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03Publication Word / 創刊詞一、深化澳門歷史研究是新時代中國史學的責任和使命成立中國歷史研究院澳門歷史研究中心，是貫徹落實習近平主席致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成立賀信精神的重要舉措之一，旨在加快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澳門史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澳門歷史是中國歷史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澳門歷史與祖國歷史息息相關、密不可分。近年來，包括澳門在內的中國歷史學界在澳門學、澳門歷史地圖、全球史與澳門、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旅遊博彩史、海洋史等諸多領域進行了開創性的探索，推動澳門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新進展，得出了一系列新認識。邁入新時代，開展澳門歷史文化研究，要以全域性、整體性、長時段的眼光，緊緊抓住澳門歷史文化的主綫和主脈，講清楚澳門歷史演進的總體過程，講明白澳門歷史發展所蘊涵的獨特精神、鮮明特質和社會發展規律，講透徹澳門與祖國內地密不可分的歷史聯繫和歷史邏輯。中國歷史研究院澳門歷史研究中心要瞄準澳門歷史文化研究的重大理論問題和前沿問題，不斷深化理論探索、夯實學術基礎、豐富史料文獻，推出一批有思想、有內涵、有情懷的精品力作，造就一批學貫中西、博古通今的學術大家，打造一支學養深厚、結構合理、梯隊健全的學術隊伍。二、開創澳門歷史文化研究的新局面習近平主席在致中國歷史研究院成立的賀信中指出，要“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創新能力”。中國歷史研究院澳門歷史研究中心開展的研究工作，不應拘泥於地方史、區域史研究的範疇，而是要延伸到文化學、社會學、宗教學、經濟學等不同領域，積極發揮澳門科技大學在自然科學方面的學科優勢，將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應用於史學研究，通過多元視角及跨學科的交叉融合，更加客觀地揭示澳門歷史的本源，更加深刻地闡釋澳門社會盛衰流變的歷史規律和未來趨勢。澳門國際化程度高，與世界有着廣泛聯繫，特別是在促進中國與葡語國家交流合作方面具有獨特優勢。中國歷史研究院澳門歷史研究中心要依托澳門加強澳門歷史研究 服務澳門發展繁榮高高 \ 加強澳門歷史研究 服務澳門發展繁榮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04高 翔 \ 加強澳門歷史研究 服務澳門發展繁榮Publication Word / 創刊詞區位優勢，積極推進海內外高校、科研機構在澳門史研究方面的資源整合與共享，組織開展高層次學術研討，通過與國際學術界展開平等而有尊嚴的對話，不斷提升中國學術的國際影響力，爲增進各國之間的理解與合作、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做出澳門歷史研究應有的貢獻。 三、服務澳門發展繁榮和“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一國兩制”方針在澳門的偉大實踐表明，“一國兩制”是解決歷史遺留的澳門問題的最佳方案，也是澳門回歸後保持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中國歷史研究院澳門歷史研究中心要將中華歷史文化傳承與堅守“一國兩制”、弘揚“愛國愛澳”精神結合起來，深入挖掘澳門歷史積澱中凝結的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智慧；要注重學術成果的創造性轉化，將史學研究與澳門社會實際緊密聯繫起來，讓優秀史學成果走出“象牙塔”；要更加貼近大衆，助力澳門同胞深入、全面、系統地瞭解祖國歷史文化傳統，增強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加深民族自豪感與“愛國愛澳”情懷，不斷築牢踐行“一國兩制”的社會人心根基。經世致用是中國史學優良傳統和鮮明底色。澳門經濟社會發展離不開歷史傳承與滋養，澳門歷史研究也衹有與澳門經濟社會發展的生動實踐相結合、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偉大事業相結合纔能煥發生機與活力。中國歷史研究院澳門歷史研究中心要緊密圍繞澳門發展“一個中心、一個平臺、一個基地”的定位，挖掘澳門豐厚的歷史底蘊、文化內涵和價值理念，以高質量研究成果，爲澳門的持續繁榮發展不斷注入學術和人文新活力，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貢獻智慧和力量。“好風憑藉力，揚帆正當時。”中國歷史研究院澳門歷史研究中心的成立，是中國歷史研究院與澳門科技大學合作的新起點。我相信，在雙方的不懈努力下，中國歷史研究院澳門歷史研究中心一定能越辦越好，取得豐碩成果。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05Publication Word / 創刊詞吳志良 \ 研究澳門歷史與編撰《澳門通史》研究澳門歷史與編撰《澳門通史》*吳志良非常高興出席中國歷史研究院澳門歷史研究中心的揭牌儀式和首屆澳門學論壇。中國歷史研究院成立之後首家與地方共同設立的研究中心落戶澳門，足見中國歷史研究院對澳門歷史研究的重視以及對澳門歷史研究潛在價值和過去所取得成績的肯定。研究中心以編撰《澳門通史》作爲首要任務，彰顯澳門歷史研究在中國歷史研究中的價值和意義，推動澳門史學的學科建設，擴大澳門史學在國內外的能見度和知名度，對增強澳門在粵港澳大灣區人文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促進以中華文化爲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建設，都有積極的作用。澳門最大的價值，是它的人文價值和文化內涵。而最能體現人文價值和文化內涵的，又是它的歷史文化的底蘊和意義及其在中國近現代史和中外交通史中的地位和國際人文交流中的作用。十二年前，在《澳門史新編》發行之時，澳門基金會就有編撰《澳門通史》的構思；在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2012年的年會上，正式提出澳門歷史研究的下一個重要任務就是編撰出版一部《澳門* 本文摘自作者在2021年5月於澳門科技大學舉行的中國歷史研究院澳門歷史研究中心成立儀式暨首屆澳門學論壇上的講話。經作者同意，作爲本刊創刊詞刊出。標題爲編者所擬。吳志良，歷史學博士，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澳門歷史文化工作委員會主席，兼任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主要從事中西交通史、澳門史、公共行政等研究，代表作有《澳門政治制度史》、《澳門史新編》（合著）、《澳門編年史》（合著）等。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06Publication Word / 創刊詞吳志良 \ 研究澳門歷史與編撰《澳門通史》通史》，全面、科學、系統地構建澳門歷史的宏觀敍述。今天，我們應該對過去四十年澳門史研究的歷程作出概要的回顧，對當今澳門歷史研究的成果作出客觀的總結，對澳門歷史研究存在的問題和挑戰作出充分的評估，爲《澳門通史》的順利編撰創造條件、鋪平道路。一、澳門歷史研究的歷程澳門歷史研究起源於19世紀中葡關於澳門主權的爭議，從一開始就沾染了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這不僅局限了澳門歷史研究的學術進步，也扭曲了澳門歷史學科的正常發育。1979年中葡建交、1987年《中葡聯合聲明》簽訂後，澳門政治法律地位明朗化，澳門歷史研究的視角也從外往內調整，關注點從中葡關係的起伏轉向澳門社會內部的演變。當代學術意義上的澳門歷史研究逐漸步入正軌。過去四十年，大致又可以澳門回歸祖國爲標誌，分爲前二十年和後二十年兩個階段。在澳門回歸前二十年，學術界尤其是中葡學者之間，雖然就某些重大歷史問題發生過不同程度的爭論，甚至還帶有某種政治或意識形態的分歧和偏見，但總體方向上，都朝着全面挖掘、搜集、整理、出版、翻譯和研究不同語種，特別是中文、葡文原始檔案、文獻的方向推進。隨着大量第一手歷史資料的披露，“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許多喋喋不休的爭議也就慢慢退出了主戰場，學術的正向力量逐漸成爲了主導，學術的理性探索也逐漸成爲了主流。回歸後的二十年，澳門歷史研究儘管少了點熱鬧和激情，但多了幾分平靜和踏實。從數量上看，學術成果或許不能與前二十年相比；但從質量上看，後二十年中外學者在澳門歷史研究上有了明顯的提升。一方面，得益於前二十年檔案文獻的收集、整理、出版和翻譯以及歷史研究成果的積纍；另一方面，有賴於受過更加嚴格學院式訓練的新一代歷史學者的縱深挖掘及其研究理論、研究方法的提升。此外，信息技術的發達，也大大提高了信息傳播和研究的效率。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07Publication Word / 創刊詞簡而言之，澳門歷史研究的過去四十年，是澳門史學史上，也可能是中國地方史研究上資料披露最多、知識增量最快、學術進步最大的四十年，爲澳門學術發展史寫下了輝煌的篇章。二、澳門歷史研究的成果過去近半個世紀，澳門歷史研究的進步非常顯著，碩果邏輯纍纍，爲《澳門通史》的編撰奠定了堅實基礎。其一，是史料基礎。澳門檔案文獻資料數量之大、分佈之廣、語種之多、記載之詳、保存之完整，爲其他城市不多見。20世紀80年代開始，黃啓臣、鄧開頌、陳三井、黃慶華、張海鵬、湯開建、金國平、薩安東（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古維傑（R. Beltrão Coelho）、章文欽、劉芳、莫世祥、黃鴻釗、費成康、郝雨凡、林廣志、羅理路（Rui Loureiro）、林發欽、戴龍基、葉農等一大批學者，孜孜不倦致力於澳門相關史料的搜集、整理、出版和翻譯，對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和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臺北“國史館”、澳門檔案館、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葡萄牙外交部檔案館、梵蒂岡圖書館等的檔案以及汗牛充棟的歷史文獻和記錄進行全面、系統、細緻的搜尋、調閱、梳理，口述歷史也方興未艾，成績喜人。粗略統計，出版了數十部、近百冊的檔案文獻史料集，更多的還在陸續出版中。這個我們稱之爲“史料整理運動”的宏大工程，爲澳門史研究提供了巨大的便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澳門基金會推動的“澳門記憶文史網”已經上載了超過25,000個條目。其二，是研究基礎。從早年的概論式研究到近年的專題史研究，從論文集到編年史，從本地發表到海內外發表，從中文出版到外文出版，澳門歷史研究碩果纍纍且水平不斷提升。僅僅2004年至2018年，參加五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評獎的著作和論文纍計達1,900份，得獎作品也有281份。特別是過去二十年的諸多碩士、博士論文，拾遺補缺，縱深拓展，涵蓋的領域與日俱增，不僅材料新、方法新，而且澄清、糾正不少似是而非的觀點和以訛傳訛的資料，產生了一些新見解、新立場。更加重要也令人可喜的是，學術規範不斷加強，學術理論水平明顯提高，爲澳門史學進步創造了更佳的條件和更好的吳志良 \ 研究澳門歷史與編撰《澳門通史》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08Publication Word / 創刊詞環境。其三，是人才基礎。在澳門多個機構的積極推動和鼓勵下，無論是澳門本地、內地其他省市還是海外，以澳門爲主題修讀歷史碩士、博士的青年學人有增無減，逐步形成了一個海內外的老中青結合，以中青年學者爲骨幹的澳門歷史研究隊伍和網絡。衹要適當加以動員、整合，這支具有專業素養且充滿活力的隊伍一定可以擔當重任，推動澳門歷史研究邁上一個新的臺階。其四，是技術基礎。某種意義上，《澳門通史》是一個國家項目，因爲全國各省市都在編撰地方通史，有統一的要求和規範的體例。澳門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就主動、積極參與國家相關文化工程，融入國家學術主流。例如，與世界知識出版社合作編撰《澳門總覽》，參與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地方百科全書系列《澳門百科全書》的編輯出版，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合作出版《澳門藍皮書》，承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的《清史·澳門卷》、中央文史館《中國地域文化通覽·澳門卷》和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專題史·澳門卷》的編撰，以及接受文化旅遊部委托，組織《十部民間文藝集成志書·澳門卷》的編撰工作。在這一過程中，澳門學術界積纍了相當豐富的技術合作經驗。其五，是社會基礎。澳門居民深厚的中華文化認同，是學術建構和正確史觀形成的社會基礎。近半個世紀以來，澳門史學界共同努力，牢牢掌握了歷史話語權，形成了在中國歷史框架下敍述、書寫澳門歷史的學術價值導向和基本共識。社會各界在重大歷史事件上沒有太多的爭議和分歧，甚至中、葡史學界在若干具爭議的課題上的立場和觀點也越來越接近。這爲《澳門通史》的編撰創造了良好的學術環璄，打下了必要而充分的政治基礎。更難得的是，近年來，澳門歷史走向社區、走向學校，歷史知識普及工作也卓有成效，不少中學生對澳門歷史產生濃厚興趣，大大增強了澳門居民的家國情懷。正確民族觀念和國家觀念的形成、愛國愛澳核心價值的樹立，令澳門史學界更加自信，立場也更加旗幟鮮明。吳志良 \ 研究澳門歷史與編撰《澳門通史》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09Publication Word / 創刊詞三、澳門歷史研究的挑戰顧名思議，“通史”涵蓋了歷史發展的全過程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如前述，當代學術意義上的澳門歷史研究起步較晚，雖然進步迅猛，但仍有許多領域、許多主題（例如，經濟社會生活、人口流動、移散人群、政府機構和人員、軍事史、對外關係及駐澳外國機構史）未能覆蓋，很多檔案（法院檔案、民政檔案、中葡之外其他地方的相關檔案）尚待開發、整理、翻譯，甚至不少已經披露、出版的檔案和文獻也缺乏深入的比勘研究。要恢復澳門歷史全貌，還有很長的工作清單，有賴於史學界的共同努力。不過，任何一個重大的歷史文化工程，從史料搜集、史觀磨合、資源籌集到人員徵募，都需要組織者勞心勞力推動、組織和協調。我相信，在中國歷史研究院的指導、支持下，澳門史學界一定會齊心協力，配合中國歷史研究院澳門歷史研究中心的工作，編撰好《澳門通史》，構建好澳門歷史的宏觀敍事，爲澳門歷史研究，也爲中國歷史研究貢獻力量。吳志良 \ 研究澳門歷史與編撰《澳門通史》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10〔德〕普塔克 撰 王洋 譯 \ 島嶼學何以可能——以宋明之際浙閩粵島嶼史爲例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島嶼學何以可能〔德〕普塔克 撰 王洋 譯Exploring Island Studies: The Islands of Zhejiang, Fujian and Guangdong from the Song to Ming PeriodsRoderich Ptak; Wang Yang (trans.)Abstract: China’s coastal islands form an integral part of Chinese history, but comparatively few details of their past have survived in textual sources up until the Song period. Starting with the Ming period, many more historical details become available. However, such records follow “continental standards” because their authors usually came from the mainland. They present the coastal island world from a mainland perspective. Records left by foreigners who passed through that world provid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but again this information represents an outside view. There is, in fact, very little which the islanders have written about themselves. That makes it difficult to identify local attitudes and views. It thus becomes evident that island studies should combine “internal” and “external” perspectives. In terms of method, this may imply several steps: an initial focus on toponyms, relevant natural phenomena, key events, and important sources. How did these elements develop over time? The next step must follow the internal vantage point: it should lead to a discussion of local conditions, disconnected from outside views, if possible. The aim is to “restore” local material, structural and mental dimensions in their own light. Following that is a review of all external elements, mainly by juxtaposing them to the internal ones. This is likely to expose long-lasting processes of continued change. Finally,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typologies and models suitable for a discussion of China’s islands. In order to define the specific features of such categories, one should compare them with the features of categories applied universally. Keywords: Song to Ming Periods, Nissology, History and Culture of Islands, Internal and External PerspectivesRoderich Ptak studied Sin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in Germany where he earned his doctoral and habilitation degrees. He is professor of Sinology at the 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in Munich. His research areas include Chinese maritime history, maritime cultural exchange, the history of Macao and the history of animals in traditional China. He published more than 30 books including China, the Portuguese, and the Nanyang: Oceans and Routes, Regions and Trade (c.1000-1600); Seleted Essays on Macau History and Maritime History by Roderich Ptak, Die Maritime Seidenstrasse. Wang Yang is a Ph.D. student in Sin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Munich. Her focus is on China’s maritime history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11〔德〕普塔克 撰 王洋 譯 \ 島嶼學何以可能——以宋明之際浙閩粵島嶼史爲例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普塔克（Roderich Ptak），德國人，漢學博士，德國慕尼黑大學漢學系教授；主要從事中國海交史、海洋與文化交流、澳門史、中國古代動物史等研究，代表作有《中國、葡萄牙與南洋：海洋與商路，宗教與貿易》《普塔克澳門史與海洋史論集》《海上絲綢之路》等。島嶼學何以可能——以宋明之際浙閩粵島嶼史爲例*〔德〕普塔克 撰 王洋 譯［摘 要］中國島嶼史是中國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直到宋代，有關中國東南沿海島嶼歷史的記載都不豐富。明代以後，關於島嶼歷史的諸多細節纔逐漸清晰起來。這些記載通常遵循“大陸標準”，因爲撰寫這些文章的作者大多來自大陸，且主要從大陸的視角介紹這些島嶼。當然，也不乏一些到訪島嶼的人留下文字記載，提供了諸多關於島嶼的信息，但這些信息同樣代表一種外部視角。事實上，文獻記載裏甚少有島民對“自己”的記述，這使得研究者很難確定當地人自己的態度和觀點。因此，應從內外聯動的視角構建學科意義上的島嶼學。首先，聚焦於澄清地名，研究自然現象和事實，檢視文本材料和版本流傳過程等，在純粹知識層面還原史實，勾畫島嶼自然、人文的歷史演變過程；其次，從內部視角考察島嶼文化，試圖剝離附着在島嶼之上的他者的眼光或觀念，重建島嶼自身的物質、制度及其精神世界；再次，以相對化的眼光重新梳理島嶼的外部視角、外向聯繫及其對於所聯結各方的影響，展示一種流動的不斷變化的歷史；最後，嘗試建構中國境內島嶼學的某種或某些類型，且從全球範圍內通過比較、歸併的方式抽繹出某些類型的內涵與特徵。［關鍵詞］宋明之際 島嶼學 島嶼的歷史與文化 內部和外部視角* 本文原題“Nissologica Sinica: Zum Umgang mit der Geschichte küstennaher Inseln vor Zhejiang, Fujian und Guangdong (ca. Song bis Ming)”，刊於Minima Sinica 31 (2019)，經作者授權翻譯於本刊發表。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12〔德〕普塔克 撰 王洋 譯 \ 島嶼學何以可能——以宋明之際浙閩粵島嶼史爲例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近年來，不少地理學、社會學、歷史學學者從事“小”島研究，有些甚至衹關注島礁。學界將各類島嶼研究統稱爲“島嶼學”（nissology），此詞源自希臘語νῆσος（島嶼）。若將島嶼學看作一個獨立的學科分支，由此觸及的問題將會一一展現：以何標準界定被海洋包圍的陸地是“大島”還是“小島”？僅以面積作爲衡量標準足夠嗎？島嶼研究是否可以弱化空間地理維度的影響？比如，將德國赫爾戈蘭島（Helgoland）和格陵蘭島從歐洲和美洲大陸版圖抽離出來，歸爲一類，或者更多圍繞着“大”“小”島嶼功能進行討論。又如，人們從何時，爲何目的，以何方式和頻率開發利用島嶼？他們如何看待無人定居的海中沙洲？又如何處理湖泊河流沖積島？而這些不同“類型”的島嶼是否應加以區別對待？A若定要從空間維度找出適配的島嶼研究方法，我們將很快陷入無路可尋的瓶頸。因爲，這當中存在許多偶然性和任意性因素。而加入時間維度來考量，將會出現新的視角。比如，如何處理那些曾經是島嶼，但後來由於土地開墾或自然沉積而與大陸結合在一起的區域？時間對自然環境的影響隨處可見，比如黃河的分流和珠江三角洲的變遷。我們從古籍和地圖推斷，早期的廣州幾乎直接與水域相連，確切地說是連接後來被稱爲伶仃洋的北緣。但由於西江主流和支流各個水道經年纍月源源不斷地將泥沙帶到海裏，伶仃洋水域的面貌以A 對中國沿海以歷史爲導向的“島嶼學”（Island Studies）研究，在歐洲漢學界至今仍未引起重視，衹有東南沿海地區那些遠離大陸且陷入政治爭議的島嶼曾引起研究熱潮。不過，這是另外一個議題。雖然Wiethoff的著作Chinas dritte Grenze對中國沿海有所關注，但此書的焦點與本文不同，且其研究集中於清代（參見Bodo Wiethoff, Chinas dritte Grenze: Der traditionelle chinesische Staat und der küstennahe Seeraum,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1969）。地理學、社會學學界的島嶼學研究成果頗豐，不過鮮少涉及中國近岸島嶼。還有一些闡述了諸如“孤島性”（insularity）等概念的學科理論建構與歷史的著作。綜合性研究可以參見Stéphane Gombaud的博士論文（Stéphane Gombaud, “Iles, insularité et îléité. Le relativisme dans l’étude des espaces archipélagiques,” Thèse de doctorat, Université de la Réunion, 2007），導論性著作推薦Beate M. W. Ratter, Geography of Small Islands: Outposts of Globalisation,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8. 很多發表在Island Studies Journal上的文章也探討了島嶼本質及典型特徵等問題，並嘗試對島嶼分類。還有學者關注島嶼本身的問題，比如以下兩篇饒有趣味的文章：Pete Hay, “A Phenomenology of Islands,” Island Studies Journal, Vol. 8, No. 2 (2006), pp. 209-232; Adam Grydehøj, “A Future of Island Studies,” Island Studies Journal, Vol. 12, No. 1 (2017), pp. 3-16.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13〔德〕普塔克 撰 王洋 譯 \ 島嶼學何以可能——以宋明之際浙閩粵島嶼史爲例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不同速度被強有力地改變了。這樣的歷史進程對許多學科的研究者都極具吸引力，包括地理和地質學家致力的地質地貌研究、關注遷移歷程的微觀史研究、對島嶼景觀的經濟學研究等。A在此之中有一件事情愈發清楚：我們更慣於從“大陸”角度看待島嶼世界。當地少人稀的小島沒有與比它更大且資源豐富之地建立穩定聯繫時，人們似乎就不會關注這些小島了。比如，地處“偏遠”的大西洋南部阿森松島（Ascension）和聖赫勒拿島（St. Helena），兩地人口極少，但早期它們卻是穿越那片未知海域漫長航路上的中轉站。換言之，如果沒有國際貿易潮以及由此與其他地方建立的穩定聯繫，小島居民幾乎無法生存。較大的島嶼，如海南或臺灣，應歸入其他類型。固然它們在一定程度上也對“外部關係”抱有興趣，但縱觀歷史可知，這種“規格”的島嶼可以長時間保持近乎封閉的狀態，包括當地土著部落。這說明，早期島嶼史通常是由他者重構書寫而成，其中不乏那些祖上來自大陸的本地人對“島嶼”的思考。B基於歷史維度，我們可以關注馬來世界。它的複雜歷史似可說明：對於小島的關注，往往始於那些生活在（部分地區）人口稠密的大島、置身於多元文化之中、且與遙遠分支網絡保持聯繫的居民，而住在小島或群島的本島居民，嘗試去瞭解自身歷史及自身影響的可能更少。所以，這項任務主要落在外來者身上。他們在物質、軍事等方面更具優勢，因爲他們擁有一套相應的廣泛的“外部感知”（perception of the other）工具。如果這個非常籠統的說法切合實際，那麽——如開篇所言——島嶼“規格”問題是有重要意義的，但這一次不是由空間來定義，而是由人口統計學來定義。A 以歷史爲導向的研究，如曾昭璇、黃少敏：《珠江三角洲歷史地貌學研究》，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珠江水利委員會《珠江水利簡史》編纂委員會編：《珠江水利簡史》，北京：水利電力出版社，1990年，第27—30頁；Robert B. Marks, Tigers, Rice, Silk, and Silt.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66-80.B 關於古代海南與臺灣的概況，參見Roderich Ptak, “Hainan and Its International Trade: Ports, Merchants, Commodities (Song to Mid-Ming)”，湯熙勇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10輯，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08年，第25—63頁；Roderich Ptak, Fujian-Penghu-Taiwan. Frühe Kontakte, nach Texten zusammengefasst,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15.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14〔德〕普塔克 撰 王洋 譯 \ 島嶼學何以可能——以宋明之際浙閩粵島嶼史爲例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當然，最好在一個整體模式框架下去闡述此類思考。但這不是本文的宗旨，因爲這需要更多具體案例。本文更想將目光集中在中國南方沿海島嶼，提出相關問題，即使有些問題無法得到答案。一、外部視角：更大感知系統的一部分按一般方法繼續探討上述想法仍是可行的。從局外人眼光來看，人口稀少的小島幾乎總是與當地關係、區域關係乃至國際關係等不同的結構體系捆綁在一起，而這大概也存在於當地常住居民自我意識中。對於大型島嶼而言，這種情況可能會發生，但未必一定會發生，因爲它們常被視爲小型大陸。人們可以想想加里曼丹島上許多所謂的或實際上相當封閉的族群。在早期，他們顯然是相當自給自足的。也就是說，即便沒有延伸到鄰近海域的複雜網絡，他們的生活也不太受影響。相似的情況也出現在過去的安達曼群島，當然它們是更小的島。其中一些島嶼由於其原住民的防禦態度外人無法進入，而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當代。A研究小型島嶼，在最廣義的範圍內討論其自然空間、人口統計和歷史變遷，意味着無論在何種情況下，都要把視角從外部轉向其自身。這又提供了許多值得研究的新問題：我們該如何解釋島上小團體（island communities）在不同類型網絡中的嵌入？這些群體是否衹有在物質和（或）知識交換的系統中，或者僅僅是在突發的或長時間連續不斷遷入這兩種移民潮中纔會被關注？這部分人群到何種程度纔可以社會結構化？更確切地說，外部因素對島內群體的影響有多大？是否可以通過某種方式對其進行測量或評估？我們能否看到小島內部對外部的逆向影響？這種影響是否可以“類型化”？從何時開始“類型化”？爲此，這裏將引入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和其他學者的理論。“地中海模型”涉及很多島嶼以及諸如“封閉孤立性”或“孤島性”（insularity）A 中國史籍也記載了安達曼群島及其居民。參見Roderich Ptak, “Die Andamanen und Nikobaren nach chinesischen Quellen (Ende Sung bis Ming),”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Vol. 140, No. 2 (1990), pp. 243-273.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15〔德〕普塔克 撰 王洋 譯 \ 島嶼學何以可能——以宋明之際浙閩粵島嶼史爲例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這類概念。A而其價值更在於，在一定的條件下可以將這個模型應用於亞洲海域及島嶼。若將南海視爲一種類型的地中海，那麽廣東、福建沿海地區以及離岸島嶼和群島就處在一個廣闊的，以海洋爲導向的“感知系統”（system of perception）中。以長時段視角來看，當代政治邊界在這個系統中衹能起到次要作用。在這樣的視角下，複雜空間裏的島嶼研究也是有局限性的，包括南海北部的島嶼學研究。它也處於一個方法（論）上的次要位置，並被“更高”級別綱領所指導，甚至因爲利益而工具化。除了布羅代爾那種帶有歐洲筆觸的“跨國”全景圖模型，我們當然也可以設想另一種模型：構建一個抽象的“封閉孤立的矩陣”，讓它脫離具體的區域。人們可能傾向將這種具有“典型”海洋特徵成分組成的大雜燴稱爲“中立”。但是，這種模型真的“中立”嗎？這是一個根本問題。普遍性的定義受制於定義者思維方式的影響，人們會有意地否認，給出無關緊要的解釋，並通過選擇性比較來達到其“目的”，這種主觀影響甚至是無意識的。事實上，可能並不存在一種無所不包的客觀性。打個比方，人們就像透過一扇永遠擦不乾淨的窗戶去尋找真相。無論人們如何嘗試，島嶼學研究都會囿於這樣或那樣的限制。而視角的選擇依舊兩難，我們幾乎無法擺脫這種困境。B二、關於概念選擇的任意性這裏嘗試勾連出更多的關鍵詞。像“封閉孤立性”或“孤島性”（insularity）這樣的詞彙更多是在現代文本中出現。這個詞除了與島嶼相關，也有超出本意的引申義。引申義茲不贅述。值得注意的是，英語的“insularity”或A 許多學者對布羅代爾模型中島嶼角色、島嶼感知等問題發表看法，如 Stéphane Gombaud, “Iles, insularité et îléité. Le relativisme dans l’étude des espaces archipélagiques,” pp. 357-361.B 除了實例以及一些概況性實用手冊以外，如Godfrey Baldacchino (ed.), The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Island Studies: A World of Islands,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Ltd., 2018. 學術界從個案抽繹到“島嶼學”理論的研究性著作已有不少。然而，並不能由此簡化對亞洲海洋空間“感知”式（perception）的思考，以至於妄下結論。相關研究參見Roderich Ptak, China und Asiens maritime Achse im Mittelalter: Konzepte, Wahrnehmungen, offene Fragen,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2019.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17〔德〕普塔克 撰 王洋 譯 \ 島嶼學何以可能——以宋明之際浙閩粵島嶼史爲例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產生對本島的認同。事實上衆多因素會滲入這一圖景，甚至是滲入產生這幅圖景的根源。而頗爲一致的是，島嶼往往是陸地居民的憧憬之地。小島則受益於旅遊產業，受益於人們對島嶼的積極印象，以及受益於對大陸的消極偏見。但是之前是怎樣的呢？一直以來都有這樣“狂熱的小島愛好者”嗎？在這裏，人們會想起天堂般小島的故事，想起那些無法估量的財富，想起昔日的金銀島，或想起圍繞蓬萊和許多仙島神話的隱喻。許多典籍中都有相關記載。由此產生的文學母題幾乎存在於所有形式的文學作品中，並流傳下來。我們不必在此敍述這些耳熟能詳的故事。A值得探討的是，這種精神上的“避世”在多大程度上會觸及“普通人”，而不僅是知識分子？島民自己呢？那些長期往返於山東“蓬萊”地區的漁民是否知道，內地士人們在幻想着島嶼之外還存在充滿無盡寶藏的夢想之地？很難說。誕生於陸地視野下的宇宙模型，對於不熟悉寫作和閱讀的沿海居民來說是陌生的。在這樣的想象中，山和水、陸地和海洋，各有其處。而真實的島嶼往往與那些從未見過海洋者在陸地上所構想出來的圖景相去甚遠。三、具體來說：中國沿海島嶼和大陸的力量在歐洲觀念中，島嶼的價值作用有別於中國。若無島嶼，希臘文化的誕生與繁榮不可想象。圍繞着地中海發展壯大的羅馬帝國，控制着位於重要貿易路綫交匯處的多個島嶼，地中海因此就像一個羅馬治下的大內陸湖。B而站在A 比如《海內十洲記》記述了各種富於傳奇色彩的島嶼，對此亦參見Wolfgang Bauer, China und die Hoffnung auf Glück. Paradiese, Utopien, Idealvorstellungen in der Geistesgeschichte Chinas, Mü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74; Roderich Ptak, Fujian-Penghu-Taiwan. Frühe Kontakte, nach Texten zusammengefasst, pp. 16-20; 周運中：《正說臺灣古史》，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6年。周運中《正說臺灣古史》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史料，不過一些古文解釋過於“隨意”。B 關於古希臘羅馬時期地中海島嶼的概述性研究，參見Frauke Lätsch, Insularität und Gesellschaft in der Antike: Untersuchungen zur Auswirkung der Insellage auf die Gesellschaftsentwicklung,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2005. 此書包含地中海島嶼的地理、經濟、政治以及概念史等多方面內容。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18〔德〕普塔克 撰 王洋 譯 \ 島嶼學何以可能——以宋明之際浙閩粵島嶼史爲例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不列顛群島、波羅的海這樣的大西洋陸地上，我們的目光很快便會落向海洋的盡頭。無論哪種類型的島嶼，它們都彼此聯結，有時甚至影響着大陸的命運。在中國漫長的海岸綫上也曾出現過以海洋爲導向的權力中心。雖然其政治和文化中心都地處海岸，但決不能將其描述成典型的海事國家（基於希臘語的thalassocracies）。比如，三國時期的孫吳，五代十國時期短暫存續的閩（909—945）、吳越（904—978）和南漢（917—971）。中國東部沿海區域內部的交流並不限於島嶼與海路。陸路也起着重要作用，有時甚至比海路、河路更重要。人們曾穿越東海、黃海與朝鮮半島和日本建立聯繫，但歷史上這個區域從未出現過政治上或文化上的統一，即使地理上海洋把它們勾連在一起。儘管海洋可以作爲相似系統之間的空間交流區，但沿海地區的政治運作自有其道。隱晦地講，這意味着島嶼之於曾經的中國沿海政權也不過是“附屬物”而已，所以它們很少成爲歷史的焦點。可能衹有一些地方勢力曾依靠島嶼短暫獨立存在過，但其大多被大陸視爲“法外之地”。這些勢力包括幾個倭寇集團。除了附近大陸的港口和據點外，他們還曾短暫控制一些群島和偏僻小島。在16世紀中葉情況尤是如此。史料爲我們提供了許多詳細信息，也已有論著對此進行論述。A另一個爲人熟知的例子是統治臺灣和福建部分地區超過二十年的鄭氏貿易集團及其執掌者鄭成功。對於鄭氏來說，澎湖列島、南澳、金門和其他島嶼非常重要。由於集團內部成員大多來自福建，鄭氏對臺灣的管理依然沿用中國大陸行政體系。那麽，“在那個時代從特殊島嶼環境中誕生出一種特殊政治和行政文化”這種說法就值得懷疑。A 頗具代表性的德語研究著作，包括 Bodo Wiethoff, Die chinesische Seeverbotspolitik und der private Überseehandel von 1368 bis 1567, Hamburg: Gesellschaft für Natur- und Völkerkunde Ostasiens, 1963. 此後還有Csaba Oláh, Räuberische Chinesen und tückische Japaner. Die diplomatischen Beziehungen zwischen China und Japan im 15. und 16. Jahrhundert.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9. Csaba Oláh作了很多補充，某些觀點也與Bodo Wiethoff有所不同；法語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有Paola Calanca, Piraterie et contrabande au Fujian: l’administration chinoise face aux problèmes d’illégalité (XVII - début XIX siècle). Paris: Les Indes Savantes, 2011. 中國古代史料如《圖書編》《籌海圖編》《鄭開陽雜著》《蒼梧總督軍門志》《武備志》以及地方志等，輯錄了倭寇與朝廷的對峙以及沿海軍事設施等內容；英語世界關於明代島嶼概況的著述，參見Huang Lisheng, “The Issues of Islands Governing in Early Ming Dynasty,” Journal of Marine and Island Cultures, Vol. 5, No. 1 (2016), pp. 5-10.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19〔德〕普塔克 撰 王洋 譯 \ 島嶼學何以可能——以宋明之際浙閩粵島嶼史爲例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拋開上述具體語境，重新梳理一下：大陸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離岸島嶼島民的“自我認知”及其生活？這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我們無法在腦海中重演歷史，衹能進行大致的猜測。那麽，斗膽提出假設：直到宋代，人們對中國沿海島嶼帶的地理、歷史和文學詳細信息還知之甚少。儘管當時的數個地名得以留存，但文獻材料對島民歷史及島上社會經濟狀況的準確信息記載很少。更確切地說，文獻內容更多呈現了一種印象主義手法美化後的歷史真實。所以，脫離大陸視角，從內部去看島嶼自身其實並不容易。宋末以降，特別是明代，情況似乎發生了變化，即書面材料提供了更翔實的關於中國島嶼地理及其他“實況”信息。但我們依舊不能忽視文本材料和版本流傳的問題。許多保存至今的明代方志爲我們呈現了豐富的歷史細節，而明以前的方志大多佚失了。從現有資料看，我們並不清楚明代以前人們對島嶼興趣如何，又記錄過多少與島嶼有關的信息。如果這些文獻得以完整保存，我們將會更瞭解歷代情況，而宋至明的史料也不會跳躍得那麽突兀。暫時先擱置解釋性問題。無可爭議的是，明代資料從不單獨記載倭寇在中國近岸島嶼的非法活動和侵擾，而是同時記載小島當時的個別地點、廟宇、建築、漁業、農業、手工藝品、動植物資源、行政機構和軍事設施等情況。顯然，這些小島承擔着多種職能。從海員角度來看，特定島嶼可以作爲陸標，提供錨地，充當補給站，成爲構建複雜海運網絡的一部分。這就回答了爲什麽明代以降“針路”、包含衆多島嶼信息的海防圖及各種地方志，數量劇增。宋元時期雖有類似記載，但就其材料的豐富度和準確性而言無法與明代相比。AA 近年問世的重要航海文獻彙編或叢書，參見陳佳榮、朱鑒秋等編：《中國歷代海路針經》，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2016年；廣東海岸帶地圖，參見譚廣濂（Tam Kwong-lim）：《從圓方到經緯：香港與華南歷史地圖藏珍》，香港：中華書局，2010年；王自強編：《中國古地圖輯錄·廣東省—海南省輯》，北京：星球地圖出版社，2010年；梁二平：《海洋地圖——中國古代海洋地圖舉要》，香港：三聯書店，2015年；方堃、王穎、梁春琿編：《中國沿海疆域歷史圖錄：南海卷》，合肥：黃山書社，2017年；朱鑒秋等編：《中外交通古地圖集》，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關於中國各近岸島嶼與航海史研究，參見Roderich Ptak, “Chinese Navigation near the Coast of Central Guangdong: Nantingshan and Nantingmen in Ming Times,” Monumenta Serica, Vol. 68, No. 2 (2020), pp. 339-367; Roderich Ptak, “A Rock in the Sea: Daxingjian in Chinese Nautical Texts and on Selected Maps (c. 1400-1600),” Ming Qing yanjiu, 25 (2021), pp. 1-38.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20〔德〕普塔克 撰 王洋 譯 \ 島嶼學何以可能——以宋明之際浙閩粵島嶼史爲例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明代比前朝對中國島嶼有更具體的記載是否因爲島嶼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這個問題尚待研究。毫無疑問的是，明代對於中國近岸島嶼的記載通常是從大陸視角出發，且由“大陸人”執筆。由此我們推出一個假設：明代島嶼資料在各方面都爲大陸服務，甚至可能超過前朝。我們也的確很少在文本中找到例外。而歐洲的島嶼發展路徑則完全不同。巴利阿里群島、馬爾他島、西西里島、撒丁島等並不輕易進入大陸視角下的敍事。他們有自己的歷史，並且總能意識到自己的獨特存在。換言之，一個歷史的轉捩點便影響島嶼敍事的方式，如上述對明朝中國的假設，在地中海地區並沒有相關發現，因爲歐洲沿海國家普遍具有多層次的海事傳統。而中國的島嶼幾乎總屬於另一類型。也許各自地理條件的差異及其由自身或其他因素所導向的不同島嶼功能造成了兩者根本上的差異，比如，決定性因素之一就是相關島嶼的人口比重。若考慮這個因素，海南島和臺灣島之於其他中國沿海島嶼可能會產生一幅稍微不同的圖景，而它在某種程度上與我們所熟悉的歐洲全景圖（panorama）相似。不過這個觀點仍待驗證，也不爲所有人認同。四、島嶼文化？以上思考可以激發更多對中國近岸島嶼的討論。例如，如何看待文化概念在島嶼地區的應用？如何談論“島嶼文化”？島嶼文化發展到何程度？其源自原住民還是移民，抑或是兩者文化的交融？學界經常談及的“島上遊牧民”（island nomads）與“海上遊牧民”（nomads of the sea），所謂的疍家顯然屬於這一類。他們生活在船上，靠捕魚、手工業和零售貿易爲生，往返於廣東和福建沿海的小島。A他們是否對某些“島嶼文化”產生了持久的影響？島嶼文化僅體現在他們的生活上嗎？包含哪些具體的內容？多大程度上由疍家人主A 關於廣東疍家研究的英語著述，參見 David Faure, Emperor and Ancestor. State and Lineage in South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41-43. 對福建疍家歷史的簡單介紹，參見徐曉望：《媽祖的子民——閩臺海洋文化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第92—96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21〔德〕普塔克 撰 王洋 譯 \ 島嶼學何以可能——以宋明之際浙閩粵島嶼史爲例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導？這種文化在過去幾百年間何時又爲何發生了改變？如何定義“內部視角”和“外部視角”？不止這些問題。浙江舟山群島如今已開發爲旅遊區，建有完善的交通系統，通過橋樑、機場、輪渡與大陸連接。舟山群島對古代的吳國、越國可能也很重要，不過相關文獻記載甚少。雖然有相關考古發現，但舟山群島是否被納入越文化圈尚有很多“模糊”的地方。可能的原因之一是，人們對越地區或所謂百越的認知是由中原文人建構的，他們幾乎沒有具體描述南方當地的情況，而其塑造出的南方刻板印象卻代代相傳。A但即便到了明朝，有些事情仍晦暗不明。因爲那些出自大陸文人之手、出於中央及地方政府需要記載的資料有時過於簡要，主要著錄諸如舟山群島一帶的倭寇流賊、往來的外商、騷動的平息、重要的雙嶼港錨地盡毀等信息。舟山群島的媽祖廟雖被提及卻沒有深入描述，僅三言兩語言及其拆除之事。基於此，即便島嶼文化確實存在過，我們對其的探索也已無計可施了。B甚至有種猜測，16世紀中葉的明廷有時也把沿海地區多元的文化傳統視作威脅。其自成一體的身份認同、宗教信仰讓明廷如芒在背。因此，邊緣文化要盡可能貼緊内陸主流文化，避免其獨樹一幟。島嶼作爲沿海地區的一部分，也被捲入這股激流中。若以上論述準確，那麽與其說是大陸以某一固定模式接納了島嶼，還不如說是朝廷與沿海地區之間存在一種“對立”。這就開啓一個A 對百越的認知與疑問，參見Erika Fox Brindley, Ancient China and the Yue: Perceptions and Identities on the Southern Frontier, c. 400 BCE-50 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不同著作對此認識各異，尤其是對於地名等基礎問題亦有爭議，“越”和“粵”的寫法始終未有定論。B 最新關於雙嶼港的史料總集，參見金國平、貝武權編：《雙嶼港史料選編》，北京：海洋出版社，2018年。近年來出現許多關於舟山群島的中文資料集和研究著述，如《岱山文史資料》等。值得一提的是，金濤（金德章）成長於舟山群島，一直致力於島嶼視角的寫作，如金濤：《舟山群島海洋文化概論》，杭州：杭州出版社，2012年。另外，一個重要議題涉及島嶼文化認同，如可追溯至宋代的陳稜信仰。關於雙嶼港媽祖廟的損毀情形，參見Roderich Ptak, “Mazu and the Mid-Ming ‘Wokou Crisis’: A Theoretical Approach,” in Cai Jiehua, Marc Nürnberger (eds.), The Mazu Cult: Historical Studies and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s, Lisbon: Centro Científico e Cultural de Macau and Centro de História da Universidade de Lisboa, 2017, pp. 111-127, especially p. 113.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22〔德〕普塔克 撰 王洋 譯 \ 島嶼學何以可能——以宋明之際浙閩粵島嶼史爲例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在漢學中老生常談的話題：將目光聚焦於島嶼學要素，邊緣與中心的問題覆蓋了想象的島嶼與大陸相對立的問題。這類事情是否曾以弱化的形式存在於更早的時代？這需要精確的驗證。此外仍需考察：所謂的邊緣地帶向“內陸”延伸了多遠？從時人角度看，想象的或實際的島嶼帶又延伸到了哪里？A類似的問題可以放在許多由大陸與島嶼組成的國家或地區考察，比如波羅的海周邊國家、希臘、韓國和加拿大東部等。它們複雜的島嶼世界都擁有一段獨特的歷史。讓我們回到舟山群島。有一些從外部視角，而不是島民自身視角記載的資料，比如費爾南·門德斯·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的名著《遠遊記》（Peregrinação）。此書運用虛構與現實結合的寫作手法，描述了16世紀中葉那些獨立行動的團體在中國沿海從事貿易時，非法的強盜活動相伴而生。這正如大陸官方所載。平托讓我們相信，在海上確實有行徑惡劣的團夥，他們襲擊沿岸的村莊和城鎮，燒殺搶掠。同時，他還強調了雙嶼港的國際地位。按他所說，葡語寫作Liampó的雙嶼港居住着數千人，其中包括一些擁有房產和教堂的葡萄牙人。總之，在平托眼中，雙嶼港是一個蓬勃發展的島嶼港口。B然而，關於島嶼本身的文化他沒有留下隻言片語。平托的作品更多的是從葡屬印度角度寫作，展現葡萄牙商人和探險家的視角。無可否認，這其中融入了非常個人的成分，伴隨着對自己和同胞的評判，交織着嘲笑、諷刺和幽默。回顧明以前的材料，我們似乎對舟山群島情況的掌握有所缺失：僅介於陸地漢人記載和外來者所留少量信息之間的本地島民對自己的看法。而中古時期和近代早期島民對自己情況瞭解如何，我們衹能臆測了。A Bodo Wiethoff, Chinas dritte Grenze: Der traditionelle chinesische Staat und der küstennahe Seeraum. 該書探討了相關專業術語問題，中國學者亦有關於“沿海地區”“邊疆區域”“版圖”等話題的研究，參見張煒、方堃編：《中國海疆通史》，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B 平托作品較好的版本，參見Alves, Jorge M. dos Santos (eds.), Fernão Mendes Pinto and the Peregrinação. Studies, Restored Portuguese Text, Notes and Indexes, 4 Vols. Lisbon: Fundação Oriente, INCM, 2010. 目前最好的西文譯本應是Robert Viale (trans.), Pérégrination. Récit de voyage, Paris: La Différence, 1991.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23〔德〕普塔克 撰 王洋 譯 \ 島嶼學何以可能——以宋明之際浙閩粵島嶼史爲例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五、移民與（海洋空間）網絡：對島嶼文化的反作用雖然對中國沿岸島嶼的看法是基於內陸人和朝廷的想法和期待形成的，但和平遷徙以及引發遷徙的相關機制在當時文獻記載中卻無足輕重。通常衹有整個沿海地區遇到危險，人們纔會關注往返於各島及大陸港口的船舶和人員。但是，正如我們所見，戴着“海洋眼鏡”的平托對此看法截然不同。但我們必須要問，海島地區的遷移是如何進行的？遷移是島嶼學的熱門話題。在我們的案例中可以將它們分類嗎？於文化意義上，島嶼特有元素在本地或區域內傳播貢獻如何？可以說這是一種特殊的“基於島嶼的”（海洋空間）網絡嗎？若可以，從何時開始？疍家在近古時期是否促進了某些造船傳統的傳播？又是否與烹飪飲食以及其他傳統習俗的傳播有關係？在疍民普遍還不爲人所重視的時代，葡萄牙人已和年輕的疍家女子（即tancareiras，有不同寫法）通婚。這是海島文化傳播到澳門的例子嗎？A我們將視綫轉到媽祖信仰。媽祖信仰始於一個面積衹有約15平方千米的小島——湄洲。據傳，公元987年湄洲林氏升天，自此以後她頻頻顯靈，如保護海員和商人，滿足信衆的願望，有時也爲朝廷和地方衙門服務。媽祖信仰和圍繞着觀音發展起來的民間信仰在一些方面很相似，甚至也可以與聖母瑪麗亞崇拜的某些要素相比。B媽祖信仰的傳播很廣泛。在中國它從湄洲沿海向北至山東和天津，向南延伸至海南和西沙群島，其海外信衆也頗多。這首先得益於福建海商的推崇，他們把媽祖奉若船神來敬拜。有些商人和移民則捐資建造新的寺廟。這無疑有助於解釋爲什麽中國沿海地區的媽祖信仰能夠遍地開花，佔據其他信仰的發展空間。我們如何將所有這些納入主題？發端於小島的媽祖信仰被岸上民衆接受並傳播到全世界，這是一個成功的海島文化例子嗎？還是我們應該將這種宗教現象視爲一種始於福建港口及周邊群島以經濟爲主導的移民過程伴隨現象？它A Roderich Ptak, “Fujianese Migrants and the Mazu Cult in Xiangshan, circa 1200-1550: Some Observations and Questions,” Orientierungen 31 (2019), pp. 9-34.B 關於媽祖信仰的歷史概況，參見徐曉望：《媽祖信仰史研究》，福州：海風出版社，2007年。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24〔德〕普塔克 撰 王洋 譯 \ 島嶼學何以可能——以宋明之際浙閩粵島嶼史爲例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具體是如何傳播的？通過島嶼，也就是從一個小島到另一個小島，還是主要通過大陸有影響力的口岸？還是兩者皆有？媽祖信仰是否讓那些彼此幾乎沒有交集的小島，以一種更上層島嶼文化的方式緊密地聯繫彼此？我們可以由此推導出島嶼文化認同的遞升過程嗎？無論如何，現存方志提到了很多沿岸小島和大陸港口的媽祖廟。A誠然，記載並不總是可靠，但它反映了一種迅速且富有生命力的民間信仰的傳播，也反映出在此之前中國沿海地區還未曾出現過比它更重要的宗教現象。人們可以反對，認爲這種忽視古老傳統而從外部和事後強加於中國海島的觀點是不充分的。確實，《山海經·海內南經》中已出現名句“甌居海中，閩在海中”。B通常“甌”字與我們熟知的溫州及其周邊地區相關，或被直接視爲民族名稱。後者指的是“居於海中”的“甌”或者說“甌越”，可能在浙江沿岸的一些島嶼上，也就是可能與“閩”相接的區域。而“閩”衹與今天的福建省或其沿岸有關。有時“閩”也會被理解爲“閩人”，或者是“閩越”。無論如何，閩人（或閩越人）在海上生活了很長時間，至少大海於他們而言是重要的，這與那些在內陸安家的人完全不同。但是，上述文字背後所指的空間概念是什麽？作者通過這句話想表達什麽？其後面文字亦無助於我們理解作者的看法。不過，人們對這句話有諸多不同的解釋和翻譯。其實這個問題值得深入探討。CA 地方志文獻中的媽祖廟資料，參見鄭麗航輯纂：《媽祖文獻史料彙編》第3輯《方志卷》，福州：海風出版社，2011年。B 袁珂：《山海經校註》，臺北：里仁書局，1982年，第267—268頁。注意此處的註及不同解釋。C 目前兩個四字之句“甌居海中”“閩在海中”，已經成爲書名，參見楊國楨：《閩在海中：追尋福建海洋發展史》，南昌：江西高教出版社，1998年；諸華國、周德光：《甌居海中：海上絲綢之路與溫州海洋文化》，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2015年。對“閩”一詞發端的最新研究，參見謝必震：《古代中國航海敍事的歷史啓事》，《“大航海時代珠江口灣區與太平洋—印度洋海域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廣東中山，2019年11月，第561—562頁。另外，關於《山海經》的外文翻譯頗多，其中鮮爲人知的是比利亞努埃瓦（Joseph Villanueva）（馬尼拉，1787）的手稿。謹此致謝臺北清華大學李毓中教授，他曾贈予我此手稿的影印件。其中，手稿第十章Libro X en que por modo de apendice se trata de la region austral第264頁提到“A tierra Oeu, está en medio del mar. La Provinica de Foquien, por otro nombre Amuig, está en medio del mar...”，即“甌地在海中，福建省，別名Amuig，立於海中”。譯者認爲“甌”和“閩”是空間概念，把“居”和“在”作動詞處理，類似現代漢語翻譯。參見〔漢〕劉向、〔漢〕劉歆纂，夏華等編譯：《山海經》，瀋陽：萬卷出版公司，2016年，第240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26〔德〕普塔克 撰 王洋 譯 \ 島嶼學何以可能——以宋明之際浙閩粵島嶼史爲例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福建有關當局接到任務，共同監管南澳。A因此，該島經歷了一段動盪的行政管理期，這主要歸咎於其地緣條件曾有利於非法活動。與其他島嶼一樣，南澳在這一點上也沒有例外。但情況特殊之處在於，無論是廣東還是鄰省福建顯然都沒有對監管南澳保持長久的興趣，可能是出於財政短缺等原因。而這一切似乎都發生在明朝。早期資料並未顯示南澳此前的國際海運地位可以與明代相比。因此，這個例子展示了島嶼的地位變化的可能性，它有時處於幾個“陣綫”之間。而有別於規律往返南澳的商人、大陸官弁或駐島官兵，本地人對南澳秉持什麽看法？關於這點我們也無法通過文獻追溯。香山則分屬不同情況。這個島嶼今天已成爲廣東南部陸地的一部分。在文章開頭已經提到，由於西江和珠江各河口的泥沙淤積以及圍海造陸的措施，幾個世紀以來極大地改變了整個地區的狀貌。B這個過程一直持續到今天。易言之，香山老島原本是由天然水道和一個淺而寬的海灣與大陸隔開的。香山一開始並不爲廣東官府重視，宋代以後纔逐漸顯露其重要性。且它最初可能經過了北方移民改造，所以其製鹽業、農業和漁業得到了長足發展。至遲在宋代末期，福建移民湧入了香山，兵敗的宋軍士兵也有可能偷偷在此和周邊小島定居。隨着時間的推移，香山的行政管理發生了變化，島嶼變成了縣城。原因之一便是南來的船隻進出廣州時會經過香山水域，香山由此加入國際貿A 關於南澳史研究，已有諸多論述。如廖大珂：《16—19世紀初西方文獻中的南澳》，《國家航海》（北京）2014年第6輯，第44—74頁，內收錄部分葡語資料。胡寶柱、肖文帥、Roderich Ptak：《明永樂至隆慶南澳的海上活動》（附：早期葡文資料中的南澳島），《海交史研究》（泉州）2014年第1期，第73—94頁；Roderich Ptak, “Some Notes on Nan’ao in Portuguese Source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Jiao Tianlong, Chen Jiarong, Fung Kam Wing (eds.), New Researches into the Maritime Trades, Seafaring and Underwater Archaeology of the Ming Dynasty, Hong Kong: Hong Kong Maritime Museum und Chung Hwa Book Company [H.K.], 2015. pp. 264-288. 最新研究參見陳春聲、王潞的兩篇論文，載於李慶新等編：《學海揚帆一甲子：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與孫中山研究所（海洋史研究中心）成立六十年紀念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19年。B 關於香山地理變遷的研究，參見王頲：《明代香山陸海形勢與澳門開埠》，暨南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編：《中國歷史地理研究》第1輯，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07—226頁。葡語資料的“外部視角”對此也有幫助，參見周振鶴、林宏：《早期西方地圖中澳門地名與標註方位的謎團》，《澳門研究》（澳門）2016年第3期，第58—97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27〔德〕普塔克 撰 王洋 譯 \ 島嶼學何以可能——以宋明之際浙閩粵島嶼史爲例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易的鏈條。總而言之，南澳與香山屬於一類，至少是相似的一類。起初大陸幾乎沒有注意到這些島嶼，直到它們在行政上與大陸掛鉤，但兩者與大陸的聯繫又有所區別。因香山較早設縣，它獲得了比南澳和南中國沿海其他島嶼更高的地位。在第二階段，香山的發展在明以後不斷深入海洋，由此完成了新角色的轉換。走私者常利用香山島及離岸島礁從事非法活動，間或也有往返廣州的進貢船隻停泊在香山港口。面對香山海域日益增長的海上活動，有關當局不得不進行就地監管。更爲重要的是，葡萄牙人在香山南緣進行貿易，並自16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定居澳門半島南部。這樣的個案在當時不曾出現在中國沿海其他地方。A衆所周知，澳門的多元文化發展過程迅速。由於移民的湧入和海上交通的影響，老香山也可能具有多元文化風貌。B明代澳門擁有與廣州、日本、東南亞和其他地區的貿易綫，並由此致富。香山則得益於毗鄰廣州的地緣優勢和到訪的外地客商，儘管這個影響並不如澳門那麽強烈。但縱觀中國沿海島嶼，這種情況依舊可以稱爲特例。明代地圖裏香山的標示相當醒目。連那些粗糙潦草的複製地圖也把此地置於要位。因爲它不僅是縣級大島，更是通往廣州的大門。C這是非常值得關注的。所以，香山似乎比同時代周邊島嶼更趨近於被認爲是一個“獨立”島嶼A 關於香山歷史的研究，參見黃曉東編：《珠海簡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楊芹：《宋元時期香山島的海洋開發》，李慶新、胡波編：《東亞海域交流與南中國海洋開發》，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年，第867—875頁；胡波：《香山文化與海洋文明》，林有能編：《香山文化與海洋文明——第六次海洋文化研討會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46頁；胡波：《中山史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胡波：《論香山與〈海上絲綢之路〉》，李慶新、胡波編：《東亞海域交流與南中國海洋開發》，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年，第841—866頁；Roderich Ptak, “Wegbereiter für Macau: Der Kreis Xiangshan, seine mutmaßliche Entwicklung und allmähliche Einbettung in den Seehandel (ca. 1000-1500),” Saeculum, Vol. 71, No. 1 (2021), pp. 3-47. 本文也提及部分史料和二手文獻。B 對島嶼、多元文化和移民的相關研究，參見Stéphane Gombaud, “Iles, insularité et îléité. Le relativisme dans l’étude des espaces archipélagiques,” pp. 189-200.C 相關明代香山的地圖，參見《圖書編》《籌海圖編》《鄭開陽雜著》《蒼梧總督軍門志》《武備志》以及地方志等書籍。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28〔德〕普塔克 撰 王洋 譯 \ 島嶼學何以可能——以宋明之際浙閩粵島嶼史爲例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社會。當然，無論從形式、結構還是內容，宋元明三代對香山的記載依然參照大陸視角一貫的認知。即便是來自香山並參與撰寫多部地方志的黃佐（1490—1566）也把這視爲慣例。所以，一個真正的“不依賴於大陸的”、“島嶼專有的”、從島嶼自身視角出發的記載在當時似乎是不存在的。不過，地方志對各沿海島嶼和群島、其行政管理及島上機構的細節記載，比以前豐富了很多。A七、類型學的嘗試及其問題香山和南澳因其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和特殊的行政管理而引人注意。如我們所見，早期的香山島在一定程度上也從屬於交叉文化。但這並不適用於所有島嶼，普通島嶼具有完全不同的特徵。拋開如何處理視角差異這類棘手問題，可以轉而勾畫符合當地情況的類型學，也就是草擬出一份具有某些典型特徵的“島嶼類型”列表。這樣一個列表，必須涉及“靜態”（static）元素，即長時段內保持穩定的現象，也必須包含在長時段內我們看得見變化的元素和現象。也就是說，共時和歷時維度應共同存在。此外，在這兩種情況下，有必要嘗試區分影響島嶼命運的外部力量等外部因素和島嶼自身“天然”條件等內部因素。這聽起來容易，然而系統地付諸實踐卻困難重重。分類會如同落入大雜燴一般，很快消失於無形，且島嶼分類幾乎無任何客觀標準可依。以實用爲目的的分類標準，鑒於資料的特殊性和難以定義的情況，很快就會受到人們的質疑。如上文所提到的湄洲島便是能夠闡釋這種困境的個例。在媽祖崇拜興起之前，這可能衹是一個居民以捕魚爲生的小島，僅有在該地區貿易的商人偶爾光顧。可以想象，那些在中國重要港口之間直航往返的大型船舶，爲了節省時間和金錢也會避開這座島嶼。不過，在宋朝，這樣的光景改變了，湄洲因媽祖A 此處可以引申到另一個更加複雜的話題，即與香山相關的歷史性描寫屬於“香山文學”嗎？“香山文學”何時開始的？我們應該如何處理“香山文學”這一概念，如何對之予以分類？這種概念和分類常常以相似的手法被用於其他地區，這在中國文學中並不鮮見。對於香山（珠海）和澳門文學的探討，參見Cai Jiehua, Roderich Ptak, “Categorizing the Early Literature of Macau and the Role of Tang Xianzu,” Revista de Cultura, Vol. 53 (2016), pp. 79-100.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29〔德〕普塔克 撰 王洋 譯 \ 島嶼學何以可能——以宋明之際浙閩粵島嶼史爲例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文化的萌芽逐漸成爲一個“宗教”島。那麽此地之前的信仰情況如何？難道媽祖信仰憑空而降？應該如何處理這個發展過程？小島憑藉媽祖獲得了一種新的身份認同嗎？A在轉型之後，曾經的小漁島能被歸爲一個影響極大地域範圍的精神文化中心嗎？一個附加問題是，歐洲人會如何看待這個小島？比如，米格爾·德·洛爾卡（Miguel de Loarca）稱其爲“馬島”（Isla de Cavallos，即Island of Horses）。可能是由於“媽祖”的“媽”字包含聲旁“馬”。這種奇怪的名稱可能要追溯至錯誤的註解、誤會或傳說。無論如何，我們依然可以從中窺見，不同人群對湄洲“認識”各不相同。B觀音菩薩的道場，隸屬於舟山群島的普陀山是另一例。此地約自唐宋起成爲宗教中心。唐以前該島的情況如何？小島的核心功能變更過幾次？後世記載對這些功能的重構或與真實的歷史有出入？從何時起前往普陀山朝聖真正變得重要？朝聖者來自各地，這種情況如何與佛教教義觀念的變化相適應？地方性的發展對更廣泛的宗教網絡的傳播發展有何影響？抑或是後者影響前者？島民如何看待自己？今天它是否面臨進一步的轉型，即從最初“純粹”的宗教聖地轉向以旅遊爲主的風景名勝？C另一個完全不同的例子是澎湖列島。儘管它是位於臺灣西側的群島，與大陸相距比較遠，但順風時從福建出發一天或一天半即可到達。一開始我們會天然地將島嶼與漁民聯繫在一起。比如，源於葡語“pescadores”的“漁民”一詞，可以說明在16世紀捕魚依然是島上生活的標誌之一。當然，在其他時A 媽祖信仰在湄洲出現以前，可能當地以往已有“仙人”。Hugh R. Clark, “The Coastal Cultures of Ancient Fujian and the Roots of Regional Cults,” in Robert J. Antony, Angela Schottenhammer (eds.), Beyond the Silk Roads: New Discourses on China’s Role in East Asian Maritime History,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17, pp. 43-61, especially pp. 51-56. 當然，其看法是否準確不予置評，乃是另一個問題。對於島嶼與宗教關係的概說，參見Luo Bin, Adam Grydehøj, “Sacred Islands and Island Symbolism in Ancient and Imperial China: an Exercise in Decolonial Island Studies,” Island Studies Journal, Vol. 12, No. 2 (2017), pp. 25-44.B Rui Manuel Loureiro, “Brief Notes on References to Mazu in Sixteenth Century Iberian Sources,” in Cai Jiehua, Marc Nürnberger, The Mazu Cult: Historical Studies and Cross- cultural Comparisons, pp. 147-159, especially pp. 156-157.C 相關問題雖有論述，但並未得到完全解決。Marcus Bingenheimer, Island of Guanyin: Mount Putuo and Its Gazettee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30〔德〕普塔克 撰 王洋 譯 \ 島嶼學何以可能——以宋明之際浙閩粵島嶼史爲例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期，貿易也同樣重要。另外，有模糊跡象表明，個別島上曾飼養過家畜，但這幅圖景真實嗎？A澎湖列島上的“勞動市場”經歷過更多階段嗎？此文無法全部提及。至遲在宋代，澎湖列島已經成爲福建到呂宋航路上的中轉站。因此，它就具有了“戰略”意義，不久大陸便在此建立了軍事崗哨，以便更好地控制航路。崗哨的具體情況如今已不可考，連它是在元代還是宋代初建也頗具爭議。不過它確實存在過。明初曾短暫地擱置澎湖列島，因爲朝廷擔憂來自外部的干擾。也就是說，明廷對於外商的私人貿易以及沿海地區自由海上交通持拒絕態度。B這些政策在後來再次發生變化。澎湖列島因此經歷了不同的行政管理階段，隨之展現出不同的特徵，這使得它可以被歸入其他類別。上述三個例子表明，將單個島嶼或群島歸入某一類別絕非易事。因爲那些基於纂述者視角的史料爲我們呈現出：人們對島嶼的想象隨其面貌而變。當然，這衹是一種感知，一種“外部的”感知。我們不瞭解內部視角，或許它是完全另一種視角。它是否真的經歷了如外部視角所看到的“轉變”，即便衹涉及上述時代，也不能給出確鑿答案。所以，創建島嶼類型將很快陷入瓶頸。八、迴避終點：島嶼是逃離現實世界的大門當然，我們依舊可以繼續探討島嶼類型，但這個話題幾乎永無止境。這種冗長有時會把我們帶到“純粹”的島嶼想象，帶到“蓬萊仙境”，帶到文學或含有隱喻的各種概念裏，甚至是“孤島”哲學。針對非中文語境的“西方”文學尤是如此。島嶼是公認的“世外桃源”，因爲它中斷了與別處的聯繫。相A 具體研究請參考：Roderich Ptak, Fujian-Penghu-Taiwan. Frühe Kontakte, nach Texten zusammengefasst, p.76；Roderich Ptak, “Vom ‘Hundestaat’ nach Liuqiu und zu den ‘Ziegeninseln’: Anmerkungen zu einer Meerfahrt im Lingbiao lu yi,” in Shing Müller, Armin Selbitschka (eds.), Über den Alltag hinaus: Festschrift für Thomas O. Höllmann zum 65. Geburtstag,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17, pp. 223-240, especially pp. 238-239. 澎湖群島歷史概況參見蔡平立：《澎湖通史》，臺北：中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59年。B Roderich Ptak, Fujian-Penghu-Taiwan. Frühe Kontakte, nach Texten zusammengefasst, p. 94; Roderich Ptak, “Der Penghu-Archipel und Yuan-China: militärische und wirtschaftliche Überlegungen”, Saeculum, Vol. 65, No. 2 (2015), pp. 271-290.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31〔德〕普塔克 撰 王洋 譯 \ 島嶼學何以可能——以宋明之際浙閩粵島嶼史爲例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反它也可以重新建立聯繫：當人們的目光越過礁石和沙灘遊移在遙遠的地平綫時，讓人逃離現實的小島又突然變成連接具有強大影響力陸地國家以及各大洲的橋樑。A此外，性別研究者也對小島興趣高漲。有觀點認爲，島嶼更像女性。不少大陸上的“知識燈塔”認同這樣的觀點。這是否能解釋我們身上潛在许多魯濱遜似的冒险因子，所以開發太平洋，殖民那些如“天堂”般的小島？歐洲殖民的擴張，是否不衹是經濟現象，而是歸於永恆的女性主題？島嶼學研究是否需要精神層面的觀察？希望讀者可以原諒這些大膽的問題。不可否認，島嶼學已經成爲一個包羅萬象的學科。人們可以確定漢學語境下島嶼學應該包含哪些部分，比如《太平廣記》卷四六四及其後的內容就給予我們足夠的材料來進行新的解釋。島嶼冒險總是與落難的漂流者、奇特動植物以及林林總總的危險與誘惑聯繫在一起。當然，古代小說也提供了闡釋的空間。島嶼時常被賦予一種符號性角色，然後在更宏大的敍事框架中完成特定的命題。B但若涉及中國沿海某個島嶼或群島的純粹歷史時，則將相關考察聚焦於澄清地名、研究自然現象和事實、檢視文本材料和版本流傳過程等。因爲，單憑理論和模型是不夠的，非有史源不可。近年來，中國史學工作者也致力於追本溯源、闡明史實。一些現代專業詞典等書也對此助益良多。C可惜，歐洲漢學界還很少關注到這些。A 更多研究參見Anna E. Wilkens, Patrick Ramponi, Helge Wendt (eds.), Inseln und Archipele: Kulturelle Figuren des Insularen zwischen Isolation und Entgrenzung, Bielefeld: transcript Verlag, 2011. 文章集中探討了如何通過概念與文學手法呈現島嶼功能，即便是簡單的概念，比如什麽是島嶼本身，也常在不同的語言和文化裏被探討。參見Owe Ronström, “Island Words, Island Worlds: the Origins and Meanings of Words for ‘Islands’ in North-West Europe,” Island Studies Journal, Vol. 4, No. 2 (2009), pp. 163-182. 篇幅簡短者，如關於“島”字的探討，參見Luo Bin, Adam Grydehøj, “Sacred Islands and Island Symbolism in Ancient and Imperial China: an Exercise in Decolonial Island Studies,” Island studies Journal, Vol. 12, No. 2(2017), pp. 27-28.B 一個明顯的例子，參見Cai Jiehua,“Li Hai und der Affengeist des Xiyang ji,” in Shi Ping, Roderich Ptak (eds.), Studien zum Roman San-bao taijian Xiyang ji tongsu yanyi, Bd. 2,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13, pp. 123-139.C 參見廣東省地名委員會辦公室編：《廣東省海域地名志》，廣州：廣東省地圖出版社，1989年；《中國海島志》編纂委員會編：《中國海島志》（全11卷），北京：海洋出版社，2013年。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34熊月之 \ 『雙視野人』與民族覺醒——以香山人在澳門、香港和上海的實踐爲例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Men with Double Visions and the Awakening of Modern China: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Xiangshan People in Macao, Hong Kong and ShanghaiXiong YuezhiAbstract: Xiangshan was China’s southern coastal count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Bounded by Macao, Xiangshan had been at the forefront of Sino-Wester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since the mid-16th century when the Portuguese seized Macao. Due to this cultural evolution, lots of local intellectuals who were active to learn different civilization and dubbed as men with double visions. Following Hong Kong Island’s cession to the UK, Guangzhou, Shanghai, and other three coastal cities turned into so called treaty ports after the Opium War. In consideration of this social upheaval, the character and thought of local elite, featuring the ambition and patriotism, were quite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manner. Amongst them, Yung Wing, Tong King-sing, Cheng Kuan-ying and Sun Yat-sen, were regarded as representatives, and they actively engaged themselves in commercial, academic, and revolutionary careers in Macao, Hong Kong and other treaty ports. All of them believed what they did aiming to resuscitate China, although they literally chose different methods to reach this shared goal by learning from the West, pushing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advocating the Constitutional Reform, overthrowing the Qing dynasty, promoting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practicing Maxism. Numerous political incidents were featured with Xiangshan elements. As men with double visions, the people from Xiangshan could perceive both difference and essence of the West and the East. In the meantime, they perfectly absorbed the quintessence of the two cultures while reserving China’s tradition. The Xiangshan elite is worthy of being praised as trailblazers and pioneer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ity. The way they explored to revitalize China and the spirit they struggled to save Chinese people should be an epitome of the awakening of modern China. Keywords: Xiangshan Elite, Double Visions, National AwakeningXiong Yuezhi is former Vice 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ion of Chinese Historians, and senior fellow of Shanghai Research Institute of Culture and History. He published a series of academic monographs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including The Dissemination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the Late Qing Society, History of Democratic Though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Urban Life Amid Cultural Heterogenization in Shanghai, etc.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53熊月之 \ 『雙視野人』與民族覺醒——以香山人在澳門、香港和上海的實踐爲例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始，上海總商會推選馮炳南等人爲代表，組成開放公園華人委員會會員，專門交涉公園開放問題，書信往復，持續兩年多，工部局最後衹好同意開放。馮炳南雖然不是香山人，是廣東高要（今肇慶）人，但屬於廣肇公所，與上海香山人聲氣互應。結 語梳理近代中國與西方世界接觸、與西方文化交流的歷史，梳理近代中國民族覺醒的歷程，可以清楚地發現，很多標誌性事件都活躍着香山人的身影。最早投身中西貿易事務的，或充買辦，或自經營，多是香山人，唐、鄭、徐、莫（仕揚）成爲著名的買辦家族。誠如郝延平所說，19世紀80年代以前，買辦多爲廣東人，廣東買辦又多爲香山人，“香山人這一名稱甚至被看作是買辦階級的同義語”。A最早寄運湖絲、參與倫敦世博會事務的徐榮村，最早投身實業救國實踐、推動中國工業化的唐廷樞、徐潤、鄭觀應等，最早百計努力、終於成功推動中國成規模留學美國的容閎，最早編撰實用商業漢英詞典《英語集全》的唐廷樞，最早從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外交等方面系統論述中國現代化變革藍圖，也是最早敏銳地認識到中國單靠師法西方堅船利炮遠遠不夠，還必須進行政治體制變革，從思想上開啓維新變法先河的鄭觀應，最早明確地以現代人權理念維護個人尊嚴與民族尊嚴的容閎、唐廷桂，最早系統提出並深刻闡釋民族、民權、民生理論的孫中山……從洋務運動、戊戌維新到辛亥革命，這些代表近代中國覺醒步伐的重大事件，香山人不但參與其中，而且走在前面，引領潮流。