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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 目錄從“陳家”到“任家”看灣區民族工業的曲折前進：一種嶺南文化圈精氣神的血性塑造 ...........................................................................................................................盛　力、高　婕. 1小城大國――澳門在中國歷史中扮演的角色 ........................................................................葉　農. 5回歸 20 年來澳門在粵港澳大灣區的城際聯繫分析 ...............................................鍾　韻、梅　敏. 15中國與葡語國家合作中的澳門平台體系與貢獻 ....................................................................丁　浩. 27粵港澳大灣區語境下的澳門歷史文獻建設 ...........................................................................謝靜珍. 39澳門社會政策發展及其行政改革方向 ..................................................... 陳建新、蔣雯靜、趙崧姸. 51西方主流城市規劃理論對澳門城市發展的影響 .....................................................閆笑一、周　龍. 61澳門的前世今生―從發展因素及歷史大事看澳門變化 .........................................................蘇振輝. 78一帶一路視閾下的中國高校葡萄牙語教育發展芻議.............................................................尚雪嬌. 90勞動力流動的研究方法與視角：文獻綜述 ...........................................................................柯麗香. 99“一帶一路”戰略與澳門特區發展 .......................................................................................鄭佳寶. 115“一帶一路”進程中澳門的功能任務與發展契機探析 .........................................................庄真真 124目 錄
  • - 2 - 澳門思路‧創刊號思路智庫編輯委員會主席馬志成副主席郝雨凡 李雁玲主任葉桂平副主任蘇振輝委員盛力 王長斌 鄞益奮 林廣志 李淑冰執行編輯蘇振輝
  • - 1 - 從“陳家”到“任家”看灣區民族工業的曲折前進：一種嶺南文化圈精氣神的血性塑造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 年），葡萄牙人取得在澳門的居住權，澳門從此成為中西交流的口岸至今。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清朝對外貿易僅限於廣州地區。至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中英《南京條約》締結的近一百年，這種對當時國家對外貿易的完全壟斷成就了廣州十三行“天子南庫”的局面。同時，香港島的割讓，廣州等五口通商，以及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中美望廈條約》和《中法黃埔條約》等事件的紛至沓來後，嶺南地區特別是大灣區範圍內日益成為國家對外聯繫最發達的地區。這種最前沿的對外交往地位，使得今天大灣區範圍內的各個城市在當年得以最早接觸到外來世界的先進事物，中西文明特別是發展經驗的借鑒交流便史無前例地在灣區開始了。嶺南文化圈雖屬中華文明的子系統，但輻射甚廣，近至兩廣、海南，遠至東南亞等華人較多的國家和地區。作為一種文化圈子，嶺南文化的核心要義之一便是對國家發展和進步的不懈追求。在這種文化圈的血性塑造和熏陶下，灣區成為近代中國發展和進步的搖籃，一大批粵籍人士紛紛投身到追求國家發展和進步的歷史潮流之中，如康有為、梁啟超等發起的晚晴維新運動，孫中山先生作為“中國近代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的歷史性宏大革命實踐，等等。 陳家：敢為人先，實業救國在這種歷史性的求索進程中，灣區民族工業走出了一條曲折前進的發展線。1873 年，民族工業家陳啟源在家鄉廣東南海簡村創辦了繼昌隆繅絲廠，這是近代中國第一家民族資本經營的機器繅絲廠，意義非凡。繼昌隆繅絲廠採用了當時世界上先進的機器技術，以蒸汽機為動力，使用機器繅絲，所繅之絲粗細均勻，成色潔淨，彈性也較好，故獲利豐厚。同時，實現了中國近代的紡織業從從“陳家”到“任家”看灣區民族工業的曲折前進：一種嶺南文化圈精氣神的血性塑造 盛　力 高　婕 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副院長、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地理系助理研究員 思路智庫副理事長
  • - 2 - 澳門思路‧第三期手工操作走向機械化，如工效提高十倍，質量高出三到四成，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產品暢銷於歐美和東南亞各地。此外，繼昌隆的成功產生了積極的示範效應。“廠絲”暢銷價好，越來越有吸引力，陳啟源對來諮詢、求教的人，皆熱情無私地予以介紹和傳授。建廠後的頭三年，到繼昌隆繅絲廠學藝的就達一千多人，此後仿繼昌隆模樣而設立的繅絲廠有四家，以絲紡織業為代表的南海民族工業有了初步發展。至 1881 年，南海江浦司一帶已有絲廠 10 家，絲機 2000 多架。自繼昌隆繅絲廠問世以後，廣東廠絲出口就從無到有，逐年增多，一躍而為當時全省出口價值最大的商品，這就及時挽救了粵土絲出口年年萎縮的困局。陳氏家族在創辦繼昌隆之前，常年在東南亞的越南和泰國從事商業活動，獲利豐巨。繼昌隆的成功給陳氏家族帶了了巨額利潤，這為陳氏家族廣泛的公益活動創造了很好的經濟條件。在陳啟源的推動下，陳氏家族設米舖和藥鋪，對孤寡生活困難者，給予賑濟，贈醫送藥。同時，開辦學堂，為農家自己提供義務教育。此外，還捐巨資興建桑園圍等水利工程。晚清時代，時局動盪。陳氏家族在中央政權無暇顧及地方社會的三十年裡，充分發揮其家族和個人能量，將家鄉建設為一個有別於很多當時日益凋敝的中國城市的同時開啟了灣區近代工業化的歷史進程。曲折：時局動盪與灣區工業經過 19 世紀後期近 30 年的大發展，到 20 世紀初的前 20 年，廣東省的機器繅絲廠達數百家，僱傭女工 10 萬人，生絲出口總值高達 2,000 萬兩白銀。因此，由陳氏家族開啟的實業救國風潮是切實有效的。不僅催生了一個盈利能力良好的新產業，更為日益凋敝的國民經濟提供了大量出口收入。然而，進入 20 世紀 20 年代後，受軍閥混戰、國共內戰、日本侵華、二戰以及新中國社會主義改造等一系列歷史事件和發展進程的影響，港澳之外的灣區私營民族工業逐步歸零，以陳氏家族為代表的近代工業漸漸退出灣區經濟的大舞台。1949 年新中國建立後，社會主義改造後的灣區經濟無私而公，全民所有制經濟和集體所有制經濟主導了灣區經濟近 30 年。1978 年改革開放後，在公有制經濟繼續發展的同時，民營經濟再次站上了灣區經濟的大舞台，對發展和進步不懈追求的文化基因再次被歷史性地激活了。任家：篳路藍縷，厚積薄發1987 年，任正非在深圳市龍崗區阪田街道創立了華為技術有限公司，此後便一發不可收拾。到 2019 年，華為已經發展成為世界通信設備製造行業的冠軍企業和一流的智能手機生產商。在三十年的發展歷程中，任正非領軍的華為克服了國際化道路上數不清的難題，讓
  • - 3 - 從“陳家”到“任家”看灣區民族工業的曲折前進：一種嶺南文化圈精氣神的血性塑造中國在 5G 時代史無前例地站在了世界舞台的最前沿。在長期高速發展中，任正非及其華為居安思危，對國際形勢作出了準確判斷，成功實施了一系列備胎準備計劃，從而在美國大力制裁華為的今天能穩住陣腳，顯得從容不迫。作為一家國際化程度很高的中國企業，華為建立一套不同於很多跨國公司的治理架構。一方面，與大多數私營企業不同，華為管理層不壟斷公司股權和收益，而是根據員工的貢獻和能力將股份和大量盈利分給他們，另一方面，華為施行集體領導制，即董事會領導下的輪值 CEO 制度，單一領導人很難獨斷專行地推動為集體所反對的決策。此外，華為格外重視通過密集投入研發來取得相對於其他國際競爭對手的優勢競爭力，而且華為即使不上市，也從來不為現金流發愁。華為厚積薄發，在灣區日漸濃厚的實業氛圍中崛起，得益於改革開放的歷史機遇。華為以篳路藍縷之姿，不僅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勝出，而且居然能頂住超級大國的沉重壓力。華為領導層經營企業的中心思想並非貪婪和壟斷，而是在與員工分股分利中極大程度地調動各級人員的積極性來快速發展企業。總之，華為的發展史既體現了嶺南商業文化的塑造，也契合了所在文化圈追求發展和進步的精氣神。兩家之論“陳家”和“任家”分屬和代表兩個時代，與其同時代的還有很多企業。本文擇兩家做出論述，一方面是為了闡述兩個截然不同的時代和兩個截然不同時代條件下民族企業會有不同的發展際遇，命運，結局。另一方面，是為了說明實質性問題，嶺南文化圈血性塑造下的大灣區孕育了充分必要的商業文化。縱然是在晚清那樣險惡的時代條件下，陳啟源這樣的商業天才也是可以大有作為，是可以憑藉他們發達的商業思維在審時度勢中相機建立不朽的商業功勛的。從“陳家”到“任家”，是在曲折前進中從一個時代過渡到另一個時代，體現了貧弱中國如何從近代經現代走向繁榮昌盛的當代之宏大歷史進程。在這樣的歷史進程中，一以貫之的是嶺南文化圈對人思維的深刻塑造。這種塑造的深遠影響是只要條件具備，灣區民族工業便能在商業天才的擘劃處置中一步步發展壯大起來。當這種曲折式前進步入國家積極倡導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時代，這種精氣神高度上的血性塑造下，灣區民族工業迎來了史無前例的大發展。這種發展不僅在灣區的廣東部分創造了新興工業化的奇蹟，發展了以任家為表率的一大批先進生產力，而且逐步形成了粵港澳三地須協同發展才能更上一層樓的嶄新發展格局，嶺南文化圈塑造下的民族工業之曲折前進已然進入到一個不進則退的新時代。兩家族都是成功的商業家族，然而境遇大不同，根本問題在於企業與國同體，國家強大才是企業做大做強的根本，故企業命運線和國運線在一定歷史時期的特定條件下具有同向
