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23 期2003.10澳門語言學會出版澳門語言學刊

澳 門 語 言 學 刊 第22、23期 2003⋯10·學會動態·本會兩位會員獲頒博士學位 ⋯⋯⋯⋯⋯⋯⋯⋯⋯⋯⋯⋯⋯ 1本會會長出席南京大學社會語言學 實驗室成立典禮，獲任學術顧問 ⋯ ⋯⋯⋯⋯⋯⋯⋯⋯ 1附：社會語言學實驗室背景資料（2003年7 月3 日《澳門日報》）澳門《正報》刊載對本會會長的專訪⋯⋯ ⋯⋯ ⋯⋯⋯⋯⋯⋯⋯⋯⋯ 5·特 稿·懷念我的父親⋯⋯⋯ ⋯⋯⋯⋯⋯⋯⋯⋯⋯⋯⋯⋯⋯岑運華 苑雲英 7“悅耳的”老舍——論老舍作品的音樂美⋯⋯⋯⋯⋯⋯⋯范亦豪 12孔子那裹就有言語學⋯⋯⋯⋯⋯⋯⋯⋯⋯⋯⋯⋯⋯⋯⋯⋯⋯⋯⋯程祥徽 22論用語的規範問題——《語文研究論集》讀後⋯⋯⋯⋯⋯鄭遠漢 27·語言教學·語音面貌——粵方言區普通話水平測試的核心⋯⋯⋯田小琳 33《現代漢語》《普通話》在語音敎學中的對比 ⋯⋯⋯ ⋯⋯黃 翊 39·博士生文稿·論幾個現代語言學流派的功能觀⋯⋯⋯⋯⋯⋯⋯⋯ ⋯⋯⋯王德福 42·辭章學專輯·辭章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大綱）⋯⋯⋯⋯⋯⋯⋯⋯⋯⋯⋯⋯鄭頤壽 50“廣義修辭學”的佳作——評介《辭章學論稿》⋯⋯⋯⋯⋯林承璋 62試論複句與章法⋯⋯⋯⋯⋯⋯⋯⋯⋯⋯⋯⋯⋯⋯⋯⋯⋯⋯⋯⋯⋯⋯仇小屏 65·修辭語用學·論修辭要善於傾聽⋯⋯⋯⋯⋯⋯⋯⋯⋯⋯⋯⋯⋯⋯⋯⋯⋯⋯⋯⋯⋯林興仁 77從章回小說回目談修辭學與語用學的重合面⋯⋯⋯⋯⋯鄭鐵生 84病辭應成爲修辭學的研究對象⋯⋯⋯⋯⋯⋯⋯⋯⋯⋯⋯⋯⋯⋯程國珍 92

學會動態本會雨位會員獲頒博士學位 本會會員鄧駿捷、邵朝陽於2003年6 月通過博士論文答辯，分別獲頒山東大學文學博士和北京語言大學社會語言學博士。 全會會員均表祝賀。南大成立國家首個社語學實驗室 六月廿七日，南京大學中文系舉行社會語言學實驗室成立儀式暨“城市語言調查專題報告會”。 中國第一個社會語言學實驗室宣告成立。 澳門語言學會會長程祥徽敎授專程前往祝賀。程祥徽等作專題報告 南京大學副校長張大良，中國社會語言學學會名譽會長、澳門語言學會會長敎授程祥徽，南京大學中文系、社會學系領導蒞會並致賀詞。 南京大學中文系社會語言學實驗室主任、博士生導師徐大明介紹了國外社會語言學實驗室的槪況，並報告了南大實驗室籌備過程與發展思路。 報告會上，程祥徽敎授、澳門理工學院講師黃翊、河南科技大學敎授楊晉毅、南京大學敎授顧黔等分別作了《澳門語言生活調查》、《從命名看一個族群的文化特徵》、《中原工業區語言調查》、《南京方言變異情況》等專題報告。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成立社會語言學實驗室，由社會語言學創始人拉波夫敎授領導，將社會學理論和方法引入語言學研究，開創了語言研究的新領域，在國際語言學界產生巨大影

響。 該實驗室培養的社會語言學人才已經遍及世界一百多所高校，對語言學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九著名專家應聘顧問 社會語言學實驗室是南京大學中文系國家級人才培養基地文科實驗室建設的重要內容，它將在文科實驗室敎學方面進行創新，同時結合敎學陸續組織各種活動，爲推廣社會語言學知識、培養社會語言學科研人才而努力。 實驗室的硬體建設首先配置錄音和資料處理的計算設備，爲實踐性、科研性語言敎學服務，以後將逐步添置語音處理儀器，建立資料庫，使之同時發展成爲社會語言學的資料處理和檔案資料中心。 南京大學中文系社會語言學實驗室的成立受到語言學和社會學界的廣泛支援。 應聘擔任實驗室顧問的語言學家有世界漢語學學會會長、北京大學敎授陸儉明，中國社會語言學學會名譽會長程祥徽敎授，加拿大首席語言學家、加拿大渥太華大學敎授帕普拉克等九位著名語言學家和社會學家。 南大中文系主任和南大社會語言實驗室主任收到了中國社會語言學會、賓夕法尼亞大學社會語言學實驗室、英國紐卡斯爾大學敎授李嵬等單位和個人的賀電及賀信。 程祥徽敎授代表澳門語言學會向南大社會語言學實驗室捐贈了圖書資料。 南京大學社會語言學實驗室目前正在組織研究課題和校際、國際合作專案。 首先投入的有國內三所院校合作的“城市語言調查”專案和與荷蘭萊頓大學合作的“工業化、城市化與語言變遷”專案。 （《澳門日報》2003 年7 月3 日）背景材料：一、甚麼是社會語言學？ 社會語言學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美國產生的新學科，是應用社會科學方法論來進行語言研究的語言學分支，也是語言學和社會學的邊緣學科。 社會語言學的特點是在“語言是社會現象”的語言哲學觀的指導

下，將研究的重點放到了現實社會當中人民大衆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使用的語言上面，將語言學理論建立在可以用科學手段反復驗證的語言事實的基礎之上，同時將語言學的研究與社會的發展相結合，與社會矛盾、社會組織等社會學問題的研究相結合；而且有針對性地對社會生活當中產生的語言交際問題進行實用性研究。 社會語言學產生之後，在西方語言學界和社會學界都產生了重要影響，目前在這兩個歷史悠久的學科中都確立了穩固的專業地位。 社會語言學的應用性研究在敎育界也產生了巨大影響，社會語言學對少數民族語言、弱勢社會群體方言的科學解釋，對於排除社會偏見，消除弱勢群體兒童的敎育障礙起到了積極作用，許多國家和地方政府因此在敎育政策上採取了相應的調整。 社會語言學由於堅持科學原則，並且引進了自然科學的許多研究手段，增強了語言學研究的應用性。 其應用已經擴展到管理、敎育、商業、工業、法律等許多方面。 著名社會語言學家威廉‧拉波夫於 1987年在加利福尼亞地方法院擔任專家證人，提供的語言學分析證詞成爲關鍵性證據，使得已被關押了15 個月的無辜被告獲得開釋，社會語言學的科學和社會作用一時成爲美談；此後，社會語言學家被法庭頻頻召喚做專家證人。 社會語言學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介紹到中國來，在學術研究方面已經產生了許多成果，在語言學界目前也得到普遍承認，社會語言學實驗室現在終於在南京大學建立就是一個重要的標誌。二、甚麼是社會語言學實驗室？ 南京大學社會語言學實驗室的建立同時標誌着中國的社會語言學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社會語言學實驗室體現了社會語言學的思想，但是它又是一種研究方法和研究途徑方面的創新。 世界上第一間社會語言學實驗室在著名學府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由威廉‧拉波夫於1976年建立，迄今已有近三十年歷史。 社會語言學實驗室所進行的語言學研究具有鮮明的實證性、規模性、系統性和實用性的特點，重點研究對象是所在國家的主要語言的語言變異和進行中的語言變化。 賓夕法尼亞大學社會語言學實驗室產生了數以百計的重要研究成果，培養了目前分佈在世界各地的上百所知名大學和研究機構

中的敎學和研究人員，這些人成爲國際社會語言學界的骨幹力量。 該實驗室最近完成的兩項重要科研項目可以典型地說明社會語言學實驗室研究的性質。 其中一項研究是對整個北美大陸範圍內正在進行發展中的英語語音變化的監測分析和發展趨勢研究，這是迄今爲止最大規模的實時語音變化研究，對於瞭解語言變化在社會中的產生、擴散、和完成機制奠定了基礎，不僅爲發展語言變化的語言學基礎理論作出了貢獻，對於瞭解現代社會的人口和信息的流動模式也有重要的參照價値。 另外一項是實用性研究，要解決的是佔美國人口15％的美國黑人面臨的敎育障礙中的語言問題，從社會語言學已經獲得的研究成果出發，拉波夫敎授改變了敎育界過去全面否定黑人方言的做法，以閱讀敎育爲切入點，試驗成功了一種新型的黑人兒童語言敎育方式。 這種敎育方式的推廣必將對美國的敎育以至整個社會產生巨大的影響。 世界上第二間社會語言學實驗室由拉波夫的學生莎娜‧帕普拉克於1982 年在加拿大渥大華大學建立。 渥太華大學社會語言學實驗室除了保持了社會語言學實驗室的基本特點之外，還適應加拿大的雙語社會的特點，將語言接觸、雙語變體、語碼轉換等雙語社會中的普遍現象納入了實驗室的研究對象。 渥太華實驗室的研究成果在加拿大和國際語言學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該實驗室培養的學生目前也分佈在亞洲、非洲、歐洲、南北美洲的數十所高校和科研機構，多數成爲雙語社會語言學的專家和權威。 莎娜‧帕普拉克本人由於其在科研和敎學方面的傑出貢獻，多次獲獎，並且於2000 年當選爲“加拿大研究員”，成爲獲此殊榮的首位語言學家和人文社會科學學者。三、南京大學社會語言學實驗室 南京大學社會語言學實驗室於2003年6 月27 日成立，成爲中國第一間社會語言學實驗室，也是世界上第三間社會語言學實驗室。 南京大學社會語言學實驗室由曾經師從拉波夫和帕普拉克的徐大明主持。 徐是第一個應用社會語言實驗室研究方法在中國進行語言研究的社會語言學家，其建立在 1987 年包頭社區調查的基礎上的語言學博士論文受到國際社會語言學界的好評，後來在新加坡任敎期間曾經主持新加坡華人社區的語言調查，在宏觀語言調查和多語社會研究方

面也取得了重要成果。 南京大學中文系於2002年通過人才引進方式使徐加盟南大。 來南大以後，徐即提出建立社會語言學實驗室的設想，同時開始在本科敎學中引入社會語言學實驗室研究的敎學內容。 南京大學社會語言學實驗室的成立一方面是社會語言學研究在中國二十年來發展的成果，也是南京大學在高校改革、學科建設方面的重要舉措，特別是在敎學改革方面的一項創新。 南京大學社會語言學實驗室保持了國際上社會語言學實驗室的基本特點，同時也有特色。 南大實驗室特殊的地方是科研和敎學並重，將實驗室辦成本科生學習社會語言學研究方法、進行研究實踐的場所和設施，同時在研究對象方面將語言學的宏觀和微觀研究並舉。 南京大學社會語言學實驗室的成立受到國內和國際語言學界的支持和歡迎，中國社會語言學會、賓夕法尼亞實驗室、渥太華實驗室以及許多著名國內和國際學者發來賀信和賀電，祝賀實驗室成立。 該實驗室目前的研究規劃包括充分利用南京大學的漢語語言學史、漢語方言、語言規劃和社會學方面的研究優勢和資源，進一步開展跨專業、跨科系的合作，校際、國際交流和合作，已經啓動的研究項目包括“城市語言調查”等針對社會變革而影響語言變遷的研究內容。學者：中文未回歸 澳門語言學會會長程祥徽認爲，澳門回歸了三年多，但中文回歸至今還是太慢了。 他建議特區政府應設立一個語文委員會之類的機構，負責規範語文，改變葡式中文充斥政府文件和法律文件的現象。 葡式 中文仍充斥 程祥徽在接受訪問時表示，在澳門回歸前他就提出看法，指出回歸不僅是政權的回歸、領土的回歸，而且也是文化的回歸。 當時他出版了《中文回歸集》的書，後來又寫了篇“中文回歸之路”的文章，指出文化應該歸宗。 他說，雖然澳門基本法規定中文爲第一官方語言，但

是，據議員反映，直到現在還沒有一個法律是用中文寫的，政府的很多文件也還是用葡文起草的，再翻譯成中文，不通順、不符合中文習慣的地方太多了。 他認爲，澳門回歸了三年多，但中文回歸至今還是太慢了。 他表示，香港回歸後，中文受到政府重視，香港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也一再提到語文問題，並成立了語言常設委員會、官方語文署，考試局還設有中文敎材組和中文委員會之類機構，也搞中文和英文的基準試。 而國內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就設立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等機構，各省市也有相關的機構，以解決中文的標準、規範的問題。 但澳門特區已成立三年半了，至今還沒有動靜。 他認爲，澳門也該設立類似的機構，但首先要解決認識的問題。他說，一個國家不搞好語文政策，嚴重的會起破壞作用，至少也會有阻礙作用。 如加拿大就因爲語言問題差點分裂成兩個國家。 他說，澳門的語言問題的複雜性超過了內地，現在見到報紙上的法院通告或政府公文，連文種都搞不淸楚，讓人難以理解。規範中文不容遲 因此，程祥徽認爲，政府應設立一個機構來規範中文，訂出長期語文規劃和短期的工作計劃。 要改變葡式中文充斥政府文件和法律文件的現象，同時要積極推行中葡雙語立法，還應建立澳門自己的中文法律用語和公文用語的體系，而社會用語也應規範，提高整個城市、整體澳門人的文化素質，塑造澳門人的文化形象。 他認爲，語言問題並不是不迫切，也可爲特區政府施政、爲經濟服務，如爲行政長官提出的以博彩旅遊業爲龍頭的經濟定位服務。 他說，現在來澳的旅客多數爲講國語的內地遊客和台灣遊客，但現在本澳講國語的導遊嚴重缺乏，因此應對如何培訓進行規劃。 （《正報》2003 年7 月10 日頭版頭條，澳門電視台、《市民日報》、《華澳郵報》同日播出刊出。）

懷念我的父親岑運華 苑雲英 2003年7 月15 日，是父親誕生 100 周年的紀念日，時間過得眞快，父親離開我們已經14年了。 一段一段的往事，不禁湧上心頭。一輩子勤奮學習的父親 一輩子勤奮學習，是我父親的特點。 正如他在一次被採訪時說過的，爲了發展語言學，他眞是幾十年來，一直堅持不懈地學習研究，除了特殊的時期以外，一般連星期天也沒有正經休息過。 這時候，我突然想起我父親以前經常提到的話，他在法國攻讀學位時，時間抓得很緊，眞是“連上廁所也要夾着本書的”。 看來，勤奮用功，抓緊每一分鐘吸取書本裹的知識是他多年養成的習慣。 在家裹大家一起吃飯的時候，經常可以發現，他有時一邊吃飯，一邊似乎在想着甚麼似的，其實，是在用腦子回想對飯前他所研究的部分內容，進行邏輯推理，可千萬別誤會他是不願答理誰。 甚至有時跟他說話他都聽不見。 睡覺時有時想起甚麼問題他會起身提筆急書，每天都是伏案到深夜才休息。爲了搞淸一個問題要查大量的書籍和筆記，圖書館是父親常去的地方，有時在查資料時，爲節約時間，他就乾脆站着，或靠着一邊翻起書，連吃飯的時間都忘記了。 晚年的時候，父親好像有個習慣，一淸早起來時，眼睛是醒了，但並不馬上起床，半閉着雙眼，其實，是在思考計劃，或在思考文章裹的內容呢，知道他有這個習慣，我們總是輕手輕腳地從他的身邊過去，生怕會影響打斷他的思考。現在是搞學問最好的時候 隨着鄧小平重新走上領導崗位，知識分子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改觀，當時已年近八十歲的父親，深感安定的環境，是搞學問的最好時候。 記得有一次，和他一起走在路上，他曾表示過這個意思。 在有生

之年，多完成幾本有價値的書，是對社會、對後人的最大的貢獻，正是在這種信念下，他不爲名，不爲利。 默默地奮鬥着。八十多歲仍筆耕不懈 父親的著述頗豐，有幾本專著，最終是在八十多歲之後才完稿的，如《漢語外來語詞典》等，而有好幾本書，則是在他去世之後，才正式出版與讀者見面的。 在一般的人看來，老年人最好多休息休息，但對於父親來講，這是決不可能的。 就像幹了一輩子農活的老農，總離不開他的農活似的，老知識分子，則總離不開他的書本，雖然也看得出來，八十多歲的老父親，寫字已略有些發抖，但令人佩服的是，他總能在自己的計劃之內，完成自己規定的任務，在方格稿紙上一個字一個字地塡寫著，我經常暗暗吃驚，其工作量之大，決不比年輕人差。 很難用時間統計父親的工作量，因爲不能以他坐在辦公桌上來開始計算工作的時間，我經常發現，父親在睡覺醒來的時候，往往趟在床上，會繼續進行學問上的邏輯推理，在深思熟慮呢！ 由商務印書店出版的由他一個人著作的《漢語外來語字典》，大槪先後也花了他十幾二十多年的工夫了吧。 想當初，他爲了確認一些詞義，一趟一趟地，不知步行過多少次去北大圖書館查找資料，住在我家附近的系裹的不少同事，不少人都見過，他由於體力不支，在中途還要找個臺階之類的地方，稍作休息一下。 不少回來的中途，還往往順路抱回來個西瓜或甚麼好吃的，往往搞得一身大汗。 有時不忍心，提醒他別買甚麼東西了，因爲對於一個七、八十歲的老人，消耗的體力也是夠大的。 尤其在夏天，看到他大汗淋漓，衣服都濕透了，眞是令人心痛，而他老人家總是說順路買點東西而已。 只要見到這種情況，我們總是催他趕快擦乾凈汗，快換件衣服，以免着涼。你家裹還請助理員？ 父親穿着十分簡樸，外表眞看不出來是個有身份的知名老敎授。 記得有一回他曾邊笑邊提起過，在文革時期，有一次他從系裹回家，順路拐到了商店，買了點甚麼東西，正好遇到了一位認識他的人，見到我父親買東西很是吃驚，說：“岑先生，您還親自出馬啊，怎不讓助理員（即現在的媬姆）幫助買啊？”，那位售貨員吃了一驚，不由得插了

一句話，說：“您家還請助理員呢？”因爲從他的穿着打扮來看，還眞看不出這位老先生能請得起助理員。最重要的是“要學成回國” 1983年7 月23 日，我在完成國家的幾門考試和培訓之後，雖然在聯繫留學地點上花費了一些時間，但終於如願，作爲當時敎育部派遣的公費留學生，踏上了留日的征途。 7 月15 日，正好是父親80歲的壽辰。 作爲臨行的敎導，留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特意提到的，最重要的是“要學成回國”。 是啊，國家花費了那麼多的錢，選派我出國深造，有甚麼理由，學成後不按時回國呢？値得寬慰的是，我完全按照國家的安排，一天也沒有延誤，學成後按時回國了，沒有辜負他老人家的心願。逐字修改我的留日雜感短文 留日學成歸國後，我利用些業餘時間，將在日本留學的所見所聞，寫成幾十片的小文，作爲一個學工科的人來說，加上以前在做文章上不夠下工夫，自然會有不夠通順的地方，錯別字的地方也不奇怪。 至今再翻開底稿，不禁感慨萬分，因爲在字裹行間，還夾雜着老父親給我修改的錯別字呢。 更想說的是，老父親總是那麼忙，還抽空幫我逐字修改，眞讓我過意不去。教我要有備無患 抗戰逃難時期，父親母親帶領一家人，跟隨大學逃難，生活處於極端艱苦時期。 據說學校好多個月沒有發過工資，作爲靠工資生活的大學老師，就等於在生計上全靠自己解決了。 父親說過幾次，如果當時平常的時候生活不節儉，每月花得精光，一點儲蓄都沒有的話，一家大小就只能餓死了。 因此，在平常過日子時，總應有點積蓄，作到有備無患，不能把手裹的錢全花光，更不能靠跟人借錢過日子。 受其影響，我在上大學時，特意將從母親那裹拿到的每月30 元的生活費用，節省10元存到銀行，應該說，能注意勤儉過日子，是父親的諄諄敎導，對我的影響是很大的。

一定要學好外語 父親是搞語言學的，他最初就讀於廣東高等師範，後來轉爲中山大學第一屆英語畢業生，以英語考上國家派遣的留法留學生，在法國攻讀六年，獲法國巴黎大學國家碩士及三張高等研究文憑。 據他講，當時尚沒有一個中國人能拿下法國國家博士稱號的，即使是法國國家碩士，也來之不易，眞是“連上廁所也得夾本書”的，可以說，他的英語、法語是具有相當的水平的。 除此之外，他在上學時，還攻讀過世界語、德語、日語等，解放初期，他自學俄語，還翻譯過幾本俄語的專著。 作爲語言學家，他能得心應手地應用多種外語，看懂出現在語言學著作中，諸如古希臘語等的很難懂的多種語言。 他老人家到底掌握多少種外語，我沒有問過他，沒聽他專門談過，也沒有見過有關的報道，因此，無從確認。 但近日，聽父親的學生索振羽敎授談到，他曾問過老先生，能掌握多少種外語，他說大槪有十多種吧。 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在我國當代有數的語言學家中，他可以說是一位具有相當外語水平的學者。 母親常說起，爸爸比別人強的，最主要的是掌握多門外語，別人看不懂的，他能看得懂。 也正因爲這個原因，我在高中、大學時均爲外語（俄語）的科代表，在大學時，除俄語之外，還主動地開了包括英語和日語的課程，應該說，對外語的重視，這也是無形之中受到父親的影響。校對所花的時間比自己翻譯的時間用得還多 在日常的工作中，看得出來，父親要花相當的精力，幫人家審稿，這還好說，不少時候，要花相當長的時間，進行外語原稿的校對，尤其是那些法語的譯著，是最著名的學者寫的，而專業內容又是非常深的，如果直接翻譯出來，廣大的讀者難以理解，父親還要爲此專門加上譯著的批注，批注雖然不長，但寫一條，往往要花費相當的時間。 再加上他一向治學嚴謹，對每一個詞要逐字推敲，一本譯著校訂下來，所花費的時間和精力是可想而知的。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次在完成一本外文專著的校對時所說的一句話，“咳，校對所花的時間和精力，比我自己從新搞一次翻譯還要費勁。”記得好像媽媽有時也覺得他大傻，花那麼多的時間和精力，還不如自己搞些甚麼呢，但父親就是這樣的人，爲了把工作搞好，只要覺得有意義，他寧可甘當“老黃牛”。

我搞的是高層大廈，不是小磚頭 記得有位語言學權威曾講過：我國近代的語言學之所以得到發展，因歸功於普通語言學在國內得到指導和應用。 （大意） 但是，正如一些搞理論語言學的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在我國，在一段不短的時間，理論語言學在語言學學科中的地位，並沒有得到足夠的認識，這無形中給搞理論語言學的人也帶來一定的壓力。 父親對此卻不以爲然。 他淡泊名利，從不計較對自己的評價如何，相信“功過自有後人評論”。 不過，對於他所搞的學問，他自認爲是很有價値的，他所搞的是高層大廈，而不是小磚頭。 正因爲他有這堅強的信念，不管遇到多少挫折，也要爲了發展我國的理論語言學而奮鬥終生。 （岑運華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研究員 苑雲英 北京林業大學工程師）

“悅耳的”老舍——論老舍作品的音樂美范亦豪 【摘 要】 老舍作品的美，不僅能從閱讀中感受出來，還可從朗誦、傾聽中品味出來。 語音淸亮，節奏明快，輕重有度，聲調和諧，時時體現着與內心一致的律動，是老舍作品又一種獨特的美。 這種美，既源於悠久的北京話和旗人“全民族藝術化傾向”的熏陶，又得力於老舍對語音美的敏感和重視。 【關鍵詞】老舍；北京話；旗人；聲調；輕聲；律動 一、 要用耳朵聽老舍 讀老舍，讀出聲來是必要的。 當然啦，最好是用北京話，而且是跟老舍差不多的北京話，那—你就進入了一個音樂世界。 那是美，是享受，藝術的。 你會從聽覺，從語音的角度感知並逐漸發現老舍語言的妙處和很特別的魅力。 你會覺得舒服，舒服得入神，舒服得有點兒醉意。 在醉於這種境界的當兒，你會認爲簡直沒有必要去分析，去琢磨，去發現那個“爲甚麼”。 可不是嗎，我們愛聽一首好曲子，好歌，難道還要用分析來幫忙嗎！ 理性的闖入往往會破壞、肢解了美的意境。 不光是聽覺的舒服，你的嗓子，全部的發聲器官，都覺得暢快，像唱一首你最喜歡唱的而不費力氣的歌。 就是不出聲，默讀，嗓子也能有快感。這大槪是因爲默讀的時候，發聲器官也在不自覺地隨着運動吧？ 我曾經宣稱“讀老舍，能潤喉”，是認眞說的，不知有沒有人反對。 後來，碰巧在《出口成章》裹，我高興地看到老舍自己說的話：“好文章不僅讓人願意念，還要讓人念了，覺得口腔是舒服的。”怎麼樣？老舍也支持我的感覺，我有點得意自己的發現。 二、 一個外國人，這樣“聽” 其實，聽老舍，這算不得甚麼新鮮的看法，我曾問過，不少人有同感。 不光中國人，外國人也能進入這個美感享受的境界。

