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學刊 目錄 淫戒、奸罪、社會生活與《道僧格》“和合婚姻”條/段知壯 ...................................................... 1 商鞅變法對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的歷史借鑒及對策/張鵬程 ..................................................... 10 平等 VS 公平：國民待遇的價值內涵/張秀潔 ........................................................................... 20 論明代中期“中國海商”的國際地位/潘洵 .................................................................................. 29 臺北市幼稚園佈局的空間分析/施超 ......................................................................................... 38 The Strategies for the Building of Mental Image Flash in Translation Cognition/ Wang Zhifeng ............................................................................... 56

澳門學刊 1 淫戒、奸罪、社會生活與《道僧格》“和合婚姻”條 段知壯∗ 摘要：唐代宗教法典《道僧格》中所涉條文非常廣泛，除了刑事犯罪方面的規定之外，還包含著行政方面的法律規定、民事方面的法律規定，乃至佛教內律方面的法律制約。文章通過對佛教淫戒、奸罪的法律規定以及唐代僧人的社會生活情況等進行系統性分析，藉以反觀《道僧格》中“和合婚姻”條的本意，提出“和合婚姻”條乃主要意指對佛教僧人撮合婚姻的禁止性規定。 關鍵詞：淫戒；奸罪；道僧格；和合婚姻 佛教自兩漢之際傳入中國以來，時至唐代發展至巔峰，伴隨著佛教的興盛，涉及作為“方外之賓”的佛教僧人的法律問題也逐漸展現在統治者們的面前。與此同時以《唐律疏議》為代表的中華法系也基本建立。在這樣的歷史文化、制度背景下，專門以宗教教徒為針對對象的法律規範——《道僧格》應運而生。遺憾的是，作為歷史上重要宗教管理法律規範的《道僧格》在後世的歷史長河中逐漸被掩埋，不但其原始文本消失不見，甚至連這一名稱都鮮被提及。但日本《養老令》的注釋書《令集解•僧尼令》中卻多次提到唐代《道僧格》，這一現象也吸引了中日兩國學者的廣泛關注，由此而展開的《道僧格》研究，尤其是《道僧格》條文的復原工作更是取得了重要的進展。1但《道僧格》的原始文本畢竟已經佚失，諸位學者對《道僧格》的條文復原也產生了些許的爭議。本文試圖結合唐代社會文化背景，對相關學者復原的《道僧格》中“和合婚姻”一條進行辨析。 一、戒律中的“淫戒”與法律中的“奸罪” 淫戒為五戒之首，佛教典籍中關於淫戒的相關記載非常多，2《南海寄歸內法傳》載：“制在聖意，理可遵行。反以輕心，道其無罪，食噉不知所觸，但護淫戒一條，即雲我是無罪之人，何勞更煩學律？”3義淨雖然是在批評不守戒律之人，但反過來卻可以看出，淫戒確實為僧人最基礎的戒律。僧傳當中關於僧人堅守淫戒的記載也非常普遍，僅舉一例，“釋光儀，姓李氏，本唐宗室也。父瑯瑘王與越王起兵欲複本朝，中興帝道，不克，天後族誅之，而無噍類。儀方在繈褓中，乳母負之而逃”，“而屬中宗即位，唐室復興，敕求瑯瑘王后，儀方向寺僧言之。時眾大駭，因出詣扶風李使君，即儀之諸父也”，“使君有女，年齒相侔，一見儀而心悅，願致情曲。儀恐懾而避焉”，“儀固拒百端，終不屑就，紿之曰：‘身不潔，請沐浴待命。’女許諾，方令具湯沐，女出，因閉關。女還排戶，既不得入，自牖窺之，方持削髮刀，顧而言曰：‘有於此根，故為欲逼，今若除此，何逼之為？’女懼止之，不可，遂斷其勢，投之於地”。4 ∗ 浙江師範大學行知學院講師，日本愛知大學中國研究科博士候選人。 1 趙晶曾對學界目前關於《道僧格》的研究情況進行深入介紹，並列出《道僧格》復原對照表，詳見趙晶：《唐代<道僧格>再探——兼論<天聖令•獄官令>“僧道科法”條》，載於《華東政法大學學報》，第 6 期，2013，第 127-149 頁。本文在此茲不贅述。 2 可參見曹仕邦：《僧史所載中國沙門堅守淫戒的一些實例》，載於《華岡佛學學報》，第 5 期，1981，第 278-283 頁。 3 [唐]義淨著，王邦維校注：《南海寄歸內法傳校注》卷一《受齋軌則》，北京：中華書局，1995，第 70 頁。 4 [宋]贊寧撰，範祥雍點校：《宋高僧傳》卷二六《唐上都青龍寺光儀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第 654-655 頁。

澳門學刊 2 相比之下僧人不守淫戒的記載在僧傳中雖然少見，但也並非沒有，如玄奘的弟子窺基在出家時就強調“聽我三事，方誓出家。不斷情欲、葷血、過中食物也”，後來的記載也表明窺基確實如其所言不守淫戒，“三車自隨，前乘經論箱帙，中乘自禦，後乘家妓女僕食饌”。1與僧傳相比唐代筆記小說中僧人不守淫戒的記載則較多，如“經行寺僧行蘊，為其寺都僧。嘗及初秋，將備盂蘭會，灑掃堂殿，齋整佛事。見一佛前化生，姿容妖冶，手持蓮花，向人似有意。師因戲謂所使家人曰：‘世間女人，有似此者，我以為婦”，2僧人行蘊的輕佻顯露無疑。再如禪師鄧隱峰，3“末山尼開堂說法，禪師鄧隱峰，有道者也，試其所守，中夜挾刃入禪堂，欲行強暴，尼憚死失志。隱峰取去衵服，集眾僧以曉之，其徒立散”。4再如中唐勝業寺的何馬師，“先是寺中小僧何馬師與寺中青衣通，青衣後有異志，馬師怨之，因搆青衣於寺主。其青衣，不臧之人也，寺主亦素怨之。因眾僧堂食未散，召青衣對眾，且箠殺之”。5據傳唐代白行簡所撰寫的《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中更是說佛教僧尼“口雖不言，心常暗許。或是桑間大夫，鼎族名儒，求淨舍俗，髡發剃須，漢語胡貌，身長蓋粗。思心不觸於佛法，手持豈忘乎念珠”。6再如詩人晁采的《子夜歌》雲：“儂既剪雲鬟，郎亦分（無）絲發。覓向無人處，綰作同心結。”7臺灣學者李玉珍指出該詩是比丘尼之語氣寫僧尼戀愛，但其也提到關於僧尼戀愛究竟是詩人的遊戲之作，或是反映當時的社會現實，今已難考。8此外一些學者還指出唐代密宗本身就具有“縱欲、好色”的特點。9 與淫戒相對應，唐代在法律層面對僧人的姦淫行為也予以了特殊的規定。《唐律疏議•名例》“稱道士女官”條：“疏議曰：依雜律雲：道士、女冠奸者，加凡人二等。但餘條唯稱道士、女冠者，即僧、尼並同。若於其師，與伯叔父母同。”10《唐律疏議•雜律》“監主於監守內奸”條：“諸監臨、主守於所監守內奸者（謂犯良人），加奸罪一等。即居父母及夫喪，若道士、女冠奸者，各又加一等。婦女，以凡奸論。疏議曰：監臨、主守之人，於所監守內奸良人，加凡奸一等，故注雲謂犯良人。若奸無夫婦女徒二年，奸有夫婦女徒二年半。即居父母喪，男、女同，夫喪者，妻、妾同，若道士、女冠，僧、尼同，奸者，各又加監臨奸一等，即加凡奸罪二等，故雲各又加一等。假有監臨、主守若道士及僧，並男子在父母喪奸者，婦女以凡奸論。即女居父母喪、婦人居夫喪及女冠、尼奸者，並加奸罪二等，男子亦以凡奸論。其有尊卑及貴賤者，各從本法加罪。”11即僧尼與俗家人士奸要加二等處罰，但俗家人士並不同樣加等，12如果僧尼所奸的俗家人士與其本人之間有特殊身份關係，則繼續在加凡奸二等的基礎上加減刑等。臺灣學 1 [宋]贊寧撰，範祥雍點校：《宋高僧傳》卷四《唐京兆大慈恩寺窺基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第 63-65 頁。 2 [宋]李昉等編，汪紹楹點校：《太平廣記》卷三五七《蘊都師》，北京：中華書局，1961，第 2828 頁。 3 需要指出鄧隱峰在史籍中是禪宗高僧形象，但張松輝對此提出質疑，詳見張松輝著：《十世紀前的湖南宗教》，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4，第 344-345 頁。此外有學者專門從宗教心理及社會文化的角度對唐代狂僧形象中的“犯戒與成佛”問題進行分析論述，詳見曾禮軍：《<太平廣記>研究——以宗教文化為視角》，上海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第 155-159 頁。 4 [五代]孫光憲著，林艾園校點：《北夢鎖言》卷四《崔氏女失身為周寶妻》，載《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 1836 頁。 5 [宋]李昉等編，汪紹楹點校：《太平廣記》卷一〇〇《僧齊之》，北京：中華書局，1961，第 672 頁。 6 [荷]高羅佩著，楊權譯：《秘戲圖考》，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第 80 頁。 7 該詩第二句“郎亦分絲發”中的“分”字目前存疑，如李玉珍所選用的臺灣復興書局 1977 年版《全唐詩》即用的“無”字。如果該字為“分”，那此詩未必是專門描寫僧尼戀愛之作，詳見《全唐詩》卷八〇〇《晁采•子夜詩十八首》，北京：中華書局，1960，第 9000 頁；陳貽焮主編：《增訂注釋全唐詩》卷七九五《晁采•子夜詩十八首》，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第 337 頁。此外魯統彥舉例許多僧人曾撰寫過以愛情為題材的詩作，以證明僧人違戒行為，但寫愛情詩與犯淫戒之間還是有很明顯的區分的，詳見魯統彥：《隋唐時期僧尼角色研究》，首都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第 43 頁。 8 李玉珍著：《唐代的比丘尼》，臺北：學生書局，1989，第 89-90 頁。 9 對此問題可參見郭朋著：《隋唐佛教》，濟南：齊魯書社，1980，第 600-611 頁；呂建福著：《中國密教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第 92 頁；夏廣興著：《密教傳持與唐代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 280-295 頁。 10 岳純之點校：《唐律疏議》卷六《名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第 117 頁。 11 岳純之點校：《唐律疏議》卷二六《雜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第 424 頁。 12 李芳曾將無身份關係的道士、女官、僧、尼之間及其與良人之間的奸罪罪刑匯總列表，詳見李芳：《唐律奸罪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第 39 頁。

澳門學刊 3 者勞政武對此評價到，“這種加重，是所有因身分犯奸加重其刑的犯罪中之最嚴重的”。1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學者冨谷至對漢唐時期奸罪的概念進行系統的梳理並提出疑問，即唐律中的“奸罪”是否確實意指未婚男女之間的非法性交？其提出至少在漢律中並未將未婚者之間的性交定位奸罪，只有“越界”性交才構成犯罪，這些“越界”包括四種：強姦已婚婦女或與之和奸；居父母喪時犯奸；近親之間的性交；庶人與奴婢或主、奴之間的性交。2無論冨谷至這四種“越界”的分類是否全面，但從佛教傳入中國的時間來看，僧尼犯奸此時絕對沒有入律是毫無疑問的。那麼這裏就產生了一個疑問，即僧尼奸罪的的法定化究竟始於何時？李力認為唐律這種規定應當是沿襲前代法律而來，而非唐代初創。3如果該條確實沿襲前代法律，那麼到底是沿襲哪代法律也是極大一個疑問。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西元 493 年）曾“詔立僧制四十七條”4，這在學界已被公認為中國古代最早出現的有關僧尼違法行為的懲戒性規定，這其中確有可能存在僧尼犯奸類的規定，但此時的僧制乃是僧團積極爭取自治權的產物，所以並不能說此時即完成了僧尼犯奸的法定化。限於史料的缺失，僧尼犯奸的法定化到底是在北齊、北周、隋，還是時至唐代初設，目前無法定論。 史籍中所記載的僧尼犯奸的案例並不多，但一些僧尼與皇室貴族之間的私通案卻耳熟能詳，如武則天的男寵薛懷義，後因失寵而被武則天暗殺處死。“僧懷義益驕恣，太后惡之。既焚明堂，心不自安，言多不順；太后密選宮人有力者百餘人以防之。壬子，執之於瑤光殿前樹下，使建昌王武攸寧帥壯士歐殺之，送屍白馬寺，焚之以造塔”。5再如高陽公主與辯機、智勖、惠弘等僧人的私通，“合浦公主，始封高陽”，“得浮屠辯機金寶神枕，自言主所賜。初，浮屠廬主之封地，會主與遺愛獵，見而悅之，具帳其廬，與之亂，更以二女子從遺愛，私餉億計。至是，浮屠殊死，殺奴婢十餘。主怨望，帝崩而無哀容。又浮屠智勖迎占禍福，惠弘能視鬼，道士李晃高醫，皆私侍主。主使掖廷令陳玄運伺宮省禨祥，步星次。永徽中，與遺愛謀反，賜死。顯慶時追贈”。6再如太平公主與慧範私通，“有胡僧惠範，家富於財貨，善事權貴，公主與之私”，7後因為涉及太平公主謀反案而被處死。此外史籍中還記載了武則天時期一尼僧曾因觸犯奸罪而被懲罰，“先是，河內老尼晝食一麻一米，夜則烹宰宴樂，畜弟子百餘人，淫穢靡所不為。武什方自言能合長年藥，太后遣乘驛於嶺南采藥。及明堂火，尼入唁太后，太后怒叱之，曰：‘汝常言能前知，何以不言明堂火？’因斥還河內，弟子及老胡等皆逃散。又有發其奸者，太后乃複召尼還麟趾寺，弟子畢集，敕給使掩捕，盡獲之，皆沒為官婢”。8但從材料中可以隱約看到，以奸罪懲處該尼可能只是一個罪名，其背後可能還有許多其他因素。張海峰曾提到，唐代僧尼犯奸案例見諸史籍中並不多見，留傳者多因涉及皇室貴族，語焉不詳。實踐中，僧人犯奸的處置究竟如何適用法律，其推斷當按唐律處罰無疑，辯機等人的處罰只是帝王意志的反映而已。9此說法屬實，以唐末蜀地的一則記載為例，“有何法成者，小 1 勞政武著：《佛教戒律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第 270 頁。 2 [日]冨谷至撰，趙晶譯：《奸罪的概念》，載《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研究》第 8 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第 145 頁。 3 李力：《出家•犯罪•立契——1-6 世紀“僧人與法律”問題的初步考察》，載於《法制史研究》，第 17 期，2010，第 1-55頁。 4 [北齊]魏收撰：《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北京：中華書局，1975，第 3039 頁。 5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鑒》卷二〇五《唐紀•則天後天冊萬歲元年》，北京：中華書局，1956，第6502 頁。 6 [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卷八三《合浦公主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第 3648 頁。 7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一八三《太平公主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第 4739 頁。 8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鑒》卷二〇五《唐紀•則天後天冊萬歲元年》，北京：中華書局，1956，第6499-6500 頁。 9 張海峰著：《唐代佛教與法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第 272 頁。

澳門學刊 4 人也，以賣符藥為業。其妻微有容色，居在北禪院側。左院有毳衲者，因與法成相識，出入其家，令賣藥銀，就其家飲啖而已。法成以其內子餌之，而求其法，此僧秘惜，遷延未傳。乃令其妻冶容而接之，法成自外還家掩縛，欲報巡吏。此僧驚懼，因謬授其法，並成要數兩，釋縛而竄”。1何法成試圖用美人計竊取僧人的秘方，從記載中“欲報巡吏”，“此僧驚懼”的字眼來看，僧人犯奸罪的處罰應當是比較嚴格的。 二、唐代僧人的家庭與社會生活 雖然唐律對僧尼犯奸罪有著比俗家人士更為嚴苛的處罰，但從法律條文上來看，法律似乎並沒有規定僧人是否可以娶妻生子。明確禁止僧人娶妻的規定在唐代只有在武宗“法難”時期出現過，《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載會昌三年（西元 843 年）十月，武宗敕令天下所有僧尼“曾犯淫養妻不修戒行者，並勒還俗”。2清人薛允升就曾注意到這點，但其認為“禁婚”乃是唐代應有的“法義”，只是因為“建文之過於繁瑣”才沒有明確的條文。“僧道絕無娶妻之理，有犯直科奸罪可耳。不然，尼姑、女冠亦應有嫁人為妻之律矣。何以並無明文耶？此皆建文之過於繁瑣者”。3魯統彥則認為這是因為唐前期佛教風氣良好，廣大僧尼大多能普遍遵守清規戒律，此類違戒犯法之事很少，而佛教戒律對此類行為又多有約束，故而唐律中沒有此類規定。4岳純之也對此提出了深入的分析，其認為唐朝儘管沒有僧尼不婚的規定，但由於唐朝自開國以來就一直要求僧尼嚴守戒律，因此僧尼的身份在事實上已經構成婚姻的法定障礙，5柳立言、鄭顯文等也持相同意見。6由此可見，雖然沒有明確的條文規定，但唐代在法理層面對僧尼“禁婚”是沒有疑問的。 需要提出的是，除了筆記小說中有僧人娶妻生子的記載之外，7唐代一些地方確實存在著僧人畜妻的風俗，如“唐書李德裕傳，蜀先主祠旁有猱村，民皆剔發若浮屠者，而畜妻子自如。鄭熊番禺雜誌，廣州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呼僧之妻曰梵嫂。房千裏投荒雜錄，謂南人不信釋氏，間有一二僧皆擁婦食肉，土人以女配之，呼曰師郎。或有疾請僧，設食宰殺羊豕以噉之，目為除齋”。8事實上中國傳統倫理中的孝道也為僧人成家提供了一些界限上的模糊，9也就是說僧人“禁婚”背後還將涉及到一系列的後續法律 1 [五代]孫光憲著，林艾園校點：《北夢鎖言》卷一一《蔡畋虛誕》，載《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 1901-1902 頁。 2 [日]圓仁著，白化文、李鼎霞、徐德楠校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卷三，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7，第404 頁。 3 [清]薛允升著，懷效鋒、李鳴點校：《唐明律合編》卷一四《僧道娶妻》，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第 348 頁。 4 魯統彥：《隋唐時期僧尼角色研究》，首都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第 31 頁。 5 岳純之著：《唐代民事法律制度論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第 78 頁。 6 詳見柳立言著：《宋代的宗教、身分與司法》，北京：中華書局，2012，第 55-56 頁；鄭顯文《唐代律令制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第 173 頁。 7 此類記載較多，不一一舉例，可參見[宋]李昉等編，汪紹楹點校：《太平廣記》卷九一《法琳》、卷一三四《僧審言》，北京：中華書局，1961，第 604、961 頁。 8 [清]趙翼著：《陔餘叢考》卷四二《妻肉僧》，北京：商務印書館，1957，第 940-941 頁。鄭顯文曾提出李德裕所說的這種現象主要是國家編戶百姓為逃避繁重的賦役而假冒出家，並非真正的僧人，詳見鄭顯文著：《唐代律令制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第 174 頁。但如前文僧籍章節中所言，此時有許多通過進納度僧而取得度牒之僧人，鄭顯文所言的“真正的僧人”如果從信仰層面是成立的，但如果從形式層面而言，這種僧人未必不是“真正的僧人”。雖然學界對僧尼娶妻問題存有爭議，但諸位學者基本上認同唐代僧人娶妻的事實，只是對該情況的普及程度上存有不同意見，詳見岳純之著：《唐代民事法律制度論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第 79-80 頁。 9 王壽南等學者在研究唐代另一特殊人群——宦官群體時曾指出，唐代宦官之娶妻同樣為非常普遍的現象，詳見王壽南著：《唐代宦官權勢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1971，第 120 頁。陳弱水也以唐代僧尼均與本家保持密切聯繫反證對血親關係的重視是中古文化中最強大的力量之一，詳見陳弱水著：《隱藏的光景：唐代的婦女文化與家庭生活》，桂林：廣西

澳門學刊 5 問題，如出家僧人與原生家庭之間，尤其是妻、子之間的法律關係等，這可能也是唐代法律未明文規定僧人“禁婚”的原因之一。史籍中不乏僧尼在出家之間曾婚娶過的記載，如“尼妙寂，姓葉氏，江州潯陽人也。初嫁任華，潯陽之賈也。”1此外還有僧人為了傳承宗祧而娶妻生子的案例，如《大龍興寺崇福法師塔銘並序》：“法師年弱冠，身未離俗，以為父母遺體，期於報復，先宗不嗣，罪莫大焉”，2在完成了娶妻生子的“任務”之後，其才於景龍元年（西元 707 年）出家為僧。甚至還有夫妻共同出家的記載，如釋植相原本是巴西郡吏，因公事下揚都，在揚都見識到了佛法的興盛而發願出家，返家後夫妻二人一同出家，“釋植相，姓郝氏，梓潼涪人。嘗任巴西郡吏，太守鄭貞令相賷獻物下揚都，見梁祖王公崇敬三寶，便願出家。及還上蜀，決誓家屬，並其妻子既同相志，一時剪落”。3這些已有家室的僧人們雖然形式上完成了出家，但很難與本來的家庭劃清界限，這就導致了大量家庭內部供養僧尼的現象，如《大唐故空寂師墓誌銘》載尼僧空寂“年五十二，以開元六年（西元 718 年）六月終於家。以開元廿七年（西元 739 年）八月廿四日葬於奉天縣秦川下原，袝先君之塋側也”。4從“終於家”、“袝先君之塋側”這樣的記載來看，這位尼僧無疑與其原本的家庭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再如《大慈禪師墓誌銘並序》中的僧人大慈，同樣是有妻有子並終於自己的宅所，“天寶五載（西元 746 年）十月廿九日，化滅於靜恭裏第，今終於第不於僧房者，蓋在俗有子曰收，致其憂也”，5這些情況使得出家僧人與其原生家庭之間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6此外根據郝春文的研究，這種僧尼在俗家生活的現象在晚唐敦煌地區更是非常普遍。7以S.528 號《三界寺僧智德狀》為例，“右智德忝是僧人，家無佇積。自懇自光，闕/給資糧，切緣僕從不多，隨宜且過。為□僧數不同俗人，其某出/生便共董僧正同活。慈母在日，阿舅家得娚一人。其母亡/後，智德於主產得兒女三人，並氾和尚劫將，衣食分壞，針草/不與。智德父兼親情內，並總告報，亦不放人，乃無計思量，□承/邊界，鎮守雍歸。只殘老父一人，亦在和尚同活，早夜/不離，他乃共莊客一般效力。/今智德發日臨近，現要纏裹衣食，寸尺全無”，“伏/請處分”。8僧人不僅娶妻生子，還對妻女的人身依附關係提起相關訴訟，可見敦煌地區僧尼有妻有子現象的普遍性和合法性。值得注意的是，該訴狀中的原告方智德所在的三界寺是敦煌著名佛寺，9被告方氾和尚在史籍中也是有名的高僧大德，被認為“戒珠恒朗，行潔清冰”，10儘管我們仍然無法說明以上這些情況究竟發生於出家前還是出家後，但這足以印證了蓄养妻子對於敦煌僧人的戒行問題幾乎沒有任何影響。李正宇還以莫高窟第 12 窟東壁門上方中央畫窟主夫婦供養像為例，其中夫婦分做兩邊，中間一長方形題名牌上寫“窟主沙洲釋們都法律和尚金光明寺僧索義辯□□□□”。根據李正宇的考證，索義辯為敦煌名僧，生於貞元十年（西元 794 年），壽終於鹹通十年（西元 869 年），其 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第 160 頁。可見唐代的家庭觀念對社會的各個階層均有較深刻的影響。 1 [宋]李昉等編，汪紹楹點校：《太平廣記》卷一二八《尼妙寂》，北京：中華書局，1961，第 906 頁。 2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第 1233 頁。 3 [唐]道宣撰，郭紹林點校：《續高僧傳》卷二六《梁蜀土青城山寺釋植相傳》，北京：中華書局，2014，第 988 頁。 4 周紹良、趙超主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 569 頁。 5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第 1625 頁。 6 學界對唐代出家僧人，尤其是尼僧與原生家庭之間關係論述較多，均認為其與原生家庭之間關係非常親密，可參見魯統彥：《隋唐時期僧尼角色研究》，首都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第 79-83 頁；陳豔玲：《唐代城市居民的宗教生活：以佛教為中心》，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第 57-74 頁。 7 郝春文著：《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第 76-83 頁。 8 唐耕耦、陸宏基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 4 輯，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0，第 156 頁。 9 學界對敦煌三界寺已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學術史回顧可參見陳大為著：《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寺研究》，上海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第 26 頁；王秀波：《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三界寺研究》，上海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第2-7 頁。 10 薑伯勤、項楚、榮新江合著：《敦煌邈真贊校錄並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4，第 143 頁。

