schoenbach K, Lauf E. The “trap” effect of Television and its competitor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02, 29, 564-583. [28] Pleck HJ, Staines LG. Work schedules and family life in two-earner couple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1985, 6, 61-82. [29] Richardson JrEL, Freeman KP. Issue salience and gender difference in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1994-1998. The Social Science Journal, 2003, 40, 401-417. [30] Ihlanfeldt RK, Sjoquist LD. Job accessibility and racial differences in youth employment rat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0, 80 (1), 267-276. [31] Petterson S. Are young black men really less willing to work?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7, 62, 605-631. [32] Wilson MS, Larson HJ, Stone LK. Stress among job insecure workers and their spouses. Family Relations, 1993, 42 (1), 74-80. [33] Tausig M, Fenwick R. Recession and well-being.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1999, 40 (1), 1-16. [34] Turner B. Employment context and the heal th effects of unemployment.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995, 84, 830-835. [35] Beck AP, Parker S. Consistency in policy thinking. Political Behavior, 1985, 7(1), 37-56. [36] Iyengar S, Kinder RD, Peters DM, Krosnick AJ. The evening news and presidential evalu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4, 46, 778-787.[37] Downs A. Up and down with ecology-The “issue-attention cycle.” The Public Interest, 1972, 28, 38-50.[38] Stanley P. Can changes in context reduce vote overreporting in surveys?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90, 54(4), 586-593. [39] Batra R, Ray ML. Situational effects of advertising repetition: The moderating influence of motivation, ability, and opportunity to respond.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986,12, 432-445. 學生活動澳門科技大學參與中意大學生共同繪制月球圖合作項目1月，澳門科技大學學生代表參加教育部組織的中意大學生共同繪制月球圖合作項目討論會，探討有關中意大學生合作繪制月球圖事宜。意大利是中國在歐盟重要的科技合作夥伴。習近平副主席2011年6 月訪問意大利期間，萬鋼科技部長與意大利教育大學科研部比察副部長簽署了《中國科技部與意大利教育大學科研部關於重大科研合作的備忘錄》，為深化中意兩國在重大科研項目等方面的合作提供了框架。其中，太空科學是優先合作的領域之一。為落實習副主席訪意成果，基於我國探月工程所獲取的月球資料，將組織實施中意大學生共同繪製月球圖合作項目。通過加強與意方的交流與合作，拓展我國大學生科研視野，增強團隊研究能力，提升科研水準，培養具有國際的視野深空探測科研人才，推進深空探測領域探測資料的國際共用。中意大學生共同繪制月球圖合作項目以嫦娥一號CCD 立體相機資料及鐳射高度計數據為基礎，進行月球數位高程模型的研究及製作，生成全月面多解析度三維影像圖，並實現即時互動漫遊。中方合作成員為澳門科技大學、清華大學、中國地質大學。澳門科技大學將組織電腦及其應用、計算數學、地理資訊系統等專業的本科四年級學生或碩士生參與此項研究工作。以課堂與實踐相結合的方式，向學生講解本項研究的兩部分演算法：即CCD 資料的自動拼接演算法及鐳射測高資料的插值演算法，同時將CCD 資料的自動拼接演算法，用於嫦娥二號CCD 資料的自動拼接中。學生分組進行，各組完成一部分，最後拼接成全圖。深空探測屬於現代高科技學科，是年輕人的舞臺。開展此項國際合作，有利於激發大學生熱愛科學、探索宇宙奧秘的興趣，也有助於為後續深空探測培養人才，對提升澳門高等教育質素、推動澳門科普快速發展具有深遠意義。作為澳門首次參與國際大學生合作科學研究的項目，澳門科技大學將全力支持它的運作，確保科大學生以優異成績完成該項任務。

103第 6 卷第 1 期澳門科技大學學報 Vol.6 No.12012 年 6 月 30 日 Journal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une 30 , 2012 通識教育與大學之道 ——以澳門科技大學為例方　泉1，周江明2，龐　川3（1. 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澳門；2. 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澳門）（3. 澳門科技大學行政與管理學院，澳門）摘要：近代以來，西方大學為迎接人文精神的回歸，提出通識教育的理念。今天，全球頂尖大學無不在通識教育上作出巨大投入。在此多元化時代，大學作為教育和研究基地，承擔著建立全社會共同文化基礎的巨大責任，而通識教育的基本內涵與目的正在於傳承與溝通。澳門科技大學率先在澳門高校中設立富有特色的通識教育課程體系，並輔以豐富的第二課堂作為實現通識教育的重要路徑。九年來，通識教育為澳門科技大學帶來豐碩成果。澳門高校應藉通識教育，使學子吸收東西方社會的文明經典，養成健全人格，培育出兼具全球視野和本地特色的人才。關鍵詞：通識教育；專業教育；第二課堂；校園文化General Education and Rules of the Universityt: Based on Experience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Quan FANG1, Jiangming ZHOU2, Chuan PANG3( 1. Faculty of Law,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China ) ( 2. The 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Cultural Research,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China ) ( 3. Faculty of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China )AAstractt: In the early of last century, Western universities raised the concept of general education to meet the return of the human spirit. Today, almost all of the world's top universities make a huge investment in general education. In this pluralistic era, as a base fo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the university bears enormous responsibility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on cultural foundation, while the basic meaning and purpose of general education is heritage and communication.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ok the lead in Macau universities to set distinctive gene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supplemented by the wealth of the second classroom as an important path. Nine years later, general education brings fruits for MUST.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nurture the talents of both global perspective and local specialties via general education, so that the students absorb the classic civilization of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societies and develop a healthy personality.eyyordst: General Education; Specialty Education; The Second-classroom; Campus Culture收稿日期：2012-06-22；修訂日期：2012-07-09。*本文係三位作者發表在《澳門日報•蓮花廣場》（2012年3月14、21及28日）的3篇文章“通識教育與大學之道＂“在實踐與探索中前進路＂“通識敎育應與時俱進＂的修訂整理稿，獲《澳門日報》同意刊登。通訊作者：周江明，男，法學碩士研究生，E-mail: jmzhou@must.edu.mo，Tel: 88972139。