  • - 4 - 澳門思路‧第三期性。因此，就嶺南文化圈所能發生塑造的條件而言，當國家發展步入正軌時，這一文化圈塑造的成果會格外豐富，成果能夠保存、延續和發揚光大的條件就會較好。反之，將會是曇花一現，像陳家那樣的悲劇性結果會層出不窮。因此，鑒於國運線直接影響塑造成果的正反兩個歷史經驗教訓，在嶺南文化圈仍在塑造新時代灣區的今天，這種塑造應該以國家利益為根本指向，即在配合大灣區戰略的同時塑造出越來越多的先進生產力，在這種先進性塑造的歷史進程中為國運線上行盡好區域文化上的責任和義務。從“陳家”到“任家”，一方面，嶺南文化圈的塑造功不可沒，看透兩家將有益於我們更好地理解嶺南文化圈及其潛移默化地影響力。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必神話這種塑造，沒有國家的強大和發展進步，這種塑造在一定歷史階段的結局是不會完美的。同時，這種塑造體現了嶺南文化圈對於中華文明依附性，是中華文明在一定區域和一定歷史條件下的驚人爆發力。總之，從兩個家族的歷史和發展脈絡，能看到其後的文化來源，也能肯定一些文化意義上的基本面。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深入進行的今天，這種基於文化探源進行的反思是一種必要的認知，也有益於我們樹立必要的信心：國家在發展，灣區所在文化圈仍在塑造灣區的今天和明天，既然有陳家、任家的成功，就會有更多家族的成功和灣區的更大發展。
  • - 5 - 小城大國――澳門在中國歷史中扮演的角色［摘　要］作為南海之濱的小城──澳門，面積不大，開埠時間也不長，但它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卻扮演著一個極為重要的角色。澳門連接了大世界；背靠大國家，是粵港澳大灣區的四個核心城市之一；同時也是中國歷史的見證者。［關鍵詞］小城；澳門；大國；中國澳門，南海之濱、珠江西岸的一座小城，其細小的面積，與中國廣袤的國土相比，微不足道；短暫的開埠史，與中國悠久的歷史相比，只是歷史的瞬間。但澳門在中國歷史發展所發揮的作用，不能用澳門面積的大小、開埠歷史的長短來衡量。澳門何以稱之為小？因為澳門面積細小，人口不多，珠江三角洲有“廣州城　香港地　澳門街”的俗語，可見澳門之小。但澳門又何以稱之為大？因為澳門這座小城連接了大世界，清季商衍鎏曾賦詩言及澳門：“兩洋咫尺判西東，放眼環球九萬通”，以咫尺之地而貫通“九萬環球”，澳門雖小，實則為一個大世界。因為它背靠大國家，是粵港澳大灣區的四個核心城市之一。《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將澳門與香港、廣州、深圳一起，定位為四大中心城市，作為區域發展的核心引擎，這表明了澳門的重要性。澳門同時也是中國歷史的見證者。從澳門開埠以來，澳門就在中國歷史扮演引人注目的角色。澳門在扮演的角色，可以從下面體現。一、明清以來重大歷史事件的參與者與見證者16 世紀初，葡萄牙人來到珠江口水域，葡萄牙人的許多活動，就已經開始影響到中國歷史的進程。從中葡之戰、明清鼎革、遷海開海、獨口通商、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洋務運動、變法維新、辛亥革命、抗日戰爭，到一國兩制、大灣之區，在這衆多的歷史大事中，均可見小城大國――澳門在中國歷史中扮演的角色葉 農（廣州，暨南大學澳門研究院，510632）
  • - 6 - 澳門思路‧第三期看到澳門的身影。明正德十六年（1521 年），6 月 22 日，明海道副使汪鋐向在廣東東涌海澳一帶盤據的葡人船隻發動了猛烈的攻擊。初戰，中方傷亡慘重，葡船炮火將明軍擊退。由於海澳地方狹窄，葡人的 5 艘艦船比中方的 50 艘更為有利有用。汪鋐見强攻未能奏效，遂下令將葡船團團圍困在東涌海澳中。9 月 8 日，中葡雙方在東涌相持 40 餘天後，葡方損失了很多船隻和兵員，這時安布羅濟奧 · 雷戈（Ambrósio do Rego）駕一大帆船並率一艘馬六甲居民平底船進入東涌，很快又被明軍包圍。指揮全域的杜阿爾特 · 科 · 埃略船長下令所有人全部會集到剩下的 3 艘船上，準備突圍。但汪鋐早已嚴密監視葡人動向。清晨，汪鋐即向葡船發動進攻，他下令用一些小船，滿載“枯柴燥荻，灌以脂膏，因風縱火”，燒向葡船，致使葡船大創。9 月 8 日正好是聖母誕生之日，突然刮起風暴，暴雨熄滅了烈焰，末兒丁 · 多 · 滅兒船隊 3條葡船亦趁著風雨逃出東涌港，一路順風直向馬六甲駛去。10 月底，杜阿爾特 · 科埃略船長及其同伴平安返回馬六甲。1 这是中葡之間第一次海戰，也開始了中葡之間交往的新階段。之後，葡萄牙人入居澳門，澳門也開始走上了中國歷史的大舞台。在近代變法維新過程中，光緒二十年（1894 年），鄭觀應就曾在澳門的鄭家大屋裏，完成了著作的《盛世危言》。該著作貫穿著“富强救國”的主題，對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實可行的方案，在當時是給甲午戰敗以後沮喪、迷茫的晚清末世開出了一帖拯危於安的良藥。孫中山，幼年經澳門前往香港，就讀於香港西醫書院。在香港讀書期間，學醫之餘，夜讀達爾文《進化論》，形成了其革命思想。畢業後，回到澳門，在草堆街開設中西藥局，又到鏡湖醫生擔任西醫師。在前山同知魏恆幫助下上書李鴻章失敗後，孫中山先生放棄了醫人事業，開始了醫國事業。在 1895 年廣州乙未起義失敗之後，孫中山又來到澳門避難，後又通過香港，赴日本避難。武昌起義成功後，澳門華人熱烈慶祝。抗日戰爭爆發前後，澳門華人積極支持抗戰。新中國成立之後，澳門華人又積極投身到內地的社會主義建設。1999 年，澳門回歸了祖國，到今年正好是回歸二十周年。20 年來，“一國兩制”在澳門得到了貫徹，澳門為“一國兩制”實踐，提供了成功的經驗。2019 年 2 月 18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佈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剛要》，又賦予了澳門新的使命：“以香港、澳門、廣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為區域發展的核心引擎，繼續發揮比較優勢做優做強，增強對週邊區域發展的輻射帶動作用。……──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閑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打造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1 參見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著《澳門編年史》第一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 年 12 月），第 40~41 頁。
