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002吳志良 張中鵬 \ 澳門學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Introduction of Macaology / 澳門學引論澳門學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吳志良 張中鵬20世紀80年代中期，澳門知識界提出“澳門學”（Macaology）的概念，並就其內涵、範疇、特性、價值等問題，展開了廣泛而全面的討論。自此以往，“澳門學”經歷了從概念到學問再到學科的發展過程，逐漸引起國內外學者的關注。經過幾代學人的努力，作爲一個以澳門爲對象的學術領域，澳門學研究取得較大程度的進展和突破，形成一批標誌性成果，促其成爲一門獨立學科的呼聲也越來越高。何爲澳門學？澳門學何爲？澳門學價值何在？澳門作爲中西文化碰撞融合和不同文明交流互鑒的交匯帶、中國早期現代化的先行地、“一國兩制”實施的成功典範，充分凝聚其精神內核的澳門學研究如何在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進程中持續發揮積極作用？今年是澳門回歸祖國25周年，值此重要時間節點，我們圍繞發展歷程、學理內涵、歷史意義、時代價值等澳門學核心問題展開討論。吳志良，歷史學博士，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兼任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主要從事中西交通史、澳門史、公共行政等研究。代表作有《澳門政治制度史》、《悅讀澳門》、《澳門史新編》（合著）、《澳門編年史》（合著）等。張中鵬，歷史學博士，廣東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副院長。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等研究。代表作有《澳門檔案館藏晚清民國中文檔案文獻彙編》（合著）、《從人到仁：澳門護理教育的百年歷程——從鏡湖視角出發》（合著）等。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003吳志良 張中鵬 \ 澳門學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Introduction of Macaology / 澳門學引論一、澳門學研究的進展與趨勢張中鵬（以下簡稱“張”）：吳博士，多年來，您供職澳門基金會，大力關心和支持各類文化學術活動，同時身兼數職，分別擔任澳門教科文中心主任、澳門學者同盟主席、澳門公共行政管理學會會長、澳門歷史文化工作委員會主席、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等。近期，您又組織發起成立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並經首次會員大會選舉當選會長。在這些多重身份中，“澳門”是貫穿始終的關鍵詞。吳志良（以下簡稱“吳”）：是的，廣東連平是生我養我的故土，澳門則是我的第二故鄉。從1985年自北京外國語學院畢業算起，也即進入澳門從事翻譯工作開始，我與澳門的“不解之緣”已經近40年。1992年我應邀參加上海的一個青年研討會，又踏入以澳門爲對象的研究領域。幾十年來，我在這裏工作，在這裏學習，在這裏生活。可以說，澳門是自己學術生涯的起點，也是自己學術研究的基點，更是自己學術版圖的支點。張：對澳門來說，20世紀80年代稱得上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時期。在這段時間裏，回歸問題取得重大突破，現代本土學術也逐漸從醞釀走向萌芽。以此爲起點，關於澳門的學理研究邁進一個快速發展階段，“澳門學”作爲一個學術概念終於被本土學者正式提出。當時爲甚麼有必要提出這樣一個新的學術概念？吳：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化，一時代有一時代之學問。思想文化往往是一定社會現實的反映，同樣，澳門學也是當時澳門知識界立足於地方社會現實的一種理想或想象。澳門當代學術的形成與發展，與澳門的政治、經濟、社會發展步伐高度吻合。在此過程中，“澳門學”概念應運而生。澳門由於地處邊隅，長期以來不十分引人矚目。1986年11月，陳樹榮、楊允中、黃漢強等本土學者提出建立“澳門學”的構思，希望引起人們對澳門和澳門研究的重視，通過系統研究澳門問題，加深對澳門歷史和現實特殊性的認識，科學地把握澳門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規律，全面挖掘、探索澳門的價值和意義，以便澳門順利地回歸祖國，並爲澳門特區成立創造條件。而近年來澳門之所以引起國內外學界的特別關注，則與回歸以來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不無關係，也與其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004吳志良 張中鵬 \ 澳門學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Introduction of Macaology / 澳門學引論獨特的文化意蘊和政治內涵密不可分。澳門作爲歷史文化名城，要塑造鮮明的城市文化形象，就需要舉起一面旗幟，這面旗幟就是“澳門學”。張：幾十年來，澳門學研究經歷了怎樣發展過程？站在今天的視角回望過去，按照某種標准，澳門學是否可以予以歷史分期？吳：是的。經過30多年的接續努力，尤其近10多年各方力量的協力合作，澳門學研究取得較大進展和突破，並且在海內外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和認同，逐漸呈現“顯學”的趨勢。澳門學學科建設也被提上議事日程。近年來，學術界圍繞“澳門學”的內涵和外延，展開廣泛且深入的探討，也造成不同程度的分歧。我認爲，澳門學歷史分期的標準應當不止一種。按照不同標準，我們可以對澳門學進行不同的時段劃分。不過，幾個具有界標意義的事件，值得我們高度重視。一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本土學者提出建設澳門學的倡議，凸顯出回歸前夕澳門學者發自內心的本土關懷及其面臨回歸如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學術思考；二是2005年澳門歷史城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一時間探討全球視野下的澳門價值和意義成爲學術界共識；三是2010年以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的連續舉辦，匯聚一批以研究澳門、服務澳門爲志業的專業工作者，澳門學的學科建設受到關注，內涵也有所拓展；四是澳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和學位點（碩士點、博士點）的設置以及《澳門學》專門雜誌的創辦，致力於培養具有新視野、新理論、新方法的青年科研力量，爲澳門學的全面、系統、科學發展奠定了必要基礎。在不斷探索過程中，澳門學研究不僅形成了有目標、有方向、有規劃的“路綫圖”，也日益轉化爲清晰、可靠、具體的“施工圖”，更表現出越來越完整、優異、亮眼的“成績單”。張：在學界的共同努力下，這些年澳門學研究取得哪些重要成績？吳：回顧多年發展歷程，澳門學在以下幾個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第一，對澳門回歸祖國、政權交接的政治制度變遷和經濟、法律、社會、文化制度的適應化以及非殖民化等歷史性重大課題，進行了全面而廣泛的討論。此一探討關係到澳門的順利過渡和特別行政區的成功創建，也是政治理論的突破與創新。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005吳志良 張中鵬 \ 澳門學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Introduction of Macaology / 澳門學引論第二，對澳門歷史演變過程以及法律、經濟、社會狀況進行了系統而深入的梳理，更加清晰瞭解澳門歷史在中國歷史中的方位，大大提高了我們對這個城市的發展規律及其問題與缺陷的認識，爲創建特區制訂相應的政策措施提供了有價值的知識支撐。第三，在探索澳門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加深了對澳門在中國和世界以及人類文明演進中價值與意義的認識，爲進一步加強與祖國內地的關係、明確澳門的發展定位以及鞏固和提升澳門的地位和作用創造了條件，也爲澳門充分彰顯其人文價值和完整塑造文化城市形象提供了學術支撐，爲探索澳門發展理論和發展道路、堅定澳門文化自信形成了有力支持。第四，逐步營造和建立一個活躍的學術環境，催生一大批學術研究成果，培養一大批學術人才，爲澳門學的學科建設積蓄了知識增量和學術力量，爲特區未來發展積纍了學術資本和文化資本。張：在您看來，這些成績的取得，是否意味着澳門學具有某種一以貫之的理念或精神？吳：澳門學研究儘管都以澳門爲研究對象，實際上，澳門學術界內部和學科發展差異較大，各個學科的問題意識、基本理論、研究方法彼此不同，甚至學科壁壘越來越森嚴，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澳門學研究者之間的隔閡。但是，關注澳門、研究澳門、服務澳門，發掘和闡釋澳門獨特的文化意蘊和政治內涵，始終是澳門學界共同遵循和自覺踐行的普遍原則。我想這就是一以貫之的澳門學理念或澳門學精神。此外，雖然學術界目前對澳門學的內涵和外延尚未取得完全的共識，但大家普遍認爲，澳門學是構建本土知識和話語體系的載體，而本土知識和話語體系則是澳門學的核心內容與基本目標。當然，這不等於我們衹關心澳門本土的政治社會和歷史文化，而是放寬歷史的視界，從小空間、小事件洞察大歷史、大問題，在現代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重審澳門人、事、物的人文價值。澳門學研究不僅有助於學術界探索澳門、中國以及世界文明發展和人類進步的方向和道路，也有助於進一步推動澳門建設成爲中華文化國際交流基地，更有助於澳門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發揮更大的作用，特別是用海外聽得懂的方式講好澳門故事、中國故事，引導海外各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006吳志良 張中鵬 \ 澳門學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Introduction of Macaology / 澳門學引論界通過認識和瞭解澳門，認識和瞭解“一國兩制”的文明新形態，更加客觀認識和正面理解當今中國價值和發展理念。張：近年來，澳門學作爲新興獨立學科的共識總體形成，多位學者也對此展開廣泛的討論。我們應該如何從學科意義上建強建優澳門學？吳：經歷多年的積纍和沉澱，澳門學已經實現了從學術概念到學科建設的飛躍。2010年，澳門基金會與澳門大學等機構合作，召開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以“澳門學的學理化與國際化”爲主題，並且出版了論文集，標誌着將澳門學作爲一門學科來建設的開端。此後，又分別與海內外多家學術機構聯手在澳門、北京、里斯本、廣州等地舉辦六屆研討會，就“文獻調查和澳門學實證研討”“知識建構與學術成長”“文獻基礎與學科建設”“澳門學與澳門發展”“澳門學與澳門民間文化”“‘一國兩制’與澳門學”等主題進行研討，得到了國內外學術界的呼應與支持，一批以澳門爲研究對象的專業學術機構相繼成立並陸續產出成果，其學術和社會影響力也與日俱增。可以說，澳門學作爲新興獨立學科的基本條件已經具備。當然，學科建設是一項長期而複雜的工程，共同的學術信念、豐富的文獻基礎、充分的田野調查、基本的學術框架、精專的學術力量缺一不可。我認爲，當前澳門學的學科建設，至少應該涵蓋五個方面的使命和任務：正確建立澳門的宏觀歷史敘事，科學研究和充分把握澳門的區情和區勢，深入分析和總結澳門的社會形態，高度提煉澳門現象、澳門模式、澳門範例的普遍意義，以及重新發現和弘揚澳門對外交往的對話溝通傳統功能。參照以上“標準”，澳門學的研究範式和研究方法仍在探索之中，一套反映澳門獨特性的完整系統的概念體系、知識體系、理論體系和解釋體系仍有待努力。二、在歷史中發現澳門學價值張：學術研究往往植根於現實土壤，以學術方式關懷社會，表現出明顯的時代性和現實性。澳門學理念或精神最初是如何形成的？吳：澳門研究一直具有強烈的現實關懷，並形成了現實取向的傳統。20世紀80年代之前，澳門人無論對國家還是對澳門的認知都十分有限。回歸祖國、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007吳志良 張中鵬 \ 澳門學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Introduction of Macaology / 澳門學引論實行“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列入國家政治議程後，澳門各界一方面鑒於當時澳門經濟社會發展程度比內地高一些，關注內地社會主義制度如何與澳門資本主義制度並存相容、共生共榮；另一方面多從澳門視角出發，着力強調澳門歷史和現實的獨特性，強調澳門如何在中國與世界交往交流中發揮特殊作用，希望回歸後的澳門可以維持其特殊性及獨特地位，繼續爲國家改革開放貢獻力量。這種對學術的渴求，表現在學者們不懈努力搜集、整理、研究澳門歷史檔案文獻和經濟社會資料，並試圖從中找到充分的理據，說明澳門歷史、文化和社會發展的獨特性，闡述澳門在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換句話說，澳門各界希望全面挖掘澳門的價值和優勢，爭取在國家發展戰略中佔有一個更加有利的位置。作爲移民城市，這種群體現象以往並不常見，甚至可以說，改變了一直以來“寄居”“旅居”的移民心態，歷史性地使澳門居民意識到自己要當家作主。與此同時，要證明自己與衆不同，也必須有參照物，必須對內地實行的制度和社會現實有更多的瞭解和認識，也必須對中華歷史文化有更加全面、深入的認知。張：您曾經說過：“如果澳門人文社會科學或澳門研究可被統稱爲‘澳門學’，則以歷史學的研究成果最爲明顯。”從一開始，史學研究就是澳門學的最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我們應該如何理解澳門的歷史變遷與文化特色？歷史文化研究與澳門學之間有着怎樣的互動關係？吳：澳門具有獨特的歷史進程與人文內涵。澳門歷史文化是構建澳門學的源泉和土壤，反過來，澳門學有望成爲研究澳門歷史文化的一面旗幟。具體來說，澳門地處嶺南地區，以嶺南文化爲底色，其自身文化傳統可上溯到新石器時代。16世紀大航海時代以來，中西文化在這裏相遇、碰撞、交流、對話，共存共融數百年。儘管澳門華洋居民的人數極爲懸殊、語言文化差異明顯，但基本上可以在方圓僅數里的小城中和睦相處，交匯互通，有史記載的重大個別衝突僅有數宗。不能不承認，這確是世界民族交往史的異數。而葡萄牙對異教徒的包容，一向爲世人稱讚。航海大發現時期，便吸納了衆多受宗教裁判所迫害的猶太人。澳門傳統上的開放寬容精神，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如在葡萄牙被驅趕的亞美尼亞人，1763年獲葡屬印度總督的特許在澳門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008吳志良 張中鵬 \ 澳門學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Introduction of Macaology / 澳門學引論居住，而其時的葡萄牙本土若有人收留亞美尼亞人，將面臨被處死的刑罰。但是，當澳門衰落之際，其兼收並蓄的極大包容性會明顯減弱，澳門外來人口的增長也隨之被有意無意地抑制（除非周邊地區發生天災人禍，外逃人潮無法阻擋）。這反而避免或緩和了可能產生的尖銳社會矛盾，維持着祥和的共處環境，等候下一次繁榮機會的到來。澳門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及其社會價值觀念的形成和發展，就是在上述的背景下周而復始，生生不息，也使學術界更注重從文化價值上解讀和闡釋澳門。在獨特的歷史演變中，澳門逐漸形成兼收並蓄、包容共處的特性，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風俗、不同文化共存共進、和睦相處、平等對話，“不同而和，和而不同”，共同搭建了一個“人類文明實驗室”，爲人類文明的發展圈點了一個閃亮的符號。也正因此，澳門歷史城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爲世界文化遺產。澳門研究以往側重東西方文明的接觸、衝突與融合的歷史呈現，而如今研究視角轉向世界文明地域化的生態形式和存在方式，即探討本土知識體系的構建、闡釋作爲“人類文明實驗室”的澳門模式和澳門價值。澳門提供了中西文化相遇和對話的“公共空間”，同時，具有的獨特政治地位使其兼備多重的社會身份認同，從而便利並增進了中國與西方世界之間的對話和理解。張：如您所說，從16世紀初開始，伴隨東西方文化的接觸與碰撞，澳門逐漸形成延續至今的“以中華文化爲主流，多元文化共存”地域特色，同時成爲多元文化共存、共融、共生的“人類文明實驗室”。這一過程，在形塑澳門自身的同時，也對晚近以來中國認識世界、接觸世界、融入世界，發揮過舉足輕重的中介作用。吳：是的。澳門自明代中葉開埠成爲中國南部最早對外開放的港口城市以來，一直是中國對外交往的窗口，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前沿。可以說，澳門歷史是近世以來中國社會變遷的一個縮影，親歷、見證了中國國勢國力的興衰。特別是澳門葡人在明嘉靖年間協助平定柘林兵變之後，對廣東當局形成治澳方略產生直接的影響：葡人於1579年起獲准前往廣州貿易，兩年後傳教士陸續獲許進入內地傳教，爲天主教在華傳教事業開闢道路，以利瑪竇爲首的耶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009吳志良 張中鵬 \ 澳門學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Introduction of Macaology / 澳門學引論穌會士甚至得以進入北京朝廷，直接向徐光啟、李之藻等士人傳播西方思想。明朝受到滿洲人威脅後，徐、李二人力主引進和仿製西洋火器，並在居澳葡人全力捐助下，購買大銃火炮，充實明朝軍隊戰力。雖然其時西洋火炮性能較優，但葡人並未忘記中國是火藥的發明者，也是最早將火藥兵器應用於戰爭的國家，所以葡印總督和西葡國王曾多次指示從澳門挑選炮手，向果阿的葡人傳藝。由於伊比利亞半島槍炮鑄造業並不發達，里斯本當局於是不斷指示葡印總督從澳門招聘華工到果阿，並經澳門進口中國生鐵鑄炮。中葡技工合作在澳生產銅炮和鐵炮，使澳門成爲遠東火炮主要供應地。中西交流，當然不止宗教和火炮。清初南疆一直未靖，順治帝、康熙帝先後多次發出禁海令和遷海令，澳門卻可獨善其身，葡人獲批准開放澳門與廣州的陸路運輸貿易，使澳門特殊地位得以維持，險渡難關。康熙帝由於對西方科技、藝術產生濃厚興趣，所以對澳門也甚爲關注，在收復臺灣後即派吏部侍郎杜臻、內閣學士石柱往澳門巡視，待他們回來更主動垂詢情況。康熙帝通過澳門，積極主動延攬和使用西方科技人才。在“禮儀之爭”爆發之前，康熙帝雖然限制在華傳教活動，卻也沒有採取拆毀教堂、驅逐傳教士等粗暴辦法。而掀起“禮儀之爭”後，澳門作爲葡萄牙在遠東的政治、經濟中心以及天主教傳播基地，成爲了雙方信使往來的交接點，也是康熙帝取得情報信息的來源地。他通過澳門派遣多位傳教士前往羅馬教廷，表達自己的看法和意見，並責令近臣和廣東地方官員密切關注遣使往來的情況。後來雍正帝即位，在華傳教士被驅逐出境，澳門轉而變成被逐傳教士的收容站。這時的澳門，發揮出與內地一般口岸有所不同的特殊作用。由此可見，澳門之所以能形成中西文化交流並存的社會氛圍，完全是因其既作爲中國僅有的對外合法孔道之一，又作爲沿海和內地之間的緩衝區。鴉片戰爭以後，儘管澳門地位有所下降，但其自身屬性決定了其在中國走向世界和實現早期現代化過程中，依然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張：澳門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又發揮了哪些作用？吳：習近平主席在會見香港澳門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訪問團時強調：“在國家改革開放進程中，港澳所處的地位是獨特的，港澳同胞所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010吳志良 張中鵬 \ 澳門學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Introduction of Macaology / 澳門學引論作出的貢獻是重大的，所發揮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在國家改革開放的發展歷程中，澳門既是見證者又是參與者，既是貢獻者又是受益者。特別是在改革開放初期，尚未回歸祖國的澳門扮演了非常積極而關鍵的角色，引進資金、人才，輸入技術、管理，深度參與了改革開放的探索和實踐，對改革開放的經驗積纍和所取得的成就貢獻頗多。由於澳門在改革開放中佔得先機，反過來又大大促進澳門地區的發展和繁榮。可以說，澳門在助力國家改革開放的過程中發展壯大，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時拓寬了增長的空間，在參與國家治理實踐中取得了“一國兩制”的成功，也在促進國際人文交流中找到了自身的定位。張：2023年6月2日，習近平主席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我們在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鑒於以往經驗，未來如何爲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貢獻澳門力量？吳：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旗幟鮮明、立場堅定地守護傳承中華傳統文化，創造性地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的突出特性，是澳門在歷史長河中屹立不倒的“看家法寶”，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是澳門生存發展的基本條件，也是我們最大最寶貴的財富。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粵港澳參與大灣區建設的過程中，我們都說“國家所需、澳門所長”，毫無疑問，澳門在國家發展戰略中最有價值、最能貢獻力量的也是文化。以文化強澳並參與文化強國建設，應該成爲我們未來的中心任務。港澳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組成部分，實現中國式現代化離不開港澳的長期繁榮穩定。在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隨着經濟和科技實力的不斷增強以及國際競爭的加劇，不可避免會遇到越來越多、越來越大的困難和挑戰。其中一個重大挑戰，就是西方世界對中國價值、中國理念和中國發展的不瞭解、不理解甚至故意誤讀、曲解、抹黑、圍堵。如何將中華文化鮮明特性和價值追求延展至世界維度，實現中外話語體系在價值觀念上的開創性對接，澳門在所不辭，責無旁貸，也可以利用特殊的地位，發揮特殊的作用。事實上，澳門對外文化交流的經驗，形成了中外都容易理解接受的獨特話語體系，也建立了廣泛的對外聯繫網絡。這是澳門的特殊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011吳志良 張中鵬 \ 澳門學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Introduction of Macaology / 澳門學引論優勢，也是國家賦予澳門特區的光榮使命。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澳門被定位爲以中華文化爲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歷史上的澳門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作出過不可替代的獨特貢獻，也在國際上享有公認的地位。中外文化交流是澳門的傳統功能，我們有條件、有意願、有經驗、有能力去肩負國家賦予的光榮使命，全力以赴傳承發展優秀傳統文化，促進國際人文交流，將澳門打造成爲中國對外傳播的重要平臺，講好澳門故事，講好中國故事，提高中國的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張：澳門學在這一進程中能夠扮演甚麼角色呢？吳：澳門學是澳門歷史文化、理念精神和人文價值的集中體現，也是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此過程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澳門學一個重要的功能在於促進澳門本土文化的發展。這有利於推動澳門特區政治共同體意識的形成。雖然澳門歷史上沒有明顯張揚的文化霸權，但殖民力量的支配和控制意圖客觀上是存在的，美化殖民主義的意識和行爲從來就沒有消停過，並且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社會的情緒和民衆的思想。從被殖民社會走向特別行政區，不僅是政治行爲的結果和政治制度的變遷，也必定是文化和社會的重構。縱觀過去半個世紀世界反帝反殖民獨立運動，大多數擺脫殖民統治的國家和地區的後殖民政治發展和制度變遷並不順暢，政權順利過渡交接成功的個案極少。個中原因，多種多樣。但其中一點，就是社會上未能成功塑造出後殖民的主流價值體系，精英階層對新政治共同體的建立和發展框架及願景缺乏基本的共識。然而，共識的形成需要知識的支撐，需要對本國本地區歷史、文化和社會有科學、客觀、理性的認識，而無論是知識的積纍和增量還是知識的大衆化普及，以及它的認知、認同的廣泛獲得，都需要知識分子的默默耕耘和吶喊作爲。澳門學的貢獻就在於積纍和生產了知識，彌補了自身和社會的知識缺陷，並使得新的知識體系逐漸成形，爲普羅大衆所接納和認同，在此過程中，把握了話語權並創造了建立新的價值體系及其認同的基礎條件。此一條件，便是價值導向正確的歷史宏觀敘述、客觀科學的澳門區情區勢把握、自身社會形態的深入分析以及澳門現象、澳門模式普遍意義的提煉。衹有對澳門自身的歷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012吳志良 張中鵬 \ 澳門學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Introduction of Macaology / 澳門學引論史、文化和社會、澳門與國家以及澳門與世界的關係進行具說服力的解釋且有清晰的認知，並以此建立澳門人的共同思想基礎，纔能構建一個新的知識體系、價值體系並獲得普遍的認同，纔能對新的政治共同體產生歸屬感、自豪感和自信心，纔具備基礎條件去探索、生成和踐行自身的發展道路。從這個意義上，澳門學的成果是顯而易見的，作爲本土知識體系而構建的澳門學不僅具有學術價值，也具有現實意義，特別在澳門本土文化的發展上，因本土知識體系內容的豐富而使本土文化的內涵越發豐滿，越能凸顯個中的人文精神和突出的普遍價值。張：史學研究是近些年澳門學發展最爲迅速的領域，形成了一批標誌性成果。在新的起點上，史學研究將如何參與和踐行澳門學使命？吳：從歷史文化視角切入去解讀和闡釋澳門，爲澳門學提供了環境土壤和理論源泉，也爲澳門學學科建設提供了嶄新的探索路徑。一是賡續歷史文脈，凝聚社會共識。多年來，澳門基金會組織系統整理澳門歷史文化檔案文獻，有組織地開展澳門史學術研究，推出“澳門記憶”等工程，希望通過研究、保存、推廣澳門歷史文化，讓廣大市民特別是青少年直觀地瞭解歷史、感受歷史，從而增強民族觀念和國家意識，傳承弘揚“愛國愛澳”核心價值。這項工作仍將持續進行下去。未來澳門史研究發展應注重“網絡化”和“本土化”。所謂“網絡化”是建立澳門歷史研究的網絡，尤其是構築研究人員網絡以加強學者之間的合作交流、資源共用、信息互通。同時，利用互聯網提供的信息，協助研究工作的展開。而“本土化”，並非衹指研究人員本土化，而是要以澳門人的視角和切入點，立足澳門，去研究澳門歷史問題，踏踏實實地爲澳門社會服務。二是深化文化合作，共建人文灣區。《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正式公佈以來，大灣區城市在基礎設施聯通、制度規則和標準對接、人文交往和民心相通等軟硬件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經濟社會關係日益密切，高質量建設大灣區取得階段性成效。大灣區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共同體，更應該成爲一個命運共同體。要建立命運共同體，必須建立新的身份認同，形成共同的認知、意志、願景和行動，建立共有共享的人文價值。隨着粵港澳大灣區進入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013吳志良 張中鵬 \ 澳門學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Introduction of Macaology / 澳門學引論實質建設階段，隨着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成立，大灣區文化共同體的構建也進入實務階段。三是傳播中國故事，促進交流互鑒。澳門充分發揮“一國兩制”的優勢和港澳地區與西方交往、交流、交匯的實踐經驗，通過深度的歷史文化研究，從中找出不同文明之間的共同語言並加以鞏固，同時推動中華文化扎實、有效地走向世界，形成彼此認知和信任的基礎，逐漸形成和不斷擴大文化領域話語權和對外傳播中華文化的軟實力。澳門最適合做中國的國際傳播平臺，有助於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播中國高質量發展的理念。要強化澳門的國際傳播平臺作用，利用獨特的話語體系和敘事方式，深化世界各國對當代中國價值觀念和發展理念的理解與認同。三、澳門學與“一國兩制”研究張：2023年5月20日，第七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澳門科學館會議中心舉行，會議以“‘一國兩制’與澳門學”爲主題。您在開幕式致辭中重點闡明“一國兩制”與澳門學的關係。當時限於時間，未及詳述，可以再詳細說明嗎？吳：澳門學應該是一套反映出澳門獨特性的完整系統的宏觀敘述及解釋體系，加強其學科建設和學術成果推廣，尋找具有說服力的理論資源和應用路徑，有助於學界探索澳門、中國以及世界文明發展和人類進步的方向和道路，有助於進一步推動澳門建設成爲中華文化國際交流基地，有助於澳門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發揮更大的作用，特別是用海外聽得懂的方式講好澳門故事、中國故事，引導海外各界通過認識和瞭解澳門，認識和瞭解“一國兩制”的文明新形態，更加客觀認識和正面理解當今中國價值和發展理念。具體來說，澳門回歸平穩順利、特區開局發展良好，特別是在維護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方面旗幟鮮明、立場堅定，爲“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樹立了榜樣。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澳門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澳門人堅守中華文化傳統，始終如一地保持着濃厚的家國情懷，毫不掩飾地展現出民族的自豪感和文化的自信心。這種自豪感和自信心，深入骨髓，發自內心，自然表露。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014吳志良 張中鵬 \ 澳門學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Introduction of Macaology / 澳門學引論澳門與祖國陸地相連，命運一體，澳門人展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是應有之舉。但是，我們不要忘記，澳門在相當長時間裏處於殖民管治之下。無論國勢興衰與否、無論殖民統治如何苛嚴，澳門華人能夠義無反顧、理直氣壯地保持自信、堅守立場，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情。這樣的局面，是一代又一代忠貞的愛國主義者長期深入基層、深入民間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祖國文脈的結果。正是他們牢牢堅守陣地，纔成就今天澳門“愛國愛澳”的主流價值觀、主導性的話語權和繁榮穩定的大局。張：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成功實踐也是澳門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如何通過澳門學深化對“一國兩制”的認識？吳：深化對“一國兩制”的認識，一定要放在中華民族的發展史中看。港澳曾經分別被英國和葡萄牙殖民管治，是西方列強入侵和封建統治腐敗、中國逐步成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直接結果，也是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的慘痛記憶。港澳被殖民管治後，中國人民奮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進行了可歌可泣的鬥爭。抗日戰爭勝利後，港澳回歸迎來一次有利時機。但是，由於國勢衰落，港澳回歸祖國的願望沒有實現。改革開放後，中國取得偉大成就，並且創造性地提出“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設立特別行政區，實行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政策，有效保證了香港澳門的繁榮穩定。深化對“一國兩制”的認識，一定要放在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鬥歷程中看。正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經過浴血奮戰，發奮圖強，解放思想，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國家逐步強盛、民族邁向復興，纔有港澳的回歸，港澳居民纔能當家作主。中國恢復對港澳地區行使主權，洗雪了中華民族百年恥辱，是中華民族改變命運走向的標誌性表現，是中國人的驕傲和自豪。深化對“一國兩制”的認識，一定要放在中國的憲制秩序中看。港澳特別行政區是根據憲法設立的，港澳基本法的法理淵源也來自憲法，“一國”和“兩制”的邏輯關係非常清楚。沒有“一國”的基礎，就不存在“兩制”，中央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對特別行政區行使全面管治權、完善特別行政區同憲法和基本法實施相關制度機制的重大決策，推動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015吳志良 張中鵬 \ 澳門學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Introduction of Macaology / 澳門學引論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支持特別行政區完善公職人員宣誓制度，理所當然，天經地義。澳門當循此原則，完善相關的制度和機制。也衹有這樣，“一國兩制”的偉大事業纔能行穩致遠。深化對“一國兩制”的認識，一定要放在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中看。雖然隨着國安法的頒佈香港恢復了平靜，但樹欲靜而風不止，反對勢力不會那麼輕易善罷甘休。在這場鬥爭中，我們一定要堅定捍衛國家權力的正當性，堅定維護中央的權威、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充分展示“一國兩制”的正確性和優越性。深化對“一國兩制”的認識，還要結合港澳發展的實際情況。之所以在港澳地區實行“一國兩制”，在社會主義國家體制下維持港澳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實行與內地其他省市不同的社會制度，就考慮到了香港和澳門的歷史發展和現實情況。不過，隨着內地全面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各種發展的差距已經逐步縮小，而港澳必須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積極參與國家發展戰略，纔有可能取得更大的發展空間，更好發揮其發展潛力。因此，國家提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戰略，爲港澳納入國家治理體系和參與國家發展戰略搭建平臺，共擔國家富強的責任，共享民族復興的榮光。張：澳門學建設如何參與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成功實踐？吳：澳門歷史是中國歷史的一個真實縮影，飽經滄桑。澳門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堅守中華文化傳統，“愛國愛澳”成爲社會主流價值；與西方文化朝夕相處，積纍了豐富的對話、溝通經驗並形成了獨特的話語體系；回歸後“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也充分證明不同文明、不同制度是可以共存共生、共榮共贏的。總結歷史經驗，挖掘文化價值，弘揚優秀傳統，是爲了更好地面對未來、創造未來。澳門“和而不同、不同而和”的社會經驗，不僅是特別行政區可持續發展的寶貴財富，還可以在建設中華民族共同體以及中國進入世界舞臺中央的進程中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也爲當今充滿爭端和衝突的世界提供了一條可行的發展路徑，貢獻自己獨特的智慧和力量。正是基於文化自信，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後，政府和社會各界深刻認識到這道壯麗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016吳志良 張中鵬 \ 澳門學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Introduction of Macaology / 澳門學引論文明風景綫和這種獨特社會形態的意義、價值和作用。在充分照顧其他族群文化和利益的情況下，不僅投入資源，還設置機構，有組織、有計劃、有系統地大力傳播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大力挖掘和研究澳門歷史文化，講好中國故事，講好澳門故事，強調澳門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的血肉關係，鼓勵青少年瞭解民族文化和國家發展，培養青少年正確的民族觀念和國家觀念，認識我們“從哪裏來、現在在哪裏、到哪裏去”這個重要問題，增強其家國情懷。正如時任行政長官崔世安與歷史文化工作委員會舉行工作會議時所指出，傳播和弘揚中國歷史文化，是國家賦予澳門的使命。張：澳門學如何促進澳門人的國家認同？或者說以甚麼方式參與澳門同胞國家認同的建構？吳：“國家認同”內涵要素包括五個維度，即主體維度的身份認同、空間維度的領土認同、時間維度的歷史認同、理念維度的文化認同和權力維度的政治認同。完整“國家認同”必須涵蓋這五個方面，缺一不可。中國之所以能夠立於不敗之地，要感恩於五千年文明的深厚積澱；感恩於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歷史文化的滋養；感恩於歷史文化傳統的薪火相傳；感恩於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充分發揮；感恩於國家建設的不斷進步和人民生活的不斷改善，令國人的國家認同不斷增強。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澳門社會各界的支持和推動下，澳門學術界整理、出版文獻檔案並作大量專題研究，努力牢牢將歷史話語權掌握在自己手中，以此助力特區形成新的政治共同體價值觀。歷史話語權其實也等於政治話語權。回歸後的澳門需要新的價值體系。衹有牢牢掌握歷史話語權，社會的主流民意、主流價值方能建構起來，從而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爭論，尤其避免社會的撕裂。在此基礎上，人們得以深入瞭解澳門的歷史發展規律，深入瞭解澳門社會的發展情況，爲深度挖掘澳門價值、推動澳門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供路徑選擇和實踐工具。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如何更好地傳承人文歷史，堅定文化自信，加強國家觀念，強化國家認同，是擺在澳門乃至中國面前的一項重大任務。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017吳志良 張中鵬 \ 澳門學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Introduction of Macaology / 澳門學引論四、澳門基金會與澳門學發展張：今年是澳門基金會成立40周年。澳門基金會在甚麼機緣下開始澳門學的工作？吳：1984年澳門基金會成立，2001年又和1998年成立的澳門發展與合作基金會合併，從此發展運營至今。作爲澳門的公共法人機構，基金會始終與澳門風雨同路、一同成長，參與且見證澳門回歸祖國前後的巨大變化。基金會資金最初有限，衹能做些小規模的慈善資助工作，主要側重科技文化方面。1987年，澳門基金會受政府委託，收購東亞大學，又將重點轉向教育。次年，基金會進行全面重組，將重點正式轉向高等教育，特別是有關東亞大學的運作和管理，從課程設置、人才培養規劃上重新安排，以應對過渡期和回歸後的形勢變化。1991年，東亞大學改組爲澳門大學和澳門理工學院後，基金會逐漸轉型，開始推動澳門學術研究和探討澳門科技發展。在這個過程中，澳門學就成爲基金會構建澳門本土知識體系的一個重要抓手和支點。就個人而言，“澳門學”概念於20世紀80年代正式提出後，我也逐漸意識到澳門學將是一面旗幟，它可以增進澳門人對中華歷史文化的瞭解，增進對國家進步的瞭解，增加對澳門自身的認識，增強澳門人的家國情懷。可以說，研究澳門學就是爲了說清楚澳門人“從哪裏來、現在在哪裏、到哪裏去”的問題，探索澳門發展的獨特道路。正因如此，澳門學的研究和推廣成爲基金會的一項重要工作。張：近期澳門基金會圍繞澳門學建設又有哪些規劃？吳：自2010年起，澳門基金會與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澳門大學等機構合作，定期舉辦“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每次集中討論澳門學的一個側面，多年纍積的研究成果大大推進了澳門學的發展。這項工作未來仍是基金會關於澳門學建設的常態化任務。近年來，澳門學開始進行學科建設的探索，包括學科建設概念的討論、學術邊界的確定、理論框架的建立、理論方法的探討等，以前偏重研究澳門的歷史文化，現在則強調歷史文化和現實問題兼顧，構建本土知識體系，探索澳門發展的道路。這種學術討論成爲了社會議題，引起了公衆的關注，誘導了集體的反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018吳志良 張中鵬 \ 澳門學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Introduction of Macaology / 澳門學引論思，也增加了澳門居民的歸屬感，塑造了澳門人的身份認同。從這一意義來說，澳門學不是“象牙塔”中的學問，所有的澳門研究，包括傳播工作都應納入澳門學的範圍，不僅僅純粹作爲高深學問研究，也要有普及讀本，包括面向幼兒的繪本、面向中學生的“澳門知識叢書”。循此思路，我們還構建了“澳門記憶”網站，爲社會提供了一個討論的平臺；組織編寫了“十部文藝集成志書·澳門卷”，對澳門地方文化進行了全面系統的整理。張：您在管理澳門基金會的同時，又兼任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等職務，以多種方式推動澳門學不斷走出“象牙塔”。您如何思考澳門學走出“象牙塔”的價值？吳：澳門學建設不應局限於構建本土知識體系，更要取回歷史話語權，幫助澳門人樹立正確的家國觀念和民族觀念，鞏固澳門人的思想基礎和主流意識，推動澳門人正確認識“一國兩制”。澳門主流價值觀和社會共識的形成，有利於維護澳門社會的祥和穩定。澳門學的積極作用是之前沒有完全意識到的，卻也是澳門學界對“一國兩制”最大的貢獻。這是澳門繼20世紀幾次反帝反殖民運動後，規模最大、範圍最廣、時間最長的一次全民愛國主義教育，影響十分深遠。回歸以來，特區政府對澳門歷史文化研究積極關注和重視，將歷史文化教育置於國情教育的重要位置。澳門基金會也開展了多種多樣的嘗試和推廣活動，比如早於2003年鼓勵“本地遊”，目的是希望通過遊覽本地各個景點和文物古蹟，增進市民對澳門的瞭解，從中探索和挖掘澳門的特色優勢，並且將它進一步發揮，從而在多個層次和多種意義上提升澳門的價值。基金會也組織編纂、出版“澳門知識叢書”等系列書籍，普及本地歷史文化知識。這些都是一個對澳門重新認知的一個過程，是很有意義的公民教育活動。張：2023年10月24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愛國主義教育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旨在以法治方式推動和保障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其中，第二十三條規定，國家採取措施開展歷史文化教育和“一國兩制”實踐教育，增強香港特別行政區同胞、澳門特別行政區同胞的愛國精神，自覺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對比我們該如何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019吳志良 張中鵬 \ 澳門學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Introduction of Macaology / 澳門學引論學習和貫徹？吳：“愛國愛澳”是澳門各界最大的共識。歷史上澳門雖然被葡萄牙殖民管治，但嚴格來說，葡萄牙的殖民管治沒有深度滲透至華人社會，特別是文化價值方面，中西並存且中華文化一直佔主導地位；經濟上，澳門完全依賴中國內地，國盛國衰直接關係到澳門興衰。所以說，澳門一直與祖國同命運、共呼吸，有深厚而樸實的愛國主義傳統，不少有識之士也堅持不懈地傳播中華歷史文化。對中華文化傳統的堅守以及對國家的親近感，不僅爲澳門順利回歸和特區成立創造了良好的社會環境，也爲特區愛國主義教育奠定了社會基礎。澳門特區政府第一份施政報告，就將愛國主義作爲教育發展的總目標，並在2006年以法律形式正式施行。10年後，教育部門正式推出中學歷史教材並爲絕大多數學校所採用，歷史教育步入正軌。在中學歷史教科書中，無論是中國歷史還是世界歷史，都加入了澳門史專題。這種編排方式，既體現了澳門史是中國史的一部分，澳門在國家大局中是地方與中央的關係，又凸顯了澳門在中國與世界交往中的特殊地位，充分肯定澳門在中西經貿文化交流中的特殊作用，使得學生更好地理解澳門在國內和國際格局中所處的位置，有利於學生更清晰、更完整地形成和確定自己的身份認同和國家認同。值中國共產黨100周年華誕之際，澳門基金會與上海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半小時漫畫黨史》，以通俗易懂的形式重點向青少年介紹中國共產黨歷史，成爲澳門最暢銷圖書之一。2021年，澳門舉辦慶祝建黨百年大型主題圖片展，短短20多天就有4萬多人觀展。澳門基金會過去30多年來舉辦了數百場展覽，但沒有一場展覽像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型主題圖片展那麼令人感動。預約系統剛剛開放，電話就被打爆，短短23天，超過4.3萬人、佔澳門人口6%的觀衆參觀了此次展覽，是澳門日均觀展人數最多的一場展覽，真實地反映了澳門同胞的心聲和真情。張：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您認爲未來怎樣吸引更多人投身到澳門學研究中來？吳：未來澳門學研究仍需穩步推進、多頭並行，既要拓展高端的學理研究，又要注重學術成果的普及推廣。學理研究應繼續立足於全球和國家視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020吳志良 張中鵬 \ 澳門學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Introduction of Macaology / 澳門學引論野，在更宏觀的背景下理解澳門獨特的文化價值；繼續立足於跨學科視野，從不同視角認識澳門的發展變遷。與此同時，社科普及工作亟需努力增進澳門各界對中華文化傳統和國情的瞭解，增強家國情懷，爲促進澳門文化發展，築牢澳門核心價值基礎、擴大中華文明國際傳播力和影響力貢獻更多力量。未來澳門將更加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開發，逐步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結構性矛盾和問題，尤其是地方狹小、產業單一、土地和人力資源短缺等問題，創造一個更加穩定和諧的社會環境。就此來說，澳門學的成長壯大，也必將爲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發展壯大愛國愛港愛澳力量貢獻更多力量。［責任編輯 沈曉鳴］
The grotto of Camões（賈梅士洞） ——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全球地圖中的澳門”項目藏 編者配圖
李禹階 朱 英 王 傑 張富強 曹天忠 邵 建 \ 鄭觀應與中國現代化——紀念《盛世危言》出版130周年大家談022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Chiang Kunying and Chinese Modernisation — Open Forum on the 130th Anniversary of the Publication of Sheng Shi Wei YanLi Yujie, Zhu Ying, Wang Jie, Zhang Fuqiang, Cao Tianzhong, Shao JianEditor’s Note: Chiang Kunying (1842-1921), a modern Chinese thinker with a comprehensive system of reform ideas, was an outstanding industrialist, educator, and philanthropist, honored as the “Son of Macao”. In 1894, he compiled and published a masterpiece entitled Sheng Shi Wei Yan in Macao. The book systematically proposed changes in political, economic, educational, and other are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Emperor Guangxu, influenced later reformist practices, and enlightened Sun Yat-sen and Mao Zedong in their young. It provided a comprehensive guiding ideology and implementation plan for the early modernization of China.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book has also given us a new understanding of Macao—Modern Macao is also a treasure trove of new ideas. The year 2024 marks the 130th anniversary of the publication of Sheng Shi Wei Yan. To commemorate this work and to explore the relevance of Chiang Kunying’s thoughts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modernization, we have invited Li Yujie, Zhu Ying, Wang Jie, Zhang Fuqiang, Cao Tianzhong, Shao Jian, to discuss the profound connotations of Sheng Shi Wei Yan and Chiang Kunying’s thoughts on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鄭觀應與中國現代化——紀念《盛世危言》出版130周年大家談李禹階 朱 英 王 傑 張富強 曹天忠 邵 建［編者按］鄭觀應（1842—1921），中國近代具有完整思想體系的改革家和實踐家，其“世居澳門”，與澳門有着密切關係和深厚感情，被譽爲“澳門之子”。他於1894年在澳門編撰出版鴻篇巨著《盛世危言》。該書是全面系統向西方學習的網領性著作，在政治、經濟、教育、輿論、司法等方面提出了詳盡而具可操作性的變革主張，影響了一大批愛國知識分子，爲中國早期現代化提供了較爲全面的指導思想和實施方案，也使我們對澳門形成了新的認知——近代澳門也是誕生新思想的寶地。2024年適逢《盛世危言》出版130周年，爲紀念這部重要著作的面世，探討鄭觀應思想對當今建設中國式現代化的啟示意義，本刊特邀李禹階、朱英、王傑、張富強、曹天忠、邵建等學者，就《盛世危言》的深刻內涵及鄭觀應思想與中國式現代化等問題發表見解。
〔日〕中島樂章 撰 夏歡 譯 \ 亞美尼亞商人到過琉球嗎？——金銀島傳說與大航海時代太平洋航綫的探索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046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Did Armenian merchants visit Ryukyu? — The Legend of Treasure Island and the Exploration of Pacific Routes during the Age of DiscoveryNakajima Gakusho; Xia Huan (trans.)Abstract: With the Spanish coloniz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Pacific trade between Mexico and the Philippines expanded rapidly. As a by-product, a strange legend of the Treasure Island, known as “Armenian Island” (Islas de Arimenio), emerged in the late 16th century. The origin of the legend can be traced to a nautical report written by Francisco Gali in 1584, but his successor, Pedro de Unamuno, found no evidence of the Treasure Island during his exploration. Subsequently, Andrés de Aguirre provided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to the Viceroy of Mexico, which included accounts of strange tales told by the seafarer Andrés de Urdaneta, who had heard them from the Portuguese. According to the tale, a Portuguese ship, drifting from Malacca to Japan via Macao, was blown to a rich, silver-producing island. The ship was authorized to trade and amassed a great deal of silver. The island was named Armenian in honor of an Armenian merchant who conducted trade there. The tale describes Armenia Island that strongly resembles the Ryukyu Islands and aligns with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Ryukyus recorded in Portuguese historical accounts. Armenians were indeed involved in maritime trade in East Asia during the 16th century, making the merchant’s story plausible. However, the coordinates of the Ryukyus differ significantly from the legendary Treasure Island in the North Pacific. It is likely that Aguirre used information from Portuguese reports about the Ryukyus as the basis for the legend of Armenia Island, perhaps to encourage Spain to seek a supply port near Japan on the Pacific route. Although historical efforts to locate the Treasure Island repeatedly failed, the allure of the Treasure Island continued to captivate imaginations for over three centuries.Keywords: Treasure Island, Ryukyu, Armenia, Manila Galleon Trade, SpainNakajima Gakusho is a Ph.D. in Literature and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Kyushu University, Japan. He is primarily engaged in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East Asian seas and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 His representative works include Village Disputes and Order in the Ming Dynasty: Focusing on the Huizhou Documents, Maritime Asia and Ryukyu in the Age of Commerce: In Quest of the “Lequios”, and Huizhou Merchants and China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Xia Huan is a Ph.D. in Literature of Kyushu University and an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Cultural Research at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日〕中島樂章 撰 夏歡 譯 \ 亞美尼亞商人到過琉球嗎？——金銀島傳說與大航海時代太平洋航綫的探索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048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在這浩瀚汪洋的某個地方，一定有遍佈金銀的島嶼——這是大航海時代驅使歐洲航海家探索遠洋的主要動力之一。各種金銀島故事的流傳可追溯至公元前，《舊約聖經》就講述了所羅門王派遣船隊前往俄斐（Ophir）島和他施（Tarshish）島獲取大量黃金的故事。《聖經》中並未明確記載俄斐島和他施島的方位，但它們在後世逐漸被想象爲亞洲海上的黃金島。A此外，在13世紀末，馬可·波羅造訪了蒙古人統治下的元朝中國，他將位於中國東方海上的日本描述爲黃金島Zipangu。B 15世紀，在中世紀歐洲已經爲人所遺忘的古希臘、古羅馬地學當中的地圓學說，藉由伊斯蘭世界和拜占庭帝國傳入，重新爲歐洲人所接受，由此誕生了一種猜測：如果渡過大西洋向西航行，也許能找到比向東航行更短的抵達黃金島Zipangu和中國的航綫。比如，在馬丁·倍海姆（Martin Behaim）1492年製作的地球儀上，黃金島Cipangu就被畫在了中國（Cathaja）東南方向的海上，從里斯本出發向西航行抵達Cipangu所跨越的經度僅有90度，甚至到中國也不過衹有120度而已。同時，在地球儀上的中國東方海面處繪有白銀島阿爾及爾（Argire），在Cipangu的東南近海處還繪有黃金島克律塞（Crisis）。C換言之，若從歐洲出發經西綫橫渡大西洋，僅需東綫三分之一的航程便可到達金銀島Cipangu等地。一、葡萄牙人與西班牙人在東亞海域的擴張1492年，在倍海姆製作地球儀的這一年，哥倫布率領的西班牙艦隊依據與倍海姆相同的世界認知，以亞洲作爲目標，向西航行橫渡大西洋，抵達了西印度群島。哥倫布直到最後仍堅信那裏是亞洲的東端，就在中國（Catayo）和A 《舊約聖書Ⅵ·列王紀》，〔日〕池田裕譯，東京：岩波書店，1999年，第59—64頁；《エリュトラ海案内記》2，〔日〕蔀勇造譯註，東京：平凡社，2016年，第194—195頁。參見〔日〕小葉田淳：《日本と金銀島》，大阪：創元社，1943年，第6—19頁。B Marco Polo、Rustichello da Pisa：《世界の記「東方見聞録」対校訳》，〔日〕高田英樹譯，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3年，第402—410頁。C E. G. Ravenstein, Martin Behaim: His Life and His Globe, Liverpool: G. Philip, 1908, p. 89.
〔日〕中島樂章 撰 夏歡 譯 \ 亞美尼亞商人到過琉球嗎？——金銀島傳說與大航海時代太平洋航綫的探索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049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日本（Cipango）的近旁。A與西班牙人向西航行到達亞洲的目標不同，葡萄牙人的目標是避開穆斯林的勢力範圍，從繞過非洲的東綫航路抵達亞洲。最終葡萄牙人在1498年抵達印度，進而於1511年佔領了馬六甲。在那裏他們瞭解到，有人從東方裝載黃金等商品駛來馬六甲。這些人被稱爲Gores，除了黃金以外，他們還帶來了銀、銅、中國絲綢和瓷器。不過，在葡萄牙人佔領馬六甲後，這些人便不再來了。Gores一詞指琉球人，它後來被“琉球”的對音Lequios所取代。B此外，西班牙在弄清了哥倫布抵達之地並非亞洲而是新大陸後，仍然繼續探索通往亞洲的西綫航路。1521年，一支由麥哲倫率領的西班牙艦隊，經南美大陸的南端橫渡太平洋抵達菲律賓。麥哲倫的主要目標是到達香料主產地摩鹿加（Molucca）群島，但他似乎也對琉球有濃厚興趣。麥哲倫本人手寫過葡萄牙人杜阿爾迪·巴爾鮑薩（Duarte Barbosa）的亞洲地志，在這份流傳下來的抄本中，中國和琉球相關記事旁的空白處寫有他施（Tarsis）和俄斐（Ofir）金銀島的名稱。這表明麥哲倫將中國、琉球與傳說中的金銀島聯繫到一起。C此後，西班牙以建立亞洲航綫爲目的多次派出艦隊。然而，艦隊雖然橫渡太平洋抵達摩鹿加群島，卻沒能從那裏返航回到西班牙的領地墨西哥。受地球自轉的影響，赤道以南盛行東南信風，赤道以北則盛行東北信風。乘着東南信風從東向西橫渡太平洋相對容易，但是從太平洋西部向東部返航時，東北信風卻成了阻礙航行的逆風。西班牙艦隊北上西太平洋開闢返航路綫，都因儲備耗盡而中途折返。最終，1529年，西班牙同葡萄牙締結了《薩拉戈薩（Zaragoza）條約》，承認摩鹿加群島的權益歸屬葡萄牙。D儘管如此，西班牙也並未放棄開拓通往亞洲的西綫航路。1542年，墨西哥副王向亞洲派遣了由魯伊·洛佩茲·德·比亞洛博斯（Ruy López de A 〔日〕青木康征：《海の道と東西の出会い》，東京：山川出版社，1998年，第39—56頁。B 〔日〕中島楽章：《大航海時代の海域アジアと琉球：レキオスを求めて》，東京：思文閣，2020年，第137—158頁。C 〔日〕合田昌史：《マゼラン——世界分割を体現した航海者》，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6年，第160—172頁。D〔日〕中島楽章：《大航海時代の海域アジアと琉球：レキオスを求めて》，第309—313頁。
〔日〕中島樂章 撰 夏歡 譯 \ 亞美尼亞商人到過琉球嗎？——金銀島傳說與大航海時代太平洋航綫的探索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050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Villalobos）所率領的艦隊。但是這支艦隊在菲律賓建立據點的嘗試以失敗告終，被迫於1544年南下停泊於摩鹿加群島的蒂多雷（Tidore）島，並在那裏與特爾納特（Ternate）島的葡萄牙人對峙。A同年末，葡萄牙摩鹿加長官之兄迪奧戈·德·弗雷塔斯（Diogo de Freitas）從暹羅的阿瑜陀耶（Ayutthaya）航行到摩鹿加，並向比亞洛博斯艦隊的商務官加爾西亞·德·埃斯卡蘭特·阿爾瓦拉多（García de Escalante Alvarado）傳達了葡萄牙人已經到達琉球這一新情報。1548年，被遣送回里斯本的埃斯卡蘭特向墨西哥副王遞交了遠征報告，其中轉達了他從弗雷塔斯那裏獲取的葡萄牙人到達琉球的情報。B根據弗雷塔斯的描述，他的船在阿瑜陀耶停泊之時，琉球人的船隻駛來並同葡萄牙人展開了密切的交往。此後弗雷塔斯船上的兩名葡萄牙船員在如下狀況之中“發現”了琉球：兩名葡萄牙人打算乘坐一艘戎克船前往中國沿海做生意，卻遭遇暴風雨而漂流到屬於琉球的島嶼。在那裏，他們受到了其諸島之國王的盛情款待。這得益於他們在暹羅有些交情的友人們從中介紹。他們獲得食物供給後離去。由於這些人目睹了（琉球人的）禮貌和財富，其他葡萄牙商人們也乘坐中國的戎克船再次前去……這一次他們沒有被准許登陸，而是被告知應當提交一份所攜帶商品及其價格的記錄，並被通知會立即支付貨款。如此照辦後，他們用銀子支付了所有款項，並給了食物，然後下令離開。C埃斯卡蘭特沒有記載葡萄牙人漂流到琉球的年月，但從事情的前後關係來A 〔日〕清水有子：《近世日本とルソン》，東京：東京堂出版，2012年，第一章“イベリア両国の共生·協和——ヴィリャロボス艦隊の事例から”。B 〔日〕岸野久：《西欧人の日本発見——ザビエル来日前日本情報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89年，第18—24頁；〔日〕中島楽章：《大航海時代の海域アジアと琉球：レキオスを求めて》，第340—351頁。C 〔日〕岸野久：《西欧人の日本発見——ザビエル来日前日本情報の研究》，第26—27頁；〔日〕中島楽章：《大航海時代の海域アジアと琉球：レキオスを求めて》，第348—349頁。
〔日〕中島樂章 撰 夏歡 譯 \ 亞美尼亞商人到過琉球嗎？——金銀島傳說與大航海時代太平洋航綫的探索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051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看，葡萄牙人第一次渡海而來應在1542年。A弗雷塔斯還聲稱，翌年（1543）又有其他葡萄牙人航行到琉球，當時琉球人皆以白銀來支付商品貨款。B弗雷塔斯把葡萄牙人已經發現琉球的消息告訴埃斯卡蘭特，是想讓西班牙人徹底放棄“發現”琉球的企圖。該遠征報告稱，琉球人全部以白銀來支付商品的貨款。究其原因，在於日本從16世紀30年代開始，石見銀山等銀礦的產量劇增，日本白銀亦大量流入琉球，用在與葡萄牙人的貿易結算當中。衆所周知，在葡萄牙人第二次前往琉球的1543年，另一名葡萄牙人搭乘一艘可能由王直任船主的戎克船，到達日本種子島。C此後，葡萄牙人開始連年前往日本九州各港進行交易。D1549年，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前往日本傳教。1552年他返回印度後，曾給本國的耶穌會士寄去書信。信中表明，西班牙人稱日本爲“白銀群島”（Ilhas platarias），並意圖對其進行探索。E當時的日本是世界上爲數不多的產銀國之一，現實中也確如沙勿略所稱，是“銀之群島”。自1557年葡萄牙人賃居澳門以來，葡萄牙船隻每年都從澳門前往九州諸港進口日本白銀，而從1571年開始，由加必丹末（Capitão-mor）所率領的大型帆船（nau）便每年往返於澳門和長崎之間。F二、西班牙太平洋航綫的開拓與金銀島之傳承在西班牙，1554年即位的菲利浦二世（Felipe II）命墨西哥副王開闢太平洋航綫，以期再次開展對亞洲的貿易擴張。爲此，黎牙實比（Miguel López de A 〔日〕岸野久：《西欧人の日本発見——ザビエル来日前日本情報の研究》，第20—21頁。B 〔日〕岸野久：《西欧人の日本発見——ザビエル来日前日本情報の研究》，第27頁；〔日〕中島楽章：《大航海時代の海域アジアと琉球：レキオスを求めて》，第349頁。C 〔日〕中島楽章：《大航海時代の海域アジアと琉球：レキオスを求めて》，第353—357頁。D 〔日〕岡本良知：《十六世紀日欧交通史の研究》（改訂増補版），東京：六甲書房，1942年，第235—260頁。E 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纂：《日本関係海外史料 ·イエズス会日本書翰集 ·譯文編之一（下）·自天文十九年十二月至二十一年十一月》，東京：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1994年，第159—161頁。F 〔日〕岡本良知：《十六世紀日欧交通史の研究》，第672—699頁。
〔日〕中島樂章 撰 夏歡 譯 \ 亞美尼亞商人到過琉球嗎？——金銀島傳說與大航海時代太平洋航綫的探索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052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Legazpi）的艦隊於1564年從墨西哥出海，駛往菲律賓。16世紀20年代曾前往摩鹿加群島、後來成爲奧斯定會修士的資深航海家——安德列斯·德·烏達內塔（Andrés de Urdaneta）也作爲首席航海家同乘。黎牙實比於翌年（1565）抵達菲律賓，他命烏達內塔返航墨西哥並報告遠征成果。烏達內塔的船隻順着日本暖流沿東北方向駛過日本近海，然後順着北太平洋的洋流和高緯度西風，向東駛入北緯30度至40度之間的海域，最終在1565年10月進入阿卡普爾科（Acapulco）的港口。西班牙人終於實現了經年之夙願，成功開闢出一條通往亞洲的雙程往返航綫。自1573年起，西班牙的加利恩（galleon）帆船每年往返阿卡普爾科和馬尼拉之間。A1567年前後，明朝放鬆了海禁政策，解除對華人海商從福建南部的漳州灣海澄港前往東南亞諸港的限制。到了16世紀70年代，秘魯的波托西（Potosí）銀礦和墨西哥的薩卡特卡斯（Zacatecas）銀礦引進了利用水銀提純銀的技術，使得白銀產量急劇增長。在秘魯和墨西哥開採出來的白銀，由西班牙的加利恩帆船從阿卡普爾科運送至馬尼拉，在那裏與來自海澄的華人海商帶過來的生絲、絲綢和瓷器等中國產品進行交易，而後大量流入中國市場。B於是在16世紀70年代以後，“澳門—長崎”貿易和“阿卡普爾科—馬尼拉”貿易相輔相成，使日本白銀、美洲白銀同中國商品之間的交易劇增，這讓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都享受到了巨大的利益。他們是否因此就忘記了探尋金銀島的夢想呢？事實表明，他們並沒有忘記。比如在巴爾托洛梅烏·維利烏（Bartolomeu Velho）1561年所繪製的世界地圖中，日本山陰和京都附近區域處寫有“銀之礦山”（minas de plata）。這部分所對應的應該就是石見銀山和生野銀山的所在地。維利烏進而又在本州島之北描繪了一座菱形大島，那裏寫有“此島出產大量黃金與銀”（nesta ilha A O. H. K. Spate, The Spanish Lake,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100-106.B Shirley Fish, The Manila-Acapulco Galleons: The Treasure Ships of the Pacific, London: Author House, 2011, pp. 492-523；〔日〕平山篤子：《スペインのマニラ建設》，〔日〕岸本美緒編：《1571銀の大流通と国家統合》，東京：山川出版社，2019年，第36—60頁。
〔日〕中島樂章 撰 夏歡 譯 \ 亞美尼亞商人到過琉球嗎？——金銀島傳說與大航海時代太平洋航綫的探索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053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ha muito ouro y plata）。A也就是說，葡萄牙人認爲，除實際存在的石見、生野銀山之外，日本的北方還存在其他未知的金銀島。同樣，法蘭德斯人亞伯拉罕·奧特里烏斯（Abraham Ortelius）的地圖集《地球大觀》（Theatrum Orbis Terrarum）1590年版中，在日本列島的北部，繪有一座與維利烏地圖中相同的巨大菱形島嶼“銀之島”（Isla de Plata），並標註該島對應着白銀島阿爾及爾（Argyra）。B歐洲人在“發現”了日本這一現實存在的“銀之島”之後，依舊繼續在其近海區域探尋金銀島。與此同時，西班牙海上帝國所面臨的一大挑戰是墨西哥與菲律賓之間危險重重的太平洋航綫。從阿卡普爾科駛向馬尼拉的加利恩大帆船乘着東南信風直航，可以在馬里亞納群島獲取水和糧食補給。但如果要從馬尼拉返回阿卡普爾科，船隻則必須沿北太平洋北上，一直到達北緯40度附近的位置，這一航程要長得多，並且中途沒有可以進行補給或避難的停靠港。C這種對停靠港的需求與對金銀島的期待相結合，促使西班牙人自16世紀80年代以後開始在北太平洋嘗試進一步的航海探險。在此過程中，出現了黃金島（Rica de Ouro）、白銀島（Rica de Plata）、亞美尼亞群島（Ilhas del Armenio）等從古代克律塞和阿爾及爾衍生而來的島嶼。三、1582—1584年弗朗西斯科·加利的太平洋航行率先將北太平洋上存在未知金銀島的消息報告給墨西哥副王的，是航海家、意大利人弗朗西斯科·加利（Francisco Gali）。目前可以確認，加利在1580年曾作爲海員和製圖師爲墨西哥副王服務。1582年，他作爲加利恩帆船的船長前往馬尼拉。D同年年初，西班牙國王菲利浦二世繼承葡萄牙王位的消息A 〔日〕松本賢一：《南蛮紅毛日本地図集成》，東京：鹿島出版会，1975年，“解説”第37—38頁，“図版”XV—XVI。B 〔日〕松本賢一：《南蛮紅毛日本地図集成》，“解説”第37—38頁，“図版”XV—XVI。C Arturo Giraldez, The Age of Trade: The Manila Galleons and the Dawn of the Global Economy,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15, pp. 126-131.D Rui Manuel Loureiro, “Inquerito sobre Francisco Gali e as suas viagens transpacíficas,” Revista de Cultura, 60, 2019, pp. 92-95.
〔日〕中島樂章 撰 夏歡 譯 \ 亞美尼亞商人到過琉球嗎？——金銀島傳說與大航海時代太平洋航綫的探索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054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傳到了馬尼拉，菲律賓總督派遣耶穌會士阿隆索·桑切斯（Alonso Sánchez）到澳門傳達這一事實，要求澳門的葡萄牙人效忠菲利浦二世。但爲使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亞洲的貿易權益都不受侵害，馬尼拉和澳門之間直接進行貿易仍然受到禁止。A 然而，在1583年7月，從馬尼拉返航墨西哥的加利恩帆船“聖胡安·巴蒂斯特號”（San Juan Bautista）以遭遇逆風爲由駛入澳門的港口。但這艘船乘載了一夥來自秘魯的商人，他們實際上可能是故意駛往澳門，以圖將中國商品直接輸出到秘魯，獲取巨大的利益。菲律賓總督得知“聖胡安·巴蒂斯特號”違反禁令前往澳門一事後，爲收拾局面，派遣商務官胡安·巴蒂斯特·羅曼（Juan Bautista Roman）和阿隆索·桑切斯到澳門，弗朗西斯科·加利則作爲該船的領航員一同前往。B 羅曼等人乘坐的船隻在1584年3月進入澳門的港口，在那裏接管了“聖胡安·巴蒂斯特號”，同時任命加利爲船長，返航墨西哥。加利於1584年7月從澳門啟航，順着日本暖流沿東北方向駛入日本近海，相較以往加利恩帆船直接駛入北緯35度至37度附近的做法，加利的船隻直接航行至更北的北緯40度附近區域，之後橫穿北太平洋，並於同年的12月回到阿卡普爾科。此後，加利把一連串航海記錄和航海圖交給了臨時兼任墨西哥副王一職的墨西哥大司教莫亞·德·貢特勒（Pedro Moya de Contreras）。加利的報告書副本應是從莫亞那裏送到了西班牙本國，西班牙文原本和寫本目前均已散佚。C 但是，以下三種來自加利航海記錄的航海志被留存下來：D其一，揚·哈伊根·范·林斯霍滕（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葡萄牙人東方航海志》A Manel Ollé Rodríguez, “Macao-Manila Interactions in Ming Dynasty,” Luís Filipe Barreto ed., Macau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Macao: Centro Cientifico e Cultural de Macau, 2009, pp. 160-163.B Henry R. Wagner, Spanish Voyages to the Northwest Coast of Americ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Amsterdam: N. Israel, 1966 (orginally published in 1929), pp. 133-134; Rui Manuel Loureiro, “Inquerito sobre Francisco Gali e as suas viagens transpacíficas,” p. 95.C Henry R. Wagner, Spanish Voyages to the Northwest Coast of Americ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p. 133-134; Rui Manuel Loureiro, “Inquerito sobre Francisco Gali e as suas viagens transpacíficas,” p. 95.D Rui Manuel Loureiro, “Inquerito sobre Francisco Gali e as suas viagens transpacíficas,” pp. 90-97.
〔日〕中島樂章 撰 夏歡 譯 \ 亞美尼亞商人到過琉球嗎？——金銀島傳說與大航海時代太平洋航綫的探索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055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Reys-gheschrift vande navigatien der Portugaloysersin Orienten）（1595年刊行）第3部第54章所收之荷蘭文文本；A其二，迪奧戈·德·科托（Diogo de Couto）《亞洲旬年史》（Da Ásia: Década Décima）第10篇（完成於1600年以前）第5部第3章所收之葡文文本；B其三，葡萄牙國立圖書館藏16世紀末葡文寫本《從葡萄牙人居住的阿媽港到新西班牙的航海》（Viagem que se fez de Amaquao a Noua Espanha）。C其中，前兩種包含三種水路志，即阿卡普爾科至馬尼拉的去程航路（1582年）、馬尼拉至澳門的航海（1584年）、澳門至阿卡普爾科的回程航路，第三種則如題所示，是關於澳門到阿卡普爾科回程航路部分的寫本。“阿卡普爾科—馬尼拉”和“馬尼拉—澳門”航海志的寫本應該是從澳門流傳到果阿，後被1583年起擔任果阿大主教書記官之職的林斯霍滕所獲，並於1592年回到荷蘭後將其收錄在《葡萄牙人東方航海志》中。同時，迪奧戈·德·科托亦於16世紀80年代居住在果阿，可能他也是從與林斯霍滕相同的信息來源處（抑或是林斯霍滕本人）得到這些水路志的。“澳門—阿卡普爾科”水路志流傳下來的途徑尚不確切，不過可以推測，加利報告給墨西哥副王的航海志大概是經馬尼拉傳到澳門，進而再流傳到果阿的。D 四、弗朗西斯科·加利的西太平洋航海志本文在此依據敘述最爲詳細的林斯霍滕《葡萄牙人東方航海志》所收的A 原文爲荷蘭文。此處所使用的是1598年的英文譯本：John Huighen van Linschoten, his Discours of Voyages into ye Easte & West Indies Devided into Foure Bookes, London: John Wolfe, 1598, ch. 52-54. 另，〔日〕岡本良知的《十六世紀日歐交通史の研究》第456—457頁有1638年刊行的日文譯本，以法文譯本作爲底本，但相較英文譯本內容多有節略。B Da Asia de Diogo de Couto, Decada Decima, Lisboa: Regia Officina Typografica, 1788, dec. X, liv. 5, cap. 3. 另，〔日〕岡本良知：《十六世紀日欧交通史の研究》，第454頁有日文譯本。C 原文未見。此處使用的是Henry R. Wagner, Spanish Voyages to the Northwest Coast of America in the Sixteenth Ccentury, pp. 134-135所收英文譯本。另，〔日〕岡本良知的《十六世紀日欧交通史の研究》第455—456頁中，有一部分是博克塞（C. R. Boxer）的舊藏、葡文寫本《亞洲·非洲·美洲諸地航路志》（1646年寫成）的一份日文譯本，與葡萄牙國立圖書館的寫本內容相同。D Rui Manuel Loureiro, “Inquerito sobre Francisco Gali e as suas viagens transpacíficas,” pp. 94-96.
〔日〕中島樂章 撰 夏歡 譯 \ 亞美尼亞商人到過琉球嗎？——金銀島傳說與大航海時代太平洋航綫的探索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056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荷蘭語文本，介紹弗朗西斯科·加利從澳門返航阿卡普爾科之際，由琉球近海抵達日本東方海上的西太平洋海域的航海志。根據其記載，弗朗西斯科·加利從澳門出海後，由一名來自漳州的中國領航員帶領，經過臺灣海峽，沿着琉球群島向北航行。具體情形如下：我們向東北方向航行了150里格（legua），到達一個被稱爲漁夫淺灘（Os Baixos dos Pescadores）的沙洲（澎湖列島）。在其東側是琉球（Lequios）群島的第一個島嶼。這些島嶼被稱爲福爾摩沙群島（As Ilhas Fermosas），非常美麗。這是我們從一位來自漳州、名爲Santy的華人那裏瞭解到的情況。他說這些島嶼在北緯21度3分的位置上。那裏的水深有30噚（fadome），我們雖然沒見到那些島嶼，但據緯度和水深可知船隻已通過了那片區域。經過那些美麗的島嶼後，取從東至東北之針路行進260里格，駛過了琉球群島，進而又繼續前行了60里格。據上述那名華人所說，人們稱之爲琉球的島嶼數量非常多，並且擁有衆多良港，那裏的人和居民像呂宋群島也就是菲律賓的維薩亞斯（Visaya）人一樣，給臉和身體塗上色彩，那裏還有金礦。他還說到，那裏的人經常在小舟和Barkes（小型帆船）上裝載雄鹿皮、砂金及黃金的碎片，將其運至中國沿岸，並且斷言此事完全屬實，還說他曾九次前往那裏的小島，將上述商品運到了中國。A 加利緊接着記載了琉球群島的東北端位於北緯29度處。這與當時琉球王國勢力範圍的北部——吐噶喇群島的位置大體相當。另外，他根據來自漳州的領航員Santy的證詞記載道，琉球群島的居民給臉和身體塗上彩色，並且向中國出口鹿皮與砂金。這裏所說的琉球，明顯不是指代“大琉球”（琉球王國），而應該是指“小琉球”（臺灣）。Santy應該是前後九次航行到臺灣進A John Huighen van Linschoten, his Discours of Voyages into ye Easte & West Indies, p. 414.
〔日〕中島樂章 撰 夏歡 譯 \ 亞美尼亞商人到過琉球嗎？——金銀島傳說與大航海時代太平洋航綫的探索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057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行鹿皮和砂金的交易，但並沒有到過琉球王國。因此，他是將臺灣的見聞作爲琉球群島的整體情況告訴了加利。加利的船接下來便乘着日本暖流，在日本列島以南的西太平洋面上朝着東北方向行進。對於這一段的航程，他進行了如下描述：過了這些島嶼（琉球群島）就是日本（Iapon）列島了。首先，西南方是平戶（Firando）島，葡萄牙人就在那裏從事交易。（日本列島）延伸出130里格，其東端位於北緯32度。我們繼續向東，隨後向東北偏東的方向行進，如上述那樣航行過了130里格。這些消息都是我從上述那名華人（Santy）處得知的。他還說，那裏可以看到一些出產硫磺的火山，從那過70里格，再向前30里格的地方，應該可以看到四座相互鄰接的島嶼。如他所說，我親眼看到了那幾座島。據說他在日本時見過（從那些島過來的）人。那些人身材矮小，頭上戴着很大的麻布捲起來的東西。他們還運來了黃金的碎片、白色的Cangas和Algodon ［原註：華人所指棉布與麻布的稱呼］，以及西班牙語稱作Atun（金槍魚）的一種鹹魚。據他說，這些東西來自日本東方的其他一些島嶼。從他提供的證據和綫索中，我推測出那些島嶼所在的位置，知道此處距離他所指的位置並不太遠。他還說，日本所有的島嶼都有良好的港灣和水路，米、穀物、魚、肉豐富，那裏的人能夠以正常合理的方式進行交易，持有大量的銀。A 加利認爲，日本列島近海的東端位於北緯32度，此處與伊豆群島南端附近的位置相當。他所說的位於那裏的幾座火山，可能是指伊豆群島的火山島群。再向前100里格（600公里）的地方有四座島嶼，加利說親眼看見這些島。不過他並沒有記錄這些島嶼的名稱。又因爲這些島應該是在位於伊豆群島東北A John Huighen van Linschoten, his Discours of Voyages into ye Easte & West Indies, pp. 414-415.
〔日〕中島樂章 撰 夏歡 譯 \ 亞美尼亞商人到過琉球嗎？——金銀島傳說與大航海時代太平洋航綫的探索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059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圖1 1584年弗朗西斯科·加利在太平洋西北部的航海路綫 | 圖片出處：作者繪製，原載〔日〕上田信、〔日〕中島樂章編集：《アジアの海を渡る人々：一六 · 一七世紀の渡海者》，橫濱：春風社，2021年，第247頁五、佩德羅·德·烏納穆諾（Pedro de Unamuno）對金銀島的探索如前所述，加利的航海記錄中，有關琉球群島的情況衹記載了臺灣的情報，而有關日本東方未知島嶼的情況，則記載了很可能是來自琉球的情報。這也許單純是對漳州領航員Santy所述內容的誤解或曲解。此外，也不能否認存
〔日〕中島樂章 撰 夏歡 譯 \ 亞美尼亞商人到過琉球嗎？——金銀島傳說與大航海時代太平洋航綫的探索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060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在着這樣一種可能：加利爲了向墨西哥副王建議再度實行對北太平洋的航海勘探計劃，故意將琉球情報作爲日本東方的黃金島情報流傳出去。總之，墨西哥副王莫亞·德·貢特勒對加利的報告表露出強烈的關注，決定再度派遣加利前往北太平洋進行航海勘探。1585年3月，加利再次乘坐加利恩帆船“聖胡安·巴蒂斯特號”，從阿卡普爾科出海，首先向馬尼拉進發。5月，副王莫亞向國王菲利浦二世報告了此次航海計劃，稱其目的是“從菲律賓啟航，重新探索琉球群島及其鄰近島嶼和日本諸島，再從那裏向北航行到盡可能高的緯度，再度探查新西班牙（墨西哥）的沿岸，直至阿卡普爾科一帶”。A翌年，莫亞的繼任者、副王阿爾瓦羅·曼里克·德·祖尼加（Álvaro Manrique de Zúñiga）也對菲利浦二世說道，加利航海的目的是爲了“實地勘測日本列島的陸地、亞美尼亞群島（islas del Armenico）以及其他所有的島嶼，傳遞南之海（Mar del Sur，太平洋）的情報和消息”。B 加利於1585年6月進入馬尼拉的港口，但是卻客死其地。於是佩德羅·德·烏納穆諾（Pedro de Unamuno）接替了他，繼續進行北太平洋的航海勘探。此後，馬尼拉到處流傳烏納穆諾違背莫亞指令、計劃前往澳門進行交易的謠言。審問院（audiencia）因此通知烏納穆諾，若他從馬尼拉前往澳門將會受到嚴厲的處罰。墨西哥和秘魯的西班牙人原本期望直接前往澳門用美洲白銀交易中國商品。但在菲律賓，與福建來的華人海商進行美洲白銀與中國商品的交易是經濟命脈。因此，不經過馬尼拉而直接在美洲和澳門之間進行貿易是事關生死存亡的大事。C A Henry R. Wagner, Spanish Voyages to the Northwest Coast of Americ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p. 135-137; James R. Moriarty III and William R. Roberts, “Between Cipango and Quivira: The Legends of Rica de Oro, Rica de Plata and Las Islas del Armenio,” Southern California. Quarterly, vol. 57, no. 3, 1975, pp. 229-231.B Juan Gil, Mitos y Uutopías del Descubrimiento, tomo II, El Pacífico, Madrid: Alianza Editorial, 1989, p. 130.C George Bryan Souza,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65-70.
〔日〕中島樂章 撰 夏歡 譯 \ 亞美尼亞商人到過琉球嗎？——金銀島傳說與大航海時代太平洋航綫的探索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061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然而，第二年（1586）烏納穆諾從馬尼拉出海後，就借口天氣惡劣和補給問題進入澳門的港口。或許他（加利也是）從一開始就在利用這次航海勘探，同那些渴望與美洲直接進行交易的澳門葡萄牙商人們串通一氣，籌劃前往澳門進行貿易。對此，澳門葡人扣留了“聖胡安·巴蒂斯特號”，並將烏納穆諾及核心船員交付審判。然而，重新以加必丹末身份來到澳門的熱羅尼莫·佩雷拉（Jerónimo Pereira）的命令，使烏納穆諾被釋放並獲准繼續進行航海活動。馬尼拉當局從佩雷拉處接到通知，接手了“聖胡安·巴蒂斯特號”並返回馬尼拉，烏納穆諾則重新購入一艘小型帆船（fragata），出發踏上西太平洋的航海探索之旅。A 根據烏納穆諾回國後報告給副王的航海記錄，他於1587年7月12日從澳門啟航，朝東北偏東方向行進。7月28日，在北緯25度30分的地方發現了兩座小島，由於既無港口也無汲水之處，他將其命名爲“無用島”（Sin Provecho，大東諸島）。再從那裏取東北偏東航向的針路，朝着幾幅航海圖（algunas cartas）中在北緯29度至32度30分處標記出來的“黃金島”（Rica de Ouro）行駛，於8月19日抵達了那裏的海域，但是未發現任何一座島嶼。由那裏再向東北偏東方向行進，8月22日抵達了航海圖中在北緯33度至34度處標記的“白銀島”（Rica de Plata）海域，但還是沒能找到任何島嶼。其後，船隻於27日抵達了標記在地圖中北緯34度至35度3分2秒之處的“亞美尼亞群島”（Armenio）海域，不過仍舊沒有發現任何的島嶼。B烏納穆諾的航海勘探以失敗告終。（圖2）A Henry R. Wagner, Spanish Voyages to the Northwest Coast of Americ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 139; Moriarty III and Roberts, “Between Cipango and Quivira: The Legends of Rica de Oro,” Juan Gil, Mitos y Uutopías del Descubrimiento, tomo II, p.130.B Henry R. Wagner, Spanish Voyages to the Northwest Coast of Americ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p. 139-142; Moriarty III and Roberts, “Between Cipango and Quivira: The Legends of Rica de Oro,” pp. 231-232; Juan Gil, Mitos y Uutopías del Descubrimiento, tomo II, pp. 130-131.
〔日〕中島樂章 撰 夏歡 譯 \ 亞美尼亞商人到過琉球嗎？——金銀島傳說與大航海時代太平洋航綫的探索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062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圖2 1585—1587年佩德羅 ·德 ·烏納穆諾在西太平洋西北部的航海路綫 | 圖片出處：作者繪製，原載〔日〕上田信、〔日〕中島樂章編集：《アジアの海を渡る人々：一六 · 一七世紀の渡海者》，橫濱：春風社，2021年，第250頁根據烏納穆諾的說法，他參照的“幾幅航海圖”（algunas cartas）中描繪了位於日本東方海上北緯29度至32度30分的黃金島，在它東北偏東方向、北緯33度至34度處的白銀島，以及在其東北方向、北緯34度至35度3分2秒處的亞美尼亞群島。而加利的報告書當中，“黃金島”（Rica de Ouro）和“白銀島”（Rica de Plata）都沒有出現，這幾幅航海圖應出自加利之前的其他航海家之手。同樣，加利的報告書中也沒有記載亞美尼亞群島（Armenicas / Armenicão）
〔日〕中島樂章 撰 夏歡 譯 \ 亞美尼亞商人到過琉球嗎？——金銀島傳說與大航海時代太平洋航綫的探索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063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的緯度。也就是說，烏納穆諾除了加利的報告書，應該還參照了數種記有黃金島、白銀島、亞美尼亞群島等方向和位置的航海圖。北太平洋上所流傳的黃金島、白銀島、亞美尼亞群島等金銀島之故事，很可能在16世紀後半期就已經在西班牙航海家之間廣爲流佈。於是在1584年，當加利報告他親眼見到了亞美尼亞群島時，莫亞便命令他再度展開對該島的探查。六、安德列斯·德·阿吉雷的亞美尼亞群島情報加利在1584年末所報告的有關日本東方諸島的情報是極其籠統模糊的。即便如此，仍然可以看出，莫亞之所以推進探查計劃，是由於當年末到翌年（1585）初，安德列斯·德·阿吉雷（Andérs de Aguirre）爲副王送去了一封書信，信中詳細敘述了作爲“銀之島”的亞美尼亞群島之相關情報。A阿吉雷與安德列斯·德·烏達內塔同爲奧斯定會的修道士，他於1564年參加了萊加斯皮對菲律賓的遠征。翌年，他和烏達內塔一同從菲律賓返航墨西哥，而後又前往西班牙本土，向菲利浦二世報告菲律賓的遠征成果。此後，他再度出海航行到菲律賓，並於1581—1585年間任奧斯定會菲律賓管區長。任期快要結束時，阿吉雷回到了墨西哥，也許是收到了副王莫亞的諮詢，他寄出了一封寫有亞美尼亞群島情報的書信。B阿吉雷是奧斯定會的重要人物，還是一位經驗豐富的航海家，作爲北太平洋航綫的開拓者之一而聞名，其經歷本身就足以提高他證言的可信度。阿吉雷在這封書信中寫道，烏達內塔曾經從葡萄牙人船長處獲得消息，即在中國沿岸和日本諸島與北美洲西岸之間的廣闊海域中，有着“非常富有且品性善良的人們居住的島嶼”，烏達內塔在與阿吉雷共赴西班牙向菲利浦二世報告遠征成果之際，將這些島嶼的情報告訴了國王，阿吉雷也謄錄了該報告書A Henry R. Wagner, Spanish Voyages to the Northwest Coast of Americ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p. 136-137. 這封阿吉雷的書信沒有日期，但莫亞擔任副王是在1584年9月至翌年10月間，該書信很可能是他任職時，在加利返回阿卡普爾科的1584年12月至其再度從阿卡普爾科駛往馬尼拉的1585年3月之間寫成的。E. W. Dahlgren, “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Discovery of Japan,” 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Japan Society, 11, 1912-13, pp. 248-249.B E. W. Dahlgren, “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Discovery of Japan,” pp. 248-249.