大家都知道，日本有位著名的敎授中山時子先生，她是研究中國語、中國文化的老前輩。 今年有80 歲了。 中山先生主辦了個中國沒有過世界也少有這麼長壽的讀書會，名字叫“老舍讀書會”。 它1951年成立，2001年3 月，中山先生率團到老舍的故鄕北京慶祝了它50周年生日。 五十多年來，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每個周末，大家聚在一塊兒，讀老舍。 這個讀書會，除了要瞭解老舍，讀懂老舍的書，還有一個最大的特點是“聽”老舍。 中山先生聘請中國人當講師有三個條件：一，有學問；二，不會日語；三，漂亮的北京話。 這第二條和第三條很別緻，有了這樣的條件就保證了他們的“聽”老舍。 一個外國人，五十多年如一日，每周日必親自主持，坐在學員堆裹，微微地閉着眼，在聽，在那兒咂摸，像一位京劇的行家在品味靑衣名角的咏嘆調，像一位音樂鑒賞家陶醉在帕爾曼的琴聲裹。 每當我想到這情景，腦子裹就跳出兩個字——知音。 能這樣地聽，當然，因爲老舍値得這麼聽。 三、 雙重的“天賜” 生在北京，生爲旗人，算是得了雙重的“天賜”，對老舍的語言來說。 老舍的悅耳，一個基本的原因就是作爲原材料的北京話是一種在音樂性上特別講究的方言。 不能否認，各種方言都有它自己的音樂美，鄕音甚麼時候對本鄕本土的人都有一種親切的魅力。 但北京話有與衆不同的地方。 唯獨它經過了作爲官話和國語的幾百年格外的打磨和提煉。 有沒有這個過程是不一樣的，北京話在元代就被定爲“四海同音”的“中原之音”。 明代已經被稱爲官話。淸代的雍正明令全國官吏和參加科考的讀書人都必學官話。 民國時期北京話再次被定爲國語的標準音。 這個過程其實是互動的。 一方面，全國，首先是廣大知識者學北京話，說北京話；而反過來，四面八方的一代又一代的知識者又不斷把他們繼承和掌握的中華民族文化的精華反哺給北京話，潛移默化地豐富、梳理、調整、規範北京話，改造和提升着它，使它更悅耳動聽，更完善。 從這個意義看，北京話的音樂美也是北京人和全中華民族歷史性的共同創造。 老舍雖然一出生就多災多難，營養不良，可是他生在一個語言寶

庫當中，喝着北京話的奶水長大，這方面的營養特別豐富，可算是一個“天賜”吧？ 老舍又是個地道的旗人。 旗人入關前本是個遊牧民族，文化上沒有優勢，入關後它把自己給改造了。 八旗制度、鐵杆莊稼把這個民族的偏好擠向了藝術領域。 作爲滿人又是滿族研究者的關紀新先生說：“滿族人自淸初定都北京起三百年間，先是基本上放棄了滿語，隨即對京城流行的漢語，進行了極具耐心和極大程度的改造，京腔京韻是經過了一代代視語言爲藝術的滿人們的把玩、錘煉，才變成後來這麼淸爽、悅耳、富有表現力的。”[1]改造北京話，如果完全歸功於滿族，槪括得稍有點不全面，但關先生指出滿族是一個有着“全民族藝術化傾向”[1]的民族，對語言的美、語音的美有特殊偏愛，因而對北京話的豐富、改造作出了巨大貢獻，這些論斷都很有見地。 這是經過對滿族歷史的研究和親身體驗得出的結論。 回顧這段歷史，我想起了老舍在《正紅旗下》當中對福海的描寫。福海幾乎是旗人平民的文化代表。 他的一口京腔，老舍是這樣介紹的：“至於北京話呀，他說的是那麼漂亮，以至使人認爲他是這種高貴語言的創造者。 即使這與歷史不大相合，至少，他應該分享‘京腔’創作者一份榮譽。 是的，他的前輩們不但把一些滿文詞兒收納在漢語之中，而且創造了一種輕脆快當的腔調‧⋯‧”這兒說的正是滿族對語言之音樂美的貢獻和特有的愛好。 我甚至覺得這裹有老舍自己的影子和他按捺不住的自豪。 關紀新先生曾說滿人後來發展到“以撇京腔來尋求動聽的語感享受”。[1]關先生說這話的時候，他頭一個想到的大槪也是老舍。 四、匀調和諧的四聲 老舍的語言“悅耳”在哪兒？ 這個問題包含“北京話”和“老舍的藝術化的北京話”這兩個層次，所以我們不能不先從北京話悅耳的因素說起。 簡單地說，那就是：語音淸脆，聲調勻調，重輕有度，節奏明快。在這兒我只就聲調和輕重音的問題談一談。 有誰能估量得出平仄對中國古詩的重要嗎？ 四聲，對北京話也能有這麼重要？ 中國的方言都有聲調，不止四聲，還有多到五聲六聲、八聲九聲的。 這些方言的聲調都各有千秋，可是論勻調和諧，北京話有它獨具的優勢。

不妨抽樣測定一下。 我選取了老舍的《正紅旗下》、《我這一輩子》、《想北平》、《北京的春節》和魯迅的《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的一些段落，用北京話讀，統計出四聲和輕聲出現的次數和佔的比例。 結果是，一共657 個字，其中：一聲，108 次，佔 17％；二聲，134 次，佔20％；三聲，136 次，佔20％；四聲，168 次，佔26％；輕聲，111次。 佔17％。 當然，這樣的抽樣統計不可能是十分科學和全面的。 不過多少能反映個大槪。 可以看出，在這裹，四種聲調的出現相當均勻。 在北京話裹，升調和降調出現槪率大致差不多，所以說起話來就能抑揚呼應，平仄錯落，顯得很和諧，有節奏，有較明顯的律動感。 我們唱歌的時候，要是老在高音區或老在低音區唱，唱着累，聽着也累，不舒服，不好聽。 說話、朗讀與唱歌也是一樣的理兒。 北京話就沒這個毛病。 這是北京話好聽的一個重要原因。 北京話四聲的均衡現象是不是跟文化古都幾百年的熏陶有關係？中國古詩文非常講究聲韻之美，讀書人寫東西說話自然就受影響，年深日久會擴散到整個社會的語音系統中去。 就是尋常百姓家，大門上也常題着對子。 抬頭看見門聯“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如果念一下“平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這個調子就記在腦子裹了。 路過北海大橋，兩邊牌樓上，一邊“金鱉”（平平），一邊“玉棟”（仄仄），念着好聽。更不用說平常嘴邊的成語很少是平仄不和諧的。 日久天長，潛移默化，音韻之美成了北京人的審美需要、審美習慣。 由於講究聲調的抑揚和諧，北京話就有了一些聲調上的音變。 比如兩個相連的上聲字就有異化。 “洗臉”、“保險”，頭一個字就得改讀作陽平。 也有一少部分像“姥姥”、“好好”、“顯擺”是後一個字得變成陰平。 反正不能讓兩個上聲連着。 還有，像“一、七、八、不”的變調，外地人學起來難，外國人更難，覺得複雜，可在北京人，非這麼變不可，“一生”要是讀兩個陰平，“不料”讀兩個去聲，不行，別扭。 而且意思也能弄擰，“一生”能聽成“醫生”，“不料”成了“布料”。 這種約定俗成的音變，主要是審美習慣暗中起着作用。 對老舍來說，讓平仄排列得抑揚有致，就是旣出於自然又刻意爲之了。 他說過：“白話的本身不都是金子，得由我們把它煉成金子。”[2]他寫出的北京話是地道的北京話，又是精加工的北京話，藝術化的北

京話。 老舍說：“即使是散文，平仄的排列也還該考究。 ‘張三李四’好聽，‘張三王八’就不好聽。 前者是二平二仄，有起有落；後者是四字（按京音讀）皆平，缺乏揚抑。 四字尚且如此，那麼連說幾句話就更該好好安排一下了。”[3]如果誰有機會研究老舍的手稿，一定能發現很多精彩的例子。 五、 別小看了輕聲 讀老舍，該輕的地方必須輕得下來。 不然就不能算是北京話，就沒有老舍味兒，就不夠美，難得進入佳境。 舉個例子，《駱駝祥子》的第一自然段： 我們所要介紹的是祥子，不是駱駝，因爲“駱駝”只是個 外號；那麼，我們就先說祥子，隨手把駱駝與祥子那點兒關係 說過去，也就算了。 這段裹一共52個字，輕聲字就有20 個之多。 是不是太多了？ 可是你要試試把那些輕聲都重讀，那會是甚麼味兒！ 在北京話裹輕重音起的作用眞不小。 詩歌必有節奏，散文也有節奏，口語仍然離不開節奏。 因爲廣義地講節奏就是語音有規律的抑揚頓挫輕重張弛。 中國的古詩主要以音節（音步、音尺、頓）形成節奏，近體詩加上了嚴格的平仄格律。 散文的節奏形成跟音節和聲調都有關係，而主要決定於輕重音，口語也一樣。 英國和德國的詩歌就靠輕重音形成節奏，由此也可見輕重音很能起作用。 北京話的口語和散文當然不可能也沒必要那麼嚴格，可是決不能忽略這個元素。 北京話的輕重音還有一個不小的功能，就是省勁兒。 我們說話的時候，要是每個字音都用相同的力氣，音強不變，那麼所有的發聲器官，特別是聲帶，就必得自始至終維持不變的力度，當然容易累。 字音有輕有重，經常在有節奏地調整之中，話就能說得輕鬆，省勁兒。 即使說話的速度很快，也不大覺着累。 對於聽的人來說，強度相同的音節，對耳膜的刺激是單調的，時間稍長也容易引起疲倦。 若是不但抑揚有致而且強弱交錯，聽着也會舒服，省勁兒。 這個“省力原則”在北京話中是相當起作用的因素，如果失去了輕重音這個特點，也就失去了這個原則帶來的優越性。 讀老舍，注意了音準和四聲，輕重音再能到位，這“味兒”就出來

了。 六、 意在打開一個聲音的空間 爲甚麼筆者給這篇文章起個題目叫“‘悅耳的’老舍”？ 除了這是我直接的閱讀感受外，主要是在老舍介紹寫作經驗的文章裹，我見到數不勝數的“悅耳”兩個字。 “悅耳”簡直是他十分執著甚至近於痴迷的藝術追求。 很少有散文作家對語言的音樂美像老舍那樣地在意。 目前隨手翻開一位大作家的小說集，用不着費力氣就碰見這樣的句子： “這裹就是你的避難所。” “我就替你們做代表吧。”（“們”應讀輕聲） 像這樣的，一句話全都是仄聲的例子，在老舍的作品裹，至少到現在我還沒找到。 我估計，萬一老舍甚麼時候曾經寫出過這種句子，念一下，不對勁兒，早就改了。 我並不認爲那位大作家不高明。 人各有所好，作家都有自己的個性和追求。 他們對音樂性的感覺不一樣，擺的位置不同，無可厚非。有的作家寫文章是讓你看的，沒打算讓你朗讀，那是他的自由，絕非“罪不可赦”。 音樂性不是評價作家的必要標準。 但是如果誰極爲重視音樂性，那總是一條可貴的特點，値得提倡的優點，尤其在今天。 老舍介紹他閱讀經驗的時候，說在英國，他曾經讀過荷馬，“讀到半本英譯的《衣里亞德》（即《伊利亞特》），我的忍耐已用到極點，而想把它扔得遠遠的，永不再與它謀面。 可是一位會讀希臘原文的老先生給我讀了幾十行荷馬，他不是讀詩，而是在唱最悅耳的歌曲！ 大槪荷馬的音樂就足以使他不朽吧？ 我決定不把它扔出老遠去了！”看，只憑語音的美就把老舍征服了！ 這是早在英國的事，那時他就已經有了這種審美傾向，此後幾十年這種審美觀一以貫之在他的創作和主張當中，而且不停地強化、發展，尤其是在他涉足戲劇創作以後。 他對語音美的超乎尋常的敏感和重視，來自很多因素的綜合作用。 他是喝北京的水長大的，他是旗人的子孫，他有深厚的古典詩文的修養，他愛好民間文藝，他有劇作經驗‧‧‧還有，不能不承認，在這方面他有天性，也有天賦。 所以他不能容忍自己的東西“只能看不能讀”，[4]他不能讓“紙上的文字只盡了述說的責任。 而沒有顧到文字的聲音之美與形象之

美”。[5]他竭力“在自然中求其悅耳生動”[4]。 他甚至於“留神音調的美妙，遠過於修辭的選擇”[4]。 他在整個一生都給自己出這個難題，寫了讀，讀了改，改了又讀，讀了又改，苦着自己，又以此爲樂。 他說：“我要求自己連一個虛字也不隨便使用，必然幾經揣摩，口中念念有詞，才決定是用‘呢’，還是用‘啦’。 儘管這樣，我還時常寫出拙笨的句子，旣不順口，也不悅耳。 我還須多多用功。”[6]永遠不滿意自己，就永遠在精進。 到了《正紅旗下》，可謂登峰造極。 像定大爺來賀喜（“隨着笑聲，一段彩虹‧⋯‧”）那兩段，抑揚頓挫，協韻擇音，排比對偶，叠字叠句，十八般武藝都用足了，眞個是聲光四射。 寫完這樣的段落，老舍大槪會微笑地仰起頭，舒展一下身子，點上一支姻，有聲有色地朗讀一遍，聽着自己譜寫的音樂，進入享受的心境。 這就是老舍說的“念起來嘴舒服，耳朵舒服，心裹也舒服”[7]吧！ 老舍追求和崇尚語言的音樂美，是想讓現代散文也能和詩一樣，和古體詩文一樣，不僅是文字的藝術，同時成爲聽覺的藝術，在創造思維與情感空間的同時，打開一個聲音的空間，乘着音樂的翅膀，飛起來。 他說：“我們應當全面利用語言”，“將文字的意、形、音三者聯合運用”，“把語言的潛力都挖掘出來”[8]。“不要叫文字老爬在紙上，也須叫文字的聲響傳到空中。”[5]這是語言大師老舍的深刻用意。 七、核心是律動 沒有必要把老舍用以實現音樂美的方法分門別類地歸納出多少種格式，然後在讀老舍時用來對照或學習。 因爲只憑這些來瞭解的老舍總還是表面的。 老舍決不會套着他設定的模式寫作，像作律詩或塡詞那樣。 如果眞是那樣就僵化了，就不可能達到老舍的效果，也就不是老舍了。 老舍是憑着他的修養和感覺，從描述故事、情境與感情的需要出發，在心裹孕育成熟，自然而然出口成章的。 寫出後他再逐字逐句地推敲調整。 方法是有的，而且多種多樣，像畫家的五顏六色的顏料在伺候老舍隨時的需要。 而統率着各種手法的核心則是老舍十分看重的“律動”。 他說過：“一段文字的律動音節是能代事實道出感情的，如音樂然。”[9]老舍把律動比作“有聲電影的配樂”[9]。 先舉例子：“虎妞很高興（仄）。 她張羅着煮元宵（平），包餃子（輕聲），白天逛廟（仄），晚上逛燈（平）。”[9]幾個語段的句尾依次是“仄平

輕仄平”，平仄呼應，在音調上有兩次起伏，聽着自然舒服。 整句話最後一字落在平聲上，意在烘托虎妞新婚之後高興的心情。 如果顚倒過來，寫成“晚上逛燈，白天逛廟”，結尾的調子沉了下去，就差多了。 論句式，這幾句都很短，節奏急促，再加上平仄的起伏，與虎妞的忙乎勁兒、興奮勁兒完全相合。 再仔細看，這兒還用了兩對排偶。 “煮元宵”（仄平平）和“包餃子”（平仄仄），“白天”（平平）和“晚上”（仄仄），詞義和平仄對仗很工，使音樂性與情緒表現得更完美。 再看寫祥子忍無可忍從楊家辭了工出來時的那一段：“初秋的夜晚（仄），星光葉影裹陣陣的小風（平），祥子抬起頭（平），看着高遠的天河（平），嘆了口氣（仄）。 他的胸脯又是那麼寬（平），可是他覺到空氣仿佛不夠（仄），胸中非常憋悶（輕）。”這兩句節奏比較舒緩。 此時祥子一個人走在秋夜的大街上，茫然無望。 第一長句當中幾個句尾是“仄平平平仄”，從“仄”起，最後又落在去聲“氣”上。 第二句三個句尾先是“平”，後邊一個降調，一個輕聲。爲甚麼這麼安排？ 那是因爲祥子心情不好。 再往下看：“拉着鋪蓋卷（仄），他越走越慢（仄），好像自己已經不是拿起腿就能跑個十里八里的祥子了（輕）。”頭兩個句尾是仄聲，最後一句落在一個輕聲字“了”上。 老舍並不贊成爲了讀音響亮“每句都翹起尾巴”，在這兒就是一連串降調的句尾。 祥子這時沮喪極了，仄聲的句尾是情緒的需要。 句式也是長短句，最後一句實在夠長的，23個字，而且9個仄聲8個輕聲，一讀就能感到沉重。 這就是老舍說過的：“短句足以表現迅速的動作，長句則善表現纏綿的情調”[9] “句子要有變化，不許一邊倒，老用一種結構”[10]。 由於篇幅所限，我們只分析了幾個句子。 而老舍可不僅是着眼單句的律動。 他說：“以律動言，沒有單句的音節不響而能使全段的律動美好的。 每句應有它的獨立的價値，爲造句的第一步。 及至寫成一段，當看那全段的律動如何，而增減各句的長短。”[9]他是把單句的律動放在全段甚至全節的律動乃至全篇的律動中考慮和安排的，如音符、樂句之於樂段、樂章以至全曲然。 綜上所述，可以體會出，老舍要的是“悅耳”，更是有內涵的“悅耳”，這個“悅耳”在於它體現着律動。律動，老舍多次強調過。 準確的含義是甚麼，値得研究。 郭沫若在《論詩三札》中有一段話，他說：“詩之精神在其內在之韻

律（Intrinsic Rhythm），內在的韻律（或曰無形律）並不是平上去入，高下抑揚，強弱長短，宮商徵羽；也不是甚麼雙聲叠韻，甚麼押在句中的韻文！ 這些都是外在的韻律或有形律，內在的韻律便是‘情緒的自然消漲’‧‧‧內在韻律訴諸心而又訴諸耳。”他說的是詩，但可以作理解散文律動的借鑒。 律動，作爲節奏與旋律的運動，它的含義是不是有兩層？ 外在的，是由於音節、音高、音強和氣息的有規律的運動起伏造成的聽覺感受。這是屬於物理的、生理的。 內在的則是內心的感覺和情感的起伏波動，是屬於心理的。 老舍精心協調平仄，注重輕聲，愛用短句，又善於長短相間，變換句型，留心字的音感（使之產生通感）等等，這些功夫主要着眼於內在律動的外化、物化，是致力於內外的貫通和統一，以加強作品感人的力量和美。 這是他不同於和高於原生狀態北京話的音樂美的地方。 這就是老舍的“悅耳”有其品味不盡的魅力的原因。 在聲音的空間裹仔細地體味和欣賞老舍的語言音樂吧！ 如果我們僅僅愛看老舍的文字，而冷淡了老舍的這個絕活兒，忽視了“聽”老舍，就會十分可惜地與一個美妙的音樂世界失之交臂，也辜負了老舍大有深意的苦心呢！（范亦豪，南開大學文學院敎授，老舍研究專家）參考文獻 ：[ 1] 關紀新 2000 〈老舍，民族文學的光輝旗幟〉《老舍與二十世紀》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 老舍 1951 〈怎樣寫通俗文藝〉《北京文藝》，（5）。[3] 老舍 1991 〈對話淺論〉《老舍文集：第 16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 版社。[4] 老舍 1990 〈我的“話”〉《老舍文集：第 15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 版社。[5] 老舍 1991 〈民間文藝的語言〉《老舍文集：第 16 卷》北京：人民 文學出版社。

[6] 老舍 1991 〈勤有功〉《老舍文集：第 16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 社。[7] 老舍 1991 〈和工人同志們談寫作〉《老舍文集：第 16 卷》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8] 老舍 1991 〈戲劇語言〉《老舍文集：第 16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 版社。[9] 老舍 1990 〈言語與風格〉《老舍文集：第 15 卷》北京：人民文學 出版杜。[10] 老舍 1991 〈散文並不散〉《老舍文集：第 16 卷》北京：人民文 學出版社。

孔子那裹就有言語學*程祥徽一、數據 《論語》書中有“言”、“語”、“辭”，還有“言語”，但無“語言”。 據業師楊伯峻先生統計： 單獨一個“言”字在《論語》中出現126 次，其中作名詞用最多，解作“話語”’共59次，例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言”字還是作名詞，解作“一個字或一句話”，共9 次，例如“一言以蔽之”。 “言”字也作動詞，解作“說”，例如“天何言哉”；“寢不言”。 “言”字與其他成分構成的詞或詞組也有一些，例如：巧言、雅言、知言、愼於言、訥於言，等等。 “語”，作動詞解爲“說”2 次：“子不語怪、力、亂、神。”解作名詞“說的話”3次：“請試斯語矣。”讀作去聲作動詞解作“告訴”7 次：“子語魯太師楽。”“語”作“說”解可以是“言”字的同義詞，例如“言”“語”對擧：“食不語，寢不言”。 （《論語‧鄕黨》） “辭”出現5次，其中3次解作“拒絕、辭脫”；1次解作“言辭”：“辭達而已矣”；1次解作“解釋，解脫”：“爲之辭”。 另有“辭氣”，指談吐：“出辭氣”。 上述“言”字、“語”字、“辭”字作名詞用時意思都是“言語作品”，作動詞用時都是“言語行爲”。 孔子在《論語》中用了相當多的篇幅討論“言語”問題，說明言語問題已列入他的學術視野和敎學內容。 整部《論語》只有一個地方出現過“言語”，但它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語言學術語，是孔門敎學的一個重要科目，是孔子敎育思想、倫理觀念乃至政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們知道，孔子學術的核心內容是“仁”“禮”二字，《論語》全書“仁”字出現109次，“禮”字出現74次；然而“言”字卻出現126 次。 這‧提交“言語與言語學學術研討會”論文

還不計那些與“言”字相當的同義詞之類，如“駟不及舌”的“舌”字等等。 這些數據說明孔子對言語問題的重視。二 、 原 因 孔子重視言語問題是有其個人原因和時代原因的。 1、他從親身經歷中建立起“言行統一觀”，而且始終不渝地加以堅持。 他說：“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 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論語‧公冶長》）孔子主張先做後說，不開空頭支票：“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論語‧里仁》）他主張說話要算數，話說到“達意”的程度就夠了：“辭達而已矣”。 （《論語‧衛靈公》） 2、孔子把對言語的態度與人格修養結合起來考慮。 他強烈地反對“巧言”，提倡“愼於言”和“訥於言”，甚至認爲“訥”是人格修養的最高境界。 孔子不像孟子那樣直截了當地出口傷人，唯獨斥責“巧言令色”的人時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緒，斥之爲“鮮矣仁”。 孔子始終認爲“言”必須與“禮”掛鉤：非禮勿聽，非禮勿言；愼言是君子、仁人才能具備的美德：“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愼也。”（《論語‧子張》）：愼言到了極致，就是“言訒”和“訥言”，孔子說：“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論語‧顏淵》）還說“剛、毅、木、訥，近仁。”（《論語‧子路》）他自己以身作則，堅守“愼言”的原則，一輩子“述而不作”，即使寫了一部《春秋》，因爲太過簡潔而要後人不斷地爲之作“傳”（即註疏）。 因此，《論語》不僅是修養人格的哲學敎本，也是孔子敎導學生如何善用語言工具的敎本。 孔子在口語問題上提倡“愼言”，在對待歷史文獻上提出“闕如”的觀點。 “闕如”與“愼言”精神是一致的，不同只是書面與口頭。 3、孔子把言語問題與他的治國方略聯繫在一起。 他主張仁政和禮治，其治國方略是“正名”。 子路問孔子如何幫衛君治理國政，孔子的回答是“必也正名乎”。 接著他闡釋甚麼叫“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法不中；刑法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必可行。 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論語‧子路》）孔子的治國軌迹以“正名”爲起點，通過言語的正確表述（即“言順”）通向“事成”，最終達到“禮樂興”

“刑法中”，也就是到達於理想的大同世界。 言語在這條鏈上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因爲“名”的正邪或正誤，必須體現在語言表述上。 4、孔子把言語看作是知人、知天命的手段：“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論語‧堯曰》）這就是說，必須透過談吐去認識一個人。 孟子進一步發揮了孔子的理論，發明了“知言—知心—知人”的公式，而且將“知言”與“養氣”並提：“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公孫丑上》）透過言語看人，是考核人才和識別人才的重要手段。 孔子說過“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的名言；還說過“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論語‧衛靈公》）、“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論語‧憲問》）等充滿辯證法的話語。 5、孔子把言語現象放到交際環境中去考察，提供了許多“語言風格”的經典例證。 他主張說話要看環境、要說適合說話人身份的話。《鄕黨篇》記載的一些章節把孔子的音容笑貌活生生地勾畫了出來，例如“孔子於鄕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君在，踧踖如也。”於鄕黨、在宗廟朝廷、朝、與下大夫言、與上大夫言、君在，都是所謂“交際環境”，“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便便言，唯謹爾”“誾誾如也”“踧踖如也”都是“言語氣氛”，也就是“語言風格”。 語言風格學應當是言語學的一個重要分支，風格學家已經取得一個共識，即所謂“語言風格”其實是“言語風格”，風格學的任務是研究“具體運用語言時受到不同的交際場合和不同的交際目的制約而構成的言語氣氛”。 因此，風格學理所當然地成爲言語學的一個重要內容；而在這方面，《論語》給我們提供了極其珍貴的範例。 6、孔子把言語的學問列入敎學內容，與當時的社會需求緊密相關。 孔子所處的時代，“禮崩樂壞”，“天下無道”，《史記》記載：“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其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因此，“國際”間的談判妥協、聯合攻戰也就頻繁起來。 學者們也都想在這個時代表現自己治國平天下的本領，於是外交家運用語言，縱橫捭闔於國際之間，學者們四處奔走，推銷自己的學說理論（請恕一句不尊之言：孔子也幹過這樣的事），於是修煉言語技巧成爲一時之風，以便充當談判家或說客出使四方。 《左傳》有大量的外交專對的記載：有成功的例子，如出使楚國的晏子；也有失敗的例子，如“伯有將爲戮