從容閎、唐廷樞、鄭觀應到孫中山，就思想脈絡而言，都有着聲氣呼應、前後遞嬗關係。這四個代表性人物連接起來，就是一部完整的近代中國進步史。這是香山人在近代中國進步史上做出的無可比擬的傑出貢獻。順着這條綫，由孫中山還可以向下延伸到楊殷（1892—1929）。楊殷是翠A 〔美〕郝延平：《十九世紀的中國買辦——東西間橋樑》，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年，第214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54熊月之 \ 『雙視野人』與民族覺醒——以香山人在澳門、香港和上海的實踐爲例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亨村人，孫中山鄰居，自幼崇拜孫中山，青少年時期就讀於廣州聖心書院，1911年加入中國同盟會。他學過少林拳，武藝高強。1913年在上海刺殺袁世凱幹將鄭汝成，將鄭炸傷，自己則安然脫逃，從此在革命黨內聲譽鵲起。1917年在廣州任孫中山軍政府衛隊副官，成爲孫中山的貼身警衛。1918年5月，孫中山因受軍政府內軍閥挾制而被迫辭職，楊殷亦憤然離去。楊殷出身富戶，饒有資材，但同情貧苦大衆。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底被派往蘇聯參觀學習。1923年初回國，被選爲中國國民黨廣州第四區分部委員兼任秘書。1924年參加領導省港大罷工。1925年出席中共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1927年參加領導廣州起義。1928年參加中共六大，當選中共中央委員，六屆一中全會當選政治局候補委員，並任中央軍事部部長。曾到蘇魯皖等地指導武裝鬥爭。1929年因叛徒出賣，在上海被捕犧牲。他與彭湃是被國民黨殺害的級別最高的中共領導人。楊殷的思想演變，延續了孫中山，又發展了孫中山。從容閎、唐廷樞、鄭觀應到孫中山這四人當中，作爲“雙視野人”，孫中山表現最爲耀眼。容閎改革中國思路的演進，從留學、辦洋務、追隨維新，再到贊成革命，節節攀升，階段性很明顯。唐廷樞、鄭觀應由買辦到洋務實業家、改革思想家，思想變化、身份轉換也有鋪墊與臺階。孫中山呢，上書李鴻章不成，轉身就投身革命，其思想起點與他人很不一樣，似乎天生就是一個革命家。這是爲什麽？這需要從香山人的群體特性去理解。心理學中有一個著名的冰山理論，說的是一個人就像一座冰山，表現出來的衹是很小的一部分，更大的部分，特別是內心世界，隱藏在更深層次，越往下，藏匿越深。以此理論解釋香山人群體特性也很有效。香山上承珠江之口，下臨南海之濱，與澳門陸地相連，與香港隔海相望。澳門本屬香山縣，自葡萄牙人租居澳門以後，澳門便長期開放。鴉片戰爭以前，廣州雖然也開放，但對外國人限制嚴格，衹許洋商在貿易季節到港口來，其他時間不得停留。澳門則例外，洋商可以居留。不光是天主教，基督教新教傳教士也以此爲據點。馬禮遜等人來華以後，就頻繁往來於廣州與澳門之間。傳教士與外國商人在其他地方經營不順時，就退到澳門，徐圖發展。鴉片戰爭以後，清政府割讓香港，開放廣州、上海等地爲通商口岸，澳門仍然維持對外開放狀態。這樣，自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55熊月之 \ 『雙視野人』與民族覺醒——以香山人在澳門、香港和上海的實踐爲例Visio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大視野明末以後，由澳門而及整個香山，便比中國其他地方更早、更廣泛地接觸、理解、接受西方文化，耳濡目染，浸淫涵化，日積月纍，世代相承，開放性、包容性、進取性、務實性，便成爲香山人的共同特性，乃至沉澱爲集體無意識。唐寶臣憑直覺就能認定鮑留雲值得信賴，毅然將三個兒子都送到馬禮遜學堂去讀書。容閎七歲入教會小學，而與容閎同年出生的四川奉節人鮑超、江蘇長洲人王韜，其父母就決不可能讓七歲的兒子去讀洋文。這是環境使然。最簡單的道理，往深處追問，結果就是最深刻的道理。1835年時的四川奉節人、江蘇長洲人，可能連大地是圓球、世界分五洲都不知道，可能從來沒見過高鼻子、藍眼睛的西洋人，當然不可能去做洋文夢、買辦夢。今人無法確切知道鴉片戰爭以前香山人到底瞭解多少西洋知識、瞭解到什麽程度，但可以肯定的是，那時的香山人的西洋知識要比內地人豐富得多、確切得多。容閎姐姐未見得讀過多少書，可能根本不識字，但是她知道學好英語對容閎的前途有好處，因此鼓勵容閎展現英語長處。留美幼童中，香山人比例特別高，其中緣由，沒有呈現出來的當遠比已經呈現出來的要豐富很多。這種集體無意識蔚爲社會風氣，成爲區域共識，或明或暗地影響了香山人的思維方式、行爲方式。孫中山看似在很短時間裏，就由在體制內變法（上書李鴻章）轉變爲到體制外革命，其實他的思想起點本來就高。容閎幾十年的實踐，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視爲孫中山改造中國的思想起點。中國近代化是後發型、外鑠型，是在西方列強一次又一次侵略的刺激下被迫走上近代化道路的，是在不容分說的情況下走上覺醒之路的，缺少近代化知識，缺少近代化實踐，缺少近代化人才儲備。香山地區在近代化的知識、實踐、人才方面，較之中國內地廣大地區，佔有廣泛、明顯而獨特的優勢。近代香山以四多出名，即華僑多、買辦多、留學生多與基督徒多。這四類群體都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產物，都是文化“雙視野人”。香山人因此成了中國近代化的領頭羊，民族覺醒的先行者，他們的思想演變軌跡就是近代中華民族覺醒的縮影。［責任編輯 陳文源］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56湯開建 \ 又一座研究清代澳門歷史的資料寶庫——英國家檔案館藏清代粵澳漢文檔案述評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The Another Historical Materials Treasure-House for Research on Macao History in Qing Dynasty: A Review of Guangdong and Macao Chinese Archives in Qing Dynasty in the National Archives (United Kingdom)Tang KaijianAbstract: In the field of Macao historical studies, the most important work is the collection, arrangement, analysis and conclusion of existing historical archives about Macao history. Although the academic circles have made some achievements in the past, 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and Western archives have not been included, resulting in a serious lack of historical truth of Macao. The Chinese Archives of Macao in Qing Dynasty stored in the National Archives (United Kingdom) is the another largest historical materials treasure-house on Macao History, while after the Official Records of Macao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1693-1886). The file was included from 1693 to 1910, and its contents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Chinese materials of the Thirteen-hongs 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 in the Qing Dynasty. It is not only large in quantity, but also rich and intensive in content. In terms of content, it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First, the foreign trade policies of Macao and Guangzhou managed by the Qing government, as well as the major events in Macao at that time; Second, the letters between the Qing government and the procurador, governor, runner of Macao’s Portuguese community Council; Third, The contacts between the representative of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stationed in Macao and the Macao government and the Qing government; Forth, Letters from Thirteen-hongs Merchants of Canton and European businessmen. These archives are original historical records, including letters written by Guangzhou businessmen to British businessmen, letters written by British businessmen in Chinese, and even letters written by Robert Morrison to the Qing government and Portuguese in Macao for the supercargo of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while Macao is the mailing addresses of businessmen and foreign businessmen. At present, the study of Macao history has kinda hit a plateau during which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which are limited by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refore, how to fully excavate and make use of Guangdong and Macao Chinese archives stored the National Archives (United Kingdom) will be the key to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study of Macao History in Qing Dynasty in the future.Keywords: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Chinese Archives, Thirteen-Hongs, Macao, Qing DynastyTang Kaijian is the chair professor and a doctorial supervisor at the 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Cultural Research in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fessor of Jinan University, the vice chair of the Society of Oral History of Macao. His research interest lies in the field of history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istory of Macao, history of Sino-West relationships. His major publications includ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Early Period of Macao Port Opening, A Touch of Alienatio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Western Cilvilization in Macao, 16-19 Centuries and Great Maritime Era and Macao: Compilation of Macao Chinese Literature Archives in China, Japan, Korea and Vietnam (1500-1644).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57湯開建 \ 又一座研究清代澳門歷史的資料寶庫——英國家檔案館藏清代粵澳漢文檔案述評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又一座研究清代澳門歷史的資料寶庫——英國國家檔案館藏清代粵澳漢文檔案述評湯開建［摘 要］在澳門史研究中，對現存澳門歷史檔案文獻的搜集與整理，是一項最爲重要的工作。雖然以往學界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大量中西文檔案仍未被收錄，導致諸多澳門史實的嚴重缺失。而英國國家檔案館所藏清代粵澳漢文檔案就是繼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澳門漢文檔案之後，另一座儲藏清代澳門歷史檔案最爲豐富的寶庫。該檔案收錄時間始於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止於宣統二年（1910），主要集中於清代廣州十三行及澳門漢文資料，不僅數量龐大，而且內容豐富，涉及面十分廣泛。其內容大體可分爲四類：第一，清政府管理澳門、廣州對外貿易政策及澳門大事件；第二，澳門議事會唩嚟哆、澳門兵頭及澳門番差與清政府往來函件；第三，歷屆公班衙駐澳大班與澳葡政府及清政府的往來；第四，廣州十三行行商與歐洲商人的往來信件。這批檔案均爲原典性史料記錄，既有廣州行商親筆寫給英商的信函，也有英商親筆用中文寫給行商的信件，甚至有馬禮遜親筆爲東印度公司大班寫給清政府與澳門葡人的書信，而行商寄信地址和外商發信地址均在澳門。目前澳門史研究正處於青黃不接的“瓶頸期”，很多問題囿於文獻而難以深入。因此，如何充分挖掘和利用英國國家檔案館所藏粵澳漢文檔案，將是未來持續推進清代澳門史研究的關鍵所在。［關鍵詞］英國國家檔案館 漢文檔案 廣州十三行 澳門 清代湯開建，澳門科技大學講座教授、中國歷史研究院澳門歷史研究中心首席歷史學家；主要從事明清史、澳門史、中外關係史、中國邊疆民族史等研究，代表作有《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天朝異化之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大航海時代與澳門——中日朝越四國澳門漢文文獻檔案彙編》等。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58湯開建 \ 又一座研究清代澳門歷史的資料寶庫——英國家檔案館藏清代粵澳漢文檔案述評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毫無疑問，在澳門史研究領域中，對現存澳門歷史檔案文獻的發掘、搜羅、考辨、整理，始終是一項位居首位的緊要工作。既往對於檔案文獻的搜集和整理，確實取得了不小的突破。如從1997年開始搜集明清文獻中的澳門史料，到199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時至今日已經走過了二十餘年。在“大數據時代”出現之前，我們整理的這一套檔案文獻確實推動了中國學者關於早期澳門史的研究。但今天看來，這一套二十年前編纂的資料集，明顯存在着很大的問題。就檔案而言，當時僅收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的部分檔案，以及從臺灣編纂的《澳門專檔》中選錄了一部分檔案。該書所收錄的澳門檔案，乃至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澳門相關檔案，仍然遺漏甚多，造成了很多澳門史實的嚴重缺失，更遑論海外各大圖書館和檔案館收藏的澳門檔案。因此，可以說這套書收錄澳門檔案所缺失量之大，令人吃驚。其中，缺失最大的莫過於英國國家檔案館收藏的清代廣州十三行及澳門漢文檔案。毫不誇張地說，英國國家檔案館收藏的清代粵澳漢文檔案是繼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澳門漢文檔案之後，另一座儲藏清代澳門歷史檔案最豐富的寶庫。該館收藏的清代澳門及廣州十三行漢文檔案數量之大、內容之豐富、史料之珍貴完全可以與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澳門漢文檔案相媲美，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然而，當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清代澳門檔案已經廣泛被人使用之時，而英國國家檔案館所藏的這一批檔案絕大部分還處在塵封少動的狀態之中。對於英國國家檔案館所藏的清代澳門及廣州十三行漢文檔案，雖然前人已做了一定的工作，20世紀80年代以前就有中日學者前往該檔案館挖寶，如香港大學許地山教授、日本佐佐木正哉先生等最早將該檔案館澳門及廣州十三行漢文檔案向學術界予以公佈。許地山《達衷集：鴉片戰爭前中英交渉史料》披露的103份中文檔案就來自於英國國家檔案館（他當時是在牛津大學看到的）；佐佐木正哉三部有關中英關係的資料集——《鴉片戰爭前中英交涉文書》《鴉片戰爭之研究（資料篇）》《鴉片戰爭後的中英抗爭（資料篇稿）》，則全部來自於英國國家檔案館。特別有意思的是，由於佐佐木正哉從英國國家檔案館抄錄這些檔案回日本公佈時，並沒有獲得英國國家檔案館的授權，此事引起了英國外交部的抗議，造成了一場政治風波。本來佐佐木正哉還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59湯開建 \ 又一座研究清代澳門歷史的資料寶庫——英國家檔案館藏清代粵澳漢文檔案述評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抄錄了很多該館的其他漢文檔案，在英國方面的干涉下，其他待刊檔案全部胎死腹中。2012年，中山大學歷史系劉志偉教授所編輯的《葉名琛檔案：清代兩廣總督衙門殘牘》出版，其中部分也是來自於英國國家檔案館檔案。其他從英國國家檔案館獲取漢文檔案並將其介紹的學者還有不少，如龐百騰、黃宇和、游博清等，此處不一一介紹。那麽，英國國家檔案館收藏的清代澳門及廣州十三行漢文檔案雖然經過學者們將近一百年的挖掘與整理，是否已將這一部分漢文檔案整理完了呢？特別是其中關於清代澳門檔案都被人挖掘完了呢？答案無疑是否定的。英國國家檔案館館藏澳門及廣州十三行有關中西文檔案共有600個卷宗，檔案數量達數千件之多，其中漢文檔案約分爲以下幾個部分：其一，FO1048，含1239件漢文檔案；其二，FO233/189，共1冊，261頁漢文檔案；其三，FO682，約300件漢文檔案；其四，FO931，含200件漢文檔案；其五，FO228, 主要是英文檔案，內含22件漢文檔案。全部檔案收錄時間始於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止於宣統二年（1910），涉及範圍包括：澳門外交問題，內含澳門與中國內地關係、澳門與香港關係、澳門與葡萄牙關係、澳門與英國關係、澳門與日本關係等，以及澳門內政問題、澳門經濟問題、澳門政治問題等。其中內容最多者，主要反映廣州十三行行商的活動。我對全部檔案進行了比較和統計，其中已經披露的檔案約佔十分之一二，而未被公佈的檔案約佔十分之八九。就此而言，英國國家檔案館收藏的澳門及廣州十三行檔案，雖然經過近百年來數十位學者的研究、整理和介紹，仍然存在大量未被開墾的處女地。在整理這部分檔案時，有一點確實使我產生了深刻的反思，爲什麽會出現這種狀況？我想，最主要原因應是前代學者對澳門及廣州十三行歷史研究的關注度不夠，他們聚焦於鴉片戰爭和鴉片戰爭前後的中英關係，少有學者從澳門及廣州十三行歷史研究的角度去挖掘英國國家檔案館收藏的清代漢文檔案，所以導致如此衆多的澳門及廣州十三行漢文檔案未被發掘利用。英國國家檔案館有關清代澳門及廣州十三行漢文檔案藏量極大，內容極爲繁富，其中大體可以分爲以下幾類：第一，清政府管理澳門、廣州對外貿易政策，以及澳門重大事件；第二，澳門議事會唩嚟哆、澳門兵頭及澳門番差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60湯開建 \ 又一座研究清代澳門歷史的資料寶庫——英國家檔案館藏清代粵澳漢文檔案述評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與清政府往來函件；第三，歷屆公班衙駐澳大班與澳葡政府及清政府的往來；第四，廣州十三行行商與歐洲商人的往來信件。這些檔案均爲原典性的史料記錄，既有廣州行商親筆寫給英商的信，也有英商親筆用中文寫給行商的信，甚至有馬禮遜親筆爲東印度公司大班寫給清政府與澳門葡人的信，而行商寄信地址和外商發信地址均在澳門。由於英國國家檔案館所收粵澳門漢文檔案過於龐大，而且內容十分廣泛繁雜，不可能在一篇文章內進行全面述及，故擇其最爲重要的檔案分類予以介紹述評。一、清政府管理澳門、廣州對外貿易政策及澳門大事件在英國國家檔案館收藏的漢文檔案中，有相當部分檔案是清政府對管理澳門及廣州對外貿易政策的記錄，而這些管理政策涉及方方面面，且均爲其他文獻所未載，或記載不全者。很多檔案都可以補現存澳門史料之缺。（1）如FO1048/17/53《康熙三十七年十二月初二日澳門理事官唩嚟哆等上粵海關監督吳禮善等書》：故以 門隸屬廣州，遷爲內地，誠中外一家，凡有血氣之倫，皆屬天朝赤子。所以自有粵關以來，特命宜A、成B二公，以肇其始，歲中課稅，定爲九萬餘兩。近因閩、浙二關額稅則例較粵而減，是以一時商賈避重趨輕，由是粵關餉懸商困。至康熙二十八年，蠲免魚稅、日用、食物，於額定九萬之外，減爲七萬餘兩，內港諸商，均承膏澤。惟我商，未諳朝廷則例，歷年懞懞上稅，況我遠人，居住濠鏡一百數十餘載，與廣州商民無異。乃內港C東洋船例甚輕，惟我 門船項獨重，年來遂有停帆絕食之苦。今皇上之恩澤，不分中外，遐邇一體，斷不致廣A 宜，即宜爾格圖，粵海關創立後的第一任粵海關滿監督，任期爲康熙二十四年至康熙二十五年。B 成，即成克大，粵海關創立後，其爲第一任粵海關漢監督，任期爲康熙二十四年至康熙二十五年。C 內港，即澳門內港，澳門地名，位於澳門半島西面，屬西江支流，澳門舊有南北二灣，北灣即爲內港，爲外國商船停泊的港口。葡文爲O Porto Interior。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61湯開建 \ 又一座研究清代澳門歷史的資料寶庫——英國家檔案館藏清代粵澳漢文檔案述評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州一屬之內，船餉有偏重之徵，豈可令商民有不平之歎。繼自吳A、存B二公下車之始，乃恤商愛民，興利除弊，爲念不已。具呈三籲仁恩，蒙准請旨題減，荷蒙皇上洞悉商困，勅部恤免，於七萬餘兩之中減爲四萬，將西洋比照東洋船例徵收。而貨稅摘其重者，比照閩、浙例從輕科餉，已稅之貨，憑其出海，不復再徵。又以我 商在粵多年，與外來洋船不同，並將 門洋船比照內港東洋船舊例徵收，永爲定額。從此遠商復甦，餉無曠缺，聖朝之德意，覃被無疆，二公之惠澤，亦長播於無窮矣。聊述其概，永竪千秋。奉旨准定計開：內港東洋舊例：一等濶二丈二尺以上，長七丈三尺以上，每丈十五兩；二等濶二丈以上，長七丈以上，每丈十三兩；三等濶一丈八尺以上，長六丈以上，每丈十一兩；四等濶一丈六尺以上，長五丈以上，每丈九兩。長濶相乘算。粵海關吳、存二位大老爺疏題奉旨。督理濠鏡 事務西洋理事官唩嚟哆C、 商祿的理·公沙路D、商文蘭斯·理拉E等仝勒石。康熙三十七年十二月初二日這份檔案披露了康熙二十四年粵海關澳門分關成立以後清政府對澳門船隻及外來船隻的稅餉規定。夏燮《中西紀事》稱：“國朝康熙二十二年，滅鄭氏，臺灣平。越二年，疆臣請開海禁，報可。於是設榷關四，在於粵東之澳A 吳，當指吳禮善，康熙三十六年至康熙三十七年出任粵海關監督。B 存，早期粵海關設立時，均設滿、漢兩位監督，吳禮善當爲康熙三十六年至康熙三十七年的漢監督，而此姓存者，當爲滿監督。康熙五十三年浙海關監督，亦爲一存姓者，名存柱。C 唩嚟哆，此唩嚟哆即菲利佩·古德羅斯，爲澳門葡萄牙商人，1698年出任澳門議事會理事官，其葡文名爲Filipe Fróis de Quadros。D 祿的理·公沙路，應即公沙路·達·柯斯達，澳門葡萄牙商人，在康熙三十七年澳門議事會會議決議上簽名的澳門市民。其葡文名爲Gonçalo da Costa。E 文蘭斯·理拉，應即雅各梅·羅伊斯·德·理拉，澳門葡萄牙商人，在康熙三十七年澳門議事會會議決議上簽名的澳門市民。其葡文名爲Jacome Roiz de Lira。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62湯開建 \ 又一座研究清代澳門歷史的資料寶庫——英國家檔案館藏清代粵澳漢文檔案述評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門、福建之漳州府、浙江之寧波府、江南之雲台山。”A可以反映康熙二十四年粵海關最早設立是在澳門。第一任粵海關滿監督爲宜爾格圖，漢監督爲成克大。“乙丑，初設海關，額未定，商人仗新榷立威。”B宜爾格圖和成克大抵達澳門後，隨即頒佈了新的稅例。檔案稱“東洋船例甚輕”，據《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公佈的粵海關船稅：康熙二十四年前，東洋第一等大夾板船，徵稅銀1,400兩；第二等夾板船及烏白艚船，稅1,100兩；第三等，稅600兩；第四等，稅400兩。而西洋船稅第一等船原徵銀3,500兩，第二等船原徵銀3,000兩，第三等船原徵銀2,500兩。C康熙二十四年後，酌減二分，即減掉原徵稅額的20%，一等船爲1,120兩，二等船爲880兩，三等船爲480兩，之後一直沿襲此例。檔案稱“惟我門船項獨重”，據葡文資料稱，清朝收復臺灣後，全國開放海禁，並在澳門設立海關，專事稅收。葡萄牙人稱粵海關是“近來本城最大的災難，因爲它強迫我們支付即便是過去也難以支付的款項”。D這就是說，澳門葡萄牙人對酌減二分後的澳門稅額仍然感到繁重，而且不滿。到康熙三十七年時，粵海關監督吳禮善爲了減輕西洋船隻的負擔，西洋船比照東洋船例徵收：內港東洋舊例：一等濶二丈二尺以上，長七丈三尺以上，每丈十五兩；二等濶二丈以上，長七丈以上，每丈十三兩；三等濶一丈八尺以上，長六丈以上，每丈十一兩；四等濶一丈六尺以上，長五丈以上，每丈九兩。長濶相乘算。A ［清］夏燮：《中西紀事》卷3《互市檔案》，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同治四年刻本，第40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32—534頁。B ［清］錢儀吉：《碑傳集》卷20《康熙朝部院大臣》下之中，近代史料叢刊影印清道光六年自序刊本，第921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1267—1268頁。C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235《戶部》84《關稅》，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光緒二十五年本，1991年，第777頁。D 里斯本海外歷史檔案館，澳門，第2函盒，第5號文件，轉引自金國平、吳志良：《Hopo的詞源及其設立年代》，金國平、吳志良：《東西望洋》，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2年，第350—351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63湯開建 \ 又一座研究清代澳門歷史的資料寶庫——英國家檔案館藏清代粵澳漢文檔案述評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這裏澳門內港的東洋船徵收稅額爲：一等船240.9兩，二等船182兩，三等船118.8兩，四等船72兩。這應該是粵海關澳門分關對進入澳門內港東洋船的徵稅稅則，可見澳門徵收的東洋船稅又比廣州徵收的東洋船稅少很多，僅達17%，康熙三十七年進入澳門的西洋船亦比照進入澳門的東洋船，同樣徵收稅額，大大減輕了西洋船隻的稅額。那就是說，康熙三十七年後，不管是東洋船還是西洋船，均徵收同樣稅例。這是粵海關建立後，對澳門葡萄牙人進出口船隻稅額的重大優惠，也是清政府對澳門經濟管理的重要政策，依靠此檔案我們可以比較清楚地瞭解這一政策的變化。（2）如FO1048/17/55《康熙六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香山協副將錢壽爲澳彝大害難捱亟請示禁刁風以肅法紀以除積弊事》，是一份清政府對澳門造船業進行管理控制的重要文獻。雖然澳門開埠以後，葡萄牙人的造船業即已誕生，據《紫原文集》“南太常卿徐貞學先生學行述”稱，澳門開埠後，葡萄牙人“造海舶，藏兵器”，A可以說明明代時葡萄牙人在澳門確實擁有自己的造船業。但萬曆四十一年喻安性“海道五約”訂立後，其中明確規定，“禁擅自興作”，這個“興作”亦應包括造船，所以到了萬曆四十一年以後，澳門的造船業肯定受到明王朝的嚴格管制，故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早期澳門史》稱：早期——一份古老的手稿，使我們相信，在澳門，造船是絕對禁止的。此項禁令無疑對最早的居留者即已實行，因爲如果它開始於滿清皇室奪取中國江山的上升時期，或是在澳門居民承認新皇朝的至尊地位之後方始實行，我們肯定可以在有關事件的記載中找到對這種禁令的嚴重指責。B葡萄牙人庇利喇《澳門的中國海關》亦稱“1722年，澳門禁止造船”。A ［明］羅大紘：《紫原文集》卷10《南太常卿徐貞學先生學行述》，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明末刻本，集部第140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79—82頁。B 〔瑞典〕龍斯泰：《早期澳門史》，吳義雄等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年，第109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64湯開建 \ 又一座研究清代澳門歷史的資料寶庫——英國家檔案館藏清代粵澳漢文檔案述評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這一份康熙六十一年的澳門檔案FO1048/17/55極爲詳細地記錄了澳門造船被中國政府禁止後澳門造船業的狀態，“船隻回帆，必需修理，年月久遠，拆修，大修、小修不等。需用油鐵、竹青多寡，預先呈報，奉批准買，然後擇匠精巧，庶得國課無虞，彝命可保。”“夷人修船，應聽彝人各自僱匠，毋得抑勒把持。”“止許修整舊船，不許打造新船。”可以看出，直到清康熙末期，澳門的造船業衹能是拆修、大修、小修船隻，而不許建造新的船隻。這一管理澳門政策，執行到什麽時候纔開始解禁，至今尚未有確切的材料證明。但澳門對造船業的管制和控扼，通過這份檔案卻可以獲得比較清楚的認識。（3）如FO233/132《乾隆十四年中國官員管理澳門暫行章程十二條》。《澳門記略》稱，乾隆十四年張汝霖和暴煜在澳門議事亭泐石刻澳門管理章程十二條，並稱“蕃、漢文各一具”。漢文章程在《澳門記略》中全文刊登，但用蕃文寫的章程卻未見於任何漢文文獻。檔案中公佈的是將葡萄牙文的管理章程原文翻成漢文，而保留下來。對比兩個章程，雖然內容大體一致，但很多細節的表述還是有不同。限於篇幅，此處衹選擇其中第一條進行比較，就可以看出翻譯本的內容差距。《澳門記略》記載：一、驅逐匪類。凡有從前犯案匪類，一概解回原籍安插，取具親屬保鄰收管，不許出境，並取澳甲嗣後不敢容留結狀存案，將逐過姓名列榜通衢，該保長不時稽查。如再潛入滋事，即時解究原籍，保鄰、澳甲人等一體坐罪。FO233/132《乾隆十四年中國官員管理澳門暫行章程十二條》則記載：第一條，華人之行爲不正者，悉皆屏出澳門。凡遊民既已擾亂治安一次，第二次即行驅逐，並令其親屬向官員擔保，不再出外滋事。如澳門華民領袖該處華民代表人有留容該項遊民在澳情事，亦須對官員負責任。此外，並須將該項遊民之姓名加以標記，懸掛公衆之處，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65湯開建 \ 又一座研究清代澳門歷史的資料寶庫——英國家檔案館藏清代粵澳漢文檔案述評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並着華民領袖隨時查驗。苟有私自回澳者，將該遊民及其親屬懲辦。如華民領袖匿不報官，亦科以應得之罪。雖然兩種版本的管理章程內容大體一致，但由於葡文翻譯時很多細節的變化，翻譯者動了手腳，篡改了清政府管理澳門政策的原意，反映了葡萄牙方面對清政府管理澳門的態度，甚可深入研究。（4）如FO233/189《嘉慶七年二月二十二日署香山縣丞王嶠下澳門理事官安東尼奧·埃薩諭文及廣東政府頒佈防範外夷條規稿》，嘉慶七年頒佈，全文共八條，而到嘉慶十四年百齡頒佈《管理外夷章程》時，《粵海關志》收載此章程則爲六條，這就告訴我們，嘉慶七年頒佈的是初稿，而到嘉慶十四年頒佈時，則將原來的八條刪減爲六條。其中刪減的最後兩條爲：一、逓年止准酌留辦事夷商經理貨賬，餘飭依期歸國，不許在粵逗留也。查各國夷商自乾隆二十四年前督臣李侍堯條奏外夷商船，向係五六月收泊，九十月歸國，該夷商或因貨物未銷，或有行商掛欠，藉詞遷延，留寓省會。請於銷貨歸本後，飭令依期歸國。即有行欠未清，亦令在 門居住，將貨物交行代售。經部議，以該商等交易年久，不無逓年通融搭銷之處，若概令夷商按期歸國，恐行商等知其勢難久待，有意掯留。嗣後夷商有因行欠未清，情願暫留 門居住者，聽其自便，毋庸概掯歸國。逓年夷人在粵海關請照下 ，暫寓住冬，名數多寡不一，仍俟次年催令回國。邇來該夷等竟有在 久居，遷延不去，較前漸多，希圗壟斷，且種類各別，並恐別滋事端。查該夷商等貨物一時未能盡售，或數目收取不齊，誠如部議，未便概行勒令歸國，且夷船比之從前較多，交易重大，今昔稍有不同。雖夷商貿易，每年有兩無掛欠甘結，但各船貨賬未清，仍所不免。查該夷向有留粵辦事大班、二班、三班、四班、五班，搃司各船貨賬，應請嗣後各夷商銷貨歸本後。隨同原船回國外，止准酌留辦事夷商大班、二班、三班、四班、五班等名，幫同經理貨賬。夷人五名，寫字五名，在 住冬，清理賬目。每名亦止帶小厮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66湯開建 \ 又一座研究清代澳門歷史的資料寶庫——英國家檔案館藏清代粵澳漢文檔案述評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一名，不准多帶，仍於每年下 時，令該大班將留粵夷人名數造冊，由行商呈報海關衙，轉咨督撫偹案。俟年歸國，亦申報查考，不許歷年久住，亦不許人數增多，仍責令行商公平速售，按期歸楚，不得任意拖欠，如有掯留壓滯，即將行商按律惩辦。一、外夷兵船應停泊外洋以肅邊防也。查 咭唎來廣貿易，向例駛進黃埔河面，以便查騐開艙。該國向有巡船三四隻，或五六隻不等，係護送貨船來粵，歷年停泊雞頸、伶仃等洋。俟貨船下貨出口，仍隨同護送回國。嗣後， 咭唎貨船仍准進黃埔，其巡船止許照例灣泊雞頸、伶仃等洋，不許進十字門及灣近虎門洋面。此外，如有飄風及寄信等小船巡到粵，即時驅逐回國，不准逗留，即實係護貨巡船，亦止准酌定四隻爲限。如有過數，亦即行驅逐，不准藉護貨爲詞，挨延停泊，先行飭知該國大班，傳諭遵照，以肅邊防云云。上錄兩條章程十分重要，一是詳細地介紹了外國商人下澳住冬的嚴格規定和措施，二是對護貨來廣州貿易的英國兵船不許進十字門及虎門洋面，衹能停泊到雞頸、伶仃等洋，反映清政府嘉慶七年時已經制定了對外國商人在澳門住冬和護貨兵船來廣的嚴格條例。這兩條爲《粵海關志》所不載，而且內容極爲詳細，共835個字，可以反映檔案中保留的應是該章程的最初施行稿，而到嘉慶十四年，纔由八條減爲六條。（5）如FO1048/10/81《嘉慶十五年十月十六日兩廣總督百齡頒嚴禁澳門腳夫勒索洋商告示》，對於澳門關口腳夫勒索洋商之事進行了詳細敍述，提到：“訪聞單鷹港腳夷船來澳，開駕三板入澳，知會引水，夷客小艇開埋，挑夫紏衆恃強勒照。夷人上省下澳之式，每艇勒銀一十六員。因勒索不遂，竟敢持械尋毆，夷人畏兇，迯入味士啤行內躲避，挑夫肆意圍打滋擾，實屬目無法紀。”兩廣總督百齡因此發佈告示要求澳門地方官對那些“欺凌夷人，恃蠻勒索”的行爲予以嚴懲治罪，並將該告示“發仰澳門地保張掛闗部前曉諭”。 （6）如FO682/327/5(19)《道光二十四年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耆英札西洋理事官唩嚟哆》，頒佈了道光二十四年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耆英對澳門葡萄牙人提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67湯開建 \ 又一座研究清代澳門歷史的資料寶庫——英國家檔案館藏清代粵澳漢文檔案述評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出的“議事會九請”給予的答覆：札西洋理事官唩嚟哆知悉：案據稟稱,澳門貿易事宜九款，上年蒙准六款，所有三款，務乞代爲奏請，等情前來。除第一款所稱請免地租，並指明地界，及第五款，無論何國商船，勿禁其來澳貿易，等語。均俟本大臣查明核案，另再行知外。惟第四款所云，澳門華商納稅無論進口出口俱照新例辦理，至今未見遵辦，懇求示諭遵照一條，業經據稟咨會粵海關查照，諭飭澳門華商遵照新定章程辦理矣。合行札知，札到該理事官唩嚟哆，即便知照，可也。此札李書粟、聞玉章、姚鑫呈。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六日欽差大臣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兩廣總督部堂宗室耆（印）澳門華商納稅已咨粵関諭飭遵辦1843年7月29日，兩廣總督耆英與澳門總督希爾維拉·邊度（Adrião Acácio da Silveira Pinto）在澳門總督府舉行會談，會上澳門議事會草擬了一份文件，向兩廣總督耆英提出九點請求，試圖改變澳門管治狀況，即著名的“澳門議事會九請”。同年10月10日，澳督邊度到廣州再次與兩廣總督耆英談判，確定了中方對“九請”的六條予以批准，其中還有三條沒有明確答覆。這些文件衹存葡文稿本，未見中文譯本。這份FO682/327/5(19)號檔案就是上年10月兩廣總督耆英對葡萄牙人提出的“九請”給予的回答。不同意的三款是原請的第一請：關於免除澳門每年交納的地租租金和確認屬於葡人的界地；原請的第五請：無論何國商船，勿禁其來澳貿易；原不同意的第四請：澳門華商納稅無論進口出口俱照新例辦理，本次獲得批准，諭飭澳門華商遵照新定章程辦理。實際上“澳門議事會九請”到道光二十四年時已獲批准的有七請，衹有兩項涉及到中國領土主權和海關走私的問題未獲批准。由於此檔案是關於“議事會九請”這一重大事件的中文原始材料，故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價值。（7）清政府對1845年澳門議事會頒佈的新海關條例的態度。如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68湯開建 \ 又一座研究清代澳門歷史的資料寶庫——英國家檔案館藏清代粵澳漢文檔案述評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FO682/327/5(14)《道光二十五年六月初十日兩廣總督耆英咨飭唩嚟哆》：爲咨送移付事：據西洋理事官唩嚟哆稟覆，澳門划艇業經編號給照在案。茲酌定章程，凡有貨牌不符者，即是偷漏，照例辦理。至由省關領取紅單，報驗出口，至澳抽分館驗明卸貨，似可不必復到澳關覆驗，以免騷擾。等情前來。查現定章程原爲稽查偷漏起見，若如該理事所議不必由澳關覆驗，則走私之弊，仍不能免除。會同台銜、東撫部院札飭該理事遵照現章辦理，並將西洋划艇酌定額數，稟覆查核外，相應備錄，會回稿咨送，爲此合咨，抄錄會行稿，付知貴部院煩請查照，分別書行存案。回稿一件，仍祈移還施行。計咨送會回稿二件粘抄。一咨東撫院，移總督衙門。聞玉章、姚鑫呈道光二十五年六月初十日欽差大臣太子少保兩廣閣督部堂宗室耆（印）唩嚟哆仍遵現章辦理並將划艇酌定額數一案會稿1845年3月1日，葡萄牙澳門議事會頒佈了新的海關條例，要求所有進入澳門的葡萄牙和其他國家船隻必須接受海關登記和檢查等六項規定。廣東方面對於葡方單方面頒佈的這一項海關新規定並不認同，故由兩廣總督耆英發咨文給澳門理事官，明確表示“澳門划艇業經編號給照在案。茲酌定章程，凡有貨牌不符者，即是偷漏，照例辦理。至由省關領取紅單，報驗出口，至澳抽分館驗明卸貨，似可不必復到澳關覆驗，以免騷擾”，重新復查“西洋划艇酌定額數”。這是中方在鴉片戰爭後議事會提出九請後頒佈的對澳門划艇舊管理制度的重新認定，而對葡萄牙方面頒佈的新海關條例並不認同。（8）道光二十九年沈志亮刺殺澳門總督啞嗎嘞事件。關於沈志亮刺殺澳門總督啞嗎嘞事件，英國國家檔案館收藏檔案共8件。僅舉一例。如FO682/1982/42《道光二十九年八月初一日兩廣總督徐廣縉致英國公使文咸照會及兇犯沈志亮供單》：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69湯開建 \ 又一座研究清代澳門歷史的資料寶庫——英國家檔案館藏清代粵澳漢文檔案述評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大清欽差大臣兵部尚書兩廣總督部堂世襲一等子爵徐爲照會事：前因澳門啞協鎮被害，當即分飭各縣一體嚴拿。茲於七月廿六日，據順德郭知縣拿獲正兇，起出頭手，押解來省。經本大臣親提覆訊，供認不諱，遂於廿九日將該犯綠地 出正法，委員押解首級，梟示犯事地方，以昭炯戒。並將啞協鎮頭手送至澳門收領矣。爲此照會。順候秋祉日增。須至照會者。計粘抄兇犯供單一紙。右照會大英欽奉全權公使大臣總理香港地方軍務兼領五港英商貿易事宜文道光二十九年八月初一日沈志亮供：香山縣人，年四十五歲，祖父母都故，並無兄弟，娶妻盧氏生有一子，向在澳門生理。西洋兵頭啞嗎嘞行爲兇暴。啞嗎嘞在三巴門外開闢馬道，把附近墳墓概行平毀。啞嗎嘞平時又把澳門各店鋪編列夷字勒收稅銀，舡艇每隻也要勒銀收用，如不依允，就帶夷兵拘拿，鞭打監禁。並藉稱犯夜，妄拿民人勒索銀錢。合澳民人忿忿不平，即西洋土夷也因啞嗎嘞勒派銀兩，短給兵餉，姦淫婦女，各有怨言。小的祖墳六穴，因啞嗎嘞闢馬道全行平毀，小的心懷忿恨，起意乘間把啞嗎嘞殺死除害。七月五日午間，聽聞土夷傳說啞嗎嘞下午欲出關閘跑馬遊玩，帶人無多，小的就身藏尖刀在那裏路旁等候。酉牌時候，啞嗎嘞騎馬跑來，遇小的看見，乘他不防，把啞嗎嘞拉下馬來，拔出身帶尖刀，砍落他頭顱，並砍斷他臂膀一隻，啞嗎嘞登時身死。小的就把頭顱、臂膊一併拿取，祭告祖宗，旋即逃走。隨奉訪聞查拿，小的害怕，逃往各處躲避。今被兵役獲解的。啞嗎嘞頭顱臂膊，小的埋在土名桑田地方，現蒙查起解驗。小的委因啞嗎嘞平毀祖墳，忿恨將他殺死，並沒別故，衹求恩典，所供是實。啞嗎嘞即亞馬留，又作阿馬喇、亞馬勒、啞馬叻，即若昂·馬里亞·費雷拉·多·阿馬拉爾（Joã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1803—1849），是葡萄牙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70湯開建 \ 又一座研究清代澳門歷史的資料寶庫——英國家檔案館藏清代粵澳漢文檔案述評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海軍上校，在非洲戰場有“獨臂將軍”之稱。1846年4月出任澳門總督，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澳門的措施，並且拆毀城墻、開闢馬路，直通關閘，並關閉清政府粵海關關部澳門行台，開始葡萄牙在澳門殖民拓展的先河。其在修通澳門城北至關閘的馬路中，毀棄了無數華人墳塚，並將挖出的屍骨拋至大海，引發了澳門城北望廈、龍田等地居民的公憤，遂引發1849年8月發生的沈志亮刺殺啞嗎嘞案。沈志亮刺殺啞嗎嘞案是澳門歷史上極爲重要的事件，也是澳門歷史由古代邁向近代的轉折點，但關於沈志亮刺殺啞嗎嘞一事，中葡雙方有多種不同的說法，至今未有確論。英國國家檔案館所藏的有關沈志亮刺殺啞嗎嘞的檔案，公佈了沈志亮刺殺啞嗎嘞的原因，以及刺殺當時發生的很多細節情況，可以證實此案部分真相，對於澳門史研究而言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9）道光二十九年澳門鋪戶、居民、紳士共同控訴澳門葡萄牙夷人啞馬叻、陸嚷等罪惡行徑。道光二十九年啞馬叻（即前述亞馬留）刺殺案爆發後，澳門華人居民、紳商共同發起了一場對葡萄牙夷人啞馬叻、陸嚷等人的一場公訴，集中反映在英國國家檔案館所藏FO233/184《道光二十九年澳門衆舖戶居民紳士公啓》中：澳門衆舖戶居民紳士公啓。啓者：澳門西洋夷人藐法殃民，窮兇極暴，華人受害，苦不堪言。茲將其肆虐惡款，張貼通衢，用播其惡，於衆諸君閱看，應爲之共抱不平也。謹將其澳門夷人啞馬叻、陸嚷等肆虐惡款臚列於後：一、勒收舖戶公鈔。凡大小舖戶均編號夷字，議以差等，或百員，或二三十員不等。倘有不依其議者，立即督率夷兵拘拏，鞭撻監禁。一、勒收快艇月鈔。凡在澳停泊之快艇，每隻每月勒令輸銀一員。不依具議者，立即駕駛華艇，追逐燒燬，捉拿船主工人，鞭撻監禁。一、佔普濟禪院土名岡豆圍稅田十畝，並不經明業主，擅行霸佔。將稅田圍築，種植菓木，以爲遊讌之地。復填築地基，預爲建造夷房地步，經稟明在案。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71湯開建 \ 又一座研究清代澳門歷史的資料寶庫——英國家檔案館藏清代粵澳漢文檔案述評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一、霸佔望夏、龍田等村稅田三頃餘，勒令該業戶將土名畝數在夷稅館逐一報明，豎立夷字界石，要起稅收租，業經稟明在案。一、霸佔望夏、龍田、三巴等處地方，開建馬道，平滅墳塚。其馬道由三巴門、水坑尾行外，直至關閘，連岡越嶺，闊約三丈餘，長三千餘丈有奇。墳塚纍纍鱗次，一概盡被平毀，骨骸多至暴露其馬道之外。山岡之上，約計萬餘墳塚，勒限一年盡要起遷。如到期不遷者，一體平毀，洵屬幽冥之魂含冤，生者同怨。一、編號民房。凡在澳居住之華民舖戶，號夷字於門首，陰以糾察匪類爲名，陽實勒收屋價。三巴門外之沙梨頭、龍田村、龍環村、望夏村房屋，盡皆編號，現在張貼字約，限以十五日收租。一、改造關閘。凡夷人出入乘駕馬車，乃嫌關口迫㺌，未便往來，擅行拆毀，並不稟官。隨即僱工改造，修整闊大，在閘上用石刻夷字。一、鞭撻華民。舊例：凡華民、夷人交涉事件，華人則歸華官經理，夷人則歸夷官經理。今夷人變亂舊章，內地奸民以事赴者，輒敢聽斷，至在衙上往來之人，不論貴賤老幼，不問良歹，每每藉端拘拿，勒錢取贖，或三五員，或百十員不等。其無銀取贖者，即捆至議事亭，吊起鞭背數百，然後交戎廳發落，否則置之牢禁不放。一、或燈後在街上行走者，即指以犯夜爲名，罰銀一員零銅錢二百文，方可取贖。一、封閉稅廠關口，希圖鯨吞國課，糾率夷兵將關內之人盡行驅逐，並欲砍斷桅桿，掘平照壁，拆毀扁額，將頭行、儀行概行封鎖，真乃目無法紀之甚矣。一、往各鄉遊玩打雀。凡附近之村莊，常到放鎗打雀，以至婦女驚慌，兒童惶恐，鄉人憾憤不平。一、裝划艇數十隻。凡載貨物，俱係走私，其划艇炮械足備，每船駕駛二三十人，另用夷人二三名，餘皆蛋民。其水手俱穿夷衣夷帽，假威哄嚇，販賣私鹽，包走私貨。巡船兵弁，見係夷船，不敢查拿，更有駛往別處行劫，爲害實甚。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72湯開建 \ 又一座研究清代澳門歷史的資料寶庫——英國家檔案館藏清代粵澳漢文檔案述評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一、封釘舖舍。澳內居民，現已搬遷八九，所遺餘物，夷人即將板片釘封，霸爲己有。以上惡款，係屬大概情形，諸君閱看爲之拍案一歎。澳門衆舖戶居民紳士公啓這份“公啓”是澳門華人居民、士紳對道光二十六年啞馬叻擔任總督後葡萄牙人種種惡行的系統控訴和清算，反映了當時澳門華民對西洋葡萄牙人同仇敵愾的心情，其中公佈的大量惡行並未見於其他中文檔案文獻，雖然在葡文檔案文獻中有所記錄，但也沒有如此集中系統。此份檔案應是英國國家檔案館藏清代澳門檔案中的“極品”。（10）咸豐七年各國商人住澳人口名單。道光二十二年香港開埠後，原來在澳門租房居住的外國商人紛紛遷往香港，各國機構、各大商行紛紛從澳門搬出，在香港建立新的據點，澳門似乎成了歐洲人棄居之地。實際不然，在鴉片戰爭後，仍然有很多歐洲商人及巴斯商人在澳門居住。英國國家檔案館收藏有FO682/279A/5(20)《咸豐七年澳門各國夷人家數統计名單》：謹將查明現在住澳各國夷人家數列摺呈電：咭唎：吧 ，眷屬在南灣二字行避暑暫住；呤咘，眷屬在打銅圍口避暑暫住；囉臣，眷屬在南灣一字行避暑暫住；扢臣A醫生，眷屬住大廟腳；士啐，地保鬼，眷屬住菩提行；㖮噸，眷屬住南灣公司行；士吻B，酒店鬼，住加呞囒埔。A 扢臣，即托瑪斯·屈臣（1815—1860），英國人，醫生、業餘畫家。1845年移居澳門，師從英國畫家喬治·錢納利學習繪畫，1846年在澳門設有商行，1851年後本人去香港，其家屬仍居澳門，1858年回國，1860年在蘇格蘭去世。其英文名爲Thomas Boswall Watson。B 士吻，即約翰·史密斯，澳門拍賣人、酒店業者、印刷廠東主。1837年來澳，與馬克威克合組馬克威克-史密斯公司，開設酒店，故稱“酒店鬼”，並負責澳門船舶業務，1840年解散，1846年在澳門設有商行，1844—1857年與夫人在澳門南灣街45號居住。其英文名爲John Smith。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73湯開建 \ 又一座研究清代澳門歷史的資料寶庫——英國家檔案館藏清代粵澳漢文檔案述評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花旗：嚩時A，眷屬住波羅行；哺時B，眷屬在㗑吧婆行避暑暫住；思 吪，大班，住下環街花旗行；士笪 ，眷屬係西洋婆，住十六柱左側。咈呤哂C：兵頭陸英，住南灣烏煙行左側；大班，住加呞囒埔不知名；尼姑數人D，在澳行醫，住醫靈廟。呂宋：大班，不知名，住大廟腳。港腳：白頭鬼，有三四家係客商，盡住南灣，往來不定。這份檔案十分重要，反映了香港開埠以後，澳門仍然居住了大量的外國商人，有居住在南灣一字行、南灣二字行、南灣公司行（這是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澳門租居的三處辦公地方）等地的英國商人，有住在下環街的美國商人，有居住在南灣烏煙行附近的法國商人，有居住在大廟（主教座堂）腳的西班牙商人，還有住在南灣街的巴斯商人。當然，此時的外國商人已遠遠不如嘉慶、道光時期的人數，但澳門仍然是鴉片戰爭後外國商人選擇居住的重要據點之一。二、澳門議事會唩嚟哆、澳門兵頭及澳門番差與清政府往來函件唩嚟哆（procurador）是澳門議事會的理事官，專門負責與中國政府打交道，所以澳葡政府與中國政府發生關係，都是通過唩嚟哆與中國政府交往。檔案中大量的唩嚟哆上中國政府的稟文和信札，其中有一部分見於《葡萄牙東波A 嚩時，即喬治·伯金士，美國商人。1846年至1849年服務於美國旗昌洋行，後去香港旗昌洋行，其眷屬一直居住在澳門。其英文名爲George Perkins。B 哺時，即莱恩·佩吉斯，美國商人。1843年至1848年在澳門貿易，後去香港，其眷屬留居澳門。其英文名爲Lane Pages。C 咈呤哂，即法蘭西。D 尼姑數人，1828年12月，澳門主教熱羅尼莫·馬塔聘請11位法國聖雲仙保祿仁愛會修女來澳，負責管理聖羅撒孤女院，並將被教區收購的“十六柱”大屋修繕後作爲孤女們的居所。1849年，又將孤女院遷入奧斯定修道院。1857年，又將由法國聖雲仙保祿仁愛女修會管理的聖羅撒孤女院劃歸聖家辣修道院管理。當年2月19日，將在崗頂奧斯定修道院內辦學的聖羅撒孤女院遷入聖家辣堂繼續開辦。此處的醫靈廟當即指聖家辣堂。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74湯開建 \ 又一座研究清代澳門歷史的資料寶庫——英國家檔案館藏清代粵澳漢文檔案述評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塔檔案館藏清代中文檔案》，但仍有很大一部分沒有被東波塔檔案收錄。這些檔案反映了很多重要的澳門史實，也都是前人所未提及者。（1）澳門唩嚟哆檔案。關於此類檔案共30餘件，均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本處僅舉一例，如FO1048/34/3《道光十四年正月十二日澳門議事會理事官安東尼奧·佩雷拉上中國官府稟文》：哆A於本月二十日得接省城心腹夷人來信云：本月十六日聞得有人說，在澳用銀買一個地滿人或黑奴人上省交與地方官，爲填傷斃淇澳村人命案事。該人聞得此事，到 咭唎公司處問大班嗲 B。大班說稱，果有此事。此人不是 咭唎船上人，此人現在香山，此事可恨，已經稟明制臺，告明不服在案。哆將來信與兵頭觀看商量，兵頭亦接得省城公司大班嗲 及 C來信云，亦說此事有人說，天朝官府囑咐人用銀子買一個紫色人爲填淇澳村命案，請兵頭查明此人係何項人？該大班亦查明係何項人？等語。據此哆與呞咑D聞此事，無不驚駭，不得不稟明臺前懇爲轉稟大憲，乞將該夷人押解來澳。哆等查訊是地滿人，或是黑奴人，或是西洋國人，被人用銀買去填命。無罪人替有罪人死，哆等告明不服，以免無辜受害，實蒙恩便矣。A 哆，即指唩嚟哆，此唩嚟哆即安東尼奧·佩雷拉，葡萄牙富商，於1830年和1834年先後兩次出任澳門議事會理事官。其葡文名爲António Pereira。B 嗲 ，又作爹庇士、德秘師、嗲庇時、迪惠氏，即德庇時（1795—1890），英國商人。1813年來澳跟隨馬禮遜學習中文，1813年至1816年任東印度公司駐廣州商館書記，1816年任英國訪華使團漢文秘書，1818年在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辦公室並編述當日日誌管理員，1825年出任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漢文秘書兼進出口貨代理監督，1828年擔任廣州商館高級職員，1829年返回英國，1830年擔任廣州商館二班，1832年1月17日至8月出任東印度駐廣州商館大班，1832年8月至1833年12月出任二班，1834年1月再次出任大班。公司解散後，1834年9月擔任英國駐華第二商務監督，1835年擔任英國駐華商務監督，至年底辭去監督職位，1845年出任港督。其英文名爲John Francis Davis。C ，又作則臣，即約翰·傑克遜，英國東印度公司商人。1816年至1818年任東印度公司書記，1834年1月起擔任東印度公司駐廣州商館三班。其英文名爲John Jackson。D 呞咑，又作呞噠、司打、司達、事打的，即議事會。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75湯開建 \ 又一座研究清代澳門歷史的資料寶庫——英國家檔案館藏清代粵澳漢文檔案述評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這份檔案是澳門理事官安東尼奧·佩雷拉向清政府報告英國人在澳門購買地汶黑奴填補其在淇澳傷斃人命案，十分重要。關於英國人在淇澳島傷斃華人命案一般都是依據西文資料進行介紹，而多站在英方的立場上處理此案。這是當時保存的澳門葡萄牙人告發英人作弊一事的原件檔案，具有很重要的意義。（2）嘉慶年間記錄澳門總督檔案。澳門總督，檔文稱總兵官。這一類檔案共10件。僅舉一例，如FO233/189《嘉慶六年十月十五日咭唎喕呀嘑大將軍唩唻士類致澳門總督便鐸函》：喕呀嘑A大將軍唩唻士類B書與瑪羔C城總兵官知府D大老爺講明事：現奉我 咭唎國諭內開，照得 啷哂國人見意霸佔小西洋地面門城及波爾都雅E國在東洋所管各處，隨又奉諭，本任與東洋將軍協同波爾都雅國總兵等官，保護小西洋、瑪羔等處，免被 啷哂強佔。等事。奉此，除將緣由轉飭海上將軍，勉力分派官船辦理外，合備兵丁及各軍器，發來到 ，隨事相幫辦理。今有官船數隻，送兵到 。該船總兵官與大班、二班領我之命，到瑪羔城總兵官商量，該如何防備，免受仇人之害，同共定奪。至從前先有文書到爾等小西洋總督，係着現來之兵到 協同保護。等情。今雖未有小西洋總督回書，但恐 啷哂仇人先來侵害，是以早送兵丁到 ，幫助防備。爾等瑪羔總兵不必猜疑，並無外意。尊駕明知，因 咭唎國與波爾都雅國十分相好，每事同心A 喕呀嘑，又作猛牙拉、呷喇、吖嘑、吖呀、 啦、呀啦、呀喇、孟雅拉、吖喇，即孟加拉，其地位於印度半島西南部分，實指西孟加拉之首府加爾各答（Kolkata）。其英文名爲Bengal。B 唩唻士類，當即委來士類侯爵（Marquis Wellesley），即理查德·韋爾斯利（1760—1842），1798年至1805年擔任孟加拉總督。其英文名爲Richard Wellesley。C 瑪羔，即澳門（Macao）之越南譯法，17—18世紀越南漢文文獻譯澳門均爲瑪羔，因爲此次來澳門的英國軍隊是從越南戰場撤離而來，所以此處沿用越南對澳門的譯法。D 瑪羔城總兵官知府，即澳門總督。此澳門總督應爲喏瑟·噧喴·便鐸，即若瑟·曼努埃爾·邊度，1800年至1803年任澳門總督。其葡文名爲José Manuel Pinto。E 波爾都雅，又作波爾杜瓦、波爾都噶爾亞、博爾都噶爾、波爾圖噶、傅而都嘉利亞，即葡萄牙（Portugal）之另譯。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76湯開建 \ 又一座研究清代澳門歷史的資料寶庫——英國家檔案館藏清代粵澳漢文檔案述評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辦理。現經將我本國兵丁已送到小西洋相幫，免 啷哂搶佔地方，現有小西洋總督書信云，說我大西洋波爾都雅國與爾 咭唎國兩王相好，今又因倚靠爾兵保護之意，我實滿心願意與爾等商量辦理。是以但凡有真信 啷哂來侵害瑪羔，必有文書與尊駕，共海上總兵官A及大班商量前來保護。再現有爲保護 門分派各項之規條已示知喕呀嘑議事廳第二位文官，後來必回明尊駕。可也。上澳門總兵官知府大老爺台前唩唻士類拜嘉慶六年十月十五日這些檔案均是由原來的英文翻譯成漢文而被保存下來，而這裏面的內容主要反映當時的英國與葡萄牙關於澳門問題的內幕交往，具有極爲重要的意義。（3）王室大法官㗣嚦檔案。王室大法官，檔文稱番差。這一類檔案中，提及最多的爲㗣嚦（Miguel de Arriaga Brum da Silveira），此人爲澳門19世紀初期最著名的專制統治者、王室大法官。關於澳門王室大法官㗣嚦的檔案在英國國家檔案館中收藏很多，僅以其名爲專題的檔案就達12份，其中涉獵的事實亦爲東波塔檔所不載，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僅舉其一例，如FO1048/9/33《嘉慶十四年十一月初七日西洋國使澳門番差㗣嚦爲求恩發給銀兩以應急需事》：爲求恩發給銀兩以應急需事：切 等呞噠所偹兵船六隻隨師緝捕，前與各憲議立章程，曾蒙恩允給助銀八萬兩，但所偹六船之內原有呞噠向偹巡船一隻，今又偹價銀九千五百員購買小船一隻，其餘四隻均爲僱用，每隻議定租銀一萬兩。因各船主無船發趂營生，留阻一年生意，故於僱船之日，呞噠已將租銀給予。今值在澳尚存船隻陸續A 海上總兵官，即羅伯特·漢密爾頓，英國海軍中校，英國駐國外皇家及公司部隊指揮官，1802年3月在澳門上岸，拜訪澳門總督，要求給予英軍登陸，但遭到拒絕。其英文名爲Robert Hamilton。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77湯開建 \ 又一座研究清代澳門歷史的資料寶庫——英國家檔案館藏清代粵澳漢文檔案述評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開行，呞噠應需洋利支發。時當告乏，且各兵船礮火、彈子等項，呞噠所存無多，現議發船一隻，趕赴呂宋採買，以預後需。勢着懇恩於給助之銀，再行迅發五萬兩。祈於五萬兩之中抽銀八千兩，會託洋商轉交在省之夷人 咧哋A取回收單，俾 等得以修書託其買兵船所用火藥彈子等費。至各兵船工食等項，請則陸續發來。特此稟聞，統祈恩典。俾呞噠得銀，應支兵船，有賴霑恩。切赴南海佐堂申B、香山縣主彭C、軍民府憲朱D嘉慶十四年十一月初七日稟此處的“”即“㗣嚦”的省稱。這份檔案載述當時澳葡政府的主導者王室大法官㗣嚦率統澳門議事會租用軍艦幫助清政府圍剿海盜張保仔之事，是㗣嚦爲消滅張保仔調動葡艦參與軍事行動的明證，具有很重要的史料價值。三、歷屆公班衙駐澳大班與澳門政府及清政府的往來函件這一類檔案在英國國家檔案館收藏的漢文檔案中爲數較多。英國東印度公司歷任特選委員會主席即公班衙的首席大班。乾隆二十五年清政府頒佈澳門住冬政策後，大班們均在廣州貿易，而居住地則在澳門。大量檔案反映他們在澳門指揮廣州的貿易，包括給中國政府的信函及中國政府給公班衙的告示。其主要見於FO233/189及FO1048兩個最具代表性的卷宗。（1）洪任輝（James Flint）案。英國國家檔案館中收藏以洪任輝爲題的檔案共5件。僅舉一例，如FO233/189《乾隆二十七年十月初四日兩廣總督蘇昌、廣東巡撫明山照會咭唎國王》：A 咧哋，又作叭喱、叭嘚哩、吥喱，即托馬斯·帕特爾，英國商人，1793年爲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職員，被指令學習中文，1805年至1810年12月出任廣州商館二班，1811年至1813年改任三班，1814年又改任二班，1815年11月26日在澳門去世。其英文名爲Thomas Charles Pattle。B 申，即申繼志，嘉慶十年至嘉慶十六年任南海縣丞。C 彭，即彭昭麟，嘉慶九年至嘉慶十五年、嘉慶十八年至嘉慶十九年任香山知縣。D 朱，即朱廷桂，嘉慶十四年五月至嘉慶十五年九月署理澳門同知。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78湯開建 \ 又一座研究清代澳門歷史的資料寶庫——英國家檔案館藏清代粵澳漢文檔案述評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廣東廣西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仍兼世管佐領蘇A、署理廣東巡撫加二級軍功加一級又加職一級明B爲照會事：據廣東布政司會同按察司詳稱，照得夷犯洪任輝係 咭唎國夷商，向在粵東往來貿易，詎洪任輝不安分守法，希往浙江寧波府開港貿易，勾結內地奸民劉亞匾於乾隆二十四年砌款前赴天津地方呈控。經奉欽差審明覆奏，荷蒙皇上恩恤遠夷，止將奸民劉亞匾正法示衆，其洪任輝一犯，僅令於澳門圈禁三年，茲自乾隆二十四年十月十七日發交澳門同知C圈禁起，連閏計至本年九月日滿。奉憲預期奏請釋逐回國，欽奉恩旨俞允，遵經行委該地文武於本年九月十七日將該夷犯洪任輝釋禁，押交該國夷商大班咇 D收管，俟有該國首先開行之船，即令帶領回國。外惟查洪任輝滋事妄行，幸荷天朝格外寬恤，僅予圈禁，又復如期恩釋於申明國法之中，示以涵容並包之量。不特該犯洪任輝身被殊恩，當思涕零感激，即該國衆商共沐恩波，亦宜踴躍向化。茲當發遣洪任輝回國之時，理合詳請行文該國王遵照，將洪任輝飭發收官約束，毋任再行潛入內地滋事，致干大法，等由。到本部堂、本部院。據此合就照知，爲此照會該國王，即便遵照將洪任輝飭發收管約束，毋任再行潛入內地滋事，並飭嗣後凡屬來粵貿易商梢，當思天朝柔遠深仁，益加恭謹，守分營生，毋得滋事妄行，致罹國法，可也。須至照會者。右照 咭唎國王乾隆二十七年十月初肆日洪任輝，又作輝、洪任，英國東印度公司商人。1736年來華，受僱於東印度公司，後學習中文，1746年成爲東印度公司的翻譯，1753年擔任廣州A 蘇，即蘇昌，乾隆二十六年至乾隆二十九年任兩廣總督。B 明，即明山，乾隆二十七年至乾隆二十八年任廣東巡撫。C 澳門同知，又作廣州府海防軍民同知、廣州海防軍民府、澳門軍民府、澳門海防軍民府，爲清代管理澳門的最高行政機關。乾隆八年設置，爲正五品，該職駐地在香山縣的前山寨。D 咇 ，當即塞繆爾·布朗特，英國東印度公司商人，“翁斯洛號”（Onslow）大班，1757年來廣州、澳門貿易，1761年至1762年任常駐廣州管理會主任。其英文名爲Samuel Blount。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79湯開建 \ 又一座研究清代澳門歷史的資料寶庫——英國家檔案館藏清代粵澳漢文檔案述評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商館中文教師，乾隆二十年成爲東印度公司廣州四個管理會之一的管理委員，並擔任“霍爾德內斯伯爵號”（Earl of Holderness）三班，前往寧波貿易，乾隆二十一年擔任“格里芬號”（Griffin）二班，乾隆二十二年“翁斯洛號”（Onslow）擔任二班，前往寧波貿易。乾隆二十三年，東印度公司在廣州成立統一的管理委員會，洪任輝擔任九班。乾隆二十四年，洪任輝再次率英船前往寧波貿易，並駕船駛至天津，從而引發著名的“洪任輝事件”；同年十一月十九日，被清政府下令拘禁，囚禁於香山前山寨，直到乾隆二十七年釋放。洪任輝案是清代中西貿易史上的最爲重要的事件，也是清代中英貿易的轉折點，英國國家檔案館收藏的5件洪任輝檔案可以彌補清代其他文獻所記錄此事之缺，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2）啵啷（Henry Brown）居澳統攝英商廣東貿易事務。英國國家檔案館收藏有以啵啷爲名的檔案共11件，僅舉一例，如FO233/189《乾隆六十年四月初一日兩廣總督覺羅長麟批覆咭唎大班啵稟文》。啵啷，又作啵，即亨利·波朗，英國商人。1770年來廣州、澳門貿易，後擔任廣州商館書記、三班，1785年接任大班，1789年1月回國，1792年再次來廣州，擔任廣州商館大班，至1795年回國，1810年第三次擔任廣州商館大班，1811年3月回國。這是兩廣總督覺羅長麟批覆第二次擔任英國東印度公司駐廣州商館大班啵啷回國前所稟請的批文，詳細記錄了英國商人向廣東政府提出的11件請求和廣東政府的回覆。這份文件是乾隆以前英商在廣州、澳門貿易所出現的種種問題的匯總，清方和英方對上述問題均有不同的認識和立場，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其中很多細節問題都是以往文獻中沒有提到過的，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應該深入研究。（3）哆啉呅（James Drummond）居澳統攝英商廣東貿易事務。英國國家檔案館收藏有以哆啉呅爲名的檔案共13件，僅舉一例，如FO233/189《嘉慶七年三月十六日咭唎國大班哆啉呅、二班咇、三班士咟上兩廣總督覺羅長麟、廣東巡撫瑚圖禮及粵海關監督三義助稟文》：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80湯開建 \ 又一座研究清代澳門歷史的資料寶庫——英國家檔案館藏清代粵澳漢文檔案述評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咭唎國夷商大班哆啉呅、咇 A、士咟B叩請督憲、撫憲、關憲三位大人金安：前月夷本國到有吖喱哯、嗌唎巡船二隻，又到有呷嚀、彎嗱、 夷船三隻，均係奉本國差來防護澳門，並照料本國進出口貿易船隻，各務俱陸續收泊零丁、三角洋面，經於船到之時，將情由據實回明大憲。今因夷等聞得澳門有些謠言說，本國巡船意圖佔踞澳門，等語。夷等十分駭異，不得不將實在下情稟明列位大人鍳察。緣外洋各國戰爭多年，尚未和息。那 囒哂國夷人竟將伊本國王殺害，變成無主亂國，連年四出與各國戰鬬。夷等本國王欲救各國，是以連年發兵往各國相幫防護，即如上年大西洋國被 囒哂國攻打危急，本國王曾發兵三四千名到大西洋所屬之小西洋地方幫同守護，又兩次發兵七八百名到大西洋所屬之咑C地方幫同守護，又兩次發兵七八百名到大西洋所屬之叼D地方，幫同守護三次，地方幸保無虞。皆因本國王與大西洋國王交好一百餘年，真心相護，人所共知，的實。據今年本國因得聞 囒哂國有意欲發巡船來廣，佔據大西洋夷人所住之澳門。那 囒哂國人係無主亂夷，又無一人在廣貿易，不受管束，萬一到了澳門，難保不滋擾虎門等處。夷等本國貿易船隻勢難來廣貿易，上年十二月本國港腳吖嘑E地方將軍官奉了本國王的信息，遵即星飛，先着巡船並差夷船趕緊來廣防護，一面札知大西洋所屬之小西洋，着其隨後趕信與伊所屬之住澳門夷人知道。本國巡船到日，兵總即先到澳門親交本國吖嘑將軍官的信，並將情由通知澳門夷人後，A 咇 ，又作俾治、咇 、別治、嗶 、比始、嗼呃爾·哵 ，即塞繆爾·皮奇，英國東印度公司商人，1792年來廣州、澳門貿易，1796年擔任廣州商館三班，1799年至1803年擔任二班，1804年12月回國，1814年再次來廣州、澳門貿易。其英文名爲Samuel Peach。B 士咟，又作咟，即喬治·斯帕克斯，英國東印度公司商人，1792年任東印度公司駐廣州商館書記，1800年至1804年成爲廣州商館三班，1804年底因病回國。其英文名爲George Sparkes。C 咑，即達曼，印度古地名，位於印度半島西面肯帕德海灣達曼甘加河河口，1530年即爲葡萄牙殖民地。其英文名爲Daman。D 叼，即第烏，印度古地名，位於印度西部卡提阿瓦半島南端，1533年被葡萄牙佔領。其英文名爲Diu。E 吖嘑，即孟加拉。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81湯開建 \ 又一座研究清代澳門歷史的資料寶庫——英國家檔案館藏清代粵澳漢文檔案述評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夷哆啉呅到澳，會同兵總二人親到澳門兵頭處，細述奉本國王命撥兵來澳幫同守護各緣由。嗣據澳門夷人覆稱，未接伊國上司照會，不便應允，等語。所稱原屬有理，自應聽從其便。但夷等察看澳門夷人兵力寡弱，恐有踈虞，故此又會同巡船兵總具札與澳門兵頭等，內稱爾澳門如需用大小砲及彈子、火藥、鎗刀、器械，不拘多寡，可向巡船取用，以偹防範。或需用夷目教演火器，亦任從到巡船撥人教演。又據澳門夷人覆稱，並無需用之，等語。夷巡船兵總二人衹得仍回巡船上守護，並無容留夷兵一名在澳，夷哆啉呅亦即日請照回省。夷等伏思本國祖家及港腳夷船遞年共有數十隻來廣貿易，荷沐天朝大皇帝深恩，又蒙列位大人優加體恤，得以買賣日隆，獲利豐厚，合國人萬分感激，何敢稍生事端。又兼明知澳門係天朝地界，夷等在廣貿易多年，深知法令，焉敢意圖佔踞，自取大罪。即如夷到澳門商議撥兵，幫同守護，如果澳夷應允，夷等亦必須會同澳夷稟明列位大人，奉到批准，方敢撥兵上澳防護，豈敢擅自委兵上澳，冀圖佔踞不法。等情。今夷等凛遵列位大人傳諭，不許夷兵一人上澳，所有巡船人等，衹許在洋面巡船上彈壓防護，並照料本國貿易船隻進出口各務。夷等保結得巡船人等不敢絲毫滋事，理合將夷等實在下情詳細稟明，總求列位大人恩鍳，並乞預行防範。俾本國來廣貿易夷船，免致踈虞，遠夷賴安，就感激不淺了。咭唎國一千八百零二年四月十七日即嘉慶七年三月十六日稟哆啉呅，又作氹啉呅、氹林文，即詹姆斯·多林文，英國東印度公司商人。18世紀80年代來廣州、澳門貿易，1787年至1794年任東印度公司駐廣州特選委員會書記，1795年辭職，1800年成爲三班，1801年11月至1807年任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首席大班，1807年回國。這份檔案是哆啉呅1801年擔任英國東印度公司駐廣州商館大班後給兩廣總督覺羅長麟等稟報嘉慶七年英國五艘兵船爲防護澳門進泊廣東零丁、三角等洋面事，所載內容不見於其他文獻，對於瞭解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82湯開建 \ 又一座研究清代澳門歷史的資料寶庫——英國家檔案館藏清代粵澳漢文檔案述評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嘉慶七年英軍侵澳一事具有很重要的意義。（4）喇佛（John William Roberts）居澳統攝英商廣東貿易事務。英國國家檔案館收藏有以喇佛爲名的檔案共64件，僅舉一例，如FO233/189《嘉慶十二年二月咭唎大班喇等上兩廣總督吳熊光等稟文及吳熊光批文》：咭唎國公班衙大班等稟上總督、撫院、闗部大人台前：切我等現承洋商奉列位大憲大人查察，正月十八日唐人與夷梢嘈集一節，我等已經盡力細查，衹得盡情上訴。是日，夷梢在新荳欄街A與唐人嘈集而起緣，歷來上省闗糧每每在新荳欄街採買，零星什物洋酒各項，間有遺失身上物件，因此不免嘈集，我等與洋商難以禁。是日，本船主與伙長已經禁夷梢勿爲嘈集，在後多衆唐人亂將磚石打入行內，打傷夷梢數人，是以兩相嘈集。此時船主等十分望有官府出來禁止此事，保護夷梢。此時並無官府相禁，無奈何，夷梢自己保護自己。現奉禁吩咐各船主不使夷梢上省闗糧。試思萬里而來，今不能離船上省，得寸步之寬，亦屬無可如何，勉爲禁止。是日多人共見，今衹㩀八歲童子說他親人被夷梢打傷一面之詞，設此時投知保商、通事，經明地保驗明，或能立即証出犯人。後說回家死，似難確實。望大人公平明察，免累外國良人。況唐人與夷梢兩兩混集相打，實難查出何人打傷，何由証出犯人？我等不願抗違法律，衹願公平辦理。現在三位船主已經盡力細查，查不得出誰是犯人，萬不能聽人吩咐，亂將良人指爲兇手。若爲此冤枉之事，我等回國，必要抵命。現在行商出賞格花紅找尋，但若獲得兇手，立即送辦。思我等 咭唎國公班衙百數年來廣貿易，並無一次失信，伏望大人聽信我等稟訴。現在 咭唎國公司各船禁止不能落貨，我等十分憂慮。如大人不准吧喱之船下貨，我無奈將此船暫住，求大人施恩，准各船一體落貨，免致悞公司事務。A 新荳欄街，廣州古地名，位於廣州十三行街南面的一條小街，右邊爲炒炒行，左邊是新英國館。又稱豬巷，西人稱Hog Lane。爲清代廣州十三行夷館區的重要街道。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83湯開建 \ 又一座研究清代澳門歷史的資料寶庫——英國家檔案館藏清代粵澳漢文檔案述評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爲此求乞大人台前，依准施行。咭唎大班喇 、 㘕A、吥喱具稟咭唎一千八百零七年 月 日嘉慶十二年 月 日批：查廖亞登被傷身死，業據地方官訊明，實係夷人毆傷致斃，已有証據。該大班何得以生時未曾報驗，即思庇護兇夷，不交審辦。現在祖家各船因此不准下貨，若再遷延觀望，必致自悞回帆風汛，而兇夷仍然不能漏網。該商務要愷切開導，毋任執迷不悟。所稟多派司事，重出賞格跴綫，固屬購求兇夷之法。苐不如該大班及早查明交出，尤見恭順至誠，即本闗部同兩院俱當格外優待。切勿有心狥縱，致干重咎，急宜猛省。喇（1775—1813），又作羅伯賜、囉㕷士、喇佛、喇咈、喇、囉得·味唎、囉吧士，即剌佛，英國東印度公司商人。1793年隨波郎來澳，並被指派學習中文，1804年至1806年擔任東印度公司駐廣州商館三班，1807年至1810年任大班，與土生葡人雷格娜·達·維森西亞（Reginal da Vicência）結婚，並在澳居住，1811年2月10日回國，1812年9月擔任廣州商館二班，1813年11月23日在澳門去世，葬於澳門白鴿巢花園內。其英文名爲John William Roberts。這份檔案就發生在1807年他首次出任英國東印度公司駐廣州商館大班之後。該檔案記錄了當年在廣州十三行街區新荳蘭街所發生的英國水手打死華人廖亞登案的經過，而喇作爲該案的調查人進行調查，但廣東政府認爲喇包庇兇犯，遷延觀望，要求喇迅速查明事件，交出兇犯。此事細節多爲其他檔案所無，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5）益花臣（John Fullarton Elphinstone）居澳統攝英商廣東貿易事務。A 㘕，又作罷冧臣、 啉、咘啉，即威廉·布拉姆斯頓，1807年至1810年爲英國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書記，1812年爲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高級職員，管理財庫會計賬目，1813年11月補爲三班，1814年後疑退出公司，自己經商，1817年在廣州、澳門貿易。其英文名爲William Bramston。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84湯開建 \ 又一座研究清代澳門歷史的資料寶庫——英國家檔案館藏清代粵澳漢文檔案述評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英國國家檔案館收藏有以益花臣爲題的檔案共55件。如FO1048/14/80《嘉慶十九年九月二十二日英國大班益花臣等爲訴明事》：咭唎國奉公班衙命來廣統攝貿易事務益花臣等爲訴明事：一、萬國相交，莫善於禮，惟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者，此乃聖賢之大道也。據向來大班益花臣等無非盡力誠心各事，對大清國各憲現出一個敬重禮貌之意，或送些須禮物，或呈恭賀稟帖，或自上衙門請安，或送大人行此，皆出乎一個禮字而已。但送些須禮需要人帶至，呈賀稟需要人寫，上衙門請安，需要通事人。在我 咭唎人原想中國乃文雅知禮的，倘有人以禮來，必要以禮相待。有人將些須禮物送來，若不肯收留，還要送回，那有擲還之無禮的話。有禮不要，指着人稱蠻夷等說。或有通事到大班言事，不要指他稱爲奸民勾串，等語。未有同好人勾串之理，明係指着大班言他謀反滋事，如是冤枉，人心服不服哉？自然無洋貨到粵，與貴國不相干，我們亦無內地貨物，有甚麽大緊要？果然大皇帝聖主恩典柔遠人，有無貿易之至意，惟在廣東受絨授茶，有甚麽大恩？其茶不係送給我們，都係公平交易得來的。至曾經被獲通事衹係請大人以禮詞批明，不是因帶我們禮物，並不是因服役我們船主而辨他，我心方喜足。此有甚麽出乎情理之外？一、現稟明以咪唎 小兵船掠過我們貨物，並其掠過我們 咭唎人，皆裝載帶進黃埔，此乃確實。請大人查出，不許在內地發賣其貨，又致不仍算大班等以假詞而稟也。一、現以糧各物供其咪唎 小兵船，但與我們巡船不准買辦，又要放砲攻擊，係何意見？請大人明說觧，或係因爲一下生氣。一、現有諭，不准民人照常在本行服役做工，雖無別事，必因這無辜之事治刑，但如此辦貿易，斷做不來。請大人批明，以民人與我們做工，並非屬有罪之事。一、近來大憲不肯收我們稟帖，請大人應以將來不要如此。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85湯開建 \ 又一座研究清代澳門歷史的資料寶庫——英國家檔案館藏清代粵澳漢文檔案述評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一、大班等曾遣世襲男斯當東上省，准他自主商量辦事，請大人委員有權商妥也。嘉慶十九年九月二十二日益花臣，又作嗌，又作吪、㖇吩、婢吪，英國商人，1807年來廣州、澳門貿易，同時出任東印度公司駐廣州商館四班，1810年升任二班，1811年至1815年擔任駐廣州商館大班，1816年1月回國。其英文名爲John Fullarton Elphinstone。這是益花臣擔任英國東印度公司駐廣州商館大班後向清政府上訴的稟文，要求清政府各級官員對於英國商人來粵貿易要以禮相待，並要求公平貿易，其中特別談到了美國兵船掠奪英國商船貨物和劫奪英國商人，並將這些商人帶進了黃埔，而廣東政府衹給美國兵船供給米糧，而不准英國巡船買辦，還發炮攻擊英國兵船，並就此等事情提出質疑。這也是其他中西文檔案未提及之事，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6）覔加府（Theophilus John Metcalfe）居澳統攝英商廣東貿易事務。英國國家檔案館收藏有以覔加府爲題的檔案共40件，僅舉一例，如FO1048/17/32《嘉慶二十二年咭唎大班覔加府等上兩廣總督蔣攸銛稟文》：英吉利國公班衙命在粵統理本國貿易務男爵覔加府等稟兩廣總督兼署粵海關印務大人：……又有一事求大人施恩照應些，爲免不測之害。在我印度國俗所稱港腳地方，老爺們適身患，被醫夫勸出外洋一會，沾其海氣，或有效可治其病。故此，有時本國老爺們帶己太太家眷搭便船出洋，來澳駐兩三個月，待船開行時，復下船回去。又有從印度地方搭船回本國，經粵不坐船進黃埔，暫且寓澳之人客，此皆並非仁制所要止也。伊坐港腳船到澳，不夾帶貨物，上岸時在稅館納些規銀，理可也。惟近來數年，在澳關口稅役與挑夫等僱了一群小人，吵鬧粗作，或截門口，或進行內，行強勒索，或五六七十員不等。遠客回去，亦要如此。倘本國人不依，則強盜一般，要動棍使刀，人情難堪。於嘉慶二十一年六月間，本公司內一位帶太太同坐船，其船進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86湯開建 \ 又一座研究清代澳門歷史的資料寶庫——英國家檔案館藏清代粵澳漢文檔案述評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黃埔時，太太則要上澳歇寓。時本公司主事大班在岸接之，送太太坐轎子，當下有一群稅館役等，手拿棍刀圍着轎子不許走，又把刀扁向大班亂打，又以刀銳伸出刺向大班面，欺負之極。如是無奈，攜太太下轎子步行到寓所。當時經通知地方官，惟總不見究辦。將近我印度地方各船陸續可至，誠恐或再有照上年六月之事，必致有險與性命。蓋人被迫急，安知將行何耶？且此刻訴明，懇求大人明鑒作主，令下在澳稅館人內與挑夫等不許凌辱、欺負，強阻本國各位客人，則感大人公恩兩全不淺矣。倘將來仍有照前致使出不測之害，則與我無干。特此謹稟赴大人台前察奪施行。嘉慶二十二年四月初一日覔加府又作咖府、吻喼府、覔加富、喼、，即梅特卡夫爵士，英國東印度公司商人，1805年偕夫人來到澳門，1814年時任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書記，1815年任東印度公司駐廣州商館三班，1816年升任二班，同年6月阿美士德使團抵達廣東時，大班斯當東擔任使團副使，並隨使團進京，遂由覔加府擔任代理大班。1817年至1819年擔任廣州商館大班，1819年11月20日因病回國。其英文名爲Theophilus John Metcalfe。這份檔案是覔加府於嘉慶二十二年出任大班後寫給兩廣總督兼署粵海關監督蔣攸銛的稟文，他代表英國公班衙就英國商人和港腳商人偕夫人來粵貿易時商人進黃埔而夫人則要下澳居住且不許坐轎表示不滿。此事引發了中英雙方糾紛，覔加府提出稟求，希望澳門稅館之人不要欺凌、強阻外國客商。此檔案亦爲獨家所見，其細節很能說明問題，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7）咸臣（James Brabazson Urmston）居澳統攝英商廣東貿易事務。英國國家檔案館收藏有以咸臣爲題的檔案共40件，僅舉一例，如FO1048/21/22《道光元年十二月初四日咭唎大班咸臣等上兩廣總督阮元稟文》：咭唎國公班衙特派駐粵經理本國貿易主事咸臣等稟兩廣總督大人：敬稟者，於本年十二月初四日晚間，有屬在澳門本公司一人名丹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87湯開建 \ 又一座研究清代澳門歷史的資料寶庫——英國家檔案館藏清代粵澳漢文檔案述評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馬斯，步行出紅荳灣A處，對望夏村B爲納涼，安靖行走。時有四個漢人到面前，似要過走，惟忽有其四人之一，從背後將該遠客揪打到地，其另三人亦皆相助該小賊，將遠客塞口以長刀屢打傷腳脛前面之骨，又打傷右手，然後手臂，又將沙摩著其眼睛，遂奪盜該人之銀時辰表，連一個圖章。此後其四個漢人走去了，遺該英國遠客在地。後他畧起□瓜至一個茅舍，有人擡之回寓所。在他的左脛有五條傷，在其右脛有六傷，其腳手俱腫起。且本公司醫夫驗傷，云恐傷骨，則醫之有日常也。該四個人穿的衣爲藍布，該處離關閘不多遠，想其四個人若不屬在新廟之委員，即跑進關閘入內地。余等無不知各國各地人好歹不齊，不能盡免小賊，或傷殺搶物，但本應稟大人知云云。道光元年十二月初四日咸臣，又作喊、務，即詹姆斯·布拉巴松·奧姆斯通，英國商人。咸臣於1812年來廣州、澳門貿易，時擔任英國東印度公司駐廣州商館職員，負責茶葉過秤，並偕夫人居澳，生有一男孩。於1816年8月9日至1818年出任三班，1819年升任二班，同年11月20日升任大班，1824年5月被封爲爵士，1826年11月退休回國。其英文名爲James Brabazson Urmston。這是咸臣出任英國東印度公司駐廣州商館大班後寫給兩廣總督阮元的稟文，主要談到道光元年十二月初四日晚，英國東印度公司澳門行商人丹馬斯在澳門望廈村紅荳灣處散步，遭到四個漢人打劫，搶走鐘錶及圖章，並將丹馬斯手腳打傷。丹馬斯，即彼得·湯姆斯（Peter Perring Thomas），1813年來澳，爲英國東印度公司澳門印刷廠僱用的印刷工人，前後花了八年多時間印刷馬禮遜的《華英字典》。丹馬斯在澳被毆遭搶事件在西文資料中有詳細記錄，但中文記錄則僅見此一家，A 紅荳灣，即紅豆圍或紅豆園，澳門半島北部地名，在望廈村內。據1905年《澳門街道名冊》第153頁稱：紅豆園位於關閘廟（pagode da Porta do Cerco，當即蓮峰廟）後面的菜園（Horta），在城郊街區。B 望夏村，又作望廈村、旺廈村、望下村、網下村，澳門古村落名。明萬曆初年澳門半島即出現該村之名，位於澳門半島北部蓮峰山下，其葡文名爲Povoação de Mong-Há。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88湯開建 \ 又一座研究清代澳門歷史的資料寶庫——英國家檔案館藏清代粵澳漢文檔案述評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而且中文檔案的細節公佈比西文資料更爲詳盡，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8）部樓頓（Willam Henry Chichele Plowden）居澳統攝英商廣東貿易事務。英國國家檔案館收藏有以部樓頓爲題的檔案共50件，僅舉一例，如FO1048/28/29《道光八年六月十三日英國大班部樓頓等上兩廣總督李鴻賓稟文》：英吉利國大班等爲訴明冤屈，近來十幾年澳門南灣關口老將與澳內挑夫人等最爲惹事，欺負遠客，強索銀兩等弊。英等屢次稟明上憲，蒙諭申飭，令該人略更改，但過些時，古智復發，仍照舊妄爲強索，皆大憲不明定章程所致。即如前任督憲百於嘉慶十五年十月十六日出諭，嚴禁腳夫欺凌遠客，倘恃蠻勒索等諭。惟舊年十二月間，伊兩次強進遠客駐家眷之歇館，恃蠻勒索銀兩，該客一名呌基蘭地A，一名呌機兒B，是事粵人所共知。基蘭地自被挑夫用竹大樤打傷手臂，行內工人亦被面上割開重傷機兒，英國官員姊妹害病，被挑夫圍着館門喧嘩要強進，大嚇一驚，病上加病。照是強作，近年屢屢有之。或稟地方官，衹奉口諭粉飾，而無何認真辦理。至南灣關口老將，伊訛詐無厭，倘不遂，即使兇，用刀鎗等械向打。即如舊年八月之間，英國公司班上馬治平C等上三板時，下以衣箱食物並貨物被老將要銀四五十圓之多，因不遂，就毆打艇人，吵鬧留難，及將遠客馬治平本身向毆。又舊年十一、十二月間，伊訛詐英國遠客害病之文官，名呌林A 基蘭地，當即喬治·肯尼迪，英國港腳散商，“氣精號”（Sylph）船船長，該船屬於怡和洋行。1827年前來廣州、澳門貿易，曾經是“芬得利總督號”的合夥人，從事鴉片貿易，1844年在澳門去世。其英文名爲George Kennedy。B 機兒，當即皮特·金，英國港腳散商。1827年前來廣州、澳門貿易，曾任花璉治（Framjee Pestonjee）和顛地公司數艘船船長，1835年10月8日在澳門去世。其英文名爲Peter Key。C 馬治平，又作孖治氷、 ，即查理斯·馬治平，英國商人。1813年來澳，跟隨馬禮遜學習中文並擔任廣州商館職員，1814年至1825年任廣州商館書記，1827年8月升任三班，1830年11月擔任廣州商館大班，到1832年1月因病回國。其英文名爲Charles Marjoribanks。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89湯開建 \ 又一座研究清代澳門歷史的資料寶庫——英國家檔案館藏清代粵澳漢文檔案述評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瀉A，於下船、上船兩次至一百九十員之多。又十二月間，大班嬰孩同文官呌夏林頓B等上船時，伊訛詐銀五十四員。又十二月間，本公司主事班上馬治平等出口時，經在省納稅之箱子等物，伊在澳再留難訛詐銀十四員，其挑夫亦索十四員。如此在數月之間，屢次受老將、挑夫之恃強欺負，勒索銀兩，甚似國無法之勢。倘大憲不肯明定章程，則不知將來強作到何底而止。是爲訴明冤屈，不止上年有，乃向來多年有，故經特稟制憲，請明定規禮，以免將來之患。道光八年六月十三日訴督憲百諭鈔附於左部樓頓，又作扣簍頓、步婁頓、哺嘍 ，英國東印度公司商人。1807年來澳貿易，1810年至1814年任東印度公司書記，1815年去聖赫勒拿島養病，1818年偕夫人從英國返回，1822年擔任四班，1825年至1826年擔任三班，1826年至1827年任二班，1827年至1829年任東印度公司駐廣州商館大班。1830年1月回國，1832年8月至1833年底再任廣州商館大班，也是英國東印度公司駐廣州商館的最後一任大班。其英文名爲Willam Henry Chichele Plowden。這是部樓頓第二次出任英國東印度公司駐廣州商館大班時寫給澳門同知郭際清的申訴函，對近十幾年來澳門南灣稅館關口的守關兵役（檔文稱老將）和挑夫欺負外國商人、敲詐勒索銀兩，多次打傷英國商人如基蘭地（George Kennedy）、機兒（Peter Key）、林瀉（Hugh Hamilton Lindsay），甚至前任英國大班馬治平（Charles Marjoribanks）也被他們毆打並勒索銀元四五十元之多。部樓頓就這一系列嚴重事件請求澳門同知郭際清轉稟兩廣總督，並提出控訴。這一系列A 林瀉，又作林賽（1802—1881）、胡夏米、㗅嗄咪，英國東印度公司商人，1810年時擔任英國東印度公司船隊高級指揮，在廣州、澳門工作，1827年至1831年爲東印度公司駐廣州特選委員會書記，1832年至1834年爲高級大班，後成立林賽洋行（Lindsay & Co.），經營鴉片貿易。1832年受東印度公司派遣，化名胡夏米，同郭實蠟乘“阿美士德號”船，於2月26日從澳門出發，在東亞海域進行考察。其英文名爲Hugh Hamilton Lindsay。B 夏林頓，疑爲詹姆斯·漢密爾頓，英國商人，19世紀20年代爲英國東印度公司職員，在廣州、澳門貿易，1837年在澳門病逝。其英文名爲James Hamilton。