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語言學刊（第 50 期） - 在線閱讀

澳門語言學會2017 年 12 月出版澳門幣 30 元 / 港幣 30 元 / 人民幣 26 元程祥徽 / 澳門語言學會曹先擢 / 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曹志耘 / 北京語言大學戴慶廈 / 中央民族大學鄧景濱 / 澳門大學馮勝利 / 香港中文大學黃坤堯 / 香港中文大學黃行 /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江藍生 / 中國社會科學院李宇明 / 北京語言大學劉丹青 /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魯國堯 / 南京大學陸儉明 / 北京大學馬慶株 / 南開大學馬秋武 / 同濟大學高田時雄 /（日本）京都大學裘錫圭 / 復旦大學邵敬敏 / 暨南大學邵朝陽 / 澳門大學沈國威 /（日本）關西大學沈家煊 /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孫茂松 / 清華大學田小琳 / 香港嶺南大學王寧 / 北京師範大學邢福義 / 華中師範大學徐大明 / 澳門大學徐杰 / 澳門大學張洪明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張振興 /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章宜華 /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鄭錦全 / 臺灣師範大學鄭遠漢 / 武漢大學周洪波 / 商務印書館周荐 / 澳門理工學院周清海 /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竺家寧 / 臺灣政治大學鄒嘉彥 / 香港教育學院吳志良、程祥徽徐杰羅言發程祥徽aomenyuyan@163.comhttp://www.umac.mo/fah/dc/south_china/society1.html主辦2017 年第 2 期總第 50 期定價編審委員會主委委員名譽主編主編助理主編刊名題簽投稿信箱本刊網址150 2017 年第 2 期總第 9 期50

目錄稱謂詞“老公”及相關問題……………………………………………………………………………………………………… 周怡帆喬全生 (4)“不料”的超預期功能及主觀性…………………………………………………………………………………………袁昱菡匡鵬飛 (12)近代漢語中語法標記詞“把”的表義範疇研究……………………………………………………………………………………劉海波(21)漢語重疊的語法作用和重疊式的語法意義……………………………………………………………………………………… 秦宇 (28)特徵的疊加與塌縮…………………………………………………………………………………………………………………………… 朱文清(42)“將來”“未來”的句法語義異同………………………………………………………………………………………………… 彭彬 (54)漢語方言節奏的聲學特徵………………………………………………………………………………………………………………… 林華 (63)桐城話雙音節輕聲詞連調初探………………………………………………………………………………………………………… 孫順 (74)從語音史角度看現代廣州話韻母的音系歸納……………………………………………………………………………………李德超 (80)基於中介語語料庫的日本留學生語法偏誤研究……………………………………………………………… 祁峰張季含 (90)2

稿約《澳門語言學刊》係澳門語言學會主辦的專業學術期刊，創辦於 1995 年。自 2008 年12 月出版的第 31 ／ 32 期始，本刊成立編輯委員會負責學術指導。本刊實行編輯委員會指導下的主編責任制，日常工作由主編和助理主編負責。本刊新版為 16 開本，每期約 10萬字，半年刊，由澳門盈河文化發展有限公司製作出版。一般情況下，於每年的 6月上旬和 12 月上旬出版。本刊刊登有關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現代漢語、漢語史、漢語方言和文字學方面的學術論文以及相關的學術評論。限於人力，本刊目前僅接受中、英、葡三種文字的論文。本刊竭誠歡迎海內外專家學者賜稿。本刊提倡漢語研究與理論探索相結合，本體研究與應用研究相結合，共時研究與歷時研究相結合，普通話研究與漢語方言研究相結合，以及漢語研究與少數民族語言研究相結合。本刊尤其歡迎以海峽兩岸四地語言現象為視角的研究論文，以期推進中國語言研究的發展。本刊恪守學術自由的原則，鼓勵學術爭鳴。所有稿件，文責自負。凡投給本刊的文稿，請注明作者真實姓名、工作單位、電子信箱、手機號碼等聯絡方式。文章發表時署名聽便。中文來稿篇幅以不超過 l 萬漢字，英文和葡文來稿篇幅以不超過本刊 10 面為宜。逾3000 漢字及相應英文、葡文篇幅的稿件需附論文提要和關鍵詞，中文稿請附文章題目和關鍵詞的準確英文譯文，英文、葡文稿請附文章題目和關鍵詞的準確中文譯文。凡投給本刊的文稿，格式體例請參照本刊網頁上載的“格式樣本”（網址：http://www.umac.mo/fah/dc/south_china/society1.html）。如仍有疑問，可參照《中國語文》的格式處理。本刊實行雙向匿名審稿制度。投稿請寄 aomenyuyan@163.com，勿寄私人，以免延誤。投稿者如半年內未收到本刊的採用通知，可自行處理，恕本刊不能一一退稿。請勿一稿兩投。大稿一經投給本刊，本刊即對尊稿自動擁有決定是否刊用之權利，擁有對擬刊論文進行刪改、轉載等權利。凡不同意對其文章進行刪改、出版、轉載者，請賜函示知，否則即視同同意。文章一經發表，編輯部即寄贈當期樣刊 2冊，以申謝忱。一般稿件不設稿酬。350 2017 年第 2 期總第 9 期50

稱謂詞“老公”及相關問題“Lao gong”appellation and Its related issues◎ 周怡帆 1、喬全生 21. 山西大學語言科學研究所，山西傳媒學院 2. 山西大學語言科學研究所提要：“老公”稱謂作為現代女性稱呼配偶的慣常用語，自西漢至今，詞義不斷更新拓展，面對當前社會對該稱謂如何使用存有疑慮，文章追根溯源其初始意義，就大眾使用情況展開相關問卷調查，同時針對媒介使用情況系統收集、統計、整理相關資料材料，在此基礎之上總結概括“老公”稱謂使用情況，並提出如何合理運用的建議。關鍵詞：“老公”稱謂大眾使用情況媒介使用情況社會語言學Key words: “Lao gong” appellation; People use si tuation; Media use si tuation; Sociolinguistics一、引言隨着社會的不斷進步與發展，交際環境也呈現出豐富的樣態，稱謂語作為日常交際中使用最頻繁的詞語，其變化深受時代變遷、大眾接受程度和使用習慣的影響。“老公”一詞，作為丈夫稱謂，正是近年新媒體大量運用後流行開來的代表。對這一稱謂，各方觀點褒貶不一。部分學者認為，語言的使用應緊跟時代步伐，“老公”既已成為約定俗成的大眾通俗稱謂，廣泛使用未嘗不可。持相反觀點者認為，“老公”在古代曾有“太監”的指稱，所以應回歸語言本真，改變這一“不雅”的稱謂用語。本文從“老公”一詞古今詞義變化入手，運用社會語言學的研究方法調查分析“老公”這一稱謂的使用現狀，並對學界存疑提出建議。二、“老公”稱謂詞義演變追根溯源，“老公”一詞有三個詞義：2.1 年老、年長之人“老公”最初之義可追溯于西漢之時。西漢著名4

文學家劉向在其編纂的遺聞軼事小說集《說苑•政理》中記錄到：“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為何穀’？對曰：‘為愚公之穀’。”此處“老公”之義為“年老之人”“年長之人”，這一稱謂一直沿用至宋元時期。2.2 丈夫“老公”指代“丈夫”之義“在北宋末南宋初的作品中就有此類用例” （李素玲， 2012）。元朝時期“丈夫”之義例證不多，《古今雜劇•鴛鴦被》第二折中“我今日成就了你兩個，久後你與我尋一個好老公”，此處“老公”之義指稱“丈夫”。明清時期，這一詞義已大量運用。《水滸傳》、《西遊記》和《金瓶梅》等著名文學作品中“老公”一詞大量出現，特指“丈夫”。如《水滸傳》中：“那大王叫一聲：‘做什麼便打老公？’魯智深喝道：‘教你認得老婆！’”，如《西遊記》中：“這樣個寶貝，也怕老公，雌見了雄，就不敢裝了。”此處的“老公”均特指“丈夫”。2.3 太監“老公”指稱“太監”是目前對“老公”一詞大量使用產生疑慮的主要原因，這一詞義在文獻中可以印證。《棗林雜爼》的“打老公”一說為大眾所熟知，此詞義的出現，致使該詞“丈夫”的指稱暫時離開了漢語的詞彙系統。隨着“太監”這一特殊產物的消失，“老公”的這一詞義也逐步消亡。此後，“老公”一詞詞義陷入尷尬境地，沒有明確的意義指稱。“改革開放後，思想開始大解放，人們開始接收新事物、新思潮，加上大陸與港臺經濟文化交流日益頻繁，受強勢粵語方言的影響，‘老公’‘老婆’的夫妻稱謂再次在大陸活躍起來。”（陳輝霞，2007）基於此，“老公”迅速成為現代女性日常掛在嘴邊的大眾通俗稱謂之一，並且隨着時代的發展與網絡用語的不斷興起，也不再僅僅是“丈夫”的指代。可見，時代發展會促使詞義不斷發生延伸演變。三、“老公”稱謂使用現狀分析基於“老公”稱謂的歷史演變與現實地位，我們分別從大眾使用與媒介使用兩方面進行調查，針對不同的個體與平臺進行差異化分析。3.1 “老公”稱謂大眾使用情況調查筆者針對“老公”稱謂具體的使用情況進行問卷調查、資料收集及後期統計，意在通過定量研究統計分析“老公”稱謂使用頻次、受限因素以及詞義延伸情況，從而為以後使用該詞提出合理建議。3.1.1 調查的問題針對“老公”稱謂的大眾使用情況，調查的問題主要分三個層次：首先，在不同的稱謂類型中，“老公”、“丈夫”、“愛人”、“相公”等在各社會群體使用中的分佈情況；其次，調查“老公”一詞在表示“丈夫”這一含義時，是否具有可替代性，又呈現何種趨勢；最後，“老公”稱謂是否演變出新義項。本文按照社會語言學定量研究的方法，從引數和因變數兩方面入手，引數是大眾的社會特徵，包括年齡、職業、學歷等；因變數是大眾使用環境、使用習慣以及使用態度等。3.1.2 調查對象與範圍為確保調查的客觀性與準確性，本文採取網絡問卷與實地調查相結合的方式，最終選出 253 份符合要求的問卷進行統計分析。調查人數 253 人，性別均為女性，如“表 1”所示，（1）年齡分五個層次：10-20歲、21-30歲、31-40歲、41-50歲、51歲以上，涵蓋中學生、大學生和未婚青年、已為人父母的中青年以及中老年五個群體；（2）職業分佈涉及八類分別是：公務員、事業單位人員、軍人、國企人員、私企人員、創業者、學生和其他；（3）學550 2017 年第 2 期總第 9 期50

歷結構分佈：高中及以下、本科、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4）地理分佈：山西、北京、四川、內蒙古等10 個地區。表 1 調查對象總體情況3.1.3 調查結果根據對大眾調查結果“表 2”顯示，對問題“您對另一半的稱呼是 _____ ？”回答中，占比第一的選項是“老公”，占比達到37.9%，占比第二的選項是“其他”（自填項：包括昵稱、名字、老 + 姓氏和孩兒他爹等），占比達到 37.2%；值得注意的是被調查人日常使用“丈夫”較少，在正式場合使用居多。表 2 “老公”稱謂分佈情況（1）“表 3”顯示 , 橫向對比就其中的年齡層次上看，21-30 歲和 31-40 歲，選擇“老公”的比例要高於其他年齡段，占比分別達到 49.2% 和 44.4%；職業分佈上看，私企人員選擇“老公”的比例略高於其他職業，占比達到 55%；學歷層次上看，碩士學歷選擇“老公”的比例略高於其他學歷層次，占比達到 58%，高中及以下學歷選擇“其他”的比例達到 51%。表 3 “老公”稱謂分佈情況（2）根據對大眾調查結果稱謂詞“老公”的地理分佈情況如“表4”所示，其中86.96%調查物件均為山西人，則具有實際意義，而其他地域人數較少，數據可作為參考。數據顯示，在山西地區使用“老公”稱謂詞的人數最多，比例達到 36.4%，“其他”稱謂排位第二，占比6

達到 35.5%，多數是由昵稱構成。值得注意的是，四川省 5 人均選擇“其他”稱謂，使用昵稱，香港 3 人均選擇“老公”稱謂。從地理分佈來看，“老公”稱謂和“其他”稱謂是大眾使用較多的兩項。表 4 “老公”稱謂分佈情況（3）3.1.4 調查結果分析（1）“老公”稱謂已普遍使用。“老公”作為女性在生活中稱呼配偶的常用詞，大眾認可度較高，並且隨着引數大眾特徵不同呈現的結果略有區別。結合引數大眾特徵分析“老公”稱謂普遍使用原因有三：第一，21-40 歲女性超過四成以上使用“老公”這一稱謂，筆者在實地觀察時發現，這一年齡段的女性多為適婚或已為人母的人，受周圍環境和自身使用習慣影響居多，部分人存在“從眾心理”，即發現周圍的人都在使用“老公”稱謂，自己受多數人的行為方式影響也自然而然加入其中；第二，私企工作人員和創業者使用“老公”稱謂均超過五成以上，這部分人在日常生活中不受體制約束，易受大眾行為影響；第三，事業單位人員和國企人員，使用“老公”稱謂占到四成以上，結合學歷層次來看，這部分人群學歷層次多數在碩士研究生及以上。這一人群具有穩定性，稱謂選擇受長時間約定俗成的環境影響，不會進行過多創造或改變。（2）“老公”稱謂有可替代的趨勢。“表 3”顯示，10-20 歲這個年齡段的群體，正值學生成長期，未來社會的主力軍，而他們在回答調查問題時，有將近八成的人選擇“其他項”，並非“老公”。從具體結果看，“其他項”中的稱呼多數具有原創性、獨特性和唯一性，占比最多的是昵稱。究其原因，這一群體成長環境與其他人群大不相同，他們是互聯網的“原住民”且並極具創造力，追求與享受的皆是自己獨一無二和與眾不同的特性，即使是在稱謂的選擇上也表現得淋漓盡致。因此，“老公”稱謂在未來演變中可能會被更具“獨特表意特徵稱謂”所取代。（3）“老公”稱謂與“丈夫”稱謂使用對比。“表 3”和實地調查顯示，“老公”稱謂多使用在日常生活中且使用者年齡集中在中青年人。51 歲以上的人群則更傾向于選擇“丈夫”稱謂，究其原因，這些人受傳統觀念和生活方式影響大，更容易選擇保守、爭議性小的“丈夫”稱謂。就職業特徵和群體屬性看，公務員群體超過 60% 的人更願意使用“丈夫”稱謂，只有15% 的人使用“老公”，說明社會地位和工作環境對稱謂選擇有決定性影響。3.2 “老公”稱謂媒介使用情況調查與大眾使用情況相對應的是媒介使用情況，傳統媒體選擇權威代表“人民日報”，對人民日報 2006 年至 2016 年十一年語料進行統計分析。新媒體選擇典型代表“新浪微博”，對新浪微博 2016 年 2 月 7 日至750 2017 年第 2 期總第 9 期50

2017 年 2 月 7 日語料進行統計分析。3.2.1 人民日報“老公”稱謂現狀與分析統計傳統媒體人民日報“老公”稱謂時，筆者列舉以下幾個稱謂項：“丈夫”、“先生”、“愛人”和“夫君”，以更好地呈現“老公”稱謂在人民日報中的使用現狀。表 5 人民日報“老公”稱謂及其他對比稱謂篇數統計“表 5”顯示，2006-2016 十一年語料統計顯示，在以人民日報為代表的傳統媒體中，提及“老公”的篇數並不多，最多一次為 2013 年 43 篇；“丈夫”作為夫妻稱謂的官方代表出現篇數平均是“老公”的 16 倍之多；提及“愛人”的篇數排位第二，共計 790 篇，2006年提及最多，剩餘每年平均在 50 篇左右，但“愛人”受英語“lover”翻譯影響，在主流媒體報導中出現較少；語料顯示“夫君”稱謂多出現在文學作品中，在新聞報導和日常對話中幾乎沒有提及；“先生”稱謂具有多層含義，在新聞報導中以“丈夫”含義出現的篇數較少，十一年語料共計 27 篇，大多數是以“男士”稱呼出現，部分以“尊稱”出現。因此，對比分析說明傳統主流媒體中對於稱謂選擇具有嚴謹性，綜合考慮“老公”稱謂的歷史沿革、使用環境和使用物件，更傾向于選擇“丈夫”來代稱女性配偶，體現主流媒體的稱謂決策態度。例如，在時政新聞報導中提到“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和丈夫林兆波……”，“丈夫”則作為官方稱謂被傳統主流媒體所認可。3.2.2 新浪微博“老公”稱謂現狀與分析在微博這一新興並快速崛起的社交媒體上，筆者統計 2016 年 2 月 7 日至 2017 年 2 月 7 日“老公”稱謂使用情況，並設置同人民日報相同的對比項“丈夫”、“先生”、“愛人”和“夫君”稱謂來進行語料分析。表 6 新浪微博“老公”稱謂及其他對比稱謂篇數統計“表 6”資料顯示，在以新浪微博為代表的新媒體中，“老公”出現篇幅最多，達到65400297篇；“丈夫”緊隨其後，占到“老公”稱謂的24%；值得注意的是“夫君”這種在傳統主流媒體報導中幾乎不會出現的稱謂，在新浪微博中排位第三。新浪微博作為新媒體的代表，其中有類似於“人民日報”（《人民日報》法人微博）、 “央視新聞”（中央電視臺新聞中心官方微博）等具有權威性的主流媒體平臺，其餘更多的是具有自媒體屬性的社交平臺。因此比較“老公”和“丈夫”使用現狀，權威性的主流媒體使用“丈夫”較多，自媒體屬性社交平臺中線民則使用“老公”居多，排位第三的“夫君”出現頻次高，體現8

出新浪微博草根性和互動性突出的特點。四、“老公”稱謂使用情況小結根據前文大眾調查問卷和媒介資料統計，可以清晰地看到“老公”稱謂具體使用情況，依據資料和現實情況可大致分為以下幾種：4.1 作為女性配偶稱謂出現目前，“老公”一詞作為女性配偶稱謂使用在日常生活中最為常見。“老公”詞義演變中，前文已經提到其詞義指代“丈夫”在北宋末南宋初就已出現，隨着朝代的更替以及詞義的延伸演變，這一指稱也曾暫時被替代並逐漸消失。而“語言是一種任意性的符號系統，會隨着時代的不斷發展而發展變化，但是沒有必要完全推翻以前所有的指稱符號，語言的使用具有創新性、延續性的特點。”（郭豔玲。2008）改革開放之後，“老公”一詞因粵方言的流行而重歸“丈夫”義項，並演變成日常生活中最為常見及普遍使用的大眾通俗稱謂。例如現代女性在生活中給別人介紹自己“丈夫”時，通常會說：“這是我老公。”或者與他人進行交流時會有“我老公”這樣的表達方式。“老公”一詞作為女性配偶稱謂出現已約定俗成並流行開來。4.2 作為“戀愛對象”稱謂出現“稱謂語是人們用於識別身份、指代稱呼物件以及交際中角色定位、並藉以實現特定交際指向的語言符號系統。漢語的稱謂語最直接、最系統地映射了漢民族的政治制度、婚姻生活、禮儀風尚和民族心理，是時代變遷、價值觀念更新在語言中的具體反映。”（滕飛，2012）長期以來，“老公”作為“丈夫”的指代被廣泛傳播和使用，生產力的不斷提高推動了社會的不斷發展與進步，隨之帶來的多元文化環境也促使現代人思想、觀念更為開放，促使“老公”詞義逐漸擴展延伸,在“丈夫”這一義項的基礎上又延伸出“戀愛對象”的義項。如青年女性在私下稱呼男朋友時，通常也會使用“老公”這一稱謂，私下撒嬌時也會使用，並且使用頻率也呈現出增長的趨勢。4.3 作為網絡流行用語出現“國民老公”這一網絡流行語的突然火爆使“老公”詞義更多元豐富。前兩種類型使用情況可以概括為女性“對自己另一半的稱呼”，而如今“國民老公”作為網絡流行語，詞義所指遠遠超過了如上兩種。互聯網的迅速普及為受眾提供了更開放、更自由的交流平臺，利用度最高的微博、微信等社交工具的快速崛起，也更新了一些詞彙的詞義。並且“由於所負載的流行語義對使用者的強大吸引力，使得流行語經常位於思維意識的興奮中心，時時徘徊在大腦詞庫的邊緣，人們總是千方百計地尋找機會使用它，一旦發現適合它的場景，就會迫不及待地用上去。”（楊一飛，2016）如“國民老公”的呼之欲出更新了大眾舊有的觀念以及“老公”詞義。在微博熱搜排行榜常年榜上有名的“國民老公”一詞通常指代：現代女性心中完美的老公人選。熱播劇男主角與年少有為的青年才俊都會被網友稱為“國民老公”。如“國民老公”代表人物之一王思聰在微博發佈動態之後，大眾留言通常會使用“老公”一詞。“老公”詞義的擴展延伸也意味着其指代“自己另一半”的義項在逐步擴大。4.4 使用趨勢分析如上所述，10-20 歲群體中，有將近八成的人使用950 2017 年第 2 期總第 9 期50

其他更具有獨特性和唯一性的稱謂，而不是選擇“老公”一詞，無獨有偶，21-30 歲群體中，選擇“老公”稱謂和“其他”稱謂的比例相當，可以預測，在未來“老公”稱謂使用中會呈現出被更具個性化的稱呼所取代的趨勢。在知識份子和老年群體中，使用“老公”稱謂的人相對較少，大多數人選擇“丈夫”這一中性表達方式，“老公”稱謂使用情況呈現遞減趨勢。同時，大眾媒介使用“老公”趨勢相對穩定，傳統主流媒體將持續使用“丈夫”稱謂，自媒體中“老公”稱謂成為互動交流的詞語。五、“老公”稱謂使用建議5.1 分人物使用“稱謂語作為語彙的重要部分，對其選擇，既是個人對語碼的選擇，也意味着個人在公眾領域選擇言語的格調和品味。”（連曉霞、韓梅，2015）在前文中，筆者已針對“老公”具體使用情況進行過分析 , 現代人思想觀念和思維方式不斷更新帶來了“老公”詞義的延伸，就目前看其使用主要分為三種情況：作為女性配偶稱謂出現；作為“戀愛對象”稱謂出現；作為網絡流行語“大眾女性心中完美人選”義的出現。作為網絡流行語彙出現後，“老公”使用已不分男女，此種情況儼然改變了“老公”初始之義，會給未成年人帶來消極影響。現今，“老公”稱謂使用具有廣泛性及普遍性，如徹底摒棄並不現實，但作為一名社會人，每個人都應定位好自己的社會角色，不要讓其錯位或越位，這樣才能做一個有品味、有格調的言說者，否則通俗的“文雅”將變成庸俗的“作秀”。因此，流行語彙也並不是適用於每一個人，筆者在分析其詞義演變及目前使用情況後，建議在使用時應分人物、分場合使用。“老公”在古漢語中，其義有三：年老之人、丈夫、太監，隨着時代的發展及社會的進步，“年老之人”“太監”這兩種詞義已成為歷史，但“太監”這一不雅詞義仍影響現代人認知，“丈夫”之義則一直延續至今，即“女子的配偶”，此義也是大眾對於“老公”詞義的根本性解讀。作為大眾，有必要且應當做好詞義辨析及保護工作，故建議青年女性只有稱呼配偶時使用。此舉既可以保證語言的初始之義，也可預防詞彙出現庸俗、低俗之嫌。5.2 分場合使用“老公”稱謂除需要分人物使用外，分場合使用也是其健康運用的路徑之一。筆者在研究“老公”稱謂時已比較了媒介使用和大眾使用的不同，作為主流媒體，對稱謂的選擇不僅代表作者個人的喜好和品位，更代表媒體的形象與責任擔當。《人民日報》作為大眾最為認可的官方媒體平臺，新聞報導中“丈夫”出現篇數遠高於“老公”的使用，故夫妻稱謂用語官方說法仍然為“丈夫”。這一官方選擇和態度呈現更加合理地進行大眾輿論引導。而“老公”一詞作為“丈夫”的俗稱，其本身所特有的親切性、世俗性使其運用時“面對面”稱呼較為合適，即女性在私下面對面稱呼自己的配偶時，使用“老公”則顯關係親密。而在正式場合，即與夫妻之外人員進行交流時，“老公”則顯得不正式。因此，筆者提出“老公”使用建議，在夫妻雙方私下交流時，可以使用詞語“老公”。而在正式場合，則需更換稱謂，可以選用官方較為認可的詞語“丈夫”，表達對對方的尊重；也可以使用“先生”顯示莊重。大10

眾媒介應繼續保持嚴謹的價值取向使用“丈夫”稱謂，同時對大眾進行合理引導，避免“老公”稱謂的氾濫。六、結語中國文化中，語言稱謂反映着倫理觀念：“親疏不同、內外有別”，（姚亞平，1995）對於“老公”稱謂的使用，長期以來眾說紛紜，並沒有形成統一的、有效的意見與說法。面對“各說各話”的言論環境，本文追根溯源其初始意義，展開相關問卷調查，並系統收集、統計、整理了相關資料材料，在此基礎之上總結概括“老公”使用情況，並認為在現有環境下徹底廢除其指代“丈夫”詞義並不現實，而應根據“親疏”與“內外”的具體情況進行調整與改變，既能維護其義不被破壞，也可杜絕詞語出現低俗之嫌。參考文獻：曹秀玲 2012 《話語標記的多元性與非排他性》，《語言科學》第 3 期。李素玲 2012 《“老公”詞義演變探微》，《語言本體研究》第 2 期。陳輝霞 2007 《從“老公”“老婆”的稱謂看詞義的演變》，《閱讀與寫作》第 4 期。郭豔玲 2008 《夫妻稱謂的歷時演變過程及相關因素研究》，華中師範大學。滕飛 2012 《當代大學生校園稱謂語使用情況調查研究》，東北師範大學，2012。楊一飛 2016 《“國民 XX”短語的生成與解讀》，《當代修辭學》第 5 期。連曉霞 , 韓梅 2015 《“老公”“老婆”稱謂的社會語言學調查》，《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 期。姚亞平 1995 《現代漢語稱謂系統變化的兩大基本趨勢》，《語言文字應用》第 3 期。1150 2017 年第 2 期總第 9 期50

“不料”的超預期功能及主觀性 *The Unexpected Function and Subjectivity of “Buliao”◎ 袁昱菡、匡鵬飛 / 華中師範大學語言與語言教育研究中心提要：“不料”作為一個語法化程度低於“但是”、“可是”等的轉折連詞，在句中表現出超預期的語用功能和表“意外”的主觀性，而且在對事件的陳述中體現出情感上的偏向性，即傾向於銜接不如意的有標記信息，表達了說話人“驚異”的主觀感情。本文以超預期標記“不料”作為研究對象，考察其超預期語用功能，並對其主觀性以及使用中表現出來的偏向性進行分析。關鍵詞：“不料” 超預期功能主觀性 Key words: Buliao, Unexpected Function, Subjectivity * 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漢語詞彙和語法關聯互動的理論探討與專題研究”（14JJD740006）的階段性成果。一、引言關於“不料”的詞性，不同的詞典和文獻作的歸類有所不同：《現代漢語八百詞（增訂本）》：無主動詞，沒想到，意念上的主語是說話人，前一小句說明原先的情況或想法，後邊的小句表示轉折。《現代漢語詞典（第七版）》（以下簡稱《現漢》）：連詞，沒想到；沒有預先料到。用在後半句的開頭，12

表示轉折，常用“卻、竟、還、倒”等呼應。《現代漢語虛詞詞典》（張斌，2001）：連詞，在複句中表示一種輕微的轉折，用在後一小句的開頭，含有出乎意料的意思。此外，岑玉珍（2013）將“不料”收錄在《漢語副詞詞典》；董秀芳（2013）認為“不料”詞彙化為了一個副詞，表示“不估計；沒想到”。可見，學界對“不料”詞性的認識存在分歧，主要有動詞、連詞和副詞三種看法。本文同意《現代漢語詞典》和《現代漢語虛詞詞典》對“不料”的詞性分析，認為它已虛化為表轉折關係的連詞，並具有超預期的表達功能。首先，“不料”由動詞短語語法化而來（曹秀玲，2012），雖然它在少數語境中尚保留着動詞用法，作動詞時“不料”不能移至主語前，其後帶有謂詞性賓語，但是這種情況已十分少見。我們檢索了北京大學 CCL 語料庫，在“不料”的 4171 個用例中僅有 4 例作動詞，這應是語法化過程中的遺留現象，動詞已不再是其常用的固定詞性。例如：（1）章泯不料她竟如此率直，如此勇敢，如此不同凡俗，在同情唐納的同時，他不得不承認此話有幾分道理。（2）鐘萬仇萬不料害人反而害了自己，哪想得到段譽從石屋中抱將出來的，竟會是自己的女兒？他一呆之下，放下女兒。其次，一些著作將“不料”歸入副詞，主要是因為其後直接帶有動詞時，它所處的句法位置更像是在句中作狀語。邵洪亮（2015）認為“具有轉折關聯功能的副詞，其基本功能是做狀語，兼有關聯功能，只能位於主語後”，而“具有轉折關聯功能的連詞，其基本功能是連接，處於後續句，只能位於主語前，連接兩個分句”。“不料”一般不能用於孤立的單句，只能用於複句或句群中的後一小句；主要功能是為了顯示前後小句之間的轉接和超預期關係，而不是作狀語修飾動詞；多用於主語前，極少數情況下位於主語後但都可以自然地移至主語前而不影響句義的表達。例如：（3）行前，他從一位眼科專家倪大夫手裏借來一冊拙作《走向混沌》，此書不料在旅途上遺失，而此書又是倪大夫珍藏之書，不能不還。（4）11 月 14 日在維也納舉行的歐佩克會議決定從明年元旦起削減日產量 150 萬桶，並要求非歐佩克產油國也同時減少 50 萬桶日產量。歐佩克的減產保價措施不料遭到非歐佩克產油國的冷遇。因此，“不料”應是連詞，但也必須承認，其語法化程度低於“但是、可是、不過”等轉折連詞，這可以從對比《現漢》對“不料”和“但是、可是、不過”等的釋義中看出：但是：用在後半句話裏表示語義的轉折，往往與“雖然、盡管”等呼應。可是：表示轉折，前面常常有“雖然”之類表示讓步的連詞呼應。不過：用在後半句的開頭，表示轉折，對上半句話加以限制或修正，跟“只是”相同。《現漢》對“不料”的釋義本文開頭已引，相比其他三者，它多出了“沒想到；沒有預先料到”這樣的內容，說明它雖是轉折連詞，但仍具有一定的實在意義。正因為如此，“不料”尚殘存極少量動詞用法，後一小句出現動詞性賓語時容易被誤認為副詞。這種動詞性的1350 2017 年第 2 期總第 9 期50

遺留，連詞性發展的不完全，以及實義的保留，都導致了“不料”除具有關聯功能外，還具有較強的主觀性和特殊的語用功能。現有“不料”的相關研究主要是從漢語教學的角度出發進行考察。孟繁杰（2003）從句法、語義、語用三個方面，認為“不料”可表轉折關係、對比和對照關係以及表示出現意料之外的變故和後果，第三種用法一般是消極的、不如意的。該文還分析了“不料”在對外漢語教學中出現“非中國味兒”句子的原因，并針對“不料”不同的語法特征提供了教學順序的建議。劉平（2008）以現代漢語“不料”複句為研究對象，考察其語義類型和信息焦點，並將“不料”和“沒想到”進行了對比。該文同樣是從留學生的偏誤出發，以“不料”複句為個案，對教學提出建議。此外，曹秀玲（2012）將“不料”歸入超預期話語標記的範疇，並簡述了其語法化過程。綜上所述，已有研究尚未關注到“不料”的語用功能及其主觀性問題，在此基礎上，本文試圖就其超預期功能、主觀性及其使用過程中表現出的偏向性進行考察。本文的語料均來自 CCL 語料庫和語料庫在線。二、“不料”超預期語用功能曹秀玲（2012）引用廖秋忠（1992）對邏輯關係連接成分的分類，將逆接連接成分中的一類——意外類連接成分界定為“從上文所提供的情況或計劃來看，下文所發生的事件出乎意料或出乎常理，表示認識主體對客觀事物認識上的不足，同時加強語篇連貫。”“不料”就是屬於這種意外類連接成分，表示後續事件發生的意外性。在語義理解上，“不料”承上啟下，既預示了即將發生的實際情況超出了預期範圍，又通過凸顯後續小句中的已然事實來否定預期信息，前後小句在語義關係上屬於逆接，具有轉折關係；在語用表達上，通過“不料”來否定原有預期，能夠最大限度地減少聽話人理解話語所做出的努力，引導聽話人對後續話語的準確預測，從而保障交際的順利進行。依據“不料”在句中所超出的預期信息的載體，可將“不料”的超預期類型分為：顯性超預期、隱性超預期以及背景超預期。2.1 顯性超預期言者或主語對某一事件的預期以明確的命題形式在前一小句中顯性地體現出來，之後用“不料”引出實際情況的發生，該真實事件的發生否定了預期信息，使預期信息與真實事件構成直接對立的關係。所超出的預期可以是一種心理預期。在語表形式上，“不料”的前一小句中，常帶有表主觀判定的心理活動動詞“覺得”、“以為”及其派生式，如“本以為”、“原以為”、“滿以為”、“總以為”等，這些動詞後直接帶有主語對某一事件的預期，後一小句中實際狀況的發生與該預期相反：（5）第二天中午王科長不見人影，張英才以為他不辭而別，不料到天黑後又回來了，說是到下面垸裏去看看風土人情。（6）總以為他不會同意的，不料他倒同意了。例（5）中主語“張英才”的預期是“他不辭而別”，而實際情況的發生與預期相反，即“又回來了”；例（6）中，心理預期“他不會同意”和實際結果“他倒同意了”相對。該類型“不料”句所引發的超預期結果總是與前14

