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門語言學會2018 年 6 月出版澳門幣 30 元 / 港幣 30 元 / 人民幣 26 元程祥徽 / 澳門語言學會曹先擢 / 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曹志耘 / 北京語言大學戴慶廈 / 中央民族大學鄧景濱 / 澳門大學馮勝利 / 香港中文大學黃坤堯 / 香港中文大學黃 行 /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江藍生 / 中國社會科學院李宇明 / 北京語言大學劉丹青 /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魯國堯 / 南京大學陸儉明 / 北京大學馬慶株 / 南開大學馬秋武 / 同濟大學高田時雄 /(日本)京都大學裘錫圭 / 復旦大學邵敬敏 / 暨南大學邵朝陽 / 澳門大學沈國威 /(日本)關西大學沈家煊 /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孫茂松 / 清華大學田小琳 / 香港嶺南大學王 寧 / 北京師範大學邢福義 / 華中師範大學徐大明 / 澳門大學徐 杰 / 澳門大學張洪明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張振興 /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章宜華 /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鄭錦全 / 臺灣師範大學鄭遠漢 / 武漢大學周洪波 / 商務印書館周 荐 / 澳門理工學院周清海 /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竺家寧 / 臺灣政治大學鄒嘉彥 / 香港教育學院吳志良、程祥徽徐 杰羅言發程祥徽aomenyuyan@163.comhttp://www.umac.mo/fah/dc/south_china/society1.html主辦2018 年第 1 期 總第 51 期定價編審委員會主委委員名譽主編主編助理主編刊名題簽投稿信箱本刊網址151 2018 年第 1 期 總第 9 期51
  • 目 錄“漢語”的性質和定義………………………………………………………………………………………………………………………… 郭 熙 (4)章太炎與楊樹達的語源學研究之比較………………………………………………………………………………………………… 卞仁海 (9)副詞“至少”語法化的連續環境考察…………………………………………………………………………………………………陳 月 (20)挖掘義動詞“掘、刨、挖”之歷時演變與南北地域分佈……………………………………………………………………任鵬波 (28)讀北大簡《妄稽》札記………………………………………………………………………………………………………………………… 羅 濤 (38)“伍員音運”說考辨 ……………………………………………………………………………………………………………………………金琪然 (49)漢語方言中的“掌”與“着”………………………………………………………………………………………………………………蘇俊波 (55)中外方言研究現狀的可視化比較分析——基於 Citespace 的文獻量化知識圖譜(2001 - 2016)……………………………………………………余 樂 (63)網絡語境中“一 + 枚 [+ 飾人 ]”使用特點及其認知動因…………………………………………………………羅耀華、羅琪翔 (75)流行稱謂語“情移”現象的社會調查與語用伸縮律……………………………………………………………………………王攸然 (87)2
  • 稿 約《澳門語言學刊》係澳門語言學會主辦的專業學術期刊,創辦於 1995 年。自 2008 年12 月出版的第 31 / 32 期始,本刊成立編輯委員會負責學術指導。本刊實行編輯委員會指導下的主編責任制,日常工作由主編和助理主編負責。本刊新版為 16 開本,每期約 10萬字,半年刊,由澳門盈河文化發展有限公司製作出版。一般情況下,於每年的 6月上旬和 12 月上旬出版。本刊刊登有關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現代漢語、漢語史、漢語方言和文字學方面的學術論文以及相關的學術評論。限於人力,本刊目前僅接受中、英、葡三種文字的論文。本刊竭誠歡迎海內外專家學者賜稿。本刊提倡漢語研究與理論探索相結合,本體研究與應用研究相結合,共時研究與歷時研究相結合,普通話研究與漢語方言研究相結合,以及漢語研究與少數民族語言研究相結合。本刊尤其歡迎以海峽兩岸四地語言現象為視角的研究論文,以期推進中國語言研究的發展。本刊恪守學術自由的原則,鼓勵學術爭鳴。所有稿件,文責自負。凡投給本刊的文稿,請注明作者真實姓名、工作單位、電子信箱、手機號碼等聯絡方式。文章發表時署名聽便。中文來稿篇幅以不超過 l 萬漢字,英文和葡文來稿篇幅以不超過本刊 10 面為宜。逾3000 漢字及相應英文、葡文篇幅的稿件需附論文提要和關鍵詞,中文稿請附文章題目和關鍵詞的準確英文譯文,英文、葡文稿請附文章題目和關鍵詞的準確中文譯文。凡投給本刊的文稿,格式體例請參照本刊網頁上載的“格式樣本”(網址:http://www.umac.mo/fah/dc/south_china/society1.html)。如仍有疑問,可參照《中國語文》的格式處理。本刊實行雙向匿名審稿制度。投稿請寄 aomenyuyan@163.com,勿寄私人,以免延誤。投稿者如半年內未收到本刊的採用通知,可自行處理,恕本刊不能一一退稿。請勿一稿兩投。大稿一經投給本刊,本刊即對尊稿自動擁有決定是否刊用之權利,擁有對擬刊論文進行刪改、轉載等權利。凡不同意對其文章進行刪改、出版、轉載者,請賜函示知,否則即視同同意。文章一經發表,編輯部即寄贈當期樣刊 2冊,以申謝忱。一般稿件不設稿酬。351 2018 年第 1 期 總第 9 期51
  • “漢語”應該是當今最熱的詞之一。打開相關搜索引擎,“漢語”一詞使用的數量都達到了統計的極值:1 億。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漢語”當今在國際、國內的地位和影響。這也引起了我們對“漢語”的定位、內涵和外延的一些思考。本文打算從幾個不同的角度就相關問題進行一些初步的討論。一、漢語和相關民族上個世紀 50 年代中期以前,“漢語”這個詞使用得並不多。(郭熙 2007)民國時期,無論是國統區、邊區還是後來的解放區,也如此 [1]。1937 和 1947 年“漢語”的性質和定義 * Perspectives on the Nature and Defini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郭熙 / 暨南大學華文學院、海外華語研究中心提 要:作為中國國家通用語的漢語,早就不再是單一的漢族語言。它使用者眾多,分佈在世界各地,具有多重身份,性質多樣。原有的“漢語”定義,已經不能準確揭示它的內涵,有必要進行修改,使之既符合客觀事實,也利於國家認同、和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的建構。關鍵詞:漢語 性質 定義修改Key words: Chinese Language, Nature, Definition * 謝謝匿名評審專家提出的中肯意見和建議。4
  • 的《國語辭典》均未收“漢語”一詞。1955 年全國現代漢語規範學術研討會後,“漢語”的使用量空前增加,《現代漢語詞典》1960 年試印本第一次收錄了“漢語”一詞。“漢語”一詞在上個世紀 50 年代的逐步流行有其深刻的社會政治背景,與中國民族政策和語言政策的制定推行有密切的關係,簡言之,主要目的是要體現中國各民族的平等,包括語言平等。而這樣的結果是,儘管沒有法律條文規定,“漢語”事實上已經是中國官方語言的正式名稱。例如,現代漢語的標準語是普通話,是國家通用語言;《國語辭典》更名為《漢語詞典》;對外國人的中國官方語言教學稱為“漢語教學”;在民族地區進行的國家通用語言考試稱為“民考漢”等等。漢語作為各民族的族際語,作為中華民族的共同語正在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但是,目前對於“漢語”的內涵,工具書的解釋基本上都是:漢民族的語言。我們進行的“什麼是漢語”調查時,所有人的回答都是“漢族的語言”。可見,漢語是漢族的語言已經深入人心了。《漢語大詞典》區分了兩個“漢語”:(1)漢朝人的文字語言;(2)漢族的語言。雖說(1)不是本文的關注點,但它與我們的討論也有一定的關係。學界認為,漢族之名自漢王朝始稱 [2],而今人也多說“漢語”一詞源於漢代,由此可見語言和民族的關係。《漢語大詞典》中“漢語”的最早引例是北周庾信《奉和法筵應詔》裏的“佛影胡人記,經文漢語翻”,這表明“漢語”已經是跟“人群”扯上了關係,因為上句用的是“胡人”。 漢以後屢次有朝代更迭,但“漢語”這一稱說法基本上是穩固的。雖然後來唐代有唐人唐語,宋代有宋人宋語,但無論如何,漢語這個名稱笑到了最後。不同時代的民族有不同的含義,不同時代的漢語也有不同的含義。不過,正如民族是發展的一樣,漢語也是發展的。今天的漢族已經不能等同於歷史上的漢人,今天的漢語也不再等同於歷史上的漢語。漢語的內涵和外延都有了很大的變化,漢語早不是一個單一民族的語言。以回族為例。今天的回族,是在長期的歷史中由“回回”、阿拉伯人、波斯人、猶太人,還有一些蒙古人、維吾爾人、漢人等融合而成。其最終形成期學界總體上認為是明代,其形成標誌就是採用漢語作為民族共同語。換句話說,早在明代,漢語就不再為漢族所獨有了。《現代漢語詞典》1960 年試印本特別說明,回族的通用語言是漢語。再說滿族。滿語曾經是“國語”,也稱“清語”。清代曾在官方活動中實行“雙語”。今天會滿語的人已經不多,按照 2000 年世界語言報告,滿語的單語人已經不存在,聽懂滿語的為 100 人,會說滿語的 60 人,會讀寫的 50 人。雙語人都是滿漢雙語,主要是 70 歲以上的老人,在家中使用滿語。按當時的估計,10 年後滿語將消亡。這一情況表明,滿族的語言已經完全轉換。目前沒有看到進一步的報告。此外,畲族、仡佬族、赫哲族、土家族絕大多數是漢語單語人,許多與漢族雜居的少數民族人口也已轉用並只使用漢語,水族、拉祜族、侗族、壯族、蒙古族、鄂倫春族等也有大量人口通曉漢語。準確地說,我們並不能真的知道少數民族中到底有多少人在說漢語,因為目前還缺乏中國各民族使用漢語情況的數據。這應該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來研究。我們相信,如果我們有這樣的數據一定會有不同層面的各種發現。我們查閱了許多文獻,在看到的文獻中,除阿拉伯語外,世界上絕大多數語言,如英語、法語、俄語、德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義大利語、馬來語等都沒551 2018 年第 1 期 總第 9 期51
  • 有從民族的角度進行。有意思的是,在我們看到的中國辭書中,唯一沒有從民族角度給“漢語”下定義的是朱德熙(1988:128),從內涵到外延,非常精當:漢語 (Chinese Language) 世界主要語言之一。屬漢藏語系,是這個語系裏最主要的語言。除了中國大陸和臺灣省以外,漢語還分佈在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以漢語為母語的人大約有 9.4 億。漢語是聯合國的工作語言之一。漢語的標準語是近幾百年來以北方官話為基礎逐漸形成的。它的標準音是北京音。漢語的標準語在中國大陸稱為普通話,在臺灣稱為國語,在新加坡、馬來西亞稱為華語。二、漢語身份的多樣性現在換一個角度,看看今天的漢語用戶,這或許有助於對今天漢語身份的認識。表 1 是漢語用戶表。表 1:漢語用戶一覽表用戶 傳統用戶新集體用戶新大用戶 其他用戶人群漢族和回族、海外華人滿族、畲族、赫哲族羌族、土家族、水族、拉祜族、侗族、壯族、蒙古族、鄂倫春族國外漢語二語人資料來源《世界語言報告:中國》表 1 的內容上一小節已經有所涉及,這裏顯得更直觀一些。從上表可以看出,除了漢語不只是漢族的語言之外,歷史和現實賦予了漢語多重身份:(1)作為中國各民族的族際語;(2)作為中華民族的共通語或共同語 [3];(3)作為中國的國家通用語言;(4)作為全球華人的共同語;(5)作為海外華人的祖語(郭熙 2015)。其中(1)到(3)是一個問題的 3 個不同角度,但這 3 個“漢語”並不等值。作為族際語的漢語,包括漢語的各種存在形式,可以是普通話,但在不少情況下更多的是方言,例如雲南的各少數民族之間,不少就是用當地的漢語方言進行族際交流的。作為中華民族的共通語或共同語的漢語則更複雜,它涉及了兩個重要概念,一是“中華民族”,一是“共通語”或“共同語”。這兩個方面學界還有一定的分歧。“中華民族”這一概念是梁啟超 1905 創造的,辛亥革命以後,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者,為建設一個新的現代國家,接下了這個名稱,致力於建構五族共和的“中華民族”,乃至構建“國族”。無論有何種分歧,在這個民族共同體裏,共通語的重任歷史地落在漢語身上。用“通用語”還是用“共同語”或許反映了對“中華民族”性質的認識。近些年來,“中華民族共同語”的用法已經正式出現在中央報刊中,例如有一篇《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就這樣寫道:50 年過去了,作為人民生活中最重要的交際工具和資訊載體,普通話已經成為全國通用的中華民族共同語,簡化漢字在全國得到空前的普及,中國的普通話和規範漢字作為聯合國的工作語文之一,已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橋樑和外國人學習中文的首選語言文字。 [4]中央人民政府網站介紹中國語言文字時也這樣表述:普通話不僅是漢民族共同語的標準語,也是中華民族的共同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5]第(3)個角度強調的是語言地位,問題是這裏只6
  • 是指漢語的標準語形式,強調的是官方語言地位,強調的是國家身份。關於“漢語”的第 4 個身份,其名稱的局限性更為明顯。對海外華人來說,“漢族”的身份離他們已經非常遙遠。身在異國他鄉,建構新的身份,是一件自然而重要的事情。身份的區別度主要是更大範圍的祖國或祖籍國,而不再是原先的民族。因此,“漢語”已經無法承擔身份建構的任務,就好像一個人到外地後家鄉認同需要選擇“最高的區別級”一樣。這裏的所謂最高區別級,是筆者杜撰的一個概念。意思是,為了讓聽話人最大限度地理解自己的身份,選擇最上位的地域或語言概念來標示。以筆者為例,在國外,我是中國人;在省外,我是河南人;在省內,我是南陽人;在南陽,我是社旗人。如此等等。語言也如此,在國外,我說的是中國話;在省外,我的話成了河南話;在河南省內,我說的是南陽話;在南陽,我說的是社旗話。因此,漢語在海外最理想的名稱應該是“中國話”“華語”或“中文”。在不少情況下,漢語在海外無法通過自然獲得,而必須通過學習掌握,這就成了我們所說的“祖語”(郭熙 2017),即漢語的第 5 種身份。在不少情況下,“祖語”只是一種身份的象徵,更多的體現的是文化符號意義。這樣的話,“漢語”就更為遙遠,人們更難理解這樣的身份,說到他們的祖語的話,人們最多可以想到的是“中國話”。三、“漢語”定義的修改從漢語的發展歷史,到今天漢語的用戶,再到漢語的多重身份,我們現在無法回避一個事實:把“漢語”定義為“漢族的語言”是不准確的,儘管這個定義已經深入人心。本來,就名實關係而言,語言是約定俗成的。然而,我們的社會又是一個非常重視名分的社會,名不正則言不順的觀念深入人心。當前圍繞語言發生的一些矛盾和衝突儘管有其更深層的原因,但漢語這個名稱應該也有其一定的影響,因為能夠認識到漢語不只屬於漢族者未必是多數。籠統說“漢語是漢族的語言”也給社會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例如,在民族地區開展或推動“漢語教育”時,就有人借機攻擊國家的政策,說中國政府搞大漢族主義,搞民族同化。然而,清醒的少數民族同胞早就認識到漢語的非漢族性質。有關媒體進行的訪問中,受訪的維吾爾族學生家長就明確地表明,漢語是我們的國語,我們的下一代應該學好自己的國語。[6] 茅盾文學獎獲得者、藏族作家阿來在談到“漢語”時說:漢語是極其豐富的語言,我正在讀的佛經,很多是魏晉南北朝時引進,佛經的翻譯極大地豐富了漢語。漢語的反切注音、四聲的確立、辭彙、新造字詞等都跟佛經的翻譯相關。在我看來,漢語發展至今,不是某個民族的語言,而是一種多元共建的公共表達空間。“漢語”字面意思是漢族的語言,這個意思在當下顯得過於狹隘。其實還在有更好的提法:國語、華語。這些新提法能夠讓更多的人找到親近感和凝聚力,跨越了民族和國界。[7]基於此,“漢語”的定義應該像朱德熙(1988)那樣避開“民族”。作為普通詞典,不可能像朱先生說得那麼詳細,或許可以這麼表述:漢語 中華民族的通用語,世界主要語言之一,屬漢藏語系。如果一定要強調民族,也可以說成:漢語 漢、回等民族使用的語言,是中華民族的通用語。世界主要語言之一,屬漢藏語系。751 2018 年第 1 期 總第 9 期51
  • 四、結語我們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又從新的角度對“漢語”一詞歷史和現狀進行了考察。考察結果表明,漢語早就不再是單一的漢族的語言。當今分佈在世界各地的漢語,已經具有多重身份,同時也體現了不同的功能。我們應順應時代的發展,全面準確地理解當今“漢語”的性質,理清它的內涵和外延,對定義進行適當的修改,淡化單一的漢民族色彩,突出它作為中華民族通用語的性質。這既反映了客觀事實,也有利於國家認同和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的建構。學界和有關方面對此應予以足夠的關注。註 釋: [1] 王文豪替我查詢了“紅色報刊資料庫”,該庫顯示當時“紅色報刊”也是使用“國語”,未見“漢語”。[2] 如:漢族之名,起於劉邦稱帝之後( 呂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2 頁);華族自前漢的武帝宣帝以後,便開始叫漢族(呂振羽《中國民族簡》,三聯書店 1950 年版,第 19 頁) 。[3] 也有人用“共同語”,見蘇金智(2016),這個說法目前還有不同意見。[4] 人民日報評論員《說普通話 用規範字》,2006年 4 月 1 日第 2 版。配合紀念國務院《關於公佈〈漢字簡化方案〉的決議》和《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發佈50 周年座談會在京舉行的新聞。[5] 語 言 文 字 http://www.gov.cn/test/2011-10/31/content_1982575.htm[6] 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 20151019 庫爾班和他的國語小學 _ 焦點訪談 _ 視頻 _ 央視網 http://tv.cntv.cn/video/C10326/5c4988a68ae84c6ba78824d3a0340c36[7] 作家阿來:我堅決反對西藏獨立 - 西藏要聞 - 西藏線http://www.tibetol.cn/html/2015/xizangyaowen_1105/21872.html參考文獻: 陳章太 1997 《普通話基礎方言詞彙集》,北京:語文出版社。刁晏斌 2015 《論全球華語的基礎和內涵》,《全球華語》,第 1 卷。郭熙 2007 《現代華人社會稱說“漢語”方式多樣性的再考察》,《南開語言學刊》第 1 期。郭熙 2015 《論漢語教學的三大分野》,《中國語文》第 5 期。郭熙 2017 《論祖語與祖語傳承》,《語言戰略研究》第 3 期。郭良夫 1985 《從“漢語”名稱論漢語辭彙史研究》,《語言教學與研究》第 4 期。侍建國 2003 《普通話語音》,語文教育榮譽學識課程“現代漢語”用書,香港教育學院。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 2012《國語運動百年史略》臺北:國語日報社。蘇金智 2016 《新時期普通話的功能地位及其傳播》,《雲南師範大學學報》,第 5 期。鄭奠 1959 《漢語辭彙史隨筆》,《中國語文》第6期。周有光 2004/1988 《中文拼音和華文教學》,周有光語言學論文集 / 新加坡《華文研究》第 3 期。朱德熙 1988 《漢語》,《中國大百科全書 • 語言文字》,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8
  • 近代是中國語言學的轉型時期,也是傳統訓詁學在西方語言學的影響下向“新訓詁學”(即語源學)過渡的時期。章太炎(1868 ~ 1936 年)與楊樹達(1885 ~ 1956 年)即是這一過渡時期的見證者和實踐者。章氏於語源,功在開創,楊氏承之,後出轉精。比較章、楊二氏的語源學研究,不僅可以凸顯轉型時期的時代特點,還能說明繼承與納新在傳統“小學”走向章太炎與楊樹達的語源學研究之比較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tymology between ZhangTaiyan(章太炎) and YangShuda(楊樹達)◎ 卞仁海 / 深圳大學師範學院提 要:章太炎和楊樹達的語源學研究有着略同的中西學背景,但章氏篳路藍縷,功在開創,楊氏承之,在古文字等材料的使用、形聲字的利用、同源的語音標準之限定等方面後出轉精。二者於語源學上的探索,是“新訓詁學”的方向,但他們的研究存在共同的時代局限:用文字的方法研究語源,源流認識存在誤區以及帶有傳統訓詁的諸多弊端;當然,這是傳統走向現代的必有之路。章太炎和楊樹達作為傳統小學走向現代語言文字之學的見證者和實踐者,他們在語源學上的理論研究和實踐,為現代語言學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關鍵詞:章太炎 楊樹達 語源學 比較研究 訓詁學Key words: ZhangTaiyan( 章 太 炎); YangShuda( 楊 樹 達); Etymology; comparative study ; Exegesis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漢語詞源學理論建設與應用研究”(項目批准號:172DA298)之階段性成果。951 2018 年第 1 期 總第 9 期51
  • 現代語言文字之學過程中的建設性意義。[1]一、傳統與時代章太炎,近代語言文字之學的開創者,有《新方言》《文始》《小學答問》《國故論衡》(卷上)等專論語言文字類著作。其《文始》是第一部對漢語詞源作全面研究的著作。楊樹達,近現代著名的語言文字學家,其語源研究成績突出,“他提出的研究語源的方法與總結的規律對於在漢語語源研究中體現與堅持民族持點,使漢語語源研究向著理論化的方向發展,是有重要的推動作用的。”(宋永培,2000)楊氏的語源研究成果主要收在《積微居小學述林》(下簡稱《述林》)和《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下簡稱《論叢》)中。(一)“朴學”傳統章太炎和楊樹達同為江、戴後學,都有“樸學”學統。章太炎是清末經學大師俞樾的學生,而俞樾私淑高郵王氏。章氏深得乾嘉“聲近義通”之旨,對高郵王氏也推崇備至:“高郵王氏,以其絕學釋姬漢古書,冰解壤分,無所凝滯,信哉,千五百年未有其人也。”(章太炎,1984a)楊氏也很推崇章氏之師,曾續補俞氏《古書疑義舉例》。楊氏繼承了乾嘉的樸學,各方面的造詣都頗深。他幼承家學,服膺段玉裁、王氏父子,頗知“聲近義通”之說。羅常培就曾總結說:“遇夫(樹達)先生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得之於高郵王氏父子和金壇段氏。”(羅常培,1985)以高郵王氏和金壇段氏為代表的乾嘉學人在“聲近義通”上的理論建樹和成功實踐,為近代的語源學研究創造了條件,章、楊二氏的語源研究也深受沾溉。所以李建國說:“(清代訓詁學家)發現‘訓詁之旨,在聲音不在文字’的原理,重倡因聲求義的方法,從而為近代語言學革命奠定了基礎。……這一語言觀點的萌發和方法上的突破,為近代訓詁學家純粹由語音和語義的結合上推導語源、研究語義開了先河。”(李建國,2000)(二)西學影響記錄漢語的漢字是表意文字,古代語言學家也總是通過漢字的形體來認識漢語,而拘於形體的直接後果就是字、詞不分,文字和語言相混。因此,古人對於音義關係的科學認識相當緩慢,加上漢語言文字之學的附庸地位,致使漢語語源學較不發達;相比之下,因印歐語系是表音文字記錄,語源之學比較發達。近代的西學東漸之風,使大批語言文字學家接觸到了印歐語言及其語源學,其科學的思維方法、先進的語源學理論,都對漢語語源的研究產生很大影響,近代漢語語源的研究也因之蔚然成風。章、楊不僅同受乾嘉學術“聲近義通”的沾溉,而且都曾遊學日本,受到西方語言學的影響。章太炎1906 至 1911 年流亡日本,期間舉辦國學講習會,聚徒講學,其語言文字之學也受到了西方語言學和語源學的影響;他在日本期間所著的《新方言》(1906 年)和《文始》(1909 年始撰)就是從語源學角度研究語言文字問題:《新方言》以語根會通方言俗語,進而探尋古音古義;《文始》則借助古聲韻,以“孳乳”“變易”兩大條例窮究文字語源。因此,有人便說:“章氏通過他的《文始》和《新方言》等著作,將訓詁學引入詞源學和語義學的軌道。”(馮浩菲,1995)楊樹達 1905 至 1911 年遊學日本,他曾自述所受的西方語源學的影響: 我研究文字學的方法,是受了歐洲文字語源學10
  • etymology 的影響的。少年時代留學日本,學外國文字,知道他們有所謂語源學。偶然翻檢他們的大字典,每一個字,語源都說得明明白白,心竊羨之。因此我後來治文字學,盡量地尋求語源。(楊樹達《述林 • 自序》,5頁)(三)章楊交遊《新方言》和《文始》為近代語源學的開山,楊樹達的語源研究自然會受其影響。楊氏心儀章氏學識,楊樹達遊學日本期間,適逢章氏聚徒講學,只是由於楊當時以“治歐洲語言及諸雜學”為“當務之急”,放棄了從學章氏的機會。楊氏曾回憶說:“時余杭章君同寓東京,方聚徒講業,予謂是非當務之急,不從遊也。”(楊樹達,1983a)回國後楊氏以《古書疑義舉例續補》向章氏請教,章氏謂其“用心亦審”;(楊樹達,2007)1932 年章太炎、黃侃至京,楊氏因與章氏弟子吳承仕、沈兼士為摯友的關係,與章、黃交往問學頗多;1936年 6 月,章太炎去世,楊樹達引為知己,云“先生於余多所獎借,有知己之感”,並挽詞云:“許鄭是經師,恨我沉吟稽奉手;精專承謬讚,惟將黽勉答深知。”(楊樹達,2007)楊氏對《新方言》的評價是:“近世余杭章君妙解語言,精通雅故,撰《新方言》一書。……章氏之書,以古訓稽今語,義主於縱故也。然章君以雅詁通殊語,志在貫縱於橫,與前人之糅合宇宙者殊科,此其所以為獨絕也。”(楊樹達,1983b)又評價《文始》說:“1930年,文法三書成,乃專力於文字之學。初讀章君《文始》,則大好之,既而以其說多不根古義,又謂形聲字不含義,則又疑之。”(楊樹達,1983a)在《述林 • 論小學書流別》中又說:“余杭章君創為《文始》,尋音求義,間有善言。然其皮傅失真,未能免也。”( 楊樹達,1983b) 從楊氏既“好”又“疑”、既“間有善言”又“皮傅失真”的評價中不難看出所受的影響。(四)略同的語源觀章、楊二氏均有“聲近義通”的根柢,又同受西方語源學的影響,相似的中、西學背景使得他們的語源觀也會略同,試比較:余以寡味,屬茲衰亂,悼古義之淪喪,湣民言之未理,故作《文始》,以明語原。(章太炎《國故論衡 • 小學略說》,10 頁)我治文字學的一個重要目的是在求得一些文字的語源。(楊樹達《述林 • 自序》,8 頁)世人學歐羅巴語,多尋其語根,溯之希臘、羅甸,今於國語顧不欲推見本始,此尚不足齒於冠根之倫,何有於問學乎?(章太炎《章太炎全集》(七),3頁)又:頃斯賓塞為社會學,往往考查異言,尋其語根。造端至小而所證明者至大。……中國審尋語根,誠不能繁博如歐洲,然即以禹域一隅言之,所得固已多矣。(章太炎《章太炎書信集》,58 頁)語言之根柢,歐洲人謂之 etymology,所謂語源學也。蓋語根既明,則由根以及幹,由幹以及枝葉,綱舉而萬目張,領挈而全裘振,於是訓詁之學可以得一統宗,清朝一代極盛之小學可以得一結束。(楊樹達《論叢 • 形聲字聲中有義略證》,50 頁)夫治小學者,在於比次聲音,推跡故訓,以得語言之本。(章太炎《國故論衡 • 小學略說》,9 頁)夫義既生於聲,則以聲為統紀,豈惟《爾雅》《說文》《方言》《廣韻》當為所貫穿哉!舉凡《經籍纂詁》之所纂,《小學鉤沈》之所鉤,凡一切訓詁之書,將無不網羅而包舉之矣。(《論叢 • 形聲字聲中有義略證》,51 頁)又:蓋予循聲類以探語源,因語源而得條貫,其徑程如此。(楊樹達《論叢 • 自序》,14 頁)章氏和楊氏都提到了要尋求“語根”和“語源”,這種“求語源”思想是“聲近義通”這一訓詁理論在西1151 2018 年第 1 期 總第 9 期51
  • 學影響下的自然發展,不唯章、楊所獨有,而是那個時代的聲音。 二、楊氏的精進前修未密,後出轉精。陸宗達、王寧說:“從近代開始,漢語字源的研究有了很大的進展,劉師培、楊樹達等先生的著作中,更深入地探討了字源的理論,站在更高的角度來評論傳統字源學的著作,而影響和推動他們研究的,仍然是章太炎的《文始》。”(陸宗達、王寧,1996)比之章氏,楊樹達的語源研究“更深入”“站在更高的角度”的原因在於後者的研究有以下特點。(一)材料的使用1.《說文》的利用章氏是有名的宗許大師,其語源研究完全迷信《說文》;楊氏則“批判接受”,他在《答人論文字學書》中說:“樹達近年研討文字之學,於許書不肯過信,亦不欲輕詆,可信者信之,疑而不能決者闕之。其有訂正許說者,必於故書雅記廣求徵證,確見其不然,然後言之。若單文孤證,則姑以為假定,不敢視為定論也。”(楊樹達,1983b)如《文始》認為“壹”為“一”孳乳而來,為專壹之義,本有壺中“氣不得泄”之義,章君說“壹”之義到此為止;但楊樹達《述林 • 釋壹》首先對許說表示懷疑:《說文 • 十篇下 • 壹部》云:“壹,專壹也。從壺,吉聲。”按壹訓專壹而字形從壺,形與義不相比附,頗為可疑。……段玉裁於㚃字下注云:“虞翻以否之閉塞釋捆緼,趙歧亦以閉塞釋志壹氣壹,壹㚃之轉語為抑鬱。”按段說當矣,而於壹下專壹之訓絕不致疑,猶為未達也。( 楊樹達《述林 • 釋壹》,60-61 頁 )楊氏又進一步引用《說文》申證,可謂“以許證許”:壹皆謂抑鬱閉塞也。……余今更取從壹得聲之噎饐曀㙪四字證明壹之初義焉。《說文 • 二篇上 • 口部》云:“噎,飯窒也,從口,壹聲。”此謂飲食塞喉,氣不得通也。《五篇下 • 食部》云:“饐,飯傷濕也,從食,壹聲。”……按饐之言阻遏饐,與饐之言壹閉義同,義近故語源亦相近也。……《七篇上 • 日部》云:“曀,陰而風也,從日,壹聲。《詩》曰:終風且曀。”《十三篇下 • 土部》云:“曀,天陰沉也。《詩》曰:㙪㙪其陰。從土,壹聲。”此謂大地之氣鬱塞晦霾,或發風,獲揚塵也。據本字從壺之形,會以《易繫》《左氏》《孟子》之義,徵之壹聲類之字,許之壹下誤訓,殆無疑矣。(楊樹達《述林 • 釋壹》,61 頁)今按:楊氏取從壹得聲之“噎”“饐”“曀”“㙪”四字,又用《說文》證明其義都有“閉塞”義,即壹之初義,實為語源義。2. 古文字材料的利用章氏宗許的同時,其語言研究也排斥甲、金文的利用。他批評說:“世人多喜回遹,刮摩銅器,以更舊常。”又說:“而世人尊信彝器,以為重寶,皮傅形聲,曲證經義,顧以《說文》為誤,斯亦反矣。”(章太炎,1984b)對於其時剛剛發現的甲骨文,章氏則更加懷疑:“又近有掊得龜甲者,文如鳥蟲,又於彝器小異,其人蓋欺世豫賈之徒,國土可鬻,何有文字?而一二賢儒,信以為質,斯亦通人之蔽。”(章太炎,2003a)楊氏則是“甲文金文大出,我盡量的利用他們”。(楊樹達,1983b)試比較:《說文》:“干,犯也,從反入,從一。”按干頭與戈頭同,云從反入,實未成字,此合體指事也。然入下云象從上俱下,反入者從下俱上。(章太炎《章太12
  • 炎全集(七) • 文始》,190 頁)《說文 • 三篇上 • 干部》云:“干,犯也,從反入,從一。”按許君說干字恐非朔義。尋金文《毛公鼎》干字作 ,象器分枝可以刺人及有柄之形。……余謂干當為古兵器之一,……許君訓干為犯,乃干之引申義,非初義也。(楊樹達《述林 • 釋干》,68-69 頁)按:同釋“干”字,章據許氏之形說義,楊則據金文形解釋,指出許說之誤。楊氏《論叢》《述林》據甲文、金文探尋語源、語義之處非常多。不利用甲金文等古文字材料自然會影響章氏的語源研究,楊氏就指出:太炎不治甲文,不知匕為妣之初字,以陰器之匕出於牝牡之牝,余據其意推論之耳。(楊樹達《論叢 • 積微居小學述林後記》,272 頁)有人在和章、黃比較時評價說楊樹達“在用現代科學研究許學的道路上走得更遠”。 (常耀華,1993)而楊氏“走得更遠”的原因就在於古文字材料的運用:“資取《說文》以外的文字材料來研究《說文》。……他充分利用甲、金和其他文字資料,在許學研究和甲骨文、金文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常耀華,1993)3. 故訓的利用按照現代語言學的觀點,所謂同源字就是:“凡音義皆近,音近義同,或義近音同的字,叫做同源字。這些字都是同一來源。或者是同時產生的。”(王力,1982)一般認為,判定同源字(詞)須三個條件:一是語音相同或相近,二是語義相近或相關,三是有文獻資料證明。因此,僅僅“聲近義通”還不能可靠證明同源關係,王力說:“判斷同源字,主要是根據古代的訓詁。”(王力,1982)陸宗達也指出:“如果我們從文獻語言的實際出發來解決同源字問題,舛誤就會減少或避免。”(陸宗達,2002)楊樹達多次批評章氏判定同源“多不根古義”,他曾私謂何澤翰說:“《文始》一書,有如七寶樓臺,微惜基礎未固,其病在不根古義。”(何澤翰,1985)又在日記中說:“七日。閱章先生《文始》,以柯為戈之孳乳字,殊牽強無理。戈、斧同為器名,斧柄之柯何由受義於戈乎?此類乍看似可通,細勘之則殊不合也。”(楊樹達,2007)王力批評章氏“意義相差很遠,勉強加以牽合”(王力,1982),當是其“不根古義”的結果。章氏也有據古義說同源孳乳者,較為可信,如:《說文》:“大,天大,地大,人亦大焉。象人形。”對轉寒孳乳為誕,詞誕也。《釋詁》:“誕,大也。”亦與多屬之哆近轉。《詩傳》曰:“哆,大貌。”誕對轉歌孳乳為詑,沇州謂欺曰詑,《詩》曰:“詑詑碩言。”(章太炎《章太炎全集(七) • 文始》,185 頁)但《文始》有如此類者很少,王力就說:“《文始》所論,自然也有可采之處,(如以“隧、術”為同源),但是,其中錯誤的東西比正確的東西多的多。”(王力,1982)《文始》所及同源字大多沒有文獻語言的證據,如:《說文》:“多,重也。從重夕。”孳乳為 ,有大度也;為哆,張口也;為㶴,盛火也;為㢁,廣也。多與廣大盛厚義皆相應,故孳乳得此。對轉寒孳乳為亶,多穀也;為奲,富奲奲貌。自此旁轉真又孳乳為腆,設膳腆多也。然多有重義,故又孳乳為貤,重次第物也。貤旁轉支為弟,韋束之次弟也。弟又孳乳為豑,爵之次第也。則由支旁轉為程,程品也。則由支對轉清矣。(章太炎《章太炎全集(七) • 文始》,174 頁)楊樹達就批評道:《韓非子 • 解老篇》曰:“多費謂之侈”,此以多釋侈也。《賈子新書 • 道術篇》曰:“廣校自斂謂之儉,1351 2018 年第 1 期 總第 9 期51
