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語言學會2020 年 12 月出版澳門幣 30 元 / 港幣 30 元 / 人民幣 26 元程祥徽（澳門科技大學）蔡維天（清華大學）鄧思穎（香港中文大學）馮勝利（北京語言大學）胡 波（澳門城市大學）黃 翊（澳門理工學院）金鉉哲（延世大學）劉街生（中山大學）劉樂寧（哥倫比亞大學）羅言發（澳門大學）彭 睿（新加坡國立大學）齊 充（巴黎第七大學）司富珍（北京語言大學）汪國勝（華中師範大學）王宇嬰（澳門理工學院）魏慧萍（澳門科技大學）徐 丹（法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徐 杰（澳門大學）嚴翼相（漢陽大學）楊凱榮（東京大學）袁毓林（北京大學）周 荐（澳門理工學院）左思民（高麗大學）吳志良、程祥徽徐 杰羅言發胡 波劉 銳程祥徽aomenyuyan@163.comhttp://www.umac.mo/fah/dc/south_china/society1.html主辦2020 年第 2 期 總第 56 期定價主任委員委員榮譽主編顧問主編副主編助理主編刊名題簽投稿信箱本刊網址156 2020 年第 2 期 總第 5 期56

目 錄敦煌古藏文的施格分裂…………………………………………………………………………………………………………………………邵明園 （1）漢語方言“量名”結構研究綜觀…………………………………………………………………………………………………………徐曉嫻（26）西南官話的多功能語素“得”——從《華西官話漢法詞典》說起………………………………………………………………………………………………劉春華（32） 漢語諺語中的“疊用”類別與特點……………………………………………………………………………………………………耿國鋒（35）外交文書的評價資源及其韻律模式分析………………………………………………………………………………………………劉 銳（45）漢語二語語音教材分析……………………………………………………………………………………………………………………………王 璐（54）“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擬人隱喻”嗎？……………………………………………………………………………………………尹洪波（64）白維國本《近代漢語詞典》商榷六題…………………………………………………………………………………………………崔山佳（71）大數據背景下 < 澳門日報 > 與 < 北京日報 > 標題中高頻名詞的差異研究………………………沈 威、白林倩（81）普遍語法理論植根於漢語泥土的創新發展與解釋實踐 ——《格位理論的發展及其解釋力研究》評介………………………………………………………………………… 張 磊（90）十字門前真矚目——程祥徽先生記憶…………………………………………………………………………………………………余頌輝 （97）2

稿 約《澳門語言學刊》係澳門語言學會主辦的專業學術期刊，創辦於 1995 年。自 2008 年12 月出版的第 31 ／ 32 期始，本刊成立編審委員會負責學術指導。本刊實行編審委員會指導下的主編責任制，日常工作由主編和助理主編負責。本刊新版為 16 開本，每期約 10萬字，半年刊，由澳門盈河文化發展有限公司製作出版。一般情況下，於每年的 6月上旬和 12 月上旬出版。本刊刊登有關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現代漢語、漢語史、漢語方言和文字學方面的學術論文以及相關的學術評論。限於人力，本刊目前僅接受中、英、葡三種文字的論文。本刊竭誠歡迎海內外專家學者賜稿。本刊提倡漢語研究與理論探索相結合，本體研究與應用研究相結合，共時研究與歷時研究相結合，普通話研究與漢語方言研究相結合，以及漢語研究與少數民族語言研究相結合。本刊尤其歡迎以海峽兩岸四地語言現象為視角的研究論文，以期推進中國語言研究的發展。本刊恪守學術自由的原則，鼓勵學術爭鳴。所有稿件，文責自負。凡投給本刊的文稿，請註明作者真實姓名、工作單位、電子信箱、手機號碼等聯絡方式。文章發表時署名聽便。中文來稿篇幅以不超過 l 萬漢字，英文和葡文來稿篇幅以不超過本刊 10 面為宜。逾3000 漢字及相應英文、葡文篇幅的稿件需附論文提要和關鍵詞，中文稿請附文章題目和關鍵詞的準確英文譯文，英文、葡文稿請附文章題目和關鍵詞的準確中文譯文。凡投給本刊的文稿，格式體例請參照本刊網頁上載的“格式樣本”（網址：http://www.umac.mo/fah/dc/south_china/society1.html）。如仍有疑問，可參照《中國語文》的格式處理。本刊實行雙向匿名審稿制度。投稿請寄 aomenyuyan@163.com，勿寄私人，以免延誤。投稿者如半年內未收到本刊的採用通知，可自行處理，恕本刊不能一一退稿。請勿一稿兩投。大稿一經投給本刊，本刊即對尊稿自動擁有決定是否刊用之權利，擁有對擬刊論文進行刪改、轉載等權利。凡不同意對其文章進行刪改、出版、轉載者，請賜函示知，否則即視同同意。文章一經發表，編輯部即寄贈當期樣刊 2冊，以申謝忱。一般稿件不設稿酬。356 2020 年第 2 期 總第 5 期56

敦煌古藏文的施格分裂 *The Split-Ergativity of Old Tibetan in Dunhuang Documents◎ 邵明園 / 中山大學中文系提 要：敦煌古藏文是施 - 通格類型的語言，但同時存在施格分裂現象。施格分裂主要受動詞語義、核心論元語義、小句名物化和話題化等語義和語用因素的制約。古藏文的施格分裂，與中古藏語及現代拉薩話施格分裂的機制有類似之處，但並不完全一致，最大不同在於尚未發現時體制約施格分裂的情形。關鍵詞：古藏文 施格 施格分裂 話題化 及物性Key words: Old Tibetan, ergative, split-ergativity, topicalization, transitivity一、緒論（一）施格與施格分裂一般而言，動詞可以基本分為兩類：及物動詞和不及物動詞。及物動詞要與兩個名詞發生語義和句法關係，一個是施事 (A)，一個是受事 (P)，而不及物動詞，通常只需要與一個當事 (S) 發生句法語義關係。有些語言習慣用標誌來區分這三種論元與動詞的句法語義關係。當及物動詞的受事 (P) 和不及物動詞的當事 (S) 採用一個標記，而及物動詞的施事 (A) 採用另外一個標記的時候，就形成 A 與 S/P 相對的標記模式，標記 A 的語法形式叫施格，標記 S/P 的語法形式叫“通格”，而 * 本文受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之青年教師培育課題“敦煌古藏文語法研究＂（19WKPY135）資助。4

採用此種標記的語言通常叫“施 - 通格語言”，A 叫“施語”，S/P 叫“通語”。若 A/S 採用相同標記，而 P 採用其他標記，此時標記 A/S 的語法形式叫“主格”，而標記 P 的語法形式叫“賓格”，從而形成 A/S 和 P對立的系統，採用此種標記策略的語言叫“主 - 賓格語言”。如下圖所示：圖 1 主賓格語言與施通格語言的分類 既有研究表明，世界上並不存在嚴格施格標記模式的語言，而是會出現分裂現象。所謂施格分裂，通常是指 S/P 與 A 不嚴格遵守施格語言標記模式的現象。Silverstein(1976)認為施通格語言格局必定有分裂表現，Nichols(1992: 65) 亦指出，分裂是施格概念本身的一部分，Dixon(1994: 14) 也曾說明，迄今未見完全的形態或句法施格語言。Dixon(1994) 的專著是施格研究目前最有代表性的論著之一，文中他把影響施格分裂的主要因素概括為四點：①動詞語義，②核心論元語義等級，③小句的時 /體 / 語氣，④小句的句法地位（主句 / 從句）等，並指出有些語言可能只對其中一種類型敏感，但有些語言上述幾個因素會綜合起作用 (Dixon, 1994: 70-110)。這是對施格分裂限制因素的高度理論概括。書面藏語，以及現代藏語方言——尤其是拉薩話，影響施格分裂的因素就是典型的綜合型（研究文獻如下所述）。（二）藏語施格分裂研究綜述藏語的施格性，整體呈現出“古今有別，方言有異”的特點。但除拉薩話以外，其他方言和書面語的施格缺乏深入研究。目前為止，關於藏語施格，研究最為充分的是拉薩話，拉薩話被認為是個典型的分裂施格型 (split-ergativity) 方言，拉薩話中並非所有謂語為自主及物動詞句的施語都要加施格，其施格的使用要受到語義、語用的制約，呈現出分裂性。Chang & Chang(1980)、DeLancey(1981; 1982; 1984a; 1984b; 1990)、胡坦（1984） 、Tournadre(1991)、Che(1992)、LaPolla(1995)、江荻（2007）、Vollmann(2008)、周季文 & 謝厚芳（2003: 311）等學者都對拉薩話的分裂施格性有所討論。其中，DeLancey 在此問題上的討論尤為引人注目，他認為拉薩話的施格分裂主要受到及物性（transitivity）、自主性（volitionality）、體（aspect）和話題性（topicality）等語義和語用的影響，而很少受到嚴格的句法制約。現代安多藏語則是比較典型的施格語言，施格嚴格按其理論規範而分佈，但同時也有少量分裂現象。書面藏文的施格分裂現象相比現代方言的研究遠遠不夠充分。藏文自西元七世紀初創，迄今有一千三百多年的歷史，這其中施格分裂的情況鮮有充分討論。Denwood (1999: 265-266) 提到，古藏文、中古藏文和現代藏語拉薩話都存在分裂施格的現象，但古藏文和中古藏文此類情形要少得多。他歸納了中古書面藏語施格分裂的規律，但卻未對藏語最早時代的文獻古藏文施格是如何分裂的進行詳細研究。Vollmann(2008) 針對施格在556 2020 年第 2 期 總第 5 期56

藏語書面語和方言中的分佈進行了專門研究，他研究了書面藏語（以十五世紀成書的《米拉日巴傳》為例）、巴爾蒂話、拉達克話、卓巴話、夏爾巴話、日喀則話和天峻話的施格隱現機制，認為各地方言之間，以及書面藏語的施格，其表現存在較大差異。但他同時坦言，除了拉薩話和拉達克話的施格施用規律研究比較充分外，其他方言較少得到深入的分析。因此，迄今關於藏語施格分裂的研究集中於現代方言拉薩話，部分涉及中古藏語，而對七到九世紀藏文初創階段的古藏文文獻是否存在此類語法現象，以及施用規律如何，尚缺乏基本研究。相較古藏文金石文獻和簡牘文獻，敦煌藏經洞出土的文獻最為豐富，可為古藏文施格研究提供足夠的文本。本文即選擇敦煌藏文文獻為語料，對古藏文的施格分裂現象進行初步研究。 [1] 二、敦煌古藏文的施格添加法藏文從西元七世紀創立，迄今經歷了一千多年時間，通常將七世紀藏文初創到九世紀藏文厘定期間的形式稱為古藏文。敦煌古藏文文獻是迄今發現的有關古藏文最為豐富的文獻資料，對藏語研究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藏族傳統文法把施格添加法歸納為互補分佈的樣式，即根據宿主韻尾不同，而附加不同的語音變體。相傳西元七世紀藏族學者 Thonmi Sambhotra 做 Rtagskyi ’Jugpa 一書（漢譯《字性組織法》），把施格添加法歸納如下：表 1 傳統文法施格添加法韻尾 -g -d -b -s -ng -m -n -r -l -v/-施格 gis kyis kyis kyis gis gyis gyis gyis gyis yis/-s但上述規則顯然不符合 7-10 世紀的古藏文用例。敦煌古藏文中的施格助詞有 gis，及變體形式 gyis、kyis、yis 和 -s 等。黃布凡（2009: 251）以《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為例總結了施格的添加形式及頻率，從而給出如下統計資料： [2]表 2 《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施格添加法則韻尾 -g -d -b -s -ng -m -n -r -l -Cd -v -甲類gis gyis gyis gyis gyis gyis gyis gyis2 3 8 40 32 5 22 8乙類gis kyis kyis kyis gis gyis gyis gyis gyis vis16 10 7 24 38 7 14 2 3 0 0 19gyis kyis kyis1 5 1 雖然上述統計僅僅是基於《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一份文獻統計的結果，但很顯然體現了一個非常明確的事實，即敦煌古藏文的施格添加法與傳統藏文文法的規定並不一致。本文主要討論施格的分裂，而對其語音規則暫不予考慮。三、敦煌古藏文施格分裂基於類型學家 Dixon(1994: 70-110) 和 Payne(2011: 144-162) 總結的影響施格語言分裂的因素，敦煌古藏文施格分裂的限制因素，可以概括為四點：①動詞語義，6

②核心論元的語義，③小句句法地位，④話題性。另外，時體分裂通常是很多有施格分裂語言都有的限制因素，如現代拉薩話就很典型，但筆者尚未在敦煌古藏文文獻中發現明顯的時體制約施格分裂的實例，這很可能也是古藏文與現代拉薩話在施格分裂方面最大的不同之處。下面分別討論這些限制因素是如何影響施格分裂的，以及由此表現出來的語義差異。3.1 動詞語義Dixon (1994: 71-72, 78-79) 在討論施格分裂時，針對不及物動詞所涉論元 S 的分裂，把它分為兩種，即：“分裂 S（split-S）”與“流動 S（fluid-S）”，分裂 S指 S 可以整齊地分為 Sa 和 Sp 兩類，通常施事性的、運動的、可控的不及物主語會採用和A相同的形態表現，而無施事性的、靜止的、不可控的不及物主語會採用和P 相同的形態表現。流動 S 指 S 不能整齊地分為 Sa 和Sp兩類，而是中間會有交集，此交集中的 S會根據語義、語用或句法等因素，而歸為 Sa 或 Sp。圖示如下：[3]圖 2 分裂 S 和流動 S 的差異 敦煌古藏文的不及物分裂就屬於 Dixon 所說的流動 S 系統。可控、自主和狀態等都是影響施格分裂的因素，及物性的降低和提高可以表達不同的語義內容，也即動詞在句中的語用地位影響 S 的分配。S 的分裂，按照所在小句謂語動詞自主與否，又可分為兩類：[- 自主，- 及物 ] 和 [+ 自主，- 及物 ]。如下所示：（1）a.མགར་གློ་བ་རིངས་པ་འྀ་ཚེ། བཙན་པོ་འདུས་སྲོང་གིས་མགུར་བླངས་པའ།mgar [glo.ba rings]-pa=’I tshe/噶爾 : 通格 心肺 長 - 名物化 = 屬格 時間btsan.po ’dus.srong=gis mgur blangs-pa’/贊普 都松 = 施格 道歌 唱 : 完成 - 名物化當噶爾家族心生逆二，叛離之時，墀都松贊普引吭高歌。（P.T.1287,P1.574, 第 456 行。王堯 & 陳踐《敦煌古藏文文獻探索集》, 2008:39）b.ཡབ་ནོངས་ནས། མྱང་གིས་ཀྱང་གློ་བ་རིངསྟེ། བཀྱོན་ཕབ་པའ་ཡྀན་ནོ།yab nongs=nas/ myang=gis kyang glo.ba ingste/父 : 通格 過世 : 完成 = 副動 娘氏 = 施格 也 心肺 長 : 副動bkyon phab-pa’ yin=no/譴責 降罪 : 完成 - 名物化 繫動詞 = 終助詞父王駕崩後，娘氏即生異心，遂獲罪譴。（P.T.1287,P1.566, 第 259-260 行。王堯 & 陳踐《敦煌古藏文文獻探索集》, 2008:32）（2）a.ཟུ་ཙེ་གློ་བ་ཉེ་འོ།zu.tse glo.ba nye=’o/蘇孜 : 通格 心肺 親近 = 終助詞蘇孜忠誠可靠。（P.T.1287，P1.563，第 199 行。王堯 & 陳踐《敦煌古藏文文獻 探索集》, 2008:30）b.མྱང་དབའས་མཐོན་དང་གསུམ།ཚེས་པོང་སྲིན་དང་བཞིས།།གློ་བ་ཉེ་ནས།myang.dba’s.mthon=dang gsum/ tshe.pong.srin=dang bzhi=s/娘韋農 = 連同 三 蔡邦氏 = 連同 四 = 施格glo.ba nye=nas/心肺 親近 = 副動斯時也，娘氏、韋氏、農氏三族，以及蔡邦氏等戚族之四大家最為忠誠。（P.T.1287, P1.563, 第 197 行。王堯 & 陳踐《敦煌古藏文文獻探索集》, 2008:30）（3）འབངས་མྱྀ་སྐྱིད་ཅིང་ཉེས་པ་བྱུང་བ་ནི།། རྒྱལ་པོ་རང་གྀས་ཆིས་ཉེས་པའོ།།’bangs myI-skyid cing nyes.pa byung-ba=ni//民眾 否定 - 幸福 並列 罪患 發生 - 名物化 = 話題rgyal.po rang=gIs chis nyes-pa=’o//國王 自己 = 施格 最大 犯罪 - 名物化 = 終助詞生民遇有福患過失，是乃王者治理不善之過也。（P.T.986，第 22-23 行。鄭炳林 & 黃維忠《敦煌吐蕃文獻選集 • 文化卷》, 2011a:204）例（1）中的 rings“長”，引申為“貳心”，乃[- 自主，- 及物 ] 動詞，在（1a）中，rings 的經歷者論元 mgar“噶爾”沒有添加施格標記，是個一般用法，沒有特殊的語義功能。噶爾家族心生叛逆是由於贊普猜756 2020 年第 2 期 總第 5 期56

忌引起的，而非積極主動地叛逆。而例（1b）中同樣的句法地位，myang“娘氏”卻附加了施格標記 gis，此時提高了 myang“娘氏”“心生叛逆”的及物性，從而也提高了這個動作的自主性，強調娘氏是積極主動地叛逆。例（2）展現了與上述例（1）類似的情形，謂語動詞 nye“親近”原為不及物動詞，（2a）中 zu.tse“蘇孜”為通格，蘇孜原為其他城邦臣僚，後殺國王、攜帶國王首級以及戶口而投降贊普，故對贊普忠誠。該句蘇孜用通格，乃基於句法原因，因為“親近”本身是不及物動詞，故此時根據施通格的一般規則，作為 S 的蘇孜應該採用通格。（2b）中的施格 -s 實際是附加在 [myang.dba’s.mthon=dang gsum/ tshe.pong srin=dang bzhi]“娘氏、韋氏、農氏三族，以及蔡邦氏等戚族之四大家”這個短語之上的，附加施格之後，起到語用上的強調作用，即提高了他們親近贊普的積極主動性，這顯然是語用意義上的自主性升級問題。例（3）nyes“犯罪、犯錯”是不及物動詞，然而小句所在的 S“國王自己”卻附加了施格 gIs，意欲強調國王治理國家不善的失職之過。而對於一些 [+ 自主，- 及物 ] 動詞的 S，同樣會出現分裂，所表達的語用功能，與上述一致。如下所示：（4）a.ཅེ་དོག་པན་གྱྀ་པོ་ཉ་ཕྱག་འཚལད།ce.dog.pan=gyI po.nya phyag.’tsald/揭駝潘 = 屬格 使者 : 通格 致禮揭駝潘之使者前來致禮。（I.O.705, 第 74 行 , 王堯 & 陳踐《敦煌古藏文文獻探索集》, 2008: 8，）b.བུད་མྱེད་སྣར་མོ་གཆིག་གིས། ལྷ་ལ་ཕྱག་འཚལད་ནས།bud.myed snar.mo gchig=gis/ lha=la phyag.’tshald=nas/婦女 年輕 一 = 施格 神 = 與格 致禮 = 副動（一妖魔正要吃人，）一年輕女子向神施禮，（妖魔逃逸。）（鄭炳林& 黃維忠《敦煌吐蕃文獻選集 • 文化卷》, 2011a:32，P.T.1047，第 294 行）phyag.’tsald“敬禮”是自主不及物的複合動詞，自主不及物動詞的 S，通常用通格，如例（4a），而有時也可以用施格，如例（4b）。附加施格，在語用上更加強調施動者的自主行為。除了 S 可以分裂之外，敦煌古藏文中的 A 也可以分裂。按照小句的動詞 [+ 及物，- 自主 ] 和 [+ 及物，+自主 ] 可以分為兩類。[+ 及物，- 自主 ] 動詞所在的小句 A，在敦煌古藏文中通常是不附帶施格的，這是常態，但有時也會附加施格，在語用上起到加強 A 的施動性的意義。而 [+ 及物，+ 自主 ] 動詞所在的小句 A，是施格出現的典型語境，但有時不附帶施格，以在語用上起降低 A 的施事效果的作用。如下所示：（5）a.ཁོང་ཏ་བདག་མྱྀ་དགའ་ནkhong.ta bdag myI-dga’ na他 : 通格 自己 否定 - 愛 假設連詞如果他自己不喜歡的話，……（《雪拉康碑》北面碑文，第 53-54 行。王堯《王堯藏學文集》（卷二）, 2012:80）b.འགོན་ཟན:ཞིག་གིས:ལྷ:མྱི:དགའ་སྟེ:བུ་མོ་གཆིག་ཤྀ:བའྀ:ངོ

’gon.zan=zhig=gis lha myi-dga’=ste bu.mo gchig shI-ba=’I=ngo//邪魔 = 無定 = 施格 神 否定 - 愛 = 副動 少女 一 死 -名物化=屬格=終助詞一邪魔不喜神，其後一少女死去。(P.T.1047，第 86 行。鄭炳林 & 黃維忠《敦煌吐蕃文獻選集 • 文化卷》, 2011a:21)（6）a.མའི་མཆིད་ནས། མྱིའུ་ཆུང་ཁ་མ་ཆེ་ཤིག རྟེའུ་ཅུང་ཁ་མ་དྲག་ང་མྱྀ་ཤེས་ཤེས་བྱས།ma=’i mchid=nas/ myi’u.chung kha ma-che=shig母 = 屬格 言語 = 離格 小兒 嘴 否定 - 大 = 命令rte’u.cung kha ma-drag nga myI-shes=shes byas/小馬 嘴 否定 - 厲害 我 : 通格 否定 - 知道 = 標句 做 : 完成其母道：“乳稚小兒別說大話！幼小馬駒別亂嘶鳴！ ( 此事 ) 我亦不知也！” （P.T.1287，P1.570，第 29-30 行。王堯 & 陳踐《敦煌古藏文文獻探索集》, 2008:24）b.ངས་མྱི་ཤེས་པ་ནི་མ་ཡིན་ན།nga=s myi-shes-pa=ni ma-yin=na/我 = 施格 否定 - 知道 - 名物化 = 話題 否定 - 是 = 副動我不是不知道，……（P.T.149，第 r2 行。引自 OTDO [4]）例（5）句中的謂語動詞 dga“喜愛”，為 [- 自主，+ 及物 ] 心理動詞，所在小句主語 A 在敦煌文獻中通常不加施格標記，如例（5a）所示，khong.ta“他”採用8

通格形式。而（5b）dga 所在小句 A 去附加了施格標記，此時提高了小句及物性，在語用上強調了 A 的施動性。例（6）句中的 shes“知道”同樣為 [- 自主，+ 及物 ]的心理動詞，所在小句 A 的施格隱現制約因素同例（5）。例（6a）中 shes 所在小句的 A 未附加施格標記，而例（6b）中 shes 所在小句的 A 附加了施格標記。“知道”屬於認知類動詞，動作性較弱，較典型的及物 · 動作動詞較遠，所關聯的 A 並不具備典型的 A 的語義，所以此時 A 上是否附加施格標記，就體現了它的及物性的強弱。A 所在小句的謂語動詞，如果動詞為 [+ 及物，+自主 ] 動詞，那麼此時通常是 A 附加施格的典型環境。但具體到某個動詞，則情況又有所不同，因為動詞本身的及物性和自主性強弱是個連續統。通常如果 P 後附加與格，則及物動詞的及物性就弱，如果不附加則較強。而及物性越弱的詞，A 就越傾向於在標記上類同於 S，即越傾向於採用通格，從而形成主賓格對立或中性系統。如下所示：（7）ཞང་སྣང་ལ་བཙན་པོ་མྱི་བཀྱོན་དུ་བཀྱོན་ཞེས་བྱས་སོ།།zhang.snang=la btsan.po myi-bkyon=du bkyon=zhes byas=so//尙囊=與格 贊普 :通格 否定 -批評=副動 批評=標句 做 :完成=終助詞對尙囊說：“贊普將對你無罪加罪！（P.T.1287，P1.568, 第 309 行。王堯 & 陳踐《敦煌古藏文文獻探索集》, 2008:34）（8）བདག་ལ་བླ་མ་གཤེ་ན་ཆི་ལྟར་བྱ།།bdag=la bla.ma gshe na chi.ltar bya//我 = 與格 上師 : 通格 責怪 : 現在 假設連詞 如何 做 : 將來上師責怪自己該如何做呢？（P.T.1283, 第 273 行。王堯 & 陳踐《敦煌古藏文文獻探索集》, 2008:402）（9）བཙན་མོ་ཡང་ལྀག་མྱི་རྷྱའྀ་སོ་ནམ་དང་བུ་སྲྀད་མྱི་མཛད་ཆིང་་་་་btsan.po yang lIg.myi.rhy=’I so.nam dang bu 贊蒙 : 通格 又 李彌夏 = 屬格 交媾 並列 兒子 srId myi-mdzad ching有 否定 - 做 並列贊蒙不與李彌夏同居生兒育女，…（P.T.1287，P1.570，第 400 行。王堯& 陳踐《敦煌古藏文文獻探索集》, 2008:37）（10）གཏན་པ་ཆིས་ཀ་ཨིམ་ཛི་ཧྭན་དང་། དེན་ཚེང་ལ་བཅས་ཏེ་སུག་རྒྱས་བཏབ།gtan.pa chis.ka.im.dzi.hwan dang/ den.tsheng.la-bcas te中人 茨訶 • 陰子諢 並列 丁昌拉 - 等列助詞 其 : 通格sug.rgyas btab/[ 手印 做 : 完成 ]中人茨訶 • 陰子諢和丁昌拉等按指印。（P.T.1203，第 11-12 行。王堯 &陳踐《敦煌古藏文文獻探索集》, 2008:181）例（7） 中 的 bkyon“ 批 評” 和 例（8） 中 的gshe“責怪”都是及物動詞，但都屬於及物動詞中的言說類動詞，動作性並不強，所帶賓語 zhang.snang“尙囊”、bdag“我”用與格 la 標記，與典型的受事做賓語採用零標記並不相同，而它們所在小句的 A，即btsan.po“贊普”和 bla.ma“上師”都採用了通格形式。例（9）myi-mdzad“不做”支配的是“李彌夏的交媾和生子”，雖然主要謂語動詞 mdzad“做”具有較強的動作性，但整個事件表述的是靜態的狀況，不強調動作性，施事性不強，故所在小句的 A ，即 btsan.po“贊蒙”採用了通格形式。例（10）中，sug.rgyas btab“按手印”為 N+V 結構，但語義上近於固定搭配，btab 乃語義抽象的“做”義，可以廣泛地和各類名詞成分組合構成一個謂語成分，整個結構具有“賓語吸收”而變為一個不及物自主動詞的趨勢。該謂語動詞（組）所在小句的 A，即 de“其”採用通格零形式，反映了它不及物化的這一趨勢。3.2 核心論元的語義在由及物動詞構成的小句中，論元 A/P 中存在一個話題價值等級，位於等級序列左側的論元傾向採用主 - 賓格系統，而位於等級序列右側的論元傾向採用施 -通格系統。Dixon(1994：85) 把這種名詞等級和施格分裂的關係，表述為如下所示：956 2020 年第 2 期 總第 5 期56

表 3 名詞等級和施格分裂上述等級序列，越靠左，越有可能被理解為具有施事功能的 A，越靠右越有可能被理解為較少施事性的P 或 S。這一原則，不僅同名詞是否有生相關，還與名詞有定性相關。典型施事（A）是定指性和生命度高的名詞，而典型受事（P）是不定指和生命度低的名詞，也即施事有定指和高生命度的傾向，而受事有不定指和低生命度傾向。上述等級序列反映到施格分裂上，即語義上施受關係越容易混淆的場合，越需要標記，相反，語義上施受關係越不易混淆的場合，越不需要標記。此種情形，在敦煌古藏文中也可以找到實例。如下所示：（11）མོ་དུག་འཐུངས་ནས།། བཙན་ནུ་བཀུམ་བ་ལགས།mo dug ’thung=nas// btsan.nu bkum-ba 她 : 通格 毒藥 喝 = 副動 贊奴 : 通格 殺死 : 完成 - 名物化lagso/是 : 終助詞（吞米 • 中子甲贊奴……異常陰險，對其妹吞米 • 薩牙登，挾毒以進，）妹飲劇毒，遂為贊奴所害。（P.T.1287，P1.559，第 69-70。王堯 & 陳踐《敦煌古藏文文獻探索集》， 2008:25）例（11）中，mo dug ’thung“她喝毒藥”和 btsan.nu bkum-ba“贊奴殺死（妹妹）”，’thung“喝”和bkum“殺死”都是動作性非常強的及物動詞，根據施通格語言的一般法則，它所在小句的 A 通常都要附加施格標記才行，但此兩處卻省略了。筆者認為，前者 ’thung“喝”所在小句的施事成分 mo“她”省略施格的根本原因，在於名詞生命度等級的不同，mo“她”是屬人名詞，施動性和定指性都高，而dug“毒藥”則是普通無生名詞，施動性和定指度非常低，基於表 2 生命度的指稱作用，“她”和“毒藥”相比，前者的生命度顯然遠高於後者，該小句從語義上很容易判別出論元關係，因而不會出現理解上的歧義。而後者 bkum“殺死”的情況，可能和上下文語境有關，或者和話題化有關（可以把“殺”的受事補足於 btsan.nu 之前），因為如果不是語境相關，則 btsan.nu bkum-ba lagso 一句是有歧義的，既可以是主動句，“贊奴殺死了其他人”，也可以是中動句，“贊奴被其他人殺死了”。另外，如上所述，非生物和無定指往往是一致的，非生物最典型的句法地位是賓語，如果附加了施格標記，則傾向於被分析為工具、憑藉或依靠等語義成分，而與典型的有生物附加施格表達施事者意義不同。如下所示：（12）a.གློའོ་ཅོག་དང་སྐད་འགགས་པ་དང་། སྣ་ཁྲག་མྱྀ་ཆོད་པ་དང་། སྟོད་གྱྀ་་ནད་བདུན་ཅུ་ལ་ཕན་ཏེ། མྱེ་བཙའ་ཕྲ་མོ་བདུན་བཏབ་བོ།།glo=’o.cog dang skad ’gags-pa dang/ sna.khrag心 = 複數 - 並列 聲音 阻礙 : 完成 - 名物化 並列 鼻血myI-chod-pa dang/ sdod=gyI nad bdun.cu=la han=te/否定 - 斷 - 名物化 並列 上面 = 屬格 病 七十 = 與格 有益 = 副動mye.btsa’ phra-mo bdun btab=bo//火灸 細 - 名物化 七 做 : 完成 = 終助詞所有心肺疾病，咳嗽失聲，鼻血不止，上身的七十種疾病，做七次細火灸即有效。（P.T.127，第 152-153 行。羅秉芬《敦煌本吐蕃醫學文獻精要》, 2002:221）b.ཕོ་མཚན་སྐྲངས་ཤྀང་ན་བ་ལ་ཕན་ཏེ་མྱེ་བཙའ་ཕྲ་མོ་ལྔས་བཏབ་བོ།།pho.mtshan skrang shIng na-ba=la phan=te男生殖器 腫脹 並列 疼 - 名物化 = 與格 有益 = 副動mye.btsa’ phra-mo lnga=s btab=bo//火灸 細 - 名物化 五 = 施格 做 : 完成 = 終助詞男性生殖器腫脹疼痛，做細火灸五次有效。（P.T.127，第 151 行。羅秉芬《敦煌本吐蕃醫學文獻精要》, 2002:221）例（12）a 和 b 中，同樣的句法結構，a 中 mye.btsa’ phra-mo bdun 後卻並未附加施格標記，而 b 中在mye.btsa’ phra-mo lnga“五次細火灸”後附加了施格標記 -s。其原因在於，“火灸”與“做”之間語義理解上10

的差異，“火灸”作為無生的抽象名詞，本身即趨向做受事成分，而同時它作為一種醫療方法，又容易引申做方式狀語。b 附加施格標記後，視 mye.btsa’ phra-mo lnga“五次細火灸”為方式成分，在句中做狀語，而 a則視 mye.btsa’ phra-mo bdun 為 btab“做”的受事成分，在句中作賓語。3.3 小句名物化小句句法地位不同也會導致分裂，目前研究較多的是“主從句分裂”，即小句會因其是在主句還是從句的不同句法位置，而採用主 - 賓格系統或施 - 通格系統。如尼羅 - 撒哈拉語系中尼羅語支（Nilotic）巴里語（Päri）語，通常情況下，S 與 P 保持一致，屬於施 - 通格系統，但在目的狀語從句中，S 與 A 保持一致，展現了主 -賓格系統（Dixon, 1994: 103）。美洲原住民語言索克語支（Zoquean）的思拉波波盧卡語（Sierra Popoluca），它的主句通常都是採用施格配列，但內嵌於主句的從句多用賓格配列（Marlett, 1986: 362-365）。敦煌古藏文中，小句句法地位的不同，尚未發現如上述“主從句分裂”的特點，但小句名物化與否卻會影響施格的分裂。名物化之後的小句指稱一個事件，表達事態，而不是陳述一個事件，因而全句的施動性是很弱的，此時名物化小句即可能出現分裂現象。如下所示：（13）a.མཁན་པོ་ཇི་བཤད་པ་ཐོས་ནས་ནི། ཀུན་ཀྱང་ཡང་དག་པའྀ་དྲང་པོ།།mkhan.po ji bshad-pa thos=nas=ni/堪布 : 通格 任何 說 - 名物化 聽 : 完成 - 副動 = 話題 kun kyang yang.dag-pa=’I drang-po//全部 也 正確 - 名物化 = 屬格 正直 - 名物化堪布所說任何皆聽，然後產生信解。（P.T.116，第 230.1 行。王堯 &陳踐《敦煌本藏文文獻》, 1983:244）b.སློབ་པའྀ་མྱིས་ཇི་མཐོང་བཤད་པ་ལས།། དེ་དང་བསྟུན་ཏེ།།slob-pa=’I myi=s ji mthong bshad-pa=las//學習 - 名物化 = 屬格 人 = 施格 任何 看見 說 - 名物化 = 離格de=dang bstun=te//其 = 連同 和順 : 完成 = 副動與修行者所說感悟相諧和。（P.T.116, 第 232.1 行。王堯 & 陳踐《敦煌本藏文文獻》, 1983:245）（14）ནམ་ནམ་ཞ་ཞར་ཡང། དབོན་སྲས་རྒྱལ་པོ་གང་མཛད་པ་ལ། གློ་བ་འདྲྀང་རེ།nam.nam.zha.zhar yang/ dbon.sras rgyal.po gang 任何時候 也 子孫 : 通格 國王 何mdzad-pa=la/ glo.ba ’drIng=re/做 - 名物化 = 副動 心肺 反叛 = 否定在任何時候，贊普之子孫無論哪個做國王，我們絕不背叛。（P.T.1287，P1.566，第 289-290 行。王堯 & 陳踐《敦煌古藏文文獻探索集》, 2008:33）例（13a）附加名物化標記 pa 的小句“堪布所說”做 thos“聽”的內容補足語，此時 mkhan.po“堪布”採用通格形式。“堪布所說”附加 pa 名物化，從而降低了小句的陳述性，提高了指稱性，因而使得小句施事者 mkhan.po 可以省略施格標記。例（13b）中，slob-pa=’I myi“修行者”加施格標記，“修行者所說（他）所見”先名物化，然後加離格標記 las。因為例（13b）“修行者所說（他）所見”並非做補足語 (complement)，所以（13a）中“堪布”後省略施格，就不能說是補足語從句中施格的分裂，即不是主從句的分裂。從例（13）a 和 b 的比較中可知，即使在名物化的小句中，施格隱現與否，也主要受語用制約，並不是強制性的。例（14）及物動詞 mdzad“做、擔任”做小句“贊普子孫做國王”的謂語動詞，dbon.sras“贊普子孫”採用通格，可能與小句名物化有關，或者與 mdzad“做”的及物性、施事性弱相關，目前暫不可知到底何者才是最主要的因素。小句名物化有時不一定非要用名物化標記 pa，補足語的句法位置本身即可以顯示它的名物化屬性。筆者暫未在敦煌文獻找到相關用例，可以用 15 世紀《米拉日巴傳》的相關例句予以說明。如下所示：1156 2020 年第 2 期 總第 5 期56

