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14 年第 1 期 總第 期43 43澳門語言學會2014 年 6 月出版澳門幣 30 元 / 港幣 30 元 / 人民幣 26 元程祥徽 / 澳門語言學會曹先擢 / 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曹志耘 / 北京語言大學戴慶廈 / 中央民族大學鄧景濱 / 澳門大學馮勝利 / 香港中文大學黃坤堯 / 香港中文大學黃 行 /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江藍生 / 中國社會科學院李宇明 / 北京語言大學劉丹青 /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劉叔新 / 南開大學魯國堯 / 南京大學陸儉明 / 北京大學馬慶株 / 南開大學馬秋武 / 同濟大學高田時雄 /（日本）京都大學裘錫圭 / 復旦大學邵敬敏 / 暨南大學邵朝陽 / 澳門大學沈國威 /（日本）關西大學沈家煊 /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孫茂松 / 清華大學田小琳 / 香港嶺南大學王 寧 / 北京師範大學邢福義 / 華中師範大學徐大明 / 澳門大學徐 杰 / 澳門大學張洪明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張振興 /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章宜華 /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鄭錦全 / 臺灣師範大學鄭遠漢 / 武漢大學周洪波 / 商務印書館周 荐 / 澳門理工學院周清海 /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竺家寧 / 臺灣政治大學鄒嘉彥 / 香港教育學院吳志良、程祥徽徐 杰羅言發程祥徽aomenyuyan@163.comhttp://www.umac.mo/fah/dc/south_china/ociety1.tml主辦2014 年第 1 期 總第 43 期定價編審委員會主委委員名譽主編主編助理主編刊名題簽投稿信箱本刊網址

2目 錄澳門語言學會成立 20 周年紀念專題澳門特別行政區社會文化司司長張裕題詞特徵鮮明的澳門語言研究 —— 賀澳門語言學會成立 20 周年……………………………………………………………丁金國（4）人類文字的鳥瞰……………………………………………......……….....……….……………………………………………………………………周有光（9）時代性與針對性的有機結合 —— 簡評一部通行於港澳臺地區的現代漢語教材 ……………江藍生、邵敬敏（19）“把”字句的句法分析及其漢英翻譯……………………………………………………………………………………周畢吉、李 瑩（23）母語使用者對漢語個體量詞功能理解方式的調查………………………………………………………………………………吳雅雲（32）澳門立法語言中以“作出下列行為者”為引導詞的列舉句式……………………………………………………………鄒玉華（43）澳門大學生語言態度研究……………………………………………………………………………………………………………………… 閻 喜（50）清代來華傳教士馬若瑟《漢語劄記》中的標記理論……………………………………………………………………………劉亞輝（58）類義詞與詞典的收詞釋義……………………………………………………………………………………………………………………… 王 楠（69）互文辭格發現考論……………………………………………………………………………………………………………………………………劉 斐（78）“皮草”與“布草”考源…………………………………………………………………………………………………………………………楊 琳（84）“肅”之“寒”意考辨……………………………………………………………………………………………………………楊炎華、覃業位（92）簡訊“兩岸漢字使用情況學術研討會”隆重召開……………………………………………………………………………………………………（96）澳門語言學會舉辦會員大會暨換屆選舉……………………………………………………………………………………………………………（99）澳門語言學會組織機構………………………………………………………………………………………………………………………………………（100）

32014 年第 1 期 總第 期43 43稿 約《澳門語言學刊》係澳門語言學會主辦的專業學術期刊，創辦於 1995 年。自 2008 年12 月出版的第 31 ／ 32 期始，本刊成立編輯委員會負責學術指導。本刊實行編輯委員會指導下的主編責任制，日常工作由主編和助理主編負責。本刊新版為 16 開本，每期約 10萬字，半年刊，由澳門盈河文化發展有限公司製作出版。一般情況下，於每年的 6月上旬和 12 月上旬出版。本刊刊登有關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現代漢語、漢語史、漢語方言和文字學方面的學術論文以及相關的學術評論。限於人力，本刊目前僅接受中、英、葡三種文字的論文。本刊竭誠歡迎海內外專家學者賜稿。本刊提倡漢語研究與理論探索相結合，本體研究與應用研究相結合，共時研究與歷時研究相結合，普通話研究與漢語方言研究相結合，以及漢語研究與少數民族語言研究相結合。本刊尤其歡迎以海峽兩岸四地語言現象為視角的研究論文，以期推進中國語言研究的發展。本刊恪守學術自由的原則，鼓勵學術爭鳴。所有稿件，文責自負。凡投給本刊的文稿，請注明作者真實姓名、工作單位、電子信箱、手機號碼等聯絡方式。文章發表時署名聽便。中文來稿篇幅以不超過 l萬漢字，英文和葡文來稿篇幅以不超過本刊 10 面為宜。逾3000 漢字及相應英文、葡文篇幅的稿件需附論文提要和關鍵詞，中文稿請附文章題目和關鍵詞的準確英文譯文，英文、葡文稿請附文章題目和關鍵詞的準確中文譯文。凡投給本刊的文稿，格式體例請參照本刊網頁上載的“格式樣本”（網址：http://www.umac.mo/fah/dc/south_china/society1.html）。如仍有疑問，可參照《中國語文》的格式處理。本刊實行雙向匿名審稿制度。投稿請寄 aomenyuyan@163.com，勿寄私人，以免延誤。投稿者如半年內未收到本刊的採用通知，可自行處理，恕本刊不能一一退稿。請勿一稿兩投。大稿一經投給本刊，本刊即對尊稿自動擁有決定是否刊用之權利，擁有對擬刊論文進行刪改、轉載等權利。凡不同意對其文章進行刪改、出版、轉載者，請賜函示知，否則即視同同意。文章一經發表，編輯部即寄贈當期樣刊 5冊，以申謝忱。一般稿件不設稿酬。

4特徵鮮明的澳門語言研究—— 賀澳門語言學會成立 20 周年◎丁金國 / 煙臺大學中文系 1997 至 2003 年，本人有幸先後三次到澳門大學執教或講學。在教學相長中，增長了學識，結識了朋友，促進了對澳門言語社會的瞭解，驗證了某些語言學理論。客澳期間，蒙澳門語言學界諸友的盛情，幾乎所有的相關活動，均受邀參加。朋友們的熱情，至今仍縈繞腦際。回來後，友人和學生時有往來，《澳門語言學刊》經常出現於案頭，雖然南北相隔，天海相望，但與澳門的語言情結，卻從未間斷，親身見證了澳門語言研究事業的成長、壯大和發展。今年，恰逢澳門語言學會成立 20 周年，茲撰此文，以誌慶賀。一、適時的語言研究工程上世紀下半葉以來，語言研究發生了言語轉向，從“爲語言而研究語言”，調轉爲爲語言的社會應用而研究語言。這一轉向的革命性意義在於：刺激和推動了諸多新學科的産生，如社會語言學、認知語言學和語用學等。學養學力富而厚的學人——程祥徽教授以敏銳的語言直覺，創造性地運用泰西語言理論，來觀察華洋雜處的澳門言語社會語言狀況。自 90年代起，就開始進行有序的語言生態調查和理論闡發，以解決澳門社會急切需要解決的語言問題爲己任，開始了拓荒性的澳門語言資源的發掘工作。爲達預設目標，程氏連續進行了三項語言工程的組建：1. 建立澳門語言學會；2. 創辦語言研究學刊；3. 培養語言研究的後備力量和吸納域外的學術資源。澳門語言學會，1994年6月9日正式備案獲准成立。建立學會的目的是組織理論隊伍，開展語言資源普查，進行澳內外學術交流與切磋，爲華洋雜處的語境强化了華語文的旋律。學會在 20 年間，僅國際性的大型會議就舉辦了：1. 語言與傳意國際學術研討會（1996，1），會議論文結集《語言與傳意》（程祥徽主編，1996）。2. 方言與共同語國際學術研討會（1996，12），會議論文結集《方言與共同語》（程祥徽主編，1997）。

52014 年第 1 期 總第 期43 433.港澳（暨海外）漢語探新國際學術研討會（1997，12）。4. 語言規劃的理論與實踐國際學術研討會（1998，12）。會議論文結集《語言規劃的理論與實踐研討會論文彙編》（程祥徽主編，1998）。5. 語體與文體學術研討會（1999，7），會議論文結集《語體與文體》（程祥徽 林佐涵主編，2000）。6. 文化歸宗、中文先行座談會（2000，12）。7. 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學術座談會（2001，3）。8.20 世紀中國修辭學研究回顧與 21 世紀中國修辭學研究走向國際學術研討會（與全國修辭學會聯合主辦2001，5）。9. 官方語文的理論探討學術研討會（2004，12）。10. 第二屆兩岸現代漢語問題學術研討會（2007）。11. 兩岸四地法律語言研討會（與澳門社進會合辦2008）。12. 澳門語言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暨慶祝程祥徽澳門從研從教 30 周年（2011，10）。13. 兩岸漢字使用情況學術研討會（2013，11）。如果加上此前的“澳門過渡期語言發展路向國際學術研討會”（1992，3，是此會議的論文結集《澳門語言論集》，程祥徽主編，1992）和“語言風格暨翻譯寫作國際學術研討會”（1993，12，是此會議的論文結集《語言風格論集》，程祥徽、黎運漢主編，1994），差不多每年都有研討會，或學術座談會，或研究成果彙報會。這些研討會的成功舉辦，激勵著澳門研究人才的快速成長，推動著澳門語言研究的發展，擴大了澳門在域內外的影響，使澳門的學術地位得以迅速提高。《澳門語言學刊》創刊於 1995 年。創辦學刊的目的是發表研究成果、推動學術爭鳴和呼籲社會參與，尤其在彼時，具有佔領學術高地、宣示華語文文明的歷史意義。20 年來，除發表域外名家的宏文華章外，如張志公的《研究語言的目的在於應用》和高名凱的《風格學的基本概念》（1960遺作），更有澳門本土新秀的佳作，不斷在學刊上展現。學刊的出版，受到了海內外的關注。也是在 1995 年，澳門大學中文學院建立，程祥徽教授任院長。並經政府批准具有授予碩士學位權，翌年開始招收語言和文學兩個專業的碩士研究生。碩士點的確立，招收碩士研究生，爲語言文學研究人才的培養，建立了穩固的基地。儘管澳門大學院系有變更，人員有退進，但培養高層次語言文學人才的戰略目標，卻一直延續至今。二、與社會互動的語言研究宗旨具有戰略意義的三項語言工程的實施，從全澳的角度看，迅速改變著賭城澳門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從語言科學本身來看，熔鑄出採於他域的語言研究特點。這些特點是：語言研究與社會互動；注重實踐的研究方法；專業與業餘結合的研究團隊。語言研究與社會互動 指研究課題取源於社會，研究結論作用於社會的語言研究行爲而言。上世紀 90 年代前，語言研究對於澳門來說，幾乎是零，1991 年《澳門的三語流通與中文的健康發展》（程祥徽、劉羨冰，《中國語文》1991，1）的發表，標誌著澳門學人介入澳門言語社會的開始，更難能可貴是在澳門回歸的前八年，就如此明確地提出“澳門中文地位和發展”敏感而尖銳的話題。既表明作者的膽識，也顯示出强烈的責任意識。該文的發表具有標誌性意義，爲澳門語言研究“與社會

6互動”確立了原則與宗旨，此後澳門的語言研究一直在與社會互動的研究軌道上行進。我們這裏分兩個時段予以論述，所使用的資料，均以澳門語言學會會員或本地其他界別人士發表的論著爲准。第 一 個 時 段 1991 年 至 澳 門 回 歸（1999，12，20）。此一時段裏的研究課題，多爲呼籲與奮爭性質，呼籲官方與社會精英關注澳門言語社會語言生存狀態及其發展路向，爲中文奮爭生存空間。關涉本論題的論著約有 30 多篇。如：澳門的三語流通與中文的健康發展，（程祥徽、劉羨冰，1991）。澳門中文官方地位的提出與實現，（程祥徽，1992）。雙語釋義與澳門雙語，（程祥徽，1993）。澳門雙語社會的特點與確立中文官方地位的最後衝線，（劉羨冰，1994）。中文在澳門後過渡期，（程祥徽，1995）。繁簡由之，（程祥徽，1996）。方言的離合與漢語在澳門的走向，（程祥徽，1997）。澳門的推普種種策略，（程祥徽，1998）。澳門的語文規劃，（程祥徽，1998）。澳門：語言博物館，（黃翊、龍裕琛、邵朝陽，1998）。澳門的語用路向與語文規劃，（黃翊，1999）。以上各論著，均以明確的言語、科學的分析、理據確鑿地表述了作者們對澳門語言狀況的關切。第二時段從 2000 年起至今，在對澳門語言狀況繼續深化研究的基礎上，出現了兩個亮點，一是由一般述史逐漸升華爲對語言規律的闡釋，一是對特定課題作專項調查，並在調查事實的基礎上，對語言規律作更深入地探討。此一情勢的出現，得益於域內外的學術交流和新生人才的出現。本時段的論文數量大增，成部著作接踵問世。如：中文回歸集，（程祥徽，2000）。語體與文體，（程祥徽 林佐涵，2000）。語言風格學，（程祥徽 鄧駿捷 張建華，2000）。語言風格，（程祥徽 張建華 鄧駿捷等，2002）。 《澳門記略》所反映的澳門土生葡語面貌，（胡慧明，2000）。澳門蓮系地名考，（鄧景濱，2000）。澳門中文行政公文的撰寫準則建議，（龍裕琛，2001）。澳門多語現象研究，（張卓夫，2001）。粵方言的地方變體―澳門粵語，（湯翠蘭，2002）。新世紀的澳門語言策略，（程祥徽，2003）。從命名看澳門土生葡人的文化特徵，（黃翊，2003）。澳門博彩用語研究，（邵朝陽，2003）。談談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中文使用問題，（冼爲鏗，2004）。粵方言字的優化（鄧景濱，2004）。中文變遷在澳門（程祥徽，2005）。清代中文檔案中的澳門雙語詞匯現象，（黃翊，2005）。澳門語言研究，（黃翊，2007）。論貢沙維斯著作中清代官話的語音現象，（朱斌，2007）。

72014 年第 1 期 總第 期43 43澳門語言學研究回顧與思考，（程祥徽、邵朝陽，2007）。孔子言語理論及其當代意義，（程祥徽，2009）。談文字說古今（五），（冼爲鏗，2009）。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語言翻譯卷），（程祥徽主編，2010）。維護共同語，包容繁簡字，（程祥徽，2011）。澳門土生葡人的語言資源，（湯翠蘭，2012）。社會語言學視野下的文化交匯――澳門圓形地研究，（黃翊，2012）。兩岸四地法律中的特有用語舉隅，（何斌，2012）。澳門茶樓用語及其對當代社會語言的影響，（張卓夫，2012）。對漢字粵讀、正寫與用詞規範芻議，（龍裕琛，2012）。注重實踐的研究方法 注重實踐的研究方法包含兩方面內容：一是研究語料來源於對言語社會的實地考察，一是研究結果作用於社會。語言與社會的互動關係，從語言哲學的角度看，任何語言的研究，都只能始於實地調查，唯有來自言語社群的原始語料，才能揭示特定言語社群語言的真實狀態及其生長規律。從語言學史上看，語言科學發生伊始，就是奠基於語言調查的基石之上。澳門語言研究的發生，是這一古老傳統的延續。澳門學人把實地考察，作爲語言研究的方法論原則，貫穿於其研究的各個領域。但在具體的操作中，既區別於美國學者鮑阿斯、薩丕爾等人類學調查，也有別於上世紀三十年代李方桂和西南聯大時期羅常培、袁家驊等的語言譜系調查，而是把研究對象鎖定在澳門社會，目的是廓清澳門多語多言的真實面貌，爲現實的語言規劃及官方語言政策的制訂，提供事實的依據。正因爲有確鑿的事實，故而領軍人能適時提出：“繁簡由之”（程祥徽，1985/1997）、“和而不同”（程祥徽，？年）、“能同則同，須採則採”（程祥徽，？年）等指導社會語言文字使用的原則。正是這些原則，影響著澳門社會的語言運用和官方語言政策的走向，無疑對澳門言語社會的族群和睦、社會和諧穩定起到了正向作用。可見，這種爲現實言語生活服務的語言調查，是澳門語言研究的特有標記。而且，這種語言調查，是群體性的，不僅顯現於程祥徽、鄧景濱、黃翊、龍裕琛等的著述中，也表現於年輕學者的論文裏。專業與業餘結合的研究團隊 澳門的語言研究，其隊伍組成上也有其獨特之處，從語言研究濫觴之日起，就在程祥徽統領下，鼓動、吸引、培養一切對語言有興趣的非專業人士，參與到語言研究的團隊中來。專業人士除了程祥徽、鄧景濱等，更有近十幾年成長起來的黃翊、邵朝陽、鄧駿捷、胡慧明、湯翠蘭等本地新秀。業餘學者，他們都各有專司的職位，語言研究則完全在工餘時間裏進行。如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民政總署任主任文案的張卓夫，法務局任職的龍裕琛，及澳門中華教育會供職的劉羨冰、新華社澳門分社的冼爲鏗等。後者對語言研究的篤誠，更令人敬佩！還值得提及的是，澳門學人以開放、包容的胸懷，吸引、接納、集聚域外學有專長的學者，到澳門從事教學和研究。這幾支研究力量的匯合，經過20多年的合作，不僅取得了矚目的研究成果，同時，也熔煉出專業與業餘合作共進的澳門傳統。這裏關鍵是專業人士的引領，這種引領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一是適時提出研究課題，策劃研究項目；一是學術專題會議的策劃和與外界的學術交流，尤其是特定目標的交

8流。如 2013 年組織學會成員赴青海參加“語言接觸”專題學術研討會。一是學術成果的編輯與出版，以展現成就，鼓勵士氣，提高澳門語言學界的整體形象。三、澳門經驗的啟迪澳門語言學會成立20年來，收穫成績，擴大影響，還創造了不少值得借鑒的經驗。澳門的經驗證明：在中國這塊土地上，離開漢語實際的純理論研究沒有出路。近三十年來的事實也說明，無論喬姆斯基，抑或韓禮德，其追隨者們今又在何方？澳門學人從不跟風逐浪，一開始就抓住了漢語採於西語的模糊性特徵，並就而論之。“繁簡由之”也好，“和而不同”也好，都是從漢語文“模糊性”特徵提煉出來，因其符合漢語特點，故論者左右逢源，頭頭是道，受者則津津有味，樂在其中。對於泰西理論，不跟風逐浪，並非意味著閉關自守，而是有選擇地吸納。如對西方的社會語言學理論，既沒有亦步亦趨，把外文變成中文，把“譯”變成“著”，而是經過認真地咀嚼，仔細地消化，從中濃縮出精華，熔煉出具有澳門特色的“語言與社會互動”、“多語多言”、“繁簡由之”、“語體爲先”等範疇。把“語言對抗”融解爲“和而不同”；把“語碼轉換”化爲“能同則同，須採則採”。啓示二：研究者對語種的實際擁有量。這個“語種”既包括不同語系、不同類型的語言，也包括同種語言內部的不同方言。縱觀語言學史上的大家，無一不是“多語多言”的高手。澳門學人絕大多數都是“多語多言”人，既懂文言，又會時語；既會講青海話、上海話，又精通廣州話、福建話；既能說普通話，又深諳英語、葡語。語種的擁有量，不僅爲語言研究提供充裕的可比性語料，而且是研究靈感的敏感源。所謂“對語言的敏感性”， 絕非全是“語言天賦”，還有由語種擁有量所支撑。澳門學人對古今、雅俗、土洋的言語現象，均十分熟悉，隨手拈來，運用自如。更令人欽佩的是，既能熟練應對因場合、對象、話題、目的等情景制約所産生的語碼轉 換，又能就所論語種言語品級的品鑒上，作出貼切的評析。在這些學人身上，言語感知與應用達到了和諧的統一，他們中，許多人是駕馭多種語體的能者，既能著文論語，也會作詩吟歌。離開澳門十幾年了，不時浮現出切磋學問時的語鋒對接，寧靜課堂泛起的歡聲笑語的情景，想到這裏，還真有言猶未盡之感。願藉此遙祝諸位朋友健康幸福。

92014 年第 1 期 總第 期43 43語言使人類別於禽獸，文字使文明別於野蠻，教育使先進別於落後。語言可能開始於 300 萬年前的早期“直立人”，成熟於30萬年前的早期“智人”。文字萌芽於1萬年前“農業化”（畜牧和耕種）開始之後，世界許多地方遺留下來新石器時期的刻符和岩畫。文字成熟於 5500 年前農業和手工業的初步上升時期——最早的文化搖籃（兩河流域和埃及），這時候有了能夠按照語詞次序書寫語言的文字。語言是最基本的資訊載體。文字不僅使聽覺信號變為視覺信號，它還是語言的延長和擴展，使語言打破空間和時間的限制，傳到遠處，留給未來。有了文字，人類文字的鳥瞰Aerial View of Human Writing◎周有光 / 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 提 要：文字不僅使聽覺信號變為視覺信號，它還是語言的延長和擴展，使語言打破空間和時間的限制，傳到遠處，留給未來。不同的文化傳統，創造不同的文字形式。人類文字的歷史可以分為三個時期：原始文字時期、古典文字時期、字母文字時期。文字的形體變化有筆劃化、簡化、同化等。文字有三個側面，稱為“三相”。 中國有“六書”說，西洋有“三書”說，“六書”和“三書”都有普遍適用性。文字與文字之間的關係，也有三種學說：不變論、自變論和進化論。從長期來看，文字是不斷演變的。從一時來看，文字是非常穩定的，在新形勢下，研究人類文字有了更大的實用意義，探索文字的發展規律，提高文字的應用效率，是信息化的時代需要。關鍵詞：人類文字 ; 形體 ; 三相 ; 六書 ; 探索Key words: Human writing, Fort, The three aspects of human writing, The six categories of Chinese characters,Exploration

10人類才有書面的歷史記錄，稱為“有史”時期，在此之前稱為“史前”時期。從“農業化”發展到“工業化”，文字教育從少數人的權利變為全體人民的義務。今天，世界上已經沒有無文字的國家，但是還有以萬萬計的人民不認識文字，或者略識之無，不能閱讀和書寫。研究人類文字，側重文字的資料就是人類文字史，側重文字的規律就是人類文字學，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偏廢。一、世界的文字分佈不同的文化傳統，創造不同的文字形式。在今天的世界上，有的國家用漢字，有的國家用字母。用漢字的國家有中國、日本和韓國，還有新加坡以漢字作為華族的民族文字。字母有多國通用的，有一國獨用的。多國通用的字母有拉丁（羅馬）字母、阿拉伯字母和斯拉夫字母。拉丁字母分佈最廣，佔據大半個地球，包括歐洲的大部分，美洲、澳洲和大洋洲的全部，非洲的大部分，亞洲的小部分。西亞的土耳其，東南亞的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汶萊、越南，都用拉丁字母。歐洲有一條字母分界線，沿著俄羅斯、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的西面邊界，到今天塞爾維亞的西面邊界。分界線之西，信奉天主教，用拉丁字母。分界線之東，信奉東正教，用斯拉夫字母。非洲也有一條字母分界線，在北非阿拉伯國家的南面邊境。分界線以南的大半個非洲用拉丁字母。分界線以北的阿拉伯國家用阿拉伯字母。阿拉伯字母的分佈區域僅次於拉丁字母。它是北非和西亞（中東）二十來個阿拉伯國家，以及西亞、中亞和南亞信奉伊斯蘭教的國家和地區的文字，包括中國的新疆。第三種多國通用字母是斯拉夫字母。除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之外，它是保加利亞、塞爾維亞等國的文字。蒙古共和國也用斯拉夫字母。印度字母系統包含多種字母，同出一源而形體各異，不能彼此通用。這些字母應用於印度（全國性文字和15種邦用文字），以及斯里蘭卡、孟加拉、尼泊爾、不丹、緬甸、泰國、柬埔寨等國。中國的西藏文字也屬於印度字母系統。一國獨用字母有：希臘字母、希伯來字母（以色列）、阿姆哈拉字母（埃塞俄比亞）、諺文字母（朝鮮全用，韓國夾用）、假名字母（日本，跟漢字混合使用）。民族獨用字母有中國內蒙古的蒙文、四川規範彝文等。世界文字的分佈現狀，是不同文字系統在歷史上的傳播和變化所形成。漢字傳播到越南、朝鮮和日本，後來越南改用拉丁字母。印度系統字母傳播到中亞、南亞和東南亞，後來在許多地區被阿拉伯字母所代替。阿拉伯字母從中東傳播到北非、中非、南亞、中亞、東南亞，後來在大部分地區被拉丁字母所代替。斯拉夫字母從俄羅斯擴大到中亞許多民族，代替了阿拉伯字母。拉丁字母佔領了原來沒有文字的美洲、澳洲和大洋洲，又代替許多阿拉伯字母和印度字母系統的地區，以及原來使用漢字的越南。文字的分佈區域，因文化的消長而不斷伸縮。二、人類文字的歷史1. 原始文字人類文字的歷史可以分為三個時期：1. 原始文字時期；2. 古典文字時期；3. 字母文字時期。

112014 年第 1 期 總第 期43 43文字起源於圖畫。原始圖畫向兩方面發展，一方面成為圖畫藝術，另一方面成為文字技術。原始的文字資料可以分為：刻符、岩畫、文字畫和圖畫字。刻符，包括陶文和木石上的刻畫符號。岩畫，包括岩洞、山崖、石壁和其他處所的事物素描。刻符和岩畫都是分散的單個符號，沒有上下文可以連續成詞，一般不認為是文字。但是，刻符有“指事”性質，岩畫有“象形”性質，它們具有文字胚芽的作用。文字畫（文字性的圖畫）使圖畫開始走向原始文字。圖畫字（圖畫性的文字）是最初表達長段資訊的符號系列。從單幅的文字畫到連環畫式的圖畫字，書面符號和聲音語言逐步接近了。世界各地在歷史上創造過許多原始文字，大都不能完備地按照語詞次序書寫語言。有的只有零散的幾個符號；有的是一幅無法分成符號單位的圖畫；有的只畫出簡單的事物，不能連接成為句子；有的只寫出實詞，不寫出虛詞，不寫出的部分要由讀者自己去補充。原始文字一般兼用表形和表意兩種表達方法，稱為“形意文字”。例如：畫一隻小船，船上畫九條短線，表示九個人在划船。小船是表形符號，九條短線是表意符號。又如畫一隻貂和一頭熊，他們的心臟之間畫一條線連接著，表示貂氏族和熊氏族有同盟關係。貂和熊是表形符號，心臟之間的線條是表意符號。原始文字大都有表示數目的符號，這是表意符號。在教育發達的地區，今天很難找到原始文字的痕跡，因為原來資料就不多，書寫材料很容易消滅，人們學習了現代文字之後，不再注意保留原始文字。只有在文化尚待發展的地區，有原始文字遺留下來，有的還在使用或者重新創造。非洲和美洲的原住民族有遺留的資料。中國的少數民族遺留了不少資料，這是新發現的原始文字史料的寶庫。氏族社會以巫術宗教為決策嚮導，原始巫術以圖畫文字為符咒記錄。中國爾蘇族的沙巴文和水族的水書是巫術文字的典型例子。中國納西族的東巴文，本身正在從形意文字變為意音文字，同時又有從它本身脫胎出來的哥巴音節字。這些活著的文字化石，使我們能夠看到原始文字的演變過程。從西元前 8000 年前出現刻符和岩畫，到西元前3500 年前兩河流域的丁頭字成熟，這 4500 年時間是人類的“原始文字”時期。2. 古典文字西元前 3500 年以前，西亞的兩河流域（現在的伊拉克）的蘇美爾人（Sumer）創造了最早的有重大歷史價值的文字。起初主要是象形符號，後來以軟泥板為紙、以小枝幹為筆，“壓刻”成一頭粗、一頭細的筆劃，稱為“丁頭字”。丁頭字傳播成為許多民族的文字，曾經在西亞和北非作為國際文字通用三千多年。北非尼羅河流域的古代埃及人創造的“聖書字”（Hieroglyphics），略晚於蘇美爾文字，起初也是象形符號，後來變成草書筆劃形式。聖書字也使用了三千多年，傳播到南面的鄰國。它所包含的標聲符號成為後來創造字母的主要源泉。這兩種代表人類早期文化的重要文字，在西元初期先後消亡了。兩河流域和埃及的現代主人是阿拉伯人，跟古代原住民的宗族和文化完全不同。在漫長的歷史沉睡時代，人們把古代的燦爛文化遺忘 1500 年。直到 19 世紀，語文考古學者對這兩種古代文字釋讀成功，使人類的早期文化重放光明。東亞產生文字比西亞和北非晚兩千年。西元前1300 年以前，中國黃河流域的殷商帝國創造了“甲骨文”，這是漢字的祖先。後來漢字流傳到四周鄰國，成為越南、朝鮮和日本的文字。在丁頭字和聖書字消

12亡之後，漢字巍然獨存。甲骨文已經是相當成熟的文字，它一定有更早的祖先。如果把新石器時代陶器上的刻符作為甲骨文的祖先，漢字的歷史可能有 6000 年。丁頭字和聖書字也是相當成熟的文字，用同樣的追溯方法，它們的歷史可能有 8000 年。文字學者用比較方法研究上述三種古代文字，發現它們雖然面貌迥然不同，可是內在結構驚人地相像。它們的符號表示語詞和音節，都是“語詞•音節文字”（Logo-syllabary），簡稱“詞符文字”（Logogram）。它們的表達法主要是表意兼表音，稱為“意音文字”。這三種重要的文字被稱為“三大古典文字”。一向認為沒有自創文字的美洲，也有它的文化搖籃。在中美洲的尤卡坦半島（Yucatan，現在的墨西哥），馬亞人（Maya，也譯作瑪雅）創造了一種相當成熟的文字，稱為“馬亞字”。16世紀西班牙人侵入中美洲，把馬亞字書籍付之一炬，除石碑無法燒毀外，只留下三個寫本。馬亞字從此被遺忘 350 年。直到 20 世紀 50年代，學者們釋讀成功，揭開了古代美洲文化的面紗。最早的馬亞字石碑屬於西元後 328 年。推算創始文字的時期大約在西元前最後幾個世紀。這種文字應用了1500 年。它的外貌非常古樸，每一個符號像是一幅微型的鏡框圖畫，可是它的內在結構同樣是表意兼表音的“語詞•音節文字”，而且有比較發達的音節符號。中國的彝族有古老的彝文，跟漢字的關係是“異源同型”。一般認為創始於唐代而發展於明代，有明代的金石銘文和多種寫本遺留下來。各地的彝文很不一致，但是都達到了初步成熟的“意音文字”水準。晚近在雲南整理成為規範化的“意音彝文”，有表意字和表音字；在四川整理成為規範化的“音節彝文”，書寫彝族最大聚居區（大涼山）的彝語。它是今天唯一有法定地位的中國少數民族的“意音文字”。“古典文字”都有基本符號（“文”）和由基本符號組合的複合符號（“字”）。用較少的基本符號可以組成大量的複合符號。丁頭字的基本符號原來很多，到巴比倫時代只用 640 個，到亞述時代又減少到570 個。馬亞字有基本符號 270 個。漢字的基本符號有多少？《廣韻聲系》（沈兼士編）中有“第一主諧字”（基本聲旁）947 個，《康熙字典》中有部首 214 個，共計 1161 個，這是古代漢字的基底字元。《新華字典》（1971）中有部首 189 個，有基本聲旁 545 個，共計734 個，這是現代漢字的基本符號。基本符號的逐步減少，是意音文字的共同趨向。從西元前 3500 年前兩河流域“意音文字”的成熟，到西元前 11世紀地中海東岸出現“音節•輔音字母”，這 2400 年是人類的“古典文字”時期。但是，文字系統不同，這個時期的長短也就不同。丁頭字從本身成熟，到西元前 6 世紀產生“新誒蘭”丁頭音節字，是 2900 年。聖書字從本身成熟，到西元前 2 世紀產生“麥羅埃”音節聖書字，是 3300 年。漢字從西元前 1300 年甲骨文的成熟，到西元後 9 世紀日本假名的形成，是 2200 年。三大古典文字都是傳播到別的民族中間去之後，才從表意變為表音，產生音節文字。這好比魚類有到異地產卵的習性。馬亞字本身含有音節字元，沒有另外產生音節文字。彝文大致成熟於 7 世紀的唐代，到 1980 年制訂規範音節彝文，是1300 年。彝文從意音文字變為音節文字，是在本地區和本民族中間發展形成，不是異地產卵。這跟三大古典文字大不相同。彝文的變化發生在音節文字早已多處存在的時代，不是自我作古。時期長短和演變方式各有不同，可是從“意音文字”向“音節文字”發展的規律是共同的。

132014 年第 1 期 總第 期43 433. 字母文字從西元前 15 世紀開始，地中海東部的島嶼和沿岸地區，商業越來越繁盛。風平浪靜的海面，是商船往來的通道，是商品交流的津梁。商人們需要用文字記帳。丁頭字和聖書字太繁難了，不合他們的需要。他們沒有工夫“十年窗下”學習這些高貴的文字。為帝王服務的文字，不怕繁難。為商人服務的文字，力求簡便。他們需要的是簡便的符號，主要用來記錄商品和金錢的出納。這種記錄是給自己查看的，不是給別人閱讀的，更沒有流傳後世的宏願，所以簡陋些沒有關係。為了這個目的，他們模仿丁頭字和聖書字中的表音符號，任意地創造了好多種後世所謂的“字母”。近百年來，這個地區發現了許多種不同的古代字母，大都沒有釋讀，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還需要研究。已經釋讀的島嶼字母有：賽普勒斯島上發現一種音節字母，還只是初步釋讀。克里特島上發現兩種字母，其中一種稱作“線條 B”文字，有 90 個符號，經過艱難的釋讀工作，才知道是書寫西元前 14 世紀古希臘語的音節字母。在記錄商品名稱和數量之前，先畫這種商品的素描。例如畫一個“三腳鼎”，然後再寫 te-ri-po-de （tripod，鼎）。有耳罐、無耳罐、有蓋壺、無蓋壺等等，也是這樣。這些是早期的“音節字母”。最重要的發現是，西元前 11 世紀地中海東岸“比撥羅”（Byblos，在今黎巴嫩）的一塊墓碑，上面的文字可以分析成為 22 個字母。它是後世大多數字母的老祖宗。“比撥羅”字母書寫的是北方閃米特語言。這種語言的特點是，輔音穩定而母音多變。書寫音節時候，只寫明輔音，不寫明母音，讓讀者自己根據上下文去補充母音。因此稱為“音節•輔音字母”，簡稱“輔音字母”。“比撥羅”字母傳到同樣說閃米特語言的“腓尼基”，發揮更大的作用。“腓尼基”是古代東地中海大名鼎鼎的商人民族。“腓尼基”這個詞兒的意思就是“商人”。“腓尼基”字母傳到希臘，遇到了使用困難。因為希臘語言富於母音，而“腓尼基”字母缺乏母音字母。聰明的希臘人，在西元前 9 世紀，用改變讀音和分化字形的方法，補充了母音字母。這個小小的改變，開創了人類文字歷史的新時期。“音節•輔音字母”變成分別表示輔音和母音的“音素字母”。從此，拼音技術就發展成熟了。只有“音素字母”才方便書寫人類的任何語言。“音素字母”不脛而走，成為全世界通用的文字符號。西元前 8世紀，希臘字母傳到義大利，經過改變，成為“埃特魯斯人”的字母。西元前7世紀再傳給羅馬人，經過改變，成為書寫他們的拉丁語的字母，稱為“拉丁（羅馬）字母”。拉丁字母跟著羅馬帝國和天主教，傳播成為西歐和中歐各國的文字。發現美洲（1492）和海上新航路之後，拉丁字母跟著西歐國家的移民傳播到美洲、澳洲、大洋洲和其他地方，成為大半個地球的文字。從傳播路線來看，以地中海東岸（敘利亞 / 巴勒斯坦）北方閃米特字母為源頭，一路往東，主要成為“阿拉馬字母系統”和“印度字母系統”；另一路往西，主要成為“迦南字母系統”和“希臘字母系統”。“字母文字”的歷史發展可以分為：1. 西元前 11世紀開始“音節•輔音字母”時期；2. 西元前 9 世紀開始“音素字母”時期；3. 西元前 7 世紀開始“拉丁字母”時期；4. 西元後 15 世紀開始拉丁字母國際流通時期。在東亞，從西元後 9 世紀日本假名的形成，到

