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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濠 鏡80HOU KENG刊 名:《濠鏡》29 期出 版:澳門社會科學學會地 址:澳門鏡湖馬路 50 號德輝大廈 7樓 A社 長:楊開荊主 編:關 鋒執行輯編:王國強編輯小組:王國強 張國祥 郭濟修 曾忠䘵 關鋒 楊開荊 設計排版:科教文出版社印 刷:新文寶印務有限公司版 次:2020 年 12 月 第一版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局登記編號:270鳴 謝:澳門基金會國際刊號 ISSN 1813-8446版權所有 翻版必究
  • 81目 錄澳門歷史遺產資源宣傳的問題與改進——以“澳門十大城市文化名片”評選活動為據 .........................鍾萌燕 1澳門媽閣廟文化產業 SWOT 分析和發展策略 .........................李濟翔 張雨婷 14化“藏”為“用”:澳門議事亭藏書樓的困境與發展 .....耿亞敏 黃 錚 李旨倩 27淺析澳門聖若瑟修院及聖堂背後的“人”及其文化價值 .............方俊麗 邵 瀅 36鄭家大屋的中式風格建築設計研究 .........................楊若然 姜 杉 朱則思 44後疫情時代“人文澳門”形象強化——以亞婆井前地的“市井”氣息為例 .........................關小婧 林泰旭 54淺析“大黑船”背後貿易史之於灣區青少年的教育意義 ...韋正愷 朱嘉駿 傅 栩 62商戶基礎模型理論 ...............................................................黃偉傑 69
  • 濠 鏡82HOU KENG《濠鏡》徵稿簡約一、本刊乃澳門社會科學學會編輯出版之學術刊物。二、除本會會員外﹐歡迎澳門及各地學者投稿。來稿可以中文或英文撰寫﹐恕不接受轉載或一稿兩投。三、本刊堅持學術自由原則﹐發表的文章皆為作者的研究成果﹐文責自負﹐文章觀點不代表本會之意見。四、本刊編輯小組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意者請注明。五、稿件 3000 至 6000 字為限。來稿請交電子檔 (Ms Word) ﹐版面的上下左右應留足 2.5 厘米空白。引文務必查對準確﹐註釋一律放在頁末 (腳註 )。六、凡投稿後九個月內未收到本刊選用通知者﹐可自行處理。七、來稿請註明作者真實姓名、通信地址、聯絡電話、電郵﹐以便聯繫。《濠鏡》編輯小組地址﹕澳門鏡湖馬路 50 號德輝大廈 7 樓 A 座電話﹕ (853) 6680 2555電郵﹕ msss_mo@yahoo.com澳門郵箱 957 號
  • 1澳門歷史遺產資源宣傳的問題與改進——以“澳門十大城市文化名片”評選活動為據◎ 鍾萌燕 /澳門社會科學學會摘 要:本文通過分析“澳門十大城市文化名片”評選活動中的投票數據,發現民眾對澳門歷史遺產資源的認識存在“45歲以下民眾關注面較窄”、“外地人比本地人關注面較廣”以及“同一城區區域中本地人關注的歷史建築比外地人多”三個主要特點。從傳播學理論分析,投票數據反映出澳門歷史遺產資源的宣傳存在“信息源價值挖掘不足”、“傳播手段運用不到位”以及“無法滿足受眾心理需求”三個主要問題。有鑒於此,本文提出了“挖掘歷史遺產資源附加信息價值”、“運用適合的傳播技術凸顯有吸引力的信息”以及“放寬視野,緊抓一切吸引受眾的機會”三點主要改進建議。關鍵字:城市文化名片 澳門歷史一、 緒論2009 年,中國發改委在《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綱要》中確立了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定位,澳門是中西文化交匯之處,歷史在這小城裡留下了豐富的遺產。如何將這些遺產資源轉化為澳門的文化內涵,使其成為吸引世界各地遊客的動力,是讓澳門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有鑒於此,歷史遺傳資源如何有效宣傳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針對澳門歷史遺產資源的保護和發展,已有不少學者作出過探討。吳宗岳(2006)通過問卷調查法對澳門文化遺產旅遊的開發進行探討,提出“主題式”旅遊開發計劃。
  • 濠 鏡2HOU KENG孫克勤(2009)認為澳門應借鑒發達國家世界遺產城市的先進經驗,將遺產保護與開發並行。袁俊、張萌(2010)認為澳門應該設立“澳門文化遺產委員會”,對澳門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進行保護、策劃和監督。盧可茵(2011)提出將澳門歷史城區打造成“露天博物館”的構想。楊開荊(2017)認為澳門文獻遺產資源豐富,可通過數字化管理,構建澳門記憶網絡系統。王忠、吳昊天(2017)建議高校開設非物質文化遺產專門學位課程,以確保非遺的可持續開發。前人碩果累累,可是甚少涉及如何有效宣傳歷史遺產資源。隨著澳門很多歷史遺產資源申遺成功,澳門加入世界記憶工程,接下來需要做的就是如何將這些歷史遺產資源通過不同手段宣傳出去,吸引各地遊客前來參觀。澳門特區政府也曾在宣傳方面做過不少努力,但效果一般,遊客們遊覽的區域主要還是集中在大三巴區域和賭場內外。這有兩方面原因:一個是澳門的“賭城”形象要一下子扭轉並非易事;另一個是歷史遺產資源的宣傳仍有待改進,人們對它們認識有限。本文分析“澳門十大城市名片”評選活動的投票數據,從公眾對澳門歷史遺產資源認識特點的角度,以傳播學理論作為基礎,觀察並分析澳門歷史遺產資源宣傳中存在的問題,同時提出改進建議。二、“澳門十大城市文化名片”評選數據分析2015 年,在廣東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澳門基金會、廣州日報報業集團,以及廣東省文化學會等各方支持下,澳門社會科學學會與澳門城市大學籌劃推出了“澳門城市文化名片評選”的計劃,並於 2016 年底正式開通投票通道,讓公眾參與其中。本活動最終進行網絡投票的總人數為 868 人,其中澳門居民共 623 人,非澳門居民共 245 人。本評選活動的候選項目共 115 項,所有項目先後順序隨機打亂,以避免公眾在投票過程中受到排序先後的影響。經過數月的投票,由來自澳門及廣東的歷史文化學者組成專家委員會從總票數最多的前三十個評選項目中選出十項,成為澳門城市文化名片。專家們從文化識別力、文化影響力、持續傳播力、文化形象力和產業提升力等五個方面為考量,最後的評審結果如下:
  • 3表 1 澳門十大城市文化名片1 大三巴牌坊(聖保祿教堂遺址)及耶穌會紀念廣場2 大炮臺(聖保祿炮臺)3 東望洋山及炮臺(包括聖母雪地殿教堂及燈塔)4 政府總部(總督府)5 魚行醉龍節6 郵政局大樓7 媽閣廟與前地8 嘉模前地 / 海邊馬路 / 嘉模聖母堂 / 市政花園9 鄭家大屋(鄭觀應故居)10 議事廳及前地“澳門城市文化名片評選”不只是一場單純的投票評選活動,它實際上還是對民眾對於澳門歷史遺產資源認識現狀的一次摸底調查。因此該評選活動的數據對澳門歷史遺產資源宣傳策略制訂提供了基礎參考。1. 不同年齡層的投票數據分析本次投票活動將投票人年齡劃分 7 層,並讓投票人在投票時進行選項式選擇。其中,“15 歲以下”為 19 人,佔約 2%;“15-25 歲”292 人,佔約 34%;“26-35 歲”156 人,佔約 18%;“36-45 歲”146 人,佔約 17%;“46-55 歲”149 人,佔約 17%,“56-70 歲”94人,佔約 11%;“70 歲以上”12 人,佔約 1%。將各年齡層投票數排在前 20 位的歷史遺產資源按“歷史建築”、“歷史文獻”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下簡稱“非遺”)進行分類,以此觀察各年齡層主要關注範圍,再橫向對比,得出以下結果:澳門歷史遺產資源宣傳的問題與改進
  • 濠 鏡4HOU KENG 圖 1 各年齡段歷史遺產資源關注面分佈隨著年齡增長,民眾對澳門歷史遺產資源的關注面越來越廣,內部的分佈數量會更加平均。以 45 歲作為分界點,低於 45 歲的民眾明顯關注面沒有高於 45 歲的廣泛,主要差別存在對歷史文獻的關注上。45 歲以上人群普遍比較關注歷史文獻的價值,更加知道其重要性,所以投票數前二十名中均包含有歷史文獻類的項目,45 歲以下的青少年,對歷史文獻的重要性認知存在明顯缺失。另外,70 歲以上的年齡段其非遺佔數是最多,也是所有年齡層裡面三類歷史遺產資源分佈最平均的。以上說明目前的青少年普遍對澳門的非遺和歷史文獻關注不足。換言之,澳門的非遺和歷史文獻沒有得到各年齡層民眾的普遍關注。2. 澳門內外投票人數據對比本次投票的投票人可區分澳門內、外兩類人群,將他們主要關注的澳門歷史遺產資源進行對比,可以凸顯出外部人群對澳門歷史資源的關注特點。(1)本地人和外地人的投票排名前 20 名歷史資源項目對比將他們各自投票數排名前 20 名的歷史遺產項目進行橫向對比,得出以下結果:
  • 5表 2 本地和外地投票前二十名對比排名 人群 項目名稱 人群 項目名稱1本地大三巴牌坊及耶穌會紀念廣場外地大三巴牌坊及耶穌會紀念廣場2 東望洋山及炮臺 東望洋山及炮臺3 議事廳及前地 * 大三巴巷4 郵政局大樓* 十月初五街(路環)、恩尼斯總統前地、聖方濟各堂及馬忌士前地5 崗頂劇院及前地 玫瑰堂及前地6嘉模前地、海邊馬路、嘉模聖母堂、市政花園大炮臺7 魚行醉龍節 * 媽祖信俗8 媽閣廟與前地 郵政局大樓9 大炮臺 議事廳及前地10 政府總部(總督府) 媽閣廟與前地11 鄭家大屋 土生葡人美食烹飪技藝12 何東圖書館嘉模前地、海邊馬路、嘉模聖母堂、市政花園 13 嶺南中學大樓 何東圖書館14 觀音堂(普濟禪院) *《澳門功德林檔案文獻》15 西望洋聖堂及主教私邸 政府總部(總督府)16 盧廉若公園 * 聖若瑟修院大樓及聖堂17 仁慈堂大樓 * 紅街市大樓18 玫瑰堂及前地* 荷蘭園大馬路及美上校操場(塔石廣場)19 亞婆井前地 魚行醉龍節20 土生葡人美食烹飪技藝*《天主教澳門教區檔案文獻(十六至十九世紀)》表格中加了 * 號的都是外地人投票數前二十名中與本地人不同的項目,共有 9 項不同。最明顯的是《澳門功德林檔案文獻》和《天主教教區檔案文獻》也位列外地人前 20澳門歷史遺產資源宣傳的問題與改進
  • 濠 鏡6HOU KENG名中,本地人卻一項歷史文獻都沒有。這說明,外地人比本地人更注重不同歷史遺產類型的歷史意義,也是他們在澳門旅遊文化中希望瞭解到的部分。(2)本地人和外地人關注的歷史建築地域範圍對比對比本地人和外地人投票前20名中包含的歷史建築並標註在地圖上,得出以下結果: 圖 2 澳門本地人投票前二十名中歷史建築主要分佈 圖 3 外地人投票前二十名中歷史建築主要分佈
  • 7不論是本地人還是外地人,主要關注的歷史建築都是集中在“大三巴——議事廳前地”、“崗頂劇院——政府總部”、“媽閣廟前地——西望洋聖堂”、“東望洋燈塔——普濟禪院”四個區域。不同在於,每個區域的歷史建築,外地人都沒有本地人熟悉,每個區域中所包含的歷史建築數量都是本地人多於外地人。最明顯的是“媽閣廟前地——西望洋聖堂”區域,本地人有四座建築包含在內,外地人卻只有媽閣廟一座。這說明外地人對澳門本地歷史建築的瞭解和關注都有待提高,尤其是對於一些非中心非大型的歷史建築,往往容易被外地旅客所忽視。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一個是大三巴的標誌作用;另一個是對於同一個區域沒有形成集群優勢。坐落於同一區域中的建築並沒有實現有效的聯動機制,使得遊客在走訪時沒有形成區域性的概念。3. 從投票數據分析中反映出的問題投票數據主要反映出三個特點:“45 歲以下民眾關注面較窄”,“外地人比本地人關注面較廣”,“同一城區區域中本地人關注的歷史建築比外地人多”。這些特點反映出民眾對歷史遺產資源的認識存在“青少年認識不全面”、“本地人認識面不夠廣”以及“外地人認識不夠深入”的問題。不論是本地人和外地人,對澳門的歷史遺產資源都有認識不足的問題。這暴露了歷史遺產資源和民眾之間缺乏有效的聯繫紐帶,不足以使民眾關注到歷史遺產資源本身含有的信息。三、澳門歷史遺產資源宣傳的問題1. 引入傳播學理論進行分析郭慶光(2011)曾指出社會的傳播是在一定社會關係中對信息的一種共用的行為,這種行為是互動的,需要在雙方存在共通意義空間下進行 [1] 。H • D • Lasswell(1948)認為過程主要涉及五個方面,信息源(傳播者)、信息內容(訊息)、傳播方式(媒介)、受眾(受傳者)、反饋(效果)[2] 。民眾和歷史遺產資源的直接和間接的接觸都可以視為傳播的過程。其中,歷史遺產資源是信息內容和信息源的結合體,民眾是受眾。歷史遺產資源通過不同的組織或者呈現方式,即傳播方式,將文化內容作為信息傳輸給受眾。受眾從中留下的文化印象、心理情感上的評價等,形成反饋。因此引入傳播學理論,有利於從反饋效果反推在信息源、信息內容以及傳播方式上存在的問題。澳門歷史遺產資源的宣傳主要存在以下不足。澳門歷史遺產資源宣傳的問題與改進
  • 濠 鏡8HOU KENG2. 信息源的價值挖掘不足45 歲以下的受眾對歷史文獻和非遺關注較少,本地人比起外地人更加缺乏對歷史文獻和非遺的關注,從傳播學理論來看,說明信息源沒有引起他們關注的價值。只有信息存在價值,才可能被受眾所關注 。人每天都會接收到大量的信息,只有那些有價值的信息才容易被人記住,有價值往往是“有用的”或是“有心理共鳴的”。目前對歷史文獻以及非遺的宣傳主要集中在歷史價值上,當《澳門功德林歷史檔案》、《澳門天主教教區歷史檔案》被列入《世界記憶名錄》後,當“粵劇”、“土生葡語話劇”等被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後,都引起了民眾的關注,但是這些關注是短暫的。對於受眾而言,歷史文獻就是躺在檔案館裡面無法觸碰的文件,非遺是他們平時很少見到,也不知如何欣賞的技藝。換言之,我們應該挖掘它們身上附有的,對受眾而言有價值的信息並凸顯出來,才會更好地引起受眾的普遍關注。3. 傳播手段運用不到位即使價值再大,要達到預期的宣傳效果,也需要適當的傳播方式傳播出去,同時需要運用到位。從投票數據可見,對同一歷史城區,本地人比外地人對其中歷史建築的關注數量更多。這暴露了外地人對澳門歷史區域的內涵認識淺薄的問題。在同一個歷史城區內且相隔不遠建築,卻沒有得到外地遊客的關注,這說明它們沒有得到有效宣傳。同理,歷史文獻和非遺沒也是沒有得到有效宣傳。澳門特區政府曾在宣傳上作過努力。例如 2013 年 9 月曾推出“論區行賞”活動,設計多條主題旅行路線供遊客遊覽,並拍攝了 3 條廣告片以推廣這項活動。可是 3 條廣告片前兩條宣傳效果不佳,最後一條飽受民眾詬病,這都是拍攝形式落後和內容編排欠佳所致。宣傳工作的不到位最終導致活動鮮有關注,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再如澳門特區旅遊局的微信公眾號,儘管有宣傳歷史遺產資源的推文,但更新頻率極低,2017-2018 年間僅不定期更新推文 11 篇,而且文風生硬、排版不精美、內容沒亮點,導致閱讀量較低。(見圖 5)除此之外,還有景點換禮品活動,初衷很好,但人們的關注點在禮品上,使遊客容易產生“獎品只求到手,景點看看就走”的心理。對澳門歷史遺產的展覽活動都是以靜態展示為主,沒有引入當今先進的展示手段,形式單一乏味使遊人缺乏興趣。因此,針對不同的信息源與它們需要凸顯的價值挑選最適合的宣傳手段作為傳播方式,並且想辦法將宣傳手段的效能發揮到最大,才能確保有良好的宣傳效果。
  • 9圖 5 澳門特區旅遊局公眾號推文截圖4. 無法滿足受眾心理需求歷史文獻和非遺不被普遍關注,是因為它們目前呈現傳遞出來的價值不能滿足受眾的心理需求。上文提到,歷史文獻多以展板或陳列的方式展出,非遺也主要是資料闡述的展示為主,這樣的展示形式使受眾產生距離感。他們內心往往都存在著“這上面具體內容是什麼?”“有什麼用?”“這種藝術怎麼欣賞?”等疑問,靜態展示難以滿足這些心理需求。此外,不同年齡層的人有不同的心理需求。以“戀愛巷”為例。15-25、26-35 歲的投票人票數前 20 名中都有它,但 36 歲以上就沒有了。這條 50 米長度的小巷,沒有出現過著名歷史人物或重要歷史事件,卻因為名字使很多年輕人慕名而來,拍照留下美好回憶。這說明在宣傳的時候要清晰的受眾定位,準確了解心理需求,才能做到有的放矢,達到預期效果。澳門歷史遺產資源宣傳的問題與改進
  • 濠 鏡10HOU KENG四、對澳門歷史遺產資源宣傳的改進建議上一章總結了澳門歷史遺產資源宣傳的三個主要問題。下面針對這些問題從傳播學的角度給出改進的建議。1. 挖掘歷史遺產資源的附加價值歷史遺產資源最明顯的價值是歷史價值。因為太過明顯,反而不太吸引受眾關注。要民眾持續關注歷史遺產,就要不斷挖掘它們具有的且適合民眾的附加價值,將附加價值變為有價值的信息,引起受眾關注。(1)歷史建築的附加價值歷史建築除了是一個具有歷史價值的空間實體之外,還可以有功能價值和載體價值。功能價值既可以指該建築本身具備的或可被利用的功能。有些歷史建築的本身功能可以繼續發揮作用,讓人們可以走進內部了解,這種互動加深了受眾對建築的認識和關注。崗頂劇院、媽閣廟就是很好的例子。澳門政府應該考慮開發更多歷史建築的功能價值,或賦予新功能來喚醒更多歷史建築的功能價值,使更多的受眾走進其中。載體價值是指有些歷史建築本身承載了歷史故事,有關部門可以通過宣傳這些故事將受眾注意力關聯到相關的歷史建築上。還有一些歷史建築的載體價值反映在情感上。例如戀愛巷的載體價值就是承載人們對美好愛情的嚮往,它的情感載體價值遠大於歷史價值。(2)歷史文獻的附加價值可以根據目標受眾群的興趣提煉歷史文獻中的敘事價值以及關聯價值。歷史文獻多數記載了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等,若將一些歷史文獻中有趣的故事、與澳門發展以及民眾日常生活相關的內容提取出來,以生動的方式展示,則容易引起民眾對故事的共鳴從而吸引關注。此外,文獻的關聯價值是指非文獻內容但又和文獻有緊密關係的事情。比如,如何系統整理、修復文獻是很多民眾好奇的事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將文獻的整理和修復開放給民眾參觀,甚至讓民眾參與其中,從而吸引民眾對歷史文獻的關注。(3)非遺的附加價值從投票數據可知,非遺的宣傳對象應該主要是 45 歲以下的青少年人群。非遺的歷史價值不言而喻,但正因為它們“老”,所以與青少年在心理上產生距離感。因此在宣傳時應發揮非遺的參與價值以及載體價值,使其更容易被接受。
