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CAO JOURNAL OF ARTS AND HUMANITIES2026 年第 3 期(總第 9 期)編委會委員 (排名不分先後)主 任 委 員 委 員 張志慶代百生 戴定澄 戴俊騁 龔 刚 李方軍 梁寶華 顧 躍 滿新穎 吳韓娜 譚 慧 馮海城 肖代柏 徐兆壽 詹緣端 張志慶 張朝霞王元林姚 風(Igor Radev)主 編 副 主 編 編 輯 部 主 任責 任 編 輯代百生蘇 鳳王礫雪石恩宇澳門理工大學藝術及設计學院教授澳門城市大學創新設計學院教授中央財經大學文化與傳媒學院副院長、教授澳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澳大利亞藝術創意學院澳中音樂產業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及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音樂學院音樂學教授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教授山西大學音樂學院教授韓國國民大學中韓翻譯系教授北京電影學院教授馬其頓科學與藝術學院漢學知識中心教席澳門城市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副教授西北師範大學中外寫作中心常務副主任、教授馬來西亞華社研究中心主任高級研究員 ( 教授 )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院長、教授北京舞蹈學院人文學院教授廣州大學教授澳門科技大學人文學院特聘教授簡貴燈
  • 2026 第 3 期 總第 9 期目錄【文化澳門】【「音樂表演研究」專欄】【文史縱橫】【學術交流】澳門文化的多維解構與時代迴響——以吳志良《何以澳門》為核心的三重闡釋 / 馮樹賢為澳門立學:從文化自覺到學理建構——論《何以澳門》的文化闡釋與學術價值 / 楊瑩十字門(Taipa):文明互鑒視域下空間形態演進研究 / 吳栩同 王元林如何“寫中國”?——陳映真的“愛荷華之問”與左翼理想主義的困境 / 徐紀陽 林茹楨《哪吒之魔童鬧海》的微觀敘事散論 / 丁家珍非遺語境下的哪吒信俗建構 / 張超瑾 何天含徵稿啟事雙重身份與歷史仲介:《黃河鋼琴協奏曲》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角色與意義 / 王祺 周全213126 7312313614415941音樂表演研究的學科基礎與發展趨勢 / 楊健論彼得·阿布靈格鋼琴音樂中基於現象學感知的表演 / 吳蝶蘭 高拂曉文化尋根與歷史再現:臺灣南部文學研究 / 劉建華《高文爵士與綠衣騎士》中的閾限性儀式書寫 / 張正春《牡丹亭》中的澳門書寫 / 程誠 代百生28568697110主持人語:吳志良與澳門學四十年 / 林廣志主持人語 / 代百生
  • 【Literature and History】【Special Column on Music Performance Research】【Cultural Macao】【Academic Exchange】Spatial Morphological Evolution of the Taipa (Sapchi-mun) Area: A Perspective of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 WU Xutong WANG YuanlinThe Writing of Liminal Rites in 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 / ZHANG ZhengchunStudies on Taiwan Southern Literature / LIU JianhuaMacao in The Peony Pavilion / CHENG Cheng DAI BaishengHow to “Write China”? ——Chen Yingzhen’s “Iowa Question” and the Predicament of Left-Wing Idealism / XU Jiyang LIN RuzhenA Micro-Narrative Analysis of Nezha Conquers the Dragon King / DING JiazhenThe Construction of Nezha Beliefs and Customs in the Context of IntangibleCultural Heritage / ZHANG Chaojin HE TianhanMultidimensional Deconstruction and Contemporary Echoes of Macau Culture: Triple Interpretation Centered on Wu Zhiliang's Why Macau / FENG ShuxianDisciplinary Foundation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Musical Performance Studies / YANG JianDual Identity and Historical Media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Yellow River Piano Concerto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Process / WANG Qi ZHOU QuanPhenomenological Perception-Based Performance in Peter Ablinger’s Piano Music / WU Dielan GAO FuxiaoEstablishing Macau Studies: From Cultural Self-Awareness to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On the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and Academic Value of Why Macau / YANG Ying228126415613739786110123136144Host's Remarks:Wu Zhiliang and Macao Studies For 40 Years / LIN GuangzhiHost's Remarks / DAI Baisheng2026(2),Vol.3ContentsMACAO JOURNAL OF ARTS AND HUMANITIESCall for Papers 160
  • 吳志良與澳門學四十年「文化澳門」欄目主持人語:林廣志專欄主持人簡介:林廣志,歷史學博士,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所長、教授,中國歷史研究院澳門歷史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兼任中國經濟史學會外國經濟史分會副會長、澳門特區文化遺產委員會委員、澳門基金會歷史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澳門學學會會長。主要從事中國近代史、澳門學及公共政策研究。2026 年,適逢澳門學界倡議建設“澳門學”四十週年。四十年來,澳門學大致經歷了概念提出、基礎研究、學科建設、機制建設四個階段,已發展成為有目標、有機構、有課程、有雜誌、有隊伍的具備本土知識體系與世界文明價值的國際性交叉學科。四十年來,吳志良博士參與其中,從澳門學的倡導者成為領軍者,在學術引領、學科建設、平台搭建、人才培育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推動了澳門學的學術成長和學科發展。判斷澳門學術話語權回歸,主張構建本土知識體系。在回歸前後,特別是隨著中國學者關於澳門歷史文化研究的領域拓展、成果豐碩,吳志良敏銳地提出澳門歷史文化研究話語權“回歸中國”的論斷,明確中國學者已掌握澳門歷史文化的叙事話語、研究範式與價值判斷,打破了國外學者長期壟斷學術話語格局。這一判斷,堅定了澳門學學者的信心,推動了澳門學的縱深發展。倡導學術規範,擘畫澳門學學術路徑。吳志良多次强調,學界應深耕政治制度、文化交流、社會變遷,推動澳門學從零散的、表層的研討轉向知識體系建構,並指出,遵循嚴謹的學術規範是澳門學學科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一是堅持和完善學術規範的理論創建與範式重構,二是深挖“澳門模式”的宏觀特質與微觀內涵,三是避免重複研究,注重透過史實分析而上升至規律總結和理論認識。搭建澳門學國際學術平台,支持澳門學學科基礎建設。自 2010 年以來,吳志良主持搭建海內外常態化學術對話平台,統籌“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澳門、里斯本、北京、廣州等地舉辦。支持澳門學研究中心成立、歷史學博士課程(含澳門學方向)開設、《澳門學》雜誌創辦等基礎建設,彌補研究機構、學位教育、學術發表之不足,促進了澳門學學科建設的可持續發展。構建澳門學學術評價機制,促進歷史文化知識傳播和普及。吳志良注重“愛國愛澳”教育與人才培育、學術評價相結合,倡導設立澳門人文社科優秀成果評獎,鼓勵學界開展澳門題材研究;舉辦澳門中學生歷史知識競賽,普及歷史文化知識;以項目資助、國際會議、刊物出版等方式支持新生代學人成長,育人範疇涵蓋澳門學乃至人文社科領域,爲澳門學學科發展儲備力量。《何以澳門》是吳志良之於“認識澳門”基礎上的澳門學學科建設、學術意蘊和話語體系的“形而上之”的思考和探索。該書系統回應了澳門學“爲何、何爲、何用”的核心命題,致力建構本土知識、研究範式、話語體系,主張澳門學應當融合全球視野與本土價值,尤其是立足澳門中西文明互鑒的獨特樣本,以中國話語、國際叙事講好澳門文明互鑒與“一國兩制”成功實踐故事。爲深入挖掘該書的學理內涵,本專欄刊發兩篇青年學者的專題論文:楊瑩《爲澳門立學:從文化自覺到學理建構——論〈何以澳門〉的文化闡釋與學術價值》,探討澳門文化與澳門學相互賦能、澳門文化作為地方資源如何升華為國際經驗;《澳門文化的多維解構與時代迴響——以吳志良〈何以澳門〉爲核心的三重闡釋》從歷史文化、當代價值維度解讀作者所構建的澳門叙事與澳門經驗。兩篇論文視角互補,既是對《何以澳門》核心主題的闡釋,也是對澳門學四十年發展歷程的學術回望,值得一讀。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文化澳門 2026 年第 3期— 1—澳門文化的多維解構與時代迴響——以吳志良《何以澳門》為核心的三重闡釋馮樹賢摘 要:澳門獨特的文化經過長期的歷史積澱與時代脈動,已成為中西文明交融的重要典範。吳志良所著《何以澳門》分別從“文化澳門”“文學澳門”等七個部分,系統梳理了澳門的深厚文化內涵,深刻回應了他所提到的“何以澳門”的核心命題,這部厚重之作不僅為國人提供了一個展示澳門的重要文本,更為眾多潛心研究澳門政治、經濟、文化的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參照。本文以該著作為中心,試圖從歷史根基、文化特質、當代價值三個維度呼應吳志良提出的“澳門敘事”,以此來解構、挖掘澳門文化在新時代背景下的傳承路徑,討論“澳門經驗”的發展啟示,為澳門的發展提供新的思路與視角。關鍵字:《何以澳門》 吳志良 澳門 澳門文化Multidimensional Deconstruction and Contemporary Resonance of Macao’sCulture——Threefold Interpretations Centered on Wu Zhiliang’s Why MacaoFENG ShuxianAbstract: Through long- term historical accumulation and the dynamics of the times, Macao’s uniquecultur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odel for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WhyMacao? written by Wu Zhiliang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Macao’s profou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inseven parts, including “Cultural Macao” and “Literary Macao”, and profoundly responds to the coreproposition of “Why Macao?” raised by the author. This substantial work not only offers Chinesereaders an important text for understanding Macao, but also provides a vital reference for numerousresearchers devoted to the study of Macao’s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Centering on this book,this paper attempts to echo the “Macao Narrative” put forward by Wu Zhiliang from three dimensions:【作者簡介】馮樹賢(1992—),甘肅白銀人,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
  • 澳門文化的多維解構與時代迴響——以吳志良《何以澳門》為核心的三重闡釋— 2—historical foundation,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emporary value. It further deconstructs andexplores the inheritance paths of Macao’s cultur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new era. Finally, it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al implications of the “Macao Experience”, and proposes new ideas andperspectives for Macao’s development.Key words: Why Macau; Wu Zhiliang; Macau; Macau Culture新時代以來,澳門文化已成為我國講好中國故事的重要組成部分。澳門正開展前所未有的文化建設偉大事業,澳門民眾積極自覺地參與澳門文化建設,這是千千萬萬澳門同胞義不容辭的責任。自澳門回歸以來,澳門在“一國兩制”方針指引下,與祖國同心同向、攜手並進,在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澳門始終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不斷推進自身建設,保持了長期繁榮穩定的良好局面,成為“一國兩制”實踐的成功典範。基於這一認識,吳志良在《何以澳門》這本書的後記中提到,他在這本書當中嘗試建立的“澳門敘事”,主要強調了三重維度:第一是從在地性維度關注澳門物質和非物質遺產的文化記憶;第二是從區域性維度剖析澳門在珠江口城市群中的文化樞紐作用;第三是從全球性維度追蹤澳門經驗對葡語國家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示範效應。在他看來,從這幾個維度出發去研究澳門、理解澳門,或許能夠為世人提供一個超越人們對澳門“中西二元”認知窠臼的方式方法。[1]吳志良從三個方面提出關於澳門文化敘事構建的觀點,與各界人士進行交流探討,這些思考,對當下建設文化澳門的進程具有重要意義。正如吳志良所說:“文化的內在力量,是澳門的生存之道。”[1]3澳門文化是一種深深共鳴著中國新時代脈搏、緊密融入社會現實的特殊文化,是作為特別行政區獨有的文化,澳門民眾在建設澳門的過程中,始終積極回應時代主題、大力弘揚時代精神。這種互動從一開始就賦予了澳門民眾鮮明的國家思想屬性,他們以書寫主旋律、弘揚中華民族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精神為目標。在這一進程中,澳門民眾始終以塑造中國形象、構築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為己任,並取得了豐碩成果。從這一方面來說,澳門文化是通過文史考證與時代同頻共振的文化,它與時代、政治、經濟緊密相連,並在一定程度上界定了澳門的當代命題。在此過程中,澳門文化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對時代主題的把握。正是在中華民族共同體這種身份認同之下,澳門民眾與祖國同胞並肩走在文化前沿,共同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史貢獻力量。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文化澳門 2026 年第 3期— 3—一、澳門文化研究的文本載體與核心視角吳志良多年來一直從事歷史與政治研究,著重研究澳門政治與文化,著有《澳門制度》《東西交匯看澳門》《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等作品,影響力廣泛。如今吳志良先生擔任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為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會長,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這些職務確定了他長期以來一直以研究澳門為己任。這也正是他書寫《何以澳門》這本厚重之作的主要原因。在本書的終章“何以澳門”中,吳志良用 13篇文章向世人展示了“何以澳門”這個核心命題。在吳志良看來,澳門在國家發展戰略的諸多優勢中,其中最為重要、最有價值、最能做出貢獻的就是文化。文化是澳門最大的最優質的資本。[1]244澳門中西文化交融的歷史早在明朝就已經開始了,來自歐洲的傳教士為澳門帶來了西方文化與信仰,同時也在與中國本土傳統文化發生著“化學反應”,甚至澳門歷史城區在 2005年一度被列為中國現存年代最遠、規模最大、保留最完整的西式建築群,這樣的“獨特的歷史及多元文化的長期浸潤,為澳門文化產業發展提供了深厚的底蘊,也使其區別於其他城市文化產業的樣態,成了澳門的獨特優勢”[2]。因此,澳門並非一個簡單的地名,在這背後,是澳門幾百年沉甸甸的歷史,是澳門文化在中華文化的懷抱中逐步壯大進而熠熠生輝的過程。在“澳門學”發展的道路上,吳志良注意到,澳門文化的特殊性為澳門文化的話語權構建了全球視野。他說,“澳門學概念的孕育和形成,體現了澳門地方知識精英對澳門社會文化的理性認識開始從自發走向自覺。”[1]359這份文化的身份認同促使澳門人主動融入時代主題,主動將國家與民族的命運關聯在一起,書寫中國故事中的澳門故事,以此逐步塑造澳門故事中的“中國形象”。習近平總書記在 2023年 6月 2日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我們在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3]習近平總書記對中華文明的論斷實際上也是在新時代背景下為澳門文化發展路徑提供了思想指引。“澳門的歷史不僅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見證,更是中華文明開放包容、兼收並蓄特性的具體實踐。”[4]澳門本身就是中西方文化深度融合的城市,特別是建立在媽祖文化、宗族節慶等本土文化之上的現代性文明,習近平總書記的論斷對於澳門人喚醒集體記憶與身份認同具有重要作用,澳門人對於厚重博大的中華傳統文化有內在的隱形認同。這不禁使吳志良在這本書中發問:“如何解釋澳門這座城市和社會的發展史,挖掘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樹立和凸顯澳門的文化形象?”[1]359
  • 澳門文化的多維解構與時代迴響——以吳志良《何以澳門》為核心的三重闡釋— 4—在吳志良看來,澳門歷史話語權的回歸理應是澳門歷史研究者最值得稱頌、最值得驕傲、最具深遠意義的成就。[1]348這裏的“話語”不單單指涉政治、民族,更多的是文化上的自主與認同。澳門文化認同的核心要點在於:它以中華文化為主體作為支撐,並認同多元文明共生。這一認同,是中西文明在澳門數百年長期共存共榮,以及“一國兩制”實踐共同作用下,所形成的獨特文化認同。在吳志良的研究中,他提出了“文明共生論”與“第三空間框架”,並將其作為這一理論的載體,以此反思和超越澳門文化認同研究中常見的中西文化對立思維。澳門華人占比超過總人口的 95%,當地社會基本以粵語和中華傳統倫理為基礎,形成了以“中國性”為核心的澳門文化,澳門本地人在歷史、社會與政治生活中共同建構起來的地域共同體意識,中西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形態在澳門並非簡單疊加,而是深度的交融與互嵌。在澳門文化形成的過程中,保障中華文化主體地位的同時,保留了多元文化空間,推動了文化認同從分離走向融合。在此背景下,多元文明共生成為“澳門文化方案”的重要條件,也成為超越“文明衝突論”的典範案例,這是重構澳門文化認同的關鍵所在。這也正是吳志良提到的“不同而和,和而不同”[1]21的經驗。在他看來,中華優秀的歷史文化傳統在澳門的傳承中從未間斷,而且對於很多文化保存完整,而澳門作為中華文化面向西方世界站在前沿陣地,並與西方文化和平共處、互溶交流,由此而產生的澳門文化是社會實踐的重要結晶。事實上,吳志良為澳門文化的建構與敘事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為澳門文化傳承提供了系統化、本土化且具有說服力的學術支撐。他提出推動“澳門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旨在保存澳門本土文化基因,並實現學術研究與社會轉化的價值。在此基礎上,他為澳門的政策制定與文化遺產保護提供了相應的學術依據,形成一種服務於文化認同建構與愛國愛澳根基培育的路徑。這一路徑能夠推動澳門文化實現活化,從靜態保護轉向活態傳承,使澳門民眾形成深沉而持久的文化認同,並以此保障文化在教育中的代際傳遞。這是澳門文化保持持久生命力的核心載體。以澳門文化為根基,將其轉化為澳門學的學科內容並融入教學,強調清晰的本土認同與國家認同雙重身份,使澳門民眾在“一國兩制”政治框架下真正理解中華文化與中國歷史。這一體系的建立,從本質上推動澳門文化從本土源頭拓展至全球對話層面,最終落腳於文化自信、愛國愛澳與文明共生的堅實基礎之上。二、澳門文化溯源與形成邏輯一直以來,澳門始終是祖國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澳門的文化價值是歷史的,更是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文化澳門 2026 年第 3期— 5—現實的”[1]14,澳門深厚的文化底蘊向海內外人士展現了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的根基。早在明代,隨著歐洲殖民主義的擴張以及西歐海洋強國的海外全球拓展,葡萄牙人以各種藉口登陸澳門,由此開始在澳門定居並進行殖民活動。他們不僅將自身的貿易方式、宗教文化、建築技藝與科學技術傳入澳門,也為這片土地帶來了新的文化元素。“澳門自明代開始,在疊加、多元的東西方符號化視覺文明的衝突與融匯中,構成了獨特的景觀與時尚,也奠定了澳門現代城市與多元文化的發展基礎。”[5]在澳門,他們修建了兼具鮮明西歐特色與中國傳統建築元素的建築,充分展現了澳門數百年來的文化多樣性,同時也折射出中華文明的包容性,澳門是多元文化共同塑造出的新型形態。在這種和諧共生的環境中,澳門形成了獨特的文化認同,凸顯了其在全球化浪潮中別具一格的地位。如同易存國所言:“文化與文明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它由自然生髮,逐漸發展為某種自覺的創化階段,由起初的各自為限,漸漸地通過交流、溝通、對話、互納,直至達成不同文化圈的彼此認同和交匯。”[6]吳志良立足於澳門的歷史發展及其所展現的文化建構,明確澳門歷史文化進程的走向,並進一步體現在他對澳門社會歷史發展路徑的理解之中:澳門的中西文化是相互融合而非彼此對立的。在他看來,中西文化各有所長,澳門文化之所以繁榮發展,正是因為中西文化實現了各自優勢的整合,由此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歷史文化。這與中國人所主張的“以中學為體,以西學為用”思想一脈相承。簡單來說,被譽為“中國最早的西方”的澳門,其文化從一開始就不是單純的入侵,而是中西文化的初步碰撞與融合共生。澳門文化的核心屬性是澳門本土文化。這裏所說的本土文化屬性,實際上包含兩個層面:一是從大的層面出發的中華文化傳統,也就是嶺南文化的傳統,其中也包括民間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另一方面,還包含中西文化長期交融中堅持創新發展所形成的文化特徵。澳門人務實重利、熱情浪漫,在中西方文化長期共存中形成了重商、包容的主體精神,這也與澳門人所崇尚的務實、開放、包容精神高度一致。由此可見,在澳門文化中,其構成與表現最終都凝聚為中華民族、中華文化彰顯的愛國精神和澳門自強不息為核心的中華民族精神,這些共同構成了澳門文化的內核。所以,司徒尚紀說“澳門中西文化薈萃,具有很高的文化勢能,形成向外傳播之勢。這包括西學東傳和中學西傳的雙向運動,在當時世界上也是罕見的”[7]。澳門文化既吸收了西方世界的文化成果,又以中華文化為主體傳統,由此形成了相容並蓄、吸納外來文化的文化擔當。不論從澳門的城市建設,還是對澳門社會文化的塑造,這一小塊土地上的澳門,承擔了中西方文化橋樑的作用,它不僅接納了西方文化,也將中華文化送出國門,推向全球。
  • 澳門文化的多維解構與時代迴響——以吳志良《何以澳門》為核心的三重闡釋— 6—李宗桂在其關於當代廣東區域文化精神建構的論文中提出,廣東區域文化精神的建構,既離不開縣域文化的拓展與僑鄉文化的深化,也離不開城市文化的支撐與引領。[8]這一點實際上與吳志良對澳門文化精神建構的論述具有共通性,因為廣東的文化生態同樣體現著澳門文化的精神內核。珠海、澳門與中山等地歷史文脈相通、文化同源,地理空間也更為相近。推動廣東與澳門、珠海等地在經濟、文化領域的交流合作,實現資源共用、文化認同與產業協同。在李宗桂的論述中,他認為縣域文化是愛國主義的重要載體,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所在。直白地說,就是熱愛先祖生息繁衍之地,擁有鄉土情懷與國家歸屬感,其中包含了嶺南精神與南海精神。從內涵表述來看,南海精神的本質是包容開放、敢為人先、勤勉奮進的精神,經過長期實踐積澱,成為廣東的文化精神。堅守自身文化傳統,又不斷進行創造性探索,這種深厚的人文精神同樣體現在澳門文化之中,以深沉的人文關懷推動經濟與文化的融合發展。一代代澳門人走向海外,書寫了中華民族堅韌不拔的輝煌篇章,並順應歷史潮流,形成了堅守正統與開放創新相統一的文化精神。這些都是吳志良在《何以澳門》這本書中不斷重申的歷史基因,正因為有了這樣的歷史文化基礎,才有了澳門文化的繁榮。《何以澳門》時刻回應著“澳門何以成為澳門”的核心命題。他所探索的澳門文化建設,實際上是澳門歷史文化研究者通過不斷討論、總結和概括的結果。這是一種可以在澳門廣泛宣傳和實踐的“澳門學”初期研究,它體現了澳門精神,反映了澳門包容的文化風貌。若按照吳志良所言,這“不僅僅是古今同在,還是傳統與現代融通,城市和鄉土和洽,美美與共”[1]11。從文化研究的角度來看,它是一種獨特的城市精神,是兼具執行力和決斷力的價值體系。它也反映了中華民族文化的基本價值取向及澳門人民的思維方式和倫理觀念。因此,澳門眾多的歷史文化研究者正在與吳志良一道,共同培育深厚的澳門文化精神,為健全的中華民族精神提供思想材料和理論資源。三、澳門文化的多元性與獨特性以吳志良的《何以澳門》為視角,來觀察澳門中西交融的文化特質,我們不難發現,其最主要的表現形式即為“中西互生”。不論從建築文化上來說,還是從宗教文化以及語言文化,都顯示出強烈的具體表現。在吳志良不同的文體當中,他提到的澳門品格和韻味,都生動反映在當下的澳門社會實踐中,真實地體現在澳門人的日常生活裏。吳國清在《中國旅遊地理》仲介紹澳門時,有這樣一段描述,非常切合澳門文化的特質,他寫道“農曆新年、中秋節以及耶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文化澳門 2026 年第 3期— 7—誕節,廣場換上極富節日氣息的裝飾,配合四周的歐陸建築,將澳門中西文化融合的特色發揮得淋漓盡致。”[9]這便是吳志良一直強調的澳門文化特點,這不僅僅在理論上有所探究,更多是紮根於人們的生活,體現在方方面面。比如在建築上,從“媽閣”出發,沿途都是世界遺產的歷史建築,比如亞婆井前地、聖若瑟修院及聖堂、鄭家大屋、崗頂劇院等,這些歷史悠久的建築,從古至今見證著澳門中西文化的融合。[10]澳門文化的特點若體現在文學上,便是《文學的澳門 澳門的文學》一文中,吳志良說的“澳門文學如其城市特徵,也表現出不同文化交流交匯的現象”[1]94。在他的研究視域中,澳門正在形成一個“人人都喜歡文學,全城都充滿文學氣息的景象”。甚至,他還提到“一座沒有文學的城市是一座沒有靈氣的城市,一個缺少文學的灣區肯定也是一個沒有韻味的灣區”[1]115。正如吳志良所說,澳門文學正在以它的形式增添著這座城市的貴氣和韻味,它們是中華文脈的一部分,共同推動著中國文學的發展。這座城市的精神與這座城市的文化是互為一體的,這座城市的人們擁有獨特的文化身份認同,這是基於國家認同和歷史記憶建構的族群認同,並對其背後的文化表徵和價值觀的認可,是長時間以來社會歷史變遷建構的產物。在澳門,建築並非“中西二元”對立的,而是形成了“亦中亦西”的特色。例如,1603年落成的聖保祿教堂,便是中西工匠共同參與打造的,教堂的主體建築風格遵循了西班牙建築師卡洛斯·斯皮諾拉的設計,但其中中國的雕樑畫棟式的藝術風格也被糅進了教堂內的裝飾圖案。這座教堂是歐洲文藝復興運動時期建築藝術在東方中國的典型代表。另外,著名的“大三巴牌坊”也是中西合璧的藝術建築,大三巴牌坊整體上屬於義大利“巴洛克”風格,但其中的門楣上刻著中文,又配有中國的石獅子等內容,是東西方建築、繪畫、雕塑藝術融合的象徵。在文化觀念層面,澳門是較早開啟中西文化互補與融合發展的城市之一。二者之間的聯結與交融,促成了澳門城市文化的形成。這既是對傳統文化的尊重,也是對優秀外來文化的接納。中華文化具有其獨立價值,無法被西方文化簡單替代,中西文化各有所長,這一點在世界各類文明的演進過程中均有體現。這些文化在特定語境中進行著不同程度的交流與融合。澳門正式實現了中西文化的整合,並通過將西方文化與本地傳統文化相結合,進一步吸收、消化了西方文化。倘若澳門一味摒棄本土文化,全盤吸納外來西方文化,該地區的文化便會失去紮根的基礎。本土文化根基若不牢,移植而來的西方文化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因此,我們必須守護好中華傳統文化,同時引入優秀的西方文化,從而打造出如澳門一般、立足自身傳統、發揮傳統文化優勢、汲取西方優秀文化成果的文化形態。這並非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兩種不同文化的交融,進而形成一種新的文化與新的文明。
  • 澳門文化的多維解構與時代迴響——以吳志良《何以澳門》為核心的三重闡釋— 8—因此,在《何以澳門》中,吳志良強調的澳門文化精神根脈仍然在媽祖文化、節慶文化等中華傳統文化上,這些民俗與人文的文化底色才是澳門文化的生髮之源,體現著澳門文化的人文溫度。理論上澳門文化是有別於中原文化的中華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畢竟澳門曾經長期處於中西方文明的浸潤之下,它獨特的區位優勢和深厚的文化積澱為其帶來了特殊的“特殊的微型島嶼文化景觀”[11],有論者認為這是構成澳門文化產業發展的基礎和特殊性所在。1999年,澳門回歸為澳門文化帶來了全新的發展模式,澳門的回歸為澳門文化迎來了更為廣闊的發展機遇。但我們也應該看到,在中華民族整體文化重構的進程中,澳門文化從內容上來講雖然更為豐富,包容度更強,但仍然有著發展不足的滯後性表現,這種滯後並不利於澳門文化的發展,但這又是澳門文化之所以能夠快速發展的契機,充分調動了相關研究者的內在驅動,致使澳門文化在短時間內取得了重要成績。在未來中華文化建設中,澳門文化一定會憑藉在澳門這片土地上的歷史經驗和孕育出的獨特內涵,為中華文化的發展提供經典案例。澳門文化產業的產值在其整體經濟中占比較低,且澳門特區政府在之前對澳門文化產業的經濟投入相對較少。近年來,澳門文化在相關部門的支持下,文化產業才逐漸呈現出較為良好的發展趨勢。實際上,澳門文化產業的成果還有些不平衡,這既是澳門文化發展的一大不足,也表明澳門文化在未來具有相當大的發展潛力。四、澳門文化的傳承與發展路徑有研究者稱“禦外而興是澳門在堅守傳統文化中實現超越的生動寫照。”[12]這一論斷是對澳門文化傳承發展的肯定,正是因為有了這種理性的“禦外”,才有了堅守的意義和立場,才使得澳門文化在長時間的發展中沒有被其他文化所同化,反而吸收了其優質部分,最終使得澳門文化中西互溶,形成了“澳門風格”。但是,當下澳門文化發展仍然存在著諸多現實困境,比如吳志良在《何以澳門》中提到的澳門文化傳承與發展不足,又如文化產業發展滯後等,吳志良在書中針對這些問題給出的建議是澳門未來發展的重要理論依據。“灣區澳門”這一輯中,編入了吳志良發表在《廣東青年研究》《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文藝報》以及在各類論壇上的重要發言,他指出要更好地挖掘澳門的歷史文化資源和價值,就要利用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特殊地位以及特有的話語體系和聯繫網絡,這是澳門所特有的優勢,如果能夠充分發揮澳門的這些傳統功能,勢必將在新形勢下為說好中國故事、提高中國在世界上的文化傳播力,國際話語權發揮更大的作用。[1]235一個地區的文化特徵與該區的土地利用特徵的聯繫是並存關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文化澳門 2026 年第 3期— 9—係,因此,澳門文化傳承與發展過程中現存的實際問題,影響著澳門新一代青年對本地文化歷史的認知與參與;此外,澳門是一座高度依賴博彩業的城市,對其他領域的投入相對較少,扶持措施也較為有限,文化經濟附加值難以形成支柱產業。儘管近年來旅遊業的發展創造了一定的經濟效益,但仍使得澳門過度依賴商業活動。說到底,澳門文化的發展離不開人,離不開人才的支持。若能夠採取有效措施加強本地文化人才培養,積極引進文化人才[13],澳門文化的發展就能得到長久發展的保證,也能為澳門的其他產業發展注入更強勁的力量。譚堯和關偉的文章《澳門文化旅遊業轉型發展:政策內涵與實現路徑》中談到澳門旅遊業,他們在文中建議,澳門要圍繞文化產品和服務供給跟不上文化旅遊發展需要問題出發,以此來培育文化新質生產力,把握大灣區合作時代機遇,以“文化+創意+科技”三輪驅動開創澳門文旅高質量發展新時代新局。[14]澳門更深層次的文化內涵亟待研究者進一步挖掘,以此發展澳門文化創意產業、打造文創品牌、拓展文化創新領域。通過保護歷史文化遺產,可逐步提升澳門的文化影響力,實現文化的活態利用,同時統籌完善文化人才激勵機制,鼓勵人才探索研究文化產業特色的提煉與傳播。澳門民眾普遍期望通過文化產業研究推動澳門經濟發展,這已成為澳門社會的廣泛共識。在這一趨勢的推動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制定並出臺了相關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為文化產業發展提供支持。的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從各方面為澳門的長遠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它能夠全方位為澳門構建全面開放新格局,創造澳門此前未曾擁有的發展契機,進而推動澳門地區的協調發展。這不僅是一項重大國家戰略,更在國家整體發展佈局的支撐下,使澳門特別行政區突破地域狹小、產業結構單一所造成的經濟與文化發展瓶頸,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依託大灣區產業鏈,澳門可與廣東、廣州、珠海等地區及內地市場實現全面對接與合作。這有助於澳門發揮中西文化交融及旅遊產業優勢,將大灣區打造為自身的資源樞紐,培育青年人才並為其成長成才創造有利條件。同時,這也有利於文化傳承與創新接續,為澳門發展築牢堅實平臺,助力其邁向更廣闊的舞臺,更好地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此外,這還能推動澳門實現可持續發展,不斷提升其在國際舞臺上的影響力,為長期繁榮穩定夯實根基,發揮更為廣泛的作用。在《全面構建“一國兩制”的理論體系》[1]332一文中,吳志良立足“一國兩制”的理論核心要義,由其中心內涵逐層展開,系統闡釋了該理論的基本問題,並最終揭示了“一國兩制”理論的重要作用與時代價值。吳志良強調“一國兩制”理論對於港澳的偉大之處,在於它能夠最大程度地發揮澳門、香港等地的經濟文化作用,發揮港澳
  • 澳門文化的多維解構與時代迴響——以吳志良《何以澳門》為核心的三重闡釋— 10 —同胞的積極性和能動性,特別是行政區能夠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扮演更加關鍵的角色。這也是吳志良在“家國澳門”這一篇章中著重書寫的一部分,在吳志良看來,愛國是愛澳的前提,愛國也始終是澳門人的優良社會傳統。在過去幾百年的發展中,澳門人有著強烈的愛國主義傳統,這才促成了澳門最終成為“一國兩制”偉大構想的實踐地。進入新時代,中華民族迎來了全新的歷史機遇。“澳門向來與祖國同命運、共呼吸,長期堅守中華文化傳統,愛國主義教育從來沒有中斷,並且形成了良好的社會氛圍。”[1]276澳門文化在澳門人愛國愛澳的情懷下生長出了堅實的根基,也就是說,在祖國的深厚土壤中,澳門文化定然能夠茁壯生長。吳志良認為,澳門獨有的歷史為澳門文化帶來了身份的重要標識,這些都需要系統地整理與研究,並進行活化利用,要增強文化認同感和自豪感;但是在文化發展的路徑上,一定要堅守中華文化的立場,從而促進與世界各國文化的交流,澳門的文化是包容的、多樣的,並非單一排外的,這是澳門文化的優勢所在;在他看來,打造“澳門學”,打造具有澳門特色的文化品牌,才能真正使澳門文化在新時代展現出更強的生命力和創造力,從而服務澳門的建設。五、結論吳志良長期致力於澳門文化產業的規劃與扶持工作,他是澳門歷史與政治領域的核心學者,也是“澳門學”研究的重要推動者。在擔任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會長期間,吳志良立足澳門文化歷史,致力於推動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與澳門學學術體系構建,作出了重要貢獻。本文結合其所著《何以澳門》進行解讀,並結合新時代澳門發展的實踐從歷史根基、文化特徵及當代價值與路徑等方面對澳門文化的豐富內涵進行了探討。吳志良的核心貢獻在於,他在本書中系統地闡釋了“一國兩制”在澳門的實踐,為澳門的學術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理論支撐。在推動澳門學學科建設的過程中,他持續依託高校與研究機構搭建中西文化交流的學術橋樑,促進澳門文化資源的活態利用,進而服務於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國家發展戰略持續貢獻重要力量。澳門作為我國的特別行政區,既是東西方文明的長期交匯地,又是中華傳統文化向外延伸的重要前沿,在長時間的發展當中,澳門才逐漸形成了和而不同的獨特文化,這不僅僅是澳門文化自身的魅力,更是中華文明與世界文明的結晶,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何以澳門》是站在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高度,對澳門歷史脈絡的一次清晰梳理,也是對澳門文化的一次系統探討,更是對澳門文化精神的重塑,深刻地揭示了澳門文化的生成邏輯。可以說,吳志良為澳門文化研究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理論參照,並開啟了一個全新的學術視角,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文化澳門 2026 年第 3期— 11 —推動了“澳門學”向前發展的重要一步。【參考文獻】[1]吳志良. 何以澳門[M]. 香港: 中華書局(香港), 2025: 472.[2]王忠, 陳雅涵. 澳門文化產業的演進脈絡、機遇挑戰與升級路徑[J]. 文化產業研究, 2023(03): 288.[3]習近平. 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N]. 人民日報, 2023-06- 03(1).[4]陳曉君. 中華文明包容性的創新實踐——以澳門為例[J]. 港澳研究, 2025(1):88.[5]孔劍鋒. 澳門形象建構研究[M]. 南京: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19:21.[6]易存國. 中國審美文化[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151.[7]司徒尚紀. 環中國南海文化[M].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14: 216.[8]李宗桂. 廣東文化的多維思考[M]. 廣州: 花城出版社, 2012: 155.[9]吳國清. 中國旅遊地理(第 3版)[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295.[10]羅文輝. 澳門的走法[M]. 北京: 中國旅遊出版社, 2015: 37.[11]陳曉君. 不飽和視域下的澳門文化產業發展分析[J]. 文化產業研究, 2021(2): 359.[12]孫佐, 胡大平. 新時代澳門文化建設的傳承創新[J]. 學海, 2025(5): 201.[13]林發欽, 李佳檜. 澳門文化產業政策: 現狀、問題與體系創新[J]. 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 2022(6):28-38.[14]譚堯, 關偉. 澳門文化旅遊業轉型發展: 政策內涵與實現路徑[J]. 深圳社會科學, 2025(2): 25.
  • ”“ INTRODUCTION TO BOOKS澳門是嶺南文化的核心地帶和最佳演繹,是人類文明的實驗室,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的典範。「一國兩制」精闢體現了中華傳統文化的「五大特性」, 是人類政治文明、制度發展的重大創新,是講好中國故事、澳門故事的最佳題材。《何以澳門》,是澳門前世今生的探尋和叩問,從文化、文學、灣區、家國、制度和澳門學的維度,勾勒澳門文化的全景,為澳門之所以成為澳門提供答案。字裏行間,飽含了作者對澳門的熱愛、對文化的專注和對信念的堅守。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文化澳門 2026 年第 3期— 13 —為澳門立學:從文化自覺到學理建構——論《何以澳門》的文化闡釋與學術價值楊瑩摘 要:《何以澳門》以宏闊的學術視野論述了澳門在歷史經驗、文化交流、區域發展中的多重定位。澳門的區位優勢和歷史背景造就了其獨特的中西方文化相交融的文化場域,因此“文化澳門”建設是澳門極具潛能的未來發展戰略。文學對一個地區的文化生態建設大有裨益,澳門文學的創作對澳門文化生態的塑形與拓展至關重要,各方文學力量的集結有助於澳門文化共識的形成。澳門學的提出是澳門學術話語建構具有主體性的重要體現,而澳門文化與澳門學之間是相互賦能的,澳門文化為澳門學提供了研究基礎,澳門學則是對澳門文化的理論昇華,其理論提煉與價值傳播,讓澳門文化從地方性資源昇華為全球經驗,最終推動澳門文化的繁榮發展。關鍵字:《何以澳門》 文化自覺 交融性 文學形塑 澳門學EstablishingMacau Studies: FromCultural Self-Awareness to TheoreticalConstruction——On the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and Academic Value ofWhy MacauYANG YingAbstract: Why Macau explores Macau’s multifaceted positioning within historical experience,cultural exchange,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through a broad academic lens. Macao’s geographicaladvantages and historical context have forged a unique cultural space where Eastern and Westerncivilizations converge. Consequently, building “Cultural Macao” represents a highly promising futuredevelopmental strategy for the region. Literature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s to a region’s culturalecosystem; Macao’s literary creation is crucial for shaping and expanding its cultural landscape. Theconvergence of diverse literary forces will help foster a shared cultural identity for Macao. Theemergence of Macau Studies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manifestation of Macau’s academic discourseconstructing its own subjectivity. Macau culture and Macau Studies mutually empower each other.【作者簡介】楊瑩(1996—),甘肅武威人,西北師範大學現當代文學專業博士生,研究方向為中國當代文學。
  • 為澳門立學:從文化自覺到學理建構——論《何以澳門》的文化闡釋與學術價值— 14 —That is, Macau culture provides the research foundation for Macau Studies, while Macau Studiestheoretically elevates Macau culture in return. Through theoretical refinement and value dissemination,Macau culture is elevated from a local resource to a global experience, and thus ultimately, driving itsflourishing development.Key words: Why Macau; Cultural Self-Awareness; Integration; Literary Shaping; Macau Studies近三十年來,隨著澳門回歸祖國及其在區域與國家發展格局中的地位不斷凸顯,“澳門”逐漸從歷史文化與區域研究中的邊緣地區,轉變為一個具有獨特研究價值和方法論意義的學術對象。對於澳門這座面積不足 40平方公里、人口不足 70萬的小城,人們的第一印象往往是博彩業的興旺、港口貨運貿易的繁榮以及中西交融語境下的複雜歷史,但這些處在初步印象下的符號化指稱,並不能準確解答澳門成為東西文明碰撞交流前沿地的具體原因。對於澳門的歷史成就與現實發展,我們需要將其放置在更宏闊的時代背景與國家格局中去考量與觀照。毫無疑問,澳門在回歸祖國的懷抱之後,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都有了巨大的提升與轉變,進入新時代後,澳門更是成為了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建設、創新性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政策規劃與時代精神的指引下,澳門的文化獲得了新的生機與活力,可以說澳門的發展已經與粵港澳大灣區的整體發展進行了深度融合。對於澳門的未來學術圖景而言,則必須逐步構建出具有自主性的學術話語體系,併發展出具有標識性、原創性的學術成果,“澳門學”的建構,就為我們思考澳門文化及其創新與傳承提供了新的契機。《何以澳門》這一著作的出現,很好地回應了當前學術界關於澳門學術發展道路與創新路徑的問題意識與思想期待,值得我們進一步研讀與思考。《何以澳門》標誌著澳門研究中的文學、文化、制度以及區域政治領域有了更為建設性的研究範式。作者以“澳門學”為學術建構目標,呼應了當前的學術前沿與理論創新,本書既展現了作者長期以來對於澳門研究以及文化實踐的有效總結,也為當代澳門研究走向理論自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何以澳門》將澳門的發展放置到了更大的戰略格局中去考量,深刻地剖析了澳門文化延綿不絕、生生不息的內在力量與獨特基因,書中諸篇文章既緊扣澳門文化歷史,又回應現實議題,對以澳門為中心的文化建設、文學發展、灣區建設、家國情懷以及制度建構的全方位思考與多維度書寫,體現出作者的澳門研究已經超越了基礎性的描述分析,而是邁向了更具前瞻性、啟示性的文化研究,為學術發展與資政建設提供了思想資源,也為我們閱讀與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文化澳門 2026 年第 3期— 15 —理解澳門這個多元文化場域打開了一扇窗口,經由《何以澳門》,我們得以觸摸歷史與現實,抵達當下與未來。一、“文化持有者”的文化自覺與價值認同《何以澳門》的作者吳志良主要從事澳門歷史與政治研究,現任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同時擔任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會長、澳門學者同盟創會主席、北京外國語大學名譽教授、澳門大學客座教授、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中華海外聯誼會副會長、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中國文學藝術基金會理事、中華文學基金會理事等多項職務。吳志良於 1988年加入了對他影響深遠的澳門基金會,他至今在澳門生活工作近 40年,其學術研究與生活經驗都與澳門這座城市緊密相連。他曾坦言自己這些年來“基本在做同一件事,那就是始終如一地思考澳門、研究澳門,為澳門發展助力。”[1]此言確實不虛,吳志良對澳門的歷史文化與現實發展非常熟悉,這使得他的澳門研究是紮根於本土,立足現實的,同時他以學術為方法,深刻觀察、探析甚至參與塑造著澳門文化。美國人類學家克利福德·吉爾茲在其著作《地方性知識》中認為,文化研究者應以“文化持有者的內部眼界”[2]對地方文化進行研究,要充分尊重調查對象所處的文化背景,按照該研究對象內部的生活觀念和審美習慣去理解它的內在邏輯。吳志良便具備這種“文化持有者”的內部視角,這種視角賦予了他別具一格的洞察力,他對澳門文化建設的重視與宣導,恰好與世界範圍內的地方性文化研究形成了思想共振。曾經有人將澳門與香港的城市特點混為一談,這實際上是欠缺考慮的,儘管澳門與香港同為港口城市,但這兩者具有不同的城市風貌與人文特色,吳志良認為:“香港是經濟城市,澳門是文化城市。經濟的香港和文化的澳門,應該就是這兩個城市在大中華地區的最大特色。”[3]3他精准地指出了澳門與香港在發展道路上的差異性,對於澳門來說,文化建設才是未來發展的主要方向,文化建設會更好地為澳門的經濟發展賦能。吳志良亦在其著作中指出,澳門文化所呈現的深度中西交融特質,為其文化創新預留了廣闊的發展空間,澳門的文化場域是一個極具彈性的文化生命共同體,無論是本土文化的活力還是對外傳播的親和力,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優勢地位。作為全國政協委員的吳志良,也在資政獻策時為澳門的文化建設奔走呼號,比如在撰寫政協提案報告時,他就倡議將澳門打造成中國文藝發展的新高地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基地。我們不難發現,作者對文化的關注與宣導是不遺餘力的,他總會抓住每一次機會向世界講
  • 為澳門立學:從文化自覺到學理建構——論《何以澳門》的文化闡釋與學術價值— 16 —述澳門故事,強調澳門文化的獨特性及重要價值。通過閱讀《何以澳門》以及瞭解作者本人的相關資訊,會發現吳志良不僅是一個理論研究與建構者,還是一位卓越的文化實踐者與行動派。2023年 8月,吳志良集結各方力量,整合有效資源,成立了“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這一組織的成立有效地將澳門的大小文藝社團以及文化界人士團結在了一起,儘管在這之前,澳門已經存在很多文化社團,但缺點在於社團之間力量比較分散,急需一個強有力的平臺整合這些分散的文化資源,切實發揮出文化發展效能。“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一經成立,就受到了海內外文化界人士的關注,吸引了很多文藝人士加入,作為會長的吳志良規劃道:“未來兩年,我們爭取發展到 1000人,將更多文化界人士吸引進來。”[4]“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的成立,一是可以創造條件吸引本土乃至世界各地的文藝界人士與團體,讓他們在澳門這個地方體驗風土人情,感悟城市魅力,同時開展采風調研與藝術展演;二是可以聯合更多的民間力量,建設功能豐富的文藝展演場所,引進世界各地的一流藝術演出。吳志良還提出了行之有效的建議,那就是將內地的優秀文藝展演帶到澳門,在澳門進行適宜性改造,從而更好地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播到海外,增強中華文化的影響力與傳播力。可以說吳志良是一位具有文化自覺意識的文化實踐者,他對澳門文化的價值認同深刻體現在他的一言一行之中。同時吳志良也意識到,文化的傳承與發展離不開對青少年一代的培養,他很關注並支持澳門青少年的文學創作,他供職的澳門基金會“自 1996年起,每年與《澳門日報》合作舉辦‘澳門中學生讀後感徵文比賽’”[3]73,經過多年的探索與實踐,這一比賽的呈現形式日趨豐富多樣,形成了成熟的活動範式,成為澳門青年文化建設的重要品牌,通過徵文比賽的舉辦以及文學創作輔導講座,湧現出了很多青少年作者,他們用真摯的筆觸書寫澳門,將真實的澳門呈現在世介面前,這些青少年作者實際上又是新的澳門文化建設者與傳播者。與此同時,澳門基金會還推出了品牌計劃“澳門青年藝術家推廣計劃”,這一計劃的實行總結吸取了“澳門藝術家推廣計劃”新秀聯展的活動經驗,並且有望獲得國家藝術基金的支持,通過藝術基金資深專家的專業性高質量評審選拔,可以廣泛吸引優秀的文藝人才,為他們的藝術實踐提供更好的平臺支持與智慧支撐。對青年藝術從業者的扶持是意義重大的,一方面可以鼓勵新人的創作與傳播,進而為澳門藝術發展積蓄更多的新生力量,另一方面又可以借助外部專家的評審進一步提高本土藝術實踐與推廣的品質,助力澳門城市文化形象的建構。吳志良還非常注重澳門青少年與祖國大陸的文化交流,在澳門回歸前,他已經開始推動這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文化澳門 2026 年第 3期— 17 —種雙向的交流,打造了一批影響深遠的主題交流團。他在《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一文中提到澳門青年與內地的交往已進入了非常深入的階段,如在 2012年,澳門基金會與全國政協港澳臺僑委員會、上海市政協等聯合推出“澳門青年人才上海學習實踐計劃”。通過這一計劃,大批的澳門青年到上海進行週期性的學習與工作鍛煉,他們不僅能夠很好地融入當地生活,還收穫了友誼,很多青年在這樣的交往溝通中自覺成為了滬澳兩地友好交流的橋樑與紐帶。在澳門文化研究與傳承領域,吳志良既葆有清醒的文化自覺,亦不乏主動的創新探索精神。他在與大陸的各種文化交往中,總是積極推薦更多的澳門青少年到大陸交流學習,助力其拓寬國際視野、增長學識見聞、激發創新思維。正是基於吳志良對澳門文化的深入認識和他在行動上的不懈努力,推動了澳門與內地的文藝交流、文化溝通變得更為頻繁、高效與優質,澳門青年的發展也得益於這種交流,無論是“文化澳門”的品牌化打造還是“澳門學”思想高地的建構,都需要更多的澳門青年投身其中,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這也是新的時代精神所召喚的。二、歷史語境下澳門文化的交融性建構《何以澳門》的出版是“文化澳門”建設進程中的重要事件,通過閱讀這部作品使我們能夠從多個維度探究澳門文化形成的內在邏輯,打破慣常認知的路徑依賴,進入澳門文化的內在肌理與風骨,感受更多元立體的澳門文化。這本書全方位地展現了歷史語境下澳門文化的交融性建構,將其放置在中西文明交流的宏大歷史中進行考察研究,使我們看到了這座城市在發展中的主動性、靈活性與創新性。我們會發現,澳門總能在每個重要的歷史階段把握住機遇和發展機會,融入地緣發展大格局,吸納外來文化最終形成獨具一格的文化氣質。從澳門的歷史背景來看,它從一座普通的漁港碼頭到世界知名的海濱城市,其文化形塑離不開 16世紀中葉全球化浪潮的興起,自葡萄牙人東來並於 1553年租住澳門後,這裏正式開啟了開埠歷程,中西文化開始在此地交流、碰撞與融合。儘管在明清兩個朝代中的特定時期,中西交流曾多次中斷,但澳門始終“為東西方思想文化和經濟貿易的交流保留了一條窄小而順暢的通道”,[1]使得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存續。在這樣的歷史背景與現實條件下,澳門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相容並包、和而不同的文化氛圍。正如吳志良所說:“今天的澳門社會,雖然不無古樸溫情,但已不再那麽封閉守舊,已可更好地接受新的價值觀念,在某種意義上,已發展成一個初具規模的現代化城市”,[5]無論是外來者還是本土人士,都能在澳門這片土地找到歸屬感,儘管不同國家的人們在語言、民族、宗教、風俗習慣等方面各不相同,但這些差異並不影響人們
