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學007Introduction of Macaology / 澳門學引論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穆欣 \ 文化澳門與人文灣區文化澳門與人文灣區穆欣欣2019年2月18日發佈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確定了澳門作爲灣區“中心城市”的重要地位，明確提出澳門文化發展的戰略定位——“打造以中華文化爲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這是對澳門歷史文化的深刻總結，是對澳門在過往發揮其獨特的中西文化交流樞紐作用的肯定，是新時代下爲澳門確立的新使命，也是進一步深化澳門學研究與建設的方向引領。如何在粵港澳大灣區中繼續彰顯澳門在文化上的作用，既需要有厚重的歷史感，又需要有符合時代精神、開拓創新的未來感。2021年是國家“十四五”規劃邁向2035年建成文化強國目標的開局階段，同時推出的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在文化和旅遊領域合作的《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和旅遊發展規劃》（以下稱《文旅規劃》）與“十四五”規劃建成文化強國的目標相對接，意義深遠。該規劃的近期計劃是至2025年人文灣區與休閒灣區建設初見成效，遠期展望是至2035年全面建成宜居、宜遊、宜業的國際一流灣區。一、澳門文化的定位與優勢文化是一種令人產生共鳴的、無處不在的重要影響力。文化的最終指向，於個人而言是生命質量的提升；於國家和民族而言，則落腳於增強自信穆欣欣，戲劇學博士，中國文聯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戲劇家協會理事、廣東省戲劇家協會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主要從事文學創作、戲劇評論等。代表作有《文戲武唱》、《貓爲什麼不穿鞋》、《當豆撈遇上豆汁兒》、《走回夢境——澳門戲劇》、《鏡海魂》（京劇劇本）等。
澳門學008Introduction of Macaology / 澳門學引論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穆欣 \ 文化澳門與人文灣區心和凝聚力。在民衆認同感的形成過程中，文化發揮了更大的作用。它讓一個民族形成文化認同，進而形成國家認同；它使民族的意識凝聚起來，成爲共同體。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將文化建設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推動中外文化交流工作，多次出席亞洲文明對話大會等重大文化盛事，體現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既需要物質文明的高度發展，同時也需要精神文明的極大提高。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年12月於北京召開的全國第十一次文代會、第十次作代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中強調，“文化興則國興，文化強則民族強”，要求文藝工作者要增強文化自覺，堅定文化自信，積極投身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強大的價值引導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動力。樓宇烈在《中國人的人文精神》一書中引用《周易》來闡釋“人文”這個概念，認爲其是中國文化中非常重要的、核心的概念。它跟“天文”相對：“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可見，人文的特徵是“文明以止”，而人文的“化成天下”，是相對於天文的“以察時變”，有潤物無聲的作用。這也體現了文化爲何被稱爲“軟實力”。在《文旅規劃》中，既有着墨於目前灣區的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藝術交流、文化會展等重點項目的協同發展，又有包含了從青少年遊學基地到文化、旅遊、科技等跨界融合內容的，爲加快構建創新發展體系的前瞻安排。人文灣區的“人文”，涵蓋開放、包容、尊重、共享、發展的理念，所謂“以文化人”，即爲灣區居民和遊客帶來幸福感。一如百歲翻譯家許淵沖說：“文化之好，是使人熱愛，使人幸福。”澳門的“中華文化”與“多元文化”，經歷了從相互尊重到相互融合的發展過程。澳門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帶有天然的中國文化印記。它地處嶺南，以嶺南文化爲底色，又有多元文化添加色彩。澳門是西方人進入中國内地前學習和瞭解中國文化的第一站，自葡萄牙人入居後，澳門便得天獨厚地開始吸收西方文化，逐漸形成自己的特色——中西文化融合與共存。西方近代
澳門學009Introduction of Macaology / 澳門學引論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穆欣 \ 文化澳門與人文灣區科學技術、宗教藝術、價值觀念等，通過澳門傳入廣東，繼而擴散至內地其他地方，造就了嶺南文化得風氣之先的開放態勢。在嶺南文化和澳門文化相互促進、雙向互動的發展過程中，澳門還不斷吸收中原文化和海外文化，如歸僑文化等，不斷豐富其多元色彩，形成今天開放、包容的格局。同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文學典籍等由西方傳教士經澳門傳到歐洲，發揮了中華文化的影響力。澳門的多元文化還體現在不同民族混居而友好相處，不同語言文字（三文四語A）並用而互相尊重，不同風格建築並存而珠聯璧合，不同風俗盛行而兼容並蓄。澳門人口95%爲中國人，雖然近代以來澳門長期受葡萄牙殖民統治，但這片土地上的中華兒女一直努力傳承中華文明，葆有中華民族的文化血脈。今天，我們可以自豪地說，中華文化在澳門沒有出現過斷層。長期受中華文化滋養的澳門，民風淳樸善良，守望相助、愛國愛澳等情懷代代傳承，貫穿於每一個時代的澳門社會發展過程之中。它顯然是粵港澳大灣區最具多元特色的城市，在“中華文化”和“多元文化”之間尋找到了相對應的、最切合的關係。這是澳門以文化定位的優勢。二、澳門的三張世界級文化名片令人欣喜的是，澳門並沒有因爲這樣的優勢而自滿，而停滯不前。從回歸祖國至今，澳門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文化上的優勢更得以充分發揮，取得了世人矚目的成就。這份成績單便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爲人文灣區做出貢獻的堅實基礎。（一）世界遺產名錄2005年7月15日，澳門獲得了第一張世界文化名片——澳門歷史城區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名錄”，成爲中國第31處世界遺產。由8個廣場前地和22座建築物組成的澳門歷史城區，如同一串美麗的項鏈，鑲嵌在澳門半島上。世界遺產委員會對澳門歷史城區有如下評價：“是中國現存最古老A “三文”指中文、英文、葡萄牙文；“四語”指漢語中的廣東話、普通話，以及英語和葡萄 牙語。
澳門學010Introduction of Macaology / 澳門學引論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穆欣 \ 文化澳門與人文灣區的西式建築遺產，是東西方建築藝術的綜合體現。”歷史造就了澳門獨特多元的文化，澳門歷史城區的完好存護，充分證明澳門是長期成功實踐文明多樣的地方。從澳門歷史城區的佈局到澳門人和歷史城區共生共存的和諧關係，總會讓人聯想到19世紀德國浪漫派詩人荷爾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Hölderlin）“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的哲學闡發，體現了人類對實現“詩意棲居”美好願望的努力。成爲世界遺產後的澳門歷史城區，並不是被孤立地保護起來，而是與此地的特色生活方式、地貌形態、自然和環境結合，以及與昔日的城市佈局、周邊建築藝術的完整性等相互映照，彼此呼應。澳門歷史城區是澳門向世界講述的精彩故事。自16世紀初，聖老楞佐堂、聖保祿大教堂、聖安多尼堂等教堂陸續在澳門興建，它們與澳門的媽閣廟、蓮峰廟、普濟禪院三大古刹安然共存。西方宗教在澳門播種之時，也是西方文化進入中國之日。今天的大三巴通往澳門博物館的一側，有意大利天主教傳教士利瑪竇的雕像。當年，利瑪竇獲耶穌會派遣來到澳門，繼而深入內地傳播天主教。他“操漢語，着華服”，以西洋科學知識和天文儀器等作爲傳教手段，讓中國人看到了世界，開啟中西文化交流，也使得中國成爲世界意義上的中國。澳門歷史城區的價值在於其整體性，它有着東方和西方、歷史和當下，彼此顧盼，相互關聯，這也正是澳門作爲世界遺產的獨一無二之處。一整片的澳門歷史城區，凝聚了歷史的厚度、澳門人情感的溫度和生命的鮮活度，它讓現實之光照進歷史，並映照出明亮的未來，用實例闡釋人文灣區的精神內核。（二）世界記憶名錄除分佈於城市、歷經風雨歲月的歷史文物建築之外，澳門還有不少珍貴的檔案文獻遺產。其中，“漢文文書”檔案於2017年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名錄”，是澳門獲得的第二張世界級文化名片。“漢文文書”檔案是指“清代澳門地方衙門檔案（1693—1886）”，由1,500多件中文文書原件、5冊澳葡議事會葡文譯本和發文底稿以及4小包零散文件合共3,600份檔案文書組成。顯而易見，檔案的主體是清代中國官員在管
澳門學011Introduction of Macaology / 澳門學引論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穆欣 \ 文化澳門與人文灣區治澳門過程中，與澳葡當局的文書往來而形成的檔案，體現了中國對澳門擁有領土和管治主權，對澳葡當局管治範圍的規定和限制。如葡人不得擴大租地；在租居範圍內亦不得隨便增建房屋；在租居地內的葡萄牙籍及其他國籍者，也需作詳細登記。這批“漢文文書”檔案形成後輾轉流到葡萄牙，至19世紀末被移交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當時葡萄牙人並不知道這些檔案記錄了什麼，衹知道非常珍貴。這批檔案一直被保存在檔案館館長室內，直至1952年，研究中西交通史的中國臺灣學者方豪教授，在東波塔檔案館發現了這批檔案，如獲至寶，並將之介紹給中國學術界。此後的半個多世紀，多位中葡學者對這批檔案進行編目、抄錄、整理和研究。1989年澳門歷史檔案館（今澳門檔案館）從葡萄牙東波塔國家檔案館以縮微膠捲形式複製“漢文文書”檔案，並開始進行編目工作。2017年10月30日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體會議通過，由澳門檔案館和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聯合申報的“漢文文書”檔案〔“清代澳門地方衙門檔案（1693—1886）”〕被列入“世界記憶名錄”。這批珍貴的檔案對於澳門之於世界的記憶以及建設人文灣區具有重要意義。（三）美食之都2017年，澳門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球創意城市網絡”項目評爲“美食之都”，其意義超越美食和旅遊領域的層面。溯古，它對接了16世紀葡萄牙人開啟的大航海時代。從那時起，地球隱藏的一半被揭示出來，葡萄牙人在赤道以南越走越遠，繞過非洲好望角後，抵達印度，抵達澳門。這一次範圍廣泛的史詩式的遠航，爲全球文化藝術、饮食、歷史、語言等帶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其中，直接形成了澳門中西文化交融的城市特質和歷史印跡。澳門的城市建設本就體現了當年葡萄牙人對故里的遙望，可謂處處鄉愁。到底是澳門像葡萄牙？還是葡萄牙像澳門？這其實是我們一直想追尋的答案。當我們在里斯本貝倫塔附近的咖啡屋品嘗葡撻，望向葡萄牙人當年啟航的海岸時，總能想到一些屬於這個國家和澳門，以及和其他葡語系國家從海上出發、在澳門交匯的故事。今天，美食之都獨特的內涵和美食文化，蘊含着諸多創意。這些創意，
澳門學012Introduction of Macaology / 澳門學引論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穆欣 \ 文化澳門與人文灣區開啟了澳門中西文化交融的新發展模式，打造了澳門新的城市魅力，是澳門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新動力。美食之都不止於美食，更有美食背後的價值觀，因爲澳門海納百川，融多元文化於一城。儘管今天的澳門從中國八大菜系到世界各地的美食都不難品嘗得到，但如果要說最具代表性的澳門美食，則非土生菜莫屬。這顯然得益於16世紀葡萄牙人的遠航，途經印度、馬六甲等地，和當地人通婚之餘，也帶來了香料、蔬果、烹調方法和家傳菜譜。這樣也就不難理解土生菜香味濃郁的特點。來到澳門後，葡萄牙人又在原有食譜的基礎上加入了本地食材，隨歲月流轉，口味和菜式也在中西文化交融中不斷變化出新。由此可見，土生菜並不是葡萄牙菜，土生菜中的家常菜也並非都能在餐廳中品嘗得到。這是由於從前的女人多留在家中，花盡心思探索廚藝，因而每一個土生家庭從菜譜到菜式都不盡相同；又由於烹調時間相對較長，所以被稱爲“肥茶”的聚會（下午茶活動）通常由下午開始一直持續到晚餐時間，這是充分展示家中女主人廚藝的機會。或在烹飪的流程，或在配料之中，體現了每個家庭的不同。據說這些小秘密衹在家人間分享，隨時間流逝，有些秘密也消失了……土生菜充分體現了“和而不同”的特質。因此，保存和整理土生菜的菜譜，是目下從土生葡人群體到澳門特區政府都非常重視的工作，包括建立土生菜數據庫（網上專頁）、出版土生菜食譜等。澳門檔案館也開展了收藏土生葡人家庭捐獻的菜譜手稿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澳門取得上述成就，離不開自身數百年形成的璀璨歷史和獨特文化。而發現並豐富這些澳門的歷史文化內涵，構築“活的澳門”，正是澳門學的任務。澳門的歷史文化是澳門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資料，澳門學研究的開展，爲澳門歷史文化增添了色彩，增加了鮮活，豐富了澳門的文化底蘊，提升了澳門的文化優勢，並反過來推動澳門學的進一步發展，從而源源不斷地賦予澳門以新的文化活力。
澳門學013Introduction of Macaology / 澳門學引論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穆欣 \ 文化澳門與人文灣區三、兩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通行證”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8年11月會見香港澳門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訪問團時指出：“國家改革開放的歷程就是香港、澳門同內地優勢互補、一起發展的歷程，是港澳同胞和祖國人民同心協力、一起打拼的歷程，也是香港、澳門日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共享祖國繁榮富強偉大榮光的歷程。”“我們要充分認識和準確把握香港、澳門在新時代國家改革開放中的定位，支持香港、澳門抓住機遇，培育新優勢，發揮新作用，實現新發展，作出新貢獻。”於港澳而言，如果說“一國兩制”是最大的優勢，“一帶一路”倡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是國家舉措的實施，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則是新的機遇。於澳門而言，雖然因面積小、人口少局限了城市發展，但澳門人深知用好用足“一國兩制”的優勢會帶來無限的發展機遇，而澳門的發展也一直與國家發展同步。（一）海絲申遺城市聯盟海上絲綢之路保護和申報世界遺產是圍繞“一帶一路”倡議實施的重大文化舉措，是在以全面貫徹十九大精神，以申報世界遺產“要有利於突出中華文明歷史文化價值，有利於體現中華民族精神追求，有利於向世人展示全面真實古代和現代中國”，以及“寫好新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新篇章”等重要指示精神爲指導的重要文化項目。2018年4月，首批24個城市共同成立海上絲綢之路保護和聯合申遺聯盟（簡稱“海絲申遺城市聯盟”），澳門和長沙於2019年同時加入該聯盟，而粵港澳大灣區城市中，廣州也是聯盟的其中一員。在17—19世紀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澳門地位特殊，是明清時期海上絲綢之路不可或缺的重要節點，是中國極爲重要的對外貿易中轉港。中國的絲綢、瓷器等商品從澳門起航出口，銷往歐洲、日本、美洲等地，爲擴展和延伸海上絲綢之路的全球貿易航綫、搭建文明交流和對話作出了歷史性貢獻。廟宇、教堂、炮臺等史蹟既是現存海上絲路的例證，也是人文灣區內涵的重要支點。它們共同塑造了澳門開放包容的城市性格。加入“海絲申遺城市聯盟”，體現了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進程，發揮國家所需、自身所長，爲國家的海絲申遺工作貢獻力量；
澳門學014Introduction of Macaology / 澳門學引論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穆欣 \ 文化澳門與人文灣區也和作爲世界文化遺產的澳門歷史城區保護工作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二）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上的澳門項目2021年6月國務院公佈第五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由澳門申報的土生葡人美食烹飪技藝、土生土語話劇和土地信俗三個項目榜上有名。至此，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上共有11個澳門項目，除上述3項外，還包括粵劇、涼茶配製、木雕——神像雕刻、南音說唱、魚行醉龍節、媽祖信俗、哪吒信俗、道教科儀音樂。尤其從土生葡人美食烹飪技藝、土生土語話劇兩個項目來看，這是國家對澳門在保護、弘揚中西文化和諧交融成果的肯定，並突顯出澳門文化的獨特，對建設人文灣區、豐富人文精神的內涵大有裨益。對土生葡人美食烹飪技藝（土生菜），前文已有所涉及，以下就土生土語話劇略作介紹。土生葡人並非僅僅是中葡兩國的混血兒，他們是澳門的一個特殊族群，這個族群在葡文中有一個專屬名詞——“Macanese”，中文字面直譯是“澳門人”——真正屬於澳門的人。他們有着這樣的特點：父親是葡萄牙人，母親是歐亞混血婦女。後來，土生葡人與華人女子通婚的情況日益普遍，通過幾代的融合，逐漸形成了現在的土生葡人的群體。從文化角度看，土生葡人是澳門作爲不同文化交匯地的一個最典型範例。他們有獨特的生活方式，飲食上有自己的習慣，流利的廣東話中夾雜着特殊的口音及個別葡文詞，甚至有一種自己的語言：土語，又稱“澳門語”或“澳門方言”。這是一種混合了葡萄牙語、馬來語、粵語成分的再生語言，在特殊歷史時期成爲土生葡人的母語。它是一種瀕危語種，被葡萄牙人視爲不純正，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曾面臨被“剷除”的命運。幸運的是，生活在澳門的土生葡人，一直努力保護屬自己族群的文化。澳門如今有土生葡人社團、有使用土語演出的話劇社，身體力行地以藝術的方式延續這種頗有表現力的語言的生命。多年來，他們持續在每年一度的澳門藝術節上演出土生土語話劇，因爲土生土語本身就帶有口語化的生動和戲劇化的構成，又因其貼近現實、針砭時弊，以通俗、幽默的風格受到觀衆喜愛。每有土生土語話劇上演，劇場內外盡是來捧場的土生葡人，戲裏戲外，都是風景——這是澳門文化、大灣區的人文建設中的一道不可多得的風景。
澳門學015Introduction of Macaology / 澳門學引論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穆欣 \ 文化澳門與人文灣區四、科技賦能與創新未來澳門固然有着豐厚的文化資源和不可取代的諸多優勢，但能否在世界互聯互通的今天繼續發揮其獨特優勢？時代賦予澳門的，既是機遇也是挑戰。要在這份時代考卷上書寫令人滿意的答案，可以從以下三點出發：（一）梳理脈絡，整合資源除前文提到澳門的三張世界級文化名片及兩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通行證外，澳門仍有很多文化資源有待整合，比如節慶文化、非物質文化遺產、名人足跡，甚至紅色文化等。衆所周知，巴西的嘉年華活動歷史悠久、品牌效應顯著，堪爲一地文旅融合的佳例。而澳門從來不缺乏歐洲風情的熏陶，早在30多年前已開辦的澳門藝術節、澳門國際音樂節，對培育澳門的城市藝文氛圍、開拓市民眼界、引領審美及吸引遊客上都起了一定作用。而內地城市舉辦藝術節、音樂節等節慶活動，大多遲至20世紀90年代末纔開始，粵港澳大灣區城市舉辦廣東藝術節、廣州藝術節、羊城國際粵劇節等起步均晚於澳門。這是澳門節慶文化上的突出優勢——時間悠久、經驗豐富。今天的澳門，粗略統計，具一定規模及品牌效應的城市節慶活動約有10個，計有澳門藝術節、澳門城市藝穗節、HUSH沙灘音樂會（近年因疫情原因分散人流和舉行地點而改爲HUSH音樂節）、相約澳門——澳門中葡文化藝術節、濠江月明夜（中秋舞蹈）、澳門國際音樂節、葡韻嘉年華、國慶晚會（雜技劇）、藝文薈澳——澳門國際藝術雙年展、澳門除夕倒數演唱會等。其中，澳門國際音樂節以歌劇開幕、世界重量級交響樂團音樂會爲閉幕節目，一直吸引港臺樂迷前來觀賞，相信這也會成爲吸引大灣區遊客前來的文化項目。而中葡文化藝術節，尤其是來自葡語系國家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表演項目，也十分吸引眼球。葡韻嘉年華中，居澳葡僑社群和土生葡人群體從食物、遊戲到歌舞等項目，不僅成爲澳門市民消遣的好選擇，也讓遊客耳目一新。目前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共有70個項目，除去國家級及澳門（地區）項目之外，葡萄牙的栗子節、土生葡人食品牛油糕、葡式瓷磚畫製作工藝、嫁喜禮
澳門學017Introduction of Macaology / 澳門學引論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穆欣 \ 文化澳門與人文灣區力，是澳門在人文灣區建設中的使命。魚行醉龍節於2019年獲評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優秀保護實踐案例，其傳承者多年來不斷思考如何擴大這項活動影響，並且順應時代變遷，勇於走出去，到中國內地以及東南亞、法國等地交流、傳播和推廣，最終獲得廣泛認同。類似的這些案例，爲我們提供了促進文化傳播的經驗，拓展了文旅融合的路徑，更爲當下對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提供了新的思路。這實際上也與澳門學的當代要求不謀而合。當代澳門學的任務，要求我們需要透過全球視野以及人類文明發展的宏大背景來考察澳門文化，在大量文獻以及現實生活研究的基礎上，尋找澳門的歷史文化價值，並探討這種價值與人類知識體系、價值體系和人類文明發展的關係。同時揭示澳門多元文化互動相生的奧秘，以此發掘、發揚具有生命力的“澳門模式”。我深信，文化的創新活力和傳播力是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雙發展的巨大推動力。我們應當讓澳門文化“活”在當下，用好“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澳門的地理優勢、澳門中西文化彙聚的多元優勢；對接粵港澳大灣區、中葡商貿服務平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一帶一路”沿綫國家，爲澳門落實中央確定的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目標營造合適的軟環境；開展國際交流，廣泛傳播具有歷史價值、文化價值、科技價值、時代價值的澳門文化內容；借助多媒體數字技術及短視頻等拓寬傳播渠道。以文化人、以藝通心、以文傳聲，溝通世界，提升澳門文化的傳播力。［責任編輯 沈曉鳴］
018湯開建 金國平 張西平 林金水 龔纓晏 宋黎明 \ 天主教中國化的開拓者——紀念利瑪竇進入中國內地440週年學術筆談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天主教中國化的開拓者——紀念利瑪竇進入中國內地440週年學術筆談湯開建 金國平 張西平 林金水 龔纓晏 宋黎明［編者按］1582年8月7日，耶穌會士利瑪竇抵達澳門。爲進入中國內地傳教，他結交明朝官員和士紳名流，學漢語，着華服，與廣東官府多番斡旋，最終於1583年與羅明堅獲准入居肇慶，是爲天主教正式進入內地之開端。作爲天主教對華傳教的開拓者，利瑪竇以澳門作爲跳板進入內地開展傳教事業，不但爲天主教在華傳播掃清了諸多障礙，開創了適應中國傳教的“利瑪竇規矩”，而且架起了中西方文明交流互鑒的橋樑。2023年恰逢利瑪竇進入中國內地440週年，爲紀念這一對中國乃至世界歷史文化進程都有深遠影響的歷史事件，追憶利瑪竇在中西文化交流的事跡與貢獻，本刊特邀湯開建、金國平、張西平、林金水、龔纓晏、宋黎明等著名學者，就利瑪竇入華傳教的相關問題發表新史料與新見解。A Pioneer in the Chineseization of Catholicism: Academic Writing on the 440th Anniversary of Matteo Ricci’s Entry into Chinese MainlandTang Kaijian, Jin Guoping, Zhang Xiping, Lin Jinshui, Gong Yingyan, Song LimingEditor’s Note: On 7 August 1582, Matteo Ricci arrived in Macao. To enter Chinese Mainland as a missionary, he made friends with officials and gentry of Ming Dynasty, learned Chinese, dressed in Chinese clothes and negotiated with the Guangdong authorities. In 1583, he and Michele Ruggieri were officially granted permission to settle in Zhaoqing, which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official entry of Catholicism into the Chinese mainland. As the pioneer of the Catholic mission to China, Ricci regarded Macao as a springboard. He not only cleared many obstacles to the spread of Catholicism in China and created the “Matteo Ricci Rules” in adapting Chinese missions, but also bridged the gap between West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s. As the year 2023 marks the 440th anniversary of Ricci’s entry into Chinese Mainland, it is a significant event to commemorate this historical event, which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history from Macao to China as a whole, and to recall Ricci’s achievements and contributions i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Six renowned scholars including Tang Kaijian, Jin Guoping, Zhang Xiping, Lin Jinshui, Gong Yingyan and Song Liming, have been invited to present new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knowledge on the issues related to Ricci’s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
021湯開建 金國平 張西平 林金水 龔纓晏 宋黎明 \ 天主教中國化的開拓者——紀念利瑪竇進入中國內地440週年學術筆談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當三十無名日，四海驚傳駕禦天。”A萬曆皇帝於萬曆四十八年（1620）崩殂，此時王啟叡30歲，可以確知他生於萬曆十八年（1590）前後。王啟叡在明朝時並未入仕，“席先業，有才子之目，好爲奇服雜佩，居般水上游，闢榛鑿崖，爲龍門園”，B當爲山東一閒散文人。入清後，他作爲明朝遺民，並未出仕，而以詩聞於世。著有《水弦樓詩集》及《西湖三體詩》。王啟叡爲什麼將利瑪竇比作古時從印度文康國來的“老胡”，並仿周舍《上雲樂》舞曲重新填詞而作《擬老胡文康辭舞曲》？據《利瑪竇中國劄記》載，利瑪竇於1600年5月18日再度從南京起程前往北京，應該在當年的6、7月份就進入了山東。當時山東漕運總督劉東星和利瑪竇的老朋友李贄都住在濟寧城，所以利瑪竇到了濟寧想去拜會老朋友，與他商談去北京之事。漕運總督劉東星聽說利瑪竇要來，十分高興，向神父發出了正式邀請，而且親自上船觀賞了利瑪竇送給皇帝的禮品，還看到了天主聖母的畫像，並派人臨摹了這幅天主聖母像。跟隨總督一起去的隨從很多，也都觀看了那些給皇帝的禮物和畫像。第二天利瑪竇回訪總督，送給劉東星一些新奇的歐洲飾物，又在總督府與李贄和總督的家人一起用餐。C利瑪竇於1600年6—7月間抵達濟寧，當時王啟叡大約11歲，很可能王啟叡隨他的父輩作爲總督的隨從一起見過利瑪竇，並參觀過利瑪竇進貢給皇帝的禮物。此事對王啟叡印象很深且影響甚大。在王啟叡的心中，利瑪竇進京拜見萬曆皇帝並進獻歐洲禮物，就像南朝劉宋時印度文康國的老胡人進貢一樣。於是他仿照周舍的《上雲樂》，在利瑪竇進貢後寫下了《擬老胡文康辭舞曲》。曲中開篇即言“西方異人，名琍瑪竇”，與周舍《上雲樂》開篇句“西方老胡，厥名文康”如出一轍。周舍云，“遨遊六合，傲誕三皇。西觀蒙汜，東戲扶桑。南泛大蒙之海，北至無通之鄉”；而王啟叡云，“遨遊九州，□A ［明］王啟叡：《恭挽神宗大行皇帝》，［清］馮繼照編：《般陽詩萃》卷2，清道光二十七年刻本，第12頁，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圖書編號：5241.15/3640[1]。 B 《王啟叡傳》，［清］馮繼照編：《般陽詩萃》卷2，清道光二十七年刻本，第1頁，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圖書編號：5241.15/3640[1]。 C 〔意〕利瑪竇：《利瑪竇中國札記》第4卷，第10章“他們再度起程去北京”，何高濟等譯，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384—387頁。
022湯開建 金國平 張西平 林金水 龔纓晏 宋黎明 \ 天主教中國化的開拓者——紀念利瑪竇進入中國內地440週年學術筆談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視星斗。西過瑤沱，東到蓬萊。南走交趾之國，北歷混江之口”，也完全是照葫蘆畫瓢。這種生硬的照搬方法反映了作者文辭的稚嫩，應該是一位未成年的作者所爲。緊接着王啟叡曲中又言，“昔與古佛爲朋，今與帝王作友”。利瑪竇進京向萬曆皇帝貢獻時自稱“大西洋陪臣”，A蔡獻臣則稱利瑪竇爲“貢夷”，B徐光啟則稱利瑪竇爲“西洋天學遠臣”，C然而這位王啟叡卻極爲大膽地說出了利瑪竇“今與帝王作友”之語，將一位從異域來華的“貢夷”稱之爲萬曆皇帝的朋友。若非出於“忤逆之心”，則衹能是“童言無忌”了。余以爲利瑪竇萬曆二十九年（1601）進北京貢獻方物時，王啟叡不過十二三歲，以這種年齡，寫出“今與帝王作友”之句，應是他感情直白地宣洩而已，並沒有作任何政治考量。然而，從這句話同時也可以說明利瑪竇進京後受到了萬曆皇帝的厚待，故王啟叡稱利瑪竇爲萬曆皇帝之友。利瑪竇是一位傳教士，入華後他所到之處不論是與人交往，還是傳授科技，多是以傳教爲目的。正如《利瑪竇中國劄記》稱：一路上神父們可以自由地隨意活動。在各個停泊的地方，他們拜會了大臣們，大臣們對他們的來訪都十分歡迎；太監更邀請他的朋友們到船上來鑒賞獻給皇帝的禮品，從而增加了神父們的活動。另一些人聽說來自歐洲的新奇事物，出於好奇，也來觀看。儘管神父們並不隱諱他們的最終目標是爭取皇帝垂青，希望在北京建立一個居留點，人們還是絡繹不絕地前來。實際上，他們一有機會，就不停地而且公開地討論基督教的教義。DA 〔意〕利瑪竇：《貢獻方物疏（貢獻物單附）》，韓琦、吳旻校訂：《熙朝崇正集》卷二，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19頁。 B 《議處貢夷利瑪竇疏》，蔡獻臣：《清白堂稿》卷一，影印明崇禎刻本，《四庫未收書輯刊》第6輯22冊，第10—11頁。 C ［明］徐光啟：《條議曆法修正歳差疏》，［明］徐光啓：《新法算書》卷一，“緣起一”，《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88冊，第14頁。 D 〔意〕利瑪竇：《利瑪竇中國札記》第4卷，第10章“他們再度起程去北京”，第384—385頁。
023湯開建 金國平 張西平 林金水 龔纓晏 宋黎明 \ 天主教中國化的開拓者——紀念利瑪竇進入中國內地440週年學術筆談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因而曲中也提到，“所至捀持天主，揬化生母□□。歎白日之易消，悲大命之難久。故乃流傳聖教，下民是牖”。將天主教稱之爲“聖教”，並稱“聖教”在勸誘中國的“下民”，開啟“下民”心靈之窗，反映了這位尚未成年的山東士子從內心對天主教的認同。利瑪竇進北京帶去了很多歐洲的珍奇異物，而且他“帶去的珍寶早已名揚天下”。A而親眼見過這些珍寶的王啟叡在其曲中又有大量的鋪張。如利瑪竇帶進京的有“天主聖像壹幅、天主聖母像壹幅”。B張庚稱利瑪竇此畫“作婦人抱一小兒，爲天主像。神氣圓滿，採色鮮麗可愛”。C由於使用的是西洋畫法，故王啟叡稱，“用何畫法，不知入手。懷中袌子，其髮深黝。中繞神色，虛室光透”。利瑪竇帶進京的有“自鳴鐘大小貳架”和“沙刻漏貳具”，故曲中有“自鳴作鐘，蓮華刻漏”之句；利瑪竇帶進京的有“玻璃鏡”和“五彩玻璃石”，故曲中有“軒轅鏡懸，照見群醜”之句；利瑪竇帶進京的有“大西洋各色鎖袱共肆匹、大西洋布並葛共伍匹”D，故曲中有“西洋織布成雲，烏思藏佛象狗”之句。王啟叡曲中的“路迅南鍼，道尊魯叜”，就是指來華的利瑪竇，其行事指南都是遵照儒家孔子的規矩。“秘啟嫏嬛，編發二酉”，則應含二意：一是指利瑪竇向萬曆皇帝進獻了“萬國圖志壹冊”“天主經壹部”等書籍；二是指這些歐洲傳教士帶來了大量的圖書，故稱“秘啟嫏嬛”。“制渾天儀，左旋右紐。玉曆度躔，黍秒無否”，則指利瑪竇入華後製造了很多如渾天儀和日晷等天文儀器，而他帶來的西方曆法也非常精準，沒有絲毫誤差。王啟叡幾乎對當時利瑪竇帶進中國的西洋文化和科技產品都在曲中一一予以熱情的頌揚，對“西學”喜愛之心溢於紙上。在曲詞的結尾，則留下了“但願皇帝陛下千萬歲，遠人重稽首”之句，言下之意，不僅是在稱頌萬曆皇帝萬壽無疆、江山永固，而且表達了希望有更多的西方人來中國朝拜進貢。A 〔意〕利瑪竇：《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文錚譯，梅歐金校，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271頁。 B 〔意〕利瑪竇：《貢獻方物疏（貢獻物單附）》，韓琦、吳旻校訂：《熙朝崇正集》卷二，第19頁。 C ［清］張庚：《焦秉貞冷枚沈喻》，《國朝畫徵錄》卷中，《續修四庫全書》子部1067冊，第121頁。 D 〔意〕利瑪竇：《貢獻方物疏（貢獻物單附）》，韓琦、吳旻校訂：《熙朝崇正集》卷二，第19—20頁。
035湯開建 金國平 張西平 林金水 龔纓晏 宋黎明 \ 天主教中國化的開拓者——紀念利瑪竇進入中國內地440週年學術筆談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之“百慕大”龔纓晏*大西洋上的百慕大島雖然很小，但享譽世界，因爲人們廣泛傳說，飛機、船舶經過這一海域，常常會無緣無故地消失。所以，百慕大成了世界上最神秘的地方之一。而最早將百慕大介紹到中國的，就是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利瑪竇於1602年在北京繪製的《坤輿萬國全圖》中，北緯40度以上，有個“怕霧打島”（圖3）。此名與現代中文所說的“百慕大”一樣，都是Bermuda的音譯。衹不過，利瑪竇的譯法更有詩意。在歐洲文獻中，最早提到百慕大的人，是西班牙學者Gonzalo Fernández de Oviedo（1478—1557）。他記載稱，1515年“我在百慕大島（Island Bermuda）航行過。這個島，又稱Garza島”。1527年，一個名叫Herrera的人更加詳細地寫道：“這個島被稱爲百慕大島，又稱爲Garza島，這是由於，有個名叫Juan Bermudes的人，駕駛着一艘名爲Garza的帆船，發現了此島。”①Garza在西班牙文寫作La Garça，意爲“蒼鷺”，因此，利瑪竇在《坤輿萬國全圖》上將Garza島意譯爲“鶴島”（亦見圖3）。根據利瑪竇的譯法，我們也可以將Juan Bermudes駕駛的這艘帆船意譯爲“鶴”號。不過，16世紀初的歐洲文獻並沒有說Juan Bermudes（西班牙文寫作Juan de Bermúdez）是什麼時候發現百慕大島。現代學者認爲，Juan Bermudes發現此島的時間大約是在1503年。②但他可能衹是在該島旁邊經過，而沒有登島察看。從1511年開始，在歐洲人繪製的地圖上，出現了百慕大島。盡管16世紀初的百慕大是個無人島，但它卻是歐洲人往返大西洋的一個航行標誌。* 龔纓晏，寧波大學浙東文化研究院教授、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副會長。① John Henry Lefroy, Memorials of the Discovery and Early Settlement of the Bermundas or Somers Islands, London: Longmans, 1877, Vol. 1, pp. 2, 6. ② Kieran Doherty, Sea Venture: Shipwreck, Survival, and the Salvation of the First English Colon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7, p. 53.
036湯開建 金國平 張西平 林金水 龔纓晏 宋黎明 \ 天主教中國化的開拓者——紀念利瑪竇進入中國內地440週年學術筆談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圖3 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上的“怕霧打島”和“鶴島”百慕大島是根據其最早發現者Juan Bermudes的名字而得名的，他駕駛的帆船名爲“鶴” 號。如果根據發現者來命名，這個島嶼可命名爲“百慕大島”（怕霧打島）。如果根據Juan Bermudes駕駛的帆船來命名的話，則這個島嶼可命名爲“鶴島”。因此，16世紀初的Gonzalo Fernández de Oviedo等人都說，百慕大島“又稱鶴島”，它們是同一個島嶼的兩個名稱。在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 1512—1594）1541年製作的地球儀上，大西洋中的這個島嶼下方就清楚地寫明“百慕大，即鶴島”（Barmuda sive Garca）。但是，在墨卡托1569年繪製的《世界地圖》上，不知什麼原因，把百慕大（La Bermuda，位於320度經綫旁邊）和鶴島（y. de garca，靠近350度經綫）分爲兩個獨立的島嶼，而且
037湯開建 金國平 張西平 林金水 龔纓晏 宋黎明 \ 天主教中國化的開拓者——紀念利瑪竇進入中國內地440週年學術筆談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相距近30度。在他兒子小墨卡托（Rumold Mercator，1541—1599）於1595年繪製的世界地圖上，同樣如此。（圖4）圖4 小墨卡托1595年世界地圖上的百慕大島和鶴島奧特里烏斯（Abraham Ortelius，1527—1598）和墨卡托父子一樣，也將百慕大島和鶴島當作兩個不同的島嶼，兩島之間的距離在地圖上也相去近30度。在他於1570年開始出版的地圖集《地球大觀》（Theatrum Orbis Terrarum）中，《世界地圖》《美洲地圖》兩幅地圖上面的鶴島被寫作y de Garça（圖5）或y de Garca。衹不過，在奧特里烏斯的地圖上，百慕大島及鶴島的大小和形狀，略不同於小墨卡托1595年的世界地圖。
039湯開建 金國平 張西平 林金水 龔纓晏 宋黎明 \ 天主教中國化的開拓者——紀念利瑪竇進入中國內地440週年學術筆談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談談利瑪竇晚年回憶錄宋黎明*利瑪竇研究千頭萬緒，筆者在此衹談一點，即利瑪竇晚年回憶錄，特別是其價值或可信度問題。在華耶穌會士中，衹有利瑪竇生前用母語撰寫了一部回憶錄性質的長篇大作，名爲《耶穌會暨天主教進入中國》（Della entrat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ù e Christianità nella Cina）。利瑪竇去世後，金尼閣將其手稿帶回羅馬並翻譯爲拉丁文，翻譯過程中對原稿進行了修改，同時增加了利瑪竇之死和其他內容，改名爲《耶穌會在中國的基督教遠征》（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suscepta ab Societate Jesu）。直至上個世紀初，汾屠立（Pietro Tacchi Venturi）首次公開並出版了保存在羅馬耶穌會檔案館的意大利文手稿，書名爲《中國記事》（I Commentari della Cina）。20世紀40年代，德禮賢（Pasquale M. D’Elia）又對這部著述進行了詳細的注釋，書名爲《基督教進入中國的歷史》（Storia dell’introduzione del Cristianesimo in Cina）。直到本世紀出版的一個新的意大利版本，纔恢復了利瑪竇給自己手稿所取的原名。在意大利文三個版本中，德禮賢三卷註釋本最爲學界所重。順便說一下，利瑪竇回憶錄在我國有三個譯本，何高濟等人的《利瑪竇中國劄記》譯自金尼閣拉丁文版的英譯本，屬於先天不足。劉俊余等人的《利瑪竇中國傳教史》底本爲意大利文本，但譯文漏洞百出，後天嚴重失調。相比之下，同樣譯自意大利文的文錚版《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明顯高出一籌，足以取代前兩個譯本。當然，這一譯本依然存在不少問題，使用時也需小心謹慎。回憶錄的通病主要有兩點：一是客觀上記憶錯誤；二是主觀上歪曲事實。利瑪竇這部著述也不能免俗，這裏且舉兼有這兩個毛病的一個例子。利瑪竇在回憶1586年肇慶往事時寫道，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從紹興返回肇慶* 宋黎明，旅意獨立學者。
041湯開建 金國平 張西平 林金水 龔纓晏 宋黎明 \ 天主教中國化的開拓者——紀念利瑪竇進入中國內地440週年學術筆談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爲之撰寫重要的序言”。這些論述均須存疑，甚至可能被證偽。以馮應京刊刻利瑪竇兩小幅世界地圖的個案研究爲例，前輩學者對利瑪竇之說深信不疑，並認爲程百二《方輿勝略》中的東西兩半球圖當爲“翻刻馮氏的刻本”。但是張京元《題萬國小圖序》申明，是他本人與徐光啟等籌款並找人刊刻利瑪竇新繪世界地圖，刊刻時間大約在萬曆三十五年九月。顯而易見，萬曆三十四年元月已經過世的馮應京不可能刊刻此圖。一位學者據此否定了前人的觀點，這是題中應有之意。然而，他接着將利瑪竇所說“兩小幅世界地圖”解釋爲馮應京《月令廣義》中的“九重天圖”和“天地儀”，則是大錯特錯，因爲世界地圖與九重天圖等之間有着天壤之別。筆者曾撰寫專文糾正這一錯誤，並論證利瑪竇不過是因記憶出錯而“張冠馮戴”而已。利瑪竇在歷史上是個頗有爭議的人物，而隨着其手稿在20世紀初的出版，他在意大利開始被樹立爲一個正面而崇高的形象。汾屠立稱他爲“國家之子”；德禮賢甚至將羅明堅比喻爲施洗者約翰，暗示利瑪竇爲受洗者耶穌。即便如此，德禮賢還是承認利瑪竇回憶錄有瑕疵：“很少見的是，他的敘述也會有點不准確，可能是記憶問題，或者是由於人的弱點而產生的混亂（O per qualche confusione dovuta alla umana debolezza）。”我國學者對利瑪竇的崇拜似乎有過之而無不及，連具有德禮賢這樣見識者也不多見，有時難免在利瑪竇回憶錄中作繭自縛。爲了在利瑪竇研究上有所突破，我們除了在資料上下大功夫之外，也要注意不可輕信或盲信利瑪竇。胡適之先生嘗曰“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誠哉是言！就利瑪竇研究而言，利瑪竇回憶錄自不待言，對於利瑪竇書信及其中文著述等，也不妨採取“有疑”的立場。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責任編輯 沈曉鳴］
《坤輿萬國全圖》 / 明萬曆三十年（1602） / 利瑪竇、李之藻
——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全球地圖中的澳門”項目藏 編者配圖
044曹樹基 \ 早期中西方傳染病防治觀念與技術的應用與發展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arly Chinese and Western Concepts and Techniques of Infectious Disease ControlCao ShujiAbstract: Mankind has long struggled with disease since ancient times. In their different historical development, China and the West have developed two different ways of disea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Their ideas, techniques and effectiveness of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have long been of concern, compared and disputed in medical and other field. Before the mid-19th century, there was no major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echniques and theories for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there were even commonalities in medical ideas such as “miasma” and “febrile illness” They also had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with Western medicine’s leading techniques being particularly represented by the technique of vaccination. With the discovery of various disease-causing bacteria and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several modern Western medical disciplines, Western medicine has gradually surpassed Chinese medicine. Specifically, Western medicine was better than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treatment of cholera and plague, two of the most virulent infectious diseases in modern times. Although neither Chinese nor Western medicine has had an effective treatment for the plague for a long time, Western medicine has been ahead of Chinese medicine in its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plague. Without an effective treatment, public health management became an effective way to prevent and control infectious diseases, both in outbreaks during war and in the prevention of epidemics in times of peace. Keywords: Infectious Diseases,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Public Health, Western Learning from the East, MacaoCao Shuji is a doctor of history and a professor of Sanjiang College. He was a member of the Profess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Chinese Geographical Society, a council member of the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Society, and a standing council member of the Chinese Social History Society. He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migration history, Chinese population histo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disease history, socio-economic history, and modern Chinese history, etc. His representative works include History of Chinese Migration (Vol. 5, 6), History of Chinese Population (Vol. 5, 6), and Documents of Poyang Lake Area, etc.
046曹樹基 \ 早期中西方傳染病防治觀念與技術的應用與發展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中國屢遭瘟疫肆虐，經歷了漢代的斑疹傷寒或流行性感冒大流行、金元時期北方鼠疫大流行、明代後期華北及江南地區的鼠疫大流行等多次流行病疫情。爲應對瘟疫的巨大破壞，各種醫說相繼登場。先有《皇帝內經·素問》中的“五運六氣”理論，繼有張仲景之傷寒論，再有金元四大家的各自學說以及明末吳有性之溫疫論。但從漢代至明末，中國醫學關於急性傳染病的治療方法並無實質性進步。西方醫學於19世紀初開始傳入中國。但從西醫在中國的最初應用看，19世紀中葉以前，西醫在傳染病防治水平上也並未明顯高於中醫。直至19世紀各種重要致病細菌的發現和細菌學說的產生，歐洲的傳染病防治思想和技術纔進入新階段，並逐漸領先於中國。與此同時，公共衛生成爲西方市政建設的重點，醫療制度、海關檢疫、衛生觀念等，也日趨完善。這一切，都在近代不同的時段，影響着中國各大通商口岸與內地。20世紀以前中西醫對傳染病的理解，以及在傳染病防治技術手段與思想觀念等方面，相關研究汗牛充棟。A其研究集中在中西醫疫情防治的發展狀況，中西醫對傳染病疫的治療效果，中國近代醫療機構及醫療制度的建立與發展等問題。但卻鮮有人將中西方傳染病防治水平按時間段進行比較；對近代西方疫情防治水平在中國的早期運用的研究較少；此外，在早期中西醫對傳染病並無有效治療方法的情況下，人們採用何種方法減輕疫情的影響，亦缺少深入探討。以中西醫對傳染病的防治思想與技術爲切入點，對早期中西方醫學的交融與碰撞，以及歐洲防疫思想和技術在中國的應用與傳播進行探討，可以梳理西A 研究成果如耿貫一主編：《流行病學》，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79年；范行準：《中國醫學史略》，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86年；鄧鐵濤主編：《中國防疫史》，南寧：廣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06年；曹樹基、李玉尚：《鼠疫、戰爭與和平：中國的環境與社會變遷（1230—1960年）》，濟南：山東華報出版社，2006年；〔日〕飯島涉：《鼠疫與近代中國：衛生的制度化和社會變遷》，朴彥、余新忠、姜濱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楊念群：《再造“病人”——中西醫衝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985）》，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年；曹樹基：《1894年鼠疫大流行中的廣州、香港和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上海）2005年第4期；趙婧：《柳葉刀尖——西醫手術技藝和觀念在近代中國的變遷》，《近代史研究》（北京）2020年第5期；等等。
047曹樹基 \ 早期中西方傳染病防治觀念與技術的應用與發展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醫進入中國早期的發展脈絡，釐清中西醫防疫治疫手段的優劣，並對現代傳染病防治有歷史借鑒意義。一、早期中西方傳染病理論與防治技術比較19世紀中葉以前，在傳染病理論與防治技術上，中國與西方並無太大差距。中西方在對傳染病的認識與治療方法上，甚至有很多共通之處。如在傳染病傳播與感染上，西方有着與中國類似的“瘴氣說”；在傳染病診斷與治療中，西方也有着與中國溫病論相似的“熱病”說。（一）中西方的瘴氣說被稱爲早期西醫之父的希波克拉底（Hippokrates）將傳染病歸因於空氣傳染，但空氣中的什麼物質導致疾病，對其則是未解之謎。A這與中國漢代的疫氣、癘氣或瘴氣說相同。中國古人除了肉眼能看到的腸內及體表寄生蟲外，無法發現病原微生物，遂認爲自然界中存在某些致病因素，並以疫氣、厲氣、毒氣、邪氣、盎毒、風等名稱來概稱之。元代中國北方鼠疫流行時，有關疫情的消息也傳到了歐洲。多斯（Michael W. Dols）在研究中東地區鼠疫流行史時發現，中東地區的商人對於鼠疫有如下描述：“至1346年底，在地中海的主要港口城市中，人們都知道一種從未有過的傳染病正在席捲東方。東方空氣污濁，瘴氣瀰漫，生靈被毒死。”B當倫敦在17世紀下半葉發生大規模鼠疫時，同樣的情景再次出現：“1665年7月，倫敦大約每一個星期死亡2,000人，大多數的房屋關閉，街道空無一人。到處都能看見熊熊大火，人們用燃燒來淨化空氣。除了趕着馬車和棺材去取屍體的男人，一個活着的動物也看不見。”CA 皮國立：《“氣”與“細菌”的近代中國醫療史——外感熱病的知識轉型與日常生活》，臺北：中國醫藥研究所，2012年，第41頁。皮氏的觀點來自杜聰明：《中西醫學史略》，臺北：中華大典編印會，1965年，第16頁。 B Michael W. Dols. The Black Death in the Middle East.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39-41. C Johannes Nohl. The Black Death: A Chronicle of the Plague Compiled from Contemporary Sources, Yardley: Westholme Publishing, 2006, pp. 20-21.
048曹樹基 \ 早期中西方傳染病防治觀念與技術的應用與發展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當突如其來的災難降臨時，人們手足無措。他們不知道災難來自何方，當然也不知道災害與疫鼠及其攜帶的病菌有關。儘管沒有相互接觸，但鼠疫仍在人群中飛快地傳染。死屍散發着熏人的惡臭，空氣中毒霧瀰漫，人們誤以爲空氣也會傳染鼠疫，A生火以淨化空氣。B在其他烈性傳染病的流行中，也有類似的傳說。當19世紀俄羅斯人東進並佔據西伯利亞大片土地時，一些西伯利亞從未有過的傳染病也隨之傳入，其中天花是最厲害的一種。17世紀30年代曾佔據勒拿河流域以東西伯利亞廣大地區的尤卡吉爾人，到19世紀末衹剩有1,500人。“有個傳說，說是俄羅斯人沒有能夠征服他們，最後那些入侵者帶來了盒裝天花並將盒子打開，其後該地帶就彌漫了煙霧，人們開始死掉。”C如此看來，黑色的煙霧更多的衹是一種象徵，一種瘟疫和災難的象徵。16 世紀以後，經歷過黑死病侵襲的歐洲非常重視環境清潔，但是對於病原的解釋仍然以“瘴氣說”爲基礎，直到19世紀下半葉仍未能完全消除其影響。當人們不明瘟疫的底裏時，黑色的煙霧就被想象成瘟疫的媒介。聯想到上文關於14世紀東方鼠疫流行、黑霧迷漫的傳說，以及西方人對倫敦大疫時煙霧的描寫與想象，就可以理解這一點。在傳染病流行史上，對於不可控制的疫情，對於大規模人口的死亡，對於異域災難的道聽途說，都可能令人產生彌天毒霧的錯覺，並形成相關傳說。不過，當空氣中彌漫着臭不可聞的屍體臭味時，點火燃煙祛味，則將真實的煙霧與毒霧相混淆。這一情況，也發生在對中國南方瘴氣的判斷上。前人的研究多次提及，中國南方瘴氣或爲濕熱環境下，因動植物腐敗而產生的一種能致人生病、似霧似雲的有毒氣體，是對南方自然地理和氣候條件的概括感知，不一定能具體對應某種物理、化學或生物因素。清代范端昂《粵A 按：事實上，確有一種鼠疫通過空氣傳染，即肺鼠疫。 B Johannes Nohl. The Black Death: A Chronicle of the Plague Compiled from Contemporary Sources, p. 33. C 〔美〕阿爾弗雷德·克羅斯比：《生態帝國主義：歐洲的生物擴張（900—1900）》，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36頁。
049曹樹基 \ 早期中西方傳染病防治觀念與技術的應用與發展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中見聞》對瘴氣的形成有以下描述：嶺南歲中風雨暖寒，罕應其候，蒸變爲瘴。非煙非霧，蓬蓬勃勃，多起於水間，與山嵐相合。或有草萊沴氣所鬱結，恒如宿火不散。溽薰中人，其候多與暑症相類，而絕似傷寒，所謂陽淫熱疾也。山野間日出時，亦有白氣，縷縷自下而上，須臾森彌四布，蒙如輕塵，咫尺不辨人物。此乃濁陰，乘太陽而升。氣通則爲風，塞則爲瘴。A鄭洪等人對此評論道：“人們不能適應這些環境條件所導致的疾病便是瘴病，其中固然有南方高發的瘧疾、腳氣等疾病，更多情況下是指嶺南常見的濕熱證候，甚至反映在長居嶺南人士的體質上。這一特點在當代中醫臨床中尚能見到。……瘴氣作爲病因，是在傳統醫學意義上的病因，而不一定能具體對應某種物理、化學或生物學因素。現代醫學氣象學中也認爲諸如溫度、氣壓、濕度等異常對人體有一定影響，但對這多種因素的影響尚沒有可供臨床應用的數理模型，更沒有針對性的藥物。而傳統醫學的瘴氣說，雖然也沒有量化的指標，但它綜合了自然條件個人體質等多種因素，並通過其病理解說而與中藥方劑相對應，形成以調理人體功能和改善症狀爲主的治療方案，因此這種瘴氣病因說是有積極意義的。”B馮漢鏞則認爲，此類“瘴氣”很像是空氣被二氧化硫或二氧化碳污染所致。這兩種物質具有吸水性能，容易形成霧，所以在濃厚的嵐霧裏面，就含有這兩種氣體。這兩種氣體，都是有毒的。尤其二氧化硫在大氣中被氧化，遇上水氣，變成硫酸氣溶膠後，其毒性比二氧化硫大十倍。C從某種意義上講，鼠疫流行過程中東西方文獻中的毒霧迷漫，並非完全A ［清］范端昂撰：《粵中見聞》，湯志嶽校註，廣州：廣州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 B 鄭洪、陳朝暉、何嵐：《“瘴氣”病因學特點源流考》，《中醫藥學刊》（瀋陽）2004年第11期。 C 馮漢鏞：《瘴氣的文獻研究》，《中華醫史雜誌》（北京）1981年第11卷第1期。
050曹樹基 \ 早期中西方傳染病防治觀念與技術的應用與發展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虛構。關於中國南方的瘴氣，西方人也力圖找到確定的致病因素。相對於中醫，西人同樣認爲有毒且致病的瘴氣是由外界環境中的釋放物傳播的，一般都以惡臭爲主要標誌。靜止的水源、人口密集的貧民區以及腐敗的動植物遺體等，都是釋放這種瘴氣的源頭。因此，我們在1882年澳門城市物質改善委員會的《城市物質改善報告》仍能看到對瘴氣的這種描述：衆所周知，非常多疾病的傳播是由呼吸無數的微生物而引起的，這些微生物在人類糞便及其周圍的空氣中繁殖和擴散。更有甚者，糞便在通風處進行發酵，吸收氧氣後幾乎無需發生氧化現象直接形成有機物，最終的生成物是水和碳酸。相反，如果氧氣缺乏或者不足，他就和碳、氫反應形成碳氫化合物，這些碳氫化合物幾乎都是有毒物質。A（二）溫病論與熱病說除了瘴氣說，中醫中還存在與西方“熱病”說相似的溫病論。明末清初的吳有性在其《溫疫論》（又作《瘟疫論》）指出，“夫溫疫之爲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這種異氣自口鼻侵入人體，吳氏命名爲“戾氣”。吳有性差一點就將“戾氣”解釋爲致病細菌，在這個意義上，說吳有性衹差一架顯微鏡，毫不爲過。在溫病的治療上，吳有性也有獨到的發明。他認爲“溫疫之氣從口鼻而入，初起則邪伏膜原，在不表不裏之間。創製達原飲以疏利膜原，潰散邪氣。邪潰之後，可能出表，越於三經，可汗而已，也可能達裏，內傳於胃，可下而解”。對於這一套治療方法，著名醫史文獻學家范行準（1906—1998）未予置評，而國醫大師鄧鐵濤（1916—2019）等則給予了很高的評價，鄧氏認爲，這一治療方案中“給邪以出路”的思維，對後世治疫很有影響，促使中醫“外感熱病”學說形成。所謂“外感熱病”，指的是感受外邪而引起的，具感染性A Relatório A Comissão Encarregada Estudar os Melhoramentos Materiais da Cidade de Macau, Boletim da Província de Macau e Timor, 1884.01.05, No. 1, p. 3.
051曹樹基 \ 早期中西方傳染病防治觀念與技術的應用與發展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的，以發熱爲主證的一類疾病。A對於西方的“熱病”說，皮國立以英國醫生合信（Benjamin Hobson，1818—1873）的中文譯著爲例，稱西醫中的“熱病”，有一種集合數種疾病爲一統括代名詞的意涵，故西醫當時也慣用“熱症”而不用“熱病”來細分它們的症狀。當然，皮氏認爲，合信的著作在翻譯時可能受到中醫“證”的影響，而將數種疾病的同一症狀歸納出來，而形成一個新的名詞。合信在《西醫略論》（1857）中首先定義說，熱症即中國發燒之意，分有毒、無毒兩種，治法相同。又在《內科新說》（1858）中說：“有毒者爲溫疫，無毒者統稱熱症。”有毒可能是指具傳染性的意思，而熱症應該泛指一切會發熱、具傳染性和非傳染性的疾病。合信又說：“致病之原，或因於內外炎症，或因傷寒，或因傷暑，或因飲食無節，或因用力過度，或因驚恐，或因日曬。”據此，皮國立指出：“西醫對熱病病狀的描述，其實與當時中醫所論大同小異。”B在治療方面，中西醫亦頗爲相似。具體的治療方法，西醫採用熱水浸腳，被褥數層裹身，或用吐法，或用瀉藥下行，頗似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張從正所採用的汗、下、吐三法。下法即瀉法。合信說：“初起宜發表，汗不出，宜用逼汗法。”皮國立評論道：“對比西醫，不論是從中醫傷寒學，還是溫病系統來看，‘發汗’都是一個重要的，最初始的祛病手段。”如吳有性所稱：“若先裏而後表者，始則發熱……下之裏症除，二三日內復發熱……宜白虎湯汗之。”此即上文鄧鐵濤等稱爲“給邪以出路”的治療思維，是中醫“外感熱病”治療之精髓。（三）細菌學革命之前的種痘術從上文的敘述可見，19世紀中葉以前的中西醫似乎處於大致相等的水平。但在某些技術上，中西醫實際也存在優劣之分。其中值得一提的便是種痘技術。A 曹東義：《中醫外感熱病學史》，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頁。 B 皮國立：《“氣”與“細菌”的近代中國醫療史——外感熱病的知識轉型與日常生活》，第42頁。
052曹樹基 \ 早期中西方傳染病防治觀念與技術的應用與發展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中國天花免疫的歷史始於16世紀中葉。范行準稱，明隆慶間，中國人發明了人痘接種法，其時寧國府太平縣已流行人痘接種法。萬曆、天啟年間，程從周撰《茂先醫案》和周暉撰《金陵瑣事剩錄》等書中，也已有“種痘”的記載。清乾隆六年（1741），張琰撰《種痘新書》則爲現存較早的人痘接種專著。關於接種的具體方法，則有將沾染痘漿之衣，穿於欲種之兒身上。接種之小兒，三日發熱，三日見痘，十日而愈。又有用痘汗納於接種者鼻腔，痘即自出。此爲通用之法，稱爲“鼻苗”或“鼻痘”。18世紀時，這一方法傳至俄國，又傳至土耳其，再傳至英國。此外，朝鮮、日本的人痘接種徑由中國傳入。A邱仲麟的最新研究認爲，明代文獻中的“布痘”“種痘”並非接種，而爲出痘、發痘或痘疫，與接種人痘並無關係。直至清初，“種痘”一詞纔轉變爲專指人痘接種。他認爲，中國的人痘接種，確切的記載出現在明天啟年間湖南衡州府。這一技術出現的時間，或可再往前推至萬曆年間。B比較而言，西方傳入的牛痘接種術更加安全與高效，也因此取代了人痘接種。嘉慶十年（1805）一位在澳門的葡萄牙籍商人許威氏（Hewitt）將牛痘接種法傳入中國。英國醫生皮爾遜（Pearson）之《英吉利國新出種痘奇書》被譯成中文，敘述了牛痘發明經過與接種法，以及其傳入中國的經過。此後，牛痘法很快從澳門、廣州向其他沿海地區及內地傳播。隨着更多的西方醫生和醫療傳教士來到中國，西醫也在中國日益發展。1815—1818年，他們在廣州與澳門開設種痘診所。1820年，他們在澳門開辦眼科診所，又在廣州建立眼科醫院，並在後來發展爲全科醫院。不過，由於這一時期西方的細菌學革命尚未發生，西醫醫學處於與中國傷寒或溫病相同的“外感熱病”的階段，這一時期的西方醫學尚未對中國醫學產生太大影響。這是因爲，對於乙類傳染病或甲類傳染病，C西方醫生同樣束手無策。在細菌學革命A 范行準：《中國醫學史略》，北京：北京出版社，2016年，第213—214頁。 B 邱仲麟：《晚明人痘法起源及其傳播的再思考》，《臺大歷史學報》（臺北）2019年第64期，第125—204頁。 C 按：中國目前的法定報告傳染病分爲甲、乙、丙3類，其中鼠疫與霍亂屬於甲類，艾滋病、結核病、百日咳、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等皆屬於乙類。
053曹樹基 \ 早期中西方傳染病防治觀念與技術的應用與發展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之前，他們不明病因；在細菌學革命之後，他們在一段時間內仍無藥施治。一直到1935年磺胺類藥物發明，以及20世紀40年代抗生素（Penicillin）出現並確立療效後，西醫纔確實有效地治療了許多傳染性疾病。在此之前，西醫治療急性熱病的成效是相對低下的。概而括之，直到19世紀中葉，除了18世紀末發明的牛痘種植以外，在傳染病的病因及治療方面，中醫與西醫處於大體相當的水平。雖然遲至19世紀中葉，西方的傳染病病原學仍然停留在癘氣、瘴氣之類的概念上，其外感熱病學與中醫的傷寒學與溫病學也並無大的差別。但是，17—18世紀，隨着自然科學的興起，生理學成爲科學，顯微鏡應用於醫學，病理解剖學與公共衛生學的建立，預示着西方醫學即將開始的大變革。二、西醫在傳染病治療的逐步領先19世紀上半葉，細胞病理學、比較解剖學和胚胎學、以現代化學方法爲基礎的藥理學等學科的開創和發展，以及臨床醫學上叩診法與聽診法的發明及應用，使西醫走到了歷史性變革的大門口。以霍亂和鼠疫爲例，在傳染病的診斷或治療上，西醫開始逐漸超越中醫。（一）霍亂治療中的中醫與西醫清道光戊戌年（1838），浙江海寧人王士雄撰寫《霍亂論》，於同治二年（1863）重新校訂後，更名《隨息居重訂霍亂論》。重訂後的該書在記載同治元年（1862）上海霍亂大流行時稱：上海人煙繁華，地氣愈熱，室廬稠密，穢氣愈甚，附郭之河，藏垢納污，水皆惡濁不堪。今夏余避地來遊，適霍亂、臭毒、番痧諸證盛行，而臭毒二字，切中此地病因，奈醫者茫然，竟有令人先服薑汁一錢者，有以大劑溫補主治者，皆刊印遍貼通衢，病家信之，死者日以千計，道殣相望。AA 王士雄著，陳明見點校：《隨息居重訂霍亂論》，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3年，第11頁。
054曹樹基 \ 早期中西方傳染病防治觀念與技術的應用與發展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上文提及的“霍亂”是急性腸胃疾病之名，來自《黃帝內經》；“臭毒”是霍亂病因，源於西方“瘴氣”說；“番痧”則表明此疫來自西方。服薑汁以治霍亂，以大劑溫補之法治療霍亂，爲王士雄所譏。他在該書《醫案篇·南針》中，專門輯錄了其他人治療霍亂之法，近20個案例中，明張景嶽之論，實則與真性霍亂無關。而在《醫案篇·夢影》中，王士雄記載了自己治療患者的幾十個醫案，案案不同，令人懷疑他是不是在治療真性霍亂。在《醫案篇》中，藥材數百種，方劑數十帖。美其名曰辨證施治，說難聽點是碰運氣。僅從這一點看，採用數十種療法與近百種草藥的中醫治療霍亂之法，定然是無解的。晚清醫家徐子默認爲，採用傳統霍亂治療之法，“百不救一”。然而，徐氏稱其“創用溫經通陽之法，遇素所見信者，必苦相勸，或候其服藥，坐守片時，治之未有不生者”。但他又補充道：“若待六脈全無，冷汗頻出，雖欲挽回，無及也。”A此語實際上是說，輕症採用徐氏之法可治，重症則無藥能救。在徐子默的家鄉，“窮鄉僻壤之間，延醫不及；城市夜深之際，求治亦難。殆坐視經時，病勢已劇，醫治無濟耳”。爲此，他在《吊腳痧方論》中專門設立“論病發深夜急先自治”一節，要病家自己在家先判定症之輕重，輕者待天明送醫，重者則自己用生薑、川連、桂枝、烏梅、半夏煎服。馬來亞華人醫學家伍連德（1879—1960）在《霍亂概論》中引某西醫之語，對徐氏的療法給予肯定：“中國舊醫曾採用合理之治療方法，西人馬克萬氏謂徐子默氏及其門徒，亦知用合理的方法以醫治患者。”其中當然包括這種輕症早治，病者自救之法。伍連德等認爲，在霍亂流行地區的“初期患者比末期患者，其死亡率約高兩倍。在流行首、兩期以內，則有遞減之勢”。B即流行開始之第一、第二期，死亡率較低。伍連德等引上海某位中醫醫師所言，症狀如系消化不良，兼有吐瀉或無吐瀉者，名曰濕性霍亂。“此類霍亂，如加以早期適當治療，頗易奏效。如症A ［清］徐子默：《吊腳痧方論》，木刻本，第1頁，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B 伍連德、〔奥〕伯力士等合編：《霍亂概論》，上海：海港檢疫管理處，1934年，第74—77頁。
055曹樹基 \ 早期中西方傳染病防治觀念與技術的應用與發展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狀系皮肉枯縮、呼吸急迫、聲音微弱、眼窩陷入、口乾、足筋抽搐、肢冷而發青紫等，則名曰乾性霍亂。此症危險，易招死亡。”該中醫之觀點關於霍亂早期可治晚期不可治的觀點，與徐子默相同。徐子默在《吊腳痧方論》“論用藥”一節中選用之方，“不外大建中湯、小建中湯、桂枝湯、四逆湯、真武湯、吳萸湯、六味回陽飲、黃連進退湯、乾薑人參湯、烏梅九十四味大建中湯，參附湯諸方，然必合衆方以相參”。採用成熟的湯劑，參酌加減，可能是當時中醫治霍亂的有效方法。在“吊腳痧方”一節，徐子默分症狀列出對應之藥。如在病初起，人感氣悶不適，未吐瀉時，用霍香、廣皮、茯苓、淡乾薑、法夏、杏仁、蔻仁、六曲、陳佛手，用河水二碗煎至八分溫服。他又將病程分爲嘔吐、厥逆、下利、煩躁、口渴、冷汗諸症，並對各症該用何藥何量一一說明。如果不將各處方中視療效變化而追加的藥物包括其中，其列出的總共7種處方裏，主要使用藥物共28種。各處方皆使用的有茯苓與白芍，其中6種處方中均使用的有淡乾薑，5種處方中皆用的有當歸（包括歸身），4種處方中都有的有桂枝、人參、北五味、淡附子、左牡蠣和甘草，3種處方中都用的有廣皮、法夏、川連、麥冬與焦冬術。顯然，這15味中藥是徐子默用來治療霍亂的主要藥物，在各症中參酌加減。伍連德又列舉了上述上海醫生治療寒濕霍亂的中藥有人參、高良薑、糯米泔、燒酒、醋、蔥白、生薑、芥子、乾薑、桔皮（即陳皮）、大腹皮、桂心、肉豆蔻、樟腦、安息香、炒鹽、大黃、食鹽、胡椒、畢澄茄、椰子皮、霍香、附子、半夏、砂仁、白豆蔻、茴香和檳榔等，也是28種；其他還有原蠶砂（即新孵蠶糞）、黃芩、石膏、滑石、薏苡、木瓜、石斛、蘆根、枇杷葉等9種。在這37種藥物中，衹有人參、乾薑、陳皮、附子、半夏等5種見於《吊腳痧方論》中的主要藥物。這說明，這位上海醫生治療霍亂的思路與徐子默基本不同。伍連德認爲，西醫使用之揮發油合劑，與上述上海某中醫藥品中含有之肉桂、茴香、丁香、醋，以及4種蔥類具有相類似之功效。上海某中醫還使用白石脂高嶺土一味，與西醫使用數種土屬或礦物類藥品相似。不過，在上列各礦物藥品中，衹有滑石與石膏，並無白石脂高嶺土。石膏有解熱作用，但性大
056曹樹基 \ 早期中西方傳染病防治觀念與技術的應用與發展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寒，在嶺南與大黃一道被用來治療鼠疫。A如果徐子默的“溫經通陽之法”有效，那麼，他將霍亂視爲“寒閉”就是正確的。然而，上海某中醫似乎將霍亂當作熱症，施大黃去熱，且用石膏，與徐氏完全相反。不僅如此，這位上海中醫用藥龐雜，其以糯米水入藥，以蠶糞入藥，不明藥理所在。其所用鹽類、礦物類藥物，似乎是模仿西醫所爲。伍連德稱其“用大量冷鹽水頻頻內服”，B在筆者看來，有明顯模仿西醫痕跡。這一方法雖然不似西醫以高滲的生理鹽水行靜脈注射來得有效，但在補償患者所失體中水分與鹽分方面，仍然是有意義的。值得一提的是，在19世紀，西醫並不刻意維護西醫，西醫有時也欣賞中醫。伍連德引英國海軍醫報稱：“各種治法均經試用，主要者爲多羅顛香檳酒與白蘭地酒，中國人以針刺之法治愈多人。”伍連德將西人之香檳酒療法稱爲“亦非盡科學化也”，而英國海軍則認爲針炙亦可治療霍亂。1883年，西方醫學界從埃及與印度分離並確定出了霍亂弧菌。翌年（1884），這一檢測方法便傳至上海，並應用於臨床。伍連德等記載稱：光緒十年（1884）華人患者數目不詳，外僑患者三人，死者二人。由此推測，疫勢當不甚重，此年可注意之事，即爲檢驗細菌以求確定之診斷。有一死者，因飲多量之生牛乳而得疾，其糞便之檢驗結果如下：“病時所瀉之物中，含有多數郭霍氏弧菌，以後在糞便中，此菌漸改其特殊之形，死後患者之腸中，未能尋出此菌。”C儘管當時在上海的西醫已能檢出霍亂弧菌，但在治療方法上，還沒有標準化的可供統一操作的方法或藥物。直到1908年，羅傑斯（Lonard Rogers）首創霍亂療法——高滲生理鹽水靜脈注射法，使得住院死亡率從59%下降至32.6%；1910—1914年，又採用高滲生理鹽水聯合高錳酸鉀細粉混合高嶺土和A 賴文、李永宸：《嶺南瘟疫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21頁。 B 伍連德、〔奥〕伯力士等合編：《霍亂概論》，第74—77頁。 C 伍連德、〔奥〕伯力士等合編：《霍亂概論》，第12頁。
057曹樹基 \ 早期中西方傳染病防治觀念與技術的應用與發展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凡士林的口服藥丸的治療方法（其原理是高錳酸鹽能夠在藥丸通過腸道時緩慢地分解，氧化並破壞毒素），從而將住院死亡率降至25.9%。A由此可以看出，上海某中醫以白石脂高嶺土入藥，應當是不明西醫藥理時的東施效顰，並非中醫有效之證明。綜觀整個19世紀，上海都沒有出現醫治霍亂方面有成就的中醫。1914年，鑒於霍亂後期形成尿毒症，羅傑斯提出爲避免急性腎功能衰竭，應在發病早期加以預防。他將加入碳酸氫納的高滲生理鹽水作爲早期治療的常規補液，使霍亂患者後期患尿毒症的發病率降低了70%。伍連德稱，1919年和1926年，哈爾濱霍亂流行時，採用羅傑斯的辦法，兩次疫情的死亡率分別爲14.1%和17.2%。此時，在治療霍亂中，西醫已全面超越中醫。（二）鼠疫治療中的中醫與西醫明崇禎朝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史書中不見鼠疫大規模流行的記載，直到清乾隆年間，師道南作《死鼠行》，生動地描述了雲南人間鼠疫流行情形，將疫情與死鼠聯繫在一起。廣西龍州和廣東西部的廉州、高州等地，鼠疫流行有較長的歷史，疑爲鼠疫自然疫源地。同治年間，鼠疫暴發流行。這些地區很快出現了一系列治療鼠疫的驗方，如高廉驗方、茂名驗方、石城驗方、瓊州外治驗方等。高州吳宣崇收集了這些驗方，於光緒十七年（1891）編爲《鼠疫治法》。石城（即廉江縣）羅芝園據吳宣崇著作，並把王清任醫治北京霍亂時的解毒活血湯變化加減而成治鼠疫主方，編爲《鼠疫彙編》。B《鼠疫彙編》傳入粵東、福建，浙江以及雲南等省，各地也出現一些《鼠疫彙編》的簡化本，如福建余伯陶之《鼠疫約編》；李子通原稿，李仲堅編校的《鼠疫中醫治法》（1950年刻本）以及宋學亮《鼠疫良方》（民國鉛印本）等。在光緒甲午、乙未兩年（1894、1895）福州鼠疫流行時，“螺洲陳宅刊印《鼠疫彙編》，分送城鄉，活人無算”。C光緒二十七年（1901），廣東A 伍連德、〔奥〕伯力士等合編：《霍亂概論》，第74—85頁；參見楊微、李志平：《走近諾貝爾獎八次的倫納德·羅傑斯與霍亂治療》，《醫學與哲學（A）》（北京）2012年第6期。 B 李禾、賴文：《羅芝園〈鼠疫彙編〉在嶺南鼠疫病史之地位及價值》，《中華醫史雜誌》（北京）1999年第2期。 C 陳傑士：《鼠疫療法》，福建省政府秘書處印，1941年，第1頁。
058曹樹基 \ 早期中西方傳染病防治觀念與技術的應用與發展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高要黎佩蘭依《鼠疫彙編》醫治鼠疫患者，“應手而效”，遂編成《惡核良方》（又名《時證良方釋疑》《鼠疫良方釋疑》）。A在20世紀50年代的調查中，廣東中醫所開治療鼠疫之方，相當一部分依《鼠疫彙編》，也有一部分依《傷寒論》《金匱》《東垣試效方》《疫疹一得》等，來源相當廣泛。重要的是，廣爲採用的解毒活血湯，是羅芝園根據王清任《醫林改錯》所載藥方加減而成。王清任發明此方是用來治療道光元年北京城的真性霍亂流行的。羅芝園將原方中的枳實易以川樸，另外增加連翹分量，減輕柴胡用量，認爲“移用此證（鼠疫）恰合”。羅氏自稱：“初得此方，石城城內黃木生鈔用，初症照服一劑而愈，竟救一家五口；鳳寨村林子幹鈔用，救伊村三人”。B該書作者這種自吹性質的廣告用語，我們應抱有懷疑的態度。然而，李禾、賴文相信羅芝園的鼠疫療法是有效的。他們說，羅氏強調運用桃仁、西藏紅花等藥，而古方、今方之失敗者，原因在於“有清熱解毒藥，而無活血去瘀藥”。他們的依據是，武文蓮等報導，青海省鼠疫在使用當歸爲主的活血化瘀中藥治療以來，病死率下降。並曾用防止DIC的有效藥——維生素C、當歸注射液、東莨菪堿同鏈霉素配伍治療鼠疫（小白鼠做動物模型），治癒率達100%。爲了提高治癒率，可用鏈霉素配伍維生素C和當歸注射液。這一研究結果正印證了羅氏百年前的實踐經驗和理論預見。李禾、賴文的分析有三點值得討論之處：其一，武文蓮等實驗的藥材是維生素C和當歸，並不是桃仁與藏紅花。維生素C與當歸的有效，不能證明桃仁與藏紅花的有效。其二，鏈霉素本來就是鼠疫臨床治療的首選藥物，配伍當歸，當歸活血，有助於鏈霉素在小鼠體內的運輸，提高療效。武文蓮等人認爲當歸可將單純使用鏈霉素的90%的動物治癒率提高到100%。C不過，如果沒有鏈霉素，當歸的功效可能爲零。所以，這一實驗不能證明當歸能夠治癒鼠疫，A ［清］勞孟材：《序》，［清］勞守慎：《濟衆錄》，光緒三十二年（1896）刊本，轉引自李禾、賴文：《羅芝園〈鼠疫彙編〉在嶺南鼠疫病史之地位及價值》，《中華醫史雜誌》（北京）1999年第2期。 B ［清］吳宣崇：《急救鼠疫傳染良方》，上海：滬北吳雲記書局，刊行時間不詳，第6頁。 C 武文蓮、吳駕淞、王渭濱：《青海省人間鼠疫臨床分析》，《中國地方病學雜誌》（哈爾濱）1994年第4期。
059曹樹基 \ 早期中西方傳染病防治觀念與技術的應用與發展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正如這一實驗不能證明維生素C能夠治癒鼠疫。其三，王清任《醫林改錯》中的解毒活血湯包括了當歸，羅芝園衹是將王清任原方中的枳實易以川樸，增加連翹分量，減輕柴胡用量，原方當歸二錢，羅氏減爲一錢半。A如果一定要說當歸有助於提高鼠疫患者的成活率，功勞應當歸於王清任，而不應當歸於羅芝園。另外，我們也不能說，減了半錢的當歸，對於治療鼠疫效果更好。此外，鄭洪轉錄羅芝園關於某某用其書中所載之方，救活三人五人之語後，對於此法療效未作評論。B對此，我們應持審慎態度。在以往的研究中我們指出，據20世紀50年代的調查報告，針對鼠疫，大多數民衆包括中醫醫生，均認爲“在治療上多不見效”，C或者聲稱當時根本“無藥可治”。D佛山有一中醫，因出診醫治鼠疫患者，他本人連同妻子等七八人皆患鼠疫死去。E即使到了1943年福建邵武鼠疫流行時，仍“有部分老中醫，不注意預防，挨家挨戶去看病，結果做了無謂的犧牲”。關於中醫醫生如何逃避出診，面對鼠疫如何束手無策，20世紀50年代的調查已經給予了確實的證明，證據實在太多，翻案實在太難。再看看西醫是如何看待中醫治療鼠疫的。伍連德等《鼠疫概論》第九章爲陳永漢所撰，F陳氏稱：“吾國醫籍之討論鼠疫治療較詳者，當推吳宣崇之鼠疫良方及余伯陶之鼠疫抉微。”他將這兩書的治療要點整理爲普通療法、內療法、清血解毒湯、吳子存經驗方、外療法、外科療法、併發症療法等七種。普通療法“必以涼血、解毒、瀉熱爲主”，內療法則用石膏、大黃。而清血解毒湯除了《醫林改錯》與《鼠疫彙編》所載解毒活血湯使用的桃仁、紅花、連翹、生地四味藥外，還有青黛、生軍、梔子、川貝母、銀花、丹皮、生草、黃芩數種，表明清血解毒湯與解毒活血湯很不相同。至少，在清血解毒湯沒有當A ［清］王清任撰，李天德、張學文整理：《醫林改錯》，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5年，第38頁。 B 鄭洪：《晚清嶺南鼠疫流行下的中醫知識生產與變革》，《復旦學報》（上海）2021年第1期。 C 連平縣衛生防疫站：《連平縣歷史上鼠疫流行情況調查總結》，1956年。 D 欽縣衛生防疫站：《欽縣鼠疫調查報告》，1956年。 E 佛山市衛生防疫站：《佛山市歷史上鼠疫流行情況》，1956年。 F 伍連德、陳永漢等合編：《鼠疫概論》，上海：衛生署海港檢疫處、上海海港檢疫所，1937年，第185—202頁。
060曹樹基 \ 早期中西方傳染病防治觀念與技術的應用與發展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歸。據此可見，市面上各種清血解毒、活血解毒之湯劑林林總總，陳永漢綜合採之，並無推崇某醫之意。不過，“併發症療法”一節載，出現高熱症狀加藏紅花一錢，出現衄血症狀加藏紅花一錢半。在鼠疫治療中用藏紅花，是《鼠疫彙編》特色之一。似乎衹有這一點，表明陳永漢關注到羅芝園之存在。然綜其全文，未見陳永漢有一字提及療效。這與上文提及伍連德等對待中醫治療霍亂的欣賞態度大相徑庭。陳永漢在同一章“現代醫學概論”一節中，承認對於當時的西醫來說，“鼠疫之治療，並非易事，有時竟不可能”；當時也沒有專治鼠疫之良藥，而血清療法，僅適用於潛伏期或先兆期內，“對於是疫之死亡率，大都無若何良好影響”；而對於肺鼠疫，“一切療法，均屬無益”。即便在清楚鼠疫由鼠疫桿菌傳播的情況下，據陳永漢稱，1920—1921年，哈爾濱防疫人員的染疫率仍然高達13.7%（7/51），其中醫師的染疫率亦有12.5%（1/8）。而中醫方面，從《鼠疫彙編》所載“聞近鄰有鼠死，即要時時照察，埋鼠時掩鼻轉面，勿觸其氣”來看，還處於“戾氣說”水平。A《鼠疫彙編》最後一版刻於1897年，已經是鼠疫桿菌發現的三年以後了。可見，在對鼠疫的認識上，西醫還是略勝一籌。在霍亂與鼠疫的治療方面，中醫或有效，或無效，不能以中醫自我吹噓式表達爲准，而應以他人包括西醫的評價爲准。20世紀50年代的鼠疫調查，包括了對中醫療法的調查，不應當被我們遺忘。中醫學者對待現代西醫對於中藥的研究，應當持科學的態度，切忌信口開河，浮想聯翩。三、公共衛生在傳染病防治中的成效錯誤的病因理論，不明的致病微生物，無效的治療藥物，可以說是近代西方醫學界面對霍亂與鼠疫這等傳染病衝擊時的三大困窘。然而，採用公共衛生方法，卻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致病率與死亡率，爲人們分離致病細菌，開發有效藥物，爭取了時間。前文提及的《鼠疫彙編》將“避法”列爲諸法第A ［清］羅汝蘭：《鼠疫彙編》，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據光緒二十三年（1897）翰元樓刻本影印，第32—34頁。
061曹樹基 \ 早期中西方傳染病防治觀念與技術的應用與發展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一條。A而在1935年磺胺類藥物發明以前，西醫也依靠隔離、消毒等公共衛生方法戰勝鼠疫，即便在世人稱讚的1910年東北鼠疫大流行中，伍連德採用的方法亦不過如此。在面對不知情的疫情傳播時，公共衛生是最直接、有效的防疫手段。（一）戰場上的公共衛生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中英軍隊的交戰是中西方人口突然性的群體性接觸，有關傳染病的話題因此而產生。不過，與歐洲殖民者將新大陸未有之細菌帶入美洲不同。這一次，他們首先遭遇的是中國本土的傳染病。齊敬霞指出，從1840年7月英軍登陸舟山至1841年2月退出，英軍在舟山遭遇熱病（主要爲瘧疾）、痢疾（細菌性痢疾）、腹瀉等多種傳染病的襲擊。排除沒有發病與死亡的1,200名印度籍志願兵不計，在馬德拉斯炮兵、十八團、二十六團和四十九團這四個作戰部隊中，共有2,720名士兵，生病人數（次）爲5,329人（次），發病率高達近200%（5329÷2720），即每一名英軍白人士兵至少要感染兩種（次）疾病。在這2,720人中，從1840年7月至12月底，士兵的染病死亡人數爲448人，病死率高達16.5%（448÷2720）。但當1841年下半年英軍再據舟山時，由於軍隊加強了公共衛生的管理工作，“除了少許霍亂（Cholera）外，軍隊的健康狀況良好”。B這裏所說“霍亂”其實是普通急性腸道疾病，並非真性霍亂。英軍治下的定海縣城一派欣欣向榮，街道非常乾淨，秩序良好，供應品充足。英軍甚至預想舟山在不久的將來在商業上將超過香港和鼓浪嶼。隨着1842年6月英軍增援部隊從印度抵達舟山，大約佔全部英軍二分之一的印度土著士兵帶來了家鄉的霍亂。他們與歐洲新兵在舟山相遇，直接引發英軍中的霍亂流行。在隨後英軍攻打鎮江之時，英軍集合在鎮江府長江水面上的兵力，總計爲12,000人。但疫情過後，向南京城進攻的軍力，除軍官外，一共衹有3,400人。英軍有作戰能力的兵力衹剩下總數的四分之一。就在英軍軍力A ［清］羅汝蘭：《鼠疫彙編》，第32—34頁。 B 《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第10卷，第630頁。
062曹樹基 \ 早期中西方傳染病防治觀念與技術的應用與發展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不支的時候，清政府卻及時出來做了英軍的救世主。《南京條約》的簽訂給了英軍“極大的欣慰”。A霍亂主要通過水、食物、生活接觸，以及蒼蠅等媒介動物的活動傳播，其中水是霍亂傳播的主要方式。霍亂弧菌在水中適當溫度下繁殖，容易引起暴發流行。江南特殊的水網條件更加便利了霍亂沿着水道四處散播。1842年，英人注意到江南的地理環境與疾病的關係：“一個國家既然經常遭受洪水的氾濫，各地方又有縱橫交流的水道，那就不免時時出現環境極端不衛生的情況。”B並以此解釋南京附近中國人中容易發生的疾病，以及人口大量減少的原因。這一時期，儘管瘧原蟲、痢疾桿菌與霍亂弧菌均沒有被發現，人們不了解瘧疾、細菌性痢疾與霍亂真正的發病原因，更不用說有效的治療了。在舟山，英軍“不允許部隊佔用定海城中的公房和寺廟作營房”，“整個部隊住在帳篷裏，白天烈日曬，晚上還受到來自潮濕發臭的土壤、稻田、水溝裏有害的臭氣的薰蒸。在這樣的條件下，又得不到新鮮的食物，發燒和痢疾開始在部隊肆虐”。C在這一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到瘴氣說的影子。當時人們相信霍亂是觸染性的，因此隔離成爲重要的手段。不管有無霍亂發生，所有的艦隊都已禁止隨便往來，但這並不能阻止霍亂的蔓延。一份英軍報告這樣說：“一切科學和衛生的預防措施都用上了，再加上軍紀和醫療，但都沒有見效。”D在軍紀與醫療無效的情況下，公共衛生則是控制疫情最有效的手段。隨着時間的推移，英軍對於疫情的理解，越來越以污染的水源爲重點。英軍登陸舟山之初，從稻田的排水渠中取水，水質極差。當時在軍中的賓漢說：A 齊敬霞：《鴉片戰爭中英軍的傳染病流行——以舟山爲中心》，曹樹基主編：《田祖有神：明清以來的自然災害及其社會應對機制》，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339—360頁。 B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鴉片戰爭末期英軍在長江下游的侵略罪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06頁。 C 寧波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浙江鴉片戰爭史料》（下），第881件，寧波：寧波出版社，1997年，第313頁。 D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鴉片戰爭末期英軍在長江下游的侵略罪行》，第175頁。
063曹樹基 \ 早期中西方傳染病防治觀念與技術的應用與發展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我們所僅僅能得到的水是最壞的一種，顏色微黑，因爲這水是從一條水渠中取來的。水渠的閘門已多年失修，海水流進渠裏來了。後來在北直隸灣（渤海灣）中，在艦隊中所流行的一切疾病，我都歸根於這一原因，而且認爲這是唯一的原因。A很顯然，賓漢的這段話是在1862年以後說的。這提示我們，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軍注意了飲用水之衛生，從而使得發病率與病死率大幅下降。李尚仁研究了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駐紮在天津大沽一帶的英軍中的傳染病流行情況。熱病、痢疾與腹瀉仍然是主要的病種，而痢疾、腹瀉仍然是導致士兵死亡的主要原因。不過1860年白人士兵的病死率已經降至2.2%—3.2%。另一份報告卻說1860年白人士兵的死亡率爲4.8%。在1862年，天津與大沽的平均兵力是968人，疾病死亡率爲7%，仍然大大低於1840—1841年英軍白人士兵在舟山的疾病死亡率。B要知道，1862年在天津、大沽一帶流行的霍亂，其傳染性與疫死率大大高於瘧疾與痢疾。由上可見，從1840年到1860年及至1862年，英軍（或英法聯軍）中，白人士兵的病死率大幅降低。伍連德稱，1862年“上海、松江間相距一百二十里，其間之居民，死於此次之流行者，約佔全數八分之一，外僑與船員亦多受染，英軍醫報載，華北英兵死於霍亂者，佔總數百分之五，可知此次流行之劇烈矣”。C八分之一的死亡率即12.5%，與1840年舟山英軍14%的死亡率相近。這是無有效療法，無公共衛生條件下的一般死亡率。華北英兵死於霍亂者爲5%，與1862年天津、大沽一帶英軍2%—7%的死亡率相似。這是無有效療法，但實施了公共衛生干預條件下的死亡率。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一次鴉片戰爭與第二次鴉片戰爭之間的1854年，英國倫敦市區發生了一件大事。從8月開始，生活在寬街（Broad Street）的500多A 〔英〕賓漢：《英軍在華作戰記》，中國史學會主編：《鴉片戰爭》（五），上海：神州國光社，1954年，第69頁。 B 李尚仁：《英法聯軍之役中的英國軍事醫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臺北）第八十二本第三分，2011年。 C 伍連德、〔奥〕伯力士等合編：《霍亂概論》，第10頁。
064曹樹基 \ 早期中西方傳染病防治觀念與技術的應用與發展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名居民死於霍亂流行。內科醫生約翰·斯諾（John Snow）將暴發的案例與污染水源相聯繫，判斷寬街水井的公共水泵是污染源。市政當局關閉了寬街水井，病例開始減少。進一步調查證明，該井曾被附近住宅的坑廁與陰溝污水所污染。A寬街的行政當局接受了改變公共水泵取水點的建議，卻拒絕了斯諾的理論。瘴氣學說仍然維持其主導性地位。然而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的中國華北，英法聯軍卻以清潔水源的實際行動，給予了約翰·斯諾的理論以支持。（二）城市的公共衛生清代中國的公共衛生多受西人詬病。如上文所述，無論是1840年還是1862年，無論在舟山，還是在天津與大沽，中國各地的公共衛生都極其糟糕。即便是作爲首都的北京，直到19世紀70年代，公共衛生情況仍不容樂觀。德貞（John Hepburn Dudgeon）在擔任海關醫官期間，曾撰寫了幾份報告，描述了北京的衛生狀況。他說：“北京的街道就是公廁，每天都堆積着大量的動物糞便。公共尿池並不存在。”中國男人天黑後就蹲在街上大便，甚至大白天在最繁忙的街道上也這麼做。巷口以及倒塌或無人居住的房屋經常成爲便溺場所。而漢口醫官瑞德（A. G. Reid）說，中國的城市裏即便有廁所，也會直到整個糞坑都堆滿纔清理。“出糞坑的時候，周遭充斥着最強烈的惡臭。這些惡臭的糞坑，甚至還緊挨着生意興隆的餐館。”B儘管以後德貞開始轉變他最初的立場，開始讚揚中國人的健康情況和生活習俗。但有中國內地生活經驗的人，都能以他們在20世紀50年代至20世紀80年代的生活經驗，對以上的描述形成共鳴。即便在東部沿海地區的鄉村，直到20世紀80年代，上述情形依然存在。更不用說更早的清代了。1862年，在天津、大沽一帶霍亂流行之時，澳門亦成爲疫區。當時的葡萄牙人治理下的澳門華人人居住區，同樣存在極度的不衛生，甚或說骯髒。一份報告這樣說：A 耿貫一主編：《流行病學》中冊，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79年，第93頁。 B 參見李尚仁：《健康的道德經濟——德貞論中國人的生活習慣和衛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臺北）第76本第3分，2005年，第467—205頁。
065曹樹基 \ 早期中西方傳染病防治觀念與技術的應用與發展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澳門被分爲三個堂區，東部的大堂區、西部的聖安多尼堂區，以及兩者之間的風順堂區。大堂區爲葡萄牙人居住的密集區，其他兩區的中國人則要多得多。在葡萄牙人居住區，大部分路面鋪有大的巨型石塊，路面之下有排污管道。葡萄牙居住區的路面寬闊，有面積更大的別墅，乾淨而整潔，很多還伴有花園和菜園。中國城區街道很狹窄，房屋矮小、黑暗、潮濕，很多還很骯髒，人和家畜同住。在城牆之外還有兩處中國民衆的居住區……中國民衆種植水稻、土豆和蔬菜，他們在巨大的坑地儲存雨水，還儲存人類糞便，之後澆撒在田地裏。周圍的街道每天都彌漫着令人無法接受的惡臭。他們每家用一個鋪磚的四邊形糞坑存放多餘的糞便。A根據上述情況我們可以總結出，澳門有很多大家已認識到的不衛生因素，也因此經常暴發各種流行病。直到1882年，華人居住區中不衛生的情況依然沒有得到改善。1882年澳門城市物質改善委員會的《城市物質改善報告》稱：在澳門半島的另一邊南灣，也是同樣情況，退潮時大片的海底地暴露在空氣裏，同時還從收集管道中流出污穢物。這些海水退潮時待下去的污物和殘渣在陽光下發酵腐爛，使整塊地區變得極不衛生。B這樣的語句在當時的政府年度工作報告中比比皆是。值得注意的是，報告中強調城市環境的惡劣並不是認爲其有礙觀瞻，影響城市美觀，而是被認爲是“巨大的病灶”且“極不衛生的”。這並不意味着，從1862年至1882年，澳門的公共衛生沒有得到改進，而是說，澳葡當局對於公共衛生狀況仍不滿意。從整篇報告中可以看出，澳葡當局對於垃圾、污水的處理，相當頭痛。實際上，這也是當今城市管理中的最大難題。A 〔葡〕盧西奧·施利華（Lúcio Augusto da Silva）：《關於1862年澳門流行性霍亂的報告》，澳門檔案館藏。 B Dr. Lúcio Augusto da Silva, Repartição de Saúde Série de 1883, Boletim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1883, p. 196.
