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語言學會2020 年 6 月出版澳門幣 30 元 / 港幣 30 元 / 人民幣 26 元程祥徽（澳門科技大學）蔡維天（清華大學）鄧思穎（香港中文大學）馮勝利（北京語言大學）胡 波（澳門城市大學）黃 翊（澳門理工學院）金炫哲（延世大學）劉街生（中山大學）劉樂寧（哥倫比亞大學）羅言發（澳門大學）彭 睿（新加坡國立大學）齊 充（巴黎第七大學）司富珍（北京語言大學）汪國勝（華中師範大學）王宇嬰（澳門理工學院）魏慧萍（澳門科技大學）徐 丹（法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徐 杰（澳門大學）嚴翼相（漢陽大學）楊凱榮（東京大學）袁毓林（北京大學）周 荐（澳門理工學院）左思民（高麗大學）吳志良、程祥徽徐 杰羅言發胡 波劉 銳程祥徽aomenyuyan@163.comhttp://www.umac.mo/fah/dc/south_china/society1.html主辦2020 年第 1 期 總第 55 期定價主任委員委員榮譽主編顧問主編副主編助理主編刊名題簽投稿信箱本刊網址155 2020 年第 1 期 總第 5 期5

目 錄論梵漢對音的時代性………………………………………………………………………………………………………………………………梁慧婧 （4）中國近代史上傳教士的語言學研究………………………………………………………………………………………董方峰、楊 洋（15）客方言語法研究六十年選評…………………………………………………………………………………………………楊靖雯、石佩璇（25） 在方言和語域的交匯處——江永女書探賾………………………………………………………………………… 王 勇、秦 思（34）溫州方言的介趨結構………………………………………………………………………………………………………………姜淑珍、史文磊（44）粵語體育解說的研究價值………………………………………………………………………………………………………………………李 菲（53）漢語情態動詞結構的移位現象研究………………………………………………………………………………………………………胡 波（59）時間複句的結構特點、形式標記及其在時間範疇中的地位………………………………………………匡鵬飛、曹亞敏（71）中葡應用文文種的差別與規範……………………………………………………………………………………………………………張卓夫 （81）一部全面瞭解民國歷史文化名人王雲五的精品力作 ——周荐教授新著《王雲五評傳——多重歷史鏡像中的文化人》評介………………………………趙賢德 （84）踏浪人生奔放豪情——讀《語海文江踏浪來》的認識……………………………………………………………………祁嬿蒨 （90）“理論語言學五道口站”簡介…………………………………………………………………………………………………………………………（96）2

稿 約《澳門語言學刊》係澳門語言學會主辦的專業學術期刊，創辦於 1995 年。自 2008 年12 月出版的第 31 ／ 32 期始，本刊成立編審委員會負責學術指導。本刊實行編審委員會指導下的主編責任制，日常工作由主編和助理主編負責。本刊新版為 16 開本，每期約 10萬字，半年刊，由澳門盈河文化發展有限公司製作出版。一般情況下，於每年的 6月上旬和 12 月上旬出版。本刊刊登有關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現代漢語、漢語史、漢語方言和文字學方面的學術論文以及相關的學術評論。限於人力，本刊目前僅接受中、英、葡三種文字的論文。本刊竭誠歡迎海內外專家學者賜稿。本刊提倡漢語研究與理論探索相結合，本體研究與應用研究相結合，共時研究與歷時研究相結合，普通話研究與漢語方言研究相結合，以及漢語研究與少數民族語言研究相結合。本刊尤其歡迎以海峽兩岸四地語言現象為視角的研究論文，以期推進中國語言研究的發展。本刊恪守學術自由的原則，鼓勵學術爭鳴。所有稿件，文責自負。凡投給本刊的文稿，請註明作者真實姓名、工作單位、電子信箱、手機號碼等聯絡方式。文章發表時署名聽便。中文來稿篇幅以不超過 l 萬漢字，英文和葡文來稿篇幅以不超過本刊 10 面為宜。逾3000 漢字及相應英文、葡文篇幅的稿件需附論文提要和關鍵詞，中文稿請附文章題目和關鍵詞的準確英文譯文，英文、葡文稿請附文章題目和關鍵詞的準確中文譯文。凡投給本刊的文稿，格式體例請參照本刊網頁上載的“格式樣本”（網址：http://www.umac.mo/fah/dc/south_china/society1.html）。如仍有疑問，可參照《中國語文》的格式處理。本刊實行雙向匿名審稿制度。投稿請寄 aomenyuyan@163.com，勿寄私人，以免延誤。投稿者如半年內未收到本刊的採用通知，可自行處理，恕本刊不能一一退稿。請勿一稿兩投。大稿一經投給本刊，本刊即對尊稿自動擁有決定是否刊用之權利，擁有對擬刊論文進行刪改、轉載等權利。凡不同意對其文章進行刪改、出版、轉載者，請賜函示知，否則即視同同意。文章一經發表，編輯部即寄贈當期樣刊 2冊，以申謝忱。一般稿件不設稿酬。355 2020 年第 1 期 總第 5 期5

論梵漢對音的時代性 *Time Features of Sanskrit-Chinese Transliteration◎ 梁慧婧 / 北京語言大學北京文獻語言研究與文化傳承基地提 要：本文從目前梵漢對音的研究成果出發，論述了梵漢對音各個時代的特點，並試圖分析各個時代對音特點形成的原因，每個時代都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和譯經原則，瞭解這些特定的歷史背景和譯經原則，才能更有效地發揮梵漢對勘法在音韻學上的價值。關鍵詞：梵漢對音 時代性 特殊性Key words: time features; Sanskrit-Chinese transliteration; phonology * 本項目受北京語言大學一流學科團隊支持計劃資助，也是北京語言大學梧桐平臺項目“文獻語言學學科建設與發展創新平臺”的成果之一。自後漢攝摩騰、竺法蘭、安世高、支婁迦讖等始，訖於宋遼，中土譯經綿延千年，之後譯經寥寥，清代譯經雖一度復興，但“多爲或譯藏文爲蒙文，或譯藏文爲滿文，間或亦有譯藏文爲漢文，即域內各族文字互譯”[1] ，與譯梵爲漢，已有本質的不同了。這一千年的譯經，大致可分三個時段：（一）後漢三國魏晉南北朝，“略取相似”；（二）隋唐時代，“譯音漸密”；（三）宋遼金西夏，“不能正確”[2]。目前，這三個時期的譯經都有學者做了研究，基本上把各時期梵漢對音所反映的漢語音韻系統勾勒出來了，但還不夠細緻。許多例外、許多細節還須推敲，因爲每個時期的梵漢對音，都有其不得不面臨的困難。4

第一時期必須回答的問題是：譯經有無原本？原本是否是梵本，其純潔度如何？譯經“略取相似”的程度如何？譯經的組織如何，漢人襄助其成的程度如何？第二個時期雖有梵本可循，譯音較規範，譯經師的整體素質高，組織嚴密，因此它不需要面臨第一期所面臨的困難。但第二期也有其困難，那就是以玄奘、義淨等爲代表的譯音系統和以開元三大士爲代表的譯音系統有着截然的分別，多數學者認爲是洛陽音與長安音的分別，但是否也有印度語言方面的因素，或僅僅是宗派不同，採取的譯音原則不同，這些都是第二期所要回答的問題。第三期因禪宗盛行，堅持不立文字，翻譯佛經的熱情減弱，譯經的質量不及隋唐；遼、金、西夏等朝佛教盛行，但譯經事業已經式微，這一時期，譯經品質難以保證，且漢地各種民族語言、方言混雜，譯經所用的通語也難以保證純潔，所以章太炎說此時期譯經爲“不能正確”，這一時期面臨的困難是如何在譯經材料中勾稽出各種民族語、方言的因素來，即如何解釋這種“不能正確”的譯音。一、後漢魏晉南北朝時期 對這一時期進行斷代描寫的學者主要有：俞敏、柯蔚南（Cobin,W • South）、劉廣和、施向東、儲泰松等。俞敏的《後漢三國梵漢對音譜》是利用梵漢對音材料研究這一時期語音的奠基之作。之後他的學生劉廣和、施向東、儲泰松等繼其衣缽，對這一時期主要的譯音材料進行了整理研究。與俞敏先生幾乎同時，美國愛荷華大學柯蔚南教授也利用梵漢對音材料對東漢音韻做了全面研究。這一時期主要的音韻特點爲：（一）清濁音混淆，以濁音譯清音爲多。俞敏先生用“兩個元音間的輔音會發生濁化”的思路解釋了很多以濁譯清的例子。施向東（2000）認爲“兩個元音間輔音濁化”並不能覆蓋所有的例子，並認爲可從漢語聲母的磨損來解釋此現象。除這兩種思路外，我認爲還可從以下兩個方面尋找原因：其一，早期佛教多因時因地，口口相授，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區公元前一世紀已確立了書寫傳統。後漢三國魏晉時期，佛典定本雖大致形成，但傳播時，口相傳授仍是重要方式，法顯《佛國記》中記載“皆師師口相傳授，不書之於文字”。這與我國的情況何其相似！我國早期經典也多是口相傳授，著於竹帛後，通假異文較多，同一發音部位的清濁音是沒有隔越的。俞敏先生曾舉 sampatti（三拔致）例，郭店楚簡《性自命出》簡 23：“肰（然）句（後）其內（入）拔人之心也（厚 ?）”，裘錫圭先生疑“拔”讀爲“撥”，又《左傳 • 襄公二十九年》“公叔發”，《禮記 • 檀弓上》鄭玄注引作“公叔拔”，可見濁音“拔”通清音“撥”或“發”是沒有問題的。口相傳授一定會有錯差，清濁相混的現象與我國的通假異文現象形成的原因或有類似之處。第二，此時期，佛典文本雖已完成梵語化進程，但不同的文本梵化程度不同，梵本中包含口語、巴利語、各種俗語的成分，尤其是人名、地名，經過了諸語言的輾轉，更易發生清濁混淆。如 Ananda jayasekara（1970:209）認爲在俗語中 inclusive consonants 常变 exclusive consonants ，如 d 是 incusive，t 是 exclusive，這實際上就是一種清濁變化。兩元音之間清音濁化，是同質系統中的轉變，但不同系統，如梵語與巴利語，梵巴與各種俗語對接，都可能發生轉變。共時系統的演變，有條件555 2020 年第 1 期 總第 5 期5

且整齊，不同系統的轉譯則可能發生無條件的錯訛。 （二）來紐對 ṭ、ḍ。對此現象，學界大致有兩種解釋：第一是從漢語的角度，如周法高（1948）認爲l 母或有捲舌的音色。施向東（2000）認爲來紐音值在當時更接近 r，而不是 l，十六國時代的譯音中，來紐對譯 ṭ、ḍ 的情況減少，是來紐音值向 l 轉變的關鍵時期。儲泰松（1996）傾向此意見，指出唐人歸三十字母例、五代刻本《切韻》以“知徹澄來”爲一組，其來有自。羅常培（1931a）就曾舉臨川方言以證，認爲這是漢語方音現象，陳雲龍（1992）進一步推闡了羅常培先生的意見。第二是從佛經原語方面考慮，季羨林（1948b）中認爲 ṭ、ḍ 讀 l，是巴利語的讀法。季先生認爲兩元音之間多有變 l 的情況，雖有例外，但基本是“鐵律”。我們傾向於季先生的意見。從梵巴比較我們可以看出，有一部分的確如此，如金翅鳥，梵文作 Garuḍa，而巴利文作 Garula，ḍ 弱化爲 l，《賢劫經》西晉竺法护譯爲“迦留羅”，顯然巴利文更符合漢譯，但也有一些梵巴都無法解釋漢譯，俗語可以解釋，如有一位婆羅門大師的名字，梵文、巴利文均作 Kuṭadanta，承自古印度俗語的僧伽羅語，則作 kuludath，《大智度論》，後秦鳩摩羅什譯爲“鳩羅檀陀”，《長阿含經》，後秦竺佛念、佛陀耶舍譯爲“究羅檀頭”，很可能譯自俗語。除了 ṭ 組，梵文 t 組在巴利語或俗語中也常有變作 l，如 kadamba > kolomba（即今日科倫坡），因此，我們認爲這一情況應從原語方面考慮。（三）匣母開口一等對譯梵語 g。俞敏（1999）認爲在譯咒法師嘴裏兩個元音之間 g 變擦，故用匣母對譯，是佛典原語方面的音變。這一解釋仍舊不能覆蓋所有情況，如恒河梵語作 gaṇgā，舊譯以匣母“恒”譯之，新譯爲殑伽河，改以群母譯之。恒對譯 gaṇ，g 在詞首，並不在兩元音之間。語流音變的解釋恐不確切。此一時期，匣母還有對譯 v 的情況，主要是匣母合口字和喻三母字。這涉及到匣母二分的問題，邵榮芬（1991）中據諧聲關係，將與牙音有諧聲關係的歸爲匣 1 類，讀同群母，與喉音有諧聲關係的歸爲匣 2 類，讀濁擦音。他認爲，後漢三國時期和上古情況基本一致，匣母有塞音、擦音兩類，從三世紀以後匣 1 類向 ɣ 轉變，與匣 2類合併。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則認爲，上古兩類匣都是塞音，一爲展唇 g，一爲圓唇 gw，後來均變爲擦音。按此，g 轉變爲 ɣ 在後漢三國時代未發生，而 gw 轉變爲 ɣw 已發生，故可分別對譯 g 和 v。劉廣和（2001）的西晉譯音研究中，指出匣母一等可對譯梵語的 h，表明匣 1 類已经是擦音了。季羨林（1990）指出在印度伊朗語中，如粟特語中，濁塞音有變爲濁擦音的情況，因此也有可能原語本身讀濁擦，而漢語匣母上古也許就是個濁擦音，王力先生上古音系中匣母自始至終爲擦音。（四）幫、非組均對譯梵語的 p，ph，b，bh，m。俞敏認爲“可以信‘古無輕唇音’的話到三國還適用。” 根據儲泰松（1996a），到鳩摩羅什時代輕重唇仍然不分。此爲定論，無爭議。（五）知組對譯梵語頂音漸成趨勢。俞敏先生認爲後漢三國時代舌上音尚在舌頭音中，但材料比較少，不能完全肯定。劉廣和（2001）認爲西晉音中端知大體分開了，儲泰松（1996a）、施向東（1999）均認爲鳩摩羅什時代知徹澄與端透定已分離。但仍有幾點疑問：第一，如若端知未分化，知組介音中也可能包含捲舌音色，對譯梵語頂音是否也有優勢；第二，陀羅尼譯音中，有時雖用知組對譯，但另加【端組（上字）+ 重紐三等6

或二等（下字）】的反切 [3]，加注反切說明翻譯字只是近似的對譯，而反切才更精確，由此使我們懷疑知組是不是尚不能與頂音完全對等；第三，劉廣和（2004：220）舉出《文殊師利問經》字母對譯 t 組用端組，對譯 ṭ 組用“輕 + 端組”。如果我們撇開梵漢對音材料看端知的分化年代，以《經典釋文》而言，陸德明“會理合時”的首音，端知類隔少，但徐邈音、劉昌宗音仍有不少類隔切，這與梵漢對音材料反映的情況是一致的。這一時期，端知仍處於分化進程中，不同地域，端知分化的時間、程度不同，北方早於南方。（六）對譯梵語腭音以章組爲主。後漢三國时期章組不能全全包攬，另外還有精組、喻四、邪母等字，因此俞敏先生認爲後漢三國時代章組尚不獨立。西晉音方面，與後漢三國差不多，章組字已佔優勢，精組字減少，對譯 j 不僅用禪母，也用喻四字，喻四的發音部位與章組一致。鳩摩羅什譯音中，則比較傾向於章組了，說明此時章組已經形成。章組上古來源以舌音爲大宗，牙喉音爲小宗，鳩摩羅什譯音中二者均已腭化。（七）對譯 s 以心母爲主，ś 以書紐爲主，ṣ 以山紐爲主，但混淆不少；俞敏先生認爲這是梵語受後面 y、r 等音的異同化作用引起的。鳩摩羅什譯音中，仍是這種情況。三組分野大致還是清楚的。（八）三等介音的存在有爭議。此時期，三、四等對譯梵語“y+ 元音”，合口多對“v+ 元音”，j 和w 兩個介音非常明顯。但是，對譯梵語【舌根音 \ 唇音+ 中後元音】音節時，卻多用三等韻，少用一等韻，又似乎顯示出三等韻無 i 介音。鄭張尚芳上古音系統裏三等韻是後起的，他曾用梵漢對音材料來佐證，“早期梵漢對譯，愛用優譯 u，如優婆賽 upāsaka，愛用浮、沸、佛譯 bud 而很少用一等的‘勃’，這些都表明那時漢語的 j 尚未生得著實”[4]；這種現象主要集中在戈三等、虞三等、廢三等、宵三等、尤三等、嚴業（凡乏）三等、元月三等、文物三等、陽三等、東屋三等韻中。這些韻都是李榮《切韻音系》所說的子類韻和寅 B 類韻，而對譯 y+ 元音的三等韻則多數是丑類韻和寅 A 類韻。王靜如（1948）認爲《切韻》以前有兩個腭介音：中舌介音、前舌介音。我們同意此觀點，認爲三等介音是存在的，只是一個前，一個中，中舌介音沒有那麼細，所以對譯梵語不帶 y 的音節。鄭張先生認爲三等韻與一二等韻不是介音有無之別，而是元音長短之別。梵語正有長短元音，但未見用一二四等對譯長元音、三等對譯短元音的現象。（九）-s、-ś、-ṣ 尾對譯至祭泰夬廢霽等去聲韻。俞敏先生的結論是“去入一家的幾個韻有一部分是有 s尾的”。自奧德利古爾（André-Georges Haudricourt）1954 提出去聲來源於 s 尾 [5]，對於此學說，有贊成者，也有反對者。梵漢對音材料中去聲韻對譯 s 尾是事實，但也不代表漢語去聲就一定有 s 尾，俞敏先生說“收 s\ ś 尾，這是總趨勢，元音中間 ś 濁化成 y……可見 s 濁化也是 y”，此一時期清濁音混淆普遍存在。俞敏先生認爲至泰隊三部有 s 尾，但他又認爲是 s\ ś 濁化爲了 y，有些矛盾。我們傾向於，至祭泰夬廢霽等去聲韻所對譯的不是 s\ ś 尾，而是 y 尾，這幾部的韻尾應是 *-i 了。（十）韻的對譯比較複雜。如支部可對 i、a、e、ai、ya 等；之部可對 i、e、ya，微部可對 e 或 i；脂部相對一致，對 i 的字多。齊韻字雖然也對譯 e，但並不是對譯 e 的專屬用字，這和隋唐有區別，它還對譯ay、ey、ai、i 等。對譯梵語的 u，多用尤侯，而對譯 o，755 2020 年第 1 期 總第 5 期5

則多用魚虞模，對譯 u，也用虞模，對譯 o，也用尤侯。這一時期，“略取相似”的情形比較多，正例之外，例外較多，其原因可從這幾個方面考慮：（一）翻譯的原本、原語：早期漢譯佛經所依據的原本比較複雜。季羨林（1948a、1990）認爲早期漢譯佛經翻譯自大夏語、吐火羅語等中亞語言。梁啟超（2005：78）：“讀此表可知我國佛教輸入，實分三期：第一，西域期，則東漢三國也。第二，罽賓期，則兩晉劉宋也。第三，天竺期，則蕭梁魏隋也。”佛教翻譯的原本和原語應有西域、罽賓、天竺的地域差別，天竺也有梵語與俗語方言的混雜。根据辛島靜志（2007），公元二到六世紀的漢譯佛典中包含了許多中亞語言與中世印度語的成分，也就是說，佛經的語言實有地域與時代之別。以《法華經》而言，竺法護的《正法華經》與鳩摩羅什《妙法蓮華經》均包含着中亞語言與中世印度語的成分，但版本不同，闍那崛多《添品妙法蓮華經序》中說“考驗二譯，定非一本，護似多羅之葉，什似龜茲之文，余撿經藏，備見二本。多羅則與正法符會。龜茲則共妙法允同。”多羅之葉應是天竺版本，可能是包含着印度中世俗語成分的梵本，龜茲之文是西域版本，可能包含着西域色彩的梵本。平田昌司（1994）認爲利用這一時期的梵漢對音材料需要考察原本形成的地域、所屬的部派、原文使用的語言，經過一定的梵漢對勘才能得出結論。（二）翻譯組織的形式：這一時期的譯經雖不像隋唐時期，有專門的譯場，有各司其職的翻譯協助，有各種翻譯程式，但往往也有多人參與，外來的譯經師，漢語不是很好，因此就有妙善華語且奉佛至誠的漢人襄助其成。安世高於洛陽譯經，世傳乃是由其口授，漢人嚴浮調記錄。支婁迦讖、竺佛朔的襄助者，有孟福、張蓮之等。佛經東來，初多無經本，《分別功德論》卷上載“外國法師徒相傳，以口授相付，不聽載文”，道安《疑經錄》“外國僧法緣跪而口受，同師所受，若十、二十、轉以授後學”，法顯《佛國記》“法顯求戒律，而北天竺諸國，皆師師口傳，無本可寫”，《出三藏記集》“譯人口傳，或不領，輒抄撮而過，故意義首尾頗有格礙”，《高僧傳》鳩摩羅什“從事受經，日誦千偈”，《阿毘曇毘婆沙論》“由僧伽跋澄口誦經本，曇摩難提筆受梵文，佛圖羅刹宣譯，秦沙門敏智筆受爲晉本”。早期譯經，多依口誦，而非依文本翻譯。有本無本，都經過口授翻譯，而不是目視經文翻譯。這也是這一時期，許多例外的原因之一。因此，利用梵漢對音材料對這一時期的語音進行描寫、解釋，須考慮這一時期梵漢對音材料的特質，那就是原語的成份雜，口誦導致的歧變多。透過這些現象結合漢語語音的歷史演變，才能得到比較妥帖的結論。二、隋唐五代時期對這一時期進行斷代描寫的學者主要有：馬伯樂、尉遲治平、施向東、劉廣和、聶鴻音、柯蔚南、水谷真成、張清常、李維琦等。其中，施向東（1983）和劉廣和（1984）分別反映了隋唐時代兩種譯音系統。早在上世紀 20 年代，馬伯樂已經發現了這兩個系統的差異 [6]。此期的研究，或可歸入玄奘音系統下，或可歸入不空音系統，其中尉遲治平（1982、1984）雖是周隋長安音研究，但與玄奘音近，與不空音遠；義淨音也是如此，這兩個系統的不同在於： （一）玄奘音中，漢語全濁音同時對梵語不送氣、送氣兩套濁音；不空音中，漢語全濁音對譯梵語送氣濁8

音，鼻音對譯梵語不送氣濁音和鼻音。高本漢據不空譯音，將《切韻》全濁擬爲送氣，不送氣濁音遂成爲空格，由此上推古音，將喻四等填入空格，非常巧妙，但我們知道玄奘音系統中，漢語濁音也對譯不送氣音，因此多數學者不同意將《切韻》全濁一套擬爲送氣。如何解釋不空譯音的現象，我們認爲應從關中、西北音入手，周祖謨（1988：207）曾舉唐人李肇《唐囯史補》“荊襄人呼提爲堤，關中人呼稻爲討”，來説明唐五代時期濁音清化現象，這個例子説明荊襄地區濁音清化後不送氣，而關中地區濁音清化後送氣。張清常（1963）中，梵語送氣音可同時用漢語的次清與全濁來對譯，說明西北一些地區全濁變次清。宋西北方音已非常明瞭，濁音的確變次清 [7]。清送氣之前或是濁送氣，西北、關中音爲何濁音變送氣，原因我們下面再談。 （二）玄奘音中，漢語鼻音只對梵語鼻音；不空音中，鼻音的陰、入聲韻字對譯梵語不送氣濁音，而陽聲韻字對譯梵語鼻音。多數學者認爲是漢語鼻音發生了塞化。但聶鴻音（1985）則從智廣的《悉曇字記》中“余國有音”出發，認爲是印度方言分歧造成的。“余國有音”是南印沙门般若菩提的口吻，还是智廣的口吻，還須考證。尉遲治平（1985）認爲次濁本是鼻塞複輔音，到不空時代，進入了塞音、鼻音的變讀時代。我們比較贊同是漢語鼻音發生了塞化，因爲此現象在西北、關中方音的資料中有不少反映。鼻音塞化，或許是導致濁音向送氣轉變的主要因素。按照正常演變，不送氣濁音變不送氣清音更自然，無端添了送氣特徵，應是迫不得已，其演變路徑如下：鼻音 N—塞化—濁不送氣 M濁不送氣 M—避免合流—濁送氣 A—演變—清送氣 A MNA 這是一個推鏈演變，可以看成是漢語歷史上的一次輔音大轉移（N 代表鼻音，M 代表濁塞音，A 代表送氣音）。唐代關中、西北變爲濁送氣，故可對譯梵語濁送氣，唐以後漸漸轉變爲清送氣。需要説明的是，不是所有鼻音都塞化爲濁塞音，陽聲韻保留了鼻音讀法。（三）對譯梵語的 v，玄奘用奉母，偶用並母；不空用微母和奉母，微母爲正譯。河野六郎《唐代に於ける微母について》一文探討了微母音值，認爲微母也發生了鼻音弱化現象，微母的音值爲 v。黄淬伯（1931）認爲非敷合流，這意味着擦音 f 已形成，非敷爲 f，那奉就只能是 v，這就與微母音值衝突了。但實際上，慧琳音義非敷大勢是分开的，非組反切上字方、放、付、府、甫、否、夫、趺、匪、反、發、蕃、藩、風、福都是非组字，無一例外。敷母反切上字也基本爲芳、麩、忿、妃、孚、敷、紛、芬、撫、覆、拊、捧、斐、妨，嬎等敷母字，只有少部分涉及非敷混切，且多有異讀，造成例外的原因可能是諧聲偏旁類推，也可能是方言訛讀，因此非敷不能算是合流。因此，玄奘音、不空音的非組音值當如下：玄奘音：非 pf，敷 pfh、奉母爲 bv，微母爲 ɱ不空音：非 pf，敷 pfh、奉母爲 bvh，微母爲 v故對譯 v，玄奘的最佳選擇是 bv，而不空的最佳選擇是 v。（四）對譯梵語 c 組，玄奘音多用章組字；不空音參用章、精組字。對譯梵音 j，玄奘用禪紐，不空用日、從、禪紐。羅常培（1931b）推斷梵語 c 組讀音有中南955 2020 年第 1 期 總第 5 期5

天竺和北天竺兩個系統，學者們比較傾向於這是梵語方面導致的對音歧異。儲泰松（1998）則持相反的觀點，認爲精組讀舌面音可能是漢語西部方言的一種特徵。陸志韋（1940）“六朝以後譯經者，凡於‘c’等字，有時不翻照三等，則甯用‘左’等歌系一等齒頭字，而不用照二系，非以照二爲捲舌也，乃以其仍如照三字之具介母而元音過窄也。”此解释可從，不空譯音中精章二組是爭着對譯 c 組，若以元音寬窄論，就選精組，若以聲母腭化論，就選章組。（五）玄奘音中，ŋ 尾韻字大多對譯梵語 -ŋ，陽聲韻保存比較完整；而不空音中，ŋ 尾韻字卻不一定對 -ŋ，宕、梗攝似乎有部分失落韻尾，羅常培（1933）認爲這是唐五代西北方音的一種重要現象。（六） 玄奘音中，對譯梵語重音多用平聲；不空音中，多用上聲。玄奘音中，對譯梵語長音節，平聲最多，短音節中兼有去聲；不空音中，多用去聲。根據梵語的重音和音長，施向東（1983）、劉廣和（1991）構擬出兩個不同的調值系統：玄奘音平爲高平，去爲低平，上爲升調，入爲降調。不空音中清平爲低，上爲高平，陽平爲低升，去聲是高降、入聲爲中降。這一時期對音比前一時期精確，但兩個系統分歧明顯。這一時期，所得梵本較多，譯場組織也較充分，對譯時不以口誦筆受，而依梵本定奪。這一時期面臨的主要問題在於如何解釋兩個系統的差別，有以下幾種觀點：（一）漢語方言的差別：施向東和劉廣和分別將其看成洛陽音和長安音的代表。劉廣和（1994）中說“咱們就可以說，唐朝北方地區有兩個影響很大的方言：一個是以洛陽爲中心的東部方言，一個是以長安爲中心的西部方言。這兩個方言在官場、宗教等正式場合都是通用語言。”這種觀點有其困難的地方，如研究崛多音，音系上看近於玄奘音，但從其譯地上看，則屬長安音。尉遲治平（1985）認爲二者基本相似，前提是他論證了不空音中梵音濁送氣與漢語全濁對譯，不能反映漢語濁音送氣，濁音仍舊不送氣，而鼻音也有鼻音和鼻塞音兩個變體，從音位上來說長安音和洛陽音無甚差別。 （二）讀書音和口語音的差別：洛陽音從東漢以來，就是讀書音的基礎音，因此不管譯地，讀書音都採用這個系統。崛多音，譯地爲長安，但彼時譯經所用讀書音，恐非長安口語。不空時，密教植根於民間，可能就採用了長安口語系統。唐、宋韻書，多祖陸法言《切韻》一派，慧琳稱之爲“吳音”，“吳音”並不一定是吳地的音，而是指六朝江左舊音爲基礎的讀書音，這種讀書音，因爲《切韻》的官方化，在唐代廣泛流行，慧琳摒棄讀書音之“吳音”，採用元廷堅《韻英》及張戩《考聲切韻》一派的口語的“秦音”。 就好比梵語 sanskrit，代表典範語，與之相對的還有俗語 prakrit。（三）新舊標準語的差別：黃笑山（1991）說“隋唐定都長安。長安附近爲周秦故地，但是隋唐定都之初，長安久爲僻地，標準語並沒有因首都的變更而立即改變其方言基礎，因此，初唐之時的標準音仍然是相當大的程度上繼承了切韻時代的傳統的。”但是，“到了盛唐時期，隨着大唐的昌盛，首都長安的向心力逐漸增強，長安話逐漸取得了優勢，最終在中唐前後取代原來的標準語的地位。”這種說法我們十分贊同，但需要指出的是，標準語的轉換應該僅在口語的層面上完成，元廷堅《韻英》及張戩《考聲切韻》的語音系統努力想要在讀書音層面上替代《切韻》，但最終還是因爲各種原因沒有替代成功，而這一系韻書也最終失傳。 （四）歷時演變的差別：馬伯樂《唐代長安方言考》10

認爲兩種系統是一種歷史演變關係，“唐代長安方言的輔音聲母較之唐初已經有了很大改變，從 8 世紀起，實際語音就與陸法言的反切產生了顯著差別。看起來，這時形成的新的音韻格局幾乎一直相對穩定不變地存在到了唐代末年……我們可以把唐代長安方言聲母的發展史分爲兩個時期：第一期爲 7 世紀，第二期爲 8 至 9 世紀。”這種解釋的困難之處在於演變太過突兀，音理上難講通。（五）印度方言分歧：佛典中記載印度有五天竺的方音分歧，可惜從印度方面看，遺留於今的資料卻很少，且我國語言學者對印度學並不十分了解，所以印度歷史方音的情況，只能通過漢譯材料知曉一二，譬如玄奘《大唐西域記》“而中印度特爲詳正，辭調和雅，與天同正，氣韻清亮，爲人軌則”。《慧琳音義》記載“如上所音梵文，並依中天音旨翻之”[8] 。又如《悉曇字記》記載“頃嘗誦陀羅尼，訪求音旨，多所差舛。會南天竺沙門般若菩提，齎陀羅尼夾挾，自南海而謁五台，寓於山房，因從受焉。與唐書舊翻兼詳中天音韻，不無差反。……而中天兼以龍宮之文，有與南天稍異，而綱骨必同。”漢語研究者希冀由此得到漢語方音的情況，梵語研究者希冀從此得到印度方音的情況，這樣就陷入了循環論證。總的來說，這一時期面臨的問題就是兩個系統的差異究竟是印度方言的問題，還是漢語方言的問題。最重要的是要有旁證，如別種音譯材料。但使用時也須謹慎，藏漢對音往往和藏梵對音、梵漢對音有扯不清的關係，因此不是徹底的旁證。日譯漢音傳入以密宗爲媒介，也可能受不空系統的影響。現代西北方言和晉語的研究對這些問題有幫助。另外，就是需要多多關注南亞地區語言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三、北宋遼西夏時期此一時期，“至宋太祖之世，國運興，佛教亦興。太祖皇帝未繼五代後周排佛之舉，改行護教興教之政” “仁宗以後，域外赉經日少，新經梵本難覓，無米之炊亦使譯經難以爲繼”[9]，漢譯佛典翻譯已進入尾聲。宋代譯經多是密教經典，著名的譯經師天息災、法天、施護、法護等均宗密教。張福平（1996）、儲泰松作（1996b），展示了北宋譯音的基本情況，與不空譯音大致相同，如梵語不送氣濁音用漢語次濁鼻音字對譯，送氣濁音用全濁音對譯，梵音 c 組用精組對譯等。但是也出現了一些不同的情況：（一）有清濁相混的情況。對譯梵語全濁送氣音以漢語全濁音爲主，但也有用次清、全清的例子。這應是濁音清化現象之濫觴，隋唐時期雖有零星清濁相混的例子，但真正濁音清化應該是始於宋，或者往前推一點，到五代，濁音清化的完成則以《中原音韻》爲下限。因此，討論此現象的主要是宋元時期的文獻，如《九經直音》、《爾雅音圖》、朱熹反切、《資治通鑒》注等資料。（二）對譯梵語的不送氣濁音，以鼻音爲主，也有用全濁音的例子。宋代的行政中心已由西向東轉移，因此通語受到關中、西北音的影響漸弱。因此又有部分回歸用全濁音，但不空派的影響尚在，故成混雜局面。（三）對譯梵音的 ṇ，天息災除了用娘母、泥母，也用疑母；對譯 ñ，施護也用疑母，反映了部分疑母字，在細音的作用下，已有舌面化傾向。（四）對譯梵音 v，有微、奉、明、並、幫等母，微母稍多，但不佔優勢。用奉母似玄奘音，用微母則似1155 2020 年第 1 期 總第 5 期5