  • - 7 - 小城大國――澳門在中國歷史中扮演的角色二、明清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支點葡萄牙人入居澳門後，澳門成為了其開辟的海上航線的重要節點。葡萄牙人的海上貿易，促進了中外商品的流通，使中國的貿易聯通了全球。將中國的海上絲綢之路帶入了一個全新的發展時期，創造了新的發展高度與輝煌。隨著白銀的引入，從一條鞭法至攤丁入畝，深刻地影響到了中國歷史的發展。白銀是張居正推廣“一條鞭法”的一個重要物質前提。“1581 年，明朝首輔張居正在全國開始推行 ‘ 一條鞭法 ’，從役法和田賦入手，從保證政府賦役的願望出發，逐漸把徭役的重心由戶丁轉向田畝，並將稅收的最終結算貨幣定為白銀，從而創造了巨大的白銀公共需求。”2“一條鞭法”是明代嘉靖年間的由桂萼首先提出並被確立的賦稅、徭役制度，後由張居正於萬曆九年（1581 年）推廣到全國。3 該法的核心是將田賦、徭役、鹽課、茶課和關稅折成銀兩交納，國家的財政支出也就貨幣化了。但若無白銀的廣泛流通，“一條鞭法”絕無法推行。1583年，張居正允許葡萄牙人在澳門自治，穩定了澳門這個輸入白銀的重要渠道。看來，允許葡人自治與對白銀的公共需求有直接關係。白銀入華和白銀貨幣化（或稱貨幣白銀化）對中國社會影響甚巨。如果說佛郎機銃鞏固了明代邊防，延長了明朝的壽命，那麽白銀則是為明代的整個經濟體系注入了新鮮血液，繼而引起了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乃至制度的變革，尤其是賦稅制度的革新。這其中，澳門作為早期白銀入華的唯一固定渠道的歷史重要性不言而喻。通過澳門獲得的早期白銀及其貨幣化鏈接了中國與世界，形成了一個全球一體化市場。澳門為明代的“白銀時代”作出的重要歷史貢獻。龍涎香、佛郎機銃、自鳴鐘與白銀這四樣西洋貨物，再加上“西學”，構成了幾個世紀以來澳門“頑强”生存的基石。現在看來，白銀是澳門“生存之道”的基本要素之一，是維繫澳門存在的一個重要因素，也可以說是晚明中國的“生存之道”。興也白銀：萬曆帝不理朝政，任意逍遙，靠的是甚麽？敗也白銀：崇禎帝走投無路，自盡於煤山，又是為何？白銀，可以說是導演晚明國家興敗的主角之一。4三、中外文化交流的橋頭堡暢旺的海上貿易，促進了中外文化交流，澳門成為“西風徐來”與“東風西漸”的窗口；2 宋鴻兵著《貨幣戰爭文集》第三卷《金融高邊疆》（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12 年），第 266 頁。3 梁方仲著《明代一條鞭法的論戰》，載《梁方仲經濟史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第 304 頁。4 參見金國平著《澳門與美洲白銀──流入中國之西班牙美洲幣名論考》（未刊稿），特此鳴謝！
  • - 8 - 澳門思路‧第三期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幾百年，透過澳門這扇窗口，以歐西器物、西洋文化為代表的西風徐徐吹入，而以絲瓷茶葉、孔孟之道為代表的東風亦隨船西進，構成了一幅壯麗的歷史畫卷。而這幅畫卷的中心，就是“從澳門出發”。（一）西風徐入西風徐入之通道：從 15 世紀開始，葡萄牙人開闢了一個將世界聯為一體的航綫網，而這個航綫網的遠東中心是澳門。葡萄牙人的海上貿易，給中國帶來陣陣西風，具體體現在：外來植物，主要是蔬菜水果，輸入中國。它們有：菠蘿（“恆携黃梨以佐食”）、番石榴、番木瓜、番荔枝（“三番入華受歡迎”）、番茄、洋葱、西洋菜（“滿畦西菜葉翻翻”）。西器東傳是西學東傳的前奏：1、西洋火器變為“中國長技”。葡萄牙人、天主教耶穌會士又從澳門出發，深入中國腹地，將西洋奇器及商品通過各種途徑傳入這古老的東方大國。葡萄牙人傳入的佛郎機炮、快槍、鳥嘴銃等西洋長技被轉化為“中國長技”，在與倭寇、蒙古及滿族騎兵的作戰中，顯示了威力與優勢，也改變了中國人對戰爭的看法。葡萄牙人入居澳門後，又在澳門開設制炮廠──波加羅鑄炮廠，明末清初之際，還多次向明朝政府提供大炮，使西洋火器加速傳入中國。2、自鳴鐘振動宮廷內外。自鳴鐘得自彬彬有禮的傳教士手中。羅明堅和利瑪竇最早從澳門出發將自鳴鐘傳入中國內地，從此改變了中國人對時間的觀念。3、玻璃制鏡展現新的視界。以眼鏡為例，雖然澳門並不是最早與唯一的傳入中國的途徑，但是澳門肯定是傳入眼鏡最多的地方。又如三棱鏡等，也頗受中國士大夫歡迎。4、西洋琴與西洋布開拓新奇生活。葡萄牙人最早將自然樂（又稱編簫、自鳴琴或天琴）和鐵絲琴傳入澳門，再由澳門傳入明朝。它們隨著利瑪竇在內地傳教的成功，也被安置在北京等地的天主教堂中。如果說西洋琴的“異音”開拓了明朝奇異的音樂世界的話，那麽西洋布而開創了中國人的新奇生活。西洋布專指歐洲工藝製作的精細織品，嘉靖以後，西洋布和西洋錦進入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將西洋布和西洋錦輸入中國的，澳門葡萄牙人是主要力量之一，澳門也是重要的貿易基地。5、白銀促進中國經濟全面繁榮（參見上述）。澳門是西洋醫學傳入的窗口。1、一批來華傳教士從澳門出發，將西洋生理學、醫藥學等傳入內地。解剖學：德籍耶穌會士鄧玉函（Jean Terrenz）撰寫了《泰西人身說概》與《人身圖說》；西洋藥學：南懷仁（Ferdnand Verbiest）著《吸毒石原由用法》、石振鐸（Petrus Pinuela）著《本草補》。2、一批西藥通過澳門，傳入了內地。3、澳門是西洋醫術、西洋醫務最好的展示窗口。澳門辦有中國最早的西洋醫院，由賈尼勞主教（D. Melchior Carneiro）創辦的貧民醫院，《澳門記略》稱之為“醫人廟”，也稱“白馬行醫院”。後它又專門開闢
  • - 9 - 小城大國――澳門在中國歷史中扮演的角色了麻瘋院──《澳門記略》稱之為“瘋人寺”。進入十九世紀，新教傳教士也在澳門開辦了一批新式醫院，如眼科醫院等。4、一批新的防疫術通過澳門傳入中國。如防天花的種牛術。葡萄牙人來到澳門，帶來了許多新的生活方式，後來都影響了中國人的生活。1、食物。西洋葡萄酒──在清宮廷中已不僅僅是酒類飲料那麽簡單，而是作為益壽延年的健康佳品飲用，正是通過澳門，走進了中國人的餐桌。葡萄牙航海家達伽馬率領船隊繞過好望角，駛入印度洋，橫渡東至印度，開闢了一條通往東方的新航路，使得歐洲與東方的海上交通變得前所未有地便捷。中西文化交流的內涵，也使伊斯蘭文明與中國文明之間的交流轉變為了基督教文明與中國文明之間的交流，迎來了全球化的第一波，進入了空前大高漲的時代。自大航海時代起，歐洲出產的酒類，主要是葡萄酒隨海舶而來，開始大批量湧入中國。明清以來，統稱為“番酒”“西洋酒”“洋酒”“紅毛酒”和“西洋葡萄酒”等。中外酒文化在嶺南地區發生了交匯。“廣東是近代中國接觸西方文化最早和中西文化碰撞最為激烈的地區，酒文化的交流構成嶺南中西飲食文化交流的重要部份。”5 從 1557 年開始，葡萄牙人正式租居澳門。澳門成為了“西洋葡萄酒”入華的橋頭堡，6 從此集散。原為澳門外籍居民的一種生活消費時尚，逐漸成為了中國“酒文化”的一部份。正德時，後來成為第一個來華使節的皮雷資在《東方簡志》中介紹說：“所有華人食用豬、牛及其他動物肉。嗜酒成性，尤將我們的葡萄酒視為上品，常酩酊大醉。”7嘉靖時，葉權在所著《遊嶺南記》有記：“廣東軍餉資番舶，開海市，華、夷交易……西洋酒，味醇濃，注玻璃杯中，色若琥珀。”8 萬歷時，姚旅在《露書》中記載歐洲人羅華宗 ( 即羅雅谷 ) 來華事蹟時云：“問其酒，則蒲萄也。”9 入清以後，吳漁山的《三餘集》之《代遠西先生謝恩賜飲葡萄漿並青緞白金》，有句 :“丹陛臚呼二遠臣，葡萄滿賜一杯春。”10《澳門記略》卷下這樣記述歐洲的舶來酒：“酒以葡萄，注以玻璃高碗。……酒以白葡萄為上，紅葡萄次之，所謂色如琥珀、氣類貂鼠者。又有葡萄紅露酒、葡萄黃露酒，皆以瓶汁，5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著《嶺南酒文化與廣東石灣酒廠集團發展史》，廣州：世界圖書出版廣東有限公司，2014 年，第 85 頁。6 “澳門有每年進口葡萄酒的傳統。這些存貨多數留在了澳門。但有時候，少量存貨也會流入內地和日本的傳教士手中。這些葡萄酒被他們用於個人消耗或者節日慶祝。很多在遠東的歐洲人已經習慣了當地的美食，但進口的葡萄酒和乳酪，無論對於中國大陸的神父還是澳門的商人和行政人員來說都是不可或缺的。對於許多澳門人來講，飲用葡萄酒是日常生活中十分重要的環節，是當地文化的一部分。這個習慣一直保存至今。確實，在享用地中海美食方面，無論是橄欖還是葡萄酒，直至四五十年前，澳門都處於領先香港和中國其他沿海城市的位置。”參見（德國）Roderich Ptak 文；陳梓菲編譯《十六七世紀登陸澳門的葡萄酒海上“葡萄酒之路”》，載《葡萄酒》，2016 年第 1 期，第 156 頁。7 金國平編譯《西方澳門史料選萃　15~16 世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18 頁。8 （明）葉權《賢博編》，《遊嶺南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第 45 頁。9 謝國楨著《明清筆記談叢》（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 年），第 31 頁。10 陳詔著《舌尖上的〈紅樓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 131 頁。
  • - 10 - 澳門思路‧第三期外貯以箱。”11《竹葉亭雜記》卷三記載：“廣東香山屬地曰澳門，為通夷舶之所……酒貯以玻璃瓶，大小羅列，以酒之貴賤，分杯之大小。”12《紅樓夢》第六十回涉及寶玉品飲“西洋葡萄酒”。13 有清一代，為我們留下了大量詳記與詩文各色西洋酒始在華傳播，甚至改變了國人的飲酒習慣。中國人已經能夠對歐洲酒加以明顯的類別區分，如葡萄酒、白蘭地、香檳酒以及各種露酒，其中，“西洋葡萄酒（包括紅葡萄酒和白葡萄酒）”的輸入量最大，普及程度最廣。葡萄酒引入中國的歷史十分悠久。中外酒文化交流以兩漢時期為勃興，唐宋時期為第二次高潮，明清時期則為第三次高潮。從輸入途徑來分析，曾有兩道：1、陸地絲綢之路；2、海上絲綢之路：1）第一擴散 地──澳門；2）第二擴散地──香港；3）第三擴散地──上海。14麵包，最早傳入澳門，並通過澳門來到中國內地。2、服飾。如西裝等。3、社會生活。從建築來看，葡萄牙人帶來了西洋建築；從社會救濟來看，他們帶來了葡萄牙式的慈善機構、救災理論與做法。澳門仁慈堂，中國最早的葡萄牙式的慈善機構。仁慈堂的前身“仁慈堂弟兄會”是在十六世紀澳門開埠不久成立的，在澳門生根發芽，可以說仁慈堂的歷史與澳門歷史是一起交織發展的。而仁慈堂的創辦人賈尼勞主教（D. Belchior Carneiro）也是澳門早期重要的歷史人物之一，他參與了 1583 年澳門第一個政治機構──澳門議事會的創辦工作。仁慈堂的歷史比澳葡政府的歷史還悠久，它清晰地反映了與澳門之間的關係──根源密切相連。早在 1485 年，是當時的葡萄牙攝政女王唐娜 · 萊昂諾爾（D. Leonor）推行的社會服務改革最為重要的時期，她於 1498 年 8 月 15 日創立里斯本弟兄會。