一小句中的心理預期直接相反或相對，屬於主觀斷定與已然事實的對立，從形式上來看就是“以為A，不料-A”。其次，所超出的顯性預期還可以是原有的計劃或打算。前一小句明確指出主語接下來打算實施的某種行為，通過“不料”來預示後續事件的發生將會導致原有計劃、打算的失敗或終止。（7）淑嫻本想以鞋引起談情的題目，卻不料引起他給她上支前工作重要性的課來了。（8）這天孟明正打算下山找阿公報告情況，不料老頭子突然帶來十幾個沒有武裝的解放軍。前一小句使用含有[+預先]語義特徵的動詞“想”、“打算”、“準備”、“計劃”等表明事件主體所欲實施的行為動作，如例（7）中主語預期實現的目標是“引起談情的題目”，而超預期的現實結果是“引起他給她上支前工作重要性的課來”，說明了原計劃的失敗。例（8）中，主語意欲實施的行為是“下山找阿公報告情況”，突發事件“帶來十幾個沒有武裝的解放軍”的發生，導致預期行為的終止。此類“不料”句從形式上可概括為“想A，不料B”，其中後一小句“不料B”中隱含了“-A”。顯性超預期既可以是超出心理預期，即對某一事件的預判；也可以是超出預先的計劃或打算，通過“不料”預示預期行為的失敗或終止。這兩種顯性超預期的共同點是未然預期與已然結果之間是對立的，通過“不料”及後續小句來否定前一小句中顯性的預期信息。《現代漢語八百詞（增訂本）》對“不料”用法的概括應屬於這種類型的超預期句，即“前一小句說明原先的情況或想法，後邊的小句表示轉折”。 2.2 隱性超預期隱性超預期是指句中主語或言者所預期的內容不直接體現在句子中，而是隱含於語境，需要聽話者通過一定的語用推導才能得出。上文顯性超預期的“不料”句，前一小句只能是主觀判斷或未然事件，即主語的想法或打算，而在隱性超預期句中，前後小句都必須是已然事件，其中，前一小句的已然事件中蘊含了主語對接下來所要發生情況的隱涵预期，“不料”所引導的後續小句是對這種潛在隱性預期的否定。這種類型的“不料”句，其前後小句 A、B 之間可以看作是一種“事件—結果”的關係，A 都是對已然事件的直接描述，預期隱含在事件 A 中，已然事件導致或引發的真實結果 B 與隱含預期相反或相對。（9）士兵豈把幾個窮戲子放在眼裏，嘴裏罵着就動起武來，不料根本不是對手，被鑫培火頭上的三拳兩腳就打得一命嗚呼了。（10）一日，馬永貞無意中得罪了上海灘一霸主譚四，並與譚四打成平手，不料譚四卻視馬永貞為朋友。在例（9）中，事件 A 隱含的預期是“戲子不是士兵的對手”，動作行為的發生“動起武來”引發的真實結果是“士兵根本不是戲子的對手”，該結果超出了“士兵”的預期，並與預期信息相對；例（10）同理，事件 A 蘊含的預期是“譚四視馬永貞為對頭”，真實事件 B 卻是“視馬永貞為朋友”。隱性超預期句中，從事件 A 可以推導出預期的隱含結果 -B，該預期結果與實際事件的結果 B 直接相反或相對，表現為“A（隱含 -B），不料 B”。2.3 背景超預期該類型的超預期句中，“不料”銜接的小句 A 和1550 2017 年第 2 期總第 9 期50

B 雖然也都是已然事件，但是二者更多地體現在時間的先後關係上，而且從事件 A 中無法推知出一個具體的預期信息，也就是說預期是潛存於主語或說話者的背景知識中，不可推導的。這種類型的“不料”句前後小句在時間上具有很強的連貫性，在邏輯關係上屬於事件的轉承，突出了事件 B 的突發性和意外性。在生活中，人們往往對後續即將發生的事有一個大致的預測，預測的內容可能是潛在的、不凸顯的、多種多樣的。反映在“不料”句中就是背景超預期句中的A 事件發生時，主語對後續事件的開展在其認知範圍中存在着各種各樣的高層預期，這些預期僅依據語境是無法從中推導出其具體所指的。所凸顯的超預期信息即已然事件 B 的發生超出了主語或言者的背景預期範圍，也就是說事件 B 並不屬於那多種多樣預期中的任何一個，後一小句也自然就不會與預期構成相反或相對的關係，“不料”所凸顯的已然事實否定的是未知的、不可推導的預期信息。例如：（11）那天下午，小娟到一廣東老闆房間裏打掃衛生，不料，廣東老闆竟一把將她攬在了懷裏，放肆地說：“我給你 1000 元。怎麼樣啦？”（12）晚上 8 點，正當胡某滿懷欣喜地踏進 309室時，不料被早已等候在那裏的公安幹警來了個甕中捉鼈。（13）她 16 歲那年參加了解放軍，在西藏軍區總醫院裏當一名白衣天使，桂桑投入了少女的全部熱忱。不料，沒過多久，命運之神就給她出了一個不大不小的難題。例（11）中，“小娟”在“打掃衛生”時對於後續事件的預期在其認知範圍內存在着多種情況，是潛在的，但是“不料”引發的超預期事件“老闆竟一把將她攬在了懷裏”不在“小娟”的背景預期範圍內，從語境中也無法推導出來。A 和 B 之間突出的是時間上先後相繼的轉承關係，“不料”凸顯了事件 B 的意想不到和出乎常理，體現了認識主體對客觀事件認識上的不足，從而表現出驚異性的主觀感情。該類型的超預期句，如果一定要確定事件 A 發生時主語的預期，那麼只能依據後一小句中的事件 B 來進行逆推導，如例（11）可倒推出“小娟沒想到廣東老闆會把她攬在懷裏”的預期，這種逆推而來的預期是無法直接從事件 A 得出的。所以這種超預期“不料”句既不同於顯性超預期句，也不同於隱性超預期句，其預期信息高度隱含且具有不確定性，唯一能確定的是事件 B 的發生超出了主語的背景預期範圍。三、“不料”的主觀性及偏向性3.1 “不料”的主觀性按照 Traugott（1999）的看法，反預期是說話人“視點”的表徵，因而是語言“主觀性”的表現（引自吳福祥，2004），超預期同理，也能夠用來表達主觀性。在漢語中，能夠用來明確表達語言主觀性的成分包括語氣副詞、表情態的助動詞、語氣詞、人稱代詞以及連詞等等。沈家煊（2001）指出“說話人在說出一段話的同時表明自己對這段話的立場、態度和感情，從而在話語中留下自我的印記”。“不料”作為超預期的轉折連詞用在後一小句中，後接事件對於說話者來說16

超出了其預期或與其預期相反，這種“意料之外”状况的發生所表現出來的“意外感”体现了言者或主語的主觀態度和立場，隨着“不料”詞彙化的發展以及語義上所包含的“意外感”和超預期功能在其發展歷程中的凝固，“不料”作為超預期標記便具有了標明句子轉折關係的連詞作用，在句中能夠引導聽話人或讀者對話語前後語義關係進行識別，從而為理解提供方便（曾軍、陸方喆，2016）。“不料”作為超預期標記，在句中的作用是否定預期信息並引發超預期事件 B，已然事件 B 的發生與言者或主語的預期存在差距，即要麼是與預期相反、相對，要麼是超出了背景預期的範圍，這種心理上的落差造成的主語或說話人的心理反應是“意外”，並通過“不料”體現出來，如果句中缺失了連詞“不料”，這種“意外感”就會減弱甚至消失，例如：（12）’晚上 8 點，正當胡某滿懷欣喜地踏進 309室時，被早已等候在那裏的公安幹警來了個甕中捉鼈。（13）’她 16 歲那年參加了解放軍，在西藏軍區總醫院裏當一名白衣天使，桂桑投入了少女的全部熱忱。沒過多久，命運之神就給她出了一個不大不小的難題。例（12）’和例（13）’中去掉連詞“不料”後，兩個小句之間的關係就變成了純粹的時間上的連貫，事件上的承接，而“不料”引發的事件B所體現出來的“意外感”和語義上的轉折關係就消失了。沈家煊（2001）從說話人的角度出發，指出一些句子除了有語法主語外，還隱含着一個高層次的言者主語。“不料”所引發的超預期信息帶來的“意外感”是針對說話者而言的，也就是說已然事件的发生與高层次的言者主语的預期相反或超出其預期，因此表現出很強的主觀性，例如：（14）我原來準備從內環路Ｂ線去金沙洲的，但那裏封路了，後來繞去大北立交上內環路Ａ線，不料也封路了。（15）一歲半的薑仔在今天上午 10 點多和奶奶一起到寶崗大道逛商場，不料他太貪玩了，在上電梯後右手不知道怎麼的，就卡進電梯縫裏。（16）李女士沒多想，又匯了過去。不料對方從此再也聯繫不上了。（17）朱永久開始動手擠卵，不料剛一動手，鱘媽媽突然發起飆來。例（14）是直接用來表現說話人的視角，屬於超出了說話者的預期。而例（15）、（16）、（17）句中雖然有明確的事件主語，但是依然反映的是高層主語說話人對事件的“意外感”，說話人在事件陳述時具有移情的效果，將自己置身於事件中進行陳述。此外，由於“不料”已經語法化為一個連詞，其動詞義“沒想到”越來越弱，因此不再在句中指向具體的句子主語，其功能轉向句間的銜接作用上，同時“不料”的超預期功能增強，突出了陳述者對事件持有的“意外感”。這種高層次的言者主語更多地表現出了說話者的自我印記，並且試圖將這種“意外”的主觀感情傳達給聽話者或讀者。3.2“不料”的偏向性孟繁杰（2003）認為當“不料”後接表現出乎意料的事故、後果時，大多是消極的、不如意的情況。劉平（2008）對該看法提出了質疑，統計了 99 個“不1750 2017 年第 2 期總第 9 期50

料”句，並指出其中有 10 例表示積極事件。本文同意孟繁杰的觀點，可以看出，已經有學者注意到“不料”在使用中具有情感上的偏向性，即其後一小句中的超預期事件常常是不如意的，表現為一種“驚異感”。當然，這並不是說“不料”不能用來銜接如意的、積極事件來表達“驚喜感”，而是在使用中表現出一種強烈的傾向性，即當使用“不料”進行銜接時，其後更常帶[-如意]或 [- 愉快 ] 的事件。為了證明這種偏向性，本文從 CCL 語料庫中隨機抽取了包含連詞“不料”的例子 200 例，將其後續小句的內容依情感色彩分為 [ 如意 ]、[- 如意 ] 和 [ 中性 ]三類，並對所選取例句進行了一一的標注分析，統計結果如下表所示：“不料” 如意中性不如意數量 15 30 155比例 7.5% 15% 77.5%由上表可知，“不料”所能帶 [- 如意 ] 事件的比例達到了 77.5%，而帶 [如意 ]事件的例子只有 15例，佔總數量的 7.5%。該統計證明了孟繁杰（2003）所述的“不料”後大多是消極情況的說法是可信的。當言者或寫作者在使用“不料”這個超預期標記時，往往帶有“意外感”的主觀感情，而且這種“意外感”更多地表現為 [- 如意 ] 的“驚異”，少數情況下表現為中性或 [ 如意 ] 的“驚喜”。這種 [- 如意 ] 的偏向性具有其內部動因。石毓智（2011）依據人們日常感知的信息是否能刺激交際的行為，將其分為有標記信息和無標記信息。其中，有標記信息是能夠刺激交際動機的信息，在同類事物中是異於其他成員的或者新發生的信息。無標記信息是絕大多數成員共有的信息特徵。“不料”所引發的後續事件就屬於有標記信息，日常生活中人們對某一事件或想法的預期往往是積極的，因為人們都希望自己的想法能夠得以實現，希望事件能夠朝有利的、如意的方向發展，這是交際中的無標記信息，不需要使用特定的語言手段進行凸顯。但是如果自己的預期被否定或者事件的發生朝向消極的、不利的情況發展時，就會刺激人們的交際動機，需要使用特定的表達來凸顯這種不如意的有標記信息，“不料”在交際中就起到了這種作用，正因如此，“不料”所隱含說話人的“意外感”更多體現為“驚異”而非“驚喜”。綜上而言，人們在表達如意或中性事件的發生時常常是無標的，反之銜接不如意事件時傾向於使用特定的標記，比如超預期標記“不料”，這就是“不料”在使用中傾向於表現出不如意的“驚異感”的內部動因。通過考察“不料”後帶積極事件的 15 個例子，發現這些“不料”句都屬於顯性超預期句和隱性超預期句。如：（17）“還以為你早把它丟棄，不料你一直珍藏。”（18）他以為這次一定會挨領導的批，不料，縣領導不僅沒有責怪，反而讚賞他實事求是的態度。（19）傳說中的牡丹，是被武則天一怒之下逐出京城，貶去洛陽的。卻不料洛陽的水土最適合牡丹的生長。（20）一次，朱元璋去外地行乞，幾日未歸，回來後，發現豆腐上長了一層白毛，但饑餓難耐，只好煎了就食，18

不料清香撲鼻，可口異常。例（17）和例（18）屬於顯性超預期句，例（19）和例（20）屬於隱性超預期句，都是後接如意的超預期信息。統計顯示，在這 15 個表示積極事件的“不料”句中，隱性超預期句占 12 個，顯性超預期句 3 個。在劉平（2008）所列舉的三個“不料”銜接如意事件的例子中，兩例屬於顯性超預期句，一例屬於隱性超預期句。可見，當“不料”用於背景超預期句時，其後接事件一般不會是如意的、積極的事件。顯性和隱性超預期句的特點是前一小句中或明示了具體的顯性預期，或可從中推導出隱含預期，這兩種超預期句中預期信息與現實事件之間都構成了直接或間接對立的關係。前文有述，“不料”後銜接的內容屬於有標記信息，標記事件將要朝向不如意的方向發展，具有否定預期信息的作用，所以當說話者想要表達超預期的如意事件所帶來的“驚喜感”時，前一小句中的顯性預期信息或者隱性預期信息一定要是消極的，由於預期信息與超預期信息的對立，這樣後一小句才能自然而然地轉換成帶有“驚喜感”的如意事件。而在背景超預期句中，預期信息具有不可推導性，所以也就無法與真實情況構成這種對立關係，前一小句中的預期信息無法轉化成與真實事件相反的不如意看法或情況。四、結語在語用層面上，“不料”通過否定預期信息，並引發超預期的現實事件來實現其超預期功能。依據預期信息的不同表現形式，可將其分為顯性超預期、隱性超預期和背景超預期三種類型。由於“不料”連詞化的不完全發展，在銜接小句時，能夠表現出“意外感”的主觀性，這種“意外感”在使用中更多地表現為對於不如意事件的“驚異感”，這是由“不料”自身的特點決定的，因為“不料”後一小句引發的信息屬於有標記信息，標示了後續事件的發展朝向不如意的方向。只有在顯性和隱性超預期句中，預期信息如果是消極的、不如意的，真實事件在其對立面才能自然地朝向如意的方向發展，背景超預期句中“不料”一般不用來銜接積極事件。參考文獻：曹秀玲 2012 《話語標記的多元性與非排他性》，《語言科學》第 3 期。匡鵬飛 2011 《語氣副詞“明明”的主觀性和主觀化》，《世界漢語教學》第 2 期。劉平 2008 《現代漢語“不料”複句考察》，《武漢大學學報》第 6 期。孟繁杰 2003 《“不料”的句法、語義、語用分析》，《海外華文教育》第 2 期。沈家煊 2001 《語言的“主觀性”和“主觀化”》，《外語教學與研究》第 4 期。沈家煊 2004 《說“不過”》，《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 期。吳福祥 2004 《試說“X 不比 Y•Z”的語用功能》，《中國語文》第 3 期。曾君陸方喆 2016 《從反預期標記到話語標記——論“但是”的語用功能及演變》，《語言科學》第 4 期 .董秀芳 2013 《詞彙化——漢語雙音節詞的衍生和發展（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岑玉珍么書君 2013 《漢語副詞詞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呂叔湘 2005 《現代漢語八百詞》，北京：商務印書館.石毓智 2011 《語法化理論——基於漢語發展的歷1950 2017 年第 2 期總第 9 期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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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漢語中語法標記詞“把”的表義範疇研究 *A study on the semantic category of the grammatical marker “Ba” in modern Chinese◎ 劉海波 / 南昌大學人文學院，南昌大學客贛方言與語言應用研究中心提要：近代漢語中語法標記詞“把”可以用作處置標記、致使標記和被動標記，分別表達“處置義”、“致使義”和“被動義”。這三種不同的語義能夠通過同一個語法標記詞“把”來呈現，並共存在一個共同的表層結構“N1+ 把 +N2+VP”下，是因為句式“N1+ 把 +N2+VP”各構成成分之間的語義組合變換決定了最終句式的意義。關鍵詞：把致使被動語義範疇Key words: ba causative passive semantic category * 基金專案：本文的研究工作得到了江西省社會科學規劃青年博士基金項目“近代漢語分析型致使結構研究”（項目批准號：16BJ49）的資助，特此致謝。一、“把”用作處置標記，表達處置義處置標記是“把”最常用的語法功能，關於“把”由實義動詞發展成處置標記的過程，前人多有論述，可以參看祝敏徹（1957）、梅祖麟（1990）、蔣紹愚（1999）等人的著作，本文不打算討論。學界一般將近代漢語處置式區分為狹義處置式、廣義處置式和致使義處置式，從處置式的發展過程來說，這是可取的。不過，狹義處置式和廣義處置式主要表達2150 2017 年第 2 期總第 9 期50

的是處置義，而致使義處置式主要表達的是致使義，即“把”可以用致使詞“使”進行替換。我們知道，處置義和致使義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語義範疇，因此，從表義範疇來看，狹義處置式、廣義處置式和致使義處置式是兩種句式意義完全不同的句式。從這個角度來看，由於致使義處置式不表達處置義 [1]，因此不能稱作處置式，不過，考慮到行文習慣，本文仍採用“致使義處置式”這個術語。吳福祥（2003）認為不同的處置式經歷了如下“一以貫之”的發展歷程：“連動式 > 工具式 > 廣義處置式> 狹義處置式 > 致使義處置式”。其中“連動式 > 工具式 > 廣義處置式”是重新分析，“廣義處置式 > 狹義處置式 > 致使義處置式”是功能擴展。將漢語處置式的發展看做是一個連貫的過程是有道理的。“把”用作處置標記，可以區分為狹義處置式和廣義處置式。狹義處置式論元結構是一個及物式，謂語動詞通常是一個及物動詞，有時候帶上補語，所以就“處置”的角度來說，狹義處置式比廣義處置式的處置性要強。廣義處置式通常是一個雙及物式，述語動詞所表示的動作涉及兩個域內題元，語義上處置性較弱。（1）把舜子頭髮，懸在中庭樹地，從項決到腳，鮮血遍流灑地。（《敦煌變文集•舜子變》）（2）二人回來，把鉤子靠在門旁，褡褳兒放在桌上。（《歧路燈》三三回）（3）莫言魯國書生懦，莫把杭州刺史欺。（唐•白居易《戲醉客》）（4）若把白衣輕易脫，卻成青桂偶然攀。（唐•杜荀鶴《恩門致書遠及山居因獻之》）上面例（1）（2）是廣義處置式，例（3）（4）是狹義處置式。我們可以把處置式表述為：N1+ 把 +N2+VP。從語義上來看，廣義處置式內部存在能量傳遞，最後都達到了某種目的和結果。上面例（1）和（2）中都進行了物體傳遞，結果是“舜子頭髮懸在中庭樹地”“鉤子靠在門旁，褡褳兒放在桌上”。廣義處置式的 VP 多表現為狀態性。狹義處置式的 N1 一般具有有生性，但也可以向無生性事物擴展，N2 在語義上是 V 的受事，這樣導致狹義處置式能夠輕易地變換成被動句，如：他把桌子收拾乾淨了→桌子被他收拾乾淨了。狹義處置式的 VP 傾向於動作性。狹義處置式和廣義處置式的內部組成要素的語義差異可以概括為下表。表 1：狹義和廣義處置式的語義特點狹義處置式廣義處置式N1 ± 有生性 ± 有生性把 —— ——N2 V 的受事不是 V 的受事VP 動作性狀態性二、“把”用作致使標記，表達致使義“把”在近代漢語中逐漸偏離了“處置義”，發展出了“致使義”。吳福祥（1996）將“致使義處置式”界定為“介詞‘P’所引出的受動者，受主體的某種支配而產生某種結果（狀態）或發生某種變化”，並指出“致使義處置式中的謂語大都是非行為動詞或形容詞，所以語義上處置性不太顯著，倒與使役動詞構成的兼語式語義相近。”王力（1985）將其解釋為“處置式的活用”。22

郭浩瑜（2010：107）從 N1 對 N2（或整個句子所表示的事件）控制度的角度解釋了致使義處置式和廣義處置式、狹義處置式、工具式等的差異，加深了對致使義處置式的認識。我們知道，近代漢語中的狹義處置式、廣義處置式和致使義處置式在句法結構上都屬於 V1NV2 句，它們在表層結構上是一致的，但由於內部組成成分的語義關係不同導致了表義上的差異。致使義處置式與狹義處置式、廣義處置式的區別在於處置標記後的賓語在語義上是動詞的當事或施事，而不是受事。如下面例（5）-（9）中“把”後面的 N2 都不是後面 V 的受事，而是施事或當事。（5）沒事尚自生事，把人尋不是，更何況，今日將牛畜都盡失。（《劉知遠諸宮調，二》）（6）一聲大叫如雷作，把村黑醜斂變卻。（《劉知遠諸宮調，三》）（7）姐姐，你若這等，把你從前一場好都沒了。（《金瓶梅詞話》二十回）（8）狄婆子見了孫蘭姬如此嬌媚，又如此活動，把那一肚皮家裏懷來的惡意，如滾湯澆雪一般。（《醒世姻緣傳》四○回）（9）今日之上，把隻煮熟的鴨子飛了。（《兒女英雄傳》一五回）這種句式在近代漢語後期（明清時期）很常見，而且由於“處置”意義的完全丟失，整個句式更加突出“結果事件”，在意義上已經變得和抽象使役句差不多了。下面例句中的“把”能夠和致使詞“著”、“叫”、“讓”互相替換，整個句子很明顯是致使義處置式。（10）我把他牛馬般吃一頓拷。（元刊本，鐵拐李，1 摺）（11）我著你似生驢般吃頓拷。（《元曲選•鐵拐李》1 摺）（12）尋了兩乘兜轎，夫妻兩個坐了，把兩個女兒背坐在轎後。（《型世言》十回）（13）不知是何道理，好端端叫個僕人坐在轎後。（《型世言》二六回）（14）母：“才是他把我兒毒喪黃泉。”（《躋春臺•雙冤報》）（15）誰知他讓我父命喪他鄉，不知何處收骸骨。（《躋春臺•解父冤》）在近代漢語文獻中，致使義處置式佔處置式的比例越來越高，《金瓶梅詞話》和《儒林外史》中的用例分別達到 297 和 311，這兩部文獻的市井口語較多，是實際口語的反映。下面表 2 是近代漢語部分文獻中致使義處置式的使用情況，可以看出致使義處置式在近代漢語後期越來越常見。表 2：近代漢語部分文獻中致使義處置式的使用情況《敦煌變文集》《朱子語類》《元刊雜劇三十種》《金瓶梅詞話》《儒林外史》把 7 3 31 297 311 致使義處置式是一般處置式結構進一步虛化的結果，在語義上表現為“致事 + 致使能量（把）+ 所使 +致使結果”，其中“致事”多為生命度較低的事物、小句或主體行為，自主性較弱。“致使結果”一般為非自主動詞，多為對“所使”的狀態進行描述。“所使”具有有生性和自控性。如下面例（16）-（19）中的“身2350 2017 年第 2 期總第 9 期50

心”“手”“閒心”都是以身體局部指代整個人，因此作為“所使”具有有生性和自控性。（16）散唱狂歌魚未取，不把身心干時務。（宋•杜安世《鳳棲梧•任在蘆花最深處》）（17）南樓把手憑肩處，風月應知。（宋•晏几道《採桑子•秋來更覺消魂苦）（18）壯志男兒，當年高士，莫把身心惹世埃。（宋•張繼先《沁園春•真一長存》）（19）休把閒心隨物態，何事，酒生微暈沁瑤肌。（宋•蘇軾《定風波•好睡慵開莫厭遲》）下表是致使義處置式的內部組成要素的語義特點。表 3：致使義處置式的語義特點致事 ± 有生性 ± 意願性 ± 參與性致使能量把（將）所使 + 有生性 + 自控性致使結果 ± 狀態性 ± 已然性通過上面表 3，我們可以發現致使義處置式的內部組成要素的語義特點之間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第一、致事由於所使的有生性和自控性（即所使可以是動作的執行者），導致致事可以不具有有生性或不出現，一般是生命度較低的事物或是事件、缺省。如：這李逵不省得，倒先將竹篾提起了，把那一艙活魚都走了。（《水滸傳》三八回）致使“那一艙活魚都走了”的原因是“李逵的一系列行為”，而不是李逵本身。這一點也是致使義處置式和使令句（致事一般為生命度高的人物名詞）所表現出來的致使力強弱差異的原因。第二、由於“致事”有可能不是動作行為的參與者，導致“致使能量”有可能出現非物理性，即動作行為主要由“所使”來完成。第三、所使一般具有有生性，導致 NP2 有自控性，可以重新分析為施事或當事，整個句子具有致使義。三、“把”用作被動標記，表達被動義近代漢語和現代漢語方言中都存在“把”字式被動句，雖然近代漢語中的“把”字被動句用例不多，但是在現代漢語方言中，特別是在南方方言中還大量存在 [2]。據筆者調查，近代漢語“把”字被動句在宋代偶有用例，如：（20）彩勝鬥華燈，平把東風吹卻。（辛棄疾《好事近•彩勝鬥華燈》）元代之後逐漸以低頻率出現。如：（21）這明明是天賜我兩個橫財，不取了他的，倒把別人取了去？（《殺狗勸夫》第二摺）（22）你是男子漢大丈夫，把人罵了烏龜忘八，看你如何做人？”（《歡喜冤家》一三回）（引自陳雲龍 <2011:273>）（23）西門慶笑道：“咱恁長把人靠得着，卻不更好了，咱只等應二哥來，與他說這話罷。”（《金瓶梅詞話》一回）（24）若他不在，只見得姨娘，他一個不認賬，叫我也沒趣，況且把他得知了。（《型世言》二六回）下表 [3] 是近代漢語部分文獻中“把”字被動句的使用情況。24

表 4：近代漢語部分文獻中“把”字被動句的使用情況文獻把（給予義）把（被動義）《全元曲》 17 12《金瓶梅詞話》 11 3《型世言》 13 3《醒世姻緣傳》 7 1《紅樓夢》（前80回） 8 0“把”字被動句在近代漢語文獻中出現的頻率很低，這可能和“把”的主要功能是用作處置標記有關。我們知道，漢語中的處置式和被動句在語義上是相對的，當“把”兼表處置和被動標記時，在言語交際中容易造成歧義，這限制了“把”字被動句的進一步發展。在存在“把”字被動句的南方方言中，一般都不用“把”作為處置標記，例如，江西余幹話中的處置標記一般使用“擱”。從歷史來源來看，“把”發展成被動標記經歷了“給予義”這一中間過程，黃曉雪、李崇興（2004）和鄭宏（2012）都認為“把”獲得“給予義”是來自於“把與”中“與”的詞義沾染。不過我們認為這種轉變應該滿足兩個前提條件，即“與”字辭彙統一和“把與”使用比例的上升。其發展演變過程可以這樣描述：第一階段“把”表示握持義，和“與、遺、給”等給予義動詞隔開連用，整個句式表示拿着某物給某人，如下面例（25）（26）（27）（28）；第二階段“與、遺、給”在辭彙上統一為“與”，“把”和“與”連用，“把與”相當於“與”，如下面例（29）；第三階段是“與”的省略，“把”單獨表示給予義，如下面例（30）。（25）寶公曰：“把粟與雞呼朱朱。”時人莫之能解。（《洛陽伽藍記》卷四）（26）若將明月為儔侶，應把清風遺子孫。（方幹《李侍御上虞別業》）（27）把將嬌小女，嫁與冶遊兒。自隱勤勤索，相要事相隨。（元稹《代九九》）（28）當初姊姊分明道，莫把真心過與他。（《敦煌曲子詞•拋球樂》）（29）譬之水，也有把與人少者，有把與人多者。(《朱子語類》卷三二）（引自鄭宏 <2012>）（30）湯飯俺每吃了，酒菜還沒敢動，留有預備，只把爹用。（《金瓶梅詞話》七五回）由於近代漢語中存在着“給予義→使役義→被動義”這一語義演變鏈條，因此“把”獲得給予義後，很容易發展出被動義。“把（給予義，下同）”出現在“把+N+V+（X）”的語法環境是“把”從“給予義”向“被動義”演化的關鍵，而這種語法結構來源於“把”（給予義）的連動結構，即“把 +N+V”，這種連動結構則來自於“把+OD+OI”（給予義雙賓語結構）。我們知道，漢語沒有形態變化，動詞可以在不改變任何形態的情況下置於名詞的語法位置上，即“OI”的位置上也可以出現動詞，這個時候的動詞雖然已經指稱化了，但是仍然具有一些動詞的語法特徵，使得在發展過程中可以成為句子的語義重心。我們可以把這一過程描述如下：①把+OD+OI（N）→②把+OD+OI（V）→③把+OD+OI（V）+（X）我們知道句法結構分為向心結構和離心結構。向2550 2017 年第 2 期總第 9 期50

心結構就是至少有一個直接成分跟整體的語法功能相同的結構，而離心結構則是所有的直接成分都跟整體的語法功能不同的結構。根據上文分析的“把”（給予義，下同）字雙賓語的發展過程，“把”的動詞義越來越虛化，而句子的語義重心不斷後移。我們知道作為向心結構的述賓結構和述補結構處於句子核心地位是不能無標記指稱化的，而主謂結構在這種情況之下是有可能實現指稱化的。由於漢語的動詞表示主動和被動在形式上沒有區別，當“把”前面出現受事主語，後面的動詞是及物動詞（因為被動句的核心動詞是及物動詞）時，“把+OD+OI（V）+（X）”就可以理解為被動句了。如：伺候三年之後，變為牛、羊、犬、豕，生在世上，把人剝皮，把人炒骨，吃人穢汙，受人打罵。（《三寶太監西洋記》八八回）四、結論上面我們介紹了近代漢語中“把”表達處置義、致使義、被動義的使用情況。雖然“處置義”、“致使義”和“被動義”是三個完全不同的語義範疇，但是它們卻能夠通過同一個語法標記詞“把”來呈現，並共存在一個共同的表層結構“N1+ 把 +N2+VP”下。這是因為句式“N1+ 把 +N2+VP”各構成成分之間的語義組合變換決定了最終句式的意義。這三種表義在歷時的發展過程中，經歷了一個語法化過程，而構式“N1+ 把 +N2+VP”中各組成成分之間的語義組合變換是這個構式語法化的動因。我們知道，因果關係是客觀世界中一種普遍現象，原因和結果是揭示普遍聯係着的事物具有先後相繼、彼此制約的一對範疇。致使關係作為因果關係非常重要的一類，投射到語言中表現為致使結構的廣泛使用。語言類型學一般將致使結構區分為分析型、形態型和辭彙型致使，這三種類型並沒有一個明確的界限，是一個連續體。古代漢語以形態型致使和辭彙型致使為主，分析型致使並不突出，中古以降，使令句的類型逐漸完備，近代漢語時期，漢語的分析型致使結構變得更加豐富。在致使句中，存在致使力的大小和傳遞方向的差異。從致使力的方向來看，致使義（N1 → N2）和被動義（N2 → N1）正好相反，但能夠相互轉化，這就是“把”能夠表達兩種看似完全相反的語義句法格式。從語義上來說，漢語被動義的反面是致使義。在句式“N1+把+N2+V+（X）”中，致使句的動作方向從 N1 到 N2，被動句的動作方向從N2 到 N1，由於漢語句子中動詞的主動和被動沒有形態標記，導致這兩種語義在同一句式中能夠相互轉化。此外，漢語致使句、處置式和被動句都能夠表達結果，這是這三種句式互相聯係的一個原因，也是有人認為處置式和被動句都能表達致使義，本文沒有走得這麼遠，仍然認為處置義和被動義是不同於致使義的兩個語義範疇。本文通過對近代漢語和現代漢語某些方言中“把”的用法進行考察，發現多功能語法詞“把”在表達處置義、致使義和被動義時能在同一個表層結構中相互轉換，它們之間在語義範疇上存在重疊之處。前人對“把”的“處置義”和“致使義”的討論比較多，而對“把”在近代漢語中被動標記和工具式的用法討論比較26