不空音，用幫、並、明，儲泰松（1996b）認爲是梵語方面 b、v 互轉造成的。我們認為不僅有 b、v 互轉的問題，更是宋代濁音清化、唐代西北方音鼻音塞化等現象交織在一起的結果。（五）對譯噝音，亦有混亂之情況，如天息災譯音中，心母和書母混淆者多，施護譯音中書母和生母混淆多，對譯 kṣ，施護既用了昌母也用了初母，儲泰松（1996b）認爲章莊兩組有合流趨勢。知莊章合流之進程也自五代宋遼開始，而章莊合流正與宋人三十六字母同。（六）天息災、施護譯音中，入聲韻尾開始混淆消變，尤其是舌根音，張福平和儲泰松均擬爲喉塞音。入聲韻尾在唐代後期已開始相混跡象，到宋代消變已漸成大勢。施戶、天息災譯音基本是不空音的格局，尋其原因，無非有三：其一，他們所據的語音相同，儲泰松（1996b）持此觀點，“宋初汴洛地區經過唐五代的人口大遷移，有可能導致汴洛音帶上西北方音的特徵”；其二、宗派原因，不空音的原則成爲後代密宗經師的軌則；其三、也可能和印度方言歧異有關，宋代譯僧多是北天竺僧人，有研究認爲不空雖是南天竺人，但其譯音爲北天一系。我們認爲宗派原因應是起決定作用的，宋代汴洛音應是與不空音不同的那些新現象。因爲密典多與國家政制相違礙，國家對一些密經有限制，又加禪宗不立文字，所以宋代佛經翻譯的熱情不及唐代，譯經師也屈指可數，譯經質量和數量難以與唐代媲美。遼與西夏譯音，我們可通過黃仁瑄（2007）、孫伯君（2007）大致瞭解。遼盤踞於北方與北宋對立，西夏則在西北方橫行一時，它們的譯音各有特色： （一）希麟音中，漢語全濁字對譯梵語不送氣清音，與北宋天息災、法護的譯音一致；而西夏音中，漢語的一些全濁字卻用來對譯送氣清音。反映出濁音清化演變的不同路徑：希麟音反映的是北方及東北方向的讀音傾向，多變不送氣，而西夏音则反映了西北方向濁音清化的傾向，多變送氣。（二）希麟音中，漢語鼻音可以對譯梵語不送氣濁音和鼻音，這和北宋譯音一致；西夏音中，漢語鼻音則對譯梵語不送氣濁音和送氣濁音，這是比較特別的。濁音或已清化，因此無論送氣或不送氣濁音都只能退而求其次，以次濁鼻音來對。（三）希麟音中，對譯梵語 c 組，章組字多，對譯 j 時，日母字多，但希麟認爲精組才是正譯；西夏音中，則以精組爲主。（四）希麟音中，對譯 v，以微母爲主，兼有奉、並等，與北宋譯音一致；而西夏音則用明母、影母、雲母，這點也比較特殊。用明母，可能是因爲 v 讀爲 b，鼻音塞化，故讀同 b。用影、雲母皆因 v，讀爲了摩擦力小的半元音，故可與影雲母合口相當。（五）西夏音果宕攝開始對譯 u\o 類，反映了果宕攝開始了元音高化的進程。（六）西夏音，入聲韻尾有消變跡象，尤其是舌根韻尾；m 尾韻和 n 尾韻也有混淆。由上而知，北宋、遼譯音爲一類，西夏音爲一類。不過它們亦有共同點，首先它們都有不空譯音的影子；其次它們的變化有一些共同的方向，比如濁音清化，比如韻尾消變；第三它們的譯音例外較多，這種例外可能是由於譯經品質下降造成的，也可能是因爲當時人民遷徙，各族雜處，造成語音混雜、演變的結果。更有一點重要原因是，宋多沿襲舊譯，總的格局是不空譯音，但12

也有更早的舊譯，尤其是譯名，更要注意分辨新舊。章太炎先生認爲此一期的譯音“不能正確”，實際上並不是特別的準確，實際上此一期譯經更細緻，更注重與梵典的對應，儲泰松（1996b）中說“當時，人們對梵文的認識更加清晰，這使得施護的譯音尤其是音譯密咒更精確，更符合原文”。因此，只有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結合別的譯音材料，來進行研究，才是這一時期梵漢對音研究的出路。四、結語最早利用梵漢對音資料的學者已有時代觀念，如（俄）鋼和泰在《論對第十世紀漢字音譯梵贊的重新構擬——佛說觀自在菩薩梵贊》中說：“The fact that the pronounciation of most characters has in all parts of the country changed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centuries further complicates matters”，不過此文並不以中國古音爲其研究指歸，而以梵音的重新構擬爲目的。汪榮寶《歌戈魚虞模古讀考》也有顯明的時代觀念，他說“讀歌戈收 a 者，唐宋以上之音；讀魚虞模收 a 者，魏晉以上者收音”。梵漢對音的斷代研究應該始於俞敏先生，在此之後各個時期的譯音研究已頗有成果，不斷總結了很多有益的方法。本文歸納了各時期的譯音面貌，對每一時期研究面臨的困難以及造成這種困難的原因進行了探求，希望對梵漢對音的深入研究能夠有所助益。註 釋： [1] 引自王鐵鈞（2009：290）。[2] 參章炳麟 1924《與汪旭初論阿字長短音書》，《華國月刊》。[3] 如致（都寄切）對譯 ṭi，參筆者《漢譯〈法華經〉陀羅尼反映的中古漢語語音》，《佛典語言研究》，語文出版社 2014 年。[4] 鄭張尚芳《上古音系》第 173 頁。[5] 奧德利古爾1954《越南語聲調的起源(De l'origine des tons en vietnamien)》，馮蒸譯，見《馮蒸音韻論集》，學苑出版社 200632。[6] 參馬伯樂《唐代長安方言考》“不空學派的密咒對音”一節。[7] 參王洪君 《山西聞喜方言的白讀層與宋西北方音》，《中國語文》1991 年第 1 期、龔煌城《十二世紀末漢語的西北方音》，《西夏語言文字研究論集》，民族出版社 2005 年。[8] 《慧琳音義》中雖然往往提到“中天音旨”，但學者們研究慧琳實屬北天一系，可參看水谷真成《慧琳的言語系譜——北天音轉寫漢字的對音》。善無畏是中天竺人，金剛智、不空為南天竺人，但他們所傳的梵音可能是北天一系，這可能和其宗派有關。[9] 參王鐵鈞（2009：272）。參考文獻： 陳雲龍 1992 梵漢對音中來紐對譯 t、ṭ、d、ḍ 現象再探，《古漢語研究》第 3 期。儲泰松 1996a 鳩摩羅什譯音（聲母部分），《語言研究》增刊。儲泰松 1996b 《施護譯音研究》，《薪火編》，北京：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儲泰松 1998 梵漢對音與中古音研究，《古漢語研究》第 1 期。[ 俄 ] 鋼和泰 1935 論對十世紀漢字音譯梵贊的重新構擬——佛說觀自在菩薩梵贊，《燕京學報》第 17 期。[ 日 ] 河野六郎 1964《河野六郎著作集 2》，東京：平凡社。黃淬伯 1931 慧琳《一切經音義》反切考，《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六。黃仁瑄 2007 希麟音系的聲紐對音及其語音系統，《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第 1 期。黃笑山 1991 漢語史上標準音的發展和中古音的1355 2020 年第 1 期 總第 5 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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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史上傳教士的語言學研究 *Missionary Linguistics in China in the Modern History◎ 董方峰、楊洋 / 華中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提 要：傳教士語言學既指傳教士在傳教時的語言研究活動和範式，也是當代研究者對歷史上傳教士的語言學活動的回顧。明清以來的來華西方傳教士針對中國語言做出了大量研究，在西方語言學範式下搭建起了中國語言從語音到文字、詞典、語法、教材、譯介的完整描寫和分析框架，對中國語言學作出了重要的歷史貢獻。回顧來華傳教士語言學研究的歷史，對漢語語言本體研究和中國語言學學科史研究都有重要價值。關鍵詞：傳教士 漢語 傳教士語言學 語言學史Key words: missionary, Chinese, missionary linguistics, linguistic historiography一、前言從 16、17 世紀西方大航海時期起，伴隨著探索和殖民的腳步，歐洲基督教傳教士也開始了全球各地傳教的歷程。初到世界各地的傳教者，為了與當地人交往及傳教，不得不研習當地語言，並以所在地語言翻譯聖經和傳教。（美洲、澳洲、非洲、東南亞、波利尼西亞等地）現存語言的描寫大多數是由傳教士完成的，很多瀕臨滅絕語言的僅有記錄也是由傳教士完成的。姚小平（2011）指出：“沒有傳教士攢積世界語言的知識，西方學人的視野就會被印歐屈折語型框死，不可能發展起語言類型觀；就不可能構築起足夠普遍的理論，因此也就無法建立普通語言學或理論語言學”。西方傳教士的這些語言學習、描寫、翻譯、研究活動被後人統稱為“傳教士語言學”。同時，傳教士語言學也指當代學者對早期傳教士語言學活動的歷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項研究傳教士語言學作品對普通語言學發展產生何種影響的“單學科”項目。（Stoltz 1555 2020 年第 1 期 總第 5 期5

and Warnke, 2015）姚小平（2011）則提出“傳教士語言學既非一門學科，也非語言學的分支，只是語言學史的一個特殊領域”。本文認為，傳教士語言學既是一種語言學研究的範式，即由接受過一定語言學訓練的傳教士以歐洲語言為參照對異族語言進行的描寫和研究；同時也是語言學學科史的一個特殊領域，是當代學者對傳教士語言學研究成果的整理、評價、比較、利用等活動的綜稱。在 2003 年於奧斯陸舉辦的第一屆國際傳教士語言學研討會上，Zimmermann（2004）指出，“傳教士在殖民時期做出的語言描寫並未獲得主流語言學史學界的完全認可”。但從 20 世紀末期起，這一現象實際上已經開始得到改變，如 Koerner（2009）觀察到的那樣，“21 世紀的頭十年裡傳教士語言學的研究和出版出現了爆炸式的增長，傳教士語言學成為了一個國際性的學術熱點”。例如，John Benjamins 出版社的“語言科學歷史的研究”（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Language Sciences, SiHoLS）書系集中出版了大量關於傳教士語言學的著作。另外，由挪威的奧斯陸大學（Oslo University）在 2003 年發起的“奧斯陸傳教士語言學項目”（"OsProMil": Oslo Project on Missionary Linguistics) 組織的“傳教士語言學國際研討會”已經分別在世界各地連續召開 10 餘屆，彙聚了大批學者，並以“傳教士語言學（Missionary Linguistics）”為題名在 John Benjamins 出版社連續出版會議論文集。除了這樣有較大組織影響力的研究外，傳教士語言學在西方的語言學史學研究中其實一直是一個重要的領域。在中國來說，傳教士語言學的研究在歷史上卻不是一個熱點。受交流不暢、意識形態阻隔、學術偏見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中國知識階層歷來對傳教士語言學的貢獻缺乏公允評價，在代表性的中國語言學史著作中，也很難見到對傳教士語言學的專門評價。雖然早在1930 年羅常培就曾撰文綜述早期耶穌會傳教士對於漢語音韻學的研究成果，但是對傳教士在漢語研究其他方面的貢獻，則遲至 20 世紀末期才有學者開始系統梳理研究。近年來隨著國際漢學、對外漢語教學研究、語言史和語言學學科史等領域研究的發展，傳教士在漢語研究各個領域的貢獻開始得到梳理和挖掘。正視並承認來華傳教士對中國語言研究的貢獻，對其研究成果進行系統梳理和利用，既是對中國語言學學術史的必要補全，也有助於中國語言史和當代語言學的研究。二、傳教士中國語言研究的歷史概述基督教傳教士對中國語言的研究歷史和他們進入中國的歷史基本上是同步的。最早進入中國的基督教傳教士是唐朝時期的景教（7-9 世紀），但景教傳教士並未留下關於中國語言的研究文獻。第二波入華的基督教傳教士是元朝時期的天主教徒（方濟各會傳教士孟德高維諾 1289 年抵華），但這一時期的傳教士與中國文化沒有深刻交流，他們除了在書信往來和遊記、劄記中留下對中國語言文化的碎片化的記敘外，對中國語言未有實質性研究和記載。西方傳教士第三波入華始自明末耶穌會士，以沙勿略、利瑪竇、羅明堅等人為代表的傳教士們從 16 世紀末期開始歷盡艱辛進入中國，並矢志紮根於中國，因此他們從立下入華志願，還未進入中國起就開始刻苦學習中國語言文化，而真正踏上中國土地以後，又以西方16

語言為參照，憑藉自身語言學素養和巨大的宗教熱忱，對中國語言的語音、文字、詞彙、語法進行了系統的描寫和記錄，在中文拼音、漢外詞典、漢語語法等領域都進行了開創性的工作，在中西文化典籍的移譯方面也做出了卓越貢獻，為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和中西交流打下了基礎。基督教傳教士漢語研究的進展和他們傳教事業的進展幾乎同步，漢語學習和研究的成功促進了他們的傳教進程，傳教事業的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了漢語的研究。耶穌會之後稍晚入華的道明會、方濟各會傳教士因對中國禮儀和天主教教義的理解分歧與耶穌會士和中國官方產生衝突，引發曠日持久的禮儀之爭，並最終導致清朝政府完全禁止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基督教在華活動幾乎完全停滯，相應地，傳教士對中國語言的研究也陷入停滯。這種狀況直到 19 世紀才得到改變：新入華的新教傳教士採取和平的、文字性的傳教策略，從中國南方邊緣地區或南洋迂回向中國內地發展。馬禮遜、裨治文、艾約瑟、衛三畏等人在耶穌會士漢語研究的基礎上在詞典、語法、教材等領域做出了新的突破，為 19 至 20 世紀傳教士漢語研究的大規模開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礎。及至鴉片戰爭之後，基督教各教派傳教士大批重返中國，傳教事業快速發展的同時，漢語研究的各個方面得以全面開展，並向縱深發展，在 19 到 20 世紀早期取得了豐富的成果。到 20 世紀中葉，一方面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傳教士在華活動範圍退至僅限於港澳臺地區，另一方面中國本土語言學研究日趨成熟，國際語言學界對漢語的研究也日漸增長，傳教士的漢語研究和影響力日趨式微。所以當前我們在討論來華傳教士語言學的時候，多數是指明朝末年（16 世紀末起）到 20 世紀初期這一時間範圍內傳教士的漢語研究，近代史上來華傳教士漢語研究的歷史起止也大體可以如此劃分。三、來華傳教士對漢語研究的具體貢獻明清時期來華傳教士為漢語語言搭建了比較完整的描寫體系，這個描寫體系可以從漢語語音、漢字、詞典、語法、教材、漢外翻譯幾個具體方面分別進行討論，從中我們既可以管窺傳教士漢語研究的歷史面貌，也可以發現可資漢語本體研究利用的珍貴史料。3. 1 漢語語音研究西方傳教士甫一來華，即開始以西方語音知識分析漢語語音，並創制以西文字母標記的記音工具。耶穌會士羅明堅完成了最早的漢外詞典《葡漢辭典》手稿，後由利瑪竇等人完善，由這部以羅馬字母為漢字注音的詞典可析出最早的漢字拼音方案。在此基礎上利瑪竇在《西字奇跡》（1605）、金尼閣在《西儒耳目資》（1626）中提出了改良過的拼音方案，廣為當時中國學人瞭解和認可，後者甚至收入清朝乾隆年間官方主導編輯的《四庫全書》，成為官方認可的知識體系的一部分，也對中國音韻學的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羅常培（1930）在他的文章中就特別褒揚以利瑪竇等人為代表的早期來華耶穌會士給中國學人帶來了精準析音方法和便利記音工具。在耶穌會士之後，後來的新教傳教士馬禮遜、艾約瑟、衛三畏等人繼續完善中文拼音方案。後世中外各種中文拼音方案，都多少受到早期傳教士的影響。無論是現在海外廣泛使用的威妥瑪式標音法還是國內的中文拼音方案，都在傳教士拼音方案的基礎上發展而來。（見馬慶株，2013）傳教士的羅馬化拼音方案研究，應視為中國語言學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性進步。1755 2020 年第 1 期 總第 5 期5

除了給漢語創制羅馬化注音體系，科學分析和記錄漢語語音以外，傳教士的各類語言學文本，如詞典、聖經譯本、漢語教材等中包含了大量以拼音記錄的明清官話或者方言語料，這些客觀記錄構成了一座近代漢語語音史研究的富礦。傳教士語言學研究文本的語音史價值近年來越來越多地受到學界的重視，對西洋傳教士與漢學家在華各地方言著作的研究更成為近年來的顯學，未來相信這一領域的研究將繼續升溫。3.2 漢字研究早期西方旅行者或者傳教士，如馬可波羅、鄂多立克、門多薩等，對迥異於西方拼音文字的漢字發表了零零碎碎的觀感，如門多薩（1998）認為漢字是一種圖形文字；每個漢字表示一個事物；漢語口語和書面語是不同的體系，不同地方的中國人口語不同，但可以通過漢字來溝通，而且書面文字比口語更容易理解。更系統的漢字認知來自於稍晚些的耶穌會士：曾德昭（1998）、基歇爾（2010）等人的著作，閔明我、李明、白晉等耶穌會士和歐洲主流學者，如萊布尼茲等人的書信往來，對漢字的結構、漢字的單音節特徵、漢字的數量、漢字的符號特徵、漢字與口頭語言的關係進行了詳細的介紹（參見馮曉虎，2013）。早期傳教士的漢字研究是西方知識界瞭解中國語言文字的主要途徑，並推動了西方很多學者提出改良文字和革新語言的主張。耶穌會士之後的傳教士在他們的漢語教材、語法中對漢字進行了更為系統詳盡的研究和介紹，對漢字的歷史、構造、音形義結合特徵，特別是漢字的有效教學方式進行了討論。其中，新教傳教士艾約瑟還專門撰寫了《漢字知識入門》（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1876）一書，從歷史比較語言學的視角，對漢字的部首、象形特徵、發音和釋義、漢字書寫歷史、六書、漢字發音的歷史演變、漢字發音和方言及周邊國家語音的比較等，既有教學實用性，又有較高的理論價值。與此同時，在漢字教學的過程中，傳教士們深感漢字學習繁難，阻礙了學生讀寫能力的發展和教育的普及，因此他們在漢字拼音化方面做出了大量的努力嘗試，一方面完善漢字拼音系統，另一方面也用羅馬字拼音直接編寫漢語教材、讀物和《聖經》譯本。他們的這些努力促進了現代漢語拼音系統的完善，在漢字拼音化方面雖然難言成功，但是也為中國近現代語言文字改革過程提供了寶貴的實踐經驗。在傳教士漢語研究的各個領域中，漢字的研究是現代學者關注較少的一塊，但其意義不容忽視，其語言本體和學科史價值依然有待發掘。3.3 漢外詞典編纂傳教士在漢外詞典的編纂方面也成果豐碩。姚小平（2007）、楊慧玲（2017）曾分別在羅馬梵蒂岡圖書館和瑞典國家圖書館發掘出多種 17-18 世紀天主教傳教士編纂的漢外詞典手稿，但這些早期詞典多為漢語對拉丁語、義大利語、葡萄牙語等語種，且多為手稿，僅流傳於教會內部少數人中間，故影響力不大。到 19 世紀，新教傳教士在漢外（主要是漢英）詞典的編纂方面集中西詞典學之大成，取得了卓越成就。馬禮遜、衛三畏、富善、芳泰瑞、馬守真、鮑康寧、蘇慧廉、季理裴、麥都思等人編纂的英漢 / 漢英詞典 [1] 即使到今天依然不失使用價值，並得到較多認可和研究。（參見董方峰，2004）此外，傳教士在漢外方言詞典方面的貢獻亦不可小覷：如馬禮遜（1828）、衛三畏（1856）、歐德理等人 (1877) 的粵語 - 英語詞典；高德 (1888) 的潮州方言 -18

英語詞典；麥都思（1832）的客家方言 - 英語詞典；麥利和與摩嘉立 (1870) 的福州方言 - 英語詞典；杜嘉德(1873) 的廈門方言 - 英語詞典；艾約瑟 (1869) 編纂的上海方言 - 英語詞典；睦裡遜 (1876) 的寧波方言 - 英語詞典；殷德生 (1899) 的漢口方言 - 英語詞典以及鍾秀芝(1900) 的西蜀方言 - 英語詞典等 [2]。 這些方言詞典多數在近年來被重新影印出版並被用於方言史研究，其價值得到認同。除了上述這些漢英 / 英漢詞典外，傳教士還編纂了為數不少的其他語種漢外詞典，但針對它們的研究目前相對還較少。傳教士編纂的這些漢外詞典，既有詞典學的意義，又記錄了近代漢語語音、語法形態的變化，還記錄了諸多現代漢語詞彙或術語的產生和變遷過程，具有重大的歷史文化價值，近年來利用這些詞典進行語言史和歷史文化研究的勢頭方興未艾，相信這一方向的研究未來還將繼續成為熱點。3.4 漢語語法研究從耶穌會士衛匡國的《中國文法》（1653）年算起的話，傳教士編寫漢語語法的歷史比馬建忠的《馬氏文通》早了兩個半世紀。衛匡國之後，又有萬濟國（1703）、馬若瑟（1728）、馬禮遜（1815）、艾約瑟（1853，1857）、文璧（1880）等傳教士語法 [3] 正式出版，並在西人中產生較大影響 。（參見董方峰，2011）這些傳教士借拉丁語語法框架分析漢語語法，分析對象主要針對漢語官話，也包括一些方言。當然傳教士也不是一味借鑒模仿，他們對漢語本身的特性也作了細緻的觀察和歸納。如他們都認可漢語的語法形態不能完全按照拉丁語法的框架去理解，順序和虛詞在漢語語法中扮演著重要的語法作用。再比如艾約瑟（1857）指出漢語的片語和句子組合規律相同，而中國語法學家中直到 20 世紀 80 年代才由朱德熙（1982）指出這一點。正是經由傳教士的介紹，西方知識界才瞭解到漢語語法的結構特徵，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西方語言類型學的發展。正是通過傳教士的介紹，漢語中“實詞”、“虛詞”等術語才進入了西方普通語言學視野。近年來對傳教士漢語語法的歷史研究以及利用傳教士語言學文本進行漢語語法本體的研究日益逐多，但總體而言，這個領域內的原始文獻數量不多，而現有研究多為歷史綜述，今後的研究方向應該更多朝向利用歷史文本進行漢語本體的研究。3.5 漢語教材編纂早期來華傳教士可憑藉的漢語學習材料極少。純中文的材料接受困難，中外對照的教材幾乎沒有。先行者編纂的詞彙手冊或詞典、語法、有語音標註的基督教教義中文闡釋、中文著作的翻譯等都充當了漢語教材的功能。僅憑這些材料學習漢語，需要學習者天賦高且毅力強，卻不利於成規模的漢語教學。專門的、接近現代意義的漢語教材，一直到 19 世紀才較多出現。這其中的代表性作品有江沙維的《漢字文法》（1829）、裨治文的《廣東方言讀本》（1841）、衛三畏的《拾級大成》（1842）、艾約瑟《漢語口語進階》（1881）、狄考文的《官話類編》（1892）等。[4] 及至 20 世紀，來華外交官、海關工作人員等各色人等紛紛加入漢語教材編寫的行列，漢語教材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形式體例也終臻成熟。這些教材涵蓋文言與口語、官話與方言，在介紹語音、語法的基礎上，逐課介紹漢語口語或者書面語。課文涵蓋範圍廣泛，既有文言著作，也有民間交談。這些教材一方面可以作為明清官話形態研究的語料文本，另一方面也可以為當下的對外漢語教學提供啟示。1955 2020 年第 1 期 總第 5 期5

3.6 翻譯活動從耶穌會士入華到 20 世紀之初，來華傳教士掀起了中國歷史上繼佛經翻譯之後的持續三個多世紀的第二次翻譯高潮。傳教士們獨立或與中國學者合作翻譯了大量宗教、哲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類的西方著作，並把大量中文典籍譯介到西方，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17-18 世紀歐洲大陸的“中國熱”以及西方對中國的認知。（參見陳福康，2010；方夢之，2011）傳教士翻譯活動對於中國的影響，可以從幾個方面來看。在科學技術方面，中國現代科技體系的建立，離不開傳教士譯介的基礎。從天文曆算到槍炮製造再到現代醫學，自然科學和現代製造的幾乎每一個門類的基礎知識都離不開傳教士的譯介之功。從社會文化角度看，大量西方地理、歷史、文學、科技文明、政治、時事知識的譯介打破了中國人的優越感，拓展了他們的想像空間，重構了他們的世界觀，推動了中國社會改革的思潮。中國現代社會科學分科體系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賴於傳教士的譯介活動。此外，翻譯活動帶動的學校、譯館的建立，促進了中國翻譯和科技人才的培養。從更廣的視角看，近代中國社會民主與科學思想的萌發、反帝制反封建革命的興起，在思想源頭上都和傳教士譯介活動有一定聯繫。從語言層面來看，包括《聖經》在內的西學漢譯在開拓中國人視野的同時，也極大地豐富甚至改變了中國的語言構成。現代中國詞彙術語體系的形成（參見何紹斌，2008；劉禾，2008；馬西尼，1997），現代漢語的語法結構（參見王克非，2002；蔣驍華，2003），乃至現代文體和文學風格的形成（參見袁進 2006， 2007， 2008），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傳教士譯介活動的影響。但現代漢語語言和文學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傳教士語言學的影響，目前還缺乏實證性的研究令人信服地進行論證。四、來華傳教士漢語研究的特徵與局限傳教士在描寫異族語言時往往遵循一定的共同範式。Claramonte (2007) 的研究表明，遠赴海外的傳教士多數都受過良好的語言學訓練且有很好的天賦，對歐洲語言學的歷史和現狀也非常熟悉。他們往往把希臘 - 羅馬以來的歐洲語言學傳統視作普遍範式，將其概念當作普遍性概念，術語作為元術語，其框架作為普遍性模式，以拉丁語或者其它歐洲語言為參照語言，以拉丁語法體系為參照系統，按照西方語言學範式對所到之地的語言進行描寫。在這種思路指導下，來華傳教士很快建立起中國語言學從語音到語法的系統描寫框架，在較短的時間內較好地實現了他們描寫和教學中國語言的目標。但與此同時，對歐洲語言學範式的遵循在很大程度上也帶來了漢語研究的所謂“拉丁眼鏡”問題（董方峰，2011），很多時候傳教士們削足適履地拿漢語現象去比附歐洲語言學的概念和框架，造成對漢語客觀事實和規律的背離，或者用基督教神學觀念去解釋漢語語言現象，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他們語言學作品的學術影響力。另外，傳教士普遍對方言和口語更為偏重。傳教士的語言學研究目標非常明確，那就是為傳教服務，要能直接與普通民眾進行對話，通過口頭的方式把基督教教義傳遞給所在地的各個階層民眾。在來華傳教士中，早期的天主教徒為了適應中國的特殊國情，迎合主流知識份子階層，以求獲得進入中國傳教的許可，曾經把主要精力放在書面語言的研究上，但是更多的時候，從天主教徒到新教徒都更為關注口頭語言。Hutton（2006）指出，新教語言學理論的基本前提是宗教的、官方的或者文學領域的書面語和口頭語都不應該和普通百姓的語20

言相異。這種語言觀無形中影響了大多數新教傳教士的漢語研究路向。來華傳教士對口頭語言的重視，也為現代語言學者的漢語語音史研究留下了寶貴財富。此外，傳教士的語言學研究有很強的功利性，語言學研究最終要服務於傳教的目的。他們研究語言的目的並非為幫助當地人瞭解自己的語言或者單純為了學術研究。事實上，傳教士語言學作品大多數是為了傳教士群體自身的語言教學服務，帶有教材性質。為了在較短時間內達到好的語言培訓效果，很多傳教士們無暇仔細挖掘漢語本身的特性和規律，更多採用和西方語言學框架進行模仿、對比、附會的方式，此外他們多數也無意於語言學理論上的探究或突破，這種功利取向制約了他們的語言學理論高度和學術認同。五、結論在世界範圍內，傳教士的語言學發現和研究對現代語言學的誕生和發展起到了十分關鍵的作用。在中國，在語言學研究由傳統的小學向現代語言學的轉變過程中，傳教士們同樣作出了重大貢獻。耶穌會士帶來的精確標音系統讓中國語言學界告別了歷史悠久的反切法；新教傳教士的詞典編纂改變了中國辭書編纂的歷史進程；傳教士對漢語語法的研究早於中國第一部現代語法《馬氏文通》兩個多世紀；傳教士翻譯和出版活動過程中的術語創建及漢語表達方式對現代漢語體系產生了直接的影響。我們認為，近代來華傳教士對於中國語言和語言學的貢獻未能得到充分的認同和研究，中國語言學界對近代來華傳教士的語言學研究活動應重新認真審視。Zwartjes（2012）指出現代傳教士語言學通常出於兩個目的：描寫語言學和語言學史學。我們也可以把這兩個目的理解為語言史和語言學學科史的不同路向。從描寫，或者語言史的角度看，傳教士是如何描寫中國語言的各個方面，又留下了什麼樣的描寫記錄，特別是他們相對科學、客觀的描寫記錄，這些對於當代學者研究漢語歷史變遷有寶貴的價值。此外，傳教士語言學活動如何影響漢語本體，如漢語詞彙、語法體系和文學風格的變化等，這些是研究得較少，但又無法回避的漢語史研究課題。從語言學學科史的角度看，傳教士在研究漢語時採用了什麼樣的範式，和西方及中國知識界如何互動，對世界語言學及中國語言學有哪些影響、價值等，都是應該關注的話題。在 談 到 當 代 傳 教 士 語 言 學 研 究 的 任 務 時，Zimmermann (2004) 做出了一個詳細的歸納。參照他的歸納看，當代中國傳教士語言學研究的發展還遠談不上充分。今後中國的傳教士語言學研究還可以在這樣一些方向繼續加強：歷史文獻的發掘和整理；文獻資料庫的建設；語言學史的書寫；利用傳教士語言學文獻對漢語本體的研究；歷史文化的綜合研究，等等。總之，傳教士語言學研究是一個綜合視域，從事語言研究、歷史文化、思想交流、對外漢語教學等領域研究的學者都可以在這裡發現有價值的課題。註 釋： [1] 這些詞典分別是：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 Macao: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15-1822; 衛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 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4; 富善 (Chuancey Goodrich), A Pocket Dictionary (Chinese-English) and Pekingese Syllabary,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1; 芳 泰 瑞 (Courtnay Hughes 2155 2020 年第 1 期 總第 5 期5

Fenn), The Five Thousand Dictionary: a pocket dictionary and index to character cards of the Yenching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Shanghai: Mission Book Co., 1926; 馬 守 真 (Robert Henry Mathews),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Compiled for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Shanghai: China Inland Mission and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31; 鮑康寧 (Frederick William Ball), An Analytical 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 Shanghai: China inland mission and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0; 蘇 慧 廉 (William Edward Sothill), The Students’ Four Thousand Tzu and General Pocket Dictionary,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9; 季理裴 (Donald MacGillivray), A Mandarin-Romanized Dictionary of Chinese with Supplement of New Terms and Phrases, Shanghai: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11; 麥 都 思 (Walter Henry Medhurst), 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 Batavia: Parapattan, 1842-43.[2] 這 些 詞 典 分 別 是 馬 禮 遜 ,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Chinese words and phrases, Macao: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28; 衛三畏 , A 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of Canton Dialect ,Canton: Printed at the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56; 歐 德 理 (Ernst John Eitel), A Chinese Dictionary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 London: Trubner, 1877; 高 德 (Josiah Goddard), A 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in the Tie-chiu Dialect,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88; 麥都思 , A Dictionary of the Hokkeen Dialect, Macao: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32; 麥 利 和 (Robert Samuel Maclay) 與摩嘉立 (Caleb Cook Baldwin), An Alphabet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Foochow Dialect, Foochow: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1870; 杜 嘉 德 (Carstairs Dougla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s of the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 supplement by Thomas Barclay. London: Trubner & Co, 1873; 艾 約 瑟 (Joseph Edkins), A Vocabulary of the Shanghai Dialect,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9; 睦裡遜 (W. T. Morrison), An Anglo-Chinese Vocabulary of the Ningpo Dialect,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6; 殷德生 (James Addison Ingle), Hankow Syllabary, Printed by Kung Hing, 1899; 鍾秀芝 (Adam Grainger), Western Mandarin, or the Spoken Language of Western China,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0.[3] 這些語法書分別是：衛匡國 (Martino Martini),Grammatica Sinica）（稿本）, 1653；萬濟國 (Francisco Varo), 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廣州出版，出版商不詳）, 1703； 馬 若 瑟（Joseph-Henry-Marie de Prémare）,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Malacca: Cura Academia Anglo Sinensis, 1728/1831; 馬 士 曼 (Joshua Marshman), Clavis Sinica, Serampore: The Mission Press, 1814；馬禮遜 ,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Serampore: The Mission Press,1815；艾約瑟 , 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Shanghai Dialect,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1853; 艾約瑟 ,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 commonly called the Mandarin Dialect,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57； 羅存德 (William Lobscheid),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Hongkong: Daily Press, 1864；文璧（Jasper Scudder McIlvaine）,Grammatical Studies in the Colloquial language of Northern China. Especially designed for the use of missionaries,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80；等等。[4] 這 些 著 作 分 別 是： 江 沙 維 (Joaquim Affonso Gonçalves). Arte China Constante de Alphabeto e Grammatica Comprehendendo Modelos das Differentes Composiçoens, Macao: St. José, 1829; 裨 治 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Macao, 1839; 衛 三 畏 , Easy Lessons in Chinese, Melecca: Printed at the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42; 艾 約 瑟 , Progressive Lessons in the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with lists of common words and phrases, and an appendix containing the law of tones 22

in the Peking dialect, Shanghai: London Mission Press, 1862; 狄考文 (Calvin Wilson Mateer), 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 based on idiom,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2；等等。參考文獻： 董方峰 2008 從馬禮遜到馬修斯—近代史上的西方漢英辭典編纂者及其作品 , 姚小平主編，《海外漢語探索四百年管窺—西洋漢語研究國際研討會暨第二屆中國語言學史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8：103-126。 董方峰 2011 《十九世紀英美傳教士的漢語語法研究》，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馮曉虎 2013 萊布尼茨與白晉的漢字研究，《國際漢學》第 1 期。何紹斌 2008 《越界與想像：晚晴新教傳教士譯介史論》，上海：三聯書店。蔣驍華 2003 《聖經》漢譯及其對漢語的影響，《外語教學與研究》第 4 期。劉禾 2008 《跨語際實踐 -- 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上海：三聯書店。羅常培 1930 耶穌會士在音韻學上的貢獻，《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3(C) 期。馬慶株 2013 《中文拼音方案》的來源和進一步完善，《語言文字應用》第 1 期。馬西尼著 黃河清譯 1997《現代漢語詞彙的形成 --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門多薩（Gonzales de Mendoza）著 何高濟譯 1998《中華大帝國史》，北京：中華書局。王克非 2002 近代翻譯對漢語的影響，《外語教學與研究》第 6 期。姚小平 2011 傳教士語言學的功過得失，《中華讀書報》02 月 16 日 19 版。袁 進 2006 近代西方傳教士對白話文的影響，《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第12 期。袁 進 2007 重新審視歐化白話文的起源 -- 試論近代西方傳教士對中國文學的影響，《文學評論》第1 期。袁 進 2008 論西方傳教士對中文小說發展所作的貢獻，《社會科學》第 2 期。朱德熙 1982 語法分析和語法體系，《中國語文》第 1 期。Claramonte, Manuel Breva. 2007. The European linguistic tradition and early missionary grammars in central and south America. In Douglas A. Kibbee (ed.), History of Linguistics 2005: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T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the Language Sciences (ICHOLS X), 1-5 September 2005 .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36-251.Edkins, Joseph ( 艾 約 瑟 ). 1857.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 commonly called the Mandarin dialect. Shanghai: Presbyterian Press.Hutton, Christopher. 2006. The Romantic theory of language: writing and speech in Western view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Critical Zone: A Forum of Chinese & Western Knowledge. 2: 82-105.Koerner, E. F. K. 2009. “Koerner ’s Korner”. Historiographia Linguistica. 36 (2/3): 485.Stolz, Thomas & Ingo H. Warnke. 2015. From missionary l inguis t ics to colonial l inguis t ics . In Zimmermann, Klaus & Birte Kellermeier-Rehbein (eds.), Colonialism and Missionary Linguistics.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3-25.Zimmermann, Klaus. 2004. La construction del objeto de la historiograffia de la linguistica misionera. In Otto Zwartjes & Even Hovdhaugen (eds.). Missionary Linguistics/linguistica Misionera: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issionary Linguistics, Oslo, 13-16 March, 2003.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7-32.Zwart jes, Otto. 2012. The Historiography of Missionary Linguistics: Present state and further research opportunities. Historiographia Linguistica. 39 (2/3): 185-242.2355 2020 年第 1 期 總第 5 期5