  • 為澳門立學:從文化自覺到學理建構——論《何以澳門》的文化闡釋與學術價值— 18 —和平共處與包容友愛,可以說澳門這片土地實現了費孝通先生所言的“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美好理念,成為了全球化進程中的一個“人類文明實驗室”,各種思潮與理論在這裏交融,“成為世界獨一無二的中西文化融合、多元文化和平相處、共存共榮的典範社會。”[6]各種經濟交往與文化建設在這裏展開,是全球化浪潮下區域建設的一個樣本場域,澳門的獨特歷史傳統以及多元共存的文化使得澳門成為了一個屬於中國更屬於全世界的文化符號。作者在《何以澳門》中研究澳門文化,並宣導建構“澳門學”,根據作者的指引,我們也要思索澳門這樣一個內容豐富的文化生命場如何能昇華出“澳門學”,而這就必須回到澳門文化的核心特質,那就是交融性。這種交融性首先得益於其地理位置的優越,“澳門地處中國南疆,背靠大陸,很大程度決定了它的文化淵源與大陸一脈相傳;而它面向海洋的特徵,使它在文化上具備了開闊、包容和外向的個性。”[7]不同民族與文化背景的群體彙聚於此,在持續的交流互鑒中,最終孕育出獨具一格的澳門文化形態。澳門文化的基礎是中華文化,西方文化的到來與本土化轉型為澳門文化的發展賦予了新的力量,兩種文化的相遇與融合是漸進式的,而非衝突性的,這也是澳門文化的一大特點。吳志良曾在記者採訪時以本地文化持有者的視角,分享了澳門鮮活生動的文化融合場景,如:“在婚嫁上,新娘可能早上還穿著旗袍去拜父母、斟茶、拜關公,下午就會穿著婚紗去教堂辦婚禮……甚至更特別地,澳門機場開幕當天,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同堂同時為機場祈福,這種現象想必放眼全世界也算獨一份。”[4]這種兼具中西文化特質的儀式景觀,既承載著民眾對順遂安穩生活的深切期許,亦直觀彰顯出澳門文化發展的交融共生之特質。通過強有力的文化建設,澳門能夠借此融入國家發展的大局,這是吳志良在《何以澳門》等書中明確提出的觀點,也是他通過研究澳門的歷史文化與現實境況而得出的結論。他認為:“中外文化交流互鑒是澳門最擅長的,這也是國家所需要的。文化強國,提高軟實力,切入點毫無疑問是文化。”[3]467經過客觀分析與理性思索,文化確實可以看作澳門發展進程中的核心優勢,吳志良對中葡關係以及對國際人文交流現狀的細緻研究,都旨在彰顯澳門在其中的重要位置。澳門文化的交融性體現在很多方面,許多差異性很強的文化在這裏共生共榮,比如澳門的建築文化就具備這一特點。如果去過澳門,會發現澳門的大三巴牌坊並不是對西方哥特式建築的簡單模仿,而是融合了中國傳統建築圖飾的再創造,在牌坊上的經典浮雕中,我們會看到極具中國原創性審美元素的漢字題刻,東西方的美學精華渾然天成地融合在一起,而且當我們置身在澳門的城市地標空間中時,常常能感受到東西方文明在此地進行無聲的對話。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文化澳門 2026 年第 3期— 19 —《何以澳門》通過七個部分的論述,將“文化認同”這一中心議題進行了很好的論證與闡釋,也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澳門文化的根脈與底色。作者認為中華文化就是澳門文化的根脈與基礎,澳門之所以能夠保持很高的文化自信,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背靠祖國,始終與中華民族站在一起,堅守中華文化根脈,在中華文化的連續性中建構自身。人們的民族記憶在“交往中生存和延續”[8],比如在澳門的傳統節慶活動中,依然延續著中華文化的一些傳統儀式與理念,無論是節慶的精神內涵還是現實組織實踐,都彰顯了獨特的中華文化傳承,那些同鄉會以及宗族社團裏特有的家國情懷與鄉土觀念,都體現著澳門人對中華文化傳統的傳承與發展。當然,作者也指出,澳門文化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繼承不是盲目的,而是去粗取精,經歷了一系列的轉化與發展後,澳門文化既堅守文化根脈,又堅持開放包容,在與世界不斷對話的過程中提升自己,並沒有在全球化的大浪潮中失去方向。理解澳門文化,《何以澳門》這本書是繞不開的,這本書深入澳門文化發展的歷史語境,聚焦澳門文化的交融性特點,為“澳門學”的歷史與現實建構提供了兼具思想性與文化性的學術基礎。與此同時,澳門文化所具有的貫通中西古今的文化連續性、創新性以及包容性的特點,使得這一文化生命場能夠承擔得起更加重要的角色,它一方面可以在“一帶一路”建設中起到引領示範作用,另一方面可以在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中有所作為,成為對外文化交流與傳播的重要橋樑,因為講好澳門故事,就是講好中國故事。三、澳門文學對本土文化生態的形塑與拓展文學對一個地區的文化生態建設至關重要,優良的文學創作與閱讀氛圍,能夠以潛移默化的方式浸潤並推動本土文化事業的發展,進而助力建構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精神譜系。文學同時又是本土文化對外傳播的重要載體,在澳門文化的發展圖景中,澳門文學承載的文化功能與意義是不可替代的。學者朱壽桐談道:“澳門是現存於世界上的為數不多的東方城邦,澳門文學作為東方城邦特有的歷史文化記憶,不僅相當豐富,而且極有價值。”[9]在《何以澳門》一書中,讀者可以看到作者吳志良對澳門文學的重視,在此書的“文學澳門”部分,通過他對“澳門文學獎”“澳門文學節”以及“澳門文學叢書”娓娓道來的介紹,展現了他對文學的傾心扶持與深入思考。一些對澳門文學的認識尚淺的研究者與讀者,或許會將其視作游離於世界文學主流視野之外的文學形態,其實經過多年發展,澳門文學已經形成了較為獨特的美學表達範式,它在引領
  • 為澳門立學:從文化自覺到學理建構——論《何以澳門》的文化闡釋與學術價值— 20 —並不斷創造著新的文學潮流。《何以澳門》向讀者呈現出了一個更為豐富的澳門文學場,具體體現在澳門文學的發展史、作家群體、文學獎項以及文學活動等方面。通過本書,我們發現作者的研究視角是整體性的,突破了以往研究中淺層次以及單一的理論視野與研究維度,他不僅完整呈現了澳門文學在價值創造層面所取得的實績,更開拓了澳門文學這一研究場域的學理深度與思想厚度。吳志良認為“一個沒有文化的城市是一個沒有靈魂的城市,一個沒有文學的城市則是一個沒有靈氣的城市”。[3]111可見他對文學事業是高度重視的,對於一個現代化城市而言,文化、文脈就是靈魂,文學則是城市中最有靈氣的事物,文學的存在讓城市更具人文精神與美學風度。澳門文學的發展,離不開吳志良等人的辛勤努力,比如在澳門基金會的支持下,澳門筆會與其聯合舉辦了多屆“澳門文學獎”,這個獎項包括了小說、散文、詩歌以及戲劇等四大文體,發掘與培育了很多文學新人,為很多文學愛好者搭建了交流與成長的平臺,諸多文學創作者借由該獎項的助力,為自己作品尋求到了發表與傳播的途徑。從“澳門文學獎”的創辦與沿革中,我們亦得以見證澳門文學波瀾壯闊的發展歷程,這一獎項也成功建構起澳門鮮明親和的文化標識,成為澳門文化對外傳播的重要通道。通過閱讀《何以澳門》,我們也獲得了很多珍貴的文學史細節,比如澳門基金會從 1996年開始就與《澳門日報》合作舉辦“澳門中學生讀後感徵文比賽”,《何以澳門》中收錄了吳志良在“澳門中學生讀後感徵文比賽”上的頒獎致辭,細讀這些致辭,我們很容易就能感受到作者對文學事業的大力關注以及對青少年從事文學寫作的扶持與期待。在主辦方長期深耕與系統運營下,該賽事不僅積澱了廣泛的社會影響力,更逐步構建起一套成熟完備的運作體系,吸引和帶動了很多澳門本地的青少年用少年之筆觸來書寫與描繪他們心目中的澳門城市形象與風土人情,這些青少年正代表著澳門文學的未來。吳志良也曾欣慰地回憶:“當年參加中學生比賽的獲獎者,有些已經成了文學獎的評委。”[12]在吳志良看來,若有一個孩子獲了獎,那他可能會獲得新的觀察與瞭解澳門以及祖國的視角,每年更新的主題也促使參賽者進入新的知識領域,比如“一本好書慶回歸”這個主題的確立,就引導著新一代的年輕人講好澳門與祖國的發展故事,幫助年輕一代樹立愛國愛澳的情感認同。徵文比賽的舉辦為澳門文學的作者隊伍建設儲備了人才,在為“傳承澳門本土文學儲備能量”[3]73,並且由於比賽的知名度與週期性,舉辦期間也豐富了澳門市民的文化活動內容,為這座城市增添了許多文氣,有效推動了澳門的文脈建設。澳門文學既深植本土文化土壤,又具備面向世界開放的品格。自回歸祖國以來,澳門的文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文化澳門 2026 年第 3期— 21 —化建設在時代機遇中不斷強化自身的主體性,提升發展的主動性,在文脈延續與表現形態上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緊密相連。與此同時,澳門文學以祖國深厚的文化底蘊為支撐、以本土性為根基,正穩步推進由區域輻射至國際的跨越式發展進程,持續推出了諸多面向國際的文學競賽及徵稿項目,展現出親和、包容,具有創新性的文化態度,建構了更為廣闊的文學傳播與文化分享平臺。比如在 2004年舉辦了首屆“我心中的澳門”全球華文散文大賽,以及 2008年開展的“澳門中篇小說徵稿”活動,都使得澳門文學的發展有了新的圖景,這也是澳門文學從業者經過共同努力所取得的成績,澳門文藝界通過舉辦一些立足本土、放眼國際的文學活動來提高澳門文學的國際知名度,為傳播澳門文化提供更多有效途徑。正如《何以澳門》所提到的,澳門文學的發展與國家戰略格局是緊密相關的。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澳門文學已經有機地融入了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化發展圖景之中了,成為建設新時代文化灣區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學作為一種重要的藝術形式,既能助力澳門人向世界講述自己的真情實感與生活經歷,又能記錄整個時代的發展變遷,“文本成了我們闡釋記憶的媒介,並將記憶行為帶入一個邊界開放的記憶空間。這個空間的中心是‘真實的過去’,是我們的經驗和經歷,是所謂不可撼動的、確然實存的歷史”。[10]如果澳門作家創作出一批具有審美價值與社會價值的文學作品,則能更好地推動大灣區的內外聯動發展,同時溝通大眾情感,營造互相理解、互相包容的人文精神,在社會生態建構與價值認同方面做出重要貢獻。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前景是不可估量的,從歷史視野與文化背景來看,這一區域除了以中華文化為依託,還以嶺南文化為文化背景,“粵港澳同屬嶺南文化的核心圈,人相親,習相近,心相通,同根同源,同聲同氣,是一個自然的文化生態圈,有天然的文化認同感和親切感”[3]214,文學創作便是聯結嶺南文化圈的重要物質載體。身處於新時代粵港澳大灣區文化中的澳門文學是面向祖國、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澳門文學的發展需要創作者的辛勤創作、評論家的積極闡釋以及讀者的廣泛參與,但更需要文學組織者的策劃與傳播,這樣才能形成一種良好的文學生態。既堅持審美價值,又具備社會價值與市場價值,應該是澳門文學發展中需要追求的重要目標。澳門文學對澳門以及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化生態進行了有力的塑形與拓展,彰顯出新的時代精神,也凝聚起各方力量的文化共識,有希望在未來走向更高質量的發展之路。四、澳門學:澳門文化的學理性闡釋與主體性建構在 20世紀 80年代,就有澳門學者提出要建設“澳門學”,吳志良也是其中的倡議者之一。
  • 為澳門立學:從文化自覺到學理建構——論《何以澳門》的文化闡釋與學術價值— 22 —澳門學的提出是澳門學術研究領域的一次重要創新,在前人立論的基礎上繼續研究澳門學,標誌著澳門學術話語體系建構的逐漸完備,澳門學可以視為當前人文社科領域原創性、標識性的學術概念。在《何以澳門》中,吳志良就對澳門學的前世今生進行了詳細闡釋,對其文化背景、理論構想、基本路徑、實現條件以及未來圖景都做了相應的論述,從研究方法來看,充滿了跨學科的創新精神與比較研究思維。澳門學的創生離不開澳門文化作為其堅實的根基,同時澳門學又為澳門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更凝練也更完備的理論視角。在新時代澳門文化的傳承創新發展過程中,現實進程如火如荼,但紮根於這種文化的理論構建還比較薄弱,直到澳門學的出現,這一情況才有所改觀。澳門作為一個融合了中西文化精華的獨特場域,有著多元化的文化背景,所以澳門學的研究從一開始就並非局限於地方性,而是一種具備世界性視野的跨區域、跨體系的研究。澳門文化具備“古今同在,中西並舉,不同而和,和而不同”[3]4的多元共生特質,這種文化特質的產生與 16世紀開始的全球化浪潮對世界、對中國的影響緊密相關,而且這種影響一直延伸到了當下。從目前的研究進展來看,澳門學的主要研究素材,實際上都源於澳門本身的歷史文化知識與對外文化交往史料。比如作者在書中“悅讀澳門”這一部分中,通過對與澳門相關的歷史、政治、文學、藝術等多領域文本的評介,可以看出澳門文化的包容性、創新性、豐富性以及實踐性,這些也凝聚成了澳門學相關學術形態的主要特點,為研究者界定研究範疇、探索研究方法、開拓研究路徑提供了重要啟示。正如吳志良所說:“‘澳門學’主要宣導者都十分重視文化在澳門發展中的作用”,[3]467因此,《何以澳門》中記述了許多代表性的澳門文化構成,比如中西合璧的特色建築、曆久彌新的文化典籍、塑造澳門形象的文學作品以及豐富厚重的歷史檔案,這些都為澳門學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作者在書中並沒有將澳門學研究限制在某個狹窄的研究視域中,而是採用了更為開闊的理論視野與更具創新性的跨學科方法,將澳門放置在全球化文明發展進程中研究,凸顯其不同文化相互交匯與和諧共處的特點。澳門文化的發展有著多元共生的鮮明特質,這既得益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性涵養,也得益於西方文化的正向滋養,澳門一方面擁有地道的本土風俗人情,另一方面又具備國際化都市的現代氣象,這些因素共同影響著澳門學的研究定位與理論視野。吳志良認為:“澳門學的研究工作就像三維拼圖一樣,把與澳門相關的每個學科、每個時域的板塊結合起來,才能形成澳門學完整的研究圖景”,[11]澳門學的提出與進一步發展有助於系統性地整合澳門文化研究的學術經驗與理論積澱,有望成為一個系統性、基礎性的學科,並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文化澳門 2026 年第 3期— 23 —逐步實現研究範式的確立與知識路徑的更新。正如作者在《何以澳門》中所指出的,澳門學的研究應該被理解為是在中國語境中展開的區域研究實踐,但從學術對象、問題意識再到方法選擇,都應該在更為開闊的世界性學術視野中確立學術座標與價值取向,不能僅僅滿足於現象描述與案例分析,還應該實現經驗的昇華與理論的創新。隨著澳門學的不斷完善與深化,澳門文化的創新性傳承與創造性轉化有了堅實的學術支撐。澳門有著大量的歷史文化遺產,在這些歷史文化遺產的系統性保護與研究中,澳門學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正如書中所呈現的那樣,澳門基金會等機構對於澳門文化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些機構扶持出版了很多以澳門文化、文學為主題的大型叢書,而且經常舉辦具有影響力的學術會議與研討活動,充分展現了熱愛澳門、建設澳門以及發展澳門的文化使命與擔當意識,不僅使得澳門文化的根脈在新時代有了更高質量的延續,也推動了很多學者對澳門歷史文化文獻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進一步整理研究,既保護了這些珍貴的文化記憶,也為澳門文化的傳播貢獻了力量。從學術創新的角度來看,澳門學主張的全球大視野與本土實踐有機結合的觀念,能夠進一步提煉澳門歷史文化的獨特價值,推動澳門文化在傳承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更好地與世界先進文化進行交流。在當前的學術話語創新體系中,對於特定區域的跨文化研究是一個全球熱點問題,以文化地理學理論為核心的“地方路徑”成為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一個關鍵字,在這樣的背景下研究澳門學及其發展,能夠彰顯澳門這一文化場域在文明交流共生中的獨特價值,使得澳門成為全球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重要地標。澳門學的創生與發展體現著澳門文化的主體性建構過程,澳門文化作為一種龐雜的存在形態,也需要有澳門學這樣具備精准性與建構性的理論提煉。澳門文化中所展現出的強烈的進取精神與創新實踐意識,深刻地影響了澳門學的學術傾向,這也使得澳門學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為澳門當前的全方位發展提供思想資源與學術借鑒,實踐性的學術導向恰恰是今天這個時代所需要的,能夠更好地盤活資源,發揮長處,推動社會價值、文化價值以及經濟價值的相統一。通過研讀《何以澳門》我們不難發現,澳門文化正在進入高質量發展與實踐轉化階段,書中的一些案例就體現了這種實踐轉化的成績,可以說與澳門學相關的學術研究都是經世致用的,也是符合事物發展規律的,因為澳門學的建構與澳門這座城市的發展是息息相關的。澳門文化是相容並包與開拓進取的,而且現在的澳門依託粵港澳大灣區已經搭建了很成熟的集群化發展的文化平臺,不斷吸引著海內外的優秀人才來澳門發展,從文化出版業的繁榮到電影、文旅產業的振興,都體現了澳門作為文化交流會通中心的重要位置。基於澳門文化而提出的澳門學也有
  • 為澳門立學:從文化自覺到學理建構——論《何以澳門》的文化闡釋與學術價值— 24 —利於澳門人民建立更具有凝聚性的文化認同,確立創新、和諧以及開放的文化共識,同時也為澳門的經濟發展與城市服務提供更精准全面的理論借鑒。澳門學在中外關係方面的研究成果對於國家層面的戰略推行亦有幫助,比如那些跨文化研究就可以為“一帶一路”倡議中的文化傳播與交流提供學術支持,而澳門文化的多元共生經驗又可以為我們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路徑啟示。總體來看,《何以澳門》揭示了澳門文化的發展歷程以及澳門學的創生對本土文化建設的重要價值,得益於作者的闡釋,我們發現澳門文化與澳門學之間是相互賦能的,澳門文化為澳門學提供了學術根基,澳門學又是對澳門文化的理論昇華,澳門學所具備的強大的理論勢能為澳門文化從本土化情境抵達世界性圖景插上了翅膀。五、結語《何以澳門》一書對澳門文化的關注貫穿始終,但它並不僅僅是一部關於澳門文化研究的著作,作者更在試圖通過對澳門經驗的探討來回應諸如“一國兩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以及澳門未來走向等重要議題。澳門的區位優勢和歷史背景造就了其獨特的中西文化交融的文化場域,因此“文化澳門”的建設是澳門未來的主要發展方向。作為中西文化溝通的橋樑,澳門文化工作者能夠用海外受眾更易於理解、認同的方式,向世界傳播中華文化的深厚底蘊與精神內核。文學作品對一個城市形象的塑造也是極其重要的,因此文學建設也是《何以澳門》中主要提及的部分,作者希望凝聚起各方的文學力量共同助力澳門的發展。澳門學的提出,是澳門學術話語建構確立自身主體性的關鍵標識,其中澳門文化與澳門學之間是相互賦能的,澳門文化為澳門學提供了研究基礎,澳門學則是對澳門文化的理論昇華。《何以澳門》對澳門參與大灣區建設、提升文化軟實力、增強青年的國家認同等方面提出了具有操作性的思考,對於所有關心澳門命運、研究“一國兩制”實踐、探尋文明交流互鑒的學者而言,本書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文本。作者並未將澳門視為單純的研究對象,而是試圖將其轉化為一種可供借鑒的區域治理的中國經驗,這種“以澳門為方法”的研究取向,既使澳門研究突破了地方經驗的局限,也賦予澳門學的理論建構以更具深度的中國立場與更為宏闊的國際視野。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文化澳門 2026 年第 3期— 25 —【參考文獻】[1]吳志良, 張中鵬. 澳門學術話語體系的構建與闡釋——吳志良博士學術訪談錄[J]. 華南師範大學學報,2017(1): 5-12.[2]克利福德·吉爾茲.地方性知識——闡釋人類學論文集[M]. 王海龍, 譯. 北京: 中央編譯出版社, 2000: 19.[3]吳志良. 何以澳門[M]. 香港: 中華書局, 2025.[4]徐金玉, 吳志良. 願為澳門的未來奔走一生[N]. 人民政協報, 2024-06-28(6).[5]吳志良. 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M]. 澳門: 澳門成人教育學會, 1998: 365.[6]張永春. 評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J]. 海洋史研究, 2011(2): 363-379.[7]吳志良, 鄭德華. 中國地域文化通覽·澳門卷[M]. 北京: 中華書局, 2014: 2.[8]揚·阿斯曼. 文化記憶[M]. 金壽福, 黃曉晨, 譯.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5: 29.[9]朱壽桐. 漢語新文學與澳門文學[M].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8: 102.[10]趙靜蓉. 文化記憶與身份認同[M]. 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5: 45.[11]李永傑. 為“一國兩制”正確實施提供理論資源——訪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吳志良[N]. 中國社會科學報, 2014-05-07(A2).
  • 「學術前沿——音樂表演研究」專欄主持人語專欄主持人簡介:代百生,德國法蘭克福音樂與表演藝術學院音樂教育學博士,澳門理工大學藝術及設計學院教授。澳門文聯理事;國際音樂教育協會(ISME)會員;中國音樂家協會會員;亞太音樂教育研究聯盟(APSMER)學術理事;中國教育學會音樂教育分會會員及音樂教育學學會理事。音樂表演作為一種藝術行為,就算最有經驗的音樂家或研究學者,也未必能領悟其中的奧秘,常常只是依靠傳統及直覺來尋找答案。近些年來,隨著科技的發達與跨學科研究的盛行,音樂表演研究正成為國際學術熱點之一。本刊有幸邀請到三位中國音樂界同行,他們在音樂表演研究領域各領風騷,可以說具備國際學術視野、站在中國音樂表演研究的前沿。楊健是上海音樂學院教授,較早提出將計算機可視化音響參數分析引入音樂表演研究,發表了眾多的相關論文,并開發上線了 Vmus.net 平臺,被中國學者應用於音樂表演可視化研究。杨健與周全合作翻譯的《劍橋音樂表演理解指南》(上海音樂出版社 2018,國際著名音樂表演研究專家 John Rink 主編)為中國音樂界帶來了音樂表演研究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周全是中央音樂學院教授,主要致力於研究西方 18、19 世紀音樂的表演歷史及現代鋼琴家的演奏風格特質,發表有眾多的中英文學術論文與著作。高拂曉也是中央音樂學院教授,主要研究音樂美學和音樂表演理論,發表眾多学术論文及著作《音樂表演藝術論》(2018)、《音樂表演專業論文寫作基础》(2018)。此次三人提交的論文也是各具特色,為我們提供了音樂表演研究的全面視野與不同路徑。杨健的文章全面介紹了當前國際學術界關於音樂表演研究的現況,即歷史表演實踐、分析與表演研究、心理學實證方法以及表演科學等多重路徑的交匯推進,並梳理了音樂表演研究在中國與國際學界的發展脈絡,指出進入 21 世紀以後,音樂表演研究逐漸呈現出兩條相互關聯的發展路徑:一條偏重人文藝術,更強調人文闡釋、歷史語境與藝術實踐;另一條偏重科學實證與應用轉化。兩者在持續的相互借鑒中呈現出新的融合趨勢。全文提供了眾多的中外文音樂表演研究經典文獻,可為讀者,尤其是有志進入音樂表演研究學術領域的學者們,提供參考。周全與其博士後王祺共同完成的論文,其研究對象是已有很多研究成果的《黃河鋼琴協奏曲》。該文獨闢蹊徑,結合政治史、音樂史、國際關係史與音樂分析等跨學科視角,重新審視《黃河鋼琴協奏曲》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中的特殊地位,關注了一個長期未被系統解釋的問題:即該作品在“文革”時期高度排斥西方音樂語境的背景下,如何既能在國內獲得高度政治正當性,同時又迅速進入西方主流交響樂體系並被廣泛演出與錄音。最為有趣的是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以 1970 年的廣播及 1972 年的電影為核心材料,通過對音樂表演的影像解讀,認為這兩套製作遠非單純的音樂記錄,而是精心編排的革命表演活動,通過“戲”的呈現,將音樂會轉化為革命精神的表達,確保藝術徹底服務於政治宣傳。該文雖然立足於音樂分析,但本質上討論了“表演—政治—傳播”三者交叉的問題。可謂是:老作品,新方法。高拂曉與其博士後吳蝶蘭共同提交的論文則選擇“新”作品為研究對象。奧地利作曲家彼得·阿布靈格自 1998 年以來持續創作的《人聲與鋼琴》系列作品,雖在中國知之者不多,但代表了一種新的創作理念與音樂哲學,作曲家、表演者與聽眾間的關係被重塑,樂譜代表的不再是音樂的形式,而是一種“有待被組織的聲音”,而表演成為作品音樂性的唯一實現途徑。文中選擇並逐一論述的三個例子,通過表演實踐為語言與音樂間的重疊與相斥創造了可能性,從創作概念、技術手段到演奏要求上都體現了將表演詮釋中心化的思維,表演的性質也因此而轉向一種現象學式的體驗過程:作為“聽到”的表演闡釋,成為主動的文化實踐和意義創造過程。本刊希望以這樣一组各具特色的音樂表演研究文章,引起中國音樂學界對音樂表演學術研究的持續關注,並期待有高質量的相關學術研究文章投稿。
  • ”“ABOUTTHEAUTHOR楊健 / 男(1979—)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工程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重大人才工程青年學者、上海高校特聘教授;劍橋大學音樂系、聖約翰學院訪問學者(該院頒發獎學金資助,2013—2014);維也納音樂與表演藝術大學音樂聲學系訪問學者(國家留學基金委資助)兼客座教授,維也納大學音樂學系研究員、愛樂樂團小提琴演奏員(2024—2025);第十屆表演科學國際研討會(ISPS)共同主席;主持完成《跨學科視野下的音樂表演體系研究》《中國音樂基礎數據庫》等國家級與國際合作課題;曾獲霍英東教育基金會高校青年教師一等獎、中國青少年音樂比賽最佳教師獎與奧地利音樂學最佳論文獎。
  • 音樂表演研究的學科基礎與發展趨勢— 28 —音樂表演研究的學科基礎與發展趨勢楊健摘 要:音樂表演研究是近年來音樂學領域中具有鮮明交叉學科特徵的重要方向,在錄音技術、數字媒體與人工智能快速發展的背景下持續拓展。本文首先梳理其三重學科基礎:歷史知情表演對風格觀念的重塑,分析與表演研究對樂譜結構與實際音響關係的揭示,以及心理學實證方法對表現力、練習機制與舞臺焦慮等問題的推動;進而考察中國音樂表演研究的發展脈絡及其與國際學界的方法差異,分析該領域由人文闡釋向科學實證、可視化分析與實踐應用拓展的全球趨勢。中國音樂表演研究或可在吸收國際前沿理論與方法的同時,立足自身表演傳統、教學體系與數字資源積累,形成更具主體意識和實踐支撐的學術路徑。關鍵字:音樂表演研究 表演科學 歷史知情表演 實證方法 新文科Disciplinary Foundations andDevelopment Tends ofMusical Performance StudiesYANG JianAbstract: Musical Performance Studies is an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that has expanded rapidlyalongside recording technology, digital medi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is article outlines its threedisciplinary foundations: historically informed performance and its reshaping of stylistic concepts;analysis-and-performance research linking score and sound; and empiric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onexpressivity, practice, and performance anxiety. It then reviews its development in China, itsmethodological differences from 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 and the global shift from humanisticinterpretation towards empirical methods, visualization,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Chinese MusicalPerformance Studies could draw on international theories and methods while building on its ownperformance traditions, educational systems, and digital resources, forming a more independent andpractice-grounded scholarly path.Key words: Musical Performance Studies; Performance Science; Historically Informed Performance;Empirical Methods; New Liberal Arts作為一個帶有鮮明新文科特徵的交叉學科領域,音樂表演研究(Musical Performance【作者簡介】楊健(1979—),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工程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音樂表演研究、音樂科技、音樂人工智能與數字音樂學。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音樂表演研究」專欄 2026 年第 3期— 29 —Studies)自世紀之交以來得到了蓬勃發展。該學科的興起與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表演轉向”(performative turn)以及廣義上的表演研究(Performance Studies)有著潛在聯繫。[1]在此背景下,英國劍橋大學尼古拉斯·庫克(Nicholas Cook)教授以《超越樂譜:作為表演的音樂》全面挑戰了音樂主要以表演的形式被人喜愛、理解並消費,而傳統的音樂學卻主要針對文本來進行研究的積習;[2]其同事約翰·林克(John Rink)教授則先後主編《表演實踐:音樂詮釋研究》[3]與《音樂表演:理解指南》兩部論著,分別從學術研究與教學普及兩個層面推動了這一領域的系統化建構。[4]特別是《音樂表演:理解指南》的中文版以《劍橋音樂表演理解指南》為書名面世以後,音樂表演研究在國內中青年學者的共同努力下逐漸進入新的發展階段。[5]基於這一學術脈絡,本文將考察音樂表演研究的學科基礎,並結合中國語境與國際學術動向,進一步討論其在人工智能與新文科背景下的發展趨勢。一、音樂表演研究的學科基礎在一篇關於音樂表演研究發展狀況的重要論文中,林克曾指出:“音樂表演的學術研究勢頭強勁,以至於‘表演研究’如今或可被視為一門獨立的音樂學學科。”[6]他同時強調,音樂表演研究在世界各地的興起,有力促進了理論與實踐之間的相互連接。從學科構成來看,這一領域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相互重疊的方向:歷史表演實踐(historical performance practice)、分析與表演(analysis and performance)以及表演心理學(psychology of performance)。三者分別從歷史風格、樂譜與音響關係、表演者身心機制等不同角度,為音樂表演研究提供了基本支撐,也共同構成了其有別於傳統音樂史論研究的學科特徵。(一)歷史表演實踐雖然在西方音樂學傳統中,表演環節通常並不居於研究的中心位置,但是“表演實踐”(德語:Aufführungspraxis,英式英語:Performing Practice,美式英語:Performance Practice)作為音樂學的一個分支領域,已經有了相當長的歷史。[7]發端於 19世紀末的歷史表演運動,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被視為對浪漫主義音樂以及浪漫主義表演風格的反思和修正。人們對如何依據當時的風格演奏巴洛克以及更早時期音樂產生了濃厚興趣,也由此帶動了相關文獻研究、古樂器修造和表演實踐的發展。例如,阿諾德·多爾梅奇(Arnold Dolmetsch,1858—1940)在 1915年出版《十七、十八世紀音樂的詮釋——由當代證據所揭示》,並在全書結尾明確提出“我們再也不能允許任何人站在我們和作曲家中間”[8]。這一帶有鮮明立場的表述,較早觸及了後來爭議不斷的“本真性”(authenticity)問題。對於“本真性”的追求,長期以來既推動了早期音樂復興,也引發了音樂學界的持續批評。約瑟夫·克爾曼(Joseph Kerman,1924—2014)認為,這一概念“日後引起的麻煩可能多於它
  • 音樂表演研究的學科基礎與發展趨勢— 30 —的價值”。[9]理查德·塔魯斯金(Richard Taruskin,1945—2022)則更為尖銳地指出,那些被稱為“歷史本真”的表演,往往既缺乏可測定的歷史標準,在同時代曲目的實踐復興中也未必具有內在一致性;它們更多呈現的是現代主義價值觀通過對史料的折衷性、機會主義式解讀所形成的一套意願清單。[10]這些批評表明,歷史表演實踐雖然以回到歷史為名,但其具體聲音形態和審美趣味依然深受當代文化語境、學術動向和音樂市場的影響。因此,在不少音樂學家看來,古樂演奏者所宣稱的“本真性”並不總能經得起推敲,也未必能夠形成音樂詮釋上的優勢。美國音樂學家兼羽管鍵琴演奏家拉爾夫·柯克帕特里克(RalphKirkpatrick,1911—1984)曾坦言,“歷史本真性太過頻繁地被用作逃避那些可能令人不安的審美價值判斷,以及逃避任何真正藝術責任的承擔”;[11]保羅·亨利·朗(Paul Henry Lang,1901—1991)也正是因為多次遭遇令人失望且惱火的復古表演,才決定撰寫一部專門討論音樂表演實踐的著作。[12]不過,隨著大量具有復古傾向的音像製品在 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後不斷面世並廣受追捧,早期圍繞“本真性”展開的對立逐漸有所緩和。英國指揮家、管風琴與羽管鍵琴演奏家兼學者約翰·巴特(John Butt)在《新格羅夫音樂與音樂家辭典》2001年版“本真性”條目中,充分肯定了歷史表演在唱片工業和音樂舞臺上取得的影響,並建議以“歷史知情”(historically informed)或“歷史意識”(historically aware)等表述替代爭議較大的“本真性”。[13]如圖 1 所示,相較於帶有絕對化傾向的“本真表演”,“歷史知情表演”(HistoricallyInformed Performance,HIP)具有更為包容且清晰的含義,也更便於在實踐層面展開。簡單說來,當代 HIP實踐通常並不把精確還原歷史原貌作為唯一目標,而是更多通過對樂器、版本、音律、裝飾音、運音法、速度節奏與風格慣例等歷史因素的研究,為符合當代審美趣味的藝術創造提供啟發。[14]由此,歷史表演實踐不僅成為音樂表演研究較早確立的學科基礎之一,也持續影響著今日音樂舞臺上的風格趣味、教學方法和表演評價標準。圖 1 歷史表演相關術語更替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音樂表演研究」專欄 2026 年第 3期— 31 —(二)分析與表演相較於在歷史音樂學中尚能佔有一席之地,表演實踐在西方音樂理論與分析(Music Theoryand Analysis)學科中則長期處於更為邊緣的位置。克爾曼在《沉思音樂:挑戰音樂學》中曾頗為尖銳地指出,音樂學家雖然未必都重視表演者,卻至少承認表演在音樂生活中的中心地位;而在不少理論家那裡,實際音響往往只是通向深層結構的“表層”現象,甚至成為需要儘快越過的對象。[9]不過,這一傳統中也並非沒有例外,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奧地利音樂理論家海因里希·申克(Heinrich Schenker,1868—1935)。他在《自由作曲》[15]中明確指出,藝術音樂作品的表演只能建立在對作品有機整體的理解之上,真正的詮釋並不能依靠外在的體操或舞蹈動作獲得,而有賴於對背景、中景與前景之間關係的把握。[16]申克所提到的“最著名的指揮家”,很可能包括深受其影響的富特文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1886—1954)。庫克曾細緻比對富特文格勒指揮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第一樂章的錄音與申克對該作品的分析及表演提示,發現二者之間確實存在相當明顯的一致性。[17]除大量散見於音樂分析著作中的相關洞見外,申克關於音樂表演的若干論述後來還被整理為《表演藝術》一書[18](中文版已於 2025年出版[19])。其中的著名論斷“每一部藝術作品都只有一個真正的版本——屬於它本身的、獨特的那個版本”,把以分析指導表演的觀念推向了較為極端的位置。相比之下,稍晚一些的奧地利音樂家、勛伯格的學生歐文·斯坦(Erwin Stein,1885—1958)在《曲式與表演》中的表述則要溫和許多。他指出:“結構考慮不能保證好的表演,但能有助於避免錯誤的表演。”[20]該書對音樂表演中的速度、力度等歷時性參數,以及樂譜中曲式、句法等結構層級之間關係的分析,為後來數十年的相關研究提供了重要參照。此後不久,美國作曲家、理論家兼鋼琴家愛德華·科恩(Edward T. Cone,1917—2004)在《音樂曲式與音樂表演》中進一步討論了音樂結構與表演時間之間的關聯[21](中文版已於 2024年出版[22]),並指出“有效的表演首先依賴於對作品節奏生命的感知與交流”。科恩等人的思想和方法很快被更多學者接受、批評並發展。至 20世紀最後二三十年,音樂結構與音樂表演之間的關係成為一個相當集中的研究熱點,通常被稱為“分析與表演研究”(Analysis and Performance Studies)。不過,分析帶來的確定性越強,留給表演者的自由空間似乎也就越容易受到限制,這正是許多表演者不願輕易接受分析理論介入表演的原因。對此,林克提出了較為折中的觀點。他認為,演奏在某種意義上本身就是一種對作品的獨特分析過程,是把結構轉化為歷時性形態的實踐活動。由此,他提出“知情直覺”(informed intuition)的概
  • 音樂表演研究的學科基礎與發展趨勢— 32 —念,試圖把表演者瞬間生成的藝術直覺與其背後長期積累的知識、經驗和判斷能力聯繫起來。[4]在這一基礎上,音樂表演研究中的分析大體可以分為兩類:一是表演之前對作品結構、風格與可能處理方式的預估分析,作為演奏演唱準備的基礎;二是表演之後針對實際音響本身所作的分析,例如對速度、力度、句法和表情細節的比較研究(見圖 2,可掃碼觀看演奏視頻與可視化分析)。圖中的 R 與 S 分別指樂句或樂段結尾處的“退縮式”(retraction)與“巨浪式”(surge)處理,C 則指對位聲部(尤其是內聲部)的“前景化“(contrapuntal foregrounding)。這一轉向使“分析”不再只是從樂譜出發對作品結構作靜態說明,也逐漸成為理解實際表演、比較不同版本並反思表演決策的重要方法。圖 2 肖邦《練習曲》作品 25之 10曲式結構與奧索金斯(Georgijs Osokins)的演奏特點[23](三)心理學實證方法上述兩類分析,尤其是對表演本身的事後分析,都在不同程度上需要借助科學實證方法,對實際演奏音響中的速度、力度、時值比例與音色變化等信息進行測量、比較與解釋。早在 20世紀初,關於音樂表演的實驗性研究成果就已開始出現在當時新興的心理學學報和雜誌中。隨後二、三十年間,這一研究方向在歐洲和北美逐漸升溫。其早期代表人物卡爾·西肖爾(CarlSeashore,1866—1949)於 1938年出版《音樂心理學》,內容涉及音高、節奏、力度、音色、音樂才能測量等多個方面,其中對音樂表演音響的測量佔有相當篇幅,也代表了早期音樂表演實證研究的基本取向。[24]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後,隨著錄音技術、計算機輔助分析與音樂心理學研究方法的進一步發展,音樂表演的實證性研究逐漸涵蓋音響測量、練習方法、才能發展、表情姿態、舞臺焦慮、技能訓練與表演健康等多個領域,並常被概括為“音樂表演的科學與心理學”(Science and Psychology of Music Performance)。帕恩科特(Richard Parncutt)與麥克弗森(Gary McPherson)主編的《音樂表演的科學與心理學:教學的創造性策略》即較為集中地呈現了這一領域在世紀之交的研究範圍與方法格局。[25]其中,音樂表演的表現力長期以來是心理學實證研究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西肖爾曾提出,所有演奏——無論來自知名演奏家還是一般學習者——都存在相對於樂譜的規律性偏離,例如音高、節奏、速度與力度等方面的微觀變化;正是這些偏離構成了音樂表演的細部結構,使同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音樂表演研究」專欄 2026 年第 3期— 33 —一作品的不同表演能夠彼此區分。這一“偏離”觀念在當時具有開拓意義,但也留下了需要進一步解釋的問題:如何區分演奏者基於藝術目的作出的有意偏離與偶然失誤?對此,瑞典心理學家帕特里克·尤斯林(Patrik N. Juslin)提出的“GERMS模型”提供了較為完整的說明。他將音樂表演的表現力概括為五個方面:第一,生成規則(Generative rules,簡稱 G),即通過表演處理凸顯音樂結構;第二,情感表達(Emotional expression,簡稱 E),即向聆聽者傳達預期情感;第三,隨機變異(Random variations,簡稱 R),即內在計時與動作控制的機能限制所造成的波動;第四,運動原則(Motion principles,簡稱M),即某些表演變化與生物運動模式的對應;第五,風格上的意外性(Stylistic unexpectedness,簡稱 S),即對表演慣例的局部偏離。[26]由此可見,從心理學實證角度看,音樂結構與實際表演音響之間的關聯,已經成為理解表演表現力的重要方面。針對樂譜的結構性分析,如曲式、句法與和聲層級,與針對表演音響的歷時性分析,如速度、力度、節奏彈性與音色變化,得以通過科學實證方法建立更為清晰的聯繫。另一方面,隨著 20世紀錄音技術的普及,音樂表演實踐長期缺乏聲音材料保存的“無聲歷史”逐漸走向終結。大量演奏演唱版本,包括不少作曲家、指揮家和演奏家本人參與留下的歷史錄音,都以可反覆聆聽和分析的形式被保存下來;而進入數字媒體與人工智能時代以後,當代音視頻資料、在線平臺與結構化表演數據又進一步擴展了研究對象與方法。由此,以音響測量、數據分析與可視化等技術為依託的心理學實證方法,與歷史表演實踐、分析與表演研究共同構成了音樂表演研究的三重學科基礎。二、音樂表演研究的發展趨勢近年來,高拂曉等學者曾多次指出,國內音樂表演相關研究在理論與實踐的交叉融合,以及科學實證方法的運用等方面,與國際學界存在較為明顯的差異。[27]這種差異主要體現在研究環境、問題意識與方法取向上。為了理解其形成原因,有必要首先梳理音樂表演研究在中國與國際學界的發展脈絡,並在此基礎上觀察近年來呈現出的若干新趨勢。(一)音樂表演研究在中國的發展中國的音樂表演相關研究,整體起步時間並未明顯落後於西方。早在 20世紀 80年代,羅小平《音樂表演再創造的美學原則》已經從表演創造、作品理解與審美表現等角度展開了具有開拓性的討論;[28]王次炤《論音樂表演》則進一步圍繞音樂表演的本質、創造性與審美特徵等
  • 音樂表演研究的學科基礎與發展趨勢— 34 —問題作出了深入的理論闡釋。[29]但與西方學界相比,國內早期研究在方法與側重點上有較為明顯的差別。正如高拂曉在相關綜述中所指出的,國內大多數音樂表演著述主要從哲學、美學的宏觀視角切入,相對缺乏心理學與實證方法的支撐。[27]這一特點與學術環境有直接關係:國際上不少高水平音樂表演研究成果出自牛津、劍橋等綜合性大學,具有較好的跨學科合作條件;而國內相關研究則多由專業音樂院校學者獨立完成,其問題意識、素材來源與方法選擇自然有所不同。值得指出的是,張前教授的系列論文與論著,對音樂表演研究在中國的發展具有重要奠基作用;[30]楊易禾教授關於音樂表演美學的相關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國內對音樂表演問題的持續關注。[31]這些成果與世紀之交前後音樂表演研究在西方的蓬勃發展大體同步,表明中國學界已經較早意識到音樂表演作為獨立研究對象的重要性。從研究主題看,如圖 3所示,截至 2025年底最高被引的音樂表演類中文論文,大多集中於 20世紀 90年代至 21世紀初前後。其中,張前《論音樂表演創造的美學原則》[32]等高被引文獻,集中討論了音樂表演作為“二度創作”所涉及的時代風格、創造性、表現力、作品解讀、技巧與詮釋、想像與直覺以及舞臺焦慮等問題。這些議題至今仍是音樂表演研究的重要關切,只是受當時條件所限,相關論述更側重綱領性和理論概括性,尚未能得到具體案例研究與實證分析的充分支撐。圖 3 在中國知網以“音樂表演”為篇名檢索詞的高被引論文(截至 2025年底)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音樂表演研究」專欄 2026 年第 3期— 35 —進入 21世紀後,中國音樂表演研究逐漸出現方法層面的轉型。中央音樂學院指揮系楊力教授《關於音樂表演中的速度節奏變化問題》結合大量實例,討論演奏速度變化的規律、類型、歷史發展軌跡及其與作品處理風格之間的關係,是世紀之交國內音樂表演研究由宏觀美學闡釋走向具體表演問題分析的重要轉折點。[33]此後,楊健《音樂表演實踐研究的計算機可視化音響參數分析方法》提出將計算機可視化音響參數分析引入音樂表演研究;[34]高拂曉在《中外音樂表演理論研究進展及比較和評價》中系統評述中外音樂表演理論研究,[27]并在《音樂表演表現力的多維視野》中以舒曼《夢幻曲》為例强調了針對音樂表演的具身化分析;[35]蕭梅、李亞《音樂表演民族志的理論與實踐》[36]則從民族音樂學角度,拓展了中國傳統音樂研究中的表演實踐維度。2016年首屆全國音樂表演研究學術研討會的召開,標誌著該領域在中國進入全新的發展階段。基於會議主旨發言整理成文的楊健、黃鶯《可視化分析在音樂表演研究中的綜合運用》,已成為近年來被引次數較高的代表性成果之一,文中介紹的 Vmus.net平臺(圖 4,可掃碼觀看演示)也逐漸被應用於音樂表演研究。[37]由此可見,中國音樂表演研究正在從以美學闡釋和經驗總結為主的階段,逐步轉向歷史文獻、作品分析、民族志、具身性、音響測量、數據可視化與教學實踐相互結合的綜合研究路徑。圖 4 Vmus.net音樂表演可視化分析平臺演示(http://demo1.vmus.net)
  • 音樂表演研究的學科基礎與發展趨勢— 36 —(二)音樂表演研究在全球的發展趨勢近年來的國內研究,如《表演科學的前沿進展與中國音樂院校的新文科建設》等,已經開始關注表演科學的跨學科潛力及其對國內音樂院校學科建設的啟示。[38]從國際學術脈絡來看,進入 21世紀以後,音樂表演研究逐漸呈現出兩條相互關聯的發展路徑:一條延續歷史表演實踐、分析與表演以及表演者的創造性等傳統,更強調人文闡釋、歷史語境與藝術實踐;另一條則在音樂心理學、音樂聲學、表演醫學、認知科學與數字技術的推動下,逐步發展為偏重科學實證與應用轉化的表演科學(Performance Science)。就代表性文獻而言,前文所提及的帕恩科特與麥克弗森主編的《音樂表演的科學與心理學:教學的創造性策略》較早系統呈現了表演科學的主要研究領域[25],林克主編的《表演實踐:音樂詮釋研究》[3]與《劍橋音樂表演理解指南》[4][5]集中體現了音樂表演研究在歷史語境、分析方法與表演實踐之間的綜合取向;而法比安等人主編的《音樂表演中的表現力:跨風格與文化的實證研究》[39]則開始把實證分析的研究重心,從浮於表面的一般規律總結,轉向對風格及文化層面的關注。經過近二十年的持續拓展與深化,麥克弗森主編的《牛津音樂表演手冊》[40],以及林克等人主編的《成長中的音樂家:通向創造性表演的路徑》[41]等較新著述,進一步把能力發展、創造性、訓練過程、心理機制與表演實踐等議題納入同一討論框架,顯示出音樂表演研究與表演科學之間日益明顯的交叉融合趨勢。長期以來,這兩條分別偏重人文藝術與科學實證思維的研究路徑既存在差異,也相互交叉。劍橋大學林克教授主導的表演研究網絡國際會議(Performance Studies Network,PSN,2011—)與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威廉蒙(Aaron Williamon)教授首創的表演科學國際研討會(InternationalSymposium on Performance Science,ISPS,2007—)分別代表了上述兩條脈絡。相對而言,PSN對我國音樂表演研究近年來的發展影響更為直接,並推動了全國音樂表演研究學術研討會(中央音樂學院主辦,2016—)與音樂表演研究國際學術論壇(上海音樂學院主辦,2019—)等中國相關學術平臺的創建。2025年 10月在上海舉辦的第十屆表演科學國際研討會(ISPS 2025),則為中國音樂表演研究與國際表演科學的直接對話提供了新的契機。該會議以“實踐中的表演科學”(Performance Science in Practice)為主題,集中呈現了當代音樂表演研究的跨界融合趨勢[42]。從會議議題與研究取向來看,可以觀察到兩個值得注意的變化:一方面,表演研究與表演科學兩條路徑正在加強相互借鑒,科學實證、人文闡釋與實踐應用之間的邊界已不再像早期那樣分明;另一方面,ISPS體系由於更強調國際參與、跨學科合作與青年學者培養,整體上呈現出更高的包容度與擴展活力。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音樂表演研究」專欄 2026 年第 3期— 37 —相較於 PSN 更多延續音樂表演研究的人文學術傳統, ISPS 自創辦以來即以廣義的“Performance”為對象,議題覆蓋音樂、舞蹈、戲劇、體育、醫學與教育等多個領域。近年來,中國學者在 ISPS、PSN等國際會議中的參與度明顯提升,特別是 ISPS 2025在上海舉辦,使中國音樂藝術院校、青年學者與本土表演案例更集中地進入國際表演科學的討論視野。與此同時,全國音樂表演研究學術研討會與音樂表演研究國際學術論壇等本土平臺的持續發展,也顯示出中國音樂表演研究正在形成與國際前沿相互呼應的學術組織方式與問題意識。放眼更廣闊的國際範圍,2026年第一屆巴西表演科學研討會(I Simpósio Brasileiro de Ciência da Performance)的創辦,則體現出表演科學在拉丁美洲等更多地區的拓展。[43]這些變化表明,當代音樂表演研究與表演科學的全球發展,正在從少數歐美核心機構主導的學術格局,逐步走向多地區、多平臺和多種實踐場景之間的互動。中國音樂表演研究也在這一過程中,以自身的學術平臺、研究案例和教學實踐,更積極地參與國際學術對話,並為相關議題提供來自中國經驗的支撐。由此可見,當前音樂表演研究的全球趨勢,已不只是研究對象和方法的擴展,而更在於對“表演”在音樂學中的位置進行重新調整:它不再只是樂譜文本之後的實現環節,也不只是演奏者個人經驗的描述對象,而逐漸成為連接作品理解、風格傳統、身體經驗、教育訓練、媒介傳播與文化認同的重要問題場域。在此情形下,歷史表演實踐、分析與表演、表演心理學和表演科學等原本分屬不同學術傳統的研究方向,正在圍繞表演實踐形成更緊密的聯繫。對中國音樂表演研究而言,這一趨勢的意義在於:在持續吸收國際前沿理論與方法的同時,我們將有望把自身豐富的表演傳統、教學體系、舞臺實踐與數字資源轉化為可討論、可比較、可積累的學術問題,從而在國際音樂表演研究與表演科學持續交匯的背景下,形成兼具中國經驗、方法意識和實踐支撐的研究路徑。三、結語綜上所述,音樂表演研究的形成與發展,源於音樂學內部對“表演”這一核心環節的重新認識,也得益於歷史表演實踐、分析與表演、心理學實證方法以及表演科學等多重路徑的交匯推進。它使長期依賴經驗、直覺與師承傳統的表演實踐,逐漸成為可以被描述、比較、論證和傳承的學術對象。從國際發展來看,音樂表演研究已由早期圍繞樂譜文本、歷史風格與作品詮釋展開的討論,逐步拓展到錄音分析、身體姿態、表演心理、合作機制、健康福祉與數據可視化等更為廣闊的領域;表演研究與表演科學兩條路徑也在持續的相互借鑒中呈現出新的融合趨
  • 音樂表演研究的學科基礎與發展趨勢— 38 —勢。對於中國學界而言,這一變化既提供了吸收國際前沿成果的契機,也提出了立足自身傳統與資源積累來拓展研究格局的現實要求。特別是在新文科建設、人工智能技術發展和高層次藝術人才培養不斷深化的背景下,音樂表演研究有望在理論建構、教學實踐、藝術評價與國際傳播之間發揮更加積極的連接作用。面向未來,中國音樂表演研究仍需在尊重藝術經驗與審美直覺的基礎上,進一步推動人文闡釋、科學實證與數字技術的互補融合,使表演實踐中的風格選擇、技術處理與審美判斷能夠獲得更清晰的學理支撐。這既有助於提升音樂表演研究對於教學與舞臺的回應能力,也將在中國藝術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中積累更具實踐基礎的學術資源。——————————【參考文獻】[1]SCHECHNER R. Performance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M]. 3rd ed. London: Routledge, 2013.[2]COOK N. Beyond the score: Music as performanc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3]RINK J. The Practice of Performance: Studies in Musical Interpreta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1995.[4]RINK J. Musical Performance: A Guide to Understanding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5]約翰·林克. 劍橋音樂表演理解指南[M]. 楊健, 周全, 譯. 上海: 上海音樂出版社, 2018.[6]RINK J. The state of play in performance studies[C]//DAVIDSON J W. The Music Practitioner: Research for theMusic Performer, Teacher and Listener. London: Routledge, 2017: 37-51.[7]BROWN H M, SADIE S, et al. Performing Practice[M]//SADIE S. 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Musicians. 2nd ed. London: Macmillan, 2001.[8]DOLMETSCH A.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Music of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M]. London: Novello andCompany, 1915: 471.[9]克爾曼 J. 沉思音樂: 挑戰音樂學[M]. 朱丹丹, 湯亞汀, 譯. 北京: 人民音樂出版社, 2008: 174.[10]TARUSKIN R. Text and Act: Essays on Music and Performanc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5.[11]KIRKPATRICK R. Interpreting Bach’s Well-Tempered Clavier: A Performer’s Discourse of Method [M]. New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12]朗 P H. 音樂學與音樂表演[M]. 馬艷艷, 譯. 重慶: 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8: 260.[13]BUTT J. Authenticity[M]//SADIE S, TYRRELL J. 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2nd ed.London: Macmillan, 2001.[14]楊健. 作為時代風尚的歷史知情表演: 以歐洲嘉蘭古樂團與聖馬丁室內樂團音樂會為例[J]. 音樂藝術(上海音樂學院學報), 2020(2): 123-131.[15]SCHENKER H. Free Composition: Volume III of New Musical Theories and Fantasies [M]. OSTER E, trans.Hillsdale, NY: Pendragon Press, 2001.[16]申克 H. 自由作曲[M]. 陳世賓, 譯. 北京: 人民音樂出版社, 1997: 15.[17]COOK N. The conductor and the theorist: Furtwängler, Schenker and the first movement of Beethoven’s NinthSymphony[C]//RINK J. The Practice of Performance: Studies in Musical Interpret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音樂表演研究」專欄 2026 年第 3期— 39 —University Press, 1995: 105-125.[18]SCHENKER H. The Art of Performanc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77.[19]申克 H. 表演藝術[M]. 顏夢嬌, 陳鴻鐸, 譯. 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25.[20]STEIN E. Form and Performance [M]. New York: Limelight Editions, 1989: 21.[21]CONE E T. Musical Form and Musical Performance [M]. New York: Norton, 1968.[22]科恩 E T. 論音樂的表演: 結構與風格的闡釋[M]. 張巍, 姜蕾, 譯. 上海: 上海音樂出版社, 2024.[23]RINK J. Judging Chopin: An evaluation of musical experience[M]//BORIO G, GIURIATI G, CECCHI A, et al.Investigating Musical Performance: Theoretical Models and Intersec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20: 102-123.[24]SEASHORE C E. Psychology of Music [M]. New York: McGraw-Hill, 1938.[25]PARNCUTT R, MCPHERSON G E. The Science and Psychology of Music Performance: Creative Strategies forTeaching and Learning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26]JUSLIN P N. Five facets of musical expression: A psychologist’ s perspective on music performance[J].Psychology of Music, 2003, 31(3): 273-302.[27]高拂曉. 中外音樂表演理論研究進展及比較和評價(下)[J]. 中央音樂學院學報, 2011(4): 83-89.[28]羅小平. 音樂表演再創造的美學原則[J]. 音樂研究, 1986(2): 40-50.[29]王次炤. 論音樂表演[J]. 人民音樂, 1989(11): 13-16.[30]張前. 音樂表演藝術論稿[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2004.[31]楊易禾. 音樂表演美學[M]. 南京: 江蘇文藝出版社, 1997.[32]張前. 論音樂表演創造的美學原則[J]. 中央音樂學院學報, 1992(4): 3-10.[33]楊力. 關於音樂表演中的速度節奏變化問題[J]. 中央音樂學院學報, 2000(2): 67-78.[34]楊健. 音樂表演實踐研究的計算機可視化音響參數分析方法[J]. 音樂藝術(上海音樂學院學報), 2008(4):54-62.[35]高拂曉. 音樂表演表現力的多維視野——以《夢幻曲》的幾個視頻演奏版本爲研究個案[J]. 中央音樂學院學報, 2013, (3): 113-126.[36]蕭梅, 李亞. 音樂表演民族志的理論與實踐[J]. 中國音樂, 2019(3): 5-14+34+193.[37]楊健, 黃鶯. 可視化分析在音樂表演研究中的綜合運用[J]. 中央音樂學院學報, 2016(4): 46-58.[38]楊健, 于陽, 錢仁平. 表演科學的前沿進展與中國音樂院校的新文科建設: 從音樂表演研究國際學術論壇暨跨學科系列講座談起[J]. 中國音樂, 2024(2): 141-151.[39]FABIAN D, TIMMERS R, SCHUBERT E. Expressiveness in Music Performance: Empirical Approaches acrossStyles and Culture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40]MCPHERSON G E.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usic Performanc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41]RINK J, GAUNT H, WILLIAMONA. Musicians in the Making: Pathways to Creative Performance [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42]楊健, 陶安, 錢仁平. 音樂表演研究的跨界融合新趨勢: “第十屆表演科學國際研討會”述評[J]. 中央音樂學院學報, 2026(1): 166-176.[43]I Simpósio Brasileiro de Ciência da Performance[EB/OL]. [2026-05-26]. https://www.even3.com.br/1-simposio-brasileiro-de-ciencia-da-performance-695811.