澳門學刊 6 在僧俗兩界都有很高的聲望，這樣一位高僧特意將其夫婦二人的畫像畫到自己修建的佛窟之中，可見敦煌僧人有妻的觀念已經被社會民眾所認可。1 不過有趣的是，敦煌文獻中男性僧人蓄養妻子的事例很多，而女性僧人即尼僧的記載卻幾乎沒有。石小英對此歸納了五點原因，一是女性更能從宗教信仰中得到心靈慰藉；二是佛教戒律本來對比丘尼的要求就更為嚴苛；三是政府可能對尼僧實行嚴格的禁婚政策；四是女性獨特的身心特徵；五是女性的信仰可能更為虔誠。2此外臺灣學者李玉珍也指出比丘尼和女冠在堅守淫戒上的社會形象上有著很大的區別，其提出唐代妓女年老色衰後，除了從良出家、做老鴇外，入道為女冠者甚多。其中最著名的有李季蘭、李當當、薛濤等。而妾寵衰下堂之後，除了再嫁外，亦多是為女冠，其著名者如魚玄機。高聰有妓十餘人，病危之時不願他們再嫁，命令她們燒指吞炭，出家為尼。這個例子反映出比丘尼形象和守節相合，而女冠則否。3吳智勇也持類似觀點，認為唐代尼僧出家有很多是出於守節目的。4宋人王栐在評論僧尼姦淫的問題上，也完全把尼僧視為受害者來看待，“近世僧戒壇中，公然招誘新尼受戒，其不至者，反誣以違法。尼亦不知法令本以禁僧也，亦信以為然”。5可能正是出於這種原因，唐代對尼僧在此方面的或保護或規制也就更為細緻，為了防止僧人觸犯淫戒以及相關的法律，甚至有尼僧婦女不得駐足寺廟的規定，如《續高僧傳》載：“非律所許，寺法不停女人尼眾，誓不授戒，及所住房，由來禁約，不令登踐，斯勵格後代之弘略也。”6鄭顯文等學者也根據不同的史料復原了《道僧格》中的“不得輒入尼寺”條。此外當女官以及尼僧成為姦淫類犯罪的受害者時，法律也對他們進行了著重的保護。如《唐律疏議•雜律》“監主於監守內奸”條：“諸監臨、主守於所監守內奸者（謂犯良人），加奸罪一等”，“若道士、女冠，僧、尼同，奸者，各又加監臨奸一等，即加凡奸罪二等，故雲各又加一等。”7即監臨主守如果姦淫監所內的女官、尼僧，要再各加一等，加凡奸兩等判刑。再如《唐律疏議•雜律》“和奸無婦女罪名”條：“其媒合奸通之人，減奸罪一等”，“罪名不同者，從重減。假有俗人媒合奸女冠，男子徒一年半，女冠徒二年半，媒合奸通者猶徒二年之類，是為從重減。”8媒合俗家男性與尼僧和奸，媒合者的處罰也要更重一些。 三、“和合婚姻”的意義辨析 鄭顯文曾復原《道僧格》中的“和合婚姻”條，意指禁止出家人撮合婚姻的行為，9主要依據為《唐六典•祠部郎中》中的“若巡門教化、和合婚姻、飲酒食肉，設食五辛、作音樂博戲、毀罵三綱、淩突長宿者，皆苦役也”，10及《慶元條法事類》中的相關規定。周奇及趙晶對此提出反駁，周奇認為《僧尼令》中沒 1 李正宇：《晚唐至宋敦煌聽許僧人娶妻生子》，載《敦煌佛教與禪宗學術討論會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第18-20 頁。 2 石小英著：《八至十世紀敦煌尼僧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第 223-226 頁。 3 李玉珍著：《唐代的比丘尼》，臺北：學生書局，1989，第 90-91 頁。 4 吳智勇：《唐代僧尼出家的非信仰因素》，載於《中華文化論壇》，第 1 期，2011，第 105-117 頁。 5 [宋]王栐撰，誠剛點校：《燕翼詒謀錄》卷二，北京：中華書局，1980，第 20 頁。 6 [唐]道宣撰，郭紹林點校：《續高僧傳》卷九《隋相州演空寺釋靈裕傳》，北京：中華書局，2014，第 316 頁。 7 岳純之點校：《唐律疏議》卷二六《雜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第 424 頁。 8 岳純之點校：《唐律疏議》卷二六《雜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第 424 頁。 9 鄭顯文著：《唐代律令制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第 173 頁。 10 [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四，北京：中華書局，1992，第 126 頁。

澳門學刊 7 有相應條文，僅憑《唐六典》和《慶元條法事類》認定《道僧格》條文在邏輯上不能成立，1此外其與鄭顯文不同乃認為《唐六典•祠部郎中》中的“和合婚姻”是禁止畜妻妾之意。2趙晶則稱無論《僧尼令》還是鄭氏復原，皆有禁“奸”、禁“停婦女、男夫”等條，禁止婚姻的法義已在其中，何需單列一條？3日本學者秋月觀暎以及張徑真同意“和合婚姻”條的復原，也認為“和合婚姻”是指為他人做媒撮合婚姻。4雖然唐代法律對僧尼明確禁“奸”，但如前文所述，唐代對僧人的禁“婚”更多的還是在法理的層面之上，縱觀唐代法律規定的確未見明確禁婚的條文規定。 仁井田陞輯佚的唐令當中也曾使用到這一用詞，《唐令拾遺》之戶令三十三：“假令，先不由主婚，和合奸通，後由祖父母等立主婚已訖後，先奸通事發者，縱生子孫猶離之耳。常赦所不免，悉赦除者不離。唐令猶離者非。”5此處的“和合”毫無疑問乃是“私合”、“私通”之義，可見之所以選擇“和合”一詞，無論是禁婚還是禁奸，其都有明顯的貶義傾向。此外《唐律疏議》中禁止通婚的法律條文中雖未見使用“和合婚姻”的情形，6但佛教中卻存在專屬用語的“和合”，即“和合僧”或“和合眾”中的“和合”，僧眾三人以上持同戒、行同道，稱為“和合僧”，若有人以不當手法使其分離，稱為“破和合僧”。7由此可見，對“和合”一詞的選用大體上有兩層意思是比較明確的，一是這一用語具備明顯的宗教指向，二是這一辭彙具備較強的貶義成分。但該詞所指之義究竟是禁婚、禁奸還是僅僅撮合婚姻仍難定論。 開元年間有這樣一個記載，“崔氏令僧潛求聘二女，鬼知而怒曰：‘和尚為人作媒，得無怍乎？’僧慚而去”。8於志剛據此認為這“足以看出僧人群體中有專門從事媒婆或紅娘的角色的人”，9但從女鬼對僧人的呵斥以及僧人的“慚而去”來看，似乎反映的意思正好相反，即當時的社會民眾並不認同僧人做媒。當然，僅憑筆記小說中的這樣一段記載並不能說明太多問題，但於志剛對寺院生活的另外一段論述尤為值得深思。其提到在《太平廣記》中有許多在寺院中習業的舉子與意外邂逅的女子短暫相戀的故事，這類故事總是充滿了志怪色彩，故事中的女子多為鬼怪、燈光、植物的化身，但是故事情節卻隱含了唐代的社會現實。唐代舉子在科舉及第之前，由於經濟、門第等問題，婚姻很難實現，10而故事中的這些女子的真實身份，很有可能是寺院中的一些青衣，或者奴婢之類的底層女子。而隨著舉子進京應考，雙方的關係也將結束，即使舉子願意和這類女子喜結連理，也容易遭到家庭的犯罪和社會輿論的嘲笑。11那麼也就是說，雖然雙方當事人的初衷可能都並非惡意，但寺院在某種程度上卻成了一個極易發生不正當男女關係的地 1 周奇：《唐代宗教管理研究》，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第 39 頁。 2 周奇：《唐代宗教管理研究》，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第 145 頁。 3 趙晶：《唐代<道僧格>再探——兼論<天聖令•獄官令>“僧道科法”條》，載於《華東政法大學學報》，第 6 期，2013，第127-149 頁。 4 張徑真：《法律視角下的隋唐佛教管理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學位論文，2012，第 81 頁。 5 [日]仁井田陞著，栗勁、霍存福等編譯：《唐令拾遺》，長春：長春出版社，1989，第 161 頁。 6 唐律中關於禁止通婚的規定多用不得“為婚”的字眼，如《唐律疏議•戶婚》“雜戶不得娶良人”條中“諸雜戶不得與良人為婚，違者杖一百”等等，詳見岳純之點校：《唐律疏議》卷一四《戶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第 219-229 頁。 7 詳見郭齊：《“和合”析論》，載於《四川大學學報》，第 2 期，1999，第 21-33 頁；嚴耀中：《佛教戒律與中國社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 24 頁；葉珠紅著：《唐代僧俗交涉之研究——以僧人世俗化為主》，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第 26 頁。 8 [宋]李昉等編，汪紹楹點校：《太平廣記》卷一三〇《竇凝妾》，北京：中華書局，1961，第 920 頁。 9 於志剛：《唐代的僧人、寺院與社會生活——以<太平廣記>為中心》，鄭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第 77 頁。 10 張國剛、蔣愛花：《唐代男女婚嫁年齡考略》，載於《中國史研究》，第 2 期，2004，第 65-75 頁。 11 於志剛：《唐代的僧人、寺院與社會生活——以<太平廣記>為中心》，鄭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第 74-76 頁。

澳門學刊 8 方。1而在這一過程中，雖然僧人並不一定是贊同的，但可能也並沒有進行太多的干涉。李豔茹在研究唐代寺院的世俗生活時也多次提到寺院是唐代陌生青年男女見面約會的重要場所，2魯統彥也曾舉例許多僧人撰寫的以愛情為題材的詩作，3這些詩作寫的可能並不是僧人自己，而恰恰就是其所見證的這些青年男女之間的戀情，這可能就是“和合婚姻”的本意。此外在道宣的《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中特別有提及，“三無記心犯者，謂元非攝護，隨流任性，意非善惡，泛爾而造。如比丘方坐高談，虛論費時，損業縱放身口，或手足損傷草木地土，和僧媒娶，妄用僧物，長衣過限，非時入俗手觸僧器，壞身口儀。如是眾例並通攝犯，唯除恒壞護持誤忘而造，此非心使不感來業，非即如上”，4此處道宣所使用的“和僧媒娶”與“和合婚姻”基本上是同義，且在道宣眼中僧人所從事的這種撮合婚姻之行為乃是一種“無記心犯”，即並非嚴重的破戒行為，而是一種無意的或善意的行為，也與當時的社會客觀情況相符，因此“和合婚姻”是撮合婚姻的可能性似乎最大。 此外諸位學者在復原《道僧格》相關條文時雖然主要以佛教相關史料作為依據，但《道僧格》卻並非單為佛教而設，儘管佛道二教之間的現實差異使得《道僧格》中許多條文之法律實踐存在衝突，但就“和合婚姻”條而言，道教的相關內容也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的視角。如唐代的《增補秘傳萬法歸宗》是一本道教巫術集大成之作，現存的清末坊刻本雖然有明清道士所作的某些修改，但是由於其基本內容在敦煌唐人寫本中多卷有映證之處，故可斷定清末坊刻本是從唐代傳下來的。5而在該書中就存在一種頗為有趣的道教巫術——月老配偶巫術，“凡取大丹，窈窕女子，真正潔白，友無疾病，年庚日月生時人的。用桃符一塊，刻成方圓五寸二分，紙人上用印一顆，仰合定，以絨系之，祭六甲壇下，腳踏一合二字，左手雷文，右手和合劍訣，東方氣一口，念咒七遍，焚符一道。四十九日畢，將剪紙人焚六甲壇下。光明用印於上。左手雷文，右手五龍合珠訣，其女自來成就”，不僅有詳細的巫術使用指南，甚至還配有《和合咒》和和合符印圖案，6可見在道教巫術語境下，“和合”二字不僅有明確的撮合婚姻之意，甚至還帶有鮮明的宗教法術色彩，這也可能是在《道僧格》中選取此一用語的原因之一。 1 楊慶堃在描述中國近代的廟會時曾提到，“在廟會上，平日嚴格的男女之大防的約束放鬆了，一直被限制在家裏的婦女們有機會和男人們混在一起說話。調情也常常變得公開，這在規矩嚴謹的日常生活中簡直是不可能的”。詳見楊慶堃著，範麗珠譯：《中國社會中的宗教：宗教的現代社會功能及其歷史因素指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 90 頁。此觀點或許也可以為寺廟在撮合男女關係的問題上提供一定的借鑒。 2 李豔茹著：《唐代小說呈現的佛教寺院社會生活圖景》，香港：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2011，第 55-75 頁。 3 魯統彥：《隋唐時期僧尼角色研究》，首都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第 43 頁。 4 [唐]道宣撰：《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卷中《篇聚名報篇第十三》，CBETA 電子佛典集成，T40n1804。 5 高國藩著：《中國巫術史》，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9，第 319 頁。 6 [唐]袁天罡、李淳風撰，孫正治點校：《增補秘傳萬法歸宗》卷五《月老配偶章》，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12，第384-386 頁。

澳門學刊 9 Refrain from the lust, Sexual crime, Social life and "Hehe marriage" in Regulations relating to Daoist and Buddhist Personnel DUAN Zhizhuang Abstract: The provisions in the restoration of Regulations relating to Daoist and Buddhist Personnel which is devoted to religion as legal norms appeared in Tang Dynasty among various scholars is very wide, in addition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criminal, but also include the administrative provisions, civil provisions, and religious constraints. The article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refrain from the lusts in Buddhism, sexual crime and social life of the monks in Tang Dynasty, and tries to look back on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Hehe marriage", considering that it refers to the prohibition of matchmaking marriage of Buddhist monks. Keywords: Refrain from the lust；The sexual crime；Regulations relating to Daoist and Buddhist Personnel；Hehe marriage.

澳門學刊 10 商鞅變法對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的歷史借鑒及對策* 張鵬程* 摘要：商鞅變法是將社會改革與法治融為一體的成功法治實踐，實現社會安定和富國強兵，其確立權威、頂層設計和嚴格執行等做法確保了變法成功，但過于嚴苛、缺失教化等不足發人深省。其成敗得失為今天依法治國提供了有益借鑒，有利于推動全面深化改革的實施。新時代，應通過加強法制建設、深化司法體制改革、消除改革阻力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真正形成與中國實際相適應的法治體系，為社會主義建設和實現中國夢提供保障。 關鍵詞：商鞅變法；依法治國；法治；治國理政 商鞅變法是在社會轉型時期一次成功的重要變革，建立了較完善的封建專制的行政機構，促成秦國的強大，為秦統一中國奠定了堅實基礎，也奠定了中國兩千多年封建制度。從自身作用來看，變法沉重打擊了落后的舊貴族勢力，扶植了符合發展趨勢的新興地主階級，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推動了歷史前進，堪稱中國歷史上法治的典范。但商鞅變法也存在一些不足，特別是用法過于嚴酷為人所非議，商鞅也因此自食其果。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國家治理面臨著復雜的國內外形勢，依法治國成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也是習近平治國理政新理念的重要內容。隨著依法治國不斷推向深入，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1要積極借鑒古今中外的成敗得失經驗，才能保證今天改革的成功。商鞅變法作為封建王朝法治實踐和國家治理創新的典范之一，對當今依法治國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一、商鞅變法簡析 商鞅變法先后于公元前 356 年和公元前 350 年先后兩次實行變法，涉及到政治體制、經濟發展、社會管理等多方面的內容體系，使當時的社會結構和行政體制發生了根本變化，也使秦國逐漸強大。 （一）商鞅變法主要內容 商鞅變法是一系列的變革，而且是經過兩次變法而最后定型的。從《史記》記載中可以看出，變法主要內容有：一是編定戶籍，互相監督，實行“連坐”；二是強制推行個體小家庭制度，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三是建立獎罰制度——獎勵軍功、懲罰私斗；四是獎勵耕織，抑制商業；五是廢除舊世卿世祿制，建立新的等級制度并享受相關待遇。為了使變法能夠順利進行，商鞅還頒布了配套的政策和法令，如革除殘留的戎狄風俗；廢除貴族的井田制，對賦稅進行了相對公平的調整；通過優惠政策招徠周邊國家的民眾來秦國開墾荒地；統一度量衡制，頒布度量衡的標準器；采取“燔詩書而明法令”2的措施；對商業活動和游民進行限制和打擊。不難看出，商鞅作為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針對當時剛確立封建社會生產關系進行了系列變革，從國家機構的設置、社會結構的調整、經濟制度改革、社會階層升遷以及主流 *全國首批“三全育人”綜合改革試點院（系）——海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專項課題；海南師范大學 2019 年度研究生創新科研課題“提升基層干部話語權實現途徑研究”（課題編號：hsyx2019-2）。 *張鵬程，1979 年 7 月出生，男，海南師范大學與溫州大學聯合培養 2017 級馬克思主義理論專業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領域：思想政治教育。 1 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95 周年大會上的講話》，載于《人民日報》，2016 年 7 月 2 日，第 2 版。 2 韓非子（戰國）：《·韓非子·難三》，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11 年，第 68 頁。

澳門學刊 11 價值觀的標準等宏觀方面的規定到禁止“私斗”這樣的小事，都通過法令的形式進行確認，切實做到了有法可依。完善的法令使這次戰國時期較為徹底的改革運動提供了依據，也是法家的一次重要的、成功的實踐。 （二）商鞅變法提升法令有效執行的措施 商鞅的變法受到秦孝公的支持，但上層的支持未必在下層得到有效執行，特別是那些既得利益者，更是千方百計阻撓變法的實行。為了實現變法，商鞅做了精心籌劃，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一是確立法律權威。與當時保守派的代表甘龍、杜摯進行辯論，針對“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的觀點，商鞅提出了“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的觀點，1從理論上取得依據，也得到秦孝公的肯定支持，獲得權威地位。二是宣傳立威。商鞅的法令已經完備，但由于唯恐天下人對自己產生非議沒有公布，于是精心策劃“徙木立信”一幕，然后才頒布變法的法令。這種宣傳和誠信行為極速擴大了變法的知名度和個人的美譽度，取得良好的開端。三是消除反對力量。任何社會的變革都是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必然遭到將得利益者的支持和既得利益者的反對，商鞅變法也不例外，在許多人擁護變法的同時，也遭到利益受損的舊貴族的群起反對，僅在國都，反對新法、破壞新法的人就數以千計。太子駟的老師公子虔和公孫賈便利用太子駟年幼無知，故意唆使他觸犯新法，結果公孫賈被處以黥刑，公子虔被處以劓刑。商鞅用極其嚴厲的手段對反對變法者進行了鎮壓，曾經在渭水邊一天就處死了 700 多人，以至于“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天地”2。通過上述做法，“民莫敢議令”，3最終取得了“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4的巨大成效，但也因此埋下了隱患。 二、商鞅變法歷史得失及法治意義 商鞅變法的成功是顯而易見的，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來看，推動了歷史的發展。然而刑罰嚴酷、過于功利和實用等，也為今天依法治國提供反面素材。 （一）商鞅變法的歷史功績 商鞅處在封建社會生產關系剛剛興起，正處于亟需發展的時代，商鞅順應了這一歷史發展趨勢，針對秦國的弊政做出了一系列變革，為國家的強盛、社會的發展和歷史的進步做出了突出貢獻。一是在經濟上，改變舊有的生產關系，廢井田開阡陌，從根本上確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并通過調整稅收政策進一步加強，適應了當時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極大促進了秦國經濟的發展。二是在政治上，打擊并瓦解了舊的血緣宗法制度，重新劃分官僚及社會等級，并以軍功論賞，通過設置縣制，使封建國家機器的職能更加健全，開始了中央集權制度的建設。三是在軍事上，通過獎勵軍功的措施，極大提高了參軍積極性和軍隊戰斗力，達到了強兵的目的。四是在社會治理上，加強了社會治安，確立社會主流價值觀——耕織和戰功，按照功劳大小享受相應待遇，否則就要被懲罰，并建立了監督體系，社會風氣大轉。五是在成效上與其他國家改革相比更為徹底，廢除了舊制度，創立了適合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制度，對秦國乃至中國歷史發展都起了重要作用。特別是變法能很快取得明顯實效，并最終促成全國統一的歷史實例十分 1 司馬遷（漢）：《史記（修訂本）·商君列傳》， 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第 2710 頁。 2 司馬遷（漢）：《史記（修訂本）·商君列傳》， 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第 2719 頁。 3 司馬遷（漢）：《史記（修訂本）·商君列傳》， 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第 2712 頁。 4 司馬遷（漢）：《史記（修訂本）·商君列傳》， 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第 2719 頁。

澳門學刊 12 罕見，也確立了其歷史地位。后人社會變革都以商鞅變法為楷模和范例，爭相效仿，這足以看出商鞅變法的巨大影響。 商鞅變法是順應歷史發展趨勢和秦國發展需求的，就整個國家來說，需要這樣的政策富強起來；對底層人民來說，需要這樣的政策改善生存條件和獲得上升渠道。因此受到頂層統治者和下層民眾的歡迎，但卻因此觸動了上層和部分中層社會階層的利益，因此受到抵制，為了實施新法必然对其嚴厲鎮壓。由于變法的先進性和徹底性，經濟獲得巨大發展，社會財富急劇增加，除了少數既得利益者，大部分人也因此受益，而變法的有效執行帶來的安全感是人治環境下難以保障的，這也是相當部分反對者轉為支持者的重要原因，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變法的成功。商鞅對發展農業的做法也值得多方面借鑒，一方面優惠政策吸引了韓、趙、魏的大量民眾移民墾荒，另一方面通過鼓勵移民耕織、本國人負責軍事的統籌分工，使秦國戰備物資和兵源得到充分保障，為國家治理提供了樣板。“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斗，鄉邑大治。”1這是對商鞅變法效果最準確的描述，達到了變法的預期目標，基本上實現了法家理論與實踐的統一，這是后來變法難以企及的。商鞅變法最大的貢獻在于扭轉秦國落后局面和加速推動秦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縮短了封建社會過渡的時間，推動了歷史的發展。 （二）商鞅變法的歷史教訓 商鞅變法在短時期內取得的成就是值得肯定的，秦國由此強大并最終統一中國。即使繼位的秦惠文王下令車裂商鞅，也依舊堅持商鞅變法政策，更有記載，“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2足以證明商鞅變法之功。但商鞅最終被車裂、滅族，說明變法過程中也有很大的缺陷和不足，為后人所警示。 商鞅變法中有些遭受非議的做法是事出有因的，如求寵臣景監面見秦孝公、對變法反對者的鎮壓，這出于對法令推行以及商鞅個人的政治發展考慮，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些過猶不及的政策和做法即使在當時也是有失恰當的。一是“連坐法”有失人性化，使親人和朋友之間的信任以及個人隱私和空間完全消失，這是任何物質獎勵所不能彌補的，尤其經濟越發達，這種做法越遭人抵制，最終成為人民的負擔而不能被容忍。二是變法過程急功近利，過于相信和依賴暴力的力量，不施教化，加劇了矛盾。雖然變法不可避免有不同聲音甚至反對者，但不可操之過甚，而且教化是國家治理中必不可少的的內容，商鞅顯然過于急功近利，對那些由反對轉向支持變法的人，商鞅定性為“此皆亂化之民也”3，全部遷往邊遠地區。如果商鞅能夠重視教化的作用，使其現身說法，則效果自是不同。而觸動上層利益既是商鞅的成功，也是其滅亡的關鍵，最終導致被誣告謀反，所以“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4三是個人德行有虧，最典型的事件就是利用欺詐手段抓住魏公子卬，雖然“為了國家大義”，而且也有兵不厭詐的說詞，但卻因此顛覆了“徙木立信”的道德觀，導致個人誠信的破產，與之后西晉初期羊祜與陸抗的誠信對戰佳話相去甚遠，所以在晚年出逃魏國時遭拒，對其痛恨程度與“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如出一轍，結果也類似，葬送了生路。 商鞅因變法而死在中國變法史上并非個例，清朝維新人士譚嗣同對此有客觀認識——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以實現人生價值、歷史發展以及后人評價而言，商鞅之死重于泰山，以至 1996 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朱镕基看話劇《商鞅》凄然淚下，感慨經濟改革之艱。商鞅變法的執行和貢獻一直延續到秦 1 司馬遷（漢）：《史記（修訂本）·商君列傳》， 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第 2712 頁。 2 劉向（漢）編訂，明潔輯評：《戰國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36 頁。 3 司馬遷（漢）：《史記（修訂本）·商君列傳》， 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第 2712 頁。 4 劉向（漢）編訂，明潔輯評：《戰國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36 頁。

澳門學刊 13 朝滅亡，過于依靠嚴酷的法令，在取得國家高效治理的同時也增加了民眾負擔，使得秦朝盛極而衰，二世而亡。后世統治者都以此為鑒，在其肯定法治效果的同時更加注重與禮教的結合，更加關注民生，也為儒家、道家、佛家等學說的興起與融合提供了契機。 （三）商鞅變法的法治意義 商鞅變法實質是一次政治變革，但主要是通過法令來推廣實施的，是融改革與法治于一身，是最早的法治實踐。其意義所在：一是實現了某種意義上的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借用秦國最高統治者的權力確立了法律的權威。當時舊貴族有很大的權力，甚至有的有廢立國君的權力，為了避免政出多門，將立法權和解釋權歸為國君，雖有局限性，但能將法令和國君融為一體來確立權威，在當時不失是一種先進理念和做法，在受到國君歡迎的同時也使法律有了可靠支持。商鞅以法治理秦國，“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1，體現“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平等思想，突破了當時國家治理的人治理念和實踐，邁出了法治重要一步。這使得封建秩序的確立有了新的途徑，也為后世治理國家提供了樣本。二是通過法令規定了社會地位的標準。對為官者而言，確立了軍功的標準，“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2對普通大眾來說，耕織和參軍是最主要的標準，“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3普通人有了軍功，也可以有爵位，盼望參軍并英勇作戰成為社會各階級的常態。而變法的有效執行則使效果更加突出，秦國由此形成了安居樂業的民風和尚武之風，將法治效應發揮到極致。三是真正確立了法令的管理手段，實現了以法令治理國家。商鞅從“好利惡害”的人性論出發，提倡重刑主義，主張把人們的日常行為也納入到法律規定中來，這樣可以減少矛盾，而事實確實如此，社會矛盾大為減少。商鞅提出，“以刑去刑，國治；以刑致刑，國亂。行刑重輕，刑去事成；重重而輕輕，刑至事生，國削”。4從后來秦國的國家治理可以看出，商鞅的法治還是卓有成效的。 進入封建社會后，原始社會和奴隸社會提倡的德治、禮儀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求了，“宋襄公之仁”已經得不到廣泛的認可，法治開始走上歷史舞臺。商鞅變法所體現的法治不僅強大了秦國，也為后來統治者維護自身統治提供了有效途徑，歷史上的盛世無不與法治的實現有關，即使以暴君著稱的朱元璋，由于重視法律統治，社會秩序穩定，國力不斷強大。只不過商鞅變法的成功是針對當時秦國的內外形勢而制定的以發展強大軍事為目標的改革，最后因為沒有領會商鞅變法的精髓——“茍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茍可以利民，不循其禮”，“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5一味追求酷刑，最終過猶不及，導致滅亡，令人深思。 三、商鞅變法與新時代依法治國歷史對比 商鞅變法與今天的依法治國既有區別，又有相似之處，有很多方面值得今天學習，2017 年 12 月，中央政治局會議特別提到了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要求“徙木立信、以上率下，鍥而不舍落實中央八項規定 1 劉向（漢）編訂，明潔輯評：《戰國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35 頁。 2 司馬遷（漢）：《史記（修訂本）·商君列傳》， 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第 2712 頁。 3 司馬遷（漢）：《史記（修訂本）·商君列傳》， 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第 2710 頁。 4 石磊（譯注）：《商君書·去強》，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第 44 頁。 5 司馬遷（漢）：《史記（修訂本）·商君列傳》， 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第 2709 頁。