1040 引言英國詩人約翰 • 梅斯菲爾德曾不吝美辭地歌頌大學的美好、輝煌與不朽，他說，“沒有什麽事物比大學更加美好。當防線坍塌，價值崩潰，當水壩決堤，洪水為患，當前途灰暗，古道模糊，只要大學仍在，人們探索美滿的自由思想就仍會給人類帶來智慧。”1如今，當大學的學科專業急速擴張，當就業市場可以決定一個學科專業的繁榮與蕭條，當大學從高等教育與學術研究基地變成就業培訓所，當我們越來越不明白、也不屑於明白“大學之道，在明明德”為何意時，我們必須重新思考一個需要再次明確的問題——大學是什麼？大學之道何在？1 通識教育與大學之道1.1 近現代大學通識教育的“源”從西方源流來看，“大學”的拉丁詞源原義为“合眾為一”，它一開始就是人們聚集一處，尋找知識和傳播知識的地方。知識領域的劃分就是大學學院劃分的依據，與關於人、社會、自然，以及關於對人的靈魂和肉體的關懷的知識相對應，大學最初包括人文學院、社會學院、科學學院以及神學院與醫學院。在中國，最早的類似大學的機構據說可以追溯到五帝時期的成均和上庠，University一詞在近代中國早期被翻譯為“書院”，後來統稱為“大學”。縱向上看，無論是西方的大學，還是中國的大學，雖則作為知識的尋找與傳播之地歷久未變，但其基本教育思想一直處於變動當中。西方的大學早期以培養宗教人員和政治領袖為目的，主要傳播宗教知識；中國的大學早期著重培養官員和文人，因此著重教授經史子集。近代以來，隨著大學的世俗化與實用化，尤其到晚近時期，大學教育愈加專門化、市場化，以致所有的大學都面臨是否應回歸大學本來之道的追問。畢竟，大學是人類研究和教育的基地，1. 譯自 John Masefield, A University Stands and Shines, 作者1946年被謝菲爾德大學授予桂冠詩人證書時的演說，http://www.sheffield.ac.uk/polopoly_fs/1.87481!/file/YU3.pdf她不應僅滿足於培訓工匠，更應培養大師，進而培育全社會共同的精神文化基礎。近代以来，西方大學的基本教育思想出現了兩次重大轉向：一是十九世紀末由傳統人文教育轉向自然科學主導的專業教育，“德國模式”漸成主流；以及隨後於二十世紀初以提出通識教育的形式迎接人文教育的回歸，主要以美國大學的通識教育實踐為主要標識。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芝加哥大論戰（Chicago Fight）不僅直接影響到美國高等教育的歷史走向，其影響力亦已波及全世界。這場論戰的結論指出，教育不單只傳授知識，更要培養健全的人格。它將美國的大學從德國模式的發展趨向上拉回人文教育的跑道。二次世界大戰甫一结束，哈佛大學的一個特別委員會發表了一份關於大學教育的著名報告——《自由社會的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這份報告指出，通識教育的核心在於保持博雅及人文的傳統。今日論及通識教育時言必稱之“哈佛模式”，即濫觴於此。這份報告的實質是芝加哥論戰所建立的基本理念的延續和確認，並從操作層面上進行全面整理。此後，美國的大學紛紛加入建設通識教育的行列，雖在通識教育的內涵、目的的表述及其課程設置上各有起伏變化，但總體上沒有偏離第二次轉向的跑道。1.2 大學通識教育的“本”“General Education”本意是指“共同教育”或“共識教育”，中文一般譯為“通識教育”。在社會離心力不斷強化的多元化時代，大學承擔著建立全社會共同文化基礎的巨大責任，通識教育的基本內涵與目的就在於傳承與溝通。所謂傳承，即將文明核心價值理念和人類共同的文明成果以知識的形式，通過通識教育傳承下去，大而言之，使整個人類文明不至斷裂地延續下去，小而言之，是令按一定方式生活在一處的人們擁有共同的文化根基；所謂溝通，即通過通識教育，在學科專業數目劇增、學科專業瑣細化的知識爆炸年代，為不同的專業人員建立共同的價值觀念和文化語境。

105方泉，等通識教育與大學之道 ——以澳門科技大學為例在專業門類與社會分工如此精細的所謂專業主義（specialism）時代去講求通識教育，似乎是一個矛盾。實際上，越是如此的時代，通識教育的需求就越是緊迫。知識領域的區分本來就是人為的，知識門類的細化需要以共識作為基礎，正如哈佛報告中所說的，大學不僅在培養專家，也是在培養公民。斯坦福大學也認為通識教育有助於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 2 我們看到，很多科學家一生都在為他們的科學發明不被濫用而奔走。無論人類進入網路資訊時代，還是生物技術時代，無論何種專業知識領域，人類文明的核心價值必然包含於其中。實踐證明，美國的頂尖大學都是特別強調本科通識教育的大學，這些大學強調通識教育絲毫沒有削弱其專業教育及其研究水準，通識教育在這些頂尖大學的實踐證明了一個簡單的道理——“磨刀不誤砍柴工”。通識教育的核心在於文明的傳承，但如果把傳承簡單地理解為守舊不化則是對通識教育的誤解。通識教育的內容在於文明經典，核心在於對傳統的尊重和肯定，但其精神卻在於開放及不斷創新，即整個人類在過去文明成果的基礎上不斷適應、改變和發展。1.3 現代大學通識教育的實例分析1.3.1 以美國的大學為樣本傳統上美國大學的通識教育都有特定的核心課程 CIV（Culture, Idea and Value）。各個大學的核心課程表並不完全相同，但在基本知識領域方面，無論其數量如何，主體內容则基本一致。以1946 年的哈佛報告為例，當中建議課程應覆蓋人文學科、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領域。現在，哈佛大学的核心課程主要分為美學、文化、倫理學等八個領域3，斯坦福大學則分人文、學科拓展以及公民教育三個領域。4無論領域的具體劃分有何不同，但總體上皆以閱讀西方歷代經典著作為主。核心課程被視為西方文明經典的匯總，是西方核2. http://studentaffairs.stanford.edu/registrar/students/ger-purpose3. Report of the Task Force on General Education，p74. http://studentaffairs.stanford.edu/registrar/students/ger-area-reqs心價值的體現，美國大學的通識課程之所以不惜物力時間，就是希望所有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都能夠建立“西方文明認同”。一些批評的觀點認為，這種以西方文明為一統的課程設置扼殺了文明的多元化。斯坦福大學曾將核心課程名稱由單數改為複數（Cultures、Ideas and Values），在西方經典外，加入少量非西方經典，在當時引起軒然大波。儘管如此，多元化的調整應已漸成趨勢。1.3.2 港台高校的示例台灣大學關於通識教育的基本理念及課程設置和美國的大學類似。台灣大學七十年代起開始注重通識教育，基於“通才教育”的通識教育理念，強調通識教育的目的在於建立不同學術領域之間對話、溝通與融合的可能性，避免傳統與現代之間、全球化與本土化之間的斷裂，並為學生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能力。從課程設置上看，包含共同教育課程，即國文、外文、體育、服務，及狹義的通識教育課程，後者包括文學與藝術、歷史思維、世界文明、道德與哲學思考、公民意識與社會分析、量化分析與數學素養、物質科學、生命科學八個知識領域的課程。5與此相比，香港的大學對通識教育的基本理解則強調人格培養，如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認為，“通識教育應注重人格培養，建立積極的人生態度及價值觀”。6 但具體在通識課方面的要求並不太多。以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為例，要求學生修讀共六個學分之書院通識課程即可。 72 澳門高校實現通識教育的思考2.1 深刻理解現代通識教育的本質和目的現代意義上的通識教育雖經由西方的大學首先提出，但如果將其理解為傳統文明經典教育，則中國的大學在这个方面並非空白。中國古代教育機構對經史子集的傳授實際上就是廣義上的通5.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ge.php6. http://www.uc.cuhk.edu.hk/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61&Itemid=105&lang=zh7. http://www.na.cuhk.edu.hk/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0&Itemid=13&lang=tw