〔日〕中島樂章 撰 夏歡 譯 \ 亞美尼亞商人到過琉球嗎？——金銀島傳說與大航海時代太平洋航綫的探索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064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的副本。然而在返回墨西哥的途中，阿吉雷所乘坐的船隻失事，報告書副本也丟失了。隨後，阿吉雷根據當時的記憶，詳細記述了從葡萄牙船長處聽來的所謂“亞美尼亞群島”（Ilhas de Armenio）的發現奇談及其命名之由來。這一發現奇談的篇幅頗長，爲了方便起見，在此將其分爲幾個部分進行全文介紹：A ［葡萄牙船隻漂流到未知的島嶼］一艘葡萄牙帆船從馬六甲出海，在廣州的城鎮（澳門）裝載中國商品後駛向日本各島。當行駛到可以望見日本的地方時，由於西邊刮來了非常猛烈的暴風，使得無法去到那些島嶼。八天裏船幾乎都是在沒有揚帆的情況下行進，天空中暗雲密佈，看不到任何陸地。第九天，風暴過去，天空也放晴了，兩座巨大的島嶼出現在眼前。船駛入其中一座有着優良港灣的島嶼，那裏的人們居住在一個大型城鎮中，四周被氣派的石牆所包圍。那的港口停泊着許多大型、中型的船隻。一進入這個港口，就有許多衣着華麗、舉止得體的當地人來到船上，極力向船上的乘員們示好。得知來者是商人後，該島和該鎮的君主便派人告訴船長，如果船長和他所期待的乘員能夠上岸的話，這些人非但不會受到任何的傷害，反而會受到熱烈的歡迎。同時他還說道，如果可以提交一份船上所裝載之商品的目錄，就如其所願進行交易，支付貨款。［與領主的談判以及商品的交易］船長將此消息告訴了乘員，並決定派船上的書記員和兩名商人帶着商品目錄前往該城鎮。他們是馬六甲的居民，一名是葡萄牙人，另一名是亞美尼亞人。該地的君主邀請他們來到非常氣派的宅邸並給予盛情且A Coleccion de documentos ineditos relativos al descubrimiento, conquista y colonizacion de las posesiones españolas en América y Occeanía, Madri, 1870, repr. New York: Kraus Reprint, 1964, tomo XIII, pp. 545-549. 〔日〕岡本良知的《十六世紀日欧交通史の研究》第461—462頁有書面語的日文譯文；E. W. Dahlgren, “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Discovery of Japan,” pp. 250-252; Henry R. Wagner, Spanish Voyages to the Northwest Coast of Americ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 136-137; Moriarty III and Roberts, “Between Cipango and Quivira: The Legends of Rica de Oro,” pp. 227-229中有英文譯文。
〔日〕中島樂章 撰 夏歡 譯 \ 亞美尼亞商人到過琉球嗎？——金銀島傳說與大航海時代太平洋航綫的探索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065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隆重的款待。他們彼此通過肢體動作溝通意見。該地盛產白銀，以及絲綢、服裝等其他物品。……葡萄牙商人回到船上，是爲了把貨物搬到君主提供給他們的房屋裏而返回船中的。亞美尼亞人則同君主一起留在岸上，受到非常隆重的款待。在商品被完全卸下之前，就有非常多的人攜帶大量白銀前來交易。在大約三十天的時間裏他們賣完了所有的貨物，獲得了極其豐厚的利益。所有人都因此而變得富有，從該島啟航時，船上已經堆滿了白銀。［島上的居民及物產］他們得知，該島君主同時也是在四里格外見到的另一座島，以及在它附近的第三座島嶼之君主，這些島嶼全都盛產白銀，並且擁有衆多的人口。（該島的）居民膚色白皙，容姿煥發，舉止得體，穿着絲綢或上等棉布製成的衣服，熱情並友好。他們的語言既異於華人也異於日本人，但很容易記住，葡萄牙人在島上逗留的不到四十天的時間裏就能夠與當地人進行簡單溝通了。這些島上盛產優質的食材。這裏有他們有用來當做麵包的大米，以及諸多與我們土地上相似的鳥類。島上還有人工飼養的家鴨、數量可觀的豬、山羊和牛，以及大量的鹿和野豬的肉。還有非常豐富多樣的動物和家禽、許多魚類，還有美味且產量豐富、種類繁多的水果。該地的氣候也非常良好和舒適。［命名爲亞美尼亞群島］這些島嶼位於北緯35度至40度之間［見圖2］，由於在暴風導致的烏雲密佈中航行，所以從日本到這裏的經度不詳。他們朝着東方［西方之誤］的日本航行，進行交易後返回到了馬六甲。他們將這些島嶼命名爲亞美尼亞群島（Islas de Armenio），以紀念在船員中備受尊敬的亞美尼亞商人。
〔日〕中島樂章 撰 夏歡 譯 \ 亞美尼亞商人到過琉球嗎？——金銀島傳說與大航海時代太平洋航綫的探索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066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七、亞美尼亞群島傳說與琉球·北太平洋航綫以上是阿吉雷向副王莫亞傳達的亞美尼亞群島被發現的情報，一讀之下就會發現，此情報與加爾西亞·德·埃斯卡蘭特·阿爾瓦拉多在1548年向墨西哥副王所報告的、1542年葡萄牙人漂流到琉球的情報之間有着共通性。這兩個漂流奇談在基本故事情節上是相通的：葡萄牙人在前往中國或是日本的途中遭遇風暴，之後漂流到未知島嶼，受到島上君主的厚待，與其進行貿易然後返回。A同時，埃斯卡蘭特記述道，1543年再次航行到琉球的葡萄牙人“提交了他們所攜帶之貨物及其價格的記錄”，以白銀來支付全部商品的貨款；而阿吉雷也記載了葡萄牙人“提交船上所裝載之商品的目錄”並獲得了大量白銀。B 當然，兩則故事的情節也有相異之處：埃斯卡蘭特的記載是葡萄牙人搭乘華人的戎克船，在從阿瑜陀耶駛向中國的途中漂流到未知島嶼；而阿吉雷的記述則是亞美尼亞人所搭乘的葡萄牙船，在從馬六甲前往日本的途中漂流到未知島嶼。不過，在阿吉雷所詳細描繪的亞美尼亞群島景象及其風土人情中，使人聯想到琉球王國之處頗多，阿吉雷傳達的亞美尼亞群島漂流奇談，極有可能是從埃斯卡蘭特所傳達的琉球漂流奇談中衍生出來的。比如，阿吉雷描述亞美尼亞群島的居民“膚色白皙，容姿煥發，舉止得體，穿着絲綢或上等棉布製成的衣服，熱情並友好”。大約在16世紀最初的十年，馬六甲商館員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記載道，琉球人“膚色白皙，穿着比華人還要華麗的服飾”；而在埃斯卡蘭特的報告書中，描述航行到阿瑜陀耶的琉球人時，也傳達了他們“容姿煥發、膚色白皙……差不多和我們一A 也有觀點認爲，阿吉雷所傳達的亞美尼亞群島漂流奇談，與埃斯卡蘭特所傳達的1542年葡萄牙人漂流琉球的事實是相同的，衹不過漂流地的名稱和緯度的表述有誤。參見E. W. Dahlgren, “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Discovery of Japan,” pp. 248-253；Edmond Chassigneux, “Rica de Oro et Rica de Plata,” T’oung Pao, Vol. 30, 1933。B 關於這一點，埃斯卡蘭特記述道，國王讓葡萄牙人“提交其所攜帶之商品及其價格的記錄（diesen memorial de las mercadurias que traian y de los precios）”，阿吉雷同樣寫道，“提交船舶所裝載的商品目錄（llevase memoria de las mercadorías que traian en su nao）”，甚至連文章措辭也雷同。
〔日〕中島樂章 撰 夏歡 譯 \ 亞美尼亞商人到過琉球嗎？——金銀島傳說與大航海時代太平洋航綫的探索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067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樣，也穿着絲綢和羊毛做的衣服”的情報。A 進而，有關亞美尼亞群島出產的食材，阿吉雷列舉了米穀，以及豬、山羊、牛、鹿和野豬等獸類，家鴨等禽類，還有許多魚類和水果等。同時，據15世紀50—70年代漂流到琉球的朝鮮人證詞，琉球有稻米等穀物；有牛、豬、鹿，雞、家鴨等各種鳥類，各種魚類等動物；還有各種水果。B實際上在琉球的貝塚遺址中也的確出土了野豬、牛、豬和山羊的骨骼。C阿吉雷所傳達的亞美尼亞群島的食材，與琉球所產的食材幾乎完全一致。因此，很難說亞美尼亞群島與琉球王國之間的共通性僅僅是一種巧合，對亞美尼亞群島的描述，極有可能就是以琉球群島作爲藍本的。如此說來，葡萄牙船進入的良港就應該是指那霸港，那裏的君主就是琉球國王，而其宅邸則指首里城。阿吉雷特別強調亞美尼亞群島的白銀產量非常豐富，並同樣記載了人們攜帶大量的白銀前來交易。從16世紀30年代開始，隨着石見銀山等銀礦的開發，日本白銀產量急劇增長，大量的日本銀也流入到了琉球，並轉口輸出到中國等地。如上文迪奧戈·德·弗雷塔斯所記述，1543年再次航行到琉球的葡萄牙人，收到的全部貨款都是白銀；翌年（1544）前往琉球的葡萄牙人也記錄了琉球“黃金和白銀的產量都極爲豐富”的情況。D16世紀中期，在東亞海域從事海上貿易的葡萄牙人費爾南·門德斯·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在其自傳體冒險小說《遠遊記》（Peregrinação）中也寫到了他在琉球的冒險雜談。根據他的描述，琉球擁有白銀等礦山，在其西方的五個大島上也有許多銀礦，並且在其西北偏北的方向上還有名爲“白銀群島”（Islas A Tomé Pires：《東方諸国記》，〔日〕生田滋他譯註，東京：岩波書店，1966年，第248—249頁；〔日〕岸野久：《西欧人の日本発見——ザビエル来日前日本情報の研究》，第26頁。B （朝鮮）《世祖実録》巻27，天順六年二月辛巳条；（朝鮮）《成宗実録》巻150，成化十五年六月乙未条。C 〔日〕金城須美子：《沖縄の食文化》，收入〔日〕比嘉政夫編：《海洋文化論》，東京：凱風社，1993年，第212—215頁。D 〔日〕岸野久：《西欧人の日本発見——ザビエル来日前日本情報の研究》，第29頁。
〔日〕中島樂章 撰 夏歡 譯 \ 亞美尼亞商人到過琉球嗎？——金銀島傳說與大航海時代太平洋航綫的探索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069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圖3 馬尼拉—阿卡普爾科航路 | 圖片出處：筆者據Antonio de Mirga：《フィリピン諸島誌》，東京：岩波書局，1966年，第412頁繪製在此期間，北太平洋上寒風凜冽，狂風暴雨不斷，若不能及時補給食物與飲用水的話，就會因爲缺乏營養而罹患壞血病或腳氣病，因衛生惡劣所導致的傳染病也會蔓延。北太平洋航綫不僅是一條爲菲律賓與墨西哥帶來巨大財富的生命綫，同時也是一條極其危險和不安全的航綫。A對於菲律賓和墨西哥的西班牙人航海家們來說，一直以來的夙願便是在北太平洋航綫起點的日本東方近海處獲得一個停靠港，用來補充食物、飲用水以及修理船隻。阿吉雷與烏達內塔一樣，都是這條北太平洋航綫的開拓者之一，從他作爲奧斯定會菲律賓管區長的立場也可以得知，其當務之急便是穩定加利恩帆船的航綫，爲宣教活動提供資金和人員支援。他應該是期望通過墨西哥大司教兼墨西哥副王莫亞的主導，推進在日本東方近海找尋停靠港的進展，於是纔將亞美尼亞群島報告爲位於北緯35度至40度之間的白銀之島。由此看來，阿吉雷代表了菲律賓和墨西哥的商人及傳教士的利益，他從探索金銀島和獲取停靠港兩方面着手，試圖促成莫亞開展針對北太平洋的航海勘探。A Arturo Giraldez, The Age of Trade: the Manila Galleons and the Dawn of the Global Economy,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15, pp. 126-137.
〔日〕中島樂章 撰 夏歡 譯 \ 亞美尼亞商人到過琉球嗎？——金銀島傳說與大航海時代太平洋航綫的探索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070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八、16世紀亞美尼亞商人在東亞海域的貿易在阿吉雷的報告中，一名亞美尼亞商人在發現亞美尼亞群島的奇談裏，以主角的身份登場。亞美尼亞商人以大航海時代來到東亞海域的航海家的身份出現，這似乎有些唐突，給人以一種捏造之印象。但事實上，在一艘從馬六甲駛向日本、途中發生漂流的葡萄牙船上，搭乘着亞美尼亞的商人，這一情節本身未必是不合常理的。亞美尼亞位於高加索（Caucasus）山脈以南，介於黑海和里海之間。該地區是從黑海、地中海途經波斯北部到達印度、或是從中亞通往中國貿易路綫上的交通要地。亞美尼亞人信奉東方基督教的一個分支——亞美尼亞東正教，自古以來一直從事歐亞大陸東西方的貿易。A 13世紀前半期，亞美尼亞處於蒙古帝國的支配之下。隨着此時期歐亞大陸東西方交通的發展，亞美尼亞商人也經由中亞的陸路或印度洋、南中國海的海路參與到中國的貿易之中。根據元大都大主教、方濟各會會士約翰·達·孟德高維諾（Giovanni da Montecorvino）的記述，亞美尼亞人在元大都皈依了天主教，並爲孟德高維諾建造了一座教堂。同樣，在泉州也有一位富有的亞美尼亞女性修建了司教座教會，並在生前將大量財產捐贈給了主教和修道士。B由此可見，在當時的元大都和泉州都形成了亞美尼亞富商聚集的社區。17世紀，亞美尼亞商人的東亞、東南亞貿易有了更大的發展。1604年，伊朗薩摩王朝的阿拔斯（Abbas）一世爲防止奧斯曼帝國入侵，將亞美尼亞人遷移至位於新首都伊斯法罕（Isfahan）郊外的新朱法（New Jurfa）居住。隨後，亞美尼亞商人在阿拔斯一世的保護下，將交易網擴展到了歐亞大陸的東部和西部。他們通過陸路和海路兩個方向推進印度貿易，並越過喜馬拉雅山脈進入西藏。到了17世紀末，拉薩出現了亞美尼亞商人居住的社區，他們甚至還遠A Vahan Baibourtia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Armenian Merchant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Bombay: Sterling, 2004, pp. 1-18.B 《原典中世ヨーロッパ東方記》，〔日〕高田英樹編譯，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9年，第590—595頁。Jean Dauvillier, “Les Arméniens en Chine et en Asie centrale au Moyen age,” in Mélanges offerts à Jean Dauvillier, Toulouse: Center d’histoire juridique méridionale, 1979, pp. 7-13.
〔日〕中島樂章 撰 夏歡 譯 \ 亞美尼亞商人到過琉球嗎？——金銀島傳說與大航海時代太平洋航綫的探索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071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赴西寧從事與中國的交易。A 亞美尼亞商人還從印度經馬六甲參與到東南亞的貿易中。到了18世紀，隨着英國東印度公司勢力的擴張，亞美尼亞商人的印度貿易開始陷入低迷，而其在東南亞和東亞的貿易活動則進一步擴大。他們進出緬甸、馬來半島、印尼群島、菲律賓、暹羅諸港，特別是推動了馬尼拉—印度間的貿易，從事伊朗的絲綢、印度的棉布、中國產品以及美洲白銀等交易。B另外，清政府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解除了海禁，兩年後亞美尼亞商人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締結協定，承認亞美尼亞商人支付與英國人等額的關稅來從事中國貿易。他們從事連結廣州、澳門與馬尼拉的貿易，以及與印度的茶葉貿易，並在廣州和澳門形成了亞美尼亞商人聚居的社區。18世紀後半期，他們還參與了從印度到中國的鴉片走私貿易，荷蘭人甚至聲稱，“在廣州從事交易活動的亞洲人中，沒有比亞美尼亞人更有勢力、更爲富有的了”。C相較之下，14世紀末至17世紀前半期，明朝的亞美尼亞商人從事東亞貿易的實際情況卻鮮有記載，相關研究幾乎處於停滯不前的狀態。14世紀末，明朝實行海禁政策伊始，亞美尼亞商人便退出了中國貿易，其社區也隨之消散。但進入16世紀後，他們似乎又重新參與到了東亞貿易之中。亞美尼亞人與葡萄牙人一樣也信奉基督教，同時他們也與穆斯林的商人和政權關係密切，甚至因精通印度以西地區的商業用語波斯語，而經常成爲葡萄牙人的貿易夥伴。根據16世紀初托梅·皮雷斯的記載，亞美尼亞商人首先航行到印度西北部的古吉拉特（Gujarat）地區，古吉拉特商人的船航行到了馬六甲，波斯和A Vahan Baibourtia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Armenian Merchant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p. 34-58, 224-229; Sebouh David Aslanian, From the Indian Ocean to the Mediterranean: The Global Trade Networks of Armenian Merchants from New Julf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4, pp. 36-54.B Sebouh David Aslanian, From the Indian Ocean to the Mediterranean, pp. 54-65.C Carl T. Smith and Paul A. Van Dyke, “Armenian Footprints in Macau,”Review of Culture, International Edition, No. 8, 2003; Vahan Baibourtia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Armenian Merchant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p.226-230; Sebouh David Aslanian, From the Indian Ocean to the Mediterranean, pp. 57-58；方真真：《十七世紀馬尼拉與南亞的貿易研究》，《成大歷史學報》（臺南）第53號，2017年，第192—199頁。
〔日〕中島樂章 撰 夏歡 譯 \ 亞美尼亞商人到過琉球嗎？——金銀島傳說與大航海時代太平洋航綫的探索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072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土耳其等商人與之同乘。他們用印度產的棉布、藥材和香水等，與東南亞產的香料、香木、黃金，以及中國產的生絲、絲織品、瓷器等進行交易。A據說16世紀末在葡屬印度殖民地的首府果阿亦有大批亞美尼亞人居住並從事貿易活動。B 另外，似乎沒有研究介紹過反映16世紀亞美尼亞商人在馬六甲海峽以東進行交易活動情況的史料。不過，費爾南·門德斯·平托在《遠遊記》中記載了一些可提供綫索的軼事。平托詳細記述了在16世紀40年代末，明朝水軍將葡萄牙人從浙江近海雙嶼（Liampoo）及福建南部的貿易據點漳州（Chincheo）驅逐出去的原委，其中對於葡萄牙人遭受明軍攻擊的原因有如下闡述：事情的起因是一名葡萄牙人在雙嶼向華商賒賣貨品，卻遭到賴賬，他們於是洗劫了附近的村落。在接到居民的控訴後，察院（浙江巡撫）襲擊並摧毀了雙嶼，葡萄人則南下漳州，繼續從事走私貿易。在那裏，他們遇到一位搭乘穆斯林戎克船而來的亞美尼亞商人。他身上有超過一萬多克魯紮多（cruzado）的巨款，可是後來卻罹患熱病死去，臨終前他委託將遺產寄給在亞美尼亞的家人。然而，當地的葡萄牙長官沒收了他的遺產，還奪走了從他那裏賒買貨品的華商們作爲貨款所帶來的中國商品。因此，華商向察院控訴了葡萄牙人的海盜行徑，察院受理後再次派出龐大的艦隊進攻漳州，驅逐了葡萄牙人。C 平托的記述多有虛構與誇大的成分，對於該記事當然也不能不假思索就信以爲真。但同時期的中國史料也有類似的記載：即華人海商在雙嶼從葡萄牙人處賒買商品後賴賬不還，憤怒的葡萄牙人於是洗劫了周圍的村落，這無疑表A Tomé Pires：《東方諸國記》，第112—118、457—459頁。B 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東方案内記》，〔日〕岩生成一等譯註，東京：岩波書店，1968年，第277、326頁。C Fernão Mendes Pinto：《東洋遍歴記》3，〔日〕岡村多希子譯，東京：平凡社，1980年，第238—243頁。
〔日〕中島樂章 撰 夏歡 譯 \ 亞美尼亞商人到過琉球嗎？——金銀島傳說與大航海時代太平洋航綫的探索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073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明平托記事的前半部分是以真實事件作爲依據的。A倘若如此，那後半部分關於亞美尼亞商人的記事可能也未必僅僅是杜撰而來的了。至少可以肯定，亞美尼亞商人來到中國沿海與葡萄牙人從事走私活動這一情節的設定，是有一定真實性的。而漳州位於琉球的對岸，也是與琉球進行走私貿易的據點。綜上所述，可能是受到葡萄牙人進入亞洲海域的聯動影響，在16世紀，亞美尼亞商人又開始從事東亞的海上貿易。他們從古吉拉特前往馬六甲，在那裏從事印度商品和東南亞、中國商品的交易，即便其中有一些人從馬六甲搭乘葡萄牙的商船加入到東亞貿易之中，也是不足爲奇的。如果以這種情況作爲背景來思考，那麼阿吉雷所傳達的亞美尼亞群島漂流奇談，就可以被當作真實發生過的事情來理解了。結語：金銀島之殘影北太平洋上的黃金島、白銀島、亞美尼亞群島等民間傳說不僅見於本文所介紹的加利、烏納穆諾、阿吉雷等人的記事中，在一些同時期繪製的航海圖中也有標記。如前所述，烏納穆諾在北太平洋進行航海勘探時參照的“幾幅航海圖”就描繪了位於日本東方海上北緯29度至32度30分之間的黃金島、北緯33度至34度之間的白銀島，以及北緯34度靠近35度的亞美尼亞群島。實際上，在後來的一些地圖中也同樣描繪了北太平洋上的這類島嶼。比如英國人加百列·塔頓（Gabriel Tatton）在1600年前後出版的太平洋地圖（圖4）中，就標記着位於日本列島（Iapones，圖4標註①）西北部的“銀之礦山”（Minas de Plata），即石見銀山。同時，在日本列島東南偏東方向、北緯29度至32度間的位置上，描繪的長方形Cuimpango島（圖4標註③），附記中寫道，該島是“金銀資源更爲豐富的島嶼”（Maior Rica de Oray y Plata）。在它東北方向北緯32度30分至33度30分之間是白銀諸島（Ricas de Plata，圖4標註④），進而在白銀諸島北部所鄰之北緯34至35度間的位置上繪有亞美尼A 〔日〕岡美穂子：《商人と宣教師：南蛮貿易の世界》，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0年，第37—40頁。
〔日〕中島樂章 撰 夏歡 譯 \ 亞美尼亞商人到過琉球嗎？——金銀島傳說與大航海時代太平洋航綫的探索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074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亞群島（Yas de Armenio，圖4標註⑤）。A這些島嶼的緯度與烏納穆諾參照的航海圖幾乎是一致的。毫無疑問，烏納穆諾報告本身參考了同一系統中的其他航海圖。不過不知爲何，黃金島“返祖”成了馬可·波羅口中的Cuimpango（Zipangu）。葡萄牙人若昂·特謝拉（João Terxeira）於1640年前後製成的東亞地圖中，日本列島以東、北緯36度至37度之處繪有亞美尼亞島（J. de Armenio），但此圖並未標記其他金銀島。B而1641年前後安東尼奧·桑謝斯（António 圖4 加百列·塔頓的太平洋地圖上的日本（Iapones，標註①）、琉球（Lequios，標註②）Cuimpango島（標註③）、銀之島（標註④）和亞美尼亞島（標註⑤） | 圖片出處：John Carter Brown Map Collection，The JBC Libary藏，藏品號: Cabinet Jf600/1A Thomas Suárez, Early Mapping of the Pacific: The Epic Story of Seafarers, Adventurers, and Cartographers Who Mapped the Earth’s Greatest Ocean, Singapore: Periplus Editions, 2004, p. 70, Fig. 60.B Alfredo Pinheiro Marques, Cartografia Portuguesa do Japão, Lisboa: Imprensa Nacional Casa da Moeda, 1996, pp. 218-219.
〔日〕中島樂章 撰 夏歡 譯 \ 亞美尼亞商人到過琉球嗎？——金銀島傳說與大航海時代太平洋航綫的探索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075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Sanches）繪製的太平洋地圖，則在北緯31度至32度處標記了金之島，並在金之島東北方向、北緯34度至35度的地方標記了銀之島，然後在銀之島東南方向上的北緯32度至33度處標記了亞美尼亞島，銀之島與亞美尼亞島互換了緯度。A而1641年前後安東尼奧·桑謝斯（António Sanches）繪製的太平洋地圖，則在北緯31度至32度處標記了金之島，並在金之島東北方向、北緯34度至35度的地方標記了銀之島，然後在銀之島東南方向上的北緯32度至33度處標記了亞美尼亞島，銀之島與亞美尼亞島互換了緯度。B然而在17世紀下半葉以後的世界地圖中，儘管依然殘存有北太平洋的金銀島，但亞美尼亞群島卻幾乎消失不見了。1587年烏納穆諾對黃金島、白銀島和亞美尼亞群島的航海勘探以失敗告終，即便如此，此後在北太平洋上進行的金銀島探查活動並未走向終結，不如說在17世紀對金銀島的航海勘探進一步走向了正式。本文最後將對17世紀以後進行的金銀島探查活動之始末進行簡要介紹。1609年發生了一起漂流事故，菲律賓臨時總督羅德里戈·德·維韋羅（Rodrigo de Vivero）在乘坐加利恩帆船返航墨西哥的途中，漂流到了日本房總半島附近。維韋羅與德川家康會面，提出若家康能在關東地區爲西班牙船隻確保一個停靠港口，就向其提供銀礦的開採和冶煉技術，家康同意了這一提議。作爲回應，墨西哥副王派遣塞巴斯提安·維茲凱諾（Sebastián Vizcaíno）前往日本與家康談判，並命其在日本東部海域探尋金銀島。維茲凱諾於1611年前往日本，並於翌年在北緯34度至38度之間探查金銀島，當然沒有取得任何成果。第二年他與支倉常長的遣歐使節團一起返回了墨西哥。C 儘管西班牙人探尋金銀島的行動屢屢失敗，但在17世紀中期，荷蘭東印度公司又重啟了積極尋找金銀島的行動。首先，東印度公司在1639年根據西A Alfredo Pinheiro Marques, Cartografia Portuguesa do Japão, Lisboa: Imprensa Nacional Casa da Moeda, 1996, pp. 218-219.B Alfredo Pinheiro Marques, Cartografia Portuguesa do Japão, pp. 224-225.C 《ドン·ロドリゴ日本見聞録：ビスカイノ金銀島探検報告》，〔日〕村上直次郎譯註，東京：雄松堂書店，1966年；Moriarty III and Roberts, “Between Cipango and Quivira,” pp. 232-236.
〔日〕中島樂章 撰 夏歡 譯 \ 亞美尼亞商人到過琉球嗎？——金銀島傳說與大航海時代太平洋航綫的探索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076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班牙的航海圖，命馬蒂斯·夸斯特（Matthijs Quast）和阿貝爾·塔斯曼（Abel Tasman）找尋位於北緯35度至36度的Armenti島和白銀島，並指示再次對北方的黃金島進行搜索。他們的船隊從巴達維亞出發，航經小笠原群島，在北緯37度至40度之間的太平洋面上搜索了這些島嶼，但最終一無所獲。而後，馬丁·黑利德松·弗里斯（Maarten Gerritsz Vries）1643年從巴達維亞出發，經三陸沖探查了北海道、千島群島、庫頁島一帶，之後再次在北緯37度附近探查了金銀島，但因毫無收獲最終返航至臺灣。A18世紀以後，太平洋的航海圖中依舊保有對金銀島位置的標示，法國和俄羅斯的航海家也對其進行了零星的航海勘探。B太平洋西北部是“大航海時代”以來世界上最遲被探索的區域，也正因爲如此，金銀島的傳說纔有了殘存下來的空間。與之相去甚遠的是，到了20世紀，在1928年德國出版的世界地圖冊（圖5）中，甚至將位於伊豆群島最南端（北緯30度，東經140度）的岩礁“孀婦岩”（Lot’s wife，圖5標註①）標記爲Rica de Oro。除此之外還在東經160度至170度之間的位置，對實際並不存在的Rica de Plata（圖5標註②）和Rica de Oro（圖5標註③）做了圖示。C16世紀依照西班牙航海家的願望所創造出來的金銀島傳說，在其後三百多年的時間裏一直如殘影般出沒於太平洋之上。A 〔日〕小葉田淳：《日本と金銀島》，第130—134頁；Moriarty III and Roberts, “Between Cipango and Quivira,” p. 237.B 〔日〕小葉田淳：《日本と金銀島》，第130—134頁。C 參見Andrees allgemeiner Handatlas, Bielefeld: Klasing, 1921, karte 147; The Times Survey of the World, London: The Times, 1922, Plate 103. Chassigneux, “Rica de Oro et Rica de Plata,” p. 38, note 3.
〔日〕中島樂章 撰 夏歡 譯 \ 亞美尼亞商人到過琉球嗎？——金銀島傳說與大航海時代太平洋航綫的探索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077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圖5 1928年德國出版的世界地圖冊中的孀婦岩（標註①）、Rica de Plata（標註②）和Rica de Oro（標註③） | 圖片出處：Andrees allegemeiner Handatlas (1921) 第147圖譯者簡介：夏歡，日本九州大學文學博士，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責任編輯 沈曉鳴］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078金國平 \ 『荷蘭薯』與『南京芋』：同物異名傳亞洲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Dutch Potato” and “Nankin-imo”: The Same Species with Different Names Transplanted to AsiaJin GuopingAbstract: Potatoes originated in South America and were spread to Europe, Africa, and Asia by Europeans during the Age of Discovery. Their advantages in preservation and rich nutrient content made them an essential provision for European fleets at the time. Many alternative names for potatoes emerged during their spread in Asia, some of which had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such as “Nankin-imo,” “ubi Wolanda,” “Kentang,” “Jagatara imo,” and “ubi Benggala.” There has been in-depth research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on the time, place, and people involved in the introduction of potatoes to various Asian countries, as well as the origins of their name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areas of inaccuracy and room for further discussion. China Through the collection of Chinese and foreig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analysis of historical facts,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potatoes were introduced to Asia by European merchant ships in the 16th century. Portuguese sailors may have been the first to introduce potatoes to Shuangyu Port on Liuheng Island in Zhoushan, Zhejiang, in the 1520s and to Nagasaki, Japan, in 1576, earlier than the Dutch. Potato cultivation likely began in Taiwan, China before 1650, while the introduction of potatoes to Macao, China, probably occurred before the 19th century, although they did not widely enter Chinese cuisine. Although the term “Dutch Potato” suggests a close connection to the Dutch, the spread of American crops in China and Japan may have been facilitated by different Europeans at different times and through various channels, not necessarily indicating that potatoes were first introduced by the Dutch to China and Japan. Portuguese sailors are likely the earliest spreaders of potatoes in the Far East. Keywords: Potato, Dutch Potato, Nankin-imoJin Guoping is a Research Fellow at the Center for Macaology at Jinan University and a Visiting Professor at the 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Cultural Research at the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e is also an Academician of the Portuguese Academy of History and has been awarded the Order of Infante D. Henrique by the Portuguese Republic. His research fields include the history of Sino-foreign relations, Macaology, and the history of Western missions in China. His major publications include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Research on Sino-Portuguese Relations, Macaologia: Mistérios Desconhecidos e Desvendados, and “Galleon” and “Silk and Silver Road”: A Study of “Parián”.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080金國平 \ 『荷蘭薯』與『南京芋』：同物異名傳亞洲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馬鈴薯，學名Solanum tuberosum L.，爲茄科茄屬多年生草本植物，其塊莖可食用，爲全球第四大重要糧食作物，僅次於稻米、玉米和小麥。馬鈴薯原產於南美洲秘魯與玻利維亞境內的安第斯山脈，在“大航海時代”被西班牙人帶回歐洲大陸，繼而傳播到非洲和亞洲。A馬鈴薯不僅可以作爲主食，成爲許多國家的“第二麵包”，還可以當作蔬菜食用。馬鈴薯擁有衆多別名。B目前最普遍的漢語稱謂爲土豆、洋芋等。C馬鈴薯”一名的由來是其長相如古代用的馬鈴。還有一些稱謂具有地理標識，如“南京芋”及“荷蘭薯”等。一、“南京芋”的釋義及東傳日語中，“南京芋”（Nankin-imo或Nanking-imo）指馬鈴薯，在日本文獻中有不少相關記載。如明治時代的百科全書《古事類苑》（1896）中，“都芋”（ジャガイモ）一條下有“南京芋”也被稱作“女芋”的記錄。D《長崎年表》則是一部記錄了日本長崎地區歷史事件和自然現象的歷史文獻。據其記載：“天正四年丙子，首次吃到南京芋。”E（圖1）A 關於馬鈴薯的綜合重要論文，可列舉Berthold Laufer, “The American Plant Migration,” The Scientific Monthly, Mar., 1929, Vol. 28, No. 3 (Mar., 1929), pp. 239-251;L. Carrington Goodrich, “China's First Knowledge of the Americas, ” Geographical Review, Vol. 28, No. 3 (Jul., 1938), pp. 400-411；何炳棣：《美洲作物的引進、傳播及其對中國糧食生產的影響（三）》，《世界農業》（北京）1979年第6期，第25—31頁；Geoffrey C. Gunn, Observations on Nature, First Globalization: The Eurasian Exchange, 1500–1800,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pp. 59-84及張箭：《從秘魯到中國：馬鈴薯的曲折發展與傳播》，趙榮光、吳國平主編：《第五屆亞洲食學論壇（2015曲阜）論文集》，北京：北京日報出版社，2017年，第198—213頁等。B 世界各種文字中的寫法，可見Berthold Laufer and C. Martin Wilbur, “The American Plant Migration: Part I: The Potato,” publications of the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Anthropological Series, July 28, 1938, Vol. 28, No. 1, pp. 102-109及Stanley J. Kays, Cultivated vegetables of the world: a multilingual onomasticon, Wageningen: Wageningen Academic Publishers, 2011, pp. 209-210。C 何種漢語名稱，可見項夢冰、周懌培：《漢語方言裏的馬鈴薯》，《現代語言學》（武漢）2018年第6卷第2期，第290—322頁。尤其是譯名，可見黃河清編著：《近現代漢語辭源》，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20年，第1019—1020頁。D 此條信息由蔣雲斗教授提供。E 〔日〕金井俊行編：《長崎年表》，長崎：以文會社，1888年，不分頁。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081金國平 \ 『荷蘭薯』與『南京芋』：同物異名傳亞洲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圖1 《長崎年表》上的“南京芋”記載 | 圖片出處：〔日〕金井俊行編：《長崎年表》，長崎：以文會社，1888年，不分頁日本學者白井光太郎稱：“《長崎編年史》指出，‘南京芋於天正四年到來，西瓜和南瓜種子於天正七年進入，玉米也在這前後出現’，這表明，上述物種於這段時間內最早來到。”A可見，日本天正四年（1576）是“南京芋”首次進入長崎的時間。B古賀克彥在《長崎の行事食に関する考察》一文中提到，在長崎地區，每年八月十五會吃“琉球芋”或“南京芋”，並把八月十五日稱爲“芋名月”，可見馬鈴薯文化對長崎的影響很大。C 日語中，還有一些植物名稱被冠有“南京”二字，如“南京瓜”“南京米”和“南京豆”等。其中，“南京瓜”還可以簡稱爲“南京”。如《日漢辭海》對“南京”定義是：A 〔日〕白井光太郎：《本草學·本草學史研究》，〔日〕木村陽二郎編：《白井光太郎著作集》第2卷，東京：科學書院，1985年，第236頁。B Masatoshi Iguchi, Java Essay: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a Southern Country, Kibworth: Matador, 2015, p. 103.C 此條信息由蔣雲斗教授提供。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083金國平 \ 『荷蘭薯』與『南京芋』：同物異名傳亞洲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等外國來的輸入品、進口貨、稀奇可愛的東西等。在日語中，冠以“南京”詞頭的名稱比比皆是，如“南京燒”（中國瓷器）、“南京錢”（中國銅錢）、“南京口”（中國方言或南京方言）、“南京米”（中國或印度大米）、“南京錠”（洋鎖）等。A 綜上，“南京芋”在日語中的含義實際上是“外國芋”，字詞用法類似於漢語中的“洋芋”或“番薯”等詞語。單從“南京芋”一詞的含義來看，無法判斷馬鈴薯是否從中國傳入日本。黃省曾B約於1530年C完成的《種芋法》D內言：“今有‘南京芋’，煮之可拈皮而食，甘滑異於他品。”E鑒於黃書還提及：“……又有皮黃肉白甘美可食，莖葉如扁豆而細，謂之香芋。又有引蔓開花，花落即生，名之曰落花生，皆嘉定有之。”F可以看出，當時的人已經區分了香芋和花生。而且，根據時間順序，1530年距葡萄牙人入居雙嶼的1524年衹有6年的時間差。嘉定和舟山距離長江口很近，因此，馬鈴薯很有可能隨花生一起傳入中國。如果黃氏所說的“南京芋”和《長崎年表》中所記載的“南京芋”爲同一物種，那麼馬鈴薯最早應該在明朝嘉靖年間傳入中國，然後再傳到日本。二、“荷蘭薯”並非荷蘭人最早傳入“荷蘭薯”是馬鈴薯的另一個別稱，在中國臺灣、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的閩南語、粵語和客家話中，馬鈴薯通常被稱爲“洋芋”或“荷蘭A 孟國祥：《南京文化的劫難（1937—1945）》，南京：南京出版社，2017年，第2—3頁。B 黃省曾（1490—1540），字勉之，號五嶽山人，蘇州吳縣人。C 洪光住：《中國食品科技史》，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19年，第406頁。D L. Carrington Goodrich, “On loan words,”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6 (1966), pp. 159-160.E ［清］吳其浚：《植物名實圖考長編》，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第271頁。F ［清］吳其浚：《植物名實圖考長編》，第271頁。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084金國平 \ 『荷蘭薯』與『南京芋』：同物異名傳亞洲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薯”。A日語中也將馬鈴薯稱爲“荷蘭薯”（Oranda imo）。B此外，還有咬薯（Jagatara imo）一名。C日本明治時代的文獻中，還將“荷蘭芋”稱作“阿蘭陀芋”。D此處的“荷蘭芋”即馬鈴薯。在東南亞，以葡萄牙語爲基礎的克里奧爾語中，也存在着將馬鈴薯稱作“荷蘭薯”的用法。如一些研究述及：“巴達維亞的馬來—葡萄牙語混合語（Malayo-Portuguese of Batavia）A：荷蘭薯〔koemblie（來自馬來語kembili）hollanda〕，土豆（poma de terra）。”F19世紀初澳門出版的英漢工具書中，通常稱馬鈴薯爲“荷蘭薯”。如1819年出版的馬禮遜《五車韻府》有，“Ho-lan shoo苛蘭薯or Shoo tsae薯仔the European potatoe — in Canton named after the Hollanders or Dutch, who probably first introduced it.”。G （圖2）A 關於漢語“荷蘭薯”的語言現象，可見項夢冰、周懌培：《漢語方言裏的馬鈴薯》，《現代語言學》（武漢）2018年第6卷第2期，第302—306頁。有關澳門“荷蘭薯”的情況，可見湯開建：《明清時期外來植物引入澳門考》，《中國農史》（南京）2016年第35卷第5期，第3—14頁及湯開建：《外來動物與植物引入澳門》，《天朝異化之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下冊，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843—844頁。B Berthold Laufer and C. Martin Wilbur, “The American Plant Migration: Part I: The Potato,” publications of the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Anthropological Series, July 28, 1938, Vol. 28, No. 1, p. 79；何炳棣：《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年，第508頁及Christopher Joby, The Dutch Language in Japan (1600-1900) A Cultural and Sociolinguistic Study of Dutch As a Contact Language in Tokugawa and Meiji Japan, Leiden: Brill, 2020, p. 323.C Berthold Laufer and C. Martin Wilbur, “The American Plant Migration: Part I: The Potato,” publications of the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Anthropological Series, July 28, 1938, Vol. 28, No. 1, p. 79 and Masatoshi Iguchi, Java essay: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a southern country, p. 105.D 此條信息由蔣雲斗教授提供。A 關於這種混合語，可見Philippe Maurer, Batavia Creole, Michaelis, Susanne Maria and Maurer, Philippe and Haspelmath, Martin and Huber, Magnus (eds.), The survey of pidgin and creole languages. Vol. II: Portuguese-based, Spanish-based and French-based languag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31-139.F Berthold Laufer and C. Martin Wilbur, “The American Plant igration: Part I: The Potato,” publications of the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Anthropological Series, July 28, 1938, Vol. 28, No. 1, p. 102.G Robert Morrison,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 2, 1, Chinese and English arranged alphabetically, Macao: East India Company’s Pr., 1819, p. 756.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085金國平 \ 『荷蘭薯』與『南京芋』：同物異名傳亞洲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 圖2《五車韻府》所載“薯藷”條目 | 圖片出處：Robert Morrison,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 2, 1, Chinese and English arranged alphabetically, Macao: East India Company’s Pr., 1819, p. 756又如1824年出版的德庇時（John Francis Davis）《通商詞彙》載：“POTATOE，荷蘭薯ho-lan-shoo. Sweet Potatoe，番薯fan-shoo.”A馬禮遜1828年出版的《廣東省土話字彙》亦有“Ho-lan-shu，荷囒薯Holland yams；potatoes. Commonly called 薯仔Shu-tsei.”B的記載（圖3）。 圖3 《廣東省土話字彙》所載“荷囒薯”條目 | 圖片出處：Robert Morr ison,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part. I., English and Chinese, printed at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Macao, China: Company’s Press by G. J. Steyn, and Brother, 1828, 不分頁A John Francis Davis, A vocabulary containing Chinese words and phrases peculiar to Canton and Macao, and to the trade of those places; together with the titles and address of all the officers of government, Hong merchants, &c. &c. alphabetically arranged, and intended as an aid to correspondence and conversation in the native language, Macao, China: Printed at the Honorable Co.’s Press, by P. P. Thoms, 1824, p. 55.B Robert Morrison,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廣東省土話字彙), part. I., English and Chinese, printed at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Macao, China: Company’s Press by G. J. Steyn, and Brother, 1828, 不分頁.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086金國平 \ 『荷蘭薯』與『南京芋』：同物異名傳亞洲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19世紀30年代的澳門葡中字典《漢洋合字彙》也作：“BATATA 洋白薯。荷蘭薯 —China 白薯。番薯”A （圖4） 圖4 《漢洋合字彙》所載BATATA條目 | 圖片出處：Joaquim Affonso Goncçalves, Diccionario portuguez-china no estilo vulgar mandarim e classico geral, Macao: Impresso no Real collegio de S. José, 1831, p. 96可以發現，19世紀初在澳門出版的英—漢—英語工具書中，馬鈴薯被稱作“荷蘭薯”；而葡中字典《漢洋合字彙》不僅使用“荷蘭薯”的稱法，還在其第一義項中使用了“洋白薯”一詞。值得留意的是，《漢洋合字彙》中還註明了番薯有“白薯”的別名。番薯在葡萄牙語中的名稱爲“中國白薯”。到了19世紀末，荷屬印度尼西亞的馬來語中也使用“òbi tjina”（中國白薯）一詞來指稱番薯。B 關於“荷蘭薯”和“薯仔”，項夢冰、周懌培有這樣的表述：結合今天的方言衹有澳門和香港馬鈴薯既說“荷蘭薯”，又說“薯仔”，可以推測：澳門19世紀初開始種馬鈴薯後，當地粵語用“荷蘭薯”來指稱這種新作物，不久又產生了別名“薯仔”。“薯仔”更像是一個隨意性的稱呼。從前引光緒《香山縣志》看，“和蘭藷”（即荷蘭薯）歸在“大藷”（即各種薯蕷類作物）下，因此產生“薯仔”的叫法也非常自然，因爲跟“大藷”相比，馬鈴薯實在是太小了。而澳門粵語的“荷蘭薯”、“薯仔”不僅很快就進入了通語〔例A Joaquim Affonso Gonçalves, Diccionario portuguez-china no estilo vulgar mandarim e classico geral(漢洋合字彙), Macao: Impresso no Real collegio de S. José, 1831, p. 96.B G. Fraser Melbourn, The Planter’s Manual (an English, Dutch, Malay and Keh Chinese vocabulary), Deli-Sumatra: 1894, p. 34.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087金國平 \ 『荷蘭薯』與『南京芋』：同物異名傳亞洲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如Morrison 1822［37］（筆者按：指馬禮遜的《字典》）已記錄“荷蘭薯”，Morrison 1865［39］（筆者按：指馬禮遜的《五車韻府》）又增記“薯仔”〕，而且也在向周邊方言擴散……就漢語方言而言，“荷蘭薯”、“薯仔”的說法不出廣東，LV016〔筆者按：指曹志耘《漢語方言地圖集（詞彙卷）》016圖“馬鈴薯”〕兼用這兩個詞形的衹有澳門和香港。珠江三角洲是“荷蘭薯”和“薯仔”的密集分佈區，可謂“近水樓臺先得月”。粵北、粵東衹有部分方言採用“荷蘭薯”，粵西衹有部分方言採用“荷蘭薯”或“薯仔”。A項、周兩人所稱“就漢語方言而言，‘荷蘭薯’、‘薯仔’的說法不出廣東，LV016 兼用這兩個詞形的衹有澳門和香港”，似有待商確。實際上，早在19世紀，重要的地理著作《瀛寰志略》和《海國圖志》中，就已經使用了“荷蘭薯”一詞。不過，可以說自19世紀初以來，粵語中長期使用“荷蘭薯”這個說法，但現在更常用的是更口語化的“薯仔”。如上文中，馬禮遜的《廣東省土話字彙》便說馬鈴薯通常被稱作“薯仔”（Commonly called 薯仔Shu-tsei）。B “荷蘭薯”這個名稱顧名思義與荷蘭有關。但除了“荷蘭薯”之外，馬鈴薯還有兩個與荷蘭有關的名字：其一，“爪哇芋”。日本學者伊藤章治指出：1600年，荷蘭船隻從爪哇（現在的印度尼西亞）的雅加達將爪哇芋帶到了長崎港，這是馬鈴薯初次登陸日本。馬鈴薯的日語發音和雅加達的舊稱很像，一般都認爲這是馬鈴薯日語名稱的來源。長崎縣的《爪哇芋（馬鈴薯）渡來350年紀念事業趣事錄》（1948年）中是這樣記述的：在日本最初栽培爪哇芋的就是我們長崎縣。始於350年前的慶長三年（1598年），是荷蘭船隻由爪哇島帶到長崎縣的……追根溯源，馬鈴A 項夢冰、周懌培：《漢語方言裏的馬鈴薯》，《現代語言學》（武漢）2018年第6卷第2期，第304頁。B Robert Morrison,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廣東省土話字彙), part. I., 不分頁.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088金國平 \ 『荷蘭薯』與『南京芋』：同物異名傳亞洲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薯都是由長崎擴散開的。馬鈴薯的名稱就是由爪哇芋演變而來的。A其二，“雅加達芋”。日本學者伊藤章治指出：馬鈴薯最早被叫做“雅加達芋”，雅加達就是現在印度尼西亞的首都。馬鈴薯是原產於南美洲的作物，因由在雅加達停泊過的葡萄牙船帶入，故有此稱呼。B綜上，“荷蘭薯”“爪哇芋”和“雅加達芋”都是指相同一物種，其名稱與荷蘭有關。將馬鈴薯稱爲“荷蘭薯”是因爲它由荷蘭人帶來；稱爲“爪哇芋”則是強調荷蘭東印度公司所在的爪哇島；稱爲“雅加達芋”則凸出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首府——雅加達。至於這些植物是否在當地出產？回答是：並不一定。在日本和韓國，對這個問題沒有提出明確的解決辦法。由中國和日本的一個名稱荷蘭薯（Ho-lan Shu）“荷蘭塊莖”（Holland tuber）所引發的理論，即荷蘭人引進了它，似乎並不可能。我在萊頓大學的植物學同事藍（J. H. Lam）教授告訴我，直到近代，荷蘭東印度公司纔開始種植馬鈴薯。C戴聞達的話很明確，在大航海時代，荷蘭人來到東南亞時，一開始並未在爪哇島或雅加達城種植馬鈴薯。因此，“荷蘭薯”“爪哇芋”和“雅加達芋”的含義分別指從荷蘭、爪哇和雅加達“帶來”的馬鈴薯。那麼，荷蘭人何時開始在爪哇島上種植馬鈴薯呢？以下文獻似乎能回答這一問題：A 〔日〕伊藤章治：《馬鈴薯的世界史》，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21—122頁。B 〔日〕稻垣榮洋：《撼動世界史的植物》，宋剛譯，吳秀珍繪，南寧：接力出版社，2019年，第55頁。C Henri Cordier, Gustaaf Schelgel, Édouard Chavannes, Paul Pelliot, Jan Julius Lodewijk Duyvendak, Paul Demiéville, “T’oung Pao,”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 36, 1940, E. J. Brill, p. 423.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089金國平 \ 『荷蘭薯』與『南京芋』：同物異名傳亞洲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最近幾年，荷蘭人纔將美洲馬鈴薯（Solanum tuberosum）引入了爪哇。由於歐洲殖民者的無知，以及他們對這些國家的不完全的佔領，這一事件無法追溯到馬鈴薯30年前的傳入。馬來語稱爲歐洲薯（Ubi Europa）或歐洲山藥（European yam）。爪哇語稱爲荷蘭薯（Kǎtang Holanda）或荷蘭薯（Kǎtang）。這些名稱足以說明其起源。爪哇島種植的馬鈴薯大小適中，質量上乘。我認爲，比在歐洲種植的馬鈴薯，口感更細膩，比在印度斯坦（Hindustan）的任何地方栽培的馬鈴薯都要好吃得多。A 文獻所述的出版年代爲1820年，因此，“最近幾年”應指19世紀初期。然而，據瞭解，爪哇島在生產高品質的馬鈴薯上相對較晚。因此，19世紀之前的“荷蘭薯”“爪哇芋”和“雅加達芋”並非指爪哇和雅加達地區“生產”的馬鈴薯。實際上，早在1530年以前，馬鈴薯就開始作爲船上的食物。相關研究稱：“漸漸的，西班牙人意識到，土豆（potatoes）是從秘魯返回的船上的水手的最佳食物。”B之所以稱其爲“最佳食物”，一是物美價廉，可代替麵包；二是保存方便，不易腐爛；三是可烤可煮，食用方便；第四，也是最大的優點是，“當時的船滿載馬鈴薯航行。馬鈴薯不衹是糧食，也因爲含有較多的維生素C，可以預防在長期航海中由於維生素C攝入不足而引起的壞血病”。C 馬鈴薯因諸多優點在16世紀初已被作爲遠航食物，葡萄牙人在16世紀初已將“南京芋”（馬鈴薯）帶到中國，16世紀末又傳入日本長崎。而荷蘭人17世紀初纔到達亞洲海域，荷蘭人直到19世紀初纔在爪哇等地種植馬鈴薯。綜上分析，我們可以大膽推測：雖然馬鈴薯被稱爲“荷蘭薯”，但其在荷蘭人之前，A John Crawford, History of the Indian Archipelago: containing an account of the manners, arts, languages, religions, institutions, and commerce of its inhabitants, Vol. 1, No. 2, Edinburgh: A. Constable and co., 1820, p. 375.B Solomon H. Katz and William Woys Weaver, Encyclopedia of food and culture, Volume 3, New York: Scribner, 2003, p. 108.C〔日〕稻垣榮洋：《撼動世界史的植物》，第55頁。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090金國平 \ 『荷蘭薯』與『南京芋』：同物異名傳亞洲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已被葡萄牙人帶到中國和日本，並在當地傳播開來。此外，還有語言學方面的證據支持這一觀點。在馬來語中，除了稱之爲“荷蘭薯”（ubi belanda）、“爪哇芋”或“雅加達芋”，還有“孟加拉薯”（ubi benggala）這個名稱。A 葡萄牙人與孟加拉確實有很悠久的歷史交往。自16世紀初，葡萄牙人在孟加拉地區便建立了貿易站和殖民地。因此，“孟加拉薯”可能與葡萄牙人有關，因爲他們很可能把這種作物帶到了該地區。具體的途徑可能是從葡萄牙人在東方的大本營果阿爲中心，向孟加拉和其他亞洲地區傳播。對馬鈴薯的“荷蘭薯”“孟加拉薯”等別名的問題，以下研究做了較好的總結：在日本，除了“馬鈴薯”（bare isho）一詞外，還將馬鈴薯（Solanum tuberosum）稱爲“雅加達薯”（Jagatara imo）。雅加達是荷蘭人於1619年建立的第一個爪哇定居點。這個詞相當於巴達維亞（Batavia）薯，即巴達維亞的塊莖（Batavian tuber）。另一個相同的名字是“荷蘭薯”（orando imo），即“荷蘭塊莖”（Holland tuber），以及“琉球薯”（Ryukyo imo），即“來自琉球群島的塊莖”（tuber from Ryuku Islands）。然而，後者可能是指番薯（Ipomoea batatas）。在馬來語中，除了已經提到的artappel這個名字外，還有其他表示其產地的名字，即“荷蘭薯”（ubi Wolanda，意即荷蘭山藥）、“歐洲薯”（ubi Europa）和“孟加拉薯”（ubi Benggala）。“ubi”就是塊莖的意思。在爪哇，對應薯蕷屬（Dioscorea）的詞是“Kentang”。這是一個巴達維亞的詞語，意思是任何種類的塊莖。馬鈴薯（Solanum tuberosum）借用了其競爭對手的名字，被稱爲“荷蘭薯”（Kentang Welonda），即荷蘭山藥；或“馬鈴薯”（ubi Kentang），即山藥塊莖。在鄰近的巽他島，木薯（Manihot utilissima）被用作馬鈴薯（Solanum tuberosum）的另一個別名，因此“荷蘭薯”（huwu Wolanda）既代表“荷蘭木薯”（Dutch manihot），又代表“荷蘭薯”（Dutch potato）。B A Stanley J. Kays, Cultivated vegetables of the world: a multilingual onomasticon, p. 151.B Redcliffe N. Salaman, W. G. Burton, J. G. Hawkes, The history and social influence of the pota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38.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091金國平 \ 『荷蘭薯』與『南京芋』：同物異名傳亞洲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三、關於臺灣和澳門引種馬鈴薯的時間考辨《中國馬鈴薯歷史劄記》A一文探討了馬鈴薯在中國的傳播歷史，但其論述中涉及的中國臺灣和中國澳門引種馬鈴薯的時間，存在一些不準確之處。雖然該文主要是一篇語言學論文，但其涉及的歷史事件和時間節點仍應仔細考察。（一）臺灣引種馬鈴薯的時間《中國馬鈴薯歷史劄記》的作者指出：“1650年臺灣已種植馬鈴薯，這是學術界普遍接受的說法。Goodrich（1938）首提此說……”B對應這句話的注釋33，是善富（L. Carrington Goodrich）對勞費爾的一篇論文的引用，而該論文的出版日期是1929年。因此，善富並非該觀點的首次提出者。另外，作者斷言“1650年的臺灣不可能種馬鈴薯”。C他所依據的是甘爲霖（William Campbell，1841—1921）牧師於1903年出版的Formosa under the Dutch: Described from Contemporary Records（荷蘭統治下的福爾摩沙）中的有關記載。我們看到，這本書的內容僅有一處涉及“馬鈴薯（potatoes）”，D兩處涉及“番薯（sweet potatoes）”。E顯然，甘爲霖將“馬鈴薯”和“番薯”分得很清楚。甘爲霖於1915年出版的關於臺灣的筆記Sketches from Formosa（素描福爾摩沙）中，涉及“馬鈴薯”的內容多達五處。F尤其是第249頁上說：“因此，由於遊手好閒、酗酒和以高額利息借貸土地所有權，漢人逐漸侵佔了他們的土地，直到可憐的番（Hwan）人被趕出生產稻子的田地，在山坡上耕種小面積的馬鈴薯。”G因此，甘爲霖並沒有否認臺灣種植馬鈴薯的可能性。A 項夢冰：《中國馬鈴薯歷史劄記》，《現代語言學》（武漢）2018年第6卷第2期。B 項夢冰：《中國馬鈴薯歷史劄記》，《現代語言學》（武漢）2018年第6卷第2期，第352頁。C 項夢冰：《中國馬鈴薯歷史劄記》，《現代語言學》（武漢）2018年第6卷第2期，第354頁。D William Campbell,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Described from Contemporary Records, London: Kegan Paul, 1903, p. 254. E William Campbell,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Described from Contemporary Records, p. 555. F William Campbell, Sketches from Formosa, London, Edinburgh & New York：Marshall Brothers, Ltd., 1915, Reprinted by SMC Publishing Inc., 1996, pp. 134, 135, 249.G William Campbell, Sketches from Formosa, p. 249.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092金國平 \ 『荷蘭薯』與『南京芋』：同物異名傳亞洲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筆者認爲，荷蘭人1624年開始在臺灣本島的臺南建立根據地，因此，馬鈴薯傳入臺灣本島並開始種植的歷史應早於1650年。值得一提的是，荷蘭人儘管在1603年進駐澎湖，但我們無法確定馬鈴薯是否早在此時即傳入澎湖。雖然馬鈴薯是歐洲海外船隊的必備之物，但也存在荷蘭人在此時並沒有帶來馬鈴薯的可能。（二）澳門引種馬鈴薯的時間《中國馬鈴薯歷史劄記》的作者指出：“因爲按照Davis(1857, 332)［43］的記錄，澳門在1807年前後就已經開始種植馬鈴薯，而Morrison(1822, VI 330)［44］已經記錄了指馬鈴薯的‘荷蘭薯’……”A儘管作者引用了德庇時The Chinese: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its Inhabitants（中國人：中華帝國及其居民概述）一書的1857年版本，但實際上，該書1836年在紐約出版的更早版本中，第2卷第375頁就已經提到了馬鈴薯的歷史和傳播情況：沒有甚麼能比對這種蔬菜以及其他歐洲蔬菜（如椰菜、豌豆等）的漠視更令人信服地證明中國人的偏見之深。這些蔬菜和馬鈴薯（potatoes）在澳門已經種植有數個世紀。該地附近的稻田在冬季被用來種植廚房用蔬菜，包括馬鈴薯（potatoes），但主要是供應歐洲人和本地人。甚至廣州附近的航運公司也從澳門獲得了馬鈴薯（potatoes）的供應。那裏，馬鈴薯又多又便宜。但在廣州，馬鈴薯的食用範圍並沒有擴大到足以降低其價格的地步。這很可能由於氣候、土壤或其他原因，再加上自古以來對水稻口味的偏好。水稻將繼續作爲長期栽培的對象。B 我們注意到，乾隆年間的《澳門記略》中並未提到馬鈴薯。雖然這種情A 項夢冰：《中國馬鈴薯歷史劄記》，《現代語言學》（武漢）2018年第6卷第2期，第353頁。B John Francis Davis, The Chinese: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its inhabitants, Volume 2,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36, p. 375.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093金國平 \ 『荷蘭薯』與『南京芋』：同物異名傳亞洲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況不一定意味着澳門沒有馬鈴薯，但可能是因爲當時這種食物還沒有被廣泛地加入華人的飲食中，因此作者未將其記入文中。不過，由於馬鈴薯在葡萄牙人中已經被普及，且馬鈴薯較耐儲存，烹調方法也比較簡單，可以水煮，可以烤食，非常適合在長途航行中作爲食物儲備。因此，可以推測在運往澳門的船隻上應該有裝載這種塊莖。結 語由於史料不夠具體和詳細，馬鈴薯在亞洲傳播的某些細節仍然不清楚。我們不能確定馬鈴薯在何時、從何地傳入中國。據現有信息，我們可以看到，1530年以前，馬鈴薯已經成爲歐洲船隊的必備食物，並且它可能隨葡萄牙人的船隻東來。葡萄牙人在16世紀40年代纔“發現”日本，因此可以確定的是，馬鈴薯作爲葡萄牙船員的食品已經被帶到了中國沿海，衹是沒有在那裏種植和商業化。這表明馬鈴薯在亞洲的傳入可能是通過早期歐洲航海者的攜帶。在漢語和日語中，“荷蘭薯”一名表示其傳播與荷蘭人有關。但是，美洲高產作物的入華往往是多時間點、不同渠道，甚至同一路綫也會有逆向傳播，因此早期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蘭人都有可能在不同的時期將這一美洲物種傳入中國。最早入華的地點可能是浙江舟山六橫島的雙嶼港，因爲葡萄牙人從16世紀20年代中開始便在那裏活動。馬鈴薯最早於1576年傳入長崎，並被稱爲“南京芋”。這時，荷蘭人尚未涉足東南亞和東亞，因此馬鈴薯的傳播者應該是葡萄牙人，其在中國出現的時間應該與葡萄牙人航行到中國的時間同步。後來，馬鈴薯又出現了“荷蘭薯”這一別稱。荷蘭人在1603年到達澎湖，1624年入居臺南，也可能將馬鈴薯帶到了臺灣並留下了土人種植的記錄。“南京芋”之名出現的時間早於“荷蘭薯”，可以佐證葡萄牙人將馬鈴薯傳入中國和日本的時間要早於荷蘭人。［責任編輯 沈曉鳴］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094莫世祥 \ 近代港澳『自由港』的制度設計及實施成效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The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Performance of Modern Hong Kong and Macao “Free Ports”Mo ShixiangAbstract: The differing institutional designs of duty-free versus taxed regimes represent the distinct frameworks of the “free port” systems in Hong Kong and Macao. Hong Kong’s free port status exempts all goods from import and export duties, with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relying instead on revenue from land lease auctions and annual rates on buildings (land rents) as one of the primary sources of fiscal income, thereby establishing the distinctive British system of land lease in its free port policy. In contrast, Macao’s free port, constrained by its small economic scale, limited jurisdiction, and disputed land rights, not only could not fully exempt customs duties but also had to levy various other taxes and fees extensively.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s of free trade versus exclusive monopoly further differentiate the “free port” models of Hong Kong and Macao.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and British merchants in Hong Kong adhered to principles of free economy and free trade, with most industries operating under free trade and competition, except for a few sectors such as the sale of salt, oil, and opium, which were subject to periodic tendering for exclusive monopolistic rights. Conversely, Macao implemented an internal mechanism of tendering and monopolistic concessions across all industries, which became the most distinctive feature of the Portuguese “free port” policy. While this approach ensured revenue for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contractors, it also led to the collusion of officials and merchants, fostering an exclusionary monopolistic environment that stifled free trade and competition. The divergence between the British and Portuguese free port systems is one of the fundamental internal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economic disparities between Hong Kong and Macao in modern times. Hong Kong rapidly developed into a globally renowned hub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hile Macao's trade market gradually became subservient to Hong Kong and neighboring cities. As Macao's trade status declined, many industries withered, leaving the gaming industry as the sole pillar sustaining Macao’s modern economy and partially alleviating its subordinate position in regional trade and commerce.Keywords: Hong Kong, Macao, Free Trade, Exclusive Monopoly, ModernMo Shixiang, Ph.D. in History, is a visiting professor at the 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Cultural Research,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a retired professor from Shenzhen University. His primary research focuses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and Macao. His notable works include The Revolution of Sun Yat-sen in Hong Kong (1895–1925), A Doctor for the Nation: Sun Yat-sen and His Family in Macao, and A Study of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Modern Macao and Hong Kong: Focusing on Macao’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095莫世祥 \ 近代港澳『自由港』的制度設計及實施成效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近代港澳“自由港”的制度設計及實施成效莫世祥［摘 要］免稅或加稅，是港澳“自由港”的不同制度設計。香港自由港免徵所有貨物的進出口關稅，計劃以拍賣土地使用權和按年徵收地上建築物的差餉（地租），作爲替代關稅的主要財政收入之一，由此形成英式自由港政策中最具特色的土地批租制度。澳門“自由港”因其經濟規模及管轄地域狹小、地權存在爭議，不僅不能完全免徵關稅，還需要廣徵各種稅費。自由貿易或專營壟斷，是港澳“自由港”的不同運行機制。港英政府及居港英商奉行自由經濟和自由貿易的原則，大多數行業一直實行自由貿易和自由競爭，衹有銷售食鹽、食油和鴉片等消費品的少數行業實行定期招商專營的制度。澳門全面實施各行業招商承包、專營壟斷的內部運行機制，形成葡式“自由港”政策的最大特色。其利能確保政府和承包商的收入，其弊卻促成官商合流的排他性專營壟斷，壓制自由貿易和自由競爭。英式和葡式的自由港制度差異，是造成近代港澳兩地經濟差距的根本內因之一。香港迅速成爲舉世聞名的國際貿易樞紐港，澳門貿易市場卻逐漸淪爲香港乃至鄰近城市的附庸。衆多行業隨澳門貿易地位的下降而凋謝，唯有博彩業支撐近代澳門經濟，並在一定程度轉圜澳門經貿的附庸局面。［關鍵詞］香港 澳門 自由貿易 專營壟斷 近代莫世祥，歷史學博士，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訪問教授，深圳大學退休教授。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史、港澳史研究。代表作有《中山革命在香港（1895—1925）》《上醫醫國：孫中山及其家人在澳門》《近代澳門與香港經貿關係研究——以澳門經濟轉型爲中心》等。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096莫世祥 \ 近代港澳『自由港』的制度設計及實施成效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19世紀40年代上半期，英國和葡萄牙先後將其佔據的中國領土香港和澳門宣佈開放爲“自由港”，各自實施英式和葡式的自由港政策，最終造成近代港興澳衰的歷史結局。分析、比較近代港澳兩地“自由港”的制度差異，有助於瞭解兩地經濟呈現巨大差距的根本內因。一、免稅或加稅：港澳“自由港”制度設計的區別1841年2月1日，英國海軍司令官伯麥（B. Bremer）和英國駐華全權代表兼商務總監義律（Charles Elliot），聯名向剛佔領的香港島華人居民發佈安民告示，宣佈港英政府實施以華律、華俗管治華人的政治政策以及允許中國商船來港自由貿易、免繳稅費的經濟政策，並宣佈：“凡中國船隻與商人來港貿易者，英國官廳一律豁免所有稅費。”A 同年6月7日，港英政府正式對外宣佈實行自由港（free port）政策。當日，義律在澳門宣佈：“茲告示廣州及中國各埠之商賈，諸位及所擁有的船隻可以自由進出香港的港口，進行貿易，並獲得英國長官的充分保護。香港位於中華帝國的海岸，英國政府對於進出口貨物一律免徵稅費。”當時澳門出版的英文《澳門月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在登載這一通告時，註明：“英國當局宣佈，香港成爲自由港。”B 1842年2月26日，新上任的英國駐華全權代表、香港首任總督璞鼎查（Henry Pottinger）再次重申香港作爲自由港，對任何國家的任何船隻，不徵收任何關稅、港口稅及其他捐稅。英國駐華官員相繼宣佈香港成爲自由港的舉措，得到英國政府的肯定。1843年1月4日，英國外交大臣亞伯丁（George Hamilton Gordon, 4th Earl of Aberdeen）致函璞鼎查，指示經營香港自由港的財政方針，稱：“女王陛下政府的宗旨，現在既是要使香港成爲一個自由港，而且港口稅也因而須要儘量輕A 譯自英文《澳門月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1841年1月號。按：1839年林則徐組織專人翻譯西書、西報時，因該報從廣州遷到澳門，而將其英文名最先中譯爲《澳門月報》。鴉片戰爭結束後，該報遷離澳門，後人遂直譯爲《中國叢報》。B 譯自《澳門月報》1841年6月號。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097莫世祥 \ 近代港澳『自由港』的制度設計及實施成效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微，以便給予各國商業以一切可能的鼓勵。顯然，不能期望從進出口稅中獲得財政收入，來應付隨着該島的佔領而產生的開支。所以指望的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就是土地。如果由於島上所實施的商業管理辦法的寬大，外國人都和英國臣民一樣地願意在那裏安家立業，這樣就會使它以極有限的面積而成爲一個大的商業集散地。……女王陛下政府提醒你不要把土地的任何部分作永久的讓與，他們寧願人們向國主租地，租期卻盡可放長到注意保證租地人在他們那些分租地上放手興建。這樣就會立刻得到一種永久性的財政收入，以因應島上的開支，還有理由確定，它必會隨着財產價值的增加而增加。”A這些指示，促使港英政府在實施自由港政策中，一直以拍賣土地（實際上是拍賣土地的長期使用權）作爲免徵進出口貿易關稅的主要替代收入，來應付本地的公共開支，由此形成英式自由港政策中最具特色的土地批租制度。這項制度早在1843年亞伯丁指示之前，就已經在當時陸地面積約77.7平方公里的香港島推行。1841年2月2日，義律頒發佔領港島的第二號公告，宣佈香港島及其所屬範圍內的一切土地、港口、財產或私人設施，一律收歸英國女王的權利、皇權和特權所支配，並由女王所專用。B同年6月14日，港府首次拍賣港島土地的使用權。爲了吸引當時還留在澳門的英國商行開發、投資港島，這次拍賣活動特意在澳門舉行。寶順洋行（Dent & Co.）、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等十多家英國商行，以極爲低廉的價格，在港島北部共購置34塊地產。10月，港府又在港島進行第二次拍賣土地使用權。此後，港府繼續根據經濟開發的需要，不時拍賣原有的土地和填海新增的土地。這些土地的業權（即使用權年限）最初定爲75年。爲了吸引中外富商來港長期投資，1849年3月港府宣佈將土地業權期限延長到999年。1898年後，又宣佈改爲75年的標準租期並允許續期。土地使用人除了一次性付清地價之外，在使用期內，每年還必須向政府繳交按照房地產的價值或租值比例A 〔美〕馬士（H. B. Morse）：《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張匯文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年，第329、759—760頁。B James William Norton-kyshe,“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the laws and courts of Hong Kong 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to 1898, Hong Kong: Vetch and Lee Limited, 1975, p. 4.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098莫世祥 \ 近代港澳『自由港』的制度設計及實施成效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徵收的“差餉”，用於維持警察（時稱“差役”）以及政府的其他公共服務開支。“差餉”實際上相當於地租，藉以確認土地的最終業權人屬於英國皇家政府。港府通過拍賣、招標等形式，出售土地的使用權，允許承租人合法買賣、轉讓和抵押，形成活躍的房地產交易市場；同時對批租土地及其業權變更進行嚴格的監督、管理，通過有節奏地拍賣土地使用權和按年徵收地上建築物的地租（差餉），獲得穩定遞增的財政收入重要來源，長期分享本地經濟快速發展而造成房地產價格持續上漲的巨大收益，有效彌補本地自由港經濟體由於免徵進出口貨物關稅而出現的財政收入缺失。依靠土地批租制度穩定而持續增長的收入保障，香港自由港纔能始終不渝地高懸免徵進出口貨物關稅的“免稅天堂”招牌，招攬四方商客。來到香港進行貿易的企業和個人自然需要租用乃至購買倉庫、住宅、商店、碼頭等物業，外來的貿易資金因而通過購置香港物業而不斷沉澱下來，並且隨着香港經濟的發展而持續增值。於是，香港的房地產業隨着中外中轉貿易的增長而同步發展，港府從土地批租制度中獲取的歲入也隨之水漲船高。在英式自由港經濟體制下，土地批租制度成爲港府促進經濟發展和分享經濟收益的有效利器，至今仍然深刻地影響着香港經濟發展模式的運行。1841年英國人將其割佔的香港島宣佈成爲自由港，強烈刺激從16世紀中葉就定居和經營澳門半島中南部澳門城的澳葡政府。澳葡政府隨即向清朝官府交涉，要求擴張在華權益。“他們希望獲得香港所享有的全部自由，但中國人並不打算許給他們。澳門是中國的地方，中國的管轄權是維持着的”，“關於通商事項，中國允許五口應對葡萄牙船隻同別國船隻一樣的開放；但在澳門的船隻應照黃埔例繳納船鈔，中國商人應照新稅則向澳門中國海關繳納關稅，自中國各港口運至澳門的一切貨物均須納稅。事實上，澳門的地位很像一個通商口岸，中國官員掌握着財政和領土管轄權，不過稍微放鬆一點罷了”。A 清政府不肯完全滿足澳葡當局的擴張要求，與葡萄牙國力薄弱以及澳門貿易地位下降有關。鴉片戰爭結束後，清政府開放五口通商，外國商人無須A 〔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第362頁。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099莫世祥 \ 近代港澳『自由港』的制度設計及實施成效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再像戰前那樣，先到澳門居留，等候批准，纔能進入廣州開展貿易；清政府也無須再勞神費力，約束從西洋各國聚居到澳門的洋商。因而，澳門先前作爲廣州外港並分享中外貿易壟斷利潤的特權地位不復存在，衹能尾隨通商五口之後，另謀出路。爲了擺脫這一困境，增強澳門的經濟競爭力，葡萄牙政府決定步香港後塵，擅自宣佈澳門爲“自由港”。1845年11月20日，葡萄牙女王瑪麗亞二世（Maria da Gloria），宣佈鑒於“大清帝國的一些港口向所有國家的貿易及航行開放，阻礙了澳門這個城市的貿易得到優惠的有利情況”，特頒佈如下十二條命令：第一條 澳門這城市的港口，包括內港及離島氹仔和沙瀝，向所有國家宣佈爲自由貿易港，承認他們可在那裏消耗、存放及再出口各種貨物和經營，不管甚麼貿易。第二條 本法令在澳門城市公佈30天以後，進口到上述口岸的所有物品及貨物，不論是甚麼國家的，完全免徵進口稅。第三條 但是絕對禁止進口棉花、彈藥、燃燒混合物、黑色火藥、任何品質的煙葉、鼻煙、肥皂及煙草。第四條 下述葡國產品及工業品的進口，將衹許可葡國商船從葡國的港口進入，這目的是爲了能享有其免稅的武器及火器、檳榔子、制毛巾的布料、傘紋細布、各種帽子、橄欖油、椰子及棕櫚油、咸豬肉、現成的衣服鞋子、亞麻布料、鹽、藥物、檀香水、酒精及椰汁、酒、甜酒及酒和椰汁做的醋。第五條 前條提到的物品，不論是葡國還是外國產品和工業品，都可以交付20%從價稅後，由葡國或外國船隻從外國港口進口到澳門。第六條 上述物品，雖不能享受消費品的一般性豁免，但在再出口的情況下，可在澳門的倉庫同這些情況的一般注意與擔保一樣，准許存放一年的時間，除了倉庫租金及力費以外，僅需交付1%存放費與碼頭費的從價費。註：所以存放的物品，不在一年內再出口，則要交付第五條說提到的消費品稅。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00莫世祥 \ 近代港澳『自由港』的制度設計及實施成效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第七條 所有其他免交消費品稅或再出口稅的物品，僅需交付其所雇傭的力夫根據傾聽稅務所意見後總督在政務會議上決定的力費價目，而此價格不超過迄今已確定的價錢。第八條 第四、第五、第六條所提到的貨物，要存放於政府貨倉的，待稅務部門檢查批准，至於享受一般優惠的所有其他物品，業主可根據對他是否方便，來決定所存放於稅務所倉庫或者私人倉庫。第九條 交付倉庫租金，也有一個在傾聽稅務所主任意見後，由總督在政務會議上決定的價目表，而根據通常付給私人倉庫的費用來進行調整。第十條 爲使較大型的貨物易於裝卸，政府特在最方便的地方或者使用最多的碼頭設置起重機，總督要在政務會上決定使用起重機需付的費用價目。第十一條 在得到所需的資料以後，總督在會議上有權制定一項按中等規模計算的停泊稅，船隻在澳門時要付的港口費用，可以得到國家及外國貿易。第十二條 每條法例藉此是取代了現時法令的要旨。A上述法令被後人稱爲澳門自由港令或開港令。不過，1844年從澳門遷到香港繼續出版的The Chinese Repository（下文改取中譯名《中國叢報》），在1846年初以葡文全文轉載上述法令之前，除了用英文說明這份官方文件是澳門一位紳士發給該刊之外，還加上一句簡短而入木三分的評語：“Macao is to be made but Partially a free port”，即“澳門將建成並非完全的自由港”。B 對比港英政府宣佈香港成爲自由港、免徵所有進出口船隻及貨物的各項稅費，不難看出：在葡萄牙政府宣佈開放澳門成爲“自由港”的法令條文當中，既有對多種進口貨物的禁制（見第三條）；又有對葡國產品及工業品A 該法令的葡文全文載於香港英文《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1846年2月號，中文譯文轉引自鄧開頌、黃啟臣編：《澳門港史資料彙編（1553—1986）》，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36—238頁。B 譯自《中國叢報》1846年2月號。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01莫世祥 \ 近代港澳『自由港』的制度設計及實施成效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進口衹准葡國商船從葡國港口進口的貿易保護（見第四條），還有允許受限進口的貨品交付20%從價稅之後入境的規定（見第五條）；以及必須由澳門總督而不是由市場交易來決定勞動力價格（見第七條）、倉儲價格（見第九條）和起重機費用（見第十條）的規定。因而，僅從法令條文上分析，澳門“自由港”承諾的自由進出、自由貿易與免徵進出口稅費，都衹能是部分的（Partial），而不可能是完全的。顯然，與香港自由港不盡相同的是：澳門“自由港”的規劃，在其尚未實施的頂層設計層面，就存在政府干預自由貿易的諸多條條框框。爲甚麼葡萄牙政府不能像港英政府那樣，乾脆宣佈澳門實行一律免徵進出口稅費的完全自由港政策，反而想方設法地在澳門“自由港”法令中預先設置徵收各種稅費的多項規定呢？1846年1月20日，葡萄牙政府在給新委任的澳門總督亞馬留（Joã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的指令中，道出其中的原因：“隨着中華帝國的港口向各國開放，澳門的形勢大爲改觀。原來衹有澳門可以進行的貿易，現在可以直接到任何一通商口岸進行；原來從貿易貨物過境得到的利益，也受到新興的英國人居留地香港的競爭。如今，這個往昔入大於出（況且是過分、毫無必要的開支）的城市，因上述原因無法以國庫的歲入，支付一半的費用”，“閣下將會看到，您將在多麼嚴重、困難的情況下出掌澳門政府”，“鑒於澳門海陸向中國輸入貨物的優越地理位置，它的良好氣氛、爲外國人提供的各種便利及長期同中國貿易的習慣”，葡萄牙政府宣佈澳門成爲“自由港”，“希望各國船隻重新停靠澳門而不停靠香港”。“通過開港，爲商人、業主及所有從業的澳門居民提供獲利的途徑。如同其他葡萄牙公民，他們必須爲他們所屬的省政府分攤必要的開支，以克服因澳門國庫唯一財源海關取消後所產生的收入停滯而出現的赤字。近來，這一收入已十分低下，而且將完全消失。這便是委任閣下使命中最艱巨、最重要的目標。但在以新的稅收代替舊的稅收之前，在此澳門向新的生存方式過渡的時期，必須削減一切開支，將其降至最低水準，以便讓納稅人看到他們所繳納的僅是維持公共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02莫世祥 \ 近代港澳『自由港』的制度設計及實施成效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秩序及安全所必不可少的費用。”A 上述指令表明，隨着近代中國五口通商與香港開埠，澳門開埠以後一直享有的作爲外國來華商人唯一居留地的特殊地位及其相關利益一去不復返，澳葡政府的財政稅收隨之大幅度減少，歲入甚至不能應付一半的公共開支。據統計，1834年，作爲澳葡政府主要收入來源的澳葡海關收入有7.5萬多兩；到19世紀40年代初，海關收入降至4萬多兩。由於財稅收入銳減，到1846年初，澳門公務人員已經有5個月領不到工資，孤兒院、教堂、修道院也得不到應有的救濟金。B當時，清朝政府仍然在澳門半島實施主權管治，澳葡政府的管轄範圍仍然被限制在不足一平方公里的澳門城內。因此，葡萄牙政府不可能像港英政府那樣，改以公開拍賣土地的長期使用權，作爲澳門“自由港”免徵關稅的長期而穩定的替代性財政收入。澳門“自由港”的頂層設計衹能採取對進出口貨物實施部分徵收20%從價稅，以及對“所有從業的澳門居民”，即對佔澳門人口絕大多數的華人，史無前例地開徵各種稅費，以確保澳葡政府可以支付“維持公共秩序及安全所必不可少的費用”。如此頂層設計，勢必促使澳門當局不斷加徵稅費，來增加本地的財政收入。加稅以維持澳門的公共支出，當然是不得已而爲之的治標之舉，而與通常自由港所作的免稅承諾背道而馳。因此，澳葡政府的治本之舉，還是設法擴充葡萄牙人在澳門半島乃至周邊地區的管治範圍，以便從根本上增強澳門“自由港”對香港的競爭力。於是，1846年4月，亞馬留到達澳門就任總督，隨即以武力爲後盾，既行加徵稅費以解決財政拮据的治標之舉，又行擴張界址以拓展管治地域的治本之舉。亞馬留強行向華人開徵稅賦與擴張界址的粗暴行徑，激起華人的普遍憤慨。1849年8月22日，亞馬留遭到憤恨其倒行逆施的華人青年沈志亮等人襲A 轉引自〔葡〕薩安東（Ano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葡萄牙在華外交政策（1841—1854）》，金國平譯，澳門：葡中關係研究中心、澳門基金會，1997年，第241—242頁。按：引文提及的“省政府”，指1844年葡萄牙將其管治的澳門、帝汶（Timor，時稱地捫）、蘇祿（Solor），單獨組成一個自治的海外省，省會設在澳門。B 轉引自王昭明：《鴉片戰爭前後澳門地位的變化》，黃啟臣、鄧開頌編：《中外學者論澳門歷史》，澳門：澳門基金會，1995年，第209頁。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03莫世祥 \ 近代港澳『自由港』的制度設計及實施成效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擊，當場被刺死。澳葡軍隊藉口復仇，乘機攻佔關閘、望廈、北嶺等處，完全控制澳門半島。在澳門歷史上，亞馬留是唯一被華人擊斃的葡萄牙總督。他以強暴的手段，推行葡萄牙政府制定的澳門“自由港”政策，對華人開徵稅款，夷平華人墓地，驅逐中國稅館官吏，擴展澳葡管轄界址。這一切，都嚴重踐踏數百年來一直在澳門實行的華律、華俗和中國主權，因而激起華人的公憤，最終導致自己遇刺身亡。對比港英政府在宣佈香港成爲自由港之時和之後，一直強調以華律、華俗管治居港華人的做法，港英與澳葡政府對待華人的舉措大相徑庭。兩者的區別，反映出新、老殖民帝國在推行“自由港”政策的過程中，存在截然不同的理念。亞馬留死後，澳葡政府面對已經激化的華葡矛盾和本地蕭條的經濟狀況，一度被迫更改亞馬留生前推行的對華強硬政策，逐漸將免徵進出口稅費的“自由港”政策惠及華人，希望吸引華商重新來澳貿易，恢復澳門經濟和社會秩序。可是，事態的發展最終促使他們仍然沿襲亞馬留的做法，將擴張界址、加徵稅費作爲澳門推行“自由港”政策的兩大舉措。不過，澳葡政府的擴界舉措，始終趕不上港英政府在割佔香港島之後繼續侵佔九龍、新界的步伐。1841年英國人宣佈香港成爲自由港之時，其管治範圍局限於陸地面積約77.7平方公里的港島及附近水面。1860年3月，香港英軍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佔領港島對岸的九龍半島南端，隨後強迫清政府將九龍半島今界限街以南（包括昂船洲）合共7.93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永遠租讓給英國，“併歸英屬香港界內”。英國人隨即在尖沙咀一帶開闢新城區，建造與港島維多利亞城隔海相擁的雙城，遂使雙城之間的維多利亞港得以充分發揮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迅速成爲舉世聞名的天然良港。1898年6月9日，英國又乘列強瓜分中國之機，強迫清政府將陸地面積975.1平方公里的今新界地區以及附近水域，租借給英國99年。這不僅使當時初具規模的港九城區獲得十餘倍面積的鄉村，作爲與中國內陸接壤的緩衝地帶，而且爲港英政府繼續推行土地批租制度，擴展香港城區和建立陸續新市鎮，奠定寬裕的版圖。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04莫世祥 \ 近代港澳『自由港』的制度設計及實施成效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比較起來，儘管澳葡政府在擴張界址方面做過多番努力，其成效卻始終與港英政府相距甚遠。終至1910年，澳門陸地面積總共衹有10.94平方公里，約僅及香港的一百分之一。澳葡政府除了控制土地面積遠不及港英政府之外，在其實際管轄區域的土地產權掌控上，也遠不及港英政府。1841年香港自由港開埠之初，港英政府就依據清朝官府割讓香港島給英國管治的不平等條約，宣佈港島上的所有土地屬於英女王專享，港府據此推行拍賣土地長期使用權的土地批租制度。可是，1845年葡萄牙宣佈開放澳門成爲“自由港”之後，澳葡政府始終未能完全掌控其管轄區域的所有土地產權，這些土地產權一直受到清朝政府對澳門實施主權管理的約束和挑戰。1887年，清朝政府與葡萄牙政府簽訂《中葡和好通商條約》，條約表明中國同意葡人永居、管理澳門，但又規定：未經中國同意，葡萄牙永不得將澳門讓與他國。事後，中葡雙方就澳門界址問題的交涉及爭執一直懸而未決。因此，儘管澳葡政府在1887年後宣佈澳門土地歸澳葡政府所有，但氹仔、路環等離島的居民在進行土地業權交易時，仍多沿用清朝香山縣官府發出的契據，或坊間私人見證的契據（俗稱紗紙契）。