  • 反儉為侈”,此以斂釋儉也。此皆古傳記所記聲訓,精審可信,與梓子同例者也。余意欲明文字之源,必先取前人成說之可信者彙集之,其有不足,則精思以補其缺,庶為得之,不當強相牽附,如章君《文始》之所為也。(楊樹達《述林 • 釋梓》,13-14 頁)楊氏每釋一語源,一般都用大量文獻證明語義,如《論叢 • 釋慈》就引述十五種文獻以證明“慈訓愛子”,章氏也致信楊樹達說:“慈訓愛子,推其聲義於子,說甚碻。”(章太炎,1985)(二)“右文”的利用《文始 • 敘例》:“《文始》所說亦有專取本聲者,無過十之一二。”章氏解釋說:“昔王子韶軔作右文,以為字從某聲,便得某義,……夫同音之字,非止一二,取義於彼,見形於此者,往往而有,若農聲之字多訓厚大,然農無厚大義。支聲之字多訓傾斜,然支無傾斜義。蓋同韻同紐者別有所受,非可望形為驗,況複旁轉對轉,音理多塗;雙聲馳驟,其流無限,而欲於形內牽之,斯子韶所以為荊舒之徒,張有沾沾,猶能破其疑滯。今者小學大明,豈可隨流波蕩?”( 章太炎,1984b) 今按:章氏舉例還可以商榷:農隱含有濃厚的詞義特點;(李國英,1996) [2] 支有分歧義,分歧與傾斜語義相因。(孟蓬生,2001)章氏又舉例說:“形聲之字,有與字義無關者,如江之工,河之可,不過取工可二聲與江河相近,與字義毫無關係者也。”(章太炎,2003)但(美)張洪明研究認為,江得義於工所含的大義(張洪明,2005)、河得義於可所含的大義。(張洪明,2004)關於“聲符含義”,即“聲符示源”,現代有的學者認為“大多數形聲字聲符都具有示源功能”; [3] “形聲字的聲旁不但能表義,而且是表義的主體。”(黃巽齋,2004)但目前的同源關係研究又很難將“大多數”具體量化,王寧就說:“傳統訓詁學家對‘右文’涉及形聲字的數量估計很高,認為在《說文解字》中有示源作用的聲符可以占到 90%以上,這個估計是否符合事實?在同源字係聯尚未達到一定數量時,還不能得到進一步證明。”(王寧,2002)但我們至少可以說,這個“大多數”要遠大於章氏的“十之一二”,這是因為,造字時諧聲偏旁相同的形聲字聲音聯想的理據相同,此其一;形聲字是文字孳乳的結果,而詞語派生和文字孳乳具有相當程度的一致性,此其二。章氏在《文始》裡大搞所謂“語根”的孳乳,但忽視“右文含義”,實乃不可思議。其弟子沈兼士也批評說:“今《文始》全書取本聲者,纔及十一,將謂二十三部之通轉,勝於聲母與形聲字自然分化之為可信耶?”又:“舍八千餘形聲字自然之途徑,從廿三部成均圖假定之學說,其方法複改弦更張矣。”( 沈兼士,1986) 黃永武案語曰:“《文始》所說,取本聲者纔及十一,其意欲上證字源,一蹴而就,當古之典籍未盡歸納,文字資料未盡董理,周秦音系未盡考定,字義引申之先後時代未盡究明,遽舍形聲字自然分化之途徑,而依據韻圖籀繹,其說難以盡信者,誠非妄疑也。”(黃永武,1994)因此,要研究語源,形聲字是一重要途徑,“右文說”之說,當取其合理者。何九盈在評價《同源字典》時也說:“講同源字而完全排斥右文說,實不可取。”(何九盈,1998)如前述,楊氏的語源研究是從懷疑章氏“謂形聲字不含義”開始,又批評章氏說:柬聲及簡聲字皆含去惡存善之義,如㶕、湅、煉、練、鍊、諫皆怡然理順。而《文始》不立柬為綱者,有意避免義從聲類者也。(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之1947 年 9 月 15 日日記,184 頁)楊氏從形聲字入手,以“形聲字聲符往往含義”和“聲符有假借”為理論依據,他在《述林》和《論叢》14
  • 中就論證“某聲多具某義”137 條,形聲字聲符有假借92 條。因此可以說,楊氏是在“右文說”的基礎上做語源研究的。(三)音轉和同源的語音標準問題章氏聲韻學造詣遠高於楊氏,但其“濫轉”也廣受詬病,似乎認為音義的聯繫是必然的,如:《說文 • 二篇上 • 止部》云:“止,下基也。象草木有阯,故以止為足。”案虁、夔皆以止象手足,則止本足也。故《禮》古文有阯,即止之變。引伸乃為基,孳乳為阯,基也。止者不行,故孳乳為歭,歭躇不前也。旁轉幽變易為 , 箸也。旁轉宵變易為趙,久也。次對轉東孳乳為艐,船箸不行也。讀若䔂,仍入之部。《釋詁》:“止,待也。”故孳乳為待,竢也。待又變易為竢,待也。……畤旁轉宵變易為垗,畔也。……其通言止者,對轉蒸則孳乳為懲,㣻也。……水止則清,故對轉蒸孳乳為澂,清也。其在本部孳乳為洔,水暫益止未減也。則專取止義。(章太炎《章太炎全集(七) • 文始》,388 頁)相比之下,楊氏則收斂了很多:止,下基也。象草木有阯,故以止為足。樹達按止甲文作 ,象人足有指之形,之當以足為初義,許訓下基,謂象艸木出有阯,以止足為假借義,非也。止孳乳為企,舉鍾也,從人,止聲。或作人足,云:古文企從足。按舉鍾有云舉足,企或作人足,知企即足也。止為被舉之物,乃對象之名,故為受動孳乳也。(楊樹達《述林 • 文字孳乳之一斑》,155 頁)《文字孳乳之一斑》裡有 92 組孳乳字,其說孳乳比《文始》可靠的原因在於,楊氏“根古義”,主孳字和被孳字間的意義或相同,或相近,或相因,其根據是故訓(主要是《說文》);更為重要的是,楊氏所說的每一組孳乳字中,主孳字和被孳字都是聲符字和形聲字的關係,聲音上比《文始》可靠多了。因此,何九盈說:“楊氏從六個方面分析了原始字和孳乳字的同源關係,形音義密合無間,結論可信。”(何九盈,2005)同源的“聲同、聲近”標準當如王力先生所言:“值得反復強調的是,同源字必須是同音或音近的字。這就是說,必須韻部、聲母都相同或相近。”(王力,1982)但章氏“聲音並不相近,勉強認為同源。”(王力,1982)章氏分古聲 21 紐,古韻 23 部,一幅《成均圖》,就是其韻轉的“公式”。試看其音轉一例:章太炎“丨”之音轉圖示章氏的音轉,令人眼花繚亂。正如其再傳弟子齊佩瑢所說:“對轉旁轉已不可深信,何況次對轉次旁轉,甚而至於交紐隔越乎?若然則無可不轉了。”(齊佩瑢,1984)再看楊樹達的《論叢 • 說丨》(為簡明見,以表示之):楊樹達《論叢 • 說丨》文字孳乳簡明表孳乳字囟㒨 眞 顚 槇 隊 䃍 隤 㢈 脽 兀几 頓 隕 縋 嵟 睢 蜼意義腦蓋升高登車升天登天頂木頂卻墜落落下下墜下傾下體下體下首下落上下高仰視長尾初文丨(上行義) 丨(下行義) 丨(下上通)受名之故丨以上行義孳乳之字皆有上義;丨以下行義孳乳之字皆有下義。1551 2018 年第 1 期 總第 9 期51
  • 楊氏自己和章氏比較說:“緣章君說丨之孳乳,廣及抎、損、騫、壞、毀、垝諸文,其失既在濫,又不及㢈、兀几、縋、睢、蜼諸文,複嫌於漏。”(楊樹達,1983a)楊氏說音轉,僅限於對轉,作有《古音對轉疏證》《古音咍德部與痕部對轉證》,相當謹慎。他認為章氏說對轉簡略,不足為證,說:“古音對轉之說,發自孔君巽軒。……今日章太炎先生著《文始》,稍加疏證,仍嫌簡略,承學之士或用此致疑。”(楊樹達,1983a)楊氏分“六宗”疏證古音對轉,第一微沒痕,第二歌曷寒,第三支錫青,第四模鐸唐,第五侯屋鍾,第六咍德登。加上《古音咍德部與痕部對轉證》中的咍德痕,凡“七宗”。楊氏一般從六個方面進行疏證,如證微痕對轉,其法如下,一、見於韻文通諧者,如《詩》類、君、比為韻,類比在微部,君在痕部,從而說明二部對轉;二、見於文字聲類者,分微部字從痕部聲類、痕部字從微部聲類兩個方面進行疏證;三、見於文字重文者,分微部字或從痕部聲類字、痕部字或從微部聲類兩端;四、見於經傳異文者,分微部字或作痕部字、痕部字或作微部字兩端;五、見於傳注讀若者,分微部字讀若痕部字、痕部字讀若微部字兩端;六、見於語言變遷者,以故訓材料的語言變異來證明。(參看楊樹達,1983a)楊氏疏證方式多端,例證豐富,令人嘆服。三、共有的局限(一)用文字的方法研究語源章氏從《說文》中找出獨體象形、獨體指事字,稱為初文,也即所謂“倉頡之文”;省體、變體及合體象形、指事或同體重複者,稱為准初文。初文、准初文凡 510 個字,分 417 條。章氏就是以這些初文、准初文為語根,以孳乳、變易為條例,係聯同源詞。但是,章氏的初文是字根,用字根來說語根,等於是用研究文字的方法來研究語言問題。文字和語言畢竟不是一回事,獨體在前,與之對應的詞不一定出現得更早;合體在後,與之對應的詞不一定出現得更晚。因此,字源不一定是語源。更何況初文很難判斷,正如王力先生所說:“語言在文字之先。可以想像,在原始社會千萬年的漫長歲月中,有語言而無文字,何來‘初文’?文字是人們群眾創造的,並且是不同時期的積累,決不是有個什麼倉頡獨力創造出一整套文字來。許慎距離中國開始創造文字的時代至少有二三千年,他怎麼知道哪些字是‘初文’?”(王力,1982)即獨體未必是初文,初文也未必是獨體。楊氏的語源研究是從形聲字的“右文”入手的。儘管楊氏突破了“右文”聲音的局限,提出聲符有假借,他係聯的主要還是形聲字,忽略了一些形聲字以外的同源字;而且他言聲符假借,總是在本字上孜孜以求,因此,“右文說”的拘牽形體之病在楊氏並沒有全部解決。同時,楊氏把語源擴大到“字義同緣於組織構造同”,“組織構造”是文字問題,不能和語源混為一談。這樣楊氏又從語言問題回到文字問題上去了。何九盈評價楊氏的語源研究說:“他基本上還是從文字的角度研究語源,而不完全是從語言的角度來研究語源。”(何九盈,1998)(二)源流認識存在誤區語源研究,如果能正本清源,固然很好。但是,要做到真正“推源”,傳統訓詁學材料先天不足。傳統訓詁學研究語源,主要依據古聲韻的研究成果和文獻故訓材料,但這些材料只能說明“聲近義通”,一般不能據以找到根詞或源詞。因此,傳統訓詁學的語源研究只16
  • 能做到歸納和係聯同源詞,而不能辯明源流關係。王力就說:“我們所謂同源字,實際就是同源詞。……同源字的研究,其實就是語源的研究。這部書之所以不叫做《語源字典》,而叫做《同源字典》,只是因為有時候兩個字,哪個是源,哪個是流,很難斷定。”(王力,1982)傳統訓詁學的語源研究,無論乾嘉段王講“聲近義通”,還是王力撰《同源字典》,也都止於同源係聯這一步。要判定源流,就需要和親屬語言、漢語方言等材料進行對比,不過,那是歷史比較語言學的任務:“如果將歷史語源學的研究方法加以延伸和擴展,通過對親屬語言、方言等現有語言事實的比較研究而推求無文獻時期的遠古語言狀況,以已知推未知,就進入歷史比較語言學的領域了。”(任繼昉,2005)章氏從字形出發,從《說文》中找到 510個“語根”,其實是“字根”。(姑且稱字根,其實是否為字根也很難說清楚。)章氏的研究其實是一種“形源”研究,這種形源的研究可能符合漢語語源的部分事實,那是因為文字和語言有着一定程度的一致性,但這種一致性傳統訓詁學的音義關係材料也無法證明。楊氏也受章氏影響,云“某孳乳為某”。《文字孳乳之一斑》雖名為“文字孳乳”,其實講的是同源詞。如果講同源,楊氏說“聲近義通”很可靠,幾乎沒任何問題;但說“某孳乳為某”,就回到“形源”的方法上去了。正如王寧評價聲訓時所說:“如果從歷史推源的的角度看,這類聲訓是不合理的,而用平面的係源的觀點來看,這類聲訓顯然是可以成立的。”(王寧,2002)搞傳統訓詁的人但凡說“某語源為某”,要麼用的是文字的方法,要麼就是主觀演繹。如楊氏《釋䣼》說䣼、㹁同得京聲之雜義,當然沒有問題;後又云:“㹁則又由䣼孳乳耳。”何以知之?即使從字形上也看不出來。又如《釋伯》認為“伯”來源於“霸”:“今謂伯之為言霸也,伯從白聲,猶從霸也。……蓋月之始生者謂之霸,子之始生者謂之伯,造文者引天象於人事也。”但王力《同源字論》的看法則相反:“‘五伯’寫成‘五霸’以後,就很少人知道‘霸’來源於‘伯’。”(王力,1982)楊氏主觀演繹,王氏則是從文字上找語源。其實從音義上看,只能說明伯、霸同源,哪個是語源,很難說清楚。(三)沿襲許誤章氏過分迷信《說文》,有些說解《說文》搞錯了,章氏也沿襲其誤;楊氏在個別字的說解上也犯章氏同樣的錯誤, 如說“也”字:《說文》:“也,女陰也。從乁,象形,乁亦聲。”此合體象形也。秦刻石作,孳乳為地,重濁陰為地,古文地當只作也,猶天本訓顛字,引申為蒼蒼之天。人體莫高於頂,莫下於陰,故以題號乾坤。其後孳乳為地。(章太炎《章太炎全集(七) • 文始》,170 頁)《說文 • 三篇下 • 攴部》云:“ ,敷也,從攴,也聲。讀與施同。”樹達按《說文》攴字訓小擊,故凡從攴之字皆含用力動作之意。……從也者,也《說文》訓女陰,象形。據形求義, 當為人於女陰有所動作,蓋男子禦女之義,許君訓敷,非初義也。……也訓女陰,宋元以來學者疑之,蓋以其猥褻,此腐儒拘墟不達之見也。(楊樹達《述林 • 釋 》,32-33 頁)今按:“也”甲骨文作 ,金文作 、 、 ,象蛇蟲之形。容庚《金文編》:“與‘它’為一字。”(容庚,1985)“也”《說文》訓女陰誤,楊氏釋它 池它效也因以致誤。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 • 釋它 》:“它字說文作它 池它效,並謂:‘它 池它效,敷也,從攴也聲,讀與施同。’按許氏訓為它 池它效敷,並非本義,應改為‘它 ,以攴擊它(蛇)也,從攴它,它亦聲。’”(于省吾,1751 2018 年第 1 期 總第 9 期51
  • 2010)其說當是。不過,章氏沿襲許誤“一以貫之”,楊氏則“偶一為之”。楊氏雖對傳統訓詁“批判接受”,以甲金文證字源名家,但他處於中國語言學的轉型時期,所受傳統訓詁影響太深,要完全擺脫《說文》的窠臼,實難苛求。四、結語和餘論(一)訓詁之學,綿延千年,治之者大都徘徊於乾嘉高峰之前,僅因兩端:或無新材料,或缺新方法。段、王以聲為義,得益於歸納之法;虛實交會,則因其善考文例(比較之法)。學問之事,無以承傳,不得創新:段王之學,章、楊承之。正當傳統訓詁囿於材料似乎山窮水盡之時,卜辭大出,甲金之學勃興;西學東漸,西方語言學理論、方法介入。緣乎此,千年訓詁再現生機。章氏於語源,西學為用,開風氣之先;楊樹達精於甲金文字研究,並以之矯正《說文》,因而在利用《說文》研究語源上走得更遠;他們於語源學上的探索,是“新訓詁學”的方向。(二)章、楊是傳統的,他們的學術根基都在《說文》,說明《說文》的訓詁學價值無可替代。其得在《說文》,失也在《說文》,《說文》是形義之書,以之探求語源,拘牽形體在所難免。當然,這是那個時代的局限,是傳統走向現代的必經之路。(三)章、楊又是現代的,他們都提到了要探索“語根”。但是,語根在哪裡?文字在語言之後,用文字的線索是找不到語根的。他們探求語根的教訓直接為現代語源學提供經驗:“語根”再也無人提及;王力《同源字典》及劉氏二補、張希峰三考“漢語詞族”,殷寄明叢考“漢語同源字詞”,走的都是同源係聯的路子。章、楊同為傳統小學走向現代語言文字之學的見證者和實踐者,他們在語源學上的理論和實踐,為現代語言學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四)本文以學術史的視角,收集、爬梳、整理、比較章、楊二氏語源學研究的相關材料,利用現代語言學和語源學的最新成果以檢討二氏的研究,進而說明繼承與納新在傳統小學走向現代語言文字之學過程中的建設性意義。但篇幅所限,還有一些能比較説明二氏語源研究的材料未能引用;理論水平和學力所限,可能疏漏了一些有價值的比較點。隨著語源學的發展,定會有更深入、全面的的相關研究出現。註 釋: [1] 目前國內外尚無比較章太炎與楊樹達語源學研究的專論,但有一些涉及二氏語源學研究的論著,主要有何九盈《中國現代語言學史》,殷寄明《中國語源學史》,陸宗達、王寧《訓詁與訓詁學》,曾昭聰《形聲字聲符示源功能述論》,(臺北)黃永武《形聲多兼會意考》,任繼昉《漢語語源學》,徐超《楊樹達語源學思想及其研究方法》,許良越《章太炎 < 文始 > 研究》,朱樂川《章太炎語源學理論研究》(學位論文)等。本文則比較章、楊二氏語源學研究的方法、材料和理論,凸顯其學術史意義。[2] 劉又辛《“右文說”說》(《文字訓詁論集》)謂農之厚義為假借義,略嫌迂回,不如李說直接。[3] 黃金貴《古漢語同義詞辨釋論》、曾昭聰《形聲字聲符示源功能述論》、殷寄明《漢語語源義初探》等都有詳細論述。18
  • 參考文獻: 常耀華 1993 《許學研究綜述》,《辭書研究》第 4 期。馮浩菲 1995 《中國訓詁學》,山東大學出版社。何九盈 1998 《二十世紀的漢語訓詁學》,《二十世紀的中國語言學》,劉堅編,北京大學出版社。何九盈 2005 《中國現代語言學史》,廣東教育出版社。何澤翰 1985 《積微先生與語源學》,《楊樹達誕辰百周年紀念集》,湖南師範大學學報編,湖南教育出版社。黃巽齋 2004 《形聲字聲旁表義的幾個問題》,《說文學研究》第 1 輯,崇文書局。黃永武 1994 《形聲多兼會意考》,臺灣文史哲出版社。李國英 1996 《小篆形聲系統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李建國 2002 《漢語訓詁學史》(修訂本),上海辭書出版社。陸宗達 王寧 1996 《訓詁與訓詁學》,山西教育出版社。陸宗達 2002 《訓詁簡論》,北京出版社。羅常培 1985 《悼楊樹達(遇夫)先生》,《楊樹達誕辰百周年紀念集》,湖南師範大學學報編,湖南教育出版社。孟蓬生 2001 《上古漢語同源詞語音關係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齊佩瑢 1984 《訓詁學概論》,中華書局。任繼昉 2005 《漢語語源學》,重慶出版社。容 庚 1985 《金文編》,中華書局。沈兼士 1986 《沈兼士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宋永培 2000 《古漢語詞義系統研究》,內蒙古教育出版社。王 力 1982 《同源字典 • 同源字論》,商務印書館。王 寧 2002 《關於漢語詞源研究的幾個問題》,《紀念王力先生百年誕辰學術論文集》,王力先生百年誕辰學術論文集編委會編,商務印書館。楊樹達 1983a 《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增訂本),中華書局。楊樹達 1983b 《積微居小學述林》(增訂本),中華書局。楊樹達 2007 《積微翁回憶錄》,北京大學出版社。于省吾 2010 《甲骨文字釋林》,商務印書館。章太炎 1984a 《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章太炎 1984b 《章太炎全集》(七),上海人民出版社。章太炎 1985 《章太炎致楊樹達》,《楊樹達誕辰百周年紀念集》,湖南師範大學學報編,湖南教育出版社。章太炎 2003a 《國故論衡》,上海古籍出版社。章太炎 2003b 《章太炎書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張洪明 2004 《漢語‘河’詞源考》,《浙江大學學報》(社科版)第 1 期。張洪明 2005 《漢語‘江’詞源考》,《浙江大學學報》(社科版)第 2 期。1951 2018 年第 1 期 總第 9 期51
  • 副詞“至少”語法化的連續環境考察The study o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contexts of the adverb zhishao◎ 陳月 / 新加坡國立大學文學暨社會科學院提 要:副詞“至少”根據其功能和句法分佈可分為表限定的“至少 1”,表推測或要求的“至少 2”以及表讓步或補充的“至少 3”。在“至少 1”出現的語境中,數量詞“(一)個”以及動量詞指量功能的弱化、指稱功能的強化推動了“至少 2”的形成。在“至少 2”出現的語境中,前句否定成分或肯定語氣的加強促成了 “至少 3”的形成。關鍵詞:副詞“至少” 語法化 連續環境Key words: adverb zhishao; grammaticalization; contexts 一、引言“至少”[1] 在現代漢語裡是一個使用頻率頗高的副詞。本文結合了“至少”出現的語境(參見呂叔湘,2001)以及其本身的功能 ( 參見李娟 & 任夏婉, 2003),將副詞“至少”的用法歸為了三類。這三類分別為:(1)與數量成分搭配(包括“至少 + 動 + 數量”和“至少 + 數量”等結構),表限定的 “至少 1”;(2)不與數量成分搭配(主要是“至少 + 動”結構),表推測或要求的“至少 2”;(3)一般用在主語前,與主語間常有停頓,表讓步或補充的“至少 3”。三類的例句如下所示 ( 呂叔湘, 1999)683:(1)a. 寫完以後至少看兩遍(至少 1+ 動 + 數量)b. 這篇文章至少兩萬字(至少 1+ 數量)c. 你雖然沒有見過他,但至少聽說過他的名字吧?(至少 2+ 動)d. 至少,你應該聽聽他的意見(至少 3)針對副詞“至少”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如賴先剛(1997)、王潔(2007)、梅園園(2012)、呂丹(2013)、李娟 (2012) 等主要從共時角度研究了“至少”的語義或功能。這些學者對於“至少”在20
  • 共時層面的功能分類持有比較不同的觀點,但是他們基本上對於“至少”有客觀上的限制性和主觀上的評註性這一點沒有異議。從歷時角度研究“至少”語法化過程的有陳林萍(2011)。她指出隨着“至少”語法化程度的提高,在清代其後的限定對象從數量短語開始擴展到表程度或範圍的成分。從這些文章中可以發現,對於“至少”的歷時發展以及“至少”三種功能之間的關係,學者們所給予的關注度還不夠,特別是對於“至少”各個義項在歷時上演變的原因,上述學者都沒有涉及到。鑒於此,本文嘗試從語法化連續環境的角度對“至少”進行考察,希望能夠填補“至少”在語法化研究方面的空白。本文第一部分將介紹語法化連續環境理論,第二部分將論證副詞“至少”語法化過程中連續環境起到的至關作用,最後一部分將會闡述本研究的幾點啟示。二、語法化連續環境理論簡介一部分語法化主流理論把語法化定義為語法化項新功能的產生。例如,Hopper & Traugott (2003) 指出語法化研究的是詞彙性的單位如何在語境中發展出語法功能,或者語法單位如何進一步發展,產生新的語法功能。Brinton & Traugott (2005) 也指出語法化後的語言單位有可能進一步虛化,獲得更多的語法功能,與更多的單位搭配使用。漢語中的“過”就是這種理論下一個典型的例子。從趨向動詞“過”發展到連續事件句中的動態助詞“過 1”,再進而發展到事理因由句中的動態助詞“過2”,“過”的語法化路徑就是其功能擴展的路徑 ( 參看彭睿, 2009)。語法化項功能的擴展不是一蹴而就的,往往經過很多中間的環節。語法化連續環境理論探討的就是舊功能發展到新功能的中間階段,Heine (2002) 和 Diewald (2002) 是這一理論的兩個代表人物。Heine(2002)88-89 認為一個語言單位從語法化前的源義(source meaning)發展到語法化後的目標義(target meaning)總共分為四個階段:起始階段(initial stage)、橋樑環境階段(bridging context)、轉 換 環 境 階 段(switch context) 和 慣 用 化 階 段(conventionalization)。在起始階段,語言單位所出現的環境是不受限制的。在橋樑環境階段,會有一個具體的語境衍生出傾向於新意義的推理,在這個階段目標義前景化。在轉換環境階段,會有與源義不相容的新環境出現,在這個階段源義背景化。在慣用化階段,目標義不再依賴於具體環境,其與源義可以在一個小句中共現。Heine (2002)88-89 列舉了非洲 !Xun 語的例子論證了反身代詞 |’é 發展到過去式的語法化連續環境,例句如下所示:(2)a. yà ke !hún yà |’é I 3:SG PAST kill his self ‘he has killed himself ’ b. ma ke g||é- à mí |’é ke àngòlà II 1:SG  PAST bear-R my self TR Angola ‘I was born in Angola’ c. màlí ke tc’á yà |’é III money  PAST  steal its self ‘the money was stolen’ d. g||ú má ke tch’ŋ ká’ŋ |’é ke mí IV water TOP  PAST  drink its self TR  1:SG  ‘the water has been drunk by me’2151 2018 年第 1 期 總第 9 期51
  • 在起始階段 I,句子中的主語同時是施事和歷事,這時反身代詞的指代意義是唯一解釋。在橋樑環境階段II,句子主語不太可能是施事,因而這時歷事會成為更合理的理解,此時反身代詞表達被動的語義就前景化了。在轉換環境階段 III,句子主語是沒有生命的參與者,因而主語被理解為施事的可能完全排除,此時反身代詞的含義背景化了。在慣用化階段 IV,額外的施事出現在句子中,此時反身代詞只表達被動含義。在 Heine 的理論中,橋樑環境階段是語言單位在語法化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環,在此階段,重新分析成為可能,新的意義由此衍生出來。同時,轉換環境階段是對於橋樑環境階段的強化,有利於新意義的鞏固和舊意義的排除。Diewald (2002) 的觀點與 Heine (2002) 非常相似。Diewald (2002) 提出語法化連續環境包含三個不同的階段:非典型語境(untypical context)、臨界語境 (critical context)和孤立語境(isolating context)。非典型語境中,新意義有可能從會話蘊含中推斷出。臨界語境中,新意義和舊意義同時存在,歧義性明顯。孤立語境中,新意義和舊意義分別固定,相互排斥。Diewald (2002) 和 Heine (2002) 雖然論述方式不一樣,但他們的觀點實質上是統一的,兩者所討論的“橋樑環境”和“臨界語境”內涵相似,指的都是語法化過程中歧解性凸顯的環節。連續環境理論由於能夠深刻揭示環境和語法化項之間的關係,所以非常適合探討語法化項的新功能是如何從語境中萌發出來的。在本文的論述中,我們主要會採納 Heine (2002) 的體系來探討副詞“至少”從“至少 1”發展到“至少 3”的過程中有哪些橋樑環境和轉換環境。三、副詞“至少”的三種用法的連續演變在這一部分,我們將分別論述“至少 1 > 至少 2”以及“至少 2 > 至少 3”的發展。3.1 至少 1 > 至少 2在起始環境階段,“至少 1”是作為表限定的範圍副詞,對數量、對象、範圍等進行最低限定。“至少 1”產生之後,其用例不斷增多,與其能搭配的形式也不斷擴展。除了能和數量成分直接搭配外,“至少 1”還發展到能和“動 + 數量結構”以及雙重否定句、連動句、“以……為”句、雙賓句和兼語句等搭配。例句如下所示:(3)那廝們。將着銀子花使了。中間克落了一半兒。養活他媳婦孩兒。比及到晚出來時。至少使三四兩銀子。(元《老乞大諺解》)(4)不過目下要墊本印書,至少非四五千金不辦,所以小侄要求諸位老伯、諸位憲台替小侄想個法兒,支持過去。(清 李伯元《官場現形記》)(5)周老爺說:“至少分一半給他們,大家免得後論。”(清 李伯元《官場現形記》)(6)其屯軍火之處,則應永遠有兵看守,至少以二百五十名至三百名為率,其中須有五十名騎中國馬者。(清《西巡迴鑾始末》)(7)他所經的州縣,那些知府縣尹除了挖自己的腰包竭力供應之外,至少要送他一千和八百。(民國 許嘯天 《明代宮闈史》)(8)這樣一來,她越發肆無忌憚,每日至少有十個八個小後生隨她去傳道。(民國 徐哲身《漢代宮廷豔史》)在表限定的“至少 1”的發展過程中,出現了衍生22
  • 出表推測的“至少 2”的橋樑環境。例句如下所示:(9)你們瞧罷,我這一指點去,要使他周身氣血脈絡不能和平常那樣自在運行,至少使他得個萎廢之疾,休說不能出去作惡,就要行動一步,也得費他渾身精力,這便成為一個廢物了。(清 無垢道人 《八仙得道》)(10)在他原料,以為這一下去,至少也得個粉身碎骨的刑罰。(清 無垢道人《八仙得道》)(11)看到此間,忽想起:“這件事情應得側重中丞身上着筆,方為得體。中丞不能自己保自己,只要把話說明,叫上頭看得出,至少一定有個‘交部從優議敘’。如此一做,胡統領便是中丞手下之人,隨折只保他一個,其餘的統歸大案,方為合體。大案總得善後辦好方可出奏,多寬幾天日期,我就可以擺佈姓周的了。”(清 李伯元《官場現形記》)在上述例句中,“至少”後面雖然還有量詞“個”來表示數量,但與“個”搭配的名詞性成分“萎廢之疾”、“粉身碎骨的刑罰”和“‘交部從優議敘’”等都是比較難以用數量去衡量的(雖然用數量去衡量也不是不可),這時,與量詞“個”搭配的“至少 1”表推測的含義就比表對數量的限制含義更容易從語境中推理出來,既“至少 1”表推測的含義前景化了。我們認為,在這一階段,影響“至少 1”發展到“至少 2”的一個重要因素是量詞“個”的發展。張誼生(2003)198 指出“數詞‘一’的經常脫落,導致了‘一個’的數量義日漸淡化,‘(一)個’在表量的同時,逐漸衍生出表不定指的輔助功能。隨着其指量功能逐步淡化,指稱功能不斷加強,到了晚唐五代,這個‘個’有時大致相當於印歐語中的一個不定冠詞。”在我們看來,上述例句中“個”的指量功能的淡化和指稱功能的加強最終推動了“至少”對數量限制義的背景化,以及“至少”表推測義的前景化。經歷了表限制和表推測都可,但表推測更符合語境的橋樑環境階段後,“至少”發展到了轉換環境階段,此時,表推測成為語境中的唯一解釋,即表推測的“至少 2”形成了。例句如下所示:(12)英宗聽罷,心上明白了八九分,知道這事是慧妃自己不好,擅自擺了全副儀仗,雖然受了責,照例講起來,還算是種刑罰,倘被廷臣瞧破出來,上章交劾,至少要貶入冷宮,重一些兒腔子也搬場呢。(民國 許嘯天《明代宮闈史》)在上述例句中,“至少”後面已經沒有數量成分,“至少 1”表對數量等的限制含義完全被排除,此句中的“至少”只表示主觀推測,由此可見表推測的“至少2”此時已經形成了。在表限定的“至少 1”的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衍生出表要求的“至少 2”的橋樑環境。例句如下所示:[2](13)張果笑道:“年輕人作事,往往不顧利害,不識進退。世上人大概如此,也不光是你一人。但我今天的來意,卻專為了結你們這重公案而來。一則真人對於此事,真如靈官所言,本身不妨仁慈,而天使不容寬待,至少也得把那為首的幾個鬼魂,加以一番懲究。”(清 無垢道人《八仙得道》)在上述例句中,“至少 1”後面是一個“把”字句,“把”字句的處置部分有“一番懲究”這樣的數量名成分,因為“把”字句強調對對象的處置性,即更強調處置的結果,而不是處置的程度,因此修飾“懲究”的“一番”動量含義淡化,指稱含義加強,最終這就導致“至少 1”表要求的含義前景化,雖然此時其表對數量限制的含義不能完全被排除。在經歷了橋樑環境階段之後,表要求的“至少 2”在轉換環境階段形成。此時,“至少”只表達要求,其2351 2018 年第 1 期 總第 9 期51
  • 表達限定的含義完全被排除。例句如下所示: (14)事有湊巧,那劉大秀的父親,忽然得病死了。劉大秀是東鄉的富翁,為人最是相信風水。他老子死後,卻不去安葬,轉請了十幾個堪輿家,望各處相擇吉地。依劉大秀的慾望,那地上葬下去,子孫至少也要封侯拜相。有了這種佳地他才肯把老子安葬。(民國 許嘯天 《明代宮闈史》)在上述例句中,“至少”後面沒有數量成分出現,“至少1”表示對數量等的限制含義完全被排除,此時,“至少”只表示人的主觀要求,即表要求的“至少 2”此時形成了。3.2 至少 2 > 至少 3表推測或要求的“至少 2”在轉換環境中進一步鞏固了新意義之後,衍生出了表讓步的“至少 3”的橋樑環境。例句如下所示: (15)呂祖笑指泰山說道:“可把此山移入海中,便不能填平此海,至少可把那幾個孽畜,埋在裡邊。”(清 無垢道人《八仙得道》)(16)馮承德道:“帶來的軍兵,不是多有弓箭帶着,我們埋伏在莊外,不必殺進去,可齊聲呼喊‘不要放走了竇建德’。竇建德在裡面聽了,定要向外逃出,餘人我們也不必去管他,亂箭只向竇建德父女兩個的身上射去,不要說將他們射死,至少也得受傷,我們再上前和他們廝鬥,還怕他們跑了不成!”(民國 張恂子《隋代宮闈史》)在上述兩個句子中,“至少 2”前面都有表否定的成分:“便不能填平此海”和“不要說將他們射死”。“至少 2”在這時既有表推測的含義,也有表讓步的含義,但是由於前面否定成分的存在,此時“至少 2”所傳遞的讓步含義更容易從語境中推導出來。(17)單太爺楞了一楞道:“緞子的太費罷?”周老爺道:“不用緞子,至少也得綾子。你老哥瞧着看,怎麼省錢,怎麼好看怎麼辦。兄弟的事情,你老哥還肯叫我多化錢嗎。”(清 李伯元《官場現形記》)(18)曾國藩也以為然。趕忙一面拜折奏知朝廷,一面又給徐春榮一信,勸他千萬不可馬上告請終養,至少幫到劉秉璋任滿方能歸隱。(民國 徐哲身《大清三傑(中)》)(19)但夢蘭如有什麼訟事來署中委託,不論是非,至少要給他佔着三分面子,倘若得罪了夢蘭時,他便想出促狹法兒來,使得知縣為難。(民國 張恂子《明代宮闈史》)在上述三個句子中,“至少 2”的前面也都有表否定的成分:“不用緞子”,“不可馬上告請終養”和“不論是非”。“至少 2”在這時既有要求的含義也表有讓步的含義。但是由於“至少 2”前面否定成分的存在,“至少2”所傳遞的讓步含義更容易從語境中推導出來。“至少 2”在經歷了橋樑環境階段後,發展到轉換環境階段,此時表達讓步的“至少 3”形成,而“至少 2”所表達的要求或推測含義則完全被排除。例句如下所示: (20)故予當時常希望此工黨政府,既已握權在手,或能實行其所表示,至少拋棄從前以禍害恥辱積壓於中國之炮艦政策,而在中國創始一國際公道時代,即相傳為英工黨政治理想中之原則者。(民國 蔡東藩、許廑父《民國演義》)在上述例句中,“至少”之前已經沒有表示否定的成分,同時其後連接的句子是前面所述命題之外的成分,“至少”所表達的命題之內推測或要求的含義背景化,其作為篇章連接成分的功能佔據上風,此時表達讓步的“至少 3”形成。表推測或要求的“至少 2”在轉換環境中進一步鞏24
  • 固了新意義之後,衍生表補充的“至少 3”的橋樑環境也出現了。例句如下所示:(21)他若明知生擒的那個石達開是假,有意袒護部下,誑騙朝廷,一聞此等謠言,心裡一定有點愧恧;至少要命成都、華陽兩縣,禁止造謠之人。(民國 徐哲身《大清三傑(中)》)(22)又聽得那女的撒嬌道:“似你那樣的又白又嫩的臉兒,姐妹們誰不愛你,誰不喜歡你,你至少和那銀線這婢子勾搭過了,還來哄我嗎?”(民國 張恂子《明代宮闈史》)(23)張嬪人在旁也覺看不過去,便跪下代求道:“金英既畏罪自經,這弑主的主意是金英自己所出,和曹貴妃不曾同謀可知,否則金英怎肯自殺?至少也要把曹貴妃攀出來的。”(民國 張恂子《明代宮闈史》)在上述三個句子中,“至少 2”前面都有強調肯定語氣的成分:第一個例句中的“一定”是加強肯定,第二個例句中的“誰不愛你,誰不喜歡你”是兩句疑問詞和否定詞連用的雙重否定句,加強了肯定語氣,第三個例句中“否則金英怎肯自殺”是“否則”和反問語氣兩個否定加強了肯定語氣。雖然在這三個例句中,“至少 2”既有表達推測的含義,也有表達補充的含義,但是由於“至少 2”前面肯定語氣的強化,其表達補充的含義更容易從語境當中推導出來。(24)只聽屋裡兩個女兒向皇上弄嬌,這貴兒、芬兒聽說父親來了,想乘機賣弄一下女兒的本事,非要纏着皇上見見他父親,至少要讓他姊妹倆見,好讓父親放心。(民國 齊秦野人《武宗逸史》)在上述例句中,“至少 2”前面有強調肯定語氣的“非要”,“至少”在此句中既有表達要求的含義,又有表達補充的含義,但是因為“至少 2”之前肯定語氣的強化,其表達補充的含義更容易從語境當中推導出來。“至少 2”在經歷了橋樑環境階段後,發展到轉換環境階段,此時表達補充的“至少 3”形成,而“至少 2”所表達的要求或推測的含義則完全被排除。例句如下所示: (25)眼看着自己的三百多口家人被斬,連吃奶的孩子都不肯放過,朱宸濠大叫一聲,氣絕身亡。有個劊子手上去手起刀落,砍下朱宸濠的頭,放在木匣內回去覆命。只因這朱宸濠臨死時雙目圓睜,充滿怒氣,江彬沒敢讓皇上看,怕把武宗嚇着。讓人就拿走了,掛在菜市口示眾三日。三日之後就埋掉了。不少的文武百官見此情景,也都不平,至少小孩子是無罪的,可是這時誰也不願多管閒事。(民國 齊秦野人《武宗逸史》)在上述例句中,“至少”前面沒有強調肯定語氣的成分,反而有與肯定語氣相反的詞語“不平”,此時“至少”傳達的命題內的表推測或要求的含義完全背景化,取而代之的是有篇章連接功能的表補充含義的凸顯化,可以說此時表補充的“至少 3”已經形成了。 四、討論和餘論本文在前人的基礎上將副詞“至少”的功能和句法分佈進行了細分,并通過歷時語料反映了“至少”作為語法化項如何在語境的影響下獲得了更多的語法功能。根據前文的討論,我們可以總結出:因數量詞“(一)個”以及動量詞指量功能的弱化、指稱功能的強化,表限定的“至少 1”在清代衍生出表推測或要求的“至少 2”,之後“至少 2”在民國時期功能趨於穩定。而在清代以及民國時代“至少 2”的發展中,因語境中前句否定成分或肯定語氣的加強,“至少 2”逐漸衍生出了表讓步或補充功能的“至少 3”,最終,“至少 3”在民國時期功能趨於穩定。我們可以發現副詞“至少”2551 2018 年第 1 期 總第 9 期51