客方言語法研究六十年選評 *Research Works of Hakka Grammar in the Past 60 Years◎ 楊靖雯 / 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石佩璇 / 星海音乐学院人文社科部提 要：自 1957 年第一篇客家方言語法論文在《語文知識》發表，客方言語法的研究迄今已逾 60 年歷史，其發展大致呈現出起步期、快速發展期、繁榮期三個階段，各個時期在研究的成果數量、地域範圍、語法項範圍、方法和視野上各有特點。未來可在擴大研究範圍和加強分析与解釋深度兩個大的方面繼續展開。關鍵詞：客方言 語法 研究綜述Key words: Hakka dialect; grammar study; literature review;一、概說自 1957 年第一篇客家方言語法論文在《語文知識》發表，客方言語法的研究至今已逾 60 年歷史，根據目前收集到的材料統計（截至 2019 年 8 月），60 年間海峽兩岸及海外共計有 546 篇（部）期刊論文、論文集論文、學位論文、專著發表和出版，其中包括 36 篇涉及 * 本研究受中國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海外珍藏漢語文獻與南方明清漢語研究”（項目號：12&ZD178）、中國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海內外客家方言的語料庫建設和綜合比較研究”（項目號：14ZDB103）、2019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基於巴色會客話文獻的粵東客家方言語法研究”（項目號：19YJC740065）資助，在撰寫過程中曾獲中山大學李煒、林華勇、浙江大學莊初升三位教授指導。24

客家話的跨方言語法比較文章。圖 1 1957 年至今客方言語法研究發表類型數量構成36564899309國內期刊+論文集台灣+海外期刊學位論文專著跨方言比較從地域看，六十年間的客家方言語法研究，共覆蓋福建、廣東（含香港）、江西、廣西、四川、湖南、浙江、臺灣等共 8 個省份。其中得到較多關注的方言點有：廣東梅縣（45 篇）、江西石城（24 篇）、福建連城（17 篇）、福建長汀（17 篇）、福建寧化（16 篇）、福建永定（14 篇）、廣東五華（12 篇）等。圖 2 1957 年至今客方言語法研究地域對象構成在客方言語法研究六十年中，一些重要的期刊、單位和作者成為客方言語法研究的重要陣地和中堅力量。重要的期刊有：《中國語文》《方言》《語言研究》《語言暨語言學》《中國語文研究》《龍岩學院學報》《嘉應學院學報》等。出產文章、學位論文較多的單位有：廣西大學、廣西師範大學、廈門大學、暨南大學、華南師範大學、中山大學、北京語言大學等。這一領域較重要的作者包括：李作南、何耿鏞、張維耿、林雨新、藍小玲、鄧玉榮、傅雨賢、周日健、黃雪貞、林立芳、林清書、劉若雲、羅美珍、饒長溶、溫昌衍、項夢冰、嚴修鴻、曾毅平、黃映瓊、蘭玉英、李小華等，臺灣部分有羅肇錦、鐘榮富、曹逢甫、江敏華、賴惠玲、賴文英等，海外主要有柯理思等。客方言語法研究發展至今，也有一些學者撰寫了相關的綜述文章，對前人的客方言語法研究進行梳理和總結，但目前還沒有集中、全面梳理客方言語法研究的文章發表。表 1 客方言語法綜述類研究發表情況根據六十年間客方言語法研究成果的數量分布和總體研究深度、研究方法的發展等因素，我們大致將客方言語法研究六十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 1957-1987 年是起步期；第二階段 1988-2005 年是快速發展時期；第三階段 2006 年至今是繁榮期。下面我們將對各個時期的客方言語法研究進展和成果進行具體介紹，受篇幅所限，各部分研究成果僅取較有代表性或特點的進行選評。2555 2020 年第 1 期 總第 5 期5

圖 3 1957 年至今客方言語法研究發表成果的年份分布 二、客方言語法研究的三個階段研究選評（一）1957 年以前的客話語法研究在進行三個時期的客方言語法研究綜述之前，我們希望簡單介紹 1957 年以前的客方言語法相關文獻。東西方學者在早期對客方言語法研究進行了初步嘗試，基本以語法的概貌描寫為主，較為粗糙和簡略，但是為我們了解早期客語的語法面貌提供了珍貴的材料。這些文獻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由西方傳教士編寫的客方言辭典、學話課本中的語法介紹部分，如法國傳教士 Charles Rey（雷卻利）在 1901 年編寫的《客法大辭典》，在書前附有語音、語法、構詞的簡單介紹，展示了大概的語言面貌。Charles Rey 在 1937 年又出版了一本客語教學手冊《客家社會生活對話》，書前也有客語語法的簡單介紹。Brenard Mercer 於 1930 年也撰寫了一本客話教科書《Hakka Chinese Lessons》，依次介紹了客語的疑問句、假設句、比較句、反身代詞、關係代詞、形容詞、助動詞、被動結構、介詞等。另一類是由東方學者撰寫的相關客方言文獻，如臺灣日據時期中國人菅向榮編寫的《標準廣東語典》，內容實為客語句法綱要，包括音調、語法、會話三個部分（鐘榮富，1998）。（二）第一階段：1957-1987 年1. 基本情況 第一階段的二十年，也可以分為三個小的發展時期：1957-1965 年是開創期，共有 5 篇文章相繼發表，開啟了客家話語法研究的大門。到了 1966 至 1979 年，客方言語法的研究進入了一個停滯期，十餘年間沒有相關文章發表或專著出版。這一情況在改革開放後出現好轉，於 1980-1987 年經歷了回暖期，8 年間共有 12 篇文章發表。另外，這一時期，日本學者橋本萬太郎（Mantaro J. Hashimoto）也 出 版 了《The Hakka dialect : a linguistic study of its phonology, syntax, and lexicon》，第一部中文寫成的客家話語法專著（羅肇錦，1984）也在臺灣出版。2 . 階段特點總體來說，1957-1987 年這一階段研究成果數量不多（30 年間共 17 篇文章，1 部專著），從發表文章數量、研究的水平和方法、作者的構成看都還處於起步期，但從總體來說是處於進步之中的。這一階段的研究主要關注廣東、福建兩省幾個重要的方言點，包括梅縣、大埔、五華、平遠、長汀、永定等。這一階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詞法，只有兩篇文章涉及了客家話中的句法特色（李作南，1957；淩慈房，1957），二者分別關注了客方言疑問句的句式和句法中的語序問題如賓語位置的靈活性等，基本上是較為淺層的靜態描寫，還沒有涉及到深層次的描寫、分析，也沒有歷時演變的研究，常常以普通話為參照進行描寫。26

但從這些早期成果來看，研究者已經顯示出了比較敏銳的發現問題的眼光，關注到了客家話中一些最具特色的語法點和語法現象，也有相對比較細緻的研究問世，如：李作南（1965）、黃雪貞（1982）。這一時期比較活躍的學者有李作南、何耿鏞、張維耿、周日健、林雨新、黃雪貞、羅肇錦等。3 . 重點關注語法項及其研究進展這一階段的研究主要關注的語法項有：1）人稱代詞的領格。具有獨立的單數人稱領格代詞是客方言的一個富有特色的現象，最初的研究者們也注意到了單數人稱主賓格和領格的語音形式差異並進行了描寫，其中南臺（1957）總結了梅縣客話單數人稱表領屬的三種形式，這一總結與後來嚴修鴻、項夢冰等的探討一脈相承；2）名詞詞綴。這一階段的幾篇文章不約而同地注意到了客方言中與普通話不同而非常豐富的名詞詞綴現象，關注的焦點主要是稱謂前、後綴，性別詞綴、小稱詞綴，他們將這些常見的特殊詞綴進行了列舉，並以普通話為參照進行了梳理（李作南，1957；林運來，1957；何耿鏞，1965；劉玄恩，1985）。3）形容詞的構詞。客方言中有著豐富的形容詞重疊式和特殊構形，這些功能多樣的形容詞形式使得客方言在形容詞表達上豐富而細膩。這一時期的研究者們也對這些多樣的重疊式和特殊構形進行了描寫，如林雨新（1958）、藍小玲（1984）。除這些熱點問題外，這一時期的客方言學界還對形容詞詞綴（張維耿，1982）、動詞體貌（林雨新，1957）、多功能虛詞（黃雪貞，1986）、時間副詞（藍小玲，1986）等問題進行了探討。（三）第二階段：1988-2005 年1. 基本情況1988-2005 是一個快速發展的時期，研究成果發表數量逐年遞增，從每年 2-3 篇逐步增長到每年十餘篇，進入 2000 年後基本穩定在每年 15-20 篇（部）的水平，18 年間總計有 199 篇（部）成果問世。在出版物方面，這一時期共有 30 部相關專著出版。最先出現的是一系列方言志、調查報告，如：《新豐方言志》《南雄珠璣方言志》《客贛方言調查報告》等，這些著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語法描寫。幾部重要的客方言語法研究專著也在這一時期問世，如《客家方言語法研究》《連城客家話語法研究》《梅縣方言語法論稿》等。這一時期客家話研究學者還編寫了幾部客家話詞典，如：《客家話詞典》《客家話通用詞典》《客家方言詞典》，也是語法研究的重要材料。2. 階段特點這一時期的重要特徵之一是出現了一批優秀且專注的客方言語法研究學者，他們分別從自己的母語方言出發，對各個單點的語法面貌進行了較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發表了一系列文章，這些文章在體系構建、基礎奠定上有著重要的作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之一就是項夢冰對福建連城客話語法的研究，他在 1988-2005年間相繼發表了《連城 ( 新泉 ) 話相當於北京話“的”字的語法成分》、《連城 ( 新泉 ) 話的反複問句》等 13篇論文，並出版了一部語法研究專著《連城客家話語法研究》，對連城客話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描寫和研究。這一時期與項夢冰相似的學者還有研究福建武平客話的林清書、福建長汀客話饒長溶、廣東梅縣客話林立芳、廣東惠州客話劉若雲以及廣西賀州客話鄧玉榮等。這些學者的研究都把客方言語法的研究推向了一個更高的層2755 2020 年第 1 期 總第 5 期5

次。這一時期的研究在地域和語法項的廣度上都有明顯的提高。地域上，研究的方言點擴大到福建、廣東、江西、廣西、香港，涉及的方言點數量也大大增加，還出現了方言島的研究，如潘家懿（1999）。研究的對象也不止局限在詞法方面，開始對句法給予一定的關注，尤其是客家話中幾個較有特色的句式和多功能虛詞。在研究水平和方法上，這一時期描寫的細緻度和深度也有明顯提高，體現在單篇文章的篇幅和研究對象上，篇幅明顯加長，研究對象也明顯顯示出細緻化的趨勢。這一時期的學者開始不滿足於簡單的靜態描寫，展開了對語法現象的解釋和分析，如運用話題理論解釋助詞的語法功能（項夢冰，1994）。也有學者開始嘗試結合歷時語料考察一些虛詞和結構的來源和虛化路徑，還出現了歷時文獻的研究，如林立芳（1997）對“來”的考察以及根據康熙年間《一年所用雜字文》進行的助動詞“愛”的研究（林建明，1996）。另外，在單點研究已經有了一定的積累的基礎上，還出現了零星的比較研究文章，如林寶卿（1993）。這一時期的學者還開始結合語音來討論語法問題，如項夢冰（1992a）。這一階段還出現了客方言語法研究的論文集和學位論文。在《代詞》《介詞》《動詞謂語句》《動詞的體》《漢語方言體貌論文集》等論文集中，客家話語法論文都有相當比例。這一時期舉辦了前五屆客方言研討會 [1]，每屆會議論文集都包含相當數量的語法研究論文。這一時期還出現了幾篇客家話語法的學位論文，如曾毅平（1998）、張桃（2004）等。臺灣及海外方面，我們共收集到期刊文章 22 篇。在客家話語法研究方面，臺灣及海外學者是引入西方語言學理論和方法、進行研究方法創新的先行者。他們除了傳統描寫外，還運用了形式語義學、認知語言學、形式句法、語法化理論等多種研究方法對客話語法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如林英津（1993）、曹逢甫（2000）、賴惠玲（2002）等。3. 重點關注語法項及其研究進展這一階段的客方言語法研究出現了幾個研究熱點，包括：1）代詞。承接上一時期的研究，這一階段的研究者繼續對人稱代詞尤其是單數人稱代詞的領格問題給予了關注，另外對指示代詞和疑問代詞也有了較集中的研究。一是對單點代詞系統的調查和描寫，其中項夢冰（1992a；1992b；1993）對新泉方言的代詞系統做了全面的描寫，具有很高的價值。二是對代詞尤其是單數人稱代詞的領格問題的深入探討，熱點問題是單數人稱代詞領格的來源，項夢冰、嚴修鴻等學者發表了系列文章進行了探討，一方面進一步理清了單數人稱領格的語法特徵，一方面對其語源進行了有價值的推測，並基本鎖定合音說（項夢冰，1992a、2001、2002；嚴修鴻，1998）。2）多功能虛詞。這一階段的學者大量關注到客家話中重要的多功能虛詞，如哩、欸、啊、時等，進行了較為細緻的描寫和分析，如饒長溶（1988）；柯理思（1995）。3）結構助詞。作為語法系統中活躍的語法成分，結構助詞這一時期得到了較多的關注，但主要集中在描寫而非分析上（林清書，1988；林立芳，1999；嚴修鴻，2001）。4）動詞的體貌。這一時期的一系列文章對單點的28

動詞體貌系統進行了描寫，構建了客方言動詞體貌的描寫體系，重要的文章如林立芳（1996）、曾毅平（1998）。還有一些專門討論體貌標記、體貌助詞、體貌句式語法功能和歷史來源的文章，如：饒長溶（1996）、賴惠玲（2000）等。5）動詞謂語句及常用句式。這一時期的客方言語法研究開始更多地關注到句法部分，動詞謂語句及富有特色的幾個常用句式得到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動詞謂語句代表成果如：侯論祥（1995）、項夢冰（1997）、林立芳（1997）；處置句如林立芳（1998）、饒長溶（2000）；反複問句如項夢冰（1990）、謝留文（1995）。除以上熱點問題外，詞綴、形容詞的構詞、副詞、語氣詞、情態等也得到了一定的描寫和研究。（四）第三階段：2006 年至今1. 基本情況2006 年至今的十餘年，是客方言語法蓬勃發展的時期，這一時期的客方言語法研究在文獻數量、研究廣度、深度、方法和理論的創新上，都有了長足的發展。從文獻數量上看，基本每年維持在 20 篇（部）的水平，不少年份還超過了 30 篇（部），十年間總計發表 293篇（部），並舉辦了第六至十三共 8 屆客方言研討會。2 . 階段特點與第二階段相比，這一階段的進步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研究範圍的進一步擴大。出現了更多非客話大本營地區的研究，包括四川、湖南、浙江等。其中取得較大提升的是四川客家話的研究，共有 9 篇文章、4 本專著（含語法章節）、2 本學位論文問世。方言島的研究數量增加，學者更多地有意識地從語言接觸和語言比較的角度對方言島的語言面貌進行研究。代表作如：黃尚軍、曾為志（2008）。在研究對象的廣度上也有所擴大，這一時期的學者又發現了許多從前較少關注或未能注意到的客家話語法現象和問題，如四字格成語／熟語的構詞特點、處所詞、量名結構等。2）新視野、新方法的採納。比起上一時期，近十年的客方言語法研究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大陸學者成規模地吸收和採納了西方語言學理論與方法，並運用到客方言語法的研究中來。這一時期佔據重要位置的理論與方法包括：a）語法化。從前的學者也對一些重要虛詞的虛化路徑進行了研究，但主要是從傳統的實詞虛化的角度，這一時期的學者運用語法化理論，更為系統和深入地對一些重要的多功能詞、虛詞進行了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如：李小華（2007）；黃婷婷（2014）。b）類型學。這一時期的客方言研究，也引入了類型學的視野，代表的文章有：溫昌衍（2006）、李小華（2008）等。c）語言接觸。客方言的許多分支都處於多種方言的接觸區，尤其是方言島的客方言，這一時期的學者自覺運用語言接觸的理論與方法，對這些地區的客家話進行了研究，對一些語法現象提出了有力的解釋，如：蘭玉英（2008）、楊璧菀（2011）等。3）歷時研究、比較研究的增加。相比上一時期而言，雖然單點的靜態描寫仍然佔據客方言語法研究的主流，但是歷時研究和比較研究數量呈逐漸上升的趨勢，已經佔據了可觀的比例。上一時期的歷時研究，主要是結合古漢語的材料，對個別語法點的來源和虛化路徑進行探索，到了這一時期，學者們開始關注早期傳教士文獻的收集和整理，並運用這些文獻對客方言語法2955 2020 年第 1 期 總第 5 期5

的發展和變化進行了研究，如：溫昌衍（2003）、石佩璇（2014）。這一時期客方言語法的內部比較有明顯增加，一些學者利用多點語料進行富有意義的客家話內部比較，做差異和共性研究，其中的代表如黃雯君、鄭縈（2013）等。近十年客方言在跨方言的語法研究中也越來越受到關注，在我們收集到的涉及客方言的跨方言語法研究中，大部分文章都是發表於 2006 年之後。我們共收集到了 36 篇涉及客方言與其他方言比較研究的論文。其中客贛比較、粵客比較、閩粵客比較等東南方言的比較是主流和熱點。重要的成果包括：吳福祥（2010）；陳前瑞（2010）；嚴修鴻（2010）。4）研究材料的多元化。直到上一時期，客方言語法研究的材料還主要來自作者的田野調查、內省以及他人研究的二手材料，但到了這一時期，研究材料的來源明顯多元化。一些學者開始注重早期客話文獻的收集和整理，並運用這些文獻中的寶貴語料進行了客方言語法的歷時研究，其中的代表有莊初升（2007）。2016 年出現了第一本以早期客話文獻為研究對象的客方言語法研究博士論文（石佩璇，2016）。隨著語料庫語言學的發展，客方言語法學界也開始重視客話語料庫的建設並將語料庫作為研究的重要工具，如李詩敏、賴惠玲（2013）、葉秋杏、強舒微（2013）。另外，還出現了結合語言實驗進行客方言語法研究的新嘗試，如侯秋霞、張積家（2013），運用語言社會實驗和調查，並結合認知心理學的理論和方法，對客方言的名詞語法性進行了富有特色的研究。專著、學位論文的數量增加。近十年內共有 45 篇相關碩博學位論文、25 部專著發表和出版，年平均量要明顯高於上一時期，尤其是學位論文的數量有了大幅的增長。這一時期重要的專著有：《閩西永定客家方言虛詞研究》《19 世紀香港新界的客家方言》《漢語方言接觸視角下的四川客家方言研究》《連平方言研究》《長汀客家話初記》。较优秀的学位论文如李小华（2006）；黄婷婷（2009）等。6）學術討論和交流的加強。這一時期，有 64 篇學術論文在臺灣及海外的期刊發表，大陸和臺灣、海外的學術討論和交流明顯增多，近五屆的客方言研討會中，臺灣學者的參會人數比例顯著加大，在臺灣舉辦的客方言語法相關學術研討會上，大陸學者的身影也越來越多。3 . 重點關注語法項及其研究進展這一時期客方言語法研究的力量相比此前更為壯大，得到研究和關注的語法項也更為豐富和多元，沒有特别突出的熱點領域，這一時期內的優秀研究成果數量很多，限於篇幅本節不再赘述，一些研究較為深入和具有開創性的重要篇目已在上节中列舉。三、回顧與展望回顧客方言語法研究走過的六十餘年，一批批的學者將客方言語法語法研究不斷推向深入，提出並探討了許多重要的問題，對客方言大部分分布區域的客方言都有或深或淺的語法調查和描寫，也進行了許多比較和總結的工作，對客方言語法的基本面貌有了描繪。從發展趨勢上看，客方言語法的研究地域範圍逐漸擴大，語法點逐漸增多，理論的運用及研究方法不斷30

革新，與其它方言的比較增多，學術交流不斷加強。但同時，過去六十年的客方言語法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相對而言，客方言語法的研究詞法較多，句法較少；共時描寫多，歷時研究較少；靜態描寫多，解釋分析較少；單點研究多，比較研究少。不難看出，客方言語法的研究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未來主要需要在以下兩個方向更進一步：（一）繼續擴大研究範圍包括地域和語法項的範圍。在地域方面，由圖 4可見，目前的客話語法研究只覆蓋了客方言區的部分區域，在廣大的粵西、粵北、閩南、贛南、廣西、四川地區，還有許多客方言區和客家方言島在語法研究上仍是空白，這些地區也應被納入到未來客方言語法研究的範圍中去。另外，在研究的語法項上，也呈現出不平衡性，幾個較為熱點的語法項如人稱代詞、結構助詞、體貌標記、名詞詞綴、多功能虛詞、形容詞的構詞、動詞的體貌等涉及篇目很多，甚至有語法專著專門探討，而一些範疇如處所詞、數量詞、介詞等則研究還很不充分，未來應該獲得更多關注。圖 4 客方言語法研究覆蓋地域覆蓋情況圖 [2]（二）提高解釋分析的深度。縱觀六十年間的研究成果，不乏有深度、有創新的優秀文章面世，但也不得不承認，較為淺層、粗略的描寫文章仍然佔據了不可忽視的比例，因此，未來的客方言語法研究需要在研究深度上繼續加強。要達到這一目的，有幾項任務是必須的：注重理論的吸收利用及研究方法的革新；加強比較，包括方言內部的比較和跨方言的比較；加強與海外語法研究的交流和接軌。註 釋： [1] 分 別 舉 辦 於 1994、1998、2000、2002、2004 年。[2] 本圖為目前已有研究的區域（黑色斜線部分，以縣為單位）與《漢語方言地圖集》B15“客家話”疊置圖（暫缺四川和臺灣部分）。參考文獻： 曹逢甫、鄭縈 2000 客家話動詞組結構研究時貌、情貌，把字句與被字句，臺灣行政院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陳前瑞、王繼紅 2010 南方方言“有”字句的多功能性分析語言，《教學與研究》第 4 期。何耿鏞 1965 大埔客家話的後綴，《中國語文》第6 期。侯論祥 1995 梅縣方言表示祈使的動詞謂語句，《韶關學院學報》第 1 期。侯秋霞、張積家 2013 客家方言名詞的語法性對事物性向認知的影響，《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 期。 黃尚軍、曾為志 2008 從名詞重疊與兒化看成都官話對新都客家話的影響，《漢語史研究集刊》（第十一輯）。黃婷婷 2009 豐順三湯客家方言助詞研究，中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3155 2020 年第 1 期 總第 5 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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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言和語域的交匯處 *——江永女書探賾When Dialect Meets Register: An Exploration into Nvshu (Female Writing) in Jiangyong County◎ 王勇、秦思 / 華中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提 要：女書作為一種舉世罕見的女性文字系統，在語言本體及使用方面頗具特色。本文基於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從外部語境出發描寫女書，界定其屬性，提出女書是方言與語域的交匯。作為方言，女書是湖南江永方言基礎上的婦女群體語；作為語域，其使用限於分享類語場，平等、親密關聯類語旨，以紙、扇、帕、書為載體的獨白類書寫文字和口頭吟誦語式。為闡釋這種兼具方言及語域屬性的語言變體，本文提出“域言”（regislect）的概念，是指以性別、年齡、職業、社會地位或地域等因素界定的某類社群，因使用語言的場合、目的、對象或方式的不同而形成的語言變體。這一概念可觀照女書、職業方言及隱語行話等受使用者及語言使用雙重支配的語言現象。關鍵詞：女書 語域 性別方言 域言 系統功能語言學Key words: nvshu; register; genderlect; regislect;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本文爲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存在句的類型學研究”（17BYY183），以及中央高校創新資助項目“語言何以消亡——江永女書的功能語言學研究”（2019CXZZ084）的部分成果。34

一、前言女書是流傳於湘南邊陲江永及其毗鄰一帶，僅由女性使用及傳承的性別文字系統，被稱為“世界上最具性別特徵的文字”。[1] 女書之鄉的婦女們，將情感和祈願注入書信、詩歌及女紅之中，創造了獨特的女書文字及文化，在文字學、語言學、文化學、民俗學和女性學等諸多學科具有重要研究價值。原生態的女書多年來養在深閨人未識，20 世紀末才被學界發現，[2] 自此從偏僻鄉間走入國際視野。然而，由於文化語境的更迭，社會功能的局限，人死書焚的習俗，加之老一輩自然傳承人的相繼辭世，女書剛被揭開面紗便瀕臨消亡，亟待研究與傳承。衆多國內外學者從不同層面及視角對其進行了研究。其中，女書屬性備受爭議，衆說紛壇，主要有漢字變體說、瑤族文字說及刻劃符號說。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學界已普遍接受漢字變體說，將女書認定為一種漢語方言文字（宮哲兵，1986；周有光，1995；陳其光，2004）。多數學者認為女書記錄的是當地方言土話，趙麗明（1989）、李慶福（2009）等人則認為其記錄的是當地婦女的群體語，屬社會方言。不過，女書在使用方面與方言確有差異，更具局限性，其屬性問題尚待繼續探索，不必囿於方言變體一隅。我們可借助當代語言學理論去探究女書的屬性及外部語境等問題。迄今為止，未曾有研究從系統功能語言學視角對女書進行考察，這一理論在眾多領域廣泛應用，體現了其同時作為普通語言學和適用語言學（黃國文，2006）的強大生命力，其中，關於語言變體的研究也頗為深入。功能語言學中，語言變體分為兩類。根據語言的使用者來界定的語言變體稱為方言（dialect），根據語言的使用來界定的語言變體則稱為語域（register）（Halliday, 1985: 41）。這二者彼此獨立，不相交匯。但女書的存在突破了這兩個概念的局限，若僅認定為方言，女書卻在使用方面也受到了交際場合、對象和方式等因素的制約，因而涉及語域範疇；若僅認定為語域，女書卻在使用者方面限於特定女性群體，因而涉及社會方言範疇。所以，將女書歸為方言或語域之一，均顯牽強。那麼，它究竟該如何定性？原有概念不足以描述這種兼具性別方言及語域屬性的語言變體，且不排除有類似的語言現象存在，這敦促我們重新思考語言變體相關理論。鑒於女書語言變體屬性的特殊性，同時考慮到目前學界對其研究尚待推進，本文結合系統功能語言學的語域理論，著重從語境、功能視角出發，對女書進行描寫解釋，分析其方言及語域屬性，進而探討方言與語域的交匯原因、方式和結果等問題。循著這些討論，提出“域言”的概念，用以闡釋與方言、語域均相關，卻無法單獨囊括於二者之一的語言現象。二、作為方言的女書方言是因使用者的地域、種族、性別、年齡、個性及社會地位等因素而產生的語言變體，包括地域方言和社會方言等。社會方言，是與特定的社會群體相聯繫的，在音位、語音、語法和詞彙方面具有區別性特徵的組合。社會方言變體之間，體現了語言系統內部和社會結構的雙重差異。使用特定方言的群體往往帶有社會區域的標記（Halliday, 1978: 159），如，女書具有“湘南3555 2020 年第 1 期 總第 5 期5

中低層婦女”的標記。其中，性別方言（genderlect）是指因使用者的性別因素而產生的語言變體。這裡的性別並非僅局限於生理性別，而是具有社會性的性別，男女在社會角色、行為、思維和情感等方面存在差異。以往的研究從語音、詞彙、句法結構和語用（Jespersen, 1922; Labov, 1966; Trudgill, 1974; Lakoff, 1973; Thorne & Henley, 1975）等方面探討了男性與女性語言之間的差異。根據上述內容，限於女性使用及傳承的女書，是江永一帶婦女群體的語言變體，是一種從屬於社會方言的性別方言，在話題、詞彙和句法等方面均切合女性語言的特徵。具體表現在以下諸方面。就話題而言，男女兩性語言的話題差異較大，女性語言主要涉及家庭、婚姻、情感、社交和人生經歷等方面（Coates, 2004: 128），女書高度契合這一特點。目前收集的 428 篇女書原作中，話題包括老同結交、家庭生活、個人身世、情感訴說、勸慰訓導、婚嫁惜別、女紅製作、宗教祭祀和風俗娛樂等。其中，涉及典型女性話題的女書文本共約 350 篇，佔比 80% 以上。相比，男性語言的話題則多圍繞政治、體育、經濟和工作等方面。就詞彙而言，女書偏愛雅緻、委婉型詞彙。譬如，以“花、芳、秋香、梅香、好芳、芳友、姊妹、姊娘、妹娘、知心姐 / 妹、婦娘、老同、老庚、君子女”指稱女性，其中，含“花”的女性指稱語頗多，如“紅花、好花、桃花、菊花、桂花、蘭花、海棠花、石榴花”。此類詞彙在女書中表達豐富、數量較多，是女書的典型特色，這異於男性語言、共同語以及其他女性語言變體，體現了其語言社群對女性之間情誼的重視。又如，以“狗面、蟲婆、牛婆、豬婆、野畜婆、妖精”等代替詈語。這體現了女性常回避粗俗、污穢的表達 , 而偏愛使用含蓄、間接的表達（Jespersen 1922: 245）。相比，男性用詞更為直接，常不避用禁忌語。就句式而言，女書較之於男性語言更為簡單，句長特徵明顯，以七言詩體韻文為主，偶爾間以五言。不論是抒情類的民歌，還是敘述類的自傳等，均如此。這一特點或是因為書寫於摺扇等物件上，疏朗有緻、易於吟誦。吟誦是女書活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當地稱之為“讀紙讀扇”，它既不同於普通的日常口頭交流，也異於歌唱，是介於兩者之間的一種讀唱方式。部分女書作品是先用當地土語吟誦，後用文字記錄、創作的。這種吟誦活動及其韻律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女書的文本形式，使之以七言為主。就書寫文字而言，女性特色最為鮮明，這是江永一帶普通勞動婦女在被剝奪了學習權力的情況下，自創的一套女性專用文字系統，在世界上絕無僅有。這種文字在字形、筆劃、筆序、書寫格式等方面均異於漢字。其中，字形方面，不同於漢字正體的方塊字，女書呈右高左低的長菱形或“多”字形，纖細秀麗，造型奇特，還被當地人稱之為“長腳蚊字”。如， “三”、 “朝”、 “淚”、 “流”、 “可”、 “明”。筆劃方面，粗細如一，僅有點、豎、斜、弧、圓五種基本形式，不同於漢字有八種。筆序方面，主要是先上後下、先右後左，而不同於漢字筆序的先左後右。書寫格式方面，自上而下、從右至左，沒有標點符號及分段，一書到底。還需指出的是，少部分女書文字與古漢字或當地女紅圖案相似甚至相同，如， “萬”、 “壽”、 “幾”、 “五”、 “斷”、 “沒”。與此不同，當地男36

性則使用“男字”，即方塊漢字。總之，語言不僅是最有效的交流媒介，也可能是最明確的社會身份識別手段（Hasan, 1973），女書在文字、話題、詞彙及句法等方面特徵顯著，它建構了使用者的女性社會身份，具有性別方言屬性。不過，女書的方言屬性是就使用者的角度來看的，除此之外，女書還在使用方面具有特定屬性，這是下面要討論的內容。三、作為語域的女書語域是因交際場合、話題、交際對象、交際目的和交際方式等因素產生的語言變體，據此，女書也是一種特定的語域。基於系統功能語言學的語域理論，通過分析女書的三個情景因素，即語場、語旨和語式，可以進一步刻畫女書的外部語境及語域屬性。3.1 語域理論概述語域是系統功能語言學的核心概念之一，可追溯至 Malinowski 提出的情景語境和文化語境，Firth 受其影響，發展了“語義存在於語境”的理論，Halliday 將其繼承並發展，提出了自己的語域思想，用以描述語言運用的變體。語言因功能而異，不同情景語境中的語言不同，這種隨著語言運用的差異而區分的語言變體就是語域（Halliday, 1964: 75）。可見，語域和語境密切相聯，語域是情景語境的產物，語境決定語域，語域反映語境。另外，語域是位於示例化連續統（cline of instantiation）和級階連續統（cline of stratification）這兩個維度組成的範圍之中。從系統至示例的示例化連續統中，語域處於兩者間的次系統位置；從語境至語言的級階連續統中，語域處於語義層，將兩者聯繫起來。這一情況可圖示如下：圖 1 語言與語境、系統與示例的關係（Halliday, 1999: 8） 語域由情景語境的三個變量決定，即語場（field）、語旨（tenor）和語式（mode）。其中，語場指交際內容，語旨指交際雙方的地位、角色關係，語式指交際起作用的方式（Halliday, 1994: 390）。這三個語境因素共同協作，相互交織而非彼此獨立，為具體的語言活動提供語境構型，分別制約著語言的概念功能、人際功能和語篇功能。研究語域，可以探索語言系統本身與語境之間的制約關係，從語言外部來詮釋語言系統。3.2 女書語域分析3.2.1 女書的語場語場關注語言發生的環境，包括談話話題、講話者及其他參與者所參加的整個活動（Halliday & Hasan, 1985: 12）。經過女書研究者對現有可釋讀的女書原始資料的清理，共整理出 428 件作品。其中，三朝書 82 件，這是女方親友在婚禮三天後饋贈的賀禮，由女賓現場吟唱，內容包括離情、追憶、恭賀、訴苦及勸慰。與其他女書作品不同，三朝書是對女性生活圖景及其喜怒哀樂的公開展示；婚嫁歌 56 件，用於婚前三天及婚禮儀式中的女書吟唱活動；自傳 36 件，用於訴說婦女的一生艱辛，寄託情感；老同間的結交書及往來書信 52 件，女書流傳地崇尚姐妹結交，年齡、志趣或家境相仿的女3755 2020 年第 1 期 總第 5 期5