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90湯開建 \ 又一座研究清代澳門歷史的資料寶庫——英國家檔案館藏清代粵澳漢文檔案述評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事件不見於其他中西文檔案文獻記錄，對研究澳門中國海關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四、廣州十三行行商與歐洲商人的信件往來檔案在英國國家檔案館所藏檔案中，廣州十三行行商與歐洲商人的信件往來應是最大部分收錄，總計廣東十三行行商與英國商人之間的往來文書近600件，其中大量爲廣州十三行行商與英國東印度公司駐廣州商館大班的往來信函，不僅涉及商人群體的狀況、外國商船往來情形、貨物銷售與訂購、夷欠追討等商業問題，還包括爲數甚多的英方與清政府關於規章制度的交涉、中英司法案件調查情況等多方面的內容，很好地反映了廣州十三行行商在清代中外關係史中的角色與作用。此類檔案數量之豐富，涉及內容之龐雜，可謂是英國國家檔案館藏清代粵澳漢文檔案最爲重要的寶藏。以下便對部分重要檔案文獻，略述一二。（1）關於廣州十三行行商與各國商人的交易、賒借、貨物清單等商業記錄。英國國家檔案館藏清代粵澳漢文檔案記錄了大量的廣州十三行行商與各國商人之間的商業貿易活動，其內容涵蓋面甚廣，涉及英國、法國、荷蘭、西班牙、瑞典、丹麥、美國、德國、瑞士等歐美國家，其中廣州十三行行商與歐洲商人的信件往來不僅反映了雙方所進行的各種商品的經濟交往，而且蘊含十分重要的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內容，如望遠鏡、自鳴鐘等西方科技商品的傳入，甚至包括美洲煙草、咖啡、巧克力等消費品的傳入。如FO1048/12/30《嘉慶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廣州麗泉行行商潘崑水官致英國大班嗌等函》稱：“至三月十九日，尊買辦即熙官下澳，弟寄去咖啡哣一包，重二十四觔，又肉脯壹小甕，送上仁兄查收，諒已帶到。”再如FO1048/12/67《嘉慶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廣州東裕行行商謝鰲觀致英國大班益花臣函》云：“今大人着衆行商辦萬壽年燈吉祥貢，要鐘錶、千里鏡等項，立等辦進京。即向廣利、怡和問取鐘錶，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91湯開建 \ 又一座研究清代澳門歷史的資料寶庫——英國家檔案館藏清代粵澳漢文檔案述評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伊二行回說：因本行欠未士A生銀兩，是以未士生不肯交出鐘錶，致未取得之話。……後經承同廣利、怡和共議寫一單式，着弟照寫。弟見大人如此緊迫，若不照式寫此單，他兩行斷不往取鐘錶，有悮貢物，大人又斷不肯依。無奈衹得允從照式寫一單交兩行收去，方可得到萬益處取鐘錶。”反映最多的還是夷欠問題。僅舉一例，如FO1048/32/27《道光十二年閏九月初六日廣州行商伍受昌等十二家致英國大班部樓頓等函》：敬達者，福隆行拖欠各國真地文銀兩，前已奉大憲將該行家產查封，照例辦理，所有夷欠着分六年攤還。今福隆行夷欠，弟等已還過四限現銀，其五限銀兩年底亦將歸款清還。惟是美士顛地所住之寶順夷館一間，從前係福隆行手租與住者，今此館歸公所已經五載，遞年租銀全未交收。弟等向問，尚以福隆欠伊銀兩息銀推儻。查向例如有倒行少欠夷賬，均自查封家產之日止截算利息，歷皆一律辦理，非獨於美士顛地一人別有偏枯。即如美士渣典所住之義和夷館，亦係東生行手租與住者，東生行原欠美士渣典銀六萬五千元，遞年將租抵息。迨東生行既倒之後，美士渣典即照例截止利息，將義和夷館交回公所，其東生行所欠伊銀六萬五千元，亦歸弟等議分三限攤還。自道光十一年十二月頭期還銀二萬三千元，十二年十二月二限還銀二萬一千元，十三年十二月三限還銀二萬一千元。美士渣典亦按弟等每年所還之銀數納租，與弟等十二年納租銀二千三百元，十三年納租銀四千四百元，十四年納租銀六千五百元。如此辦理，甚爲公道。總未有按限收回攤欵，又復住館全不納租之理。今美士顛地偏執己見，藉以福隆行欠伊銀兩息銀爲詞，竟將所住之館租銀連年不交，似於情理未協。弟等因思列位仁兄爲衆真地文之表率，素仰處事公平，故特具函投知。祈列位仁兄將此事秉公處議見覆。是所切禱。耑此佈達。並順候近好。不一。A 未士，又作味 、咪士、未氏、美士、士、米斯、 士咑，即先生、紳士之意，英文作mister。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92湯開建 \ 又一座研究清代澳門歷史的資料寶庫——英國家檔案館藏清代粵澳漢文檔案述評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上美士部樓頓、美士德秘師、美士覃義理、美士美律列位仁兄玉照弟伍受昌、盧文錦、潘紹光、謝棣華、李應桂、梁承禧、嚴啓祥、潘文濤、馬佐良、潘文海、吳天垣、黃學海仝具閏九月初六日廣州行商對巴斯商人的夷欠還引發行商倒閉，萬源行行商沐士方就是因巴斯夷欠而破產，如FO1048/10/70《嘉慶十五年廣州廣利行行商盧茂官等致英國大班喇等函》：本月廿三日得接白頭唦嘟 來信，催討萬成行所欠伊銀八千元云云。但查此項銀兩，弟等上年曾呌伊夥伴白頭啞嗛，並唦嘟 同到會館詢問，此項銀兩係何項貨價。據啞嗛聲稱，係萬成行與伊等在澳門承受鴉片欠下之項。遂據沐士方則稱，此項鴉片已在澳門將原貨交回，等語。但弟等細查向例，洋商拖欠夷商銀兩，如係正宗交易，貨價經奉奏辦，方能飭着各行照例攤還。至鴉片一項，係奉禁之物，不特貨已交回，即果有少欠，亦復無代還之例，上年已對該夷說知。況上年曾奉督憲委員到會館查訊，沐士方夷欠，着令各夷商具結，此時唦嘟 等想係自知。此項違禁物價，並未有到會館具結，經奉將此項扣除，不如追款。迨上年十二月各行代還各夷初限銀兩之時，伊亦並無一言，今何得復行催討？祈煩代爲轉知，此項違禁物價弟等斷難再代攤還可也。此覆。上未氏大班喇 、叭喱、 囕、嗌 均照弟盧茂官、伍浩官、潘崑水官、劉章官、黎六官、李發官、麥蟠官、梁經官、謝鰲官仝具也有外國商人欠廣州行商者，如FO1048/12/28《嘉慶十七年三月十六日廣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93湯開建 \ 又一座研究清代澳門歷史的資料寶庫——英國家檔案館藏清代粵澳漢文檔案述評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州麗泉行行商潘崑水官致英國大班嗌函》：“至花旗呡喴唎嘓A此來，他云前到之船僅有桂貨、竹黃、鼻煙，不上一二萬大員之貨，他餘並無銀項帶來之說，分文並無撥還。呡喴唎嘓欠弟有十一萬大員，已經過期四五年，若要加利照算，亦在十五六萬元。呡喴唎嘓現又赴澳，要將他船赴港腳裝儎貨物，他再上省來，如復無撥還，弟必欲與之計較也。呡喴唎嘓此來未知果否無銀，抑或瞞騙。”夷欠又稱商欠或行欠，是廣州行商欠外國商人的債務。夷欠問題早在康熙末年便已產生，乾隆、嘉慶年間得到進一步的發展，道光間已惡化至影響整個廣州行商體制能否順利運作的重要難題，因此學術界早已對夷欠問題進行過多方面的探討。然而，在外國商人欠廣州行商的債務問題上，卻鮮有細緻論述。外國商人的欠款對行商夷欠問題的發展有什麽樣影響，仍有待深入研究。在檔案中有關十三行行商夷欠問題表現較多，佐佐木正哉的《鴉片戰爭前中英交涉文書》也收錄英國國家檔案館部分行商商欠檔案，但佐佐木正哉僅收錄其中很小一部分，大部分重要夷欠檔案並未涉及。廣州十三行行商與歐洲商人的信件往來檔案中關於中西雙方的商業記錄爲數甚巨，夷欠問題僅僅是其中一小部分。這些信件往來對於研究中外經濟史有着極爲重要的史料價值。（2）廣州十三行行商在傳遞清政府規章制度及公文信息中的作用。廣州十三行行商是清代時期具有“官”“私”兩種性質的特殊商人群體，其作爲清政府與外國商人的溝通媒介，具有上傳下達、協調溝通的功能。廣州十三行行商與歐洲商人的信件往來檔案非常明確地體現了行商這一職能。如FO233/189《嘉慶六年廣州東生行行商劉章官致咭唎大班味 哈B函並附船鈔例》中東生行劉章官爲英國大班理查德·霍爾轉抄了當年船鈔稅額的重要信息；如A 呡喴唎嘓，又作喴唎咯、 喴唎咯、呡喴咯、呡喴喇國、味哩咯，美國商人，共有兄弟三人在廣州貿易，其長兄名詹姆斯·斯特吉斯（James Perkins Sturgis），“阿塔瓦爾帕號”船長，1809年開始到澳門、廣州貿易。其與二弟亨利·斯特吉斯（Henry Parkman Sturgis）三弟喬治·斯特吉斯（George Sturgis）於1818年在廣州組成斯特吉斯洋行（James Perkins Sturgis & Co.），詹姆斯·斯特吉斯一直定居澳門，在澳門設有商行。1842年時，還擔任美國駐澳門副領事，1851年去世，在澳門居住達42年之久。B 哈，又作夏，即理查德·霍爾，英國東印度公司商人，1777年來廣州、澳門貿易，1795至1801年爲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大班，1802年1月回國養病。其英文名爲Richard Hall。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94湯開建 \ 又一座研究清代澳門歷史的資料寶庫——英國家檔案館藏清代粵澳漢文檔案述評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FO233/189《嘉慶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廣州同文行行商潘啓官等致咭唎大班未氏哈函》，同文行潘啓官爲清政府對該年先後抵達喇船和船兩船進行調查和跟蹤；如FO1048/17/70《嘉慶二十二年六月十五日廣州麗泉行行商潘長耀致英國大班覔加府函》：“前咪唎國在雞頸洋之案，現將兇犯正法五名矣。怡和行奉制台大人罰捐項十六萬兩，嗣後潘四爺議要廣利、同孚、東生、麗泉、天寶此五行各出銀五千兩，弟不肯出五千兩，衹肯照同泰、東裕、西成、福隆、萬源等每行各出銀肆千兩，其餘是怡和行包尾，湊足十六萬兩。及後制台要怡和、同孚、廣利、東生四行出名公捐，衹要怡和自己出銀十六萬兩，其怡和以下十家分毫均不用捐出。”外國人在廣東犯命案，洋商要承擔非常重要的責任，除了要求對方交出兇手外，還有負責賠款，有時候賠款十分巨大，甚至導致行商破產。一般而言，清政府對外國來華商人群體的瞭解往往來自於廣州十三行行商的調查與匯報，如有外國商船前來廣州、澳門貿易，清政府便常常要求行商對商船到來的日期、目的、開行回國等信息進行調查並作上報。此份檔案很好地反映了行商的這一職能。廣州十三行行商爲獲取外國船隻信息，向外國商人寄出大量的調查信函，這對於瞭解外國商船來華情形，深化中西貿易史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3）買辦、通事群體的參與。如FO1048/10/72《嘉慶十五年華人通事李懷遠致英國大班喇函》：啓者月朔得接來信，爲亞成一事，斯時即欲用力，以無負鈞命。始以爲南海縣處尚易調停，俟事畢，速即走。聞候細查，始知督憲諭飭布、按二司委員協同南海縣主嚴審，務要究出亞成於何年做沙文？如何受夷人所託，私入會隆行，暗地充商？得夷人貲本若干？如何膽敢私設盛記字號發各茶客七十餘號包裝？種種不法，徹底跟究。現將亞成審了十餘堂，掌責夾拶，尚未照供。又聞督憲於初十日移文關憲，要封亞成所定之茶，及要奏辦會隆、達成二行，等諭。似此，雖竭盡心血，亦無所施，其力負託之咎奚辭？唯祈高明原諒也。再者，此事千祈慎密，不可說是弟通知。近日稽查甚緊，即行友亦尋端陷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95湯開建 \ 又一座研究清代澳門歷史的資料寶庫——英國家檔案館藏清代粵澳漢文檔案述評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害。如有疎漏，則弟必遭害矣。切囑切囑，耑此並候近好。不一。喇 味士大班照弟名心泐華人通事李懷遠（Ayou），又名李永達、李耀、亞耀，名心或爲其字，廣東南海人，諳曉夷語，嘉慶九年受僱於英商喱噸（John Livingston），1814年10月，李懷遠被南海縣抓捕。當時在英國商館的馬禮遜爲他進行了申訴，公班衙的大班也出面爲其求情。最初是以他信仰天主教入罪，但他後來表示，他信仰的是祖宗的宗教，並願意跨越十字架來證明自己非教徒，但最終還是以他勾結外國人並向外國商人挪借銀兩的罪名判處流放伊犁。這份檔案是通事李懷遠因罪入獄後，其在獄中請求英國東印度公司駐廣州商館大班喇爲之周旋以解其牢獄之災的委托。李懷遠案與嘉慶中後期期商業權勢競爭有着密切的關係，是中英雙方商業矛盾的爆發點。買辦和通事作爲中西貿易中的重要一環，這一類關於他們的信件往來，可以對貿易群體中的底層人物進行更爲全面的解讀和審視，對於社會史而言是彌足珍貴的史料。 （4）關於廣州十三行行商的興衰流變。許地山校錄的《達衷集：鴉片戰爭前中英交渉史料》所收錄的廣州十三行檔案，全部見於這一卷宗中，但許氏檔案則來源於英國牛津大學博德林圖書館所藏之第二冊“十三行與洋商大班往來文書”。這是最早的對廣州十三行行商的部分介紹。由於許地山所錄的文書很多爲殘缺檔，且許氏早年所錄檔案存在着很多訛誤，所以基本不能使用。真正對廣州十三行興衰流變進行全面整理研究者，目前僅見梁嘉彬的《廣州十三行考》一書，楊國楨的《洋商與大班：廣東十三行文書初探》一文也有了初步的利用，陳國棟的《清代前期的粵海關與十三行》及范岱克的一系列關於早期十三行行商的研究，也對十三行的興衰流變作了非常有價值的探索，但還有很多檔案並沒有被上述先生所利用，亦帶來了一些缺誤。其中特別是英國國家檔案館所藏各個時期十三家洋行大量的簽名名錄，十三家行商的各種提法及六行、七行、八行、十行不停地出現等等，都可以進一步對十三行的發展流變進行考證補充。英國國家檔案館收藏有關廣州十三行行商集體署名的檔案很多，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96湯開建 \ 又一座研究清代澳門歷史的資料寶庫——英國家檔案館藏清代粵澳漢文檔案述評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這些檔案可以很好地說明廣州十三行行商興衰的變化，其中廣州行商集體署名最早一份檔案是FO233/189《嘉慶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廣州同文行行商潘啓官等致咭唎大班未氏哈等函》，共收錄潘啓官、盧茂官、伍佩官、葉仁官、劉章官、倪榜官、鄭侶官、潘崑水官等八位行商。據FO233/189《嘉慶十年六月初二日廣州同文行行商潘啓官等致咭唎大班哆啉呅函》收錄潘啓官、盧茂官、伍浩官、劉章官、倪榜官、鄭侣官、潘崑水官、鄧兆祥官、黎六官、周禮官、麥蟠官等十一行，比嘉慶六年減少伍佩官一人，增加鄧兆祥官、黎六官、周禮官、麥蟠官等四人。據FO1048/7/1《嘉慶十二年八月初五日廣州同文行行商潘啓官等致咭唎大班喇等函》收錄潘啓官、伍浩官、劉章官、潘昆水官、鄧兆祥官、黎六官、麥蟠官、周禮官、沐士方官等九人，又較嘉慶十年少了盧茂官、倪榜官、鄭侣官三人，而增加沐士方官一人。據FO233/189《嘉慶十三年十月十六日廣州十三行行商致咭唎大班喇等函》，其落款尾署爲“嘉慶十三年十月十六日十三行冩，行名蓋戳”。據FO233/189《嘉慶十三年十月廣州十三家行商具稟將咭唎國喇咇夷船被火焚燒其燒存運貯省城夷館砲位等事及附件》稱：“洋行商人十三家稟爲遵諭稟明事”。據FO233/189《嘉慶十三年十月至十一月咭唎國東洋海白旗兵船將軍嘟嚧唎聲明及廣州十三行商覆咭唎大班喇等函》，其落款尾署爲“洋行十三家公具”。據FO1048/9/7《嘉慶十四年七月十九日廣州怡和行行商伍浩官等致英國大班喇等函》收錄伍浩官、倪榜官、劉章官、鄭侶官、潘崑水官、李發官、麥蟠官、鄧賢官、黎六官、梁經官、謝鰲官等十一人，較嘉慶十二年減少潘啓官、周禮官、沐士方官等三人，增加倪榜官、鄭侶官、李發官、梁經官、謝鰲官等五人。據FO233/189《嘉慶十四年八月初一日廣州行商十三家致咭唎大班喇等函》，其落款尾署爲“弟十三家仝具”。據FO1048/9/13《嘉慶十四年八月初六日廣州怡和行行商伍浩官等致英國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97湯開建 \ 又一座研究清代澳門歷史的資料寶庫——英國家檔案館藏清代粵澳漢文檔案述評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大班喇等函》收錄伍浩官、盧茂官、倪榜官、劉章官、鄭侶官、潘崑水官、李發官、麥蟠官、鄧賢官、黎六官、梁經官、謝鰲官等十二人，較嘉慶十四年七月增加盧茂官一人。據FO1048/14/12《嘉慶十九年四月初三日廣州怡和行行商伍浩官等致英國大班嗌等函》收錄伍浩官、盧榮官、劉章官、潘崑水官、李發官、麥蟠官、謝梧官、梁經官、關九官等九人，較嘉慶十四年八月減少倪榜官、鄭侶官、鄧賢官、黎六官等四人，增加關九官一人。其中盧榮官取代盧茂官，謝梧官即謝鰲官。據FO1048/22/76《道光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廣州怡和行行商伍敦元等致英國大班咸臣等函》收錄伍敦元、劉東、盧棣榮、潘長耀、潘紹光、關成發、李萬源、麥覲廷、梁經國、謝慶泰、黎光遠等十一人，較嘉慶十四年增加潘紹光、黎光遠二人。據FO1048/28/56《道光八年八月十一日廣州怡和行行商伍受昌等致英國大班部樓頓等函》收錄伍受昌、盧文錦、劉東、李應桂、潘紹光、謝棣華、梁承禧等七人，較道光二年減少潘長耀、關成發、麥覲廷、黎光遠等四人。據FO1048/30/10《道光十年三月二十九日廣州怡和行行商伍受昌等致英國大班盼師等函》收錄伍受昌、盧文錦、劉東、潘紹光、謝棣華、馬佐良、嚴啓祥、李應桂、梁承禧、潘文濤、潘文海等十一人，較道光八年增加馬佐良、嚴啓祥、潘文濤、潘文海等四人。據FO1048/35/25《道光十五年二月初一日廣州怡和行行商伍紹榮等致英國大班馬治平函》收錄伍紹榮、潘紹光、盧繼光、謝有仁、梁承禧、容有光、吳天垣、馬佐良、潘文濤、潘文海、易元昌等十一人，較道光十年少了劉東、李應桂、嚴啓祥等三人，增加容有光、吳天垣、易元昌等三人。據FO682/2462/104《道光十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廣州怡和行行商伍紹榮等致英國商人架蘭函》收錄伍紹榮、盧繼光、謝有仁、潘紹光、梁承禧、嚴啓昌、羅福泰、吳天垣、馬佐良、潘文濤、潘文海、易元昌、容有光等十三人，較道光十五年增加嚴啓昌、羅福泰二人，共爲十三家行商。這是廣州十三行史上第一次出現十三家完整行商名的記錄。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098湯開建 \ 又一座研究清代澳門歷史的資料寶庫——英國家檔案館藏清代粵澳漢文檔案述評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以上檔案記錄可以完整地反映在康熙二十四年廣州十三行創建後，歷經雍正和乾隆時期的深刻變化，到乾隆二十五年創辦公行以後，廣州十三行的制度逐漸規範化，但由於乾隆後期的夷欠問題，導致十三行大規模倒閉，而後來的夷欠問題依然嚴重，所以就有了一批行商倒下而另一批行商又設立的現象。通過英國國家檔案館的檔案，可以清楚地看出嘉道年間廣州十三行發展興衰的全過程。在此期間，至少出現過兩次完整的十三行行商的全部記錄，一次在嘉慶十三年十月至嘉慶十四年八月間，另一次則出現在道光十七年之後。學術界對於廣州十三行的有無興衰，雖有過很多研究，但並未有根據英國國家檔案館出現的數百份十三行行商簽名單來驗證廣州十三行不同時期的發展和變化，因而得出一些不符合實際的判斷和結論。關於十三行的研究，雖然成果很多，而且儼然已成“十三行學”之勢，但實際上有關十三行諸多方面的研究還有很不到位的地方，某些權威人士的說法和結論到目前爲止並沒有得到普遍的認可，分歧很大，爭執很多。因此，挖掘和利用英國國家檔案館所藏廣州十三行漢文檔案，對於廣州十三行研究的深入、得出更爲真確的結論，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意義。綜上所述，英國國家檔案館所藏清代粵澳漢文檔案不僅檔案數量龐大，而且內容十分豐富，涉及面也十分廣泛。由於目前澳門歷史研究處在青黃不接的“瓶頸期”，很多問題的研究都無法深入。因此，深入地挖掘、充分地利用英國國家檔案館所藏粵澳漢文檔案，將會對未來澳門歷史研究產生極大的影響。［責任編輯 張中鵬］
Canton and its approaches, Macao and Hong Kong（廣州及入廣水道、澳門和香港）局部 / 1853 / E. Belcher ——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全球地圖中的澳門”項目組 楊迅凌配圖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00〔英〕博克塞 撰 趙殿紅 譯 \ 澳門議事會的成立及其早期運作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unicipal Council of Macao and its Operation ModeC. R. Boxer; Zhao Dianhong (tran.)Translator’s Note: This paper is selected from C. R. Boxer’s work, Portuguese Society in the Tropics, the Municipal Councils of Goa, Macaco, Bahia and Luanda, 1510-1800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5). The Second Chapter was translated with its title and some notes added for clarity. Charles Ralph Boxer (1904-2000), known as a sinologist, was also a historian in the history of Portuguese overseas expansion. It has been presumed that that “謨區查”, his Chinese name was named from Boxer Codex. He was Born in a military family, rendering him 24 years military career during which he completed more than 80 research works. In 1947, he was invited to be the Camões Chair of Portuguese at King’s College in London. His main works include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1770: Fact and Fancy in the History of Macao, 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and Portuguese Society in the Tropics, the Municipal Councils of Goa, Macaco, Bahia and Luanda, 1510-1800, etc. In this paper, “Municipal Council” refers to “Senado da Camara of Macao”. Therefore, it is here to translated as “澳門議事會”. Besides, its abbreviations, “Camara”, “Senado” were known to the public as well. Keywords: Portugal, Macao, Municipal Council, GovernorCharles Ralph Boxer (1904-2000) is an important sinologist and prolific historian who studied the history of Portuguese overseas expansion. He took a military career for 24 years and completed more than 80 research works. In 1947, he was invited to be the Camões Chair of Portuguese at King’s College in London. His main works include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1770: Fact and Fancy in the History of Macao, 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and Portuguese Society in the Tropics, the Municipal Councils of Goa, Macaco, Bahia and Luanda, 1510-1800, etc.Zhao Dianhong is a Ph.D. in History of Jinan University. He served as a deputy director of 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Cultural Research,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is major ranslation works include François de Rougemont, SJ., Missionary in CH’ang-shu(Chiang-nan) Astudy of the Account Book(1675-1676) and the Elogium and Selected Essays on Macau History and Maritime History by Roderich Ptak.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01〔英〕博克塞 撰 趙殿紅 譯 \ 澳門議事會的成立及其早期運作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澳門議事會的成立及其早期運作〔英〕博克塞 撰 趙殿紅 譯［譯者按］本文選自英國歷史學家博克塞《熱帶的葡萄牙社會：果阿、澳門、巴伊亞和盧安達市政委員會（1510—1800）》（Portuguese Society in the Tropics, the Municipal Councils of Goa, Macaco, Bahia and Luanda, 1510-1800,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5）第二章“The Municipal Council of Macao”，譯文標題爲譯者所加。譯文的註釋部分，除標明“譯者註”外，其餘都是作者原註。博克塞是研究葡萄牙海外擴張史的多產史家，一說其漢文名爲“謨區查”，因著名的《謨區查抄本》（Boxer Codex）鈐有“謨區查”之名。 他出生於一個擁有深厚軍事傳統的家庭，度過了二十四年的軍事生涯並完成了八十多種研究著作。1947年受邀於倫敦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擔任“葡萄牙賈梅士教授”（Camões Chair of Portuguese）。“Municipal Council”意爲“市政委員會”，但該章通篇所述，皆爲澳門議事會，故將其名稱譯爲“澳門議事會”。“澳門議事會”的葡語稱謂，主要有“Senado da Camara of Macao”及其簡稱“Camara”“Senado”等。［關鍵詞］葡萄牙 澳門 議事會 總督博克塞（Charles Ralph Boxer，1904—2000），英國人，曾任英國倫敦國王學院葡萄牙卡蒙斯教授；主要從事葡萄牙、荷蘭海外擴張史等研究，代表作有《葡萄牙貴族在遠東：澳門歷史中的事實與逸聞（1550—1770）》《熱帶的葡萄牙社會：果阿、澳門、巴伊亞和盧安達市政委員會（1510—1800）》等。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02〔英〕博克塞 撰 趙殿紅 譯 \ 澳門議事會的成立及其早期運作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關於葡萄牙人據居澳門之源起，研究不可謂不多，但迄今並無定論。議事會檔案中保存的最古老的原始文獻是在1712年，還有一些殘缺不全的資料可以追溯到17世紀30年代，但現在保存的都是19世紀的複製品。A澳門居留地建立之初的親歷者格雷戈里奧·岡薩雷斯（Gregorio Gonçalves）神父留下了唯一的原始記錄，保存於塞維利亞印度檔案館（Archivo de las Indias at Seville），但該記錄沒有註明日期，推斷其應該記於1570年前後。根據該記錄，最早的葡萄牙人在澳門是非法居留者，他們在1555年貿易季節的間隙，在“蓮花半島”（Water-lily peninsula）B上度過數月。記錄還提到，葡萄牙人在十二年的時間裏“在大陸的一角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居留地，名曰澳門；其中有三座教堂，一座貧民醫院，還有仁慈堂；如今這裏已經成了五千位基督徒C的居留地”。岡薩雷斯神父並沒有提及葡人幫助廣東政府打擊海盜之事，而打擊海盜從而獲准留居澳門一說，正是傳統的葡萄牙版本。這種版本很可能確有其事，衹不過打擊海盜的目的，主要還是從其自身利益出發。無論如何，廣東官員在收取賄賂之後，在其默許之下，澳門從一個寂寂無名的小漁村，發展成爲一個繁華熱鬧的港口。在葡萄牙人的眼裏，澳門則是葡屬印度的一個組成部分。儘管如此，歷經數年之後，果阿的葡印總督纔意識到澳門的發展程度；又過了不少年，中國皇帝纔知道有一批外國人長久居住在這個中華帝國遙遠的角落。1582年，一位菲律賓前總督帶着敵意報告說：澳門的葡萄牙人如今仍然沒有任何武器或火藥，又沒有公義可言。他們任由中國官員搜查他們的房屋，檢查有無私藏武器彈藥。（澳門）是一個擁有500座房屋的正規城鎮，有一位葡萄牙總督，還有一位主教。他們每三年向廣東的總督上交約100,000杜卡特（ducat）金錢以免被驅A Arquivos de Macau; Boletim da Filmoteca Ultramarina Portuguesa No. 19 (Lisbon, 1961), pp. 331-1067 (especially pp. 339-346) 的澳門檔案目錄，目錄名稱爲“Lista dos códices existantes no arquivo do Leal Senado”。B 譯者註：澳門半島狀如蓮花，有時稱爲“蓮花半島”。C 譯者註：葡萄牙全民信仰天主教，澳門葡人自稱“基督徒”。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03〔英〕博克塞 撰 趙殿紅 譯 \ 澳門議事會的成立及其早期運作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逐。這筆錢由廣東的總督與其他皇親國戚私分。但是，每個人都清楚，皇帝對這些葡萄牙人在他的土地上居住的事情一無所知。A澳門議事會成立於聖克魯茲（Santa Cruz）伯爵馬斯卡雷尼亞斯（D. Francisco Mascarenhas）擔任葡印總督時期（1581—1584）。1582年6月，澳門居留地宣誓效忠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之後不久，居澳葡人召集秘密會議，“決定仿照母國和印度的城市制度建立地方政府，並根據章程B選舉（普通）法官和市議員，一位城市檢察官，一位議事會書記官；還將澳門命名爲當時已廣爲人知的‘天主聖名之城’”。1586年4月10日，果阿代表王室簽署諭令確認澳門地位，授權澳門擁有與葡國城市埃武拉同樣的“特權、自由、榮譽和功績”。C議事會對這些特權並不滿足，意圖進一步獲得同波爾圖一樣的地位，在1706年派出代表到里斯本，向國王請求此事。這些努力以失敗告終，而1596年、1689年、1709年的王室諭令衹是在不斷地確認1586年的特許權。但在1736年，議事會獲得夢寐以求的“聖母之子”（Infanções de Santa Maria）特權：“國王的孫輩們不因任何犯罪而受刑”，由此免除了那些犯有叛國罪的貴族和紳士應受的刑罰。同時，他們還可以在等待審判的過程中免於下獄，而衹是被軟禁家中，“從而獲得了與里斯本同樣的特權”。這些特權特別授予了所有現任及離任的議事會市議員（vereadores）、普通法官（juizes ordinarios）、檢察A 關於Gregorio Gonçalves和Francisco de Sande的記述，參見C. R. Boxer, 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 1953), pp. xxxv-xxxvii. 一位耶穌會士在1578年報告說，澳門各種種族和信仰的人口已經達到10,000人。B 譯者註：即1504年葡萄牙《王國城市鄉鎮官員章程》。C “Treslado dos apontamentos que se mandão pedir a Sua Magestade pelo D. [sic, for Padre] Gil de Matta para o bem desta Cidade, e bom governo delle no janeiro de 1592,” MS quoted by José Feliciano Marques Pereira, Ta-Ssi-Yang-Kuo: Archivos e annaes do Extremo Oriente Portuguez, Vol. II, p. 526; Manuel Murias (ed.), Instrução para o Bispo de Pequim e outros documentos para a história de Macau, pp. 136-141; Arquivos de Macau, Vol. I, pp. 15-18; Diogo Caldeira do Rego, “Breve Relação do estado da Cidade do Nome de Deos Reino da China de seu principio até o anno de 1623,” in Francisco Paulo Mendes da Luz, O Conselho da India, pp. 606-616. 關於耶穌會士Gil de la Mata神父，即1592年澳門在歐洲的“檢察官”（Procurator），見Jesús López Gay, S. J., El matrimonio de los Japoneses: Problema, y soluciones según un ms. inédito de Gil de la Mata S. J., 1547-1599 (Rome, 1964), pp. 79-130.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04〔英〕博克塞 撰 趙殿紅 譯 \ 澳門議事會的成立及其早期運作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官（almotacéls）以及他們的子孫。A埃武拉市政委員會與里斯本、波爾圖市政委員會的主要區別，是埃武拉的章程沒有規定 “二十四長老院”（Casa dos Vinte e Quatro）。澳門議事會中有表決權的成員包括3名市議員、2名普通法官、1名城市檢察官，他們都是由選舉產生。市議員年齡要在40歲以上，普通法官則要在30歲以上。澳門議事會書記官通常又兼任海軍少尉，最初任期爲3年，後改爲6年，約在1630年之後，經常成爲終身任命之職。1776年，葡印總督任命安東尼奧·若瑟·佩雷拉（António José Pereira）爲“議事會軍事長官及終身書記官”（Alferes Mor e Escrivão da Camara para toda a sua vida），而佩雷拉需要支付2,600色勒芬（xerafine）B的金錢，不過這種“捐官”的做法似乎衹是一種例外。相比其他城市或殖民地，澳門議事會中的“城市檢察官”職位要重要得多。從一開始，檢察官就作爲公認的代表，與中國官員打各種交道，並被中國官方委任爲下級官吏。1738年以前，檢察官還承擔議事會司庫（treasurer）之職，直到1738年這兩種職務纔被分開。因此，檢察官是澳門居留地的關鍵人物。爲了與中國官員打交道，檢察官配備一名正式翻譯，應該是中國本地基督徒（jurubaças），還有兩位助手或助理翻譯。C議事會在果阿有常駐的檢察官，在必要的時候還會派代表到果阿、里斯本及葡西合併時期的馬德里。與其他地區的市政委員會一樣，拒絕擔任公職者要受到處罰。1639年聖誕節前夕，瓦斯貢塞羅斯（Manuel de Vasconcellos）被剝奪了所有的公民權利，禁止他在以後擔任任何市政職務，因爲他被選爲檢察官後，拒絕出任該職。A 這些特權清單參見原始文獻：“Livro dos treslados de todos os alvarás e privilégios concedidos ao Senado da Camara da Cidade de Macao,”Boletim da Filmoteca, No. 19 (1961), pp. 349-354. 1717—1721年，葡王衹是賦予埃武拉議事會（Camara of Evora）中的市議員（vereadores）及王家紳士的子孫有資格成爲未來市議員的特權（Gazeta de Lisboa, 20 Feb. 1721）。B 譯者註：色勒芬（xerafine），是19世紀以前葡屬印度通用的銀幣，1個色勒芬約爲1兩白銀。C 參見J. M. Braga, “Interpreters and translators in Old Macao,” in Proceedings of the Congress of East Asian Historians at Hong Kong (Hong Kong, 1964); António Feliciano Marques Pereira, Ephemerides commemorativas da História de Macau, pp. 101-102.“jurubaças”這個詞最初是指出生於澳門的中國基督徒，後來延伸到麥斯蒂索人（譯者註：mestiços，葡萄牙人與土著婦女的後代）和說漢語及葡語的歐亞混血兒。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05〔英〕博克塞 撰 趙殿紅 譯 \ 澳門議事會的成立及其早期運作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澳門作爲轉口港在中日貿易間具有重要地位，持續繁榮發展，直到德川幕府在1639—1640年間禁止了澳日貿易。A1623年11月，即首位澳門總督馬士加路也（Dom Francisco Mascarenhas）抵任後不久，議事會書記官向國王寫信，詳細報告了澳門這座中國天主聖名之城當時的盛況：（澳門城）頗具規模，擁有華麗的建築，有許多居民，成爲東方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居民中有超過400名已婚葡人居民，包括一些紳士和貴族，他們在船隊和征戰中爲國王陛下服務了許多年。除了已婚葡人居民以外，還有大地之子土生葡人、定居的外國人、來來去去的各色人等，他們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以澳門爲基地，往來各處，從事偉大的東方貿易。澳門城與各地和平共處，爲保持商業發展繁榮，每年在賄賂、使節和禮物上花費巨資，與中國、日本、交趾支那等地的官員搞好關係。爲在衆多強大的敵人中間保持生存，這些做法必不可少。B書記官還報告稱，澳門承擔着當時東方最好的學院之一的耶穌會學院C全部或大部分費用。在不同時期，學院中有50—100位傳教士。澳門還有奧斯定會、多明我會、方濟各會的修道院和教堂，其中各有6—10位修士。有1座主教座堂和2座教區教堂，幾處修士隱居之所。有1間仁慈堂D，下屬1個孤兒院和2所醫院，無論是葡萄牙人還是亞洲人都能得到照顧。“這些修道院、教堂、仁慈堂、醫院、慈善組織及教會人士，其建立、運作費用全靠澳門居民平常的私人捐獻和多年自願繳納的稅收。與其他地方不同，澳門沒有得到來自王室的A 關於德川幕府禁止澳日貿易的細節和相關文獻，參見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Lisbon, 1963), pp. 154-171, 330-333.B Caldeira do Rego, “Breve Relação do estado da Cidade do Nome de Deos,” in Mendes da Luz, O Conselho da India, pp. 606-616. 當時，澳門有437位外國人（譯者註：vizinhos e extravagantes，指除葡萄牙以外的其他國家的人），403位中國基督徒（jurubaças），以及成千上萬名沒有皈依的中國人（馬士加路也的報告，藏於埃武拉公共圖書館，Codex CXVI-2-5，第225頁）。C 譯者註：即聖保祿學院。D 譯者註：澳門仁慈堂（Misericórdia）於1569年由澳門首任主教賈尼勞（D. Belchior Carneiro）創立，負責慈善救濟的工作，故中文名曰“仁慈堂”。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06〔英〕博克塞 撰 趙殿紅 譯 \ 澳門議事會的成立及其早期運作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財政支持。”唯一的例外是主教的薪俸，照理應由王室財政支付。但事實上，這筆錢很少到達澳門，主教及主教府日常用度同樣落到澳門議事會的頭上。後來，王室幹脆完全放棄支付主教薪俸，正式命令由議事會支付。議事會試圖把這個沉重的負擔轉移到果阿當局，但沒有成功。1769年，當時的澳門主教已在里斯本居住了四年，王室卻強令澳門議事會支付他全部的薪俸，雖然直到1772年纔任命下一任主教。A議事會還要組織法定的宗教節日遊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基督聖體節（Feast of Corpus Christi）。到17世紀中期，澳門有了許多主保聖人：感孕聖母（Our Lady of Conception）、施洗者聖約翰（St. John the Baptist）、聖方濟各·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錫耶納的聖加大肋納（St. Catherine of Siena）。1647年，議事會規定所有成員要在這些節日參加告解和領聖體。澳門的兵頭或總督與議事會之間的摩擦頻繁發生。1783年，葡萄牙王室斷言澳門議事會故意拖欠總督薪水，阻止建立要塞，目的是使總督無法全面行使職權。這種說法可能是誇大其詞。議事會也經常抱怨總督蠻橫干涉市政事務，欠下市民大筆債務並從來不做還債的努力。1693年，議事會指責總督經常花費數目不菲的金錢購買總督職位，所需費用則向果阿借貸。他們帶着沉重的債務來到澳門，目標之一就是在三年任期內積纍大筆財富，除了償還果阿的債主之外，還能爲自己留下不少。B當然，總督和議事會也有合作良好的時候，但更多是因其固有的矛盾達到白熱化以致發生武裝衝突的時候。例如，在1710年，總督戴冰玉（Diogo de Pinho Teixeira）曾炮轟城牆逼迫議事會。澳門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總督與議事會不斷鬥爭的歷史，這一點從其他通史性著作中也能看出，例如徐薩斯（Montalto de Jesus）的《歷史上的澳門》（Historic Macao，1902年及1926年版）、弗蘭克（Bento de França）的《澳門歷史資料》（Subsídios para a história de Macau，1888年版）、高美士（Artur Levy Gomes）A Biblioteca Nacional de Lisboa, Colecção Pombalina, No. 612, MSS “Documentos do Senado da Camara de Macao Sobre a retirada do Bispo diocesano para Europa,” 1765; Padre 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no ano dos centenários da fundação e restauração, Vol. II, pp. 156-276, 書中描述了議事會難以支付繼任主教們薪俸的窘迫狀況。B 1693年1月22日，議事會駐果阿檢察官（procurador）Cabral da Costa神父報告手稿，果阿歷史檔案館藏，“Livros das Monções, ” Vol. XCV, fls. 116-121.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07〔英〕博克塞 撰 趙殿紅 譯 \ 澳門議事會的成立及其早期運作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的《澳門歷史綱要（1511—1849）》（Esboço da história de Macau, 1511-1849，1957年版）等。澳門議事會驕傲地認爲自己纔是澳門實際的管治主體，總督或兵頭的指揮權僅限於爲數不多的炮臺和要塞防衛。1697—1698年，澳門前任總督去世，繼任總督尚未到任，議事會則代行總督職務，這是連果阿的議事會都辦不到的事情。在澳門，是議事會而不是日本巡航首領或澳門兵頭出面，與外國首領如日本的德川幕府，暹羅、東京（Tonking）、安南的國王，婆羅洲班賈爾馬辛的酋長，巴達維亞的荷蘭總督等打交道。議事會與廣東官員進行談判，並通過北京宮廷耶穌會士居間周旋，處理與中國政府的各種關係。亞洲各地的首領需要與澳門聯絡時，通常把文書寄給澳門議事會，或者“澳門長老”（Elders of Macao）。1783—1785年，在曾經擔任過澳門總督的沙丹耶（Diogo Fernandes Salema de Saldanha）的鼓動之下，葡萄牙國王決定擴大總督權力，增加其影響力，同時壓縮議事會的權力。議事會成員們對這種新體制反應激烈，他們向果阿總督指出，議事會已經治理澳門226年，“從未從屬於總督之下”。雖然議事會的抗議被王室駁回，但實際上在與中國官方談判時，議事會仍然是澳門的主要代表，因爲中國政府根本不瞭解總督被加強的權力。直到1833年1月9日，葡國王室發佈一道諭令，降低驕傲的中國天主教聖名之城議事會的地位和職能，使之淪爲純粹的市政委員會。即便如此，在市議員中仍然任命檢察官，處理與中國官員的交涉事項，直到1865年，王室專門爲此任命了一個職位。A就上述歷史時期來說，在對澳門的管治上，澳門議事會的重要性和影響力遠遠超過總督或兵頭。面對中國官員，他們共同處於一種困難的境地。17、18世紀之交，加爾文教派的蘇格蘭人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作爲一位“闖入者”進入澳門，以狡猾輕蔑的態度描述他看到的場景：A Murias, Instrução para o Bispo de Pequim e outros documentos, pp. 1-114, 246, 356. Arquivos de Macao, Vol. I, pp. 337-338, 401-403; Vol. II, pp. 99-111. Artur Levy Gomes, Esboço da história de Macau, 1511-1849 (Macao, 1957), pp. 280-293. Montalto de Jesus, Historic Macao (1902), p. 241. António Feliciano Marques Pereira, Relatorio acerca das attribuições da Procuratura dos Negocios Sinicos da Cidade de Macau (Macao, 1867). Boletim da Filmoteca, No. 19, p. 642.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08〔英〕博克塞 撰 趙殿紅 譯 \ 澳門議事會的成立及其早期運作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澳門）的要塞由一位總司令負責，城市則由一位公民管理，被稱爲檢察官；但事實上，兩人都要受一位中國官員管束，他的駐地在澳門城外一里格A的地方，地名叫前山（Casa Branca）。所有貨物必須由葡萄牙人的船隻運送，纔能進入他們的港口，受到他們的保護。但中國人掌管着海關，對所有進口貨物徵收關稅。B北京的中國朝廷獲知葡萄牙人在澳門定居之後，仍然會把澳門視作中華帝國的一部分，衹是允許葡萄牙人實行較大程度的內部自治，正如在唐宋時期允許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廣州和泉州建立貿易社區C一樣。中國官員赴澳門執行公務，必須受到相應規格的軍事禮遇，這種做法在1689年纔得到了果阿的批准。中國皇室成員誕辰之日，澳門炮臺要鳴炮慶賀；皇帝去世之時，要響炮致哀，如同對待葡國王室。1736年，廣東任命左堂協助澳門同知管理澳門，D澳門已建的房屋修繕必須事先得到他的許可，並嚴禁建設新的房屋。中國人逐漸加強了對澳門的控制，1803年，澳門主教描述了當時情勢發展的嚴重性：“澳門城衹是名義上屬於葡萄牙人，他們在此無法擁有一小塊土地，也不能用金錢購買；沒有中國官員的執照，他們不能建起一堵牆壁，修起一扇窗戶，或者修繕自己房子的屋頂。而要獲得執照，必須付出高昂的代價。”但是，這種令人不勝其煩的限制，卻可以通過見機行事的賄賂得到規避。負責處理這些麻煩，出面滿足需索無度的中國官員的，正是議事A 譯者註：里格，是歐洲和拉丁美洲使用的一個古老的長度單位，1里格約4.828千米。B Alexander Hamilton, A New Account of the East-Indies, 1727, ed. W. Foster (2 Vols.; London, 1930), Vol. II, p. 116. “Casa Branca”是葡萄牙人爲前山取的名稱。關於澳門中國海關及其徵收的關稅，參見Murias, Instrução para o Bispo de Pequim e outros documentos, pp. 315-318; António Feliciano Marques Pereira, As Alfandegas Chinesas de Macau，以及其他澳門通史性著作。C 譯者註：即唐宋時期，在廣州、泉州、杭州專門爲到中國經商居住的外國人設置的“蕃坊”。D 譯者註：澳門同知，全稱廣州府澳門海防軍民同知，設立於1744年（乾隆九年）。此處的1736年應爲作者之誤。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09〔英〕博克塞 撰 趙殿紅 譯 \ 澳門議事會的成立及其早期運作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會檢察官。A無論是果阿還是遙遠的里斯本，都對澳門議事會對中國政府的恭順態度表示不滿。1621年，廣東官員要求耶穌會士拆除建立在澳門內港青洲的一些房屋。議事會官員準備執行命令，因爲命令的背後是武力的威脅，他們承認“我們居住的這塊土地不是我們的，而是屬於中國皇帝”。他們認爲，在任何情況下，他們都無法抵禦中國的武力進攻，甚至禁止他們與廣州貿易的一紙禁令就會使澳門無法生存。耶穌會學院院長馬多士（Gabriel de Mattos）神父強烈反對這些觀點，他宣稱澳門與柯欽一樣是葡萄牙的領土，“同樣，印度的霍爾木茲及其他城市，雖然位於異教徒國王的領地，但仍然屬於葡萄牙國王”。他辯稱，向廣東官員繳納地租，並不意味着明朝皇帝是它真正的地主，而是相當於在葡萄牙的土地所有人向伯爵或公爵交稅一樣。他督促議事會應該採取強硬立場，認爲中國人衹是在虛張聲勢，如果堅決抵制，他們自然就會退縮：“因爲他們是徹頭徹尾的懦夫，即使全副武裝也像蚊子一樣不堪一擊。”市議員們拒絕了這位好鬥的耶穌會士的提議，像處理其他類似的困境一樣，以陽奉陰違的態度和秘密賄賂的手段平息了危機。B對議事會息事寧人策略批評最爲激烈的是果阿的總督們和里斯本海外委員會成員，他們不斷督促議事會勇於抵抗中國人，不要表現得戰戰兢兢。但無論是葡印總督還是葡國國王，都沒有向澳門派出軍事力量，踐行歐洲強國在19世紀推行的“炮艦政策”。從1557年至1849年，澳門的狀況正如博卡羅（António Bocarro）在1635年所描述的：我們與中國皇帝的和平相處，完全取決於他的喜好。這裏離印度A Marques Pereira, Alfandegas Chinesas de Macau, p. 33;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II, p. 310. 澳門主教的信的日期是1803年12月20日。B 青洲事件的原始檔案後來被荷蘭人獲取，現藏荷蘭國家檔案館（海牙）。參見C. R. Boxer, “Missionaries and Merchants of Macao, 1557-1687,” in Actas do II Colóquio Internacional de Estudos Luso-Brasileiros, Vol. II (Lisbon, 1960), pp. 219-221.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10〔英〕博克塞 撰 趙殿紅 譯 \ 澳門議事會的成立及其早期運作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如此遙遠，皇帝隨時可以集結大量士兵，遠非葡萄牙人數可以比擬；我們無法想象若與中國皇帝決裂，我們將遭受怎樣的厄運。中國人衹要斷絕澳門的食物供應，就可以毀掉這個城市，我們根本沒有其他途徑和地方獲得食物。A與果阿、巴伊亞和盧安達的議事會不同，澳門議事會本身沒有地產，沒有地租收益。因此，他們拒絕了里斯本的海外委員會秘書拉夫里（André Lopes de Lavre）請他們支付年金的要求，而其他殖民地議事會則會支付這筆年金。雖然這種要求有王室命令的支持，澳門議事會還是無法執行，他們在拒絕信中指出，澳門的收入全部來自本地居民的稅收，每年都會有變化，僅夠維持年度預算支出。B如上所述，澳門議事會的主要收入來源，是用葡萄牙船隻運送進口到澳門的貨物關稅，1688年以後，出口關稅全部由粵海關徵收。過去還有一種“市政基金稅”（Caldeirão）C歸議事會，最初是對出口到日本的所有貨物徵收3%，1634年以後提高到8%，1640年與日本貿易中斷之後轉移到其他貨物。1688年後，“市政基金稅”也被歸到中國的海關。在這些並不穩定的收入當中，議事會還要支付要塞費用、炮臺的建設和維護費用、火炮和彈藥費用，支付教會高層神職人員費用，支付仁慈堂及其所屬醫院費用，1633年後還要支付聖家辣修院費用。除此以外，議事會還要應付中國地方官員不斷的索賄和壓榨。爲維持城市的治安，議事會還組建了夜間巡邏隊，由議事會承擔費用並直接指揮，堅決拒絕總督們控制這支防務力量的企圖。D在這方面，葡萄牙人治理下的澳門與西班牙人治理下的馬尼拉形成鮮明的對比，在財政上，馬尼拉每年會收到從阿卡普爾科（Acapulco）匯來的墨西A 筆者引用過博卡羅對澳門的描述，見C. R. Boxer, Macao Three Hundred Years Ago (Macao, 1944), p. 37.B Murias, Instrução para o Bispo de Pequim e outros documentos, pp. 317-318.C 譯者註：葡語Caldeirão，本意是“水坑、存鹽池”，在此指一種市政稅。感謝金國平教授指導。D Murias, Instrução para o Bispo de Pequim e outros documentos, pp. 153-155; Arquivos de Macau, Vol. II, p. 264; Benjamin Videira Pires, S. J., “A primeira polícia de Macau,” Religião e Pátria (Macao, 1962).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11〔英〕博克塞 撰 趙殿紅 譯 \ 澳門議事會的成立及其早期運作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哥銀元，以平衡西班牙王室在菲律賓群島的治理費用。A而在澳門，幾乎所有的軍事、城市、教會（耶穌會學院的部分費用除外）開支直接或間接地由議事會承擔。所以，議事會成員們經常爲籌款疲於奔命，常常召集市民大會，或者爲獲得他們對提高進口關稅的認可，或者爲徵收某種稅收，或者爲動用仁慈堂的基金。有時，議事會還向亞洲的領主或商人借貸巨額款項，1636年，它欠了日本九州的資本家和企業主約70,000兩白銀。由於三年後與日本貿易的關閉，這筆欠款沒有歸還。1669年，暹羅國王向澳門議事會貸款，以資助瑪納·撒爾達聶（Manuel de Saldanha）使團出使北京，這筆錢由議事會每年分期付款，用了60年纔還清。B與果阿議事會一樣，澳門議事會在需要時也會尋求王室的經濟援助。所以，儘管喪失了利潤可觀的日本貿易，議事會還是在1640年籌措資金裝備三艘戰船，運載人員和物資援助被圍困的滿剌加。但一個世紀以後，果阿被馬拉地人（Marathas）侵犯，向澳門求助，澳門議事會卻無法施以援手。議事會回覆說，澳門市民正身陷貧困，除了同情的眼淚，實在無能爲力。數年前的1727年，議事會籌集了18,500兩銀子資助麥德樂（Alexandre Metello de Sousa）使團前往北京。使團到澳門後，大使及其衆多的隨員在澳門的消費和住宿也全部由議事會承擔。C這次花費迫使議事會抵押稅收，財政受到嚴重削弱，過了三十多年纔有所緩解。作爲一個商貿中心的管治主體，議事會與澳門的海外貿易緊密相連，在商業運行方面有主要的話語權，許多時候不一定遵照果阿的命令執行。議事會中的議員們幾乎都是活躍於這種貿易中的商人，雖然他們稱呼自己爲貴族、紳士及雅士。葡萄牙海外殖民地——尤其是非洲和亞洲殖民地——的商業本質，與西班牙殖民地形成鮮明對比，雖然澳門與馬尼拉在這方面具有很大的相似A W. L. Schurz, The Manila Galleon (New York, 1939), pp. 181-182.B Arquivos de Macau, Vol. I, pp. 152-175; C. R. Boxer and J. M. Braga (eds.), Breve Relação da jornada que fez à Corte de Pekim o Senhor Manuel de Saldanha, Embaixador der Rey de Portugal, e documentos contemporaneos (Macao, 1942).C Arquivos de Macau, Vol. I, p. 309; Vol. II, pp. 25-56, 199-200.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12〔英〕博克塞 撰 趙殿紅 譯 \ 澳門議事會的成立及其早期運作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性。1637年，意大利耶穌會士馬斯蒂里（Marcello Mastrilli）在日本長崎殉難，目睹殉難事件的葡萄牙人和土生葡人，包括澳日貿易船隊總指揮，都稱自己在澳門依賴貿易得以生存，“澳門的其他人也是如此”。A1664年，澳門耶穌會修院院長向上級寫道：“澳門的財富全賴海洋，整個城市都以此爲生，沒有什麽比季風和潮汐所帶來的東西更有價值。如果失去了這些，萬事都不復存在，（除了參與貿易外）耶穌會副省也不可能用其他方式維持生存。”他接着說，長期的經驗已經讓澳門市民明白了這個事實，他們現在不再抱怨耶穌會士在日本貿易繁榮時期所參與的商業活動。B1640年，利潤豐厚的對日貿易喪失之後，議事會帶領澳門居民重新組織和開拓與東南亞的貿易，以尋找新的市場彌補損失。當西班牙的馬尼拉和荷蘭的巴達維亞官方分別允許其居民與澳門貿易的時候，澳門議事會也積極地抓住了機會。無可否認，議事會的議員們有時會受到非議，指責他們濫用特權，爲自己和親信攫取利益，而不是爲大衆謀福利。很難確定這些非議是否站得住腳，如果非議來自心懷嫉妒的總督，更是要大打折扣。不過濫用職權的行爲確實存在，1728年，王室下達諭令，禁止議事會議員們壟斷澳門與巴達維亞和馬尼拉的貿易。C18世紀，與帝汶和索洛的檀木、黃金、蜜蠟及奴隸貿易成爲澳門主要經濟來源。約從1695年開始，這些貿易由議事會依據下述方式運營，這些方式在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裏衹有微小的修訂而無大的改變：每年，1—3艘小船從澳門出發前往帝汶，有時會在巴達維亞停靠，有時直航帝汶。議事會將所有登記的船主姓名發往果阿，果阿政府將這些姓名製成輪流名單密封好，確保每位船主A 參見Boxer, in Actas do II Colóquio...de Estudos Luso-Brasileiros, Vol. II, pp. 221-222. 以及他的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1770 (The Hague, 1948), pp. 157-173.B 同上註。依拉利奧（Hilário de Santa Rosa）主教1748年寫道：“...Está a terra muita falta de gente Portugueza, e dos que ha moradores a major parte são viageiros que sempre andão no mar.”轉自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II, p. 212. 1803年，另一位主教Frei Manuel de São Galdino向教宗寫道：“Assim tudo em Macao anda a risco do mar...em uma palavra afirmo a V. S. Com toda a verdade, que em Macao quem não negoceia pede esmola.”C Arquivo das Colónias, Vol. II, pp. 275-276; Montalto de Jesus, Historic Macao, p. 115.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13〔英〕博克塞 撰 趙殿紅 譯 \ 澳門議事會的成立及其早期運作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都有出現的機會。這些名單再被發回澳門，議事會在正式的會議上打開該季節航行船主的名單，通知名單上的船主可以展開航行。如果打開名單後，船主的船丟失，又沒有其他的船可以替代，議事會就會打開下一個名單，以此類推。規則就是如此，但不斷有人非議議事會議員們與船主相互勾結，經常不管名單的既定次序而隨意安排。船上三分之一的空間存放船主的貨物，另外三分之二在澳門市民中分配，貨物執照（或票證）由一人或多人共同持有，一如馬尼拉與墨西哥貿易中實行的執照制度。A貨物執照的分配由議事會組織，直到1784年被取消。在18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衹有帝汶和馬尼拉兩條航綫的貿易是採用輪流名單制，其他航綫如果阿和印度支那，則對所有人開放。由於澳門很少有商人或船主擁有足夠的實力獨自航行，獨力承擔風險和費用，所以他們通常與親戚、朋友、夥伴合作。通過這種合作，整個澳門都參與了與帝汶的檀木貿易，上至總督，下至寡婦和孤兒，都投入資金購買貿易份額。有意投資貿易的人還可以向仁慈堂和主教府（Cathedral Chapter）的基金借貸，平均利息爲20%—25%。同樣，馬尼拉的慈善機構也是以這種方式爲對墨西哥阿卡普爾科的貿易提供大部分資金。B從其生效的時間長度判斷，執照制度大體上運行良好。不過，一位帝汶前總督在1708年抱怨帝汶貿易的大部分利潤都進到了市政委員們的口袋，認爲市政委員們私分了大部分執照，並且用低價收購了窮人和寡婦的份額。C在澳門，議事會和仁慈堂之間有着密切而持續的關係。實際上，仁慈堂的建立時間還要早於議事會，由第一任主教賈尼勞於1569年所建，同時附有一間收治各種病人的醫院。1627年修訂的仁慈堂章程表明，仁慈堂理論上包括300名弟兄，包括150名紳士和150名工匠。“但是在這個城市，沒有從事手工A 關於馬尼拉大帆船貿易的執照制度，參見Schurz, The Manila Galleon, pp. 158-167, 172-177, 363.B 關於執照制度在馬尼拉大帆船貿易中的作用，參見Schurz, The Manila Galleon, pp. 166-172.C 關於輪流名單制（pautas）及執照制度（bagues）在澳門—帝汶貿易中的作用，參見Murias, Instrução para o Bispo de Pequim e outros documentos, pp. 192-194, 209-211, 229-232; Boletim da Filmoteca, No. 19, pp. 390-391, 614, 774; Humberto Leitão, Os Portugueses em Solor e Timor de 1515 a 1702 (Lisbon, 1948), pp. 173-181, passim; Arquivos de Macau, Vol. II, pp. 353-355.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14〔英〕博克塞 撰 趙殿紅 譯 \ 澳門議事會的成立及其早期運作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勞動的葡萄牙人，所有的弟兄都被視爲具有相同的社會地位。”在這方面，澳門仁慈堂與葡國及果阿、巴伊亞等地的仁慈堂不同，那些地方的仁慈堂弟兄會成員被分爲紳士與工匠兩大類別，相應地具有不同的社會地位。A無論是仁慈堂，還是各種醫院，其大部分經費都由議事會提供，或者需要議事會的配合纔能保證。仁慈堂還附設一間麻風病院，平時的病人數量爲六七十人，1726年則有115位病人。麻風病人大多數是中國人，被稱爲“新皈依的異教徒”。貧民醫院的章程也於1627年修訂，根據章程，醫院收治各種種族和膚色的窮人和需要幫助的人，包括“被主人丟棄在大街上的貧病交加的奴隸”。這些規定還保證供給帝汶和黑人奴隸足夠的大米和魚類配給，“確保他們吃飽肚子，生活安心”。B這是一種聰明而人道的制度，其他殖民地擁有奴隸的統治者很少會針對奴隸作出規定以保證他們的飲食。C自然，這些醫院收容病人的數量要嚴格控制在其能力所及的範圍，因爲它們規模都很小。18世紀，澳門出現嚴重的貧困和失業現象，醫院更加不敷使用。仁慈堂還爲一些收養棄兒的養母支付撫養費，直到小孩長到七歲；還爲一些達到適婚年齡、貧窮而有德行的孤女支付嫁妝；在1727—1737年間，還爲寡婦和孤兒安排短期的居所。D所有這些慈善活動和慈善機構的費用，主要來自議事會每年徵收的進口稅、向商船貿易放貸產生的利潤以及遺產捐贈。1714年普通法官阿梅達（José Lisboa de Almeida）去世時，將其巨額遺產全部捐作慈善事業；土生葡人寡婦梅羅普夫人（Martha Merop）的丈夫是一位居住在澳門的外國商人，她也是一位慷慨的捐贈人，仁慈堂仍然保留着梅羅普夫人的肖像。一種比較常見的做法A 1627年修訂的仁慈堂章程被收入Arquivos de Macau, Vol. IV, pp. 55-56, 113-118, 187-190, 223-228, 281-287, 371-379. 該章程仿照果阿仁慈堂章程而制定。B “Venciam de comer peixe e arroz, quanto basta para andarem fartos e satisfeitos,”見1627年章程，載José Caetano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anorama médico-social, p. 150.C 參見Richard Pares, Merchants and Planters (Cambridge, 1960) 第39頁：“許多殖民地根本沒有關於保證奴隸食物的法律，直到18世紀末人道主義者迫使他們這樣做。即使在有相關法律的地方，他們執行的標準也非常低。”Pares描述的是英國和法國在西印度群島生產蔗糖的殖民地的情況，但他的觀察同樣適用於16—19世紀所有在熱帶地區擁有奴隸的歐洲人。D José Caetano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anorama médico-social, 其中研究了澳門仁慈堂的興衰及其與議事會的關係。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15〔英〕博克塞 撰 趙殿紅 譯 \ 澳門議事會的成立及其早期運作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是，立遺囑者會讓他的奴隸在他去世後到仁慈堂（或醫院）工作一定年份，工作結束後自動獲得自由身份。18世紀上半葉，隨着澳門貿易不斷衰落，衹在1719—1725年有過短暫的繁榮，議事會對仁慈堂和醫院的資助越來越困難。颱風在南中國海肆虐，造成船隻或貨物的巨大損失，從仁慈堂借貸的商人和船主變得負債纍纍，也難以尋找其他辦法償還貸款。在澳門經濟不景氣的年份，人口銳減，導致有資格擔任議事會和仁慈堂公職的人數大爲減少，不少人對此叫苦連天。1748年，澳門主教告訴國王，仁慈堂的監護人是“被陛下流放到印度的弗蘭西斯科（Dom Francisco）親王的一位獵手。但是澳門是此輩人物的庇護所，他們在果阿或印度海岸待不下去了，便來到澳門。他像紳士一樣在此結婚生活，因爲他是澳門市民中某位官員的妻弟”。A依拉利奧（Hilário de Santa Rosa）主教進一步宣稱，議事會的議員和仁慈堂的監護人有互相輪換崗位、互相包庇經濟或其他不端行爲。這種指控並不是第一次發生，也不是最後一次，但是很難確定其依據所在。1689年，在議事會要求之下，印度總督頒佈命令，曾被判決有罪的人不能擔任行政公職；但在近一個世紀以後，印度總督聲稱澳門議事會大部分成員是“在此尋求庇護的被流放的罪犯以及其他不良分子”。B1789年，我們發現一位叫曼努埃爾·佩雷拉（Manuel Pereira）的人，既是仁慈堂的監護人，又擔任議事會的市議員和普通法官，他似乎是一位正直的人。但在18世紀下半葉，總是不斷有人抱怨那些德行不端者、破產者、胸無點墨者和其他不合資格的人同時擔任議事會和仁慈堂的職務。這個時期，合乎任職資格的人士十分缺乏，這是由澳門經濟衰退、人口銳減導致的結果。從澳門總督和主教的官方文書可以看出當時澳門的狀況，一些遊覽和居住於澳門的外國人如威廉·赫基（William Hickey）、范罷覽（Van Braam Houckgeest）留下的記錄也反映了他們對澳門的糟糕印象。CA 依拉利奧（Hilário de Santa Rosa）主教有大量的書信，書信摘錄參見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II, pp. 209-234;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anorama médico-social, pp. 236-234.B Murias, Instrução para o Bispo de Pequim e outros documentos, pp. 11, 53, 172-174. 早在1629年就有類似的抱怨，參見Gomes, Esboço da história de Macau, pp. 115-116.C C. R. 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pp. 255-268.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16〔英〕博克塞 撰 趙殿紅 譯 \ 澳門議事會的成立及其早期運作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之一，是18世紀澳門女性人口的嚴重過剩。方濟各會歷史學家瑪利亞（José de Jesus Maria）說，澳門實際上已經變成一座“女人城”；耶穌會士蘇沙（Francisco de Sousa）描述17世紀末澳門的狀況時稱，當時有“150個葡萄牙家庭，共有19,500位基督徒，其中16,000人是女人”。女性過剩的部分原因，是中國的母親們將捨不得丟棄的女嬰送到澳門的孤兒院。但孤兒院並沒有足夠的地方容納太多的女嬰，便將她們寄養在貧窮的養母家中，從開始撫養小孩的七年內，這些養母每月會收到微薄的撫養費。七年之後，仁慈堂便不再支付孤兒的撫養費，也不再過問她們的生活。結果，養母不得不讓這些孩子上街乞討以維持生活，而這些可憐的孩子幾乎不可避免地淪爲妓女，“因生活所迫，她們爲中國人、外國人和其他任何人提供性服務”。A如果說在18世紀下半葉那個不幸的年代，仁慈堂和議事會都墮落了，那麽，仍有一個受議事會資助的教會機構擁有相對較高的聲譽，即使是1789年到過澳門，對澳門極爲貶損的諷刺詩人博卡熱（Bocage），也對這個機構持肯定態度：一個無權的政府，一位某某主教先生一批幽居貞潔的修女，三座修道院，五千個不夠虔誠的土生男女和中國天主教徒一座十年如一日的教堂十四名身無分文的神甫到處都是貧困，到處都是卑賤的女人僅有百多個葡萄牙人住在一個不清潔的城牆裏六座炮臺，一百個士兵，一面鼓A 轉引自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anorama médico-social, p. 340；另參見Francisco de Sousa, S. J., Oriente Conquistado, Vol. II, p. 374.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17〔英〕博克塞 撰 趙殿紅 譯 \ 澳門議事會的成立及其早期運作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三座用木材裝飾的教堂一個無起訴人的宗教裁判庭兩所修院，其一破敗不堪一所享有無上權力的議事庭葡萄牙在澳門就剩這麽多啦A博卡熱詩中所描述的“一批幽居貞潔的修女”，即聖家辣修院（Convent of the Poor Clares）的修女。1633年，一批來自馬尼拉的西班牙方濟各會修女創建了聖家辣修院。議事會從一開始就保護和支持該修院，對所有進口到澳門的農產品徵收1%的附加稅，每年付給聖家辣修院所用。B在1692年的一份協議中，議事會承諾“將這1%的稅收準時支付，而修女們每五年要接收一位市民的女兒，且不要求任何遺產”。根據1633年的原始協定，修女的人數不能超過40位，而曾經在議事會工作過，或實際上仍在議事會服務的市民的女兒，擁有成爲修女的優先權。這種安排大體上運轉良好，但議事會對修院也偶有怨言，類似果阿議事會對聖莫尼卡（Santa Monica）修女們的指控。例如，在1746年，澳門議事會抱怨修女們接收的都是富家女子，貲財豐厚，單身漢們覬覦這些女子的嫁妝，由此敗壞了婚姻市場。議員們還指責說，修女們寧願把大筆金錢借給亞美尼亞人、西班牙人和法國人，投資他們的商船貿易，卻向議事會叫窮，一個子兒也不肯借給他們。這段時期，議事會甚至要求關閉修道院，但遭到激烈的批評，衹得作罷。不久之後，雙方又恢復了友好的關係。雖然澳門議事會作爲一種制度，可以視作一種能夠自我循環的獨立政制，但在澳門很少有家庭能夠有超過兩三代的人被選爲議事會議員。1555—A 轉引自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anorama médico-social, pp. 292-293. “nhons”指土生葡人。 B Fazendas grossas包括許多種類的商品如檀木、魚翅、棉布、廣木香（putchuk）、粗布，等等。關於聖家辣修院及其與議事會的關係，參見Murias, Instrução para o Bispo de Pequim e outros documentos, pp. 213-219, 224-228, 233-238, 347-348; Arquivo das Colonias, Vol. II, pp. 287-289, Vol. III, pp. 17-21; Arquivos de Macau, Vol. I, p. 25, Vol. III, pp. 175-178, 187-188.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18〔英〕博克塞 撰 趙殿紅 譯 \ 澳門議事會的成立及其早期運作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1557年，澳門最早的開拓者中可能根本沒有白人女性；近一個世紀以後，彼特·芒迪（Peter Mundy）在受到一位議員的殷勤招待之後寫道：“據說城裏衹有一位女性出生於葡萄牙；他們的妻子要麽是中國人，要麽是具有中國血統的中葡混血兒。”A澳門第一代葡人並沒有與香山地區的中國人通婚，他們帶來的女人是日本人、馬來人、印尼人、印度人等，多數是奴隸。後來又帶入一些非洲黑人、帝汶女性奴隸，她們也爲這個種族大熔爐貢獻了自己的血統。耶穌會士桑切斯（Alonso Sánchez）神父1582—1583年間在澳門停留數月，他記述道：“中國婦女天性保守、誠實、謙卑，對丈夫恭順，勤勉持家……澳門葡人更願意娶她們爲妻，而不是葡萄牙女人；衆多的美德爲中國女人增光添色。”這些令人尊敬的中國女人肯定是居住在澳門的中國基督徒家庭的女兒，因爲，正如歷史學家博卡羅在1635年所強調的，中國大陸的女人常常“深居閨中，葡人未嘗得見”。B澳門葡人大幅融合中國血液，大致源於葡萄牙人與歐亞混血兒及“妹仔”的同居。這些妹仔從小被父母賣給外國人作奴僕，有時有一定期限（通常爲四十年），有時則要終身爲奴。中國人私下將女孩賣給澳門外國人的做法由來已久，並且持續了兩個多世紀，無論是澳葡政府還是中國官方都頒佈禁令，但屢禁不止。1776年，一位葡萄牙海軍軍官在澳門觀察到，（中國）上層婦女雖然懶惰卻品行端正，但“那些已獲贖身的中國女孩（妹仔），或者女性奴僕的女兒們，不知體面，無所事事，很容易放蕩墮落，尤其易受外國人引誘，接受他們的金錢或衣物而以身相許”。CA 見Boxer, Macao Three Hundred Years Ago, p. 64. 一位耶穌會士藥劑師1625年在澳門寫道：“as mulheres dos portugueses, as mais delas são chinas ou tem parte disso.”引自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anorama médico-social, p. 30.B 耶穌會士Alonso Sánchez神父1588年呈送給菲利普二世的Tratado及Apuntamiento，引自Pablo Pastells, S. J., Catálogo de los documentos relativos a las Islas Filipinas (9 Vols.; Barcelona, 1925-1938), Vol. III (1927), p. Lix; 關於António Bocarro的記述，參見Boxer, Macao Three Hundred Years Ago, p. 38.C Nicolau Fernandes da Fonseca於1776年1月對澳門的記述，見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anorama médico-social, pp. 231-232. 關於澳門的“妹仔”問題，參見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pp. 222-241.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19〔英〕博克塞 撰 趙殿紅 譯 \ 澳門議事會的成立及其早期運作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在三百多年的時間裏，澳門幾乎完全沒有歐洲出生的葡萄牙婦女，因此，所有的澳門葡人家庭都帶有深深的歐亞混血的烙印。但這並不意味着在議事會服務的官員大部分都是本地出生的歐亞混血兒。相反，他們大多數來自葡萄牙本土，或者是在歐洲出生而移民到亞洲的葡萄牙人，他們在果阿議事會中也佔據多數席位。1689年，葡印總督代表王室確認澳門特權時，重申擔任市政官員者必須是“葡萄牙本國出生的基督徒”（Christãos Velhos Portuguezes de Nação e geração），否則選舉無效。A如果不折不扣地執行此項規定，那麽事實上在澳門出生的人無人有資格擔任公職。於是在1709年，葡王再次確認澳門特權時，淡化了這種任職條件，指出衹要委員們是紳士即可，無需對他們的家族血統進行審查。B在葡屬亞洲，所謂“紳士”資格可以非常靈活地界定，幾乎每個人衹要與教養或教育沾點邊，都可以被稱爲紳士，自然不必局限於純種的歐洲人。此外，澳門在葡萄牙移民人數不足時，議事會不得不認可一些土生葡人在議事會任職。在17世紀末，澳門衹有十四人具備嚴格意義上的完全的任職資格。C1746年，議事會抱怨說在澳門衹有五十位葡萄牙市民，其中能夠生活自給者還不足十二人。這意味着市議員們不得不經常循環任職，儘管這種程序是非法的；而且具有近親關係的議員們有同在議事會任職的現象，這與《王國城市鄉鎮官員章程》（Ordenõeçes do Reino）的規定完全相悖。D雖然在18世紀很難找到完全符合條件的歐洲出生的葡人，但那些移民亞洲的葡人與當地婦女結婚成爲市民後，比土生葡人更有機會擔任議A 1689年4月30日葡印總督命令，見Murias, Instrução para o Bispo de Pequim e outros documentos, pp. 174-175.B 1709年12月30日王室確認狀，見Murias, Instrução para o Bispo de Pequim e outros documentos, pp. 174-175. 確認狀提到：“...com declaração porem que os ditos cargos da Çidade de Macao, não possa entrar os que não forem Nobres, sem que sejão neçessarias as outras qualidades, que no Alvará neste encorporado se declarão, as quaes se devem omitir...”C Fr. José de Jesus Maria, O.F.M., Azia Sinica e Japonica, 1745, Vol. II, p. 128. 這位方濟各會士聲稱，在當時（1742—1745），不識字的人有時也被任命爲普通法官。D Arquivo das Colonias, Vol. III, pp. 17-21. José de Jesus Maria也證實了當時澳門的衰落和具備資格的葡萄牙人的缺乏，見Azia Sinica e Japonica, 1745, Vol. II, pp. 128, 229-240.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20〔英〕博克塞 撰 趙殿紅 譯 \ 澳門議事會的成立及其早期運作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事會公職。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比較突出者如杜特爾（Francisco Xavier Doutel）、羅咱（Manuel Vicente Roza）、萊依特（Manuel Leite Pereira），他們在18世紀的澳門都是舉足輕重的人物。一些較低層次的崗位也是如此，1751年，果阿命令“貧窮但誠實的葡萄牙人”比“大地之子”A優先擔任港口的守望者和海關監督員。B一份撰於1698年的不具名的澳門記錄稱，擔任議事會“城市檢察官”的人士幾乎總是一位“新基督徒”。我認爲，這並不表示他是一位中國天主教徒，而很可能是帶有猶太血統的歐洲人。即使這種推測是正確的，也不能證明這是一種體制上的安排，衹能說是一種地方性的社會現象。C澳門一直努力維持白人的優越地位，試舉數例說明。1744年10月，議事會派人在大街上擊鼓吹號宣傳一項禁令：不許“不是出生或出身於歐洲的”澳門居民戴假髮和遮陽飾品。理由是“這個城市當中的普通人”總是模仿地位較高的人，從而造成物質浪費。那些土生葡人或歐洲化的本地人立即向果阿總督抗議，反對這項禁令。他們提出，他們已與葡萄牙人數代通婚，而且是澳門繳納賦稅的最重要的人群。他們還宣稱，他們並不是一個居於從屬地位的族群，無論是他們還是他們的祖先，都沒有被葡萄牙人征服；他們還提醒果阿總督，果阿皈依羅馬天主教的當地人同樣可以穿戴這些裝飾。果阿總督遂同意所請，命令澳門議事會收回這項冒犯他人的成命，因爲它既不合常理也有失公平。D三十年後，爲推行龐巴爾侯爵打破葡屬亞洲人種藩籬的政策，王室命令澳門議事會吸納六位重要的土生葡人擔任檢察官職務，以顯示葡王A 譯者註：澳門土生葡人的自稱。B Murias, Instrução para o Bispo de Pequim e outros documentos, p. 267.C Biblioteca da Ajuda, Lisbon, Codex 51-viii-40, 24, “Memoria do que contem a Cidade de Macao.” 白樂嘉（J. M. Braga）先生爲筆者提供了1594—1884年議事會城市檢察官的完整名單，並隨信（1964年6月17日）寫道：“檢察官一職在某些時期有可能由中國人或有中國血統的人擔任，但從所附名單您可以看出，也有一些時期該職由葡萄牙人擔任，尤其是在早期和晚期。我個人認爲，他們在澳門試圖由純種的葡萄牙人獨佔這個職位。”D 筆者從澳門檔案館（Macao Archive）複製了1744年10月16日的議事會禁令、澳門土生葡人的請願書及1745年5月13日的葡印總督命令。另參見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anorama médico-social, pp. 230-231.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21〔英〕博克塞 撰 趙殿紅 譯 \ 澳門議事會的成立及其早期運作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對不同種族和膚色的羅馬天主教子民一視同仁。但澳門議事會並沒有執行命令，該項諭令形同虛設。純種的或具有亞洲血統的葡萄牙人事實上仍然保留更多的市民榮譽和特權。A毫無疑問，在三百年的時間裏，議事會是澳門最重要、最有影響力的葡萄牙殖民地自治機構。無論是明朝還是清朝政府，都把議事會而不是總督視作澳門的代表機關；里斯本的國王和果阿的總督雖然不情不願，但也不得不認可這個現實。無論從哪方面說，澳門都是一個自我管治的居留地，這也是澳門葡人引爲自豪的根源。這種自豪也讓葡國王室和葡印總督深感不安，他們不斷努力加強王室對這群生活在南中國海岸的子民的控制。1634年，利納雷斯（Linhares）總督給澳門總督寫信，譴責澳門市民已經成爲國王的敵人，比荷蘭人尤甚。B曾任帝汶總督的格雷羅（Coelho Guerreiro）在1708年聲稱：“澳門葡人是國王陛下轄境當中最爲不肖的子民，雖然他們不配擁有更多的東西，但他們獲得了最大的自由，不用履行任何形式的納稅義務。”C諸如此類的指控很容易被誇大，顯然有失公允。1635年，議事會寫給國王的備忘錄揭示了更多事實：這座位於中華帝國的上帝聖名之城，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地方，發展成國王陛下在東方最偉大的城市之一。它之所以能夠生存，全賴貿易和商業；而貿易和商業之所以能夠維持和發展，全賴市民們仗義疏財、衆志成城。他們需要支付巨額賄賂，需要在變幻莫測的中國環境中，建設城牆和防禦工事，鑄造大炮，修建火藥庫，爲抵禦外敵而準備必需的武器彈藥和戰備物資。DA Montalto de Jesus, Historic Macao, pp. 163-164.B “...a soltura dos cidadões que eu considero serem ainda mayores inimigos que os de fora.” 引自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p. 135.C Coelho Guerreiro的信日期是1708年9月3日，寫於巴伊亞。引自Leitão, Os Portugueses em Solor e Timor, p. 181.D “Informação a Sua Magestade do Estado de Macao per mandar ver em seus concelhos,”日期爲1635年4月21日。原件藏埃武拉公共圖書館，後被收入Boletim Eclesiástico de Macau (July 1937), pp. 30-43.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22〔英〕博克塞 撰 趙殿紅 譯 \ 澳門議事會的成立及其早期運作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1654年，澳門總督費蘇沙（João de Sousa Pereira）下令在議事會大門之上鐫刻“無比忠貞”（Não há outra mais leal）的銘文。從上述角度來看，澳門議事會當之無愧。1810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避難的葡萄牙攝政王賦予議事會官方名稱“忠貞之議事會”（Leal Senado）。而澳門議事會與果阿一樣，早先就在任職其中的官員頭銜之前加上了“高尚的”（Nobre）字樣作爲前綴。而澳門土生葡人無論受到歐洲出生的葡萄牙人怎樣的歧視，他們從來沒有動搖對葡萄牙的忠誠。不久前一位傑出的土生葡人出版了一本著作，它告訴我們，在葡萄牙海外殖民地所謂的獨立運動中，澳門是唯一沒有參與其中的地方。A譯者簡介：趙殿紅，歷史學博士，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副所長、中國歷史研究院澳門歷史研究中心研究員；主要譯著有《清初耶穌會士魯日滿常熟賬本及靈修筆記研究》《普塔克澳門史及海洋史論集》等。［責任編輯 沈曉鳴］A Carlos Estorninho, Macau e os Macaenses, Divagações e achegas historicas (Rotary Club de Lisboa, 1962), p. 15.