  • 的語法化過程是從命題之內客觀地限定數量(表限定),逐漸發展到主觀地表明態度(表推測或要求),最後發展到在命題之外表明態度,連接篇章的過程,這體現了語法化中主觀化的發展趨勢。同時,研究副詞“至少”的歷時發展給予了我們三點啟示。第一,副詞的語法化過程中一般不會出現降類(decategorization)現象。Heine & Kuteva (2005) 指出語法化雖然被廣泛地認為是從詞彙類發展到語法類或功能類的現象,但是諸多證據證明這種降類現象並不是最常見的,反而是那些已經有語法功能的類別進一步語法化更常出現。本文的研究印證了這一觀點,我們可以發現副詞“至少”在語法化過程中一直都是副詞的性質,並沒有出現降類的現象。第二,語法化連續環境可以是環環相扣的。在副詞“至少”的語法化過程中,“至少 1”的轉換環境成為了“至少 2”的起始環境,而之後“至少 2”所在的轉換環境又成為了“至少 3”的起始環境。第三,連續環境中的慣用化階段不一定出現。由於副詞“至少”在語法化中沒有出現降類現象,同時其句法位置比較固定,因此不太可能出現“副詞”至少的幾種功能存在於一個小句中的現象,即出現慣用化階段。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把”在語法化過程中出現了降類現象,由動詞“把”發展為介詞“把”,因而“把”在語法化後期能允許動詞“把”和介詞“把”在一個句子共現,例如“請把這個東西緊緊地把住”。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語法化理論非常適用於研究漢語副詞功能如何擴展,但在運用這一理論時,我們需要辯證思考,靈活運用,才能更好地解釋漢語現象。註 釋: [1]本文區分短語“至少”和副詞“至少”。短語“至少”的最早用例是在西漢時期,現摘錄如下。(1)群下至眾,而主上至少也,所托財器職業者粹於群下也。(西漢 賈誼《陳政事疏》)此句中的短語“至少”作為謂語,處在句子末尾,與副詞“至少”的功能和用法完全不一致。由於本文的研究對象限定為副詞“至少”,所以對於短語“至少”的形成和發展將不予討論。[2]在明代的《封神演義》中,我們發現了如下例句:太師聽罷,厲聲言曰:“此一件事,據老臣愚見,還是陛下有負於臣子!黃飛虎至少有忠君愛國之心,今賈氏進宮朝賀,此臣下之禮,豈有無故而死 ! ……”此句中的“至少”非常像表推測的“至少 2”,但是由於其只是一個孤例,而在這種版本之外我們還搜索到了“黃飛虎素有忠君愛國之心”的版本,因而我們不把這個句子作為可靠的例句。參考文獻: 陳林萍 2011 《反義副詞“至多”、“至少”的對稱與不對稱研究》,暨南大學碩士論文。賴先剛 1997 《談談“至少”和“至多”》,《漢語學習》第 4 期。李 娟 2012 《“至少”的多角度研究》,南昌大學碩士論文。李 娟,任夏婉 2003 《“至少”的義項分解及其性質》,《安徽文學》第 9 期。呂 丹 2013 《“至少”的語義及篇章功能分析》,上海師範大學碩士論文。呂叔湘 1999 《現代漢語八百詞 : 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梅園園 2012 《總括副詞“至少”的主觀性》,《四川教育學院學報》第 2 期。26
  • 彭 睿 2009 《共時關係和歷時軌跡的對應——以動態助詞 “過” 的演變為例》,《中國語文》第 3 期。王 潔 2007 《“至少”的“量級模型”考察》,《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3 期。張誼生 2003 《從量詞到助詞——量詞 “個” 語法化過程的個案分析》,《當代語言學》第 3 期。Brinton, Laurel J &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2005. Lexicalization and language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Diewald, Gabriele. 2002. A model for relevant types of contexts in grammaticalization. Typological Studies in Language, 49: 103-120.Heine, Bernd. 2002. On the role of context in grammaticalization. Typological Studies in Language, 49: 83-102.Heine, Bernd & Kuteva, Tania. 2005. Language contact and grammatic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Hopper, Paul J &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2003.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751 2018 年第 1 期 總第 9 期51
  • 挖掘義動詞“掘、刨、挖”之歷時演變與南北地域分佈 *On the Diachronic Evolution of Verbs with Meaning of Excavation and Their Regional Distribution◎ 任鵬波 / 清華大學中文系提 要:漢語史上挖掘義動詞有:“掘(堀)、刨(掊)、挖(穵)、穿、鑿、發”等,本文在前人基礎上,探究語源、用字及音義關係,闡明該語義場核心動詞“掘、刨、挖”的歷時脈絡及地域特徵。“掘”是上古到清中期主導詞,“刨”從南北朝開始即具北方特徵,“挖”唐代初見,明清時從南方話中進入通語,清中期之後成為通語主導詞。“挖”對“掘”的替換分地域分層次進行。關鍵詞:挖掘義動詞 語源 歷時演變 南北方言差異Key words: Verbs with Meaning of Excavation, etymology, Diachronic Evolution, Northern and Southern dialects * 本文屬國家社科重大課題“近代漢語常用詞詞庫與常用詞歷史演變研究”(項目編號:11&ZD125)之階段性成果,研究過程得到張美蘭教授悉心指導。同時感謝本刊匿名專家的審稿意見。關於南北的界定,考慮到現代地理上習慣以秦嶺淮河一線為界,而近代漢語研究中已經提出“北京官話”、“南京官話”等術語,且已經成為研究的重要參考系,故為便於語言現象的研究和論述,本文做出以下界定:所謂“北”是指:除江淮官話和西南官話之外的官話區以及晉語區等區域。其他區域統稱為“南”。當然,官話區內部有較強一致性。此界定只是為了便於展開論述,行文中凡是說到“南北”二字,不論歷史時期,皆適用以上界定的區域。28
  • 一、引言挖掘義動詞是漢語重要的動詞範疇。在漢語史上,挖掘義動詞有:掘(堀)、刨(掊)、挖(穵)、發、穿、鑿等。王鳳陽(2011:548-49)從詞典編撰出發對“掘”、“剜”、“挖”等進行簡略辨析;戰浩(2015)著眼中古,從“掘”、“穿”、“鑿”的更替頻度出發研究中古漢譯佛典的文獻價值,未論及“刨”“發”在中古的重要性;董玉芝(2011)、孫淑娟(2015、2016)以常用詞歷時興替為角度的研究有初創性成果,然董孫二學者都未對語源、用字及音義關係給予充分討論,未對挖掘義進行細緻切分,且忽視“刨”的歷時、地理地位與“發”的重要性,且未討論非核心項。孫淑娟(2015)指出“穿”“鑿”興盛於兩漢後衰落(本文從孫說,不再論及)。本文認為“發”亦有斷代短時性:偶現於先秦多見於魏晉至唐宋,后語素化(見表 2)。在調查的元明清文獻 9 種中,僅見單用 1 例,與“堀”連用 1 例。本文認為,“掘”“挖”之外,“刨”是回答現代通語中“挖”的來源、明清漢語南北差異性的關鍵之一。故本文以此三詞為綱,並從歷史探源、明清南北方言差異出發,依託量化分析,開拓縱深。一、挖掘義動詞“掘”“刨”“挖”及非核心諸項在歷代文獻中的頻率統計“掘”“刨”“挖”在本語義場歷時研究中有綱領性地位。其歷代出現頻率如下:表 1:歷代文獻“掘”“刨”“挖”頻率表 [1]年代 文獻 掘 刨 挖先秦至西漢周易 1 0 0詩經 1 0 0周禮 1 0 0儀禮 5 0 0禮記 1 0 0左傳 2 0 0國語 1 0 0墨子 4 0 0孟子 3 0 0荀子 2 0 0莊子 2 0 0韓非子 10 0 0呂氏春秋 3 0 0東漢史記 15 0 0漢書 32 0 0論衡 11 0 0阿閦佛國經0 0 0中本起經 0 0 0魏晉至隋生經 5 0 0妙法蓮華經0 0 0世說新語 0 0 0百喻經 0 0 0賢愚經 4 0 0雜寶藏經 6 0 0阿育王經 3 0 0齊民要術 26 2 0魏晉至隋顏氏家訓 1 0 0佛本行集經 9 0 02951 2018 年第 1 期 總第 9 期51
  • 唐宋入唐求法巡禮行記6 0 0酉陽雜俎 38 0 1祖堂集 3 0 0雲笈七箋 31 0 0三朝北盟會編1 0 0容齋隨筆 2 0 0五燈會元 10 0 0朱子語類 15 0 0元明清至現代元刊雜劇三十種3 3 1水滸傳 24 0 0西遊記 3 2 1朴通事諺解 2 — 0二刻拍案驚奇21 0 5日知錄 15 — 0池北偶談 11 — 0聊齋志異 25 0 0儒林外史 1 0 5紅樓夢 3 1 3老乞大新釋 0 0 1三俠五義 1 12 8兒女英雄傳 0 12 71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0 — 14駱駝祥子 0 0 2家 3 0 10而“抉”“舀”“搯”“挑”“洿”“刮”諸項不常用 [2],见下表,故不詳論。表 2:挖掘義非核心諸項頻率表 [3]發 抉 舀 搯 挑 洿 刳 刮先秦至西漢2 4 1 0 1 0 13 0東漢 0 0 0 0 0 0 3 0魏晉南北朝隋39 0 0 0 16 0 8 0唐宋 20 4 2 0 5 0 3 0元明清 1 0 77(局限於舀水) 0 7 0 6 0二、挖掘義動詞“掘”“刨”“挖”之形音義探源與相關問題2.1 “掘”(堀)2.1.1 “掘”(堀)之挖掘義的產生與發展《說文》:“掘,搰也。”“掘”源于“堀”(窟穴)。“堀”(段注:俗字作窟)本義窟穴。《說文》:“堀,突也。”“堀”又作“窟”。段注:“因謂穴中可居曰突亦曰堀,俗字作窟。”“堀”的“窟穴”義見於《左傳》等:與室穴連用。“堀”由名物義發展出動作義,如:(1)夫魚鱉黿鼉猶以淵為淺,而堀3其中,鷹鳶猶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荀子 • 法行》)(2)堀3地財,取水利,編蒲葦,結罘網。(《呂氏春秋 • 慎人》)先秦及後世文獻以“掘”字為常,如:(3)掘3褚師定子之墓,焚之於平莊之上。(《左傳 • 哀公二十六年》)30
  • (4)斬城為基,掘3下為室。《墨子 • 備蛾》除兩漢“穿”“鑿”與“掘”形成競爭,“發”多見於魏晉至唐宋外,先秦至清中期(見表 1),“掘”是概念場唯一主導詞。如:(5)掘3地為深坑,欲倒埋之!(《生經》卷 1)(6)伐菩提樹,掘3至泉水不盡根柢。(《大唐西域記》卷 8)(7)四十萬人也須會走,也須爭死,如何掘3個窟去埋得許多!(《朱子語類》卷 25)(8)命若窮,掘3得黃金化作銅;命若富,拾著白紙變成布。(《初刻拍案驚奇》卷 1)(9)因轉身一望,只見那邊遠遠一簇人在那裏掘3土。(《紅樓夢》第 25 回)“掘”(動作義)源於“堀”(名物義)。[4] 從土則名稱與動作都可通,而字從手則很難理解為名稱,故後世以“掘”為常。堀從土,從用例看,與土地山陵緊密關聯。魏晉後延續此特徵。以支謙譯經為例,“掘”8 例,除用作抽象義外,用作具體義 7 例,受事都是“土”(有些用例“土”不出現,但能根據句義補出),如:(10)掘3殿中土七尺所。(《佛說義足經》卷下)(11)如拙取水,掘3泉揚泥。(《法句經》卷上)故歷代“掘”的賓語集中於土地窟穴。《廣韻 • 物韻》:“掘,掘地。”這一特點十分固定。2.1.2 與“掘”(堀)相關的用字和音義關係問題“掘(堀)”,又作“抇”“搰”“欮”“撅”“闕”。董玉芝(2011)將“掘”“抇”“搰”視為不同的詞項,分別討論。本文不從。第一,字形方面,抇搰二字首先可通,《大詞典》:“搰,亦作抇。”《廣雅疏證 • 卷三釋詁》:“抇與搰同。”《說文》:“搰,掘也。從手,骨聲。”桂馥義證:或作抇。《玉篇 • 手部》:“抇,亦搰字。穿也。”再者,掘抇二體可通,從曰與從屈可通。《爾雅》:“淈,治也。”《爾雅義疏》:“淈者,汩之假音也。”可見,從屈、曰,可通,與“掘”“抇”同類。再看搰掘二字,《玉篇 • 手部》:“搰,掘也,本亦作掘。”第二,古書古注方面,《呂氏春秋 • 節葬》:“淺葬則狐狸抇之。”高誘注:“抇,讀曰‘掘’。”《列子 • 說符》:“抇其谷而得其鈇。”張湛注:“抇,古掘字。”(董玉芝 2011 認為“掘”的出現和使用都早於“抇”。按,張湛注當理解為古時曾用“抇”,而於當時通用“掘”,不用“抇”,未必言源流先後問題)《意林》卷二:“周文王使人相地,得枯骨。”“相”字下,聚珍本案曰:“疑抇字之訛,即古掘字。”《左傳 • 哀公二十六年》:“掘褚師定子之墓。”《經典釋文》卷第二十:“其物反又其月反,本或作搰,胡忽反。”第三,從上古的意義整理看,“掘”“抇”“搰”三字語義對應較嚴整(從氵三字也列出供參考):掘、抇、搰,皆有挖掘義;○、抇、搰,皆有攪擾義;(〇表示缺位)淈、汩、滑,皆有攪擾義;淈、汩、滑,皆有治義。第四,從上古音看,三者讀音關係密切。“掘、搰,群匣旁紐,疊韻。”(《同源字典》p454-55)。在上古聲母研究中,群見匣的關係得到關注(見邵榮芬,1991)。又,閩語匣母可讀塞音。若結合上述字形、古注、意義方面的論述,上古使用掘、抇、搰三個字時進行了嚴格區分的情況很難想像。故“堀”“掘”“抇”“搰”四字,當以“堀”為本,演化出“掘”。“抇”、“搰”用例極少(見董玉芝,2011),與“堀”“掘”通,或至少說,在挖掘義上,“抇”“搰”要讀曰(高誘的術3151 2018 年第 1 期 總第 9 期51
  • 語)“堀”“掘”。在挖掘義上本文視“堀”、“掘”、“抇”、“搰”為同詞異形。如:(12)深抇3之,而得甘泉焉。(《荀子 • 堯問》)楊倞注:“抇,掘也。”(13)狐埋之而狐搰3之,是以無成功。(《國語 • 吳語》)又作“欮”“撅”“闕”。《廣雅疏證 • 卷三上》:“闕……撅,字並與欮同。”《集韻 • 月韻》:“掘,穿也。或作撅。”如:(14)闕3地及泉。(《左傳 • 隱公元年》)(釋文:“闕,其月反。”王力先生(1982:455)認為:“這是讀‘闕’為‘掘’。”)(15)鑿所以入木者,槌叩之也;鍤所以能撅3者,蹠蹈之也。(《論衡 • 效力》)王力先生(1982:454-55)認為:掘、搰、闕同源。歷時層次中詞的同一性要從形、音、義、語源、句法五者綜合考慮。搰、闕二字,從字形上無法溯源,蓋因“掘(堀)”之聲得義;從意義和句法上看,並未分化,皆挖掘窟穴土地義,作動詞,經常帶賓語。故其實同一詞。(《說文》中掘、搰互訓,依《說文》體例不會異體字互訓,則二者極可能是古今方國的對應。)《宛署雜記 • 民風二方言》:“撅曰刨。”此以雅言釋方言,“撅”即通語詞“掘”,可證“掘”“撅”同詞。2.2 “刨”(掊)2.2.1 “刨”(掊)之挖掘義的產生和發展“刨”由抓撓掊刮義(獸足掊刮、人指掊刮)發展出挖掘義。“刨”表抓撓掊刮義如:(16)惡牛卒來,翹尾低角,刨3地吼喚,跳躑直前。(支謙譯《撰集百緣經》卷 6)最初的“刨”系一組字(用字及相關音義關係見 2.2.2節討論)表達的通有的含義是抓撓、跑爬、爬梳,與普通的挖掘的意義有差別。《說文 • 手部》:“掊,把也。”《通俗文》:“手把曰掊。”(見《慧琳音義》“如掊”條引文)如:(17)見地如鉤狀 ,掊3視得鼎。(《漢書 • 郊祀志》顏師古注 :“謂手杷土也。”)又,依陳念波(2009),有“跑”,薄交切,足跑地也(獸足刨地),最早見於漢代文獻,表“足跑地”一直沿用至今。掊、刮(氏 )同義,指抓撓、搔把。掊、刮連用,如:(18)膏去半,為掊刮3 3,見有趾跡。(《搜神記 • 朱誕給使射鬼》)“鉋”也有抓撓、掊刮義。可洪撰《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鉋地,上步包反,正作跑。”以上例句抓撓、爬梳的意義明顯。姚永銘(1998:30)認為“‘刨’的挖掘義至遲在唐代已經產生”,這是依據《慧琳音義》對“刨”字挖掘義的最早書證做出的保守估計。在詞彙的層面上,依據現掌握的材料,南北朝時“掊”已有挖掘義,可搭配“坑”等,如:(19)若諸鬼神為亂道故,化作鼠形,或黑、或赤,掊3行者心。(沮渠京聲譯《治禪病祕要法》卷下)(20)然後掊3坑,大如斗口。(《齊民要術 • 種瓜》)魏晉南北朝時期,“掊”又可寫作“鉋”,據張涌泉(2006),所舉例為“爪鉋”連用:(21)汝等今者欲以手爪鉋3 3須彌山,欲以口齒齚齧金剛。(北涼 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卷 39)。隋代用例,“鉋掘”連用,如:(22)有人出世,具足大力,彼自思念,我力能令,如此大地,除諸山石,乃至亦令,無有塵土。是人念已,即取鈇钁,加功鉋掘3 3。乃至盡形地勢無損。(闍那崛多譯《大法炬陀羅尼經》卷 13)32
  • 從魏晉文獻結合明清南北漢語的差異性可以看出,更加可以明確“刨”的北方特徵典型性的歷史維度。“刨”在唐宋用例所見不多,不能和“掘”比肩,僅如:(23)庭草傭工薙,園蔬稚子掊3。(元稹詩《江邊四十韻》)(24)更尋掊3井處,時見白龍行。(敦煌無名氏《白龍堆詠》)元代的例子如:(25)你將取刨3莊(種)三頃地,扶手一張鋤。(《元刊雜劇三十種 • 薛仁貴衣錦還鄉》)明清,“刨”依然集中在有北方方言特徵的文獻中。詳見表 3、表 4。2.2.2 與“刨”(掊)相關的用字和音義關係問題《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均未很好解決“刨”“掊”“垉”等的音義問題。動詞“刨”的字形較複 :“刨”“掊”“捊”“垉”“抱”“鉋”“棓”“跑”“爮(瓟)”“培”不同程度不同時期地用於記錄這一動詞。以諸形體遍檢朱氏語料庫,總體講,魏晉至唐宋以“掊”為常;元明清以“刨”為常;其次是“垉”。其他形體偶用或見於古代辭書:據張涌泉(2006),“抱(捊)”或“掊”為“刨”(表挖掘義)的本字,“鉋”或“刨”為後起分化字,詳見張涌泉(2006)考證。又,唐玄應撰《一切經音義》:“鉋湏,蒲交反。案,鉋文字所無,冝作抱,又作棓。”(依大正藏本)。可見,“鉋”又作“棓”。又,“爮”,指獸足刨地。唐慧琳撰《一切經音義》:“爮地,上音庖,俗字也。正體從手,作捊。時人多呼為孚字,非也。言瓟 [5] 地者是牛王吼噑之時,以前腳捊地,從爪包聲也。”如:(26)複作一牛,身體高大,肥壯多力,麤腳利角,爮3地大吼,奔突來前。(元魏涼州沙門慧覺等譯《賢愚經》卷 10;據大正藏校記:宋元明本作“跑”)“爮”也可泛稱“鉋掘”,不專門指獸類。可見,挖掘義動詞,字又作“爮(瓟)”。如:(27)汝等今者欲以手爪爮3 3須彌山。(道世撰《法苑珠林》卷55;據大正藏校記:宮、宋、元、明本作“抱”)據汪維輝(2007:206),《訓世評話》有一“跑”表示挖掘。又,上引元稹詩“園蔬稚子掊”,叢刊本作“培”(四部叢刊元氏長慶集卷 13)。元稹該詩押肴韻,故“培”讀如“掊”。“刨”之諸形,除“抱”“棓”“垉”未見獸足跑地用法外,各形在抓撓掊刮、挖掘義上相通,這可以佐證動詞“刨”與抓撓掊刮義的密切關聯。2.3 “挖”(穵)2.3.1 “挖(穵)”的挖掘義的產生和發展據董玉芝(2011),“挖”最早的例子見於唐代:(28)牝象死,共穵3地埋之,號吼移時方散。(段成式《酉陽雜俎 • 支動》續集卷 8 依四部叢刊初編子部《酉陽雜俎》p157)《集韻》有“ ,穿也。”“ ”、與“穵”音義相同,“ ”即“穵”。唐代“穵”出現後,如孫淑娟(2015)所述:“唐代以後,新成員‘挖’……其見次率不高。”僅如:(29)何用剜牆挖3壁,強如黑夜偷兒。(《琵琶記》)至清中期之後,“挖”才取代“掘”。孫淑娟(2015)認為:“‘挖’取代‘掘’當不晚於 18 世紀中後期,也即《老乞大新釋》時代。”這一結論基本正確,但是,“挖”在明清的發展歷程並非單線條的簡單替換,其過程蘊含了明清南北方言與官話演化的歷時進程,見本文2.4 節。3351 2018 年第 1 期 總第 9 期51
  • 2.3.2 與“挖(穵)”相關的用字和音義關係問題《廣韻 • 黠韻》:“穵,手穵為穴。”“挖”本字為“穵”(王力 2000:855)。明清佛典文獻仍多見“穵”,如:(30)求其自古迄今,盡是填坑穵3窟。(《無明慧經禪師語錄》卷 1)(31)虛空穵3縫。(《三宜盂禪師語錄》卷 3)文字層面講,加了“扌”旁的“挖”出現很晚。清吳任臣《字彙補》始見“挖”字(《康熙字典》引《字彙補》)。動詞“挖”從何而來?考證難度較大。前人時賢見解有二:一、王念孫認為:“穵者,《說文》:‘穵,空大也。從穴乙聲。’今人謂探穴為穵義取諸此也。”(見《廣雅疏證》卷三下)。唐作藩先生也持此說。[6] 然從《說文》時代至唐代的語料無法證實此關聯。且《集韻》中,動詞“穵”音烏八切,“空大”之“穵”(窫)音乙黠切,二者字形差異可辨。《廣韻》:穵,手穵為穴,烏八切;穵,空大也,烏黠切。故空大之“穵”與挖掘之“穵”不等同。二、王鳳陽《古辭辨》(2011:549)認為:“‘挖’是‘剜’的分化字。”然未見“剜”注音為入聲的材料,也尚無其他材料佐證。再者,時間上看,“穵”先見“穵地埋之”(見《酉陽雜俎》),再有“剜”的用法。又,從字形看,本已從穴得為穴意,難以視為“剜”的分化。故王說牽強。本文推測動詞“穵”與“掘”、“搰”有密切關係。“穵”的探源及喉牙聲轉中的音義關係問題本文闕疑。2.4“掘”、“挖”、“刨”與明清漢語南北差異性對應已有研究對挖掘義理解較含混,不利於歷時研究。本文將挖掘義三分:1、挖掘窟穴土地;2、深挖向內挖出;3、以工具或手取物。第一類是其核心義域,“掘”僅限於第一類。“刨”基本限於第一類,偶見第二類。而“挖”三者兼有,以相應角標即挖 1、挖 2、挖 3 表示。(去除、攫取對方人員等抽象義非主流用法,暫不討論)《正字通》有“穵”(即“挖 1”)、“搲”(即“挖 3”)的分別。從明清文獻看,南北不同。北方,“刨”盛行,覆蓋第一義域,而第二義域用零聲母字“剜”或“挖 2”、第三義域用“搲”;而南方傾向於三者都使用零聲母字。作“取物”講的“搲”(亦作“攨”)常見於元明清,如:(32)我量與你米,打個鷄窩,再搲3了些。(元 無名氏《陳州糶米》第一折)“搲”取物義起源較早。《集韻》:“舌斗,以斗取物。”《廣韻 • 末韻》:“捾,捾取。”“舌斗,同上(即同捾)。”《说文》:“捾,搯捾也。”在明清漢語南北差異性對應的研究中,取物義是重要的線索,這也是將挖掘義三分的原因之一。2.4.1 明清北方方言背景文獻中“刨”“挖 2”“搲”三分態勢明清北方方言背景文献“刨”、“挖 2”、“搲”嚴格三分(見表 3),如:(33)你只說是那裏見來,或是聽見誰說,我好到那裏刨3著根子。(《醒世姻緣傳》第 65 回)(34)該把他眼挖3!(《聊齋俚曲集 • 翻魘殃》)(35)薑娘子做了飯,打發他婆婆吃了,才搲3了升麥子碾上。(《聊齋俚曲集 • 翻魘殃》)上溯明代《訓世評話》在本組詞上表現出北方特徵,涉及本組詞的 11 組文白對照顯示出個中興替關係,例如:34
  • (36)A 文言:今欲發3汝屍骸,以何為驗?→ B 白話:何敞說:我明日等天亮教垉3開看麼,怎麼認的你的屍骸?(第 37 則)(37)A 文言:掘3之果然。→ B 白話:到明日垉3開看,便是女子告說相同,別無差誤。(第 37 則)(38)A 文言:請堀3地撿看。→ B 白話:請官府遍堀3土地看一看。(第 56 則)其中“掘”、“發”是古詞,明代“掘”依然活躍,“發”已語素化。從掘(堀)→掘(堀);發→垉;掘(堀)→垉(跑)的對應可見“垉”在明代北方的重要地位。又,沈榜《宛署雜記》第 17 卷《民風二方言》:“撅曰刨。”該書記明北京方言,也可證“刨”的北方性質。在今北方方言中,也可見此三分態勢,如冀南晉語。綜上,現代通語中的“挖 1”不是來自北方。若取北方詞,要說“刨”。表 3:明清北方方言背景的文獻及現代北方部分方言情況表意義分類訓世評話金瓶梅詞話聊齋俚曲集醒世姻緣傳兒女英雄傳品花寶鑒紅樓夢冀南晉語普通話一類:挖掘土地窟穴刨 刨 刨 刨 刨 刨刨[pau]挖 1掘(存古)掘(存古)掘(存古)掘(存古)二類:向內挖出挖 2 挖 2 挖 2 挖 2 挖 2 挖 2[waʔ]挖 2剜 剜 剜 剜 剜 剜 剜三類:取物搲 搲 [ɔʔ] 挖 32.4.2 明清南方方言背景文獻中“挖 1”“挖 2”“挖 3”的分佈態勢在明清南方方言為背景的文獻中,情況是,第一義域用“挖 1”,第二義域用“挖 2”或“剜”;第三義域用“挖 3”。如:(39)便丟了郭孝子,去地下挖3了一個坑。(《儒林外史》第 38 回)(40)“筍在何處?拿來我吃。”玙姑道∶“前些時到想挖3去的,偶然忘記……”(《老殘遊記》第 9回)(41)就把我的兩只眼睛剜3掉了。(《儒林外史》第 45 回》)(42) “大家等你挖3面做飯吃呢……”老董聽著就站起,走往後面挖3面做飯。(《老殘遊記》第 5 回)《歧路燈》(河南方言背景)中本組詞的特徵向江淮方言靠近。上溯明代,“挖”在南方可分兩類,即挖 1、挖 2。如:(43)依著指的去處挖3開泥來,泥內一堆白物。(《二刻拍案驚奇》卷 21)(44)就把指頭自挖3雙眼,眼珠盡出,血流滿面。(《初刻拍案驚奇》卷 14)現代南方方言和歷史上南方文獻的情況可以對應,例如湘方言。以現代方言為參照,整理如下:表 4:明清南方方言背景文獻及現代南方方言情況表意義分類西遊記三言二拍官場現形記老殘遊記儒林外史湘方言 普通話一類挖掘土地窟穴刨(2例) 挖 1 挖 1 挖 1挖(平聲)挖 1掘(存古)掘(存古)二類向內挖出挖 2 挖 2 挖 2 挖(平聲)挖 2剜 剜 剜 剜三類取物挖 3捾(搲)(楊樹達:烏括切上聲)挖 3可见,明清南方方言背景文獻三類趨同,這一趨同性是“挖”在通語中一統天下的歷史原因之一。而取3551 2018 年第 1 期 總第 9 期51
  • 物義的語音區分在現南北方言中都見保留。與明清以來北方方言背景的文獻對照可見,現代通語中的主導詞“挖 1”有著南方方言背景的來源。 2.4.3 現代漢語普通話“挖”的三合一狀態及現代方言“掘”“刨”“挖 1”的南北分佈普通話中“挖 1”“挖 2”“搲”、已經混同(“剜”依然存在)。“刨”只保留在熟語中,如“刨根問底”等,以及在方言中使用,《現代漢語詞典》只有“挖”。現代表取物義也用“挖”,例如:(45)酒盅盅挖3米不嫌哥哥窮。[7](漢族歌諺)這種混同狀態,以老舍《四世同堂》為例,“挖”,表示向物體內部深挖(即“挖 2”)有 2 例,表挖地挖坑(即“挖 1”)有 18 例。站在明清南北方言歷史差異性對應的角度看,不僅僅是“挖”對“掘”的單線替換:在“挖”該涉範圍內,南方方言率先表現出混同趨勢,使得“挖”語意擴大。詞義影響句法表現,“挖”的搭配範圍的擴大,是因為它兼併了歷史上挖地挖土之外的其他義域,形成一個複合體!現代方言“刨”、“挖 1”、“掘”的南北分佈符合與歷史層次的對應:[8]“刨”分佈地域有:哈爾濱、忻州、銀川、涉縣、牟平、西安、洛陽、成都、貴陽等。其分佈集中于北方地區及西南官話區。“挖 1”分佈地域有:廣州、梅州、海口、南寧、柳州、貴陽、婁底、萍鄉、南昌、黎川、武漢、績溪、寧波、上海、南通、丹陽、成都、太原、烏魯木齊等。其分佈集中于長江一線和南方地區。“掘”分佈地域:廣州、上海、海口、杭州、建甌、金華、雷州、寧波、蘇州、萬榮、溫州、徐州等。集中于東南沿海浙、閩、粵、瓊地區。總之,“挖 1”是從南方話進入共同語,戰勝北方的“刨”成為通語主導詞。現北方方言中“刨”依舊活躍,說明 “挖 1”(挖掘義的核心)不可能從北方話進入漢語共同語。岩田禮(2009:15-6)汪維輝(2011:127)都論及近代“長江型”詞。汪維輝(2011:127)將其性質概括為“興起於江淮流域而後往北往西擴散。”“挖 1”也屬此类。三、小結1.“掘”是上古到清代中期主導詞。“刨”的北方地域性明顯。“掘”被取代分地域分層次進行,蘊含歷時演化和共時分布的複雜對應。地域上,南北不同;層次上,第一,明清“挖”“刨”分別在南北興盛,擠壓“掘”的空間;第二,“挖 1”借助江淮官話的優勢向北擴散勝過北方的“刨”成為通語主導詞。且普通話中“挖”的實質是多來源混合體。2. 本文關於南北差異性的研究為現代漢語及其方言的直接來源這一基本命題的思考提供了參考,為學界已提出的“長江型”詞彙提供又一例證。3. 詞義影響詞的句法表現。“掘”來自“窟”,故其賓語為土地窟穴;普通話“挖”含三重語義來源故搭配靈活性勝於“掘”。4. 用字問題於詞彙研究須予重視。一者,可助考源,從“堀”看可得“掘”之挖掘土地窟穴的語源;二者,可助例證搜尋、數據完善、時地分析,如“刨”之諸形體:以“掊”可得中古用例,可將“刨”之北方特徵上溯至魏晉南北朝;以“垉”、“跑”可得《訓世評話》各用例。三者,可助漢語音義關係研究,推進辭書編纂。5.“挖(穵)”的語源及喉牙互諧等音義問題本文未能妥善解決。36
  • 註 釋: [1] 表掘挖數據在董玉芝(2011)孫淑娟(2015)基礎上完成。合併“掘”、“抇”、“搰”、“撅”,增加“堀”、“穵”的數據。因數量少和涉及詞彙化和語素化問題,為簡明表現分佈趨勢,未採連用數據。本表中橫杠表示因材料佔有不足未能做統計。[2] 依王鳳陽(2011:548-49):“嚴格說‘決’沒有挖掘義。”故不考查。[3] 本表統計文獻含先秦西漢 10 種:《詩經》《左傳》《公羊傳》《穀梁傳》《管子》《墨子》《論語》《荀子》《呂氏春秋》《史記》;東漢 5 種:《論衡》《阿閦佛國經》《道行般若經》《修行本起經》《中本起經》;魏晉南北朝至隋代 11 種:《生經》《三國志》(含裴注)《搜神記》《妙法蓮華經》《世說新語》《百喻經》《阿育王經》《齊民要術》《洛陽伽藍記》《顏氏家訓》《佛本行集經》;唐宋 7 種:《貞觀政要》《王梵志詩》《寒山詩》《祖堂集》《夢溪筆談》《五燈會元》《張協狀元》;元明清 9 種:《新校元刊雜劇三十種》《二拍》《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詞話》《訓世評話》《聊齋俚曲集》《紅樓夢》(前 80 回)《兒女英雄傳》。本表為說明諸項非常用性,其中音義關係如“舀”、“搯”、“挑”等,暫不論及。[4] 名動同源是上古漢語常見現象,如獸、狩;蹄、踶;魚、漁等。[5] 瓟,從瓜,應是俗寫或誤寫。慧琳明言從爪包聲。又據《續一切經音義》卷 9:“掊地,上,薄交反,字林音手掊也,律文作瓟,說文云,似瓠可為飲器也。非掊地字也。”故希麟也認為從瓜應是俗寫或誤寫。大藏經本、 大通書局(1985:1332)本《一切經音義》的釋文中皆作“瓟”。本文照錄。《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第廿八冊:“爮爪:上,蒲交反;似瓠,可為飲噐。下,古花反。上,又蒲角反。”又《雜阿含經》卷第二十九:“當以口啄,若以瓜刮。”大正藏校記:“瓜”,宋、元、明作“爪”。則,爮、瓟;瓜、爪,形體區分不甚嚴格。張涌泉(2006)引伯 2172 時改作“爪掊”,核法藏敦煌文獻伯 2172《大般涅槃經音》應作“瓜(瓜)掊”(見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法藏敦煌文獻第 7 冊)。[6] 唐作藩《上古音手冊》(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p132 有:“穵(挖)”。依該書體例則可知該書認為括弧中的“挖”是後起通行字。[7] 引自伊克昭盟志編纂委員會編《伊克昭盟志》第 6 冊卷 42《方言 歌諺 傳說》,p293-94,北京:現代出版社, 1997.[8] 方言語料來源來自李榮主編《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43 冊)及其他部分方言描寫材料。這裡的描寫只該涉挖掘的第一義域即核心義域。參考文獻: 陳念波 2009 《“跑”字小考》,《桂林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 1 期。董玉芝 2011 《漢語“挖掘”義動詞的歷時演變》,《燕山大學學報 ( 哲學社會科學版 )》第 3 期。邵榮芬 1991 《匣母字上古一分為二試析》,《語言研究》第 1 期。孫淑娟 2015 《“挖”“掘”的歷時替換及其相關問題》,《南昌大學學報 ( 人文社會科學版 )》第 1 期。孫淑娟 2016 《常用詞“掘”對“鑿、穿”的歷時替換及其原因考》,《江西師範大學學報 ( 哲學社會科學版 )》第 6 期。汪維輝 2007 《漢語詞彙史新探》,上海人民出版社。汪維輝 2011 《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汪維輝卷》,上海教育出版社。岩田禮 2009 《漢語方言解釋地圖》,白帝社。王鳳陽 2011 《古辭辨》,中華書局。王 力 1982 《同源字典》,商務印書館。王 力 2000 《王力古漢語字典》,商務印書館。楊樹達 1937 《長沙方言續考》,《積微居小學論叢》,商務印書館。姚永銘 1998《< 慧琳音義 > 與大型字書的編纂》,《嘉興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 4 期。戰 浩 2015 《從四組常用詞更替頻度看漢譯佛經在中古漢語研究中的價值》,2015 年第十屆青年佛教學者學術研討會暨第七屆兩岸四地暨國際佛教學術研討會( 香港中文大學 ).張涌泉 2006 《< 敦煌文獻語言辭典 > 編纂芻議》,商務印書館編輯部編《21 世紀的中國語言學(二)》,商務印書館。3751 2018 年第 1 期 總第 9 期51
  •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 • 肆》收有一篇俗賦,名為《妄稽》。由於竹簡有不少殘損,給簡文的釋讀增加了很多困難。筆者研讀两月有餘,現在把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寫出來,就教於海內外方家。第三六簡絳熏(纁)贊茈(紫),丸(紈)冰絹霜讀北大簡《妄稽》札記 *The notes on Wang Ji bamboo slips collected in Peking University◎ 羅濤 / 北京大學中文系、東京大學中文研究室提 要:《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 • 肆》收有一篇《妄稽》,由於竹簡殘缺過甚,不太容易通讀,許多文字的釋讀都有爭議。本文對其中三十多處的簡文提出自己的看法。如簡三七“翡翠言崔式”的“式”讀為“奭”,“鑑蔚粉墨”的“蔚”理解為塗抹。簡四零“堅根”讀為“淺根”,指塌鼻子。簡四六“善傳之”的“傳”為“傅”字誤釋 ;“邑入”讀為“挹抐”。簡四七“楬解”讀為“楬繫”。簡五零“增詰”讀為“譄詰”。簡五四“齘折”讀為“搚折”;“ 之”讀為“搣之”。簡五五“騅十 ”讀為“踶”;“疏齕鉗錯”讀為“齟囓齒甘齚”,表示咬囓。簡七三“魋暴”讀為“瘣暴皮”;“臨勺”讀為“臨 ”等等。關鍵詞:北大簡 妄稽Key words: The bamboo slips collected in Peking University Wang Ji * 本文受到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大項目“基於出土文獻的上古漢語詞彙與語法研究”(項目編號14JJD740008)的資助。文章寫作過程中及草成後,北京大學胡敕瑞先生、東京大學大西克也先生提出寶貴的意見,謹致謝忱。也感謝匿名專家的評審意見。文章錯誤,皆由作者承擔。38