性可以女書為媒，結為老同，終身為伴，互通女書信件，其內容多是經歷及情感的分享；漢語編譯作品 29 件，編譯對象多為漢語詩歌和以女性為主題的作品，如孟姜女、肖氏女等；祭祀歌 7 件，這是盤王節及八月廟會等祭祀活動中，婦女祈求神靈庇佑或實現心願的女書作品；民歌 87 件，多與女性的家庭生活相關，但不涉及情歌；謎語 47 件，它紮根民間，取材於並不起眼的日常瑣碎事物，不管是日月星辰、風花雪月，還是蔬菜瓜果、鳥獸蟲魚、蓑衣菜壇布扣子，皆能入謎語；記史敘事歌 32 件，一類是歷史題材，如永曆皇帝過永明、太平軍走永明，另一類則是愛情婚姻題材，如盧八女傳、玉蓮觀燈。這二者均以女性為主人公進行敘事，突出其堅毅品格。女書原作分類情況可見下表。 表 1 女書作品類別整體而言，女書的語場包括女書交際活動，即坐歌堂、哭嫁、賀三朝等公開的婚嫁儀式，群體性女紅製作活動，鬥牛節、吹涼節等女性節日，花山廟會、娘娘廟會女神祭祀等女性專屬活動，而不涉及即席的、面對面的交際活動，以及男女均參加的公衆活動（婚嫁儀式除外）。還包括老同結交、家庭婚姻、宗教祭祀、風俗娛樂及歷史事件等話題，卻不涉及典型的男性話題，如政治、經濟、職業和體育等。Martin & Rose（2008: 12-16）對語場進行了細分，涉及兩個維度，即是否與活動相關（activity-structured/ non-activity structured），以及與具體還是一般（specific/ general）的人、事物或現象相關。據此，女書的語場主要是與活動相關的、具體的人或事，如，自傳、婚嫁歌和三朝書著重講述了某一特定人物的經歷。另外，基於語境類型學上的劃分，語場可分為八種，即闡釋、報告、娛樂、分享、行事、賦能、推薦和探索類語場（Matthiessen, 2015; Matthiessen & Teruya, 2015）。依照這一劃分，女書的語場屬於分享型、娛樂型語場，並以前者為主導，即以分享個人經歷和私密情感為主要內容。例如，女書自傳屬典型的“分享”類語場，其內容多是追憶個人經歷，同時加以訴苦，控訴封建制度對女性的摧殘。綜上，女書語場具有較強局限性。僅與女性的生活、勞動、愛情及婚姻等息息相關，而不涉及典型的男性話題，也沒有對社會的深層思考。僅包含“婚嫁惜別”“情感抒發”“記史敘事（愛情婚姻、當地大事）”“漢語作品編譯（女性事跡、唐詩宋詞）”這幾個非技術性語場次類，並以前兩者為主，而不包括技術性語場（如政治、經營活動、法律法規、契約文書）。女書的語場，使其語域具有情感性、婦女性和隱私性的特徵。3.2.2 女書的語旨語旨關注交際活動中參與者的性質、社會地位和角色，以及參與者之間的角色關係。女書的語旨：交際雙方是當地注重精神生活的女性，以交流分享情感為主要目的，雙方為親密的老同或親友關係。語旨包括地位（status）和一致性（solidarity）兩個維度（Martin & Rose, 2008: 12-16）。其中，地位指的是交際雙方縱向距離的遠近，分為平等和不平等兩極；一致性指的是交際雙方社會距離的遠近，分為親密和疏遠兩極。據此，女書的語旨處於地位平等、關係親密這一區域。就地位而言，女書交際雙方是當地社會地位不高的婦女親友，38

地位相對平等；就一致性而言，她們互為知己，甚至結為老同，並頻繁往來、交流心事，所以共性較大，熟悉度及親密度高。女書語旨特點鮮明，尤其在女書經典文獻“三朝書”中體現明顯，可見如下示例。 （趙麗明，1992：92）從人稱 “姊娘”、“二們”、“儂四個”（我們四人），態度性詞語“無安”、“可憐”、“逍遙”，以及“眼淚雙飄”、“眼淚雙流”、“哭幾日”可以看出，該語篇的語旨意在構建與讀者之間親密、難捨難分的結拜姐妹關係。體現出雙方權力地位平等、接觸頻繁且情感介入度高。以此尋求情感上的共鳴，姐妹之間的離愁別緒、親密關係躍然紙上。總體而言，女書的語旨為參與者之間社會地位平等、距離親近、認同度高。這些可以通過人稱、情態、語氣以及表達態度意義的詞彙等方面的選擇來體現，從而人際意義得以表達。女書的語旨，使其語域具有親密性的特徵。 3.2.3 女書的語式語式關注的是交際活動得以表達的方式，涉及交際活動的渠道、媒介和語言的作用等。渠道是指受話者通過何種形式接觸發話者的資訊，有聲音和書寫之分；媒介是指措辭的結構模式，有口語和書面語之分（Halliday & Hasan, 1985: 12）。女書的語式是非正式的口語語體，獨白為主。其中，就渠道而言，包括口頭吟誦這種聲音渠道和以紙、扇、帕、書為載體的書寫文本渠道。就媒介而言，作為一種民間文學，女書語篇傾向於通俗明快的口語體。語式也可從如下兩個維度入手考察，即，語言在活動中的作用是伴隨（accompanying field）還是構成主題（constituting field），是對話（dialogue）還是獨白（monologue）（Martin & Rose, 2008: 12-16）。 基 於此劃分，女書語式屬於構成主題的獨白。紙文、扇章、帕書和三朝書這四類女書文本以及口頭吟誦，均是女書交際活動的必備成分，組構了女書主題，且沒有面對面的交際對象，屬於獨白。那麼，這種具有書面語的方言文化在世界上獨一無二，女書語式為何有此特點？這可從外部語境找尋答案。江永一帶自古男尊女卑，20 世紀 50 年代以前，當地女性不能同男性一樣進學堂、習得男字（漢字）。可女性也需要超時空的文字來進行交流，且部分私密內容不宜讓男性知悉，這是女書產生的主觀需要；江永位於湘桂粵交匯地，漢、瑤、苗等多民族雜居於此，族群遷徙更迭頻繁，當地先後通行古越語、上古漢語、瑤語和西南官話，這些語言沉積在當地土語中，使得土話極為晦澀，鄰鄉之間亦難溝通，是“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調”的典型代表，且較多詞語無法用漢字書寫，這是女書產生的客觀交際需要；江永是傳統農業區，長期保持著男耕女織習俗，女子不參與耕種，僅在家中做女紅，這為女性們聚集在一起交流、創作和使用女書提供了條件；此外，當地女性結交習俗頗盛，老同間交往頻繁，且出於私密性等方面的考量，雙方的書信往來不得使用漢字，這是女書的書寫文字得以傳承的客觀條件。所以，當地女性一方面需要文字，另一方面卻因教育水平等方3955 2020 年第 1 期 總第 5 期5

面的限制而無法使用繁雜的通用漢字，於是創造了簡單易學、女性專用的女書符號系統，從而在通用文字為漢字的大區域內形成了文字孤島現象。上述諸多語境因素致使女書語式具有特定的書寫文字這一特點。綜上所述，女書交際的語境因素，即語場、語旨和語式，決定了女書語域在總體上具有情感性、婦女性、隱私性、親密性、雅緻性和通俗性等特徵，同時，女書語域特徵也是其語境因素的體現，語境與語域間呈辯證關係。四、方言與語域交匯之女書基於上述內容，我們認為，女書是方言和語域的典型交匯。方言與語域的交匯可追溯至語言與社會間的關係。語言是社會系統的產物和體現，在文化語境的作用下，社會結構中的特定人群會進入特定的社會分工中。從而，語言變體不僅限定了使用的人群，同時也限定了使用場合、交際對象和交際方式等，即是對語言使用者和語言使用的雙重制約。下面，將圍繞這二者交匯的方式和結果等問題展開討論，並提出“域言”的概念來描述解釋方言與語域的交匯體。4.1 交匯方式女書兼具性別方言及語域屬性，其性別方言的特徵與語域三個變量之間相互制約。一方面，作為方言，女書的性別因素和社會地位因素等制約甚至決定了語域的三個變量的選擇，制約了其話語範圍、交際方式及交際對象。具體來說，女書的語場多與女性活動、話題有關，包含“婚嫁惜別”“情感抒發”“記史敘事”“漢語作品編譯”等，且後兩者也包含了大量女性的愛情婚姻事跡；女書語旨僅局限於地位平等、接觸熟悉度高、關係親密的女性親友或老同關係，而不包含地位懸殊、距離疏遠的其他關係；女書語式僅包含紙、扇、帕、書作載體的書寫渠道以及獨白的口頭吟誦，暫不包含面對面對話，以及網路交際等新媒體渠道。另一方面，作為語域，它也能影響方言的選擇，使之與特定語境相適應。當交際活動及話題、交際對象或交際方式發生變化時，可能會引起方言甚至語言的變化。譬如，江永老同之間的書信交流僅能使用女書，江永的行政活動則需使用普通話或西南官話。又如，新聞播報選用普通話，小品則時而傾向選用方言，以增強娛樂效果。可見，女書結合了語言使用者的特性以及語言的使用特性。它表現為，集合了女性方言的語音及詞彙語法層的特徵，以及女書語域的意義層特徵，是兩者的交集與融合。4.2 交匯結果——“域言”變體及相關語言現象方言與語域的交匯，不僅在詞彙語法、語義等層面上得以體現，更重要的是，產生了一種方言及語域特徵均凸顯的語言變體。爲描寫及解釋這類語言變體，本文提出“域言”（regislect）的概念。其內涵為，以性別、年齡、職業、種族、社會地位或地域等因素界定的某類使用者，由於使用語言的場合、目的、對象和方式等的不同而形成的語言變體。一方面，現有的文獻普遍認為語言變體僅有兩大類。語言變體是帶有類似社會分佈的一組語言學項目（Hudson, 1980: 24），根據使用者、語言使用為界定標準的語言變體，分別稱為方言、語域。另一方面，有40

些語言現象並非單純地以語言使用者或語言使用之一為界定標準，而是不僅限定了使用者，也限定了其使用範圍、對象及方式。在此情況下，它既是方言，也是語域，兩種語言變體發生交匯。最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本文關注的女書，它突破了語言變體原有概念的限定，方言或語域不足以單獨描述其內涵。域言可涵蓋各類職業方言和隱語行話等。譬如，犯罪隱語、江湖黑話、浙江龍泉菇民使用的“菇山話”、黑龍江站人使用的“站話”、海南崖城“軍話”、四川“袍哥話”、山西夏縣的“延話”、湘西苗語中的“隱婉語”等。它們是某些特定的職業或行業群體，為維護、協調或組構內部人際關係，而使用的具有一定封閉性、排他性的內部交際語。不僅明確限定了使用者的社會身份、職業，同時限定了使用的場合、對象、話題和方式等。具體舉例如下。爾蘇人的沙巴文，是僅限爾蘇祭師“沙巴”在宗教活動中使用的圖畫文字，用於解釋天象、預測成敗、昭示禍福。這種文字是比甲骨文還要原始的象形文字活化石，僅有兩百多個單字，並給文字附以紅、黑、白、藍、黃、綠等不同顏色來表達意義，這一特點在世界上極為罕見。爾蘇沙巴文不僅對研究人類文字的起源與發展有重要意義，也是“域言”這種語言變體的典型代表。水族的水書是僅限水書先生（巫師）使用的巫術文字，用於占卜吉凶、算命或治病消災等，且傳男不傳女，世代沿襲。水書按照用途分為兩類，一種稱為“白書”，具體用於預卜婚姻、喪葬、建房等事的吉凶，另一種稱為“黑書”，用於放鬼、拒鬼和收鬼等巫術。目前，水書用於民間擇吉驅邪的功能逐步退化，其傳承出現斷層，亟待搶救。甘肅永登薛家灣人的秘密語——紹句，是當地人算卦使用的職業行話。歷史上，薛家灣人以算命聞名於中國的西北部，1949 年前全村人幾乎均外出以算命、看相為生，在此過程中逐漸形成了紹句這種用來算卦的職業行話，外人難以聽懂。河南林州等地的“徽宗語”也是與紹句類似的卜卦行話。總之，語言變體中的方言與語域並非截然兩分，“域言”是這二者的典型結合，這一概念能囊括女書、職業方言、行話等突出方言及語域雙重屬性的語言現象，並能對現有的語言變體理論有所補充。五、討論方言和語域是強調不同因素而形成的兩種語言變體，前者旨在凸顯使用者的身份等特點，後者旨在凸顯語境、用途等特點。女書則是方言與語域屬性同時得到凸顯，是兩方面特徵的疊加，即在使用者和用途等方面均有鮮明的區別性特徵。在語言的使用中，方言與語域並不能截然兩分，二者之間有交匯、疊加部分。就方言來說，它也具有一定的語域特徵，如，職業方言在使用場合與用途方面受到了制約。就語域而言，其使用者也有所限定，如，課堂教學語域的使用者局限於教師和學生，新聞播報語域的使用者局限於播音員。學者們已經注意到這種語言的使用者變體與功能變體結合的現象，指出它們往往相互結合，共現於人們的語言活動中（Halliday, 1964）。比如說，某些人會根據場合選用特定的方言進行交際，少數民族人員在政府機關單位工作時使用一套標準語，在家庭內部則使用其民族語言。這類觀察已有所觸及本文4155 2020 年第 1 期 總第 5 期5

討論的問題，但未曾有明確的概念及範圍。“域言”這個概念則是對現有語言變體理論的補充，界定了突出方言與語域雙重特徵的語言變體。值得一提的是，同是方言與語域的交匯，有些語言變體中交匯特徵不顯著，有些則相反。如，女性方言中，用途及場合等方面特徵不明顯，可在任意場合使用，突出的是其方言屬性。政治話語中，使用者特徵不明顯，可以是典型的政客，也可以是軍壇要員、教育家、商人或普通民眾等，突出的是其語域屬性。上述兩種情況下，方言與語域的交匯特徵不顯著，女書則與此不同。一方面，女書並非典型的方言，因為它並不適用於所有場合。另一方面，女書也並非典型的語域，因為政治演講、辦公用語和家常談話等典型語域並不限制其使用者範圍，而女書並非任何人都能使用，尤其在性別方面最為受限，局限於當地處於中下階層、對精神生活有所追求的女性來使用。這類語言變體對使用者和用途均有清晰的界定，同時突出了方言和語域屬性。總體而言，所有的語言現象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方言與語域的結合，只是有典型與非典型的區別。語言變體的方言屬性和語域屬性此消彼長，有些語言現象更凸顯方言特徵，有些則凸顯語域特徵。語言使用者及用途均被明確限定及凸顯的則是典型的域言。六、結語本文在系統功能語言學的框架下，從外部語境出發對女書進行了描寫，並提出女書是語域與方言的典型交匯，突出了語言使用者及使用的雙重特性。一方面，女書具有性別方言屬性，不僅限於女性群體使用和傳承，且在詞彙、句法以及交際風格等方面與女性語言吻合。另一方面，女書具有語域屬性，其使用限於特定的場合（婚嫁儀式、女紅製作、女性節日及女神祭祀）、話題（婚姻及家庭生活等）、對象（老同及女性親友）和方式（紙、扇、帕、書及口頭吟誦）。可見，方言與語域並非涇渭分明，而是共現於語言的實際使用中。依此，本文提出了“域言”概念，用以描述方言與語域交匯的語言變體，可觀照女書、職業方言及隱語行話等語言現象，如，犯罪隱語、江湖黑話、漁家行話、站話、軍話、延話、菇山話、袍哥話、隱婉語、沙巴文、水書及紹句等。從系統功能語言學入手考察女書，能為其屬性定位提供新的視角，為其外部語境的闡釋提供理論指導。此外，女書研究也能為語言變體相關理論提供新的語言事實，並檢驗和反思該理論框架。中國人口、民族眾多，是語言資源的富礦區，我們需深入挖掘本土語言現象，為世界語言學貢獻新的語言事實，利用中國特有的語言資源反哺世界語言學。註 釋： [1] 2005 年，女書以“全世界最具性別特徵的文字”被收入《世界吉尼斯記錄大全》。[2] 宮哲兵 1982 年在湖南調研時發現了一批女書原始材料，基於此次調研，他（1983）發表了首篇女書論文《關於一種特殊文字的調查報告——湘南瑤山采風記》。參考文獻： 陳其光 2004 五嶺方言和女書，《民族語文》第5期。42

宮哲兵 1983 關於一種特殊文字的調查報告，《中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 期。宮哲兵 1986 《婦女文字與瑤族千家峒》，北京：中國展望出版社。黃國文 2006 作為適用語言學的系統功能語言學，《英語研究》第 4 期。李慶福 2009 《女書文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趙麗明 1989 “女書”的文字學價值，《華中師範大學學報》第 6 期。趙麗明 1992 《中國女書集成——一種奇特的女性文字資料總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周有光 1995 序言，史金波、白濱、趙麗明主編《奇特的女書：全國女書學術考察研討會文集》，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Coates, Jennifer. 2004. Women, Men and Language: A Sociolinguistic Account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Language (3r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Halliday, M. A. K. 1964. The users and uses of language. In M. A. K. Halliday, Angus Mclntosh and Peter Strevens (eds.), The Linguistic Sciences and Language Teaching, 75-110. London: Longman. Halliday, M. A. K. 1978.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London: Arnold. Hall iday, M. A. K. 1994.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2nd edition). London: Arnold. Halliday, M. A. K. 1999. The notion of “context” in language education. In Mohsen Ghadessy (ed.), Text and Context in Functional Linguistics, 1-24. Amsterdam: Benjamins. Halliday, M. A. K. and Ruqaiya Hasan. 1985. Language, Context and Text: Aspects of Language in a Social Semiotic Perspective. Geelong: Deakin University Press. Hasan, Ruqaiya. 1973. Code, register and social dialect. In Basil Bernstein (ed.), Class, Codes and Control, Vol. 2: Applied Studies towards a Sociology of Language, 253-295.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Hudson, Richard A. 1980. Socio l inguis t ics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espersen, Otto. 1922. Language: I 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abov, William. 1966.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 City.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Lakoff, Robin. 1973. Language and women’s place. Language in Society 2(1): 45-80. Martin, James R. and David Rose. 2008. Genre Relations: Mapping Culture. London: Equinox. Matthiessen, Christian M. I. M. 2015. Register in the Round: Registerial Cartography. Functional Linguistics 2(9): 1-48. Matthiessen, Christian M. I. M. and Kazuhiro Teruya. 2015. Grammatical realizations of rhetorical relations in different register. Word 61(3): 232-281. Thorne, Barrie and Nancy Henley (eds.). 1975. Language and Sex: Difference and Dominance. Rowley, MA: Newbury House. Trudgill, Peter. 1974.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orwi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355 2020 年第 1 期 總第 5 期5

溫州方言的介趨結構 *Preposition-Directional Constructions in Wenzhou Dialect◎ 姜淑珍 1、史文磊 21. 浙江財經大學外國語學院 2.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提 要：溫州方言可用“望 + 趨向詞 + 動詞”結構（如“望出走”）表徵方向位移事件。該結構中，“望”是引介位移方向的介詞，謂詞性成分直接跟在介詞之後，應為範疇誤配。“類推”不能解釋溫州方言介趨結構的來源，其產生機制當為“望 +X+V”構式對趨向詞進行了自上而下的壓制，使其“位移”義隱沒，“方向”義得以凸顯，即趨向詞僅保留了其語音特徵及部分語義特徵，而捨棄了其句法特徵。構式壓制的起點應為往返類路徑動詞（“歸、回”）。由於漢語缺少一個融合了 [ 相對言者 + 反向 ] 兩個語義要素的方位詞，從路徑動詞借入成了最便捷的手段。溫州方言位移事件的衛星框架型類型傾向和方位詞多為雙音節等特徵，推動了介趨結構在該方言中的產生和發展。關鍵詞：溫州方言 介趨結構 構式壓制 韻律推動Key words: Wenzhou Dialect; Preposition-Directional Constructions; construction coercion; rhyming adjustment *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项目“漢語東南方言位移事件詞化類型研究”（19BYY047）的階段性成果。邢向東先生、李勁榮先生、盧笑予博士為本文寫作提出建設性意見。初稿在第四屆吳語語法會議上宣讀，得到汪化雲、陶寰、李旭平等先生指正，朱子璇碩士校對了本文語料。作者對以上提供幫助者致以衷心感謝。44

一、引言吳語甌江片的溫州方言表徵方向位移常用“望 +趨向詞 + 動詞”結構（如：“望來走 | 望去射跑 | 望上拔| 望落 dɛ31 推 | 望轉踏往回騎 | 望出搬 | 望底抯往裏邊拿”），本文稱為介趨式。該結構中，“望”是引介位移方向的介詞，趨向動詞為“望”的賓語，指示位移方向。從句法屬性上看，介詞後的常規成分應為體詞性、指稱性論元，而趨向詞為謂詞性成分，可以說，該結構是一種範疇誤配（category mismatch），即一個句法範疇出現在另一句法範疇出現的位置，句法範疇和語義功能之間出現了誤配。根據現有方言報導（王琦，郭銳，2015；邢向東，2011；王軍虎，1988；張安生，2006；孫立新，2007），介趨式表達方向位移在漢語方言中並不罕見，西北官話、東北官話、晉語中普遍存在。漢語方言大量存在介趨結構的現象還未引起學界的足夠重視。 就吳語範圍而言，介趋式僅現於溫州方言。而且，該格式在溫州三區八縣的方言變體中普遍存在。溫州方言口語資料庫（Wenzhou Spoken Corpus，下稱 WSC）統計表明：介趨式為溫州方言方向位移事件的主要表達格式。溫州方言並沒有和上述存有介趨結構的其他方言產生過整體性接觸，因此，可以說，溫州方言介趨結構並非語言接觸現象。本文通過分析溫州方言介趨結構的構成成分特徵，探討該結構產生的機制和動因。二、構成成分特徵2.1 構成成分介趨結構中有三個要素：介詞、趨向詞和動詞。觀察幾個例子：（1）我眙著渠頭先望上走爻罷。（我看到他剛才往上面走了。）（2）我俫盡命望底射。（我們拼命往裏跑。） （3）老老娘日日有好物事就望出抯。 （老太太天天一有東西就往外拿。） （4）你俫輕輕等下先，我就望來走罷。（你們稍微等一下，我就來了。） （5）總坐一下，就望去走罷。（只坐了一會，就去了。）（6）裙望落 [tai53] 厘厘。（裙子往下拉一點點。）（7）大家人做下望起拔。（大家一起往上拉。） （8）一大箱個物事望歸抬。（一大箱子的東西望家裏抬。）（9）渠眙著我就望轉走，曉不得有何乜事幹？（他看到我就往回走，不知有什麼事？）我們逐一考察這三要素。首先，考察介詞。溫州方言介趨結構中的方向介詞只能是表方向移動的“望”，另一個表靜態朝向的介詞“朝”不能用於該格式。據現有報告，漢語普通話和其他方言也基本只接受“往”或對應詞作為該結構的介詞。其次，來看趨向動詞。哪些趨向動詞可以出現在該格式之中？溫州方言的主要趨向動詞有：“上、起、落、底進、出、轉、過、到、來、去”，除了“過”和“到”以外，其他均能在介趨格式中出現。“過”“到”與其他趨向動詞的區別在於它們並4555 2020 年第 1 期 總第 5 期5

不具有方向性。“過”的詞化模式為 [ 位移 + 路徑經越 ]，“經越”並無明確的方向性，位移主體可以從任何方向經越一個背景 [1]。“到”是一個介於動詞和介詞之間的半虛化詞，所以也很難出現在另一個介詞的後面。而且溫州方言“到”只能指示“位移終點”不能指示方向，如只能說“走到北京到達北京”，不能說“到北京去去北京。 [2]因此，“過”“到”與方向介詞“望”的語義不相融合。與“過、到”不同的是，其他諸詞的位移方向明確，如“望出走”就相當於“望外面走”，“望底走”相當於“望底面裏面走”。需要說明兩點。（一）“望起 V”中的 V，必須有致使義（如“望起拔”“望起 [tai53]拉”），而不能說“望+D+V 方式”（如“* 望起爬”“* 望起徛站”）。這與動詞“起”在溫州方言中不能表自移（如不能說“起床”），只能表致移（如“起屋”“起水”等）相關。（二）溫州方言能進入介趨結構的還有“轉”和“歸”。兩者均融合了 [ 位移 + 路徑反向 ] 的語義要素。兩者的區別在於“轉”強調的是改變方向，朝相反的方向位移，常和“倒”連用。而“歸”則大多指位移至源點或原歸屬地 / 者，常特指回家。例如：（10） 走去，訾乜葉又倒走轉哦？。（去了，怎麼又回來了？）（11）渠眙著我就望轉走，曉不得有何乜事幹？ （他見到我就往回走，不知有什麼事情？）（同例 9）（12）你宿彀在這兒嬉下先，我一下就歸來。 （你在這兒玩一下，我一會兒就回來。）（13） 天暗罷，我著望歸走罷！（天黑了，我要回家了。）從上例可知，溫州方言“轉”和“歸”均帶有方向性，所以能進入介趨結構。綜上，溫州方言中，方向性較強的趨向動詞均能進入介趨結構。WSC 中以“望”引出的方向位移事件有 53 例，其中“望 +D+V”結構佔了 23 例（43.4%）；其他的結構分別為“望 +NP+Loc +VP”（“望學堂裏走”）17 例（32.1%），“望 +NP+VP”（“望杭州開”）8 例（15.1%），“望 +Loc+VP”（“望東射跑”）5例（9.4%）。在 23 例介趨結構中，趨向動詞的分佈情況為：表 1 WSC 介趨結構中趨向動詞的使用情況統計上表統計結果與我們對溫州方言的觀察基本上是一致的，能夠出現在該格式中的趨向動詞至少有“出、落、歸、底、起、去、上”。該語料庫中未出現“來”和“轉”在介趨結構中使用的例子，而據本文對溫州方言的調查，這兩個趨向動詞可以進入該格式。這兩個格式在 150,000 字的語料庫沒有出現，說明它們的使用頻率不高。最後，考察介趨結構中 VP 的使用情況。由於介趨結構表徵方向位移事件，VP 應為位移事件的副事件動詞（co-event verb），包括自主位移事件中的方式動詞和致使位移事件中的致使動詞。WSC 中的語料印證這一推論。出現在介趨結構中的動詞均為單音節的動詞：逃（4）、走（3）、射跑（3）、開（2）、壓（2）、運、掛、爬、踏、[ɦa51] 重重地壓、背、端、放、救。其中方式動詞 19 例，致使動詞 4 例。這說明介趨結構主要在自主位移事件中出現。46

2.2 介趨結構中“趨”的性質王琦、郭銳（2013）提出介趨格式中的趨向動詞指向位移的方向，但並不指示位置，和方位詞（localizer）還是有區別，可以稱為方向詞。按照王、郭的觀點“趨”的性質已經由謂詞性成分轉變為體詞性成分。邢向東（2011）也持類似的觀點，指出趨向動詞用在介詞的後面構成介詞短語，其句法屬性應該是名詞性的，與方位詞相當，並稱該現象為趨向動詞方位詞化。兩家的觀點均為趨向動詞的性質發生了改變。我們認為至少溫州方言介趨結構中的“趨向動詞”並未發生句法性質的改變。理據有三：首先，直接的證據是，溫州方言表示“位置在下”的方位詞為“下”，表向下位移的路徑動詞為“落”。只有“落”能在該格式中出現，方位詞“下”不能進入該格式，如要用方位詞只能說“望下面 VP”。這說明介趨式中“趨”非方位詞。其次，溫州方言表“位置在上”的方位詞和向上位移的路徑動詞均為“上”。但是在某些溫州方言變體中，“上”很少單獨用作方位詞。如蒼南吳語（蒼南境內的甌江片吳語）“放桌上”，可說成“囥桌兒上面 /轉”“囥桌頭”“囥桌裏”，而不說成“囥桌上”。但是表徵方向位移時，可說“望上 VP”或“望上面 / 轉VP”。因此，“望上 VP” 中的“上”更可能是趨向動詞，而非方位詞。再次，“底”“出”“歸”亦可獨立用作表路徑的謂語動詞，如“底來”、“出來”“歸來”。“來”“去”為指向動詞。除原本由方位詞語法化為路徑動詞的“上”和“底”（姜淑珍，2019：109-117，135-137）以外，所有能進入該格式的趨向動詞，均不能在其他句法結構中用作指稱性成分。因此，我們不能單憑一個格式就判斷某一類詞的語法屬性已經發生改變。基於以上三點，我們認為介趨結構中，處於方向介詞“望”和 VP 之間的成分仍然為趨向動詞，並未發生詞類的轉變。三、構式的形成和機制3.1 現有討論目前所見專門論述漢語介趨結構產生機制只有王琦，郭銳（2013）的認知解釋和邢向東（2011）的類推說。3.1.1 認知解釋王琦，郭銳（2013）認為趨向動詞和方向詞都在意象圖示中起指示路徑的作用，這種相似性就是介趨結構中趨向動詞可以作方向詞的動因。而趨向動詞與方向詞的差異在於二者的掃描方式不同，從而在語言中表現為不同的詞類。趨向動詞用於描述一個位移過程，屬於順序掃描（sequential scanning）；方向詞用於描述位移的軌跡，屬於總括掃描（summary scanning）。如果趨向動詞的掃描方式改變，從順序掃描轉化為總括掃描，趨向動詞就演變為方向詞。也就是說，趨向動詞本身是採用順序掃描，識別的是射體（trajector）相對地標（landmark）的整個運動過程；用作方向詞時，採用總體掃描，識別的是射體相對於地標位移時的整體軌跡。王、郭對於趨向詞和方向詞在認知意象圖示差異的觀察，表明趨向動詞用作方位詞是有認知基礎的。但是從認知角度還是沒能解釋介趨結構產生的句法條件是什麼？形成機制是什麼？3.2.2 類推說4755 2020 年第 1 期 總第 5 期5

邢向東（2011）對神木方言中趨向動詞方位詞化的解釋如下：由於“上、下”同時屬於趨向動詞和方位詞，所以，當“上、下”放在“往” 後頭，動詞表示 [+ 位移 /+ 致移 ]時，可以進行兩種分析，如：“往上走、往上爬、往上挪、往上拿、往上擱、往上放”後頭加上“來 / 去”變成“往上來走”“往上去爬”等，應看作趨向動詞方位詞化後作介詞賓語，但也可以說成“往上頭走、往上頭爬…”，即方位詞作介詞賓語，而“往上看、往上瞭望、往上瞅”等 [- 位移 ] 動詞作謂語時，就只能分析為方位詞做介詞賓語。這種能作兩可分析的現象，正是導致說話人講趨向動詞重新分析為方位詞的橋樑。神木話趨向動詞的方位詞化，反映了語言中事物的位移與其處所的方位之間的相通性。邢先生的“類推說”有一定道理，趨向動詞和方位詞之間的共同性，使得跨類的“上、下”很容易成為橋接語境。但是王琦，郭銳（2013）以及柯理思（2009）在分析介趨結構時，都首先排除了“上”“下”的情況，因為要區分“上”“下”在漢語中作為方位詞，還是趨向動詞存在較大的難度。類推說同樣也無法說明，為何普通話中只類推到“回”，而晉語中則可以類推到大部分的趨向動詞？類推說在溫州方言中難以成立。2.2 已經論述了溫州方言方位詞“下”和趨向動詞“落” 嚴格分工，不存在類推的基礎，且該方言只能說“望落 VP”不能說“望下 VP”，即方位詞 “下”不能出現在該結構中。而且，在方位詞“上”基本不單用的蒼南吳語中，“望上 VP”也是非常自然的表達。因此，溫州方言類推的起點不可能是方位詞“上”或“下”。換言之，在溫州方言，介趨式的產生不可能由“介詞 + 方位詞 +VP”類推而來。 3.2 構式壓制謂詞性成分如果要進入“望 +X+VP”結構，只有三種可能性：（一）改變介詞的性質（如：成為連動式）；（二）改變趨向動詞的性質；（三）詞項和結構之間相互調適和匹配。前兩種方案在溫州方言中不可能實現。因為，溫州方言“望”早已經失去其動詞，為純粹的介詞（姜淑珍、池昌海 2019）；且 2.2 已論證了介趨結構中的“趨”依然是動詞，並非方位名詞或方位詞化。故而，只有第三種可能了。那麼，結構和詞項是如何進行匹配？3.2.1 基礎第一，語義特徵的相似性。趨向動詞和方位詞語義特徵具有相似性，都包含了 [ 方向 ] 義素。趨向動詞和“望 +X+VP”結構語義相容，這是趨向動詞進入介趨結構的基礎。表 2 顯示“望 + 趨向動詞 +VP”和“望+ 方位詞 +V”路徑要素編碼的共同點。表 2：“望 + 趨向動詞 +VP”和“望 + 方位詞+VP”路徑編碼的共同點48