141446 年朝鮮公佈諺文音素字母，大約 500 年，是漢字系統中的音節字母時期。不過，假名和諺文都沒有傳播到國外，而諺文是結合成音節方塊然後使用的。三、文字的形體形體是文字的皮肉，結構是文字的骨骼。皮肉容易變化，骨骼很難更改。這裡談幾種歷史上的形體變化。筆劃化。自源創造的文字，在頻繁使用以後，屈曲無定的線條，就會變成少數幾種定形的筆劃，這叫筆劃化。例如，篆書分不清有幾種筆劃，楷書可以分為“七條筆陣”或“永字八法”。20 世紀 50 年代，漢字筆劃歸納為五種（橫豎撇點彎），稱為“紮”字法。丁頭字以泥板為紙，小枝幹為筆，筆劃形成丁頭格式，可以分為“直橫斜”和其他筆劃。聖書字以紙草為紙，羽管為筆，筆劃屈曲，難於定形，沒有筆劃化。筆劃有圓化和方化。漢字是方塊字，希伯來字母也是方塊字；緬甸字母是圈兒字，泰咪爾字母也是圈兒字（Vatteluttu）。簡化。書寫頻繁，要求急就，必然刪繁就簡，簡省筆劃。字形簡化是一切文字的共同趨向。漢字從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到隸書、楷書，一路發生簡化。行書、草書，更加簡化。日本的假名是漢字的簡化。五筆的“龙”和十七筆的“龍”、三筆的“万”和十三筆的“萬”，既然作用相同，只有不講效率的人才會堅持書寫繁體。丁頭字從早期到亞述時期，簡化非常明顯。聖書字從僧侶體到人民體，發生大膽的簡化。拉丁字母原本簡單，又從大寫簡化為小寫（B變 b，H變 h）。有人說，漢字既有簡化又有繁化，而且繁化為主，跟其他文字不一樣。這是把“繁化”和“複合”混為一談。會意字和形聲字是複合符號。符號的複合和符號的繁化屬於兩種不同的範疇。其他文字在複合時候，把符號線性排列，不發生繁化的感覺。漢字把幾個符號擠進一個方框，由此產生“繁化”的錯覺。其實，複合也促成簡化。“部首”在小篆中很少簡化，在楷書中大都簡化。例如“水”變成“三點”，就是複合促成的簡化。比較一下《康熙字典》書眉上的小篆和正文中的楷書，就可以明白。朝鮮的諺文，把幾個字母組合成一個方塊，但是沒有人說它是繁化。同化。不同的部件變成相同，這是常見的現象。例如，“又”可以代替許多部件：汉（漢）、劝（勸）、仅（僅）、对（對）、戏（戲）、鸡（雞）、邓（鄧）、树（樹）。再看：“春、秦、泰、奉”，它們的上部，在篆書中不同，在楷書中變成相同。所有的文字都發生同化。阿拉伯字母同化得最厲害，好些字母無法分辨，不能不附加符號來區別。字體。字體有三類：圖形體、筆劃體和流線體。漢字從甲骨文、金文，到大篆、小篆，屬於圖形體；隸書和楷書屬於筆劃體；草書和行書屬於流線體。丁頭字在古文時代是圖形體；後來變成丁頭格式是筆劃體；丁頭字缺少流線體。聖書字的碑銘體是圖形體；僧侶體和人民體是流線體；聖書字缺少筆劃體。拉丁字母的印刷體是筆劃體，手寫體是流線體。風格。不同的文字有不同的風格，這是長期書寫而形成的。有的像豆芽菜，有的像滾鐵環；有的像竹籬笆，有的像窗格子；有的像丁頭散地，有的像玩具排行；有的像烏鴉棲樹（坐在分界線上），有的像蝙蝠懸樑（掛在分界線下）。形成習慣以後，就不許更變，成為民族圖騰。序列。早期文字的序列是不固定的，後來漸漸固定，這也是常見現象。拉丁字母在古代曾經是從右而

152014 年第 1 期 總第 期43 43左，後來改為從左而右，中間有過一個“一行向右，一行向左”來回更迭的“牛耕式”時期。甲骨文還沒有固定的序列，後來的隸書和楷書把序列固定為字序從上而下，行序從右而左；20 世紀 50 年代改為字序從左而右，行序從上而下。書寫工具對字形有極大影響。丁頭字的特殊格式是泥板壓寫形成的。甲骨文主要用直線，因為便於在甲殼上刻字。漢字可以寫得像圖畫，跟使用毛筆有關。緬甸文“一路圈兒圈到底”，跟針筆在樹葉上劃寫有關。“書寫”是尖端跟平面的摩擦。平面統稱“紙”，有石片、木片、竹片、骨片、泥板、草葉、樹葉、羊皮、布帛等。尖端統稱“筆”，有樹枝、小刀、尖針、毛刷、羽管、粉石條、金屬片、塑膠管等。丁頭字是“壓寫”，漢字是“刷寫”，拉丁字母是“劃寫”，用打字機是“打寫”，用電腦是“觸寫”，將來語音輸入是“說寫”。四、文字的“三相”文字有三個側面，稱為“三相”。1.符形相。符號形式分為：a.圖符（圖形符號）；b. 字元（筆劃組合）；c. 字母。圖符難於分解為符號單位，數不清數目，但是有的可以望文生義。字元有明顯的符號單位，並且可以結合成為複合的字元，數目可以數得清，要逐個記憶所代表的意義，不能望文生義。字母數目少而有定數，長於表音，短於表意。有些文字兼用圖符和字元（如東巴文），有些文字兼用字元和字母（如日文）。2. 語段相。符號所代表的語言段落，有長有短。長語段有：篇章、章節、語句。短語段有：a.語詞（意義單位）；b. 音節；c. 音素。有的文字兼表語詞和音節（如中文），有的文字兼表音節和音素（如印地文）。3. 表達相。文字的表達法分為：a. 表形（象形，大都能望文生義）；b.表意（代表的意義要逐個學習）；c. 表音（要通過讀音知道意義）。有的文字兼用表形和表意，稱為“形意文字”（原始文字大都如此）；有的文字兼用表意和表音，稱為“意音文字”（古典文字大都如此）；有的文字全部或者基本上用表音，稱為“表音文字”（全部表音如芬蘭文；基本上表音如英文）。根據文字的“三相”，可以列成下表： 符 形 語 段 表 達 法 簡 稱圖 符 章 句 表 形 表形文字圖符或字元 章句或語詞 表形兼表意 形意文字字 符 語 詞 表 意 表意文字字元或字母 語詞或音節 表意兼表音 意音文字音節字母 音 節 表 音 音節文字輔音字母 音節或音素 表 音 輔音文字音素字母 音素（音位） 表 音 音素文字實際存在的文字大多是“跨位元”的，主要有：1.“形意文字”；2.“意音文字”；3.“音節（兼音素）文字”；4.“輔音（兼音素）文字”；5.“音素文字”。單純表形或表意的文字很難見到，單純表音的文字也只有新獨立國家所創造的字母文字，老的字母文字常常夾雜非表音成分。按照“三相”，東亞古今文字可以作如下的定位。古代小篆中文是：圖符•語詞加音節（較少）•表意（為主）兼表音 = 意音文字。現代楷書中文是：字元•語詞加音節（較多）•表意兼表音 =意音文字。舊式日文（漢

16字夾假名）是：字元（為主）和音節字母•語詞加音節•表意兼表音 =意音文字。新式日文（假名夾漢字）是：字元和音節字母（為主）•語詞加音節•表意兼表音 =意音文字。南方朝鮮文（韓國，諺文夾漢字）是：字元和音節字母（音素字母組合）•語詞加音節（為主）•表意兼表音=意音文字。北方朝鮮文（朝鮮，不用漢字）是：音節字母（音素字母組合）•音節•表音 = 音節表音文字。雲南規範彝文是：字元•語詞加音節•表意兼表音 =意音文字。四川規範彝文是：字元•音節•表音 =音節表音文字。五、“六書”和“三書”中國有“六書”說，西洋有“三書”說。“六書”著眼於文字的來源，“三書”著眼於文字的功能。《說文》（西元後 100 年）：“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高幹子弟），先以六書。”“六書”即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指事”和“象形”是原始的造字方法，造出來的是基本符號（一般是單體符號）。“形聲”和“會意”是複合原有符號成為新的閱讀單位，不造新的基本符號而形成新的複合符號。“轉注”可以解釋為“異化”，略改原有的字形和讀音，代表意義和讀音相近而不同的語詞。“假借”是借用原有的符號，表示同音而異義的語詞，不造新字而表達新意，這是文字的表音化。不用說，不是先有“六書”然後造漢字，而是先有漢字然後歸納成為“六書”。“六書”並不能解釋全部漢字。《說文》中間不少解釋是錯誤的。例如，“哭”和“笑”這兩個字的來源，古人就弄不清楚了，變成“哭笑不得”！ “三書”是：意符、音符、定符（Determinative）。“指事”的功能是表意，屬於“意符”。“象形”不論能否望文生義，功能都是表意，也屬於“意符”。畫一個圓圈，中間加一點，很像太陽；但是“碟子”也可以畫一個圓圈，中間加一點；只有特別規定，才能使它專門代表“太陽”。特別規定就是表意。隸書把“日”字寫成長方，像是書架，但是仍舊要代表太陽，這更是表意了。所以“象形”屬於“意符”。“形聲”一半（部首）表意，一半（聲旁）表音，是“意符”和“音符”的複合。現代“形聲字”能表音的不到三分之一，此外三分之二屬於“意符”。“會意”是複合的表意符號，當然屬於“意符”。“轉注”不能表音，只能表意，屬於“意符”。“假借”失去表意功能，只有表音功能，屬於“音符”。“三書”中的“定符”近似漢字部首，有的不是部首而是幫助記憶和區別意義的記號。“六書”和“三書”用來説明學習文字是無用的，用來說明文字的結構，雖然並不完備，還是很有用處。“六書”和“三書”都能說明許多種文字的結構，不是只能說明漢字的結構。認為“六書”是漢字所特有，是錯誤的。“六書”和“三書”都有普遍適用性。六、變化和進化生物與生物之間的關係，有三種學說：不變論、輪回論和進化論。“不變論”認為生物都是上帝所創造，代代相傳，一成不變；雖有生死，沒有變化；彼此之間，毫無關係。“輪回論”認為，眾生依所作善惡業因，在“六道”（天、人、阿修羅、地獄、鬼、畜生）之中生死相續，升沉不定。人做壞事來生變狗；狗做好事來生變人。有生死，有變化，但是變化如車輪迴旋，無所謂退化或進化。“進化論”把所有生物看作一個總的系統，彼此有共同的

172014 年第 1 期 總第 期43 43發展關係；通過變異、遺傳和自然選擇，從低級到高級，從猿到人，有一個進化的規律，不是平面迴旋，而是逐步進化。理解進化，要高瞻遠矚，對古今生物作系統的比較研究；如果只從一時一地看一種生物，是看不出進化來的。文字與文字之間的關係，也有三種學說：不變論、自變論和進化論。“不變論”認為，文字是神造的，一點一畫，地義天經，一成不變。文明古國都有文字之神。丁頭字是命運之神那勃（Nebo）所創造。聖書字是知識之神托特（Thoth）所創造。希臘文是赫耳墨斯（Hermes）所創造。印度的婆羅米文（Brahmi）是梵摩天帝（Brahma）所創造。漢字是“黃帝之史倉頡”所創造；“倉頡四目”，“生而知書”，“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自變論”認為，只有一國文字的自身變化，沒有人類文字的共同演進；只有文字是否適合本國語言的問題，沒有從低級到高級的文字進化規律。漢字對日語不盡適合，所以日文補充了假名音節字母。朝鮮語的音節複雜，不適合採用音節字母，所以創造諺文音素字母。這都是使文字適應本國的需要，無所謂世界性的共同規律。“進化論”認為，研究文字在國際的傳播，比較古今文字的結構變化可以得到綜合的理解：人類文字是一個總的系統，有共同的發展規律；各國文字有自身的演變，人類文字有共同的進化；自身的演變包孕於共同的進化之中。這就是人類文字的“進化論”。從文字的“三相”來看，符形從圖符到字元到字母，語段從語詞到音節到音素，表達法從表形到表意到表音，這是“進化運動”。歷史上沒有出現過逆向的運動。但是，文字的進化非常緩慢，百年、千年，才看到一次飛躍，而重要的飛躍往往發生在文字從一國到另一國的傳播之中和傳播之後。正像“從猿到人”不能在一時一地看到一樣，文字的進化也不能從一時一地來理解。在生物界，不僅有不同的生物品種，還有不同的生物系統，不同的生物系統從屬於生物的總系統。如果只看到不同的生物品種而看不到不同的生物系統，或者只看到不同的生物系統而看不到生物的總系統，那麼，生物學將是支離破碎的。丁頭字、聖書字、漢字等等，各自都是一個含有不止一種文字的系統，不是只有本身一種文字。這些不同的文字系統從屬於人類文字的總系統。如果只看到不同的文字，或者只看到不同的文字系統，而看不到人類文字的總系統，那也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研究人類文字史當然要瞭解不同文字的事實，但是不同文字的事實是相互聯繫的，不是各自孤立的。七、演變性和穩定性從長期來看，文字是不斷演變的。從一時來看，文字是非常穩定的。文字從原始到成熟是“成長時期”。它生長、發育、定型，達到能夠完備地書寫語言，成為“約定俗成”的符號體系。這時候演變性強而穩定性弱。成熟以後，文字進入“傳播時期”，發揮積累文化和發揚文化的作用，把文化從文化源頭帶到文化的新興地區，形成一個文字流通圈。這時候穩定性強而演變性弱。傳播達到飽和以後，文字進入“再生時期”。文字的再生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新興地區的文化上升，要求改變外來文字，創造本族文字。另一種是兩種文化接觸，一種文字取代另一種文字。這時候不僅可能發生符號形體的變化，還可能發生文字體制的更改。在再生時期，

18文字又變成演變性強而穩定性弱。古埃及的文化圈比較小，包括上埃及、下埃及和努比亞地區的麥洛埃王國；聖書字的傳播導致以聖書字作為字母的麥洛埃文字。蘇美爾文化圈影響很大，傳播到阿卡德、巴比倫、亞述和許多其他民族和國家，演變出丁頭字形式的各種詞符文字、音節文字和音素文字。這兩種古典文字的終於消滅，是受了希臘文化和伊斯蘭文化衝擊的結果。在漢字文化圈中，日本創造假名，朝鮮創造諺文，不僅解決文字和語言之間的矛盾，也符合文字發展的一般規律。越南放棄漢字而採用拉丁字母，是漢字文化跟西洋文化接觸的結果。土耳其從阿拉伯字母改為拉丁字母是伊斯蘭文化和西洋文化接觸的結果。印尼在歷史上從印度字母改為阿拉伯字母，又改為拉丁字母，是三種文化先後接觸的結果。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新興國家要求創制文字，多民族國家要求調整文字，文字不適用的國家要求改革文字，國際團體和國際會議要求規定公用文字。在這個新形勢下，研究人類文字有了更大的實用意義。探索文字的發展規律，提高文字的應用效率，是信息化的時代需要。1996 年 5 月 13 日　時年 91 歲（編者按，周有光先生原文沒有提要和關鍵字，題目等均為編者後加。）

192014 年第 1 期 總第 期43 43時代性與針對性的有機結合—— 簡評一部通行於港澳臺地區的現代漢語教材◎江藍生、邵敬敏去年盛夏，收到前澳門大學中文學院院長程祥徽教授和原香港嶺南大學語文中心主任田小琳教授合著的《現代漢語》（修訂本），這才知道，早在 1989 年該書第一版就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次年臺灣書林出版有限公司得到授權在臺灣地區出版發行；截至 2009年，在臺港兩地重印 13 次，成為大陸以外地區唯一一本暢銷的同類書籍。我們手中的這本書，是去年 7 月剛剛由香港三聯書店推出的修訂本。翻過扉頁，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書前影印的呂叔湘先生手書的序言，落款是 1988 年 10 月 1 日。那熟悉的字體和簽名令我們感到異常親切，不由得一字一句讀了起來：“一門課程教學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於所用的教材，評價一種教材的優劣，主要看它的時代性和針對性。所謂時代性，指的是它是否概括了這門學科的最新成就。所謂針對性，指的是它是否考慮到學習的人的歷史和地方背景。程祥徽、田小琳二位合編的《現代漢語》，一方面盡可能容納漢語研究和教學工作中的最新成果，如採用最近推行的教學語法體系；一方面特別注意到港澳學生的語言背景，如着重說明粵方言和普通話的語音比較，港澳地區的流行詞語。以及漢字的繁體、簡體等等。無論從時代性或者針對性方面看，這本《現代漢語》都有它獨到之處。我預祝它在實際教學中取得應有的成功。”我們之所以全文照錄呂先生的序言，是因為通讀了程、田本《現代漢語》修訂本之後，感到呂先生的序言要言不煩，深中肯綮，極其經典深刻；另一方面也感到程、田本《現代漢語》名不虛傳，當得起呂先生的上述評價。兩位學者早年先後在北京大學中文系學習，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又先後到澳門、香港定居。在北大學習期間，他們都得到王力、周祖謨、朱德熙、林燾等著名語言學大師的親炙，師承相同，學脈相通，因而合作起來珠聯璧合，毫無拼接痕跡。從 1989 年的第一版到 2013 年的修訂本，經過 24 年的實踐磨練，如今修訂本以更加深厚的學術功底與更為鮮明的地區特色展現在我們面前。鑒於內地的同行對這本暢銷於

20港澳臺地區的現代漢語教科書鮮有所知，故不揣淺陋，簡介如下。一、繼承傳統，博採眾長 該教材繼承了北京大學以王力、周祖謨、朱德熙、林燾等著名語言學大師為代表的主流語言學派的基本觀點，同時也吸收了改革開放以來現代漢語學界比較成熟的研究成果，內容充實新穎，精彩之處不勝枚舉，展現出清晰的主流學術觀點與善於融會貫通的學術專長。 教材不是專著，它必須要考慮使用對象的實際需要，必須要考慮教學的目的與手段。也就是說，教材編寫既要有一定的前沿性，也要具備普及性和實用性。一部優秀的基礎性教材，首先必須高舉“繼承傳統”的大旗，然後才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往上攀登，而不是重起爐灶，徹底推倒重來。甩開傳統的想法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至少是比較幼稚的想法，因而往往會以失敗而告終。我們看到，兩位編者在書中一一列舉了他們的師承以及海納百川的治學方法，除了母校北京大學的師長，還從胡裕樹、黃伯榮與廖序東、張志公以及陸儉明、邢福義等名家那裏吸取學術營養。編教材的人都知道，哪一本優秀教材不是凝聚着幾代人的心血？又有誰敢狂言，他的教材全部都是原創獨著？關鍵在於，作者能否獨具隻眼，善於博採眾長，進而融會貫通，鑄為一體。清代戲曲家李漁說：“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眾白也。”（見《綴白裘》）程、田本《現代漢語》（修訂本）在博取“眾白”、守正拓新方面樹立了一個很好的典範。二、框架合理，取捨得當現代漢語的教材涉及方方面面，因此必須具有“全局觀念”。除了緒論，通常包括語音、文字、詞彙、語法和修辭五大板塊。各部分的主要章節和字數比例分配、內容的前後關聯照應、知識點與方法論、重點亮點與難點、練習與思考，等等，都需要有整體的綜合考慮，需要做出平衡，需要決定取捨。這方面，編者的匠心幾乎隨處可見。比如“緒論”，對語言系統進行解釋時，在指出這是“人類生理的、感知的子系統”以及“包括語音、詞彙、語法三個子系統”的同時，還特別提醒注意“社會意識和文化傳統的子系統”。這一見解是很有眼光的，是對語言的自然性與社會性並存的重要的補充與解釋。特別要指出的是，“修辭”部分新增了“風格”，而不是“語體”，這就為我們打開了一扇窗戶，看到語體背後最重要的其實就是“風格”，需要專門研究“語言使用與交際環境以及交際內容的關係”，這無疑是對修辭教學的一個重要發展與延伸。三、與時俱進，新見迭出呂先生在第一版序言中稱讚了本書的時代性，所謂“時代性”，主要就體現在“與時俱進”、“推陳出新”上。我們欣喜地看到，該教材修訂本不僅吸取最新且比較成熟的學術成果，引進不少新鮮的觀點和新穎的語料，還包含有一些獨創性的成果。比如關於“社區詞”概念的提出和論述是田小琳教授的原創，得到詞彙學界同仁的高度評價，認為是近年來對詞彙學研究做出

212014 年第 1 期 總第 期43 43的新貢獻。所謂社區詞，即社會區域詞。它是指由於社會制度的不同，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體制的不同，以及不同社區的人們使用語言的心理差異，在使用現代漢語的不同社區，流通着的一部分各自社區的特有詞語，比如“按揭、樓花、垃圾蟲、八達通、打工皇帝、長者津貼、夾心階層”等等，都是具有濃郁香港社區特色的詞語。 此外還要特別指出語法部分新增的“句群”一節也頗有特色，以往語法只分析語素、詞類、短語、句子，這就限制了我們的眼光。句群的分析，把語法研究的範圍擴展到單句與單句、複句與複句的組合，從而跟語用分析接上了軌，也彌補了以往語法五大要素教學的不足。四、貼近生活，鄉土氣濃“現代漢語”是我國高校中文系的基礎課、必修課，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作為現代漢語課程的教材，這些年來，國內至少出過幾十種，不僅大學生在用，中小學語文老師，乃至編輯、記者、秘書、翻譯等從事語言文字工作的朋友都要放在書架上，不時需要拿出來翻一翻、查一查。但是在港澳地區，漢語向來存在地位問題，民眾對於“現代漢語”意識淡薄。上世紀 70年代末國家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內地與港澳的關係迅速改善，學術上從隔絕走向交流，大學間在課程設置等方面恢復了以往相互借鑒的局面。在這樣的形勢下，“現代漢語”課程開始進入港澳大學課堂。港澳同胞迫切需要一本既符合現代漢語規範、又適應大陸以外地區需要的教科書。但是針對內地教學需要而編寫的幾十種《現代漢語》教材在很多方面並不適用於港澳地區，不能拿來就用，程祥徽、田小琳二位教授不避艱難，花費了大量心血，編寫出這部為港澳地區教學量身定做的《現代漢語》教材。 所謂“針對性”，最重要的要素有三個：對象、時代、社會。這部教材盡可能地反映港澳臺社會的語言生活，接近當地民眾的思想感情，從立意到取例都考慮本地讀者的需要與興趣。該教材之所以在港澳地區，還包括臺灣以及新加坡等境外華人地區受到普遍歡迎，是有其內在道理的。這一特色充分表現在教材的各個章節，可以說是貫穿始終。比如“緒論”部分，對“雙語或多語”就特別加以關注，因為香港的語文政策是“兩文三語”、澳門的語文政策是“三文四語”。再如“語音”部分有專門的普通話語音跟粵語語音的對應規律，以及學好普通話的要訣；“詞彙”部分的字母詞、外來詞介紹也比較豐富，分析相當細緻。“漢字”的繁簡對照以及轉換是港澳臺地區學習的重點和難點，書中高度重視，詳列規範字與繁體字對照表，並附有義項和詞例，十分簡明、清晰，便於學習者掌握。值得注意的是，撰寫者針對港澳臺的特殊情況 ，宣導在這些地區實行“繁簡由之”的文字對策，這是非常務實和有遠見的意見。不僅如此，該教材還盡量滿足港澳臺社會生活的實際需要，就地取材，將當地的語言話題與活的語料吸收到修訂本中來，充分體現“創新性”與“應用性”的有機結合。例如“緒論”部分講語言規範問題、方言與共同語問題、單語與雙語（多語）問題、最新語言地圖與漢語方言地圖問題等等；“語音”部分強調方言之間的語音對應；“文字”部分加入國務院最新公佈的《通用規範漢字表》的內容；此外，除了添加理論方法的新發現新進展之外，還特別注重選用語料的適用性，盡量避免政治或意識形態分歧的糾纏，這

22在“語法”與“修辭與風格”章節，體現得尤為突出。五、深入淺出，形象直觀一切從讀者出發，處處為讀者着想是本書的又一顯著特色。書中在介紹專業知識、闡述理論概念時深入淺出，明白如話，讀來一點不費解，不枯燥，對讀者有一種吸引力。做到這一點很不容易，是文章的最高境界。該教材還有不少令人稱道的長處：例如書中大量採用圖表，以其直觀性使人一目了然而又印象深刻。具體如“語法”的詞類部分，對一些封閉類詞語，例如方位詞、代詞、副詞、介詞、連詞、助詞、嘆詞以及擬聲詞，都畫了圖表。文字部分還附上了不少精彩的圖片，如甲骨文、金文等字體的字幅，既介紹了知識，也給人美的享受。文中所引用的例句，大多精選自現當代的名家名篇，清新自然，辭淺意深，耐人回味，使人在學習語文知識之外，又體味了現代漢語規範語言的美感與魅力，由此也可看出編者的追求與功力。另外，“修訂本”每一部分都設有大量的有針對性的練習，並附練習答案，方便學習者學用結合，學以致用，準確靈活地掌握所學知識。附帶說一下，這本書的封面設計和裝幀也很有特色，不像有些內地教科書那麼面目嚴肅。書的封面和書頁都是白色與淺湖藍相配，給人以清新典雅、疏朗醒目的輕鬆感和視覺美，這也是我們內地出版社可資借鑒的。當然，如果從高標準要求，該教材也不是沒有可吹求之處。比如“緒論”第二節是“共同語言與方言”，第四節又來個“漢語與漢語方言”，就略有重複之感，如果能夠合併可能比較合適。再如“語音”部分，對韻律及其變化幾乎隻字未提，很是可惜，因為這是言語過程中語音的動態變化，也是近年來語音學界特別關注的問題，涉及停頓與延伸、輕聲與重音、語調與字調等。再如“詞彙”的規範部分，似乎應該對新詞新語和詞義的動態變化有所討論。還有關於輕聲詞和兒化詞，最好區分語法詞、必讀詞以及兩讀詞，前兩者應該從嚴要求，後者則可以適當從寬。尤其是對方言區以及境外人士來說，標準是一回事，使用時則要根據不同的情況有適當的彈性。語法部分如果能加上語義分析（包括歧義分析、語義角色、語義特徵、語義指向）的內容就更好了，希望下次再版，能適當加以補充。總的來看，程、田本《現代漢語》（修訂本）是一本經歷了長時間考驗的優秀教材，它充分體現了“時代性”與“針對性”的有機結合，特別適合港澳臺乃至世界各地的華人華裔學習現代漢語，對內地同類教材如何進一步提高品質也會有許多有益的啟發。目前世界各地的華人華裔學習母語的熱情方興未艾，在這樣的形勢下，程、田本《現代漢語》（修訂本）的成功或許又有新的現實意義，希望有更多的漢語學習者能夠從這本教材中汲取養料，也希望這篇小文能引起內地同行對這部暢銷於港澳臺地區的現代漢語教材給予應有的關注。 1988 年呂叔湘先生為這部書作序時已是 84 歲高齡，今日重溫呂序，覺得句句皆有分量，字裏行間對此書寄予殷切的期望。呂先生去世已十有六載，倘若他老先生在天有知，一定會為這部書在學術創新和實際教學中取得的成功而倍感欣慰。

232014 年第 1 期 總第 期43 43“把”字句的句法分析及其漢英翻譯A Syntactic Analysis on Ba Construction and Its English Translation◎ 周畢吉 1 、李瑩 21. 華中師範大學 國際文化交流學院 2. 華中師範大學 外國語學院提 要：“把”字句表達的是“致使義”，是漢語表達致使範疇的句式之一，它可以分為顯性致使“把”字句和隱性致使“把”字句兩種。“把”是一個致使標記，這個標記具有吸納謂語動詞指派賓格的能力；同時，它還保留著自己作為介詞這個特定詞類的句法屬性，即具有指派格位的能力。致使範疇可以在輕動詞位置上採用添加或者移位等句法手段來實現；“把”字句就是通過在輕動詞位置上添加致使標記“把”形成的。通過對部分“把”字句在英語中對應表達形式的討論，本文對漢英兩種語言表達致使範疇的方式進行了比較分析，並附帶對一些漢英句法上的差異提供了理論上的解釋。關鍵詞：“把”字句；致使範疇；致使標記；輕動詞位置；添加Key words: ba construction, causative category, causative marker, light verb position, adjoining一、引言“把”字句的研究一直是漢語語法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討論的焦點主要是關於“把”的語法性質和“把”字句的語法意義兩個方面，同時也涉及到“把”後 NP的句法來源、“把”字句的謂語形式等等問題。關於“把”的語法性質，最主要的爭論集中在“動詞說”和“介詞說”兩派觀點上。Hashimoto（1971）等認爲“把”字句中的主要動詞是“把”；很多學者（travis 1984，cheng 1986，Li 1990 等）將“把”看作是介詞，它既可以指派格位，也可以指派題元角色。

24有些學者將“把”分析爲純粹的語法標記，如 Huang 1982，Koopman 1984，Goodall 1987 將“把”分析爲純粹的授格標記；Sybesma（1999）將“把”分析爲填充詞。而有些學者則認爲“把”應該分析爲語用標記，曹逢甫（1977）認爲“把”是話題標記，“把”後 NP是句子的次話題；邵敬敏、趙春利（2005）則認爲“把”屬於特殊的介詞，除了引進“受事”等語義角色，同時它還是一個焦點標記，“把”後 NP 就是說話人凸顯的焦點成分。關於“把”的語法意義的討論，其中影響最大的觀點是表示“處置”（參見王力1944等）；在此基礎上，沈家煊（2002）將“把”字句的語法意義歸結爲“主觀處置”等。邵敬敏（1985）將“把”字句的語法意義表達爲“致果”或“致態”；Sybesma（1999）等主張用“致使義”來統一“把”字句的語法意義。劉培玉（2002）等則兼用“處置義”和“致使義”來說明“把”字句的語義。除了“處置義”和“致使義”這兩種主流觀點外，很多學者提出了其他的見解，如張旺熹（1991）提出的“位移義”，張伯江（2000）提出的整體句式意義等等。本文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分析“把”字句的句法生成過程，其中會論及到“把”的語法性質、“把”字句的語法意義等相關問題；與此同時，本文還將討論部分“把”字句的英譯情況，考察華文所獨有的“把”字句在英語中是通過哪些句式表達的，借此對某些漢英句法差異給予合理的解釋。二、表達致使範疇的句式致使範疇是人類語言中一個普通存在的語義範疇。Talmy（1976:48）把致使範疇定義爲致使事件（即先發生事件）和被使事件（即後發生的事件）之間的因果關係。簡單來說，當致使者造成了被使者發生某種變化，從而産生了某種結果的時候，“致使義”就産生了。現代漢語中存在著多種表達致使範疇的句式，下面，我們將分別討論其中的兩種句式：一種是兼語式，一種是“把”字句。（一）兼語式表達致使範疇兼語式是表達致使範疇的重要句式之一㈠①。兼語式根據主動詞意義的不同可以分爲兩類：一類是表純粹致使意義的使動結構，主動詞爲“使、叫、讓、令”等；一類是包含致使意義的一般兼語結構，主動詞爲“催逼”類、“派遣”類、“請求”類、“囑咐”類、“培養”類、“帶領”類（范曉 1998）。兩類兼語式分別是採用添加和移位這兩種句法手段在輕動詞位置上形成的。具體來說，純粹表示致使意義的動詞，即“使、讓、叫”等，它們直接從詞庫中提取出來進入運算系統後添加在輕動詞位置上，並和輕動詞位置上的 cause 特徵進行核查，從而結合在一起，形成的結構爲使動結構；而包含有致使意義的兼語動詞，它們能和輕動詞位置上的 cause 特徵進行核查，因此上移到輕動詞位置上，和 cause 語法特徵結合在一起，從而形成了兼語結構。（二）“把”字句表達致使範疇“把”字句也是表達致使範疇一種句式。Sybesma用“致使義”統一了典型“把”字句（canonical ba-construction）和致使類“把”字句（causative ba-construction）。他認爲所有的“把”字句都是致使類“把”字句。

252014 年第 1 期 總第 期43 43葉向陽（2004）認爲“把”字句的基本語義是致使，“把”字句 VP 在語義上表達了一個致使情景，致使情景由致使事件和被使事件這兩個有致使關係的事件構成。跟那些 VP 爲述補結構的“把”字句一樣，VP只包含一個謂詞的單述“把”字句由於隱含著某種結果，也可以分析爲致使情景。大部分“把”字句表達的“處置義”實際上是有意志力參與的致使，而那些不能用“處置義”解釋的“把”字句是無意志力參與的致使。胡文澤（2005）認爲“把”字句是現代漢語中的一種致使格式，它的句法結構可以表示爲“A 把B+C”，表達的語法意義爲：A 使“把”字賓語 B 處於C描寫的致使結果狀態中。由此可見，用“致使義”來解釋“把”字句包容性更強，也更爲准確。兼語式和“把”字句都是現代漢語中用來表達致使範疇的句式。在下文中，我們將會討論到，跟兼語式一樣，“把”字句表達致使範疇也是在“輕動詞”位置上實現的。三、顯性致使“把”字句和隱性致使“把”字句在以往關於“把”字句的研究中，學者們都注意到了“把”字句的多樣性和複雜性，因此他們將“把”字句進行分類，以便於更好地對“把”字句進行描寫、分析和解釋。Sybesma 將“把”字句分爲典型“把”字句和致使類“把”字句兩種，前者的主語通常是有生命的施事者，後者的主語則通常是無生命的致使者。邵敬敏、趙春利（2005）將“把”字句分爲“處置把字句”和“致使把字句”兩類，前者中動作、行爲或者事件對“把”的賓語的影響是有意識的；而後者中動作、行爲或者事件對“把”的賓語的影響是無意識的。我們傾向於將“把”字句分爲顯性致使“把”字句和隱性致使“把”字句兩種。在顯性致使“把”字句中，“把”的主語通常爲非生命的致使者，“把”的賓語爲施事。例如：（1）這瓶酒把張三喝醉了。（2）這首歌把她聽膩了。（3）這個表演把小明逗樂了。在隱性致使“把”字句中，“把”的主語通常爲有生命的致使者，“把”的賓語爲非施事，或者是受事，或者是與動作相關的工具、地點等等。例如：（4）警察把歹徒槍斃了。（5）媽媽把這件毛衣織小了。（6）老師把牆壁上挂滿了圖畫。（7）馬夫把鞭子抽斷了。（8）學生們把嗓子唱啞了。四、“把”字句的句法分析兼語式是通過在輕動詞位置上進行“添加”和“移位”句法操作來實現致使範疇的；既然“把”字句也可以用來表達致使範疇，那麽“把”字句能否在“輕動詞”位置上進行句法操作呢？答案是肯定的。（一）輕動詞位置輕動詞位置是句子中除了時態語素 I 位置和標句詞 C 位置以外的第三個功能性語法位置。時態語素 I位置和標句詞 C 位置在綫性句法結構上具體實現爲謂頭位置、句首位置和句尾位置，它們是表達與全句有