  • 整理報告云:“絳”,深紅色。“纁”,淺絳色。“贊”,佐、助。“茈”同“紫”,紫色。[1]要正確理解這句簡文,應該考慮上下文的語境。這句話的前後文是“宋紺圉青,絺緒(赭)緹黃。絳熏(纁)贊茈(紫),丸(紈)冰絹霜。”前後兩句都是絲織品加顏色的結構,夾在中間的“絳熏贊茈”也應如此理解。“絳”指絳色的絲織品,故名為“絳”。如《晉書 • 禮志》:“絳二匹,絹二百匹。”“熏”可讀為“纁”。《說文 • 糸部》:“纁,淺絳也。”用“淺絳”來形容“絳”這種絲織品是很妥帖的。“贊”讀為“禶”。《類篇 • 衣部》:“禶,鮮衣謂之禶。”“茈”,整理報告讀為“紫”,可從。第三七簡翡翠䜅式整理報告云:“䜅”,《廣雅 • 釋詁三》:“䜅,就也。”王念孫《疏證》:“謂相依就也。” “式”,疑同“飾”,二字均書母職部。[2]整理報告意見不確。“䜅”當釋讀為“璀”,《說文新附 • 玉部》:“璀,璀璨,玉光也。”“式”可釋讀“奭”,都是書母職部。《詩經 • 小雅 • 采芑》:“四騏翼翼,路車有奭。”陸德明《釋文》:“奭,赤也。”[3]從傳世文獻上看,珠玉一類的事物後多接珠光或者顏色一類的詞。《文選 • 舞賦》“珠翠的皪而炤燿兮”,注:“珠翠,珠及翡翠也。《說文》曰:‘的皪,珠光也。’”又如《文選 • 西京賦》“珊瑚琳碧,瓀珉璘彬”。其句子結構及表達方式與此句“翡翠䜅式”相同,把“䜅式”理解為珠光或顏色很恰當。如同上一句,“翡翠䜅式”也應當是對鞋子的描寫,指鞋子上面用翡翠裝點,翡翠鮮紅發亮。桃支(枝)象笿整理報告云:“象笿”,象牙裝飾的盛具。《說文 • 竹部》:“笿,桮笿也。”[4]整理報告釋“支”為“枝”,可從。但“桃枝”無注。桃枝,古書有見。《逸周書 • 器服解》:“纁裏桃枝素獨蒲簟席皆素斧獨巾。”潘振云:“桃枝,竹名。以桃枝為席,即《吳都賦》之桃笙也。”陳逢衡云:“桃枝,蔑席也。《書 • 顧命》‘蔑席’,桃枝,竹也。《周禮 • 春官 • 司几筵》:‘加次席黼純。’注:次席,桃枝席。”桃枝,指桃枝席。鑑蔚粉墨整理報告云:“蔚”,同“熨”,熨斗。“粉墨”,化妝用的白粉與黑墨,或白色與黑色。[5]整理報告釋“蔚”為“熨”,可從。其解釋不確。“熨”當理解為動詞。古書中“熨”讀“於謂切”時,可表示用藥熱敷。《靈樞經 • 壽夭剛柔》:“刺大人者,以藥熨之。”《史記 • 扁鵲倉公列傳》:“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按杭毒熨。”司馬貞索隱:“毒熨,謂毒病之處,以藥物熨帖之。”簡文的“熨”可理解成《索隱》中的“熨帖”,因為“熱敷藥物”的動作與“塗抹粉墨”的動作類似。簡文中的意思近乎塗抹。“熨粉墨”與古書中的“施朱”、“著粉”、“勻鉛黃”相近。“墨”,整理報告理解為“黑墨”,其實應該理解為黑色的染料,和用來描眉的“黛”相似。《淮南子 • 修務訓》:“雖粉白黛黑弗能為美者,嫫母、仳倠是也。”《文選 • 上林賦》:“靚糚刻飾,便嬛綽約。”郭璞注:“靚糚,粉白黛黑也。”鑑蔚粉墨,意思是說虞士對着鏡子塗抹脂粉,用黑色的染料描眉毛。第四零簡堅根隱(殷)軫整理報告云:“堅根”,義不詳,疑謂牙齒。“隱軫”,或作“殷軫”,眾盛貌。《淮南子 • 兵略訓》:3951 2018 年第 1 期 總第 9 期51
  • “蓄積給足,士卒殷軫。”高誘注:“殷,眾也。軫,乘輪多盛貌。”此指會聚、湊集在一起。[6]整理報告意見不確。“堅”可讀為“淺”。堅,見母真部。淺,清母元部。見、清二母之字有相通的例子。如《戰國策 • 魏策二》:“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姚注:“葱,孫作恭。”恭,見母東部;葱,清母東部。真元二部關係亦近。根,山根,指兩眼之間鼻梁根部。又稱為“根本”,可寫作“艮”。睡虎地秦簡《封診式 • 萬》:“丙毋無麋,艮本絕,鼻腔壞。”整理報告云:“‘艮’疑讀為‘根’,‘根本’疑即‘山根’,醫術中對兩眼間鼻梁的名稱。”淺根,指山根很低,即現在所謂的塌鼻子,和前面的“低準”相承。第四三簡 女崔三年整理報告云:“崔”,疑同”縗”,喪服之一。[7]整理報告釋崔為“縗”,可從。此處用為動詞,服縗衣。簡文是說女子當為夫守喪三年。第四六簡妄稽為布席善傳之“傳”字整理報告無注。筆者認為“傳”為誤釋,應為“傅”字。[8]《說文 • 人部》:“傅,相也。”《左傳 • 僖公二十八年》:“鄭伯傅王,用平禮也。”杜預注:“傅,相也。”簡文中可理解為“服侍”。《漢書 • 王吉傳》:“(崇)為傅婢所毒,薨,國除。”顏師古注:“凡言傅婢者,謂傅相其衣服袵席之事。一說,傅謂附,近幸也。”此處“善傅”與“傅婢”之“傅”義同,也是指“傅相其衣服袵席之事”,所以前面說“布席善傅之”,後面說“邑入其衣而數揗之”,都是“傅”字的具體體現。根據本文的解釋,此處的句讀也可稍作改動,應在“布席”後點開,所以這句話可點斷為:妄稽為布席,善傳之。邑(挹)入其衣而數揗之整理報告釋“邑”為“挹”,可從。挹,引。“入”字無注。筆者認為“入”當讀如“抐”,昵立切。“入”“內”可通,“抐”從“內”得聲,故亦可通。“挹抐”,手執之意,古書有見。王褒《洞簫賦》:“膠緻理比,挹抐擫㩶。”李周翰注:“挹抐擫㩶,手執之貌。”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妄稽手里牽引著虞士的衣服,多次撫平衣服上的皺褶。第四七簡楬解□之整理報告無注。“楬”當讀如本字。《說文 • 木部》:“楬,楬桀也。”所謂“楬桀”,指樹立的小木樁,用於標記。《廣雅 • 釋宮》:“楬,杙也。”亦可以叫“樴”,都指木樁。這種木樁除了有標記的作用,還可以繋物,意思是繋於木樁上。《周禮 • 地官 • 牛人》:“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鄭玄注:“職讀為樴,樴謂之杙,可以繫牛。”“楬”字在傳世文獻中目前還沒有發現這樣的用法,“杙”字出現過,只是時間靠後。雖然時代較後,這裡引用只為證明“楬”、“杙”有這個功用,並不是說此處釋為動詞,所以無妨。“解”或可釋讀為“繫”。解,見母錫部;繫,匣母錫部,音近可通。繫,縛繫,捆綁。在傳世文獻中,“解”“擊”異文,《呂氏春秋 • 審應覽 • 精諭》:“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舊校云:“擊一作解。”又“擊”“繫”異文,《史記 • 淮南衡山列傳》:“王以故數擊笞太子。”《漢書 • 衡山王傳》:“擊作繫”,也可證明“解”“繫”二字的關聯。《馬王堆漢墓帛書 • 五十二病方 • 嬰兒》“目繲然”,整理小組云:“目繲,疑即目繫。”如果此說正確,對“繲”讀為“繫”之說,也是一證。“楬解”釋讀為“楬繫”,指捆綁在木樁上。惜後一字殘泐。簡文意思大致是妄稽把虞士綁在木柱上40
  • 虐待她。後面第五六簡有“樹以衡桐,紛髪懸之”,意思有相近之處。第四九簡妒聞巍(魏)楚,乃誡(駭)燕齊整理報告云:“誡”,讀為“駭”。《易 • 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俞樾《群經平議 • 周易一》:“誡當讀為駭……邑人不誡,言邑人不駭也。”[9]我們認為“誡”字無需破讀,可理解為“告誡”、“告訴”。乃誡燕齊,指妄稽悍妒的名聲在燕齊兩地都有傳聞,大家相互告誡,和“妒聞魏楚”意思相近。第五十簡捕則卒之,增詰□□“增詰”二字,整理者無注。“增”當讀為“譄”。《說文 • 言部》:“譄,加也。”段玉裁注:“‘加’下曰:‘語相譄加也。’按:譄、加、誣三字互訓。”據段注,譄有誣蔑之意。詰,詰問、質問。《廣雅 • 釋詁一》:“詰,責也。”雖然“譄詰”後面二字殘損不可知,但這一句話大致是說,妄稽把虞士抓起來後,就誣蔑質問她。第五二簡勇士五伓整理報告云:“伓”,同“倍”。“倍”又同“部”,部署。整理報告意見可商。“伓”可直接讀為“倍”。巧能近……御整理報告云:從簡背劃痕看,此處或缺簡一枚。“巧”,擅長,善於。《廣韻 • 巧韻》:“巧,善也。”[10]整理報告意見不確。簡文文意順暢,並不缺簡 [11]。巧,本指技巧,此處指有技巧的人。能,有才能、有技能的人。御,本字為“禦”,抵禦。此處可理解為保護。這句話的意思是有技巧和有才能的人在身邊保護虞士。第五四簡瞋目而起,齘折其齒整理報告云:“齘折其齒”,猶言咬牙切齒。“齘”,牙齒相磨切。《說文 • 齒部》:“齘,齒相切也。”[12]整理報告不確。如果按這個解釋,“齘折其齒”中的“其”就指妄稽本人,實非。“齘”可釋讀為“搚”、又可作“拹”、“摺”,都是來母葉部字。齘,匣母月部。來母、匣母之字上古有通用的例子。如《易 • 坤 • 文言》:“為其嫌於無陽也。”《釋文》:“嫌,鄭作濂。”嫌,匣母談部;濂,來母談部。《詩經 • 小雅 • 采椒》:“觱沸檻泉。”《說文 • 水部 • 濫》引作“觱沸濫泉”。檻,匣母談部;濫,來母談部。月、葉二部也可通,比如“世”與“枼”諧聲,“世”為月部;“枼”為葉部。從諧聲的角度看,搚從“脅”得聲,而脅從“劦”得聲。“劦”為匣母葉部,與“齘”的音韻更近。《公羊 • 莊元年傳》:“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搚幹而殺之。”何休注:“以手搚折其幹。”《釋文》:“拹,本又作搚,亦作拉,皆同。”拹,《說文 • 手部》:“拹,摺也。一曰拉也。”《史記 • 范雎蔡澤列傳》:“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司馬貞《索引》:“摺,音力答反,謂打折其脅而又拉折其齒也。”《漢書 • 揚雄傳》:“范睢以折摺而危穰候。”搚、折義同,故司馬貞以“拉折其齒”釋“折齒”,證明“搚”與“齒”二字可以連用。簡文亦當釋讀為“搚折其齒”。“搚”與“齒”的關係在別的地方也有體現。《說文 • 齒部》:“齺,齒拹也。”段注:“拹,今本做搚。手部曰:‘拹,一曰拉也。齒拉折,謂齒折也。’”這句話是說妄稽瞋目而起,把虞士的牙齒都打斷了。左手把之,右手 之4151 2018 年第 1 期 總第 9 期51
  • “ ”字整理報告無注。可讀為“搣”[13]。《說文 • 手部》:“搣,㧗也。”《廣雅 • 釋詁三》:“搣,捽也。”《說文 • 手部》:“捽,持頭髮也。”此處的“搣”可理解為“持”“揪”等義。“把”、“搣”互文,意思相近。在簡五九中有“誶 緄緄”之語,整理報告把“誶”釋讀為“捽”,可從。從“捽 ”連用以及《廣雅 • 釋詁》體現的二字之間的關係來看,把“”釋讀為“搣”也是很合適的。適得其耳,究劫而起整理報告無注。“究”當讀為“揪”,用手抓住。究,見母幽部;揪,精母幽部。“劫”可讀為“抾”[14]。《後漢書 • 馬融傳 • 廣成頌》:“抾封狶。”李賢注:“抾音劫,古字通。”抾,執取。“揪”“抾”二字意思大體相同。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妄稽在毆打虞士的過程中,剛好碰到虞士的耳朵,就揪著她的耳朵把她拉起來。[15]第五五簡擊陰, 馬 躗之整理報告云:“ 馬 ”通“錐”,二字均章母微部,音同可通。“錐”,刺。“躗”,踢。[16]整理報告對“ 馬 ”字的意見可商。此字可讀為“踶”,定母支部。《說文 • 足部》:“踶,躗也。”《莊子 • 馬蹄》:“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疏》云:“踶,蹈也。”踶,踢,與“躗”意思相同。《說文 • 足部》:“躗,衛也。”段玉裁注:“當云‘躗踶也。’《牛部》‘牛’下云‘牛踶牛也’,然則躗、牛義略同。”《淮南子 • 修務訓》:“齕咋足以口替肌碎骨,蹶蹏足以破盧陷胸。”從字形上看,“踶”與“騠”義亦同。《說文 • 馬部》:“騠,駃騠也。”“踶躗”應該是從牛馬等的“踢”引申為一般的“踢”。“踶躗之”指妄稽用腳踢虞士。疏齕鉗錯整理報告云:“疏齕鉗錯”,蓋謂張口咬牙切齒。“疏”,分開。“齕”,同頜。上下頜。[17]整理報告意見不確。“疏”可讀為“齟”。疏,山母魚部字;齟,崇母魚部字。《玉篇 • 齒部》:“齟,齧也。”“齕”讀如本字。《說文 • 齒部》:“齕,齧也。”“鉗”可讀為“齒昔”,咬。 “錯”可讀為“齰”。《說文 • 齒部》:“齒甘,齧也。”字又可作“齚”、“咋”。《淮南子 • 修務訓》:“齕咋足口替以肌碎骨。”這幾個字都可以理解為咬囓。前面寫妄稽對虞士拳打腳踢,這句寫她用牙咬,極寫其悍妒。疾齒惡筮(噬)之整理報告在釋文中以“噬”釋“筮”,可從,其餘無注。疾,有疾速、迅猛之義,在具體的語境下可理解為有力。《呂氏春秋 • 尊師》:“凡學,必務進業,心則無營,疾諷誦,謹司聞。”高誘注:“疾,力。”“疾齒惡筮之”和“疾諷誦”中的“疾”可以等同視之。“齒惡”字上古典籍似乎未見,可能是當時的俗字。從字義上看,應該是“囓”一類的意思。第五十六簡時贏其死,扶墻而起整理報告云:“贏”,《玉篇 • 貝部》:“贏,緩也。” [18]整理報告訓“贏”為“緩”,可從。《詩經 • 大雅 • 雲漢》:“昭假無贏。”鄭玄箋:“天之光耀,升行不休,無自贏緩之時。”贏緩其死,就是說從昏死的狀態中緩過來,蘇醒過來。前面簡五五也提到“蚤死之”,正是指虞士被毆,以至昏死過去。“時”,整理報告無注。筆者認為“時”當讀為“伺”,等候。這幾句話是說,等虞士從昏死中緩過來後扶着墻壁起身,妄稽就設置橫桐,繼續虐待她。第五七簡42
  • 跪進涶(唾)淺(濺)整理報告云:“跪進”,跪著奉進。“涶”,通“唾”,唾沫。“淺”,濺,噴射。[19]整理意見大致可從,但不精審。這句話當是四個動作並列。跪,下跪。進,前進。跪進,下跪前進,從意思上看近乎“膝行”。此處把它們拆開理解,主要是考慮到整體的結構。“跪進”還可說成“進跪”。傅毅《舞賦》:“浮騰累跪,跗蹋摩跌”,注:“累跪,進跪貌。”“進跪”與“跪進”意思應同,可以證明把它們分開訓釋的合理性。“涶”,“唾”之異體,無需破讀。《說文 • 口部》:“唾,口液也。涶,唾或從氵。”此處的“唾”是動詞,吐唾沫。《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 • 肆》《反淫》簡 14“過之咽唾”,即用“唾”字。《馬王堆漢墓帛書 • 五十二病方 • 蠆》“涶之”、有時寫作“唾曰”,可見“唾”“涶”在一部書中可通用。“淺”釋讀為“濺”,可從,解釋為“噴射”則非。“濺”又可作“灒”、“ ”[20]。“灒”字較古,“ ”則後起。《史記 • 廉頗藺相如列傳》:“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正義》曰:“濺音贊。”這個例證可證明“濺”與從“贊”得聲的“灒”字的關係。《說文 • 水部》:“灒,污灑也;一曰水中人。”段玉裁注:“謂以污水灑也。”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三》“澆灒”條:“灒,下又作濺、 二形,同。子旦反。”此處的 “濺”“灒”“ ”,意思和前面的“涶”相承,指吐出來的唾沫濺在虞士身上。楊泉《物理論》:“恐不知味而唾 。”這個例證說明“唾 ”傳世古書亦有,意思稍別。第五九簡笞擊伓(伾)伓(伾),誶(捽) 緄(混)緄(混)整理報告云:“緄緄”同“混混”,即“滾滾”,連續不斷。揚雄《法言 • 問道》:“道若塗若川,車航混混,不捨晝夜。”[21]整理報告意見不確。“混混”或“滾滾”,一般形容車馬或流水。“緄”或可讀為“䃂”。《周禮 • 春官 • 典同》:“凡聲,高聲䃂,正聲緩。”鄭玄注:“高則聲上藏,袞然旋如裹。杜子春讀‘鏗’為鏗鎗之‘鏗’。”“䃂”通“鏗”,都表示聲音。“捽 䃂䃂”指的是妄稽毆打虞士非常用力,發出䃂䃂的沉悶的聲音,與前一句“笞擊伾伾”意思相承。吾周留(流)天下,大未有許(所)聞整理報告云:“留”通“流”,二字均來母幽部,音同可通。“周流”,周行各地。楊雄《蜀都賦》:“馳逐相逢,周流往來。”[22]整理報告對“留”字的解釋可從。虞士本來是被販賣的女子,一地不售,轉鬻多地,所以說“周留天下”。“許”字可讀如本字,如許、這樣。這個解釋需要討論的是“許”字“如許”這一用法產生的時代。《漢語大字典》“許”字下立有“這樣、這般”義項,例證為《玉台新詠 • 桃葉 • 答王團扇歌》:“團扇自團扇,持許自障面。”桃葉為東晉王獻之愛妾,說明東晉時出現了如此用法。受此影響,讓人覺得“許”字這個義項出現的時代比較晚。但筆者看到其它的例證,如東漢蔡邕《短人歌》:“視短人兮形如許。”這條語料說明在東漢時期“許”字就有“如許”的用法了。北大簡的抄寫時代一般認為是西漢中前期,與東漢時間上有所間隔,但在西漢的實際用語中就有這樣的用法是很可能的。這個字的情況和“抹”字的情況類似。據此,“許”字“如許”義項的產生時代可以提前。這句話可以理解為,我雖然周流天下,但是卻沒有聽說過這樣的事情。吾為妾亦誠苦,大不得人綸(倫)4351 2018 年第 1 期 總第 9 期51
  • 整理報告釋“綸”為“倫”,可從。得,相得,投契。《字彙 • 彳部》:“合也。人相契合曰相得。”“得人倫”指人倫相得、相契合。虞士這句話的意思是說,雖然她在家裡確實很辛苦,但是卻沒有使人倫相得和睦。第六〇簡女(汝)未見我黑白也,絕我曰必妒整理報告云:“絕”,摒棄。[23]整理報告意見可商。絕,斷絕,意為使關係斷絕,應該是指妄稽和周春的關係而言。黑白,指是非善惡。東方朔《七諫》:“愉近習而蔽遠兮,孰知察其黑白。”未見我黑白,即沒有見過我的是非善惡,即還不知道我是什麼樣的人。這句話可以理解為,你都還不知道我是什麼樣的人,但卻和周春說我一定會嫉妒這樣的話,使得我和他的關係斷絕疏遠。所以簡文後面就說“汝婦居中間,使家大露”。“絕我曰必妒”正是“汝婦居中間”的具體表現。第六十二簡過盜不材者,皆與交通整理報告云:“過”讀作“禍”,《墨子 • 魯問》:“故大國之攻小國也,過必返於國。”于省吾《墨子新證》謂“過”應讀作“禍”,《睡虎地秦簡 • 為吏之道》亦云:“正行脩身,過去福存。”[24]整理報告把“過”讀為“禍”,但“禍盜”一詞未加注釋,不是很好理解。“過”應讀如本字,經過。“過盜”指經過本地的盜賊、流竄的盜賊。本隻簡開始有“亡於此也”一句,指的可能就是此處的“過盜不材者”。“亡”為流亡,和此處的“過”的意思相近。第六三簡遬鬻虞士,毋羈獄訟整理報告云:“羈”,拘。[25]簡六五有“毋羈大顧”之語,與“毋羈獄訟”句法結構相同,兩個“羈”意思亦應相同。而彼處的“羈”,整理報告理解為“留”,不確。《呂氏春秋 • 季夏紀》:“無射之月,疾斷有罪,當法勿赦,無留獄訟,以亟以故。”這個例子看上去似乎可以證明“毋拘獄訟”或者“毋留獄訟”的說法很正確,事實並非如此。《呂氏春秋》中的材料是說,要迅速斷絕有罪,當受法律制裁的就不要赦免,不要使獄訟積累下來。《妄稽》中則不是這個意思。羈,係住,羈係。賈誼《惜誓》:“使麒麟可得羈而係兮,又何以異乎犬羊。”“遬鬻虞士,毋羈獄訟”,意思是因為虞士勾結匪類,趕緊把她賣掉,不要讓獄訟羈係住。也就是說不要招致獄訟。我們注意到傳世古籍中“羈”“係”存在異文的情況,由於“羈”本身就有“羈係”之義,不必破讀。另外,“係獄”的說法古書頻見。《論衡 • 死偽篇》:“灌夫係獄,竇嬰救之。”但“係獄”和此處的“係獄訟”也不相同。古書中處於“羈”這個句法位置上的詞,從詞義上來看多是“招致”義,如“速”“致”。《詩經 • 召南 • 行露》:“何以速我訟?”《史記 • 樂書》:“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集解》:“鄭玄曰:‘小人飲之善酬,以致獄訟。’” 妾直敝之,不言其請(情)整理報告云:“敝”通“弊”,厭惡,討厭。王羲之《鶻等帖》:“鶻等不佳,令人弊見此輩。”又或者敝訓斷定,判定,謂定罪。[26]“敝”訓“斷”可從。《周禮 • 天官 • 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直,只不過。簡文的意思是說,我不過是斷定她的罪過而已,而不是特意說這件事的實情。妄稽說這句話的本意是說,她只不過是就事論事,而不是特意污衊虞士。簡文後面“與其士約,暨固有成。我必殺周春,與子合生”等話,其實就是指44
  • 前面“情”的具體內容。妄稽雖然說“不言其情”,事實卻是“言其情”,可以看成文學的表現手法。接下來的話,即簡六四的內容,“妾直敝之,不言其惡。與其士曰,固暨有度。必殺周春,請要於涂”,對其文意的理解,可等同視之。後面四句說的正是虞士的“惡”。與其士約,暨(既)固有成。我必殺周春,與子合生固,整理報告無注,當訓為已經、早就。《孟子 • 滕文公上》:“滕固行之矣。”“既”“固”同義連文,都是“已經“的意思。“有成”,整理報告無注。《國語 • 晉語四》:“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韋昭注:“成,定也。”“有成”指有成謀、定謀,有確定的計劃。既、固同義連文,都是“已經”的意思。所以這句話的意思是說,虞士和她的那些“士”相互約定,已經有確定的計劃了。後面兩句“我必殺周春,與子合生”,是虞士所說的話,其實就是“有成”具體內容,所以在釋文中可以打上引號。合生,一起生活。第六四簡與其士約,固暨有度“固暨”和前面简六三的“暨固”相同,因為二字同義,故可調動順序。度,謀。“度”訓“謀”時,一般作動詞,“有謀”指有過謀慮。和前面一句話一樣,“必殺周春,請要於涂”是其所謀慮的具體內容。第六八簡能過(乎)度(宅)整理報告云:“度”通“宅”,居所,屋宅。“度”“宅”二字古同聲通用,《詩 • 大雅 • 文王有聲》“宅是鎬京”,《禮記 • 坊記》即引作“度是鎬京”。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 • 又部》云:“度,叚借為宅。”[27]整理報告意見可商。“能”應讀為“態”。簡七零有“以聽其能”,“能”亦為“態”,可從。態,姿態,神情意態。《楚辭 • 招魂》:“容態好比,順彌代些。”“度”應讀如本字,程度、限度。“過乎度”,就是過度的意思。這句話是說,虞士之美超過了一定的程度。第七二簡女(汝)亦蜀(獨)不我直整理報告無注。“直”字值得討論。筆者認為“直”可釋讀為“特”。《詩 • 鄘風 • 柏舟》:“實維我特。”《釋文》:“特,《韓詩》作直。”。特,配偶。汝亦獨不我特,意思是說你也偏偏不把我當成你的配偶。或以為“直”通“值”,有價值,珍視。這句話就可理解為,你也偏偏不珍視我。但這個說法的問題在於“值”字在漢代似尚未見類似用法,故不取。第七三簡魋暴 言巿整理報告云:“魋”,疑同“㿉”,陰部病。《廣韻 • 灰韻》:“㿉,陰病。”“暴”,同“㿺”,鼓起,突出。《集韻 • 覺韻》:“暴,墳起。”“ ”,同“癃”,小便不通。“言巿”,疑同“癈”,癈疾。[28]整理意見可商。“魋”可釋讀為“瘣”,腫塊、腫瘤。《說文 • 疒部》:“瘣,一曰腫旁出也。”“ ”應讀為“胮”,腹腫脹。[29]《廣韻 • 江韻》:“ ,同胮。”《字彙 • 疒部》:“ ,腹脹病。”整理報告對“暴”的解釋可從。“㿺”又可作“月暴”。《玉篇 • 皮部》:“㿺,起也。亦作月暴,肉膭起也。”《山海經 • 西山經》:“黑身赤足,可以已月暴。”郭璞注:“謂皮皴起也。”“肉膭起”“皮皴起”指的是皰疹,水泡。字又可作“疱”、“胞”。“言巿”或可讀為“ ”。《龍龕手鑑 • 疒部》認為即“㾅”的俗字。《廣雅 • 釋詁一》:“㾅,病也。”《戰國策 • 楚策四》:“夫癘雖㿈腫胞疾,上比前世,4551 2018 年第 1 期 總第 9 期51
  • 未至絞纓射股。”“㿈腫胞疾”與此處的“魋暴 言巿”類似。臨勺疥腸,日百呼漿整理報告云:“臨”,《廣雅 • 釋詁一》:“臨,大也。” “臨勺”,蓋謂腦勺隆大突起。“疥”,疥疾。[30]整理報告對“臨勺”的意見不確。即使“臨”可訓“大”,“臨勺”也不可能得出“腦勺隆大突起”的意思,不合語法。臨,接近。“勺”或可釋為“肑”,都歷切。《玉篇 • 肉部》:“肑,腹下肉也。”“腸”可讀為“瘍”,潰瘍。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在臨近腹部這個地方生了疥瘡和潰瘍。因此腹部有灼燒感,所以要“日百呼漿”。[30]簡七三中,對妄稽病癥的描述比較詳細。在後世的傳世文獻中,可以看到類似的記載:《華氏中藏經 • 陽厥論第四》:“耳聾目盲,咽幹口焦。舌頭生瘡,鼻流清涕。頰赤心煩,頭昏腦重。雙睛似火,一身如燒……發燥無度,飲水不休。胸膈膨脹,腹與脇滿。背疽肉爛,煩潰消中。食不入胃,水不穿腸。驟腫暴滿,叫呼昏冒……”《華氏中藏經》相關的病癥與簡文對妄稽病癥的描寫多有相合。比如說,“魋暴 言巿”與“胸膈膨脹,腹與脇滿,背疽肉爛”、“日百呼漿”與“飲水不休”等都可對應,也可以作為簡文釋讀的旁證。第七四簡鞠(鞫)李(理)而投之面,李(理)盡不棄整理報告云:“鞠李”,蓋即“鞫理”,鞫治審理。“面”,面頰。[31]整理報告對“鞠李”的解釋不通。“鞠李”如果是“鞫治審理”的話,那麼“鞠李而投之面”當做何解?“李盡而不棄”又當做何解?“鞠”應讀為“掬”[32]《詩 • 小雅 • 蓼莪》:“母兮鞠我。”《眾經音義 • 卷五》“鞠育”條:“又作‘掬’,同。”掬,撮起、捧起。李,李子。掬李而投之面,指的是抓起李子扔在他臉頰上,所以後面說“李盡”,指李子扔完了。棄,離棄。李盡而不棄,可理解為李子扔完了,那個惡人還沒離開。第七九簡為告周春,必不汝求 < 來 >整理報告云:從前後用韻來看,此“求”當為“來”之譌字。[33]整理報告的意見不確。“求”應讀如本字,尋找。必不汝求,意思是一定不會去尋找你。女(汝)面目事人,誰事不喜?整理報告云:“面目”,面貌。整理報告意見大致正確。“面目”在古漢語當中確有“面貌”的意思,此處似乎更接近“臉色”。“面目事人”指看別人臉色侍奉別人,或是靦顏事人。《詩經 • 小雅 • 何人斯》:“有靦面目,視人罔機。”《國語 • 越語下》:“余雖靦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韋昭注:“靦,面目之貌也。”這句話乃妄稽死前悔悟時所說,意為你看別人的臉色侍奉別人,誰不會高興的呢?第八三簡蘄笞而笞,蘄……“蘄”字當讀為“祈”字,祈求。第八四簡周春大浦(怖)整理報告釋“浦”為“怖”,可從。如果從諧聲的角度看,更應該釋讀為“悑”。《說文心部》:“悑,惶也。从心,甫聲。怖,悑或从布聲。”《說文》先列“悑”,以“怖”為異體,可能反應了當時的書寫習慣。“浦”從甫得聲,與“悑”聲符相同,與《說文》相應。46
  • 註 釋: [1]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 • 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10 月,第 67 頁。[2]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 • 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10 月,第 68 頁。[3]“式”或可讀為“玼”。《說文 • 玉部》:“玼,玉色鮮也。”從語音上看,“式”為清母之部,相比“奭”字而言語音稍遠,所以釋讀為“奭”似更妥當。[4]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 • 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10 月,第 68 頁。[5]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 • 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10 月,第 68 頁。[6]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 • 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10 月,第 69 頁。[7]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 • 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10 月,第 69 頁。[8] 蕭旭:《北大漢簡(四)< 妄稽 > 校補》亦已經指出此字為“傅”,不過未做解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6 年 7 月 4 日。[9]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 • 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10 月,第 70 頁。[10]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 • 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10 月,第71 頁。[11] 補白:《北大簡〈妄稽〉中與簡 61、62 有關的簡序試調》已經指出這個觀點,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2016 年 6 月 25 日。[12]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 • 肆》第 71 頁。[13] 伊強:《試釋 < 妄稽 > 篇中的“搣”字》已經提出這個看法,可參看。簡帛網,2016 年 6 月 20。[14] 蕭旭:《北大漢簡(四)< 妄稽 > 校補》亦已經指出這個看法,可參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6 年 7 月 4 日。[15] 筆者最初考慮釋讀為“揭”,執。從意思上看,釋讀為“揭”“挈”似乎都可以,二字為溪母月部,與“見母葉部”的聲符“劫”在語音上稍遠。李賢注中“音劫”是一個比較好的證據,故改為現在這個讀法。[16]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 • 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10 月,第71 頁。[17]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 • 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10 月,第71 頁。[18]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 • 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10 月,第72 頁。[19]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 • 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10 月,第72 頁。[20] 蕭旭:《北大漢簡(四)< 妄稽 > 校補》亦已經指出,可參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6 年 7 月 4 日。[21]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 • 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10 月,第72 頁。[22]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 • 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10 月,第72 頁。[23]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 • 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10 月,第72 頁。[24]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 • 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10 月,第73 頁。[25]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 • 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10 月,第73 頁。[26]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 • 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10 月,第73 頁。[27]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4751 2018 年第 1 期 總第 9 期51
  • 西漢竹書 • 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10 月,第73 頁。[28]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 • 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10 月,第74 頁。[29] 蕭旭:《北大漢簡(四)< 妄稽 > 校補》已经指出相同的看法,可经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6 年 7 月 4 日。[30]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 • 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10 月,第74 頁。[31]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 • 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10 月,第75 頁。[32] 王曉明:《北大簡 < 妄稽 > 校讀簡記(四)》已經指出這個觀點。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2016 年 6 月 13。[33]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 • 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10 月,第76 頁。[34]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 • 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10 月,第76 頁。參考文獻: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2015,《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 • 肆》,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蕭旭:《北大漢簡(四)< 妄稽 > 校補》,2016 年7 月 4 日,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補白:《北大簡〈妄稽〉中與簡 61、62 有關的簡序試調》,2016 年 6 月 25 日,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王曉明:《北大簡 < 妄稽 > 校讀簡記(四)》,2016 年 6 月 13,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伊強:《試釋 < 妄稽 > 篇中的“搣”字》,2016年 6 月 20,簡帛網。48