106識教育。當然，彼時的經史子集不單是通識教育的內容，亦是專業教育的內容，甚或是教育的全部內容。晚清政府曾公佈過我國第一個現代大學方案，其中包括以中國古典文明教育為核心的經學科，不過，在與傳統決裂的心態下，民國政府刪除了經學科的內容。8此後，這種反傳統倒成了傳統，以至今日我國的大學生很少知道“國學”為何物。近年來，一些學者的不斷呼籲激起了人们对通識教育再認識的热情。不過，這種再認識往往流於表面，或者表現為熱衷搬弄“哈佛模式”等美國大學通識教育理念及課程，或者提出不同於“通識教育”的其他中文翻譯，這些現象一方面固然可喜——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對高等教育現狀的不滿與反思；另一方面又令人不無擔憂——因为缺乏對西方大學 General Education 的深刻理解，爭論極易淪為概念的纏訟與炒作，而於深入認識及實踐無益。例如，一些人認為 General Education 是指全面能力的培養，應當譯為“全面教育”。實際上，無論就其初衷，抑或觀其實踐，General Education 的原意就是某種共識教育，使接受大學教育的人均應具備某種“共同知識”。例如，哈佛大學在 2007 年版的通識教育報告中指出，“通識教育就是自由主義教育的公共臉龐”。9易言之，在哈佛大學看來，學子們應當接受的“共識”是自由主義。顯然，這種“共識”教育與能力的全面培養是兩個不同的問題。此外，亦有不少人談論“全人教育”（ Holistic Education）、“通才教育”，這些概念和美國大學所提出的通識教育也有些差別。對此，提倡“通才教育”的台灣大學將通識教育作廣義和狹義兩個層次的理解亦未嘗不可。總之，現在的問題恐怕不是絞盡腦汁地想出新譯法或“新概念”，亦不在於爭辯哪種提法更高明，而在於就“通識教育”的內涵及目的本8. 參見甘陽，《大學之道與文明自覺》，2 0 0 5年6月2 2日在清華大學的演講。百度文庫，http://wenku.baidu.com/view/163f07d776eeaeaad1f330c2.html9. Report of the Task Force on General Education，p3身形成深刻理解基礎上的共識。如前文所述，美國大學的通識教育課程之所以佔用學分較多、學時較長，且其核心課程長期以來變化不大而表現出較高穩定性，無非在於其遵循對“共同知識”的教育與傳承這一基本內涵和目的，即對代表並詮釋西方文明精神與基本價值的西方經典的學習與傳承。換成一般性表示，通識教育的目的即在於人類社會文明經典的學習和傳承。正如每一個走進澳門科技大學的學子，首先都會接受校訓教育——“格物，意誠”，一切從“格物”開始。2.2 制定具有特色的通識教育課程體系無論在哪一份世界大學排名榜單上，top10、top20 總是被美國的大學佔據大半壁江山。參照US News & World Reports 2011 的排名，全世界大学排名前十位有六所美国大学，前二十位有十三所美國大學。 10 由此，美國的大學成為世界各國大學發展建設的範本並不足為奇，尤其在現代大學通識教育的實踐方面，美國大學的開創性地位更令其通識教育核心課程受到追捧。然而，在深入瞭解美國大學的通識教育理念及實踐後，我們就能清楚地看到，對其 CIV 課程直接“拿來”只是盲目的表面模仿，並非對通識教育的真正理解與實踐。通識教育培養的是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培育的是社會的共同文化根基。如果說美國大學的通識教育培養的是西方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培育的是西方社會的共同文化根基，因而其 CIV 課程主要是指西方文明經典，那麼，相對應地，中國大學的通識教育培養的就應當是中華文化的自覺與自信，主要課程則應當是中華文化的文明經典，修補一再斷裂的中華文化根基。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美國大學在晚近時期已經在 CIV 課程上發生悄然變化，雖仍以西方文明經典為主導，但也列入東方文明經典。因此，我們也可以對應參照，將中華文化經典和西方文明經典納入主要課程。以台灣大學的通識課程為例，在“哲學與10. http://www.usnews.com/education/worlds-best-universities-rankings/top-400-universities-in-the-world

107方泉，等通識教育與大學之道 ——以澳門科技大學為例道德思考”領域的次領域“哲學入門”中，既有“荀子哲學”“先秦道家哲學”“宋明理學”這類反映中華傳統文化的科目，也有“基督教倫理”“美學”和“自由主義”這類西方經典科目，更有“台灣人與台灣意識”這樣反映本地文化的科目。11這種結合東西方文明經典即本地特色文化的課程設置具有很好的參考價值。就澳門而言，大學所設置的通識課程一方面應反映世界文明的經典以及中華文化的優秀成果，同時，作為東西方文化交融之地的獨特小城，其本身的文化與歷史也應當成為本地大學通識教育課程中最具特色的內容之一。澳門科技大學是本地高校最早實踐通識教育的大學。建校以來，形成了頗具特色的通識教育課程體系，涵蓋自然科學、人文藝術和社會科學領域，還包括大師講座及富有本地特色的課程，這些都為今後通識教育的進一步提升打下了堅實的基礎。2.3 注重課外活動的規劃校園活動亦是實現通識教育目的的重要路徑之一。一方面，學生在課外活動中的表現是檢驗通識教育成果的重要指標，另一方面，豐富優質的課外活動亦可進一步提升通識教育的校園環境。建校以來，澳門科技大學在校園文化建設和學生課外活動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課外活動與通識科目的課堂講授形成積極的互補，使通識教育在課堂內外形成良性循環。未來更可結合澳門本地獨有的經濟文化環境推動課外活動的進一步多樣性和普及性，以更好地實現通識教育的目的。3 澳門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之路20 世紀 80 年代起步的澳門高等教育無疑為澳門社會的進步和經濟發展起了良好的促進作用，然而由於發展初期和中期高等教育兼職學習和職業培訓比重較大，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教育中的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3.1 開澳門高等教育風氣之先設立通識教育課程2003 年，在澳門科技大學成立的第三年，大11. 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學在深入考察內地、台灣、香港以及歐美大學的通識教育課程體系之後，結合澳門和澳門科技大學的實際情況，開始著手調整各專業的教學計劃，率先在澳門高校的學士學位課程中列入通識教育科目。雖然受到辦學條件的限制，增設的通識教育科目仍涵蓋了中國和世界優秀文明成果，包括文、史、哲和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知識，基本的藝術素養等。教育的形式有校內課堂講授，校內外著名專家教授高水準的精彩講座，高文化品位、學術性強的第二課堂活動，充分利用澳門豐富的文化資源，著力全面提升學生的文化素養。2004 年 8 月 27 ～ 29 日，澳門科技大學校長許敖敖曾在《澳門日報》12上撰文明確提出專業教育與通識教育並重是革新澳門高等教育理念、提高高層次人才培養質量的關鍵，指出早期澳門高等教育中份量過多的兼職學習、職業培訓，似乎大學僅僅是單純傳授知識的專業培訓場所，把教學活動簡單理解為一種傳授知識的活動，從而忽視了對學生的全面培養，忽視了大學作為社會和地區高層次高素質人才培養基地的功能，忽視了大學承擔著建立全社會共同文化基礎的重大責任。他強調大學的根基在於傳承與創新，是將文明核心價值理念和人類共同的文明成果以知識載體，通過教育傳承下去；在尊重和肯定傳統的同時，大學精神的核心在於開放、創新，在過往文明的基礎上不斷調整、改變，賦予其新生命。他借用漢代著名哲學家楊雄的《法言》的說法指出，最高的學問不是鑄金而在鑄人，大學就是鑄人之學。而通識教育則是鑄人之學的重要內容。其後，又在通識教育實踐的基礎上，澳門科技大學明確了“專業教育與通識教育並重”“多元文化下的兼容並蓄”的教育理念，構建了“更加突出因材施教”“更加重視全面培養”“更加12. 參見：許敖敖：《專業教育與通識教育並重補充完善狹隘專業教育觀促進高教改革》，《澳門日報》 2004年8月29日，B09版；許敖敖：《專業教育與通識教育並重高教過多兼職學習職業培訓助長功利主義》，《澳門日報》2004年8月28日，C06版；許敖敖：《專業教育與通識教育並重革新澳門高等教育理念及提高高層次人才培養的關鍵》，《澳門日報》2004年8月27 日，C06版。