澳門學刊 14 精神”，1足見商鞅變法的成功。今天所處的時代和環境與商鞅還是有相似之處的，學習商鞅變法對依法治國有相當的裨益。 （一）商鞅變法與新時代依法治國的相似之處 商鞅變法與今天的依法治國是有著很多相似的條件和內容。一是都處于轉折時期，承擔的歷史使命相似。商鞅變法是在經歷三家分晉和田氏代齊之后，處于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階段，正是“禮崩樂壞”后構建新制度的關鍵期，要承擔富民強國和統一天下的歷史責任。我國經過建國初期的探索和改革開放的實踐，取得巨大成就，“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2進入了發展的關鍵期、改革的攻堅期、矛盾的凸顯期，需架構新的格局與秩序激發社會發展的內外活力，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保障。二是都是基于一定經驗成就上的改革創新。變法產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為現實已經走入負面困境，否則就沒有必要變法。3古今變法無不出于這一現實的需要，而變法的基礎在于實踐需要和經驗借鑒，否則無從下手。商鞅作為法家代表人物之一，其理論在當時是一家之言，雖有管仲、李悝、吳起變法的先例并在實際上取得一定的成功并受到認可和關注，但由于維護貴族利益和歷史發展規律認識的局限，始終未能取得實質性突破。商鞅變法就是在前人變法基礎上進行變革，因更加徹底取得成功。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借鑒蘇聯模式，經過建國初期的探索，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經歷了改革開放四十年的實踐后，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獲得了寶貴經驗，從“摸著石頭過河”轉向“摸著石頭過河”與頂層設計相結合，面對新的形勢和任務，需要結合以往成果和經驗再次創新，才能解決新問題。三是具有同樣的時代目標。商鞅變法之前秦國也曾經有過輝煌的歷史，希望再次強盛，與其他國家爭雄并勝出，進而完成國家統一。在今天，依法治國也有著相似的目標，通過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助推完成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歷史使命。四是面臨著相似的國內外環境。商鞅變法時國內矛盾叢生，混亂無信，國外諸侯爭霸混戰不斷，虎視眈眈。在今天，同樣面臨著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問題尚未解決、社會矛盾和問題交織疊加、意識形態領域斗爭依然復雜等國內問題，而世界也不太平，貧富分化日益嚴重，地區熱點問題此起彼伏，恐怖主義、網絡安全、氣候變化等非傳統安全威脅持續蔓延，單邊主義抬頭，西方國家的敵視心理和行為依然存在，國際形勢日益錯綜復雜。 （二）商鞅變法與新時代依法治國的區別 商鞅變法與新時代依法治國也有明顯區別，除了時代不同，其他方面也是需要客觀看待。一是服務對象不同。商鞅變法雖然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也為民眾帶來了好處，但最終服務對象是封建的統治階級，是少數人的利益。而新時代依法治國的服務對象是黨領導下的人民大眾，雖然觸動了某些人的利益，但最終是為了占絕大多數的人民大眾。二是對法治的認識不同。商鞅曾經以帝道（核心則是師法造化）、王道（堯舜禹湯治理國家的方式，可以理解為人治）進諫秦孝公，但效果不佳，而霸道（以法家為核心的對內嚴刑峻法，對外軍事主義）引起了秦孝公的濃厚興趣，這表明商鞅對國家治理有著深刻認識的，但最終限于歷史局限，實施以法治國，最終演變成法律就是絕對權力，這就過于相信酷刑的力量而忽視人民的意愿，從而導致法家和秦朝的盛極而衰。新時代依法治國是對新中國歷史經驗進行深刻總結的結果，特別是“文革”中人治帶來的慘痛教訓極為深刻，實行依法治國是歷史、社會發展的要求和必然，隨著社會主義建設的不斷發展，由依法治國向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轉變，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認識 1 《決定召開十九屆二中全會 研究部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載于《人民日報》，2017 年 12 月 28 日，第 1 版。 2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載于《人民日報》，2017 年 10 月 28 日，第 1 版。 3 王耀海：《商鞅變法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年，第 123 頁。

澳門學刊 15 論。三是最終目標不同。商鞅變法最終目標就是使秦國強大并統一全國，為了維護統治者的長期統治，民眾不過是工具而已，秦朝末期的民怨沸騰景象就是證明。新時代依法治國則是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所必需的保障之一，也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可缺少的條件，這是與商鞅變法有著根本的區別。四是實現法治的途徑不同。商鞅變法在調整舊的利益格局的同時確認新的社會格局，為了盡快取得成效，采取了暴力措施，對反對者和懈怠者采取暴力鎮壓和懲罰的手段。新時代依法治國雖然也有調整利益格局的方面，但依靠的是政策調整和秩序規范，實行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通過深化改革來實現，對出現的問題和矛盾要依法依程序解決。 四、新時代依法治國主要內容及對策 進入新時代，我國的國內外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人民群眾的需求也發生了改變，特別是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日益增強。為了滿足人民的需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權也集中解決這一矛盾，特別是對秩序和誠信問題，而解決這一問題最根本的就是實現依法治國。因此，借鑒商鞅變法來促成新時代依法治國的實現是一項重要任務。 （一）新時代依法治國主要內容 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進入了新時代，依法治國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保障，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更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顯著標志。依法治國是對中國歷史經驗，特別是十年“文革”動亂深刻總結的結果，鄧小平在回答外國記者如何避免類似“文革”那樣的錯誤時說，我國“缺乏社會主義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法制”，需要“認真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法制。只有這樣，才能解決問題。”1 經過反思總結，1982 年，我國憲法把“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放在“國家機構”之前，體現了法治的基本原則，一直延續到今天。黨的十五大報告首次提出“依法治國”和“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2。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3成為我國治國方略的重大轉變。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要把依法治國作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還把依法治國作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一項基本內容。2008 年 5 月 4 日，溫家寶總理在與中國政法大學生討論依法治國時強調：“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不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內容，而且是成熟的社會主義的標志。發展民主、健全法制、依法治國不僅是我們的基本治國方略，而且是每一個百姓自身權利和自由的根本保障。”4黨的十七大進一步提出“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5 新時代，依法治國在理念上進一步提升，在實踐上進一步深化。黨的十八大提出“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而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標志著 1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348 頁。 2 江澤民：《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 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97 年 9 月 12 日)》，載于《求是》，第 18 期，1997 年，第 10 頁。 3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載于《黨的建設》，第 4 期，1999 年，第 4 頁。 4 趙承：《總理同大學生談心》載于《人民日報》，2008 年 5 月 5 日，第 1 版。 5 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載于《人民日報》，2007 年 10月 25 日，第 1 版。

澳門學刊 16 我國依法治國進入一個全新階段。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1明確了完善法律體系、建設法治政府、提高司法公信力、推進法治社會建設、加強法治工作隊伍建設、加強和改進黨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領導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任務。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全面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的一場深刻革命，必須堅持厲行法治，加強對法治中國建設的統一領導；加強憲法實施和監督；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建設法治政府；深化司法體制綜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實司法責任制；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要帶頭尊法學法守法用法，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法律的特權，絕不允許以言代法、以權壓法、逐利違法、徇私枉法。”2 習近平在談治國理政新理念中，多次強調依法治國的意義、內涵、實施方略等，真正把我國建設成為法治國家。新時代的依法治國不僅要完善法制建設，使之更加系統化、全面化、科學化，更要在執法方面突出規范化、人性化、實效化。就當前而言，完善法律體系、深化司法體制改革是當前的重要工作，但是依法行政、依法辦事是依法治國的重中之重。 （二）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的主要對策 十八大以來，我國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不斷加強法治建設，以習近平為代表的黨中央領導全國人民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戰略。進入新時代，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重要意義，而借鑒商鞅變法的做法、精神，對新時代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有著重要作用和意義。雖然我國法治建設邁出重大步伐，但仍存在許多不適應、不符合的問題，主要表現為：有的法律法規脫離客觀實際，未反映人民意愿，針對性、可操作性不強，立法中出現部門化傾向、爭權諉責等問題；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現象仍不同程度存在，執法體制權責脫節、多頭執法、選擇性執法現象等問題仍然是需要解決的重點，執法司法不規范、不嚴格、不透明、不文明等情況在些地區和領域較為突出，逐漸增強法治意識的群眾對執法司法不公和腐敗問題反映強烈，而有的部門和工作人員尚未認識到；部分社會成員尊法信法守法用法、依法維權意識不強，一些法治意識較強的社會成員利用信息不對稱等條件，通過曲解、吵鬧甚至公然對抗不遵守法律；一些國家工作人員特別是領導干部罔顧群眾的客觀需求及法律素養的提高，不思進取，導致依法辦事觀念不強、法治能力不足，甚至不如群眾，但仍然敢于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這些問題是當前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障礙，亟需解決。要實現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總目標，必需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以史為鑒，結合中國實踐，創造性的運用馬列主義原理予以推進。就當前來說主要加強如下幾方面的工作。 一是繼續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商鞅變法的基礎是法制建設，而今天法治國家的建設也是以社會主義法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法制通常指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和制度，包括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四個方面，要求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新時代，在“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指引下，繼續加強立法、執法、司法和守法等方面的建設。第一，完善立法，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堅持立法先行，發揮立法的引領和推動作用，尤其要注重提高立法質量。當前重點是一方面要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立足社會發展現實需要，完善立法機制和加強重點領域立法，使有法可依更加完善，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另一方面要加強憲法實施，健全憲法實施和監督制度。第二，加強執法，深入推進依法行政，確立法律權威。“法律 1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載于《人民日報》，2014 年 10 月 29 日，第 1 版。 2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載于《人民日報》，2017 年 10 月 28 日，第 1 版。

澳門學刊 17 的生命力在于實施，法律的權威也在于實施。法律的有效實施，是全面依法治國的重點和難點。”1明代張居正感嘆，“天下之事，不難于立法，而難于法之必行”。2因此，執法是當前法制建設最重要的一環，政府要從履職、決策、執法體制和方式、權力制約及政務公開等方面不斷創新執法體制和執法方式，提高依法行政效能，加快建設法治政府。第三，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從制度建設、職權設置、群眾參與、司法保障等方面完善司法管理體制和司法權力運行機制，規范司法行為，加強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切實推進嚴格司法，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第四，知法守法，增強全民法治觀念。通過普法和守法使全民樹立法治意識，引導全民自覺守法、遇事找法、辦事依法，解決問題靠法。堅持把領導干部帶頭學法、模范守法作為樹立法治意識的關鍵，提高國家工作人員學法用法意識和能力，把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多措施提高社會治理法治化水平，政府機關要切實健全依法維權和化解糾紛機制，以實際行動做好教育和宣傳工作，完備法律服務體系，使人民群眾守法有據、有路。 二是進一步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司法體制改革是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要“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優化司法職權配置，規范司法行為，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保證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檢察權”，3為司法體制改革推向深入提出了要求，也指明了方向。相關探索工作也相繼開展，2014年 12 月 18 日，中央確定的 7 個試點省市的司法體制改革方案已全部獲得批準，為司法體制改革提供借鑒經驗。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就是要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維護人民權益，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就目前而言，一個首要解決的問題就是保持司法獨立性，應盡快研究出臺司法機構垂直管理和財務相對獨立的改革方案，擺脫地方人事、財務的限制，消除地方及其他不正常干預。其次要實現司法隊伍專業化，特別是要提高法官的素質和專業化水平，完善選拔機制和培訓機制。再次就是規范工作程序，優化機構設置分工，合理劃分職能，理順各方面關系，真正做到依法依程序進行司法工作。最后要改革司法保障制度和監督制度，堅持黨的領導、人大監督和司法機關獨立行使職權的有機統一，強化有關機制確保司法機關和司法官員依法獨立公正辦理案件。依法強化對審判權、檢察權的監督機制建設，完善人大監督、社會監督和輿論監督的制度，特別是暢通民眾對上溝通渠道，真正實現既對司法機關有效監督，又防止不當干預。 三是有效消除推進依法治國的阻力。商鞅變法的最大阻力就是原有集團對利益的維護，而商鞅變法的最大的成功之處就是有效打破這些利益集團的阻力，確立軍功和耕織作為衡量個人仕途晉升和獎勵的標準。而其他國家的變法由于原有利益集團的阻撓或變法者的妥協，最終失敗。進入新時代，我國改革開放處于關鍵期，除了主要社會矛盾的變化外，社會固有的利益格局已經形成，這已經成為社會發展的最大阻力。現有的利益集團通過官商勾結、利益聯合等方式維護既得利益。對這些既得利益者來說，其首要任務不是為了促進社會發展，而是維護既得利益，其中包含對改革創新的對抗。我國要實現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轉變，必須進一步深化改革，必須打破固有的利益格局。從商鞅變法來看，要實現這一點，必須要做好兩方面的工作，一是消除改革的現有阻力，二是大力激發社會發展的動力和潛力。在當今，商鞅血腥鎮壓的做法與當前時代不適應的，要借鑒“和平贖買”資產階級的做法消除既得利益者的阻力，一方面要通過政策調整為支持改革開放的群體提供發展空間，同時盡量引導既得利益者沿著正確的軌道發展，在不非法剝奪其財富的情況下實現某種程度的“稀釋”；另一方面要按照法律規定和相關標準，消除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發展產生負面影響和危害的各種因素，對那些頑固對抗 1 習近平：《<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2016 年版)>——六、全力推進法治中國建設》，載于《人民日報》，2016年 4 月 27 日，第 9 版。 2 張居正（明）：《張太岳集·三十八卷·請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實政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第 482 頁。 3 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載于《人民日報》，2007 年 10月 25 日，第 1 版。

澳門學刊 18 者實行依法處理或者政策范圍內的調整。要按照法治社會建設的要求和標準處理行政和社會事務，確保人民的安全感和積極性，使整個社會能夠重新煥發生機和活力。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也是社會進步的選擇，曾經的電信壟斷與今天有著競爭態勢的通訊業相比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便是最好的證明。而利益在社會管理和政治統治中占據重要地位，商鞅提出“民之于利也，若水之于下也，四旁無擇也”；1而韓非子則更直接，認為人性“皆喜貴而惡賤”，2法家的人性“好利惡害”的觀點對當前的社會發展階段和人民的思想境界狀況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這也是建設法治社會的重要現實需求因素。 四是促進法治與德治的結合。道德建設是依法治國的重要支撐，依法治國必須與以德治國相結合。商鞅變法正是因為缺乏禮教——倫理道德教育，一味追求法律帶來的暴力，最終導致失敗。后世的統治者以此為戒，對此非常重視，一方面注重法令的完善和執行，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為統治者提供穩定的人、財、物；另一方面也加強倫理道德教育，在促進社會穩定的同時鞏固其政治統治，特別是認同教育，兩者互相促進，密不可分。在今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思想道德建設也是必不可少的要素，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重視并理解法律和道德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中的地位和功能，“法安天下，德潤人心。法律有效實施有賴于道德支持，道德踐行也離不開法律約束。法治和德治不可分離，也不可偏廢國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協同法力。”3因此，要圍繞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的要求，加強道德建設。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引導下，加強以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和個人品德為重點的道德教育，不斷提高人民的道德素質。同時在全面依法治國推進過程中，要實現與道德的有機結合。這一過程要特別發揮領導干部的作用，“領導干部既應該做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組織者、推動者，也應該做道德建設的積極倡導者、示范者。”4以身示范是最大的思想道德教育，因此，領導干部帶頭學法、模范守法成為全面依法治國的關鍵，領導干部學法經常化、制度化是實現依法治國的重要途徑和保障。 The Historical Reference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omprehensive Rule of Law in the New Era from SHANG Yang's reform ZHANG Pengcheng Abstract: Shang Yang's reform is a successful rule of law practice that integrates social reforms with the rule of law, realizing social stability, richening the country and strengthening the army. Its establishment of authority, top-level design and strict implementation ensure the success of the reform, but it was too harsh and lacked enlightenment, which was thought-provoking. Its success and failure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oday's rule of law, and is conduciv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epening reform comprehensively. In the new era, the system of rule of law which is suitable for China should be formed by strengthening the legal system construction,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he judicial system, eliminating the resistance in the reform and combining the rule by 1 石磊（譯注）：《商君書·君臣》，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第 163 頁。 2 韓非子（戰國）：《·韓非子·難三》，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11 年，第 328 頁。 3 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年，第 133 頁。 4 《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載于《人民日報》，2016 年 12 月 11 日，第 1 版。

澳門學刊 19 law with administering country by morality. Thus it can provide guarantee for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hina Dream. Keywords: Shang Yang's reform; the rule by law;the rule of law; governance

澳門學刊 20 平等 VS 公平：國民待遇的價值內涵 張秀潔* 摘要：2019 年 3 月 15 日，第十三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該法較之於相關舊法最大的改變就是在外商投資准入階段實行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管理制度，由此引起筆者對國民待遇更注重平等還是公平價值內涵的思考。平等是一種關於均勻分配的原則，公平則是讓每個人得到其應得的。通過對國民待遇基本概念、世界貿易組織（WTO）主要協定中相關條款基本規定以及知識產權公約中相關例外規定等進行分析，本文認為國民待遇制度無論在其最初由商業慣例變為成文法時的規定，還是知識產權公約及其他國際條約中對其的例外規定，亦或是 WTO 體系幾個主要協定中實際條款的規定，都更多體現的是一種公平的理念以及對公平的追求。 關鍵詞：國民待遇；平等；公平 一、緒論 2019 年 3 月 15 日，第十三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該法將於2020 年 1 月 1 日起取代原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實施。相較之於舊法，新的《外商投資法》變化最大的一點就是國家對外商投資實行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即對於國家規定在特定領域對外商投資實施准入特別管理措施的負面清單之外的外商投資，在投資准入階段給予外國投資者及其投資不低於本國投資者及其投資的待遇。這一變化向多數發達國家所推崇的無限制的國民待遇原則又邁進了一步，也引起了筆者的思考，國民待遇的價值內涵更側重平等還是公平？是給予外國投資者及其投資不低於東道國投資者及其投資的待遇即可還是給予外國投資者及其投資不低於其在母國的待遇？ 國民待遇由來已久，在 WTO 幾個主要協定中都有體現，學者們關於國民待遇的研究也有很多，通過閱讀現有的文獻資料，筆者發現大多數研究主要集中在國民待遇原則的內涵、範圍、作用、意義、例外以及該原則在具體法律、領域或 WTO 具體協定中的適用等方面，鮮少有對國民待遇原則價值內涵進行的研究，因此，筆者嘗試從國民待遇原則更側重平等還是公平的角度入手進行分析，以期通過對國民待遇原則價值內涵的探討進一步加深對該原則的理解和認識。 二、國民待遇概述 （一）國民待遇的基本含義 國民待遇最早出現在具有涉外因素的民事領域，是關於外國人在內國待遇的法律制度，後來隨著國際經濟的發展，各國之間政治、經濟貿易、文化等交往規模不斷擴大，國際民商事法律關係日益複雜，國民待遇的含義和適用範圍日漸豐富和廣泛，逐漸從民事領域擴展到國際間經濟貿易領域，並與最惠國待遇一起成為 WTO 協定等多邊或雙邊國際條約中所要體現的非歧視原則的兩翼，被各國普遍認可和接受。 * 張秀潔，澳門科技大學法學博士

澳門學刊 21 但是由於國際條約或協定規範的領域不同，其對國民待遇內涵和實施範圍的約定也不盡相同，綜觀各學者的觀點，一般認為國民待遇是指一國在同樣條件下給予外國人的待遇等同於或不低於給予其本國人的待遇。筆者認為對國民待遇基本含義更為科學的表述是“國民待遇是國家依據國際條約中的相關條款或者國內立法，在特定的適用範圍內，給予其他相關締約方或有關國家或其有特定關係的人或物不低於該國家給予本國同類人或物的待遇。”1 （二）國民待遇的基本特點 從現今的國際實踐以及各國的國內立法來看，國民待遇表現出以下特點： 首先，國民待遇以本國國民為參照標準，沒有國際通用或公認的標準。無論是最初的外國人民事權利，還是後來逐漸延伸到貨物貿易、服務貿易、知識產權、投資措施等領域的國民待遇，內國給予外國人的待遇始終是以給予本國人的待遇作為參照，只要內國對本國的國民、企業或產品沒有提供某項待遇，那麼即使另一國向該內國的國民、企業或產品提供了該項待遇，該內國也沒有向另一國的國民、企業或產品提供該項待遇的義務。 其次，國民待遇以互惠互利原則為實施依據2。國民待遇原則實質上是一種締約雙方通過約定而創設的權利義務關係，為避免本國國民在外國受到歧視，保證他們在外國能夠享有與外國的國民同等的權利義務，各國在締結的條約或內國立法中對國民待遇多採取對等原則加以限制，也就是說，內國給予外國人以國民待遇通常是以該外國也給內國人國民待遇為條件的，不存在無條件的國民待遇。 再次，國民待遇的授予通常有特定的範圍。3雖然就一般原則而言，外國人依據國民待遇可以享受不低於內國人的待遇，但這並不意味著在一切具體權利方面外國人在內國都與內國人享有完全相同的待遇。基於國家主權原則，各國在締結雙邊或多邊國際條約時，可以根據本國風俗習慣或特定利益等的需要自行決定在何領域適用國民待遇，且在這些適用領域內可規定若干例外，如公認的公共秩序和國家基本安全例外等。在國際經濟交往中，為維護本國自然人和法人的利益，很多國家常常對外國人的權利進行一些限制，如國民待遇原則上不適用於政治權利方面，也不適用於關涉國家重大利害關係的公共事業和某些特定行業等，一般說來，發達國家限制少些，發展中國家限制多些。 綜上，國民待遇原則自始體現著自由、平等、公平等現代化法治精神，隨著經濟全球化程度的不斷加深，國民待遇的適用範圍不斷擴大，各國在很多領域的雙邊或多邊條約中都採用了國民待遇制度，《1994 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更是規定國民待遇制度適用於國際經濟關係的所有主要領域。隨著世界貿易組織作為“經濟聯合國”地位的不斷鞏固，國民待遇的授予日益國際化、多邊化和自動化，下面主要從 WTO 幾個主要協定入手，通過研究其中關於國民待遇條款的相關規定，以期能夠對該原則的價值內涵作出進一步探討。 1 保延寧：《我國適用 WTO 國民待遇原則的法律問題研究》，博士學位論文，對外經濟貿易大學，2007 年，第 11 頁。 2 張慶麟：《論當代國際投資法中的國民待遇》，珞珈法學論壇（1）[C]，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 年，第 181 頁。 3 歐陽強：《國民待遇所蘊含的價值目標探析》，載於《哈爾濱商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4 期，2003 年，第 11頁。

澳門學刊 22 三、WTO 體系中的國民待遇條款 （一）《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中的國民待遇原則 GATT 中的國民待遇原則主要見諸於第三條“國內稅與國內規章的國民待遇”，條款內容如下： “第三條 國內稅與國內規章的國民待遇 1．各締約國認為：國內稅和其他國內費用，影響產品的國內銷售、兜售、購買、運輸、分配或使用的法令、條例和規定，以及對產品的混合、加工或使用須符合特定數量或比例要求的國內數量限制條例，在對進口產品或本國產品實施時，不應用來對國內生產提供保護。 2．一締約國領土的產品輸入到另一締約國領土時，不應對它直接或間接徵收高於對相同的本國產品所直接或間接徵收的國內稅或其他國內費用。同時，締約國不應對進口產品或本國產品採用其他與本條第一款規定的原則有抵觸的辦法來實施國內稅或其他國內費用。 …… 4．一締約國領土的產品輸入到另一締約國領土時，在關於產品的國內銷售、兜售、購買、運輸、分配或使用的全部法令、條例和規定方面，所享受的待遇應不低於相同的本國產品所享受的待遇。但本款的規定不應妨礙國內差別運輸費用的實施，如果實施這種差別運輸費用純系基於運輸工具的經濟使用而與產品的國別無關。 5．締約國不得建立或維持某種對產品的混合、加工或使用須符合特定數量或比例的國內數量限制條例，直接或間接要求某一特定數量或比例的條例物件產品必須由國內來源供應。締約國還不應採用其他與本條第一款規定的原則有抵觸的辦法來實施國內數量限制條例。 ……”1 這些條款為最基本的“國民待遇”原則規定，概括來講依據這些規定，不能要求進口產品滿足沒有對本國產品規定的某些方面的要求，對進口產品不能徵收高於本國產品的稅費，給予進口產品的待遇不能低於給予本國產品的待遇，不能對外國產品規定國產化要求、進口替代要求。 （二）《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中的國民待遇原則 GATS 中的國民待遇原則主要見諸於第十七條“國民待遇”，條款內容如下： “第十七條 國民待遇 1．在列入其承諾表的部門中，在遵照其中所列條件和資格的前提下，每個成員在所有影響服務提供的措施方面，給予任何其他成員的服務和服務提供者的待遇不得低於其給予該國相同服務和服務提供者的待遇。 2．一成員給予其他任何成員的服務和服務提供者的待遇，與給予該國相同服務和服務提供者的待遇不論在形式上相同或形式上不同，都可能滿足第 l 款的要求。 1 世界貿易組織，《關稅與貿易總協定》，1994 年，第 3 條。