矣”。 孔子批評學生“不能專對”指的就是不能用言語工具完成外交談判或國事訪問的任務。 此外，孔子之所以非常注重詩歌，是因爲“不學詩，無以言”，並不是有了閒情逸致，附庸風雅一番。 他著眼於專對的需要刪詩，附帶的才是要學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論語‧陽貨》） 7、“言語”是“孔門四科”中的一科：“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 言語：宰我，子貢。 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論語·先進》）“言語”雖排在第二位置，其實首科“德行”是一個總目，以下三科都是圍繞“德行”進行的。 錢穆先生說：“自德行言之，餘三科皆其分文，皆當隸於德行之下。”（《論語新解》第259 頁）德行，就是今天的德育，與後來的公民課、政治課有點相似。 德爲首，符合孔子的敎育理念：言語緊排德行之後，表現了孔子對語言作用的深刻理解。三、構擬 可惜的是孔子沒有留下“言語”科的敎材或敎學大綱。 但我們可以從《論語》的字裹行間品味出中國古代言語學的神貌或神韻。 根據《論語》透露的材料和信息，我們可以作出如下構擬： 1、課程名稱或學科名稱：言語。 言語與德行、政事、文學並立，排次第二。 “德行”是虛：“政事”、“文學”是實：“言語”作爲工具發揮銜接虛實的作用。 2、課程內容或學科內容： a. 專對技巧：外交語言技巧。 b. 公共行政語言運用，包括文牘寫作。 c. 類似今天的風格學，講求交際環境、交際對象、交際內容與交際目的。 d. 詩學：不學詩無以言。 “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論語‧子路》） e. 主持重大儀式的技巧。 楊伯峻先生認爲“學而時習之”的“時習”不是“時常復習”，而是“以時演習”。 演習甚麼？ 演習的是主持儀式，做好司儀，例如 “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史記‧孔子世家》） 3、課程目標或學科目標：培訓外交人才、公共行政人才和重大儀

式的主持人，提高學習者的語言能力和整個素質。四、結論 可以肯定地說，孔子那裹就有言語學，而且這門學問已經相當成熟了。 我們必須首先完整地、準確地、科學地將孔子的言語學構擬出來，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建立此時此地的言語學。（程祥徽 澳門語言學會會長）

論 用 語 的 規 範 問 題——《語文研究論集》讀後鄭遠漢 新加坡學者林萬菁先生的《語文研究論集》（以下簡稱《論集》（1）收了作者近些年發表而此前尚未結集出版的論文共12 篇，其中有8篇是直接或間接討論用語的規範問題。 我想僅就所論的用語規範問題談些感想，算是對《論集》的評介。 因爲是談感想，不免要連帶著就用語的規範問題發表一點我個人的觀點。 以上是對本文標題的說明。 研究學問，包括研究語言，認識論和方法論是很重要的。 實踐論和辯證法是最高層次、最有指導意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 比較好地體現了這樣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是《論集》的一個突出特點，本文將集中就此發表感言。 實踐——認識——實踐，這是實踐論，即唯物主義的認識論。 《論集》的作者在新加坡擔任華語（即漢語）敎學工作，在華語的敎學實踐中，深深感到大量的用語分歧給敎與學帶來困惑。 作者將用語的種種分歧統稱爲“變異”，說：“變異無所不在，對語文敎學影響至深”，因此要“著重討論華語敎學當中在處理語言變異方面的一些實際問題”（1頁）。 可見作者是從實踐中，首先是新加坡華語敎學實踐中發現問題。在此基礎上，廣泛聯繫中國港台用語和普通話，必要時追溯古漢語和外語之源，進行縱橫比較、分析，上升到一定的理論原則高度，進而提出解決問題的思路或具體意見。 例如《論華語敎學中處理語言變異的一些實際問題》一文，作者將自己在新加坡華語敎學實踐中遇到的用語分歧現象，加以理論槪括，分爲“同詞異字”、“辭彙變異”、“改變成語或固定短語的用法”、“同詞異指”4 類，逐類、逐例進行分析，提出解決問題的思路或具體意見。 如“火鍋”在新加坡的華文裹或將金旁的“鍋”字作“火”旁，以致造成同詞異字。 作者說某些招牌或廣告中寫作火旁，可能是爲了突出“火”的意味（這是社會心理分析）：作者指出，該字作“火”旁雖未必算生造，因爲《字彙補》裹有其字，但其字讀音爲

guā，義不明，“並不能作爲‘鍋’的異體而使用”。 又如“潮州”，在新加坡的熟食檔、酒樓以及廣告用語中常寫作“潮洲”，加“水”旁，“也許經商求財，‘水’則主財，也可生財，於是多水爲旺，就以‘洲’代替‘州’字”，這是做社會心理分析：“儘管古漢語中有‘州’、‘洲’通用的用法，但‘州’、‘洲’語義有所區分且用爲二字之後，刻意將‘潮州’寫爲‘潮洲’，的確不妥。 正如‘廣州’、‘揚州’、‘蘇州’、‘杭州’等，一槪只以‘州’爲標準字形，並未改爲水字邊的‘洲’字。”（3頁），這是在做字源分析的基礎上提出具體處理意見，意見中肯。 這樣的研究，從實踐中來，經過分析、比較，上升到理論認識，又回到實踐中去，以指導實踐，是很正確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態度。 對立統一是辯證法的一個重要觀點。 用語分歧是複雜的言語現象，旣有對立，又有聯繫，對立是絕對的，統一是相對的，沒有對立就沒有統一，統一之中包含著對立。 《論集》對用語分歧現象的好些分析，體現了這樣的辯證思維；這裹談其中幾種觀點：一致性和多樣化之間對立統一的觀點；穩定與發展之間對立統一的觀點；順其自然與加以引導之間對立統一的觀點；規範與變異之間對立統一的觀點。 （一） 一致性和多樣化之間對立統一的觀點。 《論集》肯定用語規範化、不同國度或地區統一用語的必要性：“由於資訊發達，不同地區的語言接觸也就顯得快而頻密⋯‧‧‧如果不使用規範化的詞語，很可能無法溝通，或者造成傳訊上的障礙。”（61頁）作者這裹所說的“規範化”，不僅指現代漢語普通話本身的規範，也包括不同國度或地區使用漢語稱名的統一或一致，用“用語的一致性”稱之或許更全面一些。 例如“新加坡”，曾有“星加坡”、“新嘉坡”、 “星嘉坡”、“新架坡”等多種詞形，後來劃一爲“新加坡”，“倘無規範，迄今恐怕寫法分歧，中文的‘新加坡’國名也就莫衷一是了”（57頁）。 《論集》同時指出，“然而，規範中的不規範時而可見”（59 頁），“規範並不是一刀切”（64頁），有的是不同國度或地區長期形成的不同使用習慣，“爲了顧及一些早已‘約定俗成’的用語習慣‧‧‧也就不會過於強求了”（66頁）。 例如英語的taxi，新加坡許多官方文件或正式文件往往稱“德士”，台灣習慣稱爲“計程車”，中國大陸正式文件裹稱“出租汽車”，口語裹通常稱“的士”，《論集》認爲“用語的地域性是先天性的‧‧‧許多辭彙的‘各行其是’，不一定於理不合”（40 頁），“有時必須

因地制宜”（51頁）。 尤其是不能在語言規範與使用標準語或文學語言之間劃等號。標準語或文學語言從言語活動的角度說，是一種正式文體；言語活動中並非只有和只用正式文體，用語的多樣化更主要地體現在這個方面。 《論集》中提出質問：“是不是只有詞典、字典裹的辭彙才能使用？詞典、字典裹確定爲非規範的如方言詞、俚語、土話、古詞語、詩化用語等，是不是必須少用或不用？”作者說，這些問題“涉及語用學（pragmat-ics）的理論，値得留意”（26頁）。 的確“値得留意”。 “語言”或“語言規範”，實際上有兩個不同層面，即：語言系統或語言本體層面，對語言的具體運用即言語層面。 我們以往討論語言規範問題，往往忽視了語言的具體運用這個層面，片面強調語言的“標準化”和一致性。 由上可見，《論集》的作者旣肯定了用語求得一致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又看到了用語多樣化的現實性，不是簡單地將一致等同於單一，體現了辯證思維，符合言語實際。 （二） 穩定與發展之間對立統一的觀點。 穩定性或穩固性是語言的特點之一。 作爲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的語言，缺乏穩定性，隨時隨地變動，那就很難實現其交際功能，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 但是穩定是相對的，發展是絕對的，特別是語言中的辭彙，隨著時代的發展，舊的成分會有所消亡，新的成分會不斷產生。 而在舊的成分消亡、新的成分產生的過程中，必然有一個逐步“轉型”和“定型”的階段，不可能瞬息即變。 《論集》說，“要求辭彙靜止不變或祟尚‘純凈無瑕’的境地，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如果以某一詞典爲規範的依據，則不難發現，非規範的辭彙日有所見，甚至一批又一批、接二連三地出現。 事實上，舊的辭彙還來不及規範化，而新的未規範的辭彙已經形成。 由於屬於新辭彙，一般處於試用階段，當然無‘範’可‘規’”（17頁）。 又說，“語言發展史上不時出現從不規範到規範的局面”（22頁）。 這是些有見地、體現辯證思維的話。 例如新加坡華語中有個表示感到很厭倦或很累而提不起勁這個意思的方言詞，寫作“顯”，而《廈門方言詞典》作“疒”字頭下加‘善”，是個形聲字。 如果這個詞能進入普通話，就有一個“轉型”和“定型”的過程。 又如英語internet，這是新出現的詞語，進入漢語辭彙系統，有“英特網”、“因特網”、“國際互聯網”、“互聯網”等詞形，呈現分歧，這是正

常的，由分歧到逐步統一有一個過程。 這就是穩定與發展、分歧與一致之間的對立統一關係。 （三） 順其自然與加以引導之間對立統一的觀點。 語言是社會現象，又有其內部規律，用語如何規範、取得怎樣的一致，原則上是應當順其自然——順應社會的實際需要，順應語言自身的發展規律，接受社會的考驗，由社會作取捨《論集》在分析許多用語實例中都反映了這樣的觀點例如“CD—ROM” （compact disc read onlymemory），操電腦的人都熟知，漢語用甚麼詞語表示呢？ 目前有多種情形：或直接採用英語的縮寫形式，或漢化爲“唯讀光碟”、“微讀光碟”、“多媒體光碟”等，《論集》說“經過一段試用階段，新加坡報章以‘唯讀光碟’作爲規範詞。 ‘唯讀’應該比‘微讀’更接近中文的表達。儘管如此，這是不是確定下來的規範詞語，恐怕還要再經一些時日的考驗”（37頁）。 這就是說，即使新加坡的報章上以“唯讀光碟”作爲規範詞，即使作者本人認爲“唯讀”比“微讀”更接近中文的表達（這些是人爲加以引導的做法或想法），而未必就會以此爲規範，還得順應自然，“再經一些時日的考驗”。 作者認爲，不同的用語“應該是‘其來有自’，在沒法強行規範或力求一致的情況下，趨同存異對辭彙發展是十分重要的”（40頁）。 但是，順其自然不等於聽之任之，合乎實際的引導是必要的。 有些分歧的或者不恰當的用語，爲了語言的健康發展，在經過一些時日的考驗以後，在切實地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是可以和必要加以引導的。《論集》說得好：“爲了語言的發展，完全聽任‘自然’的演變，最後難免趨於蕪雜。 在這種情形下，人爲的規範不失爲解決矛盾的有效途徑，但其間必有一個過渡時期。”（56頁）例如作爲國名的“新加坡”，如前所述，曾有多種詞形並存、並用，“後來經過官方的限定與傳媒的積極推動，好不容易才將各個相關的詞形整理而劃一爲‘新加坡’”。 官方的限定、傳媒的積極推動，都是有意識加以引導的行爲。 順其自然和加以引導是對立統一關係，無論是官方的限定或傳媒的積極推動都不能按主觀意志行事，而是要從客觀實際出發，一是社會使用的實際，一是漢語自身規律的實際，這就需要進行切實的調查研究。 所謂從衆、簡明等原則，也只是一些理論原則，還得就具體問題作具體分析。 總之，順其自然和加以引導旣有對立的一面，又有統一的一面，是對立的統

一 。 （四） 規範與變異之間對立統一的觀點。 規範化是求語言的健康，有利於交際，順應語言發展的要求；規範化不等於只能使用“標準語”或“文學語言”，不等於用語單一化。 不同國度或地區，由於歷史或地域文化等方面的原因，某些用語不盡一致，與中國大陸的普通話不盡相同，一時不必強求一律。 “根據交際環境的類型（語言集團中的個人或集體間的交際）和理論論方法（心理語言學或是社會語言學）的不同，可以建立起用法的不同標準或層次，以利於確定各種不同的甚至有時是互相矛盾的規範”。（2）在該地區爲社會所認可，並非個人臨時“創造”的用語或用法，槪屬“規範”之列；與之相對的是超規範的、個人臨時“創造”的用語或用法，即變異。 這裹是將“規範”作廣義理解（規範不等於所謂標準語）；“變異”僅指對語言的“扭曲”，不同於“變體”。 這種意義上的規範和變異是一對矛盾，旣有對立的一面，又有統一的一面。 對立的一面是明顯的，但是我們不能只看到二者之間的對立，“變異”不等於言語錯誤，而是寫說者爲了表達的需要有意爲之。 遵守規範是爲了更好地實現語言的交際任務，超規範的變異是爲了言語交際的特殊需要，目的一致，二者具有統一性。 《論集》在“政變成語或固定短語的用法”這種類型裹所舉的例子，正是超規範的語言變異：一些廠家或商家的廣告裹，爲了宣傳自己的商品，而對人們熟知的成語或固定短語加以“改造”，以獲得出奇制勝的效果，如宣傳所生產的粽子很有名，廣告裹用“粽所周知”諧“衆所周知”，宣傳所製作的鞋質地優良，廣告裹用“無鞋可擊（及）”諧“無懈可擊”。 規範與變異的統一性，還表現在二者在一定條件下可能轉化：一個時期裹是不規範或超規範的用法，使用開了，爲社會所認可，成了規範的用法。 這樣的事例很多。 《論集》中“從修辭的觀點看非規範的‘有’字句”一文，談的是“有”放在動詞性詞語前面的用法，如“你有沒有吃荔枝”之類。 且就這種言語現象談點個人的想法。 “有”用在動詞性詞語前面，這在普通話裹是不合規範的，只能說“吃了荔枝”或“沒有吃荔枝”，肯定式不說“有吃荔枝”。 不過，近來在操普通話的人那裹不時會聽到“你有沒有聽說過”之類的說法，聽者似乎不覺得“逆耳”。 限於肯否相叠式，單用肯定式（如“有聽說過”）還不行。 “有沒有”用在動詞性詞語前，或許在普通話的口語裹有被認可的趨勢。 言語中有同化或類

化現象。 普通話裹，至少是口語裹，有些肯定和否定的叠用式單用其中表肯定的一面往往不能成立，如“你相不相信他剛才說的話”，可以說“不相信他剛才說的話”，不能說“相他剛才說的話”（必須說“相信他剛才說的話”），“相”字在肯定否定相叠的格式裹被“詞化”了。 “你有沒有聽說過”裹的“有沒有”也是肯定否定相叠，形式上是“沒”否定“有”，“有”表肯定，“沒有”表否定，但“沒有”在這裹是合成的副詞，表肯定的“有”也隨之“副詞化”了。 不管這樣認識是否符合實際，“有沒有”修飾動詞性詞語的用法，即使在普通話裹，主要是口語裹，也有逐漸被認可的趨勢，說明原來不合規範或超規範的，在一定條件下可能發生轉化，成爲合法的。（鄭遠漢 武漢大學中文系敎授、博士生導師）註釋：（1） 新加坡萊佛士書社，2000 年版。（2） RRK哈特曼FC斯托克著《語言與語言詞典》，黃長著等譯 1981 年版，上海辭書出版社，234 頁。

語音面貌——粵方言區普通話水平測試的核心田小琳 在粵方言區，進行普通話水平測試，包括對考生運用普通話語音、詞彙、語法等能力的全部考核，即包含了對考生語言面貌和語言功能的考核。 我認爲，在考核的衆多內容中，最重要的還是語音面貌。 語音、詞彙、語法是語言的三要素。 以粵方言和普通話比較來說，粵音和普通話語音的差異最大，詞彙的差異特別是口語詞的差異也比較大，語法的差異最小。 詞彙的差異雖然比較大，但粵方言區的書面語仍以中文標準的書面語爲準，比如香港的中小學中國語文課本和內地的中小學中國語文課本一樣，都以標準書面語爲準則。 因而普通話的詞語，以粵方言爲母語的人，在書面上也都見到了。 不會只懂得用“佢”而不會用“他”。 這就補救了以粵方言爲母語的人在詞彙方面的不足。 語法的差異，也因書面語的一致，而減少了以粵方言爲母語的人掌握普通話語法的困難。 獨有語音，在書面上就並無補救的辦法，要掌握好普通話非得把北京音系學好不成。 語音方面，又包括字詞的語音及朗讀、說話、會話的語音面貌，比如，發音是否正確，吐字是否淸晰，語調是否流利，停頓是否自然，朗讀時能否顧及不同文體的需要，能否運用一定的朗讀技巧來表達不同的感情，說話時語調、節奏是否流暢自然和有普通話的語感，等等。 綜合起來，成爲考生的語音面貌。 在香港推出的普通話水平測試有很多種。 首先是國家級的普通話水平測試，這個測試的成績分三級六等，只有口試試卷，試卷中不含漢語拼音，只有漢字。 其次，是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推出的四種普通話水平測試：（一）普通話水平測試（1988年開始至今），包括口試和筆試；（二）普通話高級水平測試（1990 年開始至今），包括口試和筆試；（三）中學會考普通話科考試（2000 年開始），包括口試和筆試；（四）敎育語文能力評核普通話科測試（2001年開始至2005年），包括四個卷子，卷

一是聆聽和認辨、卷二是拼音、卷三是口試、卷四是課堂語言運用。 上述每一類考試都包含口試，口試考核的是考生的語言面貌，而其中最重要的是語音面貌。 語音面貌是考核的重點，可從幾類測試的試卷來分析。 先以國家級普通話水平測試試卷包括五個部份，其中包括（一）讀單音節100 個，《普通話水平測試大綱》（下文簡稱爲《測試大綱》）中寫明，要求“在 100 個音節裹，每個聲母出現一般不少於3 次，方言缺少的或易混淆的聲母酌量增加 1- 2 次：每個韻母的出現一般不少於2次，方言裹缺少的或易混淆的韻母酌量增 1- 2 次。”，“讀錯一個字的聲母、韻母或聲調扣0. 1分。 讀音有缺陷每個字扣0.05 分”，（二）讀雙音節詞語50個，《測試大綱》要求“50 個雙音節可視爲 100 個單音節，聲母、韻母的出現次數大體與單音節字詞相同。 此外，上聲和上聲相連的詞語不少於2 次，上聲和其他聲調相連不少於4 次：輕聲不少於3 次：兒化韻不少於4 次。”，“讀錯一個音節的聲母、韻母或聲調扣0.2分。 讀音有明顯缺陷每次扣0. 1分。”（三）朗讀（1- 50 號作品），《測試大綱》說明，此項考核的目的是“考查應試人用普通話朗讀書面材料的水平，重點考查語音、連讀音變（上聲、“一”、“不”），語調（語氣）等項目。”（四）判斷測試，這一項是重點考查考生掌握普通話詞匯、語法的程度：語音方面的要求，《測試大綱》仍規定“在口頭回答時，屬於答案部分的詞語讀音有錯誤時，每次扣0. 1分：如回答錯誤已扣分就不再扣語音失誤分。”（五）說話，《測試大綱》規定此項考試的目的是，“考查應試人在沒有文字憑借的情況下，說普通話的能力和所能達到的規範程度。 以單向說話爲主，必要時輔以主試人和應試人的雙向對話。”這一項語音也佔很大比重。 再從試卷分數的分配來看，語音部分所佔比例也是最高的。 讀字詞30分，語法、詞彙判斷佔10分，朗讀30分，說話一項總分30 分，其中詞彙語法規範程度只佔5 分，語音面貌佔20 分，自然流暢程度佔5分。 總括全卷分數比例，語法、詞彙部分只佔15％，而語音面貌要佔85％左右。 雖然第一項讀單音節字詞10分，第二項讀雙音節詞語20 分，但是，《測試大綱》規定，如果第一項失分1分，第二項失分2 分，“即判定應試人的普通話水平不能進入一級。”讀10個錯字已經不能進入一級了，可見語音面貌的重要。 再以香港敎師語文能力評核普通話科的卷四“課堂語言運用”來

分析，《敎師語文能力等級說明及評核綱要（普通話）》（下文簡稱爲《評核綱要（普通話）》）中，對於中小學普通話科敎師課堂語言能力，分四個評估範疇：（一）語音（發音、字音）；（二）語言表達（詞句、組織、語氣、體態語）；（三）敎學用語（導入語、講授語、過渡語、提問語、指示語、結語、交流用語）；（四）聽、讀、寫能力（聆聽及糾正能力、朗讀能力、書寫能力）。 其中語音也是最重要的一項。 兩位敎育署委派的觀客員，各聽敎師一堂課，分別評分，再加以綜合。 在《評核綱要（普通話）》中，列明對語音的“基本要求”是發音“能達一般水平，不多於兩類發音錯誤。”；字音“頗爲準確，不超出20 個錯誤。”所謂發音錯誤的類型，根據專家顧問從香港人說普通話常犯的錯誤中歸納出來10種主要的系統性錯誤。 包括：系統錯誤聲母n- l- 混淆h- k- 混淆zh- ch- sh- r- 發不好z- c- s 或j - q- x發不好韻母介母 - i- 或/和 - u- 丟失- n和 - ng混淆e， er 或兒化韻發不好聲調第一和第四聲分不淸；有的調値不準不依規律變調輕聲發不好或說話中忽略輕聲調可能還有十類以外的系統性錯誤，例如某敎師凡是遇到★都念成i，也要算做一類。 諸如此類，要由觀課員自己判斷。 這個基本要求也是很嚴格的，以粵方語爲母語的敎師，如果在課堂上發音錯誤超過以上類型中的兩類，即在三類或以上，語音這一項就不及格了。 語音不及格，以下幾項成績都在合格以上，全卷仍不能算做及格。 因而，語音面貌不過關的老師，旣使在課堂上敎學內容豐富，敎學方法很好，會運用各種課堂用語，板書拼音正確無誤，仍然不能過關。 以考試對考生的要求來看，測試員就要具備很高的普通話水平和很好的普通話語感，否則不能判定應試者的語音水平。 因而國家級的

普通話水平測試要求測試員首先具備一級甲等或一級乙等的成績，再來進行其他各項的培訓，是很有道理的。 而且普通話水平測試是標準參照性的測試，或者說是達標性測試，而不是選拔性的常模參照性測試。 所謂標準參照性測試，“是一種以有明確定義的行爲領域爲基礎的、用於評定個體素質水平的、經過精心設計的測驗。 在它的發展中，主要關心的問題是要獲得嚴格而精確的領域規範，以便最大限度地擴大個體領域成績的可解釋性。”（見參考文獻4p. 68）作爲一個有經驗的測試員，要對三級六等每個等級的語音面貌有一個相當準確的判定。比如，每個等級都有一個分數領域，三級乙等是60 分至69.9 分，三級甲等是70 分至79.9分，二級乙等是80 分至86.9 分，二級甲等是87分至91.9 分，一級乙等是92 分至96.9 分，一級甲等是97 分至 100分。 首先要根據試卷考題判分的要求，嚴格判分。 各項分數的總合，是能夠反應出一個考生的實際水平的。 同時，對於考生整體語音面貌要有一個輪廓的認識，這就是通常所說的語感。 測試員要憑語感給考生的語音一個準確的定位範疇，是要憑經驗的，它和分數的評定有相輔相成的作用。 通常，在測試以前，測試員要對各個等級的考生錄音，進行評定分析，以保證評分的等級劃一。 如果在判分不一致時；要互相調整，糾正給分過高或過低的情況。 一般來說，各類測試的口試都會有兩位或三位考官，也是爲了避免評分不公正的現象出現。 有一個問題，在口試測試判分中常常引起討論。 如果一位考生在說話一項表達流利，敘事條理，說話內容豐富，但語音面貌不好，在給分數時，可能出現兩種情況。 有的考官認爲，語言功能這一項是最重要的，可能給很高的分數；另外一些考官則認爲，無論表達的有多條理，語音面貌一項不好，總分仍不能給高分。 道理很簡單，這是一項普通話水平測試，是要以普通話來負載思想感情的。 不能以考官是否聽懂了來確定分數高低。 因爲在粵方言區參與測試工作的考官，很多廣東話很好，至少聽懂沒有問題。 因而討論的結果是，如果說話有語言面貌和語言功能兩項得分，兩項分數的差距不能太大，可差一個等級。如果語言面貌給不及格，語言功能給優秀，就不妥當了。 根據以上的分析，在粵方言區測試時考生的語音面貌是測試的重點，那麼測試預備班就應該針對測試的要求，對應試者有重點地加以輔導。 語音面貌好，首先是聲調掌握得好，因爲普通話是聲調語言，聲