  • 我們在閱讀古書時,經常會遇到一個問題:古書人名中若出現異讀字該如何定音讀?在材料有限的情況下我們很難了解名字主人的處理,無法發揮“名從主人”這一原則的功效。這時我們主要依靠較早的音注材料確定音讀,有時就會牽涉出一些非常複雜的問題。本文主要談“伍員”之“員”的讀音問題。一伍子胥,名員。這個“員”字究竟該怎麼讀十分令人困惑。陸德明《經典釋文》四出“伍員”(五貟)條、一出“弟云”(指伍員)條,四處注“音云”、一處“伍“伍員音運”說考辨 *A Study on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Yun" ( 員 ) in the Name of a Historical Figure - Wu Yun ( 伍員 )◎ 金琪然 / 北京大學提 要:前人對“伍員”之“員”有不同的音注。陸德明《經典釋文》注“伍員”音“云”,而自王觀國以降宋明清多位學者認為應讀伍員音運。本文全面考察梳理了後一種說法的主要依據和論證理路,認為“伍員音運”說依據的材料、論證的邏輯均有很大缺陷,無法推翻陸德明《經典釋文》的注音。而“員”字音“云”時有“增益”義,與其兄“尚”之“曾”義略同。根據古人起名習慣,結合陸氏音注,本文認定今讀伍員應音云。關鍵詞:伍員 《經典釋文》 《元和姓纂》 員半千 劉凝之Key words: Wu Yun, Jingdian Shiwen, Yuanhe Xingzuan, Yun Banqian, Liu Ningzhi. * 本文寫作過程中得蒙邵永海、孙玉文、陳曉蘭等先生指點,萬群、雷瑭洵、侯斯琪、徐浪、王翊等兄亦多有指教, 2016 年此文曾在首屆“《史記》研究論壇”宣讀,得到與會學者的寶貴意见,謹此致謝,文責自負。4951 2018 年第 1 期 總第 9 期51
  • 員”條注“音雲”(云的同音字)。[1] 然宋以降學者多有讀伍員音運者,其中實有一樁複雜的“文字官司”。較早討論這一問題的是宋代學者王觀國,他在《學林》中談到:“《唐書》員半千,其先以忠烈似伍員而賜姓。《唐書 • 吉王傳》曰:‘員半千為控鶴内供奉。’《唐書音義》曰:‘員,王問切。’《元和姓纂》去聲員字注,備言員半千其先因慕伍員而得姓,則伍員之員音運也,員半千姓亦音運也。《廣韻》去聲員音運,姓也,注曰:‘《前燕録》有金城員敞,唐有棣城刺史員半千。’則伍員之名,員半千之姓,同讀音運可知矣。”[2]焦竑的《俗書刊誤》與王說大致相同:“伍員之員音運,後人慕之為姓。《前涼録》有金城員敞,唐有員半千。”[3] 楊慎《升庵集》詳論了伍員音運的理由,“《唐 • 員半千傳》云:‘半千,本宋劉凝之十世孫。初,凝之因齊受禪,奔元魏,自比伍員,故改姓員。’唐世謡云:‘令公四俊,苗李崔員。’以後證先,知伍員之員音運也。如巢縣之巢音剿,朴胡之朴音浮,濡水之濡奴官反,票姚之姚音同鷂,古賢相傳自有此一種音韻,今不悉見耳。”[4] 顧起元《説略》全取楊說。[5] 王世貞《弇州四部稿》、[6] 徐應秋《玉芝堂談薈》卷三十一《字音異讀》、[7] 袁棟《書隱叢説》[8] 亦皆言伍員音運。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録》有“伍員之員音運,亦有讀平聲者”[9] 之論。這樁文字官司首先與唐初五朝老臣員半千(C.E.621~714)有莫大干係(半千於新舊《唐書》中均有本傳)。首先,他們認為員半千的“員”音運,并且注意到宋明姓譜員姓亦基本音運。邵思《姓解》:“員,音運,《前涼録》有金城太守員敞,唐有員半千,又有員嘉。”[10] 鄭樵《通志 • 氏族略》:“員氏,音運”。 [11]凌迪知《萬姓統譜》:“員音運,平涼,宫音,本姓劉氏,以忠諫比伍員,改姓員氏,賜名懷遠。”[12] 另外,宋之後的韻書收員作姓時多注去聲,《廣韻》、《集韻》皆“王問切”,《廣韻》:“姓也,《前涼録》有金城員敞,唐有棣州刺史員半千。”[13]《古今韻會舉要》更是有所針對:“《唐 • 員半千傳》音王問切,俗作元、云音,皆非。”[14] 另外,有人指出《舊唐書》中有“時人為之語曰:‘令公四俊,苗呂崔員’”[15]的俗諺,苗、呂、崔、員皆姓,根據押韻規則,唐代的員姓應音運。楊慎《升庵集》主此說,桂馥《晚學集》亦云:“員,王問切,姓也。唐諺:‘令公四俊,苗呂崔員。’即此音”。[16]總之,宋以降學者基本認為員姓音運,并認為員半千之姓音運。進一步地,這樁官司又牽涉南朝宋人劉凝之(C.E.390~448)。據傳員半千的十世祖即劉凝之(一傳六世祖,一傳十六世祖),劉凝之本不姓員,而如《元和姓纂》云“以忠諫比伍員,改姓員氏”,[17] 或如《新唐書》云“忠烈自比伍員,因賜姓員”。[18] 劉凝之為南朝宋人(但改姓事在背劉事魏後),《宋書》、《南史》均有本傳,按照“以後證先”的思路,劉凝之改姓員,其後人員半千又音運,則劉凝之及時人讀其員姓應音運,則其讀伍員亦應音運。後代學者因以之為古音遺存的證據,認為伍員音運。上引王觀國《學林》、焦竑《俗書刊誤》、凌迪知《萬姓統譜》、楊慎《升庵集》及其《轉注古音略》[19] 均持此論。二然而,劉凝之改姓的材料究竟“古”到何種程度?筆者仔細查對材料發現,劉凝之改姓一事不見於《宋書》、《南史》劉凝之本傳,在正史中最早見於《新唐書》員半千的本傳(今本《舊唐書》未言半千與凝之的關係,自然不及凝之改姓事)。《新唐書》員半千本傳50
  • 的記載大量參考了劉肅的《大唐新語》,然考《大唐新語》不見其所謂十世祖劉凝之的事跡。[20] 記載劉凝之改姓一事最早的應是唐林寶的《元和姓纂》:“水部郎中員半千,狀云本姓劉氏,彭城綏輿里人。宋宗室營陵侯劉遵考子起居部郎中凝之,後宋亡,因背劉事魏太武,以忠諫比伍員,改姓員氏,賜名懷遠,官至荆州刺史。”[21]《元和姓纂》録其所據為員半千行狀,可惜據筆者考此狀似未傳至今。王觀國《學林》確定員半千之“員”音運的材料主要包括《唐書音義》、《元和姓纂》、《廣韻》三種。《唐書音義》今已佚。《廣韻》去聲問韻有姓氏義的“員”,然查考《全王》、《王一》,問韻下無“員”,想是後來增字加入,《廣韻》所舉例證之員半千當然亦是後來加入。相較之下,唐林寶《元和姓纂》是確定“員半千”之“員”音運最關鍵的材料。然而,筆者查對今本《元和姓纂》發現,員半千行狀相關的材料收於其上平聲卷員字條下,去聲卷不見員字條。也就是說今本《元和姓纂》的記載是音云的,與王說不同。但是此處牽涉到《元和姓纂》一書之流傳問題。考究此書源流,南宋時即有散佚,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斷言“此書絕無善本”,[22]《四庫總目》亦云“書至宋,已頗散佚”[23] 該書明時散入《永樂大典》所載《御製千家姓》,今傳《元和姓纂》實乃四庫館臣據《永樂大典》輯佚而成的庫本,不少內容有訛誤竄亂。其中的諸種問題,孫星衍、羅振玉、牟潤孫、溫廷敬、岑仲勉諸先生於校勘時多有指出,今已出四校本。然而,我們注意到《崇文總目》著録了《元和姓纂》十卷,[24]《總目》作者所録似應是足本,虞萬里(2009)經過考察亦指出“其書保存於北宋三館時或尚是全帙”。[25]如此一來,我們就有一定的理由認為王觀國所引乃全本《元和姓纂》所載,今傳《元和姓纂》此條竄亂。但這只是一種可能,館臣輯佚亦有《永樂大典》可據,《永樂大典》收《姓纂》材料自然有所依據,只不過其所據者今已不見而已。因此,兩種可能性很難說哪個更有把握,在這個關鍵問題上最好存疑:既有可能是庫本《元和姓纂》竄亂,也有可能是王觀國所據并非足本,已經散亂。筆者梳理宋以降學者論證的邏輯,發現“伍員音運”說還至少存在以下四個疑點。第一,劉凝之改姓是否確有其事?劉凝之於《宋書》、《南史》皆有本傳,卻完全不見改姓事,甚至不見事魏事,這一點很可疑。尤為可疑的是,《宋書》劉凝之的本傳附於《隱逸列傳》中,記載的是“凝之慕老萊、嚴子陵為人”,[26] 而非慕伍員忠諫,後人傳凝之慕伍員忠諫或忠諫比伍員而改姓事是否有誤?員半千的祖先追溯到劉凝之是否可靠?名人攀附名人為祖,或時人為阿諛權貴附會其祖,恐亦是多見之情況。第二,《舊唐書》傳唐謡“令公四俊,苗呂崔員”,[27]這一句中員音運當然更好、更和諧,但音云同樣押韻。異調相押,亦是和諧,未必去聲。用這條材料來說明唐代員姓音運是沒有多大說服力的。第三,縱使唐代員姓音運,且劉凝之確是員半千先祖并有改姓事,且凝之及時人確讀伍員音運,也還存在古方音差異的問題。虞萬里(2009)指出:“‘運’音之‘員’姓出於前涼改姓。平涼,十六國時置平涼郡,在今甘肅東部,涇河上游,地處隴東。顔之推謂‘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濁而鈋鈍,得其質直’,陸法言亦謂‘秦隴則去聲為入,梁益則平聲似去’。隴東雖非梁益,或其音沉濁鈋鈍,故‘員’音‘運’。”[28]虞萬里先生所言古方音的問題值得重視。依據南北朝時期西北方音讀“員”音“運”,就認定上古人名“伍5151 2018 年第 1 期 總第 9 期51
  • 員”音運的做法恐怕應三思。第四,縱使前述所有問題都可以解決,也不能說這些材料一定反映了比陸德明《經典釋文》音注更古的事實。王力(1982)言《經典釋文》“主要是記録舊音,以音明義”。[29]《經典釋文》的音注大量參考了更古的音注材料,如果沒有直接而有力的證據,是無法推翻陸氏音注的。同時,我們要為“伍員音云”說增加一個證據。伍員之兄名尚,尚本義為“增益”,《說文解字》:“尚,曾也。”[30] 在上古,員音云時亦有“增益”義(音運時通“運”)。[31]《詩 • 小雅 • 正月》“無棄爾輔,員于爾輻”,毛傳:“員,益也”,陸德明《經典釋文》注:“員,音云。”[32] 古人給數子起名,其名常常相關、相似或相反,今日尚有此俗。伍奢兩子之名尚、員均有“增益”義恐非偶然,如果承認這一點,就應讀伍員音云。三本文爬梳了“伍員音運”說的材料,總結這種觀點的論證邏輯為:據《元和姓纂》、《新唐書》所載認為唐員半千的先祖為南朝宋劉凝之,凝之因忠諫比伍員或云慕伍員忠諫而改姓員,據《唐書音義》、《元和姓纂》、《廣韻》音注及《舊唐書》傳唐謡“令公四俊,苗呂崔員”認為員半千之“員”音運,則劉凝之所改之姓員音運,則劉凝之及時人讀伍員音運,“以後證先”,知伍員音運。本文認為“伍員音運”說有如下問題:第一,其所據關鍵材料《元和姓纂》、《新唐書》所載劉凝之改姓事并不見於《宋書》、《南史》劉凝之本傳;第二,王觀國論證員半千之“員”讀音所據核心材料《元和姓纂》收音與今本所見不同;第三,唐謡“苗呂崔員”之“員”未必去聲;第四,劉凝之所改“員”姓之音或涉及古西北方音問題,不能輕易“以後證先”上推上古;第五,陸德明《經典釋文》音注并非晚近材料。因此,“伍員音運”說不能推翻陸氏《釋文》的“伍員音云”的音注。本文反駁“伍員音運”說後,另外指出“員”字音云時有“增益”義,與其兄“尚”語義略同,根據古人起名習慣,正應讀伍員音云。另外,應該承認,宋代之後,員姓音運是一個事實。《集韻》的收音,宋以來的姓譜資料,明清學者的音注,以及今天員姓仍音運的實際(《中華古今姓氏大辭典》載員姓音運,并標明乃“現行較常見姓氏”[33],分佈於北方部分地區。)都可以說明這一點。《康熙字典》在處理這一問題時寫到:“《左傳•昭二十年》‘伍員’,《釋文》:‘本音云’。楊慎曰:‘陸龜蒙詩:賴得伍員騷思少,誤讀平聲’,此說非也。‘員’字平、去二音皆可讀。”[34] 這樣的處理顯得似乎比較通達,然未正面給出對於“伍員”音讀的意見。綜合而言,我們認為今天讀伍員應以音云為是;讀宋之後人名中的員姓應以音運為是,二者應分開處理。可見,“以後證先”是考證的重要方法,然而,歷史的細節相當複雜,在沒有充分證據的情況下,運用這種方法應非常小心。當然,本文也遺留了一些問題未能解決:第一,《學林》所載《元和姓纂》“員”字條的材料與今本《元和姓纂》材料哪個更接近《元和姓纂》原貌?第二,唐人員姓的讀音究竟是怎樣的,員半千應音云還是運,員姓音運最早可以追溯到什麼52
  • 時候?這些問題值得進一步加以探究。註 釋: [1]《經典釋文》[唐]陸德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五貟”條見卷十九頁二十,“弟貟”條見卷十九頁二十一,“伍貟”條分見卷二十頁四、八、十四,其中最後一處注“音雲”。[2]《 學 林》[ 宋 ] 王 觀 國, 長 沙: 嶽 麓 書 社,2010,頁 306。[3]《俗書刊誤》[ 明 ] 焦竑,影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五,頁 3。[4]《升庵集》[ 明 ] 楊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頁 418。[5]《說略》[ 明 ] 顧起元,明萬曆刻本,卷十五,頁 23。[6]《弇州四部稿》[ 明 ] 王世貞,明萬曆刻本,卷一百六十八,頁 13。[7]《玉芝堂談薈》[ 明 ] 徐應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卷三十一,頁 14。[8]《 書 隱 叢 說》[ 清 ] 袁 棟, 清 乾 隆 刻 本, 卷十八,頁 12。[9]《十駕齋養新錄》[ 清 ] 錢大昕,上海:上海書店,1983,頁 79。[10]《姓解》[ 宋 ] 邵思,《叢書集成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頁 66。[11]《通志》[ 宋 ] 鄭樵,北京:中華書局,1987,志,頁 465。[12]《萬姓統譜》[ 明 ] 凌迪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頁 433。[13] 周祖謨 2011 《廣韻校本》,北京:中華書局,第 4 版,頁 398。[14]《古今韻會舉要》[ 元 ] 黃公紹、熊忠著,甯繼福整理,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 104 下。[15]《舊唐書》[ 後晉 ] 劉昫,北京:中華書局,1975,頁 3091。[16]《晚學集》[ 清 ] 桂馥,《叢書集成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頁 123。[17]《元和姓纂》[ 唐 ] 劉寶撰、岑仲勉校記,北京:中華書局,1994,頁 380。[18]《新唐書》[ 宋 ] 歐陽修、宋祁,北京:中華書局 1975,頁 4161。[19]《轉注古音略》[ 明 ] 楊慎,《叢書集成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6,頁 121。[20]《大唐新語》[ 唐 ] 劉肅,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64-65。[21]《元和姓纂》[ 唐 ] 林寶撰、岑仲勉校記,北京:中華書局,1994,頁 380-381。[22]《直齋書錄解題》[ 宋 ] 陳振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 228。[23]《四庫全書總目》[ 清 ] 永瑢等,北京:中華書局,1965,頁 1143。[24]《崇文總目》[ 宋 ] 王欽若等,《叢書集成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頁 99。[25] 虞萬里 2009 《< 廣韻 > 姓氏來源與郡望音讀研究》,載《中國語言學》第二輯,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頁 55。[26]《 宋 書》[ 南 朝 梁 ] 沈 約, 北 京: 中 華 書 局1974,頁 2284。[27]《 舊 唐 書》[ 後 晉 ] 劉 昫, 北 京: 中 華 書 局1975,頁 3091。[28] 虞萬里 2009 《< 廣韻 > 姓氏來源與郡望音讀研究》,載《中國語言學》第二輯,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頁 58。[29] 王力 1981 《< 經典釋文 > 反切考》,載《龍蟲并雕齋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15,頁 851。[30]《說文解字》[ 漢 ] 許慎,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 22 上。[31]“員”、“運”相通,王念孫已有論,《讀書雜志 • 讀淮南內篇雜志》弟十五“元逐”(元蓋避諱,當為玄)條下云“《西山經》‘廣員百里’,‘廣員’5351 2018 年第 1 期 總第 9 期51
  • 即‘廣運’。《墨子 • 非命上篇》‘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中篇》‘運’作‘員’。《莊子 • 天運篇》《釋文》曰:‘天運,司馬作天員’”(見《讀書雜志》[ 清 ] 王念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頁 2314)。 去聲“員”通“運”,語義上與平聲義并無關係,非變調構詞,孫玉文(2015)《漢語變調構詞考辨》亦不收。陸德明《經典釋文》注“員”無音運者,唯卷十六所出“員亭”下注“音云,一音運”(見上引《釋文》卷十六頁十七),以“一音”注其去聲異讀。根據《經典釋文》注音體例,“其或音,一音者,蓋出於淺近,示傳聞見,覽者察其哀焉”(見上引《釋文》卷一頁三,據盧文弨《攷證》則當作“察其衷”。)“一音”乃陸氏指認誤音的術語,由此可見陸氏對“員”音義關係的認識。此條蒙匿名審稿專家提示,另蒙孫玉文先生指點。[32]《十三經注疏》[清]阮元 校刻,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 950 下。另《經典釋文》卷六“員于”條下注為“音云,益也”(見上引《釋文》卷六頁二十),《十三經》合刻有所刪略,然注音未變。[33] 竇學田 1997 《中華古今姓氏大辭典》,北京:警察教育出版社,頁 785。[34]《康熙字典》[ 清 ] 張玉書、陳廷敬等,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頁200。《字典》撰者舉列“伍員”《釋文》音注於昭二十年下,然,筆者查考傳文及上引《釋文》,應在昭十九年,二十年雖亦有音注,然所釋為杜注“弟員”者,合刻單疏之《釋文》均如是。蓋或《字典》撰者疏失。54
  • 漢語方言中的“掌”與“着”*"Zhang" and "Zhuo" in Chinese Dialect◎ 蘇俊波 / 華中師範大學語言與語言教育研究中心 提 要:漢語方言中有個可以引進工具和處置對象的介詞,一些研究文獻認為是“掌”,這種說法甚至進入到辭書中。根據歷史文獻和方言事實我們認為,漢語方言中引進工具和處置對象的介詞應該是“着”,誤認為“掌”是因為“着”在一些方言中讀與“掌”音同近,古入聲韻“着”今讀為陽聲韻是古音“陰陽對轉”的結果。關鍵詞:漢語 方言 掌 着Key words: chinese; dialect; zhang; zhuo * 本文得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鄂西北四省市過渡地帶方言特點研究》(14BYY039),以及湖北省方言文化研究中心科研開放基金一般項目《鄂西北方言語法特點研究》(2014FYY007)資助。在“第八屆華文教學國際論壇(澳門 2017)”上宣讀。〇 零、引言漢語方言研究中,多種文獻都曾提到方言中存在一個引進工具和處置對象的介詞“掌”,這種說法甚至已經進入到辭書中。舉例如下:張鶴泉(1995)指出,山東聊城方言有表示“用”的介詞“掌 tsa55”:~ 針縫上 |~ 鋼筆寫。董紹克、張家芝主編的《山東方言詞典》(1997)指出,山東濟南、陽谷、濟寧、曲阜、棗莊、新泰等方言“掌 tʂa55”即“用”:沒米沒麵,~ 啥做飯?呂儉平(2011)指出,山東棗莊方言“掌 tsɑ55”5551 2018 年第 1 期 總第 9 期51
  • 是一個用法單一但是比較具有代表性的介詞,它的意思大致跟普通話中的介詞“用”相當。“掌”後面所帶的名詞表示動作行為的憑藉、依據、工具。例如:炒的菜忒多了,掌個大盤子盛吧!掌手摸摸洗頭的水熱吧!崔雲忠、何洪峰(2012)指出,山東臨沂方言中介詞“掌”和“用”“憑”並行有表示“工具”和“憑藉”的意義,根據持拿義動詞向介詞語法化的路徑,“掌”應該有表示處置的意義,這在其他方言中也可以得到佐證,但是在現在臨沂話中卻沒有發展出表示處置的意義。例如:掌手電筒走路。掌嘴吃飯,掌腿走路。丁全、田小楓(2001)指出,河南南陽方言中“掌zhāng”有兩義:掌1為“釘補鞋底”:~鞋;掌2為“用”:~ 毛筆寫。劉春卉(2008)指出,河南確山方言中有個處置標記“掌”,兼作工具格介詞。例如:我掌雞蛋放那個袋子裏來。咱掌那個石板當飯桌吧。咱掌大碗盛菜,小碗盛飯。“掌”在名詞義的基礎上通過轉喻發展出的處置標記“拿、持”義是它語法化為工具格介詞與處置標記的必要前提。與用作處置標記相比,“掌”在漢語方言中用作工具格介詞的情況更加普遍,如河南駐馬店、周口、南陽、信陽等不少地區,都有這樣的用法。《漢語方言大詞典》(1999)指出,“掌”在中原官話中是個動詞,“拿”的意思。河南洛陽 [tʂa53]:~毛筆寫字。在冀魯官話中是個介詞,“把”的意思。河北:~ 門關上。《現代漢語詞典》(2016)指出,“掌”在方言中有介詞“把”的用法:~ 門關上。單從以上材料看,漢語方言特別是山東、河南、河北等方言中應該有個表示工具和處置的介詞“掌”,兩種用法來源於名詞“掌”引申出來的“拿、持”義。這個結論看起來材料充分,也符合漢語拿持類動詞向介詞發展的共性,合情合理,有理有據。但是,聯繫漢語史和其他的方言事實,我們覺得問題並不是那麼簡單,有深究理論的必要。一、“掌”的詞義系統首先引起我們懷疑的是,在歷史文獻中“掌”並無引進工具和處置對象的介詞用法。我們考察了北京大學 CCL 語料庫,古代漢語部分 31796 條用例,現代漢語部分 58793 條用例,無一條用例是介詞用法。我們考察相關的字書詞典,舉例如下:《說文解字》:手中也。從手尚聲。諸兩切。段註:手中也。手有面有背。背在外則面在中。故曰手中。左傳云有文在手者、在掌也。釋名云。水泆出所為澤曰掌。水渟處如手掌中也。詩。或王事鞅掌。傳曰。鞅掌、失容也。箋云。鞅猶何也。掌謂捧之也。玉裁按凡周禮官名掌某者、皆捧持之義。《康熙字典》:《說文》手中也。《增韻》手心也,謂指本也。又職掌,主也。又鞅掌,失容也。又姓。又《本》《草》水蛭。一名至掌。《辭源》:①手心。②以掌打擊。③職掌,主管,主持。④拿,忍。⑤水停處,澤。⑥姓。《辭海》:①手掌;手心。②用掌打擊。③執掌;主管。④執持。⑤姓。《古代漢語詞典》:①手掌。②腳掌。③執掌。《現代漢語詞典》:①名詞,手掌。②動詞,用手掌打。③動詞,掌管;控制。④名詞,某些動物的腳掌。⑤名詞,馬蹄鐵。⑥ ~ 兒,名詞,訂或縫在鞋底前部、後部的皮子等。⑦方言,動詞,釘補鞋底。⑧方言,動詞,加上(油鹽等)。⑨方言,介詞,把。⑩名詞,姓。顯然,“掌”的詞義系統為:56
  • 《現代漢語詞典》(2016)提到的動詞“加上(油鹽等)”義、介詞“把”義都標明為方言用法。其中動詞“加上(油鹽等)”義,《漢語方言常用詞詞典》(1991)註為“北方方言,擱;放。例:菜裏多掌點油。見於《洛陽方言词彙》”。《漢語方言大詞典》(1999)註為“動詞,放。中原官話。”《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2002)註為“洛陽 tʂa53 放:菜裏 ~ 點鹽”。雖然也用“掌”標示,但指明“掌”為同音字。介詞“把”義應該參考了《漢語方言大詞典》(1999)的註釋,二者用例完全一樣。按照《現代漢語詞典》《漢語方言常用詞詞典》《漢語方言大詞典》,“掌”的詞義系統中還應有三種詞義:動詞“放、擱”義、介詞“用”義、介詞“把”義,這三種詞義只見於方言中,不見於文獻。這可能有三種解釋:一是這三種詞義的“掌”只在方言口語中使用,沒有被載入文獻;二是這三種詞義是現代漢語方言中新出現的用法,還沒有被載入文獻;三是這三種詞義記作“掌”是用了同音字,本字另有其字。前兩種解釋很是牽強。一般來說,漢語方言是漢語發展歷史的活化石,現代漢語方言中存在的語言現象大都能在漢語史中找到其來源和演變發展的軌跡。就算是新產生的用法,也不可能憑空出現,歷史文獻中應該保留其變化的蛛絲馬跡。因此,我們懷疑上述研究和辭書中提到的表示工具和處置的用法,不是“掌”本身所有,而是另有其主。二、方言中的“掌”與“着”那麼,漢語方言中,有與“掌”音同近,且具有動詞“放、擱”義、介詞“用”義、介詞“把”義的詞嗎?是什麼詞呢?本文作者是鄂西北丹江口市人。丹江口市與河南南陽的淅川縣緊鄰,與確山、駐馬店、周口、信陽等地也相距不遠。丹江方言中有一個表示動詞“放、擱”義、介詞“用”義但不表示介詞“把”義的詞,讀音為tsua53。例如:(1)湯太淡嘮,再 tsua53 點鹽。(2)蒸乾飯不能 tsua53 太多的水。(3)你過來 tsua53 手拿到,別光 tsua53 嘴說。(4)紅薯 tsua53 這個麻袋裝起來。兩種用法正好與南陽方言相對應。南陽方言也是既有讀為 zháng 的介詞“用”義,也有讀為 zhāng 的動詞“加,添”義。例如:~ 點兒鹽。(丁全、田小楓,2001。“加,添”義文中記作“長”)不同的是,丹江方言這兩種用法都讀為 tsua53,與讀為 tsa55 的“掌”音近卻顯然不同,倒是和山東新泰方言表示“用”的介詞“裝 pfɑ213”(高慎貴,1996)對應。這進一步確定了我們的判斷:方言中動詞“放、擱”義、介詞“用”義、介詞“把”義記作“掌”是用了同音字,本字另有其字。我們也可以從山東金鄉方言表示“用”的介詞“長tsa55”(馬鳳如,2000)、曲阜、鄆城方言表示“用(毛筆寫)”的介詞“長”(錢曾怡,2001)、汶上方言表示“用”的介詞“長 tsɑ55”(宋恩泉,2005)等得到證實。這個詞還可以記作“長”,但顯然和“長”沒有什麼關係。另外,山東泰安方言有表示“使、用”的介詞“tʂa42”(寧廷德,2015),東平方言有表示“用”的介詞“tsɑ42”(《山東省志•方言志》,1993),著者不太確定本字,用了方格“□”標示。除此之外,山東郯城、棗莊、江蘇徐州方言有一個兼表動詞“放、擱”義、介詞“用”義的“着”,郯5751 2018 年第 1 期 總第 9 期51
  • 城讀為 tʂa55,棗莊讀為 tsa55(《漢語方言大詞典》,1999), 徐州讀為 tʂa55(《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2002。《漢語方言大詞典》註為 tʂɑ55)。據《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2002),徐州話“着”不計輕聲有[tʂɔ213、tʂuə213、tʂuə55、tʂa55] 四個音。表今讀陰平來自于廣韻張略切,今讀陽平來自廣韻直略切。宕攝入聲藥韻字今徐州話讀 [uə] 韻母為常例,讀 [a] 韻母屬變例。明確指出這個表示動詞“放、擱”義、介詞“用”義,讀音為 tʂa55 的詞就是“着”。按照古今語音演變的規律,中古入聲藥韻字“着”在現代漢語方言中,或讀為陰聲韻,或仍保留入聲韻,讀為陽聲韻是語音變化的結果。按照這個思路,我們在方言中找到其他一些讀音為陰聲韻、入聲韻“常例”,表示動詞“放、擱”義、介詞“用”義的“着”。如下:河南羅山方言(陳明富、張鵬麗,2011)有表示“憑藉”的方式介詞“着 tsə15”。例如:這些架子是着竹子支起來的。他着石頭砸的,你瞧哈都(全都)爛了。王東(2010)記作“着 tso53”:不要用筷子了,~手抓倒吃。| 這小的字,~ 放大鏡看才可以看得清楚。又表示動詞“放、擱”義:煮魚的時候多 ~點酒味道好。(王東,2010。文中記作“佐”)北京官話。北京話有表示動詞“放;擱”義的“着tʂau35”:~ 點兒鹽 | 就 ~ 這兒吧。表示“用;拿”介詞用法的“着 tʂau55”:我沒 ~ 耳朵聽他的 | 這些東西 ~什麼裝呢? 冀魯官話。山東聊城方言有表示動詞“放;擱”義的“着 tʂau”:這麼些油,一個瓶子 ~ 不了 | 五十石糧食,一間屋子 ~ 不下。其他還有山東壽光(“着tʂu213”)、莘縣、淄博。河北滿城方言有表示“用;拿”介詞用法的“着tʂau45”:~ 紙糊上 |~ 糖拌。中原官話。山東梁山方言有表示動詞“放;擱”義的“着 ʧu213”: 扁食在盆裏 ~ 着哩。晉語。河南新鄉方言有表示動詞“放;擱”義的“着tʂuo”:~ 不下放不下|~ 不開放不開。西南官話。湖北隨縣有方言表示動詞“放;擱”義的“着”:~ 油鹽作料。吳語。上海話有表示動詞“放;擱”義的“着zaɁ2”:~ 芡 | 菜裏多 ~ 點鹽。浙江金華岩下有表示動詞“放;擱”義的“着 ʨyo44”:~ 點兒鹽裏去。閩語。福建廈門方言有表示“用”的動詞“着[tioɁ44]”。例如:要創呰個窗仔,免玻璃也 ~ 紙弄這個窗子不用玻璃也得用紙。(《漢語方言大詞典》,1999)黃河三角洲地區方言有表示“用”義的介詞“着ʧɔ44”:~ 塑膠布蒙嚴實。(沈興華,2005)湖南懷化方言有表示表示動詞“放、擱”義的“着tso55”:着油、着鹽、着蔥、着蒜、着香料、着味精、着辣子。表示“用,採取”的介詞“着 tso55”。例如:着手搖、着口咬、着索子捆、着棒棒打、着罐罐煨。(弓戍,1996)從以上方言材料來看,漢語方言中具有動詞“放、擱”義、介詞“用”義的詞既有記作“掌”的,也有記作與“掌”音同近“長”“裝”的,還有記作讀音歧異、與“掌”音或同或不同的“着”的。鑒於文獻中見不到這兩種詞義“掌”的用例,“長”“裝”更是明顯同音詞借用,“着”最有可能是這個詞的本字。三、“着”的詞義變化聯繫漢語發展歷史,從詞義上看,動詞“放、擱”義、介詞“用”義、介詞“把”義都可以從“着”的本58
  • 義上找到來源,是“着”詞義系統的一部分。“着”本作“著”。唐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十二引《桂苑珠叢》:“著,附也。”《字彙 • 艸部》:“著,麗也,粘也。”《廣韻》張略切,入聲藥韻知母;又直略切,入聲藥韻澄母。“著”本是一個能單獨作謂語的動詞,見於先秦文獻。例如:(5)今戾久矣,戾久將底,底著滯淫,誰能興之。(《國語•晉語》)(6)伯棼射王,汏輈,及鼓跗,著于丁寧。(《左傳•宣公四年》)例(5)韋昭註:“著,附也”。例(6)射中“丁寧(銅鉦)”就是箭“附着”于“丁寧”,“著”還是“附着、接觸”之義。漢代以後,“著”由“附着”義發展出使之附着的“放置”義。“放置”義“著”是三價動詞,單獨作謂語時可以直接帶上或同時帶上對象賓語、處所賓語。例如:(7)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而抉吾眼著之吳東門,以觀越寇之滅吳也。(劉向《說苑•正諫》)(8)不敬佛經,持著弊篋,衣服不淨之中;或著妻子床上不淨之處。(《阿難問事佛吉凶經》)也可以和其他動詞結構連用構成兩種連動格式:“著+O1+ V+(O2)”和“著 + 處所 +V+(O)”。帶對象賓語的“著 +O1+ V+(O2)”結構表示連續或連貫的兩個動作行為:放置某物以做某事。例如:(9)大甕中多著冷水以浸米。(《齊民要術》)(10)取醋石榴兩三個,擘取子,搗破,少著粟飯漿水酸者和之。(《齊民要術》)(11)複著水痛疏洗,視汁黑如墨,抒卻。(《齊民要術》)帶處所賓語的“著 + 處所 +V+(O)”結構表示連續或連貫的兩個動作行為:某物放置於某處以做某事。例如:(12)迦羅越便然燈燒香,著佛寺中言:“持是功德現世見文殊師利。”(《雜譬喻經》)(13)又有書簡上作千萬數,著空倉中封之,令達算之。(《三國志•吳書•趙達傳》)(14)以清酒、鹽、肉,蒸,皆口調和。熟,以乾薑、椒著上食之。(《齊民要術》)在連動格式中,放置某物或某物放置於某處以做某事,“著”相對於另一動詞來說,只是表示一種不關緊要的輔助動作。語言中的某一成分所表示的意義(這裏指的是動作行為)如果不顯著的話(因句中另一動作行為表示的意義更為顯著),那它表示的意義就容易在人們的印象中逐漸淡化,“著”就由實變虛,產生較為抽象的意義。同時,在語法地位上層次降低,變成動詞的一個附加成分。從語義上看,“放置”一個事物在動作行為中,可以利用或使用這個事物去做某事,“著”由“放置”義引申出“使用”義。上例(9)(10)(11)中“著”雖然還有很強的動詞“放置”義,但把它理解為“使用”義也可以。使用某個事物做某事就意味着某個事物是完成動作行為的工具或方式,“著”進一步虛化,就變成介引工具方式的介詞。例如:(15)太叔廣甚辯給,而摯仲治長於翰墨,俱為列卿。每至公坐,廣談,仲治不能對;退,著筆難廣,廣又不能答。(《世說新語》)(16)經三日,壓取清汁兩石許,著熱粟米飯四斗投之,盆覆,密泥。(《齊民要術》)(17)牧童敲火牛礪角,誰複著手為摩挲?(韓愈《石鼓歌》)(18)已貯春愁過萬斛,更令細細著升量。(楊萬里《清明雨寒八首》)5951 2018 年第 1 期 總第 9 期51
  • (19)若一月之間着十日事舉業,亦有二十日修學。(《朱子語類》)(20)二者,為是真底物事,卻着些假攙放裏,便成詐偽。(《朱子語類》)(21)着綾幡做甲,把缽盂做頭盔戴着頂上。(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卷二)(22)如何着個道理和他說話?(《醒世恒言》)(23)着牆板當着牆頭拴的牢着,着石杵慢慢兒打,不要忙,着他下工夫打。(《樸通事》)(24)八戒道:“哥啊,又來搗鬼了!麻繩捆住,松些兒還着水噴。想你這瘦人兒不覺,我這胖人遭瘟哩!”(《西遊記》)同時,利用或使用某個事物去做某事,這個事物作為做某事的工具和憑藉,也可以看作是一個被處置的對象。人們通過處置這個事物來達到某種目的或產生某種影響或結果。因此,介引工具方式的“著”可以進一步引申出介引處置對象的介詞用法。上例(16)既可以理解為“用”熱粟米飯四斗投入清汁中,也可以理解為“把”熱粟米飯四斗投入清汁中。再如:(25)莫憂世事兼身事,須着人間比夢間。(韓愈《遣興》)(26)憐渠直道當時語,不着心源傍古人。(元稹《酬孝甫見贈》詩之二)(27)君知早落坐先開?莫著新詩句句催!(蘇軾《次韻楊公濟奉議梅花》之六)把某事物“放置”於一個處所去做某事,既可以是在這個處所做某事,這個處所就是動作發生的地方,“著”由“放置”義引申出“在”義;也可以是朝、往這個處所去做某事,這個處所就是動作針對的方向,“著”由“放置”義引申出“朝、往”義。這兩種介詞用法至今還保留在漢語方言中。“着”由“放置”義動詞虛化為介引工具方式的介詞,並進一步虛化為介引處置對象的介詞,這個過程大概發生於六朝時期,唐代逐漸定型,以後在歷代文獻中持續使用。雖然在今天的普通話中已難覓蹤跡,但它仍保存在一些方言中。四、“着”的語音變化從詞義演變發展看來,“着”確實具有動詞“放、擱”義、介詞“用”義和介詞“把”義,但是,語音上,中古入聲藥韻的“着”怎麼會讀與“掌”音同近的陽聲韻呢?其實,結合方言中的語音表現,我們可以看出,“着”從古至今既有遵循古今語音演變規律,入聲韻尾失落併入陰聲韻的語音變化,也發生過“陰陽對轉”的語音變化。“著”《廣韻》張略切,入聲藥韻知母;又直略切,入聲藥韻澄母。動詞“放、擱”義、介詞“用”義和介詞“把”義源於“附着”義的“著”,讀音為入聲藥韻澄母的直略切,王力(1980)擬作 ‘ĭak。這個入聲韻讀音今天仍保留在屬於南方方言的上海話(“放;擱”義“着 zaɁ2”。《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記作 tsɑɁ55)、福建廈門話(“用”義“着 tioɁ44”),以及崇明話(“放入;加進”義“着 tsɑɁ55”)、安徽績溪話(“放”義“着 ʨyoɁ32”)等中,(《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2002)只是舌根塞音韻尾大多變成了喉塞尾。但在更多的方言中卻已經塞音韻尾失落併入陰聲韻,例如上文提到的河南羅山方言(“放、擱”“憑藉”義“着 tsə15 或 tso53”)、河南新鄉方言(“放;擱”義“着 tʂuo”)、北京話(“放;擱”義“着 tʂau35”、“用;拿”義“着 tʂau55”)、河北滿城方言(“用;拿”義“着 tʂau45”)、山東聊城方言60