108強調教書育人”的人才培養基本模式13。3.2 逐步完善的通識教育課程體系經過九年的實踐，澳門科技大學不斷完善通識教育課程體系，努力做到在培養具有專業知識和技能的人才的同時，也培養出富有社會責任感的公民。通識教育需建基於傳統文明的基石上，對歐美大學核心課程直接“拿來”只是盲目的表面模仿，並非對通識教育的真正理解與實踐。正是在此認識上，澳門科技大學形成了富有自己特色和內涵的通識教育。目前，澳門科技大學的通識教育的總學分為43 學分，分成必修及選修兩大類：必修科目 33 學分，包括 : 大學英語、大學語文、高等數學、中國文化通論、西方文化通論及體育。選修科目 10 學分，分別為 : 科學與技術範疇科目 4 學分；社會科學範疇科目 2 ～ 4 學分；人文藝術範疇科目 2 ～ 4 學分。科學與技術範疇開設有：天文科學、地球科學、生命科學、環境科學、材料科學與能源科學、資訊科學技術概論、中醫養生基礎知識、科技大師講座、科學與技術專題項目等科目。社會科學範疇開設有：法學概論、經濟學基礎、政治學概論、社會學、心理學導論、國際關係概論、教育學概論、行政學概論、社會科學專題項目。人文藝術範疇開設有：哲學導論、美學概論、中國戲劇欣賞、中國近現代文學作品選讀、唐詩欣賞、宋詞欣賞、世界文學名著選讀、中國民族音樂欣賞、中國美術作品欣賞、西方美術欣賞、西方音樂欣賞、文化藝術素養、中國書法藝術、中國的世界文化遺產、國寶鑑賞、外國語言入門專題項目、人文藝術專題項目。通識教育的成功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13. 參見：許敖敖：《科大朝鑄人之學目標奮進》，《澳門日報》2005年04月6日，C05版；許敖敖：《重視學生全面培養》，《澳門日報》2005年4月5日，A07版；許敖敖：《因材施教成關鍵》，《澳門日報》2005年4月4日，C02版；許敖敖：《培養時代合格人才》，《澳門日報》2005年4月3日，B12版；許敖敖：《堅持專業教育與通識教育並重科大培訓人才模式》，《澳門日報》2005年4月2日，B10版。課堂教學的內容能否內化成學生文化素質的提升，從而增強學生的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因此，澳門科技大學對通識教育科目的教學內容與教學過程的設計十分要求嚴謹。雖然，澳門高校缺乏基礎學科支撐，開設完整的通識教育課程存在一定的困難，但澳門科技大學四處延聘學術造詣高深、教學經驗豐富的知名教授專門為大學編寫通識教育課程的教學大綱及教材，並由他們親自執教，保證通識教育課程的質素。其中幾門經典的通識科目極富特色，值得分享：科技大師講座：每週一次邀請一位中國科學院院士，或中國工程院院士，或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或世界級頂尖科學家來校為本科學生深入淺出地講解現代科技前沿問題及最新成果，弘揚科學精神。學者思想深邃、內涵豐富、形式生動的演講總能使聽眾耳目一新、大有收穫，甚至有茅塞頓開之感。這些講座也向澳門公務員及市民開放，它不僅養成了澳門科技大學學生的科學精神，也對提升澳門特區的文化、科技、教育品位起了積極作用。每位澳門科技大學學生都必須修讀通識課程中的“中國文化通論”和“西方文化通論”，將中華文化經典和西方文明經典納入主要課程，讓學生瞭解本民族及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培養學生的人文精神，內化為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培育社會的共同文化根基。教學內容的精彩、課堂教學的生動，使學生對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西方文明的源遠流長、多彩絢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為東西方文化這人類文明的兩大瑰寶既有差異、又互相輝映而深深吸引。這種結合東西方文明經典及本地特色文化的課程設置具有很好的參考價值。充分利用澳門在歷史、地域上的特點設立“文化藝術素養”科目。澳門是世界上少有的東西方文化包容並存的地區，東西方文化交融留下了眾多世界級的文化遺產，而且澳門特區政府特別重視文化事業，大力支持各種文化活動，並組建了

109方泉，等通識教育與大學之道 ——以澳門科技大學為例水準相當高的文藝團體、各類博物館。澳門科技大學充分利用這一有利條件，把澳門的文化中心、劇院、各類博物館、各種文化會展、世界文化遺產……作為大學通識教育的校外課堂，每學期精心組織學生參觀各類優秀的文化場所，觀看國內外一流水準的文藝演出，提升學生的文化藝術素養。3.3 培養創新人才的第二課堂九年的教學實踐，使澳門科技大學深刻認識到創新是大學教育思想的靈魂——“大學應成為創新的搖籃”，通識教育的最終目標是為創新人才14的培養奠定基礎。專業教育與通識教育並重強調的是對學生的全面培養，而達到預期的要求則必須實施專業教育與通識教育的融合。澳門科技大學的教學實踐顯示，融合通識教育和專業教育的最好方式，那就是創建豐富多彩的校園文化活動，把校園建設成培養學生的第二課堂，創造機會鼓勵學生在第二課堂上綜合運用專業知識和通識知識，提升學生的綜合素質。因而，通識教育的實施不能僅停留在課堂知識的傳授，只有和高品位的校園文化氛圍和第二課堂相結合，才能催生學生的創新精神，激發學生的創新熱情，鍛煉學生的創新能力，給學生提供個體成長的環境和機會。在各類校園文化活動中，澳門科技大學特別重視學科專業性強的活動，它們是專業教育和通識教育的有機結合，只有成百上千的學生投入到各種專業比賽、學術性活動和貼近澳門社會實際的實踐活動中，興趣泛化為動力，校園文化的熏陶才能產生預期的效果。一旦大批學生參與各類比賽和活動中，校園就成了培養創新人才的第二課堂，在興趣的驅動下，成為專業學習的延伸。第二課堂更能培養學生的主體意識、競爭意識和團隊精神，還能進一步夯實14. 本文作者與許敖敖教授探討創新人才的定義時，他表示創新人才是指那些既具有創新精神，又具備創新能力的人才。創新精神包含主體意識、競爭意識和團隊精神。而具備扎實的基礎（知識、技能與理論）、活躍的思維（豐富的想像力、整合能力），以及吃苦耐勞的習慣和獨立工作的能力才有可能從事創新性的活動。本文採納許敖敖教授的觀點。專業基礎，活躍學生的思維，訓練學生的整合能力，養成吃苦耐勞的和獨立工作的習慣，成為創新人才。學生的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的提升不同於知識和能力的培養。知識可以通過課堂教學獲得，也可以通過閱讀、上網及各種傳媒工具獲得，能力可以通過培訓或從實踐中得以提升。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的提高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自覺勤奮和環境的薰陶，一個良好的校園文化環境對學生品格具有潛移默化的作用。第二課堂作為相對於傳授知識的課堂教學來講，是培育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的重要實踐環節，在實施和完成通識教育的過程中具有特殊作用。離開了第二課堂，或者說第二課堂不能為第一課堂提供支持或實現互動，第一課堂的作用和效果將受到極大的影響。只坐著聽講座，或是閱讀統計資料，不能使人成為解決問題的高手。將第一課堂與校園活動和社會實踐等為內容的第二課堂緊密結合，可創造一種教師與學生之間、學生與學生之間互動式的學習環境和氛圍，通過實習、實驗或實踐，與實際生活聯繫起來，將所學的概念、理論性工具應用到公共生活、個人生活、專業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各種問題的解決和分析上，包括諸如“選擇什麼樣的社保方案”、“是否支持某項政策建議”、“如何管理個人財務”以及“如何修改 2013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2014 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等，培養他們適應日新月異的現代社會生活的挑戰的能力。基於此種認識，澳門科技大學把開闢和建設第二課堂作為通識教育的深化，積極為學生創造條件，鼓勵和指導學生的學術團體組織各科內容豐富多彩、形式多樣的學術活動和社會實踐，從中學到知識、鍛煉能力、提升素質。這樣的活動包括學術文化活動、社會調查考察、做服務性義工、校際交流和競賽以及其他創造性的實踐活動，上述活動不少都與大學通識教育科目有關。一些任課教師也就很自然地從指導層面上參與這些傳統課堂以外的第二課堂活動。在第二課堂的基礎上，澳門科技大學著力打