066曹樹基 \ 早期中西方傳染病防治觀念與技術的應用與發展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這份報告“明令禁止豬或者其他牲畜在其經過地區隨意排泄，同時也禁止孩童們在街上或者建築物門前隨意大小便。這些措施須在瘋堂巷的所有街區執行，在聖保祿教堂遺蹟（大三巴地區）也同樣執行，那裏有很多污穢物聚集處和人畜同居的破舊房屋草舍”。這份報告指出，要“移除燒灰爐街、龍嵩正街、營地街市、和隆街和雀仔園坊的堆積糞便並徹底清掃公共積污地。這些地方的情況全都十分糟糕，除了味道極度令人作嘔，也是危險的病灶。這些積污地充滿了糞水”。這份報告又稱，他們否決了一位華人在附屬土地上搭建房屋作爲牲畜屠宰場的申請，表明土地規劃已經成爲市政建設的內容。這份報告還稱，他們同意維持三個繅絲廠繼續存在，是因爲衛生局觀察過，這三家工廠“可以在不影響鄰近居民地區居民健康的前提下繼續運營”，這表明政府有權力以公共衛生爲理由關閉妨礙居民健康的工廠。無獨有偶，澳門的鄰埠香港也在1894年暴發鼠疫大流行，最初病例來自東華醫院的鄰近地區，包括市場街（Market Street）、水池巷（Tank Lane）和樓梯街（Ladder Street）。當年5月10日，香港潔淨局召開會議，討論潔淨局秘書提出的鼠疫防治備忘錄。這份備忘錄提出多項建議，都體現了港英當局在抗擊疫情中對公共衛生的重視。備忘錄認爲，首先要對整個維多利亞城（Victoria City）進行大規模清潔，包括街道、海灘、排水溝、排污渠、巷子、後院和屋宇內部；設立棚戶醫院（Matshed Hospital）收治鼠疫患者；向華人分發傳單，希望他們與政府合作，遵守相關衛生條例。此外，備忘錄還認爲，出現鼠疫之後，一方面要迅速埋葬鼠疫死者，對感染屋宇進行消毒與清潔；另一方面要由衛生督察對特定區域進行挨家挨戶地檢查。此外，再加上殖民地醫官（Colonial Surgeon）艾爾思（Philip Benard Chenery Ayres）與國家醫院署理院長（Acting Superintendent of the Government Civil Hospital）勞森（James A. Lowson）還提出的三條建議：其一，鼠疫患者和他們的看護的衣服應該有人負責與消毒；其二，不允許在東華醫院堆積病；其三，醫院船“海之家”要做好接受病人的準備。這五點措施成爲港英當局防治鼠疫的主要政策。
068蘇 精 \ 馬禮遜與馬六甲英華書院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Robert Morrison and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Su Ching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was one of the main achievements of Robert Morrison, the first Protestant missionary to China. As founder of college, Morrison built plans for the college, initially positioning it as a school for the training of local missionaries, then moving to a communication of English and Chinese literature before finally settling on a balance of literary communication and missionary aims. As a fundraiser, he used his influence to raise funds, both in his native England and in Guangzhou, to help build and run the College, which continued to operate even after his death. As decision-maker, his strong leadership and effective collaboration led to its steady growth for a time, but his inability in his later years and the departure of the next Dean from his command led to gradual decline of the College. As a lecturer, he has been involved in teaching, devoting himself to teaching English, Chinese, science and Christianity, writing and printing textbooks. In addition to teaching his own students, he also taught students and even teachers in other schools, which received good results and praise.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has faced difficulties in its operation, including ambiguity between the College and the preaching station, the criticism that the name does not match the reality, and the incompatibility of the instruction language with the local situation. However,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has made a remarkable contribution to sinology and school education. Morrison and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should be studied from a larger perspective, using first-hand sources to acquir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Morrison’s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modern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Keywords: Robert Morrison, Anglo-Chinese Colleg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MalaccaSu Ching is a retired professor of the Institute for Chinese Studies at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wo areas: Sino-Western cultural interchang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modern Chinese printing history. He is the author of ten books, such as Ten Essays on Western Medicine in China, The World in Commissioner Lin’s Eyes: Original Texts and Their Translations of the Aomen Xinwenzhi(Macao News), From Xylography to Typography: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Printing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pen Up, China! - Studies on Robert Morrison and His Circle, Robert Morrison and Chinese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etc.
070蘇 精 \ 馬禮遜與馬六甲英華書院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作爲第一位來華的基督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的主要事功在翻譯中文聖經、編纂中英文字典和創立馬六甲英華書院。19世紀初年的馬六甲處於中西文化的邊陲地帶，在當地辦理以中英文學交流爲宗旨的學校無疑是相當困難的任務，而馬禮遜從1812年萌生辦學的念頭至1834年去世爲止，22年間經常以英華書院爲念，藉此致力於中西文化交流與基督教傳播的活動。限於時代、環境與人事等現實因素，馬六甲英華書院即便沒能充分達成預計的創校宗旨，但馬禮遜的理想、行動和毅力都值得後人關注。本文主要依據目前收藏在倫敦大學亞非研究院的倫敦傳教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簡稱倫敦會）檔案，討論英華書院創立前和建校後馬禮遜承擔的各種角色，包括作爲創辦者，爲何及如何創辦英華書院；作爲募款者、決策者和教學者，如何維持、領導與經營英華書院；以及英華書院的問題和成就等。一、創辦者馬禮遜原來要辦的並非是以中英文學交流爲主的英華書院，而是培育中西傳教士的類似神學院的學校，其中的演變過程頗爲曲折。1812年12月19日，馬禮遜第一次向自己所屬的倫敦傳教會提議，將馬六甲建成恆河以東所有國家爲範圍的傳教中心，在當地設置傳教士委員會以决策該地區內的傳教事宜，並開辦一所學校以教育本地基督徒和歐洲青年。A三天後，馬禮遜又在另一封信中詳細而完整地描述建立馬六甲傳教中心的藍圖，包含培訓歐洲與本土傳教士的學校以及印刷所。他認爲，福音最終的成功有賴於本土傳教士和聖經。他也提到天主教傳教士已經從中國前往檳榔嶼建立了總修院，有多達100名的中國學生。B此後直到1817年底爲止的五年多時間，馬禮遜和第二位基督教來華傳A LMS(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s)/CH(China)/SC(South China), 1.2.B. (box 1, folder 2, jacket B), R. Morrison to George Burder, Canton, 19 December 1812. B LMS/CH/SC, 1.2.B., R. Morrison to Joseph Hardcastle and G. Burder, Canton, 22 December 1812. 在此以前，馬禮遜已經兩次報導天主教建立檳榔嶼總修院教育中國學生，參見LMS/CH/SC, 1.2.A., Morrison to the Directors, Macao, 7 January 1811; LMS/CH/SC, 1.2.B., Morrison to the Directors, Canton, 27 February 1812。
071蘇 精 \ 馬禮遜與馬六甲英華書院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教士米憐（William Milne）又各自兩次提出大致類似的建議，都主張在馬六甲建立設施完善的東亞和東南亞傳教中心，而培養本地傳教士的學校是整體建設中的一個環節。A這些建議看起來很好，但是構想中將成爲本地傳教士來源的本地基督徒，以中國人爲例，在1817年衹有兩名（蔡軻與梁發）。B即使他們適合也願意成爲傳教士，學校開辦後的其他學生又將從何處來？所以，1817年11月2日馬禮遜與米憐在廣州以“恆河域外傳教團臨時委員會”（Provisional Committee of the Ultra-Ganges Missions）名義達成的15項決議中，很務實地沒有包含他已經鼓吹五年多的類似神學院的學校，衹說由資深傳教士教導資淺傳教士本地語言，必要時再教導後者神學。C可是，兩個月後的1818年1月2日，在馬、米兩人又達成的四項補充決議中，出現了學習中國語言的英華書院。D接着在同年10月馬禮遜呈報倫敦會的英華書院“計劃”（General Plan）中，他又將書院目標比較具體地定爲中國與歐洲文學的相互“提攜”，讓歐洲人學習中國語言與文學，也讓中國人和中文文化圈的各國人學習英文、歐洲文學與科學，最終則希望有助於基督教的傳播與影響東半球的文明。E這樣的目標顯示，英華書院實施的是以語文和科學爲內容的普通教育，而非培養傳教士的神學教育。A 這些建議見於馬禮遜和米憐的以下信件中：LMS/CH/SC, 1.3.A., William Milne to the Directors, Canton, 10 September 1813; LMS/CH/SC, 1.3.B., W. Milne to the Directors, Canton, 16 January 1814; Morrison to the Directors, Canton, 2 March 1815; LMS/CH/SC, 1.4.E., R. Morrison to G. Burder, Canton, 7 December 1817. B 蔡軻隨即在1818年10月上旬因病過世，參見LMS/UG(Ultra-Ganges Missions)/MA(Malacca), 1.3.A., John Slater to W. A. Hankey, Canton, 12 October 1818. C LMS/UG/MA, 1.4.A., R. Morrison and W. Milne,‘Resolutions of the Provisional Committee of The Ultra-Ganges Missions, Canton, China, 2 November 1817.’Eliza A.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 1, London: Longman, Orme,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1839, pp. 504-506. D LMS/UG/MA, 1.4.A., R. Morrison and W. Milne,‘Additional Resolutions Passed by the Provisional Committee of the Ultra-Ganges Missions, China, 2 January 1818.’ E. A.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 1, pp. 506-509. E A Brief Statement of the Object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Malacca: Printed at the Anglo-Chinese Press, 1818, pp. 16-17. E. A.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 1, p. 513.
072蘇 精 \ 馬禮遜與馬六甲英華書院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其實，早在馬禮遜與米憐於廣州達成決議的兩年多以前，馬禮遜已經有意在馬六甲建立一所進行中英文學交流的書院。1815年10月間，他草擬了一份準備向英國公衆募款建校的聲明，內容包含目標、師資、學生、入學資格、管理等八項內容，有些近似後來英華書院的“計劃”。很特別的是，聲明的第八點說，將向英國東印度公司和英國政府呈報建校計劃，並請求公司和政府的同意和許可。A不料，在馬禮遜公佈這項聲明之前，東印度公司董事會卻以他出版中文新約爲由下令立即解雇他。雖然廣州商館盡力維護他而沒有執行董事會的解雇命令，B但由於這次非常不愉快的事件干擾，馬禮遜這份募款建校的聲明顯得不合時宜，也被他束諸高閣而不了了之。隨後，1817和1818兩年間情勢的演變，卻使書院計劃得以重啟。1817年是馬禮遜來華的第十年，當時他既是傳教士也是東印度公司的譯員。作爲傳教士，他無法公開講道的困境基本沒有改善，但聖經新約已經譯完出版，舊約的翻譯工作也在進行當中，同時米憐已在馬六甲建立了佈道站，可以說對華傳教的困難依舊，但多少有些進展。此外，作爲東印度公司的譯員，他頗獲公司廣州商館上下的倚賴和尊重，他自己也得以透過這份譯員工作深入瞭解中國情勢。除了傳教士和公司譯員兩種身份，1817年時馬禮遜又有了第三種身份——漢學家。經過十年努力學習中國語文，他譯成聖經新約和撰寫了幾種傳教小冊，又出版了5種漢學著作，C最重要的是他編纂的《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也在陸續出版中。這些著作引起歐美漢學界和東方學界的注意，各種學報雜誌相繼刊登書評。D在1817和1818兩年內，A E. A.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 1, pp. 425-426. B E. A.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 1, pp. 414-418. C 這五種著作是：《中國通行文學譯本》（Horæ Sinica: Translations from the Popular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1812）、《中文譯粹》（Translations from the Original Chinese，1815）、《通用漢言之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15）、《中文對話與短句》（Dialogues and Detached Sentenc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1816）以及《中國一覽》（A View of China，1817）。 D 例如Journal des Savans, June 1817, pp. 370-377, J. Abel Remusat,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073蘇 精 \ 馬禮遜與馬六甲英華書院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至少有5名學者寫信向他請教和討論中國語文的問題，包含著名的法蘭西學院（Royal College of France）的漢滿文教授雷慕薩（Joseph A. Remusat）在內。A同時，蘇格蘭格拉斯哥大學（University of Glasgow）以馬禮遜在中國語文上的成就，在1817年頒授其榮譽神學博士學位。若與他的傳教士和公司譯員兩種身份相比，漢學家無疑是馬禮遜最能發揮的新角色。1817年9月14日，馬禮遜寫信給倫敦會秘書，回顧來華十年的經歷，將自己來華之初在中國語文各方面程度的貧乏，到十年後已經積纍豐富可觀的知識做了一番對比，他也提到歐美學界來信請教討論的情形。B同年12月7日，馬禮遜再度寫信給秘書表示：過去十年我們學習中國人的語文、歷史、理念等的結果，我們關於中國的知識很可能已經達到和天主教傳教士幾乎並駕齊驅的地步。C馬禮遜敢以自己十年所得比擬於天主教兩百餘年的成果，可見當時他的自信與意氣風發。馬禮遜又認爲，自己的成就有部分歸功於華人助手，他在1817年出版的《中國一覽》（A View of China）書中宣稱，因缺乏華人助手協助，在歐洲學習中文的困難幾乎無法克服，以致“沒有人能在歐洲成功學得中文”。D緊接着便是1818年1月2日他和米憐的補充決議中，決定要開辦以學習中國語文爲主的英華書院。可見馬禮遜在漢學研究上的成就獲得西方學界的認可，促成他認爲自己可以在漢學領域有所發揮，可以協助西方人有效學習中國語文，進A 雷慕薩以外，向馬禮遜請教和討論的學者有：John S. Vater of University of Koningsberg、Joseph Mckean of Harvard College、James Kidd of University of Aberdeen以及Alexander L. Ross of Marischal College, Aberdeen等，參見LMS/CH/SC, 1.4.E., R. Morrison to G. Burder, Canton, 14 September 1817; E. A.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 1, pp. 488-494。 B LMS/CH/SC, 1.4.E., R. Morrison to G. Burder, Canton, 14 September 1817. C LMS/CH/SC, 1.4.E., R. Morrison to G. Burder, Canton, 7 December 1817. D R. Morrison, A View of China, for Philological Purposes, Macao: Th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17, p. 87.
074蘇 精 \ 馬禮遜與馬六甲英華書院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而建立以增進中西文化交流爲理想的英華書院。1825年馬禮遜表示，自己是從1818年起認爲基督徒亟需共同致力學習所有人類語言，A他所指的正是欲以英華書院協助西人學習中文一事。馬禮遜和米憐達成的建立英華書院補充決議中，完全未提及傳教；他們隨後訂立的書院計劃中，也衹是陳述書院以實施中英語文和科學教育爲目的，之後纔加上一句希望書院最終能有利於基督教教義和文明在東方的傳播，還是沒有提及當前的傳教目的。直到馬禮遜呈報書院計劃以後，爲了爭取倫敦會的贊助支持，纔屢次在信中補充說書院是爲傳教而設，旨在培養華人傳教助手，是重要的傳教工具，等等。B但他仍未提及要修改書院的計劃。另一方面，倫敦會收到兩人的決議和書院計劃以後，從1818年12月到1819年2月間，召開四次理事會議討論此事，又追認撥用馬六甲佈道站的土地供書院建校，並決定捐款補助。但理事會同時又決議，書院應確定以傳教爲目標，倫敦會的補助款限定用於直接關於傳教的事項，又要求小心防範因書院同時有傳教和非傳教兩種導向的學生可能產生的不良後果，以及書院應和佈道站同樣接受理事會的管理與監督等等。C這些決議清楚地顯示，理事會雖然同意書院接受不以傳教爲導向的個別學生，卻要求書院整體要明確地以傳教爲目標。對於倫敦會這樣的態度，馬禮遜和米憐很不滿意，並各自回信表達抗議。D但是爲爭取倫敦會的支持，他們也衹有接受決議，將英華書院的目標折衷修改爲中英文學交流與傳播基督教兩者並列。E從上述這些變化可知，最初馬禮遜要辦A E. A.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 2, p. 298. B LMS/CH/SC, 2.1.A., R. Morrison to G. Burder, Canton, 18 January 1818; LMS/CH/SC, 2.1.A., R. Morrison to the Directors, Canton, 30 January 1818; LMS/CH/SC, 2.1.A., R. Morrison to W. A. Hankey, Canton, 9 December 1818. C LMS/BM (Board Minutes), 21 December 1818, 25 January 1819, 8 February 1819, 22 February 1819. D LMS/CH/SC, 2.1.C., R. Morrison to W. A. Hankey, Canton, 21 December 1819; LMS/CH/SC, 2.1.C., R. Morrison to W. A. Hankey, Canton, 22 December 1819; LMS/CH/SC, 2.1.D., R. Morrison to W. A. Hankey, Canton, 14 November 1820; LMS/UG/MA, 1.4.B., W. Milne to G. Burder, Malacca, 5 February 1820. E William Milne.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Malacca: Printed at the Anglo-Chinese Press, 1820, p. 351.
075蘇 精 \ 馬禮遜與馬六甲英華書院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的是培育本地傳教士的學校，中途轉變成中英文學交流的英華書院，最後纔確定以兼顧文學交流和傳教爲宗旨。二、募款者馬禮遜爲創立英華書院投入的4,000銀元建築費，以及2,000銀元的五年教學開支等費用，合計相當於他在東印度公司的一年半薪水（馬禮遜進入公司後未領倫敦會薪水），這是一筆不小的數目，但單是英華書院的建築費實際已達7,457銀元，A遠超過預計的4,000銀元，而開辦後各項長期的經常性支出，如教師薪水、學生津貼、工資及設備等，爲數更爲龐大，因此募款成爲馬禮遜責無旁貸的任務。馬禮遜主要以英國本土和在華的英人爲募款對象。在英國方面，馬禮遜寄予厚望的對象是倫敦會。因爲他和米憐都出自倫敦會，書院又建在倫敦會佈道站的土地上，倫敦會若能率先大力支持英華書院，自然有助於馬禮遜向他人募款時的說服力，所以他在呈報書院的計劃時，也附上自己就近在廣州已經募得的捐款清單，希望能促使倫敦會有所表示。B結果馬禮遜失望了，如前文所述，倫敦會衹是有所保留地支持英華書院，而且限定該會所給的補助款需用於直接有關傳教的事務，卻遲遲沒說補助的金額有多少，也不見補助款的撥出。馬禮遜衹好再三寫信給倫敦會司庫和秘書表達自己的失望。例如他在1820年11月14日的信上說：我很遺憾英華書院沒能獲得理事會一致而全面的贊同……我很遺憾沒有任何來自英國的捐款，我們要的並不多，衹要比口頭贊同多一些的實惠就足以鼓舞我們了。C一個月後，焦急的馬禮遜又乾脆寫信直接告訴司庫：“容許我要求您設法從本A Anglo-Chinese College, Malacca: 1820, p. 2. B LMS/CH/SC, 2.1.A., R. Morrison to W. A. Hankey, Canton, 28 October 1818. C LMS/CH/SC, 2.1.E., R. Morrison to W. A. Hankey, Canton, 14 November 1820.
076蘇 精 \ 馬禮遜與馬六甲英華書院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會爭取一兩百鎊或其他適當數目的捐款給英華書院。”A理事會雖然早在1819年1月間已經通過補助英華書院的決議，卻因顧慮書院的普通教育性質而遲遲不願撥款，拖延了長達一年半後，纔在1820年7月31日再度決議，明確表示捐給書院500鎊。B倫敦會的年報表示，該會這項捐款的確發揮了影響力，英國公衆（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有）也開始捐款給英華書院，在1820年下半年內就收到了460鎊。C事實是，直到1824年馬禮遜回英國的三年期間，英國公衆對英華書院的捐款纔達到高潮。當時他已經完成聖經中譯和字典編纂兩件大事，所以回英期間受到盛大而熱烈的歡迎，有許多演說、講道、拜訪等活動，報紙雜誌也予以報導宣傳，因此馬禮遜的個人聲望大增，而書院的知名度也水漲船高。他特意編印了一本英華書院的小冊子便於募款，捐款也因此增加許多。京斯伯魯子爵（Viscount Kingsborough）個人捐的1,520鎊（約6,080銀元），D還多於馬禮遜捐的創辦費，成爲英華書院歷年最大的單筆捐款。英國捐款的一個特色，是20幾名各地牧師發動自己教會的基督徒聯合捐款，每名基督徒捐的金額雖然不多，但集腋成裘，也很可觀，例如馬禮遜早年神學院的同學柯魯尼（John Clunie）便以此種方式先後爲書院募得共760鎊（約3,040銀元）。E中國方面，當馬禮遜爲英國的募款焦灼不已時，他在東方以廣州、澳門英人爲主的募款卻頗有收穫。1818年底前，已有15筆捐款合計520鎊（約2,085銀元）；F到1820年9月書院校舍落成時，也就是倫敦會終於決議捐款的兩個月後，東方的捐款已經積纍到42筆約2,150鎊（約8,600銀元）。G而米憐也在1821年1月2日寫給倫敦會秘書的信中表示，由他經手的書院資金幾乎達A LMS/CH/SC, 2.1.E., R. Morrison to W. A. Hankey, Canton, 14 November 1820. B LMS/BM, 31 July 1820. C The Report of the Directors to the Twenty-Seventh General Meeting of the Missionary Society, usually called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on May 10, 1821, London: 1821, p. 30. D E. A.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 2, pp. 58, 317-318. E 這筆金額是筆者將英華書院歷年報告書中的捐款清單加總而得。 F A Brief Statement of the Object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pp. 18-19. G Anglo-Chinese College, p. 4, ‘List of Subscribers.’ 包含馬禮遜的1,000鎊在內。
077蘇 精 \ 馬禮遜與馬六甲英華書院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到10,000銀元之多。A能有這樣不錯的募款成果，當然是因捐款人有感於馬禮遜在艱苦不利的環境下傳教，不得不棲身於東印度公司屋簷之下謀生，不僅將聖經翻譯成中文，還編纂中英文字典，這些已是非凡的成就，卻還捐出個人積蓄創辦英華書院，提倡中英文學交流和華人教育，實在令人佩服，所以紛紛解囊相助。尤其是英國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包括大班在內的各級人員，都是爲追求自己財富利益而來華，他們對於爲拯救華人靈魂而捨棄私利的馬禮遜更爲敬重，因此商館人員人數雖然不多，卻是最重要的一個捐款群體。英華書院獲得的第一筆捐款100鎊（400銀元），就是來自商館的茶葉檢查員波爾（Samuel Ball），這筆錢被指定用作書院圖書館購買中西文圖書各半的經費。B此後，歷年共有商館人員包含大班在內的31人響應捐款，其中不乏一再捐款者，也有人即使離開中國仍繼續捐款，例如大班斯當東（George T. Staunton）捐款四次共2,700銀元，另一位大班馬治平（Charles Marjoribanks）也捐了四次共1,200銀元。商館人員的捐款並非都出於馬禮遜的請求，例如1826年馬禮遜從英國再度來華，當年9月抵達澳門，10月間便有13名商館職員在他事先不知情的狀況下，主動合捐2,000銀元，讓馬禮遜頗爲感動。C商館人員除了個別捐款，又以商館的公務費用補助書院。1827年起東印度公司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每月撥款100銀元補助英華書院，到1830年時因海峽殖民地行政地位降級而取消。廣州商館因敬重馬禮遜的緣故，隨即承諾接手負擔這項補助款。到1834年時商館撤銷，又由後續的英國政府在華商務監督給予英華書院相同的補助，直到1841年爲止。D以上種種現象都顯示，馬禮遜創辦書院的公益A LMS/UG/MA, 2.1.A., W. Milne to W. A. Hankey, Malacca, 2 January 1821. B LMS/CH/SC, 2.1.A., R. Morrison to G. Burder, Canton, 11 March 1818. C LMS/CH/SC, 2.2.E., R. Morrison to F. F. Arundel, Canton, 5 November 1826; E. A.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 2, p. 373. D A Report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from January 1830 to June 1831, Malacca: Printed at the Mission-Press, 1831, pp. 14-15; E. A.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 2, p. 447.
078蘇 精 \ 馬禮遜與馬六甲英華書院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舉動，讓這些公司商人在重利之外，也樂於藉着捐款展現他們行善的義氣。馬禮遜致力於爲英華書院募款，也獲得衆人捐助共襄盛舉，結果書院的經費雖不充裕但還足以維持校務，並有一些資金存在新加坡和馬六甲的商行生息，即使在馬禮遜過世後書院獲得的捐款減少，但仍能繼續維持。三、決策者從1818年宣佈籌辦起，文獻中出現過的英華書院管理組織有：董事會（Board of Trustees）、管理委員會（Managing Committee）、行政委員會（College Council）等幾種名稱，但董事們分散居住中國、英國、印度和南洋各地，從來沒有召開過董事會議，而且董事和更高層級的贊助人（Patron）兩者都是榮譽性的名義，用於酬謝對書院的建立和捐款具有重要性的人，他們都不曾介入書院的管理。至於管理委員會和行政委員會兩者，也都偶爾見於文獻所載，並沒有明顯的作爲。英華書院事實上就是由身兼創辦人（Founder）、董事（Trustee）和總裁（President）的馬禮遜一人進行領導和決策的，由他任命的書院院長（Principal）則是他的意志和決策的執行人。馬禮遜的個性勇於任事，而且當仁不讓，對傳教事工亦如此，所以能夠成就基督新教來華第一人的大業。他對於自己所創的英華書院也是全盤掌握，有如1826至1829年間擔任書院中文教授的傳教士史密斯（John Smith）所說：“未經總裁決定，書院人事不得任命，任何措施不得變更或新增，包含規章和紀律在內。”A馬禮遜因遠在中國，如何有效領導書院似乎不無問題，但是他和歷任院長都保持密切的信件來往，這些院長從創校開始的米憐，歷經韓福瑞（James Humphreys）、柯利（David Collie），到1831年離職的吉德（Samuel Kidd）爲止，都很盡責，也非常尊敬馬禮遜並請求他做成各種決定。一個很明顯的事例A LMS/UG/MA, 3.1.B, John Smith, ‘Report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in Malacca.’ Glasgow, no day September 1830.
079蘇 精 \ 馬禮遜與馬六甲英華書院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是，米憐在1820年9月20日寫給馬禮遜的信中，一口氣提出13個問題請馬禮遜指教，從教室中師生座位安排、師生互動方式、上課時間，到教材內容、教學方法、課程安排等等巨細靡遺。米憐還說，由於自己所知很有限，需要馬禮遜提示經營書院所有各方面的細節。A1823年2月初到7月中的半年多期間，由於米憐在1822年病故，馬禮遜南下馬六甲處理善後，因而直接管理書院和決策，例如任命韓福瑞繼任院長、柯利擔任中文教授，又決定應新加坡殖民地政府邀請將書院遷移到新加坡、建立紀念米憐的牌坊、編印關於書院的小冊和傳單，以及下文所談的親自擔任教學，等等。其中最重大的一項決策是準備將書院遷移到新加坡。當時新加坡政府計劃開辦一所新加坡學院（Singapore Institution），邀請馬禮遜將英華書院遷移到當地併入新加坡學院，仍然稱爲英華書院。馬禮遜幾經考慮後接受了邀請，並公開宣佈此事，又聲明書院遷移後留在馬六甲的校舍捐做倫敦會佈道站房舍。B於是倫敦會也決定正式建立以馬六甲爲中心，包含檳榔嶼、新加坡和巴達維亞在內的恆河域外佈道區（Ultra Ganges District），其中馬六甲佈道站就以馬禮遜捐贈的英華書院校舍爲基礎。C不料，正當馬禮遜和倫敦會都積極準備英華書院遷移新加坡的後續工作時，新加坡學院卻因當地人事變化而將計劃耽擱下來，導致英華書院衹能繼續留在馬六甲，馬禮遜和倫敦會對此也無可奈何。D直到19世紀30年代中，新加坡學院恢復籌辦，當時馬禮遜已經過世，他的兒子馬儒翰（John R. Morrison）接連寫信給倫敦會，鼓吹將英華書院遷到新加坡，倫敦會也贊成了。E卻因其A E. A.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 2, pp. 53-57. B LMS/UG/MA, 2.3.B., R. Morrison to the Directors, Malacca, 18 June 1823. To The Public, Concerning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Malacca: Printed at the Mission Press, 1823, p. 26, ‘Postscript.’ C LMS/BM, 8 February 1825; 26 December 1825; 2 May 1826. D LMS/CH/SC, 2.3.B., R. Morrison to W. A. Hankey, Canton, 10 October 1828. E LMS/CH/SC, 3.2.C., J. R. Morrison to W. A. Hankey, Canton, 11 April 1836; LMS/CH/SC, 3.2.C., J. R. Morrison to W. A. Hankey, Canton, 14 May 1836; LMS/CH/SC, 3.2.C., J. R. Morrison to the Directors, Macao, 24 July 1837.
080蘇 精 \ 馬禮遜與馬六甲英華書院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時擔任英華書院院長的傳教士伊凡士（John Evans）強烈反對，堅持書院在自己主持下校務蒸蒸日上，應當留在馬六甲而非遷往商業氣息濃厚的新加坡，結果倫敦會被說服而改變了主意。A英華書院又在馬六甲多留了五年，直到鴉片戰爭以後的1843年纔遷到香港。在馬禮遜過世的前幾年，由於19世紀30年代的兩名書院院長都有較強的個人主見，馬禮遜領導英華書院的權威也受到挑戰。先是1832年接任院長的傳教士湯林（Jacob Tomlin），沒有請示或告知馬禮遜即自行大事變革。變革主要有兩點：改以閩南語取代官話作爲書院的官方語言，以及取消創校以來發給學生的每月津貼。B這兩者都是非常重大的改變，馬禮遜得知後立即寫信要求湯林卸職並搬離書院，但湯林不情願地拖延到1834年初纔離職。新到馬六甲的伊凡士繼任院長。不幸的是伊凡士大有問題，他先告訴馬禮遜將把書院和佈道站的經費合併使用，馬禮遜期期以爲不可，認爲兩種經費混用違反了捐款者的本意。C伊凡士即不再寫信給馬禮遜，而當時精神體力都已不濟的馬禮遜已顯得力不從心，對此也衹是寫信給倫敦會秘書，抱怨伊凡士竟然不理會擔任書院總裁的自己。D幾個月後馬禮遜過世了，伊凡士則繼續在職共7年之久，成爲英華書院任期最長的院長，可是他在1840年底過世後，繼任的理雅各（James Legge）發現他假公濟私，挪用公款建造和購買房屋各一所，產權卻登記在自己名下，經理雅各向法院提起訴訟纔取回房屋產權。E可以說，由於馬禮遜的有力領導和歷任院長的盡責，英華書院從創校開始到1831年的13年中，都處於還算穩健的發展時期。可是從1832年起，由於馬禮遜力不從心，以及在兩任院長的任命上人謀不臧，導致馬六甲英華書院走向下坡。 A LMS/UG/MA, 3.4.A., John Evans and Samuel Dyer to Williams Ellis, Malacca, 14 August 1837; LMS/BM/ 12 February 1838; LMS/CH/Outgoing Letters, box 3, William Ellis to J. R. Morrison, London, 16 March 1838. B The Ninth Report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for the Years 1832 and 1833, Malacca: Printed at the Mission-Press, 1834, pp. 15-16, 21-22. C LMS/UG/MA, 3.2.A., ‘Extract of a letter from Dr. Morrison to W. A. Hankey, dated 9 October 1833.’ D LMS/CH/SC, 3.2.B., R. Morrison to W. Ellis, Macao, 14 February 1834. E LMS/UG/MA, 3.5.A., J. Legge to the Trustees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Malacca, 12 October 1841; LMS/UG/MA, 3.5.C., J. Legge to A. Tidman, Malacca, 12 March 1842.
081蘇 精 \ 馬禮遜與馬六甲英華書院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四、教學者馬禮遜創立英華書院後，在募款及領導校務以外，又曾經在1823年實際擔任教學工作，而且他還不是偶一爲之地客串，而是全力以赴地從事教學。1823年2月4日馬禮遜抵達馬六甲後，很快便投入教學工作，負責文化程度最高的第一班的所有課程，除了同年4月前往新加坡參加新加坡學院的籌備會議外，他先後教了4個多月。A當時書院有12名華人學生，其中第一班有5名，都是1819和1820年最早進入書院就讀的學生，他們入學時都簽署了書面“甘結”，表明自願在學6年，在學期間按月領取津貼，從最初每月3盧比（rupee）逐年提升至8盧比。這些學生在入學前已讀過佈道站所辦的義學或中國人的私塾，因此都具備基本的中文知識，進入書院後一面繼續向中國老師學習中文經典，例如1822年時讀過《書經》《明心寶鑑》《小學》等書；一面向傳教士學習基督教《聖經》和米憐的《幼學淺解問答》，以及1816年馬禮遜編印的中英文對照《中文對話與短句》（Dialogues and Detached Sentenc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中英文作文和地理等。B英華書院的課程中英文都有，韓福瑞和柯利又說第一班整天的課都由馬禮遜親自教學，C所以馬禮遜應該也教了中文經典。衹是韓福瑞、柯利和馬禮遜三人不知爲何都沒有提到此點，不過三人都提及馬禮遜教授了英文、科學和基督教知識。在英文方面，馬禮遜爲此編寫了一部文法書作爲教材，並在回到中國後將書稿交由東印度公司澳門印刷所印成《英國文語凡例傳》（A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for the Use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一書公開出版，書名特地註明是英華書院用書。D除了文法書，馬禮遜又編寫了許A LMS/UG/MA, 2.3.B., James Humphreys and David Collie to the Directors of the LMS, Malacca, 13 June 1823. B To the Public, Concerning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Malacca: Printed at the Mission Press, 1823, pp. 4-6. 《中文對話與短句》一書是馬禮遜爲教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人員學習中文而選編的教材，內容爲日常及商業用語的中英文會話，1816年由東印度公司澳門印刷所印行。 C LMS/UG/MA, 2.3.B., J. Humphreys & D. Collie to the Directors, Malacca, 13 June 1823. D R. Morrison, A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for the Use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英國文語凡例傳). Macao: Printed at th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23.
082蘇 精 \ 馬禮遜與馬六甲英華書院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多不同主題的中英對照閱讀材料讓學生抄寫，之後再由他講解並討論，A衹是這些教材的內容詳情都已難以查考。在科學方面，馬禮遜主要從19世紀初年英國流行的一部《科學對話》（Scientific Dialogues）擷取部分內容，翻譯成中文並讓每個學生各自抄寫成中英對照後加以講解。《科學對話》以少年讀者爲對象，最早出版於1800年左右，作者喬伊斯（Jeremiah Joyce）藉着老師與學生或父親與子女的對話，分門別類介紹基本的科學知識，這種表達方式很受讀者歡迎而使該書得到暢銷。馬禮遜依據的不知是何年的版本，也不知道他教給英華書院學生的是哪些內容，但他應該表示過有意將《科學對話》譯成中文，所以韓福瑞和柯利在1824年的書院年報中說，他們相信馬禮遜即將譯完本書。B其實馬禮遜沒有續譯，而是利用同一年在回英國的船上時間，仿照《科學對話》的表達模式，藉父親與子女對話寫成一部英文的兒童讀物《關於中國的對話》（China: A Dialogue），在抵達英國不久後出版。C在基督教知識方面，馬禮遜教第一班學生在上課時閱讀和背誦中英文的聖經，並爲學生講解。他又編印一種中文的“週報”（weekly paper），也就是每星期一篇的福音單張作爲教材，以活字排印。此外，他還每天早晚兩次（禮拜天4次），向包括第一班學生在內的所有書院學生和佈道站義學的學生，以及佈道站員工講解基督教教義。這種場合通常由第一班學生或中國老師先朗讀一段經文，再由馬禮遜講解。由於義學的學生不懂馬禮遜說的官話或廣東話，因此需要第一班學生或中國老師先翻譯成閩南話。D經過馬禮遜四個多月的親自教學，韓福瑞和柯利報導第一班學生進步很A LMS/UG/MA, 2.3.B., J. Humphreys & D. Collie to the Directors, Malacca, 13 June 1823; LMS/UG/MA, 2.3.B., a printed circular entitled ‘To the Christian Public,’ signed by Morrison, Humphreys & Collie, dated 10 July 1823. B The Second Annual Report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Malacca: Printed at the Mission Press, 1824, p. 9. C An Anglo-Chinese, China: A Dialogue, for the use of Schools: Being Ten Conversations, between a father and his two children. London: James Nisbet, 1824. D LMS/UG/MA, 2.3.B., J. Humphreys & D. Collie to the Directors, Malacca, 13 June 1823.
083蘇 精 \ 馬禮遜與馬六甲英華書院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大，尤其在英文知識方面，中英文翻譯的成績很好。馬禮遜離開馬六甲的第二年（1824），第一班學生已有能力將《大英百科全書》中的“歷史通論”（General History）詞條譯成中文。A馬禮遜不但教書院的學生，還有餘力教傳教士中文。他每天兩次爲位居院長和中文教授的韓福瑞與柯利上中文課，兩位傳教士自嘆不如地說，馬禮遜在馬六甲期間沒有片刻休息，而是竭盡所能在做各樣的事。B五、英華書院的難題與成就馬禮遜創立英華書院，當然希望書院能夠長此發展下去，所以他在親筆書寫的書院證書（Deed）中聲明，無論創辦人、第一任院長或任何董事，都永遠不得使書院及其基金背離設立的目標。C這當然是個理想，現實上英華書院面臨不少的難題和困擾，以下是其中三項：（1）書院和佈道站的分與合。馬禮遜創辦的英華書院建在佈道站土地上，又利用佈道站的人力、設施和其他資源，以致書院和佈道站兩者有分不清的關係。在人力方面，佈道站的傳教士兼任書院院長和中文教授，但傳教士的本職已夠忙碌，加上書院工作後能否勝任大成疑問，佈道站若有兩名傳教士還能分擔院長與教授工作，衹有一名傳教士時便分身乏術，米憐和柯利都因此積勞成疾而病故，吉德也爲此生病返回英國，如此對傳教士、書院和佈道站三方都不好；到19世紀30年代自作主張的湯林和以私害公的伊凡士對書院更爲不利，所以最後一任院長理雅各建議由書院自行聘用專職院長和中文教授，D但沒有下文。在設施方面，佈道站原來設有圖書館和印刷所，都是佈道站的財產。英華書院成立後，馬禮遜和米憐將兩者改爲書院的圖書館和印刷所，但兩者的工作人員仍然支領佈道站工資，引起其他傳教士（尤其是馬來部門傳A The Second Annual Report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p. 8. B LMS/UG/MA, 2.3.B., J. Humphreys & D. Collie to the Directors, Malacca, 13 June 1823. C LMS/CH/Personal, box 3, R. Morrison, ‘Anglo-Chinese College Deed.’ D LMS/UG/MA, 3.5.A., J. Legge to the Trustees of the A. C. College, Malacca, 19 January 1841.
084蘇 精 \ 馬禮遜與馬六甲英華書院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教士）不滿與抗議，理事會得知後纔要求改回原名。A經費方面也很難劃分清楚，例如傳教士的中文老師也在書院教學，但有人領佈道站薪水，有人領書院薪水，還有人領佈道站薪水卻專門在書院教書，很不一致。這些現象緣於書院在名義上獨立於佈道站之外，實則又不完全獨立，兩者合而爲一卻又不完全合一，導致書院和佈道站雙方的管理效率都受到不良影響。雖然一直有傳教士建議兩者明確分立，但馬禮遜堅持實質合一，結果兩者繼續維持分不分、合不合、又分又合的特殊關係。理雅各形容說：“書院和佈道站實際上是同一件事，卻彼此互相傷害，兩者的關係密切到幾乎要讓對方窒息（stifle）。”B（2）書院教育程度的名與實。從1818年初宣佈籌辦起，英華一直以書院（college）爲名，開辦後則是招收華人學習中英文、科學及基督教知識的學校（school），再加上陸續前來學習中文的倫敦會傳教士和4名歐美青少年。但書院和學校分別是高等教育和中初等教育的機構，程度大爲不同，而英華書院所以頗有名氣，原因之一就是被稱爲書院，但卻也因爲名實不符而引起誤會和批評。例如1825年時，倫敦會巡迴全球視察各地佈道站的兩名代表抵達馬六甲，3星期後他們撰寫的報告中表示，英華書院號稱總裁、院長和教授等堂皇傲人（pompous）的頭銜，給人以牛津、劍橋一般的期待，可是實地到馬六甲一見即大失所望，那不過是傳教士主持的一所日校（day-school）而已。C十年後（1835），美國傳教醫生伯駕（Peter Parker）爲學習中文前往英華書院，見到的情形卻和自己仰慕已久的印象落差很大，他說感到說不出（unspeakable）的失望。D又兩年後（1837），到馬六甲考察的美國浸信會（Baptist General A LMS/CH/SC, 2.1.D., R. Morrison to the Directors, Canton, no day December 1820; LMS/UG/MA, 1.4.C., Claudius H. Thomsen to Thomas Beighton, Malacca, 30 April 1820; LMS/UG/MA, 2.1.C., C. H. Thomsen to G. Burder, Malacca, 5 December 1821; LMS/BM, 2 October 1821. B LMS/UG/MA, 3.5.A., Legge to the Trustees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Malacca, 19 January 1841. C LMS/Odds, box 11, ‘Tyerman and Bennett Deputation, 1821-29,’ pp. 25-42, A Report of the Mission & College at Malacca. D The Evangelical Magazine and Missionary Chronicle, April 1836, pp.156-157, ‘A Letter from Dr. Parker, an American Missionary, to Dr Reid. Fort William, China Sea, August 29, 1835.’
085蘇 精 \ 馬禮遜與馬六甲英華書院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Convention in the U. S. A.）秘書馬孔（Howard Malcolm）報導，英華書院就是一所小學（elementary school）。A連最後一任書院院長理雅各在檢討書院的情況時，也贊同馬孔的意見，認爲英華書院就是小學。B（3）書院使用的教學語言。歷年書院的學生衹有三四名來自中國，其他都是馬六甲當地出生的峇峇（baba），即從閩南移民到馬六甲的華人父親與馬來母親所生的後代。他們的母語是馬來語，稍年長後進入佈道站所辦義學或中國人的私塾，跟隨老師以閩南方言識讀中文。所以如前文所述，在馬禮遜講解基督教教義時，需要有人以閩南話給在場的義學學生翻譯。等到進入英華書院後，學生一方面要學習官話，並改以官話讀中國經典；另一方面又要新學英文。但因英華書院並非寄宿學校，學生在放學後既無官話環境也無英語環境，而且學生所學的官話在馬六甲根本派不上用場，這些情況必然會影響到官話、英文甚至其他學科的學習效果。傳教士們都瞭解也報導了此種特殊現象，C但他們也知道馬禮遜堅持以官話爲書院教學語言的態度，所以他們衹有在離職後纔會向倫敦會建議應改以閩南方言教學，D而湯林還因逕自改用閩南話教學被迫去職。雖然有上述的一些難題，但英華書院至少在兩方面寫下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很有意義的一頁：其一，漢學研究。馬禮遜是19世紀英國漢學研究初期非常重要的人物，在他的帶領下，形成研究中國很有成效的兩個群體：一個以東印度公司廣州商A H. Malcolm, Travels in South Eastern Asia, vol. 2, London: Charles Tilt, 1839, p. 98. B LMS/UG/MA, 3.4.D., J. Legge to A. Tidman, Malacca, 1 August 1840. C LMS/UG/MA, 1.3.B., W. H. Medhurst to G. Burder, Malacca, no day October 1818; LMS/UG/MA, 1.4.C., C. H. Thomsen to T. Beighton, Malacca, 30 April 1820; LMS/UG/MA, 2.4.A., D. Collie to the Directors, Malacca, 2 February 1824; LMS/UG/MA, 3.1.C., John Smith’s Answers to Queries relating to Malacca & Singapore, London, 29 March 1830; LMS/UG/MA, 3.4.D., J. Legge to J. Arundel, Malacca, 28 February 1840. D LMS/UG/MA, 2.5.D., J. Humphreys to the Directors, London, 15 December 1829; LMS/UG/MA, 3.1.B., J. Smith, Report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in Malacca, Glasgow, no day September 1830.
086蘇 精 \ 馬禮遜與馬六甲英華書院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館爲中心；A另一個則以英華書院爲中心。英華書院的傳教士米憐、柯利、吉德、理雅各都有漢學研究上的成果。米憐有《聖諭廣訓》（The Sacred Edict）的英譯與研究；他的《基督教對華傳教最初十年回顧》（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一書，對中國人的民族性和中文印刷技術與實用都有深入的探討；他編印的英文季刊《印中拾聞》（The Indo-Chinese Gleaner），也以介紹和討論中國事物爲主要內容。B柯利有《四書》（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的英譯與研究。C吉德回英後自1837年起在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教中文，是英國第一位漢學教授。理雅各後來是牛津大學的漢學教授，他承認自己對中國經典的研究起於馬六甲的時期。D佈道站印刷出版的漢學著作，包含18世紀天主教傳教士馬若瑟（Joseph H. M. de Prémare）的《漢語札記》（Notitia Linguæ Sinicæ），E是前文所述大筆捐款給書院的京斯伯魯子爵請馬禮遜出版的漢學著作。其二，學校教育。有別於中國傳統的舊式教育，英華書院是第一所爲華人設立的新式學校，教育內容注重英文與科學知識，也兼顧中國經典和基督教知識，教學方法則按程度分班並利用圖表與儀器。1828年2月，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大班馬治平從中國往印度途中，到馬六甲參訪英華書院，也走進當地一家華人零售商店，和書院畢業的店主以英文交談，馬治平對於店主的廣泛知識與不同於一般華人的思想非常滿意，認爲這是書院教育成功的例證。F具備A 關於廣州商館的中國研究，參見筆者《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年）第29—72頁“英國東印度公司澳門印刷所”，特別是第51—72頁；同書（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第24—64頁，特別是第45—62頁。 B W. Milne, The Sacred Edict … London: Printed for Black, Kingsbury, Parbury, and Allen, 1817. W. Milne.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Malacca: Printed at the Anglo-Chinese Press, 1820. W. Milne, ed., The Indo-Chinese Gleaner. Malacca: Printed at the Mission Press, 1817-1822. C D. Collie, 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 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 Malacca: Printed at the Mission Press, 1828. D LMS/CH/SC, 6.1.B., J. Legge to A. Tidman, Brompton, 17 June 1858. E Joseph H. M. de Prémare, Notitia Linguæ Sinicæ. Malaccæ: Cura Academiæ Anglo-Sinensis, 1831. F The Canton Miscellany, no. 4 (1831), pp. 257-261, ‘Malacca.’
087蘇 精 \ 馬禮遜與馬六甲英華書院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近代知識和英文能力的書院畢業生大多在馬六甲和新加坡兩地就業，1834年書院年報刊登的40名畢業生中，除4人已故、7人無業以外，其餘29人都有工作。其中17名經商、3名政府翻譯官、2名海關職員、1名是馬六甲華人領袖甲必丹（Captain）的書記，還有船長、中醫，以及傳教的梁發等。擔任院長的湯林表示，有新加坡的雇主對他稱讚書院畢業生的能力和操守俱佳。A鴉片戰爭後，香港總督璞鼎查（Henry Pottinger）聲稱戰爭期間在馬六甲等地找不到可用的譯者，藉此證明英華書院的成效不彰，而拒絕補助遷到香港的英華書院。B但是上述1834年的書院畢業生名單中，已有3名分別擔任新加坡、馬六甲兩地和中國政府的譯者。第二年（1835），傳教醫生伯駕在新加坡爲華人看病的8個月期間，也雇用一名書院畢業的何先生擔任翻譯，伯駕對他非常滿意，一再稱讚並帶他一起到廣州在醫院中工作。C可見璞鼎查的說法衹是拒絕補助的藉口而已，他找不到爲英軍工作的譯者並不等於英華書院不曾培養出譯者。結語：一幅畫像的啟示在時代、環境、人事與經費都不利的條件下，馬禮遜堅持創辦馬六甲英華書院，並致力於募款維持、領導校務及親自教學，使英華書院至少在漢學研究和學校教育等方面有具體的成果，成爲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顯著標記，這是難能可貴的成就。因此，現已有衆多研究英華書院的論著，還有一部專書。D儘管如此，至今人們對英華書院的瞭解仍然有限，對這個課題的研究水平也有待提升。導致這種情況的原因有二：不常利用第一手史料和不夠開闊的A The Ninth Report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for the Years 1832 and 1833, p. 10. B LMS/CH/SC, 4.3.B., LMS Missionaries to Sir Henry Pottinger, Hong Kong, 18 August 1843, enclosure, ‘Copy of Sir Henry’s answer to the above letter, 21 Aug 1843.’ C Papers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 Unit 3 / ABC 16.3.8, vol. 1, Peter Parker’s Journal, 1834-35. D Bria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088蘇 精 \ 馬禮遜與馬六甲英華書院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視野態度。人們對英文本《馬禮遜回憶錄》（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扉頁馬禮遜畫像的說法，正顯示出這兩種現象。現在許多人都稱這幅畫像爲“馬禮遜譯經圖”，似乎已成定論。但是，馬禮遜於1829年2月所寫的一封信上表示，這幅畫像由英國畫家錢納利（George Chinnery）所繪，畫中有他自己、兩名中國助手、英華書院證書、中文聖經與祈禱書等，窗外所見則是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的屋宇。馬禮遜又說，公司商館的職員將共同送畫像到倫敦製成銅版畫，估計要花費1,000銀元，打算印出400張銅版畫，出售得款將捐給英華書院，等等。A從馬禮遜所記的內容和畫像的構圖而言，這幅畫像和英華書院的關係明顯比譯經更爲密切。馬禮遜並沒有說這是譯經圖，而他雙手所持位居全圖最顯著位置的紙卷，是英華書院的證書而非聖經，畫中兩名中國助手可以理解成在協助譯經，也可以詮釋爲在協助編纂字典或其他抄寫工作。無論如何，這幅畫像的內容不衹和聖經有關，更不衹和基督教有關，而是和中西文化交流、學校教育、中英關係等都密切相關。既然馬禮遜自己都不以譯經或基督教爲限，後人實在沒有必要自我設限，衹從聖經翻譯或基督教的角度來解讀這幅畫像和馬禮遜，如此衹會局限了人們對馬禮遜的瞭解，也局限了他的重要性。馬禮遜不衹是中國基督教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整個近代中國歷史上的重要人物。研究者應該儘量以第一手史料爲基礎，並以比較寬廣的視野和胸襟態度進行研究，如此纔有助於瞭解真正的馬禮遜和英華書院。［責任編輯 沈曉鳴］A LMS/CH/SC, 2.3.D., R. Morrison to Joseph Arundel, Canton, 22 February 1829.
《馬禮遜回憶錄》扉頁的馬禮遜畫像 ——E. A.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 1. 編者配圖
090康志傑 吳 青 \ 中國天主教女修會服飾特色分析——以天主教中國化爲視域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An Analysis of the The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ostumes of Catholic Sist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inicization of CatholicismKang Zhijie, Wu QingAbstract: The universality of Catholicism is embodied not only in its unified teachings, standard etiquette and strict organisation, but also in its specific costumes. Catholicism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but at that time the European catholic sisters had not yet entered the Chinese mainland. As a result, a large number of virgins took over the role of sisters and began missionary and social service in China. The virgins were governed by the rules of the sisters and were required to dress in a simple and dignified manner, usually with plain clothes, hair in a bun, headscarves and religious ornaments. After the Opium War, European catholic sisters entered Chinese mainland and led to the emergence of local Chinese catholic sisters, both European and local, whose costumes were mostly in subdued colours such as white, blue, black and grey. The choice of colours and combinations of these catholic sisters have different theological connotations, and their accessories also reflect elements of faith. Both the early sisters and the later sisters appear in a simple and dignified manner, their dresses enhancing their overall image, revealing their faith and carrying their mission to spread the Gospel. In the cours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ocal Chinese catholic sisters, the dress was also adapted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gradually becoming lighter and simpler, as well as a reflection of the Chineseisation of Catholicism.Keywords: Virgin, Sister, Costumes, Chinizaiton, CatholicKang Zhijie is the research fellow of Center for Macaology at Jinan University. She Mainly engaged in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Her representative works include The Vineyard of the Lord: A Study of the Mopanshan Catholic Community in Northwest Hubei, 1634-2005, The Bride of Christ: A Study of Chinese Catholic Virgins and Financial and economic studies of Chinese catholicism (1582-1949), etc.Wu Qing , Doctor of Philosophy, is the professor at Institute for Chinese Culture and Philology, Jinan University, and also one of the Guangdong Province Pearl River Young Scholars. Her research interests focus mainly on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nd the study of Christianity, etc. Her representative work includes A Study of Bishop R. O. Hall in China: Social Activist and Theologian (1922–1966), etc.
094康志傑 吳 青 \ 中國天主教女修會服飾特色分析——以天主教中國化爲視域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方查拿得劉榮水等家設有暗室地窖，重牆複壁，容留守貞女子素服奉侍邪教等事……”A由此可知，素雅的便服是貞女的基本着裝。關於福安貞女的日常服飾，福寧府給按察司的請示報告有更爲詳細的記載：“又查凡奉教之家必有一女守童貞，終身不嫁，不梳高髻，不穿色衣，不戴釵環，淡妝素服。”B值得玩味的是，素雅的裝束竟成爲官衙辦案時辨識貞女的一把標尺。明清時期進入中國傳教的天主教傳教修會衆多，不同傳教會在遼闊的中國地域上分佈自己的轄區。各傳教會的服飾不同，這也造成了各地貞女的服飾有一定的差異，但她們的服飾仍基本以素色爲主。巴黎外方傳教會管理的四川貞女，“穿着簡樸的黑、白、藍色衣服，避免在服飾上有任何誇耀的炫示”。C方濟各會管理的教區對貞女服飾有基本要求：“守貞有4年的試驗期。遇上特殊的原因，需要延長試驗的時間。在試驗期，這些女孩子看上去與其他女孩子沒有什麼不同，衹是衣着樸素，不戴首飾。在教堂內，她們有專門指定的特殊位置。她們也會參與貞女們的共同訓練。學習期結束後，她們梳相同式樣的貞女髮型，通過外形就能被人們辨認。在第二至第四年的試驗期，這些女孩子在傳教士面前發貞潔願。發願儀式中，她們的黑頭巾得到祝福。她們要常常戴着這個頭巾。在滿36歲之後，可以一年發一次貞潔願。”D聖言會管理的山東南部，貞女除了特殊的髮型，還須經過三年時間的考驗，在發願時蒙上黑紗，以這種裝扮表示她們身份的特殊性。E在東北，貞女們則由“包裹在A 乾隆十一年六月初一日（1746年7月18日）《閩浙總督馬爾泰奏報嚴禁天主教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90頁。 B 福寧府爲查實稟請憲示行事(手抄稿), 巴黎外方傳教會檔案(膠片), Vol. 434, Chine Letters 1741-1746, N°15. C Robert E. Entenmann, “Christian Virgins in Eighteenth-Century Sichuan,”in Christianity in China,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85. D Vitalis Lange O. F. M., Das Apostolische Vikariat TSINANFU. Franziskanische Missionsarbeit in China, Werl: Verlag der Provinzial-Missionsverwaltung, 1929, S. 100. E See R. G. Tiedemann, “Controlling the Virgins: female propagators of the faith and the Catholic hierarchy in china, ” in Women’s History Review, Vol. 17, No. 4 , September 2008, p. 509.
095康志傑 吳 青 \ 中國天主教女修會服飾特色分析——以天主教中國化爲視域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貞女頭上的藍色頭巾能夠證明她們的身份”。A由上述材料還可得見，頭巾也是貞女服飾的標配，是服飾元素的補充。頭巾又稱頭紗、首帕，故戴頭巾稱之爲“蒙頭紗”“頂首帕”，由於地域文化差異，貞女的頭紗款式、顏色有別，但基本色調以黑、藍、灰等沉穩、安靜的素色爲主。貞女進入教堂要用頭紗遮住頭部和面部，因而頭紗不僅是守貞的標誌，也是在公共空間避嫌的安全策略。素服素顏，搭配頭巾（紗）、聖牌等具有信仰元素的配飾，其目的是凸顯信仰內涵，展示貞女的角色與身份。但這樣仍然不夠，有些貞女還會用髮型來補充其“身份角色”。髮型能夠爲女性的儀容增色，同時又是區分年齡、職業、身份的標誌。從古至今，女性的髮型既反映了風俗文化的變遷，也折射出不同時代女性的審美需求。然而對於貞女來說，髮型理念與世俗社會的女性格格不入，她們需要清除一切“性”的嫵媚和誘惑，用身體符號向人們傳遞獨身守貞的信息。澳門是中國天主教最早傳入的地區，本地的守貞者俗稱“守貞姑”，她們雖熱心教會服務，但在家居住，不加入外籍的修會團體。或許是受華南自梳女裝扮的啟示，她們的守貞禮儀在教堂舉行，其中將頭髮“梳起”是禮儀流程的重心。貞女們把長髮梳起在腦後盤結成髮髻，公開宣發終身不婚的“貞潔”聖願，禮儀結束，大宴親朋，以隆重其事。B從澳門貞女盤起“髮髻”和福安貞女“不梳高髻”（對髮髻高度的限定）來看，C可見她們的髮型仿效已婚婦女，以示與世俗未婚女性的區別。D此外，聖牌、十字架、念珠等宗教藝術品也是貞女日常生活的伴侶，這A Right Rev. J. M. Blois P. F. M., “Chinese Virgins,” in Catholic Missions(Monthly), June, 1923, p. 139, New York, by the 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 B 參見梁潔芬：《中國修女的貢獻和面對的問題》，輔仁聖博敏神學院編：《神學論集》第137號，臺北：光啟文化事業，2003年，第335頁。 C 福寧府爲查實稟請憲示行事(手抄稿), 巴黎外方傳教會檔案(膠片), Vol. 434, Chine Letters 1741-1746, N°15. D 貞女用髮型做標識，成爲很多教區的規則。如山東，決定守貞的女孩子，“就有貞女一樣的髮型”。參見：Vitalis Lange O. F. M., Das Apostolische Vikariat TSINANFU. Franziskanische Missionsarbeit in China, Werl: Verlag der Provinzial-Missionsverwaltung, 1929, S. 100.
096康志傑 吳 青 \ 中國天主教女修會服飾特色分析——以天主教中國化爲視域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些小物件不僅給她們的守貞生活帶來情趣，也是她們的身份標誌。從上述歸納，貞女的服飾由以下要素組成：（1）衣服爲棉布質地（按：穿綢緞違規），顏色素雅（黑、藍、灰爲主），款式類似鄉村勞動婦女衣褲（裙），體現平民化、草根化、勞動化、本色化和去性別化等多重特點；（2）中國傳統式的髮髻，展現東方女性的賢淑與端莊；（3）頭巾、聖牌、十字架、念珠和戒指等裝飾品，寓意信仰生活的聖潔。服飾的系列組合，搭建出中國天主教貞女樸素、純潔和端莊的形象，它不僅使貞女的整體形象得到提升，也使人們對這個獨身女性群體產生愉悅和敬意。A二、鴉片戰爭後修女的服飾色系鴉片戰爭後，歐洲女修會進入中國，國人纔逐漸了解這種獨身女性制度及其服飾樣式。修女和貞女都是信仰天主教的獨身女性，守貞的動機和目的均緣於信仰，所不同的是，修女的會服更加嚴格、規範。統一的着裝既彰顯信仰，也是管理的有效手段。歐洲女修會進入中國內地以及對中國貞女的培訓，催生了一批本土女修會，使中國天主教呈現出國際女修會、本土（教區）女修會等多種獨身女性團體協作、共存的格局。不同的修會，服飾有所差異。下文筆者將以女修會會服色系爲分類，就若干女修會的服飾作分析。（一）聖潔的白色白色系的女修會會服，以仁愛修女會（簡稱仁愛會）爲典型代表。1848年，法國仁愛會（Daughters of Charity of Saint Vincent de Paul）修女抵達澳門，B不久進入內地開展傳教活動。該會修女們因穿白色長袍，戴白色大簷帽，被稱爲“白帽子會修女”。A 教會對貞女服飾有着嚴格的規定，19世紀中期，法國遣使會對所管轄的江南教區的貞女提出要求：“貞女不能穿絲綢衣服，不能戴耳環。”參見“Lettre de M. Pierre Lavaissiere C. M. à M. Le Go C. M. à Paris,” in Mémoires C. M. VIII, Paris 1866, p. 728. B 參見〔法〕衛青心：《法國對華傳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傳教自由（1842—1856）》上卷，黃慶華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第88頁。亦有學者認爲仁愛會於1847年來華。雷立柏稱，仁愛修女會1633年由聖味增爵（文生，Vincent de Paul）和盧易絲（Louise de Maurillac）創立，從事慈善和傳教工作，1847年入華。參見雷立柏編：《基督宗教在華歷史詞典》，非正式出版，第200—201頁。
097康志傑 吳 青 \ 中國天主教女修會服飾特色分析——以天主教中國化爲視域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作爲最早進入中國內地的歐洲女修會，A仁愛會的服飾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白帽子姆姆”成爲對修女們的昵稱，一些年輕的貞女甚至把“白帽子姆姆”作爲人生的理想。如河北獻縣路德莊的何真榮貞女幼時的夢想就是參加仁愛會，但因身體病弱遭拒絕，終其一生在家守貞。B希望成爲“白帽子姆姆”的貞女何止何真榮一位，對於渴望爲信仰守貞的女性來說，仁愛會的吸引力不僅在於那身美麗、端莊的會服，更在於實踐和完成基督的服務精神。隨着仁愛會工作的推進，越來越多的中國貞女進入該修會。1906年，上海土山灣的“仁愛修女會（die Barmherzigen Schwestern）有31名修女，中國人僅3名”。C但1934年，該修會的中外籍修女已達到380人（中國籍修女人數不詳）。到了1937年，全國仁愛會修女有440名，其中中國籍241名，外籍169名。D貞女進入國際修會，且本土修女人數攀升並超過外籍，折射出天主教在中國本土化不斷深入的歷史進程。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本土女修會出現之後，有部分修會也選擇了白色系會服，如獻縣教區的聖望會（夏裝）、福建道明女修會（初學會服）等。但中國修女對誇張的白帽子進行了改革，以頭紗替代。白色象徵高潔、明亮——荷塘蓮花出污泥而不染，清純素雅，此爲高潔；東方泛白，太陽冉冉升起，此爲明亮。這或許是修女們喜愛白色，並選擇其作爲會服顏色的原因。（二）謙遜的藍色藍色系的會服由德國“聖神婢女傳教修女會”（Missionary Sisters Servants of the Holy Spirit，又譯聖神婢女傳教會，簡稱聖神會）傳入中國。1889年12月8日，聖言會創始人楊生·愛諾德（Arnold Janssen）在施海倫（Helena A 韓承良根據方濟會傳教歷史文件認爲，第一批到中國內地傳教的修女屬於嘉諾撒會，她們於1876年由明位篤主教邀請來漢口傳教。參見韓承良：《中國天主教傳教歷史》，香港：思高聖經學會出版社，1994年，第106頁。 B 參見康志傑：《守貞姑娘今安在》，《鼎》（香港）2007年夏季號。 C Die Katholischen Missionen(Illustrierte Monatsschrift), 35. Jahrgang(1906/1907)6: S. 126. D 參見《仁愛會修女在華工作之小統計》，《我存雜誌》（杭州）第6冊（原第5卷第1期），1937年，第2818頁。
098康志傑 吳 青 \ 中國天主教女修會服飾特色分析——以天主教中國化爲視域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Stollenwerk）和史涵德（Helena Stollenwerk）兩位修女的協助下，在荷蘭的施泰爾（Stely）創建了聖神會。該女修會成立後發展很快，20年後已有發願修女450位，80名初學生。A修會定名爲“聖神婢女傳教修女會”，寓意加入修會者即成爲“聖神的婢女”。爲了向人們傳達修會的理念，修女們的會服定爲藍色會衣，藍色的肩領，白色的頭紗。藍白相間的色彩蘊含特別的信息——她們聖召的基本德行是謙遜和聖潔。B1905年8月7日，首批“聖神會修女到青島，韓主教接見了她們。之後修女去了濟南府洪家樓，面見中國貞女。修女們說：我們的願望終於實現了。這是德國修女和中國貞女第一次見面”。C而她們在中國的工作表現，不僅實踐着會服藍白顏色中蘊含的謙遜和聖潔，而且展現了女性的勇敢和堅強。聖神會進入中國內地後，也開始培訓中國貞女。有意思的是，由聖神會培訓並創立的中國本土女修會“聖家獻女傳教修會”（Missionary Sisters Oblates of the Holy Family，簡稱聖家會），雖然與聖神會有着密切的師徒關係，但在服飾上卻選擇了另外一種風格。此問題將於下文討論。藍色代表謙遜、友善、冷靜、理智，選擇藍色作爲會服，恰到好處地體現出這些品質。這種服飾風格，也被天津仁愛會D繼承下來了。（三）莊重的黑色獻堂會被譽爲中國天主教第一個本土女修會，於19世紀中期成立，入會者穿一身黑色衣裙，E配以特製的銀色聖牌，是一個辨識度極高的女修會團體。A 參見聖言會臺灣省會編：《“聖言會的軌跡——創會125周年紀念”講座手冊》，臺北：財團法人天主教聖言會，第9頁。 B 參見〔美〕周華德（Fr. Walter A. Joyce, SVD）：《天國的拓荒者》，薛保綸譯，臺北：臺灣天主教聖言會，1996年，第152頁。 C Sr. Edberte Eva Irene Moroder SSpS, China Es begann vor 100 Jahren, Steyler Missionsschwestern in China seit 1905, 1. Teil, Die ersten Jahre, Roma, 2004, S. 119-120. D 此處天津仁愛會區別於上文提及的法國仁愛會，爲另一同名女修會。 E 認定獻堂會爲第一個國籍女修會的文獻有兩則。其一載倪化東：《天主教修會概況》，香港：香港真理學會，1950年。該書124—125、145—155頁的“獻堂會”詞條稱，1855年成立的獻堂會，是中國第一個國籍修會。其二載郭衛東主編：《近代外國在華文化機構綜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該書第381頁稱“獻堂會，天主教的國籍女修會之一，1856年籌建於上海徐家匯東南王家塘……”關於獻堂會成立的時間，兩書略有差異。
099康志傑 吳 青 \ 中國天主教女修會服飾特色分析——以天主教中國化爲視域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道明修女會也是中國本土女修會，其服飾也選用黑色系，有令人印象深刻的黑色頭巾和黑色披風。1926年，福寧教區成立，西班牙籍道明會士趙炳文（Msgr. Teodoro Labrador Fraile O. P.）任福寧教區首任宗座代牧，並計劃組建女修會團體。1932年，福寧道明修女會在三都島正式成立，同年12月獲教宗批准，修會的任務是開辦青年教理培育班、學校、育嬰堂及診所等。道明修女會制度嚴格，其《守則》第十四條有關於會服的規定：本會會服包括：白色會衣、黑頭巾，黑色披風、念珠及苦像。白色頭巾爲初學生用，灰色會衣爲冬天用。黑色寓意莊重、沉穩、高雅，由此成爲女修會經常選用的會服顏色。一些女修會還將黑白兩色交替使用，冬季黑色，夏季白色。（四）穩健的棕色聖母無玷之心方濟傳教修女會的會服選擇棕色色系。A該修會由真福瑪利亞加大利納·妥雅妮於1868年在埃及開羅創立，1910年應湖北老河口代牧主教南熙（Ezechias Banci Ep.）邀請來華服務，以醫療、慈善事業爲工作重心。修會選用深棕色會服，寓意“謙卑”。棕色爲大地之色，體現大自然的真實與和諧；形似土色，寓意類似窮人百姓的粗布衣裳，會服採用棕色，就是“效法會祖加大利納成爲福音的宗徒，爲窮人、孤兒、病人及急需者服務”。B概而言之，無論哪種色系的會服，都具有一定的神學意蘊，都是修女的信仰標記，並引起人們敬重。僅舉一例，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開始囚禁西方傳教士和外交官。粵東的西方傳教士被囚禁在汕頭外島的一個俘虜營，被囚A 該修會因會院設在湖北老河口，簡稱老河口方濟傳教女修會。 B 詳見《聖母無玷之心方濟傳教修女會簡介》“我們的使命”部分（非正式出版）。
100康志傑 吳 青 \ 中國天主教女修會服飾特色分析——以天主教中國化爲視域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的大部分是基督新教的牧師。其中，日多達修女因其美國國籍亦被捕（法籍修女倖免）。她是被囚禁傳教士中唯一的修女，當人們“看到她那全白的修道袍和頭紗，以及上漿硬挺的白色亞麻料會服，不禁生畏”。A日多達被監禁的經歷，說明修女的會服不僅是身份的標識，也是人格魅力的展現。三、女修會服飾特色分析中國修女的服飾內涵部分內容接續了貞女前輩的傳統，因爲兩者的生存環境不同，其服飾的功能也有所差異。清中葉禁教時，貞女面對險惡的形勢，既需要用服飾語言展現信仰，又必須通過服飾保護自己，因而貞女服裝以“去性別化”爲主旨（盡量用寬鬆長款服裝遮掩女性的身體曲綫），以端莊、樸素爲準則，有意識地掩飾女性陰柔的特徵，表現出對男權爲中心的社會以及以男人爲核心審美標準的背叛和顛覆，由此昭示獨身的理念。經過祝聖的頭巾帶有神聖的力量，在公共場合半遮半掩，內斂性的審美取向中也透露出幾分神秘與含蓄。而聖牌以及各類宗教藝術掛件對於貞女的人生意義卻不同，它顯然是外向的，向人們（無論是基督徒還是非基督徒）昭示貞女的人生選擇和神聖使命。近代歐美女修會在不平等條約的保護下進入中國，與貞女比較，修女是嚴格的團體，會服比貞女更加規範，服裝的式樣、色系的選擇、配飾組件的搭配，展現不同修會的聖召傳統與特色。（一）色系選擇與組合中的神學意蘊修女會服的基本色調以黑、藍、白、灰、棕爲主，不同顏色也包含着不同的神學意蘊和內涵。黑色代表莊重，表示服從及與世俗脫離關係。B藍色表A Irene Mahoney：《聖吳蘇樂會在華傳教史（1922—1952：汕頭）》，陳靜怡譯，臺南：聞道出版社，2008年，第369頁。 B 詳見周小雄：《聖經的象徵》，石家莊：河北信德社，2015年，第360頁。作者認爲：“修士穿黑色外衣，象徵着他們已與所有物質性的東西脫離關係。”修女的黑色會服，與修士的黑色外衣的意義相似。
101康志傑 吳 青 \ 中國天主教女修會服飾特色分析——以天主教中國化爲視域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示謙遜，也代表天堂和神的恩典，如《聖經》中記述：“他們看見以色列的神，他腳下仿佛有平鋪的藍寶石，如同天色明淨。”（出埃及記第24章第10節）白色表示聖潔，A這種理念在《聖經》中亦多有體現，如：求你用牛膝草潔淨我，我就乾淨；求你洗滌我，我就比雪更白。（詩篇第51章第7節）就在他們面前變了形像，臉面明亮如日頭，衣裳潔白如光。（馬太福音第17章第2節）然而在撒狄，你還有幾名是未曾污穢自己衣服的，他們要穿白衣與我同行，因爲他們是配得過的。（啟示錄第3章第4節） 灰色象徵悔改與謙遜，“聖灰禮儀”提醒教友反省人生、虔誠認罪、悔改補贖。而深棕色則代表謙卑、刻苦、貧窮，其理念是“不當用衣服引人注意，取悅於人，而當以行”。B中國本土天主教女修會的會服也遵循這些色系，例如，善導聖母傳教女修會（衡水教區）的黑色系、沙爾德聖保祿傳教女修會的深淺灰系（冬天深灰、夏天淺灰）C、煉靈中保聖母會（邢臺教區）的淺灰色與黑色，以及中華原罪聖母女會（廣州教區）的白色系。各類會服的顏色多以冷色系爲基調，展現修道人的奉獻、謙遜、低調，應合了《聖經》經文裏“凡事谦虚、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以弗所書第4章第2節）的理念。爲了襯托修女的端莊、素雅，防止色調過於單調、呆板，一些修會會按美學搭配會服色系，於是出現了黑白系、黑灰系、白藍系等多種組合。色系組A 參見〔美〕周華德：《天國的拓荒者》，第152頁。 B 詳見《道明女修會憲》第六章“論衣服及端正”部分。 C 該修會發端於法國，總會設在羅馬。
102康志傑 吳 青 \ 中國天主教女修會服飾特色分析——以天主教中國化爲視域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合之中，主色突出，次色輔助，展現了服飾美學中的統一感和秩序感。例如，邯鄲教區的主母會會服爲黑白相間。又如，聖望會的冬裝會服爲黑色系；而夏裝會服在白色會衣的基礎上加入藍色腰帶，藍白相間是自然色彩的組合，潔白無暇的底色點綴着藍色，表現出聖潔而不失清麗的視覺效果，恰到好處地表達天主教獨身女性的語言符號與神學內涵。（二）服飾配件中的信仰元素天主教的中國本土女修會在發展中，除了繼承、保持歐洲女修會的着裝傳統，還不斷進行調整，剔除不適合國情的部分，同時補充中國元素，如頭巾（紗）、聖牌等。1. 頭巾頭巾曾經是貞女的服飾元素，中國本土女修會成立後，也延續了這種“中國風”。上文提及的中國本土女修會聖家會於1910年由德國聖言會創立，A以該年10月7日第一屆預試生進入初學爲創立紀念日。1912年初，定會名“聖家獻女傳教修會”，由“韓（寧鎬）主教授予10位貞女‘頭巾’，標誌着她們正式進入初學望會期”。B同時，韓寧鎬主教將指導和培育新修會的任務交給了德國聖神會，希望新成立的本土修會儘快進入工作正軌。主教親自“授予頭巾”，標誌着頭巾的“聖化”，寓意童貞女與耶穌基督的結合。CA 著名聖言會傳教士福若瑟根據中國天主教發展的需要，給會長楊生寫信，希望組建屬本教區的女修會。楊生認爲，這個提議應該等到一個新的主教被任命之後纔能實施。而新主教的任務就是：在代牧區創建團體，於是，創建本土女修會的任務，歷史地落在韓寧鎬主教的肩上。參見Sr. Edberte Eva Irene Moroder SSpS, China Es begann vor 100 Jahren, Steyler Missionsschwestern in China seit 1905, 1. Teil, Die ersten Jahre, Roma, 2004, S. 67. B Ortrud Stegmaier SSpS, “MISSIONSDIENST AM EIGENEN VOLK, Die Heranbildung einheimischer Ordensfrauen durch Steyler Missionare und Missionsschwestern,” in VERBUM SVD, Vol. 16-1975, ROMAE APUD COLLEGIUM VERBI DIVINI, S. 71. C 聖家會初創時期沒有會服，“在牧靈服務中，人們通過‘髮型’來辨認她們。會員外出須兩人同行，她們在鄉下自由傳教，修女所做的工作，她們都能完成”。這種情況存在於修會初創期，之後被頭巾替代。參見Ortrud Stegmaier SSpS, “MISSIONSDIENST AM EIGENEN VOLK, Die Heranbildung einheimischer Ordensfrauen durch Steyler Missionare und Missionsschwestern,” in VERBUM SVD, Vol. 16-1975, ROMAE APUD COLLEGIUM VERBI DIVINI, S. 85-86.