調有區分意義的作用。 聲調掌握得準，就像唱歌按著曲譜唱一樣；聲調有毛病，就等於唱歌時走了調。 試想唱歌走調所給我們的印象，就知道聲調不對所給人的不好印象。 普通話有四個聲調，還有輕聲：而粵方言有九個聲調，沒有輕聲，還有入聲。 普通話的聲調的調値和粵方言的也不盡相同。 因而以粵方言爲母語的人常犯的聲調毛病有：一四聲不分，第一聲調値不夠高，第三聲起調不夠低，三聲變調讀不好，第二聲和第三聲區別模糊，輕聲不夠輕或者完全不理會輕聲。 要針對這些毛病，把聲調這一關過好。 如果一個人說普通話聲調沒甚麼大毛病，在聲母、韻母上有些小毛病，整體聽起來，給人的印象是語音面貌較好的；如果一個人聲母、韻母基本上沒毛病，而聲調的毛病很多，聽起來給人整體的印象就會是較差的。 由此可以瞭解，聲調在敎學普通話中的重要性。 香港的小學普通話科敎學，開始就側重於聲調的敎學，在小學一至三年級，還沒有敎《漢語拼音方案》時，先敎聲調，在中文字上畫四個聲調的調號，這是很可取的方法。 當然，聲母、韻母的正音敎學，也是非常重要的。 不要說以粵方言爲母語的人學習普通話的聲母難點是舌尖前音z、c、s，舌尖後音zh、ch、sh、r，舌面音j、q、x，因爲這三組音在粵方言中都沒有，而和它們對應的只有舌葉音一組；就是粵方言中有的b、p、m、f，d、t、n、l，g、k、h，到實際讀字音時，有很多粵普互相混淆的情況，諸如送氣音和不送氣音的混淆，f、k、h的混淆，還有n、1的混淆，等等。 韻母方面舉例來說，不容易發好介音i和u，常常丟失介音，前後鼻韻尾混淆，複韻母動程不夠，元音發音不到位，發不好韻母e，要甩掉入聲韻尾p、t、k，要避免用m作韻尾，n代替了m作韻尾的音。 看來粵方言和普通話在語音上的差別確實是很大的。 這些都是在測試預備班敎學時應注意的敎學重點。 總括來說，粵方言區的人要在各級各類的普通話水平測試中，取得較好的成績，糾正自己的語音面貌是首當其衝的事。 如果語音面貌好，其他的測試內容都比較好準備，可以在較短時間內就測試內容作應試準備；如果語音面貌不好，那就要下一些苦功夫。 因爲語音面貌不是短時間可以政變的，特別是成年人，年齡越大，越難改變。 倒過來說，要從幼稚園、小學就進行普通話敎學。 年齡越小，語音面貌越容易改變。 因而普通話測試可以給普通話敎學提供很多有價値可參考的

問題去思考和研討，以便改進敎學。（田小琳 香港嶺南大學中國語文敎學與測試中心敎授）參考文獻：1. 劉照雄 1994 《普通話水平測試大綱（修訂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2001 《敎師語文能力等級說明及評核綱 要（普通話）》。3. 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語言文字應用》編 輯部合編 1998 《普通話水平測試的理論與實踐》，商務印書館。4. 張凱 2002 《標準參照測驗理論研究》，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5. 何國祥 2001 《香港世紀之交的普通話敎學》，香港敎育學院出版。6. 李學銘 2001 《語文測試的理論和實踐》，商務印書館。7. 李學銘 2002 《敎學與測試：語文學習成效的評量》，商務印書館。8. 施仲謀、林建平、謝雪梅 1997 《普通話敎學理論與實踐》，廣角 鏡出版社有限公司。9. 香港敎育署中文組編 2000 《集思廣益》第二輯：開展新世紀的 普通話敎學。10. 《澳門語言學刊》第18、19 期 2002 “普通話敎學與水平測試專 輯”，澳門語言學會出版。1. 田小琳 2002 〈香港普通話水平測試面面觀〉，刊於《澳門語 學刊》第18、19期。

《現代漢語》《普通話》在語音 教學中的對比‧普通話經驗交流發言提綱‧黃 翊引言 我敎過多年《普通話》，又從前幾年開始，除了繼續敎《普通話》，還敎《現代漢語》。 現在我說說敎《普通話》和《現代漢語》這兩門課的一些想法，請大家批評指正。《普通話》是技能課、實踐課 《普通話》是典型的技能課，實踐課。 檢驗敎學效果的方法只有一條：你敎的學生普通話說得怎麼樣，到達甚麼水平，帶共性的方言習慣改了多少（例如1、4聲的分辨；z、c、s的發音到不到位），能不能參加普通話水平測試，拿甚麼等級。爲了幫助學習普通話，“漢語拼音方案”務必要學生牢固而熟練地掌握。《現代漢語》多了理論成分 《現代漢語》也有技能課和實踐課的性質，但是更強調在理論的指導下進行技能訓練。 例如：同樣是講“拼音方案”，《普通話》課主要要求學生熟練掌握，做到“看到能念出聲音”，“聽到能寫出字母”；《現代漢語》則要在“知其然”的基礎上進一步達到“知其所以然”。 例如至少要求學生從理論上回答： a、聲母表憑甚麼把聲母分爲六組？ “發音部位”、“發音方法”的定義是甚麼？ b、爲甚麼韻母表有那麼多空白？ c、爲甚麼u 上兩點只能在j、q、x的後面省略，在n、 l的後面就一定不能省？

d、在甚麼條件下同一個e有e、■兩個發音？ e、爲甚麼iou、 uei、 uen在有聲母的條件下可以省略中間的元音而成iu、ui、un；同樣結構的iao、 uai、 uan則不管有沒有聲母都不能省略中間的元音？ f、聲調的3＋3＝2＋3，爲甚麼標聲調符號不可以標成“/ ■”？ 歸納到一點，現代漢語多了一些理論成分。 《現代漢語》是在理論指導下學習普通話，不再把敎學普通話當作一般的“口耳相傳”的學問。 有了理論指導，敎學可以收到“舉一反三”、“事半功倍”的效果。舉例言之 上面提出的那些問題，《現代漢語》會這樣講： a、發音部位一定是“兩個發音器官”，一個在上顎，不能移動；一個在下顎，可以移動。 因此發音主要是下顎的器官主動去與上顎的器官接觸，具體說是發揮舌頭的作用。 會用舌頭，舌尖前音、舌尖後音、舌面音都不難發了；廣州話的舌葉音（t∫/∫ ）也不難糾正。 （例如粵方言的“思想”不是舌尖加舌面sixiang，而是舌葉加舌葉[∫i ∫ieang]廣東人要改變發音習慣，應當把一個舌葉音分化爲舌尖音和舌面音。） b、韻母表上的空白表明漢語韻母嚴格的系統性，所有韻母都要納入“開齊合撮”四呼，因此韻母表分爲四行：橫向則按韻尾排列。 “開齊合撮”是韻頭，橫向排的是韻尾，一頭一尾，把漢語的韻母描寫得有條不紊，一點也不雜亂。 c、d、e三條要用音位學理論才解釋得淸楚。 音位學理論的核心是“對立”和“辨義”。 ju、qu、xu與j■、q■、x■是一回事，不對立，不辨義，所以可以用一個字母：u或■ 都可以；nu與nu、 lu與lu是對立的，能辨義，因此要用不同的字母分開，否則“努女”不分，“路綠”不辨。 只用一個e的原理也是如此，沒有ie與i■ 的對立，用一套字母即可，可以用e，也可以用■ ，因爲用e比■方便於是就用e。 iou、uei、 uen省去中間的元音，音値不變，王力先生認爲省略式的上聲iu甚至比不省式的iou更準確。 iao、 uai、 uan的情況完全不同，iao、 uai 、 uan如果省去中間的元音，不僅音値完全起了變化，而且在書寫形式上與iou、 uei、 uen相混。 這就是說iu、 ui、 un只能作爲iou、 uei、⋯⋯

uen的省略式，不可作爲iao、 uai 、 uan的省略式。 f、聲調“3＋3”在實際發音上等於“2＋3”，這是一種“語音同化”現象。 但在標調時不能標變調。 這也是以音位學理論爲依據的，因爲實際語言中旣有“3＋3”，也有“2＋3”，如果把“3＋3”標爲“2＋3”，豈不是會造成“2＋3”的混亂。 舉例說“柳永”（3＋3）和“劉永”（2＋3）不能都標作“2＋3”。 隔音符號的運用更是著眼於“辨義功能”：如果影響到語義的表達就用隔音符號，否則可以不用。 一切都著眼於“對立”和“辨義”。 《漢語拼音方案》從頭至尾體現了音位學的原理。結論 “普通話”與“現代漢語”是兩門旣有緊密聯繫、又在理論與實踐方面各有側重的學科。 “普通話”敎學適當增加一些“現代漢語”的理論，“現代漢語”敎學不要走進純理論的胡同，對這兩門功課都是有好處的，或者說都是有必要的。（黃 翊 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學校講師）

論幾個現代語言學流派的功能觀王德福 內容提要：本文從功能這一概念出發，對西方現代語言學的幾個主要流派在這一概念上的觀點進行了梳理比較，進而認爲正是對這一核心性概念認識的差異導致了各 自語言研究的方法論的不同。 關鍵詞：功能 語言學流派 比較 功能是20世紀語言學發展中的一個重要槪念。 有人認爲：“結構主義語言學不同流派的差別主要在於對語言功能的重要性的強調的程度。”[1]其實，“功能觀”不唯是結構主義語言學流派的分歧，它也是西方很多現代語言學流派共同關注的問題。 韓禮德在《〈功能語法導論〉引言》中曾對功能這一槪念有過較詳細的界定，他認爲： 功能的含義之間雖然緊密相關，但可以由三方面構成， 即：（1）對語篇的解釋；（2）對語言系統的解釋；（3）對語 構 成成分的解釋。 （1）的功能含義是指語言如何被使用的。 每個語篇，亦 即任何事物被說出或寫下，都展示了語言在一定語境中的運 用。 進一步講，這種得到運用的語言，是多少代的人們共同 形成的系統。 其發展方式也並非任意的，而是按照人的需要 去組織並發揮作用⋯ （2）的功能意義在於，語言意義的基本成分是功能成分。 所有的語言都是圍繞兩種主要意義進行組合的，即觀念性的 （或自省式的）和解釋性的（或主動式的），這些成分，實際就 是當今理論術語中所謂的‘隱喻功能’。 語言學研究表明語 言運用有兩個目的：一是對環境的理解（觀念性的），二是對 他人意識行爲的理解（解釋性的）。 把這兩者結合到一起，即 構成了第三種成分，即具有隱喻功能的‘語篇’，它擴大了前 兩者之間的內在關聯。

（3）的功能意義在於，語言的每個成分都被解釋成關於 整個系統的功能。 因此，就第三種意義而言，功能語法就在 於解析一種語言的所有單位，包括它的小句、短語等等，正是 它們組成了關於功能的有機整體。 換言之，語言的每一部分 都被解釋成關於整體的功能。[1] 韓禮德對功能槪念的上述解釋，儘管是基於他所建立的“系統功能語法”理論的，但就其理論淵源而言，卻分別來自他所皈依的倫敦學派，再有就是布拉格學派，法國功能學派以及哥本哈根學派。 因此，要想對功能這一槪念有較徹底的認識，有必要對這幾個語言學派在“功能”這一槪念的認識進行比較，這便於看淸不同語言學派的理論旨趣。 功能的思想很早即散見於一些學者的論著之中，像法國學者帕西（Paul Passy）的《語音變化及其一般特點的研究》（1890），丹麥學者葉斯泊森的《語言》（1922）等。[2]但眞正使功能理論深入人心的，還主要是布拉格學派的語言學家們的貢獻。 布拉格學派爲語言的功能理論做出較大貢獻的主要是馬特修斯、比勒和雅克布遜等人。 馬特修斯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提出了語言的“二功能說”，認爲語言的基本功能是交際功能（communicative func-tion），但在大多數情況下，表現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伴隨着交際功能。 而且，語言系統的發展主要是根據交際功能的需要。 比勒是德國心理學家、語言學家，與布拉格學派音位學理論大師特魯別茨科伊關係密切。 其在1934 年出版的《語言理論》一書曾影響了布拉格學派內外的一批學者。 但總的來說，比勒“把語言視爲一種工具模式，即語言是一個人用來告訴另一個人某件事情。 據此，一個語言行爲一方面涉及作爲交際工具的符號系統，另一方面涉及說話人、聽話人和所談論的事情三個要素。”[3]與此相應，比勒分別賦予這三個要素爲表現功能、呼籲功能和描述功能。 進而認爲，“在語言行爲中，三種功能都存在，但在多數情況下其中一種功能佔主導地位。 重點落在不同的方面時，語言就具有不同的功能。”[4]在比勒的三功能理論框架基礎上，雅克布遜於1960年在其著名論文《語言學和詩學》中提出了語言六功能理論框架，即對應語境、內容、說話人、聽話人、接觸和代碼的指稱功能、詩歌功能、表情功能、呼籲功能、寒喧功能和元語功能。 除了上述幾人外，布拉格學派的其他語言學家，像特魯別茨科伊、穆卡洛夫斯基

等人也在語言功能研究的不同方面有所貢獻。 從上述語言學家的理論思想看，“就一般意義而言，布拉格學派的‘功能’這一術語指的是表現手段在實現目的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或‘任務’（role， task；雅克布遜，1963） ”[5]所以，在布拉格學派的理論體系當中，語言的功能是表達手段與表達目的之間的關係或模式，但語言研究的出發點還是目的，在研究方法上當然就是從功能到形式，即從一個功能槪念出發去探究其實現形式，並堅信每一種功能都有其相應的表達形式。 與布拉格學派在“功能”含義的理解闡釋上較相近的還有倫敦學派和法國功能學派。 倫敦學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弗斯。 弗斯的思想又深受其同時代的人類學家、語言學家馬林諾夫斯基的影響。 後者在研究大平洋島嶼的土著人語言時，曾報道過土著人使用語言是爲了表達寒喧功能、實用功能和巫術功能[6]。 通過對土著民族語言的觀察，馬林諾夫斯基認爲一種語言基本植根於說該語言的民族的文化、社會生活和習俗。 不參照這些廣泛的語境便難以正確理解語言。 弗斯發展了馬林諾夫斯基的觀點，認爲情景語境和言語功能類型的槪念可以抽象爲綱要式的成分，從而適用於各種事件。 弗斯提出，情景語境的內部關係可描寫爲1、參與者的有關特徵：人物，又包括（a）參與者的言語活動；（b）參與者的非言語活動。 2、有關事物以及3、言語活動的影響。[7]受馬林諾夫斯基和弗斯的啓示，韓禮德把語言功能區分爲槪念功能、人際功能和語篇功能，以此建立他的功能語法理論。 由以上可以看出，倫敦學派（包括“後弗斯學派”的韓禮德）對語言功能含義的把握主要還在於語言的意義與用途上，即把語言與語境、與使用者的目的聯繫起來，這與布拉格學派的語言學家們對功能含義的理解頗有相通之處。 對語言的功能有較多理論貢獻的另一重要學派是法國的功能語言學派。 其代表人物馬丁內的學術觀點與布拉格學派十分接近，所以有人認爲他是布拉格學派的基本思想和原則的繼承者之一。 但馬丁內的功能語言學又多有創見，他的語言功能觀主要包括如下內容，即他認爲， 要區別兩種功能：一是語言在社會生活中所完成的功 能。 其中，交際功能是語言的基本功能，表達功能、思維推理 功能、稱謂功能、美學功能是第二位功能；二是語言單位在完

成交際功能的過程中所承擔的功能，包括語言單位的作用， 在一定語境中語言單位之間的關係等。[8] 另外，馬丁內還認爲，“語言結構是語言功能的一個方面”，主張語言研究要注重形式，同時也要兼顧實體。 顯然，與布拉格學派、倫敦學派（包括韓禮德）相比，馬丁內對功能的理解更加寬泛，即他實際上是把語言系統的內部、外部都統馭到功能這一槪念之下，不但注重語言與社會的關係，即語言的社會功能，也注重語言單位與整個語言符號系統的關係，即語言的結構意義，後者顯然受到索緒爾、葉爾姆斯列夫語言理論的影響。 與前幾個學派相比，哥本哈根學派的語言學家們，特別是其代表人物葉爾姆斯列夫對功能的闡釋有極大不同。 捷克語言學家B‧斯卡里契卡在《哥本哈根的結構主義和布拉格學派》一文中認爲：“對我們來說，功能就等於目的。”[9]然而，“在葉爾姆斯列夫及其學派的理解裹，功能的槪念接近於數學的函數槪念。 他認爲功能就是嚴格的依賴關係的表現。 他在《語言理論導論》中說過，‘功能就是決定着分析條件的依賴關係’。”[10]的確，與布拉格學派的語言學家們用功能這一術語來表示意義（詞的功能、句子的功能）或意義單位的結構（音位的功能）不同，葉爾姆斯列夫把“功能”完全看成關係，且這種關係是語言形式而不是語言實體之間的實現。 葉爾姆斯列夫也把功能分爲很多種，例如，詞的範疇和動詞的支配能力是功能，主謂語的關係也是功能，“表達”與“內容”之間的關係也是一種功能（葉爾姆斯列夫用“表達”與“內容”這兩個術語代替了索緒爾的“能指”“所指”）。 葉爾姆斯列夫更進一步爲這些功能分類[11]，包括互依功能、決定功能、共存功能等，每一類功能又依據其在過程、系統中的實現分爲一致關係、互補關係、選擇關係、規定關係以及搭配關係、自立關係三組六種，即：關聯 相關功能 過程 （聯結） （等價） 系統粘合關係 決定功能 選擇關係 指示關係依存功能 連帶關係 互補關係交互關係 共存功能 搭配關係 自立關係 由此可見，葉爾姆斯列夫在“功能”這一槪念的把握上是嚴格遵循索緒爾所謂的“語言是形式而不是實體”這一理論主張的，只是葉爾姆

斯列夫在形式化的道路上走得更遠、更堅決。 上面就結構主義不同學派的語言學家們對“功能”這一術語的理解作了簡要梳理，從中可以看出，在“功能”的理解上，大致可以分爲三種態度： 一是倫敦學派、布拉格學派的語言學家所持的“功能”觀。 他們着重從靜態的、抽象的語言系統以外去研究，主張研究言語行爲，特別是語言爲完成一定的目的所具有的那些作用。 基於此，布拉格學派的語言學家，像馬特休斯等，便特別注重用功能的觀點研究各種具體的語言，認爲只有這樣，才能做到不同語言的準確比較，並堅信“全人類所共有的表達與交際的需要，乃是我們用以分析各種語言所具有的各自不同的表現與交際手段的唯一公約數。” [12]因此，布拉格學派強調活的言語，強調語言的交際功能，而且特魯別茨科伊等語言學家更認爲語言的歷時研究也是可能與必要的。 二是哥本哈根學派的語言學家所持的“功能”觀。 這一派的語言學家們，特別是其代表人物葉爾姆斯列夫本人，堅持純語言理論的探索，完全接受索緒爾的關於“語言是形式而不是實質”的理論觀點並有進一步發揮。 在這一派的語言學家看來，“功能”的含義只能是類似數理邏輯上的關係式、關係項，即語言的功能也就是對抽象的語言系統內各類圖式（figure）的描述。 這一派有關功能的思想深受羅素、懷特海的哲學、卡爾那普的邏輯學以及吉爾伯特數學的影響，故此，其有關功能研究的方法與布拉格學派存在較大差異：高度形式化，注重從形式出發分析語言整個系統的層次、結構。 用的方法也主要是假設演繹法。 三是法國的功能學派和後弗斯學派（系統功能主義）。 法國的功能學派的代表人物馬丁內常常被認爲是布拉格學派的重要一員，但實際上，他與哥本哈根學派的葉爾姆斯列夫也有極深淵源：他本人曾師從於葉爾姆斯列夫，只是後來並不贊同葉氏的理論主張。 也許正因爲這些，馬丁內在語言研究中採取“兼容”的態度，主張語言與言語、歷時與共時等的研究都同樣重要，反對片面強調共時、語言，忽視歷時、言語。 相應地，在“功能”的理解上，馬丁內也注重內容與形式兼顧。 與此相類似，當代與喬姆斯基形式主義語言學相對立的功能主義語言學，其代表人物韓禮德也對“功能”的理解採取更加兼容的態度。 除了

對倫敦學派、布拉格學派以及法國功能學派的諸多理論成果繼承發展外，韓禮德還特別推祟葉爾姆斯列夫的語言理論，在不同場合多次提到的葉氏理論對他的啓發。 因此，韓禮德的系統功能語言學實際是對不同學派的“功能”理論兼收並蓄的結果。 在對葉爾姆斯列夫和布拉格語言學會所持觀點進行比較的時候，B‧斯卡里契卡認爲可以從三種關係、三種不同問題[13]去對兩者作區分，這些關係和問題是：1）語言與非語言的現實世界的關係，亦即語義學問題；2）某種語言與其它語言的關係，亦即各語言之間的差別問題；3）語言與其各部分的關係，亦即語言結構問題。 斯卡里契卡提到的上述三種關係、三種問題，實際也是區別不同學派對“功能”這一術語在理解上之所以存在差異的關鍵。 首先，從1）來看，倫敦學派、布拉格學派、法國功能學派以及韓禮德的功能主義語言學，都注重語言與現實世界的關係，有的語言學家，像馬林諾夫斯基，還認爲二者之間存在着某種必然的聯繫，與此相聯，這些學派的語言學家大都把語義納入到語言研究之中，起碼不排斥語義的研究。 但哥本哈根學派卻完全不同，例如，葉爾姆斯列夫在《語言理論導論》中認爲： 每一種語言都在捉摸不定的思想整體中爲自己劃定了 條條框框。 同時，也把不同的因素按不同的方式塞進去，並 把重心放到不同的位置，讓它們在不同的地方凸現出來，這 就像手頭的同一把沙土，用它可以構造出千奇百怪的圖案； 亦如哈姆雷特所看到的蒼穹中的同一片雲，它的姿態可以瞬 息萬變。 正像同一掊沙土可以揉揑成不同的圖案，同一片雲 可以幻化出迥異的形狀，同一種意義在不同的語言中也會形 成各不相同的結構。 而對意義的形式起決定作用的則是語 言功能、符號功能以及由此推導出的各種各樣的功能。[14] 葉爾姆斯列夫的這段話意思很明確，即第一，語言與語言以外的現實世界並沒有必然聯繫，二者之間存在着極大的任意性；第二，語言的意義是捉摸不定的，除了像索緒爾所說的“像一團模糊不淸的星雲”外，實際是受到不同的語言形式或結構的限制、規定。 所以，葉爾姆斯列夫在語言理論中是嚴格排斥意義的研究的，認爲那是文學、心理學、物理學等其它學科的事情。

其次，從2）來看，除哥本哈根學派外，其他學派的語言學家們比較注重不同語言之間的差異，在方法論上則側重於歷時比較與共時描寫並重，普遍重視歸納法。 但“各語言的差別問題在葉爾姆斯列夫那裹同樣佔着微不足道的地位。 各種語言之所以不同，只是按照同一原則構造的諸語言在細節上有所差異而已”[15]。 因此，葉爾姆斯列夫強調共時、靜態的語言系統的研究，反對歸納法，主張用演繹法。 他所謂的演繹法實際就是根據已分析的功能推導出其它功能，即由語言形式推導語言形式。 最後，由3）看，布拉格等功能學派的語言學家們語言研究的最終目的還是要探求語言內部的各層次、要素、結構與現實世界的關係模式，因此，更多注重的是實體（entity），當然也兼顧關係。 但葉爾姆斯列夫卻堅持認爲語言“是形式而不是實質”，所以強調採用格式塔心理學的思想，即“整體大於部分之和”，在語言研究中從上層關係、結構往下推導，直至不能再分割的實體。（王德福 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生）註釋 ：[1]錢軍 1995 《結構功能語言學：布拉格學派》，吉林敎育出版社，第 1 頁。[2] Halliday， M. A. J， 1985，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London: Edward。 Arnold. p16—17[3] [4]轉引自錢軍《結構功能語 學：布拉格學派》。[5]錢軍 《結構功能語言學》，165 頁。[6]胡壯麟、朱永生、張德錄 1989 《系統功能語法概論》，湖南敎育 出版社，第 12 頁。[7] 同[6] 第 16 頁。[8]劉潤清 1995 《西方語言學流派》，外語敎學與研究出版社，第 125 頁。[9] [捷]斯卡里契卡 《哥本哈根的結構主義和布拉格學派》，語言學

資料，第 11/ 12 期。[10] Hj elmslov. 1943. Prolagomena to a Theory of language. Translated by Francis J. whitefield. Bultimo： Waverly press. p23.[ 11] 同[ 10] ，p25。[12]錢軍《結構功能語言學：布拉格學派》，第206 頁。[13] 同[9] 。[14] 同[ 10] ，p29。[15] 同[10] ，p23。