（15）བླ་མ་ཅི་གསུང་བསྒྲུབ་དགོས།blama ci gsung bsgrub dgos上師 : 通格 什麼 說 做 : 將行 需要（你）要按喇嘛說的做。（[ 明 ] 桑傑堅贊 《米拉日巴傳》）例（15）“喇嘛所說”做補足語，且並未附加名物化標記 pa，無定代詞 ci 充當補足語小句中心語，實際同時也起到了名物化作用。另外，我們說是名物化而不是主從句的句法地位影響了施格分裂，還因為在單一小句中，名物化也有導致施格分裂的傾向，類似例子可以找到很多。如下所示：（16）a.མྱི་འདི་གཉིས་བདག་ལ་བསད་མཆིས་པ་ལགས།myi ’di gnyis bdag=la bsad mchis-pa 人 這 二 : 通格 我 = 與格 殺 : 完成 [ 有 : 完成 - 名物化 lags/繫動詞 ]這兩個人是曾想殺了我的。（P.T.1189，第 24 行。王堯 & 陳踐《敦煌古藏文文獻探索集》, 2008:238）b.ཁྱོད་ཀྱི་ཕ་ནྀ་རྷྱས་བསད་དོ།khyod=kyi pha=nI rhya=s bsad=do/你 = 屬格 父親 = 話題 哈牙氏 = 施格 殺 : 完成 = 終助詞你的父王呢，為哈牙氏所殺。（P.T.1287，第 31 行。王堯 & 陳踐《敦煌古藏文文獻探索集》, 2008:24）例（16）中，bsad“殺”乃表動作性的及物動詞，具有高度及物性，但（16a）中“這兩個人”採用通格形式，而（16b）中“哈牙氏”採用施格形式，它們所在小句都不是主從結構，並且一個名物化，一個非名物化。例（16a）bsad“殺”後的 mchis-pa lags[ 有 - 名物化 是 ] 為經重新分析而來的複合助動詞，都是表靜態的，它降低了小句整體的及物性和施事性，從而使得“殺”的施事者 A 採用通格，全句表達事態。當然需要特別注意的是，並非及物動詞小句名物化後，A 就一定要附加施格，而只是說小句名物化為 A採用施格提供了可能，它並非強制性的一個規則。比如同樣是“殺”，下面這個名物化的小句中，它所對應的A 就採用了施格。如下所示：（17）དེས་མྱི་མ་བསད་པ་གག་ཡིན།།de=s myi ma-bsad-pa gag yin//其 = 施格 人 否定 - 殺 : 完成 - 名物化 諸凡 是豈能不枉殺他人。（P.T.1283，第 237 行。王堯 & 陳踐《敦煌古藏文文獻探索集》, 2008:400）3.4 話題化在句法組織中，A 是個施動性很強的語法成分，施 -通格語言施格標記即附加在它上面。但當 A 被被話題化後，它在語義上就成為述題陳述的對象，因而所具備的施動性就大大降低了。基於此句法語義動因，施格標記即可被省略。敦煌古藏文文獻不乏此例，其中 A 被話題化的主要手段是附加話題標記 ni。如下所示：（18）a.ལག་ཤ་ན་ན་རེ།། བདག་ནི་གཅེན་གིྱས་བསོྒ་བ་ཉན་ཏེ། མིྱ་འགོྲ་ཞེས་བགིྱས་པར་བས་ཀིྱ།།lag.sha na.re// bdag=ni gcen=gyis bsgo-ba nyan=te/拉夏那 : 通格 說 我 : 通格 = 話題 兄長 = 施格 吩咐 :未來 -名物化 聽 :現在 =副動myi-’gro=zhes bgyis-pa=r bas kyi// 否定 - 去 : 現在 = 標句 做 : 完成 - 名物化 = 與格 做 : 完成 並列拉夏那說：我呢聽兄長吩咐，( 是故 ) 不能前往。（IOL .Tib. J ,737 (D、A、B、C)、P.T.983，第 156-157 行。鄭炳林 & 黃維忠《敦煌吐蕃文獻選集 • 文學卷》,2011b:166，）b.ཁོང་ཏས་མ་ཉན་ཏེ།khong.ta=s ma-nyan=te/他 = 施格 否定 - 聽 : 現在 = 副動( 判決後，) 他們不聽。（P.T.1078，第 21 行。王堯 & 陳踐《敦煌古藏文文獻探索集》, 2008:197）（19）ལོ་ངམ་ཕོ་བརྒྱའ་ནྀ་ཟངས་བུ་བརྒྱའ་གླད་ལ་ཕུབ་ནས་ལྕེབསྰོ།།lo.ngam pho brgya’=nI zang.bu brgya’glad=la phub=nas lcebs’o//[ 羅阿木 男 百 ]= 話題 紅銅 百 頭 = 與格 扣 = 副動 自殺 : 終助羅阿木之一百男丁呢，以紅銅鍋扣於頭頂而自殺。（P.T.1287, 第 54-55 行。王堯 & 陳踐《敦煌古藏文文獻探索集》, 2008:25）（20）ཤ་བྱ་ཟ་ནྀ་རྷལ་རྷལ་ཁྲག་ས་འཐུང་ནི་ཅིབ་ཅིབ། རུས་པ་གླེ་འཆ་ནི་ཁྲུམ་ཀྲུམ་མགོ་སྤུ་རྗིས་ཁྱེར་ནི། བན་བན།།12

sha bya za=nI rhal.rhal khrag sa ’thung=ni cib.cib/肉 鳥 吃 : 現在 = 話題 零碎碎 血 大地 喝 = 話題 咕嘟嘟rus.pa gle ’cha=ni khrum.krum mko.spu rjis khyer=ni/ ban.ban/骨頭 狗 啃 = 話題 噶嘣嘣 頭髮 風 攜帶 = 話題 亂蓬蓬肉被鳥啄得呢零碎碎，血被大地喝得呢咕嘟嘟，骨頭被狗啃得呢噶嘣嘣，頭髮 被風吹得呢亂蓬蓬。(IOL Tib J 731-r(ch.82. iv-A), 第 68 行。鄭炳林& 黃維忠《敦煌吐蕃文獻選集 • 文學卷》, 2011b:8)例（18a）中，nyan 所在小句 A 即 bdag“我”採用通格，後面附加話題標記 ni。而（18b）小句 A 即khong.ta“他”採用施格，且未被話題化。例（19）lo.ngam pho brgya’“羅阿木一百男丁”被附加話題標記 ni 從而話題化。該小句也不是名物化小句，而是事件句，可知影響施格分裂的是話題化，而不是名物化。例（20）是 ni 把前面的小句話題化，從而使得前面的小句指稱化，施動性降低，而指稱性增強，話題化小句所在的 A 雖然在語義上，都是施事性很強的及物動詞，如 za“吃”、’thung“喝”、’cha“啃”、khyer“攜帶”，但因整個小句被話題化而降低了施動性和及物性，所以A 都是採用的通格形式，此時毫無疑問導致施格分裂的因素是話題化。四、結語施格分裂是施格語言的題中之義，不存在完全的施格語言。藏語書面語是相對較為嚴格的施 - 通格格局，但同樣存在施格分裂現象。現有對藏語施格分裂的研究，集中於十世紀之後的中古藏語及現代藏語拉薩話，而七到十世紀之間的敦煌古藏文的施格分裂尚未被系統研究過。本文對敦煌古藏文施格分裂的初步研究顯示，它主要受動詞語義、核心論元語義、小句名物化和話題化的制約。但上述這些因素都是傾向性的，並不具有強制性，也即很少有嚴格的句法語義限定，具有很大的靈活性，這也是和現代拉薩話施格分裂的限制表現完全一致的地方。但敦煌古藏文中尚未發現時體影響施格分裂的現象，而這在現代拉薩話中非常普遍。這有可能是古藏文的施格分裂和現代藏語施格分裂的一個很大不同之處。註 釋： [1] 當然，古藏文文獻未必完全是同質的，可能摻雜了其他方言區作者的文本。比如石泰安（1987）認為，敦煌卷子有很多實為抄件或副本，是從西藏本土抄送後而運到敦煌當地的。不過他同時也承認，敦煌文獻也有很多有明確的證據證明就是在當地寫作的。僅從當前來看，藏語不同方言區的施格分裂寬窄不同，拉薩話呈現了較多的分裂性，而安多藏語卻僅有少量施格分裂現象。因此敦煌文獻是否為來自不同方言區背景的人書寫，即會對施格分裂研究帶來影響。但目前在尚未有有效手段對這些文本做逐一區分的情況下，作為藏經洞出土的文本，筆者暫時把它視作方言同質性的文本處理。[2] 甲類是吐蕃王朝的編年史，有 P.T.1288, India Office.750, British Museum.Or.8212(187) 三份寫卷；乙類包括吐蕃贊普傳記及贊普世系、大論世系、小邦邦主邦臣序列等，有 P.T.1287、P.T.1286 兩份長卷。詳見黃布凡（2009：241-251）。[3] Dixon 原文中不用 P 而用 O，本文據現代類型學研究的一般規則，統一改 O 為 P。[4] 該資料庫全稱為 Old Tibetan Documents Online“古藏文線上資料庫＂，網址為：https://otdo.aa-ken.jp.參考文獻： 胡坦 1984 藏語拉薩話中幾種動詞句式的分析，《民族語文》第 1 期。1356 2020 年第 2 期 總第 5 期56

黃布凡 2009 從敦煌吐蕃歷史文獻看藏文不自由虛詞用法的演變，載 : 《敦煌吐蕃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江荻 2007 藏語動詞的及物性、自主性與施格語言類型，《第九屆全國計算語言學學術會議論文集》，大連：大連理工大學。羅秉芬 2002 《敦煌本吐蕃醫學文獻精要》，北京：民族出版社。[明 ]桑傑堅贊 1981 《米粒日巴傳》（藏文版），西寧：青海民族出版社。[ 法 ] 石泰安 1987 敦煌藏文寫本綜述，《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第三輯）, 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 王堯 陳踐 1983 《敦煌本藏文文獻》，北京：民族出版社。王堯 陳踐 2008 《敦煌古藏文文獻探索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王堯 2012 《王堯藏學文集》（卷二），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鄭炳林 黃維忠（主編）2011a 《敦煌吐蕃文獻選集 • 文化卷》，北京：民族出版社。鄭炳林 黃維忠（主編） 2011b 《敦煌吐蕃文獻選集 • 文學卷》，北京：民族出版社。周季文 謝後芳 2003 《藏語拉薩話語法》，北京：民族出版社。Chang, Betty Shefts. & Chang, Kun. 1980. Ergativity in spoken Tibeta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51(1), 15-32.Che, Qian. 1992.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f subject marking (byed-sgra) in Lhasa Tibetan.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15 (1), 53–63.DeLancey, Scott. 1981. An Interpretation of Split Ergativity and Related Patterns. Language 57(3), 626-657.DeLancey, Scott. 1982. Modern Tibetan: A Case Study in Ergative Typology. Journal of Linguistic Research 2(1), 21-31.DeLancey, Scoot. 1984a. Transitivity and Ergative Case in Lahsa Tibetan. In Brugman, Claudia, et al. (eds.), Proceedings of the Te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Berkeley: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131-140. DeLancey, Scoot. 1984b. Notes on Agentivity and Causation. Studies in Language 8(2), 181-213.DeLancey, Scoot. 1990. Ergativiry and the Cognitive Model of Event Structure in Lhasa Tibetan. Cognitive Linguistics 1(3), 289-32 l.Denwood, Philip. 1999. Tibeta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Dixon, R.M.W. 1994. Ergativ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LaPolla, Randy J. 1995. Ergative Marking in Tibeto-Burman. In Nishi, Yoshio; Matisoff, James. A.; and Nagano, Yasuhiko (Ed.), New horizons in Tibeto-Burman morphoyntax, pp.189-228. Osak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Marlett, Stephen A. 1986. Syntactic levels and multiattachment in Sierra Popoluc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52, 359-387.Nichols, Johanna.1992. Language diversity in space and tim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Silverstein, Michael.1976. Hierarchy of features and ergativity. In Dixon, R．M．W．(ed) Grammatical Categories in Australian Languages 112-171. Canberra: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Aboriginal Studies.Tournadre, Nicolas. 1991. The Rhetorical Use of the Tibetan Ergative.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14(1):93-108.Vollmann, Ralf. 2008. Descriptions of Tibetan ergativity: A historiographical account. Ley-kam Graz.14

漢語方言“量名”結構研究綜觀 *Review of [CL-N] Phrases in Sinitic Languages◎ 徐曉嫻 / 中山大學中文系提 要：本文對漢語方言“量名”結構的研究做簡要的回顧，主要從研究內容和研究範圍上進行評述。本文認為在對不同方言的“量名”結構做進一步描寫的同時，也需進行全面有效的句法測試，將共時與歷時有效結合，厘清不同方言“量名”結構的演變路徑和名詞短語指稱功能的語義類型。關鍵詞：“量名”結構 漢語方言 回顧Key words: [CL-N] phrases; Sinitic languages; review一、引言趙元任（1968/1979）首次談到了普通話和廣州話“量名”短語的異同。此後，“量名”短語的語法功能日益受到語法學界的關注。漢語方言的“量名”短語可以表示有定（definite）、無定（indefinite）、有指（specific）、無指（nonspecific）、類指（generic）等多種指稱功能。近年來，研究者多用“量名”結構表示方言中表有定的“量名”短語，請看下面兩個例子： * 本文寫作過程中，承蒙盛益民老師提供重要補充材料，並承蒙莊初升、林華勇和《澳門語言學刊》匿名評審專家的指正，謹此致謝。1556 2020 年第 2 期 總第 5 期56

（1）本書喺台度。書在桌子上。（單韻鳴《廣州話定指“量 + 名＂結構再探》，《語言研究集刊》2019 年第 2 期）（2） 間屋有有造好咚唻？那間房子造好沒有？（盛益民《吳語紹興柯橋話的定指“量名＂結構》，陳忠敏主編《吳語研究》第 8 辑）討論“量名”結構的論文已有了一定的數量，在研究內容和研究範圍上大體有所區分，有的描寫“量名”結構的句法分佈、探討量詞和名詞的語義選擇，有的分析量詞的句法功能及其語法化過程，有的討論“量名”結構的語用環境。這些內容的分析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有利於我們更深入地觀察不同方言名詞結構的指稱差異。目前的研究情況如何，又存在哪些問題，本文擬對漢語方言“量名”結構的研究作一回顧和展望。二、有關研究內容的討論2.1 “量名”結構的句法分佈從句法位置來看，大部分方言的定指“量名”結構可以出現在主語、賓語、定語等位置上，有些方言的“量名”結構還可以作狀語和謂語，而且還能單獨成句。受信息傳遞原則的影響，謂前的名詞短語多解讀為有定，因此大部分方言的“量名”結構都能出現在主語或話題位置上，比如吳語富陽話的“量名”短語便是謂前有定，謂後無定（Li，2013）。王紅旗（2014）對主語有定、賓語無定的說法進行補充，指出有定成分是無標記的，可自由充當主語或賓語。蘇州話（石汝杰、劉丹青，1985）、廣州話（施其生，1996）、南寧白話（林亦、覃鳳余，2008）、海安話（汪如東，2012）等方言中，謂前和謂後都允許“量名”結構表有定。也有一些材料報導了“量名”短語在謂前表無定的情況，比如劉探宙、石定栩（2012）描寫的烟臺官話的“量名”短語。王健（2013a）指出，績溪嶺北官話的“量名”可在謂前表無定，整個句子用於報導突發事件。據周本良（2005），桂北平話中的臨桂義寧話，句首的“量名”可能源於數詞“一”或指示詞的省略。新化湘語中也存在無定“量名”主語（羅昕如，1998），鄧思穎（2006）主張以新化話為代表的湘語是漢語方言中“最強的 SVO”型語言。另外，據 de Sousa（2013），南寧上堯平話謂前不允許出現“量名”組合，謂後的“量名”組合則可以兼表有定和無定，這種現象比較罕見。2.2 “量名”結構中量詞與名詞的限制漢語是一種量詞型語言（Aikhenvald, 2000）。朱德熙（1982）將漢語量詞分為個體量詞、集合量詞、度量詞、不定量詞、臨時量詞、準量詞、動量詞等。Cheng & Sybesma（1999）只討論個體量詞的句法功能，不承認集合量詞等的量詞地位。陳玉潔（2007）則認為“量名”結構表有定是一個系統現象，度量衡單位、動量詞等都可以進入量名結構。湘語汨羅話（陳山青2008）、吳語紹興話（盛益民等 2016）等方言都可以接受不同種類的量詞進入“量名”結構。但並不是所有的量詞和名詞都能進入“量名”結構。歐陽偉豪（2003）指出廣州話的動量詞不能出現在表有定的“量名”結構中。覃東生（2007）觀察到賓陽話（屬於桂南平話）中一些使用頻率較低的臨時量詞、集合量詞、動量詞未能進入“量名”結構表近指。丁加勇、許16

秋蓮（2008）指出，湖南衡東新塘話的“量名”結構對表人個體量詞存在不同選擇，對個體名詞也有所限制，與其生命度有關。Simpson（2017）也主張從量詞類別以及名詞生命度等討論“量名”結構。魏業群、崔山佳（2016:71）發現諸暨方言的雙音節量詞和部分動量詞進入“量名”結構受限。林華勇、蔡黎雯（2019）提出，漢語方言的 Cl-NP 結構是一種語用或話語屬性的“使用模式”，口語中更常用的量詞才能進入“量名”結構。2.3 “量名”結構的來源關於定指“量名”結構的來源，王健、顧勁松（2006）已總結出目前學界的主要看法：省略說、底層說和結構說。大多數學者認為“量名”結構表有定是因為省略了前面的指示詞。趙元任（1968/1979）認為廣州話中“條繩唔夠長”“啲人重未嚟”省略了“嗰”，相當於普通話的“那條繩子不夠長”“那些人還沒來”。石汝杰、劉丹青（1985）提出蘇州話量詞的定指用法應起源於某種指量結構（指示詞多半是‘搿’）。持省略觀的學者還有楊劍橋（1988）、黎緯杰（1988）、陳興偉（1992）、王健、顧勁松（2006）、陳玉潔（2007）、劉探宙、石定栩（2012）、魏業群、崔山佳（2016）等。施其生（1996）指出廣州話中表有定的“量名”組合具有不論遠近的語義特徵，很難看成是“指·量 + 名”的省略，這種不論遠近的指稱在處所名詞中（即“哩度”“嗰度”“度”）也有所體現。“省略說”實際上認為是量詞承擔了定指功能。游汝杰（1982）提出，“量名”結構表有定的現象是台語在漢語南方方言中的底層遺存。步連增（2011）則認爲這種現象與古越語的語言接觸有關。持結構說的學者，如石毓智（2002）、趙日新（2003），則認為量詞自身並不具備有定性，其有定解讀是量詞所處的句法位置和上下文賦予的。2.4 “量名”結構的分類研究者在“量名”結構的來源問題上意見不一，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不同方言的“量名”結構並非同質。有學者觀察到不同類型的“量名”結構在語音形式、句法分佈以及語義功能上都有所區分。潘悟雲、陶寰（1999）曾指出上海話的“量名”短語存在兩種類型，其重音和距離指示義各不相同。王洪鐘（2008）根據“量 + 名”能否補出相應的指示詞將其分為“省指式”和“零指式”。義烏方言（陳興偉，1992）、屯昌方言（錢奠香，2002）的“量 + 名”都能補出一個確定的指示詞，屬於前者。而湖北通城贛語（萬獻初，2003）、湘鄉壺天方言（賀文平，2006）的“量 + 名”則屬於“零指式”。盛益民等 (2016) 對紹興陶堰話的兩類定指“量名”結構做了詳細的描寫，並提出漢語方言“量名”結構的兩種類型 : 準冠詞型和準指示詞型。盛益民（2017）進一步明確兩種“量名”結構的句法測試標準，即：“準冠詞型｀量名＇結構不能表距離指示，因此不能與另一個相同的` 量名＇結構或者對應的` 指量名＇進行對舉區分；準指示詞型｀量名＇結構可表距離指示或者可納入距離指示系統當中，因此可以進行對舉。＂（盛益民《漢語方言定指“量名＂結構的類型差異與共性表現》，《當代語言學》2017 年第 2 期）李旭平、申屠婷婷（2020）結合吳語東陽話的情況，認為“準指示詞型”仍應區分“中性 - 準指示詞型”和“距離 - 準指示詞型”。2.5 量詞的功能1756 2020 年第 2 期 總第 5 期56

2.5.1 量詞的語法化Bisang (1999) 討論了東南亞和東亞語言中量詞功能的演變，指出量詞具有分類（classification）、個體化（individualization）、指稱（referentialization）和關係化（relationalization）四種功能，其中普通話量詞具有分類和個體化功能，粵語量詞還有關係化功能，但沒有指稱功能。國內學者大多將“量名”結構表有定的現象視為量詞充當有定標記的表現。劉丹青（2001、2008）指出，以吳語、粵語為代表的一批南方方言是量詞發達型語言，量詞有定指功能。方梅（2002）也認為粵語、吳語的量詞已發展為有定性標記。陳玉潔（2007）將量詞稱為“類冠詞”，並歸納出量詞語法化的兩條路線，詳見圖 1。金龍、史文磊（2019）報導了吳語台州方言一類特殊的“量名”結構，在陳玉潔（2007）的基礎上，指出量詞在“限定成分 + 量 + 名”中向詞內語素發展，請看圖 2。圖 1 量詞發展的兩條路線 （陳玉潔《量名結構與量詞的定語標記功能》，《中國語文》2007 年第 6 期）圖 2 量詞發展的另一路線 （金龍 史文磊《說台州方言一類特殊的量名結構》，《語言研究》2019 年第 4 期）Simpson et al. (2011) 等文章基本上都將有定性看成量詞自身的功能。盛益民（2017）將“量名”結構區分為準冠詞型和準指示詞型，實際上也是持這種觀點。“量名”結構受領屬語、狀態形容詞、關係從句等修飾時，又具有定語標記的功能（陳玉潔，2007）。李知恩（2011）繪製了不同方言、語言量詞功能的語義分佈模型，並構建了一個反映量詞功能演變的概念空間，請看圖 3。圖 3 量詞功能的演變路徑 名词类别词 无核领属定语 有核领属定语数量转指 计量 指量名 指量转指 无核关系化 有核关系化非定指转指 无定 定指类指定指性转指 （李知恩《量詞的跨語言研究》，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71 頁）另有不少學者觀察到，通用量詞及不定量詞在方言中往往具有獨特的活力，語法化程度較高。劉丹青 (2002) 指出蘇州話的基本個體量詞“個”由定冠詞用法發展出類指功能。廣州話不定量詞“啲”（彭小川，2006）、湘語婁邵片的“隻”“滴”（羅昕如，2007a、2007b）也具有多功能用法。廣西部分漢語方言的不定量詞則發展為處所名詞（洪波等，2017）。2.5.2 “量名”短語是不是 DP“量名”結構中量詞的句法功能以及漢語是否存在 DP 層的問題一直備受關注。Cheng & Sybesma（1999，2005）認為，廣州話的“量名”屬於 ClP 層，普通話的光杆名詞表有定，實則隱含了空的量詞中心語，故 N 須移位到 Cl，Au Yeung（2005）也持類似意見。18

Simpson（2005）提出，只要漢語的 SpecD 和 D0 中有一個位置被佔據，就能獲得有定解讀，指示詞的位置是SpecD，量詞通過上升操作可以到達 D0。Sio（2006）、Sybesma & Sio（2008）引入 FP 層的概念，認爲量詞、數詞、指示詞等都在不同的功能層佔據相應的位置。Cheng & Sybesma（2014）在此基礎上，指出漢語名詞短語的句法結構是：[FP3[+specific] F30 [FP2[+indef] F20 [FP1[+def] F10 [NP N0 ]]]] 粵語“量名”結構的量詞在 F1 層，可實現對中心名詞的指稱；而用於計量的量詞在 F2 層，普通話的量詞屬於後者。但這個句法結構是否適用於其它漢語方言，仍需進一步討論。Wu & Bodomo（2009），Wu（2017），Bisang & Wu（2017）認為“量名”短語的有定解讀強烈依賴於語境，量詞本身不具有有定性。吳義誠（2018）指出，南方方言裏的“量名”短語是一種“語用有定運算式”，區別於受冠詞和指示詞限定的名詞短語（“語法有定運算式”）。李豔芝、吳義誠（2018）聯繫吳、湘、閩、粵等南方漢語方言以及漢語史上量詞的發展過程，進一步明確量詞具有準實詞性（semi-lexical）。不過這些文章雖反對將有定性看成量詞的屬性，但認為漢語仍存在DP 層，量詞可通過中心語移位佔據 D 位置，表達有定。Li & Bisang（2012）、Li（2013）、李旭平（2018）也認為量詞經過了 Cl0-to-D0 的句法操作後能獲得有定解讀，但都沒有解釋量詞移位的動因。2.6 “量名”結構的語用分析目前學界對“量名”結構的指稱解讀主要參照了陳平（1987）的分類系統。在言談交際中，指稱對象能被聽話人識別的便是定指（identifiable），反之則是不定指（nonidentifiable）。Himmelmann（1996、2001）系統總結了不同語言類型中指示詞和冠詞出現的四種語境，即情景用法（situational use）、關聯—回指用法（associative-anaphoric use）、示蹤用法（tracking use）、認同用法（recognitional use）和大情景用法（larger situational use）。其中指示詞沒有大情景用法，這也成為區分指示詞和冠詞的判斷要素。盛益民等（2016）參考了 Himmelmamn（1996、2001）的描寫框架，對紹興話兩種“量名”結構的語用功能進行了比較。此後，吳越（2019）、劉玲（2019）、陳捷（2020）等多在 Himmelmamn（2001）的框架下，描寫不同方言“量名”結構的語用功能。但是“量名”結構與“指量名”結構的語用差別是否等同於冠詞語言中冠詞和指示詞的差異，還有待進一步考察。Simpson（2017）指出，在同一語言或方言中，如果光杆名詞和“量名”短語都能表達定指，也需要深入分析兩者在直指、回指等語用環境中的區別，並考慮指稱對象與言談雙方的親屬關係等。三、個案研究與比較研究3.1 對單一方言點的個案研究吳語和粵語的“量名”結構歷來被認為是比較典型的。石汝杰、劉丹青（1985）率先對蘇州話的“量名”結構進行專門的報導。楊劍橋（1988）、陳興偉（1992）、張薇（2015）、盛益民（2016）、魏業群、崔山佳（2016）、Simpson（2017）、吳越（2019）1956 2020 年第 2 期 總第 5 期56

等先後對吳語的“量名”結構展開描寫和分析。而早期關於廣州話“量名”結構的討論有張煉強（1961）、黎緯杰（1988）、張洪年 (1989)、施其生（1996）、周小兵（1997）等。Cheng & Sybesma（1999，2005，2014）、 陳 小 明（2003、2010）、 單 韻 鳴（2005、2007、2019）、張慶文、鄧思穎（2014）等也從不同角度對粵語的“量名”結構做了深入的考察。羅昕如（1998）、陳暉（1999）等在相關的語法著作中也注意到湘語“量名”結構的語法特點。賀文平（2006）、許秋蓮（2007）分別對湘鄉（壺天）話和衡東新塘話的“量名”結構做了專門的研究。另外，桂陽土話中也存在定指“量名”結構（鄧永紅，2007）。官話方面，“量名”結構表有定的現象主要出現在膠遼官話（劉探宙、石定栩，2012；李雪，2013）和江淮官話中。洪巢片的漣水話（王健、顧勁松，2006）、泰如片的海安話（汪如東，2012）以及黃孝片的黃崗話（汪化雲 1996、熊嶺 2015）都有零星分佈。另外，遵義話使用“名 + 量”表有定（胡光斌，1989），西寧方言的“個 + 名”在句首也表有定（王雙成，2015）。允許定指“量名”結構的贛語主要分佈在湖南湖北（參看汪國勝，1994；張盛開，2006），至今尚未見到江西大本營有相關問題的報導。閩語的“量名”結構也只分佈在海南和廣東。陳鴻邁（1991）很早便關注到海口方言的這一現象，錢奠香（2002）認爲屯昌方言“量名”中的量詞實際上是指示詞“許”與量詞的合音。楊望龍、李旭平（2018）分析了瓊海閩語“量名”結構的來源，指出通用量詞“枚”已發展為定指標記。陳凡凡、林倫倫（2003）、陳捷（2019、2020）、李旭平、許樹妙（2019），徐曉嫻（2019）先後分別對澄海話、汕頭話和潮州話的“量名”結構展開描寫和討論。另外，贛南、閩西的客家話也不存在類似現象，靠近粵語、壯語的客家話的“量名”短語則可以解讀為定指，比如陸川客家話（黎俊堅，2002）、龍川話（鄔明燕，2008），貴港客家話（劉玲，2019）。3.2 跨方言比較研究隨着材料的增加，研究者開始在類型學視角下對不同方言的“量名”結構進行比較。石毓智（2002）對漢語史和南方方言的量詞進行考察，分析“量名”結構中量詞獲得定指功能的機制。Cheng & Sybesma（2005）將普通話、香港粵語、溫州話和臺灣閩語的名詞短語放在一起進行討論。陳玉潔（2007）從大量的方言材料出發，勾勒量詞語法化的路線。王洪鐘（2008）區分了不同方言不同類型的“量名”結構。Simpson et al. (2011) 結合苗語、孟加拉語等量詞語言，討論粵語量詞的有定性及其語法化程度。Li & Bisang（2012）關注吳、粵、普中“量名”短語在句法和語用功能上的差異。王健（2013b）收集了 120 種方言材料，從類型學的角度，提出“量名”結構的三條蘊含共性。盛益民（2017）以 37 種方言為樣本，從句法位置、量詞類別等語法差異入手，分析“量名”結構表有定的六條語言共性。毛志萍（2019）系統考察了漢語各方言區的量詞，探討了“量名”結構的不同來源。四、小結從目前搜集到的材料來看，漢語方言“量名”結構的研究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起步階段（1997 年及以前）：研究之初，關注點20

主要在吳語和粵語上，以單點的個案描寫為主。“量名”結構的來源和語義特徵也得到一定的關注。探索階段（1998 年 -2007 年前後）：研究材料更加豐富，湘、贛、閩等地區的“量名”結構先後被報導。國外研究者從形式句法的角度討論“量名”的句法結構，並進行共時比較。國內研究者開始結合語音形式，討論“量名”結構的來源和分類。發展階段（2007 年至今）：更多方言點的“量名”結構得到進一步挖掘，描寫方法更加全面、細緻，跨方言、跨語言的比較備受關注。研究者注重從語音、語義、句法和語用等對 “量名”結構進行全面描寫，對“量名”結構的分類有了新的看法，關於量詞功能、“量名”句法結構的討論也更加深入。漢語方言“量名”結構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尚未解決的問題，我們認為可以從以下兩方面繼續挖掘：一是在現有材料的基礎上，通過全面有效的句法測試，更加準確、細緻地對“量名”結構進行描寫和分析。“量名”結構受修飾語修飾以及量詞單獨充當論元的情況，學界目前的關注相對較少。湘語和吳語的“量名”短語和修飾語中間可以插入定語標記，遵義話的量詞和修飾成分之間也可以插入“的”（胡光斌，2010），但粵語和潮汕閩語的量詞前不能再加上定語標記，個中差異仍需進一步討論。廉江話（鄧思穎、張慶文，2014）、汨羅話（陳山青，2008）中，謂前的“量名”受人稱代詞、處所名詞修飾時，可表有定，但無法單獨使用。據陳偉蓉（2013、2017），惠安話也不存在獨用“量名”，但量詞有充當領屬標記和關係從句標記的功能。這類方言的“量名”結構還未發展出來，目前可能處在某個演變階段。同時，量詞單獨使用表有定在不同方言中也存在差異。盛益民（2017）指出，量詞獨用表有定都屬於準指示詞型。陳捷（2019）從語音上區分了澄海方言量詞獨用表有定的兩種形式，徐曉嫻（2019）則認為潮州話中看似單獨使用表有定的量詞（即陳文所說的 A 式）其實是量詞和泛稱名詞“物”的合音。另外，進入“量名”結構的量詞和名詞在語義上存在哪些限制，也需要進一步討論。二是加強跨方言、跨語言的比較研究，擴大描寫對象的範圍。在類型學視角下，我們可以找到“量名”結構在分佈上的一些規律，但也有個別方言超出了這些共性特徵，比如劉探宙、石定栩（2012）關於膠東地區量詞結構的描寫，便與以往關於南北方言量詞發達和指示詞發達的認識不同。潮汕閩語的“量名”結構歷來被認為源自粵語廣州話的接觸，但潮汕與廣府兩地並沒有直接的地緣接觸，這一系統性的變化是如何產生的，仍有待證明。余瑾等（2016）指出，廣西平話中“量名”短語表有定的語法化程度不高。這一帶的方言、語言分佈多樣，內部複雜，其“量名”結構的特點值得進一步挖掘。金桂桃（2017）借助粵語傳教士文獻，主張廣州話的“量名”結構是一個晚起現象。林素娥（2018）基於一百多年前的吳語文獻，論證“個 +NP”結構是“個”從量詞演變為定冠詞和中性指示詞的中間環節。將“量名”結構和量詞功能的動態演變問題放在廣闊的區域背景下進行考察，注重共時與歷時的有效結合，可能會有新的收穫。2156 2020 年第 2 期 總第 5 期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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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官話的多功能語素“得”——從《華西官話漢法詞典》說起The Multifunctional Morpheme "De"( 得 ) in the Southwest Mandarin：with a Reference to Dictionnare Chinois-Français de la Langue Mandarine Parlée dans l'ouest de la Chine◎ 劉春華 / 華中師範大學語言與語言教育研究中心提 要：100 多年前的西南官話傳教士文獻《華西官話漢法詞典》中的“得”可作動詞、助動詞、能性補語、動相補語、結構助詞、完成體標記、語氣詞（陳述語气）、構詞成分等，現代西南官話“得”的用法與之相比既有萎縮又有增加。文章重點考察了“得”新增功能（語氣副詞、時間副詞、介詞、語氣詞）的語法化路徑，概括出了現代西南官話“得”的概念空間。“得”功能萎縮、增加的原因主要有“得”多功能用法競爭、語言的經濟因素、人類新的語義需要等。關鍵詞：得” 西南官話 《華西官話漢法詞典》 語法化 概念空間Key words: De（ 得 ）; Southwest Mandarin,Dictionnare Chinois-Français de la Langue Mandarine Parlée dans l'ouest de la Chine, Grammaticalization, Conceptual Space一、引言《華西官話漢法詞典》[1]（以下簡稱《詞典》）是巴黎外方傳教會傳教士編寫的一部雙語詞典，出版於1893 年，該詞典描寫了雲南、貴州、四川的農村人和城市人的日常口語，是研究西南官話史的重要材料。該詞典中“得”（tě，入聲字，《詞典》註音）的使用頻率很高，語法功能也非常豐富。本文擬對其用法進行描26