26關的句法功能範疇的功能性句法位置。（參見徐杰、李瑩 2011）輕動詞位置不是由句子中心語 C 和 I 佔據的，而是由輕動詞 v 佔據的，因此它是表達非全句功能語法範疇的功能性語法位置。致使範疇是一種非全句功能語法範疇，它可以通過在輕動詞位置上進行句法操作得以實現。跟“謂頭”位置一樣 ②，輕動詞位置也是由一組語法特徵融合體佔據的，這組特徵包括 do（做、弄），be（是、爲），become（成爲）， cause（使）等。這組特徵具有特殊性，它們不能獨立存在，必須依附於詞彙實體，因此它們必須要和能與之進行特徵核查的詞彙實體相結合。句法手段可以劃分爲有限的三個大類，即“添加”、“移位”和“重疊”。（徐杰 2005）實現詞彙實體和佔據輕動詞位置的語法特徵相結合的句法手段有兩種：一種方式是“添加”，即直接從詞庫中提取一個能和佔據輕動詞位置的語法特徵進行核查的詞彙實體，進入運算系統後添加在輕動詞位置上；另一種方式是“移位”，即誘發句子的謂語動詞向上移動，從而佔據輕動詞位置。 （二）“把”後的 NP 是移位的結果對於“把”字句中“把”後 NP 是移位的結果還是基礎生成的，學者們有不同的看法。Huang（1982）提出了漢語 X 階標短語結構條件分析方案，他認爲“中心語在前”和“中心語在後”這兩個 X' 參數在漢語中不僅要依據不同的語類加以確定，而且要依據不同的短語層次進行確定。具體來說，漢語中的 NP 是中心詞在後的語類；漢語中的其他語類在 X' 選用中心詞在前的規則，以動詞短語爲例，動詞居於補述語之前，而且一個動詞只能後接一個補述語；而在 X'' 使用中心詞在後的規則，以動詞短語爲例，動詞前面可以有很多成分，包括主語和狀語成分。因此，他假設“把”字後面的 NP 是從動詞後移過來的。Li（1990）認爲漢語的D-結構是中心詞在後的結構，因此“把”後的 NP 是基礎生成的。 本文認爲，“把”字後面的 NP 是從動詞後移到前面的。移位的動因一方面是爲了獲取格位，以此滿足“格位過濾器”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爲了避免一個動詞後面同時出現多個補述語。（三） 在輕動詞位置上採用“添加”手段形成“把”字句兼語式是通過在輕動詞位置上進行“添加”和“移位”句法操作來實現致使範疇的，“把”字句也可以通過在輕動詞位置上進行“添加”句法操作來實現致使範疇；“把”字句就是通過在輕動詞位置上添加“把”形成的。“把”的添加産生了一系列的句法效應，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讓輕動詞位置上的 cause 語法特徵得到了核查；二是“把”如同以“被”爲代表的被動成分，吸納了句中謂語動詞指派“賓格”的能力；三是提供了一個容納名詞短語的新位置，這個新位置具有兩個特點：一是能夠指派格位，二是不能指派題元角色 ③。“把”字句中謂語動詞後面的 NP 在原位置上不能獲得格位，只能獲得由動詞指派的題元角色；因此它向上移位到“把”後面的新位置，剛好符合此位置只能指派格位，不能指派題元角色的特點，同時滿足了“格位過濾器”和“題元角色准則”的要求 ④。根據上述分析，我們認爲“把”是一個致使標記，這個標記具有吸納謂語動詞指派賓格的能力；同時，

272014 年第 1 期 總第 期43 43它還保留著自己作爲介詞這個特定詞類的句法屬性，即具有指派格位的能力。“把”字句表達的是“致使義”，即致使者對被使者造成某種影響，使之發生某種變化，從而産生了某種結果。“把”字句中的謂語動詞可以指派致使者和被使者兩種題元角色，分別是句子的主語成分和“把”後的 NP。“把”字句的形成過程如下圖所示： 如圖所示，“把”的添加讓輕動詞位置上的 cause語法特徵得到了核查，同時它吸納了動詞指派格位的能力；因此位於 [Spec，XP] 位置的名詞短語沒有獲得格位，只獲取了由動詞指派的被使者角色，動詞的致使者角色指派給了句子的主語成分。爲了獲取格位，[Spec，XP] 位置的名詞短語離開原位置，留下語迹 t，向上移位到 [Spec，VP] 位置，由致使標記“把”指派格位。下面，我們來看一例“把”字句的形成過程。 causervPvP’VPV’DeP［+cause］把causeeiVti De’XPX媽媽衣服洗得Proi很乾淨在例句“媽媽把衣服洗得很乾淨”中，謂語部分是一個“得”字動補結構，“得”是 De 字短語的中心語成分，其補足語是一個結果短語 XP，這個結果短語的 Spec 位置是一個基礎生成的空語類 Pro。“把”的添加讓輕動詞位置上的 cause 語法特徵得到了核查，同時它吸納了動詞指派格位的能力；因此位於 [Spec， DeP] 位置的“衣服”離開原位置，留下語迹 t，向上移位到 [Spec，VP] 位置，獲得由“把”指派的格位，並且與 Pro 具有同指關係。五、與“把”字句對應的SVO句式的句法生成“把”字句是通過在輕動詞位置上採用“添加”句法手段形成的，大部分“把”字句都可以變換成 SVO句式，那麽二者之間有什麽聯繫呢？ SVO 句式和輕動詞位置是否有關係呢？我們先看下面的例句。（9）電話鈴把我吵醒了。 電話鈴吵醒了我。（10）弟弟把衝浪學會了。 弟弟學會了衝浪。（11）我把狗遛遛。 我遛遛狗。（12）服務員把米飯端著。 服務員端著米飯。上述“把”字句都有對應的 SVO 句式。當輕動詞位置上沒有執行“把”的添加這項句法操作時，由於輕動詞位置上的語法特徵不能獨立存在，必須依附於詞彙實體，所以它將句中的動詞吸引到輕動詞位置上，這就是“V- v raising”的中心語移位。在中心語移位之前，爲了避免一個動詞後面同時出現多個補述語，句中謂語動詞後面的名詞短語提前一步向上移位到輕

28動詞後面的位置；在句中謂語動詞移位到輕動詞位置之後，名詞短語獲得由謂語動詞指派的格位和題元角色。例如： vPvP’VPV’XPv（吵醒了）Vti tj電話鈴我 i醒了j吵如圖所示，句中的名詞短語“我”由於不能和動詞“吵”的補述語“醒了”同時出現在動詞的後面，於是移位到 [Spec，VP] 的位置。動詞和補述語之間沒有顯性詞彙形式的阻隔，二者容易結合爲一個詞彙實體。董秀芳（1998）從韻律的角度論證了帶賓語的雙音動補結構具有詞的性質，因此“吵醒”應被看作是一個動詞。由於輕動詞位置上的語法特徵不能獨立存在，必須依附於詞彙實體，所以句中的動詞“吵醒了”向上移位到輕動詞位置上，形成了 SVO 句式“電話鈴吵醒了我”。然而，例句“媽媽把衣服洗得很乾淨”卻不能轉換成SVO句式，究其原因，就是因爲“得”字動補結構“洗得很乾淨”不是一個能帶賓語的雙音動補結構，不具有詞的性質。由此可見，“把”字句轉換成 SVO 句式的前提條件是“把”字句中的謂語部分具有詞的性質，並且能夠帶賓語。綜上所述，“把”字句和它所對應的 SVO 句式都是在輕動詞位置上形成的，二者之間的不同之處在於：“把”字句在輕動詞位置上採取的句法手段是“添加”，而SVO句式在輕動詞位置上採取的句法手段是“移位”，移位的終點是輕動詞位置。六、“把”字句的英譯“把”字句的形式特點之一就是“把”字句的謂語必須是複雜形式，不能挂單，或者是動補結構，或者是動詞的重疊形式，或者是動詞後帶時體助詞，或者是其他動詞性短語，也可以是形容詞性短語。例如：（13）媽媽把雞湯燉熟了。（14）我把錢數數！（15）她把這碗湯喝了。（16）這一針把小男孩痛得哇哇大叫！在上面不同形式的“把”字句中，動補結構的“把”字句是最豐富多彩的；因此，下面，我們將選取帶有動補結構的“把”字句來探討它們在英語中對應的表達形式，同時附帶對一些漢英差異現象提供合理的解釋。（一）翻譯成使動結構 我們先來看看顯性致使“把”字句在英語中的對應表達形式，在顯性致使“把”字句中，“把”的主語通常爲非生命的致使者，“把”的賓語爲施事。例如：（17）報紙看花了他的眼睛。The newspaper got his eyes blurred from reading.（18）十首小曲把李涵唱得口乾舌燥。Singing ten folk songs made Lihan dry in his mouth.（19）劉強吞吞吐吐的樣子把我急死了。Liuqiang's hesitant way of talking made me

292014 年第 1 期 總第 期43 43anxious to death.（20）那五大碗酒把李四醉倒了。Those five big bowls of wine caused Lisi to fall from drunkenness.上面例句中的“把”字句在英語中的表達形式是使動結構，即由表純粹致使意義的使役動詞“get”、“make”、“cause”等構成的結構。這類“把”字句能夠對應於英語中的使動結構，這正是我們把這類“把”字句歸爲顯性致使“把”字句的根本原因。（二） 翻譯成“主動賓”結構下面，我們再來考察隱性致使“把”字句在英語中的對應表達形式。在隱性致使“把”字句中，“把”的主語通常爲有生命的致使者，“把”的賓語爲非施事，或者是受事，或者是與動作相關的工具、地點等等。例如：（21）小姑娘把這本書看懂了。 The little girl understood the book.（22）這個律師把官司打贏了。 The lawyer won the lawsuit.（23）警察把小偷殺死了。 The policeman killed the thief.在上面的例句中，“把”的賓語爲受事，“把”字句中的動補結構“看懂”，“打贏”和“殺死”在英語中的對應表達形式都是一個動詞，分別是“understand”、“win”和“kill”；整個“把”字句對應的英語表達形式是“主動賓”結構。Huang（2005）提出了語言的解析 - 合成參數（Analytic-Synthetic parameter），他認爲漢語屬於解析性較高的語言類型，而英語與古漢語都是屬於合成性較高的語言類型。解析性語言的特徵之一就是動詞語義成分單純，屬於無界動詞（atelic），而合成性語言的特徵之一是動詞語義成分豐富，屬於有界動詞（telic）。因此，漢語中存在著大量的動補結構，動詞後面的補語成分就是爲動詞提供界限的。正是因爲漢語的解析性特徵和英語的合成性特徵，“把”字句中的動補結構有時候在英語中的對應表達形式是一個單詞，整個“把”字句翻譯成“主動賓”結構。（三）翻譯成動補結構（24）李四把那個壞蛋槍斃了。 Lisi shot that scoundrel dead.（25）王五把地面澆濕了。 Wangwu watered the ground wet.（26）店員把乞丐趕走了。 Shopkeeper chased the beggar away.（27）李明把馬騎累了。 Liming rode the horse tired（28）張三把手絹哭髒了。 Zhangsan cried the handkerchief dirty.上述例句中，“把”的賓語或者爲受事；或者爲工具。“把”字句中的動補結構“槍斃”、“澆濕”、“趕走”、“騎累”、“哭髒”在英語中的對應表達形式分別是“shoot dead”、“water wet”、“chase away”、“ride tired”和“cry dirty”。整個“把”字句對應的是英語中的動補結構。對比漢英兩種語言中的動補結構，我們發現，在漢語中，動補結構中的動詞和補語緊密結合在一起，因此董秀芳（1998）將帶“槍斃”、“澆濕”、“哭髒”和“趕走”、“騎累”等這類帶賓語的雙音動補結構

30看成詞。在英語中，動詞和補語中間有賓語成分，動補結構屬於可分離式動補結構，漢語中的“把 +賓語 +動詞+補語”在英語中的對應式是“動詞+賓語+補語”。綜上所述，帶有動補結構的“把”字句在英語中對應的表達形式主要是使動結構、主動賓結構和動補結構。當“把”字句中的動補結構是“得”字動補結構時，在英語中的表達形式一般是複合句。例如：（29）老師的笑話把學生們笑得肚子疼。The teacher's jokes made students laugh so much that their belly hurt.（30）我把他們打得手都腫了。I hit them such that my hands got swollen.七、結論“把“字句是漢語表達使役範疇的句式之一，它可以分爲顯性致使“把”字句和隱性致使“把”字句兩種。“把”是一個使役標記，這個標記具有吸納謂語動詞指派賓格的能力；同時，它還保留著自己作爲介詞這個特定詞類的句法屬性，即具有指派格位的能力。“把”字句表達的是“使役義”，即致使者對被使者造成某種影響，使之發生某種變化，從而産生了某種結果。使役範疇可以在輕動詞位置上採用添加或者移位等句法手段來實現；“把”字句就是通過在輕動詞位置上添加使役標記“把”形成的。“把”字句都有對應的 SVO 句式。“把”字句和它所對應的 SVO 句式都是在輕動詞位置上形成的，二者之間的不同之處在於：“把”字句在輕動詞位置上採取的句法手段是“添加”，而 SVO 句式在輕動詞位置上採取的句法手段是“移位”，移位的終點是輕動詞位置。帶有動補結構的“把”字句在英語中對應的表達形式主要是使動結構、主動賓結構和動補結構；當“把”字句中的動補結構是“得”字動補結構時，在英語中的表達形式一般是複合句。“把”字句在英譯過程中體現出來的漢英句法差異，一方面是因爲兩種語言類型的差異，即漢語屬於解析性較高的語言類型，而英語是屬於合成性較高的語言類型；另一方面是由於兩種語言中動補結構的差異，即漢語中的雙音動補結構詞彙化了，而英語中是可分離式動補結構。所获基金资助：（本文的研究工作得到了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大項目“漢語復句關系詞語的理論解釋和實際應用”（項目批准號：13JJD740012）和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青年基金項目“句子功能範疇在‘謂頭’敏感位置上的句法實現”（項目批准號：12YJC740054）的資助，特此致謝。文中錯誤概由作者負責。通訊作者：李瑩，華中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研究方向：句法學，漢英對比）。註 釋： ① 這裏所說的兼語式指的是最典型的“使令”式兼語式。② 根據徐杰（2006），謂頭位置即句子中心語 I 佔據的位置，在英語中，句子中心語 I 是“時態”、“呼應態”和“謂素”三項語法特徵的融合體，因為只有動詞或動詞為中心的短語才能出現在“謂語”句法位置上，以便和“時態、呼應態”特徵相結合；在漢語中，句子中心僅是個沒有語音形式

312014 年第 1 期 總第 期43 43的功能項“謂素”，因此任何語法單位只要具有 [+ 述謂性 ]特徵就能出現在“謂語”句法位置，以便和“謂素”特徵相容。③ Huang et al（2009: 167-174）認為“把”只具備指派格位的能力，而不具備指派題元角色的能力。④ 在“他把五個蘋果吃了兩個”這類句子中，“兩個”獲得的是部分格，是一種固有格。在“把”字句中，動詞指派賓格的能力被吸納了，可是它指派固有格的能力卻還保留著。（參見 belletti 1988）參考文獻： 董秀芳 1998 《述補帶賓句式中的韻律制約》，《語言研究》第 1 期。范 曉 1998 《漢語的句子類型》，太原：書海出版社。胡文澤 2005 《也談“把”字句的語法意義》，《語言研究》第 6 期。劉培玉 2002 《把字句的句法、語義和語用分析》，《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5 期。邵敬敏 1985 《 把字句及其變換句式》，《研究生論文選集·語言文字分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邵敬敏、趙春利 2005 《“致使把字句”和“省隱被字句”及其語用解釋》，《漢語學習》第 4 期。沈家煊 2002 《如何處置“處置式”-- 試論“把”字句的主觀性》，《中國語文》第 5 期。王 力 1944 《中國現代語法》，北京：商務印書館。徐 杰 2005 《句子的三個敏感位置與句子的疑問範疇》，單周堯、陸鏡光主編《語言文字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徐 杰 2006 《句子的中心與助動詞佔據的謂頭語法位置》，《漢語學報》第 3 期。徐 杰 李瑩 2011《漢語謂頭位置的特殊性及相關句法理論問題》，《漢語語法研究的新拓展（五）》，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葉向陽 2004 《“把”字句的致使性解釋》，《世界漢語教學》第 2 期。張伯江 2000 《論“把”字句的句式語義》，《語言研究》第 1 期。張旺熹 1991 《把字結構的語義及其語用分析》，《語言教學與研究》第 3 期。Belletti, Adriana.1988. The Case of Unaccusatives, Linguistic Inquiry, 19:1-14.Cheng, L.L.-S. 1986. Clause structures in Mandarin Chinese.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Toronto.Goodall, Grant. 1987. On argument structure and L-marking with Mandarin Chinese ba. NELS 17(1):232-242.Hashimoto, Anne Yue. 1971. Mandarin syntactic structures. Unicorn 8:1-149.Huang, C.-T.James.1982. Logical relations in Chinese and the theory of grammar. Doctoral dissertation, MIT.Huang, C.-T.James. 2005. On syntactic analyticity and the other end of the parameter. Lecture notes from LSA 2005 Linguistic Institute course. Ms., Harvard University.Huang, C.-T.James, Y.-H. Audrey Li &Yafei Li. 2009. The syntax of Chines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Koopman, Hilda. 1984. The syntax of verbs: From verb movement in the Kru languages to Universal Grammar. Dordrecht: Foris Publications. Li, Y.-H.A. 1990. Order and constituency in Mandarin Chinese. Dordrecht: Kluwer.Sybesma, Rint. 1999. The Mandarin VP. Dordrecht: Kluwer.Talmy, L. 1976. Semantic causative types. In M. Shibatani (ed.). Syntax and Semantics: The Grammar of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43-116.Travis, Lisa. 1984. Parameters and effects on word order variation. Doctoral dissertation, MIT.Tsao, Feng-Fu. 1977. A functional study of topic in Chinese.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32母語使用者對漢語個體量詞功能理解方式的調查Functions of Modern Mandarin Classifiers: A Survey on Native Speakers' Judgement◎吳雅雲 / 新加坡國立大學 中文系提 要：已有研究對漢語個體量詞的功能尚無統一認知。針對漢語母語者對個體量詞功能感知的抽樣調查表明：1，漢語個體量詞具有計數和分類兩種功能。2，通用個體量詞以計數功能為主，專用個體量詞以分類功能為主。3，在專用個體量詞中，物質類量詞的感知差值最強 ( 即母語者對量詞是否具有生命特徵的感知差值最大 )，形狀類量詞的感知強度最高 ( 即母語者對量詞是否具有形狀特徵的感知均值最高 )。關鍵詞：個體量詞；功能；計數；分類；語義特徵Key words: classifier, function, counting, classifying, semantic feature一 引言個體量詞是漢語類型學特徵之一，但關於漢語個體量詞的主要功能是計數還是分類這一問題，學界迄今尚無統一認知。很多學者將漢語個體量詞歸屬為數詞分類詞 (numeral classifiers)( 如 Allan 1977，Bisang 1999，Aikhenvald 2000，Grinevald 2000等 )，但也有學者認為漢語量詞的分類功能並不強 ( 如黃正德 2006，劉丹青 2008，李知恩 2011 等 )。前人的研究成果豐碩，但對量詞的基本性質和功能仍沒有準確的認知，這或是因為已有的研究所依據的多為理論上的推測、對有限語料的分析以及研究者的個人語感，說服力有所欠缺 (參見 Dabrowska 2010)。為準確瞭解漢語量詞的屬性和個體量詞的主要功能，我們對漢語母語者 (以下簡稱“母語者”)理解個

332014 年第 1 期 總第 期43 43體量詞的方式進行了一次抽樣調查，旨在從統計的角度對漢語個體量詞的屬性和功能進行定性分析。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母語者普遍認為漢語個體量詞具有計數和分類兩種功能。其中，母語者對通用個體量詞的計數功能感知程度較高，但對專用個體量詞的分類功能感知程度較高。同時，語義類型不同，母語者對量詞功能的感知程度也有差異。問卷還從母語者語感的角度反映了量詞對名詞語義認知的反作用。本文的內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分析個體量詞的語義類型，並在此基礎上提出問卷調查的基本假定，第二部分介紹本次問卷調查的目的、方法及調查結果等，第三部分依據問卷調查的結果總結並分析個體量詞的功能，第四部分簡單介紹個體量詞的歷時發展過程，第五部分為全文結論。文中所使用的語料均來源於 CCL語料庫及前人文獻。（一）個體量詞的語義類型漢 語 中“ 量 詞” 這 一 概 念 較 為 籠 統， 其 內部具有差異性。本文主張漢語量詞包括計量量詞(quantifiers) 和計數量詞 (classifiers) 兩大類（參見 T’sou 1976，Erbaugh 2002，杜道流 2007 等），其中，計數量詞為漢語類型學特徵所在，即個體量詞。兩類量詞屬性不同，功能各異，我們有必要將二者區別對待，本文僅研究個體量詞的功能。Allan(1977) 從語義認知的角度將數詞分類詞歸納為七種類的範疇，Rovira-Esteva (2008) 結合漢語對此進行了詳細描述。這七類分別是：1) 物質類 (material)。這一類量詞反映了源名詞的某種物質性特徵。這種物質性特徵可以進一步區分為：動物性的，如“尾”；抽象概念及動詞性的，如“絲”；非動物性的，如“朵”。雖然 Allan(1977) 主張物質類至少是大多數量詞類的來源，但Rovira-Esteva (2008)認為這一論斷在漢語中找不到論據，而且，漢語的動物性與非動物性、人和動物之間這沒有明確的界限。本文認為物質類量詞內部的區別性特徵是生命特徵。2) 形狀類 (shape)。這一類量詞是由物質類衍生出的結構類型 (或稱構型類型 )。根據其維度數量的不同，形狀類量詞又可區分為：主要用於表長形的一維形狀量詞，如“條”；主要用於表平面的二維形狀量詞，如“張”；主要用於表圓形的三維形狀量詞，例如“粒”。Rovira-Esteva (2008) 認為形狀類是漢語量詞系統最重要的分類標準之一。3) 硬度類 (consistency)。這一類量詞可以反映物質的堅硬度 ( 堅固性 ) 特徵，並可進一步區分為：彈性類、堅硬類和非離散類。非離散類主要對應為漢語中的度量衡量詞，如“升”。本文認為，“硬度”實際上是反應計數對象的質地特徵 (texture)。漢語個體量詞不僅可反映計數對象的“硬度”，還可說明計數對象的其他質地，如液態類 (如“滴”)。4) 形體類 (size)。這一類量詞可以反映物質的大小差別，並可進一步區分為大形類，如“座”；和小形類，如“粒”。5) 處所類 (location)。這一類量詞源於表示地理位置的名詞，如“處”。6) 排列類 (arrangement)。這一類量詞在量化的同時，也可以體現“排列組合”的語義特徵，如“垛”。7) 量化類 (quanta)。Allan(1977) 將量化類細分出三個次類：語法數、集體量詞和實例量詞。據Rovira-Esteva (2008) 的觀察，漢語量化類量詞則與其他類型有所重疊。本文認為，在上述七類語義類型中，前五類屬於計數量詞，而排列類和量化類均屬於計量量詞。因此，漢語個體量詞可分為通用個體量詞

34(general classifiers) 和 專 用 個 體 量 詞 (sortal classifiers)，其中專用個體量詞又可歸為物質類、形狀類、形體類、質地類和處所類等五類。由於處所類量詞數量極為有限，為了增強問卷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本文將針對前四類語義範疇進行問卷調查。（二）對母語者語感抽樣調查的必要性和基本假定過去我們判斷漢語個體量詞功能的依據主要是我們自身及其他研究者的語感，這與一般母語者的語感或有偏頗。本文首次通過對母語者進行抽樣調查，考察漢語個體量詞的功能。調查的目的是通過問卷測試母語者在使用個體量詞時對量詞功能及其語義類型的感知，以此觀察漢語個體量詞的功能及其內部差異。受名詞語義類指的影響，漢語首先需要通過個體量詞將名詞個體化 (individualization)，隨後才能對其進行計數或計量 ( 參見 Bisang 1999，Aikhenvald 2000 等 )。① 對於個體量詞的計數功能(counting)，學者們已有基本共識。但關於個體量詞是否具有分類 (classifying) 的功能，學者之間仍存爭議。理論上，母語者對個體量詞的功能有三種可能的理解：1) 量詞只能說明計數對象是可以被逐個計數的，即認為量詞僅具有計數功能；2) 量詞只可反映計數對象的某些語義特徵，即認為量詞僅具有分類功能；3) 量詞既可用於計數、也可反映計數對象的某些語義特徵，即認為量詞兼具計數和分類的功能。同時，母語者對個體量詞所能反映的計數對象的語義特徵有五種可能的理解：1) 生命特徵、2) 形狀特徵、3) 體積特徵、4) 質地特徵和 5) 處所特徵，本文的問卷個案只涉及前四類特徵。②二、問卷調查：母語者對漢語個體量詞功能的感知（一） 設計和方法1. 目的測試母語者對漢語個體量詞的功能及語義特徵的感知。2. 受訪者共有 50 位母語者接受了問卷調查，受訪者均為在北京接受高等教育的本科生或碩士研究生，日常用語及日常語言環境均為普通話。3. 樣句數量、分配方式和問卷方式1) 樣句數量和分配方式本文選用 10 個個體量詞進行問卷調查，每個量詞搭配 2 個名詞，共組成 20 個數量名短語。這 10 個量詞及其計數對象分別是：個：用於單個物體的計數。問卷樣句為 (1)“一個客人”和 (2)“一個杯子”。③匹：用於馬、騾、驢、駱駝等動物的計數。問卷樣句為 (3)“一匹馬”和 (4)“一匹駱駝”。頭：用於牛、驢、騾、羊等家畜或大蒜的計數，本文僅研究“頭”計數牲畜的用法。問卷樣句為(5)“一頭豬”和 (6)“一頭牛”。條：用於細條形事物的計數。問卷樣句為 (7)“一條蛇”和 (8)“一條板凳”。根：用於細長形事物的計數。問卷樣句為 (9)“一根稻草”和 (10)“一根頭髮”。張：用於平面狀事物的計數。問卷樣句為(11)“一張紙”和 (12)“一張桌子”。塊：用於塊狀事物的計數。問卷樣句為 (13)“一塊磚”和 (14)“一塊傷疤”。片：用於片狀事物的計數。問卷樣句為 (15)“一

352014 年第 1 期 總第 期43 43片地”和 (16)“一片肉”。④顆：用於圓形或顆粒狀事物的計數。問卷樣句為(17)“一顆種子”和 (18)“一顆糖”。粒：用於粒狀事物的計數。問卷樣句為 (19)“一粒豆子”和 (20)“一粒米”。上述 10 個量詞中，“個”為通用個體量詞，因此理論上無法反映計數對象的某個具體特徵；“匹”、“頭”因用於計動物的數量，因此理論上可反映計數對象的生命特徵；“條”、“根”、“張”、“塊”、“片”、“顆”、“粒”因用於計具有某種形狀的事物的數量，因此理論上可反映計數對象的形狀特徵；同時，“匹”、“頭”、“顆”、“粒”因其計數對象或大或小，因此理論上可反映計數對象的形體特徵，“顆”、“粒”又因其所計數對象多為硬物，因此理論上可反映計數對象的質地特徵。2) 問卷方式本問卷採用範疇化(categorization)的測試方法，即要求問卷物件從備選項中進行選擇。備選內容主要有兩部分。第一部分，受訪者要判斷被測試的個體量詞是否：(I) 說明計數對象可以一個一個地數，(II)說明計數對象具有某些特徵。第二部分，如果受訪者認為被測試量詞可以反映計數對象的某些特徵，需要判斷其所反映的特徵是：A生命特徵：人類、動物等等(如“一名工人”中的“名”說明“工人”是有生命的)；B形狀特徵：長形、平面狀、塊狀等等 (如“一根麵條”中的“根”說明“麵條”為細長型事物 )；C體積特徵：體積大、體積小等等 ( 如“一顆鑽石”中的“顆”說明“鑽石”為小體積事物)；D質地特徵：硬、軟、氣態、固態、液態等等 (如“一滴水”中的“滴”說明“水”為液態事物 )。⑤兩大功能及具體特徵的分值均為選擇該選項的受訪者的百分比。4. 問卷結果問卷結果如表 1所示。問卷樣句僅 有計 數功 能(%)僅有分類功能(%)兼具計數和分類功能(%)反映生命特徵(%)反 映形 狀特 徵(%)反映體積特徵(%)反映質地特徵(%)1一個客人 30 20 50 54 14 16 42一個杯子 30 26 44 0 54 60 283一匹馬 12 22 66 64 40 48 244一匹駱駝 16 18 64 58 58 46 205一頭豬 4 24 72 82 42 70 126一頭牛 4 24 72 82 38 68 67一條蛇 6 38 56 48 78 30 188一條板凳 2 32 64 2 92 58 329一根稻草 10 24 66 8 84 42 3010一根頭髮 8 32 60 0 66 42 4411一張紙 6 22 72 0 82 28 4612一張桌子 8 26 66 4 82 66 2613一塊磚 4 22 74 0 86 76 4014一塊傷疤 2 44 54 4 94 22 2415一片地 4 50 46 2 76 36 616一片肉 6 34 60 0 86 34 3017一顆種子 14 24 62 14 66 44 1218 一顆糖 12 18 70 0 64 54 2619 一粒豆子 8 24 68 2 72 74 3020 一粒米 10 34 56 2 72 70 44表 1 漢語個體量詞功能問卷調查結果（二）功能感知度調查結果由於每個量詞有 2 個樣句，我們取各量詞 2 個樣句的平均值，整理如圖 1。其中“僅具有計數功能”表示受訪者僅選擇了問卷選項 (I)，“僅具有分類功能”

36表示受訪者僅選擇了問卷選項 (II) 中的選項，“兼具計數和分類功能”表示受訪者同時選擇了問卷選項 (I)和 (II)。 平均分值（%）圖 1 漢語個體量詞功能感知度從圖 1可以梳理出以下重要事實：1) 對問卷中量詞功能的感知，各量詞“僅具有計數功能”、“僅具有分類功能”和“兼具計數和分類功能”三種可能的選擇都得到了非零分值，表明受訪者對個體量詞功能的感知存在分歧。2) 無一量詞獲 100%“僅具有計數功能”或“僅具有分類功能”的感知度，且所有 10 個量詞均為“兼具計數和分類功能”的感知度高於“僅具有計數功能”或“僅具有分類功能”的感知度，表明受訪者認為個體量詞兼具兩類功能。3) 對通用個體量詞和專用個體量詞是否“具有計數功能”的感知度的差異較小，而對二者是否“具有分類功能”的感知度的差異較大，且通用個體量詞的感知度低於專用個體量詞。這表明受訪者認為個體量詞普遍具有計數功能，但其分類功能的分佈卻是非均質的。4) 對通用個體量詞具有計數功能的感知度高於分類功能，表明受訪者認為通用個體量詞以計數功能為主，分類功能為輔。5) 對所有專用個體量詞均為具有分類功能的感知度遠高於計數功能，表明受訪者認為專用個體量詞以分類功能為主，計數功能為輔。6) 對通用個體量詞分類功能的感知度高達 70%，這與我們理論上的假設差異較大。這或許是因為母語者認為漢語個體量詞兼具兩種功能，且在使用通用個體量詞時會受這一認知的干擾。總之，母語者普遍認為漢語個體量詞具有計數和分類兩種功能，通用個體量詞計數功能較強，專用個體量詞分類功能較強。同時，母語者對個體量詞功能的認知會反作用於對計數對象語義的理解。（三） 語義特徵類型感知度調查結果我們將母語者對各量詞特徵類型的感知度集中整理如圖 2。平均分值（%）圖 2 語義特徵類型感知度從圖 2可以梳理出以下重要事實：1) 所有 10 個量詞反映的四個特徵選項的平均分值都得到了非零分值，表明個體量詞可以同時表示計數對象的多方面語義特徵。2) 母語者對通用個體量詞所反映的計數對象語義特徵的感知度比較均衡，表明通用個體量詞並不能突出反映計數對象的某個特徵。3) 母語者對專用個體量詞所反映的計數對象語義特徵的感知度差異較大，表明專用個體量詞可突顯計數對象的某一項或多項語義特徵，並以此實現量詞分

372014 年第 1 期 總第 期43 43類的功能。我們將量詞的各特徵類型感知度由高到低整理如圖 3- 圖 6。 平均分值（%）圖 3 生命特徵感知度 平均分值（%）圖 4 形狀特徵感知度 平均分值（%）圖 5 體積特徵感知度 平均分值（%） 圖 6 質地特徵感知度從圖 3—圖 6可以梳理出以下重要事實：1) 對計數對象生命特徵感知度最強的量詞依次是“頭”、“匹”( 其平均分值為 71.5%)，隨後感知度有較大幅度的下降；⑥ 對計數對象形狀特徵感知度最強的量詞依次是“塊”、“條”、“張”、“片”、“根”、“粒”、“顆”( 其平均分值為 78.57%)，隨後感知度有較大幅度的下降；對計數對象體積特徵感知度最強的量詞依次是“粒”、“頭”( 其平均分值為 75.5%)，隨後感知度有較大幅度的下降；對計數對象質地特徵感知度最強的量詞依次是“根”、“粒”、“張”、“塊”(其平均分值為 35.5%)，隨後感知度有較大幅度的下降。這表明母語者的語感與理論上對量詞語義特徵的理解是基本一致的。2) 在各類特徵感知度較高的量詞中，形狀特徵的平均分值最高，其次依次為生命特徵、體積特徵和質地特徵。這表明母語者認為形狀特徵的感知度最強。Rovira-Esteva (2008) 主張形狀類是漢語量詞系統最重要的分類標準之一，母語者的這種感知為這一結論提供了重要依據。3) 在所有 10 個量詞中，對生命特徵的感知度最低值為 2%、最高值為 82%，為四類特徵中感知度差值

38最大的一項，其次依次為形狀特徵、體積特徵和質地特徵。這表明母語者認為生命特徵的區別性最強，其次依次為形狀特徵、體積特徵和質地特徵。母語者的這種感知與 Croft(1994) 所總結的數詞分類詞語義差異的層次性基本相符。⑦4) 各類特徵感知度在均值和差值上均存在差異，表明漢語個體量詞分類功能的內部複雜性和差異性。三、討論囿於篇幅，本文將只根據調查結果對個體量詞的功能進行初步的總結與分析，對其功能形成的原因，我們將另文探討。問卷調查表明，漢語個體量詞具有分類和計數兩種功能，並且這兩種功能呈差異性分佈。（一） 個體量詞的功能在以往的研究中，學者們往往因為個體量詞具有個體化功能（即計數）而否定其類化功能（即分類），甚至引發了個體量詞是否屬於分類詞的爭議。例如，黃正德(2006)認為現代漢語中的名詞在語義上是類指，漢語名詞必須單位化，才能計量其個別成員，量詞就是充當把名詞單位化的作用。劉丹青 (2008:15) 則強調“漢語量詞分類功能並不強，只能給少數名詞分類”。李知恩 (2011:13) 在郭銳 (2002) 研究的基礎上提出量詞的功能是“標示個體單位”，並主張量詞“只有與數詞結合後，數量詞組整體才標示數量，因此叫‘單位詞’更貼切”。已有研究大多將各類量詞一概而論，本文認為個體量詞和計量量詞屬性不同，功能也有差異。問卷調查表明母語者普遍認為個體量詞具有計數和分類兩種功能，但這兩種功能性質不同。由於漢語名詞語義類指，需要通過個體量詞將名詞個體化，以便於計數，因此計數是個體量詞的語法功能。同時，由於個體量詞內部可以區分出不同語義類型，並由此決定其計數範圍，因此分類是個體量詞的語義功能。⑧二者共存而不矛盾。在本文調查的 10 個樣例 ( 共 20 個樣句 ) 中，母語者認為通用個體量詞的計數功能最強，但也僅有 30%的母語者認為“一個客人”和“一個杯子”中的“個”僅能說明“客人”和“杯子”的數量，而不能反映計數對象的其他語義或語法特徵。而其他 18 個樣句，母語者對量詞功能的認知均為兼具兩種功能，且對分類功能的感知強於對計數功能的感知。這表明，雖然理論上計數是漢語個體量詞的基本功能，但母語者對其分類功能的認知極強，這種認知甚至影響到了母語者對量詞“個”功能的理解。（二） 個體量詞功能的內部差異性雖然漢語個體量詞具有分類和計數兩種功能，但兩種功能的分佈具有差異性。這種差異性主要反映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通用個體量詞和專用個體量詞的功能具有差異性。調查表明母語者認為通用個體量詞以計數功能為主，分類功能為輔，而專用個體量詞以分類功能為主，計數功能為輔。因此，通用個體量詞以語法功能為主，專用個體量詞以語義功能為主。母語者認為通用個體量詞也具有分類的功能，則是受其對個體量詞整體認知的影響。第二，專用個體量詞各語義特徵的感知度強度不均質。調查表明，母語者對四類特徵的感知強度由形狀特徵、生命特徵、體積特徵、質地特徵依次遞減。