  • ”“ABOUTTHEAUTHOR周全 / 男(1982—)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澳門城市大學澳門城市音樂文化研究中心特聘學術委員。主要研究西方 18、19 世紀音樂的表演歷史及現代鋼琴家的演奏風格特質。周全的中文論文曾發表於《中央音樂學院學報》《音樂藝術:上海音樂學院學報》《人民音樂》《音樂研究》等核心期刊,樂評文章曾發表於在國內甚具影響力的《中國社會科學報》和《音樂週報》等報章雜誌;也曾在國際頂級期刊發表多篇英文論文,包括劍橋大學出版社的《Nineteenth-Century Music Review》《Twentieth-Century Music》,Sage 出版社的《Musicae Scientiae》,和 Wiley 出版社的《Music Analysis》等,並撰寫英文樂評文章超過 100 篇。英文個人專著《A Taxonomical Framework for Evaluating Piano Performances》於 2022 年由劍橋學者出版社出版。周全經常獲邀在國內外重要學府舉辦個人講座,及多次於國際頂級學術會議中做主旨發言,是在國內、國外均具有廣泛學術影響力的音樂學者。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音樂表演研究」專欄 2026 年第 3期— 41 —雙重身份與歷史仲介:《黃河鋼琴協奏曲》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角色與意義王祺 周全摘 要:《黃河鋼琴協奏曲》是 20世紀中國代表性鋼琴作品,深刻反映中國現代化與國際化進程中的文化轉型。本文結合政治史、音樂史、國際關係史與音樂分析跨學科視角,審視該作品在中國近現代史的歷史地位。研究認為作品具有“雙重身份”:一方面,作為文革時期樣板作品,以革命敘事、集體主義表演規範及高度政治化音樂語言服務國家意識形態;另一方面,它又是一部建立在西方鋼琴協奏曲體裁、功能和聲與交響樂配器基礎上的現代西方體裁作品。這一雙重屬性令其突破“文革”對西方音樂的禁忌,成為中國音樂現代化的節點。憑藉對西方音樂語言的兼容性,它是首部登上國際交響樂舞臺的中國管弦樂作品,在 20世紀 70年代中國外交與文化交流中發揮關鍵作用。該作品既是革命意識形態的象徵,也是中國文化現代性與國際化的歷史媒介。關鍵字:《黃河鋼琴協奏曲》 音樂現代化 中西音樂交流Dual Identity and Historical Media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Yellow River PianoConcerto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ProcessWANG Qi ZHOU QuanAbstract: 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piano works of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the Yellow RiverPiano Concerto embodies the broader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ssociated with China’s modernization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Drawing upo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this article reexamines theconcerto’s historical position with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It argues that the work possesses a “dualidentity.” On the one hand, as a model work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t functioned as a highlypoliticized artistic product that conveyed revolutionary ideology through collective performancepractices, nationalist narratives, and socialist aesthetics. On the one hand, as an example of theCultural Revolution, it functioned as a highly politicized artistic product that conveyed revolutionaryideology through collective performance practices, nationalist narratives, and socialist【作者簡介】王祺(1992—),上饒師範學院音樂與舞蹈學院講師,江西省音樂家協會會員,中央音樂學院訪問學者;周全(1982—),澳洲新南威爾士大學哲學博士,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學系教授,研究方向為西方音樂表演風格。
  • 雙重身份與歷史仲介:《黃河鋼琴協奏曲》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角色與意義— 42 —aesthetics.Moreover, it remained fundamentally grounded in the Western piano concerto traditionthrough its harmony, orchestration, virtuosic piano writing, and large-scale concerto structure. Thiscontradiction enabled the concerto to transcend ideological restrictions and become a mediator in thecontinuation of Chinese musical modernity. Through diplomatic performances and cultural exchanges,the work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China’s reengagement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duringthe Cold War era. Ultimately,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e Yellow River Piano Concerto should beregarded not merely as a revolutionary musical work, but as a historical mediator that connectedideology, cultural modernity, and international diplomacy in modern China.Key words: Yellow River Piano Concerto; Musical Modernization; Sino-Western Musical Exchange引言《黃河鋼琴協奏曲》作為一部採用西方鋼琴協奏曲體裁創作的中國音樂作品,自問世以來便廣為流傳並備受推崇。它不僅是 20世紀中國鋼琴音樂中最具代表性的傑作之一,更在國內外重大場合頻繁演出——1997年香港回歸、2008年北京奧運會、2016年杭州 G20峰會,以及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102周年的交響音樂會等。同時,根據主創者殷承宗十幾年前所述,至少已有來自 53個不同的國家和地區的鋼琴家演奏過此曲,[1]令《黃河鋼琴協奏曲》成為展現中國音樂成就的重要載體。該作品於 1969年由一支作曲家團隊在江青親自指導下完成,以冼星海1939年《黃河大合唱》為藍本,融合西方浪漫主義管弦樂形式與中國民族音樂元素,創作出具有強烈政治象徵意義的西方體裁作品。[2]177[3]410在其 1970年的首演之後,通過廣播和 1972年的電影傳播,該作品迅速抵達數百萬農民、士兵和工人群體,當中許多人此前從未接觸過鋼琴或大型交響樂隊。[3]91隨後,它在中國的歷史進程中持續發揮了重要的社會影響力,成為中國音樂從民族主義向現代化轉型的關鍵節點。[4]3值得注意的是,該作品的誕生背景尤為特殊:1969—1970年正值“文革”進行得如火如荼的高峰期,西方音樂體裁與西洋樂器普遍遭受批判,被視為“帝國主義”“形式主義”和“資產階級”的象徵。傳統京劇改編的“樣板戲”與以毛澤東語錄為詞的“語錄歌”主導文藝領域,專業管弦樂團多轉為民族樂團,鋼琴教學與演奏幾近完全停滯。[2]177在這一嚴苛環境下,《黃河鋼琴協奏曲》卻成為唯一一部運用西方樂器和西方體裁、獲得國家領導人一致支持,並被廣泛演出的作品。這一獨特性使其成為理解“文革”時期國家文化政策與藝術生態的重要案例。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音樂表演研究」專欄 2026 年第 3期— 43 —現有研究對《黃河鋼琴協奏曲》的探討主要集中于文本分析(例如曲式、和聲、旋律)及這些特徵與民族精神的關聯。例如,蒲方指出,《黃河鋼琴協奏曲》在借用《黃河大合唱》曲調的基礎上,通過曲式結構、和聲對位、配器手法進行器樂化寫作,借用西方音樂作曲技法進行創作。在曲式結構方面,《黃河鋼琴協奏曲》四個樂章分別採用迴旋曲式、複二部曲式、再現三部性曲式與變奏曲式的西方音樂曲式結構串聯;在和聲對位方面,在西方功能和聲體系的基礎上融入中國民族五聲性旋律和旋法;在配器手法上,通過在西方管弦樂隊(雙管編制)中加入民族樂器竹笛與琵琶,以及鋼琴奏法與音響模仿民樂兩個方面,增加了作品的民族音響色彩。[5]有國外的博士論文也以同樣的視角剖析了作品的創作風格,強調其繼承冼星海《黃河大合唱》的民族主義情感,通過西方曲式結構(迴旋曲式、再現三部性曲式等)、和聲對位及配器手法實現中西融合。[4]德國漢學家米特勒(Barbara Mittler)則將其置於“樣板戲”體系,指出該作品作為 1969 年“第二批樣板作品”之一,體現了“五聲性浪漫主義”(pentatonicromanticism)的混合風格,通過借用船夫號子、山西對口唱及民族樂器技法(如竹笛、琵琶)改造西方浪漫主義傳統,服務於毛澤東“洋為中用”的文藝方針,同時通過廣播與電影實現大眾化傳播。[3]91,98克勞斯(Richard Curt Kraus)在討論“文革”時期的鋼琴文化時,將其描述為1970年“華麗、感傷且具有愛國情懷”的協奏曲,借用冼星海主題以合法化西方樂器和體裁,並通過終曲融合《東方紅》與《國際歌》等革命元素橋接東西方意識形態的敘事。[2]177然而,縱觀中國近現代歷史中的音樂作品內涵,《黃河鋼琴協奏曲》的獨特歷史地位既非源于其中西融合的創作手法,也非源于其利用西洋樂器表達民族精神的手段。一方面,將中國民族元素與西方作曲技法相結合的嘗試與實踐早在 20世紀 30年代就即有所體現。鮮為人知的俄籍猶太裔作曲家阿隆·阿甫夏洛穆夫(Aaron Avshalomov,1894—1965)1936年創作的《G大調鋼琴協奏曲》運用器樂協奏曲三樂章曲式佈局,在奏鳴曲曲式、複三部曲式、迴旋曲式的基礎上,將昆曲音調《憶王孫》作為旋律素材由鋼琴與民樂隊協奏,並運用鋼琴“同音輪指”的技法表現琵琶武曲《霸王卸甲》的音色與形象,塑造出民族音樂形象與西方音響色彩的結合。[7]另一方面,作為一部表現革命精神的西方體裁作品,《黃河鋼琴協奏曲》的出現也晚于李瑞星與王羽 1959年創作的鋼琴協奏曲《劉志丹》與許勇三 1964年創作的鋼琴協奏曲《東方紅》[8]。就算在“文革”時期,鋼琴改編的《紅燈記》、交響樂版的《白毛女》和《沙家浜》等作品都同樣使用了西洋樂器來表達革命精神。[9]
  • 雙重身份與歷史仲介:《黃河鋼琴協奏曲》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角色與意義— 44 —現有的研究雖深入且廣泛地揭示了《黃河鋼琴協奏曲》的民族精神、革命象徵及中西貫通的創作技法,但均局限于作品文本內部剖析及其表層的文化或政治意涵,未將其置於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的宏大語境中考察其獨特的歷史地位。具體而言,現有的研究未能充分探討該作品如何在“文革”的反西方意識形態下突破西方音樂的禁區,繼而成為中國音樂現代化與國際化的獨特載體,也未關注其在中國從外交孤立向全球參與轉型中的歷史獨特性,為後續改革開放後的高速現代化和國際化奠定基礎的重要作用。有鑑於此,有必要從更宏觀的歷史視角出發,重新探討《黃河鋼琴協奏曲》在中國現代史語境下的獨特歷史意義。本文旨在填補這一研究空白,通過整合政治史、音樂史、國際關係史,以及音樂分析的跨學科視角,探討《黃河鋼琴協奏曲》突破意識形態限制、獲得廣泛而持久影響力的形成機制,並揭示其在中國現代化與國際化進程中的獨特角色。為此,本文首先分析 1966—1976年“文革”期間中國的現代化與國際化狀況,以闡明該作品誕生的歷史語境。一、中國音樂現代化的發展脈絡英國歷史學家米特爾(Rana Mitter)將中國近現代歷史語境中的“現代化”界定為以“進步”為導向的歷史觀,強調理性、科學、經濟增長和動態變革,而不是依賴傳統與先例。他認為,中國的現代化不是簡單的“西化”,而是外來現代性要素(如民族、文化、工業)與本土傳統(如古代遺產)相互交織、重塑的過程。[10]因此,“現代化”一詞在中國近現代的音樂語境中,具有通過系統整合西方音樂體系(如交響樂結構、和聲對位、配器技法及指揮技巧)與本土音樂傳統,形成一種新的文化產物的含義。這一過程並非單純複製西方模式,而是通過文化對話實現吸收、衝突、重組與創新的混合化,最終服務於民族身份構建與國家自身發展。在中國音樂的現代化進程中,西方的創作技法和演奏風格是其最重要影響因素,它促使中國管弦樂從民間即興小樂隊轉型為大型標準化合奏,涉及樂隊結構、樂器改革與指揮發展等多維度。[11]米特爾進一步將這一進程置於中國與現代世界的長期鬥爭框架之中,強調 20世紀中國現代化始終伴隨對“現代性”的激烈辯論與重構:從“五四”時期的啟蒙追求,到 1949年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構建,再到“文革”時期的激進,現代化始終是動態的、充滿張力的文化過程,而非線性的西化。[12]這一定義強調,在“文革”期間,現代化不只是文化殖民的被動接受,更是通過“洋為中用”實現本土創新的動態過程。1949年標誌著中國現代化的新階段。當時,國家致力於構建服務於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民族音樂”,取代傳統“國樂”概念,以體現民族團結與現代化。[12]51949年後,西方音樂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音樂表演研究」專欄 2026 年第 3期— 45 —雖仍主要為城市知識精英所保留,但政策呈現不一致性:一方面,蘇聯模式影響顯著,音樂工作者被要求學習蘇式西方技法以豐富表現力;另一方面,延安時期的民眾主義傳統延續,強調音樂的大眾化。[2]94,1001953年,中國廣播民族樂團成立,這是首個專業民族管弦樂團,它借鑒西方交響樂的雙管編制,採用吹、拉、彈、打四部結構,並填充中低音區空缺,實現樂隊標準化與音響平衡。[11]5[12]5此後,各地建立音樂學院與專業樂團,作曲家在“百花齊放”方針下享有相對自主性,創作大量以民間旋律為基礎、融入西方和聲對位與複調的“民族音樂”作品。[12]19,21蘇聯影響尤為突出,如彭修文 1963—1964年的《抗日戰爭主題狂想曲》及馬聖龍、顧冠仁 1959年的《東海漁歌》,均體現在民族風格中融入西方技法的手段。[12]12到 1966年,這一時期成為了中國管弦樂創作現代化的巔峰期。[12]21進入 1966年(“文革”初期),藝術與音樂領域的現代化特徵在政治主導下以混合形式持續體現。1949—1966年間的大量作品被禁演。[13]10現代民族管弦樂團演出被禁止,直至1972年才恢復,作曲活動轉向“樣板戲”體裁。[13]10,22然而,有學者認為,這並非音樂文化進程的停滯,而是音樂現代化在革命框架下的新體現:例如,在某些樣板作品中,通過西方交響化手段改造傳統京劇與芭蕾,實現“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混合化創新。[3]62至 1966年底,已有八部樣板作品獲江青認可,包括具有西方元素的芭蕾舞劇《白毛女》《紅色娘子軍》、交響樂《沙家浜》,以及隨後添加的鋼琴伴唱《紅燈記》。米特勒認為,這些作品大多採用西方管弦樂編制與舞臺設計,融入民族旋律與革命主題,體現了中國音樂發展現代化進程的連續性。[3]156例如,《沙家浜》交響版直接借鑒西方的配器手法,以京劇唱腔為核心,標誌“交響化”在政治語境下的延續。[3]196儘管 1966年紅衛兵運動中幾乎所有西方樂器(包括鋼琴)遭受批判,但某些樣板戲中的中西混合創作手法保留了部分 1949—1966年的音樂創作特徵,尤其在配器和音響效果方面。正如米特爾所分析,這一時期的文化雖偏離了“五四運動”的啟蒙理想,卻通過這種混合化的表達推進一種革命現代性的願景,[12]229,255在表面孤立中維持了西方技術元素的有限整合,持續體現在中國音樂現代化的進程。綜上所述,1949年至 1970年中國藝術與音樂領域的現代化進程呈現出清晰而連貫的連續性:從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制度化基礎的奠定——通過建立專業民族管弦樂團、音樂學院及“百花齊放”方針下的創作自主性,[13]5,12,21到 1966年前西方技法與本土傳統系統融合的繁榮階段,再到“文革”初期通過樣板作品實現的混合化轉型。在“文革”初期的特殊環境,透過江青主導的革命樣板作品體系下的嚴苛政治篩選,少數體現“古為今用、洋為中用”
  • 雙重身份與歷史仲介:《黃河鋼琴協奏曲》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角色與意義— 46 —原則的作品得以保留、改編並提升為官方認可的典範。[2]156[3]62即便在這一特殊時期,現代化的進程仍然在延續。這一時期的藝術發展方向以及現代化進程的步伐也為理解《黃河鋼琴協奏曲》在 1970年前後首演的突破意義及其在中國現代化與國際化歷史脈絡中的獨特地位,提供了堅實的背景框架。二、作為樣板戲的《黃河鋼琴協奏曲》與其他樣板戲一樣,創作於 1969年的《黃河鋼琴協奏曲》嚴格遵循“文革”時期的意識形態與政治理念要求,將鋼琴這一原本被視為西方的藝術工具,改造為傳播革命精神的媒介。這種改造通過標題音樂(programmme music)實現:在“文革”時期,標題音樂被用於將抽象的政治意識形態轉化為清晰、可循的音樂敘事。[4]17,30《黃河鋼琴協奏曲》被認為是《黃河大合唱》敘事的交響轉譯,全曲清晰勾勒出民族救亡的精神。[4]17第一曲“黃河船夫曲”利用鋼琴的打擊性技巧模擬黃河激流,確立無產階級與自然及階級壓迫英勇鬥爭的標題主題;第二曲“黃河頌”轉向更廣闊的歷史視野,鋼琴的抒情線條喚起祖國山河的雄偉氣概;第三曲“黃河怨”構成抵抗外敵入侵的高潮;終曲“保衛黃河”則將原大合唱旋律與《東方紅》和《國際歌》融合,營造革命勝利的輝煌。[4]17,30這一標題設置通過精心選擇的傳統音樂元素得到強化。創作委員會遵循“洋為中用”原則,在西方管弦樂框架內融入中國傳統音調與技法:例如,鋼琴模仿竹笛在第二曲開頭的獨奏段落、箏的琵音以及琵琶的輪指顫音,從而賦予作品民族色彩。創作過程本身即為集體委員會模式,江青明確指示“去掉歌詞,保留音樂”,以舊有愛國旋律承載新宣傳副標題,使作品成為“文革”文藝中服務政治、表達“人民戰爭”主題的典範。[13]與其他樣板戲一樣,《黃河鋼琴協奏曲》通過這種方式,將音樂轉化為意識形態的生動表達。通過 1970年的廣播及 1972年的電影傳播,該協奏曲迅速抵達數百萬此前從未接觸過鋼琴或大型交響樂隊的農民、士兵與工人。[3]91[4]26這兩套製作遠非單純的音樂記錄,而是精心編排的革命表演活動,充分體現了樣板作品中“戲”的成分——即高度戲劇化的舞臺呈現與集體儀式化特徵。在 1970年的首演錄影中可見,每一表演元素均服務于“文革”意識形態的核心要求。與其他樣板戲一致,《黃河鋼琴協奏曲》通過“戲”的呈現,將音樂會轉化為革命精神的表達,確保藝術徹底服務於政治宣傳。在錄影中,視覺呈現上被賦予了強烈的“戲劇化”色彩。演奏者在此不再是單純的樂手,而是這場政治戲劇中的“革命主體”。影片開篇便向觀眾呈現出一種極其冷峻的審美與服飾統一:包括領奏鋼琴家殷承宗、指揮家李德倫在內的全體演職人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音樂表演研究」專欄 2026 年第 3期— 47 —員,均身著清一色的灰色中山裝,髮型、坐姿也整齊統一。這種服飾語言作為一種符號,有效地抹除了傳統西方音樂中身著燕尾服的“天才演奏家”或“英雄式指揮”所攜帶的階級烙印與個人魅力。在這一戲劇表演框架下,集體紀律被轉化為軍事化音樂表演風格,將抽象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轉化為具體的具身紀律性。樂隊成員的動作高度同步,弦樂組的弓法與姿態整齊劃一,統一的弓速和完全一致的持琴角度中清晰可見。最引人注目的是演奏狀態與非演奏狀態之間的轉換:當聲部休止時,樂手們以一種極具節奏感和儀式感的精准動作將小提琴置於膝蓋上,並在再次入場前數秒全神貫注地統一舉琴。這種編排的集體性,視覺化地體現了“群眾路線”的集體意識要求。1970年的錄影中表演者保持著克制而紀律嚴明的面部表情,音樂的力量被歸因於國家和無產階級的集體意志,而非藝術家的內在主觀體驗,從而將表演重新定義為革命精神象徵而非個人審美表達。[3]38[4]99,100此外,1970年的影像有意識地壓制了西方演奏風格中常見的情感表達。影片顯著缺失了任何情感化的標記:沒有閉眼沉思,沒有隨樂句律動而產生的身體搖晃,更沒有表現個人情感的面部表情。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莊重、冷峻且克制的儀式化神情。這種“情感禁欲”將音樂表演從一種主觀的審美體驗,重新定義為一種類似於工業生產或革命事業的實踐,與西方浪漫主義表演中常見的個人情感外露(如閉眼陶醉或身體搖擺)形成鮮明對比。作品的革命敘事在第四曲“保衛黃河”達到頂峰:當樂隊引用《東方紅》主題時,表演直接指向毛澤東領導的神聖核心,終曲將原《黃河大合唱》旋律與《東方紅》和《國際歌》融合,形成革命勝利的儀式高潮。[3]127[4]17,30當樂團奏響《東方紅》——這一象徵毛澤東的旋律時,指揮者的肢體動作與目光顯著地朝向懸掛在音樂廳後方的毛澤東畫像。在這一刻,演出超越了音樂會的範疇,演變為一場莊嚴的政治祭禮;毛主席的畫像製造出了“隱形的神聖感”。正如克勞斯所指出的,這種表演實踐——從高度的集體紀律到個體情感的壓制——實現了社會主義、集體主義的意識形態。[2]177在樣板作品的“戲”框架下,這些視覺與表演標記構成了必要的革命元素:它們通過否定西方“崇高藝術家”的理念,為西方交響樂隊在表演中的存在提供了政治掩護,使技巧精湛的演奏轉化為群眾勝利的象徵。[3]91總之,這些從同步紀律到個體情感消解的表演禮儀,構成了社會主義集體主義意識形態的具象化,將西方鋼琴協奏曲體裁轉化為服務於革命精神的載體,鮮明表達愛國主義與集體主義意識形態;[3]57[4]17,30通過 1970年影像中高度戲劇化的集體表演規範,壓制個體情感並轉化為革
  • 雙重身份與歷史仲介:《黃河鋼琴協奏曲》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角色與意義— 48 —命儀式,共同使《黃河鋼琴協奏曲》完全契合“文革”樣板作品的模範。因此,儘管其形式為鋼琴協奏曲而非傳統京劇,許多學者仍將其視為樣板戲體系中的一員。[2]177[3]96三、作為西方體裁的《黃河鋼琴協奏曲》《黃河鋼琴協奏曲》的創作團隊由中央樂團的成員組成,以殷承宗為首,包括劉莊、儲望華、盛禮洪、石叔誠、許斐星等六人。該團隊全體成員均接受過系統的西方音樂教育,其專業訓練背景為作品在“文革”極端政治環境下仍能採用西方鋼琴協奏曲體裁提供了技術基礎,同時凸顯了該作品在文化孤立時期所展現的開創性與現代性。[3]89[4]31殷承宗作為創作小組核心,1941年出生於福建省鼓浪嶼——一個素有“鋼琴之島”美譽、受西方音樂文化影響的社區。其家庭為富裕商人,擁有海外華僑聯繫,母親為基督徒,家庭結構雖傳統,但對外來教育理念持開放態度,這使殷承宗自幼便接觸西方音樂。[2]15818歲時,他獲得第七屆世界青年聯歡節鋼琴比賽第一名,隨後赴蘇聯列寧格勒音樂學院深造,兩年後在第二屆柴可夫斯基國際鋼琴大賽中榮獲第二名。[2]191這一國際競賽經歷不僅確立了其作為專業鋼琴家的地位,更為其掌握西方技法(如和聲對位、曲式結構與炫技演奏)奠定了堅實基礎。1965年畢業後,殷承宗被分配至中央樂團工作,該團為文化部直屬專業交響樂團,樂隊編制完整,指揮與樂手水準較高,常參與國際外交演出並創作反映時代主題的西方體裁作品。[2]174正是在這一西方訓練背景下,殷承宗敏銳把握政治趨勢,於 1964年與儲望華合作創作反映農村社教運動的雙鋼琴與民族打擊樂合奏《“社教運動”搞得好》,後改編為鋼琴組曲並獲周恩來肯定。[14]12為了符合當時“古為中用,洋為中用”的政治要求,一些音樂家創作了改編自中國傳統京劇的現代京劇(樣板戲)。此時,在敏銳的政治嗅覺引領下,殷承宗積極參與到了政治運動中。為了更好地迎合當時政治需求,殷承宗將以傳統京劇改編的樣板戲《紅燈記》中的部分唱段配寫鋼琴伴奏,創作了所謂的鋼琴伴唱《紅燈記》。1967年國慶日,殷承宗與京劇演員劉長瑜合作的鋼琴伴唱《紅燈記》在北京民族文化宮的演出引起轟動,演出的現場錄音上報了中央,在學生時期學習過鋼琴的江青聽過錄音後非常滿意,接見了殷承宗,並鼓勵他繼續創作此類作品,認為鋼琴具有豐富的表現力與音域,用來演奏京劇非常適合。殷承宗此舉為他帶來了與眾不同的命運,相比同時期其他鋼琴家(見表 1),他不但沒有受到“批鬥”,更獲得了政治上的認可,也使鋼琴在“文革”時期得以保留並使用。這為他兩年後順利創作的《黃河鋼琴協奏曲》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音樂表演研究」專欄 2026 年第 3期— 49 —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在克勞斯看來,殷承宗是“文革”時期挽救中國鋼琴音樂的重要人物,背負了復興鋼琴與向廣大群眾普及鋼琴藝術的使命。[2]174表 1 建國後獲得國際鋼琴比賽獎項的中國鋼琴家在“文革”時期的生活狀況1949—1969年間國內外知名中國鋼琴家目錄序號 名字 出生年 國際獲獎情況“文革”時期生活狀況1 周廣仁 1928 第三屆世界青年與學生和平友誼聯歡節並獲鋼琴比賽三等獎(1951)。被下放“五七”幹校2 傅聰 1934 第四屆世界青年聯歡節鋼琴比賽三等獎(1953);第五屆蕭邦國際鋼琴比賽第三名與《瑪祖卡》演奏最優獎(1955)。“逃亡”英國3 李名強 1936 第一屆喬治·埃奈斯庫國際鋼琴比賽第一名(1958);第六屆蕭邦國際鋼琴比賽第四名(1960)。放棄演奏事業4 顧聖嬰 1937莫斯科第六屆世界青年和平與友誼聯歡節鋼琴比賽獲得金質獎章(1957);日內瓦第十四屆國際音樂比賽獲女子鋼琴最高獎(1958),與男子組最高獎波利尼(Maurizio Pollini,1942—2024)並列。1967年自殺5 劉詩昆 1939 匈牙利李斯特國際鋼琴比賽獲得第三名和匈牙利狂想曲演奏獎(1956);柴可夫斯基國際鋼琴大賽第二名(1958)。1968年入獄6 鮑蕙蕎 1940 第二屆喬治·艾涅斯庫國際鋼琴比賽第五名(1961); 被下放農場其他團隊成員同樣具備深厚的西方音樂教育背景:劉莊、儲望華、盛禮洪、石叔誠、許斐星均為中央音樂學院或中央樂團專業作曲家與演奏家,接受過西方和聲、配器、曲式等系統訓練,並在 1949—1966年間參與大量西方體裁創作。[4]31其中,劉莊、儲望華與盛禮洪在中央音樂學院任職或學習時,正值蘇聯音樂家援華時期,他們跟隨過阿拉波夫(Boris Alexandrovich)學習作曲和管弦樂配器法,古洛夫(Leonid Gurov)學習和聲,克拉夫琴珂(TatyanaKravchenko)學習鋼琴,接受了相對系統的西方音樂理論教育。[15]創作過程中,該小組遵循集體委員會模式,卻以殷承宗的西方技法為核心,將西方協奏曲結構移植于《黃河大合唱》旋律。[3]89[4]32這一團隊構成清晰表明,儘管“文革”初期西方音樂遭受全面批判,但創作成員的西方教育背景使其能夠熟練運用鋼琴協奏曲的四樂章結構、功能和聲及管弦樂編制,從而在“洋為中用”框架下實現中西融合。在曲式方面,該作品分為四個獨立“樂章”(在此作品中稱為“曲”),第一曲“黃河船夫曲”被明確歸類為幻想曲,而非西方協奏曲第一樂章慣用的奏鳴曲式,這與西方古典主義協奏曲的典型結構形成鮮明對比,卻在獨奏進入方式上直接借鑒了蕭邦《第二鋼琴協奏曲》第二樂章的模式。[4]57,58第二曲“黃河頌”採用拱形結構,鋼琴旋律線條呈現上升至高音後下降的弧線
  • 雙重身份與歷史仲介:《黃河鋼琴協奏曲》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角色與意義— 50 —設計,伴奏音型則運用西方浪漫主義典型的寬廣音域與持續低音模式,暗示黃河流動的意象。[4]60第三曲“黃河怨”通過中段的抒情對比與高潮強化,延續西方協奏曲的戲劇性發展邏輯;第四曲“保衛黃河”則以變奏手法構建高潮,融入《東方紅》與《國際歌》主題,但保留了西方功能和聲框架下的調性邏輯與終止式。[4]71這些曲式選擇清晰顯示,創作團隊雖在政治要求下調整命名與局部結構,但整體仍以西方協奏曲的曲式思維為藍本,實現了從標題音樂敘事到戲劇性高潮的西方式展開。[4]44在配器方面,該作品為鋼琴與西方交響樂隊而作,採用西方標準交響樂編制,鋼琴的獨奏部分與樂隊形成協奏關係,體現西方浪漫主義協奏曲的音響平衡原則。[4]52,60鋼琴寫作大量運用浪漫主義炫技手法,如快速三十二分音符跑動、琵音、交叉手技巧以及模仿箏的掃弦式即興段落。伴奏織體中,弦樂組的弓法與音型設計借鑒西方船歌(Barcarolle)風格的流動感,同時與蕭邦協奏曲的伴奏模式形成呼應,整體音響框架以西方管弦樂隊的和聲厚度與動態對比為基礎。[4]52儘管為增強民族色彩象徵性地加入竹笛與琵琶,但這些元素主要起裝飾性作用,並未改變西方管弦樂隊的核心編制與配器邏輯。在和聲方面,《黃河鋼琴協奏曲》的核心技法也沿用了西方功能和聲體系。我國傳統民間音樂以單聲思維為主,注重單聲旋律的起伏,善於展現優美抒情、委婉細膩的具有東方美學觀的音樂形象,卻不太擅長表現莊嚴崇高、英雄史詩般恢宏的音樂形象。因此若將單聲部民歌旋律融入西方多聲音樂中,一般有三種做法:其一,以西方功能和聲運動為基礎,為民歌旋律配寫伴奏;其二,基於五聲綜合性和聲為基礎,運用純五聲和聲邏輯為民歌旋律伴奏;其三,運用中國傳統多聲音樂中的托腔思維,將單聲部民歌旋律進行變化疊置在不同聲部中。《黃河鋼琴協奏曲》更多採用西方功能體系和聲為民歌旋律伴奏的思路。譜例 1《黃河》鋼琴協奏曲第二樂章《黃河頌》和聲縮略圖譜例 1是《黃河》鋼琴協奏曲第二樂章《黃河頌》,變奏曲曲式,旋律素材來源於《黃河大合唱》同名第二樂章。在整體音樂表達方面,該樂章採用西方功能體系和聲為民歌旋律伴奏的基礎上,弦樂聲部和銅管類樂器以較輕的力度作為和聲背景,以木管樂器組作為色彩點綴,塑造出中國傳統音樂美學觀念中優美抒情、委婉細膩的印象結構,進一步表現了中華民族悠久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音樂表演研究」專欄 2026 年第 3期— 51 —的歷史。在調性方面,全曲建立在 bB大調,以 T—S—D—T的功能和聲運動邏輯為主,中間段落雖有短暫離調附屬和絃的應用,但整體調性依然保持在 bB主調中。在和聲方面,各聲部的運動邏輯以級進為主,跳進為輔,和聲運動過程中強調主和絃到下屬和絃的傾向,同時,低聲部從下屬音 bE級進行到 D音,經過 bD音輔助後到達 C音,順利過渡到主音 bB音,形成bE—D—bD—C—bB,從而強調低音聲部的變格和聲運動。這種強調變格和聲與低音線條從下屬音到主音的下四度運動,是俄羅斯民族樂派典型的和聲手法。譜例 2 柴可夫斯基《四季——六月船歌》第 1—12小節和聲縮略圖譜例 2是柴可夫斯基的鋼琴組曲《四季》中第六首——《船歌》中前 12小節和聲縮略圖。該片段主調性為 g小調,以功能和聲運動為基礎,中間以離調附屬和絃豐富色彩。低音線條以G—A—bB—C—D—G的半音運動為主,中間雖然有三級和絃的附屬和絃出現,但仍以 I—IV—V—I的功能和聲運動邏輯為主。中段從主調 g小調轉到 bB大調,在和聲運動中強調了屬到主的功能,但低音形成了從下屬音 bE—D—C—bB的下行四音列運動,具有變格和聲進行的特點。完全符合西洋音樂的創作技法規律。綜上,曲式、配器、和聲的西方特徵使《黃河鋼琴協奏曲》在 1969年的特殊語境中成為唯一一部完整運用西方鋼琴協奏曲體裁並獲得官方認可的作品,標誌著音樂現代性在革命框架下的有限延續:西方技術規範不再被視為禁忌,而是通過創作團隊的專業訓練轉化為服務於國家敘事的有效工具。[4]57這一設計不僅體現了團隊西方教育背景的直接影響,更為中國音樂在“文革”時期的現代化進程提供了獨特範例。四、首部登上國際舞臺的中國作品作為以西方管弦樂演奏並以西洋創作技法寫成的中國作品,《黃河鋼琴協奏曲》成為第一首由西方頂級管弦樂團演出的中國作品。1973年 4月,殷承宗與到訪北京的阿巴多(ClaudioAbbado,1933—2014)和維也納愛樂樂團(當時官方譯為:維也納交響樂團)合作演出《黃河鋼琴協奏曲》。同年 9月,殷承宗與訪華的奧曼迪(Eugene Ormandy,1899—1985)和費城交響樂團合作演出《黃河鋼琴協奏曲》,《人民日報》(1973年 9月 16日刊)評論:“中美藝
  • 雙重身份與歷史仲介:《黃河鋼琴協奏曲》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角色與意義— 52 —術家首次合作演出鋼琴協奏曲《黃河》……中美兩國藝術家首次合作演出的成功,體現了中美兩國人民的深厚友誼。”奧曼迪返回美國後,指揮費城交響樂團與鋼琴家丹尼爾·艾斯坦(Daniel Arnstein)出版該作品專輯,使《黃河鋼琴協奏曲》成為第一部由國際頂級樂團錄音發行的中國管弦樂作品。除了被國際頂級的樂團指揮家演奏之外,《黃河鋼琴協奏曲》還被頻繁用於中國的官方活動和重要場合演出,見證了中國的歷史發展。在國內,1970年 4月 24日,中國自主研發的“東方紅 1號”衛星在甘肅酒泉發射成功,讓《東方紅》在太空唱響,當時播出的音樂是《黃河鋼琴協奏曲》末樂章的《東方紅》旋律。同年 5月,美國攻入柬埔寨,毛澤東於 5月 20日發表著名的“讓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聲明(“五二零聲明”),節目播出的音樂便是《黃河鋼琴協奏曲》。同日,《人民日報》(1970年 5月 20日)刊登了兩位解放軍戰士在慶祝《黃河鋼琴協奏曲》誕生的評論:“我們一遍又一遍地傾聽《黃河》這曲毛主席人民戰爭思想偉大勝利的頌歌,渾身充滿了無窮的力量……我們嚴重警告美帝國主義、社會主義帝國和各國反動派,我們用毛主席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人民,將滿懷勝利的信心,像對付日本帝國主義一樣,把你們埋藏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在國際關係方面,《黃河鋼琴協奏曲》在中國外交與文化互訪領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70—1973年,中國外交取得重大進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聯合國合法席位,並與西歐、日本等國家建立外交關係,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森訪華。文化活動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且隨著中國與西歐等國家陸續建交,文化交流與互訪提上日程,在外交活動中使用哪些音樂作品也得到了討論。[16]由於在所有樣板戲中,只有《黃河鋼琴協奏曲》是江青“自始至終親手抓的”[17],因此,此曲在外交場合和文化互訪交流中頻繁被演奏,見證了中國外交事業的發展。表 3是《黃河鋼琴協奏曲》在“文革”時期的重要演出。①結語綜上所述,《黃河鋼琴協奏曲》在中國近現代歷史語境中的意義,遠不止于一部成功的音樂作品或中西融合的藝術範例。其真正的歷史價值,體現在其所承載的“二重身份”:一方面,它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嚴格意義上的“樣板作品”,以高度政治化的敘事、儀式化的表演規範與集體主義的審美特徵,將音樂轉化為服務於國家和民族的中國作品;另一方面,它又是一① 數據整合自周光蓁.鳳凰詠:中央樂團 1956——1996(上)[M].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2013:242-283.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音樂表演研究」專欄 2026 年第 3期— 53 —部以西方鋼琴協奏曲體裁為核心、建立在西方音樂技術體系之上的現代西方作品,在形式、結構與音響邏輯上深度嵌入全球音樂體系之中。表 3 《黃河鋼琴協奏曲》1970—1976年間重要活動演出正是在這種看似矛盾卻高度統一的雙重屬性中,《黃河鋼琴協奏曲》成為中國音樂現代化進程中的關鍵節點。它不僅突破了“文革”時期對西方音樂的意識形態禁區,使西方作曲技法與演奏體系得以在特殊政治環境中以“合法化”的形式延續,更通過“洋為中用”的策略,將外來音樂語言轉化為表達民族敘事與革命精神的有效媒介。這種轉化並非簡單的技術借用,而是一種深層的文化重構,使音樂在國家認同與現代性建構中發揮積極作用。與此同時,《黃河鋼琴協奏曲》在中國外交與國際文化交流中的廣泛運用,使其超越了國內意識形態工具的功能,轉而成為國家對外展示文化形象的重要載體。其能夠在 20世紀 70年代迅速被國際音樂界接受,並非僅僅源於其所承載的政治象徵意義或“異國情調”的民族元素,更關鍵在於其建立在西方音樂語言之上的可理解性與可演繹性。作品在曲式結構、功能和聲體系、配器邏輯以及鋼琴炫技傳統等方面,均遵循西方鋼琴協奏曲的基本規範,使其能夠被西方職業音樂家在既有訓練體系中直接掌握與再現。這種“語言上的相容性”有效消解了文化差異所帶來的理解障礙,使《黃河鋼琴協奏曲》得以進入國際交響樂與鋼琴協奏曲的演出與評價體系之中。這一特徵使《黃河鋼琴協奏曲》在中國尚未全面融入全球文化體系的歷史階段,提前建立起與國際音樂界的對話機制,成為連接中國與世界的重要聲音媒介。因此,《黃河鋼琴協奏曲》的歷史意義,應從文化、外交與意識形態三個層面加以綜合理解:它既是革命意識形態的聲音象徵,也是中國文化現代性的重要實踐,更是國家對外交流與序號 演出時間 演出地點或重要事件 演奏家與樂團1 1970年 2月 人民大會堂小禮堂(為中央政治局領導審查演出) 殷承宗,中央樂團2 1971年 9-11月 中央舞劇團在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巡演 殷承宗,中央樂團3 1972年夏 上海舞劇團訪問朝鮮與日本 李名強,上海舞劇團4 1973年 1月 29日 智利客人專場音樂會 殷承宗,中央樂團5 1973年 2月 2-5日 與倫敦愛樂樂團內部交流 殷承宗,中央樂團6 1973年 3月 17-20日 倫敦愛樂樂團訪華演出、交流殷承宗,中央樂團石叔誠,中央樂團7 1973年 4月 11-14日 阿巴多與維也納愛樂樂團訪京 殷承宗,維也納愛樂樂團8 1973年 9月 16-17日 奧曼迪與美國費城樂團訪華 殷承宗,費城樂團9 1974年 10-11月 出訪日本 殷承宗,中央樂團10 1976年 6月 18日 與法國圖盧茲國立室內樂團內部交流 殷承宗,中央樂團11 1976年 10月 1日 國慶演出 石叔誠,中央樂團
  • 雙重身份與歷史仲介:《黃河鋼琴協奏曲》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角色與意義— 54 —形象建構的關鍵媒介。正是在這三者的交匯處,《黃河鋼琴協奏曲》展現出其獨特而持久的歷史生命力,成為理解 20世紀中國音樂、文化與政治互動關係不可或缺的重要案例。——————————【參考文獻】[1]張蓓蓓.殷承宗書寫鋼琴與民樂傳奇[J].文史雜誌, 2011(04): 26-28.[2]Kraus, Richard Curt. Pianos and Politics in China: Middle-Class Ambitions and the Struggle over WesternMusic[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3]Mittler, Barbara. A Continuous Revolution: Making Sense of Cultural Revolution Culture[M].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2.[4]Chen, Shing-Lih. The Yellow River Piano Concerto: Politics, Culture, and Style[D]. Vancouver: University ofBritish Columbia, 1995.[5]蒲方.有關鋼琴協奏曲《黃河》的史料述評[J]. 中央音樂學院學報, 1994(4): 70-80.[6]Winzenburg, John. A New Multivoiced World:Polyphony and the First Chinese-Western Fusion Concerto[J].Journal of Musicological Research, 2018, 37 (3): 209-238.[7]丁學雷.人民戰爭的瑰麗頌歌[J]. 紅旗, 1970(5): 63-70.[8]戴嘉枋.沉重的歷史迴響——論中國“文革”音樂及其在新時期的影響[J]. 南京藝術學院學報(音樂與表演版),2007(03): 1-15.[9]Mittler, Barbara. Popular Propaganda? Art and Culture in Revolutionary China[J].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Philosophical Society, 2008, 152 (4): 466-89.[10]Cui, Zhitong, Yi-Li Chang, Mohd Nasir Hashim, et al. The Shaping of Modernity: A Study on theInfluence of the Western Music System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ModernOrchestra[J]. Asian Culture and History,2026,18 (1): 1–14. DOI: 10.5539/ach.v18n1p1.[11]Mitter, Rana. A Bitter Revolution: China’s Struggle with the Modern World. Oxford: OxfordUniversity Press,2005.[12]Lee, Ming-Yen. The Politics of the Modern Chinese Orchestra: Making Music in Mao’s China, 1949-1976[J].Modern China Studies, 2008, 25 (1).[13]Hung, Chang-Tai. The Politics of Songs: Myths and Symbols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War Music, 1937-1949[J]. Modern Asian Studies, 1996, 30 (4): 901-929.[14]儲望華.漫談鋼琴獨奏曲《新疆隨想曲》[J]. 鋼琴藝術, 1999(2): 12-13.[15]張輝.蘇聯專家在中央音樂學院執教始末[D].北京,中央音樂學院, 2011: 28-38.[16]周光蓁.鳳凰詠:中央樂團 1956——1996(上)[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3:242-283.[17]石叔誠.鋼琴協奏曲《黃河》的創作與修改[J].音樂爱好者, 1998(5): 76-78.