第二，信息特徵的凸顯性。一個語言形式往往是各種特徵信息的聚合體，這些特徵信息有句法的、語音的、詞法的、語義的。人們在採用一個形式的時候，往往只提取其中某些特徵信息，而捨棄掉另外一些特徵信息。如介趨式中的“趨向”就是保留了其語音和部分語義方面的特徵，而捨棄了其句法特徵。漢語趨向詞語義融合的模式為 [ 位移 + 路徑 ]，但用作補語的趨向詞 [ 位移 ] 義素逐步淡化，而 [ 方向 / 路徑 ] 義素凸顯。以“上”和“走上”的語義編碼為例：單動式的語義編碼形式： [VP[V 上 [ 位移 + 路徑 ]]]動補式的語義編碼形式： [VP[VC走 [位移+路徑 ]+上 [ 路徑 ]]]趨向補語的謂詞性減弱，方向義素凸顯，已經具有較多方位詞的屬性，這為趨向詞成為介詞的賓語提供了句法上的可能性。3.2.2 機制第一，詞項和結構的互動。這種互動從構式語法角度來看，就是構式壓制（construction coercion）。壓制是用來調節語義和句法衝突的機制，其實質就是語言系統的組合限制（規則性）與語言系統的彈性（創新性）之間互相競爭、妥協的結果（宋作豔，2016）。典型的“望 +X+V”構式中，X 整體上是體詞性的。“望…VP”要求 X 為體詞性成分。如果 X 是名詞短語、方位詞、或方位詞短語，則直接滿足“望…VP”的選擇要求。如果 X 是趨向動詞，“望…VP”則會對壓制這些詞項，使其凸顯“方向”的語義資訊。介趨結構“望+X+V”中，構式對趨向動詞進行了自上而下的壓制，使動詞的“位移”義隱沒，而“方向”義得到凸顯。從認知角度解釋，這是一種以部分替代整體的轉喻，轉喻的動因就是構式壓制。正如施春宏（2012）指出，“壓制的本質是凸顯，是匹配，是調適，而非壓迫”，“構式壓制分析應該特別關注構式特徵及相應特徵的契合情況，這是構式壓制得以實現的基礎，也是壓制現象得以出現的內因。”不是任何組合都可以通過壓制機制合法化，壓制機制只會對那些表面上看起來衝突、關鍵之處相一致的對象起作用。換言之，正如被壓制的成分在某種程度上是有準備的，需要開發利用其自身的語義（Asher and Pustejovsky，2006）。趨向動詞自身所具有的方向性和“望…VP”結構語義特徵的契合正是構式壓制得以實現的基礎。3.2.3 起點從表 2 可以看出，大部分介趨結構均能找到對應的常規格式，但是“望轉 / 歸走”卻例外。 根據王琦、郭銳（2013）的調查，介趨式在漢語方言中的接受度所形成的蘊涵關係為：P 來 V ⊃ P 去 V ⊃ P 進 V ⊃ P 起 | 過 | 出 V ⊃ P 回 V 也就是說，任何一種漢語方言，如果只存在一種介趨格式，那麼這個趨向動詞一定是“回”或者相當於“回”的趨向動詞。“往返”類路徑相對複雜，必須同時編碼“相對言者”“出發點”“反向”等多個路徑要素。而漢語恰恰缺少編碼這一組路徑要素的方位詞，即漢語沒有將[ 相對言者 / 出發點 + 反向 ] 這多個要素詞化為一個方位詞。相反，漢語已有一個編碼 [ 位移 + 相對言者 / 出發點 + 反向 ] 的路徑動詞，如官話中的“回”，溫州話中的“轉 / 歸”等。這樣一來，如需要表達這一語義，4955 2020 年第 1 期 總第 5 期5

要麼採用迂回表達“往源點的方向 VP”，要麼採用更為簡便的方法：借用一個漢語中已經存在的路徑動詞來表徵這一位移方式，即“往回走”，顯然後者更符合省力原則。這種現象在英語中也可見。比如，behind常用作介詞（behind the tree），也可用作副詞（leave behind）。但是英語也可見光杆的 behind 跟在介詞後面的語例。例如：（14） …a slighter figure crept up on Michael from behind. （…一個身形瘦小的人從背後悄悄靠近邁克。）（15）She held Joseph from behind and… （她從後面抱住約瑟夫…）（以上兩例引自美國當代英語語料庫）這正是我們第二點所言，一個語言單位中的部分特徵在使用中被提取出來，而且部分信息特徵則被屏蔽。基於語言事實和邏輯推理，可以推測“往返類”路徑動詞是介趨格式構式壓制的起點。柯理思（2009）曾考察共同語“往回 VP”的演變路徑，並推測其為從“往 NP 裏 VP”（如“往家裏走”）擴展出“往回裏 VP”，最後“回”後面的“裏”脫落，產生了“往回 VP”的格式。據柯理思的考察，《紅樓夢》中的“往回”還得帶方位詞。例如：（16）這時剛到沁芳橋畔，卻又不知不覺的順著堤往回裏走起來。（清 • 曹雪芹《紅樓夢》第 96 回）而 19 世紀的《兒女英雄傳》出現了“往回裏VP”和不帶方位詞“回”和“回來”格式的混用。例如：（17）傻狗說：“好可是好，就是咱們馱著往回裏這一走，碰見個不對眼的瞧出來呢，那不是活饑荒嗎？（清 • 文康《兒女英雄傳》第 4 回）（18）那門丁聽了，嚇得爬起來，找了條小路往回就跑，…（清 • 文康《兒女英雄傳》第 13 回）（19）要到二十八棵紅柳樹，為甚麼打茌平岔道呢，那不是繞了遠兒往回來走嗎？（清 • 文康《兒女英雄傳》第 14 回）（轉引自柯理思，2009）溫州方言可以說“望 NP 裏走”（如“望屋裏走”），但是沒有“望轉 / 歸裏 VP”的格式。至於，歷時上是否存在該格式，由於缺少方言語料，已很難考證。但是共同語的材料至少證明，往返類路徑詞出現在介詞後，是漢語缺少一個常規的往返類方位詞，而不得不使用迂回策略（“回 +方位詞”而名詞化），進而簡化的結果（只剩下一個“回”）。3.3 事件類型的影響除了“往返類”路徑外，其他路徑均已有常規結構可以表達。為何介趨結構在眾多方言中可以得到擴展 [3]。Bergs and Diewald（2008:10）認為，相對常規構式而言，非常規構式是對相同命題內容（the same propositional content） 的 探 索 性 的 表 達（explorative expressions）。也就是說，非常規結構是語言的創新。非常規結構只有在某一或者某些方面優於常規結構才能得以在一個語言中存在並流行。溫州方言的介趨結構已經成熟，大部分趨向動詞均能進入該格式，這和該方言位移事件的類型特徵相關。姜淑珍（2019:40-62）論述了溫州方言是比漢語普通話更加顯著的衛星框架型語言（satellite-framed language）。趨向動詞的語義要素中包含 [ 位移 + 路徑 ]。在動詞框架型結構 (verb-framed structure) 中，路徑動詞的兩個語義要素均得以體現（如：“進門”，中的“進”50

即編碼了“位移”也編碼了“路徑”）。而溫州方言趨向動詞極少用作主動詞，而是大量地使用衛星框架型結構，即趨向動詞用在“V方式 +V趨向”的結構中做補語。例如普通話的“出來 | 進來 | 上來 | 下來”，溫州方言大多情況下均會說成“走出 | 走底 | 走上 | 走落”。在“走出”結構中，位移是由“走”編碼，而“出”則編碼其中的路徑。所以在溫州方言中，趨向動詞長期、高頻地在補語位置使用，使得溫州方言中的趨向動詞的 [ 位移 ]義素逐步淡化，而語義演變往往是語義要素之間此消彼長的一個過程，在 [ 位移 ] 義素逐漸淡化的過程中，[ 路徑 ] 義素則得以強化。常在動補結構中出現的趨向補語，其謂詞性減弱，方向性義素凸顯。同樣，西北方言在表達位移事件時，也較少使用動詞框架型結構（唐正大，2008；孫立新，2015）。西北方言和溫州方言在位移事件類型學上的相似性提示，趨向補語的動詞性較弱，而“方向”的語義屬性凸顯。在趨向補語位置上的 D 已經具有較多方向詞的屬性，這為趨向動詞從行為動詞後（如：走出）移至動詞前，成為介詞的賓語（如：望 / 往出走）提供了句法上的可能性。3.4 韻律驅動溫州方言“外”“底裏”“上”“下”等這類方位詞很少單用，一般用“外面 /轉”“底面 /轉”“上面 /轉”“下面 / 轉”這樣的複合雙音節詞。從表 2 可以看出，溫州方言中方向位移事件常規表達格式中的 NP 均為雙音節的方位詞。雙音節詞進入“望+X+VP”格式形成 “1+2+1”的節律（如：望 - 外面 - 走）。四字結構受到漢語雙音化的影響，言者會習慣性地將這樣組合破解為“2+2”的節律格式（即“望外 - 面走”），這樣容易造成語義和句法（望 + 外面 + 走）與節律（望外 - 面走）的不匹配。而三個音節詞，更加容易按照語義需求進行調整“2+1”組合（“往外 - 走”）。這為節律和語義、句法匹配度更高的“望 +D+V”格式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空間。我們在 CCL 語料庫現代漢語部分進行檢索，發現了類似的規律。例如，往外走（240）：往外面走（1）；往裏走（228）：往裏面走（13）。從 WSC 的數據來看，即使是常規結構中，除地名和名词 + 方位词外，“X”也多為單音節詞（如“望東走”）。因此，單音節詞更容易出現在“往 / 望 +X+VP”格式之中，是韻律的驅動。四、結語介趨結構是語義、句法和韻律互動的結果，是通過詞項和構式之間的調適實現的；詞項和構式語義相容是基礎，轉喻是機制，而溫州方言某些詞法（多用雙音節的方位詞）和句法特徵（趨向動詞主要用作補語）是該格式在方言中普遍使用的推手。Bergs and Diewald（2008:10）曾指出，壓制機制會強迫非常規的搭配做出一個新的解釋，這種搭配隨著使用頻率的增加會形成一個解釋，從而會產生一個新的構式。比如，隨著類似 two beers 這種非常規搭配使用頻率的增加，會產生“數詞 + 不可數名詞”的新構式。 [4] 同樣的，隨著介趨結構一種個語言或者方言中的使用頻率的增加，會產生一種新的構式，即介趨式。我們認為沒有必要將介趨式中的趨向動詞視為“方位詞化”或賦予一個新的名稱（如：方向詞），正如沒有必要認為two beers 中 beer 已經成為可數名詞是一樣的。5155 2020 年第 1 期 總第 5 期5

註 釋： [1] 某些北方方言有類似“往過挪”這樣的表達。可能“往過 V”中“過”已經附加了“去”的方向義。“往過挪”實際上表達的是“往過去挪”、“往遠離說話者的方向挪”；已經剔除了“往過來挪”的語義。[2] 普通話中“到”可以指示位移的目標和方向，如“到北京去”。溫州方言“到”沒有該用法。[3] 據王琦、郭銳（2013）的統計，共同語中的介趨格式已經呈現出由“往回走”向其他格式擴展的態勢，但是“往起 VP”“往出 VP”的低頻使用表明這些構式並不成熟。[4] 宋作豔（2016）稱之為偏離原型構式的次構式。參考文獻： 董成如 楊才元 2009 構式對詞項壓制的探索，《外語學刊》第 5 期。柯理思 2009 論北方方言中位移終點標記的語法化和句位義的作用，《語法與語法化研究》( 四 )，145–187 頁，北京：商務印書館。姜淑珍 2019 蒼南吳語位移事件與路徑表達的多功能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姜淑珍，池昌海 2019 從視覺動詞到處置介詞—溫州方言“望”的語法化和語義地圖，《漢語史學報》第二十輯：1-11。施春宏 2012 從構式壓制看語法和修辭的互動關係，《當代修辭學》第 1 期。宋作豔 2016 從構式強迫看新“各種 X”，《語言教學與研究》第 1 期。孫立新 2007 戶縣方言的趨向動詞，《唐都學刊》第 3 期。—— 2015 關中方言有關單純趨向動詞的句管控條件，西安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4 期。唐正大 2008 關中方言趨向表達的句法語義類型，《語言科學》第 2 期。王 琦，郭 銳 2013 漢語趨向動詞用作方向詞現象初探，《語言學論叢》總第 47 期。王軍虎 1988 《西安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邢向東 2011 陝北神木話的趨向動詞及其語法化，《語言暨語言學》 (3)。 張安生 2006 《同心方言研究》，北京，中華書局。Asher, N. and J. Pustejovsky 2006 A type composition logic for generative lexicon. Journal of Cognitive Science 7 (1): 1-38. B e rg s，A . G . D i e w a l d 2 0 0 8 I n t r o d u c t i o n : Construction and language change. In Bergs，A. and G. Diewald（eds.）Constructions and Language Change. Berlin/New York: De Gruyter Mouton.52

粵語體育解說的研究價值 *The Research Value of Cantonese Sports Commentary◎ 李菲 / 廣州體育學院體育傳媒學院提 要：粵語體育解說是指依託於粵方言對體育賽事實況進行即時講解的播音活動。目前，基於粵語體育解說的研究主要側重於賽事傳播層面，我們認為粵語體育解說在語言學研究領域同樣也有重要價值，為此，本文試圖淺談粵語體育解說在粵語口語語料庫建設、粵方言本體研究、應用研究及對嶺南文化的傳承與發展的研究價值。關鍵詞：粵語體育解說 研究價值 語言 文化Key words: Cantonese sports commentary; Research value; Language;Culture *本文得到 19 年省教育廳創強立項項目“粵語體育解說口語語料庫的建設與研究（5190080548）”的資助。粵語體育解說是指在體育比賽中，用粵方言對現場比賽實況進行講解的播音活動，通過解說員對比賽規則和現場情況的即時分析，使得單純的現場畫面和聲音轉播得以解釋，從而讓觀眾更全面地瞭解體育賽情，較之普通話體育解說，依託於粵方言的解說形式更為生動活潑。粵語體育解說源自香港，並由最早的廣播形式發展成為電視賽事直播和節目播報。跟隨網路覆蓋面的加大，很多新媒體如廣東電視臺體育頻道、廣州電視臺競賽頻道和樂視體育等也逐漸加入粵語體育解說的行列。業內將粵語解說員分為港派和廣派，港派以丁偉杰、黃興貴、何輝、江忠德為代表，此外，還有陳熙榮、李元5355 2020 年第 1 期 總第 5 期5

魁、蘇東；廣派有羅榮滿、李偉健、謝亮、陳偉聰、詹俊、陳寧、陳曦、羅海文等。目前對粵語體育解說的研究，已有柯佳、呂娜、王曉東《融媒背景下粵語體育傳媒業發展現狀與對策》和劉雙雙的碩士學位論文《粵語體育解說的現狀與對策研究》作了初步嘗試，而基於粵語體育解說口語語料的語言文化研究將開闢方言研究的新領域。本文擇其要者，談談筆者的淺見，以就教於方家。一、粵方言體育解說口語語料庫的建設與研究目前粵方言研究大多集中在靜態語言的語音、語法、粵—普對比等方面，對粵方言動態口語的研究諸方面，仍具有較大的研究空間。口語語料庫是指包括音頻視頻等語料建立而成的多媒體語料庫，狹義的口語語料庫可以定義為自然口語語料庫，即由日常生活各種言語活動組成的話語語料庫。口語語料庫是現行語言理論及應用研究的重要工具，基於口語語料庫可以實現語音分析、韻律研究、句法結構探討、話語交際分析等研究。國內外對自然話語的研究成果眾多，“以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為代表的語言數據聯盟發佈了許多不同規模的語料庫，其中包含我國的漢語普通話、粵語語音庫”（范俊軍 2013）。同時，以陸鏡光為代表的香港大學也領銜創建了“香港粵語口語語料庫”，陸先生還基於語料庫對香港粵語的辭彙、話語現象進行了分析研究。此外，香港二十世紀中期開始陸續建立粵語語料庫、香港成人粵語語料庫、香港兒童粵語語料庫，為粵語口語研究提供了豐富語料。基於粵語體育解說口語語料庫的分析，可以在語篇和言語交際層面研究語言結構現象。傳統的漢語方言研究大多數是以定制的單字、辭彙、語法例句材料為分析樣本。粵語體育解說是活態的語言樣本，通過觀察和分析，可以發現單字語音、辭彙和語法例句中無法發現的語言現象，也可以更全面更系統地瞭解方言的結構和變化。綜上，基於粵語體育解說口語語料庫的分析研究，相對於傳統的單字音韻、單詞結構和音變及單純的語法例句的方言研究，是一種提升的推進，不僅可以探尋一些特殊的語言現象，發現語言演變的基本規律，同時還可以引入科學定量方法對語言特徵的頻次及作用展開研究，發現憑自省所不能發現的問題，從而拓寬語言研究領域。可以說關於粵語體育解說的任何角度的研究，如果能夠得到口語語料庫的支撐將獲得如魚得水的效果。二、粵語體育解說語言本體的研究1. 粵語體育解說語音層面的研究粵方言較為完整地保存了古漢語塞音韻尾 -p、-t、-k及鼻音韻尾 -m、-n、-ng，而普通話已完全沒有韻音韻尾，鼻音韻尾也僅有 -n 和 -ng，因此，粵方言在對外援球員名字等的翻譯上顯得更為合理，如：Beckham，普通話翻譯成“貝克漢姆”，在粵語裏卻稱為“碧鹹 [pɐkham]”，“碧鹹”的粵語拼音 pakham 中的入聲韻尾 -k 和陽聲韻尾 -m 實際上將省略了的“克”和“姆”字涵蓋進來。現代足球源自英國，經由香港，類似的專有名詞較多，具有一定的研究空間。此外，粵語體育解說因為是即席解說，其在語調及其他韻律成分方面均有突出特點，如在足球比賽即將54

進球的緊張時刻，其語調和語速較之平常用語都會有明顯差異，這裏還可以依據石鋒教授的“語調格局”對音高進行量化研究，探討音高對語調的作用及影響，進而從語音層面分析語調或其他韻律成分在情感表達中的作用。2. 粵語體育解說外來詞的研究粵語實際上是一種包容性極強的方言，由於它所處的歷史地理地位，粵語大量吸收了以英語為主的外來詞，外來詞的使用日漸成為粵方言的特色之一。粵語體育解說裏還有不少值得研究的外來詞，如：十二碼（點球）。“碼”實際上是長度單位，主要使用於英國及其殖民國家。香港在歷史上曾受英國統治，足球賽事經由香港進入中國，加之粵語體育解說又起源於香港，於是足球粵語體育解說一直保留“碼”的說法。在這裏，長度單位中 1 碼等於三英尺，即 0.914 米，12 碼等於10.9728 米。在足球賽場上，罰球點距離球門為 11 米，因此將罰點球及罰點球的位置稱之為“十二碼”。此外，粵語解說詞時常會夾雜英語單詞，或是直接通過音譯，如出現最多的是粵語解說詞中的“波”。在粵語中，“波”是“球”的意思，來源於英文的 ball，取粵音為“波”。再如粵語解說詞中表示“未能按原定方向前進”的“跶 Q”源自桌球，其中 Q 是英語單詞cue 的音譯結果，是“球杆”的意思。通過考察這些解說詞，我們可以研究粵語吸收外來詞的歷史原因、遵循的語用原則及特定的語用意義等。3. 粵語體育解說動作詞的研究體育比賽涉及的動作較多，加之粵式解說員中有不少源自退役的專業運動員，其對每個細緻動作都有專業認識，為此，粵語體育解說材料是研究粵方言動詞使用的首要選擇。1998 年世界杯決賽法國對巴西的比賽，其中有段解說：“施丹扭過卡洛斯，線個波畀比提，再躓畀廸西耳，廸西耳搓兩搓，兜過去畀咗韋拉，韋拉畀李華度飛身一鏟”，“朗拿度跟住用個心口攞波一兜，左腳狂抽，省中布朗，廸西耳立即撩個波出底線”。上面這段解說詞種，斜體字為球員名字，加上下劃線的詞為傳球動作。可以看出，不同的傳球動作在粵方言解說中顯得尤為傳神。就足球粵語體育解說來看，動作詞據不同的腳法可分為三十餘個，如：踢、射、鏟、掘、刮、兜、省（用力踢）、搓、斬、逗、片、炒、拉、彈、趟、撼、撞、扮、撩、梗（意為按）、操、掛、喂、扭、劈、挑、攞、躓、篤（乾淨、準確地踢）、掃、線（意為塞）等，這些動詞甚至在日常粵語中極少使用。筆者認為，粵語體育解說是粵方言動詞研究的肥沃土壤。4. 粵語體育解說語氣詞的研究語氣詞研究是虛詞研究的主要部分，通過語氣詞的研究可以剖析句法語氣在言語中的作用。粵語體育解說因為是即席解說，真實再現了以粵方言為背景的解說員在言語交際中的全貌。目前學界對漢語方言語氣詞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湧現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粵語語氣詞也不例外。方小燕（2003）聚焦廣州話的句末語氣詞，窮盡式地展現廣州話句末語氣詞在句子表述中的使用；粵語體育解說較之其他一般生活用語更為激情，在這種激動人心的情境下，句末語氣詞的呈現形式如何，在反映言語行為方面有哪些共同特徵及作用均有待深入研究。此外，王茂林、劉新中（2015）曾基於廣州話的5555 2020 年第 1 期 總第 5 期5

口語語料對粵語疑問句末音高情況進行研究，發現同一類疑問句的名末語調走勢並不相同，認為句調變化受語氣詞和徵詢度的影響。誠如上文提及，即席解說為了營造場景氛圍，其語調及音高走勢將有別於日常口語對話，這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切入點。總之，語言本體研究是語言研究的基礎，其源於語言實踐活動，同時又將指導語言的實踐。語言本體研究的切入點主要指對語音、辭彙、語法展開研究，粵語體育解說作為即席活語言，其本體研究的價值遠遠高於靜態語言研究。三、粵語體育解說語言應用的研究1. 粵語體育解說修辭手法的研究對粵語體育解說修辭手法的研究可以算是粵方言語用層面的研究。粵語“講波佬”（解說員）極擅長活躍氣氛，實際上是在解說中加入了大量調侃、嘻笑、幽默和想像，或是利用挖苦、諷刺、嘲笑等來營造輕鬆環境和幽默氣氛。語言修辭技巧的運用是創造幽默語言的重要方式，譬如解說詞“醫院波”，源自粵語歇後語：醫院波——到喉唔到肺（指醫生給重病病人插喉管到肺卻插得不到位，於是喉不及喉，肺不到肺，讓人難受。）再如，在粵語體育解說中“唔追嘛會畀罵唔勤力，追嘛肯定會累得要命且說唔定還會和對方相撞受傷”，這句用來形容傳球給同伴時力度不當、不上不下，隊友追也不是，不追也不是。在這句話裏，比喻手法的運用把這腳爛傳球貶得入木三分。諸如此類的解說詞還有“玻璃腳”、“打荷包”、“發電機”等。此外，還有如“賣老抽”，用了雙關，指抽筋；“公公腳”，用了誇張，把人踢成“公公”（太監）的腳，指下腳之狠；“濕手巾”，用了仿詞，用毛巾濕後擰幹的像麻花一樣的形態形容拼命帶球過人，左右扭動的狀態。如此之多，不一而足。所以，對幽默語言的修辭技藝的研究，對解說員提高語言表達的藝術性極其重要。2. 體育解說粵—普滲透過程研究粵語體育解說還可以從粵語和普通話體育解說對比著手，把方言研究與解說研究有機地結合起來，總結粵—普解說相同的語詞，概括粵—普解說相異的語詞，再在粵—普解說相同的語詞中找出源自粵語本土的語詞。比如“國腳”一詞始於粵語，“世界波”、“五五波”、“烏皮波”、“殘陣”、“魚腩”、“香蕉形”等均是由粵語解說員為央視評述員帶去的習慣語彙，為何粵語本身有“球”的說法要借用外來詞“波”？外來詞“波”又是如何進入普通話解說詞的？即可以分析如何從方言中提煉出有表現力的元素進入普通話解說詞，進而探討粵方言語詞進入普通話的途徑和機制。對於粵—普相異的語詞則可以更深入分析語詞差異的成因，同時還可以研究粵方言解說特色詞及特色詞背後的獨特文化等。3. 粵語體育解說與文化心理的研究方言是語言的地域變體，是民眾生活中使用的第一語言，具有天生的貼近性的親和力。以方言為載體的區域傳媒節目往往更具傳播效力。實際上這些都得益於當地民眾的心理體驗和文化認同，粵語體育解說也不例外。從解說詞來看，粵式解說有許多普通話不能表達或替代的意義，如“風流波”，形容因為目的已達到，任意而踢，爭勝心不大；如“黃大仙”，形容有求（球）必應；再如“爛尾樓”，“樓”與“扭”諧音，形容一56

味死帶球，最後卻失去控球機會。因此，粵式解說能夠更真實、更生動地表現本地人的感官需求。同時，粵語體育解說以嶺南地區為盛，恰好符合嶺南地區以粵方言為主要語言的中老年人、低學歷人群及其他普通話不流利群眾的需求。此外，粵式說球還展示了地方民俗文化，達到接近藝術和普通大眾之間的距離。可見，粵語在文化認同和心理需求上是不可替代的。語言的應用研究在一定意義上是為社會服務的，我們認為從語言、社會、文化心理等應用層面對粵方言類節目興起與傳播的原因進行社會語言學解讀具有一定的研究價值。四、粵語體育解說文化內涵的研究粵語體育解說的生存與其所處的歷史地理環境有很大關係。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文化是語言的精神內核。粵語體育解說傳承併發展著嶺南文化，也可以說是嶺南文化造就了粵語體育解說。結合語言與文化的關係，從語言的角度探求其內在的文化內涵，有助於更好地研究語言和文化，並加深對二者的認識。1. 對外來文化的接觸與融合外來文化主要體現在大量外來詞的運用上。外來詞是指從外族語言裏借來的詞，反映的是不同民族在交往過程中語言的相互影響。而粵語體育解說反映的則是嶺南地區的歷史文化及行政變遷。第一次鴉片戰爭後英國強佔香港島，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文化也在槍炮聲中搶灘香港，同時，廣東被迫設立為通商口岸。因此，英源文化影響著香港，英源文化又和港源文化不斷影響著廣東文化。粵語體育解說中諸如波（ball 球）、恰西（offside越位）、窩利（volley 未等球落地，迎上去直接射門）、傾數（cancel 取消）等，這些解說詞屬於音譯外來詞，即照著外語詞的聲音用粵語的語音對譯過來，這類外來詞更多地是體現英源文化的直接移植；又如波衫（ball衣，球衣）、波鞋（ball 鞋，球鞋）、波經（ball 經，比賽經驗）等，則屬於音意兼譯外來詞，表現為一半音譯，一半意譯，這一類應該是英源文化與港源文化共同作用的結果；此外，還有一大部分的解說詞諸如跌voltage（本意指電壓下降，借指體能下降）、後 cup 波（後插花球）、私家 Q（用不擅長的腳踢出一個好球）等屬於字母外來詞，即直接用外文字母（簡稱）或與漢字組合而成的詞，這類外來詞往往是為了適應快速發展的經濟生活節奏需要的結果，更多的體現為對港源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同時也體現出嶺南文化的相容性和開放性。目前對這一層面的研究呈空白狀態。2. 對飲食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嶺南地區流行著一種說法，叫“食在廣州”，飲食文化深刻地影響著嶺南人民的生活。粵語體育解說也在一定程度上對嶺南飲食文化有所傳承與發展。體育賽事雖然與餐飲沒有直接關係，但解說詞裏卻包含非常多生動的餐飲詞句。每逢過年，嶺南地區有吃生菜的習俗，家家戶戶都要買生菜，預示著來年升官發財。在 2013 年的亞冠決賽次回合廣州恒大淘寶對陣首爾 FC 的比賽中，粵語解說稱廣州恒大球員控球“好似食生菜一樣”。這裏的“食生菜”表示（升官發財）很簡單（只需要吃生菜就可以）的意思。還有形容搶球時雙方的腳扭纏在一起的“炒芥蘭”，源於粵菜廚師慣於將炒好的芥菜連葉帶梗5755 2020 年第 1 期 總第 5 期5

排在盤子裏；形容守門員的手像塗了牛油般滑，接不穩球的“牛油手”；形容頭球的時機沒掌握好的“掛臘鴨”，像掛掉著的臘鴨一樣脖子拉得很長但實際上是幹死的；形容恰到好處的“魚生粥”；再如形容比賽大局已定，沒有什麼可看之處了的“場波已經擺咗落雪櫃，咖喱同牛油都凝固咗”。此外，還有以“吃”為名的詞，如“食波餅”（被對方踢來的球擊中）、“食胡腳”（定勝負的一腳，“食胡”是麻將術語，意為胡牌）、“食詐糊”（入球不算）。諸如此類的解說詞比比皆是，如“蛋波”、“餓波”、“海鮮波”、“老餅”、“魚腩”、“磨薑”、“食雞翼”等。有關粵語與飲食文化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基於粵語解說詞的研究還沒有出現。3. 對水系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嶺南地區受海洋文化的積澱影響，加之嶺南地區雨水充沛、濕熱多變，形成了獨特的親水格局。同時，在商業中以“水”為財的思想（人們普遍認為自己地處水系發達的環境，可以讓錢財如水一般源源不斷），使得嶺南地區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水系文化。粵語體育解說中有眾多與“水”相關的辭彙，廣州話稱為“水族詞”，如表示進攻隊員在對方禁區內假摔，想騙取點球機會的“插水”，這裏的“水”預指機會；又如球員不積極比賽，故意讓對方贏球的“放水”，這裏的“水”也可以認為是機會；再如表示踢球時腳發力程度大小的“力水”，這裏的“水”卻不是指機會；還有表示球要追回來，但已經是很困難了的“吻水”。此外，還有用“水”的歇後語：“呢位球員打法好經濟——慳水慳力”。這一歇後語形容球員省時省力的球技。“水”在解說詞中的語義範疇及用法均值得進一步探討。語言是文化的載體，粵語體育解說依託於粵方言，我們可以通過語言層面窺視嶺南地區的廣府文化，挖掘體育術語的歷史文化內涵，同時還可以從解說詞興盛的現象探索背後的語言態度和文化認同機制。綜上，本文從口語語料庫的建設與研究、語言本體的研究、語言應用研究及文化內涵研究角度初步探討粵語體育解說的研究價值，希望能夠對粵語研究及粵語體育解說提供有益的途徑。參考文獻： 范俊軍 2013 漢語方言自然口語語料庫建設的幾個基本問題，《學術研究》第 2 期。方小燕 2003 《廣州話句末語氣助詞》，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甘於恩 賀敏潔 2004 20 世紀 90 年代廣府文化研究概述，《學術研究》第 3 期。何平香 2006 《NBA 語言研究——NBA 即席解說詞的語言學探析》，廣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李新魁 黃家教 施其生 麥耘 陳定方 1995 《廣州方言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列孚 2006 生猛的粵式說球，《中國新聞週刊》第22 期。劉江 2007 粵語外來詞與西方文化的影響，《文藝爭鳴》第 1 期。劉雙雙 2016 《粵語體育解說的現狀與對策研究》，廣州體育學院碩士學位論文。汪如東 2004 《漢語方言修辭學》，上海：學林出版社。王茂林 劉新中 2015 基於口語語料的粵語疑問句末音高淺析，《南方語言學》第 8 輯。粵語足球解說真的比普通話解說水準高麼？比較結果你可能真想不到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5834301725386609&wfr=spider&for=pc湛江新聞網：睇波必備！粵語足球術語大全 你知道 幾 個？ http://www.gdzjdaily.com.cn/sports/2014-06/19/content_1884428.htm58

漢語情態動詞結構的移位現象研究 *On the movement in Chinese modal verb constructions◎ 胡波 / 澳門城市大學提 要：漢語情態動詞句法上可以區分提升與控制兩類，其中提升情態動詞以命題子句為補足語，可再分為強制與非強制提升兩類。“會、要”為強制提升動詞，其子句主語強制提升屬論元移位，遵循移位的最簡性。“可能、應該”和證據型情態動詞“看上去、聽起來”等為非強制提升動詞，子句主語移位是話題提升的結果，屬於非論元移位，不遵循移位的最簡性。在與句末時體助詞“了”的語義轄域、子句名詞性成分移位、動詞短語移位和情態連用等方面，兩類提升結構表現出系統的差異。關鍵詞：情態動詞 提升 論元移位 話題化 Key words: modal verbs; raising; A-movement; topicalization一、前言情態動詞，也叫助動詞或能願動詞，是“輔助性的動詞”（呂叔湘，1979:41），從語義上主要分為兩大類：命題情態動詞和事件情態動詞，其中，命題情態定義為說話者對命題的真值或事實狀態的判斷，而事件情態定義為說話者對未實現的或未發生的潛在事件的態度。（Palmer, 2001:8）根據 Palmer(2001)，命題情態動詞包括認識型和證據型兩大類。其中，認識型情態動詞主要包括推測、推斷和假設，如“可能、應該、會、要”等。證據性情態動詞主要包括報導型和感知型，如“看起來、聽上去”等。從論元結構看，命題情態動詞為單元述詞，以命題子句為補足語。（黃正德，1988；曹5955 2020 年第 1 期 總第 5 期5

逢甫， 2005[1990]； Lin & Tang,1995; Lin T.-H., 2011等）如下：（1）a. 可能這本書漲價了。 b. 這本書可能漲價了。 c. 這本書漲價了可能。（2）a. * 會張三去北京。b. 張三會去北京。c. * 張三去北京會。例（1）和例（2）中的“可能、會”都是表推測的命題情態動詞，但“可能”的句法位置比較靈活，可以出現在句首、句中和句尾，而“會”的句法位置卻嚴格受限，一般不出現在句首或句尾。對於這類動詞的相關現象，許多學者都有研究，如呂叔湘（1979）、黃正德（1988）、曹逢甫（1990,1996）、Lin & Tang(1995)、 Lin J.-W.（2010）、Lin T.-H.(2011)、 胡 波（2015）、高亮（2017）、王瑩瑩 & 潘海華（2019）等。呂叔湘（1979:109-110）從轉換生成語法的視角將這類動詞分析為高一級的謂詞，其底層結構為“命題子句 + 會”，經過轉換，“會”提升到主語之後。呂叔湘是較早結合生成語法理論思考漢語語法現象的學者之一，但由於該觀點是用章節附註的形式提出，因此並未引起國內研究者的重視。海外學者黃正德（1988）從主語提升的視角分析了該類情態動詞的句法特徵，指出（1a）和（2a）為底層結構，（1b）和（2b）都是補足語子句主語提升的結果。相比呂先生的分析，主語提升解釋更符合漢語話題突出型語言的特徵 [1] 。但黃正德並未分析主語提升的機制，也沒有具體探討“會”的強制提升問題。曹逢甫（2005[1990]：291）認為主語強制提升是“會”的語法化演變的結果，即語法化後的“會”保留了對有生主語的要求。但該假設不能解釋無生命主語強制提升現象，如例（3）。（3）a. * 會這本書漲價。b. 這本書會漲價。Lin T.-H.（2011）在最簡方案框架下分析了情態動詞主語提升的機制，指出主語強制提升是 EPP 特徵驅動與特徵核查共同作用的結果。強制提升結構的生成過程中，詞庫不選擇空主語 PRO，主句功能中心 T 的EPP 特徵驅動子句主語提升，句子合法。[2] （4）a. 詞庫 [ 會、這、本、書、漲、價 ]b. [TP 這本書 i TF 會 [TP ti TF 漲價 ]]]。非強制提升結構的生成過程中，如果詞庫選擇空主語 e，則子句主語不提升，如例（5）。但如果詞庫不選擇空主語 e，則子句主語提升，如例（6）。（5）a. 詞庫 [ e、可能、這、本、書、漲、價、了 ]b. [TP e TF 可能 [TP 這本書 TF 漲價了 ]]]。（6）a. 詞庫 [ 可能、這、本、書、漲、價、了 ]b. [TP 這本書 i TF 可能 [TP ti TF 漲價了 ]]]。Lin T.-H. 運用形式化的手段分析了情態動詞現象背後的句法機制，將漢語語法研究與當前形式句法理論有機結合，開拓了情態動詞研究的新領域。但他將兩類提升現象的差異歸因於詞庫中空主語選擇的不同，屬於規約性的操作。此外，Lin T.-H. 還分析了兩類情態動詞命題子句的不同性質，但他仍按照相同的機制來解釋不同的子句主語提升現象，忽略了子句性質的差異與名詞性成分移位的限制。如下：（7）a. * 會小明買這本書。b. 小明會買這本書。c. * 這本書會小明買。60

d. 這本書小明會買。e. * 小明會這本書買。f. * 會這本書小明買。（8）a. 可能小明已經買了這本書。b. 小明可能已經買了這本書。c. 這本書可能小明已經買了。d. 這本書小明可能已經買了。e. 小明可能這本書已經買了。f. 可能這本書小明已經買了。例（7）中“會”帶非定式子句，例（8）中“可能”帶定式子句，兩者在子句名詞性成分移位上存在較大的差異。由此可見，漢語命題情態動詞的提升現象仍值得進一步探討。命題情態動詞為何強制子句主語提升？什麼情況下子句主語可以不提升？強制提升與非強制提升有何差異？本文將結合特徵核查、論元移位和非論元移位等嘗試回答這三個問題，探討漢語情態動詞的提升現象。本文論證將遵守以下幾個重要假設：1）特徵一致核查總是發生在兩個相同類型的特徵之間。2）名詞性成分具有可詮釋的 Φ 特徵（人稱、性、數）和未賦值的格特徵，功能中心 T 具有不可詮釋的未賦值的Φ特徵，兩者合併既可以給 T 的Φ特徵賦值，又可以核查名詞性成分的格位。3）定式功能中心 T 具有完全的 特徵（表現為[T+,Φ+]，其中 T 為時態特徵），可以核查名詞性成分的格位；非定式功能中心 T 不具有完全的 特徵（表現為 [T+,Φ]，或 [T -,Φ+]，或 [T -,Φ-]），不能核查名詞性成分的格位。[3]4）在進入 LF 層時，所有的不可詮釋特徵必須通過一致核查刪除，否則句子不合法。5）可詮釋特徵可以多次核查，但名詞性成分獲得格位會阻礙移位。 [4]6）移位的最簡性（Minimality）要求論元移位遵循移位的最短距離原則。[5]依此，漢語命題情態動詞主語提升是特徵核查的結果。基於 Lin T.-H.（2011），我們假設強制提升結構中，情態動詞帶非定式子句補足語，子句 T 不具有完全的 特徵，不能通過特徵一致核查子句主語的格位，因此子句主語通過與主句 T 的一致核查獲得主格，提升到主句主語位置。非強制提升結構中，情態動詞帶定式子句補足語，子句 T 具有完全的 特徵，與子句主語在子句通過一致核查其 Φ 特徵並賦予子句主語格位。主句 T 與空形式主語 pro 合併，核查其 Φ 特徵，句子成功收斂。子句主語的強制提升屬於論元移位，遵循移位的最簡性，因此，子句賓語不能先於子句主語移位到主句的主語位置，但可以在子句主語移位之後提升到句子的左邊界充當話題。而非強制提升結構中，子句名詞性成分可以先於子句主語移位到句子的左邊界，屬於非論元移位，不遵循移位的最簡性。兩類提升結構的差異還表現在：非定式 TP 子句不允准子句名詞性成分的話題化，但定式 CP 子句可以。文章將從三個部分展開討論：第一部分將主要探討認識情態動詞的提升現象；第二部分將重點分析證據型情態動詞的提升現象；第三部分拓展分析了其它提升動詞的句法特徵。二、認識情態動詞的提升現象6155 2020 年第 1 期 總第 5 期5