少，更缺少對“把”各種語法功能之間的聯繫進行探討和解釋。本文將“把”的多種語法功能置於同一句法結構“N1+V1+N2+V2”中進行探討，認為結構內部語義關係的差異制約了整個句式的語義表達，全面討論了“把”在近代漢語中的多種語法功能，並對“把”為什麼獲得這些語法功能以及它們之間的聯繫進行了系統地解釋。註釋： [1] 從處置式的發展演變過程來看，致使義處置式可能仍然具有“處置”的語法意義，這種“處置”意義體現在說話人的主觀意願上，即 N1 是 N2 所發生的狀態變化（V2）的誘導因素。[2] 據《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在江蘇句容、湖南黔陽和祁東、江西余幹、湖北陽新、安徽寧國等地方方言中，都有“把”充當被動標記的用例。如：（1）你怎麼這麼傻，把他罵了半天，不還口。（余幹方言，“把”相當於“被”）（2）荷葉把風吹倒了。（陽新方言，“把”相當於“被”）（3）他把村里人攆跑了。（黔陽方言，“把”相當於“被）[3] 表中《型世言》和《醒世姻緣傳》中的數據引自鄭宏（2012）。表中“把”的給予義用法還保留在現代漢語方言中，《新華方言詞典》（2011:16）：把，相當於北京話的“給”。如揚州、武漢、績溪、丹陽、長沙、婁底、南昌、萍鄉、黎川。揚州：（1）把我一本書；（2）買這個東子是他把的錢。參考文獻：陳雲龍（2011）.《近代漢語專題教程》.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郭浩瑜（2010）. 漢語處置式的歷史演變研究 . 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黃曉雪、李崇興（2004）. 方言中“把”的給予義的來源 .《語言研究》第 4 期。蔣紹愚（1997）.把字句略論——兼論功能的擴展.《中國語文》第 4 期。蔣紹愚（1999）.《元曲選》中的“把”字句 .《語言研究》第 1 期。梅祖麟（1990）. 唐宋處置式的來源 .《中國語文》第 3 期。商務印書館辭書研究中心編（2011）.《新華方言詞典》. 北京：商務印書館。王力（1985）.《中國現代語法》. 北京：商務印書館 .吳福祥（1996）.《敦煌變文語法研究》. 長沙：嶽麓書社。吳福祥（2003）. 再論處置式的來源 .《語言研究》第 3 期。鄭宏（2012）. 近代漢語“把”字被動句及其在現代漢語方言中的地域分佈 .《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 期。祝敏徹（1957）.論初期處置式.《語言學論叢》第1輯。2750 2017 年第 2 期總第 9 期50

漢語重疊的語法作用和重疊式的語法意義 *Grammatical Function of Reduplication and Grammatical Meanings of Reduplicated Forms in Chinese◎ 秦宇 / 長江出版傳媒集團提要：本文採用不同以往的視角，由以重疊式為中心變換到以重疊為中心，並引入新的表示法來嚴格區分重疊和重疊式。隨後，通過詳盡的論證，辨正了過去動詞和形容詞重疊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在此基礎上，吸收借鑒前人的研究成果，概括出重疊統一的語法作用是使基式的量順向增加，又分析了重疊語法作用的類型差異——S 型重疊引起的增量小，L 型重疊引起的增量大，還指出這些結論都可以用像似性來解釋。然後，結合重疊的三要素和語法作用，推導出了各主要詞類的重疊式的語法意義。關鍵詞：重疊重疊式語法作用順向增量像似性Key words: reduplication, reduplicated forms, grammatical function, forward increment, iconicity * 本文部分內容曾與王統尚老師詳細討論過，獲益良多。在修改過程中，《澳門語言學刊》的匿名審稿專家和王宇波老師都提出了非常中肯而寶貴的意見。在此一併致謝。文中的疏漏和錯誤概由作者負責。零、引言重疊[1]現象歷來備受關注，研究的論著不勝枚舉，既有對單個詞類、個別格式的研究，以動詞重疊（特別是 MM 式 [2]）和形容詞重疊最爲顯著，也有對整體共性的研究，成果極其豐碩，這無疑爲我們進一步研究打下了非常堅實的基礎。由於篇幅限制，在此我們只簡要評述和本文密切相關的一些研究成果，並着重釐清有關問題的癥結。28

關於動詞 MM 式的語法意義，前輩學者（如王力，2011/1943；朱德熙，2012/1982 等）一般認爲是“量小時短”，而朱景松（1998）將其歸結爲三個方面：減弱動作、行爲、變化的量，延續動作、行爲、變化的過程，強化動作、行爲、變化主體的能動性；並説明強化能動性是動詞 MM 式的最根本的意義。這兩種觀點既有疊合之處，也有出入，不過相較而言，朱景松（1998）的説法更爲全面。朱德熙（1956）對形容詞AA式的語法意義作了分析，認爲在狀語和補語兩種位置上往往帶着加重、強調的意味；在定語和謂語兩種位置上的時候，不但沒有加重、強調的意味，反而表示一種輕微的程度。此外，文中還援引了季高（1952）的説法——“‘輕輕的’比‘輕’的程度要深一些，‘紅紅的’卻反比‘紅’的分量差一些”，又用位置差異對此進行了解釋。朱景松（2003）對此表示商榷，而且根據形容詞重疊的語義條件，認定無論是作狀語、補語，還是作定語、謂語，形容詞重疊式都表示量的加重，或表示強調。陳光（2008）進一步質疑，認爲“輕微程度説”不能得到言語實際的有力支持，並提出判定、描寫重疊式的量性特徵，首先必須區分量的“大小”和“有無”，而重疊式強調性狀的量值即“量的大小”，進而指明重疊直接賦予形容詞“高於一般程度”的性狀量。三位不同時代的學者如接力一般就同一問題進行爭辯，不斷地深化着我們對該問題的認識。只是這個問題似乎仍有爭辯的空間，因爲我們發現，在比較立論時，三位學者事實上依據的都是各自的模糊標準，而不是共同的清晰標準。李宇明（1996a）指出“詞語重疊的主要表義功能是‘調量’，使基式所表達的物量、數量、動量、度量向加大或減小兩個維度上發生變化”。石毓智（1996）在區分構詞和句法兩類性質不同的重疊的基礎上，沿用石毓智（2001）[3] 中“定量”的概念，認爲重疊的功用是使基式定量化。張敏（1997）從類型學和認知語法的角度來考察漢語的重疊現象，並用像似性 [4] 的觀念對漢語重疊現象作統一的解釋。三位學者從不同維度對重疊的共性特徵進行探究，氣魄宏大，視野開闊，所得結論也都有相當強的解釋力。但由於重疊問題極其複雜，三位學者的觀點都有一些瑜中之瑕。李宇明（1996a）中的“調量”是個統一的説法，但分爲加大和減小，其實還是分而治之。石毓智（1996）中的“定量化”雖然是一種統一的處理，但這種統一是付出了代價的，如將表示“一陣又一陣”的“陣陣”之類的量詞重疊式排除到句法重疊的範圍以外，把“筆直、碧綠、鮮紅”等狀態形容詞的 ABAB 式歸入修辭重複等。張敏（1997）在引述 Tai（1993）和 Zhou（1993）這兩篇文章中的觀點時，碰到了動詞 MM 式表短時少量和形容詞 AA 式在定語與謂語位置上表輕微程度帶來的解釋上的困難。依我們看來，上述這些問題的癥結在於重疊和重疊式的混淆。比如朱景松（1998）所述的動詞 MM 式語法意義的三個方面，就既有靜態的重疊式的語法意義，又有動態的重疊過程的語法作用，是一種雜糅的狀態。再比如用來統一解釋重疊現象的像似性，通俗地説“形式越多，意義越多”，其實涉及的是兩個動態過程，它們是共增的正比倚變關係（參看邢福義，2009/2002：207），而非靜態格式；但張敏（1997）將“量小時短”（重疊式的語法意義）與“減量”（重疊的語法作用）2950 2017 年第 2 期總第 9 期50

等同，導致了動詞重疊不符合像似性的局面，而事實上這兩者是不等同的。有鑒於以上的問題和癥結，我們準備採取新的表示方法嚴格區分重疊和重疊式，並以重疊的語法作用爲中心，充分論證，以期比較妥善地解決這些問題。一、重疊的類型及表示法1.1 重疊的類型及新的表示法典型的重疊有兩種類型，本文用 S型和 L型代表，而每種類型又下分小類。S 型：M → MM（……） S1 型：M → MM S11 型：A → AA（例如：看→看看、想→想想、飄→飄飄、閃→閃閃、紅→紅紅、長→長長、個→個個、件→件件、嘀→嘀嘀、喵→喵喵、人→人人、家→家家、某→某某、誰→誰誰、常→常常、剛→剛剛、等→等等）S12 型：AB（C……）→ AB（C……）AB（C……）（例如：研究→研究研究、考慮→考慮考慮、認識→認識認識、高興→高興高興、冷靜→冷靜冷靜、筆直→筆直筆直、碧綠→碧綠碧綠、一個→一個一個、兩件→兩件兩件、滴答→滴答滴答、叮噹→叮噹叮噹、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一戶人家→一戶人家一戶人家）S2 型：M → MMM（……）（例如：一個→一個一個一個、兩包→兩包兩包兩包、呱→呱呱呱、咕→咕咕咕咕、滴答→滴答滴答滴答、等→等等等等）L 型：MN → MM（……）NN（……）[5] L1 型：MN → MMNN L11 型：AB → AABB（AB 成詞）（例如：搖晃→搖搖晃晃、拉扯→拉拉扯扯、乾淨→乾乾淨淨、漂亮→漂漂亮亮、噼啪→噼噼啪啪、叮噹→叮叮噹噹、是非→是是非非、風雨→風風雨雨、上下→上上下下、前後→前前後後、多少→多多少少、的確→的的確確）L12 型：AB → AABB（AB 不成詞）（例如：走、停→走走停停，打、殺→打打殺殺，高、瘦→高高瘦瘦，花、綠→花花綠綠，家、戶→家家戶戶，男、女→男男女女，婆、媽→婆婆媽媽，這、那→這這那那，千、萬→千千萬萬，七、八→七七八八）L2 型：MN → MMM（……）NNN（……）1.2 關於新的表示法的三點說明1.2.1 從新的表示法，可以直觀地看出，重疊是由三個要素——基式、“→”、重疊式——組成的動態過程，而重疊式僅僅是“→”右側的靜態格式。對重疊這個動態過程來説，三要素中重疊式是相對次要的，真正重要的是中間的“→”，因爲它承載着重疊最關鍵的信息，也即重疊的語法作用。另外，重疊的三要素之間可以推導，只要（也只有）已知兩個要素，就（纔）可以推導出剩下的一個要素。1.2.2 就意義或者下文所説的量的層面而言，作爲動態過程的重疊關涉的只是“量的增減”，與作爲靜態格式的重疊式關涉的“量的大小”沒有直接聯繫，兩者界限分明，切不可混同一氣。30

1.2.3 S2 型和 L2 型的分列，其實意在接納重疊的“可擴展性”。以往不少學者（如華玉明，2003）認爲基式只能重疊一次，這種説法有待商榷。因爲重疊兩次甚至更多次的語例並不鮮見，如 S2 型下所舉的例子。另外，雖然沒有找到 L2 型的實際語例，但我們揣測，如果不是節律的限制，像“噼啪→噼噼噼啪啪啪、乾淨→乾乾乾淨淨淨、認真→認認認真真真”這樣的用法未嘗沒有可能出現。二、動詞 S1 型重疊辨正在引言中，我們指出“量小時短”與“減量”不等同，這節來詳細論證，而這裏實際需要論證的問題是：動詞 S1 型重疊的語法作用到底是增量還是減量？在論證之前，先介紹兩個要用到的工具。一個是語義和諧律，這是陸儉明（2010）提出的，具體內容有三點：（1）整體的構式義與其組成成分義之間在語義上要和諧；（2）構式內部詞語與詞語之間在語義上要和諧；（3）構式內部詞語的使用與構式外部所使用的詞語在語義上要和諧。另一個是否定範圍規律，由石毓智（2001：37）提出，細分爲兩條：（1）較低量級的否定包括了對較高量級的否定，較高量級的否定不包括對較低量級的否定，所以可以用較低量級的否定式來實現對較高量級的否定，而不能用較高量級的否定式來否定較低量級；（2）否定的量級越小，它的否定範圍越大，同時其否定程度也就越高。2.1 動詞 S1 型重疊和“多、少”的相容情況先看一組例子：（1）他的這種“飲食文化”是爲了節省時間，多看書報和電視，多收集國內外的種種信息。（《人民日報》1994 年第 3 季度）[6]（2）李瑞環動情地説：請大家少抽一盒煙，少喝一杯茶，少看一部戲，少吃一斤肉，拿一點錢出來，爲我們的孩子們辦一件事吧。（《1994 年報刊精選》）（3）陳希同代表北京奧申委和北京市熱烈歡迎澤爾吉尼先生訪問北京，他希望澤爾吉尼先生到中國各地多看看，對北京申辦工作多提寶貴意見。（《人民日報》1993 年 5 月）（4）你應該 * 少看看電視，多看看書。（自造句）根據這組例子，可以建立表格 1：Ⅰ 多 M 多 MMⅡ 少 M * 少 MM對表格 1 進行改寫，得到表格 2：Ⅰ 多 M →多 MMⅡ 少 M → * 少 MM進一步轉換，得到表格 2’：Ⅰ 多 M →多 MMⅡ *（少 M →少 MM）再進一步轉換，得到表格 2”：Ⅰ 多（M → MM）Ⅱ * 少（M → MM）由表格 2”可以看到，動詞 S1 型重疊和“多”相容，和“少”互斥。如果把整個結構看作構式，那麼根據語3150 2017 年第 2 期總第 9 期50

義和諧律的第二條要求，可以推出動詞 S1 型重疊的語法作用與“多”的作用和諧、一致，與“少”的作用不和諧、互異。而“多、少”的作用是易知的，“多”增量，“少”減量。所以，動詞 S1 型重疊的語法作用是增量，不是減量。以上是從動態的角度論證，此外還可以從靜態的角度論證。觀察表格 1 的Ⅱ行，“少”能限定 M，卻不能限定 MM。這組對立其實涉及的是減量效果的問題。石毓智（2001：37）説“自然語言的否定都是差等否定”，差等否定就是降低量級，其實也就是一個減量的過程。因此，我們可以對否定範圍規律的第一條稍加改造，得到減量範圍規律：較低量級的減量包括了對較高量級的減量，較高量級的減量不包括對較低量級的減量，所以可以用較低量級的減量式來實現對較高量級的減量，而不能用較高量級的減量式來實現對較低量級的減量。根據這條減量範圍規律，就可以知道對較高量級進行減量是不能達到預期效果的，只有對較低量級進行減量纔可以。由此，我們推知M的量級比MM的低，進而得出結論：從 M 到 MM，量是增加的。換言之，動詞 S1 型重疊的語法作用是增量。2.2 動詞 S1 型重疊和“再、不再”的相容情況也先看一組例子：（5）這兩個專欄文章，都是寫一篇再想寫一篇，從內容到風格並沒有預先的構架和整體的考慮，也不想爲中國散文界提供什麼新的模式。(《余秋雨散文力作< 山居筆記 > 封筆》，《作家文摘》1994 年）（6）王睿説：“一開始我心理上還有包袱，但三輪之後落後了，我就不再想什麼，一心把自己的動作做好，直到最終奪取金牌。”（新華社2001年8月新聞報導）（7）咱倆是汗王派來跟你談話的，你説話可要慎重啊！俺問你，剛纔你説：昨天沒有出城，你再想想，是不是記錯了？（李文澄《努爾哈赤》）（8）張三 *不再想想自己今後的生活了。（自造句）根據這組例子，可以建立表格 3：Ⅰ 再 M 再 MMⅡ 不再 M * 不再 MM同 2.1 中的步驟，得到表格 4：Ⅰ 再（M → MM）Ⅱ * 不再（M → MM）由表格 4可以看到，動詞 S1 型重疊和“再”相容，和“不再”互斥。“再”的作用是使量延續，而延續量也是增量的一種表現。然後根據語義和諧律，可以推出動詞 S1 型重疊的語法作用是增量。接着，觀察表格 3 的Ⅱ行，“不再”能限定 M，卻不能限定 MM。根據否定範圍規律，可以直接得出結論：從 M 到 MM，量是增加的。也就是説，動詞 S1 型重疊的語法作用是增量。2.3 動詞 S1 型重疊和“不 / 沒”的相容情況還先看一組例子：（9）這些患者邊聽韋瓦爾第的“四季”邊進行腳踏車訓練，然後對他們進行口頭能力測試。結果發現，測試成績是患者不聽音樂做運動後測試成績的兩倍。（新華社 2004 年 3 月新聞報導）（10）首先你要留意自己，説話是不是太快了些？32

如果有些説得快而清楚，有些快而不清楚，簡直使人聽了等於沒聽，口吃的毛病往往是由此而來的。（《哈佛管理培訓系列全集第 3 單元：哈佛經理的能力》）（11）李四這段時間就聽聽李健的歌，* 不 / 沒聽聽其他人的。（自造句）根據這組例子，可以建立表格 5：Ⅰ M MMⅡ 不 / 沒 M * 不 / 沒 MM仍同 2.1 中的步驟，得到表格 6：Ⅰ M → MMⅡ * 不 / 沒（M → MM）由表格 6 可以看到，動詞 S1 型重疊和“不 / 沒”互斥。“不 / 沒”的作用是否定，2.1 中已經提到這也是一種減量。再根據語義和諧律，可以推出動詞 S1型重疊的語法作用不是減量，而是增量。然後，觀察表格 5 的Ⅱ行，“不 / 沒”能限定 M，卻不能限定 MM。根據否定範圍規律，可以直接得出結論：從 M 到 MM，量是增加的。也即動詞 S1 型重疊的語法作用是增量。2.4 小結通過前面的論證，我們可以得出明確的結論：動詞 S1 型重疊的語法作用是增量，而非減量。至於爲什麼一個增量過程的結果卻是“量小時短”，後面的 5.1.1 會給出説明。三、形容詞 S11 型重疊辨正這節我們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建立引言中提到的共同的清晰標準，二是論證形容詞 S11 型重疊的語法作用是什麼。3.1 比較三準則探討形容詞 S11 型重疊的語法作用就是一個比較問題，比較A和AA式的量的大小。而比較首先要確定標準，我們認爲下面的三條準則是必需的。3.1.1 主體統一先看一些例子：（12）a. 高高地掛了起來b. 掛得高高的c. 高高的個子，四十來歲d. 個子高高的（轉引自朱德熙，1956）（13）a. 景琦高高盤腿坐在藥包上。b. 高高的草藥包下面跪着景武。（轉引自朱景松，2003）（14）冬天中午的太陽，站在高高的山頂上。（轉引自陳光，2008）仔細觀察這些例子，我們發現，不管是朱德熙（1956）用來立論的，還是朱景松（2003）、陳光（2008）用來質疑的，其實都是不同質的，因爲例中的形容詞對應的主體（或對象）不統一。而主體不統一，是沒法進行比較的。原因是主體不同，對形容詞的識解就自然會不同。“掛燈籠”的高、“人”的高、“堆草藥包”的高、“山”的高……雖然都用“高”來形容，但並不相同，3350 2017 年第 2 期總第 9 期50

存在主體差異。如果拿“人”的高和“山”的高作比較，那麼無論在什麼語法位置，“人”都比“山”矮得多。由此，可以建立準則 1：在比較時，主體要統一。根據準則 1，我們再重新審視一下朱德熙（1956）中的例子，例子稍作改動：（15）a. 王五長得高高的 b. 王五高高的個子，很精神 c. 王五個子高高的分析例（15），可以看出，在主體統一的情況下，“高高（的）”不論在補語位置，還是定語、謂語位置，所表示的量都是一樣的，並無二致。3.1.2 以主觀閾限值為參照點也先看一些例子：（16）可是幾天之後，我反倒愛“我的”小屋了。屋裏有白白的牆，還有條長桌，一把椅子，這似乎都是我的。（17）他圓圓的頭，大大的眼睛，黑黑的皮膚，結實的挺起的胸膛。（18）又見鳳姐兒站在那邊，也不盛妝，哭的眼睛腫着，也不施脂粉，黃黃臉兒，比往常更覺可憐可愛。（19）臉兒紅紅的，眼睛亮亮的。（皆轉引自朱德熙，1956）例（19）中的“紅紅（的）”，按上文提到的季高（1952）中的説法，反比“紅”的分量差一些。與之相類的，還有例（16）中的“白白（的）”，例（17）中的“黑黑（的）”，例（18）中的“黃黃”。對於這種説法，我們不禁要問：比較“紅紅（的）”和“紅”的量，是以什麼爲參照點的？既然沒立參照點，又怎麼能認定“紅紅（的）”比“紅”的分量差一些呢？以往的研究中沒有關於參照點的答案，但認知心理學中有關感覺閾限的論述給了我們啟發。由於形容詞和人的各種感覺，如視覺、聽覺、觸覺、嗅覺、味覺等緊密相連，因此借用感覺閾限的知識應該是一條可行的途徑。據彭聃齡（2001：78-79）所述，人的感官只對一定範圍內的刺激作出反應，只有在這個範圍內的刺激，纔能引起人們的感覺。這個刺激範圍，被稱作感覺閾限。感覺閾限又分爲絕對感覺閾限和差別感覺閾限，絕對感覺閾限指的是剛剛能引起感覺的最小刺激量；差別感覺閾限指的是剛剛能引起差別感覺的刺激物間的最小差異量。這裏，我們主要用到的是絕對感覺閾限。由絕對感覺閾限的定義可知，只要達到最小刺激量，人就會產生相應的感覺。換句話説，人產生相應的感覺是從這個閾限值（或邊界值）開始的。產生感覺的過程如此，那識解感覺對應的形容詞的過程也應該如此，也從閾限值開始。比如，識解“紅”的時候，不是非要達到標準紅，纔被認定爲“紅”，而是只要剛露出紅的模樣，就被認定爲“紅”了。這樣，我們就找到了比較的參照點——閾限值。此外，彭聃齡（2001：78）還説：“閾限值並不是絕對不變的。在不同的條件下，同一感覺的絕對閾限可能不同。人的活動的性質，刺激的強度和持續時間，個體的注意、態度和年齡等，都會影響閾限的大小。”這其實説的是閾限值存在個體差異，具有一定的主觀性，但這種主觀性對同一個體識解形容詞的過程並無影響。不過，爲了嚴謹起見，我們將閾限值限定成主觀閾限值。至此，可以建立準則 2：在比較時，以主觀閾限值爲參照點。34

根據準則 2，我們再來分析一下季高（1952）的説法，會發現它是不太站得住腳的。因爲識解“紅”是從閾限值開始的，這是一個最小的量，那“紅紅（的）”的量自然比它大。進而推廣到一般，可知 AA 式的量比A 的大，換句話説，從 A 到 AA，量是增加的，也即形容詞 S11 型重疊的語法作用是增量。3.1.3 選擇同一語義區，並順着語義傾向關於“語義區”，朱景松（2003）中已經有所涉及，但不夠詳細和明確。先來看一下朱文中具體的例子和論述：（20）平伯轉來白采的信，短短的兩行。（21）從這一場小小的遭遇戰中，我竟找到了一個大大的話題。（22）王掌櫃有點小小的、比針尖大不了多少的困難，希望定大爺幫幫忙。（23）你説挺大的臉上楞拔細細的眉毛那好看嗎？對例中劃綫部分作了分析之後，文中説“這些對比、襯托、描寫的詞語表明，説話人想要説的是短的短而又短，小的小而又小，大的大而又大，細的細而又細等等”。在朱景松（2003）的基礎上，我們進一步提出“語義區”的概念。語義區的定義爲：從閾限值延展開去的語義範圍。拿“小”和“大”這組形容詞來説吧，爲了方便説明，我們用一條數軸來標示：從數軸來看，“小”的語義區是（x，小 ]，“大”的語義區是 [ 大，y）。和語義區密切相關的是語義傾向，也就是數軸上下方標的箭頭。姑且以“小”和“大”的語義區爲例，（x，小 ]的語義傾向是左向，指向“更小”；[大，y）的語義傾向是右向，指向“更大”。到此，可以建立準則 3：在比較時，要選擇同一語義區，並順着語義傾向。而前面引用的朱景松（2003）的論述就是遵從準則 3 的，不再另外贅述。3.2 小結以上，我們建立了比較三準則：1.主體要統一；2.以主觀閾限值爲參照點；3. 要選擇同一語義區，並順着語義傾向。根據三準則，我們辨正了以往研究中存在的問題，而且得出結論：形容詞 S11 型重疊的語法作用是增量。另外，雖然這一節主要討論的是形容詞 S11 型重疊，但總結出的比較三準則以及所得的結論都同樣適用於形容詞 S12 型和 L1 型重疊，乃至可以推廣到 S1 型和 L1 型重疊的全體。四、重疊統一的語法作用和類型差異4.1 重疊統一的語法作用及其理據通過上面對動詞 S1 型和形容詞 S11 型重疊的辨正，以及對前人相關成果的吸收，我們認爲，重疊的語法作用是統一的，都是使基式的量順向增加。這裏所説的“量”是一種抽象的量，具體到不同的語法實體，量的表現形式是不同的，如動詞的是動態量，形容詞的是摹狀量，擬聲詞的是摹聲量等。“順向”即 3.1.3 中所説3550 2017 年第 2 期總第 9 期50

的“順着語義傾向”。重疊的這種統一的語法作用是有認知上的理據的，即引言中提到過的像似性，也就是萊考夫、約翰遜（2015：118）所説的“形式越多，內容越多”，而張敏（1997）進一步闡釋的“形式元素的重複出現以圖樣的方式反映了意義元素的複現”。4.2 重疊語法作用的類型差異及其理據雖然重疊統一的語法作用是使基式的量順向增加，但具體到不同類型，增量的大小是有差別的，即：S 型重疊引起的增量小，L 型重疊引起的增量大。要驗證這種差別，比較直觀可感的是雙音節擬聲詞的重疊。不妨以“滴答”的兩個重疊式——“滴答滴答”和“滴滴答答”爲例，兩者都能用來模擬滴水的聲音，但給人的感覺是明顯不同的，“滴答滴答”的聲音稀疏（摹聲量小），“滴滴答答”的聲音密集（摹聲量大）。由於基式一樣，根據重疊式的量的大小，就可推出“滴答→滴答滴答”這類 S 型重疊引起的增量小，而“滴答→滴滴答答”這類 L 型重疊引起的增量大。這種類型差異同樣是有認知上的理據的，那就是：S 型重疊增加的形式長度小，L 型重疊增加的形式長度大。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爲 S 型增加形式長度的方式是順次平緩增加，而L型是交錯緊緻增加。爲了直觀説明，我們畫一個圖示（以雙音節詞爲例）：由圖示可以看出，在基式 AB 相同的情況下，S12 型增加的形式長度爲 AB+AB-AB=AB，而 L11 型增加的形式長度爲 AAB+ABB-AB=2AB。[7] 而交錯緊緻指的就是 AAB和 ABB 的疊合。此外，這種認知理據也是像似性的一種表現。另外，有一點要聲明，這裏的 S 型、L 型準確地説是形式有限的S1 型、L1 型，只是爲了方便，纔籠統稱之。至於 S2 型、L2 型的語法作用，因爲它們造成的是形式不斷擴展，所以相應引起的是增量持續疊加，不過兩者也和 S1 型、L1 型一樣存在效果上的差異。4.3 小結綜上，我們可以得出本文最核心的結論：重疊統一的語法作用是使基式的量順向增加，但不同類型的重疊增量大小有差別，S 型重疊引起的增量小，L 型重疊引起的增量大。並且，所得結論都可以用像似性來解釋。五、重疊式的語法意義的推導根據重疊三要素之間的關係和不同類型的重疊的語法作用，我們可以推導出各個語法實體的重疊式的語法意義。這裏只重點討論幾個常見的有明顯對應量的詞類，至於一些功能詞，如代詞、副詞、助詞等，由於它們的重疊式非常少，且重疊式表現出來的是一種功能上的強化，而這一點很容易推出來，因此不再贅述。5.1 動詞重疊式的語法意義動詞重疊式包括 M•M、MM、MMNN 等三類，其中 M•M即是第二節中所討論的，又分 A•A和 AB•AB 兩小類，MM 指“飄飄、閃閃”之類的，MMNN 指“搖搖晃晃、打打殺殺”之類的。下面分述：5.1.1 M•M 式的語法意義4.1 中提到動詞對應的是動態量，由於基式動詞只表示一個單純的動作或行爲，本身不包含動態量，或者36

説動態量爲零，且 S 型重疊引起的增量小，再加上 M•M 式中的第二個 M 又音節縮短，所以 M•M 式的語法意義是“量小時短”。而這正是 2.4 末尾問題的答案。對於認定基式動詞的動態量爲零，還需要作些説明。這主要有三點原因：（1）假如基式動詞本身含有動態量，那麼像“一直”、“不停”、“着”、“一下”之類的動量短語等用於表達動態量的手段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但我們都知道這些手段在漢語中是極其活躍的。（2）在能重疊成 M•M 式的基式動詞中，有一類心理動詞，如“知道、認識、見識、體會”等，這類動詞我們明顯感受不到任何動態性。（3）像“高興、冷靜、痛快”這些原本的形容詞，也能重疊成 M•M 式，我們當然不能説它們的基式包含動態量。此外，我們推導出的“量小時短”，與朱景松（1998）所説的“強化能動性”並不相悖，實際上是共生的。從 M 到 M•M，是動態量在由零增加，所以 M•M式的能動性增強，而由於增量小，因此M•M式表示“量小時短”。5.1.2 MM 式的語法意義由於基式動詞的動態量爲零，且 S 型重疊引起的增量小，所以 MM 式的語法意義是量的延續，但延續量小。5.1.3 MMNN 式的語法意義雖然基式動詞的動態量爲零，但由於 L 型重疊引起的增量大，所以 MMNN 式表示量的較大延續，是一種狀態。5.1.4 根據 M•M、MM、MMNN 三類動詞重疊式的語法意義，我們可以以量爲軸，建立一個連續統，圖示如下： 5.2 形容詞重疊式的語法意義形容詞重疊式有三類：AA，ABAB，MMNN。形容詞對應的是摹狀量，由 3.1.2 可知，摹狀量的值從閾限值開始。參照 5.1 中的步驟，可以推導出：三類重疊式都表示狀態，但 AA 式的摹狀性弱，而 ABAB 式和 MMNN 式的摹狀性強。ABAB 式雖然和 AA 式一樣是 S 型增量，但由於基式的閾限值大，所以 ABAB 式的摹狀性也強。對於像“雪白雪白、筆直筆直、黝黑黝黑”之類的 ABAB 式，有些學者是把它排除到重疊範圍之外的，如石毓智（1996），張衛國、朱翠萍（2011）等。他們的依據大致有三個：一是“定量化”，二是 ABAB 爲典型的雙音節動詞重疊式，三是疊前疊後語法意義沒有什麼變化。而這三個依據其實都是有問題的：（1）我們在引言中説過，“定量化”的觀點是付出了代價的。另外，在解釋形容詞重疊式和否定互斥的原因時，它本身也有不自洽的地方。（2）認爲 ABAB 是典型的雙音節動詞重疊式，無疑是忽視了“拉拉扯扯、挑挑揀揀”之類的 AABB 式的存在。在我們看來，任何一種重疊式都不是某一語法實體的專屬格式。（3）説疊前疊後語法意義沒有什麼變化，也缺乏論據支持。根據 3.1.2，我們知道識解形容詞是從閾限值開始的，因此不管這個閾限值多大，在其語義區內它都是最小值，自然能增加。只是由於不少基式的閾限值很大，而 S 型重疊引起的增量又小，所以重疊式的變化纔不明顯罷了。因此，還是將這類 ABAB 式放到重疊中比較合理。3750 2017 年第 2 期總第 9 期50