澳門學刊 23 3．形式上相同或形式上不同的待遇，如果改變了競爭條件從而使該成員的服務或服務提供者與任何其他成員的相同服務或服務提供者相比處於有利地位，這種待遇應被認為是較低的待遇。”1 依據該條款規定，國民待遇原則是締約方談判時具體承擔的義務，僅適用於每一締約方在承諾義務的計畫表中所列的服務貿易部門，在這些部門中，締約方給予其他成員服務和服務提供者的待遇實質上不得低於其給予本國相同服務和服務提供者的待遇，以促進二者之間在非歧視基礎之上的公平競爭和服務貿易的自由化。 （三）《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TRIPS）中的國民待遇原則 TRIPS 中的國民待遇原則主要見諸於第三條“國民待遇”，條款內容如下： “第三條 國民待遇 1. 除了巴黎公約（1967）、伯恩公約（1971）、羅馬公約和關於積體電路知識產權條約已經規定的例外情況之外，每一締約方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對於本協定的第 3 條和第 4 條來說，所述的保護應包括影響知識產權的可獲得性、取得、範圍、維持和行使的事項以及影響本協定所專門涉及的知識產權的使用的事項）對其他締約方的國民所提供的待遇不得低於對其本國國民所提供的待遇。關於表演者、錄音製品製作者和廣播組織，這一義務僅僅適用於本協定所規定的權利。任何適用伯恩公約（1971）第 6 條或羅馬公約第 16.1（b）條規定的締約方，應該按照這些條款所規定的那樣，向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理事會提交一份通知。 2. 關於司法和行政程式，包括在一個締約方的司法管轄範圍內指定一個送達位址或聘請代理人，締約方可以適用上述第 1 款所允許的例外，但是其條件是這樣的例外應是保證符合與本協議規定不相矛盾的法律和細則所必須的，而且這些程式的適用方式不得對貿易構成一種變相限制。”2 依據該條款規定，國民待遇原則從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擴展適用至知識產權領域，每一締約方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給予其他締約方國民的待遇不得低於給予本國國民的待遇。 （四）《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議》（TRIMS）中的國民待遇原則 TRIMS 中的國民待遇原則主要見諸於第二條“國民待遇和數量限制”，條款內容如下： “第 2 條 國民待遇和數量限制 1. 在不損害 GATT 1994 所規定的的其他權利和義務的前提下，任何成員方不得實施任何與 GATT 1994 第 3 條和第 11 條各項規定不相符的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 2. 與GATT 1994 第 3 條第 4 款所規定的國民待遇義務以及GATT 1994 第 11 條第 1 款規定的普遍取消數量限制義務不相符的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以例示清單的形式單列在本協定的附件中。”3 該條款將 GATT l994 中的國民待遇原則（包括其中的例外規定）引入多邊投資規範領域，在國際投資法中首次將國民待遇原則實體化，對國際投資法具有深遠的影響。但是此國民待遇的規定並非適用於 1 世界貿易組織，《服務貿易總協定》，1994 年，第 17 條。 2 世界貿易組織，《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2005 年，第 3 條。 3 世界貿易組織，《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議》，1994 年，第 2 條。

澳門學刊 24 所有的投資領域，而僅僅在投資運營階段實施，且只是管制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其他與貿易無關的投資措施並不受其約束，可見是不完全、有限的國民待遇。 通過上述 WTO 主要協定中有關國民待遇原則條款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國際貿易的發展和長期實踐中得到進一步發展的國民待遇原則是 WTO 體系的一項基本法律原則，反映了非歧視的價值，儘管仍然有其特定的適用範圍和限制，但不可否認國民待遇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對 WTO 始終堅持宣導的貿易自由和公平競爭具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四、國民待遇蘊含的平等與公平內涵 平等是政治學上的概念，本質上是一種關於均勻分配的原則，基於被分配的物件在哪些方面均勻又有根本平等或形式平等、機會平等或結果平等諸多不同的含義。 《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條便指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1為了使人人享有作為社會一份子所擁有的權利，需要在社會關係中建立起人生而平等的價值觀與社會機制，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國民待遇制度要求每一個國家都應平等地對待每一個人，不管是內國人還是外國人，不能僅因為國籍不同而區別對待，從而使得平等理念得以跨越國界向國際法領域自然延伸。2國民待遇是解決任一外國或地區與內國的某種主體的法律地位平等問題，3從字面上理解就是要求平等地對待內外國人，給予外國人與本國人同等的待遇，使得外國人在一國國內與本國人享有形式上的身份平等，在某些領域具有與本國人相同的起點或機會，體現的是一種形式平等、機會平等，這也是目前學界的主流觀點。但形式上的平等不一定導致實質上的公平，不一定意味著正義，在發展水平、經濟實力相差懸殊的國家間實施完全互惠的國民待遇，結果會導致事實上的不平等競爭，對弱國一方顯然是不公平的，也正是由於此種原因，發展中國家往往在國民待遇方面比發達國家規定了更多的例外，一些國際條約也賦予發展中國家以特別的優惠待遇，這正是追求實質上公平的體現。4 或者可以說平等僅僅是一種程序正義，這種程序正義導致的結果並不一定是公平的，而要真正實現結果正義有時不能通過形式上的一視同仁，應該存在差別待遇，公平則正是這種差別待遇所帶來的實質正義，是在承認人與人之間存在差別的基礎上讓每個人得到其應得的，包含了若干核心概念如應得、需要、程序和平等5，最終目的是為了實現社會正義和實質正義，並不關心過程是否公正，只對最終的分配結果感興趣。6國民待遇為了貫徹平等的價值原則往往存在需要不平等的事實，但這種不平等的事實又不能影響國民待遇作為一項基本原則與價值存在，於是國民待遇就成了在平等與不平等之間尋求正義並達 1 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1948 年，第 1 條。 2 歐陽強：《國民待遇所蘊含的價值目標探析》，載於《哈爾濱商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4 期，2003 年，第 12頁。 3 周林彬，鄭遠遠：《WTO 規則例外與例外規則》，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16 頁。 4 歐陽強：《國民待遇所蘊含的價值目標探析》，載於《哈爾濱商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4 期，2003 年，第 12頁。 5 顧肅：《什麼樣的平等是合理可行的——當代西方政治哲學有關社會公正的爭論》，載於梁治平編《轉型期的社會公正：問題與前景》，北京：生活 · 讀書 · 新知三聯書店，2010 年，第 1 頁。 6 顧肅：《什麼樣的平等是合理可行的——當代西方政治哲學有關社會公正的爭論》，載於梁治平編《轉型期的社會公正：問題與前景》，北京：生活 · 讀書 · 新知三聯書店，2010 年，第 7 頁。

澳門學刊 25 成協調的工具，是一項有關國際正義的基本標準，使人們在如何對待和理解平等與正義的問題上找到了一個客觀的標準和尺度。1 筆者認為法律所追求的終極價值目標是公平正義，儘管平等是法律公平正義價值內涵最基本、最核心的部分，但平等並不必然意味著公平。為實現法律所追求的公平正義的終極價值目標，作為國際正義基本標準及國際法領域 WTO 法律體系中重要支柱制度的國民待遇更應該體現公平的理念，而當今大多數多邊或雙邊國際條約對國民待遇的約定也更多體現的是一種公平的理念。 五、國民待遇更應體現公平 筆者認為無論從歷史淵源、現實需要還是實際條款約定來看，國民待遇都更多體現了公平的內涵。 （一）國民待遇注重公平有其歷史淵源 國民待遇在內國法中得以最早規定時體現的即是公平的理念。1804 年《法國民法典》第 1 卷第一編第 11 條列明“外國人在法國享有與其本國根據條約給予法國人的同樣的民事權利。”2宣告了外國人在一定範圍內可以與本國人享有同等權利，大多數學者認為這是最早在內國法中規定國民待遇的法典，國民待遇自此由商業慣例變為成文法。根據該條款的規定，只有在外國人的本國與法國訂有條約允許法國人在其國內享有某些民事權利的情況下，外國人在法國才可以享有同樣的民事權利，這種互惠待遇的要求也標誌著最初無條件的國民待遇逐漸發展為互惠的國民待遇，至今國際法領域實行國民待遇制度依然多是以互惠原則為條件，目的在於避免本國國民在外國受到不公平的對待，顯然更注重的是對等和公平。 （二）國民待遇注重公平有其現實需要 正是由於各國在國際交往中期望追求實質上的公平，《巴黎公約》、《伯恩公約》、《羅馬公約》等知識產權公約及其他國際條約中大多都對國民待遇規定了保留和例外條款。 知識產權公約各締約國在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水準上存在差異，為避免由此所導致的不公平現象，公約在某些情況下允許締約國不向其他締約國國民提供高於其本國國民在對方國家受到的待遇，此時締約國提供給其他締約國國民的保護，只須與後者對其國民提供的保護標準相對等，這便產生了國民待遇的例外。例如“根據《伯恩公約》第 7 條第八款，對於作品的保護期限將由被要求給予保護的國家的法律加以規定；但是，除該國家的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這種期限不得超過作品起源國規定的期限。德國和法國均規定著作權保護期是作者生前加去世後七十年，但是由於中國《著作權法》規定的保護期是作者有生之年加五十年，因此中國作品在德國和法國也只能受到作者生前加去世後五十年的保護。”3 WTO 幾個主要協定中也都有關於國民待遇原則的例外規定，例如 GATT 第 3 條（國民待遇條款）第3、6、8、10 款分別規定了現行有效實施的國內稅協定和國內數量限制條例保留、政府採購和補貼以及電影片數量限制等國民待遇的例外。TRIPS 關於國民待遇的條款同時也規定了行政和司法程式方面的例外，並承認了其他有關保護知識產權公約中的例外的規定，允許成員國在特殊的場合用“互惠”或其他原則來取代國民待遇。 1 劉嬌，谷艷輝，姜鳳武：《論國民待遇制度——兼評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載於《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9 卷第 6 期，2011 年，第 143、148 頁。 2 1804 年《法國民法典》，第 11 條。 3 何雋：《知識產權公約中國民待遇的“例外”》，載於《清華法學》，第 2 期，2013 年，第 155 頁

澳門學刊 26 國際公約及條約中關於國民待遇的例外規定可以說是對國民待遇原則的一種限制，但本質上都是為了實現公平和利益對等，因此，如果國民待遇制度本身更傾向於體現公平的理念，逐漸使各締約方達成注重公平的共識，勢必會減少對國民待遇的各種例外規定及對其適用的規避，從而降低社會和經濟成本。 （三）國民待遇實際條款的約定所追求的也更多是一種公平 目前在國際法領域普遍認可和接受的對國民待遇的界定為給予外國人的待遇“不低於”本國人的待遇，WTO 體系幾個重要協定中的國民待遇條款基本也都是如此規定，這正是追求公平的體現。 國際交往的主體主要是國家，各國不論大小、強弱、貧富，主權都是平等的。如果甲國對於本國人相關利益的保護處於較低水準，乙國對於本國人相關利益的保護處於較高水準，在這種情況下，按照給予外國人與本國人同等待遇的規定，甲國人在乙國享受到較高水準的保護，而乙國人在甲國所受的保護水準則較低，從主權平等的國家層面來看，這顯然是不公平的。而給予外國人“不低於”本國人待遇的規定則為較低保護水準的國家對來自較高保護水準國家投資者進行充分的保護提供了可能及法律依據，從而也使得國家層面的公平有了得以實現的可能。 此外，GATT 第 3 條（國民待遇條款）第 9 款規定：“各締約國認為，規定國內物價最高限額的管理措施，即使符合本條的其他規定，也可能對供應進口產品的締約國的利益產生有害的影響。因此，實施這種措施的締約國，應考慮出口締約國的利益，以求在最大可能限度內避免對它們造成損害。”根據該條款，即使締約國在國內物價最高限額方面對另一締約國實施了國民待遇，仍然應盡可能避免損害可能受到有害影響的另一締約國的利益，此規定更是直接體現了對於公平而非平等的追求。 六、結語 貿易自由和公平競爭是國際經濟健康發展的基石，也是 WTO 一貫追求的目標，只有在公平待遇的基礎上開展最廣泛的合作才能形成國際統一的公平合理的市場背景，在遵循市場經濟客觀規律的基礎上盡可能減少人為干預，實現國際市場上自由經濟的理想狀態。 不可否認國民待遇原則對平等理念的體現，在一定程度上確實促進了國際經濟交往中的貿易自由和公平競爭，但是如果忽視各國對某些方面保護水準的不同而僅強調給予內外國國民同等待遇，雖然短時間內可能給較低保護水準國家的經濟和國民帶來一定的好處，從長遠來看則可能會導致國家間的相互限制，勢必會對跨境交易造成干擾和扭曲，導致各國之間經濟關係甚至政治關係的緊張，最終可能引發全球性的經濟和政治災難。 而通過本文前面幾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出，國民待遇制度無論是在其最初由商業慣例變為成文法時的規定，還是知識產權公約及其他國際條約中對其的例外規定，亦或是 WTO 體系幾個主要協定中實際條款的規定，都更多體現的是一種公平的理念以及對公平的追求，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自由公平的國際經濟秩序，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促進國際合作和人類長期共存。

澳門學刊 27 參考文獻 [1] 保延寧：《我國適用 WTO 國民待遇原則的法律問題研究》，博士學位論文，對外經濟貿易大學，2007 年。 [2] 陳瑜：《雙邊投資條約中外資准入階段的國民待遇問題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南京師範大學，2014 年。 [3] 鄧繼亮：《WTO 國民待遇原則例外探析》，碩士學位論文，湘潭大學，2003 年。 [4] 韓美靜：《外資准入階段國民待遇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南京師範大學，2008 年。 [5] 何雋：《知識產權公約中國民待遇的“例外”》，載於《清華法學》，第 2 期，2013 年，第 150-162 頁。 [6] 焦曉嬌：《國際直接投資市場准入階段國民待遇法律問題研究——以全球性多邊投資框架的建構為視角》，碩士學位論文，北京交通大學，2009 年。 [7] 金孝柏：《GATS 國民待遇與市場准入:一個文獻綜述》，載於《世界貿易組織動態與研究》，第10 期，2009 年，第 21-29 頁。 [8] 梁治平編：《轉型期的社會公正：問題與前景》，北京：生活 · 讀書 · 新知三聯書店，2010 年。 [9] 劉嬌，谷艷輝，姜鳳武：《論國民待遇制度——兼評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載於《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9 卷第 6 期，2011 年，第 142-148 頁。 [10] 呂方：《論國民待遇原則》，碩士學位論文，河南大學，2011 年。 [11] 歐陽強：《國民待遇所蘊涵的價值目標探析》，載於《哈爾濱商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4 期，2003 年，第 11-13 頁。 [12] 楊春桃：《論外資國民待遇在我國的法律環境和規制》，碩士學位論文，首都經濟貿易大學，2005 年。 [13] 曾華群：《我國對外資實行國民待遇原則的法律實踐》，載於《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 期，2001 年，第 75-82 頁。 [14] 張晨曦：《WTO 體制下國民待遇制度的法律研究》，碩士學位論文，華東政法大學，2004 年。 [15] 張慶麟：《論當代國際投資法中的國民待遇》，珞珈法學論壇（1）[C]，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 年。 [16] 鄭海東：《市場准入條件下國民待遇原則的理解與應用》，載於《財經研究》，2001 年 3 月，第 50-57 頁。 [17] 周林彬，鄭遠遠：《WTO 規則例外與例外規則》，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 年。 [18] 朱文龍：《我國雙邊投資協定中的國民待遇條款探析》，載於《西安財經學院學報》，2014 年 5月，第 98-103 頁。

澳門學刊 28 The Value of National Treatment: Equality or Justice ZHANG Xiujie Abstract: On March 15, 2019, the Second Session of the 13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passed the Foreign Investment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mpared with the original relevant laws, the biggest change in the law is the State adheres to an administrative system of pre-establishment national treatment, plus a negative list for foreign investment, which causes the author to think about the value of national treatment, equality or justice. Equality is a principle of even distribution, fairness gives everyone what they deserved.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basic concept of national treatment, relevant provisions in the main agreements of the WTO and exceptions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nventions etc., and states that no matter when it was originally changed from a commercial practice to a statute law, exceptions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nvention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Treaties, or provisions of actual clauses in the main agreements of the WTO, the national treatment is more about fairness and the pursuiting of fairness. Keywords: National treatment, equality, fairness

澳門學刊 29 論明代中期“中國海商”的國際地位 潘洵∗ 摘要：“中國海商”是指明代中后期以中國人為主體的，在中國東南沿海進行亦商亦盜式的走私活動的武裝集團，亦即歷史上的“倭寇”。本文以資本、購銷渠道、交易市場等商業活動中不可或缺的因素為依據，結合相關史料，重新考察“中國海商”的商業活動，結果發現以許棟、王直為代表的中國海盜集團沒有商業資本，沒有穩定的購銷渠道，沒有交易基地，缺乏獨立經營的必要條件，在國際貿易中處于從屬地位，沒有獲得與葡日商人平等對話的身份。 關鍵字：倭寇；中國海商；資本；購銷渠道；交易市場 《中國歷史大辭典》對倭寇一詞的解釋是“明時騷擾中國沿海一帶的日本海盜”1，這個解釋延續了中國史書對“倭寇”的定義，也是我們對倭寇這個群體的傳統認知。但近年來，在“全球史觀”以及日本學者的影響下，國內很多學者也將明朝中后期的倭寇改稱為“中國海商”、“海商”以及“徽州海商”等。綜合起來看，他們所謂的“中國海商”與日本學者提出的“后期倭寇”大致相同，亦即“明代中后期，以徽州人許棟、王直等為首的，以中國人為主體的，在東南沿海地區從事亦商亦盜式海外貿易的國際武裝走私集團”2。從“倭寇”到“中國海商”，僅從字面來看，顯著地變化有兩個：一是主體變了，從日本人變成了中國人；二是內容變了，從“寇”變成了“商”。變化之大，令人瞠目。 對于這種變化贊同者大有人在，反對者也不乏其人，本文不想介入這種是非之爭。筆者認為商業資本、購銷渠道、交易平臺（基地）等要素是貿易實踐中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本文以此為依據分析現有史料，探討“中國海商”的國際地位。雖然筆者不贊同“中國海商”的說法，但為行文方便起見，本文仍然沿用“中國海商”這一稱謂。另外，林仁川先生在《明末清初海上私人貿易》一書中，有時將從事海外貿易的私商也稱為“中國海商”，并指出有些海商富可敵國，但他指的是隆慶開海后的合法海商，而本文則是指開海前的非法海商，兩者之間有本質的區別。并且林仁川先生本人也曾經指出，在“明代中葉以前，大多數海商都是零星的、獨家經營的小商人。”3 一、資本的缺席 資本作為經濟活動的第一要素，對商人的制約作用尤為顯著，但國內很多學者在熱論“中國海商”的時候，卻很少涉及資本問題，這讓人難以理解。沒有資本，談何“海商”？ 古人對經濟規律的認知有限，對資本的重要性也只是經驗上的了解，基本沒有形而上的思考。盡管如此有些史料記載還是保留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日本一鑒·窮河話海》記載：“浙海私商始自福建，鄧獠初以罪囚按察司獄，嘉靖丙戌越獄逃下海，誘引番夷，私市浙海雙嶼港。托投合澳之人盧黃四等，私通交易。”4另據《籌海圖編·浙江倭變記》記載：“嘉靖十九年，賊首李光頭、許棟引倭奴聚雙嶼港為巢： ∗ 潘洵，男，安徽省安慶市人，浙江大學外語學院講師。研究方向：中日文化交流史。 1 鄭天挺、譚其驤，《中國歷史大辭典·明史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 年，411 頁。 2 樊樹志，《“倭寇”新論——以“嘉靖大倭寇”為中心》，載于《復旦學報》，2000（1）：37-46 頁。 3 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商貿易》。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7 年，69 頁。 4 鄭舜功，《日本一鑒·窮河話海》卷 6《海市》，載于百度文庫：https://wenku.baidu.com，PDF 文檔。2017 年 12 月（以下引用《日本一鑒》，查詢網址、日期皆相同，故不再標注）。

澳門學刊 30 光頭者福人李七。許棟，歙人許二也。皆以罪系福建獄，逸入海，勾引倭奴，結巢于郭衢之雙嶼港。”1鄧獠與許棟在入獄之前做什么，有沒有財富積累，我們不得而知。但既然是越獄下海，基本可以肯定他們不具備進行海上貿易的資本。 鄧獠、許棟如此，王直的情況也差不多。據《籌海圖編·擒獲王直》記載：“王直者，歙人也。少落魄，有任俠氣，及壯多智略，善施與，以故人宗信之。……嘉靖十九年，海禁尚馳，直與葉宗滿等之廣東，造巨艦，將帶硝黃絲綿等違禁物，抵日本、暹羅、西洋等國，往來互市者五六年，致富不貲。”2“落魄”二字表明王直應該也沒有足夠的貿易資本。據傅衣凌先生考證，造“巨艦”需要白銀一千兩左右 3。王直造船、收購貨物的資金來自何處，不得而知。盡管很多史籍記載海上貿易有數倍乃至十倍之利，但筆者認為這種講法難以成立，范金民先生也持此觀點，他認為貿易利潤大概在三倍左右4。當時海上的貿易環境相當混亂：一是海盜橫行，二是官府稽查，三是造船、航海技術相對落后，難以抵御風浪，任何一次天災人禍都可能導致小商販傾家蕩產，所以說獲利的前提是不能遭遇天災人禍，“數倍之利”是一種不均勻利益，只有幸運者才能得到，不是所有的走私商人都能受益。王直的“致富不貲”可能只是某段時間內的狀況，而不是最終結果。據《籌海圖編》記載嘉靖二十四年，王直投奔許棟，做了“管柜”。而據日本文獻《鐵炮記》記載：“先是，天文癸卯秋八月二十五日丁酉，我西村小浦，有一大船，不知自何國來。船客百馀人，其形不類，其語不通。見者，以為奇怪矣。其中有大明儒生一人名五峰者，今不詳其姓字。”5“五峰”就是王直。王直為何獨自一人出現在葡萄牙人的船上，又為何要投奔許棟，目前沒有發現任何資料涉及，也沒有人討論過這個問題，筆者認為很可能是因為前期貿易失敗，不得已而為之。天文癸卯是 1543 年，嘉靖二十四年是 1545 年，結合中日雙方的史料來看，王直可能是先依托于葡萄牙人，后改投許棟。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合理的解釋就是天災人禍導致貿易失敗，失去獨立經營的可能性。 如前所述，明代中葉以前大多數海商都是零星的、獨家經營的小商人，但到嘉靖年間中國海商的經營方式出現了變化，出現了走私集團而不再是“獨家經營”，但資本問題還是沒有解決，許棟等仍然是“與番夷賒出番貨，于寧紹人易貨抵償。”6沒有資本當然也就無法進行獨立的商業貿易，這就決定了他們在東亞中日葡三角國際貿易中必然受制于人、處于從屬地位。 嘉靖二十七年朱紈掃平雙嶼港，擒獲不少海寇，浙江按察司對這些海盜進行了審訊。受審的人有華人 9 人，日本人 1 人，弗朗機（葡萄牙）人 8 人，暹羅人 3 人。徽州人胡勝為其中之一，他供稱： 勝與胡鈺、吳如慶、車再一、譚明才同未獲賊首許棟、伊侄許十五即許杜武，另案先或監故弟許六，現監紹興府族弟許四不合與先獲監故林瀾四等……各造三桅大船，節年結夥收買絲綿、綢緞、瓷器等貨，并帶軍器，往越佛郎機、滿咖喇等國，叛投彼處番王別琭佛哩、類伐司哩、西牟不得羅、西牟陀密啰等，加稱許棟名號，領彼胡椒、蘇木、象牙、香料等物，并大小火銃、槍刀等器械，及引帶見獲番夷共帥羅放司、佛德全比利司、鼻昔吊、安朵二、不禮舍識、畢哆啰、哆彌、來如、連壽和尚、利引、利舍、利璽、先獲見監沙哩馬喇、倭夷稽天等俱同下船。勝與許棟等陸續招集先獲陳四、胡霖等，今或謝洪盛、徐二、浦進旺、干種等，并不記姓名千余人，各不合與已斬首來童、陳明、安朵二放司、流個哆、連滿 1 胡宗憲，《籌海圖編》卷 6《浙江倭變記》，載于《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84 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 年，129頁。 2 胡宗憲，《籌海圖編》卷 9《擒獲王直》，載于《文淵閣四庫全書》，584-244 頁。 3 傅衣凌，《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77-78 頁。 4 范金民，《明代萬歷后期通番案述論》，載于《南京大學學報》2002（2）：84-92 頁。 5 代種子嶋久時公，《鐵炮記》，載于維基文庫：https://zh.m.wikisource.org/zh-hans，2017 年 12 月。 6 鄭舜功，《日本一鑒·窮河話海》卷 6《流逋》，載于百度文庫。

澳門學刊 31 渡喇等，已死啰畢利啞司等……盤踞浙江郭衢大海雙嶼港內，時常調撥快馬哨船，出港劫虜浙江福建沿海居民，勒要贖銀，殺人放火，不計起數。1 這條史料為我們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可惜以往的研究者似乎都沒有注意到。“領彼胡椒、蘇木、象牙、香料等物，并大小火銃、槍刀等器械”中的“領”字是關鍵詞。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領”意味著彼此間是雇用與被雇用的關系，是主從關系，而不是對等的關系。由此可知，許棟與葡萄牙人之間的交易是不平等的交易。“加稱許棟名號”則暗示許棟與葡萄牙人有某種約定，即只有許棟集團的人才能夠從葡萄牙商人那里賒欠商品。而在葡人來到雙嶼之后，許棟等仍然是“與番夷賒出番貨，于寧紹人易貨抵償。” 2 或許我們可以這樣理解，許棟集團正是因為資本的缺席，只能在國際貿易中處于從屬地位。 二、不穩定的購售渠道 完善的購銷渠道也是保證貿易順利進行的必要條件，但中國史書同樣沒有相關記載，巨大的空白給研究者留下了充分發揮想象力的空間。唐力行先生將海商與徽商聯系起來，提出了“徽州海商”的概念，胡鐵球則深入地探討了“歇家牙行”模式在海商經營活動中的作用，他們的成就令人敬佩，但有些地方也值得商榷。 （一）徽商應該沒有參與走私 由于許棟、王直、徐海等海盜頭目都是徽州人士，唐力行據此將徽商與海商聯系起來，提出了“徽州海商”概念，并認為海商可能利用了徽商的購銷網絡，“遠離皖南山區的徽州海商能在海外貿易中一度執掌牛耳，除了徽商具有種種優勢外，…更為重要的是血緣紐帶與地域紐帶在海商的經營活動中發揮了特殊的作用。封建的血緣、地緣關系維系著海商經營活動的三個層次，使其成為一個產、供、銷雙向運營的整體，從而極大提高了徽州海商的競爭力。”3 這種可能性確實存在，但需要確切的史料證明。筆者認為唐氏所用的史料還不能證明他自己的觀點。首先是時間問題。唐氏所用材料很多來自家譜等地方史料，沒有載明事件發生的準確時間，說服力不強。如“《松園偈庵集》載道，嘉萬年間徽商程汝概‘既冠從父商游。獨好書喜事，其臨財廉取與讓，所至交知名之士。嘗涉齊魯燕趙之效，其后逾甌越至閩海，歷漳泉，與番舶貿貨而還。’”4既然是“嘉萬年間”，那么既有可能是嘉靖年間，也有可能萬歷年間，我們無法據此斷定程汝概“與番舶貿貨而還”的準確時間。傅衣凌先生也使用過這條史料，但他認為事情發生在萬歷年間。再者，據《嘉靖東南平倭通錄》記載，倭寇基本由“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5構成，筆者認為徽商作為合法的商業經營者，與這些人產生交集的可能性不大。其三，當時海盜主要走私生絲、絲綢、瓷器等產品，而徽商的主營商品是鹽典木等，經營范圍不同6，即使偶有相互勾結的現象，也屬個例而沒有普遍性。 1 朱紈，《甓余雜集·三報海洋捷音事》，載于《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 79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 年，82 頁。 2 鄭舜功，《日本一鑒·窮河話海》卷 6《流逋》，載于百度文庫。 3 唐力行，《論明代徽州海商與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載于《中國經濟史研究》，1990（3）：90-101 頁。 4 同上。 5 佚名，《嘉靖東南平倭通錄》，載于中國歷史研究社《倭變事略·》。上海：上海書店印行，1982 年，3 頁。 6 王廷元，《徽州海盜商人胡勝》，載于《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3（1），8-11 頁。