392014 年第 1 期 總第 期43 43這或許是因為形狀特徵為外部顯性特徵，容易形成與其相關的認知原型 (prototype)，因此漢語的形狀類量詞不僅數量多，而且感知強度較高。第三，專用個體量詞各語義特徵的感知度差值不均質。調查表明，母語者對四類特徵的感知差值由生命特徵、形狀特徵、體積特徵、質地特徵依次遞減。這或許是因為生命特徵命題的真假值(truth value)為二值邏輯特徵，對其判斷非真即假，因此感知差值較高。四、漢語個體量詞的歷時發展漢語個體量詞由名詞等實詞語法化而來。董秀芳(2013:18) 認為雖然個體量詞具有功能詞的特徵，但其語法化程度並不是很高，且不同類別的個體量詞，有著不同的語法化程度。本文在此基礎上主張個體量詞語法化程度具有差異性。具體地說，通用個體量詞語法化程度較高，專用個體量詞中，不同語義類語法化程度有所差異，這種差異性是個體量詞系統歷時發展的結果。漢語早在甲骨文和金文就有量詞的用法，但數量極少，而且表示個體量的基本都是拷貝型量詞(repeater classifiers)。⑨黃載君 (1964:438) 認為拷貝型量詞是“量詞的原始用法”，李宇明 (2000:31)更是強調：由名詞到量詞是一個語法化的過程，拷貝型量詞的出現是這一語法化的第一步，也標誌著名量詞詞類開始建立；而“名 1+ 數 + 名 2”組合中的名 2 演變為普通量詞，則是這一語法化過程的完成，並標誌著名量詞詞類的成熟。在拷貝型量詞之後，漢語中逐漸出現了物質類量詞。本文主張物質類量詞是漢語中最早出現的一類個體量詞，並有三點論據。第一，個體量詞源於拷貝型量詞，而拷貝型量詞主要是人、牲畜等與農耕生活密切相關的事物，與物質類語義相近。第二，在甲文、金文中，表個體量的計數單位主要是物質類量詞。例如，黃載君 (1964) 所總結的甲文、金文中“表示個體的單位”有“人”、“夫”、“丙”、“匹”、“乘”、“枚”等量詞。上述量詞基本只能說明計數對象的物質屬性，即只能說明計數對象“是什麼”，因此均為物質類量詞。第三，從現存歷史語料來看，物質類量詞最早進入計數結構。以“口”為例。“口”的本義為人或動物用來進食或發聲的器官。約在西元前 4世紀前後，“口”用於數詞之後、計量“家庭成員”的數量，例如：(1)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孟子》)此時，“口”以其本義，通過部分轉喻整體，用於指代“人”。與此同時，經過重新分析，“口”作為“家庭成員”共有的物質屬性特徵也被突顯出來，而這一屬性也是其他人類甚至其他動物所共有的。隨後，通過隱喻類推，“口”不再局限於計“家庭成員”，而是逐漸用於計算屬於“人類”的事物，並進一步擴展至計“動物”的數量，最終可用於計“有口的器物”的數量。例如：(2) 募民徙朔方十萬口。 (《漢書∙武帝紀》)(3) 賜羊千口，帛千匹。 (《魏書∙於什門傳》)(4) 宣帝作兩口榼，一口盛毒酒，一口盛善酒。 (《宋書∙符瑞志》)至現代漢語，“口”主要用於計牲畜(主要用於豬)的數量，為物質類量詞。由於物質類是最早開始語法

40化的量詞類型，其語法化的程度較高，且邏輯上對生命特徵的判斷非真即假，因此母語者對物質類量詞特徵的感知差值最大。⑩在物質類量詞不斷發展的同時，形狀類量詞逐漸進入計數格式，開始語法化。以“張”為例。“張”的本義為“把弓張開”。早在西元前 2 世紀前後的語料中就可見“張”用於數詞之後，但其計量物件僅限於弓弩，與其本義一致。⑪ 例如：(5) 李陵嘗以此弓十張遺蘇武也。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由於在“張”計弓弩的數量的同時，通過重新分析，弓弩所具有的平面特徵也被突顯了出來。隨後，通過隱喻類推，“張”的計數對象逐漸擴展至其他具有平面特徵的事物。例如：(6) 細切長縷，束為把，大如十張紙卷。 (《齊民要術》)(7) 浪撫一張琴，虛栽五株柳。 (《嘲王曆陽不肯飲酒》)(8) 一隻短舫艇，一張斑鹿皮。 (《秋池獨泛》)物質類量詞通過突顯語法化項的物質屬性實現語法化，形狀類量詞通過突顯語法化項的特徵屬性實現語法化。由於形狀類是僅晚於物質類開始語法化的量詞類型，且其所突顯的特徵屬性為外在顯性特徵，因此母語者對其特徵的感知強度最高。在形狀類量詞之後，同樣突顯語法化項特徵屬性的形體類、質地類、處所類量詞也逐漸進入計數格式，開始語法化。漢語個體量詞的語義類型逐漸完善。總的來說，現代漢語個體量詞的語義類型是其歷時發展的必然結果，個體量詞的歷時發展經歷了三個重要階段。一是拷貝型量詞的出現。拷貝型量詞為個體事物提供了一種計數格式，即“名 + 數 + 名”，受此計數方式的影響，名詞進入“名 1+ 數 +名 2”格式中名 2 的位置，並逐漸語法化為個體量詞。二是物質類量詞的出現。物質類量詞語法化項進入“名 1+ 數 +名 2”的計數結構，不僅突破了拷貝型量詞簡單重複的計數方式，而且形成了先通過轉喻突顯特徵，後通過隱喻擴展計數對象的個體量詞語法化的認知方式。物質類量詞因其最早開始語法化而具有最強的感知差值。三是形狀類量詞的出現。形狀類量詞的出現使個體量詞語法化項由突顯計數對象的物質屬性擴展至突顯特徵屬性，為形體類、質地類和處所類量詞的出現提供了認知方式。形狀類量詞因其較早開始語法化，且語法化過程中突顯了語法化項的顯性特徵而具有最高的感知強度。五、結論本文通過對漢語母語者進行問卷調查，提出漢語個體量詞具有計數和分類兩種功能，且不同類型的個體量詞，其功能存在差異。通用個體量詞以計數功能為主，專用個體量詞以分類功能為主。不同的語義特徵對量詞分類功能的理解也有影響，具體來說，物質類量詞的分類感知差值最大，形狀類量詞的分類感知強度最高。個體量詞的這一共時表現是其歷時發展的必然結果。

412014 年第 1 期 總第 期43 43註 釋： ① 也有學者將這一過程稱為單位化，如黃正德 (2002)、郭銳 (2002)、蔣穎 (2006)、李知恩 (2011) 等。② 為了增強問卷的可理解性，我們將“物質類”量詞的特性表述為“生命特徵”，“形體類”量詞的特性表述為“體積特徵”。③ 本文對量詞意義的解釋參考了郭先珍 (1987)，名量搭配方式參考了呂叔湘 (1999[1980])。④ 張赬 (2009:508) 將“片”和“塊”歸於部分量詞，本文暫且仍將其歸為個體量詞。⑤ 例如，問卷示例 1：“一個工人”，其中量詞“個”給你提供的信息是： I 說明“工人”可以一個一個地數； II 說明“工人”具有如下特徵： A 有生命； B 有一定形狀； C 有一定體積； D 有一定質地。⑥ 本文圖 3- 圖 6 對所有 10 個量詞同一特徵感知度由高到低進行排序，將相鄰量詞感知度差值 ( 即下降比值 ) 最大時定義為“較大幅度的下降”。例如，雖然母語者對各量詞生命特徵的感知由“頭”至“片”依次下降，但在“頭”和“個”之間差值最大 ( 為 34%)，據此我們認為，對計數對象生命特徵感知度最強的量詞依次是“頭”、“匹”，隨後感知度有較大幅度的下降。⑦ Croft (1994:152) 將數詞分類詞語義差異的層次性總結為： 有生命的 / 人類：？親屬關係 / 地位 < 性別動物性 無生命的 / 非人類：形狀 < 方向， 硬度 < 天性 / 功能Aikhenvald(2000) 也有類似結論。⑧ 董秀芳 (2013:18) 認為不論個體量詞的功能是分類還是個體化，都屬於語法功能，都與具體的度量關係不大。本文主張將“計數”和“計量”(如“度量”)兩種計算方式區分開，個體量詞具體計數和分類兩種功能。其中，名詞需要與量詞搭配才能實現計數，因此其計數功能是語法功能；量詞的語義類型決定了它所能搭配的名詞，因此其分類功能是語義功能。⑨ 拷貝型量詞是指通過複製名詞而形成的個體量詞，又稱“反響型量詞”或“反身量詞”，在古漢語和藏緬語族中並不陌生，在句法上表現為表量單位和稱量物件為同一名詞，即“名 + 數 + 名”( 參見李宇明 2000)。⑩ 董秀芳(2013:25)通過考察個體量詞的名詞特徵主張“與有生名詞搭配的個體量詞的虛化程度高於與無生名詞搭配的個體量詞”，本文亦可從歷時角度佐證這一結論。⑪ 雖然《左傳》中“子產以幄幕九張行”一例是傳世文獻中“張”用於數詞之後的首例，但此為孤例，且從“張”的詞義看來，“張”先量“幕”後量“弓”的發展模式似乎不可能 ( 參見劉世儒 1965 等 )，因此本文暫不討論此例。 參考文獻： 董秀芳 2013 《從現代漢語個體量詞的名詞特徵看其內部差異》，《世界漢語教學》第 1 期。 杜道流 2007 《計數和計量——兼論“名量詞”的功能類別》，《語言研究》第 1 期。 郭 銳 2002 《現代漢語詞類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郭先珍 1987 《漢語量詞的應用》，北京：中國物資出版社。 黃載君 1964 《從甲骨文、金文量詞的應用，考察漢語量詞的起源與發展》，《中國語文》第 6 期。 黃正德 2006 《“生成語法理論和漢語研究”講座答問記錄》，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講座記錄 (2006 年 6月 19 日 )。蔣 穎 2006 《漢藏語系名量詞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李宇明 2000 《拷貝型量詞及其在漢藏語系量詞發展中的地位》，《中國語文》第 1 期。 李知恩 2011 《量詞的跨語言研究》，北京大學博士研究生學位論文。 劉丹青 2008 《漢語名詞性短語的句法類型特徵》，《中國語文》第 1 期。 劉世儒 1965 《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呂叔湘 1999[1980] 《現代漢語八百詞 ( 增訂本 )》，北京：商務印書館。 張 赬 2009 《類型學背景下的漢泰語量詞語義系統對比和漢語量詞教學》，《世界漢語教學》第 4 期。

42Aikhenvald, Alexandra Y. 2000. Classifiers: a typology of noun categorization devic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Allan, Kaith. 1977. Classifiers. Language, 53.2: 285-311.Bisang, Walter. 1999. Classifier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 Counting and beyond. In: Gvozdanovic, Jadranka (ed.), Numeral types and changes worldwide.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13 -185.Croft, William. 1994. Semantic universals in classifier systems, Word 45:145-171.Dabrowska, Ewa. 2010. Native vs. expert intuitions: An empirical study of acceptability judgments. The linguistic review, 27: 1-23.Erbaugh, Mary S. 2002. Classifiers are for specification: Complementary functions for sortal and general classifiers in Cantonese and Mandarin.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 Asie orientale, 31.1: 33-69.Grinevald, Colette. 2000. A morphosyntactic typology of classifiers. In: Gunter Senft(ed.), Systems of nominal classific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93-113.Rovira-Esteva, Sara. 2008. Chinese classification categories revisited.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6.1: 106-120.T’sou, Benjamin K. 1976. The structure of nominal classifier systems. Austroasiatic studies, Part 2, 1215-1247.

432014 年第 1 期 總第 期43 43澳門立法語言中以“作出下列行為者”為引導詞的列舉句式 *On Sentence Pattern Using “Any of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of Persons Who…” as Introductory Words in the Legislative Language of Macau SAR◎鄒玉華 / 中國政法大學提 要：澳門立法語言中有一種表達禁止性規範的立法句式，即以“作出下列行為者”為引導詞的列舉句式，其外位語為 VP。而該句式在大陸立法語言中外位語卻多為“VP 者”。本文通過對 VP 和“VP 者”的分析，認為澳門立法語言中外位語為 VP 的用法，是規範而簡明的。大陸立法語言中“VP 者”的“者”字是多餘的，且容易引起誤解。“VP 者”還導致了大陸法條中“VP 的”的誤用。關鍵詞：澳門立法語言；列舉句式；VP；VP 者Key words:the legislative language of Macau SAR, listing construction, VP, VP 者 * 本文系國家 2011 計劃司法文明協同創新中心研究成果和國家語委十二五語言文字應用規劃專案（編號為 YB125-61）成果。

44 一、引言立法語言中常用一種列舉句式，即將應該同等對待的相似事項以列舉的方式統領在一個句子之中。這種句式先以引導詞引領全句，再以並列式列舉分項。如：(1) 在其地理範圍內，地方政府須維護——（一）國家級公路，（二）省級公路，（三）地方級公路，（四）自行車道，和（五）人行道。例（1）中“在其地理範圍內，地方政府須維護”是引導詞，“（一）”“（二）”“（三）”“（四）”和“（五）”是列舉項，做句子的賓語，整個句子是單句。有時引導詞本身就構成一個完整句子，如：（2）在其地理範圍內，地方政府須對以下道路進行維護：（一）國家級公路；（二）省級公路；（三）地方級公路；（四）自行車道；（五）人行道。例（2）中引導詞“在其地理範圍內，地方政府須對以下道路進行維護”是完整的單句，列舉項“（一）”“（二）”“（三）”“（四）”和“（五）”與引導詞中的“以下道路”是同位成分。呂叔湘、朱德熙先生（1952：22 － 23）在談到同位成分時指出，把指相同事物的兩個詞或短語拆開來放在兩個地方，居於結構之內的成分叫本位語，居於結構之外的成分叫外位語。由此，“以下道路”是本位語，列舉項是外位語。陳炯（2005：134）則把列舉項稱為複指成分，認為複指成分是指獨立於句子主幹之外，且被主幹中的代詞或名詞指代的句子成分。五個列舉項則是“以下道路”的複指成分。就句法而言，引導詞與外位語構成的是解說關係複句，引導詞是總說句，外位語是分說句。與一般解說複句的不同在於，列舉式的分說句用列舉的格式來表達。立法學者認為，列舉法可以將長句中極易被忽略的細節問題變得清晰，從而有助於澄清複雜的法律概念。（賽德曼等，2008：355）因此賽德曼等（2008：356）認為，要想把複雜的法律概念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表達出來，任何地方的立法起草者都免不了要依賴列舉法。澳門立法語言即大量使用列舉法。澳門立法語言中有一種以“作出下列行為者”為主要引導詞的列舉式，是常用的列舉句式。如：（3）作出下列行為者，處一年至八年徒刑：ａ）創立或組成煽動或鼓勵種族歧視、種族仇恨或種族暴力行為之組織，又或對此等煽動或鼓勵行為進行有組織之宣傳活動；或ｂ）參加上項所指之組織或活動，又或向其提供協助，包括給予資助。（《澳門刑法典》第 233條 [種族歧視 ]第 1款）我國法學界認為，法律規範由“假定”“處理”和“制裁”三部分組成。“假定”即指規範適用的條件和情況；“處理”指行為規則本身，規定允許什麼，應當什麼和禁止什麼；“制裁”指違反規則的法律後果。（陳炯，2005：142）“作出下列行為者”為引導詞的列舉式是一種表達禁止性規範的立法句式。潘慶雲（1997：197-198）認為，禁止性規範的邏輯結構是“條件和情況 +法律主體和法律行為 +制裁”，“條件和情況”屬假定部分，“法律主體和法律行為”屬處理部分。對於例（3）

452014 年第 1 期 總第 期43 43而言，引導詞“作出下列行為者，處一年至八年徒刑”中，包含“處理”和“制裁”兩部分。本位語為“下列行為”，列舉項為外位語。外位語表示的是“條件和情況”，即（3）中的 a）和ｂ）兩種行為。從例（3）來看，引導詞中的短語“作出下列行為”是謂詞性結構（以下記作 VP），“作出下列行為者”則是“者”字結構（以下記作“VP 者”）。下面主要討論外位語。二、表“行為”的外位語從句法角度看，例（3）中表“行為”的外位語也是謂詞性結構，即 VP。如例（3）a）“創立或組成煽動或鼓勵種族歧視、種族仇恨或種族暴力行為之組織，又或對此等煽動或鼓勵行為進行有組織之宣傳活動”中，“創立或組成煽動或鼓勵種族歧視、種族仇恨或種族暴力行為之組織”與“對此等煽動或鼓勵行為進行有組織之宣傳活動”是兩個並列的動詞結構，其中，“創立或組成”和“進行”是謂語動詞，“煽動或鼓勵種族歧視、種族仇恨或種族暴力行為之組織”和“有組織之宣傳活動”則分別是動詞支配事物即賓語。例（3）ｂ）“參加上項所指之組織或活動，又或向其提供協助，包括給予資助”中，“參加上項所指之組織或活動”與“向其提供協助，包括給予資助”也是兩個並列動詞結構，其中“參加”和“提供”是謂語動詞。澳門立法語言中也有不少外位語是主謂結構的例子，如：（4）如在上款所指情況中出現下列情形①，法院得免除刑罰：ａ）行為人係在從事職業活動中之醫生，且醫療行為不引致患病或無能力從事本身工作超逾八日；或ｂ）該傷害不引致患病或無能力從事本身工作超逾三日。 　　（《澳門刑法典（1995）》第142條第2款）例（4）ａ）“行為人係在從事職業活動中之醫生，且醫療行為不引致患病或無能力從事本身工作超逾八日”中，“行為人”是主語，“係在從事職業活動中之醫生，且醫療行為不引致患病或無能力從事本身工作超逾八日”是謂語，整體為主謂結構；例（4）ｂ）“該傷害不引致患病或無能力從事本身工作超逾三日”中，“該傷害”是主語，“不引致患病或無能力從事本身工作超逾三日”為謂語，整體也為主謂結構。朱德熙先生（1983）認為，謂詞性結構包括主謂結構，黃伯榮等（2002：67）也認為，主謂短語可歸謂詞性短語。主謂結構也是謂詞性結構即 VP。因此，就句法而言，該句式引導詞是“VP 者”，而外位語則是 VP。大陸立法語言中也有類似的表達方式。1912 年民國政府頒佈的《中華民國暫行新刑律》第 406 條：（5）凡有左列行為之一者，處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圓以下罰金：一、損壞、傷害前條所列以外之他人所有物者；二、漏逸他人所有之煤氣、蒸氣及其他氣體或流動物或以他法致令喪失效用者；三、縱逸他人所有之動物致令喪失者。（見《中華六法，法院編制法·暫行新刑律》第38頁）例（5）中的本位語是“左列行為”，外位語是“一”“二”和“三”項。該句引導詞是“VP 者”，這與澳門用法相同，不同的是，例（5）的外位語不是VP，而是“VP 者”。如“損壞、傷害前條所列以外之他人所有物者”中“損壞、傷害前條所列以外之他人所有物”是動詞結構，其中“損壞、傷害”是謂語動詞，

46“前條所列以外之他人所有物”是賓語；“漏逸他人所有之煤氣、蒸氣及其他氣體或流動物或以他法致令喪失效用者”中“漏逸他人所有之煤氣、蒸氣及其他氣體或流動物”與“以他法致令喪失效用”是兩個並列動詞結構；“縱逸他人所有之動物致令喪失者”中“縱逸他人所有之動物”與“致令喪失”是兩個並列動詞結構。三分項的結構皆為“VP”加“者”字即“VP者”。澳門立法語言中該句式的外位語皆為 VP 還是既有VP 又有“VP 者”？本文以澳門五法典②為語料對該句式的使用現狀進行統計。見表 1：表 1：澳門五法典中表“行為”的外位語的使用現狀澳門五法典《 澳 門刑法典》《澳門民法典》《澳門刑事訴訟法典》《澳門商法典》《 澳 門民 事 訴訟法典》“ 作 出 下列行為者”為 引 導 詞的 列 舉 句式（ 擴 展式）25 例（15例）0 例 0 例 0 例 1 例表“行為”的外位語皆為 VP 0 0 0 VP從上表可知，以“作出下列行為者”為引導詞的列舉句式《澳門刑法典》用例最多，共 25 例，這與該句式是禁止性規範且是對違法“行為”的“制裁”有關。另有引導詞的擴展式 15 例。所謂擴展式，是指引導詞中“者”字未緊隨“作出下列行為”後，而是在其後的其他謂詞性成分之後，如：（6）作出下列行為，使他人有生命危險者，處一年至五年徒刑：ａ）將他人棄置於某處，使之陷於獨力不能自救之狀況；或ｂ）遺棄因年齡、身體缺陷或疾病致不能自救之人，而行為人係對其負有保護、看管或扶助義務者。（《澳門刑法典》第135條 [棄置或遺棄]第1款）例（6）引導詞中“者”字並未出現在“作出下列行為”後，而是在“使他人有生命危險”之後，“作出下列行為”與“使他人有生命危險”是並列動詞結構，皆為 VP，“者”字統領二者，因此說，引導詞是“VP者”。而表“行為”的外位語則是 VP，如ａ）“將他人棄置於某處，使之陷於獨力不能自救之狀況”中，“將他人棄置於某處”與“使之陷於獨力不能自救之狀況”也是並列動詞結構，是 VP；ｂ）“遺棄因年齡、身體缺陷或疾病致不能自救之人，而行為人係對其負有保護、看管或扶助義務者”中，“遺棄”是謂語動詞，“因年齡、身體缺陷或疾病致不能自救之人”是賓語，而“行為人係對其負有保護、看管或扶助義務者”是限定成分，總體結構是 VP。澳門五法典共41用例。筆者對全部用例進行分析，發現表“行為”的外位語皆為 VP。如上所述，大陸《中華民國暫行新刑律》中該句式的外位語卻為“VP者”。筆者發現臺灣承繼這一用法，民國 96年修正的《刑法》共有 2例，外位語皆為“VP 者”。如：（7）有追訴或處罰犯罪職務之公務員，為左列行為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一、濫用職權為逮捕或羈押者；二、意圖取供而施強暴脅迫者；三、明知為無罪之人，而使其受追訴或處罰，或明知為有罪之人，而無故不使其受追訴或處罰者。（《中華民國刑法》（民國 96 年修正）第 125 條第 1款）

472014 年第 1 期 總第 期43 43例（7）外位語“濫用職權為逮捕或羈押者”中，“濫用職權為逮捕或羈押”為 VP，其中“濫用”為謂語動詞；外位語“意圖取供而施強暴脅迫者”中，“意圖取供而施強暴脅迫”為 VP，其中“意圖取供”與“施強暴脅迫”是並列動詞結構；外位語“明知為無罪之人，而使其受追訴或處罰，或明知為有罪之人，而無故不使其受追訴或處罰”中，“明知為無罪之人，而使其受追訴或處罰”與“明知為有罪之人，而無故不使其受追訴或處罰”是兩大並列動詞結構。“者”字統領兩大並列結構，整體結構為“VP 者”。“VP 者”與 VP，誰是誰非？ 三、外位語是“VP 者”朱德熙先生（1983）認為，“者”字加在謂詞性成分後，形成一個表示轉指的名詞性結構，即 VP 表示陳述，“VP者”表示指稱。這也就是“者”的轉指功能，即把表陳述轉指為表人和事物，“VP者”一般指施事。引導詞中的“VP者（作出下列行為者）”，“者”即轉指，指“作出下列行為”的“施事”即行為人。如前所述，該句式是一種表達禁止性規範的立法句式。引導詞中前半句負責引出受事主體，後半句則予以評價即處罰。就該句式而言，用“者”字結構（“作出下列行為者”）做句子的前半部分——引出句子的陳述对象即法律關係中的主體也就是行為人，具有極大的概括性和舉要性，使法律規範疏而不漏（參見陳炯，2005：136）。下面分析作為外位語的“VP者”。外位語“VP者”能否轉指行為人？如上所述，列舉項是本位語“行為”的外位語，即指“行為”，而不是“行為人”。因此該“VP者”的“者”不能是轉指。朱德熙（1983）認為“者”字除了轉指功能之外，還有自指功能。VP 加上自指的“者”以後，從語法上說，是從謂詞性成分轉化為名詞性成分；從語義上說，是從陳述轉化為指稱。由於指稱形式跟相應的陳述形式意義上相通，要是把一個句子裡包含的“VP 者”的“者”取消，往往不至於影響原句的基本意義。自指的“者”是把 VP 所表示的意義加以事物化，如果說VP是表示行為、動作、狀態的，“VP者”表示的則是事物化了的行為、動作、狀態。由此，該外位語中的“者”字只能是自指。例（5）中的外位語“損壞、傷害前條所列以外之他人所有物者”、“漏逸他人所有之煤氣、蒸氣及其他氣體或流動物或以他法致令喪失效用者”和“縱逸他人所有之動物致令喪失者”，加“者”字之後的意義與取消“者”字即“損壞、傷害前條所列以外之他人所有物”、“漏逸他人所有之煤氣、蒸氣及其他氣體或流動物或以他法致令喪失效用”和“縱逸他人所有之動物致令喪失”的意義相同，“者”字只是把“行為”事物化了。“者”字可表自指，外位語為“VP 者”似乎也合乎語法。但外位語是“VP 者”時，該句式存在一個問題：即“者”的兩種用法同時出現在一個句子中，引導詞中“VP 者”的“者”是轉指而外位語中“VP 者”的“者”卻是自指。這種用法在理解上極易引起歧義，即把外位語“VP者”也理解為轉指即行為人，因為“轉指”是“者”的典型用法。如例（7）中就極易把外位語“濫用職權為逮捕或羈押者”、“意圖取供而施強暴脅迫者”和“明知為無罪之人，而使其受追訴或處罰，或明知為有罪之人，而無故不使其受追訴或處罰者”都理解為“行為人”。引導詞說“左列‘行為’”，“者”字若轉指“行為人”，則該句式邏輯有問題。毫無疑問，外位語是“VP 者”時不是最佳表達方式。

48四、外位語是 VP澳門法條中的外位語是 VP。澳門立法語言中用 VP表“行為”是否合乎語法？目前大陸法條中，該句式總說句的引導詞中前半句若非用“VP 的”引出受事主體的話（如例（11）），外位語也是用 VP表“行為”。請看下例：（8）登記機構不得有下列行為：（一）要求對不動產進行評估；（二）以年檢等名義進行重複登記；（三）超出登記職責範圍的其他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第 13 條）例（8）外位語“要求對不動產進行評估”“以年檢等名義進行重複登記”和“超出登記職責範圍的其他行為”表示的都是“行為”。大陸法條中大量表“情形”的外位語也與此相同：（9）經營者集中是指下列情形：（一）經營者合併；（二）經營者通過取得股權或者資產的方式取得對其他經營者的控制權；（三）經營者通過合同等方式取得對其他經營者的控制權或者能夠對其他經營者施加決定性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第 20 條）例（9）表“情形”的外位語皆為 VP。筆者發現王力先生在使用該句式時，外位語也是 VP。如：（10）仔細分析起來，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能用處置式：1. 敘述詞所表示者係一種精神行為，例如“我愛他”不能轉成“我把他愛”；2. 敘述詞所表示者係一種感受現象，例如“我看見他”不能轉成“我把他看見”；3. 敘述詞所表示的行為並不能使目的語所表示的事物變更其狀況，例如“我上樓”不能轉成“我把樓上”；4. 敘述詞所表示的行為，係一種意外的遭遇，例如“我拾了一塊手帕”不能轉成“我把一塊手帕拾了”；5. 敘述詞系“有”“在”等字，例如“我有錢”不能轉成“我把錢有”，“他在家”不能轉成“他把家在”。 （王了一，1957：105）例（10）中的外位語“敘述詞所表示者係一種精神行為”、“敘述詞所表示者係一種感受現象”、“敘述詞所表示的行為並不能使目的語所表示的事物變更其狀況”、“敘述詞所表示的行為，係一種意外的遭遇”和“敘述詞係‘有’‘在’等字”皆為主謂結構，皆為 VP 而非“VP 者”。根據句法結構，該句式外位語與本位語中“下列行為”中的“行為”所指相同，因此，這裡的“行為”是事物化的“行為”。漢語的 VP 實現名詞化是否可以是無形式標記的？姚振武（1996）認為，謂詞性成分名詞化的實質就是陳述轉化為指稱，其根本機制不在於有無形式標記。沈家煊（2009）認為，漢語和印歐語的根本區別在於，一個具體範疇投射到一個對應的抽象範疇，印歐語是“實現關係”，而漢語是“構成關係”，這就是“漢語缺乏形態”這一事實背後隱藏的認知上的深層原因。漢語的 VP 實現名詞化經常是不需要任何形式標記的。因此，外位語的VP就是事物化的“行為”。五、餘論漢語中的 VP 可以無標記形式實現名詞化，外位語中的 VP即是事物化了“行為”。外位語 VP後用“者”

492014 年第 1 期 總第 期43 43字純屬畫蛇添足。再者，“者”字雖然可表自指，但毫無疑問，“轉指”才是“者”的典型用法，用“者”表自指極易產生歧義。因此，澳門立法語言中以“作出下列行為者”為引導詞的列舉句式，外位語為 VP 的用法是簡明而規範的。大陸法條中該句式外位語為“VP者”最終導致“的”字結構的誤用，如：（11）企業法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法人承擔責任外，對法定代表人可以給予行政處分、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一）超出登記機關核准登記的經營範圍從事非法經營的；（二）向登記機關、稅務機關隱瞞真實情況、弄虛作假的；（三）抽逃資金、隱匿財產逃避債務的；（四）解散、被撤銷、被宣告破產後，擅自處理財產的；（五）變更、終止時不及時申請辦理登記和公告，使利害關係人遭受重大損失的；（六）從事法律禁止的其他活動，損害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 49 條）例（11）中外位語皆為“VP”加“的”構成的“VP的”，“VP的”來自於“VP者”。③根據以上分析，該外位語“VP的”的“的”字也是自指，如果是轉指同樣會使句子結構出現邏輯問題。雖然“的”與“者”皆有轉指和自指功能，但是，“的”與“者”用法不完全相同，朱德熙先生（1983）認為，自指的“VP 的”只能在定語位置上出現，而且不能離開後頭的中心語獨立。也就是說，外位語“VP的”不能通過自指表示“情形”，只能轉指表行為人。（参见邹玉华，2008）因此，外位語若為“VP 的”句子的邏輯結構即出現問題。大陸立法語言中該句式外位語是“VP 的”需要規範。註 釋： ① 例（4）的本位語不是“行為”，而是“情形”。“情形”與“行為”皆為抽象名詞，“行為”指人的活動，“情形”指事物所表現出來的外在形態和狀況，“行為”包含在“情形”中。② 澳門五大法典即《澳門刑法典》《澳門民法典》《澳門刑事訴訟法典》《澳門商法典》和《澳門民事訴訟法典》，它們構成了澳門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③ 古漢語裡“VP者”和“所VP”譯成現代漢語都是“VP的”。（朱德熙，1983）參考文獻： [ 美 ] 安·賽德曼羅伯特·鮑勃·賽德曼那林·阿比斯卡 2008 《立法學：理論與實踐》，劉國福等譯，中國經濟出版社。陳炯 2005 《立法語言學導論》，貴州人民出版社。黃伯榮、廖序東 2002 《現代漢語》（增訂三版）（下），高等教育出版社。呂叔湘 朱德熙 1952 《語法修辭講話》，中國青年出版社。潘慶雲 1997《跨世紀的中國法律語言》，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1918 《中華六法 , 法院編制法·暫行新刑律》，商務印書館。沈家煊 2009 《我看漢語的詞類》，《語言科學》第1期。王了一 1957 《漢語語法綱要》，上海教育出版社。姚振武 1996 《漢語謂詞性成分名詞化的原因及規律》，《中國語文》第 1 期。朱德熙 1983 《自指和轉指——漢語名詞化標記“的、者、所、之”的語法功能和語義功能》，《方言》第 1 期。鄒玉華 2008 《論文法文本中“有下列情形 ( 行為 ) 之一的”句式的規範》，《語言文字應用》第 4 期。

50澳門大學生語言態度研究A Study of Macao Tertiary Students’ Language Attitudes◎閻喜 / 澳門大學 提 要：1999 年 12 月 20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澳門不再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取而代之的是澳門特別行政區。在過去的幾百年裏，澳門的社會語言格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回歸後的澳門社會語言格局也正在經歷著巨大的變化。本文通過對澳門某高校98名本地大學生對普通話、廣東話、英語和葡萄牙語的語言態度進行調查，研究發現澳門本地大學生對這四種語言在情感和認知兩方面存在不同的態度，希望本研究能對澳門社會語言學的研究和發展有所幫助。關鍵詞：澳門；語言態度；澳門社會語言學Key words: Macao， language attitudes， Macao sociolinguistic studies一、引言澳門從 16 世紀中期成為葡萄牙的聚居地，並從19 世紀中期成為葡萄牙的殖民地。1999 年，澳門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隨之誕生。在過去的十多年裏，澳門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多個領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也反映在人們對於各種語言的態度上①。Mann and Wong (1999) 可能是有關澳門語言態度調查的最早的一項研究，作者綜合使用問卷和訪談法調查來自澳門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共 72名師生。研究結果顯示在澳門各領域中，人們重視廣東話和英語，普通話排第二位，而葡語排最後。Young (2006) 使用問卷調查了澳門一所高校裏 144 名澳門本地大學生和 197 名內地來澳讀書的大學生對於英語的態度，研究發現兩組學生都充分意識到英語對澳門和他們自己的重要性。他們對英語學習有著強烈的動機，在使用英語時沒有緊張感，而且他們也沒有將使用英語視為一種對他們身份的威脅。Young (2009) 研究澳門回歸八年以後學生的語言態度和語言偏好。