103康志傑 吳 青 \ 中國天主教女修會服飾特色分析——以天主教中國化爲視域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 聖牌聖牌是聖母獻堂會（簡稱獻堂會）的神學符號，這個團體的“服飾非常普通、簡單，胸前掛一銀製的聖牌作爲自己的身份標誌，以表示與一般女性的不同”。A據統計，19世紀中期以後，僅在耶穌會士埃斯特韋（P. Estéve S. J）服務的堂區的9,000名教友中，就有貞女300餘名，比例爲3%—4%。B人數衆多的貞女爲組建團體創造了條件，於是1855年耶穌會士薛孔昭發起成立聖母獻堂會。除了一身黑色勞動婦女裝束，胸前銀製的聖牌（全稱獻堂聖牌）是獻堂會修女鮮明的標記，獲此資格者需要經過“帶聖牌禮”，此爲正式入會儀式，寓意修女與天主建立起親密的關係。與獻堂會服飾相近，廣西梧州聖心仁愛會也規定：“保守修女，須穿黑色衣裙，及黑紗頭巾，頸下懸一聖心聖牌。”C3. 戒指戒指是女性的裝飾，修女的無名指上常戴有戒指，表明獻身信仰的“基督新娘身份”。其材質多爲銀質，由教會特別訂製。綜上，服飾既是表現不同社會角色的重要物質手段，也是人類生存所依賴的精神表現，且與人類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與貞女比較，修女的會服不僅比貞女更爲規範，服飾配件也更爲多元，蘊含的神學意義更爲豐厚。中國本土女修會不同系列的會服，既承載着福傳使命，也是修女凝聚力的折射，展現信仰理念支撐下的審美意識。她們把服飾的社會功能放大到極致，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A Die Katholischen Missionen(Illustrierte Monatsschrift), 35. Jahrgang(1906/1907)6: S. 126. B 耶穌會士埃斯特韋（P. Estéve S. J）在一封發自上海的信函中提供的數據，參見Die Katholischen Missionen(Illustrierte Monatsschrift), 35. Jahrgang(1906/1907)6: S. 122.。 C 參見《廣西梧州區聖心仁愛會會規·第四章·論保守規則第14條·梧州區主教唐准（1944年）》，庾裕良、陳仁華、吳國強編：《天主教、基督教在廣西資料彙編》，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170—197頁。
104康志傑 吳 青 \ 中國天主教女修會服飾特色分析——以天主教中國化爲視域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結 語天主教的普世性不僅體現於統一的教理、儀式，而且還有特定的服裝（飾）。“會士的服裝，是獻身於主的標記。”A這種理念是研究修女服飾的標杆與參照。晚明天主教傳入中國不久，貞女群體便出現了。清中期教會出臺《童貞修規》，確定獨身女性服飾的基調爲“珍體”（端莊衣裳）、“飭儀”（端正體貌）。B此爲貞女儀表的基本要求，標誌着教會對貞女的重視。貞女的人生選擇與中國傳統倫理相違背，難以被國人理解。因此，教會從服飾上嚴格要求，並頒佈相關規則，以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在歐洲女修會沒有進入中國內地的形勢下，貞女的服裝要求相對簡單，衣服原料爲棉質，款式爲勞動婦女裝束，展現貞女樸素、端莊之本色。近代以後，各教區逐漸組建本土的女修會，在着裝上學習歐洲女修會的風格，並在此基礎上逐漸融入中國元素。會服顏色以及神學意義，是修女們信仰生活的真情流露與符號表達。至於配飾，相比較世俗社會則比較簡單，且繼承了貞女傳統。但補充的各類配飾，不僅具有畫龍點睛之功效，而且正式佩戴之前要舉行神聖的禮儀。物品的聖化（sanctification）提醒修女牢記耶穌之愛，以及作爲修道人的神聖使命。近代歐美女修會進入中國之後，中國女修會借鑒和仿效的西式會服爲袍式裝束（圖2），其特點是上下一體（與此類似的有旗袍、防護服等），不適合體力勞動和長途旅行。歐洲女修會沒有進入中國之前，貞女的服飾爲上衣下裳（或上衣下褲），便於勞作和外出傳道，獻堂會的服裝也是這種款式。A 天主教上海教區光啟社印行：《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文獻》（下），上海：光啟社，2001年，第369頁。 B 參見《童貞修規》，重慶：重慶聖家書局，1921年，第4—13頁。四川川東主教舒若瑟重准。是書1744年初版，除25條規矩，還有關於貞女的四大德，對貞女的培養及管理做了詳盡的規定，是研究中國貞女的重要資料。此修規雖爲貞女的規則，但卻是借鑒道明會修女的規定編寫，實質上是女修會的規則。
105康志傑 吳 青 \ 中國天主教女修會服飾特色分析——以天主教中國化爲視域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圖2 歐洲北真團袍式服飾A受歐洲修女服飾的影響，中國的女修會大多延續了歐洲“袍式會服”傳統，並以此爲基調進行適合中國習俗的調整與改良，如中國修女沒有延用“白帽子姆姆”（法國仁愛會）誇張的帽子造型，而以頭巾代替。有些歐美女修會的服裝比較複雜，以吳蘇樂會爲例，傳統會服包括胸遮、面遮和頭紗等，B因過於繁瑣，中國修女不再使用。隨着時代的發展以及工作需要，中國女修會的會服逐漸簡潔化，並根據區域氣候、中國審美情趣進行調整。如河北獻縣聖望會，會服分爲夏、冬裝：夏天會服爲白色，配藍色腰帶，色彩仿效聖母瑪利亞的裝扮；冬天則爲全黑色。兩套會服交換，並有服飾配件（聖牌、戒指）作爲會服補充。髮型也由乾淨利索的短髮代替了難以打理的傳統髮髻。A “Beguine,” in Des dodes dantz, printed in Lübeck, 1489. B 詳見Irene Mahoney：《聖吳蘇樂會在華傳教史（1922—1952：汕頭）》，陳靜怡譯，臺南：聞道出版社，2008年，第139頁。文中引用玫瑰修女的信函，述說了20世紀20年代汕頭布料昂貴，衹能尋找舊布料爲保守修女們製作胸遮、面遮和頭紗的情況。
Map of China: prepared for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中國地圖：爲中國內地傳教士編製）/ 1905 / E. Bretschneider ——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全球地圖中的澳門”項目藏 編者配圖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08陳才俊 \ 澳門與中國早期現代化萌芽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Macao and the Sprout of China’s Early ModernizationChen CaijunAbstract: The port opening of Macao in the mid-16th century coincided with the beginning of European modernization and the surge of the Reformation. Catholic countries, mainly Portugal, spread European capitalist economic pattern, city civilization,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judicial syste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ealth care and education system to Macao, which dominated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cao’s early society. In the late 18th century, the Protestant countries, mainly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once again introduced the latest ideas and technologies of the Western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Macao, which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society in Macao. During the 280 years between the port opening of Macao and the First Opium War, modern Western ideology, culture,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perienced two large-scale dissemination in Macao, broadcasting the seeds of modernity and making Macao an important node and a prime example of global modernization in the Far East. As a product of global modernization, Macao was not only the first intersection between Western and Eastern civilizations after the advent of modern civilization, but also participated in and witnessed the entire process of the contact and exchang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since the Age of Discovery. Prior to the First Opium War, China’s early modernization had already sprouted in Macao. By the early 1840s, Western modernization ideologies and practices were fully developed in Macao and spread to the Chinese mainland through Macao, which influenced 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 the mid-19th century. Keywords: China’s early modernization, Catholicism, Protestantism, Eastward spread of Western learning, MacaoChen Caijun is a Ph.D. in History, and also a professor of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History in Jinan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the history of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s,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and overseas Sinology, etc. His representative works include Convergence and Changes: Knowledge, Culture and Belief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hristianity and Modern Sino-US Relations, American Missionaries and Sino-American Diplomacy in the 19th Century, 1830-1899, etc.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09陳才俊 \ 澳門與中國早期現代化萌芽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澳門與中國早期現代化萌芽*陳才俊［摘 要］16世紀中葉澳門開埠之時，正值歐洲現代化發韌之始與宗教改革澎湃之際，以葡萄牙爲主的天主教國家將歐洲的資本主義經濟形態、城市文明、市政管理、司法制度、科學技術、醫療衛生、教育體系等傳播到澳門，主導澳門早期社會的形成與發展。18世紀後期，以英國和美國爲主的基督新教國家再次將西方工業革命的最新思想與技術移植到澳門，對澳門現代社會的構建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澳門開埠至鴉片戰爭前的280多年間，西方現代思想文化與科學技術兩次在澳門大規模傳播，撒施現代化的種子，使澳門成爲全球現代化在遠東的一個重要節點與典型案例。澳門作爲全球現代化的產物，是西方進入現代文明後與東方文明最早相遇的交匯點，參與並見證“地理大發現”以來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接觸、交流的全過程。鴉片戰爭前，中國早期現代化已經在澳門萌芽。迄至19世紀40年代初，西方的現代化思想與實踐在澳門得到充分施展，並通過澳門向中國內地傳輸擴散，對19世紀中葉中國現代化的開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關鍵詞］中國早期現代化 天主教 基督新教 西學東漸 澳門* 本文係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19世紀前期外僑基督教社團與中國早期現代化研究”（21YJA730001）的階段性成果。陳才俊，歷史學博士，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主要從事中西文化交流史、基督宗教史、海外漢學等研究。代表作有《會通與變流：明清以降中國的知識、文化與信仰》《基督教與近代中美關係研究》《美國傳教士與19世紀的中美外交關係（1830—1899）》等。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10陳才俊 \ 澳門與中國早期現代化萌芽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關於中國早期現代化的起始時間，學術界迄今仍見仁見智。其中，較爲廣泛的一種觀點是“始於19世紀60年代晚清政府的‘洋務運動’（或稱‘自強運動’）”；A另一種主張則認爲“從鴉片戰爭到洋務運動發動前”是中國早期現代化的“準備階段”。B概而言之，學界的普遍共識是，中國早期現代化的萌芽，到鴉片戰爭纔出現。然而，這一“常識性”結論忽視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即澳門的歷史定位與價值存在。衆所周知，現代化是指人類社會從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的一場社會變革，是人類社會擺脫中世紀的封建社會形態而資本主義化的歷史過程。這個過程始於歐洲16至17世紀的科學革命，經過17世紀英國和18世紀法國的政治革命、18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期歐洲的工業革命，逐步發展並擴展到全球。現代化理論認爲，任何國家的現代化啟動均有一個“現代化因素”的積纍階段。“現代化因素”是指傳統社會內部逐漸萌生並積纍起來的資本主義因素，主要包括資本主義經濟成分和資本主義進步意識。一般認爲，中國傳統社會內部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的萌芽和積纍始於明清時期。澳門作爲中國最早的對外貿易口岸之一，晚明時期開埠後便在葡萄牙商人主導下展開跨國海上貿易，顯然已充滿歐洲資本主義經濟成分。與此同時，歐洲的政治、宗教、文化、教育、科技等亦植根於澳門。這些歐洲資本主義的進步意識無疑影響到整個澳門社會。所以，澳門從開埠至鴉片戰爭前的280多年，完全符合“現代化因素”的積纍階段。換言之，鴉片戰爭前，中國早期現代化便萌芽於澳門。16世紀中葉以降，伴隨獲得亞洲保教權的天主教國家葡萄牙的商船跨洋而至，澳門逐漸成爲大航海時代（Age of Discovery，亦即“地理大發現”）東亞的重要港口城市。與此同時，歐洲宗教改革（Reformation）後興起的資本主義理念與社會形態東漸澳門，播撒下現代化的種子，潛移默化影響到澳門社會的各個方面。18世紀下半葉，經受工業革命洗禮的基督新教國家的商船陸續抵達A 馬敏：《現代化的“中國道路”——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的若干思考》，《中國社會科學》 （北京）2016年第9期，第31頁。 B 劉雲波：《中國早期現代化的五個階段》，《光明日報》（北京）2007年8月10日。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11陳才俊 \ 澳門與中國早期現代化萌芽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澳門，廣泛展開現代化社會實踐，進一步催生中國早期現代化在澳門的萌芽。吳志良指出，“澳門自16世紀中葉開埠以來，就成爲南中國對外經貿和文化開放的重要港口以及西方文明進入中華大地的橋頭堡。在某種意義上，澳門既是早期全球化的結晶，又是中國最早接受西方‘現代性’的城市”。故此，他認爲，“作爲中國現代化研究的個案，沒有哪個城市比澳門更合適了”。A鴉片戰爭前，西方“現代性”對澳門的影響主要發生在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6世紀中葉澳門開埠至18世紀60年代羅馬天主教耶穌會（Society of Jesus）被逐離澳門，以葡萄牙、西班牙爲主體的伊比利亞半島商人及傳教士將南歐的經濟、宗教、文化、法律、城市理念、科學技術、醫療教育、文學藝術、生活方式等移植至澳門，主導着澳門早期社會的形成與發展。這期間，耶穌會一直起着主導作用。第二個階段是18世紀後期至鴉片戰爭，以英國、荷蘭、美國爲主體的北歐、北美基督新教國家將西方工業革命的思想與成果傳播到澳門，對澳門現代社會的構建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進一步促進了中國早期現代化的萌芽。B一、資本主義經濟與現代城市文明的興起15世紀末至17世紀中葉，伴隨世界新航路的開闢和“地理大發現”時代的到來，歐洲商船紛紛遠航世界各地，不斷尋找新的貿易路綫和商業夥伴，開闢新興資本主義市場。東亞很快成爲歐洲天主教海洋強國競相爭奪的重要區域。來自歐洲的商人秉持一個共同目標，即打開中國龐大的貿易市場。但是，他們要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在中國沿海建立商貿基地。16世紀中葉，最早從歐洲進入東亞的葡萄牙商人經過40多年的不懈努力，最終使澳門成爲其遠東貿易的A 吳志良：《序二》，查燦長：《轉型、變項與傳播：澳門早期現代化研究（鴉片戰爭至1945年）》，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序第7頁。B 本文關於西方“現代性”對澳門影響兩個階段的劃分，主要基於以下原因：第一，澳門開埠至1762年耶穌會被驅逐，一直由耶穌會士主導澳門的社會發展。耶穌會離開後，澳門進入一個短暫的發展低谷期。第二，鴉片戰爭後，基督新教國家的商人及傳教士很快從澳門移居香港及中國內陸通商口岸，以致西方“現代性”直接影響到中國內地，不再需要澳門作爲樞紐中轉。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12陳才俊 \ 澳門與中國早期現代化萌芽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重要據點。未幾，歐洲新興資本主義經濟在澳門興起，現代歐洲城市文明亦在澳門植根。A（一）資本主義經濟的興起葡萄牙是最早從歐洲封建分裂狀態中誕生的兩個統一國家之一（另一個是西班牙），很早形成資本主義早期的重商主義，所以成爲“地理大發現”的開拓者，並最早進入東亞海域拓展貿易版圖。澳門資本主義經濟的興起，即是東亞海上貿易發展至鼎盛時期的直接成果。16世紀中葉，中國南海進入東亞海域“地理大發現”活動的巔峰時期。此時，東亞海域的商業貿易已擴展到東海，甚至輻射到北方的日本海域和南方的南洋海域。葡萄牙、西班牙、日本以及中國商人的海上貿易頗爲活躍，商務交往甚是密切，構成東亞海域龐大的商業貿易體系。澳門即是這一龐大貿易體系的重要基地與核心樞紐。明清時期，澳門既具有通達世界重要海上航道的便捷地理位置，又是中國內地最重要的對外貿易中轉港口，加之實際成爲中國政府“不干涉其內部自治性質的事務”之“飛地”（clave），B所以歐洲新興資本主義經濟很快在此蓬勃發展。於是，“在葡萄牙海上力量的支持下，澳門從中華帝國邊緣不起眼的前哨，而成爲亞太半球世界經濟體系發展中的一個關鍵節點”。C 澳門開埠後，葡萄牙人“舉國而來，負老攜幼，更相接踵。今築室又不知其幾許，而夷衆殆萬人矣”；D“夷人戀居射利，居者、行者往來相A 西方學界傳統上將歐洲歷史劃分爲古典時代、中世紀和近現代三個時期。歐洲自15世紀中葉中世紀結束後，歷史發展的主綫一直是“現代化”，所以，16世紀中葉以降西方傳入中國的思想文明與科學技術均爲“現代化”之產物。故此，本文所言之“現代”有別於傳統中國歷史分期之“現代”。B 程美寶：《澳門作爲飛地的“危”與“機”——16—19世紀華洋交往中的小人物》，《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開封）2012年第3期，第74—75頁；程美寶等：《把世界帶進中國：從澳門出發的中國近代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2頁。C Geoffrey C. Gunn, Encountering Macau: A Portuguese City-State on the Periphery of China, 1557-1999, Bouder: Westeview Press, 1996, p. 13.D ［明］龐尚鵬撰：《百可亭摘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29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第131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13陳才俊 \ 澳門與中國早期現代化萌芽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錯，漸成都市。廣袤二舍，聚居近萬人，傭販賈客倍之”。A很快，葡萄牙人就在澳門這一海濱彈丸之地“築室建城”，將澳門建成“高棟飛甍，櫛比相望”，B“高居大廈”，“聚落萬頭”C的國際貿易港口。1582年前後，葡萄牙一位熟悉海外事務的官員撰寫的《市堡書》（Livro das Cidades e Fortalezas）對其時澳門經濟的繁榮有細緻的描述。作者指出，澳門作爲東亞的重要支點，或者作爲橫跨非洲海岸、印度洋海岸、散落各處的香料島、中國沿海直至日本的葡萄牙海上帝國的一個節點，其重要性顯而易見。“一方面由於這裏進行大量貿易，另一方面也由於這片土地十分安寧，它的人口和規模也就不斷增加，可以預計，不久之後，它將成爲這一帶最富庶最繁華的城市之一。”D1635年，葡萄牙人安東尼奧·博卡羅（Antónia Bocarro，1594？—1642）完成的《要塞圖冊》（Livro das Plantas de Todas as Fortalezas）記述澳門“與各地來往貿易興隆，有大量各種財物和珍貴物品……比那個印度州的任何地方的人都更富有”，且稱澳門“是東方最繁華的城市之一”。E可見，澳門開埠不到百年，其繁榮程度已有目共睹，且遐邇聞名。湯開建指出，“到16世紀中葉後，（澳門）短時間內就發展成一座人口衆多、繁榮富庶的城市，其根本原因就在於，16世紀中葉到17世紀中葉在東亞海域極爲發達的大航海活動，推動了葡萄牙人和中國商人共同將澳門打造爲國際貿易港口。”F歐洲宗教改革後，基督新教國家漸趨參與海外擴張，不斷挑戰傳統天主A ［明］羅大紘撰：《紫原文集》，《四庫禁毀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140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82頁。B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第28冊，卷三百二十五《外國六·佛朗機》，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4832—4833頁。C ［明］王士性撰：《廣志繹》，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51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第767頁。 D 〔葡〕佚名（Anónim）：《市堡書（手稿）》（Livro das Cidades e Fortalezas），陳用儀譯，《文化雜誌》（澳門）中文版第31期（1997年夏季刊），第94頁。E 〔葡〕安東尼奧·博卡羅（Antónia Bocarro）：《要塞圖冊》（Livro das Plantas de Todas as Fortalezas），范維信譯，《文化雜誌》（澳門）中文版第31期（1997年夏季刊），第159—160頁。F 湯開建：《東亞國家的大航海活動及其與澳門的關係——以十五世紀末至十七世紀中葉爲綫索》，《南國學術》（澳門）2021年第1期，第141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14陳才俊 \ 澳門與中國早期現代化萌芽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教國家的海上霸權。新崛起的重商主義強國荷蘭和英國先後進入東亞海域，加入到澳門的世界貿易體系，同時也改變澳門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式，使其漸趨向西方現代市場經濟轉型。1760年，隨着中國對外國人居住和貿易限制的適度放開，所有與中國進行貿易的外國人理所當然選擇澳門作爲居住地或中轉站。“在18世紀，歐洲與中國的整個貿易總量全部通過廣州，穩步增長。法國人、荷蘭人、丹麥人、瑞典人和西班牙人均參與其中”。A每個貿易季結束後，包括英國人在內的上述歐洲人紛紛前往澳門。於是，澳門不僅成爲全歐洲在中國的前哨，而且變成一個國際性的社區。1789年，隨着北美商船的抵達，澳門從真正意義上進入貿易全球化時代。至此，澳門完全成爲早期世界貿易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B鴉片戰爭以前，澳門已形成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的完整體系，並與歐美經濟體系無縫對接。美國著名學者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M. Wallerstein，1930—2019）指出，納入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從來不是由被納入者主動提出的，而是來自於世界經濟擴張其邊界的需要。一個地區若想進入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需要通過一個測試，即該地區是否能對世界經濟不斷變化的“市場環境”作出反應。C澳門開埠後，由於世界經濟擴張邊界的需要而很快被整合到一個以歐洲爲中心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主要原因在於鴉片戰爭前的澳門貿易最初由天主教國家葡萄牙商人主導，後來逐漸有其他天主教國家及日本商人的參與，最後發展至基督新教國家商人的介入，完全成爲西方現代化進程中新興資本主義的經濟形態。由於澳門開埠後長期充當西方與中國內地之間貿易的中轉站，所以，澳門資本主義經濟的興起無疑對廣州乃至中國沿海地區的經濟形態與經營模式產A Austin Coates, A Macao Narrativ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81-82.B 關於澳門在早期世界貿易體系形成過程中的具體作用，臧小華有全面審視與深入闡析。詳見臧小華：《陸海交接處：早期世界貿易體系中的澳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 C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III : The Second Era of Great Expansion of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1730-1840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pp. 129-130.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15陳才俊 \ 澳門與中國早期現代化萌芽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生一定的影響。不過，伴隨澳門海上貿易地位被廣州取代，其對中國內地經濟的影響也就逐漸式微。（二）現代城市文明的構建16世紀中葉，葡萄牙人遠渡重洋來到澳門，一是爲了從事商業貿易，二是爲了傳播基督教義。但他們到來之時，澳門半島“還是一個幽美而富饒的小漁村”；A“祗有稀少的流動人口聚居，並沒有形成村落”。B於是，葡萄牙人定居澳門之後，很快按照地中海的歐陸風格開展城市建設。澳門作爲一座城市的誕生，與歐洲城市的最初形成一樣，無疑是以公共建築的問世爲標誌。澳門最早出現的公共建築是天主教堂，早期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標誌建築亦乃天主教堂。故此，從某種意義而言，澳門城市的誕生與早期建設幾乎就是天主教堂建造的歷史，也是一座“天主聖名之城”（Cidade do Nome de Deus）或者“基督城”（City of Christ）建設的歷史。葡萄牙人獲准入居澳門後，因回應歐洲宗教改革而誕生的天主教新興修會耶穌會的傳教士接踵而至，並迅速建造教堂，爲澳門城市的建設拉開序幕。其後，方濟各會（Franciscan Order）、奧斯定會（Augustinian Order）、多明我會（Dominican Order）等其他天主教修會亦紛至沓來，參與澳門的教堂建造。這些教堂對澳門的早期城市建設起到過至關重要的作用，不僅肇基澳門的西洋城市空間格局，而且奠定澳門城市規劃的核心架構，並最終使澳門成爲一座享譽全球的“海風吹來的城市”。C澳門早期天主教堂乃經精心設計和審慎施工而誕生的建築，既是城市景觀的核心，也是城市構圖的中心，同時還起到勾勒城市輪廓的作用。這些教堂沿着連接山頂的一條軸綫依次排開，構成城市的縱軸，在佈局和視覺上控制着整個城市。天主教堂塑造並彰顯澳門早期城市的空間格局和整體特徵，構成澳門城市建設的重要節點，具有鮮明的城市識別意A 馬若龍（Carlos Marreiros）：《澳門的多元化建築風格和城市佈局》，張雨虹譯，《文化雜誌》（澳門）中文版第48期（2003年秋季刊），第18頁。 B 陳澤成：《從澳門城市建築看中西文化交流》，《文化雜誌》（澳門）中文版第46期（2003年春季刊），第140頁。 C 嚴忠明：《一個海風吹來的城市：早期澳門城市發展史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這“海”乃是地中海；這“風”則是歐陸風。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16陳才俊 \ 澳門與中國早期現代化萌芽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義。澳門作爲城市自誕生之日起，其空間結構便由以教堂爲中心的幾個教區或堂區組成，宗教活動構成城市社會活動的核心和市民精神生活的依託。故此，天主教堂乃是闡釋澳門歐洲城市空間特徵的重要載體和顯性標識。A天主教特倫托大公會議（Council of Trent，1545—1563）之後，教會革新運動催生出巴洛克（Baroque）文化和巴洛克虔敬形式。它們是典型的天主教文化，注重對感官的作用，以富麗堂皇的教堂建築、規模盛大的宗教儀式等爲顯著特徵。B特倫托大公會議舉行之際，正值耶穌會創立發展之時。耶穌會不但充當起特倫托大公會議精神的代言人，而且成爲會議理念的踐行者，尤其是在促進巴洛克建築風格的形成及其在歐洲和海外的傳播方面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澳門城市的建設就是巴洛克風格建築在遠東傳播的典型個案。葡萄牙是歐洲衆多國家中最早進行海外擴張者之一。在開闢東方航綫的過程中，葡萄牙人建造起一座座城堡和商站。這些城堡和商站有的最終演變爲城市，而且具有“葡萄牙人東方建築模式”的共同特點。葡萄牙建築史家亞歷山大·阿爾維斯·達·科斯塔（Alexandre Alves da Costa）指出：“在葡萄牙佔領的各個地區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們的城市從中世紀以來的形態特點，即自發組織的機體，或者更確切地說，一個偉大的人類群體之手所體現的堅強意志。在逆改革和巴洛克風格風行之時，教會確立其地位的歷史時刻出現了大量宏偉的宗教建築群，它們雖然也受到文藝復興運動和軍事用途關於理性和秩序方面的思想局限，但與當時城市建設的結構形式形成鮮明對照。”C耶穌會自創立之日起便極力開拓海外傳教事業，大力在傳教地區興建巴洛克式教堂。在其看來，巴洛克式教堂具有莊嚴高貴、氣勢宏偉、生機勃勃、富有動感、注重光效等特徵，是教會爲上帝的子民建造的人間天堂。這種教堂建築形態既主導着葡A 參見陳才俊：《“耶穌會風格”教堂與澳門城市空間早期建構》，《世界宗教文化》（北京）2021年第6期，第149頁。B 參見〔德〕彼得·克勞斯·哈特曼（Peter C. Hartmann）：《耶穌會簡史》，穀裕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26頁。 C 〔葡〕巴拉舒（Carlos Baracho）：《澳門中世紀風格的形成過程》，范維信、喻慧娟譯，《文化雜誌》（澳門）中文版第35期（1998年夏季刊），第45—46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17陳才俊 \ 澳門與中國早期現代化萌芽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萄牙的城市空間佈局，也決定葡萄牙人在海外所建殖民地城市的特點。A澳門城市空間的建構亦不例外。葡萄牙人入居澳門後，傳教士即刻着手建造教堂，並在教堂附近豎起欄杆，修建房屋，以此作爲宗教、生活和軍事的中心，形成最初的定居點。B教堂的問世促使澳門出現大的定居點，並逐漸形成完善的生活區域。葡萄牙人的住宅群慢慢在教堂周圍建立起來並向外輻射，形成澳門早期城市的雛形。C經過葡萄牙人兩百多年的建設，19世紀的澳門已經是一座充滿現代西洋文明的繁華富庶的東方商業貿易城市。19世紀中葉，英國來華傳教士施美夫（George Smith，1815—1871）曾這樣描繪澳門：“從海灣眺望，澳門的景色十分壯觀。此地乃中國對外國人開放的最令人愉悅的住所。在葡萄牙人控制的兩個世紀裏，澳門以教堂、塔樓和堡壘的建築群組呈現出歐洲城市的風貌。”D19世紀下半葉，法國法學家喬治·布斯凱（Georges Bousquet，1845—1937）亦談到自己對澳門的印象：“祗要一踏上陸地，就有一種感覺，仿佛剛纔走過的路程是四千法國古里（lieues），仿佛自己是忽然從中國到了歐洲。高處的景貌，像是法國南方的一個外省城市，街道空無行人，彎彎扭扭，有密密麻麻的房屋，有教堂，有修道院。”E至鴉片戰爭爆發前，澳門無論是城市規劃與建設、城市管理與運行，還是城市理念與文化，都充滿宗教改革以來的西方“現代性”色彩。它是一個明顯具有西方現代化特徵的商貿城市，與同時期封建帝制統治下的中國其他城市相較，無論是城市理念還是城市形態，均有天壤之別。A 參見嚴忠明：《一個海風吹來的城市：早期澳門城市發展史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7—29頁。B 參見馬若龍（Carlos Marreiros）：《澳門的多元化建築風格和城市佈局》，《文化雜誌》（澳門）中文版第48期（2003年秋季刊），第18頁。 C 參見陳澤成：《從澳門城市建築看中西文化交融》，《文化雜誌》（澳門）中文版第46期（2003年春季刊），第140頁。D George Smith, A Narrative of an Exploratory Visit to Each of the Consular Cities of China, and to the Island of Hong Kong and Chusan in Behalf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in the Years 1844, 1845, 1846,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847, p. 58. E 轉引自〔葡〕若熱·迪亞士（Jorge Dias）：《19世紀末葉之澳門：有關喬治·布斯凱〈當今日本〉某章雜記》，軍波譯，《文化雜誌》（澳門）中文版第7—8期（1989年），第74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18陳才俊 \ 澳門與中國早期現代化萌芽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二、現代市政體系與司法制度的建立15、16世紀，隨着歐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漸趨壯大，建立民主政治的要求不斷增強，於是歐洲出現脫離中世紀的政治民主制度。葡萄牙人入居澳門後，也根據歐洲政治文明形成的民主制度，結合澳門主權屬於中國政府的具體實際，嘗試通過民主選舉產生自治組織並建立市政管理體系。同時，由於中國政府很長時間疏於對澳門的管理，葡萄牙人還在澳門逐步建立並完善源自歐洲的“現代性”司法制度，形成由葡萄牙王室派遣、代表其利益的王室大法官和在澳門選舉產生的議事會普通法官爲主體的司法體制。（一）市政自治體系的建立澳門開埠未幾，便有成千上萬的葡萄牙人或葡裔血統外國人前來。最早入居澳門的外國人大多爲從事海上貿易的葡國商人。其後，隨着天主教傳教士及歐洲其他國家商人的到來，澳門人口迅速增至幾萬，甚至“不下數十萬”。A而澳門作爲一個新興的國際貿易港口城市，若要保障商業活動和社會秩序的穩定有序，就必須成立自治的管理機構，制定規範的市政制度。於是，葡萄牙人便按照他們已經建成的其他殖民城市的模式，在澳門建立具有自治性質的市政制度。這種市政制度是基於“地中海的城市共和國模式”B而建立的。葡萄牙人1557年入居澳門至1849年強占澳門，被視爲澳門市政治理的的早期階段。C大航海時代葡萄牙人不斷進行海上擴張，先後在非洲、印度、南洋、日本、中國等地建立殖民城市。葡萄牙人對這些城市的管治雖然“因地制宜”，但均以葡萄牙國內的城市管理制度爲基本準則，主要體現在議事會（Leal Senado）和仁慈堂（Santa Casa de Misericórdia）的建立。議事會是政府行政機構，仁慈堂是社會服務機構，兩者均爲葡萄牙國內及海外殖民城市運行與發展A 湯開建：《東亞國家的大航海活動及其與澳門的關係——以十五世紀末至十七世紀中葉爲綫索》，《南國學術》（澳門）2021年第1期，第141頁。 B Joel Serrão, Dicionário da História de Portugao, Lisboa: Iniciativas Editoriais, 1971, p.860；吳志良：《澳門政制》，澳門：澳門基金會，1995年，第11頁。 C 參見婁勝華、潘冠瑾、趙琳琳：《自治與他治：澳門的行政、司法與社團（1 5 5 3—199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48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19陳才俊 \ 澳門與中國早期現代化萌芽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的重要工具。議事會和仁慈堂成功地把誕生於歐洲的城市治理制度移植到異國政治文化之中，在葡萄牙的海外擴張及殖民地建設方面發揮過重要作用。其在澳門的發展亦爲如此。中國自明朝開始在澳門設置“守澳官”，負責維持該地社會治安等事宜。葡萄牙人入居澳門後，“守澳官”雖對葡人有監督管理之責，但基本不干涉葡人內部事務。直至1744年，清朝政府“在前山正式設立廣州府澳門海防軍民同知”，對澳門的管理進一步加強，然而對葡人仍影響甚微。A葡萄牙人入居澳門後，很快根據葡國的市政治理經驗，通過民主選舉成立自治組織，行使市政內部事務的管理職責。這個自治組織就是議事會。葡萄牙的市政制度形成於16世紀初，核心即議事會。議事會的主要職責是：“監督市政和公共土地的分配和租賃；評估徵收市政稅款；確定各種商品和供應品的銷售價格；向街頭攤販、叫賣小販等發放許可證，並檢查其商品質量；維護道路、橋樑、噴泉、監獄和其他公共工程；規範公共假期和遊行集會，且負責城鎮治安及公共衛生與健康。”B葡人入居澳門不久，即成立具有自治性質的駐地首領委員會。這一機構便是澳門議事會的雛形。1562年，居澳葡人第一次對駐地首領委員會進行選舉。1583年，澳門議事會正式誕生，成爲有選舉權的澳門居民在王室大法官監控下投票選舉出的“自治”政體。議事會成員則由享有表決權的澳門居民選舉產生。澳門議事會由葡萄牙商人主導成立，其理論根據或最初模型源自地中海城市共和國的組織形態，所以具有明顯的“商人共和國”特徵。C至鴉片戰爭前，澳門議事會漸趨發展成爲具有現代意義的市政自治管理機構。伴隨葡萄牙人的海外擴張，衆多商人、海員及軍人歿於航海途中或客死異國他鄉，遺留下需要照顧的寡婦或孤兒。於是，天主教會慈善救濟機構仁慈堂應運而生。澳門仁慈堂創建於1659年，其初衷是“幫助那些靠自己卑微的謀A 參見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二卷（清前期 1644—1759），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36—937頁。 B C. R. Boxer, 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1415-1825, London: Hutchinson & Co. (Publishers) Ltd., 1969, p. 276. C 參見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1998年，第51—52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20陳才俊 \ 澳門與中國早期現代化萌芽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生手段不足以維持衆多家口生計的人，解除臥病在床的有身份人士的痛苦，幫助那些不願到海外領取救濟金的人，以及撫養孤兒和棄兒”。A澳門仁慈堂又稱“慈善兄弟會”（簡稱“兄弟會”），名稱本身就準確形象地呈現出慈善性質和組織特點。仁慈堂主要設立三個機構：一家專門接收葡萄牙人的醫院（即貧民醫院，Hospital de Pobres），一家麻風病院（Depósito de Pac Sa Lan），一家收容棄嬰的孤兒院。貧民醫院的宗旨是直接服務澳門葡萄牙人中之“鰥寡䒖獨”和“有疾不能自療者”；B麻風病院主要贍養和安置“麻風廢疾孤貧無靠者”；C育嬰堂則爲解決澳門的棄嬰而設立。另外，澳門仁慈堂的社會服務不僅局限於救助與施捨，還體現在通過資金借貸等方式支持百姓從事商業貿易活動，防止有人陷入貧困。議事會是葡萄牙海外城邦制度的管治核心，仁慈堂則是其城邦制度管治的輔助機構。在葡萄牙對亞洲殖民初期，議事會和仁慈堂掌控着殖民地的絕大多數領域，是維繫殖民地的權威機構。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博克塞（Charles Ralph Boxer，1904—2000）指出，“議事會和仁慈堂以不同的方式爲葡萄牙社會的各個階層提供了一種代表形式和庇護所。對這兩個機構的研究表明，它們做的好事遠遠超過其成員偶爾的人性缺陷”。D另外，從某種程度而言，仁慈堂從屬於議事會。澳門的情況亦與其他葡屬殖民地相同。可以說，議事會和仁慈堂是明清時期澳門市政治理體系的重要保障。（二）西方司法制度的建構澳門開埠後，葡萄牙人爲保障自身商業活動和社會生活的有序進行，開始建立自己的司法制度。這一制度的建立既以葡萄牙的國家法制體系爲藍本，A 〔瑞典〕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早期澳門史》，吳義雄、郭德焱、沈正邦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年，第52頁。 B ［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校註》，趙春晨校註，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第150頁。 C 《澳門同知鐘英爲批覆原稟前山營遊擊拆毀發瘋寺山坡房屋事下判事官眉額帶曆諭》，劉芳輯，章文欽校：《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年，第9頁。 D C. R. Boxer, 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1415-1825, p. 295.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21陳才俊 \ 澳門與中國早期現代化萌芽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又採取與葡萄牙中央政權相對獨立的殖民地自治管理模式。其具體形式，一是司法制度的建立，二是法律體系的建構。澳門司法制度的建立主要體現於總督司法權的確立和法官職責的認定。總督制是葡萄牙人在澳門經營半個多世紀後推行的一種管理制度。澳門總督由葡國政府任命，其法定權力相當廣泛，掌管一切政治、經濟、民政、軍事等事務。1623年7月17日，澳門首任總督弗蘭西斯科·馬士加路也（D. Francisco de Mascarenhas，1623—1626年在任）抵埠履職，負責所有公共資金的使用，維護社會治安，穩定與中國人及其他外國人的和睦關係，決定軍事行動。A後來，總督的權力不斷擴大，還掌握部分司法權。葡萄牙在向征服地派出總督的同時，一方面委派王室大法官，另一方面在征服地選舉普通法官，以建立自治性質的司法體系。1580年，澳門開始設立王室大法官制度。王室大法官乃葡萄牙司法機關向澳門行使司法職能的首要司法執行者，具體職責爲：一是協助總督行使司法管轄權，二是依總督授權單獨審判輕微罪案，三是查辦民事案件。B該制度歷經257年，至鴉片戰爭前的1837年被廢除。1583年，澳門議事會第一次選舉政府和司法官員，選出兩名擁有民事及刑事審判權的普通法官（juíz ordinário）。普通法官的主要職責爲“執行議事會的命令，以這些命令與已有的規章和法律不相違背爲前提”。C另外，爲幫助管理客死異鄉的葡國商人、海員及軍人孤兒的財產，葡人還於16世紀80年代在澳門設立孤兒法官（juíz dos órfãos）。孤兒法官是葡萄牙早期的一種特殊執法職位，旨在讓專門的司法人員代管孤兒的財產。澳門各類法官的設置，不僅使澳門享有與葡萄牙國內相似的民事事務自主權，而且賦予澳門居民自治及選舉政府、司法官員的權力，充分顯示出其司法理念的“現代性”。葡萄牙人在澳門形成司法自治體制的同時，也在澳門推行西方的法律體系。1580年，葡萄牙王室開始在澳門實施葡國的司法管理。自此以後，澳門的法律主要以葡萄牙法律體系爲基礎。1820年葡萄牙實行君主立憲制，在1822年A 參見〔瑞典〕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早期澳門史》，第78頁。 B 參見吳志良：《澳門政制》，第17頁。C 〔瑞典〕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早期澳門史》，第59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22陳才俊 \ 澳門與中國早期現代化萌芽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頒佈的第一部憲法中正式將澳門列爲“海外殖民地”，確定葡萄牙的法律適用於澳門。1836年，葡萄牙在澳門改設按察使（Procurador），實行地區大法官制。至鴉片戰爭前，澳門的法律由葡萄牙法律、葡萄牙爲澳門制定的法律、澳門立法機構自己制定的法律三個部分組成。葡萄牙法律由葡國司法機關制定，有《葡萄牙憲法》（Constituição da República Portuguesa）、《葡萄牙國籍法》（Lei da Nacionalidade Portuguesa）、《葡萄牙刑法典》（Código Penal Português）、《葡萄牙民法典》（Código Civil Português）、《葡萄牙民事訴訟法典》（Código de Processo Civil Português）、《葡萄牙商法典》（Código Comerical Português）等。這些法律都適用於澳門。葡萄牙爲澳門制定的法律，即葡萄牙主權機關專門爲實施對澳門的管治、而澳門又無權立法的事項而制定的法律，如《澳門組織章程》（Estatuto Orgânico de Macau）、《澳門司法組織綱要法》（Lei de Bases da Organização Judicária）等。A無論從內容到形式，澳門的法律制度都表現爲鮮明的葡萄牙風格，在法律結構、法律體系、法律淵源及法律實施等方面均具有明顯的歐洲大陸法傳統。葡萄牙實行君主立憲制後吸納法國、德國民法思想而建立起來的法律制度，是典型的現代民法體系，其在澳門的移植乃是西方現代法律思想與精神在中國的最早傳播。三、現代科學、醫療與教育的移植1543年，波蘭數學家、天文學家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的著作《天體運行論》（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出版，標誌着歐洲科學革命的開啟。幾乎同一時間，天主教新興修會耶穌會因回應宗教改革而誕生，在歐洲廣泛開辦學校，大力發展教育。16至17世紀，歐洲的天文學、物理學、生物學、化學、醫學等領域出現顛覆性的思想變革，並形成現代科學的基本理論體系。與此同時，歐洲的教育逐漸世俗化，成爲現代科學的傳播工具。16世紀中葉至鴉片戰爭前，西方傳教士（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A 參見〔葡〕葉士朋（António Manuel Hespanha）：《澳門法制史概論》，澳門：澳門基金會，1996年，第47—49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23陳才俊 \ 澳門與中國早期現代化萌芽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先後將西方科學革命、政治革命和工業革命的最新成果傳播到澳門，使澳門成爲西方科學、醫療、教育在東亞的最早傳播之地與中轉樞紐。（一）現代西方科學的傳入16世紀中葉，與歐洲商人結伴而至的天主教傳教士，尤其是耶穌會士，將西方科學革命的最新知識傳播到澳門。他們在澳門最先傳入且影響最大的是歐洲的天文學和地理學，其次是大量的科學著作，再次是先進的科學技術。葡萄牙人獲准入居澳門後，很快推行歐洲的儒略曆（Julian calendar）作爲曆法計時標準。儒略曆是羅馬共和國獨裁者蓋烏斯·儒略·凱撒（Gaius Julius Caesar，前100—前44）公元前45年推行的曆法，廣泛使用於15、16世紀的歐洲。1582年，教宗格里高利十三世（Pope Gregory ⅩⅢ，1502—1585）頒佈新的曆法，於是，澳門又實行羅馬教廷的格里曆（Gregorian calendar）。鴉片戰爭前，澳門一直是西方傳教士入華傳教的中轉站。明末清初來華的天主教傳教士中，耶穌會士所占比例相當高。由於耶穌會高度重視教育，所以來華耶穌會士均爲知識淵博的飽學之士，諳熟現代西方科學。他們之中，尤以天文曆法專門人才居多。據湯開建統計，“鴉片戰爭之前，進入澳門居停或者居住的傳教士天文學家共有109位”；“這是一支極具規模的天文學家隊伍。”A這些傳教士天文學家在澳門或從事科學研究，或進行科學教學，無疑對澳門天文學的傳播與實踐影響甚巨。隨着歐洲天文學家大規模進入澳門，澳門的學校便開設天文學和數學課程。到18世紀，歐洲的天文學和數學在澳門的世俗社會傳播甚廣，以至於19世紀生活在澳門的西方人熱衷於科學觀察，觀測澳門的氣候、颱風、地震以及日月星辰等天文現象，爲澳門的天文學發展提供寶貴的數據資料。“地理大發現”時代的到來，也使現代地理學的發展走向輝煌。隨着越來越多的耶穌會天文學家和地理學家抵達澳門，地理學知識在澳門得到廣泛傳播與普及。兩位意大利耶穌會士——1579年抵達澳門的羅明堅（Michele A 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730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24陳才俊 \ 澳門與中國早期現代化萌芽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Ruggieri，1543—1607）和1582年抵達澳門的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是現代地理學在中國傳播的奠基者。他們十分關注搜集中國地圖資料，先後運用西方地理學知識與測繪技術繪製中國地圖。利瑪竇“是用中文繪製世界地圖的第一人”；羅明堅“是用西文製作中國地圖集的第一人”。A利瑪竇更被視爲“西方地理學家中向中國介紹世界地理的第一人”。B他以澳門爲基地，將世界地圖、“五大洲”“地圓說”等世界地理知識輸入中國，向國人介紹與傳統華夷秩序截然不同的新世界圖景，引發國人世界觀的改變。1582年，西方人在澳門繪製出比較精確的澳門地圖。17世紀以後，西方人更在澳門製作出的較爲詳細的澳門軍事要塞圖。明末清初，澳門不僅是向中國介紹世界地理學知識的唯一入口，而且是向歐洲介紹中國地理學知識的僅有出口。至鴉片戰爭前，西方人繪製的中國地圖在澳門已比較常見。人們甚至可以在澳門的街道和商店隨便買到這些地圖。明末清初，天主教傳教士來華之時，正值歐洲科學革命如火如荼之際，諸多嶄新的科學思想及科學技術著作問世，入華傳教士遂將大量的歐洲書籍帶來澳門。雖然這些書籍主要爲傳播福音的宗教讀物，但也有許多是科學知識及技術方面的著作。利瑪竇是最早攜帶科技書籍至澳門的耶穌會士。到16世紀末，歐洲書籍傳入澳門的數量已爲數不少，以至於1594年耶穌會創辦的澳門聖保祿學院（Colégio de São Paulo de Macau）建成擁有上下兩層大房子的圖書館。據比利時學者高華士（Noël Golvers）統計，至18世紀中葉，澳門聖保祿學院“圖書館和其他藏書共計約4,200冊”，C其中包括數學、醫學、植物學等當時最新的科學書籍。1620年，耶穌會士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1577—1628）將自己從歐洲收集的約7,000冊書籍運抵澳門。這批書籍中，有A 關於羅明堅與利瑪竇繪製中國地圖的史實，宋黎明有詳實考證與細緻論證。參見宋黎明：《中國地圖：羅明堅和利瑪竇》，《北京行政學院學報》（北京）2013年第3期，第112—119頁。 B 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第737頁。 C 參見〔比〕高華士（Noël Golvers）：《17—18世紀澳門耶穌會在中歐書籍流通中的角色：以西式藏書爲中心》，李慶譯，《澳門研究》（澳門）2012年第4期，第131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25陳才俊 \ 澳門與中國早期現代化萌芽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大量歐洲科學革命的最新成果。A18世紀末19世紀初，基督新教國家的商人和傳教士陸續抵達澳門。他們普遍文化水平很高，先後在澳門開設圖書館，創辦圖書翻譯與出版機構，傳播西方工業革命時期的最新科技成果。1806年12月，英國東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在澳門建立圖書館。據1832年的統計，該館藏書種類約1,600種、4,000冊左右。B1834年底，在廣州和澳門的歐美基督新教傳教士倡導成立“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亦稱“中國益智會”），展開科學技術知識著作的翻譯、撰寫與出版，產生過較大的社會影響。這些著作主要在澳門印刷。C澳門開埠至鴉片戰爭前，西方傳入的科學技術以及科技產品可謂豐富多彩，琳琅滿目。這其中，重要者有築城、造船、鑄炮、印刷等西方科技以及機械鐘錶、測量儀器、望遠鏡、顯微鏡、地球儀、寒暑表、八音盒等西洋工藝。16世紀中葉，歐洲的築城技術歷經數百年演變，已從傳統的城堡型防禦結構轉變爲要塞型設防體系。耶穌會士進入澳門後，歐洲的築城技術亦隨其傳入。葡萄牙人對澳門城市的建設，從一開始就着眼於運用歐洲鑄城技術修建要塞型設防工程。1568年，葡國商人協助明朝政府擊敗海盜曾一本，借機鼓吹澳門修建自衛工事的必要，爲建築城牆找到藉口。於是，在主持澳門教務的葡萄牙籍耶穌會士賈耐勞（D. Melchior Carneiro Leitão，1516—1583）主教及其他耶穌會士的支持下，中國及日本巡航首領特里斯藤·瓦斯·達·維A 方豪對金尼閣運抵澳門的7,000冊書籍有詳細考證。參見方豪：《明季西書七千部流入中國考》，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9年，第39—54頁。 B “Literary notices,”in Chinese Repository, Vol. Ⅳ, No. 2, June 1835, p. 97. C “First Report of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 with the minutes of the first annual meeting, held at Canton, October, 19th, 1835,” Chinese Repository, Vol. Ⅵ, No. 8, December 1835, pp. 354-361; “Second Report of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 read before the Members of the Society on the 10th of March, at 11 A. M., in the American Hong, No.2,”in Chinese Repository, Vol. Ⅴ, No. 11, March 1837, pp. 507-513.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26陳才俊 \ 澳門與中國早期現代化萌芽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加（Tristão Vaz da Veiga，1537—？）下令在澳門“建一道土坯圍牆”。A澳門的築城歷史自此開始。利瑪竇深諳築城之術，在澳門居住期間則不失時機地施展自己這方面的一技之長。B另一位意大利耶穌會士高一志（Alfonso Vagnone，1566—1640）堪稱築城專家。他因“南京教案”（Nanjing Church Incident）而於1618至1624年留居澳門期間，正值澳門築城進入高峰時期，亦對澳門的築城工程進行過技術指導。經過一個世紀左右的建設，澳門初具城市規模。由於築城技術充滿歐洲設計與工藝，所以澳門恰似一座從歐洲整個遷移到遠東的地中海風格城市。葡萄牙能夠成爲大航海時代的海洋強國，無疑得益於其先進的造船技術。船舶是從事海上貿易的首要工具，所以，葡萄牙人在澳門立足之後，便很快發展船舶製造及維修工業。故此，造船成爲澳門最古老的工業之一。澳門早先製造的船隻是當時獨一無二的船種——Lorcha船。這種船由中式船體和西式帆篷組合而成，製造過程中不僅運用葡人自己的造船技術，也吸納廣東本地的傳統技藝。因爲它的帳篷是綠色的，所以中國沿海居民稱其爲“綠殼船”。C同時，葡萄牙人結合中葡造船技術建造一種三桅槳帆船。後來，他們還在澳門建造大型船舶。雖然明朝和清朝政府均對葡人的船舶製造有嚴格的管制，但澳門的造船工業卻一直存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歐美基督新教國家商人到澳門經商，或在廣州貿易結束後赴澳門居住。他們也在澳門設立造船廠。如美國商人劉易斯·漢密爾頓（Louis Hamilton）19世紀30年代在澳門居住時，便開辦過一家造船廠，還爲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建造過“哈里特號”A 〔葡〕加斯帕爾·福魯圖奧佐（Gaspar Frutuoso）：《懷念故土（第二篇手稿）》（Livro Segundo Das Saudades da Terradas），范維信譯，《文化雜誌》中文版（澳門）第31期（1997年夏季刊），第123頁。 B 利瑪竇曾在北京向明末科學家、農學家、政治家、天主教徒徐光啟（1562—1633）傳授歐洲的築城之法。由此推測，他在澳門期間很可能指導過葡萄牙人的築城工程。 C 參見朱汝略、奚永寬編著：《浙東軍事蕪史》上卷，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41—42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27陳才俊 \ 澳門與中國早期現代化萌芽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Harriet）鴉片船。A鴉片戰爭前，歐美一些先進的造船技術已常見於澳門。早在16世紀初，葡萄牙就以精良的鑄炮技術聞名於世。1557年，葡萄牙人入駐澳門當年，就在半島東部建起一座造炮工廠，引進歐洲先進的鑄炮技術。據1914年6月8日《外交部收政務司說貼》記載：“一千五百五十七年，中政府方准葡人建設工廠於該島之東，即今之南環。此爲葡人在澳門行建築之始。”B1625年，葡印總督派遣曼努埃爾·塔瓦雷斯·博卡羅（Manuel Tavares Bocarro）抵達澳門，負責鑄造澳門建築城臺及其他工程所需要之大炮。“博卡羅鑄炮廠”在存續的近150年間，生產的優質火炮在歐亞兩洲均影響甚巨。據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1759—1835）記載，澳門鑄炮廠不僅製造火炮，還生產炮彈、火藥。“他們自己製造火藥，鑄造槍炮。在南灣炮臺附近，西南部圍牆裏面，他們製造火藥，並從1639年開始，將其存放在大炮臺。”龍思泰還稱，“直到18世紀初，澳門仍有很好的鑄炮技術”。C澳門鑄炮廠生產的西洋大炮陸續運進中國內地，不僅可供內地仿製生產，而且帶來先進的鑄炮技術。D耶穌會士在遠東傳教時，發現中國和日本仍以雕版印刷作爲主要印刷方式，遂將15世紀德國人古騰堡（Johannes Gutenberg，1397—1468）發明的鉛版活字印刷術引進到遠東。1588年8月11日，從歐洲返回的日本“天正遣歐少年使節團”（Tenshō Embassy）抵達澳門。使節團從歐洲帶回一台西式鉛活字印刷機。在等待季風期間，耶穌會遠東觀察員（Visitor）范禮安（Alexandre Valignano，1538—1606）將該印刷機安置於聖保祿學院，創辦澳門第一家西A “Foreign Residents in China: alphabetical list persons; list of commercial houses and agents; to which are added a list of the Portuguese authorities in Macao, the name of foreign consuls, and of the hong merchants and linguists,” Chinese Repository, Vol. Ⅴ, No. 1, December 1836, pp. 426-432.B 楊翠華主編：《澳門專檔》第四冊（民國元年——民國七十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第82頁。C 〔瑞典〕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早期澳門史》，第37頁。D 關於明末清初西洋大炮在中國內地的製造與生產，黃一農有詳盡考證。詳見黃一農：《紅夷大炮與明清戰爭》，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28陳才俊 \ 澳門與中國早期現代化萌芽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式印刷所。A澳門聖若瑟修院（Seminário de São José）成立後，亦從歐洲購回一台印刷機及一套活字模型，並在修院內設立印刷所。據1834年《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記載：“在澳門，有一家與聖若瑟修院關聯的葡萄牙印刷廠。它裝備了一套漢字活字。”B基督新教傳教士來華時，更是大力展開文字佈道事工，所以積極在澳門創辦印刷所。他們在創辦印刷所的同時，也把西方最新的印刷技術引進澳門。1814年9月，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澳門設立印刷所。首位新教來華傳教士、英國倫敦傳教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參與了其中的重要工作。此時，“在澳門已經建立了一所製造錫塊的工廠”，C專門鑄造金屬活字。1826年9月，馬禮遜從歐洲攜帶一台石印機回澳門，將這項新技術應用於中文印刷。石版印刷係德國人阿洛伊斯·塞內菲爾德（Alois Senefelder，1771—1834）發明。1832年11月，馬禮遜還在澳門創立“馬禮遜英式印刷所”（Morrison’s Albion Press）。D1835年12月，美國海外傳教委員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亦譯“美國公理會差會”，俗稱“美部會”）將美國傳教士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負責的廣州印刷所遷至澳門，並借助澳門英國東印度公司原有的印刷設備與技術，開展印刷活動。E鴉片戰爭後，新教傳教士在澳門開設的印刷所陸續搬遷到香港以及內地通商口岸，開啟新的印刷事業，極大地推動中國印刷技術的現代化。此外，西方傳教士還將帶到澳門的機械鐘錶、測量器具、望遠鏡、顯微鏡、地球儀、寒暑表、八音盒等現代西方科技成果與工藝傳入中國內地，向中國人傳播其製造技術，爲19世紀中葉中國的科技現代化奠定了基礎。A 參見李向玉：《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133—138頁。B “Literary intelligence,”in Chinese Repository,Vol. Ⅲ, No. 1, May 1834, p. 44. C 〔英〕克拉克·阿裨爾：《中國旅行（1816—1817）：阿美士德使團醫官筆下的清代中國》，劉海岩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16頁。 D 關於馬禮遜在華從事印刷出版事業，蘇精有詳盡考證與精深研究。參見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0年，第11—53，79—111頁。 E Frederick Wells Williams,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Ll.D.: Missionary, Diplomatist, Sinologue, New York and London: G. P. Putnam’s Sons, 1889, pp. 80-81.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29陳才俊 \ 澳門與中國早期現代化萌芽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二）現代西方醫學的引進基督宗教自其創立即有“救贖”“拯救”世人靈魂與肉體的意旨，西方醫學的形成和發展亦始終與基督福音的傳播密切相關。在基督宗教信仰中，佈施行善乃是基督徒靈修成長之德行，扶危濟困則是基督徒靈魂得救之途徑，所以教會素有興辦醫院的傳統。現代西方醫學是文藝復興時期歐洲學者否定古希臘醫學之後發展起來的全新醫學體系。1543年，比利時解剖學家安德雷亞斯·維薩里（Andreas Vesalius，1514—1564）的著作《人體的構造》（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出版，被視爲現代醫學誕生的重要標誌。現代西方醫學進入澳門，則歸功於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傳入。1569年，賈耐勞主教下令在澳門建立一家慈善機構和兩家醫院。慈善機構即仁慈堂，兩家醫院分別爲貧民醫院和麻風病院。澳門貧民醫院最初設在仁慈堂內，由天主教修士負責管理，大約於1731年搬遷異地重建。該醫院主要收治葡萄牙疾病患者，也收容葡人中的鰥寡䒖獨者和無家可歸者。《澳門記略》載：“凡夷人鰥寡䒖獨，有疾不能自療者，許就廟醫，其費給自支糧廟。”A“支糧廟”即華人對仁慈堂之稱呼。另外，該醫院也給華人治病，但華人患者必須是居住在澳門城內且加入教會之天主教徒。可見，該醫院具有鮮明的天主教慈善性質。B澳門貧民醫院雖然宗教色彩頗濃，重在慈善收容，卻是現代西方醫學進入澳門乃至中國之始。貧民醫院不僅是澳門的首家西式醫院，而且是中國境內出現的第一家西式醫院，對中國醫學現代化具有開創性的意義。明清時期，廣東地區麻風病高發，華人患者爲數衆多，處境堪憂。賈耐勞抵達澳門不久，既出於拯救世人靈魂與肉體之道義，亦爲防止麻風病傳染給澳門的葡萄牙人，所以很快創建麻風病院。該院最初設於貧民醫院內的專門隔離區，後爲防止傳染其他病患，很快搬遷至其時尚屬澳門城外的天主教堂聖拉A ［清］印光任、［清］張汝霖：《澳門記略校註》，第150頁。 B Isabel dos Guimarães Sá, “Charity, Ritual, and Business at the Edge of Empire: The Misericórdia of Macau,” in Liam Matthew Brockey, ed., Portuguese Colonial Cities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Farnham, UK: Ashgate, 2008, p. 168.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30陳才俊 \ 澳門與中國早期現代化萌芽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匝祿堂（Igreja de São Lázaro）A附近。聖拉匝祿堂因收養麻風病人，故又稱爲“發瘋寺”。B澳門麻風病院是廣東乃至中國境內出現的第一家麻風病院，按照羅馬天主教慈善模式管理，是一家完全的慈善救助機構，存續300餘年。天主教的神職人員，尤其是耶穌會士，均受過高等教育，其中許多人還學過醫學，所以，他們遠赴海外傳播福音的時候，爲了感化當地平民百姓，會對社會進行醫療服務。比如，耶穌會、方濟各會都在澳門開辦過診所和藥房；大量傳教士醫生參與澳門慈善機構的醫療工作。另外，在教會醫療事業的影響下，澳門政府也開辦公共醫療事業。1676年，澳門議事會聘請一名外科醫生出任“政府醫生”爲居民進行醫療服務，標誌着澳門世俗化公共醫療事業的誕生。1723年，議事會通過決議使“政府醫生”制度化，並逐步完善執行政府醫療事業政策的制度。C1807年，英國倫敦傳教會傳教士馬禮遜抵達澳門，開啟基督新教19世紀在中國的傳播。醫療傳教是新教傳教士在華傳教的重要方法之一。傳教士爲獲得中國人的好感，運用現代西方醫學技術爲中國人治病施藥，以實現傳教目的。馬禮遜雖非專職醫療傳教士（medical missionary），但他來華之前曾經學習過醫學知識，所以成爲在華醫療傳教的首創者。1834年，美國海外傳教委員會傳教士伯駕（Peter Parker，1804—1888）抵達澳門，成爲基督新教首位來華醫療傳教士。從馬禮遜抵達澳門到伯駕等人創辦的澳門醫院鴉片戰爭後關閉的30餘年間，新教傳教士先後在澳門參與開辦過多家西式醫療機構。其中，1820年，馬禮遜與英國東印度公司醫生約翰·李文斯頓（John Livingston，1770—1829）一起在澳門開設一家小型診所，免費爲貧困華人治病。D1838年，已在廣州A 聖拉匝祿堂因供奉“聖母希望之神”，故被華人稱爲“望德堂”“望人寺”。B 參見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一卷（明中後期 1494—1644），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7—148頁。C 關於澳門公共醫療事業的誕生及“政府醫生”政策的制度化，湯開建有細緻考證與全面闡述。詳見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第999—1003頁。D William Warder Cadbury and Mary Hoxie Jones, At the Point of A Lancet: One Hundred Years of the Canton Hospital, 1835-1935,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1935, p.13.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31陳才俊 \ 澳門與中國早期現代化萌芽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創建眼科醫院的伯駕，在新成立的“中華醫務傳教會”（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的支持下，在澳門開辦一家醫院。A另外，新教傳教士還不同程度地參與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澳門的醫療服務。如，1827年，東印度公司醫生郭雷樞（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1796—1879）在澳門開設一家診所，利用空餘時間免費爲澳門及附近地區的貧苦華人治病，且專注於治療華人常見的眼科疾病。B1834年，東印度公司建成一家專爲船員服務的海員醫院。C這兩家醫療機構都有新教傳教士參與。基督新教傳教士在澳門開辦的醫院，一是面向整個澳門社會和華南沿海開放，其開放程度遠遠超過天主教會及澳門政府的西式醫療機構；二是運用最新的現代西方醫療技術，其治療效果也明顯優於澳門其他西式醫療機構。至鴉片戰爭前，澳葡政府、教會及社會相互合作，形成了相當完整的現代西方醫療體系。（三）現代西方教育的植根中世紀後，羅馬教廷不僅以其獨特的教育方式形塑基督宗教世界的文明，而且長期主導歐洲教育的整個發展。特別是耶穌會，創辦伊始即非常重視教育，興辦大量學校，成爲現代西方教育起源與發展的重要力量。除此以外，耶穌會士還通過在葡萄牙海外殖民地創辦各類學校，壟斷殖民教育。宗教改革後，基督新教同樣在全球範圍廣泛發展教育。天主教和新教傳入澳門時，均積極推行現代西方教育。澳門開埠後的西式教育主要分爲兩類：一類是天主教教育。19世紀初基督新教傳入澳門之前，天主教教育主導整個澳門教育，幾乎是澳門教育的全部。另一類是基督新教教育。澳門的基督新教教育主要出現於19世紀三四十年代，也就是鴉片戰爭前幾年，雖然存續時間較短，學校規模不大，但對現代西方教A Edward V.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72-73. B A Philanthropist, A Brief Account of an Ophthalmic Institution, during the years 1827, 28, 29, 30, 31, 32 at Macao, Canton: 1834, pp. 11-12. 此“A Philanthropist”實爲瑞典商人及歷史學家龍思泰。 C 關於英國東印度公司海員醫院的創辦，詳見蘇精：《英國東印度公司與西醫來華》，蘇精：《西醫來華十記》，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第26—34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32陳才俊 \ 澳門與中國早期現代化萌芽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育的引進卻超過澳門天主教教育。1571年，耶穌會士“在其住宅旁創辦了澳門第一所學校”“教授閱讀和書寫拉丁文”，A以培養遠東天主教傳教士。此校乃一所讀寫學校（Escola de Ler e Escrever）。1594年，耶穌會創辦澳門聖保祿學院後，將讀寫學校變爲學院的“小學部”。澳門聖保祿學院無論是教學體制、師資結構，還是教學內容、課程設置等，均對澳門現代教育產生過重要而深刻的影響。B1728年，耶穌會在澳門創辦聖若瑟修院。C該院分爲三個發展時期：一是耶穌會管理時期：1728—1762；二是法國遣使會（Congregatio Missionis）管理時期：1784—1856；三是教區司鐸與耶穌會管轄權多次轉換時期：1857年後。D澳門聖若瑟修院創辦的目的是招收本地學生入讀神學，但客觀上卻對澳門教育事業的發展貢獻良多。此外，除了耶穌會，其他各天主教修會也在澳門開辦過各種修院教育機構。繼1807年英國倫敦傳教會馬禮遜來到澳門後，美國海外傳教委員會、美南浸信會（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美國長老會（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等西方基督新教差會接踵抵達澳門，展開傳教活動。鴉片戰爭前，新教傳教士在澳門開辦多所學校，將現代西方教育制度與教育方法引進澳門。新教傳教士在澳門創辦的第一所學校，是普魯士傳教士郭實獵（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與其第二任妻子、英國女傳教士瑪麗· 溫施娣（Mary Wanstall，1799—1849）於1835年開設的一所女校。EA 〔葡〕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小雨譯，澳門：澳門基金會，1994年，第17、26頁。 B 李向玉、戚印平分別對澳門聖保祿學院有較爲深入的研究。參見李向玉：《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戚印平：《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兼談耶穌會在東方的教育機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另見陳才俊：《澳門聖保祿學院與中國西式高等教育的開端》，《高等教育研究》（武漢）2003年第4期，第97—102頁。 C 參見〔葡〕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114頁。 D 參見葉農：《澳門教育發展史新輝煌：澳門聖若瑟修院始末初探》，《文化雜誌》（澳門）第71期（2009年），第53—73頁。 E Jessie Gregory Lutz, Opening China: Karl F. A. Gü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827-1852, Cambridge, U. K.: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p. 61.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33陳才俊 \ 澳門與中國早期現代化萌芽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該校不僅是中國近代西式教會教育之濫觴，而且成爲中國近代蒙童教育之發軔。1839年，因爲中英矛盾激化，郭實獵夫婦離開澳門，該校被迫關閉。郭夫人隨帶3位盲女前往美國。A1836年，在華外籍人士爲紀念首位來華新教傳教士馬禮遜，成立“馬禮遜教育會”（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以期“通過學校教育和其他手段，來改善並提高中國的教育”。B1839年11月4日，馬禮遜教育會在澳門創辦馬禮遜學校（Morrison School）。鴉片戰爭後該校遷至香港。C1839年2月，美南浸信會傳教士叔未士（Jehu Lewis Shuck，1812—1863）的夫人叔何顯理（Henrietta Hall Shuck，1817—1844）也在澳門開辦過一所規模較小的學校，收養教育貧民子女。D該校後來隨着美南浸信會傳教基地搬遷至香港而在澳門終結。雖然這些澳門的新教學校開辦時間不長，但其展開的教育活動對澳門現代教育乃至中國教育現代化均產生過深遠的影響。除了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創辦的學校外，澳門自18世紀70年代開始興辦公共教育，創辦各類職業學校，如航海學校、炮兵學校、商業學校等，培養專業人才。澳門的公共教育雖然出現較晚，但它以更加實用的辦學形式逐漸替代教會教育，最終促進和推動了澳門現代教育制度和教育體系的形成。結 語中國學者的現代化研究已逾四十載。關於中國現代化的源頭這一重大問題，學界迄今的“共識”仍爲：至少到鴉片戰爭纔出現最初萌芽。然而事實卻是，澳門自16世紀中葉開埠，便出現具備資本主義經濟成分和資本主義進步意識的“現代化因素”，爲中國早期現代化的萌芽播撒下了種子。A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09, p. 8. B “Proceedings relative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including the Constitution, names of the Trustees and members, with remarks explanatory of the object, of the Institution,” Chinese Repository, Vol. Ⅴ, No. 8, December 1836, pp. 373-381. C 張偉保對馬禮遜學校有比較全面的研究。詳見張偉保：《中國第一所新式學堂：馬禮遜學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 D Thelma Wolfe Hall, I Give myself: The Story of J. Lewis Shuck and His Mission to the Chinese, Richmond, VA: Thelma Wolfe Hall, 1983, pp.13-30.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34陳才俊 \ 澳門與中國早期現代化萌芽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1543年哥白尼《天體運行論》一書的問世，既標誌着歐洲科學革命的開啟，亦意味着歐洲現代化序幕的拉開。16世紀中葉，弘揚人文主義精神的文藝復興達到頂峰，發展新興資本主義的“地理大發現”方興未艾，重建基督信仰的宗教改革如火如荼，復興羅馬教廷的教會革新應運而生。這一切均爆發於歐洲，漸趨擴展至全球，觸發並開啟全球現代化運動。澳門開埠未幾，便緊隨歐洲的節奏，迅即成爲全球現代化在遠東最早同時也是最典型的樣本。此後，澳門一直與西方世界幾乎處於同一個頻道。澳門作爲全球現代化在遠東最早的實驗場，始於西方現代化的“主動”植入。16世紀中葉，以葡萄牙爲主的天主教國家將歐洲的資本主義經濟形態、城市文明、市政管理、司法制度、科學技術、醫療衛生、教育體系等傳播到澳門，爲中國早期現代化的萌芽奠定基礎。18世紀後期，以英國和美國爲主的基督新教國家再次將西方工業革命的最新成果移植到澳門，更進一步催生中國早期現代化的萌芽。西方現代化元素的進入，對澳門現代社會的構建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也正因爲此，澳門在鴉片戰爭前已發展成爲世界重要貿易港口城市。可以說，全球現代化成就了澳門，澳門也成爲全球現代化在東方的典範。明清之際，由於歐洲新興資本主義經濟的東漸與植根，澳門不僅成爲中國最早從封建自給自足自然經濟向現代自由市場經濟轉變的前沿之地，而且成爲中國最早對外開放的通商口岸，並成爲遠東地區最重要的國際商貿樞紐。澳門新興資本主義經濟的崛起與繁榮，迅速帶動珠江三角洲地區商品經濟與手工業生產的發展興盛，並逐漸由南向北激發中國農村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觸動明清時期中國經濟思想與經濟形態的轉型。與此同時，澳門作爲全球現代化的產物，是西方進入現代文明後與東方文明最早相遇的交匯點，參與並見證了“地理大發現”以來中西文化接觸與交流的全過程。西方的現代化思想與實踐在澳門得到充分的施展，並通過澳門向中國內地傳輸擴散，影響到中國的歷史發展和現代中國的形塑。事實證明，澳門開埠至鴉片戰爭前的280多年，正是中國早期現代化的萌芽階段。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35陳才俊 \ 澳門與中國早期現代化萌芽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澳門對中國早期現代化亦具有不可替代的的啟蒙意義。鴉片戰爭前，澳門既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溝通中西思想文化和經濟貿易，又是中國人觀察世界、開闊視野的重要窗口。西方的現代化思想與實踐伴隨澳門的開埠而進入、植根和發展，觸發中國知識精英對西方世界的好奇，產生“向西方學習”的衝動，進而開啟普通中國人的民智。所以，澳門在中國早期現代化觀念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發揮着獨特作用。然而令人遺憾的是，迄至今日，仍罕有中國學者洞穿鉤玄中國早期現代化進程中的“澳門因素”。即便有個別學者涉獵“澳門早期現代化研究”，亦僅着眼於“鴉片戰爭至1945年”。A此與西方學界很早便從全球現代化視閾闡釋澳門早期史難以同日而語。B故此，關於澳門與中國早期現代化萌芽這一命題，尚待中國學人鑿掘深耕，博考覃思。［責任編輯 張中鵬 沈曉鳴］A 此類研究，如查燦長著《轉型、變項與傳播：澳門早期現代化研究（鴉片戰爭至1945年）》（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另外，金國平、吳志良著《過十字門》（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4年）之“代前言”，對“澳門在中國近、現代化過程中的角色”有初步闡析。 B 代表著作如：C. R. Boxer, Fidalgos in teh Far East, 1550-1770: Fact and Fancy in the History of Macao,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848; Geoffrey C. Gunn, Encountering Macau: A Portuguese City-State on the Periphery of China, 1557-1999, Bouder: Westeview Press, 1996.