2.1 主語的強制與非強制提升漢語認識情態動詞選擇一個命題子句為補足語，其指示語為非題元位置。不同的認識情態動詞選擇不同類型的命題子句，表現出不同的提升屬性，即子句主語強制或非強制提升到情態動詞之前，分別定義為強制提升結構與非強制提升結構。認識情態動詞“會”屬於強制提升動詞，子句主語必須提升到情態動詞之前。如下：（9）a. *[ 會 [ 這本書漲價 ]]。b. [ 這本書 i 會 [ ti 漲價 ]]。根據 Lin(2011)，“會”帶非定式 TP 補足語，表現在其語義轄域低於句末時體助詞“了”。（10）a. [ 這本書 i 會 [TP ti 漲價 ] 了 ]。 了 > 會b. *[ 這本書 i 會 [TP ti 漲價了 ]]。 * 會 > 了“會”的非定式子句 T 具有不完全的 特徵，不能通過特徵核查賦予子句主語“這本書”格位，因此，例（9a）子句主語的格特徵未核查，句子不合法。而以“會”為主要謂詞的主句 T 具有完全的 特徵，T的不可詮釋 Φ 特徵沒有外部論元合併來核查，只能搜索最近的名詞性成分以核查其 Φ 特徵。子句主語格特徵未賦值，屬於活躍的句法成分，提升到 TP 的指示語位置通過一致核查獲得格位，主句 T 的 Φ 特徵得到滿足，所以例（9b）合法。強制提升結構的派生過程如下所示：（11）a. [TP T[Φ:u][EPP][vP 這本書 [case:u] 漲價 ]]。b. [TP 這本書 [case:u]T[Φ:Deficiency] [vP t 漲價 ]]。c. [TP T[Φ:u][EPP] [vP 會 [TP 這本書 [case:u]T[Φ:Deficiency] [vP t 漲價 ]]]]]。d. [CP C [TP 這本書 [case:NOM] T[Φ] [vP 會 [TP t T[Φ:Deficiency] [vP t 漲價 ]]]]]]。( 說明：T[Φ:u] 表示 Φ 特徵未賦值的 T，T[Φ:Deficiency] 表示 Φ 特徵有缺陷的 T，T[Φ] 表示 Φ 特徵無缺陷的 T，這本書 [case:u] 表示格位未賦值的名詞短語，這本書 [case:NOM] 表示格位已賦值為主格的名詞短語。)認識情態動詞“要”的語義轄域低於句末時體助詞“了”，其補足語也屬於非定式 TP 子句，子句主語強制提升到主句的主語位置，否則句子不合法。（12）a. * 要我們開會了。b. 我們要開會了。與“會、要”不同，認識情態動詞“可能、應該”屬於非強制提升動詞，選擇定式 CP 子句作補足語，語義轄域高於句末時體助詞“了”。如下：（13）a. [... 可能 [CP [TP 這本書漲價了 ]]]。 可能> 了b. [... 應該 [CP [TP 他已經知道了這件事 ]]]。 應該 > 了定式子句功能中心 T 具有完全的 特徵，可以通過特徵核查賦予子句主語格位。子句主語獲得格位，不再是活躍的句法成分，不能提升並核查主句 T 的 Φ 特徵。因此，主句 T 只能與空的形式主語 pro 合併，通過一致核查其 Φ 特徵，即缺省的 Φ 特徵 T[Φ:Default]，句子成功收斂。非強制提升結構的派生如下所示：（14）a. [TP T[Φ:u][EPP][vP 這本書 [case:u] 漲價了 ]]。b. [TP 這本書 [case:NOM]T[Φ] [vP t 漲價了 ]]。c. [TP T[Φ:u][EPP] [vP 可能 [TP 這本書 [case:NOM]T[Φ] [vP t 漲價了 ]]]]]。d. [CP C [TP pro T[Φ:Default] [vP 可能 [TP 這本書[case:NOM] T[Φ] [vP t 漲價了 ]]]]]]。62

漢語主句 T 缺省的 Φ 特徵沒有形態標記，但巴西葡萄牙語、羅馬尼亞語等語言中缺省的 Φ 特徵一般表現為第三人稱單數。（15） a. Brazilian PorgugueseParece que os estudants viajaram mais cedo. Seem.3SG that the students traveled.3PL more earlyi t seems that the students traveled earl ier.’ （Boeckx, et al. 2010:71）b. RomanianSe poate ca bombele sǎ explodeze în orice moment. REFL can.PRES.3SG that the-bombs SUBJ explode in any moment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bombs will go off any minute.’（Boeckx, et al. 2010:77） 上述研究表明認識情態動詞帶非定式或定式子句補足語，強制或不強制子句主語提升到主句主語位置。但進一步觀察發現，非強制提升結構也允准子句主語提升到情態動詞之前。下面，我們將進一步討論認識情態動詞子句名詞短語移位的限制。2.2 名詞性成份移位與最簡性提升情態動詞“會、要”強制子句主語提升，屬於論元移位，遵循移位的最簡性原則。強制提升結構中，“會、要”的子句賓語不能越過子句主語移位到句子的左邊界。（16）a. * 這件事 i 會張三 j 瞭解 ti。 b. 張三 i 會 ti 瞭解這件事 j。例（16a）中，子句賓語“這件事”移位到“會”之前，跨越了另一個名詞性成分“張三”，違背了移位的最簡性，句子不合法。例（16b）中，子句主語“張三”移位到“會”之前，遵循移位的最簡性，句子合法。“會、要”的命題子句為非定式 TP 子句，因此，子句賓語不能話題化，如（17a）。但子句賓語可以投射為主句的話題，如（17b）。子句主語也可以提升為話題，如（17c）。（17）a. *[ 張三 i[ 會這件事 j[ti 瞭解 tj]]]。 b. [ 這件事 i[ 張三 j[ 會 tj 瞭解 ti]]]。c. [ 張三 j [ 這件事 i tj[ 會 tj 瞭解 ti]]]。提升情態動詞“可能、應該”不強制子句主語提升，但子句主語可以提升到句子的左邊界，如（18a）。而且子句賓語可以越過子句主語移位到句子的左邊界，如（18b）。（18）a. 張三 i 可能 ti 已經瞭解了這件事 j。 b. 這件事 i 可能張三 j 已經瞭解了 ti。例（18b）中子句賓語“這件事”跨越子句主語“張三”移位到“可能”之前，違背了移位的最簡性，但句子合法。這是因為“可能、應該”的命題子句為定式 CP 子句，子句名詞性成分可以話題化，不遵守移位的最簡性，如例（19）。子句的話題可以再提升為句子的話題，如例（20）。 [6]（19）a. [ 可能 [ 這件事 i[ 張三 j 瞭解了 ti]]]。 b. [ 可能 [ 張三 i[ti 瞭解了這件事 j]]]。c. [ 可能 [ 張三 i 這件事 j[ti 瞭解了 tj]]]。（20）a. [ 這件事 i[ 可能 [ 張三 j 瞭解了 ti]]]。 b. [ 張三 i[ 可能 [ti 瞭解了這件事 j]]]。c. [ 張三 i[ 可能 [ 這件事 j[ti 瞭解了 tj]]]。e. [ 張三 i 這件事 j[ 可能 [ti 瞭解了 tj]]]。f. [ 這件事 j 張三 i[ 可能 [ti 瞭解了 tj]]]。由上可見，認識情態動詞的子句主語強制或非強6355 2020 年第 1 期 總第 5 期5

制提升屬於不同的語法機制，前者為論元移位，後者為非論元移位。強制提升動詞“會、要”帶非定式 TP 子句，不允准子句賓語的話題化；子句名詞性成分通過特徵核查並獲得格位元，提升到主句 TP 的指示語位置，遵循移位的最簡性原則。非強制提升動詞“可能、應該”帶定式 CP 子句，子句名詞性成分的話題化和話題提升不遵循移位元的最簡性原則。2.3 動詞短語提升上節指出，非強制提升情態動詞子句的主語可以提升到主句的左邊界，做句子的話題，如（21a）。強制提升情態動詞子句的主語提升到主句的主語位置，如（21b）。（21）a. 張三 i 可能 ti 已經到了建國飯店。 b. 他 i 絕對不會 ti 批評自己的朋友。非強制提升結構中，子句動詞短語的剩餘成分移位到句子的左邊界，句子不合法。而強制提升結構中，動詞短語的剩餘成分可以移位到句子的左邊界。（22）a.*[ti 已經到了建國飯店 ] 張三 i 可能。 b.[ti 批評自己的朋友 ] 他 i 絕對不會。英語情態動詞之後的動詞短語也可以移位到句子的左邊界，且動詞短語內部的反身代詞只能指向子句的主語，如（23）。Chomsky(1991) 指出所謂的動詞短語提升其實可能是統治VP的功能範疇AgrOP提升，依此，VP 內部主語語跡可以受到中心語 AgrO 的適當管轄。（23）[AgrOP AgrO[tk Criticize himself*i/k], Johni thought Billk never will. 對比（22a）與（22b）以及（23），前者為子句主語的非論元移位元結構，動詞短語的剩餘成分移位到句子的左邊界不合法；後者為子句主語的論元移位元結構，動詞短語的剩餘成分移位到句子的左邊界，句子合法。2.4 強制與非強制提升情態動詞的差異上面指出強制提升情態動詞帶非定式補足語子句，非強制提升情態動詞帶定式補足語子句，兩者在情態動詞與句末時體助詞“了”的語義轄域、子句名詞性成分移位、動詞短語移位元上表現系統的對立。此外，兩類提升情態動詞的句法差異還表現在：1）體副詞。非強制提升結構允准子句帶具有體特徵的副詞“已經、正（在）”，而強制提升結構一般不允准，但“會”在一些特殊句式中可以允准體副詞。[7] （24）a. 這本書可能已經漲價了。 b. 他可能正在看書。 （25）a. 這本書會（* 已經）漲價了。 b. 他會（* 正在）瞭解這件事。2）體貌助詞。非強制提升結構允准子句動詞帶詞尾體貌助詞“了、著、過”，而強制提升結構一般不允准，但子句的複雜度會相對提升強制提升結構中子句動詞帶體貌助詞的可接受度。[8] （26）a. 他可能說了 / 過這件事。 b. 他可能正說著這件事。 （27）a. 他會說（* 了 /* 過）這件事。 b. 他會說（* 著）這件事。3）情態連用。非強制提升動詞之後可以帶強制提升動詞，而強制提升動詞之後不可以帶非強制提升動詞。 （28）a. 他可能會訪問美國。 b. 會議應該要結束了。 （29）a. 這本書會（* 可能）漲價。 64

b. 他會（* 應該）瞭解這件事。強制提升動詞“會、要”出現在“可能、應該”之後，表達說話者對現在或將來的事情的肯定推測。一些學者如李艶惠（1990）、蔡維天（2010）、Lin T.-H.（2012）等將這兩個情態動詞分析為將來時體助動詞。但將他們分析為將來時體助動詞不能解釋下面這種現象，即“會、要”可用來表示說話者對現在所發生事情的肯定推測。（30）a. 張三會在學校。 b. 他幾乎要崩潰了。認識情態動詞的研究表明情態動詞子句區分定式與非定式，表現出子句主語的強制或非強制提升。非定式子句不具有完全的 特徵，不能核查子句主語的主格，因此子句主語通過與主句定式 T 的 Φ 特徵一致核查獲得主格，移位到主句的指示語位置，遵循移位的最簡性。定式子句具有完全的 特徵，能核查子句主語的主格。主句 T 只能與空的形式主語 pro 合併，通過一致核查其 Φ 特徵，句子成功收斂。認識情態動詞的子句主語強制或非強制提升屬於不同的語法機制，前者為論元移位，遵循移位的最簡性原則；後者為非論元移位，不遵循移位的最簡性原則。強制提升結構不允准具有體特徵的副詞“已經、正（在）”，不允准詞尾體貌助詞“了、著、過”，不允准情態連用；而非強制提升結構允准。雖然兩者在體副詞和體貌助詞的允准上存在較為一致的互補分佈差異，但句子的複雜度和一些特殊句式會影響到這種互補分佈關係。進一步研究發現，不僅漢語認識情態動詞屬於提升動詞，證據型情態動詞也屬於提升動詞，其子句主語非強制提升到主句主語位置。三、證據型情態動詞的提升現象根據 Palmer(1986、2001)，證據型情態可以分為兩類：報導型和感知型。[9] 報導型情態動詞可以表示從別處聽來的二手或三手資訊，也可以表示來自傳說的證據，如“據說、聽說、據稱、據報導，傳聞、傳說”等；而感知型情態動詞常用感官動詞加“起來、上去”等複合詞綴構成，如“聽起來、看上去、摸起來、吃起來、聞上去”等。[10] 證據型情態動詞與認識情態動詞一樣，都以命題子句為補足語，其指示語為非題元位置。[11] 其句法屬性與非強制提升動詞相似，子句主語可以留在原位。如下：（31）a. 據說他不喜歡這部電影。b. 傳說這些人能飛簷走壁。（32）a. 看上去他不喜歡這部電影。b. 聽起來他的話有道理。這類情態動詞的子句主語也可以提升到句子的左邊界，充當句子的話題，如（33）。子句賓語可以先於子句主語移位到句子的左邊界，如（34）。但動詞短語的剩餘部分不能作為話題焦點提升到句子的左邊界，如（35）。（33）a. 張三據說不喜歡這部電影。b. 張三看上去不喜歡這部電影。（34）a. 這部電影據說張三不喜歡。b. 這部電影看上去張三不喜歡。（35）a. *[FocP 不喜歡這部電影 [TopP 張三 [TP 據說 ]]]。b. *[FocP不喜歡這部電影[TopP張三[TP看上去]]]。例（35）不合法因為該句違反了話題與焦點的投射次序，而且證據型情態動詞不能在句末充當資訊焦6555 2020 年第 1 期 總第 5 期5

點，所以即使話題位於話題焦點之前，遵循話題與話題焦點的投射次序，句子仍不合法。（36）a. *[TopP張三 [FocP不喜歡這部電影 [TP據說 ]]]，喜歡那部電視劇不據說。b. *[TopP 張三 [FocP 不喜歡這部電影 [TP 看上去 ]]]，喜歡那部電視劇不看上去。證據型情態動詞帶定式子句補足語，在句法特徵上與非強制認識情態動詞的一致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語義轄域高於句子時體助詞“了”。（37）a. 據說 [ 小明不喜歡這部電影了 ]。據說 > 了b. 看上去 [ 小明不喜歡這部電影了 ]。 看上去 > 了2）子句允准具有體特徵的副詞“正（在）、已經”和體貌助詞“了、著、過”。（38）a. 據說小明已經出國了。b. 看上去小明正漸入佳境。（39）a. 據說小明去過喜馬拉雅山。b. 看上去小明相信了他的話。 3）允准子句的名詞性成分話題化與話題提升。（40）a. 據說張三不喜歡這部電影。b. 據說張三這部電影不喜歡。c. 據說這部電影張三不喜歡。d. 這部電影據說張三不喜歡。e. 張三據說這部電影不喜歡。f. 這部電影張三據說不喜歡。g. 張三這部電影據說不喜歡。（41）a. 看上去張三不喜歡這部電影。b. 看上去張三這部電影不喜歡。c. 看上去這部電影張三不喜歡。d. 這部電影看上去張三不喜歡。e. 張三看上去這部電影不喜歡。f. 這部電影張三看上去不喜歡。g. 張三這部電影看上去不喜歡。證據型情態動詞的分析表明這類動詞屬於非強制提升動詞，以定式命題子句為補足語，與認識情態動詞“可能、應該”在話題移位元、子句體特徵副詞與體貌助詞的允准等方面具有相似的句法特徵。四、時態動詞和難易動詞除命題情態動詞外，根據曹逢甫（1996），提升動詞還包括時態動詞如“有、開始、繼續、停止”等和難易動詞“難、容易”。與證據型提升情態動詞不同，時態動詞與難易動詞以命題子句為補足語，不能位於句首，子句主語需要移位元到主句主語位置，屬強制提升結構。（42）a. * 開始他學數學了。b. 他開始學數學了。（43）a. * 容易青年人接受新事物。b. 青年人容易接受新事物。這兩類動詞的子句賓語不能先於子句主語提升到主句的指示語位置，充當句子的主語，遵循移位的最簡性，如（44）。但子句主語提升到主句主語位置後，子句賓語可以提升為句子的話題，如（45）。（44）a. * 數學，開始他學了。b. * 新事物，容易青年人接受。（45）a. 數學，他開始學了。b. 新事物，青年人容易接受。66

這兩類動詞的補足語為非定式子句，語義轄域低於句末時體助詞“了”，如（46）；不允准子句賓語話題化，如（47）；動詞短語剩餘部分可以移位元到句子的左邊界，如（48）。（46）a. 他 [ 開始工作 ] 了。開始 < 了b. 這個問題就 [ 容易理解 ] 了。容易 < 了（47）a. * 他開始數學 i 學了 ti。b. * 青年人容易新事物 i 接受 ti。（48）a. 報名招生，學校已經開始了。b. 做到這點，我們不容易。對於動詞“有”，我們贊同黃正德（1988）、曹逢甫（1996）等都將表存在的“有”與表時態的“有”分析為帶命題子句的提升動詞，但認為兩者不屬於同一種提升結構，表現出不同的句法特徵，應該區別對待。 [12] 試比較：（49）a. * 沒有張三看見李四。b. 張三沒有看見李四。c. * 李四沒有張三看見。c. 李四張三沒有看見。（50）a. 有一個人看見李四了。b. * 一個人有看見李四了。c. 李四有一個人看見了。c. * 李四一個人有看見了。表時態的“有”屬於強制提升動詞，不能出現在句首，強制子句名詞性成分移位，如（49ab）。子句名詞性成分移位遵循移位的最簡性，不能先於子句主語移位到主句主語位置，如（49c）。但子句賓語可以移位到主語之前，充當句子的話題，如（49d）。與表時態的“有”不同，表存在的“有”屬於非強制提升動詞，可以出現在句首，如（50a）。但其後的無定名詞不能移位到句子的左邊界，充當話題，如（50bd）。子句賓語可以越過無定名詞短語移位到句子的左邊界，充當話題，如（50c）。五、結語上述研究表明漢語情態動詞允准子句主語的強制或非強制提升，表現出不同的句法屬性。除情態動詞外，時態動詞和難易動詞也屬於強制提升動詞。當然，提升結構仍有一些現象需要進一步的研究，如證據型情態動詞與認識情態動詞“可能、應該”都屬於非強制提升動詞，但為什麼前者不能出現在句末？（51）a. * [TopP 他喜歡小麗 [TP 據說 ]]。b. [TopP 他喜歡小麗 [TP 不可能 ]]。可能的解釋是話題焦點句的句法限制。根據劉丹青、徐烈炯（1998）的話題焦點研究，話題焦點句不僅要求話題構成對比，其述題也要構成對比。例（51）分佈上差異的主要原因在於“可能”可以構成對比焦點，即“可能”與“不可能”，但“據說”不能構成對比焦點，即不存在“不據說”的用法，所以這些動詞與話題焦點句不相容。因此，不存在對比結構的“據說、看上去、聽起來”等都不能出現在句末構成對比焦點。強制提升動詞允准動詞短語提升為話題焦點，其話題焦點句同樣要求述題構成對比，如下：（52）a. 採取這個決策他會，採取那個決策他不會。b. * 採取這個決策他會，採取那個決策他會。（53）a. 你說有容易，說無不容易。b. * 你說有容易，說無容易。6755 2020 年第 1 期 總第 5 期5

此外，“會、要”一般不出現在句首，但在“會”與其後子句之間插入焦點標記“連…也 / 是”，句子則合法。（54）a. 會連小明也參加這次會議嗎？ b. 會是他去上海嗎？雖然“會”的肯定句式中高度限制其補足語子句的體副詞和體貌助詞，但其否定問句和 A-not-A 問句卻可以允准這些詞。（55）a. 你不會已經嫁人了吧？b. 這些騎士會不會已經注意到了這座島上最高的山脈？（轉引自北大 CCL 語料庫）註 釋： [1] 關於漢語是話題突出型語言的觀點，參見 Li & Thompson(1981)、曹逢甫（2005[1990]）等。[2] Lin，T.-H. 指出雖然漢語提升結構的子句為定式子句，但由於漢語沒有 特徵核查，因此主語的提升不會受到阻礙，不同於英語提升結構的子句主語提升現象。[3] 關於功能中心 T 的完全與非完全 特徵，讀者可以參看 Boeckx, et al. (2010)。[4]Hornstein, et al.(2005:280) 指出名詞性成分的可詮釋特徵可以與功能中心 T 多次核查。如下：（1）Porguguese a. As alunas parecem ter sido contratadas the.FEM.PL student.FEM.PL seem.3.PL have been hired.FEM.PL‘the (female) students seem to have been hired.’ b. [TP [as alunas]i [T’ -m [3.PL] [VP parece- [TP ti [T’ ter [VP sido [TP ti -das[FEM.PL] [VP contrata- ti]]]]]]]]例（1）中名詞短語 As alunas 分別與主句和子句的功能核心 T 核查，表現為動詞的複數特徵。[5] 關 於 移 位 最 簡 性 的 論 述， 請 參 看 Hornstein（2009:35）。[6] 關於話題化和話題提升的差異，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曹逢甫（1996）。[7] “會”在一定環境下可以允准體副詞和體助詞“了”，如下：（1）a. 你不會已經嫁人了吧？ b. 這些騎士會不會已經注意到了這座島上最高的山脈？（CCL 語料庫）例（1a）中“不會”表示對過去已經發生事件的推測，（1b）中“會不會”也表示的是對過去發生事件的推測。這表明現代漢語情態動詞的語法演化中，“會”並未完全演化為非過去事件標誌的情態動詞，可以通過一些特殊句式中表達對過去事件的推測。其帶體副詞的的肯定句式推測在北大 CCL 語料庫中僅出現一例，我們認為這是一種句法殘留現象，其可接受度較低。（2）就是要去，火車船票也買不到，不會已經走了。 （CCL 語料庫）[8] Hu, Pan & Xu（2001）在分析漢語是否存在定式與非定式的區分時指出，一些在簡單結構中不能允准的定式與非定式區分標準在資訊細化的複雜結構中變得可以接受，這一現象也出現在情態動詞子句體貌助詞的允准上。如下：（1）a. * 他會看著書。 b. ? 他會自己一個人在校園裡看著書。[9] 張伯江（1997）最早將證據型情態介紹進來，並初步分析了漢語三類傳信表達，其中從資訊的來源形式屬於本文探討的情態動詞，但作者並未區分不同的資訊來源，而且把這些詞都看成是插入語，並未具體分析這些動詞的句法特徵。本文將這些詞都分析為提升情態動詞，並具體分析不同資訊來源動詞的句法特徵。其它兩類分別是表示說話人對事實真實性的態度和說話人傳達確信的程度，前者多為副詞，後者為語氣助詞。暫不在本文探討範圍之內。[10] 胡裕樹、范曉（1995:114）指出“動詞 + 起來”可以表示看法、估計，其中該結構中的“起來”起連接作用，比其它用法詞義更虛，往往可以省略。但他們並未具體說明哪些動詞具有該用法，且把這類詞中的“起來”看成是連接詞值得商榷。本文認為“感官動詞 + 起68

來”表達說話者對命題子句的觀點，屬證據型命題情態，“起來”雖然詞義虛化，但不可以省略。如下：（1）這句話聽 *（起來）不吉利。（2）這件事看 *（起來）靠譜。[11]“聽說”的論元結構既可以是 < 命題子句 >，也可以是 < 施事 >，< 客體 > 或 < 施事 >，< 命題子句 >。本文只涉及與提升相關的前一種結構，後一種結構的“聽說”可以帶體貌助詞“了、過”，如“我聽說了這件事”，不同於情態動詞，暫不論述。[12] 強制提升動詞的“有”之後同樣可以出現“過”，如下：（1）張三直到現在都沒有瞭解過這件事。例（1）中表時態的“有”為強制提升動詞，其子句允准體貌助詞“過”，而與之對立的表存在的非強制提升動詞“有”也允准體貌助詞“過”。如下：（2）有一個人瞭解過這件事。由上可知，我們不能通過體助詞“過”區分兩種“有”字句的句法屬性。但根據提升動詞與句末體助詞“了”的語義轄域關係，表存在的“有”和表時態的“有”的子句分別屬於非定式和定式子句，如下所示：（3）a. [ 有 [ 一個人看完這本書了 ]]。 b. 張三 [[ 沒有抽煙 ] 了 ]。例（3a）中，表存在的“有”的語義轄域高於句末體助詞“了”，子句為定式子句；例（3b）中表時態的“有”的語義轄域低於句末體助詞“了”，子句為非定式子句。兩者在體貌助詞“了、著”的允准上表現出對立，如下：（4）a. 有一個人看完了這本書了。 b. * 張三沒有抽了煙。（5）a. 有一個人正看著這本書。 b. * 張三沒有正抽著煙。參考文獻： 蔡維天 2010 談漢語模態詞的分佈於詮釋之對應關係，《中國語文》第 3 期。曹逢甫 1996 漢語的提升動詞，《中國語文》第 3 期。曹逢甫 2005《漢語的句子與子句結構》，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高亮 2017 意願情態動詞的意願等級，《語言教學與研究》第 5 期。胡裕樹、范曉 1995《動詞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黃正德 1988 說“是”和“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59 本。劉丹青、徐烈炯 1998 焦點與背景， 話題及漢語 “連” 字句，《中國語文》第 4 期。呂叔湘 1979《漢語語法分析問題》，北京：商務印書館。呂叔湘 2006《現代漢語八百詞 ( 增訂本 )》，北京：商務印書館。王瑩瑩、潘海華 2019 排序語義與“能”和“可以”的語義和句法分析，《當代語言學》第 3 期。張伯江 1997 認知觀的語法表現，《國外語言學》第 2 期。張志恒 2013 從製圖理論探索漢語話題與焦點的分佈，《現代外語》第 1 期。Boecks, C., N. Hornstein & J. Nunes. 2010. Control as Move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homsky, N. 1991. Some Notes on Economy of Deriv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In Robert Freidin (ed.), 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in Comparative Grammar, Cambridge, MA: MIT Press, 417-454. Chomsky, N. 2000. Minimalist Inquiries: the Framework. In R. Martin, D. Michaels, and J. Uriagereka (eds.). Step by Step: Essays on Minimalist Syntax in Honor of Howard Lasnik. Caambridge, MA: MIT Press, 89-155. Chomsky, N. 2001. Der ivat ion by Phase . In M. Kenstowicz(ed.). Ken Hale: A Life in Languag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52. Hornstein, N. 2009. A theory of syntax: Minimal Operat ions and Universal Gramm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Hu, J . -H. 2002. Prominence and Local i ty in Grammar: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Wh-questions and Reflectives. Ph. D. Dissertatio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kong.Hu, J.-H., Pan, H.-H. & Xu, L.-J. 2001. Is there a Finite vs Nonfinite Distinction in Chinese? Linguistics, 39:1117-1148.6955 2020 年第 1 期 總第 5 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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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複句的結構特點、形式標記及其在時間範疇中的地位 *Structural Features, Formal Marks of Time Compound Sentences and Their Status in Time Category◎ 匡鵬飛、曹亞敏 / 華中師範大學語言與語言教育研究中心提 要：時間複句包括時間分句和正分句兩個部分，正分句是表意重心，時間分句主要表達與正分句所述事件有關的時間意義。時間分句與正分句之間相對獨立、互相依存，時間分句具有黏著性和從屬性。時間複句的標記可以分為單標和雙標兩大類，單標又可分為前置型、後置型、前置後置兩用型，雙標又可分為句內雙標和句間雙標。這些標記語法性質不一，專職、兼職並存。作為表達時間範疇的一種語法形式，時間分句與時間範疇具有密切的關聯性。時間分句屬於陳述性的時間表述形式，具有表達事件時間的語法功能，它對於漢語時間複句相對時時制的確定，具有重要的作用。關鍵詞：時間複句 時間分句 時間範疇 關聯詞語Key words: time compound sentence; time clause; time category; correlative word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漢語‘超詞形式’關聯詞語的體系建構、理論探討及詞典編寫”（19BYY010）7155 2020 年第 1 期 總第 5 期5

一、引言關於漢語中的時間複句，前人已作過不少探討，總的來說，研究還不是特別充分，匡鵬飛（2012）對此進行過較為全面的述評。在前賢的基礎上，我們對於漢語時間複句的各種不同類別或句式（匡鵬飛，2010a；匡鵬飛，2013；龔瓊芳、匡鵬飛，2013；匡鵬飛，2017；龔瓊芳，2018 等）、時間複句的形成機制（匡鵬飛、龔瓊芳，2015）及歷時狀況（匡鵬飛，2010b 等）等問題作過一些研究。本文以上述個案和專題研究為基礎，對時間複句的結構特點、形式標記及時間分句在時間範疇中的地位等問題進行探討，藉此勾勒出時間複句的完整概貌，揭示其所蘊含的理論價值。二、時間複句的概念如果複句的某一分句主要用於表達與另一分句所述事件有關的時間意義，這樣的複句就是“時間複句”。其中，表示時間的分句可稱為“時間分句”，被修飾的分句可稱為“正分句”。例如：（1）正是上下班高峰，市中心廣場的交通一下給堵死了。（陳世旭《李八碗春秋》，《中篇小說選刊》2003 年第 5 期）（2）初到湖北口，她純粹是為著逃離了家庭而歡欣。（池莉《你是一條河》，《池莉小說精選》，長江文藝出版社 2000）以上兩例都是時間複句。例（1）中時間分句“正是上下班高峰”表明了一個時間概念，提示後分句所述事件“市中心廣場的交通堵死了”的發生時間。例（2）中時間分句“初到湖北口”雖然本身表述了某個事件，但著眼於它在複句中的實際表達功能，其作用主要是從時間的角度修飾正分句，通過它所述事件的發生時間，提示正分句所述事件“她為著逃離了家庭而歡欣”的發生時間。時間複句中的時間分句和正分句之間是一種“背景（background）”和“前景（foreground）”的關係。時間分句作為背景，“不陳述主要事件”（陶紅印、張伯江，2000），僅為正分句提供特定的時間信息，在複句中起輔助性的作用；正分句作為前景，在複句中發揮著敍述主要事件的功能，是複句表意重心之所在，在篇章中，則往往處於敍述的主線之上。三、時間複句的結構特點時間複句分為時間分句和正分句兩個部分。時間分句一般只有一個分句，正分句則可能有多個分句。為了使問題相對簡化，我們主要以時間分句和正分句都只有一個分句的二重複句作為研究對象。二重複句中，時間分句對於正分句的時間修飾關係體現得更為清晰和單純。時間複句的兩個分句，一般是時間分句在前，正分句在後，但也有極少數相反的情況。例如：（3）我用目光飽餐這幅光輝燦爛的圖畫，把這幅畫的每一線玫瑰色霞光都吞咽下去，直到我突然禁不住笑起來。（轉引自王緗《複句 • 句群 • 篇章》，陝西人民出版社 1985，38 頁）此例中，時間分句“直到我突然禁不住笑起來”72