  • ”“ABOUTTHEAUTHOR高拂曉 / 男(1977—)重慶人,中央音樂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2001 年在西南師範大學音樂學院獲音樂教育專業學士學位,2004 年獲鋼琴演奏與教學專業碩士學位,2007 年獲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學系音樂美學專業博士學位,同年留校任學報編輯。2011—2012年赴英國牛津大學音樂系作訪問學者,2014年—2019年任《中央音樂學院學報》副主編,2017—2018年赴美國芝加哥大學音樂系作訪問學者,2018 年被評為研究員。2019 年起擔任中央音樂學院研究生部副主任。先後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主持霍英東教育基金會青年教師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項目、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項目等,獨立完成了多項課題。
  • 論彼得·阿布靈格鋼琴音樂中基於現象學感知的表演— 56 —論彼得·阿布靈格鋼琴音樂中基於現象學感知的表演吳蝶蘭 高拂曉摘 要:自 20世紀分析哲學轉向後,維特根斯坦打破語言與音樂的簡單二分,將音樂視為“不可言說”的獨立表達嵌入人類行為網絡。奧地利作曲家阿布靈格自 1998年創作的《人聲與鋼琴》系列,以歷史名人廣播錄音為人聲素材,鋼琴樂譜則源自對錄音的光譜分析數據,同步演奏中鋼琴扮演著實時感知、評論與對比的角色。表演者不再是被動接收聲音,而是將感知視為意識主動具身地與世界照面的體驗,成為語言的直接觀察者與注釋者。本文選取該系列中《皮娜·鮑什》《馬歇爾·杜尚》《莫頓·費爾德曼》三首,論述人聲中潛在的音樂性及語義投射之前與之外的美學內涵,同時闡釋樂譜作為開放性腳本而非封閉系統,以及基於現象學式感知的表演如何成為主動的文化實踐與意義創造過程。關鍵字:表演研究 表演詮釋 現象學感知 鋼琴音樂 彼得·阿布靈格Phenomenological Perception-Based Performance in PeterAblinger’s Piano MusicWU Dielan GAO FuxiaoAbstract: Following the linguistic turn in twentieth-century analytic philosophy, Ludwig Wittgensteinbroke away from the simpl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music, characterizing music asan “unspeakable” (ineffable) independent form of expression embedded within the web of humanactions. Since 1998, Austrian composer Peter Ablinger has been creating his series Voices and Piano,which utilizes historical recordings of prominent figures as vocal source material, with piano scoreextracted from the spectral analysis data of these recording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simultaneousperformance, the piano assumes the function of real-time perception, commentary, and juxtaposition.The performer is no longer a passive recipient of sound, but an experience wherein consciousnessactively becomes embodied and encounters the world— thereby becoming a direct observer andinterpreter of language. Selecting three pieces from this series—Pina Bausch, Marcel Duchamp, andMorton Feldma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latent musicality in the human voice, as well as theaesthetic connotations both prior to and beyond semantic projection. Concurrently, it explicates how【作者簡介】吳蝶蘭(1993—),廣西人,美國北科羅拉多大學鋼琴專業博士,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學研究所在站博士後,研究領域為鋼琴演奏、音樂表演理論;高拂曉(1977—),重慶人,中央音樂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音樂美學、音樂表演理論及音樂評論。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音樂表演研究」專欄 2026 年第 3期— 57 —musical score serves as an open text rather than a closed system, and demonstrates how performancegrounded in phenomenological perception becomes an active cultural practice and a process ofmeaning generation.Key words: Performance Studies; Performance Interpretation; Phenomenological Perception; PianoMusic; Peter Ablinger20世紀 90年代以降,長期圍繞文本分析展開的、基於作品本體論的西方音樂單一研究視角逐漸受到來自表演實踐的衝擊,圍繞音樂表演展開的研究方興未艾,研究視角的轉向使得音樂表演從作品傳播媒介轉變成為研究對象,不僅如此,隨着音樂實踐不斷對表演者提出基於聲音而非音樂文本的演奏要求,對於演奏者主體性的強調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保羅·德·阿西斯(Paul De Assis)所主張的將表演“作為一種實驗性的媒介或研究場域”已然成為音樂歷史推進下的必然趨勢。[1]在一些當代音樂實踐中,表演甚至作為一種獨立表達,取代音樂文本,成為意義產生的最前沿陣地。奧地利作曲家彼得·阿布靈格(Peter Ablinger)的《人聲與鋼琴》(Voices and Piano)系列作品則是這種創作理念的實例。這是一部自 1998年起長期創作的作品集,由於作曲家於 2025年 4月離世,原計劃包含 80首作品的創作如今由 62首作品組成,表演皆為鋼琴與人聲錄音同步的形式。阿布靈格將這套作品視為聲樂套曲,每首“歌曲”以錄音中的説話者命名。作曲家堅持該作不應被一次性全部表演,表演者可以從中按自身意願挑選作品並以期望的順序來演出,換言之,表演者可以自主決定該作最後呈現的內容與形式。該作品的獨到之處在於,在創作階段,作曲家利用了計算機技術(光譜分析技術)對人聲錄音進行網格化處理、提煉和加工,生成了能在鋼琴上演奏的樂譜;在演奏階段,人聲錄音與鋼琴演奏同時進行,人聲錄音以原樣呈現,演奏者演奏時通過耳機聽到帶拍點的人聲錄音,跟隨人聲聲源進行同步演奏,演奏者實時感知聽到的錄音,並演奏出樂譜上的音符,作曲家試圖通過這種表演方式構建一個語言與音樂之間的實驗場域。一、表演過程作為意義產生的場域《人聲與鋼琴》原譜中並無與人聲錄音直接相關的文字提示,演奏者只能通過帶拍點的錄音材料(click track)來對應文本信息,這側面體現作曲家在該作的表演中並不追求文本對齊的絕對精確度。雖然阿布靈格並未談及演奏者是否應完全掌握或理解錄音中的文字信息,但顯然在《人聲與鋼琴》的創作中,相較於以語言作為文本,作曲家更強調聲音本身的特質。在語言哲學中,其多面性體現為“被言説的語言”(langage parlé)和“為言説的語言”(langage parlant)。“被言説的語言”是次級表達,體現的是語義相關的文化積累,即語言通過文化符號與意義進
  • 論彼得·阿布靈格鋼琴音樂中基於現象學感知的表演— 58 —行關聯;而作為初始表達的“為言説的語言”(同時也是梅洛龐蒂的知覺現象學着重關注的)是思想迸發的瞬間,語義到場之前的意義場域,正如我們在聽不懂語言的時候,依然可以從説話者的語調輕重緩急和聲音特質中獲得大量信息,甚至從中形成一種語義之外的意義建構。對於表演者來説,語言與音樂的對應關係,即使在錄音給出的拍點框架下,成為一種相對主觀的選擇,這同時也給予詮釋以空間。在《人聲與鋼琴》中,錄音中語言作為知覺過程中的介質存在,鋼琴表演描摹的聲音輪廓,有可能詮釋的不僅是原義,還有語義之外的情感或意義,當然,語言的差異所帶來的如韻律特質等方面的差別固然客觀存在,但由於本文並不涉及語言學方面的探討故暫不作深入討論。在音量上,阿布靈格認為 “人聲不需要一直能被聽懂”,並強調鋼琴不應被視為單純的伴奏部分,人聲與鋼琴演奏的音量要通過調試,力求在差異(discrepancy)中建立一種聲音聯繫。[2]差異一詞體現了一種具有感性色彩的詮釋策略,在表演中創造何種差異,以及如何平衡差異,都取決於表演者對錄音的感知,這種聲音與表演的交互也意味着詮釋是動態化的。《人聲與鋼琴》這部作品從創作概念、技術手段到演奏要求上都體現了將表演詮釋中心化的思維,錄音的部分充當了詮釋的“向導”,表演成為作品音樂性的唯一實現途徑,作曲家和樂譜文本的主體性被壓縮,最直接的結果就是譜面分析失去了合法性,因為只有表演在場,音響間的差異才可能產生。在表演“退場”情況下,在場的只有作為對比物的人聲和作為參照物的樂譜,音樂性的表達也就無法成為可能。因此,這首作品的意義極大程度依賴表演詮釋來實現。然而,在實踐層面,何種意義得以生成則依賴表演如何與人聲錄音材料構成差異化的聯繫。通過人聲與表演的直接“交往”,我們可以觀察到兩個現象,一是樂譜不再處於中心地位,這與一貫以來的音樂學研究路徑是相悖的;二是身處其中的表演者,不再僅是對樂譜進行二度創作的角色,還成為了對語言的直接觀察者和註釋者。同時,作品的表演指向知覺現象學中的意向與投射,如果人聲錄音代表聲音的現實,那《人聲與鋼琴》中的鋼琴表演,實際是“聽見”現實後的感知反饋,在人聲信息原有的語義場之上,表演詮釋提供了第二重含義,這種實踐引導我們重新思考表演的內涵及外延。當然,由表演者自主決定表演內容與順序的現象在偶然音樂(chance music)的實踐中並不罕見,但或許是由於語言敍事直接構建了意義場域,人聲參與的音樂實踐中鮮見《人聲與鋼琴》這樣的例子。從作為意義接收方的聽者角度來看,《人聲與鋼琴》中的語言與音樂表達是既對立又統一的,鋼琴部分的音響有與人聲相似的輪廓,但並不等同於人聲,在似與不似間,表演詮釋的是進程中的知覺,梅洛龐蒂的知覺現象學所挑戰的主客二分性在該作中得到了一種一元統一的體現。作曲家強調鋼琴表演在該作中並非伴奏,而是對人聲的分析,如果説詮釋由對人聲進行分析後的理解決定,那麼語言與音樂的關係則成為理解作品內涵的關鍵。[2]當前學界針對阿布靈格的作品研究數量較少,普遍集中於作曲家對噪音技術和環境裝置的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音樂表演研究」專欄 2026 年第 3期— 59 —運用,如道格拉斯·巴瑞特(Douglas Barrett)在《致勳伯格的信》(A letter to Schoenberg)的分析中,討論了語音轉譯的技術與德勒茲的“生成”理論的關聯,但針對阿布靈格作品中的表演詮釋和現象學感知問題,至今尚未有研究觸及。[3]本文將從作品的創作觀、表演實踐和音樂接受三個方面探討《人聲與鋼琴》中音樂與語言的聯繫,通過對《人聲與鋼琴》中表演詮釋的分析,探討基於人聲感知的詮釋與基於樂譜的詮釋的異同,並進一步對該作的現象學內涵進行論述。二、作為“聽到”的表演詮釋——三個代表性例子的分析阿布靈格在《人聲與鋼琴》的前言中首先討論了信息的冗餘(“Information is redundancy”),在作品的表演形式上,與人聲錄音並行的鋼琴部分很容易被認為是無意義的重複。針對這點,阿布靈格認為錄音與表演之間的關係更多地體現為對抗(competition)和對比(comparison),類比現實(reality)和感知(perception)間的關係。[2]換言之,如果人聲錄音代表的是客觀的無意識的聽見(listening), 那表演詮釋的是一種有意向性的聽到(hearing),由於作品的意圖並非在於對人聲材料進行一比一的線性復現,而是通過差異化詮釋創造意義。詮釋中的變量控制應當首先建立在對人聲的語氣、特質或其背後文化符號的理解上,詮釋的空間與可能性與音樂意義直接關聯,換言之,取決於表演者多維度的感知力與理解力。由於篇幅的限制,本文選取了《皮娜·鮑什》(Pina Bausch)、《馬歇爾·杜尚》(MarcelDuchamp)和《莫頓·費爾德曼》(Morton Feldman)三首較有代表性的作品,探討在音高、節奏、力度、音色四個演奏維度上的詮釋可能性,並闡述如何通過感知實現對語義的強調或再創造。在人聲錄音的語義層面,三首作品中的説話者都強調了對藝術的直接感知與對過往藝術形式的突破。正如《人聲與鋼琴》對舊有表演範式的突破一樣,三首作品在內涵與形式上達成統一,在系列創作中具有代表性。由於作品的詮釋強烈依賴對人聲的直接感知,表演對於人聲中的意義信息的理解成為了詮釋的關鍵。因而,本文分析視角遵從語言哲學的表達分級,首先聚焦錄音的音響事件,其中不僅指言説的語言本身,還包括語氣詞與停頓,然後才是語義與音樂的內在關聯。要挖掘對人聲的差異化的詮釋,表演者需要通過感知——理解的過程導向音樂表達,因此,對説話者背景與思想的瞭解,對演奏者理解其聲音特質來説是必要的第一步。基於感知的詮釋也體現在樂譜與錄音的關係上,作曲家並未以文字形式註明説話者的內容,換言之,表演者只能通過聽覺概括錄音中的語義信息。這創造了一種感知順序,即語言的聲音信息必然會先於語義被表演者接收到。當然,對於全面的詮釋來説,語義的理解依然具有重要意義,若非如此,作曲家對錄音及材料的選擇則變得毫無意義。下文譜例中的文字信息為筆者添加,文字排列與音樂文本並無精確的對應關係,但可為詮釋相關的論述提供直觀參照。
  • 論彼得·阿布靈格鋼琴音樂中基於現象學感知的表演— 60 —(一)《皮娜·鮑什》:可聽見性與不可聽見性間的詮釋舞蹈家皮娜·鮑什(1940–2009)是 20 世紀舞蹈史的革新者,其創立的“舞蹈劇場”(Tanztheater)顛覆了傳統舞蹈美學範式。她生於德國索林根,早年師從表現主義舞蹈家庫特·尤斯,後赴紐約茱莉亞學院深造,1973年執掌烏帕塔爾舞蹈劇院直至逝世。鮑什對傳統舞蹈進行了三重解構:其一,拒絕形式技巧優先原則,以“為何而動”取代“如何動”;其二,舞台充斥生活符號,常以直接、重複性肢體暴力來對現實的濃縮式的揭露;其三,大量運用非線性敍事,始終堅守藝術激進性。她將身體作為存在主義容器,其名句“我跳舞,因為我悲傷”凝結了對人類困境的悲憫洞察,通過對舞蹈審美的重置,探索其表現力本質,鮑什的藝術常體現出荒誕與超現實的特質。在錄音中,鮑什的聲音特質呈現出字節短促密集,體現出一種近乎偏執的氣質。帶有神經質氣質的結巴和帶有沉思性質的語氣間隔帶來強烈的不安定感,這也體現在語義上,阿布靈格選取的錄音片段以“我不知道”開頭和結尾。這些特質在音高材料上體現為有層次感的同音重複音羣,從開頭的一個聲部遞增到中部的四個聲部,後又遞減回結尾的一個聲部,在橫向上每個獨立聲部的同音重複音羣都體現了清晰的上升的趨勢,而縱向上聲部間的音高關係體現為大量九度、七度不協和音程的堆疊,這種象徵對抗性的九度七度與象徵解決的八度交替出現,帶來多次張力與解決的來回拉扯(譜例 1)①,連同橫①該譜例中的文字內容由筆者聽辯、整理而成。譜例 1 Peter Ablinger, Voices and Piano, Book I, “Pina Bausch”, 第1-24小節, Copyright (c) Zeitvertrieb Wien/Berlin.(紅色標註為不協和的張力音程,黃色標註為在八度上的解決)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音樂表演研究」專欄 2026 年第 3期— 61 —向的向上推進,這些細節都指向對猶豫不安特質的塑造。該段錄音中,鮑什主要講述其對舞蹈表演極富現象學意義的探索,即懸置過往經驗,嘗試以身體本身進行探索,並進而找出共有表達的工作方式。鮑什的碎片化語句和大量語氣詞運用也體現在演奏內容中,詞彙的密度由疏到密,在結構上呈遞進關係。這恰好契合作曲家給予全曲性格的術語提示——“緊張的”(nervoso),在對這一術語的註解中,作曲家要求表演要體現“振動,但完全不能是機械式的,既有持續的微小節奏波動(“輕微自由節奏”),也有從動態的角度:像“顫抖”,也像“因寒冷發抖”。①在每一同音重複音羣上,作曲家都給出了漸強後漸弱的音量波動提示,這都體現了對緊張不安感的強調,那如何通過表演來詮釋對“緊張不安感”的聽見呢?正如知覺現象學尤其關注知覺的界限問題一樣,這裏涉及到可聽見性(audibility)的議題,阿布靈格曾明確提出“我的材料是可聽見性而非聲音本身”(“My material is audibility”),並且在“可聽見性與不可聽見性之間”尋求表達的可能(“I set audibility then inaudibility”)。[4]他認為可聽見性與不可聽見性並非兩極性的,不可聽見性並非僅是由單一參數走向極限導致,而是往往由相對的參數走向感知的極限造成。[4]阿布靈格在隨筆文集中曾列舉了七組相對的參數來解釋這種不可聽見性在現實中的實踐,分別是“太靜與太鬧/極低音與極高音/太慢與太快/太少事件發生於過多事件發生/太近與太遠/時值太短與太長/太空與太滿”,②這些相對的參數或可為表演詮釋的可能性提供重要參考視角和評判標準。並且,作曲家尤其關注和探索的是可聽見性到不可聽見性的邊界,指向的是向另一狀態的轉換(a transition to Another state)。[4]諸如英國聲學專家傑夫·勒文索爾(Geoff Leventhall)等學者對低頻噪音(Low-Frequency Noise)和次聲波進行了長期的觀察與研究。他們的文獻指出,那些游離於人類聽覺閾值下限邊緣(如 20赫茲左右或更低頻段)的聲波,常常無法被我們的聽覺器官清晰捕捉。[5]然而,這種聲音並未消失,其物理波長會直接與人體的器官或胸腔產生微弱的共振,並進而引發深層焦慮情緒。這種焦躁的根源,類似現象學意義上的“感知模糊”。當聲音微弱到難以確切捕捉,或者頻率處於人耳聽覺的極限邊緣時,我們的聽覺系統會本能地試圖去辨識和解析,迫使主體陷入一種持續的過度警覺之中。聽者的身體與感官明明接收到了聲波的能量反饋與聲學數據,意識卻無法為其賦予明確的客體意義,鮑什一曲中可聽見性與不可聽見性觸發的是相似的感知反應。這對表演者的觸鍵與控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每個單音需要被演奏得極端短促卻微弱,接近無法分清或分辨音符本身的存在,或音與音的界限,根據格①原文為“vibrierend, keinesfalls mechanisch, ständige Mikro-Fluktuationen sowohl in rhythmischer (‘Mikro-Rubati’) als auch indynamischer Hinsicht: wie ‘Zittern‘, wie ‘Schüttelfrost’”,引文為筆者翻譯。②参见《Now: The Collected Writings 1982—2021》(https://ablinger.mur.at/docs/audibility.pdf.)中 ABLINGER P所作《Audibility》,由 BURKE M翻譯。原文為“Inaudibility can arise in different ways. By quietness but also by loudness. By too low tones and by toohigh tones. By slowness but also by speed. By too little happening but also by too much happening. By too much closeness and by toomuch distance. By too short durations and by too long durations. By emptiness and by fullness.” English translation by MeaghanBurke. 引文為筆者翻譯。
  • 論彼得·阿布靈格鋼琴音樂中基於現象學感知的表演— 62 —式塔心理學的原理,強烈的不完整感會引發聽眾對於完形的期待,這種完形帶來的“緊張不安”也契合鮑什語音中短促而神經質的精神投射。在《皮娜·鮑什》中,表演者需要在鮑什語調中感知可聽見與不可聽見的臨界點,這種不可聽見性在音高、力度、節奏和空間四個維度上都有體現(表 1)。從全曲整體的強度來看,除了開頭新聲部的加入有一點漸強的趨勢,最強的部分沒有超過中弱,開頭和結尾甚至要求 pppp的極端弱奏,這也側面體現了詮釋該作的策略,即如何更大程度地塑造一種游離於聽覺閾值邊緣的聲學焦慮。為此,表演者需要通過現場實時的感知來把控這一聽覺閾值,通過對作曲家總結的四對參數的把控,在跟隨人聲進行的表演中,可以運用強化感知的策略,例如在音量上演奏得比錄音弱時更弱,強時更強,來進一步增強鮑什的不安特質,又或是通過調整同音重複的密度來創造刻意的不均勻性,通過對四組相對參數的調動來強化意圖投射。在技術層面,也意味着表演者需要時時承擔極端帶來的風險。至此,我們可以感受到這時的表演,主要是一種基於聽覺感知的反饋,這是譜面信息無法傳遞,僅能從感知維度展開的詮釋實踐。表 1 《皮娜·鮑什》中針對可聽性與不可聽性的詮釋可能性相對的參數 可作強調的處理手法音高 協和與不協和 強調不協和音程和協和音程的轉換、解決力度 強與弱 在極端弱奏中強調小幅度的力度波動節奏 疏與密用輕微自由速度增強同音重複的密度和傾向性,近乎形成長音的重複音演奏來強調顫抖的意向空間 低與高 強調每一音級的轉換或聲部距離間的變化(二)《馬歇爾·杜尚》:通過反表達式詮釋來反意義馬歇爾·杜尚(1887–1968)是 20世紀法裔美籍先鋒藝術家,是實驗主義、達達主義及超現實主義的核心代表人物。他早年探索印象派至立體派風格,以《下樓的裸女》(1912)引發關注,後轉向顛覆傳統藝術範式,提出“現成品藝術”(Readymade)概念——通過為日常物品(如小便池《泉》、自行車輪)重新命名並置於展覽語境,挑戰藝術的本質定義,主張“觀念比製造出的東西更重要”,強調思想優先於形式。杜尚否定藝術的神聖性與永恆性,斷言“藝術壽命僅二十年”,認為藝術價值由觀眾即時賦予,其反美學、反權威理念深刻影響了波普藝術、觀念藝術及裝置藝術的發展。相較於《皮娜·鮑什》中對不可聽見性的極限探索,《馬歇爾·杜尚》挖掘的是音量與音色區分上的極限。在演奏建議中,阿布靈格寫道:“不用或幾乎不用踏板,儘可能地強,極盡所能地使幾乎所有手指按住琴鍵(與琴鍵連接),每一個新的聲音進入(新的音符)都像是新的開始或彷彿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音樂表演研究」專欄 2026 年第 3期— 63 —從另一台鋼琴(或層次/行星)上發出,完全沒有句子感,甚至在 32分音符相鄰時兩個音符也不能形成複拍子,而是應被視為兩個來自不同星系的但碰巧非常靠近的聲音。”[2]在格式塔知覺理論中,碎片化的音高材料極大地挑戰了聽覺格式塔的組織原則,並且從演奏要求來看,作曲家追求的“毫無句子感”和極度分離的樂音關係,其目標都是對完形整合(Gestalt synthesis)的摧毀。保留音和弦為碎片化材料提供了背景,形成了格式塔學派中經典的“圖形—背景”結構(譜例 2),延續性與割裂感成為在這首作品中的一對相對的極限參數。和弦部分呈現的是杜尚冷峻、有稜角的語音特質,低音聲部的單音線條則對應詞彙與音節的切換。杜尚在錄音中談及對藝術品的顛覆性態度,[6]即藝術品的意義只存在於創作當下。這與《人聲與鋼琴》的創作理念不謀而合,依附語音的音樂詮釋也形成了某種即時的藝術品。從作曲家的觸鍵要求上看,杜尚一作的表演也具有錄音內容強調的“反藝術”特質。要對每一個音符進行分離,且不論其在單一樂器上實現的可能性,其意圖是對音與音之間可能形成的意義進行切割。這種對單一原子化的表達恰恰呼應了杜尚反藝術的哲學以及他對藝術家角色的質疑。也就是説,在這首作品的表演中,演奏者實驗的是如何反意義。正如杜尚在錄音中所言:“藝術品終將死去。它本質是當代生活的產物。你在生命中見證某些作品,只因它們與你同代:誕生於你存世之時。它們符合藝術品的定義要件——即“被創造”。你的同代人創造着藝術品,這些作品在你生活的時代確為藝術,但當你死去,它們也隨之消亡。”杜尚的錄音發音節奏並不緊湊,語音語調體現了一種近似冷酷的平鋪直敍,而這種感知與他的藝術理念頗為契合。在傳統表演實踐中,一般都要求表演者進行表達,要求沒有表達的詮釋是極其罕見的。這意味着,表演者在演奏中需要阻礙意義的生成,比如演奏保留音和弦之外的單音時,杜絕過多的力度變化或重量轉移,通過嚴格的音量等強對旋律關聯進行剝離。當我們審視上述的“圖形—背景”結構,保留音和弦並不直接對應杜尚所説的詞彙,更像是對其音調的模仿,單音層指向的則是杜尚錄音中的語音節奏。由此可見,阿布靈格在創作中已經通過音調與節奏的分離對杜尚的原初表達進行拆解。因此,在詮釋上,強調和弦與單音分層的表演可強化作品反表達的意圖,進而達到阻礙杜尚的表達的目的。也可以説,這首作品中的表演旨在通過反藝術表達來邀請聽眾重新思考何為藝術。
  • 論彼得·阿布靈格鋼琴音樂中基於現象學感知的表演— 64 —譜例 2 Peter Ablinger, Voices and Piano, Book I,“Marcel Duchamp”,第 1-6小節, Copyright (c) ZeitvertriebWien/Berlin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音樂表演研究」專欄 2026 年第 3期— 65 —(三)《莫頓·費爾德曼》:強調邏輯、延伸和留白的詮釋作曲家莫頓·費爾德曼(1926—1987年)生於美國紐約布魯克林,早年師從瓦雷茲學派作曲家斯蒂芬·沃爾普(Stefan Wolpe),凱奇“解放聲音”的理念催化了他對聲音本體論的思考。他拒絕歐洲序列主義的邏輯並宣稱:“我的音樂不是‘創作’(composed),而是‘安置’(placed)聲音”,開創了以音色與時間感知為核心的美學體系。從早期的通過圖像記譜作品解放演奏自由度,到中期迴歸精確記譜,探索靜態和聲微變體,再到晚期以超長時值作品解構線性時間,費爾德曼的藝術迫使聽眾沉入聲音的物理性存在,這種存在有時通過剝離發展、高潮等敍事結構形成,讓音響以“自在狀態”(being-in-itself)呈現,有時則通過極端緩速與重複來使聽覺遺忘,體現了一種存在主義式的聲音觀念。在該曲中,作曲家的演奏提示該曲整體“每個音和觸鍵都相對大聲,尤其是高音,音越高越大聲(有時甚至幾乎呈撞擊效果),隨着和弦的密度調整音量(單音相應的不再大聲),使用踏板(但要注意音尾)創造鋼琴和聲”。在結尾關於鋼琴和聲的強調中,作曲家以意大利語“lasciar vibrare”(讓聲音持續震動)進行了補充,對應了全曲的延音特徵,這種不制音地延續音響、使其自然衰減的要求,恰恰與費爾德曼追求音響自在狀態的作曲理念相和,形成了聲音與概念的統一。在阿布靈格選取的錄音片段中,費爾德曼的聲音具有富有活力的高音特徵,音節簡潔有力,語句間有清晰的留白。由於講述中大量使用問句,語音語調具有明顯的抑揚頓挫感。阿布靈格顯然捕捉到這種尖鋭有力的特徵,在中高音區設計了以塊狀和弦為特徵的分層結構。和弦的密度與音高關係形成橫向與縱向上的力度對比,全曲在層次上分為三層,大部分不協和的和弦音塊集中出現在中間聲部,高聲部由較短(通常為四分音符時長)的和弦突出亮度(譜例 3)。錄音中,費爾德曼談及他在音樂創作上的方法論,相較概念化的創作,他的創作聚焦的是音樂在現實中的音響表現,這與該作強調對現實(錄音)的感知有異曲同工之妙。在該作的表演詮釋上,音樂織體與人聲錄音的差異化體現在分層、錯位與留白。作曲家要求的大聲觸鍵對應的費爾德曼錄音中發音清晰的音頭,作曲家的演奏指示尤其強調高音與塊狀和弦,對應費爾德曼在講述其作曲理念時上揚有力的堅定語調,其中暗含的説服力,需要通過清晰且富有層次感的演奏來表達。值得注意的是,和弦演奏並不完全對應詞語的開頭,而是對應的語調起伏。因此,不同句式的語調形態以及輕重緩急成為表演者重要的感知要素。
  • 論彼得·阿布靈格鋼琴音樂中基於現象學感知的表演— 66 —譜例 3 Peter Ablinger, Voices and Piano, Book I, “Morton Feldman”,第 1-6小節, Copyright (c) ZeitvertriebWien/Berlin.要突出費爾德曼講述中的説服力,表演者需要感知其上揚問句和意義轉折句中的着重音調。費爾曼在錄音中説道“我就會帶着非常自覺的陰陽觀念去寫這首曲子。我該做什麼?我説,我該做什麼?不是為了讓它有趣,而是為了寫出一首曲子。你知道密斯·凡·德·羅(Mies van derRohe)説過的話嗎:‘我不想有趣,我想做好。’我想寫出一首曲子!大多數人想的是:我能做什麼?我想的是:我不該做什麼?”費爾曼在錄音中已經着重強調了這些轉折的字眼,在詮釋中進行強調,比如當費爾德曼談及他反其道而行之的態度時,他提及了“陰陽”一詞時,在説出這一不屬於其文化背景的外來詞彙時,他在詞語的前後創造了輕微的停頓。在感知到這種空白帶來的着重強調後,表演者在準確的時間點精準演奏對應的和弦,以突出該詞的深刻內涵。值得注意的是,這時和弦在遠距離的低聲部與高聲部同時發聲,作為對“陰陽”內涵的理解(譜例 4)。相較於開頭的陳述,費爾德曼在中段的講話更為強調個別字詞,基於這種感知,表演者應當用精確的對應關係予以配合,為言語的邏輯關係添加註解。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音樂表演研究」專欄 2026 年第 3期— 67 —譜例 4 Peter Ablinger, Voices and Piano, Book I, “Morton Feldman”, 第 37-39小節. Copyright (c)Zeitvertrieb Wien/Berlin.表演也可對語義進行延伸,在中段的第 19-25 小節,人聲的停頓中插入了一段與前段風格相似的鋼琴獨奏(譜例 5),模擬言説在意識流中的滯留(Retention),鋼琴部分的表演延續着敍事,創造出“繞樑三日”般的意象。在表達上,雖然音樂形態與前面的材料差別不大,但這段鋼琴獨奏究竟指向何種含義,則需要表演者展開對費爾曼“言外之意”的想象,這同時也指向開放式的詮釋與意義創造。除了用鋼琴獨奏填充人聲的靜默外,在人聲與鋼琴同時靜默時,表演詮釋也依然充當了意義傳遞的角色(譜例 6),雖然留白並不需要演奏,但也是表演詮釋的一部分,語言與聲音的缺席並非意義的真空,而是意義重置與張力生成的場域,正如譚盾在休止符上標記強弱記號所體現的對靜默的詮釋一樣,在休止中的詮釋不僅只是在於精準的數拍,還是在心理上為語言與聲音重現時作準備與蓄力。總的來説,不管是通過探索感知的界限產生意義,還是通過反表達來反意義,又或是通過對言語的邏輯、延伸和留白來探索意義的邊界,以上三首作品中的嘗試都體現了《人聲和鋼琴》中鋼琴表演的部分如何從知覺現象層面展開多種意義詮釋的可能性,並進而佐證了作曲家所堅持的觀點:不存在沒有意圖的感知。[7]基於現象學式感知的表演同時也迫使我們重新審視表演的合法性問題。在音樂實證主義中,表演詮釋被默認為理應以樂譜為出發點,而在《人聲與鋼琴》中,感知顯然先於樂譜,成為了首要的意義來源,而我們要如何定義與理解聲音文本的合法性,這一視角的轉換或可為表演研究帶來新的啓示。
  • 論彼得·阿布靈格鋼琴音樂中基於現象學感知的表演— 68 —譜例 5 Peter Ablinger, Voices and Piano, Book I, “Morton Feldman”, 第 17-27小節. Copyright (c)Zeitvertrieb Wien/Berlin.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音樂表演研究」專欄 2026 年第 3期— 69 —譜例 6 Peter Ablinger, Voices and Piano, Book I, “Morton Feldman”, 第 40-50小節. Copyright (c)Zeitvertrieb Wien/Berlin.(第 41-42小節、第 45-46小節和第 49-50小節都體現了人聲與表演的同步休止)三、現象學感知的表演特質20世紀中葉,法國作曲家皮埃爾·舍弗(Pierre Schaeffer)創立的具象音樂(Musique concrète)率先將胡塞爾的現象學懸置引入聲音實驗,提倡“還音於聽”(Acousmatic listening),旨在剝離聲音的物理聲源與語義屬性,使聽眾專注於純粹的聲音對象。阿布靈格的聲學觀念雖深受此脈絡影響,但在美學層面上進行了一次批判性的揚棄。他首創了“聲音寫實主義”(phonorealism)的實驗框架,即將視覺領域的照相寫實主義網格技術運用到錄音的解析上,與舍弗試圖徹底切
  • 論彼得·阿布靈格鋼琴音樂中基於現象學感知的表演— 70 —斷聲音與現實聯繫的做法不同,阿布靈格將具有強烈社會文化屬性的歷史名人錄音作為現實直接暴露在舞台上。以現象學式感知的視角審視 20世紀至今的新音樂實踐,阿布靈格對表演者主體性的重塑巧妙地回應了約翰·凱奇(John Cage)與阿爾文·路希爾(Alvin Lucier)的藝術思想。凱奇的《4分 33秒》解構了傳統的線性接受鏈條,將重心徹底轉移向聽眾的主觀聆聽,但代價是表演者主體性的極度虛化;路希爾則在《我坐在一個房間裏》中利用空間聲學共振逐漸消解語言的語義,使其還原為純粹的聲學頻率。阿布靈格的《人聲與鋼琴》同樣在探索語言在語義到場之前的意義場域,但他選擇了一項在當代電子音樂語境下看似復古的舉動——重新召回人類表演者。他將本可由計算機或自動鋼琴完美實現的聲譜復現交還給人類演奏者。在這種他律論框架下的主體間性網絡中,人聲錄音代表客觀無意識的“聽見”,而鋼琴表演則被賦予了有意向性的“聽到”,人類表演者不再是中立的發聲機器,而是具有梅洛-龐蒂所謂“意向弧”(intentional arc)的感知主體。《人聲與鋼琴》中現象學的懸置不是由隱匿聲源的磁帶或揚聲器完成的,而是由鋼琴表演完成的。鋼琴作為一種分析裝置,以差異化的觸鍵迫使聽眾懸置對人聲語義的慣性理解,轉而直面知覺的意向性本質。樂譜在《人聲與鋼琴》中的作用類似於聲音的素描,與傳統樂譜形成的封閉系統相比,該作中的樂譜起到的只是地圖式的嚮導功能,至於表演者在其中選擇何種詮釋,強烈依賴主觀的感知。如果説聲音是音樂表演的本體,那人聲錄音在表演中是先驗式的存在。在傳統作曲實踐中,作曲家將想象中的音響以記譜的方式固定下來,而阿布靈格的嘗試則是將樂譜作為溝通人聲與音樂的媒介存在,不具有獨立的“合法性”,樂譜代表的不再是音樂的形式,而是一種“有待被組織的聲音”。表演的性質也因此而轉向一種現象學式的體驗過程。與人聲錄音完全一致的表演在現象學層面上毋寧可以類比對語言概念和詞語概念的混淆,正如梅洛-龐蒂所描寫的“病人能‘抑揚頓挫’地讀一篇文章,但卻不能理解它”,因此非強制對應所帶來的詮釋成為一種必然。表演突破詞語的表象,通過與人聲錄音的差異化對比形成意義的傳達。總之,作品的意義經由差異化的演奏的“再”表達活動,完成了演奏者自主的意義重構過程。四、結語阿布靈格的《人聲與鋼琴》通過解構作曲家權威與樂譜確定性,將表演轉化為一種知覺現象學導向的實驗場域(梅洛-龐蒂所稱的“知覺場域重置”空間)。在這一場域中,鋼琴表演對歷史人聲錄音的同步觀察、註釋和評論,以“粗顆粒”的音響網格為媒介構建了“現實—感知—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音樂表演研究」專欄 2026 年第 3期— 71 —意義”的三元辯證結構。以《皮娜·鮑什》《馬歇爾·杜尚》《莫頓·費爾德曼》三首作品為例,通過對可聽見性與不可聽見性的邊界的探索、對意義生成的主動剝離和對言説邏輯的註解,表演者揭示了語言中蟄伏的音樂性。這種音樂性蟄伏於言説之前,意義迸發於語義之外。在《人聲與鋼琴》中,人聲錄音與表演詮釋同步締造了一種新的表演範式。作曲家主動退居幕後,將表演者推向了意義生產的最前沿。這不僅預示了表演研究的範式轉型,更在語言與音樂的交鋒中,讓當代聽眾真切地“聽見”一種現象學式的意象投射。阿布靈格的創作路徑打破了樂譜的封閉系統,使得表演成為以身體為媒介的知覺文化實踐過程。這意味着,表演詮釋自身成為方法,打破了實證主義的桎梏,以主觀感受為基準的感性認識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合法地位。同時,作曲家、表演者與聽眾間的關係被重塑,基於感知的表演不僅是一種範式轉型,更是對梅洛-龐蒂知覺哲學的回應:在語言與音樂的裂隙中,我們聽見了存在本身的震顫。【參考文献】[1]DE ASSIS P. Logic of Experimentation: Rethinking Music Performance through Artistic Research[M]. Bielefeld:Transcript Verlag, 2018: 45-48.[2]ABLINGER P. Preface and Performance Notes[A]// Voices and Piano, Book I[M]. Berlin: ZeitvertriebWien/Berlin, 2003: i-iii.[3]BARRETT D. Between Noise and Language: The Sound Installations and Music of Peter Ablinger [J]. Mosaic,2009, 42(4): 147-164.[4]ABLINGER P. Audibility[A/OL]// Now: The Collected Writings 1982-2021[M/OL]. BURKE M, trans. Köln:MusikTexte, 2022[2026-05-21]. https://ablinger.mur.at/docs/audibility.pdf.[5]LEVENTHALL G. What is infrasound?[J]. Progress in Biophysics and Molecular Biology, 2007, 93(1-3):130-137.[6]KNOOP M. Text transcriptions for Grønland Kammermusikkfestival: Voices and Piano[EB/OL].2010[2026-05-21]. https://ablinger.mur.at/txt_v+p_transcriptions.html.[7]ABLINGER P. E-mail interview with Pablo Gianera about the "City Opera", Voices and Piano, and onperception[EB/OL]. [2025-08-07]. https://ablinger.mur.at/txt_intervista_pablo-gianera.html.
  • ”“ABOUTTHEAUTHOR王元林 / 男(1968—)陝西人,歷史學博士,廣州大學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廣州十三行研究中心主任,澳門科技大學訪問教授、博士生導師,廣東省人民政府文史館特約研究員,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副會長,研究方向為歷史地理學、中外交通史。榮獲霍英東教育基金會第九屆高等院校青年優秀教師獎,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出版‌《國家祭祀與海上絲路遺跡:廣州南海神廟研究》《內聯外接的商貿經濟:嶺南港口與腹地、海外交通關係研究》《廣州十三行與行商研究》《中外交通與信仰空間研究》等著作十餘部,發表論文二百餘篇,論文與著作多次獲得省部級獎。承擔國家社科重大、重點課題十餘項。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文史縱橫 2026 年第 3期— 73 —十字門(Taipa):文明互鑒視域下空間形態演進研究吳栩同 王元林摘 要:十字門作為珠江入海口的關鍵空間,本文聚焦三個問題:十字門所在何處?空間形態如何變化?其承載了怎樣的文化意義?十字門其物理範圍歷有澳門說、大十字門說、外十字門說、媽閣對開海說及中央商務區五說,各說在不同時期各有依据,範圍形态之爭實為權力博弈在空間上的表徵。其先後見證草原文明與農耕文明碰撞、海洋文明與農業文明交匯以及多元文明的融合共生。其空間形態流變既折射文明相遇中的權力調適,也不斷催生新的空間生產。十字門由此超越地理範疇,成為蘊含文明交流複雜性與創造性的時空符號,為審視 16—19世紀全球互動提供獨特學理視角,其共生智慧對當代文明對話亦具鏡鑒價值。關鍵字:十字門 文明互鑒 空間形態 澳門文化 文化符號Spatial Morphological Evolution of Taipa (Sapchi-mun): A Perspective on Mutual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WU Xutong WANGYuanlin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aipa (Sapchi-mun), a key space in the Pearl River estuary, andaddresses three core questions: Where is Taipa (Sapchi-mun) located? How has its spatial morphologyevolved? And what cultural significance does it bear? Regarding its physical extent, there have beenfive competing interpretations— the Macau theory, the Greater Taipa (Sapchi-mun) theory, the OuterTaipa (Sapchi-mun) theory, the sea off A-Ma Temple theory, and the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theory—each prevailing at different periods, and the debate among them constitutes a spatial representationof power dynamics. Taipa (Sapchi-mun) successively witnessed the collision between grassland and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s, the convergence of maritime and agrarian civilizations, and the integrationand coexistence of diverse civilizations. The evolution of its spatial morphology not only reflectspower accommodations in civilizational encounters but also continuously engenders new spatialproductions. Thus, Taipa (Sapchi-mun) transcends its geographical confines, emerging as a【作者简介】吳栩同(1993—),江蘇人,博士,廣州大學歷史學系特聘副研究員,研究方向為澳門史、空間社會文化史;王元林(1968—),陝西人,博士,廣州大學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澳門科技大學訪問教授、博士生導師,廣東省人民政府文史館特約研究員,研究方向為歷史地理學、中外交通史。
  • 十字門(Taipa):文明互鑒視域下空間形態演進研究— 74 —spatiotemporal symbol that embodies the complexity and creativity of civilizational exchanges,offering a unique scholarly perspective for examining global interactions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nineteenth centuries, and holding, with its wisdom of coexistence, referential value for contemporarycivilizational dialogue.Key words: Taipa (Sapchi-mun);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spatial morphology; Macauculture; cultural symbol一、問題與緣起十字門,一個在歷史文獻中頻繁出現卻又邊界模糊的地理名稱,不僅是自然地理的景觀,島嶼(大、小橫琴、氹仔、路環)環抱,水道縱橫如十字,更是東西方文明相遇、碰撞與交融的時空坐標。對其研究不應止於地理考據,更應是一場關於空間、權力與文明的深度對話。本文核心在於解答三大問題:首先,是十字門的空間定位問題。歷史上關於“十字門何在”的主要觀點有五:“澳門說”“大十字門說”“外十字門說”“媽閣對開海說”及“中央商務區說”。這些說法的並存與流變,本身即是一種權力的空間博弈的表徵,何種話語定義空間,背後即是何種權力的在場。其次,是十字門在文明碰撞下的形態流變問題。從冷兵器時代到機器時代,十字門相繼成為草原文明與農耕文明、海洋文明與農業文明、多元文明糅合的前沿節點,其物理空間如何回應並記錄這些宏大的歷史進程?最後,是十字門的文化意義問題。作為一個被多重文明書寫的空間,它已超越地理範疇,成為一個蘊含豐富意義的文化符號,其於今日之啟示為何?二、權力與話語:十字門空間範圍的厘清“十字門”一名,最初見於《(嘉靖)香山縣志》卷一《風土·山川》條。但並未詳述。[1]應檟作於萬曆九年(1581)的《蒼梧總督軍門志》註明:“十字門澳,夷船泊此澳內。”[2]稍晚的《籌海重編》之《廣東全圖》也標有“十字門澳,夷船泊此澳內”。“此澳大可泊,東北風至老萬山二潮水,至虎頭門二潮水,至雞公頭一潮水”。[3]“十字門”亦稱“十字洋”。“嘉慶壬戌,英吉利戈船六,泊雞頸洋數月,殆窺伺澳門也。 時方與法蘭西構兵,未敢遽進。戊辰,復敗於安南。又以戈船三皆駛至十字洋。登澳踞各砲臺,毀關閘”。[4]“十字門”,在葡語則稱“Taipa”或“Canal da Taipa(十字門水道)”。有時也使用漢語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文史縱橫 2026 年第 3期— 75 —拼音形式“Sapchi-mun(十字門)”。[5]“十字門”水域的稱呼還有“Ancoradouro da Taipa(十字門泊口/泊地/錨地)”。[6]藏於里斯本地理協會(Sociedade de Geografia de Lisboa)的 1772年的任多(Custódio E. Azevedo Rendo)的Mappa da Barra de Macao(《澳門港圖》),這是迄今為止在葡語地圖中首次見到“Taypa”一詞。“Taypa”同“Taipa”。從英語的水文資料來看,在 1805便出現了“Typa of Macao(澳門十字門)”一名。[7]十字門的物理範圍從未恒定,其界定始終與權力更迭和認知視角緊密相連。目前學界主要有五種觀點的並存,五種觀點各有取證,可以說是其產生時期政治、經濟與文化權力在空間上的投影。一是“澳門說”。此觀點認為十字門就是澳門,澳門之名因得於此。薛韞:《澳門記》稱:“遵澳而南,放洋十里許,右舵尾,左雞頸;又十里許,右橫琴,左九澳。灣峰表裡四立,像箕宿,縱橫成十字,曰十字門,又稱澳門。”[8]《澳門紀略》載云:“濠鏡澳之名,著於明史,其曰澳門,則以澳南有四山離立,海水縱橫貫其中,成十字,曰十字門,故合稱澳門。”[9]又據張甄陶之《澳門圖記》云:“澳門在廣州府香山縣之東南,去縣治陸路一百四十里,水路一百五十里,凡海中依山可避風,有淡水可汲者曰澳,又其東有大十字門,西有小十字門,海舶由以出入,因呼曰澳門。”[9]二是“大十字門說”。此觀點涵蓋了更廣闊的區域,一般認為是由澳門半島、氹仔島、路環島、大小橫琴島等島嶼間的航道及其周邊區域。此說法也被稱內外十字門、大小十字門、上下十字門,此說又與前說不同。大十字門說的觀點比較類似,主要區別是在關於十字門這一區域究竟是由何島嶼相圖 1 法國國家圖書館館藏 19世紀南中國海岸(來源:澳門科技大學)圖 2 庫克船長繪製的 Sketch of the Typaand Macao (《十字門及澳門草圖》)(來源:澳門基金會)
  • 十字門(Taipa):文明互鑒視域下空間形態演進研究— 76 —互組成存在分歧,目前也並無成規定說。如明嘉靖鄧遷編著的《香山縣志》稱:“大吉(雞)山上東中水曰內十字門,小吉(雞)山上西北中水曰乾門,九澳山上東南西對橫琴中水曰外十字門,其民皆島夷也。”[1]史澄的《廣州府志》同時記載:大吉山之東中水曰內十字門,小吉山之西北中水曰乾門,澳山之東南西對橫琴水曰外十字門。其民皆島彝也,今遷。內十字門有四山:曰壕田,距澳六里;曰大小馬騮,距澳十里;曰上滘,曰芒洲,距澳十里。外十字門有四山:距澳十五里曰舵尾,曰雞頸;距澳三十里曰橫琴;距澳二十五里曰九澳。地則同而古今名異同。又乾門之南曰過路環。即鹽竈灣,今客民私探石處。距澳十二里又曰潭仔,皆與十字門近。[10]張甄陶之《澳門圖記》云:“澳門在廣州府香山縣之東南,去縣治陸路一百四十里,水路一百五十里,凡海中依山可避風,有淡水可汲者曰澳,又其東有大十字門,西有小十字門,海舶由以出入,因呼曰澳門。”宋應昌於萬曆十九年(1591)序刊的《全海圖註》上見:“上十字門”“下十字門”。[11]在英國皇家海軍軍官、航海家庫克船長(Captain James Cook)第三次探索(1776-1779)太平洋,經過澳門時所繪製的 Sketch of the Typa and Macao (《十字門及澳門草圖》)中,編著了位於“十字門”。率英國皇家海軍軍艦來華的安心(George Anson,1697-1762)。1741年 11月,他率領“百夫長(Centurion)”號到達澳門,後前往菲律賓海域,稍後又於 1742年 7月駛回澳門。兩次停泊的地點都是“Typa”。他這樣描寫:“他可以把我們帶到一個安全的港灣,名叫十字門(Typa)”[12]470-471這個十字門灣(harbour of the Typa)由許多海島組成,並距澳門大約六英里。[12]471 1743年 4月 6日,百夫長(Centurion)號起錨離開十字門(Typa)。[12]490從英語的水文資料來看,早在 1805便出現了“Typa of Macao(澳門十字門)”一名。1827年的《東印度航海書》(外文)專有一章詳述沙瀝(Macao Road)航行及泊船事宜、十字門(Typa Entrance)入口水程、澳城(Macao Town(or city))和澳門港(Macao Harbour)的情況。同一著作介紹“Typa”說:北側的島被稱為 Typa Cabrado或Cabaretta,華人則稱其為雞頸(Kai-kong)在葡文文獻中我們可以看到 1853年 10月 24日(咸豐三年)時任澳督吉馬良士致葡國海事圖 3 十字門砲臺(氹仔砲臺)(來源:澳門基金會)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文史縱橫 2026 年第 3期— 77 —海外部的機密檔,致函稱:“許久以來,我一直想擴展在華的葡萄牙領地。在我職內,終於將氹仔變成了完全的葡萄牙屬地。開始從路環及荔枝灣這兩個較遠的村落徵收少量的稅收。但它實際上的意義不止於此,其重要性在於確立我們的權利,讓這些居民逐漸熟悉我們的所有權。我們以為這是對他們的要求,因為,我們的十字門炮台司令及其武裝兵船為他們提供了保護,而他們應該付出一點捐稅。若我們有更大的實力,所獲應不止於此。”①根據澳督吉馬良士的此份檔可知,其中所稱的十字門炮台即是當今的氹仔炮臺。此炮台主要作用監視由外十字門海域駛入內十字門的船隻,以防敵襲。可以印證此時十字門包括了澳門半島、氹仔島、路環島、大小橫琴島所圍成的水路及周邊區域。學者王爾敏也持大十字門說的觀點,其認為十字門主要是五島圍成,這五個小島是大橫琴島、小橫琴島、潭仔島、西沙島、九澳島。歷史上歷經宋、元、明、清,凡是出洋行海貿易之商船,自廣州、澳門出航,勢須通過十字門,方可進入放洋航道。三是“外十字门說”(也稱“洋船灣說”)。這一說主要認為十字門是氹仔島橫琴島路環島等島嶼圍成這一區域。筆者認為此說的主要成因與十字門錨地洋船灣有直接關係。《(同治)香山縣志》:“十字門為最便泊船處,以東面有二高島:南曰九澳,北曰大拔。”“九澳”北是“雞頸”。顯然,“大拔”譯自葡語“Taipa”。如張之洞在 1887年 10月 5日奏曰:澳門之南山島對列內外兩層,名為十字門。內層左山名大拔島,其有村落可泊船處。名潭仔,右山名小橫琴島。外層左山名九澳,右山名大橫琴島,其有村處名過路環,其島大於澳門六倍。潭仔居民約二百戶,漁船極多,丁口四千餘。建造洋房數間於大拔島迤西之山尾,當十字門內築一墩臺。[13]在清代《廣東沿海圖》等古地圖中,也可以明確標出香山、澳門、十字門等地名。清代《廣東沿海圖》省略了澳門周邊的眾多島嶼,而將十字門畫在澳門半島的正下方向。這種“香山—澳門—十字門”的繪製格局在之後的中式繪圖中佔據主流。這一繪製模式的形成與這反映出在時人的觀念,從濠鏡澳港口到外洋之間,有重重“門戶”用 以控制海舶之出入,成為大陸的有力屏障。值得注意的是在清代其他輿圖中,因觀念影響及對十字門諸島未能精准瞭解,十字門名稱與位置不固定,比例大小失調等問題時有發生。19世紀中期的英文著作中,馬儒臣(John Robert Morrison)曾說:面西的九澳(Ko-ho)或阿婆尾(Apomee),Typa quebrada 或潭仔(Tan-tsai),其外部角稱為 Cabareta Pt 或雞頸頭①見吉馬良士《1853年 10月 24日致海事及海外部 D號機密文件》,轉引自:薩安東《葡萄牙在華外交政策:1841—1854》第223-224頁。
  • 十字門(Taipa):文明互鑒視域下空間形態演進研究— 78 —(Kai-keng-tow)。兩個島之間是十字門錨地(Typa Anchorage)的入口,漢語稱為十字門,即相交之門(Cross-gates)。在氹仔(Typa)島和小橫琴(Mackerar)島之間,北望澳門。Macao Roads,漢語作沙瀝。沙瀝全然敞開,無設防。內港小且淺,通內的海路行走相當困難。[14]美國傳教士裨治文在《中國叢報》一書中也進行了詳細描述十字門錨地(Typa anchorage)位於小橫琴(Mackerara)和氹仔(Typa)島之間,距離(澳門)半島南端約三英里。所有小型船隻從澳城西側進入內港。停泊在沙瀝(Roads)的船隻,由於水淺而必須停泊於距南灣或主要海岸約 3英里的地方,而大船隻則不能超過 6英里的距離。[15]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也認為:十字門錨地(Typa anchorage)位於小橫琴(Mackerara)和氹仔(Typa)島之間,距離(澳門)半島南端約三英里。所有小型船隻從澳城西側進入內港。停泊在沙瀝(Roads)的船隻,由於水淺而必須停泊於距南灣或主要海岸約 3英里的地方,而大船隻則不能超過 6英里的距離。[16]四是“媽閣對開海說”。此說法流傳於澳門媽閣對開海范围。有時也擴大至內港與灣仔一帶。如進士何文綺所撰澳門三街會館《重建三街會館碑記》其碑文云:“粵瀕大海,與外洋諸夷接,夷人貿易,停泊必於灣,灣所在則名澳,香山故有浪白等澳,諸夷互市於其中,守澳官權令蓋篷棲息,迨舶出洋即撤出,今之澳門,即舊濠鏡也。在香山大海中,起一石埂,廣十餘丈,長六里許,如蓮之有莖,中途甕城即關閘。踰之,抵澳門,則如蓮葩,其地三面距海,有南灣北灣,復有南臺北臺,臺者山也,以相對如門,故謂澳門。夷人來者益衆,乃築室以居,歲輸稅五百金,至我聖朝,膺圖受籙,德脅所臨,無有遠邇,內外悉登諸衽席之上。夷人益用感戴,蓋安其業者,十數世矣。前十里為十字門,如兩眉橫列而缺其正中,又南十里為小橫琴,又南稍折而西為大橫琴,重案也。”[8]三街會館前十里所在區域正是與澳門半島西側與珠海灣仔相對的水道與以南區域。這一說與大十字門說中提及的“內十字門”“小十字門”“上十字門”對應。五是“中央商務區說”。2009年國務院批覆橫琴新區發展規劃,將橫琴島劃入珠海經濟特圖 4 十字門地區衛星圖(來源:Bigemap)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文史縱橫 2026 年第 3期— 79 —區,批准設立橫琴新區,明確把橫琴作為粵港澳緊密合作的新載體,為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和港澳地區長期繁榮穩定提供有力支撐。同年珠海市政府立項規劃開發十字門中央商務區,並以磨刀門水道為界分為十字門中央商務區南區與北區。其中南北區皆位於此說之區域。2014年廣鐵集團廣珠城規延長線工程一期啟動建設並將城軌十字門站設立與灣仔南部區域。本文釐清“十字門”這一歷史地理名稱的空間範圍,重點不在於考證其唯一“正確”的方位,而在於揭示其範圍界定背後隱含的權力話語。通過系統梳理“澳門說”“大十字門說”“外十字門說”“媽閣對開海說”及“中央商務區說”等五種主要觀點的文獻來源與歷史語境,本文指出,這些看似矛盾的界定,實則是不同時代、不同主體(明清政府、澳葡政府、航海者、當代城市規劃)基於自身認知與權力需求對同一空間進行的“命名”與“使用”。這種空間認知的流變,本身就是一部微觀的權力博弈史。“澳門說”強化了澳門與十字門的文化源流關係;“大十字門說”反映了中國傳統海防視野下的區域控制觀;“中央商務區說”則是當代國家戰略對空間的重新定義。十字門的空間認知是一場持續的、由權力驅動的建構過程,其意義超越了單純的地理定位。三、文明碰撞与融合下空間形態的流變十字門的空間形態,在三次文明交融与碰撞的宏闊背景下,經歷了深刻的流變。(一)冷兵器時代:草原文明與農耕文明的邊界緩衝在冷兵器時代,十字門地處中原王朝的邊陲地帶,成為草原文明與農耕文明經略的末梢。其空間形態主要表現為:空間活動以漁業、鹽業為主,村落零星分佈。宋元之際,十字門複雜的水道與星羅棋佈的島嶼構成了天然的軍事屏障。1276年,元軍攻陷南宋都城臨安(今杭州)後,南宋殘餘勢力擁立益王趙昰為帝(宋端宗),一路南逃。1277年,南宋流亡朝廷抵達十字門一帶。在宋代史籍中,這片水域也被稱為“井澳”或“仙女澳”。宋元雙方在十字門及周邊海域進行了多場戰鬥,包括井澳海戰、井澳反擊戰等。在戰鬥中,宋軍雖然一度利用地形優勢擊退元軍,但整體形勢極為不利。尤其不幸的是,宋端宗的禦舟在十字門遭遇猛烈颶風,船隊損失慘重,年幼的皇帝也落水染病,這對南宋流亡朝廷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宋端宗趙昰在十字門落水受驚,久病不愈,於 1278年在硇洲島病逝。張世傑率領的水軍依託此地構建“島鏈—水道”複合防禦體系,十字門成為拱衛帝國朝廷的最後一道海上壁壘。端宗病逝後,張世傑、陸秀夫等擁立其弟趙昺為帝,繼續抗元。然而,僅僅一年後(1279年),南宋軍民在崖山海戰中
  • 十字門(Taipa):文明互鑒視域下空間形態演進研究— 80 —全軍覆沒,陸秀夫背負幼帝跳海殉國,標誌著南宋的滅亡。近年來,在十字門附近的澳門路氹城,施工過程中曾出土過古炮等文物,這些文物與宋元海戰有關。十字門海戰是南宋王朝覆亡路上的一場關鍵戰役。它不僅是軍事上的較量,更交織著自然力量的摧殘和忠臣義士的悲壯抗爭。這段歷史,也因此深深烙印在珠江口的山水之間。(二)大航海時代:海洋文明與農業文明的交鋒與互構在澳門開埠以前,十字門就是海上貿易航綫上的重要節點,是往來商船臨時避風、停泊補給之地。16世紀中葉,葡萄牙人的到來,開啟了海洋文明與農業文明的直接對話,十字門空間經歷了一次重構。澳門開埠後,十字門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由於澳葡政府的排外政策,十字門之在關閘(barrier)和澳城的外側,是被稱爲沙瀝(Macao Roads)的錨地。而西面,在 它 和 對 面 山 ( Lappa ) 或 對 臉 山(Twee-lin-shan)之間,是內港( innerharbour)。它向西側延伸到白房子(Casa-blanca)或前山(Tsëen-shon),而氹仔(Typa)錨地在澳門南端約兩英里處。大拔(Typa-que-brada)或雞頸(Kai-ke-ong)及大角豆(Toe-ko-ke-tou)或馬格里勒(Mackareera),所有這些島嶼,在歐洲人的戰爭期間都被視爲中立區。澳門長期一直被葡萄牙人作為歐洲與中國、日本、東南亞乃至美洲貿易的轉口港,開闢了澳門—麻六甲—果阿—里斯本、澳門—長崎、澳門—馬尼拉、澳門—阿卡普爾科(墨西哥)—利馬(秘魯)等航線,且海禁與閉關政策以後,特許廣州一口通商澳門—廣州的貿易體系得以形成,“十字門”在大海洋時代在東西文明交流中發揮著重要樞紐作用。從十字門先到擔桿島,然後放洋至巴布延群島,過臺灣島,經琉球抵日本,再向北進入太平洋北部黑潮,向美洲航行,再延續到西班牙的塞維利亞。澳門—馬尼拉—阿卡普爾科—歐洲航綫,尤其是馬尼拉至塞維利亞段是世界歷史上最長的貿易路綫之一,從 1565年至 1815年,持續了整整 250年。而它在中國境內的起點是十字門。這條航綫連接了亞洲—美洲—歐洲三大洲,拉開了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的序幕。之前,通過好望角的航海與經貿活動或許衹能被稱爲“半球化”。以馬尼拉爲集散中心所形成的海上貿易網絡,擴展出三條主要支綫,包括香料群島(印尼馬魯古群島)的蒂多蕾(Tidore),圖 5 十字門上的“運水之路”(來源:澳門基金會)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文史縱橫 2026 年第 3期— 81 —漳州月港和澳門十字門。外十字門是澳門非葡籍船隻的拋泊處,是中國境內唯一非葡籍外國人使用過的東向“泛太平洋絲銀之路”的始發地。這一時期,十字門從漁場、海防要地轉變為國際貿易航線的樞紐。澳門半島迅速發展起教堂、炮臺、商館等西式城市空間,而水道中則出現了為遠洋商船服務的泊位與導航設施。明清政府與澳葡當局形成了一套獨特的“空間共治”模式。中方通過關閘、澳門同知衙門控制陸上邊界與主權,葡人則在城內實行自治並管理碼頭。這種“一門之隔,兩種秩序”的格局,使得十字門的空間形態呈現出拼貼與並置的鮮明特點。(三)機器時代:多元文明的糅合與空間重構進入機器時代,蒸汽動力與內燃機的普及深刻改變了全球航運格局,珠江口的水深條件與航道邏輯隨之重組。十字門的傳統國際貿易樞紐地位雖被香港取代,但其空間並未沉寂,反而在多元文明的持續糅合中經歷了更為複雜的重構過程。這一時期,技術進步、人口流動、資源交換與制度實驗相互交織,使十字門從單一的貿易通道演變為多文明力量碰撞、適應與共生的試驗場。1. 航運技術變革與十字門功能轉型工業革命後,船舶噸位與吃水深度顯著增加,而珠江口西岸因地球柯里奧利力,航道條件難以適應大型輪船停泊。澳門—十字門一帶的國際航運中心地位逐漸被水深條件更優的香港取代。這一技術性變遷並非單純的衰落,而是引發了十字門空間功能的多元分化。原本服務遠洋貿易的錨地、補給站與導航設施,逐步轉向服務區域性、小尺度的跨域流動。十字門的空間角色從“全球化門戶”蛻變為“多元聯繫的節點”,其承載的文明互動方式也由大宗商品交換轉向更為細密的人員、資源與日常生活經驗的糅合。2. 避難、遷徙與多元人群的空間積澱二十世紀中葉以降,十字門水域成為戰爭與政治變動背景下多股人口流動的通道與避難所。二戰期間,澳門作為中立區,吸納了約三十萬來自中國內地與香港的難民,十字門兩岸的難民营(如青洲、路環、灣仔銀坑)成為臨時的跨文化聚居空間。越戰時期,大量越南難民乘船抵達,長期居住在十字門水域的船屋中,形成獨特的水上聚落。帝汶內亂後,大批帝汶人經十字門轉往歐洲或定居澳門,其中包含後來的總統阿瑪拉爾,其成長經歷便與這片水域密切相關。20世纪 50至 70年代,中國內地數次人口外遷潮亦多圖 6 準備上岸的越南難民(來源:澳門基金會)
  • 十字門(Taipa):文明互鑒視域下空間形態演進研究— 82 —經此水路。這些來自不同文明背景、不同政治體制下的人群,在十字門狹小水域內先後沉澱,帶來了各自的語言、宗教、飲食與生活習慣。雖然多數難民最終遷往他處,但短暫的聚居與過境過程本身即構成了一種“瞬時多元社區”,在空間中留下了可追溯的記憶痕跡,從船屋的遺存到教堂與廟宇的並置,從地名變遷到口述傳統。十字門因此成為承載苦難、希望與跨文化接觸的“記憶之場”。3. 日常生活的跨域流動與文明糅合在宏大的政治敘事之外,十字門更見證了普通民眾自發、持久的跨域生活實踐。“花路”即為典型案例:灣仔鮮花種植供應澳門已有上百年歷史,花婆每日穿梭十字門運送鮮花,形成“人貨同船”的獨特景觀。城市化進程中,這一運輸方式雖轉為“人貨分離”,但鮮花貿易本身仍未中斷,且從本地種植擴展至全國乃至境外供應鏈,使十字門成為傳統農耕技藝、現代物流與跨境消費文明的交匯點。供水亦構成另一條糅合線索。澳門缺乏淡水,長期依賴灣仔銀坑泉水。二十世紀上半葉,水艇每日數十艘往返運水,衍生出“水籌”“擔水妹”“煲水工”等一系列職業與社會角色。這種基於資源互補的日常流動,在沒有制度性安排的情況下自發形成了跨域協作網絡,並催生了服務於不同人群的商業、運輸與中介行業。20世纪 60年代自來水技術與供水政策變化後,這一傳統模式雖消失,但其留下的社會記憶與人群聯繫仍在後續的區域整合中發揮作用。此外,澳門環島遊作為珠澳地區代表性旅遊項目,將十字門水域景觀化、符號化,吸引來自全球的遊客。遊船行經友誼大橋、中銀大廈、葡京大酒店、天主教堂、澳督府、回歸紀念碑及澳門國際機場等景點,濃縮了不同時代、不同文明在十字門留下的空間印記。觀光活動本身成為一種後現代的文明消費,將歷史層累轉化為共時性的體驗。4. 填海造地與空間形態的物質性重構機器時代的另一顯著特徵,是大規模工程技術對自然地貌的直接改造。十字門水域多個時期、不同主體主導的填海工程,從物質層面上重構了空間形態。澳葡當局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推行多輪填海,先後形成新口岸、南灣、氹仔與路環之間的連接陸地;1949年後,珠海方面在橫琴實施中心溝圍墾,其後十字門商務區填海工程進一步改變了海岸線與水道格局。這些工圖 7 十字門地區航拍圖(來源:珠海市政府)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文史縱橫 2026 年第 3期— 83 —程並非單純的技術行為,而是體現了不同治理模式、發展理念與文明目標對同一空間的塑造。填海造地不僅增加了可用土地,更關鍵的是改變了十字門的水文關係與視覺景觀。原有的島鏈—水道防禦體系被現代城市肌理取代,傳統的漁村聚落被高層建築群覆蓋。與此同時,港珠澳大橋的 Y形結構穿越十字門區域,以巨型工程連接香港、珠海與澳門,在物理層面上實現了區域一體化。這座橋樑本身即是機器時代技術文明的標誌,又超越技術層面,成為多元文明尋求互聯互通的空間隱喻。5. 制度實驗與空間共治的新可能機器時代的十字門,還見證了不同發展路徑在空間上的嘗試與調適。清政府晚期曾創設“香洲商埠”,以“六十年無稅”政策吸引資源,試圖在不改變政治架構的前提下通過經濟空間的開放抗衡外來壓力,可視為中國最早的自貿區雛形。二十世紀後期至二十一世紀初,橫琴新區與十字門中央商務區的規劃建設,則是在新的國家戰略框架下,探索兩種不同社會制度、法律體系與生活方式在相鄰空間內的協同發展。2009年國務院批覆橫琴發展規劃,明確其作為“粵港澳緊密合作新載體”的定位;廣珠城軌延長線設立十字門站,進一步將這一歷史地名納入現代交通網絡。這些制度性安排並非簡單的空間開放,而是涉及法律銜接、稅收協調、跨境基礎設施共建等複雜問題。它們表明:文明糅合在機器時代不僅發生在器物與生活方式層面,更深入至制度設計與空間治理的深層結構。十字門因此從被動的“文明接觸點”轉變為主動的“制度創新試驗場”。機器時代的十字門,並未因國際航運中心的轉移而走向邊緣。相反,在技術變遷、人口流動、日常生活實踐、大規模工程改造與制度實驗的疊加作用下,其空間形態發生了更為深刻的重構。多元文明包括工業技術、農耕海洋、不同政治體制下的文明,全球資本流動文化以及地方性的跨境生活文化,在此水域密集交匯、衝突、適應與融合。這種糅合並非平滑的、線性的,而是充滿張力與創造性調適的過程。十字門的空間建構史,折射出機器時代全球地方關係的複雜圖景,也為理解不同文明如何在緊湊空間內尋求共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歷史樣本。四、從地名到符號:十字門意義承載的多重路徑通過對十字門物理空間、社會空間與文化空間的系統梳理,可以看到一條清晰的意義演化軌跡:其空間生產從早期農漁文明中服務生產生活的水道,逐步發展為草原文明與農耕文明碰撞的戰場,繼而成為近三百年中西文明交流對話的中心點,最終沉澱為一種承載集體記憶的文化符號和文化空間。歷經數百年的文明層累,十字門已從一個單純的地理名稱,升華為一個蘊
  • 十字門(Taipa):文明互鑒視域下空間形態演進研究— 84 —含多重意義的符號。從地名到符號的轉換,既非自然的意義累積,亦非單純的歷史賦魅,而是不同時代、不同權力主體在特定認知框架下對同一空間進行命名、書寫、佔用與再詮釋的產物。十字門的核心意象是“門”。它既是地理的門戶,連接中國與世界;也是文化的門檻,標示著不同文明的邊界。這道門時而開啟,時而關閉,其開合度直接反映了不同文明的對外政策與全球力量消長。葡萄牙人將基督教“真十字”的宗教理念投射於此,試圖在東方複製其“聖城”景觀。而在中國傳統空間觀念中,“十”字結構代表著秩序與中心。這種符號的雙重解讀,使得十字門成為東西方世界觀對話的隱喻場域。兩種不同的符號系統在同一地理名稱上遭遇,彼此並未完全取代,而是形成一種複雜的相互鏡像與誤讀,這是十字門作為文化符號獨特的張力所在。十字門的意義承載之所以值得深究,正在於它以極其微觀的尺度,濃縮了一部全球文明交流的空間史。從符號生成機制來看,十字門的意義累積呈現出四個顯著特徵。一,層累性。意義不是一次性賦予的,而是在不同歷史時期不斷疊加,冷兵器時代的王朝爭奪、大航海時代的海洋商業網絡、機器時代的技術浪潮與人口流動,每一次文明碰撞都不是簡單的取代,而是舊有空間被部分保留、改寫、覆蓋,以此形成一種地質般的層累結構。二,權力性。誰有權命名、誰有權界定範圍、誰的記憶被記錄,始終與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和社會權力糾纏。十字門的範圍之爭,澳門說、大十字門說、外十字門說、媽閣對開海說與中央商務區說並存,本質上是一場持續數百年的空間定義權之爭。三,日常性。除了宏大敘事中的戰爭、貿易與外交,普通人的跨域生活實踐,花婆運花、水艇送水、難民避險、擺渡往來同樣是意義生成的土壤。這些看似微觀的日常流動,往往比官方文書更持久地在空間中留下可追溯的痕跡。四,開放性。符號的意義從未封閉,當代十字門中央商務區的規劃、城軌站的設立、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制度實驗,都在為這一古老地名注入新的內涵。十字門最寶貴的意義在於,它見證了衝突,更展示了創造性適應與共生的可能。明清時期中華帝國對葡萄牙人居留地的“規訓與接納”,形成了“一門之隔兩種秩序”的空間共治格局,由此十字門則成為多種文明相互試探與相互適應的彈性地帶。當下“一國兩制”在空間上的探索,同樣延續了這種吸納異質元素、催生新秩序的獨特能力。十字門的空間流變史,正是一部微縮的全球文明交流史。它給予我們關於文明交流的寶貴歷史經驗:其一,空間是權力的載體,更是對話的平臺。單純的對抗性空間生產只會加深隔閡,而創造性的互構,如歷史上的“空間共治”與今天的“共建共管”,則能開闢新路。其二,文明的交融是一個動態的、充滿創造力的“改寫”過程,而非單向的“複製”。在當今全球面臨文明衝突挑戰的背景下,十字門所承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文史縱橫 2026 年第 3期— 85 —載的包容智慧、適應性創新與共生勇氣,無疑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它告訴我們,文明交融的道路雖複雜曲折,但通過空間的生產與制度的彈性安排,不同文明完全可以在碰撞中激發出新的生命力,共同書寫超越單一敘事文明互鑒的歷史篇章。【參考文獻】[1][明]鄧遷, 黃佐. 嘉靖香山縣志[M]//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 北京: 書目文獻出版社, 1991: 302.[2][明]應檟, 凌雲翼, 劉堯誨. 蒼梧總督軍門志: 卷五·全廣海圖[M]. 北京: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1: 91.[3][明]郑若曾. 籌海重編: 卷一·廣東全圖總圖[M]. 济南: 齊魯書社, 1997: 8.[4]同治南海縣志: 卷二十六·雜錄二[M]//胡巧利, 主编. 廣東方志與十三行: 十三行資料輯要. 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4: 255.[5]Memorandum Sobre a Questão de Macau. Documentos[M].Lisboa: Imprensa Nacional, 1921: 229-230.[6]BRIDGMAN,E.C, WILLIAMS,S.W. The Chinese Repository[J]. 1845, 14: 151.[7]HORSBURGH.J. Memoirs: Comprising the Navigation to and from China, by the China Sea, and Through theVarious Straits and Channels in the Indian Archipelago; also, the Navigation of Bombay Harbour[M]. London:Printed for the author by C. Mercier and Co., 1805: 19.[8]吴志良, 汤开建, 金国平. 澳門編年史: 第一卷[M]. 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09: 134-135.[9] 王文达, 刘羡冰, 伍华佳. 澳門掌故[M]. 澳门: 澳門教育出版社, 2003: 8-10.[10] [清]史澄, 等. 廣州府志: 第 1冊·卷一二·輿地略四[M]. 臺北: 成文出版社, 1966: 220.[11] 金國平, 楊迅凌. 《全海圖註》研究: 地圖卷[M]. 澳門: 澳門基金會, 2020.[12] ANSON.G, WALTER.R. 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s MDCCXL, I, II, III, IV[M]. London: Printedfor the author by John and Paul Knapton, 1748.[13] 粵督張之洞奏澳界轇轕太多澳約宜緩定摺[M]//張之洞. 張文襄公全集: 第十三集·卷二十二·奏議. 臺北:文海出版社, 1970: 18.[14] MORRISON,J.R. A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 Consisting of a Collection of Details and RegulationsRespecting Foreign Trade in China[M]. Canton: Printed at the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48: 68.[15] BRIDGMAN,E.C, WILLIAMS,S.W. The Chinese Repository[J]. 1837, 5: 347.[16] WILLIAMS,S.W. The Chinese Empire and its Inhabitants; Being a Survey of the Geography, Government,Education, Social Life, Arts, Religion, &c. of the Middle Kingdom[M]. London: H. Washbourne, 1849: 141.