  • 11非遺多數為傳統活動或藝術形式,所以完全可以發揮其參與價值,讓受眾通過不同的方式參與其中,直接拉近與非遺本身的距離。比如“粵劇”,可以開設講座、鑒賞課程、後台參觀等,甚至可以讓民眾參與新劇故事的編寫,從而讓受眾有更多機會走進粵劇、了解粵劇、關注粵劇。此外,非遺多數有承載故事的能力。因此應該發揮其載體價值,用非遺形式講述新故事,利用故事內容引起受眾的心理共鳴吸引受眾的關注,從而關注非遺。2. 運用適合的傳播技術凸顯有吸引力的信息澳門有關部門利用了多種手段對歷史遺產資源進行宣傳,傳統媒體形式、網絡新媒體形式、展覽活動以及趣味活動都有,可是宣傳效果一般。運用多種宣傳手段是對的,但從傳播學理論來看,運用的宣傳手段需要和信息內容的特點以及受眾的特點相匹配才能發揮到有效的宣傳作用。上文已經分析了歷史建築、歷史文獻和非遺各有可以挖掘的附加價值,在運用宣傳手段的時候應該選擇適合這些附加價值的手段,以求將內容最大化、高效地傳遞給目標受眾。在歷史建築宣傳方面,旅遊宣傳片的拍攝應該將介紹重點放在藝術價值、功能價值以及關聯周邊歷史建築進行聯動展示,讓受眾可以通過宣傳片對歷史建築有更全面的認識。此外,可以將澳門的一些歷史人物生平或歷史事件拍成電視劇或電影,拍攝時在歷史建築中取景,讓受眾在觀看時潛移默化接收歷史建築傳遞出的載體價值信息,從“硬”傳播轉化為“軟”植入。還可以考慮將一些非遺形式與歷史建築進行聯動,發揮相互帶動宣傳的優勢。例如,可以將粵劇、土語話劇的演出以及普及課程等搬入崗頂劇院,既宣傳建築的功能價值,也宣傳非遺。在歷史文獻方面,同樣可以將一些文獻改編成影視作品進行傳播。另外可以拍攝關於文獻整理和修復的高質量趣味紀錄片,吸引受眾對文獻工作的關注。還可以舉辦具有參與性的展覽活動,讓文獻走出展櫃,使受眾可以近距離閱讀文獻或親身感受文獻工作的有趣之處。此外,可以將文獻中的有趣內容搬上網絡,通過新媒體形式進行宣傳,讓更多的人可以通過網絡渠道利用碎片化時間了解一些歷史文獻的內容。利用先進的數字化技術展示歷史文獻,將二維平面的文獻內容數字化方便人們在網絡查閱,還可以利用虛擬漫遊技術和人機交互技術讓受眾在三維虛擬圖書館空間中瀏覽文獻,甚至可以將一些文獻內容在虛擬圖書館中具象化展示,增強用戶體驗,加大用戶興趣。在非遺方面,除了與歷史建築進行聯動宣傳之外,還可以多開設普及課堂和講座活澳門歷史遺產資源宣傳的問題與改進
  • 濠 鏡12HOU KENG動,讓受眾有更多的機會親身參與其中。此外,編排與現當代生活有關的內容,通過非遺形式進行演出,以內容吸引青少年關注非遺本身。甚至可以讓非遺形式走上街頭,在人流密集的地方以“小劇場”的形式表演一些短劇,在旁邊附上 LED 顯示屏的實時翻譯和說明,讓受眾與非遺形式進行近距離接觸。3. 放寬視野,緊抓一切吸引受眾的機會傳播的成功與否,除了凸顯有價值的信息以及運用適當的傳播手段之外,還要懂得利用適當的時機進行宣傳。若時機得當,則宣傳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這個時機,概括而言就是一切吸引受眾的機會。這就要求宣傳方應該切實了解受眾群體的關注力動態,善於從中發現與歷史遺產資源有關的關聯點,把握機會,運用借力為自己的宣傳助力。歷史建築的宣傳,應要懂得利用其它媒體節目取景,與對方合作,把握機會推廣本土的歷史建築。比如,外地人的投票數據顯示他們會關注十月初五街到聖方濟各堂一帶的歷史建築,投票數排第四。究其原因,2000 年電視劇《十月初五的月光》、2006 年的韓國電視劇《宮》、2009 年的香港愛情電影《游龍戲鳳》都曾在這一帶取景,外地觀眾在觀看影視作品的時候也會被畫面中的景色吸引,然後慕名而來。可是,澳門有關部門在這方面的把握能力不太強,比如韓國著名綜藝節目《Running Man》曾在 2013 年推出一集澳門特輯,整集節目都是在澳門取景拍攝,有關部門完全應該和製作方洽談合作,利用這次機會通過節目更多地宣傳本土歷史建築,並可以提前宣傳造勢,吸引更多遊客在節目拍攝期間來到澳門的取景地,引發更大關注。除此之外,歷史文獻和非遺的宣傳也可以通過抓住一些網絡熱點新聞或事件的機會,將受眾關注度關聯到澳門歷史遺產資源上。要善於發現正在發生的熱點或熱議事件與歷史文獻中的記載內容、非遺自身形式或內容有關聯的信息點,以此作為新的信息價值點,趁著受眾普遍關注事件的熱度,將注意力關聯至歷史文獻和非遺上,從而獲得更好的宣傳效果。五、結語澳門地處海濱之地,中外文化在這裡碰撞交融,留下了特有的歷史遺產。這些既是這座城市的財富,也是魅力所在。要發揮城市的魅力,既要挖掘出歷史遺產,也要展現其內涵。前輩的努力,讓越來越多的歷史遺產重現光輝,接下來的工作就是將其內涵發揚四方。
  • 13本文以投票數據分析作為起點,引入傳播學理論,從受眾反饋效果出發,反推澳門歷史遺產資源宣傳中的信息源、信息內容以及傳播手段存在的問題,並給出改善建議。綜合而言,澳門有關部門一直都有在歷史遺產宣傳上作出努力,可是在努力的同時應該更多利用調查數據檢驗宣傳效果,與專家交流尋求專業建議,及時引入先進技術,抓住一切機會將澳門歷史遺產資源推廣出去。希望本文拋磚引玉,讓更多同行專家共同努力探討歷史遺產資源的宣傳和傳承問題。 註 釋:[1] 郭慶光:《 傳播學教程》(第二版)[M],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1。[2] H. D. Lasswell,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 The Communication of Ideas, Harper and Brothers, New York, 1948.[3] 郭慶光:《 傳播學教程》(第二版)[M],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參考文獻:[1] 郭慶光:《 傳播學教程》(第二版)[M]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年 4 月第二版。[2] 廬可茵:《澳門世界遺產的點、線、面結合》[D],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3] 孫克勤:《發展世界遺產旅遊——以澳門歷史中心為例》[J],《資源與產業》,2009,02,85-89。[4] 吳宗岳:《澳門文化遺產旅遊開發研究》[D],華僑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06。[5] 王忠,吳昊天:《體驗經濟視角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旅遊開發研究——以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旅遊開發為例》[J],《青海社會科學》,2017,06,146-152。[6] 袁俊,張萌:《生態旅遊視野下的澳門文化遺產旅遊可持續發展》[J],《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06,22-28。[7] 楊開荊,《澳門歷史文化資源及其數位化整理研究》[J],山西檔案,2017,05:18-23。[8] H. D. Lasswell,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 The Communication of Ideas, Harper and Brothers, New York, 1948.澳門歷史遺產資源宣傳的問題與改進
  • 濠 鏡14HOU KENG澳門媽閣廟文化產業 SWOT 分析和發展策略◎ 李濟翔、張雨婷 /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澳門歷史遺產研究碩士研究生摘 要:媽祖文化傳入澳門約有 500 多年歷史,而在“海上絲綢之路”的背景下,如何利用好文化產業傳播發展澳門本土媽祖文化已經被提上日程,因此,本文利用 SWOT 分析理論,探討以本島媽閣廟為代表的澳門媽祖信俗發展文化產業所面臨的現狀。顯而易見的,已經融入澳門居民日常生活的媽祖信仰,在政府政策支持和閩台可借鑑案例的經驗下有著發展文化產業的良好土壤,但同時也不得不承認宣傳力度不夠、文創設計不夠潮流和缺乏產業鏈條化阻礙了這一進程。雖然目前媽閣廟文化產業發展的風險在於媽祖文化受到現代文化衝擊,並存在著文化輻射面狹窄以及信眾老齡化的現象,但“媽祖信俗”申遺成功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帶來的更廣闊的文化產業市場,為澳門媽閣廟的文產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因此,基於澳門媽閣廟現狀,形成“互聯網 + 媽祖”產業模式,打造“文化景觀圈”,在吸引更多領域的人才投入到媽閣廟文產發展中的同時,打造獨具特色的“媽祖 IP”,設計開發有效文化創意旅遊產品是行之有效的文產開發路徑。關鍵字:媽祖文化 文化產業 澳門媽閣廟一、媽祖文化的起源、傳播及澳門媽祖現狀媽祖信仰是流傳於中國沿海地區的民間信仰,肇於宋、成於元、興於明、盛於清、繁榮於近現代。媽祖信仰誕生之初,其影響僅限於福建莆田海濱區域,到了南宋末年的十字門戰役,端宗趙昰和張世傑等率領軍民在澳門媽閣山和路氹商地紮寨,從此澳門逐
  • 15漸有人定居。因此本文認為閩籍遺民為澳門帶來了媽祖文化。在明史記載中,400 多年前葡萄牙人最初抵達澳門,是在澳門的媽祖閣登陸的。而澳門媽閣廟(又稱媽祖閣或媽祖廟)的出現時間,學術界主要採用李鵬翥學者的說法,認為媽閣廟建自明朝孝宗弘治元年 (西元一四八八 ) [1] 。這 500年中媽祖信仰經久不衰,且仍有向世界傳播的擴大趨勢,給澳門媽閣廟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機遇。 圖 1:媽閣廟廟前2013 年莆田學院媽祖文化研究院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媽祖學概論》一書,對媽祖文化的概念作了初步的界定 [2], 明確了澳門媽閣廟的文化產業發展的基本概念。2014 年 “澳門媽祖信俗”經國務院批准列入第四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專案名錄,為澳門媽閣廟的文化產業發展提供了一張世界名片。而澳門媽祖與其他地區不同的地方在於存在著多教融合的現象 [3],並且作為國際旅遊都市,澳門媽祖與其他地區的媽祖信俗相比受眾更廣,更具有國際化基礎。但除了本土學者較少有人關注澳門本地的文化發展問題,在學術論文上表現出較多空白。因此,研究媽祖文化,不應該只停留於歷史學的角度,還有如何在 21 世紀讓媽祖信仰適應當下,煥發活力。因此,本文試圖從發展澳門本土媽祖文化產業角度,探討基於特定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育、傳播及未來發展問題。澳門媽閣廟文化產業 SWOT 分析和發展策略
  • 濠 鏡16HOU KENG二、文獻綜述及基本概念( 一 ) 關於文化產業的定義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中對文化產業詳細的闡述 [4] 和我國統計局在《文化及相關產業分類 2012》中分類標準規定,有學者認為文化產業包括文化旅遊產業、文化創意產業,祭祀用品生產等可以產業化運作開發的專案,而不包括媽祖祭典等文化祭祀活動 [5] 。本文依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第 26/2013 號行政法規第三條,採用澳門文化產業基金制定的《文化產業發展政策框架》中對文化產業的定義,將文化產業劃分為 4 個核心領域,包括創意設計、文化展演、藝術收藏及數碼媒體。( 二 ) 澳門媽閣廟文化產業的內容及影響因素諸多學者對文化產業的內容進行了深刻地討論,本文採納了帥志強和曾偉的觀點,認為澳門媽祖文化產業由核心層和週邊層組成。核心層產業主要以媽祖文化為資源,以創意為手段,生產媽祖文化創意產品,突出文化性、原創性、內涵性,代表行業包括:影視動漫、文化旅遊、民俗體育等。而週邊層主要指媽祖文化相關產品生產的行業,也由兩個層面組成,即媽祖文化祭祀、宮廟建築產品和宮廟內設物品的生產,以及有關聯的服飾和食品等生產性行業。除此之外還有與媽祖文化相關的海洋文化產業和其他產業。而關於媽閣廟文化產業的影響因素,本文從范宇鵬學者的研究中獲得了靈感,認為澳門媽閣廟文化產業的發展主要受社會環境(公共交通、城市綠化、固定資產投資)、從業人才數量、產業結構和教育投入中對文化旅遊的投入程度等影響。三、發展澳門媽閣廟文化產業的意義( 一 ) 地區間的文化產業競爭的序幕已經拉開如今,文化強省戰略已經成為各省可持續發展的共識,於是紛紛出台文化產業規劃綱要。在這種情況下,澳門的文化產業發展不能停駐不前,而發展媽閣廟的文化產業就是乘上了中國文化產業高速發展的快車,有利於擴大文化產業總量,發展以網路文學平台、網路電視、手機電視等為媒介的新型業態,增強跨界融合,展現澳門區域發展特徵。
  • 17( 二 ) 發展媽閣廟文化產業是澳門政府的必然選擇澳門媽閣廟文化產業不僅僅是一部電影、一本圖書等單一產品的收益,而是圍繞媽祖文化創意形象,整合媽祖文化資源,在創作、播映、出版、娛樂等方面創造出新的商機,拉動澳門經濟的增長。除此之外,文化產業是智慧化、知識化的高附加值產業,其產品價值以幾十倍、幾百倍的速度增值。因此大力發展以媽閣廟為代表的文化產業可以迅速提高第三產業在 GDP 中所佔的比重,而且還可以優化第三產業本身內部結構。而在當下,僅憑藉經濟等構成的硬實力已經難以提高澳門的綜合競爭力。全球化的時代,領先競爭對手的唯一辦法就是不斷創新,以媽閣廟為代表的文化產業作為一種軟實力正好體現了創新的要求。( 三 ) 文化產業是媽祖文化可持續發展的必經之路文化產業作為優秀傳統文化的衍生物,兩者之間存在密切的關係,發展媽閣廟文化產業能夠有效促進對媽祖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弘揚。如今社會時代變遷、科技資訊技術不斷進步,通過發展媽閣廟文化產業與媽祖傳統文化的相互融合,能有效拉近當代年輕人與媽祖傳統文化的間隔,使人們更加深刻地瞭解媽祖文化,有利於媽祖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四、文產發展 SWOT 分析( 一 ) 優勢1. 媽祖文化融入澳門居民日常生活在這裡所指的“日常”,是針對澳門媽祖信俗在媽祖誕辰、天后升仙日等節慶活動之外的日常呈現。因在澳門這座多元文化融合的旅遊城市中,“日常”之於媽祖信俗本身,具有相對意義。本文認為,澳門媽祖信俗的日常呈現體現在即便今日澳門漁業已式微,漁民似乎不再需要外出航海、祭拜媽祖以求海上作業平安,但古老的媽閣廟前仍有本地人前來參拜,只求一份心靈的慰藉。走入媽閣廟祭拜媽祖,似乎已成為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媽祖的形象在信眾重迭多樣的心願中豐富了職能。因而,本文認為,這一信俗在融入了日常之後,內容更為豐富多元,呈現及解讀的方式也應時而變。在這種情況下,發展以媽祖文化為核心的文化產業更容易得到信眾、香客的認同,延續媽祖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體現 [6]。 澳門媽閣廟文化產業 SWOT 分析和發展策略
  • 濠 鏡18HOU KENG2. 政府政策支持媽閣廟作為澳門的歷史文化遺產,澳門政府在媽閣廟的保護和開發中發揮了不容忽視的作用,包括媽閣廟的修繕和旅遊線路設計等。據相關人士介紹,前往澳門旅遊的遊客團線路設計都是將媽閣廟作為旅途的第一站,在旅遊旺季,前來媽閣廟觀光的人群絡繹不絕,這離不開政府的政策支持。而 2016 年 3 月“發揮媽祖文化等民間文化的積極作用”寫入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五規劃綱要》。《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戰略規劃》所制定的《文化部“一帶一路”文化發展行動計畫(2016—2020 年)》也指出要充分考慮和包含以媽祖文化為代表的海洋文化,構建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文化紐帶。本文認為,這一系列關於媽祖文化的扶持政策,表明政府和社會對媽祖文化的高度重視,這必然是媽祖文化產業發展的重大歷史機遇,媽閣廟的文化產業發展作為重要組成部分鑲嵌其中,政策優勢將有利於構建推介媽閣廟文化產業的最佳平台 [7] 。3. 閩台可借鑒案例閩台作為媽祖文化的興盛之地,在媽祖文化的學術研究、信眾人數以及媽祖文化資源開發展方面都走在澳門的前面,媽祖文化資源開發模式表現為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為根本,以文化創意為新突破,文化觀光作為結合點。[8] 因此本文認為,這也為澳門媽閣廟的文化產業發展提供了很好的發展經驗和可借鑒的案例。( 二 ) 劣勢1. 宣傳力度不夠媽祖是聞名海外的海上女神,是媽閣廟文化產業開發的核心。但據本文調查顯示,媽閣廟文創並沒有很好地將媽祖系列文創發揚出去,僅有的幾部媽祖電影和光影節使得媽祖系列的產品種類十分單調,還缺少與文創相關的文博會,現有的產品沒有將媽祖文創廣泛宣傳,還缺乏媽祖文化內容的普及,使得人們對媽祖文創產品缺少視覺印象。[9] 2. 文創設計不夠時尚潮流本文將媽閣廟的遊客大致分為信眾和觀光遊客,前者源於信仰,傾向於消費以祝福美好寓意為主的文創產品,後者源於個人喜好,依據民俗風景,將當地特色產物作為伴手禮進行消費, 若文創產品的設計不能夠滿足遊客的心理預期,那麼會給遊客留下新鮮感不足,缺乏創意與特色的印象,特別是海外的遊客與信眾存在心理落差,不利於媽閣