之後，更開始在世界各地展開建立同性質的機構，澳門仁慈堂的成立就是這項活動的一個體現。到了 1569年，即賈尼勞主教到達澳門一年後，他創立了仁慈堂，並施行有效的管理。賈尼勞主教遵循天主教救治社會的原則：應該給饑餓的人食物、給乾渴的人飲水、給衣不蔽體的人衣物、給窮人和朝聖者庇護、給生病的人醫療並且讓死去的人得以安息。以自我奉獻的善行，成立了澳門歷史最悠久的社會慈善機構──澳門仁慈堂。在賈尼勞主教寫給耶穌會大主教的信中，正式提到了仁慈堂的成立：“當我來到這個以上帝之名聞名的港口時，當地還沒有太多葡萄牙人的房屋。我來到這裡不久就成立了一家醫院，既對天主教徒也對非天主教徒開放。我還成立了仁慈堂弟兄會，為所有窮苦人家和需要幫助的人提供救濟……”。這清楚顯示了他在弟兄會的領導地位。1581 年雖因健康關係推辭了所有管理職務。而他依舊11 （清）印光任、張汝霖著；趙春晨校：《澳門記略校注》《澳蕃篇》（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2 年），第 144、165 頁。12 （清）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卷三（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第 90 頁。13 （清）曹雪芹，高鶚原著；王齊洲、王麗娟解讀《〈紅樓夢〉文化讀本》上（長沙：岳麓書社，2008 年），第 494 頁。14 見金國平著《“西洋葡萄酒”從澳門走上中國人的餐桌》（未刊稿），特此鳴謝！
  • - 11 - 小城大國――澳門在中國歷史中扮演的角色深切關注積極回應澳門的需要，並設立了一家麻瘋病院。一些文史資料和當時畫作展示了他經常親自照顧麻瘋病人。上述設施和善行，使賈尼勞主教領導弟兄會在澳門歷史上寫下了重要的篇章。這所麻瘋病院就是澳門有史以來第一所社會福利服務機構。賈尼勞主教創立的機構，幾個世紀以來持續正常運作，而管理規章亦沿用至今。在悠長的歷史中，仁慈堂不僅為社會基層提供醫療和社會救濟，更參與金融等領域的活動，包括：協助向未受監管之經濟活動徵稅；扮演銀行的角色，發放信貸；推動博彩業的發展等。澳門歷史上許多重大事件，或多或少也都曾有仁慈堂的參與和見證。仁慈堂是澳門葡人社團中的重要團體，會員主要是羅馬天主教徒和土生葡人。自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後，仁慈堂以全新的積極姿態迎接特區的成立，其中包括︰斥資修葺屬下的社會服務設施；開辦託兒服務；成立仁慈堂博物館等等。現時，仁慈堂屬下的社會服務部門有安老院、託兒所、盲人重建中心等。此外，仁慈堂除了是一所慈善機構外，還肩負起傳承和發揚天主教和土生族群豐富的文化遺產之責任。後來澳門華人亦依照此制度，成立了自己的慈善機構──同善堂。澳門同善堂創辦於1892 年，是民間慈善機構，以“同心濟世，善氣迎人”為宗旨，百多年來同善堂承蒙各界人士鼎力支持，鞭策鼓勵，歷屆值理克難歷艱，兢兢業業，履行慈善事務的神聖職責，與時俱進，不斷興革。同善堂的慈善公益服務不斷拓展，漸臻多元，且一直堅持免費服務，為有需要的人給予物質上、精神上的幫助。目前，同善堂日常的主要服務包括：助貧施濟、贈醫施藥、免費教育、免費託兒、敬老護老和緊急救援等。從社會安全來看，澳門防火、防風措施齊備，産生了影響力。澳門地區火灾頻繁，颱風頻襲，葡萄牙人在中國最早引進歐洲防災制度與措施。還有一些其他的風俗，也融入澳門，傳播到內地。4、語言。一批葡萄牙語單詞進入了漢語。澳門人口中，華人在各個歷史時期都佔絕大多數。但是由於 400 多年的中、葡兩國人民共處，更由於中葡人士的通婚，誕生了下一代土生葡人，葡語對澳門也有相當的影響。這表現在：（1）葡語詞彙自然進入土生葡人所使用的粵語中。葡語 folga（休息，不當値）就是一例。“今日我 folga”（今天我休息）通行於街頭巷尾。有趣的是，葡語 folga 與粵語的“放假”發音近似，詞義亦近似，於是葡語的folga 好像成了粵語“放假”的同義詞而被運用。土生葡人常將 folga 放在嘴邊，澳門華人的口語也使用這個借詞。葡語 tudo（全部、所有）也是先進入土生葡人所說的粵語，繼而進入華人所用的粵語：“全家人 tudo 出曬街”（一家人全都上街了）在土生葡人與華人的口語中都可以聽到。（2）語言最直接的影響與最容易覺察到的現象是音譯詞語。對粵語而言，folga、tudo 都是音譯借詞。澳門華人口語中的“nun diη”（沒有）、falar 也都是音譯借詞。“nun diη”是葡語的 não tem，falar 是葡語的“講話”。“你會 falar ？”意思是“你會說葡
  • - 12 - 澳門思路‧第三期語嗎？”“荷包 não tem”意思是“沒錢了”，都已融入粵語，在土生葡人和澳門華人老居民中通行。（3）語言之間比較深一層的影響是詞語結構方式的模擬。土生葡人以“擺名”代替“報名”就是一例。“擺名”是葡語 pôr o nome 的直譯，意思是“把名字擺放上去”。在通俗的環境中，這個詞語也可以表示“報名”；雖然葡語有比較正規的 inscrever-se 與inscrição（這才是比較正規的“報名”），但土生葡人在口語中棄正規的詞語不用而採用通俗的“擺名”。這種現象當然是與語言風格的要求有關：日常交際語體須以通俗的詞語營造親切、隨和的言語氣氛，而公文程式語體、科學論證語體則須選用書面化或典雅的詞語。“過班”的構詞性質亦相仿。土生葡人口語中的“過班”就是傳統粵語的“升班”或普通話的“升級”。“過班”來源於葡語 passar(a/para)，直譯為“通過了班級”，“通過了班級”不就是“過班”？土生葡人說粵語不僅有“過班”，而且有用“過班”構成的新詞，例如“過班 紙” ──普通話的“成績單”“成績表”或“成績通知書”。155、體育活動。自 16 世紀中葉葡萄牙人入居澳門以來，澳門就成為了西洋體育傳入中國的首個橋頭堡與窗口，以射擊、騎馬、游泳等為代表的葡萄牙人騎士運動與以賽馬、划船、球類等為代表的英國人貴族運動傳入了澳門。19 世紀中葉以後，香港成為了歐洲體育在中國傳播的一個基地，體育會（俱樂部）成為了香港體育活動的主要組織者，居港葡萄牙人亦為香港體育運動的發展做出過貢獻。學校體育是西洋體育的組成部分之一，從 16 世紀末至 19世紀中葉，澳門的聖保祿學院與聖若瑟修院以及 19 世紀初的澳門新教學校開展了學校體育活動。至 20 世紀初，由於體育教育對國民素質提高與社會發展的重要性，港澳地區已經在學校裏開展了體育活動。港澳地區體育運動的發展，為西洋體育在華的傳播做出了貢獻。澳門是西洋藝術進入內地的通道。1、音樂戲劇。澳門是西洋音樂傳入中國的橋樑。西洋音樂指由歐洲人直接傳入澳門及中國內地的歐洲音樂。明中葉以後，西洋音樂隨著歐洲商人與傳教士的東亞，傳入中國。首先在澳門，並經澳門向中國內地進行傳播，澳門是西洋音樂傳入中國的發祥地，出現了徐日升、江沙維等音乐家。西洋戲劇：在明代，西洋戲劇傳入了澳門，使澳門成為了中國西洋戲劇的發祥地。並在此開始了東西方戲曲與戲劇的交流。賈梅士為第一位來到澳門的西洋戲劇家。西洋戲劇在澳門的發展，應是從西洋歌舞劇開始的。澳門上演西洋歌舞劇目前所知最早應 1604 年澳門聖保祿書院組織學生演出的戲劇。19 世紀至清朝結束前，大量西洋歌劇在澳門上演。至 19 世紀中葉，澳門出現了規模很大的西式劇院──伯多祿五世劇院。15 資料來源：《澳門的三語流通與中文的健康發展：兼評 CHINGLISH》，載 https://www.macaudata.com/macaubook/book169/html/09701.htm
  • - 13 - 小城大國――澳門在中國歷史中扮演的角色2、西洋美術。從 16 世紀中葉開始，西洋畫即已傳入澳門，到 16 世紀下半葉，西洋美術在澳門獲得較廣泛的傳播，而且創辦了西洋美術的教育機構，並且透過西方佳作逐漸傳入內地。到 19 世紀初，澳門更發展成為西洋美術的傳播基地，不僅有一大批的西洋藝術家寓居澳門，而且本土培養的藝術家已開始為澳門及中國內地的傳教事業繪製宗教畫，還設立專門生産西洋畫的畫坊，並且將所生産的畫銷往中國內地及日本、菲律賓、越南。澳門成為了西洋美術傳入中國的第一站。西洋宗教與教育，亦透過澳門傳入中國內地。澳門是西洋天主教傳教士進入中國的主要通道。明清之際，澳門地區成立了教區，各大修會紛紛在澳門駐足，教堂教徒迅速發展，向遠東及內地輸送傳教士。進入 19 世紀，基督教新教傳教士也來到中國傳教，他們以澳門與廣州為基地，如馬禮遜、郭雷樞、伯駕等。各個差會也紛紛派出教會與傳教士來到澳門。同樣，澳門亦是歐式高等教育的示範基地。澳門最早開辦了歐洲模式的高等教育機構，它們是──為日本培養傳教士的聖保祿書院；為中國內地培養傳教士的聖若瑟修院。後者在中國教育發展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它雖然是修院，但是中國最早舉辦世俗教育的機構，而且是從幼稚園至高等教育的全系列普通教育；其開辦的世俗教育機構，也是最早採用“學校”一詞的，如“航海學校”。（二）東風西進當西風隨著商貿與傳教士的活動，徐徐吹入中國的同時；中華文明，也隨著中國輸出的商品和傳教士們對中國文化的研究與推介，在歐洲激起了“中國熱”，産生了所謂的“中國風”（Chinoiserie）。1、儒家哲理對德國近代古典哲學的激蕩。萊布尼茲極力吸收儒家的哲學理想，特別是吸收老子關於“道”的思想精華，創立他的哲學思想中的單子學說（Monadenlehre），從而創立了德國古典思辨哲學。2、中國重農思想促進法國和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形成。中國以農立國，歷代君主實行重農政策。這種重農的經濟思想傳到歐洲後，為馬克思所說的“現代政治經濟學的真正鼻祖”── 18 世紀法國資産階級重農學派（Physiocartis）學說的形成提供了養料。3、中國古典經籍經澳門西傳歐洲國家。1593 年，經由澳門進入內地的利瑪竇將四書譯成拉丁文。至 19 世紀中葉，英國傳教士理雅各則將中國的十三經，翻譯成英語出版，取名《中國經典》。4、中國語言文字經澳門西傳歐洲國家。漢語對於歐洲人來說，是一門全新的語言。1626 年，金尼閣著《西儒耳目資》；馬禮遜編寫和出版《英華字典》；江沙維編輯大量中外文對照詞典，作為學習語言的工具。5、中國古典文學經澳門西傳歐洲