Die Chinesische Küste der Provinz Kuang-tung, zu beiden Seiten des Meridians von Macao（中國廣東省沿海圖，澳門子午綫兩側）局部 / 1834 / H. Berghaus ——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全球地圖中的澳門”項目組 楊迅凌配圖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24〔澳〕傑弗里·C. 岡恩 撰 項方 譯 \ 亞洲革命浪潮中的澳門——東南亞反殖民族主義者的避難地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Macao and the Asian Revolutions: A Haven for Southeast Asian Anti-Colonial NationalistsGeoffrey C. Gunn; Xiang Fang (tran.)Abstract: While metropolitan capitals in Europe have long been acknowledged as crucibles of anti-colonial activities and networks, much less has been written about such Asian cities as Shanghai, Guangzhou, and Hong Kong and with Portuguese-administered Macao neglected in this sense. In particular, this essay exposes both the clandestine and open activities of Southeast Asian anti-colonial nationalists in Macao, with reference to Vietnamese - not excluding Ho Chi Minh - and Indonesian when it came to Tan Malaka, as well as East Timorese, especially those in support of an independent Timor-Leste. This it does with a double temporal focus. The first assays the interwar period, or the conjuncture of the Sun-Joffe collaboration in Guangzhou under Sun Yat-sen and its breakdown and repression, and the second focuses upon a postwar wave of Southeast Asian “refugees” arriving in Macao claiming victimhood, but also part of a broad decolonization struggle.Keywords: Macao, Vietnam, Indonesia, East Timor, Anti-Colonial NetworksGeoffrey C. Gunn is emeritus professor at Nagasaki University, Japan, and adjunct professor at University of Macau, China. He is also the co-editor of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He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of East Asian history, South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o on. His main works include Encountering Macau: A Portuguese City State on the Periphery of China, 1557-1999, Timor Loro Sae: 500 Years, First Globalization: The Eurasian Exchange, 1500-1800 and Ho Chi Minh in Hong Kong.Xiang Fang is a Ph.D.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and an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faculty of UIC at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er research fields are Chinese diasporic communities, postcolonial citizenship, and de-territorialized identity.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25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澳〕傑弗里·C. 岡恩 撰 項方 譯 \ 亞洲革命浪潮中的澳門——東南亞反殖民族主義者的避難地亞洲革命浪潮中的澳門——東南亞反殖民民族主義者的避難地〔澳〕傑弗里·C. 岡恩 撰 項方 譯［摘 要］論及反殖民活動及其網絡，歐洲大都市作爲主要陣地，長期爲學術界所關注。在此层面上，亞洲城市如上海、廣州、香港和葡萄牙管治時期的澳門則較少被提及。葡萄牙管治下的澳門所具有的地處中國南部沿海的地理優勢，使其成爲東南亞反殖民民族主義者的避難地，也成爲東南亞反殖民活動和網絡的孕育之地。20世紀20年代起，澳門有着衆多東南亞反殖民民族主義者的身影，其中涉及越南人（包括胡志明在內）、印尼人（包括陳馬六甲）以及東帝汶人（尤其指東帝汶獨立的支持者）。一方面，他們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即孫中山領導下的廣州“孫文—越飛”（Sun-Joffe）合作及其破裂、國民黨的鎮壓等一系列事件背景下，在澳門都有着秘密行蹤或公開活動；另一方面，一批東南亞“難民”於戰後抵達澳門，聲稱自己是受害者，同時也組成了二戰後去殖民化鬥爭浪潮的重要力量。［關鍵詞］澳門 越南 印度尼西亞 東帝汶 反殖民網絡傑弗里·C. 岡恩（Geoffrey Charles Gunn），澳大利亞人，日本長崎大學名譽教授、澳門大學訪問學者、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期刊編輯；主要從事東亞歷史、東南亞國際關係等研究，代表作有《澳門史（1557—1999）》《東帝汶500年》《第一次全球化：1500—1800年歐亞大陸的交流》《胡志明在香港》等。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26〔澳〕傑弗里·C. 岡恩 撰 項方 譯 \ 亞洲革命浪潮中的澳門——東南亞反殖民族主義者的避難地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20世紀20年代起，反殖民活動及網絡多以各國首都或大城市爲陣地，如巴黎、阿姆斯特丹或柏林，學界因此對歐美大都市的作用關注漸增。A例如，東帝汶獨立革命陣綫（Frente Revolucionária de Timor Leste Independente，簡稱Fretilin，即“革陣”）的流亡成員逃亡至里斯本，隨後，莫桑比克贏得獨立後B在馬普托（Maputo）成立了國外代表團。1971年，里斯本安哥拉之家（the Casa de Angola de Lisboa）成立，後成爲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Movimento Popular de Libertação de Angola，簡稱MPLA）的輿論陣地。在非洲，的黎波里（Tripoli）、達累斯薩拉姆（Dar es Salaam）、盧薩卡（Lusaka）和阿爾及爾（Algiers）均爲南部非洲獨立鬥爭的根據地。與此同時，亞洲城市如上海、廣州和香港佔據中國南部的地理優勢，成爲“戰略”部署的咽喉要道，被學界認爲是反殖民活動和網絡的孕育之地。然而，葡萄牙管治下的澳門有着同樣重要的地位，卻被學界所忽視。C費成康的《澳門四百年》是研究澳門近代史的中文類開創性著作，其中提到，廣州成爲1924—1927年“大革命”的根據地後，中國改革家和革命家更沒有必要利用澳門進行“秘密活動”。D 1923年1月26日，孫中山與蘇聯駐華全權代表阿道夫·越飛（Adolph Joffe）在上海簽署了《孫文越飛聯合宣言》（Sun-Joffe Manifesto）。E至此，廣州已成爲共產國際的（Comintern’s）選定基地，吸引印度尼西亞、朝鮮、越南的民族主義者和革命者前來。鮑羅廷A Michael Goebel, Anti-Imperial Metropolis: Interwar Paris and the Seeds of Third-World Nation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Klaas Stutje, Campaigning in Europe for a Free Indonesia: Indonesian Nationalists and the Worldwide Anti-colonial Movement, 1917-1931, Copenhagen: NIAS Press, 2019.B 譯者註：莫桑比克獨立戰爭是莫桑比克解放陣綫（Frente de Libertação de Moçambique，簡稱Frelimo）與葡萄牙之間發生的一次武裝衝突。這場戰爭開始於1964年9月25日，經雙方磋商，於1974年9月8日停火。莫桑比克於1975年6月25日獨立。C Geoffrey C. Gunn, Ho Chi Minh in Hong Kong: Anti-Colonial Networks, Extradition and the Rule of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D 費成康：《澳門四百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02頁。 E 譯者註：關於“孫文—越飛”合作，參見陳世英、鄭應洽：《〈孫文、越飛聯合宣言〉初探》，《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廣州）1987年第1期，第48—53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27〔澳〕傑弗里·C. 岡恩 撰 項方 譯 \ 亞洲革命浪潮中的澳門——東南亞反殖民族主義者的避難地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Borodin）A來到廣州，出任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胡志明亦在此成立組織。由此可見，即使我們接受費成康的論點，認爲澳門已經失去優勢，中國改革者和革命家沒有必要選擇澳門建立陣營，那麽，對於其他反殖民者而言，尤其是外籍人士，澳門是否仍是一處便利之地？本文主要披露東南亞反殖民民族主義者，特別是越南人、印尼人和東帝汶人，在澳門的秘密行蹤與公開活動。論述大致採用時間順序，討論了五個問題：第一，澳門最初吸引了越南皇室或具有反抗傳統的反殖民活動先鋒人士；第二，1924年印尼共產黨主席、東南亞共產主義國際代表陳馬六甲（Tan Malaka）訪問澳門；第三，越南政治“難民”在澳門的活動（包括胡志明1931年的籌謀計劃）；第四，1934年葡萄牙共產黨前書記的身影出現在澳門；第五，東帝汶獨立前，澳門曾是該國愛國僑民的避風港。這段歷史鮮爲人知，包括東帝汶革命陣綫（Fretilin）創始人兼東帝汶民主共和國（República Democrática de Timor-Leste）首任主席弗朗西斯·澤維爾·多·阿馬拉爾（Francisco Xavier do Amaral）早期也曾在澳門現身。一、澳門與法國印度支那的關係正如英國殖民地的做法，澳門在某種程度上接納政治難民，衹要他們在境內保持低調，不發動公開運動打擊敵人，澳門還是好客的。早在20世紀初，越南人就認爲澳門是躲避法國迫害的便利之地。B例如，1915年2月3日，法屬印度支那總督約斯特·范夫倫霍芬（Joost van Vollenhoven）照會澳門總督嘉路米耶（Carlos da Maia，1914年6月—1916年9月在任）提到，有一定數量的“安南”（Annamite，法國殖民時期對越南的稱呼）罪犯在澳門避難，澳門總督作A 譯者註：鮑羅廷（Borodin，1884—1951），原名米哈伊爾·馬爾科維奇·格魯森伯格（Mikhail Markovich Gruzenberg），俄國人，共產國際著名活動家。1903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屬布爾什維克），1906年當選爲黨的四大代表。1923年10月6日鮑羅廷到達廣州，任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並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B Geoffrey C. Gunn, “Clandestinity and Control: The Macau Congress of the Indochina Communist Party (March 27-31, 1935),” Review of Culture, Vol. 45, 2014, p. 48.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28〔澳〕傑弗里·C. 岡恩 撰 項方 譯 \ 亞洲革命浪潮中的澳門——東南亞反殖民族主義者的避難地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爲一位“共和革命的領袖”，A有理由同情越南民族主義偉大的事業。范夫倫霍芬總督已向法國駐香港領事轉交檔案，並附函要求逮捕和引渡這批罪犯。不過，他承認：“目前很難確定他們在澳門使用什麽名字，我將盡量避免給出錯誤信息。”他進一步發出警報，這些“危險的違法分子”（dangereux malfaiteurs de droit）曾涉嫌參與印度支那的暴力案件，無論在哪裏都應被判爲“共同的兇手、強盜和造假犯”。B但是，法國領事隨後在另一封信中也指出，鑒於這批人作爲越南政治流亡者的身份，總督信中所述很不準確，極易誤導甚至具有欺騙性。1915年10月3日，法國駐香港領事加斯頓·歐內斯特·利伯特（Gaston Ernest Liebert）再次通知嘉路米耶總督C，澳門有“安南罪犯”（Annamite criminals）。嘉路米耶總督拿到的名單中，包括強㭽（Prince Cuong-De）、潘佩珠（Phan Boi Chau）和他的旅伴Ha-Truong。據瞭解，他們一行最有可能在9月8日至10日間進入澳門。在嘉路米耶總督呼籲逮捕和引渡同樣被認定爲“法國臣民”的“安南人”罪犯之後，法國領事指出，1854年7月13日葡萄牙和法國之間曾簽署關於引渡“普通法罪犯”條約之第三條。他還指出，法國駐印度支那檢察官授權逮捕強㭽和潘佩珠，其罪名是串謀暗殺（根據法國刑法第59條），因其於1913年4月26日在河內使用炸彈之罪行，導致兩名法國官員死亡，幾名歐洲人和當地人受傷。不過，在澳門確認嫌疑人的身份仍然有困難。法國利伯特領事主動提出向澳門當局提供照片及資料說明。他寫下不同的名字並承認，Ha-Truong別名Trong-Hong，“這些人不斷地更改自己的名字”，確定真實身份有相當難度。D范夫倫霍芬總督在信函中未提及的事件背景：身爲安南王室後裔的強㭽（1882—1951）與著名文人和民族主義者潘佩珠共同領導越南民族主義者的東A Paul H. Spooner, “Republican revolutionaries: Sun Yat Sen, Carlos da Maia and the Macao Harbour Project,” Review of Culture, Vol. 36, 2010, p. 19.B Arquivo Histórico de Macau, MO/AH/AC/SA/01/05084.C 提到嘉路米耶總督，澳門有一條道路以其名字命名，加上三盞燈圓形地（Rotunda de Carlos da Maia）也用了他的名字，因此廣爲人知。D Arquivo Histórico de Macau, MO/AH/AC/SA/01/05084.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29〔澳〕傑弗里·C. 岡恩 撰 項方 譯 \ 亞洲革命浪潮中的澳門——東南亞反殖民族主義者的避難地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遊運動（Phong trào Đông Du，或稱 Look East movement），從日本和中國尋求興國之道並獲得援助，意圖把法國趕出他們的國家。在此期間（1909），由於法國施壓，兩人都被驅逐出日本，在泰國和中國南部不斷遊走，以爭取政治逃亡群體的支持。1915年，強㭽回到日本。1915年10月8日，嘉路米耶總督答覆利伯特領事，確實有此款引渡條約。他還指出，引渡是一個涉及雙方外交部事務的問題。第二天，他發函葡萄牙駐河內領事，要求提供更多資料，證實這些人的身份及其據稱犯下的罪行。過了很長時間，領事纔於11月3日回覆，說沒有獲得新信息。於是，嘉路米耶總督進一步搜集信息。1916年2月14日，澳門警察總局向嘉路米耶總督通報此事，聲稱他們收到警報。A在尚未照會范夫倫霍芬總督的繼任者——即將上任的總督埃內斯特·魯姆（Ernest Roume）的情況下，事件告一段落。1915年10月3日至1916年2月14日，越南政治流亡人士顯然不會待在同一個地方。同樣，嘉路米耶總督（以孫中山的朋友爲人所知）似乎也是在拖延其事。實際上這是謹慎的做法，因爲稍微調查就能證實，河內發出的警報中所提到的“共同的兇手”是一些頗有能力的越南民族主義者。值得注意的是，潘佩珠與中國民族主義者有着密切的聯繫，他的反殖民運動效仿中國國民黨，之後還與孫中山取得聯繫。這兩位人物都是未來幾十年越南（非共產主義）民族主義歷史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兩人都與青年時期的胡志明有接觸，他們有着共同的反殖民理想）。從里斯本的立場來看，歐洲各大國普遍面臨一種新的威脅，即布爾什維克主義。需要注意的是，葡萄牙共產黨（Partido Comunista Português）於1921年成立後，1923年即加入共產國際。1924年10月，里斯本向澳門發出警告，國際共產主義不僅威脅到里斯本和巴塞羅那，更深入遠東：“是否發動國際革命，要看中國革命的結果。”B具體而言，澳門作爲葡萄牙的管治區存在巨大的風險，由於布爾什維克組織秘密存在，藉此地通過中國，能夠與蘇聯保持密A Arquivo Histórico de Macau, MO/AH/AC/SA/01/05084.B 原文爲：O início da revolução internacional depende dos resultados da revolução chinesa.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30〔澳〕傑弗里·C. 岡恩 撰 項方 譯 \ 亞洲革命浪潮中的澳門——東南亞反殖民族主義者的避難地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切聯繫。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地安哥拉甚至也容易受到攻擊。A據報導，1923年1月，阿道夫·越飛建議已經略帶疲憊的布爾什維克者將澳門作爲療養勝地（很可能意味着在此地建立一個秘密基地）。B越南民族主義運動的消息在澳門也快速傳播。1924年6月，在廣州的域多利酒店（Victoria Hotel）C發生針對法屬印度支那總督馬蘭（Governor Martial Henri Merlin）的炸彈襲擊事件，總督幸免於難。但饒有意味的是，馬蘭取消了原計劃對澳門的訪問，於是襲擊事件隨其行程轉往廣州。二、印尼民族主義者在澳門的活動1924年，印尼共產黨主席兼共產國際東南亞巡視代表陳馬六甲也曾短暫訪問澳門。印度尼西亞的民族主義者當時正在爲荷蘭東印度群島（當時的印度尼西亞）的獨立而進行艱苦的鬥爭，蘇門答臘出生的陳馬六甲因此被荷蘭當局宣佈爲公敵。衆所周知，他被印尼第一任總統蘇加諾稱爲未來的“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之父”，至今仍是印尼民族主義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陳馬六甲於1923年12月經蘇聯抵達廣州，比胡志明和蘇聯使館團提前一年多到達這座中國南方城市。他會說多種語言，能使用流利的荷蘭語、德語和一點英語，除此之外，他還會講當地的印度尼西亞語和方言。在荷蘭的議會選舉中，他作爲共產黨候選人以微弱差距被擊敗。到達莫斯科後，他作爲爪哇的代表在第四屆共產國際大會（1922年11—12月）上發表講話。參加這次會議的還有印度的馬納本德·納特·羅易D、胡志明和日本的片山潛E，引起了公衆A Arquivo Histórico de Macau, AH/GGM/19 Octobro de 1924, Lisbon. B Arquivo Histórico de Macau, AH/GGM/1 Legação da Republica Portuguesa na China, Peking, 11 de Janeiro de 1923.C 譯者註：現沙面勝利賓館。D 譯者註：M. N. Roy，全名Manabendra Nath Roy、মানবেন্দ্র নাথ রায়（1887年3月21日—1954年1月25日）亦譯作魯易、魯依、羅亦，印度革命家、哲學家、政治理論家及活動家。早年曾爲共產主義領袖及理論家，在墨西哥、印度及中國參與領導共產主義革命；後來以共產主義極權爲理由，摒棄共產主義，改爲“新人民主義”。E 譯者註：片山潛（Sen Katayama，1859年12月26日—1933年11月5日），號深甫，日本勞工運動家、社會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思想家和社會活動家。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31〔澳〕傑弗里·C. 岡恩 撰 項方 譯 \ 亞洲革命浪潮中的澳門——東南亞反殖民族主義者的避難地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對反殖民鬥爭中泛伊斯蘭主義的特別關注。A陳馬六甲在共產國際中享有廣泛聲譽，加上他和廣州的革命同志站在同一陣綫，因此，雖然他還不會講中文，也有機會直接接觸當時國民黨政府之領袖孫中山。1923年12月，兩人在位於廣州珠江邊的孫氏府邸，會晤。在其自傳中，年僅二十七歲的陳馬六甲提到，他似乎得到特別的優待，同時見到孫中山和他的兒子孫科，還有廖仲愷、“可能”還有胡漢民和汪精衛，均爲這一時期國共合作的重量級人物。B胡志明受共產國際指示，專心於農民事務；陳馬六甲代替他的角色，成爲1924年6月在廣州舉行的泛太平洋工會（PPTU）C會議的關鍵人物，同時又吸引衆多來自印尼、菲律賓等地的代表加入其中。D會議確定廣州爲工會總部，還決定推出其宣傳雜誌《黎明》（The Dawn），由陳馬六甲擔任編輯（由於印刷和翻譯原因，雜誌實際衹出版了兩三期）。1925年4月，也就是在陳馬六甲離開中國之前，他出版了第一本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荷蘭語著作《走向印度尼西亞共和國》（Naar de Republiek Indonesia），在當地印刷發行。EA Harry A. Poeze, Tan Malaka: Pergulatan Menuju Republik 1897-1925, Jakarta: Grafiti, 1988, pp. 316-317.B Tan Malaka, Dari Penjara ke Penjara, Bagian Satu; Bagian Dua, Jakarta: Teplok Press, 2000, pp. 198-199.C 譯者註：The Pan Pacific Trade Union（PPTU）屬於“赤色职工國際”（Red International of Labor Unions，RILU，俄語：Красны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профсоюзов，俗稱Profintern）的地區分支機構。赤色職工國際，又稱“赤色工會國際”，是由各國革命工會參加的工會國際聯合組織。（參考：《人民日報》，http://www.people.com.cn/item/newlsq/zz/lsj/s011.html，查閱時間：2021年8月2日）PPTU的常見譯法有兩種：泛太平洋工會，見陳鴻瑜：《新加坡史》，臺北：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34頁；泛太平洋商會，見蔡石山：《滄桑十年：簡吉與臺灣農民運動 1924—1934》，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12年，第63頁。D Ruth T. McVey, “Soviet Sources for Indonesian History,” in Soedjatmoko (ed.), An Introduction to Indonesian Historiograph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278.E 關於 RGASPI. Ф. 495. Оп. 154. Д. 736. 30.11.1924. 參見Tan Malaka, Dari Penjara ke Penjara, Bagian Satu; Bagian Dua, pp. 198-99. 另見本文作者從印度尼西亞語翻譯爲英文的著作：Geoffrey C. Gunn, Tan Malaka’s Naar de Republiek Indonesia: A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Nagasaki: Southeast Asia Research Center, Faculty of Economics, Nagasaki University, Monograph, 29, 1995. 其他關於陳馬六甲在廣州的具體行動，包括出版的雜誌和圖書，以及逃往菲律賓的行動，見Poeze, Tan Malaka: Pergulatan menuju republik 1897-1925, chap. 8.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32〔澳〕傑弗里·C. 岡恩 撰 項方 譯 \ 亞洲革命浪潮中的澳門——東南亞反殖民族主義者的避難地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雖然陳馬六甲沒有特別提到在廣州見過任何越南人，但胡志明確實提起他與這位印尼人的會面。那時胡志明開始爲蘇聯通訊社“羅斯塔”（ROSTA）工作，在1924年11月的信中向莫斯科報告：“我衹見過馬六甲同志一次；他病了，告訴我他想回自己的國家。我想他已經走了，因爲我很久沒有見到他了。”A正如胡志明所瞭解到的，陳馬六甲尚未適應中國的生活，這無疑是事實，廣州的氣候、食物和語言對他來說都很陌生。其間，疾病也悄然而至。1924年9月，陳馬六甲在澳門。陳馬六甲在自傳中沒有提到澳門之行，相比其對於廣州的詳細描述，這實在是不可思議。此次澳門之行也沒有在任何其他著作或二手文獻中出現（有鑒於此，在各種語言的文獻中，本文都是首次提到陳馬六甲在澳門的經歷）。在共產國際檔案中，有一封字體寫得很粗糙的信，落款處寫道，“廣東，1924年9月16日”。信的內容簡單地寫着“親愛的格里戈里·沃伊京斯基B同志”。陳馬六甲用“Hassan”的代名簽署信件，信中解釋了他如何每兩週或每個月通過信使與爪哇和新加坡的同胞聯繫。正是在這封信中，他寫道：“也許一週後我要去澳門療養一週。”除此之外，其他唯一可證實這次澳門之行的是，他從澳門回來後，曾由廣州寄給沃伊京斯基一封打印信。信中解釋說，1924年9月下旬，他去澳門待了一個星期，表面上是爲了躲避廣州的夏季炎熱，“因爲那裏的氣候比這裏好得多”，同時也是爲了身體的康復。關於康復，他解釋說自己衹是恢復得很慢。他還抱怨自己“煩躁”和“緊張”。讓他感到壓力更大的是，他難以獲得有能力的中文翻譯作爲協助，以幫助他推出自己用蹩腳英文寫的宣傳公告。除中文翻譯外，他也在尋找優秀的英文及馬來語翻譯，這可能是他在澳門時所考慮的問題。一號公報在廣州印得還很粗糙，二號公報已經準備好要印了，“但是由於政府武裝戒嚴，廣州的商人和印行每天都面臨困難。這兩天又關門了，因爲現在商家又在舉行針A RGASPI Ф. 495. Оп. 154. Д. 594. 31.12.1926. Letter in English, 12 November 1924.B 譯者註：Grigori Voitinsky，又名吳廷康，格里戈里·納烏莫維奇·沃伊京斯基（Григорий Наумович Войтинский，1893年4月5日—1953年6月11日），或譯維經斯基。本名扎爾金（俄語：Зархин），俄裔猶太人，共產國際創立初期人物，中國共產黨初創時期經費的實際提供者。1920年奉命到中國建立中國共產黨，曾爲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代表，中國研究專家。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33〔澳〕傑弗里·C. 岡恩 撰 項方 譯 \ 亞洲革命浪潮中的澳門——東南亞反殖民族主義者的避難地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對孫中山博士的罷工”。隨後，他用一句話準確地抓住了英國人的焦慮：“鎮上的每個商人和每個英國人都認爲孫現在是一位純粹的布爾什維克。這可能是英帝國主義催促商人推翻孫政府的衆多原因之一。”A事實上，1925年3月，孫中山在北京的一間醫院去世了。B可惜的是，陳馬六甲沒有留下任何關於澳門的描述，但鑒於他對高檔酒店的偏愛，我們可以猜測他會住在利爲旅酒店（Hotel Riviera）或類似的地方。逃離廣州夏季的炎熱可能衹是一個藉口，陳馬六甲這樣有能力的特工不會輕易冒險過境，所以我們也想知道他持什麽樣的旅行證件進入澳門？葡萄牙駐廣州領事費力什·奧爾塔（Félix Horta）是否已經發給他簽證或通行證？這次澳門之行是否爲他在中國直通孫中山的社交圈所安排？還可就此進一步提出問題：陳馬六甲希望在澳門聯繫誰？或者，他是意圖將澳門作爲未來的基地嗎？或者，更實際地說，他是否有可能來此尋求講英文的印刷商（包括土生葡人）的幫助，以幫助他克服在廣州面臨的主要問題，即公報和即將出版的著作所需要的拉丁文字體？筆者認爲這個理由是最有可能的。回到廣州後，陳馬六甲警覺到印尼共產黨內部的危機，於是他繼續尋求新的出路。他從香港乘船前往馬尼拉，與當地人接觸，但仍然與祖國政事保持距離。1927年，他的行蹤引起美國人的注意，因此被驅逐到廈門，後來在上海定居。1927年9月，荷蘭人向葡萄牙當局索要陳馬六甲可能在澳門留下的信息，但沒有任何記錄。C在日本入侵之後，陳馬六甲離開上海前往香港（很可能是爲了找胡志明，而後者正在尋求解決馬來亞問題）。1932年10月10日，陳馬六甲被捕，監禁在域多利監獄。他與胡志明同時入獄，兩人未獲准見面。胡A Russian State Archive of Socio-Political History(RGASP) I Ф. 495. Оп. 154. Д. 736. 30.11.1924. 陳馬六甲人脈甚廣。沃伊京斯基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建立的遠東局工作，在與中國共產黨的開創者保持聯繫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1920年春，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陳馬六甲第一次來到中國，在回到莫斯科之前，他可能被斯尼夫利特/馬林所取代。B RGASPI Ф. 495. Оп. 154. Д. 736 30.11.1924 Дело 736. Отчет, письма членов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КП Индонезии в Президиум Case 736. Report, letters from the members of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onesia to the Bureau. Letter to Comrade Petrov, 11 October 1924, Canton.C Arquivo Histórico de Macau, AH/GGM/15 1926-1928.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34〔澳〕傑弗里·C. 岡恩 撰 項方 譯 \ 亞洲革命浪潮中的澳門——東南亞反殖民族主義者的避難地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志明在法庭上受審，陳馬六甲衹是未經正當程序被驅逐出境。A陳馬六甲有“紅花俠”（Scarlet Pimpernel）之稱，名不虛傳，當時有關他的傳奇小說非常之多。最終，他回到祖國的土地，但趕上了日本佔領的黑暗時期。1945年8月17日，印度尼西亞宣佈獨立，陳馬六甲首次在國內公開出現，但實權落入其對手蘇加諾（Sukarno）和穆罕默德·哈塔（Mohammad Hatta）之手。雙方關於民族主義的政見不一，蘇加諾傾向於與重返印尼的荷蘭人採取外交路綫，而陳馬六甲採取了不妥協的立場，結果被他的政治對手逮捕和監禁。出獄後，他在農村繼續“鬥爭”，因大意於1949年2月21日被印尼軍事分子逮捕並暗殺。因此，他成爲今天許多印尼人紀念的革命烈士。B三、澳門的越南政治“難民”1927年12月廣州起義，政府機關被佔領，“廣州公社”（Canton Commune）宣佈成立，隨即的血腥鎮壓致使面臨迫害的人士出走澳門避難。澳葡當局因而在與蔣介石政權打交道時，面臨是否爲這些人提供庇護等棘手問題。面對鎮壓，共產黨員和各派別左翼人士四處逃逸，蘇聯代表和越南組織也紛紛逃離廣州，胡志明不久後逃到蘇聯，之後纔返回亞洲。C面對複雜形勢，澳葡當局尋求與港英政府的政策協調，英國人並沒有加以阻止。葡萄牙方面對此幾乎保持沉默，但據法國共產黨日報《人道報》（L’Humanité）報導，在1927年12月至1928年1月抵達澳門的人中，有幾百名“共產黨嫌疑犯”被捕，其中十多人被交給“反對進步的廣東當局”。D這些人中很可能包括越南人。（一）在澳門的越南政治“難民”蔣介石發起“白色恐怖”時期，很多越南反殖民活動人士在廣州倖免於A Geoffrey C. Gunn, Ho Chi Minh in Hong Kong: Anti-Colonial Networks, Extradition and the Rule of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Chap. 3.B Tan Malaka, Dari Penjara ke Penjara, Bagian Satu. George McT. Kahin, 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Indonesia,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2. C Geoffrey C. Gunn, Ho Chi Minh in Hong Kong: Anti-Colonial Networks, Extradition and the Rule of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chap. 4.D L’Humanité, 24 Janvier 1928.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35〔澳〕傑弗里·C. 岡恩 撰 項方 譯 \ 亞洲革命浪潮中的澳門——東南亞反殖民族主義者的避難地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難，當時連他們的中國同志都很難倖存。由於公衆普遍對越南反對法國殖民政權的抗爭報以同情，他們得到了國民黨甚至黃埔軍校的庇護。這並不是說他們沒有受到絲毫脅迫和監禁的威脅。事實上，胡志明被捕之前被迫逃離廣州，其關係緊密的同志胡松茂（Hồ Tùng Mậu）和黎廣達（Lê Quang Dat）被監禁（胡松茂是胡志明的得力助手），但兩人後來被釋放。1929年8月，駐香港的法國特工發現，胡松茂和黎廣達在廣州監獄獲釋後，一起坐船到澳門，目的是“擺脫”中國國民黨警察。A即便如此，他們的目的地仍是香港，兩人都去參與準備工作，意圖把流亡在泰國的胡志明帶回香港，爲越南共產黨成立的歷史性統一會議（Unification Conference）鋪平道路。他們在澳門衹待了24小時，更重要的是，這證明衹要足夠謹慎，越南人能做到進入澳門入住酒店而不被發現。我們不應忽視，在葡萄牙當局不知情的情況下，法國特工也在澳門活動，其中包括親法的越南人。在胡志明到廣州之前，胡松茂已經加入中國共產黨，那時越南共產黨尚未成立。他還娶了一位受過特別訓練的越南新兵，這位姑娘是他從泰國發現的，姓名爲李方順（Lý Phương Thuận，又名Ly Sam）。她也逃離了廣州的鎮壓，比胡松茂先行一步到達香港。1931年6月，這位年輕女子與胡志明一起在香港被捕，全城矚目，各家國際媒體均有報導。數月後，胡松茂被香港警方逮捕，交給駐上海的法國當局。B黎廣達也是胡志明在廣州建立革命組織的核心成員。他1929年11月作爲代表被派往上海聯繫共產國際東方局（Comintern Orient Bureau），多次往返滬港兩地。1931年6月5日，黎廣達在上海被法國人逮捕，同行的胡松茂和李方順返回香港，回港前他們前往南京。CA Archives Nationales d’Outre-mer (ANOM) 6HCI 368 Déclaration de Duong Hac Dinh, 1931. ANOM HCI SPCE 367 Declarations de Lesquendieu. Déclarations au sujet de Nguyen Ai Quoc et comptes-rendus d’interrogatoires, 1930-1936. B Geoffrey C. Gunn, Ho Chi Minh in Hong Kong: Anti-Colonial Networks, Extradition and the Rule of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chap. 5.C ANOM HCI SPCE 367 Declarations de Lesquendieu. Déclarations au sujet de Nguyen Ai Quoc et comptes-rendus d'interrogatoires, 1930-1936.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36〔澳〕傑弗里·C. 岡恩 撰 項方 譯 \ 亞洲革命浪潮中的澳門——東南亞反殖民族主義者的避難地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二）胡志明的澳門請願書胡志明從廣州逃至蘇聯，經過漫長的周遊回到亞洲後，在泰國東北部建立組織，與流亡的同胞們一起默默無聞地工作。1929年12月，胡志明被同志們從泰國召到香港，於1930年2月召開越南共產黨統一會議（Unification Conference of the Vietnam Communist Party）。當年10月的全體會議上，越南共產黨更名爲印度支那共產黨（Indochina Communist Party），年輕的陳富（Trần Phú）從莫斯科完成深造回到越南，擔任第一屆中央委員會書記。胡志明在九龍這段時間（1930—1931），最關心的問題之一是數以萬計的越南同胞之福祉。在中部貧窮地區，法國殘酷鎮壓1930—1931年的農民起義——義靜起義（Nghe-Tinh rebellion），這裏實際上是胡志明的出生地。A胡志明將面臨死刑、終身監禁或永久流放到南美法屬圭亞那等地。爲此，他盡力尋求安全基地或庇護地。澳門理所當然在他的考慮範圍之內。澳門成爲越南人躲避法國殖民壓迫的安全之地，其作用十分重要。1931年5月10日，胡志明寫了一封信，題爲“致香港總督閣下的請願書”（A petition to His Excellency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署名爲“逃亡在澳門的安南人（越南人）”。B該信是胡志明在香港被捕前幾週寫的，至今仍保存在法國檔案中。C我們不確定這封請願信是否按照日期發出。儘管信函的語氣看起來很急迫。實際上沒有任何證據表明胡志明因此到訪澳門，至少可以確定的是，他未曾在信件所示日期的幾週前後到過澳門。信是用英文草寫的，字跡整潔，登入法國警方檔案，以“Specimens de l’écriture de Nguyen Ai Quoc”（阮愛國D的筆跡樣本）的索引查找，即可獲得，因此我們可以確定信的作者即是A Geoffrey C. Gunn, Rice Wars in Colonial Vietnam: The Great Famine and the Viet Minh Road to Power,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14, chap. 3.B 原文爲：Annamite [Vietnamese] refugees Macau。C ANOM HCI SPCE 365 Sûreté indochinoise, missions d’agents: rapports (1924-1928) Mission de l’agent Laurent (mai 1928). D 譯者註：阮愛國，爲胡志明的別號。胡志明本名阮必誠，號愛國、秋翁，幼名阮生恭（一作阮生琨）。胡志明是他在二戰期間的化名，因而沿用。另見李家忠：《阮愛國在廣州》，《東南亞縱橫》（南寧）2009年第5期，第3—7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37〔澳〕傑弗里·C. 岡恩 撰 項方 譯 \ 亞洲革命浪潮中的澳門——東南亞反殖民族主義者的避難地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胡志明。法國人認爲這份檔案是一份筆跡樣本，但其重要性遠不止於此。收信人是香港總督，信中開誠佈公提到英國政治庇護的傳統，並說明他將很快以原告身份向法庭提出起訴。這封信用簡單的英式英語寫成，香港當局無需翻譯或破譯即可閱讀，而香港警方從其住所查獲的其他文件皆是法語或越南語。我們是逃亡在中國的安南國難民，蒙此殊榮，茲鞠躬懇請閣下給予以下幫助。70多年來，我們的國家一直在法國的統治下。1930年4月至1931年4月，154名安南人被判處死刑，1,000多人被殺害，1,508人被驅逐流放，1,286人被判處總計6,200年的苦役和監禁。我國人民苦不堪言。今年1月至4月，已有1,500人被捕。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沒有任何殖民地受到這樣的壓迫！在殖民政府的恐怖壓迫下，我們不得不逃離祖國四處避難。有些國民已經在香港受到英國的保護。最近我們聽說，有安南國難民於4月底在閣下的殖民地被捕。起初，我們並不相信，因爲我們知道人權和慷慨是英國的傳統，而大不列顛曾經是弱小和受壓迫人民的朋友，且爲他們提供保護。貴國參加世界大戰衹是爲了挽救比利時的命運，堪稱捍衛自由的偉大衛士。安南國難民衹是試圖將受難的祖國從法國的枷鎖中解放出來，難道崇尚自由的救世主不能容忍嗎？我們堅信，香港將繼續發揚英國母國力行慷慨的傳統。因此，我們懇請閣下憐恤我們的同胞，如果不允許他們在香港生活，請允許他們能夠自由地離開。祈望我們謙卑的聲音能得到閣下的優待，我們請求留下來。信件以“閣下最謙卑和感激的請願者，安南國難民”結尾。其中，一些問題有待考證。例如，“逃亡在澳門的安南人”是誰？他們有多少人？事實上，他們沒有任何官方註冊的記錄，衹憑藉一葉扁舟，在中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38〔澳〕傑弗里·C. 岡恩 撰 項方 譯 \ 亞洲革命浪潮中的澳門——東南亞反殖民族主義者的避難地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國南部澳門等城市與越南沿海城市如海防市之間來來往往，所以我們可以推測這些“難民”是秘密地抵達澳門的。信是胡志明本人從澳門寄出的嗎？是留一個備份供以後參考，還是他留下信，將來親自去澳門時用？或者，他把信給了家人，讓他們像李方順那樣，借道葡萄牙管治的澳門，去往別處？這也很有可能，因爲李方順會講廣東話，她可以親自出面與海防信差打交道。（三）越南國民黨領導人譚錦賽逃亡澳門1930年2月10日，法國在印度支那的威望受到了重大衝擊，受中國國民黨軍事學校訓練的越南國民黨（Việt Nam Quốc Dân Đảng，簡稱VNQDĐ）策動駐守北部要塞的士兵發動了一場反對法國殖民統治的“安沛起義”（Yen Bay rebellion）。法國迅速鎮壓，大量殺戮或處決起義軍。越南國民黨黨員人數銳減，越南共產黨由此成爲反殖民運動的領導者。A越南國民黨於20世紀20年代中期成立，吸引了大批北方越南人參加。法國人很快注意到其存在，因爲他們暗殺目標官員，並在“越南—中國雲南—中國廣西邊境山區”開闢根據地。起義失敗後，一些倖存者逃亡澳門，其中包括一位創始成員。根據法國情報機構鑒定，此人名叫譚錦賽（Tam Cam Say，又稱Dam Giam Tay），受到澳門當局的保護。B譚錦賽是一名化學家，1915年他在中越邊境芒街市（Mong Cai）行動，意圖毒殺一位衛戍軍官，引起法國人的注意。在這期間，他召集了一千多名追隨者，組成部隊，從邊境向法國陣地發起進攻。即便如此，他還是被中國當局除名，認爲他是“利己主義的激進者”C。法國學者格雷蒙特（Gremont）評價，譚錦賽所發揮的作用和其追隨者的數量規模，讓法國當局感到不解。關於此人的不實消息不脛而走，說他深涉鴉片販運，還進行其他罪惡勾當。然而，1927年，法國人認定他是越南國民黨，在芒街和老街地區積極招募成員。1927年11A Frederik Rettig, “A Mutiny with Vietnamese Characteristics: The Yen Bay Mutiny of 1930,” in Grabowsky & Rettig (eds.), Armies and Societies in Southeast Asia, Silkworm: Chiang Mai, 2019, p. 194.B ANOM 6HCI 369 Mission Noel, 17 Août 1932, Envoi 689 Rapport de l’agent “K”.C 原文爲：un simple aventurier à la suit de gains personnel.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39〔澳〕傑弗里·C. 岡恩 撰 項方 譯 \ 亞洲革命浪潮中的澳門——東南亞反殖民族主義者的避難地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月27日，他在邊境策劃發動進攻，但並沒有造成特別的影響。A譚錦賽在廣州開展活動，建立青年組織並招募一批紀律嚴明、有奉獻精神的新兵，其中一些就讀於黃埔軍校，另一些受訓於農民軍動講習所。B這一情況也爲胡志明所知。根據法國特工提交的報告，胡志明（化名：Lý Thụy／李瑞）和譚錦賽這位“中國越南人”之間有激烈的競爭衝突，尤其是在建立基地和招募策略方面意見不一，胡志明對譚錦賽進行的暴力恐怖、無政府主義和軍事冒險予以批駁。當時的新聞報導中，譚錦賽被描述爲參與邊境走私的不法分子，在1927年11月施行軍事冒險之前，已經晉升爲將軍。胡志明還在學習廣東話的時候，譚錦賽通過中國籍的中間人擔任翻譯與胡志明會面，後來他被當作“土匪頭子”而被解職。C安沛起義後，越南在澳門的組織“革命水兵執行委員會”（The Executive Council of Revolutionary Soldiers and Sailors）發行了一本宣傳冊子予以聲援。1930年2月17日，該組織呼籲在法國軍艦執勤的越南水手團結起來。法國當局在缺乏證據的情況下，懷疑譚錦賽是幕後操縱者。D多年後，1933年10月午夜，一位法國特工——無疑是位越南人——與譚錦賽秘密會面，地點在澳門的亞洲酒店餐廳（Hotel Restaurant Asiatique）。據他瞭解，譚錦賽在澳門的金主不是別人，正是葡萄牙總督的前任秘書。在其幫助下，譚錦賽與多位當地買辦建立商業關係，這些買辦與當時擁有賭博專營權的T’ai Lai公司有內部關係，顯然是在1937年獲得賭牌的泰興（Tai Heng Co.）娛樂公司。E根據法國特工報A Johann Grémont, “Pirates et contrebandiers le long de la frontière sino-vietnamienne: une frontière à l’épreuve? (1895-1940),” Thèse de doctorat d’Epistémologie et histoire des science, Université Paris-Diderot le 24 février 2017, pp. 298-301. B Geoffrey C. Gunn, Ho Chi Minh in Hong Kong, chap. 4.C ANOM HCI SPCE 365 Mission de l’agent Noel en Asie (1925). L.D. (Agent No, Canton, 18 Octobre 1926).D ANOM SLOTFOM III 27 Mars 1930 cited in Sophie Quinn-Judge, “Nguyen Ai Quoc, the Comintern and the Vietnamese Communist Movement (1919-1941),” Ph.D. submitted to SOAS, 2001, p. 169.E 譯者註：1937年，高可寧、傅老榕組成泰興（Tai Heng）娛樂總公司，以每年180萬元賭稅投得賭權。另，T’ai Lai公司引自原文，據本文作者推測，這是一間有賭博專營權的公司，至少與其有一定關係。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40〔澳〕傑弗里·C. 岡恩 撰 項方 譯 \ 亞洲革命浪潮中的澳門——東南亞反殖民族主義者的避難地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導，“在我看來，十分可疑”。A1935年3月，法屬印度支那總督羅賓（René Robin）發出信函稱，“譚錦賽在澳門已經住了幾個月，期間衹去廣州短期旅行，很久沒去過廣西了”。B因此，總督敦促情報部門和安全部隊警惕其他地區的革命者有可能進行的活動。C與此同時，可能是效仿1931年6月胡志明在香港被捕後英國的做法，而且新加坡到上海的共產國際網絡已被摧毀，澳門警方成立了一個特別調查組，目的是消除共產主義，查明有關殖民地共產主義組織的事實，還將嫌疑犯的照片公佈於衆。據葡萄牙官方稱，這一行動不僅使共產主義的宣傳工作寸步難行，還終止了共產黨專門負責對外關係的特殊部門。如前所述，澳門當時清除了這些因素，給市民帶來了“平靜”的社會生活，也結束了澳門作爲共產黨特工與遠東共產主義中心聯絡平臺的角色。D也許歷史並非巧合，但是，胡志明在香港被捕並監禁在維多利亞監獄後，很快陳馬六甲也鋃鐺入獄，兩人都被單獨監禁。四、澳門的印度支那共產黨代表大會胡志明於1931年6月在香港被捕，1933年1月獲釋並前往蘇聯，當地的倡導活動轉入一小群“斯大林學派”畢業生手中，他們在當局的視綫之下，開始在澳門集結。法國警察部門（Sûreté）注意到，印度支那共產黨在澳門召開A 參見Sophie Quinn-Judge,“Nguyen Ai Quoc, the Comintern and the Vietnamese Communist Movement (1919-1941),” Ph.D. submitted to SOAS, 2001. 1934年，Tong Li公司經理Fong Tak提出請願，要求Pacapio和sampio 兩種賭博遊戲的專營權（“exclusivo”）。因此可以推測，Tai Li 和Tong Li 公司有非正當的商業關係。見：AHM MO/AH/AC/SA/01/15227 1934/12/12-1934/12/18. B 原文爲Tam Cam Say réside depuis plusieurs mois à Macao d’où il ne s’absente que pour effectuer de courts voyages à Canton. Il ne s’est pas rendu au Guangxi depuis très longtempsC Note du gouverneur général de l’Indochine au commandant du IIe Territoire militaire, Hanoi, 11 mars 1935 cited in Johann Grémont,“Pirates et contrebandiers le long de la frontière sino-vietnamienne: une frontière à l’épreuve? (1895-1940)”(Thèse de doctorat d’Epistémologie et histoire des science, Université Paris-Diderot le 24 février 2017), p. 301.D AHM AH/AC/P-13569 micro A1182“Exterminio de accão comunista de Macao,”Colonia de Macau, Direccão Serviço de Administração Civil, 22-9-1931. Gunn, Ho Chi Minh in Hong Kong, chap. 5.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41〔澳〕傑弗里·C. 岡恩 撰 項方 譯 \ 亞洲革命浪潮中的澳門——東南亞反殖民族主義者的避難地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會議（Macau Conference of the ICP），將聚集這一新組織的高層官員。會議於1934年6月14日至26日舉行。隨後，第一屆印度支那共產黨代表大會（Macau Congress of the ICP）於1935年3月27日至31日在澳門召開。會議上，有四人特別引人注目：遊走在中國共產國際基地的資深黨員、印度支那共產黨未來的總書記黎鴻峰（Lê Hồng Phong，任期爲1935—1936 年）；另一位總書記，接受莫斯科訓練的何輝集（Hà Huy Tập，任期爲1936—1938年）；以泰國爲基地活動的Tran Van Chan；以及最頑強的斯大林主義者Tran Van Giau，他曾於1945年8月在日本投降前代表越盟A在西貢短暫奪取了政權。大會在一間酒店召開——目前尚不確定酒店名字是利爲旅酒店（Ribeira Hotel）、海鏡酒店（Hotel Bela Vista）、中央酒店（Hotel Central）還是國際酒店（Grand Hotel）。十五名代表出席了會議，兩位最重要的成員缺席——當時仍身處莫斯科的阮愛國（即胡志明），和出席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Seventh Comintern Congress）的黎鴻峰。共產國際也沒有如預期所料派出代表。黎鴻峰在缺席的情況下，當選印度支那共產黨總書記。不過，我們無法確定這些越南人是如何秘密跨越邊界來到澳門的。據我們所知，此次會議無一人被逮捕。第一屆印度支那共產黨代表大會召開時，越南和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都處於極左時期。選舉產生了一個由九人組成的黨中央委員會，確認何輝集爲總書記，隨後委員會遷往西貢。此次在澳門舉行的黨代表大會亦有越南少數民族代表出席，也首次就少數民族問題進行重點討論。會議同樣認可，共產國際的布爾什維克劇團（Revue Bolshevik）爲主要宣傳機構，承擔總部設在澳門的領導機構與越南南部黨組織B的溝通聯絡工作。這一宏大架構需要本地支援予以配合，尤其是紙張供應、印刷設備、籌資以及至關重要的保密工作。法國警察特工實際上已經滲透到澳門印度支那共產黨的核心圈子，掌握A 譯者註：越南獨立同盟會（Việt Nam Ðộc Lập Ðồng Minh Hội），簡稱越盟（Việt Minh），於1941年成立。B ANOM 3 SLOTFOM/54 NP 34, 2tri 1938.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42〔澳〕傑弗里·C. 岡恩 撰 項方 譯 \ 亞洲革命浪潮中的澳門——東南亞反殖民族主義者的避難地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了全套材料，並進行翻譯和分析。值得關注的是，特工機構駐河內的高級官員查爾斯·安德烈·約爾（Charles Andre Yolle）於 1934 年 9 月 15 日訪問澳門，即印度支那共產黨澳門會議召開三個月後。法屬印度支那總督羅賓（René Robin）致澳門總督美蘭德（António José Bernardes de Miranda）的一封信中將其行程目的曝光，信中感謝澳門的接待，並期待“最真誠的合作”。A然而，代表大會如期進行，所謂真誠的合作並沒有多大意義。這說明，葡萄牙人選擇對法國人的事務視而不見；或是他們經過評估風險後，決定不干預可能會觸及當時中國共產黨的政事。抑或兩者兼具。五、葡萄牙共產黨（Portuguese Communist Party）書記安東尼奧·班代拉·卡布里塔（António Bandeira Cabrita）在澳門暫住澳門歷史上鮮爲人知的是，1926年5月28日，葡萄牙第一共和國發生政變後，里斯本開始軍事獨裁時期。該政權的死敵之一，當時年輕的安東尼奧·卡布里塔曾在這片葡萄牙管治的土地上居住過。卡布里塔（Cabrita）生於 1910 年，有葡萄牙無政府工團主義（Anarcho-syndicalism）的背景，加入葡萄牙共產黨（Partido Comunista Português），後升爲其委員會秘書。他因涉嫌反抗軍事獨裁統治而被捕，1931年8月，被驅逐至帝汶，許多先烈曾葬身於此。他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幫助首都帝力（Dili）的政府醫院，從而獲得減刑，等待被遣至澳門。正如道格拉斯·惠勒 (Douglas Wheeler) 分析，5月28日政變後成立的獨裁政體（Ditadura），“在軍事對抗和權力鬥爭的背景下運作”。B奪取政權的軍官解散議會，取締政黨，建立審查制，並嚴格控制工會。隨後四年，葡萄牙內部衝突愈演愈烈，經歷了五次大起義和多次小反抗運動。其反對派的主要極端分子中，由一群年輕的工團主義者、共產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甚至土匪A MO/AH/MS/SA/01/25343 Gouverneur Général de l’Indochine Gouverneur Macau, Saigon, Sept. 26, 1934.B Douglas L. Wheeler, Republican Portugal: A Political History, 1910-1926,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8, p. 235.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43〔澳〕傑弗里·C. 岡恩 撰 項方 譯 \ 亞洲革命浪潮中的澳門——東南亞反殖民族主義者的避難地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組成，稱爲紅色軍團（Legião Vermelha）。鎮壓浪潮持續到1927年，數百名無政府工團主義者被逮捕，就地監禁，或列入政治罪犯的長名單中，驅逐至非洲或者帝汶。1931年，帝汶的高級官員和軍隊也捲入政變，反對獨裁政權，政變以失敗告終。A由科英布拉大學經濟學教授安東尼奧·德·奧利維拉·薩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出任財政部長，很快影響政府內部局勢。作爲殖民地部部長，薩拉查於1930年開始加強中央政府對葡萄牙的非洲和亞洲殖民地的控制。1932年，作爲總理，薩拉查增加了政治警察的權力，政治犯被流放至帝汶等殖民地。同時，1931—1937年間，大量澳門本地華人被驅逐到這個島嶼。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20世紀50年代。B帝汶的數百名政治犯中，有無政府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和批評薩拉查主義的自由主義人士。1932年12月5日大赦政治犯之後，有五人乘船抵達澳門。其中若奧·達·席爾瓦·費雷拉（João da Silva Ferreira）C和若奧·蘇亞雷斯（João Soares）經澳門過境到葡萄牙。阿方索·格德斯·德·皮埃達德（Afonso Guedes de Piedade）在澳門利宵中學（Liceu de Macau）就讀，而另外兩位，安東尼奧·班代拉·卡布里塔和若奧·門德斯·里貝羅（João Mendes Ribeiro），加入由港務局開辦的飛行員學校（Curso Elementar de Pilotages da Capitania）。D卡布里塔最初在澳門沒有引起任何特別注意，1934年5月在他抵達澳門後不到一年時間，帝汶總督寫給澳門總督美蘭德（António José Bernardes de Miranda）的信件中提到他的名字。信中將他描述爲“一名活躍的共產主義激進分子”（um militante communsta active），要求澳門總督下令搜查他的住所，找到證據證實他所從事的活動是非常不光彩的。卡布里塔因從澳門寄給帝A Geoffrey C. Gunn, “Portuguese Colonial State Incarceration: The Life and Times of the Anarcho-Syndicalist Deportados on Timor,” Review of Culture, Vol. 57, 2018, pp. 84-108.B Geoffrey C. Gunn, “Portuguese Colonial State Incarceration: The Life and Times of the Anarcho-Syndicalist Deportados on Timor,” Review of Culture, Vol. 57, 2018, pp. 84-108.C 譯者註：抵達澳門的五位人員之姓名，由於譯者未找到相關資料，故在此取其讀音，方便讀者閱讀。D AH/GGM/ 4 “deportados politicos vindos de Timor,” 12 de Maio de 1934.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44〔澳〕傑弗里·C. 岡恩 撰 項方 譯 \ 亞洲革命浪潮中的澳門——東南亞反殖民族主義者的避難地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汶流放者的信件被截獲而被發現。A然而，卡布里塔比當局搶先一步，於1934年7月順利逃離澳門。雖然我們缺乏具體材料瞭解他在澳門的生活，但依據實際情況推測，他需要爲旅行籌錢，包括準備旅行證件和海上交通聯絡人，因此很有可能他與共產國際保持聯繫，而且聯絡人應該是本地外國人。據瞭解，他前往俄羅斯遠東，然後通過西伯利亞鐵路前往歐洲和西班牙。1936年9月，也就是他二十六歲生日的三個月後，在塔拉韋拉戰役（Battle of Talavera）與西班牙佛朗哥主義者戰鬥中陣亡。今天，在葡萄牙的改革派中，他被譽爲勇敢的反法西斯戰士。他的出生地——葡萄牙阿爾加維大區（Algarve）的聖安尼奧雷阿爾城（Vila Real de Santo António）爲他豎立起紀念牌，並命名爲“安東尼奧·班代拉·卡布里塔廣場”（Praceta António Bandeira Cabrita）。六、東帝汶革命陣綫（Fretilin）創始人兼東帝汶民主共和國（República Democrática de Timor-Leste）首任主席弗朗西斯·澤維爾·多·阿馬拉爾（Francisco Xavier do Amaral）在澳門東帝汶和澳門的命運早已交織在一起。歷史上，澳門多次向這個葡萄牙東南亞島嶼殖民地提供價值不菲的補貼，直到其宗主國結束君主制。東帝汶也是澳門政治犯和罪犯的接收地，另有許多澳門華人家庭與東帝汶有多代聯繫。另一方面，許多東帝汶人視澳門遍地機遇，例如著名的澳門經濟主管——東帝汶裔的佩德羅·若澤·羅保（Pedro José Lobo）B，也是一位政治中間人。除此之外，東帝汶人認爲澳門有優越的教育機會，特別是教會提供的教育。正如下文所討論的，許多東帝汶人，包括華裔東帝汶人曾把澳門當作避難之地。1975年12月，在東帝汶獨立僅九天後，被印尼入侵並佔領，1999—2002A AH/GGM/ 4 Governor Timor, Palacio do Governo em Dili, Colonia de Timor to Governador de Colonia de Macau, 5 de Dezembro de 1933.B 譯者註：佩德羅·若澤·羅保博士（Dr. Pedro José Lobo，1892年1月12日—1965年10月1日），二次大戰期間主管澳門經濟，並提倡文化活動。羅保生於帝汶，四歲時隨養父定居澳門，1927年開始當公務員，後來獲澳門總督委任爲經濟局長和專責處理對日本的外交事務。爲了紀念他，澳門有羅保博士街（Rua do Dr. Pedro José Lobo），位於大堂區西北部。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45〔澳〕傑弗里·C. 岡恩 撰 項方 譯 \ 亞洲革命浪潮中的澳門——東南亞反殖民族主義者的避難地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年聯合國接管後纔從印尼獨立。東帝汶民主共和國（República Democrática de Timor-Leste）的首任總統弗朗西斯·澤維爾·多·阿馬拉爾（Francisco Xavier do Amaral）在澳門度過了他的成長歲月，和這段歷史不無關聯。他是部落首領之子，畢業於東帝汶一所耶穌會神學院，1959年被派往澳門繼續接受教會教育。在私立東亞大學（East Asia University）成立之前，澳門的最高學府是由耶穌會管理的聖若瑟修院，該修院培養神職人員的歷史悠久。筆者曾於2000年拜訪已故東帝汶裔范明德神父（Francisco Maria Fernandes），根據他在修院學習的經歷，該院課程設置嚴格而正統，符合教會標準。研修期間，他們可以透過修院的窗戶看外面的世界，而自身是完全與世隔絕的。1963年澤維爾畢業後，回到首都帝力，放棄了神職人員工作，進入海關服務。他告訴前澳大利亞駐帝力領事詹姆斯·鄧恩（James Dunn），在澳門得知1959年維克克起義（Viqueque Rebellion）A被殘暴鎮壓後，激起他反對葡萄牙在東帝汶的殖民主義行徑，而起義本身就是在首都帝力的印尼領事慫恿下進行的。B1974年4月康乃馨革命後，葡萄牙介入東帝汶去殖民化進程時十分謹慎。澤維爾創立了一個親獨立黨（pro-independence party）C，是“革陣”的前身。1975年11月28日，“革陣”單方面宣佈東帝汶獨立，澤維爾宣誓就任共和國第一任總統。當時對這一政府做出官方認可的國家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越南民主共和國和葡萄牙新獨立的非洲殖民地，實際上並不爲其他國家所承認。十天後，在美國福特政府支持下，印度尼西亞對東帝汶發動了陸海空全面入侵。身處東帝汶領土的“革陣”全體成員被迫應戰，澤維爾也在其中。1978年8月，“革陣”武裝鬥爭失利，澤維爾落入印尼武裝部隊手中，他被屈辱地軟禁在印尼住處，並被用作爲宣傳工具。聯合國譴責印度尼西亞吞併東帝汶，發出三項安全理事會決議和多項大A James Dunn, Timor: A People Betrayed, Milton, Q’land. Australia: The Jacaranda Press, 1983, p. 64. B Geoffrey C. Gunn, “Revisiting the Viqueque (East Timor) Rebellion of 1959,” in Paulo Castro Seixas and Aone Engelenhoven (eds.), Diversidade Cultural na Construção da Naçao e do Estado em Timor-Leste, Porto: Edições Universidade Fernado Pessoa, 2006, pp. 27-58. C 即東帝汶社會民主協會（Timorese Social Democratic Association），成立於1974年5月20日。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46〔澳〕傑弗里·C. 岡恩 撰 項方 譯 \ 亞洲革命浪潮中的澳門——東南亞反殖民族主義者的避難地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會決議。同時，葡萄牙保留對東帝汶去殖民化進程的法律保護。聯合國去殖民化委員會（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on Decolonization）每年都針對東帝汶問題進行辯論。筆者也參與了1998年在紐約舉行的請願。第二年，聯合國安理會重要決議爲國際維和部隊抵達東帝汶開闢了道路，東帝汶進行獨立公投，成立聯合國東帝汶過渡行政機構，最終於2002年5月20日恢復獨立。筆者曾於聯合國過渡期，在首都帝力拜訪澤維爾。他被提名爲三屆總統選舉候選人——2002年、2007年和2012年，並於2012年與世長辭。2017年5月，帝力爲他豎立雕像，今日仍爲民衆所紀念。（一）1975年6月，東帝汶問題澳門高峰會（Cimerio de Macau）1974年，印尼武裝顛覆東帝汶，分裂獨立運動開始，東帝汶人四處出逃，躲避不斷升級的暴力衝突。“澳門高峰會”（Cimerio de Macau）召開之前，親統一派代表——東帝汶民主聯盟（União Democrática Timorense，簡稱 UDT）和東帝汶人民民主聯盟（Associação Popular Democrática Timorense，簡稱APODETI）派出代表到達澳門。印尼企圖通過親統一派代表，破壞東帝汶的去殖民地化進程。高峰會於1975年6月26日在愛都酒店（Estoril）舉行（該址後來也成爲澳門中央圖書館新館舍選址之一）。葡萄牙及印尼外交官與民主聯盟及人民民主聯盟代表出席。然而，獨立派“革陣”的成員缺席，讓人覺得是統一派對手設下的陷阱。會議以失敗告終，結局令人沮喪。民主聯盟在東帝汶國內發動政變，“革陣”在短暫而激烈的內戰中接管帝力。葡萄牙政府考慮到當時混亂的局勢，選擇撤退至對岸阿陶羅島（Atauro），通過澳門與里斯本保持無綫電聯繫。暴力事件還引發了第一批國民流離失所，其中大多數人逃往澳大利亞和葡萄牙，有些來到澳門避難。（二）澳門作爲東帝汶恢復獨立前的臨時避難地1975年後，印尼的軍事行動造成大規模人口遷居和普遍饑荒，持有印尼護照的東帝汶人開始把澳門作爲逃往葡萄牙的途徑。相比較而言，20世紀七八十年代有成千上萬越南“難民”或船民抵達澳門，主要由教會和其他社會組織收容。而東帝汶逃難者主要由官方社會工作局（Acção Social de Macau）負責，提供救援以及相應便利。他們被視爲有權利取得葡萄牙國籍的“待遣返人員”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47〔澳〕傑弗里·C. 岡恩 撰 項方 譯 \ 亞洲革命浪潮中的澳門——東南亞反殖民族主義者的避難地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repatriados）A，也獲得澳葡政府的官方支持，在青洲（Ilha Verde）接待中心獲得住房和其他社會福利。1996年，筆者第一次訪問該中心時，瞭解到有幾名越南人和大約五十名東帝汶人，有些以家庭方式，有些是單身人士，有土著東帝汶人、非裔東帝汶人、華裔東帝汶人和中國人。他們持印尼護照經香港抵澳，沒有人具備當地語言技能，也很少有人找到工作。在訪談中，筆者發現，雖然所有人都支持東帝汶獨立，但大多數人更關心自己的生計和未來。不管怎樣，澳門都有大量東帝汶人來來往往。東帝汶革命陣綫在里斯本或馬普托建立國外基地，其成員借道澳門也十分便利。事實上，東帝汶所有政黨在澳門都有其代表人員或支持者。這樣一來，葡萄牙代表東帝汶在外交遊說中發聲更具有不確定性。數量衆多的澳門華人在東帝汶有親屬關係，他們也同樣參與其中。已故的范明德神父極力幫助在澳門的東帝汶人，被公認爲當時東帝汶人在澳門的領袖。同樣提供支持的還有葡萄牙前議員、出生於東帝汶的律師曼努埃爾·蒂爾曼（Manuel Tilman）。這兩人在幫助東帝汶人的過程中遇到許多行政問題，包括如何改善他們的法律地位，並爲一批東帝汶青年爭取前往葡萄牙學習的機會。面對這些問題，他們於1997年2月21日聯名向葡萄牙總統若熱·桑帕約（Jorge Sampaio，澳門譯爲沈拜奧）寫了一份請願書，解釋說，1974年4月24日以後出生的東帝汶人衹有受洗證書，沒有出生日期證明或葡萄牙國籍證明。他們當時知道澳門回歸中國的時間表，並希望在此之前將東帝汶人“遣返”葡萄牙，他們中許多人當時已在澳門居住三年或更長時間（在那個時候，誰也不能保證東帝汶後來有機會在聯合國主持下，於1999年8月進行獨立公投）。信件隨附一份十五名學生候選人名單，自1992年以來他們都在澳門居住，名單中包括李氏家族、蔡氏家族和鄭氏家族成員。1975年12月7日印尼入侵東帝汶以後，東帝汶人陸續前來澳門避難，其中大多數是華人，費爾南德斯和蒂爾曼遞交請願書時，已有200名東帝汶人抵達澳門。起初衹是零零星星，1992年，新一輪針對東帝汶青年的軍事鎮壓，A 譯者註：本文作者認爲這項認定十分重要，因爲不同於“難民”身份，澳門官方認定東帝汶人有資格獲得葡萄牙護照，並有權被“遣返”回葡萄牙。一些人在澳門居住至1999年，也有一些人在澳門工作並定居。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48〔澳〕傑弗里·C. 岡恩 撰 項方 譯 \ 亞洲革命浪潮中的澳門——東南亞反殖民族主義者的避難地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到達澳門的人數開始上升。同年，有450人抵達澳門，超過50%的人前往葡萄牙，20%的人前往澳大利亞，大約有100人在澳門定居，其中有20人在私營或政府部門謀得工作，被認爲融入了澳門社會。正如請願書所述，“許多人飽受戰爭的威脅、牢獄之災和酷刑折磨，身心疲竭，需要關懷、博愛和團結的環境”。A鑒於大約30%的人口死於饑餓和戰火，大約80%的基礎設施在1999年印尼軍隊撤退時被摧毀，請願書的描述已經相當保守了。筆者訪談中發現，青洲接待中心有可能還包括一名戰犯，他違反了親統一派上級的指令，該舉有助於提醒聯合國有關部門和當地政府機構，印尼發起的軍事計劃旨在破壞即將舉行的聯合國公投。1999年12月澳門回歸中國前，最後一批東帝汶人已由澳門航空公司的空客320專機成功“遣返”。在此數月前，東帝汶公認的遊擊隊領袖和未來的總統沙納納·古斯芒（José “Xanana” Gusmão）剛從印尼監獄釋放，他曾“秘密”到訪澳門，會見他的同胞，筆者也在其列。澳門航空的航班於1999年11月18日抵達東帝汶第二大城市包考（Baucau），大霧彌漫的機場當時由國際維和人員守衛。降落頗爲驚險，沒有雷達，甚至沒有正常運作的控制塔，更不用說維護設備或任何支援。機上有67名東帝汶人和澳門捐獻的人道主義援助物資。B正如一名東帝汶僑民告訴筆者，他們一回到自己的國家，就被同胞們斥責在流亡中過着安逸的生活，而留在國內的人則在苦難中煎熬。A Fundação Mario Soares. Letter from Padre Francisco Fernandes to Jorge Sampaio,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Portugal [Grupo de Macau Rei Timor (Macau – a petition to support Timorese refugees arrived in Macau, 21 February 1997).] (1997), Sem Título, Casa Comum.org, disponível web: http://hdl.handle.net/11002/fms_dc_131811 (2018-12-17)B Pedro Vieira, Todos os Portos a Que Cheguei - Vasco Rocha Vieira, Lisboa: Gravida, 2010. 這是二十四年來，第一架飛往東帝汶的葡萄牙飛機，由塞爾吉奧·維森特（Sérgio Vicente）擔任機長。筆者於兩個月後乘坐懸掛聯合國旗幟的葡萄牙空軍直升機抵達同一機場。2003年2月1日，一架載有通信設備的伊留申（Ilyushin）飛機從澳門起飛，卻在降落時因大霧墜毀，機上6名機組人員遇難。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49〔澳〕傑弗里·C. 岡恩 撰 項方 譯 \ 亞洲革命浪潮中的澳門——東南亞反殖民族主義者的避難地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結 語無論是20世紀30年代的越南人或印尼人，還是80年代及90年代的東帝汶人，反殖民民族主義者在澳門的活動，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費成康的觀點。廣州成爲反殖民“難民”鬥爭的地下基地後，澳門同樣未失其重要性。當然，由於反殖民民族主義者出於多種多樣的動機來到澳門，他們的政治意識形態也千差萬別。早期的東南亞反殖民革命者如陳馬六甲和胡志明，曾在阿姆斯特丹、柏林、巴黎或莫斯科等歐洲中心城市開展活動。隨着組織逐漸成熟，他們也把亞洲作爲第二基地。澳門和香港符合他們的要求。在新成立的越南國民黨（Vietnam Nationalist Party）之越南黨員身上，可以看到這一點，他們不像越南的親共產主義人士，獲得了某種官方保護。筆者有一種感覺，葡萄牙管治下的澳門對當時的政治難民或流亡者同樣重要，因爲這個時期的澳門不是由法國、英國、荷蘭甚至中國管轄。由於地理位置最爲適宜，這個城市爲政治流亡人員提供了喘息空間，儘管他們多是短暫停留。很難相信，一位反對薩拉查獨裁政權的葡萄牙人，可以有機會第一時間借道澳門，逃離危險。限於篇幅，本文未進一步討論。但澳門在歷史性的1933年印度支那共產黨澳門代表大會中所扮演的角色，進一步顯示了澳門作爲反殖民民族主義者安全基地的重要性。同樣，對於東帝汶“遣返人員”而言，澳門是全球網絡中的一個重要節點，甚至通往聯合國。從地理位置上看，澳門與東帝汶的書信、通訊聯繫遠比里斯本更近；使節往來極其便利，東帝汶領導人、後來的總理和總統更是頻頻到此。澳門也便於召開會議、出版書籍和建立網絡，這裏的新聞社以及葡萄牙的盧薩（Lusa）通訊社，都持支持態度。在1999年澳門回歸前後，澳門市民和社會慷慨救濟這些人員。今天的東帝汶沒有遺忘這種善意，與中國建立了睦鄰友好、互信互利的夥伴關係。而其他國家，如澳大利亞、美國、英國等，當年出賣東帝汶的所作所爲，同樣也無法被遺忘。譯者簡介：項方，國際關係博士，澳門科技大學國際學院助理教授。［責任編輯 沈曉鳴］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50金國平 \ 小橫琴：中外文地名考釋及其歷史地位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Macarira Island: Textual Research on Place Names in Chinese and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Historical StatusJin GuopingAbstract: Before the opening of the port of Macao, the “Ocean boat’s Bay” in Macarira Island was an important node on the maritime trade route, and was a place for temporary shelters and berthing supplies for merchant ships. Thereafter, due to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Portuguese government of Macao, Macarira Island became a mooring supply for non-Portuguese merchant ships, role as the outer port of Macao Port and was one of the starting points of the “Pan-Pacific Silk Road”. The names of Macarira Island are well documented in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 and the Chinese names associated with Xiao Hengqin include Macarira Island, Land Bay, Helm’s Tail Island/Mountain, Cross Gate Island/Mountain, Moorish Island/Port, La Qing Cap, Green Ston Cap, Green Cap, Great Bean Point, etc., while the Western names include D. João (late 16th century), Maquareira (1646), Macareira (1685), and Macareyra (1772), often phonetically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s “Magelile”. In terms of Portuguese grammar and pronunciation rules, the Portuguese may have used “Macareira” to translate the word “Cassava’s hill” on Macarira Island, and seeing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it sounds like as “shu”, and thinking that cassava is abundant in Brazil, they simply translated it as “Macaxeira”, resulting in the word “Macaxeira” becoming the word “Macaxeira” became the etymology of “Macareira”.Keywords: Macarira Island, Macao, Place Name Identification, Sino-Foreign TradeJin Guoping is the research fellow of Center for Macaology at Jinan University and the visiting professor of Institute of Social and Cultural Studies at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e is also the academician of the Portuguese Academy of History and being awarded the Order of Infante D. Henrique by the Portuguese Republic. His field of research lies in history of sino-foreign relations, Macaology, history of western missions in China. etc. His major publications include Macaology: Mistérios Desconhecidos e Desvendados,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Research on Sino-Portuguese Relations, West Force Eastward: Early Contact between China and Portugal.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51金國平 \ 小橫琴：中外文地名考釋及其歷史地位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小橫琴：中外文地名考釋及其歷史地位*金國平［摘 要］在澳門開埠以前，小橫琴之“洋船灣”就是海上貿易航綫上的重要節點，是往來商船臨時避風、停泊補給之地。澳門開埠後，由於澳葡政府的排外政策，小橫琴便成爲非葡籍商船停泊補給，充當澳門港的外港角色，是“泛太平洋絲銀之路”的起點之一。中外文獻關於小橫琴地名的記載繁多，經過對中外文獻史料的蒐集與梳理後可知，其與小橫琴相關的中文名稱就有小黃琴山、土地灣、舵尾島/山、十字門島/山、嚤囉島/埠、拉青角、石青角、青角、大角豆等；而西洋名稱則有D. João（16世紀末）、Maquareira（1646年）、Macareira（1685年）和Macareyra（1772年）等，並經常漢譯爲“馬格里勒”。從葡語詞法、發音規則上分析，葡萄牙人可能以“Macareira”來對譯小橫琴島上的“薯莨崗”，且見“薯莨”中有“薯”字，聯想到巴西盛產木薯，便徑直譯成“Macaxeira”，結果“Macaxeira”便成爲“Macareira”的詞源。［關鍵詞］小橫琴 澳門 地名考釋 中外貿易* 本文寫作過程中，作者與楊迅凌和黃文輝先生進行了多次探討和交流，受益匪淺，特此致謝。金國平，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訪問教授、暨南大學澳門研究院研究員、葡萄牙歷史科學院院士，獲葡萄牙共和國殷皇子級紳士勳章；主要從事中西交通史、澳門學、中國基督史等研究，代表作有《中葡關係史地考證》《西力東漸——中葡早期接觸追昔》《澳門學：探頤與匯知》等。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52金國平 \ 小橫琴：中外文地名考釋及其歷史地位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今橫琴島A，明代稱橫琴山，後稱南島爲大橫琴島，北島爲小橫琴島。1969—1972年，珠海、順德兩縣合作圍墾中心溝，造田兩萬畝，築成東西大堤，將原大、小橫琴島連成一體，現統稱橫琴。B1986年12月25日，經廣東省政府批准，從灣仔區劃出大、小橫琴，成立橫琴鄉建制。C早在澳門開埠前一百年，橫琴的地名便已經出現在中國的輿地志書中。明景泰七年（1456）的《寰宇通志》載：“橫琴山，在香山縣南二百里海上，形如橫琴。”D在今澳門及周邊地區，該書衹標出三個地名：南山、橫琴山和竃山。澳門及其兩個離島並不見載。至嘉靖二十七年（1548）刊成的《香山縣志》，在其輿圖中也標示了“大橫琴山”與“小橫琴山”（見圖1）。但卻依然未見澳門相關的地名。圖1 嘉靖《香山縣志》區域四至圖EA 關於橫琴島，可參見郭聲波、劉桂奇、魯延召：《明清香山縣屬珠江口南部諸島名稱的演變》，《文化雜誌》（澳門）2009年總第72期，第160—161頁。B 譚元亨、朱文彬、盧蔭和：《橫琴中心溝圍墾史》，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8年。C 《廣東省珠海市地名志》編纂委員會編：《廣東省珠海市地名志》，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1989年，第17頁。 D ［明］陳循等撰：《寰宇通志》，北京：朝華出版社，2020年，第338頁。E 嘉靖《香山縣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第293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53金國平 \ 小橫琴：中外文地名考釋及其歷史地位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直至約嘉靖四十一年（1562），新刊行的《籌海圖編》之《廣東沿海山沙圖》上，在“小黃琴山”北面標示有“澳山”（見圖2）。可基本判斷，“小黃琴山”即小橫琴山，而“澳山”則是澳門。圖2 《籌海圖編·廣東沿海山沙圖》局部A由此可見，當澳門還是海上貿易航綫上默默無聞的小島時，小橫琴因其交通位置，已成爲南海航綫上的重要節點。然而，由於古代地名標示並不統一，歷史上“小橫琴”存在諸多異名，有必要予以釐清。一、小橫琴諸名歷史上，較之澳門和大橫琴，小橫琴的中外異名比較複雜。漢語有小橫琴山、小黃琴山、土地灣、舵尾島/山、十字門島/山、嚤囉島等。葡語名字A ［明］胡宗憲：《籌海圖編》卷8《廣七·廣東沿海山沙圖》，李新貴譯註，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16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54金國平 \ 小橫琴：中外文地名考釋及其歷史地位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有“D. João”“Macarera”“Macarira”“Maquareira”“Macareyra”“Toi-koke-tou（大角豆）”“Sio-Vong-Cam（小橫琴）”及“Siu-vong-cam （小橫琴）”等。（一）漢名1．小橫琴山/小黃琴山小橫琴山有兩個指稱：（1）小橫琴島，即大橫琴島以北的島；（2）大橫琴島上的山丘小橫琴山。《香山縣屬澳門一覽圖》上明確標有“大橫琴山”和“小橫琴山”。吳宏岐和張晶在研判了大量文字資料和圖籍後指出：顯然是將光緒《香山縣志》載之“蓋大小橫琴雖曰相連，實東西相距也”中之大小橫琴解釋爲大、小橫琴島，按大、小橫琴島南北方向排列，顯然有悖於“東西相距”，理解產生了偏差。光緒《香山縣志》原文是這樣說的：“《大清一統志》：雙女坑在小橫琴山，仙女澳在大橫琴下之深井山，事跡不同，仙女澳謂陳仁嬌。（詳《仙釋》）《澳門記略》牽混爲一，今從申《志》：‘蓋大、小橫琴，雖曰相連，實東西相距也。’（祝《志》）”可見光緒《香山縣志》引《大清一統志》之文，實際上是爲了區別大、小橫琴山的，而非大、小橫琴島。兩山一在東、一在西，故云“東西相距”，但都在一個島嶼上。光緒《香山縣志》的說法，與《香山縣屬澳門一覽圖》可以互相印證。這一點，理當引起學界的注意。A我們注意到，在（光緒）《兩廣鹽法志》卷首《繪圖》、《省河各廠緝私地圖》頁三十五上，在大橫琴島上標有“大小橫琴”。（同治）《香山縣志》輿地圖上也標有“大小橫琴”。《廣東輿地圖說》的記載更能說明問題：“東南有大、小橫琴山，其北長沙蘭、馬溜（騮）洲（有洋藥廠並收藥稅），東爲九澳洲。”B“其北長沙蘭”是指北方的小橫琴島，那麽“大小橫琴山”無疑是指大橫琴島。因此，在歷史文獻裏，小橫琴山有時指小橫琴島，有時指大橫琴島上與大橫琴山對應的小橫琴山。在解讀相關文獻時，宜結合文意，仔細辨析。A 吳宏岐、張晶：《〈香山縣屬澳門一覽圖〉的初步研究》，馬明達、紀宗安主編：《暨南史學》第9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284頁。B 廖廷臣等：《廣東輿地圖說》，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97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55金國平 \ 小橫琴：中外文地名考釋及其歷史地位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小橫琴山，在個別文獻中標示爲“小黃琴山”。這可能是因爲粵語“黃”與“橫”音近，故“黃”爲“橫”之訛字。如《鄭開陽雜著》卷一圖上就標示了“小黃琴山”。香港海事博物館所藏的《清中期廣東沿海圖》上也有“大黃琴”和“小黃琴”的標示。2．土地灣《全海圖註》在小橫琴島處標示爲“土地灣”。A此即小橫琴島之時名。從“土地灣”明顯偏南的位置來判斷，很有可能是指後來的“長沙欄”。3．舵尾島/舵尾山1887年10月，程佐衡之《勘地十說》稱：橫琴山東西橫臥，以中高旁墜勢如琴而得名。……攜羅經、遠鏡登屋後北嶺，側海並望，舵尾山南面與橫琴夾海而立，中間水成黃色，海波不揚帆，酷似長江風景。……大山南行遇峽處，另起一山，東西橫列，深井三條村之南，《記略》所謂小橫琴者，恐即指此。……舵尾山東頭高嶺，土人呼爲鳳山，東面山凹，名劑（鱭）魚灣，B村舍約十餘家，田約二三十坵，乘舟往來，觀之甚熟。昨於橫琴山頂瞭見舵尾山東南村田甚多，故於二十八日倩飛凰船，拖帶小艇，徙鳳山南側薯莨岡登岸。C《總署致張之洞法使不允停漁船照費已電劉使澳門關閘北不應設燈已覆葡使電》云：關閘以北，非澳境，我可舵尾山附近篷廠改建磚屋，謂與約不合，有無其事，幸示覆。DA 金國平主編，楊迅淩副主編：《〈全海圖註〉研究》，《國圖刻本》及《英藏寫本》，澳門：澳門基金會，2020年。B 引者註：即“洋船灣”。C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0—342頁。 D 王彥威、王亮輯編：《清季外交史料》第4冊，李育民、劉利民、李傳斌、伍成泉點校整理，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675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56金國平 \ 小橫琴：中外文地名考釋及其歷史地位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舵尾山”本是指島上一山丘——鳳山，後指全島。簡稱作“舵尾”（見圖3）。圖3 《兩廣鹽法志·省河各廠緝私地圖》局部A4．十字門島/十字門山歷史上，橫琴島曾是十字門水道中最重要之泊點，尤其小橫琴扼外十字門之北口，故有十字門山或十字門島之名（見圖4）。圖4 《海國聞見錄》有關澳門海域圖BA ［清］劉坤一等總修，［清］何兆瀛等纂修：《兩廣鹽法志》卷首《繪圖·省河各廠緝私地圖》，光緒十年重輯，第35頁。B ［清］陳倫炯：《海國聞見錄》，臺北：學生書局，1984年，第190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57金國平 \ 小橫琴：中外文地名考釋及其歷史地位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5．嚤囉埠/嚤囉島明代張自烈《正字通·土部》釋曰：“埠，舶船埠頭。”“埠”即通商口岸的碼頭、停泊船隻處。據此詞義，筆者認爲，“嚤囉埠”當指位於外十字門北口的洋船灣（見圖5）。A“嚤囉”一詞源自葡文對回教徒的稱呼。在澳門和香港，過去用作對印度人的泛稱。明清時期，澳葡當局不允許非葡籍商船停泊於澳門內港，那些外國商船衹能暫時停泊在距內港最近、位於外十字門水道北口的小橫琴，島上的洋環村“原是洋船拋泊和汲水的地方”。B朱傑勤在1948年撰文說：“查舵尾島上有井泉多處，甘美可汲，今稱爲嚤囉島，仍有居民，蕃舶最初擇此良地，固其宜矣。”C洋船在此進行走私貿易或等候廣東官吏檢驗與發給牌證，故而形成臨時性的商埠。19世紀澳葡政府爲了爭奪此地的控制權，曾派駐警員。這些警力主要來自葡屬印度，故稱之爲“嚤囉差”，兵營又稱爲“嚤囉兵營”。“二辰丸”事件後，廣東護督胡湘林再就勘界事致電外務部稱：“本護督竊查葡人稅居澳門二百餘年，界址迄未劃定。迨道光年間以來，逐漸侵佔，逼近內地。其於青洲水面及大小橫琴島、洋船灣、十字門等處，或建設燈塔，或蓋造兵房，或編列門牌，或勒繳租稅，無非冀圖影佔。”D也許由於這些印度駐兵的緣故，這個商埠又被叫做“嚤囉埠”，這個島被稱作“嚤囉島”。1963年出版的《澳門工商年鑒》載：“概澳門舊稱濠鏡，其後改稱澳門。這一命名的說法有二：第一，因澳門南面有氹仔E、嚤囉埠、A 《香山縣屬澳門一覽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澳門專檔》（三），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 年，第674—675頁之間。關於這個地名的考證，可見金國平：《“洋船灣”與“洋環”》，《澳門研究》（澳門）2010年第4期，第90—93頁。B 梁振興：《橫琴島簡史》，珠海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珠海文史資料精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4頁。C 朱傑勤：《葡萄牙人最初來華時地考》，《中外關係史論文集》，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81頁。D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澳門專檔》（二），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第19頁。E 最近我們提出了“Taipa”可能得詞源是漢語地名“大阪”。參見金國平：《Taipa得名考源》，《澳門研究》2021年第1期，第34—61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58金國平 \ 小橫琴：中外文地名考釋及其歷史地位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路環、橫琴，四山峙立，劃海成十字形，這一‘十字門’合稱爲澳門。”A圖5 《香山縣屬澳門一覽圖》局部B6．拉青角/青角/青石角/大角豆（1）拉青角“拉青角”或“青角”，葡語作“ponta Macarira（馬格里勒角）”C或“ponta de D. João（唐若昂角）”。D從雍正年間起便頻頻出現於奏疏。迄今爲止，一般將“拉青角”考證爲十字門一帶。此說不誤，但需要考實的是位於十字門何處。茲據中外文獻資料及圖籍，對拉青角的具體位置及其所指進行考察。《廣東提督張溥奏請仍令外來洋船照舊於澳門內拉青角灣泊摺》（乾隆A 《澳門工商年鑒》第 7 卷，《大衆報》（澳門）1963年，第 3 頁。