512014 年第 1 期 總第 期43 43作者使用問卷對 185 名就讀於澳門科技大學的澳門本地學生進行調查，調查發現學生們首選的教學語言是廣東話或者綜合使用廣東話和其他語言。大部分學生喜歡廣東話—普通話—英語這種三語教學模式，然後是廣東話—英語和廣東話—普通話的雙語教學模式。在對“學生最喜歡的語言”這一問題的回答上，廣東話居首位，然後依次是英語，普通話和葡語。關於澳門回歸後的語言變化，大多數學生認為普通話和英語比以前使用地更頻繁。本研究通過對澳門某高校 98 名澳門本地大學生對普通話、廣東話、英語和葡萄牙語的語言態度進行調查，研究發現澳門本地學生對這四種語言在情感依附和地位和工具性的認知兩方面存在不同的態度，希望本研究能對澳門社會語言學研究和發展有所幫助。二、研究方法與結果我們在 2011 年對澳門某高校的大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問卷主要包括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獲取學生的基本信息，如性別等，而第二部分搜集學生對廣東話、普通話、英語和葡萄牙語的語言態度。最後我們共收回 115 份問卷，經過初步的問卷篩查，有 3 份是無效問卷，有 14 份問卷由於是內地學生填寫，暫時不算在本次研究範圍之內。所以此次調查共獲得 98 份有效問卷（其中有 32 名女性，66 名男性）。通過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驗證性因素分析，我們發現澳門本地大學生在對普通話、廣東話、英語、葡萄牙語的情感和認知上的態度各與 3 至 4 個問卷問題緊密聯繫。下面我們對澳門本地大學生的語言態度進行具體分析。需要指出的是，本問卷采用 4點量表，4代表強烈同意，1 代表強烈不同意。4 點量表的中間值 2.5 設為標準，2.5 以上表示正面評分，2.5 以下表示負面評分。表 1：澳門本地大學生對廣東話的情感態度問 題 平均值 標準差作為澳門人，我應該能說流利的廣東話。3.7292 .44209廣東話是最能代表澳門的語言。 3.2653 .71148我喜歡說廣東話的人。 3.3163 .63566我喜歡廣東話。 3.4694 .55990澳門大學生對於廣東話情感態度的綜合平均值3.4451 .39477 表 1 展示了澳門本地大學生對廣東話的情感態度的基本情況。從表 1 可以看出，學生對廣東話表現出很高的情感態度。在廣東話和澳門身份的關係上，他們同意“作為澳門人，我應該能說流利的廣東話”，表明廣東話和澳門身份之間有很強的聯繫。此外，他們也對廣東話和講廣東話的人都表達了積極的態度。對於問題“廣東話是最能代表澳門的語言”，雖然學生表達了積極的態度，但是對此問題很大的標準差表明學生對於澳門的代表語言這一問題存在較大的分歧。表 2：澳門本地大學生對普通話的情感態度問 題 平均值 標準差我喜歡講普通話的人。 2.6020 .58750作為中國人，我應該能說流利的普通話。2.9592 .74500說流利普通話的人一般很聰明。 2.2347 .71510澳門大學生對於普通話情感態度的綜合平均值2.5986 .48330

52表 2 展示了澳門本地大學生對於普通話情感態度的基本情況。從表 2 可以看出，學生對普通話的情感態度是積極的，但是較低。澳門大學生傾向於同意（雖然不是強烈同意）作為中國人，他們應該能講普通話。此外，儘管學生們對講普通話的人的態度是積極的，他們並沒有認為講普通話的人很聰明。表 3：澳門本地大學生對英語的情感態度問題 平均值 標準差說流利英語的人一般很聰明。 2.5612 .78735作為澳門人，我應該能講英語。 3.0918 .70472我喜歡講英語的人。 3.0510 .63201澳門大學生對於英語情感態度的綜合平均值2.9014 .52913表 3 展示了澳門本地大學生對英語情感態度的基本情況。從表 3 可以看出，受試者對英語表達了積極的態度。儘管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英語並不是澳門的官方語言，但是學生們傾向於同意“作為澳門人，我應該能講英語”，表明英語和澳門身份之間的緊密聯繫。受試者對將英語的人也持積極態度。他們喜歡講英語的人，認為他們聰明，儘管他們對講英語人的智力這一問題存在較大的分歧。表 4：澳門本地大學生對葡萄牙語的情感態度問題 平均值 標準差說流利葡萄牙語的人一般很聰明。 2.4184 .74507我喜歡講葡萄牙語的人。 2.6667 .56835作為澳門人，我應該能講葡萄牙語。 2.4490 .69047澳門大學生對於葡萄牙語情感態度的綜合平均值2.4807 .47350表 4 展示了澳門本地大學生對葡萄牙語情感態度的基本情況。從表 4 可以看出，受試者對葡萄牙語的情感態度稍微偏向消極。對於問題“作為澳門人，我應該能講葡萄牙語”，學生們給予較低的評價。這說明儘管澳門在葡萄牙的殖民統治長達百年，而葡萄牙語在澳門回歸以後仍然是澳門的一個官方語言，但是似乎學生們並沒有把葡萄牙語視為澳門身份的一部分。學生們傾向於同意（雖然不是強烈同意）他們喜歡講葡萄牙語的人。但是，他們並沒有認為講葡萄牙語的人聰明（儘管對這一問題學生們存在較大的分歧）。表 5：澳門本地大學生對廣東話的認知態度問題 平均值 標準差廣東話對於我以後的學習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語言。2.8367 .76917澳門社會非常重視廣東話。 3.3505 .53806廣東話是我在 21 世紀事業發展最有幫助的一種語言。2.7812 .73503* 廣東話在澳門不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語言。1.5833 .79517澳門大學生對於廣東話認知態度的綜合平均值3.0963 .47853* 負向問題轉為正向以後的平均值是 3.4167。

532014 年第 1 期 總第 期43 43表 5 展示了澳門本地大學生對於廣東話的認知態度。從表 5 可以看出，學生們對廣東話的總體認知持積極態度。受試者傾向於同意有關廣東話在澳門社會重要性的問題。同時，學生們傾向於同意（雖然不是強烈同意）“廣東話對於我以後的學習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語言”和“廣東話是我在 21 世紀事業發展最有幫助的一種語言”，表明學生對廣東話對他們以後的學習和事業發展懷有積極的態度。表 6：澳門本地大學生對普通話的認知態度問題 平均值 標準差如果澳門廣泛使用普通話，澳門會更加繁榮。2.3333 .74150普通話對於我以後的學習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語言。2.7551 .64314澳門社會非常重視普通話。 2.8469 .70859澳門大學生對於普通話認知態度的綜合平均值2.6451 .50899表 6 展示了澳門本地大學生對普通話認知態度的基本情況。從表 6 可以看出，受試者對普通話在澳門的地位和用途的認識持積極態度，但是不高。具體來說，學生對普通話在澳門社會重要性的認識抱有複雜的態度。一方面，學生們同意“澳門社會非常重視普通話”，表明他們充分意識到澳門回歸以後普通話在當今澳門社會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學生們對於“如果澳門廣泛使用普通話，澳門會更加繁榮”總體持消極態度，表明學生們不太確定普通話對於澳門未來繁榮的重要性。此外，學生們傾向於同意（雖然不是強烈同意）普通話對學生未來學業的重要性。表 7：澳門本地大學生對英語的認知態度問題 平均值 標準差英語對於我以後的學習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語言。3.7113 .57363* 澳門回歸以後英語不太重要了。 1.7347 .63491英語是我在 21 世紀事業發展最有幫助的一種語言。3.6020 .63797澳門社會非常重視英語。 3.1633 .63723澳門大學生對於英語認知態度的綜合平均值3.4355 .41398* 負向問題轉為正向以後的平均值是 3.2653。表 7 展示了澳門本地大學生對英語認知態度的基本情況。從表 7 可以看出，學生們對英語在澳門社會以及學生未來學業和事業發展的重要性都持有很高的積極態度。他們對“英語對於我以後的學習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語言”和“英語是我在 21 世紀事業發展最有幫助的一種語言”都表示了強烈的認同。同時，他們對英語在澳門的重要性也持有積極態度，表明英語在學生心目中佔有較高的位置。表 8：澳門本地大學生對葡萄牙語的認知態度問題 平均值 標準差* 澳門回歸以後葡萄牙語不太重要了。2.7143 .82487葡萄牙語是我在 21 世紀事業發展最有幫助的一種語言。2.4490 .69047為了增加澳門的競爭力，必須提高澳門人葡萄牙語的水平。2.7604 .72857澳門社會非常重視葡萄牙語。 2.6224 .63433

54澳門大學生對於葡萄牙語認知態度的綜合平均值2.5294 .49568* 負向問題轉為正向以後的平均值是 2.2857。表 8 展示了澳門本地大學生對葡萄牙語的認知態度的基本情況。從表 8 可以看出，學生們對葡萄牙語的認知態度是積極的，不過較低。學生們對葡萄牙語在澳門社會重要性抱有複雜的態度。一方面，他們同意“澳門回歸以後葡萄牙語不太重要了”，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澳門回歸以後葡萄牙語在澳門的地位和功能。同時，他們傾向於同意“為了增加澳門的競爭力，必須提高澳門人葡萄牙語的水平”和“澳門社會非常重視葡萄牙語”，表明葡萄牙語在澳門社會仍然有一定的價值。但是，當問到葡萄牙語對學生未來職業發展的重要性的時候，學生的回答是否定的，表明葡萄牙語對於學生自我發展有限的作用。表 9：澳門本地大學生對四種語言態度的平均值因素 平均值 標準差澳門大學生對於廣東話的情感態度 3.4451 .39477澳門大學生對於普通話的情感態度 2.5986 .48330澳門大學生對於英語的情感態度 2.9014 .52913澳門大學生對於葡萄牙語的情感態度 2.4807 .47350澳門大學生對於廣東話的認知態度 3.0963 .47853澳門大學生對於普通話的認知態度 2.6451 .50899澳門大學生對於英語的認知態度 3.4355 .41398澳門大學生對於葡萄牙語的認知態度 2.5294 .49568表 9 展示了澳門本地大學生對廣東話、普通話、英語和葡萄牙語的情感和認知態度的總體情況。從表 9可以看出，在情感態度方面，廣東話排第一位，英語居第二位，普通話和葡萄牙語分列第三和第四位。很明顯，澳門本地大學生對廣東話（大多數學生的母語）表達了最強烈的積極態度。他們對國際語言英語表達了比中國的官方語言普通話表達了更積極的情感態度。而受試者對澳門原來的殖民語言澳門特區的第二官方語言葡萄牙語在情感態度方面給予了最低的評價。在認知態度方面，英語躍居首位，廣東話退居第二位，普通話和葡萄牙語依舊分列第三和第四位。學生們對英語這一國際語言在澳門的地位和學生自我發展的重要性給予最高的評價。學生對廣東話的重要性的認識也給予了較高的評價。他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官方語言普通話在澳門重要性的認識雖不及英語和廣東話，但是也是積極的。與受試者的情感態度相似，澳門大學生對葡萄牙語在澳門的重要性的認識也是最低的，雖然整體上呈積極。三、討論通過上面的結果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澳門本地大學生對廣東話、普通話、英語和葡萄牙語的語言態度呈現一些明顯的特點。在對這四種語言的情感態度上，廣東話得分最高，英語排第二，普通話居第三，葡萄牙語則排最後。在對這四種語言重要性的認識上，英語躍居首位，廣東話退居第二位，普通話和葡萄牙語同樣處於第三和第四位。 （一）廣東話研究結果發現澳門本地大學生對廣東話持有最高的情感態度，這與它是澳門大多數學生的日常常用語言緊密相關，我們可以從歷次澳門人口普查中有關日常常用語言的調查結果中可以看出。

552014 年第 1 期 總第 期43 43表 10：澳門居住人口日常常用語言使用情況一覽表1991 1996 2001 2006 2011廣東話 85.8% 87.1% 87.9% 85.7% 83.3%普通話 1.2% 1.2% 1.6% 3.2% 5.0%其它中國方言 9.6% 7.8% 7.6% 6.7% 5.7%葡語 1.8% 1.8% 0.7% 0.6% 0.7%英語 0.5% 0.8% 0.7% 1.5% 2.3%其它 1.1% 1.3% 1.7% 2.3% 3.0%（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91 澳門人口普查》、《96 中期人口統計總體結果》、《2001 人口普查總體結果》、《2006中期人口統計總體結果》和《2011人口普查详细结果》）表 10 是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發布的最近五次人口普查中有關家庭常用語言所佔比例繪制而成的。從該表可以看出，廣東話仍然居於主導地位，在五次人口普查中廣東話所佔比例都達到了 80% 以上，體現出廣東話在澳門具有較強的影響力。廣東話在受試者心目中在情感方面佔首位，而受試者對廣東話在澳門社會和他們個人發展重要性的認識也持較為積極的態度。這與廣東話在澳門的強大活力有關。廣東話在澳門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等各個領域都佔據主導地位，同時也是人們日常生活領域中的常用語言。此外，這也與廣東話在嶺南地區的重要地位有關。澳門地處粵語區，毗鄰香港和廣東，而香港和廣東則是廣東話的重要基地。2010 年“推普廢粵”和“粵語保衛戰”事件也反映出廣大民眾對廣東話有強烈的情感和廣東話的強大活力。（二）英語雖然英語並不是澳門的官方語言，但是本研究顯示受試者對英語在澳門社會以及自我發展重要性的認識上都給予最高的評價。這與英語國際通用語的地位緊密相關。在當今世界，英語已成為全球通用語，在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等各個領域都廣泛使用，與此同時，英語在澳門的各個領域也佔有重要的地位②，成為事實上的官方語言③。人們對於英語在澳門重要性積極的認知態度也反映在他們對英語積極的情感態度。這與許多學者在世界其他地區的研究發現相似。例如，Dornyei（2005）指出英語和一種“全球化的世界公民身份”相聯繫，Dornyei, Csizer & Nemeth (2006) 認為英語正在和一個世界性的，技術發達的“想像社區”緊密聯繫起來。高一虹等對中國內地大學生英語學習的社會心理研究也發現類似特點④。但是我們也注意到澳門大學生並沒有對英語在情感上懷有最積極的態度，這表明澳門大學生和英語之間存在一定的心理距離。這與許多學者對於英語在世界其他地區的社會心理研究結果相似⑤，說明在許多學生心目中，英語只是“他者”的語言，而不是自己的語言。（三）普通話普通話在澳門大學生的語言態度中，無論是情感方面還是在認知方面，都處於第三位。這與普通話在澳門的活力有關。雖然普通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官方語言，並在中國大陸廣泛使用，但是在澳門，普通話的使用範圍還是有限的。從表 10 可以看出，普通話作為家庭常用語言在澳門居住人口中所佔的比例雖然已經從 1991 年的 1.2% 上升到 2011 年的 5.0%，增加了近四個百分比，但是在澳門社會的各個領域，廣東話仍然是佔據主導地位。雖然澳門回歸以後在多種因素的影響下，普通話在澳門的普及程度有所提高⑥，但是與廣東話和英語相比較，普通話在學生心目中的情感依附和重要性認識較低，這與以往香港語言態度調查

56中學生對普通話的語言態度調查結果相似⑦。此外，雖然澳門人對中國有較強的文化認同，例如近年來澳門青年研究協會和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於 2007 和 2009年聯合開展的澳門中學生國民身份認同調查以及 2008年聯合開展的澳門大學生國民身份認同調查，這幾項調查結果都顯示大多數學生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並認同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⑧，但是澳門學生較強的中國文化認同並沒有在他們對普通話的態度上表現出來，值得我們進一步深入研究。（四）葡萄牙語葡萄牙語在澳門學生心目中無論是情感和認知方面都是處於最後一位，這反映出葡萄牙語在澳門回歸後的地位。這和香港以往的語言態度研究結果大不相同⑨。英語和葡萄牙語分別是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二官方語言，英語在香港語言態度調查中在情感和認知方面都位居前位，而葡萄牙語在本次調查中以及以往的語言態度調查中都排在末位。葡萄牙語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這種尷尬地位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綜合歷史和現實情況，我們不難理解為何學生對葡萄牙語的情感和認知評價最低。一方面，澳門回歸後，葡萄牙語在澳門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各個領域的使用範圍進一步縮小，而澳門華人的葡語水平一直較低。從表 10 可以看出，葡萄牙語作為日常用語言在澳門居住人口中所佔的比例已經從 1991 年的 1.8% 下降到2011 年的 0.7%。另一方面，由於澳葡政府在殖民時期並沒有對澳門進行系統的語言規劃，使得澳門本地華人並沒有較高的葡語水平，而澳葡政府在公務員招聘錄用以及職位升遷等方面對葡語水平的硬性規定進一步挫傷澳門當地華人學習葡語的熱情，使得許多華人轉向學習英語並到香港謀職。四、結語本文通過對澳門某高校澳門本地大學生進行語言態度問卷調查，研究發現，在對語言的情感方面，廣東話在第一位，英語排第二位，普通話和葡萄牙語位居第三位和第四位。在對語言的地位和工具性的認識上，英語則躍居首位，廣東話退居第二位，普通話和葡萄牙語同樣處於第三位和第四位。研究發現澳門本地大學生對這四種語言的態度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如語言活力，語言意識形態等。本研究主要考察學生對廣東話、普通話、英語和葡萄牙語的語言態度，而並沒有涉及澳門本地大學生對簡體字、繁體字、漢語拼音和粵語正音等幾個方面的語言態度，在以後的研究中，我們需要擴大研究內容，進一步改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澳門語言生活紛繁複雜，有許多語言現象值得我們進一步深入調查和研究，希望本研究能夠拋磚引玉，吸引更多的學者關注澳門社會語言學的研究與發展。註 釋： ①見 Yan &Moody (2010) 對過去三十年澳門語言態度研究的回顧。②詳見 Moody (2008) 和 Young(2011) 對英語在澳門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重要作用的介紹。③ Moody (2008) 認為英語在澳門處於事實上的官方地位。④詳見 Gao, Cheng, Zhao & Zhou (2005) 和 Gao, Zhao, Cheng & Zhou (2007)。⑤詳見 Park (2009) 和 Seargeant(2009)。⑥詳見閻喜 (2011)。⑦詳見 Lai (2002)。⑧詳見澳門中學生國民身份認同調查報告 (2007)、澳門大

572014 年第 1 期 總第 期43 43學生國民身份認同調查報告 (2008) 和澳門中學生國民身份認同調查報告 (2009)。⑨詳見 Lai (2002)。 參考文獻： 澳門青年研究協會 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 2007 《澳門中學生國民身份認同調查報告》，澳門青年研究協 會、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 2008 《澳門大學生國民身份認同調查報告》，澳門青年研究協會、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 2009 《澳門中學生國民身份認同調查報告》，澳門青年研究協會、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閻喜 2011 《普通話在澳門：歷史與現狀》，《“一國兩制”研究》第 10 期。Dörnyei, Zoltán 2005 The Psychology of the Language Learner :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Dötrnyei, Zoltán, Csizér, Kata and Németh, Nora 2006 Motivation, Language Attitudes and Globalisation: A Hungarian Perspective.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Gao, Yihong, Cheng, Ying, Zhao, Yuan and Zhou, Yan 2005 Self-identity changes and English learning among Chinese undergraduates. World Englishes 24 (1), 39-51.Gao, Yihong, Zhao, Yuan, Cheng, Ying and Zhou, Yan 2007 Relationship between 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 types and self-identity changes among Chinese students. TESOL Quarterly 41 (1), 133-155.Lai, Mee-Ling 2002 Language Attitudes of the First Post-colonial Generation in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Issues in Gender, Medium of Instruction, Social Class and Cultural Identity. Ph. D. dissertation. Durham University.Park, Joseph Sung-Yul 2009 The Local Construction of a Global Language: Ideologies of English in South Korea.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Mann, Charles and Wong, Gabriella 1999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education: A survey from Macao on its return to Chinese sovereignty. Language Problems and Language Planning 23(1), 17-36. Moody, Andrew 2008 Macau English: Status, functions and forms. English Today 24(3), 3-15.Seargeant, Philip 2009 The Idea of English in Japan: Ideology and the Evolution of a Global Language.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Yan, Xi and Moody, Andrew 2010 Language and Society in Macao: A review of sociolinguistic studies on Macao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Chinese Language and Discourse: A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1(2), 293-324.Young, Ming Yee Carissa 2006 Macao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 English: A post-1999 survey. World Englishes, 25(3-4), 479-490.—— 2009 Multilingual education in Macao.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ism, 6(4), 412-425.—— 2011 English Use and Education in Macao. In A. Feng (Eds.),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Across Greater China, 114-130.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58清代來華傳教士馬若瑟《漢語劄記》中的標記理論 *The theory of markedness in Notitia Lingae Sinicae of Joseph-Henry-Marie de Prémare◎劉亞輝 / 浙江財經大學提 要：通過對清代來華傳教士馬若瑟《漢語劄記》一書中有關“標記”的研究，發現馬若瑟已經有了較為系統的“標記”理論。其“標記”概念涵蓋了詞語内部層面、短語層面、句子層面、跨句層面；不僅有詞類標記，還有語氣標記、時態標記、關聯標記等；涉及語義、語法、語用三個平面。這具有相當的超前性和現代性。關鍵詞：馬若瑟；《漢語劄記》；標記理論；形式標記Key words: Joseph-Henry-Marie de Prémare, Notitia Lingae Sinicae, the markedness theory ,forming marking 一、引言（一）關於《漢語劄記》《漢語劄記》（Notitia Linguae Sinicae）（本文簡稱《劄記》）是由清代法國來華傳教士馬若瑟（Joseph-Henry-Marie de Prémare，1666—1736）於1728 年完稿的一部漢語語法著作，該書在漢語語法學史上有着重要的意義，被稱為“近代以來漢語語法研究的奠基之作”（張西平 2009），是目前所見第一部兼 *本文為杭州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重點課題“基於傳教士文獻的漢字西方傳播研究”（A14YY02）階段性成果。

592014 年第 1 期 總第 期43 43有白話和文言研究的漢語語法書。《劄記》手稿由拉丁文寫成，1831年出版，1847年由裨雅各（J.G.Bridgeman）譯為英語。（二）《漢語劄記》中的標記理論《劄記》中經常提到一個詞“nota”，在英文版中譯為“mark”或“sign”，意為“標記”或“標誌”。通過對《劄記》的窮盡式考察，我們發現馬若瑟已經有了較為系統的“標記”觀。《劄記》中所提到的“標記”涵蓋了詞語內部層面、短語層面、句子層面、跨句層面；包括了詞法標記、句法標記；不僅有詞類標記，還有語氣標記、時態標記、關聯標記；涉及語義、語法、語用三個平面的標記。（三）前賢時修的研究國內外對馬若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歷史學和文化學方面，對馬若瑟《漢語劄記》進行過語法研究的主要有張西平（2009、2003）和李真（2005、2008）。目前尚未見到對《劄記》中的標記理論進行研究的成果。本文主要對馬若瑟《漢語劄記》中所提到的標記進行一一剖析，探究其淵源及現代性，瞭解其在漢語語法學史上的意義。二、詞類標記（一）副詞標記《劄記》主要包括兩大部分，第一編主要闡述漢語口語語法，第二編主要闡述漢語文言語法。第二編第二章專門介紹漢語虛詞，其中談到“然、而、焉、如”四個“副詞標記”。1.“然”第 10 節談到“然”，認為“‘然’常作副詞標記，如‘喟然曰’、‘循循然’”。① 該句在馬若瑟的拉丁文本中是：“saepe nota est adverbiorum.”（Prémare1831：173）英文譯為：“It is often the sign of an adverb.”（Bridgeman1847：205）② 拉丁語“nota”的英文意思就是“mark”或“sign”，即“標記、標誌”之意。2.“焉”在同一節中的“焉”字第 7 條，馬若瑟認為“它是副詞標記，如‘忽焉’、‘欣欣焉’、‘少焉’。很顯然，‘焉’在這種情況下跟‘然’一樣”。此句在拉丁文本中為：“Notat adverbia,‘忽焉’、‘欣欣焉’、‘少焉’.Tunc 焉 idem plane est ac 然 quae sequitur.”（Prémare1831：173） 英 文 譯為：“It forms adverbs;e.g. 忽 焉、 欣 欣 焉、 少焉 . In this case is evidently the same as 然 .”（Bridgeman1847：205）3.“爾”第 9 節介紹了“爾”，認為“‘爾’能夠組成副詞，就像在其他地方用到的‘然’和‘如’一樣，例如‘卓爾’、‘率爾’”。此句拉丁文為：“Ediciunt adverbia sicut dicam suis locis de 然et de 如 .”（Prémare1831：174）英文譯為：“They form adverbs,as will be shown also in the proper place of 然 and of 如 .”（Bridgeman1847：203）4.“如”第 12 節介紹了“如”，其中談到：“‘如’用來組成副詞，或者說是形容詞的附加成分，以使之更有說服力，或者說是一種表達方式。這有大量的例子，尤其是在《易經》和《論語》中。‘空空如也’，‘恂恂如也’，‘與與如也’，‘休休如也’。”此句拉丁文為：“如 facit adverbia,seu potius adjectivis addita sensum auget et exprimit modum.”

60（Prémare1831：177）英文譯為：“如 is employed in forming adverbs,or rather as an adjunct to adjectives to render them more forcible,or to express manner.”（Bridgeman1847：209）“用來組成副詞，或者說是形容詞的附加成分”是從語法層面上為其定性，“以使之更有說服力”則是從語用層面上來介紹其用途。這就涉及到了語法和語用兩個平面。（二）驚歎與同情的標記——“乎”第 5 節專論“乎”字，認為“‘乎’是一個驚歎與同情的標記，如‘惜乎’、‘巍巍乎’、‘洋洋乎’、‘深乎深乎’。”此句拉丁文是：“乎，est adm rantis vel commiserantis.”（Prémare1831：163） 英 文 譯為：“乎 is a mark of wonder or commiseration.”（Bridgeman1847：192）馬若瑟並未從語法層面對“乎”加以定性，只是從語用層面上對其進行了分析。以上“然、爾、焉、如”四個詞，馬若瑟看到了它們的特點，並定性為“副詞標記”，或稱“可組成副詞”，或稱其為“形容詞的附加成分”。但他沒有提到“乎”是否跟前面四個相同，只說它是一個驚歎與同情的標記。從馬若瑟對“乎”的描寫來看，我們認為在馬若瑟眼中，“乎”與以上四個詞是不同的，既不能簡單地將其看成是一個詞，也不能簡單地看成是副詞標記。（三） 馬若瑟詞類標記的意義僅就“然、爾、焉、如”四個詞來說，馬若瑟已經有了對漢語後綴的理性認識，並為其創造了一個術語“副詞標記”。這可以說是最早的對漢語後綴的理性認識。在拉丁語中，一些副詞來源於動詞、名詞和形容詞，其構成方式是加後綴（或稱“詞尾”）（suffixes），如 -im、-tim、-tus、-ter ③（Bennett1908：114）。也許馬若瑟是根據拉丁語法，將上述“然、爾、焉、如”看成是“後綴”。不過他使用了“nota”這個詞。筆者在拉丁文語法（信德麟 2007，雷立柏 2010）中沒有找到這個詞，說明這不是一個既有的拉丁語法術語，很有可能這是專門為漢語而使用的詞。從這個方面來看，馬若瑟已經達到了一個很高的境界，他專門為漢語創造出了一個術語。這在語法學史上是一個非常大的貢獻：專門為漢語創造出了一個語法學術語，而且從詞法到短語到句法，構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體系。（四） 中國學者在詞綴問題上對“然、爾、焉、如、乎”的研究1. 馬建忠對此問題的看法關於“然、爾、焉、如”這幾個詞，馬建忠在《馬氏文通》中專門討論過，認為這幾個詞是“狀辭之助語”。呂叔湘、王海棻《馬氏文通讀本》在此處作注曰：“‘助語’當與今言‘後綴’相當。”（呂叔湘 1986：389）因此說馬建忠不僅對詞綴有了理性的認識，並且為其創造出了一個術語 ④。在此問題上，馬建忠已有較高建樹。而馬若瑟也為詞綴創造出了一個術語“副詞標記”，比馬建忠早了 170 年。2. 其他語法學者對此問題的看法關於這幾個後綴，後來的語法學者各自有着不同的看法。楊樹達認為這些字性質相同，都是語末助詞，為形容詞副詞之語尾，無義（楊樹達 2006：107、228、234、347、413）。呂叔湘《文言虛詞》中對這些字有不同的解釋。他認為“然”字“像是一個詞尾”（呂叔湘 1959：77），其他的是表示停頓的語助詞（呂叔湘1959：102）。王力認為“有一類字必須肯定是形容詞或副詞的詞尾”，那就是“如、若、然、爾、而”等。王力從語音上分析，認為它們都是一個詞的變形。“然”字由獨立的詞（意為“這樣”）發展為副詞詞尾。王力將“然”字這一發展與西方語言作對比，說在英法等

612014 年第 1 期 總第 期43 43語言中，副詞詞尾-ly和 -ment本來也都是獨立的詞。“由詞變為詞尾，這是語言發展過程中常見的事實”（王力 1954：315-317）。王力這段話不僅給這一類詞定了性，而且將其與西方語言進行了對比。可以比較肯定地判斷：馬若瑟也是在這樣對比的基礎上，將其與拉丁語或法語中的詞尾進行對比，從而建立起了“副詞標記”這樣的理論。劉景農認為，任何賓詞帶有“然”“爾”“焉”“乎”等輔助成分，轉為副詞，都能修飾動詞或形容詞，都有表情態的作用。帶“乎”的常有讚歎的意味，如“確乎其不可拔”“煥乎其有文章”，用在重疊式之後就更明顯（劉景農 1994：268-273）。劉景農認為帶“乎”的常有讚歎的意味，這跟馬若瑟認為“‘乎’是驚歎與同情的標記”不謀而合。蔣宗許在《漢語詞綴研究》一書中對古代和現代漢語中的詞綴都進行了詳備的闡述（蔣宗許 2009：147-170）。以上各位學者對“然、爾、焉、如、乎”的看法見下表：然 焉 爾 如 乎馬若瑟副詞標記能組成副詞，與“然”同能組成副詞，與“然、如”同用來組成副詞，或說是形容詞的附加成分驚歎與同情的標記馬建忠 狀辭之助語呂叔湘像是一個詞尾語助詞，表停頓形容詞的語尾，同“然”語助詞，表停頓，如“ 煥乎 ”；/語氣詞，如“惜乎”王 力 都是詞尾。楊樹達 都是語末助詞，助形容詞或副詞為其語尾，無義。劉景農都是輔助成分。賓詞帶有這些輔助成分後都轉為副詞，有表情態的作用。蔣宗許 都是後綴。對“惜乎”中的“乎”未加探討。從表中可以看出，各位學者在此問題上意見不同，竊以為馬若瑟的提法還是非常符合實際的。就“然、爾、焉、如”來說，對這四個字各家看法比較一致，大多都認為是詞尾或稱詞綴。就“乎”來說，馬若瑟的看法跟呂叔湘一致，都認為跟其他幾個不同。馬若瑟只說“乎”是“驚歎與同情的標記”，僅僅表達出其語用效果，在語法上並未對其定性，也未像呂叔湘那樣將其分成若干個小類加以分析。但至少馬若瑟已經看出了“乎”跟其他幾個是不同的。蔣宗許在《漢語詞綴研究綜述》中提到：“馬氏（指馬建忠）以降，在詞綴研究上拓土開疆是在（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蔣宗許 2008）而馬若瑟在 18世紀初就對漢語詞綴進行了語法、語用兩方面的研究，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偉大的貢獻。三、屬格標記在《劄記》第二編“書面語部分”第二章“漢語虛詞”的第 1 節“之”字節一開始就說“之”是“屬格或所有格的標記。如‘大學之道’”。“之：notat genitivi casum.”（Prémare1831：153）此句英文版為：“It is a mark of the genitive or posessive case.”（Bridgeman1847：178）本節第 5 段末尾談到：“在‘之’和‘者’結合

62的句型中，‘之’也許也能被看作屬格標記，如‘是學易者之過也’、‘此善為政者之術也’。”此句拉丁文為：“Scio equidem quod in exemplis 之 tchi designat genitivum.”（Prémare1831：155）英文版為：“It is true indeed that in these examples chi, 之 may be considered a sign of the genitive case.”（Bridgeman1847：181）“之”字節第 4 段談到“‘之’常跟名詞（或名詞性組）和形容詞相結合，不是屬格標記，而是作為一個後置的虛詞，如‘人之’、‘民之’、‘回之為人也’”。此句拉丁語為：“nec tunc est nota genitivi sed potius videtur esse articulus postpositus.”（Prémare1831：155） 英 文 版 為：“and that not as a sign of the genitive,but as a particle in postposition.”（Bridgeman1847：180）這句話的主要意思是說“之”在這種情況下就不是屬格標記了。本文引用此句，一是因為本文對《劄記》中的“nota”一詞進行了“窮盡式”搜索，將《劄記》中出現的每一個“nota”都展示出來。二是以此進一步從反面證明前面所說的“之”是“屬格標記”。世界上正式刊行的第一部漢語語法著作——瓦羅《華語官話語法》中也提到：“‘的’是屬格的標記。”（姚小平 2001）在拉丁語法中，“單數屬格的詞尾是區別變格類型的重要標誌”（信德麟 2007：31），屬格的詞尾非常重要，馬若瑟可能也因此而對屬格標記特別重視，從而看到了“之”字擔任屬格標記的這個用法，也將自己的標記理論上升到了短語層面。四、語氣標記（一） 祈使標記在第一編“口語和常用文體”第一章“口語的語法和句法”第 1 節“語法中的動詞部分”第 6 段主要講祈使式，其中舉了一個例子“你不要哄我”。針對這個例子，馬若瑟談到：“‘要’是祈使式的標記。”此句拉丁文原版為：“ubi vides quod 要 sit etiam nota imperativi.”（Prémare1831：46）英文版為：“Here we find 要 to be a mark of the imperative.”（Bridgeman1847：36）瓦羅《華語口語語法》中提到過這個，在第八章中“祈使句”部分中，他說：“禁止祈使句用表示禁止否定的小詞來表示……這些小詞一般放在動詞的前面，最常見的一個就是‘不要’，例如：‘你不要吃。’‘你不要打他。’”（瓦羅 2003：88）但是瓦羅沒有用到“標記”這個詞，沒有指出“要”是祈使標記。馬若瑟明確地指出“要”是祈使標記，將自己的標記理論上升到了句法層面。（二） 疑問標記在第二編“書面語部分”第二章“漢語虛詞”第6節“諸”字節的第 3段認為“諸”“幾乎總是一個疑問標記。‘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此句拉丁文版為：“Tamen fere semper interrogat.”（Prémare1831：165）英文版為：“Yet it is nearly always a sign of interrogation.”（Bridgeman1847：194）在第一編“白話部分”第三章“修辭”第3節“疑問”中談到：“‘難道’經常被用作疑問標記。如‘難道就罷了？’”此句拉丁文版為：“sed in praxi servit interrogationi.”（Prémare1831：135）英文版為：“in practice is used as a mark of interrogation.”（Bridgeman1847：155）（三） 感歎標記

632014 年第 1 期 總第 期43 43在“諸”之後的第14節。馬若瑟一開篇就說“‘哉’是個感歎標記。‘洋洋乎盈耳哉！’”此句在拉丁文版中是：“哉，Est admirantis et exclamantis.”（Prémare1831：180） 英 文 版 為：“It is also a mark of an exclamation.”（Bridgeman1847：213）第 8節中的“與”字節說“與”“是一個驚歎與稱讚的標記。‘舜其大知也與！’‘其吾回也與！’”此句拉丁文：“est etiam admirantis et laudantis.”（Prémare1831：167） 英 文 版 為：“It is also a mark of wonder or praise.”（Bridgeman1847：198）值得注意的是：對上述三個標記“諸”“哉”“與”，馬若瑟在拉丁文原版中都未提到“標記”這個詞，而裨雅各在將其翻譯成英文時卻用了這個詞。有可能裨雅各沿襲馬若瑟的標記理論，認為既然“要”是祈使式的標記，那麼，“諸”也就是疑問標記，“哉”和“與”就是感歎標記了。五、 時態標記馬若瑟在第一編“口語和常用文體”第一章“口語的語法和句法”第一節“語法中的動詞部分”第 4段和第5段主要闡述漢語的過去時和將來時的表達法，其中大量用到“標記”。為了對作者的原意更加明晰，我們將引用這一節中完整的第 4段和第 5段。（一） 過去時的標記第 4 段：“ 了 denotat tempus praeteritum;講 了 明 白。Potest addi 過 ,quae vox propriè significat rem praeteritam,v.g. 說 過 了。 來了。Venit,vel in significatione praesentis, venio,adsum,vel etiam in significatione statim futuri, statim veniam. Verum hic et alibi saepe attendendum est circumstantiis. 去了 abiit vel abeo. Item 有 notat praeteritum sieut apud nos.沒有說。et 完，寫完了。”（Prémare1831：45）此段中的“notat”在英文版中譯為“denote”，說明裨雅各在翻譯時使用英語“denote”來表達“標記”意。拉丁語的“denotat”和“significat”也有“標記”的意思。因此這兩段中講了很多個時態標記。第4段譯文：“了”是過去時的標記，如“講了明白”。加上“過”更是過去時的標記，如：“說過了”。“來了”，“來（第三人稱單數）”實際上是現在時的標記，來（第一人稱單數）也是將來時的標記，意為“馬上來”。實際上我們應該注意這裏跟其他方面之間的聯繫（指語境）。“去了”意思是他去了或者我去了。“有”也是過去時的標記，就像我們的助動詞“有”。如“沒有說”。“完”，如“寫完了”。其中，“‘來了’，‘來（第三人稱單數）’實際上是現在時的標記，來（第一人稱單數）也是將來時的標記，意為‘馬上來’”。英文版中對這句話的翻譯過於簡單，幾乎辨認不出作者的原意。在這一段中，馬若瑟主要闡述“了、過、有、完”四個過去時的標記。同時，他還注意到了語境對時態的影響。在不同的語境中，“了”既能表示現在時，又能表示將來時。（二） 將來時的標記第 5 段：“Futurum colligitur ex adjunctis; v.g.我明日去。Saepe utuntur littera要：我要去.ego volo ire. Si dicas 要我去 eritalius sensus, sc. Vult me ire. Item lettera 將 nota est rei propè futurae. 將死。Item 會 ponitur pro futuris. 善人會升天。Ipsa littera 了 de qua supra, in multis