寫，將之與同時期西南官話語料及當今西南官話 [2] 中的“得”進行對比，考察西南官話“得”從清末至今一百多年的發展變化情況，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勾勒現代西南官話多功能語素“得”的語法化路徑及概念空間，並就“得”功能萎縮、增加的原因進行分析。二、《詞典》中“得”的多功能用法《詞典》中的“得”能作動詞、助動詞、能性補語、動相補語、助詞、語氣詞、構詞成分等。（一）動詞1. 表示“獲得、得到”義，後面帶名詞性賓語，“獲得、得到”這種過程是非施事性的（吳福祥，2009），如：（1）得病、得賞（560 頁）2.“得”作存在動詞，表示人或事物所處的位置，相當於“在”，如：（2）如今得（在）哪裏，得（在）敘府。[3]（561 頁）3.“得”作趨向動詞，用在動詞後表示結果，相當於“來”，[4] 如：（3）用得做什麼？（165 頁）用來做什麼？（二）助動詞助動詞“得”位於主要動詞之前，構成“得 + Ｖ”結構，從表“獲得”義的動詞“得”演變而來（楊平，2001）。在已然語境中表示實現、達到某種結果，在未然語境中表示可能實現、達到某種結果。“得 + Ｖ”可以單獨使用，“得 + Ｖ”的否定格式是“不得 + Ｖ”，其肯定與否定的形式是對稱的。如：（4）我親眼得見。（152 頁）（5）得來。（561 頁）| 端走不得錯。（649 頁）例（4）是已然語境，“得見”表示“看見了”；例（5）是未然語境，“得來”表示“可能來”，“不得錯”表示“不會錯”。（三）動相補語“得”作動相補語表示動作已實現或有結果，由動詞“獲得”義虛化而來（吳福祥，2002），“得”後的動詞與“得”結合後帶有明顯的結果義，如：（6）耳聽得金雞報曉。（99 頁）（7）這兩百錢是撿得的。（244 頁）例（6）的“聽”是表示感知或思維認知活動的動詞，“得”相當於“到”；例（7）的“撿”是表示取義的動詞，可譯為“通過撿這一動作而獲得兩百錢”。上述兩例中“得”的結果義較明顯，隱含有動作完成的語義特徵。（四）能性補語“得”後置於動詞之後，構成“V 得（O）”“Ｖ /A 得”格式，其否定式是在“得”前加“不”，“得 /不得”作能性補語，表示肯定或否定實現某種動作的可能性，可譯為“能夠、可以”。能性補語“得”由動相補語“得”在非已然語境裡虛化而來（吳福祥，2009）。如：（8）我許不得你道理不容。（131 頁）| 你說得能說話麼？（24 頁）（9）病人吹不得風。（49 頁）（10）做靈寶丸離不得麝香。（17 頁）（11）是人都看得。（11 頁）（12）這個豬肥得好，殺得能殺了。（2 頁）（13）狠不得。（87 頁）| 多不得。（590 頁）例（8）、（9）、（10）中，“V 得”前面有主語，後面有賓語，其中例（8）的主語是動作的發出者，是2756 2020 年第 2 期 總第 5 期56

施事；例（9）的主語是動作的承受者，是受事；例（10）的主語是中性的，既不是施事，也不是受事。例（11）、（12）中，“V 得”前面有主語，後面沒有賓語，其中例（11）的主語是動作的發出者，是施事；例（12）的主語是動作的承受者，是受事。例（13）是“得”出現在單音形容詞後，“A 得”前沒有主語，後面沒有賓語，“A 得”多出現在否定形式中，即“A 不得”。以上討論說明，“得”用作能性補語時，“得”前的動詞或形容詞多是單音節的。“V 得”前往往有主語出現，主語可以表施事、受事和中性，賓語可出現可不出現，“V 得”既可用於肯定式，也可用於否定式。“A 得”前的主語可出現可不出現，主語不出現時可以把主語補充出來，如“人狠不得”、“水多不得”，主語可表施事或是中性的；“A 得”後往往沒有賓語，且多用於否定句中。（五）助詞《詞典》中的“得”可作結構助詞、動態助詞。
1. 結構助詞“得”作結構助詞是補語標記，構成“Ｖ /A + 得+ 補語”格式，“得”後的補語可以由結果補語、程度補語、可能補語、數量補語、趨向補語、狀態補語等充當。結果 / 狀態 / 程度補語標記在“V 得動相補語”後接謂詞性成分環境裏虛化而成，能性補語標記由結果 / 狀態補語標記“得”虛化而來（吳福祥，2009）。A. 結果補語標記。如：（14）一轉的人都叫得動。左領右舍同一個地方的人都叫得動。（238 頁）| 說得秀雅（24 頁）| 瘦得光骨頭不像一個人。（452 頁）B. 程度補語標記。如：（15）他臉色愁得狠。（625 頁）| 好得極。很好。（84頁）| 擠得如蟻包一樣。擠得像螞蟻堆一樣。（345 頁）C. 能性補語標記。如：（16）拿得出來（302 頁）D. 數量補語標記。如：（17）草房子管不久，只管得一年。（286 頁）|只死得一回。（520 頁）E. 趨向補語標記。如：
（18）瘦狗都熬得出油來。瘦狗都煎得出來油。（155 頁）| 一石穀子整得出來五斗米。（277 頁）F. 狀態補語標記。如：（19）打得痛。（597 頁）| 跑得通身大汗。（593 頁）2. 動態助詞“得”作動態助詞表示動作的完成，是完成體標記，由動相補語“得”在已然語境裡虛化而來，多用於動態動詞後（吳福祥，2002），相當於“了”，基本結構為“Ｖ+ 得”，“得”後可直接跟賓語；也可用“Ｖ + 得 + 有”格式。“有”後可有賓語也可無賓語，如：（20）你說得一句話我就丟了。你說了一句話我就放棄了。（585頁）| 他又說得有一個婦人。他又娶了一個婦人。（25 頁）（六）語氣詞 1.“得”作語氣詞，用於陳述句句末，表示肯定語氣，經常與進行體助詞或持續體助詞同現。如：（21）耍起得、耍起在（29 頁）根據《詞典》的編排體例，“耍起得”在這裡和“耍起在”是同義的，“得”和“在”在《詞典》中是同義詞。2.“得”用於陳述句，句中多帶否定成分，加“得”用於減緩語氣。28

A.“得”位於句子的主要動詞後，如：（22）總之不是得好人。總之不是好人。（651 頁）| 我不愛管得他的閒事。我不愛管他的閒事。（374 頁）B.“得”用於陳述句句末，如：（23）病人一嚇不怕得。（74 頁）| 牲口野得狠怕騎得。（217 頁）（七）構詞成分“得”的語法化過程是漸進的，《詞典》中的“得”進一步語法化，附加在某些語素之前或之後，構成“X得”、“得 X”等一系列詞。如：X 得：捨得（16 頁）、沒得（55 頁）、算得（79頁）、難得（83 頁）、曉得（99 頁）、免得（127 頁）、不得（144 頁）、使得（144 頁）、要得（147 頁）、值得（194 頁）、記得（220 頁）、覺得（258 頁）、來得（376 頁）、只得（520 頁）得 X：得行（106 頁）、得了（178 頁）、得力（324頁）、得罪（500 頁）、得意（561 頁）三、《詞典》中多功能語素“得”的總體面貌及特點語言成分的多功能性是歷時演變的產物。一個語言成分在歷時過程中先後產生各種意義或功能，如果這些意義或功能並存於某個共時層面，該語言成分就會呈現多功能性（吳福祥，2009）。《詞典》中多功能語素“得”的用法呈現出的多功能性是特殊現象，還是同時期語料的共同現象呢？我們對比了同時期《西蜀方言》[5]《躋春台》[6] 中“得”的用法，瞭解《詞典》中多功能語素“得”的總體面貌及特點（見表 1）。表 1 清末不同語料中“得＂的語法、語義功能分佈表序號用法 《詞典》 《西蜀方言》 《躋春台》1 動詞①表示“獲得、得到”義；②表示人或事物的位置，相當於“在”；③作趨向動詞，相當於“來”①表示“獲得、得到”義；②表示“到達”義，相當於“到”；③表示“需要”義表示“獲得、得到”義2助動詞表示“會、能”義表示“會、能”義①表示“會、能”義；②表示意志上或事實上的必要3動相補語表示動作已實現或有結果表示動作已實現或有結果表示動作已實現或有結果4能性補語表示“能、可以”表示“能、可以”表示“能、可以”5結構助詞結果 / 程度 / 可能 / 數量 / 趨向 /狀態補語標記結果 / 程度 /可能 / 趨向 /狀態補語標記結果 / 程度 /可能 / 趨向 /狀態補語標記6動態助詞完成體標記 完成體標記 完成體標記7語氣詞①用在陳述句句中；②用在陳述句句末 用在陳述句句末①用在陳述句句中；②用在陳述句句末；③用於感嘆句句末；④用於反問句句末8構詞成分X 得、得 X X 得、得 X X 得、得 X9 襯字 * *例如：不幸得年輕輕就把命短 / 難怪得一見了話不斷纏我們對比發現，《詞典》的“得”作動詞表“獲得、得到”義、作助動詞表 “會、能”義、作能性補語表“能、可以”義、作動相補語表示動作已實現2956 2020 年第 2 期 總第 5 期56

或有結果、作結果 / 程度 / 可能 / 數量 / 趨向 / 狀態補語標記、作完成體標記、作語氣詞用在陳述句句末、作構詞成分等多功能用法在《西蜀方言》《躋春台》中都存在，這說明《詞典》中“得”呈現出的以上語法多功能性是同時期語料的共同現象。四、現代西南官話中“得”的多功能用法吳福祥（2009）總結“得”的五種用法在現代西南官話中也很常見，例如：1. 動詞：他得獲得了好多錢。（8）（貴州貴陽）| 我就是不得服氣。（22）（雲南昆明）|給他三塊錢就得滿足了。（22）（雲南昆明）| 全得依靠那個老師搭力。（22）（四川成都）| 文件得在桌子高頭。（25）（四川自貢）2. 動相補語 / 完整體標記：衣裳做得了。| 屋頭坐得有好多人。[8]（貴州貴陽）3. 能性補語：你娃娃讀得書能讀書。（30）（四川成都）4. 狀態 / 程度補語標記：紅得很。（8）（貴州貴陽）5. 能性補語標記：坐近點看得清楚，坐遠點看不清楚。（30）（四川成都）除上述五種功能外，現代西南官話中的“得”還有其它一些用法。下文對其它用法逐一分析。（一）助動詞 “得”作助動詞位於主要動詞之前，構成“得 + Ｖ”結構，表示“會、能”義，其否定式是“不得 + Ｖ”，肯定與否定的形式是對稱的，“得 + Ｖ”可以單獨使用。如：（24）你這陣不得會走哇。|水庫工程好久才得能完？ （31） （四川成都）“得 V”的正反問形式有“得 V 不得 V”、“得不得 V”、“得 V 不”，如：（25）你得走不得走？ | 你得不得走？ | 你得走不？（30）（四川成都）（二）形容詞 “得”作形容詞表示“（嘴）甜、善於言辭”義，如：（26）他像小老三嘴得甜到不得。（22）（雲南騰沖）（三）副詞1. 語氣副詞，表 “幸虧、虧得”義。樸元基等（2011）認為近代漢語中際遇義副詞“得”由“獲得”義動詞虛化而來，獲得義動詞“得”語法化為際遇義“得”出現的句式條件是“得 + 主謂賓語”結構，在語義上需要能賦予“際遇”意思的環境基礎。際遇義即現代漢語的“幸虧、虧得”等義，西南官話的語氣副詞“得”是不是近代漢語中際遇義“得”的延續呢？我們來看下面的例子：（27）得幸虧你來，我才搬得動這些東西。（22）（雲南建水）例（27）可以理解為“我搬得動這些東西”是因為“你來”，在這個語境裏，使“你來”凸顯出“幸運”的意義，進而喚起了動詞“得”潛在的意思。“得”長時間使用在這種環境中，受到上下文的影響，它本來的“得到”義通過轉喻而表“幸虧”義。在形式上，“得”後面緊跟着出現賓語“你來”，但“得”此時的語義已發生變化，失去了原來的動詞性質，因此“得”就不能帶“主謂賓語”，通過重新分析，“得”就獨立成為一個副詞了。從以上分析出發，我們認為西南官話的語氣副詞“得”是近代漢語中際遇義“得”的延續，也是由“獲得”義動詞“得”語法化而來。其語法化路徑為：“得”30

義動詞 > 語氣副詞。2. 時間副詞，表示“在”義，強調動作行為的進行或動作行為、狀態的持續。“得”的這種副詞功能應該來源於動詞“獲得”義。《詞典》和現代西南官話中，“得”都可以作動詞表示人或事物的位置（見前文例 2），相當於普通話的“在”，從“得”與普通話的“在”對譯的情況看，時間副詞“得”的形成路徑和普通話時間副詞“在”的形成路徑是一致的，都是通過自身語義的抽象、泛化而產生時間副詞的用法（張誼生，2000），即動詞“得”從獲得義引申為表存在的“在”義動詞，進而從“存在”義引申出動作行為的進行或動作行為、狀態的持續的用法。其語法化路徑為：“得”義動詞 >“在”義動詞 > 時間副詞。例如：（28）他得在煮飯。| 牙齒得疼。（25）（四川自貢）（29）他得在幹啥了？他正得在吃飯呢。（13）（四川攀枝花）（四）介詞漢語單音介詞都是由動詞虛化而來的（馬貝加，2002）。“得”在連動句的語境中，處於連動句的前項位置，由於語義表達側重於後一動詞，從而使前面的動詞“得”虛化為介詞，由此可見，介詞“得”的語法化路徑為：“得”義動詞 > 介詞。1. 表處所，相當於“到”，如：（30）丟得院子裡頭去。（25）（四川自貢）2. 被動標記。如：（31）呰個人得狗咬嘍一口。這個人被狗咬了一口。（6）（四川瀘州）（五）助詞西南官話中的“得”可作持續體標記，由動相補語虛化而來（吳福祥，2009）。（32）看得看得不見了。看着看着不見了。（22）（雲南昭通）（六）語氣詞“得”可用於祈使句、陳述句、反問句、感嘆句等。1. 用於祈使句末尾，句中多帶否定成分，表示祈使語氣，如：（33）不忙走得！（24）（四川彭州）2. 用於陳述句末尾A. 句中多帶否定成分，表示說話人往輕裏說，緩和率直口氣，如：（34）這點兒小事，沒來頭得。（30）（四川成都）B. 經常與進行體助詞或持續體助詞同現，表示強調，如：（35）老劉在喝茶得。| 老劉喝倒茶得。（30）（四川成都）3. 用於反問句末尾，強調反詰語氣，如：（36）車子都要開了，你還說早得！ （30）（四川成都）4. 用於感嘆句末尾，強調感嘆語氣，如：（37）今天這天氣才好得！（24）（四川彭州）“得”作語氣詞是語氣詞“在”的變體。“在”作為西南官話的語氣詞已是學界共識，由動詞“在”虛化而來（鮮麗霞，2002；盧烈紅，2018）。羅驥（2003）認為語氣詞“得”在明末、清朝的偏南方的官話中存在，是“在”的變體，這一現象在西南官話中也存在，《詞典》中的語氣詞“得”和“在”是同義的（見前文例21）；現代西南官話如貴州畢節的語氣詞“得”讀為 [ʦai55]（周玉潔，2009）、四川攀枝花的“在”可以讀作 [ʦɑi214/tɑi214/te21] （彭德惠等，2003）。由此可以推論，《詞典》中的語氣詞“得”是由近代漢語中的語氣詞“在”演變3156 2020 年第 2 期 總第 5 期56

而來。除了西南官話，在江淮官話中也存在這種用法，汪化雲（2016）認為黃孝方言語氣詞“得”的本字是“在”，是“在”通過語音弱化而形成的。綜合以上分析，語氣詞“得”語法化的路徑可概括為：動詞“在”> 語氣詞“在”> 語氣詞“得”。（七）構詞成分得 X：得法、得了、得虧多虧、得意、得罪、得幸得虧、得行、得應、得過、得承承蒙、得很、得慌、得有、得臉得寸進尺、得失、得手X 得：要得、混得、易得、依得、緊得、幾得、麼得、加得、發得、有得、沒得、使得、虧得幸虧、喜得幸而、懶得、難得、認得、記得、捨得、曉得、值得、覺得、免得、全得、莫得、來得 在對現代西南官話“得”進行全面考察的基礎上，本文選取了 11 個方言點，[7] 列出了其多功能用法，如表 2 所示。表 2 現代西南官話“得＂的多功能用法成都 自貢 攀枝花 彭州 瀘州 貴陽 銅仁 昆明 騰沖 建水 昭通動詞 + + + + + + + + + +助動詞 + + + + + + +形容詞 + +副詞語氣副詞 +時間副詞 + + +動相補語 +能性補語 + + + + + + + + +介詞 + + + + +助詞補語標記 + + + + + + + + + + +持續體標記+ + + +完成體標記+ + + + + + +語氣詞 + + + +構詞成分 + + + + + + + + + + +從上文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現代西南官話的“得”具有眾多功能。吳福祥（ 2009）構建了“得”義語素的概念空間，轉引圖 3 如下：圖 3 “得＂義語素概念空間 吳福祥（2009）認為能性補語標記是漢語“得”語法化路徑的最後階段，就“得”義語素的概念空間來說，漢語“得”少了一個持續體標記功能。從本文研究的現代西南官話的“得”來看，吳先生總結的“得”義語素的概念空間是符合語言事實的，西南官話的“得”可以用作持續體標記，其演變路徑完全契合“得”義語素的概念空間。西南官話的“得”在這些功能的基礎上，還多出了一些新的功能，如“得”可作副詞、介詞等，我們在吳福祥（ 2009） 圖 3 的基礎上，將現代西南官話“得”的概念空間完整表示如下圖 4：圖 4 現代西南官話“得＂的概念空間32

五、餘論通過上文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西南官話多功能語素“得”的發展面貌既表現出共時的特點，又呈現出歷時的演變。《詞典》中“得”作動詞、助動詞、能性補語、動相補語、結構助詞、完成體標記、語氣詞、構詞成分的用法在現代西南官話中依然存在，這說明以上用法是西南官話本有的。另外《詞典》中一些曾經常用的功能在現代西南官話中已經開始衰微或消亡，同時也興起一些新的功能並得到鞏固。影響“得”發展變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得”多功能用法競爭的結果。在競爭機制作用下，一些使用頻率高的用法取得優勢，得到發展和繼承，如“得”作動詞表示“獲得、得到”義從清末至今一直存在，並且使用頻率高，相反一些用法在語言發展過程中被淘汰，或是出現了其他的替代用法，如趨向動詞的用法可以用“來”代替，趨向動詞的使用頻率低，在《詞典》中只有一例，因此被淘汰。第二，語言的經濟因素。如在現代西南官話中“得”不用於句中來表示陳述語氣，表達自己想法或陳述情況帶否定成分的句子不用“得”就能獨立成句，在其他語言裏也少見語氣詞用於句中的現象，這種用法可能不符合語言的發展趨勢。第三，相比《詞典》，現代西南官話的“得”增加了不少用法，如形容詞、介詞等，這些功能的產生與社會的發展、語言應用需求的增長、人類認識的深化等息息相關，只有出現新的語義表達才能滿足人們的需要。 註 釋： [1]《華西官話漢法詞典》（Dictionnare Chinois-Français de la Langue Mandarine Parlée dans l'ouest de la Chine），Imprimerie de 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外方傳教會印書局），香港 1893 年出版。[2] 因《詞典》描寫的是雲貴川地區的方言，本文的西南官話僅限定在雲貴川地區。[3]在《詞典》裏，例（2）“得＂的後面註有“（在）＂，意即此處的“得＂相當於“在＂，表示人或事物的位置。[4]“得＂作動詞，表“獲得、得到＂義的用法在《詞典》中的用例很多，後兩種用法在《詞典》中用例少。[5] 傳教士英國人 Adam Grainger（鍾秀芝）編著，1900 年出版，本文以 2017 年上海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由楊文波等教註的為研究標本。[6] 上海圖書館所藏 1914 年成文堂刻本為迄今所知最早的版本，本文以 1999 年由群眾出版社出版的由金藏、常夜笛校點的為研究標本。[7]11 個方言點“得＂的用法資料來源如下：成都：持續體標記（張一舟等《成都方言語法研究》66 頁，巴蜀書社，2001）；完成體標記（同上一文獻 71 頁）；動詞、補語標記、構詞成分（同上一文獻 376頁）。自貢：時間副詞（殷潤林《自貢方言語法研究》8 頁，雲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持續體標記（同上一文獻 10 頁）；能性補語（同上一文獻 13 頁）；構詞成分、補語標記（同上一文獻 17 頁）；助動詞（同上一文獻41 頁）；動詞（同上一文獻 44 頁）。攀枝花：動詞（蘭玉英等《攀枝花本土方言與習俗研究》207 頁，巴蜀書社，2011）；助動詞、能性補語、構詞成分（同上一文獻 250 頁）；完成體標記（同上一文獻 255 頁）；介詞（同上一文獻 256 頁）；補語標記（同上一文獻 257頁）。彭州：能性補語（楊紹林《彭州方言研究》72 頁，巴蜀書社，2005）；補語標記、構詞成分（同上一文獻271 頁）；助動詞（同上一文獻 274 頁）；完成體標記（同上一文獻 281頁）；介詞（同上一文獻 282頁）；動詞（同上一文獻 290 頁）；時間副詞（同上一文獻 300 頁）。瀘州：完成體標記（李國正《四川瀘州方言研究》87 頁，四川大學出版社，2018）；補語標記（同上一文獻 100頁）；動詞、助動詞、能性補語（107 頁）；構詞成分 （同上一文獻 108 頁）。貴陽：助動詞、能性補語、語氣詞（李榮《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3876 頁，江蘇教育出版社，2002）；持續體標記（李藍《貴陽話音檔》71 頁，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構詞成分（同上一文獻 78頁）。銅仁：動詞、助動詞、能性補語、介詞（蕭黎明《銅仁方言與文化研究》378頁，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2013）；完成體標記（同上一文獻 379頁）；構詞成分（同3356 2020 年第 2 期 總第 5 期56

上一文獻 382 頁）；補語標記（同上一文獻 383 頁）；持續體標記（余沁陽《銅仁方言特色語法研究》49 頁，貴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昆明：能性補語、補語標記、構詞成分（汪國勝主編《漢語方言語法研究》論文集，丁崇明《昆明方言的特殊“V 得＂及其句式》69 頁，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形容詞（同上一文獻 70 頁）；完成體標記（張華文《昆明方言“得＂字用法》，《方言》，1991 年第 2 期）。騰沖：動詞、補語標記、構詞成分（騰沖縣誌編纂委員會《騰沖縣誌》932 頁，中華書局，1995）。建水：能性補語（雷蕾《建水方言詞語研究》36 頁 ，雲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動詞（同上一文獻 43 頁）；構詞成分（建水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建水縣誌》726 頁，中華書局，1994）；補語標記（同上一文獻 728 頁）。昭通：語氣詞（盧開磏《昭通市方言志》203 頁，雲南人民出版社，1990）；補語標記（同上一文獻 204 頁）；構詞成分（同上一文獻 212 頁）。參考文獻： 丁崇明 2007 昆明方言的特殊“V 得＂及其句式，汪國勝主編《漢語方言語法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建水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 1994 《建水縣誌》，北京：中華書局。江藍生 1999 《近代漢語探源》，北京：商務印書館。蘭玉英 藍鷹 左福光 蔡斌 2011 《攀枝花本土方言與習俗研究》，成都：巴蜀書社。雷 蕾 2013《建水方言詞語研究》，雲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李國正 2018 《四川瀘州方言研究》，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李 藍 1997 《貴陽話音檔》，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李 榮 2002 《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盧開磏 1990 《昭通市方言志》，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盧烈紅 2018 禪宗語錄中“在＂字句的發展及相關問題析論，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語言學論叢》編委會編《語言學論叢》（第五十七輯），北京：商務印書館。羅 驥 2003 《北宋語氣詞及其源流》，成都：巴蜀書社。馬貝加 2002 《近代漢語介詞》，北京：中華書局。彭德惠 何永斌 陳奎彥 2003 攀枝花方言詞類考察，《攀枝花學院學報》第 5 期。朴元基 尹淳一 2011 近代漢語中際遇義“得＂的語法化，《語言研究集刊》第 8 輯，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騰沖縣誌編纂委員會 1995 《騰沖縣誌》，北京：中華書局。汪化雲 2016 黃孝方言的“在＂類詞研究，《語言研究》第 4 期。汪 平 1994 《貴陽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吳福祥 2002 南方方言幾個狀態補語標記的來源（二），《方言》第 1 期。吳福祥 2009 從“得＂義動詞到補語標記——東南亞語言的一種語法化區域，《中國語文》第 3 期。鮮麗霞 2002 成都話中的語氣助詞“在＂，《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第 4 期。蕭黎明 2013 銅仁方言與文化研究，成都：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許寶華 宮田一郎 1999 《漢語方言大詞典》，北京：中華書局。楊平 2001 助動詞“得＂的產生和發展，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學論叢》編委會編《語言學論叢》（第二十三輯），北京：商務印書館。楊紹林 2005 《彭州方言研究》，成都：巴蜀書社。殷潤林 2005 《自貢方言語法研究》，雲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余沁陽 2015 《銅仁方言特色語法研究》，貴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喻遂生 1990 重慶方言的“倒＂和“起＂，《方言》第 3 期。張華文 1991 昆明方言“得＂字用法，《方言》第 2期。張誼生 2000 論與漢語副詞相關的虛化機制——兼論現代漢語副詞的性質、分類與範圍，《中國語文》第 1 期。張一舟 張清源 鄧英樹 2001 《成都方言語法研究》，成都：巴蜀書社。周家筠 1983 成都話的“得＂，《四川大學學報》第 1 期。周玉潔 2009 《畢節方言體貌範疇與語氣範疇》，貴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34

漢語諺語中的“疊用”類別與特點 *On the Classification and Linguistic Features of a Novel Reduplication in Chinese Proverbs◎ 耿國鋒 / 澳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商丘師範學院提 要：現代漢語中，重疊作為一種語法手段因像似性動因語法意義多為“量增”。而漢語諺語，語義豐富、知識性強，句式精簡、口語化的特點使其深層語義結構與外顯的表層結構間有許多不一致，存在諸多非常規的語言“重疊”現象，表現出“非量增”的特點。援引詞法層面判定“重疊”的方法，將這些諺語“疊用”現象歸結為四類：複現疊用、正反疊用、拈合疊用、間隔疊用。對比分析了四類“疊用”的語法、語用特點。立足於“諺語”這一語言特區，對其“疊用”的語法突破和動因加以分析、解釋。諺語“疊用”法是一種生命力和傳播力兼具的非常規用法。關鍵詞：漢語諺語 疊用 類別 特點 “語言特區”Key words: proverbs, novel reduplication, classification, features, Special Linguistics Zones * 本文研究得到以下項目支持：澳門大學研究委員會立項課題“漢語標題口號對語法規則的突破及其語言學意義＂（Project of Macao University Research Council: Grammatical Violations in Chinese Slogans and Titles and Their Linguistic Implications，項目編號：MYRG2018-00201-FAH）；河南省教育廳人文社科專案“新媒體語境下的語言變異研究＂（項目編號：2018-ZZJH-396）。3556 2020 年第 2 期 總第 5 期56

一、引言 標題和文中的“諺語”指漢語中狹義的諺語和俗語。狹義諺語，不同於“熟語”中的成語、習慣語、歇後語等，溫端政（2006）界定為“以傳授知識為目的俗語”、“是漢語語彙的組成部分”、“非二二傳承的表述語”。漢語諺語語義豐富、知識性強，句式精簡、口語化的特點使其深層語義結構與外顯的表層結構間有許多不一致，存在大量非常規語言現象。在人類語言中，重疊是一種常見的語言現象。尤其是漢語，重疊形式之豐富，表義和功能之發達，引起語言學界的高度關注，並成為語法學界的研究熱點。不同的學者從不同的視角出發展開對“重疊”的深入研究。如重疊的類型（劉丹青，2012）、性質、來源（吳福祥，2008）、結構形式（邢紅兵，2000）、重疊意義（李宇明，1996；張敏，2001；胡偉 2017）等等。作為一種語法手段，張敏（2001）指出重疊的語法意義體現在“量”上，因像似性動因表義共性多為“量增”。本文關注漢語諺語中的重疊，重點探究諺語中的非常規重疊現象。總體上可分兩大類：重疊現象；非常規的“疊用”現象。如下：（1）寧叫稀溜溜，不叫斷溜溜。（2）人人為我，我為人人。（3）花花轎子抬死人，花花言語哄死人。（4）杯杯酒吃垮家當，毛毛雨打濕衣裳。（5）小滿小滿，麥粒漸滿。（6）美不美，故鄉水；親不親，故鄉人。（7）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8）寧可身冷，不可志冷；寧可人窮，不可志窮。例（1）—（4）為諺語中重疊現象，例（5）—（8）為諺語中的非常規重疊現象。其中（4）—（8）中的非常規疊用現象，表現出“非量增”的特點，是我們的研究重點。本文以漢語諺語為研究對象，關注諺語中的非常規“疊用”現象。並試從以下三個方面展開：漢語的“重疊”法與漢語諺語中的“疊用”；漢語諺語中的“疊用”類別及特點；漢語諺語“疊用”的動因解釋。文中所用語料，主要選自下面幾部辭典：溫端政主編的《中國俗語大辭典》、《中國諺語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 2014），劉俊文、秦畢嘯編纂的《中國民間俗語》（海峰出版社 1994），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編《俗諺》（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 1983），金路編著《中國俗語》（東方出版中心 1998）。二、現代漢語中的“重疊”與漢語諺語中的“疊用”漢語中，“重疊”（reduplication）是一種常見的語法現象。朱德熙（1982）有過扼要精到的論述，提出認識重疊應注意三點：重疊式的結構類型和語音特徵（重音、變調）；基式和重疊式的語法功能的異同；重疊式的語法意義。作為一種重要的語法手段，“重疊”有不同的層次：词彙意義上（morphological）的重疊、詞法層面（lexical）的重疊、句法層面（clausal）的重疊。根據重疊基式 [1] 的性質，李宇明（1996）明確將重疊分為非詞重疊、詞語重疊、語句反複。語句層面上，李宇明（2002）不再使用“重疊”（reduplication）而用“反複”（repetition）稱名。語法意義：具體而言，36

漢語及其方言的重疊，名詞多表逐指、周遍義（全量）；動詞表反復、複數義（涉及動量、時量）；形容詞表程度、強調（主觀量）等。張敏（2001）、胡偉（2017）進一步明確重疊式的意義大體可歸結為“量增（increased quantity）”。這些重疊的研究都較為深入，對我們頗多啟發。諺語中，上文例（1）—（4）中的“溜溜”、“人人”、“花花”、“杯杯”就屬“重疊”現象。例（1）“溜溜”為疊音詞，“溜”音節重複，屬词彙意義上的重疊。例（2）（3）（4）中的“人”、“花”、“杯”在句中分別作名詞、形容詞、量詞，都屬詞法意義上的重疊。語法意義上，例（1）-（4）也表現出程度、強調，逐指、周邊等“量增”義。這些例句中的“重疊”現象體現出現代漢語重疊的語法特點。而語例（5） —（8），例（5）中“小滿”是農曆的節令，為名詞，出現兩次卻不表逐指、周遍義；例（6），“美不美”既不表疑問也不表“量增”，迥異於“X 不X”正反疊用在現代漢語中表疑問功能；例（7），“熊”意為“慫”，形容詞拼合兩個小句，拈在一起使用，不表程度、強調；例（8），“冷”、“窮”形容詞間隔重複出現，既不表程度、強調，也不同於修辭上的拈連。拈連的“字詞”第一次出現為本義，第二次出現為引申、拈連義；例（8）中的“冷”“窮”正相反，“冷 1”“窮 1”為引申、拈連義，“冷 2”“窮 2”為本義。語句解構看，（5）—（8）有一個共性，至少都有兩項，即“疊用前項”和“疊用後項”，但是它們所顯示的語言成分疊現與現代漢語中的“重疊”又有所不同，不具有“量增”的語法意義，用法上有所突破。為與現代漢語的“重疊”有所區分並兼顧術語稱名上的連續性，我們以“疊用”概括這類語言現象。並在選用語例，討論諺語中的“疊用”法時，注意到以下條件：a. 疊用的形式結構至少具有兩個成分（≧ 2），即基項和疊項。基項性質限制在自由語素、詞、短語等語法成分而非分句或句子。基項又叫疊用前項，疊項又稱疊用後項，二者通稱為疊用成分；b. 語音上，一般不發生變化（指重音、變調），但前後項間有時可語音延長或可插入其他成分；c. 語法上，疊用前後項的語法、語義甚至語用上有所不同。“疊用”造成疊用成分語法或語用上的突破，形成一種凸顯的表達效果。需說明的是，基項和疊項不能簡單地等同於語句線性位置上的前後。一般情況下，“基項（即疊用前項）”位置在前，“疊項（即疊用後項）”位置居“前項”後。但也存在基項在後，疊項在前的情況。譬如，“過頭飯好吃，過頭話難說”一句，“過頭”是疊用成分，從“過頭話”可說而“過頭飯”不可說看，“過頭話”中“過頭”是疊用前項，“過頭飯”中的“過頭”是疊用後項。該句的疊用是基項在後，疊項在前。三、諺語中的“疊用”類別及特點為探析漢語諺語中的非常規重疊語言現象，語例（5）—（8）中的“疊用”現象依次稱作：複現疊用、正反疊用、拈合疊用、間隔疊用。根據我們建立的“漢語諺語語料庫” [2]，複現疊用有 237 例，正反疊用 100餘例，拈合疊用 56 例，間隔疊用 153 例。不同於現代漢語中的“重疊”，上述“疊用”的四個小類在語法意3756 2020 年第 2 期 總第 5 期56