澳門學刊 32 一般徽商究竟有沒有參與海盜的走私活動，我們不能斷言，但在發現直接的有力的證據之前，不宜過早下結論。至少在胡勝等人的供詞中，我們沒有發現涉及徽商的記載。所以筆者認為唐力行的觀點只是推測，能否成立，有待證明。 （二）“歇家牙行”模式 “歇家”是明代海防、倭寇等史書中經常出現的一個名詞，胡宗憲、萬表等都曾言及，“凡通番之家，則不相犯，人競趨之。杭城歇客之家，貪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為之打點護送”1，但相關研究卻不多。 許文繼通過對明清小說的考察，認為“‘歇家’的本意是‘停歇客商貨物之家也’，是既可以向旅客提供食宿又可以存放貨物的店家，性質上與旅館、飯店有相似的地方，卻又不完全相同。”2胡鐵球在深入考證貿易方式的基礎上，認為實際上“歇家”往往與“牙行”結合在一起，形成了“歇家牙行”的經營模式。“所謂的‘歇家牙行’經營模式，就是把牙行與歇家功能綜合起來，其經營核心理念有：提供食宿服務，提供庫存服務，提供買賣中介服務（包括提供度量衡、質量評價、貿易信息等各項服務），提供商品買賣場所服務，有的甚至還提供運輸、借貸和納稅等多項服務。”3 很多走私海商都通過“歇家牙行”收購商品，組織下海，因此又稱之為“窩主”。由于明朝海禁森嚴，違禁商品的運輸與銷售都受到極大的限制，不僅官府的關卡難過，而且“濱海游民視以禁物，輒捕獲之。于是游民得志，乃駕小船沿海邀劫，致殺傷人”4，所以為沖破阻礙順利流通，“窩主”大多由有權有勢的勢家充當。 但“歇家牙行”模式是把雙刃劍，有利有弊。以浙江余姚謝氏為例，早期謝氏憑借其特殊身份確實為走私商人提供了一定的方便，但明政府強化海禁政策后，“謝氏頗抑勒其直，諸奸索急，謝氏度負多不能償，則以言恐之曰：吾將首汝于官。諸奸既恨又懼，乃糾合黨徒番客，夜劫謝氏，焚其居，殺男女數人，大掠而去。”5由此可見“歇家牙行”模式的負面作用很大。首先，由于當時國際貿易中商品價值評估沒有客觀標準，質量好壞，價格高低，全憑牙人一張口，勢家因而能夠利用自己控制的牙行，進行惡意壓價；其次，勢家可能會抓住私商不合法的弱點，依仗自身的權勢賴賬。 因此筆者認為在海禁時代，“歇家牙行”模式并不一定有利于非法的走私貿易。勢家處于強勢地位，而海商處于弱勢地位，海商受其庇護的同時，也受其欺凌，這是一種不對等的交易模式，很不穩定。 （三）代銷現象 筆者認為海禁時期，非法的走私商人在陸地上得不到法律的保護，為了盡快將貨物出手，代銷模式可能是他們主要的經營方式。 《殊域周咨錄·東夷日本國》記載：“素卿，謹人朱縞也。先因父喪無倚，游蕩學唱歌。弘治間，倭使湯四五郎以貢至謹見縞秀慧善歌，相與情密。其叔朱澄又為牙人，與縞各市湯四五郎刀扇，負其價值，乃將縞填還。”6萬表《海寇議》記載：“毛海峰，謹縣人。其父毛相，乃黜退秀才。先因長子明通番，逋 1 胡宗憲，《籌海圖編·敘倭源》，載于《文淵閣四庫全書》。584-208 頁。 2 許文繼，《明清小說中的“歇家”》，載于《明清小說研究》，2006（4）：53-58 頁。 3 胡鐵球，《明清海外貿易中的“歇家牙行”與海禁政策的調整》，載于《浙江學刊》，2013（6）：27-35 頁 4 鄭舜功，《日本一鑒·窮河話海》卷 6《流逋》。載于百度文庫。 5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明世宗实录》卷 350，嘉靖二十八年七月壬申条。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 年，6326 页。 6 嚴從簡著，余思黎點校：《殊域周咨錄》卷 2《日本》。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64 頁。另據《日本一鑒》記載：“謹人朱漆匠賒得夷人湯四五郎漆器價錢，入手花費，竟無貨償。”但在發現白銀之前，刀扇、漆器等是日本出口到中國的主要商品，所以筆者認為《殊域周咨錄》的記載更合情理。

澳門學刊 33 欠貨物，以父往贄，而后以弟代之。頗有勇力，善使佛狼機，又善彈射。五峰因育為子，托為腹心，就稱為海峰父子來，交馳番國。其兄縣學秀才，亦嘗看其弟財務，不時差搬送至其家，而其父母尚在，兄以科舉入場。”1 這兩條記載都與商品銷售有關。湯四五郎將刀扇等賒給朱澄叔侄，王直將貨物賒給毛明，這與現代代理商的做法差不多。朱澄本來就是牙人，湯四五郎委托他銷售刀扇，能夠理解；而毛明不過一縣學秀才，應該沒有商業經驗，王直將貨物委托給他銷售，這就難以理解。我們能想到的合理解釋就是王直沒有自己的銷售渠道，不得已而為之。 宋素卿的事情發生在弘治年間，而毛海峰的事件發生在嘉靖年間，時間跨度幾達百年，可見代理的方法曾經長期存在。《嘉靖東南平倭通錄》也有記載：“自嘉靖元年罷市舶，凡番貨至，輒賒于奸商。”2但這種做法對海商來說也有風險，所托非人則可能會招致較大損失，并且難以追債。所以朱澄“折銀千兩”3以后，湯四五郎就只能同意他“以侄抵債”了。 綜上所述，由于海禁時期的走私活動是非法行為，得不到法律的保護，不能使用合法的商品銷售渠道，“中國海商”在大陸的經營活動處于一種不穩定的狀態。明末的鄭氏集團則是在接受招安、獲得合法的身份以后才擁有了穩定的購銷渠道。 三、交易基地 明初，朱元璋的海防政策的核心理念是“以岸防海”，具體做法是“固海岸，御海洋”，重視海防衛所的建設，而忽視了近海島嶼的作用，甚至“移民內地，棄海島斷嶼與海防線外”。4這樣閩浙沿海就出現了很多無人島，雙嶼島便是其中之一。雙嶼島位于浙江外海，“去城（舟山）東南百里，南洋之表，為倭夷貢寇必由之路”5，同時易守難攻，是一個理想的走私貿易集散地。 鄭若曾記載：“雙嶼港之寇，金子老倡之，李光頭以梟勇雄于海上，子老引為羽翼，迨子老去，光頭獨留。而許棟，王直故主也。初亦止勾引西番人交易，二十三年始通日本。”6可見雙嶼島上本來就有海寇集聚，鄧獠、許棟等越獄入海，應該就是到此與他們會合，然后去南洋勾引葡萄牙商人來貿易。葡人到雙嶼以后，許棟等則是“與番夷賒出番貨，于寧紹人易貨抵償”。從這句話，我們可窺見當時雙嶼島上的大致情形，葡萄牙人來到雙嶼島以后，即把貨物賒給許棟集團，而不直接銷售。許棟集團則從葡萄牙人那里賒來貨物，然后來往于大陸與島嶼之間，進行以貨易貨的貿易。這就說明在實際的商業運營過程中，“中國海商”已經變成了葡萄牙商人的經銷商。 16 世紀 40 年代，葡萄牙商人平托造訪雙嶼島，他在《遠游記》中留下了有關雙嶼島的記載：“當時那里還有三千多人，其中一千二百為葡萄牙人，余為其他各國人。據知情者講，葡萄牙的買賣超過三百萬金，其中大部分為日銀。日本是兩年前發現的，凡是運到那里的貨物都可以獲得三、四倍的錢。這村 1 萬表，《海寇議》，載于《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 31- 38 頁。 2 佚名，《嘉靖東南平倭通錄》，載于中國歷史研究社《倭變事略》。上海：上海書店印行，1982 年，3 頁。 3 聶德寧，《試論明代中日官方貿易向民間貿易的轉變》，載于《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7（2）：41-49 頁。 4 馬楚堅，《明清人物史事論析》，江西高校出版社，1996 年，455-456 頁。 5 朱紈，《甓余雜集·雙嶼填港工完事》，載于《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78 冊，94 頁。 6 鄭若曾，《籌海重編》卷 8《寇蹤分合始末圖譜》，載于《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 227-146 頁。

澳門學刊 34 落中除了來來往往的船上人員外，有城防司令、王室大法官、法官、市政議員、死者及孤兒總管、度量衡及市場物價監察官、書記官、巡夜官、收稅官及我們國中的各種各樣的手藝人、四個公證官和六個法官。每個這樣的職務需要花三千克魯札多購買，有些價格更高。這里邊三百人同葡萄牙婦女或混血女人結婚。有兩所醫院，一座仁慈堂。它們每年的費用高達三萬克魯札多。市政府的歲入為六千克魯札多。一般通行的說法是，雙嶼比印度任何一個葡萄牙人的居留地都更加壯觀富裕。在整個亞洲其規模也是最大的。當書記官們向滿剌加提交申請書和公證官簽署某些契約時都說：‘此忠誠的偉城雙嶼，為我國王陛下服務。’” 1 曾經很多人質疑這段話的可信性，但現在發現傳教士克路士、旅行家曼里克等也留下了類似的記載，證實平托沒有夸張。從記載來看，葡萄牙人掌握了島上的行政、司法等重要權利，連交易也采用葡萄牙的度量衡，這就意味著他們占據了雙嶼島的主導權，許棟、王直等中國海商則處于從屬地位。筆者認為之所以出現這種局面，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國海商”缺乏資本。 由于當時寧紹一帶的海上交易皆“主于余姚謝氏”，而謝氏又不償其直，使得許棟無法償還葡萄牙人的貨款，只能另想辦法。“丙午，許二、許四自許一、許三事故，所欠番人貨物無償，卻以奸黨于直隸、蘇松等處地方，誘騙良民收買貨財到港。許二許四陰唆番人搶奪，陽則寬慰被害之人，許償貨價。故被害者不知許二許四之謀，但怨番人搶奪。自本者則舍而去之，借本者思無抵償不敢歸。乃隨許四往日本國，賈以歸。舟至京泊津，遭騙之人竟以番人搶騙財貨之故告于島主，島主曰：‘番商市中國，敢搶中國人財，今市我國，莫不懷虜矣。’即殺番人，乃以薪粒等物給許四，使送華人以歸。許四自思，初欠番夷貨物，又失番夷商賈。歸，竟不敢向雙嶼。與沈門林剪、許獠等合蹤，劫掠海隅民居。…明年丁未,林剪自彭亨誘引賊眾駕船七十余艘至浙海,會許二、許四合為一蹤,劫掠沿海地方,而謝文正公遷第宅為之一空…”2 這次中葡海商間的糾紛，平托也有記載：“那里有一個出身高貴、正直的人利馬橋人氏蘭薩羅特·佩雷拉。據說此人賒給了幾個不講信用的華人價值一萬克魯扎多的貨。他們提走了貨物，但未付錢，再也沒有露面。所以他想從那些沒有欠他錢的人身上挽回這筆損失，于是糾集了十五個游手好閑、不務正業的葡萄牙人，甚至更差的人，于一天晚上襲擊了距那里兩里遠的一個名叫西帕通的村子。在那里搶劫了住在那里的十幾家戶，搶了他們的妻子，毫無理由地殺死了十三個人。這件惡事第二天很快就在當地傳開了，居民到主管法律的總兵那里去告狀。為此立了項目，將民訴寫了狀子遞呈政府巡按御史，這一官職如同總督。”3 這兩條史料都表明許四因為害怕葡人追究責任，最后沒有回到雙嶼島，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雙嶼島的主導權掌握在葡萄牙人手中。丙午年是嘉靖二十五年，這年許一被抓，許三被殺，由此引發的一連串事件，導致了兩個嚴重且不幸的后果：1.“中國海商”將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貿易基地拱手讓給了葡萄牙人，自己則墮落成海盜。2.余姚謝氏被焚，促使明政府加強海防，朱紈率領大軍掃平雙嶼港。 雙嶼島之戰后，葡萄牙人撤離，許棟不知所終，王直成了海商集團的頭目，繼續在浙江沿海從事走私貿易。 1 C.R.Boxer.Fidalgos in the Far East,1550-1770, Fact and Fancy in the History of Macao,The Hague, 1948, p4. 2 鄭舜功，《日本一鑒·窮河話海》卷 6《海市》，載于百度文庫。這段文字聶德寧、廖大珂等人都曾引用，注為“《日本一鑒·窮河話海》卷 6《流逋》”，筆者查《海市》中也有相同記載。 3 費爾南·門德斯·平托著，金國平譯，《遠游記》。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 年，699 頁。廖大珂先生認為平托《遠游記》所記與鄭舜功《日本一鑒》所記是同一事件，即余姚謝氏事件，見《葡萄牙人在浙江沿海的同上與沖突》，載《南洋問題研究》2003 年第二期。筆者同意這個結論。

澳門學刊 35 據鄭舜功記載：“比有盧七、沈九誘倭人入寇，突犯錢塘。浙江海道副使丁湛移檄王直等，擒賊投獻，姑容私市。王直脅倭即擒盧七等以獻。明年辛亥，王直等船泊列港，又擒陳思泮等以獻。唯龔十八，王直縱之，使通海市。又明年壬子，擒七倭賊以獻。此時徐海誘引倭夷亦泊列港，陽則稱商，陰則為寇。又，別倭船來稱海市，王直欲伢市之，抑無所賚，濟以薪米，遂同行日本。”1“移檄”是一種文體，如隗囂的《移檄告郡國》、鐘會的《移檄蜀將吏士民書》等，相當于現在的公告。姑且不論丁湛有沒有權利承諾“姑容私市”，但他使用“移檄”這樣公開的文書，要求王直擒拿盧七、陳思泮等人，明顯帶有分化海盜集團的目的。“私市”不能如愿時，王直就只能去日本了。 王直在日本的情況很多史料都有記載，并且相當詳細。 《明史·日本傳》載：“汪直之踞海島也，與其黨王滶、葉宗滿、謝和、王清溪等，各挾倭寇為雄。”2《籌海圖編》也有類似記載：“據居薩摩洲之松浦津，僭號曰京，自稱徽王，部署官屬，咸有名號。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島之夷，皆其指使，時時遣夷漢兵十余萬，流劫濱海郡縣，延裹數千里，咸遭茶毒。”3 再據松浦家文書《大曲記》記載：“道可氏是福氣和武功都很大的人。有個名叫五峰的從大唐來到平戶津，住在現在的印山邸址修建的中國式房屋。他利用了五峰，于是大唐商船來往不絕，甚至南蠻的黑船開始駛來平戶津，大唐和南蠻的珍品年年充斥，因而京都、堺港等各地商人，云集此地，人們稱作西都。”4 中國文獻說王直“三十六島之夷，皆其指使”，而日本文獻則說王直被“利用”，內容正好相反，哪種可信呢？ 筆者認為日方記載的可信度更高，理由如下：1.王直確實有被利用的價值。1543 年（嘉靖二十二年，天文癸卯年）王直單獨一人搭乘葡萄牙人的船只去的日本，《鐵炮記》只是稱之為“五峰”，沒有“船主”二字。朱紈蕩平雙嶼島以后，王直就被稱為“五峰船主”了。估計王直逃離雙嶼島后，在配合官府剿滅盧七、陳思泮等的過程中獲得了不少船只，而船只是海洋貿易中不可或缺的運輸工具。王直雖然缺乏資本，但不缺船只，所以后期他的主要業務做是代理運輸。“他不僅代理日本人的業務，也代行中國人與葡萄牙人的業務。”5 2.五島畢竟是日本領土，王直寄寓應該有附加條件。但條件究竟是什么，我們不得而知。百余年后的南明政權曾計劃“乞師日本”，“乞師”的關鍵人物周鶴芝也曾以海盜的身份客居日本。據徐鼐《小腆紀年》記載，“周鶴芝微時，往來日本，與撒斯瑪王結為父子。”6黃宗羲則認為周鶴芝曾“父事撒斯瑪”7。盡管有所不同，但周鶴芝與撒斯瑪王（從讀音來看應該是指薩摩蕃，亦即日文的“さつま”）的關係為我們推測王直與松浦的關係提供了一定的依據。他們之間的協議當然有利于松浦，王直沒有選擇只能接受。3.浙直總督胡宗憲長于權術而拙于軍事，在倭寇問題久久不能解決的前提下，派遣蔣洲、陳可愿二人赴日招安。雖然王直處境不佳，但他“多智略”，為加大談判的砝碼，故意“乃挾洲等巡數小島而還”8，然后說 1 鄭舜功，《日本一鑒·窮河話海》卷 6《海市》，載于百度文庫。 2 張廷玉，《明史》卷 322《外國三·日本》。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8355 頁。 3 胡宗憲，《籌海圖編》卷 9《擒獲王直》，載于《文淵閣四庫全書》，584-245 頁。 4 佐久間重男著，呂永和譯，《宋元明時期的日中文化交流》，載于王曉秋、大庭修《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歷史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年 11 月，192 頁。“道可氏”即是松浦隆信的號。 5 田中健夫著，楊瀚球譯，《倭寇——海上的歷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 年，109 頁。 6 徐鼐，《明監國魯王遣使乞師于日本國》，載于《小腆紀年·附考》卷 16。北京：中華書局，1957 年，627 頁。 7 黃宗羲，《海外慟哭記周鶴芝遣使乞師于日本》，載于《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 6 輯，總第 106 冊，2009 年，6 頁。 8 胡宗憲，《籌海圖編》卷 9《擒獲王直》，載于《文淵閣四庫全書》，584-246 頁。

澳門學刊 36 有“數小島”，有“部落”等。因此張聲振認為王直已經加入日本國籍，是日本的一方諸侯 1。但筆者認為這種可能性不大，王直的做法很可能是演給蔣洲等人看的一場戲。《籌海圖編》相關內容是根據蔣洲等人的報告寫成，當然不可信。同樣，由于嘉靖年間明朝與日本沒有官方往來，明王朝的相關記載很可能也是來自胡宗憲的報告，所以《明實錄》、《明史》中相關記載的可信度也不高。 筆者認為《籌海圖編》的記載，應該反過來看，給“三十六島之夷，聽其指使”設置一個前提條件，即“到中國沿海搶劫”。筆者相信如果王直指揮他們來中國劫掠，他們愿意。但反過來，如果王直帶領他們參加日本國內的大名爭霸戰爭，他們則不會愿意，當然事實上這種事情也確實沒有發生過。這就說明倭寇“聽其指使”是有前提條件的，背離了這個前提，就不會“聽其指使”。所以筆者認為歷史的真實情況應該是這樣的：表面上是王直指揮他們，但實際是他們利用王直。王守稼根據《籌海圖編》中的資料斷言：“大量史料證明，歷史的真是情況似乎與以往的流行說法相反，嘉靖時的‘真倭’，反而但是受中國海盜指揮，處于從屬、輔助的地位。”2筆者實難茍同。 總而言之，《大曲記》中的“利用”二字非常清楚地表明了王直的處境，失去了雙嶼島以后，王直集團就失去了自己的貿易基地，只能寄人籬下，接受“被利用”的命運，他不過是日本人搶劫中國的一個向導而已。對于貿易基地的重要性以及自己的處境，王直本人應該是清楚的，或許這是他與丁湛暗通款曲的初衷，也是他最后接受胡宗憲招安的原因。 四、結語 本文從資本、購銷渠道、交易基地等商業貿易中三個必不可少的條件出發，對“中國海商”做了一些簡單的分析，結果發現他們的處境非常困難。在國內他們因為非法經營，受到精英集團的排斥；而在國際上則因為缺乏獨立經營的必要條件，沒有取得與葡日商人平等對話的身份，在國際貿易體系中處于從屬地位，不得不為人所利用。 同時，這兩個原因又互為因果，惡性循環，迫使他們不得不在“商”與“盜”之間進行身份轉換。作為商人，他們在大航海的終點站——中國近海——迎接了西方殖民者的到來，一度使中國融入了全球化的大潮，但由于自身力量有限，不能承擔相應的歷史使命；作為海盜，他們給沿海居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使國家蒙受了重大損失，最終咎由自取，被大明政府剿滅。 幸與不幸，一言難盡。 1 張聲振，《再論嘉靖中期的倭寇性質》，載于《社會科學戰線》，2008（1）：98-103 頁。 2 王守稼，《封建末世的積淀和萌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277 頁。

澳門學刊 37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Chinese Maritime Merchants" in the Middle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PAN Xun Abstract: Chinese sea merchants refers to the armed groups that are mainly Chinese and engaged in business and robber activities in southeastern coast of China in the middle and later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They are also known as the Japanese pirates in history. This paper reexamines the business activities of "Chinese maritime merchants" based on factors such as capital, buying and selling channels, trading market and related historical data. It is found that the Chinese pirate group, represented by Xu Dong and Wang Zhi, had a subordinate position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not been granted equal dialogue with Portuguese businessmen due to the lack of commercial capital, stable buying and selling channels, trading bases and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independent operation. Keywords: Japanese Pirates, Chinese Sea Merchants, Capital, Buying Selling Channels, Trading Market

澳門學刊 38 臺北市幼稚園佈局的空間分析——基於 R 軟體對臺北市資料的計算 施超∗ 摘要：本研究運用 R 建立和處理資料庫，對臺北市幼稚園的整體佈局進行了空間分析，包括網點分佈、緩衝區分析和密度分析，並在此基礎上分析幼稚園之空間分佈與地理環境、人口分佈之間的關聯，比較不同區域學前教育資源的利用情況。結果顯示，目前臺北市公、私立幼稚園之空間分佈較均衡，機構服務範圍能實現全覆蓋，但重疊覆蓋度超標，資源利用率較低，建議幼教機構改革通過合併調整適當減少覆蓋度過高轄區的幼稚園以優化資源配置。 關鍵字：臺北市；幼稚園；空間分析；R軟體 一、引言 幼兒階段是人生發展的基石，提供幼兒普遍均衡的教育機會與環境，對幼兒的生理、知性與情操等發展有正向的功能和價值。在臺灣，由於小家庭制度的形成以及雙薪家庭人口的激增，幼兒的教養問題已成為家庭任務的重擔。而幼兒學前教育從整體上來說是准公共產品，公共屬性較強，可以滿足城市人口的幼兒教養需求。 幼稚園佈局是指幼稚園在地理空間上的分佈結構，它與一個地區的人口分佈狀況和社會經濟發展水準有關，而人口發展狀況和社會經濟發展水準處於不斷變化當中，幼稚園建址和用地的規劃則需要隨之不斷調整。因此，為實現幼稚教育資源的分配公平，推進幼稚教育資源的均衡發展，城市總體規劃應對幼稚園的位置、規模和服務範圍進行宏觀調控和統籌安排，以確保“教育公平”理念的實現，教育決策部門也要隨時統計、評價人口發展在時空上的動態變化和對學前教育資源的需求變化，並進而科學合理地規劃幼稚園的空間佈局。 （一）基本概念 1．幼稚園 根據臺灣《幼稚教育及照顧法》，幼兒是指“二歲以上至國民小學前之人。”而幼稚園是指“對幼兒提供教育即照顧服務之機構”。1該法還規定：推動與促進幼兒教保服務工作發展為政府、社會、家庭、幼稚園及教保服務人員共同之責任。政府應提供幼兒優質、普及、平價及近便性之教保服務，對處於經濟、文化、身心、族群及區域等不利條件之幼兒，應優先提供其接受適當教保服務之機會。至於幼稚園之權屬性質，公立學校所設幼稚園應為學校所附設，其與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及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設立者為公立，其餘為私立。直轄市、縣（市）、鄉（鎮、市）、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學校、法人、團體或個人可興辦幼稚園，幼稚園應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並於取得設立許可後始得招生。 ∗施超，臺灣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研究生，上海杉達學院講師。研究方向：人口社會學，社會區位學。Email：xinsc327@sina.com 1 臺 灣 法 規 資 料 庫:《 幼 稚 教 育 及 照 顧 法 》 ， 臺 灣 法 規 資 料 庫: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70031，2018-01-16。

澳門學刊 39 2．空間分析 社會區位學是“針對社會學問題、綜合應用以生態學為中心的宏觀理論和以空間為中心的研究方法的一門學科，主要研究與地理生態學相關的特殊情境中的社會行為。”1而空間分析是社會區位學的一種研究方法，用來分析空間資料的相關技術統稱為空間分析，它從空間資料中通過分析演算法提取有關地理物件的空間形態、空間分佈、空間位置等資訊。社會區位學者們大多關注空間分佈、形成與結構等課題，在過去幾十年間，發展了許多計量方法以描述、辨別不同資料在空間分佈與形態的差異。2而計量型的空間分析與一般統計分析的最大差異在於對空間特性的考量，除了一般數值資料的計算與統計分析之外，也分析具有地理特性或空間關係的資料如距離、鄰近等。總體而言，學者們對空間議題的思考模式觀念大致包括：地物是如何分佈的？地物的分佈呈現何種形態？哪裡是群聚的位置？地物與其屬性值之間是否有關聯？如何運用推論統計進行地理空間分析？ （二）文獻回顧 1．空間分析相關文獻回顧 以區位為中心的空間分析研究起源於地理和經濟學領域，工業革命時期，一些最早的區位理論是專門為了解決利潤最大化而衍生出來的。這種流派主要關注城鎮的層次結構，認為“無論是通過農業用地還是城市地區的發展，空間或位置的合理使用是最大化收益的一種重要方式。”3芝加哥學院的Galpin C.J於 1915 年在《農業社會的剖析》（Anatomy of a Agriculture Community）中研究發展了同心圓模型，首先將個人行為和空間位置聯繫了起來。4Von Thunen在《孤立的國家》（Isolated State）中提出了經濟最大化和接近聚集模型（Zonal Model of Proximity and Economic Maximization），這個模型在工業革命初期發展起來，其為了最大限度提高農民在社區潛在利潤，主要關心中心城市覆蓋的各種土地空間的系統性安排。1933 年，Christaller在同心圓模型的基礎上提出了中地理論（Central Place Theory，簡稱CPT），發展了一個城市相對位置的等級結構，指出城市在規模和多樣性上都與生產必需品和非必需品有很大的關聯。 前幾種模型都主要關注經濟利益的驅動而忽視了人口的角色，而August Losch是最早試圖將經濟生產和規模變化與人口變化聯繫起來的早期學者。Losch的區位經濟學（The Economic of Location）認為人口是經濟變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一旦人口積極參與到地方的組織結構模型中來，就會出現非等級、非標準化的空間與距離之安排。他在 1937 年的《人口週期作為商業週期的原因》（Population Cycles as a Cause of Business Cycles）中還指出人口變化尤其是新興城鎮的人口迅速增長，會通過遷移迴圈對商業活動產生重大影響，成功地把經濟發展的滯後性與前期的人口增長聯繫起來。5 除此之外，空間分析理論的早期發展中還有其他一些重要貢獻，比如 1889 年，Charles Booth通過手工地圖繪製 1800 年代期間城市中的貧窮群體，他製作的地圖提供了早期階級隔離、貧困聚集以及與社會城鎮人口組織之間相關關係的歷史證據。6Alfred Weber於 1909 年在《工業區位理論》（Theory of the 1 Jeremy R.Porter, Frank M.Howell（2012）. Geographical Sociology: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Methodological Applications in the Sociology of Location. New York: Springer Science Business Media. 1,6. 2 溫在弘：《空間分析方法與應用》，臺北：雙葉書廊，2015，2。 3 Jeremy R.Porter, Frank M.Howell（2012）. Geographical Sociology: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Methodological Applications in the Sociology of Location. New York: Springer Science Business Media. 14. 4 Galpin, C. J（1915）. The social anatomy of an agricultural communit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gricultural Experiment Station.34. 5 Losch, A (1937). Population cycles as a cause of business cycl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51.4. 649–662. 6 Booth, C (1889). The Inhabitants of the Tower Hamlets (School Board Divis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50. 326–401.