B 《香山縣屬澳門一覽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澳門專檔》（三），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第674—675頁之間。C Artur Levy Gomes, Esboço da história de Macau 1511 a 1849, Macau: Repartic ̧a ̃o Provincial dos Serviços de Economia e Estatística Geral, Secção de Propaganda e Turismo, 1957, p. 178. D 〔葡〕薩安東主編：《葡中關係史資料彙編（1876—1886）》第4卷《一八八七年葡中修約談判前期檔》，金國平、 張正春譯，澳門：澳門基金會葡中關係研究中心、澳門大學，1997年，第 71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59金國平 \ 小橫琴：中外文地名考釋及其歷史地位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元年八月二十九日，1736年10月3日）稱：又查，虎門之外墺門地方，原爲夷商洋船馬頭；商貨出入要道，外來洋船俱就墺門內拉青角灣泊。嗣於康熙二十五年，戶部議覆海稅監督宜爾格圖疏稱，洋船灣泊黃埔，以便交易，奉准遵行。但相沿日久，化外夷人往往頑梗滋事，似宜因時變通。仰懇天恩，仍令外來洋船照舊日於墺門內拉青角灣泊，則內地民安，外夷無生事之端矣。再，墺門拉青角原設立過監督公署A，合併聲明。臣識見淺陋，冒昧陳奏，伏乞皇上睿鑒施行。謹此具奏。（硃批∶交與鄂彌達，聽其議奏。）B《兩廣總督鄂彌達奏覆莫倫志案查係誤傷不便因此不准洋船灣泊黃埔摺》（乾隆二年二月十六日，1737年3月16日）載：以彝人強悍，不令灣泊黃埔內地，請仍照舊於墺門內拉青角灣泊，等因。欽奉硃批；交與鄂彌達，聽其議奏。欽此。臣查廣州府屬香山縣之墺門地方，自前明嘉靖年間，西洋彝人見墺內之拉青角依山面海，水勢寬深，可以避風灣泊，上納稅銀，賃居其地，所有往來洋船皆泊於此。後因紅毛、法藍西諸國之船在賃屋貿易，與彝角口，彼此結仇，至今不解。於是紅毛諸國洋船，俱改泊於黃埔地方，惟風勢不順，暫收入由往南十餘里之十字門寄橈停泊。該處海面甚窄，若多船同泊，則風起水湧，不免衝擊之虞。是以數十年來，墺門之拉青角，止泊西洋彝船，而黃埔則爲紅毛諸國來廣貿易灣泊之所，俱各相安無異……如此，若黃埔不容灣泊，強今同泊於墺門之拉青角，勢必彼此爭優構釁，無以相安，而地方由此多事，似非仰體皇上四海一A 引者註：疑是青角稅廠。B 中山市檔案局（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香山明清檔案輯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72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60金國平 \ 小橫琴：中外文地名考釋及其歷史地位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家、乂安中外之至意。應將張溥所請照舊灣泊拉青角之處，毋庸議。A《袁世凱全集》載：總之，約章衹許澳門有屬地，未許澳門有屬海，彼豈能覬覦華海、環澳之灣仔、青角、橫琴、過路岡、雞頸山各島地及其水面？B《國朝通商始末記》云：粵東外洋商艘，舊泊虎門口外，康熙五十年間，移入黃埔（番禺縣境內，距省城四十里），早晚演銅鐵大炮，居民驚恐。右翼鎮總兵李維揚謂：“省會之地，何得容他族通赴？請飭令仍在虎門海口灣泊。”有旨：“交總督鄂彌達、巡撫楊永斌閱看回奏。”彌達等覆云：“臣等查虎門所屬，巨海汪洋，風濤甚險，口外口內皆不可長久灣泊，若現在夷船停泊之黃埔，逼近省城，一任洋商揚帆直入，早晚試炮，毫無顧忌，未免駭人聽聞，該鎮臣所言實有可採。伏查香山縣澳門河下，上至沙窩頭，下到娘媽閣，地闊浪平，現今澳夷各洋船皆在此停泊，安穩無虞，況從前洋艘原泊此地。緣康熙二十五年，粵海關監督臣宜爾格圖據澳夷目委啰（原文如此）哆等結稱，澳門原設與西洋居住，從無別類外國洋船入內混泊。題部議覆準，故今各洋船皆移泊黃埔。但臣等詳查澳門原係內地，西洋人不過暫居，豈容澳夷視爲己物？如云澳門暫爲西洋人之地，不便容別國洋艘停泊，豈黃埔內地顧可任其久停耶？請自雍正癸丑爲始，各外國夷船仍照舊在澳門港口拉青角地方與西洋澳船同泊，往來貨物即用該澳小船搬運，仍飭沿途營汛往回，一體撥漿船護送，炮位軍器不得私運來省。如此則內地A 中山市檔案局（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香山明清檔案輯錄》，第172—173頁。B 駱寶善、劉路生主編：《袁世凱全集》第17卷，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546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61金國平 \ 小橫琴：中外文地名考釋及其歷史地位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防範周密，夷船亦無漂泊之虞矣。”報可。A因稱“伏查香山縣澳門河下，上至沙窩頭，下到娘媽閣，地闊浪平，現今澳夷各洋船皆在此停泊，安穩無虞，況從前洋艘原泊此地”和“在澳門港口拉青角地方”，容易誤會爲澳門內港某地。看來奏疏也有不甚明瞭之處，需做辨讀。而且“拉青角”衹在幾份上奏內出現，其餘文獻稱“青角”，地圖上也作“青角”，故筆者懷疑“拉青角”中的“拉”爲衍字。（2）青角從圖5可以看出，青角應該衹是小橫琴島上的一個地名，但有些文獻卻指代小橫琴島。1903年2月16 日《申報》的《港澳緝匪記》稱：“檢查香山縣境澳門葡萄牙租界內有海島地名青角，傳言爲偷漏貨稅淵藪。”B從這條史料來看，時人即將青角指代小橫琴島，並認爲屬於“澳門葡萄牙租界內”。民國時的《澳門界務爭持考》證實了此說：“舵尾及橫琴，其東北邊長時係西洋人管理，其西邊中國亦有時管理之。”C光緒三十四年四月十七日（1908年5月16日），兩廣總督張人駿致外務部電曰：茲據前山同知具報，按原址規復駐營之處，已填紮者，望夏村北，關閘以內吉大一廠，灣仔兩廠，又銀坑一廠，橫琴兩廠。擬派未紮者，馬騮洲一段，青角一段，馬料河一段，又與橫琴相連過路灣對海一段。以上已駐紮、未紮各處，均係十三年前舊日紮營地址，並非新設，照約葡人不得過問。其老望河山即大、小橫琴島，並非馬騮洲。DA ［清］王之春：《國朝通商始末記》，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15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93—94頁。 B 林忠佳、張添喜等編：《〈申報〉廣東資料選》第6輯 ，廣東省檔案館《申報》廣東資料選輯編輯組，1995年，第378頁。C 黃培坤編：《澳門界務爭持考》，廣州：東升中西印務，1931年，第22頁。D 駱寶善、劉路生主編：《袁世凱全集》第17卷，第545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62金國平 \ 小橫琴：中外文地名考釋及其歷史地位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3）青石角《香山縣志續編》曰：“西南隅青石角一山（洋名駱尾峰）。”A又曰： “一、外洋交界之馬（騮）洲、青石角、大小橫琴、深井一帶海島，均自光緒十三年始由署前山同知蕭丙堃派兵駐防。”B可知，民國時通用名是青石角。（4）大角豆大角豆之名見《澳門記略》附圖（见圖6）。圖6 《澳門記略·海防屬總圖》局部C7．長沙蘭從圖5可以看出，長沙蘭與青角並存，應該衹是小橫琴島上的一個地名，但有時同樣被指代爲小橫琴島。如何大章《中山地形志（初稿）》稱：“小橫琴（一名長沙蘭，西名地庵佐馬加拉Dom joaomreicla）。”D何氏所引用的A 厲式金修，汪文炳、張丕基纂：《香山縣志續編》卷6，吳相湘主編：《中山文獻》第7冊，臺北：學生書局，1965年，第2250頁。按：“駱”應爲“舵”之誤。B 民國《香山縣志續編》卷6，第2249頁。C ［清］印光任、［清］張汝霖：《澳門記略》，趙春晨點校，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96頁。D 何大章：《中山地形志（初稿）》，廣州：廣東中山文獻委員會編印，1950年，第80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63金國平 \ 小橫琴：中外文地名考釋及其歷史地位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葡文有誤，正確的寫法分別是“Dom João”和“Macareira”。所引葡語錯，譯名亦誤。“長沙蘭”有時寫作“長沙欄”，實際上是一海灣名，“在橫琴島南端，灣長且窄，沙質組成。沿岸東西兩側爲岩石岸，北岸爲沙質岸。灣內水淺湧浪大，不易錨泊。灣西側有一突出岩石，其兩側相距不到50米處分別有一高2.6米和3.4米的明礁。該港灣對出海域水底地形複雜，受潮水和西江水流的影響，此處海底沙堆經常活動，對在附近水域航行的船隻影響很大。附近水域有黃皮、馬鱭等魚類和蠔、蝦、蟹出產”。A（二）葡名1．D. João（唐若昂島）《致使法劉式訓澳門禁運軍火事酌擬辦法三條請商葡外部允辦電（十七日）》稱：澳門禁運軍火事，葡使尚無覆文。迭次來晤，亦謂政府極願相助，而以撤退拱北關附近之老望河山駐兵爲請。本部電准粵督覆稱，老望河山，即橫琴島，與附近各島均隸香山縣，向由前山同知領防營駐紮，光緒十三年以後始裁撤。B“老望河山”當爲“D. João”的不準確音譯。至於葡名“ilha de D. João”（唐若昂島）和“Macareira”哪個在前，文德泉（Manuel Teixeira）神父認爲，1685以前使用“ilha de D. João”（唐若昂島）的形式，C而小庇禮喇（J. F. Marques Pereira）的意見恰恰相反。他說“Macareira、Macarera或Macarira是唐A 《廣東省珠海市地名志》編纂委員會編：《廣東省珠海市地名志》，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1989年，第132頁。B 劉利民、李傳斌、伍成泉點校整理：《清季外交史料》第8冊，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 3815頁。C Manuel Teixeira, Japoneses em Macau = Makao shi no naka no Nihonjin,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Comissão Territorial Para as Comemoraçõ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 1993, p. 57.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64金國平 \ 小橫琴：中外文地名考釋及其歷史地位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若昂島（ilha de D. João）”。A筆者認同文德泉神父的看法。2．Macarera，Macarira，Maquareira，Macareyra（馬格里勒）小橫琴島上上村和下村，在民國時稱“薯莨崗村上村”和“薯莨崗村下村”。“小橫琴的薯莨崗本是漁民染罾曬網的地方，背北向南，崗前是一片淺海，魚蝦蟹鱔聚集棲息，水產品非常豐富。”B“清光緒年間（1875—1908），中山、新會和珠海灣仔、桂山等地漁民都來此捕魚、居住，還有來自興寧縣的范氏三兄弟從事耕種，日久人多，薯莨崗便分出上村與下村，上村居東，下村居西”。C“薯莨”的正名爲薯良（Dioscorea cirrhosa Lour），是薯蕷科植物的塊莖，別名紅孩兒、醬頭，爲一藥材。葡萄牙人見“薯良”中有“薯”字，便徑直譯成“Macaxeira（Macareira）（木薯，Manihot utilissima）”。木薯，原產於南美洲的巴西、秘魯、墨西哥一帶。中國地名中常用薯良，如澳門原有薯良頭圍（Patio do Esteio）。香港現在還有薯良洲。再說，巴西的伯南布哥州（Pernanbuco）的費爾南多·德·諾羅尼亞群島（Arquipélago Fernando de Noronha）的拉塔島（Ilha da Rata）有馬卡塞拉海岬（Ponta da Macaxeira）。馬卡塞拉海岬意即“木薯海岬”。因此，可以推斷，“Macareira”極可能是“Macaxeira”的訛寫，因爲在葡萄牙語詞彙中未查到“Macareira”。從詞法上分析，這是一個符合葡萄牙語發音規則的詞彙，但不知其意。從現有資料來看，1631年左右出現了“Maquaxeira”的書寫形式。D1646年葡萄牙文地圖中寫作“Maquareira”（見圖7）。在詞形上，與“Maquaxeira”很相近。至1685年，葡語文獻中出現了“Macareira”的形式。EA J. F. Marques Pereira, Ta-Ssi-Yang-Kuo: Archivos e Annaes do Extremo-Oriente Portuguez. Colligidos, coordenados e annotados por J. F. Marques Pereira. Vols. 1-2, Lisboa: José Bastos, 1899, p. 760. B 梁振興：《橫琴島簡史》，第64頁。C 梁振興：《橫琴島簡史》，第64頁。D Antônio Geraldo da Cunha, Dicionário etimológico da língua portuguesa, Rio de Janeiro: Lexikon Editora Digital, 2019, p. 399. E Arquivos de Macau, Vol. 4, No. 1, setembro de 1929, p. 177.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65金國平 \ 小橫琴：中外文地名考釋及其歷史地位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圖7 1646年《珠江口圖（含廣州和澳門）》局部A據里斯本地理學會圖書館所藏1772年澳門港口圖，小橫琴島上標示爲“Macareyra”。在其周圍還標示了“Ponta da Ilha de Macareyra（馬格里勒角）”“Lugar em que se faz Agoa（汲水處）”“Segunda Ponta（第二角，即青角）”。繼“Maquareira”或“Macareyra”之後，比較固定的寫法是“Macarera”或“Macarira”。此名曾有漢語音譯名——“馬格里勒”（見圖8）。A Jorge Pinto de Azevedo, Advertências e Queixumes de Jorge Pinto de Azevedo a D. João IV, em 1646, sobre a Decadência do Estado da Índia e o Proveito de Macau na sua Restauração, Biblioteca da Ajuda, Lisboa.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66金國平 \ 小橫琴：中外文地名考釋及其歷史地位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圖8 《沿海七省口岸險要圖》局部A3．Toi-ko-ke-tou/Toi-koke-tou西方文獻中的“Toi-ko-ke-tou”或“Toi-koke-tou”乃中文“大角豆”的音譯。根據達爾林普爾（Alexander Dalrymple）的A Collection of Charts and Memoirs，1760年中國海圖中便出現了“Toi-koke-tou”一名，同時還出現了“Kai-ke-ong（雞頸）”一名。B另據載：在關閘（barrier）和澳城的外側，是被稱爲沙瀝（Macao Roads）的錨地。而西面，在它和對面山（Lappa）或對臉山（Twee-lin-shan）之間，是內港（inner harbour）。它向西側延伸到白房子（Casa-blanca）或前山（Tsëen-shon），而氹仔（Typa）錨地在澳門南端約兩英里處。大拔（Typa-que-brada）或雞頸（Kai-ke-ong）及大角豆（Toe-ko-A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選編，鄒愛蓮、霍啓昌主編：《澳門歷史地圖精選》，北京：華文出版社，2000年，第92頁。B Alexander Dalrymple, A Collection of Charts and Memoirs, London, 1772, p. 2.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67金國平 \ 小橫琴：中外文地名考釋及其歷史地位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ke-tou）或馬格里勒（Mackareera），所有這些島嶼，在我們歐洲人的戰爭期間都被視爲中立區。A直到1915年，美國出版的航海資料還三名並用：“唐若昂（Dom João）島、馬格里勒（Macarira）島，或稱大角豆（Toi ko ke tou），位於橫琴（Wung kum）北面，西端的馬屎角（Massie Point）B距摩杆角（Morgan Point）C約1.8英里。”D而葡萄牙文到1923年還三名連用。E19世紀的英文著作稱：“在成功獲得一名中國領水員後，這支部隊在對臉山（Twee-lin-shan）和大角豆（Toi-ko-ke-tou）之間前進，前往百老匯河（Broadway River）或香山河（Hong-shan River）。”F“百老匯河”或“香山河”即黑沙洋。G英文航海日記載：A J. Elliot Bingham,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war to the present period: with sketches of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at singular and hitherto almost unknown country, London: Henry Colburn, 1842, Vol. 2, p. 56. B 關於 “Massie Point”，詳見United States, Hydrographic Office, Asiatic pilot, Washington: Hydrographic Office under the authority of the Secretary of the Navy, 1910, p. 621.“Massie”的全名是 “George Massey”，係一英國工程師和船長之名。參見 The Indian News and Chronicle of Eastern Affaires, JUNE 29 1857, London, p. 295. 在民國《香山縣志續編》上的《下恭鎮圖》和《澳門圖》上作“馬屎角”。葡語地圖作“Pta. Massie”，“馬屎角”爲前詞的音譯。C 譯註：即大井角。“Morgan”的全名是“W. Morgan”，係一英國船長之名。參見Great Britain,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Britis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 London: H. M. Stationery Off, 1858, Vol. 30, p. 77. 還有“摩根”和“摩干”等形式。D United States, Hydrographic Office, Asiatic pilot / Vol. 4, the shores of China Sea from Singapore Strait to and including Hong Kong,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5, p. 377.E Breve memória documentada acêrca da soberania e jurisdição de Portugal na Ilha de D. Jaão, Macarira ou Siu-vong-cam, uma das dependências de Macau,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23, p. 12.F John Elliot Bingham,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war to the present period: with sketches of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at singular and hitherto almost unknown country, London: Henry Colburn, 1842, p. 84. G 吳宏岐：《〈中國叢報〉所見清代由廣州經香山至澳門的內河水道》，林有能等主編：《香山文化與海洋文明：第六次海洋文化研討會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9頁。S. Wells Williams, A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 consisting of a collection of details and regulations respecting foreign trade with China, sailing directions, tables, etc., 4th edition, revised and enlarged, Hong Kong, 1863, p. 9.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68金國平 \ 小橫琴：中外文地名考釋及其歷史地位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13日淩晨3點，“復仇女神號”在“薩馬蘭號”（Samarang）的牽引下，從沙瀝（Macao Roads）出發，穿過了對臉山（Twee-lien-shan）與大角豆（Toi-koke-tou）之間的海面，前往百老匯河（Broadway River）。A在同書1826年和1836年的版本中，衹出現“Mackkareera”的形式。航海書後附有一張同年出版的地圖，上有二圖例：一是“珠江（Canton River）之部分，顯示了其位置或陛下之軍艦，包括1841年5月26日出發的先頭小分隊”。二是“來自最新調查的珠江（Canton River）及其鄰近島嶼。從中國手稿中還原的香山河（Hong Sang）或百老匯河（Broadway River）”。B由此可知，“Toi-ko-ke-tou”一名來自“中國手稿”。“Toi-ko-ke-tou”還作“Toi-koke-tou”。這說明，“Toi-ko-ke-tou”雖然拼成了四個音節，但實際上是三個音節。也有英國人將“雞頸”拼爲三個音節——“Kai-ke-ong”的例子。“Toi-koke-tou”中的“koke”，應爲“kok”，衍一字母“e”。4．Sio-Vong-Cam/Siu-vong-cam這是“小橫琴”葡文音譯。5．Tee or Macarera在古英語中，“Tee”爲茶的發音之一。C爲何稱小橫琴爲“茶島”（見圖9），待考。A James Horsburgh, The India directory, or, Directions for sailing to and from the East Indies, China, Australia, and the interjacent ports of Africa and South America comp. chiefly from original journals of the honourable company’s ships, and from observations and remarks, resulting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wenty-one years in the navigation of those seas, 5th edition, London: Wm. H. Allen and Co. , Vol. 1, 1841, p. 375. B William Dallas Bernard, A. M. ,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s of the Nemesis, from 1840 to 1843; and of the combined naval and military operations in China: comprising a complete account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and remarks on the character and habits of the Chinese. From notes of Commander W. H. Hall, R. N. ; with personal observations, Vol. 1, London, 1844, p. 449. C Sir. Henry Yule, Hobson-Jobson: A glossary of colloquial Anglo-Indian words and phrases, and of kindred terms, etymological,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and discursive. New ed. edited by William Crooke, B. A. London: J. Murray, 1903, p. 905.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69金國平 \ 小橫琴：中外文地名考釋及其歷史地位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圖9 《從上川島到大星簪的中國海海圖》局部A二、從小橫琴揚帆的“泛太平洋絲銀之路”澳門開埠後，小橫琴的地位得到了提升，曾具有澳門外港的地位和作用。它是從澳門內港起航出洋的第一站或直接起航點。西班牙水手弗朗西斯科·加利（F. Gali，1539—1591）於1582年受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Felipe II）的命令，尋找從北和東通往日本的航路，並受新西班牙總督的委托，在加利福尼亞海岸尋找港口，用於供從菲律賓來的船隻停靠。1584年，航行至澳門。據《葡萄牙人所在中國港口亞馬港至新西班牙航行志》稱：“我於（15）84年7月29日駛離亞馬港（Amaquao）。出港，始向東南—東南—東航行，直至大星簪（lheu branco）。上述島嶼過後，向東南行150里格，繞過澎湖淺灘（os baixos dos pescadores）和人稱琉球群島起始點的福爾摩沙島（principio dos A A chart of the China Sea from the island of Sanciam to Pedra Branca with the course of the river Tigris from Canton to Macao corrected from the surveys made by Captn. Jph. Huddart and Captn. J. P. Larkins, 1794. 還作“大星尖”或“大青針”等。關於這個地名的詳細考證，參見Roderich Ptak, “A Rock in the Sea: Daxingjian in Chinese Nautical Texts and on Selected Maps (c. 1400-1600),” Ming Qing Yanjiu, 25 (2021), pp. 1-38.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70金國平 \ 小橫琴：中外文地名考釋及其歷史地位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lequios a q. chamão ilha Fermosa）。此係一漳州領水員（piloto chincheo）的建議及提供的情況。”A根據西班牙學者的研究，事實上，“直到第二年的7月12日，它纔離開澳門港（el puerto de Macao），或更確切地說是離開馬格里勒（la Macarera）島”。B因爲葡萄牙人不允許非葡萄牙船隻停泊內港，他國商舶衹能停留在距內港最近、位於外十字門水道北口小橫琴的“洋船灣”（見圖10）。圖10 《珠江部分圖》（Part of the Canton River）C佩德羅·德·烏納穆諾（Pedro de Unamuno）在1587年的《佩德羅·德·烏納穆諾船長從距澳門一里格的馬格里勒島開始的航行志》（Relación del viaje y navegación que el capitán Pedro de Unamuno ha hecho desde la isla Macarera，que estáuna legua de la ciudad de Macán）中記載：A Viagem que se fez de Amaquao porto da China onde estão os portugueses para a Nova Espanha, Biblioteca Nacional de Portugal, Códice 637, fl.140r.B Instituto Santo Toribio de Mogrovejo, Missionalia hispánica, Vol. 8, n. os 22-24, 1951, p. 48. C William Dallas Bernard, A. M.,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s of the Nemesis, from 1840 to 1843; and of the combined naval and military operations in China: comprising a complete account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and remarks on the character and habits of the Chinese. From notes of Commander W. H. Hall, R. N.; with personal observations, Vol. 1, London, 1844, p. 449.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71金國平 \ 小橫琴：中外文地名考釋及其歷史地位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首先，我在（1587年）7月12日，星期天，約中午時分離開了馬格里勒（ysla Macarera）島，向東—東南方向航行了12里格，晚上11點左右，發現自己來到了擔桿（ysla de Leme）島。它是澳門（las yslas de Macan）島群的最後一個島嶼，剛好位於22½度。從擔桿島，我們開始向位於東微東南方向的巴布延（los Babuyanes）群島行駛A（見圖11）。上述兩份航海資料可以確證，澳門和小橫琴曾是“泛太平洋絲銀之路”的始發點。A Derrotero: Pedro de Unamuno, de Macao, Cantín a Acapulco, Archivo General de Indias, PATRONATO, 25, R. 32.圖11 佩德羅·德·烏納穆諾船長航行志手稿複印件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72金國平 \ 小橫琴：中外文地名考釋及其歷史地位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Macarera”一詞，直至19世紀中葉，還在英語文獻中使用A（見圖12）。圖12 《中國通商指南》局部書影小橫琴島的航海歷史地位與作用首次通過外語航海文獻得到闡發。從澳門——小橫琴島先到擔桿島，然後放洋至巴布延群島，過臺灣島，經琉球抵日本，再向北進入太平洋北部黑潮，向美洲航行，再延續到西班牙的塞維利亞。澳門—馬尼拉—阿卡普爾科—歐洲航綫，尤其是馬尼拉至塞維利亞段是世界歷史上最長的貿易路綫之一，從1565年至1815年，持續了整整250年。而它在中國境內的起點是澳門和小橫琴島。這條航綫連接了亞洲—美洲—歐洲三大洲，拉開了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的序幕。之前，通過好望角的航海與經貿活動或許衹能被稱爲“半球化”。所謂的“馬尼拉大帆船”，根據西班牙史料和學者的研究，更準確的稱呼是“中國大帆船”。BA Nicholas Belfield Dennys (of the Consular Service. ) ,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 a Complete Guide to the Open Ports of Those Countries, Together with Peking, Yedo, Hongkong and Macao. Forming a Guide Book & Vade Mecum for Travellers, Merchants, and Residents in General: With 29 Maps and Plans: by W. [Place of publication not identified] : [publisher not identified], 1867, p. 211. B Ana Carolina Ibarra(coord.), La independencia en el sur de México, México: Facultad de Filosofiay Letras, Instituto de Investigaciones Históricas, Dirección General de Asuntos del Personal Académico,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 2004, p. 167, nota 3.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73金國平 \ 小橫琴：中外文地名考釋及其歷史地位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以馬尼拉爲集散中心所形成的海上貿易網絡，擴展出三條主要支綫，包括香料群島（印尼馬魯古群島）的蒂多蕾（Tidore），漳州月港和澳門——小橫琴。小橫琴是澳門非葡籍船隻的拋泊處，是中國境內唯一非葡籍外國人使用過的東向“泛太平洋絲銀之路”的始發地。結 語歷史上，小橫琴島曾有多種中外譯名。西方人在命名澳門及其周邊的地名時，不外乎使用四種方法：（1）葡萄牙語辭彙；（2）漢語辭彙的葡萄牙語拼音；（3）英語辭彙；（4）漢語辭彙的英語拼音。橫琴島曾是十字門水道中最重要的泊點，尤其是小橫琴扼外十字門之口的“洋船灣/鱭魚灣”。它所在的地點稱“拉青角”“石青角”“青角”或“大角豆”（Toi-ko-ke-tou/Toi-koke-tou）。其葡語名稱有“D. João”（16世紀末）、“Maquareira”（1646年）、“Macareira”（1685年）和“Macareyra”（1772年）等形式，並有漢音譯名“馬格里勒”。筆者初步判斷，“Macareira”極有可能是“Macaxeira（木薯）”的訛寫，因爲在葡萄牙語辭彙中未查到“Macareira”。從詞法上分析，這是一個符合葡萄牙語發音規則的辭彙，但長期以來不知其意。葡萄牙人可能以“Macareira”來對譯小橫琴島上的“薯莨崗”。“薯莨”的正名爲薯良（Dioscorea cirrhosa Lour）。葡萄牙人見“薯莨”中有“薯”字，便徑直譯成“Macaxeira”。本文首次提出“Macaxeira”爲“Macareira”的詞源。通過對澳門周邊歷史的考察，可以發現，相對於澳門而言，小橫琴島曾經扮演過外港的角色，提供給非葡籍商船臨時停泊，爲他們提供日常補給。從一些西文史料來看，小橫琴在歷史上有過鮮爲人知的輝煌——“泛太平洋絲銀之路”曾從此揚帆起航。［責任編輯 陳文源］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74黃文輝 \ 澳門路環島村落建置與客家民系遷入考析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澳門路環島村落建置與客家民系遷入考析黃文輝A Study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Villages and the Immigration of Hakka People in Macao’s Coloane IslandWong Man FaiAbstract: Macao’s Coloane Island is one of the four islands in the Cross Gate area located off the coast of Xiangshan County, Guangdong Province, where there are records of people living in the area during the Jiajing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but the boundary relocation policy of the early Qing Dynasty forced coastal residents from Guangdong and other provinces to move into the interior, leaving the Xiangshan coastal islands including Coloane Island uninhabited. After the Qing government ended the policy of boundary relocation in 1684, the local residents of Xiangshan and the neighboring counties moved and settled in the coastal islands of Xiangshan. They built salt farms and gathered to form villages. The islands of Cross Gate developed simultaneously and foreign residents moved in interactively. The Yanzaowan village (Coloane village) was the first village on Coloane Island by the twenty-eighth year of the Qianlong era (1763). During the Yong-Qian period, influenced by the government’s policy of “Recruiting people to farm” and the demand for ston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emples in Xiangshan county, Hakka’s farmers and stonemasons came to the Cross Gate islands and settled there. On Coloane Island, the Xiangshan Su family recruited Hakka farmers to cultivate the land, and Hakka stonemasons from Changle (Wuhua) dug mountains and took stones from Coloane, Ka Ho and Cheoc Van. This reached the climax of the Hakka people’s migration. There are still many cultural relics related to the Hakka people in Coloane village. Two Hakka villages, Ka Ho and Hac Sa, were formed on Coloane Island. The Ka Ho village is the only Hakka village that genealogical documents are available. The Zhang family settled in the village in the middle and late Qianlong period, while the Zhong family first moved to Yanzaowan (Coloane village) during the Qianlong period and then moved to Ka Ho Village. The village of Hac Sa was formed before the Daoguang period. The migration of the Hakka people to Coloane Island is an example of the simultaneous migration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villages of the coastal islands of Xiangshan, especially the Cross Gate Islands. It is also useful for in-depth studies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the structure of ethnic groups and folk beliefs in the Cross Gate area.Keywords: Macao, Coloane Island, Establishing Villages, Hakka PeopleWong Man Fai is a Ph.D. candidate in History at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and Cultural Studies of the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e is a writer and photographer. He’s research areas include Macao literature, cultural heritage, and Macao history. He has published several books of poetry, essays and criticism including Historical Conversation, Sad and Happy Season, A Cultural Decoding of Macao’s Historical Buildings and The Temple of Hong Chan Kuan in Macao.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75黃文輝 \ 澳門路環島村落建置與客家民系遷入考析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黃文輝，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歷史學博士候選人，澳門作家、攝影師；主要從事澳門文學、文化遺產、澳門史等研究，已出版詩集、散文集、評論集多種，代表作有《歷史對話》《悲喜時節》《儂家正住蓮花地——澳門歷史建築文化解碼》《澳門康真君廟》等。澳門路環島村落建置與客家民系遷入考析黃文輝［摘 要］澳門路環島是位於廣東香山沿海的十字門四島之一，明嘉靖年間該地區已有居民活動的記載，但清初的遷界政策致使香山沿海諸島曠無人煙。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結束遷界禁令後，香山沿海諸島陸續有香山本邑及鄰縣里民遷入定居，闢建鹽場，聚衆成村。十字門諸島於其時同步發展，外來居民互動遷移，其中路環島最遲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前形成第一個村落“鹽灶灣”（過路環）。雍乾時期，受政府推出“招佃承墾”政策影響，以及香山廟宇建設對石材的需求，客家農民和打石匠先後來到十字門諸島，落籍此間。其中，路環島有香山蘇族在此招客家農民承墾土地，又有嘉應長樂（五華）客家石匠在鹽灶灣、九澳、竹灣等處鑿山取石，形成客家民系遷入的高潮，至今過路環村尚存許多與客家民系相關的遺蹟。路環島由此形成兩個客家村落——九澳村和黑沙村。九澳村是現時唯一有族譜文獻可考的客家村，村中張氏於乾隆中後期落戶，鍾氏則於乾隆年間先遷居鹽灶灣後遷入九澳村。黑沙村則於道光年前已形成村落。客家民系遷入路環島的過程，是香山沿海島嶼（尤其是十字門諸島）村落之間人民遷徙流動同期同步、互動共生、密切交往的例證，亦有助深入研究十字門地區經濟開發、社會組織、族群結構、民間信仰等課題。［關鍵詞］澳門 路環島 村落建置 客家民系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76黃文輝 \ 澳門路環島村落建置與客家民系遷入考析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澳門路環島，古稱九澳（山）、過路環，是廣東香山縣沿海島嶼之一，嘉靖《香山縣志》已載島上有居民活動，其後形成若干村落，受香山縣管轄，到清朝末期纔被澳門葡人逐步侵佔及管治。A路環島上至今仍有豐富的客家民系活動印記，尤其是島上九澳村和黑沙村均是客家村，對研究澳門華人村落及客家民系在十字門諸島遷移過程均具參考價值。B最早對路環客家民系進行研究的學者是鄭煒明C與鄭德華D，其論文摘錄九澳村鍾氏和張氏兩姓族譜，並結合口述訪談，揭示了九澳村客家移民遷入的歷史輪廓及其文化意義。其後何聯傑、肖偉光合著的《客家人與澳門》E一書，描述咸同時期廣東西路土客大械鬥對客家人移居澳門的影響，並通過實地考察，介紹路環島九澳及黑沙兩個客家村概況，有助認識客家人在澳門地區的流播。然而，上述研究主要以九澳村爲主，而且記載鍾氏族譜的內容互有差異。筆者擬在前人基礎上，結合歷代《香山縣志》和廟宇碑銘、檔案文獻、口述訪談，以十字門諸島村落建置爲背景，梳理客家移民遷入路環島的路徑和村落建置經過，尤其考析九澳村客家張氏和鍾氏兩族遷入的史實。A 關於路環被澳葡侵佔過程，參見謝後和、鄧開頌：《澳門滄桑500年》，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10頁；費成康：《澳門：葡萄牙人逐步佔領的歷史回顧》，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第237頁。B 十字門諸島指氹仔、路環、大橫琴及小橫琴四島。明清文獻關於十字門的解釋歧義甚大，可參見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編：《澳門編年史》第1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頁，註4；但對十字門四島，即舵尾（小橫琴島）、雞頸（氹仔島）、橫琴（大橫琴島）、九澳（路環島），則各類文獻基本相同，參見吳寒：《澳門以南十字門海域地名沿革略論》，《文津學志》（北京），2019年，第263頁。對香山沿海諸島名稱源流及方位較詳盡的考證，可參見楊迅凌：《〈全海圖註〉澳門及其以西部分地名考》，金國平主編：《〈全海圖註〉研究》（論文卷），澳門：澳門基金會，2020年，第176—239頁。C 鄭煒明：《澳門附近島嶼氹仔、路環歷史初探》，碩士學位論文，澳門東亞大學研究院中文系，1987年。鄭煒明後將該論文內容陸續發表，主要有鄭煒明：《清初廣東珠江三角洲沿海村落的民生──試以澳門附近兩島氹仔、路環爲例》，《文化雜誌》（澳門）1993年總第13、14期合刊，第62—66頁；鄭煒明：《葡佔氹仔、路環碑銘楹匾彙編》，香港：加略山房有限公司，1993年；鄧聰、鄭煒明：《黑沙考古》，澳門：澳門基金會、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5—15頁；鄭煒明：《氹仔路環歷史論集》，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民政總署，2007年。D 鄭德華：《澳門路環島九澳村：一條濱海客家村的歷史考察》，《文化雜誌》（澳門）2007年總第62期，第1—12頁。E 何聯傑、肖偉光：《客家人與澳門》，澳門：澳門客屬社團聯合總會，2008年。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77黃文輝 \ 澳門路環島村落建置與客家民系遷入考析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一、清初遷界對路環島村民的影響路環島原稱九澳山或九澳A，關於該島居民的記載，最早見於嘉靖二十七年（1548）鄧遷修《香山縣志》（以下簡稱鄧《志》）：不在版圖者，其諸島今列於左，曰：……九澳山（上東南西對橫琴，中水曰“外十字門”）。其民皆島夷。B據金國平先生考證，此“島夷”係指“傜、畲、蜑（疍）三族”C。他們過着刀耕火種、撒網打魚的生活。DA 關於路環島的“九澳系”地名，參見鄭煒明：《澳門附近島嶼氹仔、路環歷史初探》，第30—34頁；湯開建：《澳門諸名芻議》，《明代澳門史論稿》上卷，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166頁。光緒十三年（1887）程佐衡的考察報告亦云：“過路環，古名九澳，西人海道分圖，亦有名爲過路環者。”參見程佐衡：《遊歷答問八則》，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34頁。雖然九澳爲原島名，但本文爲方便敍述及一般人習慣，用“路環”或“路環島”稱全島，以與過路環、九澳兩村作區別。引文則依原文用字。又，路環島與橫琴島在古地圖上均曾被標註“阿婆尾”，但學者一般認爲“阿婆尾”應指橫琴島東端地方，見湯開建、周孝雷：《明宋應昌〈全海圖註·廣東沿海圖〉研究》，金國平主編：《〈全海圖註〉研究》（論文卷），澳門基金會，2020年，第165—167頁；楊迅凌：《〈全海圖註〉澳門及其以西部分地名考》，第213—226頁。B ［明］鄧遷修，［明］黃佐纂：嘉靖《香山縣志》卷1《風土志》，廣東省地方史志辦公室輯：《廣東歷代方志集成·廣州府部（三四）》，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7年，第14頁。C 金國平：《澳門地區原住民研究》，金國平、吳志良：《鏡海飄渺》，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1年，第247—256頁。屈大均《廣東新語·真粵人》謂：“其真劗髮文身越人，則今之瑤、僮、平鬃、俍、黎、岐、蛋諸族是也。”故島夷亦可能泛指原始越人遺族，爲當地土著。參見［清］屈大均：《廣東新語》，歐初、王貴忱主編：《屈大均全集》（四），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第211頁。譚世寶認爲島夷“是各種不受中國正統王朝的中央及地方政府管轄的勢力和人——宋、元、明、清等改朝換代時的反抗失敗逃亡者、中外的海盜以及不入政府編制戶籍的商、漁、士、僧侶各色人等”。參見譚世寶：《金石銘刻的氹仔九澳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頁。D 關於路環島早期的考古資料，可參見鄧聰、鄭煒明：《澳門黑沙──田野考古報告專刊》第VI總結，第103—128頁。有論者據資料介紹路環人口歷史，謂南宋設立的“香山鹽場”位於路環島。又謂宋元十字門海戰後有倖存者在路、氹居住下來，成爲路環島最早開拓者。〔石權：《路環歷史人口探真》，《海島迴瀾》（澳門）2014年第6期，第49頁〕這些說法尚待考證。嘉靖及其後的《香山縣志》均有香山場資料，嘉靖《香山縣志》卷3《公署》明確載，“香山場鹽課司，在縣東南二百五十里恭常都”。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78黃文輝 \ 澳門路環島村落建置與客家民系遷入考析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明清鼎革，清廷爲阻斷沿海居民對臺灣鄭氏集團的接濟，先是實施禁海政策，順治十三年（1656）發佈敕諭，“嚴禁商民船隻私自出海”；因成效不彰，遂於順治十八年（1661）發佈遷界令，閩、粵、江、浙等沿海省份居民深受影響。廣東地區於康熙元年開始下令遷界A，香山縣近海及附屬島嶼先後於康熙元年及三年兩度強推遷海令B。據康熙十二年（1673）申良翰修《香山縣志》（以下簡稱申《志》）載：“由第一角南望而盡遷沒矣，山島聳峙，曠無人煙”，“黃梁都民已遷矣，地已墟矣”。C當時遷海範圍包括九星洲山、零丁山、金星山、小橫琴山、大橫琴山、深井山、三灶山等。D申《志》沒有記載“九澳山”之名，卻有“澳山”，此處疑有漏字，兩者應指同一島嶼。嘉靖鄧《志》在“小吉山上西北中水曰乾門”之後載：“九澳山上東南西對橫琴中A 關於清初禁海與遷界及其對澳門的影響，參見韋慶遠：《有關清初禁海與遷界的若干問題》《清初的禁海、遷界與澳門》與《論康熙時期從禁海到開海的政策演變》，均載韋慶遠：《澳門史論稿》，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關於遷界對澳門的影響，還可參見鄭德華：《清初遷海時期澳門考略（1661—1683）》，《學術研究》（廣州）1988年第4期，第63—67頁；湯開建：《康熙初年的澳門遷界及兩廣總督盧興祖澳門詐賄案》，湯開建：《明清士大夫與澳門》，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第158—184頁；黃慶華：《中葡關係史（1513—1999）》上冊，合肥：黃山書社，2006年，第354—375頁；黃鴻釗：《清初禁海政策與澳門》，楊允中主編：《“一國兩制”研究》，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14年，第192—196頁；萬明：《中國融入世界的步履：明與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較研究》，北京：故宮出版社，2014年，第351—383頁；王潞：《清初廣東遷界、展界與海島管治》，《海洋史研究》第6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92—121頁。B 有論者據前述韋慶遠教授《清初的禁海、遷界與澳門》一文，謂“遷海與復界對香山縣造成的影響是有限的，原因是該縣因轄有澳門之緣故而免於遷界”，參見袁理：《澳門客家源流及其族群認同》，《黑龍江民族叢刊》（哈爾濱）2010年第3期，第143頁。查，韋教授該文衹寫“免於遷界，澳門在全國是唯一的特例”（第56頁）。C ［清］申良翰修，［清］歐陽羽文纂：康熙《香山縣志》卷1《輿地》，廣東省地方史志辦公室輯：《廣東歷代方志集成·廣州府部（三四）》，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7年，第153—154頁。道光《新修香山縣志》據《採訪冊》而得的描述更具體：“於是黃梁都、沙尾、北山、奇獨澳、黃旗角、潭洲諸鄉皆遷。官摺界期三日，貧無依者不能遽如令，五月夷其地。”參見［清］祝淮主修，［清］黃培芳等輯：道光《新修香山縣志》卷8，吳相湘主編：《中山文獻》（三）（四），臺北：學生書局，1965年，第1313頁。杜臻《粵閩巡視紀略》亦載：“元年劃界自古鎮歷觀音山……至小虎山爲香山邊；邊界以外黃梁都沙尾村、北山嶺、旗纛澳、橫琴山等諸海島皆移並續遷，共豁田地四千一十七頃有奇。”參見［清］杜臻：《粵閩巡視紀略》卷2，《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二一八》第460冊，臺北：商務印書館，第992頁下。D 康熙《香山縣志》卷1《輿地》，第158—159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79黃文輝 \ 澳門路環島村落建置與客家民系遷入考析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水曰外十字門，其民皆島夷也。”A康熙申《志》沿襲了同樣內容稱：“澳山山之東南西對橫琴水中曰外十字門，其民皆島夷也，今遷。”B對比前後兩個版本內容與條目的安排，基本可以判斷，康熙申《志》中的“澳山”應爲“九澳山”，而九澳山亦在遷界之列。受遷界政策影響，包括九澳山在內的十字門諸島居民均逃不過迫遷他鄉的厄運，這就使得沿海地區“死亡者十不存其八九，以致遷地空虛”，“戶口雕殘”，C“田盡荒廢”D。雖然康熙八年（1669），香山部分地區得以展界，允許居民返回復業，E但包括十字門諸島在內的沿海村落仍然維持遷海令F，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廷平定臺灣，下令全面展界，翌年“西南諸鄉遷民盡復業”G。路環島纔陸續有居民遷入，開闢村落。二、過路環（鹽灶灣）建村H康熙下令展復之初，香山沿海島上民生凋零，所謂“邊界雖復，而各縣被遷內徙之民能回鄉居者，已不得一二，沿海地多寬曠”。I爲恢復生產，重建社會秩序，官府先後出臺政策，開發高欄、三灶鹽場，招納香山及鄰縣居民前來承墾，開荒種植。乾隆暴《志》載：“高欄、三灶鹽場……宋、元、A 此文中“九澳山上”之“上”字，譚世寶認爲費解，應係“山之”合一的誤文。譚世寶：《金石銘刻的氹仔九澳史》，第6頁。B 康熙《香山縣志》卷1《輿地》，第159頁下。乾隆《香山縣志》中，同一段落的表述已改爲：“濠鏡澳山：在城東南一百二十里，東與澳山相對，南有十字門，潮水環繞；西與橫琴相對，北有青洲山”，這應是縣志編者發現之前康熙版的表述不妥，故作修訂。［清］暴煜修，［清］李卓揆纂：乾隆《香山縣志》卷1《山川》，故宮珍本叢刊第178冊，海南：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326頁上。C 康熙《香山縣志》卷3《食貨》，第184頁下。D 道光《新修香山縣志》卷8《事略》，第1319頁。E 道光《新修香山縣志》卷8《事略》，第1316—1317頁。F 康熙《香山縣志》卷1《縣全圖》中標明“已遷”地點，第147—148頁。G 道光《新修香山縣志》卷8《事略》，第1319頁。關於氹仔、路環兩島展界情況，可參見鄭煒明：《清初廣東珠江三角洲沿海村落的民生》，第62—63頁。該文認爲氹仔、路環兩島復界在康熙八年（1669），但不予肯定，並補充說明“否則，便要推至1684年了”。H 鹽灶灣，亦有寫作鹽竈灣，本文統一作鹽灶灣。引文則依原文照錄。I 王大魯修，賴際熙等纂：《赤溪縣志》卷8《開縣事紀》，《中國地方志集成·廣東府縣志》第35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第161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80黃文輝 \ 澳門路環島村落建置與客家民系遷入考析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明無此場，自康熙二十三年展復，本邑及南、新、順各縣里民陸續呈承墾築”A。橫琴島上，康熙年間闢建有“舊村”，“村中有三姓：蘇姓來自中山深灣，黃姓來自中山石岐長洲，鍾姓原係新會人遷三灶再轉到橫琴”。B此村位於大橫琴島東南部，靠近路環島，居民同樣來自香山及鄰縣。C到道光七年（1827），香山縣下恭常都爲編寫縣志而作的《香山下恭常都採訪冊》中，新增了十六個村子，D其中潭仔（氹仔）、過路環、橫琴（上下村）就是位於十字門海島的村落，且都被收入當年祝淮主修的《新修香山縣志》（以下簡稱祝《志》）。E此說明香山沿海高欄、三灶及十字門四島在康雍乾三朝差不多同期開發，有居民遷入闢建村落。過路環村，今稱路環村（即現時路環市區），又稱鹽灶灣。祝《志》載，“過路環，一名鹽竈灣，去城南一百六十里，去寨南四十里”F，鹽灶灣應是與高欄、三灶鹽場同時期開闢。理由如下：其一，高欄、三灶的鹽場係康熙二十三年展復後纔能招人承墾，纔有本A 乾隆《香山縣志》卷3《鹽法》，第380頁下。B 《廣東省珠海市地名志》編纂委員會編：《廣東省珠海市地名志》“舊村”條，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1989年，第65頁。杜臻《粵閩巡視紀略》卷2第996頁下載，在三灶島與路環島之間的橫琴島“有橫琴村”，未知是否即此“舊村”。關於橫琴島的村落建置情況，可參見顧興義編寫《橫琴島鄉村概況》，劉孟宇，周英堯主編：《南粵百鎮叢書 橫琴卷》，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22—23頁；梁振興：《橫琴島簡史》，原刊《珠海文史》1999年第11輯，載珠海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珠海文史資料精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0—67頁。C 橫琴地區最早的居民記載見於洪武二十五年（1392），廣東都指揮使花茂奏：“東莞香山等縣大溪山、橫琴山，逋逃蜑戶、輂人凡一千餘戶，附居海島，不習耕稼，止以操舟爲業。會官軍則稱捕魚，遇番賊則同爲寇盜，隔絕海洋，殊難管轄。……請徙其人爲兵，庶革前患。從之。”參見《明太祖實錄》（紅格鈔本）卷二百二十三，第3262頁。繪製於明萬曆十八年（1590）至十九年（1591）的［明］宋應昌《全海圖註·廣東沿海圖》，及萬曆二十四年（1596）的［明］郭棐《粵大記·廣東沿海圖》均在十字門地區標有“橫琴村”，參見湯開建、周孝雷：《明宋應昌〈全海圖註·廣東沿海圖〉研究》，第157頁。嘉靖《香山縣志》載有猺人到橫琴開發畲田：“土田分五等，而猺人畲田不與焉。畲田刀耕火種，惟橫琴、西草灣有之。”參見嘉靖《香山縣志》卷1《風土》，第15—16頁。D 佚名：《澳門志略》（《香山下恭常都採訪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第24頁。E 《香山下恭常都採訪冊》新增村名16個，但縣志衹收入13個。道光《新修香山縣志》卷2《輿地》，第185頁。F 道光《香山縣志》卷2《輿地》，第185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81黃文輝 \ 澳門路環島村落建置與客家民系遷入考析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邑及鄰近南海、新會、順德各縣里民遷入，則過路環在其時海禁森嚴之際，而鹽場設置又係受國家規管之項，不可能早於康熙二十三年開闢鹽場。A其二，香山另一在三灶島附近的海島大托山B，在嘉靖、康熙兩部《志》中與九澳山同樣名列“不在版圖”諸島，乾隆時則已“村有居人，有鹽埠”C，可見康熙至乾隆年間開墾鹽場、闢建村落的不僅高欄、三灶兩島，大托山島闢鹽埠，路環島則闢鹽灶灣。D其三，路環村天后古廟有一口乾隆二十八年（1763）鐵鐘，其銘文有“鹽灶灣”地名；天后古廟門前有同治十一年（1872）石獅一對，係由本環及南（海）、順（德）二邑信士送贈。E這表明路環鹽灶灣於乾隆二十八年前已成村，且與南、順二邑善信有聯繫。F其四，據路環老居民余剛強說，“路環以前以鍾家、水上人冼家爲大族”，“姓鍾的則是從香山縣橫琴那邊分枝過來的”。G前述橫琴島的鍾姓係新會人遷三灶再轉到橫琴，而路環的鍾姓則由橫琴分枝過來，有可能是同一A 杜臻在巡視報告中，三灶島部分未提及該島有鹽場。參見《粵閩巡視紀略》卷2，第997頁。B ［清］杜臻《粵閩巡視紀略》卷2第997頁載，三灶島“其旁復有松柏峽、白蕉山、大托山、蜘蛛洲、坦洲諸小島”（第997頁）。道光《新修香山縣志》卷1《圖說》第22頁載，大托山位於黃梁都海中，靠近磨刀角（第22頁）。C 乾隆《香山縣志》卷1《山川》，第325頁。D 有論者謂：“元明之際，福建人發明了曬鹽法，並逐步推廣至陽光強烈的閩粵二省産鹽區，從此，閩廣二省鹽場製鹽，皆以曬鹽法爲主。由此看來，路環的鹽灶灣之名，肯定出現在明初以前。”參見徐曉望《明清澳門媽祖廟的續建與澳門華人市區的擴展》，林廣志、陳文源主編：《明清時期澳門華人社會研究論文集》，澳門：澳門基金會，2018年，第212頁。元明時的曬鹽法爲何會與香山海島鹽灶灣的命名有關，論者沒有進一步論證說明，其說存疑。關於三灶與路環鹽場的關係，還可參見鄧聰、鄭煒明：《澳門黑沙》，第5頁。E 譚世寶：《金石銘刻的氹仔九澳史》，第182—183頁。F 該廟《公元一九八一年辛酉年重修天后古廟碑志》謂“本廟創建於康熙十六年”，譚世寶認同此說，參見譚世寶《金石銘刻的氹仔九澳史》，第170—171頁。筆者前述分析，路環島係康熙二十三年全面展復後纔有居民遷入，故此1981年碑志所謂康熙十六年創建說實在可疑，亦無廟內其他文物佐證。1963年，路環街坊四廟慈善委員會重修天后廟，報導的新聞稿中沒有提及該廟始建年份。參見《華僑報》（澳門）1963年10月24日，第4版。之後兩篇介紹路環名勝的文章同樣沒有相關信息。參見《路氹名勝介紹》，《華僑報》（澳門）1973年12月27日，第2版；逸群：《離島廟宇談屑》，《華僑報》（澳門）1976年8月15日，第5版。逸群文章介紹譚公廟時提及其創建於同治元年，而天后廟則謂“保存了較多的牌匾，其中有一部份是超過百年歷史，幾乎是廟宇興建後不久獲贈的”。 G 鄭煒明：《澳門附近島嶼氹仔、路環歷史初探》，第396頁、第398—399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82黃文輝 \ 澳門路環島村落建置與客家民系遷入考析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族人。綜合上述綫索推知，由於路環島、橫琴島與三灶島鄰近，來自香山本邑及南、新、順各縣的里民在承墾三灶鹽場之時，亦有人輾轉經橫琴島來到對面的路環島，在島西南部海灣開闢鹽場，將此地叫作“鹽灶灣”， A並最遲於乾隆二十八年前已形成村落。若再考慮到乾隆十五年暴《志》所列“南洋諸島”名單中已沒有“不在版圖”四字B，當知其時各島已開始發展，被納入官方編戶管理，似可從側面推測路環鹽灶灣甚或於乾隆十五年已是具規模村落。三、客家民系遷入路環島關於客家民系的遷徙，學界已有許多研究，其中羅香林先生的五次遷徙說極具代表性。香山地區客家人的遷入，正是羅先生所述的客家民系第四次大遷徒時期C，亦即《崇正同人系譜·源流》所謂“廣州屬之增城、東莞、新安、番禺、花縣、龍門、從化、香山、三水等縣……在在多有吾系，大抵皆在清初康雍乾各朝代，由梅州及循州之人或以移墾而開基，或以經商而寄寓”D。具體到香山沿海諸島，則大約是雍乾時期。A 關於路環島鹽業歷史的文化遺存，參見張卓夫《路環的古廟楹聯與製鹽業》，《海島迴瀾》（澳門）2010年第2期，第59—61頁。“鹽灶灣”是乾隆時路灣村的名稱，到道光時再有“過路環”之稱。關於改名原因，鄭煒明記錄路環黑沙村張標的口述稱：“路環原名鹽竈灣，從古以來都以此爲名，後來纔改名過路環的。過路環一名的來源是這樣的：有一次他們的值理請了戲班到鹽竈灣做戲，但事後又不夠戲金，戲班的人便到處宣揚，謂經過鹽竈灣都要改站，不要在那裏做戲。後來鹽竈灣便改名過路環了。”參見鄭煒明：《澳門附近島嶼氹仔、路環歷史初探》，第401頁。過路環（鹽灶灣）起初是個村名，慢慢取代九澳成爲島名。路環譚僊聖廟有“永言保之”橫匾，天后古廟有“坤德配天”橫匾，都是光緒二十六（1900）年由“路灣闔村衆信敬酬”，可見“路環”亦是村名兼島名。參見鄭煒明：《葡佔氹仔、路環碑銘楹匾彙編》，第123頁、第157頁。B 乾隆《香山縣志》卷1《輿地》，第325—326頁。C 羅香林：《客家源流考》，北京：中國華僑出版公司，1989年，第13—39頁。D 賴際熙主編：《崇正同人系譜》卷1、卷2，香港：崇正總會編印，1995年，第6頁。嘉靖《香山縣志·風俗》載“其調十里而殊，故有客話，有東話”。謝重光據之認爲講此“客話”的應被稱爲“客家”或“客人”，則香山地區嘉靖時已有“客家”。參見謝重光：《客家民系與客家文化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94頁。施添福不同意此分析，認爲“客話”指的其實是廣府話或粵方言，而非今日方言主義下的客家話。參見施添福《從“客家”到客家（一）：中國歷史上本貫主義戶籍制度下的“客家”》，《全球客家研究》（臺灣新竹）2013年11月第1期，第25—26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83黃文輝 \ 澳門路環島村落建置與客家民系遷入考析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雍正十年（1732），廣東巡撫提出，“諭令有力商民召集惠、潮等處貧民，給以廬舍口糧工本，每安插五家，編甲入籍，即給地百畝”。此“招佃承墾”政策正是客家民系第四次遷徙的推力。A香山地區的大橫琴島上，雍正年間有興寧、五華、香山等地農民遷入島東部建馬尿河村（又稱馬料河，1958年後改稱紅旗村）；有五華農民在東北部建瓦崗寨村（後遷居石頭山，改叫石山村）。乾隆年間則有五華縣李姓到島東部建洋環村，以打石、捕魚爲生。另清代有五華縣民在島東北部建粗砂環。B所有這些移民大都來自客家大本營之一梅州五華縣（清代爲嘉應州長樂縣C，後改現名，以區別福建長樂縣），屬於雍乾後由“招佃承墾”政策引起的客家第四次大遷徙這一波，早期以務農爲主，乾隆後又有打石、捕魚的。路環島客家民系的遷入與橫琴島有關，其年份與移民情況應大致相同。現存一份道光二年（1822）路環的賣田契D，賣方叫蘇品方，“爲因急用無銀，願將承祖作華公自行報承捐工開墾田土開九澳角、石排灣、亞婆、鸚管、鬼叫坑、蚺蛇塘、竹仔兜、南坑、東坑、西坑、昂湖、亞婆山下亞婆左側席草坑等處，共該起徵開升斥鹵升下共稅六十四畝零盡賣無餘”E。查民國12年（1923）《續修香山縣志·氏族》，香山縣有兩個蘇族，一是仁良都“張溪蘇族……現歷十六代，丁口三百五十餘人”F；一是黃旗都“大崗南沙坊蘇族，原籍本省東莞縣，嘉慶間來邑貿易。現歷六代，丁口約八十人”G。蘇品方應A 關於清初展界後政府招佃復墾與客民移入之關係，參見施添福：《從“客家”到客家（二）：粵東“Hakka·客家”稱謂的出現、蛻變與傳播》，《全球客家研究》（臺灣新竹）2014年5月第2期，第18—26頁；鄭德華：《澳門路環島九澳村》，第2頁。B 《廣東省珠海市地名志》編纂委員會編：《廣東省珠海市地名志》，第65—66頁。C 嘉應州，雍正十一年（1733）立，轄程鄉縣、鎮平縣（今蕉嶺縣）、平遠縣、興寧縣、長樂縣（今五華縣），1912年改稱梅州。D 林廣志、張中鵬、陳文源主編：《澳門檔案館藏晩清民國中文檔案文獻彙編》下卷，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822頁。E 買方是“南屏鄉鄭居一祖理事孫永裕堂”，爲香山南屏大族。參見民國《續修香山縣志》卷3《輿地·氏族》，第408頁上。南屏鄭族居一祖係十六世，其後人有鄭仲，係居一祖長房子孫，支持孫中山革命者，可參見鄭炳芳、鄭照：《他與孫中山結拜金蘭之交——回憶先父、興中會員鄭仲》，《珠海文史》（珠海）1989年第8輯，第53—58頁。F 民國《續修香山縣志》卷3《輿地·氏族》，第390頁上。G 民國《續修香山縣志》卷3《輿地·氏族》，第413頁上。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84黃文輝 \ 澳門路環島村落建置與客家民系遷入考析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是張溪蘇族後人，民國12年傳至第16代，則蘇族最遲於明嘉靖年間（1522—1566）已遷張溪，康雍年間發展成大族，族中“作華公”的一支到路環開墾闢荒。A至道光初年，作華公後人已擁有路環十多處共64畝的田土，分佈在島東北的九澳角，以及西部的石排灣（鄰近過路環）等地，並且已升科交斥鹵、升下稅，成爲“永業”能作私人買賣。B從橫琴島上客家農民移入開墾的時間與淵源來看，蘇氏家族在開墾路環過程中，應該也有招納客家農民協助。這一推測沒有直接證據，但卻有路環島上至今存有的嘉道年間客家遺蹟爲旁證，尤以橫琴嘉應長樂（五華）客家爲主。路環村觀音古廟係由石山值理於嘉慶五年（1800）始建，道光十九年（1839）重修碑載“溯自邇年，石山創建”，名列捐贈芳名首位的係“石山廣隆大廠”C，另有一座“石山廣隆廠李日龍”送贈的奠酒石船D。此“石山”，當係前述橫琴島由長樂（五華）農民闢建的石山村（瓦崗寨）。路環村天后古廟有石刻聯，爲道光二十二年（1842）“嘉應樂邑沐恩弟子謝任尚”等敬奉；有石柱，爲同年“嘉應樂邑沐恩弟子謝善”等敬奉。E故此，有理由相信，路環與橫琴兩島上客家族群之間有非常緊密的聯繫，否則無法解釋爲何橫琴石山村的客家人會到路環島上創建、重修觀音廟。十字門諸島客家民系移入的明確記載，係乾隆後期的客家打石人，當時被誤以爲“畲蠻”。道光《香山下恭常都採訪冊》載：“澳南內外十字門，A 開墾沙田的大都是豪門勢族，參見〔日〕西川喜久子：《清代珠江三角洲沙田考》，曹磊石譯，《嶺南文史》（廣州）1985年第2期，第11—22頁；程明：《清代珠江三角洲沙田述略》，《華南師範大學學報》（廣州）1986年第2期，第64—71頁；譚棣華：《清代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9—101頁；葉顯恩、林燊祿：《明清珠江三角洲沙田開發與宗族制》，《中國經濟史研究》（北京）1998年第4期，第53—65頁。B 關於清代沙田的買賣，參見傅同欽：《明清時期的廣東沙田》，《學術研究》（廣州）1981年第3期，第42—45頁；劉稚良：《沙田志初稿》，吳相湘主編：《中山文獻》（八），臺北：學生書局，1985年，第57—70頁；譚棣華：《清代珠江三角洲的沙田》，第209—217頁。C 譚世寶：《金石銘刻的氹仔九澳史》，第186—192頁。D 譚世寶：《金石銘刻的氹仔九澳史》，第195頁。E 鄭煒明：《葡佔氹仔、路環碑銘楹匾彙編》，第126頁。又，橫琴島粗砂環村由五華謝姓遷去，未知與此嘉應謝姓信衆是否有關係。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85黃文輝 \ 澳門路環島村落建置與客家民系遷入考析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山多石，高數丈，廣袤數百頃，自丫髻山、五桂山、鳳皇山而來，一路崇岡叠嶂以千數……至鯽魚灣、鹽灶灣、竹灣、橫琴、蒲灣等處。……比者奸徒盜石，群千數人於其中，日夜錘鑿不息……乾隆年間，因邑中建王廟，取石不之禁，而奸遂以諸山爲利藪，錘鑿愈傷。”A《香山下恭常都採訪冊》沒有說明盜石的奸徒是何人，但道光祝《志》載：“十字門自乾隆五十四五年始，有閩潮人鑿山取石，今屯集數千人，即昔所謂畲蠻之類。”B所謂“閩潮人”“畲蠻”，其實都是指客家民系。“閩潮人”或“惠潮人”是時人對客民的稱呼之一，因當時移居來肇、廣兩府各縣的客家人，以來自潮州、惠州、嘉應爲主，外人以其來處居地代稱之。C客家大本營又位處閩贛粵交界，該地區原是畲族所居地，畲族是“主人”；後來中原漢人遷入，是“客人”。宋元之際，兩個族群從衝突到融合，從共居到通婚，畲民漸漸由“畲蠻”涵化作客民，故客民也被視爲畲蠻。D此可從嘉慶十三年（1808）“十字門海旁石匠爲衙役需索規禮事呈官府稟殘件”中得到進一步證實。該件描述客家石匠受到衙役勒索欺凌的苦況：“泣身等原籍長樂人氏，因家外出，投至十字門海旁，打石營生，各安分守己。情因上年各處海旁生理頗好，及至各處文武衙門到來，要索我等，每月各派規銀，方准開石。如若不派，不准開石。”E此件說明十字門地區的打石匠來自長樂，係客家人。F從《香山下恭常都採訪冊》及祝《志》記載可知，乾隆後期有數千客家打石人到十字門諸島謀生。客家打石人也來到路環島，且在島上多處地方打石。《香山下恭常都採訪冊》記載路環島的主要石場有三處之多：過路環（即鹽灶灣，奸徒鑿石A 佚名：《澳門志略》（香山下恭常都採訪冊），第18頁。B 道光《新修香山縣志》卷4《海防》，第652—653頁。C 施添福：《從“客家”到客家（二）：粵東“Hakka·客家”稱謂的出現、蛻變與傳播》，第26—33頁。D 謝重光：《客家與畲族早期關係史述略》，《福建論壇》（福州）2004年第3期，第64—69頁；朱洪：《續談畲族與漢族客家民系的文化互動關係》，《廣西民族研究》（南寧）1995年第3期，第78—85頁。E 劉芳輯，章文欽校：《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年，第406頁。F 長樂（五華）以石匠著名，香港開埠之後也有許多嘉應長樂石匠前往參加建設，詳見羅香林：《香港早期之打石史蹟及其與香港建設之關係》，《食貨月刊》（臺北）1971年第1卷第9期，第459—463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86黃文輝 \ 澳門路環島村落建置與客家民系遷入考析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處）、九澳（舊鑿石處）、竹灣（新鑿石處）。A道光祝《志》也載：“過路環即鹽灶灣，今客民私採石處。”B從這兩筆記載可見，路環九澳地區在嘉慶年間可能已有客家打石匠到來，到道光年間已作廢，所以稱“舊鑿石處”。C道光年間仍在開鑿取石的則有過路環及竹灣兩處。今天路環島上未見客家打石遺址，但創建於同治元年（1862）的路環村譚僊聖廟（譚公廟）D，廟內現存民國22年（1933）“洋環鄉合衆信士敬送”橫匾E。洋環鄉即前述橫琴島洋環村，是由長樂（五華）打石人創建。 以上分析說明，路環島客家民系的遷入，與整個香山沿海島嶼（尤其是橫琴島）村落客家民系的遷入是同期同步，密切交往，先是雍正年間客家農民被招來開墾田地，到乾隆年間則有打石人前來。客家人的足跡遍及路環全島，並最終在九澳和黑沙兩地建立客民爲主的村落。四、客家移民闢建九澳、黑沙村九澳村位於路環島東北部，與西南部的過路環（鹽灶灣）分處島的兩A 佚名：《澳門志略》（香山下恭常都採訪冊），第6—7頁。直到光緒十三年（1887）程佐衡《勘地十說》仍載路環島“又東曰竹牌灣，約數家，打石營生者”。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合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三），第339頁。關於路環島採石業的發展歷史，參見吳宏岐：《澳門離島地區採石業的發展》，《海島迴瀾》（澳門）2015年第7期，第7—13頁。有論者以《香山縣鄉土志》記載謂係畲民在路環開山鑿石。參見郭志超《畲族與澳門》，《民族團結》（北京）1999年第12期，第54頁。此爲未深究歷代《香山縣志》而致誤解，吳宏岐在前述文中有訂正。B 道光《新修香山縣志》卷2《輿地》，第109頁。C 《香山下恭常都採訪冊》中大橫琴山亦同樣標示“舊鑿石處”，參見《澳門志略》（香山下恭常都採訪冊），第6頁。D 譚世寶：《金石銘刻的氹仔九澳史》，第197—198頁。同一時期，路環島客家民系的九澳村亦重修三聖廟，供奉關聖、洪聖、譚公。參見同書第205—206頁。譚公信仰源自客家聚居地惠州地區，乃客家傳統民間信仰之一，香港、深圳的客家村落都有供奉。有關澳門譚公信仰的研究，可參見鄭煒明、黃啓臣：《澳門宗教》，澳門：澳門基金會，1994年，第7—8頁。朱天舒：《從港澳的譚公和洪聖大王談起——漁民信仰中的兩種模式》，李向玉、鄭煒明、胡柱鵬主編：《“中國漁民信俗研究與保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理工學院，2013年，第181—188頁。香港方面參見危丁明：《仙蹤佛跡：香港民間信仰百年》，香港：三聯書店，2019年，第22—25頁。深圳方面參見廖虹雷：《深圳風物志》第1輯《風土人情卷》，深圳：海天出版社，2016年，第330—337頁。E 鄭煒明：《葡佔氹仔、路環碑銘楹匾彙編》，第123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87黃文輝 \ 澳門路環島村落建置與客家民系遷入考析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端。像過路環的情況一樣，九澳是先有香山本邑人在此開墾，後纔有客家人到來並且聚居建村。1977年澳門《華僑報》有一則文章載：路環除巿區之外，還有九澳和黑沙兩條村落，在兩百年前已有人定居了。兩百年前居住九澳村的，是黎鄂人，衹有三四戶人家，在海灘搭棚棲宿，開墾荒地。後來，有外來的賊人，用油煑過的茅竹爲武器，到來刧掠禾稻。居民無奈，遂遷入山邊，發展爲現在的黑沙村。A1987年鄭煒明採訪九澳村地保鍾宗B，講及類似情況：九澳最初是崎嶇的山地，直至有人（人稱“泥佬”）遷居至此，始開闢田地，從事農耕，但每年收成時，都會被人打劫，那些人都是有船的，不過到底那是些什麽人，我也不清楚，衹是上一代的人，都是這樣流傳的，那些人都是乘小船而來的，用的武器卻是削尖了的竹劍。這大概是二百多年前的事吧。C前一段文章中的“黎鄂人”應即鍾宗所說的“泥佬”。此“黎鄂（泥佬）”是誰尚待考證，但此兩段文字描述的，顯然是珠江三角洲地區沙田的“搶割”現象。D也就是說，在客家人之前，已有三四戶“黎鄂（泥佬）”在A 曲同工：《路環滄桑史》，《華僑報》（澳門）1977年8月14日，第5版。B 鍾宗本名應是鍾忠，爲當年由澳葡政府任命的地保。參見曲同工：《澳門最後一個地保》，《華僑報》（澳門）1999年2月5日，第13版。此處跟隨鄭煒明記載用鍾宗。C 鄭煒明：《澳門附近島嶼氹仔、路環歷史初探》，第403頁。D 屈大均《廣東新語》云：“粵之田，其瀕海者，或數年或數十年，輒有浮生。勢豪家名爲承餉，而影佔他人已熟之田爲己物者，往往而有，是謂佔沙。秋稼將登，則統率打手，駕大船，列刃張旗以往，多所傷殺，是謂搶割。斯二者，大爲民害，順德、香山爲甚。”（第47頁）香山沙田區匪患嚴重，以“沙匪”著稱，可參見何文平：《林瓜四之死：清末珠江三角洲的匪患與社會危機》，《近代史學刊》第11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6—11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88黃文輝 \ 澳門路環島村落建置與客家民系遷入考析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九澳地區開闢沙田耕種，但慘遭豪強搶割。A至於客家民系何時遷入九澳及建村，未見明確文獻記載。由採訪村民所得的口述資料則非但言人人殊，即使同一人所述也前後矛盾，B但有一點卻是共通的，即早期遷入九澳村的有張、鍾、何、傅、廖等姓。其中張、鍾兩姓均來自惠州，係客家地區；何、傅、廖三姓則來自香山本邑（黃竹蓢、石岐、灣仔）。九澳村有文獻可稽的家族資料，是鄭德華和鄭煒明兩位先生於其研究論文中公佈的《張氏族譜》《鍾氏族譜》。鄭德華所錄《張氏族譜》中有螺旋迴文詩：永振家聲 倫發南洋 義枝並茂 氣運中山 奧連紫金 隆盛河新 惠志太平 傳我宗族 奕世其昌 安守全志 訓道運長 洪忍可勝 轉達明源C鄭德華據此詩認爲，張氏家族在廣東中山、紫金、河源、新安（深圳）、惠州、太平（東莞）等地均有落籍繁衍。此與口述採訪中張家媳婦吳三婆婆說張家來自惠州相符，但張家是由惠州直接到九澳，還是經中山（即香山）纔到九澳，尚待查證。鄭德華整理的《張氏族譜》資料於下︰A 從地理位置與當時情況來看，此“黎鄂（泥佬）”有可能是香山本邑的貧民。乾隆十一年（1746）香山知縣張汝霖《荒田詳請免升札》謂：“（香邑）幸天強地自然之利，生成沙坦，以惠濟之。斯民得以藉耕而衣食有賴。然沙坦章程未備之前，豪強兼併，貧民未沾實惠。復蒙皇仁憲德，酌定規條，衿監、豪富、衙蠧、異籍不許呈承，而後小民得墾而耕。”參見乾隆《香山縣志》卷2，第371頁下。乾隆年間距上述文章刊載年份（1977年）恰好也是二百多年。前述香山蘇族開墾的田地中有“九澳角”，此“黎鄂（泥佬）”是否蘇族聘來的香山貧民甚或客家農民，尚待考證。B 九澳村建村口述歷史來自：（1）出生於1913年，採訪時年73歲的九澳地保鍾宗。參見鄭煒明：《澳門附近島嶼氹仔、路環歷史初探》，第403—404頁。（2）出生於1912年，採訪時年92歲的九澳張家媳婦吳三。參見鄭煒明編著：《氹仔、路環口述史·村落卷》，第195頁。（3）出生於1931年，採訪時年73歲的九澳村民何華連。參見鄭煒明編著：《氹仔、路環口述史·村落卷》，第201—202頁。C 鄭德華：《澳門路環島九澳村》，第2—3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89黃文輝 \ 澳門路環島村落建置與客家民系遷入考析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張氏二十一世祖張雲三……葬於惠州紅田尾。夫人劉氏，生五子，葬於九澳村。張氏二十二世祖張廷湘（張雲三兒子），生於乾隆四十九年（1784），卒於同治十二年（1873），葬於九澳村。張廷海（張雲三兒子），生於嘉慶三年（1798），卒於同治元年（1862），葬於九澳村。鄭德華判定張氏家族大約於清乾隆中後期，即18世紀80年代來到九澳村。這是九澳村有文獻可考最早的居民遷入年代。又據鄭德華拍攝的《張氏族譜》照片，張族按雲（二十一）、廷（二十二）、漢（二十三）、福（二十四）排字輩。現時九澳村中，光緒七年（1881）《新建觀音廟碑記》及光緒九年（1883）《新建三聖廟碑記》的捐銀芳名中，有好幾個張家漢字輩的人名：張漢玉、張漢萍、張漢文、張漢玉，是爲九澳張氏的第二十三世，也是張氏在九澳的第三代。至於《鍾氏族譜》A，現時有鄭煒明（下稱“明版”），鄭德華（下稱“華版”），何聯傑、肖偉光（下稱“何肖版”）三個版本。B兩位鄭先生版本的鍾氏前期世系描述，爲典型的客家“潁川鍾氏”族譜內容，九澳鍾氏爲鍾理這一支。C但是，關於鍾氏遷入路環後的發展細節，三個版本稍有差異。鄭煒明稱：A 鄭煒明論文中稱爲《鍾家族譜》。B 據鄭煒明先生告知，其所採用版本是由村長鍾宗提供，係1960年用毛筆抄寫紙本。鄭德華先生的版本是圓珠筆抄寫紙本。何、肖所用版本的來源與形式有待查明。C 關於《鍾氏族譜》詳細的世系描述及考證，可參見王增能：《武平鍾氏、練氏源流考》，林善珂等著：《客家路漫漫》，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年，第191—209頁；林善珂、鍾德盛：《客家鍾姓源流考辨》，蘇鍾生、吳福文主編：《第6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第269—273頁。關於鍾氏的遷移，可參見鍾德彪：《閩西鄉村社會研究》，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4年，第282—295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90黃文輝 \ 澳門路環島村落建置與客家民系遷入考析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估計再傳十五世後始“移香山下恭常土名鹽灶灣，開基創業”，再三傳至鍾立成，始至九澳（案據〈譜〉內謂葬立成於九澳村觀音廟後；九澳新建觀音廟碑記謂廟始建於光緒七年，即公元一八八一年，所以估計鍾家至九澳不過一百幾十年的事）。A鄭德華稱：來廣東後的其中一支，在第15代程理公時遷入香山縣下恭圍。來廣東後的其中一支，第18代立成公葬於九澳村。來廣東後的其中一支，第19代賢彰公於光緒十四年（1888）安葬。B何聯傑、肖偉光則稱：據鐘氏族譜記載，原籍廣東梅州興寧崗背的鐘姓祖先，從第十五世起就移居路環鹽灶灣，十六世祖遷居九澳村。其十八世祖立成公，墓葬現存於九澳村觀音廟後背。C三種說法均稱依據九澳村中鍾氏族譜，其描述的相同點有：一是鍾氏第十五代已到香山；二是第十八代鍾立成葬於九澳，但都沒有指明準確的時間。不同之處，“明版”及“何肖版”均是第十五代遷居路環鹽灶灣；“華版”是“遷入香山縣下恭圍”；“明版”說傳至第十八代鍾立成始至九澳村，“何肖版”則說第十六代遷居九澳村。茲對三個版本分析如下：第一，考察香山各志，並沒有“下恭圍”之名，但有“下恭常”以及“下恭鎮”。“下恭常”之名見於道光祝《志》，其時香山人口增加，恭常都A 鄭煒明：《澳門附近島嶼氹仔、路環歷史初探》，第162頁。B 鄭德華：《澳門路環島九澳村》，第3頁。按文中所配鍾氏族譜照片，賢彰公安葬年份應是光緒三十四年（1908），不是光緒十四年。 C 何聯傑、肖偉光：《客家人與澳門》，第80頁。按：“鐘”應爲“鍾”之誤。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91黃文輝 \ 澳門路環島村落建置與客家民系遷入考析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增場、都、圖三，村七十九”，乃分上恭常與下恭常；澳門、過路環（一名鹽灶灣）、潭仔、橫琴（上、下村）屬於下恭常戎屬。A光緒年間，香山縣改都爲鎮，將恭常都分上恭鎮、下恭鎮。B因此，從記錄的準確性及年份的合理性來說，應以“明版”及“何肖版”爲是，即鍾家第十五代遷居香山縣過路環（鹽灶灣），在此“開基創業”。第二，從鄭德華公佈的《鍾氏族譜》照片中，鍾家第十七世仕元公生立成、立就兩子；第十八世立成公生貴彰、三才、賢彰、盛彰、錦彰、漢彰等，立就公生富彰、應彰、亞三等。C其中，第十八世鍾立成的名字載於過路環村《重修觀音古廟碑記》簽題芳名內D，此廟重修於道光十九年（1839），可知此時鍾立成尚在過路環村。當然，鍾立成在九澳村亦可以捐銀予過路環村的廟宇，但以當時通行做法，廟方就會在鍾立成名字前標示“九澳”，同一碑記就有在人名前標澳門、江門、石岐等地名的；E此外如光緒八年（1882）氹仔北帝廟內《重修上帝祖廟捐簽碑志》，也在人名前標明澳門、九澳、路環、斗門等不同地方。F故此道光十九年鍾立成生活於過路環的可能性較大。第三，鍾氏第十五代遷鹽灶灣（過路環），道光十九年第十八代仍在此生活，則鍾氏大約於乾隆中期（約1750年）來到鹽灶灣，與該村建村時間吻合。第四，九澳觀音廟創建於光緒七年（1881），其碑記的捐銀芳名內有賢彰、富彰、錦彰、應彰等鍾家第十九代名字。G建於光緒九年（1883）的九澳三聖廟，其碑記載有賢彰、漢彰、應彰、錦彰的名字，賢彰更列名建廟值事首位。H此可見鍾家第十九代其時積極參與村中事務。A 道光《新修香山縣志》卷2《都里》，第183—185頁。B 民國《續修香山縣志》卷1《下恭鎮圖》，第369—370頁。C 鄭德華：《澳門路環島九澳村》，第3頁。照片衹有族譜的局部，其他內容不見，故此後人名單不齊全，但不影響本文論述。D 譚世寶：《金石銘刻的氹仔九澳史》，第189頁。E 譚世寶：《金石銘刻的氹仔九澳史》，第188頁。F 譚世寶：《金石銘刻的氹仔九澳史》，第110頁。G 譚世寶：《金石銘刻的氹仔九澳史》，第212—213頁H 譚世寶：《金石銘刻的氹仔九澳史》，第207—210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92黃文輝 \ 澳門路環島村落建置與客家民系遷入考析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第五，族譜載第十八代鍾立成葬於九澳村觀音廟後，但該廟捐獻名單內沒有其姓名，衹有賢彰等人，則鍾立成在觀音廟建成前應已過世，客家民系有“二次葬”習俗A，家人待觀音廟建成後再將其遷葬於此。第六，“何肖版”第十六代遷居九澳之說非常可疑。如此重要的家族遷移資料，兩位鄭先生的版本均無提及，此可疑一；族譜中沒有第十六、十七代葬於九澳的記載，直至第十八代鍾立成纔有記載，不似前述張氏族譜第二代就有葬於村中的記載，此可疑二；“明版”謂鍾族第十五代“移香山下恭常土名鹽灶灣，開基創業”，若是第十六代就移居九澳，說不上“開基創業”；況且已有證據說明第十八代鍾立成道光十九年還生活在過路環村，此可疑三。當然，是否鍾族另一支於第十六代遷居九澳，尚待進一步資料說明。第七，“明版”說第十八代鍾立成始遷入九澳村，這從鍾立成葬於九澳村來看，是很有可能的，時間當在道光後期。鍾立成可能是與其弟立就一同遷入九澳的，所以兩家的下一代均有參與九澳觀音廟和三聖廟的創建捐銀。總括上述分析，鍾氏家族第十五代大約於乾隆中期（1750年左右）遷居路環島鹽灶灣（過路環）村，到第十八代尚有仕元公的一支在村中生活。到道光後期，仕元公此支的鍾立成、立就兄弟遷入九澳村，開枝散葉，其第十九代已活躍參與村中事務，其中鍾賢彰於村中更有一定經濟和社會地位。路環另一個客家村黑沙，距九澳不遠，關於該村客家民系遷入情況，目前衹有村民口述及零星報章介紹。按前述1977年《華僑報》文章所述，黑沙村民係由九澳那邊移過來，但此說不見於村民口述。村民何森明出生於1933年，據其稱是在黑沙村的第五代，先人來自萬山群島；何甲辰出生於1944年，係第A 所謂“二次葬”，即先用土化等方式待死者的皮肉、內臟等軟組織腐爛之後，把骨骼收拾起來再作一次或兩次以上的處置，故又稱爲“洗骨葬”或“撿骨葬”。參見王東：《客家學導論》，臺北：南天書局，1998年，第310頁。客家人每遷一處，會將先人遺骸挖出，用“金罌”（陶罐）裝好隨身帶着，到新居地後再葬，俗稱“背骨骸”。參見劉平：《被遺忘的戰爭——咸豐同治年間廣東土客大械鬥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20頁。今天九澳村墓葬仍見“金罌”（金埕），參見何聯傑、肖偉光：《客家人與澳門》，第88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93黃文輝 \ 澳門路環島村落建置與客家民系遷入考析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三代，來自中山（香山）三鄉。A若何森明是村中第五代，則其先祖大約於乾隆後期（1790年左右）已到黑沙；B其先祖來自萬山群島，再次說明早年香山沿海諸島間居民流動遷移是常態。何甲辰祖父於道光年間來到黑沙，其時黑沙已有村落，分舊村和新村；老居民住舊村，新村則因人口增加而另闢，兩村間以一條坑爲界。A光緒十七年（1887），李鴻章幕僚程佐衡考察十字門諸島，其《勘地十說》載有難得的九澳、黑沙兩村簡短描述：又東北轉向南曰九澳，與潭仔鷄頸山相值，澳口有三聖廟，坐巽向乾，供關帝、洪聖、譚公，係光緒九年重修，旁有吳氏祖墓，山內秧田約數頃，農民數十家，墳墓甚多。東南循山轉行數百步，見瓦屋數椽，即女瘋院，海旁拳石兀立，其地名小九澳。從九澳村西南翻山，便至黑沙，爲路環東面農田村舍，與九澳相若，惟地形散漫外，無遮攔，海濤拍岸，驕如怒馬。B到宣統三年（1911），九澳、黑沙兩鄉耆老給兩廣總督張人駿的稟文中，自我介紹謂“第該處民人漁業營生，九澳住戶三十餘家，黑沙住戶二十餘家”。C此爲清朝末年、澳葡侵佔前兩村的情況。結 語在追蹤路環島村落建置及客家民系遷移的過程中，對香山沿海諸島，尤其是十字門地區的島嶼必須整體考察，因爲它們的開發大體同時進行，而且A 鄭煒明編著：《氹仔、路環口述史·村落卷》，第126、130頁；何英明、何甲辰口述：《潮水·黑沙村》，林發欽主編：《海島民風》，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200頁。該書將何森明記爲何英明。B 在另一段訪問中，何森明則說是其祖父來到黑沙村。參見林發欽主編：《海島民風》，第200頁。A 林發欽主編：《海島民風》，第200頁。B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合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三），第339頁。C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合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四），第255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94黃文輝 \ 澳門路環島村落建置與客家民系遷入考析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居民之間密切往來、互動遷移。在清初遷界之前，十字門地區島嶼即有“島夷”居住。到康熙二十三年展復之後，香山及鄰近各邑農民遷移入島，推動諸島開發。經雍乾兩朝發展，十字門地區各島嶼的村落初成規模，如橫琴島上下村、路環島鹽灶灣，以及氹仔島潭仔村等。雍正十年（1732），廣東官員提出“招佃承墾”政策，開啓客家民系大規模遷移時期。橫琴島在雍正年間就有客家農民分別建立馬尿河村和瓦崗寨村。乾隆後期，由於十字門地區石礦資源豐富，恰逢其時香山廟宇建設對石材需求旺盛，吸引大批客家打石匠到此，在諸島各村輪番鑿山取石，並與客家農民一起，形成客家民系遷入十字門的高潮。在路環島上，雖然沒有客家民系遷入的確切時間記載，但從現時路環村保存的廟宇古蹟中，可以證實其與橫琴島的客家村落有密切關聯，有可能同樣是雍正年間，客家佃農受香山大族招攬前來路環開墾荒地。至於乾隆後期來到的客家打石匠，其足跡更遍及路環九澳、鹽灶灣（過路環）、竹灣等地。隨着進入路環島的客家人越來越多，他們選擇遠離廣府人爲主的鹽灶灣村，在島的另一端定居下來，開枝散葉，聚族成村，並且於乾隆中後期先後建立九澳和黑沙兩個村落，成爲今天澳門地區保存客家文化和傳統的典型代表。客民在路環立業建村，並保持與周遭島嶼村落的密切關係，其最集中的表現是婚姻關係。在現有的口述材料中，有許多路環各村與十字門諸島村落通婚的記載。比如，九澳村的媳婦有很多來自“對面海”，如銀坑、前山、拱北、灣仔、橫琴、翠眉等。A橫琴島薯莨崗、鱭魚灣、馬料河、石山都有女子嫁入九澳，光薯莨崗一村就來了6個女子媳婦。與此同時，九澳的女子也會外嫁到“對面海”其他村。正如村中張家吳三婆婆所說，“嫁嚟（來）嫁去十字門”B。這就使得十字門地區形成了傳統式的親緣社會結構。因此，除“文革”時期外，即使在葡人管治下，路環與橫琴之間一直有定期航船往來，人員A 龐志豪、甘雪玲、李志豪、馬光、梁芷嫻、歐陽婉盈：《九澳村婚俗考察》，《海島迴瀾》（澳門）2011年第3期，第65頁。B 鄭煒明編著：《氹仔、路環口述史·村落卷》，第137頁、第196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95黃文輝 \ 澳門路環島村落建置與客家民系遷入考析New Theory of Macao History / 澳門史新論交往緊密，微型商品貿易暢順。A從歷史來看，當前正如火如荼展開的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其實是再續前緣，因爲兩地人民之間本就是同根共生。過去百年在中葡政治夾縫中，依然開枝散葉、同祠共拜、香火不絕、婚嫁不斷。澳門史研究應該對此現象作出回應，首先在地理範圍上就不應局限在當年以政治、當今以行政區域劃分的澳、氹、路三島，而應擴及至十字門甚至珠三角、大灣區；過往的粵澳關係史更多的是中葡之間的政治關係史，現在可以從經濟依存與互補、社會組織形成與演變、族群遷移與宗族淵源、民間信仰和宗教影響等方面作更深入探討，相信這將有益於文化身份上的認宗歸祖、歷史認識上的“去殖”袪魅。