5.3 量詞重疊式的語法意義量詞重疊式只有 AA 式一類，但它包括兩個同形異義的變體。其中一個變體的實例如“個個、句句、張張”等，這個變體表示“每”、周遍的意思；“陣陣、片片”等代表的是另一個變體，它表示“量多”的意思。雖然二者的語法意義不相同，但都有“量大”的內涵。這就引出了一個問題：基式量詞表示的量小，且 S 型重疊引起的增量小，但爲什麼 AA 式反而表示量大呢？這個問題或許可以這樣解釋，由於量詞是專職表示量的，一旦重疊，即便只是二疊，也會被當作是可擴展的 S2 型的省縮，且按照 S2 型的模式來理解，而 4.2末尾説過 S2 型引起的是增量持續疊加，因此 AA 式表示量大。5.4 擬聲詞重疊式的語法意義擬聲詞對應的是摹聲量，MM 式和 MMNN 式都表示聲音狀態，只是前者摹聲性弱，後者摹聲性強。推導過程仿 5.1，從略。5.5 名詞重疊式的語法意義名詞重疊式有 AA 式和 AABB 式兩類。AA 式如“人人、事事、天天”等近乎量詞重疊式，表示“每”、周遍的意思；而 AABB 式如“花花草草、山山水水、村村寨寨”等，其基本的語法意義是“多量”（吳吟、邵敬敏，2001）。推導過程亦從略。六、對相關問題的補充6.1 重疊和否定的相容情況及“例外”6.1.1 形容詞重疊和否定的相容情況2.3 中已經論述了動詞重疊和否定的相容情況，這裏我們主要討論形容詞重疊和否定的相容情況。形容詞 S11 型與 L1 型重疊和否定的相容情況，同動詞 S1 型重疊和否定的相容情況的格局一樣，因此可以如 2.3 中的做法一般，用語義和諧律和否定範圍規律進行解釋。而形容詞S12型重疊與否定的相容情況卻有些不同。例如：（24）那天宋美齡穿一件無袖的黑綠色軟緞旗袍、肩披一塊雪白的紗巾。（《蔣氏家族全傳》）（25）那隻產下畸形仔的母鹿並不是純白色的，而是白中泛灰的顏色。它產下的畸形仔是隻小公鹿，雪白雪白的。（遲子建《額爾古納河右岸》）（26）宋美齡披的紗巾 * 不雪白。（改編句）（27）它產下的小公鹿 * 不雪白雪白的。（改編句）根據這組例子，可以建立表格 7：Ⅰ AB ABABⅡ * 不 AB * 不 ABAB從表格 7 可以看到，Ⅱ行的兩個形式都不成立，它們的原因都需要解釋。由於表格 7 與 2.3 中表格 6 的格局不同，故而解釋方式也不同。我們這樣做，先在表格 7 中增加一列，得到表格 8：Ⅰ B AB ABABⅡ 不 B * 不 AB * 不 ABAB38

然後對表格 8 進行改寫轉換，得到表格 9：1 2Ⅰ B → ABⅡ * 不（B → AB）不 ABAB ⊃不 AB表格 9 的 1 列和表格 6 的格局是一樣的，所以“不 AB”不成立的原因也就清楚了，因爲它違反了語義和諧律和否定範圍規律。“不 AB”不成立，因此“不 ABAB”也不成立，因爲從Ⅱ行 2 列可以看到“不ABAB”蘊涵“不 AB”。6.1.2 重疊和否定互斥的“例外”先看兩個例子：（28）阿寶，阿寶，你也不想想，我能跟他們來真格的嗎？（李國文《危樓記事》）（29）你當你公公的家？我誰的家也不當，買得起，買，買不起，餓着，光想肚皮不受罪，不想想臉皮多受罪。（嚴歌苓《第九個寡婦》）例（28）劃綫部分是反問句，例（29）劃綫部分是假設句，這兩個例句展現出來的是重疊和否定相容，這又怎麼解釋呢？答案也可以從語義和諧律裏找到。語義和諧律的第一條要求是“整體的構式義與其組成成分義之間在語義上要和諧”。而反問句、假設句從整體語義上來説是對應於肯定意義的，“你也不想想，我能跟他們來真格的嗎”表達的是“你應該想想我不能跟他們來真格的”的意思，“不想想臉皮（就）多受罪”表達的是“想想臉皮（纔）少受罪”的意思。這種整體上的肯定意義與重疊之間在語義上是和諧的，所以在反問句、假設句中，重疊和否定能相容。6.2 “有點”和形容詞 MMNN 式相容時衛國（1998）對“有點”修飾形容詞重疊式的情況進行了非常詳盡的描寫，並指出“‘有點’可以限定絕大多數重疊形，多修飾中性詞和貶義詞的重疊形，不能修飾褒義詞的重疊形”。這個觀點我們是贊同的，只是想對其中“有點”和 MMNN 式相容的現象作些説明。不妨先看個例子：（30）盛戎睡得很晚，晚上他一個人盤腿坐在床上抽煙，一邊好像想着什麼事，有點出神，有點迷迷糊糊的。（汪曾祺《馬•譚•張•裘•趙》）從例（30）可以看出，“有點”能修飾“迷迷糊糊”之類的 MMNN 式，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5.2 中説 MMNN式的語法意義是表示狀態，且摹狀性強（摹狀量大），而“有點”只能估測比較小的量，兩者似乎有矛盾。但這其實只是一種表象，因爲 5.2 中所説的摹狀量大，是相對而言的，並非絕對的大量，而且如果 MN 的閾限值很小的話，即便 L 型引起的增量大，MMNN 式的量也會比較小。例（30）中的“迷迷糊糊”應該就是這種量比較小的情況，所以能被“有點”修飾。七、結論重疊一直是漢語語法研究的熱點問題，衆多前輩學者都投身其中。我們在充分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礎上，變換探察的視角，從以重疊式爲中心轉向以重疊爲中心，又採用新的表示法來區分重疊和重疊式，並對有關問題詳加論證，得出如下結論：3950 2017 年第 2 期總第 9 期50

（一）動詞 S1 型重疊的語法作用不是減量，而是增量。我們撇開前人將“量小時短”與“減量”等同的固有認識，秉承形式和意義相結合的原則，抓住“多、少”，“再、不再”，“不 / 沒”與動詞 S1 型重疊組合產生的最小差異對，運用語義和諧律和否定範圍規律，從動態與靜態兩個角度展開分析，進而找到了動詞 S1 型重疊真正的語法作用。（二）形容詞 S11 型重疊的語法作用是增量。我們在對照季高（1952）、朱德熙（1956）、朱景松（2003）、陳光（2008）等四篇文章的論述時，提出了“主體統一；以主觀閾限值爲參照點；選擇同一語義區，並順着語義傾向”等三條準則，建立了比較時所需的共同的清晰標準。比較三準則中，以第二條最爲重要。它的提出借鑒了認知心理學的知識，而且我們還根據它分析出了形容詞 S11 型重疊的語法作用。（三）重疊統一的語法作用是使基式的量順向增加。在越過動詞 S1 型和形容詞 S11 型重疊這兩大障礙之後，我們又結合前人對其他重疊現象的研究，最終概括出了重疊統一的語法作用。這種統一是實質上的統一，而不僅僅是形式上的統一。其認知理據是像似性，也即：形式越多，內容越多。（四）不同類型的重疊增量大小有差別：S 型重疊引起的增量小，L 型重疊引起的增量大。我們用雙音節擬聲詞的重疊，直觀地驗證了這種效果差異。其認知理據是：S 型重疊增加的形式長度小，L 型重疊增加的形式長度大。這也是像似性的一種表現。（三）（四）合在一起，就是本文的核心結論，也是我們對重疊共性作出的全新總結。利用該結論，我們可以很方便地推導出各個詞類的重疊式的語法意義，也可以比較合理地解釋各類重疊式展示出來的個性現象。此外，本文其實只涉及了重疊中的很少一部分問題，其他像重疊的範圍、性質、語法地位、發展源流等，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問題，有待進行更深入的研究。註釋： [1] 本文討論的重疊是“句法重疊”或“構形重疊”，不包括“構詞重疊”。[2] 為了敘述的方便，本文只在第五節中對動詞MM 式中的第二個 M 標示輕聲符號。[3]《肯定和否定的對稱與不對稱》第一版是臺灣學生書局 1992 年出的，“定量”的概念就出自其中，而石毓智（1996）沿用了，但這一版現在很難找到，所以筆者只好參考目前比較常見的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2001 年出的增訂本。[4] iconicity 在國內的譯名有“像似性”“類象性”“臨摹性”等多個，本文採用比較通行的“像似性”。[5] 這裏要特別限定：S 型中的 M 能替換為任意數目（≥1）的音節，而 L 型中的 M、N 只能替換為一個音節。[6] 除特別說明外，本文的語料都來自北京大學CCL 語料庫（網絡版）。[7] 假定一個音節代表長度 1，我們甚至還可以計算出 S12 和 L11 及其擴展型所增加的形式長度的比值，ΔS12/ΔL11=2/n+2（n 為重疊式中所包含的基式數量，且≥2）。不過，自然語言的理解不可能也不需要如此精確。參考文獻：陳光 2008 《對現代漢語形容詞重疊表輕微程度的重新審視》，《語言教學與研究》第 1 期。郭繼懋 1999 《再談量詞重疊形式的語法意義》，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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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的疊加與塌縮On the Superposition and Collapse of Features◎ 朱文清 / 溫州大學外國語學院提要：在“詞有定類”的前提下，詞類問題會讓我們陷入兩大困境：“詞有定類”則“類無定職”；“簡約原則”和“中心擴展規約”的沖突。為了擺脫這兩大困境，沈家煊先生提出了“關聯標記模式”和“實詞詞類包含模式”。我們認為這仍然無法讓我們擺脫困境。究其原因，“詞有定類”不符合基本的語言事實。在漢語和英語中，實詞的兼類現象都極其普遍。Vogel（2000）認為，英語中名詞和動詞兼類的比例已經相當之高。其實，詞的兼類不是問題，而是語言經濟性的表現。同一個詞身兼數職，能大幅度降低孩童母語習得時所需記憶的詞匯量。傳統上我們按句法分佈來劃分詞類，但這一做法中存在着某種程度的循環論證。按詞的語法特征來進行詞類劃分能避免這種循環論證。詞的兼類問題的本質也能得到很好的解釋，其根源在於構成實詞的兩個原型語法特征（原型名詞性 [N] 和原型動詞性 [V]）在同一個詞上是不確定的，同一個詞的語法特征是多種狀態的疊加態，只有在人的意念 - 意向系統的作用下，這種疊加態才會塌縮成某種確定態。詞的語法特征如此，詞的語義特征也是如此，而且更加復雜。人類自然語言的復雜性及其無窮的魅力就是根源於這種由疊加態向確定態的塌縮過程。關鍵詞：詞類特征疊加塌縮Key words: word class, features, superposition, collapse42

一、引言漢語學術界在 20 世紀 30 年代、50 年代和 80年代對漢語詞類問題進行過三次大的討論。陸儉明（2013）在《現代漢語語法研究教程》（第四版）中寫道：“漢語詞類問題至今仍被認為是一個老大難的問題。” 沈家煊（2009）在《我看漢語詞類》一文中把這一難題歸結為兩個難以擺脫的困境：“詞有定類”則“類無定職”，“類有定職”則“詞無定類”；滿足“簡約原則”就違背“擴展規約”，滿足“擴展規約”就違背“簡約原則”。沈先生說：“回想我研究漢語語法 30 來年，前半段是想擺脫困境一，後半段想進一步擺脫困境二。現在我自以為走出了這兩個困境。”沈先生用“關聯標記模式”來擺脫困境一，用“漢語實詞詞類包含模式”來擺脫困境二。在對沈先生理論的獨創性景仰的同時，本文對沈先生的解決方法進行了分析，提出了一些疑問，並從形式句法的分析角度，提出了“特征的疊加和塌縮”這一假設。二、困境一及其解決方案2.1 “詞有定類”則“類無定職”朱德熙（1985）認為“詞有定類”。他認為在印歐語裏詞類和句法成分之間有一種簡單的一一對應關係。如圖 1 所示。圖 1 印歐語中詞類與句法成分的對應關係由於漢語詞類沒有形式標記，漢語詞類和句法成分之間的關係就變得錯綜復雜，大致情況如圖2所示。圖 2 漢語中詞類與句法成分的對應關係圖 2 包括圖 1 的所有內容，但漢語裏動詞和形容詞還可以做主賓語；形容詞可以做謂語和狀語；名詞可以做定語，在一定的條件下還可以做謂語。沈家煊（2009）也認為“詞有定類”。他對圖 2的內容進行了補充。他認為在一定的條件下動詞也可以做定語和狀語，（“調查工作”中的“調查”就是做定語；“拼命跑”中的“拼命”就是做狀語）；名詞也可以做狀語（如“集體參加”中的“集體”）。呂叔湘（1953）認為“為了講語句組織，咋們分別詞類”。詞類劃分的目的是為了研究句子結構。我們就主語、謂語、賓語、定語和狀語這五大句法成分跟名詞、動詞和形容詞這三大實詞詞類的對應關係畫表 1。表1：漢語五大句法成分跟三大實詞詞類的對應關係主語謂語賓語定語狀語名詞 + + + + +動詞 + + + + +形容詞 + + + + +（+ 代表該詞類可以充當對應的句法成分）如表 1 所示，三大實詞詞類都可以充當五大句法成分，五大句法成分都可以由三大實詞詞類中的任何一類來充當。“詞有定類”則“類無定職”。為了擺4350 2017 年第 2 期總第 9 期50

脫這一困境，沈先生提出了“關聯標記模式”這一解決方案。2.2 關聯標記模式沈先生認為他這一解決方案的提出是受到了 Croft（1991）的啟發。從跨語言的角度，Croft 在詞類、語義類和語用功能類三者之間建立了如表 2 的關聯標記模式：表 2：Croft 的關聯標記模式詞類名詞動詞形容詞語義類事物動作性質語用功能類指稱述謂修飾﹛名詞，事物，指稱﹜、﹛動詞，動作，述謂﹜和﹛形容詞，性質，修飾﹜分別構成三個無標記組配，而其他的組配方式則是不同程度的有標記的，如﹛名詞，事物，述謂﹜、﹛名詞，事物，修飾﹜、﹛形容詞，性質，述謂﹜等等。沈先生在詞類和句法成分之間也建立起類似的關聯標記模式，如表 3 所示。表3：沈家煊的詞類和句法成分關聯標記模式詞類名詞動詞形容詞句法成分主賓語謂語定語﹛名詞，主賓語﹜，﹛動詞，謂語﹜和﹛形容詞，定語﹜分別構成三個無標記組配，而其他組配方式則是不同程度的有標記的，如﹛名詞，謂語﹜，﹛名詞，定語﹜，﹛名詞，狀語﹜；﹛動詞，主語﹜，﹛動詞，賓語﹜，﹛動詞，定語﹜，﹛動詞，狀語﹜等等。沈先生認為這種詞類和句法成分的關聯標記模式不僅適用於印歐語這類有形態的語言，也適用於漢語這類缺乏形態的語言。印歐語詞類和句法成分的對應關係不是真如圖 1 所示，漢語的詞類和句法成分的對應關係也不是如圖 2 所示。印歐語和漢語詞類和句法成分的對應關係都屬於表 3 的關聯標記模式。這種說法完全符合語言事實，表現出極強的洞察力。但關聯標記模式真能讓我們擺脫“詞有定類”則“類無定職”這一困境嗎？2.3 困境依然存在沈先生的關聯標記模式告訴我們，動詞無標記的句法成分是謂語，名詞無標記的句法成分是主、賓語，形容詞無標記的句法成分是定語。無標記成分意味着它們各自典型的句法功能。動詞做主、賓語則是有標記的，意味着主、賓語並非動詞的典型句法功能。依此類推。我們把詞類的無標記句法成分，即它們的典型句法功能在表 4 中用○表示。我們得出關聯標記模式下漢語五大句法成分跟三大實詞詞類的對應關係如下。表 4：關聯標記模式下漢語五大句法成分跟三大實詞詞類的對應關係主語謂語賓語定語狀語名詞 ○ + ○ + +動詞 + ○ + + +形容詞 + + + ○ +（○代表該詞類典型的句法功能，+ 代表該詞類非典型的句法功能）表 4 對漢語詞類和句法功能的對應關係比表 1 描述得更深入和準確，但對“詞有定類”則“類無定職”這一困境則沒有實質性的改變。三大實詞詞類依然都可以充當五大句法成分，五大句法成分依然可以由三大實詞詞類中的任何一類來充當。44

三、困境二及其解決方案3.1 “簡約原則”與“中心擴展規約”的沖突堅持“詞有定類”不僅會導致第一個困境，還會給漢語界帶來第二個困境：“簡約原則”與“中心擴展規約”的沖突。說明這一沖突的一個典型例子就是“這本書的出版”。整個短語無疑是名詞短語，但其中心語“出版”卻屬於動詞語類。根據“中心擴展規約”，短語的性質由其中心語的性質決定，中心語“出版”是動詞，那麽整個短語的性質理應是動詞短語。為了解決這一矛盾，有人主張“這本書的出版”裏的“出版”已經由動詞轉為名詞了。但朱德熙 (1985)、呂叔湘（1979）和沈家煊（2009）都是明確反對動詞“名物化”觀點的。既然漢語裏幾乎所有的動詞都可以出現在主賓語的位置上，那麽只需把這一特性歸為動詞的特性之一就可以了，主張動詞轉變為名詞純粹是多此一舉，違背了“簡約原則”。那麽，“簡約原則”和“中心擴展規約”之間的沖突又該如何解決呢？沈家煊先生提出了“漢語實詞詞類的包含模式”。3.2 漢語實詞詞類的包含模式沈先生認為印歐語實詞詞類屬於“分立模式”，而漢語實詞詞類屬於“包含模式”，如圖 3 所示。圖 3 印歐語實詞詞類的“分立模式”和漢語實詞詞類的“包含模式”印歐語的詞類由於具有豐富的形態，所以詞類之間兼類現象比較少，但漢語詞類由於缺乏形態標記，所以漢語裏名詞、動詞和形容詞並不是像印歐語一樣屬於“分立模式”，而是一種“包含”模式。所有的動詞既可以表示動作，用來做謂語；也可以表示該動作所代表的事件，用以指稱該事件，於是也可以用來做主賓語。動詞因此是名詞的一個次類。形容詞則是動詞的一個次類。這一理論很有獨創性，也很能說明漢語中的許多語言現象，比如漢語中動詞無需任何形態變化就可以用來做主賓語。該理論也很好地解決了“簡約原則”和“中心擴展規約”的沖突。比如“這本書的出版”裏的“出版”是動詞，但動詞本質上是名詞一個次類，所以其本質是名詞。“出版”無需由動詞轉變為名詞，避免了不必要的句法運算，因此沒有違背“簡約原則”；中心語是名詞，短語也是名詞短語，“中心擴展規約”也得以遵守。這看起來是個非常完美的理論，但它也給我們帶來了更大的難題。3.3 更根本性的難題朱德熙（1985）認為生成語法最基本的句子轉寫規則 S → NP + VP 在“漢語裏是行不通的”。沈家煊（2015）在引用朱先生這一觀點時，還補充了一些漢語事實，我們選取一些，列表如下。表 5：漢語裏 NP 和 VP 加合成句的所有可能S → NP + VP 我不去。S → NP + NP 小王上海人。S → VP + VP 光哭沒用。S → VP + NP 不死（今年）壹百歲。4550 2017 年第 2 期總第 9 期50

我們這裏重提一下呂叔湘先生（1953）的說法“為了講語句組織，咋們分別詞類”。詞類劃分的目的是為了研究句子結構。上表中沈先生對句子構成的分析，形式句法的分析除了第一句，其它的都不同。但現在我們想探討的是按照沈先生的“漢語詞類包含模式”來分析上述句子會是什麽樣的結果。既然名詞包含動詞和形容詞，那麽動詞短語和形容詞短語本質上都是名詞短語了。上面所有句子的結構都是：S → NP + NP。如表6 所示。表6：漢語裏NP和 VP加合成句的所有可能的再分析S → NP + NP 我不去。S → NP + NP 小王上海人。S → NP + NP 光哭沒用。S → NP + NP 不死（今年）壹百歲。這樣一來，漢語裏幾乎所有單句的最終結構都是S → NP + NP。這顯然和我們對漢語的基本語感不符。四、“詞無定類”是基本的語言事實我們還是無法擺脫漢語詞類問題給我們帶來的這兩個困境。到目前為止，我們的討論都建立在“詞有定類”這一前提之上。我們在這一節中，將改變思路，探討一下英語和漢語中實詞“詞無定類”的現象。4.1 英語中實詞“詞無定類”的現象如果有人問“英語中 research 這個詞屬於什麽語類？”沒人可以肯定地說出它的語類來。事實是，它屬於什麽語類，看妳怎麽使用這個詞。“I’m researching in medieval history”[1]中的“research”是動詞。“They are carrying out some research into the effects of brain damage”中的“research”是名詞。“This is a new research laboratory”中的“research”更像是形容詞。因為這個新的實驗室即使會用來做各種各樣不同的研究（research），此處的“research”也是斷然不能用復數的，它不是用來指稱的，而是對後面名詞“laboratory”性質的說明。“jump”是個典型的動詞，但也可以做名詞“a very good jump”。Vogel(2000) 認為，英語詞類屈折形態衰減的程度已經很高了，因此英語中名詞和動詞兼類的比例已經相當之高。我們再來考察一下“painting”這個詞的語類。它到底是動詞、名詞還是形容詞呢？ Quirk（1985）在《當代英語詳解語法》裏列出了 painting 一詞從名詞性最強到最弱的 14 個用例。（1）a. Some paintings of Brown’sb. Brown’s paintings of his daughterc. The painting of Brown is as skillful as that of Gainsborough.d. Brown’s deft painting of his daughter is a delight to watch.e. Brown’s deftly painting his daughter is a delight to watch.f. I dislike Brown’s painting his daughter.g. I dislike Brown painting his daughter.h. I watched Brown painting his daughter.i. Brown deftly painting his daughter is a 46

delight to watch.j. Painting his daughter, Brown noticed that his hand was shaking.k. Brown painting his daughter that day, I decided to go for a walk.l. The man painting the girl is Brown.m. The silently painting man is Brown.n. Brown is painting his daughter.Quirk 把 painting 的這 14 個用例分為三類：1a和1b，有復數形式，為 deverbal noun；1c 和 1d，前面可加冠詞，為 verbal noun；其余的為 participle，即動詞的分詞形式。在 Quirk 看來，painting 這個詞既是典型的名詞，又是典型的動詞，還有很多用例處於中間狀態。不管 Quirk 的分析對錯與否，painting一詞的 14 個用例向我們揭示了我們對印歐語的一個錯覺：像英語這樣的印歐語由於有豐富的形態變化，詞類之間的兼類現象很少，詞類和句法成分之間有著簡單的一一對應關係。詞的形態變化有兩類：屈折和派生。painting 的上述 14 個用例中既有屈折也有派生。不管是哪一類形態變化，總歸是有。既然有形態變化，為什麽詞類卻如此地難以確定呢？我們只有承認“詞無定類”不是問題，而是基本的語言事實。4.2 漢語中實詞“詞無定類”的現象英語中詞的兼類現象都是如此普遍，那麽漢語裏詞的兼類現象是否會更加突出呢？陸儉明（2013）認為我們所說的劃分詞類實際上是對概括詞的分類而不是對個體詞的分類。個體詞是指“具體存在的、處於一定語言片段、一定語法位置上一個一個的詞”；概括詞則是“由個體詞通過同一性抽象後所概括得到的詞”。個體詞抽象為概括詞所遵循的原則是“同音同義”的同一性原則。下面我們引用了陸先生的兩個例子及其說明。（2）他這個人哪，就喜歡搞研究 1。這幾年來，他一直潛心研究 2 蘋果的退化問題，研究 3 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獲得了可喜的研究 4 成果。（3）現在已經見不到這種鎖 1 來鎖 2 門了。（2）中的四個“研究”分處不同的句法位置，為四個個體詞，但四個“研究”的概念意義一樣，都表示“探求事物的真相、性質、規律等”。根據“同音同義”原則，它們屬於同一個概括詞“研究”。（3）中的兩個“鎖”，由於概念意義不一樣，鎖 1 是指一種金屬器具，鎖 2 則表示一種行為動作。所以這兩個“鎖”就應該歸屬於兩個不同的概括詞，一個是名詞，一個是動詞。我們暫且不管（2）中的四個“研究”是否真的意義一樣，我們看看把（3）中的兩個“鎖”概括為兩個不同的詞是否合適。《現代漢語詞典》里“鎖”這個詞條下有 5 個義項：①安在門、箱子、抽屜等的開合處或鐵鏈的環孔中，使人不能隨便打開的金屬器具，一般要用鑰匙才能開。②用鎖使門、箱子、抽屜等關住或使鐵鏈拴住。③形狀像鎖的東西：石鎖 ④鎖鏈：枷鎖 ⑤縫紉方法，用於衣物邊緣或扣眼兒上，針腳很密，線斜交或勾住：鎖邊。我們有理由認為這五個義項的概念意義都不一樣，那麽按照“同音同義”的原則，我們得把這五個“鎖”概括為五個不同的詞。果真如此，兒童在習得母語時所需掌握的詞匯量就會爆炸式增長。這顯然不符合“經濟性原則”。當然這樣做的好處是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詞無定類”的問題。4750 2017 年第 2 期總第 9 期50

莫彭齡和單青（1985）對名詞、動詞和形容詞三大實詞詞類的句法功能進行了實證分析，他們的統計結果如表 7 所示。表 7：三大類實詞句法功能統計分析表主語謂語賓語定語狀語補語名詞 21.2 0.18 49.04 20.9 6.5 0動詞 0.91 76.7 2.86 6.52 7.15 5.88形容詞 1.72 26.2 6.03 42.0 19.1 4.8通過對表 7中統計數據的分析，兩位作者認為“三大實詞的對立，實際上是其主要功能上的對立，換言之，我們可以依據其主要功能來區分詞類”。從表 7 中我們可以看出，動詞做謂語的比例高達 76.7%，動詞做主語的比例只有 0.91%，動詞做賓語的比例只有 2.86%，後兩者出現的頻率確實很低。但這只是表面現象。因為理論上，漢語裏所有的動詞既可以表示行為動作，也可以指稱行為動作所代表的事件。所以理論上，兩位作者所統計的文本中所有動詞可以出現在主語和賓語位置上的概率是 100%，實際出現的頻率 0.91% 和 2.86% 在理論上意義不大。“去”是一個典型的動詞，但是不管在我們現實的語料中“去”用作動詞的比例有多高，我們也不能說“去”就一定是個動詞。沈家煊（2015）就仿照Quirk 的做法，按名詞性最強到最弱的順序列舉了“去”的 14 個用例。（4）a. 他一心想着個去。 b. 三去三回是有道理的。 c. 他的去是有道理的。 d. 去是有道理的。 e. 去和不去都有道理。 f. 給他來個拖延式不去。g. 他的拖延式不去是有道理的。 h. 他的不去是有道理的。i. 他的暫時不去是有道理的。 j. 暫時不去是有道理的。k. 不去茅廬是有道理的。 l. 去過茅廬三次是有道理的。m. 他暫時不去茅廬是有道理的。 n. 他如果去茅廬，是有道理的。在“去”的這14個用例中，有的是典型的名詞用法，有的是典型的動詞用法，還有諸多用例屬於中間狀態。從上面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出，“鎖”是典型的名詞，但也可以做動詞用；“去”是典型的動詞，但也可以做名詞用。相對英語而言，漢語的詞類缺乏形態變化，“詞無定類”對漢語而言更是基本的語言事實。4.3 一個有趣的類比：多任務團隊漢語和英語中都有大量的詞屬於兼類詞。“詞無定類”對實詞而言是基本的語言事實。我們該如何看待這種現象呢? 我們先探討一下管理學中的一個概念：多任務團隊。勞動分工能提高勞動生產率，這就導致了科學管理的出現。但每個工人天天重復幹一件事情，就會導致簡單重復勞動對人性的異化。現代管理學提倡多任務團隊這一組織方式。同一個工人可以擁有多種技能，生產任務的安排可以更加靈活、更加高效。更重要的是，工人更多的參與到產品的生產中，48

會有成就感。圖 4 多任務團隊參與產品生產流程圖在上圖中，我們假設產品的生產過程需要 A、B、C、D 和 E 五道工序。在多任務團隊中，工人大多能熟練進行其中的多項工序。如果我們把這五道工序看成是五個不同的句法槽位，把工人看成是詞，那麽有很多詞能進入到多個句法槽位。同一個工人，進入到不同的工序中，扮演的角色肯定不一樣。同一個詞，進入到不同的句法槽位中，扮演的角色也肯定不一樣。如果不是多任務團隊，而是每個工人都專門從事一道工序，那麽按工作技能對工人分類就能做到每個工人都屬於一個固定的技能類，每一個技能類的工人都專門從事一道工序。但多任務團隊中，由於工人身懷多項技能，所以工人兼類現象就是常態。語言中的“詞無定類”也是同樣的道理。語言中同一個詞能進入到不同的句法槽位，這種“身懷多項技能”究竟是從何而來呢？五、特征的疊加和塌縮5.1 詞類分類中的某種循環論證我們先來看一個典型的循環論證的例子。有人問一個胖子：“妳為什麽這麽胖？”胖子回答說：“因為我吃的多。”那人接着問：“妳為什麽吃那麽多？”胖子回答說：“因為我胖。”詞類分類中，也有類似的循環論證在裏面。呂叔湘（1953）認為“為了講語句組織，咋們分別詞類”。詞類劃分的目的是為了研究句子結構。那麽我們又該如何劃分詞類呢？朱德熙（1982）認為“漢語的詞分類不能根據形態，只能根據詞的語法功能。”陸儉明（2013）認為“就劃分漢語詞類來說，最佳的依據是詞的語法功能。”沈家煊（2009）認為“隨著結構主義語法理論的深入人心，漢語語法學界的主流形成一個共識：詞類是根據詞的分佈特點或語法功能來區分的。”我們就詞類劃分組織如下對話。有人問語法學家：“我們為什麽要給詞分類？”語法學家回答說：“因為我們認為不同的詞它們的句法功能不同。”那人接著問：“為什麽不同的詞句法功能不同呢？”語法學家回答說：“因為我們就是按它們的句法功能來分類的。”這個對話和我們舉的典型的循環論證的例子如出一轍。我們再換成多任務團隊完成產品生產的例子。有人問廠長：“我們為什麽要把工人分為不同工種的工人？”廠長回答說：“因為不同工種的工人可以分派到不同的工序中去。”那人又問：“那我們怎麽對工人進行分類呢？”廠長回答說：“按工人各自所懷有的技能來分類。”這個對話裏就沒有循環論證。因為廠長對工人分類的標準不是工人出現在不同工序的情況，而是工人本身所具有的技能。在詞類劃分問題上，我們應該采取的標準是詞本身所具有的特征。那麽這些特征又是什麽呢？4950 2017 年第 2 期總第 9 期50

5.2 按詞的語法特征對詞進行分類黃正德（2007）在其《漢語句法學》中寫道“有可能人的大腦將世界區分為兩種基本類型的實體：存在的事物和發生的情景。原型名詞（proto-N）是事物這種實體在語言上的表現，原型動詞（proto-V）是情景這種實體在語言上的表現。所有具體的詞匯語類都是從這兩個原型語類派生出來的。我們將這兩個原型語類表示成 [N] 和 [V] 兩個特征。”Chomsky(1965) 認為詞匯語類不是基本句法單位而是由基本句法特征組成的綜合體。在其 1974 年的“Amherst Lectures”裏，Chomsky 提出名詞、動詞、形容詞和介詞可以分析為一對各自只有兩個值的句法特征 [±N] 和 [±V] 的組合：名詞 =[+N, -V]; 動詞 =[-N, +V]; 形容詞 =[+N, +V]; 介詞 =[-N, -V]。Chomsky（1995）指出 [+N] 是傳統的名詞性特征 (traditional substantive) 而 [+V] 代表謂詞性特征 (predicate)。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再增加一個特征 [±F]，[+F] 代表功能詞性特征。用這三對特征 [±N] ，[±V] 和 [±F] 我們可以做如下的詞類劃分。表 8：根據語法特徵對詞進行分類原型名詞性 N 原型動詞性 V 功能詞性 F名詞＋－－動詞－＋－形容詞＋＋－介詞－－－代詞＋－＋限定詞＋＋＋助動詞－＋＋標句詞－－＋表 8 根據詞的語法特征對詞進行分類，這種分類方法是否適用所有的語言我們這裏不做討論。我們這裏關註的是這種分類方法的科學性。根據上面的討論，我們可以認為 [+N]代表該詞具有原型名詞性，指稱事物；[+V] 代表該詞具有原型動詞性，有述謂性。那麽一個詞既具有原型名詞性又具有原型動詞性是什麽呢？根據Chomsky 的觀點，它就是形容詞。我們可以做如下的推論：形容詞是對事物性質的說明，一定同時要指向某個事物，又是對該事物性質的描述。所以既有指稱性又有述謂性。一個詞如果具有功能詞性，說明它已經不是實詞而是功能詞了。這種分類不是按詞的句法分佈進行的，而是按詞本身的特征來分類的。相當於我們對工人的分類不是按他們出現在不同工序上的情況進行的，而是按工人本身所懷有的技能進行的。當然工人所懷有的技能和他們能出現在什麽樣的工序上是有關聯的。按詞類本身的語法特征進行分類就避免了傳統的按詞的句法分佈來分類所內含的那種循環論證。這種分類方法另外一個好處就是分出來的類彼此不會互相包含，因為它是按同一個標準進行的，這也是科學分類的基本要求。但是這種分類方法本身並不能解決語言中大量存在的“詞無定類”的問題。5.3 特征的疊加與塌縮我們回到上面圖 4，如果有一個工人能熟練完成其中的多道工序上的操作，也就是說他身懷多項技能，那麽如果有人問他是屬於什麽類型的工人，我們該如何回答呢？我們對工人的分類是按照不同的技能來分的，而他卻同時擁有多項技能。我們只能說他是多重身份，可以完成多項任務。但在真正的生產中，他是分身無術的，50