  • - 14 - 澳門思路‧第三期國家。1719 年英國商人魏金森率先將《好逑傳》譯成英文；1732 年耶穌會士馬若瑟將元人紀君祥著元北曲《趙氏孤兒》翻譯成法文，改名《中國孤兒》。6、中醫學和中藥學經澳門西傳歐洲國家。比如接種人痘術傳入歐洲；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與《本草綱目》等。7、中國數學經澳門西傳歐洲國家。《易經》協助萊布尼茲發明二進位數學。8、中國工藝美術經澳門西傳歐洲國家，如瓷器、紡織品、漆器。9、中國繪畫和建築藝術經澳門西傳歐洲國家，如園林藝術。10、中國風俗經澳門西傳歐洲國家，如喝茶、坐轎等。四、多種文化共存共榮的典範澳門素稱“天主聖名之城”，同時也是中國人的“蓮花寶地”。數百年來，多種異質文化在澳門這座小城裏共存共榮，為中國和全世界創立了一個典範。所謂共存共榮，主要還是各種異質文化在澳門和平共處，平行發展，不交融，也互不干涉，如同鐵軌的兩條軌道，一直平行前行，卻永遠不相交。以三大正教為例，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之間，原本因其各系一神論，故一直存在著矛盾與衝突，這在世界其他地區，它們之間的矛盾是從未間斷過的。而在澳門，三者之間，卻從未發生過大型的衝突。結　語自從葡萄牙人東來及其入居澳門，中葡雙方通過戰爭、貿易等方式相互接觸與了解。位於南海之濱的澳門，開始透過商易往來、文化交流，逐步走上了中國歷史發展的大舞台。在明清兩代歷史過程中，佔有了其一席之地。它背靠中國內地，聯通全球，通過“西風徐來”與“東風西進”，譜寫了以澳門為中心的、“小城大國”的壯麗詩篇！
  • - 15 - 回歸 20 年來澳門在粵港澳大灣區的城際聯繫分析摘要：城際聯繫是區域合作的開展基礎，區域內的城際聯繫越緊密，越有利於城市間合作的開展。梳理已有研究發現，城際聯繫研究是澳門區域合作研究的一項重要基礎內容，以往對於澳門與粵港澳大灣區的城際聯繫研究，多以定性分析展開。本文在綜述的基礎上，試圖運用引力模型、社會網路分析法、脈衝響應分析和百度指數分析等定量分析方法與指標，描繪出回歸近 20 年來澳門在粵港澳大灣區中的城際聯繫情況，並進而對通過增強城際聯繫，提升澳門的功能地位提出建議，以期為澳門更好地發揮粵港澳大灣區中心城市作用，與周邊城市開展深度合作，提供決策參考依據。定量分析發現：回歸近 20 年來，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內部城際經濟聯繫日益增強；澳門雖然經濟體量較小，但指標測算結果顯示其在大灣區經濟網路中具有重要的影響力；當前，澳門與珠海、中山、江門的經濟聯繫強於其與珠江口東岸深圳、東莞、惠州等城市的聯繫，但測算結果亦反映出澳門與珠江口東岸都市圈有著較大的合作提升空間；澳門在大灣區居民心目中的旅遊休閒城市形象顯著，注重發揮這一特點將有助於提升澳門在城市群中的功能。據此，本研究提出增強城際聯繫以提升澳門城市功能的相關建議包括，創新合作機制以促進澳門融入大灣區協同發展，聯合周邊城市發展旅遊業增強澳門城市特色提升城市功能，發揮平台作用增強與大灣區的科技創新聯繫等。關鍵字：城際聯繫、澳門、粵港澳大灣區、定量測算、功能提升回歸 20 年來澳門在粵港澳大灣區的城際聯繫分析 1鍾　韻 梅　敏 2（暨南大學經濟學院特區港澳經濟研究所 廣州 510632）1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城市等級與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的互動關係研究》（41371174）、此文轉載自《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 年 9 月。2 作者簡介：鍾韻，女，研究員，博士，暨南大學經濟學院特區港澳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方向為服務業發展與粵港澳區域合作。E-mail：melodyz@163.com。梅敏（1994—），女，暨南大學經濟學院碩士研究生。
  • - 16 - 澳門思路‧第三期一、引言回歸 20 年來，澳門經濟取得了跨越式發展。根據 IMF 在 2018 年 8 月發表的《全球經濟展望》中預測，澳門人均 GDP 為 122489 美元，位居全球第二，僅次於盛產石油的卡達（128702 美元），並預計到 2020 年澳門將成全球人均 GDP 最高城市。2018 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發佈的《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中，澳門在全國 300 多個城市中，綜合經濟競爭力排名第 12 位，可持續競爭力排名第 9 位，城市宜居競爭力排名第 7 位 3。受限於非常有限的發展空間，推進與珠海市、廣東省、大珠江三角洲等不同層面區域的經濟“一體化”，是回歸後澳門經濟發展的成功經驗之一 4。回歸以來，澳門與廣東的經濟聯繫日趨緊密。根據澳門統計局資料，澳門進出口總額 1999 年為 27.1 億美元，2016 年上升為 34.5 億美元。其中，澳門與廣東進出口總額從 6.04 億美元上升至 23.24 億美元，即澳門與廣東貿易總額佔比由 1999 年 22% 上升至 2016 年 67%5。粵澳合作已從最初的“前店後廠”單向投資，逐步發展為“全方面、多方位”雙邊經濟合作 6。可見，作為微型經濟體，回歸後澳門與周邊城市的聯繫增強，通過區域合作獲得了新的發展空間與機遇。粵澳合作的已有研究，對制度、平台、模式、成效、制約因素、發展策略等主題進行了廣泛的探討 7, 8, 9, 10。其中，城際聯繫是粵澳合作的重要分析視角。基於產業聯繫展開的分析，涉及旅遊業、貿易、物流、會展業等行業的區域合作 11, 12，例如針對旅遊業，提出了聯合珠江西岸城市發展“一程多站”式旅遊模式，整合澳門與珠海、中山的旅遊資源，提升澳門的世界旅遊休閒城市地位 13。為建立經濟與民生領域更為廣泛的聯繫，有研究建議澳門應聯合珠海聯動發展成為珠江西岸的增長極 14。各類合作試驗平台，是城際聯繫制度創新的主要研3 倪鵬飛等，《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第 16 次報告（分項報告）》，經濟日報，2018-06-23，http ︰ //paper.ce.cn/jjrb/page/1/ 2018-06/23/07/2018062307。4 齊鵬飛︰《澳門回歸十年經濟發展述論》，載《中共黨史研究》2009 年第 12 期。5 《澳門統計年鑒》，澳門統計局，2018-03-18，https ︰ //www.dsec.gov.mo/home_zhcn.aspx。6 陳多︰《回歸十年澳門與內地經貿關係發展回顧》，載《廣東社會科學》2009 年第 6 期。7 馬向明：《澳門的多元化發展與區域合作》，載《城市規劃》2014 年 S1 期。8 封小雲：目前粵港澳經濟合作的階段性特點分析 [J]，港澳研究，2016(03) ︰ 64-72+95.9 馮邦彥：《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的路向與政策研究》，載《廣東社會科學》2010 年第 4 期。10 毛豔華，楊思維：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理論基礎與制度創新 [J]，中山大學學報 ( 社會科學版 )，2019，59(02) ︰ 168-177。11 肖軼楠，張希華，李璽：《珠三角城市群會展業區域合作機制研究──基於城市吸引力模型》，載《經濟體制改革》2012年第 1 期。12 林昌華：《澳門城市發展對旅遊業吸引力的影響研究》，載《亞太經濟》2017 年第 5 期。13 澳門環境委員會主席，《梁維特：推動澳門現代服務業與廣東合作》，人民網，2013-03-05，http ︰ //www.pprd.org.cn/92/macao/201003/t20100315_82418.htm。14 鍾韻：《澳門、珠海聯合發展新理念──構建大珠三角西翼中心》，載《特區經濟》，2005 年第 6 期。