  • 文化尋根與歷史再現:臺灣南部文學研究— 86 —文化尋根與歷史再現:臺灣南部文學研究劉建華摘 要:臺灣文學的南北之分,並非地理空間差異的客觀結果,而是受意識形態影響而產生的文學分野。南部文學在鄉土題材和歷史關懷上體現出一定共性,多通過自我、家族的尋根敘事來再現南部人文色彩與地方歷史。但對身份認同與文化主體性的探尋、對“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的歷史書寫往往深受“本土化”價值影響,呈現出空洞虛妄、刻板僵化的弊端。關鍵字:臺灣 南部文學 本土化Studies on Taiwan Southern LiteratureLIU JianhuaAbstrac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southern literature and northern literature in Taiwan is not anobjective outcome of geographical spatial differences, but a literary demarcation shaped by ideologicalinfluences. Southern literature exhibits certain commonalities in its thematic focus on local culture andhistorical concerns. It often represents the humanistic character and regional history through narrativesof self-discovery or familial roots-seeking. There are exploration of identity and writings on the"February 28 Incident" and the White Terror era in Taiwan southern literature. However, deeplyimpacted by Ideology of localization, it consequently reveals defects of emptiness and stereotype.Key words: Taiwan; Southern Literature; Ideology of Iocalization根據氣候地理、經濟規劃、選區劃分等不同標準,臺灣社會有南臺灣、北臺灣的分類意識,閩南語以“下港”“頂港”對應呼之。南臺灣區域大則指彰化縣以南並包含東部花蓮縣、臺東縣以及離島澎湖的區域,更狹義範圍則僅指臺南、高雄、屏東或者所謂“高屏澎”:亦即高雄市、屏東縣與澎湖縣。在文化論述領域,則存在“南臺灣文學”或“南部文學”。最直接的層面上來說,南部在地理環境和氣候物事上的特殊性影響及文學,表現出帶有地方色彩的風貌與風情。更重要的是,南部在社會關係、意識形態、歷史文化方面等各方面都有其特殊【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臺灣地方文化與文學地理的形構研究(1970—2020)”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3FZWB085)。【作者簡介】劉建華(1980—),山東淄博人,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中國現代文學。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文史縱橫 2026 年第 3期— 87 —性。歷史上,南臺灣是臺灣最早開發的地區,其中臺南、高雄的地位尤其重要。臺南又稱府城,既是臺灣的發源地也是臺灣最早開發的城市,與北部艋舺、中部鹿港齐名并称“一府二鹿三艋舺”。其政經中心的重要地位一直持續到 19 世紀中葉。高雄原名打狗,也曾稱萬年縣、鳳山縣,在 17 世紀已成為臺灣南部的重要漁港。日據時期殖民政權出於殖民擴張需要將高雄開發成港埠城市,開啟現代之路;到 20 世紀 60 年代高雄成為最早的加工出口區,經濟騰飛的同時也湧現工業化弊病。無論是從歷史還是現實而言,南部既有豐富的歷史記憶,也有充足的現代體驗與省思資源。而從地方文化的維度上看,南部既有基於山野森林情感的土地關懷,更有刻意突出的海洋經驗和海洋情感,在南部文學中呈現出特殊的海洋風味;從族群結構上说,南部閩南人占絕對多數,因而大量以閩南方言或閩南民俗為內容的創作實踐使南部文學具有鮮明的閩南人文特色。一、南部文學及其演繹然而,“一個地方的定義(也就是它的身份)不來自於它本身的內部歷史,而是來自於它與其它地方的互動和關係;造就地方特色的,與其說是這個地方內部原先具有的特質,不如說是它與其它地方互動的結果。”[1]以關係結構觀照臺灣文學生產,南部文學的異質性更為明顯。葉石濤認為,20世紀 80年代以後“的確證實了有南、北派的兩種文學主張,但這不宜用地域之別去劃定界限,應由作家作品所呈現的意識形態去評估”,南部因現代化程度不深,保守傳統、發展滯後,因而南部文學往往以凋敝的農村、漁村或自然景觀為表現內容,形成“南部作家這種本土為主,草根性頑強的文學。”[2]彭瑞金更進一步強化南部文學的意識形態色彩,以分離本質的本土意識將之和臺北文學對立比較,把後者詮釋為“附驥於外來殖民文學價值”,而南部文學作為臺北文學的對立面,是“抵殖民的批判文學”,甚而將之異化拔升為“國家文學位格”,[3]帶有赤裸的文化“台獨”論述立場。林淇瀁從歷史脈絡中側重關注臺灣文學班底分化與文學形式的關聯:“簡略以言,其中一支是以大眾傳播媒介集結地的臺北為根據地,在媒介工業的再生產機制下,逐漸出現以大眾社會為後設對象的後現代文學;另一支則是延續着本土文學的歷史脈絡,繼續堅持建構臺灣主體性之書寫的臺灣文學社群。這兩個社群,自鄉土文學論戰之後,就判然兩分,逐漸分流,而至於產生臺灣文學的南北之分,相當值得探究。”[4]范銘如則將寫鹿
  • 文化尋根與歷史再現:臺灣南部文學研究— 88 —港的施叔青、李昂,寫臺中的陳雪、陳玉慧,寫雲林的鐘文音等幾乎一網打盡,統統囊括入南部文學的框架之下,在其視閾下,“文學地理裏的南部包括臺中、彰投、雲嘉南,以迄高屏等地區”[5]。大陸這一方面,學者古遠清也認為在 20世紀末的臺灣文壇出現了南北文學對峙的現象:“一是以臺北為基地,在城市現代化的導引下,延續中華文學的傳統,創作具有鮮明中國意識的作品和色彩繽紛的都市文學;二是以南部為主的臺灣文藝、文學界、文學臺灣為基地,延續鄉土文學的傳統,用異議和在野文學特質與帶有泥土味的‘臺語’創作小說、散文、新詩,書寫他們的所謂‘臺灣民族文學論’、‘獨立的臺灣文學論’。”[6]上述幾位論述者在文化立場上可謂截然相反,但其界定南部文學的邏輯卻基本相似:亦即南部文學是一個在與臺北參照下出現的概念,是一個從文化位置而非單純的地理位置出發、在與臺北/北部的對比關係中確認身份的文學概念。只不過大陸學者關注二者內容上“都市/鄉土”的差異與政治認同的立場分歧;而臺灣學者則更普遍從臺灣文學的位階與關係中論證南部文學被以臺北為主的北部壓抑甚而歧視,從而強調南部文學的邊緣性與反中心的政治正確。尤其是在葉石濤、彭瑞金的本土化論述視野下,南部文學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其表現是在早期以反抗國民黨威權體制為目標,將臺北文學對象化為威權在文學領域的具化,以地方意識和邊緣立場反抗臺北的中心、主流地位,在威權話語下顯現出強烈的鬥爭和反抗色彩。在這一框架收束下的南部文學有其鮮明的共性或曰限定性:地景空間上多以鄉村或都市的老舊社區為主,偏好矮窄陰暗、衰敗落後的描繪,描繪對象受家庭和社群約束感明顯,通常以個體和故鄉、家庭的糾葛塑造對於南部地方的集體性想象。在意識形態或者政治經濟闡釋空間下,南部在臺北的映照下的確呈現庶民底層、邊緣落後的特點。南部意涵往往以本土在地、庶民底層和鄉土傳統為潛臺詞,佔據反霸權、去殖民的立場正確。而與之對應的臺北或者北部則被刪減現實的豐富與複雜,被扭曲論述為外來“異族”、現代都會、霸權專制的象徵。客觀而言,文學上南北的分野甚至對立,一方面來源於地方意識日熾的形勢下對臺北霸權地位的批判反省,另一方面更與本土主義的異化發展有緊密關聯。可以說,南部文學作為一種整體性的文學意識從反抗臺北中心、提升南部能見度開始,以南部被政治論述本質化為終,體現出強烈的、僵化意識形態色彩。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文史縱橫 2026 年第 3期— 89 —二、本土尋根與文化建構作為“隱然形構出某種區域文學的特徵”[7]的南部文學,不僅在呈現南部地方意象、凸顯南部文化特殊性方面具有一定共識,形成凸顯地方能見度的集體敘事,在敘事策略和美學特徵方面也具有其共性。通過不同形式的記憶追溯與歷史想象,南部文學在重新敘述歷史事件、剖析歷史影響、再現南部人與南部地方在歷史演變中淬煉的文化品格方面具有濃厚的探索興趣,以較為集中的尋根模式形成敘事主流。如前所述,南部文學是從應對強勢的臺北/北部文學出發的對抗性文學。面對臺北代表的主流現狀,尚處於發展期的本土派文學勢必要尋找有別於官方中華民族整體性敘事的詮釋資源與建構方式。在此背景下,以建構本土認同、重構歷史敘事為本質目的本土化尋根敘事成為一種有效路徑。對於自我身世中已然融合歷史變動的作家來說,對自我經驗的回顧與整理就是一種尋根敘事。葉石濤以小說集《臺灣男子簡阿淘》作為自身的文學投影,從記錄 20世紀 50年代蒙冤入獄、出獄遭受歧視的現實遭遇與心靈重壓入手,揭露白色恐怖時代國民黨政權的暴力與影響。《牆》《紅鞋子》《鹿窟哀歌》《約談》等篇都切實揭露了國民黨威權對政治犯、左翼運動者的殘暴鎮壓與精神摧殘。《牆》寫獄監強迫政治犯們面牆站立、假裝槍擊來恐嚇震懾犯人,以死亡威脅、摧殘政治犯意志,積攢累累彈孔的“牆”與作為文本的牆都是白色恐怖的罪惡記錄;《紅鞋子》記錄了獄中各色政治犯,其中既有堅定信仰左翼革命理念的美麗少女,也有單純閱讀進步書籍而“蒙冤”入獄的純真青年;《鹿窟哀歌》則將筆墨逸出南部,追記左翼知識份子呂赫若的經歷;《邂逅》《約談》描繪“思想犯”出獄之後被特務監控、輿論非議歧視,而惶恐不安的精神狀況。白色恐怖高度壓抑的政治氛圍也滲透異化著人際關係,進而形成陌生化和監禁化的地方感受。在《邂逅》一文,即刻畫出政治犯畸形化的地方感:“府城是他長大成人的故鄉,熟人非常多,可以說半個府城人都認識他。可是他剛回來的那幾個月,他走在府城街頭,簡直如入無人之境,所有熟人都消失不見了。以前,他要走完一條街,起碼得跟十多個人打招呼,有時候不得不停下來跟熟人愉快的聊天片刻。如今這些熟人遠遠的看見他來了,像見了鬼……”[8]108。以此揭示白色恐怖對臺南府城的整體性異化影響。但在另一篇小說《吃豬皮的日子》中,遭遇打擊而意志消沉的簡阿淘則受到了往日學生父女的善意和鼓舞,轉而振奮精神要做“合乎自己
  • 文化尋根與歷史再現:臺灣南部文學研究— 90 —身分”的事情,可以說受到府城故土的友善鄉情救贖而重新確立自我的方向。如果結合《臺灣男子簡阿淘》的半自傳性質,我們或者也可以理解為不僅是簡阿淘從鄉土、鄉鄰的情感支持中獲得救贖,同時也是作者葉石濤找到自我之根。尋找、追敘乃至建構父親,是本土化作家以尋根敘事詮釋自我認同的另一種敘事模式。他們在回望、凝視父親的同時也向父親索求血緣線索和文化身份,通過傳承或者背叛父親確認自己在社會譜系中的位置。這一結構在以臺語創作而著名的高雄作家胡長松的作品中較為常見。胡長松的作品多數以故鄉高雄為背景,“作者的高雄人自覺,文學從高雄出發。作品的背景,都是他生長過程裏所熟悉的高雄街市,經營的是完全氛圍的高雄文學”[9]297,在文本意象和情感立場上都體現出極強的地方認同色彩。胡長松因 1997年出版的《柴山少年安魂曲》而受宋澤萊關注,被後者視為“新鄉土文學”代表。《柴山少年安魂曲》實際是一部面對父親的懺悔史,胡長松將個人的身份認同焦慮與地方認同熱情在對父親的執著書寫中統一起來。小說一方面聚焦於高雄柴山、哈瑪星、愛河一帶,勾畫出柴山、哈瑪星周圍的地理空間,折射出敘述者對地方的情感依戀和內在認同,覺得“若一直住在那個美好的地方,我大概也不會演變成今天的局面。”[10]另一方面,也寫了柴山的慘敗、衰頹和常民生活中的黑暗、罪惡、污穢,描寫討海人的艱辛與危險、寡婦們的悲慘無助。柴山原鄉的兩面性映照出父親自身的複雜性以及我對待父親矛盾、悖謬的多元情感。文末,我回到柴山原鄉,在虛幻中看到海平面上父親的臉並跪下乞求寬恕。這時,柴山與海洋構成的美麗圖景變成了“我”的心靈安慰和自我救贖的希望所在。這種對父親與家鄉的雙重尋根到《大港嘴》中指向更為極端的所謂“海洋民族”“海洋尋根”的本質化想象。《大港嘴》是胡長松在 2010年以閩南話方言創作的長篇小說。小說以身世不明的“我”回到出生地尋找父親下落為敘述主幹。烏索仔港是作者虛擬的地名,根據文本中的相應景觀暗示其地理座標應該是臺灣西南海濱。作者擬仿《百年孤獨》,營造了一個死寂、荒蕪,與馬貢多小鎮一樣落雨不斷、鬼影重重的頹敗漁港。在“我”追尋身世的過程中首先浮出水面的是父親李碌的形象。李碌的母親林阿娥是臺灣南部綠林抗日名將後代,受日本員警強暴,生下李碌。李碌從小就受人看不起,被稱作“狗囝”。作者刻意以李碌的複雜身世形塑出“一個殖民官‘雜種’後代”的角色[11]5-6,不難看出作者以此隱喻臺灣雜糅反殖民與被殖民的文化基因。“我”眼中李碌性格殘暴,崇尚暴力、好色嗜賭、沉溺毒品,是個惡名昭彰的惡霸。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文史縱橫 2026 年第 3期— 91 —與李碌“惡之父”形象對應的是討海人潘宗保,他是平埔族後裔,勇敢善良多情,以“善之父”形象與李碌相對。在故事後半段,作者逐漸揭開謎底,原來“我”的真正父親並非李碌而是潘宗保——作者非常直白地指出李碌和潘宗保分別象徵“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假父親”和“象徵鄉土本真的真父親”。[11]14對混血父親不僅進行了道德和人格審判,同時通過更換父親,確保了隱喻臺灣人的“我”獲得一個極其純粹、清白和完全本土、帶有“海洋文化”的身份血統。某種程度上,《大港嘴》表徵著本土派以父系血統、文化基因為尋根導向的本質化趨勢。王家祥的創作被稱為“野生的本土主義文學”[9]548。其尋根敘事既有基於資本主義批判而創作的自然環保寫作,如《文明荒野》《四季的聲音》《自然禱告者》,也有基於地方在地經驗而創作的作品,如《我住在哈瑪星的漁人碼頭》《徒步》等作。小說《倒風內海》《海中鬼影——鰓人》《魔神仔》集中詮釋的是臺灣複雜歷史脈絡與多元文化衝擊交匯下,臺灣人的認同尋根。三部小說所處理的歷史背景與故事題材差異較大,但回環呼應的是不變的認同焦慮:“我內心深處強烈地掀起‘我是誰?’的問號……那內心的深處感覺比大海還深,而且又黑又遠,那強烈的波動比外頭的大浪還有力量,一波又一波不斷淋洗沖打著我的腦海,問著我是誰?我要往何處去?”[12]《倒風內海》以巫婆“災難自海上而來”的夢兆貫穿全篇,將 17世紀侵佔臺灣的荷蘭人與驅逐荷蘭人的鄭成功一起視為海上來的邪惡海盜;通過原住民獵鹿人沙喃的本位視角,表現荷蘭人、漢人來到臺灣後對原住民固有文化與生活方式的破壞性影響。小說明顯受到 20世紀 90年代臺灣史“去中國化”敘事的影響,將鄭成功收復臺灣的歷史事實歪曲為另一段“海洋殖民史”。如果《倒風內海》可以視為王家祥設計的問題緣起,則《海中鬼影─鰓人》《魔神仔》是王家祥提出的解惑可能,亦即導向原住民文化崇拜。《海中鬼影─鰓人》對小琉球“烏鬼”傳說的追尋與鰓人、阿達仔純真質樸的肯定禮贊表明作者試圖以原住民天人交融的原始文明觀來尋求個體的心靈寧靜與精神解放;《魔神仔》以追尋原住民傳說中的矮黑人為骨幹,交織原住民“矮黑人”與閩南文化“魔神仔”神秘文化的雜糅互文,在虛實交錯中以“未開化”的神秘文明紓解“我”的困惑與逃遁,引發“文明”與“未開化”的倒錯與翻轉思辨。通過梳理南部文學尋根敘事模式,本土化的尋根敘事可以歸結為三個維度:以自我尋根或家族敘事重塑歷史記憶、想象海洋文化形塑身份建構與自我認同、凸顯原住民文化的原始在地性強化多元族群主體性。三個維度相互連接又相互交織、互為補充,成為南部文學建構本土化
  • 文化尋根與歷史再現:臺灣南部文學研究— 92 —認同的重要基礎。三、歷史再現與分離異化借助個體記憶、家庭家族記憶或擴大化的地方歷史記憶形構的文學尋根敘事,客觀上有助於揭示被官方正史、宏大敘事所遮蔽的歷史細節與情感狀態,也可能接續被壓抑的、斷裂的歷史記憶。在這一方面,南部文學對“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聚焦式書寫有其不可否認的文學史價值。除了葉石濤的個人回溯式的歷史敘事外,南部文學也經常以家族敘事重建歷史敘述。其中,家族尋根的敘事焦點,經常落腳於“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導致的家族傷痕與家族秘史。胡長松的小說《骷髏酒吧》中,“二二八”事件是敘述人物的集體夢魘。都市酒吧這個物理空間總是表徵現代、都市、情欲和物質化,而在小說中的功能卻主要是聚集高雄愛河附近的各色人物,提供迷離、閃爍的酒吧氛圍讓形形色色背景的人們以極為碎片、跳躍、意識流的敘述形式講述自身、追憶過往。每個人背後的家族故事,都能代表高雄某一族群的歷史。如酒客艾莉的家族敘事表徵外省父親與本省母親結合的類型。父親在白色恐怖中被捕失蹤後,艾莉與哥哥在高雄碼頭各自混生活。作者借著艾莉的經歷呈現了高雄碼頭特殊的妓女產業,揭露了妓女迫於壓力從事賤業、受蹂躪摧殘的慘痛經歷;加入黑幫的哥哥則帶出碼頭黑社會橫行、惡霸淩虐又愚昧可憐的複雜性。如果說艾莉的家族敘事重在帶出庶民底層的生活場景,那麼“作家”的家族敘事重點在於以真實、虛幻之間探看历史对高雄人的精神影響。敘述角色“作家”以追憶父親帶出周圍人的集體記憶,如一個失去兒子的母親悲痛控訴:“她說她的兒子死在愛河邊,愛河邊屍陳遍野,她一個一個屍體地翻他們死狀極慘有的頭顱破裂有的喉嚨被刺穿……她終於找到了他的屍體有千個蜂巢似的孔洞一個眼珠子落在臉外險些掉入愛河底,愛河河面浮著斷臂殘肢像是颱風落水的畜牲”[13]277作者刻意用連續不間斷的語言呈現母親洶湧的悲憤,展現“二二八”事件加諸於無辜民眾的痛苦。小說更以荒誕的筆法寫出政治暴力的加害有時是無理由、無邏輯、無理性的,其反復無常與無可抵禦是真正絕望的深淵。童年“作家”將“嚴格注意思想,勿受匪諜搧惑,違者嚴辦不赦”的官方公告解讀成“要把家裏紅色的東西丟掉,以免惹來殺身之禍”,大家瘋狂地丟掉紅色的東西,不能拆的門柱也漆上白漆,包上白布。識字的國小老師覺得愚蠢:“當場差點笑掉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文史縱橫 2026 年第 3期— 93 —大牙,結果,兩天後他被調查局的人帶走,他們從他的書架裏找到一本紅色書皮的馬克吐溫,後來聽說被判了十二年。”[13]254-255在這裏,理性與非理性、正常與不正常完全顛倒。小說以黑色幽默表達荒誕與憤怒,在忍俊不禁中再現了白色恐怖時代國民黨威權政府對左翼思想的極端管控與瘋狂撲殺。這種歷史壓抑以隱秘而頑固的精神創傷長期潛伏,甚而到 20世紀 90年代交通管制出現鐵蒺藜時,居民再次爆發集體恐懼症,有人因此嚇得當場昏倒甚至喪命。胡長松打破時間的線性發展,以拼貼的方式製造時間感的混亂顛倒,而以恐懼作為串連不同時空的內在線索。這一書寫模式將流動變化的時間轉化為凝滯、靜態的空間拼貼,以時間在特殊意蘊氛圍下凍結停滯的沉重感来塑造“二二八”以迄籠罩在南部鄉鎮高壓恐怖的政治氛圍。和胡長松相比,李志薔因其影像工作的經驗和技巧,在南部敘事中有更強烈的畫面感。李志薔擅長以空間的轉移交替作為敘述形式,其文本中的南部意象往往比胡長松更簡潔、清晰。短篇《奔跑的少年》可以視作以空間拼貼講述家族歷史的敘事典範。敘述者“我”和女友在忠烈祠外幽會時忽然浮現出少年父親的身影——時空重疊之下,“我”有了與父親對話的可能。因而逐漸拼湊出家族歷史的原貌:祖父是個萎縮膽怯的老實農民,被徵調到南洋失蹤。多年後誤傳祖父歸來,少年父親到碼頭迎接祖父時遇到“二二八”事件引發的劇烈動亂:“那時候,高雄的氣氛已自不同了。臺北的緝煙事件引發民變,形成臺灣人和外省阿山對陣。事件擴及中南部,市民攻下監獄和派出所,把繳械的武器集中在高雄第一中學(啊!那是我的高中母校),並成立指揮部,準備派代表和南區軍事要塞司令彭孟緝談判。”[14]父親恰好目睹國民黨軍隊在高雄火車站對民眾的暴力鎮壓,驚恐之下父親逃入壽山。自此這段記憶成為父親一生揮之不去的夢魘,奔跑、逃亡變成父親的生命主題。父親對敘述者“我”說,逃亡的經歷讓父親重複了祖父在南洋的蠻荒生活。過往的記憶讓父親對人潮有極為強烈的恐懼感,1949年大量新移民人口進入臺灣時父親誤以為是新的政治動亂,再次跑上壽山避難。甚至到了工商經濟轉型期,“移民就工”的移民潮湧入高雄也讓父親驚恐不安、日夜疑懼。小說中以父親腳上至死未能癒合的傷口表徵歷史記憶帶給人的創傷,以父親反復奔跑、出逃的衝動象徵著逃避歷史以及現代社會變動的應激反應。這些尋根敘事對於揭露、批判國民黨的威權統治有客觀意義。問題是,南部文學以“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批判否定國民黨統治時往往與分離主義掛鉤,從而導致對二者認知的窄化與偏移,並最終將之異化為族群對立或所謂“外來”政權新殖民的問題。如《臺灣男子簡阿淘》
  • 文化尋根與歷史再現:臺灣南部文學研究— 94 —一方面切實描寫因借閱進步書籍而受牢獄之災的小知識份子命運,但另一方面作為強調臺灣意識的代表性作家,葉石濤也刻意強化簡阿淘的“本土”屬性,以其在國民黨時代的悲劇命運來映射所謂“外來”政權針對本省人的傾向性壓迫。他在分析簡阿淘的精神結構與精神變動時,認為簡阿淘“思考形態裏保持有濃厚的日本軍國主義敎育的傷痕,皇民化和戰爭的影響塑造他相當日本化的心思。戰爭的結束和接著而來的中國化,使得他必須重新尋覓自我的定位”。[8]61自我定位的探尋,在葉石濤手下調換為“我歸屬於哪個族群”的問題。《鋼琴與香肉》一篇描寫國民黨軍官掠奪侵佔學校的鋼琴,本質上原為國民黨部隊巧取豪奪作風的又一具體案例。但當衝突雙方被刻意標識省籍身份時,敘事側重點就變成了蠻橫驕縱的外省軍官對文明弱勢本省教師的欺辱與玩弄,成為所謂“本省—外省”文化衝突的表現。是以,以國民黨官僚統治迫害臺共與左翼為重點的白色恐怖被扁平化為“外省人”政權對本土人士的壓迫。贊同葉石濤立場的文學批評強化和確認了這一對立分化,認為“由簡阿淘個人所引申出來的命運、情史、族譜都是臺灣人受迫害的往事紀實,政治上本土與外來政權的二元對立架構在小說中清晰地指陳出來,這種書寫儼然成為葉石濤對臺灣政治立場、文化認同的省思與批判。”在本土化的歷史敘事中,如果以本土意識為一切考慮的出發點,則本土價值勢必遮罩其他關懷維度,更難做到將臺灣小知識份子的命運悲劇置於中國底層階級整體受壓迫的視野下理解,一如小說所自剖的:“我們以前讀過考恣基和恩格斯的許多經典之作,但是都把這些書當作教養的一部分讀的,而且我們對祖國大陸消除不了陌生感,那祖國對我們而言,只不過是遙遠的異鄉,在實際生活上並不具有任何意義。我們雖然同情被欺壓、被剝削的廣大中國民眾,但是我們更關懷的是如何從陳儀的惡政下求得解放。我們臺灣民眾的再解放並不需要和祖國大陸的解放運動取得聯繫。”[8]33也就是說,強烈的本土意識籠罩之下,左翼話語、社會意識、階級關懷等對底層、弱勢的邊緣論述很難得到同等空間。特別是在本土化成為新的意識形態霸權後,南部文學的立場、論調、論述與敘事模式已然成為新的中心與霸權,以本土價值淹沒、絞殺其他論述探索。而這最終將導致南部文學走向僵化的、意識形態本質化的方向。如胡長松主張臺語創作、固執書寫南臺灣、揭露臺灣“過度黑暗”,其文學主張與文學實踐在在與“台獨”文學若合符節,因而在本土論述陣營中備受推崇:“他的地域風味抗衡了自日據時代以來文學的重北輕南失衡現象,使我們猛然驚覺臺灣也有南方文學。”[15]可以說,胡長松是本土派南部文學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文史縱橫 2026 年第 3期— 95 —的典型代表。一如其《大港嘴》作品的創作,“旨在以小說背景之烏索港村的諸人物興衰,暗喻臺灣歷史長年來被殖民的深沉面”。所以小說一方面通過“更換”父親來“潔化”過去,另一方面於小說結尾讓同為平埔族後裔的男女主角離開土地下陷、海水上漲的烏索仔港,乘船航向大海,航向傳說中真正的故鄉 Lamay,以隱喻新生和未來身份的絕對正統。如此,作者通過給予“我”一個海洋性格的、純粹本省的生父,並為“我”安置了一個平埔族愛人的敘述策略,在歷史和“新生”兩個方向都保證了血統的純正。刻意強化男女主人公的平埔族血統,以追求高雄人(臺灣人)的血統純正,正是《大港嘴》狹隘本土主義的體現。事實上,高雄或者臺灣是一個移民社會,在血統論或文化論上排除外來文化影響,尤其要強行剝離臺灣文化中的中國性、“強調所謂本土意識,強調本省人與外省人的差別,甚至喊出‘反對中國豬’的口號,這裏的種族主義傾向是十分危險的。”[16]事實上,無論所謂臺語寫作的主張、抑或以海洋文化、原住民文化建構“主體性”的本質化建構嘗試實際是失敗了。不過,南部文學以地方認同所引導與建構的本土中心視角的確已經成功地成為當下臺灣文學的新型典律。四、結語不過,任何意識霸權都會激發新的、多元化的對話,甚至隱含對此意識形態的消解、抵制與反抗。首先,以女性關懷為主的作家群體體現出了有別於極端意識形態的創作意識。如淩煙從早期《失聲畫眉》到晚近《牛車走過歲月》描寫的歌仔戲班與牛車是南部文學用以寓意臺灣文化的經典符碼,但無論是前者的戲班生活、“女同”戀情書寫,還是後者的生活化日常關懷,客觀上都與政治話語保持了相當距離;蔡素芬《鹽田兒女》非常成功地描寫了南臺灣海邊鹽田的地方風貌與人情生活,對閩南女性勤勞善良、堅韌不屈等傳統精神品格的關注延續到《燭光盛宴》《海邊》等作品中,更擴大化為中華民族不同時代、不同族群女性群體的共同書寫。其次,學院派知識份子的鄉土沉思與現實批判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固化封閉的省籍與分離成見,而在人性關懷或文學形式上勠力探索。如學運系知識份子賴香吟在《島》中淡化地方本位而關注臺灣整體存在,在《白色畫像》中追憶父親、批判白色恐怖,但将被迫害视为底层的共同命運而非族群压迫;新鄉土代表袁哲生在《秀才的手錶》裏大量運用閩南方言與鄉土元素,卻以奇詭又喧鬧的超現實敘述解構了所謂本土色彩的閱讀預期。更年輕世代作家方面,則以個人記
  • 文化尋根與歷史再現:臺灣南部文學研究— 96 —憶結合地方文史知識的形式來追記和虛構家鄉。如王聰威在《複島》《濱線女兒》中以父系、母系家族敘事分別聯動高雄旗後和哈瑪星兩個小地方的歷史想象;楊富閔《花甲男孩》《為阿嬤做傻事:解嚴後臺灣囝仔心靈小史》等作關注家鄉民俗日常與鄉土精神圖譜,以此探尋傳統文化、精神與現下都市生活的互動與補充。可以说,虽然年轻世代在话语资源方面无法完全摆脱本土文化观的影响,但对家族记忆与真实情感的追求,客观上有助于其创作避免沦为意识形态的附庸,并淡化了南部文学固有的泛政治化色彩。綜合來看,南部文學有其內在對話與歷時性變化。早期葉石濤、曾貴海、李敏勇本土化的南部書寫因其意識先行與政治宣傳色彩造就了南部文學的刻板形象:南部文學往往指向僵化的鄉土寫實、制式化的本土色彩、悲情抱屈的壓抑邊緣或者陳詞濫調的海洋性格。而更為細緻、真切的南部文學應以更為多元的視角描繪南部的複雜樣貌與豐富歷史,以更廣闊視野對不同身份、族群予以普遍觀照,突破“鄉土/本土”的局限性,從當下生活與鄉土歷史的參照互動中真實貼近具體的人生與情感。【參考文獻】[1]邱貴芬. 尋找“臺灣性”: 全球化時代鄉土想像的基進政治意義[J]. 中外文學, 2003(4): 45-65.[2]葉石濤. 臺灣文學的困境[M]. 高雄: 派色文化發行, 1992: 62.[3]彭瑞金. 關於“高雄文學”的回顧[C]. 高雄市文化局. 高雄文化發聲. 2005.[4]林淇瀁. 書寫與拼圖——臺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M].臺北:麥田出版, 2001: 180-181.[5]范銘如. 文學地理: 臺灣小說的空間閱讀, 臺北: 麥田, 2008: 240.[6]古遠清.“臺北文學”與“南部文學”的對峙——新世紀臺灣文學的走向[J]. 世界文學評論, 2010(2): 46-49.[7]范銘如. 後山與前哨:東部和離島書寫[J].臺灣學志,2010(4):62.[8]葉石濤. 臺灣男子簡阿淘[M]. 臺北: 草根出版社, 1996: 108.[9]彭瑞金. 高雄市文學史[M]. 高雄: 春暉, 2008: 297.[10]胡長松. 柴山少年安魂曲[M]. 臺北: 草根, 1997: 7.[11]胡長松. 大港嘴[M]. 高雄: 臺文戰線, 2010: 5-6.[12]王家祥. 魔神仔[M]. 臺北: 玉山社出版社, 2002: 37.[13]胡長松. 骷髏酒吧[M]. 臺北: 草根, 2000: 277.[14]李志薔. 臺北客[M]. 臺北: 寶瓶文化, 2005: 15.[15]宋澤萊. 看好胡長松, 胡長松. 骷髏酒吧[M]. 臺北: 草根出版社, 2000: IV.[16]趙稀方. 殖民理論在臺灣的演繹[J]. 文藝研究, 2009(2): 23-31.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文史縱橫 2026 年第 3期— 97 —《高文爵士與綠衣騎士》中的閾限性儀式書寫張正春摘 要:《高文爵士與綠衣騎士》是 14世紀末英國“頭韻復興”詩中的佳作,詩人繼承亞瑟王傳奇中騎士冒險與道德試煉的敘事傳統,採用“分離—閾限—聚合”的三段式通過儀式結構,書寫了圓桌騎士共同體中的“完美”騎士高文閾限前的分離、城堡中的閾限儀式,以及最終與人性達成和解、重新融入共同體的聚合儀式。詩人塑造了兼具人性、他界性與怪物性的綠衣騎士,使其成為檢驗騎士精神、堅貞信仰與道德理想的關鍵參照,重寫了亞瑟王共同體在英格蘭語境下的延續,以此回應 14 世紀末英格蘭國家身份在動盪中亟待生成的歷史語境。關鍵字:中世紀文學 《高文爵士與綠衣騎士》 閾限性 通過儀式 共同體 民族敘事TheWriting of Liminal Rites in 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ZHANG ZhengchunAbstract: 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 stands as one of the masterpieces of the “alliterativerevival” in late 14th century English poetry. The poet inherits traditions of chivalric quests and moraltesting in the Arthurian narratives and adopts the three-stage rites of passage pattern of separation,transition and incorporation to present the so-called perfect knight Gawain’s pre-liminal separatingfrom the Round Table community, the liminal rites in the Bertilak’s castle and the post-liminalintegration after the reconciliation with his humanity. The poet introduces the Green Knight as aliminal being with humanity, otherworldliness and monstrosity to be a critical foil for knighthood, theunwavering faith and moral ideals. It narrates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Arthurian community within theBritish context to respond to the urgent call of the English national identity amid social and politicalupheaval in late 14th century.Key words: Medieval Literature; 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 Liminality; Rites of Passage;Community; National Narrative“閾限性”(liminality)起源於人類學和民俗學中的儀式研究,“limen”一詞,在拉丁語【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重點項目“盎格魯-諾曼語文學史”(項目編號:21FWWA003);陝西師範大學 2022年度“一帶一路”專項科研項目“‘一帶一路’視閾下的中世紀歐洲文學研究”(項目編號:2022YDYLZ010)。【作者簡介】張正春(1989—),甘肅靖遠人,陝西師範大學博士研究生,蘭州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中世紀英國文學。
  • 《高文爵士與綠衣騎士》中的閾限性儀式書寫— 98 —中為“門檻”之義,意指兩個確定的種類、境況或地域之間的過渡狀態。1909年,法籍民俗學家阿諾德·範·熱內普(Arnold Van Gennep, 1873—1957)在其著作《通過儀式》①(Rites de Passage)中指出,伴隨著個人、群體或者整個文化從一種境況到另一境況的通過儀式包括三個階段,即“閾限前儀式(或分隔儀式)、閾限儀式(或過渡儀式)和閾限後儀式(或聚合儀式)”。[1]101960年,英國人類學家維克多·特納(Victor Turner, 1920—1983)重新挖掘並拓展了這一概念,突出了閾限階段在個人發展和社會前進中的重要作用,並重新定義了“儀式”與社會轉型期,抑或閾限階段之間的重要關係:“‘儀式’(ritual)更適用於社會過渡階段,而‘典禮’(ceremony)與社會階段相關。‘儀式’具有轉變性,而‘典禮’具有確認性”。[2]95 閾限性的內涵與中世紀文化的中間性、矛盾性以及多義性氣質相吻合,正如阿隆·古列維奇所指出的,“中世紀文化的獨特之處在於對立的兩個極端之間的奇怪融合:天堂與俗世,精神與肉體,憂鬱與幽默,生與死等”。[3]176 由於“閾限實體處於兩個位置之間,非此非彼,既此又彼,擺脫了文化空間中既有的結構”,[4]170 因此閾限性最重要的特質即其不確定性和中間性。據此,學界將閾限性與中世紀文學研究結合起來,採用了“閾限存在”(liminal beings)和“閾限空間”(liminal space)等研究角度來分析作品中人物以及空間的混雜性和模糊性特質。②中古英語敘事長詩《高文爵士與綠衣騎士》(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 以下簡稱為《高》)大致創作於 14世紀末,採用英格蘭西北方言寫就,現存的唯一手抄本是大英博物館的柯頓·尼祿版本(British Library MS Cotton Nero A X/2)。《高》的作者佚名,但據學界推測,它應與《珍珠》(Pearl)、《清潔》(Cleanness)和《堅忍》(Patience)同屬於一位被稱為“高文”詩人(the Gawain Poet)或“珍珠”詩人(the Pearl Poet)的作者所作。托爾金認為,《高》是 14世紀乃至整個英國文學中的精品,經受住了學院派的審視和經典化的考驗。“高文”詩人作為一個嚴肅的、說教的、百科全書式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十四世紀的道德家(moralist),繼承了深植於過去的“他界”(faerie)傳統。[5]72-73 14世紀末的英格蘭,正處於特納所言的社①國內有學者將本書的書名翻譯成《過渡儀式》,筆者根據法語中“passage”一詞表示在“空間或時間上的途經”之意,將它翻譯成“通過儀式”。②關於中世紀文學中“閾限存在”的相關研究詳見: Johanna Kramer. Between Earth and Heaven: Liminality and the Ascension ofChrist in Anglo-Saxon Literature.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4. Michelle M. Sauer. “Introduction: Anchoritism,Liminality, and the Boundaries of Vocational Withdrawal.” Journal of Medieval Religious Cultures 42(2016): v-xii. Piotr Spyra. TheLiminality of Fairies: Readings in Late Medieval English and Scottish Romance.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關於中世紀文學中“閾限空間”的相關研究詳見:Steele Nowlin. “Between Precedent and Possibility: Liminality, Historicity, and Narrative in Chaucer’s TheFranklin’s Tale.” Studies in Philology 103(2006): 47-67. Gania Barlow. “AThrifty Tale: Narrative Authority and the CompetingValues of the Man of Law’s Tale.” The Chaucer Review 44 (2010): 397-420. John M Ganim. “Gower, Liminality, and the Politics ofSpace.” Exemplaria 19 (2007): 90-116. María Beatriz Hernández Pérez. “Liminal Spaces in The Ancrene Wisse.” RocznikiHumanistyczne 68(2020): 111-25. etc.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文史縱橫 2026 年第 3期— 99 —會過渡階段或者閾限階段。彼時,英格蘭境內正經曆王權與貴族之間的關係重組,“黑死病”和“農民起義”(1381)共同削弱了人民對於宗教權威和王權合法性的信任。同時,英法“百年戰爭”(c. 1337—1453)促使英格蘭的民族意識逐漸形成,對英格蘭身份的追求和闡釋首先體現在文學語言的選擇轉變中。眾多包括傑弗里·喬叟(Geoffrey Chaucer, c. 1343—1400)在內的英格蘭作家開始有意識地從拉丁語與法語轉向英語寫作。此外,從蒙茅斯的傑弗里(Geoffreyof Monmouth, c.1100—1155)的《不列顛諸王史》(Historia Regum Britanniae)開始,亞瑟王就被塑造成一位“真實存在”的英王,成為了英格蘭歷史的一部分,其圓桌騎士代表理想的政治秩序和道德標準。《高》作為以英格蘭本土方言書寫的騎士文學,不僅繼承了不列顛歷史敘事傳統,也成為民族認同再書寫、再創造的文學實踐。詩人有意地擺脫了法國浪漫傳奇如《蘭斯洛特或馬車上的騎士》(Lancelot, ou le Chevalier de la Charrette)以及《珀西瓦爾,聖杯故事》(Perceval, le Conte du Graal)等突出騎士榮譽、典雅愛情和神聖使命的圓桌騎士敘事,賦予高文騎士死亡恐懼與道德瑕疵,使他既體現了個體化的人性,也側面反映出圓桌共同體的脆弱。高文經歷分離—閾限—聚合的儀式過程,體現出“動搖後的整合”,從而呈現出更為真實的道德經驗,暗示了中世紀晚期、文藝復興之前英格蘭歷史敘事潛在延續的可能性,表徵出詩人對於理想王權和政治共同體的信心以及英格蘭騎士文學的民族化和現實化傾向。一、閾限之前:雙重的騎士精神和分離的圓桌共同體中世紀西歐文學中,史詩(epic)與傳奇(romance)是兩種主要的敘事形式。史詩誕生於英雄時代,而傳奇則與騎士階層互相成就。柯爾指出,“史詩”指老派的日爾曼敘事詩,在不同方言中,以希爾德布蘭德(Hildebrand)、貝奧武夫(Beowulf)、西古爾德(Sigurd)、布林希爾德(Brynhild)和羅蘭之歌(Chanson de Roland)等為代表。12世紀,發源於法國的傳奇逐漸取代各個民族的史詩傳統,而傳奇以騎士精神和宮廷風尚為精神和情感特質。[6] 3-4歷史上,騎士制度出現於 11世紀,於 12和 13世紀達到盛期,此時正是浪漫傳奇興起之時。騎士(chevalier)一詞的拉丁語原生詞為“militia”,原指尚武、野蠻、殘暴的軍人。因此,“騎士精神是在侵略性衝動的滋養下成長起來的,它的存在是為了炫耀和在血腥的暴力行為中使用其閃亮的盔甲和鋒利的武器”。[7]2後來,騎士精神受到基督教和平主義思想和十字軍東征的馴化,祛除了極端的好戰基因,加入了保護弱者、維護正義的倫理規範。[8]67-69 騎士階層把騎士理想、基督教理想與君主理想統一起來,共同塑造了“基督的騎士”(miles christi)和“國王的騎士”(king’s knights)
  • 《高文爵士與綠衣騎士》中的閾限性儀式書寫— 100 —的雙重道德楷模形象,其核心價值觀是虔誠、忠誠、勇敢和榮譽等。另外,騎士精神與宮廷文化聯繫緊密。騎士一般具有貴族血統,講求禮儀風度,通過對宮廷貴婦的忠誠、克制與奉獻來彰顯自身的道德修養,因此“典雅愛情”(courtly love)不僅是私人情感,更是與騎士的社會地位和行為規範相關的公共實踐。騎士精神與典雅愛情共同構成了浪漫傳奇的核心主題。《高》中的耶誕節歡慶筵席上,“人人體面而高雅,快活而逍遙”(7頁)。①亞瑟王一腔熱血,提議在進餐之前聽聽冒險事蹟、戰爭故事和人間奇觀。他期待有人前來挑戰他的圓桌騎士,以生命作為賭注來比武助興。但是面對綠衣騎士的“斬首”挑戰,眾騎士“害怕得不敢出聲、無聲無息”(25頁)。當高文砍下“怪物”的頭顱,“骨頭斷裂,斧子紮進厚厚的皮肉,脖頸一分為二……騎士的頭從脖子上滾落,當它滾過人們身邊,大家用腳去踢”(43頁)。這場以助興為名,訴諸暴力的殺戮行為發揮了聯結國王、朝臣與騎士的作用,也揭露出現實中騎士的人性脆弱和道德局限。綠衣騎士的闖入本身構成對既定秩序的擾動,因為他前來挑戰的並不是某位具體的騎士,而是圓桌騎士共同體及其承載的騎士精神與道德權威。他從一開始就表明,亞瑟王的騎士力量不足,不堪與其廝殺,他不想武力對決,而是舉行以“遊戲”為名、實則檢驗勇氣與誠信的考驗儀式。武藝高超也並非高文最突出的品質,詩人多次強調他的高貴血統和高尚品質,除了“騎士”(knyght)一詞之外,還使用了“老爺”(lorde)、“爵士”(Sir)、“國王的外甥”(kyngessister sunes),形容詞如“溫和的”(gentyle)、“善良的”(gode)以及“正直的”(luflych)等。而高文之所以應戰,並非出於追求個人榮耀,而是出於對君主權威和共同體秩序的維護。他頂替亞瑟王上場,並自謙為圓桌騎士中“最弱最笨”的一位:“如果我的性命喪失,損失也必然最輕。只因您是我的舅父,我才被器重,我身無長物,只是與您血脈相連”(37頁)。這種自我貶抑顯然是顯示其謙卑品質的規範性話語,但也暗示出,高文騎士與亞瑟王、圓桌騎士以及整個騎士階層共同體之間的深層聯繫,他的通過儀式不僅是個人的受試,更是作為共同體代理人的試煉。詩人用大量筆墨刻畫了高文的“五智”(fyve wyttes)、“五指”(fyve fyngres)、“五傷”(fyve woundes)、“五喜”(fyve joyes)以及“五種美德”,即“仁慈(fraunchyse)、友誼①本文中,《高》的中文引文引自《高文爵士與綠衣騎士》,(英)布萊恩·斯通譯,陳才宇譯. 杭州: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2019年。後文再引僅標明頁碼,不再另行作注。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文史縱橫 2026 年第 3期— 101 —(felawschyp)、純潔(clannes)、謙卑(cortaysye)和悲憫(pité)”(640-655行)。①以數字“五”作為基點,這些要素彼此勾連、相互支撐,聯結成“永不失敗”(658行)、“永不斷裂”(660行)的五角星紋飾。它並非只是高文的個人徽記,也是中世紀騎士精神的理想化結構圖式:“五智”指向騎士的五種感官能力,“五指”象徵騎士的戰鬥能力,“五傷”體現騎士對基督受難所獲聖傷的默想,“五喜”表徵騎士的“聖母瑪麗亞崇拜”,從身體到靈魂再到德行,在形式上形成閉合循環,詮釋了騎士人格的內在統一與不可分割,也指涉了整個騎士共同體所追求的道德完滿與堅貞信仰。因此,高文的閾限前分隔儀式,不僅是與宮廷空間的物理性分離,也是與一個被想象出來的穩定、完整且自洽的騎士倫理道德體系的分離。通過“斬首遊戲”考驗英雄,是《高》對早期愛爾蘭文學《布里克瑞的盛宴》(Bricriu’s Feast,8—11 世紀)的文化化用。原敘事中,布里克瑞為煽動紛爭設宴款待阿爾斯特英雄布阿達赫(Buadach)、凱爾納赫(Cernach)與庫丘林(Chulainn),並以“英雄之獎”(champion’s portion)激發競爭。隨後,一位手持斧頭的巨人提出斬首考驗:英雄可以先行斬首巨人,次日再接受反擊。布阿達赫和凱爾納赫斬首巨人之後連夜逃跑,唯有庫丘林信守承諾,最終贏得榮譽。在這一敘事傳統中,庫丘林不僅是個人勇武與誠信的典範,更是愛爾蘭文化中的民族英雄形象。《高》對這一母題的改寫呈現出更為複雜的文化意圖:詩人刻意延宕“反擊”的時間,將原本即時完成的考驗轉化為跨越一年週期的等待,由此在人為拉長的時間中建構出一個典型的“閾限空間”。同時,高文承擔了類似庫丘林的敘事功能,其通過儀式不僅關乎個人榮譽,也是對英格蘭語境下騎士精神和理想政治共同體的檢驗。但是,《高》中最為精彩且獨特的改編在於“綠衣騎士”這一閾限存在的塑造。綠衣騎士並非絕對意義上的“怪物”,詩人一方面賦予其斷頭不死的超自然能力,從而在敘事上合理化“斬首遊戲”;另一方面,又精細地保留其作為騎士的外在形態與行為規範,使其能夠進入亞瑟王宮廷的禮儀秩序之中。威廉姆斯指出,“中世紀文化中怪物的概念性功能,是承擔類似偽狄奧尼修斯(Pseudo-Dionysius)否定神學的意象表達作用”。[9]5通過認識“它不是什麼”、從而確信“它是什麼”的邏輯成為中世紀人的思維習慣,“怪物”往往是人類身體和思想的某種複合、延伸或者變形。通過這些異質的“怪物”,中世紀人以此為鏡來審視和確信自己生而為人的特質。綠衣騎士正是這樣一種鏡像形象:他以粗魯、傲慢與超越常理的行為,反向映照出騎士共同體所標榜的道德秩序。它是一種道德符號,其道德缺失表徵了另一種道德存在。因此,①本文中,《高》的中古英語原文引自 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 Trans. Simon Armitage. New York and London: W.W. NortonCompany, 2007. 由筆者翻譯成中文,後文再引僅標明行數,不再另行作注。