  • 19廟將文化創意產業與旅遊產業的結合,從而展現媽閣廟的獨特性與魅力。本文發現,目前媽閣廟的媽祖系列產品主要是以平安扣、手串等為主,形式單一且款式較為陳舊,信眾可能不願為此買單,而對一部分觀光遊客和年輕人來講缺少一定的吸引力。3. 缺乏產業鏈條化媽閣廟的媽祖文創沒有形成文旅產業鏈的發展模式,本文將其概括為:旅遊及文創開發都相對單一,沒有進行融合式的線路開發,缺乏與遊客之間的互動體驗,文旅融合程度不高,而分開的獨立模式使得遊客體驗不夠豐富。 [10]( 三 ) 風險1. 現代文化的衝擊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越來越多的高科技產品諸如手機、電腦、AI 及虛擬實境技術進入人們的生活中,充斥在生活的各個角落,文化交融和快速反覆運算的景象層出不窮,這使得媽祖文化作為一種源於期盼海上作業平安的民俗信仰逐漸式微。不像閩台作為媽祖文化的發源地有著深厚的文化歷史基礎以及發展力度,澳門的媽祖文化面臨著現代文化的不斷衝擊,年輕信眾不斷減少;缺少對媽祖信俗有心理認同的創意人才,其文化內核也面臨著轉型風險。在這種背景下,如何發展媽閣廟的文化產業,使其具有競爭力,能夠在現代文化市場中佔有一席之地是一個關鍵的問題。 [11]2. 文化輻射面有限媽祖文化發源於福建,在閩台地區有著濃厚的歷史基礎和發展經驗,並呈現積極地向外輻射的態勢,而澳門媽閣廟雖然存在已久但其各種文化產業發展則相對遲緩。根據採訪媽閣廟的工作人員得知,由於澳門轄區較小,媽閣廟在積極向外推廣輻射媽祖文化和服務本地信眾之間選擇了後者,即將澳門作為一個社區進行文化輻射。因此媽閣廟不但在發展創新方面的動力稍顯不足,還由於文化輻射面有限而導致相關的文化產業缺少競爭力。3. 信眾老齡化澳門的媽祖文化在所有媽祖文化信仰地中偏居一隅,在發展中又呈現出多教融合的趨勢,逐漸從一種信仰轉向為一種民俗習慣。那些信奉傳統媽祖文化虔誠的信眾逐漸老去,而缺少年輕人加入到熱愛和理解媽祖文化的行列中來,使得媽閣廟的文化產業很難獲取新鮮有活力的血液從而得到進一步的發展。澳門媽閣廟文化產業 SWOT 分析和發展策略
  • 濠 鏡20HOU KENG( 四 ) 機遇1.“媽祖信俗”申遺成功2009 年“媽祖信俗”被正式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體現了國際社會對信俗類文化遺產的重視,表明媽祖文化得到世界的認可。“媽祖信俗”申遺成功,提升了媽祖文化魅力和關注度,對於媽閣廟文化繼承和傳播具有里程碑意義,對進一步整理、挖掘、開發媽閣廟文化資源產生深遠影響,也為媽閣廟文化產業提供了發展空間和表演舞台。媽閣廟文化產業可以借助非物質文化遺產影響力和競爭力,樹立自己的品牌,開拓、創造市場,打造媽祖文化產業名片,促進媽祖文化產業大發展大繁榮。 [12] 2. 產業發展迎來更加廣闊的市場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將推進東南亞及其他國家的海洋經濟、文化等全面合作,這使得海絲沿線國家的市場更加開放,有利於資金、人才等產業要素自由流動,將為媽祖文化產業發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為媽祖文化產業發展尋找更多的市場機遇。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推進民間文化交流加速,推動東南亞媽祖文化信仰圈、世界媽祖文化信仰圈加速形成。同時,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鼓勵文化產業市場進一步開放,推動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文化經貿合作,海洋文化產業是合作的重點點位。因此,媽祖文化旅遊可以從海洋文化旅遊市場獲得更多機遇,媽祖文化創意產業將使海洋文化創意產業市場迎來更多空間。五、文產發展已有的策略和發展建議( 一 ) 文化產業現有策略2016 年媽閣廟參與了“2016 澳門光影節──光之秘寶”,故事以尋找媽祖遺失的 7顆蘊含“希望”、“堅毅”、“健康”、“幸福”、“豐收”、“勇敢”和“堅貞”的能量寶石為主題,主要在媽閣廟前地表現媽祖文化的“延續”,此次光影節預算為 1,921萬,吸引了 30 萬人次,讓人們以一種新的形式去瞭解媽祖文化和媽閣廟,但可惜的是之後媽閣廟並沒有再參與光影節活動。
  • 21圖 2 我來自外星 (媽閣廟前地)( 二 ) 發展建議1. 互聯網+媽閣廟通過加強新媒體技術與文化創意產業及旅遊業的結合發展,高效運用新媒體平台進行多方位的曝光宣傳,借助微信、微博等互聯網平台,通過平面設計、視頻傳播等提升宣傳的創意點,注重文化創意旅遊的體驗式營銷,加強文化品牌行銷,在網路行銷上運用不同的方式與遊客消費群體進行互動 [13]。與此相應的,吸納各種領域的年輕人參與到媽閣廟文產事業中去,不僅為媽祖文化帶來新的血液,也同時為媽閣廟的文產發展彙聚人才。 如現今與科技結合的“互聯網 + 會展”,是以“永不落幕的會展”形式使會展脫離時空限制,擴大受眾範圍和延長影響時間。同理,媽祖信俗的節事活動也可通過線上模式,增強媽祖信俗所影響的各沿海地區的聯繫和交流,在互動中加大澳門媽祖信俗節事活動的吸引力和影響範圍,同時,這一突破時空局限的方式也利於有媽祖信仰的各地華人在異國他鄉找尋集體記憶、產生共鳴。[14] 以文化創意為生活導向,發展澳門媽祖信俗的文化景觀,並非單純地進行產業運作、市場開發與競爭,而是將文化創意融入澳門整體的文化環境中,融入信俗與市民的公共文化空間建設中,才能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不失信俗的文化內涵,發揚媽祖文化精神。澳門媽閣廟文化產業 SWOT 分析和發展策略
  • 濠 鏡22HOU KENG2. 打造“文化景觀圈”“文化景觀”原指人文地理景觀,如與人類活動關係密切的自然遺產等,隨著人文地理之間的活動聯繫緊密,“文化景觀”的內涵也拓展為有形遺產與無形文化遺產景觀的互動,即歷史地理遺產與非物質文化景觀即人文活動的相互結合。本文認為,根據澳門的實際情況,可將澳門媽祖信俗的各“文化景觀”加強整體聯繫,拓展為“文化景觀圈”。“文化景觀圈”不僅是地理位置上各媽祖廟共同構成的“文化景觀圈”,也是各社團組織開啟合作,協力打造的“文化景觀圈”。如在媽閣廟,目前已有文化局設立的宣傳牌,牌上有二維碼可供遊客掃碼瞭解周邊的文創空間,倘若在此文字中增加介紹澳門其他各處媽祖廟,或在媽閣廟停車場設立與各媽祖廟的免費接駁巴士站,如連接本島媽閣廟與路環媽祖文化村等,則有利於遊客在同一主題的遊覽中深入瞭解澳門媽祖信俗及其文化精神。這一建議還需各個媽祖廟值理會共同籌劃,並與相關政府部門一併努力。澳門土地面積有限,使得陸上交通以及節事活動有一定的局限性,具體體現為九月初九媽祖升天紀念活動中“媽祖繞境”路線被刪減、規模縮小。那麼往海上範圍延伸可以突破陸上交通的局限,為“文化景觀圈”的建設注入更多海洋地理的內容。如可模仿媽祖“海巡”,開發澳門海上旅遊,聯繫澳門沿海地區,使遊客能在具體的體驗中對媽祖信俗產生瞭解的興趣和認知。[15] 3. 設計開發有效的文化創意旅遊產品通過在媽祖廟的觀察發現,即便廟外有小報刊亭售賣紀念品,但款式陳舊,缺乏創意,形式單一,難以實現遊客把媽祖信俗文化“帶回家”的效果。那麼就需要在媽祖文創的設計與開發上,進行視覺形象上的統一,對文化內涵的色彩進行提煉選取,使媽祖文創 IP 形象在各方面進行鞏固,充分的融入地方特色與文化風情。例如效仿湄洲島在媽閣廟前地設立媽祖郵局 [16],深度挖掘如何運用年輕人喜歡的方式來瞭解更多的媽祖文化,通過媽祖文化來樹立更獨有的 IP 形象。其中包括:媽祖郵筒。媽祖郵筒與普通郵筒外形上相似,不同的是,媽祖郵筒上有 Q 版媽祖圖像,圖像下有雲彩,意即媽祖立於雲端,幫助傳遞帶有平安和祝福的書信。Q 版媽祖。為媽祖郵筒等需要,向社會徵集 Q 版媽祖圖像。之所以設計 Q 版媽祖圖像,是為了凸顯時下年輕人的風尚,讓媽祖更加具有親和力,同時也可以與媽祖廟中神情嚴肅之媽祖像相互輝映,使遊客在輕鬆愉快中接受媽祖及相應文化。如可以突出表現
  • 23媽祖喜愛的紅色衣服,媽祖的如意和紅菱法器,以及龍鳳形狀的頭飾(在媽祖廟的建築上可以看到廟頂擁有龍的造型以及魚身龍頭的造型)。媽祖明信片。與郵筒配套使用的明信片,可以分為攝影、手繪、動漫等不同風格設計,體現媽祖廟的不同景色和“普世救濟”的精神文化。Q 版媽祖章。Q 版媽祖章設計較為簡單直接,章呈圓形,主體部分為 Q 版媽祖圖像(隨圖像不同而不同),上書“媽祖保佑”四字。如果遊客直接寄明信片給親戚朋友,郵局則在明信片上蓋上 Q 版媽祖章,讓明信片更具有儀式感。如果客人用信封郵寄明信片,將採用蠟封口,然後在封口處蓋章,讓媽祖的形象和文化更深層次地植入。六、結論自媽祖文化傳入澳門已經約有 500 多年歷史。在“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圈背景下,利用好文化產業傳播發展澳門本土媽祖文化被提上日程。澳門媽祖信俗深根於澳門社區,歷史悠久,交融了佛教、道教和天主教等多種信仰,具有國際視野和廣泛的受眾群。目前澳門的媽祖文化受到現代文化衝擊、缺少產業鏈條化、存在受眾群體老齡化問題、面對著缺少專業的人才培養機制等挑戰。但同時擁有國家和特區政府政策支持、享有廣闊的國際市場和潛在的“媽祖文化圈”群體。因此,為了讓澳門本土媽祖文化向更多的傳播,首先我們可以借助互聯網高科技,打造“互聯網 + 媽祖”產業模式,擴大澳門媽祖文化的影響力;其次利用各個地方的媽祖社團組織協力打造“文化景觀圈”,為其注入更多海洋文化元素;最後可以通過培養澳門本土學者和年輕人才,設計開發針對年輕群體的文化創意旅遊產品,延長媽祖上下游產業鏈,打造獨具特色的“媽祖 IP”,創造出形式新穎、融入地方特色,符合時代審美要求的文化產品。澳門媽閣廟文化產業 SWOT 分析和發展策略
  • 濠 鏡24HOU KENG 註 釋:[1] 李鵬翥: 《澳門古今》,三聯書店香港分店、澳門星光出版社,1986,第 22 頁。[2] 黃瑞國:《媽祖學概論》,人民出版社版,2013。[3] 吳宏岐:《澳門媽祖信仰的形成、擴展及其與中西宗教的交融 [J]》.《海洋史研究》,2015(02):284-314.[4] 聯合國教科文組:《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2017 年 4 月 15日,http://portal.unesco.org/en/ev.php-URL_ID=31038&URL_DO=DO_TOPIC&URL_SECTION=201.html.[5] 帥志強,曾偉:《媽祖文化產業發展的意義、機遇及策略》.《徐州工程學院學報》( 社會科學版 ),2017,32(04):6-11.[6] 裴齊容,王忠:《傳承與發展 : 澳門媽祖信俗文化景觀研究》.《媽祖文化研究》,2020,(01):86-98.[7] 林立新等:《閩台媽祖民俗體育產業化發展 SWOT 分析 [J]》.《媽祖文化研究》,2020,(02):90-96.[8] 范斐菲,連晨曦:《文化旅遊視閾下閩台媽祖文化資源的開發實踐》.《莆田學院學報》,2019,26(06):20-25+38.[9] 陳婧怡,龐曉婷:《文旅融合背景下媽祖文創的發展研究 [J]》.《現代行銷》( 經營版 ),2020,(02):43.[10] 同上。[11] 林立新等:《閩台媽祖民俗體育產業化發展 SWOT 分析 [J]》.《媽祖文化研究》,2020,(02):90-96.[12] 同上。[13] 同上。[14] 裴齊容,王忠:《傳承與發展:澳門媽祖信俗文化景觀研究 [J]》.《媽祖文化研究》,2020,(01):86-98.[15] 同上。[16] 汪瓊,李文武:《論媽祖文化與旅遊經濟的融合——以湄洲島國際會展中心郡雅酒店為例 [J]》.《媽祖文化研究》,2020,(03):73-86.
  • 25 參考文獻:[1] 鄭麗萍:《媽祖文化融入海洋命運共同體的價值與路徑 [J]》.《媽祖文化研究》,2020(03):1-5.[2] 石友:《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影響因素與路徑探索 [J]》.《智慧中國》,2020(07):92-93.[3] 范宇鵬:《基於文化產業新型業態下文化旅遊收入的影響因素的研究——以西安市為例 [J]》.《現代行銷 ( 資訊版 )》,2020(07):83-85.[4] 汪瓊,李文武:《論媽祖文化與旅遊經濟的融合——以湄洲島國際會展中心郡雅酒店為例 [J]》.《媽祖文化研究》,2020,(03):73-86.[5] 林立新,陳少騰,林榮,武煒,林麗萍:《閩台媽祖民俗體育產業化發展 SWOT分析 [J]》.《媽祖文化研究》2020,(02):90-96.[6] 孟建煌,潘是輝:《論“一帶一路”背景下媽祖文化的傳播 [J]》.《教育傳媒研究》,2020,(03):83-85.[7] 裴齊容,王忠:《傳承與發展:澳門媽祖信俗文化景觀研究 [J]》.《媽祖文化研究》,2020,(01):86-98.[8] 陳婧怡,龐曉婷:《文旅融合背景下媽祖文創的發展研究 [J]》.《現代行銷 ( 經營版 )》,2020,(02):43.[9] 范斐菲,連晨曦:《文化旅遊視閾下閩台媽祖文化資源的開發實踐 [J]》.《莆田學院學報》,2019,26(06):20-25+38.[10] 王玥:《澳門文化產業基金會代主席朱妙麗:助力文創產業多元發展 [N]》. 《經濟日報》,2019-12-20(005).[11] 林震:《試論媽祖信仰傳播過程中的“關鍵節點”[J]》.《媽祖文化研究》,2019(04):75-85.[12] 帥志強:《“一帶一路”倡議下媽祖文化產業合作發展芻議 [J]》.《中華文化與傳播研究》,2019(02):212-224.[13] 李洋藝:《論澳門文化創意衍生品設計的發展優勢 [J]》.《美術觀察》,2019(09):74-75.[14] 李聿財,鄭逸芳,許佳賢,李羿枝:《媽祖文化對兩岸青年融合發展的影響研究 [J]》,《海峽科學》,2019(09):32-35.澳門媽閣廟文化產業 SWOT 分析和發展策略
  • 濠 鏡26HOU KENG[15] 田素美,謝清果:《論媽祖女神符號傳播對“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構建的積極作用 [J]》.《中華文化與傳播研究》,2019(01):390-401.[16] 孟書魁,雷原:《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影響因素研究 [J]》.《統計與決策》,2019,35(07):100-104.[17] 吉峰:《回溯、演進與展望——海絲之路之上的媽祖文化傳播考察 [J]》.《媽祖文化研究》,2019(01):16-23.[18] 王忠,宋少婷:《澳門文化產業影響因素評價及發展路徑研究 [J]》.《中國文化產業評論》,2018,26(01):267-283.[19] 王忠,吳昊天:《體驗經濟視角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旅遊開發研究——以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旅遊開發為例 [J]》.《青海社會科學》,2017(06):146-152.[20] 李霞,黃漢業,林勝奕:《發揮媽祖文化優勢 促進產業融合發展 [N]》.《湄洲日報》,2017-11-03(B03).[21] 帥志強,曾偉:《媽祖文化產業發展的意義、機遇及策略——以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為背景 [J]》.《徐州工程學院學報 ( 社會科學版 )》,2017,32(04):6-11.[22] 郭道榮,張慧,田安太:《澳門文化產業與旅遊業融合互動研究 [J]》.《旅遊縱覽 ( 下半月 )》,2017(06):107.[23] 黃瑞國,黃婕:《媽祖文化研究的歷史、傳承與發展 [J]》. 媽祖文化研究,2017(01):27-42.[24] 林升梁,許佳寧:《媽祖傳播研究現狀與趨勢 [J]》.《品牌》( 下半月 ),2015(12):128-130.[25] 吳宏岐:《澳門媽祖信仰的形成、擴展及其與中西宗教的交融 [J]》.《海洋史研究》,2015(02):284-314.[26] 劉福鑄:《媽祖文獻資料的搜集整理與展望 [J]》.《浙江海洋學院學報》( 人文科學版 ),2015,32(05):21-26.[27] 王成槃:《蒼南區域歷史文化的傳承與發展 [J]》. 浙江檔案,2013(11):38-39.[28] 李慶新,羅燚英:《廣東媽祖信仰及其流變初探 [J]》.《莆田學院學報》,2011,18(06):1-8.[29] 徐曉望:《福建人與澳門媽祖文化淵源——兼與譚世寶先生商榷 [J]》.《學術研究》,1997(07):55-61.[30] 章文欽:《媽祖閣與澳門媽祖信仰 [J]》.《學術研究》,1996(09):65-69
  • 27化“藏”為“用”:澳門議事亭藏書樓的困境與發展◎ 耿亞敏、黃錚、李旨倩 /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澳門歷史遺產研究碩士研究生摘 要:澳門議事亭藏書樓是澳門中央圖書館的前身,也是澳門服務時間最長的圖書館。其館藏價值極高,備受關注的是 17 世紀至 20 世紀中葉的西文古籍及特藏,特別是葡萄牙在非洲及遠東的歷史文獻。作為一處“特殊的”公共圖書館,藏書樓現有的保護和開發利用仍有很大空間,尤其是對藏書資源的利用。就此,本文提出如何化“藏”為“用”的問題,並構思具有現實意義和時代感的解決方案。在粵港澳大灣區正如火如荼推進的背景下,藏書樓應該進一步完善圖書目錄和檢索系統,考慮藏書的電子化和文本翻譯,推動粵港澳數字化圖書館的進一步建設,促進學術資源的流動和利用。作為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中的一員,藏書樓應該思考學術利用與文化資源公眾享有之間的困境,重視遊客體驗和遊客教育,尤其是對青少年兒童的推廣教育。同時,新冠肺炎疫情對澳門乃至全球的旅遊事業都帶來衝擊,後疫情時代為文化旅遊發展帶來了新的思考。如何把文化故事與技術、商業融合,打造藏書樓文化IP 產業,探索啟動藏書樓作為文化空間與文化符號的價值也是一項極具意義的任務。關鍵字:議事亭 藏書樓 文獻利用一、議事亭藏書樓概況議事亭藏書樓位於澳門亞美打利庇盧大馬路(新馬路)163 號市政署大樓二樓,曾命名為市政廳圖書館、民政總署大樓圖書館,2019 年 1 月 1 日起更為議事亭藏書樓 [1],或稱議事亭圖書館。藏書樓在 19 世紀 70 年代已經開始收集藏書,於 1929 年正式啟用,是澳門中央圖書館的前身。化“藏”為“用”:澳門議事亭藏書樓的困境與發展