義或用法上都有所突破、頗具特點。依據第二小節的“疊用”標準遴選語料，以疊用成分的句法位置為座標，以疊用基式的詞性為考察尺度，對疊用現象進行分析 [3]。（一）複現疊用 指的是諺語中像例（5）中那樣採用“ABAB”式且位於句首，語法意義或用法方面具有特殊性的疊用。既不同於語法上的“重疊”、又有別於“重複”、“連續反復”，故以“複現疊用”稱之。複現疊用的疊用部分位於句首，李勝梅（2003）、易琴琴（2018）從不同的角度對之進行了描述。語例如下：（9）娶妻娶妻，做飯洗衣。（10）婆母娘婆母娘，婆婆跟娘一個樣。（11）幹幹，吃飽飯；懶懶，餓瞎眼。（12）窮窮窮，還有三擔銅。“複現疊用”的具體特點，歸納、概括如下：a. 線性序列上，複現疊用成分位於句首位置；b. 疊用基項多為“AB”雙音節合成詞。極少數情況下，基項有三音節合成詞“ABC”，也有單音節詞“A”，甚至出現了“AAA”式重疊。基項和疊項之間不可有語音停頓，不可插入其他成分，但複現疊用後作為一個部分後面可有較大停頓，並用標點符號與後續句隔開c. 基項的語法性質，可有體詞性（nominal）成分、謂詞性（predicate）成分兩大類。如例（5）（10）中的基項為體詞性成分；例（9）、例（12）中的基項分別為動詞性成分（verb）、形容詞性成分（adjective），為謂詞性成分；d. 用法較為特殊。疊用後，疊用成分作為句首詞和後續句構成一個整體，基項所指稱的事物或現象與後續句表達的判斷、評價構成一個整體。疊用意在強調是一種普遍現象、概括性的認知，進而使得後續句主觀性的判斷、評價獲得一種相對的客觀性表達。[4] 值得注意的是，諺語之外，李勝梅（2003）還發現漢語中有一種對舉格式下的主語重複。如“就說你哥哥吧，大學大學考不上，工廠工廠進不了，臨了還是當了兵。”這種分句的句首雙音節合成詞重複，受限於對舉格式，就“大學大學考不上”或“工廠工廠進不了”單說都是不自足的。有趣的是，諺語中，例（11）單音節疊用也得益於對舉格式（僅有 1 例），例（12）則多次疊用。這從側面說明了複現疊用以雙音節詞 AB 疊用為主，單音節的疊用很受限制。諺語中的複現疊用現象既不同於現代漢語語法上的“重疊”，也區別於修辭學意義上的連續反復。語法上，名詞“重疊”一般為單音節具體名詞 [5] ，重疊後語法意義“所有的”周遍意義；動詞、形容詞謂詞性成分的“重疊”作用體現為量範疇上“調量”方向、大小的不同。修辭上的連續反復，重現的項則多為語句，重現項之間有大的語音停頓（可插入其他成分），出現的位置不局限於句首位置。這種既不同於語法上的“重疊”、又有別於“重複”，區別於修辭上的“反復”的特點，也是以“複現”稱名這類疊用的因由。（二）正反疊用 指的是諺語中像例（6）那樣採用“X/ 不 X”正反重疊的形式，不同於現代漢語正反重疊表疑問功能，諺語中該類疊用一律表現為非疑問功能，用法上有突破。諺語中，正反疊用呈現出以下特點：38

a.線性語序上，正反疊用成分可位於多種句法位置；b. 形式上，正反疊用可碼化為“X/ 不 X”，“疊用”基項為“X”，疊項為“不 X”。諺語中，“X”多為單音節形容詞；c. 基項和疊項之間不可有語音停頓，不可插入其他成分，但正反疊用後作為一個部分後面可有較大停頓，並用標點符號與後續句隔開。如下：（13）苦不苦，想想長征二萬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輩。（來源於網路）（14）美不美，鄉中水。（金路《中國俗語》）（15）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沒有。（溫端政《中國諺語大辭典》）d. 語義上，正反疊用僅保留“正項”義（即“X”）。例（13）—（15）語義上可為（13'）-（15'）（我們用“（）”框定、標示“不顯現”的句義內容）。譬如：（13'）苦（不苦），想想長征二萬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輩（14'）美（不美），鄉中水（15'）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沒有）e. 語法、用法上，諺語中“正反疊用”表示一種概括性的認識或傳達一種教導、訓誡義，比一般陳述句進行的判斷，語義更為肯定、表達上更為強調。與現代漢語“正反疊用”多表疑問功能不同，諺語中“正反疊用”一律表現為非疑問功能，體現為用法上的突破。徐杰（2001）敏銳地注意到“正反問句有時可以充當賓語從句而不造成疑問句”的現象，並討論了其受限於主句謂語動詞的語義。現代漢語中，正反疊用多表現為疑問功能，受限於一些句法條件也表現為非疑問功能。對此，徐先生認為疑問句式皆有相應的非疑問形式，“正反疊用”是一種動態“疊用”，與“加用疑問語氣詞”一樣是一種形成疑問範疇的手段，而非疑問句式本身。在此基礎上，我們以《“X 不 X”正反疊用的非疑問功能及限制條件》一文論述了現代漢語中“X 不 X”的非疑問功能受限於各類小句，而諺語中用作謂語或賓語小句條件 A 下的“X 不 X”不表疑問卻表非疑問功能。“諺語特區”中“X 不 X”突破了非疑問功能的句法限制條件。（三）拈合疊用 指的是象例（7）那樣貌似為“AA”式重疊，“AA”形同實異，實際是拼接兩個小句並拈合為一個緊縮句的疊用。如下：（16）人窮窮在債裏，天冷冷在風裏。（17）敬酒不吃吃罰酒。（18）開門迎春春滿院，抬頭見喜喜事多。諺語中這類“疊用”實際是兩個小句的拼接，不是重疊。其特點概括如下：a. 線性序列上，拈合疊用成分的性質不同，句法位置不同。疊用成分為謂詞性成分，多位於謂語中心詞位置；為體詞性成分時（名詞或名詞性成分），多位於前句的補足語（或賓語）位置和後句的指定語（主語）位置，功能上類於“兼語”。後者如：（19）呼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b. 形式上，拈合疊用可統一碼化為“A1A2”，拈合疊用成分“A”僅為單音節的形容詞、動詞、名詞甚至黏着語素 [6] 。c. 語義、語法上，兩項或語義不同，或在句中充當不同的句法成分，二者“表同實異”。例（16）中“窮窮”、“冷冷”，其疊用成分“A”均為形容詞。基項“A1”的“窮”、“冷”與“人”、3956 2020 年第 2 期 總第 5 期56

“天”組成拈合句的一部分；疊項“A2”的“窮”“冷”分別與“在債裏”、“在風裏”組成第二部分的表層形式，其底層形式為“在債裏窮”“在風裏冷”，疊項“A2”的“窮”“冷”，意為“更窮”、“更冷”，強調程度僅體現在“疊項”上。這有別於語法重疊，由整個重疊式體現出強調、程度的“增量”。例（17）“吃吃”為“拈合疊用”，疊用成分“吃”為動詞。基項 A1“吃”與前面“敬酒”組成“敬酒不吃”；而疊項 A2“吃”與“罰酒”組成“吃罰酒”句子的第二部分。兩部分通過“吃”拈合成一個句子。謂詞性成分“拈合疊用”，形為重疊，實為兩個句子的拼接，“A1”“A2”的語義不同，是兩個不同的句法成分。而名詞性成分的“拈合疊用”，如例（18）（19），基項 A1“春”、“喜（事）”、“天”、“地”與疊項 A2“春”、“喜事”、“天”、“地”在句中充當不同的句法成分。一般基項 A1 在第一部分中作賓語（或補足語），而疊項 A2 作第二部分的主語（或指定語）。體詞性拈合疊用式語法上可表示為：A1+A2= 賓語 + 主語。d. 基項“A1”和疊項“A2”之間可有較大的停頓，甚至可插入語氣詞、連詞等虛詞成分。基項“A1”是緊縮句前分句的結束，疊項“A2”是後分句的開端。有別於語法上的“重疊”，拈合疊用“表同實異”，基項與疊項或語義不同，或充當不同的句法成分，實質上不是一個語法成分。迥異於修辭上的“拈連”，拈合疊用“拈而不連”，類似對前後兩個分句的拼合，多出於形式上的精簡，緊縮而致。諺語中的“拈合疊用”合而不同。（四）間隔疊用 指的是象例句（8）那樣句中存在“…A…A…”式疊用，語形上相隔，語義上相連，且疊項語義發生變異或與其他成分形成超常句法組合。諺語中“間隔疊用”的疊用成分性質多樣，句法位置較為靈活。如下：（20）肉肥湯也肥。（21）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誰家種仇誰家收。（22）一場秋雨一場寒。（23）破罐子破摔。例（8）“身冷”可說，“志冷”不可說；（20）“肉肥”可單說，“湯肥”不可說；（21）“種瓜”、“種豆”可說，“種仇”不多見；（22）“一場秋雨”可說，“一場寒”不多見；（23）“破罐子”可說，“破摔”不怎麼搭配。但疊用後，“冷…冷”、“肥……肥”、“種…（種）…種”、“一場…一場”、“破…破”都可說。諺語中的“間隔疊用”，其特點可概括為：a. 線性序列上，間隔疊用成分性質多樣，可為動詞、形容詞、量詞甚至數量詞短語等；其句法位置靈活，可位於謂語、定語、狀語等多種句法位置。b. 形式上，間隔疊用可碼化為“A1……A2”，間隔疊用成分“A”多為單音節的形容詞、動詞、量詞等，有時也可為短語、結構等多音節成分。c. 多數情況下，基項為“A1”，疊項是“A2”。基項是常規義、常規用法，而疊項語義發生變異或與其他成分形成超常組合。 需要說明的是：多數情況是基項在前，疊項在後。例（8）、（21）（22）中“冷…冷”“肥…肥”、“破…破”為間隔疊用。其中，疊項“（志）冷”“（湯）肥”、“破（摔）”單用都不成話，間隔疊用後都形成超常組合且語義發生變化。A2 的“冷”、“肥”、“破”可分別釋義為：消沉、稠或營養多；不節制或不受控制、任性40

地。還有一種情況是疊項在前，基項在後。如“不怕知短（指知識），就怕志短。”“知短 (A1)”不可說而“志短 (A2)”可說 ,“知”與“短（A1）”形成超常組合，語義發生變異，應解釋為“少或貧乏”。這裏，“短（A1）”為疊項，“短 (A2)”則為基項。與修辭“拈連”相比，“間隔疊用”有二點區別：一、“間隔疊用”的基項位置較疊項可前可後，較為靈活；而“拈連”，“被拈詞”常規用法在前，順帶拈出其不同的語義，其順序不可逆。二、諺語中的“間隔疊用”可出現在單句、緊縮句、複句中；而“拈連”一般只出現於複句。本節諺語中“疊用”的類別和特點，可歸結為表 1。如下： 表 1 諺語中的四類“疊用＂例句 結構式 主要語法特點複現疊用例（5） “ABAB”式多位於句首位置；多為雙音節合成詞疊用，疊用成分之間不可停頓，之後可有較大的停頓；疊用成分作為句首詞與後續句構成一個整體，強調一種普遍現象、概括性認知，主觀性判斷、評價的後續句產生一種相對客觀性。區別於語法上的“重疊”、話語的“重複”和修辭學上的“連續反復”。正反疊用例（6） “X 不 X”式句中可有多個句法位置；語義上多表肯定項“X”的意義；功能上不表疑問而是一律表現為非疑問功能。現代漢語中“X不 X”的非疑問功能受限於各類小句，而諺語中用作謂語或賓語小句條件 A 下的“X 不 X”不表疑問也表非疑問功能，突破了非疑問功能的句法限制條件。拈合疊用例（7） “AA”式總特點可概括為：表同實異、合而不同。有別於語法的“重疊”，基項與疊項要麼詞義不同，要麼充當不同的句法成分，其功能在於將兩個句子拼接為一個緊縮句。其實質是一種“偽重疊”，“拈而不連”，就充當不同的句法成分看，也迥異於修辭上的“拈連”。間隔疊用例（8）“A…A…”式 疊項的性質多樣，句法位置較為靈活。不同於“拈連”修辭，“間隔疊項”的基項位置較疊項可前可後，而“拈連”則是“被拈詞”在下一分句順帶拈出其特殊語義，前後順序不可逆。“間隔疊用”可出現在單句、緊縮句、複句中，而“拈連”出現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複句中。四、漢語諺語“疊用”的突破與限度相較現代漢語，所述的四類諺語“疊用”現象有獨具的特點、用法。諺語之外，這幾類“疊用”在其他文體或語言交際中都是難以接受或罕用的用法或表達，是一種超常規語言現象，屬語法、語用的突破。那麼，諺語中，這些超常規“疊用”的突破有無限度？語言學意義是什麼？所論述的四類諺語“疊用”現象，對現代漢語語法或用法均有所突破。區別於語法的“重疊”、話語的“重複”與修辭上的“連續反復”，諺語中“複現疊用”作為句首疊用與後續句構成一個整體，強調一種普遍現象、概括性認知，使後續句產生一種相對客觀性；有別於現代漢語中“X 不 X”多表疑問功能，受限於各類小4156 2020 年第 2 期 總第 5 期56

句結構才表現為非疑問功能，諺語中“X 不 X”則一律表現出非疑問功能，突破了現代漢語中“X 不 X”非疑問功能的句法限制條件；迥異於語法上的“重疊”和修辭中的“拈連”，諺語中“拈合疊用”實際上是一種“偽重疊”，基項和疊項“表同實異”，分屬兩個不同的句子，並將之拈合為一個句子；不同於修辭上的“拈連”，“被拈字”在前，“拈字”（表現為變異義）在後，且出現於複句中，諺語中的“間隔疊用”疊用部分可出現在單句、緊縮句、複句中，並可疊項在前，基項在後。諺語“疊用”語法或語用上的“陌生化”彰顯語句自身的生命力。這些“疊用”現象的突破有無限度？根據普遍語法的基本思想，人類有一個共同的語言初始狀態，各種形形色色的成人語言有一個共同的語言生成機制，即 UG（Universal Grammar）。具體的語法現象和規則都不可突破人類語言中的 UG。諺語“疊用”現象的超常規用法也不能突破人類的普遍語法UG，其超常規是 UG 下的超常規，是有限度的。進一步說，是原則與參數理論中“原則應用”、“參數賦值”之外的規則在起作用，也即“詞法特徵和不規則語言現象”這一 UG 之下分支機制作用的結果。徐杰、覃業位（2015）提出的“語言特區”概念頗具啟發意義，豐富了普遍語法機制。援引如下：“語言特區＂指的是有條件地突破常規語言規則約束的語言運用特定領域。該文列舉了“語言特區”的三大類型：網路平臺、詩歌語言、標題口號。其中，標題的語句要求精簡，口號講求傳播效果。諺語形式精簡、內容豐富、慣用現成性等特點與之有相通之處。“諺語”可歸入“標題口號”這一類型。普遍語法機制中，“原則應用”、“參數賦值”和“不規則的詞法、語法”三個模組相互作用、影響，生成“各種具體語法的事實和規則”。作為“語言特區”之一的“諺語特區”，嫁接在“不規則的詞法、語法原則與參數理論”模組上，進而形成涵蓋“諺語特區”的普遍語法模組機制圖（如下圖 1），成為諺語中非常規“疊用”現象的理論注腳和研究指向。圖 1：涵蓋“漢語諺語＂的普遍語法機制圖譜普遍語法的原則和參數“原則”應用諺語特區相互作用“參數”賦值 不規則的詞法、語法各種具體語法的事實和規則五、餘論口頭慣用性與“陌生化”是諺語非常規“疊用”現象的動因。諺語語句便於識記，易於口耳相傳。語音形式上，諺語“疊用”具有音韻和諧性，將“日常性”“現成性”的詞語組織起來便於識解與傳播。而語法、用法上，諺語“疊用”又以非常規的用法追求“陌生化”，賦予語句自身強的表現力、生命力。如“考考考，老師的法寶；42

分分分，學生的命根”“親不親，故鄉人”、“靠牆牆倒，靠人人跑”、“好借好還，再借不難”等。“疊用”這一擬制諺語的機制用精簡的形式將豐富的內容組織起來，諺語條目具有“陌生化”的強表現力和“口語慣用性”的強傳播力。用非常規“疊用”手段將“日常性”“現成性”的詞語組織起來，“新瓶裝舊酒”，更具流行性，兼具吸引力、傳播力。語言事實證明，“語言特區”中有生命力的生成規則會進一步促使語言的創新發展。諺語的非常規“疊用”概莫能外。譬如，諺語中的“複現疊用”出現在廣告語言或其他文學作品中。像“時風時風，路路暢通”（某三輪汽車廣告）、“劇本劇本，那是一劇之本”（《臨街的窗》）等。再如，被網友譽為開闢了中國科幻電影元年的《流浪地球》（2019），就很好地借重了中國習俗語言這一“元素”。如其中的對聯說唱“開門迎春春滿院，抬頭見喜喜事多”、“道路千萬條、安全第一條。行車不規範，親人兩行淚”，兩則語例分別運用了“拈合疊用”、“間隔疊用”。例子不一而足，諺語“疊用”是一種表現力和傳播力兼具的用法，漢語諺語更是漢語言寶庫中富有生命力的“特區”語辭。 註 釋： [1] 重疊中，“基式＂就是重疊前的形式，重疊後的形式則稱為“重疊式＂。這樣可厘清一些“表同實異＂重疊式。比如：“紅通通＂一般認為像“熱乎乎＂一樣其重疊式可為“ABB＂，其實，其基式是“通紅＂而非“紅通＂（“紅通＂不成詞，不可說），其重疊式應為“BAA＂。再如，“瘦瘦小小＂表面上同“整整齊齊＂類同，可為“AABB＂式。其實，“瘦瘦小小＂應為“A1A1A2A2＂式，即生成基式“瘦＂、“小＂各自重疊後合併而成的“疊合式＂。[2] “漢語諺語語料庫＂是為本課題專門建立的非公開小型語料庫，涵蓋溫端政主編的《中國俗語大辭典》、《中國諺語大辭典》，劉俊文、秦畢嘯的《中國民間俗語》、金路《中國俗語》等辭典，關涉諺語的論文（也包括碩、博士學位論文）、書籍和來自網路的諺語等，約 50000 主條 ( 不包括副條目 )，共計 60 餘萬字。[3] 朱德熙（1982）認為，詞性是制約重疊語法意義的因素。如名詞重疊表“遍指＂、“所有＂，動詞重疊表時量短或動量小等；而同一詞性的重疊成分句法位置不同，也影響重疊的語法意義。如狀態形容詞重疊，在定語或謂語位置上表示輕微，而在狀語或補語位置上有加重或強調意。研究發現，“疊用＂中，“疊用＂成分的性質、“疊用＂成分所處的句法位置也是形成“疊用＂語法意義或語用突破的因素。[4] 在順口溜和兒歌中，複現疊用的基項一般是單指而非通指。如《紅樓夢》第四十回中，劉姥姥對着賈府眾人面，高聲戲謔自嘲 :“老劉老劉，食量大似牛，吃一個老母豬不抬頭。＂這裏的“老劉＂是單指，但疊用後，強化了“老劉食量大＂不是“某一時＂而是“一貫如此＂，不是“某個人認為＂而是“眾人公認＂，是對“老劉食量大似牛＂這一判斷、評價的整體意義的強調。彼時彼景，欲戲故莊，生動幽默，躍然紙上。[5] 李宇明（1996）認為，“家家戶戶＂、“歲歲年年＂等名詞重疊是疊合式，即 A1A1A2A2，而不是重疊式 AABB。因“家戶＂、“歲年＂不成詞，是“家＂、“戶＂各自重疊後加合而成。我們贊同這種觀點，並認為名詞“重疊＂以單音節詞形式為主。[6] 例（18）句中的“喜喜＂表面上疊用，實際上是“喜（事）喜事＂的複現，即“A1＂後面省略了“事＂之後和“A2＂的並合式。“喜＂為黏着語素，體現為名詞性。僅是對仗需要而省略的話，為何不省去“喜＂呢？比如下聯改為“抬頭見事喜事多＂。一是與上聯對仗的需要，二是“拈合疊用＂機制的作用。為此，句子組合過程中，不惜“省略＂時保留“黏着語素＂。參考文獻： 胡 偉 2017 漢語重疊音系的分佈形態學分析，《中4356 2020 年第 2 期 總第 5 期56

國語文》第 2 期。李勝梅 2003 論句首詞語的連續複現及相關句式一“秀才秀才，錯字布袋＂類諺語的多角度考察，《南昌大學學報（社科版）》第 5 期。李宇明 1996 論詞語重疊的意義，《世界漢語教學》第 1 期。李宇明 2002 論“反復＂，《中國語文》第 2 期。劉丹青 2012 原生重疊和次生重疊：重疊式歷時來源的多樣性，《方言》第 1 期。徐 杰 2001 《普遍語法原則與漢語語法現象》，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徐 杰 覃業位 2015“語言特區＂的性質與類型，《當代修辭學》第 4 期。邢紅兵 2000 漢語詞語重疊結構統計分析，《語言教學與研究》第 1 期。吳福祥 2008 南方語言正反問句的來源，《民族語文》第 1 期。易琴琴 2018 《現代漢語話題疊用結構研究》， 瀋陽師範大學碩士論文。張 敏 2001 漢語方言重疊式語義模式的研究，《中國語文研究》第 1 期。朱德熙 1982 語法講義，北京：商務印書館。武占坤 馬國凡 1980 《諺語》， 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溫端政 2006 《漢語語彙學教程》，北京：商務印書館 . 溫端政 周 荐 2000 《二十世紀的漢語俗語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徐烈炯 劉丹青 1998《話題的結構與功能》，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朱德熙 1991 “V-neg-VO＂與“VO-neg-V＂兩種反復問句在漢語方言裏的分佈，《中國語文》第 5 期。44

外交文書的評價資源及其韻律模式分析An Analysis of Appraisal Resource and Its Rhythm in Diplomatic Documents◎ 劉銳 / 澳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提 要：本文運用評價理論和積極話語分析理論，以 11 部官方發表的“中國人權白皮書”為對象語篇，從態度系統、介入系統和級差系統三個方面分析了語篇對評價資源的運用，並考察了語篇對評價資源的選擇特點，可視化呈現了其韻律模式。研究發現，外交文書採用的評價資源雖然多樣，但在不同的語段中的分佈是不均衡的，從而在語篇整體上呈現出強弱變化的韻律，進而實現其謀求認同的人際功能。評價韻律模式的可視化分析方法可以用於其他語篇的分析，並值得進一步發展和完善。關鍵詞：評價資源 外交文書 積極話語分析 中國人權白皮書 評價韻律模式Key words: Appraisal Resource, Diplomatic Documents, 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 the White Papers on China’s Human Rights, Appraisal Rhythm“中國人權白皮書”系列是中國政府發表的關於中國人權狀況的官方外交文書，用以向世界各國家和機構組織闡明中國政府在人權問題上的立場、觀點，介紹不同時期和背景下為發展人權事業做出的努力，以及反駁有關中國人權問題的不實言論乃至污蔑。可見，中國人權白皮書有鮮明的人際需求，即需要通過語篇影響讀者對中國政府的態度，獲得認同與聯盟。本文在積極話語分析視野下，運用“評價理論”分析 11 篇中國人權白皮書，從態度系統、介入系統和級差系統三個方面考察語篇的人際意義，並分析語篇在評價資源組合上的特點，歸納出其評價選擇韻律模式，從而揭示語篇使用語言資源實現人際功能的機制。一、理論框架( 一 ) 評價理論4556 2020 年第 2 期 總第 5 期56

在一定的語篇中，建構者不僅運用語言資源表達概念意義，而且“使用語言來做出評價、採取某種姿態、建構語篇人格面貌以及調節人際角色和關係所產生的情感和關係意義”（彭宣維，2011），系統功能語言學稱之為“評價意義”（Evaluation Meaning）。它是語篇建構者通過語言賦予語言對象的價值意義，向聽話者 /讀者傳遞自己做出的判斷，從而與贊同者形成同盟，與非贊同者拉開距離。評價理論（Appraisal Theory）是研究語篇評價意義的一套理論系統，由馬丁等人在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發展起來。馬丁定義，評價理論是關於評價的，即語篇中所協商的各種態度、所涉及到的情感的強度以及表明價值和聯盟讀者的各種方式（李戰子，2004）。評價理論共有三個子系統：態度（Attitude）、介入（Engagement）和級差（Graduation）。1. 態度。“態度”是評價理論的核心內容，包含三個次類：情感（Affect）、判斷（Judgment）、鑒賞（Appreciation）。“情感”是指詞彙在發展過程中帶上的感情特徵，可以分為“積極情感”“消極情感”和“零情感”。積極情感是肯定的、褒義的、正面的感情特徵，如“理想、享受、高興”；消極情感是否定的、貶義的、負面的感情特徵，如“災難、厭惡、痛苦”；零情感指不帶任何情感特徵，只有純粹的經驗意義，如“政府、發佈、乾燥”。從情感的指向來看，有的詞語所表達的，是對一些特定事物、事件、特徵或屬性的心理反應，或者指向這些事物的積極或消極情感因素，可以稱之為“內向型”的情感（如“勞苦、快樂”）；還有的是針對他人或事物的種種情緒狀態，可以稱之為“外向型”的情感（如“同情、擔心”）。從認識論的角度說，有的情感成分所包含的是“現實”（Realis）態度意義（如“喜歡、煩”），而另一些則是“非現實”（Irrealis）性的（如“慫恿、混淆”）。“積極 / 消極 / 零情感”“外向 / 內向型情感”和“現實 / 非現實情感”是情感的三種分類，同時也是分析情感的三個維度。“判斷”是指依據一定的社會準則，對人類行為做出評價的態度意義。判斷的準則是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意識形態或價值觀，涉及“認可與排斥”（如“合法、非法”）和“賞識與貶低”（如“英勇、怯懦”）兩種類型。“鑒賞”可以看作是一種制度化了的情緒，是依據一定的審美標準做出評價的態度意義。它可分為積極和消極兩個方面，但針對的對象不是人類行為，而是客體、人工制造物、過程、事態、形狀、外觀和人類的品質特性（如“優美、醜陋”）。需要注意的是，以上三種態度意義是一種靜態特徵，也就是說是固化在詞語上的，在不同的語境中詞彙的情感色彩會發生改變。2. 介入。“介入”指語篇建構者在情感和態度的表達過程中對他人的關注方式。它涉及“收縮”（Contraction）和“擴展”（Expansion）兩個方面。收縮，指作者對命題客觀性的直接干預，包括“否認”（Disclaim；如“但是、沒有”）和“公告”（Proclaim；如“據說、資料表明、我認為”）。擴展，指作者在命題陳述中保留的其他可能性，（如“似乎、必定、據說、認為、宣稱”）。3. 級差。“級差”是對態度介入程度的分級資源，包括“強度”(Force) 和“聚焦”(Focus) 兩個子系統。“強46

度”用來調節作者主觀態度的強弱，可以是程度方面的強弱（如“稍微、十分”），也可以是數量方面的強弱（如“少許、長期”）。“聚焦”用來增強或減弱範疇之間的界限，使其向清晰或模糊的方向變化（如“差點、幾乎、完全”）。（二）積極話語分析評價理論是話語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的重要理論工具。話語分析研究語言使用者如何將一段話語理解為一個意義整體。話語分析最初以“批評性身份”出現，主要揭露或解構話語底層的涉及權勢和統治者意識形態在語言上的表達，稱之為“批評話語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胡壯麟，2012）。隨著理論發展，出現了“對批評話語分析的批評”，研究者認為話語分析不僅要揭露和批判話語與權力之間的消極關係，也應該揭示和建設其中的積極關係，開展“積極話語分析”（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作為批評話語分析的補充，積極話語分析採取的是積極友好的態度研究話語與權力、意識形態的關係。如果說批評話語分析是“解構”性質的，那麼積極話語分析就是“建構”性質的，是以促成一個“寬鬆、和解、共處”的人類社會為目的的。胡壯麟（2012）指出，“積極話語分析為我國語篇分析，特別是評價理論的應用展現了新的視角。”朱永生（2006）則指出，積極話語分析中“最受重視的是那些政治性強、涉及重大社會問題的語篇”。因此，在語料選擇方面，“除了批評話語分析一貫重視的社會衝突外 , 積極話語分析還關心外交、斡旋、談判、會議和諮詢等語篇”（朱永生，2006）。在分析方法方面，積極話語分析充分運用了系統功能語言學三大元功能的思想，其中，人際功能的分析是重要的一環，特別是研究評價成分對人際關係建立和維持所發揮的作用。綜上所述，本文採用積極話語分析的理論視角，選擇了外交類語篇——“中國人權白皮書”作為研究對象（以下稱“對象語篇”）。本文選擇的語篇為 1991年至 2014 年中國政府發佈的 11 部人權白皮書。 [1] 運用評價理論的分析框架對其進行考察，分析的內容主要包括語篇使用了哪些評價資源，如何使用這些資源，資源的組合達到了怎樣的效果等問題。二、中國人權白皮書的評價意義分析（一）態度系統分析1. 情感。 情感資源是主觀性很強的語言資源，明確地表現了作者對主題的態度。人權白皮書是政論性質語篇，其中使用了大量的情感評價詞彙。表達積極情感的語句如 [2]：(1) 享有充分的人權，是長期以來人類追求的理想。從第一次提出“人權＂這個偉大的名詞後，多少世紀以來，各國人民為爭取人權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但是，就世界範圍來說，現代社會還遠沒有能使人們達到享有充分的人權這一崇高的目標。這也就是為什麼無數仁人志士仍矢志不渝地要為此而努力奮鬥的原因。例 1 中的“享有、追求、理想、偉大、爭取、不懈、努力、成果、崇高、仁人志士、奮鬥”都屬於積極的情感。表現消極情感的語句如例 2，其中的“舊、壓迫、深受其苦、推翻”都屬於消極情感的範疇。4756 2020 年第 2 期 總第 5 期56

(2) 舊中國長期處於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壓迫之下，廣大人民群眾沒有人權可言。深受其苦的中國人民，一百多年來，一直把推翻“三座大山＂的壓迫，爭得人權作為自己的目標，為此前赴後繼，不惜流血犧牲，進行了長期的艱苦卓絕的鬥爭。積極情感與消極情感作為對立的兩極，在語篇中往往對比使用，比如例 2 中除了上述的消極情感，還有“前赴後繼、犧牲、艱苦卓絕”等積極情感詞彙。除了積極情感、消極情感，還有零情感（或稱“非情感”）。不帶任何情感色彩的零情感詞彙在語篇中隨處可見，他們表示經驗意義，不表達主觀態度。情感還具有指向性，指明語篇建構者不同性質的情感是指向外部還是自身。外向型情感語句如下：(3) 世界上真正瞭解中國情況和不存偏見的人士，對此都給予充分肯定和公正評價。(4) 中國積極維護《聯合國憲章》促進人權和基本自由的宗旨與原則，堅決反對一些國家對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在人權方面採取雙重標準。外向型情感既可以是積極的，也可以是消極的。例 3 中的“肯定、公正”都是外向型積極情感，明確表現了語篇建構者對此類人士的認同和聯盟人際意義。例4 中的“反對、雙重標準”是外向型的消極情感詞彙，表明了語篇建構者與之拉開距離的鮮明態度。內向型的情感如下：(5) 中國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民族團結，人民安居樂業、生活水準不斷提高，人權狀況呈現全面改善的良好態勢。例 5 中的“穩定、發展、進步、團結、安居樂業、改善、良好”等積極情感都是指向本身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對象語篇中內向型情感多為積極情感，而指向的對象一般是語篇建構者代表的主體（中國、中國政府、中國人民），這說明語篇建構者不僅是一個“強勢發聲”，而且是強勢的“為自我發聲”。這是人權白皮書鮮明的人際功能特點。這還表現在，即使語境是消極的，仍然使用積極情感詞彙，如例 6 中的“完善”：(6) 現在，雖然在維護和促進人權上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還存在許多有待完善的地方。情感還分現實情感和非現實情感。現實情感如下：(7) 中國政府一直重視説明中西部地區發展經濟、提高生活水準，積極扶助貧困人口儘快擺脫貧困。(8) 2009 年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經濟發展最為困難的一年。在這一年裡，面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巨大衝擊和嚴峻複雜的經濟形勢……例 7 中的“發展、提高、扶助”均表示積極的現實情感，例 8 中的“困難、衝擊”均表示消極的現實情感。非現實類的情感如下：(9) 中國正在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畫和 2010 年遠景目標。例 9 中的“遠景”屬非現實的積極情感。在對象語篇中非現實的情感多是積極的情感，表現出語篇建構者對未來的樂觀取向，也體現出說服讀者贊同此種樂觀取向的態度。2.判斷與鑒賞。“判斷”是一種社會準則化的情感，依據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對個體或群體的動作、事蹟、言語、信仰、動機等行為做出貶抑或褒揚。判斷在對象語篇中也是重要的態度資源之一，如下所示：(10) 這一年裡，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堅持從本國48

國情和實際出發，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全面深化改革，推動經濟社會文化各項事業的發展，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11) 加強對權力的約束，嚴懲貪污腐敗，建設廉潔政治邁出重要步伐。例 10 中的“公平、正義、平等”，例 11 中的“廉潔”都是褒揚性的判斷，例 11 中的“貪污、腐敗”是貶抑性的判斷。判斷的態度因為是制度化的，因此明確地反映了語篇建構者持有的價值觀以及所遵循的意識形態。“鑒賞”作為一種審美性質的態度，在對象語篇中出現的較少，例如例 1 中的“崇高的目標”中的“崇高”是一種鑒賞詞彙，而且這個詞彙經常與“人權”伴隨出現，反映出語篇建構者對人權不僅持以一種肯定的態度，而且是審美的態度，將人權視作“美好的事物”，表現出包容、開放的姿態，以獲得更多的認同和聯盟。（二）介入系統分析“介入”關注語篇建構者的見解與其他可能的聲音和觀點之間的互動關係（彭宣維，2011）。1. 收縮性介入。語篇建構者運用收縮性介入直接介入話語過程，陳述價值或觀點，對不同狀況、觀點及其範圍加以挑戰、抵制或限制。下例展示了否認性介入：(12) 國家不能獨立，人民的生命就沒有保障。(13) 這些革命運動雖然沉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但終究沒有能使中國擺脫半殖民地的地位。直到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推翻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這種狀況才發生根本的變化。例 12 中的“不能、沒有”，是否定性介入，例 13中的“但、終究、直到、才”是另外一種否認性介入——對立。此種介入是對當前命題的替換或取代，進而對抗、制止或抵消相關命題。相比“否定性”介入，“對立性”介入更加具有建設性，不單表達否認，還表明了所持的態度與立場。公告類介入分為“認同、斷言、引證”三種。例14 中“確實”表達了認同性的介入：(14)……群眾在生產和生活上確實存在一些實際問題。例 15、16 中的“真正”和“一貫認為”均標記了斷言式介入，但這兩種介入稍有不同，“真正”的介入意義直接作用於概念層面，而“一貫認為”的介入意義是以語篇手段呈現的。(15) 中國人民以國家主人的姿態站立起來，第一次真正享有了應有的人格尊嚴，贏得了全世界的尊敬。(16) 中國一貫認為，對於危及世界和平與安全的行為……引證式介入是說話人通過別的來源說明自己觀點的正確性、有效性、不可否認性、權威性或者提供最大限度的保證。(17) 據統計，中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已從解放前的35 歲提議到 1988 年的 70 歲，超過世界中等收入國家水準。例 17 所示，“據統計”聲明了資料的來源，暗含語篇建構者對資料真實性的保證，這樣的引證在白皮書中隨處可見，是最常用的介入標記之一。2. 擴展性介入。“擴展”包括“接納”和“歸屬”兩類。接納式介入，實際就是一種說話留有餘地的語用策略（彭宣維，2011）。4956 2020 年第 2 期 總第 5 期56

(18) 在中國，實現更高水準的人權保障，仍需做出更大的努力。例 18 中“更高、仍、更大”均屬接納式介入，表達了說話人謹慎謙虛的態度，給說話人的表達和聽話者的理解留下了空間。歸屬式介入包含“宣稱”和“疏離”兩種。“宣稱”是一種中性歸屬，不明確說話人對相關命題的看法；“疏離”是說話人設法與所引的觀點保持距離，或懸而待論。白皮書中這兩種介入幾乎沒有，這是由語篇的功能所決定的。白皮書是一國政府的政治文書，要求鮮明的立場，“引而不評”，“懸而待論”都不符合人際需求。（三）級差系統分析級差系統分為“語勢”和“聚焦”兩個次類。“語勢”有關“數量”或“程度”。(19) 在舊中國，只佔農村人口 10% 的地主和富農佔有 70% 的土地，而佔農村人口 70% 的貧雇農卻只佔有 10% 的土地；佔人口極少數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壟斷著 80% 的工業資本，操縱著全國的經濟命脈。(20)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一直將解決人民的生存權、發展權問題放在首位，大力發展經濟，使國民經濟以年平均增長 9.6
的速度持續健康發展，人民生活水準大幅度提高。例 19 中，第一個“只”用於強調地主富農的人口數量之少，第二個“只”用於強調貧雇農佔有土地之少，同樣是強調數量上的少，但對象不同，形成鮮明對比，明確表現說話人對所述現象的不認同態度。“極少數”也有同樣的人際意義。例 20 中“一直”是對時間量的強調，“大力、持續、大幅度”均屬“程度”的強調，表明說話者的贊同態度。語勢手段在白皮書中出現比較多，而且經常與資料伴隨出現。“聚焦”關涉範疇之間界限的清晰性。(21) 實現和捍衛了真正完全的國家獨立，為人權的發展創造了必不可少的前提。例 21 中的“真正、完全”即是聚焦式介入，而且都是使範疇取向清晰，表明說話者希望聽話人對“國家獨立”概念引起充分的注意，理解其內涵。必須要指出的是，白皮書中模糊範疇界限的聚焦幾乎沒有，這也與該類語篇需要清晰明確表達的功能需求是一致的。三、評價資源的選擇及其韻律模式第二節對對象語篇的評價意義及其實現進行了定性分析，下面進一步分析語篇中對評價資源運用的組合方式，進而總結其韻律模式。本文選取 1991 年發佈的第一部人權白皮書《中國的人權狀況》中的“前言”部分作分析示例。享有 [ 情感：積極、外向、非現實 ] 充分 [ 級差：語勢加強 ] 的人權，是長期 [ 級差：語勢加強 ] 以來人類追求 [ 情感：積極、外向、非現實 ] 的理想 [ 情感：積極、非現實 ]。從第一次提出“人權＂這個偉大 [ 情感：積極 ] 的名詞後，多少世紀以來，各國人民為爭取人權作出了不懈 [ 級差：語勢加強 ] 的努力 [ 情感：積極、內向、現實 ]，取得了重大 [ 級差：語勢加強 ] 的成果 [ 情感：積極 ]。但是 [ 否定介入 ]，就世界範圍來說，現代社會還遠 [ 級差：語勢加強 ] 沒有 [ 否定介入 ] 能使人們達到享有 [ 情感：積極、外向、現實 ] 充分 [ 級差：語勢加強 ]的人權這一崇高 [ 情感：積極 ][ 鑒賞 ] 的目標。這也就是為什麼無數 [ 級差：語勢加強 ] 仁人志士 [ 情感：積極 ] 仍矢志不渝 [ 情感：積極 ]地要為此而努力 [ 情感：積極、外向、現實 ] 奮鬥 [ 情感：積極、外向、現實 ]的原因。50