［責任編輯 陳文源］A 林發欽主編：《海島民風》，第47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96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趙新良 \ 瘟疫對近代澳門社會經濟的衝擊及其疫後恢復Aftermath of Epidemic and its Recovery in Macao from Late Qing to Republic PeriodZhao XinliangAbstract: Macao was stricken with several epidemics from late Qing to republic period,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ra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Massive people died and a large number of population lost their home. Economic pillars of the modern Macao, namely foreign trade, tourism and gamble, were collapsing, leading to a sharp shrinking in the government revenue. When the epidemic broke out, Chinese elite in Macao have made a great effort. Macao Portuguese government took measures and raised financial funds to put the economy on its feet, including, establishing urban health care service system, enacting policies of vaccination, cleaning up the city’s sanitation in an effort to root out the cause of the new outbreak. The Macao government, as the organizer and participant, had been preparing for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from both material and institutional levels, and ha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work. With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Macao government and Chinese communities, epidemics were all under control.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negative impacts caused by the epidemic, the Macao government had not only improved urban sanitation to prevent the recurrence of the epidemic, but also provided directly assistance to the plague victims, and gradually institutionalized the assistance. Therefore, the society and economy could recover quickly after the epidemics.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Macao in future. Keywords: Epidemic, Social Economy, Macao, Modern Times,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Zhao Xinliang,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History, is a research assistant of Guangzhou Encyclopedia Center. His research interest lies in the field of history of Macao, hist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f Guangdong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cient books and literature collation of Guangdong. He preside over two issues and participates in several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projects, provincial and municipal issues. He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ten dissertations on journal.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97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趙新良 \ 瘟疫對近代澳門社會經濟的衝擊及其疫後恢復瘟疫對近代澳門社會經濟的衝擊及其疫後恢復*趙新良［摘 要］清末至民國時期，澳門地區多次暴發瘟疫，導致人口大量死亡和民衆流離失所，同時引致對外貿易、旅遊娛樂業的萎縮，對近代澳門經濟帶來不同程度的衝擊，進而影響澳葡政府的賦稅徵收。瘟疫暴發後，澳葡政府及時介入並採取多方面、多層次的防治措施，投入財政資金，設立醫局、施種疫苗。澳門華人社會也積極防疫自救。同時，澳葡政府還對城市環境衛生進行整治，以清除瘟疫再次暴發的根源。澳葡政府作爲組織者和參與者，從物質和制度兩個層面着手進行瘟疫防治，對傳染病防控的決策與實施起到重要作用。在澳葡政府和民間力量的共同努力下，疫情控制成效顯著。爲了消除瘟疫造成的負面影響，挽回不利於經濟發展的局面，澳葡政府既對城市衛生進行整治，防止瘟疫再次暴發，也直接對瘟疫患者進行救助，並逐漸使救助制度化、體系化。因此，疫情得到控制之後，社會經濟能夠快速恢復，相關措施對於澳門日後的發展也產生了積極影響。［關鍵詞］瘟疫 社會經濟 澳門 近代 民國* 本文係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高等教育基金資助項目“公共衛生視野下近代澳門傳染病防控機制及其效應與啓示研究”（HSS-MUST-2020-02）的階段性成果。項目負責人爲林廣志（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教授）。趙新良，歷史學博士，廣州大典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主要從事澳門財政史、明清廣東社會經濟史、廣東地方文獻等研究，代表作有《鴉片戰爭後澳門財政管理制度的若干變化（1844—1849）》《轉型時期澳葡政府財政的演變和發展（1844—1888）》等。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98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趙新良 \ 瘟疫對近代澳門社會經濟的衝擊及其疫後恢復近年來，澳門醫療史、瘟疫史研究日漸爲學者所重視，且取得了衆多成果。湯開建對1900年以前澳門西式醫療機構的建立及發展、醫療制度及醫療市場的形成與發展、流行病與西醫治療等問題展開全面研究；吳玉嫻從1862年和1894年澳門兩場瘟疫、澳門對瘟疫的社會應對以及澳葡政府的公共衛生建設等方面切入，從醫療史和疾病史的角度就社會調查、制度建設、社會效應等問題進行了較爲深入的研究，重現了19世紀下半葉澳門公共衛生建設的過程與發展；郭衛東、黃雁鴻、陳偉明、李琴、張中鵬、李超、黃慶林、陳國成等亦圍繞瘟疫與社會的關係展開研究，涉及瘟疫種類、醫療救助、社會影響、社會反應等方面，並重點以1895年澳門鼠疫爲研究對象。A但從諸多相關研究來看，有關瘟疫對近代澳門經濟的影響研究較少。實際上，瘟疫暴發作爲突發事件，必然會對當地社會經濟的各個方面產生負面影響，其破壞程度亦隨着瘟疫的持續時間和劇烈程度而變化。本文關注晚清民國時期（1840—1949）瘟疫對澳門人口、對外貿易乃至政府賦稅徵收等方面所造成的影響，討論瘟疫對近代澳門社會經濟造成的破壞和澳葡政府的應對之策及其成效。A 主要成果參見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第七章《澳門瘟疫的流行及其治療和應對》，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吳玉嫻：《澳門醫療的形成、發展與“近代化”：1557—1900》，澳門大學歷史系博士學位論文，2015年，第356—409頁；郭衛東：《1895年鼠疫：澳門的公共防疫》，《中華魂》（北京）2014年第10期；黃雁鴻：《清末港澳鼠疫的防疫法例與政策比較》，《行政》（澳門）2018年第119期；黃雁鴻：《港澳的鼠疫應對與社會發展（1894—1895）》，《行政》（澳門）2015年總第107期；席菊芬：《清末澳門城市衛生建設舉措及其特點》，《環球人文地理》（重慶）2016年第8期；陳偉明、李廣超：《近代澳門的公共衛生管理（1840—1911）》，《文化雜誌》（澳門）2009年總第70期；李琴：《晚清澳門公共衛生管理研究》，暨南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論文，廣州，2012年；張中鵬、李超：《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下的韌性城市建設——以近現代澳門爲例》，《貴州社會科學》（貴陽）2021年第1期；黃慶林：《疾疫、謠言與19世紀末年粵港澳地區的社會治理》，《社會工作與管理》（廣州）2019年第6期；黃雁鴻：《澳門的袪病文化：廟宇崇拜與民間信仰》，《中國文化研究》（北京）2018年冬之卷；陳國成：《澳門的疫症與廟宇》，《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香港）2003年第32期。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199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趙新良 \ 瘟疫對近代澳門社會經濟的衝擊及其疫後恢復一、疫情下的澳門人口變化晚清至民國時期澳門瘟疫A頻發，給澳門民衆造成了巨大傷害。一方面，瘟疫直接造成了人口大量死亡；另一方面，澳門華人爲躲避瘟疫，紛紛逃離。富者尚有去處；貧者流離，生活更爲艱難。晚清民國時期，澳門多次暴發的不同種類瘟疫導致了大量人口死亡。古萬年（Custódio N. P. S. Cónim）、戴敏麗（Maria Fernanda Bragança Teixeira）稱：“在19世紀或之前的主要死因是發燒和瘧疾、梅毒、脊髓癆、肝硬化、痢疾和白喉，以及以週期性形式發生於本地之特別流行病如鼠疫、霍亂、天花和瘧疾等。氣候狀況和區內的無數沼澤及死水特別有利於地方性的瘧疾和發燒等流行病的傳播，因而造成大量人口死亡。”B霍亂是威脅澳門居民生命安全的重要疫症之一。19世紀50年代，中國內地發生動亂，紅巾起義導致廣東地區社會動盪，形成一輪人口遷移潮。C據當時的人口統計數據顯示，澳門人口數量在1860年達到20世紀以前的最高峰，時爲85,471人，D比1842年人口調查數據增長50,971人。1862年，澳門暴發霍亂。到1867年，人口減少到81,525人，除了戰後人口回流之外，霍亂的暴發對此也有一定的影響。席爾瓦醫生於1862年瘟疫流行報告中指出，本年霍亂在澳門造成421人患病，106人死亡，患者死亡率爲3.97∶1。在這些病患中，28名華人接受了葡萄牙醫生的治療，12人死亡，比例爲2.33∶1；328名患者接受A 瘟疫是由於一些強烈致病性物質，如細菌、病毒引起的傳染病。本文“瘟疫”採用epidemic的概念，鼠疫、霍亂、瘧疾等流行性疾病均包含於內。B 〔葡〕古萬年、〔葡〕戴敏麗：《澳門及其人口演變五百年（1500—2000年）：人口、社會及經濟探索》，澳門：澳門統計暨普查司，1998年，第163頁。此處所稱的“瘧疾”一般被認爲是霍亂。C 〔美〕魏斐德：《大門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間華南的社會動亂》，王小荷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149—152、158—169、208頁。D 其中，葡人4,611人，基督徒790人，巴斯人和摩羅人70人，華人80,000人。參見Lucio Augusto da Silva, Relatorio sobre a epidemia de Cholera-morbus em Macau no anno de 1862, Macau: Typographia Mercantil, 1883, p. 12.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00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趙新良 \ 瘟疫對近代澳門社會經濟的衝擊及其疫後恢復中醫診療，73人死亡，比例爲4.49∶1。A其後，1888年的霍亂導致500多人感染，死亡30餘人，B死亡比例約爲17∶1。在20世紀前二十年中，霍亂對於澳門造成的威脅相對較小，儘管霍亂偶有流行，但患者數量很少，1913年僅有兩例，1915年僅爲一例。而到20世紀40年代，霍亂再次成爲澳門主要流行病之一。根據澳門衛生局醫療報告，1942年霍亂流行最爲猛烈，持續時間最長。當時正值抗日戰爭期間，許多內地難民湧入，內河水面漂浮許多屍體，加之居住和衛生條件不理想，霍亂疫病顯著增長，死亡率高達89.5%。C澳葡當局爲防止霍亂蔓延，要求市民注射疫苗，發病率、死亡率有所控制。D但是霍亂疫症來勢迅猛，已注射預防針者死亡率仍高達59.1%，未注射預防針者死亡率爲60.5%。鼠疫也給澳門居民帶來重大傷害，其中影響最大的是1895年鼠疫。E席爾瓦稱：“1895年3月24日澳門出現了第一個鼠疫患者。”F到4月28日，疫症死亡人數從原來的每天24人上升到38人，4—7月間共超過1,200名華人死亡。拱北海關報告稱：“1894年，香港和省城發生嚴重的瘟疫。1895年4月，本關界內也出現瘟疫，情形嚴重，直到7月底纔結束。瘟疫恣肆逞虐，奪取數千人性命，纔肯甘休。”G香港《華字日報》報導，澳門“該處現患起核疫症，日漸流行，每日染症而亡者數人，甚至一日之間死者十數名”，H本地報紙A Lucio Augusto da Silva, Relatorio sobre a epidemia de Cholera-morbus em Macau no anno de 1862, Macau: Typographia Mercantil, 1883, pp. 6, 50.B Boletim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24 de Setembro de 1888, Supplemento ao No. 38; 陳國成：《澳門的疫症與廟宇》，《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香港）2003年第32期，第28頁。C 〔葡〕阿馬羅：《澳門醫學：名醫、藥房、流行病及醫務治療》，吳志良、金國平、湯開建主編：《澳門史新編》第3冊，澳門：澳門基金會，2008年，第1005頁。D 〔葡〕阿馬羅：《澳門醫學：名醫、藥房、流行病及醫務治療》，吳志良、金國平、湯開建主編：《澳門史新編》第3冊，第1017頁；傅玉蘭主編：《抗日戰爭時期的澳門》，澳門：澳門文化局，2002年，第58頁。E 關於本次鼠疫流行情況，二手資料記載始於1894年，根據目前掌握的一手資料，可知該次鼠疫流行始於1895年。F J. Gomes da Silva, A Epidemia de PesteBubónicaem Macau, Macau: Typographia Mercantil, 1895, pp. 22-23.G 莫世祥、虞和平、陳奕平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彙編（1887—1946）》，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第65—66頁。H 《鏡湖起疫》，《華字日報》（香港）1895年4月30日。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01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趙新良 \ 瘟疫對近代澳門社會經濟的衝擊及其疫後恢復《鏡海叢報》評述，“關閘門外新塚纍纍，素冠載道，更爲目不忍覩，耳不忍聞”。A1894年不足千人死亡， 而1895年上半年死亡人數驟增至2,200人。此後數年，鼠疫多次在澳門暴發，1898年4月鼠疫尤爲嚴重。據拱北海關各關廠估計，5月初掩埋的病死者一天之內高達80人。5月底，減至每天25—30人。到6月，瘟疫迅速消失。1899年，偶爾出現一些瘟疫症狀，“七月二十九日以前，一禮拜內澳民死者六十人，內有一人患核疫症。八月初六日以前，一禮拜內共死三十九人，其中沾染疫核者三人”。B1900年4—6月，發生嚴重的瘟疫。該年的確切死亡人數已難查明，出殯途經拱北關的死亡人數與1898年的數目相近。C1905—1919年間，腺鼠疫在澳門時有流行，其中1907年有1,043人死於腺鼠疫，據說6月間死者多達上千人。D1909年、1912年分別有498人、347人死於這場瘟疫，其中三分之一的死亡病例是死於鼠疫。E1912年3月，澳門地區突然流行鼠疫，染病者多爲華人，均安排在灣仔華人醫院治療，直至7月疫症方纔消逝。此次瘟疫共造成723人死亡。時人認爲，致病原因在於“澳門華人聚處，人煙稠密，無怪致病之多也”F。1915年有1人死於鼠疫，古萬年稱，到該年鼠疫基本在澳門滅絕。G瘧疾自20世紀30年代開始成爲澳門民衆死亡的主要因素之一，並且持續了若干年。1937年，“流行性瘧疾令在隔離病房接受治療的500名病人中死了294人，死亡比例爲58.8%。1938年瘧疾較上年貽害更深，總數832人確定患上疫症，並需送入Vila Branca的隔離病房，當中有304人痊癒及528人死亡。在1938年因疫病死亡的人數中，瘧疾爲主，佔63%，約爲333人。據文德泉神父轉載述，1942年和1943年的流行性瘧疾很厲害，瘧疾和霍亂導致三分之一澳門A 《澳地後盛論》，《鏡海叢報》（澳門）1895年7月3日，第1頁。B 《申報》（上海）1899年10月10日，第02版。C 莫世祥、虞和平、陳奕平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彙編（1887—1946）》，第67頁。D 莫世祥、虞和平、陳奕平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彙編（1887—1946）》，第85頁。E Macau. Governo, Anuário de Macau(1921), p. 32.F 《中華民國元年拱北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1913年3月28日），莫世祥、虞和平、陳奕平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彙編（1887—1946）》，第283頁。G 〔葡〕古萬年、〔葡〕戴敏麗：《澳門及其人口演變五百年（1500—2000年）：人口、社會及經濟探索》，第164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02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趙新良 \ 瘟疫對近代澳門社會經濟的衝擊及其疫後恢復人口死亡。據其所述，在1942年估計的中國人口總數約由30萬減少到1943年的稍多於20萬人。A如果按照50%的死亡率來推算，兩年間患瘧疾的總人數至少爲20萬纔可能導致10餘萬人的死亡。綜合論之，澳門大致於1882—1886年、1894—1895年、1908—1912年、1927—1945年四個時間區間具有相對完整的人口死亡數據。其中1882—1886年、1894—1895年死亡率呈上升趨勢，由原來的25%升到30%。1908—1912年間達到40%，死亡率上升與流行病增加有關，其中一種較突出的疫症是鼠疫。B1919—1921年間疫情較輕，死亡率爲19%，1937—1941年間爲35%，1939—1943年間爲47%，饑荒、瘧疾、霍亂是造成這一時期高死亡率的主因，其中1927—1945年因霍亂而死亡的個案在衆多死因中佔60%—70%。C疫情不僅造成人口的大量死亡，更引致大批華人逃離澳門。爲擺脫瘟疫的死亡威脅，華人常常逃回內地或逃亡香港，導致人口出現異地流動。1895年鼠疫時，大批華人離澳，或赴穗港或回鄉，以避瘟疫：“去歲時疫流行，省港遍及，惟於澳門一隅，獨享太平，幾疑天之待澳居民爲獨厚。不料自冬及春，春及夏，始而日病者數人，繼而日歿者數十人。西官極力爲護，持醫院盡心而治，而病症均未能盡泯。於是人心惶惶，各自爲計，暢禱天之乏術，惟避地以圖存，因此遷回鄉者有之，遷往港者有之，遷去省者有之。其不能離澳而家資殷實者亦以舟作陸，河上逍遙。”D1907年3—6月，澳門瘟疫異常嚴重，直至6月中旬，疫情纔逐漸平息。據報導，在4月7日之前的一個禮拜，澳門及馬騮洲兩處死亡人數83名，“僑寓華民因恐被傳染，動多擾累，故捨此而去者不止2萬人，致使地方經濟蕭條”。E1916年廣東政局動蕩，大批華人遷居港澳，A 〔葡〕古萬年、〔葡〕戴敏麗：《澳門及其人口演變五百年（1500—2000年）：人口、社會及經濟探索》，第164頁。B 〔葡〕古萬年、〔葡〕戴敏麗：《澳門及其人口演變五百年（1500—2000年）：人口、社會及經濟探索》，第167頁。C 〔葡〕阿馬羅：《澳門醫學：名醫、藥房、流行病及醫務治療》，吳志良、金國平、湯開建主編：《澳門史新編》第3冊，第1005頁。D 《澳地後盛論》，《鏡海叢報》（澳門）1895年7月3日，第1頁。E 《光緒三十三年拱北口岸華洋貿易情形論略》，莫世祥、虞和平、陳奕平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彙編（1887—1946）》，第248頁；《澳門近信》，《華字日報》（香港）1907年4月13日。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03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趙新良 \ 瘟疫對近代澳門社會經濟的衝擊及其疫後恢復致使瘟疫暴發，而難民又紛紛逃離澳門：“粵省自戰事發生，城鄉居民逃走一空，紛紛寄居港澳，澳門地狹人稠，竟至發生癘疫。旬日來人多患霍亂症，死亡極速，每日死者數十人，於是紛紛奔避至省城或香港。”A華人的遷移一方面導致人口大量減少，另一方面使澳門的社會和經濟受到極大影響。因爲伴隨華人的離去，澳門的商業也趨於蕭條乃至停頓。1925年瘟疫期間，在罷工和瘟疫等因素的疊加影響下，華人大量遷往沒有疫症流行的府縣居住，不少商鋪關閉。1925年12月，澳門市面衛生狀況惡化，由此引發霍亂，令市面混亂異常，商店紛紛遷往香洲埠營業。最後，澳葡當局以武力強行制止遷徙，社會和經濟纔逐漸穩定下來。B儘管瘟疫導致人口的死亡和遷徙，但實際上澳門人口總量仍呈不斷增加的趨勢，其主要原因在於，疫情結束後，離澳之人又迅速返回。同時，由於內地政治形勢的影響，大量內地人移入避難。1924年前，澳門人口大體保持在85,000人以內。1924年，由於廣州發生變亂，居民避居澳門，人口突增至15萬以上。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廣州及廣東各地頻遭空襲轟炸，廣東居民紛紛徙居澳門，致使1940年澳門人口突破37萬。二、疫情下的經濟波動近代以後，澳門已轉型爲依靠貿易和旅遊業爲主的港口城市。每逢瘟疫暴發，都會對澳門經濟造成不同程度的衝擊，從對外貿易、工商業、旅遊人口數量以及賭博業的發展數據可見一斑。每逢暴發瘟疫，外貿都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筆者根據1860—1944年澳門貿易船隻數量、貿易額度以及政府財政稅收數據，對重大疫情當年與次年的各項數據變化進行比較考察。圖1至圖3中，1862年、1885年、1895年、1905年、1907年、1912年、A 《地方通信》，《申報》（上海）1916年8月25日，第07版。B 《澳門疫症之流行》，中華全國總工會省港罷工委員會編：《工人之路特號》（廣州）第161期，1925年12月4日，第2版；《澳商擬派代表討論解決罷工》，中華全國總工會省港罷工委員會編：《工人之路特號》（廣州）第162期，1925年12月5日，第2版。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04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趙新良 \ 瘟疫對近代澳門社會經濟的衝擊及其疫後恢復1925年、1927年、1937—1943年間爲疫情較爲嚴重的年份。在疫情發生當年或次年，澳門進出港船隻數量、進出口貿易額度以及政府財政收入均有不同程度的變化。據圖1，1863年、1886年、1896年、1906年、1908年5個年份中，進港船隻數量除1908年略有增加外，其餘年份均較上年減少，其中1906年達1,002艘；5個年份出港船隻數量均較上年減少，1906年出港船隻達778艘。圖1 1862—1908年間澳門進出港船隻數量資料來源：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4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張廷茂：《晚清澳門海上貿易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15年。A據圖2所示，1885—1944年的六十年中，瘟疫發生後的第二年貿易額度一般都會下降：1886年進出口額度較上年減少58,881,306厘士（Reis）B，降幅爲2%；1896年較上年減少不足1%，爲2,128,672帕塔卡（Pataca）C；1906年較少A 本文所有圖表中，各學者統計的數據基本相同。B 厘士（Reis），又譯里斯、雷伊斯，爲Real（雷阿爾）復數，是舊時葡萄牙貨幣。C 1905年，澳葡政府委托澳門大西洋銀行印製發行澳門本土貨幣Pataca，即澳門幣、澳門元，爲澳門地區發行的主要流通貨幣。參見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修訂版），澳門：澳門基金會，2005年，第530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05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趙新良 \ 瘟疫對近代澳門社會經濟的衝擊及其疫後恢復年減少4,087,871帕塔卡，降幅爲13%；1912年較上年減少2,822,441帕塔卡，降幅8.5%；1925—1927年間則由46,684,329帕塔卡減少爲35,057,902帕塔卡，降幅達25%。圖2 1885—1944年間澳門進出口貿易額度統計資料來源：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4、5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張廷茂：《晚清澳門海上貿易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15年；〔葡〕古萬年、〔葡〕戴敏麗：《澳門及其人口演變五百年（1500—2000年）：人口、社會及經濟探索》，澳門：澳門統計暨普查司，1998年；莫世祥、虞和平、陳奕平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彙編：（1887—1946）》，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圖3反映了1862—1944年間澳葡政府的財政收入，其更多受承充、專營等特殊產業財稅政策的影響，但在某些年份，疫情對財政收入也有一定衝擊。結合圖1到圖3分析，1862年疫情後的第二年（1863），澳門進出港貿易船隻數量減少14艘，同期財政稅收減少106,641帕塔卡；1886年較1885年相比，進出港船隻數量、貿易額度、財政稅收均有所下降；1896年較1895年相比，進出港船隻數量、貿易額度均有所下降，由於缺少這兩個年度的財政收入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06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趙新良 \ 瘟疫對近代澳門社會經濟的衝擊及其疫後恢復數據，暫未能進行比較；1906年較1905年相比，進出港船隻數量、貿易額度均有所下降，財政稅收有所增加；1908年較1907年相比，進出港船隻數量、財政稅收均有所下降，貿易額度略有增加；1912年較1911年相比，進出口貿易額度有所下降，但是財政收入卻有所增加；1925—1927年三年出口貿易額度屢創新低，但財政收入不降反增。通過以上圖表可知，進出港船隻數量、貿易額度和政府財政收入三者在瘟疫暴發的多數年份呈同向降低，個別年份則有可能是因賭博業發展致使政府財政收入增加。瘟疫對於澳門經濟的影響，從穗港、穗澳貿易變化也可見一斑。其中以1895年澳門鼠疫最爲典型。1895年，澳門暴發腺鼠疫，受此影響，原本由澳門出口的內地貨物轉由香港出口，據拱北關史料記載：“出口最少的年份是1895年，僅七萬零四百七十四擔。該年因無颱風，收成據說比1894年增加百分之圖3 1862—1944年間澳葡政府財政收入曲綫圖資料來源：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5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趙新良：《轉型時期澳葡政府財政的演變和發展（1844—1888）》，澳門：澳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6年；余一泓：《對1898—1911年間澳門財政收支的研究》，澳門：澳門大學歷史系碩士學位論文，2017年；趙新良：《博彩合法化以來澳門財政收入與博彩稅收對照（1847—2019）》，林廣志、劉毅主編：《澳門博彩研究》，澳門：澳門文化公所，2021年。（單位：帕塔卡）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07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趙新良 \ 瘟疫對近代澳門社會經濟的衝擊及其疫後恢復四十有奇。收成雖有增加，經由本關出口的數量卻減少，究其原故，乃因該年春夏間澳門流行瘟疫，引起恐慌，致使此類貨物大多直接運往香港。”A對比1895—1896年貿易情況，1896年較1895年略有下降，可證“疫症即使引致上千人死亡，卻於貿易沒有明顯影響”B之不確。疫情對外貿影響的特殊情況出現在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澳門因處於“中立區”的特殊環境中，儘管在1937—1943年間澳門瘟疫幾乎年年發生，但出入口貿易數量和財政收入數據不降反升。1938年10月，日軍進攻華南，港英政府對日本採取不合作態度，澳門允許人員和物資自由移動，並且對日本持友好態度，於是日軍就把澳門作爲中轉站。此後，日本商社利用澳門港進行進出口貿易。廣州淪陷後，香港與廣州、江門及西江各埠交通斷絕，大批貨物自香港運往澳門，然後通過民船、舢板及汽車轉運內地，自此澳門地位日益重要。C1939年5月13日，日軍相繼佔領拱北各支關，拱北海關人員被迫全體撤離至澳門，並停止徵稅，該處商務自此開始停頓達半年之久。直至年底，淪陷區當局將岐關車路修好，准許長途汽車在其管理之下往來通行，於是進出口貿易始見恢復。1939年，由於國內外局勢緊張，拱北海關的進出口業務出現極不正常的“暴漲”，拱北海關洋貨進口值竟達26,637,667元，是上年進口值的7.2倍；本年土貨出口值爲20,072,607元，是上年出口值的2.9倍；該年進出口總值達46,710,274元，是上年總值的4.6倍。D隨着廣州、江門、中山的相繼淪陷，澳門成爲淪陷區與後方交換物資的樞紐，尤其1941年始，澳門與鄰近地區利用各式船隻交換物資，至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此項貿易乃告停止。EA 莫世祥、虞和平、陳奕平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彙編（1887—1946）》，第54頁。B 莫世祥、虞和平、陳奕平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彙編（1887—1946）》，第40頁。C 《民國二十七年海關中外貿易統計年刊·拱北關部分》（1938年），莫世祥、虞和平、陳奕平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彙編（1887—1946）》，第383頁；日本駐澳門領事館編：《澳門情況》，張海鵬主編：《中葡關係史資料集》下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96頁。D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海關總署辦公廳合編：《中國舊海關史料（1859—1948）》第132冊，北京：京華出版社，2001年，第78頁。該處“元”爲中華民國國幣之單位。E 《民國二十九年海關中外貿易統計年刊·拱北關部分》（1940年）、《民國三十年至三十四年中外貿易概況報告·拱北關部分》（1941—1945年），莫世祥、虞和平、陳奕平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彙編（1887—1946）》，第387—388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08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趙新良 \ 瘟疫對近代澳門社會經濟的衝擊及其疫後恢復旅遊娛樂業是近代澳門的重要經濟支撐，瘟疫對其影響甚爲明顯。每逢瘟疫之年，出入澳門的旅客（古萬年稱之爲“流動人口”）均有不同程度的浮動，對澳門的商業貿易和旅遊業造成或多或少的影響。1894年出入旅客的數量已達110萬，而到1895年減少至100萬，瘟疫肆虐爲旅客人口減少的原因之一。拱北海關報告稱：“查上年華客往來港澳者少，因瘟疫流傳之故。本年（1895）復行短少，又因輪船水腳加增，往來客商計有100萬之數，較上年（1894）110萬仍有減少。”A進入民國後，旅客人數呈上升之勢，1939年爲旅客進出澳門的最高峰，其中入境3,399,391人，出境3,237,871人。但1942年開始大幅回落，於1944年跌至民國時期的最低點，入境424,820人，出境344,200人（见圖4）。旅客人數的減少除政治因素外，還應與1942年瘟疫有關。1920年初，出入澳門的旅客數量仍保持在100萬上下。古萬年、戴敏麗統計了1920—1945年間內地旅客經海路和陸路進出澳門的數量，水路和陸路進入A 廣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廣州海關志編纂委員會編譯：《近代廣州口岸經濟社會概況——粵海關報告匯集》，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357頁。圖4 1920—1945年間出入澳門人口統計資料來源：〔葡〕古萬年、〔葡〕戴敏麗：《澳門及其人口演變五百年（1500—2000年）：人口、社會及經濟探索》，澳門：澳門統計暨普查司，第421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09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趙新良 \ 瘟疫對近代澳門社會經濟的衝擊及其疫後恢復澳門人口在1939年雙雙達到最高峰，其中經水路入境1,297,257人，經陸路入境2,102,134人。1940—1943年期間，遊客數量大幅回落，1942年已不足70萬，1945年更減少至40萬以下。從經廣州口岸旅客出入境數量情況變動幅度，較經水陸路進出澳門的旅客數量變動幅度大得多。以1920—1928年爲例，1926年經廣州口岸進入澳門的旅客僅爲17,765人，而離開者爲44,546人。據圖5可見，到1886年，廣州赴港澳兩地的旅客均有所回升。1895年，廣州離澳、赴澳旅客數量均不減反增，這恰好反映因疫情“惟避地以圖存，因此遷回鄉者有之，遷往港者有之，遷去省者有之”，在瘟疫肆虐時大量澳門居民赴穗躲避瘟疫，7月疫情漸趨平緩後居民又相繼返回。對比各項數據，該年赴澳遊客的數量大幅減少。1905年，離澳、赴澳旅客數量同上年大體保持平衡；1907年兩項數據均大幅上升，達45%；1925年離澳人數多達8萬以上，赴澳人圖5 1884—1927年間穗港、穗澳間人口流動統計資料來源：廣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廣州海關志編纂委員會編譯：《近代廣州口岸經濟社會概況——粵海關報告匯集》，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1150—1157頁。說明：原書分別計算外國籍和本國籍人口數量。本表將外國籍和本國籍遊客數量合併計算。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10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趙新良 \ 瘟疫對近代澳門社會經濟的衝擊及其疫後恢復數僅爲4萬多；1927年離澳人數爲1.8萬多，赴澳人數爲6.6萬以上，該時期的旅客數量變化除與廣州罷工潮、革命運動風起雲湧相關，1925年、1927年暴發的瘟疫也是影響因素之一。瘟疫對於澳門的特殊行業也造成不小影響，首當其衝的是賭博業。疫情暴發導致賭客減少，賭收亦相應下滑，以致於澳葡政府爲阻斷瘟疫傳染，規定有些賭博活動必須按照防控措施有限制地舉行。如1939年澳葡政府頒佈注射疫苗方可參加賽馬的佈告，尤其遵循港澳兩地衛生當局緊急防疫條例，往來兩地之旅客必須於六日前施行注射預防霍亂劑，並領取港口醫事衛生署之證明書，方可附輪前來。A注射疫苗領取證明之目的在於防治疫情擴散，但該措施勢必導致參與賽馬人員的減少。娼妓業也因疫情受到較大衝擊。僅以1895年瘟疫爲例，瘟疫“去歲冬間復傳至澳，春夏之交，其勢頗熾……前禮拜內，澳中各妓寮尚覺照常安靜，今則奔襲將空，十家九閉其門”。B又載，“連日福隆新街各妓屋衹見奔遷，殊不見有還巢者。入夜，通街寂然，燈昏窗黯，其有牡厲窗邊略露微光者，若非翠袖零丁，孤貧難徙，即是積年老鴇，身遷物留，托囑頹老昏庸之男婦看守器物而已”。C總體來看，瘟疫對於人口數量的影響在當年就會明顯體現，而對於經濟和政府財政收入的影響則會延至次年甚至更久，破壞時間更長。從影響領域來看，瘟疫對涉及國計的國際貿易、旅遊觀光、娛樂賭博乃至涉及民生的零售業等各方面都造成了巨大破壞。三、疫後社會經濟的恢復瘟疫對澳門社會經濟造成重大創傷。爲了消除瘟疫帶來的不利於經濟發展的局面，澳葡政府往往採取兩種手段：其一，進行城市衛生建設，從根本上A 《一部騎士未經注射，澳門賽馬實行改期》，《申報》（上海）1939年7月1日，第07 版。B 《時疫匯紀》，《鏡海叢報》（澳門）1895年5月15日，第5頁。C 《又弱一個》，《鏡海叢報》（澳門）1895年5月22日，第5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11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趙新良 \ 瘟疫對近代澳門社會經濟的衝擊及其疫後恢復清除瘟疫傳染源；其二，直接進行對瘟疫患者的救助，並使救助逐漸制度化、體系化。澳葡政府除頒佈衛生法令外，還採取切實措施，投入資金，加強城市衛生建設，包括基礎設施和衛生條件，以便於建立完善的衛生基礎設施網絡，爲居民提供良好的衛生條件，清除瘟疫傳染源。A改善路面交通和地下水道是澳葡政府的主要措施之一。1885年，澳葡政府投入3,600帕塔卡開闢雀仔園一帶道路、管道和排水溝。B1900年，澳葡當局諭令議事公局的職責範圍包括公園、街道路面和管道的維修，及對私人建築整齊、牢固、衛生條件和外觀的監督；議事公局爲此所購的材料和工具移交工程公所，必須制訂相應的財產清單和流動賬目表，以便工程公所接收工作繼續進行賬目登記。議事公局應支付工程開支和相人員開支，納入年度市政工程預算內。C1902年，工程公所提議徵收望廈稻田以拓展柯高大馬路（今高士德大馬路）直至連勝馬路，費用從公共工程經費中支出。D1904年，政府計劃延長荷蘭園大馬路的下水管道，直至與柯高大馬路相連，預計花費866帕塔卡；又計劃開鑿塔石街及其橫街的管道系統，預計花費1,117帕塔卡。E爲預防瘟疫，澳葡政府陸續強行燒毀和拆除幾個華人街區，在原址上重建街區及相應的基礎設施。1885年9月，高冠街與大三巴一帶菜地因被視爲有損健康、衛生條件差並可能成爲傳染病源，被列入公共工程計劃的一部分，修築道路並挖渠開溝。F同時，澳葡當局下令拆除新橋水涌上用木樁支起的近2,000名疍民的棚屋，甚至不惜動用巡捕強行拆除這一所謂“瘟疫傳染A 〔葡〕阿豐索：《澳門的綠色革命：19世紀80年代》，范維信譯，《文化雜誌》（澳門）1998年總第36、37期合刊。B Boletim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No. 38, 24 de Setembro de Anno 1885.C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No. 39, 29 de Setembro de Anno, 1900.D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No. 34, 23 de Agosto de Anno 1902.E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No. 30, 23 de Julho de Anno 1904.F 〔葡〕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姚京明譯，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第241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12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趙新良 \ 瘟疫對近代澳門社會經濟的衝擊及其疫後恢復源”。A1900年，澳門總督公會發佈第72號札諭，以預防鼠疫和其他傳染性疾病爲由，批准在政府經濟條件許可的情況下，拆毀並重建望德堂區，以改善該區衛生條件。B1910年5月6日，工務司報告稱，“在新橋、龍田村、沙梨頭、塔石、聖味基、和隆、瘋堂7個華人居住區中，龍田村、沙梨頭、塔石是骯髒的不適合人居住之地，最後三處先後被徵用、燒毀，已有圍牆和小屋廢墟完全用土掩埋，地面被填平抬高，以用於建造望德堂與和隆兩個街區”C。通過此項工程，澳門繼續向水坑尾門以外擴展，也有效地遏制了瘟疫的發生。民國以後，澳葡政府在1921年推出《澳門城市北區街道和馬路建造總規劃》，在規劃說明中強調，“爲了實施澳門城市供水計劃，對澳門城市設計規劃進行修訂”，D其中包含對於城市道路網的改造和街區重建等諸多項目。1937年，在澳葡政府頒佈的第2363號公告中，單列一項計400帕塔卡的經費，旨在疫情期間調撥到“衛生潔淨綏暢”的預算之中。E通過歷次大規模的城市衛生建設，澳門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公共衛生條件，保證居民擁有最起碼的衛生環境，以及享有良好的生產生活條件。爲防治瘟疫，澳葡政府專門預留相關經費，包含醫療機構的設置、運營以至購買治療藥物等費用。1895年春，因“春時少雨，亢陽致疾，西洋官購備辟毒藥料，沿道焚燒，辟穢藥水，沿街撒潑，加僱掃夫，督除穢惡”F。至7月23日，澳葡政府批准設立長開醫館（即衛生司前身），以應對嚴峻的鼠疫流行形勢，“每日物故實數清冊藉此可立，患有時症者亦因此可稽”G。無論何人赴該醫館請看病症或診脈，不收分文。醫館經費由議事公局籌措，暫設在A 1886年2月1日《澳門衛生司1885年報告》，轉引自〔葡〕阿豐索：《澳門的綠色革命：19世紀80年代》，范維信譯，《文化雜誌》（澳門）1998年總第36、37期合刊。B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No. 26, 30 de Junho de Anno 1900.C 〔葡〕阿豐索：《澳門的綠色革命：19世紀80年代》，范維信譯，《文化雜誌》（澳門）1998年總第36、37期合刊。D 田渝編譯，金國平審定：《澳門近代城市法規條例工程報告彙編》，澳門：澳門大學出版中心，2014年，第348—351頁。E Boletim Oficial da Colonia de Macau, 21de Agosto, 1937, No. 34.F 《仰請留意》，《鏡海叢報》（澳門）1895年4月10日，第6頁。G 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澳門編年史》第4卷，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2042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13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趙新良 \ 瘟疫對近代澳門社會經濟的衝擊及其疫後恢復議事公局樓下。該醫館派官醫一人充任總理，另設翻譯一員，差役一員。該醫館不僅開設門診行醫，而且負責全澳華人及育嬰堂身故之人的檢屍工作。A此外，政府還在東望洋建棚廠10座，以居留病衆。又用小輪由銀坑載運甜水數船分泊各碼頭，待人領取。每日又開動機器車激灌海水洗滌溝渠街道。B在澳葡政府的積極引導和救治下，鼠疫很快得到控制。瘟疫消退之後，居民重新返回，災難的陰影很快消除乾凈，經濟貿易活動又恢復正常。C1940年，政府推廣疫苗防治瘟疫，規定“貧苦病家凡輸送以及留醫各費完全豁免”，赴政府醫院“注射預防藥液完全免費”。又規定，“凡學校以及公衆團體如有醫生之聘定，經由本（衛生專理）局認爲合格可以注射者，則准其自行注射，而所需預防藥液並由局免費供給”。D當年，澳葡政府專門撥付15,000帕塔卡用以預防霍亂之發生，E將是否注射疫苗作爲民衆出入澳門的通行證，出入澳門需持有疫苗接種證明。“凡人一經注射之後，雖間染該症亦絕非惡性，不過僅屬於和緩性而已。”F此外，澳葡政府爲了降低瘟疫對於經濟的影響也做出了努力。1907年3—6月瘟疫發生後，地方社會蕭條，澳葡政府採取措施，允許酬神會景三日，笙歌、雜耍、舞獅、游龍，招徠四方來觀者不下數萬人，以期恢復社會民生，但是結果並不理想。G除了政府之外，本地華人華商也積極參與到瘟疫的救治防治中，其中以鏡湖醫院和同善堂所起作用最大。1895年春，鼠疫尚未暴發，《鏡海叢報》即指出：“澳地入春少雨，井泉乾涸，窮民得水殊艱，深慮亢陽爲患，民生疾A 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第245—246頁；《照登官諭》，《鏡海叢報》（澳門）1895年7月31日，第1—2頁。B 《官事匯登》，《鏡海叢報》（澳門）1895年5月1日，第6頁。C 莫世祥、虞和平、陳奕平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彙編（1887—1946）》，第66頁。D Boletim Oficial da Colónia de Macau, 18 de Maio, 1940, No. 20.E Boletim Oficial da Colónia de Macau, 14 de Dezembro, 1940, No. 50.F Boletim Oficial da Colónia de Macau, 5 de Abril, 1941, No. 14.G 《光緒三十三年拱北口岸華洋貿易情形論略》，莫世祥、虞和平、陳奕平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彙編（1887—1946）》，第248頁；《澳門近信》，《華字日報》（香港）1907年4月13日。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14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趙新良 \ 瘟疫對近代澳門社會經濟的衝擊及其疫後恢復疫……不惟西洋官應亟籌謀，仿照前章辦理，即鏡湖醫院、同善堂各值董，亦宜早設良規，急備運水濟民之策，則地方之受益良多焉。”A鼠疫暴發後，疫情的迅速蔓延引起民衆極度恐慌。在鼠疫流行最嚴重時，鏡湖醫院與同善堂各紳董即申請建立棚廠以隔離病人：惟是澳中各衆，多與各鄉有所因依，未能拒阻，此中或有沾染者。現在亢炎日甚，雨水稀疏，深慮澳中寄旅染得疾恙，還歸四鄉，一時無以容納。各等紳耆擬在灣仔搭建大廠，綢繆未雨，但須稟請官示，方敢興工。今並候侯官回奪。B這一請求，很快得到了澳葡當局的批准：前錄華人商紳擬在灣仔建搭大棚廠一座，安置病衆。頃已在廳官處稟準，前兩日蔣副轉亦從省回，澳督亦准妥，發小輪護載，務洽輿情，以故澳中華紳盧卓之（盧九）、何惠田（何連旺）竭力襄助，立督工匠人役，擇得石角嘴地方附近拱北開關廠海旁曠區，建成大廠，分作兩層，約容數百人之廠，即日分將醫院病人運載赴廠……何、盧各題捐善費銀一千元……甚善舉也。C大棚廠建成後，成效顯著：“石角嘴新設之鏡湖醫院分局，既得地利，復竭人功。蓋濱海臨水，絕無地氣之升騰，四面臨風，所有疫氛而蕩滌。各等工役人衆，照料周詳，遇有病故，統照華人規程，西醫不行過問。緣是人心歡暢，不起驚惶，安心調治。凡進斯廠者多有回春云。該廠紳董何盧兩商，既捐貲財，又不復勞苦，按日赴廠指點，故人人不敢偷安云。”DA 《未雨宜籌》，《鏡海叢報》（澳門）1895年3月27日，第5頁。B 《平情坐論》，《鏡海叢報》（澳門）1895年5月22日，第5—6頁。C 《善則旌之》，《鏡海叢報》（澳門）1895年5月29日，第6頁。D 《辦理妥善》，《鏡海叢報》（澳門）1895年6月12日，第5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15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趙新良 \ 瘟疫對近代澳門社會經濟的衝擊及其疫後恢復1895年腺鼠疫暴發後，澳門華人紳商先迎請包公巡行街道，以求禳解；繼又遠迓靈神，由鏡湖醫院各紳董迎致新寧縣陳綏靖伯神像，據稱水旱疾疫，求禱靈應。“連日巡行街道，期靜惡氛。並在康公廟前，建大廠一座，供奉該神像，以供澳內華人祭拜祈恩”。A1909年疫症又復出現於澳門之時，鏡湖醫院設廠於蓮峰山，醫院董事等派華醫六人專理其事，就近救治疫症患者。B在瘟疫的防治中，又間有個別熱心醫生參與。1896年，土生葡人佩雷拉·馬葵士（Lourenço Maria Pereira Marques）返回澳門，並開設診所免費爲人治病，提供各種醫療服務。C此時恰逢瘟疫在澳門連續暴發之際，其善行可以看作是對政府瘟疫救治的補充。澳葡政府通過頒佈防疫、治疫的法令法規以及採取的經濟恢復措施，在瘟疫的防治過程中發揮了主導作用。黃雁鴻認爲，澳葡政府主要負責制定章程和規定，主理政治領域，而華人社團和華人領袖負責協調和執行，是政府在行政領域中對權力的讓渡，使一系列應對鼠疫的政策和措施得以落實。從1895年澳門瘟疫個例來看，此說不無道理。如果放到一個更長的時段內進行考察，就可以發現，澳葡政府實際上也參與瘟疫的救助，且取得不錯的效果，衹不過在華人社群中其影響卻不如鏡湖醫院廣泛，這應該就是黃雁鴻所稱的“代表澳門華人利益的主要組織鏡湖醫院，不但在華人的醫療事務上，甚至澳葡政府推行的防疫措施上，都有很大的影響力，甚至掌握了一定的話語權”。D結 語近代以來，霍亂、瘧疾、鼠疫是威脅澳門民衆生命安全的主要傳染病，這些傳染病或是由於穗澳、港澳間的人員流動所引發，如1888年霍亂和1895年A 《官事匯登》，《鏡海叢報》（澳門）1895年5月1日，第6頁。B 《善體民情》，《華字日報》（香港）1909年5月4日。C 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 2, Macau: Fundação Oriente,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p. 566.D 黃雁鴻：《港澳的鼠疫應對與社會發展（1894—1895）》，《行政》（澳門）2015年總第107期，第127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16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趙新良 \ 瘟疫對近代澳門社會經濟的衝擊及其疫後恢復鼠疫的流行；或者是由於澳門本地的衛生環境所致，如20世紀30年代的瘧疾。前者凸顯穗港澳間密切的關聯度導致穗港一旦瘟疫暴發，就會相當迅速地從廣州、香港等地傳播到澳門，也體現了穗港澳區域體系的不可分割性。後者則是近代城市發展進程中普遍存在的問題——城市公共衛生。而這一問題在近代澳門表現尤爲明顯：澳門地域狹小，環境骯髒，人口擁擠，疫情一旦發生，就會迅速傳播，澳葡政府和民間力量不得不付出巨大精力投入到瘟疫的防治中。當然在此過程中，澳門的城市建設也取得了顯著成效。在近代澳門城市發展進程中，瘟疫時有發生，瘟疫的發生和防治並不僅僅是傳染病的問題，已影響到不同的社會領域，涉及人口流動、貿易、政府財稅等。瘟疫首先給澳門民衆帶來深重的災難，其破壞性是顯著的：瘟疫給澳門造成了大量人口的死亡和外流，在抗日戰爭這樣的特殊時期澳門人口絕對數量不降反升，這是特殊事件導致的反常現象。可以說，從人口死亡數量來看，瘟疫的流行勢必導致人口減少。瘟疫還導致澳門社會經濟秩序混亂，對外貿易、旅遊、賭博等行業均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進而影響澳葡政府的賦稅徵收。瘟疫的暴發和流行造成巨大危害，儘管澳門華人積極參與抗疫，但是在災難面前，僅僅依靠民間的力量還是不夠的，澳葡政府從具體防疫手段乃至制度建設方面採取措施。政府與社會的良好互動對於澳門日後的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在物質層面上，政府投入資金改善衛生設施，包括飲用水、城市道路網、地下排污設施的修建。同時，澳葡政府設立醫院，以爲長久之計。在制度層面，瘟疫促使澳葡政府在應對災難的管理制度方面更爲規範，政府更爲注重公共衛生組織管理，除城市環境衛生之外，隔離防疫體制逐漸構建完成，而疫苗接種成爲防治瘟疫的長效手段。［責任編輯 沈曉鳴］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18何寧宇 \ 近代澳門的疫情信息傳播及其防治效應——以1894—1895年鼠疫防治爲中心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The Dissemination of Epidemic Information and it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Effects in Modern Macao: Focus on the Plague in 1894-1895He NingyuAbstract: Timely and accurat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In modern Macao, plagues occurred frequently, especially the one in 1895. During that time, the Macao Portuguese Government led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adopted a series of measures, as well as published epidemic information and disseminated health knowledge through official newspaper. Meanwhile, Macao’s private newspapers participated in the release of information and public sentiment, and formed a network of interactive epidemic information with the newspapers in Hong Kong, Guangdong and Shanghai.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Macao Portuguese Government’s epidemic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government’s timely grasp and release of epidemic informatio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work,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newspapers was also crucial to it. Macao’s epidemic information release and health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measures ha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ublic health system in Macao and even in mainland of China, and has certain enlightenment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VID-19.Keywords: Modern Times, Macao, Plagu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Information ManagementHe Ningyu is a Ph.D. in the 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Cultural Research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T). He is currently a Special Collection Librarian of the Library of MUST, a researcher at the Research Center of Tong King Sing and the Board Members of the Tong King Sing Research Center in Zhuhai. He is also the associate editor of Tong King Sing Studies and Heung Shan Studies. He is mainly engaged in Sino-foreign cultural exchanges, Heungshan and Macao history and culture research, etc. He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10 articles in such journals as the Journal of Macau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 Journal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Studies, Tong King Sing Studies, etc.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19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何寧宇 \ 近代澳門的疫情信息傳播及其防治效應——以1894—1895年鼠疫防治爲中心 近代澳門的疫情信息傳播及其防治效應*——以1894—1895年鼠疫防治爲中心何寧宇［摘 要］及時、準確的信息管理是疫情防控體系中的重要環節。近代澳門瘟疫頻發，1895年的鼠疫尤爲嚴重。鼠疫期間，澳葡政府主導疫情防控，採取系列措施，並通過官報發佈疫情信息、傳播衛生知識。同時，澳門社會報刊也參與疫情與輿情的刊佈，並與香港、廣東乃至上海報刊形成疫情報導網絡，對鼠疫防控起到了積極作用。檢視和分析澳葡政府疫情信息管理的手段、途徑及其內容，可以看到政府及時掌握和發佈疫情信息對於疫情防控的重要作用，而社會報刊主動傳播和反映政府公共信息、防疫措施和社會輿情，也是疫情防控不容忽略的組成部分。近代澳門的疫情信息發佈與衛生知識傳播並舉的措施，促進了澳門乃至中國內地公共衛生體系的發展，對當前新冠疫情防治也有啓示意義。［關鍵詞］近代 澳門 鼠疫 防治 信息管理* 本文係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高等教育基金資助項目“公共衛生視野下近代澳門傳染病防控機制及其效應與啓示研究”（HSS-MUST-2020-02）的階段性成果。項目負責人爲林廣志（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教授）。何寧宇，國際關係博士，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特藏館員，兼任唐廷樞研究中心研究員、珠海市唐廷樞歷史文化研究中心理事、《唐廷樞研究》《香山研究》副主編；主要從事中外文化交流、香山和澳門歷史文化等研究，發表相關論文十餘篇。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20何寧宇 \ 近代澳門的疫情信息傳播及其防治效應——以1894—1895年鼠疫防治爲中心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澳門面積狹小，無障可守，加之與海內外商旅往來密切，極易受到外部疫情的侵襲。近代以來，隨着人口增長和經濟轉型，澳門的生產空間、居住環境日益逼仄，衛生醫療條件未能得到及時、有效的改善，以致鼠疫、霍亂、肺結核、腦膜炎、天花等傳染病時有暴發。據初步統計，1840—1949年間澳門發生較嚴重的瘟疫竟有14次之多。A1894年3月至5月間，廣州、香港相繼暴發鼠疫。澳門官民聞訊協防，暫時阻止了鼠疫輸入，但至1895年初，鼠疫還是在澳門暴發了。學術界對近代澳門歷次瘟疫，尤其是1894—1895年的鼠疫防治多有研究，主要討論了疫症與廟宇、防疫法例、防疫措施、謠言治理、社會互動、公共衛生管理、疫情期間的粵港澳應對等問題。B然而，少有學者關注疫情期間澳葡政府和澳門社會的信息收集、整理和發佈及其效應，尤其是對1894—1895年鼠疫防治期間澳葡政府的疫情發佈和輿情傳播的研究仍告闕如。“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面對突如其來的鼠疫，澳葡政府是如何生產和發佈疫情信息的？大衆報刊是怎樣參與疫情信息傳播並發揮作用的？政府與民間的疫情信息交互傳播對疫情防治有何作用？這些問題的探討，對瞭解近代澳門公共衛生體系的建設與發展、對當前粵港澳大灣區城市政府在突發公共衛生危機期間如何加強信息管理與合作仍然具有重要的啓示意義。一、澳葡政府的疫情發佈與信息管理面對公共衛生事件，及時、準確、有效地發佈疫情信息是政府職責所在，國家和社會除了採取適切有效的應對舉措外，有必要進行嚴格的、有效A 陳偉明、孫智雯：《近代澳門災害的歷史狀況與特點》，《文化雜誌》（澳門）2016年總第97期，第3—4頁。B 主要研究成果有曹樹基：《1894年鼠疫大流行中的廣州、香港和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上海）2005年第4期；郭衛東：《1895年鼠疫：澳門的公共性防疫——以〈鏡海叢報〉爲主要分析樣本》，《文化雜誌》（澳門）2008年總第66期；李立：《1895年澳門瘟疫中的社會互動》，《澳門研究》（澳門）2010年第3期；黃雁鴻：《1895年鼠疫與澳門公共衛生的發展》，《澳門理工學報》（澳門）2019年第3期；陳偉明、李玉姬：《近代澳門災害與災害保護神研究（1840—1949）》，《澳門研究》（澳門）2018年第89期；黃慶林：《疾疫、謠言與19世紀末年粵港澳地區的社會治理》，《社會工作與管理》（廣州）2019年第6期。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21何寧宇 \ 近代澳門的疫情信息傳播及其防治效應——以1894—1895年鼠疫防治爲中心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的信息管理。明清時期，受傳統的統治理念和技術條件等因素影響，官府匿災不報、粉飾太平的現象極爲普遍。A近代以來，隨着政府職能的轉變和西方醫療觀念和疫病防治方法的傳入，以及社會技術條件和新聞媒體的發展，疫情信息隱匿不報的情況逐漸得到改善，“從認識上由消極內斂的個人行爲逐漸轉變成積極主動的國家（政府）行政介入的公共行爲”。B儘管如此，官府對疫情動態、輿情動向仍然缺乏主動、及時的掌握，更談不上有效的“疫情信息管理”，隱瞞、漏報疫情的現象仍時有發生。鴉片戰爭後，葡人侵佔中國領土，逐步在土地、戶籍和稅收等方面對居澳華人實行殖民管治，並以“憲報”形式“頒佈”管治章程和條例。爲了預防瘟疫，澳葡政府已經注意到疫情信息管理和發佈的重要性，並通過《澳門憲報》發佈疫情信息：1879年發佈有染疫症者須及時上報衙門的通知、1882年發佈疫症之埠來澳船隻隔離的通知、1885年發佈疾病預防條款、1888年發佈預防痘症傳染的通知、1891年和1893年分別發佈種痘信息等。C1894年，省港暴發鼠疫，人口大量死亡，社會經濟遭受嚴重破壞，而廣州地方衙署給朝廷的奏摺中竟然“未見有疫情奏報”D。爲了阻止鼠疫傳播至澳門，澳葡政府採取有效預防措施。然而，數月後至1895年3月，澳門陸續發現有人感染鼠疫，隨後迅速暴發，4—6月達到高峰。爲了應對此次鼠疫，澳葡政府採取的系列防治措施之一，便是通過《澳門憲報》提前發佈預防性的疫情防治章程和條例。從發佈時間來看，1894年發佈的信息主要集中在5—6月，此時正值省港鼠疫暴發之際。正是由於澳葡政府的及時反應和警示，當年鼠疫纔未在澳門暴發。1895年澳門暴發鼠疫時，澳葡政府發佈的疫情也因此略少於1894年。相關信息生產和發佈的主體，一是澳門總督。總督是澳門的政治權力A 余新忠：《明清以來的疫病應對與歷史省思》，《史學理論研究》（北京）2020年2期，第101頁。B 余新忠：《晚清的衛生行政與近代身體的形成——以衛生防疫爲中心》，《清史研究》（北京）2011年第3期，第51頁。C 參見《澳門憲報》相關年份發佈的信息。D 董強：《傳染病的全球化與海關檢疫：1894年東亞腺鼠疫的流行及海關應對》，《海關與經貿研究》（上海）2019年第1期，第78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22何寧宇 \ 近代澳門的疫情信息傳播及其防治效應——以1894—1895年鼠疫防治爲中心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覈心，重大的疫情信息均以其名義發佈。1894年5月15日和6月2日，時任澳門總督高士德（José Maria de Sousa Horta e Costa）分別發佈《防疫條例》和《辟疫章程》，6月9日又發佈《設立澳門潔淨會公告》，1895年7月27日和8月10日又分別發佈《擬設長開醫館公告及規條》和《身故驗屍登記章程》。二是華政務廳。華政務廳主要處理澳門華人相關事務，發佈的信息也與華人疫情防控息息相關。1895年3月9日發佈《妥善處理糞料和尿水規條》，6月8日又發佈《改用糞缸、填塞舊廁公告》。三是輔政使司。輔政使司是澳葡政府秘書處，主要發佈澳門地區有無疫情的公告。1894年5月19日發佈公告稱“澳門安靜如常，並無各項疫癘”，9月1日又發佈相同的公告。此外，議事公局等政府機構也發佈疫情相關信息。從發佈內容來看：一是以章程、條例、規條等法律條文規範疫情防治，包括《防疫條例》《辟疫章程》《妥善處理糞料和尿水規條》《擬設長開醫館公告及規條》等。二是以公告形式發佈疫情防治措施。這些公告是法律條文的重要補充，具有較強的針對性和約束性，包括《放寬登岸進澳時間公告》《嚴禁在家豢養豬隻公告》《改用糞缸、填塞舊廁公告》等。三是社會動員消息。爲了有效防控疫情，澳葡政府指定具有影響力的華人紳商組織以華人爲主的社會力量參與疫情防控，如指派何連旺等籌建澳門潔淨會A，批准盧九整治沙崗並建立通風衛生民坊等B。此外，還有闢謠、無疫等疫情期間社會治理的通告等。澳葡政府針對此次鼠疫的信息發佈，大致有以下特點：一是以中文發佈。《澳門憲報》是葡人於1838年創辦的官方公告，創刊初期以葡文官方文件爲主。隨着華人人口的增加，1850年起，該報將部分與華人相關的重要內容翻A 何連旺（Ho Lin Vong，1855—1937），順德人，連旺爲其本名，加入葡籍，取名廷光，葡人稱之亞旺。捐納候選道，取名仲殷，字穗田，是清末民初澳門著名賭商、實業家、慈善家和社會活動家，在澳門華葡社會以及省港各界有較大影響。參見湯開建：《晚清澳門華人巨商何連旺家族事蹟考述》，《近代史研究》（北京）2013年第1期，第77頁。B 盧九（Lou Kau，1848—1907），原名華紹，曾用名盧華富，字育諾，號焯之，小名耉，廣東新會潮連鄉人，是19世紀下半葉澳門“賭王”，也是當時澳門政治、經濟及社會生活中最具影響力的華商代表之一。參見林廣志：《盧九家族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23—27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23何寧宇 \ 近代澳門的疫情信息傳播及其防治效應——以1894—1895年鼠疫防治爲中心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譯成中文刊出；1879年起，以葡文及中文同時頒行。鼠疫期間以中文刊佈相關信息，對業已形成的澳門華人社會防控疫情乃至公共衛生習慣的改變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二是發佈及時。廣州鼠疫暴發於1894年3月底，5—6月達到高峰，並於5月傳至香港。5月10日，香港出現鼠疫病例；12日，港英政府發佈《香港治疫章程》；15日，《申報》首次報導香港疫情。相較於距離稍遠的廣州，香港的鼠疫及其信息披露引起了澳葡政府的警惕，分別於5月15日、19日和6月2日連續發佈疫情防控信息，與《申報》首次報導香港疫情的時間相同，可見反應之迅速。三是發佈主體以澳門總督爲主。總督發佈疫情信息的次數佔澳葡政府發佈總次數的一半。凡涉及重大的疫情防治的法律規定、重大舉措等均以其名義發佈，體現了相關規定和舉措的重要性、權威性和約束性。四是發佈的內容以章程、條例等法律限制性條文爲主，也有諸多關於現代公共衛生知識的應用與傳播，體現了警示性、約束性和知識性相結合的特點。二、疫情信息發佈與公共衛生知識傳播一般認爲，鴉片戰爭後，象徵着西方物質文明與科學進步的西醫伴隨堅船利炮一起打開中國大門，開啓了西醫外科以神奇技藝治癒國人病痛的進程。A19世紀中晚期，中國內地仍沿襲傳統醫學對瘟疫和隔離的認知，對西方防疫知識知之不多，並對其能否有效防治瘟疫缺乏認識，更重要的是，西方的檢疫隔離措施與中國人的習俗相背離，人們也未認識到對抗疫病是政府的職責。B隨着葡人東來，澳門早在鴉片戰爭前已受到西方醫學觀念和知識的影響。C因此，在1894—1895年鼠疫防治期間，西方通行的醫學理念和技術常見A 趙婧：《柳葉刀尖——西醫手術技藝和觀念在近代中國的變遷》，《近代史研究》（北京）2020年第5期，第61頁。B 杜麗紅：《海港檢疫全球化對華影響之研究——以1894年香港鼠疫爲例》，《全球史評論》（北京）2015年第1期，第143頁。C 按：1568年，澳門建立中國領土上第一座西式醫院——平民醫院，西醫正式傳入澳門，牛痘接種法等西式診療技術、西洋藥物相繼傳入。至19世紀中葉，澳門已有三間西式醫院（仁慈堂醫院、瘋堂醫院、軍人醫院）和一間華人醫院（鏡湖醫院），初步建立以西醫、中醫爲基礎的近代醫療體系。參見〔葡〕阿馬羅：《澳門醫學：名醫、藥房、流行病及醫務治療》，吳志良、金國平、湯開建主編：《澳門史新編》第3冊，澳門基金會，2008年，第999—1000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24何寧宇 \ 近代澳門的疫情信息傳播及其防治效應——以1894—1895年鼠疫防治爲中心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於澳葡政府頒佈的疫情防治條例和系列措施之中，一方面以法律條文約束大衆行爲，另一方面傳播公共衛生知識、主張預防和醫治相結合，具體包括公共預防、衛生、檢疫、隔離、屍檢等制度。公共預防制度。澳葡政府重視瘟疫預防，並採取“通風”“隔離”“檢驗”“藥熏”等系列措施預防疫疾的傳播。“疫氣未盛之時，當思預先防治之法，應擇醫院之內，周時通風……院內工人倘有略見頭痛，身或微熱、神疲、喉燥等症，立須遣之出外，別尋第一通風之所，著其靜養。……凡沾是疾幸得過至危至險之時，約延六禮拜之久，刺驗其血，尚有疫蟲，殆至疫氣將衰之候則竟無矣。……如欲出院，須先安置清潔之地居之數日，方許放行，一切器物用藥熏滌云云。”A在省港疫情蔓延期間，澳葡政府密切關注疫情動態，及時“警醒”民衆，提前建立預防屏障。“查省城、香港兩處，有疔瘡疫症流行。今本澳自應預早防範，以免傳至本澳，致礙民生。”B“查鄰埠香港地方，雖經官憲悉心竭力整飭潔淨，俾免疔瘡疫症流傳，以此本省尤須加意慎防，免至流行滋蔓於本西洋屬地，致妨生命”。C公共衛生制度。鼠疫可以通過老鼠、跳蚤等傳播，因此環境衛生對鼠疫傳播影響重大。爲了防止鼠疫滋生和傳播，澳葡政府成立了以華商領袖爲主體的潔淨會，專門整飭華人街區的清潔衛生。“照得所有華民居戶，例應整飭潔淨。今查本澳華紳襄理一切，最屬合宜。……是以特飭設一公會，以資勷理。”D又嚴格糞尿處理辦法，防止通過人體排泄物傳播瘟疫：“一、無論澳內何處，概行嚴禁堆貯糞料尿水。二、在本澳及附近等處，嚴禁椿做、曬晾糞餅。三、嚴禁以糞料播田，以尿水灌溉菜蔬。”E同時，還要求改用帶蓋的糞A 《再譯西報》，《鏡海叢報》（澳門）1895年5月29日。B 《大西洋特命駐紮中國暹羅欽差便宜行事大臣澳門地捫暨屬地總督高爲札諭事》，《澳門憲報》（澳門）1894年5月15日，第19號第2附報。C 《大西洋特命駐紮中國暹羅欽差便宜行事大臣澳門地捫暨屬地總督高爲札諭事》，《澳門憲報》（澳門）1894年6月 2日第22號。D 《大西洋特命駐紮中國暹羅欽差便宜行事大臣澳門地捫暨屬地總督高爲札諭事》，《澳門憲報》（澳門）1894年6月9日第23號。E 《大西洋澳門華政務廳梁爲曉諭事》，《澳門憲報》（澳門）1895年3月9日第10號。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25何寧宇 \ 近代澳門的疫情信息傳播及其防治效應——以1894—1895年鼠疫防治爲中心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缸，並填塞先前的廁所，“將該各廁統行改用糞缸，必須覆之以蓋，置於妥當之處。尤須常時洗滌潔淨”。A議事公局也發佈公告，要求人畜隔離，防止人通過動物感染鼠疫，“嚴禁在家內豢養豬隻……如欲養豬者，須另建豬圈，或建蓬柵”。B現代檢疫制度。防止被動傳染的有效方法是主動建立檢疫制度，對從疫區到來的人和物進行檢測，阻止流動傳染源進入非疫區，切斷傳染鏈，尤其在關閘口岸設立檢疫制度，最大限度減少傳染病的輸入。1894年，省港暴發鼠疫時，澳葡政府及時在碼頭、口岸建立檢疫制度，“所有由省城或香港來澳之船及火輪渡船並小火輪渡等，務須委醫局醫生於各客未登岸之先，詣船查看，倘有華客生有疔瘡疫症，或疑其患此症者，尤須留心閱視，是爲至要”。C稍後發佈的章程進一步細化了檢疫措施：“所有由關閘路徑來澳者，無論何人，均須經官醫驗視，方准入澳。……其官醫及司病者，應由日出至日入之時，在關閘守候驗視進關之人，至晚方可回澳。”D公共隔離制度。劃分不同的功能區域，將非感染者、疑似感染者、感染病人，以及重症病人與輕症病人等相互隔離，減少疫疾的傳播。1894年，澳葡政府首先建立了針對來自省港疫區的感染或疑似病人的隔離制度：“各項船隻由省城抑或香港而來者，若疑該船內人有病症，則不准登岸。”E其次，根據澳門各區不同的功能，設置不同的隔離限行條件：“所有桅船及搖槳各船艘，如係日間駛入澳埠，抑或下碇，有貨物搭客登岸者，衹准在南灣上魚馬頭埋（靠）岸，若在內河，惟准在康公廟前地……青洲路徑，不拘何人，概不准經過。”FA 《大西洋澳門華政務廳梁爲曉諭事》，《澳門憲報》（澳門）1895年6月8日第28號。B 《大西洋澳門議事公局書吏盧爲通知事》，《澳門憲報》（澳門）1895年2月23日第8號。C 《大西洋特命駐紮中國暹羅欽差便宜行事大臣澳門地捫暨屬地總督高爲札諭事》，《澳門憲報》（澳門）1894年5月15日第19號第2附報。D 《大西洋特命駐紮中國暹羅欽差便宜行事大臣澳門地捫暨屬地總督高爲札諭事》，《澳門憲報》（澳門）1894年6月2日第22號。E 《大西洋特命駐紮中國暹羅欽差便宜行事大臣澳門地捫暨屬地總督高爲札諭事》，《澳門憲報》（澳門）1894年5月15日第19號第2附報。F 《大西洋特命駐紮中國暹羅欽差便宜行事大臣澳門地捫暨屬地總督高爲札諭事》，《澳門憲報》（澳門）1894年6月2日第22號。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26何寧宇 \ 近代澳門的疫情信息傳播及其防治效應——以1894—1895年鼠疫防治爲中心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再次，針對澳門染疫病人，除了安置於鏡湖醫院外，又在灣仔建立一處隔離病區，“石角嘴新設之鏡湖醫院分局，既得地利，復竭人功。四面生風，所有疫氣而蕩滌。各等工役人衆照料周詳……凡進斯廠者，多有回春”。A屍檢制度。鼠疫初期，澳門華人因疫死亡而多有隱瞞不報者，致使其家屬多有感染，成爲疫情防控的漏洞。居民及時報告死亡情況，政府可以通過查驗屍體快速瞭解疫情發展，繼而採取相應的防治措施，減少疫疾的交叉傳播。爲此，澳葡政府規定，凡有染疫死亡，須立即報告，“凡澳內華人並鏡湖醫院或意大利亞國貞女育嬰堂之孤煢幼童，遇有身故者，統歸該醫館總理官醫前往查驗。……若該總理官醫查驗屍身之時，疑係因奇異病症身故者，須立即報知醫局及華政務廳，並要請議事公局發給藥料工役，俾得前往料理潔淨”。B隨後，又細化了疫死者殯葬程序：“凡有身故者，於未殮之先，經總理醫員驗明，果備有除穢藥料，並按照衛生事例妥爲辦理者，方准其卅六點鐘內殯葬。出喪殯照，必須有華政務廳畫押方得”。C上述預防、衛生、檢疫、隔離、屍檢等制度的建立和實施，是防止瘟疫輸入和蔓延的極爲關鍵和有效的舉措，至今仍是預防傳染病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和防控手段。而疫情期間的“講衛生”制度和措施有利於改變華人社會的衛生習慣，既防止了瘟疫的發生和傳播，也促進了澳門公共衛生事業的發展。總體而言，澳葡政府發佈的疫情信息不僅對疫情防控起到了積極作用，同時還傳播和普及了西方現代公共衛生知識。這些知識不僅在澳門流傳，還遠播至中國內地，增進了社會大衆對瘟疫的科學認識，改變了人們的傳統觀念，推動了西方現代防疫知識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A 《辦理妥善》，《鏡海叢報》（澳門）1895年6月12日。B 《大西洋欽命監察禦史、國學天文博士、佩戴大日國依撤伯爾皇后頭等寶星暨聖雅各布博學勳勞寶星、特命駐紮中國暹羅欽差便宜行事大臣、澳門地捫暨屬地總督高爲札諭事》，《澳門憲報》（澳門）1895年7月27日第30號。C 《澳門總督高爲札諭事》，《澳門憲報》（澳門）1895年8月10日第32號。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27何寧宇 \ 近代澳門的疫情信息傳播及其防治效應——以1894—1895年鼠疫防治爲中心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三、疫情時期大衆報刊的信息傳播如果說，公衆通過官方渠道難以獲得疫情期間更爲全面的信息，那麽，大衆報刊參與疫情發佈、報導社會輿情，則可成爲官方疫情發佈的重要補充以及提高疫情防控效率的重要平臺和工具。澳門、香港是中國近代報刊的發源地，並與上海、廣州、天津等內地城市報刊互通聲氣，形成新聞、輿情報導網絡。近代社會大衆報刊的出現以及城市之間的緊密聯繫，逐漸改變了社會信息主要由政府掌控的局面，增加了信息生產和發佈的途徑，拓寬了公衆獲取信息的渠道，加快了城際之間信息的傳播速度和廣度。1894—1895年，澳港滬大衆報刊對澳門鼠疫防治作了大量報導，澳門疫疾動態、社會輿情得以廣泛傳播。從信息生產方式來看，不同的報刊採取了不同的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幾種：第一，報刊館社組織力量採訪和編寫。澳門和香港的報紙在這方面較爲突出。澳門的《鏡海叢報》刊登的鼠疫信息主要出自“本澳新聞”欄目，而該欄目“日採前山、澳門、香山等各處要件畢登之”。A香港的英文報紙多通過特約通訊員對澳門疫情進行深度報導，文章內容較爲詳實，如《士蔑報》（Hong Kong Telegraph）每期都有大篇幅文章報導疫情下澳門的社會情況。第二，轉載、轉述或翻譯其他報紙信息。這以上海地區報紙較突出。上海距離澳門遙遠，故經常轉載、轉述或翻譯澳門和香港的報導。《申報》於1894年6月1日和10日分別轉載了《澳門憲報》於5月15日和6月2日發佈的《澳門防疫條例》和《辟疫章程》；1895年3月20日，上海《字林滬報》報導的《澳疫傳聞》就轉載自香港的《循環日報》；上海《益聞錄》第1476期報導的澳門鼠疫死亡人數譯自西報。第三，刊發電報信息。上海報刊多利用電報技術從香港獲取關於澳門疫情的最新消息。1895年4月20日，上海《新聞報》報導的《澳瘟未已》就來自香港的電報：“昨日十二點逾四十五分鐘，本館接到香港來電，A 馬穎：《澳門首份中文報刊——〈鏡海叢報〉》，碩士學位論文，西安：陝西師範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2011年，第16頁。按：《鏡海叢報》於1893年在澳門創刊，1895年停刊，期間正好經歷了此次鼠疫，因此報導較多。參見澳門基金會、上海社會科學院合編：《鏡海叢報》，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年。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28何寧宇 \ 近代澳門的疫情信息傳播及其防治效應——以1894—1895年鼠疫防治爲中心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謂澳門一帶瘟疫現在其勢頗盛，每日必死若干人。”A第四，報紙主編或新聞撰稿人根據友人述說或來信告知的澳門疫情情況撰寫成新聞加以報導。1895年4月21日，《字林滬報》報導的《澳疫續信》就來自作者的香港好友的來信。B可見，澳港滬由於自身情況的差異，大衆報刊在澳門疫情信息生產方面呈現出不同的景象，澳門地區幾乎是原創，香港地區以原創爲主，轉載和轉述爲輔，而上海地區以轉載、轉述和翻譯爲主，原創爲輔。從發佈平臺來看，澳港滬通過各自的大衆報刊報導澳門的鼠疫疫情，且內容各有側重。澳門地區的中文報紙以《鏡海叢報》爲主。報導的與澳門鼠疫相關的文章近60篇，幾乎出自欄目“本澳新聞”。報導時間集中在1895年5月和6月，內容主要包括鼠疫期間澳門的社會生活、澳葡政府採取的防控措施、巡遊祈福活動、疫死人數、闢謠信息以及迷信活動等。1895年2—3月，澳門疫情還未暴發，該報就報導了議事公局和華政務廳發佈的嚴禁在家豢豬和曬糞的預防措施；4月，疫情漸重，該報連續報導了澳門社會迎請神祇巡遊和祈福的活動；至5—6月，疫情已然流行，每期都有多篇文章報導疫情：“十二日，澳督親赴鏡湖醫院查驗一切。”C“水手東街口有第二十門牌之屋，連旬之內，共死9人。”D“前禮拜內，澳中各妓寮尚覺照常安靜，今則奔徙將空，十家九閉其門。……或走匿前山，奔赴省城，然後斃命。”E此外，該報還參與普及西方防疫知識，揭發迷信撞騙活動等；7—8月，疫情逐漸平緩，報導的疫情內容也逐漸減少。香港大衆報刊以英文報紙爲主，主要關注澳門疫情動態及疫情下的社會生活。《士蔑報》刊載有關澳門鼠疫文章近20篇，時間集中在1895年4月。該報設在澳門的通訊員較詳細地記述了疫情下澳門的社會生活狀況：“澳葡政府仍然堅持拒絕向公衆提供死亡數目。實際上，政府沒有採取任何可能預防或制A 《澳瘟未已》，《新聞報》（上海）1895年4月20日，第0002版。B 《澳疫續信》，《字林滬報》（上海）1895年4月21日，第0002版。C 《俯順輿情》，《鏡海叢報》（澳門）1895年5月8日。D 《擇地諭遷》，《鏡海叢報》（澳門）1895年5月22日。E 《時疫彙紀》，《鏡海叢報》（澳門）1895年5月15日。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29何寧宇 \ 近代澳門的疫情信息傳播及其防治效應——以1894—1895年鼠疫防治爲中心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止恐慌的措施，結果是各種謠言四處流傳。……我剛剛獲悉至少有2萬名中國人逃離瘟疫，至少有250家中國商店關閉，我知道情況還在惡化，從鼠疫暴發到現在死亡的總人數至少有600人。”A《孖剌西報》和《德臣西報》也有少量報導，時間集中在1895年4—5月。另外，香港中文報紙也關注澳門疫情。1894年4月和1895年6月，香港《華字日報》多有報導澳門的鼠疫情形。上海報刊以中文報紙爲主，主要關注澳門疫情動態及澳葡政府採取的措施。《申報》刊載的相關文章近10篇，時間集中在1894年6月和1895年4月。《益聞錄》和《字林滬報》也有少量報導，時間集中在1895年4月。另外，上海的英文報紙也關注澳門的疫情。1894年6月12日，《字林西報》以大篇幅詳細報導了澳門的防疫情況，讚賞澳葡政府採取的預防鼠疫的措施。B澳港滬大衆報刊在報導澳門疫情時具有明顯的相同點：一是報導時間集中，主要在1895年4—6月（此時澳門鼠疫最爲嚴重）和1894年的5—6月；二是報導的內容偏重澳門疫情動態及疫情下澳門的社會生活情況；三是多語種報導，滿足社會各界對疫情信息的需求。不過，三地的報導也存在着明顯的差異：一是從報導文章數量來看，澳門地區報導的文章數量最多，遠遠超過香港和上海，其次是香港，最少的是上海；二是香港地區報刊的反應速度並不慢於澳門，在某些方面甚至更迅速、及時，而上海的反應最慢；三是報導的詳細程度存在差異，澳門地區的報刊處於疫情環境中，文章內容最豐富，香港英文報刊報導的內容較詳細，中文報刊稍遜，上海無論是中文還是英文報刊都較簡略；四是報導語言略有側重，澳門中、葡文兼有，香港以英文爲主、中文爲輔，上海以中文爲主、英文爲輔。近代大衆報刊利用自己的傳播優勢，逐漸擁有輿論話語權，成爲公衆瞭解疫情信息的新平臺。與官報相比，大衆報刊數量更多，報導的內容更豐富，傳播的範圍更廣泛。整體來看，官方媒體和大衆報刊媒體相得益彰，互爲補充，使得澳門本地報刊與香港、廣東乃至上海的報刊形成了互通聲氣的疫情報A “The plague at Macao,” The Hong Kong Telegraph, 1895-05-23(2).B “It is somewhat remarkable that Macao,”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1864-1951), 1894-06-12(003).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30何寧宇 \ 近代澳門的疫情信息傳播及其防治效應——以1894—1895年鼠疫防治爲中心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導網絡。官報的引導和督查以及社會大衆報刊的傳播，對疫情防控產生了積極作用，也成爲瞭解疫情下澳門社會生活的重要渠道和載體。四、大衆報刊的輿情影響及其對疫情防控的作用近代以來，從社會發展和新聞傳播的角度來看，在遭遇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時，大衆報刊的功能和作用是無法替代的。1894—1895年澳門鼠疫防治期間，澳門、香港、上海等地中、葡、英語報刊媒體不僅傳播疫情信息和政府防疫措施，搭建社會溝通橋樑，還監督政府疫情防控，傳播公共衛生知識，促進近代中國社會公共衛生事業的轉型發展。傳播疫情信息。信息閉塞、阻塞極易引起公衆恐慌，造成社會盲動、騷亂甚至暴亂。而政府瞻前顧後，往往會延遲疫情信息的發佈，不利於疫情防控。報刊媒體能夠提供及時、準確的疫情信息。1894年初，廣州鼠疫暴發，有關廣州疫情的報導主要爲酬神、施藥、施醫、施棺等公共活動，卻未見廣州地方政府防疫舉措的相關信息。A由於廣州官府缺乏主導疫情防控的意識，缺乏對疫情的科學認知，更缺乏對疫情信息的管理，以致疫情失控，大量人員死亡。從社會媒體來看，廣東報刊對疫情的報導並不多見，反而是香港和上海的報紙多有報導，可見廣東本土報刊在疫情防控中並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更沒有認識到“媒體作爲橋樑樞紐，彙集各方信息向社會發佈，幫助公衆瞭解實情，保障公衆的知情權”B。傳遞政府防疫措施。報刊媒體是政府防疫措施的積極傳播者，促進社會大衆瞭解政府舉措，動員全社會配合政府防疫抗疫。媒體擁有龐大的發行和傳播渠道，能夠及時地將政府的防控舉措傳播至社會，從而有利於疫情防控。1894年5月，當時廣東並未建立完善的海關檢疫制度，以致鼠疫由廣州傳播至香港。港英政府隨即宣佈香港爲疫埠，組建香港潔淨局抗疫，並通過《香港政A 曹樹基：《1894年鼠疫大流行中的廣州、香港和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上海）2005年第4期，第77頁。B 張帆、馬葆琛：《淺析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媒體應對策略》，《中國公共衛生管理》（哈爾濱）2013年第6期，第789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31何寧宇 \ 近代澳門的疫情信息傳播及其防治效應——以1894—1895年鼠疫防治爲中心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府官報》發佈《香港治疫章程》等，同時編印中英雙語告示及傳單宣傳防控措施。港英政府採取的措施主要包括要求疑似傳染病患前往指定醫院接受診療、確診病人定點隔離、疫症家庭清潔消毒、整治社區環境衛生、嚴查外來船隻等。港澳滬大衆報刊都對香港疫情做了大量報導，向社會傳播了政府防疫抗疫措施，配合當地政府做好疫情防控。增進政府和大衆之間的溝通。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媒體在政府與公衆之間扮演信息溝通者的角色。A政府通過媒體向社會傳遞疫情信息和防控舉措，媒體則積極傳播政府的聲音，幫助大衆獲取信息，同時反饋社會輿情。1894年省港鼠疫雖未傳至上海，但上海已經感覺到鼠疫的威脅。於是，西方各國領事在上海租界訂立《辟疫章程》，對粵港來船進行檢疫，同時創建兩所醫院，實行華洋分治。隨後，當局在上海租界內發起衛生清掃運動，成立環衛公所，對道路及公共場所進行消毒。上海租界因此異常整潔，而華人社區卻髒亂不堪，溺漬熏天，與租界形成鮮明對比，從而引發社會各界的強烈不滿。B爲了改善華人社區環境，《申報》撰文提出整治措施，包括清潔屋宇、道路、食物和用物C，以及客寓、煙館、馬車停頓之所和里巷等D。反映社會大衆希望政府採取防控整治舉措的強烈意願。監督政府防疫。在當今發達國家，新聞傳媒往往充當社會動員的輿論領袖角色E。由於公衆自身條件和能力的限制，與政府部門地位懸殊造成的信息不對稱，無法對政府的危機處置措施進行監督，F而缺乏監督會造成公衆利益得不到保障，尤其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媒體的監督極爲重要。媒體通過信息傳播權利和自身的社會影響力，監督並評測政府推行的防疫抗疫舉措。1895A 張亮：《城市公共突發性事件中的媒體功能》，《中國廣播電視學刊》（北京）2005年第4期，第39頁。B 董強：《傳染病的全球化與海關檢疫：1894年東亞腺鼠疫的流行及海關應對》，《海關與經貿研究》（上海）2019年第1期，第83頁。C 《防患未然說》，《申報》（上海）1894年6月4日，第1版。D 《續防患未然說》，《申報》（上海）1894年6月8日，第1版。E 曾四清：《突發公共事件健康教育與心理干預》，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37頁。F 張帆、馬葆琛：《淺析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媒體應對策略》，《中國公共衛生管理》（哈爾濱）2013年第6期，第789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32何寧宇 \ 近代澳門的疫情信息傳播及其防治效應——以1894—1895年鼠疫防治爲中心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年鼠疫期間，澳門在改善公共環境衛生、建設公共預防機制等方面採取了多項措施。《鏡海叢報》對此做了大量報導，並不時對政府採取的措施提出質疑，起到監督的作用：“照憲報而論，可見西去歲十二兩月，疫氣已盛矣。……如果設有報死之例，則西洋政府按冊而稽，忽見其喪亡之多，自必驚心震魄，急行密查，便知澳地有疫，先爲預防，不致如今日之蔓延甚廣，流禍無極矣”。A傳播公共衛生知識。19世紀末期，中國仍然沿襲傳統的防疫方法。面對洶湧的瘟疫，清政府未能採取有效的防控措施阻止疫疾傳播。鑒於西方現代防疫方法的傳入及其有效性，報刊及時向社會大衆傳播西方現代公共衛生知識。媒體對於健康知識的傳播能起到答疑解惑、宣傳教育、普及相關知識的作用，在促進公衆行爲改變方面扮演着必不可少的重要角色。B1894—1895年，《澳門憲報》在發佈疫情信息的同時，還向大衆傳播現代公共衛生知識。至民國時期，澳葡政府更積極主動地通過《澳門憲報》等媒體普及公共衛生知識，增強社會大衆的衛生觀念，改變人們習以爲常的生活習慣，進而提高全社會的衛生防護意識。時至今日，包括報刊、圖書、廣播、電視、互聯網等在內的媒體，已成爲公共衛生知識傳播和獲取的重要渠道。結 語1895年6月，經過一場暴雨，澳門鼠疫開始減弱，後逐漸平息，“聞澳門地方疫症已消□□，華人陸續回去，各生意似能照常繁盛”。C然而，這種傳染病並沒有在澳門絕跡，反而演變成風土病，其後十幾年一直困擾澳門。D但1894—1895年的鼠疫防治作爲近代澳門諸多瘟疫防治的一個片段，澳葡政府的若干舉措仍然值得注意。一是政府主導疫情防控，協調各方共同抗疫。當瘟疫來襲，澳葡政府自覺、主動地承擔疫情防控的職責，不迴避、不推諉，積極採A 《請增新例》，《鏡海叢報》（澳門）1895年6月26日。B 李書明、劉民：《新聞媒體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的作用》，《中國公共衛生》（瀋陽）2005年第11期，第1402頁。C 《澳門無疫》，《華字日報》（香港）1895年6月29日，第3版。D 黃雁鴻：《1895年鼠疫與澳門公共衛生的發展》，《澳門理工學報》（澳門）2019年第3期，第177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33何寧宇 \ 近代澳門的疫情信息傳播及其防治效應——以1894—1895年鼠疫防治爲中心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取防控措施。澳葡政府還動員社會力量，尤其是華人社會共同參與，建立了政府主導、政府—社會協同的疫情防控機制。二是保障信息渠道通暢，及時發佈疫情信息，這些信息又通過大衆報刊向社會傳播。疫情結束後，澳葡政府又發佈《1895年關於腺鼠疫在澳門流行的報告》，及時進行總結和反思，不斷提升防治能力。A三是傳播公共衛生知識，整治公共環境衛生。澳葡政府結合實際情況，選擇性採用西方現代醫學手段防疫抗疫，不斷向公衆傳播西方現代衛生知識，整治公共環境衛生，使得社會環境衛生狀況有了顯著改善，爲近代澳門公共衛生體系的建設奠定了基礎。四是多語言發佈疫情信息。晚清時期，大量內地難民、商人、富紳湧入澳門，華人數量不斷增加。澳葡政府使用葡文、中文發佈疫情，使華葡居民能夠及時瞭解疫情發展動態和防治要求，有序配合政府防疫抗疫。學界普遍認爲，中國於1910年東北庚戌鼠疫時，初步建立起以防疫機構、法律體系和防疫共識爲基礎的具有近代化特徵的衛生防疫體系。B但在相關研究所構建的“防疫體系”中，對疫情期間的信息管理缺乏應有的關注。澳門受西方現代醫學發展影響，先於中國內地接觸和接受西方現代疫情防控理念和方法，並在實踐中不斷摸索適合多元社會環境的防疫機制，成爲中國近代防疫機制和體系建設的肇始之地。從近現代歷次瘟疫防控來看，信息管理逐漸成爲澳葡政府統籌疫情防控體系的重要一環，澳葡政府與大衆報刊構建的政府與民間協同的信息傳遞網絡，對提升疫情防治效率，促進公共衛生體系與機制的建設和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因此，研究近代澳門疫情信息管理實踐，有助於認識近代澳門疫情防控機制與體系的內涵，也有助於深化對信息管理之於疫情防控體系建設的重要性的認識。［責任編輯 沈曉鳴］A 參見José Gomes da Silva, A Epidemia de Peste Bubonica em Macau, Macau: Typographia Mercantil, 1895.B 焦潤明：《庚戌鼠疫應對與中國近代防疫體系初建》，《歷史研究》（北京）2020年第2期，第19—20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34張中鵬 \ 清末民初澳門的瘟疫防控與城市發展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清末民初澳門的瘟疫防控與城市發展張中鵬A Study on Plagu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Urban Development of Macao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PeriodZhang ZhongpengAbstract: Since modern times, Macao has experienced a long and far-reaching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With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of consumer cities and the large-scale entry of surrounding Chinese immigrants, the number of foreign business travelers has always remained high, the population has increased rapidly, the population density has increased sharply, and the health environment has deteriorated. The health and epidemic prevention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prevalenc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have become an “urban disease” that must be faced by the urban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of modern Macao.