澳門學刊 40 Location of Industy）中建立了經濟最大化理論——包括與運輸、勞工和其他經濟負擔相聯繫的最小成本模型，其模型主要依靠空間距離作為產品重量、勞動成本、生產資料和商業競爭的分析變數。John Snow應用地圖從視覺上辨識出水的供應和死亡率之間的關係，他在 1949 年的《霍亂的傳播模式》（On the Mode of Communication of Cholera）中指出霍亂通過污染的食物和水來進行傳播。 自從地理資訊系統（GIS）出現以來，空間分析的應用越來越廣泛，包括識別犯罪模式、追蹤疾病爆發等。Joseph Wartman和Nicholas E. Malasavage在 2010 年的《城鎮災害聚集辨識的空間分析》（Spatial Analysis for Identifying Concentrations of Urban Damage）中討論了 2001 年秘魯南部地震後編制的城市災害清單中PPA技術的應用和結果的解釋。1Victor Lavy對迦納地區的基礎教育資源的需求狀況進行了調查，運用主成分分析對道路系統、交通流量、學校規模以及教育資源需求等因素進行建模，開啟了區域經濟與教育之間的關係研究，並指出區域內的基礎教育資源的教學品質、收費標準、服務範圍和交通條件是居民關心的重要因素。2 在國內公共設施空間分析方面，魏宗財、甄峰以深圳市 112 處文化設施為研究物件，探究深圳文化設施的分佈特徵，指出其區際差異大，總體上呈現以特區內為核心，特區外為邊緣地帶的分佈格局，進而得出區域經濟、人口分佈、交通區位、政策等因素是造成現有分佈格局的重要原因。3臺灣臺北市少年輔導委員會于 2005 年發佈的市政府計畫研究報告《臺北市 89 至 93 年少年犯案數值與空間分析》中用SPSS等軟體探討了少年加害者、被害者與發生地點之距離，以及所形成犯案熱點分佈狀況與活動場所、捷運路線等之關係，得到研究結論：少年盜竊案件與少年經常活動地點有關，而與住家無關；少年暴力案件發生地點距離被害者住家較近，屬於有計劃性犯案行為；少年高犯案熱點的分佈與捷運路線網路分佈有關，距離捷運在 1 公里左右較多；活動場所分佈愈多，發生少年案件機會愈高，也愈容易形成高犯案熱點。4 2．教育資源空間分析相關文獻 1999 年，Raymond Taylro，Michael Vasu和James Causby運用GIS對北卡羅萊那州約翰斯頓縣的學校進行了總體規劃，通過減弱交通因素的影響力進而降低了就學的交通成本，對學區規劃進行了重新調整。5Mike Sagle 以堪薩斯州Overland Park的Blue Valley School學區為例，結合紐約市土地利用現狀圖建立了空間資料庫並做空間分析，利用GIS來確定新校址，從而提高了學校空間規劃的合理性。6 國內方面，溫愛花通過分析高等學校佈局、高等教育發展、高等學校規模同經濟、人口的關係，研究了雲南省高等學校空間佈局的結構變化，並在此基礎上探求高等教育資源與人口、經濟、地理環境等因素之間的關聯；7王偉、吳志強應用Mapinfo7.0 對濟南市區 97 所小學的空間佈局狀況進行了較為深入的 1 Joseph Wartman, Nicholas E. Malasavage (2010-10-20). Armando Carlos de Pina Filho and Aloisio Carlos de Pina (Ed). Spatial Analysis for Identifying Concentrations of Urban Damage. Methods and Techniques in Urban Engineering. http://www.intechopen.com/books/methods-andtechniques-in-urban-engineering/spatial-analysis-for-identifying-concentrations-of-urban-damage. [2017-12-23]. 2 Victor Lavy(1996). School Supply Constrains and Children's Educational Outcomes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51.2.291-314. 3 魏宗財,甄峰:《深圳市文化設施時空分佈格局研究》，載於《城市發展研究》,2，2007，8-13。 4 臺北市少年輔導委員會：《臺北市 89 年至 93 年少年犯案數值與空間分析》，臺北市政府 94 年度計畫研究報告。 5 郭全：《基於 GIS 的城市基礎教育資源佈局均衡性研究——以蘭州市城關區中小學為例》，蘭州：蘭州大學學位論文,2011。 6 Slagle M (2000). GIS in Community-Based school Planning: Decision Making, Cooper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Planning Process. Cornell University: http://www.crp.cornell.edu.[2017-05-21]. 7 溫愛花:《基於 GIS 的雲南省高等教育空間佈局結構變化研究》，載於《雲南開放大學學報》，3，2013,29-33。

澳門學刊 41 研究，並提出了一系列佈局優化措施與對策。1郭全以蘭州市城關區中小學為例，建立學校分佈、居民點分佈、交通網絡等地理空間資料庫，從空間分佈角度描述了各地理現象的佈局現狀，並使用公平性分析法中的比例模型和Huff模型，分析各居民點和學校擁有教育資源的公平性程度，從資源調配、學校容量、就學可達性及總體基礎教育資源四方面對蘭州市城關區中小學存在的不均衡性提出了相應的對策。2 總的來看，國內外在教育資源的空間佈局領域有很多研究，研究的重點大多將學校資料和學校需求資料空間化以建立地理空間資料庫，在多種空間程式和地理資訊系統中進行圖表繪製和空間資料視覺化分析，並根據研究標的物的距離、可達性、時間等指標闡明基本的方法和思路，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都業已建立了比較成熟的公共服務佈局總體規劃，其研究理路和方法值得我們借鑒。然而，基於 R 和 QGIS對臺灣教育資源尤其是幼稚園的佈局建立資料庫進行空間分析的文獻目前卻尚未尋得。 （三）研究目的和內容 基於臺灣有別於中國大陸的經濟與人口發展階段之特殊性，本研究將結合 R 和 QGIS 分析技術，以臺北市為例，分析臺北市幼稚園的空間分佈狀況，以期為兩岸相關部門開展幼稚園空間佈局優化調整提供參考與借鑒。研究內容如下：（1）運用資料庫實現基礎資料的視覺化，直觀展示臺北市學前教育設施幼稚園的空間佈局特徵；（2）分析臺北市幼稚園的空間分佈與人口分佈、地理環境等影響因素之間的關聯性；（3）分析臺北市適齡幼童獲得學前教育資源的方便程度，比較不同區域之間的幼稚園利用情況，對未來臺北市幼稚園佈局調整及資源優化提供參考建議。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思路 近些年來，“少子化”、“晚產化”、“高齡化”成為臺灣社會的人口發展趨勢，學前教育和基礎教育佈局調整的重點是教育資源的重新分配和整合。佈局調整包括設施佈局和資源配置兩方面，前者涉及確定學校位置、數量和規模，後者指在一定的資源總量條件下，根據教育需求、資金來源、地理環境等因素分配人力資源和資金。本文的研究內容主要針對前者，在這個過程中如何實現資源配置的效率和公平是佈局調整能否成功的關鍵。其中，效率主要是指：在投入給定的前提下，教育資源沒有浪費，其目標為：（1）幼童從其住所到幼稚園的總體（或平均）路程距離（或時間）最小；（2）在一定距離範圍內，幼稚園服務半徑覆蓋的適齡兒童人口越多、覆蓋範圍越大，則說明幼童的就學效率越高，但重複覆蓋範圍應越小越好；（3）實際在園人數與各園容量越持平，則其效率越高。而公平則要求社會成員之間擁有的學前教育資源之差距不能懸殊過大，例如：平均或最大就學距離不能超過某個數值；就學距離最大值越小越好，以保證偏遠地區幼童的就學便利。 綜上所述，學前教育資源空間佈局的兩個基本衡量因素即為效率和公平，但這兩個要素在現實情況下是不相容的，效率和公平往往產生矛盾。因此，就需要各利益團體（公眾、幼教所、政府）之間達成共識，借助技術分析手段，研究最優的幼稚園數量、位置和資源配置方案。 1 王偉,吳志強：《基於 Voronoi 模型的城市公共設施空間佈局優化研究——以濟南市區小學為例》，載於《和諧城市規劃——2007 中國城市規劃年會論文集》,2007，2529-2533。 2 郭全：《基於 GIS 的城市基礎教育資源佈局均衡性研究——以蘭州市城關區中小學為例》，蘭州：蘭州大學學位論文,2011。

澳門學刊 42 因此，本研究的研究思路如下：首先，在研究方法指導下進行資料收集、資料處理，並用 R 軟體把空間資料（全臺北市幼稚園地理空間位置、臺北市行政區劃和地形圖）和非空間資料（各轄區人口數量、適齡幼童人口數、幼稚園公私屬性等）結合起來，建立相應的資料庫。其次，從分佈位置、分佈密度及點分佈格局入手，從空間分佈角度來描述區域內的幼稚園佈局狀況，並從覆蓋範圍角度對臺北市的幼稚園分佈利用情況進行均衡性研究。最後，綜合分佈效率和公平性分析的結果，對臺北市幼稚園的空間佈局總結問題並提出對策與建議。 （二）資料來源及其處理 本研究收集的資料包括各空間資料和非空間資料。 1．空間資料：主要涉及臺北市幼稚園的地理位置。其中，2016 年臺北市共有幼稚園 679 所，但目前筆者可獲得的最新幼稚園位置名錄為 2014 年的 691 所，資料來自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統計室，而由於近三年來臺北市幼稚園總數變化不大，因此下列研究中涉及臺北市幼稚園空間位置的分析均建立在 2014 年的資料基礎之上，偏差暫忽略不計。此外，本文使用到的空間資料還包括閩台鄉鎮市區行政區劃圖資。 2．非空間資料：主要包括臺北市各區各年度人口資料和幼稚園教育資來源資料。其中，臺北市各區各年度人口資料包括：人口數、出生數、各年齡段人口數和人口密度，資料來自“內政部戶政司”人口統計資料庫。幼稚園教育資來源資料包括：各區幼稚園數量、幼稚園屬性（公私立別），資料來自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統計室。 本研究對以上資料的處理將借助 Google 電子地圖（如提取地理座標）以及 R 軟體的計算。R 不僅是資料獲取、分析、轉換和表達的工具，而且還具備理解空間現象的思維方式和解決空間問題方法的功能，説明我們將非空間資料同空間位置結合起來，將幼稚園的空間分佈直觀地以視覺化的方式表達出來，從而給相關規劃決策者提供科學依據。 三、研究結果分析 （一）臺北市基本情況 臺北市位於臺灣本島北部之臺北盆地，地理區東起南港區舊莊裡，西至北投區關渡裡，南為文山區指南裡，北為北投區湖山裡。東西寬約 20 公里，南北長約有 27 公里，總面積為 271.8 平方公里，臺北市四周均與新北市交界。從地勢上來看，臺北市地勢自北、東、南三面之高山丘陵向西陡降，由北而南主要有大屯、七星、五指、四獸、二格等山系，面積占全市一半以上，為全市主要綠地及水源涵養之地。本市水系資源豐富，由淡水河、基隆河、景美溪等彙集而成。 臺北市轄松山區、信義區、大安區、中山區、中正區、大同區、萬華區、文山區、南港區、內湖區、士林區、北投區 12 個區。從土地計畫上來看，臺北市現行都市計畫區域總面積為 271.80 平方公里，涵蓋全市行政區域面積，其中地勢平坦之都市發展區占 47.82%，計 129.98 平方公里，其餘屬山域丘陵、地勢低窪及河川地之非都市發展區占 52.18%，計 141.82 平方公里。都市發展區又依其區位條件、使用模式、社會經濟結構以及未來發展趨勢等因素規劃為各種分區，其中占地最廣者為公用設施用地共 73.40 平方公里，占全市總面積 27.01%；其次為住宅區 37.91 平方公里，占 13.95%；商業區為 8.82 平方公里，占3.25%，工業區（多集中在內湖、南港和士林）為 4.109 平方公里，占 1.51%。非都市發展區以保護區占地最廣，共 69.05 平方公里，占全市面積之 25.4%；河川區 17.94 平方公里，占 6.60%；農業區 5.29 平方公里，占 1.95%；風景區則為 1.86 平方公里，0.68%。

澳門學刊 43 人口方面，截至 2017 年 10 月，臺北市戶籍人口數計有 2,683,202 人。各區人口以大安區 309,977 人為最多，南港區 122,203 人為最少。若以人口密度觀之，本市人口密集，平均每平方公里高達 9,872 人，其中以大安區 27,283 人/每平方公里最為稠密，大同區及松山區均達 22,000 人以上，分居 2、3 位；而北投、士林及南港等 3 區人口較稀疏，每平方公里均在 5,600 人以下，其中士林、北投兩區因面積較大，致總人口數雖高居第 2 及第 5 位(分別為 288,320 人及 256,444 人)，但密度卻不及 5,000 人，最為稀少。 圖 1： 臺北市地形圖（來源：本研究繪製） （二）臺北市幼稚園發展概況 臺灣地區過去的幼教機構分為兩大系統——托兒所及幼稚園。1托兒所的收托年齡為 2-6 歲，公私立並存，早期歸“內政部”社會福利部門主管，1999 年後由“內政部”另外成立“兒童局”主管；而相較於托兒所的保育功能，幼稚園被歸類為教育機構，依據此前的幼稚教育法規定，招收年齡僅為 4-6 歲幼兒（中、大班），但實際上私立幼稚園都招收到 3 歲（小班）甚至 2 歲（幼幼班），使得看似獨立的兩個體系實際上服務的物件與內容難分軒輊。幼稚園歸“教育部國民教育司”主管，公立幼稚園幾乎都為“國民小學附設幼稚園”。但是，托兒所和幼稚園最大的不同在於師資的標準上：受到早期師資培育法限制，早期只能由公立的師範學校設立的幼稚教育科系培育師資，每班可收 30 名幼兒，同時必須配備兩位合格教師，即師生比為 1：15；托兒所方面，私立機構的助理保育員只需高中、高職以上學歷，保育員需要專科以上學歷，且依照兒童福利機構相關管理辦法規定，師生比上限可達 1：25 人，標準明顯低於幼稚園。不論是師資標準還是人員的培育管道，托兒所都比幼稚園寬鬆許多，這也是一直以來私立托兒所數量遠 1 臺灣的幼托分流問題緣起甚早，1950 年代臺灣產業開始從農業快速向工業轉型，為因應 60-70 年代快速成長的經濟腳步，政府鼓勵婦女投入就業市場，因而開始出現各種替代性托兒服務機構，并于 1955 年頒布“托兒所設置辦法”將托兒所定位為幼兒照顧機構，1983 年又通過“幼稚教育法”，確立了幼稚園的教育定位，此后托、教從政策上正式出現分流。

澳門學刊 44 高於幼稚園的主要原因，而公立托兒所的標準又明顯更低，因為公立托兒所為鄉鎮市政府設置，機構內的人員都為公務人員，卻不一定是專業人員。 因此，為了解決過去臺灣地區幼托體系分流時，幼稚園及托兒所立案設置標準不一、師資要求不同以及幼托分流對社會行政、社會資源造成重複浪費等問題，從 2012 學年度起，臺灣開始實施“幼稚教育及照顧法”，原“幼稚園”及“托兒所”合併改制為幼稚園。觀照近年來嚴重的少子化及老齡化現象，總體來看，臺北市幼稚園總數量在過去五年內仍舊呈現遞減的發展趨勢，由 2012 年度的 722 所，到 2013年度的 711 所、2014 年度的 691 所、2015 年度的 682 所、2016 年度的 679 所（圖 2）。而就公私立觀察，由於非營利幼稚園具有“公立收費、私立服務”的屬性，系 2014 年度起臺灣推動幼稚園公共化政策重點之一，臺北市幼兒教保公共化（公立及非營利幼稚園）幼生數及比重均逐年增加，由 2012（101）學年度教保公共化幼生數 14844 人（34.2%）逐年增加至 2016（105）學年度的 20271 人（41%），已達臺北市教育部 2020 年四成幼兒就讀公共化幼稚園的目標，並且臺北市預計加快推進，目標要在 2019 年度公私比例各半，2022 學年內達到 7：3。若就行政區觀察，大同區、萬華區幼兒教保公共化比重超過半數，而大安區則不到三成，為最低（圖 3）。因此，雖然臺北市幼稚園總數呈遞減趨勢，實為私立幼稚園縮減之原因，臺北市公立幼稚園則呈現遞增之態勢：私立幼稚園由 2012 年度的 573 所減少至 2016 年度的 518 所，公立幼稚園由 2012 年度的 149 所增加至 161 所（圖 4）。 圖 2： 臺北市 2012 年（101 年度）至 2016 年（105 年度）合計幼稚園數（來源：本研究繪製）

澳門學刊 45 說明：幼兒教保公共化比重=（公立幼稚園幼生數+非營利幼稚園幼生數）/全體幼生數*100% 圖 3： 2016 年臺北市幼兒教保公共化比重（按行政區）（來源：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圖 4 ： 臺北市 2012（101）至 2016（105）年度公私立別幼稚園數（來源：本研究繪製） 注：綠色為私立幼稚園，藍色為公立幼稚園。 （三）臺北市幼稚園空間網點分佈 如前所述，以下對臺北市幼稚園空間位置的分析均建立在 2014（103）年度的資料基礎之上。2014年臺北市幼稚園共計 691 所，從行政區劃上看，大安區（107 所）、內湖區（86 所）、士林區（80 所）位列前三，文山區 66 所，北投區 63 所，中山區 56 所，萬華區和信義區均 41 所，南港區 33 所，中正區32 所，大同區 25 所為最少（圖 5）。從幼稚園屬性上看，2014 年臺北市共有公立幼稚園 155 所，占比22%，私立幼稚園 536 所，占比 78%（圖 6）。其實，在臺灣光復後公立幼稚園曾一度佔據優勢，而幼稚園教師以幼稚師範或具有小學教員資格並擔任幼教一年以上的女子為合格條件，但到 1950 至 60 年代，由

澳門學刊 46 於“國小增班”（1950 年起政府全力發展“國小”教育）之壓力產生“擠壓效應”，大部分師資投入小學教育，幼稚教育遭到忽視遂逐漸由市場填補。由此，臺灣私立幼稚園占比大於公立幼稚園的狀況一直延續至今。將各個幼稚園的地理位置與臺北市行政區劃地圖嵌套可得 2014 年幼稚園資源的視覺化網點分佈圖（圖 7）。 圖 5 ： 2014（103）年度臺北市各行政區幼稚園數（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 ： 2014（103）年度臺北市幼稚園公私百分比（來源：本研究繪製）

澳門學刊 47 圖 7 ： 2014（103）年度臺北市幼稚園網點圖（來源：本研究繪製） 注：紅色為私立幼稚園，綠色為公立幼稚園。 可以看出，臺北市幼稚園的空間分佈大都散佈在中部、西部的臺北盆地區域，基本與臺北的山川地勢相吻合。臺北東部由北往南有大屯、七星、五指、四獸、二格等山系，西北角為淡水河，故山川河谷地帶幼稚園網點稀疏，尤其是東北部和東南角最為空缺。其餘盆地居民居住區域都很稠密，尤其是中部大安區、中正區、松山區、中山區、萬華區最為聚集。總體來看，除了北投區和士林區的東北部山區沒有公立幼稚園、只有少數幾所私立幼稚園之外，臺北市的公立幼稚園和私立幼稚園的空間分佈都較為均衡，臺北市學前教育資源的配置公平性較強。 （四）臺北市幼稚園空間分佈的緩衝區分析 緩衝區（buffer）是指圍繞空間目標一定距離的區域，這個距離被稱為緩衝距離，緩衝區分析即為對空間目標的距離分析。幼稚園的網點分佈理應滿足教育服務半徑的要求，服務半徑如果過大，則幼兒入園的交通方式也會由步行轉為公共交通或私家車從而增加尖峰時段的交通壓力。筆者利用 R 以幼稚園給定位置建立緩衝區得到了臺北市幼稚園方圓 500 米的服務區，如圖 8。圖中綠色圓圈即為距離每所幼稚園500 米以內的服務範圍，沒有緩衝區覆蓋的為盲區，緩衝區出現重迭的為重迭區。可以看到，以 500 米的服務半徑，除山川區域以外的地區基本能實現全覆蓋，盲區大多為北投、士林、內湖區的東北部和南港、文山區的西南角高山地帶。但已覆蓋區域的幼稚園服務範圍重迭太多，部分居民在 500 米的範圍內可選擇 5 所甚至 6 所幼稚園，雖然學前教育資源豐富，但資源過於密集，資源配置效率較低，容易出現部分幼

澳門學刊 48 稚園招生不足、資源浪費。如若將緩衝區的半徑繼續放大至 1000 米，幼稚園的重迭區也會隨之擴大，教育資源浪費情況則更加嚴重，如圖 9。 圖 8 ： 臺北市幼稚園方圓 500 米緩衝區（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9 ： 臺北市幼稚園方圓 1000 米緩衝區（來源：本研究繪製）

澳門學刊 49 （五）臺北市幼稚園空間分佈密度分析 經 Google 電子地圖抓取 2014 年臺北市 691 所幼稚園位置的所有地理座標，通過 R 程式計算得到2014 年臺北市幼稚園空間分佈的等高線圖，如圖 10。如圖所示，顏色越深的地區表示幼稚園分佈密度越高，顏色越淡表示密度越低。可以看出，大安區北部、松山區西南部和中山區東南角、信義區西北角構成的區域密度最高，為最稠密聚集地。另外在萬華區、內湖區以及北投士林西南部交界地帶構成三個次聚集地。 由於影響幼稚園空間分佈的最重要因素為人口分佈，故本研究通過對從“內政部戶政司”收集到的相關人口資料進行處理，繪製得臺北市各年度各區人口密度圖，如圖 11。可以看出，臺北市 2010 年至2016 年度各區的人口密度幾乎沒有顯著變化，都維持在一個較為固定的水準。因此，我們可通過只比較2014 年各區的人口密度來檢視 2014 年各區幼稚園密度分佈的合理性，如圖 12。 圖 10 ： 臺北市幼稚園空間分佈等高線圖（來源：本研究繪製）

澳門學刊 50 圖 11 ： 臺北市 2010 年（99）至 2016 年（105）各區人口密度（單位：人/平方公里，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12 ： 臺北市 2014（103）年度各區人口密度（單位：人/平方公里，來源：本研究繪製）