它表明，離島上的華人居民並不認同澳葡政府擁有離島土地的所有權。由於土地資源不足，加上土地產權存在爭議，澳葡政府因而不可能像港英政府那樣以拍賣土地長期使用權，作爲替代免徵進出口關稅的一項主要財政收入來源，最終便衹能通過加徵稅費，解決財政短絀的困難。1865年1月，廣東巡撫郭嵩燾派人到澳門瞭解情況，隨後稟報總理衙門。其中談及澳門稅費徵收情形稱：“澳中商賈完納夷人公鈔，視貿易之大小酌量抽稅，大約房租視店貨爲輕重，公鈔又視房租爲輕重。房租取之業戶，公鈔取之商民，多寡相等，下至擺列地攤小買賣亦有公鈔，每年合計抽收各項銀兩約共一百二十三萬，實較內地釐金爲重”，“澳中民居有地稅，商販有公鈔，其往來販運日用所需，若牛羊豬魚鹹魚之屬均有稅。其開設洋藥煙館，亦係數戶包繳煙稅，每年約二三萬金。白鴿票賭局每年三四萬金，攤館每年十二萬金，妓館每妓一名月納稅銀半元。又有戲館一所，每年納房租一萬金，亦可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05莫世祥 \ 近代港澳『自由港』的制度設計及實施成效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謂巧於取利矣。”A 從中可知，當時澳門稅費滲透到各行各業的經營，“可謂巧於取利”。連販運牛羊豬魚鹹魚等日常食品，甚至擺地攤做小買賣，也要繳納稅款、公鈔。其稅費負擔，“實較內地釐金爲重”。廣泛而沉重的稅費，當然導致澳門財政收入劇增，“每年合計抽收各項銀兩約共一百二十三萬”。這比起19世紀40年代初澳葡海關徵收的關稅所得最低每年衹有4萬兩，顯然有急劇而大幅度的增長。另據葡方統計，1852年澳門財政虧損48,309澳門元，1862年卻盈餘104,633澳門元。B這就進一步佐證19世紀60年代澳門財政收入出現急劇的增長。其增長的來源主要依靠加徵稅費，稅費涵蓋的行業除了正當的常規貿易之外，還有屬於黃、毒、賭等偏門生意，即郭嵩燾奏摺所指的“妓館”、“洋藥煙館”（鴉片貿易與吸食）、“白鴿票賭局”、“攤館”（博彩業，即賭業經營）等。免稅和加稅，是港澳當局在其“自由港”頂層制度設計之初就各自確立的截然不同的稅收方針。其中，港英政府決定以拍賣土地長期使用權來替代免徵進出口關稅而減少的財政收入，這就有助於降低交易成本，吸引中外商客前來香港進行轉口貿易和投資不動產，促進本地開發和經濟發展。澳葡政府則在宣佈澳門開港的法令中埋下加稅的伏筆，並且在其擴張界址遭遇中國朝野抵制之後，全面推行加稅，不僅將華人居民納入徵稅對象，而且將各行各業納入徵稅範圍，依靠加稅作爲增加歲入的唯一舉措。這就增加交易成本，難以有效地吸引四方商客前來澳門貿易和投資不動產，從而削弱近代澳門的經濟競爭力。在港英和澳葡政府的“自由港”制度設計中，無論是免稅，還是加稅，都殊途同歸地朝向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以支付本地公共開支的共同目標。衹A 《廣東巡撫郭嵩燾查明澳門前後大概情形清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2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55—756頁。B 〔葡〕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澳門編年史（十九世紀）》，姚京明譯，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第111頁。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06莫世祥 \ 近代港澳『自由港』的制度設計及實施成效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不過，港英政府的免稅政策，走的是迂回達標之路，即通過免徵關稅，降低交易成本、促進經濟發展，來增加政府的歲入。此外，港府還通過定期招商承包鴉片專賣，向鴉片承包商徵收定額“煙餉”，其後又陸續開徵酒稅、煙草稅，作爲增加政府財政的收入來源；同時收取各行業經營的牌照費、註冊費等少量費用。澳葡政府的加稅舉措，則除了徵收部分商品的關稅之外，還對所有正當行業以及鴉片、博彩及苦力貿易等等非正當行業開徵各種稅費，直接攫取民間貿易的部分收入，以支付政府的各項開支，而不在乎這種做法是否有利於本地經濟的順利發展。後來的事實證明，港澳政府各自實施的不同稅收政策，分別成爲兩地“自由港”經濟發展的動力或障礙。二、自由貿易或專營壟斷：港澳“自由港”運行機制的區別顧名思義，自由港的運行機制應該是自由貿易。貿易能夠自由進行的基礎是公平。它不僅要求不同經濟體之間不應設置保護各自利益的貿易壁壘，而且要求在同一經濟體裏面的政府不應賦予某一交易者以專營的特權，妨礙其他交易者的自由貿易與自由競爭。後一要求在自由港的內部運作中至屬關鍵，它是鑒別自由港是否名副其實的主要指標之一。19世紀40年代初，英國駐華官員與遠隔重洋的英國政府官員之所以一致決定在剛佔領的香港島實施自由港政策，與當時英國古典經濟學宣導的自由經濟理念風靡英國本土的境況密切相關。香港自由港的初創，正是在英國預先廢除屬於本經濟體內部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專營壟斷地位，繼而迫使清政府廢除以行商專營壟斷爲基礎的廣州貿易體制，從而促成中外不同經濟體開展直接貿易的經濟大背景下進行的。自由經濟和自由貿易的理念因此成爲港英政府處理香港經濟事務的基本方針。然而，香港開埠之初，經濟開發剛剛起步，土地價格尚還低廉，港英政府制定的免徵關稅、改以土地批租作爲主要財政收入來源的方案，一時難以應付本地的各項公共開支。在這種情況下，1844年就任第二任港督兼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的德庇時（John Davis，又譯作大衛斯、爹核士）爲了迅速增加港府的財政收入，決定開徵多項稅費，甚至推行包稅專營制度，不惜挑戰前任港督璞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07莫世祥 \ 近代港澳『自由港』的制度設計及實施成效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鼎查與在港英商信奉的自由貿易理念。最早記述近代香港歷史的一本英文著作就此寫道：“正當商人們仍然期待以自由貿易的原則（free trade principles）促進香港發展之際，德庇時爵士卻衹想到牌照費和包稅專營（license-fees，farms and monopolies）。”A德庇時就任港督之後，陸續頒佈法例，宣佈港島所有居民都要繳納人口登記費（俗稱人頭稅），其中英國商人每人每年繳交5元，華人苦力繳交1元；對港島居民開徵婚嫁費、喪葬費、墓碑費、差餉費（地租）和煙酒零售稅；對港島採石業、售鹽業、鴉片銷售業和捕魚業實行承包專營。在這些措施當中，他最看好開徵承包專營的稅費。他向英國政府報告說，鴉片承包是“是最有效的財政收入來源，可以促進本港的發展”。B可是，德庇時的這些舉措激起居港中外人士的強烈反彈。1844年10月，爲了抗議港府開徵人口登記費，香港華人舉行開埠以來的第一次罷工罷市，居港西商也群起向英國政府投訴。港府隨即被迫更改法例，宣佈公務員、軍人、商人、專業人士及年收入500元以上者可以豁免人口登記，其他需要進行人口登記者也無需繳交任何費用。德庇時試圖對進口葡萄酒和烈性酒徵稅，由於遭到英商們的反對而被迫取消。至於他最熱衷推行的鴉片承包專營制度從1844年2月開始實行以來，也一直受到居港中外商人的強烈反對。鑒於德庇時的治港舉措持續激起民憤，1847年英國國會下議院成立特別委員會，對香港事務及對華貿易進行調查。在此過程中，要求實行自由貿易、反對專營壟斷，成爲在港英商的共同呼聲。英商央孖地臣（A. Matheson）對該委員會說：“如果繼續保持這種毫無束縛的貿易自由，香港肯定會成爲一個大貿易中心。它最終將成爲中國的商業中心。”他要求：“廢除所有現行的包稅區，廢止現行的各種惡劣的稅收，諸如對名聲不好的房子、檯球廳和小船等徵收的稅金。還要停止對華人進行登記，因爲這極大A E. J. Eitel, Europ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 Hong Kong: Kelly & Walsh Ltd., 1895, p. 234.B E. J. Eitel, Europ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 Hong Kong: Kelly & Walsh Ltd., 1895, p. 235.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08莫世祥 \ 近代港澳『自由港』的制度設計及實施成效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地傷害了他們的感情。”A委員會在其完成的調查報告中指出，“香港顯然受困於承包專營制度與繁瑣規則的制約，不利於它的定位和發展”，“我們認爲，犧牲開拓者的實在利益是不明智的，香港的繁榮衹能按照條約與內部法規，通過最大限度的自由交往與貿易纔能實現”。B同年8月，港府被迫取消衹允許一位承包商在本港專營壟斷鴉片銷售的做法，改爲向居港的所有鴉片銷售商開徵牌照費。1848年3月，德庇時在居港中外商人的反對聲中，黯然辭去港督職務，返回倫敦。德庇時辭職，標誌自由貿易政策終於遏制專營壟斷舉措而在香港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十餘年後，儘管港府爲了增加歲入而再度實行鴉片招商承包、專營壟斷，C可是，此類定期招商專營的制度始終局限於銷售食鹽、食油和鴉片等消費品的少數行業，其他衆多行業仍然繼續實行自由貿易和自由競爭。因此，少數行業的承包專營商不可能對本港自由經濟產生跨行業的壟斷影響，無礙於香港自由港的運作與聲譽。無獨有偶，正當19世紀40年代中葉香港總督德庇時爲了迅速增加政府歲入而開始推行招商承包專營制度之際，澳門總督亞馬留也在澳門建立和推行同樣的制度。不同的是，在香港，承包專營制度一開始就受到崇尚自由貿易精神的英國朝野人士的有力遏制，始終沒有成爲廣泛實施的稅收政策；在澳門，這項制度卻一直沒有遭遇來自體制內的類似反制，加上它有利於執行澳葡政府以加稅彌補實施“自由港”政策之後的歲入損失的管治策略，於是成爲歷任政府對本澳幾乎所有行業都普遍實施的稅收管理制度。1847年1月，亞馬留爲了擴大稅收範圍，解決財政短絀的燃眉之急，宣A “Select Committee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Enquire into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Commercial Relations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March, 1847,” 轉引自〔英〕弗蘭克·韋爾什（Frank Welsh）：《香港史》，王皖強、黃亞紅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227—228頁。B E. J. Eitel, Europ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 p. 251.C 1858年起，港府重新恢復鴉片招商承包專營。1883—1884年間，港府又取消鴉片專營，改徵牌照費。1885年起，又恢復鴉片專營。1913年起，港府再度取消鴉片招商承包專營制度，改由政府實行鴉片專賣。1943年8月，英國政府纔宣佈禁絕英國屬地的鴉片經營及吸食。相關概況可參見潘興明：《香港禁煙史論》，《江蘇社會科學》（南京）2004年第4期。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09莫世祥 \ 近代港澳『自由港』的制度設計及實施成效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佈開設白鴿票賭博的專營承充繳餉。此後的《澳門憲報》註明：“白鴿票賭博是應華人的請求，於1847年1月，由澳門總督批准設置。”，“亦即澳門專營承充制度實施之始”。A此舉拉開澳門博彩業合法化的序幕。同年3月，澳門豬肉業招商承充；4月，博彩業之一的番攤也進行承充專營。1848年1月和2月，澳葡政府先後完成拍賣本地豬肉及牛肉的銷售專營權，承充者在合同期內享有排他性的經營權，並且受到政府的保護。1851年1月，因所批准澳門豬欄及牛欄生意的承充期將滿，澳門議事公局決定再次招商，“以出高價並遵規條者，准令承充”。還附有價格限制的規定：“除賣豬肉各價外，仍照本年舊式，每元銀不能賣至十斤之下，所有交易照每禮拜價錢申算”。同年5月，食鹽銷售招商專營。7月，煮賣鴉片招商專營。8月，原來承充專營魚欄的多名華商獲准照舊承充魚欄，其所有入澳鮮魚、鹹魚，全歸他們專賣，限期兩年，期內不准別人私充，否則按例分別罰銀懲罰。B此後，澳葡政府繼續將招商包稅專營的舉措推廣到各行各業，乃至暢銷的一些日用消費品種。澳門的包稅專營制度，既來源於葡萄牙人在遠東地區實行殖民管治時所採用的稅收徵繳方式，也深受清朝壟斷對外貿易的廣州貿易體制及其行商制度的影響。就後者而言，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即清朝開放海禁、正式在廣州設立粵海關對各國通商的第二年，清朝廣東官府開始招商承充由官府特許經營對外貿易業務的洋貨行商，規定來華的外洋商人按商貨性質，分別到各行商處投行買賣；行商則負責到粵海關繳納外洋進出口船鈔和貨稅，並且代理官府和外商的交涉事宜。C從此，廣州成爲清朝唯一開放的對外貿易口岸，澳門成爲外國商人等候進入廣州貿易的外港，廣州行商制度因而延伸到澳門。1849年3月，澳門總督亞馬留派兵驅逐清朝駐澳門的稅館官員。同年A 轉引自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清後期 1845—191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23—1624頁。按“白鴿票”，即“白鴿標”，是中國最早的彩票形式之一。起初源自清朝的民間賭鴿，取《千字文》前80個字爲鴿子編號，猜中爲贏，後改以票猜投之。B 轉引自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清後期 1845—1911），第1624、1666、1675頁。C 彭澤益：《清代廣東洋行制度的起源》，《歷史研究》（北京）1957年第1期。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10莫世祥 \ 近代港澳『自由港』的制度設計及實施成效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四五月間，澳門行商響應廣東官府的號召，相繼撤離澳門，致使澳門經濟頓形衰落。不過，華人行商包稅專營的行業壟斷傳統仍然對澳門經濟產生深刻的影響，並且在澳葡政府大力推廣下得以“發揚光大”。澳葡政府在徵收各行業稅費的過程中，爲了獲得穩定而持續增長的財稅收入，避免與佔人口絕大多數的華人發生直接衝突，有意廣泛推行定期招標承充的包稅專營制度，允許承包商在履行承包合同、按時向政府繳納稅款的前提下，利用政府賦予的專營特權，對承包行業實行排他性的壟斷經營，從而形成阻礙澳門自由貿易與自由競爭的內在弊端。對比近代香港實行以自由貿易爲主、輔以少數行業及個別工種包稅專營的英式自由港政策，澳門全面實施各行業招商承充、允許承包商專營壟斷的內部運行機制，就成爲葡式自由港政策的最大特色。這種特色的形成，首先與港澳兩地分別擁有數量懸殊的土地資源密切相關。香港自由港因爲擁有比澳門更爲充足的土地資源，可以不時通過拍賣土地，獲得足以替代免徵關稅的穩定財政收入；土地面積明顯狹小的澳門“自由港”就衹能通過加徵稅費，來確保其財政來源。此外，港澳兩地有無包稅專營的行商經營傳統，也對兩地“自由港”的運行機制產生不同的直接影響。香港開埠之前，無論是港島或是九龍、新界，都不存在行商的活動與經營。英國人在宣佈香港成爲自由港之前和之後，主動廢除本國東印度公司壟斷對華貿易的特權，迫使清王朝廢除壟斷對外貿易的廣州行商制度，從而掃除自由貿易在香港實施的障礙。與此相反，澳門長期作爲廣州貿易體制的外港，澳門華商深受廣州行商依靠官府授權、進行排他性包稅專營的歷史影響。澳葡政府在宣佈澳門成爲“自由港”之後，基於省事省力而又能夠獲得穩定財稅收入的考慮，推行招商承充、包稅專營的政策。獲准承充專營的商人，大多數是與政府關係密切的華商。他們依靠政府特許的權力，在定期繳納規定的稅費之餘，還可從專營壟斷中謀取私利。因而，澳門廣泛推行包稅專營制度的利弊顯然而見：利在確保政府和承包商的收入，弊在形成官商合流的排他性專營壟斷，壓制自由貿易和自由競爭。和香港一樣，包稅專營在澳門也曾激起強烈的反彈。不同的是，在香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11莫世祥 \ 近代港澳『自由港』的制度設計及實施成效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港，西商和華商相繼向港府及英國政府申訴請願，進行體制內的博弈，最終迫使港英政府一度取消鴉片包稅專營；在澳門，則因澳葡政府堅持推行包稅專營，致使矛盾無法在體制內解決，一度演變成爲華人社會、尤其是下層民衆的體制外激烈抗爭。1892年春，澳葡政府爲了執行葡萄牙政府要求增加歲入的命令，對當地稱爲“料半”的廉價暢銷米酒進行招商包稅專賣。據拱北海關報告稱，香港一位華商繳費7,800元，獲准專營壟斷，按規定從同年5月1日起，每斤料半酒徵稅約5分錢，致使酒價平均增加16%。此酒向爲苦力、窮人飲用，加價激起民憤，加上謠傳從此之後所有生活必需品均需徵稅，於是導致5月20日“澳門商鋪幾乎全部關門罷市，無從購物，無人工作，船舶也都停航。據稱，如此大罷市爲澳門開埠三百年來所未有”。21日，“官府出動水陸士卒，強迫商鋪開市。這一愚蠢的舉措激起民衆更大的騷動。據說當晚三合會將火燒澳門，威脅要取華商巨富的性命。次日，官府被迫退卻，各商鋪纔重新開市”。對料半酒的包稅專營，竟然激發“澳門開埠三百年來所未有”的大罷市，這一事件集中表露出澳門華人社會對包稅專營引起物價上漲的強烈反感與不滿。“後來官府對酒店採取執照制度，從中所得與包稅之收入大致相同，但在華人看來，已經減少專賣的性質。此後，許多專賣紛至遝來，再也無人反對。當日預料繼料半包稅專營之後，所有生活必需品將一一徵稅，而今已成事實。這類專賣都由華人掌理，他們爲專賣權支付固定費用，從中也大撈一筆。”就近觀察這一事件的拱北海關稅務司柯而樂（Francis A. Carl）因此評論澳門普遍推行包稅專賣制度的利弊，說：“專賣制度肯定增加澳門的生活開支，壓制競爭這一貿易之魂；但它們帶來官府需要的歲入，其中有相當部分用於改進房屋及道路衛生等，因此這種制度還是有些好處的。”A 柯而樂的評論是頗爲中肯的。從包稅專營之利來說，全面實施這種制度，確實有助於澳葡政府輕而易舉地獲得穩定增長的財政收入。1883年6月，A 莫世祥、虞和平、陳奕平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彙編》，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第40—41頁。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12莫世祥 \ 近代港澳『自由港』的制度設計及實施成效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香港總督寶雲（George Ferguson Bowen）應邀訪問澳門。他發現，當時澳門人口將近7萬人，其中主要是華人，也包括一些混血種族和大約4,000名葡萄牙人，他們組成大約3,000名政府官員和駐軍。“澳門每年可從它的各項政府專營權中得到大約60萬美元（或10萬英鎊）的收入，與香港的經濟活力形成鮮明對照。”A不過，澳門包稅專營的絕大部分收入沒有用於建設“自由港”的市政支出。20世紀20年代初的拱北海關報告說，“葡屬澳門的主要財政入來自專營權的包稅款，洋藥專營、賭博專營及彩票專營是三項主要的包稅專營項目”；“較小的包稅專營項目是魚、鹽及煙草的專營”；“所有包稅專營的上繳稅費，有百分之一劃歸澳門市政廳”。B 這表明，包稅專營制度之利，屬於唾手可得，其絕大部分由包稅商和澳葡政府瓜分，衹剩極少部分的余潤惠及本地市政建設，從而導致澳門“自由港”的基本設施建設遠遠落後於本地經濟發展的需要。包稅專營制度之弊，則屬於後患無窮，承包商勢必將包稅成本轉嫁到專營商品的價格之上，“肯定增加澳門的生活開支”；包稅專營賦予的權力性壟斷，也必然“壓制競爭這一貿易之魂”。這兩種後續的結果都將殃及本地經濟與對外貿易，從而導致開埠先於香港300年的澳門，在與香港展開珠江口外兩個“自由港”的對外經濟競爭中，舉步維艱，倒退落伍。三、港興澳衰的歷史演變香港自由港以免徵關稅和自由貿易作爲招攬天下商客的開港之本，在促進中外中轉貿易的過程中，始終注重自由港的基本設施建設和法律、法規制度建設。在城區市政建設和碼頭、倉庫等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港英政府通過官營或私營的形式，首先在港島北部沿海狹長地帶，興建道路、碼頭、倉庫、水塘等基本設施。在開通中外航綫、引進西方公司經營理念，完善香港A 〔澳〕傑佛里·C. 岡恩（Geoffrey C. Gunn）：《澳門史（1557—1999）》，秦傳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第80頁。B 莫世祥、虞和平、陳奕平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彙編》，第103、104、98頁。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13莫世祥 \ 近代港澳『自由港』的制度設計及實施成效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自由港各項功能方面，19世紀40年代中期起，英商陸續開闢香港至英國等遠洋輪船航綫，以及香港至澳門、廣州、廈門、上海等內河及沿海輪船航綫。1869年，蘇伊士運河通航，縮短歐洲各國到遠東地區的四分之一海上航程，香港通往英、法、德等歐洲國家以及美國、澳大利亞等國的遠洋航綫隨之進一步發展。爲了適應貿易不斷增長的需要，英商在香港開埠之初，就引進近代金融機構與銀行信用借貸等業務。1845年，總行設在印度孟買的英資東方銀行（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又稱東藩匯理銀行、金寶銀行、麗如銀行）在香港開設分行。1857年和1858年，英資有利銀行（Chartered Mercantile Bank of India，London and China）、呵加利銀行（Agra and United service Bank）相繼在香港開設分行。1859年，總行設在倫敦的英資渣打銀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又稱麥加利銀行）也在香港開設分行。其中，東方銀行、渣打銀行先後獲准在香港發行紙幣。1865年3月，由歐美在港各大洋行共同創辦的滙豐銀行（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同時在香港和上海正式成立運營，成爲總部設在香港的第一家銀行，並且獲准發行紙幣。不久，英資取得滙豐銀行的絕對控制權，並且使之迅速成爲對香港乃至中國內地經濟都產生重大影響的金融機構。在創建保障自由經濟的法治環境方面，開埠之初，立法局（時稱創例堂或定例局）就陸續制定與頒佈保護私有產權與自由貿易、自由競爭的一系列成文法規。主要有：1847年公佈的《市場販物牌照條例》、1854年公佈的《市場條例》、1856年公佈的《購買地產條例》、1860年公佈的《銀行票據及詐騙法修正條例》《修正遺囑檢證及遺產管理條例》和《受託人欺詐治罪條例》等。此後還陸續制定與頒佈破產法、專利法、銀行組織法、合夥經營法、公司法、商標法、信託法、財產繼承法等法規。1853年8月，香港第一份中文期刊《遐邇貫珍》在《香港紀略》一文中介紹當時香港司法審理程序，說“臬憲審斷重要案件，至細故小案，俱屬刑訟司，偕同撫民紳士一二員訊斷。至凡有漢人告狀，或控本土人，或控他國人，即赴該司署，以漢文稟訴，傳供人照由轉達，聽候判決，此系以犯例案而論。至不屬犯例之案，例如銀債等件，恐英國例，原爲英人而設，於漢人原不甚諳習，莫如向本村、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14莫世祥 \ 近代港澳『自由港』的制度設計及實施成效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本灣地保，按照本土風俗理處。若願赴公庭，照犯例案一體審辦者，仍聽其便。”A這裏的“臬憲”，指的是香港高等法院；“刑訟司”，指的是裁判司；“犯例”，即犯法、犯罪。當時居港華人處理錢債之類的經濟糾紛，有兩種途徑：一是訴諸華人地保，“按照本土風俗理處”，二是訴諸港府裁判司乃至高等法院，按照港英政府頒佈的法規，進入司法審理程序，進行判決。到20世紀初年，隨着香港城市化和華人新興社團的發展，依據華俗傳統建立的地保制度經已式微，華人轉而通過港府的司法訴訟程序，處理大宗的錢債糾紛和申請破產（時稱“報窮”）等經濟案件。有關此類審理案件的報導，成爲香港華文報紙不時登載的本地新聞之一。處在自由經濟氛圍下的近代居港華人，逐漸學會運用港英政府的法律，來保護自己的權益。香港宣佈實行自由港政策之後，很快呈現出廣招中外商賈及四方人力資源來港貿易創業的明顯功效。就對毗鄰中國內地的吸引力而言，香港的自由貿易與免徵關稅，給苦於內地戰亂與苛捐雜稅的廣東商人提供避難、避稅的發財天堂；多頭並進的港口城市建設工程，也給華南過剩的勞動力提供比內地就業易、薪酬高的難得機會。於是，華人移民成爲香港人口逐年增加的主要來源。1841年5月，在英軍正式佔領香港島之初，港島有華人居民7,450人。1845年6月，港府首次公佈人口調查報告，港島人口共有23,817人（不包括駐紮的英軍），其中華人22,860人，其餘爲歐洲各國及印度人。此後，港島人口不斷增加。隨着港英政府先後將南九龍與新界納入香港管轄的版圖，到1901年，香港總人口增加到368,987人。其中，華人始終佔全港人口的絕大多數，廣東人則佔居港華人的絕大多數。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整個20世紀，香港總人口也不斷增加。在此期間，最初依賴英商和其他外國商人而發家的香港華商，開始自主發展乃至與西洋商人展開自由競爭的旅程。19世紀50年代，廣州一些原有行商及殷實人家因避戰亂，攜資來港創業，陸續開設經營中國內地土特產品出口貿易的南北行和經營美洲華僑商貨貿易的金山莊等商行，從而促進最先A 《香港紀略》，《遐邇貫珍》（香港）一八五三年八月朔旦，第7—9頁。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15莫世祥 \ 近代港澳『自由港』的制度設計及實施成效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依附英商鴉片貿易而畸形發展的香港華人商業，朝着溝通中外正當貿易的方向發展。華商除經營商業貿易之外，還投資地產、金融、保險、航運和輕工業等行業，在分享香港自由經濟利益的過程中迅速壯大自身實力。到19世紀七八十年代，華商在按照地產物業徵收的差餉總額與繳納大戶人數兩方面均已超過外商。1881年，港府稅收的90%取自華人；在按季度繳納差餉達1,000元以上的香港最大的19家業主當中，華商佔17家，其中一家是英商，即大名鼎鼎的怡和洋行。A這表明華商已經取代西商而成爲香港最大的業主，在當時香港首富的排行中佔有大多數的席位。華商實力的增強與其積極肩負的中外轉口貿易業務相輔相成，香港的貿易地位隨之迅速提升。從19世紀60年代後期起，香港憑藉其免徵稅費的自由港優勢，逐步取代苛捐雜稅與壟斷專賣盛行的廣州，成爲華南進出口貨物的分配中心。B到19世紀90年代初，“廣州貿易區自然是完全從香港獲得外國商品，它的產品也是由香港運往海外”。C19世紀60年代末，香港也成爲僅次於上海的中外轉口貿易第二大樞紐港，並且在同世紀80年代起以正當商品的常規貿易，取代販運鴉片的非常規貿易，構成本港中轉貿易的主流。D19世紀末，香港和同樣新崛起的上海一起，成爲連接中國內河、沿海水路貿易終端與國際遠洋貿易起點的兩大樞紐城市。從此，香港穩固地確立其中外轉口貿易樞紐港的地位。進入20世紀，香港的貿易地位進一步提升到世界船舶進出口大港的首要位置。1906年，進出香港的船舶噸位居於世界各國港口城市船舶噸位統計之首，“這就在事實上把香港置於世界各港口的首位了”。E這一切具有歷史進化意義的巨大變動，都對毗鄰澳門的對外經濟貿易產生深刻的影響。A G. B. Endacott, A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195.B E. J. Eitel, Europ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 , p. 459.C 張富強、樂正等譯編：《廣州現代化歷程：〈粵海關十年報告（1882—1941年）〉譯編》，廣州：廣州出版社，1993年，第9頁。D 莫世祥：《近代澳門與香港經貿關係研究——以澳門經濟轉型爲中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150、152頁。E 〔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二卷，第440頁。按：當時進出香港的船舶以來往中國港口爲多。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16莫世祥 \ 近代港澳『自由港』的制度設計及實施成效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1845年11月葡萄牙政府宣佈開放澳門爲“自由港”後，澳門城區與港口建設隨之展開。通過填海造地和道路建設，澳門陸地面積得到擴大，也逐漸形成以東北、西南走向的街道爲交通主軸，西北、東南走向的街道爲輔佐，兩者交叉成方格狀的街道格局。A與此同時，澳門對外交通及其基礎設施建設也有相應的發展。19世紀40年代後期，香港的英、美商人組成輪船公司，開通香港定期來往廣州、澳門的省港澳航綫。外國一些遠洋輪船也不時駛入澳門外港，裝卸客貨。除了這些新增因素之外，澳門原有的木船航運業也隨着“自由港”貿易的增加而一度興旺。此外，澳門還建成啟用了中國海岸第一個海上導航燈塔——松山燈塔，並對內港、外港進行港口建設。19世紀50年代，澳門一度藉助販賣華工出洋的苦力貿易，實現畸形的商業繁榮，並在該世紀六七十年代取代逐漸限制苦力貿易的香港，而成爲販運華南苦力出洋的貿易中心。1874年，澳葡政府在各方壓力下，終於宣佈取締苦力貿易，致使澳門本地經濟遭受重創，從此被迫調整貿易結構，在繼續進行販賣鴉片的非常規轉口貿易的同時，注重發展正當商品的常規轉口貿易。隨着香港迅速成爲華南進出口貨物的集散中心和中外貿易主要樞紐港，澳門的轉口貿易很快將香港作爲其進出口的母港。1890年，一位熟知港澳貿易情形的外國人評論說：“就進口貨而言，澳門衹是香港的附庸。中國和柏棲（Parsees）商人都在香港採購貨物，但是澳門市場並不很大，因爲特別貴重的外國貨是少有的。供澳門消費的大部分進口貨品必需是一種便宜貨，因爲澳門的葡萄牙人大多數不僅不是奢侈的，而且在許多方面，境遇都很困窘”，“澳門的各行各業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帆船運輸”，“大部分來自香港的進口貨都是帆船運來的，另外還有大批沿海貿易。”B澳門依靠帆船運輸，將外國遠洋輪船運抵香港的各種貨物，轉而運入本澳，然後沿西江和粵西南海岸航綫，分銷到其轉口貿易涵蓋的粵西南各處港口；再將從粵西南貿易圈內收購來的內地土特產品，經由澳門出口到香港，從而構成澳門對香港A 楊仁飛：《澳門近代化歷程》，澳門：澳門日報出版社，2000年，第117—118頁。B 轉引自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765—766頁。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17莫世祥 \ 近代港澳『自由港』的制度設計及實施成效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進出口中轉貿易的完整貿易鏈。1887年拱北海關成立前後，澳門依靠民船沿西江及粵西海岸航行的水路交通網絡，構建承接香港進出口貿易並向粵西南地區作中轉輻射的小型經濟貿易圈。其範圍包括廣州府和肇慶府的部分縣份，以及時稱“下四府”的高州府、雷州府、廉州府、瓊州府（海南島）的全部縣份，合計共有17個縣。1888年，“澳門洋布銷售市場首推順德陳村，其銷售量約居澳門入華洋布七成半”。此外，澳門進口的洋布、洋紗還銷往同屬廣州府的東莞石龍、太平，肇慶府的陽江，以及高州雷州、廉州、瓊州等“下四府”。因此，儘管1888年的拱北海關稅務司認爲“澳門既非生產中心又非消費中心”，可是1892年該海關的後任稅務司卻一再使用“商業中心”的概念，來評論澳門的貿易地位。A這表明，當時澳門已經成爲粵西南轉口貿易圈的商業中心，達到其近代貿易地位變遷的輝煌頂點。然而，從19世紀末期開始，隨着週邊因素的逆轉和本地貿易機制的持續惡化，澳門貿易地位在達到頂峰之後，竟又無可挽回地重蹈由盛而衰的歷史覆轍。動搖澳門主導粵西南轉口貿易地位的週邊因素，首先表現爲輪船運輸的擴展和粵西南新興商埠的崛起，促使原先作爲澳門轉口貿易腹地的西江部分地區以及高州、雷州、廉州、瓊州等“下四府”另覓貿易出路，不再依賴澳門作爲通往香港進出口貿易樞紐港的民船航運集散中心，澳門主導的粵西南轉口貿易圈隨之逐漸瓦解。早在19世紀70年代後期，澳門主導粵西南轉口貿易的優勢地位就遭受第一波打擊。“一八七六年及一八七七年，瓊州與北海相繼開闢爲通商口岸，加上由於安全、快捷的輪船取代慢速、笨拙的木船，致使西海岸貿易中的可觀部分轉往香港，澳門在西海岸貿易中的壟斷地位受到沉重打擊。”B 1897年，清朝政府向英國等西方國家開放西江內河輪船航運權，從此外國輪船可以從香港直達西江各埠。1899年，清政府將廣州灣租借給法國，A 莫世祥、虞和平、陳奕平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彙編》，第8、25、27、30、128、387頁。B 莫世祥、虞和平、陳奕平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彙編》，第26頁。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18莫世祥 \ 近代港澳『自由港』的制度設計及實施成效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法國人隨即宣佈廣州灣成爲“自由港”，形成與澳門“自由港”競爭之勢。這時，位於西江下遊的江門已經從原來由廣東新會縣管轄的一個小鎮，爲會聚“下四府”民船運載進出口貨物的重要商埠。1904年，清政府宣佈將江門開放爲通商口岸，這就有助於江門進一步利用輪船運輸，取代澳門在“下四府”貿易圈中的主導地位。“下四府”的出口貨物除了就近集中廣州灣，用輪船經粵西海岸運往香港之外，還可以用木船運至江門，再裝上輪船，沿西江直達香港。這些地方購置的進口貨物，也可以從香港以輪船轉運到廣州灣或江門，再用民船分散運往各地。這樣，貨物來往香港，較諸先前一直以木船運輸經澳門至香港，更加快捷而安全。可是，澳門與粵西南各埠的經貿關係卻因爲輪船運輸逐漸取代木船運輸而疏遠開來。對此，拱北海關報告說，“高、廉、雷、瓊下四府貨物運至新會之江門口，當入口時，即有該口銀號估計貨值，預行墊支銀兩，以濟其用。若運至澳門，必俟將貨賣出，始可得銀。且江門各商貲本富厚，舉動揮霍，凡下四府船所裝花生等油，一經交易，無不罄其所有。澳門市面既淡，商情尤薄，此項船到，每於甲處沽油，乙處賣渣，輾轉求售，折閱良多。故近來下四府船隻皆視澳門爲畏途，而群趨江門，漸至江門已爲下四府貨物總匯之區矣”，“憶廿年前，瓊州、北海二埠一經開爲通商口岸，澳門貿易即被牽動。蓋在昔未經通商，洋、土各貨俱用華渡，不下四十艘，由該二埠往來。及至通商以後，華渡遲緩，不能與輪船爭衡，曾無幾時，已多帆檣息影，所有利權約十之五六歸於香港大埠，往日情形可引爲前車之鑒”，“按西江一帶，中有江門、甘竹二埠，實爲本口附近之市廛百貨萃銷之總匯，今竟爲輪船徑達之區，逐漸侵奪往來二埠華船之利”。到1898年，原來依靠木船運輸，來到澳門置辦各種洋貨的西江各埠，大多改用輪船，直接從香港進貨。“查陳村、順德、江門三埠，向皆由澳門購辦疋頭，今則無複過問。蓋彼之購貨者悉圖輪運直捷，費廉而速，均已舍囤貨之澳門，轉趨出貨之香港。此等變易情形，疋頭有然，即他貨亦莫不然。”A A 莫世祥、虞和平、陳奕平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彙編》，第145、181—182、187頁。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19莫世祥 \ 近代港澳『自由港』的制度設計及實施成效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導致澳門貿易地位下降的週邊因素，還在於內地政府不時調低從粵海關進出口貨物的稅釐，或者直接調高從澳門入口的貨物稅費，致使澳門不斷失去曾經擁有的貨物轉口貿易價格較爲低廉的成本優勢，難以和廣州等商埠競爭。以茶葉出口而言，1887年拱北海關成立之初，該關對茶葉的徵稅輕於粵海關，因此粵商多將茶葉由廣州附近轉運至澳門，再用民船而不是輪船運往香港，這就可以減少25%的出口稅。但到1908年，粵海關宣佈降低出口茶稅，遂使原來取道澳門出口茶葉的茶商從此捨棄澳門而改由廣州出口茶葉，澳門一度興盛的茶葉加工貿易也隨之衰竭。以洋布、洋紗進口而言，1891年，粵海關鑒於洋貨運省，皆舍華船而就洋輪，於常關稅課不無虧短，遂設法將洋棉花紗及疋頭等項稅課，減半徵收，以廣招徠。於是，從次年起，原來一直從澳門進口洋布、洋紗的順德陳村，東莞石龍、太平等埠，都轉而就近從廣州購運，澳門同類貨物的轉口貿易隨之急劇下降。1933年，中國政府調高境外商品進入內地銷售的關稅，以減少外貨進口，澳門青洲英坭廠銷往內地的產品數量急劇下降。1936年，該公司被迫關閉。外因終究需要通過內因纔起作用。上述週邊因素的逆轉，雖然導致澳門逐漸失去主導粵西南轉口貿易圈的地位，可是澳門本地貿易機制的惡化，纔是澳門對外貿易最終失去活力與競爭力的內在根由。其貿易機制惡化的集中表現是，澳葡政府背離自由港本應奉行的自由貿易精神，將包稅專賣制度完全覆蓋到各行各業，從而阻礙本地的經濟發展以及與外埠的貿易競爭。進入19世紀90年代，澳門包稅專營制度“壓制競爭這一貿易之魂”、損害本地經濟與對外貿易的弊端充分暴露出來。1891年，“特許專營者以每頭豬徵稅八釐及值百抽三兩三的傭金，徵收以華船運往澳門的生豬稅費，已經剝奪澳門華船的牲畜貿易。如今，牲畜都由輪船從下四府直接運往香港”。同年，“先前澳門樂於與潮州府進行的貿易以及澳門與粵西各府的洋米貿易均已轉到香港”。1892年5月1日，澳門對深受華人下層民衆喜愛廉價“料半”米酒實行包稅專賣，加收酒價，結果激起當地華人商鋪大罷市，聲勢之大，“爲澳門開埠三百多年來所未有”。1894年，澳門製造爆竹的“火藥由商承辦，則有礙於製造爆竹各工”，“因火藥爲內地禁物，且價頗貴，在澳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20莫世祥 \ 近代港澳『自由港』的制度設計及實施成效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則價廉也。現由商辦，價貴於往昔不止十分之一，各工獲利較少，相率去而之他，即發賣爆竹之巨店亦遷往內地”。同年，澳葡政府“輕率地允許煤油專營，衹允許包稅商買賣煤油。包稅商爲了迅速致富而加價銷售，貿易商被迫改往香港進貨”，“澳門的煤油貿易卻漸趨停頓”，“不過這衹是設立專營給澳門貿易造成的直接損失，貿易商被迫去香港購買煤油，還造成其他方面的重大損失”，“煤油一物，體質粗重，得盡讓與華船裝載。各華船又防小輪搶奪生意，群由香港攬載，視爲行船進止之區，因之該貨俱囤香港，而捨棄歷年之澳門”，“致今各項貨物爭相效法，而本口貿易盡爲所奪也”，“一八九四年澳門實行煤油專賣，使得華船的進出口貨運量劇減，嚴重損害澳門的繁榮，需要相當長一段時間纔能復原”。A近代澳門歷史學家徐薩斯（Carlos Augusto Montalto de Jesus）在其名著《歷史上的澳門》增訂版中，批評包稅專營壟斷制度造成澳門經濟困境：“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認爲，在不變情況下，以自治這一神聖名義而在澳門實行的自由貿易政策，將會作爲一項不可侵犯的政治經濟命令而得以遵守。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甚至連食品市場供應也被壟斷。金融政策的失策在於，加入葡萄牙海關還在澳門對所有進口商品徵稅，它也不會像目前的這一稅收系統更阻礙商業的發展。這一稅收和壟斷系統大處糊塗，小處聰明，完全違反了競爭是商業的生命這一原則。但是無論如何，宗主國政府的利益必須得到滿足。每一個頗有前途的企業都爲苛捐雜稅所累，夭折在繈褓之中，很多因此被趕出澳門的工業紛紛遷往香港，使香港的經濟得到很大的發展。”B 號稱“自由港”的澳門，在全面實施包稅專賣制度的基礎上，與崇尚自由貿易的香港以及仿效市場經濟準則運營的廣州、江門、廣州灣等周邊商埠，展開商業的貿易與競爭，其制度上的落差嚴重削弱澳門的經濟競爭力。包稅專賣雖然可以保障澳葡政府獲得穩定而定期增加的歲入，可是包稅商在向政府承諾購買專營權之後，大多增加專賣商品的銷售價格，以贏取專營壟A 莫世祥、虞和平、陳奕平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彙編》，第27、41、169、50—51、197、67頁。B 〔葡〕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黃鴻釗、李保平譯，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年，第262—263頁。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21莫世祥 \ 近代港澳『自由港』的制度設計及實施成效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斷的暴利。其結果勢必爲淵驅魚，爲叢驅雀，迫使本地同行業的其他經營者出走，轉投沒有或少有專營壟斷而價格便宜的外埠貿易，從而導致澳門曾經主導粵西南轉口貿易圈的地位下降。況且，包稅商與政府的關係衹是短期利益的交易，其中包含毀約的變數：“包稅制其實衹是包稅商獲利之商業交易。爲了獲利，包稅商不在乎他們的做法是否對會阻礙貿易的發展，一旦發現無利可圖，就會滯留應繳之款項，撕毀合同。”因此，尊崇自由貿易精神的英籍拱北海關稅務司賀璧理在1891年就呼籲：“治國之策，應當廢除包稅制。”A他鑒於當時“促使澳門獲得巨額利潤的衆多財路既已中斷”，“澳門的繁華及其購買力都備受削弱。此外，澳門官府實施的制度也導致澳門降低其原先的商業中心地位”，於是這樣預測澳門和香港這兩個毗鄰“自由港”的貿易前景，說：“香港的持續富裕及其商業重要性的不斷加強，肯定會令其逐年成爲澳門的強大競爭者，並且將商業貿易從拱北（關）吸引到九龍（關）”，“如今，澳門的資金已不能和同香港的資金競爭；貿易的發展自然向最重要之中心傾斜，必然會捨棄澳門奔赴香港，除非前者的生活支出及倉儲費用顯著少於後者。以前，澳門曾受惠於較少之生活開支和倉儲費用，而今葡萄牙人爲了應付不斷增長的財政需要，不時開徵新稅，遂使澳門迅速喪失這種優勢。”B 這番預測在此後的歷史演進中得到證實。1946年，廣州兩名學者在他們20世紀30年代後期到澳門調查後寫成的著作中指出，“澳門之貿易範圍已大爲縮小，其範圍衹限於香港、中山、新會、廣州之間耳。至於市內商店亦不甚多，商業日就衰落”。他們還引譯澳葡政府經濟局長羅保（P. J. Lopo）在1936年《澳門年鑒》序文上的一段話，說：“澳門商業之活動，依目下情形而論，其力甚屬薄弱，必需憑藉鄰近市場方能獲其需要。所以澳門市場事實上實爲鄰近市場之附庸。”C A 莫世祥、虞和平、陳奕平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彙編》，第6頁。B 莫世祥、虞和平、陳奕平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彙編》，第26、27頁。C 何大章、繆鴻基：《澳門地理》，廣州：廣東省立文理學院出版組，1946年，第74—75頁。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22莫世祥 \ 近代港澳『自由港』的制度設計及實施成效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結 語上文曾經敍述，1890年一位熟知港澳貿易情形的外國人評論說：“就進口貨而言，澳門衹是香港的附庸。”40多年之後，澳葡政府經濟局長羅保也以“附庸”一詞來形容澳門依附於鄰近市場的商業地位。澳門在與粵西南地區發展轉口貿易的過程中接連受挫，其轉口貿易的輻射範圍最終被擠出曾經滲透過的廣州、肇慶部分縣區，以及原來主導過的高州、雷州、廉州、瓊州等“下四府”，而局限於香港、中山、新會、廣州之間的窄小區域，結果就不僅成爲香港的附庸，而且還要成爲廣州、中山等鄰近市場的附庸。與此形成強烈反差的是，香港早已成爲舉世聞名的國際貿易樞紐港。香港的興盛與澳門的衰落，成爲英國與葡萄牙爲代表的新老殖民帝國在遠東霸權地位交相更替的明顯標誌。在1845年澳門宣佈成爲“自由港”之後的一個世紀裏，曾經爲近代澳門主導粵西南轉口貿易圈作出貢獻的衆多行業，已經隨同澳門貿易地位的下降而同步凋謝，不少行業甚至從此不復存在於澳門。唯有一個行業，雖然幾經波折，卻始終與澳門風雨同舟，不僅成爲支撐近代澳門經濟的主要支柱，還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澳門經濟依附於香港及周邊商埠的經貿關係有所轉圜。這一行業延續至今，終成正果，造就輝煌，這就是澳門的博彩業。博彩業有違經濟倫理和道義評價，它之所以能夠在近代澳門延綿不絕，除了因其利潤豐厚足以吸引一批又一批的經營者前赴後繼地堅持經營之外，還與澳葡政府扶持縱容、中外習俗存在好賭共性以及粵港兩地禁賭造成澳門賭業一枝獨秀等內外因素密切相關。研討這一行業在近代澳門的歷程，已經屬於另一話題。［責任編輯 沈曉鳴］
Planta geral da cidade e novo porto de Macau（澳門市區及新港口平面圖）/ 1927 / William Bramston ——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全球地圖中的澳門”項目藏 編者配圖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24黃文輝 \ 近代葡萄牙駐華商人領事的派駐及其影響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The Appointment and Influences of Portuguese Merchant-consuls in Modern ChinaWong Man FaiAbstract: After the Qing government opened the Five Treaty Ports to foreign trade, Western nations began appointing consuls at these ports. Although China and Portugal did not formally establish treaty relations until 1887, the Portuguese government, in pursuit of its colonial expansion ambitions, began planning to appoint consuls as early as 1849. This initiative initially faced resistance from the Governor-General of Guangdong and Guangxi Provinces, and was also not supported by the British. However, the Qing government, lacking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consular practices and unwilling to manage foreign affairs, sought to use consuls as a means to “control” foreign nationals. Ultimately, under pressure from the Portuguese government, the Qing government began allowing the appointment of Portuguese consuls at Chinese ports starting in 1851. Initially, Portugal appointed consuls from among its own nationals or foreign merchants. These “merchant-consuls” often behaved improperly in China, with some British merchants being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opium smuggling and coolie trafficking. Furthermore, Portuguese consuls appointed by the Portuguese government were known to be lenient towards their compatriots and, in some cases, even claimed the title of Consul-General to enhance their social status. Although the British were aware of these issues and the illegality of Portuguese consular appointments, they chose to overlook them. In response to these dangers, the Qing government, following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of Tientsin, was the first to propose the requirement that consuls should not be merchants. However, the situation remained difficult to rectify. The issue of merchant consuls illustrates the early modern harm caused by foreign merchants in China, highlights the Qing government’s vulnerability and lack of control at the outset of the opening period, and reflects the unscrupulous practices of foreign powers seeking to advance their interests in China.Keywords: Merchant-consuls, International Law, System of Consul, Portugal, MacaoWong Man Fai is a Ph.D. candidate in history at the 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Cultural Research of the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a scholar of Macao history and literature. His research primarily focuses on Macao literature, cultural heritage, Macaology. He has published several works on these topics, including notable titles such as Nong Jia Zheng Zhu Lian Hua Di: Decoding Macao’s Historical Architecture and Culture and Hong Chan Kuan Temple (Bazaar Temple) in Macao.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25黃文輝 \ 近代葡萄牙駐華商人領事的派駐及其影響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近代葡萄牙駐華商人領事的派駐及其影響黃文輝［摘 要］清政府開放五口通商後，西方各國開始在各口岸派駐領事。儘管中葡兩國到1887年纔算正式建立條約關係，但澳葡政府爲實現其殖民擴張野心，早在1849年就開始謀劃派駐領事。此舉最初受到兩廣總督抵制，英國也並不支持。但清政府既缺乏國際法下領事制度的常識，又不願管治轄下外國人事務，企圖借領事來“彈壓”外國臣民，在澳葡政府施壓下，1851年起清政府陸續容許葡萄牙在中國口岸派駐領事。葡萄牙起初主要以本國或別國商人充當領事，這些“商人領事”在中國胡作非爲，部分英國商人與鴉片走私和苦力販運關係密切，而由澳葡政府委派的土生葡人領事則對同胞縱容包庇，甚至爲提高社會地位而僭稱總領事。英國方面雖早已知曉上述情況及葡萄牙設置領事的不合法，卻仍放任不管。鑒於上述危害，《天津條約》簽訂後，清政府首次提出“不得以商人作爲領事”的要求，但情況仍難以改變。商人領事問題體現了外國商人在近代初期對中國的危害，顯示了清政府在開放之初任人擺佈的窘境，也反映了外國列強爲謀取中國利益而不擇手段的惡劣行徑。［關鍵詞］商人領事 國際法 領事制度 葡萄牙 澳門黃文輝，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歷史學博士候選人，澳門文史研究者。主要從事澳門文學、文化遺產、澳門史等研究。已出版文史著作多種，代表作有《儂家正住蓮花地——澳門歷史建築文化解碼》《澳門康真君廟》等。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26黃文輝 \ 近代葡萄牙駐華商人領事的派駐及其影響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先後與英、美、法等國家簽訂條約，A被迫開放五口通商，允許此等國家在各口岸設領事駐紮，由此造就了一批特權人物——外國領事的出現。B從《南京條約》來看，領事不過是“專理商賈事宜”而已，但美國學者馬士點出了近代駐華領事的特權本質：“一位領事派駐別國，原不過是政府的商務代理人；但是在一個已經承認了領事裁判權的國家裏，他卻被託付了重要的外交和司法權力，使他列入了另外的一類別。”C事實上，在中國口岸，“領事幾乎擁有政府的所有權力”。D更有甚者，絕大部分國家的領事均非由本國專業人員擔任，而是任命本國甚或他國的在華商人充當，即所謂“商人領事”。E據馬士稱：“（除英國外）其他各國一直到1860年以後都是由一些‘商人領事’（Merchant Consuls）充代表；一直到1857年，葡萄牙、荷蘭、漢堡、律伯克和伯磊門F、普魯士、丹麥以及暹羅各國還都是由英國商人充代表，西班牙由一個葡萄牙人代表，瑞典和挪威由一個美國人代表；甚至在1867年這些國家中也還衹有兩國——普魯士和西班牙改設爲專任A 關於中國近代條約與外交已有大量研究論著，此處無法一一列出，參見李育民、李傳斌、劉利民：《近代中外條約研究綜述》，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李育民：《晚清中外條約關係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年；李育民：《近代中外條約研究的進程及趨向》，《安徽史學》（合肥）2019年第5期，第5—18、60頁。B 參見〔美〕馬士（H. B. Morse）：《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張匯文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年，第341—343頁。王立誠：《中國近代外交制度史》，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5—40頁。關於近代列強在華特權，參見〔美〕威羅貝（Westel W. Willoughby）：《外人在華特權和利益》，王紹坊譯，北京：三聯書店，1957年。汪敬虞：《資本、帝國主義國家在近代中國的特權》，汪敬虞：《近代中外經濟關係史論集》，北京：方志出版社，2006年，第90—123頁。C 〔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第342頁。關於領事裁判權的研究，參見安國勝：《外國在華領事裁判權史稿》，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4年。關於國內近年領事裁判權研究的反思，參見趙亮：《歷史與邏輯的統一：近代西方在華領事裁判權問題再探討》，《理論導刊》（西安）2015年第3期，第103—107頁。D 〔美〕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通商口岸的開埠（1842—1854）》（上），牛貫杰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31頁。E 參見梁建：《早期西方各國在華商人領事制概略》，《貴州文史叢刊》（貴陽）2008年第1期，第18—20頁；吳翎君：《條約關係與清末美國在華商務：以領事不得兼商人與通商口岸設工廠兩案爲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臺北）2006年第26期，第29—63頁。F 參見梁建：《早期西方各國在華商人領事制概略》，《貴州文史叢刊》（貴陽）2008年第1期，第18—20頁；吳翎君：《條約關係與清末美國在華商務：以領事不得兼商人與通商口岸設工廠兩案爲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臺北）2006年第26期，第29—63頁。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27黃文輝 \ 近代葡萄牙駐華商人領事的派駐及其影響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領事。”A英國學者蘭寧與庫壽齡亦指出：“《南京條約》一經生效，上海開埠，對領事位置的渴望更加強烈，因爲這無疑是商人能夠親自不是通過其領事接近中國政府的特權。”B 當時所謂的商人，大部分是流氓狂徒、投機分子。C一名上海英商說道：“我的份內事就是用最少的時間來發財……最遲兩三年後，我希望能發大財，走人；整個上海在大火或洪水中消失，跟我有甚麼關係？……我們是賺錢的實際人。我們就是來賺錢的，越多越快越好；爲達目的，一切方式和手段都沒問題，衹要法律允許。”D其實，爲了賺錢，這些所謂商人根本無視法律，尤其視中國法律如無物，E而領事裁判權更成了他們橫行霸道的工具與手段。對於這些商人領事在華胡作非爲，我國學術界已有許多研究。F然而，爲何這些商人可以獲准充任領事？清廷如何接受他們的領事資格？商人充任領事的弊端何A 〔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第390—391頁。B 〔英〕蘭寧（George Lanning）、〔英〕庫壽齡（Samuel Couling）：《上海史》第1卷，朱華譯，上海：上海書店，2020年，第336頁。費正清亦指，“不久，每個通商口岸都出現大批英國商人充任的外國官員，由於他們的官員身份，自然成爲中國人眼中令人尊重的特權階層”。見〔美〕費正清：《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上），第302頁。關於各個條約中領事與中國官員地位關係的變遷，參看朱從兵：《〈南京條約〉和近代西方列強在華領事》，《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桂林）1992年第3期，第42—43頁。C 通商口岸外國人的惡劣品質是連英美官員本身都予以批評的，參見楊國強：《條約制度：西方世界與晚清中國之間的改造和被改造》，《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上海）2012 年第3期，第2—3頁。D Rutherford Alcock, The capital of the tycoon: a narrative of a three years’ residence in Japan, vol. 1, New York: Bradley Co., 1863, pp. 59-60.E 美國學者丹涅特（Tyler Dennett）承認，“舊日的商人領事一向是鉅賈富商之流。固然，他們走私鴉片和濫用職權，以致有時存心使他們的競爭者們吃虧，這都是千真萬確的”。參見〔美〕泰勒·丹涅特（Tyler Dennett）：《美國人在東亞：十九世紀美國對中國、日本和朝鮮政策的批判的研究》，姚曾廙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第566頁。F 參見嚴中平：《五口通商時代瘋狂殘害中國人民的英美“領事”和“商人”》，列島編：《鴉片戰爭史論文專集》，北京：三聯書店，1958年，第186—199頁；汪敬虞：《十九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1—144頁；汪敬虞：《赫德與近代中西關係》，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03—213頁；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上海市國際貿易學會學術委員會編著：《上海對外貿易：1840—1949》上冊，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年，第92—99頁；連心豪：《水客走水：近代中國沿海的走私與反走私》，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年，第42—70頁。王垂芳主編：《洋商史：上海（1843—1956）》，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7年，第10—13頁。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28黃文輝 \ 近代葡萄牙駐華商人領事的派駐及其影響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在？過往研究大都集中在列強公使駐京爭議及中國派遣使領駐外經過，而對這些問題較少關注。 A在“澳門學”研究中，同樣較少關注葡萄牙駐華領事及相關情況。B本文擬據原始檔案文獻，從梳理葡萄牙領事在華派駐經過、清政府官員應對、葡派領事的諸種作爲入手，揭示當中存在的問題。一、葡萄牙在華派駐領事的經過葡萄牙在華派駐領事，是隨其對澳門實行殖民強佔的野心而起，中葡之間因此產生諸多齟齬與鬥爭。1846年4月，澳葡總督亞馬留（João M. F. do Amaral）上任，在澳門大張旗鼓實行殖民擴張，而在中國通商口岸派駐領事，是其殖民擴張計劃的一部分。1849年3月2日，亞馬留任命約翰·顛地（John Dent）C爲葡萄牙駐廣州領事，必理（Thomas Chay Beale）D爲駐上海領事。3月5日，亞馬留貼出告示，謂澳門已成自由港，葡萄牙已不在澳門徵海關貨稅，故亦禁止駐澳粵海關分部徵收，且限以八日之期實行。3月7日，亞馬留通知顛地，粵海關澳門分部將於12A 關於清廷接受外國領事程序及進行規範的研究，參見李育民：《中國廢約史》，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143—150頁；李育民：《晚清中外條約關係研究》，第136—137頁。B 關於葡萄牙駐華領事設立問題，除上述薩安東、黃慶華的著作有涉及外，尚見Wang Zhicheng, Portuguese in Shanghai, edited by R. Edward Glatfelter, Fundacao Macau, 1998, pp.18-20;汪之成：《葡萄牙人在上海（1845—1949）》，熊月之、馬學強、晏可佳選編：《上海的外國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19—221頁。論文有葉宇昊：《晚清葡萄牙駐廣州領事館的設置及其活動分析》，《歷史教學（下半月刊）》（天津）2018年第5期，第66—72頁。此外，陳家怡有論文探討葡萄牙在華領事裁判權問題，見Chan, Catherine S, Extradition, Extraterritoriality, and Murder: Managing Portuguese Criminals in Chinese Port Cities. e-Journal of Portuguese History, 2021.C 約翰·顛地（John Dent，1821—1892）爲寶順洋行（Dent & Co.）創辦人托瑪斯·顛地（Thomas Dent）以及被林則徐要求交出鴉片的蘭斯洛特·顛地（Lancelot Dent）的侄子，約翰爲寶順洋行高級合伙人。見May Holdsworth and Christopher Munn, Dictionary of Hong Kong Biograph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轉引自https://industrialhistoryhk.org/john-dent/。D 必理（Thomas Chay Beale，1805—1857），上海寶順洋行（Dent, Beale & Co.）合伙人。關於必理與澳門的關係及其在滬事蹟，參見金國平：《澳門“咇哋花園”主人之漢名及位置考》《上海近代西式動植園之興起——澳門“百鳥巢”遷滬記》兩文，載金國平：《澳門學：探賾與匯知》，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97—219頁。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29黃文輝 \ 近代葡萄牙駐華商人領事的派駐及其影響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日關閉，授權顛地與廣州粵海關磋商新關稅章程。A3月12日，亞馬留派員封鎖粵海關駐澳機構“關部行臺”，翌日派人驅趕海關人員離澳。同日，亞馬留覆函兩廣總督徐廣縉，謂“葡萄牙駐廣州領事已受權通知粵海關：澳門同廣州之通商，將香港同廣州之貿易同樣辦理……閣下有關帝國收入方面之疑問，均可以此方式、途徑得到解釋”。B由此可見，在亞馬留侵佔澳門主權的佈局中，派駐廣州領事是早有預謀的一着。而不承認其廣州領事任命，便成爲兩廣總督徐廣縉反制亞馬留的行動之一。徐廣縉先以葡萄牙“在省城並無貿易，何必設立領事，徒飾外觀”爲由，婉拒接受顛地的領事資格；C又將顛地公函逕直退還亞馬留，稱“凡是從未設有葡萄牙領事地方的葡萄牙領事一概不予以承認”。亞馬留大爲不快，在給徐廣縉的覆函中威脅，“也許我認爲有必要將他們（筆者按：指在廣州的葡人）置於英國人的保護之下，因爲葡英條約規定我們有義務互相幫助”。D 翻查英國檔案，E亞馬留的確有請英國人出手幫忙，但未獲英方應允。亞馬留是在覆函徐廣縉的同一天（1849年4月13日），以私人信件形式致函英國駐華商務總監、香港總督文翰（Samuel G. Bonham），通報徐廣縉拒絕承認其駐廣州領事，認爲這是徐氏不滿駐澳粵海關被封禁所致。亞馬留表示，這是違反條約的，他有責任制止此種行爲，由此判斷在廣州的葡國臣民並不安全，希望將他們置於英國保護之下。F文翰兩日後覆函婉拒亞馬留，謂除非有女王陛下的明確指示，否則不得干涉中、葡兩國政府之間的任何事務。同時，文翰意有所指地說：“我很遺憾沒有機會閱讀閣下提到的條約，如果您有多餘的A 以上亞馬留3月2日的領事任命、5日的封禁粵海關分部告示，以及7日給顛地的授權內容，均見Boletim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o, Timor, e Solor（以下簡稱Boletim do Governo）, n.º 62 , 1849-03-20, pp. 12-13。B Ofício do Governador de Macau, 1849-03-13., 轉引自黃慶華：《中葡關係史》中冊，第590頁。C 劉志偉、陳玉環主編：《葉名琛檔案——清代兩廣總督衙門殘牘》（四），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94頁。D 以上內容詳見〔葡〕薩安東：《葡萄牙在華外交政策 1841—1854》，第110頁。E 本文英國檔案均來自The National Archives (Kew, United Kingdom), in Gale-China and the Modern World, https://www.gale.com/intl/primary-sources/china-and-the-modern-world，以下衹註函件日期、檔案號及頁碼。F The National Archives, 1849-04-13, FO 17/155, pp. 87-88(葡文原函抄本), pp. 89-90(英文譯本).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30黃文輝 \ 近代葡萄牙駐華商人領事的派駐及其影響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副本，我將非常感謝閣下將它轉交給我。”A其時中葡之間根本未簽訂任何條約，亞馬留所謂的“違反條約”云云，實係強辭奪理。然而亞馬留顧不得文翰字裏行間的揶揄，不惜搬出1641年兩國之間的聯盟條約，B以及寧波和福州的英國領事曾幫助澳門葡人的例子。C文翰不爲所動，並指亞馬留所舉例子，衹係因爲中國人把他們當成英人，英國領事的協助，是一種友好行爲而已。D 其實，當時文翰正爲要求容許英人進入廣州城而與徐廣縉僵持鬥爭中，E雙方關係緊張，亞馬留趁機搞殖民擴張，並想借英人向徐廣縉施壓，文翰豈會不知？F他在給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Henry J. T. Palmerston)的匯報中直言：“由於澳門總督目前的政策變化是建立在一個有爭議的領土要求之上的，因此，即使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得到指示，我也不應該認爲默許使用英國名義來執行一個非常有問題的權利是合宜的。”G在徐廣縉堅決反制、文翰袖手旁觀之下，亞馬留伴隨殖民侵佔行動而起的葡萄牙在華設領計劃功敗垂成。同年8月，亞馬留被沈志亮刺殺而死。1851年，澳葡政府找到突破口，使葡萄牙駐華領事獲清廷官方接受。《澳門憲報》對此事有詳細描述：亞馬留總督於1849年委任必理先生（Sr. Thomas Chay Beale）爲駐A The National Archives, 1849-04-16, FO 17/155, p. 92.B 1641年，葡英締約結盟，英方允許葡方在英國招募士兵對抗西班牙，爭取獨立。參見〔瑞〕戴維·伯明罕（David Birmingham）：《葡萄牙史》，周巩固、周文清譯，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7年，第33—35頁。C The National Archives, 1849-04-17, FO 17/155, pp. 93-95(葡文原函抄本), pp. 96-98(英文譯本).D The National Archives, 1849-05-11, FO 17/155, p. 84. 據費正清研究，因爲英國領事對外國公民並無司法管轄權，無法爲其承擔責任，璞鼎查（Henry Pottinger）於1844年下令停止爲非英籍外國人提供保護。見〔美〕費正清：《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上），第302頁。E 關於英人入城之事，參見茅海建：《廣州反入城鬥爭三題》，茅海建：《近代的尺度：兩次鴉片戰爭軍事與外交》（增訂本），北京：三聯書店，2018年，第113—139頁。F 徐薩斯指出：“港府在處理中方允諾的進入廣州的權利一事中，並沒有如人們期待的那樣咄咄逼人，這使亞馬勒（作者註：即亞馬留）極爲不安。顯然，他本來以爲中英雙方肯定會爲此開戰，因而他將自己取消海關這一大膽的舉動選在了這一時候。”〔葡〕徐薩斯（Montalto de Jesus）：《歷史上的澳門》，黃鴻釗、李保平譯，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年，第211—212頁。G The National Archives, 1849-05-11, FO 17/155, p. 85.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31黃文輝 \ 近代葡萄牙駐華商人領事的派駐及其影響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上海領事，他是住在那裏的英國商人，非常有根基；他出生在澳門，在此生活多年；委任顛地先生（Sr. John Dent）爲駐廣州領事。這也是一位英國商人，是在中國定居的人之一。兩廣總督徐（廣縉）反對承認我們的領事。1849年3月至8月，他與亞馬留總督之間就此有過措辭激烈的函件往來。此期間，上海的必理先生暫緩將他的委任正式通知中國道台或更高當局。在1849年8月22日的不幸事件（按：指亞馬留遇刺死亡）之後，我們與中國的關係受到擾亂，此事未再有進展。 此種情況一直維持到本年5月。主要是華人感到爲難，缺乏一個領事機關來擺平華人和澳門火船之間經常出現的糾葛爭執。這些船受僱到中國北方沿岸進行貿易和提供護航，以及制止一些他們的過分行徑。 此 種 需 求 愈 益 明 顯 ， 並 隨 輕 型 護 衛 艦 “ 唐 · 若 昂 一 世 號 ”（Corveta D. João I）要去上海的消息而更強烈。A該艦的火力、船員、軍官等等情況被詳細地報告予道台，B致使（可以這麼説）道台向居住在上海的德高望重的葡萄牙人小佩德羅·洛雷羅先生（Sr. Pedro Loureiro Junior）口頭說明，一旦正式公佈葡萄牙領事的任命，他會毫不猶豫地予以承認。必理先生知道了道台意向後，於5月23日向其發出下面抄寫的公函（第1號），26日獲覆（第2號）。27日，葡萄牙領事必理先生在法國領A 有意思的是，“唐·若昂一世號”最終去不成上海。“1851年4月25日，“唐·若昂一世號”護衛艦離開澳門前往上海，那裏的葡萄牙領事最近被中國當局承認。護衛艦指揮官已被指示收集有關中國北方沿海幾艘澳門火船行爲的資料，並採取適當措施來懲罰他們所犯下的過分行爲和罪行。”見Carlos José Caldeira, Macau em 1850 – Crónica de Viagem , Capítulos XXXI- XXXII, p. 193。但“唐·若昂一世號”最終由於遭強風吹襲受損，被迫返回澳門。見Boletim do Governor , n.º 28, 1851-05-31, p. 86. 以上內容轉引自https://nenotavaiconta.wordpress.com/2020/04/25/noticia-de-25-de-abril-de-1851-leitura-sobre-as-lorchas-de-macau/, Access Date: 2022-11-04。B 從此文附錄的上海道台公函葡文譯本得知，道台爲時任署理上海道吳健彰，見Boletim do Governo, n.º 49, 1851-10-25, pp. 169-170。時任道台麟桂1850年11月暫離，1851年6月回任，8月卸任，期間由吳健彰署任。參見熊月之主編：《上海名人名事名物大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7頁（吳健彰條）、第307頁（麟桂條）。關於麟桂和吳健彰任上海道台的評價，參見梁元生：《上海道台研究——轉變社會中之聯係人物，1843—1890》，陳同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6—52頁。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32黃文輝 \ 近代葡萄牙駐華商人領事的派駐及其影響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事敏體尼先生（Sr. de Montigny）和相關僱員陪同下，舉行了隆重的就職典禮。道台也舉行在此場合對領事的一切慣用禮儀，主要包括在道台衙門門口用小炮，或稱迫擊炮發射三響禮炮，伴着震耳欲聾但不和諧的音樂；茶點小食，以及中國式的禮貌和寒喧。5月26日，必理先生將其已履行領事職務一事通知所有在上海的歐洲領事，包括法國、英國、美國和丹麥的領事。他們都逢迎回應，表示希望與葡萄牙無比忠貞女王陛下的領事保持最友好的關係，並在中華帝國的這個地方相互幫助。這是歐洲人社團的利益所在。上海遠離歐洲人的其他居留地。8月20日，必理先生接獲道台（第3號）公函。此函同意了他的做法，表示了主管五口通商事務的欽差大臣、兩廣總督徐（廣縉）對我們的領事的最終確認。同月25日，必理先生以合適的措詞覆函（第4號）。此次終於確立其領事身份。……上海的必理先生獲道台承認後不久，澳門理事官致函總督（Sun-tó，兩廣總督）告知此事，並對該省還未承認我們的領事表示訝異。此事讓人懷疑該省是否爲中華帝國之組成部分。總督於7月4日覆函，以中國外交慣用的方式迴避問題，但同意接納顛地先生爲葡萄牙領事，並偽稱從無反對此事。A 上述澳葡官方文獻說明，葡萄牙駐華領事首次獲得承認，起因於清廷需要一個葡方領事去管束橫行鬧事的澳門火船水手，並以上海道台急於收集葡方護衛艦資料而獲得突破。值得注意的是，必理領事地位獲接受的程序，是必理通知署上海道台吳健彰，吳健彰呈報其直屬上級兩江總督，兩江總督又轉報當時負責五口通商交涉事務的欽差大臣、兩廣總督徐廣縉，徐廣縉批准後批示吳健彰，吳再正式通知必理。B然而，必理在1851年5月26日收到吳健彰答覆會A Boletim do Governo, n.º 47, 1851-10-11, p. 163. 本段譯文蒙金國平教授審校訂正，謹此致謝！B 前述附件第3號，Boletim do Governo, n .º 49, 1851-10-25, pp. 169.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33黃文輝 \ 近代葡萄牙駐華商人領事的派駐及其影響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轉呈上級其領事任命事宜後，翌日就匆匆舉行就職禮，吳健彰在未收到主管上級的批示之前竟爲其舉行儀式，兩方面都是在“違規操作”。葡人顯然將吳健彰接受必理的領事地位視爲重大勝利，以此去函質問徐廣縉爲何不肯接受顛地駐廣州領事地位，甚至出言譏諷。徐廣縉最終於7月4日覆函接受顛地領事地位，必理則是8月20日纔收到吳健彰轉達的兩廣總督批示。廣州、上海領事先後獲接受後，澳葡總督曾向兩廣總督申陳要在其餘各口岸設立領事，但無下文。A1852年，時任澳督基瑪良士（Isidoro Francisco Guimarãe）於3月20日任命馬貴斯（Francisco João Marques）B爲葡萄牙駐寧波兼福州領事，駐地在寧波；3月22日任命德滴（James Tait）爲廈門領事。C基瑪良士爲此照會兩廣總督，D但覆函卻拒絕承認：“前曾於道光二十九年屢次照復，以（貴）國尚未設立領事，自宜照舊辦理。茲來文仍執前議，不知貴國二百餘年來在澳門如何貿易？此時必欲添設領事乎？”E如此當然引來基瑪良士不滿，翻出舊賬質問：“查各國於各開口地方設立領事官一節已列一條，詳細載於和約章程內。該和約曾蒙耆宮保欽差照抄轉給大西洋官，以便通行。今貴大臣來文並無實理，且無可退卻領事官之故。倘貴大臣另有何理，然於咸豐元年六月初六日（1851年7月4日）文內稱‘查領事官爲管各國事務而設，應由各國自行派充，本大臣並無不准之文’云云。既有此文，其他無論何說，皆不A 《西洋酋來文》，《葉名琛檔案——清代兩廣總督衙門殘牘》（四），第585頁。B 馬貴斯（Francisco João Marques, 1807—1869），其生平資料不多，爲澳門土生葡人馬貴斯（Marques）家族第四代，曾任船長。詳見李長森：《明清時期澳門土生族群的形成發展與變遷》，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317—318頁。因施白蒂誤將馬貴斯任寧波領事的年份繫於1862年（見下註），李長森教授誤會馬貴斯早年曾在寧波經商。C Boletim do Governo, n.º 9, 1852-03-27, p. 35. 按，施白蒂《澳門編年史》誤將馬貴斯和德滴的任命年份錯記爲1862年。見Beatriz Basto da Silva, Cronologia da história de Macau, Volume II, Terceira edição reformulada e aumentada, Macau: Livros do Oriente, 2015, p. 163. 〔葡〕施白蒂：《澳門編年史：十九世紀》，姚京明譯，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第147頁。D 該年爲剿太平軍，徐廣縉奔波於兩廣之間親自督師，八月後奉調欽差大臣署理兩湖總督，兩廣總督職務由葉名琛署任。見李興武編著：《徐廣縉年譜》，合肥：黃山書社，2014年，第233—261頁；魏秀梅編：《清季職官表附人物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再版，第376頁。E 《照復西洋酋》，《葉名琛檔案——清代兩廣總督衙門殘牘》（四），第586頁。覆函發文日期爲（咸豐二年）二月廿三日（1852年4月12日），時徐廣縉在廣東信宜督師剿辧太平軍凌十八部。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34黃文輝 \ 近代葡萄牙駐華商人領事的派駐及其影響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能反廢前文。”A面對澳督質問，兩廣總督衹能以“設立領事官節，來文既稱去歲六月初六日曾經照復，更無庸贅敘也”答覆，B默認了馬貴斯及德滴兩人的領事地位，徐廣縉主政廣東時期中葡之間的設領爭議終告止息。二、非葡籍外國商人充當葡萄牙駐華領事及其影響隨後，葡萄牙陸續在中國的通商口岸派駐領事。從葡萄牙官方的《政府公報》（Diário do Governo）可知，至1869年，其在上海、廣州、廈門、福州、天津、漢口、瓊州、九江等地已委有領事或副領事，但全部都由非葡萄牙籍的外國商人、領事充任或代理。C從葡萄牙《政府公報》刊載的截至1910年爲止的歷年使、領名單可見，D其駐華領事中，除上海、廣州兩地有葡籍領事外（見表1）E，其餘均爲非葡籍外國人。F 表1 1869—1910年駐滬、穗領事名單日期《政府公報》期數上海 廣州1869-10-12 232領 事 （ 兼 領 寧 波 ） ： 典 題（Henrique Guilherme Dent）領事：Eduardo Petit副領事：Charlton C. Rambow1876-06-20 136 領事（兼領寧波）：典題1876-08-03 1718月3日，公佈因典題去世，由賈法略（A. H. de Carvalho）代理館務1877-01-16 012 賈法略代理館務A 《大西洋酋來文》，《葉名琛檔案——清代兩廣總督衙門殘牘》（四），第601頁。B 《照復大西洋酋》，《葉名琛檔案——清代兩廣總督衙門殘牘》（四），第602頁。C Diário do Gorerno, 1869-10-12 n.º 232, p. 1236.D 按：葡萄牙《政府公報》自1869年10月12日第232號起刊出第一份葡萄牙駐各國的使、領館人員名單。從附表1可見，從1876年起基本是每年一刊，從1885年起基本是刊於每年的第一號。E 表1所列領事名單中，除典題外，其餘均爲葡萄牙籍。F 限於篇幅，本文僅列上海、廣州兩地的葡萄牙領事名單，其他地方的名單可參考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合編：《清季中外使領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58—162頁。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35黃文輝 \ 近代葡萄牙駐華商人領事的派駐及其影響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1878-01-07 005 賈法略代理館務A （無記錄）1879-02-22 043 任命賓鐸（Anselmo Ferreira Pinto Basto）爲駐上海一等領事，期間由施利華（José da Silva）代理館務1879-06-07 1281880-01-28 0211880年2月4日，領事賓鐸就任1880-04-08 0781881-03-02 047 一等領事：賓鐸1882-01-28 023 賓鐸被任命爲駐倫敦總領事，上海領事館空置；4月，西班牙領事Eduardo Toda代理館務1882-04-26 0931883-01-26 020一等領事Fernando Osorio代理館務；1883-12-18 2871883年10月29日，Leoncio Alfredo Ferreira被任命爲駐上海的一等領事1884-01-07 0051月3日，公佈一等領事賈貴祿（Joaquim José Coelho de Carvalho）調任上海領事，未到任時由一等領事Leoncio Alfredo Ferreira 代理館務1884-01-16 0131885-01-02 001 一等領事：賈貴祿1886-01-02 001 一等領事：賈貴祿B 1887-03-08 052月 3 日 ， 一 等 領 事 華 德 師（Joaquim Maria Travassos Valdez）被任命爲駐上海領事，6月8日上任1887-08-10 1761888-01-07 005 一等領事：華德師1889-01-02 001一等領事：華德師1889年7月25日，Demetrio Cinatti被任命爲駐廣州領事1889-07-29 167A 據Diário do Gorerno, 1878-12-12，因賈法略去世，領事館空置。B 據Diário do Gorerno, 1886-11-29第272號，賈貴祿被停職。1887年1月2日，意大利領事A. Tascari代理，見Diário do Gorerno, 1887-04-26第91號。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36黃文輝 \ 近代葡萄牙駐華商人領事的派駐及其影響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1890-01-02 001 一等總領事：華德師 一等領事：（缺）A 1891-01-02 001 一等總領事：華德師副領事：Affonso Roberto Bottu一等領事：Demetrio Cinatti1892-01-02 0011894-01-02 0011896-01-02 001一等總領事：華德師，缺席副領事：Affonso Roberto Bottu一等總領事：Joaquim Heliodoro Callado Crespo1897-01-02 001一等總領事：（缺）B 副領事：Affonso Roberto Bottu 1898-01-03 001 一等總領事：華德師副領事：Affonso Roberto Bottu1899-01-02 0011900-01-02 001一等總領事：華德師副領事：Affonso Roberto Bottu一等總領事：Joaquim Heliodoro Callado Crespo缺席，Robert W. Manfield代理館務1901-01-02 001一等總領事：華德師副領事：Affonso Roberto Bottu一等總領事：Joaquim Heliodoro Callado Crespo 1902-01-02 001一等總領事：華德師，缺席副領事：Affonso Roberto Bottu 一等總領事：Joaquim Heliodoro Callado Crespo 缺席，英國領事司格達 （B. C. George Scott）代理館務1903-01-02 001（ 職 業 ） 總 領 事 ： 博 帝 業（Oscar George Potier）C，缺席（職業）副領事：Affonso Roberto Bottu （職業）總領事：穆禮時（João Damaso da Costa de Moraes）（職業）副領事：（缺）1904-01-02 001（職業）總領事：博帝業（職業）副領事：（缺）1906-01-02 001（職業）總領事：博帝業缺席，Luiz Ferreira de Castro 代理館務（職業）副領事：（缺）A 原文如此，衹有官職名，沒有官員名。B 1897年3月8日，駐上海總領事華德師復任，見Diário do Gorerno, 1897-05-08第101號。C 博帝業於1902年11月29日上任。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37黃文輝 \ 近代葡萄牙駐華商人領事的派駐及其影響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1907-01-02 001（職業）總領事：博帝業（職業）副領事：（缺）（職業）總領事：穆禮時缺席，英國總領事代理館務1908-01-02 001 （職業）總領事：博帝業（職業）副領事：（缺）（職業）總領事：穆禮時（職業）副領事：（缺）1909-01-02 0011910-01-03 001（職業）總領事：博帝業缺席（職業）副總領事：Joaquim Fausto das Chagas代理館務資料來源：葡萄牙《政府公報》（Diario do Governo），見葡萄牙《政府公報》官網：https://digigov.cepese.pt/pt/homepage。表格中的日期和期數皆對應葡萄牙《政府公報》的出版日期和期數。若將葡萄牙《政府公報》中駐滬、穗領事名單與《上海的葡萄牙人》（Portuguese in Shanghai）、《清季中外使領年表》、《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中的相關資料比對（見表2），會發現葡萄牙駐滬領事的任職年期記載均是不同，甚至相互衝突。葡萄牙官方的領事名單中，直至1876年，典題的職銜都衹是領事，兼管寧波，而不是在華報刊上所見的升任駐中國總領事，兼管日本。同時，典題到底是1862年起任領事，還是1864年6月纔上任呢？晏生（H. P. Hansen）更不見錄於葡萄牙官方名單。賈法略則明確記載是1876年8月接替因典題去世的職位，而且一直是代理館務，未曾升任總領事。此外，葡萄牙學者日晾（Alfredo Gomes Dias）將典題（Henry W. Dent）聯繫到著名英商寶順洋行（Dent & Co.）的顛地（Dent）家族，A謂顛地家的人一直擔任葡駐滬領事到1862年，後因生意破產，賈法略被任命爲領事。B其實，寶順洋行於1866年纔破產，C而典題的具體身份，其是否顛地家族成員，目前未有資料。A 參見王培：《晚清企業紀事》，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300—301頁。B Alfredo Gomes Dias, Diáspora Macaense: Macau, Hong Kong, Xangai (1850-1952), Lisboa: CCCM/Fundação Macau, 2014, p. 152.C 參見劉詩平：《滙豐金融帝國》，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6年，第20—22頁。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38黃文輝 \ 近代葡萄牙駐華商人領事的派駐及其影響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表2 葡萄牙駐滬領事任職日期不同文獻對照表 文獻名領事名《 上 海 的 葡 萄牙人》《 清 季 中 外 使 領年表》《北華捷報》 葡 萄 牙 《 政 府公報》典題1862年被任命爲駐滬領事，1866年擢升爲駐中國和日本的總領事1862年駐滬領事，兼管寧波、日本1864年6月11日刊登廣告，稱因葡在滬設中國和日本總領事館，即日起以總領事身份履職1869年10月12日，領事，兼領寧波1 8 7 6 年 6月 2 0日，領事，兼領寧波A 晏生1868年被任命爲代理總領事1865年任領事，兼管寧波、日本1866年2月9日刊登廣告，聲稱因總領事缺席，即日 起 負 責 領 事館。署名職銜爲總領事館副代理領事無記錄賈法略1874年6月代理館務（Consul-in-Charge），不久被擢升爲代理總領事1874年6月爲賈法略，1875年署總領事1874年11月25日，以總領事館代理領事身份刊登一份通知廣告1876年8月3日公佈 ， 因 典 題 去世，由賈法略代理館務；1878年12年12日公佈因賈法略去世，領事館空置資料來源：1. Wang Zhicheng, Portuguese in Shanghai, edited by R. Edward Glatfelter, Fundacao Macau, 1998, pp. 18-20；2.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合編：《清季中外使領年表》，第161頁；3.《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刊出日期見文內；4.葡萄牙《政府公報》（Diário do Governo），刊出日期見文內。然而，再對比《上海的葡萄牙人》與葡萄牙《政府公報》所列的領事名單會發現，自1880年賓鐸（Anselmo Ferreira Pinto Basto）任領事起，兩者的記載是一致的。此種現象是因爲，在賓鐸之前，上海的領事係由澳葡總督委A 典題姓名在葡萄牙《政府公報》的拼寫爲Henrique Guilherme Dent，應與其他三種文獻所載駐滬領事典題（Henry W. Dent）爲同一人，因葡文Henrique對應英文Henry。另，其中間名與另三種文獻不一致。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39黃文輝 \ 近代葡萄牙駐華商人領事的派駐及其影響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任當地人士出任，此後纔由葡萄牙外交部門直接從里斯本派人前往並留有記錄。因此，賓鐸之後的駐華領事信息則較爲準確。最重要的是，在賓鐸之前，葡萄牙駐滬領事皆由商人擔任。其中，典題爲非葡籍商人。賈法略雖是澳門出生、移居上海的土生葡人，但真正身份是“望益紙館”印刷所（Carvalho & Company）東主。A賈法略去世後代理館務的施利華（José da Silva）同樣是來自澳門的土生葡人。B賓鐸及其後的領事則全是由葡萄牙外交部直接委派的一等領事；1903年起，領事名單中的上海、廣州兩地領事館更明文標示“職業”（carreira）一詞。C由此看來，從賓鐸起的領事名單資料便完善齊全了。這裏最關鍵的問題是：葡萄牙駐滬總領事館設於何時？據典題刊登於《北華捷報》1864年6月11日的廣告顯示，D當日已設葡駐中國和日本的總領事館，他本人則是總領事。此後的領事，晏生、賈法略均自稱（代）總領事。然而葡萄牙官方的記錄，上海領事館一直都是任命領事或代理，到1890年纔將一等領事華德師（Joaquim M. T. Valdez）升爲總領事。E事實上，根據1851年11月26日公佈的葡萄牙《領事規則》（Regulamento Consular），“總領事和領事由皇室任命，由外交大臣簽發，並從具有必要資格的個人中遴選”（第6條），而且“惟有出生或入籍的葡萄牙公民可以擔任總領事和受薪領事。但是，無薪領事和副領事可以是外國人，受各國之間條約或公約所規定限制者除外”（第7條）。F由此可見，典題（若是英人）是不A 1874年6月26日上海《申報》載《大西洋調署領事》：“大西洋駐劄上海之領事現已奉調回國，其新任賈公即係上海望益紙館之東也，於前月廿八日視事……邇年歷任上海之領事大都即以商人爲之，未有欽間而至者。蓋以葡人之寄居滬上者殊少，經費爲難，且其自設會審公堂以來，亦鮮有案牘，自不妨變通其制耳。”按，文中既云歷任領事爲商人爲之，前面卻云領事已奉調回國，自相矛盾。B Alfredo Gomes Dias, Diáspora Macaense: Macau, Hong Kong, Xangai (1850-1952), p. 363. 關於賈法略的澳門土生葡人家族淵源，見同書第279頁。李長森教授研究上海土生家庭列表中載有一位José João da Silva，曾任上海總領事館官員，但該人1887年出生於澳門，時間上不吻合。見李長森：《明清時期澳門土生族群的形成發展與變遷》，第254頁。C Diário do Governo, 1903-01-02, n.º 1, p. 6.D 《北華捷報》，1864-06-11，第2頁。E Diário do Governo, 1888-12-06, n.º 280, p. 2693.F Diário do Governo, 1852-02-07, n.º 33, p. 141.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40黃文輝 \ 近代葡萄牙駐華商人領事的派駐及其影響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符合出任總領事資格的。賈法略雖是葡籍，但若是由皇室任命，葡萄牙外交部門豈會不載錄於領事名單？又豈會不標示其總領事身份？因爲總領事與領事是兩個不同等級，權、責不同，不容混淆。此外，還有更實際的經費問題。如葡萄牙《領事規則》所示，總領事是受薪的，領事則可以由外國人無薪出任。近代各國之所以任命英、美商人充任駐華領事，就是因爲可以無需付報酬予商人，而商人又樂於做領事以提升社會地位和拿取特權，雙方各取所需，一拍即合。除領事需要薪酬外，營運領事館也需要經費（如職員薪酬及房租），A這是由該國的財政來承擔的。1887年7月一份檢討葡萄牙在外領事館費用承擔的法律草案顯示，葡萄牙在亞洲的領事機構衹有孟買、暹羅、上海、東京四地，上海領事館的經費由澳門承擔。B由此可見里斯本方面衹視上海爲官方職業領事館，同期廈門、福州、天津等地聲稱駐華的領事或代理領事都是無薪的商人領事。當時葡人以澳門爲最重要的利益關注點，上海衹因有較多土生葡人移居，又是中國最重要的通商口岸，所以纔從葡萄牙本土派職業領事駐紮，但這亦要晚到1880年纔實行；C而葡萄牙駐滬的第一位總領事應是1890年由領事升爲總領事的華德師，領事館相應升格爲總領事館。駐廣州領事及領事館的情況可以補充說明此點。從1878年起，葡在穗便一直沒有領事。1889年7月18日，葡萄牙公佈成立廣州、三藩市、檀香山等多個領事館，同時任命辛納堤（Demetrio Cinatti）爲一等領事駐紮。D到1895年8月1日，克雷斯波（Joaquim Heliodoro Callado Crespo）被任命爲駐廣州總領A 關於領事館的營運經費，參見費正清所列英國領事館開支，見〔美〕費正清：《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上），第239—240頁。另見庫壽齡所載英美駐滬領館情況，見〔英〕庫壽齡：《上海史》第2卷，朱華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20年，第15—23頁。B Diário do Governo, 1887-07-02, n.º 143, p. 1424.C 《中華民國外交史辭典》記上海葡萄牙總領事館“1880年升格爲總領事館”，未知何據。見石源華主編：《中華民國外交史辭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0頁。D Diário do Governo, 1889-07-29, n.º 167, p. 1748.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41黃文輝 \ 近代葡萄牙駐華商人領事的派駐及其影響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事，A廣州領事館升格爲總領事館。B 所以，典題等人在報刊登載的自稱總領事或總領事館的內容，均係作假僭稱。他們之所以如此，很大可能是想藉此提升社會地位，因爲當時以土生葡人爲主的葡籍人士大部分是商行職員，C被上海的歐洲人圈子排擠。賓鐸在1880年如此描述其前任賈法略的處境：“（他）在所有領事面前卑躬屈膝；他不參加他們的會議，以免因他的出現而冒犯他們；他被容忍，直到去世。一個單純的人，幾乎是文盲，他的任務是代表澳門（土生葡人）後裔的利益。對他們來說，歐洲人——其中英國人比其他所有人都更不寬容——正式拒絕其進入歐洲社會。”賓鐸因此對上海領事代表地位被提升爲一級感到很高興，並相信這將改善葡人在外國人社區中的形象。D庫壽齡亦指出，“領事的級別非常重要，關係到中方和領事團本身兩個方面”。1898年葡萄牙總領事華德師按年資出任領袖領事時，便被《北華捷報》質疑其資格。E三、葡萄牙商人領事的胡作非爲以徐廣縉爲首的廣東官員因澳葡政府在澳門殖民擴張，試圖以不接受其領事制衡，卻每每被澳督以“違約”爲藉口施壓，被迫承認葡人所委派領事的資格。而成功充任領事的商人也志在特權，根本無心管事。A Diário do Governo, 1895-09-05, n.º 199, p. 2413.B 《中華民國外交史辭典》“廣州葡萄牙總領事館”條，同樣記1895年升格爲總領事館，但說領館設於1865年，未知何據。見石源華主編：《中華民國外交史辭典》，第40頁。C Alfredo Gomes Dias, Diáspora Macaense: Macau, Hong Kong, Xangai (1850-1952) , p. 379.D 賓鐸形容賈法略接任領事後，“葡萄牙領事館從我們領事生活的上流社會被降級（……）寄居於一個印刷工的作坊”，見Oficio de 27 de Julho de 1880, do Cônsul de Portugal em Xangai, Anselmo Ferreira Pinto Bastos, para o Ministro e Secretario de Estado dos Negócios Estrangeiros. (AHD-MNE. Consulados de Portugal na China – Xangai. Caixa 572, fl. 97-112).轉引自Alfredo Gomes Dias, Diáspora Macaense: Macau, Hong Kong, Xangai (1850-1952), pp.152-153. 葡萄牙《政府公報》載賈法略1878年去世後，於1879年5月任命一等領事José da Silva代理館務，見Diário do Governo, 1879-06-07, n.º 128, p. 1312. Alfredo Gomes Dias記賓鐸於1879年1月23日被任命爲駐上海一級領事，見Alfredo Gomes Dias前書第363頁。據葡萄牙《政府公報》，賓鐸是遲至1880年2月4日纔到上海任職。E 〔英〕庫壽齡：《上海史》第2卷，第18—10頁。庫壽齡記英國直到1877年纔任命了一位總領事。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42黃文輝 \ 近代葡萄牙駐華商人領事的派駐及其影響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掛名三國領事職務的必理便是顯例。咸豐元年九月（1851年10月），小西洋人累絲等在寧波企圖強奸民女甚至糾黨搶犯被捉，浙江巡撫本擬將累絲轉交新上任的葡萄牙駐滬領事必理查辦，但必理竟謂“五口地方向無大小西洋領事，伊不過在上海充當大西洋及荷蘭兩國領事，辦理通商事務，相距浙江甚遠，力不能越省管束”。A浙江方面逼於無奈，衹得又大費周章地將累絲先送兩廣總督再轉送澳門。B必理的回覆某種程度上是對的，因爲他是“駐上海”的，其“領事轄區”範圍似應衹在上海，表面看他可以袖手不管。然而，徐廣縉當初接受必理領事資格的原因是希望他管束澳門火船水手的，現在水手犯事，必理該出手查辦時，卻以藉口推搪，連代爲轉達澳門方面知悉都沒去做，顯然沒有盡責履職。