位於其前正分句之後，表示正分句所述行為動作結束的時間。不過，這類句子在時間複句中所佔比例非常低，屬於較為邊緣化的成員。與其他類型複句一樣，時間複句的時間分句與正分句具有“相對獨立、互相依存”（邢福義，2001：5）的特點。就時間分句來說，它在時間複句中具有兩個方面的特點。一是黏著性。雖然時間分句不屬於正分句的組成部分，而是“句子”這一層級的語法單位，具有相對獨立的表述功能，但是，它在語義上不太自足，必須有後續句即正分句與它形成一個複句後語義才完整。如上述例（1）和例（2）中的時間分句“正是上下班高峰”和“初到湖北口”若單獨成句，則會令人感到話還沒說完，只有補上正分句之後才能成為一個合格的句子。再如：（4）已經是深夜了，火車繼續向南行進。（李曉明、韓安慶《平原槍聲》）（5）大家正吃著辭舊迎新飯，外面走進一個看押俘虜的戰士。（曲波《林海雪原》）兩例中，時間分句“已經是深夜了”、“大家正吃著辭舊迎新飯”也不大能單說，具有黏著性。二是從屬性。時間分句採用直接或含蓄的方式表達某個時間概念，從而為正分句所述事件提供時間背景，它在整個複句中不是表意重心，居於次要地位，只起修飾限制正分句的作用，是從屬於正分句的。因此，很多語法論著都把時間複句歸入偏正複句或曰主從複句，如劉月華等（1983）、王緗（1985）、北京大學中文系漢語教研室（1993）和馬真（1997）等。我們也正是基於這一特點，採用楊伯峻、何樂士（2003：991）的術語，把受時間分句修飾的分句稱為“正分句”。四、時間複句的形式標記4.1 有標記和無標記根據是否有特定的形式標記，可以把時間複句分為有標式和無標式兩類。“特定的形式標記”，指的是用於聯結時間分句與正分句並凸顯前者對後者時間修飾關係的關聯詞語。有標式的前後分句採用形合的聯結方式，無標式的前後分句採用意合的聯結方式。“意合”是漢語句子聯結乃至整個漢語語法結構的重要特點之一，在漢語中，存在大量的不使用關聯詞語的意合式複句，時間複句自然也不例外。由於沒有外在的形式標誌進行明確的顯示，意合式複句分句之間的關係，或者較為模糊，或者存在多種理解的可能性，甚至有很多根本無法分析。因此，我們對於無標記時間複句的限定較為嚴格，只有前分句明顯在意義上是為後分句提供時間信息的複句，才把它認定為時間複句。根據時間分句的表義內容，時間複句可分為時間背景類時間複句和事件背景類時間複句兩大類（匡鵬飛，2010a）。其中，時間背景類時間複句由於時間分句無論是形式上還是意義上都主要表示時間，其無標式比較容易確認，如上述例（1）和例（4）。再如：（6）這是一九四一年，抗日戰爭正打得艱苦卓絕。（池莉《預謀殺人》，《池莉小說精選》，長江文藝出版社 2000）事件背景類由於前分句主要表述一個事件，如果純粹從意義入手，對於無標式時間複句的確認就不太好操作，容易導致無限擴大時間複句的範圍從而引起爭議。對這類時間複句的判定，我們採取意義結合形式7355 2020 年第 1 期 總第 5 期5

的方法。從語法形式上看，一般來說，無標式時間複句前分句的末尾都可以直接或者在意念上添加“的時候”，這是一個複句是否能被判定為時間複句的重要依據。例如：（7）抗戰開始，專員在離李八碗不遠的山區打遊擊。（陳世旭《李八碗春秋》，《中篇小說選刊》2003年第 5 期）此例中，前分句“抗戰開始”是對後分句所述內容從時間上進行限定，這一修飾關係可以通過在其末尾添加上“的時候”清晰地顯示出來。再如上述例（2）也是如此。4.2 標記的數量及位置根據標記的數量及在句中所處的位置，可以把時間複句的主要標記進行如下分類。4.2.1 單標時間複句中只使用了一個關聯詞語，可稱為“單標”。單標多出現在時間分句，有些也可以出現在正分句，據此，又可分為前置型、後置型和前置後置兩用型。4.2.1.1 前置型單標基本都位於前分句即時間分句的句首或主謂之間，引領整個時間分句，表達特定時間意義。比較典型的有“當”、“到（了）”、“等（到）”、“過（了）”、“剛（剛）”、“一”等。[1] 例如：（8）當4耳邊想起熟悉的樂曲“茉莉花”，我知道，這是來自祖國的聲音。（CCL 語料庫）（9）到了4 4這一年秋天，爾雅懷孕了。（王小鷹《點絳唇》，《中篇小說選刊》2011 年第 3 期）（10）等4茂生回到半邊街，分在他名下兼做了辦事處的那幢樓已經成了廢墟。（陳世旭《李八碗春秋》，《中篇小說選刊》2003 年第 5 期）（11）過了4 4幾天，陸文婷和姜亞芬首先被眼科要來了。（諶容《人到中年》）（12）支部委員們剛4走，連部小通訊員小成閃進來。（杜鵬程《保衛延安》）（13）母親一4離開，冬兒的淚水奪眶而出。（池莉《你是一條河》，《池莉小說精選》，長江文藝出版社 2000）上述例句中，加點的“當”、“到了”、“等”、“過了”、“剛”、“一”都屬於時間複句中的前置型單標。其中，“剛（剛）”、“一”既可以作為單標，但更常見的用法是與“就”配對組成“剛（剛）……，就……”、“一……，就……”雙標。不同關聯詞語在時間分句中所表示的時間意義不太相同，對此，已有不少個案研究，本文不擬展開說明，只簡單列舉其用法。以下歸納的各種標記也同樣如此。4.2.1.2 後置型單標一般只出現在後分句即正分句之中，標誌前後分句之間特定的時間關係。最常見的是“恰好”和“已經”。例如：（14）他還想對宗敏說什麼話，恰好4 4慧英來到面前了。（姚雪垠《李自成》第二卷）（15）回到俗兒家裏，高疤已經4 4回來。（孫犁《風雲初記》）時間複句中，後置型單標“恰好”和“已經”都只出現在正分句之中。不過，“恰好”還可與“正（在）”配對組成“正（在）……，恰好……”雙標；出現“已經”的時間複句，前分句中還可以有“等（到）”、“剛（剛）”、“正（在）”等與之組成雙標，從而構成它的若干種下位句式。4.2.1.3 前置後置兩用型單標既可以用於前分句，74

也可以用於後分句，最典型的是“正（在）”。例如：（16）他正4拿著他的曲尺比量中間的窟窿，小俊跑回來向他要錢。（趙樹理《三裏灣》）（17）劉秀玉推開周波浪辦公室的門，周波浪正4在4電腦上打遊戲。（杜光輝《證人》，《中篇小說選刊》2003 年第 5 期）不過，“正（在）”前置和後置的不同用法，前後分句之間的時間關係存在差異（龔瓊芳，2018）。此外，除了作為單標，“正（在）”還能分別與“恰好”、“已經”、“一”等組配，形成雙標形式。4.2.2 雙標時間複句中出現了兩個關聯詞語，它們合起來可以稱為“雙標”。根據兩個關聯詞語出現在同一分句還是兩個分句中，又可分為句內雙標和句間雙標。4.2.2.1 句內雙標指兩個關聯詞語都出現在時間分句中，兩者形成一種框式結構。最典型的是“當……的時候”。例如：（18）當4第二天我起床看加木措他們訓練的時候4 4，我的低燒徹底退去了。（池莉《讓夢穿越你的心》，《池莉小說精選》，長江文藝出版社 2000）“當……的時候”中“的時候”也可以簡化為“時”形成“當……時”，後者具有一定的文言意味。例如：（19）當4辣辣縱身沖向火海時4，蔣繡金抱住了她的雙腳。（池莉《你是一條河》，《池莉小說精選》，長江文藝出版社 2000）除了“當”之外，“等（到）”和“到（了）”也可以與“的時候 /時”搭配，但這種搭配只是“等（到）”和“到（了）”多種用法的一種，且頻率不太高。“當”雖也可以作為單標使用，但更為常見地是與“的時候 /時”組成框式結構。所以“當……的時候 / 時”是句內雙標的典型標記。4.2.2.2 句間雙標指兩個關聯詞語搭配使用，分別居於時間分句和正分句之中。較為典型的有“正（在）……，恰好……”、“剛……，就……”、“一……，就……”等等。這類標記的用法如同“因為……，所以……”、“雖然……，但是……”等，是複句關聯詞語最為常見的用法。例如： （20）她正4東猜西猜摸不著頭腦，恰好4 4碰上她十三歲的弟弟也揉著眼睛趕回來。（趙樹理《三裏灣》）（21）李江國剛4走出門，擔任掩護的戰士們就4回來了。（杜鵬程《保衛延安》）（22）比賽一4開始，他們就4利用快速的跑動和積極的拼搶控制了場上節奏。（CCL 語料庫）此外，句間雙標還有“等（到）……，已經……”、“剛（剛）……，已經……”、“正（在）……，已經……”、“剛一……，就……”、“等（到）……，就……”、“一……，正……”、“一……，恰好……”等等，不再一一舉例。3.3 標記的性質邢福義先生曾指出：“複句關係詞語是根據聯結分句、標明相互關係、形成複句格式的共同特點組合攏來的一些詞語，沒有十分明確的標準，因而也沒有十分明確的範圍”，“在詞類系統中，關係詞語不屬於固定的類”，“在語法單位中，關係詞語不處於固定的級”，“在造句功用上，關係詞語不具有劃一性”。（邢福義，2001：28—30）這些觀點對我們確認和研究時間複句的關聯詞語具有指導意義。作為時間複句標記的關聯詞語，其語法性質並不7555 2020 年第 1 期 總第 5 期5

相同。其中，“到（了）”、 “等（到）”、“過了”雖保留了一定的動詞性意義，但有明顯的連詞化傾向；“當……的時候 /時”為具有連詞性質的框式結構；“正”、“恰好”、“剛（剛）”、“已經”、“就”等副詞，或者是時間副詞，或者所表意義與時間有關；“一”學界一般把它作為一個體標記，可看作時體助詞。這些關聯詞語在特定的時間複句中都能起到很好的聯結前後分句語義、凸顯前後分句關係的作用，因此將其視為時間複句的標記。時間複句中的關聯詞語具有以下一些特點。首先，沒有典型的連詞。副詞的數量較多，而“當……的時候 / 時”為連詞性框式結構，“到（了）”、 “等（到）”、“過了”等仍有動詞意味，都不能算典型的連詞。這說明，時間複句還不是一種形式特徵十分明顯而主要靠意義關係來予以確認的複句類別，這也給時間複句的判定造成一定困難。其次，有一類十分特殊的框式結構“當……的時候 / 時”。上古漢語中已有“當……之時”結構並充當時間分句（匡鵬飛，2010b），這類框式結構應是由它發展而來。現代漢語中，這類結構十分常見，但對其理論價值，似未得到應有的重視。除了趙元任（1979）、秦旭卿（1989）等，很少有學者把它們視作關聯詞語。再次，關聯詞語中既有專職的，也有兼職的。專職時間複句關聯詞語有“到（了）”、“等（到）”、“過了”，它們一般都位於句首引領某個分句，只要其後續成分是時間賓語，無論是否包含時間詞語，整個分句都表示的是時間意義，並對正分句從時間上進行修飾，因而可看作時間複句的專職標記。“當……的時候/ 時”更是明顯的專職標記。 [2] 兼職時間複句關聯詞語有兩類。第一類是時間副詞“正”、“恰好”、“剛（剛）”、“已經”和時體助詞“一”，它們都可以單獨使用，獨立成為時間複句的標誌，但其用法都十分複雜，除了用於時間複句的標記外，還可大量使用在非時間複句的語境中。不過，它們不再會表示其他複句關係。第二類是副詞“就”、“才”、“再”等，它們一方面必須和其他標記搭配使用而不能單獨作為時間複句的標記，另一方面，還可以作為其他類別複句的形式標誌，如“才”還可標記條件複句，“再”還可標記承接複句，“便 / 就”還可以標記條件複句和承接複句。五、時間分句在時間範疇中的地位時間分句具有時間表述功能，那麼，它與其他時間表述形式之間是什麼關係？在時間表達系統中起什麼樣的作用？本部分對此進行討論，以揭示時間分句在時間範疇中的理論地位。5.1 時間分句與時間表述形式匡鵬飛（2008：185）在研究時間詞語與時間範疇的關係時曾作過下面一段概括：“在語言中，時間範疇主要包括時間表述形式和時間表達系統兩個大的方面，前者屬於語義範疇，後者屬於語法範疇。所謂時間表述形式，是指時間在語言中的直接或間接的表述形式，從語言結構的角度看，漢語的時間表述形式有詞、短語、分句、句子等。所謂時間表達系統，是指與句子的時間性特徵相關的語法現象所組成的一個系統，學術界一般認為，漢語的時間表達系統包括時相、時制和時態三個方面。”本文認同這一理論框架，並將其運用於對時間分句與時間範疇關係的討論。76

漢語的時間表述形式主要包括時間詞、時間短語、時間分句和時間句。前兩者屬於語法構件單位，是最基本、最常見的指稱性時間表述形式；後兩者屬於語法表述單位，是相對少見、輔助性的陳述性時間表述形式。時間詞“表示一個單一的時點或時段”（李向農，1997：31），比如“2013 年”、“五月”、“今天”、 “一會兒”等，是一種比較單純的時間表述形式。多做狀語、有的可以做補語，修飾謂語動詞，以說明句子所表述事件發生或持續的時間。時間詞對事件時間的表達本質上是一種詞彙手段。時間短語，又可稱作“時間結構”，是一種大於詞的時間表述形式。其組合方式靈活多樣，主要包括“時間詞 + 時間詞”、“時間詞 + 方位詞”、“介詞 +時間詞”、“指示代詞 + 時間詞”、“數 +（量）+ 時間單位”等等，比如“十月下旬”、“晚上 9 點”、“兩分鐘內”、“從三點到五點”、“這個月”、“三年”、“兩個小時”，等等。對此，李向農（1997）、邢福義等（1999）有過詳細的考察。時間短語在句子中一般充當狀語，修飾謂語動詞，以說明句子所表述事件發生或持續的時間。從本質上說，時間短語對事件時間的表達採用的是詞的組合的方式。時間分句，是在時間複句中用來提示正分句所敍事件的時間信息的分句，在時間複句中的作用類似於單句中的時間狀語。時間分句對事件時間的表達採用的是句子的形式。匡鵬飛、龔瓊芳（2015）曾指出，時間分句表述時間的特點可概括為陳述性、隱含性、多功能性和多樣性，本文不再贅述。除了時間分句與正分句之間存在時間修飾關係之外，句子與句子之間也可能存在這種關係。從時間上修飾另一句子的句子可稱作“時間句”。例如：（23）村裏的主要幹部從區上開會回來，天色已經黑了。山河村的指導員曹振德，邁著沉重的兩腿跨進門檻。（馮德英《迎春花》）（24）天黑下來，早升在半空的月亮漸漸亮了。我點起油燈，立刻四壁都是人影子。（阿城《棋王》）上述兩例，前一句都主要表述一個時間概念，其作用是作為時間背景，間接烘托後一句所述事件的發生時間，前後句之間的關係，與時間複句中時間分句與正分句之間的關係基本相同。由於時間分句和時間句都是陳述性的時間表達形式，匡鵬飛、龔瓊芳（2015）所概括的時間分句表述時間的各種特點，時間句基本也都具備。但是，時間分句和時間句在表述時間方面也存在一些差別，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句子與句子之間可以構成句群或者篇章，所以句子修飾句子，屬於篇章層面的語言現象，而分句修飾分句只是句子層面的語言現象。第二，雖然時間分句和時間句同為輔助性的時間表述形式，都比時間詞和時間短語的使用頻率低，但相對而言，時間句比時間分句更為少見。第三，分句與分句之間，由於同在一個句子之內，它們之間無論是形式上還是意義上的關聯都較為密切，具有“相對獨立、互相依存”（邢福義，2001：5）的關係。也就是說，分句雖然都能獨立的表達意義，但由於處於複句這個共同體之中，彼此之間具有依存關係，就每一個分句來說，其自足性卻相對較弱。“作為對某件事情的表達，每個句子都應該包含一定的時間因素”（竟成1996），時間因素是句子中的一種重要完句成分。從時7755 2020 年第 1 期 總第 5 期5

間分句與正分句共處一個句子之中且作為正分句所述事件的時間背景來看，時間分句可以看作句子中廣義的時間因素之一。句子與句子之間，各自具有較強的獨立性，它們之間的關聯性，無論在形式上還是意義上都較為鬆散。並且，即使一個句子是用來從時間的角度修飾另一個句子，由於它們之間的關係已超出句子的範圍，因此，具有時間修飾作用的時間句，也不宜看作另一個句子的時間因素。由此可見，時間詞——時間短語——時間分句——時間句，構成了漢語時間表述形式的四層級體系，四者各有其特定的時間表達功能。時間詞結構單純，表義也比較簡單，由於受到“詞”這一身份的限制，其數量比較有限。時間短語不僅結構複雜多樣，在表達功能上也比時間詞豐富的多，既可以表達一些非常具體精準的複合性時間概念，如“2012年 10 月 30 日上午九點三十分”，也可以表達一些較為抽象模糊的時間概念，如“三天以內”、“兩點鐘以後”等，而且，它在數量上也是無限的。但總的來看，相對於時間分句和時間句來說，時間詞和時間短語的時間表達方式是相同的，即都以指稱的形式表達事件時間。時間分句和時間句在形式上比時間詞和時間短語複雜，其結構中除了包含時間詞語或其他體詞性成分之外，還包括謂詞性成分和其他一些句子必備的成分，它們都是以陳述的方式來表達事件時間。從指稱到陳述，不僅結構更複雜，而且還是表述方式的一種質的變化。這一變化導致時間分句和時間句的表達功能隨之增多，即“多功能性”（匡鵬飛、龔瓊芳，2015）。從時間表述的角度來說，多功能性帶來的一個不良後果就是削弱了其表達時間的功能。時間分句對事件時間的表述採取的是一種間接、隱含的方式，不如時間詞和時間短語那麼直接、顯豁，其中事件背景類時間複句尤其明顯，它只是表達一種相對的時間。同理，時間句也有相同的情況。因此，時間分句和時間句的時間表達功能遠遠不如時間詞和時間短語。可見，從時間詞、時間短語到時間分句、時間句，它們在語法層級上，由低到高，在語法形式上，由簡單到複雜；但其時間表達功能，卻不遵循同樣的遞增次序，其排序應是：時間短語 > 時間詞 > 時間分句 > 時間句。綜上可知，在時間詞、時間短語、時間分句和時間句這四種漢語時間表述形式之中，時間分句和時間句都屬於陳述性的時間表述形式，時間分句的時間表達功能弱於指稱性的時間短語和時間詞，但強於時間句。因此，時間分句是一種重要的輔助性的時間表述形式。5.2 時間分句與時間表達系統漢語的時間表達系統主要包括時相、時制和時態三個方面。就時間分句而言，它在時間表達系統中所起的作用主要表現在時制（tense）方面。時制也簡稱“時”，一般用來指事件發生時間與說話時間或與另一參照時間在時軸上的相互關係。（陳平，1988；龔千炎，1995；李鐵根，1999）如果以說話時間為基點，可以得出“過去”、“現在”和“將來”三種時制；如果以另一參照時間為基點，又可以得出“先事”、“當事”和“後事”三種時制。李鐵根（1999）把前者稱為“絕對時”，把後者稱為“相對時”。在時間複句中，正分句是句子的表義重心，全句的絕對時制是針對正分句所述事件的已然和未然而言的。所以，時間複句表已然還是未然並不固定：如果事78

件時間先於說話時間，全句表示已然；如果事件時間後於說話時間，全句表示未然。因此，時間分句對於絕對時的確定基本不起作用。但是，由於時間分句所述時間往往是正分句的參照時間，它對於整個複句相對時的確定就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事件背景類時間複句，根據正分句所述事件發生時間與時間分句所述事件發生時間之間的關係，可以分為同時、先時和後時三類（龔瓊芳、匡鵬飛，2013）。這三種類別，分別對應“當事”、“先事”和“後事”這三種時制。可以說，事件背景類時間複句中，時間分句與正分句之間的本質關係，就是一種相對時的時制關係。時間背景類時間複句，無標式時間背景類時間複句由於時間分句所包含的時間詞語所指時間一般就是正分句所述事件的發生時間（匡鵬飛，2013），可以理解為廣義的同時關係。有標式的情況稍微複雜一些。“過（了）+ 時間詞語”之類格式充當時間分句的時間複句都是後時性的（匡鵬飛，2010a），“到（了）+ 時間詞語”之類格式充當時間分句的時間複句絕大部分是同時性，也要極少數是先時的（匡鵬飛，2017）。可見，時間分句在時間複句中是確定複句相對時時制的重要因素，它雖然不是漢語時制表達的主要形式，但在漢語時制的表達系統之中，仍然佔據一定的地位，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總的來說，時間分句與時間範疇具有密切的關聯性，時間分句是表達時間範疇的一種語法形式。一方面，時間分句屬於陳述性的時間表述形式，具有表達事件時間的語法功能。另一方面，時間分句對於漢語時間複句相對時時制的確定，具有重要的作用。由於時間分句本身是一個句子，屬於結構較為複雜的語法表述單位，而時間範疇作為一種比較抽象的語法範疇，更適合用形式簡單、意義虛靈的語法形式來表現。因此，時間分句在時間範疇中所起的作用相對有限，更多只是作為一種輔助性的表達手段。六、結語關於漢語的時間複句，目前我們對它還缺乏較為全面的認識。本文通過對時間複句進行界定，總結出其結構特點，描述其形式標記體系，試圖基本廓清時間複句的大致面貌、科學判定什麼樣的句子是時間複句，從而較為完整地建立“時間複句”這一語法概念。在此基礎上，指出時間複句的時間分句具有時間表達功能，將其與其他時間表達手段進行比較，以明確它在時間表達系統中所起的作用，藉此，希望能較為深入地揭示時間複句的理論內涵，從一個新的角度將漢語時間範疇的研究推向深入。本文的主要觀點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時間複句中的時間分句和正分句之間是一種“背景”和“前景”的關係，時間分句主要為正分句提供特定的時間信息，正分句是複句表意重心，這种關係反映在時間複句的結構上，就形成了時間分句具有黏著性和從屬性的特點。第二，時間複句的形式標記可以分為單標和雙標兩大類，單標又可分為前置型、後置型、前置後置兩用型，雙標又可分為句內雙標和句間雙標。標記的語法性質不一，專職、兼職並存。第三，時間複句中的時間分句是表達時間範疇的一種語法形式，它屬於陳述性的7955 2020 年第 1 期 總第 5 期5

時間表述形式，是時間複句中確定複句相對時時制的重要因素。時間複句由於標記的語法化程度不算太高，而且存在較多無標記的情形，導致其形式和意義特點不是太鮮明。關於時間複句，還有很多值得研究的課題，比如：時間複句與其他複句如承接複句、並列複句等之間的糾結現象，與因果複句、條件複句等之間的演變關係，時間複句在整個複句系統中的地位，時間分句與時間狀語、漢語時間分句與其他語言中的時間狀語從句等相關句式之間的異同，等等。對於這些問題，都還有待進一步的系統考察和深入研究。註 釋： [1]“到（了）”和“過（了）”有時還可以位於時間分句之末，這屬於較為特殊的情況。例如：（1）秋天到了4 4，董永的莊稼獲得了意想不到的好收成。（2）三天過了4 4，他在槐蔭下遇見了長順。[2] 由於時間範疇與條件、假設範疇之間的相通性，這類標記也可表示條件、假設關係，但後者由前者發展而來，表示時間關係仍是“當……的時候 / 時”的基本用法。參考文獻： 北京大學中文系漢語教研室 1993 《現代漢語》，北京：商務印書館。陳 平 1988 論現代漢語時間系統的三元結構，《中國語文》第 6 期。龔千炎 1995 《漢語的時相時制時態》，北京：商務印書館。龔瓊芳 2018 “正（在）VP1，VP2”式時間複句，《漢語學報》第 4 期。龔瓊芳 匡鵬飛 2013 先時性事件背景類時間複句，《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對外漢語教學與研究版）》第 6 期。竟 成 1996 漢語的成句過程和時間概念的表述，《語文研究》第 1 期。匡鵬飛 2008 時間詞語在複句中的配對共現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匡鵬飛 2010a 後時性時間背景複句，《漢語學報》第 2 期。匡鵬飛 2010b 上古漢語時間複句說略，《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5 期。匡鵬飛 2012 現代漢語時間複句研究述評，《長江學術》第 3 期。匡鵬飛 2013 無標式時間複句研究，《漢語學習》第 6 期。匡鵬飛 2017 論“到（了）+ 時間詞語”之類格式充當時間分句，《華中學術》第 2 期。匡鵬飛 龔瓊芳 2015 漢語時間分句的表達功能及形成機制，《語法化與語法研究》（七），北京：商務印書館。李鐵根 1999 《現代漢語時制研究》，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李向農 1997 《現代漢語時點時段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劉月華 潘文娛 故韡 1983 《實用現代漢語語法》，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馬 真 1997 《簡明實用漢語語法教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秦旭卿 1989 “當”和時間複句，《吉首大學學報》第 3 期。陶紅印 張伯江 2000 無定式把字句在近、現代漢語中的地位問題及其理論意義，《中國語文》第 5 期。王 緗 1985 《複句•句群•篇章》，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邢福義 2001 《漢語複句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邢福義 李向農 儲澤祥 1999 《時間方所》，馬慶株編《語法研究入門》，北京：商務印書館。楊伯峻 何樂士 2003 《古漢語語法及其發展（修訂本）》，北京：語文出版社。趙元任 1979 《漢語口語語法》，呂叔湘譯，北京：商務印書館。80

中葡應用文文種的差別與規範 *The Stylistic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Portuguese Practical Writing and its Standardization◎ 張卓夫提 要：數百年來，中葡文化、藝術在澳門互相影響，互相促進，產生不少好現象，這無疑是事實。例如，享負盛名的大三巴牌坊，就是融會中西文化藝術而成的建築文物和旅遊勝地。然而，有些人包括特區政府部門的官員認為，在應用文語言尤其文種的規範方面，也可以“中西合璧”，這樣，文壇中習非成是的謬誤就產生了。這種情形在特區成立已逾二十年仍存在，而且影響鄰近地域，很值得關注。關鍵詞：文種 公告 佈告 告示 通告Key words: stylistics; announcement; edict; comunicacao我國應用寫作核心期刋《應用寫作》二〇一四年第一期所載鄧景濱《應用寫作八原則》說得好：“漢語應用寫作必須符合中文規範和漢語習慣，符合各文種的主要特徵和基本要求，文種的主要因素必須齊備。”在應用文的文種方面，中文與葡文的傳統不同，規範不同，當今應用文的撰寫者尤其回歸後澳門公文的撰寫者，應當承傳中、葡文不同的傳統，遵循不同的語言規範，才是硬道理。否則，就像一個人上身穿唐裝衫，下身穿牛仔褲一樣，脫離了真善美的標準，顯得“Nove não bate oito”( 九唔搭八 )。應用文中，葡文文種的稱謂沒有中文的那麼細緻、繁雜，更沒有那麼嚴格規範，正如中國人將與父母同輩的男性傍系親戚細分為叔、伯、舅等，將與父母同輩的女性傍系親戚細分為姨、嬸、姑等，葡、英等國則一概分別只稱為 tio/uncle 和 tia/aunte，中外傳統與規範的區別很值得注意。例如若將葡文應用文的文種 anúncio 譯8155 2020 年第 1 期 總第 5 期5

成中文，既可以是佈告，也可以是通告，甚至可以譯作廣告；edital、edicto 和 édito 都既可以譯作佈告，也可以譯作告示。同樣地，中文的佈告、通告、通知、告示都可以任意譯作 anúncio 或 comunicação 等。英文也有類似的情形。總之，葡文、英文應用文的文種和中文應用文的文種其實至今沒有固定的相應譯法。澳門回歸前後，一些應用文撰寫者尤其機構的文秘人員死板地按照字典、詞典來將葡文或英文的應用文文種譯成中文文種，並長期襲用，於是犯了違反中文語言規範的錯誤，沒有將公告、通告、佈告、通知等不同文種的特點和規範分清楚。以下試舉一些違反中文應用文文種規範的實例：公 告銀Ⅹ娛樂場股份有限公司藉此告知，自 2013 年 6月 30 日 06：00 起，金Ⅹ娛樂場將暫停服務直至另行通知。銀Ⅹ娛樂場股份有限公司 謹啟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九日以上應用文只是一間公司將旗下一間娛樂塲暫停營業的消息告訴有關顧客，以發文者的身份級別、受眾的範圍、告知事項的重要性、對受眾的強制程度等因素来衡量，文種不宜用公告，看來只宜用佈告。佈告和通告的受眾範圍相約，兩者主要的區別是：若帶強制性的，例如財政局叫汽車車主依期繳納年度行車稅，宜用通告；澳門基金會叫比賽參加者前去領奬，宜用佈告。筆者不揣淺陋，試將以上應用文修改如下：佈 告本公司屬下金Ⅹ娛樂場自二〇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早上六時起，將暫停服務，直至另行公佈。此佈銀Ⅹ娛樂場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九日 還可以從近年報上舉兩則例子：一、房 × 局公共房 × 廳公佈將兩個輪候社會房屋的家團除名；二、市民吳 × 新陳述他與別人聯合擁有的氹仔新Ⅹ紀酒店股權已進入法律訴訟程序。這兩篇應用文的文種用公告，都不適宜，而較適宜分別用佈告和聲明。即使在澳門回歸多年之後，公告作為應用文文種仍有被個人或低級別機構擅用、濫用的情況，甚至廁所要關門維修，也在門口貼上“公告”，以為應用文文種可以隨便亂套，對境內外（包括珠海）的影響都很大，這就很有檢討的必要了。筆者記得我國名譽國家主席宋慶齡逝世，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共中央等高級別機構才就此向中外傳媒發表聯合公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一九四五年七月廿六日），美、中、英三國共同發出促令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文書叫《波茨坦公告》。由此可見，公告作為應用文文種不是普通機構和個人可以隨便使用的。另一個較常被錯誤使用的應用文文種是“告示”。這文種原本只在封建時代通行，現在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公僕對民眾說話怎可以稱“示”？內地公文分十五種：命令、公報、公告、通告、決定、通知、通報、決議、請示、批覆、報告、議案、意見、函和紀要，沒有一種叫“告示”。現在港澳教科書《應用文》( 商務印書館出版 )、《分類尺讀大全》( 譚正壁編著 ) 等都已不存在“告示”，澳門行政暨公職局編印的《中文公文82

寫作手冊》所列十八種公文也沒有“告示”，相信現在所用的“告示”，是從舊葡中字典中抄下來的。茲將 XX 總署於二〇一三年發佈的“告示”抄錄如下：告 示茲通告，XX 總署於二〇一四年農曆新年期間在下列地點設置爆竹、煙花及火箭燃放區，所有燃放爆竹、煙花及火箭之活動，必須在指定燃放區及時段內進行。( 各燃放區地址、時間從畧。)管理委員會代主席 XXX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試將該“告示”修改以便對照：通 告本總署在二〇一四農曆新年期間，特設爆竹、煙花及火箭燃放區，所有燃放爆竹、煙花及火箭之活動，必須在下列指定燃放區及時段內進行。特此通告( 各燃放區地址、時間從畧。) XX 總署管理委員會代主席 XXX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四日綜上所述，現在我們在將葡文應用文文種翻譯成中文文種，或在已從葡文譯成中文的文種中選用文種時，要充份認識中葡兩國文化、語言不同的傳統和特點，要有與時俱進的觀念，要符合應用寫作的文本原則，要方便受衆選擇閱覽，千萬不要依賴、偏信字典。其他事物名稱的翻譯、選用也應該這樣做。例如葡文 Institudo，字典有學會、機構、學院等多個中文解釋，以前澳葡將主管文化的政府部門——Institudo Cultural de Macau 譯成“澳門文化學會”，是錯的。現在該部門葡文名稱依舊，中文名稱改為文化局才對。同樣地，以前的“發行機構”，現在改稱金融管理局才比較適當。參考文獻： 鄧景濱 2014 應用寫作八原則，《應用寫作》第1期。李向玉主編 2001 《中文公文寫作教程》，澳門：澳門理工出版社，行政暨公職局。岳海翔 2004 《最新公務文書寫作》，北京：中国言實出版社。8355 2020 年第 1 期 總第 5 期5

一部全面瞭解民國歷史文化名人王雲五的精品力作——周荐教授新著《王雲五評傳——多重歷史鏡像中的文化人》評介A Classic Works Helping to Fully Understand Wang Yunwu, a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elebrity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 commentary on The legend of Wang Yunwu and Its commentary, a Literate from various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by Professor Zhou Jian◎ 趙賢德 / 江蘇理工學院人文學院提 要：王雲五是中國現代歷史文化名人，他一生成就巨大，影響深遠。周荐教授所著《王雲五評傳》是一部研究王雲五的精品力作：書籍裝幀精美，很能吸引讀者眼球；文筆洗練，具有很強的可讀性；內容豐富，具有很強的概括性；該書出版及時，作者具有強烈的使命感。搜狐文化人文社科中文原創好書榜 2019 年第六期將該書列作榜首之位，亦可證該書是近年來難得一見的一部可使讀者全面瞭解王雲五的信史。關鍵詞：民國文人 王雲五 王雲五評傳 周荐Key words: a celebrity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ng Yunwu; The legend of Wang Yunwu and Its commentary; Zhou Jian84

王雲五這個名字較早以前對我而言十分陌生，那是因為閉塞的歷史；近年對我來說已很不陌生，那是因為改革開放的當下。當代社會只要稍微喜歡讀點歷史、教育、管理、經濟的人應該不會不知道王雲五。他一生出版著作 81 部，翻譯圖書 11 部，發表論文 291 篇，這還不包括他在報刊上隨手寫的短篇、時評、短論之類，更不包括其各類演講在內。80 餘部著作中，有《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教學思想史》這樣的史學著作，有管理學著作《岫廬論管理》，有經濟學著作《岫廬論經濟》，更重要的還有他編著的系列字典詞典。對王雲五不陌生，並不意味著對這個人物有深透的認識。拿筆者來說，就還真沒有認真完整地閱讀過一本有關王雲五的傳記，只是在做相關課題研究的時候偶爾涉及過他。現在澳門理工學院周荐先生的這本新著擺在我的案頭，我沒有理由不認真拜讀了，一來他是我尊重的師輩級人物，二十多年前我讀碩士研究生時就拜讀过他的大作，本書序言作者李宇明先生二十多年前是我在華中師範大學讀研究生時的老師，給我上過多门课程；二來近年開會時常有機會向周荐先生請益，收穫良多。大作拜讀後，總的感覺是周荐先生的文字如春風拂面，令人賞心悅目，又如行雲流水，令人心曠神怡；王雲五的形象在我面前也因此高大、豐滿、鮮活、複雜、真實起來，由此我對王雲五這個以往朦朦朧朧的人物也有了一個更加全面的認識。一、書籍裝幀精美，吸引力強收到周荐先生快遞過來的大作，打開包裝，我就被該書的精美包裝所吸引。我翻了翻該書的裝幀、排版、印刷等，發現該書有如下幾個特點：一是出版社高大上。在我以往的印象中，上海辭書出版社一般都是出版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工具書，現在能夠出版歷史上“具有爭議”的人物王雲五，令人耳目一新、别有洞天了。說王雲五“具有爭議”，是因為他曾經被列為“戰犯”，而且排名第 15 位，出版這樣的人物傳記是需要極大勇氣的。即便是不涉及他的政治思想，僅僅撰寫他的學術貢獻和文化貢獻，也是很不容易的。就這點來說，我也要為上海辭書出版社點贊，為上海辭書出版社領導和編輯表示敬意。二是該書裝幀精美。無論是封面、封底、封脊，都非常漂亮，尤其是封面上，赫然印著“王雲五評傳——多重歷史鏡像中的文化人”幾個醒目的大字和王雲五的素描頭像，非常吸引眼球。封底使用了香港中文大學原校長金耀基對王雲五的評價：惟千百年後，先生仍將被記得他是萬有書庫的主編者，四角號碼檢字法的發明人，現代科學管理之先驅，雲五圖書館之締造人，商務印書館的偉大鬥士與化身……。金耀基校長的簡明點評實際上是對王雲五在中國近代學術上的定位，甚至可以說是蓋棺論定，一錘定音。三是該書排版非常適合閱讀。對於我們讀書人而言，圖書的排版品質非常重要，因為排版的品質直接影響讀者的閱讀興趣和閱讀效果。就我數十年來買書讀書的經驗來看，有的出版社為了節省出版費用，圖書字號比較小，有的是五號字，有的甚至是小五號字，行間距也非常緊密，讀者閱讀特別吃力，尤其是上了年紀的人。而本書作者和出版社在此方面為讀者考慮非常周到，字號大小較大，行間距也比較大，讀者閱讀起來非常方便。即便是上了年紀的讀者，也不需要戴老花鏡的，出版社這樣為讀者所想所做，作為讀者我們也要表示敬佩。四8555 2020 年第 1 期 總第 5 期5