第 1 段中，積極情感與消極情感為 12:0，全部為積極情感資源；級差資源全部為語勢加強；介入資源全部為否定介入。舊 [ 情感：消極 ] 中國長期 [ 級差：語勢加強 ] 處於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壓迫 [ 情感：消極、外向、現實 ] 之下，廣大 [ 級差：語勢加強 ] 人民群眾沒有 [ 否定介入 ] 人權可言。深受其苦 [ 情感：消極、內向、現實 ] 的中國人民，一百多年來，一直 [ 級差：語勢加強 ] 把推翻 [ 情感：消極、外向、現實 ]“三座大山＂的壓迫 [ 情感：消極、內向、現實 ]，爭得人權作為自己的目標，為此前赴後繼[ 情感：積極、內向、現實 ]，不惜流血犧牲 [ 情感：積極、內向、現實 ]，進行了長期 [ 級差：語勢加強 ] 的艱苦卓絕 [ 情感：積極 ] 的鬥爭 [ 判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的人權狀況得到了根本 [ 級差：語勢加強 ] 的改變。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十分 [ 級差：語勢加強 ]珍惜 [ 情感：積極、內向、現實 ] 這一來之不易 [ 情感：積極 ] 的勝利 [ 情感：積極 ] 成果 [ 情感：積極 ]，為維護人權和不斷 [ 級差：語勢加強 ] 改善 [ 情感：積極、外向、現實 ] 人權狀況不遺餘力 [ 級差：語勢加強 ]，並取得了顯著 [ 級差：語勢加強 ] 成績。世界上真正 [ 級差：清晰聚焦 ] 瞭解中國情況和不存偏見 [判斷 ]的人士，對此都給予充分 [級差：語勢加強 ] 肯定 [ 情感：積極、外向、現實 ] 和公正 [ 判斷 ] 評價。 第 2 段中，積極情感與消極情感為 9:5，積極情感為主，但消極情感明顯增加，且與積極情感呈現前後排列的順序；級差資源主要為語勢加強，亦有清晰聚焦；介入資源全部為否定介入。當前，人權已成為國際社會普遍 [ 級差：語勢加強 ] 關心的重大 [ 級差：語勢加強 ] 問題之一。聯合國通過的有關人權的宣言和一些公約，受到許多 [ 級差：語勢加強 ] 國家的擁護 [ 情感：積極、外向、現實 ] 和尊重 [ 情感：積極、外向、現實 ]。中國政府對《世界人權宣言》也給予了高度 [ 級差：語勢加強 ] 的評價，認為 [ 斷言介入 ] 它“作為第一個人權問題的國際檔，為國際人權領域的實踐奠定了基礎＂。但是 [ 對立介入 ]，人權狀況的發展受到各國歷史、社會、經濟、文化等條件的制約，是一個歷史的發展過程。由於各國的歷史背景、社會制度、文化傳統、經濟發展的狀況有巨大 [ 級差：語勢加強 ] 差異，因而對人權的認識往往並不一致 [ 否定介入 ]，對人權的實施也各有不同 [ 否定介入 ]。對於聯合國通過的一些公約，各國基於本國的情況，態度也不盡一致 [ 否定介入 ]。人權問題雖然有其國際性的一面，但 [ 對立介入 ] 主要是一個國家主權範圍內的問題。因此，觀察一個國家的人權狀況，不能割斷該國的歷史，不能脫離該國的國情；衡量一個國家的人權狀況，不能按一個模式或某個國家和區域的情況來套。這是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 [ 判斷 ] 的態度。第 3 段中，積極情感與消極情感為 2:0，情感資源運用相比 1、2 段明顯減少，即以零情感為主；級差資源全部為語勢加強；既有否定介入，亦有對立介入、斷言介入。中國人民從自己的歷史和國情出發，根據長時期 [ 級差：語勢加強 ] 實踐的經驗，對人權問題形成了自己的觀點，並制定了相應的法律和政策。《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 [ 引證介入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 [ 級差：語勢加強 ] 權力屬於人民。中國的人權具有三個顯著的特點：一是廣泛性 [ 判斷 ]。享受 [ 情感：積極、外向、現實 ] 人權的主體不是少數人，也不是某些階級和階層的一部分人，而是全體 [級差：清晰聚焦 ]中國公民。中國公民享受 [ 情感：積極、外向、現實 ] 的人權範圍是廣泛的，不僅包括生存權、人身權和政治權利，而且包括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的權利。國家不僅十分[ 級差：語勢加強 ] 注重保障個人人權，而且注重維護集體人權。二是公平性 [ 判斷 ]。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消滅 [ 情感：消極、外向、現實 ] 了剝削 [ 情感：消極、外向、現實 ] 制度和剝削 [ 情感：消極、外向、5156 2020 年第 2 期 總第 5 期56

現實 ] 階級，各項公民權利不受金錢和財產狀況以及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居住期限的限制 [ 情感：消極、外向、現實 ]，為全社會的公民平等 [ 判斷 ] 地享有 [ 情感：積極、外向、現實 ]。三是真實性 [ 判斷 ]。國家為人權的實現從制度上、法律上、物質上給予保障。憲法和法律中規定的各種公民權利，同人們在現實生活中享受 [ 情感：積極、外向、現實 ] 的權利是一致的。中國的人權立法和政策，受到全國各民族各層人民和各黨派、各團體以及實會各界的擁護 [ 情感：積極、外向、現實 ] 和支持 [ 情感：積極、外向、現實 ]。第 4 段中，積極情感與消極情感為 6:4，情感資源運用相比 3 段增加，且積極情感與消極情感相差不大；級差主要為語勢加強，亦有清晰聚焦；出現一個引證介入。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在維護和發展人權的實踐中，也曾發生種種挫折 [ 情感：消極 ]。現在，雖然在維護和促進 [ 情感：積極、外向、現實 ] 人權上已取得了巨大 [ 情感：積極 ][ 級差：語勢加強 ]的成就 [ 情感：積極 ]，但是還存在許多有待完善 [ 情感：積極、內向、非現實 ] 的地方繼續促進人權的崇高 [ 情感：積極 ][ 鑒賞 ] 目標，仍然是中國人民和政府的一項長期 [ 級差：語勢加強 ] 的歷史任務。第 5 段中，積極情感與消極情感為 5:1，積極情感為主；級差為語勢加強。綜合上述分析，我們發現分析的語段中，評價資源的運用有明顯的不均衡特點：態度資源中情感資源的運用非常豐富，而判斷和鑒賞用的較少；介入資源中主要運用了否認式和對立式，引證式和斷言式也有出現；級差資源中的語勢和聚焦均有運用，語勢只用加強，聚焦只用清晰聚焦。進一步將積極情感和消極情感與段落相對應，可以看到有以下變化：段落 段落 1 段落 2 段落 3 段落 4 段落 5積極情感與消極情感之比12:0 9:5 2:0 6:4 5:1這種變化趨勢可以用堆疊圖（stackplot）很好地呈現，如下圖 1 所示。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對非（零）情感的處理。積極 / 消極 / 非情感的三分法，從理論上對情感類型進行了周遍劃分。在語篇中，除開積極情感和消極情感就是非（零）情感，也就是說，非（零）情感是默認值（default）。例如段落 3中雖然只有 2處積極情感，但並不代表說只有這 2 個情感資源，其他的詞彙概念均被默認為非（零）情感的。基於這一理論基礎，我們在技術上將非（零）情感資源處理為“底色”，即只要不是積極或消極情感，那麼就由非（零）情感來“填充”。圖 1 評價選擇的韻律模式示意圖 段落 1 段落 2 段落 3 段落 4 段落 5 ■ 非（零）情感 □ 積極情感 ■消極情感Martin & Rose認為評價選擇的模式呈現韻律特徵，時而增強，時而減弱，貫穿於整個語篇之間，在同一語類中產生共鳴（李國慶、孫韻雪，2007）。通過上圖對情感資源運用變化趨勢的表現，我們可直觀地看到語篇評價選擇的韻律模式。系統功能語言學認為語言資源的運用都有其背後52

的功能需求和意義，評價資源的韻律模式也體現了這一點。《中國的人權狀況》中的“前言”部分是整個白皮書內容的總領，全域說明了中國人權事業的發展狀況。語篇建構者首先以正面、積極的態度引入了“人權”，奠定了整個語篇中對“人權”的支持立場；再“先抑後揚”地表述了舊中國與新中國人權狀況的不同，從而表明了對舊中國人權不滿與對新中國人權狀況改善的肯定；而後以零情感為主，闡述了當今世界對人權的重視，並得出“人權問題雖然有其國際性的一面，但主要是一個國家主權範圍內的問題”這一核心看法，力求客觀。這樣既不對世界人權問題過度的評價，又可以獲得更多贊同的聲音；再後，闡述了中國人權的特點，積極和消極共存的情感表現出人權狀況的複雜性；最後，以積極的態度綜述了中國政府將為人權事業付出堅持不懈的努力，以此表明信念，憧憬未來。整個語篇展現了一種既有鮮明立場、獨立觀點的主體意識，又有實事求是、開放包容的合作者姿態。四、結語本文運用評價理論和積極話語分析理論，以 11 部中國人權白皮書為對象語篇，從態度系統、介入系統和級差系統三個方面分析了語篇對評價資源的運用，並以《中國的人權狀況》中的“前言”部分為例，分析了語篇對評價資源的組合運用，歸納並可視化呈現了其韻律模式，探討了模式背後的人際功能意義。研究發現，外交文書採用的評價資源雖然多樣，但在不同的語段中的分佈具有不均衡的特點，從而在整體上呈現出強弱變化、抑揚交錯的韻律模式，實現了語篇期望達成的人際功能。評價韻律模式的分析在理論上早已提出，但分析方法和手段以定性分析居多，方式比較單一，且不夠直觀。本文嘗試運用堆疊圖的手段將之可視化，與文本分析相結合，能夠更加直觀地呈現其變化模式，提高了分析的可行性。該方法值得進一步發展和完善。註 釋： [1] 分別是《中國的人權狀況》《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1996 年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1998 年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中國人權發展 50 年》《2000 年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2003 年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2004年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2009 年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2012 年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和《2013 年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語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網站 http://www.scio.gov.cn/zfbps/[2] 本文的例句全部出自 11 部人權白皮書。由於篇幅限制，不一一註明出處。參考文獻： 彭宣維 2011 《語言與語言學概論：漢語系統功能語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李戰子 2004 評價理論 : 在話語分析中的應用和問題，《外語研究》第 5 期。胡壯麟 2012 積極話語分析和批評話語分析的互補性，《當代外語研究》第 7 期。朱永生 2006 積極話語分析：對批評話語分析的反撥與補充，《英語研究》第 4 期。李國慶，孫韻雪 2007 新聞語篇的評價視角——從評價理論的角度看社論的價值取向，《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學報》第 4 期。5356 2020 年第 2 期 總第 5 期56

漢語二語語音教材分析A Study of Pronunciation Textbooks for TCSOL ◎ 王璐 / 北京大學對外漢語教育學院提 要：漢語二語語音教材作為語音教學的重要依據，尚無專門研究對其進行考察。本文選取三類十八部漢語二語語音教材，從語音教學項目編排、教材體例和練習設計三個方面進行了全面分析，發現目前教材以傳統“講練”模式為主，未來教材編寫可從以下幾個方面進一步發展：（1）及時吸收轉化語音本體及習得、教學研究成果，（2）完善語音教材配套資源建設，（3）適當引入語音實驗和教育技術手段。關鍵詞：漢語二語 語音教材 拼音 音變 韻律Key words: TCSOL, pronunciation textbooks, pinyin, sandhi, prosody一、引言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人們對漢語二語語音教學的認識局限於《漢語拼音方案》，認為教語音就是教拼音。不少教材將拼音方案作為語音教學的全部內容，教材是教學總體設計的具體體現，也是課堂教學的基礎和重要依據，有研究者指出，現有教材對語音教學的認識不足是當今語音教學滯後的直接原因（劉珣，1994；施向東、豐琨，2008）。要進行漢語二語語音教材的研究，首先要解決語音教學教什麼的問題，語音教學大綱的研發相對落後，葉軍（2005）、張寶林（2005）最早提出語音大綱的構想。《國際漢語教學通用課程大綱》[1] 首次列出具體的語音項目。程棠（1996）、丁玉華（2004）、Zhu（2019）等人對綜合教材中的語音部分編寫情況進行調查發現，教材對語音項目的體現並不完全，不少教材沒有包含音變和韻律項目。接下來是怎麼教的問題。傳統教材對語音內容的編排有兩種方式，最早是音素 -語流法，先集中教所有音素，再教詞句；七八十年代提54

出語流 - 音素法，通過語流練習語音，並將語音練習貫穿基礎階段（任遠，1985；趙金銘，1985）。現在教材普遍採取語音短期集中訓練和長期嚴格要求相結合的做法，但實際教學中，隨著詞彙、語法學習任務加重，往往會放鬆對語音的要求（程棠，1996）。對此，葉軍（2005）提出，在特定階段通過語音矯正課，即正音課，專門幫助學習者克服積存下來的語音問題，不失為一種好方法。關於正音課，目前只有一些比較初步的探索（金曉達，2004）。不過，據筆者調查，專門的語音教材成果已有不少，但相關研究還很不足，目前只有 Zhu（2019）對“專門語音教材” [2] 進行了初步的統計分析。此外，教材的注音規範也引起了不少關注，研究者就漢語教材中要不要標注、如何標注變調、兒化以及拼音大寫、連寫規範進行了一系列討論（陳亞川，1989；楊德峰，1996；李無未，2003）。總的來說，前人對於漢語二語語音教材要素的研究基本圍繞著“教什麼”“怎麼教”的問題進行了比較全面的探討。不過，語音要素研究在教材研究乃至整個二語教學研究中仍是相當不足的，對新成果的吸收也相對有限（周小兵，2010；邵明明，2017；王功平，2018）。如前所述，尚無研究對專門訓練語音要素的教材進行詳盡考察。與綜合教材中有限的語音教學內容不同，語音教材在教學項目的選取、編排以及體例安排上也有所不同。本文將從以上方面對語音教材進行分析，考察其“教了什麼”“怎麼教的”，並結合語音本體、語音教學研究成果，探討語音教材進一步發展的方向。二、語音教材概況本文收集的 18 部漢語二語語音教材 [3] 根據系統性或針對性可分為三類，（1）A 類系統性教材，面向初級學習者系統介紹語音知識；（2）B 類針對性教材，主要面向中高級學習者，有針對性地幫助其進一步練習、糾正發音；（3）C 類教材兼具系統性、針對性，既適用於零基礎學習者，又適用於有一定基礎的學習者。有一些教材分為基礎冊和提高冊，分別進行系統性教學和針對性糾音，如《漢語語音教程》的基礎篇和提高篇、《趣味中文拼音課本》和《趣味漢語語音課本》。表 1 語音教材資訊類別 年份 書名 簡稱 編者 節次 / 課時A 2002 《中國全景 • 漢語語音導入》 《全景》 吳叔平，邵亦鵬 15 節A 2005 《經理人漢語 • 語音篇》 《經理》 張曉慧 12 節A 2006 《漢語語音教程（基礎篇）》 《漢基》 何平 9 節A 2007 《趣味中文拼音課本》 《趣拼》 蔡雲淩，劉德聯 10 節A 2007 《標準漢語教程 • 語音篇》 《標準》 黃政澄 10 節A 2009 《華語正音練習》 《華語》 王增光 12 節B 1986 《漢語普通話語音辨證》 《辨正》 李明，石佩雯 14 節B 2000 《漢語發音與糾音》 《糾音》 曹文 17 節B 2003 《輕鬆漢語正音課本》 《輕鬆》 劉影 15 節 /30 課時B 2005 《漢語正音教程》 《正音》 王若江 13 節B 2008 《漢語語音教程（提高篇）》 《漢提》 何平 11 節B 2010 《趣味漢語語音課本》 《趣語》 陳玉東 10 節C 2000 《對日漢語語音教程》 《對日》 續三義 20 節 /40 課時C 2008 《漢語普通話語音圖解課本》 《圖解》 劉廣徽，金曉達 16 節C 2010 《外國人漢語發音訓練》 《訓練》 仇鑫奕 28 節 /60 課時C 2011《口耳之學：新編漢語發音通用教程》《口耳》 劉伶 16 節C 2015 《實用漢語正音課本》 《實用》 莫修雲，孔慶蓓等 24 節C 2018 《漢語正音教程》 《教程》 蔣冰冰 24 節5556 2020 年第 2 期 總第 5 期56

圖 1 为三類教材的出版時間分佈，2000 年前只有第一部語音教材《辨證》出版；2000-2009 年，三類教材均有成果出現，以 A 類教材最多，其中一部分是綜合教材再版將語音部分單獨出版，如《全景》《經理》《標準》；近十年來，C 類教材出版最多。圖 1 各類語音教材出版數量時間分佈 我們還統計了教材節次和課時數，三類教材平均節數為：A 類 11.3 節、B 類 13.3 節、C 類 22.3 節，以每節兩課時估算，分別需要 23 課時、27 課時、43 課時；如以選修課每週 2 課時計算，A 類、B 類教材需將近一個學期完成，C 類教材超過一個學期的週期。其中A 類教材主要為語音基礎知識，進行一學期的教學不符實際，部分教材如《經理》編寫說明指出，語音教材可作為輔助教材配合主幹教材使用，也可作為入門教材集中教學使用，以集中教學每週 10-20 課時估算，可在一到兩周內完成。以上從教材類別、出版時間、節次課時等方面對語音教材基本情況進行了梳理。為作進一步考察，以下將從語音教學項目的選取、編排和教材體例幾個方面進行詳細考察。三、語音項目選取與編排語音教學項目可分為拼音、音變、韻律三類，以下對項目選取及編排方式進行逐一分析。3.1 拼音項目拼音項目即聲母、韻母、聲調。據統計，所有教材均包含拼音項目，不過聲韻調的編排方式，主要是編排順序有所不同。其中，B 類教材如《正音》，在前言提出“除第一節為複習外，其餘各節都有相對獨立性”，因此本文對該類教材的拼音編排順序不作考察。其餘12 部教材拼音內容有三種編排方式，詳見表 2。表 2 語音教材拼音項目的編排方式編排方式 數量 教材拼音方案 7《對日》《經理》《漢基》《華語》《口耳》《實用》《教程》音素難度 4 《標準》《趣拼》《圖解》《訓練》語流順序 1 《全景》我們將上表資料與程相文（2001）對 27 部綜合教材拼音項目編排方式的考察結果進行對比，如圖 2所示。圖 2 語音教材（A 類、C 類）與綜合教材（程相文，2001）拼音編排方式對比56

由圖 2，（1）拼音方案順序，在語音教材和綜合教材中都是最為常用的編排方式。《漢語拼音方案》是按發音部位和發音方法進行分組和排序的，這一編排可充分利用音素對比來突出區別性特徵，比如 b 和 p，d和 t 的區別性特徵即送氣不送氣。不過，拼音方案並沒有考慮學習者的習得規律，毛世楨（2002）就認為這一編排是沒有脫離漢語母語教學影響的表現。（2）音素難度順序，該方式編排的語音教材多於綜合教材。這一編排一般將世界語言共有、較易掌握的音素編排在前，符合學習者的習得規律。其中《訓練》針對英、日、韓三種母語背景學習者，在漢外語音對比的基礎上按難度排列語音知識，更有利於學習者把握重難點。（3）語流順序，該方式編排的綜合教材更多。語音教材很少有課文，只有《全景》採用語流順序編排，該教材改編自電視教學片，通過情景對話教拼音，能説明學習者儘快進入語流學會說話，但這一方式缺乏語音知識系統性，也沒有考慮習得規律。不過，有些語音教材通過設計簡短的語流導入語音項目，比如《輕鬆》中辨析送氣不送氣一節，用“‘你很棒’還是‘你很胖’”引入，這樣的方式能引起學習者興趣，也有助於其理解和記憶。3.2 音變項目音變是指語流中一連串的音相互影響產生的輕聲、兒化、變調等現象。我們調查的語音教材中，除《全景》《華語》《標準》3 部 A 類教材外，其餘 15 部教材均含音變項目，覆蓋率為 83.3%，高於 Zhu（2019）對綜合教材的考察結果 68%。音變項目具體編排方式參見表 3。表 3 語音教材音變項目的編排方式編排方式 數量 教材單獨成章 12《辨證》《糾音》《輕鬆》《正音》《漢提》《趣語》《圖解》《經理》《漢基》《實用》《教程》《趣拼》納入拼音 2 《對日》《口耳》貫穿全書 1 《訓練》可見，編排的分歧主要在於是否將其獨立成章。筆者認為，音變項目是否要單獨教學需要分情況討論：（1）輕聲、兒化都不是單純的語音問題，具有句法和語義功能，不宜納入聲調、韻母教學。一些研究者（徐越，2005；Zhu，2019）甚至認為可以將其排除語音教學，直接融入詞彙教學。筆者認為，語音教材有必要從語音角度對其進行專門描寫，並提供充分的發音練習。現有教材往往存在描寫不充分的問題，以輕聲為例，它實際上是一個反映在音高、音長、音強三要素上的概念，尤其音高對輕聲聽辨的影響至關重要（鄧丹，2019），但音高特點在教材中鮮有提及 [4]。（2）變調一般包括上聲變調和“一”“不”變調，從音理上說符合發音省力原則，一般不需要多加解釋，就像《糾音》中指出的“熟能生巧”“習慣成自然”，習得難度並不大，將其納入聲調教學是比較合理的。因此，音變項目是否要獨立成章，這一問題需考慮其項目性質和習得難度。本文初步認為輕聲、兒化應獨立教學，變調可納入聲調教學。另外，《訓練》將音變貫穿於練習中，並附有音變規律的譯文，希望學習者能發揮認知能力掌握音變規律，但編者用意的實際效果如何還需進一步驗證。相較之，《糾音》和《趣語》給5756 2020 年第 2 期 總第 5 期56

出含輕聲、兒化常用詞表的做法是比較直接實用的。3.3 韻律項目韻律項目包括重音、停延和句調。除了 4 部 A 類教材《全景》《華語》《標準》《趣拼》和 2 部 C 類教材《對日》《口耳》不含韻律項目外，其餘 12 部均專門列出章節對韻律的三個項目進行介紹，覆蓋率為 66.7%，略高於 Zhu（2019）對綜合教材的考察結果60.0%。我們對教材中韻律內容所佔篇幅進行了進一步統計，按節次（課時數）佔比計算，韻律內容在教材中平均佔比 16.3%，佔比最低的教材《糾音》僅為 5.9%，反映出韻律在教學安排中比重不足的問題。韻律項目中，重音和停延是人類語言共通的表達方式（魯健驥，1984），漢語句調則與其他語言有同有異，相同之處在於不同語氣的總體句調輪廓相同，特殊性在於漢語作為聲調語言，句調“大波浪”和聲調“小波浪”疊加（曹劍芬，2002）。學習者普遍存在句調干擾字調的問題，比如把“我姓王”說成“我姓望”，這也是語調教學的重難點所在。令人遺憾的是，現有語音教材針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和提示還很少見，說明語音教材中韻律教學的針對性還很不足。通過考察語音教材中語音教學項目的情況，我們基本可以回答現有語音教材“教了什麼”的問題，相比於綜合教材，語音教材對各類語音項目的介紹都要更全面，但是仍然有不足之處。所有語音教材都包含拼音項目，大部分教材包含音變項目，韻律項目的覆蓋率不高，且在教材中篇幅非常有限。接下來就是關於語音教材“怎麼教”的問題，以上對語音項目編排進行了初步討論，下面我們將通過分析教材體例作進一步探討。四、語音教材體例分析及教學探討我們所調查的教材體例，是指一節教學內容的具體安排，可以認為是教材體現的語音教學模式，具體可歸納為表 4 中的三種情況。表 4 語音教材體例體例 數量 教材發音描寫 - 練習 15《辨證》《漢提》《趣語》《圖解》《經理》《漢基》《實用》《教程》《趣拼》《對日》《口耳》《全景》《華語》《標準》《訓練》發音描寫 - 常見偏誤 - 糾音提示 - 練習1 《糾音》診斷測試 - 發音描寫 - 常見偏誤 - 糾音提示 - 練習2 《輕鬆》《正音》（1）“發音描寫 - 練習”是使用最多的體例，其中“發音描寫”介紹發音方法和發音部位、說明發音原理，“練習”包括朗讀、聽辨、聽寫等形式，在此不作展開。（2）“發音描寫 - 常見偏誤 - 糾音提示 - 練習”的體例補充了常見的偏誤類型，分析偏誤原因，並給出糾音方法。這一體例重視對學習者偏誤的分析，但可能因為不必要的偏誤提示給學生造成錯誤印象。（3）“診斷測試 - 發音描寫 - 常見偏誤 - 糾音提示 - 練習” 中的診斷測試（diagnostic test），是設在正文之前的“語音狀況調查表”或“語音測試卷”，目的是説明學習者測試是否存在某項問題，根據測試結果確定學習內容。這一體例從發現問題到尋找癥結和解決方法，最終通過練習解決問題，可以說是一個比較完善的語音教學模式。以上三種體例中，後兩種雖然只見於 B 類教材，但實58

際上也適用於 A 類和 C 類教材，尤其是第三種體例，有助於語音教學對症下藥、有的放矢，值得推廣。上述教材體例中的發音描寫、常見偏誤、糾音提示，實際上都可以歸結為“講解”，那麼語音教材的體例，也就是教材所體現的語音教學模式，是以“講解 -練習”為主的。Celce‐Murcia et al.（1996）指出，語音教學法有兩大傳統方法，一是“直覺模仿”（imitative-intuitive），源於直接教學法，強調學習者憑藉對目的語的聽辨和模仿能力進行不斷練習，無需任何知識性的講解；二是“語音分析”（analytic-linguistic），1888年國際音標（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IPA）出臺後，教師得以運用音標、發音圖表等工具進行顯性語音知識的講解。這兩個教學法被 Reed & Levis（2015）稱為外語語音教學史上前兩座高峰，基本對應著“練習”和“講解”。有不少研究討論兩種方法的優劣，其實是關於語音教學中的“講解”是否有必要，甚至是語音教學是否有必要的問題。經典的二語習得假說認為，發音是靠習得獲得的技能，對其進行教學是無益的，以及成年人不可能達到母語者的發音水準（Krashen，1982；Hashemian，2011）。Fraser（1999）對於語音教學的“講解”持同樣消極的態度，認為給學習者講解過分抽象的發音方法，無異於告訴網球選手打球時應該活動哪條肌肉，是一樣沒有意義的。不過，已有實證研究（Bruck & Genessee, 1995; Couper, 2006）證明了語音教學在音段成分、超音段成分以及言語流利度提升等方面的有效性。至於顯性語音知識講解和模仿練習的優劣，Hashemian（2011）、Roohani（2013）的實證研究表明，顯性語音知識講解的有效性與學習者年齡、學習階段等因素有關，兒童適合直覺模仿練習，成年人更適合顯性知識講解；在學習初期，“直覺模仿”的練習比較有效，而進入中後期，“語音分析”式的講解更有助於學習者提高語音水準。因此，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教不教，而在於教什麼和怎麼教。上世紀 80 年代末受交際法影響，開始宣導基於交際、有意義的語音教學，Reed & Levis（2015）稱之為語音教學史上的第三個高峰。這促使我們思考語音教學的目標到底是什麼？很長時間裡，人們認為語音教學是為了讓二語者達到母語者的語音水準（Levis，2005），這顯然不符合實際。現在包括漢語二語教學在內的二語教學界，已普遍形成二語教學之目的是為培養交際能力的共識，語音教學的目標也就是培養口語交際能力（楊惠元，1996）。當語音教學不再是為了達到母語者水準，而是為了完成交際，這就要求二語學習者具備良好的語音產出和感知能力。那麼，如何説明學習者發展語音感知和產出的能力呢？現代教育技術手段可以說是幫助教師和學習者達成這一目標的有力助手。國內英語教學研究者也曾指出，外語語音教材“板著臉灌輸語音理論，或者展示許多令人費解的圖形和術語”是令人失望和沮喪的過時做法（屠蓓，2005）。電腦輔助語 音 教 學（Computer-assisted pronunciation teaching，CAPT）通過技術手段克服了傳統教學模式單一、片面的問題，能夠有效説明學習者提高語音能力（O’Brien，2018）。以下以語音產出、感知兩個方面為例。（1）產出視覺化，就是將學習者產出的語音即時轉化為可視的語圖，為其提供即時回饋。Hardison（2004）最早通過教學實驗證明，向學習者即時呈現其音高曲線（pitch contour）與母語者的對比圖，有助於提高其語音水準。另外，Motohashi-Saigo & Hardison（2009）和 Okuno & Hardison（2016）對日語、英語二5956 2020 年第 2 期 總第 5 期56

語學習者的教學實驗表明，將語音產出視覺化為波形圖和頻譜圖的方式，同樣有助於語音學習。國內研究者金曉達（2004）、宋益丹（2009）也曾提出，引入實驗語音學手段，譬如在正音課上使用 Praat 語音軟體，為學習者提供即時回饋，有助於提高語音教學品質。（2）感知訓練，最早由 Logan（1991）提出，隨著聲學分析和語音合成技術不斷發展，感知訓練法近年來在二語語音習得和教學領域逐漸得到重視。研究表明，感知訓練可促進輔音、母音以及聲調的感知（Logan . 1991；Pisoni et al. 1993；Wang et al. 1999）， 感 知能力提高的同時能改善發音，且訓練效果可長期保持（Bradlow et al. 1999），從而有效克服語音習得過程中的“化石化”現象。國內學者張林軍（2009、2010），鄧丹、林雨箐（2017）等通過實驗證明瞭感知訓練在漢語語音習得和教學中的有效性。語音教材完全可以考慮引入感知訓練，既可作為傳統的“講練”模式的補充，輔助課堂練習，也可供學習者課餘自行練習。通過以上對教材編排和體例的分析，我們發現現有漢語語音教材的項目編排和教材體例基本以傳統方式為主，也進行了一些有益的嘗試。從整個外語語音教學發展過程來看，“講解”和“練習”是兩大經典教學法，漢語語音教材編寫還處在比較傳統的發展階段。未來語音教材編寫不應滿足於現有紙本教材，可適當吸收轉化電腦輔助語音教學的研究成果，從產出和感知能力訓練兩個方面出發，採用跨學科合作的方式進行立體化語音教學資源的開發。五、結論及餘論本文通過對漢語二語語音教材進行分析，從語音項目選取、編排、教材體例幾個方面梳理了現有教材編寫情況：語音項目選取上，拼音、音變項目基本涵蓋，韻律的內容和篇幅相對較少，反映了對韻律教學的重視不足，不得不說這是造成學習者“洋腔洋調”的一大原因。編排方式上，以傳統方式為主，進行了按習得難度編排的嘗試。體例安排上，以傳統講練為主，對電腦輔助教學的新成果吸收不足。Kelly（1969）曾把語音教學比作外語教學中的灰姑娘，因為較之詞彙、語法教學，它在很長的歷史時期裡不被人重視。Baker（2006）在其英語語音教材前言中指出，高級學習者往往在詞彙、語法能力上足夠出色，獨獨語音能力有所欠缺。漢語二語語音教學存在著同樣的問題，較之詞彙、語法教材編寫和研究成果，語音教材還有很長的探索道路要走，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譬如以下方向：（1）吸收國別化或類型學的語音本體及習得、教學研究成果。朱川（1997）強調，將不同母語雨中的學習者分為不同類型是有必要的，只有基於語言對比編寫的語音教材，才能真正實現有針對性的教學。目前只有《對日》和《訓練》兩部面向一定母語背景學習者的語音教材，或可參考 American accent training、Mastering the American accent 等英語語音教材，給出國別化的指導（National Guide）為不同母語背景學習者提供參考。（2）完善語音教材配套資源的建設。2000年後出版的語音教材都配有音訊，但資源過於單一。經典語音學著作 A Course in Phonetics 再版第七版時，推出了網站學習資源，配有輔音發音圖表、母音舌位元發音圖等電子資源。漢語語音教材的針對性正音訓練往往是針對有一定基礎的學習者，也可以考慮推出類似的資源供學習者線上學習。（3）適當引入語音實驗和教育60