只能完成生產任務所要求完成的那項任務，此時他的身份就是確定的了。語言中大量的兼類詞也是同樣的道理。我們拿“鎖”這個詞為例。我們假定“鎖”最開始是用來指稱事物的，那麽它的語法特征為 [+N, -V]。但與鎖這一事物密切關聯的是用鎖來進行的動作，所以我們也可以用“鎖”這個詞來表示相關的動作。“鎖”這個詞又有了新的本領，表動作，起述謂作用，此時它的語法特征為 [-N, +V]。世界上有些事物的外形、功能等可能和鎖這一事物類似，“鎖”這一詞也可以用來對其他事物的特征進行描述，此時它的語法特征為[+N, +V]。“鎖”這個詞身懷多項技能，離開了具體的語言環境，我們只能說“鎖”的語法特征為[+N, -V] 、[-N, +V] 和 [+N, +V] 這三種狀態的疊加態。當然我們也許有理由認為“鎖”第一個角色可能是本色演出，即“鎖”的語法特征的疊加模式中 [+N, -V] 更加顯眼。但“鎖”這個詞一旦進入到句子中，它的語法特征就會確定下來，原來那種疊加狀態就塌縮為某一確定狀態。這讓我們想起了維特根斯坦的名言“詞的意義在於其用法”（the meaning of a word is its use）。我們再看看（1）中 painting 這個詞的情況。painting 這個詞是由動詞 paint 加後綴 ing 構成的。painting 一詞的 14 個用例各自確定的語法特征如表 9所示。表 9：painting 14 个用例中各自确定的语法特征a. Some paintings of Brown’s [+N, -V]b. Brown’s paintings of his daughter [+N, -V]c. The painting of Brown is as skillful as that of Gainsborough.[+N, ±V]d. Brown’s deft painting of his daughter is a delight to watch.[+N, ±V]e. Brown’s deftly painting his daughter is a delight to watch.[+N, ±V]f. I dislike Brown’s painting his daughter. [+N, ±V]g. I dislike Brown painting his daughter. [+N, ±V]h. I watched Brown painting his daughter. [+N, ±V]i. Brown deftly painting his daughter is a delight to watch.[+N, ±V]j. Painting his daughter, Brown noticed that his hand was shaking.[±N, +V]k. Brown painting his daughter that day, I decided to go for a walk.[±N, +V]l. The man painting the girl is Brown. [±N, +V]m. The silently painting man is Brown. [±N, +V]n. Brown is painting his daughter. [-N, +V]（+ 代表具有该特征，- 代表不具有该特征 ± 代表该特征有但已减弱）表 9 中 a 和 b 中的 painting 指稱動詞 paint 的結果，不再具有原型動詞性，所以其語法特征為 [+N, -V]。c 至 i 句，painting 總體上指稱 paint 這一動作所代表的事件，所以具有原型名詞性，其原型動詞性已經減弱，但仍有一定程度的保留，所以它的語法特征為[+N, ±V]，這相當於傳統意義上的動名詞。j 至 m 句，painting 總體功能是述謂，具有原型動詞性，但同時又間接指稱另一動作或個人，（j和 k是參照主句動詞，伴隨主句動作發生；l 和 m 間接指向 Brown 個人），這種指稱性不如傳統形容詞強，所以其句法特征為 [±N, +V]，相當於傳統意義上的動詞現在分詞形式。在 j 和k 中，現在分詞短語做狀語，相當於副詞的作用；在 l5150 2017 年第 2 期總第 9 期50

和m中，現在分詞短語做定語，相當於形容詞的作用 [2]。n 是典型的動詞用法，其語法特征為 [-N, +V]。不管這種分析準確與否，分析的過程向我們揭示了 painting在這 14 個用例中的意義是不一樣的，也說明了意義不一樣的原因。同時也向我們揭示了一個基本的語言事實：離開了具體的語言環境，painting 的語類特征是不確定的，是多種狀態的疊加態。（比如我們上表中所表明的 [+N, -V]，[+N, ±V]，[±N, +V] 和 [-N, +V]這四種狀態的疊加態），在具體的語言環境中，這種疊加態就會塌縮成其中某種確定態。相對於詞匯語法特征的疊加和塌縮，詞匯語義特征的疊加和塌縮就更加復雜了。因為許多基本的實詞都有多個義項。如果有人問我們“make”這個英文單詞是什麽意思，我們根本答不出來，因為它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義項。離開了具體的語言環境，“make”的語義特征是不確定的，是多種不同特征組合的疊加。但一旦進入具體的語言環境，其語義特征的這種疊加態就會塌縮為某種確定的狀態。讓事情變得更復雜的是詞匯除了有概念意義，還有聯想意義。比如漢語裏面的“豬”。“豬”這個詞的語義特征究竟是什麽呢？我們只知道它是其概念意義和諸多聯想意義的疊加態。在下面的句子裏，其疊加態究竟會塌縮成什麽樣的確定態呢？（5）他是豬啊！比如有人看見他用個大臉盆吃飯時說這句話；比如有人看見他連 1+1 都算錯的時候說這句話；比如有人看見他的寢室比豬窩還臟的時候說這句話等等。看來讓詞的語法特征和語義特征疊加態塌縮成確定態的不僅僅是語言上下文，而是更大意義上的語境。我們認為讓疊加態塌縮的最終神秘力量是人類的意念 -意向系統（conceptual-intentional system）。這又讓我們想起了維特根斯坦的名言“詞的意義在於其用法”（the meaning of a word is its use）。這個問題太復雜，超出了我們的能力範圍，我們在此不再繼續討論。Chomsky 的普遍語法理論建立的平臺是特征：語音特征、語法特征和語義特征（詞在其理論體系中不是基本的單位）。詞的語法特征和語義特征在其理論假設中是確定的，但事實卻不是如此，詞的語法特征和語義特征是多種狀態的疊加態，只有在人的意念 - 意向系統的作用下，疊加態才會塌縮成某種確定態。在特征確定的情況下進行的語法演算跟特征疊加狀態下進行的語法演算顯然不是一個數量級的。前者像是二維空間裏的活動，而後者則像是三維空間裏的活動。六結論：實詞兼類是基本的語言事實，其根源在於特征的疊加在“詞有定類”的前提下，詞類問題會讓我們陷入兩大困境：“詞有定類”則“類無定職”；“簡約原則”和“中心擴展規約”的沖突。沈家煊先生的“關聯標記模式”和“實詞詞類包含模式”都無法讓我們從困境中解脫出來。究其原因，“詞有定類”不符合基本的語言事實。不僅漢語中，英語中詞的兼類現象也是極其普遍的。Vogel（2000）認為，英語中名詞和動詞兼類的比例已經相當之高。我們認為詞的兼類不是問題，而是語言經濟性的表現。同一個詞身兼數職，能大幅度降低孩童母語習得時所需記憶的詞匯量。傳統的按句法分佈來劃分詞類這一做法中內含某種程度的循環論證。按52

詞的語法特征來進行詞類劃分能避免這種循環論證。詞的兼類問題的本質也能得到很好的解釋，其根源在於構成實詞的兩個原型語法特征（原型名詞性 [N] 和原型動詞性 [V]）在同一個詞身上是不確定的，同一個詞的語法特征是多種狀態的疊加態，只有在人類意念 - 意向系統的作用下，這種疊加態才會塌縮成某種確定態。詞的語法特征如此，詞的語義特征也是如此，而且更加復雜，因為詞的語義特征是其概念意義和聯想意義多重語義特征的疊加。人類自然語言的復雜性及其無窮的魅力就是根源於這種由疊加態向確定態的塌縮過程。人類自然語言的復雜性是一個基本的事實。人類大腦在處理自然語言時的那種迅速堪稱奇跡。這對研究自然語言的語言學家而言，則是巨大的挑戰。但我們認為也許希望就在前方。隨著量子計算機的研究不斷取得進展，量子疊加原理和量子糾纏現象也許可以很好的用來模擬自然語言詞匯語法特征和語義特征疊加態以及疊加態的塌縮。特征的疊加和塌縮也許就是人類運用自然語言的秘鑰。註釋： [1] research 一詞的三個例句都來自《朗文當代高級英語辭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 年版，第 1282 頁。[2] Andrew Radford（1988：138-142）在其《轉換生成語法教程中》認為形容詞和副詞屬於互補分佈，應該歸屬於一類。參考文獻：胡明楊 1995 《現代漢語詞類問題考察》，《中國語文》第 5 期。陸儉明 2013 《現代漢語語法研究教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呂叔湘 1954 《關於漢語詞類的一些原則性問題》，《中國語文》第 9 期、第 10 期。莫彭齡、單青 1985 《三大類實詞句法功能的統計分析》，《南京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 期。沈家煊 2009 《我看漢語的詞類》，《語言科學》第 1 期。沈家煊 2015 《形式類的分與合》，《現代外語》第 1 期。沈家煊 2015 《詞類的類型學和漢語的詞類》，《當代語言學》第 2 期。沈家煊 2015 《漢語詞類的主觀性》，《外語教學與研究》第 5 期。徐杰 2012 《詞綴少但語綴多——漢語語法特點的重新概括》，《華中師範大學學報》第 2 期。朱德熙 1985 《語法答問》，北京：商務印書館。Chomsky, N. 1965.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Cambridge, MA: MIT Press.Chomsky, N. 1974. The Armherst Lectures, unpublished lectures notes distributed by Documents Linguistiques, University of Paris ⅦChomsky, N. 1995. 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MA: MIT Press.Huang, C.-T.James, Y.-H. Audrey Li Yafei Li. 2009. The Syntax of Chines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Quirk, R., S. Greenbaum, G. Leech & J. Svartvik. 1985.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Radford, A. 1988.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A First Cour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Vogel, P.M. 2000. Grammaticalisation and Part-of-Speech Systems. In Vogel, P.M. and B. Comrie, eds., Approaches to the Typology of Word Classes. Berlin/ New York, NY: Mouton de Gruyter.5350 2017 年第 2 期總第 9 期50

“將來”和“未來”的句法語義異同 *Some Remarks about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 Between JIANGLAI and WEILAI◎ 彭彬 /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語言研究所、銅仁學院人文學院提要：“將來”和“未來”是現代漢語中語義相近且使用非常頻繁的時間詞，以往研究著重從歷史角度探索二者的詞彙化歷程，而從共時角度對二者的差異研究較少。從共時來看，“將來”和“未來”的差異主要體現在句法、語義和語用三個層面。在句法分布中，“將來”傾向作狀語，而“未來”傾向作定語。從語義上看二者有時間遠近和附加意義的差別，語用方面言者的主觀視點對二者的選擇起主導作用。關鍵詞：將來未來句法傾向性主觀視點一致差異Key words: jianglai,weilai, syntactic orientation, subjectivity, similarity,difference一、引言“將來”和“未來”都有表達“現在以後的時間”義，是時間詞，二者在現代漢語中的使用非常頻繁，通常情況下還可替換使用。對於二者的共性和差異，前人從不同的角度進行過論述。何亮（2006），陳昌來、張長永（2010），劉潔（2015），從歷時的角度分析了“將來”和“未來”的歷時演變過程。余東濤（2006）從共時的角度分析了“將來”和“未來”在句法功能上的差異，但對其語義和語用上的差異並未深入探討。畢淑敏（2011）從文學的角度探討了“將來”和“未來”的語義區別，認為：“將來是在我們掌握之中的明天，未來是我們視野之外的明天”。但同時畢文也發現了 * 基金項目：華中科技大學自主創新研究重點項目（2016AE002）54

一個問題：人們常說“未來”是比較長遠的時間（比如“走向未來”），“將來”是似乎比較貼近眼前的時間（比如“不久的將來”），但天氣預報播音員常說“在未來二十四小時內…” 一晝夜並不遙遠，這句話不便改成“在將來二十四小時內”。也就是說單是距此時此刻的時間尺度，並不是這兩個詞的主要區別。那麼“將來”和“未來”的根本差異是什麼，是本文主要研究的內容。通過調查，我們發現，除了句法功能上的差異，主觀視點的不同則是造成了二者在使用和選擇上的根本差異。本文所選語料涉及國家語委語料庫、CCL 語料庫、人民網搜索系統。二、“將來”、“未來”的句法差異2.1 句法傾向性“將來”和“未來”一樣可以充當主語、賓語、定語、狀語，例如：（1）他曾經告誡自己道：“將來是光明的。”（歐陽山《柳暗花明》）（2）綱領主要是說明將來，而憲法主要是說明現在。（吳德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講話》）（3）於是生活寬裕，境遇良好，可以維持較大的家庭，養育較多的子女，將來的勞動者，因此而加多。（趙蘭坪《經濟學》）（4）將來我們收集的那些孤兒，貧民子弟，說不定會培養出來幾位華盛頓，拿破崙，俾士麥，瓦特，愛迪生……您信不？（熊佛西《鐵花》）“將來”在例（1）——例（4）中分別充當主語、賓語、定語、狀語，“未來”也可以出現在上述位置中，比如：（1）’他曾經告誡自己道：“未來是光明的。”（2）’綱領主要是說明未來，而憲法主要是說明現在。（3）’於是生活寬裕，境遇良好，可以維持較大的家庭，養育較多的子女，未來的勞動者，因此而加多。（4）’未來我們收集的那些孤兒，貧民子弟，說不定會培養出來幾位華盛頓，拿破崙，俾士麥，瓦特，愛迪生……您信不？雖然“將來”和“未來”都能充當主語、賓語、定語、狀語，但在實際語料中，“將來”和“未來”在上述位置出現的頻率還是有差異的。國家語委現代漢語語料庫中含“將來”的語料共計 854 條，含“未來”的語料共計 771 條，我們按百分比來計算他們的句法分佈頻率如下：表 1主語賓語定語狀語將來 63（7%） 144（17%） 104（12%） 549（64%）未來 24（3%） 263（34%） 436（56%） 52（7%）通過表1我們發現，“將來”傾向於作狀語，而“未來”傾向於作定語，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分佈差異，我們認為與“將來”和“未來”的詞性有關，《現代漢語詞典》第 7 版把“將來”標記為時間名詞，而“未來”有兩個詞性，一是時間名詞，另一個是屬性詞。對於“將來”傾向於作狀語，陳昌來、張長永（2010）認為：“現5550 2017 年第 2 期總第 9 期50

代漢語時間詞‘將來’大量作狀語是古漢語的繼承，經歷從動詞短語形式主要作謂語—轉指名詞主要作定語—時間名詞大量作狀語的過程。”同時，通過劉潔（2015）對“未來”的歷時考察發現：“‘未來’因佛經翻譯的需要，由動詞變為名詞，現主要功能是作定語。”可見，二者句法位置上的傾向性都是從歷時演變過程中逐漸固化下來的，體現二者在句法上的分工。2.2 後續時間成分選擇的傾向性“將來”和“未來”後面都可以出現“x時”、“x以後”等表事件性的時點成分，例如：（5）記者在蘇州大學採訪時，學生當著領導和老師的面，反客為主向記者提問：“將來畢業分配時，是靠爸爸，還是靠自己？”(《人民日報》1994 年第 3季）（6）現在大量的農產品已經放開，糧食也大部分放開，棉花正在進行放開的試點，將來糧棉放開以後，農村的農產品基本上都放開了。（1994 年報刊精選）（7）社會黨反對現政權向海外派遣自衛隊等政策，但選舉前談到未來聯合政權的政策時，又表示要繼承國家的現行政策。（《人民日報》1993 年 7 月份）（8）我們也不是要求你們把百度文庫關了，我們只是希望百度文庫可以主動對版權進行保護，等未來數字閱讀成熟以後，說不定百度文庫還能成為中國作家生活保障的來源，而不是現在這樣，成為行業公敵眾矢之的。（博客 \ 韓寒博客）以上幾例是“將來”和“未來”與後續事件時點成分搭配的例子，“將來”和“未來”詞義本身具有時點作用，因此可與事件時點成分配合出現，給未然事件提供參照，強調其定位性。如例（6）“農村的農產品基本放開”事件的發生是以“將來糧棉放開以後”這個具體時間點為參照的。不同的是，“未來”後除了時點成分，還常與具體的時量成分出現，比如“X 分鐘”、“X 小時”、“X天”、“X 年”，而“將來”和時量成分共現的情況很少見。如下：（9）有一個電影叫《next》，由大牌明星尼古拉斯·凱吉主演。這部電影講一個人能夠看到未來兩分鐘發生的事，從而開始利用這兩分鐘的預測能力改變自己的命運和國家的命運。（博客 \ 楊恒均博客）（10）預計未來 24 小時，松原大部、長春、遼源、吉林、通化、白山、延邊、長白山保護區有霾或輕霧，空氣品質差，能見度較低。（中國吉林網 \2016.12.18）（11）未來 2—3 天，受弱冷空氣影響，東北及華北大部地區轉為多雲間陰天氣，有 3—4 級偏北風，日平均氣溫略有下降。（《人民日報》1996 年 12 月份）（12）“有了這套電腦系統，我們可以在 30 天內完成未來 100 年的地球氣候模擬，這在之前是不可想像的。”清華大學電腦科學與技術系副教授薛巍說，它將全面提升我國應對極端氣候事件和自然災害時的減災防災能力，同時大大增強我國在全球溫室氣體減排談判中的話語權。（中青線上 \2016.11.20）從以上四例來看，“未來”更傾向同時量成分共現，從句法上看，因為“未來”常作定語，具有了表時間的屬性詞功能，可以限定事件發生的時間範圍，同時還與運用的語境以及主觀視點的影響有關，這將在語用部分進行說明。我們通過 CCL 語料庫統計二者與時量詞同現的頻次如下：56

表 2X 分鐘 X 小時 X 天 X 年將來 0 1 0 12未來 1 141 1096 3855三、“將來”和“未來”的語義差別3.1 概念意義的差異邢福義、吳振國（2002）認為，概念意義是指人們對指稱事物區別性特徵的概括認識。“將來”和“未來”均屬於時間範疇，二者的差別主要是表示的時間範圍不同，“將來”凸顯的是離現在較近的以後的時間，比較具體，傾向表達視野之內的時間；“未來”凸顯的是離現在較遠的以後的時間，比較虛化，傾向表達視野之外的時間。如：（13）牛全德不但現在不是大隊長，最近的將來也絕不會做大隊長，所以牛全德只能暗地裡發發牢騷。（姚雪銀《牛全德與紅蘿蔔》）（14）老黃，我希望我們會在不久的將來再見，而且共同喝一杯慶祝的酒。（黃 KC《故人故事》）（15）犯人每月基本上也能拿到一定數量獎金，有的還表示打算存點錢，將來出獄時帶回家。（《人民日報》1995 年）例（13）、例（14）中“將來”可以用“最近”“不久”作為限制語，表達最近一段時間“牛全德都不會做大隊長”“我們會見面”，而這種表達方式一般不換作“*最近的未來”“* 不久的未來”。句法差異部分我們提到“將來”和“未來”都可以選擇與事件時點成分共現進行定位，但是如果未然的事情在人們能夠把控的視野之內，則更傾向選擇“將來”和時點詞搭配，如例（15）所存的錢在出獄時帶不帶回家可由犯人自己決定。而“未來”表示的時間範圍更大，也更抽象，如：（16）敢於面向未來，開闢未來，向未來挑戰，這本身就是相信我們自己能夠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主觀世界，能夠在越來越高的層次上駕馭和掌握未來。（《人民日報》1998 年）（17）幾十年來，他一直是個漂泊的海上王子，義無反顧地為人類邁向未來盡心盡力地工作。（曹建《沒有海圖的海區》）（18）對於世界和人類而言最為寶貴的這一片熱帶雨林，卻每天都在被摧殘和縮小中。保護不了這一片雨林，實際上就是放棄人類的未來。（CWAC\AST0119）例（16）、例（17）中無論是“面向未來”“開闢未來”還是“挑戰未來”，“未來”都是一個較為抽象寬泛的時間概念，一般情況下不替換為“將來”。同時當人們暢想宇宙、世界、人類的“未來”時，更傾向選擇“未來”如例（18）。“將來”和“未來”這種時間遠近的細微差異，主要是二者來源不同造成的。“將來”時間詞源自古漢語動詞短語“將要到來”，李佐豐（2004）認為：“‘將’在古漢語中是個‘時態副詞’，表示‘將要發生’。”李宇明（1999）認為：“‘來’帶有方向性，是從別的地方到說話人所在的地方。”，動作狀態“將要發生”+位移方式“來”投射到時間域上表現為“將到來的時間”，離說話者近在視野之內。“未來”時間義，王力（1980）5750 2017 年第 2 期總第 9 期50

認為：“是通過佛經的翻譯，由仂語變為單詞（‘未來’演變為‘將來’），並且獲得新的含義。”即表時間義的“未來”通過漢語偏正短語“尚未到來”翻譯佛經“三世”中的“未來世”概念，“未來”經過指稱化從短語演變成為一般名詞，後進一步發展成為現在的時間詞。“尚未到來”有未知的意味，而“未來世”經義譯為“下一輪回世界”，也是個視野外的抽象概念，投射到時間域上則傾向於表達常在視野之外的較遠時間。3.2 附加意義的差異附加意義是詞語所體現的各種聯想意義和色彩意義（邢福義、吳振國，2002）。3.2.1 文化色彩的差異文化色彩由造詞理據體現的，是對相關事物的社會文化背景和意趣情調的聯想。王力（1980）、何亮（2006）、劉潔（2015）認為時間詞“未來”是從梵語佛經翻譯得來，有“來世”的意義，通過這個意義再演變為現代漢語中的時間詞，因此“未來”是個外來詞，具有一定的文化色彩意義。如下：（19）我今為汝廣說眾譬，亦令未來世一切凡夫，欲修淨業者，得生西方極樂國土。（六朝 · 劉宋譯經《佛說觀無量壽佛經》）（20）如今現在十方諸佛亦為受佛職諸菩薩說。未來諸佛世尊亦當為受佛職位諸菩薩說。所謂解了一切陀羅尼門。（六朝 · 北涼譯經《大悲蓮華經》）（21）我常隨順諸眾生盡於未來一切劫恒修普賢廣大行圓滿無上大菩提（唐 · 華嚴經《大方廣佛華嚴經》）3.2.2 評價色彩的差異評價色彩也稱感情色彩反映了說話人對所指事物的褒貶態度。“將來”是個中性詞，特別是從客觀視角上描述將要發生的具體事件，常常不帶褒貶色彩。申莉（2010）也認為：“表示將來的‘將’所表示的時制意義比較單純和客觀，基本上不帶色彩意義。”如例（22）（23）。（22）將來《唐山大兄》上映時，各位不妨看看我李小龍在影片裡的武打身手，互相比較一下，由各位公平判斷，那不是更好嗎？（張小蛇《李小龍的功夫人生》）（23）寄錢回大陸，由於大陸親友並不能動用，將來會被捐出來，徒然增加他們的痛苦。（《史傳 · 晚年蔣經國》）“未來”孤立的看，是個中性詞，但是在一定的上下文中，“未來”更傾向於向積極語義漂移。鄒韶華（1986、1988、2001）通過語用頻率調查發現：“中性詞的語義漂移總是傾向偏指積極意義”，沈家煊 (1999)也認為：“積極意義使用的頻率高，中性詞經常與積極意義的詞搭配使用，通過說話人‘語境頻率聯想’，結果中性詞就體現了含積極意義的性質特點”。在實際語料中，“未來”常與一些積極色彩的詞語搭配，如“憧憬、美好、藍圖、嚮往、希望”等，通過語境頻率聯想使得“未來”這個抽象的時間詞蘊涵了積極的色彩義。如：（24）我們的遊船停在一個孤島上，我們躺在小島的草地上，割斷了過去的一切人間關係，我聽任自己思潮起伏，憧憬著未來。（翻譯作品《茶花女》）（25）蔣經國稱：新的 6 年經建計劃是臺灣經濟脫胎換骨的經建計劃，要求各級組織抱定“只許成功，58

不許失敗”的決心，創造美好的未來。（《史傳 . 晚年蔣經國》）（26）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曹志出席會議並講話。他說，未成年人是國家的未來和希望，保護下一代工作做得如何，關係到民族的興衰。（新華社 2001年 4 月新闻报道）（27）夜間，我的思緒轉了向。我躺在這遠遊者的床榻上，撇開回憶，開始了對未來的嚮往。（翻譯作品《簡 · 愛》）（28）薩爾內說，鄧小平睿智過人，思維清晰。他深深了解中國的國情，對實現中國未來的宏偉藍圖充滿信心。（新華社 2004 年 8 月新闻报道）通過 CCL 語料庫對二者與褒義詞在一定的句法結構中搭配的頻率對比如下：表 3憧憬美好希望嚮往藍圖未來 298 1490 699 82 90將來 7 33 67 1 1“未來”所表達的時間比較抽象捉摸不定，人們總是對把握不定的事物抱有希望和幻想，因此“未來”在一定語境中傾向於向積極色彩漂移，甚至生活中人們對事物的命名也喜歡用“未來”，如：“未來城”“未來派”“未來科技”“未來路”，而不用“將來”。四、“將來”和“未來”語用差別4.1 主觀視點差異“主觀視點”理論是邢福義（1991）在《漢語複句格式對複句語義關係的反制約》中首次提出來的。李宇明（2001）在說明該理論時認為“主觀視點的主導作用，深入到說話人語言使用心理、旨趣和關照點，不僅適用於複句，而且也適用於所有的語言現象，具有普遍的理論意義。”姚雙雲（2012）則進一步詳細闡明說：“主觀視點就是言語運用中說話人觀察的角度和切入點，視點不同，對於同一事物或同一事件可能會有不同的識解，並在語言形式或內容上體現出來”，並且在詞語的選擇中提到“由於構詞和主觀視點有關，分析近義詞的意義時可從其主觀視點入手。”因此，我們認為可用主觀視點理論來說明“將來”和“未來”在語用上的差別。由於主觀視點不同，“將來”和“未來”在認知上形成了時間遠近的細微差別，除此外，主要差別還在於，二者在預測語境中認為事件的實現可能性大小不同。“將來”側重表達說話人的主觀預測，強調預測事件發生的可能性很大的主觀感受。而“未來”側重據實性的預測，較少傳遞說話人的主觀情緒。餘東濤（2006）也從實現的可能性大小來區別二者認為：“‘將來’比‘未來’實現的可能性大，‘將來’表達的預測比‘未來’更主觀。”我們贊同這個觀點。從形式上看，“將來”在預測未然事件中，更傾向同“一定”“必然”“必定”“肯定”等“必然性的主觀確信情態副詞（張則順2012）”共現。如：（29）海倫夫人要把他教育成一個仁慈慷慨的人，瑪麗又要叫他成為一個不辜負這些熱心的教師們的學5950 2017 年第 2 期總第 9 期50

生，這樣，小羅伯爾將來必然會成為一個十全十美的“君子”了。（凡爾納《格蘭特船長的女兒》）（30）他給他提琴並教他拉琴，就好像彼得天生是個音樂指頭一樣，他將來肯定不只是個鼓手，他會成為城市音樂師。（翻譯作品《安徒生童話故事集》）（31）但是我對我的孩子要求是這麼的嚴格，我想將來一定能長成一顆大樹，但是往往事與願違呀，好像似乎都不成功… ( 百家講壇 . 葉廣芩）（32）蓮子奶奶拉著我的手說：“到底是讀書人的手，軟呼呼的，將來必定當幹部的；只是你別把蓮子的心帶野了。”（吳麗嫦《蓮子》）例（29）、例（30）是說話人根據客觀情況，並且主觀上確信“小羅伯爾”和“彼得”一定會“成為十全十美的君子”和“成為城市音樂師”。例（31）是說話人從自身信念上相信“孩子將來一定成才”事件一定發生。例（32）完全是說話人根據自身的經驗來推測“蓮子男友將來會成為幹部”。無論是根據客觀情況作出的推測還是信念上的確定或是通過自身經驗推斷的必然發生的事件，在現實世界中都有可能不會發生，如“小羅伯爾將來沒能成為十全十美的君子”“彼得沒有成為音樂師”“孩子事與願違沒成才”“我未來沒有成為幹部”，但是，在說話人的主觀視點下，卻認為預測的事情一定會發生。因此“將來”的主觀預測實現的可能性更大，主觀性也更強。以下是我們從 CCL 語料庫中對“將來”和“未來”與四個典型的必然性的確信情態副詞“一定”“必定”“肯定”“必然”共現的頻率統計資料：表 4一定肯定必定必然總計將來 371 70 27 22 500未來 30 7 7 3 47 4.2 語體差異程榮認為：“‘將來’和‘未來’在‘以後的時間’上構成同義關係，二者的語體色彩有別。‘未來’書面語色彩更強一些。”我們同意這一觀點。如：（33）他在嘴裡念了一句…說不定將來可以做皮袍子哩，玉紅那小丫頭再不會像現在那麼瞧不起我了。（蔣牧良《家常師爺》）（34）我說別離，我說我徐良並沒想再組織個家庭，遺棄你和孩子，我說我就是跟你什麼關係都沒有，我還是想把名分給你，我說將來你有什麼事，我還是出面幫助你，我說我不想再組成一個家庭。（電視訪談 \ 魯豫有約 \ 沉浮）（35）方遁翁強忍著喜歡，教兒子道：“已經是做父親的人了，講話還那樣不正經，瞧你將來怎麼教你兒子！”（錢鐘書《圍城》）以上幾例可以看出“將來”常用於口語，從例（33）中的與口語化的“哩”使用，例（34）、例（35）可看出“將來”，都是出現在對話的語境中，表現出一種隨意的口氣，語義都可譯為口語化的“以後”。“未來”相比“將來”書面色彩更濃一些，表現為常出現在書面語中，更傾向同書面色彩強的詞語搭配。如：60

（36）面向未來，面向世界，面向現代化，十倍百倍地重視對青年一代的教育，時不我待。（華丁《由“四星紅旗”想到》）（37）遵義市卻在青少年中理直氣壯地開展“不忘創業艱辛，開拓光明未來”、“繼傳統、創新業”等主題鮮明的傳統教育活動。（1994 年報刊精選）（38）我們看到，從先秦直到今天，借代是不斷得到繼承和發展的；展望未來，我們覺得，借代將繼續得到無窮的發展。（議論文 \ 語言學論文）例（36）“面向”，例（37）“開拓”，例（38）“展望”，都是書面色彩濃厚的詞語，除此之外還有“開闢”、“開創”、“奔向”、“放眼”、“規劃”等也是書面色彩濃厚的詞，其與“未來”搭配的頻次也非常高。我們通過查詢《現代漢語頻率詞典》生活口語中前 4000 個高頻詞詞表，“將來”出現 23 次，分佈篇數5，屬 244 級， “未來”則沒有進入該項高頻詞表。而科普語體中前 4000 個高頻詞詞表中，“未來”出現 37次，分佈篇數 10，屬 250 級，而“將來”也沒有進入這項高頻詞表。這樣的分佈差異恰好說明了二者在口語和書面語上的分工。“將來”和“未來”的語體差異也可以解釋天氣預報等預測性語境中，更傾向使用“未來”的現象，比如“未來 24 小時”“未來三天”等。因為天氣預報等科學性的預測話語其實更接近於書面語，在這樣的語境中，使用“未來”更加嚴謹，留有餘地。雖然現在的天氣預報準確度很高，但是在進行預報時為了顯示其嚴謹性，常常使用“未來”，在天氣預報中使用“將來”則顯得比較隨意。上文分析中提到，“將來”在預測未然事件中常伴隨有必然發生的主觀視點，主觀性非常強，個人參與預測事件的程度高，這與科學性的預測結果所講究的客觀嚴謹性不符，這也是為什麼較短的時間範圍中“未來”與時量成分更常在天氣預報中出現的原因。五、結語以往在分析“將來”和“未來”在表達時間的概念上，常將二者作為同義詞進行釋義。但是，從共時角度進行觀察，運用語料統計所顯示出來的傾向性規律，發現二者不僅在功能上存在差異，更主要是在語言運用上的不同，造成這種差異的根本原因在於，主觀視點作用下說話人的觀察角度不同：“將來”起初是短語形式“即將到來”義，投射到時間域表達離說話者較近的比較具體的時間。在主觀預測語境中，側重強調未然事件必然發生的主觀感受，主觀性強。因此，常出現在較為隨意的口語語體中，並且在形式上常與一些典型的必然性確信情態副詞同現；表時間義的“未來”是通過佛經翻譯得來，具備一定的文化色彩，主觀視角下的“未來”距離說話者較遠，比較抽象，在與褒義詞共現的上下文中，容易向積極感情色彩漂移。但是，在預測的語境中，則側重據實性，較少傳遞說話者的主觀情緒，常出現在天氣預報等較為莊重的科技語體中，這也是為什麼較短的時量“X小時”“X天”等可與“未來”搭配共現的原因。通過對“將來”和“未來”全面性的分析，我們可以深入了解二者在句法、語義和語用上的細微差異，這也是二者能夠共存的根本原因。同時，分析“將6150 2017 年第 2 期總第 9 期50