  • 《高文爵士與綠衣騎士》中的閾限性儀式書寫— 102 —當《高》最終揭示出“怪物”騎士與封建領主彼特拉克為同一人時,這種深層次的反照機制得到了徹底顛覆。我們可以看到,詩人著力弱化了綠衣騎士的“巨人性”。中世紀怪物敘事中的巨人如“哥利亞(Goliath)、安納金(Anakim)、奧格(Og)和巴珊王(King of Bashan)等,它們的身量不是比凡人稍大一些,而是凡人的百倍”。[10] 336而綠衣騎士僅“比凡人高出一頭、一半屬於魔怪,另一半是凡人模樣”(15頁)。他“儀錶堂堂、各個部位的比例完美無缺”(17頁),擁有完備奢華的武器裝備,並且熟知比武規則。當“騎士”的身體和道德的內在統一性被打破,騎士精神即進入閾限性領域。受到神學思想的影響,中世紀人一直把“身體”當作“靈魂”的容器,肉身沉重、墮落,可以拋棄,而靈魂輕盈、超越,亟待飛升。但是,《高》的三段式通過儀式意在說明:相較於抽象而超越的靈魂救贖,肉身的脆弱與死亡的威脅顯得更為迫切與具體。高文第一次收下保命的綠色腰帶,說明他開始正視一直被貶抑的“身體”的存在,選擇與懼死的人性弱點和解。當高文第二次主動留下綠色腰帶,坦承自身的“怯懦”並返回圓桌騎士共同體時,恥辱標記轉化為集體認同的象徵。這一轉變不僅意味著個體的道德修復,更標誌著理想的政治共同體對“人之有限性”的承認。二、閾限儀式:城堡中的考驗和延續的民族敘事《高》的敘事呈現出近似“三幕劇”的結構,契合三段式通過儀式,其中第二幕構成全詩的戲劇高潮以及閾限儀式階段。亞瑟王廷象徵秩序、禮儀與文明世界,綠衣騎士的“綠色教堂”隱喻死亡、他界和超自然力量,彼特拉克城堡則介於兩者之間。這一空間並非簡單的地理過渡,而是多重對立要素的並置之所:文明與野性、青春與衰老、生命與死亡等。高文盛大的送別儀式標誌著他從圓桌騎士共同體中暫時分隔的完成:“悲哀籠罩整座宴會廳,人人為壯士高文的命運擔憂,因為他得赤手空拳去尋求野蠻的一斧”(57頁)。同時,這也揭示出共同體內部的潛在裂隙:他們一方面推崇騎士榮譽,另一方面卻對為榮譽而死心存疑慮。高文經歷了換上戎裝到卸下盔甲的過程,被剝離出原有的社會身份和秩序,進入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閾限空間。作為亞瑟王的外甥和圓桌騎士的核心成員,正如他“完美無缺”“永不斷裂”的五角星紋飾一樣,高文自身承載了理想王權秩序與共同體的想象。因此,他的閾限性儀式才能突破個人層面,轉化為映射英格蘭共同體與民族敘事的象徵。城堡空間首先以“鏡像”的方式再現了亞瑟王的凱美洛宮廷,從而在表面上維持了秩序的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文史縱橫 2026 年第 3期— 103 —連續性。其社會規範如共餐、狩獵與禮物交換等,均與亞瑟王宮廷高度相似,使高文在陌生環境中獲得可類比的熟悉感。此處,綠衣騎士以封建領主的面貌出現,強健偉岸、性格粗獷,構成亞瑟王的鏡像形象,成為高文效忠的君主角色。換言之,這是“翻轉版”的亞瑟宮廷和“微縮版”的 14世紀末英格蘭社會。因此,高文的閾限儀式也是對於社會危機之中,貴族對於國王的忠誠何以維繫以及理想的政治共同體何以成立的深層追問。城堡中的交換與契約機制,與亞瑟王宮廷中維繫王權——貴族關係的邏輯形成對照,同時暴露出其脆弱性與可被操控性,不論這種操縱力量來自城堡主夫人的情欲誘惑抑或摩根·勒菲代表的超自然力量。同時,城堡中的事物打破視覺一致性,體現出閾限狀態,帶給高文爵士陌生的變形體驗,使其認知不停發生偏移。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城堡主夫人與老婦人的並置意象:前者象徵青春、生命與肉體之美,後者則指向衰老、腐朽與死亡。但是,高文的視覺始終停留在城堡主夫人身上,對老婦人的存在選擇性地“不看”。這一“觀看/不看”的結構遮蔽了老婦人的存在。直到敘事末尾,高文和讀者才意識到“不看”的對象,原來是整個通過儀式的設計者。事實上,這種並置與對立並非完全穩定的二元結構,而是一種閾限性呈現。摩根·勒·菲(Morgan le Fay)是亞瑟王傳奇中具有變形能力的仙女/女巫形象,本身處於多重邊界的交匯處,“遊走於亞瑟王宮廷的邊緣、運用魔法為己所用,有時支持亞瑟王的騎士精神,有時卻又充滿敵意、心胸狹隘。她們挑戰既定規範,神秘莫測,動搖了騎士社會中女性角色的既定觀念”。[11]3-4她同時承載著善/惡、美/醜、秩序/混亂、維持/破壞等屬性,構成典型的閾限存在。同時,摩根的凱爾特屬性也被學者提及,認為她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威爾士的莫德隆(Modron)或愛爾蘭的莫雷根(Morrigan)”。 [12]42值得注意的是,閾限性對於中世紀人的認知並不陌生,然而,騎士規範卻強調靈魂的超越性,將肉體欲望視為需要克制和壓抑的對象。因此,“完美”騎士高文是一種建構出來的道德想象,並非對於“人性”或者人的整體性的呈現。同理,14世紀末英格蘭的民族敘事建構中,亞瑟王傳奇和圓桌騎士共同體等理想化的形象被不斷懷舊、追憶與強化,而其背後的暴力底色、權力操控和人性需要則被有意遮蔽。我們注意到,《高》開篇即進行了不列顛建國傳統的詩性追溯,以期為亞瑟王傳奇提供歷史源頭。特維爾-彼得認為,從蒙茅斯的傑弗里、韋斯(Wace)和萊亞門(Laȝamon)開始,英格蘭編年史(chronicle)的書寫便將“歷史”呈現為一種與“傳奇”類似的結構化的敘述,具有完整的開頭、中間和結局。英格蘭史的書寫是一直持續的建構過程,呼籲讀者思考過去事件對當今現實的影響。[13]73《不列顛諸王史》將特洛伊—布魯圖斯—亞瑟王串聯為歷史譜系,儘管這
  • 《高文爵士與綠衣騎士》中的閾限性儀式書寫— 104 —一歷史敘事缺乏史實依據,卻成功提供了一種共同的起源想象。由此可見,“編年史”與“傳奇”之間的界限不甚分明,正如傑拉爾丁·亨所指出的,“傳奇憑藉其流行性、特殊的表達許可以及其受眾的廣泛覆蓋面,可以服務於(英格蘭)民族主義的發展動力和需求,在塑造民族共同體及其未來的過程中發揮作用”。[14]7可以說,14世紀末內憂外患的英格蘭,極需延續這一歷史敘事鏈條。亞瑟王敘事中,法語浪漫傳奇逐漸削弱了亞瑟在凱爾特傳統中作為戰士和征服者的形象,加強了亞瑟作為君主和父權權威形象的描寫。他的性格具有兩面性,一方面睿智、慷慨且寬宏大量。另一方面,有時表現得優柔寡斷,任性固執。[15]16-17“高文”詩人有意將“亞瑟王”塑造成為理想王權與共同體秩序的核心,必須維持其穩定與無瑕的形象。因而,具體的道德風險就需要被轉移至與他有血緣關係的高文爵士身上。國王權威的不可動搖性和騎士可被接受的道德裂隙一起,才能使英格蘭“特洛伊—布魯圖斯—亞瑟—高文”的建國神話鏈條得以延續。在這個意義上,《高》是 14世紀末亞瑟王傳奇的“英格蘭化”以及人文主義精神初見端倪的現實選擇。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詩人雖然改寫亞瑟王傳統,卻保留了“情欲失範”這一核心危機。傳統中,亞瑟王朝的覆滅往往被歸因於王后圭尼薇爾與騎士蘭斯洛特之間的“典雅愛情”,將共同體的瓦解外化為騎士欲望失控的結果。在這一點上,詩人延續了對“典雅愛情”的批判立場,其目的在於“清洗和治療宮廷的道德敗壞”。[16] 251然而,在詩人看來,“情欲”與“必死”兩種身體本能之間存在本質不同:“情欲”直接破壞了封建君主與貴族騎士之間的忠誠關係,動搖了政治共同體的穩定;而且,“情欲之失”並不是所有人的共性,因此必然造成共同體內部的分裂。相反,“必死”的生存恐懼顯然接近一種普遍的人類處境,因而反而因為其共性,成為可以被理解與接納的人性弱點,以及再次聚合共同體的契機。因此,《高》中的“典雅愛情”雖在“臥房”這一看似私密的空間中展開,卻始終帶有一種被觀看的“公開性”,從而呈現出既私密又公開的閾限特徵。一般而言,“典雅愛情具有私密化、個人化以及謹慎化的特徵,其遇到的挫折、阻礙和可能被發現的危險強化了情感密度”。[17]249高文熟知典雅愛情規範,以急智與辭令保全了騎士的忠誠、貞潔與風度。城堡主夫人卻有意打破典雅愛情的私密界限,在清晨時分、高文半睡半醒間公然進入臥房,體現出刻意為之的愚弄心態,“為詩歌引入了喜劇的視角和戲仿的基調”。[18]139於是,情欲考驗的功能被重新界定:它不再是根本危險,而是一種可以被規訓、被克服的道德試煉。真正的考驗不在於“是否屈從欲望”,而在於“是否能夠面對死亡”。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城堡主人的圍獵行動與女主人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文史縱橫 2026 年第 3期— 105 —的情欲誘惑處於城堡內外的不同空間,卻帶給讀者同質的情緒張力,使得“(讀者)感覺到‘區隔’並不存在,兩種敘述情境似乎融入到一幅圖景,充分刺激了視覺和聽覺感官,產生了強烈的對比效果”。[19]148表面上,臥房中的調情與試探構成敘事的顯性焦點,與此同時,圍獵中對動物身體的追逐、屠殺與肢解,則以更具感官衝擊力的方式構成隱性敘事。“顯性”和“隱性”的位置不斷交替、步步推進,逐漸混淆了讀者的感知重心:“死亡”作為身體性不可回避的極端形態,才是人類和動物的根本相似性所在,是道德無法規訓的必然。作為基督的騎士,高文的信仰同樣處在閾限狀態。風餐露宿、苦尋綠色教堂未果之時,高文“向瑪麗亞訴苦,請求她指點迷津,讓他有客店投宿”(73頁),以緩解身體的困頓;在抵禦城堡夫人情欲誘惑的危急關頭,他感謝聖母關照,助其從身體的墮落中脫離出來。但是,面對“保命誘惑”,他的信仰沒有發揮道德拯救的作用。接受綠色腰帶後,高文即刻前往教堂向神甫懺悔,希望能得到靈魂的寬恕。在此,中世紀思想中“身體”和“靈魂”的二元對立被戲劇性地凸顯,信仰似乎只能提供儀式之需,而身體的終結則是需要優先考慮的實際問題。更重要的是,綠色腰帶本身的“有效性”始終處於一種閾限狀態。它是否真的能夠抵禦死亡,詩人並未給出明確答案。儘管如此,高文仍然選擇接受這一帶有魔法性質的物品,以獲得生存的可能。換言之,信仰或許可以規範行為、約束欲望,但在“如何避免死亡”這一根本問題上,卻明顯地懸而未決。由此,高文的選擇或許可以置於 14世紀末英格蘭的歷史語境中加以理解。黑死病之後,整個社會對於宗教信仰能否保全生命的信心明顯受到衝擊。當信仰難以在“現實”(身體)與“超越”(靈魂)之間建立穩定連接之時,宗教權威便不可避免地出現了鬆動。三、閾限之後:個體的有限性與共同體的聚合在《高》第四部分中,高文離開城堡,前往綠色教堂接受綠衣騎士的“斬首”。陪同他的僕人對“怪物”的描述體現了中世紀社會看待異類的普遍文化心態:“世上最邪惡的人居住在那片荒野/他好勇鬥狠,熱衷於戰爭/人世間沒有人比他更強悍……他是個狂徒,對陌生人從不講憐憫。誰要是騎馬而過,不管是農夫還是牧師,傳教士還是彌撒主持,或者別的什麼人,他都會輕而易舉把他殺死”。(205頁)這一敘述中,“怪物”的核心特徵並不僅僅在於暴力本身,而在於其不加區分的殺戮本質。綠色教堂處於墓塚之間的地理位置,正好印證了這種表意需要。科恩指出,“怪物”具有本體論意義上的閾限性,常在危機時刻出現,作為一種第三項、質疑二元思維,使得極端之間的衝突變得複雜化。[20]6綠衣騎士作為人類與怪物之間的閾限存在,可
  • 《高文爵士與綠衣騎士》中的閾限性儀式書寫— 106 —以在兩種形態間隨意轉換,並指向一種不可規避、亦不可協商的力量——死亡本身。它不承認社會秩序的等級差異,也不回應道德與信仰的區分,以“非人”的方式揭示出人類的終極共性。回歸“怪物”形態的綠衣騎士,在敘事終點完成了一次關鍵性的道德主體倒置:他不再是被消滅的“他者”,而成為高文重生、審判與寬恕儀式的掌禮人。在傳統騎士敘事中,道德評判權通常掌握在亞瑟王及其圓桌騎士共同體手中,而“怪物”則作為秩序之外的威脅被清除。然而此處,審判的權力卻從騎士共同體轉移至“怪物”,標誌著既有道德權威結構的鬆動。揮斧之前,綠衣騎士說道:“但願亞瑟王授予你的騎士稱號,能保住你的脖子,如果它真有妙用”(223頁)。這一諷刺性話語,直接指向“騎士身份”與“騎士德性”之間的斷裂。當高文在死亡面前表現出遲疑與恐懼時,騎士稱號不再具備任何道德標識意義。更重要的是,正如威廉姆斯所指出的,“魔法現象可以產生導向人物道德行為的奇跡,讓聽眾進行道德反思,尤其是關於倫理體系的邊界和局限性”。[21]1正是這一被賦予極端暴力特徵的“怪物”,最終選擇了寬恕而非殺戮,“怪物”這一“能指”與其“所指”之間的對應關係同樣被解構。高文將自身的過錯歸結為“怯懦”與“貪婪”:“怯懦教唆我,與貪婪結盟,玷污了我的品德,敗壞了騎士的慷慨與忠誠”(231頁)。這一自我指認事實上把死亡恐懼看作了道德墮落和騎士倫理的失敗。然而,綠衣騎士卻對此提供了截然不同的解釋。他將高文的行為界定為“出於熱愛生命”(229頁),從而將“怯懦”從道德罪責轉化為一種可以理解的人性反應。此外,高文試圖通過歷史先例為道德失敗尋找解釋,將亞當、參孫、所羅門與大衛等人物和自己的墮落歸結為“女性誘惑”的結果。而綠衣騎士對這一邏輯的間接否定,也暗示了詩人對於亞瑟王的理想政治共同體的瓦解的反思,即他不否認“情欲”對於共同體秩序的潛在破壞力,但同時也意識到,將複雜的倫理危機簡單歸結為“女性之錯”,掩蓋了人性的脆弱與矛盾,也暴露出騎士道德話語的局限性。相較之下,綠衣騎士所體現的是一種更為寬容和真實的“罪與罰”觀念。他並未否認高文的過錯,但重新界定了其性質:“你已經坦誠地供認了自己的罪過,我的斧子也履行了懲戒的職責,你如今已獲赦免,清白如故”(231頁)。在這一判斷中,道德的核心不再是對於“完美”的維持,而是對於過錯的承認與修復。懲罰並非為了維持理想的無瑕,而是為了實現個體與共同體的再聚合。因此,綠衣騎士與摩根·勒·菲所代表的他界“他者”,充當了來自外部的道德校正機制,既使騎士共同體受到衝擊,又迫使他們直面理想與現實、規範與人性之間的張力,重新思考何為真正的德性。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文史縱橫 2026 年第 3期— 107 —綠衣騎士的閾限性在於他融合異教與基督教、凡人外表與怪物傳統,既熟撚騎士準則、又解構騎士道德,既以暴力與威脅的形象出現,又在關鍵時刻承擔審判與寬恕的功能。因此,“高文”詩人對於“怪物”的書寫表現出對其潛在的認同:他不再沿用將“怪物”妖魔化的傳統,而是賦予其“反結構”的能力。高文所經歷的“斬首遊戲”不僅僅是一場冒險或道德考驗,而是從“理想騎士”向“有限個體”的通過儀式。宏觀地看,也是騎士共同體的通過儀式,因為“死亡恐懼”最終不再局限於個體,而是指向集體化的人性認知。這也側面反映出 14世紀末英格蘭社會在動盪與不確定之中所顯現出的新的倫理趨向,即從維持“完美”轉向承認“真實”。然而,這種轉變也表徵出詩人的道德困惑,即“詩人將傳統中浪漫的、不自然的敘事框架與使事件看起來真實、合理的細節處理相結合,從而產生了全面的不確定性”。[18]143。換言之,高文處於真實和非真實並存的閾限世界,理想化的騎士精神不斷被現實主義的細節、人類經驗的複雜和人類情感的共情性所削弱。詩人邀請聽眾或者讀者作出相應的道德反應,形成文本內外的道德共振,產生了延長的閾限性經驗。與“高文”詩人的其他三個抄本相比,《高》的反宗教和反道德性顯得尤為特殊。但是,這恰好反映出其作品自身的解構性,即“手抄本作為一個整體,支持彼此差異但不分離的話語”。[22]410如果說《珍珠》《清潔》和《堅忍》強調宗教訓誡與道德規範,那麼《高》則通過引入魔法、“怪物”與騎士精神的倫理困境,對這些規範進行反思。長期被邊緣化的、非理性的他界突襲秩序良好的理性世界,被壓抑的“怪物”以主流世界的規範和標準為武器,實現了對其的反向解構。換言之,宗教話語試圖確立秩序,而傳奇敘事則揭示人性與世俗經驗,共同體現了中世紀文化和文學想象中的兩個面向:通過宗教“向內”自省自身的道德、理性和規範,同時“向外”凝視其他文化、種族和物種來達到一種“自反性”的自我認同。《高》延續經典騎士敘事傳統,卻沒有達到道德昇華的效果,反而通過綠衣騎士這個變數,表徵了“以關注生命價值為中心的自我意識的萌發,動搖了傳統的以君(父)權、神權、典雅愛情為基石的騎士精神”。[23]86由此可見,《高》超越了騎士精神的困境,指向更深層的思想轉向。死亡恐懼不僅僅是騎士道德缺陷,更是人的主體性覺醒的標誌。值得注意的是,綠衣騎士揭示身份後邀請高文前往城堡與摩根·勒·菲相見,然而高文並未接受,而是選擇返回亞瑟王廷。顯然,“高文”詩人無意於解構騎士精神,而是通過三段式敘事結構,將騎士精神以及理想王權秩序的閾限經驗看作一種可控的過渡。也就是說,閾限性並未導向共同體的解體,而是在聚合中延續了傳統,並
  • 《高文爵士與綠衣騎士》中的閾限性儀式書寫— 108 —且使理想化的道德與政治秩序,在承認人性複雜性的前提下得以延續。這與 14世紀末英格蘭在政治動盪與文化重構中的身份焦慮密切相關。深陷“百年戰爭”的英格蘭,急需擺脫與法國之間的“諾曼”血緣關係,因此,正如英格姆所指出的,高文必須一路向北,重新審視英格蘭歷史上對凱爾特文化的依賴,必須將“英格蘭中心地區與所謂凱爾特邊區聯合起來。亞瑟王故事即承載著對不列顛島嶼共同體完整性的烏托邦式期待”, [24]2而《高》這一重寫的亞瑟王敘事即是這一文化抱負的具體文學實踐。四、結語中世紀文學中的閾限性不僅僅指向不確定性和混雜性,同時反映出時代動盪之中,社會和文化如何通過“分隔—閾限—聚合”的過程來探索完整的人性、新興的英格蘭身份以及歷史敘事的延續。《高》一方面繼承亞瑟王傳奇的敘事框架,另一方面利用“斬首挑戰”和“城堡考驗”等方式引入了來自秩序之外的“反結構”性力量,內在地反思了法國浪漫傳奇傳統中的騎士精神和典雅愛情。高文騎士不斷向北追尋不列顛起源中的凱爾特傳統,而“綠衣騎士”身上的閾限性特徵,反向質疑了亞瑟王和圓桌騎士共同體的傳統道德高位、倫理規範和封建社會穩定的等級結構。在此,“騎士”身份不再是對騎士規範的完美體現,而是在人性、欲望與道德之間不斷協商的存在。綠衣騎士擁有的共情能力和寬恕力量,事實上表現出對於完整和真實人性的洞悉。《高》既講述了高文的個人通過儀式,也關切了 14世紀末英國的時代焦慮。總而言之,詩人並非完全否定騎士精神,而是藉由書寫騎士個體的三段式通過儀式,想象了一種更具包容性的理想政治秩序和共同體,以此聚合依然對於亞瑟王敘事抱有信心的英格蘭民眾,以達成用傳奇續寫民族主義敘事的文學和文化抱負。【參考文獻】[1] Arnold Van Gennep. The Rites of Passage[M]. Trans. Monika B. Vizedom and Gabrielle L. Caffee. Chicago: Th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2] Victor Witter Turner. The Forest of Symbols: Aspects of Ndembu Ritual[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7.[3] Aron Gurevich. Medieval Popular Culture: Problems of Belief and Perception[M]. Trans. Janos M. Bak and PaulA. Hollingworth.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4] 李永平, 李澤濤. 從閾限書寫進入: 文學人類學研究的一個視角[J]. 中國比較文學, 2022, (01): 169-186.[5] J. R. R. Tolkien.The Monsters and the Critics, and Other Essays[M]. London: HarperCollins,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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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牡丹亭》中的澳門書寫— 110 —《牡丹亭》中的澳門書寫程誠 代百生摘 要:《牡丹亭》作為中國戲曲的代表作,已有眾多學者對其進行過研究,但是在其原著中所提及的“香山墺”這一地標上,仍有探討空間。湯顯祖貶謫途中繞道澳門是一關鍵歷史事件,考述其在澳門的行蹤與見聞,探討這些經歷如何轉化為文學表達,細讀其紀行詩並結合澳門早期中西貿易與宗教傳播的歷史背景,可以還原其創作語境,剖析澳門之行如何深刻影響湯顯祖的思想觀念與創作。湯顯祖在澳門所接觸的中西文化交匯,促使其洞察不同文明背後的共通人性,尤其是對“情”的普遍認同,從而推動其“至情觀”的形成。這一觀念不僅成為其思想核心,也深刻影響了《牡丹亭》的創作邏輯、敘事結構,以及柳夢梅等人物形象的構建。關鍵字:《牡丹亭》 湯顯祖 澳門 至情觀Macao in The Peony PavilionCHENG Cheng DAI BaishengAbstract: Despite extensive research on The Peony Pavilion as a masterpiece of Chinese opera, thelandmark Macao mentioned in its original text remains an underexplored area. This article focuses onthe pivotal historical event of Tang Xianzu’s detour through Macao during his banishment to theLingnan region. By reconstructing his itinerary and observations in Macao and examining their literarytransformation, this study conducts a close reading of his travel poetry and resituates it within thehistorical context of early Sino-Western trade and religious propagation in Macao. This approachrestores the creative context of his work and analyzes how his Macao journey shaped his ideologicaloutlook profoundly.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ang Xianzu’s exposure to the confluence of Chinese andWestern cultures in Macao enabled him to perceive the universal humanity underlying differentcivilizations, particularly a shared recognition of “qing”. This insight helped shape his idea of“ultimate qing”, a central belief that deeply influenced how The Peony Pavilion was written, includingits story structure and characters like Liu Mengmei.Key words: The Peony Pavilion; Tang Xianzu; Macao; ultimate qing【作者簡介】程誠(1999—),澳門理工大學藝術及設計學院跨領域藝術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戲曲與音樂;代百生(1971—),德國法蘭克福音樂與表演藝術大學博士,澳門理工大學藝術及設計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音樂教育學、鋼琴音樂、跨領域藝術研究。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學術交流 2026 年第 3期— 111 —湯顯祖作為明代戲曲巔峰的代表人物,其《牡丹亭》以“至情觀”與藝術革新彪炳文學史。萬曆十九年的貶謫嶺南事件,是其人生與創作的重要轉折點。湯顯祖離開澳門之後,在《牡丹亭》裏借柳夢梅的經歷,於《悵眺》《謁遇》兩折中構建了“香山㠗”這一迥異於中原的異質空間。澳門之行究竟為湯顯祖提供了何種獨特的感官經驗與思想衝擊?這些見聞如何突破傳統文人遊歷的認知框架,並轉化為《牡丹亭》中具象的嶺南敘事、澳門符號與人物塑造?解答此問題,對理解《牡丹亭》的現實根基與跨文化創作機制具有重要意義。因此,本文嘗試從《牡丹亭》與湯顯祖的澳門之行入手,論證澳門之行是湯顯祖貶謫經歷中具有文化啟蒙意義的事件,其在澳門親歷的異托邦空間,不僅拓寬了其世界觀,更成為《牡丹亭》不可替代的創作資源。一、學術史回顧與本文的問題意識《牡丹亭》研究歷來是明清戲曲史的重鎮,湯顯祖的生平、思想與創作關係亦被反復討論。湯顯祖萬曆十九年(1591)貶謫嶺南途中繞道澳門這一關鍵經歷,長期以來在整體研究中並未獲得與其重要性相匹配的位置。近三十年來,隨著澳門學、中西交通史及跨文化戲劇研究的興起,這一議題逐漸浮出水面,但系統性、深層次的關聯研究仍有研究空間。因此,有必要在梳理既有學術脈絡的基礎上,明確本文的問題意識與切入角度。關於湯顯祖的嶺南貶謫,研究多集中於生平事蹟的考訂、對湯顯祖嶺南詩的關注。張劍樺從澳門文學的整體源流出發,指出“明代大戲劇家湯顯祖被認為是澳門文學的第一位作家,其詩作也就成為澳門文學的開山之作。因此,湯顯祖的文學活動和創作……一般仍被認為是澳門本土文學發生的肇始。”[1]蘇鳳則通過對湯顯祖與利瑪竇“韶州會晤”可能性的細緻考辨,揭示了湯顯祖嶺南之行與西學東漸背景的深層關聯。[2]此外,羅暢《湯顯祖嶺南詩研究》、蘇鳳《湯顯祖謫嶺南歷程考》等成果,從詩歌編年、地理考證和心態演變等角度,極大地細化了我們對這段經歷的認識。湯開建在其《湯顯祖與澳門》一文,通過考辨“香山嶴”“賈胡”“譯者”等詩作與劇作中的關鍵字,明確指出湯顯祖確曾親至澳門,並與傳教士、通事及南洋商人有所接觸,該文成為此後一切討論的起點。[3]此後,其他學者也在戲劇空間和行蹤考證上有所推進。魏子雲提出《牡丹亭》中的“多寶寺”即大三巴教堂的前身,揭示了湯顯祖對澳門宗教景觀的戲劇化處理。儘管上述成果為本文提供了堅實的史料基礎,但現有研究仍存在一定的研究空隙。絕大多
  • 《牡丹亭》中的澳門書寫— 112 —數討論停留在“澳門提供了素材”這一經驗層面,即強調湯顯祖將所見所聞寫入了詩作與劇作,卻未深入追問:澳門之行是否以及在何種意義上改變了湯顯祖的認知框架與思想邏輯?換而言之,澳門不僅僅是作為一個異域的素材庫存在,它是否構成了湯顯祖創作思維轉換的結構性因素?對《牡丹亭》中“香山嶴”空間的敘事功能分析,多數研究將其視為異域風情的點綴或情節推進的偶然裝置,未從戲劇敘事和文化地理的角度,闡釋這一空間在人物塑造、情節動力乃至主題表達上的不可替代性。基於上述判斷,本文試圖追問:湯顯祖在澳門獲得的獨特感官經驗與跨文化體驗,如何從“見聞”層面上升為“思想”層面,轉化為《牡丹亭》的敘事邏輯與人物塑造原則?具體而言,本文將從三個方面展開論證:首先,通過細讀湯顯祖的紀行詩,還原其在澳門的實際見聞與心態變化;其次,分析“香山嶴”“多寶寺”“賽寶”等戲劇元素如何被重構為具有敘事功能的空間;最後,論證澳門之行所觸發的文化碰撞,如何推動湯顯祖“至情觀”的哲學昇華,並最終在柳夢梅這一人物身上實現了突破性的文學書寫。這一論證路徑,旨在揭示澳門之行不僅是湯顯祖個人生命史中的一個地理站,更是其從失意官員到偉大劇作家這一“作家誕生”過程中的精神高地。二、湯顯祖澳門之行的歷史背景與軌跡萬曆十九年(1591年),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湯顯祖上《論輔臣科臣疏》,直指首輔申時行等權臣,彈劾科臣楊文舉、胡汝寧貪腐誤國,更批評神宗皇帝“禦天下二十年,前十年之政,張居正剛而多欲,以群私人,囂然壞之;後十年之政,時行柔而多欲,以群私人,靡然壞之”。此疏如一石激起千層浪,觸怒了神宗與當權集團。當時朝廷因立儲問題分裂,湯顯祖的奏疏不僅揭露楊文舉借賑災之機貪贓宴樂,更直指皇帝用人失察。神宗以“假借國事,攻擊元輔”為由,將湯顯祖貶為廣東徐聞縣典史。典史為未入流的小吏,而徐聞地處雷州半島南端,在明代屬於煙瘴之地,從中央貶謫到地方,對湯顯祖的仕途而言幾乎判了死刑。不僅如此,明代嶺南尚屬未充分開發的邊陲,瘴癘橫行,對湯顯祖的身心健康都是一種折磨。湯顯祖南下路線自南京出發,溯贛江經贛州,越梅關古道至南雄,過韶關南下,經清遠抵廣州。這條路線是明代官員貶謫嶺南的常規路徑,但湯顯祖卻在此中插入了一段非常規行程,即繞道澳門。綜合現有研究成果來看,關於湯顯祖選擇繞道的內在動因,學界主流觀點大致可歸納為以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學術交流 2026 年第 3期— 113 —下數種:1.訪友說:關於湯顯祖繞道澳門是為“訪友”的推測,學界已有相應的討論。湯開建在《湯顯祖與澳門》一文中,結合湯顯祖的行蹤與當時的交遊網路,指出他在廣東期間可能曾到訪澳門,並與當地的傳教士有所接觸。[3]湯顯祖的詩作《端州逢西域兩生破佛立義,偶成二首》中的其二有雲:“二子西來跡已奇,黃金作使更何疑。自言天竺原無佛,說與蓮花教主知。”湯開建通過對此考據,認為本詩題目中的“西域兩生”和詩句中提及的“二子”極可能都指的是西方傳教士,這進一步強化了湯顯祖與澳門、與傳教士之間存在交流的可能性。2.求知說:蘇鳳的文章考證,湯顯祖於萬曆十九年農曆十一月初七(冬至)自廣州懷遠驛登船前往澳門,約初八抵達。彼時正值廣州冬季海上貿易活躍,《明史》用“高棟飛甍,櫛比相望,閩、粵商人趨之若鶩”來形容當時的澳門,這對“嗜學”的湯顯祖構成了直接的吸引力,他決意去往澳門一探究竟。[4]湯顯祖在貶謫初期詩作充滿激憤不平。如《秋發庾嶺》:“楓葉沾秋影,涼蟬隱夕暉。梧雲初暗靄,花露欲霏微。嶺色隨行棹,江光滿客衣。徘徊今夜月,孤鵲正南飛”,其以蕭瑟秋景、孤飛鵲鳥,隱喻自身孤寂飄零、壯志難酬的悲憤。《廣城二首》中,即便在“臨江喧萬井,立地湧千艘。氣脈雄如此,由來是廣州”的讚歎下,也難掩“絕嶺能清嘯,下山渾欲愁”的疏離感和被放逐的無奈。在經歷了一系列的心境變化後,抵達澳門受到衝擊的那一刻,湯顯祖的心態已開放而接納。下文將提及他對澳門見聞的描寫,這些更多的是出於觀察者的好奇。三、湯顯祖詩作中的晚明澳門風貌據周世秀的研究,自從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葡萄牙人獲准居留澳門,到湯顯祖到訪的 1591年,已有將近四十年。[5]經過數十年的發展,澳門已從一處小漁港,成為一個舉足輕重的國際大港。當時的澳門連接著中國、日本、印度與歐洲的貿易路線,呈現出高度的國際化,聚集了來自歐洲、亞洲、非洲的商賈、傳教士與水手,華洋雜處,呈現出和內地城市完全不同的獨特風貌。葡萄牙人將產自印度洋、波斯灣乃至非洲東海岸的龍涎香、象牙、犀角等名貴物品送入澳門,再轉銷至廣州,進入內地市場,以維持明朝王室窮奢極欲的生活。伴隨商船而來的天主教傳教士,以澳門為跳板和基地,積極向內地傳教。彼時,聖保祿教堂已然矗立,成為澳門乃至遠東天主教信仰的地標和精神象徵。許多傳教士在此學習中文、研究中國文化,並以此為據點,嘗試進入內地傳教。教堂的鐘聲、宗教遊行、洗禮儀式等西方宗
  • 《牡丹亭》中的澳門書寫— 114 —教活動,已成為澳門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與華人的寺廟香火、歲時節慶並存,形成奇特的宗教景觀。明朝朝廷從未放棄對澳門的主權。萬曆元年(1573年)起,葡人開始每年向香山縣繳納地租銀 500兩,象徵其居留的合法性。明朝在澳門設立專門的行政管理機構,核心是提調、備倭、巡緝三職官員,分別負責查驗外貿貨物、管理外事、維持治安海防、稽查走私等。“香山驗香所”正是明朝廷行使官方管理職能的關鍵機構之一,其核心任務便是對進口的珍貴香料進行查驗、登記、定價、徵稅,確保其流入宮廷或合法市場,防止走私漏稅。明政府在澳門築有圍牆、設有關卡,並駐有少量軍隊,對葡人活動範圍、建築、貿易、司法等均有嚴格限制和干預權,在不直接設官統治情況下進行了控制。湯顯祖在澳門停留時間不長,留下四首直接或間接反映澳門風貌的詩作,分別是《聽香山譯者》(二首)、《香嶴逢賈胡》以及《香山驗香所采香口號》。下面將逐個進行分析,從詩文角度看湯顯祖如何描述當時的澳門風情。《聽香山譯者》(一)占城十日過交欄,十二帆飛看溜還。握粟定留三佛國,采香長傍九州山。湯開建在《湯顯祖與澳門》中指出,詩中“譯者”即明代澳門商貿與外交中的“通事”,這類群體多為通曉中外語言的本地人士或商戶。湯顯祖抵達澳門後,正是通過向通事問詢,得以獲知海外諸國的地理與商貿資訊,並將其轉化為詩歌文本。詩歌前兩句以通事口述為敘事媒介,勾勒出明代南洋貿易航線的繁忙圖景:根據湯開建考證,“占城”為印支半島古國,疆域核心位於現在的越南中南部。“交欄”即交欄山,也就是現在印尼加裏曼丹島西南的格蘭島,是明朝時期中國至爪哇航線的必經節點,“占城十日過交欄”點明了葡萄牙商人的船從占城出發,十天就可抵達交欄山,直觀體現了南洋航路的通達性。“十二帆飛看溜還”中的“溜”指溜山洋國,也就是現今馬爾代夫一帶,此地以出產龍涎香著稱,句中“十二帆”展示商船數量之多,再現了當時的香料貿易盛況。詩歌後兩句則聚焦於海外貿易的獨特習俗與航線選擇:“握粟定留三佛國”中的“握粟”一詞,湯開建認為是明代南洋商船出海前的占卜儀式,即通過占粟確定是否停泊三佛國,即現今蘇門答臘島一帶。“采香長傍九州山”則點明了九州山,也就是現在麻六甲附近,是南洋香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學術交流 2026 年第 3期— 115 —料的核心產區,葡商的商船常在此地停靠采買香料,兩句共同還原了當時海外香料貿易的運作範式。[3]《聽香山譯者》(二)花面蠻姬十五強,薔薇露水拂朝妝。盡頭西海新生月,日出東林倒掛香。湯顯祖此詩描繪了“花面蠻姬”的梳妝場景。以往研究多將其視為對葡萄牙少女的描寫,但據蘇鳳考證,“花面蠻姬”實指當時活躍於澳門的蘇門答臘人。[4]由此可以推測,湯顯祖在澳門所感知的異域風情,是一個涵蓋南洋、印度洋乃至歐洲元素的複合體。這首詩展現了他對不同文化細緻入微的觀察力,這種觀察超越了單純的對西洋的獵奇,轉而開始捕捉早期全球化港口人種與文化交匯的混雜體現。《香嶴逢賈胡》不住田園不樹桑,珴珂衣錦下雲檣。明珠海上傳星氣,白玉河邊看月光。這首詩描繪的是湯顯祖在澳門(即“香嶴”)與外國商人(即“賈胡”)的相遇。“不住田園不樹桑,珴珂衣錦下雲檣”一句,寫的是澳門作為港口城市,與內陸傳統農耕社會的不同,這裏的人們不事農耕,取而代之的是穿金戴銀的商人們,以及往來的商船。而尾句“明珠海上傳星氣,白玉河邊看月光”展示的是葡萄牙商人販運珍寶的場景,以及這些人窮極奢靡的財富。湯顯祖作為中國古代的士大夫,在“士農工商”的社會環境下長大,在澳門見到的商人與其高度商業化的世界,與他本人所秉持的傳統農耕文明價值觀形成強烈反差。因此這首詩歌,既包含了他對新奇事物的敏銳感知,也隱含了他所遭受的文化衝擊與文化隔閡。《香山驗香所采香口號》不絕如絲戲海龍,大魚春漲吐芙蓉。千金一片渾閒事,願得為雲護九重。
  • 《牡丹亭》中的澳門書寫— 116 —“不絕如絲戲海龍”一句描繪龍涎香採集場景。“不絕如絲”形象地寫出採集者從海面或海灘拾取漂浮的、絲縷狀的龍涎香碎塊的過程。“戲海龍”則運用了中國傳統神話意象:龍司雲雨且掌寶物,將採集香料賦予了神秘色彩,同時隱喻香料來源的珍稀與不凡。羅暢分析,“大魚春漲吐芙蓉”一句源自於在海中的大魚吃了龍涎,再吞食類似木芙蓉等海邊花朵飄落的花瓣,會因脹悶在石頭上吐沫,久而乾枯之後,便可用來入香。而且因為鯨魚體型較大,被稱為龍。[6]“千金一片渾閒事”是歷史價值最高的一句。“千金一片”以誇張手法極言龍涎香價值連城,一小片就價值千金。“渾閒事”三字則冷峻地指出,如此高昂的價格,在澳門的香料貿易中竟被視為稀鬆平常、習以為常之事。這七個字精准地捕捉並凝練了澳門作為奢侈品貿易中心的本質特徵,巨額財富在此流動,天價交易已成常態。它深刻揭示了龍涎香貿易的極度繁榮及其在澳門經濟中的核心地位。在挖掘這首詩背後的意義時,要站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中看:明朝宮廷對龍涎香等海外香料需求量甚大,動輒高價相購。為此,澳門以彙集外國商人和臨海港口的雙重優勢,成為採購香料的必經之地和固定場所。[6]葡萄牙人正是憑藉壟斷印度洋龍涎香等珍稀資源,才得以在澳門獲得相對穩定的居留和貿易權利。“願得為雲護九重”是整個詩作的尾句,字面意思是:把這珍貴的香料化作祥瑞之雲,護佑在皇帝周圍。從字面與傳統詩歌語境看,這無疑是士大夫“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典型表達,合乎其官員身份。然而,此詩創作於湯顯祖因直言極諫而遭貶,親眼目睹朝廷為滿足宮廷奢耗而於邊陲港口進行“千金一片渾閒事”的天價貿易之時。因此,這句詩的背後,交織著傳統士人的政治倫理、個人失意的現實處境,以及對這種財政消費與貿易模式的親身見證。本詩的張力,正在於忠君話語與諷世現實的同時出現。四、《牡丹亭》中的澳門書寫與歷史迴響《牡丹亭》中,有一個地點叫做“香山多寶寺”,這是一個極具深意的戲劇空間。在原文中第六出《悵眺》裏,男主角柳夢梅的朋友韓子才所說的“今秋任滿,例於香山多寶寺中賽寶”,第二十一出《謁遇》老僧所說的“這寺原是番鬼們建造”,以及第二十二出《旅寄》“香山㠗裏打包來”等描寫,共同構建了一個獨特的敘事場域。魏子雲指出“今之澳門,朱明稱之為香山嶴”,因此“香山”指澳門,以及“明代澳門耶穌會教堂譯為三巴寺……從湯氏所寫劇中人物的語言釋之,句中‘巴’字,非指洋人之聖保羅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學術交流 2026 年第 3期— 117 —教堂,指的是已由洋人改為之‘多寶寺’耳。”由此可見,“多寶寺”指的是今天的大三巴。[7]這一戲劇空間在《牡丹亭》的敘事中運用獨特:首先,它推動了關鍵的情節發展——正因為聽了朋友的話,來到多寶寺,參與賽寶,柳夢梅才能獲得苗舜賓資助,解決了赴考盤纏問題;其次,它塑造了人物形象——韓子才對澳門資訊的掌握顯示其見多識廣,而柳夢梅的主動赴澳,則體現了他務實的性格;最重要的是,湯顯祖成功通過《牡丹亭》中的“多寶寺”,營造出澳門那中西結合的獨特、夢幻的氛圍。他借柳夢梅和苗舜賓之口,在“賽寶”情節中,以“星漢神砂,這是煮海金丹和鐵樹花。少什麼貓眼精光射,母碌通明差”,構建了一個超越日常經驗的奇觀世界,強化了場景的夢幻感。“賽寶”這一情節的設置,以及對於珠寶琳琅滿目的誇張描寫,其創作靈感直接源於湯顯祖在澳門“驗香所”目睹的珍寶貿易現實,這是未親臨其境者難以憑空虛構的細節。劇中的澳門不再僅是情節推進的地理背景,更是一個被作者主觀情感與藝術想象所浸染的、承載了晚明士人對外部世界驚奇想象的夢幻之地。除此之外,湯顯祖對男主角柳夢梅的塑造也突破了傳統的窠臼。柳夢梅在戲中被設定為柳宗元的後裔,現居嶺南的書生。在明代戲曲中,才子多出自江南或者中原地區,但是柳夢梅的嶺南出身打破了慣例,讓他去赴澳求資的行為變得更加通順合理。湯顯祖將柳夢梅籍貫設定為嶺南,其妙處不僅在於讓“去香山嶴”的行為變得合理,更在於塑造了一種新的才子形象——與生長於禮教中心的中原或江南的書生不同,柳夢梅來自嶺南,他身處邊緣地帶,更能接觸到異質文化,因而也具備了更開闊的視野和更務實、更富冒險精神的氣質。在傳統才子佳人戲中,落難書生獲取盤纏的方式多為親友資助、佳人贈金或巧合機緣,模式相對固化。湯顯祖為柳夢梅設計的“香山嶴賽寶獲資助”的情節,則顯得獨樹一幟。這一設計的合理性,完全源自作者的澳門之行。正因為湯顯祖知道澳門是賈胡聚集、財富流動的富饒之地,他才能為筆下的柳夢梅開闢這樣一條務實且富有時代氣息的路徑。它將人物的命運與一個真實的、具有特定經濟功能的地理空間綁定,使得劇情發展既出人意料,又根植於晚明的歷史現實,極大地增強了敘事的內在邏輯和真實感。一個常被忽視的細節是:《牡丹亭》的藍本話本《杜麗娘慕色還魂》中,柳夢梅原為四川成都人。湯顯祖將其改為嶺南柳宗元後裔,這一改動大有深意。四川雖遠,但仍屬中原文化輻射圈,而嶺南則在明代被視為“煙瘴之地”“禮教邊緣”。湯顯祖刻意將男主角的邊緣身份強化,其深層意圖在於:只有來自未被禮教徹底規訓之地的人物,才可能具備掘墓開棺、冒死追愛的勇氣。柳夢梅在《冥誓》一出中對杜麗娘鬼魂的接納、在《回生》一出中毅然掘棺,這些在禮教中心的中原或江南書生身上幾乎不可想象的行為,在一位“嶺南才子”身上卻獲得了合
  • 《牡丹亭》中的澳門書寫— 118 —理性。並且,柳夢梅身上體現出一種超越傳統才子的獨特氣質。在《謁遇》中,他對“番鬼”“多寶寺”“賽寶”等西洋與南洋元素見怪不怪,甚至主動將其視為改變命運的機遇。這種反應,與湯顯祖本人在澳門“不住田園不樹桑”的商業社會中所獲得的震撼與開放心態一脈相承。可以說,湯顯祖將自己在澳門感受到的“異質文化衝擊”轉化為一種積極進取、不拘一格的人物行動邏輯,賦予柳夢梅以傳統才子所不具備的務實精神與冒險意識。在《牡丹亭》的創作中,湯顯祖將親歷的澳門見聞經過藝術提煉,創造性地轉化為戲劇的文學性要素。他把地理空間昇華為戲劇空間,將商業活動轉化為情節動力,讓社會現象內化為人物特質。可以說,《牡丹亭》對澳門的歷史風貌描寫具有史料價值,它通過藝術表現真實反映了晚明社會面臨的中西文化碰撞這一深層命題。《牡丹亭》中的澳門書寫既是對特定歷史時空的藝術再現,也是湯顯祖對中國文化應對西方文化衝擊的一種思考。湯顯祖在《牡丹亭》中,通過對香山、多寶寺、賽寶、番鬼等元素的描寫和表達,成功地將嶺南邊陲的澳門納入中國戲曲的想象版圖,為古典文學表現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典範案例。這種書寫既根植於湯顯祖的個人經歷,又超越個體見聞,最終成就了《牡丹亭》作為一部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國戲劇經典的獨特地位。刁克利在《作家的誕生》中曾言:“作家有三條命……二是寫作中的生命,作家把經歷過的生活寫在文字裏……作品賦予作家生命的伸展和綿延,偉大的作家與時間同在。”[8]以此觀之,萬曆十九年湯顯祖的嶺南貶謫,正是其作為戲劇作家“誕生”的關鍵節點。這一“誕生”過程,是個人與時代的共同作用。從表面看,這是一次被動的放逐:貶官嶺南,諫言之路被強行中斷,湯顯祖的傳統士大夫政治生命遭遇重創。然而,這種政治生命的挫折,卻意外地為他“寫作中的生命”開闢了空間。澳門之行在這一轉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首先以強烈的異質空間體驗,衝擊並拓寬了湯顯祖的見聞,為其提供了超越中原政治中心單一視角的認知框架。其次,澳門的奇觀、人物與貿易活動,成為他沉澱思考後可資調用的嶄新創作資源。因此,與其說湯顯祖主動選擇了戲劇,不如說戲劇這種來自現實又超越現實的、富於想象的藝術形式,接納並昇華了他無法在現實政治中直抒的想法。他將對禮教的不滿、對人性的思考、對世界的驚奇,乃至那份仕途受挫的鬱結與未竟的理想,一併灌注於“臨川四夢”之中。澳門的經歷,不僅提供了素材,更強化了這種藝術轉化的必要性與可能性。在一個與中原截然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學術交流 2026 年第 3期— 119 —不同的地方,他關於“情”的思考獲得了更堅實的土壤與更極致的表達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無奈的貶謫與新奇的澳門的共同作用,促使並滋養了一位偉大劇作家的誕生。五、從澳門書寫看《牡丹亭》的跨文化敘事策略在《牡丹亭》橫空出世之前,中國古典戲劇中對“異域”的描繪,多籠罩在一層模糊而概念化的面紗之下。無論是泛指北方草原的“番邦”,還是符號化的“海外仙山”,其空間特質往往流於籠統的想象與類型化的套語,缺乏基於真實地理經驗與文化細節的支撐。如《漢宮秋》中的“匈奴”、《長生殿》中的“海外”“蓬萊”,其空間呈現均服務於情節的象徵性需要,而非具體實在的“地方”。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牡丹亭》第二十一出《謁遇》前所未有地將澳門這一真實存在的、具有鮮明異域文化色彩的地域,推向了戲劇舞臺的中心。柳夢梅來此打秋風,所見所聞,從“多寶寺”到“賽寶”,處處展現著澳門作為早期全球化港口的獨特風貌。這種對特定地點、特定人群、特定宗教場所及其所承載的異質文明的具體、細緻的刻畫,在中國古典戲劇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它徹底打破了以往對異域的空泛想象,第一次將一座真實存在的、充滿異域情調的中國城市,以具體可感的方式嵌入戲劇敘事,賦予其獨特的戲劇功能與空間質感。這一文學書寫的突破,根植於湯顯祖本人深刻的人生轉折。被貶斥至嶺南的遭遇使他離開了政治鬥爭的核心地帶,來到地處偏遠的南方邊疆,這讓他得以暫時擺脫官場的排擠傾軋與種種束縛,這種空間上的遠離與生活重心的下移,為他的精神解放與思想自由提供了寶貴的土壤。而在嶺南的經歷中,澳門之行無疑是最具衝擊性的一環。湯顯祖從相對封閉、以儒家倫理為絕對主導的禮樂教化之地,來到澳門這樣一個外國宗教盛行、商業氣息濃厚的口岸,迥異於中原的文明形態必然強烈衝擊著他固有的認知框架。在澳門的所見所聞,尤其是來自西方的文化衝擊,深刻地引發了他的思考: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人們對情感、對生活有著不同的表達和追求,在這些差異之下,是否存在著共通的人性本質?這種觸及本質的思考,自然而然地融入到《牡丹亭》的創作中,使得他所宣導的“至情”論,在保有本土文化的深厚底蘊之外,又隱隱呼應著更廣闊的世界圖景。正因如此,《牡丹亭》裏那種超越生死、跨越階層,甚至能打破人鬼界限的“至情”觀,才擁有了更為深廣和堅實的哲學意蘊。《牡丹亭》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以及它作為文學經典所積累的持久影響力,進一步賦予了澳門書寫以深遠的意義。作品中涉及澳門的描寫,不管是具體的地名“香山墺”,還是標誌性的建築“多寶寺”,都不再僅僅是單純的地理指代或是情節構成元素,而是上升成為一種文學