110造“和諧精業”的校園文化15。和諧思想蘊含著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和諧的本質是以人為本、誠信、友愛和包容。對於學業和事業，業始於敬，業精於勤，業成於創新。只有敬業勤業，才有可能創業，才算達到精業的境界。精業的核心是創新。在“和諧精業”的校園文化薰陶下的學生，通過第二課堂的磨練得以升華。這樣的學生既可傳承文明，又可溝通無礙，更能創新思維，他們身上散發出一種獨特的氣質，這種特質，正是成功“鑄人”的熠熠光芒。4 對“傳承與溝通”的再思考全球各大學多年來對通識教育的不斷探索和澳門科技大學九年的實踐表明，通識教育的内涵和實踐模式是與時俱進、不斷發展的，脫離時空環境、拘泥於某種定式的通識教育，會違背教育的自身規律。作爲通識教育的實踐者，澳門高校需要研究符合通識教育的内在規律，探索未來澳門實施通識教育的新路徑。通過九年的實踐，澳門科技大學通識教育結出累累碩果，在學術性比賽中澳門科技大學學子屢創輝煌，使年青的澳門科技大學校園更加生機勃勃、充滿活力，也使澳門科技大學學生在不斷增長專業才幹的同時，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得到明顯的提升，青年人身上蘊藏著的巨大能量得以充分釋放，他們的聰明、才智和風采得以全方位的展示。與此同時，澳門科技大學也獲得了不少關於通識教育的經驗、教訓和體會，通識教育是高等教育適應時代發展的產物，其核心是有效地利用人類文明積累的精神財富，培養能夠滿足社會和時代需求的人才。在人類社會進入 21世紀，高科技迅猛發展的形勢下，如何使受教育者盡快適應時代需求，盡快成長為社會需要的合格人才，需賦予通識教育新的內涵。正如前文所言，通識教育的基本内涵與目的15. 本文作者與許敖敖教授討論此議題時，他認為：校園文化是指在大學建設和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並為廣大師生員工共同遵循的最高理想、價值標準、基本理念以及行爲規則的總和。她從理念、道德、心理三個層面上去引導推動大學向著既定的目標前進，三個層面上的三種力量相互融通，構成了打造大學核心競爭力的無形動力。本文採納許敖敖教授的觀點。在於傳承與溝通。如何傳承全人類的文明遺產，如何傳承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如何傳承澳門四百多年來所形成的獨特人文特質，是澳門高校在進行通識教育時必須思考的關鍵問題。在上述的三個“傳承”中，我們認爲在通識教育的課程設置和内容安排上，在保留傳承全人類文明遺產和中華文化優秀傳統的同時，必須強化和突出對於澳門獨有的人文特質的傳承。紐約人的精明強幹、巴黎人的優雅浪漫、東京人的勤懇守時、香港人的開拓創新，這些城市的市民特質，已經成為所在城市的名片，而這些特質，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他們在所受到的教育中，就已經深深刻上了城市性格的烙印。澳門的城市性格是什麽？澳門人乃至在澳門受過教育的非澳門人，他們身上應該具有怎樣的城市特質？怎麽通過對大學生的教育和培養來創立澳門獨有的市民特質，這是大學通識教育應該思考的問題。如果我們的大學通識教育，能夠在塑造城市性格和彰顯澳門人文特質方面有所建樹，方不會辜負澳門這片土地數百年獨特歷史留給我們的深厚期望。通識教育的另一個基本内涵是“溝通”，即讓不同的專業人員建立共同的價值觀念和文化語境。通識教育的目標，應當不僅僅是讓受教育者掌握一些專業知識以外的知識，而是讓他們理解、吸收這些知識所承載的價值觀，並内化爲自身的基本素質和思維方式。怎樣讓學生從基礎科學的通識課中學習到科學知識之外，還能領悟到科學所包含的人文關懷？怎樣讓學生從藝術鑑賞中也能體會到科學精神的重要性？這就對於通識教育的教師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澳門科技大學堅持盡最大可能延聘各領域的一流專家和著名學者開設通識科目，通過他們對相關知識的深刻理解和闡述，循序漸進、潛移默化地影響同學的思維和價值觀。這是一條很難立竿見影的道路，需要付出長期而持續的努力，但它是一條必須堅持的正確道路，只有這樣才可能達到通識教育的真正目的。意大利當代最有影響的著名作家卡爾維諾曾經說過：“一部經典作品的不同之處，也許僅僅

111方泉，等通識教育與大學之道 ——以澳門科技大學為例是我們從一部不管是古代還是現代、但在一種文化延續性之中有它的位置的作品那裡所感到的某種共鳴。”16現在許多有識之士都認識到在大學推廣閲讀經典著作的重要性，但很多都是從“傳承”的角度來論述的，其實我們更應該看到閲讀經典著作對於構建共同價值觀、構建“溝通”平臺的重要作用。卡爾維諾舉例說：狄更斯在意大利的崇拜者是一小群精英，他們一見面就開始回憶各種人物和片斷，仿佛在談論他們在現實生活中認識的人。也許這個例子有些極端，但我們可以充分理解，對於共同的經典有共鳴的人，他們之間的溝通要比一般人的溝通自然、順暢和深刻得多。閲讀經典著作具有傳承和溝通的共同功能，因此是通識教育的最好載體之一，相信這一點已經獲得了越來越多的大學的認同。那麽面對浩如煙海的經典著作，在有限的通識教育課時中如何安排呢？是否可以在有限的課時中，由教師將經典著作進行歸納總結後灌輸給學生呢？卡爾維諾在他的文章《爲什麽要讀經典》中指出：“中學和大學都應該加強這樣一個想法，也即任何一本討論另一本書的書，所說的都永遠比不上被討論的書”17。也就是說，我們應當堅持讓學生讀經典原著，引導學生思考，這才有可能達至“讀經典”的意義。16. 卡爾維諾（意）著：《爲什麽讀經典》，黃燦然、李桂蜜譯，譯林出版，2006年17. 同上而高校在教學内容設置中，是否應該指定特定的經典原著給學生呢？“只有在非強制的閲讀中，你才會碰到將成爲‘你的’書的書”18。大學的責任不應該是強制指定要閲讀的書目，而應該是向學生提供一些工具，讓學生可以做出自己的決定。對於經典閲讀課的教師來説，如何引導學生去做出閲讀經典的選擇，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對於閲讀經典的考核也是一個十分困難的問題，不能期望 20 嵗左右的學生就能對所閲讀的經典有深刻的理解。但經典的魅力在於，再過很多年，“當我們重讀這本書時，我們就會重新發現那些現已構成我們内部機制的一部分的恆定事物，儘管我們已回憶不起他們從哪裏來。這種作品有一個特殊效力，就是它本身可能被忘記，卻把種籽留在我們身上。”19這些問題和挑戰，都將需要澳門高校在未來的通識教育實踐中加以思考和解決。今天，澳門多所高校都已經提出、推行通識教育，並開始注意到第二課堂、校園文化、閲讀經典的重要性。目前，澳門正處於歷史上綜合指標最好的時期，可謂天時地利人和兼備，在通識教育方面大有可為。澳門高校應藉通識教育，使學子有條件吸收東西方社會的文明經典，養成健全人格，培育出既具全球視野，又有本地特色的創新人才。18. 同上19. 同上學生活動澳科大辯論隊於第二屆華語辯論錦標賽問鼎冠軍“第二屆華語辯論錦標賽”於4月6～9日在中國南京舉行。來自華語地區12所高校齊聚一堂，角逐大賽的獎項。澳門科技大學辯論隊以敏捷的思辯能力、優雅的辯風、流暢的團隊配合脫穎而出，問鼎冠軍！這是大學辯論隊自成立以來在華語地區參賽，首次奪得冠軍，為澳科大12週年校慶獻上一份大禮！“第二屆華語辯論錦標賽”由中國南京審計學院主辦，受邀的12支參賽隊伍分別來自：清華大學、浙江大學、復旦大學、武漢大學、西安交通大學、香港大學、安徽大學、南昌大學、澳門科技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馬來西亞國家能源大學和東道主南京審計學院。比賽分為小組賽、半決賽和決賽三個階段，為期4天共16場比賽。澳科大分別在小組賽和半決賽中3:0戰勝清華大學和4:1戰勝浙江大學順利晉級決賽，陳以拓獲得小組賽最佳辯手稱號；在決賽中，澳科大以 5:4戰勝東道主南京審計學院奪冠！