來”“未來”的差別，還有助於對外漢語教學，因為在一些對外漢語教學的教材中，將二者運用差別例為應掌握的語法方案，深入考察二者的差別有利於提高教學水準。參考文獻：畢淑敏 2011 《未來和將來的區別》，《文苑 . 經典美文》第 1 期。北京語言學院語言教學研究所 1986 《現代漢語頻率詞典》，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陳昌來張長永 2010 《時間詞“將來”的詞彙化歷程及其指稱化機制》，《魯東大學學報》第 9 期。程榮 2010 《同義詞大辭典—辭海版》，上海辭書出版社。何亮 2006 《“過去”、“現在”和“未來”》，《語文學刊》第 10 期。劉潔 2015 《“過去”、“現在”、“未來”的歷時演變》，《燕山大學學報》第 4 期。李佐峰 2004 《古代漢語語法》，北京：商務印書館。李宇明 1999 《空間在世界認知中的地位——語言與認知關係的考察》，《湖北大學學報》第 3 期。申莉 2010 《表將來的“將”、“要”語義功能分析》，《山東社會科學》第 1 期。沈家煊 1999/ 2005 《不對稱與標記輪》，江西教育出版社。石毓智 2011 《語法化理論—基於漢語發展的歷史》，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王力 1980 《漢語史稿》，中華書局。邢福義吳振國 2002 《語言學概論》，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邢福義 1991 《漢語複句格式對複句語義關係的反制約》，《中國語文》第 1 期姚雙雲 2012 《主觀視點”理論與漢語語法研究》，《漢語學報》第 2 期。余東濤 2006 《現代漢語時間詞研究》，華中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鄒韶華 2001 《語用頻率效應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張則順 2012 《現代漢語確信情態副詞的語用研究》，《語言科學》第 1 期。 62

漢語方言節奏的聲學特徵Acou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hythm of the Chinese Dialects◎ 林華 / 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語言學系提要：語言有音節節奏和重音節奏。本文旨在探討漢語方言的節奏特徵以及方言和方言之間節奏的關係。研究的方言是普通話、上海話、廣州話和臺灣話（即臺灣閩南話）。運用前人揭示語言節奏特徵的五個演算法（%V, Delta V, Delta C, V-nPVI 和 C-rPVI），通過語音實驗，對這四個方言的節奏進行了測量。被試人有 24 位，各方言母語者六位，男女各半。實驗結果表明普通話在四個方言中最具音節節奏的特徵，而臺灣話相反——在四個方言中與普通話的節奏特徵距離最大，最靠近重音節奏。本研究也揭示出這些所謂揭示語言節奏的演算法存在的一些問題和矛盾。關鍵詞：音節節奏，重音節奏，漢語方言 , 語音實驗 , 語料切分 , 聲學語音學Key words: syllable-timed rhythm, stress-timed rhythm, Chinese dialects, experimental phonetics,speech segmentation, acoustics phonetics一、引言1.1. 實驗方法概述語言節奏應該怎樣去捕捉，是一個仍有爭議的問題。這裡簡單介紹一下。從感知層面講，早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就有學者用耳辨發現上述兩種節奏（Lloyd-James，1940），分別稱之為“機關槍節奏”和“莫爾斯電碼節奏”（Pike，1945），後來這兩種節奏又被進一步命名為“音節節奏”和“重音節奏” （Dauer, 1983 和 1987）。顧名思義，音節節奏是指以音節為單位的語流節奏；而重音節奏則是以詞重音為迴圈的韻律。理論上講，有音節節奏的語言，語流中各音節的時長應該相對等同（簡稱“音節等同”），而有重音節奏的語言，其語流中重音和重音之間的時長應該相對穩定（簡稱“重音等同”）。6350 2017 年第 2 期總第 9 期50

這樣的兩分後來由心裡語言學實驗得以證實（譬如， Bahrick 和 Pickens, 1988; Bertoncini 和 Mehler, 1981; Christopher 和 Dupoux, 1996; Ramus, 2000; Mehler, Jusczyk, Lambertz, Halsted, Bertoncini 和 Amiel-Tison, 1988; Nazzi, Bertoncini 和 Mehler, 1998) 。這些實驗發現無論成人還是幼兒都可以感知分辨這兩種節奏。既然能感知，就說明兩種節奏有明顯不同的聲學特徵，那麼是什麼聲學特徵讓人有這樣感知的？是音節等同、重音等同嗎？從上世紀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近半個世紀的時間，一些學者投入這些“等同”研究。遺憾的是所有這些研究都未能證實所謂的“音節等同”和“重音等同”的存在（Abercrombie 1967）。這一局面在上世紀最後一年有了突破。法國學者 Ramus 等（1999）的語音實驗發現，以小於音節的母音和輔音為單位的聲學演算法和參數得出來的結果和之前感知的結果相符合，從而從反面印證這些基於母音和輔音為單位的參數可以用來揭示語言節奏。具體講，Ramus 等學者的方法是把錄製好的語料按一定標準切分成一連串的母音段和輔音段，相鄰的母音切分為一母音段，相鄰的輔音切分為一輔音段。比如英語短語 [ændðiækt] “and the act” 會被切分為如下幾個母音和輔音段： [æ][ndð][iæ][kt]，並在此切分的基礎上測量出母音時長比例（%V），母音段時長標準差（Delta V），以及輔音段時長標準差（Delta C）。得出結論是音節節奏語言母音時長的比例要大，輔音時長標準差要小，而重音節奏語言則相反。繼 Ramus 等之後，新加坡學者 Grabe 和 Low （2002）也推出兩種以母音段和輔音段時長為單位的節奏測量演算法，即母音歸一化配對變異指數（V-nPVI）和輔音原始配對變異指數（C-rPVI）。Dellwo （2003）又進一步提出一個改良的 Delta C 的演算法（Varco C），把時速這一因素考慮在內。本文沿用 Lin 和 Wang （2005）的實驗方法，採用 Ramus 等（1999）的元音量、母音段和輔音段時長標準差，以及 Grabe 和 Low （2002）的母音和輔音配對變異指數這五種演算法來探討漢語方言節奏的特徵。這些演算法定義如下：1）元音量（%V），即母音時長的比例：各母音段時長總和與這些母音段所在句子時長的比例2）母音時長標準差（Delta V，又作 ΔV）：各母音段時長之間的標準差3）輔音時長標準差（Delta C，又作 ΔC）：各輔音段時長之間的標準差4）母音時長歸一化配對變異指數（Vocalic Nominalized Pairwise Variability Index, 簡稱 V-nPVI）：定義見 3.4 節的公式。5）輔音時長原始配對變異指數（Consonantal Raw Pairwise Variability Index，簡稱 C-rPVI）：定義見 3.5 節的公式。1.2. 方言和被試人研究的方言有：普通話，上海話，廣州話和臺灣話（定義為臺灣閩南話），它們分別代表北方方言，吳語，粵語和閩語。實驗參與人的母語（母方言）分別為上述四個方言，每個方言有三男三女六位。實驗參與人總數為 4x6=24 位，參與實驗時是加拿大維多利亞市居民，分別來自中國大陸，香港，臺灣三個地區，年齡在64

19 到 30 歲之間。這些方言被選是因為在維多利亞相對比較容易找到這些方言的母語使用者。1.3. 語料錄音和切分語料錄音是在維多利亞大學語音實驗室的隔音室內進行。採納 Lin 和 Wang （2005，2007，2008）的實驗方法，錄音材料有兩種 : 一是短文閱讀 (Style-短文 /S- 短文 )。短文是伊索寓言故事《北風與太陽》以各個方言寫好的書面文章。二是隨意對話（Style-對話 /S- 對話）。對話是由作者助理與實驗參與人單獨面談。錄音前，作者與參與人進行輕鬆簡短的“破冰”交談。錄製過程中，作者的助理跟被試人同在隔音室內，助理向參與人提問“您的業餘愛好是什麼？”之類的問題，鼓勵參與人自然輕鬆的回答這些問題。破冰和面談問題的選擇都著重於採集較連貫、較自然的語料。每位參與人的語料都是單獨錄製的。話筒型號是愛科技專業錄音話筒 AKG C1000S。語料切分使用的是 Praat 軟體，切分也沿用 Lin 和 Wang （2005，2007）的方法：1）將語料切分為母音段、輔音段和停頓；2）一個或幾個相鄰的母音切分為一母音段，一個或幾個相鄰的輔音切分為一輔音段；3）既不是母音也不是輔音的（即[-syllabic, -consonantal]）滑音 [j,w,y] 處理比較特殊：鑒於母音後的滑音與前面的母音成一體，界限不明，所以這些滑音歸為前面的母音段，而母音前的滑音一般有振幅弱的特徵，其界限較易確定，所以切出來歸為輔音段 (Mairano 和 Romano 2007)。三、實驗結果和討論3.1 母音時長比例（%V）表 1：各方言平均母音時長比例以及 S- 對話和 S-短文母音時長比例 S- 對話 %V S- 短文 %V 平均 %V廣州話 59.75 56.69 58.22臺灣話 53.38 50.46 51.92上海話 58.87 52.06 55.47普通話 56.07 56.22 56.14從表 1 和圖 1 中可以看出，這四個方言元音量由大到小排列是廣州話 > 普通話 > 上海話 > 臺灣話，其中廣州話元音量最大，其次是普通話，臺灣話最小，上海話接近普通話。廣州話和臺灣話之間的差距有些令人不解。一直以來，大家公認的是，音節結構越複雜，語言就越有重音節奏傾向 (Ramus 1999) 。從音節結構講，臺灣話和廣州話都有爆破音韻尾，相對普通話和上海話，臺灣話和廣州話應該更接近。可是這個接近並沒有反映到元音量上。也許除音節結構，還有其他因素（比如，聲調）影響元音量。圖 1. 各方言平均母音時長比例 6550 2017 年第 2 期總第 9 期50

圖 2 把這些方言的元音量值與 Ramus (1999) 等的語言按元音量排列，結果顯示這四個漢語方言都在高元音量一側（左側）。而高元音量是確定語言是否是音節節奏語言的重要標誌之一。所以從元音量結果看，這四個方言都屬於音節節奏語言。圖 2. 四個方言各元音量（空心柱）與 Ramus 等的語言的元音量（實心柱）由大到小排列圖3（和表1）展示出話語形式（S-對話和S-短文）不同得出的元音量的結果。可以看出，除普通話外，其他三個方言的 S- 對話元音量都大於 S- 短文元音量。圖 3. S- 對話和 S- 短文母音平均時長比例這結果與之前一些研究的結果相符合，即非正式的話語比正式的話語更容易出現阻塞音韻尾的脫落 (Eskenazi, 1993)。這些輔音韻尾在 S- 對話中脫落的結果便是元音量的增大。與其它三個方言相比，普通話沒有入聲，沒有阻塞音韻尾，話語的形式正式與否都不存在阻塞音韻尾的脫落，元音量因而沒有變化。有關這個元音量結果另一個值得一提的是，與普通話相反，上海話的 S- 對話的元音量比 S- 短文的元音量要大很多。鑒於上海話、臺灣話、廣州話阻塞音韻尾的區別在於上海話只有一個喉塞音 [-ʔ] 韻尾，而臺灣話和廣州話都有 [-p,-t,-k] 韻尾，那麼這個結果說明上海話在 S- 對話這一非正式話語形式中阻塞音韻尾 [-ʔ] 脫落嚴重。這個結果也似乎表明喉塞音韻尾 [-ʔ] 比其他 [-p,-t,-k] 塞音韻尾更容易在 S- 對話中脫落。從歷史發展角度看，漢語中喉塞音韻尾 [-ʔ] 是從 [-p,-t,-k] 韻尾到無韻尾的一個過渡階段，也就是說它比後者更接近無韻尾，在話語中比後者更容易脫落也是合情合理的。3.2 母音時長標準差（Delta-V）另一個測量節奏的參數是母音時長標準差（Delta V 或作 ΔV），用來測量各母音段時長的離散程度。理論上講，音節結構越簡單，這個標準差值就越小，語言就越具音節化節奏特徵（Mairano 和 Romano, 2007；Ramus 等，1999），反之則更接近重音節奏。普通話是四個方言中音節結構最簡單的方言，根據這一理論，普通話應該是母音時長標準差最小的方言。實驗結果正是如此。66

表 2：各方言母音時長標準差以及 S- 對話和 S- 短文母音時長標準差 S- 對話 ΔV S- 短文 ΔV 平均 ΔV廣州話 10.60 6.17 8.38臺灣話 10.16 7.20 8.68上海話 9.92 7.72 8.82普通話 7.17 4.97 6.07如表 2 和圖 4 所示，各方言母音時長標準差的排列是上海話最大，普通話最小，即上海話 > 臺灣話 > 廣州話 > 普通話。其中上海話、臺灣話和廣州話之間的差別不大，而普通話距離其他方言較遠、標準差值要小很多。可見普通話不僅元音量不像其他方言隨話語形式變化而變，在母音時長標準差這一數值上，普通話也有獨特性。圖 4. 各方言母音時長標準差四個方言的S-對話和S-短文相比（見圖5和表2），可以看出不同的話語形式能夠產生不同的母音時長標準差。S- 對話中的母音段時長比 S- 短文中的母音段時長要多變，這點四個方言總體是一致的，每個方言的 S-對話值都大於其 S- 短文值，不同的是廣州話中二者的差距比別的方言更大些。同時，普通話的 S- 對話和 S-短值都是四個方言中最小的。不過，四個方言 S- 對話和 S- 短文的結果排列並不同，S- 對話是廣州話的值最大（排列為廣州話 >臺灣話 >上海話 >普通話），而 S-短文則是上海話的值最大（排列為上海話 > 臺灣話 > 廣州話 > 普通話）。圖 5. S- 對話和 S- 短文母音時長標準差 3.3 輔音時長標準差（Delta C）輔音段時長標準差（Delta C 或作 ΔC）是衡量語言節奏的又一參數。跟母音時長標準差一樣，也是測量某資料集的離散程度的，這裡資料集為各輔音的時長。一般來說，這個標準差數值越大，語言就越具重音節奏，反之，則更具有音節節奏。音節結構簡單的語言這個標準差應該比音節結構更複雜語言要小。本研究的結果正是如此。方言中結構簡單的普通話這個值最小。這點跟上面的母音標準差參數的結果是一致的。6750 2017 年第 2 期總第 9 期50

表 3：各方言輔音時長標準差以及 S- 對話和 S- 短文輔音時長標準差 S- 對話 ΔC S- 短文 ΔC 平均 ΔC廣州話 5.77 5.10 5.43臺灣話 7.82 8.24 8.03上海話 5.97 7.11 6.54普通話 5.53 4.47 5.00由圖 5 和表 3 可見，漢語四個方言在輔音段時長標準差上的排列是：臺灣話>上海話>廣州話>普通話。圖 6. 各方言輔音時長標準差把 S- 對話和 S- 短文加以比較，輔音時長標準差的結果有些出乎所料。一般 S- 對話值應該比 S- 短文值大（Lin 和 Wang, 2005, 2007, 2008），而圖 7（和表 3）顯示 S- 對話值並不都比 S- 短文值大，只是普通話和廣州話是這個結果，而上海話和臺灣話結果都是相反的。不過，S- 對話和 S- 短文的結果也有相同之處，比如兩者數值排列都是臺灣話 > 上海話 > 廣州話 > 普通話。圖 7. S- 對話和 S- 短文輔音時長標準差3.4 母音時長歸一化配對變異指數（V-nPVI）配對變異指數 (Pairwise Variability Index）是通過計算相鄰語音單位和單位之間的變化，來捕捉語言節奏的不同。母音時長配對變異指數計算相鄰母音段和母音段之間的差距的平均值。因為母音時長的差異比較容易受語速的影響，故母音時長配對變異指數要歸一化，把語速因素考慮進去。母音時長歸一化演算法公式如下。其中，m 是一個語句中母音的總個數，dk 是第 k個母音的時長：( )úúúûùêêêëé-+-=́ å-= ++11 11 )1(2100mk kkkk mddddnPVI母音時長歸一化配對變異指數與母音時長標準差一樣，也是著眼于母音段之間的差異，不同的是標準差是在所有母音段時長上計算的，而 V-nPVI 是每一對相鄰母音段之間差異的平均值。這個演算法以相鄰某語音單位和單位之間的變化，來捕捉語言節奏的不同。表 4：各方言母音時長歸一化配對變異指數以及 S- 對話和 S- 短文母音時長歸一化配對變異68

指數 S- 對話 V-nPVIS- 短文 V-nPVI平均 V-nPVI廣州話 60.68 49.18 54.93臺灣話 65.98 59.79 62.89上海話 59.94 57.16 58.55普通話 50.20 48.72 49.46四個漢語方言的 V-nPVI 平均值在表 4 和圖 8 中列出。正如預測，沒有阻塞音韻尾的普通話，其 V-nPVI 值四個方言中最小。各個方言排列為臺灣話 > 上海話 >廣州話 > 普通話。比較圖 6 可以看出，這個排列與輔音時長標準差 (Delta C) 得出的排列結果是一致的。圖 8. 各方言母音時長歸一化配對變異指數與母音標準差相同，四個方言的 V-nPVI 也都是 S-對話大於 S- 短語（見圖 9 和表 4）。不同的是，S- 對話和 S- 短語之間的差異沒有兩者在 Delta V 演算法中大，說明話語形式對 V-nPVI 比對 Delta V 作用要小。S- 對話和 S- 短文 V-nPVI 的排列也有不同，雖然都是臺灣話值最大，普通話值最小，不過廣州話和上海話的排列正好相反（S- 對話為臺灣話 > 廣州話 > 上海話 >普通話，而 S- 短文為臺灣話 > 上海話 > 廣州話 > 普通話）。另外廣州話 V-nPVI 大於普通話 V-nPVI 主要體現在 S-對話上，即兩個方言的 S-短文和 V-nPVI 相當。圖 9. S- 對話和 S- 短文母音時長歸一化配對變異指數結果3.5 輔音時長原始配對變異指數（C-rPVI）與母音時長歸一化配對變異指數一樣，輔音時長原始配對變異指數也是通過計算相鄰語音單位和單位之間的變化，來捕捉語言節奏的不同。與前者不同的是，這裡語音單位是輔音段。而由於輔音段的變化較之母音段的變不太容易受語速的影響，演算法不用歸一化，還是保持“原始”數值。其計算公式如下。其中，m 是一個語句中輔音的總個數，dk 是第 k 個輔音的時長：úûùêëé--=å-=+ )1(111 mddrPVImkkk表 5 和圖 10 中是 C-rPVI 計算結果。可以看到四個方言 C-rPVI 計算結果的排列是臺灣話 > 上海話 > 廣州話 > 普通話，臺灣話最大，而普通話又是最小。表 5：各方言輔音時長原始配對變異指數以及 S-對話和 S- 短文輔音時長原始配對變異指數計算結果6950 2017 年第 2 期總第 9 期50

S- 對話 C-rPVIS- 短文 C-rPVI平均 C-rPVI廣州話 59.47 58.96 59.22臺灣話 77.95 89.62 83.78上海話 58.26 74.02 66.14普通話 54.05 51.29 52.67目前為止，本文中無論是標準差還是配對變異指數 (Delta V, Delta C, V-nPVI, 和 C-rPVI) 在這個四個計算音段時長差異參數結果中，普通話的值都是最小的。也就是說有關音段時長差異無論怎樣算，普通話總是在所得數值範圍的最小的極端，而其他三個方言在不同的演算法得出的結果中有不同的排列位置。這樣的結果說明，這四個音段差異演算法有它們的共性，同時也說明，普通話節奏與其他三個方言的節奏劃分明確，也就是說可把普通話劃為一組，其他方言劃為另一組。這個區分應該是與普通話在這四個方言中是唯一一個沒有入聲、沒有阻塞音韻尾這一事實有關。另外應該指出的是， C-rPVI 這個排列結果（臺灣話 > 上海話 > 廣州話>普通話；表5圖10）與各方言輔音段時長標準差（見圖 7 和表 3）以及 V-nPVI （見圖 9 和表 4）排列一致。說明這三個演算法有一致性。圖 10. 各方言輔音時長原始配對變異指數平均值有關S-對話和S-短文的 C-rPVI ，圖 11（和表5）給出結果。這個結果讓人聯想起輔音時長標準差（圖 7）的結果 —— 兩處結果都是上海話和臺灣話的 S-短文數值大於 S- 對話數值。不同的是，話語形式對普通話和廣州話在 C-rPVI 值上的作用不明顯。圖 11. S- 對話和 S- 短文輔音時長原始配對變異指數計算結果四、結論使用前人揭示語言節奏實質的五個演算法（Ramus 等，1999； Grabe 和 Low, 2002），通過語音實驗的方法，本文對漢語四個方言的節奏進行了測量，得出如下結論和總結。表 6：四個方言五個時長指標平均值的排列普通話上海話廣州話臺灣話%V 總平均 2 3 1 4 S- 對話 3 2 1 4 S- 短文 2 3 1 4Delta-V 總平均 4 1 3 2 S- 對話 4 3 1 2 S- 短文 4 1 3 270

Delta-C 總平均 4 2 3 1 S- 對話 4 2 3 1 S- 短文 4 2 3 1V-nPVI 總平均 4 2 3 1 S- 對話 4 3 2 1 S- 短文 4 2 3 1C-rPVI 總平均 4 2 3 1 S- 對話 4 3 2 1 S- 短文 4 2 3 1表 6 中可以看到，1）普通話和臺灣話節奏特徵比較顯著，一般是兩者分別佔據各指標的兩極。具體來看，普通話節奏在四個方言中佔據特殊位置。在標準差和配對變異指數所包括的四個揭示母音和輔音段“差異”的指標上，普通話的表現是一致的，其數值都是最小的（排列都在第四位）。與其他方言比較，普通話音段時長之間有很高的等同性 , 由此暗示普通話在四個方言中音節節奏最典型，也意味著四個計算“差異”的指標（Delta V, Delta C, V-nPVI, C-rPVI）有相同性。另外，假如從這些差異指標得出的結果推斷，普通話的母音時長比例應該是四個方言中最高的。出乎意料的是，結果並非如此，普通話的元音量不是最大的。元音量與其他“差異指標”在揭示節奏中互相之間的關係有待於進一步調查。表 6 中還顯示出，四個方言的 Delta C, V-nPVI 和 C-rPVI 的平均值的排列完全一樣，都是臺灣話 > 上海話 > 廣州話 >普通話。2) 跟普通話一樣，臺灣話在四個方言中，節奏特徵也很明顯，也很容易和其他方言區分開，一般都是在與普通話相反的另一個極端的位置。在 Delta C, V-nPVI, C-rPVI 三個差異指標上都是最大的（占第一位），在另一個差異指標（Delta V）上也是離最小值的普通話（在第四位）較遠，在第二位。在元音量這一指標上更是佔據四個方言中最小的第四位。這些都意味著四個方言中，臺灣話離音節節奏的極端最遠，或者說是四個方言中最接近重音節奏的語言。這個結果似乎反映出臺灣話因為有 [-p,-t,-k, ʔ] 四個韻尾，是四個方言中韻尾最複雜的一個方言。3) 廣州話和上海話定位相對難一點。廣州話在元音量上領先，似乎說明是比較極端的音節節奏方言，但是廣州話在其他四個差異指標上這一特徵又不明顯，其數值與上海話一樣，排列在第二位和第三位之間。4) 本文結果還表明，話語形式對 %V, Delta V, 和 V-nPVI 作用明顯。在這些指標上，S- 對話都比 S-短文的值要大。這體現在 %V 上意味阻塞音韻尾在 S- 對話這一語料中脫落現象相對嚴重。值得一提的是，話語形式對普通話元音量沒有作用，無論 S- 對話還是 S- 短文，母音時長比列是一樣的。這反映了普通話因為沒有阻塞音、不存在阻塞音脫落這一事實。與 %V 和 V-nPVI相比較，話語形式對 Delta V 的作用最為顯著，尤其是對廣州話而言，S- 對話的 Delta V 明顯大於 S- 短文的這一數值。最後，四個方言的排列只有Delta C的S-對話和 S- 短文是一致的，都是臺灣話 > 上海話 > 廣州話 > 普通話，其他演算法結果中 S- 對話值的方言排列和 S- 短文值的方言排列都不同。5) 另外需要指出，本文得出的一些“差異”演算法資料跟 Ramus 等（1999）學者算出的結果相比，7150 2017 年第 2 期總第 9 期50

在語言排列上有矛盾。本文用了 Ramus 等的三個演算法，%V，Delta V 和 Delta C。在之前的 3.1 小節中，本文 %V 運算結果與 Ramus 等的已經比較過了，沒有發現什麼問題。這裡談一下其他兩個參數結果的比較。首先看一下母音和輔音時長的標準差（Delta V）（圖12）。目前大家公認的是 Delta 值越大，語言的音節節奏特徵就越小，其重音節奏特徵就越大。本文的四個漢語方言測量的結果對這一認識提出挑戰。圖 12. 母音時長標準差：本文漢語方言（空心柱）與Ramus等人語言（實心柱）排列圖 12 將漢語四個方言與 Ramus 等的語言的 Delta V 的結果由左至右、從大到小排成序列。從之前元音量對比看，漢語的這四個方言都毫無疑問歸屬音節節奏語言，但是以這母音標準差的結果來衡量，結論卻相反。在圖12 序列中，漢語方言的母音時長標準差都在左邊，在所謂重音音節語言一邊，都大於 Ramus 等所有語言所得的數值。圖 13. 輔音時長標準差：本文漢語方言（空心柱）與Ramus等人語言（實心柱）排列再看圖 13，其情況與圖 12 相似，對傳統認識也是一個挑戰。這是因為臺灣話、上海話、廣州話三個漢語方言的輔音時長標準差都大於 Ramus 等的語言在這個指標上的數值（都在最左邊），只有普通話的位置靠右一些，在兩種節奏語言中間。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為什麼這些漢語方言不像其他典型音節節奏語言一樣，有大的元音量和小的母音段和輔音段的差異值呢？這些問題本作者嘗試解釋如下。首先比較兩個不同地點不同學者的實驗的結果，雖然很多學者在這樣作，有它內在的危險性和不可比性。實驗儀器的不同，尤其是實驗操作的不同都有可能導致結果資料的偏差。比較理想的情形是，所有被試語言和方言在一個實驗中由同一個人或一組人一起合作去操作，一起制定標準規則。比如切分時滑音的處理應該遵循那些原則？另外，語言的語音和音系不同也會導致結果的不同。再以切分為例：英語的雙母音中的兩個成分72

過渡時長較大，過渡比較明顯，第二個成分假如是滑音（半母音），比較容易從前面的母音段切分出來，作為輔音段的一個部分。相比之下，漢語的雙母音中的兩個成分之間過渡不明顯。那麼假如後邊部分是滑音，一般很難與之前的母音相分割，只能劃歸前面母音段。這樣一來，母音比例值（%V）就會受到影響。更重要的是，漢語是聲調語言，其載調的音節有其特殊地位，有完整性和不可分性（Lin 2001，2002）。那麼把漢語語料分割成一個個的輔音段和母音段，無視音節這一單位，分解音節這一單位，是不是一個錯誤呢？會不會由此把節奏中有些規律性的事實掩蓋了呢？總之，語言節奏的研究方法還有待於進一步挖掘、開發和調整。本文所得僅僅是漢語四個方言的五個時長指標資料以及各方言之間的排列和異同。至於這些資料和異同是否是語言節奏感知的聲學物理基礎，還有待於進一步考察。參考文獻：林華 2002. 漢語聲調的主導地位 . 慶祝中國語文創刑 50 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中國南昌，2002 年 6 月27-7 月 1 日。Bahrick, L. E., and Pickens, J. N. 1988. Classification of bimodal English and Spanish language passages by infants. Infant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 11, 277-296.Bertoncini, J. & Mehler, J. 1981. Syllables as units in infant perception. Infant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 4, 247-260.Christopher, A., & Dupoux, E. 1996. Bootstrapping lexical acquisition: the role of prosodic structure. The Linguistic Review, 13, 383-412.Dauer, R. M. 1983. Stress-timing and syllable-timing reanalyzed. Journal of Phonetics, 11, 51-62.Dauer, R. M. 1987. Phonetic and phonological components of language rhythm, Proceedings of the XI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honetic Sciences, Tallinn, Estonia, 447-450.Dellwo,V. & Wagner, P. 2003. Relations between language rhythm and speech rate.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honetics Science, Barcelona, 471-474. Eskenazi, M. 1993. Trends in Speaking Style Research. Keynote speech, Proceedings of Eurospeech’93.Grabe, E. & Low, E. L. 2002. Durational variability in speech and the rhythm class hypothesis. In C. Gussenhoven & N. Warner (eds). Laboratory Phonology 7.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515-546.Lin, H. & Wang, Q. 2005. Vowel quantity and consonant variance: A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Paper presented and distributed at Conference of Between Stress and Tone. Leiden, Holland, June 16-18, 2005. Lin, H. Wang, Q. 2007. Mandarin rhythm: an acoustic study.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omputing 17, 127-140.Lin, H. & Wang, Q. 2008. Interlanguage rhythm in the English production of Mandarin speakers. In Proceedings of the 8th Phonetic Conference of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Phonetic Frontiers, Beijing, April 18-20, 2008. Lin, H. 2001. A Grammar of Mandarin Chinese. Munchen: Lincom Europa.Lloyd-James, A. 1940. Speech Signals in Telephony. London.Mairano, P. & Romano, A. 2007. Inter-subject agreement in rhythm evaluation for four languages English, French, German, Italian. Proc. of the 16th ICPhS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honetic Sciences., Saarbrücken, Germany, 6-10 August 2007, 1149-1152.Mehler, J. Jusczyk, E W., Lambertz, G., Halsted, N., Bertoncini, J., & Amiel-Tison, C. 1988. A precursor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young infants. Cognition, 29, 143-178.Nazzi, T. Bertoncini, J., and Mehler, J. 1998. Language Discrimination by Newborns: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of rhythm.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 24 3., 756-766.Pike, K. L. 1945. The intona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Ramus, F. 2000. Perception of linguistic rhythm by newborn infants. Manuscript.Ramus, F. Nespor, M., & Mehler, J. 1999. Correlates of linguistic rhythm in the speech signal. Cognition, 73 3., 265-292.7350 2017 年第 2 期總第 9 期50

桐城話雙音節輕聲詞連調初探A Preliminary Study on Disyllable Neutral Tone in Tongcheng Dialect◎ 孫順 / 河北師範大學文學院提要：本文通過實驗語音學的方法，繪製了桐城話單字調和雙音節輕聲詞連調的基頻變化曲線，並結合生成音系學的理論對桐城話的輕聲調型做出了解釋。桐城話兩個曲折調（陽平、上聲）前字的輕聲詞的輕聲調值與浮游調相關，桐城話其他三個聲調（陰平、去聲、入聲）作前字的輕聲詞的輕聲調值與聲調延展規則相關。關鍵詞：桐城話單字調輕聲生成音系學浮游調聲調延展規則Key words: Tongcheng Dialect,mono-syllable tone,neutral tone,generative honology,floating tone,tone spreading rule一、引言1.1 桐城話簡介及本文語料桐城話屬於江淮官話，《中國語言地圖集》B3 圖將其歸入洪巢片。關於桐城話語音的描寫，筆者所見，主要有五種。一是安徽地方誌編纂委員會（1997）。該書介紹江淮官話時，給出了桐城話的聲韻調值表，並且有常用字的字音（原書P104-P139）。第二種是楊自翔（1989），對桐城方言的入聲做了描寫。第三種是桐城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1995）。第四種是孫宜志（2006），其中的桐城話記錄的是桐城市金神鎮的語音。第五種是張慧娟（2014），該文用實驗語音學的方法描寫了桐城話的單字調。這五種材料均未對桐城話的雙音節輕聲調型做出描寫。本文語料來自筆者自己的發音。筆者生長於安徽省安慶市望江縣雷池鄉三合村。該縣城關話屬於贛方言懷岳片。縣境多有桐城話聚居區。三合村及其周圍的雙塔村、楊溪村、金盆村都是這樣的村落。桐城話為筆者的母語。74