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epidemic, combined with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natural conditions,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urban ecology, a series of targeted strategies and measures have been implemented in terms of public environment, food hygiene and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cluding improving the anti epidemic system, implementing public opinion control and guidance, implementing strict quarantine system, cooperating inside and outside the port, and improving urban infrastructure, To regulate the response to infectious diseases under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ccordingly,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played a certain role in promoting the governance of the health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of urban infrastructure, Improvement of urban living environment.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outbreak, prevalenc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urban environmental health management, and also reflect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changes in modern Macao from the side. However, the lack of management experience, confusion, disorderly planning and in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cao Portuguese authorities have to some extent dispelled the efforts and effectiveness of plagu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modern Macao.Keywords: Infectious Disease, Urban Development, Macao,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PeriodZhang Zhongpeng is a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Marxism,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 also served as a visiting scholar at the Center for Macau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cau, a post-doctor at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Lisbon, and a Contract Research Fellow at the Center for Macaulogy, Jinan University. His field of research lies in History of Macao and Sino-Wesfern Cultural Exchang. His major publications include Compilation of Chinesee historical documents in the archinves of Macao(Co-edited), Collection of Research Papers on Economic History of Macao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Co-edited).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35張中鵬 \ 清末民初澳門的瘟疫防控與城市發展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清末民初澳門的瘟疫防控與城市發展*張中鵬［摘 要］近代以來，澳門經歷了漫長且影響深遠的經濟社會轉型。清末民初，隨着消費型城市經濟的持續發展，周邊華人大規模進入澳門，人口數量快速增長，人口密度急劇增高，衛生環境惡化以及因瘟疫暴發帶來的衛生防疫挑戰，成爲近代澳門城市發展與治理必須面對的“城市病”。瘟疫暴發後，結合自然條件、人口結構、城市生態等自身特點，澳門社會在公共環境、飲食衛生、疫情防控方面實施了一系列針對性的策略和措施，包括健全抗疫制度、實施輿論管控與輿情引導、嚴格檢疫制度、埠內外協同合作，以加強對瘟疫的防控。與此相應的是，疫情防控對於推動衛生環境治理、城市基礎設施完善、城市生活環境改善也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可以說，瘟疫的暴發、流行、防範與控制，是城市環境衛生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從側面折射了近代澳門社會變遷的脈絡。然而，由於澳葡當局治理經驗短缺，規劃雜亂，執行力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近代澳門在瘟疫防控上的努力和成效。［關鍵詞］瘟疫 城市發展 澳門 清末民初 * 本文係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高等教育基金資助項目“公共衛生視野下近代澳門傳染病防控機制及其效應與啓示研究”（HSS-MUST-2020-02）的階段性成果。項目負責人爲林廣志（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教授）。張中鵬，歷史學博士，廣東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兼任暨南大學澳門研究院特邀研究員；主要從事澳門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等研究，代表作有《澳門檔案館藏晚清民國中文檔案文獻彙編》（合著）、《明清時期澳門經濟史研究論文集》（合著）等。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36張中鵬 \ 清末民初澳門的瘟疫防控與城市發展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關於近代澳門經濟轉型、城市發展及其治理形態的變遷調適，學界已有比較充分的研究，然而就瘟疫防控與城市發展、城市治理的互動關係尚未引起足夠重視。A本文以瘟疫防控爲中心，考察近代澳門城市化進程中的相關環境衛生問題及其應對策略，討論疫情防控與城市治理之間的辯證關係，進而深化對近代澳門城市發展及其治理成效的理解和認識。一、人口增長與城市環境澳門地處亞熱帶，雨水充沛，氣候濕熱，兼及地狹人稠，瘟疫發生流行之風險奇高。更爲重要的是，近代以來，澳門依托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以及政局相對穩定的區域優勢，吸引周邊地區華人不斷湧入，從而加劇了人口過密的問題，增加了疫情暴發、擴散的危險。一方面，華人大規模進入。清末民初，內地局勢動蕩，逃亡澳門的風潮再現，引致在澳華人人口居高不下。1896年，澳門總人口已增至78,627人，華人有74,627人。B民國肇建後，按照北洋政府駐外機構調查，1913年澳門華人約8.5萬人。C1924年，由於廣州商團叛亂，難民持續湧入，使澳門人口上升至A 關於澳門瘟疫史及其與城市發展之關係的研究，中外學者如郭衛東、黃雁鴻、吳玉嫻、A. H. de Oliveira Marques、Ana Maria Amaro等着墨甚多，不過目前研究多集中於清末，民國研究相對較少。較具代表性的論著有A. H. de Oliveira Marques (dir.), História dos Portugueses no Extremo Oriente, Vol. 3, Lisboa: Fundação Oriente, 2000；〔葡〕阿馬羅（Ana Maria Amaro）：《澳門醫學：名醫、藥房、流行病及醫務治療》，吳志良、金國平、湯開建主編：《澳門史新編》第3冊，澳門：澳門基金會，2008年；郭衛東：《1895年鼠疫：澳門的公共性防疫》，《文化雜誌》（澳門）2008年總第66期；郭衛東：《應對鼠疫：1894—1895年的港澳》，《歷史檔案》（北京）2011年第4期；陳偉明：《管而不控：澳門城市管理研究（1840—1911）》，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黃雁鴻：《港澳的鼠疫應對與社會發展（1894—1895）》，《行政》（澳門）2015年總第107期；吳玉嫻：《澳門醫療的形成、發展與“近代化”（1557—1900）》，澳門大學哲學博士學位論文，2016年；黃雁鴻：《1895年鼠疫與澳門公共衛生的發展》，《澳門理工學報》（澳門）2019年第3期。B 〔葡〕古萬年（Custódio N. P. S. Cónim）、〔葡〕戴敏麗（Maria Fernanda Bragança Teixeira）：《澳門及其人口演變五百年（1500—2000年）：人口、社會及經濟探索》，澳門：澳門統計暨普查司，1998年，第46頁。C 《調查華僑之確數》，《民主報》（北京）1913年1月5日。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37張中鵬 \ 清末民初澳門的瘟疫防控與城市發展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190,306人。A1927年，澳門人口仍有157,175人，其中華人152,738名。B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來澳僑居者驟增，據《澳門指南》估計，1942年“已超過五十多萬人”。C抗戰後大量華人內遷，不過，居澳華人總量仍較戰前多，且不斷有新移民進入。D需要說明的是，居澳華人大多擁擠於半島地區。以1927年爲例，當時澳門半島總人口98,202人，華人94,217人，佔比95.94%，氹仔、路環華人雖然較其他族群人口佔據絕對多數，但人數衹有4,198人和2,043人。E到1941年，澳門半島華人227,030人，佔比97.8%，氹仔、路環華人衹分別增至7,634人和5,039人。F另一方面，外來商旅人群數量始終保持高位。儘管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澳門遭遇新興通商口岸的挑戰，但來自葡萄牙、英國、法國、美國等歐美國家以及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泰國等亞洲國家的外國商人和遊客依舊絡繹不絕。更爲重要的是，毗鄰的香港和珠江三角洲地區乃近代澳門外來商貿、旅行者的主要來源。1939年，何翼雲、黎子雲合編的《澳門遊覽指南》所列舉該書代售處遍及“澳門、香港、廣州灣、吉隆坡、八打威、曼谷、仰光、河內、馬尼剌、美洲、澳洲及國內外各埠大書店”G。從這些代售處開設的地點可以大致推測近代澳門遊客的來源地。除國內各埠外，至少涵蓋東南亞周邊衆多重要城市及美洲、澳洲等處。而且，爲適應不同語種讀者的需要，書中一些酒店廣告還提供中文、英語地址。隨着賭博業的興起，消費旅遊日益增長，賭客顯然佔據最A 《中華民國十三年拱北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1925年3月5日），莫世祥、虞和平、陳奕平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彙編（1887—1946）》，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第347頁。B 〔日〕外務省東亞局：《澳門事情》，東京，1931年，第4—5頁。不過，據國民政府外交部調查，澳門華人有71,021人。參見《海外華僑計七百六十萬》，《益世報》（天津）1927年11月18日。C 俞永濟編著：《澳門指南》，澳門：商務印書館澳門支館，1941年，第4頁。D 《從澳門說到葡人與海》，《西京日報》（西安）1949年1月13日。E 〔日〕外務省東亞局：《澳門事情》，東京，1931年，第5頁。1927年，“國人總數達144,296人，佔全市人口97.2%，葡人3,575人，僅佔2.4%”。參見何大章、繆鴻基：《澳門地理》，廣州：廣東省立文理學院，1946年，第53頁。F 何大章、繆鴻基：《澳門地理》，第53—54頁；《澳門人口歷年調查報告》，《華僑報》（澳門）1941年7月9日。G 黎子雲、何翼雲編：《澳門遊覽指南》，澳門：文新印務公司，1939年，封底。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38張中鵬 \ 清末民初澳門的瘟疫防控與城市發展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大比重，他們“多是由香港、廣州和其他地方來的豪紳、富翁、軍人、政客和他們的太太等”A。據統計，民國時期每年僅從內地專門到澳門賭博者至少有14萬人B。澳門，尤其是半島地區地狹人稠的矛盾愈發嚴峻。一般來說，公共衛生問題與人口集聚數量、人口密度、人口互動頻率成正比。C隨着近代澳門人口數量和密度驟增，住房、衛生、環境問題日漸凸顯，爲多種傳染病發生擴散提供了溫床。清末鼠疫流行時，時人對地狹人稠與瘟疫暴發風險之關係多有論述。1895年拱北關報告指出，鼠疫“疫症之起，始於稠人積穢之地，漸而流傳，遍於澳門。推其致疾之由，多因病鼠四竄所帶”D。1906年肺病初發時，拱北關報告認爲，“蓋因人煙稠密，所住房屋湫隘，牖戶閉塞不通，且多習慣燕居，空氣甚少，致有此病，不能歸咎於水土”E。1912年內地華人大批遷澳，在春夏之際歷時近五個月的疫情中，染病者亦多爲華人。時人認爲： “澳門華人聚處，人煙稠密，無怪致病之多也。”F1916年霍亂暴發，《申報》報導稱，廣東戰事發生，城鄉居民逃走一空，紛紛寄居港澳，“澳門地狹人稠，竟至發生癘疫”，於是華人又紛紛逃往廣州或香港。G可以說，在時人認知中，“地狹人稠”是呼吸道、消化道等多種傳染病共同的致病根源。近代以來，澳門雖然華洋生活區域界限不像明清時期那樣涇渭分明，可是華洋空間區隔仍舊存在。據民國學人對近代澳門半島居民空間格局的描述，“東南兩方爲市區，商店薈萃於東南；碼頭多在海傍馬路、河邊新街一帶；西南則爲政府機關、學校及住宅，西人多寓此。東北之新橋市、龍田村、望夏、A 《南方的賭城》，《申報》（上海）1933年8月5日。B 向尚等：《西南旅行雜寫》，上海：中華書局，1937年，第21頁。C 何小蓮：《論中國公共衛生事業近代化之濫觴》，《學術月刊》（上海）2003年第2期，第61頁。D 《光緒二十一年拱北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莫世祥、虞和平、陳奕平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彙編（1887—1946）》，第171頁。E 《光緒三十二年拱北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莫世祥、虞和平、陳奕平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彙編（1887—1946）》，第243頁。F 《中華民國元年拱北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1913年3月28日），莫世祥、虞和平、陳奕平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彙編（1887—1946）》，第283頁。G 《地方通信》，《申報》（上海）1916年8月25日。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39張中鵬 \ 清末民初澳門的瘟疫防控與城市發展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沙崗、沙欄仔、沙梨頭、賣菜地、媽閣坊、大街坊等處，爲華人住宅區”A。按照當時寓澳外國人觀察，華人居住地街道逼仄，路面崎嶇，商店簡陋，臨水地帶以擱淺在陸上的殘破木船爲家，條件更差的疍民家庭僅以木板、草席搭蓋簡易的草棚，依附於他人的木船。B這種惡劣生活條件無疑爲傳染病流行創造了直接條件。1885年屙嘔流行時，澳門醫生局報告稱：“查此症華人多有染者，但思其所由來，乃因飲食不調，居住不潔，即有疾病，亦不速醫所致。是以特將此條款宜示於衆，俾人知所保護身命”，強調“大凡人之最要者，先要心安，切勿膽怯；其次身體清淨，更須所住地方乾潔。誠能如此，本澳必不防有疫疾，即或間有之症，亦必盡行消除矣”。C1908年，澳葡當局公開承認：“澳門華民居住街道，每因地狹人稠，致多癘疫，亟以潔淨地方爲衛生之要政。”D與此同時，拱北海關報告不僅指出當時澳門華人病患劇增之緣由是，“夫澳門華人聚處，人煙稠密，無怪致病之多”。E而且，就1895年鼠疫首次流行以來，拱北各關廠周圍經常出現患者或死者，可居住關廠內的華人和印度人均未染疾的情況果斷地認爲，其原因在於“關廠內通風順暢，認真注意居住地的衛生”。F需要說明的是，清末民初之際，歐洲正在經歷一場細菌學革命，有關疾病發生流行的“細菌說”逐漸挑戰“瘴氣說”，致使世界範圍內愈發重視疫情防控方式的多樣性，公共環境、公共衛生、居家衛生乃至個人衛生無不在考量範圍之內，環境美化、衛生整治、疫苗接種、檢疫隔離、藥物治療等新舊方案交錯並行。在此情形下，立足於地狹人稠困境的疫情防控、環境整頓和衛生治理顯得十分必要。A 俞永濟編著：《澳門指南》，第4頁。B 夏德新：《1839年的澳門：博爾傑的記敍和繪畫》，《文化雜誌》（澳門）1992年總第10期，第78—79頁。C 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澳門：澳門基金會，2002年，第135—136頁。D 《澳門憲報》（澳門）1908年7月4日第27號。E 《中華民國元年拱北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莫世祥、虞和平、陳奕平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彙編（1887—1946）》，第283頁。F 《1892至1901年拱北關十年貿易報告》，莫世祥、虞和平、陳奕平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彙編（1887—1946）》，第67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40張中鵬 \ 清末民初澳門的瘟疫防控與城市發展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二、疫情防控措施及其成效有研究者指出，19世紀及其以前澳門居民的主要死因是發燒和瘧疾、梅毒、脊髓癆、肝硬化、痢疾、白喉，以及鼠疫、霍亂、天花等週期性流行病。A進入晚清以後，澳門亦遭遇相當普遍且程度不同的多種傳染病侵襲，主要包括“屙嘔症及同類症、黃熱症、核症、痘症及同類症、喉症，傳染性屙血症、肺結核症、腦膜炎症等”。B從現存文獻統計發現，近代澳門初春易暴發流感、鼠疫、結核病、腦膜炎；春末炎夏常流行霍亂、腸胃病；冬春天時亢燥，多傳播天花、白喉。面對這一情形，近代澳門採取了若干相應的舉措。健全抗疫制度。爲提升醫療應急水平，一些配套機構相繼籌設，衛生局直接負責全澳醫療衛生事務，一些醫療辦事機構分設幾處（不同時期數量和地點不盡一致），從而形成上下貫通、左右聯動、內外協同的組織架構。疫情暴發後，多個部門參與其間：衛生局協同稽查“所有街道、房屋、溝渠等處除穢事宜”；工程公所“將搭棚工料備妥”，方便及時建搭病棚；船政廳整頓碼頭“以便由省港來澳之人，隨帶行李貨物上落”；鏡湖醫院“妥備病者應用各件，如經西洋醫官稽驗，疑是疫症，而該病者不欲在棚由西洋醫官調治，即令遷出澳外，以杜傳染”。C此舉可謂醫療行政、民政、交通、城建、警察等多個政府部門以及公私醫療機構，共同實現疫情應對方面的多部門聯動。腦膜炎發病期間，軍醫院、醫生局、華政務廳、員警所、鏡湖醫院均充當滅臭藥水的領取點，D船政廳則主持水上衛生的稽查。在疫情期間，澳葡當局推行海面衛生章程，要求“一切入本澳之大小船主，須將船上所有病症情形，報明管理本澳海面事務官員知悉”，“如船上帶有現病之人，或途中曾有病人者，一入口時船政人員未曾立刻到其船查看衛生情形，該船必須自行即將船上帶有現病人A 〔葡〕古萬年、〔葡〕戴敏麗：《澳門及其人口演變五百年（1500—2000年）：人口、社會及經濟探索》，第163頁。B 田渝編譯：《澳門近代城市法規條例工程報告彙編》，澳門：澳門大學出版中心，2014年，第359—406頁。C 《澳門憲報》（澳門）1896年3月7日第10號。D 《澳門憲報》（澳門）1918年4月6日第14號。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41張中鵬 \ 清末民初澳門的瘟疫防控與城市發展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或途中曾有病人之情形事，向巡河船管駕報知。若係於入口後船上有病人，亦須報與巡河管駕知悉”。A實施輿論管控與輿情引導。澳門作爲一個移民城市，與疫情相伴而生的社會恐慌容易導致外來華洋人士的大量逃離。鑒於此，《澳門憲報》經常發佈有關疫情的信息，個別無疫情時期也通報埠外情形，如報稱“現今本澳埠口以及陸地各處，均仍屬安靜如常，並無各項疫癘也”。B一批本地報紙如《鏡海叢報》《知新報》《華僑報》《大衆報》《市民日報》《世界日報》等及時報導埠內外疫情進展，客觀上緩解了大衆的心理壓力。而壓力釋放的結果之一，誠如時人樂觀地看到，“嗣後每年或輕或重皆有時疫流行，於今已習以爲常，不以爲然，不再恐慌”，“疫症即使引致上千人死亡，卻於貿易沒有明顯影響”。C實施嚴格檢疫制度。由於對外人員、商品流動頻繁，加之毗鄰區域疫情防治既有差異亦有聯動，一定程度上增加澳門瘟疫防控的難度。檢疫手段在澳門早已嚴格使用。D針對外來者衆多問題，近代早期已經爲內地商埠駛來之船而設立預防疫症章程，到1882年，改由海口商埠來之船艘遵行辦理。E19世紀90年代鼠疫大流行之際，香港纔初步使用檢疫措施，而澳門嚴格執行檢疫，從而避免了鼠疫的大規模傳入與暴發。按照拱北關報告的記錄，1894年省港鼠疫初發，“初起於省垣，漸延附近村落，暨而殃及香港。惟本口仍爲樂土，實多蒙澳門大西洋地方官認真防範，設法稽察，始終不懈，故雖由香港癘疫之鄉避地圖存遷來澳門者，實繁有徒，遍僦居於澳之曠室，而寓澳之人終無虞傳染也。其稽察之法，由洋官分派醫員，凡遇來澳者，先行上船診視，始准誕A 《澳門憲報》（澳門）1912年3月2日第9號。B 《澳門憲報》（澳門）1896年3月23日第12號。C 《1892至1901年拱北關十年貿易報告》，莫世祥、虞和平、陳奕平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彙編（1887—1946）》，第66頁。D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5, No. 6, pp. 325-326.E 《澳門憲報》（澳門）1882年8月29日第34號附報。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42張中鵬 \ 清末民初澳門的瘟疫防控與城市發展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登”。A民國時期，隔離檢疫措施蕭規曹隨，甚至更趨嚴格。1939年6月，澳葡當局施行霍亂防疫措施，規定凡由埠外霍亂埠乘輪或飛機到澳門者，須攜有醫生證明書方准登陸，並附貼照片一張於說明書內，由注射防疫針日起六日後四個月內始吿有效。B該入口規定到同年8月纔取消C。埠內外協同合作。關於涉及埠外事宜，澳葡當局及時通報跟進，爭取區域政府之間的協同合作。1918年初，香港發現腦膜炎症數宗，澳門衛生局不僅隨即對外公佈預防、診療方案，D要求外埠到澳之人注意防護，可免費領取滅臭藥。E1939年6月13日，澳門衛生管理部門發佈佈告，嗣後凡由澳門赴香港者須攜帶澳門衛生局所發霍亂症注射證書，且證書上附有本人相片和衛生局正式印章，證書有效期六個月。F實際上，在近代，粵港澳曾開展多次突發事件下的醫療互濟與聯動。還有一些地方，如廣州灣針對防疫相互通報彼此防疫政策或措施。粵港澳相對完備的醫療條件自然成爲各地疫情防治的核心因素，而跨地域的聯繫和互動既是每個地方防疫體系的延伸，也成爲抗疫成功與否的關鍵所在。儘管瘟疫防控與專營經濟屬於不同的社會範疇，兩者之間並不構成因果關聯，然而在具體運行過程中交叉互涉。起初，華人鋪屋各掃門前雪，各自負責處理自己製造的垃圾，然而到了晚清，各類垃圾均被納入專賣管理的對象範圍之內，由承充人向公物會承接潔淨街道的相關業務。G在此情形下，以衛生爲由，糞便、尿水均合理地成爲承充生意的對象。在實施豬肉、牛肉專賣過程中，設立劏槽宰殺與分割豬牛，且由畜類醫生檢查有無疾病後方可開宰，承充合同明確規定，“所有牛隻按照該劏槽章程，於未宰之先應在劏槽以經醫生A 《光緒二十年拱北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莫世祥、虞和平、陳奕平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彙編（1887—1946）》，第164頁。B 《澳門防疫》，《申報》（上海）1939年6月15日。C 《澳門憲報》（澳門）1939年8月26日第34號D 《澳門憲報》（澳門）1918年2月23日第8號。E 《澳門憲報》（澳門）1918年4月6日第14號。F 《澳門憲報》（澳門）1939年6月17日第24號；《澳門憲報》（澳門）1940年9月21日第38號。G 《澳門憲報》（澳門）1879年4月5日第14號。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43張中鵬 \ 清末民初澳門的瘟疫防控與城市發展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查看方許開宰，並無傷無病、肥壯不老之牛方可開宰。如不合此情形，概不准用。所有經驗過，或老或病不合用之牛，即在該牛身上戳一‘R’之印，以爲不得再行入劏槽之記”。A此項規定，從源頭上既滿足對豬肉、牛肉市場的掌控，也實現了對肉質的衛生監督，B客觀上推進了專營體制的運作，也有利於從源頭上保障食品衛生與安全。三、瘟疫防控與城市治理人類與傳染病的共生競爭關係，無時不有，也無處不在。因此，疫情防控的社會影響是全局性的，但又因時因地而有所差異。C近代澳門通過疫情防控，公共衛生與環境治理也得到較大的發展。推動衛生環境治理。1885年，澳門防範屙嘔症時，飲食、身體、衣服、住所、廁所、溝渠的潔淨成爲重點檢查對象。D清末民初，對於公共衛生環境，政府規定鋪屋各自打掃潔淨，不時遣員遍行查驗，否則按律責罰，同時派人用藥水代爲熏洗，所有費用歸居住鋪屋者照數繳納。E對於家居環境，必須保持房屋衛生。1907年3月13日，澳葡當局面向華人特意規定：“凡各華人住屋，須要常時打掃潔淨，不得存留穢物及濁水爛泥之物；凡城內外各屋及各處，均不得存留糞尿；所有廁所地方要用辟穢藥水時時灑掃。”F爲預防鼠疫、痘疹等傳染病，要求居民屋內保持潔淨，將屋內外遍搽灰水消毒，免至毒氣傳染。G1912年7月20日，政府頒佈《澳門民間建屋及屋宇宜合衛生章程》，內設“地土衛生”“屋宇衛生”“屋之衛生”“養牲畜房”等條目，由A 林廣志、張中鵬、陳文源主編：《澳門檔案館藏晚清民國中文檔案文獻彙編》，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33頁。B 《澳門憲報》（澳門）1882年7月8日第27號。C 如1905年初澳門譯務署招聘副文案，應徵條件第一條是“官醫聲明年力強壯，並無患有傳染病症之憑據”。參見林廣志、張中鵬、陳文源主編：《澳門檔案館藏晚清民國中文檔案文獻彙編》，第16頁。D 《澳門憲報》（澳門）1885年8月20日第33號。E 《澳門憲報》（澳門）1906年2月24日第8號。F 《澳門憲報》（澳門）1907年4月27日第17號。G 《澳門憲報》（澳門）1888年2月9日第6號；《澳門憲報》（澳門）1893年1月7日第1號。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45張中鵬 \ 清末民初澳門的瘟疫防控與城市發展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門亦派出工作人員到各街市巡視，防止銷售變味肉類、腐爛果品。A澳葡當局規定，“凡賣麵包餅食遮厘以及售賣一切隨時可食之食品人，應設備玻璃櫃、鐵絲網、箱罩之類，以保障該項食品而免蒼蠅及其他蟲類之聚集”B。開辦飲冰室、街頭飲冰檔口者，須於公鈔科、議事公局前入稟衛生局領取發售雪水執照。C1925年5月30日，澳葡政府頒佈《澳門市自治規約》13章372款，對公共衛生、飲水飲食再次予以規定。D完善城市基礎設施。地狹人稠引致的癘疫頻發，尤其首發於衛生條件惡劣、居住人口密集的華人居住區，進而傳遍澳門各地，西人山頂洋房儘管乾淨整潔、消毒徹底也未能倖免，甚至成爲流行後期的重災區。E澳葡當局認爲，“其法最善在該地方開闢通爽光亮之闊大街道及馬路及建造溝渠”。F爲此，要求實施改良計劃，徵用部分屋宇和土地，拓寬街道、建造溝渠，以收潔淨地方之效。比較成功的案例是，望德堂、和隆兩個華人街區本是瘟疫傳播中心，經過一番整頓後，病例顯著減少。G政府還規定，凡屋宇係座坐落在現有大溝渠或後來新開大溝渠之街道者，其屋內須設小溝渠通出街外之大溝渠；凡屋宇有天井者，其天井要有水渠通落小溝渠，而小溝渠之水口必須安渠口石；凡屋宇係座落在未有大溝渠之街道者，其屋內須設小溝渠通出街面。H屋宇連通街道或街外大溝渠的小溝渠須安置曲放水筒，以免穢氣傳入屋內，同時渠口加上鐵罩，以阻鼠類竄入及硬物流入堵塞渠道。I值得注意的是，1906年6月20日，葡萄牙政府上諭批准澳門《屋宇衛生章程》；1910年10月，葡萄牙宣告A 《防止霍亂症發生，加緊防疫工作》，《市民日報》（澳門）1945年6月9日。B 《澳門憲報》（澳門）1940年5月18日第20號。C 《領取飲冰室牌照須先向衛生局申請》，《市民日報》（澳門）1945年3月28日。D 《澳門市自治規約》（1925年5月30日），1934年《澳門年鑒》、《1933年商業人名錄》，第109—138頁。E 《1892至1901年拱北關十年貿易報告》，莫世祥、虞和平、陳奕平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彙編（1887—1946）》，第66頁。F 《澳門憲報》（澳門）1908年7月4日第27號。G 〔葡〕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澳門編年史（19世紀）》，姚京明譯，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第280頁。H 《澳門憲報》（澳門）1907年12月14日第50號。I 《澳門憲報》（澳門）1907年12月14日第50號。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46張中鵬 \ 清末民初澳門的瘟疫防控與城市發展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成立共和國，次年底澳葡當局第262號公告仍令察核《屋宇衛生章程》遵行情況，依然延續君主制時代的舊章程。A改善城市生活環境。在承認既有自然條件和外貿競爭優勢不再的情形下，澳門努力推動環境治理和衛生整飭，進而與旅遊業拓展結合起來，成功將澳門打造爲“遊樂衛生無不臻善”的“休養憩居之所”。B一些歐洲人甚至認爲澳門“終年設法整潔道路，講求衛生，直可視爲中國南方安居之所”，C“在中國不可能提供比澳門更有益健康的港口、更明媚可愛的氣候”。D1923年，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旅行部推介“澳門地方氣候甚佳，極合衛生，華人多住家於此”。E1939年，《澳門遊覽指南》亦言，澳門“此中氣候之溫良，風雨之調順，實最適宜於休養憩居之所，遊樂衛生無不臻善。至海濱空氣之清新，南環風景之恬靜，地方景色之秀美，及歷史古蹟之衆多，爲不可得之佳境”F。基於此，1864年12月，澳葡當局制訂城市改善計劃，澳門工務局（1867）、澳門城市改善研究委員會（1883）先後負責城市建設的相關內容，從而也開啓了以植樹造林爲主的一場綠色革命，G以招攬埠外尤其周邊地區的遊客進入消費。1858年12月頒佈《環境保護條例》，1864年12月制定以改善市政和衛生狀況爲主的發展計劃，實施清潔街道、安裝街燈、興建公園、廣泛植樹、挖渠排污、處理糞便、整治市場、改良口岸等公共工程和衛生革命。1919年3月1日，澳葡政府頒佈A 《澳門憲報》（澳門）1911年12月23日第51號。B 黎子雲、何冀雲編：《澳門遊覽指南》，第5頁。C 《光緒三十四年拱北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莫世祥、虞和平、陳奕平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彙編（1887—1946）》，第256頁。D 《1912至1921年拱北關十年貿易報告》，莫世祥、虞和平、陳奕平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彙編（1887—1946）》，第109頁。E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旅行部編：《遊滇須知》，上海：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旅行部，1923年，第27頁。F 黎子雲、何冀雲編：《澳門遊覽指南》，第5頁。G 〔葡〕阿豐索：《澳門的綠色革命（19世紀80年代）》，范維信譯，《文化雜誌》（澳門）1998年總第36、37期合刊，第113—115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47張中鵬 \ 清末民初澳門的瘟疫防控與城市發展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第40號訓令，規定成立旅遊委員會，衛生亦是重要考慮要素之一。A正是由於官民共同的思考與實踐，澳門在近代逐漸擺脫對外貿的依賴，並開啓向旅遊城市的過渡和轉型。結 語隨着科學的發展和普及，基於氣候變化、空間環境、居住條件、飲食衛生等致病要素的綜合判斷，結合既有知識觀念和技術水平，爲制訂、實施與自然條件、城市生態、人口結構等自身特點相適宜的策略，是近代澳門相對成功應對突發疫情的要因。從重大疫情防控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處置來看，近代瘟疫流行期間，澳門無論傳染程度、傳播範圍還是阻斷效果明顯優於香港、廣州等周邊城市，博得當時國內外社會的關注和讚譽，成爲毗鄰地區疫情防控的“模範生”。正如拱北關報告評述清季澳門衛生狀況時，特別以“軫念民生”“立法周詳，防微杜漸”稱讚澳葡當局，又稱“華洋居民咸獲又安，未始非出自各官之所賜也”。B拱北關報告雖然不乏吹捧澳葡當局的成分，但也從側面反映澳門疫情防控中政府主導的面向。1894年，東京帝國大學醫學教授青山胤通經過實地調查華南疫情，稱讚澳門疫情防控成效顯著，尤其是大面積佈置警察、實施嚴格檢疫、華人勞工流動減少等人爲因素發揮了積極作用。C到20世紀20年代初，報界名流林煥庭亦慨歎民國澳門新貌，一改清末“每年均有季候傳染症，居民甚感恐怖”的慘象，“近年以來疫症日漸減少，竟至於無”。正如林煥庭所言，澳門疫情防控的成功經驗主要基於兩點：一是衛生狀況較過去進步，A Macao Historical Archives, Serviços de Administração Civil, “Correspondência da Comissão de Turismo”, Processo no 7 Série A, AH/AC/P-24625, 1919/3/18-1919/4/22; Macao Historical Archives, Serviços de Administração Civil, “Criação dos serviços de Turismo”, Processo no 517 Série T, AH/AC/P-13346, 1931/4/18-1932/1/30; 〔葡〕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金國平譯，澳門基金會，1999年，第126—127頁。B 《光緒三十年拱北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莫世祥、虞和平、陳奕平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彙編（1887—1946）》，第235頁。C 〔日〕飯島涉：《鼠疫與近代中國：衛生的制度化和社會變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第22—32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48張中鵬 \ 清末民初澳門的瘟疫防控與城市發展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二是慈善事業實甚勃興。慈善機構日益擴充，居澳華人踴躍捐輸，以至於博得廣東省府的讚許和粵港紳商的嘆服。A以此來看，近代澳門疫情防控的成功實際上是華葡共同推動、內外力量整合的結果，且逐漸形成頗具地方特色的醫療建設、衛生整治、環境整頓相結合的綜合治理體系。仍需注意的是，也有時人以“窮於應付”四字概括近代澳門的城市建設和治理成效B，主要表現在，澳葡當局治理經驗短缺，規劃雜亂，執行力不足，令“住過澳門的人”切實感到“葡人真呆笨”，“他們對澳門都沒有系統的整頓或建設，今天弄弄那樣，明天弄弄這樣”。C由於葡萄牙的殖民式管治缺乏長遠規劃、行政作風拖遝怠惰、地方財政實力有限、華洋隔閡難以消弭和華人生活條件惡劣，以及對於畸形消費經濟的過度依賴，某種程度上成爲近代澳門瘟疫暴發的政治與社會深層根源。比如，時人批評澳門縱有“第二瑞士”的環海風景，而“葡國政府偏從不道德的方面造成澳門爲罪惡之藪，已則從中坐收漁人之利”。D在具體施政過程中，近代葡萄牙積貧積弱，無暇遠顧，“澳門食用則仰資粵產，貿易則專仗粵商”E，城市治理效果自然難如人意。1933年7月，經濟學者朱偰遊覽澳門時見到，“澳門街道除一二通衢外，多以碎石鋪成，雨中泥濘，步履爲難”F。20世紀30年代，中華職業教育社農學團考察澳門時發現，“現在的市面不惟不發達，而且一天天更冷落。海邊馬路多是泥沙鋪成的，房屋不整齊，行人道上秩序也不好，比起我們收回來的青島、威海衛整潔不知要差上若干倍”。G及至1937年，仍未見改觀，“澳門的道路除了幾條比較平整的馬路之外，其他都是中國舊式的街道，而且污穢不堪。至於自來水的設置，到現在還沒有。這證明了他們每年從中國人身上剝削而來的稅款，用之於澳門的公共事業之上的，A 《樂善與安份——澳門社會之二種特徵》，《市民日報》（澳門）1944年8月17日。B 劉萬章：《澳門考略》，廣州：德政街三友印刷社，1949年，第17頁。C 劉萬章：《澳門考略》，第15頁。D 錦帆：《澳門印象記》，《時代動向旬刊》（廣州）1937年第1卷第10期，第22頁。E 張其昀編：《本國地理》中冊，南京：鍾山書局，1935年，第23頁。F 朱偰：《澳門紀遊》，朱偰：《汗漫集》，上海：正中書局，1947年，第271頁。G 向尚等：《西南旅行雜寫》，第20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49張中鵬 \ 清末民初澳門的瘟疫防控與城市發展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不及百分之一”。A誠如區別於傳統醫史研究，近些年興起的殖民醫療史學着意探討醫療與社會的關係，努力揭示醫學背後的殖民屬性。這一切，都是同時期澳門葡萄牙當局極力掩飾迴避，但又不能不面對的客觀現實，令其瘟疫防治的成效大打折扣。［責任編輯 沈曉鳴］A 錦帆：《澳門印象記》，《時代動向旬刊》（廣州）1937年第1卷第10期，第23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50〔葡〕文德泉 撰 楊楚喬 譯 \ 19—20世紀澳門霍亂的流行與防治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Epidemic and Control of Cholera in Macao from the 19-20th CenturyManuel Teixeira; Yang Chuqiao (tran.)Translator’s note: This article is selected from the “Cholera” chapter of Medicine in Macao(A medicina em Macau) published by the Macao Government Printing Bureau from 1975 to 1976, “Cholera”, wrote by the famous Macao historian Manuel Teixeira. The current title is drafted by the translator. During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Macao was hit by cholera many times. Before 1858, Macao implemented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in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government work,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diagnosis, vaccination, and mobilization of the society. At that tim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focused on medicine for oral administration and stimulating treatment, and disinfection was carried out in hospitals, prisons and other areas with high epidemics. Since 1888, the government set up epidemic prevention stations in Estrada de Cacilhas and Source of Solitude, which effectively prevented the cholera epidemic from sweeping the entire city. Although the residents initially resisted the cholera vaccine, under the publicity of the government, more than half a million people were vaccinated with the cholera vaccine from 1927 to 1942, the epidemic has been effectively controlled. However, the war in 1943 led to a sharp decline in the population of Macao and the gathering of refugees, which affected the continuous vaccination, the incidence rate was still as high as 5% that year. In 1963, a global pandemic of El Tor cholera occurred, and Macao was not spared. The Institute of Bacteriology traced the source of the cholera epidemic by testing sewage samples and confirmed that the epidemic did not originate in Macao. Understanding the pandemic and prevention of cholera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Macao today. However, this article still has some problems with unclear citation, readers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it.Keywords: Macao, Cholera, Epidemic PreventionMonsignor Manuel Teixeira (1912-2003), a famous Macao historian, was a member of the Asi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Historians, the Portuguese Historical Society, the Portuguese Navigation Society, the Lisbon Geographical Society, and a member of the Portuguese Catholic Social Sciences Society. He has studied the early history of Macao and the history of the Diocese of Macao, and his main works include The Military of Macao, Medical Care in Macao, Macao Gazetteer.Yang Chuqiao is a Maste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and the humanities of State University of Campinas, Brazil and Doctoral stud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Global Governance of 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Cultural Research of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er research fields ar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BRICS cooperation.19—20世紀澳門霍亂的流行與防治文德泉 撰 楊楚喬 譯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51〔葡〕文德泉 撰 楊楚喬 譯 \ 19—20世紀澳門霍亂的流行與防治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19—20世紀澳門霍亂的流行與防治*〔葡〕文德泉 撰 楊楚喬 譯［譯者按］本文選自澳門史家文德泉所著，澳門印務局於1975—1976年出版的《澳門的醫療》（A medicina em Macau）之“霍亂”（第111—152頁），現標題爲譯者所擬。19—20世紀澳門曾多次遭受霍亂襲擊，澳門在政府政策、中西醫診療、疫苗接種與社會動員等多方面進行疫情防控。1858年前，澳葡政府的防治以內服藥物和刺激治療爲主，加之對醫院、監獄等高發地區進行病菌消殺。1888年起，政府在劏狗環等地設立防疫站，有效防止了霍亂疫情擴散。最初居民對霍亂疫苗多抱有抵觸情緒，但經過政府多方宣傳，1927—1942年共計超過五十萬人接種了霍亂疫苗，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1943年，戰爭導致澳門人口銳減、難民聚集，影響了疫苗的持續接種，霍亂發病率高達5%。1963年，全球暴發埃爾托型霍亂，澳門也未能倖免，衛生局通過檢測污水樣本對疫情進行溯源，確認疫情並非源於澳門本土。文氏此文對瞭解19—20世紀澳門疫情的流行與防治頗具價值，但所引文獻多有無出處者，讀者閱讀和使用時須留意。［關鍵詞］澳門 霍亂 防疫 * 本文係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高等教育基金資助項目“公共衛生視野下近代澳門傳染病防控機制及其效應與啓示研究”（HSS-MUST-2020-02）的階段性成果。項目負責人爲林廣志（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教授）。文德泉（Manuel Teixeira，1912—2003），葡萄牙人，天主教澳門教區神父，曾任亞洲國際歷史學家學會、葡萄牙歷史學會、葡萄牙航海學會、里斯本地理協會、葡萄牙天主教社會科學學會會員；主要從事早期澳門史、澳門教區史等研究，代表作有《澳門的軍隊》《澳門的醫療》《澳門地名錄》等。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52〔葡〕文德泉 撰 楊楚喬 譯 \ 19—20世紀澳門霍亂的流行與防治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霍亂是澳門的“本土病”嗎？盧西奧·施利華（Lúcio Augusto da Silva）醫生在《1862年澳門霍亂報告》的第21頁對此做出了肯定性回答：該病多發於炎熱季節，尤其在果實初熟時高發，病例大多出現腹瀉、厭食、間歇性發熱等常見症狀，有時也會轉爲危重症。華人醫生認爲每年冬天都有霍亂肆虐，但是對於葡人醫生而言，這類疾病十分罕見，幾乎沒有葡人罹患這種致命疾病。在中國，這種奪去許多人生命的疫病被稱爲霍亂。在澳門，我們已經觀察到了典型的霍亂病例。據此可以認爲，霍亂是澳門的本土傳染病，在一年中的特殊時期暴發，中國的其他地區卻能因環境不同而倖免。在一些氣候特殊的年份裏，霍亂在熱度、濕度的影響下短時間流行。這種情況下，霍亂似乎放緩了傳播的腳步。高斯華（José Gomes da Silva）醫生則持反對意見。1887年，他在簡述盧西奧·施利華醫生的報告後寫道：毋庸置疑，1862—1864年澳門已出現霍亂疫情。同樣可以肯定的是，那時無人關注這個問題。1865—1883年，盧西奧·施利華醫生的後續報告中沒有提及霍亂疫情，醫院也並無霍亂的確診或疑似病例。然而，多年來，日本、中國、菲律賓、交趾支那、婆羅洲、爪哇的港口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印尼霍亂疫情的波及。1883年，鄰近的香港也報告了霍亂病例，但直到前兩年，澳門官方纔開始統計霍亂病例人數。1886年，中國北方和日本港口暴發霍亂，但澳門僅報告一個疑似病例。在我之前負責衛生服務的盧西奧·施利華醫生在1866年就曾提出，霍亂是澳門的本土病，這種觀點並不正確。究其原因，他回到歐洲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55〔葡〕文德泉 撰 楊楚喬 譯 \ 19—20世紀澳門霍亂的流行與防治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總督死於霍亂1850年7月6日下午三點半，於5月29日接管澳葡政府的官也總督（Pedro Alexandrino da Cunha）A逝世，享年48歲。根據醫生描述，死者有慢性腸炎病史，後因食用被污染的冷飲B而染上霍亂，病情來勢洶洶，短短幾小時就奪去了他的生命。盧西奧·施利華醫生在《1862年澳門霍亂疫情報告》中寫道：起初，官也總督出現腹瀉、嘔吐、口渴、焦慮和乏力等症狀。醫生助理在他第一次就診時便觀察到他精神萎靡、聲音嘶啞、嘔吐、大便呈黑色水樣並有惡臭、脈搏細弱、全身大汗、四肢濕冷、膝關節疼痛。其後大便呈黃色水樣，體溫接近正常、口唇乾燥、舌苔發白、上腹部劇烈疼痛。C隨後患者出現便秘，除排尿困難外，脈搏微弱甚至無法觸及，聲音嘶啞，口齒不清，意識模糊，眼眶凹陷，眼瞼脫垂，五官扭曲，最後呼吸短促，全身發紺，尤其是手指和腳趾末端比較明顯，這些症狀一直持續到他去世。死者的症狀以及當時出現的大量病例讓我們判定，1850年澳門暴發了霍亂。但現在沒有足夠理由這麽認爲。當時，醫院對總督的遺體進行屍檢，五名軍醫共同簽署了屍檢報告，詳細描述了病情，將他的死歸因於胃腸炎。軍醫在報告的結尾寫道：死者死於胃腸炎，還是也因氣候因素？我們並不知道。然而，考慮到其他相似情況，我們認爲某些特殊因素不僅導致重症，甚至對許多病人是致命的；還有一些人雖然也出現重症，但並不致命。A 譯者註：官也（Pedro Alexandrino da Cunha，1801—1850），澳門第81任總督官也，澳門氹仔官也街以其名字命名。B 事實上，他幾天前就食用了奶油檸檬冰淇淋，還有果凍和威士卡。C 這位醫生助理是Tomás José de Freitas，他在7月5日第一次接診總督，並在他生病期間爲他治療。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56〔葡〕文德泉 撰 楊楚喬 譯 \ 19—20世紀澳門霍亂的流行與防治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葛施打醫生認爲，儘管最初有人猜測發生了霍亂疫情，後來也證實並非虛言，但當時五名軍醫簽署的屍檢報告詳細闡明官也總督並非死於霍亂。他們這樣做，要麽想要掩蓋真相，以免嚇壞因亞馬留（Ferreira do Amaral）刺殺案A飽受驚嚇的人們；要麽出於政治考慮，必須打消其他人對總督死因的懷疑。B官也總督於1801年10月31日出生於里斯本聖奧古（Santos-o-Velho）教區，葬於澳門聖保祿公墓（S. Paulo em Macau）。他與其他人的遺體很可能一起被移至四年後建成的聖味基墳場（Cemitério de São Miguel）。今天他們的安息之地已無從得知。1858年疫情盧西奧·施利華醫生記錄：1858年，霍亂再次暴發。瘟疫於6月初開始在葡人中傳播，並在7月底結束。中國人的感染和死亡人數不詳，但鑒於他們的生活環境，疫情可能持續得更久。葡人中有69人感染，其中36人死亡，包括14名士兵、7名仁慈堂收治的窮人和15名平民。外科主任佩雷拉·克雷斯伯（António Líis Pereira Crespo）在官方報告中寫道，死者都是最底層的窮人。那一年氣候反常，疫情期間經常下雨，短時伴有雷暴。1862年疫情1862年5月，上海暴發疫情，隨後傳入天津、通州（Tangchau）和北京；9月再次席捲上海，歐洲人也深受其苦。由於該港口與香港有貿易往來，10月17日，香港隨後暴發疫情，25人在監獄中感染，13人死亡。澳門於1862年8月暴發疫情。在葡人中，疫情從當月22日開始，10月10日結束；在中國人中，疫情8月26日開始，9月30日結束。談到這種傳染病，葛施打醫生寫道：A 譯者註：亞馬留（Joã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1803—1849），澳門第79任總督。他擔任澳門總督期間施行的一系列措施引起當地華人民憤，最終於1849年8月22日被幾名華人暗殺，後引起中葡關閘事件。B 葛施打：《1937年和1938年霍亂流行病報告》，澳門印務局，1938 年，第7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57〔葡〕文德泉 撰 楊楚喬 譯 \ 19—20世紀澳門霍亂的流行與防治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1862年，共計420人確診，其報告由外科主任盧西奧·施利華撰寫——這也是關於霍亂的首份印刷報告，後發表在《里斯本醫學憲報》。因爲疫情，來自果阿的羅沙里奧·阿爾梅達（Rosário de Almeida）神父在他臨時搭建的醫院裏接診了數百名患者，按照盧西奧·施利華醫生在該報告中的說法，要不是神父的無私奉獻，病人根本無法得到救治。這一切純屬杜撰。阿爾梅達神父從未建立任何醫院。1857年12月，仁慈堂向澳門的神職人員提供了一塊望德堂區附近的土地，用於庇護臨終的中國信徒，後也爲老年人提供庇護，由阿爾梅達神父管理。後來，神父還將此地改建爲育嬰堂。葛施打醫生受到克里斯托弗神父（P. Cristóvão）的誤導，因爲他在《果阿神職人員》第142—143頁中提到了阿爾梅達神父：1862年到1864年，我偶然在幾年前創立的育嬰堂遇見阿爾梅達神父時，總能見到他在不厭其煩地照顧一群被無情的母親拋棄甚至賣掉的孩子，神父把他們安置在這裏，滿足他們的需求，養育他們長大成人。雖然不久之後，那裏暴發疫情，奪去了許多人的生命，但神父並未像報告中那樣在臨時醫院收治數百名感染病患。沒有阿爾梅達神父的無私奉獻，病人就無法得救？葛施打醫生續寫道：外科主任盧西奧·施利華盛讚這位神父的無私，1865年他在醫院救治了533名患者，其中334人受洗。這位在中國人中贏得“窮人之父”稱號的神父卻受到攻擊，被迫害致死。葛施打醫生認爲，盧西奧·施利華醫生在其1862年的報告中記錄了阿爾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60〔葡〕文德泉 撰 楊楚喬 譯 \ 19—20世紀澳門霍亂的流行與防治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己見：1864年到今年（1888年）8月17日，澳門並未暴發霍亂疫情。A高斯華醫生在筆記中引用了達布里（Dabry）神父所著《中國醫藥》（La Medecine chez les chinois）第108頁：根據中醫記載，霍亂（粵語：Fok lien；fok=突然；lien=蠕動）是由瘴氣中毒、飲食不衛生、進食生冷食品等引起的。它分爲乾霍亂和濕霍亂，乾霍亂的前期症狀是：乏力、精神萎靡、食欲不振、腹痛、腹瀉、失眠、四肢冰涼、口渴、抑鬱。治療以針灸和內服藥物爲主，包括烏頭屬、薑、柳葉、砂仁等。治法之一是用熱鹽熱敷腹部，芥末刮擦上腹部，煎服芥末和薑油。對此，高斯華醫生認爲：中國大夫對霍亂認知頗深。B但是，澳門的中醫呢？一個也沒有。就像部分葡國醫生一樣，在澳門廣受歡迎的中醫衹是純粹的庸醫。1884年的霍亂病例萊莫斯（Tovar de Lemos）醫生在其1884年的報告中寫道：1 8 8 4年1 0月7日，我接診了一名被轉移到聖辣非醫院（ S . Raphael）C的患者。患者名爲麗塔·克里斯蒂娜（Rita Christina），來自利馬的卡亞俄（Calláu de Lima），32歲，已婚。她的鄰居講述了她的病史。患者在10月6日用冷水清洗衣物，出門前食用了西瓜，從夜間開始腹痛難忍、嘔吐腹瀉。患者住在潮濕的土屋內，衛生條件堪憂。當時，患者出現以下症狀——面容扭曲、眼眶凹陷、面部皮膚乾燥、腹A 高期華：《關於霍亂疫情的報告》，澳門：Typographia Mercantil，1888 年，第11頁。B 安東尼奧·瑪麗亞·巴博薩（Antonio Maria Barbosa）教授與里斯本醫學科學學會對一些用於治療霍亂的中藥進行了探討，安東尼奧·奧古斯托·德·阿吉亞爾（Antonio Augusto de Aguiar）教授對此進行了分析。該學會學報1873年第7期。C 譯者註：俗稱白馬行醫院。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61〔葡〕文德泉 撰 楊楚喬 譯 \ 19—20世紀澳門霍亂的流行與防治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部隆鼓、腹部壓痛陽性、四肢冰冷、手指呈半彎曲狀態、指端發紺。患者症狀極其典型，即使是我這樣沒有經驗的醫生，也能立刻聯想到霍亂。這是我在澳門的兩年中第一次接觸霍亂病例，因此我無法獨自醫治，衹好向我經驗豐富的同事馬加良斯（Francisco da Silva Magalhães）醫生求助，他在馬尼拉救治過許多霍亂病例。我們對病人進行了醫學觀察，他證實了我的想法。當時，患者脈搏細弱，無腹瀉嘔吐，有些煩躁，面部疼痛，上腹部明顯疼痛。患者正處於懷孕中期。診療期間我們一致同意對患者進行刺激治療，並制止因內服麻油引起的腹瀉。然而患者的臨床症狀並未好轉。當天晚上遇見我的同事——令人尊敬的普羅恩薩神父（P . A . Proença）時，我向他講述了這名患者的情況，他欣然同意與我一同前往診治。但在去醫院的路上（同一天晚上8點）我收到了護士的便條，告知患者已經死亡。我們到達醫院時，遺體還如生時。我們首先進行剖腹產，但是胎兒不足4個月，遠未發育。諸多臨床症狀已足夠說明死因，加上醫療資源匱乏等種種原因，我們未再對死者的胃、腸進行解剖。當天早上，我一看到患者病況，就立即在其家中進行了生石灰消毒。我並未驚慌，而是立即向總督秘密報告了該病例情況，承諾盡力提供有效幫助。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加強了醫療觀測，在全澳各地，尤其是軍營、監獄、醫院等高發地區進行了消毒。又過了四天，公共衛生情況並未好轉。10月11日，37歲的警衛隊第三師士兵若阿金·佩雷拉（Joaquim Pereira）住院。患者單身，來自葡萄牙聖塔倫的豐泰尼亞（Fontainha, Santarem）。他的症狀與另一名患者相似。到住院的第13天，患者的腹瀉和嘔吐症狀有所好轉，但身體更加乏力。患者於14日凌晨4時30分去世。當時採用的治療方法是內服鴉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62〔葡〕文德泉 撰 楊楚喬 譯 \ 19—20世紀澳門霍亂的流行與防治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片、瑪莎拉茶、菩提子茶A和干邑酒，外用樟腦酒、熱沙袋、熱水瓶等熱敷。1888年疫情1888年7月7日，一支從莫桑比克而來，爲印度戰爭運送物資的船隊停泊在澳門港，帶來了在當地爲組建帝汶步兵連招募的非洲特遣隊第三海外步兵營，還有代替歸國警衛隊的應徵軍人和來自葡國的乘客，其中也包括海軍基地的醫生。跟之前的第二步兵營一樣，第三步兵營被安置在加思欄兵營（S . Francisco）。應徵軍人則分住在警衛營房中。7月9日，該船隊撤至九龍碼頭。當時香港正暴發霍亂疫情。8月8日，該船隊從印度回到澳門；11日，載着去往歐洲和非洲的應徵軍人離港。8月16日黎明，這支艦隊升起了黃色旗幟，表明船上已有傳染病例。政府計劃在路環或氹仔設立防疫站，但是由於颱風襲擊，不得不暫時放棄。明德祿（António Joaquim de Medeiros）主教向衛生局提供了氹仔的嘉模聖母教堂和青洲修道院，用來安頓第二步兵營的軍官和他們的家人，以及其他來自印度的乘客。兩位本應乘船前往帝汶的傳教士也留在了那裏，他們分別是來自果阿巴德斯（Bardez, Goa）B的卡埃塔諾·納扎雷（Zeferido Caetano de Nazaré）神父和來自巴德斯的阿爾多納村（Aldoná）的曼努埃爾·澤維爾·阿爾瓦雷斯（Manuel Xavier Álvares）神父。後來，納扎雷神父去了劏狗環C的防疫站。當時那裏駐有歐洲和非洲應徵軍兩百餘人，因此衛生局負責人高斯華醫生決定在劏狗環設立防疫站。他在報告的第30頁寫道：A 譯者註：瑪莎拉茶，原產於印度東北阿薩姆喜馬拉雅山麓的阿薩姆溪谷一帶。菩提子茶，原產於地中海沿岸。兩者均可入藥。B 譯者註：位於今印度果阿邦北部。C 譯者註：現海邊馬路。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63〔葡〕文德泉 撰 楊楚喬 譯 \ 19—20世紀澳門霍亂的流行與防治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西南季風將會持續到10月，這裏有海拔70—90米的丘陵。東望洋燈塔位於最高點93米處。山坡的東面幾乎被鑿穿，下有小水塘，其中一個沙灘被稱爲劏狗環，適合停泊小型船隻。附近的土壤皆爲黏土，並不肥沃，底層爲花崗岩。但劏狗環不同，其地面覆蓋着厚厚的沙子。除了燈塔下方的炮竹廠外幾乎罕有人跡的環行路貫穿了山坡東面，從東望洋炮臺下的白頭墳場一直通到伊斯蘭清真寺，在環行路上還可以俯瞰劏狗環海灘。這條路上還有澳門罕見的泉眼。這座城市的很多人——或者說絕大多數人——任憑光陰流轉，卻遺忘了東望洋路、孤獨泉和劏狗環海灘。在選址方面，防疫站無可挑剔，雖然它給病人短暫戴上了枷鎖，但這的確有利於救治患者。鑒於東望洋公路及周邊地區的地質、地形、氣象和水源條件，我們必須優先選擇在那裏建立防疫站。衛生警戒綫從孤獨泉一直拉至清真寺，劏狗環和東望洋路前也建起了隔離帳。卡埃塔諾·納扎雷神父於8月22日趕到劏狗環的防疫站，卻衹來得及爲已經死去的7名天主教教徒禱告。23日，衛生局決定將無明顯症狀的患者移至氹仔的嘉模聖母教堂。26日，防疫站在孤獨泉上方爲負責人、指揮官、牧師、護士和中士建造了新的營房，將站點細分爲不同區域。26日，劏狗環的原防疫站停止使用，帳篷燒毀，墳墓消毒，這片土地上火光熊熊。孤獨泉的防疫站在9月8日停止使用，後以相同方式處置。除去船員，船隊的吉爾（Gil）船長、巴羅斯（Barros）船長和安特拉德中尉（ten. Andrade）也被送至劏狗環的防疫站，他們3人後被轉移至青洲防疫站，兩位船長在那裏去世。接替巴羅斯船長成爲指揮官的陸軍少校山度士·瓦吉尼亞斯（José dos Santos Vaquinhas）也於8月26日晚上10點30分去世。此次疫情共確診病患111人，30人死亡。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64〔葡〕文德泉 撰 楊楚喬 譯 \ 19—20世紀澳門霍亂的流行與防治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因此，高斯華醫生在他的1888年報告中總結道：此次疫情起源於印度的交通運輸。疫情的源頭並非澳門，也未在澳門流行；疫情於19日至21日達到頂峰，22日病例開始減少；對於非洲人而言，在到達印度前常見的疾病是一種消化道病變，既無大衆傳染性，也不對黑人構成特殊群體感染。衛生警戒綫和隔離區發揮了巨大作用，有效防止了疫情席捲整個城市；霍亂通常從腹瀉開始發作；症狀會在第四階段（反應期）加重；疾病從初期到重症往往是由於患者的不重視。1961年7月9日，潘日明（Videira Pires）神父在《宗教與祖國》（Religião e Pátria）第422頁詳細敍述了這種疫病：1961年5月21日，我從澳門的89歲水手烏巴爾迪諾·庫托（Ubaldino Couto）先生處聽聞了這場悲劇。1888年憲報第283—338頁刊載了詳細報告。負責運送貨物和行李的庫托先生告訴我們——當時爲方便船舶在卸貨，在路環建造了一個竹製碼頭。當時碼頭也經過了消殺。路環軍事哨所的指揮官是佩德羅·維森特·德·庫托（Pedro Vicente de Couto）中士。從船上轉移的患者、海軍陸戰隊隊員塞普爾韋達（Sepúlveda）去世，他的遺體被國旗包裹着葬在竹灣（Chôk-Ván）沙灘，墓碑上用白漆書寫“印度/1888/塞普爾韋達”。送葬隊伍經過的道路也進行了消毒。這名死者的遺體後來被轉移至另一處。但是，在憲報上，我並未看到這名死者的相關記錄。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65〔葡〕文德泉 撰 楊楚喬 譯 \ 19—20世紀澳門霍亂的流行與防治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氹仔和路環軍事哨所的指揮官是卡納瓦羅（Canavarro）上尉。聖嘉諾撒（Madres Canoss ianas）的修女特蕾西娜·盧西安（Theresina Lucian）和喬安娜·比安卡迪（Joanna Biancardi）爲患者提供了幫助，因此受到政府的褒獎。至於船名，我們發現穆斯林區的手稿中相關記載有誤。上述軍事運輸由米格爾·古斯曼（Miguel Guilherme Sanches de Gusman）中尉和諾格拉（Noguera）中尉指揮，該船爲160馬力A，裝備有2門大炮，於8月7日抵達香港，12日啓程，前往同樣霍亂肆虐的另一座城市。16日，這艘船返回澳門，船上載着第二步兵營的士兵和衆多戰死者的遺體，還有一些去往帝汶的旅客。船上暴發疫情後，當地政府立即拉開一條衛生警戒綫，從8日20日持續至9日9日，由在東望洋地區任職的消防督察山度士·瓦吉尼亞斯少校指揮佈防。孤獨泉旁建有一個重症防疫點，內有帳篷供人暫居。本應前往帝汶的納扎雷神父是這裏的牧師。在青洲和氹仔，主教分別爲康復者提供嘉模聖母教堂和青洲修道院〔由路易斯·德·卡瓦略（Luís de Carvalho）醫生於1874年重建，現在是軍營〕暫居。9月20日至21日晚上，疫情開始惡化。8月19日至31日，劏狗環的防疫站共收治124名患者，其中31人死亡，74人康復，其餘人又在那裏隔離了一周。其中，9月4日又有1人死亡。官方報告中記錄了死者的姓名。從8月22日起，當地防疫站沒有報告新增病例。衛生局負責人與山度士·瓦吉尼亞斯少校於8月31日對疫情進行了分析，隨後決定繼續提供康復者的醫療報告。A 譯者註：俗稱匹，1馬力約等於735瓦特。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66〔葡〕文德泉 撰 楊楚喬 譯 \ 19—20世紀澳門霍亂的流行與防治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當地19名鄉賢趕到後，要求當局將防疫站設在澳門島外，“最起碼得在過路環（Colovan）或九州（Nove Ilhas）A外！”8月26日，在出現輕微霍亂症狀後，山度士·瓦吉尼亞斯少校死於腦部併發症。9月3日，教堂爲他舉行了彌撒，祈禱他安息。死者中，11人來自第二步兵營，7人來自該船的應徵軍，8人來自帝汶特遣隊，1名退伍軍人，以及3名囚犯。非霍亂死者中包括山度士·瓦吉尼亞斯少校和帝汶特遣隊1人。青洲防疫站由萊莫斯醫生接管。廣東政府和里斯本政府分別派人嘉獎了高斯華醫生和幾名軍官、士兵和護士。事實上，所有人都做了不少貢獻。傳染病報告（1888年官方報告第327—338頁）詳盡描述了此次疫情的細節（在第335頁的註釋中，甚至還有山度士·瓦吉尼亞斯少校的病歷）。至於潘日明神父的這份報告，必須說明的一點是，因爲我們已故的朋友庫托先生記不清了，兩個日期和兩艘船名可能都存在混淆。潘日明神父聽聞的所有消息中，說的都是“塔美伽號”（Tâmega）炮艦，而非“印度號”運輸艦。1885年7月7日，“塔美伽號”炮艦的號手安東尼奧·若阿金·阿爾維斯（António Joaquim Alves）在軍醫院住院，當時那裏正暴發霍亂。他隨後康復，並於同月23日出院。庫托先生說，7月16日，乘坐炮艦而來的海軍陸戰隊隊員塞普爾韋達住院，在17日凌晨兩點死於仁伯爵醫院（S. Januário），而不是路環。作爲臨時安置點，炮艦被要求停往氹仔附近；隔離點由衛生局負責人萊莫斯醫生、公共工程總監高士德（Horta e Costa）工程師和羅沙（Tomás Rosa）A 譯者註：當指現珠海九州港一帶。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67〔葡〕文德泉 撰 楊楚喬 譯 \ 19—20世紀澳門霍亂的流行與防治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總督一同選定。隔離期間，船上沒有新增病例。在澳門，有5人死於霍亂：1名海軍陸戰隊隊員、1名來自沃澤拉的退伍軍人、1名澳門官員、1名來自聖羅撒學校（S. Rosa de Lima）的學生、2名來自仁慈堂的學生。在其1886年2月1日的報告中，接管海外步兵團第三營的前澳門和帝汶衛生局負責人托瓦西·萊莫斯醫生觀察到：1878年，4,584名澳門人和歐洲人中有19人感染霍亂，其中5人死亡。那麽，能否認爲那一年發生了疫情？隨後醫生轉述了他同事的話：負責清理集市和社區的羅查先生（Sr. Rocha）對公共服務表現出了巨大的熱情，在同事若阿金·泰勒斯（Joaquim Candido da Silva Telles）、佩德羅·普羅思薩（Pedro Augusto d’Anciães Proenca）和貝爾納多·羅莎（Bernardo d’Araujo Rosa）的幫助下，他們很快完成了工作。A更多霍亂疫情1902年，霍亂肆虐，歐洲人和中國人共計246人死亡。1917年，巴哈（Dr. Palha）醫生認爲：“儘管確實發生了疫情，但根據目前統計，霍亂病例在澳門並不多見；過去的八年（1905—1912）中衹有1908年報告了15起病例。”B1913年有42人死於霍亂，但由於醫療資源匱乏，那年霍亂肆虐的原因依舊是未解之謎。1916年疫情1916年7月31日到9月5日，共計224人死於胃腸道傳染病（霍亂和傷寒）。阿勞霍（Araújo）醫生在1917年6月24日撰寫了《1916年8月霍亂和傷寒傳染病的報告》。A 《澳門憲報》27-V-1886，第181頁。B J. António Filippe de Moraes Palha：《澳門公共衛生》（Macau e Saude Publica），《費爾南德斯氏商報》（Tip. Meracantil de N. T. Fernandes e Filhos）1917年，第86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68〔葡〕文德泉 撰 楊楚喬 譯 \ 19—20世紀澳門霍亂的流行與防治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根據他的經驗，澳門每日大約有5—10名患者死亡。1916年8月沒有發生霍亂疫情，但暴發了一些例如傷寒和副傷寒的消化道傳染病。致病原因是食物腐壞、缺乏乾淨飲用水、因護國運動爆發而來此避難的三萬餘名中國難民聚集。然而，在香港，英國人堅信這些人都死於霍亂，他們對此充滿恐懼，於是關閉了港口，對澳門方面的誠意視而不見。起初他們衹是禁止歐洲人和中國人入港，後來連食品也禁入。澳門的醫生無法證明那些病例並非霍亂；但是來到澳門的香港醫生就當地情況撰寫了一份言過其實的報告，隨後由細菌實驗室主任吉姆醫生（Jaime da Nobreza Salgueiro）和他精通英語的同事們共同提交。根據該報告，阿勞霍醫生認爲：所有井水，包括集市和低窪處的水都可能是疫情傳染源。因此我們暫時衹能飲用二龍喉和孤獨泉的水。1916年8月13日的那一週共有14人死於霍亂，截至20日新增9例死亡病例，截至27日新增7例。27日，英國關閉了香港通往澳門的港口。衛生委員會對此採取了措施，如第32號公告所示：整個城市宣佈進入疫情狀態，消化道疾病使患者死亡率進一步增加，7月31日至8月6日這一週的死亡率爲45/117，其中包括傷寒15例，痢疾5例、腸胃炎6例，死亡率也隨之增加，加之出現霍亂疫情，因此更加需要對死亡病例進行細分；患者們並未好轉，相反，由於出現了更多惡性霍亂和胃腸炎病例，情況進一步惡化。鑒於當時的情況，衛生委員會宣佈：（1）自1916年7月31日起，霍亂和其他傳染性病例顯著增加；（2）所有疑似病例都必須向醫療站點通報；（3）緊急研製霍亂特效藥。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69〔葡〕文德泉 撰 楊楚喬 譯 \ 19—20世紀澳門霍亂的流行與防治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1916年8月，共計453人死亡，其中不包括育嬰堂的死亡病例。1915年8月，共計162人死亡。霍亂死亡率高達60%—80%；醫院收治患者中，急性胃腸炎和類霍亂胃腸炎的病發率高達78.3%。1913年出現了多個霍亂胃腸炎病例，經過分析確認存在霍亂弧菌傳播跡象。1916年9月28日香港報紙Dayly press de H. K.A刊載的新聞《日本和馬尼拉的霍亂——嚴重的疫情》（Cólera no japão e em Manila-Séria epidemias）稱：東京通訊社13日報導：日本共計通報了4,000餘病例，且以每天200例的速度增加。然而，由於疫情遠未得到控制，政府再次撥款36萬日元用於抗擊疫情。該通訊社表示，仍需更多資金來進行疫情防控。截至8月13日，東京及其郊區的病例升至119人。在上篇新聞發出後，又有16例新增病例。日本並非唯一的疫區。今年15日，日本外務省的信件中稱馬尼拉確診123起病例，其中68人死亡。阿勞霍醫生在他1917年6月21日的報告中強調了阿貝爾·特謝拉·達·科斯塔·塔瓦雷斯（Abel Teixeira da Costa Tavares）醫生的突出貢獻：“他在8月擔任醫療站主任時無私奉獻，表現出極高的熱情和智慧。”更多的疫情針對1927年和1932年的霍亂疫情，葛施打醫生寫道：在我們隔離點治療的首批中國病例共計48人。這場疫情可追溯到1927年、1937年和1938年，我指揮了這場戰鬥，爲大部分中國患者提供A 譯者註：疑爲香港第一份英文日報《孖剌西報》（Hong Kong Daily Press）。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70〔葡〕文德泉 撰 楊楚喬 譯 \ 19—20世紀澳門霍亂的流行與防治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了隔離和醫治。在1927年的409名霍亂病例中，有48人被隔離，而1932年，128例患者中僅有11人被隔離；1932年，1,058名病例中，有832名患者自願接受隔離。葛施打醫生對1927年澳門疫情的成功溯源補充道：直到那時，我們纔探明疫情的源頭。正是在1927年的疫情中，我在澳門開展了首次細菌研究，對水源進行了分析，纔確定了疫情的來源和傳播途徑：珠江三角洲暴發洪災導致沿江一帶居民感染，從而引發了霍亂，疫情的源頭並非澳門。1932年，新一輪疫情暴發：7月17日至8月27日，共計報告128例，其中25例爲境外輸入。11人被隔離，10人死亡。A1937年疫情自1937年7月下旬起，鼠疫在廣州和香港肆虐，並於8月第二週傳入澳門，當地共報告113起病例，65人死亡。同時，霍亂也順着珠三角的污染水源傳入澳門。葛施打醫生將疫情歸因於飲食衛生：華人喜好食用生蔬，或者半生不熟的蔬菜，如生菜、豆芽、洋蔥、芽菜、芥末、芹菜、薑等，蔬菜往往未經加熱殺菌便已上桌。加之華人用糞便漚肥的傳統，這都造成了霍亂肆虐……由於這幾個月的炎熱氣候，在製作和售賣麵包、蛋糕、冷飲等食品時，經常有蒼蠅盤旋其上。因爲衆多不良飲食習慣，中國人往往暴露在傳染病邊緣。他們經常在白天食用路邊攤冷飲，窮人半價購買沒A 《健康公報》（Boletim Sanitário）1932年，第10—11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71〔葡〕文德泉 撰 楊楚喬 譯 \ 19—20世紀澳門霍亂的流行與防治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洗過甚至半腐爛的水果；他們幾乎不洗手，還使用不清潔的碗筷。這都造成了疫情傳播。疫情期間，這些人同樣面臨許多其他風險（11月10日報告）。疫情最嚴重的地段是下環街、沙欄仔街、沙梨頭、蓮峰A、巴波沙大馬路，以及河邊新街到沙欄仔街的港口一帶。患者絕大多數都是中國人。歐洲人中衹有1名士兵感染，且隨後治癒。年齡方面，患者大多爲20歲到50歲，性別方面，隔離點共收治了264名男性和233名女性。這場瘟疫始於1937年8月7日，10月15日結束，共計確診615人，其中412人死亡。1927年7月至10月，共報告409名病例，其中320例死亡；1932年7月17日至8月27日共報告128例。白朗嘉莊（Vila Branca）成了臨時隔離點。當病人數量超出承受範圍時，衛生局就在舊址空地上搭起帳篷，用於救治危重症患者。葛施打醫生在第19頁寫道：1927年的疫情中，報告的409例患者（他們當時堅持認爲是霍亂型腸炎）中衹有48人入院治療；在1932年的疫情中，在確診的128例患者中，最終衹有11人入院。本次疫情住院497例，是迄今爲止人數最多的一次。這對我們的團隊來說是一個勝利。在497例患者中，死亡294例，治癒203例，死亡率爲5.9%。葛施打醫生在第16頁寫道：疫情在澳門達到頂峰後，香山（Heungshan）、九州等周邊地區也A 譯者註：當指現蓮峰廟一帶。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72〔葡〕文德泉 撰 楊楚喬 譯 \ 19—20世紀澳門霍亂的流行與防治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受到波及，死亡者衆。9月初，疫情傳入北海、汕頭，最後波及上海，不論中國人還是外國人，甚至包括交戰中的日本和中國軍隊，足有數千人被傳染。淞滬會戰造成的大規模人口流動，以及日軍飛機轟炸華南城市，導致大量難民湧入上海，這都加快了疫情的蔓延。1938年疫情1938年6月18日，衛生局負責人報告：不僅本澳A出現了霍亂疫情，氹仔也沒能倖免。1938年12月21日，衛生局負責人通知香港衛生處處長，近一個月澳門無新增病例。1938年3月11日，他報告僅白朗嘉莊一處就已收治了1,000多例霍亂患者。政府爲抗擊這種疫情已特別撥款30,000美元。1938年6月23日，負責抗擊疫情的是退役醫療中校葛施打；他隨後於1938年11月15日離開澳門。18日，經由政府決定，衛生局負責人關閉了白朗嘉莊隔離點。此次疫情經過如下：6月14日，兩名中國人首先被隔離，一名是附近路環的難民，另一名是下環街的居民。當時疫情幾乎席捲了整個中國，並通過西江傳入澳門。此次疫情共報告1,053名病例，除4名非洲人、4名澳門人和1名印度人外，幾乎都是中國人。與1937年相似，病例多集中在媽閣街與巴波沙大馬路一帶。6月14日至8月31日，隔離點收治患者969例，確診霍亂832例。其餘115名非霍亂病例轉至鏡湖醫院。9月共計新增70例，63例死亡；10月15日，24例確診，18例死亡。1938年6月14日至10月15日的整個疫情期間，共計報告1,153例確診，826例死亡。A 譯者註：指澳門半島地區，當時氹仔屬海島市。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73〔葡〕文德泉 撰 楊楚喬 譯 \ 19—20世紀澳門霍亂的流行與防治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因沒有得到及時醫治，227名患者死於家中，這些病患在報告死亡後纔引起衛生局注意。隔離點收治的832名患者中，有528人死亡。葛施打醫生在報告的第41頁寫道：去年的疫情在秋季降溫時暴發，始於8月7日，10月15日結束；今年的疫情始於6月14日，10月中旬結束，當時天氣炎熱。去年有615例確診，412例死亡，死亡率爲67％，而今年有1,153例確診，826例死亡，死亡率雖然相近，但總讓人覺得疫情不斷惡化。6月14日暴發的疫情在迅速擴散——6月23日我受命抗疫時，每天都有23例新增。7月4日達到頂峰，每日都有約50例新增，後急劇下降，直到7月18日再次進入流行期。與香港今年報告的460例相比，澳門足有其兩倍多。去年澳門共計報告了1,800起霍亂病例。除了葛施打醫生外，衛生局副主任兼中央醫療站主任若瑟·佩德羅·阿方索（José Pedro Afonso）、衛生局局長亞歷山大·高美士·山度士（Alexandre Gomes dos Santos）、衛生隊隊長費爾南多·諾拉斯科·施利華（Fernando Nolasco da Silva）、細菌實驗室主任安東尼奧·帕斯·佩雷拉（António Paz Pereira）、醫療主任貢薩洛·韋略（Gonçalo Velho）、負責海上衛生防禦的卡夏諾·馮塞卡（Cassiano da Fonseca）、市政醫生安東尼奧·馬卡爾·科雷亞·努涅斯（António Marçal Correia Nunes）和莫桑比克的醫生佐齊爾諾·拉莫斯（Zózirno Ramos）都曾在氹仔和路環協助抗擊疫情。其他疫情在1939年6月25日的會議上，衛生局代理負責人巴爾加斯·莫尼茲（Vargas Moniz）醫生表示：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74〔葡〕文德泉 撰 楊楚喬 譯 \ 19—20世紀澳門霍亂的流行與防治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4月末以來出現了幾起霍亂病例，到6月17日已上升至218例。接下來的一週新增了112例，最近3天日均新增23例。儘管強制接種疫苗（已經接種了20多萬次），但病例仍不斷增加。首例確診於4月20日。1940年5月9日、8月26日以來，澳門報告了數起霍亂病例，迄今已達124例。近三十天日均住院人數爲14人。在1940年9月17日的會議上，隔離點負責人安東尼奧·洛佩斯（António Alberto de Barros Lopes）醫生受命領導抗擊霍亂疫情。在 1941年5月23日的會議上，洛佩斯醫生表示：儘管採取了預防措施，但5月1日澳門就已出現霍亂病例，直到最近纔集中暴發。然而，在過去的兩週裏，病例不斷增加，截至5月17日已報告29例，到今天已有42例被轉移至白朗嘉莊，其中9例死亡。我們面臨的疫情十分嚴重，因此有必要立即採取防控措施。1937年，其他地區的霍亂死亡率如下：香港確診1,688例，死亡938例。死亡率64.9%；廣州確診394例，死亡68例。死亡率17.2%；上海確診723例，死亡197例。死亡率27.2%。以上數據來源於若昂·卡布拉爾（João Albino Ribeiro Cabral）醫生和艾爾莎·費爾南德斯（Elsa de Sena Fernandes）醫生的報告，他們都爲疫情防控做出了巨大貢獻。澳門霍亂死亡率年份 確診病例（例） 死亡率1937年 615 66.9%1938年 1,153 71.6%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80〔葡〕文德泉 撰 楊楚喬 譯 \ 19—20世紀澳門霍亂的流行與防治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1963年疫情1963年2月10日細菌研究所副主任亞瑟·佩雷拉（Artur Torres Pereira）報告：6月29日，接到部長閣下的命令，任命我爲衛生局委員，參與抗擊澳門的霍亂疫情。7月16日，我在香港與當地衛生局取得聯繫後，前往澳門開始了我們的工作，香港方面爲我提供了他們1963年抗擊霍亂的詳細信息。在我抵澳的兩月前，也就是首次報告霍亂病例之前，這裏已經報告多起腸胃炎病例。當時分離出來的大部分菌株得以保存，我對它們進行了生化和血清分析，將其暫分爲以下菌群：（a）二期志賀氏菌屬（痢疾桿菌），3株。 三期志賀氏菌屬，2株。 革蘭氏陰性細菌，1株。 宋內志賀菌，4株。（b）雷氏普羅威登斯菌，9株。（c）貝塞斯達—巴勒魯普菌，10株。（d）沙門氏菌，1株。（e）摩根氏桿菌，1株。（f）不明菌株，4株。（g）綠膿桿菌，2株。（h）糞產鹼桿菌，4株。（i）埃爾托生物型霍亂弧菌A，3株。（j）哈氏弧菌，4株。A 譯者註：霍亂弧菌可分爲古典生物型和埃爾托生物型。1817年至1923年間的六次世界性霍亂大流行均由古典生物型霍亂弧菌引起，1961年開始的第七次世界性霍亂大流行則由埃爾托生物型霍亂弧菌引起，波及超過140個國家和地區，確診病例達400萬以上，至今尚無停息的跡象。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81〔葡〕文德泉 撰 楊楚喬 譯 \ 19—20世紀澳門霍亂的流行與防治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我對48個菌株進行了分析，其中10株屬於志賀氏菌群，3株屬於埃爾托生物型霍亂弧菌（簡稱埃型弧菌），4株可能是哈氏弧菌。另外，雷氏普羅威登斯菌、貝塞斯達—巴勒魯普菌和其他不明菌株將在細菌實驗室進行細化分析。我認爲這些菌株大多數都是胃腸炎病原體。霍亂治療情況述評：瞭解霍亂病發情況並審查病歷後，我認爲，目前對霍亂的治療大多盲從馬尼拉會議A原則，缺乏理論支持。從流行病學的角度來看，這顯然是不正確的。早期使用氯霉素治療的患者中，他們的糞便裏沒有檢測到埃型弧菌，這與未接受抗生素治療的患者情況恰恰相反。事實上，病例13、15、16、17和20分別在確診的第8天、第5天、第5天、第6天和第6天後依舊能檢測出埃型弧菌。我們無需再次強調這個事實。1963年埃爾托型霍亂疫情：截至我8月11日離澳，確診病例已達21例，其中3例死亡。大多數患者並未接種疫苗，其餘患者接種疫苗時間間隔太長（超過一年）或太短（五天）。另外，還有251名密切接觸者接受了醫學觀察。在這些密接者中，所有人都接受了肛拭子檢測，其中15人檢測結果出現了埃型弧菌，後住院接受氯霉素治療。值得注意的是，第18名病例的8名密接者中，有7名攜帶霍亂弧菌。我們對其進行了隔離和場地消毒。在分離出的21株埃型弧菌中，19株菌體抗原呈小川型，2株呈稻葉型。B所有菌株的抗生素測試顯示同一結果，均表現出對多粘菌素的耐A 譯者註：指1962年9月22日世界衛生組織（WHO）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舉行的流行病學研討會，詳見Minutes of the third meeting, WHO Conference Hall, Saturday, 22 September 1962 at 9:00 a.m., WP/RC13/Min/3 Rev.1, Manila: WHO Regional Office for the Western Pacific, 1962, p. 120.B 譯者註：霍亂弧菌依菌體抗原的不同分爲小川（O g a w a）、稻葉（ I n a b a）和彥島（Hikojima）三個血清型，三型均含有相同的群特異性抗原a，小川型含有b抗原和少量c抗原，稻葉型含有c抗原，彥島型含有大量的b、c抗原。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83〔葡〕文德泉 撰 楊楚喬 譯 \ 19—20世紀澳門霍亂的流行與防治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病菌檢測霍亂弧菌（株）腹瀉糞便 105病例相關篩查（密接者和攜帶者） 251流行病學調查（污水、糞便等） 324陽性糞便樣本 107共計 787在我抵澳前，這裏已經進行了上百次這類檢測。與香港的方法不同，澳門採用的糞便分析法在流行病學上具有重要意義。值得強調的是，1962年香港檢測了11,409份糞便樣本，其中87份分離出了埃型弧菌，然而他們無法確定該弧菌的個體來源。短短三個星期內，作爲抗擊疫情的一分子，我對採集到的樣本進行了687次細菌學檢測，其中324次的檢測結果證明了與疫情並非源於澳門本土的猜測。我僅有一次在糞便樣本中分離出了埃型弧菌。正如報告中所寫，儘管暫時無法證實，我仍堅信此次疫情（在我離開前共確診21例）與中國內地的患者或攜帶者有關。採取有效衛生措施、大規模接種疫苗（1961年接種155,878劑、1962年212,173劑、截至1963年5月8日接種183,379劑）、重視飲用水衛生都是阻止疫情流行的關鍵因素。抗疫過程中，我們（我和細菌實驗室藥劑師瑪麗亞）收穫了來自衛生局、仁伯爵醫院和衛生服務大隊的幫助。在1964年9月12日的會議中，維埃拉（Sousa Vieira）醫生提到：平托（Manuel Pinto）教授和佩雷拉（Pereira）教授爲我們提供了有效幫助。即使已經對1961年疫情有所準備，我們仍然需要這類醫療人員的援手。在這次疫情中，共有34位細菌學專家從不同國家去往香港。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84〔葡〕文德泉 撰 楊楚喬 譯 \ 19—20世紀澳門霍亂的流行與防治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我隻身來到澳門。澳門當時報告了13起病例，香港則報告了上百起。港澳都在與疫情作鬥爭，無論是臨床醫生，還是細菌實驗室、預防部門都急需有經驗的醫療人員。近期，埃型弧菌纔經過傳染病學認證，被納入國際衛生條例。周邊地區已有20餘年沒有報告霍亂病例，因此澳門方面也難免措手不及。不僅如此，馬尼拉的馬丁斯（Paiva Martins）醫生帶來了詳盡的治療方案，方案付諸實踐後，爲治療霍亂患者做出了巨大貢獻。此外，爲臺灣軍方提供衛生服務的美國醫療人員在澳門進行了幾天的傳染病隔離教學，向我們提供了有效幫助。另一方面，亞瑟·佩雷拉醫生與包括費爾森菲爾德（Felsenfeld）在內的國際知名專家會面，進一步交流了霍亂的細菌學研究。疫情後的第二年，亞瑟·佩雷拉醫生聲名鵲起。1962年僅有的3名病例全經由他救治。他以堅定的決心、廣闊的視野和深厚的知識對疫情研究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同場會議中，維埃拉醫生談到了亞瑟·佩雷拉醫生1963年訪澳：他由一名藥劑師陪同，在7月抵澳。當時疫情已趨於穩定，我們已確認是四種埃型弧菌（3種小川型和1種稻葉型）引發了當年的疫情，1963年7月17日至8月17日共計報告22起病例。佩雷拉醫生篩查了留存下來的數十種菌株，並探查了數百個疑似傳播源（下水道、“夜土”、水坑、密接者），然後提交了一份報告。8月12日至9月20日，無新增確診。9月21日，再次報告1例新增，我們可將其視爲第二階段疫情開始的標誌。11月5日，新增16例確診，全部爲小川型。譯者簡介：楊楚喬，巴西坎皮納斯州立大學國際關係碩士，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國際關係博士生。［責任編輯 沈曉鳴］