更有甚者，領事非但不履行管束責任，反而縱容不法、包庇袒護。葡萄牙駐寧波兼福州領事馬貴斯是其一。如前述，澳葡本擬委任必理去管束火船水手，但必理毫不作爲，遂有在寧波設領事之議。在浙江任官多年的段光清C對此事有記載：自夷禍中國以來，水師之勢日衰，誰復講求巡洋？漁人更苦洋面盜賊，不得不自雇西夷廣艇，以巡漁汛。廣艇本與盜賊爲鄰，自漁人雇之巡洋，更屢受其害，見真盜亦不敢捕，反致訛商旅爲盜賊，而漁人更苦矣。然捕魚，乃寧波謀生大宗也，豈肯置漁業而不講？乃商之領事，英國領事乃言：此等廣艇窮極無聊，亦非我國所管，若要有人管此廣艇，殊非轉求我國照會西洋，放一領事官來，或者可管此輩。此寧波所以有西洋領事也。D A 《葉名琛檔案——清代兩廣總督衙門殘牘》（四），第532頁。當年英國領事羅伯遜曾說：“這些商人領事獲得職位是出於個人動機，既沒有司法權威，也沒有權力支付官方費用，所以他們都規避那種性質的一切責任。”見〔英〕庫壽齡：《上海史》第2卷，第8頁。B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二），第596頁。C 段光清（1798—1878），字明俊，號鏡湖。曾任鄞縣（今寧波）知縣，咸豐三年（1853）起，歷任寧波知府、寧紹台道、浙江按察使等職。參見［清］段光清：《鏡湖自撰年譜》序言，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頁。D ［清］段光清：《鏡湖自撰年譜》，第96—97頁。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43黃文輝 \ 近代葡萄牙駐華商人領事的派駐及其影響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段光清所說的“西夷廣艇”，指的是由澳門土生葡人和廣東船員組成的火船（lorcha）A護航隊。香港開埠之後，澳門經濟大受影響，澳門葡人爲尋出路，便以火船組成武裝護航船隊，替福建、浙江沿海的漁民應付海盜侵犯。B據徐薩斯稱，五口通商後不久的1843年，澳門的葡人火船便開始護航生意，船上水手葡、華各半。C隨着澳門火船船隊勢力日大，竟以護航爲名，趁機敲詐勒索，胡作非爲，使中國官府頭痛不已。D按上述段光清說法，是英國領事指點當地官員，照會西洋（葡萄牙）另派領事駐寧波，專門管理護航火船的。澳葡政府於1852年3月任命馬貴斯爲駐寧波和福州領事，駐地在寧波。與當時任命外國人充當領事不同，馬貴斯是澳門土生葡人。這是因爲馬貴斯有重要任務在身：幫澳葡政府在寧波收稅。在任命馬貴斯之時，澳葡專門發出通告，說明需要設立寧波領事館以充當火船主的商務機關，爲航行於廈門和上海A Lorcha有多種譯名：老閘船、鴨屁股、白鰲船等。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中譯本譯作“快船”（第一卷第457頁），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中譯本譯作“三桅帆船”（第242頁），但澳門一般稱爲“火船”，比如有街名叫“火船頭街”（Rua das Lorchas）。Lorcha一詞在早期葡萄牙關於中國的文獻中已出現，指一種純粹的中國船型，其可能的對音是“樓船”（此點蒙評審老師指教，謹致謝忱）。其後，火船用作指“一種中西技術合流的快速船。16世紀初，在澳門建造，用作商船、戰船”。參見中國航海博物館、王煜、葉沖編著：《中國古船錄》，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217頁。又參見楊麗凡：《中葡造船技術交流的產物——老閘船》，《文化雜誌》（澳門）中文版第39期，1999年，第125—134頁。B 當時海盜猖獗，中國沿海船主或漁民逼得請外國船隻護航，除澳門葡人外，英、法、美、荷都有船隻參與，但是葡人的護航船在當時最爲人非議。參見陳鈺祥：《海盜·水師·護航業：咸同間廣艇海盜問題》，陳鈺祥：《海氛揚波：清代環東亞海域上的海盜》，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230—293頁。另見《外國“護航”者在鎮海—舟山海域勒索中國民船多年》，姚克章主編：《鎮海縣交通志》，北京：海洋出版社，1997年，第260—261頁。張代春：《清末沿海航運中的海盜及海盜護航》，《蘭臺世界》（瀋陽）2009年第14期，第67—68頁。關於葡人護航船隊的惡劣行徑，參見〔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第457—460頁；裘偉廷：《幾乎被忘卻的歷史：晚清時期發生的“漁鏢之爭”》，《華夏文化》（西安）2017年第3期，第19—23頁。C 關於葡人在寧波護航一事，徐薩斯有較詳盡的講述，但內容以葡人立場爲主，許多記載並無出處。見〔葡〕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第242—251頁。D 徐薩斯也認爲護航船隊“他們離徹頭徹尾的海盜也就衹差一步之遙了”，不過他說“這些強取豪奪的行逕（徑）大多數都是當地人打着外國海盜的旗號幹的”。〔葡〕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第247頁。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44黃文輝 \ 近代葡萄牙駐華商人領事的派駐及其影響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之間的火船合同進行登記；火船主需繳付合同價金4%作爲稅收給領事館（逃稅將會被罰款），領事館爲他們提供所需的保護。A可能由於火船主的收入與澳葡的稅收直接相關，B馬貴斯在寧波非但沒有好好管束護航水手，反而縱容包庇。段光清記載說：“豈知西洋添一領事，而寧波更多騷擾。各國領事皆食本國之俸，西洋窮國，官亦無俸。各國皆有商賈往來，官自小有滋潤，西洋一無所有。領事又不通漢語、識漢字，惟日與本地無賴敗黨勾引訛詐，以爲謀生地步，至是而漁人叫苦更甚，地方之受累更深。”C馬士則稱“葡萄牙雖然不是一個條約國家，葡萄牙領事卻漫無限制地行使了領事裁判權；在寧波一般都認爲他的司法判決，總是這樣，就是要把最大多數的錢送進葡萄牙人的口袋裏，而且對葡萄牙人犯罪並不加追究”。D基本上，在寧波的中外官員對馬貴斯都沒有好感。段光清說“西洋馬領事不通中華語言文字，專以詐人爲事”。E英國駐寧波署任領事密妥士（J. A. T. Meadows）亦對馬貴斯極爲不滿，兩人互相結怨。密妥士指控馬貴斯從葡萄牙護航船隊獲得傭金；馬貴斯就說密妥士是“反葡國人”。F密妥士向上級報告說葡人在寧波拐賣小童，三個葡人參與其中，馬貴斯是其一，收取百分之八的傭金；G接任密妥士的溫思達（C. A. Winchester）則稱，馬貴斯雖然在貿易中沒有經濟利益，卻完全瞭解這一情況。他總結說，儘管馬貴斯被派來處理葡萄牙人的不當行爲，但不當行爲A Boletim do Governo, n.º 9, 1852-03-27, p. 35.B 葡人在寧波護航的“稅收”是驚人的。據馬士的資料，“他們一年之中從漁船徵收來的護航費數達五萬元，從運木船隻以及其他與福州貿易的船隻徵收到的數二十萬元；從其他各種船隻徵收到的損費數目每年也不下五十萬元”。〔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第458—459頁。徐薩斯有相關記述：“三桅船（即火船）的水手規定他們護航的船隊應繳多少關稅，對中國官員頤指氣使。他們不滿足於僅僅收受回扣，還向商船收稅，使他們不勝重負。想拒絕這樣的護航是不可能的，這種強行保護所徵收的費用也是武斷的。”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第246—247頁。C ［清］段光清：《鏡湖自撰年譜》，第97頁。D 〔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第459頁。E ［清］段光清：《鏡湖自撰年譜》，第65頁。F P. D. Coates, The China Consuls: British Consular Officers, 1843-1943, Hong Kong,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23-124.G P. D. Coates, The China Consuls: British Consular Officers, 1843-1943, pp. 124-125.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45黃文輝 \ 近代葡萄牙駐華商人領事的派駐及其影響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仍像以前一樣，而且還有官方批准的好處，“馬貴斯先生對其職能的性質和目標的想法肯定與我們對該職位的看法有很大不同”。A 清廷官員不知道，對於任命英國商人充任葡萄牙駐華領事，英國官員其實是反對的，尤以包令（John Bowring）爲最。1852年6月3日，澳督照會港督擬任命英國人德滴爲駐廈門領事，代理港督包令在向倫敦外交大臣報告此事時認爲“授予英國商人在中國的領事權力是不可取的”。B此前一日，1852年6月2日，駐上海領事阿禮國（John R. Alcock）給包令去信，匯報一宗涉及葡萄牙領事必理的事件。事緣5月20日海關（當時屬上海道台管轄）查獲四包未經報批的貨物。負責監督約束英商走私偷漏的英國領事阿禮國向上海道台表示，C這批貨物明顯是走私品，按法應該沒收。然而，必理以葡萄牙領事的身份向道台提出放行，那批貨後以不足貨價四分一的價錢轉賣給原來的收貨人。D涉事太平洋行（Gilman, Bowman & Co.）負責人之弟爲必理所在的寶順洋行（Dent, Beale & Co.）合伙人之一。必理在這件事上有明顯的利益衝突。阿禮國對此評論道：“這些案例恰當地說明了外國列強在中國僱用商人領事所帶來的許多嚴重弊端之一，他們當然會利用他們的官方影響力來促進他們和他們朋友所從事的貿易活動，而對其他人的合法利益沒有非常公平的考量。”E包令站在阿禮國的一邊。在6月18日給外交大臣的信中清楚地解釋了商人領事在中國之特權地位：在英國和歐洲，領事的地位與在中國的領事官員地位沒有可比性。在中國，領事的職責是司法和裁判，某程度上也包括外交和政治，以及A P. D. Coates, The China Consuls: British Consular Officers, 1843-1943, pp. 126-127.B 英國國家檔案館FO 17/190, 1852-06-03, p. 4。C 據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後條款》，通商口岸英國領事有約束英商免其偷漏責任。參看〔美〕費正清：《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上），第186—189頁。D 西方研究者都指負責徵收關稅的上海道台貪污腐敗，串同外國商人走私漏稅，英國領事反而是在盡心執行監督稅收。〔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二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年，第6—13頁；〔英〕萊特：《中國關稅沿革史》，姚曾廙譯，北京：三聯書店，1958年，第84—97頁。中國學者的觀點見汪敬虞：《赫德與近代中西關係》，第31—39頁。E 英國國家檔案館FO 17/190, 1852-06-02, pp. 361-362。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46黃文輝 \ 近代葡萄牙駐華商人領事的派駐及其影響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商業。主要的反對意見是，在中國，官員和非官員之間的界綫非常之廣，致使擁有權力的商人領事和沒有特權的商人之間，社會地位差別非常明顯。給予一個商人比另一個商人更重要的地位和影響的做法是否可取或公平，很可能受到懷疑，而這是由領事裁判權賦予的。A 在6月30日的信中，包令重申“強烈反對允許英國商人在外國旗幟下擔任領事”。B兩個月後，包令接德滴通知其獲葡萄牙委任廈門領事時，再次向倫敦建議“最好不要允許從事貿易的女王陛下臣民在中國港口履行領事職責和享受領事影響力”，並且說相信德庇時（John Davis）和文翰（George Bonham）的意見也是如此。C 然而，儘管駐華的英國官員反對英籍商人充任別國領事，可是倫敦方面並不理會。一份1881年的備忘錄顯示，早在1845年德庇時便曾就此問題向倫敦外交部尋求指引，女王的法律顧問（Queen’s advocate）回覆說，任何人在香港出任領事，必須有英國政府發出的領事證書（Exequatur）；但在中國口岸，英國臣民均可自由出任外國領事而不需要領事證書。此後不管駐華領事意見如何，倫敦方面始終不改；衹在1856年指示，若中國當局對五個通商口岸中沒有領事證書的英國人採取行動，英國領事不應加以干涉。D英國政府放任充當外國駐華領事的英商爲非作歹，加劇了中國官民吞吃苦果的狀況。四、葡萄牙駐華商人領事出現的原因分析在國際法上，領事不是外交代表，領事派遣需經條約定明；到任時須向A 英國國家檔案館FO 17/872, pp. 103-104。B 英國國家檔案館 FO 17/190, 1852-06-30, p. 356。C 英國國家檔案館FO 17/192, 1852-08-20, p. 115。英國在華官員反對英商充任外國的領事，因爲深知這些商人在華的非法作爲會影響英國聲譽，可是由於倫敦方面沒有指示，他們衹能放任不管。比如對德滴在廈門販運中國苦力，英國駐廈領事雖然明知此爲非法，但仍然縱容不管。見Ng Chin Keong, Boundaries and Beyond: China’s Maritime Southeast in Late Imperial Times, Singapore: NUS Press Pte Ltd, 2017, p. 319.D 英國國家檔案館FO 17/872, pp. 94-112。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47黃文輝 \ 近代葡萄牙駐華商人領事的派駐及其影響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任所所在國家申領“領事證書”（Exequatur），A而相關國家並無必定接受的義務。B第一部被系統翻譯成中文的西方國際法著作《萬國公法》載：“若無和約明言，他國即可不准領事官駐紮其國，故必須所往國君准行方可辦事。若有橫逆不道之舉，准行之憑即可收回，或照律審斷，或送交其國，均從地主之便。”C可惜《萬國公法》遲至同治三年（1864）纔出版，此前清廷君臣根本無此常識，不懂持以力爭。D如亞馬留、基瑪良士以和約內載有設領一節爲由，要求葡萄牙同等待遇，然而其時中葡尚未有約，按國際法根本無此權利。事實上，直到1880年，中葡之間尚未正式建立條約關係，時任澳督賈若敬（Joaquim José da Graça）敦促里斯本盡快與中國締約，謂“葡萄牙屬無約之國，中國各大城市及口岸均無葡萄牙領事駐紮，因此，對華貿易非但不能享受最惠國待遇，且常常受到限制”。E賈若敬此言若非撒謊，便是將其時在中國各口岸葡萄牙任命的商人領事不當自己的真正領事來看待。然而，從他的報告可見，兩國之間締約是派駐領事的必要條件，葡方心知肚明。港英總督文翰當然深知此節，故在給亞馬留覆函中揶揄暗諷。可惜對國際法懵懂無知的清廷君臣，依然以天朝心態視條約內的特權爲“恩施”予外國的利益，不管有約無約，盡使之“一體均沾”。F因此，葡萄牙雖然爲無約國，卻照樣委派領事。同樣，清廷君臣亦不知有領事的接受程序，既無專責機關與主官管理，A 如葡萄牙1851年《領事規則》第8條規定：“總領事或領事在獲得委任狀（Carta Patente）後，將通過國王陛下派駐任所國家的公使館館長申領必要的領事證書（Exequatur）；如果沒有（公使），則自行申領。”見Diário do Governo, 1852-02-07, nº. 33, p. 141.B 關於國際法上領事制度的規定，參見陳體強：《中國外交行政》，重慶：商務印書館，1945年，第150—153頁。〔德〕奧本海原著，〔英〕勞特派特修訂：《奧本海國際法》上卷·平時法（第2分冊），王鐵崖、陳體強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年，第276—281頁。C 〔美〕惠頓（Henry Wheaton）：《萬國公法》，丁韙良譯，上海：上海書店，2002年，第85頁。D 蘭寧與庫壽齡亦指：“在沒有治外法權的其他國家裏，一位領事的有效任命，必須擁有政府授予他的領事證書，這採用委任狀背後簽署的形式，或者採用授權人可隨時撤銷的命令形式。然而，中國政府沒有可撤銷的領事證書。另一方面，卻存在着中國官員根據外國人要求被革職的事例。”見〔英〕蘭寧、〔英〕庫壽齡：《上海史》第1卷，第332頁。E 黃慶華：《中葡關係史（1513—1999）》中冊，第733頁。F 參見李育民：《晚清對外關係中利益觀念的演變》，《歷史研究》（北京）2021年第4期，第92—93頁。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48黃文輝 \ 近代葡萄牙駐華商人領事的派駐及其影響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更乏成文規章與具體程序予地方官員依從執行。地方官員則視處理交涉事務爲畏途，當被迫要與外人打交道時，衹以“覊縻”爲是，以應付眼前急務，不出亂子就可，A造成各自爲政、各行其是，B主管交涉的兩廣總督尚未批示接受，駐滬領事竟自行就職，而上海道台竟爲其慶賀，可謂喪權；其後澳督竟以此相逼徐廣縉承認駐穗領事任命，甚至稱“懷疑該省是否中華帝國之組成部分”，可謂辱國。再以葡駐廈門領事德滴爲例，當時除葡萄牙外，西班牙亦與中國無約，但當英國人德滴1846年到廈門，聲稱是西班牙國王派駐的領事，C閩浙總督劉韻珂便上奏：“英吉利既有領事駐居各口辦理稅務，即難禁他國之不派領事。且西班牙即大呂宋國在廈貿易商船現亦不少，若不設立領事，轉恐散漫無稽。茲該國即令德滴充作領事來廈，非諸事有所責成，併可藉以彈壓，自應准其居住。”D既有劉韻珂承認德滴西班牙領事資格在先，則此番葡萄牙任命德滴爲駐廈領事，同爲無約國，任命同一個人，中方若不允准接受，衹能落人口實，最終不認還須認，卻顯出進退失據的尷尬境況。再進一層看劉韻珂接受德滴任命的理由，其實暴露了清廷官員普遍不願管理轄區外國人的通病。劉韻珂所列理由之一，是西班牙在廈門人口日多，“恐散漫無稽”“可藉以彈壓”。這是當時一個充斥整個清廷君臣的意識：以夷管夷，以領事管束該國居民。劉韻珂之外，徐廣縉最終接受必理爲葡駐A 馬士評論道：“國際法的規則他們是不懂的；在十九世紀整個下半期裏，中國官員惟恐無意中觸犯了新辦法的規條以致連他們的無可置疑的權利都不敢主張，這種情形是很普通的。”見〔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第381頁。B 關於地方官員對條約的認識以及應對外人的態度，參見楊國強：《條約制度：西方世界與晚清中國之間的改造和被改造》，《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上海）2012年第3期，第1—13頁。又見李育民：《晚清時期條約關係觀念的演變》，《歷史研究》（北京）2013年第5期，第83—98頁。C 德滴其實衹是被西班牙馬尼拉總督任命爲副領事，其來華主要目的便是做苦力貿易，是中國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苦力販子。參見Mònica Ginés-Blasi, “Exploiting Chinese Labour Emigration in Treaty Ports: The Role of Spanish Consulates in the ‘Coolie Trad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vol. 66, no. 1, 2021, pp. 1-24, https://doi.org/10.1017/S0020859020000334.D ［清］文慶等纂：《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七十七，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6444頁。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49黃文輝 \ 近代葡萄牙駐華商人領事的派駐及其影響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滬領事的理由，亦是以之管束在華澳門火船水手。A“以夷管夷”是當時清廷的“頂層制度設計”。《南京條約》准許外國領事駐紮各口岸，其後《五口通商附粘善後條款》中又准許英國官船停泊口岸，以便約束水手，“該管事官（領事）亦即藉以約束英商及屬國商人”。B對此現象，蔣廷黻早有說明：“協定關稅和治外法權是我們近年所認爲不平等條約的核心，可是當時的人並不這樣看。治外法權，在道光時代的人的目光中，不過是讓夷人管夷人。他們想那是最方便，最省事的辦法。”C可見這種不想管外國人的意識早已有之。蘇亦工指出明清時已有“澳門模式”：“儘管中國政府一直對澳門的混雜居民行使着名義上的司法管轄權，但在大多數情況下，葡萄牙人總是能夠設法逃避中國當局的刑事管轄權，而實行着事實上的自治。”D“一般情況下，中國地方官對涉外案件行使管轄權並無熱心，即便發生了中國人被外國人殺害的案件，衹要不至於導致地方騷亂、引起上峰的關注並進而危及自己的烏紗帽，多數地方官都樂於視而不見，聽之任之。”E道光三十年十二月（1851年1月），福建南臺江面有葡萄牙國護貨船黑夷殺死當地民人，閩浙總督劉韻珂奏稱：“查各國通商條約，夷人犯罪，應交該國領事官自行辦理。惟大西洋即葡萄牙國領事官住廣東之澳門，福州並無該國領事官，當由臣等委員將兇手唵波囉士、干證啥壁二名解送廣東，諮交欽差大臣兩廣督臣徐廣縉，發交該國住澳門之領事官查照條約辦理。”F最終，不顧千里迢迢也要將兇犯送歸其領事審理。正是這種想將燙手山芋轉手的心態，使清廷官員對各國聲稱派駐的領事，一般來者不拒。即使像葡萄牙般在派駐過程中有波折，A 附件第3號，Boletim do Governo, n.º 49, 1851-10-25, p. 169.B 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匯編》第一冊，第36頁。C 蔣廷黻：《中國近代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頁。D 蘇亦工：《鴉片戰爭與近代中西法律文化衝突之由來》，載張生主編：《中國法律近代化論集》，北京：中國政治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63頁。前輩學者周景濂曾以“葡人在澳門之治外法權”爲題，討論在澳葡人有某程度的司法自主權，見周景濂：《中葡外交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143—155頁。關於葡人在澳的司法權利，參見劉景蓮：《明清澳門涉外案件司法審判制度研究（1553—1848）》，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年。王巨新、王欣：《明清澳門涉外法律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E 蘇亦工：《鴉片戰爭與近代中西法律文化衝突之由來》，第72頁。F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88頁。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50黃文輝 \ 近代葡萄牙駐華商人領事的派駐及其影響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最終還是一一承認、接受。A其極端例子，便是同一商人可以身兼幾國領事，如必理同時是葡萄牙領事、荷蘭和普魯士的副領事，德滴則身兼葡萄牙、西班牙、荷蘭三國的領事職務。B 清廷官員既缺乏國際法上領事制度的常識，又不願管治轄下外國人事務，企圖假手領事來“彈壓”該國臣民，又在列強炮艦威逼下賦予領事司法裁判權，這便是造成各通商口岸商人領事充斥、橫行無忌的深層原因。直到咸豐八年九月底（1858年11月），清政府剛與英、法簽訂《天津條約》不久，以桂良爲首的清廷官員照會英、法、美公使，痛陳商人領事之害，並首次提出“不得以商人作爲領事”的要求。C即將離任的美國公使列衛廉（William B. Reed）回函說：“按太西各國公法，凡此國領事奉遣至別國者，若不得所往之國準信延接，即不得赴任。今凡有自稱領事而中華國家或省憲地方官不肯明作準信延接者，彼即無權辦事，是則中國於此等兼攝領事，立即可以推辭不接；凡已延接者，照理亦可刻即聲明，不與交往。”D 咸豐十一年（1861）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立後，“要求任命正規官員爲領事”就成爲清朝與各國商討條約的主題之一。E咸豐十一年七月（1861年8月）與布路斯國（普魯士）、同治元年三月（1862年4月）與比利時議約，均重申此點。惟真正列入條約正文的，是同治元年七月十八日（1862年8月13日）簽約A 有學者以爲：“因爲清政府反對商人代理或充任領事，更不希望別國參與中葡兩國之間的事務，所以，在光緒十三年（1887年）中葡條約正式簽訂之前，無論是廣東地方政府，還是清政府，都從未予以正式承認。”此說誤。見黃慶華：《中葡關係史（1513—1999）》中冊，第591頁。葉宇昊《晚清葡萄牙駐廣州領事館的設置及其活動分析》襲用此說，見第67頁。關於清政府承認葡萄牙領事資格，還可參見1870年海關總稅務司署通令，就海關當局行使准領事職權發出指引，列明：“葡萄牙爲無約國，所有通商口岸幾乎皆駐有其領事，並獲地方當局承認。案件若涉及葡人，稅務司毋庸干預，可由受任爲領事之人處理之。”（第12條a款）。又訂明：“涉及其他無約各國如南美諸共和國之洋人，若設有爲地方當局承認之領事，其領事可援葡國例辦理。”（第12條c款）。見海關總署《舊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署通令選編》編譯委員會編：《舊海關總稅務司署通令選編·第四卷（1942—1949）》，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7年，第98—101頁。B 汪敬虞：《十九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第132—133頁。C 《中美往來照會集：1846—1931》第2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73頁。D 《中美往來照會集：1846—1931》第2冊，第75—76頁。E 〔日〕板野正高：《近代中國政治外交史》，陳鵬仁、劉崇稜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228—230頁。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51黃文輝 \ 近代葡萄牙駐華商人領事的派駐及其影響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的《中葡和好貿易條約》第八款：“至所派之員必須西國真正職官，不得派商人作領事商，一面又兼貿易。”A可是，當時代表葡萄牙的全權大臣、澳門總督基瑪良士根本無視條約規定，三天之後就向總理衙門提出要委任英商左欣那（John Hanna）做天津領事，B總理衙門當然要求其照約執行，C可是基瑪良士不予理睬，D左欣那亦照樣當其領事。直到1880年纔有第一位職業領事賓鐸到上海上任，其他口岸則繼續由他國領事兼任代理。結 語馬士曾如此形容葡萄牙在近代中國的作爲：“它像許多小國此後所做的一樣，躲在大國的盾牌之下爬進來了，並且狐假虎威地要求中國許給它除迫於實際的或潛在的優越力量的炫示而外，中國也不輕易許給大國的若干讓步。”E葡萄牙派駐領事過程，處處均顯示出背後的英、法大國的身影。葡萄牙早期委任的領事，約翰·顛地、必理、德滴等全是英國商人，而且均是與鴉片走私與苦力販運關係密切。同時，外國人充任的“商人領事”借領事身份自抬身價，享受特權，謀取私利；由澳門委派的土生葡人領事更縱容包庇同胞枉法，甚至爲提高社會地位而僭稱總領事，暴露出其蔑視中國法律、其身不正的惡劣行徑。費正清說近代在中國通商口岸的西方人，“他們最主要的問題是‘法律與秩序’的範圍——與其說如何保證通商口岸的居住區居民遵紀守法，不如說如何確保中國人服從盎格魯—撒克遜的法律體系”。F葡萄牙商人領事的行徑顯示，西方人的確衹在意要中國去服從他們的那一套規則；至於自己國人是否“遵紀守法”，雖然條約上訂明領事官有責任去做管束，可是大部分沒有切實履行。一向“篤信英國商業和英國法律具有超越一A 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匯編》第一冊，第188頁。B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二），第657頁。C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二），第661—662頁。D 基瑪良士認爲“所有其他國家的大臣都同意中國政府提出的建議，不允許商人擔任領事，但都繼續僱用他們”。見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 O tratado impossível, p. 530.E 〔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第380頁。F 〔美〕費正清：《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通商口岸的開埠（1842—1854）》（上），第223頁。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52黃文輝 \ 近代葡萄牙駐華商人領事的派駐及其影響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切的文明價值”A的英國領事及其外交大臣，明知亞馬留在未與中國簽訂條約的情況下自行派駐領事是強辭奪理，明知任由英國商人充任外國領事會產生種種弊端，但卻選擇袖手旁觀、放任不管，這除了表明歐洲各國在謀取中國利益時的明爭暗鬥外，亦說明各國衹顧自己利益的考慮，執行着一種以“文明”爲包裝的現實主義立場。對近代中國人而言，領事制度是一項新事物。與以往衹在商館貿易的外國大班不一樣，領事及領事館就在家門口（雖然衹限於五個通商口岸）。如何應對這些擁有等同中國地方官權力的“夷人”，本應是中國人尤其是朝廷君臣需要學習的新課題，可惜被鴉片戰爭炮火嚇倒的清廷君臣，還未從天朝上國的美夢清醒。他們一方面昩於對國際法領事制度的無知，另一方面往往以息事寧人的覊糜綏靖政策應對，在對外國領事承認接受方面，更奢想以夷管夷，企圖以外國領事來管束在華外國人，故來者不拒。可惜政策適得其反，引狼入室，糾紛頻起。具體到面對葡人在派駐領事問題上的步步進逼，清廷官員縱使不滿其在澳門的殖民擴張而想反抗制衡，可惜缺乏統一的外務機關主管，在沒有成文規章指引之下，地方官員各自爲政，最終不得不妥協接受，進退失據，喪權辱國而不自知。值得玩味的是，清廷與葡萄牙雖然於1862年曾談判完成《中葡和好貿易條約》文本，但由於雙方就“澳門設官”問題未能解決，中方最後拒絕換約，條約因此無效；直至1887年雙方簽署互換《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纔算正式建立條約關係。此前，儘管葡萄牙是“無約國”，但仍向中國的通商口岸派駐領事，而且絕大部分是由外國商人充任的“商人領事”。不過，最終沒有成功換約的《中葡和好貿易條約》是首份在文本中訂明“不得派商人作領事官”的中外條約，其後的《中葡和好通商條約》仍然有同樣字句。B ［責任編輯 沈曉鳴］A 〔美〕費正清：《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通商口岸的開埠（1842—1854）》（上），第248頁。B 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匯編》第一冊，北京：三聯書店，1957年，第188、524頁。
南洋分圖 / 1870 / 湖北官書局 ——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全球地圖中的澳門”項目藏 編者配圖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54郭衛東 \ 清代中國通商口岸的演變及其意義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The Evolu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China’s Trade Port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Guo WeidongAbstract: The trading ports have served as critical gateways linking China with the outside world, undergoing three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s throughout the long history of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The first transformation saw the evolution from the “Shi Bo Si” (Maritime Trade Superintendency)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o the gradual formation of the Guangzhou port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Along with the customs of Macao, Guangzhou, operating outside the established tributary and feudal system, gradually became the main conduit for Western merchants seeking alternative routes to trade with China, establishing itself as the mainstream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The second transformation occurred with the shift from the opening of the Five Treaty Ports to the widespread establishment of treaty ports across China. A series of unequal treaties imposed political, military, diplomatic, commercial, financial, and legal stipulations on these ports, leading to the creation of a rare system of treaty ports. This system became a significant marker of China’s semi-colonial status. The third transformation was marked by the rise of self-opened ports. This change, a positive outcome of the evolu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Sino-foreign interactions, represented a major adjustment in China’s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sulting in a historical scenario where treaty ports and self-opened ports coexisted. The nature of these three transformations differed significantly: from the autonomous opening of port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o the forced opening of treaty ports during the mid-Qing Dynasty, and finally to the emergence of self-opened port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hile the early Qing ports were opened autonomously, the Qing rulers’ limited understanding of the external world led to conflicting polici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powers. The treaty ports, on the other hand, were entirely the result of foreign occupation, leading to the loss of sovereignty and national humiliation for China. By the late Qing Dynasty, however, there was a gradual awakening to the significance of sovereignty and a growing understanding of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trading ports. As the initial points of contact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powers, these treaty ports gave rise to unique urban zones, economic belts, as well as distinct forms of port diplomacy and port culture, all of which had far-reaching and multifaceted impacts. By the 1930s, China no longer exclusively designated treaty ports; instead, foreigners and foreign goods were allowed to enter and exit any part of China freely, as long as they adhered to Chinese laws. History has demonstrated that independence and openness are the necessary paths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o strengthen itself among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Keywords: Trade Ports, Treaty Ports, Self-opened PortsGuo Weidong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t Peking University. His primary research focuses o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His notable works include Unequal Treaties and Modern China, The Turning of the Tide: A Study of Early Sino-British Relations and the Treaty of Nanjing, Overthrow and Reconstruction: Political Civilization from the Mid-Ming to the 1911 Revolution, and A Study on Special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55郭衛東 \ 清代中國通商口岸的演變及其意義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清代中國通商口岸的演變及其意義郭衛東［摘 要］通商口岸是中外聯結的重要門戶，在中國對外交往的悠久歷史中有三變。第一變，從唐宋以降的“市舶司”到清代廣州口岸的雛形漸具。廣州加上澳門開關，在既有的宗藩封貢體制外爲來華西商另闢蹊徑，漸成中國外貿主流；第二變，從五口通商到條約口岸遍佈中國，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對口岸的政治、軍事、外交、商貿、金融和法權作出規定，因而形成一種舉世罕見的條約口岸制度，是爲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化的重要表徵；第三變，自開口岸的興起。此乃中外交通演化嬗變的良性結果，是中國與世界相處之道的重大修正，由此形成“約開”與“自開”二元並存的歷史場景。從清初的自行開關到晚清的約開商埠，再到清末的自開口岸，三次易變性質有別。清初自開雖屬自主操作，但清朝統治者眛於外部世界，中外施政有逆反方向走勢。約開則純是外人的侵佔，中方喪權辱國。清末自開則多了些對通商口岸的新認知和對主權意識的新覺醒。通商口岸作爲中外初逢的場域，由此生發的口岸城市圈、口岸經濟帶，乃至口岸外交與口岸文化均面相獨特，影響多重。20世紀30年代後，中國在制度層面上不再專辟通商口岸，外人、外貨衹要遵守中國法律就可以自由出入中國各地。歷史證明，獨立、開放，是中華民族自強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必由之路。［關鍵詞］通商口岸 條約口岸 自開口岸 澳門郭衛東，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代表作有《不平等條約與近代中國》《轉折：以早期中英關係和〈南京條約〉爲考察中心》《傾覆與再建：明中葉至辛亥革命的政治文明》《中國近代特殊教育史研究》等。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56郭衛東 \ 清代中國通商口岸的演變及其意義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天下熙熙攘攘，皆爲利來利往，逐利是販客前來的主要動因，通商是買賣交易的基礎模式，口岸是中國與外部世界聯結的重要門戶。中國自古重視對外通商，漢代確立的絲綢之路綿延千年。唐朝有了專司外貿的官員，開元二年（714）在廣州置“市舶使”（亦稱“押蕃舶使”“結好使”等），貞元年間設“市舶使院”。宋代擴成“市舶司”，衙署成爲規制，先後在廣州、杭州、泉州等地設“提舉市舶司”。元、明襲宋制，通商範圍卻愈發遠大，但大洋仍是人類難以越過的物理距離，“廣洋巨浸，船一開帆，四望惟天水相粘，茫無畔岸”。A遠距離的中外貿易主要依靠陸路——蒙古各汗國的遠征亦如此。直到“大航海”開闢了遠洋通航的新時代。以後，世界不僅是海道的無縫連接，而且使人們的直接交往從過往的國別、地區演進爲大洲，中國與歐美規模化的直接貿易就此開篇承寫。應該說，西方國家對商業利益的追逐是其對華關係中貫穿始終的不變目的。第一次鴉片戰爭前，中西交往的主要內容不是殖民史或鴉片入華史，也不是宗教碰撞史和文化交流史，而是互通有無的商貿史。第一次鴉片戰爭後，通商依然是中國與世界交往的重要內容，口岸頓成中外交流的前沿，也成爲時人與後人關注的焦點。本文試圖從口岸變遷的視角，簡論其中的演變。B 一、廣州、澳門口岸制度的地位和影響“新航路”的通達使得世界通商格局發生演進，由局圄東方延擴西方，自西徂東的海商洋賈成爲遠洋交通主力。緣此，中外通商地點往往設於陸海連結近便處，“口岸”由此生成。A ［清］梁廷枏：《粵海關志》，袁鍾仁點校，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3頁。B 關於通商口岸的研究，學術成果豐碩，諸如En-sai Tai, Treaty Ports i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18； J. K.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1953；張洪祥：《近代中國通商口岸與租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楊天宏：《口岸開放與社會變革——近代中國自開商埠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王爾敏：《五口通商變局》，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吳義雄：《條約口岸體制的醞釀——19世紀30年代中英關係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美〕廖樂柏（Robert Nield）：《中國通商口岸——貿易與最早的條約港》，李筱譯，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0年；等等。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57郭衛東 \ 清代中國通商口岸的演變及其意義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將中國最早的通商口岸設在廣州並允許葡萄牙人賃居澳門，無論於建章立制的設計，抑或於地緣政治的考究，都有深謀遠慮。粵澳享地利之便，粵人擅耕海牧洋。廣州也是歷史悠久的進出口門戶，有一整套傳統的制度政策可以循規蹈矩。廣州、澳門是海上距離西歐最近的商埠，又是距離京城較遠的港口，使清朝統治者既可享受西方舶來的“奇技淫巧”，又可最大限度地避開西方侵略者的直接威脅。但此交集地，在西方殖民者看來，仍然過於偏居南隅，距離中國的腹心地帶太遠。（一）廣州口岸制度的形成1684年10月9日，清廷發佈“開海貿易”諭旨，A旋設粵海關於廣東廣州、閩海關於福建漳州、浙海關於浙江寧波、江海關於江蘇雲臺山（今連雲港附近）B；各榷關“署吏以蒞之”。C從形態上分析，此仍屬舊制。確切說來，無論是前朝的市舶司，還是此時的四榷關，都衹是海關，而非口岸，其間有延承，但形態殊異，尚不同於近代口岸。1757年12月20日，乾隆下旨關閉江、浙、閩關，令西方商人“將來衹許在廣東收泊貿易”；D嗣後，每年“自五月至於十月，各國之甲板陸續進廣州口，事務殷繁，俗務紛紜，洋舶交易，流通出入，生理十分興盛”。E中國的口岸體制至此初步確立。學界對延續85年之久的廣州獨口通商政策多持批判態度，以其爲閉關的標誌性施政，大致言之成理（清廷推出此策直接原因就是爲防範西人在中國海岸各口遊走）。但也應看到，清朝的通商口岸制度正從此A 《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康熙二十三年九月甲子朔。B 後設關地點有所變化，粵海關除在澳門繼續保留分關外，主關設在廣州黃埔；寧波海關則未建立，康熙設關上諭頒發後，浙江巡撫趙士麟、總兵孫惟統奏請：“商船出入寧波往還數百十里，水急礁多，往往回帆徑去”，“請移定海，總兵駐守”，經過部議認爲可行，從1686年起定海成浙海關的設關地；閩海關設在了廈門，情況跟浙海關相同。參［清］王之春：《清朝柔遠記》，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36頁；《清朝文獻通考》第1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考五〇七七。C ［清］王之春：《清朝柔遠記》，第36頁。D ［清］王先謙：《東華續錄·乾隆朝》卷46，上海：積山書局，光緒三十二年，第53頁。E 《貿易》，《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道光十八年三月，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344頁。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58郭衛東 \ 清代中國通商口岸的演變及其意義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時開始構建並漸具雛形，A大要包括行商專營、稅章稅率、海關運作、外船舶地、文書交往、來華西人接待管束等規制。值得寓目的是，專辟“十三行”地界供中西通商領地，西商可在界內合法居留，在時空上特爲歐美（不包括俄國）商人另闢蹊徑，在既有的宗藩封貢體制外爲來華西商別開一途，且漸成中國外貿主流。中國口岸制度在此時此地的建置有某種必然：中國與西方的貿易有了空前發展，西方需要中國的絲綢、瓷器、“南京布”等，尤其是茶葉；中方需要西人轉運的棉花、西洋參、毛皮、呢絨、“打簧貨”等，尤其是白銀。（二）列強開埠圖謀的演進在世界各地區政治生態仍處於破碎化的時候，通商已開始全球化；在全球各國別族群仍處於地緣化的時代，經貿已開始一體化。西人對中國反其道而行之的一口通商政策日益不滿。B英國作爲島國，其大多產業區瀕臨海口，通商便利遠勝歐洲大陸上的競爭對手，對謀求東方口岸的權益尤其念茲在茲。此外，18世紀末英國商船噸位已是法國的兩倍，是荷蘭、瑞典與丹麥的5倍，是西班牙的10倍。C1788年，英國的商船總數爲12,464艘，總噸位爲1,278千噸；到1870年，總數增至26,367艘，總噸位增至5,691千噸。D上述優勢使英國迅速成爲西方各國對華貿易的最大份額國，也成爲在華謀求口岸的主要鼓動者。1596年，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派員出使中國，儘管使臣攜帶的致中國皇帝書最終未能送抵，但信中要求自由通商地的意思很明顯：“今求至尊之陛下，凡英國來貴國某處、某港、某地、某鎮和某城貿易時，務請賜以自由出入之權。”E不過，此時英國對中國不甚了了，還不能指出具體的口岸。1637年，A 1788年9月2日，較早在官方文檔中出現了“通商口岸”字樣。見《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乾隆五十三年九月庚申。B M. E. Willbur, The East India Company, Stanford, 1945, p. 8.C 〔法〕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王國卿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第17頁。D 杜平：《從護航到封鎖攻擊：19世紀後期英國海上商船保護政策再探討》，《社會科學研究》（成都）2021年第1期，第206頁。E 張軼東：《中英兩國最早的接觸》，《歷史研究》（北京）1958年第5期，第43頁。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59郭衛東 \ 清代中國通商口岸的演變及其意義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英國船隊抵達廣州，對中國口岸的情況有了初步瞭解。隨着中英貿易的快速發展和英國殖民擴張的加劇，英人企圖在更靠近中國腹地之處通商，卻反遭至清朝方面的封關反應。英人對諾大中國衹開放一個南端海口十分不滿，一面是急劇膨脹的貿易胃口，一面是日益減少的關口，兩相擠壓，使英國殖民者和清朝外貿體制的矛盾日益加劇。爲了打開壁壘，18世紀晚期和19世紀初，在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資助下，英國政府先後三次遣使來華，開埠無一例外地成爲這些使團向中國謀求的內容。1787年卡斯卡特（C. Cathcart）使團來華，给使團下達的“訓令”中，把“將英國貿易伸展於華北各埠”作爲出使的重要任務。A1793年，馬戛爾尼（G. Macartney）到達中國，東印度公司授命其“最重要之目標，即獲取在廣州以北各埠貿易之特許”。遵循此令，馬戛爾尼以書面形式向中方提出開放寧波、舟山、天津爲口岸，被斷然拒絕。1816年，阿美士德（W. P. Amherst）使團再抵中國，外交大臣羅伯特·斯圖爾特的訓令中也包括要求增開口岸的內容。這次清廷預先發出警告，“如該貢使向該督言及有懇請賞給口岸貿易，如上次請於寧波互市等事，該督即先行正詞駁斥，以天朝法度森嚴，不敢冒昧陳奏，絕其妄念”。B英人還將外交呼籲付諸私下實踐。1832年東印度公司船“阿美士德號”（Amherst） 沿廣東至盛京的中國海岸進行了秘密“考察”，考察的重要內容就是口岸情況。該船先後駛抵廈門、福州、寧波、上海，其中對上海的考察最爲重視（共停留18天），他們被上海的繁榮所震驚。C《南京條約》開列的五個口岸此時在英人中已輪廓初顯。1834年，英國首任駐華商務監督律勞卑（L. Napier）在給首相的信中抱怨：“英國貿易居然會被限制在廣州一個口岸，僅僅想像這一尷尬的處境就會覺得不合理”，並建議訴諸戰爭解決這一問題。在開埠問題上，列強的政策已A 朱傑勤譯：《中外關係史譯叢》，北京：海洋出版社，1984年，第192頁。按：此處的“華北”泛指廣州以北，西人長期用此地理概念。B 北平故宮博物院編：《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第5冊，1932年，第5頁。C 轉引自南木：《鴉片戰爭以前英船阿美士德號在中國沿海的偵察活動》，《進步日報》（天津）1953年9月13日。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60郭衛東 \ 清代中國通商口岸的演變及其意義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從溫和的外交交涉轉變到強硬的戰爭逼使。A商人們的叫囂更狂躁。1835年，英商代表籲請“在廣州、廈門、上海、天津四個主要港口各駐以小型艦隊”，讓中國“在刺刀尖下依令行事”。B可以認爲，在此前後，不以純外交手段而轉以軍事手段，用炮艦粉碎中國的閉關已成英國朝野的“共識”。相比起來，英國的商人對中國口岸的興趣比官方要更強烈。1839年9月23日，外交大臣巴麥尊（H. J. T. Palmerston）向首相提出的擬與中國交涉的“實際問題”中尚無開放口岸的內容。10月1日，英國內閣討論中國問題，議定出兵中國，開埠同樣未被提及。C但此項設計在商界的鼓動下有了轉變。10月中旬，在華鴉片貿易的最大經銷商查頓（W. Jardine）等人起草了致政府建議書，明確提出以武力強迫中國簽訂通商條約，允許英國人自由到各口通商。26日，查頓向巴麥尊遞交了該建議書。後遵巴麥尊的指示，建議書抄送給英印事務大臣和海軍大臣。11月2日，企業主拉本德（G. G. de H. Larpent）等也致函巴麥尊，提出通商條約七款，第一款即是“不單單在廣州，也允許到北部某些港口去做生意，例如北緯29度至32度之間的廈門、福州、寧波、揚子江”等。這些言論無疑對內閣政要產生了影響。11月4日，巴麥尊的信函中便出現了“以條約保證允許不列顛人到中國東部沿海所有港口或某些主要港口去進行貿易”的內容。D至此，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用不平等條約強制性地改變前此的中英關係被英國政府提上議事日程，要求中國增開口岸是其中的重要內容。（三）澳門口岸的另種樣態葡萄牙人較早“發現”東方航路，得益於造船技藝的精進。14世紀，葡萄牙人改進了阿拉伯三角帆索具，有了高大寬闊多向風帆的助力，葡人開始建造排水量達千噸級的艨艟巨船。有人在里斯本港感歎，葡萄牙人有造大船的習慣，“方圓幾里的森林甚至還不夠造兩艘船，一艘這樣的船需要300人工作一A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30, Irish University, 1971, pp. 264, 266. B “Treaty with the Chines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4, No. 10, February 1836, p. 4.C Lloyd C. Sanders, Lord Melbourne's Paper, London, 1889, pp. 457-458.D 嚴中平輯譯：《英國鴉片販子策劃鴉片戰爭的幕後活動》，《近代史資料》（北京）1958年第4期。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61郭衛東 \ 清代中國通商口岸的演變及其意義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年時間纔能勉強完成，所需的釘子和其他必要的金屬器材重達500噸”，這種大船可達2,500噸位，僅船員就有400人。A依賴先進的航海技術，1511年，葡萄牙人立足於太平洋、印度洋兩大洋衝口的馬六甲，此地是中國的絲綢、東南亞的香料和印度紡織品的交換樞紐。葡萄牙人是中國與西方規模化直接貿易的重要開啟者。見識到更多的中國貨後，葡萄牙人對華貿易的熱情高漲。B1521年與1522年均有葡萄牙商船裝載貨品抵達廣東，嘗試與明朝開展貿易。1553年，葡萄牙人賃居澳門後，澳門逐步在國際通商場域中居有特殊地位。自此，中國外貿主要循走陸路的傳統模式漸被改道，西商海運日益成主流，在中國既存的宗藩貿易、華商貿易、邊疆貿易幾大方向之外另辟出新路向。因葡萄牙國力有限，衹能是“據點式”佔領，這是葡人海外殖民的一大特徵，反映其有限國力與稱霸野心之間的矛盾與折中。這些據點或可視爲另種樣態的通商口岸，例如澳門，其主權和治權由中國政府掌控，葡方掌握某些實際管理權。澳門作爲國際貿易港具有重要商貿地位。茶葉取代絲綢成爲中國出口大項是外貿史上的巨大變遷，澳門在其間發揮了重要作用。最早在中國親口品嘗到茶葉並留下文字記錄的西方人是葡萄牙人加斯帕·達·克魯斯（Gaspar da Cruz）。其影響深遠的遊記記錄了他於1556年在中國沿海遊歷數月期間，曾多次飲用茶。C澳門也延續數百年成爲華茶的重要出口地，“澳門的大宗出口貨爲茶葉……1879年澳門輸出的茶葉共值900萬鎊”。D不僅茶葉這般大宗貨，就連鉛這樣的小宗交易品也細水長流地以澳門爲重要進出口岸。粵海關長期限定“澳門總口”和廣州的“總巡口”“東炮臺口”是鉛的出入通道，葡澳商人A 〔法〕費爾南·布羅代爾：《菲力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卷，唐家龍、曾培耿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第438—445頁。B 〔美〕唐納德·F. 拉赫（Donald F. Lach）：《歐洲形成中的亞洲》第一卷《發現的世紀》第1冊（上），周雲龍譯，周寧總校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35頁。C 〔葡〕克路士：《中國志》，〔英〕C. R. 博克舍（Charles Ralph Boxer）編註：《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何高濟譯，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98頁。D 姚賢鎬編：《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1840—1895）》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764—766頁。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62郭衛東 \ 清代中國通商口岸的演變及其意義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歷年所買貨物，首重白鉛”。A1808年1月4日，嘉慶下令對每年出口的鉛設作限額，導致“澳船連年缺買”。葡商爲此多次申述，鉛並非葡澳獨家經營，他國經營亦甚多。爲示關照，清政府同意每年從總出口額內分撥30萬斤專歸澳船買運，但因“洋商多方遏抑”，未能兌現，複減爲“每年勻撥七萬斤”。B此外，有研究者稱：“對於研究貿易統計的人來說，本期最重要的事件是中國1887年4月在香港（九龍）和澳門（拱北）同時設關。”C可見澳門也是重要的稅收關口。澳門作爲來華外人的重要居留地發揮了重要作用。口岸之設，本爲方便海外商人營商。但清朝設置的廣州口岸有例外，清政府規定外商衹能在貿易季節駐留廣州商館，其餘時間必須離開。如此一來，必得在廣州近地另開一埠，允許外人常住。而葡人佔居澳門後，視其爲禁臠，儘量阻止其他外國人入澳。直到1757年2月9日，澳葡總督與議事會纔議決：准許外國人“暫時在澳門居住”。D不久，議事會進一步議決，並爲葡屬印度總督批准，允許各國商號遷入澳門並使用自己的行號名稱，這是對葡方幾百年來不歡迎外人入澳政策的原則修改。E聯繫到兩個月後（1757年4月10日）清廷採取的關閉其他口岸、實行廣州獨口通商的政策推行，那麼，澳葡政府做出該項決定的意義就愈發重大深遠了。內地的其他口岸封閉，衹留廣州，西人又不能在廣州久住，而需留居澳門，澳門由此實現了城市功能的轉型——由葡萄牙人居留的貿易港轉變爲所有來華西人居留地。“葡萄牙人的貿易衰落了，但澳門卻繁盛起來，它在中國人的監督下，變成各國與廣州間貿易的基地。一切進口船隻都在那裏雇傭引水和買辦，它們也從那裏決定出發的方向；商人們在每季季末，都從廣州商館回A 劉芳輯：《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章文欽校，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年，第108頁。B ［清］梁廷枏：《粵海關志》，第200、355頁。C 徐雪筠等譯編：《上海近代社會經濟發展概括（1882～1931）——〈海關十年報告〉編譯》，張仲禮校訂，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第323頁。D 〔瑞典〕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早期澳門史》，吳義雄、郭德焱、沈正邦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年，第48頁。E 〔葡〕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澳門編年史》，小雨譯，澳門：澳門基金會，1995年，第153頁。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63郭衛東 \ 清代中國通商口岸的演變及其意義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到那裏，並在那裏等待下一季度的來臨。”A澳門的貿易功能降低了，消費功能增長了，面向外僑的服務業轉而成爲澳門經濟復興的一大支柱，旅館業、倉儲業、代理業、金融業、出租業等外向型行業蓬勃發展。面向外僑的娛樂業成爲澳門的另一支柱產業，澳門成爲僑民“從廣州商館一個‘季度’的圈禁生活中逃出來，在這講究儀表和禮節”，沉迷於純歐式享樂的處所B——音樂會、化妝舞會、賽馬賭博、業餘戲劇、油畫展銷、遊覽觀光令人目不暇接。這些產業奠定了嗣後澳門城市發展的基本模式，進而奠定“東方蒙特卡洛”的城市雛形。這是通商口岸的另類。作爲廣州口岸的“後院”，澳門不僅僅服務於服從於“前院”口岸，而有自身獨特的存在地位。二、五口通商與條約口岸的形成1840年2月20日，英國內閣提出對華條約草案，第一款即是要求廣州、廈門、福州、上海、寧波向英國開放。這項內容並被列入“絕對必要的條件”之一，如不能實現，對華“敵對行動將不會停止”。C12月12日，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C. Elliot）以強大軍力相脅，向清朝欽差大臣琦善遞交照會，提出除了恢復廣州口岸外，增辟廈門、舟山爲口岸。D而中方覆照，除廣州外，“衹能另給碼頭一處”。E17日，義律解釋，按照英國政府的指令，是要中國開放廣州、廈門、福州、上海、寧波五個口岸，爲示誠意，他已經從政府規定的立場上讓步，衹要求除廣州外新開兩口，“其中一個在福建，另一個在浙A 〔美〕馬士（H. B. Morse）：《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張匯文、姚曾廙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年，第50—51頁。B 〔英〕格林堡（Michael Greenberg）：《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康成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年，第119—120頁。C 胡濱譯：《英國檔案有關鴉片戰爭資料選譯》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534、547、554頁。D 胡濱譯：《英國檔案有關鴉片戰爭資料選譯》下冊，第803頁。E 〔日〕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爭の研究》（資料篇），東京：日本近代中國研究會，1964年，第34頁。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64郭衛東 \ 清代中國通商口岸的演變及其意義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江或江蘇”。A26日，琦善直截了當拒絕了英方索求。B英方對此反應強烈，翌年1月5日，英方通知戰爭行動將在一天後開始。C面對最後通諜，琦善軟了下來，奏報請求朝廷同意除廣州外，“再就福建之廈門、福州兩處，准令通商”。但清廷表態不能通融，D交涉僵持，戰事重開。1841年9月，英國內閣更迭，對華戰略改弦更張，提出不惜放棄對中國領土的“永久佔領”（包括業已佔領的香港），而謀求“對中國東部沿海四五個主要城市進行貿易的條約”。E1842年8月12日，英方向中方開列《所要各條款》，其中大部分條款與口岸問題關聯：其一，“准英人在粵之廣州，閩之福州、廈門，浙之寧波，江之上海五處通商”；其二，五口關稅“必有定數則例曉示”，英國貨在五口一次納稅後，“可遍運天下”，不再加稅；其三，五口要有英國領事駐紮；其四，英國以所佔領的鎮海招寶山、廈門鼓浪嶼及舟山作爲監督中國開埠的抵押。兩天後，清朝議和代表對五口內容全盤接受。F但前方議和代表的表態沒有得到朝廷同意。17日，道光帝同意增開上海、廈門、寧波爲口岸，“但衹許來往通商，不許久住據爲巢穴”；至於福州，則堅不允諾。G清廷對福州格外看重，無外乎因爲福州係福建省會和閩浙總督駐紮地，政治、軍事地位重要；再是因爲福州臨近武夷茶區，經貿地位重要。H英方則堅稱福州涉及中英間的“紅茶貿易”（the Black Tea Trade），不能讓步。I鑒A 胡濱譯：《英國檔案有關鴉片戰爭資料選譯》下冊，第807—808頁。B 〔日〕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爭の研究》（資料篇），第46—49頁。C 胡濱譯：《英國檔案有關鴉片戰爭資料選譯》下冊，第821—823頁。D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2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81—685頁。E 胡濱譯：《英國檔案有關鴉片戰爭資料選譯》下冊，第1020頁。F 〔日〕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爭の研究》（資料篇），第199—201頁。另據材料，在南京條約談判初期，侍衛咸齡等曾向英方表示五口索要太多，福建開放廈門一口即可，“無庸兼及福州”，但被英方以廈門距福州還有數百里，且“販賣茶葉，以福州爲最便”爲詞拒絕。參見中國史學會主編：《鴉片戰爭》（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17—418頁。G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6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85、114頁。H 中國史學會主編：《鴉片戰爭》（五），第519—520頁。I W. C. Costi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1833-1860, Oxford University, 1937, p. 101.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65郭衛東 \ 清代中國通商口岸的演變及其意義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於形勢危急，包括福州在內的五口開放遂得到清政府認可。A 1842年8月29日，《南京條約》簽署，五口開放成爲“法定”。各口開埠的“時”“地”“事”卻說法有異，B比較準確的時間應爲：1843年7月27日，廣州口重開；11月2日，廈門“開市”，系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新開商埠；17日，上海開關；1844年1月1日，寧波在中外代表的監督下“眼同開市”；7月3日，福州開關。C 自開埠伊始，中英雙方便就“空間”問題發生爭執，先前廣州長期襲用埠口在城外的模式，但西人援引他口之例和《南京條約》的含混字眼，強行要求入城，將某城某地擴大爲全城內外，漫無界限，進而釀發延時十多年、涉衆數十萬人的廣州“反入城”鬥爭。關於外人在五口的活動規範，《南京條約》缺乏明確規定。1842年9月1日，中方建議，英人在口岸的活動區域“衹可於港口建設會館”。英人在口岸的留居時限“不必常年在會館居住”，即便貿易未了，也要按照過去廣州“押冬”規例，報中國地方當局批准後，纔能在會館居住。英人在五口的水面航行，衹許商船來往，不許兵船遊弋。對開放口岸進行規範管理當說是清政府無可非議的權力，英方卻蠻橫地對上述內容全部駁回，要求“寄居不必限以一所”，“來往不必限以時季”。英方還建議由中方在口岸選擇一塊地盤，讓外人“在彼自行擇地建屋租房，或數月或常年居住，勿庸過問”。D 雙方立場相左，交涉日久。1843年7月22日，《議定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通商章程》公佈；同年10月8日，《五口通商附粘善後條款》（通稱《虎門條約》）簽署，對五口的海關稅則、外船航行、利益均沾、領事權力、外人特權等作了全面規定。中方基本放棄了此前所執立場，作了大量讓步：英人在五口可以“常川居住”，“不加拘制”，締約方共同“議定於何地A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6冊，第159、165頁。B 〔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第404、408頁。C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7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56、359、373頁。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表2—1“開放的商埠”。D 〔日〕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爭の研究》（資料篇），第217、220頁。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66郭衛東 \ 清代中國通商口岸的演變及其意義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方，用何房屋和基地，系准英人租賃”。A尤爲嚴重的是外國兵艦在口岸駐泊權，國防是捍衛國家的底綫，若被突破，“國”將無“防”，落入入侵者肆意燒殺搶掠的境地。前此，中英曾就外國“小等兵船”數艘“隨時來往各口管押”事項交涉B，未得結果。C但到了《虎門條約》時卻規定，通商口岸“准英國官船停泊”，“中國兵船不得攔阻”。此處中文的“英國官船”,在條約英文原本中卻是另有用詞，混用的是“English Cruiser”（有“巡洋艦”之意）和“British Ship of War”（“兵船”之意），D說明英方在翻譯漢文文本時進行了障眼法處理。費正清認爲，譯本不同，“部分原因是英方譯員小馬禮遜死後無恰當的接替人所致”E。此說難以成立。小馬禮遜（J. R. Morrson）的死固然對《虎門條約》的翻譯產生一些影響，但不大。他死前，“要約各條皆已定議”。F而且，英方代表對兩種文本的不同也完全知悉。G此乃英方的有意而爲，在國際法上屬於“詐欺”行徑。到了1844年7月3日簽署的中美《望廈條約》，含糊的“官船”身份在漢文文本裏直接改爲了“兵船”。H隨後，中國與法國、瑞典及挪威締結同樣名目的《五口通商章程》，英人在五口的特權又擴及上述各國之人，並由於“片面最惠國待遇”的規定，實際上擴及所有來華的外國人。I相較於此前的廣州口岸，五口有了更具“萬國化”通商口岸的樣貌。增開口岸的實質是，殖民者不滿足既有利益，打着“自由貿易”的旗號企圖全面控制中國。在口岸，外人享有領事裁判、租買土地、自由傳教、A 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彙編》第1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年，第34—39頁。B 〔日〕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爭の研究》（資料篇），第217、220—221頁。C 《道光年間夷務和約條款奏稿》（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手抄本）。D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Treaties ,Conventions, etc,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State, Shanghai,1908,Vol. 1, p. 389.E 〔美〕費正清主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冊，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第243頁。F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7冊，第272頁。G J. K.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 p. 500.H 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彙編》第1冊，第56頁。I 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彙編》第1冊，第71—77頁。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67郭衛東 \ 清代中國通商口岸的演變及其意義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軍艦停泊、軍隊駐紮等本不屬於商務範疇的特權，許多外國人把口岸視爲可以肆意妄爲的樂土。口岸甚至有租界化的趨勢，“各口皆以租界爲憑，若另定口界，必致漫無限制。而租界之外複有口界，不但有礙釐餉，久將變爲異域”。A“異域”即是所在國管轄的“國中之國”。增埠是列強在華千方百計圖欲攫取的重要權益，在簽訂的衆多不平等約章中，每每成爲既定內容，通商口岸也就有了“條約口岸”（treaty ports）的別稱。口岸本應是平等通商、互利買賣的場地，但條約口岸並不如此，與約國不是雙邊對開，中國“無立埠他國之利”。B外人在此享有各種約內以至約外特權，國人卻受到種種束縛。如外商曾長期利用條約漏洞，不但從事口岸進出口貿易，且在各口岸間販賣中國貨，就是其中典型的逃稅惡例。C單邊惠利性正是不平等條約的特質，其對口岸的政經、軍事、外交、商貿、金融和法權作出詳細規定，形成一種舉世罕見的條約口岸制度，這個制度同世界各國通行的口岸制度具有不同性質。久而久之，口岸成了一種國際共管的特殊地帶，相當程度上脫離了中國的主權管轄，“償金割地，爲戰敗國一時之現象，在對等國家亦間有之。惟迫於商埠，規定輕稅，爲侵害國家之主權，束縛國家之自由，使中國不得爲主權發動利於本國之行爲……故中國一部不平等條約，從此開端，即各帝國主義壓迫中國，從此開演也”。D 條約口岸的建立凸顯三個走向：一是外貿中心從廣州轉移至上海。五口開埠前的廣州長期爲中西互市的唯一口岸，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E人口逾百萬；而當時仍爲縣城的上海“人口據說約有十二萬”，F主要承擔國內航運，區位優勢發揮有限，即便開埠初期的外貿，“統計五口，應A 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1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406頁。B 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編：《唐才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6頁。C ［清］寶鋆等：《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48頁。D 劉彥：《中國外交史》上冊，李方晨增補，臺北：三民書局，1962年，第26—27頁。E “Description of City of Canton,”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5, No. 2, February 1846, p. 57.F 姚賢鎬編：《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545、556頁。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68郭衛東 \ 清代中國通商口岸的演變及其意義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以廣州爲首，上海爲尾”。A但不過十年，廣州“對外貿易泰半已爲新辟之上海等埠所攫奪”。B1852年，上海輸往對華貿易最大國——英國——的出口貨值已是廣州的1.7倍；翌年，上海從英國的進口貨值也超過廣州，佔全國進出口貨值的59.7%。C 二是開埠城鎮從沿海延展到內地。埠口最初集中在沿海，1858年的《天津條約》除了迫開牛莊（營口）、登州（煙臺）、臺灣（臺南）等海口，使口岸遍及渤海、黃海、東海、南海四大海區，還規定在漢口溯長江至沿海選擇三地開關，把長江這條大動脈開放爲外國勢力侵入的無阻通道。D19世紀70年代後，列強的行動又從沿海沿江發展到內陸腹地。《馬關條約》締結後，外國勢力得以“合法”進入川江流域及江浙核心地區。三是口岸開放從均沾演化爲獨佔。早期五口開放對象不限英國，“五口通商，各國皆已准行，自應一視同仁，以免向隅”，E這時的情況往往是一國迫開，他國跟進，套用“利益均沾一語，各國遂得於通商之埠紛紛割地而居”。F嗣後，風向轉變，排他性越來越強。俄國虎視於領土交鄰地區——蒙古、新疆、東北的諸多城鎮淪爲面向俄國的埠口；法國強佔越南爲殖民地，便索要廣西、雲南的口岸；日本霸佔朝鮮後，勒逼延邊地區的四地開關；英國強佔印度、尼泊爾爲殖民地，壓迫西藏的重鎮開埠。此間的獨霸還與列強爭奪加劇的情態有關。1896年，中法簽訂《龍州至鎮南關鐵路合同》，英國認爲侵犯了其利益，次年迫使將兩廣的三處地方辟爲口岸。尤爲惡劣的是，1905年在日俄戰爭中獲勝的日本，通過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附約》一次性就逼使“局外A 《耆英又奏通商事竣即行啟程回任並將未盡事宜趕緊籌辦片》（道光二十三年十月初十日），［清］文慶等：《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第5冊，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第2769頁。B 姚賢鎬編：《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1冊，第548頁。C 黃葦：《上海開埠初期對外貿易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6頁。D 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彙編》第1冊，第97—98頁。E ［清］文慶等：《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第6冊，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第2768頁。F 《金陵開埠通商說》，《申報》（上海）1899年3月6日，第1頁。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69郭衛東 \ 清代中國通商口岸的演變及其意義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中立”的中國開埠16處，幾乎將東北境內重要城鎮囊括。A據不完全統計，近代中國被迫開放的通商口岸數目約八十餘個，除了比較“正規”的外，還有一些不太“正規”的，諸如可以停泊外國船隻的“船舶口岸”，可以上下外國貨物的“轉運口岸”等。三、條約口岸的影響及其評價條約口岸是暴力強加的產物。但是，廣義的通商口岸作爲中外初逢的場域，對中國與世界關係的演變又產生了何種影響？時人已看到“添口通商，於中國利害參半”，“西洋各國到處准他人寄居貿易，而仍日益強盛，可知其病不在添口，而在不能自強”。B對此，關於殖民主義“雙重使命”（a double mission）的論述，對多維度理解通商口岸具有理論啟發意義。（一）口岸城市的崛起劃定特別區域作爲外貿之用是設通商口岸的本義，進出口是世界範圍內商品的交換形式，交換節點的相對固化成就了國際市場，適得其地的國際市場由是演化爲口岸都市，上海的崛起便是如此。一般說來，江河的流域範圍越縱深，流經的地區越富庶，匯入的海洋越闊大，此江海連接點的價值就越高。上海位於中國沿海中段，中國最大的內河經此通向世界最大的海洋，腹地是中國經貿最爲發達的區域，正是江海之城，水陸之市。類似城市還有珠江入海口的廣州，海河入海口的天津等。這些聯結大洋的口岸輻射拉動了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華北地區城市群的興起，轉而帶動中國近代第一次城市化浪潮。口岸城市的跳躍性發展不僅表現在“物理”空間的拓展，還引出內在的“化學”變化——市場的統一化、生產的社會化、移民的歸屬化、管理的科A 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與《附約》是地地道道的不平等條約，這是沒有疑問的。但該約開埠的條款亦載明：“中國政府應允俟日俄兩國軍隊撤退後，從速將下開各地方，中國自行開埠通商”。參見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彙編》第2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9年，第340頁。表明，東北16地開埠雖有日本等迫使的背景，但也有中國主動開埠的因素。關於口岸從“約開”到“自開”的轉變，本文亦將論及。B 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1冊，第497頁。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70郭衛東 \ 清代中國通商口岸的演變及其意義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學化乃至城鎮居民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近代化，近代市政建設也由此起步。1867年，“上海水龍公所”成立，是中國第一支城市專業消防隊；1881年，上海開辦自來水公司，人們的用水更爲潔淨方便；1882年，上海街市出現了中國最早的電燈。A城市的拓展將愈來愈多的農田納入其中，失地農民源源不斷湧入城市，“農民工”化身“新市民”。知識精英的聚焦從西北地理轉向東南大海，平民百姓將“逐洋”視爲時尚，甚至從“西洋”跨至“東洋”，如“東京人鈴木德次郎軔意制人力車代竹兜，衆便之，數年遍全國。遂及清國，清國人稱東洋車”。B歐風美雨直接吹拂下，中西際遇之地領風氣之先，“口岸人”在世人眼中有了新樣貌，天津衛的侍童車夫“口銜煙卷，時辰錶鏈，特掛胸前”。C上海灘“更有西裝新少年，短衣窄袖嬌自憐，足踏黃革履，鼻架金絲邊，自詡開通世莫敵，愛皮西地口頭禪，醉心爭購舶來品”。D此輩樣態不是仿自左近鄉鎮，而是來自大洋彼岸，活脫脫“世界公民”形象。此爲中國與世界觸碰點位的鮮活模樣。（二）口岸經濟的形成口岸以“通商”得名，經貿因素自始居重。福州開埠後，1853年，洋行直接進入武夷山收購茶葉，福州茶市迅速形成，1856年福建的茶葉出口量超過廣州，1859年一度勝過上海。E該埠呈現出依從於外國單一原料供應地的畸形圖景，這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並不少見。舶來品通過不斷增辟的口岸以不容阻擋的勢頭加劇傾銷，中國1865年進口洋貨總值爲5,586.1萬海關兩，第二年劇增到6,635.2萬海關兩。F如此，地方市場被納入國際市場，生產消費漸次成爲世界性的。機器產出的洋貨侵奪手工土貨的地盤，造成傳統產業的衰落和勞動力的A ［清］徐珂：《清稗類鈔》第12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6038頁。B ［清］王先謙：《日本源流考》卷20，光緒二十八年刻本，第868頁。C ［清］張燾：《津門雜記》，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37頁。D 劍仙：《西裝歎》，《申報》（上海）1912年4月22日，第10頁。E 〔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第406頁。F 李必樟編譯：《上海近代貿易經濟發展概況：1854—1898年英國駐上海領事貿易報告彙編》，張仲禮校訂，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年，第802頁。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71郭衛東 \ 清代中國通商口岸的演變及其意義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重新配置，茶、絲等的出口改道，使北江上遊及梅嶺通道數以十萬計的船夫、車夫和擔夫失去工作；外來棉紗布的湧入，使無數織戶破產；外船的進入，使大批沙船主及船工失業；外商將土貨在通商口岸間販賣，“不獨隱奪華商生計，且於各關稅餉有虧”。A商品輸出繼之以資本輸出，使口岸成爲外資金融機構活動的大本營。渣打銀行和滙豐銀行等外國銀行最早在上海設“分行”和“管轄行”；華俄道勝銀行1895年成立，1903年時已在華建16間支行，全部設於北京及通商口岸。外國銀行擅自在口岸發行貨幣是輸出資本時明奪暗竊中國財富的重要手段。美國試圖在哈爾濱發鈔的理據是該地已被“辟爲條約口岸”。B道勝銀行在諸多口岸發行“金幣券”，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東北的俄鈔流通量達上億盧布，加上在京滬等地流通的，總額約佔全俄盧布流通量的十六分之一。C“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場聯合成爲一個世界市場，到處爲文明和進步準備好地盤，使各文明國家裏發生的一切必然影響到其餘各國”。D 口岸不僅是最早被捲入世界市場體系的地方，也是最早被吸引世界先進生產體系的地點。大機器工業最早在此落戶，構建了中國近代工業體系的基石。機器工業和工廠形態移植口岸，引出中國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新面貌，引來階級和階層的新生代，引致中國社會和中外關係諸般變化的新土壤。（三）口岸外交的轉變中國具有口岸外交的傳統，中央與地方二元外交並存。澳門是西方外交使節來華的“橋頭堡”。以英國而言，馬戛爾尼使團與阿美士德使團來華的始末站都是澳門。E1834年，英國政府首任駐華商務監督律勞卑來華，7月15日乘軍艦到達澳門，10月11日又在澳門病死。F之後的三任監督德庇時（J. F. A ［清］寶鋆等：《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第1冊，第48頁。B 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編：《美國花旗銀行在華史料》，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1990年，第645頁。C 壽充一、壽樂英編：《外資銀行在中國》，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55、57頁。D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4頁。E E. H. Pritchard, “The Instruction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o Lard Macartney on his Embassy to China and his Report to the Company 1792-1794,” Royal Asiatic Society’s Journal, 1938,Vol. 10.F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30，pp. 245-248, 276-277.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72郭衛東 \ 清代中國通商口岸的演變及其意義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Davis）、羅賓臣（G. B. Robinson）、義律（C. Elliot）都把澳門作爲長期駐地，澳門成爲了鴉片戰爭前英國官方駐華代表最重要的駐節地。鴉片戰爭後，廣州口岸替代澳門發揮了口岸外交的功能，進而形成獨具一格的廣州外交體制，此時廣州的最高官員實際上是清朝與西方交涉的主持人，英國人將其稱爲“Canton viceroy and high Commissioner for foreign affairs”，即兩廣總督兼“外務大臣”。A法國人更將其稱爲“總理五口大臣”，表明外人並不認爲此“總理”衹限管理通商，還享有統管對外交涉等事務的廣泛職權。B 伴隨外國侵略的深入，外交口岸從廣州暫移江南，後定位於天津。庚子年間，又移到口岸林立的東南地區，東南督撫自行與外國締結“互保”約章。口岸大吏不僅違逆朝命，甚而左右國政，遠離朝堂的疆臣成了朝議的建言者乃至廷議的決策人，使口岸外交達到頂峰。清朝行政體制的變動也在口岸發軔，形成了近代型海關，但其主要由西人操縱，即所謂“洋關”是也。（四）口岸文化的發展鴉片戰爭前，澳門作爲中西文化交匯地和輻射點的功能尤爲凸顯。澳門是天主教傳教士進入中國的門戶，又是基督新教傳教士入華的通道。西人在澳門創辦了一系列具有開創意義的文化機構：第一間西醫醫院“聖辣菲醫院”（1569年）；第一間公共圖書館（1806年）；第一份西文報刊《蜜蜂華報》（1822年）；第一所西式女校“澳門女塾”（1835年）；第一所具有近代性質的學校“馬禮遜學堂”（1839年）。這些“中國之最”成爲後來中國近代型文教醫療機構效仿的模版。鴉片戰爭後，隨着口岸的增辟，諸多口岸更成了中外信息的集聚點、外域文化的傳播地以及新型傳播工具和手段的生發地。西人發明石印術後，很快傳入廣州、上海等口岸，石印的工業化複製技術使快速、批量、廉價的印製成A 錢實甫：《清代的外交機關》，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9年，第72頁。B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China, Treaties, Conventions, Etc.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States, Vol. 1, p. 773.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73郭衛東 \ 清代中國通商口岸的演變及其意義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爲可能，如“《康熙字典》第一批印四萬部，不數月而售罄”。A1880年，李鴻章奏設天津至上海兩口岸間的電報綫。至1911年，中國共建電報綫100,002.3里，局房503所，電報網遍及除青海外的所有省區，且與國際電報網多綫路連結。B1882年，電話現身滬濱，“衹須向綫端傳語，無異一室晤言”。C而電影誕生僅八個月後，1896年8月11日，“西洋影戲”便在上海徐園“又一村”與觀衆見面。D 漫觀文化的“彌散性”，西學從口岸滲入且示範引領，肇致中國傳統的學制、學科、學校、學術重構或再造，連接古今、融通中外的新學從此產生。口岸是東西方異質文化交互際會的平臺，民間“室宇器用侈靡，僉曰洋氣”，E附着在切具體的形而下物件，演繹成模糊抽象的形而上“洋氣”，而有了某種意識形態上的意味。一系列從口岸溢出的“新概念”播散開去：“洋玩意”等俗稱帶有不入法眼的貶義況味，堅船利炮是國人推崇的制勝“洋器”，“洋鬼”“洋奴”則是對洋人或依附洋人者的斥責咒駡。概言之，口岸是域外文化傳入的地界，是民族文化闡揚的舞臺，是中外文化交匯的平臺，兼收並蓄、獨具創意的新文化由此生長。結 語“大凡與國交涉其開設通商口岸，厥有二端：一以兵力迫而致之，如道光季年中國與英人訂約章准五口通商之例是也。一出於主國自願”。F伴隨中國人民的覺醒，通商口岸出現了另一種類型——自開口岸。1898年3月24日，總理衙門入奏將湖南“岳州”（岳陽）、福建三都澳A 姚公鶴：《上海閒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2頁。B 夏維奇：《晚清電報建設與社會變遷》緒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頁。C 葛元熙等：《滬遊雜記·淞南夢影錄·滬遊夢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18頁。D 《天華茶園請看吳國新到機器電光影戲》，《申報》（上海）1897年7月26日，第6頁。E ［清］黃鈞宰：《金壺七墨·浪墨》，《續修四庫全書》第1183冊“子部·雜家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0頁。F 《金陵開埠通商說》，《申報》（上海）1899年3月6日，第1頁。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74郭衛東 \ 清代中國通商口岸的演變及其意義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開設通商口岸”；兩天後，又奏請將直隸“秦王島”（秦皇島）開埠。A 不料，5月19日，湖北沙市客民焚毀關局囤船，延燒至日本領事住宅、郵局等處，日本借機要求開放岳州作爲和解“沙案”的條件。岳州“濱臨大江，兵商各船往來甚便，將來粵漢鐵路既通，廣東香港百貨皆可由此出口，實爲湘鄂交界第一要埠”。B外力的催逼強化了原本設想的自開。清政府考慮與其約開，不如自開，“自開商埠與約開之通商口岸不同，其自主之權仍存未分”。C適值列強紛紛在華劃定勢力範圍，國家危殆，8月10日，清政府推而廣之，索性下旨“諭各省廣開通商口岸”，D“沿江沿邊各將軍督撫迅就各省地方悉心籌度，如有形勢扼要，商賈輻輳之區，可以推廣口岸”。E經籌辦，原駐常德之岳常澧道移駐岳州，兼岳州關監督，1899年11月13日，岳州開埠；並與隨後開關的三都澳、秦皇島成爲中國“自開商埠之始”。F 自開口岸亦顯現三種徵象：一是經貿因素尤被看重，“計維添設通商口岸，藉裨餉源”。G1906年1月10日，開放山東濟南、周村、濰縣，便是着眼“中外咸受利益”。H“興商務”和“擴利源”成爲自開的兩大目的。I二是中國的自主成分漸重。早期雖稱自願，實多懾於外方壓力，如岳州開埠是被迫答允日本開列的條件；鼓浪嶼開關則是爲抵制日本設“專管”租界，“免致一國獨操權利也”。J但“保事權”的意識日增一日，“現當海禁洞開，強鄰環伺。欲圖商務流通，隱杜覬覦，惟有廣開口岸之一法”。K此則上諭在百日維新時發出，旨在救亡圖強，不僅開啟口岸模式一大變局，若從口岸由A ［清］朱壽朋：《光緒朝東華錄》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總第4063頁。B ［清］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第1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考七八四七。C 《總署諮行自開商埠辦法》，《申報》（上海）1898年7月31日，第1—2頁。D 趙爾巽等：《清史稿》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924頁。E ［清］朱壽朋：《光緒朝東華錄》第4冊，總第4158頁。F 《外務部政務處商部奏覆雲南省城請開商埠折》，《申報》（上海）1905年5月9日，第4頁。G ［清］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第1冊，考七八四七。H 《外務部議複山東濟南等處請開商埠折》，《東方雜誌》（上海）1904年第1卷第5號，第56—57頁。I 《大清德宗景皇帝實錄》，光緒二十四年三月乙酉。J 《金陵開埠通商說》，《申報》（上海）1899年3月6日，第1頁。K 朱壽朋：《光緒朝東華錄》第4冊，總第4158頁。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75郭衛東 \ 清代中國通商口岸的演變及其意義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點及面的發散影響看，意義更是難以估量。此時，光緒帝頒發的改革諭旨多被地方視同具文，此諭卻獲地方當局紛紛擁護。戊戌政變後，多數改革舉措被廢，此乃極少數留存者，並在日後發揚光大，“於是不待外人之請自開口岸，准外人來此經商……使各國作爲公共巿場”。A此舉堪稱戊戌變法沿承下來澤被後世最重要的施政之一，維新運動研究者對其深遠影響也多有深入研究。三是民間特別是商界發揮的作用愈來愈大。商界因與切身利益攸關，所以態度積極。廣東香山開埠始終由民衆操辦。昆明也是由地方商紳發起，因“雲南省城商務日漸繁盛”，故“擬請開設商埠，以擴利權”。B清末自開是“道在反求”的明智策劃，是中外交通平和嬗變的良性結果，是中國與世界相處之道的重大修正。到1924年，52個自開口岸分佈於全中國，C形成“約開”與“自開”並存的狀況。從清初的自我開關到晚清的約開商埠，再到清末的自開口岸，三次變局性質有別，意味不同。清初自開全屬獨立操作，但畢竟是對外通商，清朝統治者眛於對外部世界的瞭解，是時正值經貿全球化突飛猛進的年代，但改四口爲廣州一口，不僅使得中外政策全然逆反，而且其加緊閉關肇至的後果更是衆所周知。約開則是外部強壓，外人的侵略擴張，清朝的喪權辱國。綜上，通商口岸涉及中外，但之前的開埠往往是單邊，前期是中方的“單邊”，往後是外方攘奪式的“單邊”。清末的自開則是中外互動多邊交沖的結果，其間多了些從盲目閉關到“睜眼看世界”，多了些對通商口岸的新認知和主權意識的新覺醒，多了些獨立自主原則下對外開放的戰略考慮。約開到自開的過程，反映了從被迫開埠到主動“商戰”的博弈，印記了中華民族與時俱進的自信增強，重塑了中國與世界的對接適配。DA 《金陵開埠通商說》，《申報》（上海）1899年3月6日，第1頁。B 《外務部政務處商部奏覆雲南省城請開商埠折》，《申報》（上海）1905年5月9日，第4頁。C 楊天宏：《口岸開放與社會變革——近代中國自開商埠研究·緒論》，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1頁。D 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彙編》第3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2年，第790—796頁。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76郭衛東 \ 清代中國通商口岸的演變及其意義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中英1930年4月18日簽訂的《交收威海衛專約及協定》第16款約定：“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決定將威海衛口岸關閉，並完全保留作爲海軍根據地以前，將維持該口岸爲國際通商、居住區域。該區域包括現在有外國業主及租戶所在地在內。”A延續近百年的約開口岸至此劃上休止符。而且，該約在收回威海衛全域後，也將部分地區臨時開埠。同年10月9日，武昌、常德、湘潭等多處口岸自開。B嗣後，中國在制度層面上不再專辟通商口岸，外人、外貨衹要遵守中國法律就可以自由出入中國各地。對外開放是中國歷史的主流，“欲求超勝，必先會通”，C獨立而非孤立，開放而非封閉，是國族“超勝”於世界民族之林，進而貢獻世界以“中國方案”的必由之路，千年文明延綿不斷的中華民族當然不能一味被動地接受世界，而要以越來越開放的姿態主動地迎接世界。［責任編輯 沈曉鳴］A 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彙編》第3冊，第790—796頁。B 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表2—1“開放的商埠”。C 王重民編：《徐光啟集》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374頁。