  • 濠 鏡28HOU KENG就性質而言,議事亭藏書樓是一處公共圖書館,也是一處專門圖書館。澳門公共圖書館系統可以分為公立與私立兩種,其中公立的公共圖書館如同公立的博物館系統、 展覽館系統一樣由不同的政府部門所管理,包括分為文化局系統、民政總署系統、教育暨青年局系統及其他政府部門的公共圖書館系統。而私立則為民間社團開辦的 [2]。議事亭藏書樓從屬於文化局中央圖書館系統。而稱之為專門圖書館,則是因為目前該處專門收藏 17 世紀至 20 世紀中葉的外文古籍,特別是葡萄牙在非洲及遠東的歷史文獻,其中不乏珍品。比如例如藏書樓最早的一本古籍是《天朝記事》(Regni Chinensis descriptio),由世代經營印刷業的埃爾澤菲爾 (Elzeviriana) 出版社在 1639 年荷蘭萊頓出版。作者是著名耶穌會會士金尼閣 (Nicolas Trigaultii) 。這是用拉丁文寫成的一本有關中國歷史地理、民風習俗的古籍,內容歸入《利瑪竇中國劄記》的第一卷,是研究當時來華傳教士和印刷技術一本珍貴的史料籍。就整體建築而言,全樓面積為 454.9 平方米,裝潢陳列以葡國瑪弗拉修道院的圖書館(Biblioteca do Convento de Mafra)為設計藍本,具有葡萄牙布拉幹薩王朝約翰五世時代的古典風格。館內佈置簡潔,裝飾著眾多鐫刻精細優美的木刻藝術品,具有典型的葡國特色 [3] 。現保存完好,極具古典氣息,被譽為全澳最美圖書館。基於以上藏書和建築的歷史文化價值,藏書樓收錄進“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成為澳門記憶的一部分。基於保護考慮,藏書樓限定參觀人數和參觀時間,主要為研究人員提供相關服務,平時不對外開放。不定期也會邀請專家舉行專題講座,使有興趣的市民及遊客在澳門公共圖書館網站及 facebook 專頁報名後,參與到相關專題的學習中來。另在一些特殊的文化活動中,如 2020 年慶祝澳門歷史城區成功申遺十五周年系列活動,藏書樓採取現場掃碼報名等形式對部分公眾開放參觀,開放範圍包括內廳及其上層局部回廊,讓更多的公眾瞭解藏書樓的歷史和文化價值 [4] 。藏書樓位於市政署建築內,市政署自明朝起為中國官員以至葡萄牙人的議事機構——澳門議事會。該處前地也一直是澳門的市中心,此前很多節慶活動都在此舉行。歷屆上任的澳門總督,皆在此舉行就任儀式。作為“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澳門歷史城區”一部分,市政署及前地周圍相關受文物保護之建築物,其門面都不許改動,只可以改動室內架構,也相應減少慶典活動以加強保護,因此其周圍古建近百年來舊貌保存相對完好,極具歐洲風情和歷史價值。
  • 29二、藏書價值及其利用困境如下表所示,議事亭藏書樓共藏有兩萬多冊圖書,已裝訂期刊 20 種共 1734 冊,已裝訂報紙及紙本 101 種共 1,588 冊,微縮資料 528 卷。目前專門收藏 17 世紀至 20 世紀中葉的外文古籍,特別是葡萄牙在非洲及遠東的歷史文獻。表 1 議事亭藏書樓館藏統計 [5] 從藏書來源看,議事亭藏書樓的藏書來源多樣。有來自陸軍俱樂部和崗頂劇院的俱樂部藏書,華政衙門翻譯署和法律署的衙門藏書,伯多祿和庇山耶的私人藏書,利宵中學的圖書館藏書。很多藏書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並且是稀有圖書,對研究當時的澳門社會情況、傳教士進入中國的歷史、早期中英翻譯和印刷史等具有重大意義。例如,藏書樓藏有 1822年所印《英華字典》,這是由著名傳教士馬禮遜編著的世界上第一部英漢 -漢英對照字典,也是中國境內最早使用西方活字印刷術排印的第一部中文書籍。除《英華字典》,還有《官話指南》、《漢英韻府》、《漢字文法》等當時外國人的中文學習材料。除字典外,《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中國評論》、《李提摩太回憶錄》等研究東西交流的重要報刊、書籍也都收藏在此藏書樓中。《蜜蜂華報》作為澳門有史以來的第一份報紙,也是中國境內的第一份外文報紙,具有相當的文獻參考價值,它刊登了當時澳門及各地的消息,基於交通和通訊條件之不完善,雖然在當時來說並不是很新鮮的消息,但對今天的學者來說,其所刊登的內容、所公佈的國內外新聞,都不失為瞭解當時情況的重要材料 [6] 。化“藏”為“用”:澳門議事亭藏書樓的困境與發展
  • 濠 鏡30HOU KENG這些藏書為研究早期澳門歷史、早期基督教的傳播、語言翻譯和文化交流等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李淑儀博士的《碰撞與交流——澳門中央圖書館外文古籍提要》就是針對議事亭藏書樓的部分外文古籍整理、寫成的,為學術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索引和參考。在序言中,李淑儀博士簡要而精彩地展示了如何通過這些古籍的流轉追蹤其所攜帶的歷史資訊。通過這些外文古籍,讀者可以追蹤到西方書籍在中國和遠東一帶印刷出版的蹤跡。從傳教士踏足澳門之始在澳門出版的書籍,到五口通商後天主教各修會、基督新教各傳道會在內地傳教的漢語課本、字典和翻譯著作,以及後來的駐華使節和漢學家們的中國研究作品,都一一揭示了這些館藏的寶貴價值 [7] 。目前這些古籍有專門的存放空間和保存方式,比如信件用檔袋進行封存,部分的資料被掃描成為電子版,這些都對這批珍貴資料的保存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一些較厚的書籍或者年代過於久遠的資料,由於操作有一定的難度和容易造成損毀,因此目前仍沒有很好的保存方法。由於典藏資料的珍貴性和出於對典藏資料的保護,這些典藏資料的原件是不對外開放的,圖書館網站上可以查看部分典藏資料的電子版。圖書館目前推出的好書推薦項目對於圖書館藏書的可以起到一定程度的宣傳作用,而至於沒有電子版的資料的利用率則幾乎為零。儘管圖書館網站上有針對典藏的檢索目錄,但存在不完整性。目前沒有一個針對所有的館藏典籍的搜索目錄,這對於想通過搜索目錄來瞭解和使用典藏資料的人是極其必要的。針對上面提到的利用率的問題,如何提高網站電子資源的使用率以及如何尋找一個既不對特典造成損害又能增加公眾使用率的兩全方法是當務之急。三、發展建議就目前現狀而言,藏書樓的藏書資源主要是用於學術研究,對有研究查閱需求的人群開放。也就是說,藏書作為一種公共文化資源,並沒有很好地被大眾共用。此外,作為一家政府所有的公共圖書館,藏書樓目前並沒有營利的需求,但大量藏書資源的整理、保護和藏書樓的運營必然會耗費巨大的人力、財力,如果能適當地加入商業的元素,對
  • 31藏書樓的可持續發展和提高知名度是有益的。所以,對藏書資源的開發利用將注重三點:一是如何更好地開發藏書的學術價值,為學術研究服務;二是關注非學術讀者群體,更好地為大眾服務,增強藏書樓作為公共圖書館的開放性;三是發掘藏書樓的文化內涵,提高知名度。第一,就學術利用而言,可以進一步完善圖書目錄和檢索系統。同時為了讓更多的人能平等地利用這部分資源,可以考慮藏書的電子化和文本翻譯。古籍是珍品,是文物,是歷史的載體,很難保存,在保存過程中會風化、缺損、丟失。即便做學術研究時小心翻閱也會對古籍造成傷害,而且由於古籍的脆弱,圖書館一般會提高查閱這部分古籍的門檻,例如不能外借,這就限制了其他地域的學者利用這部分古籍或者說提高了利用成本。就當下的趨勢而言,運用現代技術,將能掃描的古籍儘快全部數位元化,放在網上供學者和公眾無償使用,是更加有效的保護和利用方式。澳門中央圖書館李淑清學者也提出實現圖書館文獻資源共建共用是用戶的迫切需求,是解決文獻劇增與館藏空間不足的最佳途徑,其中建立多語種和多資料類型的聯合目錄資料庫系統也是必要措施 [8] 。在粵港澳大灣區正如火如荼推進的背景下,藏書樓更應該進一步完善圖書目錄和檢索系統,考慮藏書的電子化和文本翻譯,推動粵港澳數字化圖書館的進一步建設,促進學術資源的流動和利用。其次,由於藏書涉及各個國家的語言,使得不同語言的學者在研究時難以利用這部分藏書,組織學者對重要藏書進行文本翻譯的工作是十分必要的,新材料的發現和利用,是學術向前發展的重要催化劑。第二,重視對青少年兒童的推廣教育。學術殿堂的生命力在於教育延續思考力。有關藏書樓的學術研究也是藏書樓衍生資源的一部分,不應該束之高閣,應該把有關研究成果轉化為科普內容。一直關注文獻資源和圖書館發展的楊開荊老師早在 2007 年中有關澳門圖書館的系統研究中就提出要重視中小學圖書館教育,實現圖書館事業的可持續發展 [9]。例如可以打造藏書樓科普讀物,將有關藏書的歷史研究、語言研究或者是印刷技術研究的內容以淺顯易懂的語言介紹給青少年讀者,兼顧科學性和人文關懷;招募青少年兒童作為志願講解員,讓他們更加深入地瞭解藏書樓的歷史和保護困境,讓他們成為“文化遺產友好使者”;開展創意工作坊等,以藏書樓為主題,開展繪畫、講故事、做手工等趣味活動,讓小朋友以藏書樓為主題進行二次創作,使小朋友與靜默的藏書產生互動和鏈接,從而明白文化遺產的瞭解和保護是一件輕鬆快樂、充滿創意、與自己緊密化“藏”為“用”:澳門議事亭藏書樓的困境與發展
  • 濠 鏡32HOU KENG相連的事情。第三,除學術研究和教育推廣外,旅遊發展中的遊客體驗與遊客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對於遊客而言,有機會進入藏書樓參觀是非常困難的。因為藏書樓太過脆弱無法承載大量遊客,只在重要節假日對外開放參觀,限制人次。對此,可以充分利用現代技術,借鑒“數字莫高窟”,打造“數字藏書樓”,讓遊客可以通過網絡訪問就能清晰看到藏書樓的全貌。出於對藏書的保護,展示的文物信息量往往不足,大量藏書沒有展出機會。可以利用數字化的技術進行高精度文物模型復原,放在一個平臺上,通過觸控屏進行操作,使遊客在虛擬場景下觸摸並翻閱,與文物產生互動。同時,藏書樓可考慮將部分古籍做成複製本,或者做成縮印本,供遊客查閱和賞玩。普通人,尤其是遊客,難免對歷史煙塵中的古物產生好奇心和想要親近的心理,當他們把這些“古籍”捧在手裡的時候,會產生喜悅、更多的好奇,甚至是求知慾、對歷史的親近和對文化的嚮往。複製的圖書可供自由借閱,不論是書籍所承載的歷史資訊,還是書籍本身所承載的知識內容,都能被大眾感知和學習。就如目前一些博物館會製作文物複製品供遊客近距離觀賞和觸摸一樣,書籍的複製本或縮印本也能提高遊客參觀體驗和喚起遊客問文物的更多興趣。不過,也要注意複製本和縮印本的質量。複製和縮印的手藝太差,彩圖變成黑白,文字模糊難認,版式歪歪斜斜,是古籍複本和縮印本的常見缺陷。在製作復刻品時,應該發揮現代技術的優勢,除了文本、版式,特殊的紙張也應該模擬出來,展現藏書樓所藏圖書的特色。 遊客體驗之餘,如何抓住機會進行遊客教育,或者說如何將遊客教育“潤物細無聲”般的融入參觀中,是一件值得思考的事情。首先應該完善藏書樓的文物導覽資訊,在實地參觀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在進入藏書樓之後,並無任何相關介紹,如果沒有導覽人員,遊客無法獲得信息和知識。可以通過趣味展示牌、二維碼講解等方式將複雜的資訊在有限的時間、空間裡快速傳達給遊客。其次,發揮藏書樓作為公共文化空間的價值,可以邀請相關領域的學者舉辦文化沙龍、開展小型講座;可以舉辦不同主題的展覽,例如藏書主題,藏書樓的藏書來源多樣,私人藏書在收錄的整體藏書中佔有很大比重,其中有兩位重要歷史人物伯多祿和庇山耶的藏書,可以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舉辦介紹關藏書者的展覽,“從藏書看到人,從人看到世界”,甚至可以與藏書者的後代合作布展,舉辦跨界的文化活動,體現澳門的包容多元與國際性。古舊的外文書籍是難懂的,但透
  • 33過書籍的人物、故事是充滿故事性和趣味的,開發故事創意,進行其他主題的藏書資源布展,讓更多的公眾瞭解藏書樓的豐富藏書和背後的歷史。第四,打造文化 IP。IP(Intellectual Property)原意為知識產權,伴隨著新媒體的崛起,文化 IP 已經成為一種文化產品之間的連接融合,有著高辨識度、自帶流量、強變現穿透能力、長變現週期的文化符號。從消費者角度看,文化 IP 代表著某一類標籤、文化現象,可以引起興趣,用戶的追捧可能轉化為消費行為;從運營商角度看,文化 IP 代表著某一個品牌、無形資產,可以通過商業化運營、產業化融合,轉化為消費品,實現價值變現 [10]。在回顧目前熱門的文化 IP 時,我們可以發現出色的文化 IP 有三大特質:辨識度高;好玩有趣,個性鮮明;有觀點態度,有價值觀。辨識度高低和是否有趣決定了能否吸引觀眾,而價值觀是內核,決定了這個 IP 能否走得長遠。就藏書樓而言,它獨特的藏書資源和歷史背景已經具備了高辨識度的基礎,但它多語種的藏書、嚴肅的學術氛圍和貴族氣息又讓人有點“望而卻步”,離“好玩有趣,個性鮮明”還有些遙遠,也尚未被賦予鮮明的價值觀。雖然形成一個成熟的文化 IP 需要一定的運作時間和非凡的創意,但現階段,藏書樓也可以作出一些嘗試。例如可以與珠寶品牌合作,藏書樓中由一部分重要藏書來自於葡萄牙著名詩人、作家庇山耶(Camilo Pessanha),庇山耶的詩歌被視為葡萄牙象徵主義詩歌的典範,他的詩歌中有許多有關時間,生命和死亡等文藝的隱喻和意象,這些詩歌和文化元素可以為珠寶品牌提供文化符號和內涵,珠寶品牌以此進行設計創作,進行市場運作。也可以考慮以藏書樓為虛擬故事場景,澳門歷史故事為虛擬故事背景,開發設計網路遊戲等。四、總結藏書樓所投射的問題其實是目前大多數文化遺產保護的共同困境。很多文化遺產地因為觀念、技術、場地、展陳能力限制,以及出於對文化遺產保護的考慮,所展示的文化遺產信息量往往不足,大量珍品沒有展出機會,而且在時間、空間、展示形式上也受到諸多局限,制約了文化遺產地社會教育和文化傳播的功能,更不提要發揮在旅遊產業中的文化經濟價值。尤其是在澳門這樣的旅遊業作為支柱產業的城市,文化遺產是旅遊發展的重要資源。在這種情況下,文化遺產是推廣先行還是保護先行的矛盾不可避免。化“藏”為“用”:澳門議事亭藏書樓的困境與發展
  • 濠 鏡34HOU KENG保護是基礎工作,是文化遺產推廣和利用的前提,但文化遺產的保護已不能滿足於嚴防死守的簡單模式,而要適應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變化,通過制定和實施保護規劃,有針對性地實現對文化遺產及其環境的有效保護。推廣也不是一味地宣傳與營銷,是使文化遺產重新煥發生機的關鍵舉措。推廣是構建文化遺產與公眾情感鏈接的重要紐帶,文化遺產進入每一個人的視野並與產生情感連接、利益連接,會反過來促進公眾的保護理念和保護行為。在保護和推廣的困境之間,技術和創意是突破點。單單依靠建檔、研究、保存、保護、宣傳等措施,已不能滿足文化遺產保護與推廣的需要,運用現代化科技手段來保護和推廣文化遺產,已成為保護文化遺產的一個重要手段。建立數字化的資訊系統和展示平台、利用互聯網技術等技術,已經成為圖書館、博物館和眾多文化遺產機構保護推廣的手段。推廣的形式也不再單一停留在展示、講解,越來越多的管理機構選擇開展豐富有創意的活動,吸引眼球,增強趣味性,增加遊客與文化遺產之間的互動。其次,在面對一些脆弱的攜帶特殊歷史資訊的文化遺產時,如何跨越學術利用和文化資源人人享有二者間的鴻溝。每一個人都有平等地享有文化遺產資源的權利。表面看來。藏書樓的藏書“欣賞門檻”高,因為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看懂外文藏書,瞭解其所攜帶的歷史文化資訊。但欣賞文物之美、感受歷史韻味是沒有門檻的,遊客可以從現場獲得微妙的感受和心靈的撼動。而且,“看不懂”不僅僅是遊客的問題,更是文化遺產管理機構的問題,如何讓遊客看懂,這正是文化遺產運營機構的責任。學術研究的成果也不應該束之高閣,而應該轉化為科普,為文化遺產走進大眾視野,更好地保護與傳承服務。要實現公共文化資源平等共用,除了充分利用藏書資源,藏書樓作為公共文化空間的性質也不可忽視。作為公共文化空間的圖書館具有平等性,公益性,開發性,人文性等文化特質,應該充分發揮圖書館作為公共文化空間的功能,重視圖書館作為“場所”的作用,重視開展各種讀者活動,重視技術在圖書館服務中的應用。藏書樓除了作為藏書的物理空間,是人們獲取知識資訊的工具,更是一個公共文化空間——代表澳門歷史城區風貌的具有特殊文化價值的社會場所,是社會文化運作的一部分。澳門歷史城區申遺成功不僅給澳門帶來了“世界文化遺產”的稱號,同時也為文化、經濟、旅遊業等各方面帶來新的契機。在歷史城區,文化遺產所具有的特色內涵極大增