1.2 本文的目標及方法王洪君（2008:238）：“我們認為，從音系的角度看，輕聲音節在音段配列上的根本特點是單摩拉（single mora）韻，而在聲調上的根本特點是‘無調’（toneless），從而使得音段列上有一個空著等待聲調填入的 TBU（‘聲調承負單位’）。”按照這一思路，王先生在書中對普通話雙音節輕聲調型、調值做了精彩的闡釋。本文依循這一思路，試圖完成兩個目標：1、描寫桐城話輕聲詞連調的調型、調值。2、結合生成音系學的知識，解釋桐城話輕聲詞中前字的單字調和整個輕聲詞調型、調值的關係。描寫方法上，本文主要採用實驗語言學的辦法，利用語音分析軟件提取音段的基頻信息，繪出基頻（連調）曲線。本文使用的語音分析軟件為 Praat。二、桐城話的單字調2.1 桐城話的單字調圖 1：桐城話的單字調曲線圖 1 的繪製方法依據朱曉農（2010：276-291）。每個聲調選了 12 個字，每個字讀一遍。聲調曲線的基頻和時長據 12 個字的平均值而作。據上圖可知，桐城話的五個聲調中，有兩個曲折調（陽平和上聲），陽平的曲折幅度大，上聲曲折幅度不大。有一個中降調（陰平）。去聲大體是個平調，微降。入聲是個很高又很短的平調。對於這樣的聲調格局，可以做以下描寫：表 1 ：桐城的调类及调值調類調值音位化例字陰平 31 ML 詩梯高豬三安偏陽平 313 MLM 窮船陳才鵝娘人龍文上聲 334 MMH 古展口醜好女五染老有去聲 44 HH 近是厚父蓋對抗唱岸漏害樹入聲 6 h 一七八急黑十白讀六月麥L、M、H 分別代表音位化的普通調域的三級音高，L 最低，H 最高，M 居中。小寫 h 表示高調域的調。將入聲另立為一個調域。這主要是考慮：如果不另立調域的話，其他四個聲調顯得過於擁擠。所有的聲調都分佈在 90-210Hz 的空間內，而其他四個調只分佈在90-160Hz這一狹窄的區域，1/3左右的空間（160-200Hz）沒有曲線。相應的，如果只有一個調域的話，不好用三級音高去描寫。如果用三級音高描寫的話，入聲肯定佔據 H 的位置，陽平的最低點佔據 L 的位置，去聲的起點佔據 M 的位置。如此，上聲的描寫就成了困難。順便說明：如果將入聲調值改為 5，並不影響下文所有的分析。7550 2017 年第 2 期總第 9 期50

三、輕聲詞調型的決定因素輕聲的根本特點是“無調”（toneless）。下面，我們將對比輕聲詞和非輕聲詞的連調模式，由此便可看出輕聲詞後字無調的特點。以陰平前字為例。圖2：桐城話非輕聲雙音節詞連調曲線（前字陰平）說明：每一種聲調組合取 10 個詞，每個詞讀一遍，基頻和時長為 10 個詞的均值。為了顯示清楚前後兩個音節，繪圖時，後一音節均從 0.5 秒處開始，因此，圖中只有音節內部的時長有實際意義，兩音節間的時長不代表兩個音節韻母的實際時間距離。圖 3：桐城話雙音節輕聲詞連調曲線（前字陰平）說明：每一種聲調組合取 7個詞 ,每個詞讀一遍，基頻和時長為其均值。聲調組合以單字調命名。“陰平+ 陰平”的意思是說後字單念時為陰平調，雖然在輕聲詞中它並不表現為 31。為了顯示清楚前後兩個音節，繪圖時，後一音節均從 0.5 秒處開始，因此，圖中只有音節內部的時長有實際意義，兩音節間的時長不代表兩個音節韻母的實際時間距離。對比圖 2、圖 3 可知，當前字均為陰平字時，1、非輕聲詞調型豐富，而輕聲詞調型單一。非輕聲詞中，五種聲調組合的調型相差明顯，尤其是後字的調型。前字也略有些區別，這是為了更好地向後一音節過渡。而輕聲詞中的五種聲調組合，則不論前字、後字，調型、調值差距都很小。2、非輕聲詞後字的調型、調值跟它的單字調直接相關，而輕聲詞後字的調型、調值跟單字調無關。圖 2中後字入聲高調的特點仍然明顯，升的幅度也很小。兩個曲折調（陽平、上聲）仍然保留曲折的特徵。跟單字調一樣，去聲後字仍然是平中略降的曲線，陰平仍然是個降調。在非輕聲詞中，前字的調型有時跟單字調相差較大。在“陰平 + 陰平”、“陰平 + 去聲”中基本是條平直的線了。輕聲詞正好相反。在輕聲詞連調中，完全看不出後字單字調的影子，不論哪個調的字充任後字，整個詞的後一音節的連讀調型都是一個低而短的曲線。但前字單字調的特點（中降）卻很好地保留。由以上兩方面的觀察可推知：雙音節輕聲詞中，後字的單字調對輕聲調型、調值不起作用，前字控制整個輕聲詞的調型、調值。正因為後字不起作用，所以任何類型的輕聲詞“陰平 +X”，後字的實際調型都是一76

樣的。以上所論是前字為陰平時的情形。當前字為其他調時，雙音節輕聲詞中，後字的單字調對輕聲調型、調值也不起作用。前字仍然控制整個輕聲詞的調型、調值 [1]。四、桐城話雙音節輕聲詞的連調類型及其音系學解釋上節已表明：雙音節輕聲詞中，後字的單字調對輕聲調型、調值不起作用。因此本節不再區分後字的單字調，僅依據前字的單字調，討論輕聲詞的五種連調模式。4.1 連調類型圖 4：桐城話雙音節輕聲詞連調曲線說明：每一種聲調組合取 18 個詞，每個詞讀一遍，基頻和時長為 18 個詞的均值。為了顯示清楚前後兩個音節，繪圖時，後一音節均從 0.5 秒處開始，因此，圖中只有音節內部的時長有實際意義，兩音節間的時長不代表兩個音節韻母的實際時間距離。由圖 6 可知：五種單字調為前字而形成的五種輕聲詞連調模式各不相同。可以分別命名為輕聲連調一（前字為陰平）、輕聲連調二（前字為陽平）、輕聲連調三（前字為上聲）、輕聲連調四（前字為去聲）、輕聲連調五（前字為入聲）。陰平（31）、去聲（44）、入聲（6）為前字時，首音節基本保持其單字調的調型、調值，其後的輕聲音節大體是個短的降調，降調調值起點等於或略低於前字調尾的調值。陽平（313）、上聲（334）作前字時，前字的實際調型大體相當於單字調的前半部分，即只有下降的部分，而其後的輕聲音節的基頻則比前字的調尾高出很多。將前字的實際調型跟輕聲音節的調型、調值加合起來，大體可以得到前字的單字調調型、調值。以上分析結果，可以描寫如下：表 2：桐城話輕聲連調模式連調組合調值音位化例詞輕聲連調一 31+1 ML+L醫生今年窗子兄弟親熱天天輕聲連調二 31+3 ML+M人家喉嚨瓶子名字容易年年輕聲連調三 32+4 MM+H姐夫本錢水裏本事九月補補輕聲連調四 44+3 HH+M妹夫後年懊悔控制快活下下輕聲連調五 6+4 h+H瞎子桌上木匠出去一月潑潑4.2 連調類型的音系學解釋如前所述，桐城話雙音節輕聲詞中，後字的單字調對輕聲調型、調值不起作用。輕聲詞中，同一聲調的7750 2017 年第 2 期總第 9 期50

字，跟在不同聲調音節後面，會有不同的調值、調型。而不同聲調的字，跟在相同聲調的音節後面，卻有相同的調值、調型。可見，輕聲音節從根本上來說是“無調”的，處在輕聲位置上的字，它本身的單字調在輕聲連調中毫無作用。它的調值、調型完全由輕聲詞的首音節（前字）的單字調決定。桐城話雙音節輕聲詞中，首音節（前字）的單字調是如何決定輕聲音節（後字）的調型、調值的呢？我們認為，兩條不同的機制控制著桐城話雙音節輕聲詞的調型、調值。分述如下。1、浮游調（floating tone）王洪君（2008:228）這樣定義浮游調：“語素或詞幹在深層或在派生過程中出現的未聯到TBU（筆者按：Tone Bearing Unit，‘聲調承負單位’）上的聲調特徵，也就是按普通連接的“一對一”連接規約連接後或母音弱化後多出來的聲調特徵。浮游調的特點是，當該語素或詞幹單獨成詞時，浮游調因語言不同或者被刪去，不實現到表層，或者並聯到最後一個 TBU 上，實現為表層的斜調；當該語素或詞幹與其他構詞成分連接時，它就向後面的 TBU 漂去。”自主音段音系學的研究表明：曲折調其實含有三個不同的聲調特徵 [2]。如桐城話的陽平（313）和上聲（334）分別是 MLM、MMH 三個聲調特徵的組合。與此相關的是，它們單念時的時長也相對較長。處於第三位的聲調特徵只有在單念或者拉長的情況下才能顯現出來，在非輕聲詞的首音節位置上都被刪除了。在輕聲詞中，由於輕聲音節無調，它騰出來一個位置，可以安放這個浮游調，這樣首音節的浮游調就順利地在輕聲詞中找到了居所。圖示如下：圖 4：非輕聲詞與輕聲詞的 TBU（陽平）桐城話的輕聲連調二（前字為陽平）、輕聲連調三（前字為上聲）都屬於這種類型。這種類型的一大特點就是：將前字的實際調型跟輕聲音節的調型、調值加合起來，剛好可以得到前字的單字調調型、調值。圖 6中“上聲 + 輕聲”的曲線跟圖 1 中“上聲”的曲線基本相同，圖 6 中“陽平 + 輕聲”的曲線跟圖 1 中“陽平”的曲線基本相同。這顯然是填入浮游調的結果。2、聲調延展規則（tone spreading rule）聲調延展規則中最常見的是右向延展規則。王洪君（2008：228）這樣定義右向延展規則：“如果一個語素或詞的右邊（後面）出現了未連聲調特徵的 TBU，該語素或詞的最右邊的一個聲調特徵就會自動向右延展到那些無調的 TBU 上，直到遇到一個已連聲調特徵的TBU。”我們認為桐城話剩餘的三種輕聲連調模式都跟這一原則有關。最為明顯的是輕聲連調一（前字陰平）。前字的聲調為 ML，而後字是個無調的輕聲音節。前字調尾低的特徵延展到後字上。前字是個降調，輕聲音節的實際調型也略降。後字的調值、調型都很好延續了前字的特78

點。輕聲連調四（前字去聲）也是這一規則的產物。輕聲調值雖然沒能維持到 140Hz，但整體仍在四度標調的 3 的位置。去聲字的單字調本就略有下降的趨勢，相應的輕聲音節調值略低可視作這一個趨勢的延續。輕聲連調五（前字入聲）也是如此。雖然相比前字，輕聲調值低了不少，但整體仍在其他四個聲調之上，可見連調五的輕聲較好地延續了前字基頻“高”的特點。五、結論桐城話的現有的研究中，尚未有關於雙音節輕聲調型的描寫。本文通過實驗語音學的方法，繪製出了桐城話單音調和雙音節輕聲詞連調的基頻變化曲線。對它進行了描寫。進而，本文結合生成音系學的理論對桐城話的輕聲調型做出解釋。桐城話兩個曲折調（陽平、上聲）前字的輕聲詞的輕聲調值與浮游調相關，桐城話其他三個聲調（陰平、去聲、入聲）作前字的輕聲詞的輕聲調值與聲調延展規則相關。註釋： [1] 由於連讀變調的關係，桐城話非輕聲詞前字的調型比較複雜。其他聲調的字在非輕聲詞中充任前字的情形，這裡不做討論。[2] 關於“聲調特徵”，參看王洪君（2008:224-225）。參考文獻：安徽地方誌編纂委員會（1997）《安徽省志•方言志》，（北京）方志出版社。李小凡（2004）漢語方言連讀變調的層級和類型，《方言》第 1 期。孫宜志（2006）《安徽江淮官話語音研究》，合肥：黃山書社。桐城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1995），《桐城縣誌》第 1 版，合肥：黃山書社。王洪君（2008）《漢語非線性音系學》（增訂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楊自翔（1989）安徽桐城方言入聲的特點，《中國語文》第 5 期。張慧娟（2014）桐城方言單字調聲學實驗研究，《課外語文》第 12 期。朱曉農（2010）《語音學》，北京：商務印書館。Duanmu，san（1990） A Formal Study of Syllable, Tone, Stress and Domain in Chinese Languages. PhD dissertation, MIT7950 2017 年第 2 期總第 9 期50

從語音史角度看現代廣州話韻母的音系歸納Evaluation on the Phonologic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Rhyming System of Modern Guangzhou Cantonese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李德超提要：本文從歷史音變的角度解釋了現代廣州話 u/ɵ 兩套韻母大體上的互補分佈的形成原因，指出它們實際上來自不同的中古來源，一個主體來自中古內轉攝，一個主體來自中古外轉攝。同時又從音理上解釋了，由於唇牙喉 / 舌齒音之間的特徵對立，它們仍然在歷時演變中形成了近乎完整的互補分佈。在這個問題的啟發下本文進一步探討了現代廣州話音系歸併的一個較少為人注意的原則，認為張洪年先生（1972）的音系歸併方案中 /e/、/i/、/u/、/œ/ 四個音位採用了統一的歸併方式，這四個音位中四對變體間成系統的長 / 短對立，對人們從中古內 / 外的角度觀察粵語韻母系統有極大的啟發意義。我們認為，能否在遵守音位歸併原則的同時，儘量照顧到語音的歷史淵源，並在音位系統中暗含儘量豐富的歷時音變線索，是判斷一個音位歸並系統合理程度的重要參考條件。關鍵詞：廣州話韻母音系歸納合理性長短對立內外轉Key words: Cantonese rhyme phonological reconstruction rationality long / short contrast Inner / Outer Turning80

一、引言1.1 粵語的代表音系是現代廣州話，廣州話音系的共時研究已經做得相當充分了。但對於這個音系中的一些分佈特點而導致的音位系統歸納，還是有許多不同的方案和爭論，這些不同實際上代表了學者們對廣州話共時音系不同的觀察視角和分析側重。本文即是希望通過歷時的角度，對廣州話韻母系統的某些分佈特點作出語音分析，從而幫助我們了解這些分佈特點的歷史來源，進而為音位歸納提供更充分的參考憑據。下面是一個常見的粵語韻母系統：陰陽入a 家 ai 佳 au 教ɐi 雞 ɐu 夠am 監 an 奸 aŋ 罌ɐm 金 ɐn 斤 ɐŋ 鶯ap 夾 at 壓 ak 嚇ɐp 急 ɐt 不 ɐk 刻ɛ 茄ei 機 ɛŋ 驚 ɛk 劇ɔ 哥 ɔi 該 ou 高 ɔn 幹 ɔŋ 剛 ɔt 渴 ɔk 惡i 衣 iu 嬌im 兼 in 肩 ɪŋ 英ip 劫 it 傑 ɪk 益u 姑 ui 煨 un 官 ʊŋ 公 ut 括 ʊk 屋y 於 yn 捐 yt 缺œ 靴ɵi 居 œŋ 疆ɵn 倫 œk 腳ɵt 律單元音複元音鼻音韻尾塞音韻尾鼻音韻：m̍ ŋ̍以上方案共 53 個韻母，包括自成音節的鼻音韻母m̍ ŋ̍。廣州話韻母元音有長短的分別，其中 a 和 ɐ 有系統的對立，其他則長、短互補。上表根據音位歸納的對立互補原則，把廣州話韻母元音歸納為八個音位。音位長短 1 /a/ 2 /ɐ/ 3 /e/ [ɛ:] [e] 4 /ɔ/ [ɔ:] [o] 5 /i/ [i:] [ɪ] 6 /u/ [u:] [ʊ] 7 /y/ 8 /œ/ [œ:] [ɵ]1.2 借助對十九世紀以來一些西方傳教士和學者以羅馬字標音的粵語材料的研究，我們已經可以大致地了解粵語韻母近代以來的演化脈絡，這一百多年間，廣州話韻母最明顯的變化有以下三點 [1]：一是老的廣州話有一個韻母 z，專與舌尖聲母 ts/tsh/s 相拼。學者們認為這是一個舌尖元音韻母 [ɿ]，後逐漸轉變為前高元音 [i]。從資料來看，這個韻母大概一直保留到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二是新增加了一個複韻母 ei，這個韻母大概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才出現，主要是從止攝的唇、牙喉聲母字變來，如飛 fei，機 kei 等，還有部分舌齒音字也參與了這個變化，如四 sei 等。聯繫到上邊提到的第一種變化，“四”字可能在短短幾十年內就經歷了 sɿ > si > sei 三個階段。第三個就是老的廣州話原有 om，op 一對韻母，如“甘”、“合”等，它們都屬於中古咸攝一等牙喉音聲母字，但後來併入了 ɐm，ɐp 韻母中，這個變化大概也是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完成的。8150 2017 年第 2 期總第 9 期50

以上這些韻母的變化較易被人看到，因為前後材料的對比明白揭示了正在進行中的音變。但對於已經完成的音變則難以從這些材料的表面音系中看到，還需要對這些材料進行更為深入細緻的分析。根據語音演變的規律性，已經完成的歷時音變往往在音系中留下一定的痕跡，形成某些特定的音系分佈特點。根據這些特點，學者可以大致還原已經完成的歷時音變，這就是歷史音系學中的內部擬測法。因此我們對現代廣州話音系的某些分佈特點進行深入挖掘，或許會有一些有價值的發現。二、三組韻母的近似互補分佈現象2.1 現代廣州話韻母系統中存在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即 ui，un，ut 三個韻母和 ɵi，ɵn，ɵt 三個韻母幾乎呈完全的互補分佈。雖然按照通常的音系學方案它們分屬於 /u/，/œ/ 音位，但 /u/ 音位中的 [u:] 組和 /œ/音位中的 [ɵ] 組恰恰各只有這三個成員。廣州話中 ui，un，ut 三個韻母只分佈在唇、牙喉聲母後面，ɵi，ɵn，ɵt 三個韻母只分佈在舌、齒音聲母後面，僅 ɵi 韻母中有個別例外，出現了牙喉聲母字如“佢、居”等。考慮到這兩套韻母對非母語者而言聽感上的相似，這種大致的互補分佈很讓人懷疑它們是不是有共同的歷史來源。無獨有偶，有些語料中反映一些西方學者也曾把這兩套韻母合併作為一個音位處理，如 Dennys(1874),T.L Stedman & K.P. Lee(1888) 和 A.A. Fulton(1931) 中都是如此。2.2 但是查一下它們各自的中古音韻地位，我們就知道它們的來源本不相同。如 un 韻母，其主要中古來源是山攝合口一等桓韻的唇、牙喉音字，其次是中古臻攝合口一等魂韻的唇音字；而 ɵn 的來源是臻攝合口一等魂韻的舌音（端組）、臻攝開口三等真韻齒音（精組、來母）、臻攝開口三等臻韻齒音（照組）、臻攝合口三等諄韻舌齒音。un/ ɵn的共同來源是臻攝合口一等魂韻，但這只占它們的一小部分，un 韻母的主體來自山攝一等桓韻，ɵn 韻母的主體來自臻攝三等真、諄、臻韻，就主體而言，顯然二者來源不同。再如 ut 韻母和 ɵt 韻母。ut 韻母中古來源是山攝合口一等末韻的唇、牙喉音字，以及臻攝合口一等沒韻唇音字；ɵt 韻母的中古來源有以下幾個：一是臻攝合口一等沒韻齒音（精組）個別字，二是臻攝開口三等質韻來母字，三是臻攝合口三等術韻舌齒音字。ut/ ɵt 的共同來源是臻攝合口一等沒韻字，但這也是少數。ut 的主體來源於山攝一等末韻，ɵt 的主體來自臻攝三等質、術韻，就主體而言也不相同。ui/ ɵi 的來源也不相同，但 ɵi 韻母的中古來源追溯起來更複雜一些，涉及到中古遇攝魚、虞韻，止攝脂、支韻，蟹攝祭、泰、灰韻，果攝戈韻等四個攝。但 ui的主體來自蟹攝，ɵi 的主體是止、遇、蟹三攝，雖然有蟹攝部分共同來源，但來源不同的所占比重更大。由此可見，u 組三個韻母和 ɵ 組三個韻母雖有小部分中古來源相同，但 un/ɵn，ut/ɵt 的主體和 ui/ɵi 的大部分中古來源並不相涉。2.3 既然中古來源不同，為什麼會有大致互補的聲韻分佈呢。這就要求我們做更進一步的分析了。un/ɵn，ut/ɵt 兩對韻母的對立，如果拋開少數例外不算，82

從來源上可以簡化為山攝和臻攝的對立，ui/ɵi 的對立也可以按此簡化，從中古來源的最大比重來看，可以看作是蟹攝和止攝的對立。總的看來，這種對立可以建立一種大致上的平行關係。韻尾類型元音韻尾鼻音韻尾塞音韻尾內 / 外轉外轉內轉外轉內轉外轉內轉中古來源蟹攝一等止攝三等山攝一等臻攝三等山攝一等臻攝三等音值 ui ɵi un ɵn ut ɵt讓我們以鼻音韻尾的情況為例，看一下從中古到現代廣州話的演變情況。山攝一等指的是桓韻的唇、牙喉音字，桓韻整體在今廣州話的表現大體如下：牙喉音舌齒音唇音桓韻 un yn un這裏的分化條件很清晰，桓韻的唇、牙喉音字到了現代廣州話都是 un，如般 pun、盤 pʰun、滿 mun、官 kun、寬 fun、歡 fun 等。舌齒音字到了現代廣州話都是 yn，如端 tyn、團 tʰyn、暖 nyn、鑽 tʃyn、酸 ʃyn 等。漢語歷史音韻學研究證明，漢語語音的歷時演變中，唇、牙喉和舌齒音往往有不同的表現，按照雅可布遜傳統區別特徵的分類，唇、牙喉音具有 [+grave] 特徵，而舌、齒音具有 [+acute] 特徵。在標準粵語中，相對於 un 韻母而言，撮口的 yn 韻母其 [+acute] 特徵是體現得極為鮮明的。臻攝三等指的是真、諄韻，它們的整體表現情況是：牙喉音舌齒音唇音真韻 ɐn ɵn/ɐn ɐn諄韻 ɐn ɵn凡是真、諄韻的唇、牙喉音字，在現代廣州話中韻母都是 ɐn，如真韻的賓 pɐn、貧 pʰɐn、閩 mɐn、巾kɐn、銀 ŋɐn，諄韻的均 kʰɐn、允 wɐn；凡是舌齒音字在現代廣州話中大多是 ɵn（也有少部分為 ɐn），如真韻的津 tʃɵn、秦 tʃʰɵn、信 ʃɵn、鄰 lɵn；諄韻的准 tʃɵn、春 tʃʰɵn、純 ʃɵn、倫 lɵn。其分化條件仍是[+grave]/[+acute]，ɵn 韻母主元音較高、較前，ɐn韻母主元音較後、較低。由此可見，現代廣州話 un 韻母的主要來源是山攝一等的 [+grave] 類唇、牙喉音字，ɵn 韻母的主要來源是臻攝三等的 [+acute] 類舌齒音字，無怪乎現代廣州話中的 un 和 ɵn 雖來源截然不同，卻會有幾乎完全互補的分佈。廣州話中的 un、ɵn 韻母有一個共同的來源中古魂韻，魂韻的分化如下：牙喉音舌齒音唇音端組精組魂韻 ɐn ɵn/yn yn ɐn/un可見，演化為 un 韻母的都是唇音字，演化為 ɵn的都是端組，仍為舌齒音字，這裏的分化條件仍是[+grave]/[+acute]，並沒有對 un/ɵn 互補的局面造成影響。8350 2017 年第 2 期總第 9 期50

ut/ɵt 是與 un/ɵn 相對應的入聲韻，其演化情況與陽聲的 un/ɵn 完全平行，凡演化為今廣州話 ut 韻母的都是唇牙喉音，主要來自與桓韻相對應的一等入聲末韻，如撥 put、潑 pʰut、末 mut、闊 fut、活 wut；凡演化為今廣州話 ɵt 韻母的都是舌齒音，主要來自與真、諄韻相對應的三等入聲質、術韻，如質韻的栗 lɵt，術韻的出 tʃʰɵt、術 ʃɵt、律 lɵt。2.4 下面看一下 ui/ɵi 這對韻母的情況，ui 的主要來源如下：牙喉音舌齒音唇音灰韻 ui ɵi ui泰韻（合口） ui ɵi凡是灰、泰韻（合口）的牙喉音，在現代廣州話中都是 ui 韻母，如灰韻的杯 pui、胚 pʰui、梅 mui、盔 fui、回 wui；泰韻的會（會計）kʰui、會（開會）wui；凡灰、泰（合）的舌齒音，在廣州話中都是 ɵi 韻母，如灰韻的堆 tɵi、推 tʰɵi、雷 lɵi、催 tʃɵi；泰韻（合口）的蛻 tʰɵi、最 tʃɵi 等 [2]。單從這裏看，ui/ɵi 的互補分佈是由共同歷史來源造成的，但 ɵi 的來源非常複雜，共有止攝、遇攝、蟹攝三個主要來源，總體情況如下：牙喉音舌齒音唇音三等止攝三等支、脂（合）ɐi ɵi蟹攝三等祭（合）ɐi/ɵi ɵi遇攝三等魚、虞ɵi/y ɵi（精組） u/ou一等蟹攝一等灰、泰（合）ui ɵi ui這個圖我們要從幾個角度分析，一是按照等的條件分為兩組，一等的灰、泰（合口）是少數，三等的止攝、蟹攝、遇攝是主體。從一等的角度來看，ɵi 和ui 的互補分佈是由共同歷史來源造成的，但從三等的角度看 ɵi 主要和 ɐi，y 有同源關係。因此就主體而言，ɵi 和 ui 並不是同一個來源。二是三等的止、蟹、遇三部分還要區別對待。蟹攝的祭韻中古以後歸入止攝，與脂、之、支、微同韻母，這在漢語的絕大部分方言都可以見到。因此祭韻的地位是一個外來者。漢語從中古音到現代漢語絕大部分方言，魚、虞都是一個合口的單元音 u/y 或帶有合口 -u 韻尾的 ou，在現代廣州話裏魚、虞的部分字讀為 ɵi，為 -i 韻尾，顯然是中古以後較晚近的演化結果 [3]。而止攝脂、之、支、微四韻從中古到現代絕大部分方言都是單元音 i或前高元音帶 -i韻尾。我們這裏討論的是韻尾為 -i 的情況，因此止攝在這裏的正宗地位是最無可置疑的。而根據止攝的情況來看，ɵi 與 ɐi 的分化條件最為清晰，又是牙喉 / 舌齒的二元對立。2.5 綜上所述，我們看到現代廣州話中的 ui，un，ut 韻母總體上來自中古一等合口韻唇牙喉字，其中 un，ut 相對應的舌齒音字都演化成今廣州話的 yn，yt 韻母；而 ɵi，ɵn，ɵt 韻母大體上來自中古三等合口舌齒音，其相對應的牙喉音字都演化成今廣州話的ɐi，ɐn，ɐt 韻母。換句話說，單純就這裏涉及到的止、蟹 /山、臻四攝來說，u 類韻母大體上與 y 類韻母互補，ɵ 類韻母大體上與 ɐ 類韻母互補。當然，今天廣州話 y類韻母和 ɐ 類韻母的來源遠不止這四個攝，五花八門的來源輕易就把這四攝呈現的 u/y，ɵ/ɐ的互補關係遮蓋了。84

上面我們分析認為，從歷史來源來看，止攝的支、脂（合）是 ɵi 韻母最權威、最正宗的代表，如果沒有其他音變的參與，廣州話裏的 ɵi 韻母和 ui 韻母本來也是可以形成舌齒 / 唇牙喉的整齊互補分佈的。但這個互補分佈被另外的音變打破了，首先是祭韻併入了止攝，而祭韻舌根音的個別字韻母是 ɵi，如“銳 jɵi（喻四）”。真正打破互補分佈的是接下來魚、虞韻的一批字（既有舌齒音也有牙喉音）由 y 轉入了 ɵi，其中包含相當的舌根音字（見、溪、群、曉、匣），如居 kɵi、渠kʰɵi、虛 hɵi 等。這就造成了 ɵi/ui 韻母在舌根音聲母後也出現了對立。這部分魚、虞韻字由 y 到 ɵi 的轉變至晚到十九世紀還沒有完成，因為據我們對 Dennys(1874) 的觀察，當時的“佢、去”等字已經轉入 ɵi 韻母了，而“居、鋸”等字還是 y。這說明魚、虞韻從 y 到 ɵi 的演變是以辭彙擴散方式進行的，這個演變在 1874 年前後還在過程之中。到 Stedman and Lee(1888)，“女”字的讀音還是 y，說明辭彙擴散的過程可能在那時還沒有結束。直到 Wisner（1906）和 Ball（1912），這個過程才最終完成。1874 年，“佢、去”等字已經轉入 ɵi，廣州話的 ɵi/ui 韻母在牙喉音部位已經出現了對立。這說明Dennys 等人將 ɵ/u 合併為一個音位的作法是不妥的。我們知道音位合併的原則最主要的是兩點，一是分佈的互補，二是語音的相似。在這兩點的基礎上還可以有其他一些參考指標，比如照顧歷史來源等等。如果沒有魚、虞韻由 y 到 ɵi 的音變，ɵ/u 合併為一個音位本來是一個可以考慮的方案，也就是說，在比 19 世紀稍早的某個時間段裏，比如說 18 世紀，那時 ɵ/u 的互補是完整而整齊的，或許這種合併就是能夠成立的了。當然這只是我們的一個假設，因為我們不知道 ɵ/u的完整互補可以上溯到的確切年代，況且這期間整個音系都還處在不斷的調整中，但這個假設實際上涉及的是另外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即現代廣州話音位歸納的系統性問題。三、現代廣州話三組元音音位變體背後的一致性3.1 現代廣州話最常見的的音位歸納方案中，/i/、/u/、/œ/ 三個音位各包含兩個變體：音位變體 1 變體 2/i/ [i] [ɪ]/u/ [u] [ʊ]/œ/ [œ] [ɵ]這其中 [ɪ]、[ʊ]、[œ] 三個變體都只出現在 -ŋ，-k韻尾前，而 [i]、[u]、[ɵ] 三個變體則出現在非 -ŋ，-k韻尾前。至於為什麼會形成這種格局，目前還沒有看到很好的解釋。如果說是 -ŋ，-k 韻尾對韻母主元音的同化作用，使得主元音向舌根部位 (velar) 靠近，從而產生了這種音色上的差異，[u] 元音的發音部位已經是舌根了，為什麼還是會產生變易呢？其實當我們上文考察清楚 ɵ/u 的歷史來源以後，這個問題的答案也就浮出了水面。我們自然會想到，這每個音位的兩個變體都可能不是經過平行演化的歷史音變結果。8550 2017 年第 2 期總第 9 期50