Macao praya and city, as seen from boa vista hotel（從海鏡酒店看澳門海濱和城區）/ 約1874
——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全球地圖中的澳門”項目藏 編者配圖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38譚樹林 \ 朝讀四書暮吟詩——羅明堅中文能力考述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In the Morning I Study the Four Books, in the Evening I Read Poems: Research on Michele Ruggieri’s Chinese Language SkillsTan ShulinAbstract: Michele Ruggieri was the first Jesuit to be allowed to preach in inland China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which benefited from his Chinese skills. However, Michele Ruggieri’s chief officer Alessandro Valignano and his young assistant Matteo Ricci insisted that Michele Ruggieri’s Chinese language skills were not good enough. Alessandro Valignano even used it as an excuse to send him back to Europe in 1588, so that he never visited China again. In fact, Michele Ruggieri showed great linguistic talent and learning ability at his young age, and was able to speak Chinese soon after arriving in Macao. The Dicionário Português-Chinês compiled by him is the first Chinese-Western language dictionary of the world. His work Tianzhu Shilu is the first Chinese work to interpret Catholic doctrine which was not only affirmed by Chinese literati at that time and widely spread, but also used Chinese to express the Catholic faith in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The Chinese poems he composed covered four categories, which were the first attempts by missionaries to preach Catholic doctrine in the form of poetry, and pioneered the creation of “catholic poetry”. As the first Jesuit to learn Chinese in China, Michele Ruggieri’s Chinese ability was not inferior or even superior to his Jesuit peers in China before 1588. He pioneered a number of firsts in the course of the Chinese mission. As the founder of Western Sinology, he is not overpraised for his achievements in spreading Western learning to the East and spreading Chinese Learning to the West.Keywords: Michele Ruggieri, Dicionário Português-Chinês, Tianzhu Shilu, Chinese Poems, JesuitsTan Shulin received his Ph.D. in history from Zhejiang University. He is now a professor and a doctorial supervisor at the school of history of Nanjing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lie in history of Sino-foreign relations and diplomacy. His major publications include Robert Morrison and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s, The Missionaries and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s,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Macao, A Study on American Missionary Peter Parker’s Activities in China(1834-1857), A Study on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1818-1872), etc.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39譚樹林 \ 朝讀四書暮吟詩——羅明堅中文能力考述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朝讀四書暮吟詩——羅明堅中文能力考述*譚樹林［摘 要］羅明堅作爲晚明最早獲准進入中國內陸傳教的耶穌會士，主要得益於其中文能力。然而，羅明堅的長上范禮安及其年輕助手利瑪竇堅稱羅明堅中文能力欠佳。范禮安甚至以此爲由，於1588年將羅明堅遣返回歐洲，使其未再踏跡中土。但事實上，羅明堅在年輕時就展現極強的語言天賦和學習能力，並在初到澳門不久後便能初通漢語。其編纂的《葡漢辭典》詞條豐富，是“第一部中西文字典”。他撰寫的《天主實錄》作爲第一部詮釋天主教教義的中文著作，首次在中國用中文表達天主教信仰，開創了天主教義在華傳播之先河，受到了當時中國文人的肯定並廣泛流傳。他創作的中文詩涵蓋了紀行詩、天主詩、講道詩、寓言詩四個類別，是晚明來華傳教士首次以詩歌形式宣揚天主教義的可貴嘗試，並開創了“天學詩”的創作。種種跡象顯示，羅明堅作爲來華耶穌會士中第一位學習中文者，其中文能力不遜於甚至要強於1588年前在華的耶穌會同儕。在用中文傳教的過程中，羅明堅還開創了多個第一。以他在西學東漸和中學西傳方面取得的成就，稱其爲西方漢學的奠基人，實非過譽之辭。［關鍵詞］羅明堅 《葡漢辭典》 《天主實錄》 天學詩 耶穌會*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宋黎明先生幫助翻譯了一些意大利文資料並提出修改建議。特此感謝！譚樹林，歷史學博士，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主要從事中外關係史、外交學研究。代表作有《馬禮遜與中西文化交流》《傳教士與中西文化交流》《英國東印度公司與澳門》《美國傳教士伯駕在華活動研究（1834—1857）》《英華書院研究（1818—1872）》等。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40譚樹林 \ 朝讀四書暮吟詩——羅明堅中文能力考述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羅明堅A（Michele Ruggieri，1543—1607）是意大利來華耶穌會士，也是晚明第一位成功進入中國內地並被允准居留的耶穌會士。他所以能夠如此，主要得益於其中國語文能力。據羅明堅1583年2月7日發自肇慶的信稱，1580年首次去廣州時，就是通過與一位明朝地方官員的幾次交談，博得了這位官員的讚許，破格答應了居住陸上的要求，並安排一所小房子供他居住。第二次進廣州時，又是藉語言能力博得海道副使的好感，“羅明堅的誠實和有學識的名聲有助於發展這種友誼……並且是一名不斷攻讀中國文獻的教師這一事實，更加增進了友誼”。B藉此，他還被安排住進暹羅國貢館。C還有一例，1582年3月，西班牙籍耶穌會士桑切斯（Alonso Sánchez，1551—1614）從馬尼拉起程，4月初漂流到福建沿岸，5月2日到達廣州，旋即被投入獄中，最終也是經羅明堅向當地政府請求纔獲釋放。D桑切斯由此感歎：“雖然進入中國的問題一如既往地受到限制和不順利，例如遭到那些看到和聽到這種嘗試的人的嘲笑。儘管如此，羅明堅還是在一些中國傭人的幫助下勤奮地學習漢語，而他在這方面的花費也使他如願得到回報。”E凡此種種，皆說明羅明堅與廣州當地官府的關係，而這種關係實際上憑藉的就是他的中文能力。然而弔詭的是，與羅明堅稔熟的兩位同會，一位是他的長上、時任耶穌會遠東教務視察員的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1539—1606），一位是A 馮承鈞譯本和梅乘騏、梅乘駿譯本均稱“北平（京）圖書館抄本作羅明鑒”，〔法〕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馮承鈞譯，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23頁；〔法〕費賴之：《明清間在華耶穌會士列傳（1552—1773）》，梅乘騏、梅乘駿譯，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區光啟社，1997年，第28頁。然翻檢費氏法文原書，卻未見此說，Louis Pfister, S. J., Notices Bi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 Chang-hai: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1934, tome I, pp. 15-21。方豪也提到“有一個抄本作‘明鑒’”，並且認爲“就‘明’字和‘複初’二字的意義來看，恐怕‘明鑒’比‘明堅’更恰當”，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上），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影印本，第65頁。但方豪並未指出抄本題名以及藏於何處。B 〔意〕利瑪竇、〔比〕金尼閣：《利瑪竇中國劄記》，何高濟等譯，何兆武校，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145頁。C 〔美〕霍華德·林斯特拉英譯，萬明譯：《1583—1584年在華耶穌會士的8封信》，任繼愈主編：《國際漢學》第2輯，鄭州：大象出版社，1998年，第255—256頁。D 〔法〕裴化行：《明代閉關政策與西班牙天主教傳教士》，沈毓元摘譯，中外關係史學會、復旦大學歷史系編：《中外關係史譯叢》第四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第264頁。E Albert Chan, S. J., “Michele Ruggieri, S. J.(1543-1607) and His Chinese Poems,”in Monumenta Serica, Vol. 41(1993), p. 130.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41譚樹林 \ 朝讀四書暮吟詩——羅明堅中文能力考述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1588年羅明堅返回歐洲之前擔任其助手的年輕的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卻堅稱羅明堅的中文能力不行。范禮安1588年11月26日致耶穌會總會長函中提到讓羅明堅返回歐洲的理由，其中之一即“他中文發音不好”。A利瑪竇在晚年的回憶錄中也兩次提到羅明堅的中文能力不好：一是述及1586年羅明堅與麥安東（Antonio d’Almeida，1556—1591）一同前往紹興傳教時說：“他們什麼也幹不了，因爲兩個神父都不懂中國語言”；B另一處是解釋范禮安遣返羅明堅回歐洲的原因時，利瑪竇說：“羅明堅神父已經老了，又學不會中國語言，（范禮安）選擇這個良機讓他返回歐洲。”C那麼，羅明堅的中文能力究竟如何呢？讓我們逐步分析。一、羅明堅的學習能力羅明堅於1543年出生於意大利那不勒斯的斯皮納佐拉城（Spinazzola），天資聰慧且極具語言天賦。說他天資聰慧，是因爲他年齡不大即獲得那不勒斯大學民法和教會法（ecclesiastical law）兩種博士學位。關於他獲得博士學位的具體時間，史料沒有明確記載。但有一點可以確知，羅明堅在獲得博士學位後，在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Philip Ⅱ of Spain，1556—1598）統治下的那不勒斯宮廷工作了幾年（some years）。1572年10月28日，他辭去公職加入耶穌會，這年羅明堅僅29歲，這足以說明其天資之聰慧。羅明堅既天資聰慧，同時還極具語言天賦。1578年3月24日，D羅明堅等從里斯本啟程，9月13日到達印度果阿，11月下旬被派到馬拉巴爾（Malabar）A Fonti Ricciane: documenti originali concernenti Matteo Ricci e la storia delle prime relazioni tra l’Europa e la Cina, 1579-1615, edite e commentate da Pasquale M. D’Elia, Roma: La Libreria dello Stato, 1942-1949, I, p. 250, n.2.B Fonti Ricciane: documenti originali concernenti Matteo Ricci e la storia delle prime relazioni tra l’Europa e la Cina, 1579-1615, edite e commentate da Pasquale M. D’Elia, Roma: La Libreria dello Stato, 1942-1949, I, p. 250, n.2.C Fonti Ricciane: documenti originali concernenti Matteo Ricci e la storia delle prime relazioni tra l’Europa e la Cina, 1579-1615, edite e commentate da Pasquale M. D’Elia, Roma: La Libreria dello Stato, 1942-1949, I, p. 250, n.2.D 美國學者詹啟華（Lionel M. Jensen）認爲羅明堅等離開里斯本是在1578年3月29日，恐誤。參見〔美〕詹啟華：《製造儒家：中國傳統與全球文明》，徐思源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53頁註釋①。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42譚樹林 \ 朝讀四書暮吟詩——羅明堅中文能力考述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海岸，開始學習當地語言。僅僅6個月後，他就已經能夠聽懂用當地語言做的懺悔。A爲此，當地教區書記安東尼奧·蒙塞拉特（Antonio Monserrate，1536—1600）對羅明堅的語言能力給予高度評價。B果阿教區長文森特（Vicent Ruiz）C也對羅明堅的語言能力頗爲欣賞，在致耶穌會總會長的信中，甚至稱羅明堅抵達當地衹數天時間就能接受泰米爾語的告解。D概因如此，當文森特1579年4月12日接到范禮安從日本的來信，要他選派一位有語言天賦的傳教士前往澳門學習中文。由於范禮安點名的伯納迪諾·德·費拉里斯（Bernardino de Ferraris，1537—1584）此時正患病（一說因教務不能分身）不能前往，文森特便果斷改派羅明堅前往澳門。後來的事實證明，羅明堅未辱使命。1579年7月，羅明堅甫抵澳門，即遵照范禮安給他留下的書面指示，盡心學習中文的閱讀、書寫與會話。E范禮安之所以強調傳教士學習中文是基於這樣的判斷：像中國“這樣一個聰雋而勤勞的民族，絕不會將懂得其語言和文化的有教養的耶穌會士拒之於門外”。F事實印證了范禮安判斷的準確性。當然，學習中文這種極其深奧的語言，G對於一個已屆36歲的歐洲人而言，其面A Michele Ruggieri and Matteo Ricci, Dicionário Português-Chinês, ed. by John W. Witek, S. J., San Francisco: Ricci Institute for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History(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Lisboa: Biblioteca Nacional Portugal,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2001, p. 85. B Josephus Wicki, Documenta Indica, Romae: Institutum historicum S. I., 1970, Vol.Ⅺ, pp. 645-646. C Louis Pfister, S. J., Notices Bi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 Chang-hai: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1934, tome I, p. 15. 陳綸緒作“Roderico Vicente”，見Albert Chan, S. J., “Michele Ruggieri, S. J.(1543-1607) and His Chinese Poems,” in Monumenta Serica, Vol. 41(1993), p. 132. 美國學者詹啟華（Lionel M. Jensen）則作“Ruiz Vicente”，參見〔美〕詹啟華：《製造儒家：中國傳統與全球文明》，第53頁註釋①。 D Pietro Tacchi-Venturi ed., 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 S. I., Macerata: Filippo Giorgetti,1913, Vol.II, p. 400. E 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 S.I., edite a cura del Comitato per le onoranze nazionali con prolegomeni note e tavole di P. Pietro Tacchi Venturi S.I., II: Le lettere dalla Cina, 1580-1610, con appendice di documenti inediti, Macerata, stab. tip. F. Giorgetti, 1913, II, p. 401. F 李喜所：《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二卷，北京：知識出版社，2002年，第326頁。 G 羅明堅之前來華的西班牙奧斯定會士門多薩（J. G. d. Mendoza，1545—1618）、拉達（M. d. Rada，1533—1578）均提到學習中文之難，分別參見〔西〕門多薩：《中華大帝國史》，何高濟譯，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111—112頁；〔英〕C. R. 博克舍（C. R. Boxer）編註：《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何高濟譯，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210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43譚樹林 \ 朝讀四書暮吟詩——羅明堅中文能力考述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臨的困難可想而知。羅明堅本人也深知學習中文的困難，但他還是堅持下來，而他具有的語言天賦，不久即在中文學習上得到明顯體現。因爲難以聘請到合適的中文老師，羅明堅延請了一位中國畫師來教他學習中文，這位畫師不懂葡萄牙語，衹好借助畫圖授課。例如教“馬”字，這位畫師就在紙上畫一匹馬，同時口中發“馬”（ma）音。A這種學習方式，無疑增加了學習難度，影響了羅明堅的識字進度。在這種情況下，羅明堅幾乎把所有時間用於學習中文，無暇參與澳門傳教士們的其他活動，爲此招致同會夥伴的責備：“這個神父能夠爲耶穌會的其他活動服務，但他卻去做這類事情，有什麼意義呢？他學習中文，獻身於一種毫無希望的事務，簡直是在浪費時間。”B費賴之（Louis Pfister）亦提到：“諸友識輩以其虛耗有用之光陰，從事於永難成功之研究，有勸阻者，有揶揄者。”C然而，羅明堅不爲所動，頑強堅持，兩年後他自言已掌握15,000個漢字。D這個識字量，即使在今天看來依然不是小數，完全能夠滿足日常交流，甚至閱讀中國書籍。1581年11月12日，羅明堅在致耶穌會總會長麥爾古里亞諾神父（P. Everardo Mercuriano，1514—1580）的信中稱：“與此同時，因爲我知道一些閱讀，他們叫我sifu（師傅），即大師（gran maestro）。”羅明堅提議派遣一個教皇使團前來中國，強調現在語言問題不像過去那樣成爲障礙：“過去沒有一個神父懂中文並說中國話，而托天主之福，我知道而且善於閱讀中國書籍並說中國話，每次在廣州與我打交道的朝廷命官（gli governatori del re）現在叫我sifu（師傅），即大師（gran maestre），僅僅因爲他們讀了我去年所寫的一本教義，該教義根據他們的能力，讓他們對A Liam Matthew Brockey, Journey to the East: The Jesuit Mission to China, 1579-172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46. B 〔美〕霍華德·林斯特拉英譯，萬明譯：《1583—1584年在華耶穌會士的8封信》，任繼愈主編：《國際漢學》第2輯，第252頁。 C 〔法〕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第23頁。 D 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 S.I., edite a cura del Comitato per le onoranze nazionali con prolegomeni note e tavole di P. Pietro Tacchi Venturi S.I., II: Le lettere dalla Cina, 1580-1610, con appendice di documenti inediti, Macerata, stab. tip. F. Giorgetti, 1913, II, p. 401.但也人說是12,000字，Pedro Gómez, “Letter to the General of the Jesuit Order, October 25, 1581,” in Josef Franz Schütte ed., Monumenta Historica Japoniae I: Textus Catalogorum Japoniae aliaeque de personis domibusque S. J. IN Japonia informationes et relations, 1549-1654, Romae: Apud Monumenta Historica Soc. Jesu, 1975, pp. 116-117.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44譚樹林 \ 朝讀四書暮吟詩——羅明堅中文能力考述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聖教有一個大概的認識；所以現在這個困難不復存在。”A徐宗澤指出，“此書（指《天主實錄》——引者註）作時，羅公不過到肇慶之後年也，而已能成書，且天主教之道理已能以華語宣述之。”B徐宗澤此言，既是對羅明堅中文能力的肯定，也是羅明堅具有語言天賦的體現。尤其難能可貴的是，羅明堅儘管是在澳門學習中文，但一開始他學習的就是“官話”，因爲他認識到，爲傳教非學官話不可：“我在澳門度過了幾年，在那裏，葡萄牙商人進行貿易活動，而我則在學習他們稱作‘官話’的中國語言。中國的地方官員和朝廷大臣都使用這種語言。”C羅明堅在華9年間，除傳教事務外，絕大多數的時間都致力於學習中文，這使他的中文能力不斷提高。當然，這一切要歸功於范禮安的遠見，羅明堅及其隨後的利瑪竇等耶穌會士，正是得益於對漢語的掌握，成功進入中國內地，由此揭開了天主教在華傳教史的新篇章。二、編纂《葡漢辭典》1934年，意大利漢學家、耶穌會神父德禮賢（Pasquale M. D’Elia，1890—1963）在羅馬耶穌會檔案館（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Iesu，簡稱ARSI）發現一份未署名手稿（館藏號：Jap. Sin. I, 198），總共189頁，其中“第32至156頁”爲葡萄牙文與漢文對照的辭典，其他爲散頁。關於這份手稿的作者，德禮賢考證後認爲由羅明堅和利瑪竇合作編纂而成。D此後，中國天主教史研究大家方豪神父亦持此說。E1962年，耶穌會士鄧恩（George H. Dunne，1905—A 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 S.I., edite a cura del Comitato per le onoranze nazionali con prolegomeni note e tavole di P. Pietro Tacchi Venturi S.I., II: Le lettere dalla Cina, 1580-1610, con appendice di documenti inediti, Macerata, stab. tip. F. Giorgetti, 1913, II, p. 401；p. 403. B 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年，第105頁。 C 〔美〕霍華德·林斯特拉英譯，萬明譯：《1583—1584年在華耶穌會士的8封信》，任繼愈主編：《國際漢學》第2輯，第254頁。 D Pasqual M. d’Elia editi e commentati, Fonti Ricciane:documenti originali concernenti Matteo Ricci e la storia delle prime relazioni tar l’Europa e la Cina(1579-1615), Roma: La Libreria dello Stato, 1942-1949, Vol.2, p. 35, n. 1. E 方豪：《中西交通史》（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59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45譚樹林 \ 朝讀四書暮吟詩——羅明堅中文能力考述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1998）推翻了這一觀點，指出該辭典爲利瑪竇一人所編。A1995年6月，美國喬治城大學楊福綿（Paul Fu-mien Yang，1925—1995）發表長文，指出“根據手稿的紙張、筆跡以及內容，我們可以證明這部辭典的主編者是羅明堅，合編者是利瑪竇”，B再次重申了德禮賢所持觀點。至此，《葡漢辭典》由羅明堅和利瑪竇合編似已成定論。但是，隨着近年來對《葡漢辭典》研究的深入，學界更傾向認爲羅明堅纔是《葡漢辭典》的編纂者。張西平通過對《葡漢辭典》散頁文獻的細緻考訂，認定《葡漢辭典》編纂者是羅明堅而非利瑪竇。C王慧宇則通過手稿筆跡對比和涉及中國哲學相關詞條的翻譯詮釋，斷定“這份‘葡漢辭典’的編撰者應爲羅明堅。無論是筆跡抑或觀點實難推斷出利瑪竇的痕跡。利瑪竇或許是作爲羅明堅的助手，協助羅明堅完成部分輔助工作”。D綜上，筆者認爲《葡漢辭典》的編纂者應爲羅明堅。關於《葡漢辭典》的寫作時間，德禮賢認爲是在1584—1588年間。E葡萄牙語言學家大衛·洛佩斯（David Lopes，1867—1942）、方豪神父亦持此說。F而Luís Filipe Barreto則認爲是在1580—1588年之間。G王慧宇通過將辭典中一些詞條的翻譯與《天主實錄》中詞彙比較，發現兩者有很多共同之處，A 鄧恩神父該著西文原名爲Generation of Giants: 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s of Ming Dynasty，直譯爲“巨人的一代：明末最後幾十年在華耶穌會士的故事”，余三樂、石蓉譯爲《從利瑪竇到湯若望：晚明的耶穌會士》。此處引自中譯本，〔美〕鄧恩：《從利瑪竇到湯若望：晚明的耶穌會士》，余三樂、石蓉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6頁。 B 楊福綿：《羅明堅、利瑪竇〈葡漢辭典〉所記錄的明代官話》，《中國語言學報》（北京）1995年第5期，第36頁。 C 張西平：《〈葡華辭典〉的散頁文獻研究》，《北京行政學院學報》（北京）2016年第1期，第116—128頁。 D 王慧宇：《從中西文化交流視野看羅明堅“葡漢辭典”中概念的詮釋翻譯》，《勵耘語言學刊》第1輯，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第354頁。 E Pasqual M. d’Elia editi e commentati, Fonti Ricciane:documenti originali concernenti Matteo Ricci e la storiadelle prime relazioni tar l’Europa e la Cina(1579-1615), Roma: La Libreria dello Stato, 1942-1949, Vol.2, p. 35, n. 1. F 〔奧〕梅斯納（Dieter Messner）著，韓曉燕譯：《第一部葡萄牙語——漢語雙語辭典》，《文化雜誌》（澳門）中文版第48期（2003年秋季刊），第190頁；方豪：《中西交通史》（下），第659頁。 G Luís Filipe Barreto, “Book review: John W. Witek S.J.( ed.), Dicionário Português-Chinês=Portuguese-Chinese Dictionary, 2001,” in Bulletin of Portuguese/Japanese Studies (Lisbon), Vol. 5(2002), p. 118.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46譚樹林 \ 朝讀四書暮吟詩——羅明堅中文能力考述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進而推斷《葡漢辭典》成書時間不晚於《天主實錄》，大概完成於1579—1584年之間。A從編排上，《葡漢辭典》按我們今日通用的字母順序進行編排，分爲葡語條目、羅馬字注音和漢語條目三欄（僅第 31—34 頁分爲四欄，第四欄爲意大利語翻譯）。第一欄的葡語詞條，據奧地利學者梅斯納（Dieter Messner）考證，是在卡爾多佐（Jerónimo Cardoso，1500—1569）編寫的《葡語-拉丁語辭典》（1569 年版）的基礎上輯錄而成；B第二欄的羅馬字注音，學界大多認同其出自羅明堅之手；第三欄的漢字，有些書寫工整之處，應出自粗通葡語的中國通事之手。C也有一些條目的漢語字跡相對潦草，顯得相當稚拙，像Polo-doceo對應的“天之極”三個漢字，還有第32頁明顯後來添寫的“裂”“開”“纔”“地獄”幾個字，應出自初學漢文的傳教士之手。《葡漢辭典》共收入6,000多個葡文詞條，與葡語條目對應的衹有5,460 個漢語詞條，共有 540多個葡語條目未有漢語條目與之對應。楊福綿推測，這可能是因爲當時根本沒有類似的辭書可以參考，有些葡萄牙語詞彙一時找不到恰當的漢語譯法，衹好暫時付諸闕如。D這說明該辭典是一部尚未完成且有待修訂的稿本。羅明堅直到1607年纔在故鄉辭世，按說他是有時間進行完善的，但最終沒有將《葡漢辭典》予以完善，原因已不可考。或許正因如此，導致《葡漢辭典》長期被束之高閣而未曾出版。《葡漢辭典》雖僅有124頁（散頁不計在內），收錄的詞彙卻極爲豐富。據學者整理，涉及日常詞彙、宗教詞彙、航海用語、海洋生物名稱、商貿詞彙、武備詞彙、刑律用語、百業之名、食物名稱、果品與酒類、病痛疾患、反映遷徙殖民之跡的詞彙、官員和官話等。E這些詞彙中，宗教詞彙是顯著的A 王慧宇：《從中西文化交流視野看羅明堅“葡漢辭典”中概念的詮釋翻譯》，《勵耘語言學刊》第1輯，第355頁。 B 〔奧〕梅斯納（Dieter Messner）著，韓曉燕譯：《第一部葡萄牙語——漢語雙語辭典》，《文化雜誌》（澳門）中文版第48期（2003年秋季刊），第191頁。 C 王銘宇：《羅明堅、利瑪竇〈葡漢辭典〉詞匯問題舉隅》，周薦等：《西詞漢譯的形和義》，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39—140頁。 D 楊福綿：《羅明堅、利瑪竇〈葡漢辭典〉所記錄的明代官話》，《中國語言學報》（北京）1995年第5期，第39頁。 E 姚小平：《從晚明〈葡漢詞典〉看中西詞匯的接觸》，《當代外語研究》（上海）2014年第9期，第1—10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47譚樹林 \ 朝讀四書暮吟詩——羅明堅中文能力考述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大類，既包括大量歐洲神哲學用詞，也包括相當數量與中國宗教文化相關的語詞。西方宗教詞彙如“魂靈”“神魂”“十字”；中國宗教詞彙如佛教的“尼姑”“寺”“燒香”“禪師”等；還有一些宗教生活用詞，諸如“念經”“誦經”“求仙”“問卜”“打卦”。特別需要注意的是，羅明堅借用佛道用語來譯介天主教詞彙，像“教堂”（Igreja）譯爲“寺”，“聖”（Santo）譯爲“仙”，“神父穿的衣服”（Abito de Frade）譯爲“道衣、法服”，Inferno譯爲地獄、陰府等，這與他以“僧”自稱一致，反映了羅明堅對佛教的態度。另一類數量較多的詞彙就是航海、商貿詞彙，有學者因此類詞彙偏多，就推測“編撰者可能是葡萄牙行商或航海家”。A實際上，辭典中航海、商貿類詞彙偏多並不奇怪：其一，葡萄牙在16世紀初中葉就建立起早期太平洋貿易網，藉此確立了葡萄牙在中西貿易中的主導地位，一直到18世紀，葡萄牙語都是“沿海（中國沿海——引者註）的通用語”，B也是當時東方貿易的通用語言C。其二，葡萄牙國王享有“保教權”（Patronatus missionum），從歐洲前往遠東地區（菲律賓除外）的各國傳教士皆需經葡萄牙同意，從里斯本出發，且必須搭乘葡萄牙商船，因此赴遠東地區的傳教士都能熟練使用也必須使用葡萄牙語，傳教士各類書信以及年報基本上都用葡萄牙語寫作就是這個原因。利瑪竇在華28年，因長期使用葡萄牙語寫作，他“曾一再聲明自己的意大利語水平下降，影響了寫作（指《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引者註）”。D其三，早期耶穌會經費不敷支出，在澳門的耶穌會士曾通過與日本貿易（像生絲）從中獲利，以貼補教會經費。E《葡漢辭典》中有很多航海、商貿類詞彙就是基於此，同時也解釋了爲何作爲意大利人的羅明堅編纂的不是意大利文-A V. Castellazzi, “Some Discrepancies about the so-called Portuguese-Chinese Dictionary of Matteo Ricci and Antonio Ruggieri,” 魏思齊（Z. Wesolowski）主編：《輔仁大學第六屆漢學國際研討會“西方早期（1552—1814年間）漢語學習和研究”論文集》，新北：臺灣輔仁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51—212頁。 B 〔美〕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5—1834）》第一、二卷，區宗華譯、林樹惠校，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65頁。 C Austin Coates, Prelude to Hong Kong,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6, p. 1. D 〔意〕利瑪竇：《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譯者前言”第Ⅵ頁。 E 學界對此已有深入研究，見戚印平：《遠東耶穌會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48譚樹林 \ 朝讀四書暮吟詩——羅明堅中文能力考述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漢文辭典，而是葡漢辭典，這並非“於情理不合”A，而是現實需要所使然。由於辭典的宗旨主要是爲學習語言提供便利，“作爲一本辭典的編撰者，即使他們不使用某些詞彙，也不會憑藉個人好惡就將其排除之外”，B因此以所收某類詞彙的多寡來判定辭典編纂者在邏輯上是行不通的。《葡漢辭典》作爲“第一部中西文字典”，C雖然長期以手稿形式被束之高閣，D但其價值不容忽視：其一，從歷史語言學來講，《葡漢詞典》採用以羅馬字註漢字音，“這是最早的漢語拉丁字母拼音方案，是利瑪竇《西字奇跡》方案和金尼閣《西儒耳目資》拼音系統的前身”；E它保留下一批中古以後、近代初始的葡萄牙語詞彙以及用於釋義的拉丁語詞；它所收入的漢語詞條，真實而生動地記錄了明末通行於南粵地區的官話及方言。其二，從辭典編纂來講，羅明堅開創了編纂漢外辭典的傳統，以此爲嚆矢，不僅天主教傳教士編纂了數量不菲的漢外辭典，19世紀基督新教傳教士仿效其天主教前輩，亦編纂大量辭典。這些辭典不僅爲後來中國的辭典編纂提供了藍本，而且也影響到中國以外的辭典編纂。其三，從中西文化交流來講，《葡漢辭典》篇幅不大，收錄詞彙的內容卻極豐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羅明堅等傳教士初入中國時所接觸到的最直觀的晚明世界，既爲研究早期來華傳教士在中國語境下的天主教術語表達提供了豐富史料，同時對研究明代中外關係史、航海貿易史也是寶貴的資料庫。當然，中國文人學者（包括羅明堅和利瑪竇的中文老師、助手、通譯等）參與《葡漢辭典》編纂，其本身即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產物。A 姚小平：《明末〈葡漢詞典〉譯釋體例考》，《當代語言學》（北京）2014年第4期，第437頁。 B 王慧宇：《從中西文化交流視野看羅明堅“葡漢辭典”中概念的詮釋翻譯》，《勵耘語言學刊》第1輯，第353頁。 C 方豪：《中西交通史》（下），第659頁。 D 直到2001 年，魏若望（John W. Witek S.J.）將手稿第32頁至169頁整理影印，魏若望：《葡漢辭典》（Dicionário Português-Chinês=Portuguese-Chinese Dictionary），葡萄牙國家圖書館，東方葡萄牙學會，利瑪竇中西文化研究所（舊金山），2001年。 E 楊福綿：《羅明堅、利馬竇〈葡漢辭典〉所記錄的明代官話》，《中國語言學報》（北京）第5期，第35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49譚樹林 \ 朝讀四書暮吟詩——羅明堅中文能力考述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三、撰寫中文《天主實錄》隨着羅明堅對中國社會文化的瞭解，他認識到，“書籍是最能言的，又是最有效的，它能責備中國人生活的無系統，而不致傷及他們的雅意；它能光照他們的心地，而不致和他們的理智發生衝突；可以使他們在不知不覺之中認識真理”。A因此，隨着中文能力的提高，羅明堅嘗試用中文撰寫教理書，他在1583年2月7日致耶穌會總會長函中寫道：“在中國的這三年中，我致力於學習中文，並寫作了一些教義方面的著述，如一部教理問答（Catechismo）、《聖賢花絮》（Flos Sanctorum）、《告解指南》（Confessionario）和一部天主教義（Doctrina）等。”B這幾本教理書是否曾經刊行，尚無法確知。目前可以確定他最早刊行的中文作品，是1583年9月13日之前印行的《祖傳天主十誡》以及《天主經》《聖母經》，C這也是中文天主教著述中首次出現“天主”一詞。D羅明堅這樣解釋他將上帝翻譯爲“天主”：爲了使權威的觀念和上帝之名配合起來，傳教士們不說上帝而總是使用天主這個稱呼，意思是上天之主。他們難以找到一種更恰當的表達方式，因爲在中國語言中沒有輔音D，在他們看來，這個特殊名稱中有A Lettre du P. Fouquet, 26 Novembre 1702. dans les diverses éditions des Lettres édifiantes, V. G. Panthèon, t.3, p. 59. 轉引自〔法〕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蕭濬華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261—262頁。 B 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 S.I., edite a cura del Comitato per le onoranze nazionali con prolegomeni note e tavole di P. Pietro Tacchi Venturi S.I., II: Le lettere dalla Cina, 1580-1610, con appendice di documenti inediti, Macerata, stab. tip. F. Giorgetti, 1913, II, p. 412. C 關於這三個印刷品，見羅明堅《天主實錄》附錄，ARSI, Jap. Sin, I 189, ff. 41-45。利瑪竇在1583年9月13日一封書信中提到它們的印刷出版，參見Matteo Ricci, Lettere, 1580-1609, Macerata: Quodlibet, 2001, p. 86. D 關於中文“天主”一詞的來歷，宋黎明認爲羅明堅之“天主”受到肇慶人陳倪科（Cin Nico）的啟發，因爲陳氏在一塊木牌上寫有“天主”兩個大字，“羅明堅‘從善如流’，‘天主’遂成爲天主教Deus或Dio的中文譯名”，但宋黎明同時指出，“‘天主’並非肇慶陳氏發明創造，而是中國三教共有的一個名詞”，見宋黎明：《神父的新裝——利瑪竇在中國（1582—1610）》，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30頁。王銘宇、紀建勳對“天主”一詞的來歷也撰文考釋，分別見王銘宇：《“天主”詞源考》，《語文研究》（太原）2012年第3期，第49—53頁；紀建勳：《明末“天主”考》，《世界宗教研究》（北京）2019年第2期，第125—141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50譚樹林 \ 朝讀四書暮吟詩——羅明堅中文能力考述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一種莊嚴和神聖的意味。事實上，這個名稱自從我們在開始傳教工作時首次使用以來，在談話和文字中提到上帝時，直到今天仍然通用。A確然如此，用“天主”稱呼創世主Deus一直沿用至今。1584年，B羅明堅在肇慶C首次刊印《天主實錄》，D被稱爲“歐羅巴人最初用華語寫成之教義綱領”、E“西士華文著述之第一書”。F關於《天主實錄》的成書時間，羅明堅1584年1月25日在澳門致耶穌會總會長阿桂委瓦（Claudio Acquaviva，1543—1615）信中提到：現在我已校完一部教義（una Doctrina），我用中文撰寫，歷時四年，它讓中國官員滿意，我被催促儘快印刷；巡察使神父去年在澳門時，與耶穌會其他神父審閱了文字，也讓我儘快出版；儘管如此，我推遲到今年出版，因爲需要對中文做一些修飾改善；托天主之福，我希望今年能出版；我將把它迻譯爲拉丁文，明年再給貴神父寄上。GA 〔意〕利瑪竇、〔比〕金尼閣：《利瑪竇中國劄記》，第168頁。 B 關於《天主實錄》首次刊刻的時間，裴化行謂在11月27日或28日完工，見〔法〕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第263頁；謝輝推測是在1584年11月底，見謝輝：《羅明堅〈天主實錄〉刊印流傳考》，《漢籍與漢學》（濟南）2017年第1期，第103頁；紀建勳則作“1584年11月”，見紀建勳：《明末“天主”考》，《世界宗教研究》（北京）2019年第2期，第129頁。 C 費賴之認爲《天主實錄》1584年11月刻於廣州，見〔法〕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第29頁。 D 羅明堅《天主實錄》有多個版本，在書名和內容上都有所區別。最初是在1581年完成的拉丁文手稿，題名《關於神聖事情的真正及簡略介紹》（Vera et Brevis Divinarum Rerum Expositio）；在廣泛傳閱過程中內容也不斷得到修改，後譯成中文，1584年11月在肇慶出版，題名《新編西竺國天主實錄》，所謂“新編”乃相對於手稿本而言。但陳綸緒認爲，衹所以稱“新編”，是因爲在羅明堅心目中其1581年的Catechism已稱爲《天主實錄》，他並且主張《新編西竺國天主實錄》刻印於1585年，見Albert Chan, S. J., “Michele Ruggieri, S. J.(1543-1607) and His Chinese Poems,” Monumenta Serica, Vol. 41(1993), footnote 10, p. 135. 1637年（一說1640年）修訂再版，改爲《天主聖教實錄》，簡稱《聖教實錄》。 E 〔法〕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第29頁。 F 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第105頁。 G 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 S.I., edite a cura del Comitato per le onoranze nazionali con prolegomeni note e tavole di P. Pietro Tacchi Venturi S.I., II: Le lettere dalla Cina, 1580-1610, con appendice di documenti inediti, Macerata, stab. tip. F. Giorgetti, 1913, II, p. 421.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51譚樹林 \ 朝讀四書暮吟詩——羅明堅中文能力考述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可見此時羅明堅已將《天主實錄》校閱完畢，並通過了范禮安等耶穌會士的審查，衹是尚未確定是否刊刻。實際上，甚至還有其他人在羅明堅完成初稿後已經進行過校訂。據裴化行（Henri Bernard-Maitre，1889—1975）研究：“到一五八三年年尾，羅明堅的覆閱工作方始完畢，以後又由利瑪竇和一位肇慶府的儒士，修改了四五個月的工夫，這纔粗具規模。”A卡布拉爾（Francesco Cabrale，1528—1609）1584年12月5日致范禮安的信中寫道，他在肇慶爲兩人施洗，其中一個是福建秀才，在肇慶寓所已經逗留四五個月之久，與神父們一同編寫中文教理問答（cathachismo）。B顯而易見，這裏的“教理問答”即《天主實錄》。C 《新編西竺國天主實錄》主要內容爲16章，正文之前有一段引言。該書對天主教宣揚的創世說、十誡、靈魂說、天堂地獄說（九重天等）、救贖論、末世論等均有涉及，首次在中國用中文表達天主教信仰，開天主教義在華傳播之先河。作爲第一部詮釋天主教教義的中文著作，其影響是深遠的：其一，羅明堅當年所用的許多術語，如天主、寵愛、天堂、魔鬼、贖罪、地獄等詞沿用至今，已成爲現在基督宗教普遍接受的核心語彙；另幾個按意大利語音直接譯的，像襪（Eve）、熱所（Jesus，即耶穌）和媽利牙（Mary，即瑪利亞）等，也爲後來的規範翻譯打下基礎。D其二，開創了要理問答的模式。《天主實錄》以及1585年的《賓主問答私擬》E均採取主客答問的形式，主方爲西洋傳教士，客方爲中國人。這種問答A 〔法〕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第263頁。 B 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 S.I., edite a cura del Comitato per le onoranze nazionali con prolegomeni note e tavole di P. Pietro Tacchi Venturi S.I., II: Le lettere dalla Cina, 1580-1610, con appendice di documenti inediti, Macerata, stab. tip. F. Giorgetti, 1913, II, p. 429. C 謝輝：《羅明堅〈天主實錄〉刊印流傳考》，《漢籍與漢學》（濟南）2017年第1期，第103頁D 〔意〕柯毅霖：《晚明基督論》，王志成等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3頁。E 前揭《葡漢辭典》第3a至7a頁載有用羅馬註音寫成的對話錄，標題爲Pin ciù ven tà ssì gnì，德禮賢譯爲《平常問答詞意》，見Pasqual M. d’Elia editi e commentati, Fonti Ricciane:documenti originali concernenti Matteo Ricci e la storia delle prime relazioni tar l’Europa e la Cina(1579-1615), Roma: La Libreria dello Stato, 1942-1949, I:23, 腳註1；楊福綿則認爲德禮賢有誤讀，標題應該譯爲《賓主問答辭義》，楊福綿：《羅明堅、利瑪竇〈葡漢辭典〉所記錄的明代官話》，《中國語言學報》（北京）1995年第5期，第35頁。《賓主問答私擬》是否就是《賓主問答辭義》的異名，有待進一步考證。迄今學界尚有人將《平常問答詞意》和《葡漢辭典》混爲一談，方豪：《中西交通史》（下），第659頁；趙繼明、〔丹〕倫貝：《早期歐洲漢學綫索》，《文史哲》（濟南）1998年第4期，第119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52譚樹林 \ 朝讀四書暮吟詩——羅明堅中文能力考述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式的宣教方式，不僅被天主教傳教士所沿用，甚至影響到19世紀來華的基督新教傳教士，倫敦會傳教士米憐（William Milne，1785—1822）的《張遠兩友相論》即是這種影響的直接體現。其三，《天主實錄》成爲此後中文天主教著作的藍本。利瑪竇的《天主實義》在相當部分內容上“因襲”了羅明堅的《新編西竺國天主實錄》。A《利瑪竇中國傳教史》亦坦承：“就在這段時間裏（指在南昌——引者註），利神父重新改寫了羅明堅出版的《天主實錄》，命名爲《天主實義》，將西僧和和尚的名詞取消，改用司鐸或神父，文體的風格也比較適合文人閱讀。”B此外，西班牙多明我會傳教士高母羨（Juan Cobo，約1546—1592）的《辨正教真傳實錄》（1593年馬尼拉版）對羅明堅此書亦多有吸收與借用。C其四，流傳廣泛。1584年11月在肇慶出版的《新編西竺國天主實錄》不僅在中國境內廣泛流傳，也傳到韓國、越南、菲律賓等地。D四、首創傳教士寫作中文詩康熙三十六年五月六日（1696年6月5日）聖若翰瞻禮上，吳漁山（歷）對教友趙侖說：“作天學詩最難，比不得他詩。”E吳漁山這裏首次提出“天學詩”，惜未作進一步解釋。今人章文欽認爲：“漁山所指的天學詩，大致以描寫天主教義爲內容，可稱爲狹義的天學詩。而自明末以來的天主教人士，包括西洋教士和中國奉教、友教人士，以中國古近體詩歌的文學形式，描寫西方天主教文化內容的詩篇，則可稱爲廣義的天學詩。”F就此而論，雖然“天學詩”名字爲吳漁山提出，但“天學詩”的創作卻並非始於他。管見第一個創A 梅謙立註，譚傑校勘：《天主實義今註》，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3—9頁。 B 〔意〕利瑪竇：《利瑪竇中國傳教史》，劉俊余、王玉川譯，臺北：光啟出版社、輔仁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260頁。 C 紀建勳：《明末“天主”考》，《世界宗教研究》（北京）2019年第2期，第131頁。 D 關於《新編西竺國天主實錄》的印刷冊數，各家說法不一：柯毅霖認爲“起初印行3000冊”，參見〔意〕柯毅霖：《晚明基督論》，第110、118頁註釋②；宋黎明則認爲“第一版印刷一千兩百本，後來一版再版，總共發行三千多本”，參見宋黎明：《神父的新裝——利瑪竇在中國（1582—1610）》，第36頁；梅謙立則主張初印“1500本”，參見梅謙立註：《天主實義今註》，第4頁。 E 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附墨井集源流考》，北平：輔仁大學，1937年，第38頁。 F 章文欽：《吳漁山及其華化天學》，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254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53譚樹林 \ 朝讀四書暮吟詩——羅明堅中文能力考述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作“天學詩”的人，應爲首位學習中文的來華耶穌會士羅明堅。但是這一史事長期不爲世人所知，直到1993年陳綸緒（Albert Chan）神父在羅馬耶穌會檔案館發現一部編號爲Jap.-Sin.II,159的中文詩歌手稿，經考證後認定爲羅明堅所作，他同時結合羅氏在中國的傳教記錄，對詩稿的創作時期、背景事件進行了稽考與分析，還把所有詩作譯爲英文。A至此，羅明堅曾創作中文詩這一史事方爲世人所知。根據陳綸緒神父研究，羅明堅中文詩創作於1582—1588年之間B，可見羅明堅創作中文詩始於其來華初期。此時羅明堅的中文尚難稱嫺熟，他爲什麼要寫作中文詩？合理的解釋是，羅明堅通過其中文老師瞭解到中國詩歌是表達心聲的載體，具有“詩以言志”的特點，羅明堅希冀藉中文詩達到宣傳天主教義的目的。美國當代學者齊皎瀚（Jonathan Chaves）認爲，入華耶穌會士“很快就抓住了詩歌在中華文明中的重要性，以詩歌形式呈現基督教神學將大大提高福音傳播的有效性”，C可謂一語中的。還有，羅明堅可能也發現中國文人均喜歡作詩，經常參加詩賽，相互贈詩爲文人交往的慣用方式。爲了獲得文人學士的接納，就必須學會作詩。正因如此，我們看到羅明堅的中文學習材料不僅有《四書》，還有《詩韻》。D他刻意學習八股文，每天晚上讀中國詩歌，可能均是出於學習作詩需要。據研究，羅明堅對宋人劉克莊（1187—1269）的《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亦極爲熟悉。E羅明堅的中文詩作具有明顯的模仿痕跡，即緣於此。羅明堅雖然一直以“僧”自稱，實際上他可能已意識到A Albert Chan, “Michele Ruggieri, S. J.(1534-1607) and His Chinese Poems,” in Monumenta Serica, Vol. 41(1993), pp. 129-176. B Albert Chan, “Michele Ruggieri, S. J.(1534-1607) and His Chinese Poems,” in Monumenta Serica, Vol. 41(1993), p. 137. C Jonathan Chaves, “Wu Li(1632-1718) and the First Chinese Christian Poetry,” 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122, No. 3(Jul-Sep., 2002), pp. 506-519. D 《詩韻》現藏羅馬耶穌會檔案館（館藏號Jap.Sin.II.162），是羅明堅在肇慶期間學習書面表達的教材，封面標註拉丁文“phrases sinics”（可譯作“中國短語”），羅明堅很可能通過此書系統研究漢語的發音規律和押韻情況，借此熟悉了中文詩歌的主要韻目，積纍了大量的詩詞韻語，爲其中文詩的創作打下了基礎。參陳恩維：《來華耶穌會士羅明堅與中西文學的首次邂逅》，《文學遺產》（北京）2022年第1期，第92頁。 E Albert Chan, “Michele Ruggieri, S. J.(1534-1607) and His Chinese Poems,” Monumenta Serica, Vol. 41(1993), p. 137.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54譚樹林 \ 朝讀四書暮吟詩——羅明堅中文能力考述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文人學士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他創作中文詩實有藉此結交文人學士之想，在此方面確實也取得了一定成效。A日後利瑪竇在傳教過程中頗重視結交文人學士，與羅明堅這種經驗的影響關聯極大。注重結交文人學士，羅明堅爲開風氣之先者。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所藏手稿中，收錄的羅明堅中文詩共計52首，分屬在34個標題下。B大致可分爲以下類別：（一）紀行詩此類詩包括題一至題四、題十以及題十九，共7首詩。題一《度梅嶺》實際上記述了羅明堅1585年12月10日從南雄翻越大庾嶺的情景，據其同伴麥安東記載：“羅明堅爲了取悅同伴，用中文寫了兩行詩，描寫梅嶺以及不知不覺將他淋濕的細雨，精於作詩的中國人無不爲之叫好。”C題二《遊到杭州府》和A 最早與羅明堅有詩歌交流的中國文人是肇慶知府王泮。1584年初，仙花寺尚未落成，王泮即題贈“仙花寺”和“西來淨土”兩塊匾額，並賦詩一首贈羅明堅，可惜原詩已佚，羅明堅在1584年5月30日寄自肇慶的一封信中附有該詩的拉丁文譯本。該詩現有兩個中譯本：其一是蕭濬華根據裴化行從拉丁文的法文轉譯而翻譯的中文本，見〔法〕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第260頁；其二是萬明據美國學者霍華德·林斯特拉（Howard Rienstra）英譯迻譯的中譯本，見〔美〕霍華德·林斯特拉英譯，萬明譯：《1583—1584年在華耶穌會士的8封信》，任繼愈主編：《國際漢學》第2輯，第263—264頁。此外，歐大任贈詩羅明堅《仙花寺逢竺僧堅公》，參見［明］歐大任：《歐虞部集·蘧園集》卷一，《四庫禁毀書叢刊》編纂委員會：《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48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3頁；徐渭贈羅明堅詩兩首，即《五古：天竺僧》和《七古：天竺僧》，參見［明］徐渭：《徐渭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44頁。 B Albert Chan, “Michele Ruggieri, S. J.(1534-1607) and His Chinese Poems,” Monumenta Serica, Vol. 41(1993), pp. 140-157.《羅明堅的詩》也統計爲52首，見香港神思編輯委員會：《神思》（香港）第65期（2005），第41—50頁。陳妍君和陳恩維統計爲51首，分別見陳妍君：《明清“天學詩”初探》，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2020年碩士畢業論文，第22頁；陳恩維：《來華耶穌會士羅明堅與中西文學的首次邂逅》，《文學遺產》（北京）2020年第1期，第89頁。兩人所以如此統計，可能受湯開建教授研究影響，湯開建教授認爲《與一秀才相聯論道》其一並非出自羅明堅之手，而是該秀才所作，參見湯開建：《明代來華意大利耶穌會士羅明堅的中文詩》，姚京明、郝雨凡主編：《羅明堅〈中國地圖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14年，第212頁註釋①。意大利學者柯毅霖（Gianni Criveller）則統計爲58首，參見〔意〕柯毅霖：《晚明基督論》，第114頁。持此說者還有紀建勳，參見紀建勳：《明末“天主”考》，《世界宗教研究》（北京）2019年第2期，第138頁。 C Michele Ruggieri, Relatione del successo della missione della Cina del mese di Novembre 1577 sino all’anno 1591 del padre Ruggiero al nostro reverendo padre generale Claudio Acquaviva generale della Compagnia di Gesù, ARSI, Iap.Sin., 101 I, f. 41v.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55譚樹林 \ 朝讀四書暮吟詩——羅明堅中文能力考述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題三《寓杭州天竺詩答諸公二首》是歐洲人關於杭州最早的中文詩作。即使是在近現代，能夠用中國古體詩來描述杭州的西方人，也是鳳毛麟角。A題二前兩句交代了他們從哪裏來，末句“衹爲傳揚天主名”表明了自己的傳教士身份。題三其一的“僧從西竺來天竺”，“僧”字突出了其傳教士身份，又區別了“西竺”（歐洲）和“天竺”（印度）；末兩句“時把聖賢書讀罷，又將聖教度凡曹”，既強調自己對中國文化的欣賞，又借用佛教普度衆生的說法廣傳天主教義的意願；題三其二，一方面用“遊僧”交代身份，另一方面又與佛教區別“非是如來佛釋迦”。題四《回廣邀友話情》是寫1586年7月底、8月初從紹興回到廣州與友人相聚的情形。同年，爲開闢新的傳教基地，羅明堅又前往湖廣，但最終無功而返。題十《寓廣西白水圍寫景》、題十九《邀友》二首就是此次之行的記錄。陳綸緒神父指出通過閱讀這些詩，就可以洞悉羅明堅在中國的活動，B誠爲的論。（二）天主詩天主詩是羅明堅中文詩中數量最多的，題十六《天主生旦十二首》、題十八《錄天主事實》4首、題二十二《勸人修善報天主》共計17首。題十六《天主生旦十二首》採取組詩形式，介紹天主教義，講述聖經典故，如耶穌受割、施洗禮：“兒生八日後，外腎略修皮。革俗更新教，法水灑頭奇”（《天主生旦十二首》其六）；又如耶穌基督道成肉身、被釘十字架以拯救世人：“天主至尊神，下來化肉身。將身釘十字，顯度世間人”（《天主生旦十二首》其七）等，勸中國人信奉天主教。儘管採取七言形式，但口語化明顯，既無對偶，也不講平仄。據湯開建教授研究，羅明堅中文詩不合格律的有18首，其中多爲“宗教詩”，C確非臆測。題十八《錄天主事實》其一借用儒家孝道與感恩思想，來宣揚天主造物之恩；其二借用佛教因果報應和天堂地獄，來A 杭州市政協文史委員會等：《天城遺珍：杭州對外文化交流史蹟》，杭州：杭州出版社，2016年，第49頁。 B Albert Chan, “Michele Ruggieri, S. J.(1534-1607) and His Chinese Poems,” Monumenta Serica, Vol. 41(1993), p. 137. C 湯開建：《明代來華意大利耶穌會士羅明堅的中文詩》，姚京明、郝雨凡主編：《羅明堅〈中國地圖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230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56譚樹林 \ 朝讀四書暮吟詩——羅明堅中文能力考述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宣揚末日審判的教義；其三套用佛教“慈悲”觀念，敦勸人信奉天主教。題二十二《勸人修善報天主》則糅合了民間倫理觀念和儒家思想，勸人報效天主。總之，此組“天主詩”借用佛教和儒教思想，以通俗易懂的口語化宣揚天主教義，比文縐的教理書更易爲下層民衆所接受。（三）講道詩講道詩又稱勸道詩，這類詩不直接宣揚天主教義，而是首先通過自然推理或比喻啟發人們理解天主教義，進而達到皈依的目的。手稿中，題十二至題十五爲講道詩，共計5首。羅明堅在1583年2月7日自肇慶致耶穌會總會長阿桂委瓦神父信中曾提到：“我利用明確的自然推理，並配以中國人的比喻給他們講道。”A題十二《觀葡萄》表面是寫歐洲古老的修剪葡萄之法，實暗含佈道之意，以修剪葡萄推理發展信徒，而葡萄園的比喻，則是《聖經》使用較多的一個，傳道常被比作經營葡萄園。題十三《戲跏瞎相依》以瞎子和瘸子互相幫助來比喻世人需相互依靠。該詩取自《伊索寓言》的《盲人和瘸子》，這說明在利瑪竇之前，羅明堅已經將《伊索寓言》介紹到中國。題十四《觀水瓜纏古松歎銳茂不耐》通過水瓜雖纏繞古松生長、但當嚴冬來臨水瓜卻崩的事實，推理出信仰必須堅定的道理。題十五《感喻二首》其一以枯木隱喻中國傳教事業，經過多年的澆灌，終於“枯木”逢春、“萌芽漸長成”；其二表達詩人在聖母誕辰之日的喜悅之情，也喻示對傳教事業定會“長生”的樂觀期待。（四）寓言詩寓言詩即通過寓言來表述人生智慧和道理的詩作，也可視爲講道詩。上述手稿中，題二十一、二十六至題三十一爲寓言詩，共7首。題二十一《莫枉勞心》以黑人先白、黑夜變晝喻示人力無改常道。題二十六《歎癡》以癡人“出言便識是癡真”勸戒癡人“不如緘口無言”，致力“學巧文”的道理。題二十七《避剛全柔之身》以銅缸對泥缸的保護避免缸破，來交代自己是在王泮的幫助下平安脫險的史實。題二十八《冤命不饒譬喻》以烏鴉吞食蜈蚣卻A 〔意〕利瑪竇：《利瑪竇書信集》（下），羅漁譯，臺北：光啟出版社，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447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57譚樹林 \ 朝讀四書暮吟詩——羅明堅中文能力考述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反被蜈蚣毒死的故事，寓意害人終必害己。題二十九《喻人外真內假》通過描寫一隻狐狸誤把人像當真人撕咬的故事，揭露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道貌之輩，這則寓言應當來自《伊索寓言》之《狐狸和面具》。題三十《喻鼓唆者人必恨殺之》以士兵與被俘的敵軍鼓手之間的對話，痛斥鼓手教唆鼓動殺人，寓意鼓勵犯罪的人同樣有罪。這則寓言應當來自《伊索寓言》之《號手被俘》。題三十一《善人遭難無患歌》意在說明善人即使遭難也總會平安的道理，宣揚“善有善報”的思想，體現了羅明堅此時對佛教的態度。總之，羅明堅的寓言詩實際上是引介西方寓言以實現傳教，是在中國文化背景下對西方證道故事的重新詮釋。A作爲初學中文的外國人，羅明堅創作中文詩自然少不了中國學者的協助，正如柯毅霖所說，“若無中國學者的幫助，他不可能寫成這些詩”B。這些“中國學者”既包括他的中文老師，還有他身邊的通譯和助手。羅明堅的中文詩作具有明顯的借用和模仿痕跡，應與此有關。《回廣邀友話情》篇名借自竇叔向《夏夜宿表兄話舊》，“去年”“今日”類於韋應物《寄李儋元錫》；題八《元日漫興》詩名“元日”取自王安石，“漫興”取自杜甫七絕組詩，頁上空白處標註的“而恥惡衣惡食之志者有在矣”一句，則取自《論語·里仁》：“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天主生旦十二首》其九“守真宜志滿，逐物意移虛”出自《千字文》“守真志滿，物逐意移”；《天主生旦十二首》其十二“天主生時節，吾游到省城。舟停風色勁，時送好歌聲”，則明顯套用了杜甫七律《春夜細雨》首二句“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和末二句“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的句意和韻腳，如此等等。但有一點要明確的是，羅明堅中文詩作所受影響“僅限於文風，因爲這些詩的內容總體上和羅明堅自己的思想觀念相一致”。C而且，羅明堅中文詩作儘管得到一些中國學者的潤色，但不能因此否定他在中文詩歌創作方面所取A 李奭學：《中國晚明與歐洲文學：明末耶穌會古典型證道故事考詮》，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第48—130頁。 B 〔意〕柯毅霖：《晚明基督論》，第114頁。 C 〔意〕柯毅霖：《晚明基督論》，第114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58譚樹林 \ 朝讀四書暮吟詩——羅明堅中文能力考述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得的成就，陳綸緒即以“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抄”來肯定羅明堅的中文詩作。A結 語以上筆者從羅明堅的學習能力、編纂《葡漢辭典》、撰寫《天主實錄》、倡寫中文詩等方面探究了羅明堅的中文能力。事實上，除上揭外，羅明堅在西學東漸和中學西傳史上的另外幾個“第一”也顯示了其較強的中文能力：他第一次將一部蒙童讀物譯爲拉丁文，並於1581年11月12日寄回歐洲；B1588年返回歐洲後，他又將《四書》中《大學》的部分內容譯爲拉丁文，其片段由安東尼奧·波塞維諾（Antonio Possevino，1533—1611）於1593年在歐洲首次發表；C他繪製了西方第一幅中國地圖集——《中國地圖集》（Atlante Della Cina），包括37頁地理狀況描繪和27幅地圖，介紹了中國的行政建制，第一次詳列明代中國的15個省份，並對各省的相關情況給予詳細介紹，不啻是一部關於明代中國的百科全書；D羅明堅創作的寓言詩中，不少取A Albert Chan, “Michele Ruggieri, S. J.(1534-1607) and His Chinese Poems,” in Monumenta Serica, Vol. 41(1993), p. 138. B 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 S.I., edite a cura del Comitato per le onoranze nazionali con prolegomeni note e tavole di P. Pietro Tacchi Venturi S.I., II: Le lettere dalla Cina, 1580-1610, con appendice di documenti inediti, Macerata, stab. tip. F. Giorgetti, 1913, II, p. 401; pp. 411-412. 裴化行模棱兩可地指出這本“中國兒童所用的一本‘研究道德’的小冊”是《三字經》或《千字文》，見〔法〕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第200頁。然而不少中國學者卻據此認定羅明堅翻譯的這本小冊就是《三字經》，見湯開建：《明代來華意大利耶穌會士羅明堅的中文詩》，姚京明、郝雨凡主編：《羅明堅〈中國地圖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14年，第211頁；耿相新：《漢籍西傳行記》，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8年，第140頁；李海英：《西方漢學家對〈三字經〉翻譯、仿寫與推廣》，《中國社會科學報》（北京）2018年12月17日；李昕：《國學外譯和文化自信的衝突與調適——從〈三字經〉翻譯出版的歷史維度考察》，《科技與出版》（北京）2019年第5期，第157頁。然據宋黎明先生研究，羅明堅翻譯的蒙童讀物應爲《千字文》，參見宋黎明：《羅明堅拉丁文註音並翻譯的〈千字文〉研究》，《國際漢學》（北京）2022年第四期（總第33期），第43—51頁。C Antonio Possevino, Bibliotheca Selecta, qua agitur de Ratione studiorum in historia, in disciplinis, in salute ominium procuranda, Rome: Typographia Apostolica Vaticana, 1593. D 關於羅明堅《中國地圖集》在西方漢學史上的貢獻，請詳參張西平：《羅明堅〈中國地圖集〉在西方漢學史上的重要貢獻》，《北京行政學院學報》（北京）2019年第1期，第120—128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59譚樹林 \ 朝讀四書暮吟詩——羅明堅中文能力考述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自《伊索寓言》，羅明堅藉此成爲晚明來華耶穌會士中引介《伊索寓言》第一人，早於利瑪竇十餘年。A凡此種種均說明，至少在羅明堅1588年11月返回歐洲前，其中文能力不遜於甚至強於其在華的耶穌會同儕。B羅明堅的中文詩是晚明來華傳教士首次以詩歌形式宣揚天主教義的可貴嘗試，以此爲嚆矢，其後來華的西方傳教士、尤其是中國奉教、友教人士，創作“天學詩”蔚然成風。西洋傳教士中像魯日滿（François de Rougemont，1624—1676）就曾嘗試模仿和改造客家山歌以傳播基督教教義，中國奉教、友教人士像徐光啟（1562—1633）、李日華（1565—1635）、鄭芝龍（1604—1661）、方以智（1611—1671）、李祖白（？—1665）、尤侗（1618—1704）、吳歷（1632—1718）、張星曜（1633—1715）都曾創作過“天學詩”，甚至連同情天主教的康熙帝也曾寫過“天學詩”，如《十字架讚》：“功成十架血成溪，百丈恩流分自西。身列四衙半夜路，徒方三背兩番雞。五千鞭撻寸膚裂，六尺懸垂二盜齊。慘慟八垓驚九品，七言一畢萬靈啼。”C此詩描述了耶穌被釘十字架的過程；又如《生命之寶》：“天門久爲初人閉，A 利瑪竇在《疇人十篇》（1608年）中譯介6則《伊索寓言》，此後西班牙耶穌會士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 1571—1618）《七克》（1614年）中引用9則，最早的《伊索寓言》中譯本是意大利耶穌會士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1577—1628）與張賡合譯的《況義》（1625年）。同其他方面對羅明堅的忽視一樣，其引介《伊索寓言》的史事亦長期未爲世人所知。 B 夏伯嘉（R. Po-Chia Hsia）即認爲羅明堅的中文讀寫能力較強，〔美〕夏伯嘉：《利瑪竇：紫禁城裏的耶穌會士》，向紅豔、李春園譯，董少新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09頁；即使被夏伯嘉吐槽的羅明堅的口語能力，宋黎明亦指出：“無論如何，羅明堅的漢語口語絕對好於孟三德，更好於麥安東”，宋黎明：《一流學者的二流著作——評夏伯嘉〈紫禁城裏的耶穌會士：利瑪竇（1552—1610）〉》，《中國圖書評論》（北京）2012年第10期，第54頁。 C 轉引自石衡潭：《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卓新平主編，劉國鵬、蔣淼執行主編：《基督宗教研究》第21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年，第328頁。該詩異名殊多，有稱《基督死》的，參見楊恒燦主編：《大理：神秘的伊甸園》，昆明：雲南科技出版社，2011年，第30頁；和睦編：《生命的百合——基督教99歲老牧師王冬碧傳記》，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第103頁；仲向平、王國平：《杭州運河歷史建築》，杭州：杭州出版社，2013年，第148頁。有稱《十字架》的，參見胡應南、紀鴻鵬：《和諧春秋：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和諧之旅》，深圳：海天出版社，2008年，第93頁。還有稱《十架歌》的，參見江曾培等主編：《文化鑒賞大成》，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160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60譚樹林 \ 朝讀四書暮吟詩——羅明堅中文能力考述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福路全是聖子通。我願接受神聖子，兒子名分得永生。”A康熙帝還爲北堂落成題詩：“森森萬象眼輪中，須識由來是化工。體一何終而何始，位三非寂亦非空。地堂久爲初人閉，天路新憑聖子通。除卻異端無忌憚，真儒若個不欽崇。”B此詩講到了神的自由及永恆存在以及三位一體的真神崇拜。誠如有論者所指出的，“如果沿着這一路數發展下去，未嘗不可以像印度佛教文化傳入中國而創立中國佛教文學那樣，由西方天主教文化的傳入而創立中國天主教文學”。C可惜的是，羅明堅開創的“天學詩”創作，由於“禮儀之爭”爆發最終導致天主教在中國被禁止，“天學詩”亦漸成絕唱。令人稱奇的是，作爲助手的利瑪竇，卻對羅明堅創作中文詩不太認可，甚至有嘲諷之意。利瑪竇認爲：“贈詩是中國的一種風俗，當對某人表示好感時，便作詩贈送給他，爲他歌功頌德。這樣的詩利神父獲贈了很多，其他神父也是一樣。如果像中國人那樣，得到這些詩時便如獲至寶地保存起來的話，那麼一定能編成一部比《維吉爾詩集》還厚的書。但是，由於這些詩都是對神父們的誇耀之詞，如果神父們過於看重它們，似乎不太合適。”D可能正是這種識見，熟悉中國禮儀的利瑪竇，雖然從中國文人那裏獲得贈詩很多，但他卻極少回贈。筆者推測，利瑪竇所以如此，可能還有另外兩個原因：其一，羅明堅在華創作中文詩時，利瑪竇的中文能力尚不敷創作中文詩，這從嶺南著名詩人歐大任（1516—1595）贈詩羅明堅可以爲證。歐大任曾到肇慶，並賦詩《仙花寺逢竺僧堅公》，“堅公”指羅明堅無疑。據學者考證，歐大任抵肇慶的時間最有可能是在1584年春至1585年10月羅明堅江南之行之前。E利瑪竇此時亦在肇慶，歐大任爲何不提利瑪竇？此事說明兩點：第一，在歐大任的眼中，利瑪A 轉引自張憲：《客家文化的宗教性與客家人的天主教信仰——以蕉嶺縣聖堂村爲例的調查與思考》，李志剛、馮達文主編：《覺醒之途》，成都：巴蜀書社，2010年，第129頁。 B 有人稱此詩名爲《十字架》，參見周士一：《中華天啟——彝族文化中的太一、北斗與太陽》，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2頁。 C 章文欽：《吳漁山及其華化天學》，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267頁。 D 〔意〕利瑪竇：《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第251頁。 E 張先清：《衹是一首詩：文化相遇中的“仙花寺”故事》，張先清：《小歷史：明清之際的中西文化相遇》，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18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61譚樹林 \ 朝讀四書暮吟詩——羅明堅中文能力考述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竇的地位不及羅明堅；第二，利瑪竇的中文能力尚不能與人溝通，有學者推測“這大概是由於當時利瑪竇中文還不熟練，無法與歐大任有效溝通”，A是頗有道理的。其二，俟利瑪竇中文能力提高後，他創作了大量散文題材的中文著述，獨沒有中文詩作，或因其不具詩才，或因其根本就沒有寫詩的興趣。當然，從利瑪竇對羅明堅的一貫態度來看，他不甘被羅明堅的光環所罩而放棄創作中文詩，也並非沒有可能。總之，范禮安、利瑪竇對羅明堅中文能力的質疑爲不實之詞。至於其中原因，已有學者的分析可備一說。B無論如何，隨着羅明堅在1588年11月被遣返回歐洲再未重返中國，這位爲利瑪竇開闢道路、引領其進入中華帝國的中國傳教事業的先驅，“平靜地消失於歷史的場景之中”，成爲“消失的鋪路人”。C［責任編輯 沈曉鳴］A 陳恩維：《來華耶穌會士羅明堅與中西文學的首次邂逅》，《文學遺產》（北京）2020年第1期，第102頁。 B 參見宋黎明：《神父的新裝——利瑪竇在中國（1582—1610）》，第49—53頁。 C 鍾永寧：《消失的鋪路人——羅明堅與中西初識》，北京：中華書局，2022年。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62楊迅凌 \ 從澳門到北京——荷使初訪中國內河航線圖考釋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From Macao to Beijing: Research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land River Route Map of the Dutch Envoy’s First Visit to ChinaYang XunlingAbstract: In 1655, the Netherlands sent a mission to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Johan Nieuhof, a member of the mission, recorded in detail what he saw in China and drew a map about the inland waterways from Macao to Beijing. Since then, this inland waterway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topic in Western maps of China, and has produced a large number of maps on the same subject, becoming an important source of knowledge about the Chinese geography in Europe. There are three version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among many maps, respectively the one included in the An embassy from the East-India Company in 1665, the one drawn by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s cartographer Joan Vinckeboons, and the one provided by the French publisher Melchisédech Thévenot. Through the research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ical context, the origins of the editions and the information on their contents will allow us to restore the actual appearance of this riverway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o explore its important role as the only legal tribute route in Chinese and foreign exchanges and trad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to explore the issue of the accuracy of the maps. Of these three versions, the one in An embassy from the East-India Company is not Nieuhof’s original work and contains many errors as the mapmaker did not travel to China himself. Whereas Vinckeboons’ version, which is closer to Nieuhof’s original and most closely matches the real geographical situation, was not widely spread in Europe, and Thévenot’s version is a simplification of it. It is clear that the drawing, production and revision of ancient maps were all influenced by the subjective perceptions and ideas of the creators, and that errors caused by direct “picture-reading” should be avoided when using ancient maps.Keywords: Ancient maps; Johan Nieuhof; An embassy from the East-India Company; Macao; Tribute RoadYang Xunling, Ph.D.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Librarian at University of Macau. He is mainly engaged in research on History of Cartography and Library Science. His representative works include Pearls in Paradise: Global Mapping of Macao (co-edited), Global Mapping of Macao: Xiangshan (co-edited), and A Study on “Quanhai Tuzhu” (co-edited), etc.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63楊迅凌 \ 從澳門到北京——荷使初訪中國內河航線圖考釋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從澳門到北京——荷使初訪中國內河航綫圖考釋*楊迅凌［摘 要］1655年荷蘭第一次遣使訪華，使團成員約翰·尼霍夫詳細記錄了在中國的見聞，並繪製了一幅使團從澳門到北京行程的內河航綫地圖。此後，這條內河航綫成爲西方繪製之中國地圖裏的重要題材，並衍生出大量同題材地圖，成爲歐洲了解中國地理狀況的重要知識來源。衆多地圖中，以1665年《荷使初訪中國記》收錄的版本、荷蘭東印度公司製圖師芬彭士繪製的版本及法國出版商泰弗諾提供的版本最具代表性。對三者的繪製背景、版本源流和內容信息等進行考釋，還原了這條內河航綫在清初的真實面貌，討論了其作爲唯一合法貢道在明清中外交往和貿易中的重要作用，並探究了地圖的準確性問題。三個版本中，《荷使初訪中國記》的版本並非尼霍夫原作，且因製圖者未親歷訪華旅程而造成了許多錯誤；芬彭士的版本更接近尼霍夫的原作，且最符合真實的地理情況，卻並未在歐洲廣泛流傳；而泰弗諾的版本則是在前者基礎上的簡化。從考釋中可見，古地圖的繪製、生產、修訂等各環節都受到製作者主觀認知和觀念的影響，在使用古地圖時，應避免直接“讀圖”造成的錯誤。［關鍵詞］古地圖 約翰·尼霍夫 《荷使初訪中國記》 澳門 貢道A 本文得到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全球地圖中的澳門”項目的支持。特此鳴謝！楊迅凌，國際關係博士，澳門大學圖書館館員。主要從事地圖史、圖書館學等研究。代表作有《明珠星氣 白玉月光：全球地圖中的澳門》（合編）、《全球地圖中的澳門·香山卷》（合編）、《〈全海圖註〉研究》（合編）等。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64楊迅凌 \ 從澳門到北京——荷使初訪中國內河航線圖考釋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在17至18世紀西方人繪製的與中國相關的地圖中，從澳門到北京的內河航綫是其中一類重要主題，其源頭可以追溯到1655年荷蘭東印度公司首次派遣使團出訪北京覲見順治皇帝的事件。十年後（1665），以使團管事約翰·尼霍夫（Johan Nieuhof，1618—1672）名義出版的《荷使初訪中國記》在歐洲發行。作者在中國的見聞和繪製的民俗風情在歐洲引發了一股“中國熱”，隨後被陸續翻譯成法文、德文、拉丁文、英文等多個語言再版。書中所附的一張中國地圖隨之廣泛傳播。根據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A使團前往中國之前，公司董事會要求他們帶上耶穌會士衛匡國（Martino Martini）所寫的中國旅行記和所繪製的中國地圖。從地圖內容來看，這張載於1665年版《荷使初訪中國記》的中國地圖正是以衛匡國《中國新地圖集》當中的《中國總圖》爲底圖繪製的一張新地圖，同時將其內容大大簡化後突出表現了從澳門到北京內河航綫，B也就是此次使團在華所行經的路綫。在隨後近150年間，這張重點表現外國使團訪華入京內河航綫的中國地圖，成爲西方人繪製的中國地圖的一個重要來源，不斷湧現出相關的地圖作品。然而，對這樣一份重要的地圖，前人的研究卻很少。主要原因大概是過去學者難以看到原件，而圖書刊載的地圖多爲縮印，難以辨認圖像及其中的文字。筆者自2013年始作爲核心成員參與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全球地圖中的澳門”項目，先後前往海外數十家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搜集相關古地圖，並對這些地圖進行高精度數字化。在整理這些西方人繪製的中國地圖時，筆者發現，從17世紀中葉至18世紀，許多製圖者以不同的手法在地圖上繪製或強調這條航綫，經眼可歸入此類的地圖不下20種。若以地圖的表現主題劃分，可大致歸爲四種類型：（1）單純以澳門至北京內河航綫爲唯一主題，除航綫和沿途地名外，不繪製和標記此外的任何其他地理對象；（2）在中國地圖上重A 1655年巴城函件集，巴城總督指令366-398條，東印度公司檔案879號。轉引自〔荷〕包樂史（Leonard Blussé）、 莊國土：《〈荷使初訪中國記〉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10頁。B 按：該路線全長約2400公里，僅廣東南雄翻越大庾嶺至江西南安一段30多公里爲陸路，其餘皆爲內河水路，故本文以“內河航線”概稱之。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65楊迅凌 \ 從澳門到北京——荷使初訪中國內河航線圖考釋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點表現該航綫，對航綫以外的地理狀況和行政區劃僅作簡單描繪；（3）在中國地圖上以明顯的標記突出表現該航綫，儘管該航綫不是該地圖的首要主題；（4）儘管沒有繪製出該航綫全貌，但仍在圖中繪製和標注出該航綫的特徵性形態與關鍵地點。這些地圖引起了筆者的關注與好奇。爲什麼這條航綫在中國古代繪製的地圖中極少出現或被強調，但在西方人繪製的地圖中卻不斷湧現？地圖中反映的這條航綫在中國歷史和中外交流史上發揮過什麼作用？這些地圖在製作時是否存在參考引證的關係？反映了西方人對中國地理什麼樣的認知？這些問題都有待探討。通過地圖考證和譜系分析A，我們不僅可以瞭解到這條內河航綫的真實樣貌，彌補文字記述的不足，還可從中窺見西方人繪製的中國地圖及其蘊含的關於中國的地理知識是如何被西方人所認知，進而如何在歐洲生產、傳播、消費，再進行修訂重製的過程。一、地圖繪製背景與主要版本源流16世紀末以後，荷蘭人逐漸在海上崛起，開始與西班牙、葡萄牙爭奪東方的海外利益。1602至1624年間，荷蘭東印度公司先後四次派遣艦隊進攻澳門，均以失敗告終，此後轉向臺灣建立據點。在臺灣期間，荷蘭人通過福建商人收購中國的絲綢、瓷器等貨物，但臺海航綫和物價都由福建商人控制，荷蘭人對這樣的間接貿易並不滿意，仍希望對華開展直接貿易。1644年清兵入關後，戰火很快延燒至中國東南沿海，使荷蘭人的間接對華貿易損失慘重。當1652年耶穌會士衛匡國在返歐途中被荷蘭人俘虜帶到巴達維亞B後，荷蘭人通過衛匡國瞭解到清政府對待外國人和對外貿易的態度遠比明A 近年來，地圖譜系研究（geneology of maps）成爲古地圖研究中一種重要取徑。在現代測繪地圖之前，地圖的製作無可避免地取材於已有地圖，新舊地圖之間通過製圖知識的相互關聯就形成了地圖的譜系。製圖的過程，實際上也就是製圖知識的交流過程。地圖譜系中的每張地圖都代表製圖知識的特定狀態，受到它產生那一刻自身所處的歷史階段和知識觀念的制約，從而被打上特殊的烙印。通過這些特徵的比較，地圖之間的內在聯繫變得顯而易見，同時也更具說服力。参見Mario Cams, Companions in geography: East-West collaboration in the mapping of Qing China (c.1685-1735), Leiden: Brill, 2017, p. 240。B 今雅加達。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66楊迅凌 \ 從澳門到北京——荷使初訪中國內河航線圖考釋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朝開放，恢復因戰爭中斷的對華貿易似乎變得可行。衛匡國告訴荷蘭人，清朝軍隊征服中國衹是時間問題，建議荷蘭東印度公司向清政府派出使團請求在廣州進行貿易。1653年廣州落入清軍手中後，荷蘭東印度公司隨即從臺灣派出初璘（Frederick Schedel）到廣州請求貿易。廣東的清朝官員接待了初璘，但他們查驗後發現，初璘沒有攜帶國主表文，也沒有過往荷蘭國朝貢所受宣敕的憑證，故未敢答應貿易。A儘管如此，初璘此行爲後來荷蘭使團出使北京，開展中荷兩國的正式官方交往打下了基礎。B1655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派出侯葉爾（Pieter de Goyer，清史作“杯突高齧”）與凱賽爾（Jacob Keyzer，清史作“惹諾皆色”）率使團隨行共16人，攜帶表文和貢品前往中國，計劃到北京覲見順治皇帝，請求准許荷蘭人在廣州開展貿易。出發前，東印度公司董事會爲使團配備了一名管事兼畫家，要求他把旅途中的各種見聞繪製出來，同時還要求他帶上衛匡國所繪製的中國地圖，以備行程之需。C這位畫家就是約翰·尼霍夫。1655年7月19日，尼霍夫隨使團從巴達維亞出發，途經馬來西亞刁曼島（Pulo Tymon），進入中國南海後沿越南海岸綫於8月1日抵達東京灣（即北部灣）附近海域。在不到半個月的航程後，8月14日，使團船隊來到澳門附近。由於荷蘭人在澳門的屢次失敗經歷，使團並未登陸澳門，而是小心翼翼地繞開了這座由他們的宿敵葡萄牙人管治的港城。8月29日，兩位使臣先行抵達廣州；船隊也隨後於9月4日來到廣州城外的珠江水面。當時鎮守廣東的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與廣東督撫商議後，認爲此次荷蘭人遠來朝貢是仰慕上國、清朝聲名遠播的表現，遂上書朝廷請示接納荷蘭人入貢。在等待了漫長的六個月後，使團終於得到朝廷的許可，同意他們作爲貢使前往北京覲見皇帝。1656年3月17日，荷蘭使團再次啟程，從廣州出發，改乘中國船隻沿着由廣東入京的傳統貢道前往北京。除使團人員外，還有廣東督撫派遣的文武官員A 〔荷〕包樂史、 莊國土：《〈荷使初訪中國記〉研究》，第11頁。B 林發欽：《明清鼎革的中荷官方交往》，《中西文化研究》（澳門）第18期，2010年，第120—129頁。C 〔荷〕包樂史、 莊國土：《〈荷使初訪中國記〉研究》，第10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67楊迅凌 \ 從澳門到北京——荷使初訪中國內河航線圖考釋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以及大量兵丁雜役一路護送陪同，沿途也有各地方官員照應。他們先乘坐拖船逆流而上，沿北江到達廣東省北部的南雄，然後騎馬翻越粵贛交界處的大庾嶺，到江西南安後再登上拖船，沿章水進入贛江。儘管是順流，但贛江暗礁很多，行船仍需小心翼翼。經鄱陽湖後，進入長江順流而下。5月9日，使團抵達南京。稍作休整後，5月18日再次啟程，搭乘朝廷派來的船隻，從揚州進入京杭運河。尼霍夫名義上是使團的管事，實際上中國官員和雜役包辦了使團的大小事務，所以他有大量的時間用畫筆和文字記錄下他在行程中的見聞。A7月17日，在整整四個月的內河航行後，荷蘭使團終於抵達北京，卻發現從莫斯科來的俄羅斯使團早於他們四個月就到達北京，但因爲俄使拒絕在皇帝的聖旨前下跪、磕頭，連皇宮都沒能進去。在北京空耗了六個月後，俄羅斯使團被逐離北京。這對荷蘭使團來說，無疑是一個重要的提醒。尼霍夫在手稿中寫道：“有些人就是那麼高傲，使他們爲了保持那種自以爲是的尊嚴而不得不付出重大代價。”B有前車之鑒的荷蘭使團以極爲恭敬的態度配合朝貢禮儀制度，尼霍夫也詳細記錄了使臣一行前往禮部學習下跪和叩頭儀式，並因此受到朝廷優待的情形。使團最終如願朝見了順治皇帝，並在十天後得到回覆。在清廷看來，荷蘭效慕上國、懷忠抱義，遣使遠道而來，忠心可嘉。至於所請出入貿易、互通有無，雖然對商民有利，但風波險阻、勞費可憐，皇帝於心不忍，因此准八年來朝一次即可，來京不超過20人，攜帶的貨物也衹能在館交易，不得在廣東海上私自售賣。表面上看，這是皇上對荷蘭國的格外恩寵，但實際上朝廷深知各國都希望貢期短、來人多。至此，荷蘭使團此行請求准許入華自由貿易的目的完全失敗。據說順治的決定是耶穌會士湯若望暗中作梗所致。由於保教權的關係，耶穌會士必須向葡萄牙國王效忠，因此絕大多數來華耶穌會士並不像衛匡國那樣對荷蘭人懷有善意。10月16日，失望的荷蘭使團離開北京，沿原路返回，於翌年（1657）1月28日回到廣州，耗時近三個半月。在廣州休整逗留近一個月後，使團離開中國，於3月31日回到巴達維亞。A 〔荷〕包樂史：《中荷交往史》，阿姆斯特丹：路口店出版社（Ot to Cramwincke l Uitgever），1999年，第78頁。B 〔荷〕包樂史、 莊國土：《〈荷使初訪中國記〉研究》，第85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68楊迅凌 \ 從澳門到北京——荷使初訪中國內河航線圖考釋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在初訪中國的兩年以後，1658年7月尼霍夫回到了荷蘭阿姆斯特丹，住在他的哥哥亨利（Hendrik Nieuhof）家中。尼霍夫花了三個月時間完成公司給他的任務——向董事會提交一份關於中國的旅行報告和一張中國地圖。此後他決定返回巴達維亞，臨行前將他關於中國旅程的手稿留給亨利整理和出版。A1665年，亨利整理、編輯的《荷使初訪中國記》由阿姆斯特丹的出版商梅爾斯（Jacob van Meurs）刊行，書中附有約100幅依照尼霍夫繪畫手稿製作的銅版畫，並配有一張中國地圖（以下簡稱A本）。然而，這部書究竟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尼霍夫的原稿卻存在爭議。由於尼霍夫本人並未參與圖書的編纂，而亨利編輯、梅爾斯製作的銅版畫中有許多想象出來的細節，這不免讓人心存懷疑。該書的法文譯本作者加本第（Jean Le Carpentier）甚至直言不諱地承認，他修改和補充了尼霍夫的正文，“增加了許多美妙的、富有政治和教育意義的細節”。B其他語種的版本也都存在類似的情況。如同那個時期的其他圖書一樣，出版者喜歡用長書名標榜豐富的內容以引起讀者的注意，荷蘭文版的尼霍夫遊記被命名爲《荷蘭東印度公司使團覲見大韃靼可汗現今的中國皇帝：1655年至1657年穿越中國山川，廣東、江西、南京、山東和北京的難忘經歷，簡潔而準確地描述中國的城市、村莊、政府、科學、工藝、習俗、宗教、建築、服飾、船舶、山川、莊稼、動物等，以及中國人抵抗韃靼人的戰爭：150幅描繪中國生活的圖畫》。該書緊挨着正文部分的前面有兩幅銅版畫，一張是約翰·尼霍夫的畫像，另一幅就是他繪製的中國地圖（A本，圖1左）。地圖尺寸爲37.5cm×42cm，右下角的渦卷紋飾上分別用荷蘭文、法文、拉丁文、德文寫有圖題《荷蘭東印度公司使團覲見大韃靼可汗行程地圖》。圖題下繪有最長刻度爲50的比例尺，以荷蘭文注明“每度15荷里”。類似大航海時代各國表示距離的單位“里格”，荷里在不同時期有着不同的數值。17世紀，荷蘭天文學家司乃耳（Willebrord Snellius）提出以地球赤道周長作爲荷里標準，將赤道經度1度記爲15荷里，正是A本所用比例尺。司A 〔荷〕包樂史、 莊國土：《〈荷使初訪中國記〉研究》，第13—14頁。B 〔荷〕包樂史、 莊國土：《〈荷使初訪中國記〉研究》，第15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69楊迅凌 \ 從澳門到北京——荷使初訪中國內河航線圖考釋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乃耳計算的地球赤道周長約爲38,653公里，故每荷里相當於7,158米。這與尼霍夫在遊記序言中提到的6荷里等於100里A接近。記錄了這條內河航綫的另一個重要地圖版本，爲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秘密地圖手稿（以下簡稱B本，見圖1右），尺寸56cm×130cm。該地圖圖題和題記橫置。題記以荷蘭文撰寫，內容爲：“粵道航綫圖：發源自韃靼山脈，流經中國各省，最後匯入澳門大海。”圖題“Caerte van de rivier, van Canton”則說明製圖者將這整條連通北京與澳門的水道冠以“廣東的河流”之名，這與當時中國人以“粵道”指代該路綫的習慣相符。圖1 描繪了澳門到北京內河航綫的A本B（左）與B本C（右）地圖A 中國古代長度單位“里”在不同朝代不同，清順治年間應沿用明制。明嘉靖間量地，1尺爲32.7厘米，5尺爲1步，300步爲1里，1里約490.5米。B 法國國家圖書館收藏，館藏號FOL-H-3107，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pt6k1512084z/f26.item。因筆者所見1665年初版荷蘭文版《荷使初訪中國記》的尼霍夫地圖欠清晰，故此處使用該書法文版的尼霍夫地圖替代。