辭章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大綱）鄭頤壽 張志公先生說：“所謂辭章之學，可以說是一門富有民族特點的探討語言藝術的學問。 它包括我們現在一般理解的‘修辭學’的內容，但是比‘修辭學的範圍廣，綜合性大，更符合我國語言文字的特點和運用語言的傳統經驗。”①我把這樣的“辭章學”稱爲“大修辭學”或“廣義修辭學”。 1998年5- 6 月間，全國文學語言研究會和福建省修辭學會在武夷山市舉辦了首次“辭章學研討會”，在交流時，我表述了這個觀點，得到宗廷虎、濮侃諸敎授的勉勵。 宗敎授在給祝敏靑敎授《小說辭章學》作序時，指出：“鄭頤壽先生說：“‘辭章學’實乃廣義上的修辭學。”②這樣，就把修辭學與辭章學掛起鉤來了。 語言學大師呂叔湘、張志公都極力倡建“漢語辭章學”，並得到朱德熙、王了一和周祖謨諸敎授的支持。 呂、張之論辭章學，包括對詞彙學、語法學、文藝學等學科的綜合運用，含修辭學、語體學（文體學）、風格學等語言運用的學科。 根據這個觀點，本文理應介紹這些學科的研究成果。 這是確定無疑的，今後應該這樣做。 可是，由於篇幅限制，本文只能暫時把筆鋒聚焦在著者明確地樹起了“辭章學”（或“詞章學”）的旗幟的一小部分論著作點粗略的介紹，遺玉之憾，在所難免，只好留待來日補缺。 不少學者，也主張對語言的綜合運用進行研究，張靜、趟俊欣、王德春、濮侃、林祝敔等先生都有這種主張。 張敎授說：“我一向主張建立一套語音、詞彙、語法、修辭、邏輯以及文學欣賞相結合的，以‘對不對’和‘好不好’爲主綫的綜合運用的語言敎學體系。”③這種對語言綜合運用的研究，不僅漢語，外語也是如此。 法語專家趙俊欣敎授也有對“舊的修詞學的引申和擴大”之舉，它包括“語法、語言學、文學、口語與書面語、體裁和各種功能文體（文學文體、科學論文體、議論文體、報刊文體、公文文體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一門邊緣學科。”（《法語文體論》前言，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這同志公先生講的

具有“綜合性”特徵的辭章學很一致，儘管它稱的是“法語文體”。 上述張靜先生說的“一向主張”、趙俊欣先生講的對修辭學的“引申和擴大”和張志公先生作爲語言的“綜合運用”的辭章學是很一致的。 本文分“槪說”、“回顧”、“前瞻”三個部分談點淺見。一、漢語辭章學概說 我想先對“漢語辭章學”理論的產生和建立這門學科的目的、意義做個鳥瞰式的介紹。 （一） 早期的辭章理論產生於辭章實踐 這種實踐就是運用“語言藝術”的活動，它帶有突出的綜合性或稱融合性。 早期的“辭章”單稱“辭”。 南朝‧梁出現了“辭章”一詞，明朝已有“辭章之學”的稱述。 1961年，呂叔湘、張志公倡建“漢語辭（詞）章學”。 1986年第一本辭章學專著問世，至今兩岸已出版編著二三十種四五百萬言。 “辭”是和內容相表裹、相對待的槪念，它含：口頭語和書面語以及書面語之各種體式。 我國早期辭章論含辭章之對象論、生成論、解讀論、辭章之表達、承載與鑒識之三元雙向一體論、“三辭三成論”、“結構組合結合論”、“誠美律”以及辭章之“致用”價値和“審美”效果論等。 辭章與內容之相表裹、相對待，古人用了多種對立統一的詞語來表述，如：辭意論、辭情論、辭志論、辭事論、辭實論、辭理論、辭旨論、辭骨論、辭神論和文質論、文心論等。 “辭（或稱“詞”“文”、“語”、“言”）是“能指”、“載體”，亦即藝術形式；與其相對待的“意”、“情”、“志”、“事”、“實”、“理”、“旨”、“骨”、“神”、“質”、“心”即“所指”、“信息”，亦即內容，它們是表裹相對、相成的統一體。 我們編著的《辭章學辭典》，就設了三百多個辭目，匯編了好幾百條古代有關內容與形式的辭章論。 其中僅辭意論就有68條，如“辭以達意”、“遣辭措意”、“辭豐意雄”、“辭意俱盡”等。 這個“辭”是言語藝術形式。 《易經》所講的“修辭立其誠”的“辭”同此，這個“修辭”是動賓式短語，不同於今之“修辭”這個詞，但它包含今之“修辭”，用志公的話說即“比‘修辭學’的範圍廣，綜合性大”。這是辭章學大於修辭學、不等同於修辭學的一個方面。④ 辭，旣指口語，也指書語。 孟子說：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⑤也就是劉勰所講的“辭者，舌端之文，

通己於人。”⑥——“舌端之文”，就是用口頭表達的。 先秦時期，以“辭”指口語的相當多。 “辭”也指書語，尤其是漢朝之後，如韓愈說：“夫所謂著書者，義止於辭耳。”⑦口語與書語從總體言，是一致的，因此“辭”更多的是口語、書語兼指。 如《周易‧系辭》雲：“聖人之情見乎辭”。⑧孔子說：“情欲信，辭欲巧。”⑨因此，把簡稱爲“辭”的“辭章之學”，限於研究書面語之“文章之學”或“文章之學的一個側面”，是不妥善的。 志公先生對此已做了說明⑩。 這是辭章學不同於文章學的另一個方面。 作爲研究“語言藝術”形式的“辭”（辭章）的對象、範圍，包含綜合運用語音、文字、詞彙、語法、修辭、藝術方法、表達方式、語體文體（合稱“辭體”）、辭章風格（辭風）以及它們“對與不對”、“通與不通”和“好與不好”、“妙與不妙”的諸多層次。 這比傳統所說的“修辭講究好與不好”要求的範圍廣。 一般而言，“通與不通”就語法講，“對與不對”就邏輯講；而“妙與不妙”對文學而說；“表達方式”，以往都把它放在文章學裹論析；雖然陳望道先生認爲“藝術方法”，修辭學應該研究它■。 可是還沒有一本修辭學著作系統介紹過，它則成爲創作論和文章學的主要內容。 而作爲與“內容”相對待的辭章藝術卻要統而管之。 這是辭章學不同於語、邏、修的又一個方面。 辭章旣講實用體，也論藝術體和實用、藝術相滲透之融合體。 辭章之談“通”與“對”，則要求說寫者“有效”地表達，聽讀者“適切”地理解；辭章之論“好”與“妙”，還要求說寫者“高效”地表達，聽讀者“深入”地理解。 這是就一般而言。 因此，辭章作爲信息的“載體”，它旣承載表層信息，又承載深層信息；旣有理性信息，也有審美信息；旣有言內信息，也有言外信息。 因此，“辭章是有效、高效地表達、承載並借以適切、深入地理解話語信息的藝術形式。”這個“形式”的定語有一長串的限制語，它槪括了在客觀世界的基礎上，聽讀、說寫與載體之三元雙向的動態關係，槪括了“通”、“對”與“好”、“妙”這樣兩大層次的要求，含有對語法學、邏輯學、語音學、文字學、詞彙學等語言學的分支學科和邏輯學、文藝學、美學等相關學科的基礎知識、基礎理論（以下簡稱“雙基”）的綜合運用的要求。 （二） 建立辭章學新學科的意義 一是解決了語文敎學、語文敎材編寫的一大難題。 顧振彪先生指

出：“目前語文敎材中的語文知識，大部分是從西方引進的。 比如語法、語彙、語音、修辭等等，無不如此。 它們同我們的漢語文有很大距離，甚至格格不入。 正因爲如此，這些知識敎起來和學起來都相當吃力，而且對提高聽說讀寫能力幫助不大。”而漢語辭章學這門新學科，“對我們語文敎材編寫者、對廣大語文敎學工作者，大有可用之處。 久久困惑大家的知識與運用問題，終於從這裹開始解決了。”■ 二是解決了漢語敎材編寫、敎學和運用的一系列難題。 王本華女士說：“編寫《漢語》課本，首先面臨的是語法敎學問題”，“學生學了語法之後，運用語言的能力看不出顯著的提高，至少，提高的程度和他們學習語法所付出的勞動很不相稱。”“從學生說，語法學習很難，而在實際學習和工作中用處不大。”而“漢語辭章學是一門‘橋樑性’學科，是語言學的基礎知識、基礎理論同語言運用之間的過渡性、橋樑性的學科。 前者包括語音學、語彙學、語法學、修辭學等基礎知識、基礎理論，後者主要指語文敎學，也就是培養提高聽說讀寫的實際運用語言能力的學科。”辭章學這門新學科的建立，“無論對語言理論研究還是對語文敎學研究，都將產生重大的影響，語文敎學成爲一個老大難問題的局面似乎有解決之望了。”■ 上文引用的顧、王兩位專家爲張志公先生《漢語辭章學論集》寫的兩篇文章，它們主要從敎學和運用方面，闡釋了建立漢語辭章的實用價値。 三是爲修辭學、語體學、風格學直至文學創作、文學批評的理論研究，開拓了一個新的視野，把前賢今秀的相關研究推進一步。 它建立了學科最大的理論框架“四六結構”，並以之爲統帥，解決了辭章學及其相關學科一系列宏觀、中觀、微觀的理論問題。 諸如 總結出辭章（含修辭）運用的最高原則：“誠美律”，對傳統的“修辭立其誠”做出符合歷史辯證法的詮釋； 對辭章學的“對象論”、“性質論”、“定義論”、“體系論”、“效果論”、“生成論”、“鑒識論”、“階段論”、“結構組合結合論”、“三辭三成說”、“功能論”、“語體論”、“風格論”、“方法論”以及新學科的建設等做出了新的闡析。 它從哲學高度，解決了過去爭論的、或懸而未決的、或被忽視了的

不少問題。 以“誠美律”爲例。 以往談“修辭立其誠”至少有三點不足：①把《易經》中作爲短語的“修辭”，理解爲現代漢語中作爲一個詞的“修辭”；② 只着眼於表達主體談“誠”；③只從詞彙意義上給“誠”做解釋：眞誠。 要探討作爲儒家群經之首的《易經》中“誠”的含義，必須從那個歷史時期，從儒家的哲學思想體系、倫理道德觀念，並旁參當時道家等相關論析，借鑒西方的有關理論；進而從歷史發展的進程，從相鄰學科的有關論析，才能作出比較合乎實際的解釋。 作爲儒家“五經”之一的《禮記》指出：“誠者，天之道也。”■這裹的“天之道”，我們把它理解爲自然規律、宇宙規律。 古人認爲天體的運轉都是守“誠”的，日月運行，寒來暑往，晝夜更迭，從沒“失信”。 又說：“誠之者，人之道也”，“性之德也”。 又說：“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敎。 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唯天下至誠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這又把“誠”理解爲至高無上的倫理道德。 陳滿銘敎授還引用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小德、大德，含仁、知、勇於一誠，而以一誠行乎三達德者也。”這個“誠”字，含義也是很豐富的，大大超出了詞彙義。■莊子把“誠”與“眞”聯繫起來，說：“眞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眞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 故聖人法天貴眞。”■這與儒家的“誠者，天之道也”是相通的；而“精誠動人”之說就和言語活動聯繫起來了。 我國古代有關“美”的理論有自己的特點和優點。 它不像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把“美”作爲“理念”的唯心主義美學，不像 19 世紀法國的戈蒂埃說的“一件東西有用便不美”，“用處最少的東西，就是最令人高興的東西”。■我們祖先論“美”，重“美”的客體。 北齊劉晝說：“物有美惡，施用有宜”■ 這就把“美”與“物”與“用”聯繫起來了。 他們談“美”，旣重藝術之“審美”、怡情作用，又重實際之“致用”適用價値。 這是很高明的。 我國歷史上雖然也有唯美之說，但唯物的美學思想總是佔主導的地位。 誠的同義詞、近義詞有：眞、信、忠信、樸誠、眞實、眞率、德、善等；美的同義詞、近義詞有：達、文、工、妍、巧、妙等。 古人常把它們結合起來鑒識、評論文學作品、言語活動。 孔子的“情信辭巧”說，王充的“辭妍情實”說，陸機的“意巧言妍”說，劉勰的“理懿辭雅”說，歐陽修的“事

信言文”說，等等，都可以看成“誠美”的理論。 “誠”側重在內容，“美”側重於形式，兩者兼論，是合乎辯證法的。 把“誠”，“美”提到“律”的高度，始於劉勰。 他說：“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 “志足”、“情信”相近於“誠”，“文”、“巧”是“美”的異名詞，“玉牒”、“金科”就是“律”。 我想，這樣的“誠美律”，對於辭章（含修辭）活動、文學創作、語文敎學，甚至於待人接物，都是有意義的。 四是精神方面的收穫。 志公先生說：“辭章之學，可以說是一門富於民族特點的探討語言藝術的學問。”■陳滿銘敎授很贊同：“辭章學是中華文化沃土中的一叢奇葩。”發掘、總結、利用漢語辭章學的優秀遺產，對於增強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對於繁榮中華民族的新文化，爲兩個文明建設服務，無疑是有好處的。 語言研究，必須立足於中國的今天，洋爲中用，古爲今用；必須千方百計挖掘自己民族的文化精華，不該數典忘祖。 學習西方，不搞“西化”，繼承傳統，不搞“復古”。 這是進行漢語辭章學研究的根本出發點。二、辭章學研究的回顧 前文說過，本文只把筆鋒聚點在明確地樹起“辭（詞）章學”旗幟的一小部分論著。 北京、福建、台灣此類成果較多，上海、山東、安徽也有此類論著。 簡述如下。 （一） 北京的辭章學研究 1959年施東向先生在《紅旗》雜誌（1959 第14 期）發表了《義理、考據和辭章》的論文。 明確指出：“辭章是屬於文章形式方面的問題。講究辭章，在我們說來，就是要求適合於內容的完美的形式”。 又說：“好的內容要求有好的形式，拙劣的辭章必然使內容受到損害。”文章還指：“辭章問題雖然是個形式問題，卻不止是單純的技巧，而是同作者的思想作風有密切的關係的。”談到辭章形式時指出：“我們所說的辭章涉及語言、章法和風格等方面。 一個作者力求掌握豐富的詞彙和多樣的章法，目的是爲了運用自如，能夠把內容傳達得準確而生動。後來此文被收入中學語文課本，使廣大靑少年對“辭章”不陌生了。 這對於促進辭章學的研究無疑是有好處的。 1961年，語文學、語言學界泰斗呂叔湘先生《漢語研究工作者的當

前任務》的重要文章在當年《中國語文》第4 期發表，其“四”部分指出：修辭學“主要在修辭格的研究和改正詞句錯誤兩方面（後者有一部分屬於語法範圍）。 這未免太狹隘。 必須突破這兩個框框。”這裹的“太”字不是誇張詞！ 怎麼突破？ 他要求要學習“說話和寫文章”的理論，把口語理論、書面書理論都提出來了。 怎麼學？ 一是從“我國古典的‘詩文評’裹面”發掘充分體現漢民族文化特點的優秀遺產，加以繼承發揚；一是借鑒西方理論，當時強調的是“蘇聯和歐洲大陸上的‘風格學’”。 他對這兩個方面：字法、句法和章法的風格要素，語音聲律，各種文體，並指出這些方面都很値得從詞（辭）章學進行研究。 他堅信“我們能夠逐漸建立起來自己漢語詞章學（或漢語修辭學，或漢語風格學。”這段話可以看成是對語言學界發出向“詞（辭）章學”冲刺的起跑令。 接着，張志公先生在《中國語文》第8期發表了《詞章學？ 修辭學？風格學？》的文章，進一步論述了研究辭章學的必要性及這一學科的性質、對象。 對這門綜合性的學科應採取甚麼名稱，他和呂叔湘先生相呼應，首選的也是“詞章學”。 其後，志公先生還發表了《談“辭章之學”》（《新聞業務》1962. 2）、《漢語辭章學與漢語語法》（《語言研究》1983.2）、《建立和漢語語法相對待的學科——漢語詞章學》（《語文研究》1980年第1輯）、《非常需要一種橋樑性學科》（《中國語文研究四十年紀念文集》，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3）等。 其中以“橋樑性”給學科主要特徵進行槪括，是很重要的理論。 後來，他寫成《漢語辭章學引論》的講稿，在北京幾所高校試講。 《引論》15講，前4 講，是槪述的部分，含《漢語辭章學槪說》、《說語言》、《漢語簡說》、《語言的應用——簡論“聽說讀寫”》等。 這些文章中，除了論析漢語的特點之外，尤其重視論述辭章學的綜合性、橋樑性和聽說讀寫能力的培養等理論，突出了辭章學是一門橋樑性學科、應用學科和旨在提高聽說讀寫能力的學科任務。 第5- 15講，分別談“篇章”（2講），“句讀”（1講）、“語彙”（3講）和“字”、“比興”、“體裁”、“風格”（各1講），論析了辭章學最重要的研究對象。 第15講《結束語》。 1981年，志公先生給北京大學中文系二、三年級講《辭章學講話》的選修課，1990年又給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一位研究生試講■ ，王本華同志旁聽、整理，和上述文章合起來，取名《漢語辭章學論集》，199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這不僅是漢語辭章學界，

也是語言學界、語文學界的一件大事，對於推動這些學科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二） 福建的辭章學研究 從1961年以來，福建有些靑年受到呂叔湘、張志公的啓發，也在學習、思考、探索。 由於年輕，“文革”期間未被衝擊，躲進圖書館潛心研究，“文革”結束，寫成幾部書稿。 1979年開始利用在高校講授“中國古典文選”、“現代漢語”、“古代漢語”，尤其是“文選與寫作”的課程，把辭章學的理論融化於其中，並按呂叔湘先生指出的“修辭學，或風格學，或詞章學——這是語言研究的另一個部門”的路子進行研究，相繼推出《比較修辭》（1982）、《新編修辭學》（1987）、《文藝修辭學》（1993）等修辭學編著，推出：《論“比”和比喩》（1981）、《因體施敎》（1986）、《語體劃分槪說》（1987）、《鼎立：電信體的崛起》（1992），《論語體與修辭風格》（1988）、《論“體素”與“格素”》（1994）、《論文章風格與言語風格》（1994）等近百篇相關的系列論文，推出《辭章學槪論》（1986）和充分體現讀寫雙向互動和語言綜合運用的《辭章藝術示範》（1991）等同體例編著5本，推出“辭章藝術大辭典”（出書時改稱《中國文學語言藝術大辭典》1993）及其姐妹書《辭章學辭典》（2000）；按“表達←→承載←→理解”雙向互動，融入詞彙學、音韻學、語法學、修辭學、風格學的《對偶趣談》（1992）、《對偶趣話》（1999）2 本，專門辭章學：祝敏靑的《小說辭章學》（2000），辭章學論集3本：《言語修辭》（個人論文集，1999）和《辭章學論文集》（上、下冊，2003），以及理論專著《辭章學導論》、《辭章學新論》（2003，即出）等。 福建師大的辭章學研究者，申請成立了辭章學研究室、所，招收了辭章學碩士研究生，在漢語言文字學博士點中設了辭章學的研究方向，並申請成立了“中國修辭學會辭章學研究會”的全國性學術團體。 福建的學者在研究的過程中，比較重視進行理論的探討，對辭章學的理論框架、對象、體系、定義、性質、功能、目的、任務、研究的方法、發展的步驟、前途等進行探討，總結出“四六結構論”、“四元世界說”、“三辭三成說”、“四在效果說”、“結構組合結論”、“辭章生成論”、“辭章解讀論”、“四個階段論”、“‘表達■承載■理解’雙向互動論”、“誠美律”、“言語規律”、“語體文體對應論”、“語體媒介三分說”、“語體平面論”、“體素論”、“格素論”、“風格優劣論”、“風格優化論”等；同時也重視對傳統理論作系統的整理、歸納，對中外現代語言學理論

的學習、借鑒和實際運用（包括聽說讀寫）問題的探討。 （三） 台灣的辭章學研究 台灣的辭章學研究別開生面，很有特色，成果豐碩。 一是旗幟鮮明地豎起“辭章章法”的大旗。 以陳滿銘敎授爲首，團結了一批年輕的俊彥，培養了一屆又一屆很有創見的碩士、博士。 他們主攻的方向明確，火力集中，對“辭章章法”（或簡稱“章法”）的廣度和深度進行開拓，推出了數百萬言的論著。 如：陳敎授的論文《談詞章的兩種基本作法：歸納與演繹》（1976）、《談運用詞章主旨的幾種基本形式》（1986）、《談運用詞章材料的幾種基本手段》（1986）、《談詞章聯絡照應的幾種技巧》（1978）、《談詞章主旨在凡目結構中的安排》（1997）、《談詞章章法的主要內容》（上、下）（1997、1998）、《談三叠法在詞章裹的運用》（1990）等約50 篇，新近又發表了《論辭章章法的“多、二、一（0）”結構》、《論長篇辭章之章法結構分析》等5 個鴻篇，並先後推出專著《文章結構分析》（1999）、《章法學新裁》（2001）、《章法學論粹》（2002）等。 其高足仇小屏推出了六十多萬言的碩士學位論文《中國辭章章法析論》，繼而發表了《文章章法論》（1998）、《篇章結構類型論》上、下（1990）、《章法新視野》（2001）。 陳敎授另兩位高足相繼推出專著：陳佳君的《虛實章法析論》（2002），夏薇薇的《賓主章法析論》（2002）等。 僅辭章章法專著就達十部，使這門學科“集樹成林”，蔚爲大觀。 台灣學者在研究的基礎上，總結出系列重要的辭章章法理論與方法。 陳滿銘敎授善於發揚中華優秀的文化傳統，從《易經》、《老子》中吸取辯證法的精華，建構了“多、二、一（0）”的辭章章法的理論核心，總結了辭章章法“四大律”：秩序律、變化律、聯貫律、統一律；歸納了今昔、遠近、大小、高低、本末、淺深、貴賤、親疏、插補、賓主、虛實（時、空、眞、假）、正反、抑揚、立破、問答、平側、凡目、縱收、因果（以上見《章法學新裁》）、久暫、內外、左右、視角轉換，時空交錯，知覺轉換、狀態變化、衆寡、並列、情景、論敘、泛具、詳略、張弛（以上見仇小屏《篇章結構類型論》）等；此外，還有點染、底圖、偏全、天人（天然與人事）等，正在發展中（已用於分析辭章，見陳滿銘的《文章結構分析》、《詞林散步》及《章法學新載》）。 理論、規律、方法的總結，使辭章章法學沿着科學化和學科化的道路邁進了一大步。

台灣學者運用上述理論、規律與方法，用於“語文”（國語、國文）敎學之中，用來分析作品與指導寫作。 由此，又推出了系列論著，這又使理論性與應用性巧妙地結合起來。 其代表著作有陳滿銘的《國文敎學論叢》（1991）及其《續編》（1998）、《作文敎學指導》（1994）和《詞林散步》（2000），其高足張春榮的《修辭新思維》（2001）和《作文新饗宴》（2002），仇小屏的《深入課文的一把鑰匙——章法敎學》（2002）及其姊妹篇《下在我眼眸裹的雪——新詩敎學》（2001）、《詩從何處來：新詩習作敎 學指引》（2002）和《放歌星輝下——中學生新詩閱讀指引》（2002）。 這些書都有共同的特點，把章法的理論、規律、方法融於其中，都從“表達■承載■理解”亦即“閱讀”與欣賞作雙向的論析，從辭章之融合性、一體性來闡釋。 因此，它們又是很好的“文藝辭章學”、“新詩辭章學”。 對此，筆者已寫了幾篇文章進行評介了。 從台灣學者的“辭章章法學”研究的軌迹和走向看，他們正向“篇章辭章學”冲刺。 （四） 其他 除了北京、福建、台灣的辭章學研究之外，上海的研究最値得引人注目。 首先是陳望道先生。 1964 年3 月24 日，他在回答復旦大學語言研究室修辭組的研究者們提出的問題時指出：修辭學要研究“零點以下”（就是不通的）、“零點”（普通的通順明白）和“零點以上”（積極修辭）的“東西”；還要研究“藝術手法”（就是技法）。 它包含：通與不通、對與不對、好與不好、妙與不妙的所有言語現象。 這樣的“修辭”比1932年出版的《修辭學發凡》修辭範圍要擴大幾倍，也就是成了“廣義修辭學”。 從這點講，辭章學就是修辭學。 這是陳先生修辭學思想的一大飛躍。 濮侃、龐蔚群、齊滬揚的《語言運用新論》也是“廣義修辭學”的佳作，這應該就是他們所說的“辭章學的研究工作”吧！ 胡奇光敎授在《中國小學史》等論著中也多次談到“辭章”的理論。 山東的戴磊敎授也發表過辭章學的論文。 從目前來看，漢語辭章學——“廣義修辭學”這門兼顧“表達■承載■理解”的語言綜合運用的新學科，已經初步建立起來了。三、辭章學研究的前瞻從上述可以看出漢語辭章學研究的發展態勢很好，逐步深入，逐

步科學，而且產生了一些新的分支學科。 如果能進一步研究，加強交流、協作，其發展前途無限。 我想強調以下三點。 （一） 堅持正確的發展方向 呂叔湘、張志公諸先賢建立漢語辭章學的初衷在於要解決語言的綜合運用問題，要打破原來修辭學局限在修辭格研究和改正詞句錯誤這兩方面“狹隘”的“框框”，成爲融會修辭學、語體學、風格學、文藝學和文學欣賞等相關的原理、規律與方法，把“對與不對、通與不通、好與不好、妙與不妙”的重任兼挑起來的綜合性、一體性的學科；要全面解決說寫聽讀（即“表達■承載■理解”）的實際問題，解決語法敎學、語文敎學中的老大難問題，爲語文敎學開闢一條新路。 要從漢語的特點出發，找出漢語文敎學中最富特點、最有效的方法，繼承發揚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但不是復古；學習、借鑒西方對我有用的相關理論，但不是西化。 我們認爲，最富民族性的東西，就最具有世界性。 （二） 實現科學化和學科化 作爲廣義修辭學的辭章學，由於它研究的範圍廣、功能大、任務重，因此要探討建立一個科學的理論框架，以統帥學科宏觀、中觀、微觀的所有理論、規律與方法，槪括學科的對象、定義、性質、功能、規律、方法，探索研究的道路。 兩岸在這些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大致的認同。某些小異是由於研究的範圍大小有別，這更有助於互相交流，互補共進。 在這基礎上實現學科化：建立科學的漢語辭章學及其分支學科。 （三） 要根據不同讀者對象，編寫不同的讀物、教材 今年啓動“大學辭章學”敎材的編寫，之後，還要爲中等文化水平的讀者編寫相應的讀物，我們計劃的“電腦輔助閱讀、寫作數據庫”的建設，其第一部就是爲中小學生“減負”來考慮的。 要寫一部“兩岸辭章學研究述評”，以便交流，促進學科的發展。 進一步要寫“漢語辭章學史”、“辭章史”，以便總結我國辭章學研究的成果，發揚優良傳統，作爲現代辭章學建設的借鑒。 要根據不同讀者對象、不同領域、編寫不同功能的辭章學系列叢書。 辭章學研究的春天已經到來！ 呂叔湘、張志公的遺願已逐步成爲現實，他們將含笑於九霄。（鄭頤壽 福建師範大學敎授）