澳門學刊 51 如圖顯示，2014 年臺北市人口密度最高的是大安區（27610 人/平方公里），大同區 23053（人/平方公里）以及松山區（22661 人/平方公里）位列第二、第三。對比幼稚園空間分佈等高線圖（圖 10），大安區和松山區的確為幼稚園分佈密度最高聚集區，但大同區卻未在其中。人口密度末三位是內湖區（9049 人/平方公里）、士林區（4657 人/平方公里）和北投區（4532 人/平方公里）。再看幼稚園等高線圖，南港區確實沒有聚集地帶，但士林和北投交界處有一明顯聚集地。因此，臺北市 2014（103）年度各區的人口密度分佈與幼稚園密度分佈大體一致，但非完全吻合，略有差池。 為了進一步明確幼稚園密度分佈的合理性，本研究收集處理了 2014 年臺北市各區適齡幼童（2 歲至 6歲）人口資料並進一步統計了各區適齡幼童人口密度。臺北市 2014 年適齡幼童人口密度前三位為：大同區（1980 人/平方公里）、中正區（1692 人/平方公里）、信義區（1378 人/平方公里）；適齡幼童人口密度末三位為：文山區（193 人/平方公里）、北投區（144 人/平方公里）、士林區（139 人/平方公里），如圖 13。對比幼稚園空間分佈等高線圖（圖 10），幼稚園密度最高聚集地在大安區，而大同區和中正區的聚集程度並不高。因此，臺北市 2014 年各區的幼稚園密度分佈與同年度各區適齡幼童的人口密度分佈差異較大，相似度較低，幼稚園的空間分佈較不合理，大安區的幼稚園資源過於集中，易產生資源浪費，而大同區、中正區和信義區的幼稚園資源不足，較難滿足這三個區的適齡幼童入園需求，即部分大同、中正、信義區的適齡幼童需要跨轄區入園，每日上下學路途較遠，也易造成尖峰時段家長接送的交通壓力。 圖 13： 臺北市 2014（103）年各區適齡幼童人口密度（單位：人/平方公里，來源：本研究繪製）

澳門學刊 52 當然，由於以上對於幼稚園密度分佈與適齡幼童密度分佈的比較分析是基於空間資料同非空間資料的比較，雖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證分析結果的信度與效度，但後期研究若能進一步收集到所有臺北市有2-6 歲適齡幼童的家庭之居住位置，並對其進行地理座標的空間化處理以與幼稚園空間分佈等高線圖做相似性比較的話，則能使得研究結論更加準確和周延。 四、研究結論 綜上所述，從幼稚園權屬來看，臺北市的公、私立幼稚園之空間分佈較為均衡，學前教育資源豐富且配置公平性較強；從學前教育資源的使用效率角度來看，雖然臺北市的幼稚園服務範圍基本能實現全覆蓋，但服務區重複覆蓋度超標，即學前教育資源使用效率較低，尤其是大安區的幼稚園資源過於集中。總體來看，臺灣過去幾十年的“鼓勵私人與學”、“實施公辦民營”、“適度擴大學區”以及“發放教育券”等措施使得臺北市的幼稚園空間佈局已產生市場機制伴隨而至的優勝劣汰效應，失去了人口紅利的幼教改革接下來需因應幼兒人口需求面和幼稚園市場面之供需平衡。“根據‘行政院’統計台灣 2012年至 2060 年人口報告顯示：受過去生育率長期下降的影響，台灣育齡婦女人數持續減少，未來即使生育率能再回升，仍難扭轉台灣人口負增長之趨勢。”1研究通過繪製臺北市近年來各區出生人數圖可得（圖14），幾乎所有轄區近三年來的出生人數呈降低或持平趨勢，因此會繼續出現幼稚園供大於求之局面，需要通過調整合併，適當減少覆蓋度過高轄區的幼稚園數量以優化資源配置，提高使用效率。建議根據辦學品質擇優保留、合併調整大安區的幼稚園或引導大安區的幼稚園向大同區、中正區重設；嚴格控制內湖、松山和萬華區的幼稚園辦園規模，禁止擴建。 1 段慧瑩，馬祖琳：《社會變遷中私立幼兒園未來發展議題與策略探究》，載於《幼兒教保研究期刊》，10，2013，1-17。

澳門學刊 53 圖 14 ：臺北市 2010（99）至 2016（105）年各區出生數（來源：本研究繪製） 然而，以上結論還需要進一步研究確認，至於究竟哪些幼稚園需要拆並或重設，未來還需要進一步通過收集幼童居住地資料、交通資料以及各幼稚園教育來源資料（如教師數、班級數和幼生數等）以深入分析學前教育資源和需求之間的關係，最終進行多種規劃改建方案的比較和權衡，期望本文所提供的分析結果能對學前教育機構佈局的優化調整提供一定的參考意義。然而，教育資源的佈局與配置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教育部署的內在規律受文化、經濟、歷史和地理等多因素的綜合影響，較難完全把握。在現實的教育政策制定中，需協調互補運用行政干預與市場機制，既要透過優勝劣汰的市場機制保證家長與幼兒的選擇權，也要透過行政干預手段合理配置教育資源，用專業制衡協助篩檢合格的幼教機構以保證幼稚教育的公平與效率。

澳門學刊 54 參考文獻： [1] 段慧瑩，馬祖琳：《社會變遷中私立幼兒園未來發展議題與策略探究》，載於《幼兒教保研究期刊》，10，2013，1-17。 [2] 郭全：《基於 GIS 的城市基礎教育資源佈局均衡性研究——以蘭州市城關區中小學為例》，蘭州：蘭州大學學位論文,2011。 [3] 臺北市少年輔導委員會：《臺北市 89 年至 93 年少年犯案數值與空間分析》，臺北市政府 94 年度計畫研究報告。 [4] 臺 灣 法 規 資 料 庫 : 《 幼 稚 教 育 及 照 顧 法 》 ， 臺 灣 法 規 資 料 庫 :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70031，2018-01-16。 [5] 溫愛花:《基於 GIS 的雲南省高等教育空間佈局結構變化研究》，載於《雲南開放大學學報》，3，2013,29-33。 [6] 王偉，吳志強：《基於 Voronoi 模型的城市公共設施空間佈局優化研究——以濟南市區小學為例》，載於《和諧城市規劃——2007 中國城市規劃年會論文集》,2007，2529-2533。 [7] 魏宗財,甄峰:《深圳市文化設施時空分佈格局研究》，載於《城市發展研究》,2，2007，8-13。 [8] 溫在弘：《空間分析方法與應用》，臺北：雙葉書廊，2015，2。 [9] Booth, C(1889). The Inhabitants of the Tower Hamlets (School Board Divis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50. 326–401. [10] Christaller, W (1966[1933]). C. E. Baskin(Trans). Central places in Southern Germany. Engle Cliffs: Prentice-Hall. [11] Galpin, C. J (1915). The social anatomy of an agricultural communit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gricultural Experiment Station.34. [12] Jeremy R.Porter, Frank M.Howell（2012）. Geographical Sociology: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Methodological Applications in the Sociology of Location. New York: Springer Science Business Media. 1,6. [13] Joseph Wartman, Nicholas E. Malasavage (2010-10-20). Armando Carlos de Pina Filho and Aloisio Carlos de Pina (Ed). Spatial Analysis for Identifying Concentrations of Urban Damage. Methods and Techniques in Urban Engineering. http://www.intechopen.com/books/methods-andtechniques-in-urban-engineering/spatial-analysis-for-identifying-concentrations-of-urban-damage. [2017-12-23]. [14] Losch, A (1937). Population cycles as a cause of business cycl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51.4. 649–662. [15] Slagle M (2000). GIS in Community-Based school Planning: Decision Making, Cooper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Planning Process. Cornell University: http://www.crp.cornell.edu.[2017-05-21]. [16] Snow, J (1949). On the mode of communication of cholera. Los Angeles, CA: UCLA Press. [17] Victor Lavy(1996). School Supply Constrains and Children's Educational Outcomes in Rural China. Jou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51.2.29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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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學刊 56 The Strategies for the Building of Mental Image Flash in Translation Cognition* Wang Zhifeng∗ Abstract: MIF(Mental image flash) is the decoded image in one's brain corresponding to the activation of a word. In English language comprehension, a great number of Chinese English learners have to interpret the meaning with the help of Chinese, and can not decode directly from English language. In translation practice, they convert words 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language without the appearance of MIF. The author put forward the strategies for the building of MIF from lexical level to syntactical level, and then to pragmatic level; reexamined the previous translation theories; put forward the deficiency and improvement for the previous theories; and made some attempts on the building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Keywords: Translation process; Mental image flash; Building strategy 1. Introduction What is mental image flash? The author defined MIF(Mental image flash) as the decoded image in one's brain corresponding to the activation of a word. If the author say, "Please do not think about a girl in a pink skirt", although the author asks the reader not to think, actually there will be a picture flashing in your mind, which is called Mental Image Flash (MIF for short in the following). In translation practice, we often convert the words 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language without the appearance of MIF. The domestic research on MIF is quite less for demand and langging behind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The author searched for "Translation Mental Image Flash" and "Translation MIF" in CNKI(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no paper has been found. The author studies the building strategies for MIF in translation cognition so as to help translators produce high-quality translations and make us have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ranslation itself. This research will make up the shortage of th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and it is of revolutionary significance to both theories and practice. 2. Research approaches of MIF 2.1 Philosophical approach Philosophy is a subject about world outlook. Human beings know the world through language, which is also the expression of world outlook. Translation is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ld outlook because different languages have different ways of thinking in different cultures. Philosophy studies how we recognize ourselves and the world. In the past, the body-mind dualism separated the body from the mind. The modern French philosopher Descartes was regarded as the first person to demonstrate the mind-body dua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ical epistemology (Abrams, 2016). The embodied philosophy emphasizes that human knowledge comes not only from the brain but also from the body. "The Embodied Mind: Cognitive Science and Human Experience", * Fund Project: This paper is the outcome of a major research fund project of postgraduate in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The Strategies for the Building of Mental Image Flash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Project number: syjs201701). ∗ Wang Zhifeng, postgraduate of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research field: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practice

澳門學刊 57 published in 1991 by Varela and Tompson et al., argues that cognitive production originates from physical experience (Varela & Tompson: 1991). In recent years, embodied philosophy has become the frontier of philosophy. The paradigm of embodied cognition boldly questioned the various defects of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of the duality of body and mind in traditional cognition. Researchers of embodied cognition devoted themselves to escaping from the grotesque separation of body and mind and reshaping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integration of body and mind. Similarly, our foreign language acquisition comes from our body's experience. We understand language not only through the brain, but also through the body. 2.2 Psychological approach The author here expands the concept of MIF, that is, MIF refers to not only the picture in one's mind, and it is based on our five senses of vision, hearing, taste, touch and smell. Image is the picture of one thing appearing in one's mind when the thing is not in front of one's eyes(Peng, 2013: 284). Psychology regards imagery as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perceived image that has been stored (memory image), or a new image (imaginary image) transformed by processing (Wang, 2016: 132). In psychology, image refers to not only pictures from our sense of vision, but also from images of other senses, for example, the feeling of pain belongs to the images from the sense of touch. In linguistics, we have sound image, which is a sound presentation from the sense of hearing. Mental image and mental image flash can not be the same, it is not because the original image flashes fast and then become mental image flash, but because of the short of time, the image will experience selection, transformation, modification, and other processing, then become different from the original. Although some MIFs can not be seen, we can feel them. Since we can feel them, they are originated from our bodies. For example, the feeling of happiness or the feeling of pain is also MIF. Body movement is an integral part of complete perception. The body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the process of perception formation(Ye, 2017: 24). Our actions have a great impact on thinking and reasoning, and in the interaction of brain, body, and experience (especially emotional experience), our mentality is formed(Beilock, 2016: 11). Therefore, these feelings can't be separated from our body and exist independently. We might have a smile and a subconscious movement like jumping happily when we are happy and we might grit our teeth when we suffer pain. In psychology, embodied cognition is the revolution of cognitive science. Research on embodied cognition has proved that learning cannot leave the body. To a large extent, our conscious experience is written in the muscles (Dempsey & Sham, 2013: 590).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odied themes, the body plays a constitutive role in the cognitive process (Kuhle, 2017). Although the off-body cognitive theory acknowledges that sensorimotor information can influence the accessibility of concepts, it is not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 (Dove, 2009; Parisi, 2011). Embodied cognition also found that finger perceptual movement is closely related to quantitative representation (Patro, Nuerk & Cress, 2015; Stapel, Hunnius, Bekkering & Lindemann, 2015). Vallée-Tourangeau, Steffensen and Silota (2016) confirmed that the solution of creative problems does not depend on cognitive abilities such as working memory through the experiment, but is strongly influenced by factors such as task ecology, individual action history and so o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is a creative one, especially literary translation. Therefore, the building of MIF requires the participation of individual behavior, which is accomplished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dividu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2.3 Linguistic approach Geeraerts (2016: 71),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rgues that the achievements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research have been remarkable. From the initial marginal position, it has

澳門學刊 58 developed into one of the mainstreams in the field of linguistics nowadays. In terms of academic output and academic influence, there seems to be a tendency to catch up with generative linguistics. We form our language in the process of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and we also know the world through language. Cognitive linguists Lakoff and Johnson (2003) once pointed out that human beings formed the concepts of "up" and "down" because of the gravity of the earth and the way they walk upright. Learning a language is learning a new way to observe and understand reality (Bylund & Athanasopoulos 2015: 123). In recent years, cognitive linguistics has been combined with neuroscience to study langu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urocognition. Language is a unique psychological and neural ability. The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learners is based on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ervous system. It is the result of the combination of neurophysiological factors and soci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Yan, Y. & Wang, 2013: 88). Neurolinguistics is also a branch of linguistics. Its research helps us to understand the process of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s, especially psycholinguistics (Cui, 2015: 7). The author proposed that through MIF test, it can be found that whether there are reasonable neural connections between Chinese words and English words, and between MIFs and words in one's brain. The author gave the reader a word "car" and allowed the reader to think up as many words as possible in the shortest possible time. If we haven't built English thinking, the number of English words that we can think of is extremely limited. For Chinese English learners and native speakers,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words, and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words and MIFs are quite different in their brains. The situation of English native speakers is as follows: Figure I We found that for English native speakers, not only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English words but also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English words and MIFs in their brains are closely connected. We also found that in such a short span of ten seconds, many Chinese English learners could not think of so many English words related to the word "car". The situation of Chinese English learners is as follows:

澳門學刊 59 Figure II We found that there is no connections between English words and MIFs for many Chinese English learners. Since we have built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MIFs, what we are only required to do is to build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MIF and English. Like building highways, the author's dashed lines drawn on the figure represent the roads to be built for learners. Schmid (2016) argued tha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we should do whatever we should do, such as empirical-based conceptual semantic studies and usage-based linguistic studies. Zlatev (2016) predicted that in the coming decades, cognitive linguistics may be integrated with generative cognitive science and cognitive semiotics to study mind and meaning from a 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 Langacker (2017) holded that the study of cognitive grammar heralds a social turn, becaus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peaker and listener is an inherent feature of language units abstracted from usage events. Compared with generative grammar, cognitive grammar pays more attention to meaning rather than form. Translation requires understanding of meaning. Langacker (1999, 2000) proposed that meaning is conceptualization. Linguistic meaning is regarded as the result of the mental activity of human brain based on physical culture and social culture (Langacker, 2000: 27). A lot of learners haven't built the concepts in English, therefore, to understand English concepts they have to transfer English words to concepts in Chinese. Even if the concepts have been built, they are imperfect, incomplete, half-baked, bitty or fragmented, resulting in the difficulty of the appearance of MIF when they try to understand English text. The author here Take a sentence for example, eg. He parked the car over there. When one hear or read this sentence, a car will flash in his mind, but the car is similar to a toy car, whose wheels couldn't move. Then the immovable car galloped on the road and suddenly stopped there in his mind. That's how we understand English. In addition, there is no person in the car in his mind, that is, a car without a person has stopped there. The picture flashes so quickly that we didn't realize. If the sentence is taken into a context, that is to say, if we encounter discourse cohesion: eg. He parked the car over there, then he came out of the car. The sentence means that the driver wants to come out of the car, but there is no driver in the car in one's mind, that is to say, it's just an empty car. The car is similar to a toy car we played with when we were young, and even the windows could not be opened. The reason is that when we were learning English in young ages, there was a Chinese word or a picture corresponds to an English word in the textbook, which is an immovable car. Firstly, this

澳門學刊 60 method is lack of mental scanning. Secondly, we haven't built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verbs and kinesthetic nerves. Thirdly, English thinking hasn't been built. Figure III If we hear or read Chinese “一輛車停在那里”, we will think of the red light in the rear of a car, but it is not easy to think of the red light when we hear English "He parked the car over there". In translation, red light is also the basis for the metaphor. The author here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F and concept. Concept is a generic term for a class of things with common attributes (Peng, 2012: 289). Many scholars study a person's image of one thing formed in a long term, that is, what a word refers to in the real world or the imaginary world, while what the author studies is "flash" of image rather than "concept". MIF is so fast that we can hardly realize, thus it is so thorny that many scholars are reluctant to study. MIF may be a series of images activated at the same time. MIF might come from one or several concepts selected from multiple concepts and also might be the result of extracting, changing, and integration of concepts. 2.4 Neuroscience Researchers have explored the cognitive neural mechanism of abstract semantic knowledge from several perspectives, such as the lack of perceptual experience for the influence on specific concepts (Bi, Wang & Caramazza, 2016; Peelen, He, Han, Caramazza & Bi, 2014), abstract functional knowledge of specific concepts (Leshinskaya & Caramazza, 2014, 2015) and metaphorical usage (Jamrozik, McQuire, Cardillo & Chatterjee, 2016) etc., in which abstract words a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abstract semantic knowledge are widely concerned and studied. In the conceptual acquisition task of healthy adults, researchers found that in learning concrete and abstract conceptual tasks, when they used feature judgment task to test academic performance, the use of microphone (which requires oral production) performed better than the use of keyboard for abstract concepts; while the use of specific concepts showed the opposite pattern (Borghi, Flumini, Cimatti, Marocco & Scorolli, 2011), suggesting that abstract concepts acquisition are more dependent on language. In addition, language experience can also influence the representation and processing of concepts through the relevance of the co-occurrence of words (Barsalou, 2016). The effect of external environment on word processing is also reflected in the latest double coding theory (Paivio, 2007) and the semantic control module/brain area in the conceptual neuroanatomical model (Lambon, Jefferies, Patterson & Rogers, 2017; Xu, He & Bi, 2017). The studies on the cognitive neuro-representation mechanism of abstract concepts can help us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brain cognition of the world and the mental processing of language,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studie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2.5 Cognitive transaltion studies Although Spanish translator Martin (2010:169) proposed the subject of Cognitive Translatology, she believes that it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and immature stage, belonging to the pre-paradigm stage. Cognitive translatology refer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based on cognitive science, especially cognitive 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linguistics.

澳門學刊 61 Researchers use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cognitive science to explain translation phenomena, reveal the cognitive process of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 including the translator's psychological process, and further reveal the essence and rules of translation. The author here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F and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is a language practice that reproduces the content of one language form with another language form (Feng, 2010: 3). Our conceptions of the neural mechanisms of language have developed in tandem with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the language faculty as a cognitive system (Friederici & Chomsky, 2017: 713). When we hear or read a word, for example "apple", we will immediately responded to the English word with the Chinese word “蘋果”. Many of us believe that this transformation has completed the translation. In fact, in idealized translation, English and Chinese are not directly corresponding, that is to say, MIF is located in the intermediate position. The problem is that we are accustomed to bypass MIF in translation cognition, and the author calls the phenomenon "absence of MIF". Cognitive translation is a newly emerging discipline that places human cognition and human subjectivity at the center of the causal chain (Halverson, 2013: 65-66). Martin (2010: 177) holds that translation is a creative imitation. The author will also discuss the creativity of translation at MIF level in the following. 3. The building of MIFs at lexical level We divide words into nouns, articles, pronouns, adjectives, numerals, verbs, adverbs, prepositions, conjunctions, and interjections. Next, the author will analyze the strategies for the building of MIFs of words in different parts of speech. The MIFs of some words are composed of MIFs of multiple words, therefore the building of MIFs should be carried out step by step: The first step is to build the MIFs of the words with concrete images; the second step is to build the MIFs of the words synthesized by the MIFs of multiple words with concrete images; and the third step is to build the MIFs of abstract words. 3.1 The MIFs of nouns and adjectives Why the author put nouns and adjectives together? We all know that adjectives are used to modify nouns. The meaning of an adjective can not exist independently with the modified subject. We can find examples around us to build MIF, like "library", the author's MIF of "library" can be built by using the image of library of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SU). The MIF of "classroom" can be built by using the image of the classroom in the teaching building of XISU. Taking classes is the main activity in the classroom, thus the MIF of "class" is based on the MIF of "classroom". The MIF of "class" can be divided into several MIFs, namely the MIFs of "teacher", "student", "teach", "learn", "knowledge" and so on, which will be further analyzed in the following. MIFs come from what we have seen and heard or sensed through other senses, that is, from our own experience, thus the author builds MIFs in the way based on our own life in order to acquire the second language like native speakers. One's brain has to go through the processing procedure from concrete images to abstract images, instead of directly being input abstract concepts. That is to say we can accomplish this process based on the examples around us in our life.

澳門學刊 62 3.1.1 Less-than-ideal 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 The MIF of vocabulary is based on the 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 Lakoff proposed the 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 (ICM) in 1982 and 1987, which refers to the abstract, unified and idealized understanding of the speaker's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in a particular field of culture (Lakoff, 1987). The author gave a group of students a word "girl" and allowed them to think of as many words as possible related to this word in 10 seconds, as a result, the number of words that many students could think of is quite limited. If the word is the Chinese “女生” rather than the English "girl", they will think of a lot of words like: 眨眼，捂嘴笑，長發，裙子，苗條，可愛，巧克力 and so on. Some 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s constructed by some scholars are less than ideal in language processing. Like the 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 of a person, it is a contour without enough elements about a person's inner world. For example, for the word "girl", our cognition for a person is not only to preceive what he or she looks like. Some girls look like boys and some boys look like girls, therefore just building a contour of a girl can't solve the problem. When the external features are indistinguishable, they can not be identified. This is the root cause of our indistinguishable he/she in language production. To build the MIF of "girl", it is the best to build a girl who is beautiful in apperance, slim in figure, white or pink in dress, lovely in behavior, excellent in learning, gentle in characteristic and kind in personality, so that the 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 of "girl" is much concret, complet and ideal. The processing from concrete to abstract concepts should be completed by one's brain itself, and directly inputting abstract doesn't work. We are supposed to build MIF from concrete to abstract layer by layer, first we are supposed to build the MIF of "girl", next build the MIF of "student", then build the MIF of "person". In this process, it is better to build the MIF of a schoolgirl, instead of a student without distinguished sex. The more concrete the MIF is, the better the effect of MIF will be. 3.1.2 The building of complete MIF The author studied the building of MIF of girl, and we here will build MIFs from a girl to a person. Man is the sum of all social relations. "I take classes." means I'm a student. "I teach students translation." means I'm a teacher. "I often go shopping." means I'm a customer. People will have many social roles, the sum of which is one person in sociology. We are required to build the MIF of each role and combine them into a whole, which is the MIF of "I". Each role has its own behavior, thus the MIF of these roles should be dominated by the behavior of these roles. What does the inner world of a person include? It includes human nervous system, sensation, perception, consciousness and attention, memory, thinking, language, motivation, emotion, ability, personality,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After building the body, we need to build a person's inner personality. When one hear or think of a person's name, this person's MIF should be present in his mind,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person's MIF. Kosslyn (1973,1975) studied mental scanning. Mental scanning in one's brain, like CT scanning, captures these features above. We are required to consciously pay attention to these features in ordinary life. Each time we pay attention to these features, a mental scan will be completed and these features will be recorded in related nerves at the same time. When we perceive these features, we are supposed to express our thoughts and feelings in English simultaneously to make words or sentences shaped in related nerves.

澳門學刊 63 Chinese girl has Chinese style. The author wants to build the MIF of "girl" in China. Under the great cultural background, girls in China should be gentle and virtuous, which are the beauties we pursue in our traditonal cultural. Beauty has an ethical meaning, for example, a person's moral integrity and virtue are the beauties we pursue. In Chinese philosophy, the meaning of beauty is very extensive, for example, the beauty of masculinity, the beauty of the feminine, the magnificence of beauty, and so on, "古道西風瘦馬 (On an ancient road, in the piercingly cold west wind, a lean horse goes wearily)" is also a kind of beauty, therefore Chinese "beauty" is not the same as "beautiful" and "beauty" in English. So Chinese "good" and English "kind" are different.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build "a kind girl" in China with Chinese style. A person must be in his or her life in a society. When building the MIF of "girl", we are supposed to make this girl enter into her life. That is to say, first of all, this girl is a student, next we place her in social life, so that the MIF of "girl" we built will be alive. 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 is only an abstract model of something, while MIF should be concret and practical. Each person has his aesthetic tendencies and aesthetic standards, thus the MIF one built is his own. That is to say, the MIFs of girl in each person's brain are different and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Just as everyone's drawing will b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when everyone draws a girl. The more connotation one's own appreciation of beauty is, the more aesthetic style one has, which is also an aspect of the translator's style. For example, “春風十里不如你”, many translators will consider how to express “春風” , then use the expression of the comparison structure to compare "spring breeze" and "you". But in most of time, one thing we describe is the most beautiful in our eyes, and other things have no such qualifacation to compare with, and people also do not want to compare. That is to say, there is a sense of "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Endowed with natural beauty too hard to hide, One day she stood selected for the monarch's side. Turning her head, she smiled so sweet and full of grace that she outshone in six palaces the fairest face.)" Once the MIF of girl is built, we will process the MIF in cognition and translate “春風十里不如你” into "You are unique in my eyes." 3.1.3 Person pronouns triangle We are required to ask ourselves a question, who am I? We are supposed to think about all the roles we paly to build the MIF of "I", and other person pronouns "you, he, she" and so on are the reflection of "I". When we hear or read the sentence "I like him.", three person pronouns "I, you, and him" will appear in cognition, instead of just two person pronouns "I" and "him". When you utter this sentence "I like him.", it implied that there is a listener "you". "I" and "he" are salient, while "you" is not salient in cognition. The author put forward a "I, you, and him" person pronouns triangle. If there are two person pronouns in a sentence, the remaining person is just not "salient" and acts as the background. Some people argue that when it comes to the person pronoun "me", like "I speak to myself", there is no other person pronouns in cognition. Actually, speaking to yourself is to look at yourself from another angle, for example, one will say to himself "You are great!" Take another example: eg. He should drink some water. At this time, the subject is "he", and the verb origin is used for predicate verb. A number of people argue that the verb after "should" must be restored to verb origin, which is just a part of the explanation of the use of verb origin. From cognitive prespectiv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at this time the activated personal pronoun is "I", that is, if I were you, I would drink more water. Like the word "ought", it shows that we often delineate a frame or standard in advance starting with I on the critic's point of view, thus at this time the MIF is in "I, you and him MIF unity". For another example "Will you go to the park?" is just like this.