Carte de la Chine dressee d’apres les materiaux Chinois les plus authentiques（根據最真實的中國資料繪製的中國地圖） / 1857 / Julius von Klaproth ——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全球地圖中的澳門”項目藏 編者配圖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78〔葡〕馬保羅 撰 趙龍 田一言 譯 \ 葡萄牙海外屬地人口統計及其數據應用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Population Statistics and Data Application in Portuguese Overseas TerritoriesPaulo Teodoro de Matos; Zhao Long, Tian Yiyan (trans.)Abstract: In the late 18th century, the Portuguese monarchy progressively established a system for the regular collection of population data from its overseas territories. Governors of each territory were required to submit demographic statistics according to prescribed formats. Initially, this task relied heavily on the assistance of the church and the military. However, due to varying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standards across different territories, differences in territorial scope, and the influence of human factors, the data collected were often chaotic and the statistical objectives frequently adjusted. Despite numerous deficiencies, gaps, and occasion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census forms, these documents remain indispensable sources for studying demographic changes, ethnic conditions, and the slave system in Portuguese overseas territories. The Overseas Historical Archive in Lisbon currently houses over a thousand population statistics forms, covering a broad geographical range that includes 13 overseas territories of the Portuguese Empire across four continents. For a long time, these historical records have not received adequate attention from historians and demographers, yet they offer a new perspective for researching the population history, social history, and colonial history of the Portuguese overseas territories. Examining these primary sources to assess the population conditions and statistical processes from 1776 to 1875 provides valuable insights into the demographic situation of the Portuguese Empire’s overseas territories and reveals the significant role of population statistics in consolidating Portuguese control over its territories in the Americas, Africa, Asia, and Oceania.Keywords: Portuguese Empire, Overseas Territories, Macao, Population Statistics, SlaveryPaulo Teodoro de Matos, Portuguese, Ph.D. in History, Assistant Professor at ISCTE-IUL, Portugal. He is mainly engaged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social and family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Portuguese expansion. His representative works include “Portuguese colonial cities on the Atlantic coasts: A demographic study, 1776–1809” (e-Journal of Portuguese History) and Goa at work around 1850. A source-based report on labour relations in Western India under the Portugues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ocial History).Zhao Long is a Ph.D.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the 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Cultural Research of the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Tian Yiyan is a Ph.D. candidate in history at the 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Cultural Research of the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79〔葡〕馬保羅 撰 趙龍 田一言 譯 \ 葡萄牙海外屬地人口統計及其數據應用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葡萄牙海外屬地人口統計及其數據應用*〔葡〕馬保羅 撰 趙龍 田一言 譯［摘 要］18世紀末，葡萄牙王室逐步建立起海外屬地人口數據定期收集系統，各屬地的總督必需按照規定模板格式呈遞所轄地之人口統計數據。這項工作最初主要依託教會和軍隊協助開展，但由於各海外屬地的統計分類標準有所差異，地域範圍大小不同，加上人爲因素的影響，各屬地的統計數據較爲混亂，統計的各項目標也經過多次調整。儘管許多人口普查表存在缺陷、不足，甚至偶有自相矛盾之處，但對研究葡萄牙海外屬地的人口變遷、種族情況、奴隸制度等問題仍是不可替代的重要史料。里斯本海外歷史檔案館目前藏有逾千份人口統計表，其統計的地域範圍廣泛，涵蓋葡萄牙帝國分佈於四大洲十三個海外屬地。長期以來，這批歷史檔案並未受到歷史學家和人口學家的足夠重視，但卻爲研究葡萄牙海外屬地的人口史、社會史和殖民史提供了新的視野，具有重大價值。利用這批原始資料對1776年至1875年葡萄牙帝國形成時期的人口情況及人口統計過程進行考察，有助於瞭解葡萄牙海外屬地的人口統計情況，並可揭示人口統計對於葡萄牙鞏固美洲、非洲、亞洲、大洋洲等海外屬地統治方面所發揮的重要作用。［關鍵詞］葡萄牙帝國 海外屬地 澳門 人口統計 奴隸制* 本文原題“Imaginar, contar e descrever as populações coloniais portuguesas, 1776-1875: notas de uma pesquisa em curso”，刊於Revista Brasileira de Estudos de População (Rebep) Vol. 34 No. 3 (2017)，經作者授權譯爲中文於本刊發表。馬保羅（Paulo Teodoro de Matos），葡萄牙人，歷史學博士，葡萄牙里斯本大學學院助理教授。主要從事歷史人口學、社會和家庭史、葡萄牙擴張史等研究。代表作有《大西洋沿岸的葡萄牙殖民城市：1776年人口研究》、《1850年前後果阿的勞動狀況：基於史料的葡萄牙統治下西印度勞動關係報告》（合著）等。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81〔葡〕馬保羅 撰 趙龍 田一言 譯 \ 葡萄牙海外屬地人口統計及其數據應用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研究團隊收集和使用的這些數據均來自葡萄牙王室編製的人口統計表（mapa）,A它們收藏於里斯本的海外歷史檔案館（Arquivo Histór ico Ultramarino），統計範圍涵蓋從巴西至澳門的廣袤地域。統計始於1776年，恰逢葡萄牙對巴西的殖民統治不斷加強，葡萄牙王室開始要求各海外屬地呈報人口年度統計表之時。止於1875年，其殖民主義進入新階段，並稍早於1884—1885年的柏林會議。B1791年巴西馬托格羅索及庫亞巴等兩個都督轄區（capitania）C的人口統計表∣圖片來源：葡萄牙海外歷史檔案館（AHU），海外委員會檔，巴西，馬托格羅索，第29號文件箱，第1646號文件（1791.5.08）A 這些人口統計表（mapa）有固定模板格式，與西班牙在美洲各殖民地編製的人口統計表有諸多相似之處。與其他歐洲國家相較，葡萄牙人口統計表的格式與瑞典於1749年開始使用的統計表（Tabellverket）較爲相似。參見N. Sanchez-Albornoz, The population of Latin America: A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P. Sköld, “The birth of population statistics in Sweden,” in The History of the Family, vol. 9, no. 1 (January 2004), pp. 5-21。B 譯者註：柏林會議（Berlin Conference）指1884年11月15日德國首相俾斯麥在柏林主持的列強瓜分非洲的會議。C 譯者註：都督轄區，葡萄牙在巴西建立殖民統治初期授予大貴族的領地。原爲中世紀時葡萄牙實行的一種開發荒地的制度。1534年，葡萄牙國王若奧三世將其推行到巴西，把巴西平行地橫隔成14個都督轄區，分封給12個大貴族（稱“受封人”）治理。轄區爲世襲領地，但屬王室產業，每年須向王室交納貢稅。受封人獨攬轄區內的一切行政、司法、稅收、治安、經濟等權力。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82〔葡〕馬保羅 撰 趙龍 田一言 譯 \ 葡萄牙海外屬地人口統計及其數據應用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葡萄牙史學界至今仍普遍認爲，自巴西獨立後的自由主義時期A至葡萄牙參與“瓜分非洲”之前的1870年左右，葡萄牙海外屬地雖然在法律制度方面進行了廣泛的改革，但各海外屬地仍一直處於發展相對停滯的階段。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嗎？葡萄牙於17世紀末開始在其本土沿海中心城市進行人口調查工作，調查主要由當地教會主導，涵蓋洗禮、婚禮和葬禮名冊等，同時還包括新招募士兵在內的士兵名冊等內容。之後，人口調查以統計花名冊的形式進行，並開始有了明確的目的——加強稅收和資產管理。當時，這些統計表僅在部分特定地域使用，並無確定的編製周期，也沒有統一的標準與格式。B龐巴爾侯爵（Marquis of Pombal）執政時期（1750—1777），葡萄牙人口調查的形式出現了重大轉變，官方開始嘗試提升和拓展人口定量數據的收集整理工作。人口統計是領土管理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成爲官僚程序、政治和財政的手段和工具。C18世紀70年代起，葡萄牙王室規定每年必須編製囊括人口數量及人口流動情況的年度統計數據，並由此開創了使用統一參數對葡萄牙殖民帝國人口統計表進行彙編的先河。1773年、1776年和1797年等年份的王室敕令皆爲葡萄A 譯者註：1807年，拿破崙率軍侵入葡萄牙，葡萄牙王室逃往巴西。拿破崙戰爭結束後，葡萄牙實際受英國控制。1820年，葡萄牙自由派聯合波爾圖衛戍部隊發動“自由革命”（Revolução Liberal），並於1822年9月通過該國歷史上第一部憲法，史稱“自由憲法”。同年9月，巴西獨立。此處所稱“巴西獨立後的自由主義時期”即指1822年9月以後。B P. T. de Matos, & P. Sousa, “A Estatística da população na América Portuguesa, 1750-1820,” in Memorias. Revista Digital de Historia y Arqueologia desde el Caribe Colombiano, vol. 25, no. 1 (January 2015), pp. 73-103.C P. T. de Matos, & P. Sousa, “A Estatística da população na América Portuguesa, 1750-1820,” in Memorias. Revista Digital de Historia y Arqueologia desde el Caribe Colombiano, vol. 25, no. 1 (January 2015), pp. 73-103; Antonio Cesar A Santos, “Aritmética política e a administração do Estado português na segunda metade do século XVIII”, in A. Doré; Antonio Cesar A Santos (Dir.), Temas setecentistas. Governos e populações no império português, Curitiba: UFPR/SCHLA – Fundação Araucária, 2009, pp. 143-152.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83〔葡〕馬保羅 撰 趙龍 田一言 譯 \ 葡萄牙海外屬地人口統計及其數據應用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牙官方頒佈的有關人口統計的法律性文件。A除少數稍早開展此項工作的國家外，葡萄牙與其他歐洲諸強如英國（1761）、西班牙（1776）的人口調查基本肇始於同一時期。B總體而言，1835年前進行的大多數人口調查源於1776年和1797年的王室敕令。在絕大多數領土和海外行政區，相應的人口數據必須下到堂區（freguesia）一級進行收集，可見統計過程之複雜以及統計表格涵蓋地域之廣。即便如此，統計之信息依然將具體的人口特徵包含在內，特別是關於居民的種族分類等內容。根據1776年葡萄牙海事暨海外部國務秘書處發佈的法令，人口統計須包含的信息類別爲八個年齡組別的人口數量（男女各四個組別）以及年度出生人數和年度死亡人數。然而，該法令對於哪些社會群體應納入人口統計並未做出明確規定，這種情況也曾發生在西班牙美洲殖民地。C由於對人口特徵進行描述十分重要，這一人口統計制度上的缺漏在1797年向葡萄牙多個海外屬地發佈的通知（Aviso）中得到了修正。DA 1773年敕令：葡萄牙海外歷史檔案館（AHU）, 手抄古籍簿編號（códice）583, 頁碼（fls.） 163-165；1776年敕令：AHU, códice 583, fls.171-172（對各殖民地總督發佈的命令），頁碼不詳（對各教區主教發佈的命令）；1797年敕令：AHU, códice 424, fl. 155v。參見T. Botelho, “Políticas de população no período joanino,” in A. Scott & E. Fleck (Eds.), A corte no Brasil: População e Sociedade no Brasil e em Portugal no início do século XIX, Porto Alegre: Oikos, 2008, pp. 71-95; P. T. de Matos, “Population censuses in the Portuguese empire, 1750-1820: Research notes,” Romani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Studies, vol. 7, no. 1 (2013), pp. 5-26。B 參見D. Alden, “The population of Brazil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A preliminary study,” 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43, no. 2 (May 1963), pp. 173–205; T. Botelho, “Políticas de população no período joanino,” in A. Scott & E. Fleck (Eds.), A corte no Brasil: População e Sociedade no Brasil e em Portugal no início do século XIX, pp. 71-95。另外，有關整個葡萄牙殖民帝國人口統計過程更具體的討論可參見前面提到的Matos（2013）文，有關巴西人口統計的研究可參見Matos & Sousa（2015）文。C D. Alden, “The population of Brazil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A preliminary study,” 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43, no. 2 (May 1963), pp. 173–205.D D. Alden, “The population of Brazil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A preliminary study,” 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43, no. 2 (May 1963), pp. 173–205; P. T. de Matos, “Population censuses in the Portuguese empire, 1750-1820: Research notes,” Romani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Studies, vol. 7, no. 1 (2013), pp. 5-26.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84〔葡〕馬保羅 撰 趙龍 田一言 譯 \ 葡萄牙海外屬地人口統計及其數據應用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在巴西，多位總督自18世紀70年代開始以種族、婚姻狀況以及是否屬“已歸化的印第安人”作爲劃分統計類別的標準，並將當地人口劃分爲白人、混血兒、奴隸和“已歸化的印第安人”。A在安哥拉，最早的兩次人口普查分別於1777年和1778年開展，但這兩次普查衹區分自由人和奴隸。B待到1797至1835年間，安哥拉諸軍事佔領區（presídio）的年度人口統計表均列出了家庭、神職人員、白人、混血人和黑人居民的數量，與此同時，也記錄了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出生地和職業等方面的情况。此外，有關人口的出生、死亡、入籍和脫籍等信息亦有記錄，這批資料因此具有特殊價值。C在葡屬印度，尤其是果阿、達曼及第烏三地，1796年之前的人口統計衹根據宗教分類，分爲基督徒、異教徒（印度教徒）和摩爾人。自1797年開始，人口普查又進一步細化，開始有了以下群體的區分記錄：白人基督徒、本地基督徒(皈依的本地人口)、混血兒、黑人、異教徒和摩爾人。D澳門在19世紀40年代前一直受果阿統轄，澳葡當局定期進行人口普查，統計基督徒和奴隸人口的數量，並按婚姻狀况和年齡組別分類。E1822年以前A D. Alden, “The population of Brazil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A preliminary study,” 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43, no. 2 (May 1963), pp. 173–205; M. Loveman, National colo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J. Russell-Wood, “Late colonial Brazil: 1750-1808,” in L. Bethell (Ed.), Colonial Brazi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432-434.B J. Thornton, “The slave trade in eighteenth century Angola: Effects on demographic structures,”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14, no. 3 (1980), p. 421.C J. C. Curto, Raymond R. Gervais, “The population study of Luanda during the late Atlantic slave trade, 1781-1844,” African Economic History, vol. 29 no. 29, (January 2001) pp. 417-427; P. T. de Matos, J. Vos, “Demografia e relações de trabalho em Angola c.1800: um ensaio metodológico,” Diálogos, vol. 17, no. 3 (2013), pp. 807-834. 這些統計表以人口花名冊爲基礎編製，關於這方面的內容，請參見Guedes（2013）。在古本江基金會的慷慨支持下，研究團隊最近完成了這一時期的數據庫建設，該數據庫可直接查詢每個軍事佔領區的人口數據，網址：http://colonialpopulations.fcsh.unl.pt/Angola/Populacao.php。D 果阿歷史檔案館，季風書檔，第157冊，第311頁（1797年9月14日法令）。E A. Vale, “A População de Macau na segunda metade do século XVIII,” in Centro de Estudos dos Povos e Culturas de Expressão Portuguesa (Ed.), Povos culturas: Portugal e o Oriente, passado e presente. No. 5, Lisboa: CEPCEP, 1996, pp. 241-254; D. RATO, “The population of Macao, 1770s-1820s,” Anais de História de Além-Mar, vol. 16 (2015), pp. 181-204.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85〔葡〕馬保羅 撰 趙龍 田一言 譯 \ 葡萄牙海外屬地人口統計及其數據應用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澳門的人口普查，以並不規律的方式估算了華人和疍民（水上居民）的人口數量，而華人群體的數量遠超當時的葡萄牙人和土生葡人。A1835年後，澳葡當局開始對華人、摩爾人、巴斯人、英國人、荷蘭人和法國人的人口數量進行更系統的統計。與其他葡萄牙海外屬地類似，莫桑比克也對人口統計的分類標準進行了多次調整。B儘管目前存有數量可觀的有關莫桑比克的人口報告和人口普查原始檔案，但實際上它們衹覆蓋了有限的地域。除一些中心城市如莫桑比克島、伊尼揚巴內和太特等地區外，幾乎難以找到其他王室租地（Prazos da Coroa）C的人口統計信息。D菲利帕·達·席爾瓦（Filipa da Silva）稱，在莫桑比克“……成爲天主教徒很大程度上是因爲身份主體得到認同的需要”，E而正因如此，莫桑比克的大多數人口普查所記錄的也衹是非洲本地人以外的人口（如巴尼亞人和巴斯人）和不同膚色的基督徒。在自由主義體制初步建立的背景下，葡萄牙於1835年在人口統計方面推行了重要改革，而這些改革在海外屬地的應用至今仍鮮爲人知。可以確定的是，許多人口普查的實施源於1835年10月20日的葡萄牙王室敕令，該命令指示帝國區域內的所有總督對轄區進行年度人口普查，並詳細說明年齡、勞動關係和職A D. RATO, “The population of Macao, 1770s-1820s,” in Anais de História de Além-Mar, vol. 16 (2015), pp. 181-204.B M. Newitt, A history of Mozambique,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F. R Silva, “Household composition and family patterns in urban Mozambique, c. 1800,”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2n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Jinan, 2015; A. Wagner, “Moçambique e o seu ‘diminuto número de habitantes’: recenseamentos da população da África oriental portuguesa, no último quartel do século XVIII,” in Diálogos, vol. 11, no. 1 e 2, (May 2007) pp. 417-427.C 譯者註：王室租地（Prazos da Coroa）是葡萄牙在莫桑比克推行的殖民制度，即葡萄牙王室以一定地租將莫桑比克的土地出租給前往該地墾殖的殖民者，租賃期限一般爲三代人（或90年），承租人對領土負有守土之則，並對本地居民進行行政管理。該制度的一個有趣特點是，這些土地由女性繼承，這在葡萄牙帝國中是獨一無二的。這是一種旨在促進葡萄牙人與當地女性聯姻，從而培育出具有葡萄牙文化背景的混血人口的政治手段。D A. Wagner, “Moçambique e o seu ‘diminuto número de habitantes’: recenseamentos da população da África oriental portuguesa, no último quartel do século XVIII,” Diálogos, vol. 11, no. 1 e 2, (May 2007) pp. 239-266.E F. R Silva, “Household composition and family patterns in urban Mozambique, c. 1800,”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2n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Jinan, 2015, pp. 23-24.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86〔葡〕馬保羅 撰 趙龍 田一言 譯 \ 葡萄牙海外屬地人口統計及其數據應用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業。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果阿於1839年、1842年、1843年、1846年、1858年，達曼於1843年和1846年，迪烏於1842年和1843年分別進行了一系列人口普查。A需要強調的是，人口普查的過程並沒有被明確定義。普查中人口類別的劃分實質上是中央政府與不同殖民當局基於社會和政治建設的需要而不斷磋商、妥協的結果。B看似“中立”的人口普查背後實質上隱藏着諸如社會學和人類學等不同學科與社會領域的交叉。C例如，葡屬印度在1851年進行大規模普查之時，纔開始系統地登記種族信息，但人口的宗教分類卻自始至終從未缺席。這與英屬印度的情况形成了鮮明對比，英屬印度始終將種族作爲人口統計時區分個體的顯著特徵。D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是，葡萄牙中央政府制定的人口普查規範和殖民政府引入的相應調適措施之間可能混雜交織，葡萄牙到底給予其海外總督多少自主權，使他們可以根據所轄地域的具體情况做出必要調整？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因爲葡萄牙在自由主義背景下得出的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了不同海外屬地之間的普查存在相當大的差異性。二、葡萄牙海外屬地的人口統計數據質量和地域範圍對葡萄牙海外屬地人口數據的處理，首當其衝需要解決的問題便是辨別數據質量。對於大多數海外屬地而言，普查的覆蓋範圍並無太多爭議，這些地區面積較小，又具備官僚網絡，因此基本能夠有效地收集人口普查信息。當然，最大的例外是安哥拉、莫桑比克、東帝汶等海外屬地，其次是佔人口比重最大的巴西。A P. T. de Matos & J. Lucassen, “Goa at work around 1850. A source-based report on labour relations in Western India under the Portugues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ocial History, Research papers collection, 2020.B C. N. Silva, Constitucionalismo e Império: A cidadania no Ultramar Português, Coimbra: Almedina, 2011.C M. Dornemann, P. Overath, C. Reinecke, “Travelling knowledge: Population statistics as ‘circulating entities,’ ” Contemporanea, vol. 18, no. 3, (July 2015) pp. 469-472.D B.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New York: Verso, 1991.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87〔葡〕馬保羅 撰 趙龍 田一言 譯 \ 葡萄牙海外屬地人口統計及其數據應用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帝汶人口數據的主要問題在於其所載資料缺乏廣泛的代表性。在上述地區，當時人類活動大部分僅集中於佔領區的部分沿海和沿河區域，而實際被統計的對象更局限於軍事控制下的城市地區——即軍事佔領區（presídio）的居民。對此，安哥拉總督曾於1800年評論道：我不敢保證數據的準確性，因爲我看到某些地區的普查存在明顯錯誤，如卡孔達（Caconda）和恩科熱（Encoge）地區……這些神父和軍人是由於無知而犯下錯誤。閣下，請您指示，我該如何與這些人一起做好普查工作？A再看巴西的情況。1800年前後，巴西的人口數量在葡萄牙海外人口總數中佔比約爲70%。對於擁有廣袤領土的巴西而言，其人口普查的覆蓋範圍和普查質量在某種程度上是模糊不清的。里約熱內盧、米納斯吉拉斯、伯南布哥、巴伊亞和帕拉等地，區域範圍明確無爭議，人口控制政策合理。但直至18世紀中期，巴西南部和內陸的數個區域，尤其是亞馬遜地區仍處於殖民推進過程中。B這一問題涉及葡萄牙和西班牙之間的邊界爭端，最終導致了1750年《馬德里條約》（Tratado de Madrid）和1778年《聖伊爾德豐索條約》（Tratado de Santo Ildefonso）的簽訂。在包括聖保羅在內的某些地區，王室十分密切地關注和監督人口統計表的編製情況，因爲有必要緊急佔領與西班牙存在爭議的地區。儘管如此，各地軍政首腦對普查工作的投入程度和認真態度仍受到質疑，他們的態度會直接影響負責具體執行的秘書部門。聖保羅就是這樣的典型案例，馬托格羅索和戈亞斯地區也存在類似的情況。C從各地教區神父和巡邏隊隊長編製的初步報告到最終形成整個都督轄區A 葡萄牙海外歷史檔案館，安哥拉檔，第95號文件箱，第42號文件（1800.04.14）。B M. Livi Bacci, Amazzonia: L’empero dell’ acqua, 1500-1800, Bologna: il Mulino, 2012; J. Russell-Wood, “Late colonial Brazil, 1750-1808,” in L. Bethell (Ed.), Colonial Brazi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432-434.C M.L. MARCÍLIO, La Villle de São Paulo: Peuplement et population, Roen: Publications de L’Université de Rouen, 1968.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88〔葡〕馬保羅 撰 趙龍 田一言 譯 \ 葡萄牙海外屬地人口統計及其數據應用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的人口統計表，這樣的數據收集過程在今天看來仍是一項極具挑戰性的繁瑣任務，尤其是此類普查還需定期進行。爲了編製這些表格，多個機構參與其中，統計數據多次轉手，最終由各地政府秘書處負責製成最後的統計表。也就是說，如果沒有教會和軍隊在各地分支網絡的介入，總督們將無法完成王室的命令。通過對相關文件進行深入分析，特別是對統計表後所附信函的進一步研究，我們發現，在編製最終統計表格的過程中存在諸多困難。例如，教區神父們往往對解讀和完成被要求填寫的表格有抵觸情緒；各都督轄區領土範圍廣闊，統治者很難熟悉各地和各階層的具體情况；參與人口普查的人員和機構過多，各方負責人之間也常有齟齬。A當應用具體標準實際製作人口統計表時，其困難程度不可避免地受原始資料質量的影響。奴隸和當地土著等因素使人口波動持續存在，並造成統計的準確度不高。因此，人口普查過程中的最高權力機構——總督做出的評論，對於仔細評估數據來源的可靠性是至關重要的。儘管存在種種問題，但不應對數據的可靠性完全失去信心。各都督轄區和殖民政府爲構建人口普查體系而采取的諸多措施，以及海事暨海外部更爲嚴格的監管，均表明各級行政機構逐漸能夠發展出更可靠的流程和例行程序來收集信息。正如Dauril Alden所言，儘管許多人口普查表存在缺陷、不足，甚至偶有自相矛盾之處，它們仍然是人口學和社會史不可替代的資料來源。B三、1776—1875年葡萄牙海外屬地的人口總數與奴隸制度如前文所述，對1776年至1875年間葡萄牙海外人口的量化基本取決於其所采用的標準。對安哥拉、巴西、澳門、莫桑比克和帝汶的人口進行估算時A D. Alden, “The population of Brazil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A preliminary study,” in 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43, no. 2 (May 1963), pp. 173-205; P. T. de Matos, & P. Sousa, “A Estatística da população na América Portuguesa, 1750-1820,” in Memorias. Revista Digital de Historia y Arqueologia desde el Caribe Colombiano, vol. 25, no. 1 (January 2015), pp. 73-103.B D. Alden, “The population of Brazil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A preliminary study,” in 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43, no. 2 (May 1963), pp. 173-205.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89〔葡〕馬保羅 撰 趙龍 田一言 譯 \ 葡萄牙海外屬地人口統計及其數據應用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就采用了“保守標準”，即僅計算由殖民當局登記在冊並在其直接管轄下的居民，這樣的估算盡可能地將各社會階層、種族、宗教的人口以及奴隸納入計算範圍之內。下表（表1）爲研究團隊通過所收集的數據統計出的1776年至1875年不同階段葡萄牙海外屬地人口總數，通過這些數據統計，我們可以觀察到各階段葡萄牙海外屬地的人口變化情況，並分析其原因和影響。表1 1776—1875年葡萄牙海外屬地人口統計表（按時間段劃分）海外屬地1776年（單位：人）1800年（單位：人）1840年（單位：人）1875年（單位：人）1776—1875年人口增長率安哥拉 150,000 174,742 378,923 433,397 1.1巴西 1,426,965* 2,424,641* — — —佛得角 28,368 58,401 60,000 90,704 1.2達曼 16,379 28,221 34,070 33,837 0.7第烏 6,938 5,438 10,246 12,874 0.6東帝汶 52,327 11,345 232,774 294,157 1.8果阿 213,058 175,857 362,744 392,234 0.6幾內亞比紹 4,640* 4,735* 4,912* 6,154 0.3中國澳門 28,169* 28,271* 30,845* 68,086 0.9莫桑比克 49,407* 32,983* 68,411 93,000 0.6聖多美和普林西比 17,879 11,827 12,311 20,928 0.2海外屬地人口總計 1,994,130 3,057,461 1,195,236 1,445,371 -0.3葡萄牙帝國人口總計 2,566,131 3,114,793 3,737,103 4,550,699 0.6海外屬地總佔比 77.7% 98.2% 32.0% 31.8%增長率 1.8 -4.6 0.8數據來源：項目組整理的臨時數據。參考文獻和部分查閱過的資料可在以下網站查閱，http://colonialpopulations.fcsh.unl.pt/Databases/Search.php。帶*號的數值爲估算數據。從上表我們可以看到，1776年到1875年的近百年裏，葡萄牙直接控制的海外人口由約200萬減至約150萬。這一變化的主要原因是1822年巴西的獨立。根據Tarcísio Botelho的統計，1822年“葡屬美洲”有3,125,187名居民，約佔葡萄牙帝國總人口的80%，甚至超過了葡萄牙本土的人口。A此外，1776年至A T. R. BOTELHO, “população da América portuguesa em finais do período colonial (1776-1822): fontes e estimativas globais,” in Anais de História de Além-Mar, vol. 16 (2015), pp. 79-106.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90〔葡〕馬保羅 撰 趙龍 田一言 譯 \ 葡萄牙海外屬地人口統計及其數據應用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1875年間，非洲、亞洲和大洋洲的海外屬地人口增長迅速，平均年增長率高達0.9%。相對而言，得益於對安哥拉領土控制的增強和佛得角人口的大幅增長，葡屬非洲的常住人口佔比從1776年的12.6%上升至1875年的35%左右。葡屬亞洲的人口比重從13.3%增至35%，增幅主要源於1763至1788年間對果阿新的領土征服，使其領土猛增四倍有餘，此外亦與1840—1875年間澳葡政府對居澳華人（他們大部分生活在船上）的系統記錄緊密相關。葡萄牙海外屬地人口增長率最高的當屬大洋洲，其人口佔比從1776年的2.6%躍升至1875年的20.4%，而即便已是如此之增幅，官方仍認爲1875年對帝汶人口的計算是“保守的”。巴西獨立帶來的關鍵問題是，葡萄牙是否有能力充分管理和利用其他海外屬地，特別是位於非洲的屬地。在非洲開拓“新巴西”的鬥爭是在地理知識較爲有限的情况下進行的，駐軍對沿海和河流區域的控制薄弱，對內陸地區的影響力很低。A史學界認爲，在19世紀70年代參與“瓜分非洲”前，葡萄牙爲促進海外屬地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所采取的措施，其影響極爲有限。儘管政治意願強烈，但其大部分政策仍然停留在紙上談兵的層面。B統計數字表明，1840—1870年間，由葡萄牙殖民當局直接登記的人口總數增長約21%。在非洲屬地，增勢尤爲明顯：安哥拉增長14.3%，莫桑比克增長35.8%，此外佛得角、聖多美和普林西比等小群島增長亦十分強勁，分別錄得51.7%和69.9%的增長率。儘管可以認爲，自1820年自由主義體制建立以來，直到1870年前後，葡萄牙帝國在結構上並未發生重大變化，但事實是，從人口學的角度來看，在棉花、橡膠、咖啡和可可等出口經濟帶來收益之前，當局在海外領土上的存在感逐漸加強。除人口總數外，迄今爲止收集到的數據使我們對1800年至1840年間各葡A P. A. Oliveira, “Um império vacilante (c. 1820-c. 1870),” in J. P. Oliveira e Costa (Ed.), História da Expansão Portuguesa e do Império Português, Lisboa: Esfera dos Livros, 2013, pp. 355-360; P. Sköld, “The birth of population statistics in Sweden,” in The History of the Family, vol. 9, no. 1 (January 2004), pp. 5-21.B P. A. Oliveira, “Um império vacilante (c. 1820-c. 1870),” in J. P. Oliveira e Costa (Ed.), História da Expansão Portuguesa e do Império Português, p. 354.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91〔葡〕馬保羅 撰 趙龍 田一言 譯 \ 葡萄牙海外屬地人口統計及其數據應用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萄牙屬地奴隸人口的數量進行了較爲可靠的估算。表2中所呈現的數據大體上反映了由葡萄牙實際控制的奴隸人口，但不包括那些名義上歸於葡萄牙治下，但實際上受各地附庸民族直接統治的奴隸。在安哥拉、東帝汶和莫桑比克等地，此種情况尤爲明顯。表2 1800—1840年葡萄牙海外屬地奴隸人口統計表（按時間段劃分）海外屬地1800年 1840年奴隸人口佔比 奴隸人口佔比 性別比安哥拉 16.7% 16.3% 101巴西 31.1% — —佛得角 8.7% 9.4% 96.5達曼 1.1% 0.4% 39.6第烏 0.6% 0.8% 59.3果阿 1.4% 0.1% 84.6幾內亞比紹 11.9% 35.1% 109中國澳門 4.1% 2.4% 37莫桑比克 22.0% 32.3% 140.7聖多美和普林西比 55.5% 46.4% 118.8葡萄牙帝國 27.4% 10.2% 108.6數據來源：1800年的奴隸統計數據由項目組根據原始數據計算而得，相關資料已在2015年9月里斯本舉行的The Demography of the Portuguese Empire: Sources, methods and results (1822-1875)國際研討會上進行了報告，部分成果已刊登於2015年在里斯本出版的《海外歷史年刊》（Anais de História de Além-Mar）第十六輯。1840年的數據則來自於1843年登記的奴隸人數（載於《葡萄牙政府公報》，1849年第141期第1部分，第751頁）。1800年，葡萄牙約有27.4%的人口爲奴隸，其中93.5%生活在巴西。A但即使在巴西，奴隸人口的分佈也並不均衡，比如塞阿拉佔比爲15.6%，里約熱內A T. Botelho, “Políticas de população no período joanino,” in A. Scott & E. Fleck (Eds.), A corte no Brasil: População e Sociedade no Brasil e em Portugal no início do século XIX, pp. 71-95; H. S. Klein, F. V. Luna, Slavery in Brazi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92〔葡〕馬保羅 撰 趙龍 田一言 譯 \ 葡萄牙海外屬地人口統計及其數據應用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盧佔比則爲53.9%。A在非洲，盛行種植園經濟的聖多美和普林西比，其奴隸人口的佔比高達55%，甚至一度超過了自由人口的佔比。此種情况在佛得角群島則大不相同，奴隸人口佔比僅爲8.7%，那裏早就出現了名爲“土生白種人”（brancos da terra）的當地精英。事實上，大多數非洲奴隸人口集中在安哥拉（佔比16.7%）和莫桑比克（佔比22%）。亞洲奴隸人口的佔比則較小，這表明奴隸在葡萄牙亞洲屬地的特點是主要從事家庭勞動，甚至在昔日強大的葡屬印度首府果阿亦概莫如是。在一衆葡萄牙亞洲屬地中，澳門的奴隸人口佔比最爲突出（4.1%），但如果排除當地華人，這一比例將急劇上升至33.5%。到19世紀40年代，形勢出現了劇變。必須承認的是，由於受到來自英國方面的壓力，B下面這些數字可能是被低估的結果。1845年左右，葡萄牙海外屬地登記了98,409名奴隸，而根據1840年的數據，這相當於總人口的10.2%。葡萄牙絕大多數奴隸集中在安哥拉（葡萄牙62.7%的奴隸在安哥拉），即便如此，其1840年奴隸佔比與1800年基本一致，保持在16.5%左右。在莫桑比克，非自由人口的佔比高達三分之一，但在整個帝國中的比例不超過22.5%。1840年前後，聖多美和普林西比與佛得角的奴隸總數相當，其中聖多美和普林西比的非自由人口已不再佔人口的多數（佔比46.4%），但也幾乎和自由人口相當。而在佛得角，奴隸人口佔比卻增至9.4%。對非自由人口的描繪使如下事實得以更加明確：19世紀中葉，葡萄牙帝國的奴隸人口主要集中在非洲，約佔其奴隸總數的98.5%。而亞洲屬地奴隸人口的佔比，無論從絕對比值或相對比值來看都非常低，可以說葡萄牙的奴隸制度在亞洲已僅剩殘餘。性別比例方面的數據似乎也支持這一主張，在佛得角以外的非洲屬地，奴隸人口主要爲男性，表明奴隸勞動在種植園經濟中佔有重要地位，這一現象在莫桑比克表現得尤爲明顯。A T. Botelho, “Políticas de população no período joanino,” in A. Scott & E. Fleck (Eds.), A corte no Brasil: População e Sociedade no Brasil e em Portugal no início do século XIX, pp. 71-95; J. Russell-Wood, “Late colonial Brazil, 1750-1808,” in L. Bethell (Ed.), Colonial Brazil, pp. 43-434.B 譯者註：所謂“來自英國方面的壓力”是指當時主張廢奴的英國對葡萄牙及其他國家施加的政治和經濟壓力，以促使它們結束奴隸貿易和進行奴隸制度改革。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93〔葡〕馬保羅 撰 趙龍 田一言 譯 \ 葡萄牙海外屬地人口統計及其數據應用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結 語迄今收集和整理的1,700多份人口統計表，對於研究葡萄牙分佈於四大洲十三個海外屬地的人口、社會和殖民歷史具有重大價值。本項目的網站及其數據庫已向公衆、政府、非政府組織和國際機構提供了可靠的歷史人口信息來源，涵蓋當前約2.6億人口。此外，上述統計表源自對非洲和亞洲屬地的第一次人口普查，遠早於英國、法國和荷蘭等殖民諸強，更早於19世紀70年代纔開始出現的海外屬地現代人口普查。項目團隊致力於重構各海外屬地的人口結構，尤其是針對“人口壓力”過大、死亡率過高的地區。除此之外，我們還希望利用掌握的數據在人口的自由遷移和被迫遷移等方向做出突出貢獻。有關奴隸制度的研究，收集到的數據中，關於18世紀和19世紀跨大西洋奴隸貿易的資料也十分豐富。A儘管跨大西洋奴隸貿易的問題已有大量歷史學研究，B然而至今仍有不少關於奴隸人口在原籍地和販賣目的地之間的人口統計學影響及特徵等問題未得到妥善回答。例如，生活於巴西的被奴役人口，其生殖模式和原籍地相去甚遠，而這一時期，關於販賣安哥拉奴隸對其人口影響的爭論仍在繼續。C通過對安哥拉各地區人口的系統研究將會發現新的數據，並證明相應觀點。譯者簡介：趙龍，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國際關係博士；田一言，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歷史學博士候選人。［責任編輯 沈曉鳴］A 請參閱大西洋奴隸貿易領域的著名資料庫Slave Voyages（奴隸之旅），網址爲：http://slavevoyages.org。B 在這裏要特別提及Herbert Klein、Francisco Vidal Luna、Iraci del Nero da Costa和Manolo Florentino等人的最新研究。C P. Manning, Migration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13；J. Miller, “The numbers, origins and destinations of slaves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Angolan slave trade,” in J. E. Inikory & S. L. Engerman (Eds.),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Effects on economies, societies, and peoples in Africa, The Americas, and Europe, Berkeley: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77-116; J. Thornton, “The slave trade in eighteenth century Angola: Effects on demographic structures,” in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no.14 (1980), pp. 417-427.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94〔葡〕蘇一揚 撰 張奕弛 譯 \ 19世紀上半葉法國人對澳門人口的觀察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French Observations of Macao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Ivo Carneiro de Sousa; Zhang Yichi (trans.)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Age of Discovery,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worlds grew increasingly close. A large number of French merchants, missionaries, explorers, and travelers journeyed between these worlds by sea, leaving behind a wealth of written records. As a major hub for overseas trade and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Macao frequently appeared as a subject of interest in French travelogues and memoirs. French sources alone reveal that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numerous French individuals visited Macao, and their accounts provide various impressions of Macao’s society across nearly a hundred travelogues and memoirs. These observers not only attempted to estimate Macao’s population using different methods but also summari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rtuguese residents in Macao during this period. Detailed observations were made regarding the physical appearance, personality traits, and living conditions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n Macao, including both genders of Macanese (Portuguese born in Macao), various classes of Chinese residents living on land and water, as well as other races such as Africans and Parsees. Although these accounts are often steeped in Eurocentric perspectives and the narrow-mindedness of outsiders, they nonetheless reflect the evolving French understanding of Macao's society and provide microhistorical evidence of the developmental changes in Macao's pre-industrial society. Collecting and analyzing these French accounts is of significant value for the study of Macao's social and population histor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Keywords: Macao, French Travelers in Macao, Population, Macanese, TraveloguesIvo Carneiro de Sousa is a professor at the Macao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e has previously served as a professor at the City University of Macau and as the vice-rector of the St. Joseph University in Macao.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history of Macao, history of Timor Leste, and the Portuguese presence in Southeast Asia. His representative work includes Memórias, Viagens e Viajantes Franceses por Macau (1609-1900) and History of East Timor between Myths, Memory Realms, Macau and the Challenges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Zhang Yichi is a Ph.D. candidate in history at the 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Cultural Research at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e studied previously at Macau Polytechnic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hinese-Portuguese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for a master degree.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95〔葡〕蘇一揚 撰 張奕弛 譯 \ 19世紀上半葉法國人對澳門人口的觀察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19世紀上半葉法國人對澳門人口的觀察*〔葡〕蘇一揚 撰 張奕弛 譯［摘 要］隨着全球地理大發現時代開啟，東西方世界的聯繫愈加緊密，大批法國商人、傳教士、探險者、遊歷者等通過海路往來於東西方世界之間，並留下了豐富的文字記錄。澳門作爲中西海外貿易和文化交流的主要樞紐，也成爲法國人遊記或回憶錄中經常提及的話題。僅法國文獻所見，在19世紀上半葉，就有不少法國人士陸續造訪澳門，並在近百種遊記或回憶錄中或多或少地留下了對澳門社會的各種記錄。他們不僅以不同方式測算過澳門人口的數量，還對這一時期居澳葡萄牙人的特性進行了描述。他們還對澳門各族群的體型外貌、性格特點、生活狀况等做了細緻觀察，包括不同性別的澳門土生葡人，居住於陸上和水上的各階層中國人，以及黑人、帕西人等其他種族。儘管這些外來觀察記錄大部分充斥着歐洲中心視角和局外人的狹隘思想，但仍反映了法國人對澳門社會的認知變化過程，並從微觀層面印證了澳門前工業社會發展變遷的歷史印記。輯錄並分析這些法國旅澳人士的文字記錄，對研究19世紀上半葉澳門社會史、人口史具有重要意義。［關鍵詞］澳門 旅澳法國人 人口 土生葡人 遊記* 本文原載Ivo Carneiro de Sousa, Memórias, Viagens e Viajantes Franceses por Macau (1609-1900), 3º Volume, Capítulo VII Dos Lugares da Memória à Imaginação Francesa de Macau, Macao: Instituto Cultural, 2022, pp. 189-253，經作者授權摘譯於本刊發表。蘇一揚（Ivo Carneiro de Sousa），葡萄牙人，澳門理工大學教授，曾任澳門城市大學教授、澳門聖若瑟大學副校長。主要從事澳門歷史、東帝汶歷史及葡萄牙在東南亞的歷史研究。代表作有《旅澳法國人、旅行與回憶（1609—1900）》《在神話、記憶領域、澳門和文化人類學挑戰之間的東帝汶歷史》等。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96〔葡〕蘇一揚 撰 張奕弛 譯 \ 19世紀上半葉法國人對澳門人口的觀察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澳門開埠後，迅速成爲明清時代中西海上貿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中轉站，大批商人、傳教士、旅遊者等接踵而來。這些西方遊歷者們對澳門多有關注，其中來自法國的旅澳人士尤爲突出。據不完全統計，從1698年到1900年，共有295種法文遊記或回憶錄等文獻傳世，而19世紀上半葉就有97種。這些法文文獻對澳門社會各群體均有細緻觀察，爲研究澳門社會群體提供了另類視角，是研究澳門19世紀上半葉社會史、人口史的珍貴素材。本文在對這些法國旅澳人士的文字記錄進行輯錄的基礎上，分析它們對19世紀澳門人口統計和族群情況的描寫，從一定程度上還原19世紀上半葉澳門華洋雜處的歷史圖景及當時澳門的社會狀況。一、對澳門人口數量的估測及特性認識在旅澳法國人的回憶錄、遊記和旅行者的各種敘述中，經常有對澳門人口數量的估測。但受限於資料缺乏和統計手段，早期旅澳法國人對澳門社會的想象以叙事性方式表達多於觀察性，其敘述的過程尤以當地社會（即人口及其群體）景象有關。儘管法國人早在17世紀起就已經對澳門的歷史人口做過估測，但遺憾的是幾乎沒有量化的數據，這也是澳門和法國19世紀人口普查前的統計模式。A（一）對澳門歷史人口的定性叙述由於定量數據十分匱乏，定性敘述在對澳門歷史人口的測算中反復出現。例如耶穌會傳教士馬若瑟（Joseph Henri Marie de Prémare）在1698年訪澳的記錄：“在澳門的中國人比葡萄牙人多：後者幾乎全部都是出生在印度地區甚至澳門的混血。這些人並不富裕，而中國人也不會對他們怎麽樣。”B翻閱19世紀以前的法文文獻，可以發現這樣一個直觀印象，即文獻中對A Ivo Carneiro de Sousa, “População e sistema demográfico em Macau (séculos XVI-XVIII),” Revista de Cultura - Edição Internacional, no. 33, 2010, pp. 7-40.B Joseph Henri Marie de Prémare, “Lettre du Père Prémare de Canton, 17 de Februaire, 1699”, in Louis-Aimé Martin & Jean Alexandre Buchon (eds.),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Paris: Société du Panthéon littéraire, 1843, III, p. 14.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97〔葡〕蘇一揚 撰 張奕弛 譯 \ 19世紀上半葉法國人對澳門人口的觀察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澳門歷史人口數據基本都是估算的，數字皆是整數，除了小德金（Chrétien Louis Joseph de Guignes）收集的人口數據。在整個18世紀的法文文獻中，小德金收集的澳門人口數據無疑更接近真實。他詳細記錄了葡萄牙人的人數，其中軍人165人、議事會成員10人、教士93人、大堂區居民1,500人、聖老楞佐堂區（風順堂區）居民1,813人和花王堂區居民790人，再加上中國人的人口數量約爲8,000人，從而得出當時澳門人口爲12,371人的結果。A小德金的數據，一部分通過對原始文件的翻譯獲得，另一部分則通過其摯友——西班牙皇家菲律賓公司駐澳門代表阿戈特（Manuel de Agote）的手稿和繪圖材料中獲取，而阿戈特的數據則是基於澳葡總督花露（Vasco Luís Carneiro de Sousa e Faro）1791年的調查而得出的。B當把時間推移到19世紀上半葉，在共97種遊記或回憶錄中，提到澳門人口數量的文獻大幅增加到42種（見文末附表1），其中29種給出了澳門居民的總數估算。這些文獻上的數據使澳門人口統計數據更加豐富，按時間順序排列可發現，除費利克斯·勒努阿·德·聖克魯斯（F. Renouard de Sainte-Croix）侯爵的數據以“百”計，其他人口數據都是以“千”爲單位的整數。這些人口數據值得斟酌，即便以“葡萄牙人”“中國人”和更罕見的“其他人口”分類，很多數據也是重複的。其中，“其他人口”通常以“歐洲人”作爲類別來計算。此外，在對“葡萄牙人”這一多次被提及的人口類別進行估測時，不乏趣味性和想象力。文獻的作者們把葡萄牙人分成“混血”“純血”“白人”或“歐洲人”，又或是“自由人”與“奴隸”，甚至還有“幾乎完全混有馬拉巴爾和中國血統的葡萄牙人”和“葡萄牙血統的中國婦女”。很明顯，所有這42種文獻的數據都衹是冒着風險對澳門的總人口進行估算。1808年、1816年、1832年、1837—1838年和1840年的文獻中重複提及澳門總人口爲12,000人，這應是19世紀上半葉澳門工業化前的人口狀況。而法國遣使會傳教士秦噶嗶（Joseph Gabet）在1835—1836年提出的70,000人顯然過A Chrétien-Louis-Joseph de Guignes, Voyages à Peking, Manille et l’Île de France faits dans l’intervalle des années 1784 et 1801 Paris: Imprimerie impériale, 1808, III, p. 188.B MMV / EIM, FMA, R. 634 - Manuel de Agote, Diários, vol. XIII, 1792, p. 132.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98〔葡〕蘇一揚 撰 張奕弛 譯 \ 19世紀上半葉法國人對澳門人口的觀察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高。在衆多的人口估算中很難找到一個固定的中間值，這些估算並無其他目的，衹是爲文獻的作者描述澳門各族群的社會形態表現作鋪墊，尤其是“葡萄牙人”。在19世紀上半葉的這些文獻中，拉豐·德·呂爾西（Lafond de Lurcy）於1819年訪問澳門時對“血統純正的歐洲人”的統計爲500人。1822年保羅·安妮·努爾克·杜·康佩爾（Paul-Anne du Nourquer du Camper）的遊記中仍然提到了這一數字，但沒有說明人口的血統。這一數據和遣使會傳教士孟振生（Joseph-Martial Mouly）於1834年統計的15,000名“歐洲人”之間存在較大差異。這些文獻中有16種估測了中國人的數量，從博蒙·布里瓦扎克伯爵（Count de Beaumont-Brivazac）1820年出版的回憶錄中記載的9,000人到上述秦噶嗶神父估計的60,000人不等。此外，聖克魯斯侯爵的1807年澳門遊記是這些法國文獻中第一份區分澳門陸上華人人口（約25,000人）和水上華人人口（約5,000人）的文獻。其他人口方面，我們知道“歐洲人”在500—600人至1,000人之間。雖然讓·巴蒂斯特·格萊爾（Jean-Baptiste Glaire）和約瑟夫·亞歷克西斯·沃爾什（Joseph-Alexis Walsh）在《天主教百科全書》（Encyclopédie catholique）中關於澳門的條目指出，澳門人口的少數群體有更大的多樣性，這些群體分爲馬來人、他加祿人、帝汶人、馬尼拉本地人、卡夫雷斯人（cafres）A等，但沒有具體數據。遺憾的是，在這些法國文獻中，缺乏對澳門人口的少數群體進行定性和定量的研究。儘管17—19世紀的人口統計的資料總體上是豐富的，但其中的一些珍貴文獻仍然缺少，比如小德金提到的1791年基督徒人口調查和查爾斯·格萊妙（Charles Grémiaux）文章中提到的1849年人口普查，B今天已沒有留下蛛絲馬跡。顯然，通過有關法國人在澳門的回憶錄、遊記等，可以看出他們對澳門人口進行準確估測是不現實的。他們使用整數的數據（幾乎都是以千計）對人口數值進行多種估測，可見此時對澳門人口的研究更多的是一種定性的敘述。A 譯者註：卡夫雷斯人，指出生在留尼汪島的非洲裔人。B Charles Grémiaux, “Les possesions portugaises dans l’Extrême-Orient, ” in Annales de l’Extrême-Orient. Paris, t. V, 1883, pp. 321-339.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199〔葡〕蘇一揚 撰 張奕弛 譯 \ 19世紀上半葉法國人對澳門人口的觀察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二）居澳葡萄牙人的特性總體來看，法國人對居澳葡萄牙人普遍印象不佳。對居澳葡萄牙人特性的第一次描述出現在18世紀上半葉描寫女性的作品中，這部作品的作者是法裔瑞士牧師皮埃爾·弗朗索瓦·法夫爾（Pierre-François Favre），文風帶有批判色彩。法夫爾在看到澳門的衰落之後表示，葡萄牙女人的虛榮與勤勞的中國女人形成了鮮明對比。A小德金自1784年以來在澳門居住，對當地情况在其既有文學性又有學術性的回憶錄中有基本記述。他的著作爲我們提供了澳門“基督徒”的詳細人口數據，並將澳門有8,000名中國人數量記錄在冊，但他更感興趣的是引導讀者如何想象澳門的葡萄牙人。因此，他在回憶錄中這樣描述“葡萄牙女性”：她們混血、教育程度不高、懶散、出門喜歡乘坐抬轎（palanquim）、乘坐的轎子有些窄小如同鳥籠（gaiola）。他認爲這種描述具有文本意義，又能引發讀者的好奇心。他帶着諷刺意味寫道：葡萄牙人每周日都會去教堂做彌撒，也能看到葡國婦女們走過教堂。她們身着黑衣，因經濟狀况不同，穿長袍、棉質禮袍或披風。後兩種服裝有點像斗篷，能蓋住全身。身着三種服裝的其中一種，她們就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甚至不用擔心被丈夫認出。有身份的葡國婦女會披上斗篷，坐着轎子出行，有些沒那麽幸運的就衹能坐着一個不高的方形小轎子出門。剛來澳門時，我很難理解一個人怎麽能坐進狹小的轎子。不過後來我意識到，按照亞洲婦女翹二郎腿的習慣，她們很容易就能坐進去，有時甚至兩個人一起坐。這些婦女通常都帶着念珠，念珠大部分都是金色的，身邊還或多或少地跟着一些女僕。葡萄牙人之間經常互相來往，很少與其他國家的人交流。婦女過着與世隔絕的生活。葡國男性受教育程度低，女性更甚。澳門葡國A Pierre-François Favre,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sur la visite apostolique de Mr. De La Baume, évêque de Halicarnasse, à la Cochinchine en l’année 1740, Veneza: Chez les frères Barzotti, 1746, pp. 13-14.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00〔葡〕蘇一揚 撰 張奕弛 譯 \ 19世紀上半葉法國人對澳門人口的觀察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居民膚色較深。從歐洲甚或從里斯本來的人的後裔膚色較淺。總的來說，這裏的人長得不好看，像是中國人、印度人和馬來人的結合體。A就在小德金的著作出版兩年後，聖克魯斯侯爵的著作於1810年在巴黎出版，該書揭示了澳門在未來法國對華貿易中的重要中介地位。作者以敏銳的觀察力記錄了1807年的澳門，爲我們提供了比人口估測更重要的信息，包括將葡萄牙人區分爲“中國混血”“葡萄牙籍的中國女人”，以及區分“居住在澳門陸地上的中國人”和“居住在澳門附近海域船隻的中國人”。他還以細膩的文字描述了當地的葡國居民，其中也包括葡萄牙女人：澳門的葡萄牙居民過着十分悲慘的生活：婦女們悶悶不樂，把自己關在家裏生活。在與葡萄牙分離150年後，她們在澳門的習慣和風俗仍與在里斯本時相同。婦女從不露面，尤其是在其他國家的人面前。如果葡萄牙婦女站在窗前，即使有窗簾遮擋，衹要有男人朝她看，她就必須離開。儘管中國和葡萄牙的兩性文化中都有這種矜持存在，但澳門的女人並不比其他地方的女人更忠誠。B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女人”這一主題在遊記中總是受人關注。法國航海家西里爾·皮埃爾·泰奧多爾·拉普拉斯（Cyri l le Pierre Théodore Laplace）1833年出版的關於第一次世界航行的里程碑式著作，被後來的一些詞典、百科全書、研究報告和文學作品廣爲引用。他在這部著作中提到澳門有8,000名葡萄牙人這一較爲合理的人口估算，不過他更側重於向讀者描述這部分澳門葡人形成了“種族”和闡述他們的“惡習”和“混血”特點：A Chrétien-Louis-Joseph de Guignes, Voyages à Peking, Manille et l’Île de France faits dans l’intervalle des années 1784 et 1801, Paris: Imprimerie impériale, 1808, II, pp.150-151.B Félix Renouard de Sainte-Croix, Voyage commercial et politique aux Indes Orientales, aux îles Philippines, à la Chine, avec des notions sur la Cochinchine et le Tonquin pendant les années 1803, 1804, 1805, 1806 et 1807, Paris: Clament frères, 1810, III, p. 67.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01〔葡〕蘇一揚 撰 張奕弛 譯 \ 19世紀上半葉法國人對澳門人口的觀察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澳門葡萄牙人的後代是非常墮落和懶惰的，簡而言之，這些人也是歐洲海外殖民地中不幸的“種族”，因爲除了兩三個家庭中的葡萄牙人不是混血，其他都是黑白混血、白人與果阿的印度人混血或白人與黑人（或多或少的純種黑人）混血。這些葡萄牙人或多或少都與他們最初的血統有所區別，可以說這些人使得葡萄牙人在澳門的後代沾染了天生的惡習，這部分自稱後代的“種族”還很驕傲並且遊手好閑。這幅場景雖然不雅，但卻十分真實，它適用於所有存在葡萄牙人的地方，這些地方的情况並沒有因爲有歐洲人而得到改觀。A這位備受尊敬的航海家並沒有就此止步，他將人類的體質和習俗聯繫起來，提出了一種因果關係，即19世紀下半葉人類的殖民活動將産生悲劇性後果，這就是著名的生物決定論的起源。在生物決定論中，“種族”不可避免地會産生不同的“優等”和“劣等”文明，1853—1855年間，這一論點在《論人類種族的不平等》（Essai sur l’inégalité des races humaines）一書中廣爲流傳，該書作者是後來的法國駐巴西大使戈賓諾（Arthur de Gobineau），這本書在葡萄牙也廣爲流傳。B當然，拉普拉斯的著作沒有戈賓諾的科學特性或精練文字，但卻展現了澳門葡萄牙人幾近令人厭惡的外在特徵和道德形象：在我看來，這些人身材魁梧，體格健壯：在他們些許黝黑的皮膚下，你可以看到規則的五官、眼睛和鼻子。黑色的眼睛並非無法傳遞情感，但他們態度懶散，神情呆滯，幾乎總是體現出不良的教養，尤其是在下層社會，這讓人深感厭惡。他們的服裝是歐洲、印度或中國風格的結合體，這取決於他們是否與這些不同的種族有親近感，他們身上殘留了這些種族的所有惡習，卻很少保留其美好品質。CA Cyrille Pierre Théodore Laplace, Voyage autour du monde par les mers de l’Inde et de la Chine, exécuté sur la corvette de l’État la Favorite, pendant les années 1830, 1831 et 1832,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1833, II, p. 234.B Arthur de Gobineau, Essai sur l’inégalité des races humaines, Paris: Firmin Didot frères, 1853-1855, 4 vols.C Cyrille Pierre Théodore Laplace, Voyage autour du monde par les mers de l’Inde et de la Chine, exécuté sur la corvette de l’État la Favorite, pendant les années 1830, 1831 et 1832,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1833, p. 236.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02〔葡〕蘇一揚 撰 張奕弛 譯 \ 19世紀上半葉法國人對澳門人口的觀察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二、對澳門土生葡人的印象在對澳門人口數量進行估測及特性分析後，我們有必要對各個族群分別展開討論。儘管葡萄牙人在幾個世紀以來衹佔澳門人口的少數，但不少遊記更傾向於描述葡萄牙人的情况，尤其是對土生葡人的描述。從1839年起開始使用的“macaísta”一詞，是法國人對澳門土生葡人的稱呼。該詞在法國來華傳教士古伯察（Évariste Régis Huc）神父寫給他弟弟泰奧菲爾（Théophile）的私人信件中可以找到。如果仔細閱讀，就會發現信中對“macaísta”一詞的使用是非常輕蔑的，是對“失去其民族（國家）名稱（認同）”的葡萄牙人的重新命名，也是一種貶低。古伯察告訴他弟弟：在家裏，我穿着中式服裝，但出門散步時，我就換上歐式服裝。這時我很快感覺到失望，意識到自己已經不在法國了。澳門屬於葡萄牙人，但他們人數太少，以至於淹沒在中國人的群體中。當我外出時，我遇到一些人，但並不會讓人想起歐洲。長期以來，這些人已經墮落，人種混血，葡萄牙人幾乎失去了自己民族的名稱，稱他們爲“土生葡人”（macaísta）。A按照時間順序，有必要介紹法國拉萼尼（Théodose de Lagrené）使團的材料，其中包含了該使團衆多參與者的回憶錄，十分珍貴。1844年至1846年間，該使團的外交官和商務代表在澳門定居，在此期間留下了不少文字。圖盧茲（Toulouse）商會代表讓·米歇爾·奧古斯特·奧斯曼（Jean-Michel Auguste Haussmann）通過自己的描述“邀請”讀者一起想象土生葡人的外表和內心，他通過對土生葡人“頭部”的詳細描寫來詮釋他們的外在形象並襯托出他們的懶惰：澳門土生葡人本身是葡萄牙人、中國人、馬來人和印度人的混A Évariste-Regis Huc, “Lettres inédites du père Huc, ” in Ecclesia. Lectures chrétiennes, n.º 206, 1966, p. 42.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03〔葡〕蘇一揚 撰 張奕弛 譯 \ 19世紀上半葉法國人對澳門人口的觀察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血，他們的血統混亂而多變。如今，他們形成了一個接近中國人，尤其是日本人的種族。澳門土生葡人的特徵是頭部下寬上窄，鼻子扁平，嘴唇厚，牙齒大，嘴巴大，眼睛小而無表情，皮膚呈黃色或棕色，一頭濃密的黑色直發。身材要麽極度消瘦，要麽極度肥胖。……葡萄牙人、白人、混血（mongrel）、不同程度的混血黑人（os mestiços mais ou menos negros）和黃種人（mais ou menos amarelos）都十分懶散，對很多事情都有奇怪的偏見。你是否願意相信，這些人（他們的家譜中有如此多的中國、印度和馬來支系）中的大多數人仍然因爲他們名字中帶有的高貴字眼而感到驕傲，還把他們的親兄弟和扎着馬尾的堂兄弟當作被征服者對待。他們寧願過着悲慘的生活，儘可能地掩蓋自己的貧困和窮苦，也不願貶低所謂的高貴，並放棄出生就決定的習俗。A夏爾·于貝爾·拉佛萊（Charles-Hubert Lavollée）是法國拉萼尼使團中年輕的商務部代表，他於1852年出版《中國之行回憶錄》（Viagem à China）。他在書中對澳門土生葡人的評價很簡短，還用激烈的言辭表示土生葡人身上體現的“葡萄牙特徵”很少。除了通常使用“種族”（raça）一詞外，他還使用了種姓（casta）一詞，並有以下宗教性和道德性都較爲負面的描述：B土生葡人並不是真正的葡萄牙人；他們形成了一個獨特的種姓（casta），介於白種人和黃種人之間，而且越來越接近亞洲人種。當你A Jean-Michel Auguste Haussmann, Voyage en Chine, Cochinchine, Indie et Malaisie, Paris: Desessart & G. Olivier, 1847, pp. 175-176.B 應該銘記的是，當時，著名的第一屆歐洲歷史峰會於1835年11月至12月在巴黎舉行，這次會議由法國歷史研究所推動，大會將“種姓”作爲埃及與印度文明的一環，但同時強調基督不僅譴責而且試圖結束一種基於“血緣”的社會秩序形式，並以“精神紐帶”取而代之。（參見Congrès historique europeén: discours et compte- rendu des séances, Paris: P. H. Krabbe, 1836, pp. 27-28.）本次歐洲歷史峰會也討論了儘管種姓繼續存在於印度、墨西哥和美國各地（同書p. 87），但種姓衹不過是種族的原始劃分，它應當被現代立法禁止，因爲不應該存在除了財富的不平等之外的其他不平等，也就是個人的不平等，而不應存在種姓的不平等。”（同書 p. 93）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04〔葡〕蘇一揚 撰 張奕弛 譯 \ 19世紀上半葉法國人對澳門人口的觀察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看到土生葡人粗糙的黃皮膚、扁平的鼻子、厚厚的嘴唇、呆滯的眼神和小小的眼睛時，你怎麽能認出阿爾布克爾克A的英勇同伴是屬於這樣的人種呢？這些土生葡人孤零零地生活在自己的房子裏，不進行任何社會活動，衹有少數例外。他們什麽也不做，幾乎不在城市的街道上出現。B這一時期在澳門的法國外交官並不止一位，但沒有其他對土生葡人的文字記錄能與法國使團中的首席醫生梅爾基奧爾·奧諾雷·伊凡（Melchior-Honoré Yvan）於1853年出版的兩卷本遊記相提並論。如果我們有興趣對他著作中所有關於土生葡人的敘述和參考資料進行總結，就可能會發現這是一本關於土生葡人的研究專著。值得注意的是，伊凡在書中試圖解釋，所謂的“歐洲土生葡人”（macaístas europeus），是爲抵抗“中國化影響”而形成的一種身份認同。他在遊記中也從未停止討論土生葡人的頽廢和懶惰，也同時帶有貶低性地描述他們的外貌：土生葡人幾乎都是在澳門出生的，他們的血統高度混雜：大多數家庭都與亞洲或非洲人結合；衹有極少數人的後代保留了伊比利亞血統的純正性。這些混血相貌上有不同，可以說是澳門土生葡人的典型模樣：男人一般身材矮小，他們的五官讓人聯想到亞洲人種和埃塞俄比亞人種（東非人種），他們的眼睛和頭髮比煤炭還黑，膚色呈橄欖色。C儘管對土生葡人的描述大多數都很簡短，但無疑在提醒讀者，這也是多姿多彩的澳門的“顔色”之一。從1839年“土生葡人”一詞出現後，這些法國回憶錄和其他一些回憶錄A 譯者註：即阿方索·德·阿爾布克爾克（Afonso de Albuquerque，約1453—1515年），1509—1515年任葡印總督。B Charles-Hubert Lavollée, Voyage en Chine: Ténériffe, Rio-Janeiro, Le Cap, Ile Bourbon, Malacca, Singapore, Manille, Macao, Canton, ports chinois, Cochinchine, Java, Paris: Just Rouvier & A. Ledoyen, 1852, p. 240.C Melchior-Honoré Yvan, Voyages et récits, Bruxelas: Meline, Cans et Cie, 1853, II, p. 250.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05〔葡〕蘇一揚 撰 張奕弛 譯 \ 19世紀上半葉法國人對澳門人口的觀察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中，對人物的敘事往往更加直觀。除了對有“葡萄牙人”身份的女性有描寫，對土生葡人中的女人也有着墨。在有描述土生葡人女性的文獻中，上文提及的拉普拉斯第一次環遊世界的遊記是最受讀者歡迎的作品之一。他對土生葡婦女的描寫很直接，她們的相貌、衣着和墮落行爲都不爲其所稱道：土生葡人中的女性看起來沒什麽吸引力：她們沒有歐洲人眼中殖民地的黑白混血婦女的漂亮潛質。土生葡人婦女的兩隻大腳上的鞋顔色不同，步履蹣跚。她們上身穿着女士襯衫，腰間系着腰布，這就是衣橱中全部的衣物了。……在這些婦女身上，我找不到正常的青春氣息——活力或健康。她們看起來都很老，完全不招人喜歡，即便野蠻國家的女人身上也不會這樣。然而這些女性也不太自愛。這非同尋常。A拉普拉斯在隨後的文字中一針見血，將賣淫、（女人的）墮落和鴉片聯繫在一起，並在最後稱“澳門是廣州的下水道”，許多其他的法國回憶錄在描述澳門城的時後都轉載了這句話。他寫道：這些女孩一般都非常乾淨漂亮，穿着打扮也很有品位，其中有中國人和歐洲人所生的，但大多數都是被父母賣給葡萄牙居民。葡萄牙居民讓她們成爲和自己一樣悲慘的基督徒。這些人幾乎都因貧窮或主人的貪婪而淪落風塵，其中一些與外國人自由進行交易；另一些則稍微幸運一些，她們被中國人買下，成爲男人的小妾並爲男人傳宗接代，這能保證她們未來的生活；還有一些女孩最後被帶到鄰近省份，滿足當地人令人作嘔的享樂。在澳門淪落風塵的女孩，甚至在華人中A Cyrille Pierre Théodore Laplace, Voyage autour du monde par les mers de l’Inde et de la Chine, exécuté sur la corvette de l’État la Favorite, pendant les années 1830, 1831 et 1832,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1833, pp. 236-237.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06〔葡〕蘇一揚 撰 張奕弛 譯 \ 19世紀上半葉法國人對澳門人口的觀察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很受歡迎，因爲她們極具誘惑力……在中國人眼中，廣州是附近地區壞人的避難所，而澳門則是廣州的下水道。A前文已提過的商人、後來的外交官奧斯曼1847年在巴黎出版的遊記中，更喜歡使用“macaísta”一詞來稱呼土生葡人女性。但這一詞並沒有對這些女性的形象產生正面效果，因爲她們的形象和神態就像“女巫”和“幽靈”一樣：（土生葡人）女人並不比男人好多少：同樣的膚色、同樣的五官、呆板的身材、笨拙的步態和糟糕的外表。沒有什麽比土生葡人裹着巨大的棉質長袍更陰森的了，長袍從頭頂一直覆蓋到腳後跟，衹露出瘦弱的臉，鼻子和嘴巴讓人感覺無精打采。這是在城市中活動的必備“制服”。安達盧西亞的長袍穿起來雍容華貴，而葡萄牙的斗篷在身上則陰沉哀傷。一個老婦人披着這樣的長袍，在澳門夜晚荒凉的街道上緩緩前行，看起來真像一個女巫或幽靈。B三、對澳門中國人的印象與對澳門葡萄牙人的描寫相比，尤其是對土生葡人以及家庭或性交易市場中的土生葡人女性的豐富描寫相比，諸多作品對中國人的描寫非常罕見。不過，這些遊記、回憶錄等還是記錄了很多澳門中國人的人口數據，儘管這些數據常相互矛盾，但實質上卻表明中國人在澳門的逐漸增長，佔人口較大比重。此外，澳門的中國人自然也不是單一的群體。和其他群體一樣，他們也分爲不同的階層和職業。許多人是從不同的地區，特別是附近地區移居到澳門的。更不用說澳門的海上中國人口了，這些人分散在船隻上，在不同時期還分散在澳門附近的小島上，幾個世紀以來一直被禁止在陸地定居。A Cyrille Pierre Théodore Laplace, Voyage autour du monde par les mers de l’Inde et de la Chine, exécuté sur la corvette de l’État la Favorite, pendant les années 1830, 1831 et 1832,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1833, pp. 237-239.B Jean-Michel Auguste Haussmann, Voyage en Chine, Cochinchine, Indie et Malaisie, Paris: Desessart & G. Olivier,1847, pp. 175-176.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07〔葡〕蘇一揚 撰 張奕弛 譯 \ 19世紀上半葉法國人對澳門人口的觀察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一）對中國人的總體印象在上述伊凡醫生1857年的遊記中，這位善於觀察、文筆優美的作者告誡那些對遙遠的中國充滿好奇、渴望航行的法國讀者，“在（中國）與英國的戰爭之前，澳門及其周邊地區是中國唯一對遊客開放的地方，外國人就是到那裏去研究中國風土人情的。因此，他們就像通過鑰匙孔觀察庭院就敢描述宮殿的人一樣，管中窺豹”。A自18世紀末馬戛爾尼使團來華，歐洲中心論的視角得到進一步強化，馬戛爾尼使團來華所産生的影響推動了法國一些啟蒙思想家決心從根本上批判耶穌會傳教士過往對中國所作的誇耀，並開始傳播更加愚昧、僵化、無知和腐敗的論調。1839年2月23日，遣使會傳教士盛若翰（Jean Ferdinand Faivre）在澳門寫的一封信中大言不慚地稱澳門是與野蠻“接壤”的地界：如果說澳門有着極致的文明，那麽，在這裏我們同樣也面臨着野蠻的對抗。我說的野蠻並不是指沒有製造器具和裝飾品的工業技術，因爲中國比我們更早瞭解這些技術。印刷術、火藥、指南針、吊橋和自流井這些在歐洲人夢想着擁有之前，它們在中國已經存續了幾個世紀。但是，中國的知識並未通過不間斷的努力來繼續發展，而是如今的停滯不前，在“吃老本”的狀態中不發展了。更要命的是，他們憎恨進步，因而倒退，忘記了自己的許多發明；他們的道德標準也不如過去那麽高尚；許多知識分子“火上澆油”：通過注釋歪曲書籍的內容，從而使知識變質、模糊和退化。社會風氣越來越墮落。B諸多回憶錄裏的內容，更多是在重複一些有關中國的模樣和中國人的對話，這足以爲法國的遊記、地理類書籍、字典或小說提供素材。其他一些A Melchior-Honoré Yvan, Voyages et récits, Bruxelas: Meline, Cans et Cie, 1853, II, p. 297.B Jean Ferdinand Faivre, “Lettre de M. Faivre, missionnaire lazariste en Chine, à M. Étienne, procureur général de la Congrégation de Saint-Lazare, ” in Annales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Lyon / Paris, n.º LXIX, 1840, pp. 185-186.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08〔葡〕蘇一揚 撰 張奕弛 譯 \ 19世紀上半葉法國人對澳門人口的觀察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極少數到訪過澳門的中國人生活空間的作者，在敘述中使用了更多類似“骯髒”“惡臭”“害蟲”的表述。遣使會神父秦噶嗶1836年1月寫給他在法國村莊擔任教區神父的哥哥的一封私人信件（沒有註明日期）中，充滿了對澳門的中國人、房屋、商店和街道最糟糕的描述，儘管他不得不穿中國人的衣服，以掩飾他作爲外國天主教傳教士的身份。A伊凡醫生的遊記是對澳門中國人描述最貼切的作品。這位法國醫生回顧了他自1844年以來在中國澳門地區的經歷，他發現這裏有許多衣衫襤褸的乞丐，他們用幾塊錢換取一碗用豆腐做的飯，然後立即在街上吃掉。伊凡醫生的同伴、商會代表奧斯曼是當時澳門社會的觀察家，記錄了滿目瘡痍的貧窮之景：在澳門，最可怕的莫過於窮困潦倒。想象一下，散落在大街小巷的乞丐們每走一步，都會發出聲嘶力竭的哭聲。他們擺出最卑微的姿態，用頭撞擊人行道，向路人展示他們最可怖的傷口。女人們伴隨着她們的動作，發出凄厲的嘶吼並哭泣。這些不幸之人的衣着無法形容。他們中的許多人都住望德堂區（São Lázaro）的麻風病院裏，這裏匯聚了人類的所有苦難。B伴隨着貧困帶來的脆弱和迷信，伊凡醫生向讀者介紹了“大米基督徒”（cristão de arroz）。據稱，這是對皈依天主教的中國人的稱呼。也就是說，沒有大米的施捨，這些信徒就無法堅持他們的新信仰。C然而，在伊凡醫生這本內容豐富的澳門回憶錄裏，他通過親身見證和觀察，徹底消除了對中國人的偏見。事實上，這位法國拉萼尼使團醫生在他的書中提到，農民佔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但衹有幾百人居住在城市周邊半島上的村莊裏。這段非常直觀的敘述回顧了作者與一個在望廈村勞作的中國家庭之間A Gabet, ALP, “Lettres du Père Gabet de Macao, 1835 et 1836,” [iii; 12].B Jean-Michel Auguste Haussmann, Voyage en Chine, Cochinchine, Indie et Malaisie, Paris: Desessart & G. Olivier, 1847, p. 177.C Melchior-Honoré Yvan, Voyages et récits, Bruxelas: Meline, Cans et Cie, 1853, II, p. 280.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09〔葡〕蘇一揚 撰 張奕弛 譯 \ 19世紀上半葉法國人對澳門人口的觀察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建立的友誼，如文中稱，作者找到的“農民的類型”與歐洲中心論視角下的中國人正相反，他將中國農民視爲勤勞、聰明和清醒之人的典範：澳門郊區的農民確實是南方省份中國人的典型代表：他們的平均身材比歐洲人矮小，體型修長，肌肉發達，比例勻稱，四肢纖細迷人。他們的皮膚顏色介於黃褐色到淺黃色之間，有些人的皮膚似乎塗抹了薑黃溶液。總的來說，半島上的農民活躍、勤勞、聰明，而且像僧侶一樣清醒。我在望廈村結識了一位園藝師，他會說一點葡萄牙語。A不得不說，這樣的中國人的樣子是中華帝國長期不變的傳統社會的縮影，而本文中的一些文獻（也是極少數的）則基於客觀事實、主觀好奇和異國情調，關注了其中的一些人物。事實上，回憶錄中更多涉及的是人物，而不是社會形態，有的例子是個例。作者們寫這些回憶錄是試圖理解中國社會歷史結構的巨大多樣性，這種多樣性同樣延伸到了澳門。（二）中國高級官員本文也有必要涉及中國傳統社會的上等階層，即在士大夫（Literati）、官員、中央和省級官僚機構或政治精英之間總是會提到的中國（朝廷的）高級官員（mandarim）。朝廷在澳門派駐了多個高級官員，還有許多負責監管、控制或來訪澳門的官員。我們對於掌管澳門海關、管理治安或行使司法權的吏員，包括其衙署都已有所瞭解，但還需要進一步研究。不論怎樣，中國的高級官員於1660年就出現在澳門，在皮埃爾·達維蒂（Pierre d’Avity）和讓·巴蒂斯特·德·羅克（Jean-Baptiste de Rocoles）所著的《亞洲總論》（Description générale de l’Asie）中，首次以“總管理者”的身份出現，在澳門海關測量船隻、記賬並索要稅款。BA Melchior-Honoré Yvan, Voyages et récits, Bruxelas: Meline, Cans et Cie, 1853, II, p. 302.B Pierre d’Avity & Jean-Baptiste de Rocoles, Description générale de l’Asie première partie du monde avec tous ses empires, royaumes, estats et Républiques. Paris: Denys Dechet & Louis Billaine. 1660, p. 960.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10〔葡〕蘇一揚 撰 張奕弛 譯 \ 19世紀上半葉法國人對澳門人口的觀察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事實上，單個中國人物或某社會階層在法國人的記載中很少受到關注。1835年9月，善於觀察的遣使會傳教士秦噶嗶從澳門給家裏寫了一封信，這是第一封真正記錄中國高級官員的信，但信中作者對這位中國高級官員並沒有甚麽好的評價：昨天，我看到一位官員經過。他的隨從中有兩個樂師，他們敲一種鼓，看起來像手鼓，但發出的聲音更大。他們後面是其他僕人或官員，有的拿着長矛，有的拿着旗幟等。最後，官員的轎子或轎夫來了。轎夫身着白衣，身材魁梧。官員拿着一把扇子，不停地在面前揮舞。一共有六個轎夫，可以判斷，官員的體型過胖，轎子裏裝滿了東西。再往後，還有兩個人抬着他的助手。所有隨從人員看起來是那麽凄慘、貧窮，衣衫襤褸，法國鄉村的副村長估計看了都不想要這轎子。他們走在路上也不會因爲靴子與地面摩擦發出聲音，也不會因靴子上的馬刺傷到自己，因爲他們都沒有穿鞋。A1838年來到澳門的勞倫特·朱斯坦·德薩萊斯（Laurent-Justin Dessalles）可能並沒有看到過中國高級官員，又或許他是站得很遠看到的。但與上文顯得有些大驚小怪的描寫不同，他幾乎是以一種“階級意識形態”的口吻描述這些官員。在這種意識形態中，能感受到“弱者”對“強者”的迷戀和官員及其衣着的不同等級：根據自己的財力不同，衹有國家上層人士纔能擁有六個、八個或十個女人，因爲女人把自己當作商品一樣出售。百姓可以根據自己的能力娶兩三個妻子。中國官員的服裝包括一件寬大到膝蓋以下的長袍，兩側開衩，袖子很寬，胸前有徽章，這是他們等級的顯著標誌。長袍的前面是敞開的，這樣就可以穿上寬大的絲織長褲，長褲外面套A Gabet, ALP, “Lettres du Père Gabet de Macao, 1835 et 1836”, [i; 8].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11〔葡〕蘇一揚 撰 張奕弛 譯 \ 19世紀上半葉法國人對澳門人口的觀察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着一雙黑色皮革製成的弧形頭的靴子，鞋底有一英寸厚，一條珊瑚項煉套在外衣上。帽子是圓形的，由藍紫色毛氈製成，鑲有黑色天鵝絨邊，頂端有一個藍色圓珠。這個圓珠可區分官員等級。第一級戴粉紅色，第二級戴紅色，第三級戴藍色。A然而，上文提及的拉佛萊在他1852年出版的回憶錄中記錄了1844年他在澳門爲法國拉萼尼使團服務時，經過中國官員官邸時的情景。他認爲中國的官員不過是可憐貧窮之人：……這個場所以前非常重要，負責監管葡萄牙人，代表着古代中國對外國人的統治，因爲中國人非常在意整個香山半島的權利。在某種程度上，當時澳門的中國高級官員處在天朝的政治和道德邊界中，在廣東的各級官員中享有崇高的地位。然而，如今它的作用已大不如前，事實上他衹負責維護當地的公共秩序，中國人遵守他的法律，而葡萄牙人則對這座歐式城市擁有了全面徹底的管轄權。中國官員不過是個可憐貧窮之人，隱居在他木製“宮殿”的後面，更關心的是通過勒索集市的商人錢財來發家致富，而不是保衛神聖的天朝領土不受蠻夷的損害。B拉佛萊作品出版兩年後的1854年，斐列勒（Théophile de Ferrière Le Vayer）的《一個法國使團在中國》（Une Ambassade françaiseen Chine）一書問世，我們可以在這本書中再次找到類似描述。他稱中國官員的官邸（casa do mandarim）現在是一個簡樸的地方，但在這裏仍然存在着中式權威，使我們相A Laurent-Justin Dessalles, Voyage autour du monde [de] la frégate l’Artémise commandée par Monsieur Laplace capitaine de vaisseau (février 1837- avril 1840), Montagnac: Amis de Montagnac, 2010, pp. 85-86.B Charles-Hubert Lavollée, Voyage en Chine: Ténériffe, Rio-Janeiro, Le Cap, Ile Bourbon, Malacca, Singapore, Manille, Macao, Canton, ports chinois, Cochinchine, Java, Paris: Just Rouvier & A. Ledoyen, 1852, p. 249.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12〔葡〕蘇一揚 撰 張奕弛 譯 \ 19世紀上半葉法國人對澳門人口的觀察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信“三四個頭戴枷鎖的魔鬼”的虛擬形象的存在：管理澳門的中國官員官邸孤立而寬敞，但結構十分簡單：它衹有一層，完全像我們看到的托盤上雕刻的房子。門口竪着兩根桅杆，頂上插着長長的旗幟，這是權力的象徵。爲了證明它的權威，每天都有三四個可憐的魔鬼跪在墻邊，虔誠地把頭伸進一塊叫做“枷鎖”的厚木板裏。A儘管沒有奢華的裝飾，但這是澳門最高級別的中國官員的住所。每當回憶錄中記載級別更低的中國官員時，其人物形象也沒有十分出衆。船長、虔誠的未來的耶穌會士弗朗索瓦·羅賓內·德·普拉斯（François Robinet de Plas）的一封寄給家裏的信中證實了這一點。在1851年9月22日的一封信中，這位“賈西義號”（Cassini）船長說： 今天上午，我接待了一位低級別的中國官員，他是兩艘戰船的指揮官。