註釋 ：① 張志公 1962 《談“辭章之學”》，《新聞業務》。② 祝敏青 2000 《小說辭章學》宗廷虎序，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③ 張 靜 1994 《語言 語用 語法》 自序 9 頁，鄭州：文心出版社。④ 鄭頤壽、林大礎 2000 《辭章學辭典》，西安：三秦出版社。⑤ 《孟子‧公孫丑》上。⑥ 梁‧劉勰 《文心雕龍‧書記》。⑦ 唐‧韓愈 《答張籍書》。⑧ 《禮記‧表記》。⑨ 《周易‧系辭》。⑩ 張志公 1996 《漢語辭章學論集》，259 頁，北京：人民敎育出版 社。■ 《陳望道修辭論集》 1985 280∼281 頁，合肥：安徽敎育出版社。■ 《張志公與漢語修辭學》，同⑩。■ 《張志公與漢語修辭學》，同⑩。■ ■ 《禮記正義》卷五十三。■ 陳滿銘 2002 《章法學論粹》，165 頁，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 《莊子‧漁父》。■ [法] 戈蒂埃 1982 《藝術家》，轉引自《朱光潛美學論集》第一卷， 106 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北齊‧劉畫 《劉子‧適才》。■ 同⑥ ，《徴聖》。■ 同⑩，18 頁。■ 同⑩，257、258 頁

“廣義修辭學”的佳作 ——評介《辭章學論稿》林承璋 張志公先生指出：“所謂辭章之學，可以說是一門富於民族特點的探討語言藝術的學問。 它包含我們現在一般理解的‘修辭學’的內容，但是比‘修辭學’的範圍廣，綜合性大，更符合我國語言文字的特點和運用語言的傳統經驗。”這話高屋建瓴，槪括了辭章學的特點。 鄭頤壽先生把辭章學稱之爲“廣義修辭學”或“大修辭學”，和張先生的觀點是完全一致的。 這觀點，貫穿於他獨著和主編的《辭章學槪論》、《辭章藝術示範》及其姐妹編五種、《辭章學辭典》及其姐妹編《中國文學語言藝術大辭典》之中，到如今的《辭章學論稿》發展得更加成熟、周密、科學。該書的第六編第一章第一節把這個觀點闡釋得更加槪括、深入而系統。 筆者從鄭先生自《辭章學槪論》（以下簡稱《槪論》）發表以來的研究軌迹，考察、分析其“廣”、“大”的表現和不斷發展的過程。 一是理論框架大。 《槪論》（44 頁）已用“四六結構”的雛型分析辭章藝術，指出作爲信息載體的書面文章和口頭話語，都是植根於客觀世界，它是說寫者編碼的成果和聽讀者解讀的對象，或獲得藝術的感染，或獲得理智的啓迪，尤其可貴的是勾勒出基於客觀世界上的“表達←→承載←→理解”雙向的互動。 這種理論框架，又用於主編《文藝修辭學》、《辭章學辭典》，一步一個腳印，逐步發展、豐富起來。 到了《辭章學論稿》成爲統帥全書的體系鮮明的學科建設的指導思想。 這個“四六結構”的理論框架，是此前漢語辭章學、修辭學、語體學、風格學中還未出現的。 二是家族組成大。 修辭的家族，20 世紀30 年代，以辭格爲主體。50年代張瓌一的《修辭槪要》發展到“用詞”、“造句”、“修飾”（即辭格）“篇章和風格”五個部分，60年代張弓的《現代漢語修辭學》，在詞彙、語法、語音和修辭手段以及修辭方式的項目上增加了語體，80年代，筆者與鄭先生主編的《新編修辭學》則發展到語音、詞語、句式、辭格、句群、篇章、

語體、風格等，全書46 萬字，語體、風格的篇幅約佔一半。 其間，還有不少很有特色的成果，如倪寶元主編的《大學修辭》、宗廷虎等著的《修辭新論》還論及修辭學史；60年代，陳望道先生還要求修辭學要研究“零點以下”的修辭現象和藝術方法，遺憾的是修辭學著作還未把它付諸實施。而辭章學是“廣義修辭學”、“大修辭學”，與生俱來的任務，要讓修辭學”廣”“大”起來。 它含辭章內框架系統之語音、文字、詞語、句子、段篇、表達方式、藝術方法、語體、風格，包含這些方面“零點”與“零點之上”、“零點之下”的，通與從不通到通、對與從不對到對、好與從不好到好的，包含常格、變格與對畸格所作轉化的言語現象。 這比修辭學的家庭擴大了一倍以上。 《辭章學論稿》全面地論析了這些理論。 三是學科體系大。 家族大，如果沒有嚴密的、科學的體系，勢必形成“龐雜”、“雜亂”無序之感，就不成其爲學科了。 林玉山敎授、鄭寶錢先生、趟毅博士在評介由鄭先生和林大礎爲正副主編的《辭章學辭典》時，都肯定了辭章學這個大而有序的家族，肯定其內部結構的科學、體系的嚴密。 這種體系，在《辭章學論稿》中更加理論化、科學化。 第一編《漢語辭章學的理論體系》，從多個角度對此做了闡釋：辭章生成論體系，辭章鑒識論體系，辭章效果論體系，辭章功能論體系，語格體系，組合論體系，結構論體系，結構組合結合論體系，“四六結構”體系⋯‧⋯思路開闊，內部結構嚴密，爲辭章學的進一步發展勾勒了廣闊的前景。 四是辭章效果幅度的“廣”、“大”。 過去的修辭學要求準確、鮮明、生動，而辭章學的要求比它“廣”、“大”得多。 它要求：“‘達’、‘當’、‘妥’、‘切’、‘確’、‘明曉’、‘通順’、‘簡要’、‘似’、‘活’、‘生動’、‘流暢’、‘工’、‘巧’、‘眞’、‘新’、‘美’、‘妙’。”同時還指出它們對語體、文體的適應性：“‘達’、‘當’、‘妥’、‘切’、‘確’、‘明曉’、‘通順’、‘簡要’、‘流暢’、等適用於各種語體、文體；‘似’、‘活’、‘生動’、‘工’、‘巧’、‘眞’、‘新’、‘美’、‘妙’主要適用於文藝語體。”作者還把這些效果置於“四六結構”的框架中進行分析。 以“達”爲例，它是客觀世界的事物，反映到說寫者的頭腦中，能用文字傳物之“妙”，“了然於心”，又能“了然於口與手”，進而“讓人誦讀”、“可歌可咏”、“娓娓不厭”、而“可以傳”；做到“表達者■話語■鑒識者”三元之間相互“通”情“達”意。 《辭章學論稿》還強調表達效果的辯證法，以“明晰”爲例，“明晰”與“模糊”，只要用得恰當都是好的；而“明晰”不要走向極端“淺露”，

“模糊”不要走向極端“晦澀”；“淺露”或“晦澀”的要向“明晰”或“模糊”轉化”。 這種辭章效果論，過去還沒有全面作過分析。 五是隨之而來的是功能的“廣”、“大”。 從語體講，辭章功能有三大方面：“致用”、“審美”以及“致用”、“審美”的結合。 這個觀點《辭章學槪話》、《辭章藝術示範》至《辭章學論稿》，是一貫的。 如果作爲“廣義修辭學”的辭章學，只講“審美”功能，就失去了辭章學三分之二的社會作用。 六是角度大。 辭章學不僅談如何表達，也談如何理解，它強調“表達■承載■理解”三者雙向的交互性。 這個觀點，從《辭章學槪論》開始一直貫到如今。 這比只講“表達”或只講“接受”，或只講話語“本體”的修辭學，幅度“廣”得多，角度“大”得多。 七是價値大、作用大。 在客觀世界的基礎上之“三元雙向多角度”的辭章學理論，解決了過去所說的：“修辭學可以說與實地寫說的緣分最淺”（《修辭學發凡》21頁）的缺憾，而是要充分地體現張志公先生所說的解決口頭交際之說與聽，書面交際之寫與讀中的問題，爲語文敎學、語言運用架一座“橋”。 八是媒體輻射的領域大。 傳統的語體學只講口頭語和書面語，而鄭先生從10年前發表《鼎立：電信體的崛起》至今，對新時代之“電語”進行探討，並把這種理論融化在全書之中，還提出寫作多媒體敎材、論著，建立“計算機輔助閱讀、寫作數據庫”的構想，作爲辭章學的一項內容。 這樣媒體輻射的領域將空前擴大。 九是篇幅大。 由於上述內容豐富，因此，如張志公先生所說的，漢語辭章學“這樣的書大槪要比現在所有的語法書都厚得多。”（《漢語辭章學論集》36頁） 十是發展前途大。 漢語辭章學最富民族特點，又符合我國語言文字的特點和運用語言的傳統經驗，只要認眞研究，前途無量。 鄭先生的《辭章學論稿》即將出版，而且要進一步組織學者編著辭章學的高校敎材，我想寫上面的話作爲推介，也爲編寫敎材的專家、學者提供一些寫作的參考。（林承璋 福建人民出版社總編輯、高級編審）

試論複句與章法仇小屏 甚麼是文（語）法呢？ 上海師範大學中文系漢語敎研室所編著的《語法初階》中說：“語法就是組詞成句的規律。”（頁1）在一般文（語）法書中，對於這種規律的探討，除了以單句爲對象外，還可及於複句。 那麼，甚麼又是複句呢？ 馬眞《簡明實用漢語語法敎程》中說：“根據表達的需要，我們把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單句按照某種邏輯關係組合在一起，成爲一個較複雜的句子，這種句子叫做複句。”（頁116）所以從外型上來看，複句含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單句；從其組合方式來看，複句組合的依據是某種邏輯關係；也就是因爲如此，所以複句可以表達較爲複雜的意思。 那麼複句與章法又有何關聯呢？ 陳滿銘《論章法的哲學基礎》中說：“章法所探討的是篇章之條理，亦即連句成節（句群）、連節成段、連段成篇的邏輯組織。”（《國文學報》32（2002），頁88）亦即章法所涵蓋的範圍在句以上（不含句）、篇以下（包含篇），而且章法所處理的就是組織句、段而成篇的邏輯關係。 所以根據這段話，可以分析出複句與章法的兩個相同點：“連句成節”、“邏輯組織”；也就是說，複句所處理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單句之間的邏輯關係，同時也在章法的涵蓋範圍之下。 因此陳滿銘即強調：複句可以考慮納入章法的範圍之內。 關於複句與章法，都已經有一定的研究成果出現，而這種研究成果也表現在對複句與章法的分類上。 程祥徽、田小琳《現代漢語》中說：“複句的分類‧‧‧歸根結柢是邏輯事理的分類。”（頁245）章法的分類亦是如此，而且目前關於複句的分類多分爲十幾類，可是個別的章法已多達四十種（見陳滿銘〈論幾種特殊的章法〉，《國文學報》31（2002），及拙著《篇章結構類型論》）。 所以本文嘗試著從章法的觀點切入來分析複句，期望能爲複句的探討提供另一個嶄新的觀點，而且分析的焦點就在於“分類”上，亦即以複句的分類爲基礎，但是重新用章法的角度來分類，看看其中是否有相合或是可以調整的部分。 並且

爲了讓探討能較爲客觀，因此所使用的例子，都取自《語法初階》中的複句範例，而且全部重新加以審視，無一遺漏。 一、 聯合複句 （一）並列複句1. 師法自然是一種發展藝術的方法，累積經驗是一種發展科學的方法。 其結構分析表如下：並列一：“師法自然是一種發展藝術的方法”並列二：“累積經驗是一種發展科學的方法”2. 我們想念周老師，周老師也關懷著我們。 其結構分析表如下：主：“我們想念周老師”賓：“周老師也關懷著我們”3. 我們在工作挑戰中，旣要能不斷發現問題，又要能夠不斷解決問題。 其結構分析表如下：點（主）：“我們在工作挑戰中”染（謂）淺：“旣要能不斷發現問題”深：“又要能夠不斷解決問題”4. 五四運動是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又是反封建的運動。 其結構分析表如下：點（主）：“五四運動”染（謂）淺：“是反帝國主義的運動”深：“又是反封建的運動”5. 一方面中學要爲高一級學校輸送學生，另一方面，中學要爲社會直 接輸送大批勞動者。 其結構分析表如下：並列一：“一方面中學‧輸送學生”並列二：“另一方面⋯‧大批勞動者” 在並列複句中，有的可以用“主賓”結構，有的可以用“淺深”結構加以分析，此二者分屬於章法中的“賓主”法和“淺深”法。 但是也有看不出輕重、主次者，就以“並列一”、“並列二”來標誌不同的分句，如果以章法的角度來看，有兩個可能：一是此複句確實爲並列結構，則章法中也有一法爲“並列”法，可以適用於這種情況；一是此複句其實是“凡

目”結構中的“目”，只是因爲“凡”的部分沒有出現，所以“目”的部分就呈現“並列”的狀態，如把例一增寫爲：“師法自然是一種發展藝術的方法，累積經驗是一種發展科學的方法，兩種方法都是非常重要的”，那麼結構表如下：目一：“師法自然是一種發展藝術的方法”二：“累積經驗是一種發展科學的方法”凡：“兩種方法都是非常重要的”（二）連貫複句1. 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乾凈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首，他們 又繼續戰鬥了。 其結構分析表如下：先先：“他們從地下爬起來”中：“揩乾凈身上的血跡”後：“掩埋好同伴的屍首”後：“他們又繼續戰鬥了”2. 過了林子，船便彎進了叉港，於是趙莊便眞在眼前了。 其結構分析表如下：先先：“過了林子”後：“船便彎進了叉港”後：“於是趙莊便眞在眼前了”3. 他幫李大伯擔完水，又掃好院子，就拿起鋤頭下田了。 其結構分析表如下：先先：“他幫李大伯擔完水”後：“又掃好院子”後：“就拿起鋤頭下田了”4. 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多看它十多遍，認眞地加以刪改，然後發表。 其結構分析表如下：先先：“我看⋯‧看它十多遍”後：“認眞地加以刪改”後：“然後發表” 此處的“連貫複句”都是以時間先後來貫串的，因此大體上可以歸入章法中的“今昔”法（當時間較短時，可以用“先”、“後”來指稱），而且

運用連詞的部分（如：於是、就等），可以與其他的句子作一個較大的劃分（形成第一層結構），其他的句子則可以依照時間的先後再作區分（形成第二層結構）。 （三）遞進複句1. 這艘船不但載客多，穩性好，而且速度快。 其結構分析表如下：淺：“這艘船不但載客多”中：“穩性好”深：“而且速度快”2.靑年人不僅要繼承前人的事業，還要做前人所沒有做過的事業。 其結構分析表如下：淺：“靑年人不僅要繼承前人的事業”深：“還要做前人所沒有做過的事業”3. 開這條渠道不但不會影響全市鎮的水系，反而有利於排除現在的 田間積水。 其結構分析表如下：反：“開這條渠道不但不會”句正：“反而有利於排除現在”句4. 山間山區尚能種好水稻，何況平原地區。 其結構分析表如下：敲：“山間山區尚能種好水稻”擊：“何況平原地區”5. 這本書不但兒童喜歡讀，而且成人喜歡讀，甚至老人也喜歡讀。 其結構分析表如下：淺：“這本書不但兒童喜歡讀”中：“而且成人喜歡讀”深：“甚至老人也喜歡讀” 這五例複句中，三例可以用“淺深”法來分析，也就是其遞進的方向是一致的；但是其他兩例中，一例適用於“正反”法、一例適用於“敲擊”法，那是因爲其開展的方向是一從反面、一從側面，旣然如此，這兩例就不適於稱作“遞進複句”，因爲其開展的方向是轉了向的。 （四）選擇複句

1. 他對學業看得很重，自修時不是上圖書館，就是在敎室裹看書。 其結構分析表如下：因：“他對學業看得很重”果 彼：“自修時不是上圖書館”此：“就是在敎室裹看書”2. 我們或者去工廠調查，或者去農村調查。 其結構分析表如下：彼：“我們或者去工廠調查”此：“或者去農村調查”3. 我們是去工廠調查，還是去農村調查呢？其結構分析表如下：問彼：“我們是去工廠調查”此：“還是去農村調查呢？”4. 我們與其坐火車去，不如乘船去。 其結構分析表如下：反：“我們與其坐火車去”正：“不如乘船去”5.江陰城破後，堅守不降的將士們，寧可玉碎，絕不瓦全，不是血戰而 死，就是自刎而亡。 其結構分析表如下：點：“江陰城破後”因：“堅守不降‧絕不瓦全”染果彼：“不是血戰而死”此：“就是自刎而亡” 此類複句有兩個可能：一種可能是眞的須要二擇一，那麼“這個選擇”和“那個選擇”之間，可以用“彼”、“此”來標誌，而且可以在章法中新增一個“此彼”法。 另一個可能是並非眞的二擇一，而是要用“那個選擇”陪襯出“這個選擇”，此時就可以用“正反”章法來分析。（五）總分複句1. 歷史上的一切戰爭，依其性質可以分爲兩類，一類是正義的戰爭， 一類是非正義的戰爭。 其結構分析表如下：

凡：“歷史上的‧‧分爲兩類”目一（正）：“一類是正義的戰爭”二（反）：“一類是非正義的戰爭”2. 我是敎員，你是炊事員，他是理髮員，咱們都是爲人民服務的。 其結構分析表如下：目一：“我是敎員”二：“你是炊事員”三：“他是理髮員”凡：“咱們都是爲人民服務的” 毫無疑問地，“總分”複句與“凡目”法是相合的，因爲“總”就是“凡”、“分”就是“目”，這種規律普遍地爲文法與章法學家認識，因此都被歸納出來。 二、 偏正複句 （一）因果複句1. 魯鎮上的豆腐店，因爲有“豆腐西施”在掌櫃，所以生意特別好。 其結構分析表如下：點（主）：“魯鎮上的豆腐店”染（謂）因：“因爲有‘豆腐西施’在掌櫃”果：“所以生意特別好”2. 由於我們沒有充分瞭解語言，古人語言中的許多還有生氣的東西 我們沒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 其結構分析表如下：因：“由於我們沒有充分瞭解語言”果：“古人語言中的許多”句3. 我們一定要加強國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強經濟建設。 其結構分析表如下：果：“我們一定要加強國防”因：“因此⋯經濟建設”4. 旣然大家信任你，你就應該把工作擔當起來。 其結構分析表如下：因：“旣然大家信任你”果：“你就應該把工作擔當起來”

5. 現在大家紀念他，可見他的精神感人之深。 其結構分析表如下：果：“現在大家紀念他”因：“可見他的精神感人之深” 此類複句都是依據著因果關係而連結在一起的，所以當然也可以用章法中的“因果”法來分析，而且大部分可以區分出“先因後果”的順向結構，但是也有可能區分出“先果後因”的逆向結構。 （二）轉折複句1. 大家雖然壓腫了肩膀，磨破了皮膚，但精神抖擻，越幹越有勁。 其結構分析表如下：反先：“大家雖然壓腫了肩膀”後：“磨破了皮膚”正 淺：“但精神抖擻”深：“越幹越有勁”2. 儘管困難很大，可是我們仍然有信心把工作搞好。 其結構分析表如下：反：“儘管困難很大”正：“可是我們仍然有信心”句3. 魯迅經常解剖別人，然而卻更無情地解剖自己。 其結構分析表如下：敲：“魯迅經常解剖別人”擊：“然而卻更無情”句4. 任務是比較艱巨，不過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完成。 其結構分析表如下：反：“任務是比較艱巨”正：“不過我相信你”句 此類複句最重要的特色在於“轉折”，而這種“轉折”可能是因爲由反轉正而造成的，所以可以用“正反”法來分析；也可能是因爲從側面轉向正面而造成的，那就可以用“敲擊”法來分析。 （三）條件複句1. 假設的條件（1）如果沒有陽光和雨水，泥土中的種子就不會發芽。

其結構分析表如下：虛因（縱）：“如果沒有陽光和雨水”果（收）：“泥土中的種子就不會發芽”（2）假如你不聽我的勸告要一意孤行，我就跟你絕交。 其結構分析表如下：虛 因（縱）：“假如你不聽我的勸告”句果（收）：“我就跟你絕交”（3）如果明天不下雨，我們就去參觀工業展覽會。 其結構分析表如下：虛 因：“如果明天不下雨”果：“我們就去參觀工業展覽會”（4）如果昨天不下雨，我們早就去參觀工業展覽會。 其結構分析表如下：虛 因：“如果昨天不下雨”果：“我們早就去參觀工業展覽會” 《語法初階》對此類複句的解釋爲：“前一分句提出一個假設的條件，後一分句說明在這個條件之下要產生的結果。”（頁128）根據這個說法，可以得知因爲是“假設”，所以其性質屬“虛”，而且後一分句爲“結果”，所以會造成“先因後果”的結構。 不過例一和例二的“因”與“果”之間，還有著“縱”（縱離主題）與“收”（拍回主題）的意味，所以可以用輔助結構的方式，將之表述出來；此外例四需要再進一步地討論，因爲《語法初階》認爲這是“不可能實現的假設條件”、“在於強調原來是準備去參觀工業博覽會的，只是因爲下雨才沒去。”（頁129）這個句子的假設是推翻已有事實的，因此其“虛”的性質更甚，而且其目的只在做爲參照，以凸顯出另一種價値，所以有著“言外之意”，但這層意思就不是結構分析所可以掌握的了。2. 特定的條件（1）只有親歷了黃山的雄奇與瑰麗，你才可領略“五嶽歸來不看山，黃 山歸來不看嶽”這句古話的眞諦。 其結構分析表如下：虛 因：“只有親歷了黃山的雄奇與瑰麗”果：“你才可領略‧‧這句古話的眞諦”

（2）只要我們不怕艱苦，就一定能克服困難。 其結構分析表如下：虛因（敲）：“只要我們不怕艱苦”果（擊）：“就一定能克服困難”（3）除非身體實在支持不住，他才休息。 其結構分析表如下：虛 因：“除非身體實在支持不住”果：“他才休息” 《語法初階》認爲：“偏句提出一個或一個以上的條件，正句說明具備這個或這些條件後必然產生的結果。”（頁129）例一和例三表示如果沒有所說的條件，就不可能產生所說的結果，因此可以分析出“先因後果”的結構：但是例二則表示有了所說的條件，就能產生所說的結果，但不排斥別的條件，所以除了“因果”邏輯之外，還有著“旁敲”、“正擊”的意味，這是需要注意的。3. “無條件”的條件（1）不管你相信不相信，事實總是事實。 其結構分析表如下：底：“不管你相信不相信”圖：“事實總是事實”（2）無論你是知識份子，還是靑年學生，都應努力學習。 其結構分析表如下：主 彼：“無論你是知識份子”此：“還是靑年學生”謂：“都應努力學習” 《語法初階》說明道：“在任何條件下，都有同樣的結果，也就是說條件的變動不影響結果。”（頁130）所以眞正的“焦點”在後面分句，前面分句的作用在凸出焦點，是“背景”，因此可以用“底圖”章法切入。不過例二似乎是繁句，而非複句。 （四）讓步複句1. 即使困難再大，我們也不怕。 其結構分析表如下：退：“即使困難再大”進：“我們也不怕”

2. 就算他現在工作不太熟練，不久也會趕上你們的。 其結構分析表如下：退：“就算他現在工作不太熟練”進：“不久也會趕上你們的”3. 錯誤和失敗，儘管在表現形式和嚴重程度上各有不同，卻是任何國 家在任何時期都不能完全避免的。 其結構分析表如下：點（主）：“錯誤和失敗”染（謂）退：“儘管在表現形式⋯‧各有不同”進：“卻是任何國家‧完全避免的”4. 儘管天氣再冷，我們也要把這條路鋪好。 其結構分析表如下：退：“儘管天氣再冷”進：“我們也要把這條路鋪好” 所謂的讓步複句，其實是“以退爲進”，因此可以用“退”與“進”來標明分句之間的關係；這種“進退”之間的關係，可以容納在“正反”章法中，但是如果出現得很頻繁，那麼獨立出一個“進退”法，也是未嘗不可的。 （五） 目的複句1. 爲了提高工作效率，必須建立行之有效的獎懲制度。 其結構分析表如下：果：“爲了提高工作效率”因：“必須建立行之有效”句2. 我們旣要發揮自己的獨創性，也要吸取外國的好經驗，以便迅速提 高我國的科學技術水平。 其結構分析表如下：果 並列一：“我們旣要發揮自己的獨創性”並列二：“也要吸取外國的好經驗”因：“以便迅速提高我國”句3. 要注意飲食衛生，以免病菌侵入身體。 其結構分析表如下：因：“要注意飲食衛生”果：“以免病菌侵入身體”