該書法文版與荷蘭文版皆由同一家出版商於1665年出版，印製地圖所使用的銅版完全一致，因此該地圖與荷蘭文版書的地圖完全一致。C 奧地利國家圖書館收藏，館藏號：389030-F.K. KAR MAG，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全球地圖中的澳門”項目複製提供，http://lunamap.must.edu.mo/luna/servlet/s/5z822w。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70楊迅凌 \ 從澳門到北京——荷使初訪中國內河航線圖考釋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B本的直接作者芬彭士（Joan Vinckeboons，1617—1670）長期擔任荷蘭東印度公司首席製圖師約翰·布勞（Joan Blaeu，1596—1673）的助手。他本人從未去過亞洲，但作爲布勞最重要的製圖合作夥伴，爲後者繪製了約200種、超過450件手繪地圖、海圖、地志畫和平面圖，其中很大一部分以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地圖爲底本。這份工作讓他接觸到大量最新的荷蘭東印度公司船長、領航員的報告、草圖等一手資料。A芬彭士根據這些材料製作了大量精美的城市景觀圖、平面圖和航海圖，其中就有他根據尼霍夫地圖手稿製作的B本。B本地圖收錄在被稱作《布勞-范德海姆地圖集》（Atlas Blaeu-Van der Hem）的其中一卷——《荷蘭東印度公司秘密地圖集》（The Secret Atla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范德海姆（Laurens van der Hem，1621—1678）是17世紀阿姆斯特丹的律師，他熱衷於收集地圖、航海圖、地志畫。爲讓這些作品便於收藏和欣賞，他聘請專業製圖師將這些地圖重新繪製和上色，彙編成50卷的地圖集，其中的4卷就是被稱作秘密地圖集的手稿地圖。范德海姆去世後，他的女兒阿加莎（Agatha）將這套地圖集保存了多年。1730年阿加莎死後，這套地圖集在海牙被拍賣，買主是曾任南尼德蘭總督、神聖羅馬帝國的元帥的歐根親王（Eugen Franz，1663—1736），他也是著名的藝術愛好者和收藏家。1736年歐根親王去世，他的遺孀將地圖集轉讓給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六世，保存於皇家圖書館，即後來的奧地利國家圖書館。正因如此，芬彭士的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秘密地圖手稿纔得以流傳至今。我們知道，尼霍夫並不是地圖學家，也不是專業的製圖師。從中國及周邊地區的海岸綫、島嶼的輪廓，以及水系幹流和省級行政區劃來看，尼霍夫地圖與1655年衛匡國和布勞合作出版B的《中國新地圖集》（Novvs atlas Sinensis）裏面收錄的《中國總圖》有着高度一致性，似乎證明尼霍夫的確是A Z. Kees, “Mapping the Dutch World Oversea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W. David,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p. 1433-1462.B 一般認爲，衛匡國是此書的作者和地圖的繪製者，他把該書交由當時荷蘭最好的地圖出版商布勞出版，後者在衛匡國的基礎上對地圖進行了改繪，不僅大大提高了製圖的科學性和專業性，還加入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當時最新的地理發現。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71楊迅凌 \ 從澳門到北京——荷使初訪中國內河航線圖考釋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拿着衛匡國的中國地圖記錄使團的旅程。與衛匡國《中國總圖》不同的是，尼霍夫地圖的A本幅面範圍略小，截取了前者北緯18度到44度、東經127度到160度之間的部分，同時刪去了經度坐標刻度。此外，A本的製圖投影方法也改爲了墨卡托投影法，因此畫面略有變形。B本則單純表現這條航道，舍去了其他地理信息和畫面。圖中沒有標出經度坐標，衹保留了緯度，圖面範圍是從北緯20.8度到41度，剛好覆蓋整條澳門至北京的航路。從地名標注體例來看，尼霍夫地圖在衛匡國做法的基礎上有所補充。衛匡國《中國總圖》在各個省範圍內標注了“府”一級的地名；分省圖則除了“府”之外，還標注了“縣”“州”一級的地名。與之相比，尼霍夫地圖無論是A本還是B本的地名，除了“府”（Fu）、“縣”（heen）、“州”（Siu）外，還標注了“鎮”（cing）、“衛”（wey）、“廟”（miao）等更小一些的行政、軍事地名或宗教場所，補充了大量衛匡國地圖中所沒有的細節，同時也對衛匡國地圖中不準確的地方進行了修訂。正如尼霍夫在遊記的序言中所說：我們經過這麼多城鎮鄉村，如全寫出來會令人厭煩，因此衹把沿河岸的那些城市按順序列出，把其他地方去掉……從北京回程時，我曾按韃靼人告訴我的裏數用荷尺計算了旅程，發現與我們所帶的地圖並不完全相符。因此，閣下命令製作地圖時，應該改動一些地方。A二、地圖主要版本的內容分析與比較爲展現A、B本的全貌和特點，筆者根據水系和省界把這條從澳門到北京的航綫分爲七段，擇其要者進行分析。爲便於記述，下文按照使團航綫行駛方向，以“左岸”“右岸”記錄兩岸城鎮景觀的方位。（一）澳門至廣州段A本珠江口被繪製成一個斜向上的三角形，廣州位於三角形的頂端位置，而將澳門繪製在孤懸珠江口灣區以外南端的島嶼上，在島嶼的中央繪製了一A 〔荷〕包樂史、莊國土：《〈荷使初訪中國記〉研究》，第48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72楊迅凌 \ 從澳門到北京——荷使初訪中國內河航線圖考釋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個象徵城鎮的圖像符號，並以荷蘭文記錄了澳門的兩種拼寫方式“Makao”或“Makou”。製圖者略去了澳門以南的其他島嶼，而把被葡萄牙人命名爲“鹿島”（Ilias des Veados/Vyades）的三灶島錯誤地繪製在澳門東北側的海面上。同一時期荷蘭人繪製的“鹿島”大都標注在珠江口的最外側的島嶼上。（圖2左）B本沒有繪製完整的珠江口輪廓，而僅僅是記錄了使團途經水路上的島嶼和海岸綫。（圖2右）該圖把澳門繪製在珠江口正中最顯著的位置，將“鹿島”（Ilhas des Vijados）繪製在澳門的東南方向，從該島的方位推測更有可能是珠江口最南端的擔竿島，不排除荷蘭人把當時的擔竿島當做了澳門附近的三灶島或高欄島。A圖2 A（左）、B（右）本澳門至廣州段概貌值得注意的是，澳門的名稱在B本中被標注爲“澳門諸島”（De Eijlanden van Macao），這在其他地圖中較爲罕見，卻與尼霍夫手稿第8頁對澳門的稱A 1655年衛匡國《廣東地圖》（Qvantvng, imperii Sinarvm provincia dvodecima，哈佛大學圖書收藏，館藏號MA 17.60.6 pf*，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全球地圖中的澳門”項目複製提供，http://lunamap.must.edu.mo/luna/servlet/s/ma8803）、1677年布勞《廣東沿海圖》（法國國家圖書館收藏，館藏號GE SH 18 PF 179 DIV 3 P 2/1 RES，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全球地圖中的澳門”項目複製提供，http://lunamap.must.edu.mo/luna/servlet/s/1p4qso）較爲準確地表現了澳門在灣區中的位置——在灣區的中段，而非底部。衛匡國的地圖沒有標注“鹿兒諸島”，布勞的地圖則在灣區東側底部外洋的幾個小島旁注明了“鹿兒諸島”，並注釋“擔竿島上有鹿”（Vijados at. de Leme）。1700年法國第一艘來華商船“安菲特利特號”航行到珠江口附近，大副弗羅熱繪製的地圖中把大小襟、荷包島（牛角）到高欄島間海域的大小島嶼統稱爲“鹿兒諸島”（Isles des Viados），而三灶島與高欄島之間就是浪白滘。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73楊迅凌 \ 從澳門到北京——荷使初訪中國內河航線圖考釋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呼完全一致A。根據金國平介紹，在葡語文獻中也有“澳門諸島”（ilhas de Macao）的表述，其範圍對應於三灶島到擔竿島之間海域的大小島嶼。尼霍夫在手稿中記道，8月14日船隊看到澳門諸島時的位置是北緯21度10分，水深24噚。當晚，船隊停泊在澳門最東面丘陵地帶附近的洋面上（應是馬交石以東海域），水深7噚。BA本在灣區東側的陸地上標注了一個地名“Lantao”。有學者根據發音認爲這是指曾作爲新安縣治的“南頭”。實際上，明清兩代西方人在航海圖中的“Lantao”都指現香港“大嶼山”而非南頭。1831年英國東印度公司製圖師豪斯博格（James Horsburgh）根據19世紀初英國在華沿海的實測數據繪製的《珠江航海地圖》非常明確地指出了這一點。該圖在大嶼山位置上標注了兩個名稱：歐洲人稱“LANTAO”，中國人稱“TY-HO”（大澳）。（圖3）B本準確地記錄了澳門與大嶼山的相對位置。圖3 豪斯博格繪《珠江航海地圖》中的大嶼山名稱CA 尼霍夫手稿：Journaal van zommige voorvallen, inde voyagie vande E. Heeren Pieter de Goyer en Jacob Keyser, ambassadeurs, aande grootmachtige keizer van Chyna en Tartaryen, inde jaaren 1655, 56 & 1657，1659年，法國國家圖書館收藏，館藏號SG MS8-17 (1271)，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525015659。B 〔荷〕包樂史、莊國土：《〈荷使初訪中國記〉研究》，第49頁。C James Horsburgh. To Chas. Majoribanks esq.re and the other members of the hon.ble East India Company’s factory at Canton, this Chart of Choo Keang or Canton river, is inscribed ... by James Horsburgh. [London], 1831. 哈佛大學圖書館收藏，館藏號G7822.P4 1831 .H6，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全球地圖中的澳門”項目複製，http://lunamap.must.edu.mo/luna/servlet/s/po3528。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74楊迅凌 \ 從澳門到北京——荷使初訪中國內河航線圖考釋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尼霍夫手稿稱，船隊停留兩日後，16日船隊離開澳門，經大嶼山海角（Hock van Lamtao）後在一個大島（Anker）前停泊。這個大島可能是東側的內伶仃島，也可能是西側的淇澳島。對照Google Earth中的實際地理情況，內伶仃島在南頭的西南方，船隊必先經過內伶仃島，纔能看到南頭；而如果是淇澳島，則更不可能先經過南頭。這也證實了尼霍夫手稿和地圖中的“Lamtao”（手稿與A本）或“Lamtaon”（B本）與西方人用於指代大嶼山的習慣用法一致。B本在大嶼山（Lamtaon）北部繪有一橫向的水道（深灣，也稱“深圳灣”，現深圳後海），水道的北岸繪有一個城鎮，註記其名爲“Samtong”（Samt-Ong），正是荷蘭文拼寫的“新安”粵語對音，此處纔是南頭城真正的所在位置。水道外側繪有一個島嶼，沒有標記名稱，結合其位置必是內伶仃島（圖4）無疑。莊國土認爲船隊停泊的大島是淇澳巡司所在的東澳島A（應是淇澳島），但未給出證據。B本在珠江口的西岸、澳門北側方向記有一個奇怪的地名“Arquirong”（圖4）實際上是葡萄牙語“錨地”（Âncora）的荷蘭文記音。該島嶼的位置與伶仃島處於同一緯度，而比伶仃島更大。地圖中的航道兩側地名的先後順序反映了尼霍夫船隊航綫的實際情況，這證明了船隊的確是在淇澳島停泊。圖4 B本中的內伶仃島、淇澳島位置A 〔荷〕包樂史、 莊國土：《〈荷使初訪中國記〉研究》，第99—100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75楊迅凌 \ 從澳門到北京——荷使初訪中國內河航線圖考釋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8月18日，船隊在傍晚時進入虎門港（Haven van Heijtamon），在海灣中央水深6.5噚處下錨。“Heijtamon”（圖5）是“虎頭門”的對音，即位於亞娘鞋島北部的虎門寨，是扼守粵省門戶八門水道中的第一門，其東側是舊缺口巡司駐地。船隊停泊後隨即有清軍兵丁乘坐小艇前來探查荷蘭人的情況。使團接待了這些兵丁，並派商務官巴隆（Hendrik Barron）跟他們上岸向當地官員說明情況。8月24日船隊沿河道逆流而上，來到東岸一個叫做“Lamme”的地方，莊國土將其翻譯爲“東莞”。尼霍夫在手稿中記載，當地長官要求使臣必須上岸到府衙內詳陳來意。A“Lamme”在此處代指東莞應當無疑義，可能是道光《廣東通志·東莞縣圖》裏位於東江匯入獅子洋入海口中央的琳洲，或“琳（洲）尾”的對音。B本在“Lamme”所在位置下方繪有一條橫向的河流，就是船隊溯游前往東莞縣治的東江南支流，亦稱“東莞水道”。由於“Lamme”這個地名，18世紀法國人在繪製入廣水道圖時把這條水道標記爲“Lamy”河。西方人認爲該河流的源頭通向福建，故而有些地圖在“Lamy”河旁邊注釋這條河又名“福建河”（Riviere de Fokein）。到了18、19世紀，英國人在珠江口航道圖中把獅子洋航道西側、橫檔以北、蓮花山以南的江鷗沙標注爲“Lamee”，而江鷗沙的最底端正對東江水道匯入獅子洋的河口。儘管指稱的具體事物略有不同，但對於西方人而言，“Lamme”是獅子洋航道與東莞水道交匯處的重要地標；船隻航行到此處，看到“Lamme”之後必須靠右側通過獅子洋航道，或者轉右進入東莞水道。圖5 B本中的虎頭門、琳洲位置A 〔荷〕包樂史、莊國土：《〈荷使初訪中國記〉研究》，第50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76楊迅凌 \ 從澳門到北京——荷使初訪中國內河航線圖考釋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清代的蓮花塔、琶洲塔、赤崗塔是船隻進入廣州最重要的三個定位航標塔。外國商船進入獅子洋後首先看到的就是蓮花山的蓮花塔，之後可以遠遠看到黃埔島上的琶洲塔，在這兩座塔的指引下通過航道來到黃埔港，在這裏更換駁船，最後通過赤崗塔定位來到廣州城外的十三行。B本較爲準確地記錄了這三座塔的方位，並在相應位置上繪製出表示塔的“丰”字形符號。其中，“Nuchutap”是番禺蓮花山蓮花塔粵語對音的荷蘭文書寫形式，“Paototap”爲黃埔島上的琶洲塔，“Schakontap”爲赤崗塔。但B本將琶洲塔繪製在廣州城對岸，赤崗塔繪製在河道中的島上，將兩塔位置調換，應該是筆誤或抄誤所致。相比之下，A本的製圖者根本不理解這三個地名是指入廣水道上這三座極其重要的定位航標塔，不但未標出塔的具體位置，而且草率地將地名標記在珠江口西岸，且僅有“Nuchutap”（蓮花塔）、“Schakantap”（赤崗塔）兩個地名。（圖6）這再次證明A本製圖者並非這條路綫的親歷者，而B本則較爲真實準確地還原了荷蘭使團在這條路綫上的行程，更接近尼霍夫的原作。圖6 A（下）、B（上）本標記的蓮花塔、琶洲塔、赤崗塔的位置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77楊迅凌 \ 從澳門到北京——荷使初訪中國內河航線圖考釋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二）北江梅嶺段使團在廣州停留了六個月後再次出發，依次經過佛山（Foesan）、三水（Samsou），沿北江逆流而上依次經過清遠（Cinyuen）、湞陽峽（’t Gebergte van Seugwonhap）、英德（Yngtak）、望埠（Monfucko）、韶州（Sucheu）、五馬頭山（Ot ma que vu）、始興（Suttieme）、黃塘驛（Guantan）、南雄（Namhum）、珠璣（Jusum）等地。A這些地名在A本、B本中均有標注，但具體拼寫有所不同。B本還以粵語對音正確標注出A本缺少的胥江驛（Sukon）、觀音岩廟（Kunjangsiam）、蒙浬驛（Mongley）等地。其餘尚有許多地名筆者無法辨識。（圖7）圖7 A（左）、B（右）本北江梅嶺段概貌澳門到北京的內河航綫分別途經珠江、長江、淮河、黃河、京杭運河等水系，僅中間粵贛交界的大庾嶺一段約70里的路程是陸路，因而大庾嶺這段陸路成爲整條路綫中最“特殊”的地方。大庾嶺又稱“梅嶺”，其山頂所設關隘“梅關”可追溯至秦代。唐代張九齡始建“梅關古道”，所有南下北上的客商貨物都必須經過這條通道，自古以來就是廣東溝通中原地區的要道。明代軍事家鄭若曾也稱，“一逾梅嶺，即浮長江，四通八達”。B正是這個原因，梅關古道給荷蘭使團留下了深刻印象。受尼霍夫作品影響，此後西方人繪製的中國地圖上，梅關古道在這條貫穿中國的內河航綫上格外突出，成爲這條赴京粵道上最顯眼的標誌性路段。（圖8）A 以上地名拼寫皆出自B本。B ［明］鄭若曾：《籌海圖編》卷十三“經略三”，欽定四庫全書本，第4頁。浙江大學圖書館藏。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78楊迅凌 \ 從澳門到北京——荷使初訪中國內河航線圖考釋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圖8 B本顯示的梅關古道路段（三）贛江段使團經陸路離開廣東後進入江西，來到南安縣（A, B: Naunungan）。A在南安，他們把所有貢品行李裝載到拖船上，重新登船走水路，依次經過南康（A: Nankang, B: Nanhan）、贛州（A, B: Kancheu）、萬安（A, B: Vannungam）。在萬安以北的河道東岸，尼霍夫記錄了彭家凹（A: Pekinsa, B: Peckiason），並對此地的假山藝術讚歎不已。使團途徑左岸的泰和（A, B: Tayko）、吉安（A, B: Kinnugam），右岸的吉水（A, B: Kissunwen），再到左岸的白沙驛（A: Pisa, B: Pysa）、峽江（A: Kiakia of Siakiano, B: Kakian），右岸的新淦（A: Sinkin, B: Sinkan）。總體而言，B本的對音更加接近實際情況。在新淦以北的左岸，B本還繪製了一個大城市，是A本中沒有的臨江府（Linkian）。臨江府是明清時期全國重要的工商稅收城鎮之一，也是當時江西省中部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明嘉靖年間，江西布政使司曾在臨江府設湖西分守道，下轄清江、新淦、峽江、新喻四縣。右岸是豐城（A: Fuchun of Funghing, B: Fuchim）。（圖9）A 爲方便表述，下文皆以此方式標註A、B本地圖所註地名。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79楊迅凌 \ 從澳門到北京——荷使初訪中國內河航線圖考釋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圖9 B本顯示的新淦、臨江府、豐城位置再向北則是被稱爲“江西城”的南昌（A: Kiansi; B: Kyansi）。地圖中繪製了鄱陽湖，並用荷蘭文“Lacus Pojanhu”標明這個湖的名字。在贛江匯入鄱陽湖的地方，繪製了一個小城，注明其名稱爲“吳城鎮”（A: Ucieujen, B: Ucienjem）。靠近鄱陽湖頂部的左岸繪有一座大城“南康府”（A, B: Namkun），即廬山所在地，府治星子縣，爲交通要衝。鄱陽湖頂部右岸則繪有另一座城鎮“湖口縣”（A: Hukoen of Hukeu, B: Hukoen），這裏也是長江的南岸。使團從此處進入長江。（圖10）尼霍夫在手稿中記載，他們在這裏見到了海豚，應該是常出沒在鄱陽湖與長江交界處的白鰭豚。A圖10 A（左）、B（右）顯示的贛江段概貌A 〔荷〕包樂史、莊國土：《〈荷使初訪中國記〉研究》，第65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80楊迅凌 \ 從澳門到北京——荷使初訪中國內河航線圖考釋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四）長江段過湖口後，使團進入了今天安徽境內的彭澤縣（A: Panchu of Pencsse, B: Fangsu）。順治時安徽還未設省，仍屬江蘇省。時人沿明之習稱江蘇爲“南京”，因此尼霍夫在地圖上把省名標注爲“南京”（NANKIN）。彭澤之後是右岸的東流（A, B: Tonglou）、左岸的安慶（A, B: Anhing）、右岸銅陵（A, B: Tongling）。銅陵江對面西北方繪製了一個非常大的湖應是巢湖，B本用荷蘭文“Meer”標記，沒有繪製其源頭河流。但A本卻張冠李戴地將長江注入此湖，其上游還繪製了湖廣（HUQUAM）的洞庭湖。（圖11）顯然是A本的製圖者不理解尼霍夫繪製的這個大湖與長江的關係。衛匡國《中國總圖》中，也沒有這個錯誤。圖11 A本錯誤將巢湖與長江、洞庭湖連接經過銅陵後，根據尼霍夫手稿，使團經過一個叫“Upu”（A本）或“Upun”（B本）的城堡，作者還爲該城繪製了一幅水彩速寫畫。莊國土根據其位置推測可能是銅陵以東的繁昌，該城在長江右岸，建有城牆。但在尼霍夫的地圖上，無論是A本還是B本，都將該城堡繪製在長江的左岸，與右岸的蕪湖（Ufu）隔江相望。實際上，B本在長江右岸銅陵和蕪湖之間近乎中點的位置繪有一個小城鎮，標注名稱爲“Tyktiang”，這個地點正是繁昌縣所在的實際位置，手寫體的“T”應是“F”的誤記，因此“Upu”或“Upun”顯然不會是繁昌。但同一時期蕪湖對岸的地點中卻找不到類似對音的地點。尼霍夫在手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84楊迅凌 \ 從澳門到北京——荷使初訪中國內河航線圖考釋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河口的形態。天津於明永樂二年（1404）設衛築城，初設備兵使者於此，其後遼左多事，增置重臣，屯列將領，爲京師東面之巨鎮。河西務自元代就是京畿要衝，漕運咽喉；明洪武二年（1369）設河西水驛；宣德四年（1429）設河西務鈔關；清康熙四年（1665）河西務關遷至天津北大關。漷縣，明洪武十四年（1381）降漷州爲縣，屬通州，治所在今北京通縣東南40里的漷縣鎮，清順治十六年（1659）廢，入通州。使團經過漷縣時還未併入通州。此後，使團到達位於張家灣（A: Sansianway, B: Saukauwan）前的皇家港口。張家灣是盧溝河與白河交匯處，明代設有張家灣巡司，並移和合驛於此；清置漕運通判，有都司駐防。儘管運河可以由通惠河直抵北京城內積水潭的漕運總碼頭，但按照要求，使團人員必須下船改由陸路入京，所有運往北京的貢物也必須在此處或通州從船上卸下，用驢車由陸路送到北京。使團經過運河左岸的通州（A: Tongsion, B: Gonsiou）後抵達北京（A: Peking, B: Pekin），內河航綫至此結束。（圖15）圖15 A（左）、B（右）顯示的運河北直隸段概貌三、地圖的簡化改製與傳播意義自尼霍夫記錄了這條內河航綫後，其地理形象就在西方出版物中不斷出現。1663至1696年間，法國出版商泰弗諾（Melchisédech Thévenot，約1620—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85楊迅凌 \ 從澳門到北京——荷使初訪中國內河航線圖考釋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1692）陸續出版了《有關各種奇妙旅行的記敘》（Relations de divers voyages curieux，以下簡稱《奇妙旅行》）五卷本。該書第三卷將尼霍夫的中國遊記翻譯成法文於1664年初版，雖然篇幅僅爲1665年出版的亨利版（荷蘭文版）、加本第版（法文版）《荷使初訪中國記》的六分之一，插圖也與後兩者有很大不同，但問世時間甚至比它們還早一年。泰弗諾強調，他的版本是根據尼霍夫的手稿製成的。他在《奇妙旅行》序言中強調了逐句翻譯的必要性，他堅信“譯文必須忠實於原作的意思”A。荷蘭學者包樂史認爲，儘管泰弗諾很仔細地翻譯了尼霍夫的原文，但卻草率地處理了銅版畫插圖，甚至把幾張不同的草圖印在一幅圖面上B。1984年，包樂史在法國國家圖書館發現了尼霍夫的原始手稿，其中就有他繪製的插圖，但裏面的地圖卻不知所終。包樂史通過與手稿的比較斷定，亨利版的書中不僅使用了尼霍夫給他的材料，還把取材於其他作者的材料加到正文和插圖中，但由於對尼霍夫原著的大肆修改和添加，導致該書的文字和插圖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真實性。而泰弗諾在尼霍夫素描的基礎上另外請人製作的銅版畫，與原稿有較大不同。根據尼霍夫的自述，他在1658年回到阿姆斯特丹的三個月期間，“每天都有很多各式各樣的人來拜訪我，對我從中國帶回的筆記和素描大感興趣，並向我索看和討論這些筆記和速寫”C。1658年泰弗諾38歲，儘管不確定他是否在這一年拜訪了尼霍夫，或是在此後拜訪了尼霍夫的哥哥亨利，但確定的是，泰弗諾看到了尼霍夫遊記的手稿、素描和地圖。有意思的是，1664年初版的《奇妙旅行》第三卷中，衹有尼霍夫中國遊記的文字和插圖，卻沒有地圖。直到1666年該卷再版時，纔加上了一幅《澳門至北京內河航綫圖》（以下簡稱C本-2，圖16下）。同時，在1664年出版的A Melchisédec Thévenot, Relations de divers voyages curieux, vol. 3, A Paris : Chez Iacques Langlois, 1666年, 序言部分（AVIS），John Carter Brown Library收藏，館藏號E663 .T418r，https://archive.org/embed/relationsdediver00thve。B 〔荷〕包樂史、莊國土：《〈荷使初訪中國記〉研究》，第16頁。C 〔荷〕包樂史、莊國土：《〈荷使初訪中國記〉研究》，第13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86楊迅凌 \ 從澳門到北京——荷使初訪中國內河航線圖考釋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奇妙旅行》第二卷中，卻有一幅《東印度及西太平洋航海圖》（以下簡稱C本-1，圖16上）。這兩幅銅板印本地圖是除A、B本之外，最具代表性的兩張尼霍夫地圖。圖16 《奇妙旅行》中收入的C本-1A（上）與C本-2B（下）地圖A Melchisédech Thévenot, Relations de divers voyages curieux, Vol. 2, 1664. John Carter Brown Library收藏，館藏號E663 .T418r，https://archive.org/embed/relationsdediver00thve。B Melchisédech Thévenot, Relations de divers voyages curieux, Vol. 3, 1666. John Carter Brown Library收藏，館藏號E663 .T418r，https://archive.org/embed/relationsdediver00thve。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87楊迅凌 \ 從澳門到北京——荷使初訪中國內河航線圖考釋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與A、B本相比，C本-1的形式有很大不同，繪製了西至斯里蘭卡、東到日本群島範圍內的東亞、東南亞以及西太平洋區域。據泰弗諾在書中的說明，這是根據意外發現的葡萄牙航海圖手稿爲底圖製作的地圖，作者是葡萄牙著名的製圖師特謝拉（Luís Teixeira）。地圖具有很明顯的葡萄牙航海圖特徵，圖中海洋區域繪製了許多縱橫交錯的恒向綫（rhumb line），陸地上則沿海岸綫垂直方向密密排列着重要的航海地名，絕大部分的內陸都留出了大塊空白。但該圖中，中國內陸地區則參照衛匡國《中國總圖》繪製出黃河、長江、珠江以及長城和橫貫西北的大沙漠，最引人注目的是在中國內陸沒有標注其他任何城鎮名稱，卻繪製了從澳門到北京的這條內河航綫，並密密麻麻地標註出航綫上的地名。C本-1關於航綫的內容被大大簡化，從航綫最南端的澳門（Macao）到最北端的北京（Pekin），衹記錄了“府”“州”“縣”一級的地名。從地名的書寫形式來看，C本-1應該有着與A本同樣的知識來源。例如，與B本不同但與A本完全一致的地名拼寫形式包括三水（Xantsiu）、清遠（Sanyuun）、南安（Nangan）、南康（Nankang）、清江浦（Siampu）、宿遷（Tsisang）、多義溝（Jaxhinno）、德州（Tachu）、滄州（Sanglo）、興濟（Sinkicien）、青縣（Sinko）、天津（Tincienwey）、河西務（Ioesiwoe）、 漷縣（Foheen）、張家灣（Sansianway）、通州（Tongsion）。此外，A本繪製錯誤的地方，例如把長江錯誤地繪製成注入巢湖，同樣在C本-1中出現。C本-2在1666年再版時纔出現，說明它是一張增補的作品。全圖單純表現澳門到北京的內河航綫，其地名拼寫形式與C本-1、A本基本相同，顯示出它們明顯的相關性。但其河道形態、輪廓和走勢卻與B本更加接近。C本-2中有而C本-1中沒有的地名包括佛山（Foezan）、萬安（Vannungam）、吳城鎮（Woetsing）、鄱陽湖（Poyan Lac）、湖口（Hukoen）、Kontiou、當塗（Teytong）、桃源（Tauienien）等。同時，還在宿遷西側河道中寫明“Hoang fl. Ou Riviere Iaune”，表示黃河在此處與淮河交匯。這說明泰弗諾在該圖中不僅採用了不同來源的知識，還根據自己的理解對其進行說明。A、B、C（含C本-1、C本-2）本是尼霍夫地圖及其衍生地圖中最具代表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88楊迅凌 \ 從澳門到北京——荷使初訪中國內河航線圖考釋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性的版本。A本在內河航綫上記錄地名約310個，B本記錄地名約305個，C本-1記錄地名49個，C本-2記錄地名57個。結合莊國土翻譯的尼霍夫筆記手稿，對比A、B、C三個版本，筆者辨識出其中約90個地名。其中，A、B本中大量地名無法識讀出來，C本則幾乎可以全部找到對應地名。有關這些地名，尼霍夫在他的手稿中進行了這樣的說明：我特別不願意遵循常人慣用的寫作方法，也希望諸位不要介意有些錯誤的字母和含糊的語句，這是因爲我才疏學淺和不及注意所致。由於我不懂得當地語言，因此不能解釋那些城市和首府的名稱來源，儘管這些名稱都有一定的意義。A這說明尼霍夫並未沿襲前人（可能包括衛匡國）對這些地名的書寫形式，而是盡可能地根據自己沿途所聞記錄下這些地點的名稱。這樣就把當時沿途的地名讀音較爲真實地保存下來。但由於尼霍夫不懂漢語，更不用說許多地名是以當地方言發音，他在用荷蘭文記錄沿途各地聽到的地名時難免會“走樣”，這就讓今人難以識讀辨認其中的許多地名。筆者將可識讀的地名標記在Google Earth上進行比較後發現，B本最符合真實的地理情況。A本的製圖者或者說製版者顯然沒有親歷現場，故而造成許多明顯錯誤。C本則明顯與A本存在繼承關係。結合上文對尼霍夫地圖的版本梳理和分析論證後可以得出以下結論：（1）A本並非尼霍夫本人原作，而是加工改繪後的作品，其中多有錯漏；（2）B本纔是更接近尼霍夫原作的地圖，但該圖因東印度公司的保密要求並未在歐洲廣泛流傳；（3）C本僅保留了B本的構成樣式，實際上是將A本的航綫進行大幅刪減製成的簡化版。實際上，古地圖的製作不可能憑空產生，其生產、被閱讀和消費、修訂到再生產的各個環節，都受到製作者當時的認知和觀念的制約，無一不是主觀認知的產物。因此，今人在使用古地圖時，直接“讀圖”很可能會造成錯誤，衹有通過小心的分析和對比纔可能得到相對較爲可靠的結論。A 〔荷〕包樂史、莊國土：《〈荷使初訪中國記〉研究》，第47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89楊迅凌 \ 從澳門到北京——荷使初訪中國內河航線圖考釋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尼霍夫遊記在歐洲大獲成功，成爲歐洲對於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狀況和地理景觀的重要知識來源。而遊記中的中國地圖也隨書傳播，不僅讓西方人對中國的地理狀況有所瞭解，更重要是的，強化了歐洲人對中國朝貢體制的認知——要到中國貿易，就要獲得北京的准許；要去北京，就要走從澳門到北京這條唯一合法的貢道。這條被稱爲“粵道”的合法貢道在中外文獻中多次出現，如清代學者梁廷枏在《粵道貢國說》就記載了泰國、荷蘭、意大利（指教宗使臣鐸羅）、葡萄牙、英國使團通過粵道前往北京朝貢的經過。A1655至1656年荷蘭東印度使團訪華是西方國家第一次成功向清廷朝貢。康熙年間，荷蘭先後四次派使團訪華。荷蘭人極力避開廣東貢道，想方設法從福建貢道入京，因爲這樣可以避開在澳門的葡萄牙人。但清廷不允許西洋各國從粵道以外的路綫赴京。由於康熙希望通過荷蘭人剿滅明鄭勢力，或是委託荷蘭使臣傳書給俄羅斯國王，所以破例默許荷蘭使團暫時由福建入京，但同時也指出荷使違例：“除今次不議外，嗣後遇進貢之年，務由廣東道，入別道不許放進。”B1665年候爾恩（Pieter van Hoorn）率荷蘭第三次使團見到了康熙皇帝，荷蘭著名的遊記作家達珀（Olfert Dapper, 1639—1689）根據第二次、第三次使團報告出版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第二次、第三次出訪大清帝國海岸及內地遊記》（1670）。這兩次，使團都是由福建入京，遊記進一步豐富了歐洲人關於中國的知識。但使團報告和達珀的書中都沒有繪製福建貢道入京的路綫地圖。與第一次荷蘭使團一樣，後來的使團都沒有成功實現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華自由貿易的目標，隨後公司放棄了努力，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沒有派使團來華。1757年，清廷下令西洋商人衹可在廣州“一口通商”。1762年，荷蘭跟隨其他國家的腳步在廣州設立了商館。1794年，荷蘭最後一次派遣使團赴京爲乾隆皇帝祝壽和朝貢。尼霍夫地圖中澳門到北京內河航綫這條明清時期中央王朝指定各國貢使入華前往北京的唯一合法路綫也不斷在西洋各國對於中國的認知中不斷被強化。葡萄牙使臣1670年瑪訥撒爾達聶（Manuel de Saldanha）、1678年A ［清］梁廷枏：《海國四說·粵道貢國說》卷三“荷蘭國”，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164—263頁。B ［清］梁廷枏：《海國四說·粵道貢國說》卷三“荷蘭國”，第209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90楊迅凌 \ 從澳門到北京——荷使初訪中國內河航線圖考釋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白壘拉（Bento Pereira de Faria）、1726年麥德樂（Alexander Metelo de Sousa Meneses）、1753年巴哲格（Francisco Xavier Assis Pacheco de Sampaio）；1698年、1703年法國商船“安菲特利特號”兩次訪華，也都是由粵道入京。1793年英國馬嘎爾尼使團和1815年阿美士德使團兩次出使中國，都在清廷的破例優待下讓使團從澳門乘船由海路直抵天津入京，但回程時仍然大致沿運河南下，經粵道返回澳門登船回國。不同之處在於，馬嘎爾尼使團經京杭運河抵達杭州，由浙江到江西，轉入贛江後即進入傳統粵道。除西洋各國入華使團外，明清兩代大量的入華傳教士，也是沿着這條澳門到北京的內河航綫入京或深入中國內陸腹地。傳教士帶來的西方科技、文化和宗教沿着這條路綫向內地輻射，因此該路綫也是名副其實的文化交流之路。儘管西洋各國在沿途不能開展直接貿易，但通過澳門進出口的商品也大致沿這條路綫流通，並影響着沿途稅收。贛關爲粵省咽喉，全恃出入海口各貨往來以充盈餘。”以設置在贛州的贛關爲例，1511—1851年間它的稅額顯著受到時局和政策的影響。明代貿易量不大，但總體是緩慢上升的趨勢；明清鼎革期間貿易量斷崖式下跌，其後再度增長至晚明水平；1757年廣州“一口通商”後又迅速提升，至鴉片戰爭前都處於高位；鴉片戰爭後開放五口通商，贛關貿易量急劇下降，而江西也逐漸從出入海口的貿易大省蛻變成一個內陸的省份。A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海上絲綢之路上的貨物是從澳門流入中國，通過澳門到北京的這條內河航綫輻射全國；而陸上絲綢之路的貨物也由這條路南下到廣東和澳門。這條路是聯結海上絲綢之路和陸上絲綢之路的紐帶，澳門則是這條紐帶上最關鍵的節點。必須看到，這條重要的航綫是政治影響的產物，而不是經濟效益和地理因素的自然選擇。從這條內河航綫由澳門前往北京需要長達四個月的行程，而如果走海路則僅僅耗時一個月。假如明清朝廷改變政策允許沿海各港口開放貿易，那麼沿途各地和稅關的優勢也就不復存在。［責任編輯 沈曉鳴］A 廖聲豐：《清代贛關稅收的變化與大庾嶺商路的商品流通》，《歷史檔案》（北京）2001年第4期，第85—92頁。
Carte du voyage des ambassadeurs de la Compagnie orientale des Provinces Unies, vers le Tartare empereur de la Chine, les années 1655, 1656 et 1657（1655年、1656年和1657年荷蘭訪華使團在中國的航綫圖） / 約1677 / Pierre Duval ——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全球地圖中的澳門”項目藏 編者配圖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92李玉馨 撰 王梓 譯 \ 二戰期間鏡湖醫院與英國領事館的醫療合作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Medical Cooperation between Kiang Wu Hospital and the British Consulate during World War ⅡLei Ioc Heng; Wang Zi (trans.)Abstract: Before World War II, there were only three hospitals in Macao and medical resources were scarce. With the outbreak of World War II and the influx of refugees from China, Macao government hospitals were completely unable to provide adequate public medical services. The Macao healthcare system was on the verge of breaking down. With the fall of Hong Kong, a large number of British national refugees left Hong Kong for Macao and these came under the care of the British Consulate in Macao.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necessary medical care for these British national refugees, the British Consulate not only had to work with the Macao government hospitals, it also had to employ doctors from Hong Kong and to set up its own clinic. The British Consulate also had difficulty in obtaining medical supplies from the Macao government. Conflicts between the British Consulate doctors and those of the Macao government doctors arose and eventually, the British Consulate turned to Kiang Wu Hospital for assistance. Kiang Wu Hospital was a local institution providing medical services primarily to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Macao. During World War II, Kiang Wu Hospital was itself working under an extremely difficult and pressured situation, yet the hospital generously took in and provided medical care for the British national and the Allied refugees. The amicable relation between Kiang Wu Hospital and the British Consulate continued even after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he magnanimity and generosity of the Chinese in Macao were perfectly demonstrated by this relationship between Kiang Wu Hospital and the British Consulate in World War II.Keywords: Kiang Wu Hospital, British Consulate in Macao, Medical Care, World War II, MacaoLei Ioc Heng is a Ph.D. Candidate at 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Cultural Research,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e is mainly engaged in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society, economy and city of Macao, etc. Her representative work is “Ka Ho Village’s Road to Moderniz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rastructure as Centre”.Wang Zi, Ph.D. in Literature, a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at the Institute for Chinese Culture and Philology,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His research interests focus mainly o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East Asia.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93李玉馨 撰 王梓 譯 \ 二戰期間鏡湖醫院與英國領事館的醫療合作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二戰期間鏡湖醫院與英國領事館的醫療合作*李玉馨 撰 王梓 譯［摘 要］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澳門僅有三間醫院，醫療資源相當匱乏。二戰爆發後大量難民湧入，政府醫院無法提供足夠的公共醫療服務，澳門的醫療系統陷入困境。香港淪陷後，大量英籍難民離港赴澳，英國駐澳門領事館同樣面臨醫療困境。爲了給英籍難民提供必要的醫療服務，英國領事館嘗試僱傭醫生及建立自己的診所，同時與政府醫院合作。由於澳葡當局並不認可英國領事館醫生的行醫資格，英國領事館也難以獲得澳葡當局的醫療用品和藥物，種種矛盾最終因一位英籍難民在治療中去世而被激化，雙方的合作因此終止。英國領事館在對比評估後，轉而向鏡湖醫院尋求協助。鏡湖醫院在二戰以前，是一間主要爲澳門華人社區提供醫療救濟服務的機構。儘管在二戰中同樣處境困難，但該醫院還是慷慨接受了英國領事館的請求，允許英國領事館醫生在醫院行醫，並爲英籍和其他外國難民提供醫療服務。鏡湖醫院和英國領事館的友好合作關係也在二戰結束後被延續下來。二戰時期鏡湖醫院與英國領事館的合作，展現了澳門華人的仁義之心，以及鏡湖醫院的人道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關鍵詞］鏡湖醫院 英國駐澳門領事館 醫療 二戰 澳門* 本文以英文寫就，由王梓譯爲中文；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特藏部Angela Gil女士協助翻譯和校對本文所引用的葡萄牙語資料。特此致謝！李玉馨，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歷史學博士候選人。主要從事澳門歷史、社會、經濟和城市等研究。已發表《九澳村的現代化之路——以基礎設施建設爲中心》等論文。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94李玉馨 撰 王梓 譯 \ 二戰期間鏡湖醫院與英國領事館的醫療合作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二戰初期，大量內地難民爲躲避戰禍湧入澳門。隨着1941年香港的淪陷，大批香港和內地難民湧入“中立”A澳門，對澳門的醫療服務和社會民生帶來了極大的衝擊。由於大部分香港難民屬英籍，因此需由英國駐澳門領事館（以下簡稱英國領事館）承擔難民所需的醫療服務和救濟責任。英國領事館爲難民開設診所，配備醫生，但不敷應用，乃主動聯繫澳門鏡湖醫院尋求支持。鏡湖醫院也慷慨響應，及時爲英藉難民提供醫療救助。雙方的合作及其成效，爲澳門小城的苦難歲月添上了一抹充滿溫情的國際主義色彩。關於二戰期間英國領事館與鏡湖醫院爲救治香港英籍難民而展開的醫療合作，目前學界之研究仍付闕如。中國內地和澳門學者主要關注二戰時期鏡湖醫院提供的人道主義援助。B關於柯麟醫生的研究中，也多提及他對鏡湖醫院西醫手術發展的貢獻。C其他如《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史》等文獻，對鏡湖A 1932年“一·二八”事變期間，葡萄牙薩拉查（Salazar）政府外長費爾南多·布朗克（Fernando Augusto Branco）於3月5日在國際聯盟總部發表聲明，宣佈葡萄牙在中日衝突中保持“中立”，並表示中國和日本都是葡萄牙長期以來的友好夥伴，從而取得“中立國”地位。澳門作爲葡萄牙的海外管治地區，也因此成爲“中立區”。參見Geoffrey C. Gunn(ed.), Wartime Macao, Under the Japanese Shadow,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3. B 吳樹燊發掘鏡湖醫院和澳門《華僑報》的資料，探討鏡湖醫院在戰爭期間的活動，指出鏡湖醫院不僅爲難民提供各種援助，還籌款支持本地的華人社區。參見吳樹燊：《抗戰時期的澳門鏡湖醫院》，《日本侵華史研究》（南京）2014年第2期，第68—84頁；吳樹燊：《濟民報國：抗戰時期的澳門鏡湖醫院》，《抗戰史料研究》（北京）2014年第1期，第 84—100頁。鍾子程指出，鏡湖醫院在抗戰時期從事的活動極爲廣泛，與當時其他機構的人道主義活動有很大不同。參見鍾子程：《抗日戰爭時期澳門的難民救濟工作研究》，暨南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李任欣研究了1840—1940年葡萄牙管治下的澳門華人社團，以及作爲華人社團之一的鏡湖醫院在1937—1940年抗戰中所扮演的角色。參見李任欣：《葡據時代澳門華人社團研究（1840—1940）》， 蘇州科技學院碩士論文，2014年。趙佳佳認爲鏡湖醫院是抗日戰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參見趙佳佳：《抗戰時期的澳門救亡團體》，《黨的文獻》（北京）2018年第4期，第100—106頁。此外，相關研究還有白爽：《抗戰時期澳門鏡湖醫院和同善堂的救亡賑難活動》，《澳門研究》（澳門）2013年第2期，第168—173頁。 C 吳躍農：《柯麟——一位特殊的醫生在澳門》，《黨史縱覽》（合肥）2005年第4期， 第41—44頁；吳躍農：《柯麟在澳門的日子》，《九鼎》（澳門）總第37期，2010年，第48—51頁；鄭偉聰：《柯麟的港澳歲月》，澳門：中華文化交流協會，2019年；魯陽、卓大宏、南草、梁芝瑗：《柯麟傳》，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李葆定、馮彩章編著：《柯麟傳略》，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9年。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95李玉馨 撰 王梓 譯 \ 二戰期間鏡湖醫院與英國領事館的醫療合作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醫院在二戰時期的歷史和功績也多有評述。A但上述研究均未涉及鏡湖醫院與英國領事館的合作。西方學者對二戰期間英國駐澳門領事館的研究也不多。關於澳門社會與醫療的研究中，對鏡湖醫院的關注較少，亦未有專文探討英國領事館與鏡湖醫院之合作關係。鑒於以上情況，本文擬通過時任英國駐澳門領事館副領事瑞維斯（John Pownall Reeves）的回憶錄B、澳門報刊及相關檔案資料，梳理鏡湖醫院與英國領事館建立合作關係的背景、經過及其形式與成效等史實，爲二戰時期英國領事館與鏡湖醫院合作救助香港英籍難民的研究提供分析基礎。一、戰前與戰時澳門的醫療服務20世紀30—40年代，澳門有三家醫院，即白馬行醫院（Hospital de São Rafael）、仁伯爵醫院（Hospital Conde de São Januário）和鏡湖醫院。（一）白馬行醫院白馬行醫院是澳門仁慈堂（Santa Casa da Misericórdia）下屬的慈善醫院，主要依賴仁慈堂的資金來運作。雖然它不直接隸屬澳葡當局，但亦不被視爲完全的私立醫院，因爲仁慈堂的一部分資金來自於澳葡當局的資助。白馬行醫院也被本地人稱爲窮人的醫院，其建立時間一般認爲是1569年，由賈耐勞（D. Melchoir Carneiro Leitão）主教主持開幕典禮。C文德泉（Manuel Teixeira）神父指出，當時醫院有兩個獨立分院，分別爲貧民醫院（Hospital dos Pobres）和麻風病院（Hospital dos Leprosos）。醫院早期曾多次重建並擔負軍事用途。A 吳潤生主編：《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2001年；黃蘊玉：《鏡湖醫院之回憶與展望》，鏡湖醫藥社主編：《鏡湖醫藥（第2期）》，澳門： 鏡湖醫院慈善會，1948年；濠江風雲兒女編輯組：《濠江風雲兒女：澳門四界救災會抗日救國事跡》，澳門：星光書店，1990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著：《港澳同胞與祖國抗日戰爭》，北京：團結出版社，2015年。 B John Pownall Reeves, The Lone Flag, Memoir of the British Consul in Macao during World War I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C Manual Teixeira, Hospital de S. Rafael, Macau: Escola Tipográfica Salesiana, 1939, p. 3.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96李玉馨 撰 王梓 譯 \ 二戰期間鏡湖醫院與英國領事館的醫療合作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1784年，醫院大樓旁增建了一座軍用翼樓，A至1955年纔依照澳葡當局的命令拆除。B爲區別於旁邊的軍用翼樓，1834年以後，醫院本部也被稱爲平民醫院。1842年，醫院大樓加建一層，並安放了一座聖拉斐爾（Saint Raphael）塑像，正式更名爲白馬行醫院（Hospital de São Rafael）。盧西奧·施利華（Lucio de Silva）醫生在1883年關於澳門衛生服務的報告中指出，白馬行醫院的患者大多是貧窮、年老、患有嚴重疾病或慢性且無法治癒疾病的患者。高斯華（José Gomes da Silva）醫生在1886年的報告中說，來自仁慈堂的資金太少，無法讓醫院保持良好的條件。儘管如此，醫院爲提升醫療質量，還是經過了多次整修。1902—1913年間，白馬行醫院進行了裝修；自1915年卡埃塔諾·蘇雅利（José Caetano Soares）醫生被聘任的20餘年裏，醫院也對建築進行了改善，同時提高了臨床服務的質量；1938—1939年，醫院又進行了二戰前最後一次重大整修。C白馬行醫院後因資金短缺陷入困境，最終在開設400年後的1975年關閉。（二）仁伯爵醫院仁伯爵醫院初名仁伯爵軍醫院（Hospital Militar de Sam Januário），D於1872年動工，1873年12月竣工，1874年1月啟用。由於該醫院源於澳葡總督歐美德（Januário Correia de Almeida）E建立一所軍隊醫院的倡議，因此，醫院命名時使用了歐美德的名字。F1910年的一份報告中顯示，該醫院在當時不僅收治軍人，還收治政府僱員、囚犯和中國海關的僱員。其中，軍人佔患者人數的95.1%，非軍人患者佔比4.9%。G1918年，在Joao Araujo醫生的建議下，醫院開始接收貧困患者。在此之前，他們衹能在白馬行醫院接A Manuel Teixeira, A Medicina em Macau, Vol. 1, Macau: Gabinete de Secretario-Adjunto para os Assuntos Sociais e Orcamento, 1975, pp. 240-241, 244-246. B Manuel Teixeira, A Medicina em Macau, Vol. 1, pp. 247-248. C Manuel Teixeira, A Medicina em Macau, Vol. 1, pp. 249, 253-254, 261-262. D Manuel Teixeira, A Medicina em Macau, Vol. 1, p. 118. E 歐美德（1829—1902），1872 年 3 月 23 日至 1874 年 12 月 7 日擔任澳葡總督。 F Manuel Teixeira, A Medicina em Macau, Vol. 1, pp. 49-66, 79-105. G Manuel Teixeira, A Medicina em Macau, Vol. 1, pp. 109-110.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97李玉馨 撰 王梓 譯 \ 二戰期間鏡湖醫院與英國領事館的醫療合作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受治療。1919年，澳葡當局頒佈《衛生服務總則》（Regulamento Geral dos Serviços de Saúde），其中規定將醫院命名爲政府總醫院（Hospital Geral do Governo）。A1921年，醫院正式對公衆開放。B到1923年，醫院大約有150張病床，可接收多達3,650名患者。C雖然醫院已對公衆開放，但大部分普通民衆仍不到此就醫。最重要的原因是語言障礙，醫院裏的醫生都是葡萄牙人，不會說粵語，而大多數當地華人根本不會說葡萄牙語。儘管醫院提供翻譯服務，但通過翻譯，遠不如直接和醫生交流方便有效。因此，當地華人更願意尋找其他會說粵語的醫生來治療疾病。1937年7月10日，總督巴波沙（Artur Tamagnini de Sousa Barbosa）正式將醫院更名爲仁伯爵醫院（Hospital Conde de São Januário）。D根據澳葡當局的記錄，1939—1945年間，仁伯爵醫院的醫生人數保持相對穩定。1940年政府僱傭的醫生人數爲5人，1941年增加到7人，1944年又加至8人。（參見表 1）此外，相關檔案還記錄了非政府僱傭的私人醫生的人數，在1938年爲10人，但到1939年已減少至7人。E這些私人醫生亦任職於不同的政府部門。A Manuel Teixeira, A Medicina em Macau, Vol. 1, pp. 118, 120, 123. B Boletim Oficial de Macau, Supplemento ao No. 11 de Junho, p. 441. C Manuel Teixeira, A Medicina em Macau, Vol. 1, pp. 111-112. D Ano de 1937-Boletim Oficial de Macau, No. 28, 10 de Julho, p. 482. E Anuario de Macau, 1939, p. L; Anuario de Macau, 1940, pp. LVII-LVIII. 7 位私人醫生分別是Alexandre G. dos Santos、Antonio A. de Barros Lopes、Cassiano Fonseca、Eduardo Reis、Francisco R. F. Braganca、Jacinto Vargas Moniz和Joao F. Ferreira。參見Anuario de Macau (1940-1941), Macau: Mercantil e Escola de Artes e Oficios, 1941, pp. 400, 440, 447以及Manuel Teixeira, A Medicina em Macau, Vol. 4, Macau: Os medicos em Macau, 1976, pp. 78-81。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98李玉馨 撰 王梓 譯 \ 二戰期間鏡湖醫院與英國領事館的醫療合作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表1 1939—1945仁伯爵醫院醫生人數A年份 1級醫生 2級醫生 合同醫生 醫生總數1939年 2人 2人 0人 4人1940年 2人 3人 0人 5人1941年 1人 3人 3人 7人1942年 1人 4人 2人 7人1943年 1人 4人 3人 8人1944年 1人 4人 3人 8人1945年 1人 4人 3人 8人高斯華醫生認爲，當時這些醫生不可能衹靠政府的薪水在澳門生活，因爲政府給的薪水太低，不足以維持生活。事實上，澳葡當局也允許醫生有自己A 仁伯爵醫院各年的醫生人數並沒有體現在同年的《澳門憲報》中，而是出現在下一年的財政預算之中，因此可以通過這一數據瞭解當時的醫生人數。其中，1939年的人數參見1938-Boletim Oficial de Macau-supplemento ao No. 53, 31 de Decembro under Serviccos de Saude e Higiene, p. 1088；1940年的人數參見1939-Boletim oficial de Macau-Supplemento ao No. 52, 30 de Dezembro, under Resumo da Despesa Fixada para o Ano Economicao de 1940 Distribuida pelas Respectivas Classificacoes Orcamentais (p. 961) for Servicos de Saude e Higiene, p. 977；1941年的人數參見1940–Boletim oficial de Macau-Supplemento ao No. 52-31 de Dezembro, under Resumo da Despesa Fixada para o Ano Economica de 1941 Distribuida pelas Respectivas Classificacoes Orcamentais (p. 1081) for Servicos de Saude e Higiene, p. 1097；1942年的人數在1941年或 1942 年的憲報中都沒有記錄，但可以通過1943年憲報中的“1942年12月28日醫生的額外服務報銷記錄”來確定，參見1943-Boletim oficial de Macau-No. 2-16 Januario, Repartical Tecnica dos Servicos de Saude e Higiene and Reparticao Technica dos Servicos de Saude e Higiene da Colonia de Macau, p. 29；1943年的人數參見Ano de 1942-Boletim Oficial de Macau-Supplemento ao No. 26-29 de Dezembro, under Capitulo 4, Resumo da Despesa Fixada o Ano Economico de 1943 Distribuida pelas Respectivas Classificacoes Orcamentais (page 637) for Servicos de Saude e Higiene, p. 652 and Distribuicao de Pessoal dos Servicos de Saude, p. 653；1944年的人數參見Ano de 1943-Boletim Oficial da Macau-Supplemento ao No. 26-31 Dezembro, under Capitulo 4, Resumo da Despesa Fixada para o Ano Economico de 1944 Destribuida pelas Respectivas Classicacoes Orcamentais, p. 977 for Servicos de Saude e Higiene, p. 992 and Distribuicao do Pessoal dos Servicos de Saude, p. 993；1945年的人數參見Ano de 1944-Boletim Oficial de Macau-supplemento ao No.52-29 de Dezembro, Capitiulo 4, Resumo da Despesa Fixada para o Ano Economico de 1945 Distribuida pelas Respectivas Classificacoes Orcamentais, p. 677 Distribuicao do Pessoal dos Servicos de Saude e Higiene, p. 693。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199李玉馨 撰 王梓 譯 \ 二戰期間鏡湖醫院與英國領事館的醫療合作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的私人診所或兼任澳門的大學、神學院、商學院的教授等其他工作。A除了薪酬微薄之外，要獲得合法執照並在澳門以西醫身份執業，還需要修讀並通過葡萄牙法律規定的熱帶醫學課程。B在中國和香港學習的醫生無法修讀到這門課程，因此政府僱傭的幾乎衹有來自葡萄牙的醫生。這些因素導致了澳門執業西醫的稀缺和政府招募西醫的困難，在二戰前即已如此。戰時日本封鎖海陸，醫生從葡萄牙前往澳門更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三）鏡湖醫院19世紀後期，除了條件惡劣的白馬行醫院，普通民衆幾乎沒有其他就醫選擇。澳葡當局無法滿足當地華人的醫療需求，他們必須自己想辦法。有鑑於此，一部分華人在澳門創辦了鏡湖醫院，主要爲當地華人提供醫療服務。C最初，鏡湖醫院的醫生都是採用傳統中醫診療手段的中醫師。D1892年，鏡湖醫院邀請孫中山來院工作。他曾在香港西醫書院（今香港大學醫學院）學習西醫，爲西醫外科出身，因此也將西醫診療實踐帶到了鏡湖醫院。孫中山也成爲了第一位在澳門執業的華裔西醫外科醫生。此後的1892—1919年，鏡湖醫院成立並擴建了西醫科。鏡湖醫院可以說是二戰期間澳門唯一的私立醫院。戰時，醫院採取中西醫並行的診療模式，同時採購新的設備，不断擴大醫院規模，建造了一間產科病房和一所新的護士學校。1941年，醫院調整發展重心，廢除中醫科，專注於使用西醫手段實施診療。E但是，由於澳葡當局規定需要具有熱帶病證書纔能被認定爲合法的西醫，因此鏡湖醫院的醫師仍衹被認定爲“中醫”。鏡湖醫院發展過程中的另一個關鍵轉變契機是柯麟的到來，他對鏡湖醫院納入澳門醫學版圖發揮了重要作用。柯麟爲廣東海豐人，1901年出生，1921A Manuel Teixeira, A Medicina em Macau, Vol. 4, p. 78. B Ano de 1935-Boletim oficial de Macau-No. 31-3 de Agosto, p. 1025. C 關於鏡湖醫院的創建及早期運作，參見鏡湖醫院慈善會：《慶祝鏡湖慈善創辦150周年鏡湖醫院（1871—2021）》，2021年，第4頁。 D 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編：《鏡湖醫院九十周季紀念特刊》，澳門：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1961年，第17頁。 E 《鏡湖醫院概況·民國卅年至卅五年》，第6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00李玉馨 撰 王梓 譯 \ 二戰期間鏡湖醫院與英國領事館的醫療合作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年以優異成績考進廣東公醫學堂（後改名廣東公醫醫科大學，現中山大學中山醫學院）接受西醫教育。A學成後，他於1931年在香港開辦診所，1933年數次往返港澳之間，並於1935年舉家遷居澳門，此後從1936—1951年任職於鏡湖醫院。B在柯麟的領導下，醫院建立了完善的醫療體系，且現代化程度大大提高。1941年，爲了更好地提供診療服務，柯麟在鏡湖醫院成立了“西醫顧問團” （Western Physicians Consultation Group），其成員主要由柯麟自中國內地邀請而來。C這對加強鏡湖醫院的醫療服務有很大的幫助。在西醫顧問團的幫助下，鏡湖醫院通過募捐建成了一個新的手術室。手術室雖然於1944年7月就已完工，但直到1945年5月20日纔正式投入使用。D手術室建成之初，鏡湖醫院的醫生衹能在澳葡當局指定和認可的一名葡萄牙外科醫生的監督下，纔能進行手術。直到4年後的1949年，接受過西醫培訓的中國醫生纔獲發政府承認的行醫執照，得到在鏡湖醫院進行手術的資格。E與白馬行醫院和仁伯爵醫院相比，當地華人更喜歡鏡湖醫院。這不僅是因爲語言溝通方便，還因爲鏡湖醫院以病人爲導向的靈活管理。例如，根據鏡湖醫院管委會一開始製定的規章制度，來鏡湖醫院就診的病人可以帶上自己的看護人，看護人可以留在醫院，全程照顧病人。F1919年，住院部建成後，新修訂的條款和規則允許住院病人或其家人，如果不滿意醫院指派的醫生，可以自主選擇醫生，而且沒有提及任何關於患者指定的醫生必須是本院醫生的限制。G1944年《華僑報》的一則新聞表明，上述規則仍然有效。H換句話說，A 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丹心照鏡湖：柯麟院長誕辰一百一十周年紀念特刊》，澳門：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2011年，第16—18頁。 B 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丹心照鏡湖：柯麟院長誕辰一百一十周年紀念特刊》，第17—18頁。 C 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丹心照鏡湖：柯麟院長誕辰一百一十周年紀念特刊》，第45頁。 D 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編：《鏡湖醫院九十周季紀念特刊》，第29頁。 E 《獲准執業醫生名單全部公佈》，《華僑報》（澳門），1949年2月6日，第005版。 F 吳潤生主編：《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史（1871—2001）》，澳門：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2001年，第13頁。 G 吳潤生主編：《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史（1871—2001）》，第22頁。 H 《鏡湖醫院留産簡章》，《華僑報》（澳門），1944年3月7日，第004版。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01李玉馨 撰 王梓 譯 \ 二戰期間鏡湖醫院與英國領事館的醫療合作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當病人住進鏡湖醫院時，非鏡湖醫院的醫生依然可以照顧他們的病人。1939年，鏡湖醫院接收的患者爲9,078人，而仁伯爵醫院則有2,941人；到1940年，鏡湖醫院門診病患數是77,382人，而白馬行醫院爲1,002人。A據澳門年鑒1940年和1941年的統計數據顯示，鏡湖醫院實際上承擔了另外兩家醫院普通門診病患98.72%的診療工作。B此外，鏡湖醫院在二戰期間還積極參與澳門社會各界的救助工作。它所提供的援助十分廣泛，包括爲貧困和無家可歸的難民分發粥食，收留迷路的難民兒童，甚至爲死去的人安排免費葬禮，還爲所有人提供免費的醫療服務。1942年的冬天特別寒冷，鏡湖醫院堅持每天從早上九點半開始施粥一千多份，並持續了五個月之久。鏡湖醫院還收留澳門警方和其他各處送來的無家可歸的難民，並爲這些生病的難民提供醫療服務，沒有人被拒之門外。醫院甚至設置了臨時病房，將醫院的空間利用到了極限。1943年，鏡湖醫院爲98,238位貧困病人提供了免費醫療；1945年更增至106,444人。對於流浪街頭無家可歸和走失的兒童，鏡湖醫院專門設立了一個專區來收留他們。最初衹給他們食物和住所，但隨着時間的推移和人數的增加，這些孩子也在鏡湖接受教育。當尋找到這些走失兒童的父母或家人，他們就會被送回與家人團聚。留下來的兒童，則由鏡湖醫院撫養、教育，直到長大獨立，讓這些失去親人和家庭的孩子得到家庭般的關愛。這一制度一直持續到1947年夏天纔結束。記錄顯示，從1941年到1942年，鏡湖醫院共救助380多名難民兒童。直到戰爭結束後的1945年底，醫院中的難民兒童仍有60多名。C可以說，鏡湖醫院在保障澳門社會福祉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A Anuario de Macau, Servicos de Saude e Higiene: Assistencia medica em Macau, Movimento dos Hospitais, Mortalidade geral da Colonia, Estado Sanitario e Estatistica, referentes ao ano de 1939, 1940, p. 366. B 廖澤雲主編：《報國濟世——抗戰時期的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紀念特刊），澳門：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2015年，第62頁。 C 廖澤雲主編：《報國濟世——抗戰時期的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第57、61、76、94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02李玉馨 撰 王梓 譯 \ 二戰期間鏡湖醫院與英國領事館的醫療合作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二、英國領事館對英籍難民的醫療救助1937年“七七事變”後，來自中國內地的難民開始湧入香港和澳門。1938年10月12日日軍登陸大亞灣和同年10月21日廣州淪陷，使難民人數急劇增加。到1939年，澳門人口已從1927年的157,175人上升至245,194人。A1941年12月25日香港的淪陷，更使數量空前的難民自中國內地和香港湧入澳門。澳門因先前的難民潮已經承受了巨大的人口壓力，而香港的淪陷則使這一情況雪上加霜。面對二戰期間如此短時間內大規模的人口增長，澳門幾乎毫無準備。在原本的社會結構下，1927年時澳門大約僅能夠爲15萬至16萬人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而在這面積衹有14.47平方公里B的彈丸之地上，人口卻在1945年膨脹到50萬人。C而且，澳門本身沒有任何資源，長期以來都通過香港或中國內地進口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在香港淪陷後，澳門被日本佔領區包圍，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已被日本所掌控。日本在戰爭期間持續對澳門實施陸海封鎖，以此作爲對抗澳葡當局的籌碼，致使澳門遭受重創。作爲“中立地區”，澳門在二戰時期堅守並維持運作的領事館有兩個，即英國領事館和日本領事館。此外，還有荷蘭的H. Nolasco和暹羅D的Fernandes兩位領事代表。戰爭期間，英國領事館除了維護自身的利益外，還兼理荷蘭和暹羅的事務，兼顧法國和美國的利益。這是當時澳門唯一對法、美等國開放的渠道，而來自軸心國的日本領事館顯然不會爲它們提供任何形式的幫助。香港淪陷前，澳門的英國人寥寥無幾，但香港的淪陷使香港難民開始湧入，加之日本釋放和遣散香港“第三國籍”人士的政策，不同族裔如土生A Custódio N. P. S. Conim, Maria Fernanda Bragança Teixeira, Macau e a sua População, 1500-2000, Aspectos Demograficos, Sociais e Económicos, 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statistica e Censos, 1999, p. 101. B Garrett, Richard,“Macau during World War II,”Wartime Macau, Under the Japanese Shadow, edited by Geoffrey C. Gun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xviv. C Botas, Joao F.O.,“Living on the Edge: Economic management over Military Defences,”Wartime Macau, Under the Japanese Shadow, edited by Geoffrey C. Gun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Chapter 2, Graph 2.1, p. 57. D 今泰國。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03李玉馨 撰 王梓 譯 \ 二戰期間鏡湖醫院與英國領事館的醫療合作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葡人、歐亞混血、印度人和華人大批離開香港轉往澳門。1942年2月，隨着“Perla號”輪船的到來，第一批香港難民抵達澳門，A並一直持續至戰爭結束。時任英國領事館副領事瑞維斯在回憶錄上記錄，當時單日從香港抵澳的難民最高紀錄達千人。B儘管這些難民的種族背景不同，但都可以歸爲英國國民。因此，英國領事館需要負責他們的居住、飲食、教育等基本需求。最終，共有約九千名英籍難民被安置在英國領事館周邊。英國領事當時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便是爲這些難民提供足夠的醫療服務。最初，這些人由澳葡當局提供醫療服務。但隨着各地難民人數的增加，澳葡當局僱傭的醫生數量有限，遠不足以爲這些難民提供必要的診療。而且這些醫生甚至還衹是兼職，在醫院工作的同時還經營自己的私人診所。C醫療資源的匱乏促使瑞維斯考慮由英國領事館尋找醫生，開設診所，爲英籍難民提供足夠的醫療服務。由於官方檔案中並沒有發現英國領事館僱傭的香港醫生在澳門的合法執業醫生註冊記錄，因此衹能假設，儘管總督戴思樂（Gabriel Maurício Teixeira）並沒有授予這些香港醫生在澳門執業的資格，但鑒於形勢嚴峻，這些來自香港的醫生實際上還是在不符法律規定的情況下，於英國領事館的診所任職，爲難民提供診療服務。D英國領事館共有六名醫生：Ozorio醫生E、A Frederic (Jim) Silva, Reminiscences of a Wartime Refugee, Macau and Hong Kong during World War Two, How People Lived and Coped,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Macau, Collection “Mosaico”, Volume XXVII, August 2013, p. 16. B “Heenan Report to the British ambassador in Chungking(dated 3 June 1942, NA[National Archives] FO371/41620)” in John Pownall Reeves, The Lone Flag, Memoir of the British Consul in Macao during World War II, Chapter II Notes number 2, p. 183. C John Pownall Reeves, The Lone Flag, Memoir of the British Consul in Macao during World War II, p. 61. D John Pownall Reeves, The Lone Flag, Memoir of the British Consul in Macao during World War II, p. 61. E Horacio Percy Luis Ozorio，醫學博士，1915年6月21日生於中國香港，1941年8月20日與Doris Pugh結婚並育有一子。1973年8月13日在英國柴郡的格拉彭霍爾去世。參見Familias Macaneses, Vol. 2, p. 904.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04李玉馨 撰 王梓 譯 \ 二戰期間鏡湖醫院與英國領事館的醫療合作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Gosano醫生A、Ribeiro醫生B、Guterres醫生C、Barnes醫生D和Ho Asjoe醫生E。第一位到英國領事館任職的是Ozorio醫生，此後他邀請了Gonsano來到澳門擔任英國領事館醫生，FGosano醫生也在1942年6月正式入職領事館診所。G據瑞維斯的介紹，這些醫生是按照前文所述的順序來領事館工作的。H然而，Gosano 表示，當他開始擔任領事館醫生時，已經有三名“來自香港的葡萄牙裔醫生在澳門執業”，即Ozorio醫生、Ribeiro醫生和Barnes醫生。I不過，無論這五位醫生任職的先後順序如何，他們無疑都在這一時期爲英國領事館工作，而Ho Asjoe醫生則是最後加入的。表2 英國領事館診所醫生一覽表姓名 出生日期 出生地 去世日期Horacio Percy Luis Ozorio 1915年6月21日 中國香港 1973年8月13日Eduardo Liberato Gosano 1914年12月 中國香港 2010年11月7日Germano Antonio Vieira Ribeiro 1913年12月12日 中國香港 2006年4月3日A Eduardo Liberato Gosano，又稱Eddie Gosano，醫學博士，1914年12月生於中國香港，1945年11月26日與Adeline Hazel Lang結婚，育有三子。2010年11月7日在美國舊金山去世，並安葬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科爾馬。參見Familias Macaneses, Vol. 2, p. 91. B Germano Antonio Vieira Ribeiro，醫學博士，1913年12月12日生於中國香港。1942年1月8日與 Alice Elsa Artindale 結婚，育有一女。2006年4月3日於加拿大溫哥華去世。參見Familias Macaneses, Vol. 2, p. 1022. C Antonio Paulo Guterres，醫學博士，1907年9月12日生於中國香港，1931年2月7日與Thelma Ricardina Ferrer Pacheco d’Assumpcao結婚，13年中育有7個子女，1998年3月12日於加拿大夏洛特敦去世。參見Familias Macaneses, Vol. 2, p. 167. D Joseph William Anthony Barnes，1904年6月10日生於中國香港。參見Familias Macaneses, Vol. 1, p. 370. E William Ho Asjoe被列於全球天主教醫生名錄之中。參見https://www.fiamc.org/regional-news/region-2-asia/the-guild-of-st-luke-st-cosmas-and-st-damian-hong-kong，訪問日期2021年9月29日。 F Eddie Gonsano, Hong Kong Farewell, Special Limited Edition, Published by Greg England, 1997, p. 24. G John Pownall Reeves, The Lone Flag, Memoir of the British Consul in Macao during World War II, p. 61. H John Pownall Reeves, The Lone Flag, Memoir of the British Consul in Macao during World War II, p. 61. I Eddie Gosano, Hong Kong Farewell, p. 25.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05李玉馨 撰 王梓 譯 \ 二戰期間鏡湖醫院與英國領事館的醫療合作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姓名 出生日期 出生地 去世日期Antonio Paulo Guterres 1907年9月12日 中國香港 1998年3月12日Joseph William Anthony Barnes 1904年6月10日 中國香港 —William Ho Asjoe — — —*筆者據上文內容整理這些醫生原本都有自己的工作，當爲英國領事館服務時收取費用。隨着英籍難民的數量愈來愈多，這種僱傭方式讓“英國領事館在財務上無法支持”。對英國領事館來說，讓他們成爲英國領事館的全職醫生，由領事館支付薪水的方式更爲經濟。A因此，領事館醫療團隊的擴大和專職醫生的僱傭，是促成英國領事館診所應運而生的根由。B瑞維斯曾記述，領事館診所“事業生涯艱難”，而且搬遷多次。C有關領事館診所的記錄很少，但澳門《大衆報》1943年4月的新聞顯示，診所從近西街（Kan Sai Street）D搬遷至風順堂街32號（32, Rua De S Lourenco），即公鈔科（Reparticao Central dos Servicos de Fazenda e Contabilidade）的舊址。E新聞還提到了Ozorio醫生，並說領事館的診所是“難民診所”。這與瑞維斯的說法相符：“診所最初設在白馬行醫院附近，後搬到曲棍球場（hockey ground）附近的一棟大樓中，再後來又遷到東面的南灣（Praia Grande），並一直持續到其被裁撤。”F除了白天在門診工作外，醫生還要24小時處於待命狀態，有時還需提供上A Eddie Gosano, Hong Kong Farewell, p. 25. B John Pownall Reeves, The Lone Flag, Memoir of the British Consul in Macao during World War II, pp. 62-63. C John Pownall Reeves, The Lone Flag, Memoir of the British Consul in Macao during World War II, p. 61. D 近西街，葡文街名爲Rua Formosa，其最早記載可見於1869年7月25日出版的《澳門憲報》。1968年8月27日，中文街名更名爲“美麗街”，使中、葡文街名含義相同。 E 《難民療病所遷地風順堂》，《大衆報》（澳門），1943年4月7日，第3版。 F John Pownall Reeves, The Lone Flag, Memoir of the British Consul in Macao during World War II, p. 63.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06李玉馨 撰 王梓 譯 \ 二戰期間鏡湖醫院與英國領事館的醫療合作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門醫療服務。A因此，即使有診所和六名全職醫生，但照顧這些英籍難民的任務依然十分艱巨。瑞維斯記錄道：“1945年，每月門診的次數爲2,241次，包括這些門診在內的每月治療病例次數爲5,527次。”B不僅如此，診所的設備和場地都很簡陋。沒有標準的消毒器，代以在木炭爐上用沸水消毒，並且場地中的沙發還被用來代替檢查床使用。正如瑞維斯所說，在診所所能進行的“最嚴重的手術”是“氣胸”。C因此，領事館診所衹能爲門診病人提供基礎的醫療服務。必要時，英籍難民會被轉到仁伯爵醫院就診，而對於那些需要住院治療的病人，也不得不依靠仁伯爵醫院。三、英國領事館與鏡湖醫院的合作雖然英國領事館仍需依靠澳葡當局獲得必須的醫療援助，但患者一旦被送入仁伯爵醫院，英國領事館的醫生就不再被允許繼續照顧他們的病人，並且“不被允許在政府醫院進行手術，甚至不能參加手術”。DGonsano醫生也說：“我們不被允許在政府醫院看診或治療病人，也沒有手術的權力。需要手術的患者衹能交給政府醫院。”E澳葡當局的這種規定，導致了領事館醫生與政府醫院醫生之間的摩擦和衝突。F此外，由於領事館醫生難以從澳葡當局處獲得醫療用品和各類藥物，使得情況變得更加複雜。G瑞維斯曾試圖與澳葡當局就領事館醫生和政府醫院醫生之間的協作問題進行談判，但最後以失敗告終。這一矛盾在1943年1月最終激化。1942年，英籍難民Leonore Mary Gill小姐A Gosano, Eddie, Hong Kong Farewell, Special Limited Edition, Published by Greg England, 1997, p. 25. B John Pownall Reeves, The Lone Flag, Memoir of the British Consul in Macao during World War II, p. 64. C John Pownall Reeves, The Lone Flag, Memoir of the British Consul in Macao during World War II, p. 63. D John Pownall Reeves, The Lone Flag, Memoir of the British Consul in Macao during World War II, p. 63. E Eddie Gosano, Hong Kong Farewell, p. 25. F Eddie Gosano, Hong Kong Farewell, p. 25. G Eddie Gosano, Hong Kong Farewell, p. 62.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07李玉馨 撰 王梓 譯 \ 二戰期間鏡湖醫院與英國領事館的醫療合作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因肺結核住進了仁伯爵醫院，住院幾個月後在醫院去世。A不久，關於政府醫院醫生瀆職的謠言開始流傳，使事件鬧得沸沸揚揚。瑞維斯不得不於1943年1月30日給澳門民政廳廳長（Chefe da Repartição dos Serviços de Administração Civil）Digmo Luiz Camara de Menezes Alves寫信，要求提供有關案件的信息和解釋。瑞維斯在信中表示，Gill小姐“在1943年1月7日接受注射並在一兩個小時內死亡”，因死亡“如此意外和突然，關於死因的瘋狂謠言開始流傳”。瑞維斯要求政府提供相關信息和解釋，以便他處理這些謠言。民政廳廳長於1943年2月12日的回信中詳細說明了對死者進行的屍檢結果，證實她的死因是肺結核，信中同時提供了死者注射藥物的詳細信息。瑞維斯於1943年2月17日回覆接受了這一解釋，此事件至此終結。B事態雖然沒有進一步擴大，瑞維斯表面上也接受了澳葡當局的解釋，但他立即轉而和鏡湖醫院尋求合作。當時鏡湖醫院已經擠滿了難民，而且在那裏工作的醫生全都是華人。然而，瑞維斯卻從未給出任何關於選擇鏡湖醫院的理由，領事館醫生們也沒有提到這一點。在做出選擇之前，瑞維斯肯定已經到訪過白馬行醫院和鏡湖醫院，充分了解和評估了兩家醫院的情況，並發現與鏡湖醫院合作更爲合適。這不僅因爲鏡湖醫院的專業、靈活和包容，而且還因它是人道主義救濟的主要提供者，例如提供食物、住所甚至爲澳門無家可歸的流浪兒童提供教育。事實也確實如此，就在戰前不久，一位美國紅十字會駐華南代表曾訪問了轄區內的中國醫院（即鏡湖醫院）並稱：“包括香港在內，沒有一家中國醫院在組織和衛生方面能和澳門的鏡湖醫院相比。”CA Frederic (Jim) Silva, Reminiscences of a Wartime Refugee, Macau and Hong Kong during World War Two, How People Lived and Coped,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Macau, 2013, p. 45. B MO/AH/AC/SA/01/25700, Correspondencia recebida do Governo Geral da Indochina e do Consulado Ingles, 1943/01/30–1942/06/15, A2277-P25625. C Helena F.S. Lopes, “Inter-imperial Humanitarianism: The Macau Delegation of the Portuguese Red Cros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2018, Vol. 46, No. 6, pp. 1131-1132.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08李玉馨 撰 王梓 譯 \ 二戰期間鏡湖醫院與英國領事館的醫療合作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當病人需要住院治療時，瑞維斯越來越多地依靠鏡湖醫院。A但無論是瑞維斯本人還是領事館的醫生，都沒有真正提到他們在鏡湖醫院照顧的病人。《華僑報》1943年4月2日的報導提及，當時已經有外國人在鏡湖醫院接受治療。B鏡湖醫院的檔案也確實保存了外國人到醫院就診的記錄。從1943年到1945年，在鏡湖醫院留醫的外國人總數達2,275人。表3 1943—1945年鏡湖醫院留醫外國患者人數統計C年度 英籍留醫病人 美籍留醫病人 合計1943年 464人 90人 554人1944年 612人 69人 681人1945年 924人 116人 1,040人合計 2,000人 275人 2,275人鏡湖醫院的檔案中，首次提到英國領事館難民和醫生的，是1943年11月5日醫院董事會的討論記錄。會議在討論關於住院病人的規定時，提到住在醫院的英國領事館難民和醫生需要一些日常食物，例如雞蛋、牛肉和牛奶。這些食品與醫院爲當地華人患者提供的不同，價格昂貴且難以獲得。D現存鏡湖醫院的檔案中幾乎沒有其他提及領事館醫生的相關資料。直到1946年7月，鏡湖醫院纔開始編制和保存完整、規範的醫院病歷。E在此之前，醫院的會議紀要和相關檔案並不完整。除了醫院本身資料外，關於鏡湖醫院與領事館醫生的記錄，主要來自A John Pownall Reeves, The Lone Flag, Memoir of the British Consul in Macao during World War II, p. 63. B 《鏡湖醫院辦理良好 西人亦在該院留醫 積極籌建手術室以冀設備完整》，《華僑報》（澳門），1943年4月2日，第004版。 C 廖澤雲主編：《報國濟世——抗戰時期的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第63頁。 D 鏡湖醫院內部文件《湖鏡醫院慈善會值理會第拾次聯席會議兼第四拾次常務會議議案錄》，1943年11月5日。 E 2021年5月21日，筆者對鏡湖醫院時任院長吳培娟女士的採訪。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09李玉馨 撰 王梓 譯 \ 二戰期間鏡湖醫院與英國領事館的醫療合作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文德泉神父的敘述。文德泉神父在《戰時我在澳門的日子》（Eu Estive em Macau durante a Guerra）中，記述了一段他與Germano醫生會面時的交談內容。Germano醫生稱，領事館共有六名醫生在鏡湖醫院工作，包括Gosano、Barnes、Ozorio、Guterres、Asjoe和他自己。他們衹持有香港的行醫執照，無法在澳門合法登記爲西醫。雖然他們衹能作爲“三級醫生”，A但卻也進行“臨床診療”。B文德泉神父的記述至少可以印證，瑞維斯回憶錄中提到的領事館醫生們在二戰期間確實在澳門擔任過醫生，並且也的確在鏡湖醫院從事過臨床工作。這些在鏡湖醫院工作的領事館醫生，具體扮演着什麼樣的角色，以及他們是否在醫院接診過英籍難民以外的其他中國病人，還有待資料的進一步發掘。瑞維斯還在回憶錄中明確寫道：“我的醫生從來不被允許做手術，甚至不能參加手術，除了在鏡湖醫院……”C但是Gosano醫生的記錄卻正好相反，他說：“在澳門的戰爭年代，我們的醫療實踐讓我們獲得了作爲門診醫生而非外科醫生的經驗……在太平洋戰爭的三年中，我沒有做過一次手術。”D他還說：“我在手術實踐方面經驗的匱乏可能會在以後導致我的失敗。”E鏡湖醫院在手術室建立之前確實曾做過手術，F然而，除了瑞維斯在回憶錄中的記述外，尚未見到其他關於領事館醫生在鏡湖醫院進行或參加手術的記錄。實際的情況，還需日後進一步探究。瑞維斯在戰爭期間與鏡湖醫院一直保持着友好而持續的合作關係。雖然A 官方公報中所列醫生和藥劑師職稱和薪資中，並未提到三級醫生。醫生衹有兩個級別，二級已是最低等級的職稱。Republica Portuguesa,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1919), Reparticao de Saude da Provincia de Macau, Boletim Oficial, Vol. XIX, no. 43, (Sabado, 25 de Out.), p. 770. B Manuel Teixiera, Macau Durante a Guerra Doce Visao de Paz!,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Biblioteca de Macau, p. 502. C John Pownall Reeves, The Lone Flag, Memoir of the British Consul in Macao during World War II, p. 63. D Eddie Gosano, Hong Kong Farewell, p. 44. E Eddie Gosano, Hong Kong Farewell, p. 25. F 2021年5月21日，筆者對鏡湖醫院時任院長吳培娟女士的採訪。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10李玉馨 撰 王梓 譯 \ 二戰期間鏡湖醫院與英國領事館的醫療合作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他在戰後被調離澳門，但英國領事館與鏡湖醫院的友好關係卻被延續下來。據《華僑報》記載，鏡湖醫院慈善會副主席（Associacao de Beneficencia do Hospital Kiang Wu）何賢（Ho Yin）於1946年8月3日前往英國領事館拜訪。瑞維斯的繼任者梅利（John Gordon Hill-Murray）A對這次訪問表示歡迎，並在會面中對鏡湖醫院在戰時爲英國難民提供的醫療服務表達感謝，又約定在下週三回訪鏡湖醫院。B同年8月8日的《華僑報》報道了英國領事回訪鏡湖醫院的情況，並在何賢與柯麟陪同下參觀醫院，共同享用下午茶，在訪問結束後與鏡湖醫院醫生和工作人員合影留念。C1947年3月7日，柯麟赴香港爲鏡湖醫院採購醫療物資和設備。在香港期間，他在駐澳英國領事的介紹下，與香港醫療衛生署署長司徒永覺（Selwyn-Clarke）見面。司徒永覺對鏡湖醫院在二戰期間給與英國難民的幫助、關懷和服務表示感謝和讚賞。在聽到柯麟提及澳門難以獲得醫療物資後，司徒永覺向鏡湖醫院捐贈了約5,000港元的醫療用品以示感謝。D此外，1948年1月，英國領事館也向鏡湖醫院捐贈了一批醫療物資。E《華僑報》還記載，1947年9月8日新到的駐澳英國領事樂佩斯（Hugh Cecil Rabetts）F在就職後不久便訪問了鏡湖醫院。G他在與何賢和柯麟的談話中，了解到鏡湖醫院建築新翼樓時難以獲得足夠的混凝土，於是承諾會和香港方面商討從香港調運混凝土支持鏡湖醫院建設。正是通過這次會面，鏡湖A 梅利於1946年7月19日擔任英國駐澳門領事，參見The London Gazette(倫敦公報), London [England: T. Neuman], 3 December 1946, p. 5913；梅利曾出席澳門扶輪社的成立儀式，並被稱作“英國領事梅利（Merry）”。他的全名在扶輪社創社名單中爲J. G. C. Hill-Murray。參見《扶輪社在澳設立 昨晚開幕敘餐》，《世界日報》（澳門），1947年1月13日。 B 《李主委出席支部座談會訓勉同志努力爲黨爲國僑胞謀福利》，《華僑報》（澳門），1946年8月4日，第 003版。 C 《英領事昨日參觀鏡湖醫院》，《華僑報》（澳門），1946年8月8日，第 003版。 D 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報國濟世——抗戰時期的澳門鏡湖醫院慈善㑹》，第65頁。 E 《鏡湖代表大會 柯麟報告院務（續昨）》，《華僑報》（澳門），1948年1月6日，第002版。 F The London Gazette, London [England: T. Neuman], 30 January 1948, p. 742. G 《新任駐澳英領事參觀鏡湖醫院》，《華僑報》（澳門），1947年9月9日，第003版。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11李玉馨 撰 王梓 譯 \ 二戰期間鏡湖醫院與英國領事館的醫療合作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醫院得到了英國領事的幫助，解決了混凝土不足的問題，使新翼樓得以順利建成。A1947年英國駐澳門領事樂佩思（前排左四）訪問鏡湖醫院時與何賢（前排右三）、柯麟（前排左三）及院方人員合影B結 語1941年6月，瑞維斯以英國駐澳門領事館副領事身份抵達澳門，僅僅半年後，他就要面對約九千名英籍難民的收治問題。當時的各種資源都非常有限，尤其醫療方面是他所面臨的最大問題之一。當政府醫院沒有辦法爲這些英籍難民提供足夠的醫療服務時，瑞維斯聘用了來自香港的醫生爲難民提供診療。而A 《鏡湖醫院紀念國父 新門樓開幕》，《華僑報》（澳門），1948年1月18日，第003版。 B 廖澤雲主編：《鏡湖薈萃圖片集》，澳門：澳門鏡湖醫院善會，2013年，第214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12李玉馨 撰 王梓 譯 \ 二戰期間鏡湖醫院與英國領事館的醫療合作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當領事館醫生與政府醫院就難民住院問題發生衝突時，瑞維斯被迫尋找其他的合作夥伴。在迫不得已的狀況中，瑞維斯不得不放棄殖民者的心態和根深蒂固的西方優越感，表現出解決問題的正確姿態和決心。爲了更好地治療英籍難民，瑞維斯開始與中國人創辦的私立鏡湖醫院建立合作關係。二戰期間的澳門，無論是食品、醫療還是各類設施，社會資源都極度匱乏。在這種情況下，鏡湖醫院已經竭盡全力爲當地居民和無家可歸的難民提供盡可能多的援助。回應英國領事的請求，無疑會對鏡湖醫院造成額外的負擔。並且鏡湖醫院一直以服務本地居民和中國人爲主，而當每天都有大量中國難民死於街頭，大多數人面臨食物短缺的困擾時，鏡湖醫院本可以選擇有限的合作或拒絕英國人的請求，甚至可以要求瑞維斯讓他的難民繼續在政府醫院或白馬行醫院接受治療。醫院的記錄也顯示出當時鏡湖醫院的處境的確非常嚴峻，1944年鏡湖醫院内部會議亦重提到應否繼續接收英籍難民，A但是鏡湖醫院作出了慷慨的回應，繼續爲英籍難民提供了大量援助。鏡湖醫院選擇全力支持瑞維斯，並且接受了這些英籍難民。不可否認，在這期間鏡湖醫院所表現出的開放和慷慨值得稱道。在這一過程中，鏡湖醫院爲戰時難民提供了巨大而慷慨援助，無論他們的種族、國籍和信仰。鏡湖醫院的個案顯示出了同樣飽受戰争之苦的澳門華人如何在抗戰期間爲大量英籍難民提供無私的醫療援助。澳門華人的慷慨體現在鏡湖醫院不僅同意英國駐澳門領事的請求，爲英籍難民提供治療，而且允許香港醫生在醫院內工作。無論難民的種族、國籍和身份，鏡湖醫院帶領下的澳門華人放下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情緒，意識到挽救生命是更爲急迫的任務，展示出中國人的仁義之心，也體現鏡湖醫院高度的政治覺悟、人道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對於迫切需要醫療服務的英國和盟軍難民來說，鏡湖就像是一座象徵希望和救贖的燈塔。