64phrasibus habet aliquam significationem futuri.明日都做成了。Sivero addas 要 , sic: 明日都要做 成 了，sensus erit:cras omina absoluta volo. Sed haec et similia ex solo orationis contextu facile percipiuntur;雖你來我不去。”（Prémare1831：45）第 5 段譯文：將來時通過連用的其他詞被瞭解。如“我明日去”。“要”也經常用，如“我要去”。“要我去”的意思是他希望我去。“將”是將來時的標記，如“將死”。“會”也是將來時的標記。如“善人會升天”。如果加上“了”的話，在一些短語中也是一種將來時的標記。如“明日都做成了。”但是如果再加上“要”，“明日都要做成了”。意思就是：我希望明天全都做完。但是像這種表達方式通過語境都能理解。如“雖你來我不去”⑤。馬若瑟在第5段主要闡述將來時的標記：“要、將、會”，同時也闡述了語境和句中其他詞語對時態的作用，提到幾個標記詞連用對時態的影響，如加“了”、加“要”之後句意的不同。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馬若瑟闡述了“了”可以表示幾種不同的時態，它一般用作過去時的標記，但有時可表示現在時，如“來了”。有時又可表示將來時，如“來了”、“明日都做成了”。馬若瑟很注意語境以及句中其他詞語的作用。在拉丁語中，時態都是通過動詞內部的屈折來表示的。而漢語不是屈折語，無法通過動詞屈折來表示，只能使用一些“標記”。（三）《漢語劄記》與《華語官話語法》中時態表示法對比瓦羅《華語官話語法》對漢語的時態表示法有着系統的闡述。第八章“動詞及其變位”中談到：“在漢語中，就如名詞沒有格變一樣，動詞也沒有變位形式，因為音節是不能變的。因此中國人有時用一些小詞來表示動詞的時態和式，一如拉丁語的動詞那樣。”關於時態表示法，瓦羅談到：表示過去完成時，是把小詞“了”放在動詞後面，或者把“已”放在動詞前面。有時也把小詞“有”放在動詞前面，如“有進”。但比較常用的是提問時，如“有來沒有”。一般將來時由小詞“將”、“會”來表示，如“將死”。另外，通過前置的時間詞也能看出是不是將來時，如“明年”，有了這些詞，動詞前面就不必再用“將”了，如“我明日去”，還可以從說話的方式判斷是不是將來時。將來完成時，在“了”前面加個“完”或“成”，如“聖堂宮都做完了”（瓦羅 2003：80-87）。通過馬若瑟和瓦羅對漢語口語時態表達法的對比，我們看到他們二人有着顯著的共同點：都看到了漢語和西方語法的不同，但也都是站在西方語法體系的立場上來對漢語口語時態表達法進行闡述的。都包含了時態和式的表達法，描寫了系動詞、主動語態、被動語態、時態、祈願式等。他們的不同之處在於：瓦羅基本是嚴格按照西方語法體系來進行語法闡述的，將漢語套入西方語法框架中進行描寫，好像是用西方的酒瓶裝了漢語的酒進去一樣。例如在時態部分他就根據西方語法體系劃分出了“未完過去時、過去完成時、先過去時、未完將來時、將來完成時”這些不同的時態。更加明顯的例子是他專設了“不定式”一項，其中既有不定式，也有分詞，並將其分出幾種格，如不定式有“屬格、與格、賓格、離格”四種格，將來分詞有六種格（瓦羅2003：80-92）。而且，瓦羅的闡述中沒有突出那些時態標記，也沒有提出“標記”一詞。馬若瑟雖然也是將漢語套在西方語法框架中，但

652014 年第 1 期 總第 期43 43他沒有嚴格地按照西方的語法體系進行闡述，還是按照自己描寫漢語語法的特點：主要通過例句來展示漢語的特徵。尤為重要的是：馬若瑟大量使用“標記”這個詞，在時態部分充分展示出了標記的重要性。馬若瑟是否看過《華語官話語法》？目前沒有史料證明。《華語官話語法》成書於 1682 年，用西班牙文寫成的，全書沒有一個漢字。後來於 1684 年又寫成拉丁文手稿。1703 年在廣州以西班牙文出版。瓦羅是西班牙人，多明我會傳教士，在華38年，1649-1687年，絕大部分時間在閩北傳教，主要在福州。馬若瑟 1698年來華，來華之時瓦羅已經仙逝。但從漢語口語時態體系的闡述來看，馬若瑟有可能看過《華語官話語法》。白珊（Sandra Breitenbach）在《華語官話語法》導論中提到：“瓦羅採取了‘拉丁語視角’，以期更好地認識漢語，他的這種取向在馬若瑟（1666-1736）1831年出版於馬六甲的《漢語劄記》中仍有反映。”（白珊 2003）六、 關聯標記《劄記》第二編“文言語法部分”第二章“漢語虛詞”第 11 節第一大部分描寫“則”字，闡述“則”字用法的第一句就說：“‘則’是一個推斷的標記，相當於我們用的‘ergo’（那麼），‘igitur’（因此）。如：‘修身則道立。’‘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拉丁版為：“Conclusionis nota est,ut apud nos,ergo,igitur.”（Prémare1831：174） 此句英文版為：“It is the mark of an inference corresponding to our use of then,therefore.”（Bridgeman1847：206）這就將“標記”理論上升到了跨句層面。按照現代的語言學理論，“則”用在複句中，是一個表示承接關係的關聯詞語，連接兩個小句。並且，“則”表示“推斷”，這也從語義層面對此標記進行了解析。七、 關於賓格標記在第一編“口語和常用文體”第一章“口語的語法和句法”第 1 節語法部分中的名詞一段，講到“賓格沒有特別的標記”。拉丁文本為：“Accusativus nullam habet particularem notam.”（Prémare1831：41） 此 句 英 文 版 為：“The accuastive has no particular mark.”（Bridgeman1847：29）這句話實際上是在將漢語和拉丁語進行對比。在西方語法體系中，賓格有著特定的格變。而漢語不是屈折語，沒有這種變化。馬若瑟的標記理論是關於一般的符號的對語法、語用的程式化的歸納，便於教學。他已經注意到了詞語內部、短語中詞與詞之間、句子內部、句子之間各個層面的標記，但只停留在對事實的觀察層面。作為外國人，在那時沒有任何參照的情況下就能注意到漢語中的這個現象，並且加以較為系統的闡述，這確實是其閃光點，是難能可貴的。八、馬若瑟標記理論溯源亞里斯多德（前 384 ～ 322 年）在邏輯學和修辭學研究中觸及過符號問題，他使用 symbolon（記號、符號、標記）來表示拉丁文 nota（記號、符號、標記）所表達的意思。古羅馬哲學家西塞羅 ( 西元前 106 年～前 43 年 )在他的修辭學著作中也談到過記號問題，他曾說過：“語

66詞是事物的標記（notae）。”古羅馬哲學家、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西元354 ～ 430 年）對記號（sign）作了系統地探討，是西方符號學的先驅，他提出的“記號論”屬於語義學研究（王曉朝 2010）。追根溯源的話，馬若瑟的“標記”理論或許能從上述三位哲學家那裏找到一些蛛絲馬跡。篇幅所限，本文的溯源到此為止。九、馬若瑟標記理論的現代性現代標記理論是布拉格學派的兩位大師特魯別茨科伊（N.Trbetzkoy）和雅可布遜創立的（沈家煊1999：22）。俄國語言學家特魯別茨科伊於 20 世紀 30年代初最先將有標記和無標記的對立運用於音位學，在特魯別茨科伊之後，羅曼雅可布遜（R.Jakobson）繼承並發展了標記理論，把標記理論從音位學擴展到形態學。布拉格學派提出的標記理論對後來的語言學研究影響非常大，其應用範圍也從音系層次擴展到語言的各個層次（周易 2004）。英國語言學家萊昂斯（John Lyons）認為標記理論是結構主義語言學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他在1977 年出版的《語義學》一書中對語言的標記現象進行了詳細的探討，主要分析了與詞項結構有關的標記現象，將標記分為形式標記（formal marking）、分佈標記（distributional marking）和語義標記（semantic marking）。形式標記是根據是否具有某種特定的外部特徵或標記來說的。Lyons 認為：形式標記的概念建立在某些特定的形式成分的有或無的基礎之上，具有這種形式成分的詞條被認為是有標記的，而與之相對立的無標記詞條則不具有這種形式成分（the notion of marking is based on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some particular element of form; and the lexemes whose forms contain this element are said to be (formally) marked for the opposition, in contrast with the unmarked members of each pair, which lack the element in question.）Lyons舉出三組詞：host、 hostess； count、 countess；lion、 lioness，每組的前後兩個詞組成一種對立互補的反義關係，後一個詞都帶有後綴“-ess”，這個後綴正是這三組詞對立關係的形式標記（This suffix is the formal mark of the opposition）（Lyons1977：305-306）。孟凡勝、滕延江（2005），葉建軍（1999）都對此進行過介紹。對比起來，馬若瑟的標記理論與萊昂斯的不完全相同，但已經具備了萊昂斯形式標記理論的雛形。馬若瑟將“然、爾、焉、如”這些詞綴稱為“副詞標記”，與萊昂斯將“-ess”這樣的後綴稱為形式標記不是非常相似嗎？馬若瑟的標記都是在語言形式層面的，從範圍上來說不僅限於詞語，還擴展到了短語、句子和複句。20 世紀 80 年代末，標記理論被引進到中國，漢語界的學者們如文煉、沈家煊、石毓智等等將此用來研究漢語語法問題。而馬若瑟早在完成於 1728 年的著作中就已經系統地使用標記理論來研究漢語了。可以說，馬若瑟的標記理論具有相當的超前性。十、 結語通過對馬若瑟《漢語劄記》中標記理論的分析，我們有如下觀點：

672014 年第 1 期 總第 期43 43（一）馬若瑟已經有了系統的標記觀，這具有相當的超前性和現代性馬若瑟的“標記”涵蓋了詞語內部層面、短語層面、句子層面、跨句層面；不僅有詞類標記，還有語氣標記、時態標記、關聯標記；涉及語義、語法、語用三個平面。是成系統的形式標記。其標記理論上溯至亞里斯多德，具備現代結構主義語言學“形式標記”的雛形，具有相當的超前性和現代性。馬若瑟是第一位用標記理論研究漢語的人。（二）對於古漢語詞綴的理性研究開始於馬若瑟馬若瑟標記系統中的詞類標記其實已經具有了“詞綴”的概念。他所說的“副詞標記”其實就是古漢語形容詞或副詞的詞綴。馬若瑟對古漢語詞綴從語法學的角度進行了理性的分析，並專門為其創造了一個術語。這比馬建忠的詞綴理論早了 170 年。應該說，對於古漢語詞綴的理性研究開始於馬若瑟。（三）在對動詞時態的闡述方面，《漢語劄記》與《華語官話語法》較為相似，但馬若瑟的標記理論獨樹一幟通過對馬若瑟《漢語劄記》和瓦羅《華語官話語法》中有關動詞時態描寫的對比，我們發現，《劄記》和《華語官話語法》都看到了漢語和西語的不同。二者都採用拉丁語法框架，將漢語納入其中。他們的不同之處在於：瓦羅更加嚴格地採用拉丁語法，而馬若瑟在這方面並不十分嚴格，主要想通過例句來讓人瞭解漢語的時態。更為引人注意的是：馬若瑟在其中大量使用“標記”這個概念，使時態標記成為其標記體系中的一個亮點。至於馬若瑟是否參考過《華語官話語法》，我們目前還沒有切實的證據證明這一點。註 釋： ①文中出現的中文《漢語劄記》引文均由本文作者自譯。②文中凡標注 (Prémare1831:173) 一類的例句均出自《劄記》拉丁文本，標注 (Bridgeman1847:205) 一類的均出自《劄記》英文譯本。另，兩種版本中都對例句進行了漢字注音和釋義，為簡便起見，本文在引用原文時將其省略。③本為英文，內容由作者自譯。④詳見拙作《〈馬氏文通〉中關於詞綴的術語——“助語“》，《漢語史學報》第十四輯，第 364-365 頁。⑤這兩段譯文是筆者參照拉丁文本和英文譯本譯出的，有時拉丁文本中未出現“標記”一詞，但英文譯本中出現了，筆者也會將其譯出。如“‘會’也是將來時的標記”，英文譯本為“會 also denotes the future”。參考文獻： 白珊 2003《華語官話語法·導論》，《華語官話語法》，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蔣宗許2008《漢語詞綴研究綜述》，《西南科技大學學報》第 3 期。蔣宗許 2009《漢語詞綴研究》，巴蜀書社。李真 2005《〈漢語劄記〉對世界漢語教學史的貢獻》，《世界漢語教學》第 4 期。李真 2008《馬若瑟對漢語語法研究的貢獻》，《海外 *所获基金资助：（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 “漢字發展通史”（11&ZD126）子課題“漢字域外傳播研究”、杭州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重點課題“基於傳教士文獻的漢字西方傳播研究”（A14YY02）階段性成果。）

68漢語探索四百年管窺》，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劉景農 1994《漢語文言語法》，中華書局。劉亞輝2014《馬氏文通》中關於詞綴的術語——“助語”》，《漢語史學報》第十四輯。呂叔湘 1959《文言虛字》，上海教育出版社。呂叔湘、王海棻1986《馬氏文通讀本》，上海教育出版社。孟凡勝、滕延江2005《標記理論述評》，《外語與外語教學》第 8 期。沈家煊 1999《不對稱和標記論》，江西教育出版社。王力 1954《中國語法理論》，中華書局。王曉朝 2010《奥古斯丁的“記號論”及其現代性》，雲南大學學報第 6 期。信德麟2007《拉丁語和希臘語》，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楊樹達 2006《詞詮》，上海古籍出版社。姚小平 2001《現存最早的漢語語法著作——瓦羅著〈華語官話語法〉簡介》，《中國語文》第 5 期。葉建軍1999《“標記”概念芻議》，《福建外語》第4期。張西平2009《清代來華傳教士馬若瑟研究》，《清史研究》第 2 期。張西平等 2003《西方人早期漢語學習史調查》，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周易2004《標記理論研究》，黑龍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奧）雷立柏 2010《簡明拉丁語教程》，商務印書館。（西）瓦羅著，姚小平、馬又清譯2003《華語官話語法》，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Charles E. Bennett. 1908 A Latin Grammar, Norwood Press, J.B.Cushing Co.—Berwick & Smith Co Norwood, Mass, U.S.A.J.G.Bridgeman 1847 The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of Prémar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Canton: The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John Lyons 1977 Seman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London.New York.Melbourne.Joseph-Henry-Marie de Prémare 1831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Malacca:Cura Academia Anglo Sinensis.

692014 年第 1 期 總第 期43 43類義詞與詞典的收詞釋義Homologous words， word-eolleetion principles and lexicographical definitions◎王 楠 /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提 要：對類義詞收詞的平衡性和釋義的系統性予以應有的重視，是提高詞典質量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通過修訂，《現代漢語詞典》第 6 版在類義詞收詞的平衡性和釋義的系統性、準確性方面都有所提高。本文擬對這一問題略做說明論述。關鍵詞：類義詞；收詞原則；詞典釋義；《現代漢語詞典》Key words: homologous words，word-eolleetion principles，lexicographical definitions，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一、引言收詞立目是詞典編纂和修訂中非常重要的環節，有學者說“一部好的詞典，就是一個好的辭彙集”（蘇新春，2006）。這種說法非常恰當。然而，由於語言發展的不對稱、不平衡性以及詞典收詞的滯後性和人為的疏忽、遺漏等多種因素，一部詞典的收詞和釋義在經過了一段時間以後，往往會顯露出一定程度的不平衡和不系統，而這些不平衡和不系統，有的則和詞典編纂、修訂時對相同語義類型詞語，也就是類義詞（本文所說的類義詞是從廣義的角度來講的，包括反義詞、對義詞、別義詞、同義詞等）缺乏橫向的平衡、照應有關，就是有著廣泛影響的《現代漢語詞典》（以下簡稱《現漢》有時也難以完全避免這一問題。通常情況下，詞典的每一次修訂，都會在增收詞語和完善釋義方面下很多功夫。《現漢》第 6 版“增收新詞語和其他詞語近 3000 條”（《現漢》第 6 版修訂說明），這些新增收的詞語情況不同，有些屬於補舊，即彌補詞典以前各版本收詞的疏漏、不平衡，完善詞

70典收詞；有些屬於增新，即增收近幾年新產生的詞語，豐富詞典收詞。無論是拾遺補缺補收舊詞還是與時俱進增收新詞，《現漢》第 6 版一個比較明顯的特點就是努力從詞語的語義類型方面橫向、系統考慮，力爭做到減少對類義詞收詞的疏漏、不平衡，提高對類義詞釋義的系統性、照應性。二、補收舊詞完善詞典收詞在補收舊詞，完善詞典的收詞、釋義方面，《現漢》第6版比較重視類義詞收詞的平衡性和釋義的系統性，這主要體現在補充以前版本沒收的相關詞語的類義詞和系統增收某些類義詞兩個方面，我們分別敍述。（一）補充沒收的相關詞語的類義詞《現漢》第6版補收了許多以前版本沒收的類義詞，如詞典從第1版開始就收錄了交通信號燈中的“綠燈”，而同樣作為交通信號燈的“紅燈”和“黃燈”直至第 6版才予以補收；從第1版就收了“春裝、冬裝、夏裝”，而同類、同系列的“秋裝”，也是直至第6版才予以補收。又如詞典從第1版就收了“長壽、小倆口、輕於鴻毛”，直到第 6 版才補收“短壽、老兩口、重於泰山”；從第 3 版就收了“長篇、精讀、原價”，直到第 6 版才補收“中篇、短篇”和“泛讀、現價”；第 4 版收了“落槌”，第 6版補收“舉槌、開槌”；第 5版收了“單行道、單行線、主叫”，第6版補收“雙行道、雙行線、被叫”等等。上述詞語，有些還構成反義詞、對義詞等，詞典應該系統收錄、釋義。類似的情況還有一些，我們不一一舉例。 《現漢》第6版從詞語語義類型的角度橫向考慮，在補收已有詞語的類義詞，包括反義詞、對義詞、別義詞、同義詞等，完善詞典收詞的平衡性和釋義的系統性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們略舉幾組例子具體分析說明： 1.“綠燈”和“紅燈、黃燈” 關於交通信號燈的詞語，比較常見的有“紅燈、綠燈”和“黃燈”，它們是類義詞，也是一組封閉的同位詞。《現漢》從 1978 年的第 1 版就收了“綠燈”和人們對交通信號燈的泛稱“紅綠燈”。但是，卻沒有收“紅燈”和“黃燈”，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第5版，只是不同的版本在“綠燈”的釋義方面有些修改：【綠燈】安裝在交叉路口，指示可以通行的綠色燈光：開～。（《現漢》第 1 版，下劃線為筆者為了醒目所加，下同）【綠燈】安裝在交叉路口，指示可以通行的綠色信號燈：開～。（《現漢》第 2—4版）【綠燈】安裝在交叉路口，指示可以通行的綠色信號燈◇開～。（《現漢》第 5版）我們看到，《現漢》第 1 版“綠燈”釋義的中心詞為“燈光”，而“安裝”的受事多為具體的實物，“燈光”一般情況下不做“安裝”的受事，釋義行文屬於定語和中心詞搭配不當。第2—4版將“燈光”改為“信號燈”，準確性大大提高。第 5版又將例句“開綠燈”用表示比喻用法的“◇”予以標明，表明“開綠燈”是比喻用法，這種修改符合語言使用的實際，因為“開綠燈”這個組合的意思不是“把綠燈打開”，而是用交通上綠燈亮後車輛、行人可以通行來“比喻准許做某事或為某事提供方便”這種其他領域的具有相似性的行為。第 6版對第 5版“綠燈”的釋義又有所修改：【綠燈】指綠色的交通信號燈，綠燈亮時表示可

712014 年第 1 期 總第 期43 43以通行◇開～。第6版的修改有兩個方面值得肯定，首先，對“綠燈”的上位概念“交通信號燈”予以明確，原來釋義中的“信號燈”範圍過於寬泛，這幾個詞語之間的概念層級關係是：信號燈 ↙ ↘ 交通信號燈 其他的信號燈 ↓（紅燈、綠燈、黃燈）其次，刪除原釋義中“安裝在交叉路口”，這句限制性說明，符合變化了的客觀實際。最初紅綠燈可能是主要安裝在交叉路口，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現在這幾種交通信號燈已經不僅僅安裝在交叉路口，比如公路上的收費站、有些沒有交叉路口的人行橫道等地方也安裝有紅綠燈。“綠燈”釋義的不斷完善，一方面體現了人們認知上的不斷進步，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詞典關注社會發展變化、與時俱進的精神。“紅燈、綠燈、黃燈”是一組封閉性的類義詞和同位詞，有時“綠燈”和“紅燈”還構成反義詞。《現漢》在第1版收錄的“紅綠燈”的釋義中還提到了“紅燈”：【紅綠燈】指揮車輛通行的信號燈，多設在城市的交叉路口，紅燈指示停止，綠燈指示前進。（《現漢》第 1—5版）但是《現漢》從第 1版直到第 5版都沒有收錄“紅燈”，這應該說是一個疏漏。第6版補收了“紅燈”和“黃燈”：【紅燈】□名 指紅色的交通信號燈，紅燈亮時表示禁止通行：闖～◇健康狀況頻亮～。【黃燈】□名 指黃色的交通信號燈，黃燈亮時表示通行時間已經結束，即將變為紅燈（此時已經越過停止線的車輛可以繼續前進）。《現漢》第 6 版對“紅燈”的概念義加以解釋，對其比喻用法也通過列舉帶有“◇”的例句來予以反映，與“綠燈”的釋義方式照應。“黃燈”因為沒有比喻用法，至少目前是這樣，所以，詞典只對其概念義進行了說明。《現漢》第 6 版對“紅燈、綠燈、黃燈”的處理也客觀地體現出了詞義發展的不平衡、不同步性和動態性。詞義發展的不平衡、不同步性，如“紅燈、綠燈”都有比喻用法，“黃燈”目前還沒有比喻用法，所以，詞典只對“紅燈、綠燈”的比喻用法有所體現。詞義發展的動態性，如“紅燈、綠燈”雖然都有比喻用法，但比喻用法的應用範圍還比較有限，“紅燈”的比喻用法主要用於“亮紅燈”這一比較固定的組合，“綠燈”的比喻用法也是主要用於“開綠燈”這一比較固定的組合。所以，《現漢》第 6 版沒有對這兩個詞語的比喻用法單獨立義項，而是通過詞典特有的體例，即通過用“◇”舉例的方式予以體現。“紅燈、綠燈、黃燈”是屬概念“交通信號燈”的一組種概念下位詞，這三個詞的釋義中都出現了其上位詞“交通信號燈”，“信號燈”《現漢》第 1 版已經收詞，第 6版補收“交通信號燈”：【交通信號燈】用於指揮車輛、行人通行的信號燈，多設在城市的交叉路口和人行橫道處，有紅燈、綠燈和黃燈三種。另外，《現漢》第 6 版還對 5 版的“紅綠燈”的釋義進行了修改：【紅綠燈】□名 紅燈和綠燈，泛指交通信號燈。

72將“紅燈”和“綠燈”的作用分別放在其詞條下予以說明，此處只說明“紅綠燈”的概念足矣。這樣，在《現漢》第 6 版中，不僅這幾個關於交通信號燈的詞語及其上位詞等收詞的平衡性有所完善，這些詞語釋義的系統性、準確性也有所提高。2.“翻唱”和“原唱”“翻唱、原唱”是一組語義上相對或者說相區別的類義詞，“原唱”這一行為早於“翻唱”產生，但“原唱”這一詞語是類比或仿照“翻唱”一詞而後造出來的，有學者稱這類詞語為“別義詞”（晁繼周，2007），還有學者稱這類詞為類比構詞（張博，2012）或仿詞造詞（劉蘭民，2005），稱謂不同是因為考慮問題的角度不同，前者主要從詞的功能和作用著眼，後兩者則側重於詞的產生途徑或者說造詞方式。《現漢》第 5版收錄了“翻唱”一詞，而且釋義中還提到了“原唱”：【翻唱】□動 仿照原唱歌曲進行演唱：～外國民歌。但是，沒有收“原唱”，第6版補充“原唱”一詞：【原唱】① □動 某首歌曲由某個歌手最早公開演唱（對“翻唱”而言）：～者。② □名 指原唱的歌手：這首歌的～是誰？詞典在對“原唱”釋義後，還採用“對‘××’而言”的擴注方式指明了“原唱”與“翻唱”之間的區別關係。“原唱”還由陳述性的動詞轉變為無標記的指稱性名詞，產生了“原唱的歌手”這一名詞轉指義，而且詞典也予以立項釋出。“翻唱”目前來看，動詞用法比較多，還沒有發生由動詞到名詞的轉指，或者說轉指的名詞用法要少得多，所以，《現漢》第 6 版仍然沿襲第 5版對“翻唱”的只有動詞用法的釋義。這也是尊重語言事實，如果“翻唱”將來由動詞轉化為名詞的用法多了，那麼詞典在以後的修訂中就會予以補充，不過，將來如果補充，不屬於補漏而屬於與時俱進的不斷豐富。3.“張嘴”和“閉嘴、住嘴”“張嘴”和“閉嘴、住嘴”構成一組反義詞，《現漢》從第 1版開始就收了“張嘴”：【張嘴】 □動 ① 把嘴張開，多指說話：你一～，我就知道你要說什麼。 ② 指向人借貸或有所請求：向人～，怪難為情的。（注：“張嘴”收詞始於《現漢》第 1 版，後來的版本對釋義有所修改，本文“張嘴”的釋義摘自《現漢》第 6版）“張嘴”由人說話時嘴張開的人體動作，通過轉喻，轉指人說話這一言語行為，詞語產生轉指義，又進一步衍生出“指向人借代或有所請求”的言語內容這一更加抽象的引申義。同樣，“閉嘴、住嘴”也是由人嘴閉上這一動作，通過轉喻，轉指人停止說話這一行為，詞語也產生了轉指義，而且這兩個詞也都很常用，所以，《現漢》第 6版補收了“閉嘴”和“住嘴”：【閉嘴】□動 住口（多用於阻止）：你給我～︱還不快閉上嘴。【住嘴】 □動 ① 住口：～不許胡說八道……。《現漢》還通過括注，對“閉嘴”的語用予以揭示，說明“閉嘴”也是由具體的人體動作閉上嘴，通過轉喻，轉指停止說話這一相關性的言語行為，再進一步引申出“多用於阻止”的語用義。我們還可以通過《現漢》從第 1版就收錄“開口、住口”這一內證，來說明第 6 版補收“閉嘴、住嘴”是正確的：【開口】① □動 張開嘴說話：沒等我～，他就搶

732014 年第 1 期 總第 期43 43先替我說了。……。【住口】□動 停止說話：不～地誇獎孩子︱你胡說什麼，快給我～！（“開口、住口”收詞始於《現漢》第 1版，後來的版本對釋義有所修改，本文“開口、住口”的釋義摘自《現漢》第 6版）“開口、住口”都是由人嘴部的動作行為通過轉喻轉指“張開嘴說話”和“停止說話”的言語行為，也是一對反義詞，詞典同時收錄是正確的。同樣，“閉嘴、住嘴”與“張嘴”也構成反義詞，都有非字面的引申詞義，使用頻率也很高，詞典應該收錄。以上是構詞上有標記的詞語，即各個組的詞語中，在構詞上都有一個形式相同的構詞語素。有些詞語還構成反義詞等，如“翻唱”和“原唱”，“閉嘴、住嘴”和“張嘴”。還有一些詞語，在構詞上沒有相同的形式標記，只是在語義上有某種共同點，屬於某一相同的語義類型。對於這種類義詞收詞的平衡性和釋義的系統性，《現漢》第 6 版也有所關注，比如，由人死亡時表現出的非自主性的動作，通過轉喻，轉指人死亡這一生理現象的詞語，《現漢》第5版收錄的有“合眼、蹬腿、伸腿、咽氣、瞑目”等，第6版補收“閉眼”。因為“閉眼”也是常見的由人死亡時非自主性的身體動作，轉指人死亡這一相關含義的詞語，詞典應該收條。另外，有些詞語由人自殺時所採取的某種方式轉指人自殺這一行為，詞語產生轉指義，如“服毒、上吊、剖腹、抹脖子、吞金、自刎、自縊、臥軌”和“割腕”等，《現漢》第 5 版中，這幾個詞語只有“割腕”沒有收錄，第 6版補收。對於在構詞上沒有顯性的形式標記，而在語義上又屬於相同類型的類義詞的收詞，其難度要遠遠大於那些有著相同構詞語素的顯性標記的詞語的收詞，這就更要求詞典編纂者、修訂者多從橫向角度全面、系統地考慮。（二）系統增收舊有的某些類義詞對於《現漢》第 5 版沒收的通行已久的成套、成系列的類義詞，第 6 版在補收時充分考慮到詞彙的平衡性和釋義的系統性，盡量避免出現新的收詞方面的不平衡，如系統增收了“凸鏡、凹鏡”，“半日制、全日制”，“的哥、的姐”，“打工仔、打工妹”，“等不及、等得及”，“泛指、特指”，“高跟、平跟、坡跟”，“客觀世界、主觀世界”，“買家、賣家”，“買官、賣官”，“面老、面嫩”，“母親節、父親節”，“輕度、中度、重度”，“上位、下位”，“上位概念、下位概念”，“上線、下線”，“聲符、意符”，“屬概念、種概念”，“新兵、老兵”，“信得過、信不過”，“陰刻、陽刻”，“陰曆年、陽曆年”等等。對於這些詞語，詞典在釋義上也予以系統考慮。通過補收舊詞，修改釋義，《現漢》收詞的平衡性有所提高，釋義的系統性、準確性、科學性也都有所加強。三、增收新詞豐富詞典收詞增收新詞包括增收後產生的，對已有舊事物重新命名的別義詞等區別性詞語和系統增收新產生的完全反映新概念、新事物的類義詞兩個方面，我們分別敍述。 （一）補充增收後產生的別義詞等相關詞語增收後產生的別義詞，如區別於“乾洗”而後產生的“水洗”；區別於“移動電話”而後產生的“固定電話”等。這類詞語是類比或仿照已有詞語而後造

74出的反義或區別性詞語。這些詞語今天看似“遺漏”，其實是由於語言發展的不對稱、不平衡性和不同步性等原因，當時還沒有產生或者雖然產生了，但是，還不成熟、不穩定、使用也不普遍的詞語。這類詞語多半是類比、仿照已有的相關詞語對已有的舊事物等給出的新的命名或概括，對這類別義詞語的收詞出現的不平衡，是規範型詞典收詞滯後性的典型表現。我們舉幾組例子說明：1.“乾洗”和“水洗”《現漢》第 5 版收了“乾洗”沒有收“水洗”，因為最初人們洗衣服基本上都是用水洗，不需要特別地予以強調和說明，因而在“乾洗”產生之初，人們還沒有馬上對傳統的洗衣服的方式明確地用“水洗”這一概念來稱說，因而“水洗”這一概念的普及和這一詞語的應用都還不是很廣泛，“水洗”是為了區別“乾洗”而後類比仿造的詞語，它的產生和發展都有一個過程。這一點我們從《現漢》第 5 版對“乾洗”的釋義能夠得到印證：【乾洗】 □動 用汽油或其他溶劑去掉衣服上的污垢（區別於用水洗）。通過《現漢》第 5 版對“乾洗”的括注釋義，我們可以推斷，當時“水洗”一詞至少還沒有普遍使用。後來為了和“乾洗”相區別，“水洗”的用法漸漸增多，於是第 6版增收了“水洗”一詞：【水洗】 □動 ① 用水洗衣物等（區別於“乾洗”）：毛料服裝不宜～。……。同時，第 6 版還對第 5 版“乾洗”釋義的括注做了修改：【乾洗】 □動 用汽油或其他溶劑去掉衣服上的污垢（區別於“水洗”）。一個小小的釋義括注，明確、客觀地反映出了詞語動態發展變化的軌跡。“機洗、手洗”是近幾年新產生的使用頻率都很高的一組詞語，《現漢》第 6 版充分考慮到了收詞的平衡性、系統性，對這一組詞語同時收錄。2.“自助餐”和“桌餐”“自助餐”一詞《現漢》從第 3版起收錄：【自助餐】□名 一種由用餐者自取菜肴、主食的用餐方式。（《現漢》第 3—6 版釋義相同，從第 5 版起標注詞性）“自助餐”這種用餐方式產生後，人們為了區別，又將傳統的用餐方式用“桌餐”來命名，《現漢》第 6版收錄“桌餐”一詞：【桌餐】□名 一種按餐桌提供成套飯菜的集體用餐方式（區別於“自助餐”）。 3.“菜籃子”和“米袋子”“菜籃子”一詞是由於上個世紀 80 年代，政府為緩解副食品供應緊張的矛盾，提出建設“菜籃子工程”而產生引申義。“米袋子”則是上個世紀 90 年代，政府為了實行糧食地區平衡、總量平衡而提出的有關糧食方面的政策，“米袋子”也產生了引申義。“菜籃子”和“米袋子”都衍生出和人們生活密切相關的借代義，也屬於廣義範疇的類義詞，所以我們也將這兩個詞作為一組予以討論。1996年出版的《現漢》第3版收了“菜籃子”一詞：【菜籃子】盛菜的籃子，借指城鎮的蔬菜、副食品的供應：經過幾年的努力，本市居民的～問題已基

752014 年第 1 期 總第 期43 43本解決。第 5 版除了標注詞性外，釋義同第 3 版，第 6 版對第 5版“菜籃子”的釋義有所修訂：【菜籃子】□名 盛菜的籃子，借指城鎮的蔬菜和肉類等副食品的供應：經過幾年的努力，本市居民的～問題已基本解決。“米袋子”的引申用法，應該說一定程度上是類比“菜籃子”而產生的，也是用裝米的袋子，借指城鎮糧食的供應，詞語產生借代義。《現漢》第 6 版增收“米袋子”一詞：【米袋子】□名 裝米的袋子，借指城鎮糧食的供應：～和菜籃子是關乎老百姓生活的大事。《現漢》第 3版沒有收錄“米袋子”是有原因的，因為“米袋子”提出時，修訂工作已經基本結束。另外，一個新詞是否有生命力或者一種新的用法產生後是否會長久，需要一個沉澱過程，只有經過一段時間的沉澱，經過“競爭淘汰”，留存下來的詞語，規範型的詞典才應該收錄。4.“手機、座機、移動電話”和“固定電話、固話”《現漢》從第 1 版開始收“電話”一詞，第 4 版由於“手機”這一新事物的出現，增收了“手機”一詞：【手機】掌上型移動電話機的簡稱。由於“手機”的出現，為了加以區別，人們將傳統的“電話”重新命名為“座機”，於是第5版增收了“座機”一詞：【座機】□名 指固定在一處的電話機（區別於“手機”）。由於手機等的可移動性，當時還產生了“移動電話”這一名稱，第 5版也予以收錄：【移動電話】不固定在一處，可以變換地點使用的電話，如手機、對講機、車載電話等。近年來，為了區別於“移動電話”的可移動性，人們對傳統的位置固定在一處的電話又重新命名為“固定電話”並簡稱“固話”，於是，第 6版又補充了“固定電話、固話”：【固定電話】固定在一處使用的電話（對“移動電話”而言）簡稱固話。也叫座機。【固話】□名 固定電話的簡稱。第 5 版還根據科學命名對“手機”的釋義進行了修改，第 6版延續：【手機】手持式移動電話機的簡稱。第6版對“座機”釋義的括注有所修改，以說明“手機”與“座機”是一對別義詞：【座機】 □名 指固定在一處的電話機（對“手機”而言）。手機”一詞產生後，爲了區別，人們將原來的電話改稱“座機”，所以“座機”的釋義有括注，“手機”的釋義不需要加括注，詞典的處理是有意為之，不是遺漏（詳見晁繼周，2007）。“座機、固話、固定電話”所指稱的都是早已有之的舊事物，人們根據新產生的事務，對已有的相關的舊事物仿照或類比著新事物的概念、名稱重新予以新的區別性的命名，於是出現了舊事物被賦予新概念、名稱的“舊酒裝新瓶”的現象，這是社會發展進步的表現。從《現漢》各個版本對“電話”類詞語的收詞、譯義，我們也可以看出，在收詞、釋義上，《現漢》