澳門學刊 64 3.1.4 MIFs of polysemous words If a word bears multiple meanings, of course this word will have more than one MIF, thus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more than one MIF. Take the learning of the word "apple" for example, when you hear this word, the MIF of "apple" might flash in your brain, but there are various situations for the activation. The first one: A picture of Apple. Second: Apple brand mobile phone and tablet computer. Third: Steve Jobs and his corperation. Fourth: Apple is the metaphor of love for somebody, like an apple of one's eye (掌上明珠 Chinese idom counterpart). Fifth: The gift of God, Adam's apple. Sixth: Newton discovered gravity.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MIFs appears diffferently when we meet different contexts. 3.1.5 From the MIFs of ikonic words to the MIFs of abstract words Fillmore (1997) analyzed the Frame semantics, such as "buying things", naturally involves four basic factors namely buyers, goods, sellers, and money. In the same framework, different perspectives caused the salience of different relationships of the elements, therefore different expressions will come into being, and people will choose different words, which indicates the semant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several verbs (Ungerer & Schmid, 1996: 208). If the author gives the reader a word "class", what will the reader think of? According to the author’s research, "class" has the core elements of "teacher", "student", "teach", "learn" and "knowledge". The word "learn" here is definitely learn knowledge, teacher and student are interactive because "teach" and "learn" are interactive, that is, teacher "teach" and student "learn". Concepts may intersect and integrate, thus MIF is interacting in this process, and then the whole meaning is activated. From an ecological point of view, cognition takes place in the daily activities of solving problems. Cognition is "lived" to guide action: The material of cognition originates from life, the result of cognition acts on life, and it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organism's adaptation to environment. In such a process, the body's interaction with the environment shapes the cognition (Ye, 2017: 24). For the MIF of "life", first we are required to build the basic needs of life, namely food, clothing shelter(housing) and travel. The MIF of "life" can not be seperate with people, person is the main body of life, the author former also analyzed the building of a person in the building of the MIF of "girl". If we have built a person's MIF, we are required to add in the MIF the various activities that people are engaged in, for example, draw the MIF of "class" into the MIF of "life". in this way the MIF of some abstract words can be built. For another example, we often say "economic depression", which is based on the MIF of "life". When we hear or read this expression, the related words "economy", "demand," "supply" and "market" will be activated, and the meaning of the whole article can be activated when we translate an article about this theme. 3.2 The MIFs of verbs and adverbs Adverbs modify verbs to describe the state of actions, thus we build the MIF of verbs and adverbs together. 3.2.1 Mirror neurons In early 1990s, it was found that when monkeys were carrying out simple goal directed behavior, such as reaching for a piece of fruit, a group of neurons in their brains would be activitated. What surprises us is that the monkeys' neurons in their brains would also be activitated when they watch other people doing the same thing. Since these newly discovered neurons seem to allow viewers to directly reflect the behavior of others in their

澳門學刊 65 brains, people call them "mirror neurons". (Peng, 2012: 344). Mirror neurons indicate that cognition is consistent with body movement. The actions of the body to the world create our thinking and understanding process (Ye, 2017:19). Therefore, we are supposed to express in words or sentences related to it when we are watching a person's behavior to make the words or sentences related neurons connect with the mirror neurons. The author's examples in the article are based on this theory. 3.2.2 Total Physical Response Total Physical Response, TPR for short, was proposed by American psychologist James Asher in the 60s, advocating the link between "language" and "body movement". The concrete realization is that language learners respond with physical action when they hear a foreign language instruction. Gradually they will build natural language thinking ability. For example, to learn a verb "jump", they are supposed to take an action "jump" while saying this word. The MIF of a verb will be remenbered in our activity related nerves, instead of the mere perception of a simple picture. Therefore, we are required to build a link between the nerves of these words and these activity related nerves by taking actions while hearing or saying these words. I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Dewey advocated "learning from doing" and emphasized the influence of physical action on learning effect (Ye, 2017:19). We learn language through physical activity, that is a right brain activity, and the left brain is stimulated to produce language or more abstract language processes when learning with the right brain reach a certain amount (Richards and Rodgers, 2000: 87) . Premier Zhu Rongji said, “這些年來我們跨了很大一個臺階” Some translators might think of the word "step" if they hear the word “臺階”. If the MIFs have been built and connected with each other, we can translate into "We made a big progress in these years." The author stated that in the former part of the paper that we are suposed to build MIF in life, instead of shutting oneself up in a room making a "car". “跨了很大一個臺階” means we ascended steps and each step is not a small one. If you have such experience, for example, some steps are really high, may be about fifty or sixty centimeters high, thus the sense of ascending on the step is no longer the distance of one step. For something beyond the scope of its characteristics, the MIFs of similar field in one's brain will be activated, which is the advantage of MIF to us. If there is no MIF in the similar field, the MIF will be converted into an abstract MIF. For example, “把這個機器弄上去, you will not know whether you use "carry" or "lift" for a while if you can't move it up or lift it up, therefore, this sentence can be translated into "get this machine up." In fact,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translations for “這些年來我們跨了很大一個臺階.” Our country is becoming strong like a powerful man, who became strong from a child. Through association and imagination, translation can be creative at MIF level. This sentence can be translated into "We ascended a high step in development in these years." or "We ascended a high step in national strength in these years." If the MIF of "progress" we built is just moving forward in a horizontal plane, it is hard for us to think of the word "progress" in this translation. “臺階” is vertical path, while "progress" is often horizontal path. The author argues that we can translate the vertical path schema into a horizontal path schema, which will be discussed in the latter part of the paper. 3.2.3 The MIFs of adverbs For one adverb, it might be required to build different MIFs in different contexts, the same adverb will be influenced by the context. Take the MIFs of "away" in different contexts as an example, we are lack of MIFs,

澳門學刊 66 even if we have built MIFs, they are incomplete. The MIFs of "away" in different contexts may have different situations: 1. When we fight against SARS, keeping away for about 2 meters of distance is called "away". 2. A student is going home, when he get out of the classroom, the distance of a few steps belongs to "leave away". 3. Students have graduated from the school, and being out of the school is "away". The MIF in English learning is fuzzy, which is caused by fuzziness in Chinese and our habit of thinking. We haven't built such neural connections according to context, thus the discourse in comprehension is not coherent in space cognition. 4. The construction of MIFs at syntactic level Since MIFs have been bulit at lexical level, they are requirerd to be integrated into sentences. 4.1 Spreading activation model Spreading Activation Model is proposed by Collins and Loftus (1975). However, unlike hierarchical network models, it abandons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concepts and organizes concepts with semantic links or semantic similarities. Now,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MIFs of a sentence: My class at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what good management theory is and how it is built. The MIF of "My class" includes several core MIFs, namely the MIFs of "teacher", "student", "teach", "learn", and "knowledge". In like manner, the MIF of "teach" also includes the MIF of "teacher", "student", "teach", "learn", and "knowledge".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content of "teach" is the following "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in this sentence. Although we haven't read the following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MIF of "student" has been activiated. The MIF of "class" has a classroom location, thus the MIF of "class" is in the MIF of "school". Although we haven't read the following "My class at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the MIF of "school" has been activiated. If the whole concept of "class" is activated when we perceive this word, it will be very easy and quick for us to link the concepts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sentence. Only when MIFs are activiated and integrated, can we understand sentences easily and quickly. For the word "understand", it is the process of "learn", that is, the MIF of "learn" includes the MIF of "understand". "Manage" can be used to manage a company, manage time, manage people and manage things, from which we will abstract and form a concept of management. The activated "learn" will integrate with the activated "manage" to produce the concept of "learning management". 4.2 Billiard-ball model and stage model Langacker (1991) proposed a billiard-ball model: An organism or an object A (the Energetic Head ) impact another organism or object B (the Tail of the Action Chain) in a movement in certain space, A passes its energy to B, and B has a certain reaction or state change under the effect of force. In this model, there are four main components: space, time, object and energy, the former two constitute a scene (Setting), the objects exist in space, the energy interaction changes with time. Figure IV

澳門學刊 67 He also proposed a Stage Model: the viewer, like an audience who watching an actor's performance from the stage, forms a visual attention area in front of his eyes, known as "Onstage Region". Both the stage props and the background are in this area, but the audience's attention is often concentrated on the stage performance of the actor. Figure IV 4.3 Hourglass model The author proposes an hourglass model. The two cones of hourglass are interconnected, and thing A and thing B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each other. At MIF level, not like the way that A is A and B is B in billiard-ball model, actually A or B is activated by each other at the same time. Figure V When A has an impact on B, A becomes a part of B and B becomes a part of B. Although the sand is becoming less in one side, the space is becoming larger. When the sand leaks in the hourglass for just an hour, things are going through some time. The hourglass has time and space, which are features that billiard-ball model hasn't. The hourglass model is more explanatory than billiard-ball model proposed by Langacker (1991, 2002). The space in hourglass refers to mental space because we use the real world space to understand mental space metaphorically. The sand is in a certain space, which is appropriate to the explanation of cognitive grammar because cognitive grammar is called space grammar before. Everything is from mental space which can be abstract in cognition, such as the gains of knowledge the loss of youth, thus the space part of the author's hourglass model is the metaphor of gains and losses. The hourglass model covers the Force-dynamic model

澳門學刊 68 proposed by Talmy (1985, 1988) because energy is conserved in gains and losses. If A gives energy to B, A will lose energy and B will gain energy. The hourglass model also covers stage model because there is a viewer in hourglass model which is the same as that in stage model. The author put forward MIF unity of SVO, for example, when we hear the word "reading", its MIF might be: A girl is reading a book in a library. In the sentence "I read books", these three words correspond to three MIFs of them, but the author argues that in the verb MIF itself contains the sender of the action and the bearer of the action, that is, the MIF of the word "read" contains two MIFs of words "I" and "book", which are originally in a whole. Based on the hourglass model proposed by the author, the author calls the whole "MIF unity of SVO", that is, we just further clarify the subject and object and make them concrete beacuse the the sender of the action and the bearer of the action is activiated when the verb is activiated. Take a sentence for example: I read a book. The book entered my space, that is, the book became a part of me. And I entered the space of the book, that is, I became a part of the book to make it valuable, otherwise the book is just on the shelf. In this way, the subject became a part of the object and the object became a part of the subject. Take another sentence for example: “你這個人我讀不懂”, which can be translated into: You are a hard book to read. 4.4 Event-domain cognitive model Wang (2017) proposed the cognitive analysis method of "Event-domain Cognitive Model" (ECM for short in the following). People often use "Event Domain" as a unit to experience and understand the world and store it as a piece of knowledge in their brains. A basic Event domain(E) consists mainly of two core elements: Action and Being. A behavior, including dynamic and static behavior (such as presence, location, judgment, etc.), is composed of many specific sub-actions or sub-bahavior (such as A1, A2…An in the gragh). A Being is composed of a lot of individuals (such as B1, B2... Bn in the gragh) and A Being can consists of entities such as people, objects, tools and so on. It can also include abstract or fictitious concepts (children gradually master abstract and fictitious concepts on the basis of their understandings of concrete objects). An action or a Being can also contain many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r categorical information D or C. Figure VI An Event consists of multiple elements, thus we divide an event into several elements to build MIFs. For example, a communication can be a discussion between a student and a teacher. Communications includes lectures, discussions, debates and other elements. These elements all share the same information, that is, they both

澳門學刊 69 have speakers and hearers, they are oral or written, and they are face-to-face or remote communications. The listener may have reactions and feedbacks. Reactions and feedbacks are different, for example, sometimes silence is also a response, but reaction is not necessarily feedback. Usually, the speaker and listener will have feedback, interaction, question and answer. Then the building of the MIFs of such abstract words should not only reflect different classifications and elements, but also reflect hierarchy in cognition. 4.5 Figure-ground alignment The figure-ground alignment seems to apply to space with the ground as the prepositional object and the preposition expressing the spatial relational configuration(Talmy 2000). In order to distinguish between static and dynamic figure/ground relations, Langacker (1987) uses the term trajector for a moving figure and landmark for the ground of a moving figure. For example: a. There's a cat [figure] on the mat [ground]. b. Batman [figure] was standing on the roof [ground]. c. We [trajector] went across the field [landmark]. d. He [trajector] 's going to London [landmark]. Like the word "fly", there might be a bird or plane flashing in your mind when you hear or read this word. In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we were often told that "fly" is an intransitive verb. We have learned that there are five basic sentence patterns: SV, SVO, SVP, SVO1O2, SVOC. Where does this "fly" go to? What we might think of is to fly higher, fly further and fly to a more beautiful place. When we discuss the SV structure, for example, “他呀，遠走高飛了”, although there is no adverbial in this sentence, but the sentence can be added the adverbial and translated without being subject to sentence patterns. Creative translation is to create at MIF level, thus this sentence can be translated into: "He has flown for his dream." 4.6 MIF and sentence comprehension The author here applies the thories above to sentence comprehension. Take a sentence as an example: 一鍋飯吃了 28 個人 (28 people ate a pot of rice). We divide this sentence into 3 parts 一鍋飯吃了 28 個人 ↓ 一鍋飯，吃了，28 個人。 In front of the word “吃了 (ate)” , of course, the subject must be one or several persons. In fact, there is the MIF of a person in the MIF of “吃了”. The MIF of a person will be activated when the MIF of “吃了” is activated. 一鍋飯吃了 28 個人。 ↓

澳門學刊 70 一鍋飯，吃了，28 個人。 ↓ 一鍋飯，一群人去吃了，共 28 個人吃完了。 Some scholars may ask where “一群人 (a group of people)” come from. “一鍋飯 (one pot of rice)” and “28 個人 (28 people)” together will activate the concept of “一群人 (a group of people)”. One's brain is experiencing parallel processing at this time. That is to say, following the stream of language, when you just hear “吃了”, the MIF of "a group of people" hasn't been activated, one's brain has to wait for the perception of “28個人” and copy the subject MIF of “吃了”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一鍋飯 吃了 28 個人 一鍋飯 28 個人 吃了 Of course, these two sentences are totally different in cognitive aspect. For the first sentence, there is a feeling or emotion of stressing the number of persons, thus the MIF of the “28 個人” will be processed for the second time. “一鍋飯” will activitate the MIF of multiple people, because one person can not eat up a pot of rice. For the word “吃了”, no matter what its subject is, before the subject is produced, the subject of the plural people will be activate, thus here the author used “一群人” in front of “吃了”. That is to say the subject has not yet appeared, but MIF is ready. Because when you hear a word, although it appears at the beginning of a sentence, you can't say that is the subject, thus you have to wait for when the being ready of the MIF. Referring to Chomsky's transformational generative grammar, the author also constructs a surface structure and a deep structure in Chinese, and we can understand a sentecne through transfering the surface structure into a deep structure when we activate MIF. Another example: 臺上坐著主席團(The presidium is sitting on the stage). ↓ 在臺上，有一群人坐著，他們是主席團。 Some scholars proposed that there is a "place subject" 臺上 (on the stage) in this sentence, in that way, is place subject a subject or a place adverbial? It is still unknown to us, anyway, it is a concept that these scholars "innovated". When we just hear the word “臺上”, we have already realized that there might be some persons with higher status on the stage. MIF has a presupposition, that means “臺上” itself is the place where important persons are present, and the seat has already been seated by an important person in the MIF of seat, which is just not salient in cognition. “主席團 (presidium)” in the following will further strengthen the concept and make these persons salient. 4.7 Image schema Mark Johnson (1987) proposed image schema as a recurring, dynamic pattern of our perceptual interactions and moter programs that gives coherence and structure to our experience (Johnson, 1987:16). Image schemas include (1)center-periphery schema; (2)containment schema; (3)cycle schema; (4)force schema; (5)link schema; (6)part-whole schema; (7)path schema; (8)scale pattern; (9)verticality schema.

澳門學刊 71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should have its cognitive foundation. Such a cognitive basis enables the human brain to restore the abstract linguistic symbols to specific images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mages (Zuo and Liu, 2011:59). Image schemas can help integrate MIFs and form a series of memory information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 The author has given the example of "car" before, the car can be driven on the road, thus the MIF of "drive a car" can be built. When we hear or read a phrase "drive a car", the image schema of "on the road" can be activated. This is a path schema, on which metaphorical MIFs can be built based. Image schemas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each other. The example in the former part "We made a big progress." is translating the vertical path schema into a horizontal path schema. In essence, whether moving forward or upward is a kind of progress. Therefore, a translator is required to transfer between image schemas in translation. 4.8 Pragmatic meaning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ragmatics and semantics lies in whether or not context is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Pragmatic meanings depend more on contexts (Hu, 2007: 185). If a sentence has pragmatic meaning, we are supposed to build the MIF of pragmatic meaning. Take a sentence as an example: can 20 yuan schoolbag and 200 yuan schoolbag be the same? Implied meaning: There is a big distance in life quality between 20 yuan schoolbag and 200 yuan schoolbag. The MIF of "life" is an abstract MIF, including food, clothing, shelter(housing), travel and so on. The author stated before, if we have built MIF according to classification and hierarchy from one person to his study, work and life, it would be easy to understand the pragmatic meaning. 5. The building of the translation theories of MIF centrism 5.1 MIF centrism theory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a translation theory, which is MIF centrism. MIF centrism theory means that the center of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lies in the extracting, changing, integ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MIFs, which are the processes that a translator must experience in translation cognition. The author argues that we can reexamine the previous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build our own theoretical systems. If we have built MIFs and made them resonablely connected with each other, we will bypas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free translation because MIF is the embodiment of meaning, which has surpassed the meaning of a word or sentence on the surface. If MIFs haven't built for translators, they might have the tendency to literal translation, that is, to catch the meanings of words literally from texts. If translated Chinese is just very coincide with English origin, we often call that a good literal translation. The author argues that understanding English with the help of Chinese will bring us a big help, but it will also bring the interference to the proccessing of MIFs. When we discuss whether a translation is faithful to the source text, the faithless translation is often reprocessed and created at MIF level. Taking Yan Fu's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translation norms as an example, to achieve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we are required to process MIF in the conversion of source language and target language. To achieve "faithfulness", we are supposed to make the MIFs of source language and the MIFs of the target language match in meaning, that is to say, they are not necessarily the same, but they must be functionally equivalent. To achieve "expressiveness" is to extract, change, and integrate MIFs reasonably, and

澳門學刊 72 make them more smooth in MIF processing. And "elegance" is a sense of beauty created at MIF level when we have appreciation of beauty. 5.2 MIF and translator's style In essence, style refers to the regular characteristics of language users in speech or composition, and these characteristics are relatively stable in a certain period and within a certain range (Huang, 2018: 77). The author agrues that each person's MIF is different, thus different translation styles can be formed. For the same word, for example, "pinetree" is a tall forest tree with leaves like needles, however, each person's MIF is different form others'. Some people assumed that pinetree is tall, straight and forceful, thus they will add some spiritual elements in the MIF. They assumed that pinetree is the symbol of their own. For example, "When winter comes, will spring be far away?" Shelley's poem has his own incarnation of his spirit. Some translators have short and succinct sentences in their translation. There are many detailed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free translation in Hawkes' translated "A dream of Red Mansion", the detailed processing of MIF could be done, adding flavors or colors of MIF which doesn't have in source text, then a lot of beautification has been done. Take a sentence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 for example.“尤三姐一面淚如雨下，……(sixty-sixth episode)” Yang Xianyi translated it into "Her tears falling like rain, ......", while Hawkes translated it into "The tears were pouring down her cheeks, ......" It can be seen that Hawkes used a detailed literal translation. His translation is equal to the combination of "burst into tears" and "tears falling like rain."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English native speakers have built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MIFs and English words, therefore they are able to activate more MIFs in translation under the thinking patterns of native language to achieve successful translation. 5.3 MIF and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Visualization is a method of interpreting. It is suggested that students focus on the meaning of the speech, not the words, by the way of imagination. (Seleskovitch. & Lederer, 2013:13).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is an "almost" simultaneous translation without interrupting the speaker. An interpreter interprets the last sentence at the same time when listening to the next sentence, that is "two uses with one min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psychological attention distribution, to do two things at the same time, one of things must be proficient to automation level, which is the state of the unconscious behavior. For example, when one rides a bicycle while talking, he could not realize that he is riding a bicycle. An interpreter interprets the last sentence while listening to the next sentence at the same time, that is doing two things at the same time. For a simultaneous interpreter, his translation has been very proficient to unconscious level, thus he uses his main concentration and energy to listen to the next sentenc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his MIF processing is also unconscious, just like our processing of Chinese language.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the source language is converted to MIF, and then expressed in another language according to the integration rules of MIF. The effect of MIF not onl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ield of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but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ield of memory. For an interpreter or translator, the most fundamental is language comprehension and memory formation. No matter how long a sentence or discourse is, if an interpreter can successfully use image memory, of course, it would be very helpful for relieving memory pressure and enhancing instant memory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5.4 The building of MIF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the above, the author discussed the benefits of the building of MIF for literary translation. It is advisable to build the most basic life MIFs at first; second, build the MIFs of literary rhetoric; then discuss translation theories,

澳門學刊 73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ranslation techniques and translation aesthetics step by step. The essence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is creation and rewriting, thus it is necessary to create at MIF level.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cration of is to create the elements that is not present in the MIFs in source language. In addition, it is indispensable to tak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nsideration, which is concerned with the dissemination and acceptance of translation in foreign countries. In this aspect, we are required to see whether the MIFs in a translation is accepted by foreigners in cognitive process and consider how to change, convert, and integrate MIFs in translation to achieve the implementation of dissemination. Take a sentence as an example: "Teacher opens the door, but you must enter by yourself (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 If we imagine what’s in the room? You can imagine there might be some treasures in the room. Then this sentence can be transferred into "Teacher opens the door of knowledge, but you must look for the treasure by yourself." Therefore, this sentence can be translated into “老師為你打開了知識的大門，但你必須自己去探尋寶藏”. It can be seen that this translation has more literary flavor. The building of MIF can make translation more creative, because the translation will be created at MIF level before the expression of MIFs in words. 6. Conclusion For a long time, we believes that concepts are often abstract, which leads to the difficulty of the formation of English concepts for a short time. In English language comprehension, a great number of Chinese English learners have to interpret the meaning with the help of Chinese, and cannot decode directly from English language, omitting the middle MIF processing. For free transl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e original text without the help of Chinese and then express the meaning in Chinese, and vice versa. Of course, the abstract concept must be extracted from MIFs in English in many cases in our experience. In cognition of abstract concepts, there are always concrete images in our mind helping our understanding, instead of absolute abstract understanding. What the best kind of MIF is to be inputted for an abstract concept, the author has analyzed in the article and enumerated some examples, but it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in this field. The building of MIF enables us to decode English directly to achieve translation freely. The author put forward the building strategies from lexical level to syntactical level, and then to pragmatic level; reexamined the previous translation theories; put forward the deficiency and improvement for the previous theories, and made some attempts on the building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There are numerous studie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but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abstruse theories can not only be put on the shelf in a study room. The operation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is also a problem, which the author solves in this paper and later. The author brings the frontier researches of philosophy, psychology,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neuroscience to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and strives to make it more easy and acceptable for readers to understand in writing papers so as to enable more learners to benefit from the author’s academic researches for a long time.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scholars must have a broad mind, that is to say, our researches are not only for ourselves, but also for more learners who are still on the road to academic excellence. We have always been discussing the gap between theories and practice.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oretical progress is a progress, but further progress is to make theories operable. We are eager to climb the peak, we are also required to go down the altar, to do a mission work to make the profound theories understandable and operable. That is the process of experiencing low, high and then low position for a scholar and his academy. The author will strive to make more practical academic contribution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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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學刊 77 《澳門學刊》徵稿啟事 《澳門學刊》是澳門學人發展協會編輯出版的綜合性學術刊物，其國際標準期刊號是“ISSN 2521-4004”。本刊以“發展學術，服務社會”為宗旨，兼具理論性、現實性、包容性和創新型，為澳門、中國、亞太乃至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發展搭建學術平台，為人民福祉的提升和社會的進步貢獻力量。 本刊熱誠歡迎海內外各界朋友賜稿。茲就有關事項說明如下： 一、 本刊遵守學術規範，稿件不得以任何形式侵害他人利益，有關作者須文責自負。 二、 稿件語言不限，惟若用漢語，請用正體漢字；若用英語，請用美式英語；若用漢語和英語以外的語言，需提供漢語或英語翻譯文本進行對照以同時刊出。 三、 來稿須提供漢英文標題、200 字以內的漢英文摘要和三至六個漢英文關鍵詞。 四、 作者可以提供姓名、性別、出生年月、籍貫、學位、服務單位、職稱、主要研究領域、代表性著作、通訊地址、電子信箱等信息隨文刊出，但不得超過 30 字。 五、 稿件章節標題依一、(一)、1.、(1)……等順序標示。 六、 漢語文稿採用新細明體，正文小四號字；西文文稿字型用 Times New Roman，正文 12 號字。 七、 稿件採用現代漢語規範標點符號。 八、 作者須明確註明文中出現的作者之外任何人的觀點、數據、圖表的來源。 九、 關於註釋的基本格式要求： （一） 註釋放置於文章當頁頁底，以阿拉伯數字“1、2、3……”按順序標註。 （二） 註釋具體格式為： 1. 漢文文獻 專著 作者姓名：《書名》，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頁碼。 期刊 作者姓名：《文章題目》，載於《期刊名稱》，期號，年份，頁碼。 論文集文章 作者姓名：《文章題目》，載於編者姓名：《論文集名稱》，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頁碼。 報章 作者姓名：《文章題目》，載於《報章名稱》，出版日期，版面。 網絡資源 作者姓名：《文章題目》，載於網站名稱：網址，查詢日期。 2. 西文文獻 專著 Author (Year). Title of the Book.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Page. 期刊 Author (Year). Title of the Article. Title of the Journal. Volume. Issue. Page. 論文集文章 Author (Year). Title of the Article. In Editor (Ed.). Title of the Collection. Place: Publisher. Page. 報章 Author (Year). Title of the Article. Name of the Newspaper. Date. Page. 網絡資源 Author (Year). Title of the Article. Available at Website Name: URL. Date. 3. 其它文字的文獻參照以上規則處理。 十、 稿件需採用微軟公司的辦公系統文檔處理軟件（MS Office Word）輸入，由通訊作者將電子版以“附件”方式發送給編輯部郵箱 maj@adem.org.mo。 十一、 本刊不接受一稿多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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