  • 35強了城市地區的吸引力和場所精神,同時也連鎖性帶動了相關服務產業,尤其是旅遊業的發展 [11]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期待議事亭藏書樓作為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中的一員,充分發揮自己的文化潛力、積極參與到澳門文化旅遊事業中,實現更好的發展。 註 釋:[1]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網 站 有 關 更 名 的 公 告 https://www.gov.mo/zh-hant/news/269586/。[2] 王國強:《澳門公共圖書館事業發展概況》,《新世紀圖書館》2015 年第 8 期,第 6 頁。[3] 趙利峰:《議事春秋——民政總署大樓》,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14 年,第 33 頁。[4]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活動資訊 https://www.icm.gov.mo/mhd15/cn/events/OpenDay。[5] 資料來源 https://www.library.gov.mo/zh-hant/aboutus/statistics/collections-statistics。[6]楊開荊:《澳門特色文獻資源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 124頁。 [7] 李淑儀:《碰撞與交流——澳門中央圖書館外文古籍提要》,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2013 年,第 14 頁。[8] 鄭淑清:《澳門地區圖書館文獻資源共建共用研究》,李星儒主編:《澳門文獻與澳門圖書館事業》,澳門: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2008 年,第 38-44 頁。[9] 楊開荊、趙新力:《澳門圖書館的系統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270 頁。[10] 《2018 中國文化 IP 產業發展報告》,來源:2018 中國文化 IP 及創新設計展,中國文化產業發展集團。[11] 朱蓉:《澳門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研究》,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 年,第 119 頁。化“藏”為“用”:澳門議事亭藏書樓的困境與發展
  • 濠 鏡36HOU KENG淺析澳門聖若瑟修院及聖堂背後的“人”及其文化價值◎ 方俊麗、邵瀅 /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澳門歷史遺產研究碩士研究生摘 要:聖若瑟聖堂某種程度是澳門地標大三巴的縮影,它與修院的結合,成為澳門文化底蘊的重要淵源。2001 年修院及聖堂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護獎的榮譽獎,是本澳首個獲得此殊榮的建築。四年後,2005 年,它作為澳門歷史城區的組成部分,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本文從聖若瑟修院及聖堂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要點出發,淺析教堂“背後的人”,從中梳理教堂在發展和保護傳承過程中取得的卓越成就,及體現的古今文化價值。文章以聖若瑟修院及教堂“背後的人”為主題,主要從教堂供奉的聖人和主教兩方切入,分別選取有代表性人物進行生平所做重要事件和與聖若瑟教堂相關事件進行撰寫。文章同時結合聖堂大樓建築設計、傳教活動、教育職能、社會意義等進行引介,在外部於內部的共同因素作用下,多角度探詢聖若瑟修院及聖堂在澳門發展過程中所具有的獨特價值。關鍵字:聖若瑟修院及聖堂 聖人 主教 文化建設一、聖若瑟修院及聖堂背景傳說耶穌會神父到每一處都會建造一座修院奉獻給聖若瑟——耶穌在人間的養父。澳門聖若瑟教堂 1746 年奠基,1758 年落成。據《澳門記略》記載:“澳門有小三巴寺,規模差約,而軒豁過之,三巴之外庫也。”由於聖若瑟修院教堂具有明顯的巴羅克建築風格特徵,入口又設有十級台階,只是規模比聖保祿教堂小,時間比它晚,故華人稱聖保祿教堂為“大三巴”,稱聖若瑟教堂為“小三巴”或“三巴仔”。
  • 37聖若瑟修院由耶穌會會士於 1728 年創辦,與修院毗連的聖堂則於 1758 年落成。聖若瑟教堂是為奉獻和朝拜耶穌會的三位智者 Melchior、Baltazar 和 Gaspar 而建。聖若瑟聖堂連同已坍塌的聖保祿教堂是中國罕見的巴羅克風格建築。二、聖若瑟教堂背後的“人”在參觀聖若瑟教堂時,筆者發現教堂中許多人物的故事值得挖掘。例如陳列在教堂中的耶穌像、聖母瑪利亞像、聖若瑟像、以及分別在聖若瑟像左右兩側的羅耀拉和聖方濟各像。由於大眾對耶穌和聖母瑪利亞大多比較熟悉,因此筆者選擇了相對兩者來說同樣重要的三個聖人——聖若瑟、羅耀拉和聖方濟各作為教堂內具有代表意義的“人”,並對他們的生平進行闡述。同時,教堂背後是澳門教區歷任主教對澳門天主教的卓越貢獻,因此我們也選擇了一位主教作為教堂外的“人”進行研究。澳門教區發展至今已有 24 位主教,現第 24 任為李斌生主教。與聖若瑟修院及聖堂相關主教 7 位,其中栢主教 D. Nicolau Rodrigues Pereira de Borja, C.M.(1841-1845) 曾任聖若瑟修院院長;明德祿主教 D. António Joaquim de Medeiros (1884-1897) 曾掌理聖若瑟修院;馬主教 D. Jerónimo José da Mata, C.M. (1845-1862)、鮑理諾主教 D. João Paulino de Azevedo e Castro (1902-1918)、高若瑟主教 D. José da Costa Nunes (1920-1940)、高秉常主教 D. Arquimínio Rodrigues da Costa (1976-1983)、林家駿主教 D. Domingos Lam (1988-2003) 均在聖若瑟修院就讀或受訓。本文在與聖若瑟相關主教中選擇林家駿主教作為本課題的主教研究代表,其原因有二:林家駿主教是澳門教區首位華人主教,與當代時間間隔較近且在位時間 15 年,相對較長,且他是經歷澳門回歸前後節點的主教,其次在他任內深受修會和政府之鼎力支持,大興土木,修葺或興建修院、聖堂、主教府大樓、會議中心、社會福利服務院舍等,促進福傳事業發展。關於主教職能,1964 年 11 月 21 日召開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公佈“天主的啟示教義憲章”(簡稱“啟示憲章”)第三章論教會的聖統組織——特論主教職中解釋:在信友們中間,主教們代表著最高司祭耶穌基督,司鐸們則是主教的協助者。聖主教時,連同聖化的職務,也授與訓導及管理的職務,不過,這些職務,按其本質,只有淺析澳門聖若瑟修院及聖堂背後的“人”及其文化價值
  • 濠 鏡38HOU KENG在與 ( 主教 ) 團體的首領及成員有系統的共融下,才能運用。以聖秩聖事,收納新的被選人加入主教的團體,是主教們的職權。 主教們是宗徒們的繼承人,從擁有天上地下一切權力之主的手裏,接受訓導萬民及向一切受造物宣講福音的使命,為使眾人因信德聖洗及遵守誡命而得救。1. 訓導職務在主教的主要職務中首推宣講福音。因為主教是信仰的先驅,把新的門徒導向基督 ;主教們擁有基督的權威,是法定的導師,向其所屬民眾宣講當信之理與當守之道德,在聖神的光照之下,由啟示的寶庫內提出新的和舊的事物加以說明,便能儘量發揮作用,並小心戒備那些威脅其羊群的謬論。在澳門天主教教區,分別設有教區官網、澳門天主教協會官網、澳門教區社會傳播中心官網、號角報——澳門天主教週刊、現任主教個人網頁以及澳門各堂區網站。以主教個人網頁為例,設有每日聖言、主日講道、勵志 / 靈修短片或文章、神學與哲學、主教問答等板塊。以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人們的影響來看,主教會通過發布主教牧函、文告鼓勵大家走出去,面對痛苦,同時勇敢前進等進行訓導。2. 聖化職務主教享有聖秩聖事的圓滿,就是“最高司祭職的聖寵經理人”,在主教自己或者他人所奉獻的聖事中,尤為如此;教會就藉著聖體,繼續生存增長。 主教們管理付洗,( 使人們 ) 因聖洗而得以分享基督的崇高司祭職,除此之外也要規範自己的生活,使自己的操行遠離任何罪惡,並以天主的助佑,盡量化惡為善,以期偕同所屬羊群,同入永生之域。林主教上任後,積極促進澳門教會當地語系化,重視教會中文宣傳事業,關心澳門的前途和內地教會的發展,加強雙語人才培養,重視社會公益事業,積極參加政府實施的各項教育、救濟、醫療和社會福利事業。他說,自己即是澳門教區主教,也是澳門的普通公民,要與澳門人民同甘共苦,珍惜和保持澳門安定的社會環境。在他的帶領下,澳門教會積極參加關心勞工問題、青少年教育等社會活動,做到了以他自己的能力,嘉惠於其所屬的人民。3. 管理職務主教們以善言、善勸及善表,而且也用權力和神權,以基督代表的資格,管理託付
  • 39給他們的局部教會。主教擁有神聖的權利,在天主面前也有義務為其屬下立法、審判、並管理一切有關敬禮及傳教的事宜。澳門回歸前天主教會在澳門曾經承擔八成的社會服務,後來才組織街坊會、工會等民間福利。回歸後林家駿主教基於政府而非教會應該承擔其自身的職責,向政府交還例如教育、婚姻輔導、賑濟等的服務。林家駿主教懷抱社會,積極參與政治。隨著澳門政府經濟高速增長,政府稅收也逐漸增多,儘管向政府移交部分社會服務管理權力後,仍有根深蒂固的“服務觀念”根植澳門,如照顧老人、托兒所、精神病服務等方面至今大部分仍由“明愛”團體負責。因此他當時向政府提出:服務我來當,經費你承擔的建議。也因為天主教會的開放態度,他被接納成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員,深受各界尊重和愛戴。三、文化價值聖若瑟修院陪伴澳門至今經已跨過兩個多世紀了。一直以來為教會培育了不少的修士、神職人員,也為我們的社會培育了不少的人才。幾百年來修院屹立不倒,與澳門經歷了許多的風風雨雨,見證了澳門幾個世紀以來的興衰交替。建築方面更加起了承先啟後的作用,對以後許多的建築物的設計也有很大的啟發作用。但這不單獨只是在建築上,就連文化、宗教、學術和人民生活等都有深刻的影響。如促進天主教在澳門的傳播、西方學說的傳入等等。由於其在歷史、建築風格、文化和藝術等都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聖若瑟修院聖堂現在已被文化局評為具有藝術價值的建築物之一。(一)西建東築:承先啟後教堂以華麗誇張的巴羅克風格著稱。正立面為一雄渾的牆體,頂層兩邊為對稱之鐘塔,覆蓋紅色的中式屋頂,右鐘塔三個窗洞放有大銅鐘,左邊鐘塔正面窗亦有一銅鐘,以及一小門通往天臺,中間部分則是由直線和弧線組成的破山花,山花中有壁柱貫穿,正中也有雕飾,頂部豎立有十字架。第二層主要開有三個窗戶,兩側較小但有窗楣及周邊浮雕裝飾,中間窗戶屬於唱詩台,是一整層高之長方形大窗。地面層則設有三個入口大門,兩側的較矮和較窄,其周邊有薄壁柱和門楣等裝飾。中央的較高和較寬,為厚大淺析澳門聖若瑟修院及聖堂背後的“人”及其文化價值
  • 濠 鏡40HOU KENG木門,其兩邊壁柱和方柱的簷部上方則以斷山花形式作結。教堂共設有三個正面入口,兩側入口的門廳都設有祭壇,通過內廊之後才是中殿。中間入口則直達中殿。教堂平面縱軸前後兩端分別為入口前廳及主祭壇。教堂平面是典型的希臘十字,交點處覆蓋穹頂,穹頂距地面 19m,天花之上裝點著耶穌會標誌“IHS",穹頂以帆拱支撐,這是遠東十分罕見的美麗穹頂。主入口處有四根麻花柱,據說是 1856年從聖方濟各修院中移來的。主祭壇奉獻給耶穌聖心,裝飾甚多,其中兩組四枝腰纏金葉的複合螺旋柱最具特色,其柱頂簷部上方以弧形斷山花形式收結。而與之呼應的是入口前廳中四枝支撐二樓唱詩台的木制複合螺旋柱。側祭壇供奉懷抱小耶穌的聖若瑟,他的左邊是耶穌會創始人羅耀拉 , 右邊是第一位踏上中國土地的耶穌會士聖方濟各.沙勿略。下面的盒子裡敬奉有教會聖人方濟各.沙勿略的上臂骨聖髑。另一側供奉無原罪聖母像,這是由葡萄牙波爾圖最精巧的雕塑家製作的,是修院內價值最高的文物。祭壇凸出於牆身,兩側各有圓形及方形科林新柱一組,柱頂簷部以上則有抬高和變形的鵝頸山花壓頂。祭壇及唱詩台頂部均為白色筒拱頂,配以金色花紋圖案裝飾與白色牆身呼應。教堂中心空間的頂部為半球形的穹窿頂,由四個帆拱結構托起,其上設有窗戶,具有透風及採光功能,穹窿頂內側刷白色,中間是金色的耶穌會會徽。(二)傳教人才:中西交流1. 傳教與教士培養澳門聖若瑟修院是由耶穌會創辦、專門為中國副省培養傳教人員的第二所高等教育機構。從1728年創辦至1762年停辦。據統計,已知有14人在此學習過,他們來自中國(內地、澳門)、法國、葡萄牙等 ; 有 23 人在此任教,他們來自葡萄牙、義大利、法國等地,使之成為一個重要的來華天主教傳教人員培訓機構。在遣使會管理時期(1784 年 -1856 年),再一次成為中國教區輸送人才的重要基地,為了培養華籍傳教士,他們還會從中國內地挑選少年修士來修院學習。期間須學習中文、英文、法文、葡文、拉丁語、哲學、神學、算術等學科,一定程度上也學習和發展了中西語言文化。2. 促進中西文化交流明清之際,繪畫交流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內容。早期來華的傳教士,為了傳
  • 41教方便和宗教信仰,大多都會攜帶一定數量的宗教畫。同時天主教傳教士在華建造的教堂、修院為了增加宗教氣氛等目的,一般均有宗教畫進行裝飾。所以西方的繪畫隨著教堂、修院在中國許多地方的建立,分佈到中國許多地方,特別是當時作為西方文化輸入中國的前沿基地的澳門。此外,西洋宗教音樂隨著天主教的傳入而傳入,管風琴等樂器從歐洲運到澳門,由於演奏起來莊嚴又氣派,極適合於教堂使用。到現在聖若瑟教堂內仍有一台古老的管風琴。1728 年,聖若瑟學院成立後,其中亦開設了音樂,1814-1841 年生活在澳門的葡籍優秀音樂家江維沙就曾在聖若瑟學院教授音樂課。他還創作了許多西洋音樂樂章及中國樂曲,“在重大節日裡,聖若瑟教堂裡奏響的是江維沙作曲的音樂,由他的學生演奏,由優秀的男高音演唱。(三)首間獻給耶穌聖心的教堂1900 年,教宗因察覺到當時全球仍沒有一間教堂屬於耶穌聖心,便下令要送出一間聖堂以獻給耶穌聖心,最後挑選了澳門聖若瑟聖堂,於是聖若瑟聖堂便被教宗立為主要獻給耶穌聖心的聖堂。小組成員在文獻查找過程中,發現關於主祭壇供奉誰這一問題,在學界存在不同說法。劉先覺和許政《澳門的宗教建築》[2002] 一文中說“主祭壇供奉耶穌聖心像,側祭壇供奉聖母純潔受胎像,另一個側祭壇供奉聖若瑟像。”而在許政和陳澤成的《入世精神的出世建築——澳門的天主教教堂》[2009] 一文中卻寫道“主祭壇供奉懷抱小耶穌的聖若瑟,他的左邊是耶穌創始人羅耀拉,右邊是聖方濟各。側祭壇供奉無原罪聖母像。另一個側祭壇供奉耶穌聖心像。”根據童喬慧 [2007]《澳門歷史建築的保護與利用實踐》一文中的配圖,及成員在聖若瑟教堂實地考察觀察中看出。此前位於主祭壇的聖若瑟像現在被放置在側祭壇。因此認為現在聖若瑟教堂的主祭壇供奉的是耶穌。淺析澳門聖若瑟修院及聖堂背後的“人”及其文化價值
  • 濠 鏡42HOU KENG 圖 1 聖若瑟教堂主祭壇 圖 2 聖若瑟教堂側祭壇四、結語澳門聖若瑟修院及聖堂是兩個部分,在發展過程中聖若瑟修院人才輩出,故被稱為澳門天主教的“少林寺”。其聖堂是澳門唯一一座擁有圓穹頂的教堂,也是首間獻給耶穌聖心的教堂。兩者相輔相成,在聖人的光照下,教區主教對其發展和規劃,使得澳門
  • 43天主教在歷史的洪流中依然生生不息。修院及聖堂在 2001 年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護獎的榮譽獎,是本澳首個獲得此殊榮的建築。在撰寫過程中,筆者發現聖若瑟聖堂就主祭壇放置的是聖若瑟像還是耶穌聖心像在學界存在爭議,經實地考察於文獻分析得出現放置的聖像為耶穌聖心,與 [ 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 ] 最新資料相背,對此提供參考性建議。 參考文獻:[1] 劉先覺,許政:《澳門宗教建築》[J],《華中建築》,2002(06):84-91。[2] 童喬慧:《澳門歷史建築的保護與利用實踐》[J],《華中建築》,2007(08):206-210。[3] 許政,陳澤成:《入世精神的出世建築——澳門的天主教教堂》[J],《新建築》,2009(02):89-93。[4]葉農:《試述澳門聖若瑟修院在遣使會管理時期(1784-1856年的發展)》[J],《學術研究》,2005(12):88-94+148。[5] 湯開建:《16 世紀中葉至 18 世紀中葉西洋音樂在澳門的傳播與發展》[J],《學術研究》,2002(06):49-54。[6] 葉農:《明清之際西畫東來與傳教士》[J],《美術研究》,2004(02):82-84+93-95。[7] 鄧駿捷,楊開荊:《澳門天主教文獻與《世界記憶名録》》[A],《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歷史文獻研究》(35)[C]:《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2015:8。[8] 凡夫,《澳門宗教文化》[J],《世界宗教文化》,1999(04):3-5。[9]《天主的啟示教義憲章》第三章:關於主教的職能。淺析澳門聖若瑟修院及聖堂背後的“人”及其文化價值
  • 濠 鏡44HOU KENG鄭家大屋的中式風格建築設計研究◎ 楊若然、姜杉、朱則思 /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澳門歷史遺產研究碩士研究生一、背景分析鄭家大屋是澳門的一座建於 1880 年的民居豪宅。其主持建造者是鄭文瑞與鄭觀應。鄭文瑞因多次賑災,被請朝廷封為“榮祿大夫”,鄭觀應受其父影響,對中國傳統文化頗為重視,同時,鄭觀應長期在上海經商,在西方人的公司擔任買辦的經歷使他接觸了大量西方近代思想。東西方的文化在鄭觀應的思想中碰撞,誕生了影響深遠的《盛世危言》,也誕生了鄭家大屋這座東西方建築風格完美融合的建築。2005 年,鄭家大屋被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作為澳門歷史城區的重要部分向世界展示中式建築之美。作為世界遺產青少年教育基地後,它的人文價值得以發揮與延續,對澳門青少年加強認同感和歸屬感具有助推作用,對世界遺產保護工程同樣具有積極作用。這棟百年大屋佔地 4,000 平方米,擁有 60 多間房,是澳門現存最古老的大型中式民居之一,也是一座獨特的嶺南風格的建築群。在查找有關嶺南建築風格建築的圖片資料時發現,嶺南的建築園林有著江南園藝的風格,卻又不同於江南園林水榭亭台的精緻;有著西方歐式風格的影子,卻又不同於教堂的典雅端莊。中國人的建築中總喜歡雕龍築鳳,但在嶺南的建築中卻無法尋覓。然而澳門獨特的人文情懷與文化歷史歷程的確也影響鄭家大屋的建築體系。嶺南地區濕熱,當地人們對於穿著和房屋沒有太多講究,只需要通風涼快就行。嶺南,自古以來“山高皇帝遠”,觸犯“龍顏”的士大夫和官員常被皇帝貶到嶺南地區。那些被貶的官員慢慢將嶺南以北的建築風格帶到當地,例如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韓愈就是