112 2012，6（1）澳門科技大學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科技大師系列講座XII》時間表 2011/2012學年第二學期（日期: 2012年2月至5月）場次日期時間地點題目主講者第一場2月8日 (星期三)下午 4:30 – 6:30澳門科技大學 N座禮堂科學之美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學家楊福家先生第二場2月15日 (星期三)下午 4:30 – 6:30澳門科技大學 N座禮堂談中國水資源中國工程院院士、著名水資源研究專家王浩先生第三場2月22日 (星期三)下午 4:30 – 6:30澳門科技大學 N座禮堂中藥現代化進展中國工程院院士、著名中醫內科學專家張伯禮先生第四場2月29日 (星期三)下午 4:30 – 6:30澳門科技大學 N座禮堂Conquering AIDS and Hepatitis C: Progress and Challenges 對抗艾滋病及丙型肝炎的進程與挑戰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科學院院士及著名艾滋病疫苗專家黃以靜女士第五場3月7日 (星期三)下午 4:30 – 6:30澳門科技大學 N座禮堂Phosphorous Chemistry and Evolution of Biological Molecules 磷與生命起源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化學專家趙玉芬女士第六場3月14日（星期三）下午 4:30 – 6:30澳門科技大學 N座禮堂中國食品產業的現狀與發展趨勢中國工程院院士、著名食品安全專家孫寶國先生第七場3月21日 (星期三)下午 4:30 – 6:30澳門科技大學 N座禮堂原子團簇和納米技術中國科學院院士、原子團簇物理的實驗和理論研究專家王廣厚先生第八場 3月28日 (星期三)下午 4:30 – 6:30澳門科技大學 N座禮堂太阳系探测的主要科学问题与中国太阳系探测的初步设想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天體化學與地球化學家歐陽自遠先生第九場 4月11日 (星期三)下午 4:30 – 6:30澳門科技大學 N座禮堂深海探秘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海洋地質學家汪品先先生第十場 4月24日 (星期二)夜晚 7:00 – 9:00澳門科技大學 N座211高效視頻編碼與移動視頻檢索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計算機領域著名專家高文先生第十一場 4月25日 (星期三)下午 4:30 – 6:30澳門科技大學 N座禮堂宇宙物質知多少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天體物理學家陸埮先生第十二場5月2日 (星期三)下午 4:30 – 6:30澳門科技大學 N座禮堂腫瘤藥物治療70年中國工程院院士、著名新藥研究專家丁健先生第十三場5月9日 (星期三)下午 4:30 – 6:30澳門科技大學 N座禮堂神奇的熵世界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凝聚態物理專家邢定鈺先生第十四場5月10日 (星期四)下午 7:00 – 9:00澳門科技大學 N座禮堂呵護我們的家園-地球大氣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大氣動力學專家黃榮輝先生大師講座

113•信息短文•教學/學術動態法學院2011/2012學年第二學期教學/學術活動一覽表序號教學/學術活動場次日期主題主講者/參與人員1 十字門法學論壇第四場 2月23日國家轉型、法律移植與法治發展武漢大學法學院廖奕博士、科大法學院謝國欣博士、管理學院趙世勇博士；澳科大法學院師生2 十字門法學論壇第五場 3月29日旅遊爭議的解決與預防澳門消費者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全職委員陳漢生先生；澳門特區政府旅遊發展委員會委員、澳門文化遺產導遊協會主席簡萬寧博士；科大法學院師生3 十字門法學論壇第六場 5月7日法律、金融與經濟發展中山大學法學院丁利副教授、澳科大法學院伍向豪助理教授；澳科大法學院師生匯“稅”澳門系列講座序號教學/學術活動場次日期主題主講者/參與人員1匯“稅”澳門—稅收與全球資本流通系列講座第一講 4月18日德國稅制與營商環境德勤國際稅務中心（亞太區）執行總裁Karsten博士*說明：本系列講座由德勤稅務研究學會、澳科大行政與管理學院和澳科大研究生會合辦。學術動態“創意共用與著作權保護”國際論壇在科大舉行由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主辦的“創意共用與著作權保護”國際論壇於4月26日假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大樓N101會議廳舉行。近年來，澳門政府一直堅持產業適度多元化發展的方針，2012 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亦已指出，澳門的文化創意產業已進入初級階段。文創產業的發展需要多方面的配套措施，既要為本地創作人提供更多表達平臺，更需要有好的作品合理使用和保護制度。源於美國的創意共用組織旨在建立一個層次合理而富有彈性的著作權保護和作品合理使用機制，為知識產權的研究和發展提供了新的思路，這正與澳門發展文創產業的法律保護需求相契合。另一方面，網路時代對著作權的保護與限制提出了新的課題，作為一種主要依託網路為應用平臺的協定機制，創意共用為網路時代作品的保護和合理使用提供了更多選擇。本次國際論壇邀請到知識產權法領域的專家學者、本地文創人士和相關領域專業人士，以及來自中國大陸、香港、臺灣、葡萄牙、韓國等多個法域的創意共用組織成員出席會議，分別就“創意共用的現狀與趨勢”、“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與創意共用”、“網路環境下著作權保護的限制與例外”及“跨域知識產權的法律協作”等四個主題展開了富於創見而卓有成效的交流和討論，相信能為今後澳門本地文創產業的發展及其他法域的文創交流產生積極影響。澳門本地文創專業人員及澳科大師生出席了論壇。