  • (“放;擱”義“着 tʂau”)、山東壽光方言(“放;擱”義“着 tʂu213”)、山東梁山方言(“放;擱”義“着 ʧu213”)、黃河三角洲地區方言(“用”義“着 ʧɔ44”)、浙江金華岩下話(“放;擱”義“着ʨyo44”)、湖南懷化方言(“放、擱”“用,採取”義“着 tso55”),以及柳州方言(“放;加”義“着tso31”)、武漢話(“做菜時放進(作料)”義“着tso213”)等,(《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2002)形成現代漢語方言中 ə、o、ɔ、uə、uo、yo、au 等多種讀音。《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提到的“着”徐州話不計輕聲有 [tʂɔ213、tʂuə213、tʂuə55、tʂa55] 四個音,而宕攝入聲藥韻字今徐州話讀 [uə] 韻母為常例,讀 [a] 韻母屬變例,這個變化其實要早得多。《廣韻》入聲藥韻的“附着”義“著”,上古屬於入聲韻鐸部 [ak](唐作藩,1982;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擬作 tĭᾰk),上古時期在漢語方言中極有可能發生過“陰陽對轉”的語音變化,轉化為同類的陽聲韻陽部 [a],也就是說,在上古時期的某些方言中,“附着”義以及其引申出的“放置”義“著”就讀作陽聲韻的 a 音了。後來,“著”由“放置”義動詞虛化為介詞,在這些方言中保留了陽聲韻 a 讀音並一直流傳至今。除了江蘇徐州,山東郯城方言的 tʂa55、棗莊方言的 tʂa55、東平方言的tsɑ42、鄂西北方言的 tsua53 也都是“着”的古音遺存。江西宜春方言語氣助詞“着”也讀陽聲韻。依《廣韻》宕攝藥韻入聲,“着”宜春話應折合為 [ʧoɁ4] 音,但是實際讀音卻是 [ʧo35],讀如“張”。(劉平,2002)據劉平(2002),江西宜春話中,像“着”這種陰、陽、入通轉的情況並非孤例,例如:[ʃiɁ4] 鎖匙—[ʃin35] [faɁ4] 晃一手—[fa213] [kuaɁ4] 捆耳巴子—[kua21] [k‘en35] 坑陷 ( 拖累 )—[k‘e35][p‘eɁ4] 迫緊(很緊)—[p‘en35] [mu33] 發蒙(入學)—[mu33][iaɁ4] 映眼珠—[ia21] [fan35] 番薯—[fεe35]其他方言也有不少表現。例如:晉方言:[pan] 擺 / 板 [man] 買 / 滿 [pa] 寶保飽 / 綁 [mən] 每美 [mə] 母 [tə] 多 [tʂə] 遮[pei] 邊扁遍 [p‘ei] 噴盆笨 [pai] 班半 [t] 單膽淡(喬全生,2005)湖北黃岡話:[mo] 模母暮木(孫玉文,2007)這些“陰陽對轉”的語音變化發生的時間應該在上古時期,並一直保存在方言中,屬於方言的較深層次。與中古後按照音韻演變規律形成的方言讀音,雖然現在同時存在於一個方言中,但卻是兩個不同時間層次的東西。徐州方言“着”的 [uə] 與 [a] 音是如此,宜春話“着”的 [oɁ] 與 [o] 音也是如此。鄂西北丹江口市方言表示動詞“放、擱”義、介詞“用”義的“着”讀tsua53,但方言中“放、擱”義“着”還讀為 tsuo53,其他“燃燒”義、“入睡”義、“感覺”義等“着”也讀為 tsuo53,“着”的 [uo] 與 [a] 音也是兩個層次。五、結語由於語音同近,一些漢語方言研究把引進工具和處置對象的介詞“着”誤認為“掌”,這種誤解甚至進入到字典辭書中。通過分析“掌”的詞義系統和探溯“着”的源流發展,加上大量的方言材料佐證,我們認為漢語方言中引進工具和處置對象的介詞是“着”而不是“掌”,“着”在方言中讀與“掌”音同近是古音“陰陽對轉”的結果。6151 2018 年第 1 期 總第 9 期51
  • 漢語在演變發展過程中,既有歷時的傳承變化,也有共時的地域變化,可能導致某個詞的音義發生較大改變,甚至有些已經變得面目全非,特別是一些意義較虛的詞。那麼我們怎樣確定該詞的本字是什麼呢?一般我們會採用“覓字法”(梅祖麟,1995),考察該詞與漢語史(主要是中古)相應成分構成的語音語義對應關係,找出本字;但有時也會有例外,就像本文提到的“着”。在那些只有一種讀音且符合音韻演變規律的方言,人們在確定表工具和表處置的介詞時,很自然把它和漢語史上存在語音、語義、語法功能相對應的“着”發生聯繫;而在那些讀音與音韻演變規律不相符合的方言,人們在確定表工具和表處置的介詞時,如果還是採用“覓字法”,就很容易“張冠李戴”,把它和其他語音、語義看起來存在對應關係的詞產生混淆,比如“掌”。因此,我們在確定本字時,還有必要採用“尋音法”(梅祖麟,1995),注意特殊的語音變化,剖析可能出現的不同歷史層次。在此基礎上,一方面考察自身在語音、語義、語法功能上的具體表現,與漢語史、周邊方言相應成分進行同一時間層次的共時比較;另一方面進行歷時溯源,理清各自演變發展的脈絡,最終確定二者的相似度,找出本字。參考文獻: 陳明富、張鵬麗 2011 《河南羅山方言虛詞“着”考察》,《殷都學刊》第 2 期。崔雲忠、何洪峰 2012 《臨沂話中的介詞“掌”及其類型學考察》,《臨 沂 大 學 學 報》第 6 期。丁 全、田小楓 2001 《南陽方言》,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董紹克、張家芝主編 1997 《山東方言詞典》,北京:語文出版社。高慎貴 1996 《新泰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弓 戍 1996 《懷化話的“着”》,《懷化學院學報》第 1 期。郭錫良 2010 《漢字古音手冊》(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李 榮 2002 《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劉春卉 2008 《河南確山方言兩個處置標記“掌”與“叫”的語法化機制考察》,《漢語史研究集刊》,成都:巴蜀書社。劉 平 2002 《宜春話的語氣助詞“着”》,《語言研究》(特刊)。呂儉平 2011 《棗莊方言語法研究》,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馬鳳如 2000 《金鄉方言志》,濟南:齊魯書社。梅祖麟 1995 《方言本字研究的兩種方法》,載《吳語和閩語的比較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閔家驥、晁繼周、劉介明 1991 《漢語方言常用詞詞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寧廷德 2015 《泰安方言志》,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錢曾怡主編 2001 《山東方言研究》,濟南:齊魯書社。喬全生 2005 《論晉方言中的“陰陽對轉”》,《晉中學院學報》第 2 期。山東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 1993 《山東省志•方言志》,山東人民出版社。沈興華 2005 《黃河三角洲方言研究》,濟南:齊魯書社。宋恩泉 2005 《汶上方言志》,濟南:齊魯書社。孫玉文 2007 《試釋湖北黃岡話中“模母暮木”等字讀 [mo] 的現象——兼談漢語史上的陰陽對轉問題》,《長江學術》第 1 期。唐作藩 1982 《上古音手冊》,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王 東 2010 《河南羅山方言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王 力 1980 《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許寶華、宮田一郎主編 1999 《漢語方言大詞典》,中國復旦大學、日本京都外國語大學合作編纂,北京:中華書局。張鶴泉 1995 《聊城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 2016 《現代漢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62
  • 中外方言研究現狀的可視化比較分析——基於 Citespace 的文獻量化知識圖譜(2001 - 2016)A comparative visualized analysis of Chinese and foreign dialects Based on the Knowledge Mapping of Citespace(2001-2016)◎ 余樂 / 華中師範大學語言與語言教育研究中心 提 要:方言研究作為當代中外語言學界關注的熱點領域,相關研究成果不斷推陳出新。傳統的經驗評估已很難在大數據背景下宏觀把握方言研究領域的全貌、及時追蹤動態前沿,新的分析手段亟待應用到方言研究中來。本文藉助由美國陳超美教授開發的 Citespace 可視化知識圖譜軟體,對 WOS 和 CSSCI 文獻庫中 2001-2016 年間的國內外方言文獻進行窮盡式的數據分析并生成了系列共被引網絡知識圖譜,據此比較分析中外當代方言學的發展路徑、前沿熱點及具有轉折意義的重要文獻,從而對我國方言學發展提供有益借鑒。關鍵詞:方言研究 大數據 Citespace 可視化 知識圖譜 中外比較Key words: The study of dialects, Big data, Citespace, Visualization, Knowledge mapping, Comparative research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〇 一、引 言自九十年代起,漢語方言學已然成為中國語言學科中舉足輕重的熱門學科,相關研究成果大量湧現(詹伯慧,2015)。與此同時,西方語言學界關於方言的研究成果也在不斷推陳出新。我們既要認清國內研究的現狀、提煉符合漢語方言特點的研究理論和方法,又要了解西方方言研究的動態前沿,努力吸收域外的先進理論和方法,中學為體,西學為用。[1] 然而面對國內外方言研究成果激增的現狀,如何利用海量文獻宏觀把握研究領域、及時跟蹤動態前沿,是當代方言6351 2018 年第 1 期 總第 9 期51
  • 研究者亟待解決的問題。本文借用的 Citespace Ⅴ是一款定量分析文獻數據蘊含訊息的可視化軟體。該軟體基於共被引分析(co-citation analysis)理論和尋徑網絡演算法(pathfinder network scaling),立足探尋特定知識域演化的關鍵路徑和知識轉折點,最後以科學知識圖譜來呈現學科進程、預測發展前沿。隨著 Citespace 功能的日益完善,其科學性也不斷得到證實,現已廣泛應用於自然科學領域,心理學、教育學也多有借鑒。由 Citespace 繪製的科學知識圖譜,較之於傳統的經驗主義評估,更能反映科學研究的本質面貌、保證分析數據的全面性和客觀性。二、資料庫的創建與分析指標2.1 文獻來源及資料庫的創建本文的外文數據均來源於美國科學情報研究所(ISI, 全 稱 為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提供的科學網核心合集數據庫(WOS,全稱為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中文數據來源於中國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全稱為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WOS 是全球最具權威的多學科綜合性文獻檢索工具之一,涵蓋 150 多個學科,收錄 12000 多種高影響力的國際期刊(閆裴等,2009);CSSCI 是專門用於檢索中文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文獻情況的索引工具,收錄的期刊在國內具有較高的學術性。這兩大數據庫分別代表了國內外文獻檢索的權威,收錄的文獻多可作為觀察相關領域研究的指向標。首 先, 我 們 分 別 以“dialect”、“patios”、“dialectology”為檢索詞,在 WOS 中的社會科學索引(SSCI)、社會科學會議記錄索引(CPCI-SSH)、藝術與人文科學引文索引(A&HCI)進行英文主題檢索。檢索字段關係為“Or”,檢索時段限定為“2001—2016”年,文獻類型限定為“論文”(article),初步得到外文數據 3275 篇,覆蓋該時間段內“dialect、patios、dialectology”出現在“標題、摘要、關鍵字”中的所有文獻。其次,為保證數據的有效性,我們將檢索結果導入 Endnote 文獻管理器中,去除無作者、無關鍵詞等無效文獻 21 篇,最終共得有效數據 3254篇。按同樣的步驟,我們以“方言”、“土語”為檢索詞,在 CSSCI 中進行中文數據採集,獲得有效文獻2264 篇。(本文最終數據檢索時間截止為 2016 年 12月 30 日)2.2 圖譜原理與分析指標文獻共被引分析(co-citation analysis)是美國情報學家 Henry small 于 1973 年發表的 Co-Citation in the scientific literature: A new measur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ations 一文中提出的概念,即通過分析文獻間形成的共被引關係群,梳理學科發展的路徑、探測在學科演變過程中起關鍵作用的文獻,從而揭示具體研究域的知識結構。關鍵字共現分析法以齊普夫定律(Zipf’s law)為基本原理,通過提取能夠表達文獻核心內容的關鍵字或主題詞的分佈頻次,以此來考察該研究領域當前及過去產生過哪些研究熱點。以下是分析 Citespace 生成的科學圖譜時需要使用的三個重要指標。(1)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也叫中間中心性、居間中心性,是用來進行中心性測度的指標。中介中心性高的節點一般處在連接兩個不同領域的路徑上。因此,文獻計量學常借助測量中心性來發現不同學科的連接點或進化網絡中的支點(tipping 64
  • points)。[2] 中心性高的文獻(或關鍵字、作者等)映射在知識圖譜上,表現為有紫色外環標示的節點。(2)突變探測(burst detection)是發現某個科學域內研究興趣突然增長的動態前沿或研究熱點的重要線索。在圖譜中表現為內有紅色圓點的節點。(3)頻次(frequency)表示 Citespace 統計資料庫中節點出現的次數,圖譜中的年輪節點越大,說明該節點出現在網絡體系中的頻率越高。通過觀察這些節點的頻次,可以清晰地了解研究領域中佔據主流地位的主題。三、國外方言研究的發展路徑與重要文獻我們將 2001-2016 年間的國外方言研究資料庫分為 8 個兩年段時間分區進行計算,由此生成一幅由這8 個時間分區合成的混合網絡,圖 1 即初步生成的科學圖譜。圖譜中節點的大小與該文獻被引用的次數成正比,高被引文獻(most cited articles)通常在整個學科領域中具有奠基性意義;處在整個網絡轉折點位置的是高中心性文獻(high betweenness centrality),在研究領域往往具有里程碑意義。圖 1 中拉波夫(Labov William)和特魯吉爾(Peter Trudgill)的文獻節點佔據了圖譜主要位置。拉波夫、特魯吉爾和海姆斯(Dell Hymes)被視作社會語言學的三大先驅,早期社會語言學研究的基本方向分別以這三位開拓者為代表。拉波夫和特魯吉爾都是在方言研究的基礎上創建的社會語言學理論,但前者作為變異語言學(variationist sociolinguistics)的奠基人,主要就紐約城市方言進行研究,後者關注的則是小城鎮社會方言;海姆斯開闢了言語民俗學(the ethnography of speaking,也稱“言語交際民俗學”)的新領域,提出“交際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的概念,與喬氏的“語言能力”爭鋒相對(鄭立華 2012:21)。為了更清晰地觀察文獻的時間分佈,這裏以時間線(Time-line)的方式呈現出圖 1 的文獻節點(見圖 2)。我們根據時間線圖譜,結合 Citespace 探測到的高被引文獻(見表 1)和高中心性文獻(見表 2),對當代西方方言學的發展路徑和關鍵文獻進行梳理。圖 1 共被引文獻 Cluster 視圖(國外)由圖 2 可看出構成當代國內方言研究基礎的文獻集中在 1960 年以後,其中以拉波夫為代表的變異語言學派佔據主流地位。20 世紀 60 年代社會語言學在美國開始興起,拉波夫(1966)的博士論文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New York City《紐約市英語的社會分層》是該階段最富代表性的文獻之一,論文中開展的紐約市百貨公司和下東區調查成為社會方言學調查的經典示範。拉波夫以紐約市英語為例,系統闡釋了一套用於語言變異調查的訪談技巧、測量手段及田野實驗的方法(Labov William,1966)。拉波夫出版於 1972 年的兩部著作對當代西方方言學影響最深:被引頻次最高的 Sociolinguistic Patterns《社會語言學模型》,中介中心性最強的 Language in the Inner City: 6551 2018 年第 1 期 總第 9 期51
  • Studies in the Black English《內城英語:黑人英語土語研究》。前者是拉波夫對紐約市英語調查的精髓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r) in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Stores《紐約市百貨公司/ r /的社會分層》作出的詳盡闡釋,[3] 有力地證明了語言結構和社會結構存在關聯,被視作城市方言學(urban dialectology)的代表作(Labov William,1972a);後者是拉波夫關於黑人土語研究的最典型著作。1965 年起,拉波夫在美國健康教育福利部教育司的資助下,對哈萊姆中南部的英語土語開展了大量調查,該項調查的內容和結果構成了Language in the Inner City 的 主 體(Labov William,1972b)。哈萊姆調查較之於此前的紐約市區英語的調查在研究方法上有了新的創建:(1)調查人員除拉波夫外,增加了非語言學領域但了解當地文化的研究者,觀察角度更為全面科學;(2)調查對象從不同社會群體的抽樣調查集中到統一的中學生群體,研究立足點由探尋語言與社會變項間的互動轉變為社會與語言變項的關係;(3)研究對象由只關注個別語音變項的社會意義擴大到語法體系的研究,研究目的從單純地解釋語言變異的規律深化到如何為教學實踐服務;(4)在喬姆斯基的重寫規則的基礎上,首次採用變項規則來描寫語言變異(孫金華,2009:41-42)。拉波夫推翻了教育心理學研究普遍認為的言辭貧乏論,證明了黑人學生的言辭形式並不弱於白人學生,證實了並非語言結構差異造成黑人學生閱讀失敗,課堂中存在的政治文化衝突才是主要原因。特魯吉爾(1986)的Dialects in Contact《接觸中的方言》和 J. C. Wells(1982)的 Accents of English《英語的口音》是八十年代最顯著的文獻節點。Dialects in Contact 探討了方言接觸過程中的交互影響,拓展了吉爾士(Howard Giles)的 語 言 適 應 理 論(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 theory)。吉爾士認為,在語言交際中,交際者通過減少與對方的語言差異和接納對方的語言特點來達到同對方的一致,從而導致了語言的變異;特魯吉爾在此基礎上,提出語言適應理論還可能出現不完全一致的現象,從而產生一種中介方言(interdialect)。在社會語言學對語言系統的變異研究中,音系變異受到的關注最多,取得的成果也最為豐碩(沈家煊 2006:93)。Accents of English 共分 3 卷出版,主要討論了國家、地區、群體不同的人的英語口音:第 1 卷說明了英語發音不僅有地域變體,還有社會階層、使用場合、性別和年齡的差異;第 2 卷和第 3 卷 J. C. Wells則分別展示了他對英國、美國、加拿大、印度、非洲等數十個不同國家或地區的英語發音特點和測試結果。圖 2 共被引文獻 Time-line 視圖(國外)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發展至今,變異語言學派的研究對西方方言學的影響持續擴大,當代西方方言學的理論體系、調查方式、分析手段也進一步深化。圖譜 2 中 1990 年之後的文獻節點愈發密集,但其中最為醒目的仍是拉波夫和他的學生埃克特(Penelope Eckert)的成果。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語言變化原理》是拉波夫撰寫的總結社會語言學的巨66
  • 著,一共分 Volume I: Internal Factors 《卷一:內部因素》(1994)、Volume II: Social Factors《卷二:社會因素》(2001)和 Volume III: Cognitive and Cultural Factors《卷三:認知和文化因素》(2005)三卷對語言變異研究的理論和實踐進行了總結。第一卷中拉波夫進行了大量的語言調查,介紹了如何研究當代語言中正在發生的變化,並在此基礎上闡釋了語言研究和社會、認知的關係,而書中關於語音變化的規則性原理(neogrammarian principle)和詞彙擴散(lexical diffusion)理論的分析也為社會語言學樹立了怎樣解決這類主要涉及語言內部因素問題的典型;該卷還列舉了美國、英國城市方言發生的變異,探討了方言的演變機制、條件限制、演化方式等一系列制約語言結構變化的內部因素(徐大明 1997:143)。第二卷明確了只有先了解個人所處的言語社區(speech community)的語言模型框架,才能真正理解個人方言;探尋了語言變化與社會階層、性別、鄰里和種族(social class,gender,neighborhood,and ethnicity)等因素的關係、驗證了“語言變化並非發自最低或最高的社會階層,而是由社會經濟層級的中間群體觸發”這一社會語言學普遍結論(Labov William,2007)。第三卷在社會語言學實驗性研究的基礎上,側重分析思維認知和文化因素在語言演變中所起的作用,將社會語言學和方言地理學的成果相結合,討論了語言的融合(convergence)和分離(divergence)、變化對跨方言理解(cross-dialectal comprehension)的影響、語言演變的歷史因素等問題,闡釋了方言分化的條件以及方言傳遞(transmission)和方言擴散(diffusion)的本質差異(Labov William,2010)。表 1 Top 10 高被引文獻(國外)被引頻次共被引文獻 聚類133 Labov W, 1972. Sociolinguistic Patterns[J] 297 Trudgill P, 1986. Dialects in Contact [M] 391LABOV W, 1966,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New York City[M]281 Wells J, 1982.Accents of English[M] 377 LABOV W, 1972, Language in the Inner City[M] 274Labov William, 1994,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volume 1[M]074Labov W, 2006, The atlas of North American English [M]062Labov William, 1994,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volume 2[M]362 Chomsky N, 1995, The Minimalist Program[M] 647Eckert P, 2000, Linguistic variation as social practice [M]221 世紀以來,圖譜中出現的中心性最強的文獻來自埃克特(Penelope Eckert)的代表作 Linguistic variation as social practice《社會實踐下的語言變異》。據埃克特的調查結果顯示:1)學生是否使用英語中極受鄙視的雙重否定句式與家庭背景顯著相關;2)學生的言語特徵主要受同伴影響,其社會範疇和性別是影響元音變項的主要社會因素(祝畹瑾 2013:98-103)。作為拉波夫的學生,埃克特繼承了拉波夫變異研究的傳統,但同時她比拉波夫更深入地觀察分析性別、階層等社會範疇與語言變項的相關性。她與麥康奈爾 - 格奈特(Miriam McConnell-Ginet)一起將教育學中“實踐共同體”(communities of speech)的概念6751 2018 年第 1 期 總第 9 期51
  • 引入語言變異研究,將語言使用和語言變異都歸為社會實踐,為探究語言變異的社會因素和語言因素及其相互關係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和描寫框架。圖譜中離現在最近的高被引文獻為 The atlas of North American English : phonetics, phonology and sound change《北美英語地圖集:語音學、音系學及語音變化》,是拉波夫 2006 年出版的關於當代英語方言語音變化大規模研究的代表作。拉波夫於 1992 年至 1999 年期間持續對762 位發音人進行了電話抽樣調查,調查範圍遍及北美所有城市。他主張方言研究要關注進行中的變化,造成過去語言變化過程的因素可能現在仍在進行中的變化中起作用。拉波夫首次全面考察了美國和加拿大英語方言元音系統的概貌,採用最先進的語音分析儀器對收集的錄音材料進行分析後,重新界定了美式英語方言的地理分區,並考察了性別、年齡、教育、城市規模等因素在語音演變過程中的作用。調查結果發現北美地區的英語發音變體急劇增長,並據此繪製出139 幅四色地圖來說明北美大陸的音系和音韻變體的地域分佈(Labov William,2006)。該地圖集是北美語音地域差異的最全面的描寫。圖譜中還有一個區別於其他模組的聚類,其中心節點是喬姆斯基(1995)的 The Minimalist Program《最簡方案》,聚類中的共被引文獻多是生成語法學派的經典論文。社會語言學家一方面批判喬姆斯基罔顧語言使用的實際情況,過分強調語言的“同一性”(homogeneity);但另一方面,社會語言學又吸收了一部分生成理論的思想,特別是在研究的方法上,許多社會語言學家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運用了轉換分析的某些程式(< 蘇 > 什維策爾 1987:11)。例如拉波夫在研究美國黑人英語中受社會制約的某些形態和語音變異時就運用了喬姆斯基和哈勒制定的語音分析的手段。社會語言學分析語言變異時頻繁使用的“變項規則”,也是拉波夫在生成語法的框架下提出的一種將觀察、實驗、誘導所獲得的語言材料相結合,採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對語言中的變異進行概率描述的分析規則。表 2 Top 10 高中心性文獻(國外)中心性共被引文獻 聚類0.30 LABOV W, 1972, Language in the Inner City[M] 20.22LABOV W, 1966,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New York City[M]20.20Eckert P, 2000, Linguistic variation as social practice [M]20.19Labov William, 1994,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M]40.19Niedzielski N, 1999. The Effect of Social Informationon the Perception of Sociolinguistic Variables[J]00.19 Trudgill P, 1986. Dialects in Contact [M] 30.17LABOV W, 1966, The Social Motivation of a Sound Change [J]80.16 Bell A, 1984.Language style as audience design[M] 40.16BYBEE JOAN L, 2001, Phonology and language use [M]70.14 Chomsky N, 1995, The Minimalist Program[M] 6四、國內方言研究的發展路徑與重要文獻我們用同樣的方式對 2001-2016 年間國內的文獻數據進行處理,初步生成一副由 8 個時間分區合成的共被引網絡圖譜(見圖 3)。與國外的情況略有不同,我國的方言文獻之間引證關係更為緊密,大量的文獻68
  • 節點重疊在一起,難以根據初步聚類視圖辨識學科發展路徑。鑒於圖 3 的共被引網絡在 1970 年以前只有零星的幾個文獻節點、而 2000 年之後的節點卻過於稠密,我們用 Fisheye(魚眼)功能將 2000 年之後的時間分區拉開、突出展現該階段的文獻節點,最後以時間線的方式生成圖 4。表 3、表 4 分別列出了國內共被引文獻群中的高被引和高中心性文獻。圖 3 共被引文獻 Cluster 視圖(國內)圖譜 4 上方的 Time-line 原圖中,節點的分佈清楚地呈現出兩個歷史分期:現代漢語方言研究時期(1920-1970)和當代漢語方言研究時期(1971-現在)。 [4] 先略看現代期的文獻節點。1928 年趙元任發表的《現代吳語的研究》比較研究了吳語 30 處75 詞的詞彙和 22 處 56 種用法的語助詞,是中國方言史上第一部調查報告。書中採用的樂譜標調法和嚴式標音法為此後的方言工作者樹立了調查記錄和分析方言的典範。1936 年中央研究院組織趙元任、丁聲樹等學者就湖北省方言進行考察,《湖北方言調查報告》便是此次方言調查的結果。這是我國第一部帶有方言地圖的著作,迄今為止仍是地區方言調查的代表作。五六十年代,我國的方言研究圍繞普查方言語音、推廣普通話進行,方言語法研究幾乎處於沉寂狀態,圖譜上的節點稀疏。但 60 年代出版的《漢語方言概要》、《漢語方言字彙》、《漢語方言詞匯》等三部綜合比較各大方言的著作至今仍多被方言研究者引用,特別是《漢語方言概要》,其被引頻次和中介中心性都在前十位。1972 年張洪年的碩士論文《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漢語方言語法的研究開始興起。1979 年《方言》雜誌創刊,1981 年全國方言學會成立,我國的方言研究自此活躍起來,圖譜上的節點也變得稠密(郭利霞,2007)。圖 4 共被引文獻 Time-line 魚眼視圖(國內)[5]圖 4 中排名前十的高被引和高中心性文獻,大多出版於 1980-2000 年間,說明該時期的研究成果對國內當代方言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學科基礎基本形成於此時。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國掀起漢語方言地理學研究的高潮,方言分區的調查研究和方言詞典的編纂取得了一系列影響深遠的成果。圖中最大的節點和中心性最高的節點分別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澳洲人文科學院於 1987 年合作編纂的《中國語言地圖集》和由許寶華、宮田一郎兩位先生於 1999 年主編的《漢語方言大詞典》。《中國語言地圖集》宏觀展示了漢6951 2018 年第 1 期 總第 9 期51
  • 語方言分區,並對分區時考慮的地理、方言特徵詳細說明,出版後迅速成為多數方言學者在調查和研究方言分區時的主要參考依據;這種用多幅彩色地圖的形式,把漢語方言和各少數民族語言加以分類分區,標出它們的地理分佈,在我國還是第一次(參看張振興,1997)。《漢語方言大詞典》採用定點調查、共時描寫的方法,取材於 1200 多種古今語言文字類著作,集我國歷史上有關漢語方言詞語記錄和研究的大成(參看謝自立,2000)。在漢語方言綜合理論研究上,90年代最為突出的節點是黃伯榮先生的《漢語方言語法類編》,是我國首部專注於漢語方言語法、反映漢語方言語法概貌的綜合性著作;同時,黃伯榮先生選取最有代表性的例句,按詞法、句法分類,重新組織編纂了《漢語方言語法調查手冊》,彌補了我國長期以來缺乏一部較為完善的語法調查大綱的缺憾。方言的歷史層次問題一直是我國方言研究的重要方向,其中徐通鏘先生的《歷史語言學》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王福堂先生的《漢語方言語音的演變和層次》是關於方言語音歷史研究的一篇重要專題論文。90 年代的方言研究從單點方言的描寫過渡到地區方言的綜合調查,圖 5 中最有代表性的有三部:1993 年侯精一的《山西方言調查研究報告》是一部以省為單位進行方言研究的重要著作,為其他省方言調查報告的編寫提供了有益的借鑒(胡雙寶 1995);1992 年李如龍先生的《客贛方言調查報告》調查了分佈於贛桂湘鄂皖七省及香港等省的 34 個地點方言的贛語和客家話,證實了它們是兩種不同的方言;1992 年錢乃榮先生的《當代吳語的研究》重新實地考察了趙元任先生曾經調查過的 33個吳語方言點,調查結果涉及吳語的各地音系、連讀變調、詞彙語法等各個層面。表 3 Top 10 高被引文獻(國內)被引頻次共被引文獻 聚類116 中國社會科學院,1987,中國語言地圖集 [M] 591 黃伯榮,1996,漢語方言語法類編 [M] 285 侯精一,1993,山西方言調查研究報告 [J] 084 李如龍,1992,客贛方言調查報告 [M] 180 袁家驊,1960,漢語方言概要 [M] 677 呂叔湘,1980,現代漢語八百詞 [M] 271 王福堂,1999,漢語方言語音的演變和層次 [M] 070 許寶華,1999,漢語方言大詞典 [M] 467 徐通鏘,1991,歷史語言學 [M] 062 劉綸鑫,1999,客贛方言比較研究 [M] 12000 年到現在,圖譜中出現的中心性最高和被引頻次最高的兩部著作分別是《山東方言研究》和《語言地理類型學》。《山東方言研究》是錢曾怡先生關於山東方言綜合研究的里程碑式成果,也是官話方言的一部力作。作者歸納了山東方言的研究趨勢是以語音為主到語音、詞彙、語法的全面展開,從單點調查到成片特點的比較,從共時的方言研究到漢語歷史的演變,以及方言研究要與地理結合、要引入現代化手段等(趙日新等,2002);這同時也概括了全國漢語方言研究的總趨勢,對其他官話方言的調查與研究有重要的借鑒意義。《語言地理類型學》是已故日本語言學家橋本萬太郎先生的代表作,作者立足於東亞大陸的語言事實,通過語言在地理區域上的類型推移來考察語言的歷史演變層級;該書自 1985 年漢譯本首次在中國出版以來,對漢語方言的類型研究和比較研究70