  • - 17 - 回歸 20 年來澳門在粵港澳大灣區的城際聯繫分析究物件，其中包括珠澳跨境工業園 15、橫琴自貿片區 16, 17、廣州南沙新區 18、中山翠亨新區等區域 19，澳門與這些平台在多個產業領域已開展不同程度的合作。總體而言，已有的粵澳城際聯繫研究以定性分析居多，本文試圖運用引力模型、社會網路分析法、脈衝響應分析等定量方法，對區域經濟資料和資訊流資料展開分析，以具體的資料指標反映回歸近 20 年來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網路的演變、澳門與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的城際聯繫特徵，並以此反映澳門在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網路中的影響力與功能特徵。城際聯繫的量化分析有助於豐富粵澳合作的認識，為澳門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機遇中進一步開展區域合作提供思路。二、方法與資料（一）研究思路本研究的分析範圍為粵港澳大灣區，包含香港、澳門、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東莞、中山、江門、肇慶、惠州等 11 個城市。研究擬通過城際聯繫視角，探討澳門在粵港澳大灣區中的城際聯繫程度、發展趨勢，進而為開展區域合作提供思路。首先，通過 1999-2018 年《廣東省統計年鑒》、《香港統計年刊》和《澳門統計年刊》收集各城市的 GDP、非農業人口數資料，以及通過百度地圖查詢城市之間距離，運用引力模型和社會網路分析法，構建粵港澳大灣區 11 個城市的經濟聯繫網路。然後，通過對社會網路分析法中指標的定量測算分析，描繪出澳門在這一區域網路中與其他城市之間的經濟關聯性、在區域網路中對其他城市的影響以及在區域中受其它城市的影響程度，反映其在城市網路中城際聯繫演變特徵。進而，根據脈衝回應分析結果，對比澳門與珠江口東岸和西岸經濟聯繫的差異。另外，依據百度指數網路介面通過搜索不同的關鍵字，設定“通過地區對比”指標，得到粵港澳大灣區內 11 個城市兩兩之間的搜索指數，根據 2017 年 6 月到 2018 年 8 月的指數資料，通過其它城市對澳門搜索的百度指數圖走勢，反映粵港澳大灣區內各城市對澳門關注的特點。15 楊宓：《珠澳跨境工業區︰區域經濟合作的新亮點》，載《國際經濟合作》，2005 年第 6 期。16 張鳳超，張明：《金融地域運動視角下的粵澳金融深度合作──基於珠海橫琴自貿區的思考》，載《華南師範大學學報 ( 社會科學版 )》，2015 年第 3 期。17 袁持平，梁雯：《以澳門與橫琴合作促進澳門經濟可持續發展》，載《華南師範大學學報 ( 社會科學版 )》，2013 年第 4 期。18 周運源：《新時期澳門與南沙新區經濟合作發展探討》，載《廣東經濟》，2012 年第 12 期。19 楊允中、柳智毅等：《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研究》，第 36 頁，澳門經濟學會 2018 年版。
  • - 18 - 澳門思路‧第三期（二）分析方法與指標1. 引力模型與社會網路分析方法引力模型和社會網路分析法是常見的空間聯繫緊密程度衡量方法。已有研究曾運用引力模型結合社會網路分析的方法 20, 21, 22，對長三角城市群進行網路特徵分析 23, 24。這些研究首先通過修正後的引力模型（公式 1），結合城市經濟發展水準和距離因素考慮，計算出城市間的向量性引力值，進而依據計算所得的城市群引力值矩陣，運用社會網路分析的公式 2、3、4，分別計算出網路密度、點入度、點出度等反映網路特徵的指標。結合本文研究需要，本文所採用的修正後的引力模型如下： （1）Gi、Gj 代表城市 i、j 的 GDP，單位為億元；Pi、Pj 表示相應城市非農業人口數，單位為萬人，香港與澳門人口沒有非農和農業戶口之分，本研究將香港、澳門所有居民認為是非農業戶口；dij 代表城市間距離，通過百度地圖查詢獲得。參考已有研究通過設定強度聯繫閥值和二值法，將有向網路化為有向二值網路 25 （2）代表城市 i 與城市 j 的聯繫量，n 為城市群網路中節點數目。網路密度值越大，顯示該網路內的整體聯繫程度越高，網路內節點間要素流動和經濟往來越頻繁。點入度和點出度常被用來測算網路中各節點的地位 26。點入度（Ei）用以測度某城市受網路內其它城市影響的程度，本文用這個指標觀測澳門受大灣區其它城市的影響；點出度（Fi）用以測度某城市對其它城市的影響程度，即其在網路中的溢出效應，本文用這個指標反映澳門對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影響。計算公式如下：20 王欣，吳殿廷，王紅強：《城市間經濟聯繫的定量計算》，載《城市發展研究》，2006 年第 3 期。21 蔣天穎，謝敏，劉剛：《基於引力模型的區域創新產出空間聯繫研究──以浙江省為例》，載《地理科學》，2016 年第 11 期。22 魯金萍，劉玉，楊振武，孫久文：《基於 SNA 的京津冀城市群經濟聯繫網路研究》，載《河南科學》，2014 年第 8 期。23 吳志強，陸天贊：《引力和網路︰長三角創新城市群落的空間組織特徵分析》，載《城市規劃學刊》，2015 年第 2 期。24 唐建榮，李晨瑞，倪攀：《長三角城市群創新網路結構及其驅動因素研究》，載《上海經濟研究》2018 年第 11 期。25 唐建榮，李晨瑞，倪攀：《長三角城市群創新網路結構及其驅動因素研究》，載《上海經濟研究》2018 年第 11 期。26 李仙德：《測量上海產業網路的點入度和點出度──超越後工業化社會的迷思》，載《地理研究》，2016 年第 11 期。凡 =(q)因回Gi+G」 d~1 n n L = n(n - 1) . IIDCR;, R」;)1=l j=l D(R;, R」;)E日j=(GI ) 忥三 , Gi +G」甿
  • - 19 - 回歸 20 年來澳門在粵港澳大灣區的城際聯繫分析點出度： （3）點入度： （4）2. VAR 脈衝回應分析VAR 脈衝響應是分析多維時間序列動態變化的定量分析方法，通過一個內生變數對於一個隨機誤差項所帶來的衝擊的反應，探究變數之間的相互影響關係以及影響的變化趨勢 27。簡而言之，脈衝回應分析通過內生變數對隨機誤差項衝擊的反應，可以顯示變數之間的交互影響關係以及影響程度。有研究曾運用此方法分析科技服務業與經濟增長的關係 28、貿易額對地區經濟發展的影響 29。本文將粵港澳大灣區 11 個城市 1999 年至 2017 年的 GDP 進行對數化處理後，經過單位根核對總和協整檢驗，證明 11 個城市的經濟總量之間具有長期均衡關係。進而，通過脈衝回應動態過程考察澳門與珠江口東岸、西岸都市圈的相互衝擊回應。3. 基於百度指數的分析百度指數是基於大量線民行為資料的資料共用平台。資料顯示，截至 2018 年 6 月，百度搜尋引擎用戶達到 6.57 億，2018 年 1 月用戶率為 69.74%，搜尋引擎用戶率排名位居第 一 30。由於其資料的公開性與巨大的樣本量，百度指數在近年的研究中被頻頻使用，有研究通過百度指數分析三大經濟區城市網路變化特徵 31，以及分析旅遊景區網路空間關注度 32。本研究試圖通過百度指數，分析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對澳門資訊的關注特徵，以期從受關注度的視角，體現澳門在粵港澳大灣區的功能特點。首先，通過百度指數網路介面，分別以 11 個城市名稱作為搜索關鍵字，選擇“通過地區對比”指標，統計出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8 月間，大灣區內 11 個城市兩兩之間的百度27 計量經濟分析方法與建模 [M]，清華大學出版社，高鐵梅，2009。28 冀鴻，柳燁：《基於 VAR 模型的科技服務業發展與經濟增長關係研究──以吉林省為例》，載《工業技術經濟》，2018 年第 2 期。29 李航飛，韋素瓊，陳松林，魏少彬，趙家亮︰《經貿視角下中國臺灣“新南向政策”分析──基於 SNA 和 VAR 方法》，載《地理科學》，2018 年第 1 期。30 中國互聯網路資訊中心：《第 42 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調查統計報告》，第 5 頁，中國互聯網路資訊中心。31 熊麗芳，甄峰，席廣亮，朱曉清，王波：《我國三大經濟區城市網路變化特徵──基於百度資訊流的實證研究》，載《熱帶地理》，2014,34(01) ︰ 34-43。32 李山，邱榮旭，陳玲：《基於百度指數的旅遊景區絡空間關注度︰時間分佈及其前兆效應》，載《地理與地理資訊科學》2008 年第 1 期。n Ei=LE曰」j=l G~Gi PG F户i = (J) ［二，G; +Gi d~ 1 f FJ nVl曰__ F1
  • - 20 - 澳門思路‧第三期搜索指數 R，構建大灣區城市群的信息關注網路。百度搜索指數 Ri→j 為城市 i 居民對城市 j地名的各類資訊的搜索頻次。三、主要分析發現（一）大灣區城市群內部經濟聯繫不斷增強有研究通過設定不同閥值測算長三角創新網路密度值，結果顯示長三角創新網路平均密度值逐年增大 33。本文運用公式（1）、（2），通過設定閥值將大灣區城市群內經濟聯繫網路從有向多值網路轉變為有向二值網路，以測算經濟聯繫網路密度，計算得出粵港澳大灣區近 20 年經濟網路平均密度值（表 1）。結果顯示，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網路平均密度值呈增大趨勢，1999 年至 2017 年經濟網路密度值增大近 5 倍，反映大灣區內部各城市之間的經濟聯繫密度不斷增強。表 1 1999-2017 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網路密度值年份 1999 2005 2008 2011 2017網路密度值 0.1584 0.2964 0.5123 0.6909 0.7892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內部經濟聯繫網路密度值提升，與近 20 年來本區經濟發展的良好態勢有著密切關係。可以認為，隨著區內各城市發展水平的提升，城市網路的聯繫密度將隨之增強，粵港澳大灣區協同發展將不斷推進。因此，增強與區域內各城市之間的經濟聯繫，促進城市間經濟合作日益頻繁，加快融入大灣區經濟聯繫網路，將成為澳門發展的大勢所趨。（二）澳門在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網路中具有重要影響力前已述及，社會網路分析中的點出度與點入度兩項指標可以用於反映網路中節點的地位。運用公式（3）和（4）分別計算出檢驗期幾個主要年份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在城市群網路中的點出度與點入度，並進行排名，以反映澳門在區域經濟網路中的影響力（表 2）。回歸之初，澳門在大灣區 11 個城市中的點入度與點出度排名均為第 5，反映出澳門在33 唐建榮，李晨瑞，倪攀：《長三角城市群創新網路結構及其驅動因素研究》，載《上海經濟研究》2018 年第 11 期。