114 2012，6（1）“中藥質量研究與創新藥物學術研討會”在澳門科技大學召開由澳門科技大學主辦，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澳門科技大學）承辦，澳門基金會、澳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和安捷倫科技有限公司協辦的“中藥質量研究與創新藥物學術研討會（2012 • 澳門）”於2 月13～14 日假澳門科技大學舉行。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聯辦及澳門基金會、澳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澳門衛生局、澳門科技大學相關領導出席了會議，來自內地的20多名專家學者和本澳的100多名中藥界和學術界人士出席了會議。與會專家的專題講演內容豐富，精彩生動，特別是圍繞中藥質量和創新藥物研究的新思路、新技術、新方法、新進展、新成果進行了深入的討論。例如，中國中醫科學院中藥複方新藥開發國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葉祖光教授介紹了國家科技部和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在“十一五”期間的課題立項特點和國家重大新藥創制專項等情況，提出未來中藥創新藥物的研究應聚焦於中醫藥治療具有優勢的藥材或中藥複方；清華大學中藥現代化研究中心主任羅國安教授、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所中藥現代化研究中心主任果德安教授、中國醫學科學院藥用植物研究所副所長孫曉波教授、軍事醫學科學院放射與輻射醫學研究所高月教授等的研究報告均指出，應用系統生物學技術研究中醫藥符合中醫的治病特點和規律，故在傳統中醫方劑的療效機理和發掘創新中藥新藥方面尤其要加大應用；暨南大學藥學院院長葉文才教授介紹了嶺南道地中草藥的活性成分和質量標準研究情況，提出在澳門應加強對嶺南道地藥材的研究；澳門科技大學科研副校長兼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澳門科技大學）主任劉良講座教授介紹了多靶點創新藥物篩選的策略與前景；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澳門科技大學)副主任、澳門藥物及健康應用研究所所長姜志宏教授介紹了最新的糖脂組學技術在類風濕性關節炎早期診斷及中藥干預作用機理研究的應用。劉良講座教授表示，與會各位專家的報告既有宏觀的學術見解，又有翔實的數據和深入的討論，故是一次高水平的專題研討會，對促進內地與澳門的中醫藥科技合作頗有裨益。他還表示，這樣的專題研討會今後還會不斷地召開，因為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澳門科技大學)不僅需要大力集成多學科的前沿技術研究中藥質量和研發創新藥物，而且需要透過舉辦各種學術會議源源不斷地把世界各地最新的研究策略與方法引人實驗室，這樣才能站在學科發展的最前沿。校園文化2012澳科大校園創業系列活動頒獎由澳門科技大學創業就業發展中心主辦的“澳科大校園創業系列活動”5月舉行了頒獎禮。為了加強學生社會參與的實踐性，澳科大積極鼓勵學子接受創業理念，早前提供了多場創業知識講座，並通過提供了十個校園攤位創業平台，讓學生親身體驗創業的過程，從中積累創業經驗。今年“澳科大校園創業系列活動”分別有六門創業課程及兩周的校園創業實踐攤位。創業課程深受學生歡迎，共42位同學有效完成了全部課程，並由創業課程導師頒授了課程證書。攤位創業比賽共有12個隊伍報名，10組參與了比賽，攤位創業內容涵蓋了T-shirt創意設計、小食、環保盆栽、兒時食品回顧等，充分展示了學生的創業創意。通過兩周的擺攤和角逐，比賽共產生了最佳銷售獎、優秀銷售獎、最佳攤位佈置獎、最佳人氣獎等多個獎項。是次創業系列活動是澳門科技大學的一次創新，讓學生將其所學知識有機會運用到實際中。有學生表示，非常享受攤位創業的過程，讓實踐與理論相結合，充實了大學的課餘生活。

115•信息短文•社會和文化研究所2011/2012學年第二學期系列講座一覽表序號系列講座場次日期主題主講者1 “澳門社會”系列講座第一講 2月9日澳門治安與你息息相關澳門警務人員協會會長原錦成先生2 “澳門社會”系列講座第二講 2月23日剖析澳門的社會福利政策澳門明愛總幹事、澳門社會工作委員會委員、澳門特殊奧運會會長潘志明先生3 “澳門社會”系列講座第三講 3月8日剖析澳門公務員體制澳門立法會議員、澳門公職人員協會主席高天賜先生4 “澳門社會”系列講座第四講 3月22日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外交部駐澳門特派員公署特派員胡正躍先生5 “澳門社會”系列講座第五講 4月19日澳門在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關係中的作用中葡論壇常設秘書處姍桃絲副秘書長6 “澳門社會”系列講座第六講 5月3日粵澳合作框架協議與澳門的發展澳科大校董、全國人大代表劉藝良先生7 “澳門社會”系列講座第七講 5月10日澳門醫療體系的現狀與發展澳門工會聯合總會梁玉華副會長校園活動科大兩千學子畢業特首強調加大高教投資澳門科技大學於6月9日假科技大學體育館室內運動場舉行2012年度畢業典禮，今年有逾二千名學士、碩士及博士畢業生。行政長官崔世安博士親臨主禮，並祝願應屆畢業生以開拓和承擔的精神，以自立自強的毅力，創造人生美好前程。特首并表示，特區政府一如既往，貫徹“教育興澳”的施政方針，加強高等教育制度建設，促進高等教育整體素質提升；推進學校在教學、科研、服務社會等各項工作的新拓展；鼓勵高等教育院校發揮自主管理的積極作用，逐步建立學校行之有效的評審機制，引導澳門高等教育踏上更高的台階。科大校長許敖敖教授在典禮上鼓勵畢業生在新的崗位上“不息不捨、厚積成壤”，為中華民族的崛起共譜華章。他還指出，全面教育奠定大學根基，學術卓越引領大學前進。大學從通識教育、多元文化到校園活動、第二課堂入手，基本建成培養創新人才的教學模式使科大畢業生具有更強的創業意識和能力。大學順應澳門社會的需求，不斷推出新的學位課程，並注意與本澳人才市場的無縫對接，有利於解決澳門人力資源「瓶頸」和提升澳門城市的文化、教育和科技品位。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落戶澳門後，為科大學術研究的快速發展注入強勁動力，一年多時間已取得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在世界頂尖刊物《Nature》上發表學術文章，在澳門學術界實現“零的突破”，科大的學術研究進入快速發展軌道。為了在科大建校二十周年，學術研究再上新台階，大學不僅要加快國家重點實驗室的建設，還將爭取擁有更多的國家級研究所和研究中心，打造學術研究新輝煌。最後，共有1000多名本科、碩士及博士畢業生從主禮嘉賓手中獲頒證書，大批家長也在場也親眼目睹了這激動人心的時刻，畢業典禮在畢業生的歡呼聲中圓滿結束。

116 2012，6（1）學生活動人文藝術學院學生奪第二屆“深港澳臺大學生創意計劃大獎賽”銅獎2011年12月16日，第二屆“深港澳臺大學生創意計劃大獎賽”決賽在深圳大學舉行。我校人文藝術學院彭冰同學所在的團隊獲得了銅獎。來自深圳、香港、澳門、臺灣四個地區高校的大學生共3447人報名參加，經自由組合組成參賽團隊。歷經9個月的比賽，進入決賽的13支團隊中，高新科技類作品8個，創新服務類作品3個，創意設計類作品1個，生物環保類作品1個。13支團隊按抽籤順序進行PPT展示，重點推介團隊項目的核心價值、競爭力以及市場前景。彭冰同學所在團隊研發的產品為“一體化醫療內窺鏡攝像系統”，核心技術是高清相機、LED冷光源和影像工作站三項部件的全部知識產權：具有通過高圖元CCD晶片採集圖像，色彩保真度高；發光效率高，壽命長，性能穩定；自主開發的圖像三維視覺化軟體，擁有全部源碼的優勢。展示後，各團隊進入答辯環節，由來自四地的學界商界精英組成的評審團輪流向選手發問。幾番論戰過後，評審團根據各團隊的展示與答辯表現，以及初賽複賽作品評分，評估各團隊項目，確定了全部獎項。是次大賽是首個在實質意義上實現跨兩岸四地、跨高校、跨專業的深港澳臺大學生項目合作、交流、培訓的平臺。大學建設澳科大新學年將增設中藥學學士學位及酒店管理學士學位課程澳門科技大學2012/2013學年將新增設中藥學學士學位課程及酒店管理學士學位課程，現已開始接受網上申請。中醫藥學院開辦的中藥學學士學位課程，學制四年，依託於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的雄厚師資和一流設備，能為學生提供較佳的學習環境和條件。課程注重傳統中藥學的知識學習和技能訓練，融合現代中藥研究與生產製造的最新技術和方法，緊貼澳門的中醫藥事業發展及粵澳中醫藥科技合作所需為特色，為澳門及國家培養具有複合知識結構的創新型中藥學專門人才。酒店與旅遊管理學院開辦的酒店管理學士學位課程，學制四年，為因應市場對酒店管理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而設。課程需要依照酒店客房、餐飲、市場營銷、人力資源、財務及資訊系統等部門規劃，培訓具備專業水平的酒店管理人才。澳門國際級豪華酒店林立，學生不僅可以在校內得到專業的學科知識，更可利用校外學習資源來擴充實務經驗。澳科大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擴建落成由澳門基金會及澳門科技發展基金資助的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澳門科技大學）擴建落成儀式暨中藥研究創新技術論壇於5月19日上午在澳門科技大學舉行。國家科技部陳小婭副部長專程前來祝賀, 並主持儀式。澳門行政長官代表、中聯辦及大學相關負責人一同為落成儀式剪綵。來自內地及香港多間大學的領導、專家學者和醫藥企業界代表, 以及澳門特區政府、高等院校和社會各界人士共一百多人出席儀式及論壇。發展中醫藥一直是澳科大的努力重點和方向。 2000年澳科大開創了澳門中醫藥高等教育的先河，2011年設立了“中藥質量創新藥物研究博士後研究工作站”，同年由國家科技部批准的中藥質量研究國