3.2 下面我們對這三個音位逐一分析，先看一下 /i/ 音位的情況（只列陰聲韻和陽聲韻，省去相應入聲韻，下同）：變體韻尾韻母中古來源[i]圓唇元音韻尾 iu 外轉效攝三、四等宵、簫雙唇鼻音韻尾 im外轉咸攝三、四等鹽、嚴、添舌尖鼻音韻尾 in外轉山攝三、四等仙、元、先[ɪ] 舌根鼻音韻尾 ɪŋ外轉梗攝三、四等庚、清、青；內轉曾攝三等蒸變體 [i] 諸不同韻尾的韻母都來自外轉三、四等，變體 [ɪ] 的 ɪŋ 韻母則包括兩個主要來源，一個是外轉三、四等，這部分與上述變體 [i] 的諸韻母有著完全平行的演化。另一個是內轉三等蒸韻，這部分字來自內轉，與上述諸韻母都來自外轉不同。[i] / [ɪ] 的音色差異與這種不完全平行顯然不無關係。再看 /u/ 音位的情況：變體韻尾韻母中古來源[u]舌尖元音韻尾 ui外轉蟹攝一等灰、泰舌尖鼻音韻尾 un 外轉山攝一等桓[ʊ] 舌根鼻音韻尾 ʊŋ內轉通攝一、三等東、冬、鐘變體 [u] 諸不同韻母字大多來自外轉一等，有著平行的演化。變體 [ʊ] 的韻母則來自內轉通攝。很明顯，[u] / [ʊ] 對立的背後原因是內 / 外對立。再看 / œ / 音位：變體韻尾韻母中古來源[ɵ]舌尖元音韻尾ɵi內轉止攝三等脂、支合口，內轉遇攝三等魚、虞，外轉蟹攝三等祭合口、一等灰、泰合口舌尖鼻音韻尾ɵn內轉臻攝三等真、臻、諄[œ]舌根鼻音韻尾œŋ 外轉宕攝三等陽我們上文分析過，變體 [ɵ] 的主要歷史來源是內轉三等，變體 [œ] 的來源是外轉三等。內 / 外再次成為對立背後的原因。3.3 張洪年先生（1972）曾明確指出，中古內外轉的對立在現代粵語中在很大程度上以元音的長 / 短對立存在著，張日昇，張群顯（1992）和余藹芹（2005）也從不同角度證明了這一點 [4]。凡主要從中古外轉諸攝來的現代廣州話韻母主元音都是長元音，反之，從中古內轉諸攝來的都是短元音，有些韻母裏內外轉字參半，主元音屬長屬短則依音變最規則的那部分字來定。如 ɵi 韻母的來源既有內轉止攝、遇攝字，也有很多外轉蟹攝字，按照與之平行的 ɵn，ɵt 的來源構成，止攝三等脂、支合口是這一系列音變中最合乎規律的，止攝屬於內轉，因此 ɵi 韻母主元音 ɵ 的長短依止攝當為短元音。依這個原則，我們可以推定所有韻母主元音的長短，今標準粵語韻母系統中只有一個韻母例外，韻母86

ou 的主要來源是外轉一等豪韻，依規律當為長元音，但張洪年（2002）將其歸為短元音。但張先生（2002）又曾推測，豪韻原來恐來自 ɔu，後來讀 ou 大概是異化的結果 [5]。如果豪韻原來的讀音是 ɔu，則外轉一等各韻十九世紀以前讀 ɔ 是一條通例。如果張先生的推測屬實，則豪韻當歸入長元音無疑。四、現代廣州話音位歸納的系統性今天廣州話音位的諸多歸納方案中，除了 a/ɐ 對立在有些方案中以長短對立的方式表現出來以外，其他的各音位都基本上取消了長短對立，因為其他各音位上的長、短元音都是互補的。把所有韻母的主元音長短都標示清楚的，我目前只看到李藍（2007）轉引張洪年（1972）的方案 [6]。依據此方案歸納的八個音位中有五個各含兩個變體：音位變體 1 變體 21 /e/ [ɛ:] [e]2 /ɔ/ [ɔ:] [o]3 /i/ [i:] [ɪ]4 /u/ [u:] [ʊ]5 /œ/ [œ:] [ɵ]其中 /ɔ/ 音位中的變體 [o] 我們上文提過依歷史音變規律應屬長音，且按照外轉一等在廣州話的通例推出 o/ɔ: 本屬同源，故 o/ɔ: 歸於同一音位既符合了音位原則又兼顧了歷史音變。其他四對音位變體與此性質不同，都沒有兼顧歷史音變，其中每一對變體從來源上看都是一來自外轉，一來自內轉，一屬長音，一屬短音。音位變體歷史來源（內 / 外）1 /e/長：[ɛ:]外轉三等假攝、三、四等梗攝短：[e] 內轉三等止攝2 /i/長：[i:]外轉三、四等山攝、效攝、咸攝短：[ɪ]內轉三等曾攝、外轉三、四等梗攝3 /u/長：[u:] 外轉一等蟹攝、一等山攝短：[ʊ] 內轉一、三等通攝4 /œ/長：[œ:] 外轉三等宕攝短：[ɵ] 內轉三等止攝、臻攝這種音位歸納方法有一個長處，就是這四個音位以一種完全統一的方式構成，即：每個音位都包含一對長 / 短對立的變體，其背後暗含的都是中古存在過的內/ 外對立。可以說，這種音位歸納方案是以一種較為曲折的方式保留了更為宏觀的歷史音變。反觀其他一些音位構擬方案在這方面就存在欠缺。如施其生（1990）的方案：音位陰聲韻陽聲韻入聲韻/a/ a 家ai 佳au 教am 監 an 奸 aŋ 罌 ap 夾 at 壓 ak 嚇/ɐ/ɐi 雞ɐu 夠ɐm 金 ɐn 斤 ɐŋ 鶯 ɐp 急 ɐt 不 ɐk 刻/ɛ/ ɛ 茄 ɛŋ 驚 ɛk 劇/e/ ei 機 eŋ 英 ek 益/œ/ œ 靴 œŋ 疆 œk 腳/ɵ/ ɵi 居 ɵn 倫 ɵt 律8750 2017 年第 2 期總第 9 期50

/ɔ/ ɔ 哥 ɔi 該 ɔn 幹 ɔŋ 剛 ɔt 渴 ɔk 惡/o/ oŋ 公 ok 屋/i/ i 衣 iu 嬌 im 兼 in 肩 ip 劫 it 傑 /u/ u 姑 ui 煨 un 官 ut 括/y/ y 於 yn 捐 yt 缺單元音複元音鼻音韻尾塞音韻尾鼻音韻：m̍ ŋ̍這個方案將長元音和短元音都分別獨立為音位，但問題是：1. 十一個並列的獨立音位的格局徹底埋沒了長短的對立，至少人們從這個系統的表面上看不出任何探求中古內外對立的線索了。2. ou 韻母與 /ɔ/ 音位分開，ou 韻母與 /ɔ/ 音位之間的歷史淵源也就被切斷了。3. ou 韻母與 oŋ、ok 被歸併為一個音位，其中 ou的來源是內轉，oŋ、ok 的來源是外轉，來源不一，卻合為一體，這種做法與其將長、短元音分別獨立的初衷相違背。4. ei 韻母與 eŋ、ek 被歸為一個音位，其中 ei 韻母的來源是中古內轉，eŋ、ek 韻母的中古來源是內、外並重，但以內轉曾攝三等為最合音理的演變，故此ei 與 eŋ、ek 的歷史聯繫就得以保存下來了。但問題是e 系列的歸併原則與 o 系列的歸併原則就恰恰相反了。十一個音位中，其他九個都是沒什麽爭議的，而唯一有爭議的這兩個系列卻採用了不一致的歸併原則，一個保留了歷史聯繫，一個切斷並混並了歷史聯繫。五、結論本文從歷史音變的角度解釋了現代廣州話 u/ɵ 兩套韻母大體上的互補分佈的形成原因，指出它們實際上來自不同的中古來源：一個主體來自中古內轉攝，一個主體來自中古外轉攝。故從歷史淵源上看兩套韻母互不相涉。同時又試圖從音理上解釋，雖然是歷史上互不相關的兩套韻母，但由於歷史音系學所揭示的唇牙喉 / 舌齒音之間的特徵對立，它們仍然在歷時演變中形成了近乎完整的互補分佈。本文在這個問題的啟發下進一步深入探討了現代廣州話音系分佈特點和音系歸併的原則，發覺中古內 / 外轉的對立在廣州話音系歸納中所起的作用被當今學者在很大程度上忽視或者低估了。由此角度出發，我們認為張先生（1972）的音系歸併方案有幾個其他方案所難以具備的優點：一、/e/、/i/、/u/、/œ/四個音位採用了統一的歸併方式，既從音近的角度把四對不同的變體歸入四個音位，又從音值對立（實際暗含了長 / 短對立）的角度讓它們以變體的方式在音位中共存；二、這四個音位中四對變體間成系統的長/短對立，對人們從中古內 / 外的角度觀察粵語韻母系統有極大的啟發意義。我們認為，張洪年（1972）系統在遵守音位歸併原則的同時，能儘量照顧到語音的歷史淵源，並在音位系統中暗含儘量豐富的歷時音變線索，確實是目前為止相對而言更為優秀的方案。現在讓我們再回到文章中間的那個假設，如果沒有魚、虞部分字的干擾，u/ɵ 兩套韻母歸併為一個音位是否可行？我們的觀點是：在音系其他部分依張洪年88

（1972）系統不變的情況下，這種歸併雖然可行，但結果要遜色於原本張先生的系統。因為這種歸併第一沒有減少音位的數量，第二不能對揭示語音的歷史來源有所改善。更重要的是，這將與原來張先生用四個音位平行揭示的中古內 /外的系統對立的音位歸納原則發生衝突。在系統保存元音長 / 短對立的廣州話音系中，我們認為這種音位歸納背後歷史因素的一致性是極為重要和值得珍視的。註釋： [1] 本文借助的西方傳教士資料共六種，詳見文後參考文獻。羅言發（2011）根據九種記錄近代澳門音和廣州音的傳教士資料，對廣州話韻母演變給出了更為詳盡的描述，同時提出了這些演變的大致時間。本文此處在音變詳盡程度（其中如蟹合一端系的非規則演變是本文所沒注意到並對本文後面的論述有有利支撐的）和時間細節上與其觀點有一定差距和些許出入，但框架上還是吻合的。在此感謝審稿人指出這一點，並感謝羅師弟賜作提供寶貴參考。[2] 根據羅言發（2011），這部分屬於十九世紀末期相當晚近的音變。[3] 羅言發（2011）論證了這部分也是屬於十九世紀末期相當晚近的音變，本文也持同樣觀點。這些晚近音變在相當程度上解釋了 ɵ 類韻母來源上的雜亂。[4] 這裡的內外轉分類，按照張先生（1972）所言，系羅常培先生（1933）的方案。[5] 羅言發（2011）論證了一等豪韻在十八世紀末期是仍是長元音 u，從側面為我們的觀點提供了寶貴的支持。[6] 此引用照張先生書中論述有所修改 .參考文獻：李藍，2007，< 早期粵語文獻中的粵語音系及相關的語言學問題 >，《第十屆國際粵方言討論會論文集》。李新魁，1987，< 一百年前的廣州音 >，《李新魁音韻學論集》，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7。——，1990，< 數百年來粵方言韻母的發展 >，見上所引書。——，1996，< 粵音與古音 >，見上所引書。羅常培，1933，< 釋內外轉 >，《羅常培語言學論文集》，2004，商務印書館，北京，（原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四分，1932）。羅言發，2011，《澳門粵語音系的歷史變遷及其成因》，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張洪年，1972，《香港粵語語法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7，（增訂本）。——，2002，<21 世紀的香港粵語：一個新語音系統的形成 >，《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第二期。張日昇、張群顯，1992，< 從現代方言看內外轉 >，《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1：305 － 322，1992。Anne O. Yue, 2005. “The Notions ‘Inner’ versus ‘Outer’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sal Endings across Chinese Dialects”. 《漢語史研究——紀念李方桂先生百年冥誕論文集》（《語言暨語言學》專刊外編之二），p421-570，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臺北。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U.S.A.).Bridgman, E. C. 1841. Chinese Chrestomathy. [M]. Macao: S. Wells Willams J.Dyer Ball. 1912. How to Speak Cantonese. [M]. Fourth Edition. Hong Kong: Kelly & Walsh, Limited., Dennys, N. B. 1874. A Handbook on the Canton Vernacular of Chinese Language. [M]. Hong Kong: China Mall Office. T. L. Stedman & K. P. Lee. 1888. A Chinese and English Phrase Book. [M]. New York: Williams .R. Jenkins. H. R. Wells. 1941. Cantonese for Everyone. [M].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Printings Press. O. F. Wisner, 1906. Beginning Cantonese. [M]. 8950 2017 年第 2 期總第 9 期50

基於中介語語料庫的日本留學生語法偏誤研究 *A Study on Grammatical Errors of Japanese Students Based on Interlanguage Corpus◎ 祁峰、張季含 / 華東師範大學對外漢語學院提要：學界對日本留學生語法偏誤進行分析的研究比較多，但其選擇的語料來源比較單一，給出的教學建議可能缺乏一定的針對性。本文基於華東師範大學留學生漢語中介語語料庫，對日本留學生作文語料中的語法偏誤進行分析，並就偏誤率最高的語言點“了”給出詳細的教學案例設計，為對日漢語教學提供針對性的教學參考。關鍵詞：中介語語料庫日本留學生語法偏誤 “了”Key words: Interlanguage corpus, Japanese students, Grammatical errors, Le一、引言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於 2017 年 3 月 1 日發佈的《2016 年度我國來華留學生情況統計》[1] 顯示，2016年度日本來華留學生的數量為 13595 人，該人數在全世界各國來華留學生的人數中排名第九，已經達到一定的規模，因此針對日本留學生漢語學習的偏誤研究是有其必要性及現實意義的。對日本留學生出現的偏誤情況進行分析，不僅是為了研究具體的偏誤類型及 * 本文為上海市浦江人才計劃“基於中介語語料庫的在滬留學生漢語學習偏誤研究”（項目編號：16PJC026）階段性成果。90

偏誤成因，還有利於豐富對日漢語教學理論和偏誤分析理論，對漢語的本體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研究日本留學生偏誤的成果比較多，早期的有輿水優（1986、1988），他擅長使用零散且具體的語言材料來進行分析，並且主要集中於對偏誤原因的探析。20 世紀 90 年代以後，研究日本學習者漢語學習偏誤情況的論文增多，有輿水優（1991）、杜君燕（1994）、狄昌運（1996）、陳紱（1998）、韓越（1999）等。進入 21 世紀之後，針對日本學習者的偏誤分析仍然方興未艾，研究者開始結合其他學科的研究手段，或對比其他文化圈漢語學習者的情況，以便對日本學生的漢語學習情況進行更準確的分析，如崔立斌（2001）、江新（2003）、高立群等（2003）、吳門吉等（2006）、王順洪（2008）、楊德峰（2008）、周小兵、歐陽丹（2014）等，均對前人研究有了階段性的總結，也提出了全新的角度和思路。可見，針對日本學習者的漢語偏誤研究已經進入了成熟期，不同的學者對日本學習者的語言要素及偏誤類型都進行了分析，但是其中仍然存在進一步探討的空間，這主要從以下兩方面來看：第一、從論文數量看，漢字和語法兩方面都受到研究者的關注。漢字的研究由於日文片假名、平假名的漢字來源因素，已經有了深入的研究成果，但是從語法的研究成果中不難發現，往往只從兩個角度對語法偏誤進行分析；一是宏觀的角度，即從偏誤理論角度進行分析，二是從具體語言點的角度，本體拓展到教學、再回到本體，但缺乏基於語料庫的語法偏誤類型分析。第二、從語料來源看，目前大部分研究的語料是以“HSK 動態作文語料庫”為主，或者來自於作者自己接觸的少量留學生語料，較少涉及其他成規模的語料庫，並且大部分研究都是以提供“教學建議”作為研究目標，但大部分的“教學建議”比較相似且籠統，缺乏一些具體的案例分析。本文將基於“華東師範大學留學生漢語中介語語料庫”來進行研究，該中介語語料庫是一個漢語中介語偏誤標注語料庫，目前收集了來自日本、韓國、泰國、越南、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尼泊爾、孟加拉國、蒙古、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土耳其、英國、法國、意大利、芬蘭、俄羅斯、斯洛伐克、烏克蘭、美國、多明尼加、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喀麥隆等 28 個國家的中級漢語水平留學生的作文，共計 600 多篇，生語料字數為 20 余萬字，均作了人工標注與校對。此外，本文還增加“教學案例設計”這一部分 [2]，以具體教案的形式呈現某一個偏誤語言點，希望能為漢語教師的教學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教學參考。二、日本留學生的語法偏誤情況分析（一）日本留學生偏誤分類統計1、語言要素偏誤統計根據語言要素，我們將日本留學生的偏誤分為四類：語法偏誤、詞彙偏誤、漢字偏誤和語篇偏誤。經統計，日本留學生的語料中共有 1698 處偏誤，具體資料見下表 1：9150 2017 年第 2 期總第 9 期50

表 1：語言要素偏誤數量百分比語法偏誤 843 49.65%漢字偏誤 353 20.79%詞彙偏誤 333 19.61%語篇偏誤 169 9.95%根據表1，日本留學生在漢語語法方面的偏誤最多，幾乎占所有偏誤的一半；其次是漢字偏誤和詞彙偏誤，二者的偏誤率相差不大；相對而言，日本留學生在語篇方面的偏誤最少。由於語法偏誤的數量最大，為此本文將重點對日本留學生的語法偏誤作進一步的分類、統計和分析。2、語法偏誤的語言點分類如前所述，日本留學生的語法偏誤為 843 處，本文根據劉月華等（2001）的《實用現代漢語語法（增訂本）》，將這些偏誤划分入各自的語言點，最後共得到涉及偏誤的語言點 43 個，按照偏誤數量所占比例，將排名前十的語言點列入下表 2：表 2：排名語言點百分比排名語言點百分比1 助詞“了” 11.86% 6 謂語“是” 4.17%2 缺少主語 10.65% 7 副詞“都” 3.91%3 缺少謂語 9.80% 8 助詞“著” 2.61%4 助詞“的” 7.87% 9 主謂短語 1.85%5 介詞“在” 4.63% 10 介詞“從” 1.39%由表 2 可見，給中級水平日本留學生帶來最大困擾的是助詞“了”這一語言點。這前十個語言點都是常用語言點，很有可能導致學生的偏誤率走高。而學界普遍認為的語法難點，如“把”字句、“被”字句等，在整個列表中的排位非常靠後，比例分別為 0.92% 和0.46%。我們認為這個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學生運用回避策略的可能性。3、語法偏誤類型分類本文將日本留學生的語法偏誤分為五類：遺漏、誤代、誤加、錯序和雜糅，具體數據見下表 3：表 3：語法偏誤類型比例遺漏 53.17%誤加 27.46%錯序 13.03%誤代 4.93%雜糅 1.41%由表 3 可見，遺漏這一偏誤類型所占的比例是所有偏誤類型中最高的，達到一半以上；其次是誤加這一偏誤類型，所占比例比較高；然後按照比例排名，依次是錯序、誤代和雜糅三種偏誤類型。（二）日本留學生語法偏誤原因分析如前所述，日本留學生的語法偏誤最多，我們將其偏誤原因分為三種：母語負遷移、第一外語負遷移和目的語規則泛化。下面將舉例說明這三種偏誤原因是如何導致學生產生偏誤的。1、母語負遷移92

1）“是”的遺漏在漢語中，“是”是一個使用頻率非常高的動詞，用在句中表示判斷，說明事物是什麼或屬於什麼。但是在日语中，并没有这样一个实词可以表示漢語的“是”，日语中表示判断的标志是句子结尾的“……てす”和“……じぁない”，其中“……てす”表示肯定的判断，“……じぁない”表示否定的判断。這種區分讓日本留學生在使用漢語時，常常忘了使用動詞“是”，例如：（1）* 朋友的父母中國人。（2）* 今天十一月三號，我爸爸的生日。（3）*5 月 5 號是日本的兒童節，實際上男孩子的節日。以上三句都因為缺少判斷詞“是”而成為偏誤句，例（1）的“是”表示判斷義，例（2）的“是”表示解釋義，例（3）的“是”表示屬於義。三個“是”的語法意義有細微的不同，但是都不可或缺。2）謂語和補語的位置在漢語中，補語一般在謂語之後，包括結果補語、趨向補語等，是對前面的謂語進行補充說明。但是在日語中，一個句子中的謂語一般放在句子最後，補語就自然在謂語之前了。兩種語言間的差異會造成一些偏誤，例如：（4）* 天氣越暖和櫻花越燦爛地開。（5）* 但是，我們都努力和父母保持聯繫，至少一年兩次回老家。（6）* 這次是中國朋友幫我買的，與商店相比在網上買 150 多元便宜了。以上三句都因為補語的位置錯誤而產生了偏誤，例（4）的“越燦爛”為情態補語，例（5）的“兩次”和例（6）的“150 多元”都為數量補語。這三句中的補語都錯放在謂語之前，應該是日語的語法規則導致的。2、第一外語負遷移日本留學生的另一個常見偏誤原因是第一外語負遷移，主要體現在“是”的誤加方面，例如：（7）* 還有高空禮花，這是非常漂亮！（8）* 在我們來看，他是很誠實，仿佛可靠的爸爸一樣。（9）* 我爸爸是很勤勞，在上海認真地工作。大多數日本留學生將英語作為他們的第一外語，這對漢語的學習也產生了一些負面的影響。上面幾句都是“是”誤加在“很 / 非常 + 形容詞”這一格式的前面，這是典型的英語語法結構，因此可以推斷為受到第一外語的影響，如例（7）是“This is very beautiful.”，例（8）是“He is very honest.”，例（9）是“My father is very diligent.”。學生將漢語的“是”與英語中的係詞“is”對等起來，“很”或“非常”也與英文的“very”劃上了等號，其實在這種格式中無需再加“是”。3、目的語規則泛化目的語規則泛化也是日本留學生的一個主要偏誤原因，這主要體現在“了”的誤加方面。“了”在漢語中有表示“動作完成”和“發生變化，出現新情況”這兩種主要的語法功能，具有第一種功能的“了”放在動詞之後，具有第二種功能的“了”放在句尾。一些日本留學生在學了這一語法規則之後，傾向於在所有的動詞9350 2017 年第 2 期總第 9 期50

和所有的句尾加上一個“了”，例如：（10）* 我小時候去了沖繩縣游泳了。（11）* 為了考試看了課本的時候，我常常想起來老師說的話。（12）* 我小學三年級的時候開始學了英語，這是自己願意而且父母也讓我學的。以上三句都是因為多加“了”而成為偏誤句，例（10）中的動詞“去”後面和句尾都加上了“了”，這是目的語規則泛化導致的偏誤。例（11）和例（12）也是想要用“了”表示動作完成的意思，但是這兩句的動詞後面並不用加“了”。三、日本留學生典型語法偏誤舉例分析——以“了”為例由上文可知，在所有涉及偏誤的語言點中，“了”這個語言點所占的比例最高，達到 11.86%，所以本文選擇“了”這一語言點作語法偏誤的舉例分析。（一）“了”的偏誤類型分類統計本文對 100 處與“了”有關的語法偏誤進行偏誤類型分類，如下表 4 所示：表 4：偏誤類型比例遺漏 50.00%誤加 40.00%錯序 8.00%誤代 2.00%由表 4 可知，“了”的偏誤類型按照比例高低依次是遺漏、誤加、錯序和誤代。在“了”這一語言點中，遺漏和誤加這兩種偏誤類型的比例差距縮小了，這說明日本留學生在進行使用“了”和不使用“了”的選擇時，有著比較大的問題。（二）“了”的偏誤類型分析1、遺漏“了”的遺漏共有 50 處，是“了”的偏誤中比例最高的，分為以下情況：1）表示動作完成的“了 1”遺漏，有 30 例，占遺漏總數的 60%，例如：（13）* 我朋友告訴我網購的方式，尤其是找到可靠賣家的方法。（14）* 這三天當中，我們交幾個長沙朋友。（15）* 公司接受我的要求，我回老家了。表示動作完成是“了”的一種主要功能，一般將其稱為“了 1”，通常放在句中的動詞後面，表示這個動作已經完成。2）表示變化的“了 2”遺漏，有 12 例，占遺漏總數的 24%，例如：（16）*但是我感到跟爸爸的距離比以前近一點兒。（17）* 我一直看，突然覺得我的眼睛流眼淚。（18）* 當時，我爸爸沉默了一會兒，然後對我說“你怎麼生氣？” “了”的第二個主要功能是表示變化，通常將其稱為“了 2”，說明新情況的出現，一般位於句尾。3）作為“了 1”和“了 2”結合體的“了”遺漏，有 8 例，占遺漏總數的 16%，例如：94

（19）*名古屋的春天很美麗，不但氣溫越來越高，而且好多櫻花開。（20）* 春天的南風刮得很厲害，人們就感到春天來臨。（21）* 各種各樣的花盛開，仿佛畫展一樣。在一些情況下，“了”既表示完成，也表示變化，我們把這種“了”稱為“了 1”和“了 2”的結合體。2、誤加“了”的誤加共有 40 處，分為以下情況：1）“了”與一部分時間副詞相衝突，有 7 例，占誤加總數的 17.5%，例如：（22）* 為了養活四個孩子，我爸爸一直努力工作了。（23）* 有些人只吃一頓飯，可是他們總是為我做了三頓飯。（24）* 在那邊住的時候我常常生病了，尤其是拉肚子。當動詞前出現“一直、總是、常常”等表示持續性或習慣性的時間副詞時，動詞後不能加“了”，以上三句都是因為這個原因而出現了偏誤。2）“了”與“很 / 非常 + 形容詞”結構相衝突，有 4 例，占誤加總數的 10.0%，例如：（25）* 那時候，即使外面下暴雨，兒子也為我去買藥，我非常感動了。（26）* 我的漢語還不好，可是我的努力可能讓她很高興了。（27）*聽到這些話，看到他的態度，我非常感動了。當句中出現“很 / 非常 + 形容詞”這一格式時，後面不應加“了”；除非在該格式前加上“已經”一詞，用來凸顯“了”表示動作完成的功能，然後二者搭配來表示某一種情況已經出現。3）“了”與“VO 的時候”結構相衝突，有 3 例，占誤加總數的 7.5%，例如：（28）* 我 5 月回了日本的時候，在大阪看見了很多中國人。（29）* 我發現了紅色的蜻蜓的時候，覺得秋天快要到了。（30）* 看了課本的時候，我常常想起來老師說的話。“VO 的時候”這個格式表示動作發生的時間，在句中多作時間狀語，這個格式中動詞“V”的後面不能加“了”。4）動詞與小句之間誤加“了”，有 1 例，占誤加總數的 2.5%，例如：（31）* 他已經決定了好好學習好通過考試。當動詞後面的賓語是一個動詞短語或小句時，該動詞後面不能加“了”。例（31）中“好好學習好通過考試”是動詞“決定”的賓語，同時也是一個小句，所以“決定”後面不能加“了”。5）其他的“了 1”冗餘，有 6 例，占誤加總數的15%，例如：（32）*我公司成立於1990年。營業開始了25年了。（33）* 爸爸的愛好是下圍棋，打羽毛球，我童年時代一起打了羽毛球，但是我沒有興趣。 “了 1”的冗餘原因應該是目的語規則泛化，日本留學生會習慣性地在動詞後面加“了”，他們傾向於9550 2017 年第 2 期總第 9 期50

認為表示動作完成的“了 1”是在過去時態中使用的，因為大多數偏誤句描述的都是過去發生的事情。6）其他的“了 2”冗餘，有 19 例，占誤加總數的47.5%，例如：（34）* 不但他很難過，我也難過得不得了了。（35）* 小時候在我的記憶中跟爸爸聊天兒的時間很少，只有通過媽媽，互相理解了，所以我一點兒都不知道爸爸的愛。上例中的“了”放在句尾，但並沒有表示“出現新情況”或者“事情發生變化”，這是留學生多寫了“了2”。3、錯序“了”的錯序偏誤共有 8 處，分為以下情況：1）離合詞導致的錯序有 4 例，占錯序總數的50%，例如：（36）* 我的搬家經驗很豐富，包括搬到上海從來我搬家了九次。（37）* 當時在日本，一般結婚了的女性會辭去公司職務。（38）* 她喜歡日本，她會說日語，見面了她以後我有了動力。漢語中的離合詞，很多是動賓結構。要用表示完成的“了 1”的時候，需要把“了”放在動詞後面，所以“了”需要放在離合詞的中間。2）結果補語導致的錯序有 1 例，占錯序總數的12.5%，例如：（39）* 我們想不到到底是誰在敲門，很害怕，我丈夫小心翼翼地打開門了。動詞後面加結果補語，含有完成的意思，應該直接在補語後面加“了”，例（39）應改為“我丈夫小心翼翼地打開了門。”3）“去 + 動詞”結構導致的錯序有 1 例，占錯序總數的 12.5%，例如：（40）* 在這種情況下，他竟然去了出差。“去 + 動詞”結構表示一個連續動作，可視為一個整體結構，如果要在動詞後加“了”的話，應把“了”加在整個結構的後面，所以例（40）應改為“在這種情況下，他竟然去出差了。”4）“了”的其他錯序有 2 例，占錯序總數的25%，例如：（41）*但是服務員說：“現在沒有了你要的顏色。”在表示變化以及新情況出現的時候，“了”應放在句尾，例（41）應改為“現在沒有你要的顏色了。” 4、誤代“了”的誤代偏誤共 2 例，分為以下情況：1）“了”誤代“過”，例如：（42）我小時候去了沖繩縣游泳。上句講述的事情是小時候發生的，而且離現在已有一段時間，表示一種過去的經歷，所以應該用“過”而不是“了”。2）“的”誤代“了”，例如：（43）* 我放棄學漢語，而我的目標早就實現的。上句中，學生想用這句話說明“目標已經實現”這一事件的完成情況，所以應該用“了”而不是“的”。96

四、助詞“了”的教學案例設計（一）教學目標由上文可知，關於“了”的偏誤主要集中在“了 1”和“了 2”的遺漏和誤加上，說明日本留學生並沒有很好地掌握“了”的用法，同時也存在加不加“了”的心理困擾。因此，教學設計的主要目標是糾正“了1”和“了2”的使用偏誤。（二）教學對象教學設計針對已經學過“了 1”和“了 2”的日本留學生，作為一個鞏固加強型練習。（三）教學環節與步驟1、關於“了 1”的加強鞏固1）讓學生讀下面這句話，並在所有可以加“了”的地方加上“了”：①她走到門口，打開門，離開家，去書店買一本書。結果應當是：②她走到了門口，打開了門，離開了家，去了書店買了一本書。教師根據句②進行提問，強調以下要點：a.“了”直接加在動詞的後面，不受動詞後賓語的影響，表示這個動作已經完成，以“離開了家，去了書店買了一本書”為例。b. 當動詞後有結果補語或趨向補語時，“了”放在補語而不是動詞的後面，同樣表示這個動作已經完成，以“走到了門口，打開了門”為例。2）讓學生把句②中可以刪去的“了”全部刪去，得到的結果應該為：③她走到門口，打開門，離開家，去書店買了一本書。教師根據句③進行提問，強調以下要點：a. 當一句話中有很多動詞並且動作都已完成的時候，我們一般把“了”加在最後一個動詞的後面，也是為了強調最後一個動作作為一系列連貫動作的最終結果。b. 一句話中有兩個以上動詞時，漢語是在最後一個動詞後面加“了”；如果一句話中只有一個動詞，且動作完成時，是一定要加“了”的。3）教師繼續給學生展示以下例句：④我過去常常打籃球。⑤我每天都吃早飯。⑥我總是騎自行車去公司。讓學生在所有可以加“了”的地方加上“了”，但是這三句其實都不能加“了”，如果學生在判斷上出現了錯誤，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強調一下語法要點，即：當句子中出現“常常、每天、總是”等表示習慣性或持續性的時間詞時，不能用“了”。2、關於“了 2”的加強鞏固1）教師向學生展示以下例句：①下雨了。②她生病了。③我沒錢了。④他們倆結婚了。⑤我會說中文了。教師讓學生讀一遍這五句話，並要求學生進行討9750 2017 年第 2 期總第 9 期50

論，把說話人在說這些話之前的情況寫出來，結果應為：①之前沒下雨。②她之前沒有生病。③我之前有錢。④他們倆之前沒有結婚。⑤我之前不會說中文。2）教師通過對比，向學生強調以下要點：a. 當說話人向聽話人傳遞新信息，說明事態變化時，需要在句子末尾加一個“了”作為變化的標誌。b.表示事態變化的“了 2”並不只能用在肯定句中，以“我沒錢了”為例說明，表示事態變化的“了 2”只是針對情況的變化，並沒有肯定和否定的區分。（四）練習題以下句子中，哪兒可以填上“了”？①今天早上我去（A）學校買（B）一本書（C）。②在同學們的鼓勵下，她大膽地走（A）向（B）講臺（C）。③這裡幾乎每天都會（A）下雨（B），不過剛剛突然放晴（C）。④我原來不知道（A）這個事情（B），你這麼一說我想（C）起來（D）。⑤我每天去（A）做（B）兼職賺錢（C），但是因為一次生病，所有的錢都沒有（D）。五、結論據統計，在華東師範大學留學生漢語中介語語料庫中，日本留學生出現的偏誤共有 1698 處。語法偏誤有 843 處，占偏誤總數的 49.65%，是所有語言要素中偏誤率最高的。以語言點“了”為代表的共計 43 個語言點出現了語法偏誤，其偏誤類型分為五類，從偏誤出現率的高低來看，依次是遺漏、誤代、誤加、錯序和雜糅。在日本留學生的語法偏誤中，偏誤原因主要是母語負遷移、第一外語負遷移和目的語規則泛化。日本留學生對語言點“了”的掌握最為薄弱，主要是“了”的遺漏和誤加。可見，忘記加“了”和過度用“了”是學生的主要問題，反映出學生容易混淆需要使用“了”和不需要使用“了”的情況。這個分析結果既能說明助詞“了”在對日漢語教學中的重要性，也能提醒對外漢語教師需要對助詞“了”這一語言點進行鞏固強化。需要說明的是，本文還有一些需要深入研究的地方，比如本文對於偏誤的描寫是共時性的，缺乏歷時性的對比分析，難以對日本留學生的語法習得情況進行更為細緻的研究。其次，限於篇幅，本文沒有對偏誤率靠前的其他語言點進行偏誤舉例分析。註釋： [1] http://www.moe.edu.cn/jyb_xwfb/xw_fbh/moe_2069/xwfbh_2017n/xwfb_170301/170301_sjt j /201703/t20170301_297677.html[2] 本文的教學案例設計體例主要參考盧福波（2016）。參考文獻：崔立斌 2001 《日本學生漢語學習的語法錯誤分析與漢日語言對比》，《語言文字應用》第 4 期。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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