  • - 21 - 回歸 20 年來澳門在粵港澳大灣區的城際聯繫分析本區經濟網路中的重要地位。點出度可以測度澳門對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的溢出效應，計算結果顯示，1999 年至 2017 年，澳門的點出度從名列第 5 略為下降至第 6。對比 2017 年粵港澳大灣區 11 個城市 GDP 的排名，澳門 GDP 約為 503 億美元，居第 8 位。從粵港澳大灣區經濟聯繫網路中澳門點出度的排名高於其 GDP 排位元，顯示澳門雖然經濟體量有限，但對大灣區城市群的經濟影響不容忽視。可見，若僅從經濟體量或城市規模衡量澳門在粵港澳大灣區中的經濟影響力，將低估澳門的影響力。珠海與澳門一同被《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劃定為粵港澳大灣區三個極點之一，點出度計算結果排名顯示，與澳門相比，珠海對本區經濟的影響力一直略低於澳門，位列第 6、7 位，其影響力在近 20 年間有所下降，且影響力的下降出現得更早。珠海 2017 年的 GDP 排名為第 10，從珠海的點出度排名再次證明，不能單以經濟體量衡量一個城市的區域影響力。點入度可以用於測度某城市受網路內其它城市影響的程度，表 2 結果顯示，澳門在大灣區經濟網路中的點入度從第 5 下降至第 9，顯示澳門受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影響呈下降趨勢。我們認為，這在一定程度反映出這一時期澳門受粵港澳大灣區產業發展的影響有所下降，其主要原因在於，儘管回歸以來澳門的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已取得一定成效，但與周邊城市致力於產業升級轉型的發展方向相比，點入度的排位元下降顯示澳門與周邊城市的產業聯繫仍有待進一步增強。相比之下，珠海的產業發展與周邊城市的融合度相對較高，因此其受周邊地區經濟發展的影響亦較澳門高。表 2 澳門和珠海點出度與點入度排名情況年份 點出度 點入度澳門排名 珠海排名 澳門排名 珠海排名1999 5 6 5 42005 5 6 6 52008 5 7 9 52011 5 7 9 52017 6 7 9 7（三）澳門與珠江口東西兩岸的經濟聯繫存在差異為定量探究澳門與珠江口東西兩岸的關聯性，本部分通過構建 VAR 模型，運用脈衝回應分析方法，根據各市 1999 年至 2017 年的 GDP，分別計算出澳門與珠江口東西兩岸都市
  • - 22 - 澳門思路‧第三期圈 34 之間的經濟聯繫。首先採用單位根檢驗資料的平穩性，經過差分處理後，所有時間序列資料均能通過平穩性檢驗 ; 然後根據滯後結構中的滯後長度標準確定 VAR 模型的滯後階數，構建 VAR 模型；經過 VAR 模型的穩定性檢驗後，在構建的 VAR 模型基礎上進行脈衝回應函數分析，圖 1 展示了珠江口東岸和西岸對來自澳門經濟發展衝擊的脈衝回應函數的回應結果。從圖 1 可見，珠江口東、西兩岸都市圈對來自澳門衝擊的回應存在差異，由此反映出澳門對於珠江口東西岸的經濟聯繫存在不同的特徵。給一個擾動項衝擊，西岸都市圈的回應出現波動且效果持續為正（圖 1b），而東岸都市圈的回應則由正轉負（圖 1a）。可以認為，由於珠江口的天然地理阻隔，在過去近 20 年間，澳門對珠江西岸都市圈經濟發展的作用較之其對東岸都市圈的作用更強。脈衝回應的結果符合澳門與珠三角的主要經濟聯繫方向主要集中在西岸城市這一普遍認識。但是，我們也注意到，澳門對東岸都市圈的衝擊，初期幾年亦有正向作用，顯示出澳門對東岸都市圈亦存在正向推動力，但影響的持久力受珠江口的地理因素阻隔而隨著時間推移減弱。可以推論，依託跨珠江口大型交通基礎設施的建設與開通，澳門與珠江東岸都市圈的經濟影響將有所提升。換言之，澳門與珠江東岸都市圈有著巨大的合作發展空間。a. 珠江口東岸對澳門衝擊的回應程度 b. 珠江口西岸對澳門衝擊的回應程度 圖 1 珠江口東岸、珠江口西岸對澳門衝擊回應注：實線表示脈衝回應函數，虛線表示正負兩倍標準差偏離帶反觀珠江口東西兩岸都市圈對澳門的影響，給一個擾動項衝擊，澳門對珠江口東岸和西岸的衝擊回應均為持續正項效應（圖 2a，圖 2b），說明珠江口東西兩岸都市圈的經濟發展均對澳門的發展有著積極的作用。換言之，無論是與臨近的西岸城市合作，或是與空間距離34 此處珠江口西岸包含珠海、中山、江門，珠江口東岸包含深圳、東莞、惠州。2,000 1,000 響應程度(苓)~1,000 -2,000 -3,000 --4,000 10 響應程度(苓)800 600 400 200 -200 -400 10 回應時間 (y) 回應時間 (y)
  • - 23 - 回歸 20 年來澳門在粵港澳大灣區的城際聯繫分析相對較遠的東岸城市合作，均對澳門經濟發展有著積極的正向作用。但相比之下，從珠江口東西岸的回應圖顯示可見，回歸近 20 年來澳門與西岸都市圈的合作，對澳門經濟增長的影響相對更為顯著。a. 澳門對珠江口東岸的回應程度 b. 澳門對珠江口西岸的回應程度 圖 2 澳門對珠江口東岸和珠江口西岸的回應注：實線表示脈衝回應函數，虛線表示正負兩倍標準差偏離帶（四）信息網路顯示出澳門旅遊休閒中心的城市特點根據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9 月的百度搜索指數資料顯示，以“澳門”為搜索詞，大灣區其他 10 個城市居民對澳門的搜索頻次如圖 3，圖 4 所示 35。圖 3 展示出香港、廣州、深圳、珠海、佛山等 5 個城市對澳門的逐月搜索情況，圖 4 展示的是大灣區其餘 5 個城市對澳門的逐月搜索情況。從圖 3，4 可見，各城市對澳門進行網上搜索的高峰期極為相似，其中，2017 年的 8 月中下旬、9 月底 10 月初國慶黃金周前後、2018 年 2 月底春節前後，是檢驗期內各城市對澳門搜索最為頻繁的峰值期。澳門近年來休閒旅遊業發展態勢良好，這些搜索峰值期是內地居民的出遊旺季。有理由相信，這些檢索的峰值期與大灣區的內地居民計劃赴澳門旅遊（或正在澳門旅遊）有著密切的關係。可見，從信息搜索行為，可以顯示出澳門在大灣區居民心目中具有顯著的旅遊休閒中心城市的形象。若進一步對比各城市居民對澳門的搜索頻次，可以從信息關注度的視角反映各城市與澳門的聯繫。就內地的幾個城市比較發現，廣州和深圳對澳門最為關注，其次是佛山，再次是珠海（圖 3），而珠江口東岸的東莞對澳門的搜索頻次高於珠江西岸的中山、江門、肇慶（圖 4）。基於珠江口東岸都市圈對澳門的信息關注度，再次證明澳門未來與珠江口東岸城市開展進一步的深入合作具有良好的前景。35 百度搜索指數輸出設定，每張圖只能輸出五個城市的搜索情況。響應程度(苓)。- 2 25 g 響應程度(苓)20 15 10 呤00 10 一. 1 010 回應時誾 (y) 回應時間 (y)
  • - 24 - 澳門思路‧第三期圖 3 2017 年 -2018 年大灣區資訊流資料圖圖 4 2017 年 -2018 年大灣區資料流資料圖資料來源：百度指數平台四、通過增強城際聯繫提升澳門城市功能基於上述城際聯繫分析及國家對澳門在粵港澳大灣區中的發展定位，本文提出三點建議，以期增強澳門在粵港澳大灣區中的城際聯繫，提升澳門的城市功能，促進澳門加快融入灣區的協同發展。（一）創新區域合作機制以促進澳門融入大灣區協同發展區域合作制度創新有助粵港澳大灣區的生產要素配置效率，促進經濟效益提升 36。澳門作為粵港澳大灣區中心城市之一，應努力探索並建立創新性的區域合作機制，提升澳門在區內的城市功能，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協同發展。36 鍾韻，胡曉華︰粵港澳大灣區的構建與制度創新︰理論基礎與實施機制，經濟學家，2017（12）：50-58。搜索摳赦嶠國 磾］汨17-06-01 至汨1這23IDIII c;J PC畸 口 移叻趨势 擊 8@88台§ 2017一月201'"'°"1l•- • 「 · 深II ■ 蕊 · 鐔山 口平均癰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2018"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搜索指數超势 曼 澶fl 2"17-06-01 至 201紀泠nmllll QPC蛔 口移劫趕势 苹 B@@呂8 (§J 2017年06月20璵睏月• 這 · 中w ■ 迂:n ■ - ■ 畸 D平均傾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201'年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 - 25 - 回歸 20 年來澳門在粵港澳大灣區的城際聯繫分析本研究通過對大灣區經濟網路資料的社會網路分析和脈衝回應，發現珠江口東西兩岸對澳門的經濟帶動均有持續正向效應，說明借助頂層設計在現有基礎上創新區域合作機制，將有助於澳門積極融入大灣區協同發展，尤其是增強與珠江口東岸城市之間的合作。澳門應把握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機遇，挖掘經濟領域及民生領域需要借助區域合作獲得新的發展空間的發展內容，並相應地設立創新性的合作機制。