鏡湖醫院的案例也揭示了中國人在大陸南隅一座小城市——A 鏡湖醫院內部文件《湖鏡醫院慈善會第二屆值理會第十七次常務會議議案錄》，1944年6月9日。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13李玉馨 撰 王梓 譯 \ 二戰期間鏡湖醫院與英國領事館的醫療合作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澳門所具有的廣闊的視野和國際意識。關於外國領事館與澳門醫院的醫療合作，在過往研究中並無提及。對澳門醫療史而言，探討鏡湖醫院與英國領事館的醫療合作，是一個嶄新的角度，是對該領域研究的一次新嘗試，也爲二戰前後其他駐澳領事館的醫療服務研究提供了範例。同時，不被澳葡當局承認卻具有相應醫療技術水平的外籍醫生，他們在二戰時期參與澳門醫療服務的情況，在本文中也得到了一定的反映。由於英國領事館在二戰時期也同時兼顧荷、法、美、暹羅等國家在澳門的利益，因此，本文也爲進一步探討英國領事館對其他外籍難民的醫療救助打下了基礎。儘管有上述進展，但對上述問題的研究仍處於起步階段，有待學界進一步探討。譯者簡介：王梓，文學博士，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責任編輯 吳青 沈曉鳴］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14湯開建 \ 通事、買辦與行商——鴉片戰爭前活躍在廣州貿易中的香山商人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Linguist, Comprador and Hong Merchant: Xiangshan Merchants in Canton Trade Before the Opium WarTang KaijianAbstract: Since the opening of Macao in the middle of the Ming Dynasty, Macao has gradually become a prosperous international trade port. After the “one-port trade”, Guangzhou became the gathering place for European merchants to come to China for trade, and it became the largest and most prosperous international trade port in the world at that time. Xiangshan is adjacent to Guangzhou and has the natural advantage of participating in Canton trade. Therefore, a large number of Xiangshan people took advantage of their unique language, region and business experience to act as linguists, compradors and Hong merchants in Guangzhou. In Canton trade before the Opium War, linguists were responsible for interpreting language and writing, and assisting in tax payment. The famous Xiangshan linguists included Xie Jiawu, Cai Mao, Bao Liang, etc.. Compradors were responsible for assisting foreigners in purchasing goods and daily necessities, etc.. The famous compradors from Xiangshan, such as Zhang Yao-yang, Wu Jian-zhang, Bu Ting-bang, Bao Peng, etc.. Hong merchants are businessmen who specialize in Sino-Western trade, including Cai Tinggang from Jufenghang, Wu Yiguan and his son from Fengtaihang, and Xie Jiawu from Dongyuhang. The three fathers and sons, Wu Tianyuan who was traveling together, and Bao Rong who was traveling in Yongtai. In Guangzhou trade, they either made a profit and became rich, or they went out of business at a loss or even went to prison for distribution. They constituted a major force in Guangzhou’s foreign trade in the early and mid-Qing Dynasty, and also introduced new fashions from the West to Xiangshan society, becoming the herald of Xiangshan compradors in modern Western trade with China.Keywords: Linguist, Comprador, Hong Merchant, Canton Trade, XiangshanTang Kaijian is the chair professor and a doctorial supervisor at the 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Cultural Research in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fessor of Jinan University, the vice chair of the Society of Oral History of Macao. His research interest lies in the field of history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istory of Macao, history of Sino-West relationships. His major publications includ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Early Period of Macao Port Opening, A Touch of Alienatio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Western Cilvilization in Macao, 16-19 Centuries and Great Maritime Era and Macao: Compilation of Macao Chinese Literature Archives in China, Japan, Korea and Vietnam (1500-1644), etc.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15湯開建 \ 通事、買辦與行商——鴉片戰爭前活躍在廣州貿易中的香山商人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通事、買辦與行商——鴉片戰爭前活躍在廣州貿易中的香山商人湯開建［摘 要］自明中葉澳門開埠後，澳門逐漸成爲一個繁盛的國際貿易港口，“閩粵商人，趨之若鶩”，香山地區經營商業、從事海外貿易之風氣亦逐漸盛行，尤其在康熙開海及乾隆“一口通商”後，廣州成爲了歐洲商人來華貿易的匯聚之地，更成爲了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亦最爲繁盛的國際貿易港口。香山毗鄰廣州，擁有參與廣州對外貿易的天然優勢，於是大批香山族人利用自身獨有的語言、地域及商業經驗等優勢，在廣州充當通事、買辦、行商。在鴉片戰爭前的廣州貿易中，通事負責傳譯語言文字，協助繳稅等工作，其著名香山籍通事有謝嘉梧、蔡懋、鮑良等人；買辦負責協助外國人採辦貨物和生活用品等事務，其著名香山籍買辦如張耀揚、吳健彰、布定邦、鮑鵬等人；行商則爲專門從事中西貿易的商人，先後有聚豐行的蔡廷岡、豐泰行的吳怡官父子、東裕行的謝嘉梧三父子、同順行的吳天垣以及永泰行的鮑蓉。他們在廣州貿易中或獲利致富，或虧損歇業乃至下獄發配。他們構成了清代前中期廣州對外貿易中的一支主要力量，也爲香山社會引進了來自西方的新風尚，成爲近代西方對華貿易中香山買辦的先聲。［關鍵詞］通事 買辦 行商 廣州貿易 香山湯開建，澳門科技大學講座教授、中國歷史研究院澳門歷史研究中心首席歷史學家。主要從事明清史、澳門史、中外關係史、中國邊疆民族史等研究。代表作有《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天朝異化之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大航海時代與澳門——中日朝越四國澳門漢文文獻檔案彙編》等。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16湯開建 \ 通事、買辦與行商——鴉片戰爭前活躍在廣州貿易中的香山商人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香山自古以來就是一個以農耕爲主的傳統的農業社會，長久以來無務商之人。正如嘉靖《香山縣志》所言：“惟事農圃，不務工商。”A但至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萄牙人入居澳門後，“閩粵商人，趨之若鶩”B。由於澳門開埠後，大量福建商人遷居澳門，其中很大一部分都定居在澳門半島北部的望廈村一帶，因此，這一批遷居香山澳門的福建人就成爲了當時最早從事對外貿易的香山人，如晉江的洪廷秀兄弟C、鄭芝龍的母舅黃程D等。這批移居在澳門被稱之爲“閩攬”E、“閩奸”F的福建商人，當時的文獻稱，“閩之奸徒，聚食於澳，教誘生事者不下二三萬人”。G如此龐大的福建商人群體移居於澳門城內或澳門半島北部，從此帶來了廣東香山人經營商業、從事海外貿易之風氣。入清之初，歐美對華貿易仍主要在澳門進行，因此香山商人仍主要集中在澳門地區從事海上貿易。康熙二十三年（1684）全國開放海禁之後，歐美商船開始進入廣州貿易，使廣州逐漸成爲歐洲各國來華貿易的中心。隨後，康熙二十八年（1689）左右，清政府規定外國洋船俱移泊廣州黃埔H，《國朝柔遠記》卷四稱：“況從前洋艘原泊此地（澳門），緣康熙二十五年粵海監督臣宜爾格圖據澳夷目唩嚟哆等結稱，澳門原設與西洋人居住，從無別類外國洋船入A ［明］鄧遷：嘉靖《香山縣志》卷之一，“風土志·第一”，影印日本國會圖書館藏嘉靖二十七年刻本，《廣州大典》第295冊，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年，第129頁。B ［清］王鴻緒：《明史稿》卷一九九，“佛郎機傳”，清同治十年敬慎堂刻橫雲山人集史稿本，第18頁，暨南大學圖書館藏。C 洪英圍等編：《晉江英岱二房石門份洪氏族譜》不分卷，全二冊，晉江金井鎮岱峰村洪氏宗祠藏1995年洪英圍父子重修本，無頁碼。D ［清］江日昇：《臺灣外記》卷一，“江夏侯驚夢保山 顏思齊敗謀日本”，道光十三年刻康熙四十二年陳祈永序刊本，第3頁，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圖書編號：T3072.8/3166。E ［明］顔俊彥：《盟水齋存牘》一刻卷二，“讞略”，影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五年刻本，《廣州大典》第340冊，第132頁。F ［明］田生金：《參防汎把總疏》，［明］田生金：《按粵疏稿》卷三，影印明萬曆四十四年徐兆魁序刊本，天津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99頁。G ［清］汪楫輯：《崇禎長編》卷三四，崇禎三年五月丙午條，影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舊鈔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7年，第2057頁。H 〔美〕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區宗華譯，章文欽校，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5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17湯開建 \ 通事、買辦與行商——鴉片戰爭前活躍在廣州貿易中的香山商人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內混泊，題部覆准，故至今各洋船皆移泊黃埔。”A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飭令“一口通商”，禁止外國洋船前往福建、浙江等省，“嗣後商船遵照向例，俱在廣東收泊，聽其自擇行戶照常貿易”B，使廣州成爲中國對歐美貿易的唯一港口。此後，歐洲國家包括英國、法國、荷蘭、瑞典、丹麥、普魯士、奧地利、漢堡，以及後來的美國，紛紛派遣船隻和商隊來廣州貿易，廣州成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國際貿易中心。對於在對外貿易上佔有天然語言優勢和已經具有相當豐富的商業經驗的香山商人而言，廣州當然是他們選擇經商的最佳之地。因此，一大批香山人也進入廣州經營商業，並與當時來華的歐美各國商人開展貿易，如乾隆時香山翠微商人吳際交、吳際用“幼出經商”，“赴省銳志貿易”；C如香山鐵城張氏家族的張輔邦、張在崧“經商省會”，“居奇致富”，D嘉慶六年（1801）後致富回鄉；E如嘉慶年間香山翠微韋志義“上踵伯兄，下掖季弟，手足相聯。歷練洋務，西商各慕其名，廣州口岸通商諸洋行，多掛公名護理”。F這些香山人在廣州或充當通事，或充當買辦，還有一部分充當專門對歐西各國進行貿易的行商，成爲了清中期以後廣州對外貿易的一支最爲主要的力量。通事、買辦、行商，雖身份不同、職業迥異，但他們都有一個共通的特點——他們都是由清政府選任的，在清政府與外國商人之間充當中介和代理的商人。而且其身份可以相互轉換，既可以由通事變爲行商，也可以由買辦轉爲A ［清］王之春：《國朝柔遠記》卷四，影印清光緖十七年廣雅書刻本，《四庫未收書輯刊》第3輯第15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335頁。B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宮粵港澳商貿檔案全集》第3冊，第303號，北京：中國書店，2002年，第1681頁。C ［清］吳天炳纂：《中山延陵吳氏族譜》卷八，“三房仲和公裔二十二世”“三房仲和公裔二十三世”，影印清道光二十三年刻本，《中山文獻》第5冊，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70、394頁。D 張建圖、張家賜編：《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第4冊，“積慶譜·行狀”，廣州暨南大學小萬卷樓藏民國二十三年刊本，第3—4頁。E 張建圖、張家賜編：《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第4冊，“積慶譜·行狀”，廣州暨南大學小萬卷樓藏民國二十三年刊本，第2頁。F ［清］韋英編：《香山翠微韋氏族譜》卷七，“二房第二十世”，光緒三十四年刻本，第336—337頁，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圖書編號K/0.189/534。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18湯開建 \ 通事、買辦與行商——鴉片戰爭前活躍在廣州貿易中的香山商人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行商。本文主要利用閩粵地區譜牒資料，結合中西文獻檔案材料，對這一時期在廣州充當通事、買辦、行商的香山商人進行全面的鈎稽和考證。一、鴉片戰爭前在廣州充當通事的香山人自明中期澳門開埠以後，大批香山人進入澳門，他們跟葡萄牙人一起經商，從事對外貿易，因此不少香山人都學習了葡萄牙語。還有一部分人學習了英語，而他們的英語大多是“中國人講的洋涇浜英語”。A康熙開海及後來的乾隆“一口通商”，使廣州逐漸成爲中西貿易的中心，香山地區的華人由於生長在廣州與澳門兩大對外貿易中心之間，“諳曉夷語”B者甚多，據清人華仲起《粵東管見》稱：“近來自前山門內外，民夷雜處，漢人無不通曉夷語，夷人無不通曉漢言，婦人、孺子均能通事。”C所以在香山人中，充當通事者亦不少。光緒《香山縣志》稱：“其役於官，傳言語，譯文字，丈量船隻貨之出入口，點件數，稱輕重，輸稅上餉者曰通事。”D而美國人威廉·亨特則稱，“除了行商以外。在其他中國人當中，和外國僑民聯繫最密切的就是通事”。E（一）廣州首席通事謝嘉梧謝嘉梧，又名謝慶泰，別號鳳翔，商名鰲官，西文作Goqua、Geouqua，原籍福建漳州詔安人F，何時遷入廣東並無資料記錄。他是笔者找到的最早進A 〔英〕艾莉莎·馬禮遜編：《馬禮遜回憶錄》下卷，“附錄四·伶仃案紀實”，楊慧玲等譯，鄭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705頁。此處“洋涇浜英語”即“pidgin English”，實際上在鴉片戰爭前已存在，是一種中國人與西方人用作商業交易和往來媒介的變種英語，直到上海開埠後，纔因上海的“洋涇浜”這一地名被稱爲“洋涇浜英語”。B 《兩廣總督蔣攸銛奏拏獲詐搶咪唎夷船之匪犯分別審辦摺》，北平故宮博物院編：《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第6冊，影印民國二十二年排印本，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680頁稱，“李奉廣係香山縣蛋民，諳曉夷語，常在澳門河面載送夷人貨物”。C ［清］華仲起：《粵東管見》不分卷，影印梁氏儀清室藏李兆璜序稿本，《廣州大典》第217冊，第460頁。D ［清］田明曜：光緒《香山縣志》卷十一，“選舉表”，影印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光緒五年刻本，《廣州大典》第297冊，第492頁。E 〔美〕亨特：《廣州番鬼錄》，馮樹鐵、沈正邦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頁。F 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8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19湯開建 \ 通事、買辦與行商——鴉片戰爭前活躍在廣州貿易中的香山商人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入廣州充當通事的香山人。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稱其爲“澳門土著”（native of Macao）；AJames Holman所著A Voyage Round the World稱謝鰲官是一位住在望廈村的已故老通事。B根據這些證據可以判定，原漳州詔安的謝氏家族到謝嘉梧這一代時，早已移居到香山澳門的望廈村。我們在澳門的多所寺廟中還找到了謝嘉梧捐贈的名字和大量捐贈物品的記錄C，也可以說明謝嘉梧確實是澳門土著。謝嘉梧的蹤跡最早出現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他當時作爲通事被派到澳門催駐澳大班上省；D乾隆五十九年（1794），他以省城外洋通事之名給南海神廟捐銀；E直到嘉慶十年（1805）時，他仍擔任廣州通事；F嘉慶十一年（1806），他開始擔任廣州首席通事；G嘉慶十三年（1808）英軍登陸澳門時，英國東印度公司特選委員會派謝鰲官前往澳門，爲英國人進行宣傳工作；H直到嘉慶十三年後，他纔正式辭掉廣州首席通事的職務，申請行商之執照。可以看出，謝嘉梧在廣州從事通事工作至少有16年以上，甚至更長，所以很多人稱他爲“老通事”。謝嘉梧長期從事通事工作，而當時能夠充當通事的人才並不多見，通事是對外貿易最重要的中介之一，故能在通事工作中獲得相當豐厚的利潤，“通事館者爲介紹貿易之所，因得佣甚A Hosea Ballou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 Ⅲ,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6, p. 87.B James Holman, 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Vol. Ⅳ, London: Smithe Elder and Co., 1835, p. 57. 美國密西根大學圖書館藏，圖書編號：3.14.46.S3512。C 澳門觀音堂大雄寶殿有嘉慶元年（1796）謝嘉梧捐贈的匾額；《嘉慶六年（1801）季冬重修澳門蓮峰廟題名碑記》有謝嘉梧捐銀；嘉慶六年（1801）《重修蓮峰廟喜認碑記》記載有謝嘉梧捐贈的各殿裝金神像、紫檀雕花玻璃長明燈一座，觀音殿則有呀囒神帳一堂、金黃緞龍帳一堂、紫檀雕花玻璃等二對、紫檀雕花玻璃長明燈一堂、黃嗶嘰寶蓋大長幡一對，武帝殿則有呀囒神帳一堂，仁壽殿有呀囒神帳一堂、雕花全金木桌圍一張、痘母金花殿雕花全金木桌圍一張。參見譚世寶：《金石銘刻的澳門史：明清澳門廟宇碑刻鐘銘集錄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7—190頁。D 葡萄牙東坡塔國家檔案館藏清代澳門漢文文書PT/TT/DCHN/1/2/000160。E ［清］明之綱：《桑園圍總志》卷二，《乾隆五十九年甲寅通修志》，影印中山大學圖書館藏同治九年刻本，《廣州大典》第224冊，第399—401頁。F 英國國家檔案館藏清代漢文檔案FO/233-189，共1冊，第143—144頁。G 〔美〕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3卷，第35頁。 H 〔美〕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3卷，第97—98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20湯開建 \ 通事、買辦與行商——鴉片戰爭前活躍在廣州貿易中的香山商人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豐”。A謝嘉梧也因此積纍了大量財富，故嘉慶十三年後（1808），他辭退通事首領之職，申請十三行行商執照，專門從事外洋行貿易。另外，筆者還懷疑在乾隆初期與英國東印度公司進行貿易的通事Gowqua，其人很可能就是謝嘉梧的父親。Gowqua應即Goqua、Geouqua的不同譯寫，也應該譯爲“鰲官”。他在乾隆元年（1736）就給英國東印度公司供應瓷器，乾隆十五年（1751）和乾隆二十一年（1756）時都以通事Gowqua的身份從事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貿易。因爲當時在廣州從事通事行業的商人大多都是世襲相傳，謝嘉梧擔任通事後，亦沿襲其父Gowqua之名，稱鰲官（Geouqua）。（二）創立寬和通事館的蔡寬懷鴉片戰爭前，廣州通事館一般設四到五家，馬禮遜稱：“廣州的通事是由官府任命的，有四五個人，不領官府的薪水。”B如嘉慶十四年（1809）就是五家，即楊超、陸輈、蔡懋（蔡寬懷）、黃昌、林廣；C又如道光十二年（1832）則是四家，分別爲寬和館、長盛館、悅來館、和生館，D蔡懋所建的寬和通事館就是其中之一。蔡懋，即蔡寬懷，小時候名剛，字圖紀，號容谷。E中西文獻中，蔡懋還有許多不同名字，如1832年的《英華曆書》稱他爲亞擔（Atom）、蔡亞江（Tsoe-A-Kong），F中文文獻中則作蔡江。G外國人又將蔡懋俗稱爲“老湯姆”（Old Tom），因爲到亨特記錄蔡懋的通事館時，蔡懋的年齡已經接近60歲了。蔡懋生於乾隆四十年（1775），卒於道光二十二年（1842），原籍福建晉江東石，其先祖蔡瑞峯在清初時遭清兵搜捕，奔逃廣東，落籍香山縣吉大A ［清］蔡惠祺：《明烈士蔡啓後公遺族挹暉堂譜牒》，“蔡挹暉三房族譜”，廣州大昌印務局民國二十五年劉一偉序刊本，第158頁。B 〔英〕艾莉莎·馬禮遜編：《馬禮遜回憶錄》下卷，“附錄四·伶仃案紀實”，第705頁。C 英國國家檔案館藏清代漢文檔案FO/1048/9/9，共1張，無頁碼。D J. Steyn and Brother, Anglo-Chinese Calendar for the year 1832, Canton: printed at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32, pp. 52-54. E ［清］蔡惠祺：《明烈士蔡啓後公遺族挹暉堂譜牒》卷首，“蔡挹暉堂瑞峯祖譜”，廣州大昌印務局民國二十五年劉一偉序刊本，第23頁。F J. Steyn and Brother, Anglo-Chinese Calendar for the year 1832, Canton: printed at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32, p. 54. G 英國國家檔案館藏清代漢文檔案FO/1048/14/53。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21湯開建 \ 通事、買辦與行商——鴉片戰爭前活躍在廣州貿易中的香山商人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鄉。A據載，蔡懋於“強仕之年，棄儒服賈。時中國方與外邦通商，番舶貨進，通其語言文字者甚罕。公會習英文，遂與友設寬和通事館於廣州市十三行”。B強仕之年即40歲，也就是嘉慶十九年（1814）時，蔡懋來到廣州十三行開設寬和通事館，他的英語應該學自澳門。據族譜稱：公移居廣州，即因與外邦通商，故時四夷來粵者衆，中外之貨，因以互易，通事館者爲介紹貿易之所，因得佣甚豐。公又擅計然，更營什貨。晚年獲億中，因置大屋於西關光雅里，號曰紫藤書屋，又置屋於毓桂坊。C蔡懋在廣州創辦的寬和通事館，從1814年開始，到1842年仍然存在。他在廣州經營通事之業長達近30年之久，一則可以反映蔡懋通事館在廣州經營具有很高的信譽，很受中外人士的歡迎；二則也可以證明蔡懋通過從事通事行業也積纍了相當的財富，所以他在廣州西關先後置大屋“紫藤書屋”，“又置屋於毓桂坊”，成爲了落籍廣州西關的富貴人家。蔡懋經營寬和通事館數十年，至少在道光十二年（1832）時他已經擔任廣州的總通事，D其通事館設在廣州十三行街北面回瀾橋的東北。E在嘉慶、道光年間的中西交往中他經歷了很多事情，如道光十年（1830），清政府不許夷婦進入廣州，英國商館的外國人即架起大炮與清政府對抗，當時清政府派通事頭人蔡剛（即蔡懋）往諭：“蔡素有膽識，善語言，勵聲辨詰，始有畏意，撤去兵砲。”F道光十一年（1831），英A ［清］蔡惠祺：《明烈士蔡啓後公遺族挹暉堂譜牒》卷首，“蔡挹暉堂瑞峯祖譜”，廣州大昌印務局民國二十五年劉一偉序刊本，第23頁。B ［清］蔡惠祺：《明烈士蔡啓後公遺族挹暉堂譜牒》之《蔡挹暉三房族譜》，廣州大昌印務局民國二十五年劉一偉序刊本，第158頁。C ［清］蔡惠祺：《明烈士蔡啓後公遺族挹暉堂譜牒》之《蔡挹暉三房族譜》，廣州大昌印務局民國二十五年劉一偉序刊本，第158頁。D 英國國家檔案館藏清代漢文檔案FO/1048/33/5，共一張，無頁碼。E William C. Hunter, Bits of old China, London: K. Paul, Trench, 1885, pp. 221-222.F ［清］無㝵老人輯：《煙海庚辛錄》第1冊，《咭唎等國夷情記略》，影印國家圖書館藏咸豐九年鈔本，《廣州大典》第178冊，第263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22湯開建 \ 通事、買辦與行商——鴉片戰爭前活躍在廣州貿易中的香山商人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國商館擅築圍欄，廣東巡撫朱桂楨因通事蔡懋未予阻攔，將蔡懋處以杖刑；A同年，因伶仃洋鴉片走私案，通事蔡懋因參與其事，被廣東巡撫朱桂楨拘禁。B外國人對老湯姆蔡懋評價很高：“那位總通事老湯姆，無論在體力和智力方面都是超凡的，他永遠保持冷靜。無論被官員恐嚇，或者被外國人辱駡，他都從不發火。儘管有時遇到了難以和解的問題，他總是能圓滑地將官吏對付過去，並使外夷愉快。”C蔡懋生有十個兒子，故稱毓桂坊爲十桂堂，其中他的四個兒子蔡信禮、蔡信智、蔡信祥和蔡信時都在通事館任職，其三子蔡信禮“以辦廣州關洋務通事館勞績，誥授中憲大夫欽加四品銜”，其四子蔡信智、五子蔡信祥均“承父業通事館”，D他還有三個堂侄也擔任通事，他的這些從事通事工作的子姪們都被西方人稱之爲“小湯姆”。E以上可知，由蔡懋（蔡寬懷）創辦的寬和通事館在廣州歷時最長，翻譯人才最多，也是影響最大的通事館，在廣州的中西貿易交往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三）創立和生通事館的鮑良據1832年的《英華曆書》記載，廣州還有一家和生通事館，通事爲鮑良，又稱鮑亞江，商名爲亞江（Akong）。F鮑良最早於道光二年（1822）以“亞江”之名出現在廣州通事群中，G在道光十年（1830）時則以“鮑良”之名出任通事，H而和生通事館最早見於道光十二年（1832）。I筆者懷疑這位小名“亞江”本名鮑良者，就出自於香山山場的鮑氏家族。據道光九年（1829）的英國國家檔案館檔案，當時在英國商館爲英國商人孖利士（Philip Baylis）A 〔美〕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4卷，第316—322頁。B 英國國家檔案館藏清代漢文檔案FO/1048/31/34。C 〔美〕亨特：《廣州番鬼錄》，第59頁。D ［清］蔡惠祺：《明烈士蔡啓後公遺族挹暉堂譜牒》之《蔡挹暉三房族譜》，廣州大昌印務局民國二十五年劉一偉序刊本，第158頁。E 〔美〕亨特：《廣州番鬼錄》，第58頁。F J. Steyn and Brother, Anglo-Chinese Calendar for the year 1832,Canton: printed at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32, p. 54. G 英國國家檔案館藏清代漢文檔案FO/1048/22/72。H 英國國家檔案館藏清代漢文檔案FO/1048/31/4。I 英國國家檔案館藏清代漢文檔案FO/1048/32/16。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23湯開建 \ 通事、買辦與行商——鴉片戰爭前活躍在廣州貿易中的香山商人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事仔A的就是香山山場人鮑亞勝，爲美國商人亞沙（Samuel Archer）看牛的爲香山山場人鮑亞爽，爲孖厘時（Frederick John Morris）看馬的就是香山山場人鮑亞豐，B可以反映當時香山山場鮑氏家族有很多人到廣州加入到爲外國人服務的隊伍中來。查《香山鮑氏族譜》，鮑俊的哥哥、鮑瞻貴的長子名鮑梁。C此鮑梁當即鮑良，“鮑良”之名應該是他充當通事以後將“梁”換成諧音字“良”，表示其品格良好，以利於通事職業。鮑良，字宗榮，別字奕山，香山山場人，邑庠生，生於乾隆五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1791年5月1日）。D他大概在30歲時到廣州擔任通事，並開創和生通事館，成爲廣州的四大通事館之一。（四）進入廣州擔任通事的其他香山人除了嘉慶年間擔任廣州總通事的謝鰲官和創辦廣州寬和通事館的蔡懋家族外，還有很多香山人在廣州充當通事。如乾隆二十四年（1759）時，一位香山人林成“充當咭唎國洋船通事有四年”，表明他在乾隆二十年（1755）時就已經在廣州充當通事。E乾隆二十六年（1761）和乾隆二十七年（1762）出任通事的怡官（Sinqua）也是香山澳門人。F嘉慶二十四年（1819）時，年方11歲的香山人韋敬章隨母親宋氏赴廣州，有一位“同鄉某爲市舶通事，代報洋貨稅，嘗㗖以巨金，欲令瞞匿稅款”。G這位擔任市舶通事的“同鄉某”就應是一位香山人。道光時，香山南溪盛氏家族的盛世清，早年“赴澳服賈”，在澳門經營商業，後其弟盛世豐於道光十八年（1838）時曾到澳門其兄家“學A 即僕役，與沙文（servant）相同。B 英國國家檔案館藏清代漢文檔案FO/1048/29/7，共2張，無頁碼。C ［清］鮑俊編：《香山鮑氏族譜》卷八，珠海市圖書館藏清道光十八年鮑延禧堂纂修澳門文經承印館刊本，第58頁。D ［清］鮑俊編：《香山鮑氏族譜》卷八，珠海市圖書館藏清道光十八年鮑延禧堂纂修澳門文經承印館刊本，第58頁。E 《明清宮藏中西商貿檔案》，第3冊，第245—246件，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10年，第1315—1316頁。F 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R/10/5, 1761-12-23, p. 122和1762-01-18, p. 132。G ［清］韋英編：《香山翠微韋氏族譜》卷七，“二房第二十世”，光緒三十四年刻本，第317頁，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圖書編號K/0.189/534。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24湯開建 \ 通事、買辦與行商——鴉片戰爭前活躍在廣州貿易中的香山商人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書算，習英語，未數月，即通曉”，A再後來又進入澳門馬禮遜學校學習，學名爲亞盛（Ashing），B“嗣至十三行充通譯”。C道光十一年（1831），香山縣人吳亞富，係常住嶺船上賣鴉片通事，D嶺是英國商人，爲美國船“伶仃號”（Lintin）鴉片躉船船主，其英文名爲Sampaling。道光十七年（1837），澳門通事許翔居住省城被調往福建“訊譯供詞”。E再如香山南屏村人容林，曾經去過英國，道光年間在兩廣總督李鴻賓幕下出任通事。還有原籍福建，落籍澳門的陳耀祖，曾被選進北京充當通事，後居住廣州。F進入廣州擔任通事的香山人應該還有很多，但在檔案文獻中所出現的通事大都沒有標明籍貫，故無從稽考。二、鴉片戰爭前在廣州充當買辦的香山人買辦，英文作compradore，該詞起源於葡文的compra。據光緒《香山縣志》稱，“其親信於夷，爲司出納者爲買辦”。G而《清稗類鈔》對買辦則有更詳細的解釋：西人之來我國，首至之地爲廣州，彼時外人僅得居於船，不准逗遛陸地（間有登陸居住者，則以澳門爲安插地，明時即然）。而貿易往來，全憑十三洋行爲之紹介。遇洋船來，十三行必遣一人上船視貨議價，乃偕委員開艙起貨。及貨售罄，洋人購辦土貨回國，亦爲之居A 盛鴻燾：《南溪盛氏家譜》不分卷，“家傳”，影印民國十九年鉛印本，《北京圖書館藏家譜叢刊（閩粵僑鄉卷）》第46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年，第1412—1413頁。B Chinese Repisitory, Vol. XII, December, 1843, No. 12, p. 623.C 盛鴻燾編：《南溪盛氏家譜》不分卷，“家傳”，《北京圖書館藏家譜叢刊（閩粵僑鄉卷）》第46冊，第1409—1413頁。D 英國國家檔案館藏清代漢文檔案FO/1048/31/34，共2張，無頁碼。E 英國國家檔案館藏清代漢文檔案FO/682/2462/31。F 《能寫夷字》，［清］佚名：《洋事雜錄》不分卷，影印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清代檔案稿本，《清代稿鈔本·八編》第354冊，第413—414頁。G ［清］田明曜：光緒《香山縣志》卷十一，“選舉表”，影印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光緒五年刻本，《廣州大典》第297冊，第492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25湯開建 \ 通事、買辦與行商——鴉片戰爭前活躍在廣州貿易中的香山商人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間購入。而此一人者，當時即名之爲買辦，意謂代外人買辦物件者。A又據威廉·亨特的《廣州番鬼錄》介紹：在商館中，最重要的中國人是買辦。他由行商作保，擔保他的品行和能力，即要誠實能幹。所有受雇於商館的其他中國人，無論是他自己的賬房，或者僕役、廚子、苦力，都是買辦的“自己人”，他們都擁護他，而他則擔保他們品行良好、忠誠老實。這又是廣州的僑民生活安全、秩序良好的原因之一。買辦又管理商館的內部經濟，以及行外店鋪主、工匠和商館所雇用的買賣人。他在助手的協助下。管理商館及其成員的私人賬目，他採辦伙食，並侍候大班及會計。商館的銀庫也歸買辦管理。B此處的商館指位於十三行街南面的各外國夷館。所有的買辦在爲歐洲人服務前都必須獲得中國政府頒發的許可證；所有的買辦必須由澳門同知給發牌照，不許私僱。C最初在廣州各船隻和商館聘請的買辦“皆番禺黃埔居民”，因爲他們離黃埔港最近，“夷情最熟”，D該地居民經常和外國商人打交道。香山人從乾隆年間開始就有前往廣州充當買辦者，如乾隆二十四年（1759）時有香山人張宏超“在總巡口充當咭唎洋船買辦已五年”，即他於乾隆十九年（1754）時已經在廣州充任英國商船的買辦。更早一點充當買辦的香山人爲林六，他於乾隆十一年（1746）爲外國人充當買辦，後被澳門同知抓A ［清］徐珂：《清稗類鈔》第1冊，“外交類”，據民國五年徐珂自序刊本整理排印，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319頁。B 〔美〕亨特：《廣州番鬼錄》，第61頁。C Louis Dermigny, Les Memoires De Charles De Constant Sur Le Commerce A La Chine, S.E.V.P.E.N. 13, Rue Du Four, Paris, Vie, 1964, p. 381；《明清宮藏中西商貿檔案》第6冊，第684件，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10年，第3430頁。D ［清］陳宏謀：《培遠堂偶存稿》，“文檄”卷四二，“兩廣”，影印清陳氏家刻本，《清代詩文集彙編》第281冊，第277—278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26湯開建 \ 通事、買辦與行商——鴉片戰爭前活躍在廣州貿易中的香山商人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獲。A到嘉慶時，在廣州充當買辦的香山人還有劉亞章，他是香山前山人，於嘉慶二十三年（1818）時在英國東印度公司船主金布倫（Walter Campbell）的船上擔任買辦，其住在英國商館時偷走了金布倫的2,300元後逃走。B嘉慶時，還有一位名叫楊光的香山人，在澳門同知衙門內充當葡萄牙船隻的買辦。C到道光以後，在廣州充當買辦的香山人則更多，道光三年（1823），香山人黃添化在荷蘭人噃吧處充當沙文，在荷蘭商館工作七年，“通曉夷語”，道光十四年（1834）就在英國散商“多利號”（Tory）船上私充買辦，道光十五年（1835）又在美國人“咪吔夷船”上充當買辦，道光十八年（1838）再在港腳“唎士夷船”上充當買辦，且幫助夷人走私鴉片。D道光年間，香山南屏人張耀揚被“傭於省城十三行顛的（顛地）洋行，行販洋紗”。E張耀揚爲顛地洋行（Dent & Co.）的買辦，而顛地洋行由英國商人托馬斯·顛地（Thomas Dent）於1824年創建，故知張耀揚在顛地洋行充當買辦的時間應該在道光四年（1824）之後。香山翠微人吳健彰也在馬格尼亞克洋行（Magniac & Co.）擔任買辦，F該洋行1804年由英國商人查爾斯·馬格尼亞克（Charles Magniac）創建，1824年查爾斯·馬格尼亞克回國，遂由其弟霍林沃斯·馬格尼亞克（Hollingworth Magniac）主持行事，而吳健彰進入馬格尼亞克洋行應該是在霍林沃斯·馬格尼亞克時期，時間應該是道光十二年（1832）以前。香山吉大人蔡信秉和蔡信滔則是行的買辦，蔡信秉“在廣州記洋行經商，公（蔡信滔）被邀在該行司事”。G行又稱吉布和李文斯敦洋行（Gibb, Livingston & Co.），由英國商人吉布（T. A. Gibb）和威廉·李文斯敦（William A 《明清宮藏中西商貿檔案》第3冊，第267件，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10年，第1441頁。B 英國國家檔案館藏清代漢文檔案FO/1048/18/36，共2張，無頁碼。C 葡萄牙東坡塔國家檔案館藏清代澳門漢文文書PT/TT/DCHN/1/10/001343。D 中國歷史第一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1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25頁。E 張建圖、張家賜編：《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第4冊，“雜記譜·耀揚公”，廣州暨南大學小萬卷樓藏民國二十三年刊本，第1頁。F 〔美〕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4卷，第366—367頁。G ［清］蔡惠祺：《明烈士蔡啓後公遺族挹暉堂譜牒》，“蔡挹暉長房族譜”，廣州大昌印務局民國二十五年劉一偉序刊本，第43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27湯開建 \ 通事、買辦與行商——鴉片戰爭前活躍在廣州貿易中的香山商人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Livingston）於1837年合作創辦，可知蔡信秉和蔡信滔應該在道光十七年（1837）以後進入行充當買辦。此外，道光十八年（1838）時，還有在香山澳門居住的吳亞平，在英國商人士啴咈（Stanford）開辦的斯坦福和馬爾克斯公司（Stanford Marks & Co.）私充買辦，道光十九年（1839），士啴咈被林則徐驅逐時，他仍然幫外國人購辦物品，並被清朝抓獲。A道光年間，還有兩位著名人物——布定邦和上文提過的鮑鵬。他們都是香山縣來的買辦。布定邦，香山縣人，嘉慶十八年（1813）生，早年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在澳門開設學堂時，布定邦在該學校讀書，學會了“番字”，通曉英語，後“做紅毛、西洋等國生意”。道光二十一年（1841），被英國商人晏臣的“碟花打號”船僱爲買辦，參與了英軍進攻浙江舟山之役，被清政府軍隊抓獲。B另一位則更爲著名。鮑鵬，原名聰，又稱亞聰，C應爲香山縣香山場鮑氏族人，自幼學習夷語，並從香山縣著名學者舉人趙允菁讀書。道光九年（1829）時，鮑鵬前往省城廣州充當花旗夷人閉馥的買辦，從此開啟了他人生道路中的買辦生涯： 道光九年，鮑鵬充當花旗夷人閉馥舘買辦，嗣因閉馥回國歇業。十六年間，其族叔鮑人館用鮑漢記名字，赴澳門同知處請給腰牌，充夷人顛地館買辦。鮑人館患病回家，鮑鵬私自代充，先後當買辦，時代夷購牛、羊、雞、鴉各項食物，每年工資洋銀六十外，又賺約二三百不等。十七年八月，有素識之通事何輝，托鮑鵬代買鴉片煙膏，當向香山縣人莫權買得六兩，價銀一兩二錢。十八年又代閩客王A 中國歷史第一檔案館編：《香山明清檔案輯錄》，第三“政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92頁。B ［清］佚名輯：《犀燭留觀記事》，《鴉片戰爭》第3冊，據鄭振鐸先生藏清抄本排印，齊思和等編：《中國近代史料叢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47頁；［清］佚名編：《庚子辛丑海軍紀聞》不分卷，《布定邦供詞》，影印清抄本，《北京大學圖書館館藏稿本叢書》第13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13頁。C ［清］徐珂：《清稗類鈔》第1冊，“外交類”，據民國五年徐珂自序刊本整理排印，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465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28湯開建 \ 通事、買辦與行商——鴉片戰爭前活躍在廣州貿易中的香山商人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姓向快艇生理之香山縣人黃文燦，買得煙土一包，給價十三元，俱自過付。是年十二月，有夷館通事何得，向鮑鵬借洋銀一萬，因舊欠伊八千元未還不允，何得仍懇借七千，聲稱如不照數，即欲控訴伊販賣鴉片事。鮑鵬畏累，於十九年二月，潛逃至山東濰縣署，招子庸向詢，據實告知，因暫留住。二十年春，鮑鵬接家信，知何得未控，伊叔被林總督訪拏旋釋，飭拏鮑亞聰，即鮑鵬，料無曾犯重情案據，放心回籍，正欲搭船，適夷䑸至山東，招子庸因薦鮑亞聰於巡撫托渾布，飭令向夷開導而去。嗣已革大學士琦善辦理夷務，即信致托巡撫帶鮑鵬隨往粵東，向夷船傳遞公文多次，鮑鵬從前實止私充夷館買辦，代人買過煙土煙膏，懼詐潛逃，此外別無不法犯案情節。A道光二十一年（1841）時，兩廣總督琦善因辦理夷務，要與英方打交道，需要英語人才，故鮑鵬又被推薦到琦善處。琦善對鮑鵬十分信任，授鮑鵬八品銜，B“一切往來文牘口傳，皆倚任焉”。C這位先後數次充當英美商行買辦長達十餘年並深得兩廣總督琦善信任的香山人鮑鵬，在英語方面應具有相當的水準，因爲他不僅要擔任中英雙方的“口傳”，而且還要負責翻譯當時雙方的公牘文件，這樣的人才在當時是極爲稀罕的。故筆者懷疑此人亦出於香山山場鮑氏家族，衹是在今天的由鮑俊編撰的《香山鮑氏族譜》中找不到其名，很可能是因鮑俊在鴉片戰爭中爲英國人出力且名聲不佳而未將其收入族譜內。A ［清］佚名輯：《犀燭留觀記事》，《鴉片戰爭》第3冊，據鄭振鐸先生藏清抄本排印，齊思和等編《中國近代史料叢刊》，第255—256頁。B 《欽差琦善密奏夷日漸迫切籌辦緣由摺》，［清］鶴間居士王清亮輯：《潰癰流毒》卷三，清傳鈔本，第11—12頁，美國國會圖書館藏，圖書編號000000000B366.7K96。C ［清］梁廷枏：《夷氛聞記》卷二，影印北京圖書館藏清刻本，《續修四庫全書》第44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40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29湯開建 \ 通事、買辦與行商——鴉片戰爭前活躍在廣州貿易中的香山商人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三、鴉片戰爭前在廣州充任行商的香山（澳門）人清代廣州對外貿易最爲重要的力量還是由清政府官方出面募選的壟斷機構廣州十三行。在十三行中，每一家商號都可以稱爲行商，而這些商號合起來作爲一個團體則稱爲公行。美國人威廉·亨特稱：公行作爲一個團體始於1720年，從這一年起，在1725年以前，除短暫中斷外，他們一直壟斷對外貿易，公行共有13家行號。行商是得到官府正式承認的唯一機構，從行外的中國人買進的貨物，如不通過某些行商就無法運出。因之通過行商可採辦的貨物，必須由行商抽取一筆手續費，然後以行商的名義報關。行商向粵海關監督負責所有的進出口關稅，衹有他們纔能和官方機構海關辦事，這樣可使外國人省去報交關稅的麻煩。行商控制了廣州口岸全部的對外貿易，每年總額達數百萬元，受益固多，責任亦重。外國商船或其代理人如果違反了規條，俱由行商負責。官方認爲他們能夠而且應當管理住在廣州商館的外國人和停泊在黃埔的外國船隻，行商對這兩者都有保證他們守法的責任。行商的位置是通過花一大筆錢從北京方面獲得的，聽說是20萬兩，等於5.5萬鎊。雖然這份執照所費高昂，它卻保證行商財源廣進，不斷取得巨大的經濟利益。A應該說，威廉·亨特對廣州十三行的行商做了一個高度濃縮的概括，定義也十分準確。但實際上，廣州十三行的成立、發展和演變卻有着極爲複雜的過程，因此在學術界也對十三行問題產生過無數的爭論和歧見。十三行，最初招募時稱爲洋貨行，康熙二十五年（1686）由兩廣總督吳A 〔美〕亨特：《廣州番鬼錄》，第45—47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30湯開建 \ 通事、買辦與行商——鴉片戰爭前活躍在廣州貿易中的香山商人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興祚、廣東巡撫李士楨招募十三家商行而成，A故雍正五年的《硃批諭旨》稱：“查廣東舊有洋貨行，名曰十三行。”B十三行建立之初，應該是由十三個洋貨行組成，它們主要是經營“外洋販來貨物及出海貿易貨物”，C也就是說最初成立的十三洋貨行是不分本港行和外洋行的。隨着廣州對外貿易的發展，特別是對東南亞帆船貿易的興盛，經營對外貿易的商行越來越多，故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第一次公行成立時，有16位行商（實際參與者15人）加入，行商根據財富和能力分爲五、五、六三組，但這一次公行成立不到一年，就被兩廣總督楊琳宣佈解散，D但從事對外貿易的行商卻仍在增加。雍正四年（1726），楊文乾稱“廣東洋行，向係十六七家”；E到雍正五年（1727）時，行商已增至四五十家；F雍正十年（1732）時，粵海關监督毛克明稱“洋行共有壹拾柒家”；G乾隆元年（1736），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公佈了20家對歐洲貿易的行商名單；H梁廷枏《粵海關志》也稱“乾隆初年，洋行有二十家”；I乾隆二年（1737）時“粵省大洋行十九家，洋貨小鋪七十餘家”；JA ［清］昭槤：《嘯亭雜錄》卷九，“吳留村”，光緒六年上海文瑞樓鴻章書局石印本，第53頁；［清］李士楨：《分別住行貨稅》，《撫粵政略》卷六，影印清康熙四十一年高琦跋刊本，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39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97年，第729—732頁。B 《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卷三九，《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1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8年，第200頁。C ［清］李士楨：《分別住行貨稅》，《撫粵政略》卷六，影印清康熙四十一年高琦跋刊本，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39輯，第730頁。D Weng Eang Cheong, Hong Merchant of Canton, Chinese Merchants in Sino-Western Trade, 1684-1798, Curzon Press, 1997, pp. 37-39.E ［清］鄂爾泰編：《雍正硃批諭旨》第13冊，“常賚”，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第613—615頁。F 《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卷三九，《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18冊，第199—201頁。G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摺彙編》第22冊，第710號，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933—934頁。H C. J. A. Jörg,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China Trade, Springer Science Business Media Dordrecht, 1982, p. 337.I ［清］梁廷枏：《粵海關志》卷二五，“行商”，據清道光年間粵省城龍藏街業文堂承刊整理標點，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91頁。J 北平社會調查所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編：《清代鈔檔》，民國二十年至民國二十五年抄本，無頁碼，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資料室藏，圖書編號：GJ6756。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31湯開建 \ 通事、買辦與行商——鴉片戰爭前活躍在廣州貿易中的香山商人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乾隆二十二年（1757）時，兩廣總督楊應琚稱“洋行亦經添設，現在共有二十六家”。A可以反映雍正和乾隆初期從事對外貿易的廣州行商起伏較大，時增時減，似乎不在官方的控制之中。直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第二次公行成立後，再一次確定行商數目額定爲十三家，而且設定“總商六家，副商七家”，B即大行六家，小行七家，即“至乾隆二十五年，有住廣之福建人蔡瑞觀稟請大憲，始開十三行”。C譚宗浚《覆友人書》亦稱：“迨乾隆中定爲十三行洋商，每一洋商出缺則十二商聯保，或有虧帑則十二洋商攤賠，着爲定例。”D此後，廣州行商以十三洋行爲定額，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南京條約》簽訂，終止行商的對外貿易專營權，期間一直沒有改變。衹不過，長期以來十三行商多有缺額，廣東政府也不時地補充缺額，補足十三行之定額。可知，在廣州十三行取消之前的廣州對外貿易，大多是以十三家行商爲主。可以說這十三家行商主宰了清中期也就是乾嘉道時期廣州對外貿易的絕大部分市場，亦可知清代中期在廣州對外貿易中具有壟斷地位的十三行商的重要性。正因爲行商肩負的責任綦重，因此，對於行商的選擇就是一件尤爲重要的事情，最早選擇行商的標準爲“選擇身家殷實，通曉番語之人充當行商”，E後來的條件明顯放寬，衹要“身家殷實、居心誠篤者，方準承充”，F所謂身家殷實就是要具有相當的資本，沒有相當的資本是不可能成爲行商的。從現有公佈的已知資料來看，乾隆二十五年（1760）之前從事對外貿易的行商大體上多爲早前經營馬尼拉、巴達維亞等地東南亞帆船貿易的商人，所以這些商人大多都是來自福建，或泉州，或漳州，或廈門，幾乎未見廣東A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明清宮藏中西商貿檔案》第2冊，第214件，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10年，第1128—1133頁。B 黃佛頤：《廣州城坊志》卷五，“十三行”引“夷難始末”，據民國三十七年廣東叢書本整理標點，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323頁。C 英國國家檔案館藏清代漢文檔案FO/233-189，共1冊，第246—247頁。D ［清］譚宗浚：《覆友人書》，［清］譚宗浚：《希古堂文甲集》卷二，影印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清光緒十六年羊城刻本，《廣州大典》第477冊，第191頁。E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明清宮藏中西商貿檔案》第2冊，第214件，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10年，第1128頁。F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1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95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32湯開建 \ 通事、買辦與行商——鴉片戰爭前活躍在廣州貿易中的香山商人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之商人。以逝世於18世紀60年代中期的陳壽官（Suqua）爲界限，他們都屬於廣州對外貿易第一時間段出現的商人。據安·波爾巴赫·懷特（Ann Bolbach White）在《廣州的行商》（The Hong Merchants of Canton）的研究，從乾隆二十五年（1760）第二次公行成立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行商制度結束， 35位行商中的17位行商裏，有福建籍8人，廣東籍7人，安徽、浙江籍各1人， 並認爲來自廣東的7人，他們的前幾代可能是從另一個省份遷移過來。A懷特基本上沒有對當時的行商籍貫進行過嚴格的考證，十分草率地作出了這樣的結論。筆者對18世紀60年代陳壽官逝世以後至1842年48位行商（每個家族衹計1位）籍貫進行了細緻的統計，其中福建（其實後來均落籍南海）17人，浙江1人，安徽1人，廣東17人，另有12人籍貫不詳。其中廣東17人中香山5人，廣東番禺4人，廣東順德3人，廣東南海3人，廣東高要1人，廣東鶴山1人，廣東新會1人，香山人居廣東人之首。這17位福建籍行商多出現在18世紀60—90年代，而17位廣東籍的行商多出現在18世紀90年代以後。在廣東籍行商中，香山籍行商成爲了廣東行商之最多者，也反映了受澳門開埠以後經營海外貿易風氣影響的香山人成爲了廣州對外貿易市場上最爲重要的主力軍，甚至超過廣州的附郭縣番禺、南海。1760年至1842年行商籍貫名錄行名 商名 籍貫 行名 商名 籍貫裕源行 張世勳 福建 聚豐行 蔡國彩廣東香山（含澳門）泰和行 顏時瑞 福建晉江 豐泰行 吳怡官廣東香山（含澳門）廣順行 陳起鳴 福建晉江 東裕行 謝嘉梧廣東香山（含澳門）義豐行 蔡安官 福建晉江 廣利行 盧觀恆 廣東新會A Ann Bolbach White, The Hong Merchants of Canton, Ph.D. diss.,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67, pp. 181, 186-191.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34湯開建 \ 通事、買辦與行商——鴉片戰爭前活躍在廣州貿易中的香山商人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江梅塘蔡氏一支蔡肇舒遷入澳門，落籍香山；A另有福建晉江東石蔡氏一支蔡瑞峯在清初時遭清兵搜索，奔逃廣東，落籍香山縣吉大鄉；B不過這兩支落籍香山的蔡氏與晉江青嶼的蔡氏並非同宗同族。《溫陵晉邑青嶼蔡氏族譜》並沒有將晉江青嶼蔡氏移居香山的時間清楚記錄，但從蔡廷岡的曾祖父輩蔡氏孟房分支第十世開始，其家人在清朝初期死後就葬於澳門望廈、烏鬼石、三巴外、相踏石，其十二世則葬於澳門三巴外義山、澳門三巴外疊石南，其第十三世則有葬於澳門小龍喉山、三巴外炮臺下等。C這些可以證明來自於福建晉江青嶼的蔡廷岡這一支蔡氏族人移居香山澳門的時間應該在清朝初年以前。蔡廷岡的祖父蔡恒忠到廣東香山後就娶澳門白石鄉女鮑氏爲妻，父親蔡瑞睿生有四子：長子蔡廷耀，字國輝，商名蔡瑞官，西文作Swequa；第二子早夭；第三子蔡廷珍，字國重，商名蔡璽官，西文作Sequa；第四子蔡廷岡，字國彩，商名蔡玉官，西文作Yokqua。蔡廷耀於雍正六年（1728）從家鄉來廣州經商，先創立慶遠鹽埠，成爲廣州最早的鹽商之一。不久蔡廷耀創辦聚豐行，並且於乾隆二十五年（1760）與同文行行商潘振承、義豐行行商蔡煌官、泰和行行商顏時瑞、廣順行商陳起鳴等一起創立公行，史載其“白手成家，開十三洋行”；D另有記載，“乾隆二十五年，有住廣之福建人蔡瑞觀稟請大憲，始開十三行”。E雖然蔡廷耀也是從福建晉江青嶼落籍澳門的蔡氏家人之一，但蔡廷耀本人是在福建家鄉長大，17歲時纔來廣州創業，F所以他並非最早進入行商之列的香山人。乾隆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1761年7月15日）蔡廷耀逝世，其同父異母A ［清］蔡永建編：《閩省晉江梅塘蔡氏遷粵家譜》卷首，《序》，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光緒三十三年刻本，圖書編號K/0.189/616，第1頁。B ［清］蔡惠祺：《明烈士蔡啓後公遺族挹暉堂譜牒》卷首，“蔡挹暉堂瑞峯祖譜”，廣州大昌印務局民國二十五年劉一偉序刊本，第23頁。C 蔡文山重修：《溫陵晉邑青嶼蔡氏族譜》不分卷，“孟房分支錫厝份家譜·第十世、第十一世、十三世”，晋江深沪镇狮峰蔡氏家廟藏1995年重修本，無頁碼。D 蔡文山重修：《溫陵晉邑青嶼蔡氏族譜》不分卷，“孟房分支下厝份家譜·十三世”，晋江深沪镇狮峰蔡氏家廟藏1995年重修本，無頁碼。E 英國國家檔案館藏清代漢文檔案FO/233-189，共1冊，第246—247頁。F 蔡文山重修：《溫陵晉邑青嶼蔡氏族譜》不分卷，“孟房分支下厝份家譜·十三世”，晋江深沪镇狮峰蔡氏家廟藏1995年重修本，無頁碼。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35湯開建 \ 通事、買辦與行商——鴉片戰爭前活躍在廣州貿易中的香山商人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的兄弟蔡廷岡接任聚豐行行務，並充當行商。蔡廷岡，雍正三年（1725），“生於澳門”，A故知他應該是第一位廣東香山人進入廣州十三行充當行商者。蔡廷岡中文商名爲玉官，英國人稱Yokqua，荷蘭人稱Tjobqua，法國人稱Yokua或Jokoa，瑞典人和丹麥人稱Jauqua。乾隆二十五年（1760）第二次廣州公行成立後不久，其兄蔡廷耀去世，當時聚豐行的蔡玉官被歸類屬於公行的6個小商人之一。B但乾隆二十六年（1761），大學士傅恆稱其“係有力之商，資本充裕”。C蔡廷岡除了接任聚豐行的外洋對外貿易的業務外，還重振其兄開創的鹽務事業，擔任了廣州七十二鹽商的總事，在一段時間內蔡氏家族在廣州的洋鹽生意一度重振復興，正如《蔡廷岡傳》所稱：“复懋遷番舶之來賈者，纍萬之貲。”D經蔡廷岡掌管的聚豐行和他大哥一樣，與法國東印度公司保持密切關係，成爲法國人最主要的供應商，幾乎每年都要爲1艘來廣州的法國船擔保。E除了與法國人保持穩定的貿易關係外，蔡玉官也與荷蘭人、英國人、瑞典人、丹麥人和其他商人進行貿易。F據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檔案 CHINOIO9199，乾隆三十年（1765）行商簽名中有蔡聚豐名。乾隆三十五年（1770）廣州10位行商給英國東印度公司寫信，要求該公司停止向中國運送大量的奇珍古玩，蔡玉官還是簽名的行商之一。G到1770年時，蔡玉官已經負債A 蔡文山重修：《溫陵晉邑青嶼蔡氏族譜》不分卷，“孟房分支下厝份家譜·十三世”，晋江深沪镇狮峰蔡氏家廟藏1995年重修本，無頁碼。B Paul A. Van Dyke, 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 Success and Fail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Trad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29.C ［清］伍長華：《兩廣鹽法志》卷二一，“轉運八”，影印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道光十六年刊本，《廣州大典》第326冊，第498頁。D 蔡文山重修：《溫陵晉邑青嶼蔡氏族譜》不分卷，“孟房分支下厝份家譜·十三世”，晋江深沪镇狮峰蔡氏家廟藏1995年重修本，無頁碼。E Paul A. Van Dyke, 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 Success and Fail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Trad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29-30.F Paul A. Van Dyke, “Miscellaneous References to Artisans of the Canton Trade 1700-1842”, in Review of Culture, No. 59, 2019, p. 128；瑞典斯德哥爾摩北歐博物館檔案館T1_04987、T1_04990、T1_04215；Paul A. Van Dyke, 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 Success and Fail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Trad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30-32；Paul A. Van Dyke, “The Danish Asiatic Company and the Chinese Hong Merchants 1734-1833”，《國家航海》第18輯，2017年，第57—60頁；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R/10/7, 1770-01-29, p. 85。G 大英圖書館藏英國印度事務部檔案IOR/E/1/53, doc. No. 50, p. 93。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36湯開建 \ 通事、買辦與行商——鴉片戰爭前活躍在廣州貿易中的香山商人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纍纍，包括拖欠瑞典商人和其他私人商人的款項。同年3月，蔡玉官宣佈聚豐行破產，他的債務被分配給其他行商限期償還。A聚豐行破產後，將主要精力放在其家族子弟的教育及族內親屬的照顧上，後因蔡廷岡“疾病連年，不能理洋鹽事務”，遂“將粵省家業慶遠全埠”交給了其兄蔡廷耀的兒子天侃、天侊、天伸、天儼兄弟打理。乾隆四十年（1775）三月二十八日蔡廷岡逝世。B（二）來自澳門的廣州十三行行商吳怡官父子關於吳怡官父子的籍貫，中西文獻中均未提及，但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明確稱，“Sinqua, he lived at Macao”（怡官住在澳門）。C《中國叢報》1837年第5卷第12期一篇關於早期鴉片貿易的文章也稱，在澳門的吳怡官做了大量的鴉片生意。D陳國棟根據他引用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更是直接稱，吳怡官是澳門居民。E從他與澳門葡萄牙人的關係和他經常在澳門進行貿易來看，也可以證明他確實是一位澳門人。因此我們可以判斷，乾隆四十七年（1782）創辦豐泰行並被廣東官府選定爲新行商的吳怡官（Sinqua）應該就是第二位來自香山澳門的十三行行商。有學者提出，吳怡官（Sinqua）與廣順行陳鵲官（Coqua）有血緣關係，並稱吳怡官（Sinqua）出自於陳壽官（Suqua）的家庭。F這應該是一種誤解和混淆，因爲除了吳怡官外，實際上還有一個行商被稱爲“Sinqua”，這個“Sinqua”是陳壽官（Suqua）的孫子。吳怡官，又作怡觀，西文作Sinqua，澳門人。張榮洋（Weng Eang Cheong）稱，乾隆十五年（1750）怡官（Sinqua）在廣州擔任通事，乾隆二十五年（1760）時開始從事對外貿易，主要給外商提供瓷器；乾隆三十五A Paul A. Van Dyke, 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 Success and Fail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Trad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35.B 蔡文山重修：《溫陵晉邑青嶼蔡氏族譜》不分卷，“孟房分支下厝份家譜·十三世”，晋江深沪镇狮峰蔡氏家廟藏1995年重修本，無頁碼。C Hosea Ballou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 Ⅱ,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6, p. 78.D Chinese Repository, Vol. 5, No. 12, April, 1837, p. 547.E 陳國棟：《經營管理與財務困境——清中期廣州行商周轉不靈問題研究》，廣州：花城出版社，2019年，第255頁。F Weng Eang Cheong, Hong Merchant of Canton, Chinese Merchants in Sino-Western Trade, 1684-1798, Curzon Press, 1997, pp. 99, 263, 343.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37湯開建 \ 通事、買辦與行商——鴉片戰爭前活躍在廣州貿易中的香山商人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年（1770）開始在澳門經銷鴉片。A據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的記錄，Sinqua一名最早見於雍正五年（1727），這一年他已經作爲洋貨行商人向英國東印度公司提供了一批絲綢和茶葉；另外，雍正六年（1728）、乾隆元年（1736）、乾隆六年（1741）都出現過Sinqua與英國東印度公司貿易的記錄；乾隆十六年（1761）和乾隆十七年（1762）時，Sinqua還以通事的身份出現在對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貿易中。B吳怡官的鴉片貿易使他財富急劇增長，乾隆四十七年（1782）被任命爲新行商。C有人評價，豐泰行是廣州最好的商行，也是最有名的供應南京絲綢的商行之一。當時英國東印度公司大班對他的評價很高，稱吳怡官已經和港腳船船長做了大量的鴉片生意，他迄今都保持着非常好的信譽，他同澳門人有大量的業務往來，並輸送了大量貨物到馬尼拉，他是中國人裏面最有進取心的商人。D乾隆四十八年（1783），吳怡官實際向英國東印度公司提供了工夫茶、松蘿茶、屯溪茶、小種茶和熙春茶共爲3,848.45擔，銷售了英國人帶來的毛織品2,554匹、鉛1,256.27擔和紅木713.41擔。E他還與英國人進行了棉花貿易，他買下了英國東印度公司、英國散商及其他港腳商人進口到中國的所有棉花。F乾隆四十九年（1784），他擔任公司船“真布里頓號”（True Briton）的保商，並承銷英國人帶來的毛織品264匹和鉛1,160.04擔，爲英國東印度公司實際提供了武夷茶、工夫茶、松蘿茶、屯溪茶、小種茶、熙春茶及熙春皮茶共A Weng Eang Cheong, Hong Merchant of Canton, Chinese Merchants in Sino-Western Trade, 1684-1798, Curzon Press, 1997, p. 99.B 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G/12/26, 1727-06-30, p. 14；G/12/27, 1728-07-17, pp. 26-30；G/12/41, 1736-11-21, p. 6；G/12/50, 1741-10-03, p. 22；R/10/5, 1761-12-23, p. 122；R/10/5, 1762-01-18, p. 132。C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明清宮藏中西商貿檔案》第4冊，第410件，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10年，第2082頁；〔美〕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2卷，第95頁。D 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G/12/76, 1782-07-26, p. 64、G/12/77, 1783-12-06, p. 174。E 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G/12/77, 1783-12-06, p. 164、G/12/78, 1783-11-19-1784-02-13, pp. 26-132、G/12/80, 1784-02-21-04-08, pp. 1-27。F 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G/12/77, 1783-10-03, p. 99。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38湯開建 \ 通事、買辦與行商——鴉片戰爭前活躍在廣州貿易中的香山商人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6,423.48擔。A從乾隆五十年（1785）上半年開始，吳怡官還在繼續爲下一貿易季的茶葉操勞；到3月5日止，共運送和打包了武夷茶、工夫茶、松蘿茶、屯溪茶和小種茶共1,647.46擔；到這一貿易季開始時還收到了英國東印度公司1/16的毛織品份額；直到8月27日，他還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簽訂了提供1,500箱屯溪茶和1,500箱松蘿茶的合約；8月30日還給英國人送出了62箱松蘿茶。B但半個月後，即1785年9月15日，豐泰行第一代行商吳怡官在今天逝世，行號的業務由他的兒子吳昭平（Eequa）接續。C吳昭平，其中文商名也稱怡觀，英文商名作Eequa，但有時仍沿襲其父商名稱Sinqua，又作Young Sinqua。吳昭平是個花花公子，很早就參與了其父親進行的鴉片貿易，也主持過豐泰行的貿易。張榮洋稱，老怡官成爲行商一年後，因爲鴉片投機而陷入困境，資不抵債；乾隆四十九年（1784）又因其子吳昭平私販鴉片遇到麻煩；吳怡官去世後，吳昭平成爲該公司的行東，此時的豐泰行已瀕臨破產，被泰來行林浩官接管。D吳昭平雖然是一位花花公子，但很懂得如何與清朝政府保持友好關係，如乾隆五十二年（1787）因平定臺灣匪亂，吳昭平與其他行商捐銀300,000兩，因此獲得了翰林院運同職銜。E特別是他與粵海關監督穆騰額關係十分密切，他經常刻意向穆騰額示好，並拉攏穆騰額，以致成爲粵海關監督最喜歡的人，並利用這些關係爲自己牟利。吳昭平之所以在豐泰行瀕臨破產的情況下仍然重新被招募爲行商，這與穆騰額的支持有A 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G/12/78, 1784-01-18-02-02, pp. 113-122、G/12/80, 1784-04-08-1785-01-28, pp. 27-106、G/12/81, 1785-02-18, pp. 4-5。B 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G/12/79, 1785-08-27-09-15, pp. 42-51、G/12/81, 1785-02-19-03-05, pp. 6-14。C 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G/12/79, 1785-09-15, p. 51；陳國棟：《經營管理與財務困境——清中期廣州行商周轉不靈問題研究》，第256頁稱，吳怡官1785年11月去世，當誤。D Weng Eang Cheong, Hong Merchant of Canton, Chinese Merchants in Sino-Western Trade, 1684-1798, pp. 242, 263.E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明清宮藏中西商貿檔案》第4冊，第400件，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10年，第2027—2030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39湯開建 \ 通事、買辦與行商——鴉片戰爭前活躍在廣州貿易中的香山商人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着很大的關係。A據美國商人山茂召（Samuel Shaw）提供的資料，1789年時，吳昭平以每擔120元的價格從美國商人那購進了一批人參，而每擔要向海關交60多元的稅。後來他以100元的價格賣出，比本錢還要低80元。這一次人參貿易，又給吳昭平帶來了慘重的損失。B乾隆五十四年（1789）吳昭平投機印度原棉失敗，他與港腳巴斯商人喝哋唎進行棉花、洋參等貨的交易，“尚欠夷商番銀四十萬一千六百一十二圓零五錢四分”，而且屢討無還，於12月24日潛逃避債。但乾隆五十五年（1790）而益行行商石夢鯨逝世前，吳昭平卻買下了而益行的行館（即舊資元行）作爲豐泰行辦公之所，並將多餘的房間租賃給巴斯商人作爲他們的住所。C乾隆五十六年（1791），吳昭平又欠海關“應完關餉及放關分頭銀共五萬三千五百五十八兩有零”，未經按限完納。他多次推遲履行合同，從此從公行消失，並開始抽鴉片，之後被宣佈破產，被沒收財產。廣東政府查封其家產變賣抵債，並將其革去職銜，又定以“交結外國誆騙財物，發邊遠充軍”罪，流放伊犁。D豐泰行倒閉。（三）來自澳門的廣州十三行行商謝嘉梧、謝棣華、謝有仁父子謝嘉梧爲香山澳門望廈村人，前已進行了考證，故此處不贅。謝嘉梧於嘉慶十一年（1806）辭退首席通事職務，入夥周禮官的商行，兩人維持了兩年的合夥關係。E嘉慶十三年（1808），謝鰲官正式成爲該行的行東和代表，遂將行名改爲東裕行。據《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稱，1808年8月份時，A Weng Eang Cheong, Hong Merchant of Canton, Chinese Merchants in Sino-Western Trade, 1684-1798, p. 221；陳國棟：《經營管理與財務困境——清中期廣州行商周轉不靈問題研究》，第256頁。B 〔美〕喬賽亞·昆西：《山茂召少校日記及其生平》，褚艷紅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33—234頁。C Paul A. Van Dyke, The Hume Scroll of 1772 and the Faces behind the Canton Factories, in Review of Culture, 2017, 54, p. 88.D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明清宮藏中西商貿檔案》第4冊，第410件，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10年，第2080—2085頁。E 〔美〕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3卷，第35頁；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G/12/154, 1806-12-04, p. 54；G/12/154, 1807-01-04, p. 126；G/12/166, 1809-02-27, p. 104；G/12/167, 1809-03-17, p. 59。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40湯開建 \ 通事、買辦與行商——鴉片戰爭前活躍在廣州貿易中的香山商人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謝鰲官現在想成爲行商”，A可證當時還沒有批凖其充任行商。但至嘉慶十四年（1809）七月給英國大班喇致函時，他已經與衆行商一起署名，B可知謝鰲官成爲行商的具體時間應該在1808年9月至1809年8月之間。其弟謝嘉桐成爲其合夥人，行址在廣州十三行街北面的登龍巷，本人住廣州西關的第十舖。C人稱梧官、鰲觀、鰲官，粵人多呼爲髦官，D西文作Goqua、Geouqua。謝鰲官主要與英國東印度公司進行貿易，嘉慶十八年（1813）時，謝鰲官欠外國商人債務達341,953元。C但至嘉慶二十年（1815）時，謝鰲官欠外國債權人債務已減至91,988兩，被限3年還清。F1823年的英國東印度公司賬簿上顯示，公司欠謝鰲官184,957兩，是僅次於怡和行伍浩官欠款的第二大行商，G反映了東裕行的財務狀況良好。英國東印度公司對東裕行謝鰲官的評價很高，稱鰲官經營得法，近年來他已經恢復他行號的信譽。道光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826年1月2日），他由於疾病纏身，難以痊愈，遂提出將其生意交給其子和他的親屬接管。英國東印度公司特選委員會對謝鰲官及其事業的經營非常滿意，歡迎讓新人接替經營。1826年1月4日謝鰲官去世，H其子謝棣華、謝有仁兄弟二人接充行務。謝棣華，廣東東裕行行商謝嘉梧長子。道光六年（1826），其父謝嘉梧去世後，接充行務，成爲東裕行的正式代表和行東，仍沿襲其父商名鰲官，西人稱Goqua，其弟謝有仁爲合夥人。此時東裕行已欠粵海關關稅12,921兩。I道光七年（1827）至道光十三年（1833），謝棣華均與英國公司簽訂了茶葉合約，負責向英國公司提供各類茶葉，公司的財物狀況迅速好轉，成爲廣州行商中A 〔美〕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3卷，第98頁。B 英國國家檔案館藏清代漢文檔案FO/1048/9/7。C John Francis Davis, A Commercial Vocabulary, Macao China, 1824, p. 34.D 英國國家檔案館藏清代漢文檔案FO/1048/21/11、FO/1048/23/4、FO/1048/9/7；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第328頁。C 〔美〕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3卷，第278頁。F 〔美〕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3卷，第262頁。G 〔美〕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4卷，第76頁。H 〔美〕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4卷，第119頁。I 〔美〕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4卷，第145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41湯開建 \ 通事、買辦與行商——鴉片戰爭前活躍在廣州貿易中的香山商人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有完全償付能力的三位行商之一。A道光十年（1830）謝棣華拒絕粵海關監督中祥勒索的10,000元禮金，他負責供應的英國東印度公司茶葉被粵海關下令停止裝運。公司特選委員會聞訊後，向兩廣總督和粵海關監督提出抗議，但粵海關監督下令對英國船隻進行封艙，並指控謝棣華卷入鴉片貿易的嚴重事件，要將謝棣華交南海縣審訊，並警告要將東裕行關閉。B緊接着，又因東裕行司事謝棣華的叔父謝五爺給英商盼師贈送轎子之事，將謝五爺逮捕，關進南海縣監獄，並繼續了嚴酷的肉刑。C道光十一年（1831），謝鰲官的財務狀況良好，英國東印度公司欠他的債款達176,162兩。D道光十二年（1832）因爲“信賴號”（Reliance）準備離港時，帶出了一張皇帝的畫像，有違禁令，所以粵海關拒絕頒發該船的離港執照，而謝棣華、謝有仁兄弟是該船的保商，所以也被拘押。海關官員向他們勒索了20,000元費用，但仍然沒有將他們兄弟釋放。E道光十五年（1835）東裕行關閉，但不久其弟謝有仁又重新開張，改名爲東興行。F謝有仁，字靜山，廣州東裕行行商謝嘉梧次子，第二代行商謝棣華之弟，仍沿襲其父商名稱鰲官，西文作Goqua。中文檔案中，道光十五年（1835）二月初一日廣州行商致英國大班馬治平的信中第一出現了謝有仁之名，他此時正式以東興行代表的名義出現在行商集體之中。G直到道光二十三年（1843），東興行謝有仁的名字仍保存在當年馬儒翰編纂的《中國商業指南》中，H是爲清代廣州十三行最後的10位商人之一。A 〔美〕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4卷，第241頁。B 〔美〕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4卷，第273頁。C 〔美〕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4卷，第276頁。D 〔美〕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4卷，第285頁。E 〔美〕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4卷，第369頁。F 英國劍橋大學圖書館藏怡和洋行檔案JM H1/10/03，共1張，無頁碼。G 英國國家檔案館藏清代漢文檔案FO/1048/35/25，共1張，無頁碼。H John Robert Morrison,Chinese Commercial Guide,Canton, printed at the offic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48, p. 198.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42湯開建 \ 通事、買辦與行商——鴉片戰爭前活躍在廣州貿易中的香山商人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四）來自香山的廣州十三行行商吳天垣吳天垣（1798—1851），原名健緯，號璿溪，廣東香山翠微人。A道光十二年（1832）與其兄吳健彰同創同順行，B外人沿其兄吳健彰商名，稱其爲三官，C又作爽官，西文作Samqua，又稱祝官、吳祝官。三官之商名，最初是因吳健彰排行第三而得來。D吳健緯與其兄吳健彰同被西人稱爲三官，很可能是西方人搞不清誰是老三。道光十二年（1832）同順行創辦時，吳天垣（健緯）雖然是主要創辦人，其兄天顯（健彰）也當爲合夥人之一，故《廣州紀錄報》稱該行成立時爲2名經理人，即指吳健彰和吳健緯。E其他兄弟是否介入行務，沒有材料，但其七弟吳天褀（健年）應參與其中。吳天褀即《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4卷中主管同順行國外業務的兄弟Apong（阿朋），其號爲“壽朋”，故稱阿朋。F所以嚴格地說，同順行創辦時，是吳氏兄弟合夥創辦，而吳健彰參加對外貿易年最久，吳三官之名遂已在民間流傳，故後來外人不明其故，亦將吳天垣稱之爲三官。G學界通譯爲爽官，爽官之中文名，見於馬儒翰《中國商業指南》（Chinese Commercial Guide）。H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稱，粵人俗呼吳天垣爲“賣雞爽”，吳氏或本“雞欄”中人，A ［清］吳天炳纂：《中山延陵吳氏族譜》卷九，“三房仲和公爪二十四世”，影印清道光二十三年刻本，《中山文獻》第5冊，第420頁。B 〔美〕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4卷，第366頁。C 三官之名，來自於法國東方學家赫爾特（Marie-Clément Imbault-Huart）19世紀後期訪問伍浩官的後人伍金城，並由伍金城整理出來的十三行行商表，在表中稱吳天垣爲吳三官。魏源《海國圖志》亦作三官。D ［清］吳天炳纂：《中山延陵吳氏族譜》卷九，“三房仲和公爪二十四世” ，影印清道光二十三年刻本，《中山文獻》第5冊，第419—420頁；［清］魏源：《海國圖志》卷八三，“夷情備採三”，影印清光緒二年刻本，《續修四庫全書》第744冊，第442—443頁。E Canton Register, July 2th, 1832, p. 62.F ［清］吳天炳纂：《中山延陵吳氏族譜》卷九，“三房仲和公爪二十四世” ，影印清道光二十三年刻本，《中山文獻》第5冊，第420頁；〔美〕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4卷，第366頁。G Henri Cordier, Les marchands hanistes de Canton, T’ouug Pao, Second Séries, Vol. 3, No. 5, 1992, p. 32.H John Robert Morrison,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 Canton: printed at the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48, p. 198.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43湯開建 \ 通事、買辦與行商——鴉片戰爭前活躍在廣州貿易中的香山商人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Samqua當即爽官。A同順行創辦時，據稱資金爲200 ,000元，吳天垣與馬格尼亞克洋行（Magniac & Co.）的英國散商萬益，以及在廣州的葡萄牙商人庇列度（António Lourenço Barreto）關係最爲密切，他們進行了多次規模較大的貿易。B吳天垣的同順行直到道光二十三年（1843），仍保存在當年馬儒翰編纂的《中國商業指南》中，是爲清代廣州十三行最後的10位商人之一。C同順行在鴉片戰爭後並沒有停止其在廣州的貿易活動。據中文檔案記載，道光二十五年（1845）仍從事與英國人的棉花貿易。D同時，還有同順行勒取英國商人規銀事。可知至道光二十五年（1845）時該商行仍然存在，但已經不是傳統意義的行商。（五）來自澳門的廣州十三行行商鮑蓉第五位進入廣州十三行充當行商的香山人是一名姓“Paou”（鮑）的商人。據1837年8月29日的《廣州紀錄報》記載，8月13日，在廣州一個新的行商獲得了執業牌照，該行名永泰行，西文稱Yungtae，行商姓鮑（Paou），爲香山縣山場村人，其兄爲翰林學士。E此翰林學士即爲鮑俊，恭常都香山山場人，字宗垣，別字奕卿，道光二年（1822）舉人，道光三年（1823）進士，欽點翰林院庶吉士。F由此可知這位行商就是香山縣恭常都香山山場人鮑俊的弟弟。鮑俊的弟弟有二人，一名鮑蓉，嘉慶二年（1797）生；一名鮑堃，嘉慶A 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第337頁。B 英國劍橋大學圖書館藏怡和洋行檔案JM H1/23/01、JM H1/23/02、JM H1/36/01、JM H1/36/02-08、JM H1/36/09-17、JM H1/36/18-22。C John Robert Morrison,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 Canton: printed at the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48, p. 198.D 英國國家檔案館藏清代漢文檔案FO/682/378B/2(23)，共2張，無頁碼。E Canton Register, August 29th, 1837, p. 144.F ［清］田明曜：光緒《香山縣志》卷十一，“選舉表”，影印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光緒五年刻本，《廣州大典》第297冊，第200頁；［清］鮑俊編：《香山鮑氏族譜》卷八，清道光十八年鮑延禧堂纂修澳門文經承印館刊本，第58—59頁，珠海市圖書館藏。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44湯開建 \ 通事、買辦與行商——鴉片戰爭前活躍在廣州貿易中的香山商人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十三年（1808）生。A道光十七年（1837）時，鮑堃還衹有19歲，因此出任行商的肯定不是鮑堃，衹有鮑蓉纔有可能在道光十七年申請行商之職位。故此我們可以斷定，道光十七年永泰行行商的鮑姓即是香山山場人鮑蓉。《廣州紀錄報》還稱，永泰行靠近小溪館的橋邊，靠近小溪館橋邊的行館應該是舊會隆行，很可能永泰行建行時已經收購了會隆行的舊行屋而建起自己的商館。香山人鮑蓉，應該是最後一位準備承充廣州十三行的行商，但當時他應該是試辦者之一，因爲當時兩廣總督鄧廷楨要補足十三行的數額，“缺商隨時招補，至今以復十三行舊觀，照料無虞不足”B，故啟用了一批家底殷實的商人作爲試辦行商，鮑蓉的永泰行應爲其一，但該行試辦應該未獲成功，故在道光十七年（1737）的十三位行商中並沒有永泰行之名。有清一代，一大批香山籍商人進入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國際貿易港口廣州，或充當通事，或充當買辦，或成爲行商。這些人數甚衆，來自香山南屏、吉大、翠微、山場、北嶺、鴉崗、前山、望廈地區的廣州通事、買辦和行商無疑對其家鄉產生很大的影響，據光緒《四會縣志》稱：“粵俗之侈，莫甚於洋商。道光間，邑人有充洋商者，十三行中所稱嚴興泰行者是也。衣服、飲食、習慣，自然見者爭相慕效，靡然成風，俗漸趨於侈。”C一個行商對一個地區就產生如此大的影響，四會地區在道光時奢靡成風，竟來源於廣州興泰行行商嚴啟昌。而香山地區在廣州充當通事、買辦及行商者如此衆多，是否可以說明到鴉片戰爭前，香山地區的香山人已經普遍地形成善於進行對外貿易、善於向西方學習洋務的新的商業精神呢？而鴉片戰爭後，特別是開放五口通商以來，以一大批買辦爲標誌的香山商幫在中國的崛起與肇興，除了人們所熟知的徐鈺亭、徐榮村、徐潤、唐廷桂、唐廷樞、唐廷植、莫仕凱、莫仕揚、鄭觀應A ［清］鮑俊編：《香山鮑氏族譜》卷八，清道光十八年鮑延禧堂纂修澳門文經承印館刊本，第58—59頁，珠海市圖書館藏。B 《明清宮藏中西商貿檔案》第6冊，第695件，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10年，第3511—3512頁。C ［清］劉德恆修：《光緒四會縣志》第1編，《風俗》，中國地方志集成廣東府縣志輯影印光緒二十二年劉德恆自序刊本，第49冊，第59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45湯開建 \ 通事、買辦與行商——鴉片戰爭前活躍在廣州貿易中的香山商人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等人外，當時“幾乎所有外商僱用的買辦都是香山縣人”A，如張霈霖、莫協隆、唐隆茂、林欽、楊梅南等這樣一批香山買辦都亟待我們去挖掘資料，深入研究。其中的張霈霖早年即加入香港孖剌士甸臣洋行，擔任辦房主席，即總買辦。他不僅創辦了“亨昌煤炭廠”“裕昇洋貨店”和“裕成麵包店”，而且個人購買3艘輪船開辦輪船公司，航行省港澳之間，是1860年英國人創辦省港澳輪船公司之前由華人自己創辦的最大的輪船公司。據稱，當時張霈霖的財富已達到100,000美元，與當時的香港首富盧亞景並稱。B故如著名美國學者郝延平所稱：“香山人這一名稱甚至被看做買辦階級的同義語。”C這些被稱爲買辦階級代稱的“香山人”是否又是鴉片戰爭前進入廣州的香山通事、買辦及行商的延伸呢？［責任編輯 沈曉鳴］A 〔美〕郝延平：《十九世紀的中國買辦——東西間橋樑》，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年，第215頁。B 參見湯開建：《清代香山鐵城張氏家族與澳門的關係——以〈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爲中心展開》，《澳門研究》（澳門）2018年第1期。C 〔美〕郝延平：《十九世紀的中國買辦——東西間橋樑》，第214頁。
View of the city of Macao from the sea side （從海上眺望澳門） / 1813 / Tilesius von Tilenau, Wilhelm Gottlieb