  • 《牡丹亭》中的澳門書寫— 120 —符號。在《牡丹亭》之後的漫長歲月裏,後世文人和讀者在認知、想象和書寫晚明時期的澳門時,《牡丹亭》提供的這套生動而獨特的意象體系,便成為了一個重要的、具有高度辨識度的文學參照系。時至今日,在當代的學術與文化語境下,重新審視湯顯祖及其《牡丹亭》與澳門的深厚淵源,其意義早已超越單純的文學思考。可以說,湯顯祖身為中國最偉大的戲劇家之一,他親身到過澳門,並把這座城寫進了不朽名作《牡丹亭》,這一事實本身,就鮮活地展現出澳門所蘊含的深厚中華文化底蘊。它充分證明,從晚明時期開始,澳門就已深深紮根於中華文化,是中國文人關注、描摹並納入自身精神疆域的重要構成。與此同時,《牡丹亭》對澳門異域風情的真切刻畫,也讓這部作品成為澳門作為中西文化交流橋樑的早期文學見證,凸顯了其獨特的歷史地位。湯顯祖筆下的“香山㠗”,正是這座橋樑上最早留下的深刻文化印記。因此,深入探究這一課題,不僅能豐富澳門歷史文化的內涵,發掘其作為東西方文明對話前沿的深層歷史脈絡,更能從文學與歷史的交叉點出發,讓大家更深刻地理解並認同澳門獨特的文化身份:它既是中華文明不可分割的一分子,又因特殊的地理環境與歷史遭遇,孕育出融合中西的獨特文化特質。這份由文學經典所承載的寶貴歷史記憶,無疑是當代澳門樹立文化自信、延續城市文脈,並在全球化時代彰顯自身獨特魅力的寶貴精神財富。也許在湯顯祖踏足澳門時,他也未曾料想:這座為他提供“多寶寺”“賽寶”靈感的邊城,四百年後竟成其筆下經典出海的港口,歷史與當代在此完成閉環。六、澳門之行與湯顯祖“至情觀”的哲學昇華湯顯祖在《牡丹亭》中有一千古名句:“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複生者,皆非情之至也。”這段話歷來被視為湯顯祖“至情觀”的核心宣言。然而,這一觀念的生成並非憑空而來。本文認為,澳門之行所提供的跨文化體驗,是促使湯顯祖將“情”從倫理層面提升到本體論高度的關鍵催化因素。鄒元江對湯顯祖“至情觀”的闡釋中表示,湯顯祖所言之“情”並非一般的情感或情欲,而是“可以事道,可以忘言”的“至情”“道情”。這種“至情”源於仁義禮樂之情,卻又超越了世俗的仁義禮樂之情,成為一種真正的“生命之思”。湯顯祖對朱熹的“道心—人心”關係作出了根本性的翻轉:朱熹主張“人心聽命於道心”,以天理壓制人欲;湯顯祖則提出“道心具含至情(人心)”,將“情”視為天理的內在根基,而非對立面。換言之,在湯顯祖看來,正是“情”賦予生命以意義和價值,也正因為“情”具有超越生死的本體性力量,杜麗娘才能“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9]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學術交流 2026 年第 3期— 121 —澳門之行在湯顯祖這一哲學觀念的成型過程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湯顯祖抵達澳門時,看到的是一幅與中原截然不同的文明圖景:來自葡萄牙、印度、南洋的商賈和傳教士,說著不同語言,穿著各異服飾,信奉著不同的神祇。在《聽香山譯者》中,他記錄下“占城”“三佛國”“九州山”等異域名詞;在《香嶴逢賈胡》中,他觀察到“不住田園不樹桑”的商業風俗形態;在《香山驗香所采香口號》中,他目睹了“千金一片渾閒事”的巨額貿易。這些感官經驗之所以具有思想衝擊力,是因為它們共同指向一個事實:在迥異的文明形態之下,存在著共通的人性底層。葡萄牙商人追逐龍涎香,與中原商人追逐利潤並無本質區別;傳教士傳播宗教的執著,與佛教僧侶弘法的熱忱同樣源於信仰的驅動;外國女子“薔薇露水拂朝妝”的愛美之心,與中原女子對鏡貼花黃並無二致。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們,對財富、信仰、美好生活的渴望是共通的。這些都可以歸結為“情”的不同表現形態。正是這種差異之下的同一性,讓人明白“情”不是某一文明的專屬,而是人類的普遍本性。這一感受為湯顯祖將“情”提升到本體論高度提供了堅實的經驗基礎。澳門之行還與湯顯祖在嶺南形成的“貴生”思想存在深層呼應。在徐聞,湯顯祖創辦貴生書院,提出“天地之性人為貴”“知生則知自貴,又知天下之生皆當貴也”的主張。[10]這一“惜生、貴生、尊生”的觀念,與《牡丹亭》中“情可以超越生死”的邏輯是一體兩面:正因為生命如此珍貴,能讓生命獲得真正意義的“情”才具有超越死亡的力量。澳門作為一個華洋雜處、不同文明和平共存的港口城市,本身就呈現了一種“多樣性的生命皆可貴”的圖景。湯顯祖在這裏看到的不同人群、不同信仰、不同生活方式,每一種“情”的表達方式都值得尊重,每一種生命形態都有其存在的價值。這種體驗,與他在徐聞貴生書院所踐行的“知生則知自貴,又知天下之生皆當貴”形成了精神上的同構。綜上所述,澳門之行不僅為《牡丹亭》提供了具體的空間意象與情節素材,更從哲學層面推動了湯顯祖“至情觀”的成型與深化。他在澳門親眼見證的跨文化共通人性,使他確信“情”是一種超越地域、超越文明、甚至超越生死的本體性力量。正是這種確信,賦予了《牡丹亭》以穿越四百年的藝術感染力。七、結論湯顯祖在萬曆十九年的貶謫之行中,親身踏足澳門的獨特經歷,不單是他個人生命軌跡裏的關鍵一程,更是中國文學發展乃至中西文化交流進程中值得永遠銘記的片段。
  • 《牡丹亭》中的澳門書寫— 122 —回顧湯顯祖的貶謫之路,我們可以看到一條清晰的“作家誕生”的軌跡。其被放逐而遠離仕途,卻因禍得福,為其文學創作提供了機會;通過對異質文明澳門的親身觀察,將前所未有的感官經驗與空間意象轉化為筆下的文學構造,並進而在創作中表達並深化了其至情觀。因此,澳門不僅是湯顯祖人生旅途中的一個地理站點,更是其作為文學大師實現決定性飛躍的精神高地。他留下的《香嶴逢賈胡》等詩作,憑藉文人特有的敏銳洞察力,捕捉到晚明時期澳門中西共處、商人雲集、教派眾多的生動社會景象,成為記錄澳門這座國際貿易港口的珍貴文字資料。這段深刻的實地見聞,被湯顯祖融入不朽之作《牡丹亭》的創作裏,成為其藝術世界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本文嘗試闡明,澳門的所見所聞是《牡丹亭》情節構思與空間打造的重要素材源頭,體現在多個方面:空間設置的創新性(首次將真實口岸城市作為關鍵戲劇場景)、情節元素的真切感(“賽寶”直接源於澳門珍寶貿易)、人物身份與行動的合理性(嶺南籍貫與赴澳求資的敘事邏輯)。這三者的結合,使《牡丹亭》中的澳門書寫既根植於個人經歷,又超越了單純的見聞記錄。總而言之,湯顯祖的澳門之行及其在《牡丹亭》中的天才書寫,是文學與地理、個人命運與時代潮流、中華文明與異域文化相遇碰撞所迸發出的璀璨火花。四百餘年後,湯顯祖筆下這座柳夢梅踏上的土地,再度成為《牡丹亭》跨文化傳播的樞紐,可以說,澳門既是《牡丹亭》歷史書寫的靈感之源,亦是其當代“出海”的文化碼頭。——————————【參考文獻】[1]張劍樺. 澳門文學源流與涵義之辨析[J]. 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9, 45(06).[2]蘇鳳. 湯顯祖與利瑪竇“韶州會晤”的史實考證與文化意義探討[J]. 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5,49(02).[3]湯開建. 湯顯祖與澳門[J]. 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1(05).[4]蘇鳳. 湯顯祖謫嶺南歷程考[J]. 學術交流, 2022, (12).[5]周世秀. 澳門港的由來和發展[J]. 武漢交通管理幹部學院學報, 1999(03): 1-4.[6]羅暢. 湯顯祖嶺南詩研究[D]. 海南師範大學, 2017.[7]魏子雲. “香山嶴裏巴”——為澳門文學研討會作[J]. 世界華文文學論壇, 2000(01): 33-34.[8]刁克利. 作家的誕生[M].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25: 166.[9]鄒元江. 湯顯祖情至論對儒家思想的揚棄[J]. 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6(01): 109-114+125.[10]鄒自振. 湯顯祖與嶺南文化的因緣[J]. 嶺南文史, 2023(01): 85-91.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學術交流 2026 年第 3期— 123 —如何“寫中國”?——陳映真的“愛荷華之問”與左翼理想主義的困境徐紀陽 林茹楨摘 要:陳映真關於如何寫中國的“愛荷華之問”,在王安憶腦中縈繞多年並深刻影響了她的創作。整體來看,王安憶主要通過其早年形成的“烏托邦”結構接納陳映真的理想主義,她將陳映真視為具有理想人格的偶像,並以之為精神座標。不過,王安憶未能回應陳映真思想中的反帝反殖民立場、第三世界視野及現代性批判等內容,顯示了兩岸知識份子的歷史性錯位。通過王安憶對陳映真的接受,可測度左翼理想主義在大陸後革命語境中所能抵達的邊界。關鍵字:陳映真 王安憶 左翼理想主義How to “Write China”?——ChenYingzhen’s“IowaQuestion” and the Predicament of Left-Wing IdealismXU Jiyang LIN RuzhenAbstract: Chen Yingzhen’s “Iowa Question” concerning how to write about China lingered in WangAnyi’s mind for years and profoundly shaped her literary oeuvre. Broadly speaking, Wangincorporates Chen’s idealism primarily through the utopian framework she developed in her earlycareer, regarding Chen as a paragon of moral integrity and a spiritual benchmark. However, Wangstops the short of engaging with the anti-imperialist and anti-colonial stance, the Third Worldperspective, or the critique of modernity that are central to Chen’s thought. A silence that reveals ahistorical dislocation between intellectual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is exhibited. Through Wang Anyi’sreception of Chen Yingzhen, this essay gauges the outer limits that left-wing idealism can reach withinthe post-revolutionary context of mainland China.Key words: Chen Yingzhen; Wang Anyi; Left-wing idealism1983年,陳映真衝破臺灣當局的出境限制赴美參加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在愛荷華,【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六十年來臺灣社會思潮的演進與人文學術的發展(1950—2010)”,項目編號(16ZDA138)。【作者簡介】徐紀陽(1979—),福建師範大學閩台區域研究中心研究員,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台港文學研究、魯迅研究;林茹楨(2002—),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臺灣文學。
  • 如何“寫中國”?——陳映真的“愛荷華之問”與左翼理想主義的困境— 124 —陳映真與來自中國大陸的吳祖光、茹志鵑、王安憶和蕭乾夫婦等人相遇,並與他們有深入的交流,其中青年作家王安憶“發乎自然的,不把一切的榮光攬在自己身上的心靈的美”[1]316給陳映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陳映真對王安憶的寫作寄予厚望,他問王安憶:回去之後準備寫些什麼?寫美國還是寫中國?王安憶回答:“當然寫中國。”這一回答令陳映真十分欣慰。但如何在陳映真式理想主義的統攝下“寫中國”卻成為長期困擾王安憶的一個難題,深刻影響了王安憶後來的寫作。和一般的知青作家不同,王安憶受父母影響在改革開放後仍然保留著某種烏托邦的精神需求,這是她從精神上接近陳映真的思想基礎;但如果跳出個人經驗,以陳映真意義上的人民的、第三世界的立場寫作,對她而言又似乎意味著人類普遍經驗對自我經驗的消滅[2]28,因而終究難以真正兌現她對陳映真的承諾。王安憶對“愛荷華之問”的長期思索與回饋可視作陳映真思想在大陸後革命時代語境中的顯影,其中既有與陳映真左翼理想主義的對接,也存在囿於自身經驗而無法把握陳映真宏闊的世界歷史視野的局限。這一現象深刻地揭示出其左翼理想主義在中國大陸的可能與限度。一、“寫中國”的歷史性錯位關於陳映真與王安憶在愛荷華的互動,特別是陳映真對她寄予的深切期望,在王安憶後來的文字中多次出現。過往研究多關注陳映真如何影響了王安憶的創作,卻較少將二人交流中存在的思想錯位作為討論的重心。王安憶對陳映真“寫中國”的長期思考和探索,正是陳映真在臺灣“戒嚴”時期形成的左翼理想主義與大陸改革開放後“告別革命”語境相互激蕩的歷史顯影。陳映真極為看重與中國大陸作家的相遇。他從一開始就沒把這當做普通會面,而是認為這件事“在以海峽為界相對峙、相隔絕的現實情況下,有嚴肅而且重大的意義”[1]314。懷著瞭解祖國的迫切願望,先期抵達愛荷華的陳映真親自到機場迎接大陸作家,並在此之前鄭重地閱讀了他們提前準備的發言稿。基於自身的經驗,陳映真從王安憶發言稿中讀到中國大陸青年知識份子試圖超克私人的創傷,為祖國、人民承擔歷史責任的雄心:“他們受了傷害,變得忿怒、灰心、感傷……但是一點一滴地,他們勝過了個人的傷痕和悲哀。他們終於起來,更辛勞、更認真、更嚴肅、更解放地為祖國思考、寫作、生活和工作”[1]315。但根據王安憶的自述,她當時關心的僅是小說的寫作技巧問題,雖然涉及如何處理個人經驗與大眾經驗的獨特性、普遍性關係,但大眾在她那裡並不是作為歷史、行動的主體出場,而是用來思考如何在文學表現與寫作方法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學術交流 2026 年第 3期— 125 —上突出個人經驗的客體出現的[2]15。因此,陳映真對王安憶的理解其實是一種“誤解”。而當陳映真試圖向王安憶揭示在工業化資本化的現代社會中個人享有的自由不過是虛假的幻象時,王安憶卻認為這是陳映真對個人主義價值觀的否定,並激烈地批評陳映真“享了個人主義的好處,卻來賣乖”[2]25。這種雙向的誤讀貫穿於他們共同在愛荷華生活、研討的三個多月中。陳映真與王安憶在愛荷華的頻繁“錯位”暴露了二人不同的經驗結構。前者在宣揚自由與個人主義的氛圍中嚮往革命時代的集體主義,試圖從人民、民族與第三世界的位置理解知識份子的歷史責任;後者則在長期的革命語境中渴望個性的解放,傾向於從日常經驗與個人主義的層面重新觀察中國。這是後革命時代理解中國和世界的不同方式。在 1983年赴美參與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之前,陳映真已處於左翼理想主義受挫的多重思想危機中,這些危機動搖了他長期據以理解中國的基礎,涉及到民族共同體是否還能成立、人民是否仍能作為歷史主體出現、革命是否仍具有正當性、知識份子又該如何介入現實等問題。首先是臺灣內部“分離主義”政治力量逐漸集結帶來的思想衝擊。1979年“美麗島事件”之後“臺灣資產階級民主運動逐漸走向反蔣而民族分裂的途程”[3]337,1983年前後“‘本土派’通過對《臺灣文藝》的‘改組’而達成的文學與政治在分離主義上的全面結合”[4],臺灣“分離主義”者不斷強化“本土化”論述,思想文化界的“中國認同”則持續被抽空。與此同時,臺灣在八十年代迅速進行產業升級,人們收入與消費水準不斷提高,消費文化也隨之盛行。因此陳映真所面對的不僅是臺灣島內民族認同論述的重組,同時還有資本主義現代性對人民歷史責任感和進步意識的侵蝕。其次,比臺灣內部政治認同格局與消費社會擴張更深地觸及陳映真思想根基的,則是大陸“文革”真相的披露、改革開放後“現代化”邏輯的長驅直入等現實。長期以來,陳映真對社會主義抱有宗教性的信仰,紅色中國是其左翼理想主義的現實依託。因此,當“文革”的黑暗面不斷被披露,陳映真便陷入“慢性的思想苦悶”[5]27,以彼岸革命為出路的信念幾近崩塌,作為其思想不竭源泉的革命想象幾乎完全破滅;大陸的改革開放、“告別革命”,則意味著中國已然被編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此後會走向怎樣的現代化道路,是否會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中忘卻社會主義和第三世界,這些都成為陳映真異常焦慮的問題。因此,陳映真“愛荷華之問”中的“寫中國”並非純粹關注文學寫作技巧,而是試圖辨認在革命理想受挫,現代化成為潮流的歷史情境下,大陸作家是否還保有通向民眾、民族與歷史的可能,是否能超出個人創傷經驗的自我循環,感知自身與中國歷史、中國人民處境及第三世界現實之間的關聯。遺憾的是,王安憶並未給予陳映真非常篤定的正向回饋。
  • 如何“寫中國”?——陳映真的“愛荷華之問”與左翼理想主義的困境— 126 —對同時期的王安憶來說,“中國經驗”更多與其在大陸社會主義實踐中所積累的個人成長經歷相關,並在“新時期”的個人、日常與人性話語中獲得表達的正當性。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席捲全國的浪潮中,王安憶來到安徽省蚌埠市五河縣插隊,母親茹志鵑鼓勵王安憶“應該寫日記,好好注意周圍的人和事,可以使生活變得有樂趣”[6],以排解知青生活的苦悶。王安憶的寫作正始於這種自身經驗,後來的《雨,沙沙沙》《本次列車終點》《流逝》等作品都說明當時她是在個人日常生活細節中感受並理解時代處境的。在中國大陸八十年代的氛圍中,以個人經驗取代革命情感乃是一種普遍的社會思潮。人道主義、人性論與主體性話語的興起都使“個人”被確認為具有獨立價值的歷史主體,成為“新時期”知識生產的重要話語,個人的完整性和自我創造性“首先被作為一種價值觀得到普遍的認可,並作為現代化意識形態的構成部分而得到重申和肯定。”[7]52王安憶曾指出她們與前輩的不同:八十年代思想解放運動中的“母親”那一代人在“回到人性原點,審視自我經驗,重新出發”的過程中進入寫作;“我們”則是在“個人主義獲得合法性”的背景下開啟自身的文學實驗[8]196。因此,王安憶對“中國”的感知更多以個人的、內在的、日常的方式顯現出來,而不是從更結構化、更恢宏的歷史角度進行總體把握。因而當陳映真試圖在她那裡找到一種確定的人民、民族與第三世界的立場時,王安憶所堅持的則是個體的日常經驗與生活感受,以八十年代“從啟蒙運動人本主義到現代主義結構哲學,這些一股腦湧進來的百年西方思潮,半生不熟的”[8]204話語向陳映真訴說個人的苦難,並且通過否定前輩在歷史中的行為(認為“母親們的犧牲反使歷史走上了歧途”[2]25)而間接否定了改革開放之前的社會主義實踐。陳映真與王安憶的分歧實際上是同一歷史進程在兩種感受結構中的不同迴響。1980年前後,中國大陸結束“文革”、實行改革開放所推動的現代化邏輯日益佔據壓倒性地位,與此同時,“冷戰”鬆動、資本主義全球擴張與第三世界困境使中國向何處去成為必須重新面對的現實問題。陳映真與王安憶有著不同的成長經歷和現實處境,但二者事實上又共同置身於這一歷史斷裂所開啟的問題場域之中。當“新時期”以整體否定的方式面對“文革”和更廣泛的革命經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過程中那些仍然值得被繼承的部分也就一併被排除,這讓曾經真誠信仰革命的人失去了精神支點,使即便並未熱切信仰它的人,也在與過往革命的疏離中失去了一個藉以理解自身位置的“昨天”。對陳映真而言,革命理想的受挫並不意味著人民、民族與歷史責任都是虛妄,反而使這些問題變得更為迫切;而在王安憶那裡,革命敘事的鬆動釋放出的是日常與個人內在經驗的價值——正因二人都試圖以自身的經驗視角去理解對方,誤讀才會反復發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學術交流 2026 年第 3期— 127 —生:陳映真試圖辨認大陸新一代作家是否仍保有通向歷史與民眾的可能,王安憶首先捍衛個人經驗不再被宏大革命敘事所吞沒的權利。上述分析並非要做價值判斷,比起判定觀念的孰對孰錯,更值得追問的是,同樣來自中國歷史、現實但又一度造成隔膜的經驗結構為何會在愛荷華這一異質空間中重新開啟彼此聯通的可能?此種聯通經歷了怎樣的轉譯才得以顯影,後續又有何發展?二、愛荷華的經驗連通儘管在愛荷華期間,因思考路徑差異所致的結構性錯位與誤讀不斷發生,但這並不意味著陳映真和王安憶之間完全缺乏相互理解的可能。在異國他鄉這一暫時脫離原初經驗生成環境的“第三空間”中,二人反而獲得了反省自我的契機,並在某些意想不到的時刻發現彼此經驗的連通。看美式足球正是啟動、貫通二者“中國經驗”的重要契機。從日記中記錄的大量足球賽事細節以及當天其它行程的安排來看,當時處在一種好奇、觀看、被熱鬧裹挾的狀態裡的王安憶,甚至覺得比賽結束後“沒有鬧事”還有點掃興[9]。沉浸在此種新奇經驗中的王安憶尚無暇思考陳映真在人們歡騰呼嘯集體狂歡的時刻,突然站起來對人群大喊“傻瓜!你們這些傻瓜!”這一行為的內在動機。西方的各種賽事是一個完整的現代娛樂消費裝置,在這個異於常態的空間中人們會不自覺地被調動起非理性的、去歷史化的狂歡情緒,對此,早已洞察資本主義消費社會本質的陳映真自然是難以認同的。陳映真的“傻瓜”簡練而堅決地表達了對群眾的狂歡狀態——一種在高度組織化的現代消費景觀中被喚起的興奮感——的反感與排斥。王安憶要到數年後的《烏托邦詩篇》裡才意識到,二人當時雖然處於共同的空間中,但思想上卻存在著現代和後現代的時間性錯位:“我想他也不喜歡我坐在沸騰如開了鍋似的看臺上,觀看美國足球,像那些美國佬小孩一樣大聲疾呼”[2]17。然而,這錯位中卻也包含著二人情緒相似、情感相通的時刻。儘管王安憶在當時“努力使自己興奮,去符合人們的情緒”,試圖融入美國人的狂歡而消弭自己的外來者身份,但這還是成為了她“美國之行中最寂寞的時刻”[2]22。陳映真喊出“傻瓜”那一刻,事實上凸顯出“我們這兩個中國人在這歡樂的海洋中是多麼的寂寞。我們無依無靠,我們其實一點都沒弄明白他們為什麼這樣高興,他們的高興與我們相距甚遠,有咫尺天涯之感。”[2]22通過對原先未言明的隔膜經驗的再度審視,王安憶發現自己竟和陳映真處於同一位置。
  • 如何“寫中國”?——陳映真的“愛荷華之問”與左翼理想主義的困境— 128 —可以說,陳映真與王安憶“中國經驗”的連通正是從無法進入“人家的快樂”開始的,而這又關聯著更深層次的歷史經驗。年輕的王安憶對異國他鄉充滿嚮往,也十分渴望成為這個“年輕的國度”裏輕盈地曬太陽、玩耍的孩子中的一員,並試圖將自己想象成一個在樹林裏讀書的美國女孩而融入這個國度,然而她發現自己始終只是個外來者 [2]15。王安憶認為這是因為“我們文明悠久的東方人從出生那一天起就是成年人”[2]13,而不是一個無憂無慮的孩子。這意味著看球賽的寂寞與試圖成為美國孩子的徒勞只是表面現象,其根本原因則在於中國人難以在他者的文化和歷史中找到自我的位置。從這一刻起,王安憶不再只從“個人經驗”思考中國,而是把中國人理解為一種被悠久文明所塑造、從一出生就背負著沉重的文明記憶的生命形式。王安憶第一次切身體會到,自己作為“中國人”的經驗來自一種與生俱來的文化處境,她原本主要由個人感受和日常經驗組織起來的“中國經驗”也開始向民族主體意識和第三世界敞開。此時陳映真所不斷強調的中國、第三世界、現代化批判才成為王安憶可感的處境,永遠成為不了一個美國孩子的痛感和陳映真在美國足球場上對那種歡樂機制的拒斥形成了一種深層呼應。王安憶也由此意識到自己與陳映真之間存在“宛如默契一樣的聯繫”,這聯繫“產生於我們各自出生之前就已開始的經驗的旅途之間”[2]23,揭示出彼此“中國經驗”的聯通實際來自深埋於中國歷史之中的共同感受結構。陳映真後來也說,“回想起當時相聚的自然和友愛,才感覺到中國作家間的團結,……全自文學的中國承受豐富的啟示,並且都決心為著當今和未來的中國去體驗、思考、生活和辛勤地工作。”[1]318在美國這一異質空間,他們都意識到自己作為中國人、作為第三世界一員,與西方的現代性狂歡之間永遠隔著一層無法跨越的鴻溝。可以說,“看美國足球”成為王安憶“第三世界知識份子主體意識發生”[7]181的歷史時刻,王安憶和陳映真的“中國經驗”也在此找到了相認相通的介面。當然,這並不意味著王安憶能自然而然地寫出陳映真意義上的“中國經驗”。陳映真的“愛荷華之問”實際上包含著一種寫作倫理,即作家的創作不應停留於異域見聞,或是個人感受的自我循環,必須深入本民族的人民與現實之中。當王安憶回國後試圖做陳映真所誇讚的“聰明的孩子”,兌現“寫中國”的承諾時,她發現自己原先主要由個人感受和日常經驗組織起來的“中國”,在陳映真“寫中國”的召喚下轉變為了一個必須重新認識的對象。困惑中,陳映真以《人間》雜誌為媒介介入湯英伸事件的實踐讓王安憶看到了書寫“中國經驗”的具體路徑。王安憶將自身到鄉間尋訪為救人而死的孩子的經歷與《人間》雜誌營救湯英伸的報導相聯繫,“建構出自己跟陳映真在不同的時空下,都靠近了一個孩子的故事。”[10]然而值得追問的是,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學術交流 2026 年第 3期— 129 —為什麼是湯英伸事件?一個十九歲的原住民少年的命案、審判與死亡將“教育積弊、死刑存廢、法律的民族適應性、民族關係、現代化與理想社會”[11]84等問題同時召喚出來,把中國經驗中沉重的殖民歷史、族群壓迫和現代化秩序的裂隙聚焦到一個具體生命之上,湯英伸父親以基督式的受苦與救贖承擔愛子的命運,更將這罪與罰領受為全體曹族人內心裡的哀痛[11]87,與陳映真自身帶有強烈基督教色彩的左翼關懷相互映照。因而《人間》對湯英伸的救援既是對不公義結構的現實抗爭,也是一次以“信、望、愛”為內在原則的精神實踐,使政治性的現實批判與精神性的倫理承擔彼此交融。這種交融讓王安憶進一步體會到“中國經驗”是寫作中不可回避的歷史結構,是一個與歷史暴力下的弱者命運、共同體責任以及為之承負的精神倫理緊緊糾纏在一起的現實問題,而要想敘述“中國經驗”,就必須回到宏闊的歷史性視野中重新觀察弱者命運、定義個人責任。後來王安憶正是在一個孩子之死所喚起的共同體記憶中,重新找回了書寫中國經驗的可能,將一度在愛荷華遭遇危機的個體經驗,重新接回到中國鄉土與共同體倫理之中,從而創作出令她聲名大噪的《小鮑莊》。實際上,“孩子”是王安憶在 20世紀 80年代中後期至 20世紀 90年代初反復使用、藉以呈現自我精神位置的關鍵字。《我的來歷》(1985)《叔叔的故事》(1990)都是這樣的文本。王安憶後來曾自述《叔叔的故事》是對自我精神困境的揭示,想要尋找一種壯闊的、可提供精神寄託的英雄主義遺產[12],此處的“孩子”已經與 90年代知識份子精神危機相連。到了《烏托邦詩篇》(1991)“孩子”數度出現且產生了多種變體。“年輕國度的孩子”是美國式輕盈而無歷史負擔的現代性中心主體;與之相對的“做不成一個孩子”則顯示出“文明悠久的東方人”所承擔的、那種從出生便已是成年的生命形式。“聰明的孩子”是陳映真聽聞王安憶要“寫中國”後對她的誇讚,而回國之後試圖做“聰明的孩子”的王安憶所感受到的是“寫中國”這一承諾背後的寫作倫理。“俗世的孩子”是王安憶對自身精神處境的另一番描述,雖然缺乏宗教經驗,王安憶對超越性的渴望仍真切存留,並以“製造偶像與化身”的方式將這種渴望具象化。當王安憶走進教堂,看見一對父母帶著兩個畸形孩子向她微笑時,她又將自己想象為這對父母所呵護的“孩子”,讓自己短暫被納入宗教性的關懷之中。而“任性的孩子”與“孤苦無依的孩子”則分別對應著王安憶在寫作上的成功與自滿,以及危機中的孤立與無援。在這些反復變化、彼此映照的“孩子”意象中,王安憶所一再探問的實際上是同一個根本問題:一個人究竟能在何處獲得一種更高的精神歸屬?“孩子”這一意象還可以追溯到陳映真入獄前其父對他講的那段著名的話:“首先,你是
  • 如何“寫中國”?——陳映真的“愛荷華之問”與左翼理想主義的困境— 130 —上帝的孩子;其次,你是中國的孩子;然後,啊,你是我的孩子。”[13]陳父對陳映真的期許透露出理想的主體狀態應具有宗教的超越性但又不脫離民族與個人,這也為王安憶理解陳映真及其左翼理想主義提供了三個維度。“上帝的孩子”對應的是某種超越性的宗教倫理,提示出陳映真思想中的基督教元素,也最直接地命名了那種“更高的精神歸屬”的形態;“中國的孩子”對應著民族歷史的位置,關涉到中國認同、反殖民,以及由此而來的第三世界的視野;“我的孩子”則將前兩者具體落實到人倫關係與現實責任之上。值得注意的是,王安憶對陳映真的父親本身懷有深切的敬意,這位有著博大胸襟的牧師長者,在愛荷華讀完她的發言稿後所給出的“中國有希望了”的嘉獎,不僅是一種認可,更近乎一種精神接引,在無形中將她納入理想主體的精神譜系,推動著她以“孩子”為媒介反復定位自身。後續王安憶對“孩子”這一意象的持續回望與書寫也表明她在反復地辨認,辨認一個人如何既不困守於個人經驗之內,也不抽象地懸置於民族與歷史之上,卻又能在更高的精神歸屬中理解自身與現實的關係。然而,王安憶對更高精神歸屬的渴望在 20世紀 90年代初的大陸語境之中卻無從安放,陳父所說的超越具體人倫的定位對她而言存在著不可逾越的距離。王安憶雖渴望宗教層面的超越性,但卻無法真切信仰宗教以獲得“上帝的孩子”維度,儘管“中國的孩子”的身份並未消失,但在“文革”災難尚未遠去以及改革開放的劇烈變動下,中國究竟處於怎樣的歷史進程,中國人又該如何定位自身,都成為需要重新辨認的問題。而輕盈飄忽的現代性主體位置又與“文明悠久的東方人”的自我體認間存在著根本錯位。在這種情況下,陳映真本人就成為了王安憶精神歸屬的承載者,他兼具超越性、民族歷史與現實責任的形象本身已構成一種更高的精神歸屬的具象化。也正因如此,王安憶對陳映真的接受從一開始便呈現出鮮明的精神性特徵,她所辨認與守望的是陳映真這個人,以及由他所象徵的烏托邦式主體理想,而陳映真反殖民立場、第三世界視野、現代化批判及現實介入的方法卻未能真正被納入她的思想框架。三、“烏托邦”的現實迴響陳映真的左翼理想主義實際上是通過王安憶早已形成的“烏托邦”框架被理解和接受的。對王安憶而言,“烏托邦”並非虛空妄想,而是一種既曾真實照亮現實、又不能被完全現實化的理想形式。在為茹志鵑的日記作注時,王安憶多次借助“烏托邦”這一概念來理解母親一代人的歷史經驗。面對日記中透露的理想社會的情景,她寫道:“這真是烏托邦的景象。人人都在向善,向著崇高,對世界懷著重大的責任。那決不是虛假的,勞作的無產者真的做了主人,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學術交流 2026 年第 3期— 131 —一個漫長的,陰森的,潮濕地滋養著病菌的歷史,終於揭開了敞亮的一頁。”[14]66這種類似陳映真嚮往的“人們像兄弟姊妹一樣生活在一起”的理想社會形態中,包含著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曾經真實存在的共同體經驗。當“大躍進”和“文革”等運動暴露出馬克思共產主義的彼岸理想此岸化[15]所導致的現實災難,“烏托邦”在王安憶那裡就成為不能現實化的、虛擬的美好世界,而“母親的這些日記,大約可看作是那中國式烏托邦夢寐的碎枝末節”[14]111。到了 20世紀90年代,王安憶的“烏托邦”則在進一步商品化的大潮中具備了人格化和象徵化的意義,成為作品中“淩駕於‘我’與陳映真之上的一個總體的藝術形象”,是“海峽兩岸知識份子共同建構起來的一個追求理想主義的象徵”[16]。1990年,陳映真講述“花岡慘案”的場面被王安憶描寫為近乎“神啟”的場景,陳映真對倖存者如何攜帶記憶度過餘生、歷史如何在遺忘中被篡改的講述,與陳父宣講福音的形象發生了某種重迭。“花岡慘案”本是一個已有明確歷史、政治定性的事件,涉及殖民體制下的勞工壓迫與民族共同體的歷史記憶等問題,陳映真對它的關注是其反殖民立場的一環。但在王安憶的敘述中,這一事件被抽離了歷史政治脈絡,納入了一套宗教、詩性、烏托邦意味的理解框架,成為陳映真“對世界的良善願望”的證明。這樣一來,具體的歷史事實一旦被抽象為超越性的倫理話語,其現實批判的力度也就被削弱了。可以說“烏托邦”是王安憶接納陳映真思想的轉換機制,她將茹志鵑與陳映真共置於這一框架,在理解與保存理想某些部分的同時,卻也拋卻了理想主義的現實指涉而退回了精神象徵的領域。王安憶對“烏托邦”的需要與其自身八十年代以來的精神處境密切相關。儘管王安憶不曾熱切地信仰革命理想主義,但“文革”中有關新人、歷史、民族和世界革命的宏大信念,與母親茹志鵑、父親王嘯平帶給她的革命記憶、集體敘事與理想主義餘緒仍然感染著她。王安憶與同時代作家的區別在於,在個人主義獲得合法性並為大多數作家擁抱的八十年代,王安憶跳出了“傷痕文學”書寫私人哀怨經驗的模式,“流露出對個人的迷戀、警惕甚至恐懼”[17]的複雜情緒。並且部分地由於她的愛荷華經驗,在 20世紀 90年代市場經濟轉型所帶來的瑣碎、享樂、世俗的風氣中,她拒絕消費社會和大眾娛樂所提供的廉價快樂,更強烈地感到自己需要某種精神性的信仰。對王安憶而言,個人主義消費社會難以全然擔負人生意義,世界性的社會主義退潮與“文革”災難使全人類解放的社會主義理想失卻了動員力量,而宗教也無法為她提供精神的安頓。因此,那個仍以基督教倫理與社會主義信念作為生命底色,拒絕向現實妥協,同時對失落的理想仍保持忠誠的陳映真就成為了她最可靠的依賴與精神寄託,而這種依賴又與陳映真對王安憶的“愛荷華之問”相關——“我越是成長,就越需要前輩。看起來,我就像賴上了他,
  • 如何“寫中國”?——陳映真的“愛荷華之問”與左翼理想主義的困境— 132 —其實是他的期望所迫使的。”[2]91這正是王安憶將陳映真作為自己念茲在茲的精神偶像的重要原因。王安憶對陳映真的接受表面看是個人性的偶然觸動,但如果把它放回八、九十年代中國大陸的思想文化語境中就會發現,這種觸動之所以可能發生,是因為當時大陸知識界普遍面臨著理想主義的危機。當年曾引起陳映真注意的“潘曉討論”正是這一危機的外化:對“文革”乃至社會主義革命的否定動搖了革命原有的正當性,個人主義、人性論與現代化話語雖然從集體主義的牢籠中釋放了個人,但並未真正回答人在後革命時代如何安頓自身的問題。陳映真認為潘曉所揭示的並不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問題,而是“在‘社會主義’的中國,權威、道德和信仰的危機,不但存在,而且嚴重”[5]265,這表明曾經以崇高理想號召獻身犧牲,承諾人的解放圖景的社會主義革命話語已失去了現實的有效性。而儘管舊信仰的崩塌使青年滑入“人生的路怎麼越走越窄”的懷疑與苦悶,但青年也可能在更大黑暗中“正視荒蕪已久的,內面的自己”,重新擁抱“人活著就是為了使別人生活得更美好”的信念,進而“使我們重新燒起希望的火把”[5]267。這說明在陳映真那裡,社會主義確乎遭遇了危機,卻不必然走向失敗。那麼真正應該思考的問題是,社會主義理想如何在危機之後被重新啟動。賀照田後來做過的類似分析,在思路上也許受到了陳映真的影響,他認為“文革”一代曾被帶到“信仰的頂峰”,強烈相信自己所投入的是一個“偉大時代”,並由此獲得“飽滿、充實、有意義的人生”想象[18]122,當“文革”失敗、革命承諾無法兌現後,這種高峰信仰便發生從核心支柱層面的坍塌,造成強烈的虛無感和意義危機。但這一危機同時仍保留著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留給“文革”後中國最寶貴的遺產之一,即“人應該對歷史、對國家、民族、社會承擔責任的精神取向”,以及對意義感的強烈渴望和尚未熄滅的理想主義衝動。[18]259可以說,陳映真在大陸具有持續的感召力,恰恰在於他提供了一種危機之後仍不肯徹底撤退的左翼理想主義:在舊的革命信仰崩塌、人生意義動搖,而個人主義又無法滿足精神的超越性需求的情況下,對暫時失落的理想保持近乎宗教的忠誠,把個人重新放回人民、歷史、現實責任和受苦者命運之中,這樣的行為本身就昭示著理想主義並未終結,反而能夠在危機和苦難中被重組。然而,通過王安憶,我們也看到陳映真的理想主義在大陸語境中所能發揮思想能量的限度。儘管王安憶從陳映真那裡獲取了抵抗消費社會的能力[2]83,但從其創作和自述來看,王安憶只保留了警惕與批判物質主義的部分,而未意識到陳映真消費主義批判背後所指向的更龐大的跨國資本擴張和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儘管王安憶曾表明陳映真當年所說的許多話“在以後的日子裡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學術交流 2026 年第 3期— 133 —一點一點呈現出來”[2]88,以突出陳映真思想的預見性,但在全球資本全面滲透的消費社會,在“現實循著自己的邏輯發展”[2]89的情況下,陳映真與“現實”對峙的立場反而使王安憶認為自己窺見了陳映真孱弱以及他“落伍者”的形象,“就好像理想國烏托邦,我們從來沒有看見過它,卻已經熟極而膩”。[2]91陳映真成為“落伍者”並非偶然,而是一種必然。邁納斯在考察革命後馬克思主義的命運時指出,社會大革命總是由烏托邦憧憬所推動,但革命一旦結束,烏托邦的社會目標便趨於形式化,不再是激勵社會行動的“活生生的動力”,而是轉變為公式化的象徵,用以使新的社會秩序合理化[19]。陳映真的左翼理想主義在大陸語境中的遭遇,可以說是這一歷史邏輯的結果,儘管陳映真本人從未放棄理想,但在革命理想已然形式化、抽象化的大陸語境中,他的思想也不可避免地被納入象徵性的框架,其結構性的現實批判動能讓位於內化的精神感召功能,因為新的歷史條件已無法為理想主義在現實中找到穩固的載體。儘管陳映真依然堅持“世界應該是什麼”的標準,卻越來越難以改變“世界已經是什麼”的現實。同時,陳映真本人建立、重塑和實踐信仰的道路又是不可複製的,人們很難成為陳映真,只能退而求其次從他身上各自汲取各自所需的部分。某種程度上說,王安憶對陳映真的精神接受是大陸接受陳映真左翼理想主義的典型形態,陳映真往往首先被視為某種精神高度、理想人格,乃至烏托邦的殘餘,而他關於第三世界、反殖民、現代化批判與現實介入的思想方法卻被遮蓋在理想主義的旗幟下,失去了思想的現實動能。四、左翼理想主義的可能與限度如何“寫中國”,是陳映真對改革開放後一整個世代中國作家的提問,王安憶是極少數能夠從積極的意義上回應這一問題的大陸作家,但遺憾的是她所觸及的仍只是問題的局部。對此,王安憶曾坦言:“二十年來,我一直追索著他,結果只染上了他的失望。……我從來沒有趕上過他,而他已經被時代拋在身後,成了落伍者”[2]91。當中國大陸沉浸在改革開放帶來的個人解放和經濟發展的狂歡中時,陳映真所堅持的社會主義理想、對底層民眾的關懷以及對資本邏輯的批判,顯得與時代格格不入。在大陸作家看來,陳映真的社會主義信仰固然有鮮明的理想主義色彩,但現實的中國卻未發展出他所期待的社會形態,他的信仰由此在自由市場經濟的浪潮中淪為一種不合時宜的存在,甚至陳映真對人民的關懷也被視作矯情的表演[20]18。王安憶的小說《一把刀,千個字》便描寫了這種“後革命時代裏革命話語的存在危機”[21]。王安憶明白,不僅自己的寫作無法在陳映真所期待的反殖民、第三世界及現代性批判的視野中展開,而且在大
  • 如何“寫中國”?——陳映真的“愛荷華之問”與左翼理想主義的困境— 134 —陸後革命時代的語境中,陳映真的左翼話語被視為過時的思想而遭冷遇幾乎是必然的。陳映真嚴肅認真地探討國家的未來、純粹而強烈的社會主義情懷以及閃耀著精神光輝的知識份子批判意識,反而引來大陸同行異樣的目光[20]19,被歸於另類。在 2001年的全國作家代表大會上,王安憶看到了陳映真落寞的身影[2]91,這一場景和 20世紀 80年代末陳映真和阿城關於“人民”的分歧、1995年陳映真和張賢亮關於資本主義和環境問題的衝突一起,被視為陳映真在大陸文壇“孤獨者”形象的象徵。陳映真左翼理想主義在大陸所受到的關注折射出大陸知識界在特定歷史時刻進行精神重建的迫切需求,也清晰顯示出兩岸思想文化界的歷史性錯位。陳映真正因被精神化、象徵化地接納而成為大陸知識界的精神座標,而在反殖民立場、第三世界視野與現代化批判等現實介入的思想方法層面,卻難以找到真正的對話者,由此顯出“落伍者”乃至“孤獨者”的形象。從這個意義上說,陳映真在大陸的處境既不是被全然遺忘,也不是真正被繼承,而是處在具備精神感召力但思想方法未被承接的張力之中,這一張力也標誌著其左翼理想主義在大陸後革命語境中所能抵達的邊界。而陳映真與大陸知識份子的距離並不只是後者接受方式的問題,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進程與陳映真在臺灣“戒嚴”時期所淬煉出的左翼理想主義圖景之間的結構性距離同樣值得深入追問。——————————【參考文獻】[1]陳映真. 陳映真全集 7[M]. 臺北: 人間出版社, 2017.[2]王安憶. 烏托邦詩篇[M]. 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1.[3]陳映真. 陳映真全集 16[M]. 臺北: 人間出版社, 2017.[4]趙剛. 精神危機是如何克服的?——陳映真的 1980年代[J].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2024(8): 86.[5]陳映真. 陳映真全集 4[M]. 臺北: 人間出版社, 2017: 27.[6]王安憶. 小說與我[M]. 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7: 12.[7]賀桂梅. “新啟蒙”知識檔案: 8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0.[8]王安憶. 旅館裡發生了什麼[M]. 鄭州: 河南文藝出版社, 2019.[9]茹志鵑, 王安憶. 母女漫遊美利堅[M]. 上海: 上海文藝出版社, 1986: 220.[10]黃文倩. 茹志鵑, 陳映真與王安憶的淵源與文學影響考察[J]. 文藝爭鳴, 2015(12): 20.[11]李娜. 少數民族報導與《人間》的理想主義實踐——以湯英伸案為例[J]. 華文文學, 2012(3): 84.[12]王安憶, 張新穎. 談話錄[M].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1: 260.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學術交流 2026 年第 3期— 135 —[13]陳映真. 陳映真全集 2[M]. 臺北: 人間出版社, 2017: 367.[14]茹志鵑. 茹志鵑日記(1947-1965)[M]. 王安憶整理. 鄭州: 大象出版社, 2006.[15]錢理群. 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 另一種歷史書寫[M]. 臺北: 聯經出版公司, 2012: 14.[16]陳思和. 營造精神之塔——論王安憶 90年代初的小說創作[J]. 文學評論, 1998(6): 56.[17]蔡翔. 反 80年代的 80年代[J]. 現代中文學刊, 2023(6): 26.[18]賀照田. 當社會主義遭遇危機[M]. 臺北: 人間出版社, 2016.[19]莫里斯·邁納斯. 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M]. 張甯, 陳銘康, 等譯.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3: 214-217.[20]查建英. 八十年代: 訪談錄[M]. 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6.[21]奚煒軒. 兩岸文學的新時代合流——從《一把刀,千個字》看陳映真對王安憶的文學影響[J]. 世界華文文學論壇, 2024(1): 127.