  • 45其中之一,他在潮州做官之時,修建的房子就帶有明顯的江南風格。他們中大部分人生性曠達,與世無爭,其餘人就算有遠大抱負,也要裝作無所謂的樣子,不讓皇帝有所察覺。所以在嶺南的建築中,看不到象徵權力與威嚴的龍鳳麒麟。而是用另一種神獸貔貅來代替龍鳳。大多數雕刻裝飾替代品是水果花草一類缺乏權利意味的食物類。“這麼做的原因主要有兩點,其一是讓皇帝覺得這是一堆愛吃的人,不會產生覬覦權利的非分之想;其二也由於嶺南的物產豐富,有條件研究吃食。”羅思敏如是解釋。 圖 1 牆體雕刻花紋二、研究目的及意義鄭家大屋與周邊的西式建築形成對應,中西對照體現了澳門這座城市的高度包容與文化交流,呼應著澳門作為“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區域定位。鄭家大屋作為澳門為數不多的嶺南風格家族式建築群,在經歷百年風霜與社會變遷後仍然能夠氣勢宏大、風格獨具。對其中式風格的探討也是為日後的修葺維護和周邊開發工作提供思路,將其中的歷史文化價值最大限度得以保留和保護。在以往對鄭家大屋的研究中,研究方向多側重於對其歷史沿革以及屋主鄭氏家族,對於建築本身的關注也聚焦於其建築構造形式。此次研究將重點放在鄭家大屋的中式建築風格上,選定屋內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五個建築組成部件進行深入研究,以窺見其風格的具體呈現方式。這也是一次創新地嘗試,將鄭家大屋中式元素按建築要素進行拆解,逐一分析其中的設計構思及歷史價值。通過對各個部分的解構,人們反而可以更透徹地理解建築整體的和諧美與中式審美。鄭家大屋的中式風格建築設計研究
  • 濠 鏡46HOU KENG三、研究內容1. 門樓門樓,指的是門上帶有屋頂建築。門樓一般為單間房屋,獨立設置在庭院外牆之處。梁思成的《中國古代建築》中提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發掘的殷商時期建築遺址,“其中多處土築殿基。上置大石卵柱礎……除殿基外,尚有門屋,水溝……” 。此處的門屋,指的是大門做成房樣式。可見,門樓建築在中國建築史上出現時間非常早。門樓普遍出現在中國各地的傳統建築中。從北京四合院到徽州民居,都可見門樓身影。如徽州的磚雕門樓,徽州明清時期的民居都以高牆封閉,在大門正上方建造一座磚雕門樓。門樓上有裝飾各式磚雕圖案,打破了徽式院落平整高牆外觀的單調。徽州的磚雕門樓隨著徽商的事業發展而不斷精美華麗,相比之下,揚州民居的門樓更簡約,沒有複雜的磚雕裝飾,但同樣樣式多變。如八字門樓,門前留有一定空間,兩側牆向外張開,形如“八”字。常見的還有“凹字門樓”和“一字門樓”。鄭家大屋的門樓造型簡約,與“凹字門樓”相似,整個大門加外牆做成帶屋頂的房屋樣式,大門處凹下去,與門旁邊的外牆形成一個“凹”字,這一類門樓多用於富庶人家。同時,此處門樓還有“更樓”的作用,起著監控防盜的功能。圖 2 鄭家大屋門樓
  • 472. 屋頂中國傳統的屋頂樣式有硬山式、懸山式、歇山式、卷棚式等。以上均為清代稱呼,但部分屋頂樣式很早便出現。如山東肥城發掘的漢代墓室“郭巨”墓祠的石室的屋頂為“不廈兩頭造”,即懸山式。鄭家大屋的屋頂為硬山和斜坡式。硬山式屋頂出現時間較晚,但迅速在民居中普及,並對宮殿建築產生了一定影響。硬山式屋頂的起源還沒有定論。一種說法是起源於中國北方。北方需燒火取暖,排煙系統因此十分重要,硬山頂則減小了煙道長度,更爲實用。但也有觀點認為硬山式屋頂是中國南方的創造。南方多雨,而硬山式屋頂的山牆能更好保護墻體。中國古代十分重視“等級”,不同建築的大小規格都有等級限制,但關於屋頂的“等級限制”還沒有定論,因為缺少文獻證明。從出土文物和對各代宮殿記載的情況看,歇山與廡殿在宮殿中運用最多,廟宇等宗教公共建築也多采用廡殿,以營造莊嚴華麗的景觀效果。普通民居則沒有此類需求。相比較,硬山式屋頂造型簡單、實用功能多,相比複雜華麗的廡殿式屋頂造價更低,成為傳統民居的首選。 圖 3 屋頂類型圖3. 木構架木構架,是以木材為主要建築材料搭建的房屋框架,是中式傳統建築最突出的特點之一。鄭家大屋的建築風格中西混合,但在最主要的框架上,採用了中式木構架,如餘鄭家大屋的中式風格建築設計研究
  • 濠 鏡48HOU KENG慶堂的正殿採用的是枱梁式。圖 4 鄭家大屋木構架 抬梁式於春秋晚期初步形成。有研究認爲,抬梁式為官式建築且分佈更普遍,《營造法式》和《工程做法則例》都對各官方建築的抬梁式構造的規格進行了説明,現存的古建築實例基本也都爲抬梁式。從統計數據上看,北方多抬梁式,南方多穿鬥,這也與官造建築的影響有關。北方長期為政治中心,因此民間建築受官方影響大,抬梁式更多。從中原到江南,再到西南地區,抬梁式的影響逐步下降,但南方常有明間使用“抬梁而次,稍間穿鬥”。鄭家大屋積善堂二樓廳堂的頂部,為穿鬥式和抬梁式的混合,可以將其看作建築師結合兩種木構架優點的巧思,但這種結合也可以看作北方政治的輻射影響。4. 隔扇門古人常云:“民以食為天,以居為安。”在建築文化這部色彩紛呈的篇章之中,與建築形影不離之物便是“門”。在各種各樣的建築中,“門”佔據了最佳出入口的地位優勢,它是所有建築的出入口,是人們邁入室內的第一關,所以中國自古以來都十分重視“門”文化。鄭家大屋就是明顯的院落式的組群佈局,中國古代建築在平面佈局方面都有一種簡明的組織規律,這就是每一處住宅,宮殿,官衙,寺廟等建築,都是由若干單座建築和一些圍廊之類環繞成一個個庭院組成的。鄭家大屋也像傳統中式庭院一般需通過前院到達後院,這是中國封建社會“長幼有序,內外有別”的思想意識產物。家中主要人物,或者應和外界隔絕的人物(如家中少女),就往往生活在離外門很遠的庭院裡,這就形
  • 49成一院又一院層層深入的空間組織。“庭院深深深幾許?”“侯門深似海”就都形象地說明了中國建築在佈局上的重要特徵。圖 5 隔扇門示意圖大門具有保障房屋,院落安全,彰顯戶主地位的重要作用。古中式建築多以木頭,歐式建築多以石頭,鄭家大屋則是兩者結合體。鄭家大屋正廳的門由三道不同作用的門組成,最外層並不是整面擋住的門,像是一道屏風,更像是古代中式建築的隔扇(門),係由宋式格子門發展而來,用於分隔室內外空間。一般隔扇門是宮殿建築的門臉,可謂是集美貌,實用和等級為一體。它將門,窗戶的作用巧妙的結合到了一起,既可以放風遮雨,同時鏤空(鄭家大屋採用半開放式更顯風格中西結合)的設計讓外面的風能夠進到屋內,空氣流通,室內不易顯得悶熱潮濕。同時,這扇門富於變化的花紋樣式,菱花形,正方形,方格子等等,又讓單調的門變得生動活潑起來,而且最重要的是,菱花形樣式在古代建築中是最高等級的建築才能使用的,體現了等級性。介紹一下,原本傳統的隔扇(門)多以四抹隔扇居多,最上方為抹頭,下方為隔心,是整個隔扇的重點,在隔心區域會出現很多花紋,古代的工匠就是在這個區域做很多的文章,比如故宮太和殿的隔心就是用的“三交六碗菱花形”。中式的隔扇門通常為平開,中國傳統工藝上幾乎無推拉做法;而隔扇欄窗則除平開外還有支,摘,掛等開啟方式。這不由得讓我想起日本傳統建築中常常能見到的門窗,大概有障子,蔀戶以及唐門幾類。鄭家大屋的中式風格建築設計研究
  • 濠 鏡50HOU KENG圖 6 隔扇門結構及花紋其中,蔀戶實際上更加接近中國的隻摘窗扇,構造工藝上也與相近。唐門實際上就是我們的平開的板門,區別只在於日本的唐門的固定構件安置於室外,門朝外開。而障子,從空間與構造意義同時看,或許更應該傾向於將其看作是可以打開的牆。開啟方式不同於隔扇門而是推拉或拆卸。這與鄭家大屋“通奉第”的第二扇門的開啟方式一樣,但其實在當時,推拉門在我國並不盛行,但推拉的方式能讓室內寢殿與室外庭院的空間關係呈現出極為乾淨的狀態。不僅在使用過程中避免了與地磚摩擦的次數多造成損傷,又將其功能性(通風,防盜)發揮出來,不得不佩服其主人的生活巧思。5. 窗戶鄭家大屋位於西望洋山山腰處,在擇地建房時山下的下環地區房舍較為低矮,因而屋前視野開闊。大屋西北方向面對濠江,形成“前迎鏡海,後枕蓮峰”的宜居環境。也正因此,受海陸風和亞熱帶氣候的影響較大,窗戶就承擔著屋內溫度、濕度、光照的調節作用。窗戶的主要功能有三,隔熱、採光和通風。由於鄭家大屋所處的地理位置,海風是整個建築群通風散熱去濕的主要風源,同時並不是每個房間都需要持續的海風輸入,對海風既要引導也要阻擋。以餘慶堂為例,前屋部分是主要廳堂.空間通透寬敞,海風從正面門窗進入,一部分從兩側牆上的門窗洞口出,一部分從中間天井口處向上流動,另一部分經過天井繼續吹到後樓中路的敞廳。
  • 51圖 7 餘慶堂窗戶 鄭家大屋的窗戶以木質百葉窗和鑲貝殼的隔扇窗為主。窗戶多為中式窗造型,以石為框,外窗扇為葡式百葉窗。百葉窗的使用體現了中西合璧的特點:在傳統隔扇窗上保留周邊木框,裝上活動木質百葉,這種木百葉窗是解決隔熱與採光矛盾的理想構件,在澳門建築上廣泛應用。木框上下帽頭板雕刻嶺南花木佳果、吉祥圖案的木刻花紋,試推測當時建造鄭家大屋工匠的來源,據《澳門紀略》記載:“其商儈、傳譯、買辦諸雜色人多閩產,著工匠、若販夫、店戶,則多粵人。”可見,大量採用本地工匠可能是如此設計和木刻的原因。 圖 8 窗框花紋鄭家大屋的中式風格建築設計研究
  • 濠 鏡52HOU KENG二層窗戶在百葉窗下配以蠔殼隔扇,做工精美絕倫。蠔殼窗是明清時代江南建築的一種典型特色,用貝類外殼薄片代替窗戶紙。製作時要將貝類外殼經過打磨使其變薄,產生透亮加工製作的窗戶上類似玻璃的代用品。這種工藝技法並沒有得到大規模的普及和使用,只在江南地區的少量古建築上有所保留。其原因有二,一是比起普通是牛皮紙或白綿紙,貝殼類材質相當於“明瓦”,因為貝殼片靠手工磨製,工藝比較煩瑣,所以當年只有富裕家庭才能做得起;二是清朝中期以後出現了玻璃,因為製作工藝的更新,蠔殼窗逐漸不再被使用。鄭家大屋採用蠔殼窗設計是對當時手工技藝的見證,也是對建築工藝進程的見證。蠔殼窗的特點是能夠很好地過濾掉太陽光中的紫外線,使室內傢俱即使長時間受陽光被照射後也不會褪色和損傷。安裝了蠔殼窗後,就不用再安裝窗簾。圖 9 蠔殼片鄭家大屋的木百葉窗是解決隔熱與採光矛盾的理想構件,鑲貝殼的隔扇窗可使透過的光線柔和,人在室內感到涼爽。在主要的採光、迎風面上的窗戶內外兩層、上下分段的處理形式,可以調節進光、通風面積,讓室內達到最佳居住環境。四、總結與建議鄭家大屋不僅具有深厚的歷史底蘊,還具有濃厚的文化價值。它於中西思想碰撞時誕生,於中西文化交匯處坐落,今世之吾輩在參觀這間大屋的同時也是對我們所處的環
  • 53境進行比較和反思,在面對外來事物與新思想時,我們將如何面對又將如何自處。實地走訪時,屋內關於前人的活動痕跡並不多。事實上在風雨飄搖的年代,其中居住過的居民與這座建築之間的關係和聯繫值得進一步發掘與探索。一座建築外形的構造是直觀的,建築美是可以在欣賞的一瞬間就被領悟的,而背後蘊含的人與建築的故事則是需要我們慢慢去聆聽的。 參考文獻:[1] 梁思成:《中國古代建築》,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5 頁。[2] 單士元:《明代建築大事年表》,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68 頁。[3] 郭華瑜:《討論硬山屋頂之源起》,《建築歷史》2006 年第 24 期,第 94 頁。[4] 肖旻:《試論古代建築木構架類型在歷史演進中的關係》,《華夏考古》2005 年第 1 期,第 69 頁。[5] 張鵲橋:《澳門典型傳統豪宅鄭家大屋》,《建築與文化》2009 年,第 26 頁。鄭家大屋的中式風格建築設計研究
  • 濠 鏡54HOU KENG後疫情時代“人文澳門”形象強化——以亞婆井前地的“市井”氣息為例◎ 關小婧、林泰旭 /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澳門歷史遺產研究碩士研究生一、時代背景2020 年是極其艱難而又不平凡的一年,新冠肺炎疫席捲全球,澳門經濟出現了嚴重衰退,旅遊博彩業收益大幅萎縮,上半年本地生產總值下跌近六成,前 9 個月澳門財政經常收入下跌 66%,各行各業深受影響,中小企業處境艱難,就業問題開始顯現,廣大居民的生活承受較大的壓力。面對疫情,澳門特區政府堅持“嚴防嚴控,不惜代價”的防疫政策和“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的防疫策略,有效防止了新冠疫情在澳門的傳播。11 月 16 日,行政長官賀一誠發表題為“強基固本,迎難而進”2021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賀一誠提出了明年施政的十項重點工作,除了繼續做好“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的防疫工作外,還要“一手打傘,一手幹活”,充分發揮旅遊業作為支柱產業的引領作用,以旅遊業的恢復帶動經濟的復蘇。他特別強調:“澳門要充分發揮多元文化並存的優勢,強化’人文澳門’形象,加強推動文化遺產旅遊”。二、認識澳門在大多數人眼裏,澳門是一座金碧輝煌、磅礴大氣的賭城,曾經有朋友用“紙醉金迷、燈紅酒綠”八個字來形容他心目中的澳門,這也許能代表相當一部分人對澳門的印
  • 55象。的確,澳門的賭城形象深入人心,但與此同時,澳門還是中國境內現存最古老、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最集中的中西特色建築共存的歷史城區,每一處歷史建築均有它獨特的氣息,如媽閣廟的“香火”氣息、聖老楞佐教堂的“宗教”氣息、何東圖書館的“文化”氣息、議事廳前地的“政治”氣息等。為此,課題組通過實地走訪、文獻研究等方法,不斷尋找亞婆井前地特有的氣息,並嘗試從多角度展示這種氣息的外在表現形式,同時提出在後疫情時代,強化“人文澳門”形象的建議。三、亞婆井前地(一)“前地”的含義及其歷史沿革“前地”一詞是澳門特有的空間形態,其尺度小於一般意義的廣場,葡萄牙人習慣在住宅、教堂等建築群中間開發了一片小空地用來聚會和組織各種活動,而當時在廣東新會、順德一帶的村民,習慣把村裏供村民活動、晾曬穀物的小空地稱為“地塘”,經過幾百年的融合發展,演變成今天的“前地”。“前地”的功能,也從最早的宗教活動擴大到當前兼具交通、集散、休閒娛樂、商業服務和節慶文化等內容。(二)亞婆井前地概況及入選世界文化遺產的原因1. 初識亞婆井亞婆井前地是葡人抵達澳門後最早的聚居點之一,它地處西望洋山北坡,因為這裏曾經是澳門的主要水源地,地勢環境既滿足葡萄牙人防禦、海貿及取水方便的戰略要求,也滿足中國人背山面水、通風採光的風水要求,因此這裏長期是葡萄牙人、中國人和土生葡人的混合社區。現在在亞婆井前地看到的噴泉是 20 世紀末重新修建的,而真正的亞婆井則位於亞婆井斜巷盡頭的高地上。政府曾多次對亞婆井前地進行修復,修葺了周邊的建築、保留了兩棵百年的老榕樹等等,恢復了原有的歷史和文化,現在亞婆井前地已經成為社會文化活動、周邊居民休憩的重要場所。2. 亞婆井名稱的由來亞婆井的葡文名稱“Lilao”便是“山泉”的意思,而中文名字“亞婆”則來源於粵語,傳說明朝有一位老婆婆看附近居民上下山路挑水,非常辛苦,於是她慷慨解囊,命人鑿開山石,引出該地的一眼泉水,並建造水池、儲存泉水供周邊居民使用。當地居民為了後疫情時代“人文澳門”形象強化
  • 濠 鏡56HOU KENG表達感恩之情,便把這口井親切地稱為“亞婆井”。3. 曾經在此居住的名人亞婆井前地周邊有許多保留完好的百年葡式建築,曾居住過許多重要人士。最有名的就是鄭家大屋的主人鄭觀應;在噴泉後的斜坡頂部,是佐治家族的豪宅和果園;鄭家大屋後,面朝廣場的房屋則是知名土生葡人飛曆奇的故居;旁邊兩座裝飾藝術風格的黃色住宅,是亞馬喇的副將美士基打的故居;一些備受尊敬的澳門主教都曾在此生活,喝過由主教山流湧而出的山泉。4. 亞婆井——葡人在澳門的“根”在四百多年前,三十萬葡萄牙人懷揣著黃金夢想踏上通往東方的航路(當時國家人口只有約 150 萬)。他們從本土出發,向南沿著非洲的海岸航行,一路上風高浪急、荒無人煙,在當時的環境下,他們只依靠簡陋的木製帆船進行遠洋航行,僅單程就需要一兩年的時間,加上惡劣的天氣、猖狂的海盜、隨時隨地給葡國的航海者帶來滅頂之災。因此,在經歷種種艱難困苦僥倖生存下來的人們,一旦到達目的地,絕大部分人就不指望能再返回故鄉了。他們只能留守在遙遠的他鄉,渡過餘生。正因如此,亞婆井在葡人心目中地位很高,可以說是葡人在澳門的“根”,他們遠離故鄉,亞婆井寄託了他們對故鄉的思念、對生命的敬畏。潘日明神父認為:“亞婆井是澳門的血脈”,“喝過亞婆井水,忘不掉澳門;要麼在澳門成家,要麼遠別重來”,這首葡國民謠寫滿了早期葡人對亞婆井的情感。幾百年來中國人和葡萄牙人在這裏共同生活,他們在榕樹腳下捉迷藏、放風箏、彈吉他,一起欣賞葡國歌舞、看粵劇演出,那是一種平靜而美好的生活。不同宗教、文化及生活習慣在這裏交融,孕育著溫情、淳樸、包容的社區氣息,可以說亞婆井前地是葡萄牙文化、中華文化和土生葡人文化交融與永存之地。四、亞婆井前地的“市井”氣息(一)早期澳門城市發展的“雙核三社區”模式早期澳門城市的發展是基於“雙核三社區”的模式,“雙核”是控制著澳門的兩個權力核心:即以議事會為中心的葡萄牙人的政治中心和以望廈村為中心的中國人的政權中心。而在空間結構上,不同族群分佈而居,形成三大社區,一是面向南灣的非常完整
  • 57的葡國人社區,人們的生活同歐洲天主教徒的生活形態相似;二是從沙梨頭村沿著城牆向外到望廈村,以及本島最南端的媽閣村是傳統的中國人社區,保留著傳統的中國鄉村生活模式;三是營地大街至內港的中葡人士混合社區。這裏一方面有傳統中國人的信仰和生活,另一方面又具有近代商業文明特徵,深受葡萄牙生活方式的影響。(二)何為“市井”?《史記 • 平淮書》注:“古未有市,若朝聚井汲,便將貨物於井邊貨賣,故曰市井。”“市”就是指商品交易的場所,“井”就是指水井。古時候沒有自來水,井水是重要的飲水來源,古時候人們通常圍繞著有井水的地方建設房屋和街區,同時進行商品交易,可見“井”在古代生產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市井”就是指人們在城市中生活的環境、街區及城市居民日常的生活方式。(三)亞婆井前地的“市井”氣息本文探討的亞婆井前地就位於中葡混合社區,作為葡人抵達澳門後最早的聚居點之一,亞婆井前地是中葡混合社區的典型代表,這裏既有葡國人的船隻和商舖,也有大量華人聚集在此從事貿易和捕魚。從亞婆井前地我們能“嗅”到澳門特有的“市井”氣息,那是一種文化共存、多民族多融合的城市生活形態,這種生活形態有著商業精神的根源,反映在商業文化、宗教活動、節慶、嫁娶、服飾、飲食、休閒運動等方方面面。1. 商業文化16 世紀,葡萄牙人通過遠洋貿易實現東西方之間巨大的貿易利潤落差,為保證利潤的穩定,迫使葡萄牙人要在沿途尋找落腳點。葡人在總結寧波、上川島等失敗經驗後,轉而通過妥協、談判、賄賂等方式實現自己的目的,行賄的成功也讓葡人看到了新的對話途徑,那就是商業利益。葡人來到澳門,他們需要生存,需要維護城市的運作,就需要有人來為他們服務,包括提供基本的衣食住行、船舶的維修、日常的翻譯溝通、甚至是各種文化愛好需要。由於葡萄牙人有錢,因此他們有足夠的資金去支付為他們服務的人的費用。而當時中國的人工極為低廉,而華人在澳門賺到的錢比在家鄉從事農業勞動賺的錢要高出數倍,因此有很多廣東人、福建人願意到澳門去居住,去賺取葡萄牙人的生活費用和佣金。在中葡混居社區有許多番衣店、麵包店等等,已經有種類繁多的商業服務。有專家認為,文化、思想和風俗習慣存在巨大差異的民族可以在澳門方圓幾里之地後疫情時代“人文澳門”形象強化