India quae orientalis dicitur, et insulae adiacentes（東印度及島嶼圖）/ 1634 / W. Blaeu ——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全球地圖中的澳門”項目組 楊迅凌配圖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86〔葡〕高斯華 撰 田一言 譯 \ 1895年澳門流行病腺鼠疫報告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The Epidemic Report of the Bubonic Plague in Macao in 1895José Gomes da Silva; Tian Yiyan (tran.)Translator’s note: This report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Supplement to Macao and Timor Province Government Gazette (No. 39, October 1, 1895), by J. Gomes da Silva, then Director of the Macao Health Bureau. In the mid to late 1880s, a bubonic plague broke out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of Guangdong and gradually spread to Hong Kong and Macao. This report, consisting of six chapters, describes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epidemic, detailing its outbreak, slowing down and ending, and documents how the Portuguese Authorities in Macao and the Chinese community collaborated to combat the epidemic. Chapter 3, Chapter 4 and Chapter 6 are selected and translated here. The third chapter mainly records the response measures of the Macao government, such as each hospital’s treatment situation, the establishment and management of isolation treatment points, guidelines for the isolation and transfer of patients and the disinfection of streets and communities, etc. The fourth chapter describes how various institutions dealt with the epidemic, including the number of patients admitted to each hospital, the number of deaths, the precautions for the burial of the dead, also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the Chinese preference for boys over girls and the unlicensed practice of charlatans on epidemic prevention. The sixth chapter mainly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strengthening the municipal health management in Macao, focusing on the sanitary conditions of alleys and markets in Chinese community, and other sanitary issues like the sewage system as well as drinking water. The detailed contents of this report can help us understand how the Portuguese Authorities in Macao dealt with the epidemic and their attention to public health issues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Keywords: Late Qing Dynasty, Bubonic Plague, MacaoJosé Gomes da Silva, a renowned Portuguese botanist, journalist and scholar, was born in Porto, Portugal. He graduated from the College of Surgeons in Porto. In 1881, J. Gomes da Silva was appointed as the 2nd class Doctor of the Macao and Timor Health Services and took up the post of the first head teacher of Liceu de Macau (today’s Macau Portuguese School) in 1894. One year later, when the bubonic plague broke out in Macao, he was appointed as the Director of the Macao Health Bureau who was responsible for epidemic prevention. He is the author of Journey to Siam, Reports on Macau and Timor, The cholera morbus epidemic in Macao (1888), and The bubonic plague epidemic in Macao (1895).Tian Yiyan is a Bachelor of Foreign Languages from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ster of Linguistics from University of Lisbon, Portugal. He mainly engaged in the study of syntax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87〔葡〕高斯華 撰 田一言 譯 \ 1895年澳門流行病腺鼠疫報告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1895年澳門流行病腺鼠疫報告*〔葡〕高斯華 撰 田一言 譯［譯者按］本報告乃時任澳門醫局局長高斯華所作，原刊於《澳門憲報》1895年10月1日第39號附報。19世紀80年代中後期，廣東珠三角地區暴發腺鼠疫流行病，後逐漸蔓延至港澳地區。本報告全文共六章，詳細敍述了腺鼠疫傳染病在澳門的暴發、趨緩與終結，記錄了澳葡政府與華人社區攜手抗疫的全過程。在此選譯其中第三章、第四章、第六章等。第三章主要記錄澳葡政府的應對措施，如組織各醫院的救治、隔離救治點的籌建與管理、患者的隔離與移送、街道社區的公共消毒工作等；第四章記載澳門各機構針對流行病的處置情況，包括各醫院收治病患的數量與死亡病例，病亡者安葬的注意事項，並敍述了華人的重男輕女現象以及江湖郎中無牌行醫等及其對防疫的影響；第六章主要討論加強澳門市政公共衛生管理的重要性，重點關注華人社區圍里、街市的衛生條件以及澳門的排污系統、飲用水等問題。本報告內容豐富，可以從中瞭解晚清時期澳葡政府面對疫情的處置方式及其對公共衛生問題的關注。必須指出的是，作者在敍述中所流露的殖民者的視角和觀點，讀者閱讀和引用時须注意。［關鍵詞］清末 腺鼠疫 澳門* 本文係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高等教育基金資助項目“公共衛生視野下近代澳門傳染病防控機制及其效應與啓示研究”（HSS-MUST-2020-02）的階段性成果。項目負責人爲林廣志（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教授）。高斯華（José Gomes da Silva，1853—1905），葡萄牙人，醫生、植物學家、記者，曾任利宵中學首任校長、澳門醫局公會會長；代表作有《暹羅之旅》《澳門帝汶報告》《衛生局1886年度報告》《1888年澳門霍亂流行病報告》《1895年澳門流行病腺鼠疫報告》等。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88〔葡〕高斯華 撰 田一言 譯 \ 1895年澳門流行病腺鼠疫報告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流行病：趨緩與終結A本人於5月14日抵達澳門，親歷了腺鼠疫流行病在澳門的全面暴發。慶幸的是，在行政當局和醫療部門的共同努力下，我們贏得了這場抗疫鬥爭。此次抗疫行動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華人醫院（鏡湖醫院）內設有兩座棚廠救治點，一座用於收治受感染患者，另一座用於收治疑似病患。兩座棚廠由隔板隔開，其中每位患者也都被隔離開來，同時對男性、女性和兒童病患分別收治。醫院運轉如常，各診室正常接收未感染腺鼠疫且無異常發熱症狀的病人。醫院內單設一間診室供醫局公會派駐的官醫代表使用，該名醫生在這裏對入院病人進行檢查，同時對院內的死亡病例進行確認。該醫療站配備兩名護士和兩名翻譯員。另有一名警衛負責對院內多個崗哨進行巡邏，防止外來人員進入。對死者進行確認後，醫生會簽署一份證明書。如無該文件，則死者屍體不得於華人墳場安葬，亦不得經由關閘運送出境。每份證明書均標有編號，以便核實該屍體是否立即進行了掩埋；此外，證明書還註有死者的住址、年齡、性別、國籍、死亡時間以及推測死亡原因。東望洋馬路設有一座棚廠醫院，該地即爲1888年麻風病院之所在。醫院內除配備廚房用具和工作人員宿舍等必要設施外，還設有四座棚廠用於收治確診病患、兩座棚廠用於收治疑似病患。此醫院主要收治信奉天主教的確診病人和疑似病人，其中有的是土生葡人，有的是華人，同時也有選擇接受西醫治療的非天主教徒。武營醫院和聖辣非醫院不接收染疫病患。各市政區行政局局長B一旦接到警察局或市政巡查員關於死亡病例的報告，必須立即派員請醫療站的醫生前來確認死亡原因，或將死者屍體移送至華A 譯者註：本節選自報告的第三章，章節開頭有關鍵詞：抗疫鬥爭、衛生消毒工作、城市狀況、下達的指令、感染者轉移出澳門、衛生主管部門的其他變動、結論。B 譯者註：昔日澳葡政府設澳門市（Concelho de Macau）和海島市（Concelho das Ilhas），又稱澳門市政區和海島市政區，此處的“各市政區行政局局長”應指澳門市政區行政局局長及海島市政區行政局局長。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89〔葡〕高斯華 撰 田一言 譯 \ 1895年澳門流行病腺鼠疫報告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人醫院由駐院醫生進行檢查，由該醫生簽發死亡證明書後方可掩埋。在醫局代理局長的指導下，城內的下水道設施定期使用蒸汽泵進行清洗。如病患在家中死亡，則須立即使用漂白粉對該處房屋進行消毒，並在地上燃燒焦油和硫磺，對房間進行熏蒸消毒處理。市政廳辦公场所和城內各處設有消毒站，每個消毒站配備多名人員，各站大門均保留一簇持續燃燒的篝火用來加熱焦油。如出現死亡病例，則就近召集消毒站防疫人員陪同行政局局長前往死者住處，對房屋進行消毒。城市街道時常有人抬運棺材經過；消毒站外一直燃燒着篝火；大量商業設施和華人商店被迫閉門歇業，不僅市場內的攤檔關門了，連龍嵩正街和板樟堂街等主要街道的商鋪也停止經營；澳門絕大部分居民時刻處於恐懼當中。凡此種種，無不讓澳門籠罩上一層陰鬱、悲傷的色彩。儘管澳門的情況遠沒有去年香港的腺鼠疫流行病那麽嚴重，但此次疫情，對於人口稠密、環境衛生惡劣的澳門來說，仍然是難以承受之痛。根據局勢的分析，鑒於疫情已經到來，我們實際上可以採取的措施並不多。儘管在疫情暴發之初採取了一些預防措施，但此次流行病還是進入了澳門，並蔓延至幾乎整個城市。隨着抗疫鬥爭向前推進，一方面華人對防疫工作表現出消極不配合的態度，另一方面澳門政府和醫生隊伍共同付出了更大的努力。4月中旬開始，死亡率已達到峰值水平。由於我們所採取的抗疫措施相當理性，而且所有的決策都基於科學和經驗，因此我仍然會與同事們一起努力，力求使這次疫情像去年香港的流行病一樣在9月終結。與此同時，我認爲任何可能消除民衆恐慌和緩解整座城市陰鬱氣氛的措施，對我們所有人，特別是一綫抗疫人員，都將大有裨益。因此，目前最優先的工作就是下令將感染者轉移出澳門。誠然，腺鼠疫的大規模傳播已蔓延至整個城市（歐洲人居住區除外），這使得後續的衛生消毒工作尤爲艱難。我們發現，在出現死亡病例的住宅內很少再次出現感染者，這可能是因爲該住宅及時進行了消毒和通風。但另一方面，仍有不少病例毫無規律可循地、反復無常地出現在我們認爲已經“免疫”的住宅內。就消毒工作而言，儘管已經經過協調並按照科學的計劃開展，但這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90〔葡〕高斯華 撰 田一言 譯 \ 1895年澳門流行病腺鼠疫報告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項工作還是成爲一項超出我們能力範圍且需要超乎尋常的熱情纔能完成的任務。爲了完成這項任務，市政廳工作人員乃至行政局局長全部披掛上陣，沒有一刻休息的時間。所有人都夜以繼日地工作，甚至沒有機會呼吸到純淨的空氣，亦沒有一刻可以遠離令人流淚的硫磺蒸汽。所有人都在以一種令人欽佩的工作效率超負荷運轉。然而，一口口的棺材仍然陸陸續續穿過城市街道運往墓地，運送擔架的隊伍不時從陰暗的圍里和小巷將垂死的病人送往華人醫院。整個城市的商鋪都關門了，租戶們也捨棄了澳門的屋舍，逃回各自的家鄉。或許這些返鄉的人會給自己的家鄉造成更大的破壞，但在這場衛生危機中，他們的村鎮肯定不會出現和澳門一樣的慘狀。我認爲將感染者移送出澳門勢在必行。事實上，每送走一個感染者即意味着清除了一個傳染源。隨病人一同送走的是他的腹股溝淋巴結膿液和傳染性腹瀉。即使病人死亡，也不會令澳門街道上運往關閘的棺材數量增加。華人醫院清空所有感染者後，亦不再收治疑似病患。當感染者自發離澳或被強制遣送出境之後，各消毒站的工作量勢必會大大減輕；到那個時候，我們便可以熄滅消毒站門口持續燃燒的篝火，減少消毒站的數量，同時減少各站點人員和設備的配備。如此，澳門或許可在第一陣東北風來臨之前擺脫災難。這是我們希望達成的目標，或許暫時還沒有根據，甚至對於很多人來說是荒誕可笑的，然而這一目標卻立刻得到醫局公會和總督的支持。我認爲這正是我所需要的令人滿意的結局。爲了使感染者的轉移工作切實可行，首先需要找到一個合適的地方建立棚廠醫院，這個醫院必須要足夠大，而且要配備完善，但僅此一個還不夠。即使城外的醫院像澳門華人醫院一樣受到病人的青睞，還是會有抬棺工源源不斷地抬着屍體在澳門的街道上穿行，因爲醫院並不是死亡病例最集中的地方。正因如此，我們需要自願離境與強制驅離相結合。爲此，我們必須下達其他指令。對於華人而言，新建成的醫院必須擁有明顯優於澳門華人醫院的條件。我認爲此要求非常容易滿足，衹需作出如下安排：（1）新醫院須有比華人醫院更好的通風、更充足的光照和更大的空間，滿足上述條件即可極大降低感染病例的死亡率。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91〔葡〕高斯華 撰 田一言 譯 \ 1895年澳門流行病腺鼠疫報告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2）新醫院應在河邊或河上建立，因爲華人堅信（無論是否有科學依據），鄰水的環境將非常有利於疾病的康復。（3）新醫院將不派駐醫生長期值守，亦無須派遣醫生入院從事統計工作，但須由一名官醫每日前往該醫院視察，確認相應條件是否符合要求。（4）與澳門華人醫院不同，新醫院將不再派駐警衛負責守衛工作。華人對醫生和西醫有恐懼心理，且穿着制服的軍人亦會使華人感到懼怕，加之轉院的效果確實可能降低死亡率。基於上述幾點，我們幾乎可以肯定，病患們爲了享受華人醫院目前所不具備的更好的醫療條件，勢必會選擇自願離澳。因此，現在應當按照以下幾個步驟開展工作：首先需要取得華人對我們計劃的支持，其次是選擇新醫院地址，接着需要確定棚廠醫院的條件，繼而轉移感染者，最後幫助澳門擺脫疫情。我們首先需要說服華人醫院的總理同意把感染人員轉移出澳門，這在我的從醫生涯中可以說是一項再輕鬆不過的任務。因爲我告訴他們，目前駐守在華人醫院的醫生和護士都會被撤走，警衛人員也會撤出。當我把這些情況如實告知他們以後，事情就進展得非常順利。他們完全接受新醫院的條件，並且還對我非常感激，好像早已爲他們準備妥當了一樣。新醫院的選址反而成爲更加棘手的問題。我首先排除了氹仔和路環，因爲那裏也是非常重要的居民點，理應和澳門一起擺脫疫情。大、小橫琴島也不太方便，無論是轉移患者，還是每日派醫生前去檢查，都有諸多不便。剩下的就衹有關閘外的中立地帶，但這片地方早已變成亂葬崗，屍骨遍地，連多埋一些遺體的空間都沒有。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就衹能把新醫院設在外國（中國）領土上。但真的具有可操作性嗎？假設是可行的，如何纔能讓葡萄牙醫生去中國領土內對醫院進行檢查？如果醫院不符合既定的條件，沒有起到作用，或是產生了危害，又如何着令關停或燒毀這個設在中方領土上的棚廠醫院？最後還剩下一個可行的方案。根據《中葡1888年條約》A以及澳門政府與A 譯者註：指《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簽於1887年，此處“1888年”應誤。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92〔葡〕高斯華 撰 田一言 譯 \ 1895年澳門流行病腺鼠疫報告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廣東政府後續談判的約定，灣仔爲中方領土，但青州北端至亞婆石北端中心平行綫以南爲葡方水域。如果我們把棚廠醫院架設在葡方水域上，就算退潮後棚廠露出的地基跨進中方領土，但一天中仍有十二個小時可以算作位於澳門水域之內，此管轄權無疑歸澳門船政廳所有。通過這種方式即可有效避免國際爭端。這一方案確定之後，還需要選定在岸邊架設棚廠的具體位置。華人認爲應該選擇船政廳邊境處的村莊，理由是：利用船政廳碼頭上下船的便利可以方便轉移病人；靠近村莊，可以獲得較多資源；並且，如果出現暴風雨天氣，病人們留在棚廠裏很危險，他們可以很快轉移到附近的常設醫院。針對華人給出的這些理由，我衹提出一個反對意見。儘管我的觀點他們好像沒有理解，或者是不願意去理解，但最終華人不得不讓步，因爲他們沒有成功說服我。我的觀點是，前面選定的村莊乃至岸邊的港口均處於風口的上風向，而其下風向處就是澳門北部和青州北部地區。經過一番討論後，最終決定將棚廠醫院架設在中葡分界綫下游的葡國水域。根據既定方針，對新醫院作出如下安排：（1）棚廠醫院臨時機構由澳門華人醫院負責管理，該機構可被定性爲華人醫院的分支機構。（2）棚廠醫院的監管工作與華人醫院一樣，由醫局局長或其副手全權負責。（3）棚廠醫院的病患須首先按性別分開收治，此外還須對不同病症的病患分開處理，應分爲確診病患組（發熱伴隨腹股溝腺炎的病患以及腹股溝淋巴結化膿的病患）、疑似病患組（不明原因發熱的患者），最後是患有其他非發熱病症，或非疑似腺鼠疫病症卻希望在棚廠醫院治療的病患。（4）患者遺體必須直接經水路運至關閘外的墳場。（5）患者的排洩物經妥善消毒後運往灣仔，並在足夠深的地下掩埋。（6）親友衹可定期在特定時段入院探訪。關於建設醫院的費用及其他一切開支，華人要求由他們承擔，因爲澳門華人社區針對此事開展了認捐籌款活動，廣東和澳門周邊其他地區的富商也提供了資金援助。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93〔葡〕高斯華 撰 田一言 譯 \ 1895年澳門流行病腺鼠疫報告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該方案呈交前任總督閣下批准之後便進入了艱難的實施階段。跟以往經歷一樣，儘管我們是出於人道主義目的，而且是爲了華人的自身利益，但還是需要取得華人的讓步。首先是來自選址附近灣仔村莊的反對；緊接着遇到了中國關稅廠A方面的阻礙，稅廠的工作人員認爲醫院設在該處會使他們離疫情中心太近。他們的反對有道理，但卻顯得不近人情。後來前山當局也提出抗議，聲稱目前已禁止澳門人員入境，不想再對灣仔地區實行同樣的管控。諸如此類的障礙不勝枚舉。關稅廠方面的反對很快得到解決，在此要特別感謝大清皇家海關稅務司阿理文（Ernst Ohlmer）先生B，他爲我們提供了善意而慷慨的幫助。中國政府方面的反對意見最難說服，爲此不得不由一名華人醫院總理前往廣州說明情況。然後我們還面臨其他困難，如獲取棚廠醫院的建設材料、僱用工人和中醫郎中，以及爲醫院配備合適的工作人員。以上這些困難使得該醫院直到5月28日正午纔開始運作和接收患者。當正在協商將感染者轉移至灣仔一事時，澳門衛生部門也作出了一些新的安排。各消毒站奉命將水桶存放入庫，並將門口一直燃燒的篝火熄滅。由於採用焦油、硫磺熏蒸的消毒措施會消耗大氣中的氧氣，此措施給消毒站附近的居民造成了困擾，因此轉爲用漂白粉、石碳酸和綠矾進行局部消毒。管道的清洗工作則是在各市政區行政局局長的領導下採用蒸汽泵噴射鹽水和硫酸銅進行清潔。部分公共廁所被認爲是細菌的源頭，雖然沒有採取更徹底的消毒措施，但這些廁所從疫情開始便被關閉了。部分疑似與疾病傳播有關的公共水井和私人水井被填堵，其餘水井均妥善清洗。此外，還將緊靠住宅的下水道破裂表面用水泥封堵。其他衛生清潔措施照舊執行。將待康復的病患從華人醫院轉移至灣仔棚廠醫院C後，又針對醫生的任務分配作出了新的安排。此前在華人醫院共有四名官醫（編制內醫生）接診，現A 譯者註：此指拱北海關。B 譯者註：阿理文，德國籍，原名恩斯特·奧爾默（Ernst Ohlmer，1847年3月21日—1927年1月1日），時任中國海關官員、胶海關首任稅務司。C 譯者註：位於灣仔石角咀。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94〔葡〕高斯華 撰 田一言 譯 \ 1895年澳門流行病腺鼠疫報告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其中三名受命赴市政廳大樓任職，另一名醫生則被安排負責管理劏狗環A棚廠醫院和負責入境人員的檢疫工作。上述三名赴市政廳工作的醫生將跟隨行政局局長處理澳門的衛生與消毒工作。給市政廳醫療站負責人下達指示，要求該站點配備一名長期值守的醫生，隨時準備應召出診，對病例或死者進行確認；將信奉天主教的疑似病患送往劏狗環棚廠醫院，非天主教徒則送往灣仔；將非天主教徒患者遺體送往關閘墓地安葬，天主教徒患者遺體則就近安葬於劏狗環棚廠醫院下設的墓地；對於住家條件有利於疾病康復的患者，可以允許其居家治療，但須由醫局局長對其居住條件進行檢查。最後，此前適用於從疫區乘船抵澳之乘客的檢疫措施照舊執行。我必須承認，給醫療站下達的最後一條指令並沒有讓我感到振奮。對澳門而言，給入境人員進行檢疫，在去年算得上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措施；在今年，及時對上述人員採取檢疫措施，構築防疫衛生綫，仍然非常重要。但在目前的形勢下，我認爲這些措施有點“奢侈”，不僅因爲周邊港口的疫情已發展爲區域性流行病，還因爲疫情已入侵到澳門。另一方面，本人抵澳時親自巡查了各項檢疫措施，且去年鄰埠香港在疫情發展的整個階段同樣對來自澳門（該階段澳門尚無疫情）的入境人員採取了預防措施，或許英方此舉有其理由，而也正是因爲如此，我們根據“比照適用”（mufalis mutandis）原則在今年採取了對等措施。因此，針對來澳人員的蒸汽消毒措施繼續執行。負責衛生消毒任務的醫療人員則奉命按兩班制工作，每班由一名醫生、一名行政人員和必要的輔助人員組成，並與他們一起開始對城市不同區域的住宅進行檢查。其中一組從風順堂區開始檢查轄區內所有華人聚居區，一直到沙欄仔爲止。另一組從望德堂區開始，並與第一組在花王堂區匯合。之後便是檢查城郊各個區域，如沙梨頭、新橋、沙崗、二龍喉、望廈等地。上述各地所有疑似衛生環境較差的民居均會被檢查，且針對大門緊閉或租客棄屋而走的民居進行了重點檢查。消毒組強行破門後，檢視整個房屋，A 譯者註：劏狗環，位於現海邊馬路一帶，該地曾有“孤獨泉”（Fonte da Solidão）。此處原文爲Hospital da Solidão應由孤獨泉而得名。本文將上述醫院譯爲“劏狗環棚廠醫院”，其下設之墳場譯爲“劏狗環墳場”。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95〔葡〕高斯華 撰 田一言 譯 \ 1895年澳門流行病腺鼠疫報告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並由輔助人員對可能存在的垃圾堆進行消毒，但須注意絕不能移動這些垃圾。屋內的廁所用一層厚土填埋，土內須摻入石碳酸水。如在破門之時察覺到屍體腐臭，須立即在入口放置通過濃硫酸、食鹽和二氧化錳的共熱來製造氯氣的設備，並將大門關閉；第二日方可進入屋內，待用漂白粉和石碳酸水妥善對屍體消毒後運送至墳場埋葬。此措施意義不大，因爲與香港去年屢屢發生的現象不同，我們未在這些廢棄民居內發現任何病人或任何一具屍體。得益於疫情自然發展的趨勢，也得益於採取的各項抗疫措施，病例數量開始下降、病人症狀也有所緩解，截止到5月26日那一週，日平均死亡人數下降至24人，其中因疫情死亡的人數下降至17人。隨着灣仔棚廠醫院的設立和投入使用，澳門的死亡率和腺鼠疫病死率持續下降，本報告附件中的疫情發展曲綫圖可以證明這一點。6月3日，澳門城內出現最後一名腺鼠疫死亡病例。6月5日，灣仔棚廠醫院出現最後一名因該疾病死亡的病例。對於前一章的結論，我現在可以增加如下內容：（1）流行病疫情於5月中旬開始趨緩。（2）流行病於6月結束。（3）該流行病導致的最後兩名死亡病例分別於6月3日出現在澳門，6月5日出現在灣仔棚廠醫院。各機構針對流行病的處置情況A（一）醫院1．武營醫院在整個腺鼠疫流行病疫情期間，澳門武營醫院未收治任何一位感染病患。A 譯者註：本節選自報告的第四章，章節開頭有關鍵詞：澳門各醫院的收治情況；針對上述部分醫療機構的思考；華人父母對子女的愛；無資質的郎中與葡萄牙法律；真實情況與中國統計數據；各處墳場的安葬情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96〔葡〕高斯華 撰 田一言 譯 \ 1895年澳門流行病腺鼠疫報告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1895年上半年該醫院死亡人士的死因如下：1895年上半年武營醫院死亡人數與死因統計（單位：人）死亡原因 歐洲人 印度人 土生葡人 華人 合計血液循環器官呼吸器官器官疾病消化器官泌尿生殖系統酗酒一般性老衰全身性疾病瘧疾疾病2 — 2 1 5— — 2 2 41 — — — 11 — — — 11 — — — 1— 1 — — 1— 2 — — 25 3 4 3 15上半年武營醫院所收治病患的死亡率如下：歐洲人1.56%，印度人1.66%，土生葡人8.16%，華人3.66%。4月26日以前，武營醫院的臨診工作由醫局公會負責；26日以後，該工作則由澳門醫局代理局長全權負責；5月15日又交由醫局局長負責；5月29日再次交還醫局公會負責。5月14日之前，由一等官醫阿爾梅達（E. E. P. d’Almeida）擔任醫局公會會長；5月15日後由醫局局長任會長。醫局公會委員名單如下：一等官醫阿爾梅達（E. E. Pinheiro d’Almeida），任期爲5月15日至6月30日。二等官醫阿勞茹（J. M. d’Araujo），任期爲1月1日至6月30日。一等海軍軍醫（配屬編制）俾利喇（A. J. Gonçalves Pereira），任期爲1月1日至3月15日及3月17日至5月15日。警察局外科主治醫師阿爾維斯（E. M. Alvares），3月16日以及4月26日至5月15日。二等海軍軍醫卡瓦略（A. H. de Carvalho），4月26日至5月15日。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98〔葡〕高斯華 撰 田一言 譯 \ 1895年澳門流行病腺鼠疫報告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13名死者中，5名爲70歲以上高齡人士；4名是年齡較大者，分別爲60歲、50歲、48歲和47歲；剩下4名，其中1人死於腺鼠疫，1人死於傷寒（此2人分別於4月染疫，因此可以無需遲疑地將其視爲疑似病例）；剩餘2名皆死於呼吸器官功能紊亂。如果我們考慮到此半年內澳門同時暴發流感和腺鼠疫等兩大流行病以及土生葡人對醫院的恐懼，那麽，自然不難理解該醫院死亡率高企的原因。1895年上半年，白馬行醫院的臨診工作由以下幾名醫生負責：4月28日至5月27日，一等官醫阿爾梅達（E. Espectação P. d’Almeida）；其餘時間由二等官醫阿勞茹（J. M. d’Araujo）負責。3．劏狗環醫院該棚廠醫院在1888年麻風病院原址之上修建。1月即作出了修建該醫院的決定，當時剛出現疫情在澳門暴發的傳言，儘管後來證明完全是子虛烏有。謠言散去後，醫院仍保留下來。該棚廠醫院從那時起就做好了收治第一批患者的準備。後來發現疫情在不信奉天主教的華人群體內傳播，又由於華人一貫對接受西醫診療抱有極大的抵觸情緒，因此醫局代理局長決定將這批人送入華人醫院接受中醫治療，而劏狗環棚廠醫院則專門收治願意接受西醫療法的天主教徒，包括華人和非華人。該棚廠醫院用竹子和棕葉搭建，由以下部分組成：4座用於收治確診患者的棚廠；兩座用於收治疑似患者的棚廠；1座禮拜堂；一座棚廠供嘉諾撒仁愛女修會修女使用；1座棚廠由隔板隔開，分別用作護士站、藥房和電報間；1座棚廠供苦力和掘墓工人使用；1間廚房。每間棚廠都歷經了風吹日曬。5月10日，棚廠醫院開始接受第一批病人。參看本報告附件圖表可知，共計21名病患進入該醫院接受治療，其中16人死亡，死亡率爲63.6%。需要注意的是，其中大部分病人均是在經鄰居或警察舉報後被強制入院。因此，上述死亡病例中，有5名在入院後一天內死亡，另有4名在入院後數小時內死亡。鑒於其入院時的狀態，他們與其說是病人，不如說是生命垂危之人。不止一次出現如下情況：警察發現感染者並將其送往醫院，但還沒到醫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299〔葡〕高斯華 撰 田一言 譯 \ 1895年澳門流行病腺鼠疫報告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院，這名病患在路上就已經停止呼吸，於是衹能送往墳場埋葬。還需注意的是，這所醫院是專爲信奉天主教的土生葡人和華人準備的。每個地方都會有諱疾忌醫者，在澳門尤其嚴重。因此，考慮到那些在棚廠醫院接受治療的病人以及那些視醫院爲墓地“前廳”的病人，我們可以說，土生葡人的治愈率達到了42.9%，華人治愈率達到了40%。該醫院收治的最後一名病人於6月30日入院。到7月5日，該棚廠醫院僅存一名處於恢復中的女性病患。7月14日，由於該名病患的腹股溝淋巴結未呈感染化膿症狀，潰爛的淋巴結也正在快速愈合，且病人整體狀態不錯，故將該名處於恢復中的病患轉至白馬行醫院接受治療，並隨即關閉了此棚廠醫院，院方人員亦無需繼續在此處工作。轉至白馬行醫院的女性病患於7月24日出院，其腹股溝患處已完全愈合。毫無疑問，此病例是該棚廠醫院觀察到的所有病例中最值得研究的一個，我認爲有必要在此詳細介紹一下。這名女性病患於6月8日入院，入院時已出現所有腺鼠疫典型症狀，且處於妊娠晚期（6個月至7個月）。入院後病情繼續惡化，出現了圖表5所示的發熱症狀，腹股溝亦出現腫塊，但未擴散至其他部位。6月12日，病情開始有所緩解。次日，淋巴腺症狀開始出現起伏。由於症狀不甚嚴重，且考慮到患者有孕在身，故助理醫師未將腺腫切除。14日，病人體溫升至38.3℃，黎明時分降至37.7℃，上午8時（即分娩時間）體溫爲36.6℃。儘管是第一次生產，該病人還是順利分娩（早產）。分娩12小時後，其腹股溝腺腫自然開裂。胎兒僅存活了兩小時，存活期間接受了洗禮，但最終因不具備成活條件而離世。胎兒未見任何腺鼠疫症狀。此病例值得研究的地方在於，1894年香港腺鼠疫流行病期間，除一名女性外，醫院收治的懷孕女性幾乎全部死亡。A而在此次澳門疫情中，我認爲此病例是唯一一例妊娠期感染腺鼠疫的病患，且還是首次分娩。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該名病患入院一週後未經歷墮胎，而是出現了早產。A Lowson博士：《1894年香港腺鼠疫傳染病》，《香港政府憲報》（香港）1895年4月13日，第382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300〔葡〕高斯華 撰 田一言 譯 \ 1895年澳門流行病腺鼠疫報告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劏狗環棚廠醫院的臨診工作，自其開始運營之日起，便由一等官醫阿爾梅達（E. E. Pinheiro d’Almeida）負責。院內一應工作則由一等護士佩德羅（Joaquim Pedro）負責，協助其開展工作的包括一名護士助理、一名雜役、部分衛生連士兵以及兩名警衛。根據教區主教閣下的指示，女性病患的護理工作由兩名嘉諾撒仁愛女修會的修女負責。院內的雜役人員包括廚師、助理、苦力以及醫院附屬墳場的掘墓工人。劏狗環棚廠醫院於7月17日將最後一名病人轉至其他醫院後即關閉並燒毀。4．育嬰堂此收容機構由嘉諾撒仁愛女修會的修女們負責管理，專門收治生命垂危或疑似感染傳染病以及罹患令人嫌惡的疾病（如化膿性潰爛）的兒童。A育嬰堂實際上衹是聖安東尼堂背後的一間小屋，連勝街將此育嬰堂與同樣由嘉諾撒修女管理的另一家慈善收容所隔開。育嬰堂的衛生條件遠不能與相鄰的另一家收容所相比。從衛生條件來看，上面提到的與育嬰堂相鄰的這家收容所的確堪稱典範。這家收容所的廳堂、房間和寢室都非常寬敞，通風良好，採光充足，腳下是堅實的地板，而育嬰堂在這些方面都有所欠缺。我並不是說育嬰堂在清潔和通風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夠，因爲修女們已經做了很多工作；也不是說那些不幸的孩子們缺乏愛與關懷，儘管他們通常的確是被狠心、愚蠢又可憐的父母遺棄在這裏；最令人惋惜的是，即使我們神聖的修女們用真正的母性關懷和超越常人的努力來拯救一個被父母“判處死刑”的無助的兒童，所有這些努力都不足以取代新生兒必不可少的清新的、含氧的空氣，對於這些被送到育嬰堂、且生命垂危的孩子而言更是如此。然而，我也並非把育嬰堂的高死亡率歸咎於衛生條件的欠缺。在我看來，這種衛生條件的欠缺是無法補救的，因爲這取決於育嬰堂的選址以及建築本身。我相信，即使是把育嬰堂搬遷到上面提到的那個條件較好的收容所，死亡人數也不會因此下降。事實上，育嬰堂以及澳門此前存在的類似機構，其死A 育嬰堂收到成活率較高的嬰兒會立即將他們交給奶娘餵養。哺乳期結束後，奶娘會將這些嬰兒送回育嬰堂。棄嬰們會在育嬰堂接受教育，等待天主教家庭收養或由育嬰堂自行贍養。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301〔葡〕高斯華 撰 田一言 譯 \ 1895年澳門流行病腺鼠疫報告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亡率高的原因非常複雜，並不像表面上看起來那麽簡單。所有到過澳門的人或聽到過澳門故事的人都知道，華人對於生男孩有着極度的渴求，認爲生男孩是幸福的保證。反之，生女孩則被認爲是不幸，是沉重的負擔。對於華人中相對開化且重視財產的階級而言，父親的愛總是集中在兒子身上，無論是親生兒子還是繼子。女兒不跟兄弟們一起長大，由於家庭對女兒沒有任何企望，所以對女兒比較放任。直到有一天，男孩長大成了男人，女孩長大成了女人。兒子會娶妻成家並帶走父親給每位兒子準備的一份財產，或者也可以留在家族中料理生意，享受父輩積纍的財富；女兒也會出嫁，但與兄弟帶走家產不同，女兒會要求新郎給自己的父親送上一筆彩禮，或錢或物，不能稱之爲“買”，但的確需要給付彩禮纔能“娶”妻子回家。可以說是一種補償，女方的父親藉此收回在女兒的衣食、教育（部分家庭會讓女兒接受教育）方面投入的成本，有時候這種交易甚至可以說是一門“好生意”。對於貧民階級特別是無產階級而言（華人口中的無產者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兒子總是受歡迎的，因爲這個父親花錢、母親花精力養大的兒子終有一天會成爲父母的依靠。這種模式代代相傳成爲傳統，人們說這就是中華文明的特點。女兒則完全不同，十二年或十五年的居家生活不會過得那麽容易；直到後來，這個苦命的女人被某個男人看上，成爲他的新娘。她甚至不能纏足，因爲很小就必須被迫前往工廠、農田甚至是妓院謀生。十二年或十五年的養育，卻沒有得到任何補償，這無疑遠超一名中國貧民父親所能表現出的無私和慷慨。因此，華人常常採用的一個解決方案是：生兒子就留下養大，生女兒就立刻殺死。當然，從未聽聞皈依天主教的華人犯下弒嬰罪行，這一點無需在此贅述。但對於生活在基督律法下的每一個人而言，女人和男人一樣，都擁有生命的權利，擁有接受父母養育的權利。如果說，我們的宗教（天主教）沒有其他可取之處，衹此一條足矣。華人弒嬰的事實可從華政衙門的記錄以及澳門目前唯一僅存的育嬰堂的記錄中窺探一二。下列圖表爲本報告附件中一系列圖表的匯總。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306〔葡〕高斯華 撰 田一言 譯 \ 1895年澳門流行病腺鼠疫報告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擔了該工作。截至6月底，海軍軍醫俾利喇（A. J. Gonçalves Pereira）任醫療站負責人。育嬰堂A的臨診工作一直由一名中醫郎中負責，在華人醫院的醫療站建立之前，該名中醫郎中也負責對死者進行確認。目前，醫局公會仍允許無任何資質的中醫在葡萄牙管轄的土地上行醫。我對此決定感到驚詫。委員會此舉無疑公然違反了1869年《組織法》第38條第3款有關規定，《刑法典》第236條第2款和其他相關現行法律也對上述法條內容做出了限制。既然委員會此舉沒有法律依據，那麽自然應當作出解釋。1887年，我第一次對無資質的中醫診所和土生葡人診所在澳行醫的行爲提出異議。B1889年，我再次提出，“在澳門這個法律允許郎中無照行醫的地方”，不宜實施1869年12月2日法令第38條第3款的有關規定。C直到現在，我還在等待中央政府就此問題作出相應的最終指令。在等待的過程中，醫局公會默許了外國人私開診所面向外國人行醫的行爲，完全不問這些英國醫生或中醫郎中是否持有相應的科學、職業證照。醫局公會一直盡力不去面對的事實是，比起持證行醫的醫生，葡人、歐洲人和土生葡人社區中的部分人有時候更願意找中醫郎中看病，因此他們不會向司法機關告發這些江湖郎中。然而，這些江湖郎中和他們的老主顧們行事並非完全小心謹慎，有的中國或土生葡人郎中甚至在地方報紙上刊登廣告。對於這件事我不得不嚴肅對待。我很早就認識到，在這件事上英國自由主義思想並沒有什麽意義。既然自殺者的責任不能歸咎於他人，那麽按此邏輯，我也不認爲應該對這些業餘行醫人員制定過於嚴苛的法律，畢竟他們是在別人的請求下，用自己苦心鑽研的實踐知識提供服務。真正應該受懲罰的是這些找江湖郎中看病的患者，或者是這個社會，因爲社會沒有讓人民認識到合法行醫的醫生與江湖郎中之間的差距：一邊是掌握科學治療方法的醫生，另一邊是一知半解A 應當將育嬰堂與嘉諾撒仁愛會區分開，後者的臨診工作一直是由醫局局長或代理局長直接負責。B 《1886年澳門及帝汶省》，第72—73頁。C 《澳門及帝汶報告1994—1888》，第29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307〔葡〕高斯華 撰 田一言 譯 \ 1895年澳門流行病腺鼠疫報告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的江湖郎中；正規醫生必須接受中級課程加高級課程至少十三年的培訓，江湖郎中卻連切爾諾維茨（P. N. Chernoviz）醫生的處方集都沒讀過；出於職業義務和對醫生職業的問心無愧，執業醫師們從未停止過學習和研究，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天。而江湖郎中們卻從來沒有想過要從他們讀過的書（如果有讀書的話）和治療行爲中進行研習和總結，他們對所謂治療技術的認識還比不上給聖洛克舔舐傷口的小狗。法律沒有懲罰社會，沒有教導社會，反而懲罰了這類社會的必然產物——江湖郎中，他們因爲沒有拒絕別人提出的看病請求而受到懲罰。既然法律如此規定，我必須遵守；但坦率地說，我更偏向於英國自由主義思想，當然必須是殖民地的自由。5．華人醫院我在1888年編寫的《霍亂流行病報告》中對華人醫院作出如下論斷：“華人醫院的作用很值得懷疑。在那裏，如果醫生認爲重症病患已無救治的希望，便會直接將其移至太平間（因此並不需要太多醫生）。我們已經不止一次發現，華人醫院的統計數據缺乏真實性，多爲視當時情況而編造的數據。華人醫院主治醫師的醫療知識是從護理實踐中總結得出的。華人醫院衹會提供令人懷疑的統計數據。”三年後的1891年，我還是堅持之前的觀點：“令人遺憾的是，即使在有華人醫院的澳門，我們也無法獲得天花和流感流行病在上個季度造成的破壞的有效數據。澳門華人醫院的統計數據就像賈米森（Jamieson）醫生在《海外醫學報告》第36期第2章中所提到的上海華人醫院的統計數據一樣，邸報（Tipao）上搜集到的正式統計數據毫無價值，它們不是故意僞造數據，就是因粗心大意而產生了錯誤數據。”正所謂時代不同，風氣各異，我現在開始相信澳門華人醫院的統計數據是真實準確的。當然我並不是指信任華人對疾病的診斷，他們還是把所有的咳嗽都診斷爲肺結核，所有死前出現發熱症狀的病患都被診斷爲傷寒。這種武斷的診斷方法無法取得我的信任。中醫郎中（至少澳門的中醫郎中）仍分不清病因、病果和疾病、症狀等概念。但華人醫院現任管理層取得了重大進步，即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308〔葡〕高斯華 撰 田一言 譯 \ 1895年澳門流行病腺鼠疫報告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醫院公佈的關於診療活動的情況很多時候都表現出了一定的嚴謹性，且我曾有機會親自去確認過。因此，在本報告附件的圖表中，我也公佈了華人醫院的數據。事實上，華人醫院纔是真正的傳染病中心。每天都有無數病患和病人屍體湧入華人醫院，有的是爲了來治病，有的是爲了來辦理死亡證明和領取棺材。華人醫院聚集了絕大部分腺鼠疫受害者，但即便如此，華人醫院內設醫療站的官醫還是不能干預病人的治療，一方面不想阻礙他們繼續信任中醫療法，另一方面也不願意承擔病患死亡的責任。真相就是如此。有人可能會對澳門醫生的行爲橫加指責，認爲澳門醫生不如香港醫生人道，因爲在去年的疫情中，香港當局強制將華人病患送入由專業醫生負責的醫院接受治療。我認爲這種指責是不公平和欠考慮的。難道我們已經找到終結傳染病的特效藥了嗎？科學界是否已找到任何已知藥物，通過攝入或接種，可破壞人體器官內的北里桿菌A，並消除該細菌對人體的毒性作用？我們這些西醫是否已經找到了治療瘧疾的奎寧，治療梅毒的汞或碘化鉀？或者我們是否有至少一種針對天花的疫苗？我們沒有，或者說現在還沒有。對於中國南方暴發的腺鼠疫和傷寒疫情，歐洲醫生仍在採用症狀治療的方法。如果病人的內外部條件允許其抵抗血液感染帶來的直接破壞，並撐到細菌和毒素的清除，那麽這名病人就得救了；反之，不管是採用科學的症狀治療，還是荒唐的治療方式，不管是經專業醫生的妙手，還是由江湖郎中隨意處置，這名病人都會死去。我清楚地知道，科學理性的治療方案遠比經驗醫學更能拯救處於危險中的感染者，因爲所謂的經驗醫學更多基於隨機嘗試而不是長期實驗。我始終堅信波特酒和生肉藥丸比茶水和紅薯更能緩解感染者的病情。我相信（且數據也證明了）無資質的江湖郎中負責的醫院的死亡率比專業醫師負責的醫院的死亡A 譯者註：北里桿菌即鼠疫桿菌，由日本細菌學家北里柴三郎和法國醫生亞歷山大·耶爾辛在1894年香港暴發鼠疫時前往香港從事研究而同時發現。鼠疫桿菌的英文是Yersinia pestis。《最新英漢醫學大辭典》（臺北：中央圖書出版社，2005年）收錄了Kitasato bacillus（北里桿菌）一詞，而原文寫的是葡文“bacilo Kitasato”，故在此譯爲“北里桿菌”。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309〔葡〕高斯華 撰 田一言 譯 \ 1895年澳門流行病腺鼠疫報告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率要高得多。然而，僅憑上述幾點，我們是否有理由強迫病人違背其信奉的諸多原則，接受並遵守專業醫師開具的處方？我們是否有權利僅憑那一絲救治的希望，就依靠警察的刺刀和強權將我們的意志強加在那個對我們無比厭惡的垂死者身上？難道我們這些來自文明世界的葡國醫生、英國醫生還不瞭解“對醫生的信任是治療的第一步”這一臨床治療的公理嗎？暴力強迫難道是增進信任的合理方式嗎？基於上述幾個問題，我不認爲澳門醫生讓華人病患接受他們更信任的中醫治療的做法比香港醫生更不人道，這種指責是不合理的。有可能是我錯了，但也很難有人能說服我。6．灣仔棚廠醫院此醫院設立的過程和其他基本情況已在上一章介紹了。基於上面已經討論過的內容和本報告後附的統計數據，我所能補充的並不多。醫院設立之初，我認爲此棚廠醫院應當專門用於收治傳染病患者和疑似病患者。然而，在醫院投入使用的第一天，我就不得不打消了這種想法。5月28日，第一批10名感染者從澳門華人醫院轉移至灣仔棚廠醫院。同日，23名來自澳門不同地區的病人也進入該醫院接受治療，且其中絕大部分病人所患疾病都與黑死病（腺鼠疫）並無關聯。第二天我去住滿感染者和垂死之人的棚廠醫院視察時，發現有一名完全沒有任何發熱症狀、衹有膝蓋風濕性疼痛的老婦人在那裏接受治療；看到一名因試圖撞墻自殺導致頭部流血以及劇烈腦震蕩的苦力在那裏接受救治；注意到腺鼠疫病患中有人還患有肺炎、心源性水腫以及其他我已經記不起的非同尋常的疾病。當時我很生氣，因爲他們在第一天就違背了我的指示；但我更多的是對這樣的迷信感到震驚，盲目的相信的確是無知者取之不盡的“幸福源泉”。去傳染病醫院治療慢性風濕病，將剩餘生命以小時或分鐘計算的自殺者送入流行病集中地帶！我認爲棚廠醫院內收治的病人所屬的中國無產階級是值得敬佩的，管理那所醫院的中醫郎中同樣也是值得敬佩的。於是，我同意棚廠醫院收治其他病患。除了同意之外，我還有其他選擇嗎？從那時起，正如統計數據裏所展示的，本應在澳門華人醫院接受治療的各類病人幾乎都前往灣仔棚廠醫院就診。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310〔葡〕高斯華 撰 田一言 譯 \ 1895年澳門流行病腺鼠疫報告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反對就意味着逆勢而行，所以我做出了讓步。我始終不願讓步的是，必須將每個性別的患者按照感染、疑似、非疑似等三個類別進行隔離。根據我的指示，應在棚廠走廊兩邊分設六個醫療區，其中東邊（朝澳門方向）收治女性病患，西邊收治男性病患。此男女分別收治的方案從未引起任何反對，且醫院方面一直認真貫徹落實。但分三個醫療區，對不同類型病患分開收治的主張，卻沒能原原本本地執行。新入院的病人被安排進剛剛死過人的病房，更嚴重的是，直接被安排到死亡病患的病床上。我必須聲明，病床上衹有一張毯子，由於室溫並不低，且這種疾病沒有顫抖或發冷的症狀，之前的病患並未使用它。但不管之前的死者是不是感染者、有無發熱症狀、是否罹患腹股溝腺炎或結核病，這些病房、病床和毯子都直接讓新入院的病人使用，不管這名病患因爲什麽疾病入院，他都沒有表現出絲毫的不安，也沒有絲毫的猶豫，放心大膽地使用醫院提供給他的東西。但醫院記錄最終使我相信我纔是那個無知的人。在看似衛生條件不佳的棚廠醫院內，竟然無任何一名入院接受治療的非腺鼠疫病人感染該疾病。這是單純的偶然嗎？在這樣一個桿菌極易傳播的溫床內居然沒有一例感染發生？是消毒劑起了作用？是氯化物氣體和石碳酸的功勞？我不得而知。但上述情況似乎可以用來證明，腺鼠疫是一種純粹的傳染病，其傳播力小於霍亂或其他同類傳染病。我於6月末獲悉一宗發生在望廈村農田區的死亡病例，該病患的腹股溝處出現淋巴結腫大。詢問一名在附近田地做農活的華人後，得知他親眼目睹了該名病患倒地，本來想上去救助，但發現是腺鼠疫感染者，所以立即後退了。從症狀表現來看，此病患絕對是腺鼠疫感染者。該華人目擊者還表示，此病患應該是望廈村村民，曾經在灣仔棚廠醫院接受治療，後以已經康復爲藉口出院。讀者應該能理解爲什麽這一消息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因爲灣仔棚廠醫院居然向澳門輸入了一名腹股溝淋巴結發膿的黑死病（腺鼠疫）病人，這一結果顯然與將棚廠醫院建在葡屬領地之外的初衷背道而馳。於是我立即趕赴灣仔，對入院病人的人數進行核查，發現共有一名男子、一名女子以及一名小孩共三人離開了醫院。後來獲悉離院的男子已在第一個嚴重病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311〔葡〕高斯華 撰 田一言 譯 \ 1895年澳門流行病腺鼠疫報告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發期內死亡，且無腹股溝淋巴結腫脹化膿的症狀，所以我不得不努力調查望廈村發現的屍體的來源。經調查得知，該死亡病例來自灣仔的某個村莊，曾在灣仔常設醫院內接受治療，後來大概因爲想入城乞討而進入了澳門。可確定，其死亡是由腺鼠疫引起的一般性虛弱導致的，食物的缺乏也是重要原因。無論如何，爲預防此類事故再次發生，所有灣仔棚廠醫院的病人出院前均須由我親自檢查。雖然上述死亡病例並非來自棚廠醫院，但既然我們掌握了這一情況，就不能排除疫情從此醫院再度萌生的可能。6月28日，在經過妥善檢查後，灣仔棚廠醫院最後一名腺鼠疫病人治愈出院。該日以後，進入棚廠醫院治療的均爲普通病人，其所患疾病與傳染病無任何關聯，故可認爲院內的腺鼠疫疫情已完全終結。在棚廠內接受治療的病人中，最後一宗腺鼠疫死亡病例發生在7月5日，7月第一週共有五名處於不同階段的感染者死亡。有人建議，將其餘病人轉至華人醫院後關停此棚廠醫院，並將其燒毀。我認真考慮了這一建議，也的確有意這樣做，所以我前往棚廠醫院與管理人員討論。但醫院裏的病人一個接一個不停地哀求我，希望我不要把他們送回華人醫院，因爲那裏熱得令人窒息，通風也不太好。病人們希望我能同意他們繼續在這裏接受治療，因爲這個架設在河床上的棚廠醫院條件要好一些。所以，我不得不考慮棚廠醫院的優缺點，並與華人醫院作對比。最後得出的結論是，保留此醫院確實是更好的選擇。此醫院將繼續作爲華人醫院的分支機構運作，病人可自行前往他們認爲更有利於其治療的地方就診。我不相信到了寒冷季節，病人還會青睞這間棚廠醫院，但如果他們還是願意來這裏就診，我也不認爲有任何不便之處。流通的空氣和充足的陽光對病人總歸沒有害處。A華人醫院和灣仔棚廠醫院的監督管理工作自5月28日起一直由醫局局長負責。A 本報告已證實，灣仔棚廠醫院的所有病人已於8月23日全部轉移至澳門華人醫院，棚廠醫院隨後被廢棄。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312〔葡〕高斯華 撰 田一言 譯 \ 1895年澳門流行病腺鼠疫報告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二）墳場1．聖味基墳場（西洋墳場）5月上半旬，共有五名因患腺鼠疫身故者被安葬在此墳場，另有三名大致診斷爲因傷寒身故的人也被安葬於此。腺鼠疫感染者中有兩名土生葡人女性，另有男性、女性、兒童各一名，均爲華人天主教信徒；因傷寒死亡的兩名男性和一名女性亦爲華人天主教徒。自5月15日起，禁止將感染者安葬於聖味基墳場內。2．劏狗環墳場此墳場位於東望洋山，專門用於安葬來自附近棚廠醫院和澳門城內的天主教染疫死亡者。如附件圖表所示，此墳場在傳染病疫情期間共計安葬27具遺體，其中包括1名在劏狗環棚廠醫院出生不久後死亡的嬰兒。感染者遺體安葬的規定如下：（1）墓穴須在黏土地上開挖，深度必須超過2米。（2）須用漂白粉和石碳酸對遺體進行消毒。（3）棺木上層土壤須覆蓋多層漂白粉，土壤要用石碳酸水澆濕。3．基督教墳場5月9日，一名患腺鼠疫的華人女性安葬於該墳場。由於墳場管理人員的疏忽，該墳場未遵守任何感染者遺體安葬規定；醫局公會獲悉情況後立即與墳場方面達成協議，墳場同意對上述時期的違規行爲予以補救，以免造成嚴重後果。1895年上半年，衹有上述死者被安葬在基督教墳場。4．白頭墳場無任何死者安葬於此墳場。5．嚤囉墳場1895年上半年共有四名死者安葬於此，均非腺鼠疫感染者。6．華人墳場奉阿穆恩（José Rodrigues Coelho do Amaral）總督之命，華人墳場於三十年前開始投入使用。此墳場位於澳門與中國之間的中立地區，沿關閘外整個土腰地帶的岸邊縱深延伸。此次疫情期間又沿同一方向新挖掘了許多墓穴，故如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313〔葡〕高斯華 撰 田一言 譯 \ 1895年澳門流行病腺鼠疫報告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今澳門華人墳場已完全不處於澳門直接管轄的區域之內。基於上述情況，醫局公會很難對感染者遺體安葬的衛生情況執行嚴格監督。因此，感染者遺體安葬的衛生違規行爲最初多集中發生在華人墳場。幸運的是，中國海關關稅司阿理文（Ernst Ohlmer）先生出於維護各方共同利益的考慮，自願肩負起監督華人墳場執行衛生規定的重任。自此，華人墳場的遺體安葬嚴格遵照公共衛生規定有序進行。1895年1—6月，關閘外的華人墳場共安葬2,367具來自澳門的遺體和192具來自灣仔棚廠醫院的遺體，即共計2,559具來自葡萄牙領土和水域的遺體。值得注意的是，在192名病逝於灣仔棚廠醫院的病人中，有14名來自澳門其他地區；故來自澳門城內的非天主教信徒華人死者共計2,545人被安葬於此華人墳場。1895年5月至6月，共有88具遺體經海路和水路離開澳門港並被運至中國境內。以上便是今年1—6月澳門各醫院、墳場的大致情況，具體細節可參閱本報告附件中的統計數據。地方預防措施A我不得不在報告裏專門用一章來討論城市公共衛生的問題，我一直認爲這是一件非常令人不快的事情。面對澳門周邊頻發的流行病，我希望每個人都能從我的報告中讀出我希望大家忠實履行法定義務的深切願望，以及希望我的工作能夠造福這片土地的良苦用心，從而保障澳門居民的健康以及提高城市的“免疫力”。我一直無法理解，爲什麽總是有人從我本着善意書寫的官方文件的字裏行間讀出我對澳門議事公局的不敬，且澳門議事公局本身就依法負有制定和執行市政衛生條例的責任。自我有幸榮升澳門醫局局長的十年間，我已竭盡全力地數次呼籲，即便不訂立新條例，至少也應當認真貫徹落實現行條例。然而，一直到了本屆議事A 譯者註：本節選自報告的第六章，章節開頭有關鍵詞：調整市政衛生政策的必要性、空氣與採光、“圍”與“里”、人員的聚集與骯髒的環境、華人的家、市政條例與對華人的憐憫、排洩物的清理、下水道與糞池、死亡率與中國法律、責任分配、街市、飲用水、結論。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314〔葡〕高斯華 撰 田一言 譯 \ 1895年澳門流行病腺鼠疫報告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會，議事公局纔出於維護市政議員的好名聲，或出於腺鼠疫流行病造成的重大後果，當然更可能是在以上兩個原因的共同作用下，開始根據總督閣下下達的指示處理公共行政中的這項無比重要的事務——地方衛生問題。幸運的是，我長期以來一直呼籲的衛生警察局已經建立起來，專門負責相關領域的市政議員也正在研究衛生條例的編修，最重要的是，本屆議事會及該機構人員在傳染病疫情結束後對衛生領域表現出空前的關注，並正在積極行動。上述種種表現無不讓我對澳門的市政管理即將邁入一個嶄新的階段充滿希望。到那個時候，市政部門在公共衛生方面的利益將高於一切，尤其將高於單個市民或某一個市民群體的利益。由於本殖民地衛生方面的改善並不完全取決於議事公局（儘管我認爲應該完全由該機構負責），由於工程公所和其他政府部門也有義務肩負起協助改善澳門衛生狀況的重任，所以我本應該用不同的章節分別討論市政廳在衛生政策方面的調整以及其他政府部門的相應協作。然而，這樣的劃分衹會破壞不同部門在醫療政策方面所追求目標的統一性。因此，我將衹針對提出的政策調整方案進行探究，不會考慮相關主管部門是否批准、確定、執行該方案，亦不過問上述部門是否會因方案無用、無根據或有損市政利益而進行否決。流通的空氣與充足的陽光是預防傳染病，特別是腺鼠疫的兩大基本要素。在澳門，衛生條例規定必須有合理的通風和採光，但這些規定並未得到嚴格遵守。從前的歐洲人聚居區如今已建起許多屬於華人市民的房屋，華人生活在那裏。他們的房子兩面通透，前後無遮擋，樓層較低；周邊圍、里不多，少有人居住；區內有多個廣場，面積較大；綠化分佈較爲合理。稍有遺憾的是，羅憲坊尚未建設完成，但目前正在和隆園A舊址上建設一個全新的街區，上述二區建設完成後將擁有目前殖民地最令人滿意的衛生條件。而華人聚居區、營地街市、下環街市、媽閣村等地，如何能夠擁有良好的衛生條件？又需要多久纔能通過合理的規劃和有序的行政管理扭轉這一局面？A 譯者註：和隆園位於現在的和隆街，以華人天主教徒“呂和隆”命名。該地曾經有一片菜園，稱爲“和隆園”。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315〔葡〕高斯華 撰 田一言 譯 \ 1895年澳門流行病腺鼠疫報告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我們還需要投入很多時間和金錢，努力改善該地區建築和公共道路的衛生條件。但毋庸置疑的是，如果時間耗費了，而澳門政府、市政和公民的錢卻沒能善用於此，澳門，或者至少華人區，仍會不時受到霍亂、傷寒等突發性致命傳染病和其他危害居民健康的衛生問題的威脅。鑒於在一年之內徹底改善澳門的衛生條件是不可能的，我們唯一可行的方案是選擇某一個點進行整改。根據當前的環境和我們從上一場傳染病疫情中汲取的教訓，目前最優先的工作是清理和拆除澳門城內的大小圍、里。首先要在西人社區內進行清除，原因不言而喻，其次是華人社區的圍、里。如果我們能在一年到兩年的時間內完成這項任務，澳門公共衛生改善的程度或許將遠大於採取其他措施。果真如此，目前聚居在圍、里的華人不得不面臨搬遷，幸而澳門周邊還有大片區域足夠使城市繼續向更衛生、更宜居的新街區擴張，且華人在建設新街區方面有着極大的能動性。沙崗新坊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已經有很多住宅建立起來了。此外，還有在和隆園舊址上新建的街區，等到建設完成就可以開始徵稅，新街區必將有利於城市環境的美化。因此，目前需要下達的兩個指示是：開闢新的街區，並將圍、里中的居民遷到新街區內。因爲城市內的大小圍、里的存在是對澳門衛生、審美和公共財政的玷污。人員的聚集與骯髒的生活環境是繼缺乏空氣流通和採光之後的另一大滋生霍亂、鼠疫和其他一般性傳染病的溫床。要解決這一問題，需取決於居民的個人衛生而不是公共衛生，因此，政府很難針對居民個人強制執行科學的衛生規定。在華人貧民窄小的茅舍或陰暗的棚屋裏，往往生活着一個大家庭，家庭中不僅有因一夫多妻制而產生的多個家庭成員，還包括雞、貓、狗和其他家畜（據觀察，有時還會有老鼠）。這些家畜對於華人貧民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其重要程度等同於肝臟、脾臟和胰臟之於消化道的重要程度。爲了使衛生警察局在這方面採取的措施發揮作用，必須要求華人在其住宅前方安設至少一個雞舍和畜欄，並每天由負責公共衛生的工作人員進行檢查和清掃。如果不是親眼所見，沒有人能夠想象這些位於人口稠密街區的華人棚屋的內部是什麽樣的。事實是，華人的住房內是一幅人畜混居的景象：豬睡在主人的床下；雞踩在豬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316〔葡〕高斯華 撰 田一言 譯 \ 1895年澳門流行病腺鼠疫報告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背上；小貓踡縮在主人的頭上；狗趴在貓的對面；老鼠在小床上旁若無人地漫步，或在未鋪砌的地板上肆意繁殖；而碩大且充滿惡臭的蟑螂則在房間內橫衝直撞地飛行，不時還會飛到豬的背上或人的臉上。在沒有蟑螂侵擾的晴朗夏夜，男人會讓妻子、孩子們和動物一起躺在地上，他自己則來到路中央，光着肚子，翹着二郎腿，凝望着對面屋簷上的一小抹藍色夜空。沒有衛生警察進屋干涉華人住宅內的人畜混居現象。如果中國繼續這樣發展，這個國家的未來還會跟過去幾個世紀的情形一樣。沒有人強迫日本人注重公共衛生和個人衛生，也沒有人可以強行要求中華帝國的子孫比他們的祖輩更乾淨。國家和人一樣，要改變必須從教育入手。但是，澳門當局所能做的，是以堅韌不拔的意志不斷挑戰這些數個世紀以來形成的傳統，終止我們一貫以來對這些陋習的寬容和忍讓。最重要的是，要明白我們現在處於葡萄牙治理的土地上，不能由我們去適應華人的習慣，我們要努力讓華人適應我們的環境和我們的文明，這纔是我們的使命。因此，衹要當華人貧民切身體會到法律制定出來是必須遵守的，讓乞討回家的丈夫、結束工廠工作歸家的妻子發現因爲不遵守衛生規定，今天被罰走了一隻雞，明天被罰走了一頭豬。衹要這樣做，他們爲了不失去一切，衹能選擇要麽帶着未來可能會感染傳染病的一家人離開澳門，要麽服從我們的習慣，放棄蓄養家畜，停止在夜晚配種。因爲他們這樣做的後果衹會是讓排水溝布滿蠕動的蛆蟲，公共道路上垃圾堆積如山。衹要清潔部門和衛生警察合理管理、嚴格執法，那麽在衛生方面最令人頭疼的華人，特別是貧窮的華人，將不再會破壞社區的公共衛生，因爲他們要不選擇自我糾正，要不就衹能自行離開。我厭倦了不停有人跟我說這個過程是多麽的嚴酷、不人道、不仁慈，因爲自私的寬容更加嚴酷、不人道、不仁慈。僅僅爲了輕率、省事的一時慷慨，就讓局部的腐爛蔓延到整個機體，讓歐洲人、土生葡人和部分開化的華人承受由那些因爲從小缺少教育和習慣於邋遢的人造成的災難性後果。此外，儘管每個人都在維護自己的利益，但地方當局維護的是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在當前的情況下，絕大多數指的是整個城市的居民，當然也包括那些破壞衛生環境的人。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317〔葡〕高斯華 撰 田一言 譯 \ 1895年澳門流行病腺鼠疫報告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居民點想要保持衛生，特別是在傳染病疫情期間保持衛生，其關鍵點之一是快速且安全地處理居民排洩物。解決這一問題的最佳方案目前仍在研究當中，有人選擇排污系統，即通過良好的下水道網絡來實現排污效果；也有人出於衛生和農業經濟方面的考慮，支持選用移動糞池系統。澳門歷任工程公所局長已多次在官方報告A中闡述了澳門管道系統的價值。我不認爲澳門未來可適用管道排污系統。在城市周圍的山丘中，衹有西望洋山（主教山）人口稠密；仁伯爵山高原地帶建有武營醫院，西南坡有兩間私人住宅和加思欄兵營；其餘方向的山頂均設有一炮臺或燈塔。大炮臺所在的聖保祿山山坡上人口較稠密，居民主要集中在面朝城市一麓，但面向大海這邊則以平地爲主。崗頂是唯一一座有人居住且適宜採用排污系統的山丘，但遺憾的是，該地正是目前管道建設最薄弱的地區之一。而大部分人，即絕大部分華人則恰好居住在城市邊緣的平地，如望廈、沙崗、龍田村、新橋、沙欄仔、營地街市、下環街市和媽閣等地，這些街區都不太可能安裝良好的管道系統用於接收各種排洩物，並以此改善衛生條件。這些地方缺乏使排污系統發揮作用的兩大基本條件，即足夠的傾角和大量的水源。武營醫院、加思欄兵營和聖若瑟修院均採用了排污系統。武營醫院目前的下水管道就算不是絕對完美，也至少符合現代公共衛生設施的所有原則。下水道管體塗釉，呈內凹型，管壁光滑，彎道平整，全綫坡度大於要求的傾斜角度；下雨時依靠雨水清洗，因此有時還需利用屋頂儲水。在通常爲期四個月的旱季（有時會延長至六七個月），醫院會通過管道排出糞便、洗澡水或治療和清潔過程中使用過的污水。在我看來，這一問題是很難補救的，但事實上並不是什麽突出的問題，由於新管道入海之前在與建築物平行的高度繞開了整個建築物，因此，舊管道產生的難聞氣味在更換新管道之後就完全消失了。加思欄兵營的下水管道已經使用一段時間了。有時候管道內會出現難聞A 布里托（C. J. Brito）：《公共工程報告》，《澳門憲報》1883年第6期附報；《澳門城市設施改善委員會研究報告》，《澳門憲報》1884年第1期；高士德（J. M. S. Horta e Costa）：《公共工程報告》，《澳門憲報》1886年第36期附報。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318〔葡〕高斯華 撰 田一言 譯 \ 1895年澳門流行病腺鼠疫報告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的氣味，一段時間以後，這種氣味又會突然消失，目前還不知道是什麽原因。這是該處下水道設施的大致情況，截止目前還沒有其他進展。聖若瑟修院的排污管道則不存在上述問題，該地的排污系統本來就建設得比較好。我不知道修院的人有沒有發現該處管道從未受到管內物質腐爛的影響。這也不足爲奇，畢竟修院的廁所採用的是虹吸式馬桶。從聖若瑟修院到海邊不乏自然坡度，從這一點來看，修院安設排污管道的傾角條件與仁伯爵山類似。但不知出於哪位“藝術家”的奇思妙想，修院的下水管道先以緩坡向下，到達支撐崗頂劇院前地邊緣的路堤，並於該處以直角彎折，繼續沿墻而下，然後再次以相同的角度彎折，平行穿過龍鬆正街地下，經聖奧斯定街到達南灣，並由南灣直通大海。這大概是聖若瑟修院排污管道的路綫。我猜想是因爲工程公所沒有保存舊的城市管道規劃圖，且此管道唯一已知的部分就是沿墻向下穿過龍嵩正街的那一段。但最令人感到吃驚是，不管是管道的已知部分、外露部分還是推測可能平行下降至聖奧斯定街的那一段，其地面都被房屋佔領了。支撐墻體的路堤背後緊靠着一排房屋，其中兩間房屋竟然以管道的前墻作爲自家的後墻，接着該管道在穿越龍嵩正街之後便消失在聖奧斯定街西側住宅的地基之下。A在上次瘟疫期間，我曾與工程公所局長以及華政務官一起考察了該管道的外露部分。龍嵩正街背靠管道的兩間住宅均由嚤囉人居住。管道外壁多有破損，從中流出可疑液體並散發着該類房屋的典型氣味。值得一提的是，該兩處住宅對面和隔壁商鋪中的華人已經因爲染疫或因爲恐懼而棄家跑回中國內地去A 這並不是有人在澳門排污管道上修建住宅的唯一案例。1886年，工程公所局長高士德（J. M. S. Horta e Costa）先生曾寫道：“在不受任何系統約束的情況下，經常會看到橫向管道比街道上的管道尺寸更大，即出現尺寸較大的管道向尺寸較小的管道排放的情況。管道的鋪設完全隨心所欲，每一步都會遇到傾角不同的斜坡，進而形成窪地，廢水堵塞在該處，不斷滲入土壤和石墻；管道常常離開街道中央，形成非常明顯的轉彎和角度，在某些點甚至會從建築物下方穿過，這些建築竟然就建在污水聚合處的上方。我可以斷言，澳門沒有哪一條舊管道是在工程和衛生方面獲得認可的。因此，醫局公會在每一個環節都提醒我們注意這些建築，並要求我們採取措施應對這些危險。”高士德：《公共工程報告》，第356頁。稍早之前，工程公所局長布里托（C. J. Brito）先生也提到：“但更讓人驚異的是，在某些街道，下水管道居然直接從居民住宅下方穿過！更有些膽大的屋主竟然還用地基的石頭把下水道封堵，柴船尾街對面國王新街的屋主就是這樣做的！”布里托：《公共工程報告》，第45頁。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319〔葡〕高斯華 撰 田一言 譯 \ 1895年澳門流行病腺鼠疫報告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了，但這些嚤囉人卻待在自己的家中，門窗大開。唯一用來抵禦傳染病的武器衹有漂白粉，他們每天都抓一把漂白粉撒在管道外的墻壁上。疫情期間，龍嵩正街有十名華人染疫身亡，且少有華人住宅未被傳染病入侵，反觀嚤囉人，他們總是待在自己通風的家中，整個半年僅有一人死亡，且死因還是自然衰老。是因爲漂白粉嗎？是因爲充足的空氣和光照嗎？是嚤囉人更注重個人衛生嗎？還是因爲本身的體質差異？針對這一案例的觀察，可能會得出一些有價值的信息。如前文所述，根據澳門目前的管道鋪設情況以及城市的地勢形態，我認爲不宜採用管道排污系統。儘管我們還是應該妥善利用目前已有的管道，但目前改善老街區管道和建設新街區管道主要還是爲了排放雨水和家庭生活污水。而至於居民的排洩物，我們目前採用的方式還是衹有將其運送出城，甚至運送出本殖民地。A既然這座城市唯一可採用的清除糞便的方式是糞池系統，那麽我也無需再贅述其優點，因爲這些優點是任何人都無法忽視的。對於目前無法安全適用管道排污系統的地方，當前衛生條件下可採用的方式衹有移動糞池。由於使用糞池清除排洩物完全符合本殖民地人口長期以來形成的習慣，故在這一問題上，除了以下幾點，我沒有什麽其他特別的建議：（1）減少公共廁所的數量。（2）要求業主給所有住宅修建移動糞池。（3）要求糞料承充人在冬季（11月至2月）每兩天、其餘時期每一天對公私糞池中的糞便進行清理。在我看來，想要證明這些措施的必要性非常容易。在整個文明世界，公共廁所都是非常重要的設施，但此設施對於華人而言尤爲重要，可以說既代表着需求，又代表着風險。所謂需求，是因爲人從事不同行業，有着不同習慣，且一天中大部分時間都待在住宅之外，自然有需求；所謂風險，是因爲公共廁所的衛生條件沒有受到嚴格監管。在平日，每一個公廁都存在公共衛生的潛在A 此條已由今年3月7日官署文告核准。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320〔葡〕高斯華 撰 田一言 譯 \ 1895年澳門流行病腺鼠疫報告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風險，而在疫情期間，這些公廁就成了傳播中心。對公共廁所的需求及其帶來的危險，隨城市規模的擴大，人口密度的增高，就會顯得尤其突出。事實上，除中國以外，在整個文明世界，公共廁所都是爲那些因工作需要或後天習慣而不得不每天或偶爾遠距離通勤的人而設立的。在歐洲、美洲、澳洲甚至非洲，我從未聽聞過會有人到離家不遠的公共廁所去如廁。然而，澳門並不存在所謂遠距離的情況。我們可以看到，這座城市從來沒有爲除華人之外的其他居民點設立公共廁所，而且這些非華人居民也從未因此提出抗議。如果說歐洲人和土生葡人都沒有要求議事公局爲他們在人口稠密的地方或較偏遠的地方分別設立公共廁所，以省去必須在家裏方便然後再出門的麻煩，那麽，爲什麽在公平、公正的原則之下，這座城市的華人居民可以享有我們所沒有的權利？就公共廁所而言，白人居民連小便池都沒有，而華人卻在街市之內就有好幾個公廁，同時還有大大小小的公廁廣泛分佈在陰暗的小巷、街區，乃至龍嵩正街。我不懂這是爲什麽？如果公廁是爲臨時使用者而設立的，那麽就應該也有針對非華人居民的公廁。如果是爲特定人群，如街坊、堂區居民等人而設立，則違背了衛生和道德原則。每個人都應該在自己家裏如廁，從道德上講，任何人都不應該手提着褲子出門。除了適用於澳門的中國法律帶來的諸多不便之外，由於公廁散佈在城市各處，且數量衆多，很難對每一處進行妥善的檢查，從而增加了潛在的風險。因此，對公共廁所進行限制，一方面是出於衛生的需要，另一方面則是出於道德義務方面的考量。有人可能會對我主張減少公共廁所數量並強制要求衹可在臨時突發情況下使用公共廁所表示反對。因爲，如果華人也像土生葡人和歐洲人一樣被要求在家中放一個涂釉的器皿用於儲存排洩物，並等待糞料承充人於當日或次日上門清理，那麽新的規定將會導致從事該清潔工作（同時也是一門生意）的人員數量大幅增加，糞料承充人的利益可能會受損；同時，第二年市政預算資金中的2,301澳門元也可能面臨金額減少或徹底歸零的風險。這是唯一一個讓我認真思考的反對意見。我不願意損害任何市民的合法利益，即使是間接影響也不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321〔葡〕高斯華 撰 田一言 譯 \ 1895年澳門流行病腺鼠疫報告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行，當然我更不願意損害市政當局的利益。我提出上述主張是出於兩個原因：首先，這是我的職責所在；其次，我認爲，節儉並不總是最經濟的辦法，不去掙這份錢反而是更好的節約。我認爲，採用移動糞池系統是非常簡單的。如果所有非華人居民的家中都能有一個角落用於貯存排洩物，爲什麽華人的住宅不能也安裝一個類似的設施？另外，我多處走訪發現，澳門沒有專門爲女性設立的公共廁所，連爲華人女性設立的也沒有。這說明什麽？會不會是華人女性跟白人一樣使用器皿貯存排洩物？既然如此，那爲什麽華人男性不能也採用這種方式呢？有人問，華人的房子會不會過於小以至於無法設置用於貯存排洩物的器皿？可實際情況是，就算家再小，也總有空間用於養一頭豬或一窩小鴨子，怎麽會沒有空間安放一個密封的小器皿？還有人問，這種器皿放在家中是不是會散發臭味？難道男性排洩物的氣味比女性的更 心？還有人擔心，如果家裏房間較少，坐在便盆上如廁會不會被家人看到？難道這會比澳門公廁裏兩排人蹲着閑聊、甚至談生意的場面更不道德嗎？至少在自己家的室內方便，外人是看不到的，而在公共廁所，幾乎不可避免的，任何一個路人經過（無論是男人還是女人，無論是葡國人還是外國人）都會被迫“欣賞”這一奇觀。在衆多公共廁所中，我就以羅憲坊的公廁爲例，好奇的人可以自己去看看我說的到底是否準確。目前看來，使用形狀、大小均適合的帶釉陶器貯存每日的排洩物，可以暫時滿足我們當前的迫切需要，即實施一種比現行措施更衛生、更道德的糞便清理方式。然而，這個方法衹能作爲一種臨時性措施，因爲華人貧民不講衛生和疏忽大意的本性足以在短時間內將一項衛生措施轉化爲流行病病因。所以我們要求便器必須放置在衛生警察可以接觸的地方，以便他們核實該住宅是否已經設立了移動糞池以及檢查清潔和消毒情況。糞池或便器的容量須足夠大，以便在不能每日清理的異常情況下貯存家中所有人的排洩物。每間住宅必須設置至少兩個糞池或便器，以作備用和補充。最後，無論採取何種方式，移動糞池系統都必須實現，我的設想就是，在糞便發酵前務必予以清除。爲此，爲了使行政局和華政衙門更有效地採取此項措施，必須規定，從現在開始，如住宅不修建附帶移動糞池的廁所，則不允許該住宅的建設；在已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322〔葡〕高斯華 撰 田一言 譯 \ 1895年澳門流行病腺鼠疫報告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經修好的住宅內，業主必須盡可能安排一處小空間用於安放移動糞池。衹有讓房主擔起責任，纔能使租戶遵守相應的規定。但是，要想讓房東和租戶承擔責任、遵守規則，更重要的是讓糞料承充人和負責在適當時間清理排洩物的人員肩負起同樣的、乃至更大的責任。如果糞料承充人繼續像往常一樣消極怠工還不受處罰，如果家住在專營商收集路綫之外的居民繼續聘用無資質的掏糞工，如果聖若瑟修院繼續在使用下水道排污（市政法律已明令禁止）和自費清理糞池之間猶豫不決（這也是爲什麽修院院長聲稱專營商從未派遣過任何一名員工前往清理的原因），如果一切照舊，那麽，我們根本沒必要繼續討論這件事，各自顧好自己就行了，其他人就交給上帝吧！澳門氣候宜人，少有流行病入侵，而當傳染病來臨的時候，如果上帝保佑，疾病衹會殺死華人，這對整座城市的少數居民而言已是莫大的安慰。關於城市中的髒亂現象，我還要談一談澳門的街市。澳門街市的問題無需由我來討論，我將引用比我更可靠的專業人士的文字來說明這一問題。城市各處均有衛生條件極差的各類街市，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位於板樟堂前地和議事公局附近的營地街市。其衛生條件曾一度有所改善，但最近一段時間又進一步惡化。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提到的，該街市周圍是低矮、潮濕且陰暗的房子，街市內的地板總是濕漉漉的，其間充斥着難聞的氣味，地上流淌着血水，擺放着魚、家禽、豬腸和其他禽畜部位……在這樣惡劣的環境裏還設有這座城市最糟糕的廁所。我不止一次表示，必須將街市從現在這個位置遷走。〔席爾瓦（Lucio A. da Silva）醫生《1874年澳門醫局報告》，澳門1880年，第13頁〕引起本委員會注意的另一大問題是澳門各街市的狀況。這些狹窄、髒亂的街市看起來更像是豬隻爭搶飼料的豬圈，完全不像爲居民供應食品的地方。我們去這些極其髒亂的街市視察之後，幾乎都表示再也不想吃來自這裏的食物。營地街市是澳門最主要的市場，此街市位於一個狹窄而陰暗的地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323〔葡〕高斯華 撰 田一言 譯 \ 1895年澳門流行病腺鼠疫報告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方。街市裏雜亂地堆放着肉、魚和菜蔬，毫無秩序可言，完全沒有任何基本的衛生概念。其中一個入口的旁邊設有一間廁所，該廁所撲鼻的惡臭進一步凸顯了整個環境的髒亂。澳門其他街市惡劣的衛生情況比起營地街市有過之而無不及，國王新街街市和沙欄仔街市白天採光之差，令人咋舌。其他分散在城市各處的小型街市的情況也大致相同，唯一的區別衹在於令人作嘔的程度不同。本委員會認爲，衹需三個街市就足以供給整座城市的需要。首先需要在目前營地街市所處位置附近修建一個大型中央街市，然後在萬里圍和沙梨頭建設小型街市。當然還須包括目前正在建設中的位於美基街和燕主教街之間新填地的新街市。如要建成上述第一個街市，不僅需要首先徵用相應的土地用於街市的建設，還需徵用周圍一帶的土地用於通風和人員通行。街市需設置至少兩個入口，一個通往板樟堂前地，另一個通往華人街市……至於其他街市，則並無太大阻礙，因爲無論是在沙梨頭還是在萬里圍，都不需要徵用土地。〔《澳門城市設施改善委員會研究報告》，見上引，第5頁。工程公所局長布里托（C. J. Brito）以及醫局局長席爾瓦（Lucio A. da Silva）醫生均爲該委員會委員〕事實上，我可以在這裏引用澳門醫局於不同時期就此事宜發出的公文。現在，我再引用一份澳門醫局公會會長、醫局代理局長阿爾梅達（E. E. P. d’Almeida）於今年5月12日發往澳門輔政司署的公函：“……醫局公會已前往澳門大部分街市視察，發現街市的衛生條件相當惡劣，大量待售食品混雜放置於非常狹小的空間裏。因此，本委員會認爲：（1）營地街市、桔仔街街市、美基街市、瑪利亞·費理巴街街市應禁止售賣魚、肉，衹可售賣蔬果；（2）於康公廟前地新設一街市用於售賣魚、肉，目前尚未找到合適的地方分開售賣魚、肉。”我認爲，這一請求將節制和謙恭發揮到了極致。醫局代理局長清楚地知道，目前將營地街市完全遷走以及進行相應的土地徵收工作是絕對無法實現的，所以纔會要求保留這個髒亂的街市，允許其繼續販售蔬果。不僅如此，既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324〔葡〕高斯華 撰 田一言 譯 \ 1895年澳門流行病腺鼠疫報告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然約兩年前突發的大火都不能將這個向澳門市民供給食品的髒亂差聚集地摧毀，那麽，澳門醫局局長的抗議又怎麽能將其夷爲平地並改造爲符合衛生條件的場所呢？至少我確實是這樣想的。此外，這並不妨礙我繼續指出導致本地惡劣衛生狀況的原因以及在我看來最有效的補救措施。但是，如何讓每個人都做他們認爲有利於自身利益和市政公共利益的事情，並不在我的職責範圍之內。現在，我將開始討論澳門公共衛生的另一大缺陷，且是在實際操作上最難補救的缺陷（如果能找到任何補救措施的話），即飲用水源的缺乏。這個問題在前文引用的工程公所局長撰寫的報告中已經被詳細地論述過，但卻沒有太引起我的關注。不是因爲它不值得關注，而是因爲，如果灣仔一直是外國領土，那麽我們就完全找不到任何解決方案。儘管如此，我們仍可以採取的措施包括：重建亞婆井，此前該處水源出現變質，但無人前去探求原因，也無人對其進行管理；探索可能存在於西灣炮臺和媽閣村所在山丘西麓的溪流；將大龍喉泉和二龍喉泉的水運至望德堂區的新街區；架設管道，將龍泉的泉水引至武營醫院所在的高地或至少引至仁伯爵山東麓；在大炮臺、東望洋山和仁伯爵山高地安裝人工泉。總而言之，在澳門這樣一個地少人多、夏季多雨A的地方，我們應該採取一切合理措施，幫助政府將澳門建設爲遠東的休閑勝地。接下來要做的便是關閉和填堵城內大部分公共、私人水井。對於這些水井，醫局公會之所以容忍至今，是因爲委員會知道供水是不可或缺的，水資源不僅用於飲食，還用於地方和個人的衛生用途。但是，我們即將下達明確的指示，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關閉所有靠近廁所或其他任何污染源的水井，無一例外。衹允許繼續使用水源來自雨水或海水的水井，且要求這些水井中的水須經不含腐爛分解物的土壤過濾，確保不會危害飲用者的健康。至此，針對當前澳門公共衛生調整方案的討論還有幾個點沒有涉及。比如，介紹各種公共道路系統的優缺點；討論排水溝和市政道路、空地排污渠的A 澳門年平均降雨量爲2,380毫米，其中1,870毫米爲西南季風期間的降雨。關於降雨量的問題可參閱船政廳廳長白朗古（A. Alves Branco）編制的澳門1882年至1891年十年降雨圖表，該圖表載於《澳門憲報》。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325〔葡〕高斯華 撰 田一言 譯 \ 1895年澳門流行病腺鼠疫報告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最優方案；從衛生角度針對建材的選用提出建議；介紹街道、馬路、廣場等地綠化措施的優缺點。總之，衹要是有利於改善環境衛生、消滅造成人員週期性大規模死亡的傳染病的因素都值得研究。由於上述事項大多屬工程公所負責，故在此不進一步展開。此外，本報告的目的主要還是在於介紹避免此傳染病再度暴發的方法。根據本章節內容以及我們從此次腺鼠疫中汲取的經驗教訓，我們總結出以下幾條必須採取的措施。由於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成對所有公共衛生措施的調整，我將這些必須採取的措施分爲兩組，其中第一組包含了亟需盡快實行的措施：（1）封堵澳門城內所有圍、里，首先清理西人社區，其次是華人社區。（2）減少城內公共廁所的數量。如公廁建設用地缺乏採光、通風和衛生、消毒條件，則不允在該處設立公廁。（3）統籌安排對公共、私人廁所內的糞便進行清理，須做到每日一清或至少每兩日一清。（4）強制每家每戶採用移動糞池系統或臨時使用釉質陶瓷便器，有條件使用虹吸式馬桶和下水道排污系統的住宅除外。（5）禁止超過住宅額定人口的人員聚集。（6）關閉並廢棄所有位於廁所附近的水井或水源不乾淨的水井。（7）高度關注澳門城市人口飲用水供應問題。（8）關停並替換目前的營地街市和萬里圍街市，或將其拆除並改建爲衛生且美觀的新街市。（9）將三巴園填平並改建爲供貧困人口居住的衛生街區。（10）完成新橋至內港段運河建設。（11）所有住宅必須首先保持良好的通風和充足的採光。爲此，住宅建設高度不得超過路寬的兩倍；門窗開口面積須符合標準；建築物須至少兩面無遮擋。（12）街道應盡量呈直綫，南北向的街道尤其須達到此要求，街寬不得小於5米。小巷之所以被稱爲小巷，不取決於它的長度，而是寬度；所以，小巷可以短，但不能過於狹窄和彎曲。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326〔葡〕高斯華 撰 田一言 譯 \ 1895年澳門流行病腺鼠疫報告Research of Epidemic Prevention History / 防疫史研究（13）廣場和寬敞的街道都應種植樹木，以避免行人被烈日灼傷，但須保證住宅不被樹蔭過分遮擋。街道兩側應種植直根系落葉樹，比如澳門常見的榕樹，避免對下水管道、住宅地基和路面造成損害。（14）每條大馬路和每個前地必須開設一條向陽道路通往最欠缺通風和採光等兩大衛生條件的華人街區。（15）馬路、廣場、山丘和荒地都需種植樹木。（16）應當立即嚴格執行所有公共衛生方面的市政條例，特別是與道路清潔、垃圾清理和豬、雞放養相關的規定。（17）下水管道系統在樣式和功能上應與城市和居民的具體情況相符。（18）在專門用於埋葬傳染病死者的墳場或類似臨時性墓地，所有下葬屍體必須經過嚴格的消毒措施；且必須等待一段特定時間之後纔可以將屍體從墓中挖出，此時間之長短由當地土質情況和傳染病性質決定。（19）禁止在普通墳場和特殊墳場附近新建樓宇，尤其應禁止在同時位於墳場和夏季盛行季風下風向的地方新建樓宇（即於澳門東北方由北往西建設）。我以後可能還會針對澳門公共衛生領域其他同樣重要的問題作出規定，比如羅憲坊與和隆園、沙崗舊址所建新區的完善、城市公共小便池的設立、龍田村和望廈村等地菜園的撤銷等。但這些問題的緊急程度不及我在上面列出的那些措施。根據本報告討論的全部內容以及現行醫療政策給予我們的信心，我的最終結論是：衹要澳門政府、議事公局和澳門的資本家們不願看到腺鼠疫再度入侵澳門，那麽，此傳染病就絕不會再回到澳門。譯者簡介：田一言，澳門科技大學外國語學士（葡萄牙語專業），葡萄牙里斯本大學語言學碩士。［責任編輯 沈曉鳴］
Planta da peninsula de Macau（澳門半島地圖） / 1889 / 赫托 ——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全球地圖中的澳門”項目組 楊迅凌配圖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328楊開荊 \ 黃漢強與澳門學Macao Scholars / 澳門學學人Wong Hon Keung and MacaologyIeong Hoi KengAbstract: Wong Hon Keung(1932-2005), a well-known patriotic scholar, who participated in social science studies, and contributed a great efforts for Macao and our country actively throughout his life, as a brave and outspoken scholar. In the 1980s, when Macao was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and faced with various problems, he and few Macao scholar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field, such as Chan Su Weng and Ngai Mei Cheung, had put forward the subject of Macaology with an innovative academic and speculative attitude. It received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supports of local and mainland scholars. Wong Hon Keung believes: Through studying Macao, we will further reveal the regularity of the coexistence, convergence, interconnection, collision and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ethnic cultures in the world, and the common culture and significance formed. Based on his own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rich practical experiences, he conducted academic argumentation responsibly, and promoted it vigorously. For more than 30 years, remarkable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ymposium entitled Macaology has been held for six times, bringing together diverse views and achievements from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he course programme of Macao Studies have been initiated by the academic institutes or universities, that attracting young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search works. Reviewing and analyzing the concept of Macaology by Wong Hon Keung, we can concluded it was with political sens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It is true that as a reg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here are still many issues that need to be explored and thought by the international Macaology, and there is a long way to go in reflection and research.Keywords: Wong Hon Keung, Macaology, Macao CulturalIeong Hoi Keng, Ph.D. in Library Science from Peking University. President of Macan of Social Science, Coordinator of the (UNESCO) Memory of the World Knowledge Centre. Research fields include Macao’s historical heritage, documentary heritag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memory project, etc. Published books include Research on Macao’s Characteristic Document Resources, Systematic Research of Macao Library, Research on Macao Document Information Service, Documents and the experience of protecting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heritage since the return of Macao.
Mappa da Diocese de Macau（澳門教區地圖）局部 / 1894 / Fr. Graça ——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全球地圖中的澳門”項目組 楊迅凌配圖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340林廣志 \ 澳門學：歷史闡述與現實關懷Editor’s Words / 編者的話澳門學：歷史闡述與現實關懷林廣志1986年11月，澳門社會科學學會召開座談會，提出了建立“澳門學”的倡議；隨後，東亞大學澳門研究所、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澳門社會科學學會等機構，分別於1989年、1994年、2000年舉辦了澳門學學術研討會，主要討論澳門學的研究對象、方法及其意義等問題。2010年4月，澳門大學、澳門基金會、澳門歐洲研究學會以及澳門社會科學學會、澳門學者同盟等機構聯合舉辦“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澳門學進入了以理論性、學科性、國際性探索爲特徵的新階段。筆者時任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學術總監，在趙偉校長、郝雨凡代主任的領導和湯開建教授的指導下，參與策劃和組織了是次會議，並得到吳志良、麥健智、楊允中、楊開荊、徐靜慧等學者和朋友的支持；筆者還托鄭煒明兄協助，幸獲饒宗頤先生惠賜“澳門學”墨寶。這次“歷史性”會議引起了中外學術界的熱烈反響，八十多位學者就“澳門學”的學術範式、學科建設、學科發展等問題進行了討論和交流，會後結集出版的《澳門學引論——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成爲澳門學研究迄今最集中也是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此後，由澳門基金會、澳門大學牽頭，分別在里斯本、北京、廣州、澳門召開了第二至第六屆研討會。林廣志，歷史學博士，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所長、教授，中國歷史研究院澳門歷史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兼任中國澳門學學會會長；主要從事澳門歷史文化及公共政策研究，代表作有《盧九家族研究》《澳門之魂——晚清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試論澳門學的概念、對象及其方法》等。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341林廣志 \ 澳門學：歷史闡述與現實關懷Editor’s Words / 編者的話除了繼續就澳門學的概念、邊界、對象進行討論外，學界主要關注澳門學的學術價值、學科建設及其國際學術“能見度”等問題，如澳門學的學理結構與學術範式、澳門學與本土知識體系建構、澳門學與人類文明發展之關係等。經過上述兩個階段的討論，學界形成的共識是：澳門學是以澳門近五百年間中西文化交流乃至交融的歷程、形式和特徵爲研究對象的一門學科；從澳門與世界的聯繫，澳門歷史文化及其“文化樣態”的豐富性、獨特性和案例性，澳門文化價值之於人類文明發展的參考值來看，澳門學不能定位爲“地區性”的學問。 對於澳門學與“澳門研究”之邊界，有學者認爲，以歷史文化爲研究對象的謂之“澳門學”，以當代問題爲研究對象的謂之“澳門研究”；也有學者認爲，澳門學與“澳門研究”不可截然分開，“澳門研究”屬於澳門學範疇，澳門學是“澳門研究”的學科化，即澳門學是在“澳門研究”基礎上基於學科建設的概括和發展；還有學者認爲，澳門學有廣義、狹義之分，以歷史文化爲對象者是狹義的澳門學，以歷史文化及現實問題爲對象者是廣義的澳門學。那麽，何謂“澳門學”？陳樹榮、黃漢強、許嘉璐、楊允中、吳志良、金國平、湯開建、常紹溫、鄧開頌、章文欽、徐新、劉澤生、錢乘旦、郝雨凡、高翔、卓新平、薩安東、張西平、朱壽桐、李長森、林發欽、婁勝華、郭萬達、齊鵬飛等學者先後給出關於“澳門學”的定義或如何定義“澳門學”的思路。2010年，在回顧澳門學的研究歷程、主要成果的基礎上，筆者提出，澳門學必須從物質生產、社會結構、人群組織、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各個方面研究澳門社會的形成、變遷和發展的過程及其特徵，並且通過跨學科的、綜合比較的研究，發現澳門特有的政治模式、經濟模式和文化模式所蘊涵的意義，由此揭示澳門模式所呈現的一般性與特殊性規律。具體而言，澳門學是一門以豐富的文獻檔案、文化遺產爲基礎，以悠久的歷史文化和獨特的社會生活爲研究對象，探尋澳門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宗教、藝術、民俗、對外關係之發展變遷及其規律與效應的綜合性學科。同時，把澳門歷史文化放在全球史視野來考察，提出“互動相生”的澳門學學術範式，希望以此解釋異質文化相遇相交所生成的新的“社會形態”。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342林廣志 \ 澳門學：歷史闡述與現實關懷Editor’s Words / 編者的話顯然，澳門學是以歷史文化爲基礎和對象的。那麽，在新的時期又如何研究澳門歷史文化呢？2021年5月，在中國歷史研究院澳門歷史研究中心成立儀式上，高翔院長指出，“要以全域性、整體性、長時段的眼光，緊緊抓住澳門歷史文化的主綫和主脈，講清楚澳門歷史演進的總體過程，講明白澳門歷史發展所蘊涵的獨特精神、鮮明特質和社會發展規律，講透徹澳門與祖國內地密不可分的歷史聯繫和歷史邏輯”；吳志良博士也指出，“澳門最大的價值，是它的人文價值和文化內涵，而最能體現人文價值和文化內涵的，又是它的歷史文化的底蘊和意義及其在中國近現代史和中外交通史中的地位和國際人文交流中的作用”。以上精闢論述，既闡明了澳門歷史以及研究澳門歷史的價值，也爲今後澳門歷史文化的研究指明了方向。當然，研究澳門學並非是在故紙堆中尋求滿足感，現實關懷也是澳門學的重要旨趣。中西文化數百年無間斷“互動相生”所纍積和“釀造”的現實社會，可謂澳門歷史文化的鮮活形態。研究獨特的澳門社會的形成及其原因，自然也是澳門學的研究對象和取之不盡的材料來源——從現實社會的影像回望歷史發展的軌跡，又從歷史的空間探尋未來發展的方向，歷史研究和現狀分析緊密相關。當前，澳門學的現實關懷表現爲，以史爲鏡、知史愛國，圍繞澳門建設“一個中心、一個平臺、一個基地”的定位，挖掘澳門豐厚的歷史底蘊和文化價值，爲“一國兩制”新實踐和澳門的長期繁榮發展注入人文動力，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貢獻學術力量。 2022年4月，澳門科技大學澳門學研究中心正式成立。該中心致力從歷史文化——澳門學的基本對象和核心內容——出發，闡釋澳門歷史文化、社會形態在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下所形成的知識體系、發展模式及其對人類文明發展的意義和價值。該中心創辦的《澳門學》雜誌，既是澳門學研究成果發表的平臺，也是培養澳門學青年學者的園地，更是澳門學學術共同體的心靈家園。其欄目“文明大視野”開展以澳門爲樣態的關於中外文化互動相生乃至人類文明互動發展的討論；“澳門史新論”鼓勵基於新理論、新方法、新材料的原創研究成果；“專題研究”秉承回歸以來學界注重專題拓展的傳統，對相關專題進行縱深研究和集中呈現；“澳門學學人”則是學術史研究，評述和致敬長期從
2022年第1期 總第01期澳門學343林廣志 \ 澳門學：歷史闡述與現實關懷Editor’s Words / 編者的話事澳門歷史文化研究的學界前輩。作爲創刊號，本期看點頗多：普塔克教授考察了包括澳門在內的南中國諸島的歷史文化；熊月之先生重構了唐寶臣、容閎、唐廷樞、鄭觀應等香山人與“西風東漸”及民族覺醒的關係；岡恩教授重現了東南亞民族解放力量在澳門活動的歷史情境；金國平先生考釋了小橫琴的中外文地名，對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頗具價值；湯開建先生論述了英國國家檔案館所藏粵澳漢文檔案的豐富性與重要性；由趙殿紅博士譯出的博克塞關於澳門議事會的考察並非“新論”，但仍具參考價值；黃文輝考證了客家人遷居九澳以及九澳建村的時間與過程；張中鵬、趙新良、何寧宇關於澳門近現代瘟疫防治以及城市公共衛生的論述，文德泉對澳門瘟疫防治史的回顧和高斯華關於1895年澳門鼠疫防治的報告，對當下新冠疫情的防控不無參考價值；楊開荊博士對黃漢強先生倡議和建設澳門學的貢獻的回顧與評述，是我們對澳門學前輩的深切緬懷和紀念。值得一提的是，《澳門學》的創刊得到了學界的積極響應，金國平、吳志良、湯開建、李國強諸先生先後給予鼓勵和支持，尤其是金國平老師，不但代約普塔克、岡恩教授撰稿，代選文德泉、高斯華的葡文著述，還對雜誌的編輯方針提出指導意見；岡恩的論文由項方博士翻譯，葡語文獻由碩士生田一言、博士生楊楚喬翻譯。他們都是首次翻譯史學論文，經過查閱資料，反復修訂，最終呈現了頗爲準確、流暢的譯文。相信假以時日，這些年輕人一定會成長爲專業的歷史學文獻翻譯者。編雜誌是個累人的活兒，而且吃力未必討好。2017年2月，當我卸下《澳門研究》執行主編之職，真的是如釋重負，且當下立志，以後再也不編雜誌了。沒想到的是，多年以後，卻又操持起這樣一本學術雜誌。雖蒙李行偉校長、唐嘉樂副校長、龐川副校長的支持，又得田衛平、趙殿紅、陳文源、張中鵬、葉麗鈺、项方、盧嘉諾、沈曉鳴諸君襄助編務，但作爲主事者，仍然“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耳順之年操此舊業，自知前路艱難，若能助推澳門學發展之一二，而學界諸君體其苦心，不吝指教，又或慷慨賜稿，扶持而行，則於願足矣。
002 To Strengthen the Study of Macao History and Serve 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Macao Gao Xiang005 Research on Macao History and Compilation of General History of Macao Wu zhiliang010 Exploring Island Studies: The Islands of Zhejiang, Fujian and Guangdong from the Song to Ming Periods Roderich Ptak; Wang Yang (tran.)034 Men with Double Visions and the Awakening of Modern China: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Xiangshan People in Macao, Hong Kong and Shanghai Xiong Yuezhi056 The Another Historical Materials Treasure-House for Research on Macao History in Qing Dynasty: A Review of Guangdong and Macao Chinese Archives in Qing Dynasty in the National Archives (United Kingdom) Tang Kaijian100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unicipal Council of Macao and its Operation Mode C. R. Boxer; Zhao Dianhong (tran.)124 Macao and the Asian Revolutions: A Haven for Southeast Asian Anti-Colonial Nationalists Geoffrey C. Gunn; Xiang Fang (tran.)150 Macarira Island: Textual Research on Place Names in Chinese and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Historical Status Jin Guoping174 A Study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Villages and the Immigration of Hakka People in Macao’s Coloane Island Wong Man Fai196 Aftermath of Epidemic and its Recovery in Macao from Late Qing to Republic Period Zhao Xinliang218 The Dissemination of Epidemic Information and it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Effects in Modern Macao: Focus on the Plague in 1894-1895 He Ningyu234 A Study on Plagu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Urban Development of Macao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Period Zhang Zhongpeng250 Epidemic and Control of Cholera in Macao from the 19-20th Century Manuel Teixeira; Yang Chuqiao (tran.)286 The Epidemic Report of the Bubonic Plague in Macao in 1895 José Gomes da Silva; Tian Yiyan (tran.)328 Wong Hon Keung and Macaology Ieong Hoi Keng340 Macaology: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and Realistic Care Lin GuangzhiCont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