在沒有翻譯的情况下，我們之間什麽話也沒說，衹能靠擠眉弄眼和打手勢來讓對方明白……然而！我陪他參觀了機械設備，並遊覽了軍艦。我請他喝了一杯酒，他把一卷煙放在我的拇指和食指之間。他離開時，我放了三聲禮炮，他沒有回應，因爲他沒有火藥了。B（三）僕人（criado）、傭人（boy）、工匠如果說法國人的旅澳回憶錄、遊記中沒有特別關注在澳門人口中佔比最多、人口數預估最高、最具代表性的中國人，那麽在這些文獻中提取有關“下層社會”的歷史記錄就更加困難了。從建設到供應，從運輸到生産，澳門的工廠裏大部分都是中國的工人，不過在法國人的敘述中沒有留下什麽痕迹。儘管A Théophile de Ferrière le Vayer, Une ambassade française en Chine. Journal de voyage, Paris: Amyot, 1854, p. 192.B François Robinet de Plas, Campagne du Cassini dans les mers de Chine (1851-1854), d’après les rapports, lettres et notes du commandant de Plas (ed. R. P. Mercier), Paris: Retaux-Bray, 1889, p. 92.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13〔葡〕蘇一揚 撰 張奕弛 譯 \ 19世紀上半葉法國人對澳門人口的觀察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如此，在這些法國的文獻中也能看出毫不掩飾的民族中心主義、對中國人形象的貶低以及精英化的知識和用語。我們有必要再次使用小德金的回憶錄來瞭解18世紀最後幾十年已經顯現的情况。小德金對澳門及其社會認知很深刻，讀者可以在他對澳門葡萄牙女性的記錄中發現“僕人”的存在。他寫道，“她們通常戴着大部分是金色的念珠，有或多或少的僕人陪伴”。A外交官阿道夫·巴羅（Adolph Barrot）作爲領事於1837年至1838年在澳門居住，他稱，這些中國傭人爲當地資産階級的家庭做着令人厭惡的清潔工作，作者還解釋道，“這座城市的空氣好像不斷受到無蓋便桶中逸散的廢氣而污染，便桶中的廢物被成群的中國傭人倒入大海”。B1847年，波拿巴主義者亞歷山大·博納科西（Alexandre Bonacossi）在其著作中指出這些僕人（傭人）是中國人，再次說明澳門葡萄牙人的懶惰：與荷蘭人、美國人、英國人和法國人相比，葡萄牙人懶惰，因此貧窮而不幸。中國人一向勤勞，爲歐洲人提供生活所需，還能做他們的僕人（傭人）。C于勒·埃及爾（Jules Itier）自1844年起長期居住在澳門，他在著作中寫下了讓讀者嫉妒的一句話，“我的住處有20個房間可供使用，通過巨大的花園和露臺，內港和華人區的美景儘收眼底。家中有一個厨師及他的助手、一位秘書、四個抬轎工和兩個充當翻譯的轎夫”。D這一情況得到了埃及爾的年輕同伴拉佛萊的證實，後者也用流行的英國聖公會（anglicanismo）式的語言介紹了他認爲在中國社會階層中地位僅次於買辦的家庭傭人：A Chrétien-Louis-Joseph de Guignes, Voyages à Peking, Manille et l’Île de France faits dans l’intervalle des années 1784 et 1801 Paris: Imprimerie impériale, 1808, III, p. 151.B Adolphe Barrot, “Un voyage en Chine, ” Revue des deux mondes, Paris, 4e série, t. XX, 1839, p. 304.C Alexandre Bonacossi, La Chine et les Chinois, Paris: Comptoir des imprimeurs-unis, 1847, p. 17.D Jules Itier, Journal d’un voyage en Chine en 1843, 1844, 1845, 1846, Paris: Dauvin & Fontaine, 1853, III, pp. 162-163.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14〔葡〕蘇一揚 撰 張奕弛 譯 \ 19世紀上半葉法國人對澳門人口的觀察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傭人是家中僅次於買辦的重要角色。他負責整理房間，每天確保主人的命令得到準確無誤地執行。經過短時間的接觸，他就瞭解我們所有人的習慣和性格中的急躁（如果我們有的話。不過，誰沒有呢？）傭人嚴格按照我們的習慣進行服務，並幾乎強迫我們保持這些習慣，以防我們突發奇想改變習慣。傭人每天早上會在同一時間來到我們的房間，爲我們端上一杯必要的茶。他總把我們的衣服放在同一張椅子上，然後站在旁邊等待指令。之後，他會收拾房間，即使我們的房間亂成一團，也會固執地把一切都擺放整齊，這個過程中幾乎不需要其他指點。就餐時，他會將相關事宜做好，隨時爲我們服務。隨時都能找到傭人，就像粘在你的椅背上一樣觸手可及。我們在外面用餐時都會陪着我們，其他人都沒有這樣的機會。總之，他好像成爲一個無法割捨的連體兄弟一樣。這些家傭的年齡通常在18歲至25歲之間，有些人甚至更小。他們一般家境貧寒，每月5皮亞斯特（piastra）的薪酬對他們來說是一筆不小的收入。他們說廣東英語（patoá anglo-chinês），這是一種在中國的歐洲人和土著人之間使用的通用語言。澳門還有很多人講葡萄牙語。A法國在外交人員、外交事項的相關配備和外交投資的自由度，使得他們需要完善的設施、豐盛的晚餐和更好的接待，包括但不限於準備大量的禮品、進行適宜的消費和配備專業的僕人，不過這些在澳門卻沒有得到重視。更令人遺憾的是，成千上萬中國工匠和勞工使得澳門的手工業、製造業得以運轉，但從收集的法語文獻中，衹有一篇回憶錄中有關於他們的記錄。埃及爾通過對經濟和商業的敏銳觀察向讀者描繪了三類人物形象，這三類人物來自商業和製造業。書中體現了他對傳統工藝的好奇，也暗含着對傳統生産工藝的批判。在1844年9月6日的記錄中，埃及爾還詳細記錄下了他們工作的真實場景：A Charles-Hubert Lavollée, Voyage en Chine: Ténériffe, Rio-Janeiro, Le Cap, Ile Bourbon, Malacca, Singapore, Manille, Macao, Canton, ports chinois, Cochinchine, Java, Paris: Just Rouvier & A. Ledoyen, 1852, pp. 247-248.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15〔葡〕蘇一揚 撰 張奕弛 譯 \ 19世紀上半葉法國人對澳門人口的觀察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我花了一些時間參觀一位煉金匠的店鋪，他正忙着在耐高溫的坩堝中提煉銀質材料，坩堝的形狀與黑森（Hesse）的坩堝相似。其中一位工匠用試金石、硝酸和小針測試黃金以比較純度。第三個工匠用噴燈加入硼砂焊接各種部件。角落裏，兩位雕刻師以驚人的精度移動着刻刀。他們看起來都很能幹，但他們的製作過程並不值得我記錄：我們做得更好，價格也更優惠。隔壁是一家鐵匠鋪。他的鍛爐放在一個柳條編織的筐中，裏面鋪着粘土；他將木炭與硫磺味很重的煤混合在一起燒，這種煤是廣州以北一百里格A的煤礦中挖出來的。風箱主體結構由方形盒子構成，裏面有一個活塞，具有雙重作用。我觀察一段時間製作鉚釘的情况，其質量還有待提高。如果中國人不改進生産方法，我們將長期向他們出口釘子。鐵匠鋪旁邊是一家生産床單毯子的廠家，通過振動連接可活動的套索來梳理棉花。當接觸到棉花時，繩子會分離並解開棉絲，然後形成輕薄的棉片，不會被梳棉機切割和拉伸。通過這種工藝，棉花保持了更大的彈性。這些毯子比我們的毯子更暖和、更輕便。不過，梳棉機的工作非常累人。B（四）漁民與“海盜”中國人口並不僅限於已經提及的中國官員、勞動人民（包括傭人、手工業者和數以百計的工人），而勞動人民中女性比男性多得多。此外，還有大量靠海爲生的中國人。雖然法文資料中缺乏精確記載，但毫無疑問，整個19世紀，他們的人數都在大幅增加。澳門漁民中有一部分人秘密從事海盜活動，這一公開的秘密也爲法國人所瞭解。嚴格地說，這些人是來自珠江三角洲附近海域和島嶼的漁民，由於實際需要和耍小聰明，經常劫掠中外商船，這種情况一直持續到20世紀。上文提A 譯者註：1里格約4.828千米。B Jules Itier, Journal d’un voyage en Chine en 1843, 1844, 1845, 1846, Paris: Dauvin & Fontaine, 1848, I, pp. 232-233.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16〔葡〕蘇一揚 撰 張奕弛 譯 \ 19世紀上半葉法國人對澳門人口的觀察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及的聖克魯斯侯爵對澳門的貿易、居民和船隻有深入瞭解，同時也觀察了澳門及其海域。他在1807年9月4日的信中用了大量篇幅來說明海盜在海上和社會中的複雜活動：在列出進出澳門港口的船隻名單之前，我想先詳細介紹一下中國的強盜以及海盜。葡萄牙人稱他們爲“Ladrons”。他們是逃避官府管轄的中國人，目前他們的首領是北京朝廷的一名官員，在進行過大型貿易後，爲了不被殺頭而逃亡。這支隊伍在他的命令下組建，僅在廣東省的島嶼上就有四萬人。在靠近海洋的各省，還有其他首領（領導）的強盜組織。中國沿海大量無人居住的島嶼成爲他們的避難所。他們的生活和我剛纔提到的四萬人是一樣的。……他們的招募方式很特別，在任何其他國家都很危險。他們襲擊所有船隻，扣押所有船上的人作爲籌碼，或者直接強行扣留，讓船上的人做同樣的強盜工作，如果他們沒有辦法自救，就嘗試讓他們加入以壯大力量。海盜認爲中國人很有錢，按財産比例付贖金。誰要沒有150比索，就有可能與海盜共度一生，除非被扣押的人找到機會逃跑，而這種機會很少。因此，他們的人數和財富與他們扣押的東西成正比，而且由於海盜害怕無法得到贖金，會一直密切監視他們的人質。A這種猖獗的海盜行爲影響了法國人，那時法國人已經開始擴大印度支那的殖民和澳門之間的海上貿易。據記載，1828年，一艘來自波爾多的商船“航海家號”（Navigateur）在峴港（Da Nang）被賣掉，船員們被迫搭乘一艘中國貨船前往澳門，結果船員慘遭海盜屠殺。一個名叫曼吉亞普（Mangiapou）的A Félix Renouard de Sainte-Croix, Voyage commercial et politique aux Indes Orientales, aux îles Philippines, à la Chine, avec des notions sur la Cochinchine et le Tonquin pendant les années 1803, 1804, 1805, 1806 et 1807, Paris: Clament frères, 1810, III, pp. 53-54.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17〔葡〕蘇一揚 撰 張奕弛 譯 \ 19世紀上半葉法國人對澳門人口的觀察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水手幸免於難，到澳門譴責中國海盜的行爲。受到這一事件的記錄啟發，1830年出版的傳教士伯努瓦·茹努（Benoít Journoud）的文章中轉述了他的傳教士同僚鄭牙各伯（Jacques Honoré Chastan）神父的記錄，鄭牙各伯好像看到17名海盜被斬首的場景，他們在澳門港附近被抓獲並移交給了廣州司法部門。A（五）疍家婦女（tancareira）疍家婦女是澳門海上人口群體的重要角色，也爲法國人遊記所留意。在1832年拉普拉斯的遊記中，他似乎並不欣賞這個女性群體無拘束的風俗，稱這是歐洲文明的産物：從這些疍家婦女的態度中，我認識到澳門寬鬆風俗習慣帶來的影響：她們中的一些人還保留着讓人痴迷的外表、整潔的樣子和其他魅力。幾天前我在這類女人身上也看到，她們不再擁有那種溫柔和謙遜以及曾吸引過我的話語。我發覺，取而代之的是她們的舉止大膽、不知羞耻，令人震驚。總之，在我看來，澳門疍家女的壞名聲是歐洲文明的産物。B1832年，上文提及的呂爾西船長第二次經過澳門，他在1844年出版的世界航行回憶錄中證實了拉普拉斯之前的猜測——疍家婦女所帶動的生意並不局限於海上運輸：在這個河面開闊陸地封閉的盆地裏，每晚都有許多小船，這些小船由年輕女孩駕駛。一個已婚婦女往往擁有一定數量的小船，從中賺取豐厚的收入，因爲她不僅按月將小船租給那些船員，而且她的生意還擴展到了其他女船主，這種幾乎不符合道德法則的經濟活動是她的A Benoît Journoud, “Lettre de M. Journoud, missionnaire apostolique, ” in Annales de l’Association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Lyon / Paris, n.º XXI, 1830, pp. 385-389.B Cyrille Pierre Théodore Laplace, Voyage autour du monde par les mers de l’Inde et de la Chine, exécuté sur la corvette de l’État la Favorite, pendant les années 1830, 1831 et 1832,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1833, p. 244.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18〔葡〕蘇一揚 撰 張奕弛 譯 \ 19世紀上半葉法國人對澳門人口的觀察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投機行爲中最賺錢的一部分。A巴羅領事於1837年底對澳門進行外交訪問期間的記錄，豐富了對疍家婦女的材料，他發現了她們的嬌媚：我坐上了其中一艘船，行李則被放在另一艘船上。我的注意力被眼前的城市景色和疍家婦女的衣着所吸引。……她們的黑髮在腦後扎成一個朝上的大髮髻，用長長的金簪子固定。她們裸露的雙腿和手臂上戴着粗銀環或玻璃環。這種打扮有幾分嬌媚，過分講究。除了皮膚被太陽曬得十分黝黑，粗糙而繁重的生活絲毫沒有改變她們精緻的體態。B據此，在女性形象的描寫中像“禁果”一樣，把一些外表較好但缺乏美好道德或賣弄風騷的女性形象混在一起記錄，這種表現手法在19世紀的一些澳門遊記中得以體現。在埃及爾1848年出版的遊記中，他用生動的記錄將疍家婦女和她的小船組成了一個特定的社會群體和空間：去澳門本島西面的灣仔旅行。我乘坐的小船上有兩個女人：一個年輕而優雅，坐在船頭，用她的小手熟練地劃着兩隻船槳。她充滿活力又不失嚴肅，寬大的絲綢短褲中露出一條優美的腿，她那美麗的腳潔白得無可挑剔。另一位女性大約30歲，站在船尾，用一根長竹竿在水中操控着船隻。她的小兒子被穩穩地綁在她的背上，安然入睡。似乎在他母親的懷抱中，被孕育的狀態並未中斷，衹是孕育的形式在體外，這個新生兒將在母親的背上度過生命的頭兩年。這艘小帆船是這個貧困家庭唯一的家。正是在這艘衹有一張草席遮蓋的小船上，見證A Gabriel-Pierre Lafond de Lurcy, Voyages autour du monde et naufrages célèbres, Paris: Pourrat frères, 1844, IV, p. 329.B Adolphe Barrot, “Un voyage en Chine, ” Revue des deux mondes, Paris, 4e série, t. XX, 1839, p. 300.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19〔葡〕蘇一揚 撰 張奕弛 譯 \ 19世紀上半葉法國人對澳門人口的觀察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這個家庭的不同成員的出生和死亡。A拉佛萊的描述則要簡短得多，他在前文所說的1852年出版的遊記中稱，澳門疍家婦女總是開朗、殷勤、能夠活躍氣氛，就像那些一輩子都在爲自己的船和生活獲得外國人好感的船夫一樣。B伊凡醫生更爲細膩地描述了這些女人會引起他人的親近。“大多數時候，疍家婦女都是美麗的——有東方之美。憔悴、愛笑、優雅，有着勤勞的天性。這一特點使她們受到外國人的喜愛。據說她們並不總拒絕外國人的親近”。C這些19世紀的回憶錄以簡潔的敘事方式描述了澳門疍家婦女的形象，形成了這個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主題。有些描寫將相貌和衣着結合起來，更多描寫也考慮了她們的社會類型，突出了她們在船上的長期貧困的家庭生活。四、其他人口：從黑人到帕西人（parses）澳門葡萄牙人和中國人之外的其他人口，包括奴隸、少數族裔、移民或偶爾出現的外國人，都是澳門歷史人口的一部分，但這些回憶錄幾乎沒有提及他們，提供的資料甚至比我們簡略統計的稀少人口數量還要少。在19世紀上半叶的一些回憶錄中，澳門的黑人作爲喜劇和民俗題材變得更加流行。呂爾西船長在1819年的澳門之行中有如下的記錄，“中國人衹害怕生活在澳門的黑人，不管他們是奴隸還是自由人。人們經常聚集在一起，讓中國官員們戰戰兢兢”。D十年後的1829年，傳教士弗朗索瓦·格扎維埃·馬瑞特（François Xavier Marette）在一封寫給巴黎外方傳教會神學院院長的信的末A Jules Itier, Journal d’un voyage en Chine en 1843, 1844, 1845, 1846, Paris: Dauvin & Fontaine, 1848, I, pp. 244-245.B Charles-Hubert Lavollée, Voyage en Chine: Ténériffe, Rio-Janeiro, Le Cap, Ile Bourbon, Malacca, Singapore, Manille, Macao, Canton, ports chinois, Cochinchine, Java, Paris: Just Rouvier & A. Ledoyen, 1852, pp. 237-238.C Melchior-Honoré Yvan, Voyages et récits, Bruxelas: Meline, Cans et Cie, 1853, II, p. 278.D Gabriel-Pierre Lafond de Lurcy, Quinze ans de voyage autour du monde, Paris: Société des publications cosmopolites, 1840, I, p. 179.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20〔葡〕蘇一揚 撰 張奕弛 譯 \ 19世紀上半葉法國人對澳門人口的觀察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尾提到黑人士兵群起對抗中國官員的神奇故事：……他們到達現場後，在擁擠的人群中間設立了法庭，正準備作出嚴肅的判決時，黑人士兵出現了。這些士兵是澳葡總督派來的，因爲他對這些未經他同意就擅自進城的中國官員感到不快。一看到黑人士兵，中國官員立即終止了判決。在中國官員道歉之後，他們得到了不再發生此事的表態，蝦蟆石（rã）的事態得以緩解。這難道不使人哭笑不得嗎？A呂爾西在記載1832年第二次澳門之行的回憶錄中，還記述了澳門的黑人和葡萄牙人讓人感覺恐懼，並做了相關解釋，得出以下論點：在允許買賣黑人的年代，澳門的歐洲人從果阿和帝汶島擄走了大量奴隸，這些奴隸留在澳門並繁衍生息。如今，這些黑人或他們的後代充當僕人、中間人，尤其是搬運工或海關傳令人員。這些黑人手持長木棍，可以說是澳門城的警察，會介入葡萄牙人和當地人之間的所有糾紛，他們解決糾紛總是有利於葡萄牙人，隨意毆打士兵和中國官員。我可以說，他們既令人可畏，又受人尊敬。B幾乎在同一時期，遣使會傳教士孟振生於1834年定居澳門，他在給一位教會同仁的信中證實了呂爾西的論點。他向該成員解釋說，“黑人奴隸喜歡葡萄牙人，也就是他們的主人，葡萄牙人在需要奴隸的時候，他們大有用武之地，甚至中國人也非常懼怕他們”。CA François-Xavier Marette, “Lettre de M. Marette, missionnaire apostolique au TongKing, ” in Annales de l’Association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Lyon / Paris, n.º XXI, 1830, pp. 347-348.B Gabriel-Pierre Lafond de Lurcy, Voyages autour du monde et naufrages célèbres, Paris: Pourrat frères, 1844, IV, p. 326.C Joseph-Martial Mouly, “Lettre de M. Mouly, lazariste, à M. Lègo, assistant de la Congrégation de Saint-Lazare”, in Annales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Lyon / Paris, n.º XLVIII, 1836, pp. 73-74.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21〔葡〕蘇一揚 撰 張奕弛 譯 \ 19世紀上半葉法國人對澳門人口的觀察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在亨利克·愛德華·瓊斯基（Henryk Edward Chonski）的著作中也提到這些黑人被賦予了一些殖民地的特性，他在對澳門人口的定性研究中承認，“澳門的地位第三等的葡萄牙民衆包括來自非洲殖民地或來自葡萄牙殖民地帝汶島的黑人奴隸”。他還稱，“據說來自普林西比的印度西帕依（cipaio）士兵就駐扎在澳門，由來自果阿的印度人和混血兒組成”。然後，他用1835年軍事調查的數據，列出了葡萄牙人或基督徒人口如下：白人或有色人種男性自由人1,487人，婦女2,306人；男黑人奴隸469人，女黑人奴隸831人。白人或有色人種自由人總數爲3,793人，黑人奴隸人口總數爲1,300人。還指出，根據1841年的調查，黑人奴隸已降至1,060人。A1844年至1846年間關於拉萼尼使團的珍貴文獻中，這些在歷史上處於被奴役與附屬狀態的澳門人口群體以及他們之間的民族文化多樣性，在一些叙事作品中得到體現。伊凡醫生描寫了1844年8月拉萼尼公使來到澳門的情形，並詳細記錄了在場的各色觀衆：公使在隨行人員和停泊在水面的所有法國船隻的軍官陪同下進入葡萄牙屬地。以澳葡總督爲首的澳葡政府官員在碼頭迎接拉萼尼（Lagrené）先生，並向法國國王路易·菲力普（Louis-Philippe）陛下的代表致以應有的敬意。在迎接過程中，炮臺發射了禮炮，法國艦隊也進行了回應。南灣碼頭和周圍的街道上擠滿了葡萄牙人、中國人、英國人、美國人、帕西人、印度人和黑人。人群爲我們讓路，其中匯集了各種人種。B在伊凡醫生的文章中提到的這些“各種人種”中，他的同伴奧斯曼特別提到了帕西人，儘管在他的書中帕西人地位並不突出。奧斯曼實際上更喜歡對帕西人的主要特徵進行長篇敘述，從他們的身體到他們的服裝，包括“秀麗的A Henryk Edward Chonski, Établissement portugais de Macao, Paris: Imprimerie de Pommeret & Moreau, 1850, p. 6.B Melchior-Honoré Yvan, Voyages et récits, Bruxelas: Meline, Cans et Cie, 1853, II, p. 247.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22〔葡〕蘇一揚 撰 張奕弛 譯 \ 19世紀上半葉法國人對澳門人口的觀察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頭上戴着醜陋的帽子”：澳門最有趣的居民是帕西人（Parsees），他們是古波斯人的後裔，從英屬印度來到中國從事貿易活動。……大多數帕西人都從事貿易活動，並表現出高超的技藝。他們做很多鴉片、茶葉、棉花和絲綢生意。他們英語流利，即使在中國，他們也認爲自己是英國臣民，並爲此深感自豪。帕西人的裝束原始且不優雅。夏天，穿着一件白色的大外衣，外衣一直延伸到腿中部，卻沒有把身體蓋住，因此幾乎總是凸顯巨大的腹部。冬天，外衣由深色羊毛製成，看起來更醜。帕西人的頭套是一頂沒有遮陽效果的醜陋皮帽，能從中間折疊起來。但是，讓人忘記他們衣服上的瑕疵的，是他們那有東方人特徵的頭顱、高挺的鼻子、潔白的膚色、濃密的黑鬍子、彎彎的眉毛、水靈的眼睛。帕西人會剃光頭髮，衹留下少量的絡腮胡子。A需要強調的是，儘管這些關於澳門的遊記數量不多，內容有限，而且有誇張的敘事氛圍而不是嚴謹的描述，但它們對這些其他人口（黑人、帕西人）的記錄是彌足珍貴的，這些人口是工業時代前，澳門社會的活躍組成部分。這些遊記也是在澳門舊社會秩序中的有限時間內、有限的社會和經濟範圍內逐漸撰寫的。A Jean-Michel Auguste Haussmann, Voyage en Chine, Cochinchine, Indie et Malaisie, Paris: Desessart & G. Olivier, 1847, pp. 179-181.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23〔葡〕蘇一揚 撰 張奕弛 譯 \ 19世紀上半葉法國人對澳門人口的觀察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附：42種法國文獻對1801—1850年澳門人口的記錄（單位：人）序號 年份 作者及文獻出處 總計 葡萄牙人 中國人其他人口1 1804年François David Aynès, Nouveau dictionnaire universel de géographie ancienne et moderne, Lyon: Chez Rusand, 1804.20,0002 1806年Pierre Claude Victor Boiste, Dictionnaire de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ancienne, du Moyen Âge et moderne comparées, Paris: Chez Desray, 1806.20,00031807年[1810年]Félix Renouard de Sainte-Croix, Voyage commercial et politique aux Indes Orientales, aux îles Philippines, à la Chine, avec des notions sur la Cochinchine et le Tonquin pendant les années 1803, 1804, 1805, 1806 et 1807, Paris: Clament frères, 1810.33,800 1,400（混血中國人）2,400（葡萄牙血統的 中 國婦女）25,000（陸上居民）5,000（水上居民）4 1808年Jean-Baptiste Montmignon, Choix des lettres édifiantes, écrit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Paris: Chez Maradan, 1808.12,0005 1810年Giraud, Pierre-François-Félix-Joseph. 1810. Dictionnaire géographique, ou Description des quatre parties du monde. Lyon: Jean-Baptiste Kindelem.12,000/15,0006 1816年Malte-Brun & Edme Mentelle,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ancienne et moderne, mathématique, physique, statistique, politique et historique, des cinq parties du monde, Paris: Desray, 1816.12,00071819年[1840年]Gabriel-Pierre Lafond de Lurcy, Quinze ans de voyage autour du monde, Paris: Société des publications cosmopolites, 1840.5 0 0 （ 血統純正的歐洲人）4,000（混血 葡 萄牙人）25,000/30,000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24〔葡〕蘇一揚 撰 張奕弛 譯 \ 19世紀上半葉法國人對澳門人口的觀察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序號 年份 作者及文獻出處 總計 葡萄牙人 中國人其他人口8 1820年L. de Beaumont-Brivazac, L’Europe et ses colonies, Paris: Chez Chasseriau, 1820.14,000 9,00091822年[1824年]Paul-Anne du Nourquer du Camper, “Voyage aux îles Moluques, aux îles Philippines, à la Chine, à la Cochinchine, aux établissements de Malac, Pulo-Pinang, Sincapour, dans l’Inde et à Madagascar”, in Annales maritimes et coloniales, Paris, IIème Partie, t.I, 1824, pp. 105-161, 186-204.40,000 500101 8 2 4—1825年[1828年]Edmond Bigot de La Touanne, Album pittoresque de la frégate la Thétis et de la corvette l’Espérance. Collection de dessins relatifs à leur voyage autour du monde en 1824, 1825 et 1826 sous les ordres du baron de Bougainville, Paris: Chez Bulla, 1828.5,000 25,00011 1827年J. Bidard-Hayère,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dite de Crozat, Paris: Amable Costes, 1827.1,00012 1827年J.-G. Masselin, Dictionnaire universel des géographies physique, historique et politique du monde ancien, du Moyen-Âge et des temps modernes, comparées, Paris: Auguste Delalain, 1827.12,000/15,000131 8 2 8—1829年[1836年]F.-X. Marette, Relation d’un voyage en Chine, ou Correspondance d’un fils à son père, Pontarlier: Laithier, 1836.50,000 4,000/5,000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25〔葡〕蘇一揚 撰 張奕弛 譯 \ 19世紀上半葉法國人對澳門人口的觀察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序號 年份 作者及文獻出處 總計 葡萄牙人 中國人其他人口14 1829年Conrad Malte-Brun, Précis de la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ou Description de toutes les parties du monde, Bruxelas: Berthot, Ode & Wodon, H. Remy, H. Tarlier, Voglet & A. Walhen, 1829.33,80015 1829年Picquet Charles, Dictionnaire géographique universel, Paris: A. J. Kilian, 1829.15,000161829年[1830年]Jean-Baptiste Pallegoix, “Lettre de M. Pallegoix, missionnaire apostolique, à sa famille”, in Annales de l’Association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Lyon / Paris, n.º XXI, 1830, pp. 337-345.60,000 4,000（歐洲人）17 1830年Langlois Hyacinthe, Nouveau dictionnaire universel, usuel et complet de géographie moderne. Paris: H. Langlois, 1830.15,000 4,31518 1831年Auguste Walhen, Dictionnaire géographique universel. Bruxelas: J. Dewaet, 1831.15,000191832年[1833年]Cyrille Pierre Théodore Laplace, Voyage autour du monde para les mers de l’Inde et de la Chine, exécuté sur la corvette de l’État la Favorite, pendant les années 1830, 1831 et 1832,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1833.8,000201832年[1844年]G.-P. Lafond de Lurcy, Voyages autour du monde et naufrages célèbres, Paris: Pourrat frères, 8 vols, 1844.12,000 4,000/5,000（混血葡萄牙人）500/600（歐洲人）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26〔葡〕蘇一揚 撰 張奕弛 譯 \ 19世紀上半葉法國人對澳門人口的觀察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序號 年份 作者及文獻出處 總計 葡萄牙人 中國人其他人口21 1834年Aristide-Michel Perrot, Dictionnaire universel de géographie moderne ou Description physique, politique et historique de toutes les contrées et de tous les lieux remarquables de la Terre, Paris: Delloye & Houdaille, 1834.15,000221834年[1836年]Joseph-Martial Mouly, “Lettre de M. Mouly, lazariste, à M. Lègo, assistant de la Congrégation de Saint-Lazare”, in Annales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Lyon / Paris, n.º XLVIII, 1843, pp. 68-81.15,000（歐洲人）40,000231 8 3 5—1836年[1840年]Joseph Gabet, “Lettres du pére Gabet de Macao,1835 et 1836”:[i]copie dactylographée,8-11; [ii] copie manuscrite 1404, 8-11 (p: Annales de la Congrégation de la Mission,VI (1840), pp. 23-30); [iii] copie dactylographée, 12-15; [iv] copie dactylographée,16-17; [v] copie manuscrite 1404, 12-14 (p: Annales de la Congrégation de la Mission, VI (1840), pp. 31-36); [vi] copie dactylographée, 18-20.70,000 60,000241 8 3 6—1837年[1852年]Achille Étienne Gigault de La Salle, Voyage autour du monde exécuté pendant les années 1836 et 1837 sur la corvette la Bonite commandé par M. Vaillant, capitaine de Vaisseau. Relation du voyage par A. de La Salle, Paris: Arthus Bertrand, 3 vols, 1852.5,000 10,000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27〔葡〕蘇一揚 撰 張奕弛 譯 \ 19世紀上半葉法國人對澳門人口的觀察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序號 年份 作者及文獻出處 總計 葡萄牙人 中國人其他人口251 8 3 7—1838年[1839年]Adolphe Barrot, “Un voyage en Chine”, in Revue des deux mondes, Paris, 4e série, t.XX, 1839, pp. 297-328.12,000 4,000/5,000（混血葡萄牙人）500/600（歐洲人）26 1838年Jean-Jacques-Nicolas Huot, Précis de la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ou Description de toutes les parties du monde, Bruxelas: Société belge de librairie, 1838.10,000/15,00027 1840年Édouard Chartron (ed.), “Macao”, in Le Magasin pittoresque, Paris, Huitième Année, 1840, pp. 265-266.5,000（葡萄牙和混血人口，自由人或奴隸）20,000/30,00028 1840年Jonas Ennery & Charles Hirth, Dictionnaire général de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ancienne et moderne, historique, politique, littéraire et commerciale. Estrasburgo: Baquol et Simon, 1840.12,000 4,000/5,000（混血葡萄牙人）500/600（歐洲人）29 1841年M. Monbrion (ed.),“Macao”, in Dictionnaire universel du commerce, de la banque et des manufactures. Paris: Pillet aîné, II, 1841, p. 228.45,000 5,000（葡萄牙人、英國人、美國人等）40,000301 8 4 1—1842年[1850年]Henryk Edward Chonski,Établissement portugais de Macao. Paris: Imprimerie de Pommeret & Moreau, 1850.5,093（自由的白人或有色人種 3 , 7 9 3人，黑奴1,300人）30,000/40,00031 1842年M.-N. Bouillet.1842. Dictionnaire universel d’histoire et géographie. Paris: L. Hachette.35,000 4,000 30,000 1,000（其他歐洲人）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28〔葡〕蘇一揚 撰 張奕弛 譯 \ 19世紀上半葉法國人對澳門人口的觀察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序號 年份 作者及文獻出處 總計 葡萄牙人 中國人其他人口32 1842年Lamy, Charles. 1842. “En Chine. Macao”, in Annuaire général du commerce, de l’industrie, de la magistrature et de l’administration. Paris: Chez Firmin Didot frères, p. 1566.38,00033 1842年Charles Vogel, “Macao”, in Encyclopédie des gens du monde, répertoire universel des sciences, des lettres et des arts. Paris: Treutel et Würtz, XVII, Ière Partie, 1842, p. 119.20,000/30,000341843年[1866年]Auguste Jeanneret-Oehl, Souvenirs du séjour d’un horloger neuchâtelois en Chine. Neuchâtel: Imprimerie G. Guillaume fils, 1866.8,000（幾乎完全混有馬拉巴爾和中國血統的葡萄牙人）35,000/40,000351843年[1979年]Jean-René Bolloré, Voyages en Chine et autres lieux. Quimper: Société finistérienne d’archéologie et d’histoire, 1979.60,000 4,000/5,000361844年[1846年]Charles Louis Nicolas Maximilien de Montigny, Manuel du négociant français Chine, ou Commerce de la Chine considéré au point de vue français, Paris: P. Dupont, 1846.5,093 30,000371844年[1847年]J.-M. A. Haussmann, Voyage en Chine, Cochinchine, Indie et Malaisie, Paris: Desessart & G. Olivier, 1847.5,000/6,000（出生在亞洲的白人、混血兒和黑人，包括大量奴隸）40,000/50,000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29〔葡〕蘇一揚 撰 張奕弛 譯 \ 19世紀上半葉法國人對澳門人口的觀察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序號 年份 作者及文獻出處 總計 葡萄牙人 中國人其他人口381844年[1852年]Charles-Hubert Lavollée, Voyage en Chine: Ténériffe, Rio-Janeiro, Le Cap, Ile Bourbon, Malacca, Singapore, Manille, Macao, Canton, ports chinois, Cochinchine, Java. Paris: Rouvier & Ledoyen, 1852.5,000/6,000 20,000391844年[1853年]M.-H. Yvan, Voyages et récits. Bruxelas: Meline, Cans et Cie, 2 vols, 1853.30,00040 1845年Clément Pellé, L’empire chinois (ill. Thomas Allom). Londres / Paris: Fisher fils et Cie, 3 vols, [1845].35,000 5,00041 1847年Jean-Baptiste Glaire & Joseph-Alexis Walsh, “Macao”, in Encyclopédie catholique: répertoire universel et raisoné des sciences, des lettres,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 Paris: Parent-Desbarres, XIV, 1847, p. 86.32,000 10,000 20,000 其餘由馬來人、他加祿人、帝汶人、馬 尼 拉人、卡夫雷斯人等組成421 8 4 8—1849年[1854年]Edmond Jurien de La Gravière, Voyage de la corvette la Bayonnaise dans les mers de Chine pendant les années 1847-1848-1849-1850, Paris: Charpentier , 1854.5,000*如文獻中所敘述內容的年份與文獻出版年份不同，則其出版年份以方括號括註。譯者簡介：張奕弛，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歷史學博士候選人，澳門理工大學中葡筆譯暨傳譯碩士。［責任編輯 沈曉鳴］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30盧嘉諾 \ 澳門近代華人口普查的緣起、經過及其意義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The Origin, Proces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ese Census in Modern MacaoLo Ka NokAbstract: Effective control of colonial populations and territories was a crucial method for colonial governments to assert their dominance, with population censuses serving as a manifestation of state control and sovereignty over local governance. In the mid-19th century, as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Macao grew significantly and came to constitute the vast majority, the Portuguese colonial government sought to enhance its administrative control and gather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In 1866, following the statistical developments in Portugal, the Macao government established a statistical office to conduct a census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Macao. This move aimed to overcome the previous limitations imposed by the legislative body of Macao, which had governed the “Cidade Christa” (Macao city) and “Christians” (Portuguese and foreign populations), and to incorporate the Chinese residents and surrounding villages previously managed by Heungshan County into its census scope. The goal was to assert its actual governing authority over the Chinese population and the Macao Peninsula. The use of a Chinese census team and the secrecy of the census process were key to its success. This census can be defined as “the first census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Macao conducte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official statistical institution of the Portuguese colonial government,” revealing the numbers of Chinese residents on the Macao Peninsula, gender ratios, child proportions, places of origin, and occupations. It also established the foundational classification for the regional and street systems of the Macao Peninsula, with the collected demographic data being utilized in decisions regarding parliamentary representation, tax policies, and coolie trade policies.Keywords: Census, Colonial Governance, Colonial Demography, Late Qing Dynasty, MacaoLo Ka Nok, Ph.D. in History, an Research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t the University of Macau, UM Macao Fellow.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Macao and Guangdong, demographic history, cartographic history, and the Chinese villages in Heungshan. His representative work includes North of the Barrier Gate: The Vanishing Beishan Ridge and a series of essays on “The Exploration of Paintings of the Macao Peninsula from the Gentiloni Family’s Original Collection”.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32盧嘉諾 \ 澳門近代華人口普查的緣起、經過及其意義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澳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主權無可非議，但其管治權在19世紀中葉起逐步被澳葡政府從廣東香山縣政府手中奪得。自1867年起，澳門進行了多次由澳葡政府主導的人口普查，過往學術界對此雖有所論述，A但大多局限於使用葡籍學者古萬年（Custodio N. P. S. Conim）、戴敏麗（Maria Fernanda Braganca Teixeira）在澳門回歸前整理出版的《澳門及其人口演變五百年（一五零零年至二零零零年）人口、社會及經濟討論》開展研究。B研究者普遍直接引述該書的資料或結論，卻缺乏對其資料加以區分、辨別，且對葡萄牙文原始檔案或政府公報《澳門憲報》C利用不足。而古、戴二人所整理、解讀的統計資料及澳門人口情況是否準確，也值得進一步探討。此外，鮮有學者關注澳門人口普查的方法、具體內涵及其動因。此外，當學術界在談論中國人口普查起源時，一般衹關注中國內地及香港，沒有將澳門納入到中國人口普查史範疇內。D作爲鴉片戰爭後亞洲最早一批進行人口普查的地區之一，澳門在19世紀中葉即開始實施人口普查，並因外力促成其從傳統的“人口（戶、口）調查”轉變爲具現代科學意義的“人口普查”，其演變過程及結果具有重要參考價A 關於晚清時期澳門人口普查資料的研究，可參見趙新良：《近代澳門人口變動及統計機制研究（1867—1910）》，郝雨凡、林廣志編：《澳門勞動力需求與供給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4—55頁。關於明清時期澳門人口的研究論文衆多，如陳衍德：《澳門的興衰與人口變遷》，《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廈門）1994年第3期，第44—50頁；吳水金、陳偉明：《明清澳門人口變化的歷史狀況與特點》，《東南亞研究》（廣州）2002年第3期，第56—59頁；朱俊芳：《明清時期澳門人口研究》，暨南大學歷史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05年；趙利峰、鄭爽：《明清時期澳門人口問題劄記三則》，《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廣州）2009年第6期，第144—160頁；趙超：《明清澳門人口地理的初步研究》，暨南大學歷史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韓國瑞：《清代中後期澳門人口華洋結構變遷研究》，暨南大學歷史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等等。B 該書分爲討論及表格兩冊，詳細介紹了澳門自16世紀以來的人口變化及相關資料。詳見〔葡〕古萬年、〔葡〕戴敏麗：《澳門及其人口演變五百年（一五零零年至二零零零年）人口、社會及經濟討論》，澳門：澳門統計暨普查司，1998年。C 由於19世紀葡萄牙將澳門列爲其“海外省”，且多與帝汶、索羅（Solo）省等並列看待，1838年起相繼使用《澳門政府公報》《澳門、帝汶及索羅省政府公報》《澳門憲報》《澳門及帝汶政府公報》《澳門地捫憲報》等名稱（或譯名），如無特別標示，本文以《澳門憲報》代指當時澳葡的政府公報。D 論文詳見李章鵬：《清末中國的近代人口調查》，《清史研究》（北京）2020年第1期，第25—44頁。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33盧嘉諾 \ 澳門近代華人口普查的緣起、經過及其意義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值。目前，對澳門的人口普查仍有不少問題尚未釐清：其一，由於對葡語文獻發掘不足，學界對1867—1868年的華人人口普查在背景、過程、技術、反應、效果及其影響等方面仍缺乏整體認識；其二，過往研究均就此次人口普查的資料及其與行業和經濟的關係進行內在分析，但對人口普查之於殖民管治的政治意義和價值缺乏必要的闡述；其三，目前對於澳葡人口普查的機構沿革及此次普查的具體定義仍缺乏準確認識；其四，對“澳門首次人口普查”的具體年份也尚未達成共識。19世紀中葉起，澳門受澳葡政府實際管轄，釐清相關問題不能僅使用已整理的中文史料集，必須大量徵引葡萄牙文原始文獻。爲此，筆者廣泛搜集澳門及海外檔案機構所藏的葡文原始檔案、報刊及相關文獻，嘗試梳理1867—1868年華人人口普查的脈絡，並對上述問題展開討論。一、澳門首次華人人口普查的背景1849年後，澳門的管治權逐步從香山縣政府落入澳葡政府手中，儘管1887年以前澳葡政府尚未取得清政府認可的條約地位，但澳葡當局不斷通過各種措施加強其實質管治地位，而人口普查是其中較爲隱蔽的重要手段。（一）普查前的澳門人口狀況及衍生問題19世紀澳門人口持續增長，華人大量遷入並成爲澳門人口的絕大多數。龍思泰指出，1830年的葡人人口爲4,628人，而華人人口爲葡人的6倍。A據澳葡議事會調查，1837年，澳門華人人口達兩萬人，而葡人人口僅四千餘人。1839年林則徐視察澳門時，檄令各級官吏查得澳門西洋夷人七百二十戶，男女五千六百一十二丁口，英吉利國僦居夷人五十七戶，澳門華人則有七千餘人（未計水上人口）。B至1847年，澳門居民人口爲68,086人，葡人僅佔4,476人。CA Anders Ljungstedt, A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and of Roman Catholic Churches and Missions in China, Boston: James Munroe, 1836.B ［清］林則徐：《會奏巡閱澳門情形折》，《林文忠公政書》“使粵奏稿·卷六”，北京：中國書店，1991年，第145頁。C 這個數據可能沒有將華人女性納入統計範圍內，詳見〔葡〕蘇一揚（Ivo Carneiro de Sousa）：《前工業化澳門的居民及人口體系（16—19世紀）》，吳志良、金國平、湯開建編：《澳門史新編》第3冊，澳門：澳門基金會，2008年，第1024頁；人口資料來自Manuel de Castro Sampaio（桑帕約）, Os Chins de Macau（澳門的華人）, Hong Kong: Typographia de Noronha e Filhos，1867。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34盧嘉諾 \ 澳門近代華人口普查的緣起、經過及其意義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鴉片戰爭後，華人逐步掌握澳門的經濟命脈，幾乎所有經濟領域都被華商掌控，A而廣東成爲澳門人口的主要遷入地。由於人口過剩、耕地不足，再加上19世紀50—60年代多發颱風衍生洪澇災害，土、客因日益萎縮的生態資源及生存空間發生矛盾，包括珠三角華人移民主力四邑及周邊地區人口大量外流，B在對外務工“淘金熱”以及華南一帶動亂的大背景下，也促使廣東華人遷移至澳門。1867年3月，澳葡政府的報告就指出，“澳門的華人人口多年來緩慢地增長，但自1864年年底起開始了快速增長，據較謹慎估算，已經增長一倍有餘”，人口增長導致政府須大量填海造地並利用包括墓地在內的荒地。C隨着殖民擴張的日漸推進，自1860年開始，葡萄牙國會就爲澳門設立了一個議席，1860年4月23日，海軍上校馬托斯·科雷亞（Joaquim José Gonçalves de Matos Correia）被澳葡當局選爲國會議員，D成爲首任代表澳門的國會議員並於1863年、1865年及1869年連任。科雷亞在葡萄牙國會首任議員任期中發表了多次關於澳門“殖民地”（Colonia）管治的重要講話及議案。1862年4月，他在議會中就澳門問題的議前發言中提及澳門華人的司法管理問題：……第二個目標是司法問題。澳門市由大約六萬名中國人組成；這些人直到幾年前還受制於他們自己國家的政府；在澳門市甚至有一個官員，他知道並決定中國人中出現的所有問題，並在刑事案件中懲罰他們；都是根據他們的法律和習俗。……一旦葡萄牙王室的主權在那裏完成（確立），中國人的權力就被收回，所有這些事務都暫時由該市的理事官負責，並求助於第一行A 關於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問題研究，詳見林廣志：《澳門之魂：晚清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年。B 1852年、1856年、1861年、1864年及1866年，四邑地區（新寧、新會、恩平及開平）連續遭遇罕見洪災，夏季颱風破壞農田水利設施，由於過度開墾使得土地洩洪能力下降，糧食反覆缺收，詳見費晟：《再造金山：華人移民與澳新殖民地生態變遷》，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第108—111頁。C No. 12 Parte Offcial, O Boletim do Governo de Macau, 25 de Março de 1867, pp. 61-64.D 〔葡〕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澳門編年史：19世紀》，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第141頁。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35盧嘉諾 \ 澳門近代華人口普查的緣起、經過及其意義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政當局，即總督，他在議會中解決這些問題。這種臨時組織的缺陷非常明顯，不需要提及。現任總督和法官都表示，方便管理殖民地行政的這一最重要的分支，特別是堅持絕對有必要編纂中國人管理的立法和習俗，因爲我們的立法不能適用於他們。根據我們的原則，必要的部分需要作爲形成程序和判斷他們之間出現的問題的規則，以及對犯罪和罪行的鎮壓處罰。缺乏這種特殊的立法使當局處於持續的尷尬之中；這種狀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了。A值得注意的是，至少在科雷亞的提醒下，1862年里斯本當局已經意識到要徹底“解決”居澳華人的司法問題，換言之，放在里斯本和澳葡當局面前的，是如何順利奪取居澳華人的管治權。此外，報告也反映出澳門的人口主要爲華人，且澳葡政府對居澳華人的司法存在制度性缺失，特別是要盡快制定因應華人風俗習慣的管理辦法——這也說明了，儘管1854年葡萄牙刑法已經延伸到澳門司法管理中，B但由於上述問題的存在，殖民擴張奪權期間要面臨的華人犯罪及訴訟等管治問題尚未得到很好解決。（二）澳葡政府为普查專設的機構與人員衆所周知，1849年後澳葡當局採取一系列手段侵佔中國領土，尤其是，爲管治華人而實施的人口普查因其隱蔽性而不被香山縣所知。爲進一步掌控澳門華人人口數據，並與葡萄牙人口普查制度發展步調保持相對一致，將澳門納入葡萄牙殖民帝國的統計版圖當中，借此逐步竊取澳門主權，澳葡政府在1866年11月成立統計辦公室（Repartição de Estatística de Macau），將人口統計納入到政府行政工作，主要是針對華人進行人口普查。柯邦迪於1866年11月19日《澳門憲報》頒佈第19號訓令稱，統計學是一門科學，統計所得的資料可作爲政策改革的依據。對外貿易對於澳門而言非常重要，考慮到澳門目前尚未有統計部門，而過往的統計資料已過時，應設立專門的統計辦公室，由政府公共財政聘請一位主管及兩位辦事員。C該訓令確定了統計辦公室的基本框架，賦予其統A Diario de Lisboa Folha Official do Governo Portuguez, No. 94, 28 de Abirl 1862, p. 1098.B O Boletim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o, Timor, e Solor, Vol. I , No. 28, 28 de Abril 1855, p. 109.C No. 19 Parte Offcial, O Boletim do Governo de Macau, 19 de Novembro de 1866, Vol. XII, p. 189.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36盧嘉諾 \ 澳門近代華人口普查的緣起、經過及其意義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計人口及貿易範疇的許可權，其主要職能包括：第一，對全澳人口進行全面普查，瞭解出生及死亡資料；第二，制定澳門進出口貿易框架，標明各行業最重要的主要物品及其價值；第三，通過與國家（葡萄牙）各部門及其附屬機構的直接溝通，將所有統計資料集中起來作爲參考。A作爲一種技術手段，人口普查資料分析有助於殖民政府進行政策研究，澳葡政府以“科學性”“現代性”爲由在澳門推動人口普查，其目的是推進對澳門的殖民管治。在隨後頒佈的第20號訓令中，柯邦迪任命曼努埃爾·德·卡斯特羅·桑帕約（Mannel de Castro Sampaio）爲該辦公室首任主任（Chefe），月薪3萬厘士（Reis）；B隨後任命阿爾弗雷多·若熱·維埃拉·里貝羅（Alfredo Jorge Vieira Ribeiro）臨時擔任文書（Amanuenses），月薪1萬5千厘士。C之後又公開招募“懂得中文”的文員，其中文水平需要通過華政衙門口譯員的測試。D以葡萄牙人爲領導核心，並以懂得中文的葡人公務員作爲基礎，統計辦公室公務員隊伍已初步建立。正如桑帕約在報告中所言：“有了這個辦公室，一直以來模糊不清的、十分重要的華人情況將會變得清晰；同時，通過這個辦公室，政府的行動亦將擁有堅實的憑據。”E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沒有官方中譯名，學者常將該機構譯作“統計司”“統計署”“統計局”等，這些均爲參照當代機構名稱的義譯。據憲報記載，該機構於1868年12月解散，F1878年人口普查報告顯示該機構並A No. 19 Parte Offcial, O Boletim do Governo de Macau, 19 de Novembro de 1866, Vol. XII, p. 189.B No. 20 Parte Offcial, O Boletim do Governo de Macau , 19 de Novembro de 1866, Vol. XII, p. 189。之所以委派桑帕約任統計辦公室主管，與他個人經歷有莫大關係。他曾是職業軍人，被派遣至澳門時官職爲“陸軍衛生連軍士長”，後晉升爲“澳門守軍中尉”，雖爲軍人但卻發表過不少詩作和文學作品，1866年更被選爲倫敦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上海）會員。此時他爲陸軍中尉，1867年接任統計辦公室主管時已是澳門戰列艦中尉。厘士（Reis），葡語Real的複數形式。Real爲葡萄牙及巴西的舊貨幣單位，晚清時期主要用於澳葡政府與葡萄牙政府的官方結算及澳葡政府的工作人員薪金的發放等。參見〔葡〕古萬年、〔葡〕戴敏麗：《澳門及其人口演變五百年（一五零零年至二零零零年）人口、社會及經濟討論》，第452頁。C 《澳門憲報》中對於該職位早期譯爲“僉事”，詳見No. 24 Parte Offcial, O Boletim do Governo de Macau, 19 de Novembro de 1866, Vol. XII, p. 189.D No. 27 Parte Offcial, O Boletim do Governo de Macau, 26 de Novembro de 1866, Vol. XII, p. 193.E No. 59. Repartição de Estatística de Macau, O Boletim do Governo de Macau, 6 de Maio de 1867. Vol. XIII No. 18, p. 98.F No. 49 Parte Official, Boletim de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28 de Dezembro 1868, Vol. XIV, No. 52, p. 245.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37盧嘉諾 \ 澳門近代華人口普查的緣起、經過及其意義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未重設，A也未納入1879年、1885年、1890年等版本的《澳門政府指南》（Directorio de Macau para o anno），可見，在此期間該機構並未成爲獨立的政府部門，因此筆者據其架構及職能譯爲“統計辦公室”。據1879年的《澳門政府指南》記載，“當時Repartição”應譯作“房”，B而該機構主管“Chefe”可譯作“主管”或“主任”。參考1865年7月《澳門憲報》刊登的訓令，C桑帕約年薪僅爲36萬厘士，遠低於澳葡政府主要官員，僅稍高於華政衙門一等口譯的薪水（見表1）。可見桑帕約官職確實不高，屬於基層部門主管而非過往學界誤認爲的司、局級領導。表1 1865年7月澳葡政府職員薪水表（單位：厘士）官職 年薪總督 3,750,000按察司 2,300,000正翻譯官 1,150,000副翻譯官 800,000輔政司 700,000理事官 600,000學習翻譯官 600,000律政司 560,000按察司衙門書吏 450,000一等口譯 300,000華文先生 216,000文書 180,000二等口譯 180,000資料來源：筆者據1865年7月26日《澳門憲報》整理。（三）水陸普查：首次普查的目的與內容爲提供最新人口資料予政府參考，桑帕約上任後首要任務是對澳門人口A Recenseamento Geral da População de Macau, em 31 de Dezembro de 1878, O Boletim do Governo de Macau e Timor, 31 de Dezembro de 1880.B Directorio de Macau Para o Anno de 1885, Typographia Mercantil, Macau, 1885.C No. 39 Parte Offcial, O Boletim do Governo de Macau, 25 de Setembro de 1865.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38盧嘉諾 \ 澳門近代華人口普查的緣起、經過及其意義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進行普查，特別是普查當時最不清晰的華人社區。A以往無論是明清政府或澳葡勢力（教會、議事會）主導的人口統計中，統計者往往忽視澳門周邊海域水上人口（疍民），而此次調查水上人口無疑顯露了澳葡政府對於澳門水域主權的主張。桑帕約判斷陸地人口較水上人口多，先對澳門的陸地人口進行普查，次年進行水上人口普查。故此，1867—1868年華人人口普查應分爲“陸上”與“水上”兩部分，陸上普查結果刊登在1867年9月23日第38期的《澳門憲報》中，B並將陸上各區華人人口、籍貫地收錄在桑帕約所著的《澳門的華人》一書第一章，C同時將主要的貿易品及工商業發展情況收錄在該書第十三章；而水上結果則收錄在1868年2月12日的《居住在南灣的水上華人人口普查》，D並刊登在1868年2月17日的第7期的《澳門帝汶憲報》中。E古萬年等將兩份報告合稱爲1867年華人人口普查，F並指出A No. 59 Repartição de Estatística de Macau, O Boletim do Governo de Macau, 6 de Maio de 1867. Vol. XIII No. 18, p. 97.B No. 98 Repartição de Estatística de Macau, O Boletim do Governo de Macau, 23 de Setembro de 1867. Vol. XIII No. 39, p. 221.C 該書是研究19世紀中葉澳門社會的重要著作，其第一章介紹了澳門華人人口統計情況，第十三章介紹澳門工商業情況，包括澳門各商戶、貿易品種及各職業人數統計等。由於此時水上人口普查尚未完成，該書主要介紹陸上華人人口情況。桑帕約在書中的落款時間爲1867年10月23日。詳見Manuel de Castro Sampaio, Os Chins de Macau, Hong Kong: Typographia de Noronha e Filhos, 1867；關於《澳門的華人》的翻譯與研究，詳見金國平：《近代澳門華人工商業發展——〈澳門的華人（Os Chins de Macau）〉選譯》，《澳門研究》（澳門）2011年第2期，第72—83頁。D 該檔案爲手寫報告，詳細記錄了水上普查內容，並附有澳門水上人口的職業分類及人數。現藏於澳門檔案館，原題Recenseamento de População Chinesa que habita a bordo de embarcações sítios na baía da Praia Grande，檔案號：MO/AH/AC/SA/01/00/05，日期：12/02/1868。E No. 7 Parte Officail, Repartição de Estatistica de Macau-No. 4, Boletim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17 de Fevereiro 1868, Vol. XIV No. 7, pp. 38-41.F 古萬年在《澳門及其人口演變五百年（一五零零年至二零零零年）人口、社會及經濟討論》的《統計資料來源及參考書目》中提及1867年人口普查的史料是集合了陸上與水上人口普查的統計報告，在該書第84頁有該報告（Manual de Castro Sampaio, Relatórios da Repartição de Estatística de Macau ácerca da população chineza da mesma colónia, Macau: Typogephia de J. da Silva, 1868，澳門大學圖書館有複製件）的封面，上面有澳門檔案館的印章。該報告應將陸上與水上普查整合後纔進行印刷、提交給政府，故憲報爲較早期刊登的史料。古萬年所引文獻爲《本殖民地中國籍人口》［澳門統計廳報告，1867年6月14日普查（陸上人口）及1868年1月25日（水上人口）］。澳門：J. da Silva印刷公司，1868年。此外，筆者認爲，澳葡當局原計劃希望一次過普查全澳所有華人人口，但因當時政治環境、技術及人力等方面制約，衹能先在1867年進行陸上華人人口普查，並在次年1868年進行水上華人人口普查。古萬年將兩份報告合稱爲1867年華人人口普查有其合理性，但如按照人口普查的實質要求，1867年的陸上人口普查和1868年的水上人口普查也可以單獨列爲兩次獨立的普查。因此，筆者採取審慎態度，以“1867—1868年華人人口普查”對其命名。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39盧嘉諾 \ 澳門近代華人口普查的緣起、經過及其意義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澳門）人口普查的統計始於1867年的華人人口普查，它標誌着一個新的階段，而這個階段以在1996年中期人口統計作終結”。A1867年陸上普查的目的在於摸清當時澳門半島華人人口總量、年齡及職業結構，前提是必須建立起社區街道的基礎分類。爲此將包括基督城在內的傳統葡人聚集區及過往由香山縣管轄的華人村落納入普查範圍，將整個澳門半島分爲七個區進行統計。據1867年5月6日《澳門憲報》的統計表格（圖1所示），先是統計出公共街道總數（Numero de Vias Publicas）以及華人戶數（Numero de Fogos Chinezas），街道類型包括Praças（前地）、Largos（前地）、Ruas（街）、Praias（海灣）、Calçadas（斜巷）、Viellas（窄街）、A 〔葡〕古萬年、〔葡〕戴敏麗：《澳門及其人口演變五百年（一五零零年至二零零零年）人口、社會及經濟討論》，第99頁。圖1 1867年5月6日《澳門憲報》刊登的街道統計表∣圖片出處：1867年5月6日《澳門憲報》第59號訓令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40盧嘉諾 \ 澳門近代華人口普查的緣起、經過及其意義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Travessas（巷）、Escadas（石級）、Becos（里）、Pateos（圍）、Aterros（填海地）、Encostas（土坡）、Ribeiras（海邊地）、Hortas（菜園）和Campos（田地），這是澳葡政府首次公佈澳門半島街道及分類標準。而普查範圍則涵蓋基督城（Cidade Christa）、市集區（Bazar）、沙梨頭村（Patane）、望廈村（Mong-ha）、聖拉匝祿村A（S. Lazaro）、西望洋山與洗衣塘（Penha e Tanque Mainato）以及媽閣村（Barra），共計526條街道及8,819戶（Fogos）華人。B1867年9月，澳葡當局在《澳門帝汶憲報》發佈陸上華人人口普查結果，在5月公佈的統計情況的基礎上，按照區域統計出各區總人口、男女人口以及12歲以上及12歲以下的人口數目、出生地（參見表2、表3），以及直至1867年6月14日澳門從業的人口情況，當中列舉了136種職業及從業人口數量。C表2 1867年澳門各區華人人口統計表（單位：人）區域 人口數量男性人口女性人口區域人口佔比12歲以上人口12歲以下人口總數基督城 11,781 8,396 35.87% 19,229 948 20,177市集區 11,259 3,314 25.91% 14,309 264 14,573沙梨頭村 3,563 4,918 15.08% 8,177 304 8,481望廈村 2,391 5,791 14.55% 6,716 1,466 8,182聖拉匝祿村 1,113 1,477 4.60% 2,395 195 2,590西望洋山及燒灰爐313 220 0.95% 485 48 533媽閣村 1,029 687 3.05% 1,554 162 1,716共計人數 31,449 24,803 100% 52,865 3,387 56,252資料來源：筆者據1867年9月23日《澳門帝汶憲報》所刊澳門華人人口統計整理。A 桑帕約的普查報告將現望德堂一帶稱爲聖拉匝祿村（Povoação de S. Lázaro）。B No. 59 Repartição de Estatística de Macau, O Boletim do Governo de Macau, 6 de Maio de 1867. Vol. XIII No. 18, p. 98.C 值得注意的是，報告中隨後列舉了澳門華人的145個職業，但結果僅統計出24,010人，而當時統計的華人總人口有56,252人，除去婦女兒童的部分，仍有近萬人的缺口，到底是統計上存在漏洞，還是剩餘的人等同於失業狀態？考慮到桑帕約在報告中曾聲明：“我相信其中沒有任何不準確之處，至少我知道這項工作，是我所雇用的以及我部門的工作人員他們不懈努力的結果。”所以很大可能這批人是在澳門的待業者，他們可能沒有工作或者不需要工作。詳見No. 98 Repartição de Estatística de Macau, O Boletim do Governo de Macau, 23 de Setembro de 1867. Vol. XIII No. 39, p. 221。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41盧嘉諾 \ 澳門近代華人口普查的緣起、經過及其意義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表3 1867年澳門陸上華人人口出生地統計表（單位：人）出生地 人數（不分性別）澳門 5,723香港 13上海 39廣東 48,617廣西 63福建 1,797總數 56,252資料來源：筆者據1867年9月23日《澳門憲報》所刊澳門華人人口統計整理。1868年2月，《澳門帝汶憲報》發佈水上人口普查結果，範圍涵蓋澳門半島的南灣及內港一帶，統計時間爲1868年1月25日前後，統計了所有當時在澳的華民船隻類別、噸位及船載火炮數量，並附有各類船隻用途的介紹；同時統計出居住在上述船隻上的人口的數量、性別、年齡、出生地和職業。報告統計出澳門華人水上居民共21,818人，他們分別居住在3,277艘各式船隻中。A二、人口普查的統計觀念與技術殖民管治，掌握人口資料勢在必行。1841年，英國已對香港島開展了所謂“人口普查”，並在1843年成立專門管理華人人口的登記署，首任總登記官費倫（Samuel Turner Fearon）正是一名出生在澳門且操流利中、英、葡文的土生葡人。B澳葡當局也將人口普查作爲殖民管治的技術手段，並強調所謂“科學性”與“現代性”。（一）人口普查的理念與技術來源1776年，葡萄牙王室下令在其所有海外屬地編製人口統計表，包括巴西、A No. 7 Parte Officail, Repartição de Estatistica de Macau-No.4, Boletim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17 de Fevereiro 1868, Vol. XIV No. 7, pp. 38-41.B Gt. Brit. Colonial Office, Hong Kong, 15 April 1843 (C.O. 129/10, pp. 356-360), Pottinger to A. R. Johnston, Richard Woosnam, et al.；關於香港登記署的成立及首次華人人口普查的研究，詳見關詩佩：《翻譯與殖民管治：香港登記署的成立及首任總登記官費倫》，《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香港）2012年第54期，第97—124頁。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42盧嘉諾 \ 澳門近代華人口普查的緣起、經過及其意義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佛得角、幾內亞比索、聖多美及普林西比、安哥拉、莫桑比克、葡屬印度、帝汶及中國澳門等地均開始實行人口統計，主要由教會提供資料。A但這種人口統計一般僅計算殖民地當局所直接管轄的人口數目和性別比，未涵蓋所有人口，統計口徑也與現代人口普查的要求差距甚遠。1801年，葡萄牙開始進行全國人口統計，也是首次採用統一標準的全國性調查，信息包括性別、各年齡段人數、住宅總數、出生和死亡率。B但此時的統計主要以教區爲單位並由教會實施，主要取決於教區神職人員的統計水平，準確性難有保證。C以1854年、1858年和1861年的統計爲例，當時僅統計住宅數量和男女總數，並沒有按照年齡組別進行區分，不穩定的統計口徑顯示當時尚未建立起“科學性人口管治”的思想指導。D事實上，讓教區神父參與人口普查工作也有其基礎，畢竟大多數教區內，神父是唯一有能力填寫統計表格的人選。E對關鍵資料的統計，有助於政府解決經濟及社會問題，並爲立法者提供制定政策所需的資料支持。F早期葡萄牙國內人口統計大多用於選舉、行政、軍事或司法事務，由於與民衆利益存在或多或少的衝突，且教區往往會因各種原因虛報資料，使得統計可靠性存疑，政府難以掌握當地人口真實資料並用於決策。1820年的“自由革命”將權力由國王逐步轉移到國家，葡萄牙政府乃重A 關於18至19世紀葡萄牙帝國海外殖民地人口統計的研究，詳見Paulo Teodoro de Matos, Counting Colonial Populations in the Portuguese Colonial Empire, 1776-1875: A research note. The History of the Family, XXI(2), 2016, pp. 267-280。B 包括1—7歲、7—25歲、25—40歲、40—60歲、80—100歲和100歲或以上。C Luís Espinha da Silveira, Os Recenseamentos da População Portuguesa de 1801 e 1849. Edição crítica, vol. I, 2001, Lisboa, INE；關於19世紀早期葡萄牙人口普查的問題，葡萄牙有博士論文進行研究，詳見Fernando de Sousa, A População Portuguesa nos Inícios do Século XIX, tese de doutoramento em História realizada na Faculdade de Letras da Universidade do Porto, 1979, Porto。D 葡萄牙在1854年、1858年、1861年、1864年、1878年、1890 年和1900年進行多次人口普查，參見Teresa Ferreira Rodrigues, História da População Portuguesa, CEPESE / Edicoes Afrontamento, 2008, pp. 293-294。E Luís Espinha da Silveira, coord., Os Recenseamentos da População Portuguesa de 1801 e 1849. Edição crítica, Lisboa, INE, 2001, p. 69.F Alexandre Herculano, Proposta para A Criação de Uma EstatÍStica Nacional, Opúsculos. Tomo II. Questões Públicas. Sociedade-Economia-Direito, Lisboa, Bertrand, 1986, p. 281.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43盧嘉諾 \ 澳門近代華人口普查的緣起、經過及其意義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塑了人口普查的權力結構。A爲加強資料的準確性並從教會奪取人口統計權力，打破教會對於受洗、婚姻、出生和死亡登記等人口信息的壟斷，葡萄牙自19世紀30年代起逐步擺脫對教會的依賴，轉由市政機構負責人口普查。1835年，葡萄牙王國大臣羅德里戈·達豐塞卡·馬加良斯（Rodrigo da Fonseca Magalhães）將應由教區填寫的地圖交給民政總督，B隨後的行政改革將王國劃分爲區、市和教區，C這項特別法規定了後者的數量和範圍，而這也正是1867年澳門華人人口普查分區的概念來源。自1871年起，澳葡當局便計劃以堂區來劃分澳門的行政區域，時至今日，這仍是澳門半島行政區劃的基礎。D葡萄牙是歐洲最遲進行現代人口普查的國家之一，而澳葡政府設立官方統計機構與葡萄牙本土的統計事業發展有直接關聯。據1853年布魯塞爾和1855年巴黎國際統計大會的建議，實現統計資料統一且具可比性的最可靠方法就是每個國家設立中央統計委員會，E葡萄牙在1857年成立王國中央統計委員會（Comissão Central de Estatística do Reino），該委員會隸屬於葡萄牙公共工程、商業和工業部，但直至1859年纔開始運作。F建立政府統計機構背後的強烈目的是使統計變得集中和統一，減少資料的不確定性。隨着葡萄牙政府決定將統計工作整合到王國中央統計委員會，1864年1月1日所進行的人口普查成爲該部門負責的第一份全國性普查報告。此次調查參考歐洲其他國家的統計及報告方式，在統計結果的質量、變量的多樣性、統計技術與處理速度上都有了明A Branco, Rui Miguel C, O Recenseamento Geral da População de 1864, Revista de História das Ideias, Instituto de História e Teoria das Ideias, Faculdade de Letras da Universidade de Colmbra, Volume 26, 2005.B Diário do Governo, No. 248, 20 de Outubro de 1835, p. 1019.C Collecção de Legislação Promulgada em 1836, 1836:853 a CLXXIII.D 〔葡〕古萬年、〔葡〕戴敏麗：《澳門及其人口演變五百年（一五零零年至二零零零年）人口、社會及經濟討論》，第108頁。E Branco, Rui Miguel C, O Recenseamento Geral da População de 1864, Revista de História das Ideias, Instituto de História e Teoria das Ideias, Faculdade de Letras da Universidade de Colmbra, Volume 26, 2005.F Teresa Ferreira Rodrigues, História da População Portuguesa, pp. 299-300.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44盧嘉諾 \ 澳門近代華人口普查的緣起、經過及其意義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顯的進步。A這是葡萄牙人口普查歷史中重要的一頁，標誌着葡萄牙的人口統計從宗教和軍事領域逐步轉移到行政領域，也體現了葡萄牙對人口普查科學技術手段的掌握。19世紀中葉，西方各國意識到人口普查將人口視爲可量化的統計指標並加以利用，各國逐步建立自身的國家統計機構，人口普查制度也隨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擴張傳播至亞洲及非洲各地。儘管1864年葡萄牙全國人口普查僅限於其本土全域，B但從1866年11月柯邦迪頒佈的19號訓令來看，澳門作爲“海外省”也因葡萄牙現代統計事業發展而得以開展人口普查。可以說，澳葡政府建立統計辦公室的理念源自於葡萄牙的統計革命，而人口普查對19世紀中葉葡萄牙的殖民管治探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二）人口普查的計劃與流程現代人口普查是建立在人口擁有具體住址的基礎上進行統計的，要將人口統計具體細化到某條街道及某間房屋，所以街道命名及分區是澳葡政府的首要工作，這項工作成爲日後人口普查常規化的基礎。在制定普查計劃之初，考慮到過往沒有系統的統計基礎，且葡萄牙所採用的現代人口普查統計口徑與中國傳統的“鄉”“村”級別不同，前者在“教區”和“街道”之下設置統計單位。桑帕約認爲須重新分區，因爲當時“大多數公共街道都尚未命名，許多房屋也沒有編號，而目前已有的許多編號也是不規則和混亂的，所以必須對其進行調整。然而，屋宇編號的混亂不能歸咎於任何人，因爲這些新建築物是在舊建築物的廢墟上建造，還有一些房屋則是被火燒毀或因其他原因被毀”。C對混亂且密集的街區及房屋進行命名與編號，同時記錄人口情況，此次舉動塑造了日後澳門半島的街道系統。1867年6月，桑帕約公佈基層普查團隊人員：由具備讀寫能力的27名葡人A Teresa Ferreira Rodrigues, História da População Portuguesa, p. 294.B 1864年葡萄牙人口普查僅涵蓋其本土17個地區，但不包括其海外殖民地及屬地，故澳門不在統計範圍內，詳見Teresa Ferreira Rodrigues, História da População Portuguesa, p. 335。C No. 59 Repartição de Estatística de Macau, O Boletim do Governo de Macau, 6 de Maio de 1867. Vol. XIII No. 18, p. 97.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45盧嘉諾 \ 澳門近代華人口普查的緣起、經過及其意義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及24名華人組成，其中3名葡人負責將普查問卷分發給生活在三個堂區的葡萄牙人和外國人，涵蓋爲他們提供家庭服務並過夜的華籍僕人；剩餘24名葡人與24名華人，由葡人“分發員”帶領一名華人助手以兩人一組形式，向所有區域的華人分發問卷，並據之前統計的戶數佔比分爲：基督城6組、市集區6組、沙梨頭4組、望廈村4組、聖拉匝祿村2組，剩餘的2組負責西望洋山、洗衣塘和媽閣村，問卷內容包括：12歲以下或以上、性別、出生地和職業等。由於很大一部分的華人家庭尤其是貧困階層的識字率較低，一定程度增加了工作時長。從1867年6月10日開始用兩天時間分發問卷，並用一天時間回收，範圍除了居民住所以外，也涵蓋在此期間居住在營房、公共場所、教堂、醫院等的過夜華人，以及在華人移民機構居住的華工（苦力）。A可以肯定的是，這次普查盡可能涵蓋整個澳門半島的所有華人。B人口普查的成功與否，並不完全取決於政府能力，更重要的是民衆的配合程度。儘管此時澳葡政府已實行滲透擴張二十餘年，但一方面民衆對澳葡政府不信任；另一方面大多受編戶華人爲外地移民，華洋語言不通成爲普查的另一難題。長達四個月的調查中，遇到最大困難是華人的不信任、不配合甚至謊報人口數，這種情況很普遍。C爲解決與社區華人的溝通問題並取得信任，桑帕約聘用熟悉方言的華人助手隨同前往社區調查，發現許多華人住戶不願意填寫全部信息，甚至少報家庭成員，尤其是女性成員。桑帕約多次親身前往華人住所向住戶耐心解釋，表明普查對他們沒有任何損害還對澳門有益，最終說服了他們。D從普查資料來看，相比19世紀40年代澳督亞馬留時期編訂門牌、強A 在過往學術界的討論中，澳門苦力貿易中的華工作爲非常住人口是否納入人口普查的範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筆者認爲雖然每年經澳門出洋的華工有上萬人，但這些華工並不是同一時間出現在澳門，人口普查衹統計具體某一時段的澳門人口，平均下來被納入人口普查的華工增減實際上在人口普查的佔比較小，更主要的是由於華工貿易衰落所導致經濟波動，各行業人口轉移到其他地區纔是澳門人口減少的主因。B No. 89 Repartição de Estatística de Macau, O Boletim do Governo de Macau, 10 de Junho de 1867. Vol. XIII No. 23, p. 132.C No. 59 Repartição de Estatística de Macau, O Boletim do Governo de Macau, 6 de Maio de 1867. Vol. XIII No. 18, p. 97.D No. 98 Repartição de Estatística de Macau, O Boletim do Governo de Macau, 23 de Setembro de 1867. Vol. XIII No. 39, p. 221.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46盧嘉諾 \ 澳門近代華人口普查的緣起、經過及其意義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徵稅收時所引發的華人乃至土生葡人的激烈抗爭，A此次普查似乎並未引起華人的強烈抵觸。統計團隊架構初步形成三個層級：葡人管理層，主要以桑帕約爲首的統計辦公室領導；懂得中文及葡文的葡人翻譯及統計員，以及任職於華政衙門兼任負責統計和翻譯的葡人公務員；最底層是葡籍普查員（distribuidores）B以及華人助手。他們的分工分別是：制定計劃、執行計劃以及協助採訪。桑帕約對這些在葡籍普查員帶領下的華人助手給予高度評價，他們不僅在被訪戶無法填寫清單時協助填寫，還爲說服戶主做出了必要的解釋。C據統計，當時澳門絕大多數華人爲廣東人，生活在澳門半島陸地的56,252名華人中有48,617人爲廣東出生，澳門出生的有5,723人，福建出生的僅1,797人，D可見廣東的外來移民已佔絕對優勢，廣東方言是當時絕大多數華人的溝通語言。能夠說服華人積極配合調查、起到關鍵作用的無疑是華人助手，他們必然操流利粵語及地方方言，“同聲同氣”是獲取被普查者信任的重要手段。E編訂門牌、制定街道地圖是現代人口普查的工作之一。雖然亞馬留時期徵稅時在基督城及周邊村落編訂門牌，然而隨着人口、城市發展，原有街道記錄已過時。桑帕約以市集區作爲調查起點，這裏是華人商業、生活的集中地，各行各業的華人居住於此。F他所繪製該區的街道地圖（圖2左）未刊登於《澳門憲報》，而是收錄在《澳門的華人》第四頁後頁。將該圖與1889年的A 曾金蓮：《近代西方稅收與殖民管治：澳葡政府確立對澳門華人的稅收制度》，《廣東社會科學》（廣州）2021年第6期，第94—104頁。B 原文distribuidores直譯爲分發者，其工作爲與華人助手一同前往社區分發普查問卷。C No. 98 Repartição de Estatística de Macau, O Boletim do Governo de Macau, 23 de Setembro de 1867. Vol. XIII No. 39, p. 221.D No. 98 Repartição de Estatística de Macau, O Boletim do Governo de Macau, 23 de Setembro de 1867. Vol. XIII No. 39, pp. 219-220.E 在1878年所進行的澳門人口普查中，委員會在報告中也提及華人對於政府進行人口普查的信任度問題，吸取1867年的普查經驗，普查委員會將華人與葡人的普查工作分別交給華人社區及葡人社區自行組織。詳見1878年澳門人口普查報告Recenseamento Geral da População de Macau, em 31 de Dezembro de 1878, O Boletim do Governo de Macau e Timor, 31 de Dezembro de 1880。F No. 59 Repartição de Estatística de Macau, O Boletim do Governo de Macau, 6 de Maio de 1867. Vol. XIII No. 18, p. 97.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47盧嘉諾 \ 澳門近代華人口普查的緣起、經過及其意義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澳門地圖（圖2右）比較可以發現，市集區範圍北至沙欄仔街一帶，南至白眼塘橫街-福隆新街一帶，東至大三巴街，西至當時內港海岸綫即如今的海邊新街。該街區東側即是以目前白鴿巢公園（東方基金會會址，原英國東印度公司）、大三巴、大炮臺、玫瑰堂（聖多明我教堂）、聖奧斯定教堂、聖若瑟修院等葡人建築連成一綫的“葡人街區”。 圖2 桑帕約繪製的市集區地圖（左）與筆者在1889年地圖標記的市集區範圍（右）∣圖片來源：左圖出自Manuel de Castro Sampaio, Os Chins de Macau, Hong Kong: Typographia de Noronha e Filhos, 1867, p. 4.；右圖由筆者修改自美國國會圖書館藏1889年繪製的《澳門半島地圖》（Planta da peninsula de Macau），檔案號：2002624048。（三）人口普查結果與分析據統計，基督城20,177人佔澳門半島陸上人口的35.87%，爲澳門半島人口總數最多區域，其次爲市集區14,573人佔總比25.91%，屬人口最密集區域。而其他各區，沙梨頭8,481人佔比15.08%，望廈村及周邊村落8,182人佔比14.55%，聖拉匝祿村2,590人佔比4.60%，西望洋山及燒灰爐533人佔比0.95%，媽閣村1,716人佔比3.05%。桑帕約指出，市集區被無數狹窄的街道和死胡同分割開來，錯綜複雜的道路與房屋構成一個迷宮。爲此，必須仔細檢查並繪製所有公共道路的地形圖，在徵得住戶同意下進入房屋檢查後門通向何處。摸查中，桑帕約發現，一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48盧嘉諾 \ 澳門近代華人口普查的緣起、經過及其意義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些公共小巷的唯一入口竟須穿過私人住宅，可見當時華人聚集區公共道路毫無規劃，且傳統葡人社區基督城的華人戶數竟比市集區還多。A儘管市集區人口也越來越多，但基督城面積較廣，街道狀況也不相同，城內居民幾乎都是華人，有很多專門由華人租戶居住的小街道，基督城180條公共街道中，僅16條沒有華人居住，B足見此時華人已經佔據基督城絕大多數居住區。造成基督城與市集區人口擁擠的情況，與19世紀中葉廣東發生社會動亂有關，充分體現澳門作爲廣東一帶“避風港”特質。鴉片戰爭後，大批商人離開澳門，房屋租賃業一蹶不振，在此期間大量湧入的華人佔據原有的葡人社區，當中既有貧窮百姓也有富紳名流，大量的投資者、勞動者、消費者及龐大的資金進入，爲鴉片戰爭後持續低迷的澳門經濟帶來刺激。C19世紀60年代這批富裕的新移民有足夠經濟能力購買或租賃房屋，相比於傳統華人村落（望廈村、沙梨頭村和媽閣村），他們應優先選擇商業相對發達、基礎建設較好的基督城。市集區華人居住條件較差，街道尤爲骯髒，房屋內衛生條件較差。D故商貿發達但“髒亂差”的市集區更適合前來澳門務工、經商的基層移民。基督城與市集區的男性人口很接近，最大差異在於男女比例，以皇家新街（Rua Nova de El-Rei）爲例，E該街道爲市集區主要人口聚居地，共有1,184名男性居民，而女性居民衹有26名。F基督城男女比率爲1.40，而市集區竟爲3.40，遠超其他區，顯示市集區有較多外來人口並以男性居多。基督城兒童佔比（12歲爲界綫）爲4.70%，市集區僅爲1.81%，也顯示市集區流動人口較多，穩定家庭較少。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與市集區的社區功能相關。該A No. 59 Repartição de Estatística de Macau, O Boletim do Governo de Macau, 6 de Maio de 1867. Vol. XIII No. 18, p. 97.B No. 98 Repartição de Estatística de Macau, O Boletim do Governo de Macau, 23 de Setembro de 1867. Vol. XIII No. 39, p. 221.C 林廣志：《澳門之魂：晚清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第127頁。D No. 59 Repartição de Estatística de Macau, O Boletim do Governo de Macau, 6 de Maio de 1867. Vol. XIII No. 18, p. 97.E 爲紀念1910年葡萄牙共和國革命，此街後改名爲十月初五日街（Rua de Cinco de Outubro），19世紀中葉起已是內港片區商貿集中的著名街道。F No. 98 Repartição de Estatística de Macau, O Boletim do Governo de Macau, 23 de Setembro de 1867. Vol. XIII No. 39, p. 220.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49盧嘉諾 \ 澳門近代華人口普查的緣起、經過及其意義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區毗鄰澳門內港，爲昔日澳門通往內地及海外的重要交通樞紐，商鋪林立，吸引衆多商人、務工者聚居經商，同時需要大量男性勞動力從事貨運工作。