——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全球地圖中的澳門”項目藏 編者配圖View of the city of Macao from the sea side （從海上眺望澳門） / 1813 / Tilesius von Tilenau, Wilhelm Gottlieb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48金國平 \ 澳門﹃隱形殷商﹄梁有興及其家族考述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Research and Interpretation of Macao’s “Invisible Merchant” Pedro Leong HingKee and His FamilyJin GuopingAbstract: Liang Youxing was a wealthy Chinese entrepreneur active in Macao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He was well-known with the name “HINGKEE” or “LEONG HINGKEE”, and as a Chinese Catholic, his Christian name was “PEDRO LEONG HINGKEE”. He began to gain fame and fortune in the mid-1870s, known in Macao society for starting Western-style hotels business.The British-style hotel, the Hing Kee Hotel established by the Leong family in 1882, was the most fashionable hotel at the time and one of the oldest hotels in Macao. In fact, Liang’s investments were quite wide-ranging, opening a billiard room before opening the hotel, and later involved in the auction business relyed on the hotel business. In his later years, he and his son established a factory, which was one of the only two factories in Macao dealing in ice and frozen food at the time. After Liang Youxing’s death, his descendants continued to grow the family business, opening one of the first car dealerships in Macao, operating the second car route in Macao, and following with real estate, construction, groceries, shipping and insurance businesses. During its peak,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the Liang family even entered Macao’s political arena. Many famous figures in history have described Liang Youxing and his hotel, but their specific impressions remain vague. Liang Youxing and his family has made an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the city’s modern transformation, but there are few records of Liang Youxing and his family in Macao, and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m is scarce and urgently needed.Keywords: Leong Hingkee, Pedro Leong Hingkee, Hing Kee Hotel, Chinese merchants, MacaoJin Guoping is the research fellow of Center for Macaology at Jinan University and the visiting professor of Institute of Social and Cultural Studies at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e is also the academician of the Portuguese Academy of History and being awarded the Order of Infante D. Henrique by the Portuguese Republic. His field of research lies in history of sino-foreign relations, Macaology, history of western missions in China. etc. His major publications include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Research on Sino-Portuguese Relations, Macaologia: Mistérios Desconhecidos e Desvendados, “ Galleon” and “Silk and Silver Road”: a research of “Parián”, etc.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49金國平 \ 澳門﹃隱形殷商﹄梁有興及其家族考述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澳門“隱形殷商”梁有興及其家族考述*金國平［摘 要］梁有興（1843—1911）是19—20世紀活躍於澳門的新會籍華人富商，以“興記”或“梁興記”之名爲人所熟知。他是一位華人天主教徒，洗名爲“伯多祿·梁興記”，從19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發跡。其開設的英式酒店“興記酒店”於1882年開業，是當時澳門最時髦的酒店，受到上流社會歡迎，同時也是澳門最古老的酒店之一。實際上，梁氏的投資領域極其廣泛，在開設酒店前，就已開始經營波樓，後來又依託酒店涉足拍賣業。晚年又與其子開設雪廠，經營冰塊與冷凍食品生意。在梁有興去世後，其後人繼續壯大家族產業，開辦了澳門最早的汽車行之一，又陸續經營房地産、建築、雜貨、航運、保險等行業。巔峰時期，梁氏家族的第二代還涉足澳門政界。儘管梁有興及其家族在近代澳門相當知名，並且對澳門的現代化轉型做出了突出貢獻，但卻逐漸被後人遺忘。澳門對梁有興及其家族的記載寥寥無幾，學界對其研究屈指可數，亟待開展。［關鍵詞］梁有興 伯多祿·興記 興記酒店 華商 澳門*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得到林廣志博士、臧小華博士、黃文輝先生、沈曉鳴先生、蔡佩玲女士及梁敏平小姐的寶貴幫助。特此致謝！金國平，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訪問教授、暨南大學澳門研究院研究員、葡萄牙歷史科學院院士，獲葡萄牙共和國殷皇子級紳士勳章。主要從事中西交通史、澳門學、中國基督史等研究。代表作有《中葡關係史地考證》《澳門學：探頤與匯知》《“中國大帆船”與“絲銀之路”——“Parián”研究》等。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50金國平 \ 澳門﹃隱形殷商﹄梁有興及其家族考述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自1869年11月17日蘇伊士運河正式開通以來，歐亞之間的航行時間大大縮短。海上交通的便利吸引了大量歐洲商人和旅行者來到東方旅遊，這也促成了澳門西式酒店的興起。在這種背景下，一位叫梁有興的華人富商在澳門創辦了一家西式酒店，並逐漸出現在當時澳門社會的視野之中。梁有興自稱興記（HengKee / HingKee，1843—1911）或梁興記。A在華人文化中，常常用吉祥的字眼“興隆”或“興旺”來命名商號。梁有興以有興爲名，字耀南。其商號“興記”中的“興”是取其本名的尾字。顯然，他以商號名代替了原有的個人姓名。這可算是一種巧妙的商業宣傳手段！根據澳門官方資料，其漢名有二：其一爲“白多祿·興記（Pedro Hingkee）”；B其二爲“梁白多祿”。C他的安息處是澳門聖味基墳場，其墓志銘（圖1）上刻有：息之安所D會邑E伯多祿諱有興字耀南梁公之墓生於道光癸卯二十三年閏七月二十六日終於宣統辛亥三年三月二十日A 1879年4月23日在一份議事亭與李亞呈所簽訂的“承造聖彌額爾墳園內砌石”合同中，梁興記充當了擔保人。充保需有一定的財力和社會地位，議事亭接受“梁興記爲擔保，系首先還銀之人，茲議事亭咁嘛喇准該梁興記擔保，並准將此工夫交李亞呈承造”。可見當時梁興記具有擔保的資格。合同全文參見林廣志、張中鵬、陳文源編：《澳門檔案館藏晚清民國中文檔案文獻彙編》上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2019年，第265頁。“聖彌額爾墳園”今稱聖味基墳場（俗稱舊西洋墳場；葡萄牙語：Cemitério de São Miguel Arcanjo），是羅馬天主教塋地。B 《澳門憲報》，丁未年十二月廾九日，壹千九百零八年二月初一日，第八簿，第五號，第80頁。C 《澳門憲報》，壹千九百十一年八月廾六日，禮拜六，第十一簿，第卅四號，第456頁。D 常作“息止安所”（拉丁語：Requiescat in pace）是一種簡短的墓誌銘，表達對逝者的祈禱和安慰。E 會邑，指新會。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51金國平 \ 澳門﹃隱形殷商﹄梁有興及其家族考述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IN LOVING MEMORY OFPEDRO LEONG HINGKEEBORN ON 19th SEPTEMBER, 1843. DED ON 18th APRIL, 1911.AGE 68.R. I. P.圖1 梁有興墓碑 | 澳門理工大學臧小華博士攝其墓志銘的漢語洗名作“伯多祿”。在澳門，“白多祿”通“伯多祿”。“PEDRO LEONG HINGKEE”爲其墓志銘的外文名。“LEONG HINGKEE”成了他爲西人所知的姓，後其家族成員多以“洗名+梁興記”“洗名+興記”或“洗名+梁”爲正名。在澳門，梁有興因其商號“興記”或“梁興記”而聞名，而非其真實姓名。其後代甚至以其商號作爲他們公開的姓氏。鄭宏泰解釋了港澳地區以公司名或名人名作爲後人姓氏的慣例：“另一點可作補充的是，由於梁家的‘興記’公司做出成績，有一定知名度，又因擔任買辦而較高西化，家族後人以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52金國平 \ 澳門﹃隱形殷商﹄梁有興及其家族考述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梁興記’作姓氏，子孫的姓名改作Anthony Leung Hing Kee、Augustus Leung Hing Kee 及 Mary Leung Hing Kee等（Hong Kong Telegraph, 19 April 1911;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 November 1916 and 9 January 1924）。情況就如同買辨何東的家族，部份子孫的英文姓氏改爲何東，如何鴻卿和何鴻章（英文寫法是：Joseph Hotung 或 Eric Hotung），部份仍維持姓何，如何鴻毅（英文寫法是：Robbie H. N. Ho)。”A一、梁有興及其家族的澳門生意伯多祿·梁有興是一位跨界商人，在澳門獨立創設和經營的業務類型繁多，涵蓋檯球B、酒店、拍賣、冷凍、汽車和房地產等行業。（一）開設波樓興記波樓是已知的梁有興在澳門開辦的第一家企業，時間早於南灣興記酒店。1876年《孖剌報行名簿》刊登的一則廣告（圖2）有“近西街 興記樓波C / Billiard Room, 30, Rua Formosa / Pedro Hingkee, Proprietor”，D顯示興記波樓在近西街30號，業主爲伯多祿·興記（Pedro Hingkee）。圖2 1876年《孖剌報行名簿》刊登的“興記樓波”廣告1879年《澳門指南》也載有“興記玻樓”（Heng-kee-po-lao）的廣告（圖3），稱伯多祿·興記（Pedro Hing-kee）爲其業主，地址在近西街30號。A 鄭宏泰：《巴斯家族：信仰、營商、生活與文化的別樹一幟》，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22年，第84頁，註釋9。此文獻承蒙澳門沈曉鳴先生見示，特此感謝！B 檯球（桌球），粵語又作檯波、枱波、篤波或督波等，是一種全球愛好者衆多，高雅的室內娛樂體育項目。C “樓波”爲“波樓”之誤。D The Directory & chronicle for China, Japan, Corea, Indo-China, Straits Settlements, Malay States, Siam, Netherlands India, Borneo, the Philippines, & c., Hong Kong: Hong Kong Daily Press Office, 1876, p. 256.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53金國平 \ 澳門﹃隱形殷商﹄梁有興及其家族考述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圖3 1879年《澳門指南》刊登的“興記玻樓”廣告到1881年，《孖剌報行名簿》的一則廣告（圖4）有“近西街 興記波樓 / Hingkee’s Hotel, 101, Praia Grande / p. L. Hingkee, proprietor”。A我們注意到，此年廣告上，雖然波樓的中文地址仍是“近西街”，但英文地址已改爲“101, Praia Grande”（南灣街101號），其業主爲伯多祿·梁興記（P. L. Hingkee）。此外，波樓的中文名雖然仍顯示爲“興記波樓”，但其英文名也已改爲“Hingkee’s Hotel”（興記酒店）。圖4 1881年《孖剌報行名簿》的“興記波樓”廣告這種變化的原因是，興記酒店開張後，將之前的波樓搬入新址。研究者也稱：“開設波樓來進行此種精緻的娛樂活動，無疑被認爲是對酒店原作用的改進，而波樓由富有進取心的伯多祿·梁興記（Pedro Leong Hing Kee）開辦。”BA The Directory & chronicle for China, Japan, Corea, Indo-China, Straits Settlements, Malay States, Siam, Netherlands India, Borneo, the Philippines, & c., Hong Kong: Hong Kong Daily Press Office, 1881, p. 267.B Vaudine England, Elizabeth Sinn, The Quest of Noel Croucher: Hong Kong’s quiet Philanthropist,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9.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54金國平 \ 澳門﹃隱形殷商﹄梁有興及其家族考述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此外，1885年的《澳門地捫憲報》載：“廿六日，拿獲使媽林亞嘉，爲其主婦系外國人，寓居興記玻樓，控告其竊去銀一百元。”A此時，梁有興已開設了酒店，但憲報所載“hotel Hin-kee”（興記酒店）對應的中文名稱是“興記玻樓”，可見“興記酒店”當時也稱“興記玻樓”。圖4可見，這種稱法從1881年便有。（二）開辦酒店興記開辦的酒店起初名爲“興記酒店”（Hotel Hing Kee）；B其後外文又稱爲“澳門酒店”（Macao Hotel），但仍然保留漢語名——南灣興記酒店；C再後來稱“南灣新澳門酒店”（New Macao Hotel）；D最後改名爲“利爲旅酒店”（Hotel Rivera）。興記酒店（圖5）爲一間典型的英式酒店。其外觀華麗、設備完善、建築宏偉，爲當時澳門最“時髦”的酒店，是達官貴人、紳商名流和外國游客下榻之處，且酒店房間收費適中。EA 《澳門地捫憲報》，乙酉年五月初一日，壹千八百八十五年六月十三日，第卅壹簿，第廾四號，第259頁。B 詳細研究，可見Manuel Teixeira, Toponímia de Macau: Ruas com nomes genéricos, Volume 1, Macau: Impr. Nacional, 1979, pp. 73-80；另見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上），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552—553頁。C The Directory & chronicle for China, Japan, Corea, Indo-China, Straits Settlements, Malay States, Siam, Netherlands India, Borneo, the Philippines, & c., Hong Kong: Hong Kong Daily Press Office, 1910, p. 1190.D The Directory & chronicle for China, Japan, Corea, Indo-China, Straits Settlements, Malay States, Siam, Netherlands India, Borneo, the Philippines, & c., Hong Kong: Hong Kong Daily Press Office, 1916, p. 1133. 至1915年，稱“南灣興記酒店”，參見The Directory & chronicle for China, Japan, Corea, Indo-China, Straits Settlements, Malay States, Siam, Netherlands India, Borneo, the Philippines, & c., Hong Kong: Hong Kong Daily Press Office, 1915, p.1195. 新澳門酒店一名可見《澳門憲報》，壹千九百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禮拜六，第十五簿，第一十五號，第817頁。E António Henrique R. de Oliveira Marques, História dos portugueses no extremo oriente, vol. 3, Macau e Timor do antigo regime à república, Lisboa: Fundação Oriente, 2000, p. 468.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55金國平 \ 澳門﹃隱形殷商﹄梁有興及其家族考述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圖5 1900年前後的興記酒店A關於興記酒店的創辦年代，廣泛流行的說法是1880年。飛歷奇（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稱：“我們可以肯定的是，這座大宅在1880年左右，前後不會差一年，開始成爲澳門酒店（Macao Hotel），由伯多祿·興記管理（Pedro Hing Kee）……”B但筆者經過仔細梳理澳門年鑒上的廣告資料後，認爲此說經不起推敲。1880年的《孖剌報行名簿》上刊登的一則廣告（圖6）稱：“近西街 興記波樓 / Billiard Room, 101, Praia Grande / Peter Leong, proprietor”。波樓的中文地址雖然仍顯示“近西街”，但其英文地址已是“101, Praia Grande”（南灣街101號），可知波樓已從近西街30號遷到了南灣街101號。該廣告顯示梁有興開設的興記波樓（Billiard Room），此時仍經營檯球業務，而並非酒店業務，業主名使用的是其英文洗名“Peter”，全名皮特·梁A 利冠棉、林發欽：《19—20世紀明信片中的澳門》，澳門：澳門歷史教育學會，2008年，第107頁。B 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 Mong-ha ́,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8, p. 216.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56金國平 \ 澳門﹃隱形殷商﹄梁有興及其家族考述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Peter Leong）。A圖6 1880年《孖剌報行名簿》刊載的“興記波樓”廣告 從圖6《孖剌報行名簿》刊載的廣告看，至少到1881年，與“興記波樓”中文名相對應的外文名已變成“Hingkee’s Hotel”（興記酒店），地址已改爲南灣街101號，業主是伯多祿·梁興記（P. L. Hingkee）。B而1882年的《孖剌報行名簿》中，刊登的一則廣告（圖7）顯示，“南灣興記酒店”（Num-wan Hing-kee Chow-tim）對應的英語名稱是“Hingkee’s Hotel”，位於南灣街101號，業主是伯多祿·梁興記（P. L. Hingkee）。C圖7 1880年《孖剌報行名簿》的“南灣興記酒店”廣告對比1881年和1882年兩則廣告，其外文名稱相同，地址相同，業主也相同。唯一不同的是中文名稱，1881年的廣告稱“興記波樓”，而1882年的廣告已改爲“南灣興記酒店”。據此可判斷，該酒店於1881年籌辦，1882年開張。A The Directory & chronicle for China, Japan, Corea, Indo-China, Straits Settlements, Malay States, Siam, Netherlands India, Borneo, the Philippines, & c., Hong Kong: Hong Kong Daily Press Office, 1880, p. 267.B The Directory & chronicle for China, Japan, Corea, Indo-China, Straits Settlements, Malay States, Siam, Netherlands India, Borneo, the Philippines, & c., Hong Kong: Hong Kong Daily Press Office, 1881, p. 267.C The Directory & chronicle for China, Japan, Corea, Indo-China, Straits Settlements, Malay States, Siam, Netherlands India, Borneo, the Philippines, & c., Hong Kong: Hong Kong Daily Press Office, 1882, p. 291.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57金國平 \ 澳門﹃隱形殷商﹄梁有興及其家族考述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因此，梁有興的酒店業務準確開辦時間是1882年，而不是通常認爲的1880年。酒店開設後屢經變動。1886年的《澳門指南》記載的酒店地址是“南灣街101和103號”。A1891年夏，夏威夷華裔富商、卸任的中國駐檀香山總領事陳芳（1825—1906）與其子到訪澳門，被拒絕進入酒店。陳芳一怒之下，出價5,000美元買下了“興記酒店”的經營權。B1903年5月，興記酒店的經營權又以2萬澳門元的價格出讓給澳大利亞人法爾墨爾（William M. Farmer）先生C，但酒店的業權仍屬於梁有興，當年的《孖剌報行名簿》廣告（圖8）上顯示，酒店的地址變成了“南灣街65號”。業主仍然是梁興記（L. Hingkee）。圖8 1903年《孖剌報行名簿》“南灣興記酒店”廣告（三）經營拍賣業在上述業務之外，梁有興還同時經營拍賣業。1886年《澳門指南》中的“南灣興記酒店”廣告（圖9），便提及了梁有興的拍賣師（leiloeiro）身份。D圖9 1886年《澳門指南》“南灣興記酒店”廣告A Directorio de Macau: para o anno de 1886, Macau: Typographia Mercantil, 1886, p. 39.B 關於陳芳家族與興記酒店，可見林廣志：《澳門之魂》，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16—418頁。C 〔葡〕施白蒂：《澳門編年史（二十世紀）1900—1949》，金國平譯，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年，第14頁。D Directorio de Macau: para o anno de 1886(澳門中國行或商行名錄), Macau: Typographia Mercantil, 1886, p. 39.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58金國平 \ 澳門﹃隱形殷商﹄梁有興及其家族考述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同年年鑒中刊載的《澳門中國行或商行名錄》也出現了“興記”的名字（圖10），A但“華商”欄目內未載其名。圖10 《澳門中國行或商行名錄》的“興記”名字梁有興的拍賣公司名爲“興記夜冷館”（HING KEE, P. L, Auctioneer, and Valuer），1910年注冊地址爲肥利喇亞美打大馬路27號（27, Rua F. do Amaral）並擁有電話地址（Tel. Ad: Hingkee）。（圖11）B當時電話是稀罕物，能擁有者一定是有實力的大公司。此外，筆者注意到，澳門早期的電話不是使用號碼，而是使用地址。圖11 1910年《孖剌報行名簿》的“興記夜冷館”廣告上述1910年廣告顯示，其時興記夜冷館的東主是伯多祿·梁興記（P. L. Hing-kee）及其子小伯多祿·梁興記（P. L. Hing-kee, Jr）。C從梁有興與其子使用相同的名字，衹是冠以小字來判斷，D父子兩人都是基督教徒。E梁有興A Directorio de Macau: para o anno de 1886, Macau: Typographia Mercantil, 1886, p. 41.B Directory & Chronicle for China, Japan, Corea, Indo-China, Straits Settlements, Malay States, Siam, Netherlands India, Borneo, The Philippines & C: For the Year 1910,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 Office, 1910, p. 1189.C 其父爲“Pedro King-Kee”，其母爲“Guilhermina Teuen”，參見MO/AH/AC/SA/01/04956, Passaporte concedido ao negociante Pedro Leong Hing Kee para seguir a viagem para Manila, nos termos e condições exigidas pelo Governo Americano, para a entrada de chineses nos seus Territórios, 1915/06/25。D 下文中，在1911年伯多祿·興記去世後，即便原文獻未出現“Jr”，也統一作“小伯多祿”，引文則保留各自的拼寫。E Adolpho Loureiro, No Oriente: De Napoles á China. (Diario de viagem), Tomo 2, Lisboa: Imprensa nacional, 1897, p. 24.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59金國平 \ 澳門﹃隱形殷商﹄梁有興及其家族考述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共有幾個子女現不得而知，但肯定爲數不少。其公司有葡萄牙語姓名的經辦路易斯·多·羅薩里奧（L. do Rozario）。由此判斷，梁氏父子可能會講葡萄牙語或澳門土語。曾與梁有興結識的著名工程師羅利（Adolfo Loureiro）這樣描寫梁有興的葡語水平：我迅速穿過了城市的一部分，進入了酒店。我安頓在一間空房裏，並叫來了房東。酒店的老闆叫伯多祿·興記（Pedro Hing-Kee）。這是一個胖乎乎、討人喜歡的中國人，熱情奔放地歡迎我，用平靜的聲音對我說着聽不太懂的葡萄牙語。沒辦法我衹能講英語，但我的英語還不如他的葡語。A這段敘述說明，梁有興的葡萄牙語雖說得不好，但能够開口講葡語這一點，便縮短了他與葡萄牙人之間的距離。同時，在他的旅館中，有許多葡萄牙中層軍官、行政官員、作家和律師等社會精英居住，這些人能夠幫助他接近澳葡政府的高層。因此，利用旅館提供的社交便利，他很快便建立了大量政府公務員的人脈關係。1902年《澳門憲報》刊登了一則在當時西方人最喜歡寓居的興記酒店拍賣寶石的告示：啓者：現由英國、美國附來實金各色首飾一大單，巧妙鑲配寶石、鑽石、紅寶石及新金山與堅士蘭最好真珠。另有至好巴西國鑽石、紅寶石及堅士蘭火鑽石。此單寶石，初欲附往小呂宋各處發賣，但因小呂宋現今入口稅過重，故將就地原價沽出。前月亦有許多在香港沽去，現今仍留許多在澳門發售。諸君欲採藏珠寶者，誠大機會也。各物現貯興記酒店，限賣八日。價值列明，任人觀看。辛丑年十一月三十日。BA Adolpho Loureiro, No Oriente: De Napoles á China. (Diario de viagem), Tomo 1, Lisboa: Imprensa nacional, 1897, p. 308.B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No. 2, Sabbado, 11 de Janeiro de 1902, Vol. II, p. 17.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60金國平 \ 澳門﹃隱形殷商﹄梁有興及其家族考述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筆者在1906年的《孖剌報行名簿》的一則“興記夜冷館”廣告中，還見有“M. L. Hing-kee”一名。A“M”可能是“Manuel”（曼努埃爾）的縮寫，應該是梁有興的孫輩。此外，澳門檔案館保留了一批“興記夜冷館”在20世紀前十年申請“夜冷牌照（licença para leilão）”的文件。B（四）雪廠生意梁有興涉足雪廠業務始於1904年，在1904年的《孖剌報行名簿》中，已見“興記代理雪廠”，地址是“大堂街10號”（Rua da Sé, 10），業主是“P. L. Hing kee”和“J. L. Hing kee”。（圖12）C“P. L. Hing kee”即“Pedro. L. Hing kee”，指伯多祿·梁興記本人；“J. L. Hing kee”則可能是“José L. Hing kee”（若澤·梁興記）或“João L. Hing kee”（若昂·梁興記）。圖12 1904年《孖剌報行名簿》的“興記代理雪廠”廣告至1910年，梁有興始申請設廠。D同年，雪廠中文名稱已變成“興記雪廠”。（圖13）EA The Directory & chronicle for China, Japan, Corea, Indo-China, Straits Settlements, Malay States, Siam, Netherlands India, Borneo, the Philippines, & c., Hong Kong: Hong Kong Daily Press Office, 1906, p. 996.B MO/AH/AC/SA/01/24585, Requerimentos de diversas entidades,1914/03/02-1915/12/09 及MO/AH/AC/SA/01/02717, Leilão de mobília e utensílios em 12 de Junho de 1910, 1910/06/09 -1910/06/15. 此文獻承蒙澳門黃文輝先生見示，特此感謝！C The Directory & chronicle for China, Japan, Corea, Indo-China, Straits Settlements, Malay States, Siam, Netherlands India, Borneo, the Philippines, & c., Hong Kong: Hong Kong Daily Press Office, 1904, p. 500.D MO/AM/DA/010/07/002, Processo referente à escritura de concessão para a montagem de uma fábrica de gelo em Macau, a favor de Pedro Hingkee, 1907/12/07- [1912/12/26].E The Directory & chronicle for China, Japan, Corea, Indo-China, Straits Settlements, Malay States, Siam, Netherlands India, Borneo, the Philippines, & c., Hong Kong: Hong Kong Daily Press Office, 1910, p. 1199.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61金國平 \ 澳門﹃隱形殷商﹄梁有興及其家族考述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圖13 1910年《孖剌報行名簿》的“興記雪廠”廣告1911年，儘管梁有興已去世，但其家族生意仍在繼續經營並發展壯大。在1913年的《萬國寄信便覽》中，筆者又見“興記雪廠”之名，其時地址已改爲“大堂街39號”（Rua de Sé, n.o 39）。A到1921年，該年的《孖剌報行名簿》中，雪廠名改成了“澳門雪廠有限公司”（Ou-mun-süt-chong-yau-han-knug-sze MACAO ICE AND COLD STORAGE CO., LTD.），工廠在媽閣街（rua Marginal da Barra），冰庫設在亞美打利卑盧馬路（新馬路）（Avenida Almeida Ribeiro）49號。（圖14）B公司的經理層全部是外國僱員。A Wong Kin compiled(黃金編): International Chinese Business Directory of the World, International Chinese business directory of the world: for the year 1913: a comprehensive list of prominent Chinese firms and individuals in parts of China, Japan, India proper, Indo China, Straits Settlements, Malay Peninsula, Siam, Java, Sumatra, Borneo, Africa, Australia, New Zealand, Hawaii, Philippines, Canada, United States, Mexico, Central America, South America, and West Indies, etc.(萬國寄信便覽), San Francisco, Calif.: International Chinese Business Directory Co., 1913, p. 644.B The Directory & chronicle for China, Japan, Corea, Indo-China, Straits Settlements, Malay States, Siam, Netherlands India, Borneo, the Philippines, & c., Hong Kong: Hong Kong Daily Press Office, 1921, p. 1078. 及孫修福編：《近代中國華洋機構譯名大全》，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3年，第567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62金國平 \ 澳門﹃隱形殷商﹄梁有興及其家族考述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圖14 1921年《孖剌報行名簿》的“澳門雪廠有限公司”廣告據文獻記載，梁氏家族的雪廠經營冰塊（圖15）A和冷凍食品生意。據載，1922年5月起，“梁興記（A. & p.Leong Hing Kee & Co.）以普通價格出售冰塊”。B1924年10月14日，小伯多祿·梁興記（Pedro Leong Hing Kee）向政府申請冷凍食品的專營權，C當年澳門僅有兩家雪廠。D圖15 梁興記經營冰塊生意的廣告A Anuario de Macau,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22, p. 135.B 〔葡〕施白蒂：《澳門編年史（二十世紀）1900—1949》，第159頁。C MO/AH/AC/SA/01/09572, Pedido de Pedro Leong Hing Kee, gerente da sociedade por quotas “Armazéns Frigoríficos de Macau, Sociedade Ltd.” do exclusivo de congelação de géneros alimentícios, 1924/10/14.D Anuario de Macau,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24, p. 475.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63金國平 \ 澳門﹃隱形殷商﹄梁有興及其家族考述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五）汽車行業務澳門的傳統交通方式爲馬、馬車、轎子和人力車，其中轎子一直使用到20世紀初。然而，真正代表交通工具質的飛越的是汽車的出現。從畜力和人力到蒸汽動力的進步，改變了城市短途行程的傳統出行方式。交通工具的現代化象徵着社會的現代化。澳門的汽車歷史開始於20世紀10年代。據載，“這個省（澳門）的汽車服務始自1911年開辦的一個擁有兩輛‘福特’牌租車的車行。然而，它曇花一現，成立後不久，便被一場大火所吞噬。稍後，直到1915年纔有了其他的車行紛紛建立”。A1911年的那個車行是指法國人弗農（A. Vernon）的汽車公司。他於1911年3月至7月申請設立澳門與前山之間的日常汽車客運綫的許可。B梁氏家族於1915年C在澳門的“心臟地帶”亞美打利卑盧（新馬路）開辦了汽車店——新興記自由車公司D，其電話號是35。（圖16）E當年的電話簿上還有“飛騰公司自由車館”，F將“auto”（汽車）譯成“自由車”，頗爲傳神！圖16 “新興記自由車公司”廣告“新興記自由車公司”在當時擁有1輛35馬力和3輛25馬力的汽車，而全A José M. Amado Mendes, Sistema de transportes em Macau da ãà modernidade, 1880-1930, Biblos: Revista da Faculdade de Letras da Universidade de Coimbra, Vol. 2, 2004, p. 347.B MO/AH/AC/SA/01/03098, Pedido de licença de A. Vernon, para estabelecer carreiras diárias de automóveis entre Macau e Chin San(1911/03/20 - 1911/07/01)C The Automobile, vol. XXXIII, April 15, 1915, p. 687.D The Directory & chronicle for China, Japan, Corea, Indo-China, Straits Settlements, Malay States, Siam, Netherlands India, Borneo, the Philippines, & c., Hong Kong: Hong Kong Daily Press Office, 1916, p.1133 and Vaudine England, Elizabeth Sinn, The Quest of Noel Croucher: Hong Kong’s quiet Philanthropist,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9.E 《澳門憲報》，壹千九百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禮拜六，第十五簿，第一十五號，第817頁。F 《澳門憲報》，壹千九百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禮拜六，第十五簿，第一十五號，第817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64金國平 \ 澳門﹃隱形殷商﹄梁有興及其家族考述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澳門所擁有的數量僅爲17輛。A那個年代，澳門僅有15名職業駕駛員。B而非職業駕駛員僅7名，分別爲2名葡萄牙人，1名法國人，4名華人，其中便有小伯多祿·梁興記（Pedro Leong Hingkee）和阿戈斯蒂紐·梁興記（Agostinho Leong Hingkee）。C新興記自由車公司“除了用於零星服務的租車外，還建立了定期的客運運輸。實際上，在1917年，小伯多祿·梁興記（Pedro Leong Hingkee）申請許可，在亞美打利卑盧（新馬路）（Avenida Almeida Ribeiro）、海鏡（酒店）D（Bela vista）、南灣（Praia Grande）和黑沙（Areia Preta）之間建立汽車運營綫路。每位乘客每月的價格不超過4毫（avos），從本月（1917年1月）23日開始，早上7點鐘至晚上8點鐘提供服務”。E這是澳門的第二條汽車營運綫路。梁氏家族的投資眼光非常獨到和超前，早在汽車興起初期，就果斷地投資了這個領域。汽車銷售和運營行業推動了澳門消費文化的新潮流和洋化趨勢，促進了社會變革，是澳門向現代化轉型的重要里程碑。（六）投資房地產一般而言，當商人致富之後，房地產業往往成爲其下一步的重要投資領域。據文獻記載，1908年3月4日，“白多祿·興記稟請批租之海邊亞美打利卑盧（新馬路）地二段，一段五百八十九個勿二十五仙點丁方，一段一百九十三A José M. Amado Mendes, Sistema de transportes em Macau da tradição à modernidade, 1880-1930, Biblos: Revista da Faculdade de Letras da Universidade de Coimbra, Vol. 2, 2004, p. 357.B 〔葡〕施白蒂：《澳門編年史（二十世紀）1900—1949》，第101頁；José M. Amado Mendes, Sistema de transportes em Macau da tradição à modernidade, 1880-1930, Biblos: Revista da Faculdade de Letras da Universidade de Coimbra, Vol. 2, 2004, p. 358。C José M. Amado Mendes, Sistema de transportes em Macau da tradição à modernidade, 1880-1930, Biblos: Revista da Faculdade de Letras da Universidade de Coimbra, Vol. 2, 2004, p. 352.D 註：海鏡酒店，可見《澳門憲報》，壹千九百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禮拜六，第十五簿，第一十五號，第817頁。E José M. Amado Mendes, Sistema de transportes em Macau da tradição à modernidade, 1880-1930, Biblos: Revista da Faculdade de Letras da Universidade de Coimbra, Vol. 2, 2004, p. 353.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65金國平 \ 澳門﹃隱形殷商﹄梁有興及其家族考述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勿七十五仙點丁方，明喊出投，招人承批，每勿丁方投價以二毫半爲底”。A到1914年12月，我們從文獻見到，政府撤銷與小伯多祿·梁興記（Pedro Leong Heng Kee）簽訂的屬於政府的塔石區4號樓的租賃合同。B1915年7月，亞美打利卑盧馬路（新馬路）上第6段135平方米的地皮，以“梁興記”的名義被買下。C1916年8月小伯多祿·梁興記（Pedeo Leong Hing Ki）和阿戈斯蒂紐·梁興記（Agostinho Leong Hing Ki）又再次拿地。D小伯多祿·梁興記（Pedro Leong Hing Kee）也曾經與知名的葡萄牙人士文第士（Manuel da Silva Mendes）共同申請土地，後不知因何緣故取消。E1922—1923年間，小伯多祿·梁興記（Pedro Leong Hing Kee）向政府申請租用龍嵩正街（Rua Central）和美副將大馬路（Avenida Coronel Mesquita）延長處一地段。F此外，從20世紀10年代起，“新興記”成爲了澳葡政府指定的建築商。GA MO/AH/AC/SA/01/04756, Rescisão d o contrato de arrendamento do prédio n.º 4 do Bairro de Tap Seac, pertencente ao Governo e celebrado com Pedro L. Hingkee; novo contrato de arrendamento deste prédio celebrado com Octávio Demée Barreto, 1914/12/15-1914/12/21, MO/AH/AC/SA/01/04504, Arrendamento do prédio n.º 4 do Bairro de Tap-Seac, pertencente ao Estado1914/04/29-1914/04/30及《澳門憲報》，丁未年十二月廾九日，壹千九百零八年二月初一日，第八簿，第五號，第80頁。B Boletim da Filmoteca Ultramarina, no. 31, Lisboa: Filmoteca Ultramarina Portuguesa, 1966, pp. 557-558.C 《澳門憲報》，乙酉年五月初一日，壹千九百十六（五）年七月十五日，禮拜六，第十六簿，第廾九號，第461頁。D Boletim da Filmoteca Ultramarina, no. 32, Lisboa: Filmoteca Ultramarina Portuguesa, 1966, p.170.E MO/AH/AC/SA/01/12223, Anulação da concessão de terrenos a Pedro Leong Hing Kee e Manuel da Silva Mendes, 1928/12/06.F MO/AH/AC/SA/01/08850, Pedido de Pedro Leong Hing Kee para lhe ser feito o arrendamento de um terreno, situado no prolongamento da Rua Central e Avenida Coronel Mesquita, 1922/09/16-1923/04/2.G The Directory & chronicle for China, Japan, Corea, Indo-China, Straits Settlements, Malay States, Siam, Netherlands India, Borneo, the Philippines, & c., Hong Kong: Hong Kong Daily Press Office, 1916, p. 1133.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66金國平 \ 澳門﹃隱形殷商﹄梁有興及其家族考述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三、梁氏家族從商入政之路經過多年的發展，梁氏家族的生意和公司規模都不斷擴大。隨着公司的成長，其名稱也經歷了數次轉變。1910年，梁氏家族的公司稱“東商”。（圖17）A圖17 1910年，梁氏家族以“東商”爲公司名1913年，梁氏家族的公司稱“興記”。其時公司東主是小伯多祿·梁興記（P. L. Hing Kee），經營範圍有雜貨、拍賣、估價和保險代理。地址是營地大街39號c（39c, Rua dos Mercadores）。（圖18）B圖18 1913年，梁氏家族以“興記”爲公司名A The Directory & chronicle for China, Japan, Corea, Indo-China, Straits Settlements, Malay States, Siam, Netherlands India, Borneo, the Philippines, & c., Hong Kong: Hong Kong Daily Press Office, 1910, p. 1199.B The Directory & chronicle for China, Japan, Corea, Indo-China, Straits Settlements, Malay States, Siam, Netherlands India, Borneo, the Philippines, & c., Hong Kong: Hong Kong Daily Press Office, 1913, p. 1194.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67金國平 \ 澳門﹃隱形殷商﹄梁有興及其家族考述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1882年5月，美國國會通過法律限制華人入境，並不斷制定種種措施，其中之一便是華商必須提供商人身份的證明，卻因此爲梁氏家族留下了一份寶貴的從商記錄。在1915年的澳門省政府輔政司檔案內，保留有葡萄牙籍華人“興記先生”（Sr. Hing Kee），即小伯多祿·梁興記（P. L. Hing Kee）申請護照前往當時的美國殖民地菲律賓馬尼拉進行商務活動的全宗，內有關於申請人商業狀況的信息：以前職業：業主及商人何時開業：自6年前何處：澳門開業年數：6年目前職業：業主及商人目前開業地點：澳門開業狀況：開業中最後居住地：澳門肥利喇亞美打大馬路27號企業名稱：興記雪廠（Macao Ice Campany）、粵航股份有限公司（Canton navegation Campany）和永年人壽保險有限公司（China Mutual Life Insurance Campany Ltd.）A代理，以及新興記自由車公司業主兼經理開業地點：營地大街39號c及亞美打利卑盧（新馬路）開業年數：6年投資金額：50,000.00澳幣BA 註：關於這個公司，可見The Directory & chronicle for China, Japan, Corea, Indo-China, Straits Settlements, Malay States, Siam, Netherlands India, Borneo, the Philippines, & c., Hong Kong: Hong Kong Daily Press Office, 1922, p. 1104。B MO/AH/AC/SA/01/04956, Passaporte concedido ao negociante Pedro Leong Hing Kee para seguir a viagem para Manila, nos termos e condições exigidas pelo Governo Americano, para a entrada de chineses nos seus Territórios,1915/06/25; Boletim da Filmoteca Ultramarina, no. 32, Lisboa: Filmoteca Ultramarina Portuguesa, 1966, pp. 159-160.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68金國平 \ 澳門﹃隱形殷商﹄梁有興及其家族考述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1916年時，梁氏家族的公司稱“新興記”。業主是阿戈斯蒂紐·梁興記（A. L. Hing Kee）和小伯多祿·梁興記（P. L. Hing Kee），經營範圍有雜貨、政府建築商、拍賣、估價、航運和保險代理。地址是亞美打利卑盧馬路（新馬路，Almeida Ribeiro Avenne）。其經營範圍也有所變化，新出現雜貨、航運等業務。（圖19）A圖19 1916年，梁氏家族以“新興記”爲公司名從1922年的廣告（圖20）看，其經營的雜貨中，就有西方人餐桌上必備的食品——黃油。B圖20 梁氏家族公司銷售從澳大利亞進口的“DAISY”牌黃油的廣告A The Directory & chronicle for China, Japan, Corea, Indo-China, Straits Settlements, Malay States, Siam, Netherlands India, Borneo, the Philippines, & c., Hong Kong: Hong Kong Daily Press Office, 1916, p. 1133.B Anuario de Macau,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22, p. 200.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69金國平 \ 澳門﹃隱形殷商﹄梁有興及其家族考述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經濟實力和地位的提高爲涉足政壇鋪平了道路，政治榮譽隨之而來。具體表現在政治職務的授予。20世紀10年代末，“澳門新任總督任命小伯多祿·梁興記〔Pedro Leung-hingku（原文如此）〕和阿戈斯蒂紐·梁興記〔Agostinho Leung-hingku（原文如此）〕這兩位港澳知名的華商爲會商紳士。該任命得到了普遍的認可”。A市政機構稱該職務爲“議事公局會商紳士”（Concelho Municipal）。B具體情況是，小伯多祿·興記出任會商紳士，阿戈斯蒂紐·梁興記擔任候補會商紳士。C此外，小伯多祿·梁興記還是1921年澳門最高級別的總督公會中，唯一的華人血統成員。（圖21）D圖21 總督公會名單中的小伯多祿·梁興記名字1919年，一份上海的英文雜誌報道說：“由馬爾克斯（Marques）上校A The Weekly review of the Far East（密勒氏評論報）, Shanghai, China: Millard Pub. Co., 1919, vol. X, p. 150. B The Directory & chronicle for China, Japan, Corea, Indo-China, Straits Settlements, Malay States, Siam, Netherlands India, Borneo, the Philippines, & c., Hong Kong: Hong Kong Daily Press Office, 1903 p. 459.C Colecção da legislação colonial da República Portuguesa, Volume 10, Lisboa: Typ. do Annuario commercial, 1927, p. 262.D The Directory & chronicle for China, Japan, Corea, Indo-China, Straits Settlements, Malay States, Siam, Netherlands India, Borneo, the Philippines, & c., Hong Kong: Hong Kong Daily Press Office, 1921, p. 1070.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70金國平 \ 澳門﹃隱形殷商﹄梁有興及其家族考述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和小梁興記（Leung Hing-kee）組成的澳門食品控制委員會（The Macao Food Control Commission）被認爲是成功地處理了那裏的大米控制問題，未給政府造成任何損失。”A結語：西人筆下的梁有興和興記酒店根據極爲有限的中外史料，本文或多或少地揭示了梁有興及其家族的神秘面紗。然而，還有許多情況需要進一步挖掘。當時人們對梁有興及其酒店的印象，則爲我們提供了更爲清晰的瞭解。梁有興能夠略通葡萄牙語，爲人熱情好客，使得興記酒店迅速成爲來澳的葡萄牙軍官、政府官員、富商、學者等的首選下榻之地。許多知名人士曾在這裏寓居，而且費用包含吃、住、洗衣等服務，甚至比在其他酒店合租還更爲經濟實惠。因此，興記酒店一度成爲澳葡政府的“單身宿舍”。著名工程師羅利（Adolpho Loureiro，1836—1911）曾於1833—1884年間在此長住。他爲我們做了這樣的描寫：“正如我所說，我的房東是位華人基督徒，名叫伯多祿·興記（Pedro-Hing-Kee）。他以前在一家英國酒店供職，後來在澳門開辦了這家酒店，他和家人都在店內打理上上下下。他在香港聞名遐邇，英國的新娘和新郎都來此歡度蜜月。爲此，他精心佈置了一間廳室和一間臥室，專門用於婚慶。伯多祿·梁有興是老好人，笑容可掬，帶着一大幫家人，對我關心、呵護有加，令我受寵若驚。我真想說，我沒有離開家，一位故舊家人陪伴着我，照顧着我。真是難爲他們了！”B葡萄牙作家慕拉士（Wenceslau de Moraes，1854—1929）也曾下榻於此。C據載：“阿戈斯蒂紐·梁（Agostinho Leong）先生是澳門的葡萄牙人（português de Macau）。當慕拉士（Moraes）住在屬於他父親伯多祿·梁興A 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Review of the Far East, Shanghai, China : Millard Pub. Co., 1919, vol. X, p. 504.B Adolpho Loureiro, No Oriente: De Napoles á China. (Diário de viagem), Tomo 2, Lisboa: Imprensa nacional, 1897, p. 24.C Armando Martins Janeira, O jardim do encanto perdido: aventura maravilhosa de Wenceslau de Moraes no Japão, Porto: M. Barreira, 1956, p. 115.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71金國平 \ 澳門﹃隱形殷商﹄梁有興及其家族考述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記（Pedro Leong Hingkee）的興記酒店（Hingkee Hotel）時，兩人相識認。該省大多數未婚的政府官員都住在這家酒店裏。”A1894—1895年間，葡萄牙詩人庇山耶（Camilo Pessanha，1867—1926）曾長住興記酒店，因爲它比海鏡酒店（Boa Vista）便宜。每月包食宿和洗衣衹需40澳門元。B庇山耶與梁有興及其家族過從甚密，涉及借貸關係。根據其遺囑，曾通過抵押擔保，借給阿戈斯蒂紐·梁（Agostinho Leong）和小伯多祿·梁興記（Pedro Leong Heng Kee）4,000澳門元的貸款。C一位19世紀末訪澳的法國人對梁有興及其酒店留下了如下觀感：“澳門城雖然一片死氣沉沉，但它的房屋塗抹成黃色、藍色和粉紅色，呈現出一種相當原始的魅力。有一家海鏡酒店（Boa Vista），酒店名字的意思是‘美景’（bellevue），由一位英國人經營。所有旅游書都推薦，可這正是一個不該涉足之處。一位華人剛剛在那裏建立了一座更好的設施——興記酒店（le Hing Kee’s Hotel）。我們在那裏品嘗了美味佳肴，之後我們在老城區、碼頭及外圍的林蔭道上坐了很久。這些林蔭道均新近建成。”D由此可見，興記酒店比海鏡酒店更具優勢。一位葡萄牙作家在以“和隆街”爲中心的一篇小說中，做了以下描寫：“此非一家豪華酒店，但其所有服務中都有英國酒店的實用、衛生、井井有條和乾淨的舒適感。而且老闆是華人！他受過酒店業的良好培訓。他的酒店會讓里斯本不止一家由葡萄牙人和加利西亞人經營的酒店羡慕不已。”E作者在文中特別強調了梁有興的華人身份，並對比了他的酒店和里斯本的酒店，透露出對他的讚揚之情。A Armando Martins Janeira, O jardim do encanto perdido: aventura maravilhosa de Wenceslau de Moraes no Japâo, Porto: Livraria Simões Lopes, 1956, p. 115. B Vaudine England, Elizabeth Sinn, The Quest of Noel Croucher: Hong Kong’s quiet Philanthropist,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7.C Danilo Barreiros, O testamento de Camilo Pessanha, Lisboa: Bertrand, 1961, p. 32.D Gerrit Verschuur, Aux colonies d’Asie et dans l’Océan Indien，Paris: Hachette, 1900, p. 205.E Emílio de San Bruno, O caso da rua Volong: scenas da vida colonial, Lisboa: Tip. do Comercio, 1928, p. 18.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72金國平 \ 澳門﹃隱形殷商﹄梁有興及其家族考述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時人也對梁有興的人品進行了描述：“從性格上來說，他和藹可親，自由自在，隨時準備做生意，並總是以微笑和熱情的握手來問候他的熟人，但他不與外國人交往。外國人和中國人老死不相往來。”A這表明梁有興有着典型中國商人的經商理念——“笑迎四方客”。然而，由於文化差異的存在，他仍然堅守着“華夷之分”的原則，不與一般外國人進行超出商業範圍的交往。當代學者描述說：“興記酒店被認爲是澳門最古老的酒店之一，老闆是伯多祿·梁興記（Pedro Leong Hing Kee）。這是‘一個胖乎乎、開朗的華人’。在19世紀80年代，它是‘從宗主國派來的葡萄牙公務員、從香港來澳門渡周末的英國人以及偶爾來尋找異國情調的西方旅行者必到的聚會場所’。起初它並不是一家豪華酒店，而是專注於健康方面的舒適和清潔。有頂棚的陽臺上擺放着柔軟的椅子和藤製的沙發，食物精美，有一架用於跳舞的老式鍵琴和幾隻主人豢養的小老虎寵物。”B養虎的興趣或許象徵着主人在澳門商界像猛虎一樣奔馳。本文是勾勒澳門“隱形殷商”梁有興及其家族發展史的一種嘗試，意在拋磚，祈望能引來美玉，促使學界能加深對這一爲澳門現代化轉型做出了突出貢獻，却被遺忘的梁氏一族進行研究。［責任編輯 沈曉鳴］A The The Directory & Chronicle Catholic World.Monthly Magazin of General Literature and Science, Vol. XXXIX, April, 1884, to September, 1884, New York: The Catholic Publication Society Co., 9 Barclay Street, 1884, p. 162.B Vaudine England, Elizabeth Sinn, The Quest of Noel Croucher: Hong Kong’s quiet Philanthropist,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6-27.
Planta da cidade de Macau（澳門城市地圖）/ 1912 / Miranda Dinis ——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全球地圖中的澳門”項目藏 編者配圖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74羅玉釵 \ 盧湘父與盧九家族的鄉紳形象構建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Squire Image of Lou Kau Clan Constructed by Lu XiangfuLuo YuchaiAbstract: Genealogy is the primary form to construct the clan image, and compiler often narrates his clan and history with his own consciousness. Lu Clan Genealogy of Lubian, Chaolian, Xinhui, compiled by Lu Xiangfu, is the genealogy of Lou Kau, a famous Chinese merchant from Macao in modern times. Lu Xiangfu was a clan who had got both old and new knowledge. He had already inherited his family tradition since childhood, he mastered Confucianism, after learnt from Kang Youwei and studied at the Wan Mu Cao Tang. He was the cultural authority in his clan and even the rural society as a teacher in Hong Kong and Macao. As a squire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from old to new in modern times, Lu Xiangfu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his clan construction. He shaped a group of clan elites who actively worked in Xinhui and Macao society in the genealogy, positively set up the squire image of their clan, and even publicized their clan events through the genealogy to enhance their clan status. Lu Xiangfu thought highly of their squire merits, social status, local contribution and moral quality according to the key points of the genealogy narration. Facing with the collapse of the old order, he adhered to the Confucian ethical morality, placed his clan social activities and influences in the Confucian value system while adapted to the situation, and regarded the social groups engaging in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intellectuals receiving modern education in modern times to be the county sages. He shaped some construction as the squire-merchant image that conformed to the traditional values, especially the image construction of Lou Kau and his son in Macao, highlighting their merits and weakening their professions. We can see the compiler’s value proposition, and know about the gentries in modern times more comprehensively, so as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tries and clans in modern times and the local society. Keywords: Lu Xiangfu, Lou Kau, Lu Clan Genealogy, squire, MacaoLuo Yuchai, Ph.D. candidate in the 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Cultural Research at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imarily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on modern history and literature of the Lingnan region. She has published papers such as “The Educational Activities of Reformists in Macao and their Influence: Focusing on Chen Zibao and Lu Xiangfu” and “Research on Modern Chaoshan Publishing Industry and Regional Literature Development” etc.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75羅玉釵 \ 盧湘父與盧九家族的鄉紳形象構建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盧湘父與盧九家族的鄉紳形象構建羅玉釵［摘 要］族譜是構建家族形象的主要形式，纂修者往往帶着自己的意識敘述家族歷史。《新會潮連蘆鞭盧氏族譜》爲近代澳門著名華商盧九父子的族譜，纂修者盧湘父是舊學與新知兼具的鄉紳，幼承家學，精通儒學，後師從康有爲，入讀萬木草堂，曾從教於香港、澳門，是家族乃至鄉村社會的文化權威。作爲處於近代新舊之變時期的鄉紳，他注重家族文化構建，在族譜中塑造了一群活躍於新會與澳門社會的家族精英，積極構建家族的鄉紳形象，並將族譜公開以宣揚家族事跡，提高家族地位。從族譜的敘述重點看，盧湘父重視鄉紳的功名身份、社會地位、地方貢獻和道德品質。面對舊秩序的瓦解，其堅守儒家倫理道德，把家族人物的社會活動、社會影響放置在儒家價值體系中進行考量，同時適應時局，將近代從事新興行業的社會群體和接受近代新式教育的知識分子亦視作鄉賢。尤其在對澳門盧九父子形象的構建中，突出功名，弱化職業，將他們塑造爲符合傳統價值觀的紳商形象。通過分析族譜所構建的家族人物形象，可以窺探修譜者的價值取向，亦可以對近代鄉紳有更爲全面的認識，從而深入理解鄉紳與近代家族、地方社會的互動關係。［關鍵詞］盧湘父 盧九 《盧氏族譜》 鄉紳 澳門羅玉釵，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歷史學博士候選人，主要從事嶺南近代史、嶺南文學等研究。已發表《維新人士在澳門的興學活動及其影響——以陳子褒、盧湘父爲中心》《近代潮汕出版業與地域文學發展研究》等論文。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76羅玉釵 \ 盧湘父與盧九家族的鄉紳形象構建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近代中國鄉紳是地方社會的重要階層，其地位及影響不容忽視。但文學文本中的近代鄉紳多被認爲代表專制、落後等，飽受批判，尤其在“五四”啟蒙話語下，近代鄉紳更是以“劣紳”形象出現。目前學界探討近代鄉紳形象大多以文學文本爲研究材料，A而族譜、鄉志這類歷史文本如何塑造鄉紳形象卻往往被忽略。對族譜的研究，以往主要圍繞編修體例、文獻價值和內容真實性等方面展開。隨着族譜編纂者的意識結構逐漸得到重視，B開始有研究從族譜的敘事和話語進行分析，C但就編纂者構建的人物形象、家族形象而開展的研究則相對薄弱。D以澳門富商盧九（1848—1907）父子的族譜《新會潮連蘆鞭盧氏族譜》（以下簡稱《盧氏族譜》）爲例，其作爲歷史文本的價值固然頗受學界重視，E但鮮有研究分析族譜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及形象構建背後的觀念與A 如楊紅軍：《五四新文學塑造鄉紳形象的偏頗與辨正》，《齊魯學刊》（曲阜）2018年第5期，第138—142頁；方維保：《現代文學想象中的傳統鄉紳形象》，《文藝爭鳴》（長春）2017年第5期，第14—19頁；馮仰操：《清末民初小說對十紳形象的構建》，《社會科學論壇》（石家莊）2017年第1期，第69—76頁。B 日本學者瀬川昌久認爲，通過族譜力圖去解明編纂者的意識結構，以及存在於他們背後的地方性與文化性規範，比糾纏族譜的真實性要有意義得多。參見〔日〕瀬川昌久：《族譜：華南漢族的宗族·風水·移居》，錢杭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第11頁。C 主要研究有劉志偉：《附和、傳說與歷史真實——珠江三角洲族譜中宗族歷史的敘事結構及其意義》，王鶴鳴、馬遠良等主編：《中國譜牒研究——全國譜牒開發與利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49—162頁；黃柏權、葛政委：《當下宗族話語權的表達方式——關於荷葉鎮建祠修譜的人類學考察》，《黑龍江民族叢刊》（哈爾濱）2010年第3期，第96—101頁；陳志華、盧玉潔：《中西私修家譜敘事初探》，樂黛雲、〔法〕李比雄（Alain Le Pichon）主編：《跨文化對話》第38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271—286頁等。D 主要研究有岳宗霞：《明清廣西全州蔣氏宗族建構與地方社會》，青海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1年；淩一鳴：《晚清文化家族的構建》，浙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7年；戴元枝、張小明：《明清徽州族譜傳記中塾師形象的書寫》，《安徽農業大學學報》（合肥）2020年第4期，第115—122頁；陳雪明、卞利：《宋元以降徽州程氏宗族始遷祖形象的建構、演變與強化》，《安徽大學學報》（合肥）2018年第3期，第1—8頁；沈惠芬：《論民國時期華僑在中國檔案與族譜中的形象》，《福建論壇》（福州）2017年第3期，第118—124頁。E 林廣志認爲，《盧氏族譜》佐證了近代以來西風東漸對珠三角流域鄉村的影響、盧九家族的形成以及澳門近代經濟社會的發展。參見林廣志：《〈盧氏族譜〉——西風東漸的鄉村讀本》，《廣州大典研究》第1輯，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8年，第45—67頁。林廣志、呂志鵬主編：《盧九家族與華人社會》，澳門：民政總署文化康體部，2010年，第92—99頁。科大衛認爲，《盧氏族譜》所記載的盧氏家族成員聯合地方大宗族組建團練涉及武力問題，在宗族材料中極少見，彌足珍貴。參見David Faure, Emperor and Ancestor: State and Lineage in South China,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 315。劉志偉以《盧氏族譜》中的《蘆鞭盧氏宗祠碑記》爲例，討論家族如何建構宗族歷史記憶。參見劉志偉：《附和、傳說與歷史真實——珠江三角洲族譜中宗族歷史的敘事結構及其意義》，《中國譜牒研究——全國譜牒開發與利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155—156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77羅玉釵 \ 盧湘父與盧九家族的鄉紳形象構建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意圖。盧氏家族爲廣東新會潮連望族，盧九是近代澳門社會叱吒風雲的華商，其家族成員多在新會與澳門間往來，他們熱心鄉族事務，投身地方教育事業，活躍於地方社會，對兩地的政治、經濟、文化影響頗大。以《盧氏族譜》爲樣本，考量族譜編纂者盧湘父如何完成自我及家族成員的形塑、所塑造的鄉紳形象具有什麼特徵等問題，對認識近代鄉紳與地方社會的互動頗具意義。一、鄉紳與家族：盧湘父的修譜行爲與自我形塑鄉紳的定義有較多爭議，當前學界傾向於把“鄉紳”等同於“士紳”（或稱“紳士”）。張仲禮將紳士群體定義爲從國家獲得特殊身份的地方知識精英，並提出以學銜和功名來劃分紳士階層，認爲無論是通過科舉還是捐納的方式取得功名，哪怕是最低級功名，都可歸入“紳士”行列。A費孝通則認爲鄉紳是退任的官僚或官僚的親戚。B結合兩者觀點，近代鄉紳可歸納爲居鄉之士大夫，是依靠傳統知識結構或曾有功名身份、在地方社會獲得文化權利的特殊階層。《盧氏族譜》纂修者盧湘父是處於近代變幻時局的鄉紳代表，其人生經歷及價值觀念具有典型性。盧湘父生於新會潮連鄉蘆鞭，名子駿（1868—1970），字湘父，以字行。他幼承庭訓，勤勉嗜學，26歲開始擔任蒙師，致力於八股文學習，以冀科考入仕，後經其父盧驥與表兄陳榮褒介紹，C入萬木草堂學習，師從康有爲。D光緒二十四年（1898），盧湘父參加科舉停廢後的策論試，列爲貢生。1899年“百日維新”失敗後，應梁啟超和徐勤E之邀東渡，A 張仲禮：《中國紳士：關於其在19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李榮昌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第1—4頁。B 費孝通：《皇權與紳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頁。C 一般認爲盧湘父入康門學習是因陳子褒的引薦，實際上其父盧驥曾師從朱九江，與康有爲同門。D 盧湘父在《萬木草堂憶舊》自述：“予家貧，不能常具修脯，故予兄弟從師，時有作輟，惟得力於庭訓者居多。年二十六，與袞裳兄在鄉，各爲童子師，藉羔雁以贍家費。袞裳兄已遊庠，而予則文場蹭蹬，尚不能掇一芹。乃兄弟私議，非求學無以進取。”參見盧湘父：《萬木草堂憶舊》，香港：香港文化服務有限公司，第5頁。E 徐勤，字君勉，號學庵，爲康有爲弟子，“戊戌維新”的主要人物之一。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78羅玉釵 \ 盧湘父與盧九家族的鄉紳形象構建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在日本橫濱由當地華僑捐辦的大同學校任教，A歸國後又先後在澳門、香港從教。盧湘父一生述著頗豐，熱心教育，重視蒙學，編著有《婦孺韻語》《童蒙三字書》《童蒙四字書》《童蒙五字書》（後三種合稱“童蒙三書”，後合編爲《經訓讀本》）等啟蒙教材，又有《匕遊紀事》《棠棣詩文集》《桂遊鴻雪》《萬木草堂憶舊》《外海鄉志》等著作。縱觀盧湘父一生，自幼接受中國傳統教育，接觸的“多爲學術源流，凡經史詞章，諸子百家，與夫時務之切要，世界之大勢，亦無所不講”，B其後又東渡日本和到澳門、香港從教，接觸西方思想。豐富的閱歷和開闊的視野，使其在堅守儒家文化的同時亦可接納新事物、新思想。作爲地方賢達，大多數鄉紳都希望通過傳略、詩文等塑造自己的良好形象，盧湘父亦不例外。其在族譜中爲自己立傳，按照鄉賢形象進行自我塑造，對自己的事功多有敘述。一般而言，族譜編纂者之功德應留待後人評說，但盧湘父却認爲：“前人既賴我而傳，後人之能傳我與否，則不可知。即或謬采虛聲，而傳聞異詞，其間影響模糊，不實不盡者，則亦傳如不傳。”C盧湘父在族譜中表達了自己對宗族維繫和建設的不遺餘力，主要體現在修譜一事上。《盧氏族譜》初輯於明弘治正德間，至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已重修五次。其後，盧湘父對族譜進行兩次修編。其撰寫《宣統元年增修蘆鞭盧氏族譜始末記》詳細交待纂修過程，稱清宣統元年（1909）族人繼先賢之志業，重編族譜21卷，完善宗支譜，增加恩榮譜、祠宇譜、家傳譜、雜錄譜等，並強調該族譜由其“總其大成，從事撰述”，雖然“天下笨重繁難枯燥無味之學，莫過於譜”，但自己仍愿意“盡子孫之職守。”D盧湘父第二次修譜緣於民國三十六年（1947）春前往廣州，偶遊廣東省立圖書館，E見館內藏有宣統A 盧子駿：《新會潮連蘆鞭盧氏族譜》卷24“家傳譜”，第24頁。按：該族譜中盧湘父署譜名“盧子駿”。B 《盧湘父老師講演萬木草堂，緬懷純正學風》，《華僑日報》（香港）1959年3月18日，第3張第1頁。C 盧子駿增修：《新會潮連蘆鞭盧氏族譜》卷24“家傳譜”，1949年刊刻本，第29頁。D 盧子駿：《宣統元年增修蘆鞭盧氏族譜始末記》，盧子駿增修：《新會潮連蘆鞭盧氏族譜》卷首，1949年刊刻本，第18頁。E 今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79羅玉釵 \ 盧湘父與盧九家族的鄉紳形象構建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時纂修的族譜，遂起增修之念，又得繼室容蕙馨之支持，於是在宣統族譜基礎上增加藝文譜，修成13冊計26卷。A他稱，此次修譜“歷時凡三年，其中勤苦，可想而知”，但自己面對文牘浩繁，仍不辭辛苦，視修譜爲己任。B在編譜過程，盧湘父以家族文化權威之形象出現。族譜有倡修1人，監修1人，纂修1人，協修3人，分修87人，議修110人，董事4人，督印2人，編次2人，謄錄2人，校字3人。C主要參修者皆爲家族中擁有較高地位者。（見表1）表1 《盧氏族譜》主要修譜成員職責 姓名 功名與職務纂修 盧湘父 清朝附貢生倡修 盧興原 清朝邑庠生，民國廣州大元帥府總檢察廳檢查長監修 盧寶均 清朝附貢生協修盧國弁 民國黃埔海軍學校大學生、上校艦長盧錚 清朝奏獎舉人盧光忠 清朝邑庠生議修 盧宗縉 清朝舉人*筆者據《新會潮連蘆鞭盧氏族譜》整理表1所列參與修譜者基本爲鄉紳。他們多因功名或某個社會職務成爲家權權威，憑借自身影響力推動族譜編修，家族成員對修譜行爲是否認同，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對修譜鄉紳權威的認同。D族譜由盧湘父主纂並領導族人印發章程、募捐、調查、校勘、編輯等，可見其家族地位。宣統修譜，修譜費用的籌措與管理由盧湘父負責，當時主要經費爲族人捐款，在省城、佛山、香港、A 參見林廣志：《〈盧氏族譜〉——西風東漸的鄉村讀本》，《廣州大典研究》（第1輯），第49—50頁。B 盧湘父：《盧修譜嘗事實之說明及湘父經手數目報告書》，第1頁。C 盧子駿增修：《新會潮連蘆鞭盧氏族譜》卷首“職事銜名”，1949年刊刻本，第23頁。參見蔣志華：《試論廣東民國時期廣東家譜的編修特點》，《文獻》（北京）2004年第4期，第234頁。D 徐彬：《明清鄉村紳權建構與社會認同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年，第282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80羅玉釵 \ 盧湘父與盧九家族的鄉紳形象構建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澳門、江門等地設有收銀處，各分處所收之款交至澳門寶行銀號，修譜產生費用則主要由盧湘父向寶行銀號支取。盧湘父曾因沒有及時在總理財政的寶行銀號出具結算報告，隨後撰寫《盧修譜嘗事實之說明及湘父經手數目報告書》說明費用去向。A此事並沒有使家族成員對其信任降低，民國三十六年盧湘父致書家族議事會提議增修族譜時，議事會仍一致贊成並推其主任譜事。B除了修譜之外，盧湘父還受盧九之託撰寫《盧九墓誌銘》，C亦可見其得到家族成員的信任與尊重。修譜行爲折射着近代鄉紳的心態。近代中國新舊嬗替，科舉的廢除與士大夫權威的失落，對社會產生了廣泛的影響，D隨着新思想、新觀念不斷傳入，傳統儒家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沖擊，這讓接受傳統教育的鄉紳極有危機感。盧氏二十二世孫盧寶均感慨：“嗟夫！政治革命，何代無之。獨至倫理革命，而社會之秩序以亂。文字革命，而經史之國粹以亡。”E盧湘父修譜的主要目除了敬宗睦族、弘揚家風，更是爲了維持鄉紳的身份認同。修譜一方面可以讓自己的文化資源用於宗族的形成與發展，另一方面可以在家族這個血緣群體中行使文化權力，維護道統，教化族人。F在傳統鄉村社會中，鄉紳通過“功名學歷”與“管理社會的公共職責”獲得聲望G。科舉停廢後，鄉紳漸漸失去“功名學歷”的優勢，其“鄉里之望”是通過參與公共活動獲得的。盧湘父積極參與鄉村事務，族譜記載了其辦善堂、捐義學、平糶賑粥等事跡。民國二年（1913），“約本鄉同志，倡辦普仁善堂於直街，次第辦理善舉。”後又在盧焯之所設的公善堂義學綜理學A 盧子駿：《盧修譜嘗事實之說明及湘父經手數目報告書》，香港：拾陸號萬成印務，第1頁。B 盧子駿：《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增修蘆鞭盧氏族譜始末記》，《新會潮連蘆鞭盧氏族譜》卷首，第19頁。C 參見林廣志：《盧氏家族資料四種》，《澳門歷史研究》（澳門）2003年第2期。D 〔日〕佐藤慎一：《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與文明》，劉嶽兵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頁。E 盧寶均：《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增修蘆鞭盧氏族譜序》，《新會潮連蘆鞭盧氏族譜》，卷首。F 參見〔美〕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經學、政治和宗族——中華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派研究》，趙剛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頁。G 王先明：《變動時代的鄉紳——鄉紳與鄉村社會結構變遷(1901--1945)》，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8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81羅玉釵 \ 盧湘父與盧九家族的鄉紳形象構建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務，成效顯着。公善堂義學停辦後倡捐蘆溪義學，慮及“學堂收費，貧者不得其門”，又“勸捐以設義學，使貧兒亦得有求學之機會也”。民國十三年（1924），爲鄉農倡設水泵事向港僑勸墊巨款，購置機器三副，潮連因此沒有水患。己卯年（1939），因“米價湧貴，民食艱難”，與兄弟邀集僑港同宗在家族舉辦平糶，“繼念平糶仍未普及，乃又召集港中潮連同鄉，捐資賑粥，各姓分辦，惠及單寒。”。A別人評價他“懷仁輔義，多足稱述”B盧湘父的貢獻並不限於鄉村社會，在近代澳門教育領域亦多有影響，並以名儒形象出現。盧湘父1900年至澳門，在張氏家塾擔任了長達五年的專席教師。C同年創辦湘父學塾，學塾於1911遷入香港，改名湘父中學。19世紀末，澳門教育相對落後，義塾和舊時私塾沒有太多區別，教學設備與教學內容都陳舊迂腐，澳門鏡湖醫院值理張仲球提議改革，於1905創立鏡湖義學，聘盧湘父爲教導主任。D不管是修譜還是參與地方事務、在港澳興學辦教等自敘，很顯然，盧湘父注重塑造自我道德形象。其對鄉紳的道德要求在族譜中有清晰地表述：范文正公有言：“不爲良相，當爲良醫。”夫相之與醫，其貴賤相去天壤，然其能益人則一也。予既不能爲相，復不知醫。然益人之心，未嘗或泯。曩年於鄉族間，如善堂、水泵、義學，及平糶賑粥等事，均無不追隨其後。茲以《潮連鄉志》，既編輯蕆事，乃復從事修譜，亦仍是益人之心所感發耳。雖然，一介書生，僅能舞文弄墨，其益人之効亦僅矣。我族多後起之秀，其或有勢位，有財力，有學問技能，遠出於尋常萬萬者。若能推此益人之心，則其功効之所及，又豈僅在家族之間已哉。EA 盧子駿增修：《新會潮連蘆鞭盧氏族譜》卷24“家傳譜”，1949年刊刻本，第30頁。B 陳欣甫：《盧湘父先生簡史》，《旅港新會潮連同鄉會成立廿五週年銀禧紀念特刊》，1972年，第173頁。C 參見盧子駿增修：《新會潮連蘆鞭盧氏族譜》卷24“家傳譜”，1949年刊刻本，第29頁。D 王文達：《澳門掌故》，澳門：澳門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97—298頁。E 盧子駿：《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增修蘆鞭盧氏族譜始末記》，盧子駿增修：《新會潮連蘆鞭盧氏族譜》卷首，1949年刊刻本。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82羅玉釵 \ 盧湘父與盧九家族的鄉紳形象構建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盧湘父是家族鄉紳的縮影，從其自我形塑可看出，他的價值觀念以儒家思想爲主。他崇文重教、樂善好施、熱心家族與鄉村事務，並在家譜中以濃墨突顯自己的事功、道德，爲自己塑造了良好的鄉紳形象。後人評價盧湘父時稱，他“發揮了宋儒的精神和傳統士紳的領導地位，可謂十足的儒者”。A二、階層與族望：盧氏家族精英的形象塑造宗族要在社會立足，需要一個能被文化傳統所認同的宗族歷史。B而宗族整體地位的提高，能相應提高家族成員的社會地位。盧湘父對其個人形象的塑造衹是編修族譜中的“副產品”，其修譜的本意，除了記錄家族世系及族人事跡，更深層的意義則是通過家族形象的塑造來穩固和提升家族地位。對此，盧湘父編成《盧氏族譜》後，沒有採取對族譜秘而不宣的做法，1925年，盧湘父將《盧氏族譜》贈與廣東省立圖書館，又於1949年將族譜贈與馮平山圖書館，C以期將族譜內容公開，宣傳他在族譜內塑造的家族形象。鄉紳或士紳階層，是指以士紳、家族長和社區中起實際領導作用的鄉村領袖爲核心的社會群體，D也是“通過對知識的佔有以及與政治特權的結合，從而形成一個特殊的知識階層，在明清兩代充當着社會權威、文化規範的角色”。E他們在鄉村評價體系中有較高聲望及號召力，F同時也影響着家族地A 陸鴻基：《盧湘父先生之生平及基事業》，《孔道專刊》，香港：香港孔聖堂，1983年，第34頁。B 錢杭、謝維揚：《傳統與轉型：江西泰和農村宗族形態》，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5年，第94頁。C 現存民國版《盧氏族譜》扉頁題有：“廣州文明路廣東省立圖書館惠存，乙丑季冬新會盧湘父敬贈”，另有藏本扉頁題：“馮平山圖書館惠存，中華民國卅九年己醜十二月十八日新會盧湘父敬贈。”D 王先明：《變動時代的鄉紳：鄉紳與鄉村社會結構變遷（1901—1045）》，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2頁。E 徐茂明：《江南士紳與江南社會（1368—1911年）》，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23頁。F 王先明：《變動時代的鄉紳：鄉紳與鄉村社會結構變遷（1901—1045）》，第323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83羅玉釵 \ 盧湘父與盧九家族的鄉紳形象構建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位的高低。盧湘父認爲：“我族多後起之秀，其或有勢位，有財力，有學問技能，遠出於尋常萬萬者。”A因此，他在族譜中通過直陳性敘事話語B和隱指性敘事話語C構建家族士紳階層的群體形象，從社會貢獻、爲人處世、道德品質等方面宣傳家族人物。科舉入仕者給盧氏家族帶來的榮耀是“上耀宗祖，下榮子孫”。D因此，盧湘父重視家族中的功名仕進者，在修譜時，“族人之科第仕宦，及節孝耆壽等，舊譜僅附見於宗支譜內，今另詳編爲恩榮譜”。E通過“恩榮譜”，家族成員獲得進士、舉人、武舉、貢生、仕宦、恩例、封蔭、所受制誥等身份或榮譽，都得到了詳細記錄。在編修“家傳譜”中，盧湘父亦多強調人物的科舉入仕，如敘述十七世墨園時，以子孫“科名仕宦，照映一時”F突出人物在家族中的突出。《盧氏族譜》的“肖像”（像讚）、“恩榮譜”和“家傳譜”都記載了家族士紳階層的功績。這些內容是構建文化家族形象的重要表述，可以振作家聲，教化後代，擴大家族在地方社會影響力的作用。“學紳”也是《盧氏族譜》中着重塑造的家族精英形象。1905年，科舉停廢，這是對士紳階層影響極大的事件。但在鄉村社會，鄉紳的“功名”仍然成爲身份保障，衹是需要實現社會角色的轉變。擁有知識是鄉紳的優勢，所以，在清末變局中，“幾乎所有的新式學堂都無一例外的把紳士作爲主要的接納對A 盧子駿：《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增修蘆鞭盧氏族譜始末記》，盧子駿增修：《新會潮連蘆鞭盧氏族譜》卷首，1949年刊刻本。B 陳志華、盧玉潔將家譜的話語分成直陳性敘事話語與隱指性敘事話語。直陳性敘事話語主要指私修家譜中以圖譜、文字等形式對家族史中客觀資訊的實錄，比如注明姓氏、居住地點、原住地址等，或於家族世系圖中對於本宗族世系族人姓名字號、生卒年月、婚配子嗣等情況進行客觀記載，這類語言都屬於直陳性敘事。參見陳志華、盧玉潔：《中西私修家譜敘事初探》，樂黛雲、〔法〕李比雄主編：《跨文化對話》第38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284頁。C 隱指性敘事話語主要指修纂者出於某種考量在族譜修纂中進行帶有較強主觀色彩的記敘，其中隱含着家譜修纂者自身的思想觀念和情感價值。參見陳志華、盧玉潔：《中西私修家譜敘事初探》，《跨文化對話》第38輯，第284頁。D 盧子駿增修：《新會潮連蘆鞭盧氏族譜》卷22“恩榮譜”，1949年刊刻本，第1頁。E 盧子駿增修：《新會潮連蘆鞭盧氏族譜》卷首“凡例”，1949年刊刻本，第28頁。F 盧子駿增修：《新會潮連蘆鞭盧氏族譜》卷24“家傳譜”，1949年刊刻本，第16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84羅玉釵 \ 盧湘父與盧九家族的鄉紳形象構建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象”。A而一批“紳而爲學者”也適應時變，通過興學從教以“學紳”形象出現。B關於“學紳”的敘事在《盧氏族譜》中並不少見。如盧蘭生是盧九之胞姪，有功名身份，亦熱心教育，曾倡辦蘆溪兩等小學堂，又設蘆溪義學，擔任校長一職。族譜記載：……前清時爲附貢生，賞戴花翎，分部郎中，熱心公益，於鄉族義舉，悉力提倡，科舉既廢，嘗倡辦蘆溪兩等小學堂。任校長者多年，又設蘆溪義學，潮連創辦普仁善堂，與廉若、煊仲諸昆季，倡捐巨款。C此外，盧氏二十一世盧邦鼐同爲蘆溪兩等小學堂的倡設人，光緒三十二年（1906）倡建學堂時，二十一世盧子騏、盧子駿、盧子騶以及二十二世盧牟泰等亦和議。民國二年（1913）盧蘭生、盧廉若、盧煊仲、盧袞裳、盧湘父等又倡設義學，捐資試辦，頗有成績。需要指出的是，時人也有不少對鄉紳興學從教頗有微詞。如同爲近代鄉紳的劉大鵬D認爲：“讀書之士不能奮志青雲，身登仕版，到後來入於教學一途，而以多得幾倚金爲事，此亦可謂齷齪之極也。”E但盧氏家族的“學紳”在新舊之變時坦然面對，積極實現從“身份等級結構開始向近代職業功能結構轉變”，F維持了原有的社會地位和爲人尊重的鄉紳形象。對於家族中的新式知識分子，盧湘父同樣以鄉紳的形象對他們進行塑A 王先明：《中國近代紳士階層的社會流動》，《歷史研究》（北京）1993年第2期，第94頁。B 賀躍夫：《晚清士紳與中國的近代化》，《中山大學學報》（廣州）1993年第3期，第75—82頁。C 盧子駿增修：《新會潮連蘆鞭盧氏族譜》卷首“肖像（三十五）”，1949年刊刻本。D 劉大鵬（1857—1942），字友鳳，號臥虎山人，別號夢醒子，今太原市晉源區赤橋村人。清光緒二十年（1894年），劉大鵬中甲午科舉人，曾參與康有爲、梁啟超的百日維新運動。其著作《退想齋日記》記錄了一位鄉紳在面對近代變局時的心路歷程。E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1頁。F 王先明：《中國近代紳士階層的社會流動》，第94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85羅玉釵 \ 盧湘父與盧九家族的鄉紳形象構建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造。他認爲，“前清時代，以科第爲榮。科舉既廢，學校代興。大學畢業，即曩時之高第”。A家族中湧現的新式人才或許仍有舊學背景，但知識結構已經明顯不同於“士”。他們不一定有科舉經歷，卻憑借學識及才能參與到社會公共活動或者鄉村治理中，成爲家族乃至鄉村的驕傲。這一群體的代表人物是盧興原：興原字聖步，號孔勉，原名興仁。民國成立後，更名興原，焯之公之四子也。弱冠遊邑庠，舊學不足以應世變，乃遊學英倫，得碩士及大律師資格。歷任外交部司長，大理院庭長，兼平政院庭長，總檢察廳檢察長，廣東高等審判廳廳長，司法行政委員會委員，上海臨時法院院長等職，政績昭著。然雖居顯要，無官場氣習，不失書生本色，廉儉自持，待人忠厚，以新人物而有舊道德，是蓋學有根抵，而後受新文化者，與其他之用夷變夏者迴異矣。B盧氏家族中，接受新式教育、從事新興行業的人才衆多，涉及稅務、法律、經濟學、醫學等多個領域。除盧興原外，二十三世盧明新獲得英國劍橋大學醫學博士；二十三世孫盧幹東獲中山大學法學士、法國里昂大學法學博士，歷任中山國民廣州等大學教授、湖南省政府參事、廣州法學院代院長等職。前述盧子騏的五位兒子中，長子盧國用在保定軍官學校畢業；次子盧國弁在黃埔海軍學校畢業，曾任上校艦長；三子盧國任在陸軍測繪學校畢業。C盧湘父的族姪盧可封少承家學，後又遊學日本，曾在蘆溪小學、湘父學校擔任教員與要職，一身才藝，不僅長於算學，還工繪畫，懂得催眠術。宣統族譜中的蘆鞭全圖，即由盧可封和盧聘儒一起測繪。D盧湘父把進入學校獲得相應學位視爲與A 盧子駿增修：《新會潮連蘆鞭盧氏族譜》卷首“肖像（六十六）”，1949年刊刻本。B 盧子駿增修：《新會潮連蘆鞭盧氏族譜》卷首“肖像（三十九）”，1949年刊刻本。C 盧子駿增修：《新會潮連蘆鞭盧氏族譜》卷24“家傳譜” ，1949年刊刻本，第29頁。D 盧子駿增修：《新會潮連蘆鞭盧氏族譜》卷首“肖像（五十五）”，1949年刊刻本。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86羅玉釵 \ 盧湘父與盧九家族的鄉紳形象構建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登科及第殊途同歸，又以“新人物有舊道德”來強調這個群體信奉儒家文化、符合鄉紳標準，這些敘述極具時代意識。盧氏家族鄉紳形象的另一特點是風雅多才、深具修養。十八世接堂公有“書生本色”，影響着家族風氣。他在鄉村振奮文風，創蘆溪文社，又借盧氏宗祠爲社場，號召文人，“南番、東順、香山諸名士，來會者以數百計，一時文采翕習，聲華掞張”，在祠前演劇，開菊花賽會等，鄉村數百年來，“文酒高會，以此爲最盛”。A盧袞裳“晚歲家居，棲隱於西槐裏之閒緣，結閒緣詩社，時爲文酒之會”。B他以文結友，結交了朱汝珍、葉恭綽、江孔殷C、岑光樾D等社會名流。E盧湘父亦雅好文學，與近代文人多有酬唱，晚年退居潮連，潛心著書。《盧氏族譜》所塑造的鄉紳幾乎都符合儒家仁、義、禮、智、信的價值標準。族譜敘述十八世漸陵公時，重在表現其寬容大度。漸陵公家祖墳爲鄰墓侵逼，兩個家族產生矛盾，漸陵公登山時遭鄰人謾駡，老拳相加，族人聽聞後前來援助，勢將用武，漸陵公勸退衆人，一場武鬥被三言兩語化解，結果自然是鄰墓人愧服，返還所侵土地。F族譜中以較長篇幅講述漸陵公以德服人，並A 盧子駿增修：《新會潮連蘆鞭盧氏族譜》卷24“家傳譜” ，1949年刊刻本，第16頁。B 盧子駿增修：《新會潮連蘆鞭盧氏族譜》卷24“家傳譜” ，1949年刊刻本，第21頁。C 江孔殷於14歲拜康有爲爲師，改名孔殷。光緒十八年（1892）到廣州萬木草堂讀書，次年中舉。光緒二十一年（1895）隨康有爲上京會考，其間積極參加“公車上書”活動，後參加康創辦的“強學會”。光緒三十年（1904）中恩科進士，點翰林院，授庶起士，旋擢編修。後到南京任江蘇候補道。光緒三十三年（1907），任廣州清鄉督辦，是廣州著名紳士。參見廣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廣州市志》第9冊，廣州：廣州出版社，2010年，第708頁。D 岑光樾（1876—1960），名孝憲，桂洲里村人，清光緒辛丑（1901）科舉人，甲辰（1904）恩科進士。後留學日本，1908年畢業於日本法政大學。歷任官翰林院編修，國史館協修、纂修，實錄館協修。辛亥革命後回鄉，授學子侄。後赴香港講學，歷任香港官立中學、漢文師範日夜校講席。能詩文，著有《鶴禪集》。工書法，宗魏碑及晉唐名家。參見淩建主編：《順德書畫人物錄》，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67頁。E 盧袞裳五子盧國定藏有《先父盧袞裳冊頁》，此冊長26釐米，寬15釐米，42筒子頁，匯集多幅近代名流書贈盧袞裳（子騏）的墨寶，包括朱汝珍、葉恭綽、江孔殷、岑光樾等，各式書體兼有，另有袞裳學生及其六弟畫作數幀。冊頁由盧元蛟拍攝整理，有助於考察近代盧氏家族精英的交遊情況及文化影響。F 盧子駿增修：《新會潮連蘆鞭盧氏族譜》卷24“家傳譜” ，1949年刊刻本，第16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87羅玉釵 \ 盧湘父與盧九家族的鄉紳形象構建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非事件本身有多重要，而是個體人物精神風貌契合塑造家族文化的道德標準。盧氏家族鄉紳群體形象的塑造，提高了家族的名望與社會地位。盧氏家族並沒有顯赫家世。明代中期時，盧氏家族曾因處在庶人階層，而被質疑建祠資格。A其時，盧氏族人“（盧）麟幼學於給事中余石龍B先生之門，議及初祖之祠，請撰一記。先生曰：‘庶人此舉，僭也。’弗許可。”C爲此，盧湘父在構建家族形象時，重視敘述家族精英的科舉仕宦、家族和地方貢獻、社會地位等，讓家族精英以有道德感召力、有社會擔當的鄉紳形象出現，通過構建家族文化形象提高家族地位。三、從新會到澳門：盧九父子的紳商形象構建新會潮連地處珠江三角洲，“四面瀕海”、“交通便利”、D毗臨澳門。近代以來，盧氏家族的精英在提升本族在鄉村的地位之外，又把影響擴大到澳門。盧湘父稱，“我族精華所聚，多在澳門”。E在僑居澳門的盧氏家族精英中，最具影響力的是盧九父子。盧九是“影響澳門近代歷史進程的重要的華人世商之一”，F名華紹，字育諾，號焯之，弱冠便已入澳經商，從事番攤、鴉片、彩票、闈姓、白鴿票等生意，後又涉足豬肉貿易、房地產、金融等行業，富甲一方。盧九共有17位兒子，分別爲盧光燦（廉若）、盧宗璜（煊仲）、盧宗縉（怡若）、盧興原、盧光鎮、盧誦芬、盧光忠、盧光圻、盧光棣、盧光煒、盧光德、盧光煒、盧光濤、盧光和、盧光銓、盧光霖、盧光樾、盧光顯。在澳門商界與政界表現最爲A 參見劉志偉：《附和、傳說與歷史真實——珠江三角洲族譜中宗族歷史的敘事結構及其意義》，《中國譜牒研究——全國譜牒開發與利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155—156頁。B 余經，字朝綱，號石龍，順德人，明武宗正德十五年（一五二〇年）進士。C 《蘆鞭盧氏宗祠碑記》，盧子駿增修：《新會潮連蘆鞭盧氏族譜》卷25“藝文譜” ，1949年刊刻本，第2頁。D 盧子駿：《潮連鄉志》卷首“自序”，中華民國三十一年（1940），第3頁。E 盧子駿：《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增修蘆鞭盧氏族譜始末記》，盧子駿增修：《新會潮連蘆鞭盧氏族譜》卷首，1949年刊刻本。F 林廣志：《盧九家族研究》，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1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88羅玉釵 \ 盧湘父與盧九家族的鄉紳形象構建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出色的當屬長子盧廉若、次子盧煊仲及和三子盧怡若。A《盧氏族譜》用了較多篇幅介紹盧九父子，在“家傳譜”中詳細介紹盧焯之（盧九），“肖像”則收錄長子盧廉若、次子盧煊仲、四子盧興原、十六子盧光樾的畫像和讚語。B以盧九父子爲代表的近代盧氏家族商人明顯不同於儒家對士紳階層的傳統定義，但盧湘父在人物形象塑造時有意抹去“紳”與“商”的區別，以紳商C形象塑造盧九父子。在撰修族譜時，盧湘父更重視盧九父子“紳”的身份，着重強調盧九是“清花翎二品頂戴、鹽運使銜廣西特用道”；D長子盧廉若爲“前清廩貢生花翎、浙江補用道，民國三等嘉禾章、澳門議例局議員、葡國基利斯篤一等爵士”；E次子盧煊仲“由附生應光緒辛丑科鄉試，以第一人領鄉薦，旋改選知府，賞戴花翎……奏調爲檀香山領事”；F三子盧宗縉（怡若）與六子盧誦芬同爲壬寅舉人，“兄弟同科，尤爲佳話”。G盧九父子並非都是通過科舉獲得功名的“正途士紳”，如盧廉若“秋試屢躓，援例納粟，以道員用，分發浙江，賞花翎二品頂戴”。H族譜中的盧九父子既有“紳”的身份，亦有“紳”的品德，被塑造成“堅持中國傳統的價值觀”I的鄉紳形象。其一，有孝悌仁愛的品德。盧九A 參見林廣志：《盧九家族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新會潮連蘆鞭盧氏族譜》卷24“家傳譜”。B 參見盧子駿增修：《新會潮連蘆鞭盧氏族譜》卷首“肖像”，1949年刊刻本。C 馬敏認爲紳商存在分指性與單指性兩種情況，分指意義上指紳士與商人，單指意義上則爲紳士與商人的融合，紳與商合流，形成“亦紳亦商”的階層。參見馬敏：《“紳商”詞義及其內涵的幾點討論》，《歷史研究》（北京）2001年第2期，第132頁。本文紳商從後者意義。D 盧子駿增修：《新會潮連蘆鞭盧氏族譜》卷首“肖像（二十四）”，1949年刊刻本。E 盧子駿增修：《新會潮連蘆鞭盧氏族譜》卷首“肖像（三十六）”，1949年刊刻本。F 盧子駿增修：《新會潮連蘆鞭盧氏族譜》卷首“肖像（三十七）”，1949年刊刻本。G 盧子駿增修：《新會潮連蘆鞭盧氏族譜》卷24“家傳譜” ，1949年刊刻本，第22頁。H 汪兆鏞：《清資政大夫花翎二品頂戴浙江補用道廪貢生盧君墓志銘》，由林廣志於2005年在廣州白雲山盧廉若墓前抄錄。參見林廣志：《盧九家族研究》，第35頁。I 黃雁鴻：《濠鏡故影——澳門社會文化史論集》，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17年，第173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89羅玉釵 \ 盧湘父與盧九家族的鄉紳形象構建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性友愛，兩兄早逝，事寡嫂有禮，撫諸姪如己出”。A盧廉若“事父母以孝聞，築娛園於澳門，以娛其親。父母歿，弟妹二十八人，公與二弟煊仲，同理家政，以教以養，使之各能成立”。B盧九父子友愛、孝順、重義的形象，符合儒家道德對士紳的要求。其二，重視地方教育。憑借經濟實力，盧九於1896年在族內設義學，1903年增至四所，擴大教育範圍，惠及族外鄉民，發動家族鄉紳（盧湘父爲主）編定課程，收效頗著。後雖因經費緊張而裁撤外姓兩區的義學，但本姓義學仍擇优收錄外姓學生。族譜收錄的《公善堂義學》詳盡記錄了這一事件：二十世焯之公，以寒畯起家，憫貧民不識字者之苦，乃於光緒二十二年丙申，捐貲延師，設本族義學兩所，一在東華祠，一在東唐祠，如是者七年。迨光緒二十九年癸卯，焯之公又思推愛於一鄉，擴充規模，增爲四區。其二仍在本族，其一設在豸尾區渭東祠，明年遷雷灣李氏宗祠，其一設在茶墟陳蘭契祠。焯之公又慮無監學者，則收効尚少，乃委成於族姪子駿。凡延聘教師，編定課程，皆子駿爲之經理。其教法注重認字解書，務使學童速通文義。