76非常密切地關注語言的發展變化，並力爭能夠及時、全面地反映語言的這種變化。在構詞上，沒有相同構詞成分的詞語，如：“馬桶、抽水馬桶”和“坐便器、蹲坑”的收詞：《現漢》1—5版都收錄了“馬桶”一詞：【馬桶】□名 大小便用的有蓋的桶，多用木頭或搪瓷製成。有的地區叫馬子（mǎ·zi）。（《現漢》1—5版，詞性為第 5版標注，釋義 1—5版相同）可以看出，《現漢》1—5 版是對過去能用手提，需要刷洗的老式“馬桶”的釋義。現在人們說“馬桶”時，一般情況下則多指衛生間的抽水馬桶。所以，《現漢》第 6版補充了“馬桶”的“抽水馬桶”這一義項：【馬桶】□名 ① 大小便用的有蓋的桶，多用木頭或搪瓷製成。有的地區叫馬子（mǎ·zi）。 ② 指抽水馬桶。“抽水馬桶”《現漢》從第1版到第5都予以收錄，只是不同的版本釋義有所不同：【抽水馬桶】上接水箱，下通下水道的瓷質馬桶。（《現漢》1—4版）【抽水馬桶】名□ 上接水箱，下通下水道的可自動沖水的瓷質馬桶。（《現漢》第 5版 )第 6版對“抽水馬桶”的釋義又有所修改：【抽水馬桶】名□ 上接水箱，下通下水道，便後可沖水的瓷質馬桶。無論是第 5 版還是第 6 版的修改，都可以看出，是為了強調“抽水馬桶”能夠“沖水”這一突出的、區別於“馬桶”義項 1 的特點。只不過第 5 版的“可自動沖水”只是“抽水馬桶”的一種，有些以偏概全。第 6 版的“便後可沖水”則使得概念的內涵減少，外延擴大，包括了“可自動沖水”和不是自動沖水兩種情況，比較全面。與“馬桶”同語義類的類義詞，《現漢》第 6 版增補了 “蹲坑”和“坐便器”：【蹲坑】……Ž名□ 指蹲著排便的便坑。【坐便器】名□ 坐在上面排泄大小便的抽水馬桶。這類詞中，目前比較常用的還有“蹲便器”，詞典沒有收錄。上述幾組今天看來相對或相區別的詞語，多是在產生的時間上都有著先後之分，因而詞典的某一個版本會出現對這類詞語收詞的不同步、不平衡，這是正常現象。因為規範性的詞典在收詞上都有著滯後性的特點，不能一味地求新求異，見到新詞就收，需要考慮詞語的穩定性、普遍性、生命力等多種因素。所以，詞典後出的版本對以前版本的收詞有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詞典收詞的平衡性和釋義的系統性也就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二）收錄反映新事物、新概念等的成套類義詞《現漢》第6版增收了大量的近年來產生的新詞語，具體內容，江藍生先生（2013）有詳細的介紹，我們不再贅述，這裏我們只說明兩點：第一，系統收錄反映新事物、新概念等的類義詞。《現漢》第 6 版在增收新詞語時也充分地考慮到了詞語的語義類型，非常注意類義詞收詞、釋義的平衡性、系統性等，如收錄的成套的詞語有：“拜票、謝票”，“唱多、唱空”，“車貸、房貸”，“代駕、酒駕、醉駕、自駕”，“低碳、高碳”，“鴿派、鷹派”，“公募、私募”，“公權、私權”，“公權力、私權利”，

772014 年第 1 期 總第 期43 43“黑屏、藍屏”，“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腳刹、手刹”，“快熱、慢熱”，“內腦、外腦”，“平面媒體、立體媒體”，“全陪、地陪”，“潛績、顯績”，“閃婚、閃離”，“手動擋、自動擋”，“碳匯、碳源”，“宅男、宅女”等等。第二，增收某些義類新產生的、反映新事物、新概念的新詞語。1. 有引申義的“×色”的收詞有引申義的各種“×色”類詞，《現漢》各版本在收詞方面不斷地根據語言發展變化的實際予以豐富，如“白色、紅色、黃色、灰色、桃色”四個有引申義的顏色詞，《現漢》從第1版開始收詞。後來，“綠色”也產生了引申義，第 5版予以增補。近年來，“黑色”指“隱蔽、違法”的用法非常多，第 6版因而增補“黑色”：【黑色】① □名 黑的顏色。② □形 屬性詞。隱秘的；非法的：～收入。可以看到，隨著“×色”詞語引申義的不斷產生，詞典的收詞也隨之逐漸豐富。2. 有借代義的“×領”的收詞從工作時著裝的角度和工作的性質、特點等借指從事相關工作的人員，詞語產生借代義。這類詞語《現漢》第 3版收了“白領、藍領”第 4版補收了“粉領、金領、灰領”等。第6版補收了近幾年新出現的“灰領”：【灰領】□名 原指汽車修理工，因他們的工作服多是灰色的。後指既掌握理論知識又具有實際操作能力的複合型技術人才。不同版本的不同收詞，反映出語言的發展變化和詞典對這種變化的高度關注。現在網路上還有“綠領、紫領、黑領”等分別借指相關的某類人的用法，這些用法將來如果成熟、穩定了，詞典在以後的修訂中也會予以反映。參考文獻： 晁繼周 2007 《說別義詞》，《蘇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9 期。傅玉芳 2012 《成套詞收詞的完整性與釋義的一致性——寫在 <漢語大詞典 >修訂之前》《辭書論集》（二），上海辭書出版社。江藍生 2013 《< 現代漢語詞典 >第 6版概述》，《辭書研究》第 2 期。劉蘭民 2005 《仿詞造詞法初探》，《廣西社會科學》第 11 期。宋 文 2006 《認知語義場——辨同義詞、類義詞、上下義詞》，《現代語文》第 8 期。譚景春 2013 《加強研究，提高品質》 ——談《現代漢語詞典》第 6 版條目修訂《辭書研究》第 2 期。張 博 2012 《張博詞彙學論文集》，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張 博 2012 《現漢》第6版釋義修訂的力度與特色，《澳門語言學刊》第 2 期。張 博 2013 《現代漢語詞典》第 6 版釋義修訂的的類型及特徵，《辭書研究》第 2 期。蘇新春 2006 論《現代漢語詞典》與《重編國語辭典》的辭彙比較研究《中國海洋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 第 4 期。

78互文辭格發現考論 *◎劉斐 / 上海外國語大學提 要：東漢末年鄭玄與服虔均發現互文辭格，關於互文辭格由誰最早發現，學界存在“鄭玄說”和“服虔說”。清代學者普遍認為服虔為前代學者，我們則認為鄭玄才是前代學者，互文辭格當由鄭玄最早發現，其依據有四個方面：（1）從魏晉時期諺語推知鄭玄為前代學者；（2）從對反切的使用判斷服虔為後輩學者；（3）從歷代孔廟配享的牌位位次來看鄭前服後；（4）從其他人生平判斷服虔晚於鄭玄。關鍵詞：互文辭格；發現；鄭玄；服虔Key words: Intertextuality rhetoric speech, discovery, ZhengXuan, FuQian我們在《互文考論》（2011）中指出東漢末年的鄭玄和服虔都曾發現互文辭格，關於互文辭格由誰發現，學界存在著“鄭玄說”和“服虔說”。“鄭玄說”和“服虔說”之爭實際上涉及到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即鄭玄與服虔誰是前代學者。服虔與鄭玄的先後關係是學界長期懸而未解的問題。清代學者普遍認為服虔相對於鄭玄而言屬前代學者，多將“服鄭”與“程朱”對舉。如王韜《弢園文録外編》卷十《何陋軒記》（1994：384）寫道：“近世之所謂陋者，豈第居室而已哉？口誦服鄭，貌托程朱，宗漢紹宋，妄立門戶，此學問之陋也！”石韞玉《獨學廬餘稿•倪貞簡先生傳》（2002：142-143）也說：“近 * 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項目（項目號：14YJC740051）、上海市哲社十二五規劃青年課題（課題號：2014EYY001）、上海外國語大學規劃基金項目（項目號：KX171304）及上外青年教師科研培育團隊項目（項目號：QJTD13WCX01）研究成果。

792014 年第 1 期 總第 期43 43世士子言經術者宗服鄭，言性理者宗程朱，而經學與理學又分矣。”北宋理學大師二程（程顥、程頤）早於南宋理學家朱熹，故“程”居“朱”前（從師承關係來說，朱熹為二程三傳弟子李侗的學生）。清儒將“服”居於“鄭”前，是認為服虔早於鄭玄。這種“服”居“鄭”前的提法，據我們考察始於清代漢學吳派的惠氏。《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一《惠周惕傳》（1977:13179）說：“惠氏三世傳經，周惕其創始者也。”清代漢學吳派的惠周惕（號“紅豆主人”），與其子惠士奇（世稱“紅豆先生”）、其孫惠棟（世稱“小紅豆先生”）祖孫三代都是極有造詣的經學家。惠氏之學，在清代經學史中具有崇高的學術地位，《清史稿•惠周惕傳》（1977:13179）中說：“清二百餘年談漢儒之學者，必以東吳惠氏為首。”惠氏祖孫三人中的惠士奇曾經手書過一副對後世影響深遠的楹帖。清代江藩在《國朝宋學淵源記》卷上（1983:154）中說：“本朝為漢學者始於元和惠氏，紅豆山房半農人手書楹帖云 :‘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紅豆山房半農人是指惠士奇，其晚號半農。惠士奇是惠棟的父親，而江藩則受學於惠棟的弟子餘蕭客和江聲，是惠派嫡傳弟子。據江藩記載惠士奇不僅極為推崇服虔和鄭玄，甚至將其手書為楹聯“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而此楹聯在後世則成為清代漢學吳派的重要學術宗旨，影響深遠。故有清一代，往往將將“服鄭”與“程朱”對舉，且“服”居“鄭”前。我們在《互文考論》（2011）中也據此認為服虔為前代學者，互文辭格由服虔最早發現。然而經過進一步的研究，我們認為相對於服虔而言，鄭玄才是前代學者，互文辭格當為鄭玄最早發現。雖然依靠《後漢書》中對服虔、鄭玄的直接記載無法斷明二者的關係，但我們從其他材料還是可以推知鄭玄應為前代學者。其依據有以下四個方面：一、從魏晉時期諺語推知鄭玄為前代學者《舊唐書》卷一百二《列傳第五十二•元行沖傳》（1975:3181）中記載，元行沖作《釋疑》，曾引用王劭《史論》曰：（1）魏、晉浮華，古道夷替，洎王肅、杜預，更開門戶。曆載三百，士大夫恥為章句。唯草野生以專經自許，不能究覽異義，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寧道孔聖誤，諱聞鄭、服非”。然於鄭、服甚憒憒，鄭、服之外皆仇也。上文指出鄭學風行之後，鄭學門徒黨同伐異，甚至到了“寧道孔聖誤，諱聞鄭、服非”，“鄭、服之外皆仇也”的極端地步。清代臧琳《經義雜記》（清嘉慶四年拜經堂刻本）卷二十六《俗儒好今非古》中也記載了這兩句魏晉諺語：“六朝以前崇尚舊學，故有‘父康成，兄子慎’及‘寧道周孔誤，不言鄭服非’之謠”。這兩句魏晉諺語中，“父康成，兄子慎”一句最能說明問題，該句意為視鄭玄為父，視服虔為兄，明顯鄭玄為前代學者。此外，另一句諺語“寧道孔聖誤，諱聞鄭、服非”也是“鄭”居“服”前。這句諺語在宋代林駉《源流至論•別集》（清文淵閣《四庫全書》冊942）卷八也有記載：“‘三傳束高閣，遺經究終始’，觀此則傳註之學為可略。‘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觀此則傳註之學為可用。”不過到了清代，“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則訛傳為不同版本。如清代陳紹箕將“寧道孔聖誤”改為“寧道孔孟誤”，他在《鑒古齋日記》

80（清光緒二十八年刻本）卷三中說：　　　（2）凡事歷數百年或數十年必變，如學術一道，漢以後推崇鄭學，至有“寧道孔孟誤，諱言鄭服非”之語，至宋劉原父、王介甫諸君出，始以新義解經，不專註疏。清代戴震則在《戴東原集》卷九《答鄭丈用牧書》(1929:32）中將“寧道孔聖誤”改為“寧言周孔誤”：（3）今之博雅能文章善考覆者，皆未志乎聞道。徒株守先儒，而信之篤，如南北朝人所譏‘寧言周孔誤，莫道鄭服非’，亦未志乎聞道者也。與此類似的還有清代錢大昕，他在《廿二史考異》卷三十一《北齊書•儒林傳》（2004：522）中說：“《春秋》亦宗服子慎，故當時有‘寧道周孔誤，諱言鄭服非’之諺”。王劭所引魏晉諺語說的是“寧道孔聖誤”，而後世則將“孔聖”改為“孔孟”或“周孔”，孔子相對孟子而言為前代學者，而周公相對孔子又為前輩，故這句諺語的改動，恰恰說明後世學者認為鄭玄相對服虔而言應為前代學者。雖然部分清代學者將“服鄭”與“程朱”對舉（即認為“服”居“鄭”前）但畢竟清人不可能如魏晉時人瞭解鄭玄和服虔之間的關係，魏晉時期的諺語無疑更具有說服力。二、從對反切的使用判斷服虔為後輩學者關於反切何時產生的問題，唐代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1983:2) 中說：“古人音書止為譬況之說，孫炎始為反語，魏朝以降漸繁。”即陸德明認為是孫炎首創反切，後世學者多遵從此說。陸德明此說本於北齊顏之推的《顏氏家訓》，但《顏氏家訓》卷七《音辭十八》（1996:529）只是說：“孫叔然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高貴鄉公不解反語，以為怪異。自茲厥後，音韻鋒出。”孫炎，字叔然，是鄭玄的學生。顏之推只是指出孫炎在《爾雅音義》中使用了反切，並沒有認為是孫炎創造了反切。有的學者則認為是服虔最早使用了反切。日僧安然《悉曇藏》引唐武元之《韻銓•反音例》（1972）認為：“服虔始作反音。”唐代景審在《一切經音義序》（1986:4）中也說：“古來音反，多以旁紐而為雙聲，始自服虔，元無定旨。”① 雖然是否由服虔首創反切還值得進一步研究，但服虔曾系統使用反切之法，卻是事實。《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二》（1973：953）記載“《漢書音訓》一卷服虔撰”。該書被顏師古《漢書音義》、裴駰《史記集解》和司馬貞《史記索隱》廣泛引用，從而保留服虔系統使用反切的用例：（4）《漢書•項籍傳》：“諸侯軍人人惴恐。”服虔曰 :“惴 , 音章瑞反。”②（5）《史記•張耳傳》：“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生平為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服虔曰：“孱 , 鉏閑反，弱小貌也”。③（6）《漢書•張良傳》“鯫生說我距關毋內諸侯”，服虔曰：“鯫音七垢反。鯫，小人也。”師古曰：“服說是也，音才垢反。” ④清代郝懿行（1996:482）也認為服虔在《漢書音訓》中多次使用反切，“案《漢書》註有服虔及應劭，並有反音，不一而足。”⑤ 此外，服虔在《通俗文》中也曾使用反切：（7）《文選•琴賦》：“嗢噱終日。”李註引服虔通俗篇：“樂不勝謂之‘嗢噱’。嗢，烏沒切；噱，巨略切。”⑥

812014 年第 1 期 總第 期43 43《顏氏家訓》卷六《書證第十七》（1996：841）指出“且鄭玄以前，全不解反語”，顏之推這一論斷，我們從《顏氏家訓•音辭十八》（1996:529）：“孫叔然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也能印證該論斷。因為據《三國志》卷十三《王肅傳》（2006：255）記載“時樂安孫叔然，受學鄭玄之門”，孫叔然是鄭玄的學生，且已大量使用反切。如果孫叔然使用的反切之法是受之於鄭玄的話，那麼鄭玄著作中不可能不使用反切。然遍閱鄭玄著作均未見使用反切之法，可見在鄭玄之前反切之法還未被創。既然服虔在《漢書音訓》已系統使用反切，那就說明服虔相對於鄭玄而言為後輩學者，這可以說是在語言學上支撐“鄭前服後”這一觀點的最有力的證據。三、從歷代孔廟配享的牌位位次來看鄭前服後據《新唐書》卷一百九十八《列傳第一百二十三•儒學上》（1975:5636）記載，唐太宗曾下詔指定先儒二十二人配享孔廟：（8）二十一年，詔：“左丘明、蔔子夏……鄭眾、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範寧二十一人，用其書，行其道，宜有以褒大之，自今並配享孔子廟廷”。詔書中二十一人的名單是按人物的先後順序排列，如鄭眾與賈逵號為“鄭賈之學”早於馬融，故鄭眾居於馬融之前。據《後漢書•馬融傳》（2007:572）“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可見盧植和鄭玄都是馬融的學生，故二人居於馬融之後。而據《後漢書•鄭玄傳》（2007:358）鄭玄“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即鄭玄通過盧植的引薦才得以師從馬融，故盧植、鄭玄雖為同門，但盧植居於鄭玄之前。可見詔書中名單的排列順序是根據人物的先後順序排列的，而在此詔書中服虔居於鄭玄之後，故服虔相對於鄭玄也應為後輩學者。此外據《宋史》卷一百五《志第五十八•禮八•吉禮八》（1977：2554-2555）記載咸淳三年孔廟東廡先賢牌位依次為“金鄉侯澹臺滅明、任城侯原憲……良鄉伯盧植、滎陽伯服虔、司空王肅、司徒杜預……凡五十二人，並西向。”孔廟東廡的牌位排序也是根據人物的先後順序。從其排序來看，服虔排在盧植之後，而盧植和鄭玄是同門，也可見服虔是晚輩。再如《明史》卷五十《志第二十六•禮四•至聖先師子孔廟祀》（1974：1299-1300）記載嘉靖九年，嘉靖帝御制《正孔子祀典說》，提出孔子應去王號，於是禮部上奏去孔子的王號，對配享孔廟的前賢也進行了相應的處理，其中“公伯寮、秦冉……吳澄罷祀。林放、蘧瑗、盧植、鄭眾、鄭玄、服虔、范寧各祀於其鄉。”在這份處理名單中，服虔也居鄭玄之後。四、從其他人生平判斷服虔晚於鄭玄（一）從崔烈生平判斷《後漢書•服虔傳》（2007：760）中只說他“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但並未介紹服虔師出何門，從何人受業。《世說新語•文學第四》(1984:105) 曾記載服虔為了給《左傳》做註，曾做過崔烈的門人：（9）服虔既善春秋，將為註，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講傳，遂匿姓名，為烈門人賃作食。每當至講時，輒竊聽戶壁間。既知不能逾己，稍共諸生敘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早往，及未寐，

82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服虔做過崔烈的門人，相對於崔烈應屬晚輩。《資治通鑒》卷第五十八《漢紀五十》（1956:1878）記載漢靈帝中平二年（西元 185 年）“三月，以廷尉崔烈為司徒……烈因傅母入錢五百萬，故得為司徒。”《後漢書》卷五十二《崔烈傳》（2007:510）記載崔烈“有重名於北州，曆位郡守、九卿”，仕宦已久且卓有聲譽，但買官為司徒後卻“聲譽衰減。久之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鈞……鈞時為虎賁中郎將”。 這裏有兩個值得關注的細節：其一，崔烈為司徒之前仕宦已久。其二、崔烈於西元 185 年買官為司徒之時，其子崔鈞為“虎賁中郎將”。據《漢書》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1962:727）記載“期門”一職於“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置中郎將，秩比二千石”。即虎賁中郎將於漢平帝元始元年設立，統領虎賁禁兵，主宿衛。崔烈之子此時作為統領虎賁禁兵、掌管皇宮宿衛的高級官員，應在三十歲以上，而崔烈本人在做司徒前又仕宦已久，故推斷其為司徒時應年有六十，故生年應約為西元 125年。且據漢代蔡邕《蔡中郎集•文集》（四部叢刊景明活字本）卷一《太尉喬公碑》記載：喬玄去世後，“於是故吏司徒愽陵崔烈、廷尉河南吳整等以謂至德在已、揚之由人、苟不矯述、夫何舍焉？乃其勒嘉石，永昭芳烈。”可見崔烈曾為喬玄（109--184）的故吏，當小喬玄一輩，正與我們推斷的崔烈當生於西元 125 年左右相合。崔烈生年與鄭玄（127-200）基本同時。而服虔為崔烈門人，故服虔應該比鄭玄也晚了一輩。（二）從延篤的生平判斷《後漢書》卷六十四《延篤傳》（2007:612-613）記載（延篤）“從馬融受業，博通經傳及百家之言，能著文章，有名京師。……後遭黨事禁錮。永康元年，卒於家。鄉里圖其形於屈原之廟。篤論解經傳，多所駁正，後儒服虔等以為折中。”“後儒服虔等以為折中”說明服虔相對於延篤而言是“後儒”，而延篤“從馬融受業”，跟鄭玄屬於同門的關係，故服虔相對於鄭玄而言也應屬於“後儒”。（三）從蘇林、張揖的生平判斷顏之推在《顏氏家訓》卷六《書證第十七》（1996:481）中說：“《通俗文》，世間題云‘河南服虔字子慎造’”，但顏之推對此提出了兩點質疑：其一“虔既是漢人，其《敘》乃引蘇林、張揖；蘇、張皆是魏人”；其二“且鄭玄以前，全不解反語，《通俗》反音，甚會近俗。”顏之推見到的《通俗文》中有服虔寫的《敘》，《敘》中提到了蘇林和張揖，顏之推認為服虔是東漢末年之人，而蘇、張是曹魏之人，故推斷該書非服虔所著。顏之推的說法過於武斷。《三國志》卷二十一《劉劭傳》（2006:372）引《魏略》說蘇林“建安中，為五官將文學，甚見禮待。黃初中，為博士給事中。”早在東漢建安年間蘇林就已經“為五官將文學”，可見蘇林在東漢就以入仕，而我們上文指出漢獻帝初平三年（西元 192年）陶謙曾率服虔等人推舉朱儁為太師，而“初平”和“建安”都是漢獻帝的年號。蘇林既然在漢獻帝時已“為五官將文學”，那麼服虔知道蘇林也是很正常的事情。至於張揖，據《北史》卷三十四《江式傳》（1974：1279）記載江式上表時說：“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張揖在曹魏初年已任博士，起碼東漢已出生，故服虔也完全可能知道張揖。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十（1996:482）也說：“蘇林、張揖並在魏初，林，建安中為五官將文學；揖，太和中為博士。揖卒年無考，林年八十餘，景初末卒。當建安之初林年將四十矣，揖年當相去不遠。此二人必

832014 年第 1 期 總第 期43 43及見服子慎，服序引蘇張，不足疑也。”⑦ 可見顏之推提出的第一點質疑是不成立的，服虔完全可能認識蘇林和張揖。蘇、張雖生於東漢，但又都仕於魏初（220-），曹魏建立時鄭玄已去世 20 年，服虔《敘》中既然引用蘇林、張揖，則可見服與蘇、張相對鄭玄均為晚輩。至於顏之推提出的第二疑問，認為服虔是漢人，但書中有反切，故非服著。我們在前文已指出，服虔在《漢書音訓》中已系統使用反切，《通俗文》中又出現反切，既是該書為服虔所著的證據，又再次說明服虔已系統使用反切之法，故將其運用於《通俗文》及《漢書音訓》之中。馬國翰《玉函山房輯本序》也說“服書有反語，不足異。”不過顏之推指出“鄭玄之前，全不解反語”，卻是事實。據現有語音材料，確實未在鄭玄著作及其之前的著作中發現使用反切之法，而顏之推指出“鄭玄之前，全不解反語”，反過來又再次證明已系統使用反切的服虔相對鄭玄當屬晚輩無疑。綜上所述，雖然東漢末年鄭玄和服虔都先後發現了互文辭格，且清儒普遍認為服虔為前代學者，但我們從魏晉時期的諺語，從服虔對反切的系統使用，從歷代孔廟配享的牌位中鄭玄服虔的位次，從與鄭玄服虔有關的崔烈、延篤、蘇林、張揖等人的生平，這四個方面證明鄭玄相對於服虔而言屬前代學者無疑，故互文辭格當由鄭玄最早發現。註 釋： ①見於慧琳《一切經音義》，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頁 4②見於班固撰、顏師古註《漢書》卷三十一《項羽傳》所引之服虔註，中華書局，1962 年版，頁 1804③見於《史記·張耳傳》所引司馬貞《史記索隱》，中華書局，1982 年版，頁 2583④見於班固撰、顏師古註《漢書》卷四十《張良傳》所引之服虔註，中華書局，1962 年版，頁 2027⑤見於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卷六《書證第十七》所引《隋書經籍志考證》，中華書局，1996 版，頁 482⑥見於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卷六《書證第十七》所引服虔《通俗文》，中華書局，1996 版，頁 483⑦見於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卷六《書證第十七》所引《隋書經籍志考證》，中華書局，1996 版，頁 482參考文獻： 劉斐 朱可 2011《互文考論》，當代修辭學第 3 期。王韜 1994《弢園錄外編》，遼寧人民出版社。石韞玉 2002《獨學廬餘稿》，《續修四庫全書》冊1467，上海古籍出版社。趙爾巽等撰 1977《清史稿》，中華書局。江藩 1983《國朝宋學淵源記》，中華書局。劉昫 1975《舊唐書》，中華書局。戴震撰 1929《戴東原集》（第二冊），商務印書館。錢大昕 2004《廿二史考異》，上海古籍出版社。陸德明 1983《經典釋文》，中華書局。班固撰 顏師古註 1962《漢書》，中華書局。司馬遷撰 裴駰集解 司馬貞索隱 張守節正義 1982《史記》，中華書局。王利器 1996《顏氏家訓集解》，中華書局。安然 1972《大正新修大藏經·悉曇藏》，新文豐出版公司。魏征等撰 1973《隋書》，中華書局。陳壽撰 裴松之註 2006《三國志》，中華書局。歐陽修 宋祁撰 1975《新唐書》，中華書局。脫脫等撰 1977《宋史》，中華書局。張廷玉等撰 1974《明史》，中華書局。班固撰 顏師古註 1962《漢書》，中華書局。李延壽 1974《北史》，中華書局。

84“皮草”與“布草”考源On the Etymology of picao（皮草）and bucao（布草）◎楊琳 / 南開大學提 要：歷史上有三個“皮草”，一為“樹皮和草”義，一為“膚淺粗略”義，一為“皮料、裘皮”義。裘皮義“皮草”的理據是什麼，眾說紛紜。本文提出“草”有“料”義，“皮草”即皮料。文章還指出“布草”、“餡草”之“草”也是“料”義。關鍵詞：皮草；布草；餡草；理據Key words:picao（皮草）, bucao（布草）, xiancao（餡草）, etymology“皮草”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在大陸流行起來的一個時髦的新詞，其來源是香港話。包銘新記述說：“皮草是香港人對裘皮的稱謂，也逐漸為大陸裘皮界人士所接受。上海有很多皮革服裝店，諸如著名的‘雪豹’都紛紛改稱‘皮草行’，一方面有拓展業務的需要；另外也有迎合消費者口味趕時髦的動機。”①上海雪豹皮草行成立於 1989 年②。皮衣製造工廠和銷售商店紛紛改名為“皮草行”，促成了“皮草”一詞在內地的流行。皮衣製造工廠和銷售商店改名的動機是為了向香港看齊，以顯得時尚洋氣。經濟導報社編輯的《香港經濟年鑒 1979》一書中收錄了香港“裘皮革皮羽絨服裝業”的 14 家公司③，即：中國皮毛有限公司、益豐製衣廠有限公司、北京皮草行、香港皮貨有限公司、皇家皮草行、亞洲皮草行、江永吉公司、大華皮草行、信裕有限公司、天然皮草行、巨安皮草行、榮業皮草行有限公司、路華有限公司、繁盛貿易有限公司，其中以“皮草行”命名的佔了一半。姚懷德（1996）說：“根據香港電話簿，該行業既用‘皮草’，也用‘皮毛’、‘皮貨’、‘皮衣’，但以‘皮草’居多。”不難看出“皮草”是香港裘皮業最常用的名稱。改革開放初期，香港是大陸的風向標，既然香港多用“皮草”，大陸也就紛紛效仿套用。然而“皮草”的說法令人莫名其妙，因為它的所指“裘皮”與“草”的字面意思難以對應，所以剛興

852014 年第 1 期 總第 期43 43起的時候指責、懷疑的聲音不斷見諸報刊。有人（過傳忠 1995）指責說：“‘草’跟毛皮製品風馬牛不相及，喚‘皮革’為‘皮草’實屬笑話，這是生吞活剝香港用語的結果。”有人懷疑說：“有家皮革製造廠還寫為‘皮草廠’，是寫錯了字，還是故出‘玄虛’？鬧不清楚。無獨有偶，山城貴陽街頭也有一家‘皮草’公司，我托人打聽又打聽，才得知是有意把‘皮革’寫成‘皮草’的，‘皮革當皮草’賣，極言不顧血本，以利‘上帝’哩！”④ 有些人則試圖對“皮草”的理據做出解釋。華麗（1995）介紹說：《解放日報》第八版有則某皮草行的廣告，讀者來信說應是“皮革行”，“只看到穿皮的，哪看到穿草的？”還進一步分析說：這是草、革形似而造成的差錯。殊不知真有開皮草行的。上海解放前便有皮草行。據說，它起源於香港、廣東一帶。皮草行的經營隨季節而變化，冬天賣皮製品，夏天賣草製品，如草席，草帽，故稱皮草行。今天的皮草行一年四季都賣皮貨，但這一名稱仍在沿用。也有人持另一說，皮製服裝有兩類，一類是皮革製品，一類是毛皮製品。裘皮大衣之類，其毛柔順如草，故又稱皮草。皮草行是指以經營裘皮服裝為主要特色的商行。孰是孰非，還望識者見教。這裏介紹了對“皮草”理據的三種解釋，即“皮革”形誤說、皮貨草貨並列偏義說、皮毛柔順如草說。陳建民（1999：74）贊同皮貨草貨並列偏義說。他說：“1945 年以前，廣東、上海和香港一樣，一些小商店冬季賣皮貨，夏季改賣草席 (涼席 )，統稱‘皮草店、皮草行’，1945年以後，這些商店專賣皮革、皮貨，草席因生意小，都改由日用雜品店或地攤銷售。因此，‘皮草店’便改名為‘皮貨店、皮革店’，而香港仍叫‘皮草店、皮草行’，沿用至今。或許受香港影響，前幾年上海又啟用‘皮草店、皮草行’了。從 1995 年起，我們也發現北京有四五家商店冠以‘皮草’的店名。今天，上海和北京的‘皮草’和香港一樣，已由原來有皮有草變為有皮無草的偏義複詞了。”1991 年出版的《漢語大詞典》第八卷未收“皮草”，但收有“皮草行”，釋義為：“粵港等地在冬季出售皮毛服裝，在夏季出售草席等雜物的商行，稱皮草行。”沒有書證。這大約就是皮貨草貨並列偏義說的依據，但不知《大詞典》如此解釋的依據又是什麼。後出的《現代漢語大詞典》（阮智富、郭忠新，上海辭書出版社 2009）也只有“皮草行”，而且釋義完全照搬《漢語大詞典》。徐世榮（1996）解釋說：“此詞，我也存疑幾年，求教過幾位朋友，都無確解。……‘皮草’決非‘皮革’之誤寫，也未聞此行業有夏日改營草席之說。揣測‘皮草’一稱，或出於古漢語……以‘毛’代稱草木，今‘皮草’則反用之，以‘草’代稱絨毛，革上生毛，猶如地面長草。姑置此說，待證。”這與皮毛柔順如草說近似。周志鋒（1997）則認為，“‘草’是方言中對某類東西的稱謂，‘皮草’即‘皮類’。我們這樣說，有吳方言材料可作旁證。寧波方言有‘魚草’一詞，義為‘魚類’，如：去買眼魚草，該段辰光魚草交關便宜。又有‘種草’一詞，義為‘物種；人種’，……粵語之‘皮草’與吳語之‘魚草’、‘種草’，恐怕是有聯繫的。”探討“皮草”的理據，首先要弄清該詞的早期使用狀況。正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清代文獻中就有裘皮義的“皮草”。下面列舉早期的一些用例（各例後注明撰寫或刊行年代）：

86(1) 皮客於九月晦聚眾啇（商），治酌陳肴，候至三更交子則為冬朔。望西北風急烈，則卜冬令嚴寒，皮草得價，交相酧酢，盡歡達旦。[清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十月•占風》（1758）](2) 域內河皆北流，注蘇比里阿湖。僅東隅之仙馬里，有土番八百人居之，餘居荒曠。地廣人稀，彌利堅亦僅有皮草公司與土番貿易。[清林則徐《四洲志》（1840），華夏出版社 2002，167 頁 ](3) 一西客云，皮草中一種細毛，黑潤可愛，名為貓㼱，似紫貓而實非也。[清黃漢《貓苑》（1852）卷上](4) 落渡後，逢人便問：“省城至大綢緞鋪是那一間？買皮草要去那一條街方有？”先坐頭艙既問，經過尾艙再問，後上蓬面又問，各人云：“你到省城便見，何必咁贅氣？”二成曰：“我買皮草呀，你估比同買草皮麼？聖人話：每事問就系是禮也。你相欺我唔識禮嗎？”滿船人皆大笑，二成唔見醜，重揚揚好得意。[清邵彬儒《俗話傾談》（1870）卷一《橫紋柴》](5) 德國進口貨，如麥麵、雜糧、牲畜、煤炭、銅錫、鋼鐵、皮草、麻棉、絲枲之類，今年共值二十八萬五千四百二十三萬馬克。[ 清李鳳苞《使德日記》（1878）](6) 統共計木料、錫器、磁器、金銀炕盅、房內物件及床鋪被褥、顧繡墊搭，以至皮草衣服、帳軸與一切台椅，及隨嫁使用的銀子，總不下十萬來兩了。[清黃世仲（又名小配）《廿載繁華夢》（1907）第二十六回](7) 皮草多來自俄國，中俄交兵後，當極受影響。而內地亦原有多少輸出，又值粵桂之戰，故去年皮草來源，全靠德日、遼寧各地。[ 天津《益世報》1930年 1 月 25 日 ](8) 皮草軍用物品，價格一致飛漲，超過戰前一倍。[《申報》1938 年 10 月 17 日 ]例（1）的“皮草”，北京出版社 1961 年版及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帝京歲時紀勝》排印本均作“皮革”，檢該書乾隆二十三年初刻本（國家圖書館有藏），實作“皮草”（見書影）。上面的用例表明“皮草”一詞由來已久，香港話中的“皮草”只是古語的延續而已。從用例的作者來看，潘榮陛是大興縣（今北京大興區）人，黃漢是浙江永嘉人，李鳳苞是江蘇崇明（今屬上海市）人，邵彬儒是廣東四會縣人，黃世仲是廣東番禺人，此外，西南官話中也說“皮草”（許寶華、宮田一郎 1999:1537），這說明“皮草”通行於全國許多地方，並不限於某個方言。 不過，一個明顯的事實是，自 1949 年以後，大陸地區、尤其是北方話中，“皮草”一詞幾乎絕跡，這也許跟政治制度及意識形態的革故鼎新有關。資本家的公司名稱，人民當家作主的工廠自然不能再用。直