由於此時澳門本籍人口僅佔總人口不到一成，反映19世紀中葉澳門商業發展吸引了大量外來人口進入澳門經商。基督城外所有華人皆被納入到普查範圍中。桑帕約從相對富裕的沙梨頭村開始，繼續對鄉村街道進行調查及命名工作。該街區主要從事製造業和木材的貿易，在澳門經濟貿易中佔有重要地位。隨後，普查團隊相繼前往望廈村、聖拉匝祿村、西望洋山（Serra da Penha）、洗衣塘（Tanque Mainato）和媽閣村。自此，澳門半島所有公共道路都被命名，所有房屋都有了規律編號，並確定了華人住宅數量，包括散佈在沙梨頭村、望廈村和聖拉匝祿村的中式住宅，都有固定的編號。A在對所有的房屋進行編訂門牌後，桑帕約帶領團隊初步完成整個澳門半島的陸上華人人口普查的準備工作，隨後向各戶主分發問卷進行調查，由戶主填寫家庭成員情況。他在1867年5月6日的《澳門憲報》刊登上述工作及澳門半島已完成的各街道數量及華人戶數。翌年，對澳門半島南灣周邊海域的水上人口進行普查，又對每艘船隻進行分類及編號，並同時記錄船上的人口。B值得一提的是，由於報告中並沒有公佈識字率，加之或多或少會存在漏登或刻意隱瞞的情況，所以真實人數應比公佈的還要多。三、澳葡人口普查的意義及影響在19世紀以來世界統計事業發展的洪流中，我們不難發現人口普查是封建君主管治權力轉移至國家的體現，同時也是國家對地方的有效治理乃至國家主權的重要象徵。葡萄牙在19世紀初經歷屢次革命之後，國家機關逐步替代了王權原有的角色並登上了歷史舞臺。而葡萄牙跟隨歐洲潮流將人口普查納入A No. 59 Repartição de Estatística de Macau, O Boletim do Governo de Macau, 6 de Maio de 1867. Vol. XIII No. 18, p. 97.B No. 59 Repartição de Estatística de Macau, O Boletim do Governo de Macau, 6 de Maio de 1867. Vol. XIII No. 18, p. 98.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51盧嘉諾 \ 澳門近代華人口普查的緣起、經過及其意義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彰顯其對澳門華人乃至澳門半島的實際管治權。此次普查在澳督柯邦迪任內完成，其主要對象爲居住在澳門半島及南灣海域的華人陸上及周邊海上居民，未覆蓋澳門全域及全體澳門居民。A從執行的實際情況來看，此次普查具有現代人口普查的特徵：調查地區常住人口、按戶（伙）填寫調查表、規定具體的普查時間、具備普查完整方案、調查結果具有準確性，結果涵蓋居民年齡、性別、街區、職業、籍貫等，故可定義爲“澳門首次在澳葡政府官方統計機構主導下完成的華人人口普查”。事實上，由葡萄牙人主導的人口統計並非始於1867年，早在18世紀末澳門議事機構及教會就對居住在澳門且被葡萄牙王國視爲其子民的“基督徒”進行持續的人口統計。B而普查的過程中必定會接觸到澳門半島的所有街道及全體人口：華人、葡人及外國人，桑帕約在報告中也曾提及未來將會做澳門葡籍人口普查，但未見其公佈。既然現存的普查報告主要針對澳門華人，可見它僅僅是一份“針對華人的人口普查”，缺少了葡萄牙人及其他國家居民，嚴格意義上不應稱之爲“澳門人口普查”。從另一角度看，此次普查的範圍也意味着澳葡政府將華人村落全數納入普查範圍，即擺脫了原有的基督城三堂區（大堂、風順堂及花王堂）的束縛，一改過往在澳葡人管治機構衹調查“基督徒”（葡籍及外籍人口）的限制。值得注意的是，1867年12月18日第287期《葡萄牙憲報》（Diário de Lisboa, Folha Official Do Governo Portuguez）刊登了來自澳門統計辦公室提交的“澳門華人人口普查報告”，報告內文幾乎與1867年9月17日在《澳門憲報》刊登的內容完全一致，C報告落款爲時任澳門與帝汶總督柯邦迪以及澳門A 此時澳門全域應包含：澳門半島、氹仔、路環，澳葡政府在1878年將氹仔、路環一併納入人口普查的範圍；澳門全體居民應至少涵蓋：華人、土生葡人、葡萄牙人以及外國人。B 早期澳葡議事機構和教區統計常以“基督徒”作爲統計口徑，包括：居澳葡人、土生葡人、外國人、奴隸及宗教人士等。關於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關於居澳葡人的人口統計研究，除古萬年外，詳見Paulo Teodoro de Matos, “Counting Colonial Populations in the Portuguese Colonial Empire, 1776-1875: A research note,” The History of the Family, 2016, XXI(2), pp. 267-280。C No. 98 Repartição de Estatística de Macau, O Boletim do Governo de Macau, 23 de Setembro de 1867. Vol. XIII No. 39, pp. 219-221.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52盧嘉諾 \ 澳門近代華人口普查的緣起、經過及其意義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統計辦公室主任桑帕約。A毫無疑問，人口普查是國家對地方具有主權的象徵，《葡萄牙憲報》刊登澳門地區人口普查報告，說明此時的葡萄牙已透過人口普查的方式將澳門列爲葡萄牙王國的一部分，人口普查報告上交並公佈於葡萄牙官方憲報是葡萄牙殖民擴張“成功”的具象化產物。澳葡當局正是利用人口普查這一手段，以實現其殖民擴張的目的。換言之，該報告揭示的重要歷史意義在於：這是澳葡政府首份將華人納入其統計範圍的人口統計報告，澳葡政府試圖透過該報告彰顯對澳門乃至澳門華人管治的權力。不得不提的是，隨着澳葡政府持續推動在澳門的殖民擴張，1878年進行的人口普查報告進一步將華人、葡萄牙人和其他外國人共同納入到普查報告中，並將普查範圍擴大至澳門全域（澳門半島、氹仔和路環），B全面反映了澳門全域及全體居民已在其管治範圍內的野心。1867年人口普查有助於殖民政府全面瞭解澳門人口實際情況，而清政府甚至並未意識到澳葡人口普查會造成對澳門主權的侵害。顯然，澳葡政府人口普查的新制度破壞了清政府保甲體系下的原有制度，背後牽涉一系列與社會民生、稅收相關的問題。澳葡政府自1867年起逐步在澳門開始推行人口普查，使傳統的人口調查（戶、口）方法逐漸轉變爲現代意義的人口普查，在殖民的話語體系下這些“現代化”的調查報告似乎揭示澳葡政府爲“科學化”管理澳門所做出的嘗試，實際上普查隱含了澳葡政府試圖奪取澳門主權的意圖。（三）華人人口普查成功的原因1867年普查的成功，源自於澳葡政府接受葡萄牙的管治理念與制度。1864年葡萄牙全國人口普查象徵其進入“現代性的統計時代”。C澳門作爲葡萄牙主張的“海外屬地”，1867年由澳葡政府主導的澳門華人人口普查，其制度建設自然受到葡萄牙影響。葡萄牙的全國人口普查建立是對相對統一的民族A Officio do Chefe da Repartição de EstatÍStica, MACAU, 2.* Direcção, MINISTERIO DOS NEGOCIOS DA MARINHA E ULTRAMAR, Diario de Lisboa, Numero 287, 18 de Dezembro de 1867, pp. 3482-3485.B Recenseamento Geral da População de Macau, em 31 de Dezembro de 1878, O Boletim do Governo de Macau e Timor, 31 de Dezembro de 1880.C Teresa Ferreira Rodrigues, História da População Portuguesa, p. 295.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53盧嘉諾 \ 澳門近代華人口普查的緣起、經過及其意義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所進行的，而澳門的華人人口普查對澳葡政府而言則是一個“非領土”的普查。對比1867年澳門華人人口普查與1864年葡萄牙王國的人口普查，可見兩者所執行的流程、表格乃至普查內容均有差異。澳門普查的統計口徑相對而言不太規範，原因是1864年葡萄牙普查直至1868年纔整理出版，A澳門1867年普查未必直接參考其經驗及範本。也就是說，澳門普查是桑帕約結合實際情況，爲調查華人及商貿情況因地制宜所生成的產物。從澳門普查案例可以發現，澳葡政府實施殖民管治的“三位一體”模式——人口普查、地圖繪製和街道命名作爲擴張管治權的重要舉措，三者是同步進行、互動相生的。人口普查需要準確的街區、街道進行分類統計，將具體的人口劃分到具體的街道；街道命名將原本鬆散、無序、離散的街區整合並以網格狀進行細分，確立了澳葡政府管治下的澳門現代化城市網路；地圖繪製進一步以圖像形式將所命名的街區和街道肌理具象化表達出來。三者合而爲一使得本次普查不僅僅衹是統計人口資料，而是從人口、具體空間層面上完成對澳門半島全域的掌控。19世紀中葉起，澳葡政府不再是以往由土生葡人主導的議事機構管理市政及人口問題，官方統計機構的設立是殖民政府加強對澳門管治的體現。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國家的視角》一書中，將“可讀性”（legibility）作爲現代國家治理的核心問題。可讀性作爲一種組織原則，包含着各種不相干的國家行爲，例如人口統計、語言政策、城鎮規劃和姓氏甄別。國家所設想的操控程度越大，它需要實現的可讀性程度越深。B歐洲科學革命對於人口普查最大的成就除了在人口學科建設及人口資料分析上得到革命性的突破外，不可忽視的是能夠說服民衆和平接受、配合政府搜集自身的資料，而政府也使用這些資料進行政策制定和社會管理。普查是一種折中的辦A 1864年葡萄牙人口普查報告詳見População. Censo no 1.º de Janeiro de 1864, Lisboa, Imprensa Nacional, 1868, p. XVII.B James 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Yale Univerisity Press, 1998, p. 183。這一觀點，李鵬濤在研究殖民主義與非洲社會的著作中提及，詳見李鵬濤：《殖民主義與非洲社會變遷：以英屬非洲殖民地爲中心（1890—1960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第11頁。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54盧嘉諾 \ 澳門近代華人口普查的緣起、經過及其意義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法，需要在國家對於人民掌控度與隱私之間取得平衡。顯然，普查的成功與否並不完全取決於技術手段，更重要的是人民的參與程度，兩者不可或缺。因此，普查是在雙方持續協商的條件下逐步完成的，而澳葡政府廣泛吸納華人作爲普查團隊成員應是其成功推行的重要因素。（四）人口普查資料的後續利用19世紀中葉大量華人尤其是青壯年男性湧入澳門，爲澳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人口紅利視窗期”，也爲澳門19世紀下半葉的經濟轉型提供了良好的勞動力及經濟基礎。A此次人口普查結果爲經濟史研究者提供豐富的參考資料，對近代澳門經濟的研究有很大的作用。有別於過往簡單甚至不準確的人口統計，它不僅羅列了澳門華人人口的總體人數、人口結構、職業、性別比、街區人口、出生地等資料，這些資料爲澳葡政府管治及制定財政政策所用，對經濟起到調節作用。隨着賭博、苦力、鴉片等行業稅收逐步成爲19世紀下半葉澳葡政府的經濟命脈，而在掌握澳門華人人口資料後，澳葡隨即制定相關稅收政策，同時開始制定移民政策。桑帕約在報告中坦言，1867年的“這些新的人口登記資料可以作爲基礎數據，用於徵收本年度的公鈔和附加稅”。B1868年3月2日，桑帕約公佈了最新的澳門房屋總數報告。由於華人住宅興建速度較快，新的房屋資料比1867年人口普查時增加。在上述報告中，桑帕約再一次對澳門半島的住宅進行門牌編號，將所有的房屋納入其管理範疇，奠定了澳葡政府房屋統計的基礎。1868年4月6日，總督柯邦迪任命一個委員會，專責研究實行移民條例，爲政府部門增強稅收監管提供更多的保證。而新制定的消費稅、什一稅等稅收除了增加庫房收入，解決海外殖民地對葡萄牙本土的財政依賴，幫助澳葡政府改善城市治安、衛生等問題。A 關於19世紀中葉澳門人口大量遷入導致經濟轉型的研究，詳見林廣志、李超：《人口結構與經濟轉型：以近代澳門爲例》，《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廣州）2017年第1期，第13—26頁。B No. 59 Repartição de Estatística de Macau, O Boletim do Governo de Macau, 6 de Maio de 1867. Vol. XIII No. 18, p. 98.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55盧嘉諾 \ 澳門近代華人口普查的緣起、經過及其意義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然而，隨着柯邦迪離任，繼任的澳督蘇沙（António Sérgio de Sousa）認爲，統計辦公室完成了其最重要及最必要的人口普查統計工作，基於葡萄牙政府的精簡機構建議，宣佈於12月31日解散統計辦公室。A桑帕約也在1871年調任帝汶總督，B成立了兩年零一個月的統計機構完成了其歷史使命。統計辦公室的解散顯示當時澳葡政府並沒有將經濟、民生這些歸屬其他部門的統計工作納入到統計辦公室的必要，但這不意味着人口統計的結束，醫院病患、教區受洗、婚姻及死亡、犯罪、經濟、華工出洋等統計範疇的資料依然持續刊登於《澳門憲報》。由於裁撤了統計專職部門，1871年的人口普查是在政府秘書處的主導下完成的，而1878年澳葡政府則成立人口普查委員會，以非政府部門的形式組織各社區完成人口普查，這也預示着澳門人口普查的發展進入新的階段。此外，1867年華人人口普查的資料也被澳葡政府及葡萄牙政府用作政策分析，如1874年3月葡萄牙海事海外部就澳門苦力貿易終結的問題撰寫了詳盡的《關於廢除澳門口岸契約華工出洋的報告》，其中就引用了1867年和1871年人口普查報告的資料，結合澳門華工出洋及貿易資料對澳門苦力貿易的影響進行分析，認爲苦力貿易並沒有爲澳門帶來實質性的經濟推動作用。C1878年的人口普查報告則引用1867年及1871年普查資料，結合經濟及社會現狀就人口數量、男女比例、戶均人口、職業分工、對外移民、房屋數量、貿易發展等問題進行對比分析。D此外，澳葡人口普查還用於葡萄牙議會的議席決策中。前文提及，1860年科雷亞當選爲葡萄牙國會議員作爲澳門代表連任四屆。在1870年4月，葡萄牙國會討論是否改變1869年3月18日將澳門與帝汶的選區結合起來的決定，原因是“（澳門）居民的數量現在已經達到90,000人，他們獨立的財政是他們投A No. 49 Parte Official, Boletim de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28 de Dezembro 1868, Vol. XIV, No. 52, p. 245.B Monika Schlicher, Portugal in Osttimor. Eine kritische Untersuchung zur portugiesischen Kolonialgeschichte in Osttimor 1850 bis 1912, Aberag, Hamburg, 1996.C 報告題目爲譯者擬，詳見張廷茂編譯：《澳門歷史文獻輯譯（第四輯）》，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21年，第44—113頁。D 詳見筆者另文：《1878年澳門首次現代人口普查的背景、技術及其意義》（未刊稿）。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56盧嘉諾 \ 澳門近代華人口普查的緣起、經過及其意義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票權力的支撐。帝汶的文明條件相反，其人口超過80萬”，但考慮到澳門人口衹有帝汶的十分之一，但當時澳門財政卻足以支撐起整個澳門及帝汶省的支出，多出的財政盈餘還能夠補貼帝汶政府。削減議會議席的做法會損害澳門這個“重要而有文化的領地的居民已經並且仍必須在立法議會中有代表權的權利”。最後葡萄牙國會決定，“澳門和帝汶省應有兩名代表，一名由澳門地區選出，另一名由帝汶地區選出”。A顯然，澳葡政府的“順利管治”以及澳門日漸充足且獨立的財政收入讓葡萄牙“足以信賴”並必須保留其議席——按照葡萄牙議會的制度，議員名額是按照當地人口比例進行分配的。此舉說明，澳門的人口數量和“經濟獨立”已經足以讓葡萄牙特別爲其“開綠燈”。結 語從澳門首次華人人口普查可以看出，對於澳葡政府而言，人口普查是其殖民擴張、發展城市的重要手段。結合澳門經濟資料、人口職業、年齡分佈，可分析澳門人口與經濟增長的關係，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過往學術界研究中國人口普查史時往往衹關注到中國內地與香港，忽視了對澳門的關注。可以說，1867—1868年在澳門所進行的具有現代意義的人口普查，應是中國最早開展的人口普查之一，對研究近代澳門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1867—1868年的澳門華人人口普查報告，不僅是澳門人口史研究的重要史料，還爲我們釐清了19世紀中葉澳門半島街道命名的來龍去脈，體現了隨着大量人口遷入澳門所發生的城市肌理變遷。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晚清時期澳門人口問題的困難之處並不在於缺乏資料，而在於資料的可靠性，尤其是在人口數量和空間分佈方面。隨着殖民管治版圖的逐步擴張，澳葡政府相繼在1867年、1871年、1878年、1896年和1910年進行了五次人口普查，而統計的範圍也從澳門半島逐步延伸到氹仔、路環兩島，研究者在使用資料上需注意這個變化。當然，我們必須關注到華政衙門與人口普查的關係，尤其是1877年與1881年相繼A Diario do Governo, No. 86, 26 de Abril de 1870, p. 533.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58盧嘉諾 \ 澳門近代華人口普查的緣起、經過及其意義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地，向這些“未開化”的民族帶來所謂的“現代科技”和管治理念，殖民地纔得以進入現代社會。不難發現，在這種關係下是難以體現出被殖民者的自我主體性。本文也面臨同樣的問題需要解決：當面對西方的新科技及管治手段，澳門華人社會對此是否存在過無感、抵抗、妥協，甚至最終走向配合的過程？澳葡政府是否完全遵照葡萄牙母國的指示對澳門實行管治，在政策制定、具體實施的過程中存在一定的自主性？20世紀80年代以來，海外學術界對殖民帝國史的研究範式進行反思和批判，在此基礎上湧現了一批以“新殖民帝國史”（the New Imperial History）的新視野來研究殖民帝國史的著作。新殖民帝國史旨在強調殖民地及當地人民對母國所產生的影響，這一新的範式強調殖民主義不僅影響殖民地及殖民地人口，同時也變相改變母國原有的體制，包括從文化上重塑了西方文學及藝術；政治上，相關的民族主義、反殖民主義及反帝國主義運動則在某程度上改變了西方原有的政治結構。在此基礎上，我們顯然不能滿足“新殖民帝國史”的框架，即新殖民帝國史的範式。對於研究澳門華人社會變遷、經濟發展的問題上，相關範式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需要採用人口學、經濟學、社會學的理論進行綜合分析。爲此，我們試圖跳出葡萄牙與澳門之間的雙邊互動關係模式，強調澳葡政府及華人社會自身的主動性，嘗試在一個跨國的多邊網絡中對葡萄牙殖民帝國進行再審視，力求消除“西方中心論”“歐洲中心主義觀”的影響，從不同角度對澳葡政府管治澳門的歷程進行研究，思考“殖民人口學”發展的可能與意義。“殖民人口學”學科的提出並非一紙空談，國際學術界已對殖民主義以及後殖民主義的實際應用進行長達數十年的研究與反思，大量學者對於殖民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的單向、雙向以及網絡化的殖民管理交流互通模式進行探究，以殖民關係所形成的歷史現象提出“殖民醫療”“殖民科技”“殖民衛生”“殖民經濟”“殖民博物”等相關概念。而就“殖民人口”尤其是與殖民背景下所進行的人口普查的歷史研究，過往學者已對包括印度、盧旺達、斯里蘭卡、馬來西亞、帝汶、莫桑比克、中國香港、檳城、吉隆坡等具有殖民歷史的地區及國家進行討論，爲構建“殖民人口學”奠定了堅實的實證研究基礎。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59盧嘉諾 \ 澳門近代華人口普查的緣起、經過及其意義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殖民人口學”可概括爲，一門以文獻檔案尤其是殖民主義下對當地進行的調查報告爲基礎，以人口演變與社會管治爲對象，探尋殖民主義與統計科技精神及其效應的學科。具體而言，“殖民人口學”從剖析殖民管治模式的研究出發，從研究對象的社會結構、風俗習慣、人口結構、管治當局建置演變、殖民擴張進程等方面入手，研究殖民地與“准殖民地”社會的形成與發展的過程，透過結合經濟學、人口學、統計學、政治學、歷史學等跨學科研究方法及理論的結合，形成用以闡釋殖民城市和地區發展的一般發展規律，剖析殖民帝國與一個或多個被殖民地及被殖民者的網狀關係，由此提煉出具有理論意義和範式意義的學問體系。澳葡政府管治澳門的這種以現代統計科學作爲專制權力下殖民管治的指導思想及擴張手段、輔以與當地華人代表合流共管的間接管理殖民方式，可爲“殖民人口學”的創建提供新的案例。［責任編輯 沈曉鳴］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60〔葡〕桑帕約 撰 區桂儀 譯 \ 澳葡政府人口普查報告（1867—1868）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Census Report of the Macao Portuguese Government, 1867–1868Manuel de Castro Sampaio; Ao Kuai I (trans.)Translator’s Note: In 1866, under the orders of the newly appointed Governor, João António de Abranches e Castro, the Portuguese authorities established Macao’s government institution with a primary focus on statistics—the Macao Statistical Office. Manuel de Castro Sampaio was appointed as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in November of the same year, tasked with preparing for the population census. The office was dissolved by the end of 1868 after completing its historical mission, and some staff members were transferred to the Chinese administration offices. The five reports selected for inclusion are government announcements from the Boletim Oficial de Macau related to the Statistical Office from 1867-1868, all authored by Sampaio. These reports provide details on the 1867 land census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on the Macao Peninsula and the 1868 maritime census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the Macao Peninsula’s waters. Sampaio’s reports elaborate on the census process, encountered difficulties, and final outcomes, supplemented by some historical data. Additionally, during the 1867 census, as part of the foundational work, the census team also compiled and categorized the number of streets on the Macao Peninsula. Attached at the end of this translation are four documents relat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acao Statistical Office, which shed light on the process of setting up the office. Translating these reports and appendices contributes to the academic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demographic conditions in Macao after the two Opium Wars and provides a clearer insight into the Portuguese authorities’ attitudes towards the Chinese and their colonial expansion strategies.Keywords: Census, Statistical Office, MacaoManuel de Castro Sampaio (1827–?), a Portuguese military officer and scholar, served as the first Director of the Macao Statistical Office in 1866. He was also a member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s North China Branch (Shanghai). He founded the magazine A Voz do Alentejo and is known for his work Os Chins de Macau (The Chinese in Macao).Ao Kuai I holds a Bachelor of Arts in Chinese-Portuguese Translation from Macao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nd a Master’s degree in Foreign Languages (Portugues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acau. She is currently a collaborative instructor at the Instituto de Português Orientais (IPOR) in Macao.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62〔葡〕桑帕約 撰 區桂儀 譯 \ 澳葡政府人口普查報告（1867—1868）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澳門憲報》1867年5月6日第18號澳門統計辦公室第59號文件尊敬的澳門地捫總督柯邦迪（José Maria da Ponte e Horta）閣下：根據去年11月16日第20號訓令A，閣下委任我擔任統計辦公室（Repartiçao de Estatística）的負責人，而這個統計辦公室正是閣下通過同年同月15日第19號訓令B在澳門設立的。自那時起，我便立即用我所掌握的一切手段，努力完成閣下委託給我的重要任務。盡忠職守的良好意願使我克服了在履行職責過程中遇到的重重阻礙。當我開始主管這個辦公室時，首先需要對澳門的人口進行普查，特別是對龐大的華人社區進行普查，因爲華人的情況我們掌握得最不清楚。正如閣下在成立本辦公室的訓令中所言，澳門目前存有的統計數據大多是不準確且不可靠的資料。因此，必須將華人人口的普查作爲我的主要工作。經過對工作方法的反復思考，我決定先對生活在陸地的人口進行普查，而將水上人口的普查留到之後，因爲他們生活在大大小小的船上，雖然比陸地上的人口少得多，但仍然是個龐大的數量。這項工作之前並沒有基礎資料，因此必須先將基礎資料建立起來。大多數公共街道都尚未命名，許多房屋也沒有編號，而目前已有的許多編號也是不規則和混亂的，所以必須對其進行調整。然而，屋宇編號的混亂不能歸咎於任何人，因爲這些新建築物是在舊建築物的廢墟上建造，還有一些房屋則是被火燒毀或因其他原因被毀。因此，給公共道路命名，給沒有編號的房子編號，調整不規範和混亂的編號以及記錄每個房子居住的華人戶（fogo）C數，這些便是我工作的主要內容。A 譯者按：參見本文附錄。B 譯者按：參見本文附錄。C 譯者註：據盧嘉諾研究，澳葡當局在進行人口統計時，對具有不同含義的“戶”與“伙”，皆使用葡文“fogo”一詞表示，詳見盧嘉諾：《近代澳門人口普查研究》，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歷史學博士學位論文，2023年。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64〔葡〕桑帕約 撰 區桂儀 譯 \ 澳葡政府人口普查報告（1867—1868）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足以引起人們的厭惡，甚至有害於公共衛生。特別是在市集區，我發現一些圍巷非常骯髒，華人居民的住宅沒有任何一間有良好的衛生條件。結束了在市集區的工作後，我繼續在澳門城裏開展普查工作，在那裏我發現了比市集區更多的華人戶數。不過，發生這種情況也不足爲奇，雖然市集上人口比較密集，但可以肯定的是，澳門城所佔的面積要大得多，有不同的街道，其中的居民幾乎都是華人，而且有許多圍巷都是專供華人房客居住。除此之外，在該區的180條公共道路中，衹有16條沒有華人居民，這一情況我已在今年2月16日向閣下提交的圖表中說明。從澳門城出發，我開始在鄉村地區開展工作，首先是從富裕的沙梨頭村開始，由於該區的製造業和商貿（特別是木材貿易）發達，使它成爲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域，同時此地也是衆村莊之中最值得推進改造項目的地區，就如閣下一直在澳門推行的一樣。當我在沙梨頭村完成調查工作後，緊接着又去了望廈村，然後是聖拉匝祿村（Povoação de S. Lázaro），然後再到西望洋山和一個叫做洗衣塘的地方，最後在媽閣村（Povoação da Barra）結束了工作。至此，澳門所有的公共道路都到命名，所有的房屋都有規律的編號，並確定了華人的戶數。分佈在沙梨頭村、望廈村和聖拉匝祿村的華人住宅，都有了固定的編號。就陸地上的華人人口普查而言，我認爲最爲艱巨的準備工作已經完成。現在繼續向每個戶主分發一份清單，以便他填寫各自的詳細資料。即便如此，這仍然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因爲華人不願意對需要他們正確陳述的任何問題作出真誠地回答。此外，有關葡萄牙居民和其他外國居民的中國幫傭的情況亦有待釐清。但衆所周知，他們跟戶主居住在相同住所，所以這個人口數字是比較容易獲得。儘管剛剛結束的衹是準備工作，但已經可以從中得出結果。正如閣下所知，這些新的人口登記資料可以作爲基礎數據，用於徵收本年度的公鈔和附加稅。接下來，我將向閣下匯報澳門的公共道路和華人戶數，首先是澳門城，然後是其他區，每個區都在獨立的表格內列明，然後對所有地區的數據進行彙總。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73〔葡〕桑帕約 撰 區桂儀 譯 \ 澳葡政府人口普查報告（1867—1868）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聖拉匝祿村 2,395 195 2,590西望洋山與洗衣塘 485 48 533媽閣村 1,554 162 1,716共計人數 52,865 3,387 56,252正如閣下所知，統計華人的居民數量非常重要，因爲華人人口形成了聚集的定居點。統計出的華人人口數量並沒有人們想象中的多，但我相信這是經過仔細調查後得出的真實數據。1662年華人人口相關情況如下：在著名的海盜國姓爺（Quesino）A勢力強大時期，順治皇帝命令所有沿海居民向內陸撤走8英里，B人口數量增至8,000人。四年後，這一消息得到了José Ignacio de Andrade的證實，據他所說，根據1826年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澳門的華人人口有18,000人，並強調那些所謂華人人口數量過高的說法都是錯誤的。1662年之前的華人人口數量不可能比上次普查時多出許多，畢竟當時存在的建筑數量很少。因此，從1557年澳門開埠直到上世紀末，澳門的華人人口仍然很少，至本世紀初開始逐步增長。從1826年到1842年，華人人口持續增長，市政廳呈報葡印政府的一份備忘錄中提及到，1837年澳門有超過2萬名中國人。到了1842年，根據F. C. de S. Anna的說法，中國居民達到幾萬人。然而，我們並不能假設在1842年華人已超過30,000人，一是因爲1837年至1842年期間的人口並沒有大幅增加的理由，二是因爲近年來新樓宇建設高速推進，甚至可以說是在舊城內併入了一座新城。顯然華人居民數量增幅最大的時期是在近些年。A 國姓爺，葡文作Quesino，即鄭成功。B 葡文原文記載爲Imperador Chun-tchi，根據史實，順治十八年（1661）順治皇帝頒佈遷海令。而澳門的華人也服從了這一命令，在議事會向朝廷的陳述中可以發現，當時有7,000人。在本世紀初，José de Aquino Guimarães e Freitas宣稱在1822年增加了很多人口。 José de Aquino Guimarães e Freitas於1828年曾著有葡文著作《關於澳門的記憶》（Memoria sobre Macáo）。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76〔葡〕桑帕約 撰 區桂儀 譯 \ 澳葡政府人口普查報告（1867—1868）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爲了增加登記結果的可信度，我會再次前往許多已經分好類、編好號的船隻上調查，向船上人詢問有關情況，就像我之前沒有去過一樣。我每次這樣做時，受訪的華人都會告訴我他們已經回答過我問的這些問題了，而且他們還向我重複回答了一遍，內容和我的筆記完全相同。正因爲有了這些證據，並且很多華人一旦不小心把上文提到的標識弄髒了就會立即要求我重新粉刷，甚至在我的工作過程中還不斷有普查人員定期向我匯報他們的進展情況，所以我對我的筆記充滿信心。我通過上述方式掌握了這項工作的規律，也消除了所有的擔憂。我相信以我對這項工作的細心，不可能再重複統計任何船隻。但是，即便如此，在整個工作流程中，不論華人告訴我他們的船隻是否已經標記，我都一定會進行核對，以便更好利用他們提供的信息，因爲我也不可能做到立刻完全相信他們。除此以外，所有陪同我的工作人員也都希望確保萬無一失，並總是讓我瞭解他們所瞭解的一切相關情況。上述經歷可以說明：除了有時由小船登上其他船隻時會出現風險外，對澳門華人海上人口進行普查並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樣困難，其關鍵就在於方法和毅力，這些條件往往能讓看似不可行的事情變得容易。下面向您介紹我的兩部分工作成果。第一部分統計了屬於澳門的華人船隻；第二部分則統計不屬於澳門，但在農曆新年期間停泊在澳門水域的船隻。一截至今年1月25日農曆春節這天，我在河上、各處錨地和南灣發現了2,471艘澳門的華人船隻。普查手冊對這些船隻的分類如下：海舶（O i p ó s ） A、頭猛船（Taumões）、三桅捕魚船、三桅魚貨船、三桅貨船、三桅客船、Hacau船、搭棚工人居住的三桅帆船、疍家（tán-kiá）母船、運水船、小型漁船、疍家清潔船、疍家船和小販船。海舶是爲長途旅行而建造的大型船隻，中國船隻無論多麼大，都可以說A 譯者註：或爲“開波船”。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83〔葡〕桑帕約 撰 區桂儀 譯 \ 澳葡政府人口普查報告（1867—1868）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非常多的。龐大的人流在街道上興奮而持續的流動，這樣的情景就足以說明當時的華人人數超出了我們的統計數字。儘管如此，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這批華人雖然數量衆多，但比去年同期抵達澳門的人數要少，因爲澳門在最近的風災中損失了許多船隻。根據我從華人海員那裏獲得的各種信息，僅漁船就損失了超過200艘。最後請允許我向閣下報告：我之所以沒能更早地提交這份報告，是因爲當完成海上的工作時，公鈔會公所（Junta do lançamento das decimas e impostos annexos）正在進行新的物業登記。因此，我領導的統計辦公室急需爲許多新增建築編號，並對業已消失的公共道路的舊編號和名稱進行大規模更新。願天主保佑閣下！澳門統計辦公室主任曼努埃爾·德·卡斯特羅·桑帕約1868年2月12日於統計辦公室附錄：關於設立澳門統計辦公室的相關文件《澳門憲報》1866年11月19日第47號第19號訓令澳門總督頒令如下：總督掌握統計資料至關重要，以便在此基礎上進行任何實際的改革。我們將統計手段視爲一切公共行政和經濟的基礎，因爲它總結和解釋了行政和經濟所涉及的各項社會要素。統計學在今天是一門科學，由於其具有重要性和廣泛性的特質，所以需要放置在一個特殊的（行政）框架內，以便在行使時能真正造福公衆。在澳門這個城市裏，缺乏一個可以集中處理所有相關統計工作的機構，所以至今的統計數據都是些不充分和無用的資料。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84〔葡〕桑帕約 撰 區桂儀 譯 \ 澳葡政府人口普查報告（1867—1868）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如果政府對於其管理的各項社會事務，可以掌握精準數字而不是經驗性的數據，則必定對政府開展相關行動和工作大有裨益。澳門殖民地如今在商業、人口和資源方面都如此重要，政府應以極大的審慎態度開展工作，做決策時亦應當有充分的把握。鑒於上述幾點，在聽取總督公會（conselho do governo）的意見後，決定在澳門設立一個專門的統計辦公室，該辦公室將由一名主任和兩名文書組成，其薪金由公共財政支出，該辦公室將負責：（1）編製一份完整的全澳門人口的普查報告，以及根據當地出生率和死亡率預估的人口自然增長率。（2）編製澳門進出口貿易表，標明該貿易中最重要和利潤最大的主流商品的名稱及其價值。（3）最後，通過與政府部門及其附屬機構的直接溝通，將所有對公共行政有益的統計數據集中起來。受命瞭解和執行此訓令的主管機關應知悉並遵守。澳門總督柯邦迪1866年11月15日於澳門第20號訓令澳門總督頒令如下：考慮到澳門營（batalhao de Macau）曼努埃爾·卡斯特羅·桑帕約少尉所具備之才幹及其他優良表現，我決定臨時任命他爲統計辦公室的負責人，該辦公室是根據11月15日第19號命令在該殖民地設立的，月薪爲30,000厘士。受命瞭解和執行此訓令的主管機關應知悉並遵守。澳門總督柯邦迪1866年11月16日於澳門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85〔葡〕桑帕約 撰 區桂儀 譯 \ 澳葡政府人口普查報告（1867—1868）Research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人口史研究第24號訓令澳門總督頒令如下：考慮到統計辦公室的負責人曼努埃爾·德·卡斯特羅·桑帕約向我陳述的情况，我決定任命阿爾弗雷多·若熱·維埃拉·里貝羅（Alfredo Jorge Vieira Ribeiro）臨時擔任其主管部門的文書，每月有15,000厘士的報酬。受命瞭解和執行此訓令的主管機關應知悉並遵守。澳門總督柯邦迪1866年11月19日於澳門佈告澳門統計辦公室需要臨時聘用一名會說中文的人員，月薪爲15,000厘士。根據總督閣下的命令，本人宣佈，輔政司署（secretaria do governo）將在本月24日之前接受填補上述職位之申請。申請人將被安排在華政衙門內由一名一等口譯進行考試。輔政司格雷高戈里奧·若澤·里貝洛（Gregorio José Ribeiro）1866年11月19日於澳門*譯者簡介：區桂儀，澳門理工大學中葡翻譯專業文學學士，澳門科技大學外國語碩士（葡萄牙語），現爲澳門東方葡萄牙學會（IPOR）合作導師。［責任編輯 沈曉鳴］［外文審校 田一言］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86田一言 \ 文德泉的澳門學研究Macao Scholars / 澳門學學人Manuel Teixeira’s Research in MacaologyTian YiyanAbstract: Manuel Teixeira (1912-2003), a Portuguese Catholic priest and renowned historian in Macao, dedicated nearly 70 years to the study of Macao’s history. He published around 130 books and over 305 articles on various topics, demonstrating an unprecedented breadth and depth of research. Teixeira’s study of Macaology began with an examin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Macao diocese and progressively expanded to cover areas such as political institutions, military history, public health, education, journalism, and foreign relations. Notably, his focus on the history of the Macao diocese culminated in the comprehensive 16-volume work Macao and Its Diocese, the most systematic study of its kind to date. He employed a method of breaking down complex issues into smaller topics, systematically analyzing them, and then synthesizing the findings to address major historical questions within specific fields. Teixeira had access to extensive Portuguese-language primary sources on Macao history and important secondary materials, which he generously shared with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e also emphasized the use of Chinese-language historical sources. Although his stance on advocating for “Macaology” within the Macao academic community is unknown, his lifelong dedication to studying Macao’s history undoubtedly positions him as “a significant figure in the field of Macaology”. The ongoing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eixeira’s research achievements, the excavation and compilation of his unpublished manuscripts and remaining works, and the study of his personal life should all be integral components of Macaology research.Keywords: Manuel Teixeira, Macaology, The History of Macao DioceseTian Yiyan is a Ph.D. candidate in history at the 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Cultural Research of the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e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study of Macaology, Canton Hongs, and the history of Sino-Western transport. He has participated in the translation of various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Portuguese, such as “The Epidemic Report of the Bubonic Plague in Macao in 1895”, and “The Pirates in Macao Waters (1854-1935)” by the Macao Archives, and has published many academic papers.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88田一言 \ 文德泉的澳門學研究Macao Scholars / 澳門學學人文德泉（圖1）是葡萄牙籍天主教神父、澳門知名歷史學家，畢生投身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是20世紀澳門史學界外籍學者中的領軍人物和代表人物。文德泉少時即來聖若瑟修院求學，從此與澳門結下不解之緣。他以澳門爲第二故鄉，開展與澳門相關的治史、傳教、教學、辦刊和寫作等工作，一生心血皆傾注澳門。在澳門歷史檔案文獻整理工作的初始階段，文德泉爲澳門學的學科建設與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文獻基礎。他一生出版專著130餘部，發表各類文章超過305篇，A無愧著作等身之譽。筆者撰文時正值文德泉逝世20週年，僅以此文回顧文德泉澳門學研究的成就與貢獻。圖1 工作中的文德泉（1990年） | 圖片出處：José Mário Teixeira, Manuel Teixeira, de menino a Monsenhor, Macau: Instituto Internacional de Macau, 2012, p. 64.A 按：據澳門中央圖書館編《澳門中央圖書館館藏文德泉神父著作目錄》統計，文德泉神父有專著130部，論文305篇。但就筆者所見，此目錄中有部分內容重複，且亦有未收集完全之處。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89田一言 \ 文德泉的澳門學研究Macao Scholars / 澳門學學人一、文德泉澳門學研究之緣由1912年4月15日，文德泉出生在葡萄牙北部山後省（Trás-os-Montes）的弗雷舒-德埃什帕達阿辛塔（Freixo de Espada à Cinta）小鎮。當地不少男兒自幼立志前往東方傳教，該鎮亦因此在天主教世界頗負盛名。在家鄉完成小學教育後，年僅12歲的文德泉便踏上了前往澳門的航程，在此次選派前往東方的5位少年備修士中，文德泉是最年輕的一位。A文德泉於1924年10月27日抵達澳門，進入聖若瑟修院學習，修讀的科目包括神學、哲學、教會法、拉丁文、法文等。B其史學志趣之萌芽，是受到當時修院的法文教師雷吉斯·熱韋爾（Régis Gervaix）神父的影響。此人以科隆班（Eudore de Colomban）爲筆名，著有《澳門史概要》（Resumo da História de Macau）。文德泉曾爲他的這位老師作傳，稱其爲“偉大的法籍澳門史學家”以及“該時期（1916—1925）唯一研究澳門問題的歷史學者”。C爾後十年間，文德泉砥志研思，學習之餘投入大量精力開展史料搜集和研究工作。1932年，文德泉開始接手教區事務，並在兩年內由低級教職人員晉升司鐸（presbiterado），1934年出任聖老楞佐堂本堂神父。也正是在這一年，年僅22歲的文德泉受托主編《澳門教區月刊》（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他在辦刊期間得到白樂嘉（José Maria Braga）、博克塞（Charles Ralph Boxer）等當代著名歷史學家的鼎力相助，使該刊成爲20世紀30年代的知名刊物。D此時，文德泉亦正式投身歷史研究，重點關注葡人在東方的歷史。同一時期，文德泉還執教於聖若瑟修院（1932—1946）和利宵中學（1942—A 〔葡〕冼麗莎（Tereza Sena）：《澳門榮譽市民》，歸祖勤譯，《文化雜誌》（澳門）中文版第54期，2005年春季刊，第31頁。B José Mário Teixeira, Manuel Teixeira, de menimo a Monsenhor, Macau: Instituto Internacional de Macau, 2012, pp. 27-29.C 〔葡〕文德泉：《偉大的法國澳門史學家雷吉斯·熱爾韋神父》，胡英譯，《文化雜誌》（澳門）中文版第19期，1994年第二季度，第45—60頁。D 按：如白樂嘉曾在此刊物公佈了一批有關18世紀耶穌會士在亞洲活動的史料，共計600餘頁。參見〔葡〕冼麗莎：《澳門榮譽市民》，《文化雜誌》（澳門）中文版第54期，2005年春季刊，第31頁。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90田一言 \ 文德泉的澳門學研究Macao Scholars / 澳門學學人1945），教授拉丁文等科目。1946年，離鄉廿二載的文德泉返葡休假，澳門鮑思高孤兒院的創建人佩德羅·安傑羅（Pedro Ângelo）攜帶幾大箱文獻資料與之同行，其中包括澳門法令集和部分教區檔案。奈何安氏於途中病重，離世前便將這批資料託付給文德泉。返澳後，文德泉發表了其中幾百頁未公開的文獻，並將這批資料交給市政廳。此事並非個例，葡籍歷史學家徐薩斯（Montaldo de Jesus）的姪女曾將叔父遺下的筆記和書稿全部交予文德泉；崗頂花邨之主、知名土生葡人阿圖爾·巴士度（Artur Basto）亦將其私人圖書館的部分藏書留給文德泉做研究。A文德泉可謂是當時最值得信賴的珍稀文獻託管人。1948年，文德泉受命前往新加坡，擔任葡萄牙遠東傳教會在新加坡和馬六甲兩地的負責人。至此，他已著有20多部有關澳門歷史的專著。在新加坡的14年間，文德泉相繼創辦英文刊物《團結》（Rally）和葡萄牙遠東傳教會新加坡教區月刊《停、看、走》（Stop, Look, Go）。1962年，文德泉返澳，先後在聖若瑟教區中學（1962—1965）、伯多祿商業學校（1962—1964）和公立殷皇子中學B（1964—1970）任教，此後又同時擔任《澳門檔案》（Arquivos de Macau）和《賈梅士學院院刊》（Boletim do lnstituto Luís de Camões）的主編（1976—1980）。C“一二·三”事件期間，憤怒群衆衝擊澳門市政廳，將大批議事會檔案丟棄街頭，以示抗議。文德泉聯合潘日明（Benjamim Videira Pires）、高美士（Luíz Gonzaga Gomes）等葡籍文化界人士奮力營救，使這批珍貴的歷史文獻得以存世，D此事對澳門學重要史料的保存與傳承意義重大。晚年的文德泉獨居在聖若瑟修院頂層的書房內潛心治學，其自言修院有三間大屋專門供他堆放各類書籍、文獻，每日身着白衣穿梭其間，恰似修院裏“無法捕捉的幽靈”。E2001年，健康情況不斷惡化的文德泉返回葡萄牙休養，兩年A 澳門中央圖書館編：《文德泉神父“作者及作品”》，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第22—23頁。B 原利宵中學。C 澳門中央圖書館編：《文德泉神父“作者及作品”》，第11—13頁。D 〔葡〕冼麗莎：《澳門榮譽市民》，《文化雜誌》（澳門）中文版第54期，2005年春季刊，第33頁。E José Mário Teixeira, Manuel Teixeira, de menimo a Monsenhor, p. 65.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91田一言 \ 文德泉的澳門學研究Macao Scholars / 澳門學學人後的2003年9月15日在葡萄牙病逝，享年91歲。A 在慈善事業方面，文德泉於1959年創立清貧學生基金會，並在葡萄牙家鄉捐建了一所專爲貧困生服務的飯堂。截至1984年，以“文德泉神父基金會”名義向“澳門貧困學生幫扶基金”捐助的善款已超過60萬港幣。1990年，他向葡萄牙北部一所名爲“聖瑪爾塔之家”的安養院捐贈大筆善款，這也是文德泉與世長辭的地方。B 在和學界的交往中，文德泉不僅與白樂嘉、博克塞、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阿馬羅（Ana Maria Amaro）、冼麗莎等關注澳門問題的外籍學者保持密切交流，同時也關心後學，李向玉、林玉鳳等中國學者爲撰寫博士論文當面向他請教時，他都給予了熱心指導。終生致力於研究澳門歷史的文德泉獲得了諸多榮譽和獎項，有外國媒體稱其爲“活百科全書”。他於1974年獲頒葡萄牙殷皇子勛章，所著《澳門的軍人》《澳門地名錄》兩部著作分別於1981年、1983年榮獲葡萄牙古本江基金會歷史獎。其後，文德泉又於1985年獲時任葡萄牙總統埃亞內斯頒發功績勛章；1989年入選葡萄牙歷史研究院院士；1998年，獲澳門市政廳授予“澳門榮譽市民”稱號。C 文德泉自言：“人生如塵土，而名望似煙，歸宿是灰燼……唯有我的書永恆！”D這也正是文德泉本人對其畢生追求的真切詮釋。二、文德泉澳門學研究的領域與特色自1933年在《澳門教區月刊》發表第一篇史學論文《肇慶傳教區三百五十年》至2003年於家鄉逝世，文德泉潛心澳門學研究長達70年之久，其用力之深、涉獵之廣以及終始不渝的治學態度無不令後輩學人肅然起敬。對於A 〔葡〕冼麗莎：《澳門榮譽市民》，《文化雜誌》（澳門）中文版第54期，2005年春季刊，第37頁。B 澳門中央圖書館編：《文德泉神父“作者及作品”》，第12、17—18頁。C 〔葡〕冼麗莎：《澳門榮譽市民》，《文化雜誌》（澳門）中文版第54期，2005年春季刊，第33—37頁。D 澳門中央圖書館編：《文德泉神父“作者及作品”》，第26頁。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92田一言 \ 文德泉的澳門學研究Macao Scholars / 澳門學學人文德泉這樣一位將一生奉獻給澳門歷史文化研究的學者，有必要認真回顧和總結他的澳門學研究道路。縱觀文德泉的澳門學研究成果可以發現，文德泉早期以其本人主編的《澳門教區月刊》爲主要陣地。他於1933年在該刊發表的第一篇史學論文《肇慶傳教區三百五十年》，對利瑪竇創建肇慶傳教區的經過以及肇慶傳教區在明清至民國不同時期的發展與變遷進行考辨和梳理，並根據利瑪竇致耶穌會總會長克勞迪奧·阿奎維瓦（Claudio Acquaviva）的信件和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神父的記載，對利瑪竇所建僊花寺位置進行了初步推斷。A此後幾年，文德泉又陸續發表《上川島》《十六世紀前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澳門教區的建立》《青洲》等文章，1936年出版其人生第一本專著——《聖老楞佐堂區》。顯然，文德泉此時的研究緊密圍繞天主教澳門教區展開，尚未涉足其他領域。從1938年開始，文德泉相繼發表《澳門的地理區位與地名來源》《葡人定居澳門》《佛郎機人：中國人對葡人定居澳門的觀點》等文，關注當時學界討論最爲激烈的澳門起源問題。在《葡人定居澳門》一文中，文德泉將其所見的中西方文獻關於澳門正式開埠時間的記載分條陳明，其中包括《明實錄》記載的1535年說，《澳門記略》的1553年說，耶穌會士嘉爾定（António Francisco Cardim）《日本省報告》的1554年說以及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法利亞·索薩（Faria e Sousa）、曾德昭（Álvaro Semedo）等人記載的1557年說。B這一時期的文德泉基本認同澳門於1557年開埠，且並未對葡人助剿海盜而取得澳門的說法提出反對意見，這與其後來的觀點形成鮮明對比。上述幾項文德泉的早期研究被收錄在1940年出版的《澳門及其島嶼》中，成爲其16卷本巨著《澳門及其教區》第一卷的主要內容。進入20世紀40年代，文德泉除了繼續鑽研澳門傳教史相關主題，還開始針對澳門歷史上重要的非宗教人物展開研究。他首先關注的是葡萄牙著名A Manuel Teixeira, “O 350ºAniversário da Missão de Shiu-Hing”, 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vol. 355 (Out. 1933), pp. 260-276; vol. 356 (Nov. 1933), pp. 341-352.B Manuel Teixeira, “Estabelecimento dos portugueses em Macau”, 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vol. 429 (Dez. 1939), pp. 273-293.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93田一言 \ 文德泉的澳門學研究Macao Scholars / 澳門學學人詩人、《葡國魂》作者賈梅士（Luís Camões）與澳門的關係，分別於1940年、1977年和1980年三度撰文，對此問題進行專題研究，綜合多方史料證明賈梅士曾於澳門開埠前後在浪白滘、澳門兩地活動，且未如傳言般在澳擔任“死者及失蹤者事務專員”。A此外，在20世紀40年代初，文德泉的關注點還集中在澳門重要土生葡人人物上，其中包括北山嶺之戰的指揮官美士基打（Vicente Nicolau de Mesquita），澳門富商、南灣別墅（昔日之總督府及聖珊澤宮）之主塞爾高男爵梅洛（António Alexandrino de Melo），澳門市政廳主席、《澳門土生人報》社長若阿金·巴士度（António Joaquim Bastos），著名漢學家、翻譯家伯多祿·施利華（Pedro Nolasco da Silva）。1942年，文德泉出版《十九世紀澳門土生名人錄》，詳細介紹了16名活躍在19世紀澳門政商界的知名土生葡人及其家族。B文德泉於1946年返葡休假，1948年又趕赴新加坡就職，在此期間雖少有專著問世，但在《澳門教區月刊》上發表了十餘篇關於葡萄牙新加坡、馬六甲兩地傳教區以及歷史上葡人在暹羅、柬埔寨等地活動的文章，專注於探究葡萄牙在東南亞的歷史，爲後來出版《澳門及其教區》的馬六甲、越南等卷以及《葡萄牙在泰國》《葡萄牙在柬埔寨》《葡萄牙在緬甸》等專著打下基礎。20世紀60年代以後，文德泉調回澳門服務。浸淫澳門歷史30多年的文德泉從此進入高產期，研究範圍亦進一步擴大。1965年出版《遠東的葡文期刊》，較早關注澳門葡文報章問題，該書對葡人在澳門創辦的報章雜誌進行系統梳理，上至1822年創辦的《蜜蜂華報》（A Abelha da China），下至1957年創辦的季刊《綠洲》（Oásis），敘述各報刊創辦始末，兼論其背景、動因。文德泉在書中認爲，澳門歷史上的葡文報紙未發展成熟，常淪爲政治鬥爭的工具。C在重點介紹澳門葡文報刊之外，該書還涉及廣州的英文報章和葡萄牙人A 〔葡〕文德泉：《賈梅士來過澳門》，佚名譯，《文化雜誌》（澳門）中文版第54期，2005年春季刊，第1—27頁。B Manuel Teixeira, Galeria de macaenses ilustres do século dezanove,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42.C 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Oriente, Macau: Notícias de Macau, 1965, pp. 241-242.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94田一言 \ 文德泉的澳門學研究Macao Scholars / 澳門學學人在香港、廣州、上海、日本、馬六甲、帝汶和夏威夷等地創辦的葡文刊物。澳門的醫療衛生事業最早由天主教會建立，文德泉亦十分關心澳門歷史上的醫院、醫生、防疫及公共衛生等問題。1967年，文德泉出版1卷本的《澳門的醫生》，後又於1974年仁伯爵軍人醫院（Hospital Militar de S. Januário）落成百年之際增補擴充爲4卷本的《澳門的醫療》。第一卷《澳門的醫療救濟》對澳門各歷史時期的醫療機構進行總結，包括以聖保祿藥房爲代表的一批藥房，仁慈堂醫院、聖辣非醫院、武營醫院以及英、法、美等國在澳門開設的醫院，同時亦關注華人的醫療活動，有專門章節論述鏡湖醫院的歷史沿革及中醫郎中的行醫活動。第二卷《澳門的疾病分類學》重點關注澳門城市公共衛生狀況以及澳葡當局對麻風病、霍亂、鼠疫、天花等疫情的處置，對近年來興起的澳門近代防疫史研究有較高參考價值。第三、四卷均爲《澳門的醫生》，對17—20世紀在澳門活動的葡人醫生和外國醫生，以及在中國和越南行醫的耶穌會士進行介紹，其中亦涉及孫中山在澳門行醫、交遊等活動。A 1981年，文德泉首次獲得葡萄牙古本江基金會歷史獎，令其獲此殊榮的著作是1976年出版的《澳門的軍人》。此書是文德泉在澳門軍事史研究領域的集大成之作，他將早期關於澳門各炮臺、堡壘、重要軍事人物、軍人俱樂部以及葡萄牙從西班牙光復時期澳門的軍事行動等研究成果化零爲整，納入本書之內。此外還增補了他對澳門建立問題的最新觀點，對中日巡航首領迪奧哥·佩雷拉（Diogo Pereira）及其擔任的澳門駐地首領職務的考辨，還論述了澳門的軍隊編制，葡人爲明朝提供的軍事協助，澳門葡人與荷蘭人、英國人、華南海盜等海上勢力的角力等問題。B本書第一章關於澳門起源的新觀點源自文德泉於1967年發表的長文《澳門的建立》，該文利用原始材料論證1564年柘林兵變乃是澳門葡人首次出兵助剿，從而說明所謂1557年葡人因助剿海盜而得以入居澳門並不可信，主動推翻了他自己早年認可的觀點。C A Manuel Teixeira, A medicina em Macau (4 vols),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75.B Manuel Teixeira, Os militares em Macau, Macau: Comando Territorial Independente, 1976.C Manuel Teixeira, “Fundação de Macau, ” 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vol. 750 (Fev. 1967), pp. 152-200.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95田一言 \ 文德泉的澳門學研究Macao Scholars / 澳門學學人文德泉還於1981年至1984年間出版了《十六世紀的澳門》《十七世紀的澳門》和《十八世紀的澳門》等三部澳門編年斷代史，吳志良稱其爲“澳門史料大全”。A該三部著作承襲了庇禮喇（Marques Pereira）、費爾南德斯（José Gabriel B. Fernandes）、高美士（Luís Gonzaga Gomes）等葡籍學者以編年大事記形式修史的傳統，又爲施白蒂五卷本《澳門編年史》的編纂提供了大量參考資料。事實上，文德泉尚有一部《十九世紀的澳門》未出版，該書手稿共978頁，現藏於里斯本澳門科學文化中心（CCCM）。B與其他葡籍學者的澳門編年史類著作相比，文德泉書的顯著特點是相對較爲重視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和中文史料，書中不僅常常提及周景濓《中葡外交史》、張天澤《中葡早期通商史》等早期中國學者的著作，還不時徵引《明史·佛郎機傳》、《明實錄》、《澳門記略》、龐尚鵬《撫處濠鏡澳夷疏》、郭尚賓《防黎防澳疏》等中文史料。最爲難得的是，文德泉在記述1554年海道汪柏與索薩（Leonel de Sousa）達成的口頭協議時，還從尤斯利思（W. R. Usellis）的論文中轉引了鄭舜功《日本一鑒》的有關記載，並認同“客綱周鸞”與“萊昂內爾·索薩”爲同一人C——他應該是較早關注這條中文史料的葡籍學者。文德泉的三部編年史著作輯錄和考證了大量原始文獻和重要二手材料，對於理解澳門在不同時期的社會結構、經濟活動、宗教發展、法律制度以及與周邊地區的互動關係具有重要的學術貢獻。回顧文德泉的研究道路，可以發現其澳門學研究有三大特點和特色：其一，研究覆蓋面廣。吳志良評價文德泉的澳門學研究，稱其“所涉之廣，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D文德泉從澳門歷任主教、教士、各天主教修會、教堂等與天主教在澳傳播密切相關的問題出發，不斷向縱深延伸拓展，不僅關注早期中葡關係、葡人定居澳門、澳門土生葡人、抗戰中的澳門等專題，還涉及澳門政治制度史、軍事史、衛生史、教育史、報刊史、對外A 吳志良：《澳門史研究述評》，《行政》（澳門）1996年第2期，第515頁。B 按：筆者根據里斯本澳門科學文化中心館藏檔案綫上目錄統計。C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 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Cultura, 1981, p. 26.D 吳志良：《澳門史研究述評》，《行政》（澳門）1996年第2期，第515頁。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96田一言 \ 文德泉的澳門學研究Macao Scholars / 澳門學學人關係史等多個專門史領域。此外，儘管所佔比例較小，文德泉亦有部分研究涉及孫中山等中國政治人物以及華人宗教信仰、佛道教廟宇等華人文化習俗方面的內容。其二，採用化零爲整的研究方法。文德泉後期的部分大部頭著作係以其早期的期刊論文或小篇幅專書增補、集結而成，但並非簡單機械的合併，而往往是大面積補充史料，推翻自己早期的觀點亦常常有之。如寫軍事史就從一個炮臺、一位軍事人物開始研究，寫教育史便從聖保祿學院、利宵中學、各天主教修會主辦學校開始逐漸深入。這種多方出擊、各個擊破，再從一個個小專題和具體研究對象拓展至整個專門史領域的研究方法亦值得後輩學人借鑒。其三，史料扎實，原始材料充分。文德泉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均爲資料性著作，他掌握大量有關澳門史的葡文材料，且在公佈材料方面從不吝嗇，對於重要的一手資料和二手資料，往往予以全文公佈，有時甚至還出現附錄所載史料多過著述部分的情況。此外，文德泉還較爲關注中文資料，對於中文史料的掌握和使用領先同時期的葡籍學者。三、澳門教區史：文德泉澳門學研究的重點文德泉身兼歷史學家與神職人員雙重身份，其研究澳門歷史的視角別有獨到之處，用文德泉自己的話說：“作爲澳門歷史的研究者，主要任務就是記錄下澳門及其教區的所有重大事件，因爲澳門教區的歷史與本地區的世俗史有着密切聯繫，兩者難以分割。”A20世紀40—80年代，文德泉陸續出版了16卷本的《澳門及其教區》（Macau e a sua diocese），編寫時間橫跨半個世紀，是文德泉澳門學研究的主體。1576年，澳門主教區初立，其範圍一度十分廣闊，領轄包括日本、中國、朝鮮、安南等地教務。B文德泉《澳門及其教區》的關注點不限於澳門本身，更將中國內地、馬六甲、越南、帝汶、朝鮮等傳教區的A 澳門中央圖書館編：《文德泉神父“作者及作品”》，第25—26頁。B 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上冊，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第586—587頁。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97田一言 \ 文德泉的澳門學研究Macao Scholars / 澳門學學人歷史囊括在內，有學者稱其爲“多卷本的天主教遠東傳播史”。A在傳教史之外，該系列研究還包括大量澳門與上述幾大遠東傳教區在經濟、文化領域交流方面的內容（如第十五卷直接以“澳門與越南的貿易關係”命名），故亦可被視爲澳門對外關係研究的重要成果。《澳門及其教區》共十六卷，其中八卷專寫澳門，現扼要介紹部分重點卷目。第一卷《澳門及其島嶼》是對澳門歷史的整體性介紹，主要涉及中葡早期交往、葡人入居澳門、澳門地理形勢、澳門得名由來以及澳門周邊島嶼等問題。另外，還對西葡聯合王國時期（1580—1640），澳門葡人向西班牙菲利普二世效忠的問題展開專題討論，駁斥了當時澳葡文化界盛行的居澳葡人未曾宣誓效忠西班牙的觀點。B此外，文德泉還在本卷以表格形式公佈了澳門歷任總督名錄與就任時間，並列表總結了澳門歷史上出版的報紙、雜誌和期刊，這在該書出版的20世紀40年代當屬相當重要的史料整理成果。第二卷爲《澳門教區的主教和署理主教》，主要以人物傳記形式介紹澳門主教區成立以來的歷任澳門主教和署理主教，兼載歷代澳門教區領導人任內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C 第三卷爲《澳門的修會與宗教團體》。在介紹澳門各天主教修會之前，文德泉專開一章詳述天主教海南傳教區，不僅引用多方資料介紹海南傳教區的建立與發展及其所屬主教區的變遷，還分修會詳列進入海南活動的傳教士名錄（附漢名）。十分難得的是，文德泉還在該章節公佈了9份南明隆武年間至清咸豐年間的入瓊天主教傳教士墓碑碑文及墓誌（見圖2，其中8份以拉丁文、漢文雙語書寫），這些碑石原文今似已失散，但卻通過文德泉的記錄保留下來，A 張廷茂：《文德泉神父與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文化雜誌》（澳門）中文版第54期，2005年春季刊，第53頁。B 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1), Macau: Tipografia do Orfanato Salesiano, 1940, p. 115.C 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2) ,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40, p. 115.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98田一言 \ 文德泉的澳門學研究Macao Scholars / 澳門學學人無疑是研究明清天主教海南傳教史不可多得的珍貴史料。A第六章至第十七章爲第三卷的主體部分，主要寫各天主教修會在澳門的活動，分別對耶稣會、方濟各會、聖嘉辣會、瑪麗亞方濟各傳教女修會、奧斯定會、多明我會、遣使會、巴黎外方傳教會、嘉諾撒仁愛女修會、鮑思高慈幼會等在澳門建立和發展的情况及其重要人物、創辦的教育、醫療和慈善機構等詳加考述。圖2 文德泉《澳門及其教區》（第三卷）書影 | 圖片出處：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Macau: Tipografia Soi Sang, 1961, p. 86第七、八兩卷爲《澳門教區的神父》。兩卷皆以人物小傳的形式記錄不同時期在澳活動的神父的生平事跡，可成爲當今研究者瞭解數千名天主教神父在澳門活動最直接、最便捷的參考資料。更爲重要的是，文德泉在第七卷末尾還公佈了一份《澳門主教區神父著作目錄》，將上至澳門教區首任主教賈A 按：據文神父所言，上述大部分碑文來自原瓊州府天主教墳場，太平洋戰爭期間日軍用該地改建機場，碑石或已未存世。以上9份碑文及墓誌爲Dominique Desperbe、João Baptista Lei等兩名傳教士於1940年前後提供給文德泉。參見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Macau: Tipografia Soi Sang, 1961, pp. 82-96.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299田一言 \ 文德泉的澳門學研究Macao Scholars / 澳門學學人尼勞（D. Belchior Carneiro Leitão），下至與文德泉同時期的潘日明（Benjamim Videira Pires）、雷戈（António da Silva Rego）等神父所著的各門類、各語種著作全部列表統計，並註明出版信息，爲當今研究者掌握與澳門有關的外文文獻資料提供了關鍵綫索與挖掘方向。A 第九卷爲《澳門的瑪利亞信仰》。該卷以澳門四大主保聖人之一的無玷聖母（A Virgem N. Senhora da Conceição）爲綫索，對澳門教區歷史上所有以瑪利亞爲崇拜對象或以其命名的修會、教堂、學校、炮臺等詳加考查，其中有關大炮臺的章節值得特別注意。大炮臺的修建歷時十年（1617—1626），在這段時間內，圍繞大炮臺發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包括1622年葡荷戰爭；1623年首任澳門總督馬士加路也（Francisco Mascarenhas）上任，並強佔原屬耶穌會的大炮臺作爲駐地；1624年議事會聯合耶穌會發動政變，強迫澳督移駐奧斯定修院；1625年廣東政府採取多種措施勒令葡人拆除擅自興建的城墻和防禦工事，以及兩廣總督何士晉要求將澳門地租漲至一萬兩等。B在本卷，文德泉利用葡萄牙埃武拉公共圖書館館藏手稿資料，即議事會書記員筆錄的澳督馬士加路也的自陳，當時多名澳門居民的證詞，以及嶺西道蔡善繼勒令葡人拆除城墻、炮臺的諭文之葡譯鈔件等，C對上述史事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和考辨，道出了中文資料《澳夷築城殘稿》D未能完整反映的歷史全貌。在重點關注澳門教區之外，《澳門及其教區》系列亦着力研究天主教在馬六甲、帝汶、中國、越南和朝鮮的傳播，第四至六卷寫馬六甲，第十卷寫帝汶，第十三卷寫中國內地，第十四、十五卷寫越南，第十六卷寫朝鮮。其中第十五卷《澳門與越南的貿易關係》值得特別注意，除對早期葡屬印度與越南的A 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7), Macau: Missão do Padroado, 1967, pp. 545-571.B 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一卷（明中後期 1494—1644），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4—398頁。C 埃武拉公共圖書館藏《弗朗西斯科·馬士加路也文件（手稿）》，檔案編號Cód CXVI/2-5，轉引自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9 , Macau: Tipografia da Missão do Padroado, 1969, pp. 357-415。吳志良、金國平亦參考文德泉公佈的這批手稿資料對澳門“地租銀一萬兩”問題進行研究，參見吳志良、金國平：《“地租銀一萬兩”與“丁糧壹萬兩”》，吳志良、金國平：《東西望洋》，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2年，第182—188頁。D 《澳夷築城殘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乙編，第7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7年，第614a頁。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300田一言 \ 文德泉的澳門學研究Macao Scholars / 澳門學學人交往，以及後來澳門與越南的貿易往來進行梳理之外，文德泉在該書後半部分以全文公佈的方式，載錄了105份與澳門—越南貿易相關的文獻資料，其資料部分所佔篇幅甚至超過了該書的研究部分。其中第一份資料爲葡印總督熱羅尼姆·阿澤維多（Jerónimo de Azevedo）於1616年2月6日回復澳門主教平托·比埃達德（Joāo Pinto de Piedade）的信件，談及葡萄牙船隻航行至交趾支那、柬埔寨等地的問題；最後一份資料爲1897年5月30日《鏡海叢報》（葡文版，Echo Macaense）刊登的一篇新聞報導，其中涉及澳門出發的“豬仔船”在越南劫掠等問題。A文德泉整理、公佈的這批澳越貿易關係文獻資料，爲今天的研究者探討歷史上澳門與東南亞的貿易關係，以及葡日貿易中斷後澳門葡人積極開發南方市場等問題，提供了寶貴的文獻資源，有利於澳門海外貿易史、澳門對外關係史研究的推進。文德泉強調研究澳門史與研究澳門教區史密不可分，這一主張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合理之處。從澳門政治史角度看，澳門主教及其領導的教區曾在相當長時間內代表着一股可與澳門總督及議事會分庭抗禮的政治力量，足以左右、甚至決定（歷史曾有六名主教代理、兼任澳督職務B）澳門的政治局面，故探討澳門歷史上的政治制度、政治事件自然離不開對澳門教區的考察。若從教育史、衛生史等專史領域出發，澳門的天主教機構及各修會又是澳門教育、醫療、慈善事業的創始者與奠基者，在澳門華人社群發展成熟前發揮着最爲關鍵的力量。而談及澳門的對外關係，則陸若漢、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等耶穌會士更長期扮演着澳門與明清政府和日本政府交往的中間人和代理人。總之，澳門教區史是構成澳門整體歷史的基本元素，甚至可以進一步認爲，對於澳門這一“天朝異化之角”而言，涵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方面面、包羅萬象的教區史，在某些歷史階段即等同於澳門史。文德泉的皇皇巨著《澳門及其教區》以大量扎實的第一手史料和嚴密的考證，對澳門教區歷史進行了最爲深入細緻、系統全面的研究，迄今無出其右者。A 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15),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77.B 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Macau: Tipografia do Orfanato Salesiano, 1940, p. 12.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301田一言 \ 文德泉的澳門學研究Macao Scholars / 澳門學學人結 語澳門學是一門以豐富的文獻檔案、文化遺產爲基礎，以悠久的歷史文化和獨特的社會生活爲研究對象，探尋澳門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宗教、藝術、民俗、對外關係之發展變遷及其規律與效應的綜合性學科。A文德泉畢生投入澳門歷史研究，其鑽研的對象和內容無疑屬澳門學範疇。關於20世紀80年代由澳門中國學術界提出的建立澳門學的主張，目前尚未找到文德泉的明確表態，但對於澳門回歸前中外學術界興起的研究澳門歷史的熱潮，文神父十分讚賞和肯定。1993年3月，“東西方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澳門舉辦，來自中國內地、港澳臺地區、葡、美、法、日等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七十餘位學者參會，其中不乏季羨林、饒宗頤等大家。文德泉作爲澳門代表參加本次會議，在會上發表《中葡貿易中的瓷器》一文。會後，文德泉在《澳門人》報（Gazeta Macaense）專欄發文，盛讚此次研討會，稱中外學界注意到澳門是“中西文化的交匯點”，中國與西方的“文學、商業、宗教、醫學等各領域在澳門交流碰撞”，認爲此後“澳門的文化事業將更加繁榮”。B 文德泉對當時正處於萌芽和探索階段的澳門學學科持何種觀點，固然重要。但即使新興的澳門學學科並未引起部分外籍學者的注意，也不妨礙以文德泉爲代表的一批“澳門學學人”前赴後繼地傾注於以澳門爲中心的歷史文化研究之中。如果拋開表層的澳門學學科定義等問題不談，可以說當時致力於澳門研究的中外學者，在研究的實質與內核層面產生了同頻共振，均爲澳門學的學科建設與發展貢獻了重要力量。文德泉澳門學研究涉獵之廣，學屆有目共睹。但也正因如此，有學者批評文德泉對部分問題的研究不夠詳盡深入，有堆砌史料之嫌，而在注釋方面有時又不指明史源，令引用者提心吊膽。儘管上述批評並非空穴來風，老一輩學者在學術規範上的瑕疵的確存在，但瑕不掩瑜，對於文德泉這樣活躍在澳門學學科發展初期階段的學者而言，任何史料的保存、傳播、甚至“堆砌”都意義A 林廣志：《澳門學：歷史闡述與現實關懷》，《澳門學》（澳門）2022年第1期，第341頁。B Manuel Teixeira, “Simpósio Internacional em Macau,” Gazeta Macaense, vol. 119, March 8 , 1993, p. 4.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302田一言 \ 文德泉的澳門學研究Macao Scholars / 澳門學學人重大，哪怕未註明出處，亦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和綫索意義。文德泉的絕大部分著述以葡文寫成，中國澳門史學界對其研究成果的譯介仍顯不足。儘管20世紀90年代以來，澳門《文化雜誌》陸續將文德泉的近20種短篇專著和文章譯爲中文刊載，不少掌握葡文的中國學者也開始直接使用文德泉的研究成果，但他的主要大部頭著作，如3部編年史、16卷本《澳門及其教區》、4卷本《澳門的醫療》，以及《澳門的軍人》《澳門的教育》等重要著作仍無中文譯本，實乃學界之惜。澳門科技大學湯開建教授曾組織一批葡文專才將文氏所著《澳門及其教區（第八卷）》《澳門王室大法官》《眉額帶歷》《十七世紀的澳門》《氹仔與澳門》等專書譯爲中文，並計劃出版“澳門學譯叢”，相信這批譯作的問世將大大提高學界對文德泉研究成果的利用程度。此外，里斯本澳門科學文化中心也將其館藏文德泉著作中的57種以數字資源形式綫上公佈，爲今天的學者利用相關資料提供了極大便利。該機構還藏有文德泉遺留下來的大批手稿，值得進一步深挖。對文德泉學術成果的持續譯介，對其傳世手稿及未刊書稿的系統整理和挖掘，乃至對其本人的探究，都可成爲今後澳門學研究框架內的重要課題。附：文德泉作品年表（著作及論文）一、著作序號 原名 譯名 出版信息1 Paróquia de S. Lourenço 聖老楞佐堂區Macau: Escola Tipográfica do Orfanato, 19372Filipinas e o XXXIII Congresso Eucarístico Internacional菲律賓與第三十三屆國際聖體大會Macau: Escola Tipográfica do Orfanato, 19373A Igreja de São Lourenço: ilustrada pelo Pe. Manuel Teixeira聖老楞佐教堂：文德泉神父配圖版Macau: Escola Tipográfica do Orfanato da Imaculada Conceição, 19374 Hospital de S. Rafael 聖辣非醫院Macau: Escola Tipográfica Salesiana, 1939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303田一言 \ 文德泉的澳門學研究Macao Scholars / 澳門學學人序號 原名 譯名 出版信息5 Acção católica portuguesa葡萄牙天主教在澳門的活動Macau: Escola Tipográfica Salesiana, 19406Macau e a sua diocese: Macau e as suas ilhas澳門及其島嶼（澳門及其教區1）Macau: Escola Tipográfica, 19407Macau e a sua diocese: Bispos e governadores do bispado de Macau澳門的主教和署理主教（澳門及其教區2）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408Camões em Macau: contribuições para o estudo do problema賈梅士在澳門：對研究該問題的貢獻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40.9 Vicente Nicolau de Mesquita 美士基打 Macau: Leal Senado, 194010António Alexandrino de Melo, barão do Cercal塞爾高男爵梅洛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4111D. José da Costa Nunes : (Dados biográficos)高若瑟主教：生平傳記Macau: Mocidade Estudiosa de Macau, 1941.12 A fachada de S. Paulo 聖保祿教堂立面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41.13Revdº Pe. António Maria Alves, S. J.耶穌會士白安民神父Macau: Tipografia do Orfanato da J. C. (Salesianos), 1941?14Sanchoão : morte de S. Francisco Xavier : peregrinações ao seu sepulcro上川島：聖方濟各·沙勿略之死（謁陵朝聖之旅）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41.15 António Joaquim Bastos 若阿金·巴士度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42.16Galeria de macaenses ilustres do século dezanove十九世紀澳門土生名人錄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42.17 Pedro Nolasco da Silva 伯多祿·施利華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42.18 A Semana santa 聖周Macau: Tipografia do Orfanato, imp. 1943. 19Liceu Nacional Infante D. Henrique : jubileu de oiro (1894-1944)國立殷皇子中學：50週年紀念（1894—1944）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44.20Macau e a sua diocese: as ordens e congregações religiosas em Macau澳門的修會與宗教團體（澳門其教區3）Macau: Tipografia Soi Sang, ［1961］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304田一言 \ 文德泉的澳門學研究Macao Scholars / 澳門學學人序號 原名 譯名 出版信息21Romagem histórica: impressões de uma visita ao Japão歷史巡禮：日本之行的印象Macau: ［s.n.］, 195622Macau e a sua diocese: A diocese portuguesa de Malaca馬六甲的葡萄牙主教區（澳門及其教區4）Macau: 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1957.23 Vicente Nicolau de Mesquita美士基打（第二版）Macau: Tipografia “Soi Sang”, 1958.24“Maria de Moura”: drama histórico em cinco actos / por Elman Missutro“瑪利亞·德·莫拉”：五幕歷史劇 作者：埃爾曼·密蘇特羅（文德泉筆名）［S.l. : s.n., 1959］.25 Os Bocarros 博卡羅家族Lisboa: ［Comissão Executiva das Comemorações do V Centenário da Morte do Infante D.Henrique］, 1961.26Early Dominicans in Malacca: 1511-1636早期進入馬六甲的多明我會士：1511—1636Colombo: The Rorary Apostolate St. Mary’s, Bamba lopitiya, 1963.27Macau e a sua diocese: efemérides religiosas de Malaca馬六甲教會大事錄（澳門及其教區5）Macau: Agência-Geral do Ultramar, 1963.28Macau e a sua diocese: a missão portuguesa de Malaca馬六甲的葡萄牙傳教會（澳門及其教區6）Macau: Agência-Geral do Ultramar, 1963.29The fourth centenary of the jesuits at Macao耶穌會士在澳門四百年（英文版）Macau: ［s.n.］, 1964 (Macau: Salesian School)30 Missionários jesuítas no Vietnão 耶穌會士在越南Macau: Centro de Informação e Turismo, 1964.31A confraria de N. Senhora do Rosário e a Igreja de S. Domingos天主之母玫瑰善會與玫瑰聖母堂Macau: Tip. da Missão do Padroado, 1965.32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Oriente遠東的葡文期刊Macau: Notícias de Macau, 1965.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305田一言 \ 文德泉的澳門學研究Macao Scholars / 澳門學學人序號 原名 譯名 出版信息33 Os macaenses 澳門土生葡人Macau: Centro de Informação e Turismo, 1965.34Mártires que passaram por Macau途經澳門的殉道者們Macau: Centro de Informação e Turismo, 1965.35O conde Benyowsky em Macau: a Hungarien Crusoe in Asia拜紐夫斯基伯爵在澳門：匈牙利“魯濱遜”的亞洲之行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66.36 Miguel de Arriaga 眉額帶曆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66.37 Os médicos em Macau 澳門的醫生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67.38Macau e a sua diocese: Padres da Diocese de Macau澳門教區的神父（澳門及其教區7）Macau: Missão do Padroado, 1967.39 O fundador do Leal Senado 議事會的創立者Macau: Tipografia da Missão do Padroado, 1968.40Liceu Nacional Infante D. Henrique: jubileu de diamante (1894-1969)-2ª ed. corrigida e aumentada.國立殷皇子中學：75週年紀念（1894-1969）（增補校訂版）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69.41Macau e a sua diocese: o culto de Maria em Macau澳門的瑪利亞信仰（澳門及其教區9）Macau: Tipografia da Missão do Padroado, 1969.42Luís de Almeida, S. J.: surgeon, merchant and missionary in Japan耶穌會士路易士·德·阿爾梅達：在日本的醫生、商人兼教士（英文版）［S.l.: s.n., 196-?］Macau: Imprensa Nacional. 43 Arquivos da Diocese de Macau 澳門教區檔案Macau: Tipografia da Missão do Padroado, 197044Luís de Almeida, S. J.: médico, comerciante e missionário耶穌會士路易士·德·阿爾梅達：醫生、商人兼教士Macau: Tipografia da Missão do Padroado, 1970.45 A polícia de Macau 澳門的警察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70.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306田一言 \ 文德泉的澳門學研究Macao Scholars / 澳門學學人序號 原名 譯名 出版信息46I centenário da Associação Promotora da Instrução dos Macaenses澳門振興學一百年 Macau: ［s.n.］, 1971.47 O Teatro D. Pedro V 崗頂劇院 Macau: Clube de Macau, ［1971］.48Macau e a sua diocese: Padres da Diocese de Macau澳門教區的神父（澳門及其教區8）Macau: Missão do Padroado, 1972.49As canossianas na Diocese de Macau: I centenário (1874-1974)澳門的嘉諾撒修女：1874—1974百年來的傳教活動Macau: Tipografia da Missão do Padroado, 1974.50Cem anos de vida do quartel dos mouros: 1874-1974摩羅兵營一百年：1874—1974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74.51Galeria de mulheres ilustres em Macau澳門傑出女性錄Macau: Centro de Informação e Turismo, 1974.52George Chinnery no bicentenário do seu nascimento: 1774-1974錢納利誕辰二百年：1774—1974Macau: Governo de Macau, 1974.53The japanese in Macao in the XVIth and XVIIth centuries十六至十七世紀澳門的日本人（英文版）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74.54O maior tufão de Macau: 22 e 23 de Setembro de 1874澳門史上最強颱風：1874年9月22至23日Macau: Tipografia da Missão do Padroado, 1974.55Macau e a sua diocese: Missões de Timor帝汶傳教會（澳門及其教區 10）Macau: Tipografia da Missão do Padroado, 1974.56Macau e a sua diocese: As confrarias em Macau澳門的教友會（澳門及其教區11）Macau: Tipografia da Missão do Padroado, 1975.57João Ferreira de Almeida: tradutor da Bíblia em português若昂·費雷拉·德·阿爾梅達：首位葡文聖經翻譯家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75.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307田一言 \ 文德泉的澳門學研究Macao Scholars / 澳門學學人序號 原名 譯名 出版信息58A medicina em Macau (4 vol)Vol. 1: Assistência médica em Macau;Vol. 2: A nosologia em Macau;Vol. 3: Os médicos em Macau do séc. XVI a XIX;Vol. 4: Os médicos em Macau no séc. XX澳門的醫療（四卷本）卷一 澳門的醫療救濟卷二 澳門疾病分類學卷三 澳門的醫生（十六至十九世紀）卷四 澳門的醫生（二十世紀）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75-1976. （前兩卷1975年出版、後兩卷1976年出版）59Notes on the Japanese in the christian history of Macao澳門基督教史中的日本人Lisboa: Sociedade de Geografia, 1975.60Macau e a sua diocese: Bispos, missionários, igrejas e escolas主教、教士、教堂及學校（澳門及其教區12）Macau: Tipografia da Missão do Padroado, 197661 Macau em 1857 1857年的澳門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76.62O comércio de escravos em Macau = The so called portuguese slave trade in Macao澳門的奴隸貿易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76.63Congregação de Nossa Senhora das Dores: jubileu de diamante七苦聖母會75週年 Macau: ［s.n.］, 1976.64 Macau em 1857 1857年的澳門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76.65 Os militares em Macau 澳門的軍人Macau: Comando Territorial Independente, 1976.66 Os ouvidores em Macau 澳門的王室大法官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76.67O Seminário de S. José de Macau: (resenha histórica)澳門聖若瑟修院的歷史［Macau: s.n.］, 1976.68 A gruta de Camões em Macau 澳門的賈梅士洞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77.69 Macau através dos séculos 橫越數世紀的澳門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77.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308田一言 \ 文德泉的澳門學研究Macao Scholars / 澳門學學人序號 原名 譯名 出版信息70Macau e a sua diocese: A missão da China中國傳教會（澳門及其教區13）Macau: Tipografia da Missão, 1977.71Macau e a sua diocese: As missões portuguesas no Vietnam越南的葡萄牙傳教會（澳門及其教區14）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77.72 Os piratas em Coloane em 1910 1910年的路環海盜Macau: Centro de Informação e Turismo, 1977.73Macau e a sua diocese: Relações comerciais de Macau com o Vietnam澳門與越南的貿易關係（澳門及其教區15）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77.74A precious treasure in Coloane: the relics of japanese and vietnamese martyrs路環的珍寶：日本越南殉道者的遺骸 Macau: Centro de Informação e Turismo, 197?.75 Bela Vista Hotel 峰景酒店Macau: Centro de Informação e Turismo, 1978.76 Os franciscanos em Macau 方濟各會士在澳門 ［S.l. : s.n.