此類複句中的目的是“果”，如何達成目的是“因”，因此都可以用章法中之“因果”法切入，也都呈現出“先果後因”的結構。 因爲因果法可能形成的結構有四：“先因後果”、“先果後因”、“果因果”、“因果因”，所以目的複句和前面的因果複句，實則都可以同歸於因果法的管轄範圍內。 經過上述的探討，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的幾點心得： 一是目前關於複句的分類多爲十幾類，可是個別的章法已多達四十種，因此從章法的角度切入來分析複句，應該是可以區分得更爲細緻的。 二是複句的分類有一個盲點：同樣或是相似的連接詞語所代表的邏輯意義，在不同的複句中不見得相同，因此根據連接詞語來劃分有欠周延，可是複句的分類很容易受到連接詞語的影響，譬如“然而”一詞所關連的複句，有時是“正反”關係，有時是“淺深”關係，不宜分入同一類中；至於章法分析就可以純粹就邏輯關係來辨別，所以就不會有這樣的困擾。 三是複句的分類只籠統地將邏輯關係稱之爲“連貫”、“遞進”等，但是不能以兩個不同的詞分別地標誌出前、後句的關聯，例如依據時間流逝爲序者是“先”、“後”，依據事理開展爲序者是“淺”、“深”等等，也就是因爲如此，容易產生邏輯關係不淸的缺點，但是如果借助於章法，就可以完全改善這種情況，因爲每個章法都可標誌出兩相對待的關係。 四是可以發現一些以前未被注意的邏輯關係，也就是可以產生新的章法，讓章法的內容更趨完密，譬如在此次的分析中，就有“此彼”、“進退”的邏輯關係被拈出，可以考慮獨立成新的章法：而且分析的成果越積越多之後，當可發現複句之中最爲常用的幾類章法，進而讓複句的分析“有跡可循”。 五是對於複句的解釋可以彌補章法分析之不足，例如在“條件”複句中，從文法知識出發所作的解釋，對於判斷邏輯結構來說，就相當有幫助。 六是可以用輔助結構，在探討“條件”複句時，對於有了所說的條件，就能產生所說的結果，但不排斥別的條件者，除了以“因果”結構來分析外，還可以用“縱收”、“敲擊”結構來輔助，這樣會比較完善。

七是複句的結構變化較少，就以複句中變化較多的“總分”複句來說，《語法初階》解釋道：“用一個分句總提，然後用幾個分句分述：或者先分述，然後用一個分句總括，這就是總分複句。”（頁122）因此可以形成“先總後分（先凡後目）”、“先分後總（先目後凡）”的結構，但是“凡目”法可形成的結構有四：“先凡後目”、“先目後凡”、“目凡目”、“凡目凡”，相較起來，“凡目”法的結構多了兩個。 這可能是因爲複句局限在兩、三個句子的範圍內，因此可以變化的空間有限，才會出現形態較爲單一的現象。 八是以章法觀點切入複句的分析方式可以從句上貫至段、篇，聯繫成一個緊密的整體，如此方能看出每個句子在整篇作品中的地位。並且又可以從篇下貫至段、句，可以看出篇對於段、句的制約力量，而且從段、篇的角度看待句，才能夠對複句判斷得更精準，“並列”複句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本文嘗試著以新的觀點對複句問題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試驗性質很濃，期望能起著拋磚引玉的功能，讓這個課題能夠得到更爲廣泛深入的討論。（仇小屏花蓮師範學院中國語文敎育學系助理敎授）

論修辭要善於傾聽*林興仁提 要：修辭要善於傾聽，是口語修辭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的新課題。 口語交際中，有一部分人不缺主動的談話，而缺傾聽，特別是 缺傾聽後消化理解了的再提問、再交談。 本文針對這種話語 交流情態、話語結構、修辭承接上的毛病，運用多學科的成 果，着重論述傾聽在修辭過程中的重要性，兼評修辭缺傾聽 的弊病，並提出建構傾聽後修辭的方法，以期提高修辭水平， 增強修辭效果。關鍵詞：修辭 傾聽 弊病 方法 現今的修辭學著作還沒有見到論述修辭要善於傾聽的專門章節；修辭學論文也沒有見到此類專題文章。 究其原因，可能以往的修辭學研究，重點在於書面語修辭、文章寫作修辭、文言文修辭，而較少涉及口語修辭（即口語交際過程的修辭）；即使有些已經發表的研究口語修辭的專著或論文，由於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不夠，也還沒有專門涉及修辭要善於傾聽這個課題。 本文擬從修辭理念的高度，宏觀地論述口語修辭中善於傾聽的重要性，兼評修辭中缺乏傾聽的弊病，並提出建構修辭要善於傾聽的原則和方法，以期提高修辭的水平和效果。 一、 傾聽是口語修辭的一個重要環節 從語言學的角度看，我們從理論根源上注意到了著名的影響深遠的瑞士語言學家德‧索緒爾關於言語循環重建的圖示： * 本文原系作者參加第五屆海峽兩岸中國修辭學學術研討會（2003.5.3∼4，台灣台北市）的論文。 後因SARS肆虐，研討會未能如期舉行。

德‧索緒爾認爲：這種言語行爲至少要兩人參加，“這是使循環完整的最低限度的人數。”假設上圖甲乙兩個人在交談，循環的出發點是在對話者之一甲的腦子裹，某一個槪念在腦子裹引起一個相應的音響形象，這完全是一個心理現象。 接着是一個生理過程和物理過程，把槪念的音響形象的衝動傳遞給發音器官，然後聲波從甲的口裹傳播到乙的耳朵。隨後，循環在乙方以相反的程序繼續着，從耳朵到腦子，再從腦子到發音。 如果輪到乙方說話，這新的循環就繼續下去。 “凡從說話者的聯想中樞到聽話者的耳朵的一切都屬主動部分。 凡從聽者的耳朵到他的聯想中樞的一切都屬被動部分。”①德‧索緒爾圖示的每一方都離不開發音與聽音，都離不開主動部分和被動部分。 這個圖示充分證明：說話者的主動部分和聽話者的被動部分共同構成完整的言語循環，說和聽都離不開聯想中樞，聽音（傾聽）是言語循環中的一個不能缺少的環節。 據此普遍原理，口語交際及其間的口語修辭一定要在說者和聽者共同構成的完整的言語循環中進行，傾聽是口語修辭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環節。 從語用學的角度看，口語交際的會話結構也同證上述原理。 會話結構是指語言活動（交談或對話）的一個基本單位（話輪）的結構。 會話結構從不同的層面有不同的分析方法，一般來話，基本結構形式有三種：預示語列、插入語列、輪流發話（含突破旣定規則的隨意性“旁插語列”）。在輪流發話的過程中，發話人的話語從開始到結束是一個話輪，答話人的答話從開始到結束也是一個話輪，一個話輪中止以後，另一個話輪又開始。 反映在言語作品中的會話結構，旣離不開說，也離不開聽。 在口語會話結構中，發話人要修辭，答話人也要修辭，從此話輪到彼話輪，都要修辭。 聽或傾聽後的修辭，貫穿在語言使用者的整個交談過程和會話結構中。 從現代語境學的角度看，傾聽必定是口語修辭的重要環節。 語境，即言語環境，是使用語言的環境，它可以分爲語言外部和語言本身兩種。 語言外部的，主要指社會環境、自然環境和具有不同交際目的及任務的不同交際領域；語言本身的，主要指上下文的環境。 這上下文的環境，以往的研究者，一般都將它看成是書面語或文章裹前幾句與後幾句的關係，很少將它看成是口語交談中的前一個語段和後一個語段的關係。 口語交談中的前一個語段和後一個語段，實際上也是一個“上下文”，它們的關係實際上也就是語言本身上下文的關係。旣然

有這樣一個“上下文”，即麼，交談者互相之間的修辭，當然離不開傾聽了。 構成語境的因素，一是交際過程中的客觀因素，它指的是交際的時間、地點、場合、對象等；一是交際過程中的主觀因素，它指的是說寫者的身份、思想、職業、修養、處境、心情等。 如果用美國社會語言學家費什曼的通俗說法就是：誰何時對誰說甚麼話語。②如果用我的研究生指導老師陳望道先生的說法，構成語境的因素就是“六何”——何故、何事、何人、何地、何時、何如。③由於這些語境因素的作用，在不同的語境中，包括在不同的交際領域裹，選擇、運用和組合語言手段的方式、方法是不同的。 語境對人們使用語言有約束力量，可以決定並影響語言手段的選擇和運用。 適應語境，是提高語言表達效果的一個基本原則，也是現代修辭學中的一個基本修辭原則。 由於語境在修辭學、語體學、風格學、語用學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所以有的語言學家主張建立語境學。④由此可見，語境學是修辭學的基礎。 語境的重要性，傑出修辭學家都意識到了。 恰如陳望道先生所說：“修辭以適應題旨情境爲第一義”，“凡是成功的修辭，必定能適合內容複雜的題旨，內容複雜的情境，極盡語言文字的可能性”。⑤由以上論述可知，構成語境的因素有各種各樣，歸納起來就是說與聽的言語過程中的各種因素；而成功的修辭，離不開說者與聽者交談的複雜的情境。 如果缺了傾聽的因素和傾聽的情境，那修辭就不能適應、應合交際的需要了。 從修辭的原則來看，各家修辭學專著提出的修辭原則都能證明傾聽在修辭中的重要性。 略舉幾部專著的修辭原則：陳望道先生在《修辭學發凡》中提出的“修辭以適應題旨情境爲第一義”；⑥張弓在《現代漢語修辭學》中提出的“結合現實語境，注意交際效果”；⑦董季棠在《修辭論析》中提出的“措詞明確”、“用字淺顯”、“照應周密”、“層次分明”；⑧黃慶萱在《修辭學》中提出的“要求精確而生動”，“引起對方的共鳴”；⑨還有，呂叔湘提倡的“要用加倍的力氣去修辭”的“適度”、“恰當”、“自然”的原則，⑩都離不開傾聽。 如果離開傾聽這個大前提，這些修辭原則的落實就落空了。 從國內外著名的有影響力和感染力的語言藝術家（包括文學家、演說家、演員、相聲演員、主持人等）的修辭實踐來看，認眞傾聽、善於傾聽，是他們成功的共同要素。 他們牢牢把握傾聽這個不可缺少的重要環節，用傾聽去理解、去消化、去獲取信息、去交際、去溝通，傾聽後

再修辭，因而勝人一籌。 奧帕拉‧溫弗麗是美國著名的黑人主持人，她主持的電視新聞早間欄目《人們正在談話》、電視談話節目《奧帕拉節目》獲得了高收視率。 滿懷興趣和同情地傾聽，使她與現場觀衆和收視者的關係極爲密切，她的同情和傾聽使她在觀衆中極有人緣。 美國傳記作者兼評論家麥爾指出： 一般來說，廣播電視的訪談者只是提出問題，卻並不認 眞回答，他們的心思放在其它事情或是下一個新問題上。 但 奧帕拉仔細地傾聽嘉賓們的談話，並且利用談話的內容把主 題步步引向深入。 這就是她適應當今時代的風格，由於對觀 衆和嘉賓的生活進程充滿關切，由於能同他們進行交流，這 種風格大獲成功。■ 二、 缺少傾聽環節的修辭的弊病 在語言實踐中，缺少傾聽的修辭的弊病比較明顯。 在日常談話中，也包括大衆傳播的訪談節目中，我們會發現，有一部分人很有談話慾，不缺主動談話，不缺精彩的提問，而缺傾聽，特別是缺傾聽後消化理解了的再提問、再交談。 如果缺傾聽，就會變成只顧輸出，而不顧反饋；變成只顧發話，而不管對方如何回答；變成強制性的談話，似乎對方是個機器人、木頭人。 因此這類談話的說與聽的動態過程不符合情景意義，話語銜接的鏈條斷裂，成爲不完整的交流情態，成爲不倫不類的話語結構，修辭效果是相當差的。 缺少傾聽環節的修辭的主要弊病是： 1. 聽不及義，應答不承接。 以前，大家都知道有“言不及義”、“言不由衷”等修辭上的毛病；現在，仔細觀察，我們發現有“聽不及義”的毛病。沒聽懂對方說甚麼，沒聽淸對方說的意思，沒理解對方的言外之意，就自顧自地答話或說話，交談顯得莫名其妙、不倫不類。 聽話沒聽進腦子裹，沒有經過聯想中樞，答出的話語不合邏輯、違反常理。 這在修辭上叫做不承接（不銜接）。 《紅樓夢》第33 回寫寶玉挨打，寶玉盼能通風報信，急着要告訴老祖母。 恰巧見到一個老婆子，說“快進去告訴：老爺要打我呢！ 快去，快去！ 要緊，要緊！”但這個老婆子把“要緊”二字，聽作“跳井”二字，便笑道：“跳井讓他跳去，二爺怕甚麼？”這個誤聽，老婆子的答話和寶玉的吩咐驢頭不對馬嘴，算是話語不承接的典型例子。 2. 沒聽懂言外之意，修辭格運用不得當。 例如，雙關中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一定首先要聽明白，才能接着修辭。 《紅樓夢》第8 回寫

林黛玉“借口手爐，語帶雙關”奚落寶玉；第28 回寫黛玉諷刺寶玉是個“呆雁”；第30 回寫寶釵諷刺寶玉向黛玉“負荆請罪”，都適合特定的言語情境，小說人物聽入心扉後恍然大悟，所以修辭異常精妙。 反之，如果聽不明白這些言外之意，那修辭上也只能是個“呆雁”。 至於仿詞、仿句，那一定要先聽懂說話者的原詞、原句，答話者才可能談得上去仿擬。 如果沒有先傾聽，交談過程中仿詞、仿句就會失去前提。 3. 聽無聽樣，沒創設正常的交際環境。 俗話說，人要站有站樣，坐有坐相；同樣，聽也要“聽有聽樣”。 聽話的眼神、表情無聲而準確地傳達着讚同、會意、關心或者詢問、疑問等衆多信息，是談話過程不可少的元素。 必要時身體稍前傾，可配上點頭會意等動作和呼應的眼神。 可是，某些人卻在聽話時，心不在焉，眼睛不看對方，左顧右盼，作一些不禮貌、不專注的小動作，神情分散，有時面部表情顯得不耐煩，似乎不屑一聽。 這樣的交談，修辭效果可想而知。 4. 隨意打斷，修辭不誠，不尊重人。 沒聽完或聽全對方的一個話題，在稍一開頭、半中間或末尾生硬地打斷，讓人感到很不禮貌、很不尊重人。 這就造成語意不完整或話輪有殘缺。 用修辭學的“話語銜接”的新理論來說，就是造成話語斷裂、話語不銜接。 隨意打斷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有時對話者、交談者的面子都丟光，在現場很難堪，有時甚至到了剝奪對方話語權的程度，看了使人不能容忍。 用古代修辭理論的“修辭立其誠”（《周易》）來說，隨意打斷就無“誠”可言。 5. 無理插入，破壞和諧的語境。 沒有耐心地、認眞地聽人講話，不顧對話者、交談者的身份、年齡、心態、生活背景、情理等語境因素，不顧話頭、話尾，無理插入預設話語，似乎在強行推銷、在生硬灌輸。這種帶霸氣的修辭，令人反感。 以上我們僅僅提供了人們口語交際時缺少傾聽環節而影響修辭效果的5種弊病，至於其他弊病還有不少。 如果交談時都充滿着這類不完整的交流情態、不倫不類的話語結構，隨便打斷話語銜接的鏈條，不顧說與聽動態過程的情景和語境，那麼，這些人離正常人的正常說話和聽話就太遠了。 連“聽”都不會“聽”，怎麼會有好的修辭呢？ 三、 建構傾聽後修辭的方法 建構傾聽之後修辭的方法，從根本上說是要樹立正確的修辭理念：傾聽是口語修辭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環節。 有了正確的修辭理念，就比

較容易克服缺少傾聽環節，修辭效果差的弊病，就可以變“聽無聽樣”，爲“聽有聽樣”；變“搶奪台詞”爲“分淸主次”；變“隨意打斷”爲“恰當打斷”；變“無理插入”爲“巧妙插入”；變“聽不及義”爲“聽入肺腑”。 除此而外，我們從修辭學術理論上和可行性的操作上提出下列方法： 1. 聆聽就像是上一堂課，心中、目中、耳中要有談話者。 口語修辭要有對象感，對象感的核心就是要尊重對話者，要平等地和他們交談，傾聽他們的心聲，哪怕是微妙的、細微的情緒波動。 有了尊重和誠意，交談才能順暢。 而順暢，恰如山中小溪，嘩嘩而下，毫無阻隔，那是修辭的美好境界。 2. 學會積極傾聽，用“聽”作修辭的前提。 美國的演講家、語言培訓導師本德和特拉克兹博士主張“積極傾聽”。 Heart是表示積極傾聽的縮寫。 他們發現，英文的“耳朵”（ear）這個詞被包含在“傾聽”（hear）這個詞裹面，而“傾聽”這個詞又被包含在“心”（ heart）這個詞裹面。 這不是一種巧合。 “理解的關鍵就是要用心傾聽。”“作出評價之前要先想一想人家的感受，然後再對引起這種感受的事實作出評價判斷。”■學會積極傾聽，用“聽”來作修辭的前提，修辭才能做到善解人意。 只有用積極、有效的傾聽去交際，得到心靈和信息的溝通，得到對方的理解和認同，才能把尋求合作的語用原則落到修辭的實處。 3. 巧妙地、符合邏輯地利用停頓或沉默。 口語交談中，有時運用合理的、適度的停頓或沉默是必需的，其中有的是情緒的反饋，有的是同情的回味，有的是話輪的過渡，有的是無言的默許，不能一槪地斥之爲“冷場”。 掌握了停頓後再組織話語繼續交談的修辭技巧，可以取得“此時無聲勝有聲”的修辭效果。 4. 會話中經常給予已在傾聽的反饋信號。 根據語言學的定義，會話中的反饋信號是指當別的會話參與者取得發言權時，主要是充當聽話人角色的會話參與者所發出的簡短的言語反應信號。 如“對”、“是啊”、“是嗎”、“呀”、“啊”、“喔”、“哦”等等。 掌握了運用反饋信號的傾聽藝術，就會傳達出表理解、表接收、表態度、表禮貌等信息，就可以增強言談的呼應度和會話的融洽度。 5. 一邊聽一邊思考，傾聽後繼續追問。 目前，大陸的一些著名的電視專訪欄目一般都是設問式的，多數是一問一答，缺少傾聽後的追問。如果主持人、記者在訪談時，對被訪者的所答問題能夠進行追問，一個問

題至少要有兩三個回合的交鋒；如果能像著名主持人楊瀾那樣，一邊聽一邊思考，認眞傾聽採訪對象所說的話，錘煉出現場採訪不斷追問、逼問、反問、辯論交流的技巧，那麼，修辭水平肯定會提高一步。 6. 爲了矯枉過正，人們要牢記：少說話，做個良好的聽衆。 楊博一在《美國脫口秀》中介紹了許多行之有效的傾聽方法：“在研究談話藝術之前，第一要懂得少說話”；“惟有自己少說話，才能聆聽別人的說話”；卡耐基的秀口藝術中有一條就是“給人發言機會，不要唱獨腳戲”。■衆多語言藝術家總結出了談話藝術的兩個原則，第一是少說話，第二是要做一個良好的聽衆，這確實是經驗之談，其中包含了修辭學、語言交際學、語用學、心理學的豐富學理，要提高修辭水平，增強修辭效果，這點不能不牢記。 建構傾聽後修辭的方法還有許多具體的條目，只要有了修辭要善於傾聽這個理念，在交談時、修辭時能做到促膝談心、傾心交談、洗耳恭聽、互訴衷腸、傾聽心語，那麼其他都可以舉一反三了。 （林興仁 江蘇省廣播電視總台）註釋：① [瑞士]費爾迪南‧德‧索緒爾 1982 《普通語言學敎程》，商務印書 館，高名凱譯，第33—34 頁。②④王德春 陳晨 1989 《現代修辭學》，江西敎育出版社，第39— 72 頁。③ ⑤ ⑥陳望道 1962 《修辭學發凡》，上海文藝出版社，第9 頁、第13 頁、第13 頁。⑦ 張弓 1963 《現代漢語修辭學》，天津人民出版社，第2 頁。⑧董季棠 1981 《修辭析論》，台灣益智書局，《前言》。⑨ 黃慶萱 1983 《修辭學》，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前 言》。⑩王希傑 1983 《漢語修辭學》，呂叔湘《序》，北京出版社，第1 頁。■ ■ 楊博一 2000 《美國脫口 秀》，京華出版社，第17 頁；第61、61、 109 頁。■ [美]彼得‧厄斯‧本德 羅伯特·特拉克玆 2002 《面對面交流秘 訣》，中信出版社，第3—4 頁。

從章回小說回目談修辭學 與語用學的重合面鄭鐵生 修辭學與語用學都是研究言語運用的，史塵封先生在《漢語語用學新探》“後記”中說：“語法範疇的‘語用平面’，只是語用學的一個部分，而語用學研究的範疇要遠遠大於它。 如果說語用學研究的是大語用，那語法範疇研究的則是小語用”。①“後記”往往是作者學術研究言猶未盡或意在突出的話，看似比較隨心所欲，其實流露出的東西往往倒比受條條框框拘束下寫得眞切，給人的啓迪也更深刻。 我們且不論“大語用”與“小語用”各自的範疇，但就強調它們在語用聯繫這一點上，就很値得深思。 因爲學術研究的新發現、新進展、新貢獻，不僅僅是在原範疇之中的探索，而更有趣的是則在交叉學科重合面上取得的。 我認爲修辭學也是“小語用”，它和語用學之間的聯繫，即重合面。比之語法範疇研究的“小語用”與語用學研究的“大語用”，還要有更深廣更緊密的內容。 修辭的目的就是藝術地進行言語運用，這和語用學是相通的。 研究二者的聯繫，這樣才能像王德春先生指出的：“語用現象是活生生的、豐富多彩的言語現象，決不能像研究音位或語法那樣，把活潑多姿的語用現象納入條條框框。”② 談修辭學與語用學關於言語運用重合面這樣一個大題目，需要找一個角度。 我選擇了章回小說的回目談起。 我國有上千部章回小說，基本上以白話爲主體，多章敘事，分回立目。 章回的回目不僅成爲我國古典小說鮮明的民族性的標誌，而且也爲我們留下了以對偶爲基本形式的多樣修辭格的語料庫。 然而對這一豐富無比的修辭語料庫，幾部中國修辭學史的著作都未著一筆，長期無人問津。 這倒也是其次，重要是回目修辭背後都依托着一個典型的語境，即敘事語篇。 對於“話語的建構和理解、交標者的社會心理、話語角色和角色關係、語用前提和背景、言語環境、言語動機和目的等因素”，③都可以從敘事語篇中切實地把握住。 這就爲我們研究修辭學與語用學關於言語研究的

重合面提供了一個不可多得的領域。 因此，我們對這一空白點，作一簡單的掃描。 一、 章回小說回目修辭格的基本形態 章回小說的回目以獨立的姿態顯示了修辭格的基本形態，黎錦熙先生在張弓《現代漢語修辭學》序中指出：“那麼修辭學本身要獨立說明的是甚麼？ 毫無疑問，就是各色各樣的修辭方式了。”這是我們論題的起點。 （一）對偶是章回小說回目的基本修辭形式。 章回的回目絕大部分是字數相等、結構相同、意義相承或相反的兩個句子，即上句和下句對應組合一起的。 像《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等大分章回小說的回目都如此，但也有個別的沒有構成對偶，以《金瓶梅》爲例，如第一回： 景陽崗武松打虎 潘金蓮嫌夫賣風月 第八回 潘金蓮永夜盼西門慶 燒夫靈和尚聽淫聲 還有第二十二回、三十回、三十六回、六十三回、六十八回、七十一回、七十二回、八十五回，但這十回比起百回來說，僅占十分之一。 可見，從總體上講，對偶是章回小說回目的基本修辭形式。 （二）對偶結合其它修辭格的綜合運用。 回目的基本形式是對偶的前提下，有許多回目同時還運用了其它修辭方式。 像常見的比喩、借代、夸張、雙關、諧音等，如：《三國演義》第八十一回： 急兄仇張飛遇害 雪弟恨先主興兵是一個流水對，上句與下句有因果聯繫，是一個“層遞”的修辭格。 《紅樓夢》第四十一回： 櫳翠庵茶品梅花雪 怡紅院劫遇母蝗蟲“母蝗蟲”是林黛玉打趣劉姥姥的一個比喩。 這個回目可以說是對偶和比喩的綜合運用。

《水滸傳》第七回： 花和尚倒拔垂楊柳 豹子頭誤入白虎堂“花和尚”和“豹子頭”都是借代。 （三）煉詞煉意，採用名詞作狀語或詞類活用增強回目比喩義的修辭功能。 回目字句很短，但內涵又要豐富，採用詞類活用和名詞作狀語，在比喩修辭格中省去了喩體和本體的中間環節，不用喩詞，語言簡潔而形象。 如 《紅樓夢》第三十八回：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蟹咏“魁”，名詞作狀語修飾“奪”，第一，居首位，像中狀元一樣，起到比喩的效果。 《紅樓夢》第八回： 比通靈金鶯微露意 探寶釵黛玉半含酸 “酸”，形容詞活用爲名詞，含有少女初戀時的希冀、對競爭者的妒意，以及得不到滿足時的遺憾等複雜的心理和情感，是一個很難用準確的詞語槪括，但又十分傳神的字眼。 上面，從三方面簡括了回目修辭格的基本形態。 我們知道，它是以獨立的姿態出現在章回小說之中的，但其作用卻是章回敘事內容的眼目。 這就是其表現形式是疏離的，而語用功能卻是一致的，這爲我們研究修辭學與語用學二者之間的關係，提供了一個十分有利的語料。 二、 章回小說回目的背後都依托著一個典型的語境 研究修辭格雖只是修辭學的一個方面，但由於從陳望道《修辭學發凡》到張弓《現代漢語修辭學》，以及當代諸家的修辭學著作，研究修辭本體的形式，即修辭格都占有很大的比重。 這是其一；另外懂得一些修辭知識的人，大都說起修辭就談一些常見的修辭格。 這是其二。因而給人一個錯覺，認爲修辭學只研究修辭格。 這其實是很大的誤區。 修辭格的研究範疇是“語言體系中的修辭手段、語言單位的修辭特色和修辭方法”。 這是“最基本的層次爲語言特徵”。 申丹在《敘述