872014 年第 1 期 總第 期43 43到改革開放後，人們思想解放了，才效仿香港取名為“皮草”，這可以說是舊詞的復興，也可以說是從香港話中引進了一個新詞。早期用例中的“皮草”都是指皮貨或皮料，而且不見“皮草行”“皮草店”之名，這表明“皮草行”“皮草店”的產生晚於“皮草”，所以“皮草”源於皮草行、皮草店最初冬天賣皮貨、夏天賣草貨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進而言之，皮草行、皮草店最初冬天賣皮貨、夏天賣草貨的說法查無實據，應該是有些人為了解釋“皮草”的理據而想像出來的。如果進一步上溯，我們看到“皮草”連用早在晉代就已出現，而且歷史上長期沿用。例如：(9) 夢服皮草弊壞之衣；夢見他人乘朽敗車，到其門戶欲迎之去。[西晉竺法護譯《修行地道經》卷一《五陰成敗品第五》](10) 摩納，彼住無事高處眾多仙人為阿私羅仙人提鞞邏如是善教善訶，不能施設清淨梵志，況汝師徒著皮草衣？[東晉僧伽提婆譯《中阿含經》卷三十七《中阿含梵志阿攝惒經第十》](11)愛子，汝今身處樓觀，香花鬱烈，床褥柔軟，寢息安寧，絲竹音聲而為賞翫，上妙衣服披著以時，甘美肴饌隨情而食，若出家者，住止山林，寢臥枯葉，狐狼虎豹吼叫相驚，皮草為衣，根果充食，水皆熱濁，欲飲無由，汝今何意棄舍尊榮，樂居林野？ [ 唐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十九《從非親尼取衣學處第五之二》](12) 昔晦堂作《黃龍題名記》曰：古之學者，居則岩穴，食則土木，衣則皮草，不系心於聲利，不籍名於官府。[宋淨善集《禪林寶訓》卷三 ](13) 衲僧皮草久不乾，且喜日頭東畔出。[ 宋蘊聞編《大慧普覺禪師住徑山能仁禪院語錄》卷一 ](14) 僧云：“久雨忽晴時如何？”師云：“處處可以曬㫰（晾）皮草。”[宋妙源編《虛堂和尚語錄》卷二 ](15)東山源禪師主建之天寧，冬月久雨，民妨穡事。太守就府庭禱晴。師赴升座云：“雨暗長空，雲迷迭嶂，衲僧皮草，何處曬眼（㫰）？”忽雲開日耀，觀者諠然。[元熙仲《歷朝釋氏資鑒》卷十一 ]不過，這些例句的“皮草”雖然也是指衣服而言，但聯繫下列用例來看，其含義並非裘皮。(16) 從腰兩邊，出一切眾生、數等五通仙人，或服草衣或樹皮衣，皆執澡瓶，持三奇杖，威儀庠序，無有變異。[東晉佛馱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四十七《入法界品第三十四之四》](17) 為樂因緣作諸苦行，投淵赴火，五熱炙身，臥棘刺上，自餓斷食，編椽而坐，樹皮草衣，食果食菜。[南北朝失譯人《無明羅剎集》卷中 ](18)其持誦行人，將欲起首持誦，必先剃頭澡浴，著新淨衣，其衣非用蠶絲，亦不得白色，可用布及樹皮草木之類，仍用赤土染壞其色。[宋法天譯《妙臂菩薩所問經》卷一《選求勝處分第二》](19)木皮草葉以為衣服，不異羅綺否？[明袾宏《佛說阿彌陀經疏鈔》卷二 ](20) 昔日晦堂作《黃龍題名記》曰：“上古之學道者，居則高岩深穴，食則土菜木果，衣則樹皮草葉，不關心於聲利，不投名於官府，此真天地間閒人也。”[清智祥《禪林重刻寶訓筆說》卷下 ]例（12）與（20）引述同一文獻，一作“皮草”，一作“樹皮草葉”，不難看出，佛教所說的“皮草”（下面稱為“皮草 1”）一指“樹皮和草”（例 9—12），一指“用樹皮或草編織的衣物”（例 13—15）。佛教

88不允許信徒穿皮衣。後秦弗若多羅、鳩摩羅什共譯《十誦律》卷二十七：“一切毛皮衣、偏袖衣、複衣，一切氈衣，一切貫頭衣、兩袖衣，一切繡衣，……比丘不應著，若著得突吉羅罪。”所以佛教徒所穿的皮草不可能是裘皮。“皮草”还有表面、粗淺、基础等意思。例如：(21) 分而言之，則一物各具一陰陽；合而言之，則萬物總是一陰陽。然學者於此亦只見得皮草，其精微處未必有所見。[宋黃乾《勉齋集》卷十一《覆甘吉甫》](22) 今人之所謂踐履者，只做得個皮草，如居屋室中，只在門戶邊立地，不曾深入到後面一截。[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卷十三《學七》](23) 杜甫《送楊六判官使西蕃》詩直下無冒子，始末只一意，貫括刻㔃，皮草皆盡，而語出卓特，非常情可側。[宋葉適《水心集》卷十二《覆瓿集序》](24) 蓋得二人文字照映，便覺此傳不同，以此知班固《前書》不可及者，亦得太史公、司馬相如、賈誼、董仲舒、晁錯、劉向諸人文字作皮草爾。[宋王正德《余師錄》卷二《陳長文》]這些意義的“皮草”（下面稱為“皮草 2”）理解為“皮毛”義的隱喻似乎比較順暢，正如“皮毛”一詞有也膚淺義一樣，然而在宋代及宋代以前的文獻中我們未見到“皮草”有“皮毛”義，隱喻說缺乏前提條件，只能另尋詞源。“皮”有表面、膚淺的意思。《後漢書•張衡傳》：“且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傅，無所容篡。”李賢注：“謂不深得其情核，皮膚淺近，強相傅會也。”“草”有粗略、簡略的意思。宋劉道醇《宋朝名畫評》卷一《尹質》：“景佑中宋宣獻公薨，請質追寫。質嗜酒無羈束，但草成儀像，踰時不往。宋氏別召沙門懷志，以質草樣示之，俾為標準。”“草樣”即粗略的圖樣。宋陳起《江湖後集》卷二十《偶飲溪寺》：“開尊成草酌，得句嚼花吟。”“草酌”即簡便的飯菜。粗略與膚淺義近，故淺表粗略義的“皮草”可理解為同義並列複合詞。裘皮義的“皮草”（下面稱為“皮草3”）與“皮草1”和“皮草 2”看不出有內在聯繫，應該另有詞源。草在古代是重要的生活資料，古人常常“糧草”並提，其重要性可想而知。草不僅可以作燃料，可以作建築材料，可以作編織原料，它還是牲口最主要的飼料，因此，語言中常說到“草料”“料草”二詞。例如：(25) 自十三載以後，安祿山為范陽節度，多有進奉駝馬生口，不曠旬月，郡縣供熟食、酒肉、草料。[唐杜佑《通典》卷七《食貨七》](26) 治馬熱不食草料及方。[唐李筌《太白陰經》卷七 ](27)第五十：馬患肺旋黃病，馬來不歇，便與草料，即不知馬困疲乏。[唐佚名《司牧安驥集》卷二 ](28)所將驢一頭寄在停點院，囑院主僧勾當草料。[日•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二 ](29)王敕所部遞送出境，並施青象、金銀錢各數萬，戒日、拘摩羅等十八大國王流淚執別。奘便辭而不受，以象形大，日常料草四十餘圍，餅食所須又三斛許。[唐釋道宣《續高僧傳》卷四《譯經篇四本傳二人》](30) 至元二十一年四月，中書省戶部呈大都管下州縣：和糴和買米糧料草，一切所須，官給價錢。[元拜柱《通制條格》卷十八《關市》](31)盧俊義來到一個去處，馬無料草，人絕口糧。[《水滸傳》第八十五回 ]

892014 年第 1 期 總第 期43 43正如古代各地建有糧倉一樣，各地也設有草料場，有官方的，也有民間的。官方草料場政府派專人管理。清徐松輯錄《宋會要輯稿•食貨五四•草料場》專記宋代官方草料場之事。宋宗曉編《樂邦文類》卷三《寶積蓮社畫壁記》：“慶元己未十月旦，男迪功郎、監行在草料場鍾離（憙）謹志。”“監行在草料場”是與草料場有關的官職。《水滸傳》第十回：“大雪下的正緊，林沖和差撥兩個在路上又沒買酒吃處，早來到草料場外。”林沖遭人暗算，被安排到草料場做看守工作。這都反映了“草料”與古人生活的密切關係。唯此之故，“草料”引申泛指原料、材料。宋守堅集《雲門匡真禪師廣錄》卷中：“舉僧問投子：‘密岩意旨如何？’子云：‘須是與麼人始得。’趙州云：‘何不與他本分草料？’師問僧：‘作麼生是本分草料？’僧擬議，師便打。”袁賓、康健主編《禪宗大詞典》（湖北：崇文書局 2010:16）：“本分草料，比喻直指人心、能使學人明心悟道的機鋒施設。”清行悅集《列祖提綱錄》卷十四《夏前告香普說》：“雪竇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可謂本分草料。”此“草料”指“精金”。清錢伊庵編《宗範》卷上：“如上九章，皆禪宗本分草料。”此“草料”指“如上九章”。“草料”是易得的低賤材料，所以還用來謙稱微賤之身。《水滸傳》第二十九回：“武松答道：‘小人年幼無學，如何敢受小管營之禮？枉自折了武松的草料。’”清文康《兒女英雄傳》第十五回：“慌得鄧九公連忙爬下還禮不迭，說：‘我的老父母，你可不要折了我鄧振彪的草料！’”“草”單用也有原料、材料義。唐王梵志詩318：“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裏。一人喫一箇，莫嫌沒滋味。”《朱子語類》卷六十：“心是虛底物，性是裏面穰肚餡草，性之理包在心內。”“餡草”即餡料。宋陶穀《清異錄》卷四：“生進二十四氣餛飩，花形、餡料各異，凡二十四種。”“皮草 3”之“草”應該就是原料的意思。根 據《 美 國 傳 統 詞 典》（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4th Edition）的解釋，fodder 一詞作名詞時有三個義項：1. Feed for livestock, especially coarsely chopped hay or straw.（飼料，尤指粗切的草料）2. Raw material, as for artistic creation.（原料，素材，用於藝術創作）3. A consumable, often inferior item or resource that is in demand and usually abundant.（供應充足的可消耗初級資源）義項 2 不一定限於藝術方面。例如：And now, Hubble's new eagle eye has snapped the finest image ever of the colliding galaxies, adding fodder to theories about their ultimate fate.（現在，哈勃新的“鷹眼”拍下了相撞星系的最清晰的圖像，為有關它們最終命運的理論提供了資料。）fodder 的詞義引申軌跡跟“草料”剛好是一致的，可資比證。與“皮草 3”同類的還有“布草”。例如：(32)我但穿些布草衣，但吃些粗糲食。[元佚名《諸葛亮博望燒屯》第一折 ](33) 正末云：“金銀玉頭面三副，不少麼？春夏秋冬衣服四套，不少麼？孩兒也，你道不少麼？”淨王秀才云：“絹帛布草衣服，盡夠了也。”[元佚名《施仁義劉弘嫁婢》第二折 ](34) 金國俊安家邀叔寶出西門，到二賢莊書房沐浴更衣，因有事在前途，不過換了一身布草衣著。[明袁於令《隋史遺文》第十一回 ](35) 常二袖著銀子一直奔到大街上來，看了幾家都不中意，只買了一領青杭絹女襖，一條綠紬裙子，

90月白雲紬衫兒，紅綾襖子兒，白紬子裙兒，共五件，自家也對身買了件鵝黃綾襖子，丁香色紬直身兒，又有幾件布草衣服，共用去六兩五錢銀子。[《金瓶梅詞話》第五十六回 ](36) 你我愛親做親，我不爭你的財禮，你也不爭我的妝奩，只要做幾件布草衣服。[《儒林外史》第二十一回 ]《漢語大詞典》：“布草，指一般布料。”釋義不誤，但未明“草”為何義。這裏的“草”也是料的意思。“布草”一詞今天的方言中仍在使用。許寶華、宮田一郎（1999:1140）“布草”列四個義項：①布的總稱。西南官話。②布料；布質（與“綢緞”等相對）。江淮官話，西南官話。③土布。吳語。④布衣服。粵語。又（1142）：“布草鋪，布店。粵語。廣東信宜。”下圖 2012 年 7 月攝於揚州會議中心的餐飲區，工作人員告訴筆者，“布草庫”是存放桌布、椅套等布製品的庫房。原以為這是揚州方言，但諮詢了幾位揚州本地的老人，都表示沒聽說過“布草”一詞。看來“布草庫”的命名是從外地學來的，有可能是餐飲業的行業用語。 古籍中的“布草”之義學者多有誤解。許少峰《近代漢語大詞典》（中華書局 2008:180）：“草衣，皮衣。元•缺名《劉弘嫁婢》第二折：‘〔正末云〕金、銀、玉頭面三副，不少麼？春、夏、秋、冬衣服四套，不少麼？孩兒也，你道不少麼？〔淨王秀才云〕絹、帛、布、草衣服，侭夠了也。’”此例應斷作“絹帛、布草衣服”，“布草”與“絹帛”相對。古代雖有“草衣”一詞，但指的是草編的衣服，未見有“皮衣”之義。王利器主編《金瓶梅詞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91）：“布草衣服，布或草做的衣服。”此誤將“布草”分為二義。白維國《金瓶梅詞典》（中華書局 1991:47）：“布草衣服，粗布衣服。”此蓋據“草”字作想像。《金瓶梅》中（例 35）常二買的可都是些上檔次的衣服，花費的“六兩五錢銀子”相當於當時一個普通百姓半年的生活費（參楊琳2012），他買的“布草衣服”不可能是粗布衣服。這裏“布草”與綾羅綢緞相對而言，應該是指棉布。當然，在一些方言中“布草衣服”確有粗布衣服的含義，如上海話中所說的“布草衣裳”（許寶華、宮田一郎 1999:1143），這是“布草”詞義的縮小或特指。與綾羅綢緞相比，棉布顯得粗疏，故“布草”引申特指粗布。這種粗布義的“布草”文獻中也寫作“布糙”。清文康《兒女英雄傳》第三十三回：“那山上的果子可就不少了，鮮的乾的，那件是居家用不著的？又那件子是不得拿錢買的？棉花更不講了，是說你家爺兒們娘兒們不穿布糙衣裳，這些老媽媽子們哪、小女孩子們哪，往後來倆姑奶奶，再都抱了娃子，那個不用幾尺粗布呢？”用“糙”字大約是聯想到粗糙的緣故。其實，即便寫作“布糙”，也不一定就是粗布。許寶華、宮田一郎（1999:1141）：“布糙，土布。吳語。上海奉賢、南匯。棉布。吳語。江蘇蘇州。”這表明粗布義是棉布義基礎上形成的特指。從出現先後來看，“布草”見於元代，“皮草 3”

912014 年第 1 期 總第 期43 43見於清代，“皮草 3”大約是仿照“布草”而造的。類推造詞是創造新詞的重要手段。革字古代寫作 （S.388）、 （津藝22）、 （《宋本玉篇》）等形，與“草”形近，兩字常常相混，故文獻中的有些“皮草”實為“皮革”之誤，在此予以辨正。明函昰《楞嚴經直指》卷六“《央掘羅經》云：‘文殊白佛言：珂貝蠟蜜，皮草繒綿，非自界內耶？’”此“皮草”與“繒綿”（綿為帛的偏旁類化字）相對，似為皮料義，然檢南朝宋求那跋陀羅譯《央掘魔羅經》卷四，作“皮革”，唐道宣《廣弘明集》卷二十六引《央掘魔羅經》亦作“皮革”，則此“皮草”為“皮革”之誤。宋王安石《周官新義》（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三：“然則冥氏、穴氏、翨氏攻鳥獸之猛，而其所獻皮草齒須及羽翮之類，不入於玉府者。”《周禮•秋官•冥氏》云：“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可知“皮草”為“皮革”之誤。宋善悟編《古尊宿語錄》卷三十四《百丈野鴨子》引宋清遠《頌古》：“草裏尋常萬萬千，報云飛去豈徒然。鼻頭是甚閑皮草，十字縱橫一任穿。”後兩句以牛鼻穿繫皮繩為喻，表示任你穿繫，完全心服從命。這裏的“皮草”理解為皮和草文意不通，理解為皮料也不合適，應為“皮革”之誤。宋法應集《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十引作“皮革”，可證。唐慧琳《一切經音義》（獅穀蓮社刻本）卷十二《大寶積經音義之二》第十五卷：“革屣，《毛詩傳》曰：‘革，皮也。’下師綺反。《考聲》：‘履之不攝跟者也。’或作革徒、縰，三體並從徙，音死。經云革屣，即西婆羅門皮鞋也，有類此國偏鞋、草鞋，但以皮草作之，形皃亦全異也。”又卷二十九《金光明最勝王經》卷六“木膠”條：“鄭注《禮記》云：‘膠謂煮皮草令消，凝而作之。乃有多種，或黃或黑或白或赤，或煮木皮寮而作。’”前例“皮草”針對“革屣”而言，不得解為皮和草。後例（傳本《禮記》鄭注無此語）針對做膠而言，做膠一般用獸皮或獸角，未聞用草。《周禮•冬官•考工記•弓人》：“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鄭玄注：“皆謂煮用其皮或用角。”則此例之“皮草”亦不得解為皮和草。儘管此二例“皮草”解為皮料文意可通，但唐代及其以前文獻未見“皮草”有皮料義之確證，故視為“皮革”之誤當近其實。註 釋： ① 包銘新主編《女性著裝顧問》，金盾出版社，1995，第45頁。② http://www.tnc.com.cn/company/detail/1464-aboutus.html③ 經濟導報社 1979 年 10 月出版，第 116 頁。④ 艾莎《商海“洋相”何其多》，《晚晴》1996 年第 4 期。參考文獻： 陳建民 1999 《中國語言和中國社會》，廣東教育出版社。過傳忠 1995《從“皮草”說起》，《咬文嚼字》第 8期。華 麗 1995 《競查熱點詞語試釋》，《咬文嚼字》第9期。徐世榮 1996《關於“皮草”》，《詞庫建設通訊》（香港），總第 10 期。許寶華、宮田一郎主編 1999 《漢語方言大詞典》，北京：中華書局。楊 琳 2012 《金瓶梅民俗摭談》，《文學與文化》第1期。姚懷德 1996 《“皮草”》，《詞庫建設通訊》（香港），總第 9 期，8 月。周志鋒 1997 《“皮草”補說》，《詞庫建設通訊》（香港），總第 12 期。周志鋒 1997 《“皮草”試釋》，《咬文嚼字》第 3期。

92“肅”之“寒”意考辨On the Cold ( 寒 ) Meaning of Su( 肅 )◎楊炎華 / 西北大學；覃業位 / 澳門大學提 要：目前諸如《康熙字典》、《漢語大字典》、《辭源》、《古代漢語詞典》、《漢語大詞典》等都未見收錄“肅”之“寒”意。本文重新詳細考察了古漢語中“肅” 一詞的使用情況，發現“肅”本有“寒”這樣一個義位，而其具體釋義可有“寒冷，清冷”等等，此皆“寒”之義位變體。關鍵詞： 肅；寒；水經注Key words:su( 肅 )，han( 寒 )，Shuijingzhu( 水經注 )《水經注》卷三十四：“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空谷傳響，哀轉久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郭錫良等編《古代漢語》和陳橋驛譯注、王東補注的《水經注》等對“肅”的注釋為“清冷”，持同樣看法的還有謝孟（1984）等。而徐中玉、金啟華主編《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等注云：“肅：肅殺”， 其他再如葛曉音、周先慎（2002），鮑鵬（2003）和郁賢皓（2010）等也作如此注釋。然而，查《康熙字典》、《漢語大字典》、《辭源》、《古代漢語詞典》，“肅”無“清冷”，也無“肅殺”，更無“寒”意。在《漢語大詞典》中，“肅”雖有“萎縮、肅殺”“肅靜、幽靜”兩義項，但既無“清冷”，亦無“寒”意。那麼，該句中的“肅”應釋為何呢？上述諸家究竟孰是孰非？經考，我們發現古漢語中的“肅”一詞本有“寒”意，目前的詞典字典對“肅”的該義漏錄。請看：（1）丹水又東南，歷西巖下，巖下有大泉湧發，洪流巨輪，淵深不測，蘋藻茭芹，竟川含綠，雖嚴辰肅月，無變暄萋。（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九）（2）起尋玉泉，泉在西南石厓下。如井崖間，枝溜滴瀝。絡莓苔上，有古樹覆蔭，頗陰肅。因留題殿壁，紀予今昔遊。（金•劉祁《歸潛志》）

932014 年第 1 期 總第 期43 43（3）闞駰曰：縣有湯水，可以療疾。湯側又有寒泉焉，地勢不殊，而炎涼異致，雖隆火盛日，肅若冰穀矣，渾流同溪，南注滍水。（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三十一）（4）陽春時節天氣和，萬物芳盛人如何。素秋時節天氣肅，榮秀叢林立衰促。（《全唐詩》卷八百六十二）例（1）中 “嚴辰”、“肅月”連用同時形容冬季氣候嚴酷，“肅”可解為“寒”。例（2）之“陰”為“陰濕”，“陰肅”形容絡莓苔上古樹覆蔭之景，“肅”當解為“寒”意。例（3）中，由“寒泉”之“肅若冰谷”可知，“肅”確當為“寒”。而例（4）之“和”為“（氣候）溫暖，暖和”，又“肅”“和”反義對舉，“肅”之“寒”意無疑。“肅”出現“寒”之意至遲於東漢已有用例。（5）三春之季，孟夏之初，天氣肅清，周覽八隅。（東漢•班固《終南山賦》）（6）孟冬十月，北風徘徊，天氣肅清，繁霜霏霏。（東漢•曹操《冬十月》） （7）歲聿幕兮時邁征，夜悠長兮禁門扃。不能寐兮起屏菅，登胡殿兮臨廣庭。玄雲合兮翳月星，北風厲兮肅泠泠。胡笳動兮邊馬鳴，孤雁歸兮聲嚶嚶。（東漢•蔡文姬《悲憤詩》）據《漢語大詞典》，“肅清”有以下兩義：（一）形容天氣明朗高爽，如“天地肅清堪四望，為君扶病上高臺”（班固《終南山賦》）；（二）冷靜、冷清，如“殯宮已肅清，松柏轉蕭瑟”（梁江淹《雜體詩•效潘岳 <述哀>》）。以上例（5）為《漢語大詞典》前一義項示例，“肅”為“清冷、清涼”義。例（6）形容孟冬天氣，“肅清”只能按“清冷、寒冷”解。而例（7）“孤雁歸兮聲嚶嚶”與“北風厲兮肅泠泠”相互對照，“嚶嚶”飾孤雁之聲，“泠泠”飾北風之肅，“肅”在此仍應按“寒”意解。魏晉南北朝時期，“肅”之“寒”意用例已批量出現。如：（8）涼風肅兮白露滋，木感氣兮條葉辭，臨淥水兮登重基，折秋華兮采靈芝，尋永歸兮贈所思，感離隔兮會無期，伊鬱悒兮情不怡。（魏•曹植《離友詩》）（9）至於露滋月肅，霜戾秋登，王於興言，闡肄威棱。（南朝•宋•顏延之《赭白馬賦》）（10）基內疏通，枝經脈散。基側室外，四出爨火，炎勢內流，一堂盡溫。蓋以此土寒嚴，霜氣肅猛，出家沙門，率皆貧薄，施主慮闕道業，故崇斯構，是以志道者多棲托焉。（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十四）（11）山下大潭周數里，而清深肅潔。（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二十二）前兩例時節均在秋季，“露滋”時氣溫相對較低，可見“肅”應按“涼爽；清冷”解。例（10）“肅猛”對接“寒嚴”，修飾“霜氣”，“肅”也當為“寒”意。而例（11）中“肅”在此直言潭水冰寒。“肅”常與表“清冷 /寒冷”的 “淒”、“清”、“寒”等詞共現。《漢語大詞典》釋“淒”有“寒冷；陰涼”義，“肅”、“淒”連用，“肅”當作“寒”解。如：（12）宋何瑾悲秋夜曰：欣莫欣兮春日，悲莫悲兮秋夜，伊之秋夜可悲，增沉懷於遠情，歎授衣於豳詩，感蕭瑟於宋生，天廖廓兮高褰，氣淒肅兮厲清，燕溯陰兮歸飛，雁懷陽兮寒鳴，霜凝條兮漼漼，露溜葉兮泠泠。（唐•《藝文類聚》）（13）白虎司秋金氣清，高天寥落雲崢嶸。月肅風淒古堂淨，精芒切切如有聲。（唐•韋應物《寇季膺古刀歌》）

94（14）賞殘陶徑菊。正嫋嫋愁予，風淒露肅。何人抱幽獨。更簷馬鏘金，廊魚響木。此情誰屬。向底處、騁懷遊目。（《全宋詞》） 在例（12）中，由對偶句“天廖廓兮高褰”中“廖”“廓”之同義連言可知“氣淒肅兮厲清”中“淒”與“肅”也是同義詞，故“肅”之“寒”意較為顯豁。而在（13）（14）兩例中“風淒”即風寒涼，不論是“月肅風淒”，還是“風淒露肅”，“肅”應為“寒”之意。古漢語中“清”有“寒涼”義（參見《漢語大詞典》等），如“自天題處濕，當暑著來清”（杜甫《端午日賜衣》）。“肅”常跟該“寒涼”義之“清”同義連言。如：（15）是時重陽後，天氣曠清肅。茲山昏曉開，一一在人目。霜空正泬寥，濃翠霏撲撲。（唐•吳融《綿竹山四十韻》）（16）中秋夜，有《賀聖朝》二曲。……是後天氣清肅，靜夜安閒，復作二絕云：“長河耿耿夜深深，寂寞寒窗萬慮沉。天下是非俱不到，安閒一片道人心。”其二云：“清夜沉沉月向高，山河大地絕纖毫；惟余道德渾淪性，上下三天一萬遭。（元•李志常《長春真人西遊記》）（17）蘆花一名蓬蕽，可代絮作褥。《本草》曰‘性寒’，以其稟清肅之氣多也。（清•曹庭棟《養生隨筆》）（18）問：“康節云：‘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此說是否？”曰：“想且是以大小推排匹配去。”問：“伊川云：‘露是金之氣。’”曰：“露自是有清肅底氣象。”（宋•朱熹《朱子語類》） “肅”跟“寒”更常同義連言，尤其見於明代文獻中。“肅”與“寒”連言進一步印證“肅”有“寒”義。如：（19）宣和七年南郊，是日陰重，侍衛寒肅。薄晚，徽廟密祈晴霽。不食頃，陰雲自卷，從北去。（宋•曹勳《北狩見聞錄》）（20）孟春始盈，孟秋始縮；仲春始出，仲秋始內；（出，二月播植也。內，八月收斂也。）季春大出，季秋大內；孟夏始緩，孟冬始急；（緩，四月陽炎。急，十月寒肅。）（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二十四）（21）曹操追至南皮，時天氣寒肅，河道盡凍，糧船不能行動。（明•羅貫中《三國演義》第三十三回）（22）今夜天氣寒肅，霜月微明，扮做健兒，私向朱泚營壘觀看地形，明日進兵攻圍，一鼓擒之。（明•屠隆《曇花記》第四十七）（23）綠樹簷，金盤醁。無人知、外邊寒肅。願天公、一示豐祥，早升羲旭。（《明詞彙編》一卷）（24）時珍曰：鴨，水禽也。治水利小便，宜用青頭雄鴨，取水木生發之象；治虛勞熱毒，宜用烏骨白鴨，取金水寒肅之象也。（明•李時珍《本草綱目》禽部•第四十七卷）此外，古代即早已有注家直接注出“肅”之“寒”意。如《文選》卷二十七詩戊有：“寒郊無留影，秋日懸清光。悲風橈重林，雲霞肅川漲。”唐•李善注：“肅，寒也”。又《莊子•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為汝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清•郭慶藩《莊子集釋》注：“肅肅，陰氣寒也；赫赫，陽氣熱也；近陰中之陽，陽中之陰，言其交泰也” 。《漢語大詞典》“肅肅”條目下有“陰沉；蕭瑟；清冷”之義項，並列舉了“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一句。至此，“肅”無疑當有“寒”意。單就通過對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古代漢語語料庫的統計，我們發現上自兩漢，下至晚清，古文獻中均有“肅”之“寒”義用例，尤以隋唐（30%）、

952014 年第 1 期 總第 期43 43宋（24%）、魏晉南北朝（15%）、明（12%）為甚。其中“肅”單用的情況佔絕對優勢，“寒肅”連用在明代最為突出。（見表一） 表一：“肅”之“寒”義用例統計　 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 宋 金 元 明 清 共計肅 3 12 27 18 1 3 3 7 74寒肅 — 1 — 3 — — 8 3 15共計 3 13 27 21 1 3 11 10 89各 朝 代佔總量比例3% 15% 30% 24% 1% 3% 12% 11% 100%所以，前文引例《水經注》“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句中，“林寒”和“澗肅”實乃對照，郭、陳等注“肅”為“清冷”當確。此外，如上所述另外不少注本對“林寒澗肅”之“肅”釋為“肅殺”。事實上，“肅殺” 本即帶有“寒”意。“肅殺”在《漢語大詞典》中的解釋為“嚴酷蕭瑟貌，多用以形容深秋或冬季的天氣和景色”，而《現代漢語詞典》對“肅殺”的解釋更為清晰：“形容秋冬天氣寒冷，草木枯落。”雖然文獻中有不少情況的“肅”的確可解釋為“肅殺”，即不但形容“寒冷”，而且同時強調“景物如草木等枯敗”之貌，如（25）。但是，更多的情況則是“肅”僅表達“寒”義，卻根本沒有同時強調“蕭瑟枯敗”等貌，如（26）(27)(28)（29）。（25）金行在節，素靈居正。氣肅霜嚴，林凋草勁。豺祭隼擊，潦收川鏡。九谷已登，萬箱流詠。（《舊唐書》）（26）秋高氣肅。西風又拂盈盈菊。挼金弄玉香芬馥。桃李雖繁，其奈太粗俗。（宋•張 掄《醉落魄•詠秋十首》）（27）今夕知何夕，秋色正平分。姮娥此際、底事越樣好精神。已是天高氣肅，那是清風灑灑，萬里沒纖雲。把酒臨風飲，酒面起紅鱗。（宋•趙長卿《水調歌頭•中秋》）（28）西源好，秋景道人憐。時至自然天氣肅，夜涼猶喜月華圓。長嘯碧崖顛。須信酒，難別詠歌邊。是處伐薪為炭後，此時嘗稻慶豐年。童子舞胎仙。（宋•張繼先《望江南》）（29）金風送晚涼，玉露消殘暑，素蟾光皎潔，丹桂影扶疏。鬼病椰榆，空把光陰負，暮秋深天氣肅，寒浸羅襦，一陣陣相思透骨。（元•劉庭信《秋景怨別》）有鑒於以上種種，我們認為“肅”應有“寒”這樣一個義位，而其具體釋義可有“寒冷，清冷”等等，此皆“寒”之義位變體。如此，《康熙字典》、《漢語大字典》、《辭源》、《古代漢語詞典》、《漢語大詞典》等“肅”條目下漏注“寒”義，當補。（本文曾承蒙劉百順教授指導，在此致以我們衷心的感謝！文中謬誤皆由作者自負。）參考文獻： 鮑 鵬 2003《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上海古籍出版社。陳橋驛譯注、王東補注 2009《水經注》，中華書局。葛曉音、周先慎主編 2002《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北京大學出版社。郭錫良等 1999《古代漢語》，商務印書館。郭在貽 2005《訓詁學》，中華書局。蔣紹愚 2007《古漢語詞彙綱要》，商務印書館。羅竹風主編 1990《漢語大詞典》，漢語大詞典出版社。謝 孟 1984《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北京大學出版社。徐中玉、金啟華 1999《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郁賢皓主編 2010《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

96“兩岸漢字使用情況學術研討會”隆重召開2013 年 11 月 2 日，澳門語言學會假澳門理工學院舉行“兩岸漢字使用情況學術研討會”，內地及港澳臺學者四十多位出席，共同探討“漢字的使用情況”、“繁簡並存的現狀與未來”等議題，促進兩岸四地在漢文化的交流和合作，開創繁簡漢字研究的新局面。學會會長程祥徽致辭稱，半個多世紀以來，兩岸使用的漢字存在繁簡之分，內地使用簡體，香港、澳門及臺灣則一直以繁體為規範，形成“繁簡並存”、“一字兩體”局面。隨著近年兩岸關係改善，在漢字的繁簡問題上，澳門可提供討論和交流的平台，開創繁簡漢字研究的新局面，在文化方面促進兩岸四地交流。中國社會科學院前副院長江藍生、中國語文報刊協會會長李行健、山東大學中文資訊研究所盛玉麒教授、臺灣中央大學榮譽教授蔡信發、臺灣輔仁大學助理教授劉雅芬、臺灣中華文化總會秘書長楊渡、香港嶺南大學田小琳教授、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長何超明、澳門理工學院黃翊教授等均踴躍發言。討論氣氛熱烈，如江藍生認為，目前的簡體字未必就已盡善盡美，有三四十個簡體字仍然有改善的空間。與會學者普遍認為，繁簡字體並存是當前現實，沒有必要情緒化地爭論孰優孰劣，誰取代誰。兩岸四地應共同致力於繁簡字體的發展完善，共同處理兩種字體交流中的對應轉換問題。從社會層面來說，應提倡“簡繁由之”、“互不勉強”、“順其自然”，為使用繁簡字體交流提供寬鬆空間。

972014 年第 1 期 總第 期43 43兩岸漢字使用情況學術研討會大合照

98《澳門日報》等報紙對大會開幕及會議後續議程作報道收錄論文的雜誌

992014 年第 1 期 總第 期43 43澳門語言學會舉辦會員大會暨換屆選舉2014 年 2 月 20 日，澳門語言學會於澳門富豪酒樓舉行新春聯歡活動並會員大會，選出新一屆領導層。會議選出徐杰為新任會長，鄧景濱、黃翊為副會長；張卓夫為理事長；湯翠蘭為監事長。羅言發為秘書處長。語言學會學術刋物《澳門語言學刋》由徐杰出任主編。大會接受程祥徽辭去會長一職，鑒於其創會之功和對學會所作的重大貢獻，大會選舉其為名譽會長。語言學會會員五十餘人出席。今年是澳門語言學會成立二十周年。二十年來，學會為回歸前中文官方地位的確立在學術上作出過重要貢獻；會議總結年前舉辦的“兩岸漢字使用情況學術研討會”，並呼籲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為兩岸文化統一作出新的努力。新任會長徐杰報告舉行慶祝活動的安排，並計劃今年年底組團出席在海南三亞瓊州學院舉行的“第二屆兩岸漢字使用情況學術研討會”。

100澳門語言學會組織機構會員大會會長：徐杰副會長：鄧景濱、黃翊理事會理事長：張卓夫副理事長：郭濟修理事：葉錦添、龍裕琛、馬雲駸監事會監事長：湯翠蘭監事：許均銓、侍建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