］, 197877 Leal Senado 議事會 Macau: Leal Senado, ［1978?］78 The church of St. Paul in Macau 澳門的聖保祿教堂Lisboa : CEHU da Junta de Investigação Científica do Ultramar, 1979.79Ma-Kok-Miu: templo chinês da Barra媽閣廟：位於媽閣的中國廟宇Macau: Centro de Informação e Turismo, 1979.80 A missão da Coreia朝鮮傳教會（澳門及其教區16）Macau: Tipografia da Missão, 1979.81 The story of Ma-Kok-Miu 媽閣廟的故事Macau: Centro de Informação e Turismo, 1979.82Toponímia de Macau1º vol.: Ruas com nomes genéricos. - 1979.2º vol.: Ruas com nomes de pessoas. - 1981.澳門地名錄卷1 以物命名的街道卷2 以人命名的街道Macau: Centro de Informação e Turismo, 1979-1981.83 Camões in Macau 賈梅士在澳門（英文版第二版）Macau: ［s.n.］, 198084 A voz das pedras de Macau 澳門石頭之聲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80.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309田一言 \ 文德泉的澳門學研究Macao Scholars / 澳門學學人序號 原名 譯名 出版信息85 Camões esteve em Macau 賈梅士來過澳門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Cultura, imp. 1981.86 Macau durante a guerra 戰爭時期的澳門 ［Macau: s.n., 1981］.87 Macau no séc. XVI 十六世紀的澳門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Cultura, imp. 1981.88Macau no séc. XIX visto por uma jovem americana一位美國女青年眼中的19世紀的澳門-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Cultura, imp. 1981.89 Na Coreia 在朝鮮 ［Macau: s.n., 1981］.90 Taipa e Coloane 氹仔與路環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Cultura, imp. 1981.91A precious treasure in Coloane: the relics of japanese and vietnamese martyrs路環的珍寶：日本越南殉道者的遺骸（第三版）Macau: Department of Tourism, 1982.92 Clube Militar de Macau 澳門陸軍俱樂部 ［Macau: s.n., 1982］.93 A educação em Macau 澳門的教育 Macau: DSEC, 1982.94 Macau no séc. XVII 十七世紀的澳門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Cultura, imp. 1982.95 Pagodes de Macau 澳門衆廟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Cultura, imp. 1982.96Residência dos governadores de Macau澳門總督府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Turismo e Comunicação Social, ［1982?］.97 Vultos marcantes em Macau 澳門名人錄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Cultura, imp. 1982.98 Portugal na Birmânia 葡萄牙在緬甸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Turismo, 1983.99 Portugal na Tailândia 葡萄牙在泰國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Turismo, 1983.100 Portugal no Camboja 葡萄牙在柬埔寨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Turismo, 1983.101Antigos navegadores e marinheiros ilustres nos monumentos e toponímia de Macau澳門歷史景點和地名中的傑出航海家與水手Macau: Obra Social dos Serviços de Marinha, 1984.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310田一言 \ 文德泉的澳門學研究Macao Scholars / 澳門學學人序號 原名 譯名 出版信息102 Macau no séc. XVIII 十八世紀的澳門 Macau: Serviços de Turismo, 1984.103 Macau, caril-diabo“魔鬼咖喱”：澳門歷史掌故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1984.104 Os militares em Macau澳門的軍人（第二版）Macau: Comando das Forças de Segurança, 1984.105The protestant cemeteries of Macau澳門的基督教墳場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Turismo, ［1984?］.106 Portugal em Singapura 葡萄牙在新加坡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Turismo, 1985.107 Liceu de Macau澳門利宵中學（第三版）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1986.108IV centenário dos dominicanos em Macau: 1587-1987多明我會士在澳門四百年：1587—1987Macau: Fundação Macau, imp. 1987.109 A fachada de S. Paulo聖保祿教堂立面（第二版）Macau: Imprensa Oficial, ［1987?］.110The portuguese missions in Malacca and Singapore: 1511-1958馬六甲和新加坡的葡萄牙傳教會：1511-1958（第二版）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1987.111A situação de Macau em face da China澳門之於中國Lisboa : Associação dos Arqueólogos Portugueses, 1987.112Marinheiros ilustres relacionados com Macau與澳門有關的知名航海家Macau: Centro de Estudos Marítimos, 1988.113D. António Joaquim de Medeiros, apóstolo de Timor明德祿主教：帝汶的開教鼻祖［Bragança: s.n.］, 1989.114 The japanese in Macau澳門的日本人（英文版）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1990.115Ma-Kok-Miu: Templo chinês da Barra: Chinese temple of Barra媽閣廟：位於媽閣的中國廟宇（中英葡三語版）Macau: Gabinete de Comunicação Social, 1990.116 Primórdios de Macau 澳門的起源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1990.117Tribunal das Matemáticas em Pequim北京的欽天監 Coimbra: ［s.n.］, 1991.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311田一言 \ 文德泉的澳門學研究Macao Scholars / 澳門學學人序號 原名 譯名 出版信息118A gesta lusíada no Extremo Oriente葡萄牙人在遠東的功績Macau; Lisboa: ［s.n.］, 1993.119 Japoneses em Macau澳門的日本人（葡日雙語版）［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1993.120Missionários de Freixo de Espada à Cinta來自弗雷舒-德埃什帕達阿辛塔的傳教士Câmara Municipal de Freixo de Espada à Cinta, 1993.121 A Igreja em Cantão廣州的教堂（文獻與文論）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1996.122 Toponímia de Macau澳門地名錄（兩卷本）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1997.123 Camões esteve em Macau賈梅士來過澳門（中葡雙語版）Fundação Macau: Instituto Internacional de Macau, 1999.124 A gruta de camões em Macau 澳門的賈梅士洞Macau: Fundação Macau: Instituto Internacional de Macau, 1999.125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遠東的葡文期刊》（再版）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1999. 二、論文序號 原名 譯名 出版信息1O 350ºAniversário da Missão de Shiu-Hing肇慶傳教區三百五十年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31 (355) Out. 1933, pp. 260-276; A. 31 (356) Nov. 1933, pp. 341-3522 A evangelização de Macau 澳門的傳教事業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32 (365) Ago. 1934, pp. 126-1343 A Igreja na Grécia 希臘的教堂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31 (359) Fev. 1934, pp. 711-715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312田一言 \ 文德泉的澳門學研究Macao Scholars / 澳門學學人序號 原名 譯名 出版信息4 Sanchoão 上川島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31 (358) Jan. 1934, pp. 603-6155 Santo António, o Santo 聖徒：聖安東尼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31 (359) Fev. 1934, pp. 925-9296 Dr. Manuel da Costa Nunes曼努埃爾·達·科斯塔·努內斯神父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83 (956) Nov. 1984, pp. 64-667Inauguração da nova Igreja de Santa Clara聖嘉辣堂重建落成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34 (393) Dez. 1936, pp. 413-4228 A obra da Santa Infância 聖嬰會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44 (393) Dez. 1936, pp. 403-409Asilo da Santa Infância9 O catolicismo nas Filipinas菲律賓群島的天主教信仰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34 (395) Fev. 1937, pp. 549-55410O cristianismo na China antes do século XVI十六世紀前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34 (394) Jan. 1937, pp. 508-512; A. 39 (444) Mar. 1941, pp. 797-80811Da igreja de S. Lourenço: resenha histórica聖老楞佐堂歷史概述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34, (394) Jan. 1937, pp. 508-51212 Erecção da Diocese de Macau 澳門教區的建立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34 (397) Abr. 1937, pp. 707-72813 Ilha Verde 青洲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35 (401) Ago. 1937, pp. 108-117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313田一言 \ 文德泉的澳門學研究Macao Scholars / 澳門學學人序號 原名 譯名 出版信息14 Peregrinando 朝聖途中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34 (339) Jun. 1937; A. 35 (400) Jul. 1937, pp. 865-87215As conferências de S. Vicente de Paulo em Macau澳門的聖雲仙會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35 (407) Fev. 1938, pp. 526-53716 Diocese de Macau 澳門主教區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36 (412) Jul. 1938, pp. 29-5317Posição geográfica de Macau e origem do nome澳門的地理區位與地名來源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36 (413) Ago. 1938, pp. 160-16418Estabelecimento dos portugueses em Macau葡人定居澳門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36 (429) Dez. 1939, pp. 273-29319Os Fon-Kang-Ki: versão chinesa sobre o estabelecimento dos portugueses佛郎機人：中國人對葡人定居澳門的觀點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36 (429) Dez. 1939, pp. 294-29720As comemorações em Macau do duplo centenário de Portugal澳門的葡萄牙建國暨光復雙百紀念日慶祝活動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38 (437) Ago. 1940, pp. 163-17421Melchior Carneiro, S. J. bispo de Nicea e coadjutor do Patriarca da Etiópia: (1555-1566), delegado na China e no Japão (1566-1583)耶穌會士賈尼勞：尼西亞主教兼埃塞俄比亞助理宗主教（1555—1566）、中國日本教區代牧(1566—1583)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38 (438) Set. 1940, pp. 228-23422 Resumo da História de Macau 澳門歷史綱要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36 (430) Jan. 1940, pp. 393-411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314田一言 \ 文德泉的澳門學研究Macao Scholars / 澳門學學人序號 原名 譯名 出版信息23Estabelecimento dos Franciscanos em Macau方濟各會士進入澳門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39 (445) Abr. 1941, pp. 868-885 ; 39 (447) Jun. 1941, pp. 1010-103724 Expulsão dos jesuítas de Macau耶穌會士被驅離澳門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39 (448) Jul. 1941, pp. 33-5425 Os lazaristas em Macau 澳門的遣使會會士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39 (445) Abr. 1941, pp. 891-90926 O Padroado Português do Oriente葡萄牙的東方保教權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39 (444) Mar. 1941, pp. 809-82927D. José da Costa Nunes: dados biográficos高若瑟主教生平概述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39 (454) Jan. 1942, pp. 433-44428Mártires que passaram por Macau途經澳門的殉道者們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43 (498) Set. 1943, pp. 81-84 ; 43 (503) Fev.1943, pp. 178-182 ; 43 (504) Mar. 1942, pp. 206-20829 A Diocese de Macau 澳門天主教區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43 (502) Jan. 1946, pp. 125-13230 Peregrinação a Fátima 法蒂瑪朝聖之旅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43 (507) Jun. 1946, pp. 331-34031Singapura e Malaca: dois mártires dos japoneses新加坡與馬六甲：兩位日籍殉道者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46 (535) Nov. 1948, pp. 798-80232 Singapura e Malaca: relatório新加坡、馬六甲報告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46 (526) Fev. 1948, pp. 133-141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315田一言 \ 文德泉的澳門學研究Macao Scholars / 澳門學學人序號 原名 譯名 出版信息33Triunfo de N. Senhora de Fátima em Singapura法蒂瑪聖母信仰在新加坡的興盛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46 (533) Set. 1948, pp. 642-65234Singapura: paróquia de São José da missão portuguesa de Singapura新加坡：葡萄牙新加坡傳教會管理的聖若瑟教區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47 (540) Abr. 1949, pp. 275-28035 Macau em Fátima沐浴在法蒂瑪信仰中的澳門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47 (539) Mai. 1949, pp. 209-21236 Singapura: um centenário 百年新加坡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48 (559) Nov. 1950, pp. 777-77937 Malaca portuguesa 葡屬馬六甲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49 (572) Dez. 1951, pp. 828-833; 50 (573) Jan. 1952, pp. 40-45; 50 (574) Fev. 1952, pp. 108-115; 72 (831) Jan. 1974, pp. 77-9338 Pelo interior da Malásia 深入馬來西亞內陸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50 (573) Jan. 1952, pp. 61-6539 Malaca portuguesa: viagem santa葡屬馬六甲：聖徒之旅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51 (588) Abr. 1953, pp. 279-28440 Singapura 新加坡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51 (586) Fev. 1953, pp. 145-149; pp. 195-19941 Peregrinando 朝聖途中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52 (603) Jul. e Ago. 1954, pp. 481-484; A. 52 (605) Set. 1954, pp. 568-578; A. 52 (606) Out. 1954, pp. 731-739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316田一言 \ 文德泉的澳門學研究Macao Scholars / 澳門學學人序號 原名 譯名 出版信息42 Por terras da Malásia 走遍馬來西亞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52 (605) Set. 1954, p. 579-583; A. 52 (606) Out. 1954, pp. 665-670; A. 52 (607) Nov. 1954, pp. 740-74643 A diocese portuguesa de Malaca馬六甲的葡萄牙天主教傳教區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54 (627-628, 632) Jul. - Ago., Dez. 1956 ; 55 (633-636) Jan. - Abr. 1957, pp. 501-551, 910-958, 27-28, 199-221, 350-343, 409-43044A missão portuguesa: legação de Portugal em Singapura葡萄牙傳教會：葡國駐新加坡外交使團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V. 54, (630) Out. 1956, pp. 742-76545Missões portuguesas de Malaca e Singapura馬六甲和新加坡的葡萄牙傳教會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55-58 (642-643, 668-670) Out. - Dez., Fev. 1957-1960, pp. 919-939, 1025-1035, 1119-1133, 152-16246 As ordens religiosas no Oriente宗教修會在東方的活動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56 (647) Mar. 1958, pp. 208-22047Uma portuguesa ligada à história da fundação de Penang一位與檳城建城歷史相關的葡萄牙女性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54, (646) Fev. 1958, pp. 170-17248Os missionários portugueses no Vietnão葡萄牙傳教士在越南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57-59 (661-667, 674-676, 680-681, 689) Mai. - Nov., Jun. - Ago., Dez. - Jan., Set. 1959-1960, pp. 455-466, 523-540, 643-661, 788-798, 908-924, 993-1003, 524-538, 621-644, 994-1006, 18-201, 720-737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317田一言 \ 文德泉的澳門學研究Macao Scholars / 澳門學學人序號 原名 譯名 出版信息49 O cativeiro de D. Leonardo de Sá 薩主教被俘始末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58, (674) Jun. 1960, pp. 505-52350A procuratura dos negócios sínicos華政衙門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58 (673) Maio 1960, pp. 431-44151Diogo Veloso e a gesta lusíada em Camboja迪奧戈·維洛佐其人與葡萄牙在柬埔寨的歷史In: Actas ［do］ Congresso Internacional de História dos Descobrimentos. - V. 5, part 2 (1961). - Lisboa: Comissão Executiva das Comemorações do V centenário da morte do Infante D. Henrique, 1961. - pp. 339-37752Influência do português na língua malaia葡萄牙語對馬來語的影響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59 (686) Jun. 1961, pp. 563-57453Os missionários portugueses no Camboja e no Sião柬埔寨和暹羅的葡萄牙傳教士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59 (686) Jun. 1961, pp. 575-58854 Renegado ou mártir?變節者還是殉道者？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59 (685) Mai. 1961, pp. 452-45755 Missão portuguesa no Sião葡萄牙傳教會在暹羅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60 (696-697) Abr. - Mai. 1962, pp. 322-339, pp. 428-44556Documentação sobre as relações de Macau com o Sião澳門-暹羅關係史料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61 (705) Jan. 1963, pp. 30-51; 61 (707) Mar. 1963, pp. 249-258; 61 (708) Abr. 1963, pp. 349-359; 61 (709) Mai. 1963, pp. 468-474; 61 (711) Jul-Ago 1963, pp. 630-643; 61 (712) Set. 1963, pp. 712-724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318田一言 \ 文德泉的澳門學研究Macao Scholars / 澳門學學人序號 原名 譯名 出版信息57 Quem foi Francisco Amburgo?弗朗西斯科·安布爾格其人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61 (715) Dez. 1963, pp. 1007-101158Early portuguese and spanish contacts with Borneo葡西兩國與婆羅洲的早期交往Boletim da Sociedade de Geografia de Lisboa, Lisboa, S. 82, (7-9 e 10-12) Jul. - Set. e Out. - Dez. 1964, pp. 299-33459Uma antiga pintura da Igreja de S. Paulo一幅聖保祿教堂的舊畫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63 (737) Dez. 1965, pp. 929-93960 A Diocese de Timor 帝汶天主教區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63, (734) Set. 1965, pp. 668-67061 O Farol da Guia: 1865-1965東望洋燈塔（1865—1965）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63 (734) Set. 1965, pp. 665-66762Um governador de Macau com fama de Santo一位可稱聖徒的澳門總督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63 (731) Mar. 1965, pp. 431-43463 Manuel Pereira: o caluniado受盡詆毀的曼努埃爾·俾利喇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63, (737) Dez. 1965, pp. 940-95664O primeiro tradutor de Bíblia em português foi um ministro protestante首位葡文聖經翻譯家是一名新教牧師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63 (732) Jun. 1965, pp. 514-51865O Seminário de Ayutia: 1665-1965阿瑜陀耶神學院：1665—1965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63 (736) Nov. 1965, pp. 827-82966 O Conde Benyowsky em Macau拜紐夫斯基伯爵在澳門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64, (745) Set. 1966, pp. 618-65267Um governador que não chegou, a governar一位從未執政的總督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64 (747) Nov. 1966, pp. 819-825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319田一言 \ 文德泉的澳門學研究Macao Scholars / 澳門學學人序號 原名 譯名 出版信息68 O herói que nunca existiu一位不曾存在的英雄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64 (746) Out. 1966, pp. 704-72969 Macau e a China 澳門與中國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64 (742) Mai. 1966, pp. 353-362; A. 64 (743) Jun. 1966, pp. 405-42570 O monte do Bom Jesus 苦難善耶穌小丘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64 (746) Out. 1966, pp. 729-73271Portuguese society in the tropics by C. R. Boxer / ［recensão crítica］評博克塞《熱帶地區的葡萄牙社會》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64 (745) Set. 1966, pp. 653-65572 A Restauração em Macau葡國光復時期的澳門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64 (742) Mai. 1966, pp. 348-35273 Baluarte de N. Sra. do Bom Parto 善生聖母堡壘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65 (758) Out. 1967, pp. 1122-113274 Fundação de Macau 澳門的建立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55 (750) Fev. 1967, pp. 152-20075 Grémio Militar 軍人俱樂部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65 (753) Maio 1967, pp. 572-586; A. 65 (754) Jun. 1967, pp. 666-67576Os portugueses em Macau: documentos para a história葡人在澳門：歷史文獻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65 (759) Nov. 1967, pp. 1269-1275; A. 65 (760) Dez. 1967, pp. 1321-134577Quem eram os Sampaios que governaram Macau?曾經管理澳門的幾個桑帕約Boletim do Instituto Luís de Camões, Macau, 1 (4, 5) Mar. - Jun. 1967, pp. 287-318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320田一言 \ 文德泉的澳門學研究Macao Scholars / 澳門學學人序號 原名 譯名 出版信息78 Ruas de Macau 澳門的街道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65 (758) Out. 196779D. Leonardo de Sá: bispo de Macau 1578-1597薩主教（1578—1597）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66, (767-768) Jul. - Ago. 1968, pp. 799-81680Guilherme José António Dias Pegado吉列爾梅·庇加道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66 (761) Jan. 1968, pp. 48-6081 O hopu em Macau 澳門的中國海關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66 (764) Abr. 1968, pp. 379-41382 Padres da Diocese de Macau 澳門教區的神父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66 (769-770) Set. - Out. 1968, pp. 942-965, 1033-107083Dom Melchior Carneiro, fundador da Sta. Casa da Misericórdia de Macau賈尼勞主教——澳門仁慈堂的創建者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67 (773) Jan. 1969 pp. 61-7484 Camilo de Almeida Pessanha 卡梅洛·庇山耶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67, (776) Abr. 1969, pp. 324-34285Fortalezas de Macau: fortaleza de Nossa Senhora da Guia澳門的炮臺：東望洋炮臺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67 (773) Jan. 1969, pp. 75-9486O trajo feminino em Macau do séc. XVII ao séc. XVIII澳門婦女的衣着：十七至十九世紀Boletim do Instituto Luís de Camões, Macau, 3 (1) Primavera 1969, pp. 5-2887IV centenário da missão de Amákusa: 1570-1970天草島傳教會400年：1570—1970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68, (788) Abr. 1970, pp. 275-278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321田一言 \ 文德泉的澳門學研究Macao Scholars / 澳門學學人序號 原名 譯名 出版信息88O Seminário do meu tempo: 1924-1933我當年的聖若瑟修院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68 (791-792) Jul. - Ago. 1970, pp. 583-60889 Vaticano I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68 (788) Abr. 1970, pp. 251-26590Archeological field survey of the island of Coloane路環島田野考古調查Boletim do Instituto Luís de Camões, Macau, 8 (2-3) Verão-Outono 1974, pp. 141-15391 Os cafres em Macau 澳門的黑人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70 (813) Maio 1972, pp. 264-26992A Confraria de Nosso Senhor Bom Jesus dos Passos e a Igreja de Sto. Agostinho苦難善耶穌會與聖奧斯定堂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70 (818) Nov. 1972, pp. 609-626; 70 (819) Dez. 1972, pp. 667-68893Crítica a uma tese de licenciatura: Mons. Ludovico de Besi, missionário da China評學士學位論文《在華傳教士羅類思（1805—1871）》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70, (814) Jan. 1972, pp. 314-32194 Missionários portugueses 葡萄牙傳教士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70 (815) Jul. - Ago. 1972, pp. 409-41595 Missões de Timor 帝汶傳教會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70 (814-819) Jun. - Dez. 1972 ; 71 (820-830) Jan. - dez. 1973 ; 72 (831-841) Jan. - Dez. 1974 ; 73 ( 842) Jan. 197596I centenário das canossianas em Macau: 1874-1974嘉諾撒修女在澳門一百年（1874—1974）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71, (823)Abr. 1973, A. 71 (824) Mai. 1973, pp. 257-264; pp. 340-350, A. 71 (825-830) Jun. - Dez. 1973; 72 (831-837) Jan. - Ago. 1974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322田一言 \ 文德泉的澳門學研究Macao Scholars / 澳門學學人序號 原名 譯名 出版信息97 Carta de Malaca 馬六甲來信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71, (830) Dez. 1973, pp. 821-82498 Carta do Vietnão 越南來信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71, (830) Dez. 1973, pp. 824-82899 Malaca portuguesa e o seu papiá葡屬馬六甲及馬六甲克里斯坦語Boletim da Sociedade de Língua Portuguesa, Lisboa, 24 (22) Jul. - Ago. 1973, pp. 145-150100Montalto de Jesus o maior historiador macaense徐薩斯——最偉大的澳門歷史學家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71 (823) Abr. 1973, pp. 248-256101 Portugal e a Austrália 葡萄牙與澳大利亞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71 (826) Jul. - Ago. 1973, pp. 505-513102Os relógios nas relações de Macau com a China澳門與中國關係中的鐘錶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70 (828) Out. 1973, pp. 709-713103Um sucessor de Bocarro em Macau澳門博卡羅的繼任者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71 (827) Set. 1973, pp. 611-617104Crítica ［a cinco documentos setecentistas na Missão da China, por Luis Filipe Reis Tomaz］評Luis Filipe Reis Tomaz著《十八世紀中國傳教團文獻五則》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72 (838) Set. 1974, pp. 601-609105Um ataque de piratas no porto de Macau一起海盜襲擊澳門港事件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72 (838) Set. 1974, pp. 584-588106Caça aos piratas na Taipa em 18781878年圍捕氹仔海盜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72 (840) Nov. 1974, pp. 803-807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323田一言 \ 文德泉的澳門學研究Macao Scholars / 澳門學學人序號 原名 譯名 出版信息107Centenário do maior tufão de Macau: Setembro de 1874 - Setembro de 1974澳門百年最大颱風：1874年9月—1974年九月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72 (839-841) Out.-Dez. 1974, pp. 689-707, 761-787, 853-856,108Companhia portuguesa do coronel Mesquita de Shanghai上海美士基打上校葡人小隊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72 (838) Set. 1974, pp. 572-576109Documentos para a história do movimento liberal de 1822-18231822—1823澳門自由派運動史料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72 (841) Dez. 1974, pp. 861-866110 O escutismo em Macau 澳門的童軍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72 (839) Out. 1974, pp. 666-673111 Explosão da fragata D. Maria II瑪麗亞二世號巡洋艦爆炸事件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72 (840) Nov. 1974, pp. 795-802112 Frei Paulo da Trindade弗雷·保祿·達·特林達德神父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72 (841) Dez. 1974, pp. 858-860113The Japanese in Macao in the XVIth-XVIIth centuries十六至十七世紀在澳門的日本人Boletim do Instituto Luís de Camões, Macau, 8 (2-3) Verão-Outono 1974, pp. 155-172114Naufrágio de um governador de Timor遭遇船難的帝汶總督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72 (831) Jan. 1974, pp. 94-102115 Ordem Terceira da Penitência聖五傷方濟各第三會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72 (831-832) Jan. - Fev. 1974, pp. 27-34, 110-111, respectivamente116O rapé nas relações entre Macau e a China澳門與中國關係中的鼻煙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A. 72 (838) Set. 1974, pp. 576-579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324田一言 \ 文德泉的澳門學研究Macao Scholars / 澳門學學人序號 原名 譯名 出版信息117 P. Cristovão Borri 基多福·保爾里神父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72 (838) Set. 1974, pp. 567-572118Tragédia duma ilustre família macaense一個顯赫澳門土生家族的悲劇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72 (838) Set. 1974, pp. 579-583119 O 1º bispo chinês 第一位華人主教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73 (842) Jan. 1975, pp. 58-76120 A família Vieira Ribeiro維艾拉·里貝羅家族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73 (852) dez. 1975, pp. 645-674121João Ferreira de Almeida: tradutor da Bíblia em português若昂·費雷拉·德·阿爾梅達：首位葡文聖經翻譯家Boletim do Instituto Luís de Camões, Macau, 9 (3-4) Outono-Inverno 1975, pp. 183-196122 Macau 澳門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73 (843-844) Fev. - Mar. 1975, pp. 153-160, 234-242, respectivamente123 Origem dos macaenses Origem dos macaenses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73 (842) Jan. 1975, pp. 49-57124O terreno do pagode de Mong-Há望廈廟的土地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73 (843) Fev. 1975, pp. 150-152125À memória de Luís Gonzaga Gomes紀念高美士Boletim do Instituto Luís de Camões, Macau, 10 (1-2) Primavera-Verão 1976, pp. 145-159126The so called portuguese slave trade in Macao所謂葡人在澳門開展的奴隸貿易Boletim do Instituto Luís de Camões, Macau, 10 (1-2) Primavera-Verão 1976, pp. 75-97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325田一言 \ 文德泉的澳門學研究Macao Scholars / 澳門學學人序號 原名 譯名 出版信息127The japanese in Macau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十六至十七世紀在澳門的日本人Japan: actes du XXIX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Orientalistes / org. Hartmant Rotermand. - Paris: L’Asiathéque, 1976. - Vol. 2, pp. 153-160128 Bocage em Macau葡萄牙诗人薄卡热在澳門Boletim do Instituto Luís de Camões, Macau, 11 (4) Inverno 1977, pp. 237-256129 The catholic churches of Macau 澳門的天主教堂Arts of Asia, Hong Kong, 7 (1) Jan. - Feb. 1977, pp. 34-42130In memoriam: Cardeal D. José da Costa Nunes紀念高若瑟主教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75 (864) Jan. 1977, pp. 21-27131Notas biográficas do Cardeal D. José Costa Nunes高若瑟主教生平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75 (864) Jan. 1977, pp. 28-50132As Irmãs de S. Paulo de Chartres em Macau澳門的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修女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75 (874) Nov. 1977, pp. 552-577133Timor português: 1515-1769 : contribuição para a sua história: pelo Dr. Artur Teodoro de Matos評馬托斯《葡屬帝汶（1515—1769）：對該地歷史的貢獻》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75 (868) Maio 1977, pp. 199-215134 Bocarro e os seus canhões博卡羅其人與博卡羅巨炮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76 (882) Jul. 1978, pp. 346-357135Companhias estrangeiras em Macau各國貿易公司在澳門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76 (887) Dez. 1978, pp. 623-645136Erros enciclopédicos sobre Macau幾個關於澳門的百科知識錯誤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76 (886) Nov. 1978, pp. 569-581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326田一言 \ 文德泉的澳門學研究Macao Scholars / 澳門學學人序號 原名 譯名 出版信息137Jubileu de diamante do 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Julho de 1903 - Julho de 1978澳門教區月刊發刊75週年紀念文（1903年7月—1978年7月）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76 (882) Jul. 1978, pp. 289-312138 O Lobo 羅保博士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76 (885) Out. 1978, pp. 519-521139Macau durante a guerra: doce visão de paz戰爭期間的澳門：對和平的美好盼望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76 (885) Out. 1978, pp. 497-518140O Pe. Lefèvre S.J. e o breviário de Xavie耶穌會士萊福爾神父與聖方濟各·沙勿略生平概述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76 (876) Jan. 1978, pp. 30-35141 Rescaldo dum centenário 百年餘燼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76 (883) Ago. 1978, pp. 366-373142Tenlativa［i.é tentativa］de rapto dum avião em Macau一次在澳門發生的劫機企圖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76 (882) Jul. 1978, pp. 313-345143 Um túmulo vazio na Penha西望洋山上的一座空墳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76 (887) Dez. 1978, pp. 646-649; 77 (892) Maio 1979, pp. 253-257144Um bispo do Padroado quase desconhecido一位幾無人識的主教（南京教區主教Godofredo Xavier）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77 (891) Abr. 1979, pp. 194-197145 The church of St. Paul in Macau 澳門的聖保祿教堂Studia revista semestral, Lisboa, (41-42) Jan. - Dez. 1979, pp. 51-111146Um filho do Peredo, patriarca eleito da Etiópia當選埃塞俄比亞教區長老的佩雷多之子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77 (895-896) Ago. - Set. 1979, pp. 455-458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327田一言 \ 文德泉的澳門學研究Macao Scholars / 澳門學學人序號 原名 譯名 出版信息147 Os franciscanos em Macau 方濟各會士在澳門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77 (898-899) Nov. - Dez. 1979, pp. 577-692148 Joaquim Paço D’Arcos若阿金·帕索·德·阿爾科斯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77 (895-896) Ago. - Set. 1979, pp. 459-475149Um mártir de Freixo de Espada à Cinta?一位來自弗雷舒-德埃什帕達阿辛塔的殉道者？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77 (897) Out. 1979, pp. 559-560150 Camões em Macau 賈梅士在澳門Boletim Eclesial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78 (905) Jun. 1980, pp. 8-15151 Camões em Macau 賈梅士在澳門Boletim do Instituto Luís de Camões, Macau, 14 (1-4) Primavera-Inverno 1980, pp. 1-32152 Circuito turístico de Macau 澳門旅遊路綫Macau, Macau, 1 (0) Nov. - Dez. 1980, pp. 23-26, il153D. José da Costa Nunes: centenário do seu nascimento高若瑟主教誕辰100週年Boletim Eclesial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78 (903) Abr. 1980, pp. 50-51154 Na terra da serenidade da manhã 寧靜之地的早晨Boletim Eclesial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78 (911) Dez. 1980, pp. 43-52 ; 79 (912,916, 919) Jan., Maio, Set. 1981, pp. 36-49, 39-48, 36-44, respectivamente155Paródia à proposição dos Lusíadas《葡國魂》詩歌仿作Boletim do Instituto Luís de Camões, Macau, 14 (1-4) Primavera-Inverno 1980, pp. 215-218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328田一言 \ 文德泉的澳門學研究Macao Scholars / 澳門學學人序號 原名 譯名 出版信息156 Aqui Singapura 這裏是新加坡Boletim Eclesial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79 (920,922) Out., Dez. 1981, pp. 28-40, 27-41 ; 80 (923-925, 931) Jan.-Mar., Set. 1982, pp. 42-56, 34-50, 43-49, 43- 59, respectivamente157 Circuito turístico 澳門旅遊路綫Macau, Macau, 1 (2) Abr. - Jun. 1981, pp. 42-46, il. ; 1 (3) Jul. - Out. 1981, pp. 36-42158Circuito turístico de Macau: os seus monumentos澳門旅遊路綫：古蹟概覽Macau, Macau, 1 (1) Jan. - Mar. 1981, pp. 41-46, il159 Camões em Macau 賈梅士在澳門Os portugueses no mundo: porque de feitos tais por mais que diga mais me há-de ficar ainda por dizer/ ［compil.］ Marcial Alves. - ［Lisboa］: O Dia, imp. 1983. - pp. 41-42160 Entrevistando Camões 探訪賈梅士Os portugueses no mundo: porque de feitos tais por mais que diga mais me há-de ficar ainda por dizer / ［compil.］ Marcial Alves. - ［Lisboa］: O Dia, imp. 1983. - pp. 43-44161 Mulheres ilustres de Macau 澳門傑出女性Os portugueses no mundo: porque de feitos tais por mais que diga mais me há-de ficar ainda por dizer / ［compil.］ Marcial Alves. - ［Lisboa］: O Dia, imp. 1983. - pp. 58-61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329田一言 \ 文德泉的澳門學研究Macao Scholars / 澳門學學人序號 原名 譯名 出版信息162 Origem do nome de Macau 澳門地名起源Os portugueses no mundo: porque de feitos tais por mais que diga mais me há-de ficar ainda por dizer / ［compil.］ Marcial Alves. - ［Lisboa］: O Dia, imp. 1983. - pp. 28-29163 Dr. Manuel da Costa Nunes 曼努埃爾·達·科斯塔·努內斯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83 (956) Nov. 1984, pp. 64-66164 Fundação de políciaA 警察的創建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83 (948) Mar. 1984, pp. 48-53165 A Igreja de Macau 澳門的教堂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83 (949) Abr. 1984, pp. 38-47166Monumentos de marinheiros ilustres em Macau澳門的傑出航海家塑像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83 (947) Fev. 1984, pp. 42-48167Tufão de Setembro de 1874: extractos de um volume1874年9月颱風：文獻摘錄O Previsor, Macau, (3) Mar. 1984, f. 8-9168I centenário da Igreja da Taipa: 1885-1985氹仔教堂一百年：1885—1985Boletim Eclesial, Macau, 83 (965) Set. 1985, pp. 42-45169A propósito de uma lápide sepulcral關於一塊墓碑Nam Van, Macau, (9) Fev. 1985, pp. 44-46170Bombardeamento de Macau: 16 de Janeiro de 19451945年1月16日：炮轟澳門Nam Van, Macau, (10) Mar. 1985, pp. 23-25171Fundação do Corpo de Bombeiros消防局的建立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83 (964) Jul.-Ago. 1985, pp. 66-68A 原目錄作“Fundação de Macau”（澳門的建立），似爲編者筆誤，該文實際上研究澳門警察的歷史沿革。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330田一言 \ 文德泉的澳門學研究Macao Scholars / 澳門學學人序號 原名 譯名 出版信息172 O incêndio de S. Paulo 聖保祿教堂大火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83 (964) Jul-Ago 1985, pp. 69-74173 As irmãs no hospital 醫院中的修女Boletim Eclesial, Macau, 83 (965) Set. 1985, pp. 46-48174 Macau, cidade do nome de Deus 天主聖名之城：澳門Nam Van, Macau, (13) Maio 1985, pp. 81-83175Pirataria entre Hong Kong e Macau活動於港澳附近的海盜Boletim Ecla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83 (963) Jun. 1985, pp. 57-60176A tragédia de Albino Gonçalves de Araújo, boémio macaense阿爾比諾·阿勞如的悲劇Nam Van, Macau, (16) Set. 1985, pp. 47-51177Tribunal das matemáticas em Pekim北京的欽天監Nam Van, Macau, (12) Maio 1985, pp. 27-30178O cemitério português de Pequim北京的葡人墓地Nam Van, Macau, (20) Jan. 1986, pp. 19-23179Colecção Braga na Biblioteca Nacional da Austrália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中的白樂嘉藏書Gazeta Macaense, Macau, A. 23 (276) 11 Set. 1986, p. 4180 O curso teológico do meu tempo 我當年的神學課程Boletim Eclesial, Macau, 84 (976) Out. 1986, pp. 43-45181 A democracia macaense 澳門的民主Mama Sume, Macau, (28) Mar. 1986, p. 26182 Dois Bragas, pai e filho父與子：兩個白樂嘉（Braga）Gazeta Macaense, Macau, A.23 (275) 10 Set. 1986, p. 4183Escorço biográfico: no 120º aniversário do nascimento de Sun Yat Sen生平概述：孫中山誕辰120週年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84 (977) Nov. 1986, pp. 49-57184 Os mártires de Nagasaki 來自長崎的殉道者Nam Van, Macau, (22) Mar. 1986, pp. 3-5185 O 1º Padre chinês na Austrália澳洲的第一位華人神父Boletim Eclesial, Macau, 84 (976) Out. 1986, pp. 46-56186Portugal na Tailândia: homenagem aos missionários portugueses na Tailândia 葡萄牙人在泰國：紀念泰國的葡籍傳教士Boletim Eclesial, Macau, 84 (973) Jun. 1986, pp. 55-65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331田一言 \ 文德泉的澳門學研究Macao Scholars / 澳門學學人序號 原名 譯名 出版信息187 Prelúdio de Macau 澳門的序章Boletim Eclesial, Macau, 84 (970) Mar. 1986, pp. 45-50; 84 (971) Abr., 1986, pp. 38-42; 84 (974) Jul.-Ago. 1986, pp. 84-90; 84 (977) Nov. 1986, pp. 43-48; 84 (978) Dez. 1986188 Os quatro padroeiros de Macau澳門的四大主保聖人Nam Van, Macau, (23) Abr. 1986, pp. 14-17189Um relatório com 100 anos: os macaenses土生葡人百年報告Nam Van, Macau, (24) Maio 1986, pp. 11-13190 O baixo-relevo da Misericórdia 仁慈堂的淺浮雕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85 (986) Set. 1987, pp. 51-52191Da Biblioteca Macaense à Biblioteca Nacional從澳門圖書館到國立圖書館RC: Revista de Cultura, Macau, (3) Out. - Dez. 1987, pp. 59-60192No jubileu de prata da Academeia S. Pio X (1962-1987)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創建二十五週年（1962—1987）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85 (987) Out. 1987, pp. 53-56193Painéis do Seminário de São José聖若瑟修院珍藏畫作RC: Revista de Cultura, Macau, (3) Out. - Dez. 1987, pp. 87-91194 O palácio da praia grande 南灣總督府In: O primeiro festival internacional de música de Macau =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music of Macau. - Macau: ICM, 1987. - pp. 35-38195 The church in Macau 澳門的教堂In: Macau: city of commerce and culture / edited by R.D. Cremer. - Hong Kong : UEA Press, 1987. - pp. 39-49196 O patois de Malaca 馬六甲土生葡語Boletim Eclesial, Macau, 85 (988) Nov. 1987, pp. 58-63197 Portugal em Ceilão 葡萄牙在斯里蘭卡Boletim Eclesial, Macau, 85 (985) Jul. - Ago. 1987, pp. 81-88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332田一言 \ 文德泉的澳門學研究Macao Scholars / 澳門學學人序號 原名 譯名 出版信息198O IV centenário da Imprensa em Macau uns trinta e cinca anos depois印刷術在澳門400年RC: Revista de Cultura, Macau, A. 2, 2 (6) Jul. - Set. 1988, pp. 3-10199Macau visto pelo Comodoro Perry em 18541854年美國海軍准將佩里的澳門印象RC: Revista de Cultura, Macau, A. 2, 2 (7-8) Out. 1988 a Mar. 1989, pp. 17-27200Early portuguese and spanish contacts with Borneo: summary葡西兩國與婆羅洲的早期交往：摘要Boletim do Centro de Estudos Marítimos de Macau, Macau, (1) Jul. 1988, pp. 86-87201 Morte de José Maria Braga 白樂嘉逝世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86 (994) Jun. 1988, pp. 67-69202No V centenário dos descobrimentos地理大發現五百年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85 (998) Nov. 1988, pp. 62-70203Restoring three statues: restoration work in the Seminário de S. José / Father Manuel Teixeira三座雕像的修復：聖若瑟修院的文物修復工作RC: Review of Culture, Macau, (4) Jan. - Mar. 1988, pp. 55-57204 S. Francisco Xavier 聖方濟各·沙勿略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86 (990) Jan.-Fev. 1988, pp. 78-85; 86 (991) Mar. 1988, pp. 55-61; 86 (993) Mai. 1988, pp. 71-76; 86 (994) Jun. 1988, pp. 61-66; 86 (995) Jul.-Ago. 1988; 86 (996) Set. 1988, p. 56205 Glórias de Macau 澳門的榮耀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85 (1005) Jun. 1989, pp. 52-54206 A maçonaria em Macau 澳門的共濟會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85 (1002) Mar. 1989, pp. 44-45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333田一言 \ 文德泉的澳門學研究Macao Scholars / 澳門學學人序號 原名 譯名 出版信息207P. Manuel José Pita, apóstolo da China中國的福音傳播者：曼努埃爾·若澤·皮塔神父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85 (1002) Mar. 1989, pp. 46-50208 D. Inácio Sarmento de Carvalho伊納西奧·薩爾明托·德卡瓦略RC: Revista de Cultura, Macau, A. 4, 3 (9) Jan. - Mar. 1990, pp. 109-111209 Early newspapers in Macau 澳門早期報刊RC: Review of Culture, Macau, A. 4, 4 (11-12) Set. 1990 a Fev. 1991, pp. 46-53210 The first chinese jesuit priest第一位華人耶穌會士神父RC: Review of Culture, Macau, (10) Jun. - Ago. 1990, pp. 27-30211A Igreja em Macau: história e actualidade澳門的教堂：歷史與現狀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85 (1013) Mar. 1990, pp. 47-56212 Por terras do Japão 走遍日本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85 (1019) Out. 1990, pp. 50-56; 85 (1020) Nov. 1990, pp. 60-66; 85 (1021) Dez. 1990, pp. 63-70213 The church in Macau 澳門的教堂Macau city of commerce and culture: continuity and change / ed. by R. D. Cremer. - Hong Kong: API PRESS, 1991. -pp. 39-49214O exemplo da Dra. Graciete Batalha史家楷模白妲麗女士Gazeta Macaense, Macau, A. 28 (240) 26 Jul. 1991, p. 4215 O livro Bom dia S’toral關於“早安S’toral”這本書Gazeta Macaense, Macau, A. 28 (240) 26 Jul. 1991, p. 4216No jubileu de oiro da Diocese de Díli帝力天主教區建立五十週年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85 (1022) Jan. 1991, pp. 55-59; 85 (1023) Fev. 1991, pp. 52-56; 85 (1024) Mar. 1991, pp. 38-42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334田一言 \ 文德泉的澳門學研究Macao Scholars / 澳門學學人序號 原名 譯名 出版信息217Panorama cultural de Macau no século XX20世紀澳門文化概況Via Latina: Macau. - ［Macau : s.n.］, 1991. - pp. 95-100218 Um tomarense liberal em Macau一位來自托梅爾的自由派葡人在澳門RC: Revista de Cultura, Macau, (16) Out. - Dez. 1991, pp. 196-203219 A doutora morte故去的女學者（紀念白妲麗）Gazeta Macaense, Macau, A. 3 (11) 15 Out. 1992, p. 4220Grãozinhos de bom senso: o espólio de Jack Braga良善的種子專欄：白樂嘉的遺產Gazeta Macaense, Macau, A. 29 (211) 18 Jun. 1992, p. 4221 Macau mais pobre澳門日漸“貧瘠”（紀念白妲麗）Gazeta Macaense, Macau, A. 30 (4) 7 Out. 1992, p. 4222FR. Régis Gervaix: the great french historian of Macao偉大的法國澳門史學家雷吉斯·熱爾韋神父RC: Review of Culture, Macau, S. 2 (19) Abr. - Jun. 1994, pp. 63-84223 Japoneses em Macau 澳門的日本人O Século Cristão do Japão. Actas / Ed. dirigida por Roberto Carneiro e A. Teodoro de Matos. - Lisboa: Roberto Carneiro, A. Teodoro de Matos, 1994. - pp. 201-213224 The macanese 澳門土生葡人RC: Review of Culture, Macau, S. 2 (20) Jul. - Set. 1994, pp. 84-129225 The origin of the macanese 土生葡人的起源RC: Review of Culture, Macau, S. 2 (20) Jul. - Set. 1994, pp. 157-161226A porcelana no comércio luso-chinês中葡瓷器貿易Seminário Internacional sobre Intercâmbio Cultural Oriente-Ocidente. - Macau: Fundação Macau, 1994. - pp. 195-215227The tomb of a jesuit imperial ambassador一名皇家使者耶穌會士的墓葬RC: Review of Culture, Macau, S. 2 (21) 1994, pp. 259-285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335田一言 \ 文德泉的澳門學研究Macao Scholars / 澳門學學人序號 原名 譯名 出版信息228 An unknown macanese botanist一位不知名的澳門土生植物學家RC: Review of Culture, Macau, S. 2 (23) 1995, pp. 101-105229 Illustrious women of Macao 澳門傑出女性RC: Review of Culture, Macau, S. 2 (24) 1995, pp. 177-200230Rosto feminino da expansão portuguesa葡萄牙海洋擴張中的女性面孔Macau, Macau, S. 2 (33) Jan. 1995, pp. 42-46231 Os piratas em Coloane em 19101910年路環海盜事件De longe à China: Macau na historiografia e na literatura portuguesa / coord. Carlos Pinto Santos, Orlando Neves. -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1996. - 4º vol., pp. 1267-1298232 O Seminário do meu tempo我當年的聖若瑟修院Macau, Macau, S. 2 (54) Out. 1996, pp. 150-154233Três Norte-Americanos em Macau三個美國佬在澳門RC: Revista de Cultura, Macau, S. 2 (27-28) Abr. - Set. 1996, pp. 163-170234An ancestor of two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ho lived in Macao兩位美國總統的先祖曾居澳門RC: Review of Culture, Macau, S. 2 (27/28) 1997, pp. 53-54235Attack on an American vessel in Macao harbour美國船隻在澳門港口遇襲RC: Review of Culture, Macau, S. 2 (27/28) 1997, pp. 49-52236Samuel Shaw: the first American consul in Macao山茂召：首位美國駐澳領事RC: Review of Culture, Macau, S. 2 (27/28) 1997, pp. 45-48237Protagonismo histórico: militar e civil da Fortaleza do Monte大炮台在軍事和民事方面的歷史作用（合著）Um Museu em espaço histórico / Museu de Macau. - Macau: Museu de Macau, 1998. - pp. 79-94*本作品年表係筆者據《澳門中央圖書館館藏文德泉神父著作目錄》翻譯、整理而成，原目錄載錄文德泉神父著作130部、論文305篇。筆者發現原目錄著作部分有若干條目重複或有誤，故刪去。另外，有若干文德泉在期刊上發表的論文，後直接改爲單行本出版，或作爲章節結集入某部著作之內，因著作目錄已載，故從論文目錄中刪除。另有部分《文化雜誌》《賈梅士學院院刊》等刊物刊載的論文同時以葡文、英文發表，本作品年表僅收錄其中一種。整理後爲著作125部，論文237篇。［責任編輯 沈曉鳴］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336林廣志 \ 澳門學：人才培養的思考與探索Editor’s Words / 編者的話澳門學：人才培養的思考與探索林廣志澳門學是以豐富的文獻檔案、文化遺産爲基礎，以不同文明交往、交流及其成果爲對象，探尋人類文明互鑒歷程及其規律與效應的綜合性、國際性學科。“發掘新史料、傳播新觀點、培養新人才”，是《澳門學》長期堅持的辦刊方針。所謂“新人才”，是具有國際視野，精通中外文，能夠獨立從事澳門歷史文化研究的高級人才。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澳門歷史文化研究熱潮帶動下，暨南大學、中山大學、南京大學、山東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澳門大學、澳門聖若瑟大學、澳門城市大學等內地與港澳高等院校紛紛開設與澳門學相關的課程，培養了一大批澳門學研究人才，爲澳門學的長遠發展奠定了人才基礎。近年來，隨着老一輩學者逐漸凋零，中年學者趨於更宏大的歷史敘述，青年學者又尚未能獨當一面，澳門學研究人才隊伍已顯露青黃不接的趨勢。因此，如何有計劃、有步驟、有效率地培養青年人才，成爲澳門學學科發展的當務之急。2019年，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以下簡稱“澳科大社文所”）開設包括“澳門史”在內的歷史學博士課程是加強澳門學“新人才”培養的探索和嘗試。爲提高博士生培養質量，先後聘請錢乘旦、李憑、湯開建、魏明孔、馬敏、柏樺、朱英、龍登高等33位著名歷史學家擔任博士生導師。該課程致力培養具有新視野、把握新理論、掌握新方法、善林廣志，歷史學博士，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所長、教授，中國歷史研究院澳門歷史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兼任中國澳門學學會會長。主要從事澳門歷史文化及公共政策研究。代表作有《盧九家族研究》《澳門之魂——晚清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試論澳門學的概念、對象及其方法》等。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337林廣志 \ 澳門學：人才培養的思考與探索Editor’s Words / 編者的話用新材料的青年科研人才，已纍計招收學生79人，已畢業的10位歷史學博士開始在學界嶄露頭角。如何撰寫學術論文，是對學生進行學術訓練的“第一步”，而近年來我們從事的香山文化研究則爲這一基礎性訓練提供了豐富的文獻資源，容閎、唐廷樞、鄭觀應、徐潤等香山人物的事功成爲學術訓練的重要題材。因此，自2020年秋季起，我們將“學術論文寫作”與“鄭觀應研究”相結合，納入國際關係、歷史學博士學位課程必修課“人文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以鄭觀應的生平、事功及其著述爲題材，對博士生進行學術論文寫作訓練。具體做法是，以“如何寫作規範的學術論文”爲目標，從文獻檢索、題目選定、史料收集、寫作邏輯、結構安排、注釋規範等入手，引導學生學習、研究鄭觀應的生平、思想和事功；課程論文完成後，逐一認真批閱，提出修改意見；學生修改後，擇優推薦在“濠江新語博士論壇”“香山文化論壇”等學術會議發表，請相關領域專家、學術編輯現場評議；學生繼續修改後，與相關學術雜誌合作，在教師指導下集中組織或自行對外投稿。經過上述寫作訓練，同學們初步掌握了人文社科的研究方法，能夠在第一學年寫出基本符合規範的學術論文。目前，2020級至2023級博士生已完成近百篇鄭觀應研究專題論文，已有不少公開發表於澳門、內地刊物。同時，有多位同學將學術訓練與博士論文選題相結合，曾嬌的《鄭觀應教育思想研究》、李政陽的《近代中國知識階層的日本觀——以鄭觀應爲中心》、何曉麗的《鄭觀應法律思想研究》等博士論文已順利通過答辯，在相關領域推動和深化了鄭觀應思想研究。爲解決同學們論文發表難的問題，豐富“鄭觀應研究”成果，鼓勵同學們自編雜誌《鄭觀應研究》。2024年5月，學術史上第一本《鄭觀應研究》雜誌（國際刊號）終於面世了。經過多年的摸索，初步形成了“課堂教學—文獻閱讀—論文寫作—導師評議—論壇發表—雜誌刊發”的博士生學術論文寫作訓練模式，取得一定成效。當然，這一模式仍有待於檢驗和深化。2024年9月，我們將這一模式列爲研究課題“中國情 強國夢——‘澳門之子’鄭觀應與中國現代化：研究生教學創新和實踐”，未來將爲持續提升博士生培養的效率和質量而不懈努力。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338林廣志 \ 澳門學：人才培養的思考與探索Editor’s Words / 編者的話在上述探索過程中，鼓勵同學們深度挖掘澳門歷史文獻，在近代史、當代史做出了非常有價值的研究，盧嘉諾的《近代澳門人口普查研究》、李業飛的《近代澳門填海造地研究》、鄺應華的《回歸以來澳門高等學校招生政策研究》、黃文輝的《殖民管治時期澳門華人醫療事業研究（1849—1949）——以鏡湖醫院爲中心》、羅玉釵的《清末民初新會鄉紳的宗族話語與文化權利——以盧湘父纂修〈盧氏族譜〉爲例》等博士論文先後通過答辯。這些同學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的若干習作，先後在《澳門學》雜誌陸續刊發，如黃文輝的《澳門路環島村落建置與客家民系遷入考析》、何寧宇的《近代澳門的疫情信息傳播及其防治效應——以1894—1895年鼠疫防治爲中心》、羅玉釵的《盧湘父與盧九家族的鄉紳形象構建》、李玉馨的《二戰期間鏡湖醫院與英國領事館的醫療合作》、沈曉鳴的《黃鴻釗的澳門學研究及其貢獻》等。同時，關注培養多語種專業人才培養，已刊發田一言、楊楚喬、張奕弛等同學的近代葡語文獻、研究專論翻譯論文。以上是關於澳門學人才培養的一些思考與探索。接着對本期主要論文作簡要介紹——“澳門學引論”在澳門回歸祖國25周年之際重點推出吳志良博士近年來對澳門學的新思考與新探索。《澳門學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是青年學者張中鵬對吳志良博士進行的專題訪談，敘述和討論了澳門學的發展歷程、學理內涵、歷史意義、時代價值等問題。2024年是“澳門之子”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出版130週年。爲紀念這部誕生於澳門、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產生了重要影響的巨著，邀請李禹階、朱英、王傑、張富強、曹天忠、邵建等學者就《盛世危言》的深刻內涵與時代特色發表見解，以《鄭觀應與中國現代化——紀念〈盛世危言〉出版130周年大家談》爲題，收入“文明大視野”欄目。該欄目其他論文也頗具價值。日本學者中島樂章的《亞美尼亞商人到過琉球嗎？——金銀島傳說與大航海時代太平洋航綫的探索》探討了西班牙人尋找“金銀島”的行動促成其探索太平洋航綫補給港的“奇妙故事”；金國平的《“荷蘭薯”與“南京芋”：同物異名傳亞洲》則從馬鈴薯的不同別名入手，分析其傳入亞洲各國的時間、地點、傳播者
2024年第1期 總第03期澳門學339林廣志\ 澳門學：人才培養的思考與探索Editor’s Words / 編者的話及名稱來源等問題。“澳門史新論”收入三篇與澳門密切相關、以中長時段觀察近代中國政治經濟的研究佳作。莫世祥的《近代港澳“自由港”的制度設計及實施成效》對比了澳門與香港在近代實施的不同“自由港”政策的優劣得失，分析了澳門近代對外貿易衰退及社會經濟轉型的內在因素。黃文輝的《近代葡萄牙駐華商人領事的派駐及其影響》論述了近代中國通商口岸派駐商人領事的原因、經過及其危害，探討了中葡雙方在領事設置問題上的博弈，反映了清政府在被迫開放初期因不瞭解國際規則而被隨意擺佈的窘境及外國列強爲謀求利益的惡劣行徑。郭衛東的《清代中國通商口岸的演變及其意義》論述了中國口岸開放從廣州、澳門的鎖國通商，到五口通商伊始的條約口岸，再到清末自開口岸的轉變過程，及其中蘊含的中華民族對主權意識的覺醒。專題研究“澳門人口史”刊發的三篇論文是澳門人口史領域的最新成果。葡萄牙學者馬保羅的《葡萄牙海外屬地人口統計及其數據應用》利用庋藏於里斯本海外歷史檔案館的逾千份人口統計表，對1776年至1875年葡萄牙帝國的人口情況及人口統計過程進行考察，揭示了人口統計在鞏固葡萄牙對海外屬地管治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葡萄牙學者蘇一揚的《19世紀上半葉法國人對澳門人口的觀察》在輯錄近百種19世紀上半葉旅澳法國人士遊記的基礎上，以另一視角分析了對這一時期澳門總人口的測算，並就當時旅澳法國人對澳門不同族群及職業人群的體型外貌、性格特點、生活狀况等所作的細緻觀察進行了詳細研究。盧嘉諾的《澳門近代華人人口普查的緣起、經過及其意義》認爲， 1867年至1868年的澳門華人人口普查是有別於過往人口統計的、第一次利用現代技術手段開展的澳門人口普查。在分析此次人口普查的緣起、經過及其意義的基礎上，作者提出了構建“殖民人口學”的學術構想。此外，對近代澳葡當局官員桑帕約的《澳葡政府人口普查報告（1867—1868）》進行譯介，刊佈澳門近代人口普查的重要史料。本期“澳門學學人”由田一言撰寫《文德泉的澳門學研究》。文章梳理了文德泉的澳門學研究功績，並編製其中外文對照著作目錄，在這位澳門知名歷史學家逝世20年之際，以表紀念。
002 Macaolog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Wu Zhiliang, Zhang Zhongpeng022 Chiang Kunying and Chinese Modernisation — Open Forum on the 130th Anniversary of the Publication of Sheng Shi Wei Yan Li Yujie, Zhu Ying, Wang Jie, Zhang Fuqiang, Cao Tianzhong, Shao Jian046 Did Armenian merchants visit Ryukyu? — The Legend of Treasure Island and the Exploration of Pacific Routes during the Age of Discovery Nakajima Gakusho; Xia Huan (trans.)078 “Dutch Potato” and “Nankin-imo”:The Same Species with Different Names Transplanted to Asia Jin Guoping094 The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Performance of Modern Hong Kong and Macao “Free Ports” Mo Shixiang124 The Appointment and Influences of Portuguese Merchant-consuls in Modern China Wong Man Fai154 The Evolu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China’s Trade Port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Guo Weidong178 Population Statistics and Data Application in Portuguese Overseas Territories Paulo Teodoro de Matos; Zhao Long, Tian Yiyan (trans.)194 French Observations of Macao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Ivo Carneiro de Sousa; Zhang Yichi (trans.)230 The Origin, Proces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ese Census in Modern Macao Lo Ka Nok260 Census Report of the Macao Portuguese Government, 1867–1868 Manuel de Castro Sampaio; Ao Kuai I (trans.)286 Manuel Teixeira’s Research in Macaology Tian Yiyan336 Macaology: Insights and Explorations in Talent Development Lin GuangzhiCont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