故就學未久，輒能作淺白信劄。歲時考校，獎勸而誘掖之。如是兩年，貧民戴義，頌聲四起。三十一年乙巳，以節省經費之故，祗設本姓兩所。而外姓兩區，暫行裁撤。惟外姓之俊秀，有可裁成者，仍擇取收録。三十三年丁未，又裁爲一區。是歲焯之公卒，明年義學遂停辦。C其三，參與地方公益。除了辦學，盧九“嘗四次捐辦平糴”，“捐巨資以改建名宦家廟”。D盧廉若同樣熱心家族、鄉村事務，多有義舉，惠及族人與鄉A 盧子駿增修：《新會潮連蘆鞭盧氏族譜》卷24“家傳譜” ，1949年刊刻本，第21—22頁。B 盧子駿增修：《新會潮連蘆鞭盧氏族譜》卷首“肖像（三十六）”，1949年刊刻本。C 盧子駿：《公善堂義學》，盧子駿增修：《新會潮連蘆鞭盧氏族譜》卷24“雜錄譜” ，1949年刊刻本，第13頁。D 盧子駿增修：《新會潮連蘆鞭盧氏族譜》卷首“肖像（二十四）”，1949年刊刻本。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90羅玉釵 \ 盧湘父與盧九家族的鄉紳形象構建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人。宣統元年家族重修族譜時，盧廉若曾以先人名義倡捐千金；潮連設普仁善堂時，他又與蘭生、煊仲諸昆季，各捐巨款；潮連設水泵時，他也慨捐千金。A盧九父子從鄉村走向城市，又把社會資源帶回鄉村，在鄉村辦學、設善堂、捐資等，族譜通過詳盡記錄，塑造了盧九父子德化鄉里的紳商形象。從新會到澳門，盧九父子活躍在社會各領域，但族譜所記載的多是盧九父子多參與新會潮連的地方事務，在澳門社會活動被記錄的甚少，衹稱廉若“歷任鏡湖醫院總席”，“澳門商會成立，迭任總席”。事實上，盧九父子的主要人生舞臺是澳門，其在澳門社會的形象很難通過族譜得知，但近代報刊、檔案、碑記等文本對盧九父子在澳門的活動多有記載。1892年，盧九曾聯合澳門華商創設同善堂。B翌年（1893）《澳門憲報》刊登的《澳門同善堂章程》上，把幫助貧困華人作爲創設同善堂的主要目的。C後來，盧廉若、盧煊仲兄弟又在澳門紳商中勸捐，對同善堂進行重建。D1895年，澳葡當局將“沙崗地段五千三百九十六個四方味度路”批給盧九，由其“從廉構建屋舍，以便工藝民居”。E對盧九開發沙崗一帶之事，《鏡海叢報》稱讚道：“盧具雄資，肯爲有益地方之事。”F1899中國北方受災，盧九又與何連旺等人在澳門勸捐銀兩，以賑災民。G從上述記載可見，不管在新會還是澳門，盧九父子都以熱心地方事務、樂善好施的紳商形象出現，其貢獻與影響能從鄉村社會擴大至澳門，是近代一般的紳商所不能比較的。對於商業成就最大的盧九，相較於“紳”的身份，其“商”的身份則表述得過於薄弱，僅在族譜中稱其“弱冠後，始至澳門，業錢銀找換。稍有積A 盧子駿增修：《新會潮連蘆鞭盧氏族譜》卷首“肖像（三十六）”，1949年刊刻本。B 民政廳檔案：A0717 AH/AC/P-1275，澳門歷史檔案館藏。參見林廣志：《盧九家族研究》，第150—151頁。C 《澳門憲報》，1893年2月25日，第8號。D 《重建同善堂碑記》，存於同善堂內。參見林廣志：《盧九家族研究》，第154頁。E 《澳門憲報》（澳門），1895年1月12日，第1號。F 《鏡海叢報》（澳門），1895年1月16日。G 《澳門憲報》（澳門），1889年2月14日，第7號。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91羅玉釵 \ 盧湘父與盧九家族的鄉紳形象構建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蓄，設寶行錢號。既而以善營商業，財雄一方”。A沒有述及盧九所涉足的衆多其他行業。B盧湘父重視敘述盧九父子身爲“紳”的功名身份，更甚於其身爲“商”的職業身份，可見，雖然在1850年以後的中國，衡量社會地位時，財富所起的作用已明顯比科舉功名更重要，C但不管紳商本身還是家族成員，都更看重後者。實際上，《盧氏族譜》不乏對從商者的記載。十九世坦怡公、茂蓮公於江門操布麻業，“廣交汎愛，慎重然諾，以此取信於商場，獲利獨厚”，D二十二世賢衡公“經商廣州，設永源米店，勤儉公平，人皆信仰，營業遂致小康”。E但盧湘父編譜時有意回避了盧九父子的一些敏感問題，比如上文中對盧九的敘述“似乎頗忌諱其賴以致富之賭業與鴉片業”。F而對盧廉若亦是如此，他與盧九一樣具商業才華，參與、繼承父親事業，介入承充闈姓生意。G但族譜中絲毫未提及其經商情況。顯然，不同於“操布麻業”“開設米店”，從儒家義利觀看，賭博行業有損家族形象。當盧九父子事跡中出現不合儒家之“義”，都會在族譜中被略去，可見其形象是盧湘父按照自己對紳商的理解與期待有意識進行的塑造。值得一提的是，盧廉若在宗族與家鄉中都影響較大。潮連盧、陳族居毗連，常因小事械鬥，盧廉若向兩族“痛陳利害，杯酒言歡，遂各釋前嫌”。H足見“紳商”這一角色在鄉村社會中，同樣可以獲得較高的權力和地位。A 盧子駿增修：《新會潮連蘆鞭盧氏族譜》卷24“家傳譜” ，1949年刊刻本，第21—22頁。B 林廣志認爲《盧氏族譜》對盧九的經營賭業、賣豬肉等都不愿提及，衹稱“業錢銀找換”，“稍有積蓄，設寶行錢號”，是因涉足金融業，纔是盧九家族傳統而又體現的行業。參見林廣志主編：《盧九家族史料彙編》，澳門：民政總署文化康體部，第19頁。C 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P256.D 盧子駿增修：《新會潮連蘆鞭盧氏族譜》卷24“家傳譜” ，1949年刊刻本，第20頁。E 盧子駿增修：《新會潮連蘆鞭盧氏族譜》卷首“肖像（四十五）” ，1949年刊刻本。F 黃雁鴻：《濠鏡故影——澳門社會文化史論集》，遼寧民族出版社，2017年，第170頁。G 《盧廉若等承充闈姓生意》，《澳門憲報》（澳門），1907年3月16日（第11號），參見林廣志主編：《盧九家族史料彙編》，第332頁。H 《清資政大夫花翎二品頂戴浙江補用道廪貢生盧君墓誌銘》，林廣志：《盧九家族研究》，第34—35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92羅玉釵 \ 盧湘父與盧九家族的鄉紳形象構建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結 語近代鄉紳是獨特的群體，其形象隨着新舊之變、階層流動而改變。在文學文本中，近代鄉紳被藝術加工後，臉譜化嚴重，“賢紳”或“劣紳”成爲了主要敘述模式。A而《盧氏族譜》更真實地呈現了近代鄉紳的社會活動及地位，書寫內容與角度明顯不同於文學文本。盧氏家族的近代鄉紳包括士子、文人、商人、新式知識分子等，他們或在時變中轉換角色，或兼具不同身份，形象複雜多元。盧湘父構建的鄉紳形象，總體特點是：仁愛孝悌，有較高道德修養，樹德於梓桑，在鄉村具有道德感召力；有家族責任感，他們熱心家族文化建設，參與修譜編志，致力於家族教育事業；有強烈公益意識，在地方辦學從教、賑荒救災等。盧湘父所構建的鄉紳是儒家價值觀念的反映。近代社會新舊更替、中西碰撞，“新法未定，舊典先廢；新道德未立，舊道德先亡”，B儒學日漸式微，宣揚正統文化成爲鄉紳最後的執着，盧湘父籍由在家族掌握的話語權利闡釋家族文化，以儒家倫理道德穩定家族秩序。但是不同於傳統族譜，《盧氏族譜》不僅在體例上有所創新，思想與觀念亦有所更新，C主要體現在包容的人才觀和對家族商人的重視。在傳統中國四民結構社會中，商處於末端，商人不會是傳統族譜的重點關注人群，但隨着近代社會變遷及經濟發展的迅猛，商業成就亦成爲衡量社會地位的標志，商人地位隨着提高。馮爾康認爲近代有新思A 馮仰操認爲清末小說中的士紳形象臉譜化，在清末新政（1901—1911年）推行之初，不同政治傾向的政治小說競相想象理想的中國，均以西方現代政體爲新世界藍本，並以志士、賢紳爲理想人物；新政推行到一定階段尤其是“預備立憲”（1906年）後，西方政體的移植開始水土不服，社會小說轉而批判新政的人事，並將矛頭指向腐化的劣紳；辛亥革命敗北後（1913年），中國政治進程再度受挫，鴛鴦蝴蝶派文學和新文學從不同角度再現分化的士紳群體，纔讓士紳形象更爲多元和複雜。參見馮仰操：《清末民初小說對士紳形象的建構》，《社會科學論壇》（石家莊）2017年第1期，第69—76頁。B 康有爲：《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1913年），康有爲撰，張義華、張榮華校編：《康有爲全集》第10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86頁。C 林廣志認爲《盧氏族譜》是西風東漸、東西交織的“鄉村讀本”，隨處體現世界眼光與時代氣息。參見林廣志：《〈盧氏族譜〉——西風東漸的鄉村讀本》，《廣州大典研究》（廣州）2018年第1輯，第57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93羅玉釵 \ 盧湘父與盧九家族的鄉紳形象構建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想的宗族，其主要表現在於重視商人，這類族譜的人物傳記在介紹到近代的經商先人時，不再是一副輕視商賈的面孔。A盧九父子在族譜中的地位及紳商形象塑造，是近代鄉村家族具有重商觀念的體現。盧湘父正是通過調和新舊思想，讓家族近代鄉紳呈現出多元化特點。族譜所構建的鄉紳形象，有助於理解近代鄉紳與地方的關係。鄉紳不僅在家族擁有地位，而且也影響着鄉村社會。秦暉曾對鄉村社會治理模式進行概括：“國權不下縣，縣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倫理，倫理造鄉紳。”B科舉停廢後，雖然傳統士階層慢慢消失，但實際上沒有很大程度改變士紳在鄉村社會的權力，他們基本能夠維繫原有的社會地位，繼續掌控着各種權力資源，佔據社會權勢的重要位置。C近代鄉紳並非都是失落士子、土豪劣紳，他們在舊秩序瓦解後，選擇積極參與地方事務，以新的方式擴大影響，以儒家文化觀引導着鄉村秩序。族譜構建的近代鄉紳形象，勾連起近代社會的階層變動、鄉村的文化變遷等。［責任編輯 沈曉鳴］A 馮爾康：《中國宗族制度與譜牒編纂》，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第29—30頁。B 秦暉：《傳統十論——本土社會的制度文化與其變革》，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3頁。C 關曉紅：《科舉停廢與近代鄉村士子——以劉大鵬、朱峙三日記爲視角的比較考察》，北京：《歷史研究》，2005年，第99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94鄭劍藝 \ 圍里：近代澳門華人居住空間的形態及其變遷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Pátio” and “Beco”: The Shape and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Living Space in Macao in the Modern EraZheng JianyiAbstract: “Pátio” and “Beco” are important forms of living spaces for the Chinese in Macao after the mid-19th century that originated in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settlement pattern of Guangfu. The entry of large numbers of mainland immigrants in the modern era,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Chinese villages in Macao and the migration of Tanka people to the land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ir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boundaries between the concepts of Pátio and Beco are not clear. Their Chinese names are often confused, and their Portuguese names do not strictly correspond to the Chinese words “圍” and “里” either. Pátio and Beco largely overlap with the historic city of Macao, combining the belief in the God of the Land and forming a street pattern of external shops and internal houses, reflect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customs and Reflects Chinese cultural practices and the co-existence of residence, living and commerce. Pátio and Beco in Chinese style are the prototype and representation of Macao’s Pátio and Beco. Their spatial composition, the type of building units and the character of the architectural style are all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tyle, and they have inherited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With the changing of the times, the 20th century has seen the emergence of the Western and modern style of Pátio and Beco, which have incorporated more Western architectural features and modern elements. Pátio and Beco are the significant part of Macao’s unique urban texture and carry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the fus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in Macao, which should be given more attentio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regeneration.Keywords: Pátio, Beco in Macao; Living Space; Architectural Style;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Zheng Jianyi, Doctor of Engineering,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Arts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e is also a registered architect in Macao, and a first-class registered architect in China. He is mainly engaged in research on urban morphology, regional architectural design and urban renewal. His representative works include Ancient Architectural Arts in Tangjiawan, Integration of urban revitalization and tourist routes expansions in Macau (co-author), etc.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95鄭劍藝 \ 圍里：近代澳門華人居住空間的形態及其變遷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圍里：近代澳門華人居住空間的形態及其變遷*鄭劍藝［摘 要］“圍”和“里”是19世紀中期以後澳門華人重要的居住空間形態，源於廣府傳統的鄉村居住模式，其形成和發展伴隨着近代大量內地移民的湧入、澳門華人鄉村的城市化進程和疍民移居陸上等多重原因。“圍”和“里”的概念邊際並不清晰，其中文名稱時有混用，葡文名稱也並非嚴格對應“圍”“里”二字。澳門現存的圍里基本與澳門歷史城區重疊，與葡人街區相互並置，結合土地信仰，形成了外鋪內宅的街區格局，體現了華人的文化習俗及居住、生活、商業並重的特色。中式圍里是澳門圍里的原型，最具代表性。其建築空間組合、建築單元類型、建築風貌特徴等皆具傳統中式風格，並繼承了中式建築的優缺點。隨着時代變化，20世紀後的圍里更多地融合了西方建築特色和現代元素，出現了西式和現代風格的圍里形態。圍里是澳門獨特城市肌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承載着澳門中西交融的歷史記憶，在城市更新過程中應予以重視。［關鍵詞］澳門圍里 居住空間形態 建築風格 文化遺產保育* 本文係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項目“對全澳圍里進行記錄及其文化價值之研究”（0002/DEPROJ-PCT-122/2020）的階段性成果。項目負責人爲林廣志（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教授）。鄭劍藝，工學博士，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助理教授，澳門註冊建築師、國家一級註冊建築師。主要從事城市形態、地域建築設計、城市更新等研究。代表作有《唐家灣古建築藝術》、《澳門世遺路綫擴展與城市更新》（合著）等。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96鄭劍藝 \ 圍里：近代澳門華人居住空間的形態及其變遷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自澳門開埠至今，中西文化交融與碰撞在澳門留下了獨特的城市形態特徵。由此也形成了兼具中西的“大馬路、馬路、街、斜巷、斜路、巷、里、圍”等不同層級街道系統。“圍里”是澳門現存獨特的傳統中式居住空間形態，A其出現最早可追溯到1869年以前。它是一種傳統華人居住文化在澳門的本土化居住類型，構成了澳門中式傳統民居的主體。B“圍”是澳門的最低層級街道；C“里”在明清廣州府的城市和鄉村中，也是一種基本的居住單元，有時泛指居住片區中的街巷。D澳門的“圍”和“里”在居住和交通功能上都與廣府地區的“里”具有明顯的形態類型傳承關係。相比澳門葡萄牙中世紀城市“前地”所構建的城市肌理，圍里保留了廣州及香山地區城市的中國傳統社區肌理，並構建了葡式城區爲主、華人社區爲輔的空間結構。圍里在澳門城市發展歷史上具有重要價值，是構造澳門城市肌理的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澳門華人生活、中西文化交融的空間載體與族群網格。對澳門圍里的研究十分缺乏，筆者所見僅有王維仁、張鵲橋著《圍的再生：澳門歷史街區城市肌理研究》一書對澳門圍里進行了專門研究，論文方面也衹有張鵲橋《澳門近代居住建築形態研究》、鄭劍藝《澳門內港城市形態演變研究》、E付璇《基於中西結合視點下的澳門近代居住建築研究》F等有所涉，其餘關於圍里的資料，仍以介紹性爲主。澳門圍里是研究近代以來澳門華葡居民生活、生產以及澳門城市發展史、城市建築史的重要物質材料。探索圍里的起源與命名、歷史與沿革、生態與文化等內容，從建築類型和風格角度分析圍A 居住空間形態是城市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城市形態（urban morphology）可以高度概括和表達城市的物質形式及其人文內涵，其分析方法不僅可以爲認知城市的物質形式及其人文內涵提供有效的理論工具，而且可以爲深化和加强城市歷史保護規劃工作提供科學的方法論支持。參見田銀生、谷凱、陶偉：《城市形態研究與城市歷史保護規劃》，《城市規劃》（北京）2010年第4期，第21—26頁。B 王維仁、張鵲橋：《圍的再生：澳門歷史街區城市肌理研究》，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10年，第23、27頁；張鵲橋：《澳門近代居住建築形態研究》，南京：東南大學2010年博士學位論文，第51頁。C 《“圍”、“里”生活風情》，澳門市政署“漫步澳門街”小冊子。D 馮江、謝中慧、黃麗丹：《明清廣州府的“里”》，《建築遺産》（北京）2019年第2期，第1—11頁。E 鄭劍藝：《澳門內港城市形態演變研究》，廣州：華南理工大學2017年博士學位論文。F 付璇：《基於中西結合視點下的澳門近代居住建築研究》，泉州：華僑大學2017年碩士論文。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97鄭劍藝 \ 圍里：近代澳門華人居住空間的形態及其變遷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里建築的主要特色，對圍里所涉及的族群特點、民間信俗、文化內涵等相關方面進行初步調查和分析，可以爲深入認識澳門華人的居住空間形態及澳門中西文化的交匯特色提供切入點。一、澳門圍里的名稱、分佈及其成因1963年7月31日，澳葡土地工務運輸局刊登了第30/1963號公報，核准第1600號立法性法規《澳門省市區建築總章程》（Diploma Legislativo n.º1600 REGULAMENTO GERAL DA CONSTRUÇÃO URBANA）。法規第三十二條中，將“圍”定義爲：“在同一幅地內，有若干建築物，能直接或經橫路而與街道相通者。”A並且在第四百條關於罰款的條例中明確：“圍內業主倘不將該圍保存完好及維持清潔，罰款十五元。”B由此可見，當時對“圍”的理解是，基於同一個地塊，並且連接城市公共道路，成爲街道體系的一個分支。而圍內的業主有義務維持內部的環境整潔度，並且受到政府監管。“里”爲珠三角民居梳式佈局中兩列建築之間的小巷，C並沒有特指某類民居建築。“里”作爲街道名稱在香山縣城外鄉村十分常見。據民國九年《香山縣志》記載，以“里”命名的街道廣泛分佈在香山縣城南門外、東門外和北門外，D形成街、巷、坊、里等層次不同的街道體系。但亦有學者認爲，圍里包含三個層面的內涵：一是地塊層面，圍里是一系列4—5米開間、進深8—10米、緊密排列的地塊組合；二是建築層面，圍里地塊內一般修建2—3層居住建築；三是街道層面，圍里是一種服務於圍里地塊、寬度1.5—3米的最低等級道路，圍里地塊的建築均朝圍里道路設置出入口。EA 澳門印務局：《第1600號立法性法規：市區建築總章程》，1963年，第13頁。該章程由澳門法務局提供，章程首頁有“本文爲非正式公佈文本，在此僅供參考”字樣。B 澳門印務局：《第1600號立法性法規：市區建築總章程》，1963年，第91頁。C 陸琦：《廣東民居》，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8年，第38頁。D 張仲弼修：民國《香山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60—62頁。E 王維仁、張鵲橋：《圍的再生：澳門歷史街區城市肌理研究》，第23、27頁；張鵲橋：《澳門近代居住建築形態研究》，南京：東南大學2010年博士學位論文，第51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98鄭劍藝 \ 圍里：近代澳門華人居住空間的形態及其變遷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澳門市政署的“漫步澳門街”小冊子中，對圍里作出的表述則稱，圍、里是澳門現存最小層級的道路，往日之時，澳門居民大多生活在這些圍、里內，在公共空間擺放桌椅吃飯、遊戲、聊天，鄰居之間有着緊密的接觸與聯繫。A這也是圍、里對於現代澳門都市而言最主要的功能。總的來說，澳門的“圍”和“里”並無本質區別。“里”可以認爲是不同家族或地緣性居住空間，是相對較大規模的地塊聚集，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圍”則偏向於以家族或行業分類聚居，相對較爲私密，具有一定的排他性。當然，在發展過程中，澳門圍里的這種差別逐漸消弭，走向趨同。（一）澳門圍里的名稱根據澳門街道名冊以及現場調查，目前以中文“圍”或“里”命名的街道共有271條，包括145條“圍”和126條“里”。這些圍里大部分位於澳門半島（251條，佔93.3%）。但實地調查後發現，全澳門有9條圍里已經消失，分別是：耕里/耕圍（Beco da Lavra）、板堆圍/板堆里（Pátio do Tabuado）、內裏圍（Pátio das Escondidas）、美上校里（Beco do Coronel Mesquita）、染布里（Beco dos Tingidores）、竹室圍（Pátio da Boa Vista）、黎地里（Beco do Leite）、瞭望圍/安懷居（Pátio do Mirante）、裝罅圍（Pátio da Greta）。 這些圍里目前尚存有路牌，但建築物已經拆除或地塊合併後改建，或成爲交通性捷徑，或成爲街旁休憩區，或暫時性當作私人停車場，因此圍里實際數量爲262條。嚴格來說，“圍”“里”的概念邊際並非十分清晰，因此“圍”“里”名稱混用的情形多有出現，如“苦力圍”同時又名“聚龍里”。現存以葡文“Pátio”命名的“圍”有140條，以葡文“Beco”命名的“里”有122條，葡文名稱未出現“圍”和“里”名稱混用的現象。依據葡文，對應的中文圍里名稱則存在多種混用的情況（表1）。此外，葡文“Pátio”和“Beco”所指的圍里並非嚴格對應，還有社、臺、巷、村、坊、街、口、尾等多種中文叫法，由此可見中葡文化的某些差異。A 《“圍”、“里”生活風情》，澳門市政署“漫步澳門街”小冊子。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299鄭劍藝 \ 圍里：近代澳門華人居住空間的形態及其變遷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表1 澳門現存圍里名稱混用一覽表序號中文命名類型數量 備註1 圍 96 葡文名對應Pátio2 里 53 葡文名對應Beco3 社 1 葡文名對應Beco，例如聚龍舊社（Beco Central）4 臺 10 葡文名對應Pátio5 巷 1 葡文名對應Beco，例如玫瑰巷（Beco da Rosa）6 圍里混用 84 葡文名對應Pátio7 圍村混用 1 葡文名對應Pátio，例如茨林圍（Pátio do Espinho）8 圍坊混用 1 葡文名對應Pátio，例如花園圍/叢慶坊（Pátio do Jardim）9 圍街混用 1 葡文名對應Pátio，例如手肘圍/德隆新街（Pátio do Cotovelo）10圍里街混用1葡文名對應Pátio，例如福隆圍/清和里/虱乸街（Pátio da Felicidade）11 圍市混用 1葡文名對應Pátio，例如美基內市場圍/味機市（Pátio do Mercado Interior de Miguel Aires）12 圍巷混用 3葡文名對應Pátio，例如公仔圍/公仔巷（Pátio do Ídolo）、木匠圍/木匠巷（Pátio do Carpinteiro）、轉角圍/大鵬橫巷（Pátio das Esquinas）13 里街混用 3葡文名對應Beco，例如西瓜里/果欄橫街（Beco da Melancia）、擔桿里/草堆橫街（Beco da Pinga）、沙欄仔里/沙欄仔橫街（Beco do Tarrafeiro）14里津街混用1葡文名對應Beco，例如玫瑰里/聚龍通津/騎樓街（Beco da Rosa）15 里口混用 1 葡文名對應Beco，例如高樓里/船澳口（Beco dos Coulaus）16圍里巷混用1葡文名對應Beco，例如鹽埠里/鹽埠圍/椰子巷（Beco do Cego）17 里尾混用 2葡文名對應Beco，例如蠔里/果欄尾（Beco da Ostra），手肘里/左堂欄尾（Beco dos Cotovelo）18 里巷混用 7 葡文名對應Beco19 里仔混用 1 葡文名對應Beco，例如夜呣里/深巷仔（Beco do Gamboa）*筆者據現場調研及查閱街道名冊分析後繪製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300鄭劍藝 \ 圍里：近代澳門華人居住空間的形態及其變遷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二）澳門圍里的分佈從歷史學與建築類型學的角度看，“圍”“里”是一種源於廣府傳統鄉村居住模式的城市化、高密度、相對封閉的居住形態。它們相對集中式分佈在澳門歷史城區週邊的緩衝區內，即澳葡時期的“葡城”範圍內，由沙梨頭至大炮臺、哪吒廟以西北向東南走向分佈；中段的果欄街則呈東北向西南走向分佈，集中在營地街市邊緣、爐石塘與營地大街（Rua dos Mercadores）等之間的市場區域，也有部分圍里穿越亞美打利庇盧大馬路（Avenida de Almeida Ribeiro）並延伸至福隆新街（Rua da Felicidade）與夜呣街（Rua Do Gamboa）；下環區一段的圍里，從下環街到媽閣之間呈不連續性分佈；而葡城城牆外的圍里，則主要聚集在望廈附近。（圖1）這些圍里與沿山脊分佈的葡城居住空間在區位上十分緊密，但在豎向空間上則呈一低一高的態勢。離島部分，在氹仔舊市區和路環舊市區僅有少量圍里存在。在全澳門範圍內，圍的總長度約7,292米，平均每條圍的街道長度爲52.1米；里的總長度約6,507米，平均每條里的街道長度約爲53.3米。（三）澳門圍里的成因圍里的形成有着多種歷史原因。其中，近代澳門華人人口增長、經濟轉型及社會形態的形成是促成圍里形成的重要因素。近代以後，隨着國際貿易航綫的中斷、中國內地政局的動盪以及澳門經濟的轉型，澳門的華人人口數量呈波浪式上升狀態，在19世紀中葉迎來了爆發式增長期。A自19世紀中葉以來，澳門華人人口的絕對優勢地位已經確立。B大批來澳華人需要更多的居住空間，而圍里的建設則滿足了當時華人人口增長所需居住空間。C從已知圍里的建設年份對比澳門華人人口增長的年份可以看到，大量圍里的建設與澳門華人人口的增長在時間上具有明顯的相關性。近代澳門華人移民主要以廣東人爲主，尤其主要來自珠江三角洲地區。A 參見趙新良：《瘟疫對近代澳門社會經濟的衝擊及其疫後恢復》，《澳門學》（澳門）2022年第1期。B 林廣志、李超：《人口結構與經濟轉型：以近代澳門爲例》，《華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廣州）2017年第1期，第20頁。C 鄭劍藝：《澳門內港城市形態演變研究》，廣州：華南理工大學2017年博士學位論文，第233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301鄭劍藝 \ 圍里：近代澳門華人居住空間的形態及其變遷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圖 1 澳門半島圍里集中分佈的區域 | 筆者繪製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302鄭劍藝 \ 圍里：近代澳門華人居住空間的形態及其變遷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在葡人主導城市規劃與建設的背景下，他們衹能在城市主體規劃和建設的“邊緣地帶”以圍里形式建造生產和生活空間。澳門圍里也因此被建設成具有珠三角傳統鄉村居住形態的城市居住單元。大量華人移民對居住空間的需求驟增，促使居澳華商積極參與以圍里爲主體的房地產開發，既滿足自住需要，也可將物業租售獲利。王祿、何桂、曹有、盧九等著名華商便在澳門各堂區擁有大量房產，A這些房產多數是圍里形態或在圍里之內，成爲新進入澳門城內的華人移民居住、生產單元。例如，1881年，華商容滿名下五分之一的物業共有198處，其中39處物業位於圍里。B由於新移民們主要從事工商業，C因此，不同時期的圍里也成爲華人家族群居空間以及生產場所。1905年澳門街道名冊記載的內港78個圍里，有16個以華人姓氏命名，有21個以行業或職業命名。除了華人移民的緣故，原華人鄉村與澳門城區的融合，特別是在內港片區的融合，也是促使了澳門圍里數量的增加。根據歷年澳門街道名冊記載，1869年，澳門半島共有圍里212條（葡城內98條，葡城外華人鄉村有114條），其中內港片區51條；1878年共有圍里221條（葡城內139條，葡城外82條），其中內港片區69條；1896年共有圍里246條（葡城內160條，葡城外86條），其中內港片區81條；1905年，共有圍里210條，（葡城191條，郊區19條），其中內港片區78個。數量上的變化說明華人鄉村圍里由於城市化而逐漸消失，而類似的居住模式在內港華人聚集區和澳門半島逐漸增加，即華人鄉村圍里的城市化。由上述數據看，葡城內的圍里數量在不到40年時間內已大大超過葡城以外片區。這一數量轉變也表明，圍里實際上是對華人鄉村傳統居住模式的延續和推廣。此外，疍艇的停靠與疍民“上陸”也是使更多圍里產生的原因。乾隆十四年（1749），清政府頒佈《澳夷善後事宜條議》，當中規定：A 林廣志：《盧九家族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110—112頁。B 《澳門憲報》，1881年11月26日，第48號。C 林廣志：《澳門之魂：晚清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27—447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303鄭劍藝 \ 圍里：近代澳門華人居住空間的形態及其變遷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稽查船艇。一切在澳快艇，果艇及各項疍戶罟船，通行確查造冊，發縣編烙，取各連環保結，交保長管束。許在稅廠前大碼頭灣泊，不許私泊他處。A清政府對所有的疍民船艇按照“保甲制”進行了統一的編戶，並集中停泊於大碼頭灣，使疍民開始在內港集中居住。而海灘不斷淤積促使船屋開始聚集在乾涸的灘塗上，形成“旱船屋”群，並且成爲城市的一部分。B這種居住雛形仍可以從1987年澳門筷子基木屋區看見。內港開始成爲華人疍民群體在澳門葡城城墻以外定居的主要區域，並伴隨填海造陸工程及疍民移居陸上，形成了圍里這一獨特的華人居住形態。二、澳門中式圍里的空間形態特徵傳統中式圍里是澳門圍里的原型，也是現存最具特色的圍里。其在建築空間組合、建築單元類型、建築風貌特徴等方面均體現了華人生活的淵源和習俗。（一）建築空間組合圍里建築作爲組合式居住形態，由若干建築單元按地塊形狀排列而成。內部建築單元和組合方式實際上和廣東傳統客家圍屋十分相似。客家圍屋分爲前後兩部分，前半部是堂屋與橫屋的結合體，後半部是半圓形圍屋。根據大小規模，後部的圍屋有一圍、二圍至數圍之多。C圍屋的空間形態具有以下基本特徵：其一，“走道+圍屋房間”的簡單排列方式，圍屋房間緊密排列，每個房間的入口和主要採光面朝向走道，走道是所有圍屋房間的公共交通；其二，每個圍屋房間的大小規模基本一致，且以一層爲主；其三，圍屋具有相對獨立性和從屬地位，位於堂屋、橫屋的側面或後部，一般設有門。澳門的圍里建築延續了類似圍屋的空間組合模式（圖2），結合場地狀況A ［清］印光任、［清］張汝霖：《澳門記略》“官守篇”，趙春晨點校，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第134頁。B C. Baracho, “Finding medievalism in Macau,” in Review of Culture, No. 38-39, 2001, pp. 79-112.C 陸元鼎、魏彥鈞：《廣東民居》，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10年，第91—92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304鄭劍藝 \ 圍里：近代澳門華人居住空間的形態及其變遷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以建造高密度的居住單元。與明清廣州府的“里”相比，A澳門的圍里更多因應街區環境和地形而形成多種組合形式的傳統居住單元。圖2 澳門永福圍平面圖B（二）建築單元的類型中式圍里建築單元的原型是廣府和潮汕民居中的“竹筒屋”和“竹竿厝”。開間約4米，面寬以瓦桁數來計算一般爲15—21桁（每桁約27厘米，即木行尺9寸），後帶天井廚房。從福寧里的平面單元對比可以看出，圍里建築單元與竹筒屋的平面佈局幾乎一致（圖3），一層爲客廳、餐廳、廚房及廁所，二層主要作爲臥室。圖3 傳統竹筒屋單元平面（左）和澳門福寧里單元平面（右）對比CA 馮江、謝中慧、黃麗丹：《明清廣州府的“里”》，《建築遺産》（北京）2019年第2期，第1—11頁。B 出自澳門文化局資料。C 左圖出自陸琦：《廣東民居》，第102頁；右圖出自澳門文化局資料。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305鄭劍藝 \ 圍里：近代澳門華人居住空間的形態及其變遷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竹筒屋的雙開間組合稱爲“明字屋”，平面進門爲大廳，另一開間作爲臥房，後部爲天井廚房。而澳門永福圍也是較爲典型的由竹筒屋單元和明字屋單元組合的圍里建築。該圍現存建築分爲兩部分，上半部是2座明字屋單元（圖4）和5座竹筒屋單元，下半部是5個竹筒屋單元。從整體數量上看，圍里建築主要由竹筒屋單元並列發展而成，明字屋單元不多見。圍里建築繼承了竹筒屋和明字屋組合的優缺點，其優點是用地經濟、組合緊湊，但這兩類民居建築密度過大，通風採光不良，干擾大。A但無論是主動“規劃”，還是“被動”選擇，在內港狹小的地域空間裏建造圍里，能夠充分利用土地，有效提高居住密度，更爲符合實際生活需求。圖4 傳統明字屋單元平面（左）與澳門永福圍明字屋（右）單元平面對比B傳統中式圍里除了居住用途的建築，一般還有相配套的附屬構築物，包括圍門（里門）、土地廟/神龕、水井等。在澳門鋪設自來水前，水井是居民主要的飲用水源。大型圍里一般設有水井，如六屋圍、茨林圍等。水井可以滿足居民生活所需，同時也是提供消防用水的重要設施。A 陸元鼎、魏彥鈞：《廣東民居》，第65頁。B 左圖出自陸琦：《廣東民居》，第104頁；右圖出自澳門文化局資料。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306鄭劍藝 \ 圍里：近代澳門華人居住空間的形態及其變遷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三）建築風貌特徵總體上看，澳門現存傳統中式圍里中，建築特徵保存較爲完整的案例較少，其顯著特徵主要體現於墻體、門窗、屋面、圍門（里門）。1. 墻體澳門圍里的墻體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傳統青磚砌築，以“全順”工字縫砌築爲主，部分圍里墻面採用順丁砌法，但較爲少見，如六屋圍即採用“三順一丁”砌築（圖5）。另外一種墻體，外墻表面主要採用塗料或水刷石，墻身爲磚砌或石砌，以墻作爲是建築的主要承重結構。傳統中式圍里的墻體，正面有向前凸出約0.5米的端墻，墻上做樨頭裝飾，檐口下的墻楣處一般飾有彩繪，強調立面上的豎向單元式特徵。（圖5）中式圍里的山墻面與屋頂交界處設有博風板，並用烏煙罩面，一般裝飾有卷草紋等圖案，但目前大多已經損毀。圖5 六屋圍的墻面、檐口細部 | 筆者拍攝2. 門窗圍里建築的門窗主要開向圍里內部，面向外側街道的墻體不開門，窗戶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307鄭劍藝 \ 圍里：近代澳門華人居住空間的形態及其變遷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也很少。傳統中式圍里建築單元，大門位於最顯目的位置，門洞由麻石砌築，一般由三道門構成：第一道門是矮門（矮腳門）；第二道門爲趟櫳門，以若干橫向圓木構成；第三道是硬木大門。廣府地區將這三道門合稱爲“三件套”，是常見的小木作組件，有防盜、採光、通風的作用。A福榮里尚存保存較爲完好的“三件套”實例，但大部分圍里的這類大門已被破壞或者更換。有些圍里由於分爲上下兩戶，正門旁邊又開設小門，通往獨立樓梯直接上至一樓，與地面層和一樓分開，兩層的出入口完全獨立、互不干擾。圍里建築的窗戶是另一個主要特徵。傳統中式圍里窗戶採用雙扇外開檻窗，窗下爲檻板，或者用對外開啟的窗扇加欄杆組合而成。檻窗的形式圖案以六邊形冰裂紋較多（圖6），寓意“六六無窮”，框格上面鑲嵌蠔殼或玻璃。圖6 中式圍里的冰裂紋檻窗 | 筆者拍攝A 廣州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華南理工大學建築設計研究院：《廣州市歷史建築修繕圖則》，廣州：廣州市人民政府出版，2018年，第124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308鄭劍藝 \ 圍里：近代澳門華人居住空間的形態及其變遷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3. 屋面圍里建築的屋面結構主要是硬山擱檁的雙坡屋面（也稱金字頂），中式圍里的屋頂內部一般不做天花，屋面材料主要用瓦，有單層瓦面和雙層瓦面兩種。前者做法是在桁上置椽，上鋪平瓦，搭七露三，平瓦與平瓦之間用筒瓦覆蓋，內用砂漿作粘結材料；後者做法採用重鋪兩層瓦，當上層瓦鋪砌到離屋脊還有20—30厘米處則停止，目的是使上下兩層瓦面之間形成一個架空層，以作隔熱與通風之用。中式圍里的正立面檐口做法主要採用廣府地區傳統坡屋頂和疊澀出挑檐口兩種。廣府地區傳統坡屋頂的做法是，屋頂挑出墻面約0.5米，兩端有端墻支撐，端墻之間設有檁條支撐上部出挑屋面。屋面檐下採用“檐口三件”，即封檐板、雞胸飛子、滴水瓦，其主要作用是排除屋面的雨水，從而保護建築的墻身。疊澀出挑檐口的做法相對簡單，普遍用於圍里建築。但因爲疊澀出挑的距離一般僅約0.3米（圖7），下部的墻面容易污損。疊澀出挑的外部抹白灰，形成內凹弧面的曲綫。圖7 傳統中式圍里屋面的疊澀出挑 | 筆者拍攝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309鄭劍藝 \ 圍里：近代澳門華人居住空間的形態及其變遷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4. 圍門（里門）圍里具有很強的內向性，傳統中式圍里往往在與外界連通的位置設置圍門（里門）作爲入口大門，起到起居、管理和防禦的作用。圍門（里門）同時也具有重要的裝飾和標識作用，用以界定內外空間，也使圍里內形成一組較爲獨立的居住單元。圍門（里門）分爲綫型式和門樓式兩種。綫型式一般是在圍的入口墻上開設門洞，以由麻石做門框，門楣上一般刻有圍或里的名稱。例如，工匠圍/居安里的門楣上刻“居安里”（圖8左）。門樓式，即圍墻大門上部升高並加屋頂和脊飾，在處理時往往與圍墻的形式組合在一起，形成整體門樓式。A澳門圍里門樓均爲單檐門樓，即圍墻上加屋頂。六屋圍和鳳仙圍的圍門是現存較爲典型的單檐門樓式，但又略有不同。六屋圍門樓的屋頂採用疊澀出檐方式，相對較小，屋脊採用博古脊；鳳仙圍門樓相比更爲精美，兩側設有端墻，屋檐出挑，屋頂採用綠色琉璃瓦。幻覺圍門樓是澳門現存規格最高的門樓，外觀有兩層，兩側有端墻，前後屋檐出挑較大，門樓進深約2米。磚砌拱形門洞，上方百葉窗，檐下設封檐板，整座門樓雄偉精緻（圖8右）。圖8 綫型式的居安里里門（左）與門樓式的幻覺圍門（右） | 筆者拍攝A 陸琦：《廣東民居》，第223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310鄭劍藝 \ 圍里：近代澳門華人居住空間的形態及其變遷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四）街區格局模式中式圍里街區是華人文化的重要載體，在圍里形成的過程中，華人逐漸把這一屬於自己的片區建設成結合土地信仰的外鋪內宅街區格局。傳統中式圍里通常將土地廟/神龕設置於圍門（里門）附近。土地廟/神龕在澳門華人街區中十分普遍，尤其是內港地區。土地神可保佑居民出入平安，反映了華人傳統信仰文化，是華人信仰網絡的重要標誌，也是中式圍里有別於其他類型圍里、其他類型城區的重要特徵之一。土地廟/神龕均勻分佈在圍里街區中，滿足中式圍里居民的信俗需求與。（圖9）而在更高一個層級，則設有康公廟、三街會館、柿山哪吒古廟等保佑社區的廟宇，服務所在片區。如康公廟是內港一帶華人社區最高等級的廟宇建築，是內港片區華人信仰的中心，也是華人商業的中心。圖9 華人三街街區的圍里和土地廟/神龕位置分佈圖 | 筆者繪製並拍攝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311鄭劍藝 \ 圍里：近代澳門華人居住空間的形態及其變遷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與葡式小街區背靠背模式相比，圍里街區體現了華人居住、生活、商業並重的均衡思想。華人圍里街區的營造與葡式城市規劃共同構成了拼貼式的街區複合體特徵。圍里街區和葡人街區相互並置，沿街四周是商業鋪屋地塊，地塊的單體建築物採用前店後宅或者下店上宅的建築空間模式，而圍里作爲主要居住建築被包圍在內部，填充了街區內部的空間。這種做法既反映了獨特的華人商業文化，又符合傳統居住建築私密性和安全性的要求，同時也提高了街區建築密度。必須指出，澳葡當局在推行殖民擴張及主導城市建設的過程中，曾以承認澳葡當局是“地主”爲條件，通過華人開發葡城內外房地產，以達到土地擴張目的及對華人的管治。A由此，華人營建及居住於圍里街區，建構了一個個業權清晰、自給自足、安全自保、鄰里相熟的居住單元，凝聚相同的地緣或業緣關係、家族群體和社會階層，以及相同的文化習俗與信仰等。這在客觀上促成了與葡人相鄰的華人社區得以形成，其文化習俗也得以延續。三、澳門圍里的價值、演變與保護城市的“現場”通常氤氳歷史的光影。澳門圍里處於城市的“最深處”，是澳門中西文化交匯的居住形態與空間載體，是澳門歷史悠久的中式傳統建築類型之一，是傳統華人居住生活的實物體現，是澳門華人營造思想和技藝的結晶，是開展澳門本土歷史文化教育的重要素材，更是《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提出的澳門“以中華文化爲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物質形態和載體。B圍里是與葡城區（即澳門歷史城區）共生的、不可或缺的澳門城市肌理組成部分。圍里大多處於世界文化遺產——“澳門歷史城區”的“附屬”保護區域，與歷史城區基本重疊，對“世遺”歷史城區的保護具有重要影響與價值。A 林廣志：《澳門之魂：晚清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第133頁。B 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辦公室：第40/2017號行政長官公告《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2017年7月26日。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312鄭劍藝 \ 圍里：近代澳門華人居住空間的形態及其變遷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相比周邊地區逐漸消失的里巷，目前澳門保存的262條圍里，可謂規模龐大、特色鮮明。尤其是中式和西式圍里共存、融匯的特色，向世人展示了澳門傳統華人民居獨一無二的歷史文化價值。即使在大規模城市建設進程中，澳門許多圍里仍然與周邊街區生活、信仰習俗密切融合，與澳門街道體系有機銜接，保留了從建城至今450多年的街道系統，這在中國城市中亦不多見。華人移民進入澳門具有階段性、多樣性特徴，不同階層、不同時期的華人移民對圍里的建設及其文化特徴的形成產生了疊加性影響。富裕階層的華人，其圍里建築規模相對較大且裝飾精美，如永福圍、六屋圍、幻覺圍等；中下階層的華人，其圍里建築較爲簡樸甚至簡陋，如工匠圍、苦力圍、洗衣匠圍等。而早期圍里大多爲單元式獨戶住宅，後期則出現單元式上下兩戶住宅，居住密度不斷提高。隨着圍里逐漸融入澳門的城市空間，20世紀初期，華人在新修建的圍里中逐漸開始融入西式傳統建築的風格特徵和內部格局。澳門西式圍里與中式圍里相比，具有明顯的風格差異，主要表現在建築平面佈局和外立面風格。西式圍里的平面佈局類型較多，每個單元以上下兩戶、獨立設置入口居多。西式圍里的山墻面，一般採用三角山花綫條勾勒裝飾，體現西方古典元素的特徵，外墻材料主要以塗料粉刷爲主。此外，西式圍里或者受西方影響的傳統中式圍里多用假天花，在四角或者環繞四周留透氣孔。總體來說，西式圍里主要存在葡式和新古典主義兩種風格。葡式圍里最典型的有光復圍、順成圍、龍頭里、馮家圍等。與中式圍里採用端墻分隔每一個並排的建築單元不同，葡式圍里的外墻整體連續，更凸顯整個圍里建築的橫向連續感，墻體塗料色彩也較爲豐富，有黃色、綠色、白色等。受葡式建築影響，葡式圍里的窗戶一般採用百葉窗形式，或者採用冰裂紋內窗和百葉窗外窗組合形式。窗戶上方一般有窗楣，有一字形、三角形（圖10左）、弧形等。葡式圍里的屋面正立面有採用疊澀出檐的做法，而更多則採用源於西方建築的矮擋牆（也稱女兒牆）。A從視覺看來，矮擋牆是正立面墻體的向上延A Wong Shiu Kwan：《澳門建築——中葡合璧相得益彰》，《文化雜誌》（澳門）1998年第36—37期，第137—188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313鄭劍藝 \ 圍里：近代澳門華人居住空間的形態及其變遷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伸，遮擋了後面的金字屋頂，使整座建築的豎向空間感更加強烈（圖10中）。爲了增加矮擋牆的裝飾效果，葡式矮擋墻一般採用圓洞作爲裝飾元素。屋檐不伸出外牆，在矮擋牆背後設明溝將雨水導入排水管。圍門方面，有些綫型式門樓的細部結合了葡式元素，如葡式的綫腳、帶圓洞的矮擋墻等。更爲特別的是，桂和里的門樓採用博古脊加西式綫腳裝飾，形成中西合璧的獨特風格（圖10右）。此外，苦力圍（聚龍里）和洗衣匠圍（青雲里）的門樓也體現了中葡混合特點。圖10 三角形西式窗楣（左）、矮擋墻（中）和中西合璧的桂和里圍門（右） | 筆者拍攝因受外來建築文化的影響，一些圍里也出現了新古典主義建築樣式。新古典主義圍里的特點主要體現在，正立面採用古典柱式和陽臺，建築立面均有較大的開窗。側立面以實墻爲主，窗戶排列整齊。正面和側面一虛一實，對比強烈。典型者如卑第圍（圖11左）。20世紀50—70年代，早期現代主義居住建築開始影響澳門。這時期修建了一些類圍里的現代住區圍里，這些圍里主要是二戰後興建的、以圍里命名的早期現代主義風格居住建築群。早期現代主義圍里建築以整齊的條狀排列佈局爲主，前後間距較大。建築高4—5層，設有貫通各樓層的樓梯，每層兩戶。外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314鄭劍藝 \ 圍里：近代澳門華人居住空間的形態及其變遷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立面則以簡潔的橫向或豎向綫條、百葉作爲主要構圖元素。典型者包括馬統領圍、媽閣臺、媽閣里（圖11右）、大堂圍、哪吒廟里等。圖11 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卑第圍（左）和現代主義風格的媽閣里（右） | 筆者拍攝現代主義圍里的大量存在，說明在澳門城市發展進程中，隨着人口增加和空間不足，傳統圍里向現代住區的轉型和嘗試，其以圍里命名，也體現了傳統圍里元素在現代城市發展中的“記憶”與居住空間傳承。可惜的是，這種嘗試在開發強度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隨着澳門人口數量的持續增長和住宅需求量的大幅提升，這類現代主義圍里大多被拆除重建，20世紀80年代以後也不再興建此類圍里。值得注意的是，類圍里的建築形式於明清時期傳入澳門後，在近代隨着香山人北上經商而傳播至上海、武漢等地，這種中國民居文化的傳播現象也值得進一步研究。從城市發展和建築層面看，澳門半島舊城區的圍里目前面臨“都市更新”的矛盾和挑戰。從文化遺產保護、城市記憶存留角度，目前澳門圍里的保護仍任重道遠。如何充分保護圍里及其建築，活化其物質空間，保存其文化價值，是都市更新計劃中值得重視和思考的重大課題。在澳葡時期，以圍里爲代表的華人傳統建築沒有得到有效的保護和修繕，大部分圍里遭到破壞或重建。澳門回歸祖國後，經濟高速發展，但是即便是在歷史城區“申遺”成功的有利環境下，圍里建築的保護仍未引起足夠重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315鄭劍藝 \ 圍里：近代澳門華人居住空間的形態及其變遷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視。加之澳門多風災水患，許多圍里建築已破敗或坍塌，尤其是屋頂、門窗、裝飾等，亟需通過文化遺產保護機制、法律監督、技術支援和資金支持，盡快分類別、分階段、分地段列入澳門文化遺產清單予以有效保護。由於基礎設施和周邊環境的惡化，圍里的原居民大部分已經遷走，導致圍里社區衰敗、活力喪失，傳統的圍里生活場景已經消失、無法再現。大多圍里成爲非本地居民的廉價居住地，進一步加劇了圍里內外的無序發展和持續破敗。傳統圍里蘊含了澳門早期華人生活、生產的豐富歷史故事與文化傳統，也是澳門“以中華文化爲主體、多元文化共存”的文化定位的重要代表。長期以來，由於各種原因，對圍里的專題性歷史文化研究並未得到很好開展，圍里的深層次文化價值也沒有得到有效挖掘，類似龍環葡韻住宅博物館的保護葡萄牙居住文化的做法，也未能在華人圍里建築中複製。對圍里與社區活化及與旅遊開發的關係，仍然缺乏專業規劃和社會參與。保存較好的圍里建築，一般年代較爲久遠，如何加強和提升修復過程中的技術性、工藝性及專業性問題，值得注意。例如，永福圍在修復中重新砌的牆磚磚縫太粗，且剛剛砌好就出現磚縫裂痕。新砌牆也沒有按照原來的“九順一丁”砌法（磚牆若全是順磚，沒有丁磚，在廣府文化中寓意家族無男丁）。部分磚牆也有機器打磨痕跡，破壞了磚面的防護層，可能加速舊磚風化。結合上述問題，未來對圍里的保育，可以嘗試從市政建設、文化旅遊角度，修復和改善圍里居住生態和衛生環境，探索居民參與圍里活化的路徑和機制。同時還需要加強與特區政府都市更新計劃相關部門的協同，及時就圍里的保護、活化和更新做出統一的部署，聯合多部門共同制定圍里維護、更新的微改方式，結合文創旅遊，建構圍里文旅 IP、活化圍里空間。最後統一制定澳門圍里保護和可持續發展專項規劃，加快培育澳門本地建築遺產修復技術人才，提高圍里建築保護的水平和質量。［責任編輯 沈曉鳴］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316沈曉鳴 \ 黃鴻釗的澳門學研究及其貢獻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Huang Hongzhao’s Research and Contribution in MacaologyShen XiaomingAbstract: Huang Hongzhao (1935-2022), a professor at Nanjing University and a renowned historian, has been engaged in the study of Macao for more than 30 years with numerous achievements and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Over the years, he has focused on the study of the general history of Macao, the study of thematic history and the coll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has undergone changes from general history to thematic history, from Macao to Xiangshan, and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s. His book History of Macao is the first general history of Macao written by Chinese after the founding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hich shows the correct position of Chinese on the historical issues of Macao and changes the situation that only Westerners had written the history of Macao in the past. His monographs on thematic history have provided forward-looking studies on many issues of Macao history, especially Macao Tongzhi and Modern Macao, which provides a thorough study of the Qing dynasty local officials who governed Macao,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research on many issues in the field. He proposed the systematization of Macao’s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put his efforts into practice by compiling and publish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such as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Sino-Portuguese Relations with Macao (vol. 1, 2), Selected Materials on Macao’s Historical Materials: Selected Materials from the Xiang Shan Xun Bao,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the Opening of Xiangzhou. He has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Macaology by encouraging academic debate and nurturing young scholars, and by helping the former scholars of Macaology, such as Wong Hon Keong and Chan Su Weng.Keywords: Huang Hongzhao, Macaology, History of MacaoShen Xiaoming is a Ph.D. candidate at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and Cultural Studies of the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e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study of Macaology, the thirteen hongs in Guangzhou, and the history of east-west exchange. His representative works include Examin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ercial Documents in Jardine Matheson Archive, Collection of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UK (co-author), etc. and has already published a number of academic papers.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317沈曉鳴 \ 黃鴻釗的澳門學研究及其貢獻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黃鴻釗的澳門學研究及其貢獻沈曉鳴［摘 要］黃鴻釗（1935—2022），南京大學教授，著名歷史學家，從事澳門學研究30餘載，成果衆多，貢獻突出。他多年來專注於澳門通史研究、專題研究及史料整理，經歷了從通史到專題，從澳門到香山，從古代到近代的轉變。其《澳門史》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部國人撰寫的澳門通史，表明了中國人對澳門歷史問題的正確立場，改變了過往僅有西方人編寫澳門史的局面；其專題著作對諸多澳門歷史問題進行了前瞻性研究，特別是《澳門同知與近代澳門》對管治澳門的清代專職地方官吏進行精深探討，爲該領域諸多問題的深入開展奠定了基礎。他提出系統整理澳門史料的建議，並身體力行，整理出版了《中葡澳門交涉史料（第一、二輯）》《澳門史料拾遺：〈香山旬報〉資料選編》《香洲開埠史料輯錄》等史料彙編。他大力支持澳門學的提出和發展，對澳門學的開創前輩黃漢強、陳樹榮等多有幫助，鼓勵學術爭鳴，培養青年學者，爲澳門學的持續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關鍵詞］黃鴻釗 澳門學 澳門史沈曉鳴，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歷史學博士候選人。主要從事澳門學、廣州十三行、中西交通史等研究。代表作有《英國劍橋大學圖書館藏怡和洋行中文商業檔案輯考》（合著）等，發表學術論文十餘篇。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318沈曉鳴 \ 黃鴻釗的澳門學研究及其貢獻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黃鴻釗（1935—2022），南京大學教授，著名澳門史和中外關係史學者，多年從事歷史研究，尤其對澳門學貢獻突出。他久寓金陵，但一生與澳門、香山結下不解之緣。1935年4月9日，黃鴻釗生於廣東省中山縣石歧鎮；兩三歲時父親離世，與母親、姐姐相依爲命；五歲入學，先讀私塾，後相繼就讀於啟智小學、世光小學、婦女會小學。A幼年經歷日軍侵華，家鄉淪陷，曾避難澳門。B其自言：“澳門的松山鏡海、大三巴和媽閣廟等等，都是我孩提時代非常熟悉的去處。”C黃鴻釗自小耳聞目睹葡人據澳之歷史情形，加之幼年經歷家庭艱辛和國家動蕩，使其對國家主權完整和民族獨立之重要性深有體會。1945年家鄉光復後，他入讀楊仙逸小學。其時中山人民曾發起收回澳門運動，學校要求以此事爲題作文，黃鴻釗執筆奮書，並將此事銘刻心底，成爲日後專注澳門史研究之初心。D1947年小學畢業後，黃鴻釗考入中山縣立中學（今中山市第一中學），度過4年中學時光。1951年束身戎伍，參加抗美援朝，服役於空軍一〇七一部隊，E至1955年去甲從筆，繼續學業。他1956年入讀北京俄語學院翻譯系，翌年（1957）考取南京大學歷史系，1962年又入南京大學國際關係史研究生繼續深造，親炙於著名歷史學家王繩祖教授。1965年畢業後留校任教，直至逝世。他精力旺盛，除教學和科研工作外，還兼顧行政事務，於1986—1991年擔任歷史系副主任之職，又先後擔任中國世界近代史學會副秘書長、江蘇省高校歷史教學研究會副會長、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客座研究員等社會兼職；亦曾遠赴奧地利、加拿大、葡萄牙等國家和港澳地區參加學術會議或訪學。除自身數十年在講臺上教書育人，黃鴻釗還培養了衆多澳門史學者，流泽綿長。A 黃鴻釗：《鏡海微瀾：黃鴻釗澳門史研究選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序言第1頁。B 黃鴻釗口述：《黃鴻釗口述訪談（2021年10月23日南京紅館茶樓）》，李向強採訪整理，鄭觀應先生誕辰180週年紀念活動籌委會編：《紀念鄭觀應活動三十年回顧紀念冊（三）》上卷“緬懷歷史學家黃鴻釗教授”，澳門：澳門歷史文物關注協會、澳門歷史學會等，2022年8月，第14頁。C 黃鴻釗：《澳門史綱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2頁。D 黃鴻釗：《澳門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95頁。E 楊開荊：《謙厚學者黃鴻釗前輩》，《澳門日報》（澳門），2022年7月25日。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319沈曉鳴 \ 黃鴻釗的澳門學研究及其貢獻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他也對後學關心提攜，包括莫小也、嚴忠明、楊開荊等學者，都曾得其鼓勵和幫助。黃鴻釗雖無家學淵源，但憑其史學天賦、勤奮專研以及對澳門歷史研究的孜孜追求，在澳門學研究成就卓著，自成一家。先生惜於2022年7月病逝，A是澳門學學界的一大損失！筆者僅以此文回顧黃鴻釗對澳門學的成就貢獻，以作紀念。黃鴻釗於澳門大三巴牌坊前留影（20世紀80年代）B一、生於香山：澳門學研究的緣起澳門學是一門以豐富的文獻檔案、文化遺產爲基礎，以悠久的歷史文化和獨特的社會生活爲研究對象，探尋澳門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宗教、藝術、民俗、對外關係之發展變遷及其規律與效應的綜合性學科。C在88年的人生光陰中，黃鴻釗對澳門學用力最深，在該學科伏案爬格凡30餘年，爲澳門學A 2022年7月8日3時44分，南京大學歷史系網站發佈《黃鴻釗教授訃告》：黃鴻釗先生因病於2022年7月7日晚8時50分在南京鼓樓醫院逝世，享年88歲。B 出自黃鴻釗：《濠鏡集》，澳門：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2004年，書前彩色插頁。C 林廣志：《澳門學：歷史闡述與現實關懷》，《澳門學》（澳門）2022年第1期，第341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320沈曉鳴 \ 黃鴻釗的澳門學研究及其貢獻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事業苦心孤詣、不遺餘力，於澳門學之奠築與發揚負丘山之功。黃鴻釗的澳門學研究，啟蒙自幼年對列強侵犯我國主權之憤慨，亦出自對家鄉故土之情感。但深入研習澳門史，則主要受其師王繩祖先生影響。他初涉澳門史始自大學，其時擔任王繩祖開設的中外關係史選修課課代表，因得便利，常登門向王先生請教。王先生向黃鴻釗指出：“中國人研究（中外關係史）這門學問，比較容易超越外國人，領先於世界。因爲外國的外交檔案和其他史料，我們也能像外國人一樣很方便找得到，看得懂，並較好掌握；而外國人卻不能像我們那樣順暢地閱讀和應用中國外交檔案史料。這就是中國學者在中外關係史研究方便所具有的優勢。”A黃鴻釗深以爲然，並激起治中外關係史之興趣，從此注意收集中葡澳門問題史料，又選定中葡澳門交涉史爲畢業論文論題，得到王繩祖先生的認同和指導。研究生拜入王先生門下後，黃鴻釗的研究方向有所改變，畢業留校後亦長期改爲從事世界史教學，但仍一直注意國內外澳門研究動向，挖掘澳門史料，以期作進一步研究。B澳門史過往爲冷門學科，鮮有人問津。然時移势易，隨着中葡建交，中葡雙方增進往來，澳門回歸被提上議程，而澳門史也因此開始受到關注。黃鴻釗緊隨其勢，於20世紀80年代在中國內地率先開設澳門史課程，並撰寫《澳門史稿》作爲教學講義，又出版第一本澳門史專著。此後一發而不可收，其澳門史研究成果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他晚年回顧：“慢慢地竟把澳門史研究作爲主項，而世界史老本行卻慢慢被撂下了。”C黃鴻釗一生筆耕不輟，著作甚豐，在諸多澳門歷史前沿討論中提出獨到主張。他早年便有《澳門史稿》（上下冊）、《〈紅檔〉雜誌有關國際關係史資料》、《清末澳門界務交涉（1909—1911）》、《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歐洲列強的擴軍問題》、《近代歐洲列強的競爭（1870—1918）》等油印單行A 黃鴻釗：《我對澳門歷史的探索》，《濠鏡集》，第1頁。B 黃鴻釗：《我對澳門歷史的探索》，《濠鏡集》，第2頁。C 黃鴻釗：《鏡海微瀾：黃鴻釗澳門史研究選集》，序言第2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321沈曉鳴 \ 黃鴻釗的澳門學研究及其貢獻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本刊佈，另有《巴枯寧懺悔書——國際工人運動參考資料選譯》A、《沙俄和英國在西藏的爭奪——外交文件選譯》B等史料翻譯單行本行世。後來又參編《簡明世界通史》《世界歷史教學參考圖片集》，並陸續編撰有《澳門史》（前後三版）、《西藏問題的歷史淵源》、《中英關係史》、《港澳大全》、《中葡澳門交涉史料》（第一、二輯）、《澳門史料拾遺：〈香山旬報〉資料選編》、《澳門同知與近代澳門》、《動蕩年代：辛亥革命前後的香山與澳門》、《鏡海微瀾：黃鴻釗澳門史研究選集》等著作30餘種及譯著《歷史上的澳門》《加里波迪回憶錄》《西西里風雲》。此外，中山文史資料室編《鏡海濤聲》（《中山文史》第45輯）也幾乎以全本篇幅刊載黃鴻釗論文，亦可算其著述之一。單以著作來看，澳門史專題即佔據了近三分之一的數量，而其餘發表的論文及散錄文字，更不計其數。二、方法與路徑：澳門學研究的經驗總結在晚年接受採訪時，黃鴻釗曾說：“我覺得人這一生可做的事情不是很多，要把有限的人生聚焦起來纔能出點成績。我既然選擇了歷史專業，就要熱愛它，不斷刻苦鑽研，把選擇的東西終身化，爭取多寫點東西。我認爲人要有一種精神，關鍵是一份責任。我沒什麼了不得，衹是希望在有限的人生中繼續發揮一點餘熱，對社會發揮點價值。我覺得一個人退休也好，不退休也罷，關鍵是要有從事研究的心……”C他將一生的治史心得總結爲三點：“一是要保持研究的熱情，聚焦一個主題持續發力。二是要掌握歷史研究的竅門，主要是學習工具、史學理論和歷史資料，學習工具主要是語言，要掌握古漢語、現代漢語和外語，掌握這些工具，在正確史學理論指導下，就可以對收集的豐富史A 初刊於《歷史教學》（北京）1979年第6期，後收入北京圖書館馬列著作研究室編：《馬恩列斯研究資料匯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0年，176—180頁。B 後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近代史資料》（北京）1982年總48號。C 黃鴻釗口述：《黃鴻釗口述訪談（2021年10月23日南京紅館茶樓）》，《紀念鄭觀應活動三十年回顧紀念冊（三）》上卷“緬懷歷史學家黃鴻釗教授”，第25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322沈曉鳴 \ 黃鴻釗的澳門學研究及其貢獻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料進行科學研究。三是要多接觸外面的資訊，特別是比較前沿的資料。”A在對待澳門學研究上，黃鴻釗也始終如一。終其一生，他在澳門學的研究可歸結爲通史、專史和史料整理三部分。黃鴻釗提出，澳門學研究必須專史與通史並重。其通史研究開展得較早，早年爲配合其開設的澳門史課程所編撰的《澳門史稿》，即是他澳門通史研究的開端。他認爲，澳門開放數百年來，海外關於澳門史的研究論著雖然汗牛充棟，但大多存在明顯偏見，蓄意抹殺客觀事實，爲殖民主義開脫。而國人的同類著作則付之闕如，因此他立意專注澳門通史的撰寫。爲達到對澳門通史更爲完備、準確的敘述，他在出版了第一部《澳門史》後，多年來仍不斷探幽發微，補苴罅漏，鉤沉輯逸，更新舊稿，使每一次的新稿都比舊作更臻完備。黃鴻釗的澳門通史研究，匯聚其極大的心血，在其澳門學研究中佔據了重要地位。進入21世紀後，黃鴻釗的研究開始化整爲零，更注重專題研究。除發表多篇專題研究論文外，他的《澳門同知與近代澳門》《澳門海洋文化的發展和影響》等亦爲補闕之專題研究著作。其研究視野亦日漸廣闊，編著有《辛亥革命時期的香山社會》《動蕩年代：辛亥革命前後的香山與澳門》《香山商澳·濠鏡春秋》《香山商澳·鏡海風雲》等多部關於香山地區的研究專著。窺探黃鴻釗在澳門史研究的轉變，其脈絡大致是從澳門通史轉爲澳門專題史，其範圍則從澳門拓展爲涵蓋澳門的“大香山”範圍，其關注時段則從偏愛古代而逐漸兼涉近代。但他晚年指出，對澳門學的研究應“先從專史入手，縮小範圍，各個擊破。在各個主要專題取得研究成果後，再去寫通史”。B看起來，這與其一生的學術路徑恰好相反，但卻正是黃鴻釗對畢生研究經歷進行總結後，讓後人少走彎路的一片好心。在史料整理方面，黃鴻釗特別重視“史料”與“觀點”之關係。他指出：“歷史是客觀的，但研究歷史的人卻往往是主觀的。同一個事件，不同的A 黃鴻釗口述：《黃鴻釗口述訪談（2021年10月23日南京紅館茶樓）》，《紀念鄭觀應活動三十年回顧紀念冊（三）》上卷“緬懷歷史學家黃鴻釗教授”，第25頁。B 黃鴻釗：《澳門同知與近代澳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94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323沈曉鳴 \ 黃鴻釗的澳門學研究及其貢獻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人便會有不同的看法，皆因各人的立場不同，觀察問題的角度和方法不同之故。”認爲“凡是經過大量史實印證、並爲大多數人所接受的看法，纔會成爲公認的正確結論”。因此主張“研究澳門史唯一正確的方法，是實行史料與觀點的統一，或者說‘論從史出’，以保證歷史研究的客觀性”，亦即“尊重客觀事實，事實就是史料”。A儘管黃鴻釗推崇史料，但亦得“盡信史不如無史”之要旨，提出史料要“辨偽打假”，“不能見史就信”，而是要注意分析和鑒別。在採用史料時注意使用一手史料，並且注意對轉譯的一手史料進行考訂，避免一手史料在翻譯過程中的失真。B這些寶貴的經驗提醒研究者保持批判、鑒別的意識，察覺史料真偽和隱情，使歷史在更大程度上得到還原。三、通史與專題：澳門學研究的主要貢獻《澳門史》是黃鴻釗開展澳門學研究的第一部著作，也應可稱作其最爲重要的著作；同時也是他打磨最爲用心，耗費精力最大的著作。該書曾三易其稿，貫穿其整個“通史時期”。《澳門史》先由香港商務印書館於1987年作爲90週年社慶叢書之一推出，但由於需照顧叢書篇幅平衡，該版將原作30萬字削減至10萬字，C使其價值大打折扣。因上述原因，黃鴻釗又將書稿重新整理潤色，交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易名《澳門史綱要》於1991年作爲“大學歷史叢書”推出。及後，隨着中、葡文新史料的不斷發現，澳門史研究的持續深入，他對澳門史又有了更爲周至的認識，於是將第二版篇幅擴大一倍，由12章增補至27章，恢復《澳門史》之書名，於1999年澳門回歸之際在福建人民出版社再版。第三版在衆多澳門通史類著作中堪稱典範，季羨林先生爲其撰寫序言時稱，該書“窮收博採，在資料搜集方面，幾乎達到了盡善盡美的程度”，並讚譽黃鴻釗爲當時澳門史研究者中“用力最勤，成績最大”。D黃鴻釗的《澳門史》，是新中國成立後由國人撰寫並出版的第一部澳門A 黃鴻釗：《澳門同知與近代澳門》，第289頁。B 黃鴻釗：《澳門同知與近代澳門》，第289—293頁。C 黃鴻釗：《澳門史綱要》，第322頁。D 黃鴻釗：《澳門史》，序言第2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324沈曉鳴 \ 黃鴻釗的澳門學研究及其貢獻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通史類著作。A以往雖有法蘭薩（Bento da França）之Subsí dios para a Histó riade Macau（澳門史初探）、徐薩斯（Montalto de Jesus）之《歷史上的澳門》（Historic Macau）、白樂嘉（José Maria Braga）之The Western Pioneers and Their Discovery of Macau（西方開拓者及其發現澳門）等，但此類外國學者撰寫之澳門通史類著作受視角、資料局限及西方立場影響，觀點常有偏頗。B而黃鴻釗該書“對澳門史重大問題的分析研究堅持了實事求是的態度，立論平實允當”，C表明了中國人對澳門歷史問題的正確認識和立場。可以說，黃鴻釗不但開創了新中國成立後國人撰寫澳門通史之先河，還使澳門學過往僅有立場偏頗之西方澳門通史著作的狀況爲之一變。《澳門同知與近代澳門》是黃鴻釗開展之專題研究中頗具開創性的著作。該書見微知著，對清朝設置澳門同知的緣由進行探討，對澳門同知管治澳門的職能和歷史作用進行歸納，對歷任澳門同知進行了整理，對澳門同知參與的重要歷史事件進行了闡析，使學界首次對澳門同知這一職官有了較爲詳盡的整體了解。特別是書中通過“限定澳葡居住範圍”“審理澳門案件”“管理澳門貿易”“處理澳門涉外事務”“清除澳門海島倭患”“反對英國人侵佔澳門”等六個章節，由表及裏地對澳門同知的職司責權條分縷析，爲後來者對該領域的進一步研究鋪設坦途。該書不但反映了清政府對澳門管治的整體方向，而且有助於加深對澳門在歷史上的主權問題的理解，並首開對管治澳門之清代專職地方官吏的專題研究。A 另有費成康著《澳門四百年》也是較早的澳門通史類著作，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於1988年出版，僅比黃鴻釗1987年在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澳門史》晚一年。戴裔煊《明史·佛郎機傳箋正》（1984年）、黃文寬《澳門史鉤沉》（1987年），雖是新中國成立後較早的澳門史研究專著，但並非通史類著作。張海鵬認爲，周景濂1936年出版的《中葡外交史》應爲澳門史研究的發端。該書實際講述16世紀初以來葡萄牙人東來，在中國東南海疆侵擾、尋求貿易機會、在澳門定居以來的澳門發展史，以及與此相關的中葡交涉史。參見張海鵬：《澳門史研究：前進和困難──國內澳門史研究的動向》，《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北京）1995年第5期，第74頁。B 值得注意的是，瑞典人龍思泰（Ander Ljungstedt）的《早期澳門史》於1893年在美國出版，該書是歷史上第一部澳門通史性著作，作者雖身處殖民時代，但卻堅持認爲澳門是中國領土。C 劉存寬：《評黃鴻釗〈澳門史〉》，《江海學刊》（南京）2000年第6期，第186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325沈曉鳴 \ 黃鴻釗的澳門學研究及其貢獻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澳門同知始設於乾隆九年（1744），其時因專管澳門事務的香山縣丞“職分卑微，不足以資彈壓”，於是設澳門同知專管澳門及其近海之防務，並兼管澳門夷務。對澳門同知的研究，黃鴻釗有開創之功，但仍有可進一步深入之處。如在澳門同知的數量方面，黃鴻釗共列出64人（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共計33位）。A但據其他學者統計，從第一任澳門同知印光任起，至1839年鴉片戰爭爆發前任職的蔣立昂，前後就計有93人，B且還未計算鴉片戰爭後擔任同知的官員。又如，關於澳門同知的管理地域與管理職責問題。據第一任澳門同知印光任在《澳門記略》里記載，最初澳門同知轄番禺、東莞、順德、香山四縣。C但在澳門同知的印章中我們還發現有澳門同知兼管六縣、四縣、二縣的不同印文關防。從時間上看，澳門同知的兼管區域有“四縣—六縣—四縣—二縣”的變化。對這些區域的管理職責，有時僅僅衹有“捕務”一項，而有時則兼有“捕務”和“水利”兩項。諸如上述問題，都是澳門同知研究中需要我們繼續拓展的部分。黃鴻釗的前期研究，爲這些問題的進一步深入，奠定了基礎。除此之外，《澳門海洋文化的發展和影響》從海洋文化的角度探討澳門港口發展；《辛亥革命時期的香山社會》論述了香山革命、香山的社會改革運動、香山人民的反帝鬥爭以及香山人民創建現代城市的初步嘗試，闡明了辛亥革命時期香山社會的動蕩與變革，並兼及與周邊地區特別是澳門的關係。諸如這些專題著作，皆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A 黃鴻釗：《略論澳門史學》，《澳門同知與近代澳門》，第53—55頁。B 湯開建主講“澳門學”系列講座之“明清政府對澳門管理之比較”，2022年11月10日，澳門科技大學。C ［清］印光任、［清］張汝霖：《澳門記略》卷上“官守篇”，趙春晨點校，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第24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326沈曉鳴 \ 黃鴻釗的澳門學研究及其貢獻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結 語20世紀80年代，港澳回歸問題成爲時事焦點，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亦帶動澳門對回歸問題的討論。在此背景下，學界掀起了一輪研究澳門歷史的熱潮。1985年，更有由黃漢強、陳樹榮、魏美昌等組織成立澳門社會科學學會，提出“研究澳門，服務澳門，面向社會，聯繫實際”的口號，A並於翌年倡議建立澳門學。B對於建立澳門學的倡議，黃鴻釗表示“雙手贊成”。他認爲“在建立澳門學的計劃中，當務之急是先要投入很大的力量，去系統地整理和出版澳門史料（包括中文、葡文和英文史料）。這是很有意義的工作，是爲澳門研究奠定基礎的一項大工程”。C對此，他坐言起行，以學術研究的實際行動給予澳門學最實質性的支持。他策劃編纂《中葡澳門交涉史料》分成兩輯於1998年在澳門基金會出版，此後又先後出版了《澳門史料拾遺：〈香山旬報〉資料選編》《香洲開埠史料輯錄》等史料彙編；其研究專著洋洋大覌，更無須一一。黃鴻釗還與海內外學者密切交流、多方合作，爲促進澳門學發展建言獻策。他與澳門學的倡議者們都有深交，如與黃漢強，兩人爲同鄉，雖性格不同，卻惺惺相惜、彼此尊重，縱有學術批評，卻從不埋怨生氣。D這得益於兩位先生的心胸闊達與求真務實。黃鴻釗鼓勵學術爭鳴，認爲“真理愈辯愈明，許多問題通過證明和討論，最後終於可獲得解決，從而推動澳門史的前進和深入”。E陳樹榮則稱黃鴻釗是一位熱誠而有毅力的歷史學家。F他與黃鴻釗一見如故，曾陪同後者到澳門大三巴、新橋一代尋找其童年居住的地方。1992年籌辦A 黃鴻釗：《略論澳門史學》，《澳門同知與近代澳門》，第285頁。B 陳樹榮：《懷念歷史學家黃鴻釗教授》，《紀念鄭觀應活動三十年回顧紀念冊（三）》上卷“緬懷歷史學家黃鴻釗教授”，第32頁。C 黃鴻釗：《中葡澳門交涉史料》第一輯，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序言I。D 楊開荊：《謙厚學者黃鴻釗前輩》，《澳門日報》（澳門），2022年7月25日。E 黃鴻釗：《澳門史學的發展和思考》，《鏡海微瀾：黃鴻釗澳門史研究選集》，第402頁。F 陳樹榮：《懷念歷史學家黃鴻釗教授》，《紀念鄭觀應活動三十年回顧紀念冊（三）》上卷“緬懷歷史學家黃鴻釗教授”，第32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327沈曉鳴 \ 黃鴻釗的澳門學研究及其貢獻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 華人社會史“澳門工業展覽”時，黃鴻釗也幫助陳樹榮審核展品，並親身到位於南京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查閱資料。A以上兩則皆是澳門學學人之間交往的美談。黃鴻釗一生雖無洪波巨瀾，但仍華彩四溢。他以畢生光陰窮年纍月投入到澳門學的研究，況世事窮通無常，休戚不定，此非有大毅力、大定力而不可爲。晚年時他在總結其一生時說：“回顧我的一生，雖然平淡，但數十年堅守在平凡的史學崗位上，沒有虛度年華；學業無止境，能在有限的生命中學到一點東西，深感知足無憾。”B附：黃鴻釗著作年表序號 著作名 著述方式 出版信息（一）油印單行本著述1 澳門史稿（上下冊） 著 1982年11月編印2《紅檔》雜誌有關國際關係史資料著 （缺）3清末澳門界務交涉（1909—1911）著 （缺）4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歐洲列強的擴軍問題著 （缺）5近代歐洲列強的競爭（1870—1918）著 （缺）（二）油印單行本譯著1巴枯寧懺悔書——國際工人運動參考資料選譯獨譯 （缺）2沙俄和英國在西藏的爭奪——外交文件選譯獨譯 （缺）（三）參編著述1 簡明世界通史 參編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2 世界歷史教學參考圖片集 參編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A 陳樹榮：《懷念歷史學家黃鴻釗教授》，《紀念鄭觀應活動三十年回顧紀念冊（三）》上卷“緬懷歷史學家黃鴻釗教授”，第31頁。B 黃鴻釗：《鏡海微瀾：黃鴻釗澳門史研究選集》，序言第4頁。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330林廣志 \ 澳門學：新史料的發掘與利用Editor’s Words / 編者的話林廣志，歷史學博士，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所長、教授，中國歷史研究院澳門歷史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兼任中國澳門學學會會長；主要從事澳門歷史文化及公共政策研究，代表作有《盧九家族研究》《澳門之魂——晚清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試論澳門學的概念、對象及其方法》等。澳門學：新史料的發掘與利用林廣志《澳門學》自創刊以來，引起了學術界的熱烈反響，不少學者也提出了許多寶貴意見，作爲編者，我們深受鼓舞。同時，也堅定了我們辦好雜誌的信心和決心。我們希望在海內外學界的支持下，這本雜誌能夠持續推動澳門學的發展，尤其是關注新史料的發掘和運用、新觀點的提出和闡釋、新人才的發現和培養。這也是《澳門學》一貫秉承的辦刊方針。爲推進澳門學學理闡釋和學科建設，本期《澳門學》特設“澳門學引論”欄目，從多個角度對澳門學學科建設的基本問題開展討論。高翔的《澳門學發展的三個要素》提出，建立理論體系、推動跨學科研究、完善學科建置和課程設置是澳門學持續發展的三大關鍵；吳志良的《學術規範：澳門學學科建設的基礎》強調，澳門學學科建設應以確定學術規範的具體內容和技術操作，以及探索“澳門模式”的宏觀特徵和微觀內容爲要義；穆欣欣的《文化澳門與人文灣區》關注當下大灣區文化建設，體現了澳門學爲澳門文化實力提升與人文灣區建設提供學術支持的現實關懷。2023年適逢利瑪竇進入中國內地440週年，爲紀念這一對中國乃至世界歷史文化進程都有深遠影響的歷史事件，追憶利瑪竇在中西文化交流的事跡與貢獻，“文明大視野”推出《天主教中國化的開拓者——紀念利瑪竇進入中國內地440週年學術筆談》，邀請湯開建、金國平、張西平、林金水、龔纓晏、宋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331林廣志 \ 澳門學：新史料的發掘與利用Editor’s Words / 編者的話黎明等著名學者就利瑪竇入華傳教的相關問題提出若干新史料與新認知。該欄目其他論文亦頗爲可讀。曹樹基的《早期中西方傳染病防治觀念和技術的發展與應用》梳理了西醫進入中國的發展脈絡，釐清了中西醫防疫治疫技術的優劣，對現代傳染病防治有歷史借鑒意義；蘇精的《馬禮遜與馬六甲英華書院》通過馬禮遜作爲馬六甲英華書院的創辦者、募款者、決策者、教學者四重身份，闡釋馬禮遜在英華書院創建與經營中的貢獻及其在中西文明交流史上的地位；康志傑、吳青的《中國天主教女修會服飾特色分析——以天主教中國化爲視域》聚焦於貞女與修女服飾的類型，從一側面反映了天主教中國化的歷程。“澳門史新論”收錄四篇開創性的研究論文。陳才俊的《澳門與中國早期現代化萌芽》在前人研究基礎上，以開闊的視野和獨特的視角，提出中國早期現代化在鴉片戰爭前已在澳門萌芽；譚樹林的《朝讀四書暮吟詩——羅明堅中文能力考述》通過多方面分析指出，羅明堅並非後世所描述的中文能力欠佳，而是以其相當出色的中文能力，開創了中西典籍互譯和“天學詩”創作的先河；楊迅凌的《從澳門到北京——荷使初訪中國內河航綫圖考釋》通過對荷蘭首次遣使訪華所經內河航綫的三個版本地圖的比對，考證了地圖的版本、正誤、改版及傳播，並分析了航綫的地理信息及歷史作用；李玉馨的《二戰期間鏡湖醫院與英國領事館的醫療合作》探討了英國駐澳門領事館在二戰時期的醫療困境及其與鏡湖醫院合作的具體過程，爲抗戰時期澳門鏡湖醫院的國際合作奠定了基礎。“華人社會史”專題以新史料對澳門華人社會展開討論。湯開建的《通事、買辦與行商——鴉片戰爭前活躍在廣州貿易中的香山商人》探尋了以不同角色參與清代廣州貿易的香山商人蹤跡，揭示了香山澳門華人家族與廣州貿易的聯繫；金國平的《澳門“隱形殷商”梁有興及其家族考述》挖掘了被歷史所“掩埋”的19至20世紀澳門華人富商梁有興及其家族，探析其爲澳門現代化轉型做出的突出貢獻；羅玉釵的《盧湘父與盧九家族的鄉紳形象構建》論述了近代鄉紳盧湘父通過爲澳門盧九家族纂修族譜，在新舊交替時代塑造家族形象、提高家族地位的“文化權力”；鄭劍藝的《圍里：近代澳門華人居住空間的形態及其變遷》發現了近代澳門華人獨特的居住空間形態“圍里”與“世界文化遺產”澳門歷史城區的高度重疊，爲澳門“以中華文化爲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形成提供了物質形態的例證。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332林廣志 \ 澳門學：新史料的發掘與利用Editor’s Words / 編者的話2022年，著名歷史學家黃鴻釗先生永遠離開了我們。爲此，“澳門學學人”回顧黃先生在澳門學研究的成就與貢獻，以此紀念這位對澳門學發展做出重要貢獻的前輩學人。豐富的多語種史料是澳門學的基礎與優勢，發展澳門學必須從史料做起。吳志良曾指出：“祇有充分挖掘整理澳門史的原始檔案文獻，才能體現澳門史的原貌，才能正確評估澳門史的意義，才能真正體現澳門應有的文化價值。”在策劃、組稿和編輯過程中，我們披露了若干過往學界難以利用的新史料，同時也發現，當前澳門學研究中存在對新史料發掘不足、利用不足以及大批史料有待開掘等問題。1928年10月，傅斯年創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並擔任所長，在其就職宣言《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旨趣》中，首次提出了“歷史學即史料學”的主張，成爲近百年來影響中國史學界的主流思想。作爲一門以豐富文獻檔案爲基礎的學科，澳門學離不開史料的發掘、整理與使用。但由於澳門經歷了漫長而曲折的發展歷程，形成漢文、葡文、英文、西班牙文、荷蘭文、日文等各語種、數量衆多、規模龐大的史料，且散落在中國內地與澳門以及國外各大公藏機構或私人手中，長久以往難以被研究者使用。1929年，澳葡當局曾展開澳門重要文獻的出版，冠以《澳門檔案》（Arquivo de Macau）叢刊之名。可惜的是，該叢刊所收錄檔案並不以時間順序刊佈，且檔案文獻隨機選擇，如“亂石鋪街”，缺乏系統整理，使用起來多有不便。內地方面，僅有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編《帝國主義與中國海關（第六編·中國海關與中葡里斯本草約）》（科學出版社，1959年）及介子編《葡萄牙侵佔澳門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兩種。改革開放後，衆多學者開始意識到史料整理在澳門學研究中的重要性，並開始投身到史料整理這項“高投入、低回報”的基礎性工作當中。先後出版了南京大學歷史系編《中葡關係史參考資料》（南京大學出版社，1980年）；鄧開頌、黃啟臣編《澳門港史資料彙編（1553—1986）》（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澳門專檔》（全4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1996年）；《蜜蜂華報》（澳門大學、澳門基金會，1994年）；《大西洋國》（澳門教育暨青年司、澳門基金會，1995年）；《知新報》（澳門基金會、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年）；Jorge Forjaz編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333林廣志 \ 澳門學：新史料的發掘與利用Editor’s Words / 編者的話Familias Macaneses（即“澳門土生葡人家譜”，全3卷，東方基金會、澳門文化司署，1996年）；黃鴻釗編《中葡澳門交涉史料》（全2輯，澳門基金會1998年）；南京圖書館古籍部編《澳門問題史料集》（上下冊，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8年）；薩安東（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主編，金國平翻譯《葡中關係史資料彙編》（全10卷，澳門基金會、澳門大學，1996—2000年）等重要史料。澳門回歸前夕，學術界以澳門回歸爲契機，又接連出版了一系列重要檔案史料，如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全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劉芳輯，章文欽校《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下冊，澳門基金會，1999年）；金國平、吳志良主編校註《粵澳公牘錄存》（全8卷，澳門基金會，1999年）；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澳門檔案史料選編》（中國檔案出版社，199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張海鵬主編《中葡關係史資料集》（上下冊，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馬楂度著，舒建平、菲德爾合譯《勘界大臣馬楂度葡中香港澳門勘界談判日記（1909—1910）》（澳門基金會，1999年）等。回歸以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澳門基金會、澳門大學等機構，以及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劉芳、章文欽、黃鴻釗等爲代表的一衆學者，致力於對澳門學史料的發掘、整理和出版，披露了一大批中外文檔案，使澳門學的史料發掘與整理取得了長足進步，史料整理著作不斷問世。這些著作包括《中葡關係檔案史料彙編》（中國檔案出版社，2000年）、《澳門問題明清珍檔薈萃》（澳門基金會，2000年）、《鏡海叢報》（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年）、《永不回來的風景：澳門昔日生活照片》（澳門發展與合作基金會、澳門藝術博物館，2001年）、《鴉片戰爭後澳門社會生活記實——近代報刊澳門資料選粹》（花城出版社，2001年）、《清宮粵港澳商貿檔案全集》（全10卷，中國書店，2002年）、《〈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澳門基金會，2002年）、《澳門詩詞箋註》（明清、晚清、民國卷，珠海出版社，2002年）、《珠江風貌：澳門、廣州及香港》（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2002年）、《澳門史料拾萃：〈香山旬報〉資料選編》（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2003年）、《清代外務部中外關係檔案史料叢編·中葡關係卷》（中華書局，2004年）、《西方澳門史料選粹（15—16世紀）》（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香山明
2023年第1期 總第02期澳門學334林廣志 \ 澳門學：新史料的發掘與利用Editor’s Words / 編者的話清檔案輯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金石銘刻的澳門歷史——明清澳門廟宇碑刻鐘銘集錄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19—20世紀明信片中的澳門》（澳門歷史教育學會，2008年）、《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檔案》（廣東教育出版社，2009年）、《澳門問題重要文獻彙編》（濠江法律學社，2010年）、《盧九家族史料彙編》（澳門民政總署，2015年）、《平民聲音：澳門與抗日戰爭口述歷史》（廣東教育出版社，2015年）、《美國駐澳門領事館領事報告（1849—1869）》（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澳門歷史文獻輯譯》（第1—5卷，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2021年）、《全球地圖中的澳門》（第1、2卷及香山卷，澳門科技大學，2018—2022年）、《澳門檔案館藏晚清民國中文檔案資料匯編》（澳門文化局，2019年）、《大航海時代與澳門——中日朝越四國澳門漢文文獻檔案彙編（1500—1644）》（澳門文化局，2022年）等。值得一提的是，現存“天主教澳門教區檔案文獻（16—19世紀）”“澳門功德林寺檔案和手稿（1645—1980）”已成功列入“世界記憶名錄”，值得深度挖掘和綜合利用。上述所列澳門學史料整理類著作涵蓋明清宮廷檔案、清代地方官府文書、外國領事報告、報刊資料、口述史料、外國人遊記、文人筆記、詩文集、族譜、鐘銘碑刻、古地圖、繪畫、攝影等類別，採用原版影印和釋錄排印等形式，出自中國、美國、葡萄牙、日本、朝鮮、越南等國家，包含漢文、葡文、英文等文字，其體量之龐大、種類之豐富、內容之廣泛、特色之鮮明，遠超敦煌學、徽學等著名學科，亦可見澳門學立足基石之龐大和穩固。遺憾的是，儘管已有如此可觀的史料積纍，但學界對已整理出版的相關史料仍利用不足。主要體現在對一般史料重複使用、對新史料欠缺利用，對不同語種史料缺乏比證，對圖像類、金石類等史料結合不足。究其原因，一是研究者受限於語言文字障礙，無法對多語種史料進行綜合利用；二是已出版的史料出版量少、收藏分散、查找困難、共享不便，難爲學界廣泛利用；三是缺乏穩定的團隊持續從事史料發掘、翻譯和整理工作。因此，培養中葡、中法、中英、中荷等雙語人才，促進多語種史料的發掘、整理和利用，避免重複研究，堅持以新史料推進對相關問題的新認識、新發現，是當前和未來深化澳門學研究的重要任務。對此，《澳門學》雜誌當與學界一道，共同做出新努力和新成績。
Macau - monument du camoëns（澳門 • 賈梅士紀念碑） ——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全球地圖中的澳門”項目藏 編者配圖
002 The Three Elements of Macaology Development Gao Xiang005 Academic Standards: the Foundation of the Discipline of Macaology Wu zhiliang007 Cultural Macao and the Humanities Bay Area Mok Ian Ian018 A Pioneer in the Chineseization of Catholicism: Academic Writing on the 440th Anniversary of Matteo Ricci’s Entry into Chinese Mainland Tang Kaijian; Jin Guoping; Zhang Xiping; Lin Jinshui; Gong Yingyan; Song Liming044 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arly Chinese and Western Concepts and Techniques of Infectious Disease Control Cao Shuji068 Robert Morrison and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Su Ching090 An Analysis of the The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ostumes of Catholic Sist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inicization of Catholicism Kang Zhijie, Wu Qing108 Macao and the Sprout of China’s Early Modernization Chen Caijun138 In the Morning I Study the Four Books, in the Evening I Read Poems: Research on Michele Ruggieri’s Chinese Language Skills Tan Shulin162 From Macao to Beijing: Research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land River Route Map of the Dutch Envoy’s First Visit to China Yang Xunling192 Medical Cooperation between Kiang Wu Hospital and the British Consulate during World War Ⅱ Lei Ioc Heng; Wang Zi (trans.)214 Linguist, Comprador and Hong Merchant: Xiangshan Merchants in Canton Trade Before the Opium War Tang Kaijian248 Research and Interpretation of Macao’s “Invisible Merchant” Pedro Leong HingKee and His Family Jin Guoping274 Squire Image of Lou Kau Clan Constructed by Lu Xiangfu Luo Yuchai294 “Pátio” and “Beco”: The Shape and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Living Space in Macao in the Modern Era Zheng Jianyi316 Huang Hongzhao’s Research and Contribution in Macaology Shen Xiaoming330 Macaology: The Discovery and Use of New Historical Sources Lin GuangzhiCont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