  • 濠 鏡58HOU KENG共同生活幾個世紀而不發生重大的武力衝突,不會因為經濟、宗教和種族大動干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商業文化、商業利益貫穿始終。在澳門四百多年的發展中,表現出對政治的最低訴求,對多元文化最大限度的忍讓和對生存環境的自我營造和建設,不去追求種族、道德和意氣之爭,他們沒有太多的政治、軍事訴求,把政治爭執降到最低點就是澳門生存的首要策略。可以說,澳門城市存在的核心文化,就是不折不扣的商業文化。這裏沒有明顯的文化、種族、疆土的而區別,只強調競爭、收益、利潤。澳門有它獨特的商業道德和管理模式,我們很難用中國傳統的道德訓誡去評價它,有的人覺得澳門唯利是圖、民族界限不清晰,但不得不說,澳門應該是最早在中國大陸出現的完整的商業城市,這個城市的設計,就是為商業貿易運作服務的。2. 通婚及日常生活從葡萄牙到中國的海上航行長達近兩年之久,從事航海貿易的多為男性,異族通婚成為葡萄牙人在東方的一個重要特徵,早期定居澳門的葡萄牙人就是從馬來西亞、日本和印度尋找女人作為妻子的。和葡萄牙人結合的中國女子,多來自於中國的貧苦家庭,她們很多是為了有口飯吃就把自己賣掉。他們往往先充當葡萄牙人的情婦和婢女,而一旦得到受洗證書,就自動變成葡萄牙人的婦人,可以升入澳門的上流社會,所以這也是澳門城內天主教徒比例相對較高的一個原因,婚姻關係使更多的中國人加入了天主教,這也是澳門土生葡人的起源。這些土生葡人逐漸形成一個完整的社會群落,他們家室較為富有,出生高貴並且教育狀況良好,他們被稱為“大地之子”。他們是天主教徒,但飲食習慣和服飾又表現出明顯的東方民族的特點。在飲食方面,《澳門記略》中談到,葡萄牙人飲食喜歡甜和辣,在葡萄牙烹調傳統和東方美食的相互影響下,葡萄牙人發明了“肥茶”(cha goedo) 這種飲食方式,這是一種家庭式的氣氛較為隨便的聚餐,從下午茶開始,直至正餐完結,客人們隨到隨吃,隨吃隨聊,有多達 20-30 種精緻的點心。這種菜譜在家族代代相傳,顯示著高層次的烹調製作水準,這些都是異族通婚留下的痕跡。在服飾方面,土生葡人一般都是歐洲裝束,婦女們則喜歡刺繡和優質的絲綢、錦緞,講究樸素、清麗和雅致,這與澳門和葡萄牙的氣候不同也有很大關係。3. 宗教信仰中葡混合社區主要的市井生活表現為兩種模式,一種是葡萄牙天主教徒的宗教生活
  • 59模式,另一種是中國的傳統生活模式,這兩種模式相互影響。葡萄牙人信奉天主教,日常生活的大部分都是參加各種宗教活動,包括禮拜、聖誕節、復活節等等。那些加入了天主教的中國人,也追隨葡萄牙人的生活方式,他們要學葡萄牙的語言、取葡萄牙的姓名、過葡萄牙人的生活。基本上,只要加入了天主教就等於進入了葡萄牙人的生活圈子。因此,有很多華人為了生活和做生意的需要,加入天主教。而生活在內港的中國人主要以經商為主,他們生活模式最突出的表現依然是宗教信仰。如在澳門影響最大的道教,佛教代表普濟禪院等。在澳門華人中,最隆重的節日就是持續兩周的春節,其次就是清明、端午、中秋、重陽等等,澳門華人依舊保持著家族、地緣文化的特徵。4. 體育及社交運動葡萄牙人把幾乎現代社會主要的體育形式都帶到了澳門,包括射擊、游泳、狩獵、騎馬等等,都是葡萄牙人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休閒活動。比如騎馬,由於地理空間的限制,葡萄牙人的起碼活動主要集中在郊外,亞馬喇就是一位十分優秀的騎手,他十分喜歡騎馬,每天下午都會在關閘附近騎馬遊玩,龍田村農民沈志亮就是發現亞馬喇這一習慣後,在道路邊設計將亞馬喇刺殺的,這件事情也影響到其他喜歡騎馬的外國人,很長時間不敢出城騎馬。還有音樂會、化妝舞會等等,都是葡萄牙社區中上流社會公共交際的一種重要方式。而華人社區的傳統文化也因為不同宗族的結合而影響著澳門的葡萄牙人,他們也學習中國文化,學寫漢字、聽粵劇。尤其在兒童中間,文化的隔閡表現得並不那麼明顯。例如最早流行在澳門的叫跳飛機和彈玻璃球遊戲,中國兒童和葡國兒童的玩法完全一樣;秋天,葡國兒童和中國兒童都喜歡在平地、廣場上放風箏。亞婆井前地就是他們休憩、遊玩的重要場所。總的來說,亞婆井前地展現了中葡混合社區的“市井”生活,他們和而不同,一體多面。1849 年以後,澳門內城擴展到關閘,社區之間不斷融合,界限更不像過去那麼分明,不同的生活模式也不再以空間為界限了。後疫情時代“人文澳門”形象強化
  • 濠 鏡60HOU KENG五、後疫情時代“人文澳門”形象強化當前,疫情防控進入新常態,人們的旅遊目的地從室內轉向戶外,這是扭轉澳門的“賭城”形象的大好時機。後疫情時代如何充分發揮澳門多元文化並存的優勢,強化澳門的“人文”形象,“澳門歷史城區”應擔此重任。為此,課題組以亞婆井前地為例,提出三條建議。(一)還原“澳門歷史城區”的完整性和真實性。以亞婆井前地為例,這裏曾經是澳門居民主要的居住場所,申遺成功後,隨著旅遊業的發展對本地居民形成一種“擠出效應”,這裏和本地居民的關係變得越發疏離。居民的生活場所變成了旅遊景點,居民的一些民俗文化活動,也漸漸變成遊客和攝影愛好者的體驗。誠然,“澳門歷史城區”大多面臨同樣境況。我們認為,“澳門歷史城區”如果沒有澳門居民、沒有中葡文化交融,只是單純的旅遊景點和形式化的文化活動,將會失去它的靈魂。為此,我們希望能還原“澳門歷史城區”的完整性和真實性,平衡好旅遊業的發展和本地居民的關係。如亞婆井前地,保護好它的市井氣息,解決周邊居民最迫切的問題,比如增加周邊針對老人、小孩、殘障人士等弱勢群體的人文關懷的設施,增強社區服務,增加本地居民需要的日常用品、茶餐廳等的供給等等,將這個區域重新打造成一個適合中葡人民生活的城市空間。(二)通過現代手段讓“澳門歷史城區”的珍貴記憶煥發新的生機與活力。通過對亞婆井前地的實地走訪,我們發現那些承載著歷史見證的老建築許多都只剩下徒有其表的“空殼”,而那些能體現文化記憶、文化價值和文化內涵的“人”和“事”,只能塵封在文獻裏,建築背後的故事、價值及意義正在默默遺失。其實,“澳門歷史城區”中許多的歷史建築都存在同樣的問題。為此,我們建議可以借助現代手段,如參考敦煌莫高窟,通過數位技術將 400 年前中葡混居的繁榮景象重新展現在人們眼前;也可借鑒故宮模式,拍攝“澳門歷史城區”系列紀錄片、打造品牌 IP 等。在這次施政報告中,賀一誠先生也提出開展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線上宣傳推廣及教育工作。總而言之,就是以更現代、更親和、年輕人更喜愛的方式,讓這些古老的記憶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從而提高社會對文化遺產的認識和保護意識。(三)講好澳門故事。亞婆井前地是許多電影、電視劇的拍攝場景,如《放逐》、
  • 61《澳門人家》等等,但這僅僅是作為背景,並沒有充分展現亞婆井身後的文化積澱和歷史價值。其實曾在亞婆井居住的飛曆奇就寫了很多關於土生葡人的小說,如《大辮子的誘惑》、《愛情與小腳趾》等等,可以把這些故事以澳門歷史城區為主線拍成電影或電視劇,讓遊客跟著電視劇遊覽澳門,在歷史城區各個點打卡,也可利用 AR 技術,把著名的歷史人物活化成虛擬的人物影像,通過帶領遊客參觀或遊玩親自講述該段故事,增強遊客的親身體驗感。通過各種手段,講好亞婆井故事、講好“澳門歷史城區”的故事,講好澳門故事,將澳門的“人文形象”更好地傳播和發揚。(四)與橫琴聯手打造一程多站的文化遺產和休閒旅遊精品專案。賀一誠先生在施政報告中,鼓勵業界推出更多特色旅遊產品,加強推動文化遺產旅遊。橫琴作為國際休閒旅遊島,也有長隆海洋王國、麗新文創天地、星樂度露營小鎮、氓洲濕地公園等特別多適合休閒旅遊的目的地。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方案即將獲批,未來,兩地通關更加便利,兩地發展深度融合,為此,我們建議,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和橫琴國際休閒旅遊島可以聯手,打造一程多站的文化遺產和休閒旅遊精品線路,讓所有人看看賭場以外的澳門,這既有利於強化“人文澳門”形象,也有利於帶動旅遊產業的復蘇。 參考文獻:[1] 鄧思平:《澳門土生葡人》,澳門:澳門基金會,2009,第 65-81 頁。[2] 嚴忠明:《一個海風吹來的城市:早期澳門城市發展史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 年 1 月第 1 版,第 68-89 頁。[3] 高偉:《澳門前地空間特徵分析》,澳門,2015 年 1 月。[4] 林永勝:《澳門前地空間》,澳門,2018 年 5 月 21。後疫情時代“人文澳門”形象強化
  • 濠 鏡62HOU KENG淺析“大黑船”背後貿易史之於灣區青少年的教育意義◎ 韋正愷、朱嘉駿、傅栩 /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澳門歷史遺產研究碩士研究生摘 要:本文通過文獻研究法查找“黑船”的相關資料,深入瞭解了早期國際貿易之中,葡日貿易所帶來的國際化影響,並闡述了這段貿易歷史之於澳門的意義。如今粵港澳大灣區戰略正在持續推進中,在這一戰略背景下本文探討了如何利用這段貿易歷史對灣區青少年進行教育,使得他們能夠以史為鑒;一是這段貿易歷史可以幫助灣區青少年在堅持“一國兩制”的認知下樹立灣區整體意識,並認識到區域協同、共同發展的重要性。二是可以在樹立灣區整體意識的基礎上,培養青少年互利共贏、平等開放的國際貿易觀,使得他們能夠成為未來“一帶一路”戰略的中流砥柱,為“一帶一路”戰略提供支撐。三是可以培養青少年敢於冒險、樂於創新的精神。關鍵字:葡日貿易 大黑船 澳門歷史一、“大黑船”(Nanban trade) 的歷史“大黑船”是一艘黑色的克拉克帆船,這是 16 世紀中期至 17 世紀初期葡萄牙人用於貿易的商船,葡萄牙當時的大商船由於是黑色,所以被稱為 “大黑船”。這種黑船與後來美國海軍淮將培理進長崎時的那種黑船,是不一樣的類型。 [1] 當時葡萄牙人來到澳門,以澳門作為根據地,發展出與果阿、長崎、馬尼拉、墨西哥、中國等地進行貿易。 [2]中國與日本對與葡萄牙的貿易稱為南蠻貿易,而黑船可以說是葡萄牙與日本在 16 世紀中期至 17 世紀初期的代表物。日本在進入江戶幕府時代推行閉關鎖國政策後,直到黑船來
  • 63航事件後才再次進行海外貿易。在 16 世紀至 17 世紀期間,澳門作為葡萄牙到印度果阿、日本長崎、東南亞馬六甲等地貿易的中轉站,而當時用於貿易的帆船是一種叫為克拉克帆船,這種船的葡萄牙的名稱是 Nau de Trato,同時代的英國人稱它為 “來自澳門的大船”(Great Ship from Amacon),船有 3-4 個平甲板。[3] 這種船在當時的海外貿易中是一種大型帆船,在當時的國際貿易中航行於長崎、果阿、里斯本、澳門、馬六甲各地,促進著早期全球化貿易的發展。黑船在首次到達日本時僅約 400-600 噸,後來到 16 世紀末與日本的貿易開始成熟後,通常維持在 1,200-1,600 噸,有的甚至高達 2,000 噸,而當時使用的“噸”,是指容量而非現在的重量單位。[4] 由於當時的船隻是利用風來移動為主,所以當時的國際貿易是季節性的季風主導的貿易活動。雖然葡日貿易是一段短暫的歷史,只佔了澳門史和葡萄牙海外貿易史中的一部分,可是它為澳門及葡萄牙帶來豐厚的利潤,澳門作為葡日貿易的中轉站一度成為遠東最富庶的港口。葡萄牙人最初對日本官員和大名採取了對華貿易類似的手段,得到日本大名和政府的歡迎,後來 1569 年天主教大名大村純忠更將長崎讓與葡萄牙人作為一個永久性的停泊地,促進了葡日貿易的進行。[5]在遠東地區的葡萄牙人獲利最為豐盛的貿易路線就是以澳門為中轉港口的葡萄牙人與日本的轉運貿易。每年的 4-5 月,葡萄牙人從印度果阿裝載毛織品,玻璃器皿,自鳴鐘,葡萄酒,印度印花棉布等貨品之後出發,經麻六甲停靠,用船上的貨品交換檀香木,沉香,速香等珍貴香料之後繼續行駛,在 6 至 8 月間到達澳門,用船上的貨物交換生絲,在澳門停靠 10 到 12 個月之後,也就是次年的 6 至 8 月間出發去往日本長崎,用生絲等中國貨品換取白銀。在 11 月至 3 月乘著東北季風返回澳門。[6] 這種貿易不僅讓葡萄牙人獲得最豐厚的貿易,也讓澳門成為當時最繁榮的港口之一。黑船代表的葡日貿易在 1569年取得長崎後開始的長期貿易,一直到 1640 年日本幕府正式禁止葡萄牙人在長崎的貿易,共維持了 73 年的貿易活動,雖然之後也有零星的走私貿易,但葡萄牙後來都無法如以往一樣維持長期的葡日貿易。二、“大黑船”歷史背後教育意義探討(一)將灣區共同發展觀寓於歷史中淺析“大黑船”背後貿易史之於灣區青少年的教育意義
  • 濠 鏡64HOU KENG澳門能在“大黑船”開展貿易時期成為一個繁榮的中轉港口,一方面得益於葡萄牙人先進的航海技術以及用於開拓的冒險精神,另一方面也得益於那段時期日本地方大名積極的對外開放政策,以及中國商人對葡日貿易的積極參與。 可以說澳門的發展和繁榮並非是澳門自身的功勞,是中國、葡萄牙等多個國家共同作用下而造就的,來自各地區精美的商品如中國的絲綢、日本的白銀、印度的印花棉布以及萄牙產的葡萄酒彙集於澳門,造就了澳門的發展繁榮。[7] 學習這段歷史不僅可以讓灣區青少年認識到澳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葡萄牙人只是借用來經商這一歷史事實,深化灣區青少年“一國兩制”的認識;還可以讓灣區青少年認知到澳門的發展繁榮是在多方力量共同作用下造就的,認識到共同協作對於發展的重要性;而在如今“粵港澳大灣區”戰略開展的大背景下,澳門作為大灣區四大核心城市之一,想要尋求發展並實現產業轉型升級,就需要背靠祖國,與粵港澳大灣區各大城市進行優勢互補,因此通過學習這段歷史還可以從中延伸培養灣區青少年的灣區整體意識和灣區共同發展觀,讓他們理解如今想要自己的生活變得更好,就需要灣區各大城市不設壁壘地進行優勢互補、協同發展,就像400 年前澳門從一個小漁村發展成繁榮的中轉港口那樣。此外,葡萄牙人只是借用澳門來經商這一史實還能深化青少年對於“一國兩制”和“澳門自古以來就是我國不可分割的領土”這兩點的認知。(二)將國際貿易觀寓於歷史中葡日貿易並非一直這樣和諧穩定。在 17 世紀初,日本和葡萄牙人的貿易往來開始出現裂痕。1608年日本的朱印船到達澳門後,船上人員遭屠殺。以及1610年葡萄牙黑船 “聖母(Notre Dame)”號在日本長崎遭到報復,船毀人亡。出現這種嚴重的矛盾的原因有兩個因素︰一、當時葡萄牙人在世界各地傳教,與當地文化或宗教起了衝突;二、日本人與葡萄牙人之間資訊不透明,加之中國和日本之間剛經過萬裡朝鮮戰爭不久,產生的信任裂痕。葡萄牙人在澳門擁有管治權,沒有主權,他們在世界各地的傳教,也沒有完全回避了衝突的發生。日本當時信仰佛教,天主教的傳入,對日本社會帶來激烈的變化。有不少地區性領主的天主教大名出現,可是葡萄牙的傳教並沒有考慮,這種傳入對當時的佛教徒來說是一種挑戰,而造成了後來的殉教事件與島原之亂。[8] 當時的日本跟佛教徒對於外來的新事物非常警戒,加上葡萄牙帶來的文化和宗教有著完全不一樣很大的差別,
  • 65他們積極的傳教活動無疑會刺激到原有的宗教和統治者,認為他們是打算侵略日本的敵人,加深民族間的衝突和仇恨。1608 年的日本朱印船隨船人員被害事件,發生的原因主要是日本和葡萄牙之間資訊不透明導致的,日本朱印船漂到澳門過冬,隨船人員在不知道葡萄牙人對澳門管理措施的情況下,橫行霸道,招致葡萄牙和中方的不滿,加之萬裡朝鮮戰役後中日矛盾凸顯,在中方官員授意下澳葡政府派人將日本朱印船隨船人員殺害 [9]。不瞭解對方管理措施這類必要資訊,無疑是雙方溝通和交流較少的體現,這也加劇了雙方之間的不信任,這對於貿易這種強調合作,信任的活動來說是致命的。利潤無疑是貿易的終極目標,可是如何延長貿易的生命,如何可持續地發展貿易應該取代短視的,急功近利的短期逐利行為。在當今全球化背景下,貿易全球化已經不可逆轉且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著。各個國家的合作夥伴來自不同地區,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宗教信仰,歷史背景,思維方式等。這些因素時時刻刻都考驗著彼此信任,彼此友好合作關係。如何增強信任和共識,增加溝通交流和資訊的流通,從而減少猜忌和誤解是處理貿易全球化過程中遇到的矛盾的一個重點內容。當今世界的發展強調的是可持續發展,貿易的發展也是如此。在貿易中,為了盡力追求公平和公正,規則也應運而生。友好,穩定的貿易的發展離不開遵守貿易的規則。這是建立信任的基本條件。為了獲取豐厚利潤而破壞規則是缺乏遠見的行為,也是破壞貿易的良好生態的行為,這種貿易行為帶來的利潤也許是巨大的,但是一定不是長久的。對於穩定,可持續的貿易來說是致命的。日本朱印船隨船人員被害的事件和葡日貿易中在日的傳教活動對當今社會的貿易合作,遵守貿易規則和公平性,增進溝通,增強資訊透明度起到了教育作用。葡萄牙人通過大黑船來進行的貿易,不僅構建了一個遠東海上經濟網路,也深刻影響了當今世界貿易的方方面面,起到了一定的借鑒參考的作用。現今的青年處於一個比起過去任何一個時期都更為國際化、世界更加緊密的時代,現在各國之間的交流和合作已經是密不可分的。正因為如此,現在的青年要學會互相尊重、瞭解和認同其他不同國家的文化、歷史、宗教、社會、各自的差別等等,所以更需要瞭解過去的歷史。這段早期國際貿易所遇到的問題,以回避日後再次發生同樣的問題。過去因為語言、文化、地域阻隔等造成彼此的距離,今天全球國際化成為了主流,瞭解他國的知識能夠更加方便和快捷可從各種途徑中得到,教育青少年這段歷史能有助他們淺析“大黑船”背後貿易史之於灣區青少年的教育意義