  • 影響頗深,但在圖譜中,尚未形成自己的中心度。通過圖 5 中 2000 年之後的節點分佈我們可以看出,21世紀以來的漢語方言語法除了繼續組織方言詞典的編纂、深化方言點和方言區的調查外,在比較研究、歷史語法方面的成果凸顯,最具代表性的是《漢語方言的比較研究》、《陝北晉語語法比較研究》以及《歷史層次與方言研究》三部著作;方言語法的綜合研究上,劉丹青先生以 Comrie&Smith 的《語言描寫問卷》(Lingua Descriptive Studies:Questionnaire)為綱編寫的參考語法書《語法調查研究手冊》,為方言語法調查提供了新的範式。語音研究注重漢語語音史與漢語方言學的結合,以喬萬生(2008)的《晉方言語音史研究》、張維佳(2002)的《演化與競爭:關中方言音韻結構的變遷》在圖譜中突現強度最強。而朱曉農(2004)關於社會方言研究的《親密與高調》一文在圖中也形成了一定的關注度。表 4 Top 10 高中心性文獻(國內)被引頻次共被引文獻 聚類0.23 許寶華,1999,漢語方言大詞典 [M] 40.17 袁家驊,1960,漢語方言概要 [M] 60.15 黃伯榮,1996,漢語方言語法類編 [M] 20.13 徐通鏘,1991,歷史語言學 [M] 00.13 劉綸鑫,1999,客贛方言比較研究 [M] 10.13 侯精一,1993,山西方言調查研究報告 [M] 00.11 侯精一,1999,現代晉語的研究 [M] 00.11 李如龍,1992,客贛方言調查報告 [M] 10.10 錢曾怡,2001,山東方言研究 [M] 70.10 錢乃榮,1992,當代吳語研究 [J] 0五、結論與展望5.1 國內外方言研究現狀的比較分析比較國內外方言學的發展路徑可以發現,當代西方方言學是在社會語言學視角下,側重對社會方言的研究;國內的方言學則是在地理語言學、描寫語言學和類型學的基礎上,偏重對地域方言的考察。我們在考察了國內外方言研究主流領域的基礎上,進一步就各自的研究主題和前沿熱點進行比較分析,深入了解中外當代方言學的研究現狀有何特點。圖 5 最小生成樹(Minimum Spanning Tree)關鍵字共現(國外)圖 5、圖 6 是由最小生成樹(Minimum Spanning Tree)方式分別剪枝生成的國外、國內關鍵字共現圖譜。分別隱藏檢索主題詞“dialect”和“漢語方言”生成的最大節點後,圖 5 的節點由大到小為:language、English、speech、perception、children、acquisition、identity、phonology、African American English、sociolinguistics;圖 6 中前 15 位高頻關鍵字依次為:方言語音、同音字彙、語言接觸、北京話、客家方言、方言語法、中原官話、方言詞匯、連讀變調、語法化。7151 2018 年第 1 期 總第 9 期51
  • 圖 6 最小生成樹(Minimum Spanning Tree)關鍵字共現(國內)圖 5 的關鍵字節點反映了國外方言研究最主要的三個方面:方言(dialect)與語言(language),方言學(dialectology)和社會語言學(sociolinguistics),地 域 方 言 (regional dialect) 和 社 會 方 言(social dialect)。研究的語言涉及英語、漢語、法語、西班牙語、丹麥語等,研究內容涉及形態學(morphology)、句法學(syntax)、詞源學(etymology)等。而關於方言語音的研究主要圍繞“accent(腔調)、vowel(元音)、consonant(輔音)”。我們可將圖 5 中的關鍵字歸為 6 類。(1)語言變異(language variation):社 會 方 言(social dialect)、 地 域 方 言(regional dialect)、語言變化(language change)、語音變化(sound change)、變體(variation)、方言變異(dialect variation)、黑人英語(black English),非洲美式英語(African American English)、美式英語(American English)、年齡(age)、性別(gender)、語體(style);(2)語言交際(communication):社區(community)、可懂度(intelligibility)、會話者(speaker)、語言運用(performance)、語碼轉換(code switching)、語言態度(language attitude);(3)雙語現象(bilingualism)和雙層語言(diglossia);(4)語言接觸(language contact);(5) 文 化(culture);(6) 語 言 習 得(language acquisition)和語言教育:兒童(children)、學生(student)、考夫曼成套評估測驗(Kaufman Assessment Battery)、智力(intelligence)、言語感知(speech perception)、運動理論(movement)。表 5 Top 10 突現關鍵字(國外)表 5 列舉了圖譜中突現強度最強的前十個關鍵字,代表國外方言研究的熱點主題。語言接觸(dialect contact)、地域方言(regional dialect)、方言變異(dialect variation)、種族劃分(ethnicity)是變異研究考察的熱點;語法化(grammaticalization)是句法研究的重點;語言教育關注學齡前兒童(preschooler),考察方言習得(dialect acquisition)的機制是熱點。國外的方言研究注重實驗研究和應用研究,關注方言語音的聲學特徵(acoustic characteristic),近年來針對不同方言區兒童的語言康復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果。表 6 Top 10 突現關鍵字(國內)72
  • 圖 6 中的高頻關鍵字“方言語音、方言語法、方言詞匯”集中反映了國內方言研究的三大主題,表 6列舉出國內方言研究的前沿熱點。漢語方言語音方面,連讀變調、入聲韻尾是熱點,編寫同音字彙、聲韻調系統、文白異讀、語音演變等問題都是研究重點所在;方言詞匯常考察同源詞、古語詞,對語氣詞、結構助詞的研究最多;方言語法是漢語方言研究的熱點領域,而語法化又是語法研究的熱點話題。方言理論的綜合研究上,關注方言的歷史層次和區域間的比較研究;除了描寫方言事實外,比較研究成為方言研究慣常採用的分析方法,方言接觸、比較研究、類型學在圖譜中成為新的增長點。地理語言學對國內的方言研究影響深遠,發展較為成熟,形成了較高的中心性(節點外有紫色外環)。5.2 國內方言研究發展的思考與展望基於本文 Citespace 生成的科學圖譜,我們可以發現國內外的當代方言研究領域有一些共通之處:都以研究方言變體為目的,關注方言的歷史演變和語言接觸對方言的影響;都將實際運用中的語言作為研究對象;方言語法的研究熱點都是語法化問題。但總體而言,國內外的方言研究異大於同,二者之間的差異基本代表了地域方言研究和社會方言研究的差異,主要體現在理論體系、調查和分析方法、研究範圍上。具體而言,主要有以下特點。(1)當代的國外方言學始於上世紀 60 年代,側重社會方言研究,考察方言變體背後的階層、年齡、性別等社會因素,主張語言是“異質有序”的,立足研究共時異質的語言、從進行中的變化去研究方言的歷史演變規律;對地理方言的研究集中于“accent(腔調)、vowel(元音)、consonant(輔音)”等語音層面,且成果頗豐;語音研究以研究語言變項為目的,善於運用現代化的實驗設備和分析手段來發掘聲學特徵。而國內的當代方言學始於上世紀 70 年代左右,注重地理方言考察,方言的地域變體是研究的重點,在描寫語言學“同質有序”的語言觀的影響下,關注共時同質的語言,用歷史語言學的方法來考察方言演變;方言語音的研究多是為了歸納音系,在傳統音韻學的指導下研究方言語音、描寫語音系統的全貌。(2)國外的方言研究內容除方言本身外,還包括方言習得、語言教學、語言政策等應用研究,與人類學、民俗學、社會學等學科聯繫緊密。國內的方言研究則以方言語音、詞彙、語法系統為主要內容,與地域文化聯繫較為緊密。(3)國外的當代方言研究從發展軌跡上來說非常穩定,緊緊圍繞著對不同社會群體語言差異的研究上,代表著作大多都是關於社會方言的研究,以 Sociolinguistic Patterns《 社 會 語 言 學 模 型》 和Language in the Inner City: Studies in the Black English《內城英語:黑人英語土語研究》影響最深。反觀國內,70 年代關注重點從方言語音過渡到對方言語法、八九十年代掀起方言分區調查和方言詞典編纂的熱潮、世紀之交之際逐漸發展起來的綜合性考察以及近年來對方言類型學的關注,清楚地顯現出國內的當代方言學研究雖然都是以地理方言學為主、但明顯具有不同的階段性特點,每個階段的代表著作的關注點也不盡一致。(4)國外的調查方式借用了社會學和統計學的方法,包括實地調查、電話訪談、問卷調查等等,講求多階層和多人次的隨機調查和調查結果的定量分析;由於持續關注的重點都是社會方言學,已經取得了一7351 2018 年第 1 期 總第 9 期51
  • 些像“語言變異理論”這樣的指導理論。而國內的調查方式則以田野調查為主,調查人數不多,方言合作人的篩選有一套嚴格的程式;方言研究的深度和廣度雖然在持續發展和完善,但理論研究起步較晚、尚未形成自己的理論中心。(5)在研究趨勢上,國外的方言研究已經開始和教育學、心理學等其他學科相結合,關注到方言的應用研究;而類型學研究則是國內今後方言研究的主流,我國豐富的方言變體也勢必為探索人類語言的共性及規律提供重要的材料和證明。面對國內外研究現狀的差異,我們首先應清醒地認識到國外的方言研究多以英語為研究對象、地域變體並不十分豐富,國外的社會方言研究由此才能如此迅速地取代了地理方言的考察描寫,而漢語方言的地域變體紛繁複雜,漢語方言的特點決定了我們決不能照搬西方方言學發展的模式。我們決不能盲目照搬西方的發展模式,放棄對我國豐富的方言變體的研究和語言共性的探索。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國內方言研究客觀上存在著研究範圍較窄、分析方法陳舊、理論建設尚不完備、對其他學科貢獻不足等問題。今後的漢語方言研究一方面要繼續堅持本國特色、結合漢語實際,另一方面也要善於借鑒西方社會方言學的社會分層、數學統計、定量分析等方法來完善方言調查的角度,學習西方方言學在應用研究與跨學科領域的研究思路,從而提高漢語方言研究的社會價值、增強漢語方言學對其他學科的貢獻。註 釋: [1] 李如龍(2005)在談到如何繼承和發展語言學科時提到:“在理論和方法上,我們應該重外而不輕中,努力反映本土的語言和文化特點,努力提煉自己的理論,探索科學的方法,也努力吸收域外的先進理論和方法,中學為體,西學為用。”[2] 劉則淵(2006)曾對點的“中間中心性”作出詳盡解釋。他認為,中間中心性指的是網絡中經過某點並連接這兩點的最短路徑占著兩點之間的最短路徑總數之比,中心性高的點往往處於連接兩個不同聚類的路徑上;而在共被引網絡中,中心性高的文獻也必然是連接不同學科或不同研究主題或的支點,顯示出某個領域的結構和動態本質。[3] 為了尋找紐約市英語變體中可能存在的系統與秩序,拉波夫從“動員青年”計畫職業培訓所 1961 年對紐約市下東區居民的社會態度普查的隨機樣本中抽取了總計 340 人作為研究紐約市英語分層的樣本,爾後在同樣的區域進行了二次調查。調查的資料構成了拉波夫的博士論文《紐約市英語的社會分層》的主要內容;文章的精儲後來在 1972 年出版的《社會語言學模型》中得到了詳盡的解釋。(孫金華,2009:27)[4] 李如龍(2001)將我國的漢語方言學分為“古代時期(漢代至清以前)、近代時期(入清至清末)、現代時期(20 世紀 20 年代至 60 年代)、當代研究(70年代至今)”。[5] 由於我國的文獻共被引網絡過於稠密、節点相互覆盖,為了保持原始圖譜的面貌,本文僅能大致展示節點的分布和內容。但在 Citespace 軟件中,使用者可以任意放大觀察原始圖譜中看不清楚或者被其他節點覆蓋住的文獻節點。74
  • 網絡語境中“一 +枚 [+飾人 ]”使用特點及其認知動因Applic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ognitive motivation of“yi+mei[+qualifying person]” in A cyber context◎ 羅耀華 1、羅琪翔 21. 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 2. 武漢大學文學院 提 要:在網絡語境中,“一 + 枚 [ 飾人 ]”的使用獨具特色。本文先考察飾“一 + 枚”的使用特點,分常規用法與非常規用法,使用特點有:第一,“一枚”可以修飾指人NP,位置可以自由分佈在 NP 的前後;第二,這些 NP 有些是網絡用語,有些則是日常用語,可指人。“枚”修飾指人 NP 的用法,在明代已經出現,不過數量比較少,如中心語“太尉、閑底我、少者、少壯者”等。之所以能修飾指人 NP 有三個認知動因:舊詞新用、網絡心理驅動和方言影響。文章還討論“一枚”用於 NP 前後的表達差異,“名+ 一量”,總是把它所判定或評價的對象往小裡、差裡、壞裡說,至少也是表現所述物件的不足,帶有強烈的感情色彩。最後是文章的餘論。關鍵詞:網絡語境 量詞“枚” 認知動因Key words: cyber context; quantifier"mei"; cognitive motivation * 本文的寫作,得到 2013 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現代漢語“動 + 介”組配及“動•介”詞彙化研究(批准號:13BYY114);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漢語詞彙和語法關聯互動的理論探討與專題研究”(編號:14JJD740006)經費支持,謹致謝忱。7551 2018 年第 1 期 總第 9 期51
  • 一、引言《現代漢語詞典(第 6版)》對“枚”的解釋為:量詞,跟“個”相近,多用於形體小的東西(三枚獎章 / 不勝枚舉);《現代漢語規範詞典》對“枚”的解釋為:量詞,多用於較小的片狀物或某些武器(一枚銅錢 / 兩枚手榴彈)。遊汝傑(1985)對漢語量詞“個”的語源進行了探討;陳紱(2002)從“枚”與“個”對漢語泛指性量詞的演變進行了研究;葉桂郴、劉炎飛(2008)從“個”和“枚”等三對量詞的歷時演變,對漢語量詞發展的機理進行了思考;李建平、張顯成(2009)運用出土文獻材料,對泛指性量詞“枚/個”的興替進行了考察;張義(2008)敘述了“枚”與“個”兩個量詞在各個時期的發展情況,並探求了“枚”與“個”興替的過程及動因;王曉蕾(2010)對量詞“顆、粒、枚”的歷時演變、共時差異進行了比較研究;張萬起(1998)對量詞“枚”的歷史和現狀,描述其意義和用法,探求其發展規律;耿冬妮(2013)論述了“枚”由名詞向量詞轉化的過程及“枚”成為量詞後的演變與發展。曾住(2010)、田甜(2012)、高佳(2012)認為“枚”的泛化主要是由於網絡平臺的產生,心理上滿足人們追新求異的需求,而歷史因素也為其泛化提供了潛在因素。吳文婷(2012)認為從調查語料來看,量詞“枚”用來修飾人和抽象名詞的用法還僅限於各大網絡、論壇和書面媒體中,口語中還鮮見該用法。盧鑫瑩(2012)認為量詞“枚”等個體量詞的語義範疇是圍繞原型構建的,範疇邊界的模糊性是其語義泛化的前提,稱量物件由範疇典型成員向非典型成員擴展是泛化的途徑,人們頭腦中對該量詞的理想認知模式的共用是泛化的認知理據。為集中問題的研究,本文僅討論數詞為“一”,量詞為“枚”,“一枚”與 NP 的組配規律及其認知動因。二、 “一 + 枚”的使用特點2.1“一 + 枚”的常規用法根據張萬起(1998)的研究,量詞“枚”產生於漢代初期,尤其是在漢代簡牘當中,量詞“枚”的用法不僅豐富多彩,而且有了泛用的趨勢。“枚”的本義是樹幹,引申為單位詞,樹一棵為一“枚”。“枚”從名詞發展為量詞,但並沒有成為樹木的專有量詞。它本身充分發展,廣泛地應用于樹木以外的其他事物(包括各種器物、用具、兵器、錢幣、金玉珠寶、衣被服飾、印章璽綬、花草植物、瓜果子實、面類食品、磚土瓦石、建築物等),成為魏晉時代最活躍的量詞之一。唐宋時期,“枚”仍廣泛地使用,但專有量詞的不斷出現,量詞的分工更加明確,“枚”原來所表示的單位,不斷被新的專有量詞所替代。近代白話小說中“枚”的使用,進一步萎縮,呈衰落趨勢。王力(1989)指出:“枚”字是意義非常廣泛的單位詞,可以指無生之物,也可以稱動物,只是不能指稱人類。在現代漢語中,“枚”多用於書面語,使用範圍比較狹窄,限於器物、用具等無生命的東西,不用於動物(如牛羊、魚鳥、蟲蛇),也不用於花草、樹木等植物。張萬起(1998)將現代漢語中量詞“枚”的稱說對象歸納為:錢幣類事物;獎章、獎牌類事物;竹簡、竹管類事物;戒指、印章類事物;器物、用具類事物;棗類果實等;導彈、衛星、火箭、地雷等武器。“枚”的組配,用例如下:(1)在和黛玉競爭“寶二奶奶”的位置中,最後她雖然取得了勝利,但其實也等於咽下一枚苦果,始76
  • 終沒有得到寶玉的心。(文海《世界名著經典導讀》) (2)在走訪群眾中發現了周某某有重大作案嫌疑,一是周某某有吸毒史,為了吸毒以前曾盜竊過;二是超市被盜當天周某某曾在超市及附近出現過,經過仔細勘查,公安機關在超市一櫃檯提取了一枚指紋,經比對和周某某右手食指指紋一致。(魏虹《證據法學》)(3)不少老年人都不同程度地患有高血壓、冠心病、動脈硬化症,暴怒猶如一枚“定時炸彈”,對那疲憊的心臟、脆硬的血管,可構成極大的威脅——很容易誘發腦溢血或發生嚴重的心律失常、心絞痛及心肌梗塞,使人在盛怒之餘,溘然離開人間。(李志敏《黃帝內經 圖文本》)(4)他便出現眼痛、噁心、頭暈等症狀,他老伴和女兒也時常感到喘息、鼻塞和喉痛,後來他老伴請市郊區一位名聞遐邇的“彭半仙”秘密來家裡看“風水”,並在通陽臺一門簷上鑲嵌了一枚新月形“照妖鏡”,雖然花了錢財,但效果不明顯。(《華人之聲》)例(1)數量短語“一枚”修飾的中心語“苦果”(比喻痛苦的結果)不是有形的實體,而是比喻說法;例(2)“一枚”修飾的中心語“指紋”,似乎也不好歸入張萬起(1998)所分出的七個類別的稱說物件中;例(3)修飾的中心語為“定時炸彈”(比喻潛伏的危機),也是比喻的說法;例(4)中心語為“新月形照妖鏡”,如果勉強歸類,當歸入器物、用具類中。此外,“枚”用來修飾的錢幣類事物,如“銀元、紀念幣、鎳幣、古幣、硬幣、銅錢”等具有 [+ 圓形 ][+體積小 ][+ 具有價值 ] 等語義特徵;修飾的獎章、獎牌類事物,如“勳章、金牌、銀牌、銅牌、八一勳章、榮譽勳章”等具有 [+ 圓形 ][+ 體積小 ][+ 榮譽獎牌 ] 等語義特徵;修飾的竹簡、竹管類事物,如“漢簡、蘆葦製作的簡”等,具有 [+ 細長狀 ][+ 雙面屋脊形 ][+ 用於書寫]等語義特徵;修飾的戒指、印章類事物,如“金戒指、鑽戒、印章、銅印章”等,具有 [+ 圓形 ][+體積小 ][+ 用於佩戴 / 憑信 ] 等語義特徵;修飾的器物、用具類事物,如“手術縫合針、孔雀石、鉛球、京劇臉譜、掛墜”等,具有 [+ 用具 ][+ 體積小 ][+ 細長狀 / 各種形狀 ] 等語義特徵;修飾的棗類果實等,如“大棗、紅棗”等,具有 [+ 可食用 ][+ 體積小 ][+ 橢圓形 ] 等語義特徵;修飾的導彈、衛星、火箭、地雷等武器,具有 [+ 圓柱形 ][+ 體積小 / 大 ][+ 武器 ] 等語義特徵。2.2“一 + 枚”的非常規用法“一 + 枚 +NP”結構,多用於網絡環境,如微信、微博、網絡聊天等,其 NP 多指人,男性、女性均可。指男性的有:猛男、(舞界)型男、帥鍋、靚仔、帥哥直男、暖男、異人征服男、靠譜男、男閨蜜、文藝男、越獄男、多情男、踏實男、優質男、求飯哥、純良男、肌肉男、剩男、機務男、深沉男、公關男、男性粉絲、深情二哥、直男、男超人吃貨、賤男、色狼、好男人、神棍、猥瑣男、優質男、潮州男、韓國帥哥、男模、猥瑣小正太、Q 潮男、越獄男、文藝男青年、男銀、單身男、渣男等。這些 NP,有些帶有性別特徵標記,如“男、哥、仔”等,有些雖然沒有性別特徵標記,但多指男性,如“色狼、神棍、小正太”等。指女性的有:剩女、腐女、直女、潮媽、蘿莉、小森女、嬌羞女、熟女、小娘人、美妞、辣媽、牛姐、刁女、西瓜妹、優質娘、嬌女等。同樣,這些NP,有些帶有性別特徵標記,如“女、姐、妞、媽、娘”等,有些雖然沒有性別特徵標記,但一般用來指女性,如“蘿莉、白富美、歐巴”等。還有一些 NP 為中性,既可以指男性,也可以指女性,如“草根、吃貨、奇葩、小米蟲、柯南迷、小清新、制服控、傻缺、越蘇黨、粉絲、小河粉、散粉”7751 2018 年第 1 期 總第 9 期51
  • 等。例如:(5)本人被稱之為大神,某日終於悟出是乃“大神經病”,另外宿舍女神一枚,實乃“女神經病”,一漢子努力翻身做妹子,只余一人稍微正常點,不過貌似我們都樂在其中。(BCC 語料庫微博)(6)現在各種腐向和 bl 確實火爆,我本身也是腐女一枚,但是看到好多人卻是為了腐而腐,比如盜筆和進擊的巨人,感覺好多妹子並不瞭解這兩部作品,有些人意淫出各種 cp,其他人就跟風賣腐,好像不這樣就不高端冷豔一樣 !(BCC 語料庫微博)(7)對 @ 月老賜婚說:月老,您好,本人 87 年兔現 27 歲,158CM,湖北黃石女,目前在深圳工作,欲求湖北武漢 \ 黃石 \ 大冶孝順幽默睿智男一枚,年齡可接受 30-37,未婚,謝謝月老恩賜,待我長髮及腰,跟誰一起來拍婚紗吧?(BCC 語料庫微博)(8)本人公司出納,中午和老總吃飯,因為老總是一枚 40 歲的馬上二婚的老男人,而我 20 一朵花,老總說馬上要舉行結婚儀式,我興奮的來一句:楊總,我能不能當個新娘!其實我特別想說伴娘好不好!結果老總來了句:你不許侮辱我!(BCC 語料庫微博)例(5)中“一枚”修飾中心語“宿舍女神”;例(6)則修飾網絡用語“腐女”(腐女或腐女子主要是指喜歡BL,也就是幻想中男男愛情的女性)。這兩例 NP 所指對象均為女性;例(7)中“一枚”修飾中心語“湖北武漢 \ 黃石 \ 大冶孝順幽默睿智男”;例(8)“一枚”修飾的中心語“40 歲的馬上二婚的老男人”。後兩例的所指對象為男性。在網絡語境中,“一 + 枚”有時放在中心語前面,有時放在中心語後面。用以指人的 NP,表達上各具特色,有些以詞形式出現,有些則是以短語形式出現,如“帥鍋、陽光宅男、腐宅 + 幹物女、黑絲秘書、標緻小美棱、高富帥、臺灣妹紙、道貌岸然衣冠禽獸君、侉妮、TX 圍脖輔導員、萌貨、歐美小清新”等。當然,即便是在網絡環境中,NP也多為普通名詞,所指對象為男性、女性和中性。其中指男性的有“男青年、好漢、胖小子、好老公、好男人、光棍男、少男、哥哥、少男、小子、硬漢、偽君子、色男”等;指女性的有“妹子、美人、不良少女、花姑娘、女友、丫鬟、美少女、弱女子、少婦、名媛、精緻女子、妙齡女子、黑絲秘書、知心姐姐、臭美姑娘、賢慧女生、嗜酒少女、學姐、拜金女、廠花、寡婦”等;性別指向不明的 NP有“演員、邪教成員、同伴、知己、普通人、餐廳服務員、可憐孩子、俗人、閒人、白癡、實習生、觀光客、教師、路人、文盲、金融人士、遊民、刺客”等。列表統計如下:NP 數量 比例 示例網絡用語男性 26 32.5%公關男、男性粉絲、深情二哥、直男、男超人吃貨、賤男、色狼、性別指向不明31 38.8%發燒友、吃貨、小米蟲、柯南迷、小清新女性 23 28.7%蘿莉、小森女、嬌羞女、熟女、小娘人、美妞、辣媽日常用語男性 30 18.9%男青年、好漢、胖小子、好老公、好男人、光棍男性別指向不明87 54.7%演員、邪教成員、同伴、知己、普通人、餐廳服務員、可憐孩子女性 42 26.4%妹子、美人、不良少女、花姑娘、女友、丫鬟、美少女、弱女子、少婦、名媛78
  • 在網絡用語領域,指人 NP,從數量上看,性別指向不明最多,占到 38.8%;在日常用語領域,也是性別指向不明 NP 占多數,達到 54.7%。從詞語的感情色彩來看,有些指人 NP 為褒義,男性、女性詞語都有,如“帥哥直男、嬌羞女、純良男、踏實男”等,這些詞語的修飾成分,帶有褒揚的語義色彩;有些詞語則為貶義,如“小娘炮、毒舌、刁女、矮醜窮”等,多帶貶斥情感色彩;有些詞語則看不出感情色彩,為中性 NP,如“柯南迷、文藝男、粉絲、技術流”。用法有如下特點:第一,“一枚”可以修飾指人 NP,位置可以自由分佈在 NP 的前後;第二,這些 NP 有些是網絡用語,有些則是日常用語,可指人。三、“一 + 枚”使用的歷史來源及認知動因3.1“一 + 枚”修飾指人 NP 的歷史來源《說文解字》對“枚”的解釋為:“榦也。可爲杖。從木從攴”。本義是“樹幹”,即細小的樹枝。李建平、張顯成(2009)以出土文獻為新材料(甲金、簡帛、吐魯番及敦煌出土文書和傳世文獻),對“枚”與“個”的興替及其動因進行考察,認為量詞“枚”源於其“算籌”義,而非其本義“樹幹”。“枚 / 個”產生伊始都是泛指的。“枚”產生于漢初,兩漢至唐佔優勢地位。“枚”擴張的動因在於漢代語言對量詞的需求與量詞發展滯後的矛盾,量詞系統成熟後完成使命而退出舞臺。唐五代量詞大發展造成了記憶負擔,語言明晰性和趨簡性的矛盾造成了泛指量詞的需要,“個”迅速發展並沿用至今。漢代簡帛文獻中,量詞“枚”的使用很常見,《鳳凰山 167 號墓漢簡 • 遣策》中有37 例,“枚”稱量的對象有:柯、醬杯、盂、小脯檢、三鬥壺、墨杯、小杞、大柙、石否、漿罌、灶、囷、盎、酒罌、釜等。根據張瑩(2016)和陳紱(2002),我們將“枚”的歷時演變,梳理如下:時代 用法 稱量對象 用例先秦 名詞伐其條枚(《詩 • 周南 • 汝墳》)漢代 量詞動物、植物、食物、器物、生活用品、貨幣、文具北海出大魚,長六丈,高一丈,四枚。(《漢紀 • 成帝紀》)魏晉南北差量詞動物、植物、建築物、衣食、生產工具、交通工具、文具、飾物、樂器乃至一般器皿、日用什物等其家各發棺視之,三棺遂有竹杖一枚,以丹書於杖。此皆屍解者也。(《抱樸子》)唐五代時期量詞動物、植物、食物、器物、衣物、文娛用品、兵器、樂器、交通工具新羅刀子十枚,21 五兩,自餘資供不少。(《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宋元時期量詞動物、植物、食物、衣物、器物、武器、貨幣等又別封猗氏縣公並賜金銀酒鍾各一枚胡馬一匹。(《冊府元龜》)明清時期量詞動物、植物、器物、文具、事物、樂器、貨幣等,但稱量的對象減少只有汗衫一領,裹肚一條,襪兒一雙,瑤琴一張,玉簪一枚,斑管一枝。(《西廂記雜劇》)陳穎(2003)對蘇軾作品中的物量詞進行過專題7951 2018 年第 1 期 總第 9 期51
  • 研究,將魏晉南北朝、唐代詩文小說、蘇軾作品和宋代佛教語錄進行比對,看“枚”稱量的事物類別的差異,列表為:類別魏晉南北朝唐代詩文小說蘇軾作品宋代佛教語錄一般物類及建築物物、塔、柱、瓦釘、塔 瓦、釘衣食等物雞子、被、簟瓜、桃、餅柑、梨、棗、桃、荔枝餅一般器皿及日用什物杯、甌、巾、碑鏡、梳茶、盆、珠子、竹筒笠生產交通工具或貨幣艚艦、錢文具、武器紙、書案、印紙 印、墨、硯 硯首飾、儀仗及樂器鼎、鐘、磬、石、毛環、珠石、磬、鼎、方杖動物、植物羊、魚、木、瓜蟲、蝙蝠 樹、魚人 銅人、飛人 漢 村夫、賊陳文據此認為,魏晉南北朝時期“枚”可以稱量的事物遠比在蘇軾作品中出現得多,宋代佛教語錄中“枚”極少出現,可見,經過幾百年的發展,“枚”逐漸走向衰落,直到最後完全讓位於“個”。學界認為“枚”一般不用來修飾人。王力(1989)指出:“枚”作為量詞計數的名詞非常廣泛,但是卻不能指稱人類。劉世儒(1965)則認為量詞“枚”可以用來稱量人,但是卻有限制。張瑩(2016)對張萬起(1998)和劉世儒(1965)文章中用到的 4 個例子進行點評,認為這幾個例子有可能是使用者的個人行為,旨在造成某種修辭效果,並不具有普遍性。所以,在古漢語中,量詞“枚”一般不用於計量人。陳穎(2003)舉出宋代佛教語錄中稱量人的幾個例子,稱量的物件“村夫、賊漢、長老”等。例如:(9)在當官處,呼幾枚杜撰長老來。(《大慧普覺禪師語錄》928 中)(10)殊不知,孚上座正是一枚賊漢。(《大慧普覺禪師語錄》840 下)(11)師云:“爾是一枚村夫。”(《大慧普覺禪師語錄》831 下)(12)“忽有問家賊難防時如何,便與一刀兩斷,教他灑灑落落,作一枚白拈賊,到處偷營劫寨。”(《密菴語錄》959 中)例(9)中“枚”用來修飾表人的“杜撰長老(指宏智正覺為代表的默照禪宣導者);例(10)中“枚”修飾“賊漢”;例(11)中“枚”修飾“村夫”;例(12)中“枚”修飾“白拈賊”原指徒手盜取他人物品,又不露形跡者。禪家借用此語,比喻禪師教化,講究以心印心。手段奇特空靈,不留斧鑿痕跡,是一種諧謔的說法。又禪林常以此語稱呼唐代臨濟宗義玄禪師,含有臨濟施設高妙之意 [1]。張萬起(1998)舉例為:(13)如此硬窮漢,村村一兩枚。(《述異記》卷下)(14)行者你唓嗻,有女一枚年十八。有妖一洞號三絕,撇下年老志誠的爺。(楊景賢《西遊記》第十一出)除此之外,“枚”用來修飾指人名詞,還有:(15)有分教:一枚太尉,翻為陰陵失路之人;十路雄兵,變作赤壁鏖兵之客。(施耐庵《水滸傳》)80
  • (16)有何不可,依舊一枚閑底我。(《朱敦儒詞 • 減蘭》)(17)人家奴婢,皆買野人以充其役,多者百餘,少者亦有一二十枚……少壯者一枚可直百布,老弱者一枚止三四十布可得。(周連觀《真臘風土記》)例(15)是《水滸傳》中的用例,“一枚”修飾“太尉”,並與後面的“雄兵”對舉。例(16)則是《全宋詞》中的用例,“一枚”修飾“閑底我”(閒逸的我);例(17)是元代用例,“一枚”修飾的對象為“少者、少壯者、老弱者”等。這些用例中,“一枚”所修飾的中心語 NP,皆指人。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出,到明代,已經出現“一枚”用來修飾指人名詞的情況,不過數量比較少。如果說所修飾的“銅人、飛人”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人,那麼“太尉、閑底我、少者、少壯者”等已經是真正意義上的人了。根據生成語法的理論,名詞短語的最大投射為限定詞短語(Determiner Phrase, DP),在英語中如 a NP,the NP 等。正是這些功能性成分幫助名詞實現了指陳功能,並且實現了句子結構和名詞性短語結構間的平行性。“這三本書”的結構如下(陸丙甫等 2012:186):(18)(19)3.2 使用“一 + 枚 [+ 飾人 ] +NP”的認知動因劉世儒(1965:76-82)指出“枚”的本義是樹杆,引申作計數工具,再由此引申就用成量詞。“枚”是適應力最強的量詞,除了抽象名詞及個別事物它還不習慣陪伴外,幾乎是無所不適應的。“枚”與另一個量詞“個”都屬於“泛指性量詞”。王學雷(2013)量詞“枚”源於“算籌”義,而非其本意“樹榦”,其用作量詞始于漢初,它也是漢代使用範圍最廣的量詞,用來表示物體的個體單位。該看法更合理,“枚”作“算籌”之用,是計數的輔助工具,不需要區分具體的事物,正是這一原初用法,決定了“枚”的泛指量詞的語義基礎。網絡語境中,“枚”的飾人用法大量出現,有如下認知動因:首先,舊詞新用。語言在使用過程中,遵循經濟原則,盡可能利用已有材料,在不增加記憶負擔的基礎上,進行創新,舊詞新意,是一個普遍使用的法則。“枚”自明代開始,就有了飾人的用法,雖然為數不多,但畢竟有了雛形,一旦時機成熟,舊有的用法,很可能會在語言使用中得到迅速發展。李建平、張顯成(2009)對泛指性量詞“枚 / 個”的興替及其動因進行過考察,認為二者產生伊始就是泛指的,並不存在從專指到泛指的發展過程。“枚”在漢初迅速擴張的動因在於語言對量詞的需求與量詞發展滯後的矛盾,但它在獲得迅速發8151 2018 年第 1 期 總第 9 期51
  • 展的同時也失去了範疇化等功能,因此在唐至五代量詞系統成熟時完成其使命而基本退出舞臺。漢魏時期語義滯留原則決定了“個”在和“枚”的競爭中處於弱勢,唐以後隨著“枚”的緊縮,為適應語言中對泛指量詞的需要,“個”迅速成為唯一的泛指量詞。隨著量詞系統的發展,分工的細密,為解決量詞短缺而興起的“枚”迅速收縮 ;但量詞分工的過度細密,造成了人們記憶的負擔,語言中仍然有對泛指量詞的需要,於是在詞彙更新機制的作用下,“個”迅速成長為新的泛指量詞。張萬起(2001)指出從歷史上看,量詞“枚”曾經是中古漢語泛用程度很高的量詞,但是最終並沒有取代各種專用量詞,而成為漢語裡唯一的量詞。相反,中古漢語時期漢語專用量詞得到了充分發展,量詞“枚”卻逐漸衰落。歷史上,“枚”可以用來修飾指人名詞,這就為現代網絡語言中,“枚”修飾指人 NP 用法,提供基礎,一旦時機成熟,啟用曾經有過的用法,無疑是一種較為“經濟”的辦法。其次,網絡心理驅動。在網絡語境中,“一枚”用來修飾指人 NP,一經產生,迅速蔓延。網民爭相效仿,使用頻率大幅提高。從眾心理(個人受到外界人群行為的影響,而在自己的知覺、判斷、認識上表現出符合公眾輿論或多數人的行為方式)也在中間發揮作用。網絡的主體人群為年輕人,新奇的表達一出現,馬上得到線民的競相追逐與效仿。與量詞“枚”搭配的,一般是比較小巧的、精緻的、可以把玩於掌中的有形之物,它的活躍反映年輕人尤其是女子總是希望自己看上去年輕點的心理。漢民族的認知方式中,就有用“小”表喜歡、可愛的用法。“枚”本是典雅莊重的詞語,多用於書面語,網絡語境中,“枚”或莊或諧,或調侃,或文藝,生動活潑,使人耳目一新,具有較好的表達效果。第三,方言影響。北方話很少見到用“枚”指人的現象,在陝北方言中卻有,保留著近代漢語的用法,稱一個女子為“一枚女”,與《西遊記》例用法完全相同(當然陝北方言也能用於指物)。“枚”表示“人”的單位,綏德話中只適用於女性。例如:“快看去,你家那枚女哭起囕。”“舊當個兒過去、從前有一家財主,沒小子兒子,只有三枚女。”(黑維強 2001)(20)你家那枚女哭得尋你叻,快看去。(21)人家那一枚女長得可俊叻,就怕你家小子(兒子)配不上。(22)人家那兩枚女都考上大學囕。(23)你那幾枚女尋哩人家(找物件)囕沒 ?(24)你好命心(命運),一個小子,一枚女。量詞“枚”指稱人,只限指女性。且多用於年幼和年輕女性,用“枚”指稱人時似含有褒美的意思。以上所舉 5 個用例,是陝北綏德人黑維強同志提供的材料 [2]。王連清(2013)指出海南方言中,尤其是口語裡,“枚”是出現頻率最高的通用量詞。既可以修飾物,也可以修飾人,如“一枚雞姆”、“兩枚雞仔”、“三枚新婦”,也可以用“個”替換“枚”。所不同的是:“枚”更多是用於口語和非正式場合,特別是當數詞是“一”的時候;而“個”常常用於比較正式的場合和書面語。這種“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替使用可能反映了漢語普通話越來越普及對方言詞彙的影響。錢奠香(2002)考察,海南屯昌閩語中,有:蜀枚儂(一個人);兩其儂(兩個人);三其儂(一個人)這樣的用例,當數量為“一”時,一般用量詞“枚”,而當數量大於“一”時,一般用量詞“其”。根據《中國語言地圖集 • 詞彙卷》海南瓊海市現在同時使用“枚”和“個”作為個體量詞;湖南藍山市使82