技術手段，編寫語音教材時引入感知訓練、產出視覺化軟體資源，輔助語音課堂教學和學習者自學。本文存在以下不足和進一步研究的空間，一是僅對教材文本進行分析，沒有對教材使用者做進一步調查，若能就語音項目編排、教材體例等方面的分析，對教師、學習者以及編者進行調查、訪談，可以得到更為全面的認識。二是文章僅對比了語音教材和綜合教材，語音學作為口耳之學，更具有可比性的是聽力、口語等技能型教材，若能進一步分析口語教材、聽說教材，或許可以給出更有價值的參考建議。註 釋： [1] 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 . 《國際漢語教學通用課程大綱》，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 2008。[2] Zhu（2019）為與“綜合教材的語音教學＂區分，故稱之為“專門語音教材＂，本文簡稱為“語音教材＂。[3] 參考 Zhu（2019）收集的 25 部“專門語音教材＂，我们排除了其中面向漢語方言人群的普通話教材（如《香港人學說普通話》）、師資培訓教材（如《漢語語音教程》《國際漢語語音與語音教學》）等 15 部教材，另補充了 8 部教材。[4] 只有《糾音》和《圖解》兩部教材提到了輕聲的音高特點。參考文獻： 曹劍芬 2002 漢語聲調與語調的關係，《中國語文》第 3 期。陳亞川 1989 漢語教材連讀變調處理芻議，《世界漢語教學》第 2 期。程 棠 1996 對外漢語語音教學中的幾個問題，《語言教學與研究》第 3 期。程相文 2001 對外漢語教材的創新，《語言文字應用》第 4 期。鄧丹 林雨箐 2017 感知訓練方法在漢語語音教學中的應用研究，《雲南師範大學學報 ( 對外漢語教學與研究版 )》第 15 期。鄧 丹 2019 普通話輕聲感知特性再分析，《語言文字應用》第 1 期。丁玉華 2004 對外漢語教材中語音部分的編寫調查，《海外華文教育》第 1 期。金曉達 2004 《漢語正音課》與語音實驗，中文電化教學國際研討會。李無未、岳輝 2003 對外漢語教學課本中的“變調＂符號問題，《漢語學習》第 6 期。劉珣 1994 新一代對外漢語教材的展望——再談漢語教材的編寫原則，《世界漢語教學》第 1 期。魯健驥 1984 仲介語理論與外國人學習漢語的語音偏誤分析，《語言教學與研究》第 3 期。毛世楨 2002 《對外漢語教學語音測試研究》，北京 :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任遠 1985 基礎漢語教材縱橫談，《語言教學與研究》第 2 期。邵明明 2017 近二十年對外漢語教材研究綜述，《國際漢語教育 ( 中英文 )》第 1 期。施向東 豐琨 2008 對外漢語語音教學總體思路和大綱研究，《第九屆國際漢語教學研討會論文選》。石 鋒 2007 漢語語音教學筆記，《南開語言學刊》第 1 期。宋益丹 2009 對外漢語聲調教學策略探索，《語言教學與研究》第 3 期。屠 蓓 2005 《英語語音》，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王功平 2018 漢語作為二語的教材語音內容編寫調查研究——以印尼國內使用的漢語教材為例，《華文教6156 2020 年第 2 期 總第 5 期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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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擬人隱喻”嗎？ *Is“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 ‘Personification Metaphor’? ◎ 尹洪波 / 北京外國語大學語言研究所提 要： 文秋芳（2017）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擬人隱喻”，而且用“personification”來對譯。本文指出：( ⅰ ) 用“personification”一詞來對譯“擬人隱喻”，扞格難通；( ⅱ )“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可能是擬人，因為它缺少構成擬人的核心要素“擬辭”；( ⅲ )“人類命運共同體”也不可能是隱喻，因為無論從我國傳統修辭學的角度看，還是從西方隱喻理論的角度看，它既不具備隱喻的形式特徵，也不具備隱喻的語義基礎；( ⅳ ) 擬人一定是隱喻，隱喻未必是擬人；一個表達式如果不是隱喻，那麼一定不是擬人。這也證明“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可能是擬人，因為它不是隱喻。關鍵詞：人類命運共同體 擬人 隱喻Key words: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personification; metaphor * 本文寫作過程中，筆者與首都師範大學張雲秋教授，就有關問題，尤其是擬人與隱喻的關係問題，作了非常深入的討論，受益匪淺，在此謹致謝忱。文中舛訛概由筆者負責。64

一、引言文秋芳（2017）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擬人隱喻”。然而，修辭學常識告訴我們，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擬人隱喻，很難站得住。為什麼說很難站得住？本文將從以下四個方面展開論證：（ⅰ）用personification 對譯“擬人隱喻”扞格難通；（ⅱ）為什麼“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擬人；（ⅲ）為什麼“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隱喻；（ⅳ）擬人與隱喻是什麼關係。二、用 personification對譯“擬人隱喻”扞格難通根據傳統的修辭學理論，擬人是一種修辭格，其英文名稱是 personification；隱喻也是一種修辭格，其英文名稱是 metaphor。但是，“擬人隱喻”到底指什麼？令人困惑。難道是新發現或創造的一種修辭格？果真如此，按照學術規範，作者應該對“擬人隱喻”的含義有個基本的交代才是。實際上，找遍全文，也找不到任何解釋。然而，通過對照中英文摘要和關鍵詞，我們發现文秋芳（2017）所說的“擬人隱喻”其相應的英文清清楚楚、堂而皇之地擺在那裡，竟然是personification。英文的 personification 一詞，就是漢語的“擬人”，這是毋庸置疑的。用 personification 對譯“擬人隱喻”，圓鑿方枘，扞格難通。如果非要使用“擬人隱喻”這一令人費解的術語，其相應的英文也應該是“personificational metaphor”。三、為什麼“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擬人？根據語言研究的常識，看某個表達式是不是擬人，應該結合形式和意義兩個方面加以判定。從意義上看，擬人是比擬的一種，就是把物當作人，賦予物以人的言行或思想感情（陳望道 1976：117，王希傑 2015：403，黃伯榮和廖序東 2017：195，北京大學中文系現代漢語教研室 2012：476-477）。從形式上看，通常情況下，擬人必須具備三個構成要素。一是本體，即被比擬的事物；本體通常為體詞性成分；二是擬辭，即用來描述本體的語詞，是對本體的述謂；擬辭是構成擬人的核心要素；擬辭通常是謂詞性成分。三是擬體，擬體是用來比擬本體的；所有的擬人，擬體都是人；擬體蘊涵於擬辭之中，在表層結構中並不出現。因此，從表層形式看，擬人這種修辭格，只有本體和擬辭兩部分組成，可以形式化為：本體 + 擬辭。例如：（1）油蛉在這裡低唱，蟋蟀們在這裡彈琴。（魯迅《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2）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王之渙《出塞》）（3）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這裡斷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讓給醜惡來開墾，看他造出個什麼世界。（聞一多《死水》）例（1）中，本體“油蛉”和“蟋蟀們”都是昆蟲，擬辭是“低唱”和“彈琴”，是對“油蛉”和“蟋蟀們”的述謂。作為擬體的人在表層形式中並沒有出現，而是蘊涵於擬辭“低唱”和“彈琴”之中。例（2）“羌笛”為本體，被賦予了“人”的情感“怨”，擬辭“怨楊柳”是對“羌笛”的述謂。作為擬體的人在表層形式中並沒有出現，而是蘊涵於擬辭“怨楊柳”之中。例（3）的本體是抽象的概念“醜惡”，擬辭“開墾”是對“醜惡”6556 2020 年第 2 期 總第 5 期56

的述謂。作為擬體的人在表層形式中並沒有出現，而是蘊涵於擬辭“開墾”之中。如果我們把上述三例的擬辭部分拿掉，不僅不再是擬人，而且語法不通，句意也殘缺不全。總之，擬辭是構成擬人的核心要素，是擬人的語用價值的載體。沒有擬辭，一定構不成擬人。根據《現代漢語詞典》（第 7 版），“共同體”是指人們在共同條件下結成的集體。“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由“人類”“命運”“共同體”三個名詞組合而成的向心結構，其核心是“共同體”。綜合起來，“人類命運共同體”仍然是一個名詞性的偏正短語，結合當下的語境，其整體的意義是“人類所結成的具有相同命運的集體”。如果說“人類命運共同體”所使用的修辭格是擬人，那麼我們必須回答：在“人類命運共同體”中，構成擬人的核心要素的擬辭是什麼？擬體又是什麼？“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孤零零的名詞短語，是體詞性成分，其中根本就不存在擬辭。也就是說，“人類命運共同體”缺少構成擬人的核心要素，根本就無法構成擬人。四、為什麼“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隱喻？文學、語言學、認知科學等學科，討論隱喻的文獻汗牛充棟。何為隱喻？學界的看法還是比較一致的。隱喻 , 是比喻的一種，在我國傳統的修辭學理論中，大多稱之為暗喻，與明喻相對待（陳望道 1976：77，成偉鈞、唐仲揚、向宏業 1991：363，王希傑 2015：390-391，黃伯榮、廖序東 2017：191-192，北京大學中文系現代漢語教研室 2012：473-474，李慶榮 2011：191，陳汝東 2004：198）。某個表達式是否是隱喻，根據語言研究常識，應該從形式和意義兩個方面來判定。（一）“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具備隱喻的形式隱喻有其自身特定的形式或語法格式。我們首先看看我國傳統的修辭學理論關於隱喻的形式的論述。陳望道（1976：77）指出：“隱喻的形式是‘甲就是乙’”。成偉鈞、唐仲揚、向宏業（1991：363）指出：“暗喻的基本表達格式是：本體 +‘是’+ 類喻詞 + 喻體。即甲是乙。”王希傑（2015：390-391）指出：“暗喻常常用‘是、做、為、變為、變成、等於、當作是’等詞語來連接本體和喻體。”黃伯榮、廖序東（2017：191-192）認為：“暗喻雖然不用‘像、如’一類的喻詞，實際上比起明喻來，本體和喻體的關係更為緊密。這種比喻直接指出本體就是（或成為）喻體，所以相似點也得到了更多的強調。”由以上論述可見，在我國傳統的修辭學理論中，隱喻的形式或語法格式是：A 是 B。顯然，“人類命運共同體”根本就不具備隱喻的形式特徵。為了論證的嚴密，我們再看看西方語言學界關於隱喻的形式或語法格式的論述。據我們所掌握的文獻資料，在西方語言學界，有關隱喻的形式，最為全面深入的論述大概就是 Tirrel（1991）了。Tirrel（1991）在 Christine（1958）的基礎上，依據語法形式，歸納區分出英語裡六種類型的隱喻：1）簡單相等，形式是“A is B”，例如“Juliet is the sun”（茱麗葉是太陽）；2）純述謂，形式是“A is F”，例如“Juliet is brilliant”（茱麗葉光彩奪目）；3）類別述謂，形式是“A is a K”，例如“Man is a wolf”（男人是狼）；4）替換隱喻，“用字面上不合適的詞項替換合適的詞項而形成”，66

例如，在卡明斯（Cummings）的詩句“pity this busy monster, man unkind”中的“monster”；5）名詞函項隱喻 [1]，形式是“the B of A”，例如“A commitment to empiricism lies at the heart of my theory”（對經驗主義的執著追求是我理論的核心）；6）動詞函項隱喻，形式是“The A Xes”，其中的 X 常常為 B 發出的動作[2]。例如“When the green woods laugh with the voice of joy”。以上是 Tirrel（1991）所總結出來的隱喻的六種形式。在這六種形式中，前三種形式 1）、2）和 3），也就是我國傳統修辭學理論中所說的隱喻的形式，即“X是 Y”。顯然，“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這三種形式。“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不是 4）、5）和 6）中的一種呢？我們先看“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不是 6）。6）這種形式，要求必須出現某種動作，比如該種形式後面配備的英文例句中的“laugh”（笑）。實際上，這種形式的隱喻就是我們漢語裡所說的擬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名詞詞組，其中沒有任何動詞，沒有任何動作，當然不是 6）這種形式。我們再看“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不是 5）。5）這種形式“the B of A”，是英語裡一種定語後置的偏正結構，其中的“of”相當於“的”，比如該種形式後面配備的英文例句中的“the heart of my theory”（我的理論的心）。英語裡的這類結構，實際上大體相當於漢語中的“修飾式暗喻”（北京大學中文系現代漢語教研室 2012：473-474，成偉鈞、唐仲揚、向宏業 1991：366），其格式是“本體 + 的 + 喻體”。顯然，“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 5）這種形式。“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不是 4）這種形式呢？這個問題，涉及到隱喻的語義基礎，接下來予以討論。（二）“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存在隱喻的語義基礎通過前文的分析，我們已經非常清楚地看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絕不可能是 Tirrel（1991）所提出的六種隱喻形式中的 1）、2）、3）、5）和 6），是不是 4）還沒有確定。從形式上看，Tirrel（1991）所列的 4）這類隱喻格式，是一個名詞項（如該種形式後面配備的英文例子中的“monster”（妖怪）），而“人類命運共同體”也是一個名詞項，乍一看，似乎可以據此判定“人類命運共同體”是 4）這種形式的隱喻。然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前文已經指出，某個表達式是否是隱喻，應該從形式和意義兩個方面來判定。雖然“人類命運共同體”表面上具備了 4）這種隱喻的形式，然而意義上卻不具備隱喻的語義基礎。根據 Steinhart（斯坦哈特 2001：32-33）的隱喻結構理論，隱喻是這樣一種話語：在該話語中，來自兩個具有類比關係的不同概念聚類（概念場）的概念（詞語）組合在一起，一個場中的概念是由另一個場中的概念進行定義或述謂的。也就是說，隱喻表達式中的喻體與本體，必須是分屬於具有類比關係的兩個不同的概念場，這是構成隱喻的一個必要條件。比如，Tirrel（1991）在 4）類隱喻格式中所舉的例子，喻體是“monster”，用“monster”來類比“人”。“人”和“monster”顯然屬於兩個不同的概念場，兩個概念場相距甚遠，本質上屬於完全不同的東西，這樣才能構成隱喻。又例如：（4）時間就是金錢。（5）書籍是人類進步的階梯。（6）知識乃是開啟自然奧秘的鑰匙。（7）腐敗就是臭豆腐，聞着難聞吃着愛。6756 2020 年第 2 期 總第 5 期56

在以上這些隱喻中，“時間”與“金錢”，“書籍”與“階梯”，“知識”與“鑰匙”，“腐敗”與“臭豆腐”，每一對本體和喻體都分別隸屬於不同概念場，而且用喻體來類比本體。如果本體和喻體之間的這種類比關係是建立在同在一個概念場內，則構不成隱喻。如果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 Tirrel（1991）所說的 4）類隱喻，那麼我們必須：首先要找出本體和喻體，其次要找出二者之間的類比關係，再次要看本體和喻體是否隸屬於不同的概念場。如果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隱喻，那麼我們能且只能把“人類命運共同體”看作是喻體（否則就不是隱喻），接下來的問題是：本體是什麼？前文已經分析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整體意義是“人類所結成的具有相同命運的集體”。據此，我們似乎也只能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本體看作是“人類”這類概念。然而，這馬上面臨着剩下的兩個問題：“人類”與“人類命運共同體”二者之間存在類比關係嗎？即使二者之間存在類比關係，然而，二者顯然同屬於一個概念場。這樣便從根本上違反了隱喻構成的語義基礎條件。至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人類命運共同體”也不是 Tirrel（1991）所說的 4）類隱喻。因此，無論從中國傳統修辭學理論的角度，還是從西方隱喻理論的角度，無論從形式特徵上，還是從語義基礎上，都清清楚楚地證明“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隱喻。文秋芳（2017）把“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概念分析為擬人隱喻，這是對原意的曲解，甚至是非常荒謬的解讀，因為如果承認“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擬人隱喻，那就等於說：中國人民以及與中國人民結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那些國家的人民都不是人類。總之，通過前面的分析討論可知，“人類命運共同體”既非擬人，也非隱喻，更不是什麼“擬人隱喻”。為了加深對文秋芳（2017）所存在的問題的認識，我們有必要進一步分析討論一下擬人和隱喻之間到底是什麼關係。五、擬人與隱喻是什麼關係？我們知道，隱喻是把一個事物當作本質上與之並不相同的另一個事物。傳統的修辭學理論認為，隱喻是一種修辭手段，是語言運用層面的問題；當代認知科學認為，隱喻並不是什麼修辭手段，而是人類的一種基本的認知能力，一種認知方式，一種思維層面的問題。擬人與隱喻，既相互區別，又相互聯係。擬人是把非人的事物當作人來描寫，賦予其人的言行、思想、情感等人的屬性；擬人的構建實際上包括兩種過程：ⅰ）等同化過程，即把 A 當作 B；ⅱ）人格化過程，即在把 A 當作 B 之後，用適用於 B 的詞語來述謂 A。需要指出的是：擬人的構建，過程ⅰ）是隱性的，隱含於過程ⅱ）之中；在擬人的表達式中，B 並不出現。與擬人不同，隱喻的構建只有上述的過程ⅰ），沒有過程ⅱ），而且在隱喻的表達式中，B 必須出現，否則無法構成隱喻。例如：（8）杜甫川唱來柳林鋪笑，紅旗飄飄把手招。（賀敬之《回延安》）（9）女人是老虎。例（8）是典型的擬人。“杜甫川唱”“柳林鋪笑”“紅旗飄飄把手招”，顯然是把“杜甫川”“柳林鋪”“紅旗”人格化了，而人格化過程中自然隱含着“把 A 等同於 B”的過程，也就是把“杜甫川”“柳林鋪”“紅旗”等同68

於“人”，但是“人”在例（8）中並沒有明現。例（9）是典型的隱喻，顯然只有把“女人”等同於“老虎”這一過程，沒有過程ⅱ），而且“老虎”必須出現，否則無法構成隱喻。擬人的構建包含兩種過程，過程ⅰ）實際上也就是隱喻的構建過程。因此，我們可以說，擬人的構建過程包含隱喻，擬人是建立在隱喻基礎之上的，只不過作為擬人基礎的這種隱喻並非一般的隱喻，而是喻體必須是人的隱喻。擬人和隱喻都包含“把 A 當作 B”這一思維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而言，擬人也是一種隱喻。但是，隱喻則不一定是擬人，比如“他就是一塊木頭”，這是隱喻，但不是擬人，而是擬物。總之，擬人是隱喻的真子集，它與隱喻渾言則同，析言則異。因此，擬人與隱喻之間的關係，可以簡單地圖示如下：弄清楚了擬人與隱喻這種關係，就很容易理解Lakoff and Johnson（1980）這本書，雖然書名叫《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卻專設第 7 章（33-34 頁）討論擬人。在本章中有非常關鍵的一句話，論及擬人和隱喻的關係：The point here is that personification is a general category that covers a very wide range of metaphors, each picking out different aspects of a person or ways of looking at a person.（關鍵在於擬人是一個籠統的範疇，涉及多種隱喻，每種隱喻都側重於人的不同方面或者觀察人的不同方式。）這句話說擬人“cover”多種隱喻，這並非說擬人包含隱喻。根據上下文，這裡的“cover”一詞是就擬人的構建而言的，不是就擬人和隱喻的外延而言的，因此，理解為“涉及”比較合適，因為擬人的構建過程的確涉及到隱喻。在本章中，作者所舉的 14 個例句 [3]，全都是非常典型的擬人，但也是隱喻，這也證明了擬人也是隱喻，包含於隱喻之中。此外，前文說過，Tirrel（1991）歸納區分出隱喻的六種語法形式，其中第六種實際就是擬人，有例句為證：When the green woods laugh with the voice of joy. 這也證明了擬人也是隱喻。總之，擬人與隱喻，既有區別，又有聯繫。擬人一定是隱喻，而隱喻未必是擬人，擬人是隱喻的一個子集，而且是真子集；相反，一個表達式如果不是隱喻，那麼它一定不是擬人。明白了這個道理，可以更為簡單明瞭的證明，“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可能是擬人，因為我們已經證明它不是隱喻。六、結語本文通過對“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擬人隱喻”這一觀點的分析討論，得出的結論是：（ⅰ）用英文“personification”一詞來對譯漢語的“擬人隱喻”，扞格難通；（ⅱ）“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可能是擬人，因為它缺少構成擬人的核心要素“擬辭”；（ⅲ）“人類命運共同體”也不可能是隱喻，因為無論從中國傳統修辭學理論的角度，還是從西方隱喻理論的角度，它既不具備隱喻的形式特徵，也不具備構成隱喻的語義基礎；（ⅳ）從擬人與隱喻的關係看，擬人一定是隱喻，而隱喻未必是擬人，擬人是隱喻的真子集；一個表達式如果6956 2020 年第 2 期 總第 5 期56

不是隱喻，那麼它一定不是擬人。這也證明“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可能是擬人，因為它不是隱喻。總之，“人類命運共同體”，既不是擬人，也不是隱喻，更不是什麼“擬人隱喻”，就是一個普通的名詞詞組。註 釋： [1] 此種語法形式的隱喻，英文名稱為“noun-function metaphors＂。黃華新、徐慈華等（2009）譯為“名詞功能隱喻＂，本文沒有採用，另譯為“名詞函項隱喻＂。[2]此種語法形式的隱喻，英文名稱為“verb-function metaphors＂，黃華新、徐慈華等（2009）譯為“動詞功能隱喻＂，本文沒有採用，另譯為“動詞函項隱喻＂。Tirrell（1991）把此種隱喻的語法形式表示為“The A Xes＂，Steinhart（2001：31）則把這種形式改寫為“A Vs B＂（其中 V 是一個動詞，A 在字面上不能做這一動作，或字面上不能對 B 做這樣的動作）。二者實質上是一致的，但後者更為清晰顯豁。[3] 這 14 個例句如下：His theory explained to me the behavior of chickens raised in factories.This fact argues against the standard theories.Life has cheated me. Inflation is eating up our profits.His religion tells him that he cannot drink fine French wines.The Michelson-Morley experiment gave birth to a new physical theory.Cancer finally caught up with him.Inflation has attacked the foundation of our economy.Inflation has pinned us to the wall.Our biggest enemy right now is inflation.The dollar has been destroyed by inflation.Inflation has robbed me of my savings.Inflation has outwitted the best economic minds in the country.Inflat ion has given bir th to a money-minded generation.參考文獻： 北京大學中文系現代漢語教研室編 2012 《現代漢語》（增訂本）, 商務印書館。陳汝東 2004 《當代漢語修辭學》，北京大學出版社。陳望道 1976 《修辭學發凡》，上海教育出版社。成偉鈞、唐仲揚、向宏業主編 1991 《修辭通鑒》，中國青年出版社。黃伯榮、廖序東主編 2017《現代漢語》（增訂六版，下），高等教育出版社。 王希傑 2014 《漢語修辭學》（第三版），商務印書館。 文秋芳 2017 《擬人隱喻“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人際和語篇功能——評析習近平第 70 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中的演講》，《外語學刊》第 3 期。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 2016 《現代漢語詞典》（第 7 版），商務印書館。Brooke-Rose, Christine. 1958. A Grammar of Metaphor, London: Seeker & Warburg. Lakoff, George, and Mark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Steinhart, Eric Charles. 2001. The Logic of Metaphor: Analogous Parts of Possible Worlds.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中譯本：E.C. 斯坦哈特 2009《隱喻的邏輯——可能世界中的類比》，黃華新、徐慈華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Tirrel, Lynne. 1991. Reductive and nonreductive simile theories of metaphor. Journal of Philosophy 88(7), 337-358.70

白維國本《近代漢語詞典》商榷六題Six Deliberations on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by Bai Weiguo◎ 崔山佳 / 浙江財經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提 要： 白維國主編的《近代漢語詞典》（2015）是目前為止近代漢語詞典中品質最高的，後出轉精，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但也有些詞語存在瑕疵，如“點一點二”“輕口”的注釋有問題；“稍馬”條的例句標點有誤；“親娘”義項③設立的必要性；“鏖糟”的名詞義；“花子”義項與例句不對應等。關鍵詞：《近代漢語詞典》 注釋 例句 義項 商榷Key words: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annotation, example sentence,deliberation引言白維國（2015）是目前為止的近代漢語詞典中品質最高的，後出轉精，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但也有個別詞語有瑕疵。如“點一點二”的注釋是“數一數二”，“數一數二”有兩個義項，而“點一點二”只有一個義項，所以，兩者並非完全等同。“輕口”義項有二，其一是：“輕易開口；隨意說話。”“輕口”常用來修飾言說動詞“許”等，故注釋中“開口”“說話”就有問題。“稍馬”條例句有“栳斗皮、稍馬”，“栳斗皮”不成詞，應是“栳斗、皮稍馬”，“皮稍馬”成詞。“親娘”義項③“昵稱有所求或感情極親密的女性”不具可操作性。近代漢語中“親娘”也可尊稱未婚女性。或義項②增加“也可尊稱未婚女性”，或設義項“尊稱未婚女性”。“鏖糟”義項有三，其實“鏖糟”有名詞義，近代漢語與現在吳語都有。“花子”義項有二，把《元曲選 • 張天師》第 2 折的“花子”釋為“乞丐”，其實，此例的“花子”應是“騙子”義。下面分別闡述。7156 2020 年第 2 期 總第 5 期56

一、關於“點一點二”的注釋白維國（2015：380）收“點一點二”，注釋是：“數一數二。”例如：（1）老兄差矣！你負郭田有千頃，城中有油磨坊、解典庫，有兒有婦，是揚州點一點二的財主，有甚麼不足？（《元曲選 • 東堂老》楔子）（2）有一人姓柳名春，字景陽，其妻陶氏，是這長安城中點一點二的財主。（《元曲選外編 • 升仙夢》第 2 折）白維國（2010：1425）收“數一數二”，義項有二，其一是：“形容一項項列舉述說。”例如：（3）路人爭問其故，孫老兒數一數二的逢人告訴。（明 • 馮夢龍《警世通言》卷 34）（4）一面分付開船，一面數一數二的發作一個不住。（馮夢龍《醒世恒言》卷 3）（5）匡胤把前事數一數二的說了一遍。（清 • 吳璿《飛龍全傳》第 42 回）其二是：“形容突出。”例如：（6）我家的姑娘也是個數一數二的主兒。（清 • 西周生《醒世姻緣傳》第 84 回）（7）這人是有子建之才，潘安之貌，江南數一數二的才子。（清 • 吳敬梓《儒林外史》第 29 回）就是白維國（2015：1992）也收“數一數二”，義項也有二，其一是：“數得上第一或第二。形容突出。”例如：（8）此乃金陵數一數二的歌者，與學士遞一杯。（《元曲選 • 風光好》第 3 折）（9）這個縣丞乃是數一數二的美缺。（明 • 馮夢龍《醒世恒言》卷 20）（10）這門親原是老親，且又和我們是同在戶部掛名行商，也是數一數二的大戶。（清 • 曹雪芹、高鶚《紅樓夢》第 79 回）其二是：“逐一地；一五一十地（述說）。”例句一是《警世通言》卷 34，三是《飛龍全傳》第 42 回，另如：（11）冉貴不慌不忙，數一數二，細細分剖出來。（明 • 馮夢龍《醒世恒言》卷 13）白維國（2015）的注釋就準確了，“述說”用括弧括起來。同時，兩個義項的排列也是白維國（2015）正確。關於“數一數二”的義項問題，崔山佳（1995：142-144）已作了描述，例子全出自馮夢龍的“三言”，例句除上舉例（3）、例（4）、例（11）外，尚有 2 例，如：（12）遂將十九年前苦情，數一數二，告訴出來。（明 • 馮夢龍《警世通言》卷 1）（13）正要數一數二的叫駡出來，小舍人急忙勸住道：“今日求人之際，且莫說盡情話。……＂（《警世通言》卷 25）崔山佳（2006：106）又有“補記”，例句除例（5）外，又如：（14）對老子數一數二的，把道人相面事說了一番。（明 • 陸雲龍《魏忠賢小說斥奸書》第 1 回）（15）且說楊老實走進門來，他夫妻二人已打得停腔住板，在那裏數一數二，哭個不住。（清 • 鹫林斗山学者《跨天虹》卷 5 第 1 則）再看收“數一數二”這個義項的詞典的注釋，吳士勳等（1992）的注釋是：“一條一條地列舉。”72

對此，崔山佳（1995：143）分析說：此注釋不確。“一條一條地列舉”，是個動詞短語，因為中心語“列舉”是動詞。而“數一數二”已處在狀語位置上，用來修飾謂語“告訴”等，“數一數二”再解釋為“一條一條地列舉”就顯然不通了。 王濤等（1987）義項有二，其一是：“不算第一，也算第二。形容突出。”其二是：“依此數說，逐條列舉。”對此，崔山佳（1995：143-144）分析說：義項②也有不妥之處。因為“依次數說”“逐條列舉”也是動詞性短語，中心語“數說”“列舉”是動詞，仍然解釋不通上面所引各例。崔山佳（1995：144）總結說：“綜上所述：‘數一數二’應有兩個義項才是：①形容突出。②一條一條地，詳詳細細地。《漢語大詞典》似應補出義項②。”“數一數二”的“一條一條地，詳詳細細地”這個義項，《漢語大詞典》未收。漢語大詞典編纂處編（2010）收“數一數二”：“逐一列數。”例句為例（3）、例（11）。因此，就上面所舉例（1）、例（2）來看，“點一點二”是“數一數二”義不準確，應該是“數一數二”中的一個義項，即“數得上第一或第二。形容突出。”例（1）、例（2）中的“點一點二”都作定語，而例（6）-例（10）中的“數一數二”也是作定語，而並非是“數一數二”的全部義項，因為據目前所知的材料來看，“點一點二”沒有“一條一條地，詳詳細細地”這個義項。二、“輕口”的注釋白維國（2010：1248）收“輕口”，義項有二，其一是：“隨意說話。”例如：（1）我豈無父子之情，但你以後不可如此輕口。（《隋史》第 48 回）其二是：“輕聲；小聲。”例如：（2）“此人莫非是個響馬強盜？＂吳廣叫聲：“輕口！不可洩漏。＂（清 • 佚名《說唐前傳》第 7 回）白維國（2015：1738）收“輕口”，義項也有二，其一是：“輕易開口；隨意說話。”除例（1）外，又如：（3）開釀刲羊願遇賓，天下沄沄不輕口。（宋 • 梅堯臣《雜言送當世待制知揚州》）（4）佛法願力，不是輕口許的。（清 • 丁耀亢《續金瓶梅》第 63 回）義項二是：“輕聲；小聲。”例句即例（2）。本文主要針對上面所說的義項一談談我們的看法。例（1）、例（3）、例（4）中的“輕口”，用“隨意說話”或“輕易開口；隨意說話”來解釋，有不通的地方，如例（4）中的“不是輕口許的”，“輕口”作謂語“許”的狀語，這樣，“隨意說話”或“輕易開口；隨意說話”就解釋不準確了，因為這兩個注釋中，“隨意”“輕易”都是作謂語“說話”“開口”的狀語，既然“輕口”中已有動詞謂語“說話”“開口”，再用來修飾真正的動詞謂語 “許”，顯然是不妥當的。我們在明代戲曲中也發現幾例“輕口”，如：（5）（小云）才方張年兄來替他表弟作伐，相求賢妹，我輕口許他了哩。（明 • 無名氏《紅杏記》第33 出）（6）（小云）非為他事。我有年兄之表弟，欲娶汝為妻，我亦輕口許他，未審尊意若何。（《紅杏記》第 33 出）（7）（小云）且不要講夢了。我一時輕口已許狀7356 2020 年第 2 期 總第 5 期56

元，明日來時怎麼回他？（《紅杏記》第 33 出）上面幾例與例（4）一樣，“輕口”後面都有動詞謂語“許”，所以，“輕口”解釋為“隨意說話”或“輕易開口；隨意說話”是不準確的。明代白話小說中也有“輕口”，例如：（8）聶氏站在郁氏身旁勸解，一聞了此言，不覺兩頰通紅，怒從心起，厲聲道：“姆姆恁樣欺人！古人道得好：打犬看主面。巧兒是我的人，怎麼就輕口罵他？＂（明 • 方汝浩《禪真後史》第 10 回）上例“輕口”後面也有動詞謂語“罵”，“輕口”也作狀語修飾謂語，注釋中也不能有動詞“說話”“開口”。“許”與“罵”都是言說動詞。也就是說，就我們所掌握的材料來看，“輕口”常常用來修飾言說動詞。看以上的注釋和例句，主要問題是沒有考慮到語法。如果“輕口”解釋為“隨意說話”或“輕易開口；隨意說話”，後面的動詞謂語“許”就無法落實了。石汝杰、宫田一郎（2005）收“輕口”，只收一個義項：“< 形 >（說話）聲音低。”而上面不少“輕口”出自吳語作品，屬於漏收義項。三、關於“栳斗皮”的說法白維國（2015：1901）收“稍馬”一詞，注釋是：“掛在馬身上的大型褡褳。”例如：（1）一面在稍馬中取出五百文錢賞了水手。（清 • 夏敬渠《野叟曝言》第 31 回）（2）栳斗皮、稍馬等雜物重一百二十斛。（《平定朔漠方略》卷 35）例（2）的例句有問題。器物中有“栳斗”，如下圖： 據華夏收藏網介紹，上圖是民國六年的量器栳斗，尺寸是：口直徑 27 釐米，高 37 釐米，商品價格 128 元，已售出。從圖中可見，“栳斗皮”不成詞，“栳斗”是木桶一類的量器，它是不可能有“皮”的。“皮”應該是修飾後面的“稍馬”才是，這是斷句問題。事實上是有“皮哨馬”的說法，例如：（3）（丑）家將過來。速速進去，那些不値錢的東西多撇下了，將金銀珠寶錦繡綾羅多裝在牛皮哨馬內，裝成垜子幾百個，隨身應用。（清 • 錢德蒼《綴白裘》7 集 4 卷）（4）（丑）家將過來，速速進去將不値錢東西都撇下，把金銀寶珠、錦繡綾羅都裝在牛皮哨馬內，裝成垜子幾百個，隨身應用。（清 • 遺民外史《虎口餘生》第 37 出）據朱恒夫（2013：第 4 冊：396）【演出情況】說：“後世演出全本的較少，而演出其中的摺子較多。其摺子收錄在《綴白裘》、《昆曲萃存》、《審音鑒古錄》、《六也曲譜》、《集成曲譜》等選本中，如《探山》、《借餉》、《別母》、《亂箭》、《刺虎》等。……”74

例（3）就是《虎口餘生》收錄在《綴白裘》中的摺子，內容基本相同，只是個別詞語有所不同而已。例（3）、例（4）有“牛皮哨馬”，這就說明例（2）中的“皮”是修飾“稍馬”的。“皮”不應該與前面的語素組合起來，而應該是附後。所以，例（2）應該是這樣標點：“栳斗、皮稍馬等雜物，重一百二十斛。”李鵬（2016）也引用了《平定朔漠方略》卷 35，斷句同樣是錯誤的。例如：（5）栳斗、皮、稍馬等雜物，重一百二十斛。因為“皮稍馬”說得通，所以，上面這樣標點也不對。“稍馬”“哨馬”大多情況下是用厚布做成，但也可能用牛皮、羊皮做，甘肅蘭州一帶有用羊皮做的羊皮筏，當然也可用來做“稍馬”與“哨馬”。例（3）說的是“哨馬”。明代白話小說中就有好幾個例子，例如：（6）到早飯後，進忠把自己衣服，打疊在一個哨馬內，打帳短盤起身。（明 • 陸雲龍《魏忠賢小說斥奸書》第 2 回）（7）（魏忠賢）道罷，辭了親鄰朋友，便駝了哨馬出門。嫂子直送到有頭口處，抱頭又哭了一場，看上了頭口方回。（《魏忠賢小說斥奸書》第 2 回）（8）伏戎道：“罷，做咱們不著。喻提控，這要你先借二三百兩銀子，做樣與他看。眾兄弟料絞的、哨馬的、順袋的都裝了石塊，等咱拿著個掛箱，先是喻提控交銀子，哄他來時，咱捉空兒照腦袋打上他一掛箱。若打交昏暈好了，或者打得他這把刀落，喻提控趁勢把老爺搶進後堂，咱們這裏短刀石塊一齊上，怕不拿倒他？只是列位兄弟都要放乖覺些。＂（明 • 陸人龍《型世言》第 22 回）（9）只見三個衙頭都過來揖，卷篷下站上一二十個人，都拿著拜匣、皮箱、哨馬、料絞，累累塊塊，都是有物的。（《型世言》第 22 回）（10）老曲在門前，灑淚相送，道：“大姐保重前途。＂叫他哥騎了馬，遠送一程。趕上大隊，總是十騎馬，哨馬中各帶了千金。（清 • 羅浮散客《天湊巧》第 3 回）（11）兩個軍徒急跳下馬來扶時，那兩個響馬已到。拿著明晃晃的兩口刀，砍斷稍繩，就提哨馬。不料想這裏雲仙一箭已到，強人才提著哨馬，左臂上就中了一箭，哨馬重，一墜也落下馬來，那匹馬飛也似去了。（《天湊巧》第 3 回）據目前所掌握的材料來看，與“稍馬”同義的“哨馬”出現最早，至少明代已有。但可惜的是白維國《近代漢語詞典》（2015）只收“哨馬”的“巡邏偵察的騎兵”義，未收上義，顯然也是不準確的。以上可見，“稍馬”可寫作“哨馬”。不僅如此，還有“稍馬子”“捎馬（子）”“鞘馬（子）”的說法，它們應該是同一個詞。例如：（12）到了河心，船家放下槳來收錢，先從林璋要起，林公抬頭一看，見他頭戴一個草帽，身穿一件青布褂子、青色底衣，搬尖趿鞋，裹腳打腿，腰中束了一條打腰布，肩上有把夾剪，手中拿了個稍馬子，一臉攀枝麻子，嘴上糊刷的鬍子，林公暗想：“此人定不是個正道之人。＂（清 • 無名氏《五美緣全傳》第 59 回）（13）兩個差人，一個背著捎馬，裏面裝著文書，一個提著一根水火棒，一個提著一口鋼刀。（清 • 石玉昆《小五義》第 171 回）7556 2020 年第 2 期 總第 5 期56