  • 《哪吒之魔童鬧海》的微觀敘事散論— 136 —《哪吒之魔童鬧海》的微觀敘事散論丁家珍摘 要:《哪吒之魔童鬧海》已然達到“國漫崛起”的全新高度,從劇情設計到整個視聽表現都精彩絕倫,探究而來,可溯源至其敘事機制的“燃情”。這種燃情性的“內核”在於電影本身蘊含著豐富多元的“民族性”文化動因。因此對電影的文本內涵進行探究無疑頗具意義。本文擬從民族文化符號及精神的顯影、敘事的矛盾轉折與“替代的滿足”、現實隱喻幾個方面對影片進行探討,旨在為未來國產動畫電影的創作及相關理論建構提供一些參考。關鍵字:民族文化符號 民族精神 矛盾轉折 隱喻AMicro-Narrative Analysis of Nezha Conquers the Dragon KingDING JiazhenAbstract:Nezha Conquers the Dragon King marks a peak in Chinese animation. Everything from itsplot design to its overall audiovisual presentation is outstanding. A closer examination suggests thatthis success can be traced to the “affective intensity” of its narrative mechanism. The “core” of thisburning is that the film itself contains rich and diverse cultural motives of “nationality”. Therefore, it isundoubtedly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text connotation of the film. This paper intends todiscuss the film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cultural symbols and spirit, thecontradictory turning point of narrative and “satisfaction of substitution” and its realistic metaphor,aiming at providing some reference for more creation of domestic animated films in the future and theconstruction of related theories.Key words:Ethnic cultural symbols; National spirit; Contradictory turning point; metaphor近年來,國產動畫電影發展勢頭一路向好,2025年春節檔國產動畫電影《哪吒之魔童鬧海》(以下簡稱《哪吒 2》)更是強勢登場,達到“國漫崛起”的全新高度,從劇情設計到整個視聽表現都精彩絕倫,僅上映 9天就成為中國影史票房“榜首”,一個多月便突破 150億元沖進全球票房前五。 票房奇迹的背後除周密行銷策略的發力外,更重要的還在於電影本身敘事機制的燃情。 因此對電影的文本內涵進行多元探究無疑頗具意義。【基金項目】本文系東莞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常規項目(項目編號:2026CG86)階段性成果。【作者簡介】丁家珍(1987—),江西于都人,東莞城市學院創意設計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動畫與數字媒體藝術。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學術交流 2026 年第 3期— 137 —一、“燃情”內核:民族文化符號與精神的顯影《哪吒 2》取材於傳統神化題材,影片中充滿了濃郁的“民族味”。中醫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符號的一部分,許多藥材在影片中得以介紹,如在申公豹帶領海底妖族大戰陳塘關後,李靖請求出城採購藥材,在申公豹的採購清單中就介紹了三七、牛黃、茜草、冰片、血竭、紅花、當歸、蘇木、馬錢子等我國中醫裏常見的藥材。無量仙翁煉丹時使用的天元鼎、三味真火、急急如律令、穿心咒等也非常“本土化”。申公豹在陳塘關赴宴時與李靖談及修仙之道,如“修仙者需克己欲念,剪情欲則神全”,此為道家之精神體現,強調通過减少欲念來達到精神的純淨和完整,追求內心的寧靜及平和。而李靖說的“行善道則德全”出自儒家思想,強調積善行德,是對道德與善行理念的一種概括性表達。再如結界獸的設計靈感源自我國三星堆遺址出土的戴金面罩青銅人頭像和青銅縱目面具,擁有標誌性的粗眉、凸目、金面罩等元素。作為强大法器的“天元鼎”,其設計靈感從上海博物館的龍紋扁足鼎和湖北博物館的青銅敦中選取而來。青銅器在我國古代文明中佔有重要地位,可追溯至夏、商、周時期,其主要功能是作為禮儀用器和武器使用,形成了富有中國傳統特色的文化體系。“鼎”作為一種禮樂器具,也是古代時期權力的象徵。天元鼎出自玉虛宮,是鎮宮之寶和“權貴”地位的化身。在影片中,它見證了主角們的成長和抗爭,也使觀眾感受到影片所傳達出的勇氣和正義力量。天元鼎鼎身中的幾何紋、饕餮紋設計,使觀眾穿越時空觸及到遠古時代的圖騰文明。哪吒在第二關考核前的入場亮相動作,則植入了中國戲曲程式化表演;這種“植入”並非機械化的複製,而是在人物程式化表演的同時又經過了動作的重新設計與組合。哪吒口中念白“從來生死都看淡,專和老天對著幹,我命由我不由天,小爺非要當神仙”本就滑稽逗趣,結合著哪吒的程式化表演動作,著實產生了一種兼具喜劇卻又十分“民族化”的視聽效果。再如,佛教中,“蓮花”作為神聖之花,被賦予了深厚的象徵意義,在我國有詩贊其“出淤泥而不染”,用以比喻清淨無染的高尚品質。七色寶蓮由一片片蓮花瓣組成山巒的形狀,護住了哪吒魂魄並重塑了其肉身,蘊含著哪吒品性中自帶聖潔與堅韌。在哪吒與石磯娘娘最後的搏鬥中,石山崩塌釋放出的“蓮花”火焰,既與哪吒的重生相呼應,也喻指了哪吒純真、堅韌之品質。悲劇由社會矛盾和衝突中產生,衝突雙方通常代表著真與假、善與惡之間的兩極對立。影片中隨著劇情的發展,原本屬於反派的海底妖族也陰差陽錯地成了正派,看似正派的無量仙翁成了名副其實的反派。隨著哪吒肉身的重塑,其邀敖丙一起破鼎,破鼎之時,龍王、李靖等人一同協助,敖丙勸其父需保存元氣護體,龍王卻說“我們一直在退一直在退,原以為什麼都給了,仙翁可讓大家活下去,沒想到他們還是要我們的命!”一妖魔跟隨道:“既然他們要我們
  • 《哪吒之魔童鬧海》的微觀敘事散論— 138 —的命,那我們就用這條命跟他們拼了!”隨後所有海底妖魔蜂擁而上,拼盡全力助他二人破鼎,由於缺乏功力護體,一個接一個的妖魔被三味真火煉成仙丹,現場卻依舊無人退縮,此悲劇壯觀的場面引起無數觀眾共鳴。現世中,誰不曾有過逆境?誰不曾遭遇過委屈?在人生成長或社會職場裏誰又不曾做過一個所謂的“弱者”?在整個破鼎過程中,妖魔們的抗爭行為完成了集體性英雄群像的塑造,這種悲劇性不僅展現了衝突與毀滅,更表現了弱者的抗爭與拼搏,是正義與邪惡之間的殊死較量,成為一種特殊的審美形態。魯迅曾說:“悲劇即是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1]297這群海底妖魔的毀滅正是拼搏、抗爭之後的毀滅,是在對抗邪惡勢力中作出的“自我抉擇”,是一種轟轟烈烈、驚心動魄的死。體現了一種“大無畏”的精神,它們無視仙家威嚴,在殘酷的鎮壓下,英勇鬥爭直至毀滅。觀眾在觀影的痛感中獲得了一種强烈的審美快感,即“以悲為美”。哪吒小小身軀,在面對無量仙翁等强大勢力時勇於鬥爭,昔日的頑童成了正義化身、戰鬥英雄。片尾處其口號“小爺是魔,那又如何?”“若前方無路,我就踏出一條路”“若天地不容,我將扭轉這乾坤!”直接將影片推入新的高潮,燃情億萬觀眾,他和敖丙面對强大敵對力量卻毫不退縮,為天地正義勇於獻身的戰鬥精神散發出英勇崇高之氣質。天元鼎內,當無量仙翁以父母性命相要脅讓哪吒吞下滅魂丹時,本已體虛不堪的殷夫人硬是拼盡全力沖向仙翁將滅魂丹銷毀,護住哪吒;儘管哪吒全身佈滿針刺,她仍舊忍著針紮之痛將其擁抱,她對哪吒的叮囑“娘不能再陪伴你長大了,今後的路你要自己走……和你度過的每一天,娘都很開心,娘從來沒有在乎過你是仙、是魔,娘只知道你是娘的兒”更是引爆在場的見證者和影院觀眾淚目。其實我們小時候都曾是“每位娘”眼中的天使或魔童,亦可比作當下流行語中的“神獸”。但是,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都是父母眼中“獨一無二”的那個自己!其實她只是想最後再抱抱哪吒,她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將消逝,此時,影院中的每個人都成了“哪吒”。殷夫人為保全哪吒奮不顧身與仙翁對抗的過程,使得這位母親有了“崇高感”,並閃現出偉大的母愛與“人性之光”。在這份母愛面前,以無量仙翁為代表的一群仙人是如此的渺小和卑微,殷夫人的行為使得其作為一個“凡人”的人生價值得以昇華,從而閃耀出令人崇敬的光芒,引發觀者共鳴。二、敘事的衝突轉折與“替代的滿足”(一)敘事的衝突轉折:諷刺、戲劇張力並存影片中出現了多次敘事的衝突轉折。 當太乙用七色寶蓮為哪吒、敖丙重塑肉身時,申公豹帶領南、北、西海三大龍王趕赴陳塘關作亂,並有意破壞哪吒重塑肉身,雖結界獸進行了護法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學術交流 2026 年第 3期— 139 —卻難以抵擋三龍王集體的攻勢,關鍵時刻敖丙挺身而出護住了哪吒,自己肉身卻在强大衝擊之下遭遇風化。哪吒見狀不顧太乙阻攔沖出寶蓮,火候未够,肉身不穩,只為朋友而不顧一切。哪吒與敖丙皆為“友誼”奮不顧身,其實也暗指了靈珠和魔丸互為一體、命運與共之意味。此處哪吒火候未够的肉身為後續劇情的發展做了鋪墊,當無量仙翁將哪吒等人置於天元鼎內煉丹時,哪吒因母親的消逝而悲憤不已,將原本不穩的肉身震碎,卻又在三味真火的作用下奇迹般地重塑了肉身。前面為了朋友而中斷塑身的哪吒,為後期三味真火對哪吒肉身的重塑埋下了伏筆。無量仙翁本想用三味真火毀滅哪吒,沒想到卻最終成就了哪吒,此伏筆轉折具有“因果”效應,同時具有“邪不壓正”之意味。為救敖丙,申公豹提議讓哪吒參加升仙考核,以便取得玉液瓊漿澆灌寶蓮,還可獲升仙機會,既救敖丙也救哪吒。哪吒肩負著“救友”使命及“全村的”希望,在考核的第二關其考題竟是收服申公豹之父(申正道),無疑產生了諷刺性的戲劇效果和衝突轉折。在哪吒與申正道的打鬥中,申正道不敵哪吒自斷手臂,不明真相的申小豹誤以為哪吒帶人圍攻了他家並砍斷了其父手臂,赴哥哥面前告狀,恰巧申公豹受李靖夫婦之邀正在陳塘關赴宴,相信觀眾聽到申小豹說出砍斷父親手臂之人是哪吒時,看到無比激動與憤怒的申公豹(特寫鏡頭),影院觀眾的內心定然為陳塘關和哪吒的前程萬分揪心,並對申公豹接下來的報復行為充滿了“想象”。但接下來的鏡頭卻突然轉向了清寧的玉虛宮,現場難掩哪吒連過兩關的喜悅及戰後的鬆弛感;憤怒與清寧、緊張與鬆弛的狀態對比,產生了空靈的美學效應;同時也為後期當真相公佈,知曉陳塘關的毀滅一切都是無量仙翁為陷害龍族而為,產生了衝突大反轉,具有了戲劇張力;畢竟此前連哪吒也一口認定陳塘關慘案為龍族所犯(具有引導觀眾之效果)。(二)替代的滿足人們總是喜歡看螢幕上為伸張正義挺身而出的大俠,看他們懲治邪惡幫助弱小,這些故事總能點燃我們心中的熱血。但在現實世界裏,罪惡與苦難從未真正退場,謊言暴行與不公仍在暗處滋生蔓延,但人類心底始終燃燒著不滅的希望,期盼正義永遠懸於審判之巔,渴望傷痛與惡意徹底消弭,期待每一個生命都能沐浴在安寧與善意之中,即便這只是理想圖景,我們依然願意相信,願意等待。威爾伯·施拉姆(傳播學之父)指出,若是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的某些欲望得不到滿足,則會轉向幻想的世界中尋求一種“替代的滿足”。其實在現代人殘缺不全的日常生活經歷中,人們的真實願望與現實滿足之間有著諸多不可調和的衝突,動畫電影則在現代人種種焦慮、迷惘、困惑的現實境况中承擔起“超越現實”的重任。在對《哪吒 2》的整體關照中,可發現宏大敘事、英雄偶像的“神聖性”得以“祛魅”,日常話語、日常敘事成為主要關注對象,無論哪吒還是
  • 《哪吒之魔童鬧海》的微觀敘事散論— 140 —敖丙,其神聖性皆在影片的劇情設計當中予以消解,他們被賦予了現實生活中才可能存在的“角色”,體現出更多的“平民色彩”,即他們表現出與我們普通人相同的情感與智力,也經歷著和我們一樣的迷茫、困惑和難以超越的現實處境。在面對危機時,以“普通人”身份出現的他們與現實中無特异功能、資質平庸、唯有逐步向前的我們不同,在影片中他們通常被塑造為“日常生活的英雄”,通過自己的努力如奮發圖強、自力更生的方式對日常生活進行反抗,從而達到在現實世界中無法企及的目標任務。如此,動畫角色的銀幕行為便蘊含複雜的社會文化意義,“儘管這種生動的動畫敘事過程中並沒有直接提到觀看主體自我,但仔細辨析起來,所有關於角色的銀幕行為都在訴諸那個暫時缺席的觀看主體。”[2]83現實生活中的迷惘者是誰? 超越日常生活的英雄又是誰?無疑是作為目標對象的觀看者自己。哪吒也好,敖丙也罷,二者皆為“虛擬的符號”,影片試圖通過讓觀眾親身體驗現代日常生活中難以觸及的感官經驗,促使其從作品週邊的潜在觀察者轉化為具有臨場介入性的體驗主體。使接受者從被動凝視轉向“主動參與”。故而,日常化的動畫作品為現代觀者提供了一個建構“欲望”與“想象”,充分展現“本我”的夢的世界。眾所周知,現實生活中,個體很難以一己之力去抗衡某種“體制”或“群體”,《哪吒 2》中以無量仙翁等為代表的仙家眾人即可視作一種“體制”。這個體制具有絕對權威和話語權並制訂“遊戲規則”,所以認清現實的“三龍王”才會集體背叛族群而歸順仙翁,申公豹亦是如此。韓炳哲認為 21世紀的社會正在從否定性的規訓社會步入肯定性的功績社會。[3]16功績主體容易變得更積極更具能動性,也很可能鋌而走險,申公豹亦是如此,甘願成為髒活代理人,這是對不可抗拒力量的一種歸順,哪吒若不覺醒反抗,終有一天他也會變成另一個“申公豹”,申公豹的悲劇命運構成了對哪吒的某種“警示”,頗具意義。實際上,不僅哪吒與申公豹,太乙、龍王、敖丙等眾人皆被困在一個系統裏,該系統被視覺化為“天元鼎”,鼎上樹形系統也許更具意味。“樹形系統是等級分明的系統,它包含著主體化和意義的中心,包含著中心性的自動機制。”[4]20哪吒勇於反抗等級制度,打破體制束縛,其抵抗性的英雄創舉令觀眾動容。 在現代人碎片化的日常生活經歷中,許多真實願望也許只有在虛擬的影像世界中才能被完整地實現。哪吒(或敖丙)的角色身份乃至整個故事情節設計,為作為觀眾的現代人的日常生活拉近了距離,“在個人無法企及的經驗與日常生活之間尋找到了一個敘事平衡機制,並有效地縫合了真實生活細節與想象的內心欲望,標誌著日常生活本真的回歸。”[2]83三、現實隱喻:“認同建構”的基石影片對“偏見與標籤”的解構,亦是極具現實穿透力的隱喻表達。海底龍族世代鎮壓海妖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學術交流 2026 年第 3期— 141 —卻始終被仙界冠以“妖族”之名,申公豹因出身妖族即便苦修千年仍難獲仙界認可,哪吒自誕生便被貼上“魔童”標籤而遭陳塘關百姓忌憚,這些情節直指現實社會中普遍存在的身份偏見與刻板印象。這種標籤化的認知,本質上是社會群體基於固有認知形成的非理性評判,它將個體的價值與存在意義囿於單一的身份符號中,忽視了個體的成長與改變,也製造了群體間的隔閡與對立。而影片中哪吒以“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抗爭打破魔童的標籤,龍族攜手陳塘關共同對抗仙界不公,實則是對現實中打破偏見、消弭隔閡的美好期許,引導觀眾反思標籤化思維的狹隘性,也讓不同身份、不同境遇的觀眾能從角色的抗爭中獲得情感共鳴,完成自我身份與價值的認同建構,這也讓影片的現實隱喻超越了個體命運的探討,上升至對社會認知與群體關係的思考層面。為拯救敖丙和陳塘關,哪吒背井離鄉踏上了升仙考試的路途,當他小小的身軀坐上飛天豬越飛越遠時,母親在身後的叮囑使影院裏的每個人都似乎看見了曾經的自己,而小觀眾們亦或正在經歷自己的“升仙錘煉”。當下社會中各種各樣的考試使得中產階層家庭彌漫著教育焦慮。對普通家庭而言考試何以如此重要?就在於其過程相對公開透明、機會均等,其結果可能導向“階層跨越”;只不過影片中的哪吒在考試過程中逐漸醒悟,意識到升仙考試不過是一場騙局,斬妖除魔實為互相殘殺,大家皆為煉丹素材,為權力獻祭,哪吒最終與不公正的等級制度割席。[5]87敖丙之前也參加過“升仙”大考,其作為龍族後裔,出生起便被貼上“妖族”標籤,若想逆天改命,“升仙”是其唯一機會。前作中龍族群策群力,集體將身上最硬的一塊鱗片撕下為敖丙製成萬龍甲,敖丙無疑肩負著整個龍族的希望。哪吒、敖丙同為考試,兵分兩路竟殊途同歸,既與靈珠魔丸同為一體的劇情設計相呼應,又使影片充滿了喜劇感。探究而來,這兩個“小魔童”何曾不想以自己的努力來證明自己並獲得他人的認可呢?如在升仙考試中,哪吒不負眾望連過兩關,若將其視作一種“勝利”,那麼第三關則是一種“壓抑的勝利”,因在第三關闖關前,他明知陳塘關已生靈塗炭,卻也要在“重壓”之下忍痛考完最後一場,這對哪吒來說除了戰鬥力的較量外,還多了對其“心智”或“心理素質”的考量。當被無量仙翁投喂滅魂丹時,他也曾想以自己的“死”換得父母“生”的希望,想做一個孝子。如其所說,生來為魔的他,其實一直都很想、很想成為大家的驕傲。影片延續了哪吒與敖丙混元一體的鏡像結構,[6]47並在升仙考試中使用了“雙魂一體”,既二者魂魄共寄存於哪吒體內,由此,“變臉”成了一大看點,讓人聯想起“川劇特色”。當然作為“做題家”的他們,不禁讓觀者回憶起過往應試中的自己,課堂內外,誰不曾做過“雙面人”呢?敖丙亦是如此,如電影開篇,當敖丙一人抵抗三龍王遭遇重創後,其父敖光將體虛的敖丙擁入懷中,敖丙自責未能完成龍族使命,其父說:不,這些都不重要,我只要你活著!李靖也
  • 《哪吒之魔童鬧海》的微觀敘事散論— 142 —在天元鼎內囑咐哪吒一定要活下去……若是以你的命換爹娘的命,爹娘也不會心安理得地活下去。我們可感受到父母對孩子們的愛,雖說每個父母都望子成龍,但那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還是孩子能快樂地成長。正因有了父母的包容和理解,哪吒與敖丙才有了更廣闊的施展舞臺,以至於他們在遭遇挫折後,仍能元氣滿滿,仍想去改變這個世界(片尾處)。或因他們太年輕,或因他們不知天高地厚;但更重要的是他們一直都被父母所理解,被家人所支持!隱喻了現實中的我們,我們一直在追光、追夢,許多時候並非我們能力超群,而是我們的身後,一直站著父母,一直有一座能避風雨的“港灣”,所以讓我們滿懷“希望”奔赴未來。希望是一束照向未來的光,它能讓人自由,亦能帶來力量,如電影《肖申克的救贖》中,正因男主角安迪沒有放棄希望和夢想,才最終重寫了他的命運。自上世紀 50年代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提出:“探民族風格之路”的口號起,中國動畫便以其“譜系化”的形象語言及獨特審美意趣獲得世界讚譽,成為民族文化記憶中持續回溯的時間之河,肩負起連通現在與歷史,闡明抉擇與立場的文化使命。[7]85在《三個和尚》《大鬧天宮》《驕傲的將軍》等系列“中國學派”早期動畫中,觀者都能感受到來自人們精神深處的訴求;即民族文化主題形象和民族文化集體記憶的建構,亦是民族文化自信的彰顯。後來因許多原因中國民族動畫的創作節奏得以停滯,長時間內“中國學派”動畫風光不再。在經歷了“轉型期”的陣痛後,中國動畫人逐漸意識到提高國產動畫電影的市場競爭力尤為重要。提升競爭力的“內核”便是民族文化的顯現,可喜的是,近年來我們在國漫電影中越來越重視題材、形式、文化、價值取向等方面的“民族化”回歸。[8]97從《哪吒之魔童降世》到《哪吒之魔童鬧海》,影片都致力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當代建構,成效顯著。從反抗父權的“中國俄狄浦斯”到反抗等級制度的革命者,小小哪吒從“古典文學”中走來,雖被不同 IP重構,不斷變身,但其本性中的“抵抗性”似乎從未消失。哪吒系列電影在不同時代的改編中附加了當時社會的不同文化及主流價值觀。《哪吒 2》中除了眾多優秀傳統文化的體現外,還融合了當下時尚文化。如在哪吒與申正道的決鬥前,二人的對話就出現了“美顏”“黑眼圈”等用語。申正道指責哪吒的黑眼圈是由於其生活不規律,經常熬夜,飲食不健康,生活不自律而導致,還引出我國傳統審美觀“相由心生”。既契合了當下流行的養生觀,也和我國傳統中醫中的養生理念相連通。如《黃帝內經》中提倡不熬夜、飲食清淡的養生理念主要在“陰陽平衡”“飲食有節”等方面。《黃帝內經》強調“天人合一”,認為人的健康和自然規律緊密相連,不熬夜即是順應自然規律的重要體現;“飲食清淡”則是為了减少對身體的負擔。《黃帝內經》提倡飲食需五色五味,力求營養均衡。這些養生理念除益於身體外還有助於保持內心的淡然和平靜。此外,“天人合一”也是道家的主要思想,與申正道的身份及“修仙”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學術交流 2026 年第 3期— 143 —行為相契合。申正道和哪吒的一場普通對話即把我國優秀中醫學思想、道家思想和當下的時尚文化相碰撞,提升了劇情內涵。概覽近年國產動畫電影關於中國傳統文化新的時代內涵的創作實踐,不難發現作品的創新思維、表現形式及運作模式都得到大幅提升。將民族化的敘事手法和價值觀嵌入當下國產動畫的形象圖譜中,對於我國青少年群體在道德教化、價值追求和文化認同上都有積極意義。從《哪吒 2》中我們亦可感知,較之過去,“中國動畫人”文化使命的擔當感與責任感已被喚醒;逐漸領悟到國產動畫的創作唯有在文化內涵及價值取向上保留對“民族”的這份堅守,方能更加生動地“書寫”出作品應有的“文化之魂”。而這種對民族文化的深耕與創新表達,也讓國產動畫在世界動畫舞臺上擁有了獨特的文化標識,為講好中國故事、傳遞中國精神築牢了創作根基,更讓國漫的崛起擁有了持久且深厚的文化底氣。——————————【參考文獻】[1]魯迅. 魯迅全集(第一卷)[M].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7: 297.[2]侯文輝. 現代性與美國皮克斯動畫電影的文化邏輯[J]. 裝潢, 2011, (4): 82-83.[3](德)韓炳哲. 倦怠社會[M]. 王一力, 譯. 北京: 中信出版集團, 2019: 16.[4](法)德勒茲, 加塔利. 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卷 2): 千高原[M]. 姜宇輝, 譯. 上海: 上海書店出版社, 2010: 20.[5]白惠元. 《哪吒之魔童鬧海》: 中國哪吒的燃情機制[J]. 電影藝術, 2025(1): 87.[6]劉起. 《哪吒之魔童降世》: 鏡像結構與文化重構[J]. 電影藝術, 2019(5) : 47.[7]萬江, 侯文輝. 國族認同與作為“記憶建構”的動畫書寫[J]. 四川戲劇, 2023(3): 82-85.[8]丁家珍. “中國學派”動畫的三維視界[J]. 電影文學, 2021(19): 97.
  • 非遺語境下的哪吒信俗建構— 144 —非遺語境下的哪吒信俗建構張超瑾 何天含摘 要:本文以澳門哪吒信俗為研究對象,通過文獻分析、田野調查和語料計量方法,探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框架下傳統信仰的現代重構機制。研究發現:清代中後期,疫病危機催生了哪吒信俗的空間擴展與儀式調適。2004—2024年,非遺政策通過“立法奠基—分級認定—活態傳承—動態管理—國際輸出”五階段演進,促進傳統信俗完成公共文化資產轉型。通過對語義分析,揭示遺產化進程中文化內核的範式轉換。研究提出三維支持模型:政府主導制度保障,學界建構知識體系,民眾驅動實踐創新,三者協同構建傳統信俗的再生路徑。澳門經驗表明,非遺保護本質上是重塑傳統文化與現代治理的介面能力,同時需要平衡制度化規範與社區自治的張力。關鍵字:哪吒信俗 非物質文化遺產 遺產化 文化再生 澳門研究The Construction of Nezha Beliefs and Customs in the Context of IntangibleCultural HeritageZHANG Chaojin HE Tianhan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Nezha belief and customary practices in Macao as the research objectand explores the modern reconstruction mechanism of traditional beliefs under the framework of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 protection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field investigation, andcorpus-based quantitative methods.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In the mid-to-late QingDynasty, the crisis of epidemic diseases spurred the spatial expansion and ritual adaptation of theNezha belief and customary practices. From 2004 to 2024, ICH policies have evolved through fivestages, namely, “legislative foundation laying—graded identification—vital inheritance—dynamicmanagement—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which have facilita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beliefs and customs into public cultural assets. Through semantic analysis, the paradigm shift of thecultural core in the process of heritage-making is revealed. The study proposes a three-dimensionalsupport model: government-le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academic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systems,【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重大項目)“中國古代海洋珍稀文獻搶救性整理、研究與資料庫建設:海洋圖像文獻”(21ZD233);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一般項目)“儒釋道美術考古材料的分佈體系與宗教關系研究”(23BZJ038);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後期資助項目)“中國宗教美術發展體系研究”(23FYSB015)階段性研究成果。【作者簡介】張超瑾(1990—),講師,澳門城市大學藝術學在讀博士,研究方向為美術考古;何天含(1988—),澳門城市大學藝術學在讀博士,研究方向為美術考古。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學術交流 2026 年第 3期— 145 —and community-driven practical innovation. The coordinated efforts of these three aspects build aregenerative path for traditional beliefs and customs. The experience of Macao shows that ICHprotection is essentially about reshaping the interface capability betwee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modern governance, while also needing to balance the tension between institutional norms andcommunity autonomy.Key words: Nezha beliefs and custom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eritagization; CulturalRegeneration; Macao Studies在世界文化遺產保護運動不斷深化的浪潮中,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創新已成為東西方共同關注的焦點。澳門作為中西方文明交匯點,其民間信俗體系在文化多樣性實踐中具有獨特價值。哪吒信俗作為聯結地方信俗藝術與社區治理的活態傳統,在制度性保護與創造性轉化過程中形成的“澳門文化符號”,為觀察非遺當代重構提供了典型樣本。澳門學界通過跨學科複合研究範式構建了哪吒信俗研究的路徑,我們重點關注兩個層面:在歷史溯源層面,哪吒信仰呈現多源流演變特徵,其歷史脈絡可溯及印度佛 Nalakubara神格的中國化轉譯過程,並通過道教儀軌實現民間信仰的本土紮根[1],澳門哪吒主要起源於疫情。知識傳播體系方面,通過場域比較分析確立大三巴廟的跨文化價值[2],而同樣是胡國年撰寫,澳門基金會《澳門哪吒信仰》[3]以編年史體例梳理兩座廟宇的差異化自治功能,構建了文化再生產研究的理論框架。現有非遺研究對哪吒信俗實踐轉型的解釋,也存在三方面局限:理論與現實匹配度上面,傳統研究關注政策影響或特色保護策略,尚未充分解釋官方與社區的實際互動模式。在研究視角拓展空間上,現有分析集中於個案歷史溯源,需要引入多元分析方法,比如節慶活動中多方參與的協作機制、傳統習俗與現代社會治理的融合路徑。在實踐協調要求中,非遺保護需應對兩大協調議題,標準化管理可能影響傳統細節延續性,如儀式流程的優化調整;文旅融合需平衡文化本真性,如巡遊功能從信俗文化內涵轉向文化展示,如何構建適應本土特色的保護模式值得探索。一、歷史層累與非遺重塑(一)哪吒信俗的澳門紮根作為澳門民間信俗的重要組成部分,哪吒信俗在澳肇基之始,依託於本土傳說與社會變遷
  • 非遺語境下的哪吒信俗建構— 146 —背景。柿山哪吒古廟的歷史淵源可追溯至清初神異故事的衍化傳說:據碑銘及口述史料記載,康熙十八年(1679年),柿山村民有感哪吒太子顯聖護佑兒童,於其顯靈之麻石處構築神龕,初稱柿山古廟。王文達《澳門掌故》考證指該建築原為無頂簷亭結構,神龕依石而建,形成宗教與地緣空間的特殊結合,堪輿家譽其為“山靈鐘秀之地”[4]。此後兩百年間,該廟雖歷香火傳承,然因“神龍無瓦”的簡陋建制,信眾禮祀常受風雨侵擾。至光緒廿四年(1898年),在知事楊臣五、黃浩泉等人主導下,通過民間募捐完成擴建,增設風雨亭並更名哪吒古廟,今存石柱楹聯“二百餘年赫聲濯靈澤敷蓮島”即佐證其歷史脈絡。澳門哪吒信俗的空間擴展與晚清疫疾危機密不可分。光緒年間霍亂(1888年)與鼠疫(1895—1897年)相繼爆發,大三巴茨林圍因衛生條件惡劣而疫情深重。根據《澳門百科全書》與值理會非遺文檔,大三巴居民擬迎請柿山哪吒未果,而後自建廟宇禳災,其事折射出信俗傳播中的社區競爭性。另據陳煒恆《澳門廟宇叢考》及黎順興口述史,“靈泉治病”傳說(居民據“哪吒托夢”飲用聖保祿修院靈泉配伍草藥)成為大三巴廟的核心敘事,其特有的“灑聖水”儀式更衍生出異於傳統的禮儀結構。學界普遍認同霍亂疫情與柿山廟擴建的直接關聯,而疫情流行則催化信俗分靈的制度化。通過匾額、楹聯等物質文本,既見證信眾“報功崇德”的祈禱訴求,亦構建出多層次的信俗記憶場域。此階段的廟宇建制與信俗傳播,不僅融合民間傳說與現實危機的雙重驅力,更顯現澳門民間信俗在殖民語境下,藉由儀式創新與制度調適實現的本土化路徑。(二)申遺年表根據相關檔案,我們製作澳門哪吒信俗非遺申請年表。(表 1)表 1 澳門哪吒信俗非遺申請年表[5]階段 時間段 哪吒信俗非遺標誌性事件 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歷程申報籌備期2004—2011 2011年 4月澳門哪吒太子寶誕申報澳門非遺名錄200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經第 32/2006號行政長官公告在澳門正式生效,文化局隨即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2008年,文化局訂立《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申報評定暫行辦法》,作為當時澳門非遺項目申報和評定的規範。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學術交流 2026 年第 3期— 147 —名錄確立期2012—20142012年 6月媽祖信俗、哪吒信俗等列入澳門非遺名錄2014年12月哪吒信俗成功列入第四批國家級非遺名錄2014年 3月 1日,澳門《文化遺產保護法》正式生效,非物質文化遺產納入為法律保護的對象。活態細化期2015—2018 2018年 5月哪吒信俗傳承人鄭權光、葉達獲選國家非遺代表性傳承人2015年 10月,文化局開展“全澳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及資料徵集活動,以全面瞭解澳門潛在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數量和情況。2017年,文化局進行首次“擬訂清單”的程式,將 15個項目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常態管理期2019—20222019年 10月澳門文化局公佈《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哪吒信俗正式列入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2019年,經公開諮詢及諮詢文化遺產委員會意見,社會文化司司長批示共 12個項目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2020年 6月,文化局“更新清單”,新增 55個項目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2022年 11月,經諮詢文化遺產委員會意見,社會文化司司長批示核准並公佈《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管理指引》。國際共用期2023—20242023年第十五屆澳旅院與世界旅遊組織培訓課程邀請哪吒信俗非遺傳人2024年 1月旅遊局迎馬來西亞業界考察團感受澳門非遺自 2006年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制定本地化政策以來,通過五個階段的政策調整逐步建立了非遺保護體系。2004至 2011年是非遺的初創階段。2006年澳門通過行政公告將《非遺公約》納入本地法律,2008年頒佈《非物質文化遺產申報評定暫行辦法》明確申報程式。2011年,“哪吒太子寶誕”首次作為文化項目申報,成為政策試行的起點。2012至 2014年進入名錄確認階段。2012年 6月,澳門公佈首份非遺名錄,哪吒信俗被正式列入;2014年《文化遺產保護法》實施,規定非遺保護的法律義務。同年 12月,哪吒信俗通過省級申報升級為國家級非遺項目,實現文化身份雙重認證。2015至 2018年重點轉向活態傳承。2018年認定鄭權光、葉達為首批國家級傳承人,確定文化實踐的主體責任。2019至 2022年著重完善常態管理。2019年修訂《非遺名錄》固定哪吒信俗地位,2020年
  • 非遺語境下的哪吒信俗建構— 148 —新增 55項補充項目,2022年出臺《管理指引》建立完善機制。2023年後進入國際文化共用階段。2023年,澳門旅遊學院將哪吒信俗傳承人納入世界旅遊組織培訓課程。整個過程顯示,澳門非遺政策通過“申報籌備—名錄確立—活態細化—常態管理—國際共用”的遞進模式,使哪吒信俗從社區逐步轉型為受法律保護的文化遺產。(三)申遺後的身份轉換筆者採用文獻計量學方法與文本挖掘技術,構建覆蓋政策敘事與文化實踐的雙維度分析框架。使用 Python工具爬取 2004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期間在澳門特區行政公署政務公開平臺中的哪吒信俗相關新聞作為數據來源。在文本處理階段,為保證後續的關鍵字統計和關鍵字統計與分析向量化等文本挖掘的準確性,使用 jieba庫對中文文本進行分詞,並結合“百度停用詞表”和“哈工大停用詞表”去除無意義的詞彙。為評估特徵詞語在單個文檔中的重要性和在整個資料庫中的普遍性,利用 TF-IDF演算法提取語料關鍵字。其中,詞頻(TF)是指某一特徵詞語在某個文檔中出現的頻率,逆文檔頻率(IDF)反映了某一詞語在整個語料庫中的重要性,TF–IDF值的計算是將詞頻和逆文檔頻率相乘。(見表 2)表 2 澳門哪吒信俗文化傳播的關鍵字頻年平均表(2004—2024)高頻詞 2004—2011年/次 2012—2014年/次 2015—2018年/次 2019—2022年/次 2023—2024年/次 年均/次政府 7.51 13.01 17.00 27.50 11 15.20非物質文化遺產4.38 22.67 17.00 22.50 4.50 14.21哪吒廟 6.00 6.33 10.25 9.25 9.00 8.17哪吒 1.63 16.00 9.50 7.50 4.50 7.83文化局 2.75 6.67 7.50 15.00 0.00 6.38交通 3.63 2.00 9.00 7.75 8.00 6.08活動 0.00 5.00 13.25 6.75 8.51 6.70信俗 0.13 7.33 5.50 6.75 0.50 4.04保護 0.25 4.00 2.00 8.00 0.00 2.85歷史 2.13 5.33 1.50 1.50 2.51 2.59旅遊 0.13 1.33 2.50 4.00 8.51 3.29市民 0.75 1.33 3.25 5.00 0.00 2.07公眾 1.00 1.67 1.50 4.75 1.50 2.08非遺 0.25 1.00 3.50 3.50 1.50 1.95誕 0.63 2.00 1.75 2.00 1.50 1.58展覽 1.25 1.00 0.50 2.00 0.00 0.95展館 0.13 4.00 0.75 0.00 0.50 1.08值理會 0.25 1.00 1.00 1.25 1.50 1.00教育 0.00 0.00 0.00 2.00 1.50 0.70巡遊 0.13 0.67 0.75 1.00 0.50 0.61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學術交流 2026 年第 3期— 149 —高頻詞 2004—2011年/次 2012—2014年/次 2015—2018年/次 2019—2022年/次 2023—2024年/次 年均/次藝術 0.63 0.00 0.00 0.75 0.00 0.28時間段總數 33.56 102.34 108 138.75 65.53 89.64注釋:數據來源於澳門特區政府官網 2004—2024年發佈的哪吒信俗相關新聞,分析範圍為標題及正文高頻詞彙。通過表 3,有以下分析。1.高頻詞分類與“遺產化”對信俗稀釋的關聯基於表格數據的統計結果,本研究從文化表達路徑視角將高頻詞系統劃分為傳統信俗與遺產化術語兩類。前者基於信俗實踐維度,語義關聯於信俗實踐的物質載體,比如“哪吒廟”指向建築實體或週期性時間標誌,“誕”特指哪吒誕辰慶典的時間錨點;篩出存在跨類使用可能,例如“哪吒”。在後者遺產化術語則遵循“制度邏輯”,詞源上直接脫胎於政策文本如“非物質文化遺產”,功能聚焦界定保護主體,如對應哪吒廟的展館等,以及規範操作流程。兩類詞彙的劃界通過歷時性語料頻次交叉驗證,確保符號屬性與話語維度精凖對應。語料分析呈現遺產化進程中信俗內核被公共管理及展示需求替代的趨勢。(表 3)表 3 高頻詞年均分類表在高頻詞彙分類過後的數據指標下,傳統信俗類詞彙與政策主導的遺產化術語呈現此消彼長的對抗趨勢。具體表現為:2004—2024年間傳統信俗類詞彙增長緩慢,始終維持平穩波動;而“遺產化”詞彙則表現分類 高頻詞2004—2011年/次2012—2014年/次2015—2018年/次2019—2022年/次2023—2024年/次 年均/次傳統信俗詞彙哪吒廟 6.00 6.33 10.25 9.25 9.00 8.17信俗 0.13 7.33 5.50 6.75 0.50 4.04誕 0.63 2.00 1.75 2.00 1.50 1.58合計 6.76 15.66 17.50 18.00 11.00 13.79遺產化詞彙政府 7.51 13.01 17.00 27.50 11.00 15.20非物質文化遺產4.38 22.67 17.00 22.5 4.5 14.21文化局 2.75 6.67 7.50 15.00 0.00 6.38非遺 0.25 1.00 3.50 3.50 1.50 1.95保護 0.25 4.00 2.00 8.00 0.00 2.85展覽 1.25 1.00 0.50 2.00 0.00 0.95展館 0.13 4.00 0.75 0.00 0.50 1.08合計 16.52 52.35 48.25 78.5 17.50 42.62
  • 非遺語境下的哪吒信俗建構— 150 —出數據激增後在 2022 年後驟降,在 2019—2022時間段達到其峰值時,使用頻率高達傳統類 4倍。兩類詞彙的關鍵波動均與政策節點強相關,2012年《文化遺產保護法》推動共同井噴,2023年後因實踐時期轉向同步下滑。“信俗符號”屬性逐步被“制度性文化遺產”術語取代,現象符合遺產化進程中從信俗走向共用化空間特徵。[6]2.時間與數量維度的雙重印證(1)數量維度根據相關數據,這裏需要重點考察兩個數據趨勢的反差:2004—2024年間傳統信俗詞彙與遺產化詞彙呈現鮮明對比的發展軌跡。信俗類詞彙數據始終波動平緩;而遺產化詞彙則表現出極大波動幅度,“非物質文化遺產”一詞使用峰值更達 22.67次,“政府”在 2019—2022年間27.5次的詞頻也達到了兩類詞彙中最高值。值得注意的是,兩者在 2012—2022年同步增長又於2023年同步驟降,但遺產化詞彙以 78.5次的峰值量級及其 78%的降幅,凸顯政策主導話語體系對原生文化的規範效力。(2)時間維度2004至 2011年,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處於制度初創階段,傳統信俗類詞彙與遺產化詞彙的年均使用頻次均維持在低位,對應聯合國公約本地化、《非遺申報暫行辦法》制定等基礎政策探索期。2012至 2014年《文化遺產保護法》實施後,兩類詞彙爆發性增長。2015至 2018年聚焦活態傳承體系構建,詞彙增速趨緩但仍在增幅,反映分級認證、傳承人認定等實踐深化。2019至 2022年進入標準化管理階段,文化局動態更新非遺清單併發布管理指引,術語使用量達歷史峰值(傳統信俗詞彙 18次、遺產化詞彙 78.5次)。2023年後,信俗類詞彙回調至 11次,遺產化類保留 17.5次,對應非遺發展重心從術語制度化轉向場景化實踐,呈現政策話語與實踐效果的階段性銜接。可見在二十年中,哪吒信俗通過分階段的非遺化過程中,實現了政策“遺產化”對信俗稀釋。二、政府、社會與民眾三個層面的支持機制在澳門哪吒信俗的非遺身份轉換過程中,政府、社會與民眾三個層面形成支持機制,通過高頻詞彙數據可見其協同作用:(一)政府支持:制度保障與資源整合(表 4)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學術交流 2026 年第 3期— 151 —表 4 澳門哪吒信俗政府機構關鍵字頻年平均表(2004—2024)高頻詞2004—2011年/次2012—2014年/次2015—2018年/次2019—2022年/次2023—2024年/次年均/次文化局 2.75 6.67 7.50 15.00 0.00 6.38交通事務局 2.38 1.00 3.50 2.00 1.33 2.04旅遊局 0.00 0.00 0.00 1.25 7.33 1.72新聞局 1.63 3.67 0.50 0.50 0.67 1.39旅遊學院 0.00 0.00 2.50 2.50 1.67 1.33市政署 0.00 0.00 0.00 4.00 0.00 0.80民政總署 0.25 0.00 2.25 0.00 0.00 0.50澳門基金會 0.00 1.00 0.00 0.75 0.00 0.35郵政局 0.25 0.67 0.00 0.00 0.00 0.18教育暨青年局 0.00 0.00 0.00 0.75 0.00 0.15社會文化司司長辦公室0.00 0.00 0.75 0.00 0.00 0.15公共建設局 0.00 0.00 0.00 0.50 0.00 0.10土地工務運輸局 0.25 0.00 0.00 0.00 0.00 0.05政府發言人辦公室0.00 0.00 0.00 0.25 0.00 0.05時間段年平均總數7.51 13.01 17 27.5 11 15.202006年聯合國《非遺公約》本地生效後,文化局連續出臺《澳門非遺申報評定暫行辦法》(2008)等措施,推動首輪非遺申報。2011年,柿山和大三巴哪吒廟值理會聯合提交“哪吒太子寶誕”申報文本,標誌哪吒信俗正式進入官方保護體系。澳門《文化遺產保護法》2014年實施,非遺正式納入法定保護範疇。同期文化局活動頻率顯著提升,“文化局”詞頻從上一時間段年均 2.75次到 6.67次,2012—2014年申報期文化局佔全部政府機構關鍵字 51%。2014年“哪吒信俗”成功躋身國家級非遺名錄,政策效力顯現。2019—2022年期間文化局活動年平均頻次達峰值 15次,2017年主導清單制定列 15項非遺、2018年名錄頒佈及傳承人認定,如 2018年哪吒信俗傳人“國家非遺代表性傳承人”稱號,深化保護層級。2023年起的國際合作則體現政策外延拓展。另外,從表格和新聞報導結合來看,交通事務局、新聞局、旅遊局等也多角度協助文化局的推進工作,讓政策與遺產共生。在詞頻年平均表中,交通事務局的詞頻僅次於文化局共計 2.04次。交通事務局主要負責解決哪吒廟周邊交通長期擁堵問題,影響節慶遊行以及輔助哪吒誕期間巡遊的交通管制。2010年7月 1日新聞局發佈《在世界遺產澳門歷史城區說明牌》新聞後,交通事務局於 9月 16日至 11月 28日進行了哪吒廟周邊道路交通整治說明會、經過發放調查問卷建立整治方案、開展交通整
  • 非遺語境下的哪吒信俗建構— 152 —治工作。並於次年 4月為文化局柿山哪吒古廟值理會和大三巴哪吒廟值理會聯合申報的《澳門哪吒太子寶誕》進入《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另外,在每年的哪吒誕日,交通事務局幫助管控交通,讓哪吒非遺當中“慶節賀誕”活動穩定開展。交通事務局以物理空間改造消解非遺保護阻力,通過數據化、常態化的交通管控建立政策間協同網絡。其他例如市政署、公共建設局、土地工務運輸局等和文化局的協作,驗證了澳門遺產治理的邏輯性:文化部門主導價值敘事,而技術部門通過工程手段破解具象障礙,共同構成“軟法理、硬基建”的雙向護持體系。(二)社會支持:社區共治與跨界聯動1.值理會組織與儀式傳承兩個值理會負責聯合策劃哪吒誕巡遊,從 2004年至 2024年時間段內看出“巡遊”詞頻非常穩定。每年農曆五月十八日,澳門舉行哪吒誕賀誕儀式,紀念哪吒。“哪吒太子出巡”為重點活動之一。大三巴哪吒廟在澳門半島及氹仔巡遊;柿山哪吒古廟則由廟宇出發,哪吒太子在金龍護法、仙女散花等儀仗護送下,前往議事亭前地供善信參拜。[7]澳門柿山哪吒古廟值理會和澳門大三巴哪吒廟值理會在詞頻中以“值理會”形式共出現年均 1次,是第四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8]澳門哪吒信俗的保護單位。澳門哪吒信俗的非遺保護與傳承以兩個值理會的跨廟宇協作為核心。值理會成員本著弘揚哪吒精神,一方面義務組織和開展哪吒廟的常年祭祀活動,另一方面解決社區居民的福利和民生問題。[2]121早期通過固定農曆五月十八日巡遊路徑奠定儀式基礎,通過胡國年的學術研究[2]121,[10]提升文化價值;在 2012—2014年期間,依託《文化遺產保護法》和 2014年國家級非遺認定,文化局主導值理會聯合交通局整治擁堵、促成大三巴哪吒展館落成,將儀式空間與制度保障結合;在 2018年,鄭權光、葉達獲國家級傳承人認證,主導開印禮並聯合旅遊學院培訓導覽員,推動代際傳承;近年通過 2023年世旅組織學員體驗課程,推進國際培訓課程輸出,形成從社區自治到儀式傳承的創新範式。2.學界與藝術界的創新融合澳門學界在哪吒信俗研究領域,建構了一套歷史性與跨學科交織的複合範式。澳門學界通過跨學科複合研究範式構建了哪吒信俗研究的路徑,我們重點關注兩個層面:在歷史溯源層面,通過哪吒信仰的多源流演變特徵梳理,包括印度佛 Nalakubara神格的中國化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學術交流 2026 年第 3期— 153 —轉譯過程,以及曾經的疫情衝擊,構建了文脈沿革體系。在知識傳播體系層面,通過場域比較分析確立大三巴廟的跨文化價值[9],並以編年史體例梳理兩座廟宇的差異化自治功能[10],構建了理論展開框架。針對表 2數據顯示的藝術關鍵字低頻現象,筆者通過語料再結構化分析發現潛在現象,在新聞詞彙中關於哪吒藝術活動種類的更為豐富反而遮蔽了“藝術”一詞的出現,但藝術實踐已成為信俗文化再生產的關鍵引擎。視覺藝術表現層面上,黃國宏的《哪吒廟與古城牆》採用後現代拼貼技法解構聖俗空間界限,將建築遺產大三巴與信俗場域並置為城市文化雙螺旋的視覺隱喻,文中明確提到“展覽對推動保護世界遺產工作起到了良好的影響”[11],其巡展軌跡推動澳門文化主體性進入全球藝術話語體系。更具啟示性的是 2023年“創意美食齊體驗項目”,通過參與式藝術啟動哪吒廟歷史空間的交互潛能,把手信製作行為轉化為具身認知的民俗轉譯系統,使非遺要素經由味覺觸媒與消費符號雙重編碼,迭代為可傳播的當代文化記憶元素。這種非遺活化與文旅消費的情境生產範式,實則是學術解構與藝術賦能的共生成果。概言之,在澳門哪吒信俗的詮釋中,學界與藝術界通過理論考據與跨媒介敘事的深度互動,不僅消融了傳統非遺的固化邊界,更借由學術解構與藝術賦能的共生模式,重構出承載消費文化批判與全球化身份反思的動態文化場域,展現了跨界創新在文化遺產轉化中的顛覆性潛力。(三)民眾支持:信俗實踐與文化內外化在澳門哪吒信俗的實踐與文旅教育融合發展的過程中,民眾的參與和互動呈現出顯著的高複合特徵。通過對關鍵字的統計分析,文化局(6.38次)、非物質文化遺產(14.21次)以及交通(6.08次)等詞彙的高頻出現,表明這些元素與民眾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實踐緊密相關。值得注意的是“旅遊學院”和“教育暨青年局”這兩個高頻詞的多次同時出現,進一步凸顯了政策支持、民眾實踐以及文化衍生之間的多維交互關係。這不僅反映了哪吒信俗在澳門社會中的深厚根基,也體現了民眾在文化傳承與創新中的重要作用。哪吒信俗以“日常拜祭”和“賀誕禮儀及活動”兩部分組成。而節慶活動已經轉為規模化運營,以農曆五月十八哪吒誕為核心,每年均舉辦巡遊飄色等活動,自 2010年起交通事務局對哪吒廟區域實施規律性交通管控,保障活動空間擴展。澳門特別行政區旅遊局作為“節日盛世”分欄進行宣傳,並在新聞中與市民、公眾同時出現,市民需要在當日讓渡出商業空間、生活空間,公眾需要融入全新的儀式空間,實現在民俗儀式到文旅品牌符號的過程。
  • 非遺語境下的哪吒信俗建構— 154 —青年民眾非遺教育實現空間轉化。2012年開放的大三巴哪吒展館整合遺址文物與數字技術[12],並在 2016年為配合大三巴哪吒廟將舉行賀哪吒寶誕活動延長開放時間[13],2018年起澳門旅遊學院[14]將哪吒廟納入“漫步澳門”導覽路線,成為本科生基礎化教學資源;在 2022年底,《澳門》雜誌第 150期專欄介紹“澳門的哪吒廟”敲響了“哪吒信俗”國際傳播層次升級,2023年澳門旅遊局官方組織泰國網紅考察團深度體驗澳門文化,通過哪吒場景傳播澳門文化符號;2024年聯動馬來西亞推出旅遊加跨境產品,助推東南亞客源增長。民眾支持是推動信俗實踐向文化內外化演進的根本動力。通過群體自發參與形成的社區實踐網絡,民眾在身體行為與集體記憶中不斷強化文化認同,使信俗傳統內化為群體共用的文化基因。這一內在轉化依賴社區參與的持續性,既鞏固地方身份認同,也為文化解釋權奠定主體性基礎。與此同時,制度性力量通過對實踐場的規範整合形成雙重效應:一方面將離散的民間信俗提升為公共文化資產,另一方面通過官方賦權引導民眾參與向結構化、標準化演變,實現文化內核的再生產。文化外化的實現則源於民眾角色的主動延伸。在符號傳播層面,民眾既是本土價值的詮釋者,亦是文化資本的生產者,通過數位化敘事、旅遊展演等媒介,將地域性信俗轉化為可傳播的文化文本;而在跨域協作中,集體情感能量通過政策牽引轉化為文化外交觸點,形成在地實踐到全球傳播的互動鏈條。這種轉化機制表明:民眾支持並非單向度的文化承載,而是通過實踐參與符號創造的雙向迴圈,不斷重塑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的介面狀態。在非遺語境下哪吒信俗從 2004年到 2024年的非遺可持續發展需建立了三維支持體系。以政策為槓桿,國際非遺認證和文化外交為支點,將地方儀式轉化為國家文化軟實力戰略資源。以社區支持為韌性,將信俗活動嵌入治理社會管理網絡,使文化傳承成為民眾文化衍生的實踐載體。以學界和藝術界成為非遺文化建設基石,跨界協作釋放文化遺產的多維價值。最後通過青年、教育與技術介入,構建從傳統儀式推進集體記憶到未來想像的連續性敘事。非遺保護的本質是在現代化進程中重構傳統文化的“介面能力”,既要紮根社區民眾的自治基因,又需借力跨界創新打破文化壁壘,最終實現從“遺產保存”到“文明對話”的範式升維。(四)文化再生機制的意義根據表 2 《澳門哪吒信俗文化傳播的關鍵字頻年平均表(2004—2024)》,以 2011年 4月澳門哪吒太子寶誕申報澳門非遺名錄為時間節點,分為 2004—2011年和 2012—2024年兩個時間段,基於 TF-IDF演算法和詞頻分析,生成如下網絡關係圖(圖 1、圖 2)及(表 5):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學術交流 2026 年第 3期— 155 —圖 1 2004—2011高頻詞強關聯關係圖 圖 2 2012—2024高頻詞強關聯關係圖表 5 2004—2011和 2012—2024高頻詞強關聯矩陣表2004—2011/次 2012—2024/次高頻詞 哪吒廟 高頻詞 非物質文化遺產交通事務局 226 信俗 177交通 132 哪吒 132哪吒廟 49 保護 125公眾 44 非物質文化遺產 124市民 25 文化局 121文化局 16 非遺 50歷史 13 誕 37展覽 10 哪吒廟 31哪吒 5 市民 22藝術 3 公眾 19展館 3 歷史 16非物質文化遺產 3 展館 16值理會 3 值理會 9保護 2 展覽 8民政總署 2 郵政局 3土地工務運輸局 2 旅遊 0郵政局 2 交通 0非遺 1 交通事務局 0旅遊 1 旅遊局 0信俗 1 民政總署 0誕 1 巡遊 0新聞局 0 藝術 0
  • 非遺語境下的哪吒信俗建構— 156 —結合數據圖表清晰呈現,在 2004—2011年階段核心關聯詞是哪吒廟與交通事務局(226)、交通(132)、公眾(44)等強關聯;文化局(16)展覽(10)關聯較強,但非遺相關詞彙頻率極低。能體現出哪吒廟作為歷史建築,周邊交通管理需求大。每年哪吒誕巡遊導致交通壓力激增,交通事務局通過 2010年交通整治支撐活動開展,體現出在 2011年申遺之前的空間治理導向。文化局工作集中於文化類探討內容,如學術研討會與歷史研究等,非遺保護尚未形成制度框架,傳統信俗(1)未被納入官方話語體系。在 2012—2024年階段核心為“哪吒信俗”關聯轉型至非物質文化遺產(124)、保護(125)。“文化局”主導關聯移至非遺(50)、誕(37)、市民(22)等成為非遺活態傳承核心節點。最初圍繞哪吒廟的交通管控,本質是將儀式場所納入城市秩序過程。但隨著非遺政策的推進,行政力量的角色發生關鍵轉型——文化保護不再停留於物質空間的維護,而是通過法律規範和學術支撐,賦予傳統儀式新的社會價值。這一轉變讓“誕期巡遊”從單向的公共管理負擔,轉化為多方參與的文化現象,使信俗與現代治理實現深度互嵌。哪吒信俗的存續核心,在於民間團體從操辦者向敘事者的身份躍遷。值理會等組織突破傳統觀念的約束,通過培養傳承人、整合學術資源、開發創意項目,將代代相傳的經典轉化為可傳播、可再生的文化符號。這種轉變既保留了信俗的底層精神,又使其在與當代社會的對話中,生長出匹配時代的表達形式。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哪吒信俗的再生機制並非簡單迎合國際標準,而是通過本土文化基因的解碼與重構,在跨文化對話中錨定自身價值。傳統巡遊活動通過文化符號的視覺轉譯,嵌入國際傳播邏輯。例如 2019年北京世界園藝博覽會活動,哪吒誕巡遊以中葡美學為設計核心:飄色兒童服飾融入葡式彩瓷幾何紋樣,醒獅鼓樂與佛朗明哥舞步節奏同頻,鑾輿出巡隊列與世遺建築影像虛實疊加。這種融合並非“文化拼貼”,而是借國際舞臺傳遞“澳門性”的本質多元海洋文明孕育的開放包容。通過節慶敘事,哪吒從地方保護神升維為“跨文化共生”的象徵符號。新媒體技術成為調和全球化傳播與本土特質的關鍵工具。在 2025年初通過 YouTube頻道發佈的哪吒誕紀錄片,採用“雙語平行敘事”策略,演算法推薦機制精凖鎖定海外僑民群體,喚起鄉愁共同體的情感連接,突出文化肌理的溫柔。申遺不是簡單的標籤認證,而是啟動了文化符號持續創新的開關。如今的哪吒信俗既未固守於廟宇內的原真性表演,也未墜入商業化的空洞展演,而是通過巡遊路徑的創造性延伸、本土符號的國際化轉譯,形成傳統與當下的彈性對話空間。非遺的全球本土化絕非單向度的“走
  • 《澳門人文藝術研究》·學術交流 2026 年第 3期— 157 —出去”,而是依託地方知識體系的國際價值再造。當哪吒的香火通過數字雲端飄向里斯本、麻六甲與三藩市唐人街時,它傳遞的不僅是東方信仰的奇觀,更是一個港口城市書寫的文明共生密碼。這種再生過程證明,真正活著的文化遺產,始終需要在保持內核穩定性的同時,向新技術、新觀念、新場景開放生長介面,從而完成對自身意義的時代注解。三、餘論澳門哪吒信俗的非遺化歷程,展現了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中煥發新生機的成功路徑。通過政策支持、社區參與和多方協作,這一民間信俗不僅實現了規範保護,更在與時代需求的互動中拓展出新的文化價值。非遺保護並非簡單凍結傳統,而是為文化注入可持續的生命力。數據分析顯示,申遺後規範化的管理穩步推進,慶典儀式的核心傳統始終得以延續。民眾通過參與巡遊、實踐習俗,巧妙地將文化認同融入現代生活節奏。保護傳統不必排斥規範,創新表達亦能守護本源,兩者協調方能成就文化韌性。哪吒信俗的保護成果離不開政府、社區與公眾的協同努力。文化部門通過立法確立保護框架,為交通、旅遊等機構提供資源支持;社區團體持續組織誕期活動,維持文化實踐活力;青年群體借助現代媒介傳播信俗故事,賦予傳統新的表達形式。這種“分層協作”模式既尊重民間自主性,又整合公共資源,為非遺活態傳承提供了可參考的範本。非遺的生命力源於與時代需求的結合。哪吒信俗非遺化構建的過程表明,傳統信俗可通過創新路徑實現“再生”,將歷史建築轉化為文化教育基地,用展覽、紀錄片展現遺產內涵;以節慶活動帶動文旅融合,讓市民與遊客共同體驗文化魅力。值得關注的是,這種轉化始終以社區認同為根基,以巡遊路線保留傳統軌跡,儀式流程延續歷史記憶,確保了文化創新的方向不失本質。在非遺語境下對哪吒信俗的建構啟示,既需尊重民間文化的內生邏輯,也要善用現代治理工具。未來可進一步探索數位化傳播的潛力,通過虛擬展館、互動遊戲等形式吸引青年關注;同時深化跨地區合作,與粵港澳大灣區其他信俗傳承地共建對話平臺。這些探索將助力傳統信俗突破地域邊界,在更大範圍內激發文化遺產的當代價值。文化傳承既能守護集體記憶的溫暖底色,亦可綻放與時俱進的絢麗光彩。當傳統智慧與現代理念形成共生關係,文化遺產不僅屬於過去,更成為滋養未來的精神源泉。
  • 非遺語境下的哪吒信俗建構— 158 —【參考文獻】[1]陳清香. 哪吒圖像源流考[C].第一屆哪吒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臺灣: 台灣中山大學清代學術研究中心、新營太子宮管理委員會, 2003: 91-116.[2]胡國年. 大三巴哪吒廟——入世界遺產名錄之文化價值初探[M].澳門: 澳門科技大學出版社, 2021.[3]胡國年. 澳門哪吒信仰[M]//澳門基金會. 澳門知識叢書. 香港: 三聯書店, 2013.[4]李靜婷, 劉善渝, 郭希霖. 澳門掌故[J]. 紅藍史地, 2006(15): 20-21.[5]澳門文化遺產網.保護歷程 [EB/OL]. (2026-09-17). [https://www.culturalheritage.mo/detail/101790](https://link.wtturl.cn/?target=https%3A%2F%2Fwww.culturalheritage.mo%2Fdetail%2F101790&scene=im&aid=582478&lang=zh).[6]孫浩亮.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公共屬性[J]. 中國法學雜誌, 2010(5): 96-97.[7]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哪吒誕[EB/OL].(2023-06-23) [2025-03-20].https://www.macaotourism.gov.mo/zh-hant/events/whatson/10309/?month=202309.[8]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和旅遊部.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EB/OL].(2014-12-03) [2025-03-20].https://www.ihchina.cn/project_details/15180/.[9]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口網站.民間幽默的研究:澳門哪吒反叛精神的崇拜[EB/OL].(2006-11-14) [2025-03-20].https://www.gov.mo/zh-hant/news/60605/.[10]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口網站.四種“澳門知識叢書”經已出版新聞[EB/OL].(2014-04-08) [2025-03-20].https://www.gov.mo/zh-hant/news/120880/.[11]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口網站.十位本地藝術家獲頒中國美術館藏證書[EB/OL].(2004-11-20) [2025-03-20].https://www.gov.mo/zh-hant/news/58707/.[12]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口網站.「大三巴哪吒展館」開幕 展現哪吒誕節慶文化 宣揚本澳民間風俗新聞[EB/OL].(2012-07-06) [2025-03-20].https://www.gov.mo/zh-hant/news/106147/.[13]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口網站.大三巴哪吒展館 20日及 21日延長開放時間[EB/OL].(2016-06-07) [2025-03-20].https://www.gov.mo/zh-hant/news/154086/.[14]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口網站.旅遊學院學生帶您漫步遊澳門[EB/OL].(2018-02-06) [2025-03-20].https://www.gov.mo/zh-hant/news/233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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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all for PapersMacao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Arts (MJHA) About the JournalMacao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Arts (MJHA) is a peer-reviewed, bilingual (Chinese and English) academic journal dedicated to advancing interdisciplinary scholarship in the humanities and arts. The journal is committed to publishing original research that engages with the cultural, historical, philosophical, literary, and artistic dimensions of Macao, the Greater Bay Area, and the broader Sinophone world, while also welcoming contributions that situate these concerns within global and comparative frameworks.MJHA invites submissions from scholars,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 worldwide. The journal accepts manuscripts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All English-language submissions must be original, previously unpublished, and not under consideration for publication elsewhere.Types of SubmissionsMJHA welcomes these contributions:Research Articles: fulllength scholarly papers, 6,00012,000 words (including notes & bibliography).Manuscript PreparationLanguageFor Chinese submissions, please provide English abstract and keywords.Abstract and KeywordsEach submission needs an abstract (150250 words) summarizing research question, methods, key findings and significance. Offer 46 keywords below the abstract for indexing.Manuscript FormatSubmit in Word (.doc/.docx).Title page: include title, authors, affiliations, email, ORCID (if available), short author bio. Separate title page from anonymized main text for blind peer review.Tables and FiguresNumber tables & figures sequentially in text with captions. Authors must secure copyright permission for reproduced materials.Citation and Referencing StyleChinese manuscripts adopt GB/T 7714 endnote format, with sequential superscript numbering intext.Peer Review ProcessManuscripts pass initial editorial screening, then go through doubleblind peer review. Review cycle is 812 weeksupon submission. Authors get editorial decisions and reviewer comments.If you receive no reply after 2 months, you may submit your paper elsewhere.Copyright and Author ResponsibilitiesNo publication fees. After publication, authors receive complimentary journal copies and article PDF.The editorial office may revise accepted manuscripts for standard writing norms. Please notify us beforehand if you disagree with revisions.Multiple submission and plagiarism are forbidden. Authors take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academic misconduct.Submission InstructionsSubmit via official website: http://www.morwys.com/Submission package includes:Cover letter stating submission type, confirming originality & no concurrent submission elsewhere;Anonymized manuscript (remove all author identifiers);Separate title page with author information and bios;Abstract & keywords.ContactEditorial Office, Macao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Arts Research Association Email: macaoaoaah@163.com Website: http://www.morwy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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