  • 用“枚”作為表示“個”的個體量詞,“枚”可以修飾人。我們猜測,網絡中出現大量“枚”修飾人的用法,有可能來自方言中,如陝北綏德話中“枚”只適用於女性,且指稱人時似含有褒美的意思,有可能滲透到網絡語言中。3.3“一枚 +NP”與“NP+ 一枚”表達上的差異考察發現,“一枚”修飾 NP 時,有時在中心語的前面,有時則在中心語的後面,我們從 CCL 語料庫和 BCC 語料庫中,各取連續 1000 例進行隨機統計,得出如下資料:“一枚 +NP” “NP+ 一枚”BCC 語料庫 83 452CCL 語料庫 876 99(說明,BCC 語料庫,有多領域、文學、報刊、微博、科技、古漢語、學生作文等類別,我們隨機選取微博類語料,以“一枚”為關鍵字查詢,從 1-1000 條,進行資料統計;CCL 現代漢語語料庫,以“一枚”為關鍵字查詢,共有 7351 條查詢結果,選取前 1000 條進行統計)統計表明,在微博語料中,“NP+ 一枚”使用高達 452 次,遠超過“一枚 +NP”的使用;而在現代漢語語料庫中,“一枚 +NP”使用頻率高達 876 次,遠超過“NP+ 一枚”的使用頻率。那麼,這兩種格式,究竟有哪些區別?現代漢語的基本語序是數量前置,胡附(1984)認為,在如下情況下,數量後置:1)列舉事物的時候,如“我買了白菜三斤,豬肉一斤”;2)加強語氣的時候,如“在這樣下去是死路一條!”;3)凸顯數量的時候,數量也可以後置。儲澤祥(2001)認為“名 + 數量”分為兩類:一類是數詞限於“一”,重在判定或評價的;一類是數詞不限於“一”,重在陳述事實的。在微博文本中,當數詞限於“一”時,有時又不精確,而判定或評價重在歸類或說出屬性,並不重在數量的多少,所以在說話者心目中,數量的地位就被削弱,關注的焦點就集中到“名”上,“名”所負載的資訊得以凸顯。對比:(25)在 A 家裡住,A 有北京戶口,有房有車,上班又自己開淘寶賺錢——上門女婿,小白臉一枚 ! 不是純爺們!(BCC 語料庫微博)(26)大學生兩年撿硬幣 2000 枚 青島農業大學大三的學生張浩兩年的時間撿了 2000 多枚硬幣,被同學們稱為“硬幣哥”。這個習慣他從小就養成了,存硬幣的容器也換了好幾個。(BCC 語料庫微博)例(25)中“小白臉一枚”,語序為“NP+ 數量”,其中的“小白臉”為低於基本層次範疇的詞語,這類詞語大多有一個形容詞或形容詞性語素,標示這個詞所指事物的屬性,如“帥、好、賤、懶、神、小、直、傻、呆、蠢、美、辣”等,這些成分,有分類或定性的作用,是“NP”低於基本層次範疇概念的標記。例(26)“硬幣 2000 枚”是動詞“撿”的賓語,數量“2000枚”處於句末位置,該數量從兩個方面得到凸顯:一是注意焦點,二是句末焦點。“大學生兩年撿硬幣 2000枚”是以標題形式出現的,說話人主觀上要強調“兩年”時間短,“2000 枚”數量多。對比後面的常規語序“學生張浩兩年的時間撿了 2000多枚硬幣”,數量“2000枚”未被凸顯。除此之外,“NP+ 一枚”還出現在多項式列舉以及處方、藥茶、湯料等配方、配料的逐一列舉等語境,例如:(27)推拿(6 僅 28 元,享原價 55 元和壽司精美小食組(共 14 枚):牛肉卷 1 枚 + 紅蟹子 1 枚 + 三文8351 2018 年第 1 期 總第 9 期51
  • 魚 1 枚 + 海草 1 枚 + 加州卷 1 枚 + 咖喱蝦 1 枚 + 黃金船1 枚 + 山葵八爪 1 枚 + 小卷 6 枚!(BCC 語料庫微博)(28)長期抽煙者肺中沉積大量廢物,喝此茶將氣管中長期附著的廢物軟化而咳出,相當於清洗了肺部。石斛、百合、麥冬各 3 克、大棗 2 枚,冰糖 2 粒。加開水 150 毫升,泡服,一料可沖泡 2-3 次。一長期抽煙者喝了此秋冬潤喉茶,突然咳出大量灰黑色痰液,大驚。(BCC 語料庫微博)例(27)是精美小食組的列舉:牛肉卷、紅蟹子、三文魚、海草等,共計 14 枚,將組合的 NP 逐一列舉出來;例(28)則是列舉秋冬潤喉茶的配方:石斛、百合、麥冬各 3 克、大棗 2 枚,冰糖 2 粒。通過多項式列舉和逐一列舉,使得“名 + 數量”的注意焦點得到進一步強化。這是“NP+ 一枚”的典型用法,NP 為指物名詞,通過類比和泛化,NP 用來指人。“一枚 +NP”與“NP+ 一枚”表達上的差異,列表如下:“一枚 +NP” “NP+ 一枚”語序類型 常規語序 變異語序句法功能 修飾、限制作用 陳述功能語義表達 表計量 實體化語用功能 指稱、屬性、估測 [3]注意焦點、判定或評價功能;感情色彩強烈、往往顯得活潑、隨便,有時還帶調侃意味儲澤祥(2001)指出:數詞限於“一”的“名 +一量”,總是把它所判定或評價的對象往小裡、差裡、壞裡說,至少也是表現所述物件的不足,帶有強烈的感情色彩。四、結 語本文中,我們討論了飾人量詞“枚”的使用規律及其認知動因。為什麼一度退隱的量詞,又重新啟用,而且由 [+ 飾物 ],變為 [+ 飾人 ] ?名詞與量詞組合中,名詞起主導作用,因為人們總是先確定了描述的物件,才接著選擇何種量詞與之組合。然而,量詞也可以反制約,如量詞固有的語義特徵,可以轉移到名詞上,從而使名詞臨時獲得了該量詞的某種語義特徵;“量詞選擇群”中,由於語義相近,可以構成量詞的“近義詞群”,其中的量詞各具特色,不同的量詞表現出不同的風格色彩與語義傾向,對名詞產生一定的影響(馬慶株2005:104-105)。指人的 NP 之所以選用量詞“枚”,除了上述原因,我們認為還應該有:語言在適應和滿足社會發展需要的過程中,不斷地進行著自身結構的內部調整,受制于語言明晰性和經濟性原則,該調整往往傾向於“舊瓶裝新酒”,很少去創造新要素。為滿足人們追新求異的心理需求,量詞可適當進行內部調整(如“個、枚”在歷史上的更替)。“枚”有“細長,體積小”的語義特徵,飾人、飾物有可愛的感覺。加之歷史上,有 [+ 飾物 ]、[+ 飾人 ] 的用法,重新啟用,無疑是既經濟,又適用的辦法。本文對“一 + 枚 [+ 飾人 ]”的常規用法、非常規用法進行了考察,我們認為,“一 + 枚 [+ 飾人 ]”之所以能修飾指人 NP 有三個認知動因:舊詞新用、網絡心理驅動和方言影響。我們也對“一枚”用於NP前後的表達差異,進行了討論。當然,受到文章篇幅制約和資料限制,對於三個認知動因中的方言影響,思考還不到位,目前考察到的方言,還僅限於陝北方言(綏德話)、海南方言(屯昌閩語、海南瓊海)等為數不多方言點,如果84
  • 考察的範圍擴大,得出的結論可能會有所不同。此外,論文中使用的語料有些來自微博、微信,語料本身存在不規範現象,但為了忠實原文,論文中對這些語料未進行加工。註 釋: [1] 侯精一等主編《< 馬氏文通 > 與漢語語法學》,商務印書館,2000 年第 233 頁。[2]熊玲(2017)將“數量名”的語用意義概括為三個:指稱義、屬性義和估測義。[3]熊玲(2017)將“數量名”的語用意義概括為三個:指稱義、屬性義和估測義。參考文獻: 安志偉 2010《現代漢語指人名詞研究》,山東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曾 柱 2010《“枚”的擴張》,《語文建設》第 10 期。陳 紱 2002《從“枚”與“個”看漢語泛指性量詞的演變》,《語文研究》第 1 期。陳 穎 2003《蘇軾作品量詞研究》,巴蜀書社。陳再陽 2015《現代漢語數量短語的指代功能及相關構式》,學林出版社。儲澤祥 2001《“名 + 數量”語序與注意焦點》,《中國語文》第 5 期。董秀芳 2013《從現代漢語個體量詞的名性特徵看其內部差異》,《世界漢語教學》第 1 期。高 佳 2012《網絡文化中的新聞語言探究》,《芒種》第 12 期。耿冬妮 2013《淺談量詞“枚”》,《參花 ( 文化視界 )》第 2 期。緱瑞隆 2006《認知分析與對外漢語示形量詞教學——對外漢語量詞教學個案研究系列之一》,《雲南師範大學學報》第 3 期。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編 1989《古籍點校疑誤匯錄:3》中華書局。黑維強 2001《元雜劇詞語考釋》,四川大學漢語史研究所編《漢語史研究集刊 第四輯》,巴蜀書社。黑維強 2010《敦煌、吐魯番社會經濟文獻詞彙研究》,民族出版社。胡 附 1984《數詞和量詞》,上海教育出版社。李行健 2014《現代漢語規範詞典(第三版)》,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李建平、張顯成 2009《泛指性量詞“枚 / 個”的興替及其動因——以出土文獻為新材料》,《古漢語研究》第 4 期。林松華 2004《新聞流行語彙的生態化》,福建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劉世儒 1965 《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中華書局。陸丙甫等編著 2012 《當代西方語言學要著研讀》,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馬慶株編 2005《二十世紀現代漢語語法論文精選》,商務印書館。孟繁傑、李如龍 2010《量詞“張”的產生及其歷史演變》,《中國語文》第 5 期。錢奠香 2002《海南屯昌閩語語法研究》,雲南大學出版社。邵軍航、楊波 2012《認知語言學基礎》,上海譯文出版社。唐小芬、葉桂郴 2009《“基準單位”和量詞的虛化》,《古漢語研究》第 4 期。田 甜 2012《網絡流行語二則》,《劍南文學 ( 經典教苑 )》第 11 期。王 力 1989《漢語語法史》,商務印書館。王景萍 2001《漢語量詞的語法、語義、語用特徵——兼談對外漢語量詞教學》,福建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王連清 2013《海南方言的通用量詞“枚”》,劉丹青主編;周磊、薛才德副主編《漢語方言語法研究的新視角 第五屆漢語方言語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教育出版社。王紹新 2010《漢語史上名量詞語法化問題》,《陝西師範大學學報》第 3 期。王曉蕾 2010《量詞“顆”、“粒”、“枚”的比較研究》,中國海洋大學碩士學位論文。王學雷 2013《古筆考 漢唐古筆文獻與文物》蘇州8551 2018 年第 1 期 總第 9 期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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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流行稱謂語“情移”現象的社會調查與語用伸縮律A Social Investigation on "Emotional Semantic-Changed" Popular Appellations with Pragmatic Law of Expansion and Contraction◎ 王攸然 / 華中師範大學語言與語言教育研究中心 提 要:本文通過分類描寫與基於調查問卷的社會調查,對 18 個代表性“情移”類流行稱謂語的情感色彩轉化情況進行了分析與考察,並歸納出此類“情移”現象時效性強,易受影響等特點。同時,對語用伸縮律進行擴充並說明了“情移”現象深層的演變機制。關鍵詞:網絡語言 流行稱謂語 情感色彩 社會調查 褒貶義Key words: web language, popular appellation, sentiment orientation, social investigation, commendatory and derogatory一、引言在網絡語言中,許多詞語在頻繁使用中發生了情感色彩的變化,有人將其稱為詞義的升格與降格(張穎煒,2014)。本文將此類在網絡交際中情感色彩或情感傾向性發生了變化的現象,稱為“情移”現象。其實,“情移”現象並不僅限於詞語,一些短語、小句或表情符號在熱傳中其情感色彩也發生了一定的轉化,比如原本表示笑聲的擬聲詞“呵呵”,在網絡使用中多用來表達不滿與不屑。在“情移”類詞語中,一部分指人的網絡流行語特別突出,比如“屌絲”、“土豪”等等。但目前國內已有的對個別網絡流行稱謂語的研究,多是對其進行簡單的觀察描寫,分析其產生與傳播的動因,少有專門針對其情感色彩轉變的研究。8751 2018 年第 1 期 總第 9 期51
  • 通過對“情移”現象的觀察與分析,本文挑選出了 18 個具有代表性,比較典型的“情移”類流行指人詞語:“屌絲”、“逗逼”、“基友”、“二貨”、“暖男”、“專家”、“教授”、“女博士”、“土豪”、“奇葩”、“黑木耳”、“神經病”、“聖母”、“磚家”、“叫獸”、“蛇精病”、“深井冰”、“逗比”。在基於網絡問卷的社會調查基礎上,對這類詞語的情感色彩轉化情況進行深入研究。同時結合語用中的伸縮律剖析這一“情移”現象的深层機制。二、“情移”現象2.1 對象界定目前學界普遍認同稱謂語源於身份、職業、性別等,指稱對象是人,反映人們的社會關係或角色。針對網絡流行稱謂語的研究認為網絡流行稱謂語也就是網絡上流行的人們用來表示社會角色的名稱,如“屌絲”、“土豪”、“男神”等;或者是在某些網絡熱點事件中對當事人形象的稱謂,如“hold住姐”、“犀利哥”等。李明潔(1997)從功能角度對現代漢語中稱謂系統分類時將稱謂語定義為指人的指稱語。稱謂語不僅要指明某一話語所要表述的對象是誰,而且還要將這一對象的特徵概括在它的語義範圍裡。李先生認為現漢中稱謂語通過兩種形式實現這兩個功能,一是通過命名、親屬關係和社會身份而來的穩定性稱謂語,比如社會稱謂與親屬稱謂;一是使用描摹個體的特點以從群體中分離出來的臨時性稱謂語,比如“戴眼鏡的、賣菜的”等。本文選取的研究對象中,“教授”、“女博士”等表示社會角色與社會關係的指人詞語,是典型的稱謂語。而“二貨”、“屌絲”、“逗逼”等不同於典型的稱謂語,更像是對人物形象的“標籤”性指稱,很難界定其所指社會關係或社會角色。雖與典型的稱謂語有些不同,但在網絡交際中能明確所要表述對象且像標籤一樣表明了對象的特徵。根據李明潔(1997)的定義,本文選取的流行指人詞語可定義為流行稱謂語。此類流行稱謂語比起臨時性稱謂語更具概括性,它描摹的是一類人的共同特點;比起穩定性稱謂語又缺乏通用性,有些並不表明某種明確的社會角色或關係。綜合考慮,本文認為此類流行指人詞語是介於臨時性與穩定性中間的一種網絡稱謂語,所選取的 18 個對象也就是“情移”類流行稱謂語。2.2 轉化情況這 18 個 “情移”類網絡流行稱謂語中,有一部分源發自網絡,比如“屌絲”、“二貨”、“逗逼”等,本文將其歸為“自源類”。還有一些在現實交際中早已使用,如“教授”、“聖母”等,只不過在網絡交際中產生了新義,稱為“他源類”。在“自源類”和“他源類”中,有些甚至因為網絡使用中的新義,產生了不同於日常使用的書寫形式,比如“磚家”、“叫獸”、“蛇精病”等,歸為“新形式”。通過對它們情感色彩轉化情況的觀察與分析,可以總結出預期的轉化情況。表 2-1 預期情感色彩轉化情況+ 正向情感語義+ 負向情感語義無明顯轉化情況自源類基友、逗逼、屌絲、二貨(暖男) 暖男 -他源類奇葩、土豪、(神經病)教授、專家、黑木耳、(女博士、聖母)神經病 +、女博士 -、聖母 -新形式蛇精病、深井冰、逗比* 叫獸、磚家 無88
  • 自源類中,“屌絲”、“逗逼”、“基友”、“二貨”的情感色彩均發生了向正向的轉化;他源類中,“奇葩”、“土豪”向正向轉化,而“專家”、“教授”、“黑木耳”則往負向情感遷移;新形式中向正向轉化的有“蛇精病”、“深井冰”、“逗比”,向負向轉化的有“磚家”、“叫獸”。在前期觀察中,“暖男”、“女博士”、“聖母”預期發生了向負向的轉化,而“神經病”的情感色彩應該沒以前那麼負向,但可能都不太明顯。因此雖將其歸入相應的“+正向情感語義”或“+負向情感語義”一欄中,但額外用括弧標示出來,並在表中“無明顯轉化情況一欄”中仍用“+”或“-”表示出其可能的轉化偏向。此外,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新形式中的“叫獸”這一稱謂語本文認為是指稱行為不端的教授的稱謂語,因此將其歸入向負向轉化。但因“叫獸”有時也與某些影視劇或明星相聯係而情感色彩呈現出積極意義,因此在表格中用“*”標示。三、社會調查根據前文的分類分析,我們對 18 個代表稱謂語情感色彩轉化情況已經有了初步的瞭解與預期。因此在進行社會調查前,有如下假設:(1)通過社會調查得出的 18 個“情移”類流行稱謂語的情感色彩轉化情況基本符合前期觀察與分析;(2)社會調查結果不僅能夠反映這 18 個被調查稱謂語目前的情感色彩轉化情況,而且針對個別詞語的深入調查能為“情移”現象產生的原因和機制提供部分猜測。由於本次大多數被測稱謂語的情感色彩轉化源發自網絡或在網絡使用中更明顯,所以通過網絡問卷調查更能得到符合事實的結果。因為網絡調查的特殊性,被調查對象大多對網絡有所接觸,更能理解被測詞語的意義。3.1 問卷設計(1)調查問卷為了對網絡流行稱謂語的情感色彩的傾向進行較為深入的調查研究,本文設計了“流行稱謂語褒貶傾向性調查”問卷。在該問卷中一共包含 10 題,期望獲取被調查者對所調查流行稱謂語的情感色彩的判定,詳細題目參見附錄 1。(2)問題說明在語言的調查研究中,經常要用某種實驗方法來對變數之間的關係進行分析總結。通過對某一變數 X 的操作(加入、移除),然後對另外某一變數 Y進行觀測,以獲得 X 對 Y 所產生的影響,由此產生了引數和因變數的概念(王存美,2004)。本次調查中引數為性別、學歷、對網絡語言熟悉程度等。而因變數則是對於被測詞的情感態度(認為其偏正或負,偏到什麼程度)。下面對調查問卷中具體題目做出詳細說明。問卷中1~5題均為被調查者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別、年齡、學歷等,因為本次被測詞語情感色彩的轉化大多發生在網絡,所以特別添加了與網絡有關的基本信息的調查。如表 3-1。表 3-1 調查問卷第 4~5 題4. 您對網絡語言的瞭解程度? [ 單選題 ][ 必答題 ]○非常瞭解 ○一般瞭解 ○不太瞭解 ○很不瞭解5. 您使用網絡語言的頻率? [ 單選題 ][ 必答題 ]○從不使用○很少使用○有時使用○經常使用○無時無刻8951 2018 年第 1 期 總第 9 期51
  • 第 6題是本次調查的重點,採用矩陣量表的形式,通過五度計分的方式調查被調查者對於這些詞語的情感態度,並通過量化的方式直接展示出來。部分選項如表3-2 所示。表 3-2 調查問卷第 6 題(部分)6. 對於以下詞語,您認為其褒貶傾向性如何? [ 矩陣量表題 ][ 必答題 ]極度負向 -2負向 -1 中性 0 正向 +1極度正向 +2不認識屌絲 ○ ○ ○ ○ ○ ○逗逼 ○ ○ ○ ○ ○ ○逗比 ○ ○ ○ ○ ○ ○教授 ○ ○ ○ ○ ○ ○女博士(生活中使用)○ ○ ○ ○ ○ ○女博士(網絡中使用)○ ○ ○ ○ ○ ○叫獸 ○ ○ ○ ○ ○ ○其中“女博士”、“黑木耳”、“聖母”三個詞既屬他源類又無新形式,因此專門區別其使用時的不同語境——“生活中使用”與“網絡交際中使用”。又因為有許多自源類詞語,被調查人員對於這些稱謂語的熟悉程度不同,因此多設置了“不認識”選項,不計入每個被測詞的評分。7~8 題着重深入考察以“二貨”、“奇葩”為代表的被測稱謂語。鑒於目前有很多稱謂語是通過多用於調侃而慢慢向正向轉化,因此其情感色彩可能不是簡單的褒貶,而是由負向語義引發的正向情感。所以這兩題均設置為多選,並在“喜歡”與“討厭”的選項下進一步說明因什麼而引發這樣的情感,如表 3-3 所示。表 3-3 調查問卷第 7~8 題7. 當別人用“二貨”稱呼您時,您認為他表達的情感是?[ 多選題 ][ 必答題 ]□喜歡我 覺得傻得可愛□討厭我 覺得傻得可恨□調侃我 □挖苦我8. 若您用“奇葩”稱呼別人時,您表達的情感是?[多選題][ 必答題 ]□喜歡 覺得對方犀利且厲害□討厭 覺得對方怪異而可惡□調侃 □挖苦9~10 題的觀察重點在於產生了新形式的被測稱謂語與原有形式在情感色彩上的差異。本次調查以“神經病”、“蛇精病”、“深井冰”與“逗逼”、“逗比”兩組為代表。題目設計如表 3-4 所示。表 3-4 調查問卷第 9~10 題9. 相比較而言,您更願意被稱為? [ 單選題 ][ 必答題 ]○神經病 ○蛇精病 ○深井冰10. 相比較而言,您更願意稱別人為? [單選題 ][必答題 ]○逗逼 ○逗比(3)後續改進首先,由於時間所限,本次問卷只採取了五度計分,並沒有進一步精細化。其次,在單獨對某個詞的調查時只是選取了某幾個代表,沒有對每一個被調查稱90
  • 謂語進行個性化的調查與驗證。此外,本次調查發出問卷 500 份,只是小範圍調查,且由於各種原因被調查者多數居於武漢,學歷多為本科及以上,年齡多為 19 至30 歲,這些變數可能或多或少對最終結果有所影響。這些不足之處也有待日後進一步的完善。3.2 數據統計本次調查共發放 500 份問卷,收回 500 份。根據回收的問卷,剔除無效數據後,取平均值得出最終情感色彩得分,也就是基於社會調查的五度計分值。如表3-5 所示:表 3-5 基於社會調查的五度計分值被測詞 暖男女博士(生活)教授聖母(生活)專家 逗比分值 +1.13 +0.56 +0.54 +0.50 +0.41 +0.33被測詞 基友 土豪黑木耳(生活)二貨 逗逼 深井冰分值 +0.16 +0.09 +0.08 -0.22 -0.24 -0.35被測詞 奇葩 蛇精病女博士(網絡)屌絲 神經病 叫獸分值 -0.37 -0.45 -0.55 -0.58 -0.72 -0.85被測詞 磚家聖母(網絡)黑木耳(網絡)- - -分值 -0.90 -0.96 -1.26 - - -除了主要數據之外,還有被調查者的性別、年齡、學歷等基本數據,其中對網絡語言的熟悉程度對調查結果影響很大,對於這些數據的統計與分析另見他文。四、對比分析4.1 總體情況根據表 3-5,綜合整個調查,本文得出了基於社會調查的“情移”類被測稱謂語情感色彩轉化情況,如表4-2 所示。表 4-2 基於社會調查的情感色彩轉化情況+ 正向情感語義 + 負向情感語義 無明顯轉化情況自源類 基友 無逗逼、屌絲、二貨、暖男他源類 土豪女博士、聖母、黑木耳神經病、奇葩、教授、專家新形式 逗比 磚家、叫獸 蛇精病、深井冰對比預期情感色彩轉化情況(表 2-1),社會調查的自源類稱謂語中,只有“基友”同預期一樣顯示出明顯的向正向轉化;而暖男也同預期一樣無明顯轉化情況。除此之外,“逗逼”、“屌絲”、“二貨”在調查中均被認為還是偏負向的稱謂語,也就是與產生之初的情感色彩一致,因此本文在社會調查結果中將其歸入“無明顯轉化情況”。但“逗逼”的新形式“逗比”呈現出非常積極的情感色彩,從某一方面來說側面印證了“情移”現象。他源類的“土豪”如預期一樣有明顯的褒義化情況。從表 3-5 中明顯可見人們對生活中使用的“女博士”、“聖母”、“黑木耳”情感評價均為正,而在網絡使用中都被認為帶有極其負向的情感色彩。因而在表 4-2 中將其歸入“+ 負向情感語義”一欄,與預期一致。“神經病”與預期一樣無明顯轉化情況。但“教授”、“專家”在社會調查中情感值依舊為正向,與預期不符,這可能受其原本穩固的詞典義影響。但它們的新形式“磚家”、“叫獸”都明顯為負值。側面反映在網絡使用中還是存在“情移”現象。預期中情感語義為正的“奇葩”在調查中被認為是負向的,因而在表4-2 中歸入“無明顯轉化情況”。9151 2018 年第 1 期 總第 9 期51
  • 新形式中,驗證結論與預期都認為“逗比”發生了向正向的轉化;“磚家”、“叫獸”發生了向負向的轉化。預期中認為正向的“蛇精病”、“深井冰”在驗證結果中認為是負向的。但是從五度記分值可以看出,比之“神經病”,人們認為“蛇精病”、“深井冰”更容易接受,而且在“蛇精病”與“深井冰”中更偏好“蛇精病”,這與預期在某種程度上是相符的。4.2 個案分析從表 4-1 及 4-2 的對比可以發現,社會調查中只有“二貨”、“奇葩”、“屌絲”與預期不甚相符。而問卷中針對“二貨”與“奇葩”有進一步的細緻調查。第 7 題“當別人用‘二貨’稱呼您時,您認為他表達的情感是?”統計結果選項 小計 比例喜歡我 覺得傻得可愛176 35.2%討厭我 覺得傻得可恨33 6.6%調侃我 372 74.4%挖苦我 74 14.8%本題有效填寫人次 500此題為多選題,並對其中兩個選項做了進一步標註。可見,大多數人還是認為“二貨”作為稱謂語時表達的情感多為調侃,並覺得“二貨”代表了稱呼者對被稱呼者喜愛的情感。極少有人認為“二貨”是一種挖苦人的稱謂語,或帶有厭惡的情感色彩。這似乎與五度計分結果相左,而更能驗證預期轉化情況的正確性。“二貨”作為稱謂語不僅能夠明確被稱呼對象,而且在語義中能集中體現“二貨”這一類人的共同特徵——傻得可愛。原本“二貨”與“白癡”、“傻瓜”一樣是侮辱他人智商低的詞語,但目前在網絡使用產生新義,指稱傻得可愛的人。之所以在調查中人們認為“二貨”的情感傾向性為負,可能是因為“二貨”的正向情感與帶有積極情感色彩的用法來源於原本的負向語義“傻”。綜上,本文認為調查結果還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二貨”情感色彩向正向轉化的情況,只不過不甚明顯。第 8 題“若您用‘奇葩’稱呼別人時,您表達的情感是?”統計結果選項 小計 比例喜歡 覺得對方犀利且厲害94 18.8%討厭 覺得對方怪異而可惡168 36.6%調侃 308 61.6%挖苦 76 15.2%本題有效填寫人次 500根據調查統計結果可知,大多數人不認為“奇葩”是一個正向的稱謂語。但“矛盾”的是,大部分人認為“奇葩”的調侃意味多過挖苦。因此雖然根據驗證結果“奇葩”的情感色彩還是負向,但實際使用時更多帶有調侃意味,更少帶有挖苦意味。在某些情況下還帶有“覺得對方犀利且厲害”這樣極正向的積極意義。所以雖然此處調查與預期不一致,但兩者所反映的情感色彩轉化在某些情況還是存在的,只不過不一定固定成為“奇葩”的穩定情感色彩。4.3 小結基於網絡問卷的社會調查很好的驗證了“情移”92
  • 現象,且 18 個“情移”類流行稱謂語的情感色彩轉化情況基本符合前期觀察與分析。同時,對“二貨”等個別詞語的深入調查顯示了此類流行稱謂語“情移”現象的特點,並對產生的原因和機制提供部分猜測。比起預期,社會調查所反映的結果更模糊不明顯。綜合前文的分析,這 18 個“情移”類流行稱謂語的轉化特點有:(1)向正向轉化的被測詞語,其正向的情感色彩多來源於網絡中產生並流行起來的自嘲、調侃性說法。人們在廣泛的使用中使這些正向的情感色彩漸漸穩固下來,並削弱了原本的貶義色彩。調侃性的用法也使得一些詞語發展出了更委婉的新形式,又進一步通過新形式的熱傳使得其情感色彩愈發向正向轉化。(2)向負向轉化的被測詞語多為日常生活中已有的詞語,它們的負向情感色彩往往由負面事件帶來。隨着負面事件的熱傳,與之相關的詞語就更容易向負向轉化。(3)部分詞語的情感色彩的正向轉化來自它們本來的負向意義,比如“二貨”。因此其作為一種調侃性說法,在社會調查中情感色彩顯示為負向。(4)網絡詞語的意義變化快,受一些熱點事件的影響大,個別依賴語境。它們情感色彩的轉化有時具有時效性,轉化情況也比較複雜。五、轉換機制前人對稱謂語的研究,多集中於對漢語稱謂語的定性與分類描寫,建立稱謂系統。同時也有大量基於共時層面社會調查的稱謂語接受程度及使用情況研究。有些針對個案的研究涉及對稱謂語情感色彩改變的歷時描述和分析,或是結合文化因素分析國內外稱謂語褒貶義的不同。比如對“小姐”一詞的考察,歷時研究大都指出其情感色彩經歷了由指稱樂戶與妓女的貶義,到清代指稱未婚女子的褒義,改革開放後更是作為一種尊稱。但隨着“三陪小姐”等的出現,“小姐”一詞有時候又不好用來稱呼他人了。這些歷時研究大部分通過語義變化、社會文化等分析個別稱謂語其情感色彩轉化的原因,但缺乏更深層的理論解釋,無法說明這一類“情移”現象的內在轉換機制。于全有(1995)提出語言演變中的“葛氏定律”,也就是借用經濟學中的“劣幣逐良幣定律”解釋語言演變中的貶化現象。根據定律,“小姐”一詞雖然在改革開放後是尊稱,但一旦開始指稱“失足婦女”,這一貶損的義項就會驅逐“小姐”作為尊稱的使用範圍與頻率。因為人們具有趨吉避凶、趨良避劣的社會文化心理,反映到語言運用中,就是不願意使用帶有不良意義的詞語,貶損意義也很難消除。這似乎很好解釋了“小姐”,網絡中的“聖母”、“黑木耳”等稱謂語貶化後適用範圍縮小的歷程與內部動因。可結合目前對“小姐”一詞的社會調查,發現其還是具備很高的接受度,這與“劣幣逐良幣”理論不符。且本文的研究對象中還存在由貶到褒的轉化,“劣幣逐良幣”理論也無法很好的解釋。施春宏(2011)談論通用稱謂在擴散過程中的貶化現象時,提到稱謂系統的動態調節,並通過語用伸縮律(law of expansion and contraction)解釋了“小姐”一詞情感色彩及使用範圍的動態變化。雖然“小姐”開始指稱女性性工作者後產生貶義,使得該通稱使用價值下降,造成一定程度上退出“通稱”的範圍。但也因為9351 2018 年第 1 期 總第 9 期51
  • 如此,對這一稱謂語產生了被動保護作用,相對隔離一段時間後,“小姐”又可以用於本來適用的場合。比之“劣幣逐良幣定律”,語用伸縮律似乎對“情移”現象具有更好的解釋力。但伸縮率僅談及在使用中遇到貶化的稱謂語。且對於本文的對象,比如由貶義轉為褒義的“基友”、“逗比”等,在產生褒義用法後,似乎完全褒義化,並沒有“縮”回貶義的跡象,這是伸縮律無法概括的。結合本文的研究對象,我們對伸縮律進行擴充。稱謂語最開始使用於某個固定的群體或場合,具有固定的意義,而後向一般群體擴散。擴散後隨着所指稱的社會關係和社會角色調整,有兩種演化路徑。一是繼續“伸”,延伸出新的意義獨立存在。社會調查中發生了明確的正向或負向“情移”的“基友”、“逗比”、“聖母”、“黑木耳”、“磚家”等,現分別指稱好朋友;搞笑的人;道德綁架別人的人;私生活不檢點的女性以及言論毫無科學依據的所謂權威人士等。這些無一不產生了新的獨立意義,在網絡使用中穩定下來並向日常交際擴散,特別“新形式”一類,還延伸出了新的書寫形式以示區別。另一種演化路徑是“縮”,就像商品價格圍繞實際價值不斷浮動一樣,稱謂語的情感色彩也可能根據語境,圍繞本義“褒貶轉化”。若非詞語意義發生改變導致情感色彩的徹底變化,就算具體語境中情感色彩會浮動,但整體而言還是不會偏離本義太遠,在偶爾的波動後會縮回本義所帶有的情感色彩。比如“教授”、“專家”。有時網絡上熱傳的各種專家教授的驚人言論以及不時報導出的學術不端、行為不端的事件使得人們對這些“專家”、“教授”深惡痛絕。此時在網絡使用中有時是帶有負面諷刺意義的。但是“教授”、“專家”通過延伸出新的書寫形式將負面意義固定下來,而自身又縮回到原本的詞典義上,情感色彩還是積極的。而原本認為可能發生褒義化的“屌絲”、“奇葩”等,雖然開始指稱白手起家的人,或是發展出調侃性說法,但適用範圍有限,還是退回到原本的貶義色彩。綜上所述,這一擴充的伸縮律不僅能說明傳統稱謂語研究中“小姐”等的褒貶義轉化,也正符合網絡流行稱謂語“情移”現象時效性強,個別依賴語境等特點。對於“情移”現象有很好的解釋力。六、結語“情移”類流行稱謂語中,有 18 個具有代表性的詞語。根據它們的來源、特點,可以分為自源類、他源類、新形式三類。以網絡問卷為基礎的社會調查不僅證實了“情移”現象的存在,且能進一步觀察具體的轉化情況,並為“情移”現象產生的原因和機制提供部分猜測。此類“情移”現象具有時效性強,易受影響等特點。網絡熱點事件與此類稱謂語的調侃性、自嘲性是“情移”現象產生與熱傳的主要原因。而擴充的語用伸縮律能夠合理解釋此類“情移”現象並說明其深層的轉化機制。對於“情移”現象而言,目前只選取了具有代表性稱謂語並初步瞭解了其情感色彩轉化的大致面貌,日後研究中,不僅局限於稱謂語,還需進一步瞭解“情移”現象的作用範圍,對語言及社會的影響,以及其背後所蘊含的社會、文化、心理因素等等。本文所使用社會調查還有待改進,希望能更多的結合計量方法進行進一步研究。94
  • 流行稱謂語褒貶傾向性調查為了更好地瞭解社會各界對流行稱謂語這個社會語言應用熱點問題的情感態度,我們特別設計了這份調查問卷,希望您能夠幫助我們做好這項調查工作。謝謝您的合作與支持 !說明:1、答題方式:請將您的答案在方框內打鉤。2、此項調查僅用於語言學方面的研究,不作其他用途。3、以下幾項都是調查分析所必須的,請務必如實填寫1. 您的性別? [ 單選題 ][ 必答題 ]○ 男 ○ 女2. 您所屬的年齡段? [ 單選題 ][ 必答題 ]○ 18 及以下 ○ 19~30 ○ 31~50 ○ 51 及以上3. 您的學歷? [ 單選題 ][ 必答題 ]○高中及以下 ○專科或本科 ○碩士 ○博士4. 您對網絡語言的瞭解程度? [ 單選題 ][ 必答題 ]○非常瞭解 ○一般瞭解 ○不太瞭解 ○很不瞭解5. 您使用網絡語言的頻率? [ 單選題 ][ 必答題 ]○從不使用 ○很少使用○ 有 時使用○經常使用○無時無刻6. 對於以下詞語,您認為其褒貶傾向性如何? [ 矩陣量表題 ][ 必答題 ]負向程度極度負向 -2負向-1 中性 0 正向 +1極度正向 +2不認識屌絲 ○ ○ ○ ○ ○ ○逗逼 ○ ○ ○ ○ ○ ○逗比 ○ ○ ○ ○ ○ ○基友 ○ ○ ○ ○ ○ ○教授 ○ ○ ○ ○ ○ ○叫獸 ○ ○ ○ ○ ○ ○二貨 ○ ○ ○ ○ ○ ○專家 ○ ○ ○ ○ ○ ○磚家 ○ ○ ○ ○ ○ ○暖男 ○ ○ ○ ○ ○ ○神經病 ○ ○ ○ ○ ○ ○蛇精病 ○ ○ ○ ○ ○ ○深井冰 ○ ○ ○ ○ ○ ○女博士(生活中使用)○ ○ ○ ○ ○ ○女博士(網絡交際中使用)○ ○ ○ ○ ○ ○土豪 ○ ○ ○ ○ ○ ○黑木耳(生活中使用)○ ○ ○ ○ ○ ○黑木耳(網絡交際中使用)○ ○ ○ ○ ○ ○奇葩 ○ ○ ○ ○ ○ ○聖母(生活中使用)○ ○ ○ ○ ○ ○聖母(網絡交際中使用)○ ○ ○ ○ ○ ○7. 當別人用“二貨”稱呼您時,您認為他表達的情感是?[多選題][ 必答題 ]□ 喜歡我 覺得傻得可愛□ 討厭我 覺得傻得可恨□ 調侃我 □ 挖苦我8. 若您用“奇葩”稱呼別人時,您表達的情感是? [ 多選題 ][ 必答題 ]□ 喜歡 覺得對方犀利且厲害□ 討厭 覺得對方怪異而可惡□ 調侃 □ 挖苦9. 相比較而言,您更願意被稱為? [ 單選題 ][ 必答題 ]○ 神經病 ○ 蛇精病 ○ 深井冰10. 相比較而言,您更願意稱別人為? [ 單選題 ][ 必答題 ]○ 逗逼 ○ 逗比9551 2018 年第 1 期 總第 9 期51
  • 參考文獻: 郝 晶 2008 《北京高中生校園流行語調查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李明潔 1997 《現代漢語稱謂系統的分類標準與功能分析》,《華東師範大學學報 ( 哲學社會科學版 )》第5 期。連曉霞 2006 《從修辭手法看網絡詞語蘊含的價值取向》,《當代修辭學》第 2 期。劉毓慶 2003 《“小姐”考》,《中國語文》第 5 期。馬宏基 常慶豐 1998 《稱謂語》,北京:新華出版社。施春宏 2011 《交際空間與稱謂系統的共變關係》,《語言文字應用》第 4 期。唐祥金 2014 《當代網絡文化中流行的表人新名詞及其理據》,《南通大學學報 ( 哲學社會科學版 )》第 2 期。王存美 2004 《網絡流行語語情調查》,武漢:武漢大學。于全有 1995 《語言演變中的“葛氏定律”與社會文化心理通觀》,《渤海大學學報 ( 哲學社會科學版 )》第 2 期。張穎煒 2014《網絡語言的詞義變異》,《語言文字應用》第 4 期。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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