（14）王虎臣隨即找了個破捎馬子，裝上了八吊錢，交與周成。（清 • 佚名《劉公案》“江寧府二部＂第 4 回）（15）石珮珩道：“如今家事也還撐持得來，當家的是吳探花孫子，世事盡能擋礪。見了你相公書信，曉得母舅與舅母亡過，也著實悲痛；有一封回書，在鞘馬子裏。＂（清 • 天花才子《快心編傳奇初集》卷 5）（16）說著，兩個騾夫幫著搭進房來，放在炕上，回手又把衣裳包袱、裝錢的鞘馬子、吃食簍子、碗包等件拿進來。（清 • 文康《兒女英雄傳》第 4 回）“稍馬”明代也已有，例如：（17）……褡褳口袋、平口被套、稍馬每百條四分例。（明 • 馬麟《續纂淮關統志》第 2 部分）《續纂淮關統志》為明 • 馬麟修，清 • 杜琳等重修，清 • 李如枚等續修。“哨”“稍”“捎”“鞘”古代有的是同音詞，有的音近。查丁聲樹的《古今字音對照手冊》（1981），“哨”“稍”兩字同是效攝、開口、二等、去聲、效韻、生母（見第 107 頁）。“捎”“鞘”兩字同是效攝、開口、二等、平聲、肴韻、生母（見第 107 頁）。“哨”“稍”與“捎”“鞘”音很近。而在《現代漢語詞典》（第 7 版，下同）中，“捎”“稍”“鞘”同音，都為“shāo”。“捎”“稍”為多音詞，音為“shào”時又與“哨”同音。因此，四者完全有通假的語音條件。《漢語大詞典》收“鞘馬子”，注釋是：“裝錢的木筒。”“鞘”注音為“qiào”。注釋和注音都是錯誤的。許少峰（2008）收“稍馬”：“吳語：即褡褳。一種前後有袋出門時搭在肩上的行囊。”例子即上舉例（1）。注釋中的“吳語”應刪除。夏敬渠是吳語區人，但《平定朔漠方略》是不是吳語區人不可知，《續纂淮關統志》的作者明 • 馬麟是不是吳語區的人也可疑。比較而言，“哨馬”出現得最早，至少明代已有多例。而且，從詞義引申的路徑來看，也應該是“哨馬”符合詞義發展規律。“哨馬”本義是“探馬，負責哨探的騎兵。”例如：（18）又被哨馬趕上，轟散俺母子兩人。（元 • 關漢卿《拜月亭》第 2 折）從指人到指物，這是正常的詞義引申途徑。如“行李”，《漢語大詞典》義項一是“使者”，義項五是“出行所帶的東西”，就是由指人引申出指物。“哨馬”由“探馬”義，自然引申出“探馬”所帶的物，即“馬褡子”，也是很正常的。（具體可參見崔山佳（2006：83-86））白維國（2010）收“稍馬”：“即‘鞘馬子’。”例句為《野叟曝言》第 31 回。又收“鞘馬子”：“掛在馬身上的大型褡褳。又叫馬褡子。”例句為《兒女英雄傳》第 4 回。但白維國（2015）卻未收“鞘馬子”，不知如何考慮？四、“親娘”可用於稱未婚女性白維國（2015：1717）收“親娘”，義項有三：①生母。例如：（1）別人皆罵我做無娘子，今日定要見個明白，定要見我親娘。（宋元《清平山堂話本 • 董永遇仙》）（2）到那裏，無論親娘乳娘，都救不得也。（明 • 顧憲成《答友人》）（3）要不就是後娘，要是親娘，可也舍不的這們76

降發那兒。（清 • 西周生《醒世姻緣傳》第 41 回）②尊稱已婚女性，猶言大媽、大嫂。例如：（4）可惜月明風順，不如勸穆親娘開了船罷。親娘，船頭上好月，起來一看。（明 • 袁于令《西樓記》第 14 出）（5）你道陸老親娘是那一個，這是申府中一個老僕婦。（清 •《玉蜻蜓 • 問卜》）（6）楚卿向老奶子唱個喏，問：“老親娘高姓？＂奶子道：“先夫姓朱。＂（《情夢柝》第 2 回）③昵稱有所求或感情極親密的女性。例如：（7）[ 生陪笑介 ] 是我差了。[ 跪介 ] 我的親娘！有甚麼好話，對鳳來儀說罷。（明 • 葉憲祖《素梅玉蟾》第 1 折）（8）抱到屋裏炕上就親嘴扯褲子，滿口裏“親娘＂“親爹＂的亂叫起來。（清 • 曹雪芹、高鶚《紅樓夢》第 12 回）我們以為，義項②、③有商榷的必要。首先，義項②說“親娘”“尊稱已婚女性，猶言大媽、大嫂”。其實，尊稱“親娘”的對象還有未婚的。這一點，徐之明（1996：136）早已說到：“從年齡上看，既可用於青年婦女，亦可用於中老年婦女，且婚否亦不限。”例如：（9）采菱道：“親娘捱半年，怕不嫁出個好姑夫。＂（丫環稱尚未婚嫁的年輕小姐）但例子偏少，只舉上面 1 例。崔山佳（2007c）也認為“親娘”可指未婚女性。現在我們找到了更多例子。明代雜劇中就有不少例子，如：（10）（末）親娘可曾梳妝已畢了麼？（《蘇門嘯 • 義妾存孤》第 1 折）（11）（丑）曉得哉。既自要棄身話，向親娘篤假個獸哩。（《蘇門嘯 • 義妾存孤》第 1 折）例（10）中的“末”是“親娘”（范蕣英）的父親范熙春，雖然是父親稱自己的女兒范蕣英為“親娘”，但其實是范熙春對侍女媚兒所說的話。例（11）是“丑”（即侍兒媚兒）稱小姐范蕣英。這 2 例，雖然范蕣英早已聘與朱遜，但還未婚，所以，“親娘”仍是指“未婚青年女子”。又如：（12）（丑）親娘，今日啟程發馬，是個好日頭，莫要傷悼了。（《蘇門嘯 • 義妾存孤》第 1 折）（13）（末）知道了。（向旦說介）女孩兒，今日雖未就成親，然送女於歸，別父之門，今日為始。我備鼓樂，送你上船。媚兒，取大衣過來，與親娘更服。（《蘇門嘯 • 義妾存孤》第 1 折）例（12）是侍女媚兒稱小姐范蕣英。例（13）也是范熙春在侍女媚兒面前稱呼自己的女兒為“親娘”。2 例“親娘”仍然是指“未婚青年女子”。（14）（丑媚兒上）提起鹽醬瓶，打翻酸醋甕。親娘，姨娘來了。（《蘇門嘯 • 義妾存孤》第 3 折）（15）（丑）這是有鋼的倒做沒鋼的親娘，彼一時，此一時。只怕他也是無禮頭兒，如今他得水要浮，恐他不肯做小伏低了。（《蘇門嘯 • 義妾存孤》第 6 折）（16）（丑）親娘，又不是自己生的，便愚蠢些，也罷了。要他聰慧怎的？（《蘇門嘯 • 義妾存孤》第 6 折）以上的“丑”都是指媚兒，是小姐范蕣英的侍女。也就是說，《蘇門嘯 • 義妾存孤》中的“親娘”多為侍女稱未婚的小姐。也有父親在侍女面前稱自己未婚的女兒。7756 2020 年第 2 期 總第 5 期56

（17）親娘，那個骨頭是賤的？（傅一臣《蘇門嘯 • 死生冤報》第 2 折）上例是丫環青箱（即“丑”）對小姐焦文姬所說的話。焦文姬是未婚青年女子。（18）（撞遇，旦閃避，生卻步，兩相目顧介，丑）我家親娘在此，甚人不要亂撞。（生）小生姓滿，名謙，是淮南望族，頗讀書知禮，怎敢亂撞？承你家員外提攜，留我在此。因小房窄狹，偶爾閒步，不知你親娘在此。既然假寓上宅，便有主賓之誼，合當相揖奉謝。（《蘇門嘯 • 死生冤報》第 2 折）上例先是丫環稱小姐為“親娘”，後是寄居在小姐家的“生”滿謙在丫環面前稱小姐為“親娘”。“親娘”也是未婚青年女子。（19）（向前揖，旦答禮介，丑）咦，到來索得人便窮，外貌卻官樣。又為通文達禮，怪得我老員外、親娘都這等禮貌他。（《蘇門嘯 • 死生冤報》第 2 折）（20）（丑）秀才官人，不索鞠恭似雨打雞兒的呂蒙正，我家親娘不曾搭起彩樓，招你為婿，無過是一念見憐，快回覆了，兩下各走散，省得員外回家，不當穩便。（《蘇門嘯 • 死生冤報》第 2 折）（21）（丑背語）我看小親娘，著實有意思。我也且莫管他。正是：閉門不管窗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張。（《蘇門嘯 • 死生冤報》第 2 折）上面幾例都是丫環青箱稱小姐焦文姬。（22）（內叫介）快請親娘，孺人在此專等。（小旦應）曉得了。（傅一臣《蘇門嘯 • 蟾蜍佳偶》第 4 折）上例是“內”中的某個人稱呼小姐楊壽粧，楊壽粧也還未婚配。例（8）中，既有“親娘”，又有“親爹”，如果“親娘”有“昵稱有所求或感情極親密的女性”義，那麼，“親爹”是否也要設立“昵稱有所求或感情極親密的男性”的義項呢？因此，我們以為，根本沒有必要設立“昵稱有所求或感情極親密的女性”這個義項。而且白維國（2015：1717）也未收“親爹”。所以，“親娘”的義項③可去掉，義項②可改為“尊稱已婚女性，猶言大媽、大嫂。亦可尊稱未婚女性。”或增設義項：“尊稱未婚女性。”五、“鏖糟”有名詞義白維國（2015：21）收“鏖糟”，義項有三：①污濁；骯髒。②窩囊；煩悶。③暗昧；糊塗。義項①的例句如：（1）又有大澤，彌望草莽，名“好草陂＂，而夏秋積水，沮洳泥淖，遂易為“鏖糟陂＂。（宋 • 莊綽《雞肋編》卷中）（2）朱信便去教主人家燒起湯來，喚過遷去洗浴。過遷自出門這幾年，從不曾見湯面。今日這浴，就如脫皮退殼，身上鏖糟，足足洗了半缸。（明 • 馮夢龍《醒世恒言》卷 17）（3）小者身手太猾黠，大者鏖糟無完襦。（清 • 田雯《舍弟有江南之遊作此寄之》）另有“按”：“元陶宗儀《輟耕錄》卷一○：‘俗語以不潔為鏖糟。’”查《現代漢語詞典》，“污濁”義項有二：①（水、空氣等）不乾淨；混濁：污濁的水不能飲用。是形容詞。②髒東西：洗去身上的污濁。是名詞。“骯髒”也有兩個義項：①髒；不乾淨：骯髒的衣服 |屋裏又淩亂又骯髒。②（思想、行為等）卑鄙、醜惡：骯髒交易 | 靈魂骯髒。78

兩個義項都是形容詞。我們覺得，把“污濁；骯髒”並列在一起有問題，主要是因為“污濁”既有形容詞義，又有名詞義。上面所舉例子，例（2）中的“鏖糟”應該是名詞義。其實，“鏖糟”應該再設一個義項：“< 名 > 汙物；髒東西。”除例（2）外，還有如：（4）吃娘打得哭哀哀，索性教郎夜夜來。汗衫累子鏖糟拼得洗，連底湖膠打弗開。（明 • 馮夢龍《山歌》卷 1）石汝杰、宮田一郎（2005：12）收“鏖糟”，義項有四，其②是“名詞”：“髒東西；垃圾。”例句即例（4）、例（2）。現代方言中“鏖糟”也有名詞義。如朱彰年等（1996：497）收“鏖糟”，義項有四，其①是：< 名 > 汙物；髒東西。例句除例（2）外，還有如“揩鏖糟”“鏖糟交關多”。湯珍珠等（1997：93）也收“鏖糟”，義項有四，其③是：灰塵；髒物；垃圾。如“衣裳鏖糟撣撣掉”“人裏鏖糟□ [tʻo] 渠掉”“該堆鏖糟掃掃掉”。六、“花子”的例句白維國（2015：2522-2523）收“花子”，義項有二：①婦女在臉上描繪或粘貼的花卉星月等裝飾性圖案。②乞丐。義項②的例子如：（1）油嘴花子，快出去。（《元曲選 • 張天師》第 2 折）（2）拿領席來卷上，鋪裏叫兩個花子來拉巴出去就是了。（清 • 西周生《醒世姻緣傳》第 80 回）（3）俺守著你，一夜不睡不害困，如同是花子拾了一定金。（《白雪遺音 • 又一見情人》）我們以為，所舉的《張天師》第二折不妥。我們查看了上下文，詳細的內容如：（4）（張千云）唗，油嘴花子，快出去。（打下）（陳世英云）太醫去了也。我想那桂花仙子好生失信。你當此一夜，只說報恩而來。今日弄的我一個身子，七死八活。仙子，你那裏是報恩，分明害殺小生也。（元 • 吳昌齡《張天師斷風花雪月》第 2 折）上例張千所罵“油嘴花子”的對像就是陳世英所說的“太醫”，既然是“太醫”，那他顯然就不可能是“乞丐”；因為前面詳盡描寫了這個“太醫”（即“淨”）誇張的言行，例如：（5）（淨云）快趕上去說與他，要生薑兩船，棗兒五擔，水要十桶，著他做一服兒吃。（張千云）怎麼吃得這許多？（6）（淨云）老哥，你不知道，與他紅丸兒則與紅丸兒，黑丸兒則與他黑丸兒。紅丸兒吃了是活藥，黑丸兒吃了是死藥。他都吃了，着他死又死不得，活又活不得。（7）（淨做見陳世英，拿包袱打科）（陳世英叫云）哎喲！（張千云）他是患子，你怎麼打他？（淨云）醫的醫的。打著他，還知疼痛哩。（淨做拿藥與陳世英吃科，云）你吃這藥。（陳世英云）這藥不好，我不吃。（淨云）這般好藥，你嫌不好。你不吃，我替你吃。（淨吃藥，做戰倒科）（張千做慌科，云）可怎麼了？（做扶淨起身科）（淨做蘇醒科，云）你這裏有紙筆麼？（張千云）要他何用？（淨云）趁我蘇醒著，傳與你這個方兒。7956 2020 年第 2 期 總第 5 期56

緊接着例（7）就是例（4），這裏張千罵“太醫”是“油嘴花子”，叫他“快出去”，並把他“打下”。因此，這裏的“花子”在張千眼裏應該是“騙子”而不是“乞丐”。再說“油嘴”應該是“騙子”所具有的特點。白維國（2010：1894）收“油嘴”，義項有四，分別是：①油腔滑調、善於戲謔的嘴巴或口才。②油腔滑調；戲謔或巧辯。③花言巧語的；油腔滑調的。④油腔滑調或善於口詞的人。白維國（2015：2522-2523）收“油嘴”，義項也有四，分別是：①指好吃貪喝的人。②說話油腔滑調；油腔滑調的嘴巴。③油腔滑調的人。④指信口亂說的人。以上可見，“油嘴”的主要特徵是“油腔滑調”。白維國（2015：2523）又收“油嘴滑舌”：“形容說話油滑輕浮。”並說：“按，同一意義也寫作‘油嘴拓舌’‘油嘴傝舌’‘油嘴油舌’‘遊嘴貧舌’。”白維國（2015：2523）又收“油嘴花唇”：“即‘油嘴滑舌’。”以上又可見，“油（遊）嘴 X 舌”的主要特徵是“油滑”。而這主要特徵又與“騙子”是吻合的。以上可見，白維國（2015：2522-2523）把例（1）中的“花子”解釋為“乞丐”是不對的。把例（1）中的“花子”解釋為“乞丐”並非是白維國（2015：2522-2523）的原創，而是來自於《漢語大詞典》。《漢語大詞典》收“花子”，義項有四：①指乞丐。②古時婦女貼、畫在面頰上的裝飾。③花草的種子。④方言。指棉花子。其中義項①“指乞丐”的例句就有例（1）。之所以誤認為例（1）中的“花子”是“指乞丐”，主要是因為，不清楚近代漢語中，“花子”有“騙子”義。魏業群、崔山佳（2014）認為“花子”除《漢語大詞典》所列的 4 個義項外，另外還有 3 個義項，分別為“騙子”“幫閒”“煙花”。並認為例（1）中的“花子”就是“騙子”義。參考文獻： 白維國主編 2010 《白話小說語言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白維國主編，江藍生、汪維輝副主編 2015 《近代漢語詞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崔山佳 1995 《三言》中的“數一數二＂，《辭書研究》第 6 期。崔山佳 2005 《近代漢語詞彙論稿》，成都：巴蜀書社。崔山佳 2007a 明清白話作品詞語稱謂語補義，《明清小說研究》第 2 期。崔山佳 2007b 《寧波方言詞語考釋》，成都：巴蜀書社。崔山佳 2007c “親娘＂也可指“未婚的青年女子＂，《現代語文》第 6 期。丁聲樹編錄，李 榮參訂 1981 《古今字音對照手冊》，北京：中華書局。李 鵬 2016 清代山西糧食流通路徑及成本分析，《當代經濟》第 13 期。石汝杰、[ 日 ] 宮田一郎主編 2005 《明清吳語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湯珍珠、陳忠敏、吳新賢編纂 1997 《寧波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王 濤等編著 1987 《中國成語大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魏業群、崔山佳 2014 “花子＂補義，《漢語史研究集刊》（第 18 輯），成都：巴蜀書社。吳士勳、王東明主編 1992 《宋元明清百部小說語詞大辭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徐之明 1996 釋“親娘＂，《辭書研究》第 5 期。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 2016 《現代漢語詞典》（第 7 版），北京：商務印書館。朱恒夫主編 2013 《後六十種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朱彰年、薛恭穆、汪維輝、周志鋒編著 1996 《寧波方言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80

大數據背景下 < 澳門日報 > 與 < 北京日報 >標題中高頻名詞的差異研究 * On the differences of High-frequency nouns in Headlines in Macau Daily and Beijing Daily in the Context of Big Data◎ 沈威 / 華中師範大學語言與語言教育研究中心；白林倩 / 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提 要： 本文利用網絡爬蟲抓取了《澳門日報》和《北京日報》各半年（2019 年 1 月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的報刊標題。通過分詞、校驗、篩選和統計分析，對兩種報刊標題中高頻名詞的出現頻次、內容來源和構詞特點等方面進行了考察，得出了二者在使用上的差異性特徵。關鍵詞：大數據 澳門 北京 差異研究Key words: Big Data, Macau, Beijing, differences * 基金项目：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青年项目“篇章視域下類指表達的句法語義互動研究＂（編號：17YJC740115）；國家語委“十三五＂科研規劃项目“我國中小學生寫作能力評價及教學策略研究＂（編號：ZDI135-48）的研究成果。澳門的語言很有特點。一方面受到葡萄牙語、英語、日語的影響，另一方面又受到了粵語和普通話的影響，這一系列因素使得澳門形成了特殊的多語現象。其中，澳門多語現象中的澳門中文又尤為特殊，這是因為澳門的中文一方面受到了粵方言的影響，另一方面，又受到了自身所處的社會形態的影響。這幾個方面的因素8156 2020 年第 2 期 總第 5 期56

造成了澳門中文既與內地中文有所不同，又與同屬粵方言區的廣州話、香港話有所區別。內地報刊和澳門報刊的標題在內地中文與澳門中文中又極具特色，覃業位、徐杰（2016）稱之為語言特區現象。本文打算以《澳門日報》與《北京日報》各半年（2019 年 1 月 1 日 -2019年 6 月 30 日）的真實語料為基礎，從出現頻次、內容來源和構詞特點等角度來談談兩種報刊標題中高頻名詞的差異性特徵。1、兩種報刊標題的詞頻對比分析為了對《澳門日報》和《北京日報》兩種報刊中的詞彙進行詞頻對比分析，首先，我們利用網絡爬蟲分別抓取《澳門日報》和《北京日報》各半年（2019 年 1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的報刊標題。其次，對這些標題進行分詞和人工校正。接著，對分詞後的標題進行詞頻的統計分析。兩種報刊標題的詳細情況如表 1 所示：表 1 兩種報刊的標題資訊對照表標題數量出現詞總數平均詞頻名詞個數名詞佔比《澳門日報》 31375 個 25524 個 7.34 次 13974 個 54.7%《北京日報》 12173 個 16030 個 5.56 次 8076 個 50.4% 從表 1 可以看出，《澳門日報》半年的標題有31375 個，而《北京日報》只有 12173 個，《澳門日報》在數量上要遠多於《北京日報》。《澳門日報》一共出現了 25524 個詞，平均每個詞出現了 7.34 次，《北京日報》一共出現了 16030 個詞，平均每個詞出現了 5.56次。在《澳門日報》出現的 25524 個詞裏，有 13974 個都是名詞，名詞佔比為 54.7%。在《北京日報》出現的16030 個詞裏，有 8076 個名詞，名詞佔比為 50.4%。兩種報刊中的名詞所佔的比例都超過了 50%。2、兩種報刊高頻名詞的出現頻次《北京日報》共出現了 8076 個名詞，限於篇幅，我們僅列出了前 50 個高頻名詞的出現頻次以及排列次序。具體的情況請見表 2：表 2 《北京日報》頻次 top50 名詞表序號 詞語 次數 序號 詞語 次數 序號 詞語 次數1 北京 659 18 國 124 35 品質 862 中國 427 19 國家 120 36 精神 843 人 318 19 首都 120 37 亞洲 834 習近平 247 21 區 113 38 市場 815 新聞 218 22 公園 112 39 居民 796 會議 183 23 經濟 109 40 園 787 時代 177 24 人民 108 41 項目 758 市 160 25 車 107 42 一帶一路 739 全國 159 26 國際 106 42 生態 7310 文化 151 27 美國 105 42 文明 7310 圖片 151 28 總統 99 42 冬奧 7312 企業 148 29 黨 95 46 群眾 7213 中心 146 29 城 95 47 社區 7014 城市 143 29 環境 95 48 全球 6915 線 136 29 問題 95 49 房 6916 路 133 33 科技 93 50 主席 6817 世界 126 34 社會 9182

對表 2 中的高頻名詞所做的詞雲圖如圖 1 所示：圖 1 《北京日報》標題高頻名詞詞雲圖《澳門日報》共出現了 13974 個名詞，限於篇幅，我們僅列出了前 50 個高頻名詞的出現次數以及排列次序。具體的情況請見表 3：表 3 《澳門日報》頻次 top50 名詞表序號 詞語 次數 序號 詞語 次數 序號 詞語 次數1 人 866 18 華為 166 35 計畫 1242 灣區 544 19 警 158 36 校 1243 澳門 465 20 委員 154 37 論壇 1204 港 373 21 學生 149 38 力 1195 新聞 276 22 馬 146 39 政協 1176 小語 238 23 客 144 40 澳大 1177 中國 224 24 習 142 41 海 1168 國際 207 25 政府 139 42 帶路 1129 經濟 205 26 珠 138 43 周 11110 青年 204 27 月 131 44 旅客 10510 車 204 27 世界 131 45 委 [1] 10212 區 186 29 兩岸 129 45 城市 10113 文化 183 30 台 128 47 協議 9914 案 178 31 大灣區 127 47 全球 9915 法 175 32 特朗普 127 49 國家 9616 國 171 33 路 126 49 機場 9617 城 168 34 中心 125對表 3 中的高頻名詞所做的詞雲圖如圖 2 所示：圖 2 《澳門日報》標題高頻名詞詞雲圖3、兩種報刊高頻名詞的對比分析 從表 2 和表 3 可以看出兩種報刊的前 50 個高頻名詞中有 14 個完全一致，2 個在表述上有所區別，有 34個不一致。兩種報刊中重合的高頻詞的具體情況請見表4：表 4 兩種報刊標題中重合的高頻詞表序號 詞語 序號 詞語 序號 詞語 序號 詞語1 中國 5 文化 9 國 13 車2 人 6 中心 10 國家 14 城3 習近平 / 習 7 城市 11 區 15 一帶一路 / 帶路4 新聞 8 世界 12 經濟 16 全球表 4 中列舉的 16 個詞是兩種報刊排名前 50 名的名詞所共有的，其中有 14 個名詞的表述兩種報刊完全一致，有 2 個名詞所指內容一致，但是在表述上存在差異。表述上存在差異的名詞有“習近平 / 習”和“一帶一路 / 帶路”，其中《北京日報》標題中對習近平總書記的稱呼為“習近平”，《澳門日報》對習近平總書記的稱呼為“習”。8356 2020 年第 2 期 總第 5 期56

兩種報刊中前 50 個高頻名詞中不相同的高頻詞的詳細情況請見表 5：表 5 兩種報刊標題中不重合的高頻詞表序號北京日報澳門日報序號北京日報澳門日報序號北京日報澳門日報1 北京 灣區 13 國際 馬 25 居民 論壇2 會議 澳門 14 美國 客 26 園 力3 時代 港 15 總統 政府 27 項目 政協4 市 小語 16 黨 珠 28 生態 澳大5 全國 國際 17 環境 月 29 文明 海6 圖片 青年 18 問題 兩岸 30 冬奧 周7 企業 案 19 科技 台 31 群眾 旅客8 線 法 20 社會 大灣區 32 社區 委9 路 華為 21 品質 特朗普 33 房 協議10 首都 警 22 精神 路 34 主席 機場11 公園 委員 23 亞洲 計畫12 人民 學生 24 市場 校表 5 中展示的詞語是兩種報刊的高頻前 50 個名詞中不重合的詞語。若將兩種報刊的高頻詞從前 50 個擴展到前 100 個或 200 個甚至更多，表 4 和表 5 中的資料則會發生相應的變化。限於篇幅，本文表 2 和表 3 只列舉了兩種報刊高頻 top50 的名詞。下文在對比分析時會用到但不局限於表 2 與表 3 中的資料。3.1、內容來源的對比從表 4 和表 5 可以看出，內地的《北京日報》和澳門的《澳門日報》最高頻的前 50 個名詞中有重合的詞語，也有不重合的詞語，下面將從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對《北京日報》和《澳門日報》的高頻名詞進行對比分析。為了簡化起見，本文中的例子來自《澳門日報》的標注為“澳”，來自《北京日報》的標注為“北”，不再贅述。3.1.1、政治方面政治方面的詞彙主要集中體現在党和國家領導人的姓名、國家名稱、各政府機構和官職的專有名稱，各社會團體的專有名稱，政府制定的特定方針與政策。內地和澳門在政治上的高頻詞彙有同有異，與中國對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的是“一國兩制”的方針是分不開的。內地與澳門在政治上的相同或者相異的地方在報刊的高頻名詞上都有所體現。從表 4 可知，內地和澳門在政治方面重合的高頻詞彙有 “中國”、“一帶一路 / 帶路”、“習近平 / 習”等。請看具體的例子：例（1）中國統一為世界帶來機遇（澳 2019.1.3）例（2）金正恩對中國進行訪問（北 2019.1.9）例（3） 華 歡 迎 更 多 國 家 共 建“ 帶 路＂（ 澳2019.3.22）例（4）共建“一帶一路＂中方從不強加於人（北2019.2.13）例（5）習訪意具三重示範意義（澳 2019.3.24）例（6）習近平會見沙烏地阿拉伯王國王儲穆罕默德（北 2019.2.23）例（1）和例（2）、例（3）和例（4）、例（5）和例（6）中加下劃線對詞語分別是兩種報刊對同一政治術語對稱呼。也有很多詞彙表現出兩者在政治上的不同，比如84

“議員”、“特首”、“氹促會”等詞語是澳門特有的詞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國家級貧苦縣”、“國家發改委”等詞語是內地特有的詞彙。請看例子：例（7） 議 員 倡 申 報 非 澳 人 配 偶 資 產（ 澳2019.4.17）例（8） 特 首 赴 維 園 機 場 為 前 線 打 氣（ 澳2019.2.6）例（9） 氹 促 會 冀 警 駐 治 安 黑 點 增 阻 嚇（ 澳2019.1.29）例（10）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召開會議（北2019.1.8）例（11）遠端醫療覆蓋國家級貧困縣縣醫院（北2019.2.14）例（12）國家發改委：互聯網行業未現裁員潮（北2019.1.23）例（7）- 例（9）中加下劃線的詞語是澳門特有的政治詞彙、例（10）- 例（12）加下劃線的詞語是內地特有的政治術語。3.1.2、經濟方面中國自改革開放後，內地的經濟早已與世界接軌。澳門特別行政區作為中國的一部分，與內地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在經濟上相通的地方很多，比如在製造業、服務業、旅遊業等方面。然而澳門作為特別行政區，也有自己獨特的經濟術語，比如澳門的博彩業非常發達，博彩業方面的詞彙就獨具特色。表 4 中 top50 的詞語中，經濟相關的高頻名詞有”經濟“一詞。上文提到過，若是考察物件擴充到top100、top200、top300，那麼內地和澳門重合的高頻詞會更多。請看例子：例（13）經濟大潮淹沒傳統店號（澳 2019.3.24）例（14）力戒經濟政策執行中的形式主義（北2019.1.28）例（15）九成六打工仔 花紅薪酬定去留（澳2019.1.15）例（16）東城設獎金吸引優秀文化企業（北2019.4.23）例（13）和例（14）所指相同，用到的詞彙也相同都是“經濟”。例（15）和例（16）所指相同，但是用詞不同，澳門用的是“花紅”，內地用的是“獎金”。內地和澳門在經濟方面有顯著差異的詞彙有“博彩業”、“馬”、“集體經濟”等。請看例子：例（17）上季末博彩業雇員薪酬按年升 3.5%（澳2019.3.8）例（18） 週 六 賀 歲 馬 入 場 抽 獎 派 利 市（ 澳2019.2.14）例（19）小崗村集體經濟年收入首破千萬（北2019.2.26）前兩例中的“博彩業”、“賀歲馬”是澳門特有的經濟術語，後一例中的“集體經濟”是內地特有的經濟術語。3.1.3、文化方面文化既包括物質文化，又包括精神文化、制度文化。澳門和內地在文化方面既有共同點，又有不同之處。表 4 中，內地和澳門的前 50 個高頻名詞中相同的名詞都有“文化”一詞。澳門文化和內地文化總體來說在物質文化層面差異小一些，在制度文化方面的差異其次，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差異最大。8556 2020 年第 2 期 總第 5 期56

表 5 中，內地和澳門的前 50 個高頻名詞中不同的名詞中，澳門詞彙有“法”，內地詞彙的有“精神”、“生態”、“文明”等。請看例子：內地和澳門具有相同或相近文化內涵的例子請見下面兩例：例（20） 文 化 傳 播 大 使 招 募 反 應 佳（ 澳2019.3.13）例（21）推進文創品開發 助文化活起來（北2019.3.24）這兩例中的“文化”都指包含物質文化在內的所有文化，包含物質文化的“文化”內涵對內地和澳門而言差異較小。澳門和內地在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差異較大，這方面的詞語不僅有不同的文化內涵，在使用的頻次上內地和澳門也各有傾向性。請看例子：例（22）一常會：澳仲裁立法迫切（澳 2019.1.5）例（23）崔世平料補充條文保港澳利益（澳2019.3.11）例（24）人人都是雷鋒精神的種子（北 2019.3.5）例（25）保持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定力 守護好祖國北疆這道亮麗風景線（北 2019.3.6）前兩例中的“仲裁立法”中的“法”、“補充條文”中的“條文”都是屬於制度文化的內容，在澳門報刊中出現的頻次更多。後兩例中的“雷鋒精神”、“生態文明”是屬於精神文明的內容，在內地報刊中出現的頻次更多。3.1.4、其他方面在其他方面，內地和澳門標題中的高頻名詞也既存在共性，也存在差異。比如從表 4 和表 5 可以看到相同的高頻詞有：“人”、“區”、“城”、“車”等。在使用傾向上存在差異的高頻詞《北京日報》有：“北京”、“房”、“全國”、“社會”等，《澳門日報》有：“灣區”、“澳門”、“大灣區”、“澳大”等。請看例子：例（26）躁母推女致傷警控傷人（澳 2019.3.16）例（27）湖南常長高速客車起火事故致26人死亡（北2019.3.24）前兩例中，“人”的內涵，澳門和內地並無區別。有時，一些名詞在內地和澳門的使用頻次有使用的傾向性，比如“大灣區”、“北京”。請看例子：例（28） 斜 杠 青 年 促 大 灣 區 多 元 發 展（ 澳2019.4.29）例（29）5 月 北 京 二 手 房 價 環 比 未 漲（ 北2019.6.19）前一例的“大灣區”屬於澳門頻繁使用的高頻名詞，在澳門出現的頻次更為常見。後一例的“北京”在內地屬於高頻使用的名詞，在內地的出現頻次更多。3.2、構詞特點的對比3.2.1、澳門詞彙和內地詞彙的構詞方式基本相同但也有區別澳門詞彙和內地詞彙的構詞方式大體相同。具體來說，如果是單純詞則直接由構詞語素獨立成詞。如果是合成詞則由語素和語素通過主謂、動賓、動補、並列、偏正等手段組合而成。但是，也存在以下兩點不同：（1）內地詞彙中的不自由語素或者半自由語素在澳門詞彙中往往可以獨立成詞。常見的有：“警”、“窗”、“院”等。請看例子：86

例（30）警巡賭廳揭放數拘三男（澳 2019.4.22）例（31）酒店墮窗擊斃女遊客（澳 2019.1.22）例（32）懲教所四犯打鬥一送院（澳 2019.3.8）這三例中的“警”、“窗”、“院”都獨立使用成詞了。而在現代漢語普通話中“警”、“窗”、“院”均為不成詞語素，如果要正常使用需改為“員警”、“窗戶”、“醫院”。（2）澳門詞彙的構詞語素有一些來自古漢語和粵方言，其在澳門詞彙中的構詞能力要遠遠大於在內地詞彙中的構詞能力。如來自古漢語中的“坊”和“漢”可以分別構成“坊會”、“坊眾”、“坊校”、“華漢”、“內地漢”、“台漢”、“越漢”等。在內地詞彙中“坊”和“漢”儘管可以作為構詞語素構成詞語，如“工作坊”、“醉漢”、“懶漢”，但是其構詞能力遠不如在澳門澳門詞彙中的構詞能力。請看例子：例（33）坊會冀公佈優化資訊（澳 2019.1.6）例（34） 坊 校 籲 善 用 保 送 額 融 入 灣 區（ 澳2019.1.13）例（35）華漢在瑞士被捅殺（澳 2019.1.9）例（36）台漢疑不滿追數斬死債主（澳 2019.6.24）前兩例中的“坊”和後兩例中的“漢”作為成詞語素構成的詞在內地詞彙中就不大能使用。3.2.2、從詞語的縮略現象來看，澳門詞彙的縮略程度要遠多過內地詞彙澳門詞彙的縮略現象非常普遍。具體來說，如果一個事物的全稱當做一個完形，對這個完形進行縮略時，澳門詞彙的縮略程度要遠多過內地詞彙的縮略程度，可以說澳門人的形象思維比內地人更發達。有時，即便澳門詞彙和內地詞彙的縮略程度相同，在縮略形式上也會有所不同。請看例子：例（37）阿婦錘殺男友藏屍衣櫃（澳 2019.2.25）例（38）家協會搭建展能藝術平臺（澳 2019.1.14）例（39）滾油潑妻案初院開審（澳 2019.6.18）前一例中的“阿婦”為“阿根廷婦女”的縮略。中間一例中的“家協會”為“弱智人士家長協進會”的縮略。後一例中的“初院”為“初級法院”的縮略。這三例中的縮略詞在內地中文中通常不進行縮略。有時，有的詞語在澳門詞彙和內地詞彙中都能縮略，而且縮略程度相當時，兩者的縮略方式有所區別。請看例子：例（40）屏東爆禽疫殺鴨六千五（澳 2019.1.22）例（41）中銀推出銀葵醫院網約服務（澳 2019.6.18）前一例中的“禽疫”為“禽流感疫情”的縮略形式。後一例“中銀”為“中國銀行”的“縮略形式”。這兩例在內地中文的縮略形式為“禽流感”和“中行”。3.2.3、從構詞角度看，澳門詞彙中利用共同構詞語素構成的詞族的數量要多過內地由共同的構詞語素構成詞族的現象在澳門詞彙和內地詞彙中都存在，但是在澳門詞彙中詞族的現象更為常見，且詞族的構詞能力更為強大。比如“客”在澳門詞彙中可以構成“賭客”、“團客”、“內地客”、“食客”、“宿客”、“重遊客”、“國際客”、“租客”、“政客”、“華客”、“陸客”等。其構成詞族的能力明顯大過在內地中文裏構成詞族的能力。再比如“手”也是如此，“手”在澳門詞彙中可以構成“槍手”、“刀手”、“跑手”、“ 職棒手”、“鼓手”、“樂手”、“歌手”、“機械手”、“鹹豬手”、“推手”、“車手”、“高手”、“好手”、“扒手”。請看例子：8756 2020 年第 2 期 總第 5 期56