117•信息短文•家重點實驗室在澳門揭牌, 澳科大成為依托機構之一。重點實驗室成立一年多來, 在學術研究團隊建設、實驗室場地及配置高端技術儀器設備、中藥質量研究的前沿技術平臺、研究項目與成果的擴大、建立重點實驗室的開放與合作機制等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此次再與南京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天津中醫藥大學、南方醫科大學簽約, 建立“聯合實驗室”；也與廣州中醫藥大學簽署全面合作協議。藉舉行國家重點實驗室擴建落成儀式之機會,科大邀請出席“聯合實驗室”簽約的專家學者, 共同舉辦“中藥研究創新技術論壇”, 交流研究經驗與成果, 並進一步探討合作研究新領域。服務澳門超聲波顯像論壇暨診斷技術培訓班在澳舉行由澳門科技大學健康科學學院主持，澳門健康管理及促進學會承辦的“中葡國際醫學論壇（系列七）超聲波顯像於危疾的應用暨超聲波診斷技術培訓班”，5月17日至19日在澳門金麗華酒店及澳門科技大學專科醫療訓練中心舉行。來自澳大利亞、香港的相關專家，為本澳醫療人員講解及提供了超聲波顯像的臨床知識及經驗。澳門科技大學專科醫療訓練中心引入了最新的模擬專科醫療培訓器材，令到接受培訓的本澳醫護人員在一個專業設施最先進、最齊全的環境下提升專業技能，將更有效促進本地醫療事業發展。澳門“會計業人力資源”調查澳門註冊核數師公會與澳門科技大學可持續發展研究所合作，於5月至7月期間進行《2012澳門會計業人力調查》。通過對本澳會計從業員抽樣入戶調查，瞭解業內薪酬趨勢及培訓，反映從業員發展及需求。調查針對五個行業隨機抽樣訪問，涉及五百名僱主、負責會計的僱員。預計結果將於9月公佈。隨著經濟不斷增長和外資的流入，澳門的商業活動日趨頻繁，會計帳目的重要性越受重視，而會計專業人員身負維持市場穩定、提高企業管治和保障投資者利益等多項重任，對市場和經濟持續暢順運作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得到澳門基金會資助和澳洲會計師公會的支持，澳門註冊核數師公會與澳門科技大學可持續發展研究所合作進行該項會計從業員的調查研究。據介紹，有關調查結果除可以為特區政府未來制訂會計人員相關工作政策及法規提供科學的參考依據外，亦可以為各商業機構的僱主、僱員、以及會計業界新入行人士提供一些參考性資料，有助僱主和僱員了解會計行業及策劃企業與自身的發展，更進一步推動澳門特區的會計職業化進程。能效調研顯示本澳用能狀況有待改善為了解及追蹤本澳各界別近年在能源消耗水平、節能意識和節能行為方面的變化，總結政府於期間推行的能源效益政策措施、宣傳、節能技術應用和制度規範方面的計劃及措施執行情況，澳門科技大學接受能源業發展辦公室委託，於2011年下半年對全澳範圍進行了一項大型能源效益問卷調研《澳門特別行政區能源效益狀況2011》，並與之前在2005年、2007年及2009年所做的同類調研作比較分析，評估澳門近年整體能源效益提升狀況。是次調研的對象包括家庭、酒店、寫字樓辦公室、食肆、零售業及學校。目的是通過調研所得的數據，結合過往研究資料，分析不同用戶在耗能強度上的變化、公眾在節能意識和節能行為上的變化、以及了解公眾對政府推行節能計劃和宣傳活動的支持度和參與度；並根據有關的數據和分析結果，提出建議供未來在制定本澳能源效益政策措施時參考。

118 2012，6（1）澳科大可持續發展研究所開展高樓街區居民現狀調查研究工作為配合規劃部門正展開的阿婆井及鄭家大屋周邊城市空間活化利用規劃、港務局大樓及周邊空間優化規劃、媽閣區總體城市設計及內港周邊地區規劃研究工作，掌握本澳各舊區資料和居民對舊區重整的訴求，澳門舊區重整諮詢委員會繼續委託澳門科技大學可持續發展研究所，從5月12日起至8月31日期間展開高樓街區居民現狀調查，當中涉及約180幢樓宇、共2300戶商住戶，調研報告初稿料於今年9月完成。是次研究以入戶普查形式為主，收集區內人口特徵、住宅資料、商舖及其他用途物業資料、私人物業維修情況以及居民對社區環境意見、居民對舊區重整的意見及期望等。之後，調研團隊會將上述數據資料，與下環街區居民現狀調查及媽閣街區居民現狀調查結果進行對比及綜合分析，從而全面地了解該片區的居住環境現況、居民需求及重整意向等數據，有助規劃部門開展“點、線、面”的整治措施，推進舊區活化工作。澳門地球物理暨氣象局與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簽署合作協議隨著多媒體資訊的普及，澳門地球物理暨氣象局計劃製作有關天氣資訊的科普短片，希望藉此提升大眾對氣象及大自然方面的認識。為此，澳門地球物理暨氣象局與科大人文藝術學院合作，由該院學生製作出相關科普短片，展示於氣象局網頁上。5月31日澳門地球物理暨氣象局與人文藝術學院舉行了合作協議簽署儀式。澳門科學館與澳科大合辦觀測日環食天象活動澳門上空於5月21日黎明時分將出現罕見的日環食天象，澳門科學館、澳門科技大學將舉行相關科普講座和觀察日環食活動，並與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台等多個單位聯合開展日環食直播活動。澳門科學館與澳門科技大學太空科學研究所共同主持了日環食系列活動新聞發佈會。5月21日及6月6日將發生兩次數百年一遇的重要天象，分別為“日環食”和“金星凌日”，這將是澳門居民和青少年一次難得的科普教育的機遇。本次日環食是繼2010年1月15日後，又一次在中國境內可見的日環食，澳門地區上次可觀看到的日環食是在1785年8月5日，今次澳門可見日環食距上次長達217年。這次日環食也是中國境內2019年以前可見的最後一次日食。日環食於5月21日清晨發生，環食帶經過廣東、浙江、福建、香港、澳門和台灣等地，大部分地方都是帶食日出，環食時間長約四分鐘。澳門觀看日環食“食甚”發生在清晨6時08分，最大“食分”為0.933，即太陽最多被遮掩93.3%。當天澳門日出時間為清晨5時44分，太陽升起時帶食而出，食甚時太陽與地平面角度約6度。主辦方將於5月20日下午6時至晚上7時半，於科學館天文館內舉辦日環食與金星凌日講座，是次講座為“太空•航天”科普活動系列之一，講座將用“數字天空2”系統模擬當日的天象，以及介紹日環食和金星凌日的正確觀察方法。日環食觀測活動將於5月21日清晨5時半至上午8時半在澳門科技大學和澳門科學館舉行，主辦方會設立科普自願服務和公衆觀測區，現場派發日食護目鏡，並設有多台太陽觀測望遠鏡開放予公衆觀賞。在澳門科技大學還設立了2012澳門日環食網絡實況直播點。由澳科大、新浪網、澳門科學館、澳門業餘天文學會、中科院天文科普網絡委員會、中科院國家天文台、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聯合開展日環食直播活動，讓全球更多人能通過網絡同步觀賞本次日環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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