學與小說文體學研究》一書中，談“語言形式與文學意義之關聯的客觀性”，把它分爲三個層次，在這“最基本的層次”之外，互爲關聯的層次，還有“第二個層次爲語言特徵所產生的心理效果”，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修辭格的藝術功能。 而這一點，人們習慣上往往會與“第三個層次則是語言特徵心理效果爲橋樑在特定的上下文中產生的主題意義或美學效果”混爲一談。 而我認爲，這第二個層次和第三個層次都是語用問題，只不過它們之間的區別，則是語用的局部功能與整體功能之別。但她這種劃分將兩個層面，即語言特徵與審美功能連在了一起，從文學的視覺又爲我們提供了佐證。 具體到章回小說的回目的語用，主要是指它完美地涵蓋語境的敘事內容，也就是它的語用功能。 如：《紅樓夢》第八回“比通靈金鶯微露意，探寶釵黛玉半含酸”，此回目修辭很見功力，上下句的順承關係，如水到渠成；對偶工巧，毫無斧痕；特別是“黛玉半含酸” ，將人物的心理和情態傳達得維妙維肖，呼之欲出。 回目修辭之所以產生這樣的效果，是因爲它有一個語境。 這個章回第一次揭開了寶、黛、釵靑春的萌動，初戀的心緒縈繞在每個人的內心深處，常常透過一言半語折射出此時此地的情感變化，“半含酸”正是這種情態的傳神寫照。 一次，寶玉去探望生病的寶釵，倆人正說笑時，“忽聽外面人說：‘林姑娘來了。’話猶未完，黛玉已搖搖擺擺的進來，一見寶玉，便笑道：‘哎喲！ 我來的不巧了！’寶玉等忙起身讓坐，寶釵笑道：‘這是怎麼說？’黛玉道：‘早知他來，我就不來了。’寶釵道：‘這是甚麼意思？’黛玉道：‘甚麼意思呢：來呢一齊來，不來一個也不來；今兒他來，明兒我來，間錯開了來，豈不天天有人來呢？ 也不至太冷落，也不至太熱鬧。 ——姐姐有甚麼不解的呢？’”薛姨媽留下寶玉吃酒，“這裹寶玉又說：‘不必燙暖了，我只愛喝冷的。’薛姨媽道：‘這可使不得：吃了冷酒，寫字手打顫兒。’寶釵笑道：‘寶兄弟，虧你每日家雜學旁收的，難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熱，要熱吃下去，發散的就快；要冷吃下去，便凝結在內，拿五臟去暖他，豈不受害？ 從此還不改了呢。 快別吃那冷的了。’寶玉聽這話有理，便放下冷的，令人燙來方飲。”“黛玉磕着瓜子兒，只管抿着嘴兒笑。 可巧黛玉的丫環雪雁走來給黛玉送小手爐兒，黛玉只含笑問他說：‘誰叫你送來的？ 難爲他費心。 ——那裹就冷死我了呢！’雪雁道：‘紫鵑姐姐怕姑娘冷，叫我送來的。’黛玉接了，抱在懷中，笑道：‘也虧了你倒聽他的

話！ 我平日和你說的，全當耳旁風；怎麼他說了你就依，比聖旨還快呢！ 三、 章回的小說回目與語境是離合關係 語用學的表現形式，從語言結構上看，可以分“語用核心句和語境句”。 “語境句，以介紹特定語境或特定語用場爲主，時間、地點、場合和特定的社會文化背景便融合在語境句中。 而語用核心句是轉化語用語義的中介，也是語用語義的源頭。”④這就是說語用核心句與語境句是同一的關係，共存在同一語言結構形式之中。 章回小說的回目相當於語用核心句，回目所涵蓋的敘事內容相當於語境句，但二者之間的關係不是同一的，而是離合的。 也就是說它離開語境獨立表現的，正因爲如此，它才爲我們提供了研究修辭學與語用學關於言語使用重合面的前提。 所謂“離”，指回目與其語境，即所涵蓋的敘事內容不是在同一語言結構之中，而是游離在外，這樣，就產生一個問題，回目能不能起到語用的功能。 判斷這一問題，有一個衡量標準，這就是陳望道先生所說的：“評論修辭好壞要同題旨情境結合起來，離開題旨情境是很難講好壞的。”⑤衡量章回小說回目也應如此。 回目修辭藝術性高的；首先表現在對相應的敘事內容的涵蓋和體現上。 反之，回目本身修辭就很難能盡人意，那麼也就發揮不了語用功能。 這實質上就是話語與語境的碰撞關係。 舉例說明。 《紅樓夢》第六十八回程甲本回目下句是“酸鳳姐大鬧寧國府”，這“大鬧”戚序脂評本則爲“鬧翻”。 這兩個詞看似差不多，但對照其語境，即文本敘事，差異還是很明顯的。 “大鬧”是偏正結構，“大”是修飾“鬧’’的手段和氣焰。 而“鬧翻”則是動補結構，“翻”是補充“鬧”的程度和後果。 王熙風大鬧寧國府之前，先是把尤二姐接到大觀園，控制證據，接着唆使張華告賈璉在“國孝家孝的裹頭，背旨瞞親，仗財依勢，強迫退親，停妻再娶”，造成外部攻勢之後，才開始有意大鬧的；一是有理，反復喝駡斥責尤氏、賈蓉“你痰迷了心，脂油蒙了竅，國孝，家孝，兩層在身”，就敢“背旨瞞親”，用封建禮法像一把上方寶劍橫在他們的頭上。 二是有利，哭鬧着拉着尤氏去見官，進一步相挾持。 還“滾到尤氏懷裹，嚎天動地，放悲大聲”，並在駡聲中點明爲平息官司、打點官府用了五百兩銀子。 “又要尋死撞頭”威脅，直到他們認帳才罷了。 三是有

節，直到“衆臣妾丫頭媳婦等已是黑壓壓跪了一地”，陪笑求情，風姐才止了哭，又見賈蓉“磕頭不絕”，才緩下口氣，表白自己年輕，聽見有人告官，就“嚇昏了”爲遁詞，結束了這場“大鬧寧國府”。旣出了這口惡氣，又賺了三百兩銀子。 雖是“大鬧”，但有理有利有節，並沒有“鬧翻”，也不爲了“鬧翻”。 所謂“合”，回目作爲語用的核心句，它雖不是語用語義的源頭，但語用功能卻是畫龍點睛，起到“一目盡傳精神”的作用。 特別是當它在語篇中發揮整體功能的時候，語篇因句式比較多，很難提煉了出一個核心句，但回目的畫龍點睛，便起到核心句的語義功能，涵蓋出了語用語義的精髓所在。 試舉例說明。 《紅樓夢》第六十一回回目下句“判冤決獄平兒行權”，敘事重心在“行權”上，小說敘事肌理分爲三個層次刻畫平兒如何行權。 鳳姐病後，由李紈與探春共同理家。 林之孝家的查找丟失的“玫瑰露”，捉住了五兒這個綫索。 便帶她“回李紈與探春”，李紈因兒子有病，讓她去找探春，巧好探春正在洗漱，又讓她去找風姐。 “鳳姐方才睡下，聽見此事，便吩咐‘將她娘打四十板子，攆出去，永不許進二門；把五兒打四十板子，立刻交給莊子上，或賣或配人’。”並讓平兒依言囑咐林之孝家的。 可“五兒嚇得哭哭啼啼，給平兒跪着，”細說玫瑰露的來龍去脈，平兒便命暫且先將她“看守一夜”，明日再作處理。 這是平兒行權之始。“誰知和他母女不和的那些人，巴不得一時就攆他出門去。 生恐次日有變，大家先起了個淸早，都悄悄的來買轉平兒，送了些東西，一面又奉承他辦事簡斷，一面又講述他母親素日許多不好處。 平兒一一的都應着，卻悄悄的來訪襲人。”平兒一查，才知五兒拿的玫瑰露，是寶玉給芳官，芳官又轉送她的。 而王夫人屋裹丟的玫瑰露則是趙姨娘唆使彩雲干的。 這是一宗。 五兒有的茯苓霜是其舅父從守門禮中分得的一份，轉送給了她。 這又是一宗。 如果都將這些事挑明，寶玉則擔心：“露雖有了，若勾起茯苓霜來，他自然也實供。 若聽見了是他舅舅門上得的，他舅舅又有了不是，豈不是人家的好意，反被咱們陷害了。”這是其一。 其二，前些日子因茉莉粉、薔薇硝一事，趙姨娘與四個小戲子大鬧一場，弄得探春覺得無臉面，生了一場氣。 若暴露出趙姨娘唆使彩雲偸玫瑰露，又擔心讓剛剛理家的探春生氣。 於是，寶玉、平兒、襲人一商量，爲息事寧人，寶玉將這些事都應在自己身上，因而此回回題上

句：“投鼠忌器寶玉瞞臟”。 這也是平兒行權的第二層次。 平兒將寶玉應承一事向鳳姐匯報後，鳳姐不同意，她認爲：“雖如此說，但寶玉爲人，不管靑紅皀白，愛兜攬事情。 ‧⋯咱們若信了，將來若大的事也如此，如何治人？ 還要細細的追求才是。 依我的主意，把太太屋裹丫頭都拿來，雖不便擅加拷打，只叫他們墊着磁瓦子跪在太陽地下，茶飯也不用給他們吃，一日不說跪一日，就是鐵打的，一日也管招了。”若往常風姐一聲令下，早就辦了。 可此時平兒卻勸鳳姐放棄這一做法，她說：“何苦來操這心？ ‘得放手時須放手’，甚麼大不了的事，樂得施恩呢。⋯ 沒的結些小人的仇恨，使人含恨抱怨。 況且自己又三災八難的，好容易懷了一個哥兒，到六七個月還掉了。 焉知不是素日操勞太過、氣惱傷着的？ 如今趁早兒見一半不見一半的，也倒罷了。”一番話說動了鳳姐，依平兒的話去做了。 這是平兒行權的第三層次。 由上觀之，整個語境沒有一個核心句，而語境之中卻都圍繞着一個核心句“平兒行權”在敘事。 回目恰恰在這畫龍點睛，凝練了語境的核心之意，話外之音，語用的藝術效果很到位。 四、 修辭學與語用學在言語運用研究上的重合面 上面我們以章回小說的回目爲視點，探析了修辭學與語用學在言語運用上重合面的問題。 從中我們可以得到如下啓示： （一）從章回小說回目與語境的關係，可以擴展開去探討。 像章回小說中大量存在的詩詞、歌謠、警句、銘文、格言、對聯等等，都具有獨立的修辭學品格，而且它們與語境的關係也都是離合關係。 只要是聚焦在語用功能上，不管其語言結構是同一關係，還是離合關係，那都是內部結合的形式，不會影響實質性的問題。 可以說修辭學與語用學的重合面，主要表現在語用的功能上。 （二）修辭學和語用學各自的領域是十分廣泛的。 我們現在討論的範疇只局現在敘事文體之中。 文體的規範是一種帶有共同的語言規則。 所謂離合關係，“離”是文體內部組合表現的疏離性，它表現語言的結構上不是同一的結構形式：“合”是文體內部組合表現的密合性，它表現在語用功能上，反映了人的審美心理結構和感受方式的共同性。 因此說，不同的文體的交叉、融合在語言深層具有相通的豐富的人文內涵，這才是修辭學與語用學在言語使用上有共同重合面的根本所在。

（三）研究修辭學與語用學重合面的意義，是打開一個新的思路，去認識修辭學長期囿於“內容與形式”的爭論，是內容決定形式，還是形式決定內容。 這一“制約修辭活動的基本規律”⑥問題，如果放在修辭與語用重合面上看待，也許會拓開傳統的思維方式，獲得新的認識。本文思考不周，又倉促命筆，目的是引起大家關注這個課題。（鄭鐵生 天津外國語學院漢學系）註釋 ：①、② 、③、④ 史塵封 崔建新 2002 《漢語語用學新探》，天津古籍出 版社，第207 頁；第2 頁；第 1 頁；第25 頁。⑤ 復旦大學語言研究室編 1985 《陳望道修辭論集》，安徽敎育出 版社，第282 頁。⑥ 曹德和 2001 《內容與形式關係的修辭學思考》，復旦大學出版 社，第9 頁。

病辭應成爲修辭學的研究對象程國珍提 要：病辭是不是修辭學的研究對象，歷來衆說紛紜，沒有達成統 一意見。 本文認爲，病辭不僅是修辭學的研究對象，而且是 修辭學研究的主要內容之一。關鍵詞：病辭 研究對象 修辭現象 修辭學要不要研究病辭？ 對於這個問題，陳望道早在2 0世紀60年代就明確提出：“修辭學研究病例是它的一個重要方面。”①一些語言學家也認爲病例是修辭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但是在實際的研究中，卻很少去涉及這一塊園地，甚至有人明確反對修辭學研究病辭，認爲組織話語表達思想有成功與不成功之分，修辭學研究的只是成功的那部分，而表達不成功算不上修辭。 例如2 0年代王易就認爲修辭學是“研究文辭之修飾使增美善的學科”。②認爲修辭就是美化語言，不美的語言現象當然不在他的研究範圍之內。 6 0年代張弓仍然把修辭局限在美化語言的區域內，他認爲“修辭是爲了有效地表達意旨，交流思想而適應現實語境，利用民族語言各種因素以美化語言。”③病辭現象被排斥在修辭研究之外。 9 0年代譚永祥在他的《漢語修辭美學》中把美學和言語學結合起來研究修辭，他甚至把修辭學乾脆叫做言語美學④。 在他看來，一切消極修辭都不是修辭，病辭就更不是修辭了。 那麼，不成功的言語表達到底是不是修辭？ 修辭學究竟要不要研究病辭？ 我們的回答是：要，而且要重視研究病辭。 修辭固然要研究美辭，但修辭學並不是美辭學，美辭不是修辭學的唯一研究對象，病辭也是修辭學理論中不可遺棄的重要內容。 一、 修辭學的研究對象是修辭現象，病辭也是修辭現象之一 修辭學的研究對象是修辭現象這一點已成爲修辭學界的共識。那麼，修辭現象是甚麼？ 陳望道說：“修辭學的研究對象——修辭現象，就是運用語文的各種材料，各種表現方法，表達說者所要表達的內

容的現象。”⑤也即在言語表達中語文運用的一切現象。旣然如此，病辭毫無疑問應該成爲修辭學的研究對象。 因爲病辭也是語言運用所產生的現象。 言語交際中由於各種因素的影響，如修辭主體的修辭能力、修辭技巧等等的不同而導致言語表達有成功和失敗之分，而無論成功還是失敗都是修辭的結果。 例如下面這個句子： （1）在太舊公路建設的三年裹，這種不顧身體忘我拼搏更是發展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 （《一個共產黨人的凝重與廣闊》，載《山西文學》1997年第9期）在這裹，作者讚揚一個共產黨員爲了公路建設而奮不顧身的精神，用了一個表程度的詞語“無以復加”，但是他沒有注意到這個詞是含貶義色彩的，用在這裹顯然是不恰當的。 （當然，這句話除此之外還有其他毛病，如句子結構問題等，我們暫且不討論）儘管作者的主觀意願是爲了強調，客觀上卻犯了用詞不當的錯誤，影響了表達效果。 但是我們能僅僅因爲表達效果不佳而否定他在修辭這個事實嗎？ 顯然不能，只要在運用語言，就會有修辭發生。 有修辭，就會有成功，也會有失敗。無論成功的失敗的，它都是一種修辭現象，我們不應該只考察其中一方面而捨棄另一方面。 二、 研究病辭可以進一步完善修辭學理論體系 用辯證法的觀點來看，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由兩個方面構成的整體，這兩個方面旣互相對立，又互相依存，甚至互相轉化，修辭學也是如此。 從修辭效果上來講，任何修辭現象都包括兩種情況：成功的修辭現象和失敗的修辭現象，或者說美辭現象和病辭現象。 這是一個客觀事實，完整的修辭學理論體系就應該包括這兩個方面。 就如語法學“不但應當研究合乎語法的常規的句子，還應當研究不合乎語法的病句”。⑥修辭也應當研究沒有達到最佳表達效果的病辭，應當把病辭作爲修辭學理論體系中的一個子系統來研究。 成功的修辭現象固然是我們的研究對象，事實上，這方面的研究也已取得了很大成就。 翻開一本本修辭學著作，呈現在眼前的都是一些成功的語言運用的例子。 而對一些失敗的語言運用的例子卻很少提及，更不用說作理論上的歸納分析了，這不能不說有一點遺憾。 無論甚麼學科，如果只研究成功的一面，而忽視失敗的一面，那麼即使這門學科再怎麼發達都是有缺陷的。 修辭學如果捨棄病辭不去研究，那麼修辭學的理論體系也

是不全面的。 正如王培基所說：“對於如此種種辭與願違或‘有意而爲’的‘辭不達意’的病辭現象，⋯⋯也不能忽視，甚至排除在外。 如果忽視或者排除，就會使所研究的修辭過程中產生的語文現象殘缺不全，就會嚴重影響修辭的研究和發展。”⑦病辭中同樣蘊含着我們所要探求的修辭方法、修辭規律。 因此，對病辭的研究可以讓我們從反面探求修辭規律，以完善我們已經建構起來的修辭學理論體系。 王希傑就非常重視這一點，他在《修辭學新論》中把修辭理想地假設爲三種狀態：零度修辭、修辭的正偏離和修辭的負偏離。 零度修辭即言語交際中的規範表達，修辭的正偏離即是大大提高了表達效果的言語表達，而負偏離則無疑是降低了表達效果的言語表達。 他認爲修辭學所要研究的就是零度修辭、零度修辭的正負偏離及它們之間的轉化。 這個觀點是很全面的，修辭的目的就是提高語言的表達效果，所以修辭的任務就是找到思想的最恰當的言語表達形式。爲了找到這個最恰當的言語表達形式，必定要經過一番對比、篩選，排除不恰當甚至是很失敗的表達形式。 而通過研究這些不恰當的甚至是失敗的表達形式，從而得知爲甚麼“這樣的表達”是適當的、成功的，而“那樣的表達”是不適當的，甚至是失敗的。 三、 病辭現象的發展性 從病辭本身來講，它也並不是一成不變的。 在我們今天看來是一個優美的藝術佳句在昨天很可能就是一個修辭上的病例、一個失誤甚至是一個很失敗的表達。 而今天看來表達並不好的甚至是講不通的病句到了明天就可能轉化成一個藝術佳句。 即使認爲修辭學只研究成功的表達，從這一點來講，它也不可能不去研究病辭。 王希傑就對一些語法病句非常感興趣，他曾說過：“欣賞絕妙的病句是一種享受”。⑧因爲他認爲病句在特殊的情況下具有審美功能，能夠傳遞美感信息和情感信息，給人以美的享受，而這正是規範的表達所不能達到的。 例如在《詞語流行病辨析》這本書中，作者極力批評了下面的句子：“她洗了澡，裹一件非常女性的粉紅色毛巾浴衣。”作者認爲“非常”是副詞，而“女性”是名詞，而副詞是不能修飾名詞的。旣然搭配都不恰當，那這句話就更談不上有何成功之處了。⑨從目前的語法理論上來講，情況或許是這樣，然而我們卻發現，即使語言學家在那裹大聲喊叫“非常女性”諸如此類的表達不規範時，這樣的表達卻照樣流行開來，出現了諸如“非常男女”、“非常愛情”等

等相似的搭配。 如下面幾個例子： （2）我覺得，這個看上去非常中國、具有異國情調的故事有着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意義。 （鄒韶華：《貝托盧奇談〈末代皇帝〉》，載《文摘報》1988年4月21日） （3）他倒賠不是地勸慰這個姑娘，很耐性地聽了她的訴說。 （石言：《秋雪湖之戀》，載《人民文學》1983年第10期） （4）股市給了他很大的滿足感和成功感，他現在可以很丈夫地喝斥那位乾黑的女人。 （黎珍宇著《富男富女》，群衆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頁）“非常中國”、“很耐性”以及 ”很丈夫”都是和“非常女性”相同的結構，它傳遞的是和同義結構“非常具中國特色地”、“很有耐性地”、“很有丈夫威風地”等同樣的意思，卻比它們簡潔得多。 如此看來，過去被人們看成是搭配錯誤的結構到今天就成了修辭上的成功表達方式了，從而語言學家也不得不承認它存在的合理性了。 另外，某些病辭本身就可以成爲一種修辭手段。 這種現象在文學作品中出現得比較多，人物表達的修辭失誤經過作者的藝術加工就成了一段具欣賞價値的成功修辭，我們從那裹可以得到美的享受。 例如王希傑舉過的一個例子： （5） 所以我頂悲劇，頂痛苦，頂熱烈，頂沒有法子辦。⑩這是曹禺戲劇《日出》中顧八奶奶的一句話，其中“頂悲劇”如果抽出來單獨看是一個病辭無疑。 但是，作者讓它發自顧八奶奶之口，並且原話照錄下來，卻成了藝術化的絕妙佳句，它切實反映了顧八奶奶那種無奈凄涼的感受，而通過這句話也讓讀者感受到了這一點。 作者在這裹用的其實就是修辭上的飛白格，即明知其錯而故意仿效，卻能達到傳神的效果。 可見，所謂“病辭”並不是絕對的。 從這個角度看是病辭，從另外的角度看恰恰是最適當的表達。 所以，從這一點來講，修辭學不得不去對它進行研究，不僅要研究這種病辭的形式，還要研究它出現的原因、向成功修辭的轉化及轉化的條件等等。 四、 從方法論上講，病辭可以作為成功修辭的反襯來研究 在日常的言語交際中，人們說出的話不可能句句都能達到最佳的表達效果，言語失誤導致交際失敗的例子會更常見。 如果說對成功修辭的研究可以從正面指導我們的言語實踐，那麼對病辭的研究則可以作爲前車之鑒，可以從反面吸取敎訓，使我們懂得言語交際中應該避免哪些失誤，從而達到最佳的表達效果。 正如王培基所說：“成功的修

辭現象可以從正面爲我們提供修辭的經驗，從而總結成功修辭的規律和途徑；失敗的修辭現象可以從反面爲我們提供修辭的敎訓，從而總結失敗修辭的規律和途徑。”■如此看來，對病辭現象的研究和對成功的修辭現象的研究其目的其實是殊途同歸的。 而且我們在研究成功修辭的時候，有時也需要拿一些病辭來對比，有了反面例子的反襯和對照，也就能更充分地說明成功的修辭爲甚麼會成功。 如下面一段醫生和客人的談話： 甲 你喜歡吃豬舌頭？ 乙 對。 甲 難怪呀，舌頭是人的味覺器官，裹面有很多的味覺神經。 它 又是人們講話時用來控制發聲，調整語音的工具。 你聽我普 通話講得不太標準，原因就是舌頭控制不好。 不過也算是萬 幸了。 乙 怎麼呢？ 甲 我如果象這頭豬一樣，舌頭被割下來，我就根本講不成話。 乙 ⋯ 我吃的這是豬舌頭還是人舌頭啊？ 甲 大同小異，基本結構都一樣。 （王剛相聲《忌諱》）■聽了這段話相信這位在醫生家做客的客人再也不想吃甚麼豬舌頭了。然而這位醫生的話從醫學上來講是沒有任何錯誤的，甚至可以說是非常準確和科學的，但爲甚麼他的話放在這裹就是不合適的、就是失敗的呢？ 考查這些，我們就會發現這位醫生言談失誤的原因在於他沒有考慮到說話的場合，也即是沒有適應陳望道先生提出來的題旨情境。醫生在飯桌上大談醫學術語和醫學上的病理現象，甚至拿人的器官和豬器官相比，致使客人大倒胃口，這樣也就直接導致了他的言談失敗。通過考查這個反面例子我們就可以進一步證明言語交際必須考慮到交際時的情境，必須考慮到交際場合。 又如，有一位老太太買了個佛龕，路上有一人打招呼：“大娘買佛龕啦？”而這位老太太很不高興地說：“年輕人說話沒規矩，佛龕能說買嗎？ 這得說請。”這位老太太本來就是買佛龕的，但爲甚麼她不高興別人說“買”這個字？ 這就得考查信佛人的心理了，在這位老太太看來，佛龕是神聖的，容不得世間濁物（尤其是錢）來玷污，因此她忌諱說和錢有關的詞。 懂了這個，我們自然不難明白佛龕爲甚麼要“請”而不能“買”了。

綜上所述，我們不應該對修辭存在一種誤解，即認爲言語交際中表達成功的就是修辭，表達不成功的就不能視爲修辭，從而就把病辭現象排除在修辭之外。 而是應該豎立正確的觀點，把病辭也看成是修辭學的研究對象，並且是重要的研究內容之一，並且充分重視其在修辭學中的地位。（程國珍 暨南大學中文系研究生）註釋 ：①⑤復旦大學語言研究室 1985 陳望道修辭論集[C] . 合肥：安徽敎 育出版社，P280 .P243.②王易 1926 修辭學[M] . 北京：商務印書館，P3.③張弓 1963 現代漢語修辭學[M] .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P1.④譚永祥 1992 漢語修辭美學[M] . 北京：北京語 學院出版社.⑥⑧⑩王希傑 1989 病句生成學[J] . 漢語學習，（3）.⑦■ 王培基 1994 修辭學專題研究[M] . 西安：陝西人民敎育出版社，P29. P42.⑨ 張盛如 駱小所 2001 詞語流行病辨析[C] . 北京：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P50.■ 盧盛萱 1991 相聲修辭模式[M] . 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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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號：ISSN 0874-629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