例（42）新增酒店供應 助破宿客增長瓶頸（澳2019.1.6）例（43）蔡抹黑陸客線民抱不平（澳 2019.1.11）例（44）男子尖沙咀中伏三刀手逃（澳 2019.4.22）例（45）Becky 宣佈嫁前職棒手（澳 2019.2.15）前兩例中的“宿客”、“陸客”是由“客”構成的詞族成員。後兩例中的“刀手”、“ 職棒手”是由“手”構成的詞族成員。儘管“客”和“手”在內地詞彙中也能構成詞族，但是其構成詞族的能力顯然不如在澳門詞彙中的構詞能力。3.2.4、從構詞的音節數來看，澳門單音節的詞數量要多於內地的單音節詞的數量從表 2 和表 3 可以得出，高頻 top50 名詞中，《北京日報》的單音節詞有 11 個，所佔的比例為 22%。《澳門日報》的單音節詞有 21 個，所佔的比例為 42%。從樣本比例來看，《澳門日報》的單音節詞所佔的比例要高於《北京日報》中單音節詞的比例。為了驗證這個結果是否可推廣，為此，我們對兩種報刊中高頻top50 的詞進一步做假設檢驗，先做正態性假設檢驗，兩組資料的正態性假設檢驗如表 6 所示：表 6 正態性檢驗表柯爾莫戈洛夫 - 斯米諾夫 a 夏皮洛 - 威爾克group 統計 自由度 顯著性 統計 自由度 顯著性number北京日報 .395 50 .000 .637 50 .000澳門日報 .380 50 .000 .627 50 .000a. 裏利氏顯著性修正由於兩種檢驗結果的 p 值均小於 0.05 可知，《澳門日報》和《北京日報》的高頻名詞的音節數的分佈並不符合正態分佈，不能做獨立樣本 t 檢驗，我們只能進一步做兩獨立樣本的非參數檢驗——Mann-Whitney U檢驗，驗結果如表 7 和表 8 所示：表 7 檢驗統計表 anumber曼 - 惠特尼 U 971.000威爾科克森 W 2246.000Z -2.333漸近顯著性（雙尾） .020a. 分組變量：group 表 8 兩種報刊同頻詞的秩表group 個案數 秩平均值 秩的總和number北京日報 50 56.08 2804.00澳門日報 50 44.92 2246.00總計 100 從表 7 可知，U 檢驗的 p=0.02<0.05，可知，兩種報刊的高頻名詞在音節上有顯著性的差異。由表 8可知，《北京日報》高頻名詞音節數的秩平均值（56.08）>《澳門日報》高頻名詞音節數的秩平均值（44.92），從而可以得出《北京日報》高頻名詞的平均音節數的確要比《澳門日報》高頻名詞的平均音節數要多一些。4、結語本文試圖通過實證研究得出澳門與內地兩種主流報刊——《澳門日報》和《北京日報》標題中高頻名詞88

的使用差異。首先，通過網絡爬蟲抓取了兩種報刊各半年（2019.1.1-2019.6.30）的標題，接著，通過分詞、校驗和篩選，得到了兩種報刊的高頻名詞表。之後，對這兩組高頻名詞從出現頻次、內容來源和構詞特點等方面進行了考察。研究結果表明：《澳門日報》和《北京日報》標題中的高頻名詞在內容來源和構詞特點上均存在較為明顯的差異。其中，內容來源的不同與兩地的意識形態、政策方針的不同存在關聯，構詞特點的不同與普通話和粵語在語音系統、詞彙系統的相對對立存在關聯。註 釋： [1] 《澳門日報》標題中大量出現的“委＂單獨成詞時指的是“委內瑞拉＂。如：“委批蓬佩奧邊境｀做秀＇＂“首批人道援助物資抵委＂等。參考文獻： 田小琳 2007 規範詞語、社區詞語、方言詞語，《修辭學習》第 1 期。田小琳 2008 港式中文及其特點，《暨南大學華文學院學報》第 3 期。田小琳 馬毛鵬 2015 港式中文詞類現象舉隅，《漢語學報》第 1 期。程祥徽 2001 回顧與前瞻：澳門的漢語風格研究，《浙江樹人大學學報》第 2 期。周 荐 2012 從“語聯網＂想到的澳門社會的語言服務問題，《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 期。覃業位 徐杰 2016 澳門的語言運用與澳門青年對不同語言的認同差異，《語言戰略研究》第 1 期。姚雙雲 黃翊 2014 澳門與內地新聞語篇詞彙差異的計量研究，《語言文字應用》第 2 期。魏慧萍 2020 澳門特有詞語的社會認知與使用走向，《語言戰略研究》2020 年第 2 期。張媛媛 張斌華 2016 語言景觀中的澳門多語狀況，《語言文字應用》第 1 期。 8956 2020 年第 2 期 總第 5 期56

普遍語法理論植根於漢語泥土的創新發展與解釋實踐 * ——《格位理論的發展及其解釋力研究》評介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Case Theory and Its Explanatory Power◎ 張磊 1、劉望冬 21. 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 2. 華中師範大學語言與語言教育研究中心提 要： 《格位理論的發展及其解釋力研究》一書重點運用“擴充的格位理論”並嘗試提出較具解釋力的“格位釋放序列原則”，與“題元理論”“控制理論”等結合起來深入發掘漢語事實，將相關句式繫聯起來通過跨語言比較進行統一考察，重新審視。該書反映了作者對格位理論這個重要理論問題所進行的創新探索和解釋實踐，其強烈的問題意識、濃厚的理論創新色彩和一以貫之的求簡主義精神值得學界給與充分關注。關鍵詞：普遍語法 格位理論 理論創新Key words: Universal Grammar, Case Theory, theoretical innovation * 本研究得到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生成語法的漢語研究與新時代漢語語法理論創新＂成果（項目編號：18ZDA291）的資助。匿名審稿專家和《澳門語言學刊》編輯部對本文提出了寶貴的修改建議，謹此致以誠摯的謝意！尚存謬誤，概由筆者負責。90

一、引言實現理論創新與事實發掘的良性互動，是包括語言研究在內所有科學研究走向深入的永恆主題。自上世紀六十年代普遍語法理論傳入中國始，中國語言學界就在不斷探索如何運用普遍語法理論深入發掘漢語事實，以及如何立足漢語事實推動普遍語法理論的創新發展。就目前的情況來看，理論的引進與應用方面取得了極大的成就，成果斐然，但理論的發展和創新方面略顯薄弱，尚有比較大的進取空間。我們十分欣喜地看到楊西彬博士的《格位理論的發展及其解釋力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20）問世，這是作者在其博士論文基礎上幾經修改而完成的一部著作。該書在充分繼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一方面重視語言事實的深入挖掘，對學界廣泛關注的保留賓語句、體詞謂語句、連動句和兼語句等在普遍語法的理論框架下繫聯起來統一考察，重新審視；另一方面着力於理論的創新發展與解釋實踐，重點運用“擴充的格位理論（The Generalized Case Filter）”“格位釋放序列原則”並結合題元理論、控制理論等深入揭示一系列句式的生成機制。該書具有強烈的問題意識和濃厚的理論創新色彩，在努力推動普遍語法理論發展的同時也展現了普遍語法求簡主義的獨特魅力。現就該書進行簡要評介。二、內容簡述《格位理論的發展及其解釋力研究》全書分七章，主體部分為二至六章。其中第二章可視為第一部分，而三至六章可視為第二部分。如果說第二章是對“格位理論”宏觀的梳理和介紹，那麼三至六章則是微觀的分析和考察，二者相輔相成，渾然一體。具體如下：第一章“緒論”。提出選題緣由和研究對象，以及本書的理論背景和研究意義。第二章“‘格’理論的來龍去脈”。本章全面梳理了“格”理論的發展脈絡，明確“擴充的格位理論”形成的理論背景。作者首先指出“格”是漢語學界最早接觸並熟悉起來的概念之一，但是不同的時代、不同階段及不同語法體系中，“格”的含義並不相同。“格”理論隨著語言事實的分析而產生，並隨著語言事實的深入發掘而一直不斷發展演進。在語言學研究史上，“格”理論有三種含義，即“形態格”“語義格”和“句法格”。“格”的概念最初是指形態格，傳統語法學家用“格”來識別詞與詞之間的句法關係。後來美國語言學家 Fillmore 拋棄了詞的形態變化，而從深層結構中的句法語義關係著手，在生成語法的總框架內設計出了格語法（Case grammar），所關注的是語義格。之後喬姆斯基模仿自然語言的格標記系統，對“格”及其句法功能加以抽象昇華，假設所有名詞性成分在句中必須都有“格位”，這樣一來，“格”就變成了句法格，並形成了影響較大的“格位理論”。隨著研究的深入，徐杰（Xu，1993）研究指出，格位過濾器是對格位接受者（Case assignees）單向的約束限制，而對格位指派者（Case assigners）沒有提出任何規定和限制，因此提出了“擴充的格位理論”。通過細緻梳理“格”理論的發展脈絡，作者認為，“擴充的格位理論”將“格位指派者”分為“必選型格位指派者”和“可選型格位指派者”有著很重要的意義，無論在理論自洽性還是理論解釋力上，都9156 2020 年第 2 期 總第 5 期56

是格位理論的重大發展。第三章“擴充的格位理論與保留賓語句”。本章首先分兩個階段全面梳理了 20 世紀 50 年代以來學界對“保留賓語句”和“領主屬賓句”的研究成果，細緻分析了“領有名詞提升移位說”“格位傳遞說”“特徵核查說”“論元增容說”“糅合說”“話題說”和“小句合並說”等分析方案的優缺之處，在此基礎上運用“擴充的格位理論”作出全新的解釋。具體說來，作者首先分析了相關名詞間的語義關係以及“的”對相關結構的影響，接著指出保留賓語句與其近義結構的深層結構並不相同，如“王冕的父親死 / 被殺了”與“王冕死 / 被殺了父親”的深層結構應分別為“死 / 被殺了王冕的父親”與“死 / 被殺了王冕父親”。相應的，作者主張兩類句式應該分開處理。其中，“王冕的父親死 / 被殺了”一類句式的生成方式比較簡單，名詞短語“王冕的父親”受“格驅動”整體移位至句首，獲得句子中心指派的主格直接生成；“王冕死 / 被殺了父親”一類句式的生成則分為三步：第一步，“王冕”受“話題化”的作用前移至句首 [spec IP1]；第二步，“父親”受“格驅動”移位至嫁接的 [spec IP2]，生成中間狀態句“王冕父親死 / 被殺了”，“王冕”和“父親”都得到了不同層級的句子中心授予的主格；第三步，“父親”由於語用（為了使句首成分得到凸顯）的原因，右向漂移（scrambling）至句末生成“王冕死 / 被殺了父親”。概言之，本章以“擴充的格位理論”為視角，試圖更好地解決“的”字隱現、保留賓語和句首名詞的格位、兩名詞短語間領屬關係的確定等一系列問題。第四章“擴充的格位理論與體詞謂語句”。本章總結學界關於“體詞性謂語句”的研究，基於“擴充的格位理論”將非賓格動詞現象和非賓格形容詞現象繫聯起來統一解釋。首先，作者提出將現代漢語中形名結構做謂語的句式視為“體詞謂語句”是不合適的，是誤把線性序列上的臨近關係等同於句子真實的結構關係。因為這一定性無法解釋它與其它格式的相關性及句末名詞成分的格位問題，也不能解釋該句式同多數體詞謂語句的差異問題。作者接著從修飾語與中心語的地位、短語層面與句子層面的區分、重音的差異等三個方面力圖證明該結構的謂語中心語是形容詞本身。本章進一步考察認為，現代漢語所謂的“體詞謂語句”（如“這棵樹大葉子”）與“保留賓語句”（如“王冕死了父親”）有著一系列的共同特點，這包括：（1）句末 NP 相對自由，可出現在謂詞前後；（2）謂詞前後兩個 NP 的關係所受到的限制一樣；（3）句末NP的格位問題需要解釋；（4）兩者同義句式的結構也一樣。作者據此建議將此類句式稱為“形容詞謂語句”更為準確，進而主張這種句式同“保留賓語句”均為非賓格句法現象，不僅都有相同的深層結構，而且都經歷了相同的推導過程，即領有名詞性成分受話題化驅動移位至句首，隸屬 NP 受格位驅動移位至謂詞前，兩者分別都得到了不同層級的句子中心指派的主格格位，隸屬名詞受語用因素的影響攜帶主格漂移至句末。第五章“擴充的格位理論與連動句”。本章全面梳理了學界關於連動句的研究現狀，對存在的各種爭議問題，比如名稱選用、範圍大小、存廢之爭、謂語數量問題等進行逐一分析。作者首先結合語言事實對連動句進行重新界定：主張連動句是由兩個或者兩個以上可獨立做謂語的動詞連用，動作之間前後相承，表示前後相繼行為的單句；前後謂項之間不能有停頓、標點、關聯92

詞語以及類似於複句之間的邏輯關係；各謂項既可以陳述同一個主語，也可以陳述不同的主語。接著本章提出了“格位釋放序列原則”，即類型相同序列靠前的中心語可以釋放格位，序列靠後的中心語不能釋放格位。作者認為“格位釋放序列原則”不僅可以解釋連動結構中主語共用現象，還可以解釋該結構賓語共用現象。本章基於“擴充的格位理論”對連動句作了統一處理，詳細分析了連動句的句法結構，並解釋了現代漢語與其它語言連動結構得以存在的原因。在作者看來，所謂“連動”只是表面上看起來動詞連用但實際是動詞間存在空語類（PRO）所造成的假象。本章最後結合跨語言事實詳盡分析了不同語言中連動句的異同，並結合相關原則進行了較為合理的分析。作者指出，漢語與其它語言的共性在於它們都遵循“格位釋放序列原則”，其差異在於漢語類語言沒有弱特徵標記，而英語類語言序列靠後的中心語所表現出來的弱特徵有形態標記，如不定式標記“to”和動名詞標記“-ing”等。第六章“擴充的格位理論與兼語句”。本章回顧了學界關於兼語句的研究歷程，對該句式存在的各種爭議，比如名稱問題、範圍問題、存廢之爭、NP2 與VP1/VP2 的關係等問題逐一討論，並運用“擴充的格位理論”對相關現象進行重新審視。首先，在細緻比較結構主義、功能主義和形式主義等各學派對兼語句的處理方案後，作者從形式、語義以及功能三個方面重新界定了兼語句，主張兼語句是由兩個或者兩個以上表示相承動作關係的連續動詞結構，且結構中有“兼語”成分的句子。其次，作者研究認為所謂的“兼語”是一種假象，是結構中的空成分與其它結構的受事成分同指造成的表面現象，不足以獨立成類而應併入連動句。最後，本章對比了英漢兩種語言在“兼語句”上存在的異同並試圖作出解釋，提出它們都是“擴充的格位過濾器”和“格位釋放序列原則”共同作用的結果。具體說來：共性在於，漢語和英語都遵循格位釋放序列原則；差異在於，漢語的弱特徵是沒有詞彙形式的，而英語有詞彙表現形式，比如無時體特徵的小品詞“to”。第七章“結論及相關思考”。對全文進行總結，指出遺留問題，並就相關問題提出作者更進一步的思考。三、研究特色簡評“格位理論”是普遍語法理論中的核心理論，中外許多學者就此做過深入細緻的研究，成果較為豐碩。《格位理論的發展及其解釋力研究》一書正是在前人研究基礎上，重視理論的創新發展，將看似不相干的現象在“擴充的格位理論”視角下進行通盤考慮，並提出自己理論上的系列思考，努力對不少複雜問題實現分析上的簡化。此外，其討論不限於漢語，也同時涉及到世界上多種語言，這樣其結論就具有一定程度的類型學價值。總體來看，其研究特色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極為強烈的問題意識學術研究的根本動力在於問題，問題是學術創新的起點，也是學術發展的動力源。語言研究的首要目的是解決種種語言問題，這就要求研究者具有較強的問題意識。縱覽全書不難發現，極為強烈的問題意識貫穿始終。比如，關於“保留賓語句”及相關格式，作者提出一系列問題：（1）領有標記“的”字的隱現機制是9356 2020 年第 2 期 總第 5 期56

什麼？（2）同樣的深層結構（“死 /被殺了王冕的父親”）為何會產生整體移位（“王冕的父親死 / 被殺了”）和部分移位（“王冕死 / 被殺了父親”）兩種表層結構？（3）如何解釋英漢兩種語言在此類句式上表現出的種種差異？其次，關於“體詞謂語句”，作者提出：（1）能進入該結構的形容詞有多少？（2）句末名詞成分如何被授格？（3）為何該結構不能像其他體詞謂語句一樣補出動詞？此外，關於“連動句”，作者也在思考：（1）“連動句”的本質特點到底是什麼？（2）這些特點在現代漢語語法體系中佔有什麼地位？（3）如何解釋“連動”現象的存在？（4）連動句的範圍究竟有多大？如此等等。沒有真問題的學術不是好學術，沒有真思考的學者不是好學者。該書一系列問題的提出首先反映了作者的縝密思考。作者注意思考真問題，勇於挑戰疑難問題，並注意有所為有所不為。書中所論及的“保留賓語句”“連動句”“兼語句”等句式正是學界長期以來關注的重點和熱點問題，這些問題彼此之間互相牽連，有些問題更是涉及到漢語本質特點和普遍語法完善空間的討論。比如李亞非（2014）就曾指出，“連動式把象似性放到造句層面來表達，既把這個功能性的語言現象強行納入普遍語法的管轄範圍，也正好觸及普遍語法的薄弱之處”。作者慧眼獨具地將相關現象聯繫起來進行通盤考慮，統一處理，視角可謂獨特新穎。（二）頗為濃厚的理論創新色彩 眾所周知，問題終究是問題，再詳細的問題歸納也代替不了解釋。從事任何一項研究，不但要觀察充分，描寫充分，更重要的是要做到解釋充分。在作者看來，書中所討論者均為既有理論不能較好解釋的問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學界迄今對相關現象的認知難點，迫切需要新的理論對其進行重新審視。不難看出，作者不僅對相關語言事實觀察入微，而且較為熟悉“格位理論”發展的自然脈絡。作者充分瞭解到喬姆斯基經典格位理論的分析優勢與局限性，也正因如此，特別重視“擴充的格位理論”的理論價值和解釋力。作者在文中明確指出，“‘擴充的格位理論’無論是在邏輯的嚴密性上，在理論的合理性上，還是在對語言事實的概括和解釋能力上，都可以被認為是格位理論的重大發展。它不僅能解決經典的格位理論能解決的問題，還能解決經典的格位理論不能解決的問題。”基於此，全書重點運用該理論對一系列相關的語言現象進行統一處理和解釋，論述較為深刻，結論基本可靠。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在細緻研究的基礎上提出“格位釋放序列原則”，努力對相關空位成分進行創新解釋。總體來看，該書以普遍語法學者較少關注的漢語“特有語法現象”為切入點，努力對一系列複雜問題實現分析上的簡化，同時力求取得一定程度上的理論突破。暫不論其運用“擴充的格位理論”所進行的分析方案是否完美無缺，所提出的“格位釋放序列原則”究竟有多強的解釋力，這種理論勇氣和創新嘗試無疑是值得肯定和鼓勵的。事實與理論之間應該是一種良性互動關係。我國引進普遍語法理論對漢語的研究從無到有已持續了五十餘年，期間產生了大量研究成果，並逐步將漢語研究引94

向深入。不過正如徐杰（2001）所指出的，“引進應該是準確把握其實質精神，批判地，有選擇地運用其精彩思想處理漢語問題，並反過來借助漢語研究成果修正那些理論本身。”近年來，學界越來越重視本土語法理論的創建。但我們知道，理論的創建和完善永遠離不開事實的支撐，學界加強理論自信之外，唯有對語言事實進行扎扎實實的深入發掘方能找出可待開拓的理論空間。該書的討論正是一種有益嘗試。（三）一以貫之的求簡主義精神普遍語法學家一貫主張規範和約束整個語法系統運行方式的是跨越具體句法結構的，甚至跨越具體語言的那些具有普遍適用性的語法原則。他們認為，普遍語法學家的任務即是透過各種繁蕪複雜的語言現象去揭示那些淩駕於具體語言的“語法原則”，而這些語法原則應該是：簡單，明晰，有限！（徐杰，2001）該書不僅延續了普遍語法提倡的求簡主義精神，並將求簡主義的分析方案貫穿全書的每一個分析細節。與此同時，該書重視以類型學的眼光來審視漢語語法現象，努力使所得結論和觀點更具廣泛適用性。具體表現在：一方面“跳出漢語看漢語”，將漢語相關事實置於世界語言變異的大背景下進行審視；另一方面，其理論建構不僅僅著眼於漢語問題的解決，而是力圖包容和說明來自其它語言的事實。最為明顯的是，該書所考察語料較為豐富，不僅包括現代漢語普通話、方言（海鹽話、循化話等）及我國少數民族語言（彝語、藏語等）等語料，還大量聯繫英語、泰語、韓語、埃維語、洛格巴語等上十種外語進行比較考察。也正因如此，該書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較好地解決保留賓語句研究中存在的一些疑問，較為深入地揭示了“體詞謂語句”“連動句”的生成機制。普遍語法理論強調句法的核心運算系統必須高度概括而簡潔，因為只有這樣才符合人類使用語言的普遍規律，才能緩解並最終解釋自然語言的複雜性同兒童語言習得簡易性之間的深度矛盾。在作者看來，漢語的“保留賓語句”“連動句”“兼語句”等表面上看似違背了人類語言共同遵循的某些語法原則，比如題元準則、格位理論等，但實際上它們是“格位釋放序列原則”與其它語法原則協同作用的結果，在更深層次上彰顯了語法原則的普遍性。四、結論自普遍語法理論引入漢語研究以來，學界就一直在苦苦思索如何實現事實發掘與理論創新的良性互動，如何實現傳統語法研究與生成語法研究的有效融合。令人歡欣鼓舞的是，經過幾代學者半個多世紀的積極探索與卓越開拓，“生成語法研究在中國已經成熟，這一發展無疑會增強漢語句法研究在生成語法理論發展中的話語權，也會影響到漢語語法理論的創新”（石定栩，2018）。格位理論作為普遍語法理論中的一個重要理論模塊，是對名詞性成分進行研究時無法回避的一個理論工具。然而隨著研究走向深入，學界逐漸認識到傳統的格位理論雖然具有較強的解釋力，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9556 2020 年第 2 期 總第 5 期56

迫切需要新的討論來對格位理論及相關現象進行重新審視，將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高度。在這種背景下，《格位理論的發展及其解釋力研究》一書着力於理論的創新發展與解釋實踐，重點運用“擴充的格位理論”並嘗試提出較具解釋力的“格位釋放序列原則”，與題元理論、控制理論等結合起來深入發掘漢語事實，將相關句式繫聯起來統一考察重新審視。學術研究貴在推陳出新，而非墨守成規。作者對具體語料的分析是否完全準確，具體分析方案能否讓人完全信服，當然還有待學界展開更多的討論。作者在文末也坦言，尚有不少遺留問題還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不過，有一點不容置疑的是，該書反映了作者對格位理論這個重要理論問題所進行的創新探索和解釋實踐，其強烈的問題意識、濃厚的理論創新色彩和一以貫之的求簡主義精神值得學界給與充分關注。參考文獻： 李亞非 2014 《形式句法、相似性理論與漢語研究》，《中國語文》第 6 期。石定栩 2018 《生成語法研究在中國的發展》，《外語教學與研究》第 6 期。徐 杰 2001 《普遍語法原則與漢語語法現象》，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Xu，Jie（徐杰） 1993 An Infl Parameter and Its Consequences，Doctoral Dissertation，Maryland: University of Maryland at College Park.96

八年前，我懷著重新梳理粵語史的心願來到澳門，隨身攜帶的，是幾件衣物、一箱書籍以及歷年蒐集的漢語史料。初來時生活簡單，每日疲於生計之餘，就是貓在宿舍裏整理粵人所撰羅馬字資料，兩點一線，苦中作樂，倒也平淡。一次課餘，當時的一位澳科大領導約我和程祥徽先生到她的辦公室商議中文學科建設的事情，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這位慕名已久的老前輩。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聊完工作，程先生和我拉家常，知道我的專業是音韻學，近期打算重寫粵語史後很高興，問我對與澳門有關的漢語歷史的看法，我如實回答，抵澳後藉助網絡便利，蒐集了一些西人所記漢語文獻，但陋聞最早的西人所記漢語官話材料是來澳耶穌會士羅明堅、利瑪竇所撰的《葡漢辭典》和《賓主問答辭義》，可惜一直無緣得見，程先生聽後點頭，笑著說會有機會看到的，當時我並未在意。過了不久，我突然接到電話，說程先生約我到怹辦公室相見，我惴惴不安，如約而至。先生見我來，立即起身，雙手遞給我一部銅版紙印刷的精裝書，我翻開一看，正是尋找了多年的《葡漢辭典》，程先生告訴我，這部書是怹從熟人處借來的，供我研讀，希望我能儘早將其梳理清楚。我如獲至寶，愛不釋手，同時感慨萬分，是書甚重，標價要 500 葡幣，先生年近耄耋，輾轉背到學校很不容易，所以我把書好好收藏在辦公室文件櫃裏，自己又複印了一份，隨身攜帶，隨時研讀。幾周後，在一次我負責組織的全校學生徵文評審中，澳科大圖書館的戴龍基館長見我休息之餘還在看書，很感興趣，了解情況後請圖書館的同事查詢，告訴我整書複製不合澳門法律，該書圖書館有藏，可以任我使用。我不敢造次，將程先生的《葡漢辭典》仍舊鎻在辦公室，再將從圖書館借來的複本放在宿舍，這樣便於有空時研讀，直到後來中山大學李煒先生課題組需要該書，我打聽到到水坑尾的印務局門店還有數本出售，自己添置了一部後將書還給了程先生。在澳門教書的生活緊張而又無趣，每日裏雜務繁多，逐漸很少能在辦公室安心讀書了，只能零敲碎打地做一點劄記，同時整理十字門前真矚目——程祥徽先生記憶 ◎ 江右布衣 余頌輝9756 2020 年第 2 期 總第 5 期56

所獲及所知史料目錄，心裏很苦惱，但先生每次見到我，都鼓勵我慢慢適應，照樣與我聊學問，聊人生，他聽到我能隨口說出歷代來澳西洋人所著漢語文獻目錄就很高興，聽到我生活上的困難就不停勸慰。從此，我喊他程老師，他稱我頌輝，他每來辦公室，必找我聊天。我初到嶺南時，感覺粵語和客家話覃談有別，慢慢積累，到澳門後又找到一些史料記錄，恰好嚴修鴻兄發來他關於客家話覃談有別的論文初稿，希望我調整補充，在許多內地師友的幫助下，利用工作之餘，2011年末和 2012 年的絕大多數時間，我的主要研究精力都在之前的嶺南方言史上面，壓根沒有時間再去研讀《葡漢辭典》，程老師知道後也不生氣，只是告訴我在澳門折騰多，凡事只能一步一步來。2012 年秋，我大致有精力兼顧明代官話史的研究，精神稍微好轉，程老師似乎已經看出來，突然將一本澳門出版的《文化雜誌》送給我，這是 2012 年的夏季刊，除了三篇辛亥革命百年紀念特刊外，另一個專題是“傳教士與宗教文化”，共收錄了十篇文章，我如獲至寶，按圖索驥，逐漸積累起數量可觀的明代官話史料。當時澳門文化資源協會醞釀成立，程老師被推舉為會長，我忝列理事。協會成立後不久，程老師急著要我寫一份關於早期來澳耶穌會士所記明代官話的研究計劃，希望以協會的名義向澳門基金會提出資助申請，幾年之中，計劃改了幾稿，也多次通過協會秘書處提交，但都沒有下文，初時我們都以為是基金會不批，後來才了解到一個協會每年只能獲批澳門基金會的一次資助，負責協會外聯的主管自己有計劃，因此每份申請都未送出。程老師知道後苦笑，我卻毫不在意，自己閒時慢慢將一部分資料做成了數據庫。2013 年秋，我的同學胡海英從香港轉到澳科大任教，初來時教研室幾位同齡人都很高興，覺得隊伍壯大，應該很快會有新的發展。我們常去看程老師，和程老師一起討論在澳科大建設中文專業，在澳門開發語言文化資源的事情，準備大幹一場。可是國慶假期一過，教研室就被捲入了學校高層鬥爭的漩渦，我雖預感到問題的嚴重，但礙於情面沒有點破，海英和其他人卻已經暗暗開始找新的工作了，原來大家都不傻。程老師那時也看出我們情緒不對，就經常和我們談他的右派經歷，說到在青海苦難的細節，他總是一帶而過，一談到國家的命運，他眼睛裏突然放出光來，說國家建設得好大家才有希望，內地高校教師受尊重，生活和職位都有保障，做學問還是內地好。我和胡海英都非黨員，一直遊離於權力之外，海英又因為照顧家庭的需要在研究生期間就拿了單程香港身份，自然感覺得到這是真情流露。程老師早我們三十年輾轉港澳謀生，他翻著《面海三十年》的書稿，向我們講述自己的經歷，我們感同身受，默默不語。2014 年夏，小女出世，我也卸掉了肩上的行政職務，準備全身心投入明代官話史的研究，恰在此時，我所屬的通識教育部突然被拆解，膠著的高層鬥爭終於日漸明朗並有了大致的趨勢，大家都看得出來，這僅僅是開始，後期的變化恐怕會愈發精彩。同事們勸我也加入求職大軍，發給我大量港澳臺和新馬泰的招聘信息，我應過兩次景，都沒有下文，其實，我在和程老師交往的耳濡目染中早已打定主意加緊蒐集官話史和粵語史資料98

後回老家整理，這樣也方便照顧家庭，大家互相打著掩護，心照不宣。接下來的一年，程老師不僅每週到校都先跑到我的辦公室來看我，週末到珠海還要喊我出來吃飯，他早已看出了我的計劃，也在數著日子。這樣的生活過了大半年，我的文獻蒐集計劃接近收尾，同時也在慢慢處理一些個人物品，程老師找我更頻繁了，經常帶我到本島參加一些朋友的聚會，多少次在新口岸的人行道上，他邊走邊和我講自己年輕時的事，講王力先生對他的關懷，講他的哪位同學哪篇文章寫得如何好，講澳門的收入高，我在科大受到重用，其實應該好好珍惜，我若有感悟，默不作聲，他也不說下去，笑著看我。他從來不說知道我要走，卻時時希望能夠挽留住我。2015 年 6 月的最後一天，我在澳門做最後的交接程序，那天是星期二，程老師不需要到校，卻執意要來看我，中午在他家裏，他拉著我的手說非常不捨，並叮囑我先別急著離開廣東，他週末一定去珠海，約我再次見面。在珠海見完程老師和黃翊老師的第二天，我就離開了，胡海英幫我把行李送到珠海站廣場，我堅決不要他進站，回想幾天前的那個傍晚，跨出海關的神態是那麼輕鬆，但僅僅幾天後，在距海關咫尺之遙的車站，卻越發不捨，這一去也許再也不會回來，和以前的同事、朋友也許再沒有機會相見。我走後和一些老同事還有聯繫，他們告訴我工作和求職上的問題，請我參謀，我則不時請對方代為買點奶粉和紙尿片寄給我，許多外面寄到澳科大給我的私人郵件也承他們中轉到昌，胡海英和余思亮告訴我，剛開學那陣，程老師常會突然來到他們辦公室，在過道上站一會，又默默地走，不和別人多說話。我回鄉一年後，海英和雅雯相繼離開澳門，思亮忙著拿第二學位，我也很少知道程老師在學校的狀況了。回南昌後，孩子太小，住宿條件差，我們搬過三次家，很長時間我連電腦都很少開，有時通過微信和程老師聯繫，他每次第一句話就是非常想來南昌看我。這幾年，他主動給我在澳門聯繫過兩次工作，都是很不錯的職位，但我心裏想著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既定研究上，都沒有答應，程老師說，我一定不會回澳門了。2017年春，我到廣州出差，事先告訴程老師，問他星期六會不會到珠海，他表示當天晚上在澳門有活動必須參加，但如果我能在閉關前趕到珠海，他再晚也會過關來碰我。那天晚上我坐長途汽車到拱北，拖著箱子在水灣路徘徊，夜色下燈光昏暗，我十分擔心他們找不到我，黃翊老師突然開車停在我面前，程老師坐在後排一個勁朝我招手。我們在石花東路的一家餐館一起喝我帶來的四特酒，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十多個小時的相聚後又在拱北分別，大家依依不捨，依舊不知幾時能夠再見。今年年初，程老師告訴我澳門語言學會要籌備“澳門特區成立 20 年社會語言狀況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希望我參加，並發來會議邀請函的初稿要我斟酌修改。我當然知道程老師的意思，所以和家屬商量，要帶著孩子一起去給程老師伉儷看看。9 月 18 日晚上在澳科大季節餐廳見到程老師，他突然抓住我的手，当着众人的面不停念叨“你居然回澳科大了”“他居然回澳科大了”，我也五味雜陳，半天說不出話。9 月 19 日的會議吸引了整個大灣區的目光，澳科大的 N101 成了澳門社會名流雲集的殿堂，兩岸四地頂尖學者的到來，9956 2020 年第 2 期 總第 5 期56

都只為程祥徽先生在十字門前的召喚。大家很高興，程老師更高興。在澳門參會的日子過得飛快，孩子也高興，說程爺爺的眉毛很長，很慈祥，捨不得離開，那天晚上，會議群裏此起彼伏，都不肯睡，我也在朋友圈裏寫下了些許感言。真正要走了，程老師依舊像四年前那樣，拉著我的手，久久不肯放。回程的路很趕，從氹仔到關閘，過關轉車再到機場，四個小時馬不停蹄，我們帶著孩子，延宕了幾次，幾乎是跑著上的飛機。在三竈島上，飛機起飛前，我口占一律，聊以慰藉：八年歷歷不尋常未敢悲秋握酒漿鏡海金迷難奪志潭山紙醉獨留良人非物是多魔幻厚義深情振世罡十字門前真矚目叮嚀送我到南昌賭城的霓虹燈，絲毫沒有摧毀中國學人的本心，即使荊棘遍佈，這位老人也沒有忘記王力先生在嶺南創辦語言學系的初衷，在西江之畔繼續傳播語言學的光輝。我在老家，每日埋頭故紙堆，累時站在陽臺南望，面對門前連通贛江的湖水，仿佛又看到筷子基連通磨刀門的那汪淺水，心也立即飛向南海，似乎又在和程老師一起暢飲。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