  • 濠 鏡66HOU KENG產生平等貿易觀,從而瞭解到在這個時代所要擁有的新時代觀。(三)將創新精神寓於歷史中除了需要擁有平等貿易觀之外,還需要培養青少年勇於創新和冒險的精神。在如今這個全球化、資訊化的時代,不同的國家、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技術都交集在一起,發展的平台異常廣闊,而粵港澳大灣區想要求得長遠發展就需要創新驅動戰略進行支撐,按照中央政府的構想,未來粵港澳大灣區需要建成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以“一國兩制”的背景優勢來統籌利用全球科技創新的資源,構建開放且國際化的區域創新體系,並為灣區居民打造優渥的創新創業環境,以此加快形成以創新驅動為支撐的經濟模式,並求得長遠發展。而創新驅動戰略的實施不但需要中央政府的調控,也需要灣區居民具有創新創業精神,而作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未來和希望,青少年也需要具備一定的創新和冒險的精神。通過學習這段歷史可讓青少年認識到昔日葡萄牙航海家面對未知的海洋,在遠洋航海技術並不發達的情況下,遠洋在當時無異於自殺,然而正是有著勇於冒險和創新的精神作爲支撐,他們才能夠從伊比利亞半島一角不起眼的小國中出發,越過好望角,橫越印度洋,到達澳門,在這之後開拓出各種國際貿易航線,而葡日貿易航線就是其中之一,從而拉開了人類歷史中大航海時代這一壯麗篇章的序幕。雖然之後他們被英國取代了,可是他們也曾經因勇於冒險而獲得豐厚的收入,由本來偏安一隅的歐洲小國,一度成爲國際化的海洋大國。葡萄牙人的這種冒險精神難能可貴,不懼怕前路的危險,勇於嘗試和冒險,正是如此才創造出輝煌的成果,灣區青少年也應當學習這種精神,不害怕失敗,勇於嘗試開創新的道路。假以時日,青少年也能融入大灣區的發展中並獲得到傑出的成就。但還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只顧著短期的利益,要多方面思考,回避葡萄牙人遇到過的問題,做到真正的以史爲鑒。三、總結“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10];中國作為一個有著幾千年歷史文明的古老國度,在發展中逐漸形成了記錄和反思歷史的傳統,善於借鑒歷史經驗使得中華民族生生不息。葡日貿易是世界最早期的國際貿易,它聯繫了世界各個地區的貿易往來,也促進了各種
  • 67文化、宗教、科技等的交流。從這段歷史中可以瞭解到國際貿易所帶來的好與壞,並且可以瞭解到不同文化、宗教等的交流,當中可能會出現的分歧和衝突。過去葡萄牙人有意無意在貿易中,造成不少問題在日本,所以導致這段貿易並不長久。以往“大黑船”背後的這段貿易歷史鮮爲人知,而研究這段貿易史不難發現,其對如今社會發展和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具有借鋻價值,對於作爲大灣區建設未來的青少年具有教育意義,因此在教授灣區青少年“大黑船”相關歷史時候,應當結合“粵港澳大灣區”這一時代背景,將灣區共同發展觀、平等國際貿易觀以及創新創業精神寓於這段歷史中,同時也可以教育青少年避免重蹈葡萄牙人在這段歷史中的覆轍,在未來能夠維護良好的國際交流以及灣區的持續發展。 註 釋:[1] Perry, M. C., Hawks, F. L., & Wallach, S. (1952).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New York: Coward McCann, p.62.[2] 李金明︰《十七世紀初葡萄牙在澳門的貿易》,《 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1996年春季第 26 期。[3] 李金明︰《十七世紀初葡萄牙在澳門的貿易》,《 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1996年春季第 26 期。[4] Boxer, C. R. ,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New York, 1969, p. 327.[5] 江瀅河:《16 世紀中葉至 17 世紀中葉澳門作為葡萄牙與日本交往的仲介》,《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1996 年春季第 26 期。[6] 賴澤冰、湯開建︰ 《明代的澳門與長崎 ——以 1608 年澳門日本朱印船事件和 1610 年長崎葡萄牙黑船事件為例》,《古代文明》2018 年 10 月第 12 卷第 4 期,第109–118 頁。[7] 江瀅河:《16 世紀中葉至 17 世紀中葉澳門作為葡萄牙與日本交往的仲介》,《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1996 年春季第 26 期。[8] 陳仲丹︰《南蠻文化︰日本攝取西方文明的開端》,《經濟社會史評論》2016 年第 4 期,第 119-120 頁。[9] 賴澤冰、湯開建︰ 《明代的澳門與長崎 ——以 1608 年澳門日本朱印船事件和淺析“大黑船”背後貿易史之於灣區青少年的教育意義
  • 濠 鏡68HOU KENG1610 年長崎葡萄牙黑船事件為例》,《古代文明》2018 年 10 月第 12 卷第 4 期,第 110-111 頁。[10] 後晉 • 劉昫等撰︰《舊唐書》,卷七十一,〈魏徵傳〉。 參考文獻:[1] Perry, M. C., Hawks, F. L., & Wallach, S. (1952).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New York: Coward McCann.[2] 李金明︰《十七世紀初葡萄牙在澳門的貿易》,《 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1996年春季第 26 期。[3] Boxer,C. R. , 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New York, 1969.[4] 江瀅河:《16 世紀中葉至 17 世紀中葉澳門作為葡萄牙與日本交往的仲介》,《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1996 年春季第 26 期。[5] 賴澤冰、湯開建︰《明代的澳門與長崎 ——以 1608 年澳門日本朱印船事件和1610 年長崎葡萄牙黑船事件為例》,《古代文明》2018 年 10 月第 12 卷第 4 期。[6] 陳仲丹︰《南蠻文化︰日本攝取西方文明的開端》,《經濟社會史評論》2016 年第 4 期。[7] 後晉 • 劉昫等撰︰《舊唐書》,卷七十一,〈魏徵傳〉。
  • 69 商戶基礎模型理論◎ 黃偉傑 /澳門社會科學學會副理事長本文主要是延續上期學刊所介紹的商戶基礎模型理論,期望有助澳門商戶改進業務營運有所得益。某時段本地商戶的銷售交易總額是由:本地商戶支付卡銷售額 Mt 及非支付卡銷售額組成。其中:a)支付卡銷售額 Mt:可由本地商戶支付卡交易量累計而得,此支付卡銷售額包含 : 某時段的本地人用卡支付交易,及來澳旅客用卡支付交易;另一部分b)非支付卡銷售額:主要是現金銷售額,也同樣來自本地人消費及來澳旅客現金消費。來澳旅客用卡支付交易,包括了來澳旅客在網上訂房、租車,旅遊時段支付卡消費,直接對本地旅遊收益 (Te) 有所貢獻。澳門本地商戶支付卡銷售總額,若能減除同時段本地人用卡交易額,則可得出來澳旅客用卡支付交易。問題只剩下來澳旅客非卡支付交易的部分。簡單地說:在某時段計量下:本地旅遊收益 (Te) = 來澳旅客支付卡銷售額 + 來澳旅客非支付卡銷售額即 : Te = Tp + Tn ------(1)來澳旅客支付卡銷售額 = 本地商戶支付卡銷售額 Mt - 本地人支付卡銷售額商戶基礎模型理論
  • 濠 鏡70HOU KENG即 : Tp = Mt - Rp ------(2)若 Mt、Rp、Tn 數字齊備,推算 Te 實不困難。在本研究中,若 Mt 及 Rp 都可取得足夠大的樣本,則可推算 Tp 數值,來澳旅客非支付卡銷售額 Tn 實在是反映旅客的用卡支付習慣,各大品牌的支付卡網絡營運商歷來都有統計,稱為卡消費對現金消費比率。基於旅客的非支付卡銷售主要為現金,其他支付工具如旅行支票、支票、轉賬、墊付消費等不普遍,旅客支付卡消費 Tp 數值實是計量本地旅遊收益 (Te) 的可用函數,從上述模型以旅客支付卡消費 Tp 為獨立變數來導出旅遊收益 (Te)。 Te =β*Tp 本項研究以 Mt 及 Rp 數據收集為手段,以推導出 Tp 消費額從達到 Te 的計算目標。本地商戶支付卡銷售額 Mt 的組成,是由本地各商戶接受不同品牌的支付卡交易加總而得,所以:Mt = MVISA + MMC + MVP + MDINER + DAE + MJCB + M……若從本地商戶支付卡銷售額 Mt 取得具代表性的樣本 ( 統計量例如 MVc),則可推算本地商戶支付卡銷售額 Mt。本地人支付卡銷售額 Rp,是本地居民以支付卡在本地商戶消費的金額,這數字每季均由本地各大經營收單的銀行填報澳門金融管理局,並定期發佈公眾知悉,這數字反映本地居民的其一消費力指標,所以可從政府統計網站獲得這項數據,對於上述數據模型用於地區旅遊收益的統計,在外國曾有學者指出。凡寧 (Frechtling) 指出,某地的零售和服務收益大於當地機構及居民的消費支出,因為某地的零售和服務總收益是由當地機構及居民消費加上非當地機構及旅客的消費而構成的,這觀點就是本項研究的關鍵模型。在凡寧 (Frechtling) 的文獻中表示,可透過觀察法獲得旅客消費估計數值,便可推算旅客在當地的消費 ( 即當地的旅遊收益 ),這種觀察法抽查方式可行性存在頗大的困難及不確定性,首先解決是觀察調查人員須全程跟蹤目標旅客在當地旅遊期間的消費發生點紀錄每一筆消費,加總後才可得出其消費額,另一種是對入境或出境旅客進行抽查訪問,但所得數據可靠性及誤差更大,但這是現行的旅遊收益數據蒐集方法。然而若能在本地商戶獲得旅客的支付卡消費額,作為推算基礎總比訪問抽查獲得的消費數據確切得多,未有包涵的可能部份,則只有旅客以現金消費這部份了。要解決現金消費的估算可由現金與支付卡消費比率便可獲得。另外支付卡消費每筆紀錄的電子交易其細節皆有紀錄,並保存於支付卡網絡的數據系統上,對於旅客消費性質的分析有極大的作用。
  • 71本地商戶支付卡銷售額 Mt 的數據蒐集,可以從本地代理接受支付卡商戶結算的金融機構取得樣本 ( 統計量例如 MVc),本地代理接受支付卡商戶結算的金融機構有按期公佈這類的數據。剩下要解決的的技術問題是如何識別本地商戶支付卡銷售額 Mt 中,那一部分是屬於本地居民的消費 Rp。在成功分辨本地居民的消費 Rp,那才可利用上公式 (2) Tp = Mt – Rp 推導出 Tp 的數量。 在分辨本地商戶網點所進行支付卡交易的使用者身份屬旅客或本地居地,是可從其所使用的支付卡來鑑别。因為各地域的支付卡發卡機構,其所發支付卡都有特定識别碼及規範管理制度。由於所有支付卡交易都需要由遊客使用原居住地的發卡銀行結算,因此這種交易的結算會涉及跨境性質,因此支付卡網路能夠通過識别碼將交易歸類。支付卡行業將所有交易分為跨區域交易、跨國交易等。分類過程是通過支付卡組織系統網路中的設置來完成的。本研究是根據卡支付行業交易類型重新定義旅遊消費,由於旅客支付卡消費 Tp 是旅客個人在非常居地旅遊期間的消费,屬於非本地居民的消費,某地區的旅遊收益必須包含:旅客在啓程前往該地區的預訂交通、食宿等支出;旅遊該地區期間的消费及後的墊付。上述消费通常與旅遊業營運商、旅行社等的交易數據。從傳統訪問旅客的抽查方式,是無法涵蓋這部份的數據。本研究所探討的旅客支付卡消費統計模型,某程度上可填補這部份的缺失。然而,旅客支付卡消費統計模型受以下的假設前提限制,以下逐一討論。● 按支付卡行業守則,發卡金融機構一般只發卡予當地居民消费之用。接受支付卡消費的商均只能在當地收單金融機構辦理消費收款安排,裝設 POS 刷卡终端設備。● 跨境結算將加大消費交易成本,基於理性考慮,本地支付卡消費者不使用非本地發卡金融機構的支付卡消費,也不長期持有非常居地的支付卡。同樣,旅容不会長期持有本地發卡金融機構的支付卡消費。● 遊客旅遊期間通過當地自動櫃員機 (ATM) 以支付卡提取的所有現金 , 將歸類為消費交易。● 旅客支付卡消費交易須合法及符合國際支付卡網絡機構的規章制度。商戶基礎模型理論
  • 濠 鏡72HOU KENG這種行業設置及規章制度為統計旅遊消費數據及分類提供了優勢,使本研究的商戶基礎模型可行。以下分析支付卡網絡機構的營運方式,探討本研究的可行性。支付卡發卡流程A. 支付卡發卡申請流程以香港居民 A 先生為例申請香港 P 銀行的 VISA 支付卡: B. 支付卡消費流程以 A 先生為例往澳門旅遊消費,於 M 商戶簽帳:(1)A 先生到達 M 商戶進行購物消費交易。(2)M商戶進行刷卡,交易訊息 (例如金額、卡號、卡戶等 ),經專線傳送澳大銀行。(3)澳大銀行將交易請求送 VISA 網絡組織 ( 跨域 ) 送至 H 銀行支付卡數據中心核認交易。(4)核實交易獲准後經 VISA 網絡回傳給澳大銀行。(5)澳大銀行將交易批准訊息回傳 M 商戶。(6)M 商戶終端機接受交易核准後,列印交易單據,由商戶店員交 A 先生簽認。
  • 73(7)雙方核妥簽單後交易完成。(8)M 商戶透過澳大銀行及 VISA 網絡與 H 銀行結算收回交易款。(9)H 銀行記帳 A 先生戶口。C. 支付卡收單申請流程以澳門 M 商戶為例申請 R 銀行的支付卡商戶收單服務:D. 支付卡消費流程以 A 先生為例往澳門旅遊消費,於 R 商戶購物簽帳:(1)A 先生到達 M 商戶進行購物消費交易。(2)M 商戶進行刷卡,交易訊息 ( 例如金額、卡號、卡戶等 ) 經專線傳送 R 銀行。(3)R 銀行將交易請求經 VISA 網絡組織 ( 跨域 ) 送至 P 銀行支付卡數據中心核認交易。商戶基礎模型理論
  • 濠 鏡74HOU KENG(4)核實交易獲 P 銀行批准後,經 VISA 網絡回傳給 R 銀行支付卡數據中心。(5)R 銀行支付卡數據中心將交易批准訊息回傳 M 商戶終端機。(6)M 商戶終端機顯示交易核准列印交易單據,由 M 商戶店員交 A 先生簽認。(7)買賣雙方核妥貨品及簽單後交易完成。支付卡消費流程圖E. 結算流程圖(1)R 銀行通過 VISA 網絡向 P 銀行發出請款訊息。(2)P 銀行收請款訊息核實結算付款 R 銀行(3)R 銀行核實收款存入 M 商戶帳(4)P 銀行支取 A 先生帳戶,寄發 A 先生核帳單
  • 75R 銀行稱為商戶收單銀行 (Acquiring bank);P 銀行稱為發卡銀行 (Card issuing bank)修正上期筆誤:1. 澳門本地商戶支付卡銷售總額 Mt = ∑(Tp+ Tn+ Rp+ Rn)實為:澳門本地商戶支付卡銷售總額 Mt = ∑ (Tp + Rp)澳門本地商戶銷售總額 Ms = ∑ (Tp + Tn+ Rp+ Rn) = ∑ (Mt +Mnc)採樣技術和資料收集這就是說有目標的取樣方法 (Purposive sampling method)。適當抽樣方法取決於所研究問題的持性、資料數據的結構和能取得該等資料數據的提供情況。目的抽樣,也稱為判斷性、選擇性或主觀抽樣,是一種非概率抽樣技術。非概率抽樣的重點在於進行調查研究人員的判斷。在這項研究中使用有目標的抽樣是基於資料的提供和資料收集過程的可行性考慮。有目標抽樣中的選擇元素 ( 即:選擇人員、案例或組織等 ) 的主觀性和非概率性意味著需要:商戶基礎模型理論
  • 濠 鏡76HOU KENG1. 須證明所收集樣本的代表性;以及2. 符合邏輯推廣性的實現 (logical generalization)。為克服第一個挑戰,須對澳門支付卡行業的市場佔有率狀況進行深入探討。由於澳門支付卡市場上有多個品牌支付卡流通,最受歡迎的是 VISA、萬事達卡、中國銀聯 (UP) 和美國運通 (AMEX) 等。澳門的大多數商戶都接受這四大品牌支付卡消費。來自中國大陸的遊客是澳門的主要旅遊客源,尤其是在自由行計畫推出後。另一方面,VISA 卡目前是中國大陸以外最常見的品牌。為證明樣本的代表性,對澳門本地商戶支付卡消費總額中,涉及旅遊支付卡消費金額的部份,其消費額必須佔很大比例,才可達到樣本代表性的證明步驟。由於 VISA、萬事達卡與銀聯是澳門本地支付卡行業的大品牌,各有一定市佔率,而使用這些品牌的支付卡交易的客戶來自:(a) 來自非中國大陸地區的遊客;(b) 來自內地的遊客;及(c) 當地居民的消費 (Tp)。上述 3 項的總消費交易和應等於澳門 (Mv) 當地商戶的支付卡消費交易總額。a 項 ) 是指除中國大陸以外的所有地區的遊客包括香港的旅客;在 2010 年《中國銀行卡產業發展報告》中,VISA 與萬事達卡兩品牌在美國、歐洲和澳大利亞的市場份額超過 70% (Su & Xu, 2010, 157 頁 );因此將 VISA 品牌支付卡作為旅遊消費交易的有目標樣本之一,該項消費交易額應具有足夠的代表性。2014 年 5 月 Nilson 報告所載數據也有利地證實了這一點。事實上,根據附錄 3 最後一欄的數據,在研究觀察期間,所取得的澳門從有目標樣本數 (Tp) 額佔澳門旅遊收益總額的 39% 以上。b 項 ) 是指所有來自中國大陸的遊客。從市場情況看,大多數來自內地的遊客均持有中國銀聯支付卡 (Su & Xu, 2010 年 , 第 20 頁 )。所以將中國銀聯品牌支付卡納入為有目標的樣本之一是合理的。根據上述論點,VISA 與中國銀聯的聯合為商戶交易的樣本,以推算旅客在本地商戶網點的支付卡總銷售額,作為本研究的有目標樣本,將有足夠的代表性。有目標的取樣結構如下圖:
  • 77( 下期待續 )商戶基礎模型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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