是該書開本合適，這樣的小 16 開便於隨身攜帶，隨時拿出來翻翻，也便於保管存放，不佔據很多空間。總之，出版社為讀者精心考慮的做法是值得其他出版社效法的。二、該書文筆洗練，可讀性強如果說一本書的裝幀是外表，那麼其內核則是精神和靈魂。外表漂亮固然重要，但是思想內核和主要內容更為重要。古人云“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意思是說，一篇文章如果文字艱澀難懂，佶屈聱牙，那麼這篇文章的可讀性就會大打折扣，即便是很有思想的文字，流傳下去的可能性也不會很大。尤其是當今時代，大家願意消費的多是速食文化。如果文字過於艱深，表達過於深邃，語法結構過於複雜，則很容易嚇跑一部分年輕的讀者。因此，聰明的作者在行文時一定會考慮文章的可讀性和讀者的接受度。本書作者在撰寫該書時便努力地做到了這點。我拜讀了周荐先生的澳門版的《繁花落盡一書生——王雲五先生平傳》和大陸版的《王雲五評傳——多重歷史鏡像中的文化人》，總的感覺是文字如行雲流水，自然成文，絲毫沒有晦澀難懂、佶屈聱牙的故作高深的文字。比如，關於家鄉流傳的王雲五的幾個故事，該書的語言極其簡單：愛穿長衫、布鞋；不喜說話；以月供的方式買了《大英百科全書》，花三年讀完；大哥 18歲中秀才後病逝，二哥也病逝，父親因此不希望他讀很多書，但他以頑強毅力堅持了自學。這些簡單的具有口語化的文字，閱讀起來像拉家常似的，特別親切。又如周荐先生把王雲五和民國時期其他一些大師相比，他說：陳省身、陳寅恪、董作賓、馮友蘭、傅斯年、顧頡剛、馬寅初、竺可楨……他們之中隨便一位，都是星光閃耀，炫人眼目。與同時代的大師們站在一起，王雲五心理上多少有一點惴惴不安的，所以他才累次說起自己沒有學歷，在自己身份證的“學歷”那一欄只寫“識字”二字。書中這些通俗易懂，絕無任何閱讀障礙的文字具有極強的可讀性，引人入勝。尤其是王雲五的“惴惴不安”的心理，難道不也是我們普通人面對大師時的“惴惴不安”的心理真是寫照嗎？王雲五的故鄉出現了眾多響噹噹的名人。周荐先生在書中說，近代以來就誕育出為數眾多的著名人物，例如《盛世危言》作者鄭觀應，世紀偉人孫中山，還湧現出“為共和革命捐軀的第一人”（孫中山語）的陸皓東烈士，中國近代航空事業的先驅、被譽為“中國革命空軍之父”的楊仙逸，有“中國民族保險業之父”的唐廷樞，“中國留學生之父”的容閎，中華民國首任總理唐紹儀，中國早期工人運動領袖楊殷，先施百貨創辦人馬應彪，一代藝人阮玲玉，漫畫大師方成等近百名聞名海內外的名流賢士。他們或誕生於香山，或以香山為故鄉。王雲五的故鄉就在於此。當讀者看到這眾多如雷貫耳的名字時，是不是也有一種想去參觀考察學習的衝動呢。如此衝動產生的原因，一方面說明香山名人眾多、有影響，另一方面也說明周荐先生的文筆優美而有吸引力。三、該書內容豐富，概括性強王雲五是一位長壽老人，他九十多歲人生，經歷豐富，閱歷複雜，多才多藝，多子多孫，社交面廣，人86

脈資源廣泛。我們從該書的目錄部分即可看出作者對王雲五一生的高度概括所花的心血。該書一共分八章來闡述王雲五波瀾壯闊、跌宕起伏、起落不定、柳暗花明的一生：第一章，家世寒微，人傑地靈；第二章，未入黌門，矢志育英；第三章，商務拓業，譽滿寰中；第四章，學術發力，字詞擎旌；第五章，宦海浮沉，不悔人生；第六章，廣結善緣，政經學盟；第七章，詩詞留跡，耆宿真情；第八章，浮雲百載，兩岸同聲。最後還有兩個附錄，兩個附錄內容極其豐富，佔整本書的內容四分之一。雖然長長的人生完全可以寫成厚厚的大書，但是周荐先生以極其精煉的文字進行了強力濃縮。他說，王雲五是先從事文化事業、商業活動，後從政，最後又回歸商業、文化活動。他是商業鉅子、文化長才、政務活動的積極參與者。說他是出版商，他是文化出版商；說他是文化人，他是出版文化人。商業、文化兩項事業，經商、為文兩個角色，在他身上渾然一體，獲得了巨大成功。積極投身政治後，王雲五的商業活動和文化事業，均受到了莫大影響。同樣，為了說明王雲五智商高、情商高。周荐先生說他，口才極佳，一席話便讓民國臨時大總統欣賞他，邀請他這個布衣飛升到臨時大總統府當秘書，典型的“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的現代版；一紙建議，就讓民國首任教育總長對他青眼有加，請他“相助為理”；王雲五也能做官，他不是國民黨黨員卻能當部長，當考試院副院長，總統府資政；他沒有什麼文憑，竟然當上中國第一位“博導”，有“中國博士之父”的美譽；他未曾受過系統的學術訓練，竟然在政治學、教育學、歷史學、文學、文獻學、哲學、藝術學、管理學等諸多領域有過不俗的貢獻；在語言學的分支學科——詞典編纂上更是大放異彩，發明四角號碼檢字法、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編纂出版《王雲五大辭典》那樣饒有開創意義的現代語文工具書。周荐先生認為，王雲五除了以上成就之外，其實他還是一位詩人，所以本書專門用了一章的篇幅介紹王雲五的詩歌人生。王雲五一生創作的詩歌，可以查到的有近 400 首。他最早的詩是他 19 歲時寫的，雖然稚嫩，但是反映出他當時的心境和鴻鵠之志。他的詩其實也是他個人歷史真實的反映。他每次參加什麼活動，有什麼喜怒哀樂的感受，都要用寫詩表達出來。他的詩從 19歲一直寫到 92 歲去世的那一年，從一個側面真實反映了他的人生軌跡。尤其是他的得意門生胡適的去世，他寫的悼念長詩更是感人肺腑。從中既可以看出胡適在中國學術界的影響，又可看出胡適和王雲五深厚的感情。通過周荐先生的點評，我們對王雲五這樣一個赫赫人物有了更加深刻的瞭解。為了研究王雲五，他付出了足夠的心血，請教了諮詢了很多熟悉王雲五的研究人員和王雲五的後人，因此他的點評是到位的，對王雲五的學術貢獻不誇大不縮小，實事求是，有一份證據說一份話，沒有證據不說話。也因此通過他的介紹和點評，我們知道了這樣一個“富有爭議”的人物給中國文化、教育做出過的巨大貢獻。看到書中有的地方提到了同樣富有爭議的民國大佬吳稚暉，我更是感慨良多。吳稚暉是我現在單位所在地的常州人，他同樣為中國文化做出了重大貢獻，但是因為一些特殊原因，在大陸瞭解這個人的真不多，即便是在他的家鄉常州，知道他的人也寥寥無幾。吳稚暉故居有一副對聯完整地概括了吳稚暉的一生：“發明注音字母統一祖國語言，提倡科教興邦負責勤工儉學”。這副對聯據說是吳稚暉侄子吳慶餘所撰，8755 2020 年第 1 期 總第 5 期5

概括了吳氏的兩大歷史功績。對於吳稚暉，我們感到比較欣慰的是常州市委宣傳部和統戰部曾經撥付專款讓江蘇理工學院馮壽忠教授、趙賢德教授和民間作家徐霞梅女士研究吳稚暉，並出版相關圖書。這反映了常州市委宣傳部和統戰部領導的博大胸懷，也反映了常州市委宣傳部和統戰部領導的一種文化自信。可見所謂“富有爭議”的人物，更是值得研究的，我們應該有責任將這些“富有爭議”人物公之於眾，讓讀者去評判。四、作者不辭辛苦，使命感強為了撰寫一個更加栩栩如生真實複雜可信的王雲五，周荐先生和他的團隊在完成了澳門出版的相對簡單的《繁華落盡一書生——王雲五先生平傳》的基礎上決定再向前勇敢邁出一步。一來澳門理工學院出版的這本書在大陸發行管道很有限，影響不大；二來王雲五這個名字已經滲透到周荐先生的思想靈魂深處，他總是念茲在茲，難捨難分，不忍放棄。正所謂“葉子的離開，是風的追求，還是樹的不挽留？”周荐先生是既追求又挽留，所以他重新拾起並認真閱讀之前搜集到的資料，同時又開展了更為辛苦甚至艱苦的田野調查。他前往張元濟的故鄉海鹽，參觀張元濟圖書館和紀念館，間接地感受到王雲五和張元濟同舟共濟一起奮鬥幾十年的經歷，把脈了他們最後分道揚鑣的思想動態。面對張元濟和王雲五的關係，周荐先生認為，如果說張元濟主要是從思想上把商務從一個規模不大的印刷廠發展為民國時代中國最大的出版企業，那麼王雲五則是將張元濟思想付諸實踐的人。沒有張元濟，商務印書館的發展缺少一盞指路明燈；而沒有王雲五，商務印書館缺少一個實幹家。周荐先生的這種說法應該是大致不差的。靜思默想中離開了張元濟圖書館和紀念館，周荐先生和他的團隊又馬不停蹄地前往王雲五的故鄉中山市參觀了王雲五故居，感受著年輕的王雲五使用過的古井，奔跑過的小巷以及祭拜過的祠堂。親臨現場參觀王雲五的故居與讀書看報和道聼塗説的感覺肯定不一樣的。周荐先生聆聽了當地居民講解王雲五兒時的故事，更加增添了撰寫王雲五的趣味史料，也因此增加文本的可讀性。古人云“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又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這樣知行統一、知行結合，然後再讀書、再寫作的體驗自然是不一樣的。臺灣舉辦“王雲五先生誕辰 130 周年紀念學術研討會”，周荐先生親臨會場交流論文。他與臺灣地區前領導人馬英九、孫中山之重孫孫國雄、王雲五之孫王春申及王雲五的門生故舊、王雲五的研究者在內的數十位嘉賓，一起緬懷這位為兩岸人民共同尊仰的先賢。研討會上，周荐先生悉心聆聽每位關於王雲五的發言，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自己有責任有義務為王雲五寫一部真實反映其一生事蹟的傳記。研討會閒暇，他又拜祭王雲五最後的棲息地，參觀佛光大學圖書館雲五樓，因為王雲五的 9 萬多冊藏書都存放在佛光大學。正是因為周荐教授有這種強烈的責任心，有“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資料”（傅斯年語）的精神，所以才有了我們手頭上這部漂亮的圖書。筆者在研究民國某些名人時，尤其是一些所謂有爭議的人物時，時常因資料的匱乏難以下筆，左顧右盼，怨天尤人。而對過去曾有的史料，因為特殊年代“破四舊”而被焚毀更是痛心疾首。面對同樣的爭議人物，面對同樣的史料缺乏，周荐先生則不怨天，不尤人，不抱怨，不認命，東奔西走，南來北往，身體88

力行，田野調查，搜集整理了大量的史料，最終完成了這樣一部史料豐富，文筆洗練，可讀性強，全面完整評點王雲五是非功過的大作。作為一個讀者，我為周荐先生這種為學術而樂於勇於善於敢於付出的精神所感動。我真誠地希望有更多的專家學者除了進行自己的本體學術研究之外，百忙之中抽空為前輩學者或者當代學者寫點人物評傳，為後人研究中華民族二十世紀的學術人物時留下一些寶貴的學術史料。這是在學術上積陰功的事情。周荐先生不是專業作家，他僅僅是一位語言學家和辭書學家，是南開大學等重點大學的博士生導師，是中國辭書學會副會長，是一位做學問的學問家。學問家可以寫出較高品質的學術論文，但是不一定都能夠寫出思想深刻，文筆流暢，結構嚴謹，引入入勝的人物傳記。人物傳記要有綜合，有分析，有記敍，有描寫，有議論，有抒情，有愛恨情仇，有家國情懷。很多學問家不一定都能夠做得到，可是周荐先生卻做到了，這是因為他面對王雲五這樣的歷史人物，他有一種強烈的責任感，緊迫感和使命感，他要還原歷史人物真相。還原歷史真相要比撰寫一篇學術論文困難多了，而周荐先生在如此艱難曲折坎坷不平的羊腸小徑上匍匐前行且樂此不疲，這也就是為什麼我非常尊重周荐先生而樂意為他撰寫書評的主要原因。周荐先生如今已過六旬，但他老當益壯，不墜青雲之志。幾十年來，他一直都保持一顆年輕的心。正所謂“六十歲的人，三十歲的心臟”。據我所瞭解，他除了在澳門授課之外，還經常往來於大陸和港臺以及其他國家或地区，參加各種學術會議，指導研究生，做學術講座，為研究傳播祖國的語言文字做出了很大貢獻。看周荐先生現在的勢頭，他像一架永動機，似乎暫時還不會停下來休息。走筆至此，我突然想到胡適的一首小詩，送給我尊敬的周荐先生，同時和他共勉：偶有幾莖白髮，心情微近中年。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8955 2020 年第 1 期 總第 5 期5

提 要：忍辱負重，“不忘初心”，矢志不渝，一心耕耘在民族教育的講臺，專心研究漢語言學和民族語言，在語言學領域取得了豐碩成果，享譽語言學界，在背時受屈的艱難歲月裡，仍然胸懷寬闊，無怨無悔，樂觀自信，一心為國家、為民族奉獻自己的一切，體現了一個中國知識份子的愛國之心、民族的風骨和氣質，他人格的魅力、語言學的新建樹，彰顯出大家風範，激勵後人。關鍵詞：踏浪人生 無怨無悔 奉獻一生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漢語‘超詞形式’關聯詞語的體系建構、理論探討及詞典編寫”（19BYY010）踏浪人生奔放豪情 *——讀《語海文江踏浪來》的認識◎ 祁嬿蒨 / 西寧市圖書館在圖書館工作中，我們每天都會接觸到許多新的圖書資料，這些新的圖書，就像天天要進食的各類營養，滋潤著我們的腸胃，健壯著我們的身軀，是我們須臾不可或缺的“精神營養”，其中有的是純潔我們靈魂的“淨化劑”，有的是我們“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助力器”，有的是豐富、充實我們精神食糧的“新養料”。所以，我們說圖書館是人類精神財富的“集散地”，也是科學、文化教育的“基地”，許多“產品”都是用真實的人物、事蹟來感染人、教育人、激勵人，教我們怎樣做人做事，熱愛祖國，服務人民，面對挫折和委屈怎麼堅守“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不計個人榮辱，默默耕耘，做到“知止而後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1] 堅守自己的人生志向，才能90

在各種困難與挫折中不計毀譽，秉承重任，堅貞不渝，披荊斬棘，而最終展現在人們面前的才是一個真正大寫的“人”！由廣州大學教授張建華先生撰寫，和平圖書有限公司出版的《語海文江踏浪來》（2019 年初版），全面系統地介紹了我國著名語言學家，為青海民族高等教育、青海民族文化事業的開拓做出過突出貢獻的程祥徽教授的學術成就和人生的艱辛歷程令人感動，深受教育和啟發。作者張建華教授八十年代初畢業於青海民族學院中文系，是本書主人公，我國著名的語言學家、教育家、詩人程祥徽教授的高足，他以樸實的筆觸，真實而極致地記述了程祥徽先生的人生經歷和卓著貢獻。特別是凸顯了他在青海高原經受背運的砥礪，矢志不渝地堅守自己的“初心”，在民族高等教育、科學研究等方面默默耕耘，做出了卓爾不群的貢獻，突出了程先生人格魅力和對民族教育事業的赤誠之心。在他的人生經歷中有兩個頂峰：其中一個就是把自己美好的青春和智慧毫無保留地奉獻給了青海高原，用他的汗水澆灌、培育出來的民族“桃李”遍佈高原，成為青海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棟樑之才，也反襯出先生不計個人得失，樂觀自信，一心一意用自己的聰明才智，為青海的民族高等教育和民族人才的培養，盡心盡力，做出了輝煌業績，表現了他熱愛祖國、奉獻人民的赤子之心，體現了他的人生價值。在作者的筆下，我們似乎看到了主人公穩踏“語海文江”，滿懷激情，昂首遠眺，坦然而來的身影。一、平凡的人，不平凡的心作者以樸實而崇敬的心情，用精煉、流暢的筆墨首先記述了程先生的幼年生活和學生時代的種種經歷與抱負，特別是在北京大學四年的大學生活，專攻語言學，在我國一批大師級的學者、著名的語言學家王力、岑麒祥、商承祚、高名凱、楊伯峻和後來先後給他們講過課的原中國科學院的羅常培、陸志韋、呂叔湘、袁家驊、鄭奠、金鵬等著名語言學家。他們不僅是程先生進入語言學領域的引領者，而且在他們的人品、文品的薰陶之下，成為一名品學兼優的高足。他求知若渴，博覽群書，立志在語言學領域以他們為榜樣，勤奮學習，探賾索隱，不但精通現代語言學理論，而且熟稔漢語音韻學、文字學、古詩詞，最終登上了學術的高峰，成為著名的語言學家、教育家和詩人，為我國語言學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充分體現了他不計個人得失，忠貞不渝的為我國的教育事業、語言學事業、文化事業奮鬥終生的意志和高尚品德。在青海民族學院（現在的青海民族大學）的 20 多年裡，他不顧及自己的“右派分子”的身份，大膽地、積極地，創造性地工作，自編《漢語語音學》、“現代漢語”、《語言學概論》等教材，教學認真，充滿激情，語言幽默生動，深受各族大學生的愛戴和崇敬，同時，他在教學的同時還十分關注青海文化建設事業，特別是關注青海漢語言狀況，曾在 1980 年《中國語文》上發表了他的《青海口語語法散論》，成為研究青海漢話的“開山”之作，首次提出了青海漢話與當地民族語言的相互接觸影響的關係，開啟了研究青海漢話的先河，不但在青海學術界，而且在西北，乃至全國語言學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極大地推動了青海漢話的研究，從那以後，研究青海漢話以及青海漢話與周邊少數民族語言相互接觸影響的論著陸續問世。打開了青海漢話研究的新局面。9155 2020 年第 1 期 總第 5 期5

此外，本書作者對程先生不僅在青海漢話研究方面做出的開創性的貢獻進行了言簡意賅地記述以外，還提到了以他為主要執筆人撰寫的《藏族文學史簡編》的事。此書於 1960 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是我國第一部研究藏族文學史的著作。我們知道，當時，正是國家處於“三年困難時期”，糧食供應不足，在飢腸轆轆而又負屈忍辱的情況下，為寫好這部開山之作，他走遍了藏族地區，深入牧區、農村，訪問民間藝人和有關文化人、教師、民族文化工作者，走進各地圖書館、文化館、文史館等，搜集、收錄了大量的民間資料和文獻資料。除此之外，他還配合學校宣傳工作，編寫劇本、譜寫歌曲，組織文藝演出，在宣傳黨的各項政策，傳播文化知識，表揚民族團結的先進人物和先進事蹟等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這些工作並不是他的本職工作，是分外的的事，但他主動地承擔起來，不恤人言，積極工作，做出了卓著的成績。在那特殊的日子裡，背負著無名的屈辱，矢志不渝地為教學、為社會作著默默的貢獻，連一個普通的人都不一定能做到的事，而他不但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優秀，這是為什麼呢？那是因為這位平凡的人，卻有愛國，愛民族、愛青海高原、愛民族教育事業的一顆矢志不渝的“心”。是值得我們後來人學習的。二、是金子，總會發光的本書作者在記述程先生生活經歷的時候，感情深沉、細膩，無不打動我們的心。在那背時的艱難日子裡，他不拍挨批鬥的危險，利用工作、勞動之暇，搜集資料，翻閱文獻，在每天的夜晚，不顧勞累，挑燈研究，撰寫了國內唯一的《漢語風格輪》創新理論文章，並在1970 年《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第一期發表了！這在當時是不可思議的事——一個“右派”怎麼能在“革命刊物”上公開發表這樣的理論文章呢？但同時也說明了人民群眾不認為他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他的“德”與“才”已經被社會所肯定，20 多年的社會實踐和廣大群眾的認識，證明了他是一個被埋沒了 20 多年璀璨閃爍的真金，即使是在那樣艱難的歲月裡，他也沒有放棄用自己的才能全心全意為社會服務、為民族教育事業服務，並且努力做出自己的貢獻。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他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帽子被徹底砸掉了，恢復了他本來的真實身份——剔除了塵埃汙土的燦爛奪目的“金子”。他辛勞的足跡遍佈在青海高原，用他的汗水培育出來的各族“桃李”不但遍佈青海各地，而且也有一部分走出了省門、國門，成為民族的精英。八十年代初，由於程先生的家務事情，攜夫人到了香港，後又去澳門，並定居澳門，與志同道合者一起創立了當時定名為“東亞大學”，他親自招賢納士創立了中文系，後擴大為“中文學院”，並擔任院長。他為澳門回歸、爭取中文在澳門的主體地位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在開創澳門語言研究、發揮澳門紐帶作用、活躍澳門文化氛圍等方面成就斐然；在澳門大學他是中文學院的領導，又是專業教學的導師和學術帶頭人，他為該學院和其他學院的學生先後講授並自編教材《現代漢語》、《古代漢語》、《修辭學》、《古代散文》、《語言風格學》、《現代漢語語法》、《論語導讀》、《孟子導讀》、《論文寫作》、《普通話》等。故此，他先後榮獲澳門特區政府頒發的“澳門文化貢獻功勳獎”、“澳門大學創始人獎”等榮譽。92

但是，當我們在讚賞作者用細膩、樸實的話語記述主人公為爭取澳門回歸，確立中文在澳門的主體地位等方面力排非議，聲張正義，贏得澳門廣大同胞的擁戴和支持的時候，可要記著，程先生的堅持正確立場，直對那些叛逆者和外國殖民者作鬥爭的艱辛和風險。書中寫道：“1999 年 9 月 1 日那天，突然有人坐進程祥徽的院長辦公室，程祥徽被安排在一個兩人一間的辦公室上班；新院長沒經過任何遴選程式就走馬上任，帶著無端的仇恨前來清理、整頓中文學院。新官上任三把火，以通黑白兩道的言辭恫嚇教師，並且揚言準備撤換原有教師名單的大部分。‘黑雲壓城城欲摧’，中文學院的老師一下子緊張起來，像是一個放滿炸藥的倉庫。2000年 3 月 22 日，7 名資深教授、副教授和學術委員會委員聯名寫信給新任校長，以大量事實，從“行政違法”、“根據個人好惡，自定學術標準”、“品德卑劣，不搞學術，專搞權術”等三個方面的理由，投訴新上任的中文學院正、副院長；兩個月後收到大學管理委員會的覆函，不痛不癢地表示，“期盼雲霾盡去，重見清明”。澳門特區專員辦公室比大學管理委員會負責任得多，2001 年 3 月 2 日發出“第 154/Dspj/2001 號”檔，通知程祥徽：“在查明針對中文學院院長行政違法的事實部分存在後，已對 x、x 二人提起紀律程式，最終結果是xxx 被罰停職 10 天，而針對 xxx 調查做歸檔處理。”然而，一個在艱難歲月中經歷曲折好不容易爭取而成立的中文學院活活地被摧垮了，被扼殺了。此後，連“中文學院”這個名稱也給拿掉了，人事、財政的獨立權被取消……”對此，程先生賦詩以對：中文不可稱為系，出語上呈最頂層。恐嚇平生從未懼，報章自會論輸贏。葡籍副院長決心取消中文系，警告程祥徽先生，說：“……以後口頭可稱中文系，正式名稱為中文專科，如有不服，（我）將上報大學理事會裁決。”程先生立即對之曰：“亦可登報辯論，餘笑稱此乃恐嚇相向，有何懼哉。此事遂了。”[2] 可見，程先生在為爭取中文在澳門的主體地位的鬥爭中是多麼理直氣壯和堅定不移，展現了中國知識份子的“中國心”！他是“金子”，是經過風雨，見過世面的永葆金子般的愛國赤誠的“中國心”！三、為中國語言學發展，奉獻一生說到底，作者用自己的筆墨書寫了不憚風險、不顧個人安危，堅持真理，愛國、正直的一位中國知識份子的胸懷和膽略。他的一生是坎坷的，也是光彩照人的！正如原國務院港澳辦澳門司司長謝後和先生說的：“程祥徽教授年過八旬，在語海文江中踏浪 60 多年，走到今天，留下這樣一部人生記錄，真是值得慶賀。”[3]程先生是我國著名的語言學家，在國內語言學界幾乎無人不曉，在語言研究上矻矻以求，不斷創新，並且結合社會實際發揮語言的導向作用，為社會文明建設和澳門中文地位的提升，做出了重要貢獻。他以自己的語言學專業優勢和“學人本分”不論在青海，還是在澳門都用自己的語言學“本行”和詩人（他本人從未以’詩人’自稱）的優勢和情操發表了大量的與青海、澳門社會現實的緊密聯繫的語言學論文，以詩歌抒發對祖國大好河山熱愛的情懷和赤誠。“他靜下心來，臥薪嚐膽，把別人喝咖啡的時間用在工作上（魯迅語）；為爭取中文取得官方地位，他在香港、澳門、中國內地，發表了一系列與港澳社會現實緊密聯繫的，接地氣的語言學論文”，作者擇其要做了列舉：9355 2020 年第 1 期 總第 5 期5

《國語與中文教學》，香港《明報》，1983 年 3月 31 日。《漢語風格學述略》，香港《明報》，1984 年 4月 5 日。《文學作品的風格問題》，澳門《華僑報》，1985 年 10 月 28 日。《藍青官話與普通話》，香港《明報月刊》，1985 年 5 月號。《[ 論語 ] 有關言語風格的記述——孔子的言語觀》，北京，《中國語文》，1986 年第一期。《學習普通話》《澳門日報》， 1986年1月26日——27 日連載。《試談王力教授的學術著作》《澳門日報》，1986 年 6 月 23 日——25 日連載。《澳門的三語流通與中文的健康發展》，北京，《中國語文》，1991 年第 1 期。《澳門中文官方地位的提出與實現》，北京，《中國語文》，1992 年第 1 期。《雙語釋義與澳門雙語》《澳門日報》，1993 年6 月 17 日。《略論語體風格》，上海《修辭學習》（《當代修辭學》），1994 年第 2 期。《傳意需要與港澳新詞》，北京，《中國語文》，1996 年第 3 期。《澳門之推普策略種種》，《澳門語言學刊》，1998 年第 6-7 期。《傳統與現代聯姻——文體與語體之辨》，《煙臺大學學報》，1999 年第 2 期。這僅僅是作者從他的論著裡面擷取的幾篇，也只是九牛一毛而已，但其中可以看到他的論著都有創新性。例如：研究漢語語言風格的論著在程先生發表《漢語風格論》之前，我們幾乎沒有看到這類文章問世，應該說是開山之作；他的論著既有繼承性，又不墨守成規，有自己獨到的見解，趙元任先生也曾講過普通話和方言的關係，提到了“藍青官話”，而程先生在先輩的論述上又提升了一步，在《藍青官話與普通話》一文中更加深入、辯證地論述了方言與普通話的辯證關係，說明普通話不能脫離方言，方言可以為普通話提供“新鮮血液”。此外，程先生的論著都是從社會需要出發的，沒有脫離社會現實的空談，這是他的論著的一個鮮明的特點。例如，在澳門回歸的前夕的 1996 年除夕之夜，程先生興奮不已，夜不能寐，寫下了一首《七律》：“一角金甌失複還，百年路徑險而艱。虎門炮火驚仇膽，鎮口池煙喪敵頑。不落殘陽成古夢，盡滌國恥展新顏。望洋嶺上朝東望，隔岸同修舊海山”。隨即又寫了一篇《中文也該回歸》的文章。在本文的末尾的一段寫道：“香港過渡的航船經過十五年的風風雨雨，現在即將平穩的靠岸。主權回歸了，中文也該回歸。航船靠岸再揚帆！在浩浩蕩蕩的船隊中。有一葉不可小看的語文輕舟！”（《中文回歸集 • 代前言》，海峰出版社，2000 年）。此外，他還出版了《語言學：社會的使命》等幾十部著，特別是《語言風格初探》是在語言學界起步較早的具有開山意義的著作。在文學領域他尤以格律詩為著稱。散見於港澳及國內各種文學報刊，並出版了四部《詩集》，大多是抒發情感，歌頌祖國的大好河山和懷舊、思友的作品。這些作品都表現了作者胸懷開闊，樂觀向上、熱愛青海高原和他的學生們。我們順手采擷主人公留在青海高原的幾首詩吧！望祁連劇透遙把祁連看，崖陡雪深雲阻攔。94

一步攀登三喘氣，下山更比上山難。更有意思的是，他和自己的第一屆少數民族大學學生，後為著名的民間文學研究專家、教授對詩的情景，表現出師生共度難關的開荒生活的樂觀情景。下面是朱剛先生贈給他的第一任老師程祥徽的詩：戍邊不忘辨音韻，醉臥草原羌笛鳴。胡笳怎如琵琶美，悠揚賽過絲竹聲。程先生隨機寫了一首《和朱剛憶 1960 年青海省同仁縣蘭彩溝墾荒》。青沙萬仞入雲層，夜渡冰河馬嘯鳴。蘭彩溝中鬼作伴，墾荒號子代歌聲。朱剛又口占一絕《與程師共憶 1960 年青海開荒》：肯花不忘辨音律，困倒荒原說羌笛。遠處拉夜催人醉，帳中蠟燭獨自泣。（“拉夜”：藏族民歌的一種形式）程先生以《和朱剛開荒詩》：翻山越嶺趟冰河，蘭彩溝中夢話多。拉夜隨風來帳內，酥油燈下些悲歌。從詩中可以感受到他們師生之情的深厚和真誠，也會引起我們對國家困難時期人們的那種樂觀、自強的精神的敬佩和嚮往。作為還處在受制於人的困惑條件下的程先生，是那樣的樂觀和堅毅，“在最困難的時候也對未來充滿著希望。他在佈滿荊棘的生活征途上艱難地跋涉著、跋涉著……他就像青海高原的一匹不知疲倦的駱駝把四蹄掛在日出和黃昏，用生命丈量跋涉者的步履。……他咀嚼著厄運堅韌地走啊，走啊，在生活的沙漠上跋涉出不屈的旋律……”[4] 這種品質，這種風骨，能不令我們敬佩嗎？他，才是真正的“踏浪人”“人生旅途的尊者”！他有思想深度，有對祖國深沉的愛，這種“愛”支持他走過了一條佈滿荊棘、坎坷不平之路，展現出了學問淵博、胸懷寬闊、忍辱負重，矢志不渝地為我國的語言學事業的發展默默耕耘的真正的中國知識份子的風采！從他的著作裡、詩文裡，我看見了他那豁達、自信的身影，聽到了他的呼喚！真可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愛國、愛人民、愛語言學事業的名副其實的中國文化戰士！註 釋： [1]《大學》[2] 見本書第 120 頁。[3] 見本書第 13 頁。[4] 見本書第 13 頁。參考書目： 程祥徽 1996《語言與傳媒》，海峰出版社。 2003《語言學：社會的使命》，中國社會語言學會。程祥徽 2000《中文回歸》，海峰出版社。陳曦 朱壽桐主編 2013《語林嚶鳴集》，和平圖書有限公司。黃翊 龍裕琛 邵朝陽 1998《澳門：語言博物館》，海峰出版社。9555 2020 年第 1 期 總第 5 期5

“理論語言學五道口站”簡介About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 Wudaokou Station”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Platform“理論語言學五道口站”由北京語言大學語言學系理論語言學團隊“X-bar 工作坊”成員發起建設，首發於2017 年，是廣受關注的語言類公眾號。該公眾號設有人物專欄（語言學領域專家相關訪談）、理論與方法專欄（語言學經典著作簡介）和資訊專欄（最新語言學訊息傳遞）。熱烈歡迎志趣相同的各位同道共同參與，及時傳送理論語言學相關資訊、分享國際國內理論語言學最新成果，一起努力，把本平臺建成理論語言學重要的停靠站、換乘站和出發站之一（請掃描下方二維碼聯繫公眾號編輯部）。另外，“理論語言學五道口站”將與《澳門語言學刊》合作，為推進澳門與大陸地區語言學資訊共用提供新的管道和平臺。The“Theoretical Linguistics @ Wudaokou Station”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Platform was initiated and developed by members of the “X-bar Workshop” – the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team of the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Since it was launched in 2017, the platform has become a widely known official account in the linguistics community. The account comprises three columns, People (interviews/biographies of influential figures in linguistics field), Theories and Methodologies (introductions of classic linguistic works), and Information (latest information in the linguistics community). We would like to welcome all who have an interest to join us to communicate, discuss and share important information and latest achievements in the linguistics community, especially in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Furthermore, we are delighted to announce that we are joining forces with Aomen Yuyanxue Kan (Macao Journal of Linguistics) to make available new channels and platforms where linguists in Macao and the mainland could share and exchange the latest information. Please scan the following barcode to join us!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