例如，在推動經濟適度多元、培育新興產業的過程中，增強與珠江口東岸城市及重點合作平台的聯繫，依託東岸強大的產業發展基礎，加快澳門的會展業、特色金融業、中醫藥產業、科技創新產業的發展，通過頂層設計推進合作項目的落實。又如，在教育領域，澳門學校與大灣區內的學校通過簽訂教育合作備忘錄，建立姊妹學校，共建實驗室，建立聯合培養機制、短期交流學習機制等方式，推進基礎教育領域及高等教育領域的合作。再如，結合澳門居民到大灣區就業創業的需求，通過基層平台間簽訂合作協定，在大灣區內澳門居民集聚的地區，引進澳門資本的醫院，引進國外高端儀器，促進部分祖籍大灣區的澳門老人回鄉養老，釋放澳門本地的發展空間 37。（二）聯合大灣區區其他城市合作發展旅遊休閒產業“世界休閒旅遊中心”是澳門的發展定位之一，旅遊休閒業是澳門的支柱產業，也是澳門最能發揮其地區影響力的產業部門。整合灣區內旅遊資源有助於澳門帶動灣區內其它城市旅遊產業國際化，同時彰顯澳門國際旅遊休閒中心的地位，以及在大灣區城際旅遊聯繫中的影響力。本研究通過分析灣區內其它城市對澳門關注度百度指數走勢圖發現，澳門在大灣區中作為旅遊城市的形象鮮明。建議澳門充分發揮旅遊休閒業的優勢，通過繼續強化與灣區內珠江口西岸城市的旅遊休閒產業合作，體現澳門作為粵西旅遊國際化的龍頭地位，帶動珠江口西岸城市旅遊國際化，並進而提升澳門在本地區功能聯繫網路中的地位。回歸以來，澳門已經與珠江口西岸多個城市在旅遊業領域開展多種形式的合作，包括推廣“一程多站”聯繫各地旅遊產品。建議澳門發揮在中葡聯繫方面的優勢，聯合大灣區內其他城市，加大開拓葡語國家合作市場，首先將粵西打造為“海上絲綢之路”知名旅遊目的地，進而引領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為具有國際知名度的旅遊目的地，配合粵港澳大灣區宜居宜業宜遊優質生活圈的建設。此外，考慮積極探索遊艇自由行等新型旅遊產品合作，開拓延伸至粵西乃至中國西南部的“一程多站”高鐵旅遊線路。37 楊允中、柳智毅等：《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研究》，第 85 頁，澳門經濟學會 2018 年版。
  • - 26 - 澳門思路‧第三期（三）發揮各類平台作用增強與大灣區的科技創新聯繫粵港澳大灣區將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推進“廣州—深圳—香港—澳門”科技創新走廊建設。與粵港澳大灣區內大部分城市相比，澳門科技創新產業發展起步相對較晚，近年來澳門特區政府通過制定規章政策積極推動科技創新產業發展。中醫藥產業是澳門科技產業中的亮點之一，國家先後在澳門大學和澳門科技大學設立中藥品質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位於橫琴的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在中藥和食品補充劑的國際註冊、中醫藥專業培訓、中醫藥海外中心的設立等方面已取得了一定的進展。結合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定位，澳門的中醫藥可以使葡語國家民眾不僅接觸到中醫藥文化，還能瞭解中華文化，並在此基礎上逐步推動貿易往來。大灣區內部分城市，在中醫藥產業方面亦有較好的基礎，建議澳門通過扶助企業層面的項目與研發交流，增進澳門的中醫藥企業及研發機構與大灣區內其他城市的中醫藥機構建立科技創新聯繫，提升澳門在科技聯繫網路中的功能與地位，促進中醫藥產業的發展。例如，中山翠亨新區亦在大力發展中醫藥產業，建議推進澳門與中山的中醫藥企業聯合建立高效的醫療資訊服務平台，發展中西醫結合的高端醫療服務，大力推廣健康管理、中藥養生保健服務、遠端醫療服務、生物資訊服務以及個性化診療服務。五、結論回歸近 20 年的發展顯示，區域合作為澳門的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提供了資源與空間，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加強城際聯繫將有利於澳門融入區域協同發展。本文依託經濟資料和百度指數的定量測算結果顯示，回歸近 20 年來，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內部的城際經濟聯繫日益增強；澳門對本區經濟網路具有重要影響力，但其與周邊城市的產業聯繫仍有待進一步增強；受地理因素影響，澳門與珠江口西岸的經濟聯繫強於與珠江口東岸的聯繫，但隨著交通基礎設施的建設與開通，澳門應該將城際聯繫的視角延伸至珠江口東岸；當前，澳門在大灣區居民心目中的旅遊休閒城市的形象鮮明。為構建更為緊密的城際聯繫，建議從經濟和社會民生視角，探討如何通過創新合作機制增強澳門在粵港澳大灣區城市聯繫網路中的功能與地位，以促進其發揮中心城市和極點的作用。當前，旅遊業、中醫藥產業是澳門產業體系中最具備開展區域產業合作基礎的行業，建議發揮澳門獨特優勢，通過“一程多站”聯繫周邊城市旅遊產品，聯手打造世界旅遊目的地；發揮現有項目與平台在區域合作中的作用，加快澳門中醫藥產業發展，促進澳門融入大灣區的科技創新聯繫網路。
  • - 27 - 中國與葡語國家合作中的澳門平台體系與貢獻摘 要︰澳門回歸二十年來，在促進中國與葡語國家合作中發揮了重要的平台作用，構建了立體化的平台體系，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貢獻。本文從多邊機制、政府部門、立法與司法機構、社團組織、高等教育機構、銀行與企業等六個方面，較為系統地梳理了澳門在促進中國與葡語國家合作中所做的貢獻，以期在新的起點為澳門平台作用的進一步發揮提供一定的參考。關鍵詞︰中葡論壇 葡語國家 澳門葡語國家以葡萄牙語為官方語言，包括安哥拉、巴西、佛得角、幾內亞比紹、莫桑比克、葡萄牙、聖多美及普林西比、東帝汶等 8 個國家，人口超過 2 億，分佈在四大洲。中國與葡語國家的合作在澳門回歸後實現快速發展，可謂是“異軍突起、精誠合作”1，當前中國與葡語國家正處於“歷史最好時期”，雙方的合作成為重塑國際貿易格局、建立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的新興力量與合作典範。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長期友好關係中的橋樑，發揮著獨特的平台作用。回歸二十年來，澳門平台體系逐漸全面立體（圖 1），從不同領域對促進中國與葡語國家合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以多邊機制為依託開展政府間合作，澳門的政府部門在經濟財政與社會文化領域政策頻出、品牌活動精彩紛呈，立法和司法機構的合作交流可圈可點，傳統社團、葡語社團和智庫社團各顯神通、促進民間交流，高等教育領域的合作機制日臻完備，銀行與企業平台建設如火如荼。中國與葡語國家合作中的澳門平台體系與貢獻丁　浩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商學院副院長澳門特色金融協會副會長1 《葡語國家黃皮書：中國與葡語國家合作發展報告（2019）》總報告所使用的標題。
  • - 28 - 澳門思路‧第三期 圖 1 澳門平台體系示意圖澳門回歸以來的發展與促進中國與葡語國家的合作緊密結合，未來的發展也將深深刻上服務中國與葡語國家合作的平台烙印。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五任行政長官賀一誠在參選政綱和接受採訪中多次強調，“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建設是澳門推動經濟多元可持續發展的基點。在回歸二十周年的重要節點，通過總結梳理澳門在促進中國與葡語國家合作中所做的工作，有利於澳門平台體系的進一步優化，進而在“繼往開來”中推動中國與葡語國家的合作進一步深入，同時為澳門自身的持續健康發展提供方向和思路。一、多邊機制（一）中葡論壇及其常設秘書處2003 年 10 月，由中國中央政府發起、中國商務部主辦、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承辦、8個葡語國家共同參與的中國 — 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以下簡稱“中葡論壇”）在澳門創立，是以經貿促進與發展為主題的非政治性政府間多邊經貿合作機制 2。中葡論壇已成功舉辦五屆部長級會議，會議的主要決策成果為《經貿合作行動綱領》，確定了接下來三年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的目標和內容。除《經貿合作行動綱領》外，第五屆部長級會議還簽署了《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關於推進產能合作的諒解備忘錄》，就中國與葡語國家發揮在資源稟賦、產業結構、市場資金技術等方面的互補優勢，加強產能合作推動各國經濟社會發展達成重要共識。澳門特區政府作為會議的承辦方積極做好會議工作，行政長官出席歷屆會議並致辭，澳門發揮了獨特的東道主作用。2 中國 — 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常設秘書處官方網站。多邊機制中國與葡語國家合作的澳門平台社團組織銀行與企業高等教育機構政府部門立法與司法機構
  • - 29 - 中國與葡語國家合作中的澳門平台體系與貢獻中葡論壇常設秘書處於 2004 年在澳門設立，負責執行和落實部長級會議作出的各項決定。常設秘書處設秘書長 1 位，副秘書長 3 位（由中國、葡語國家和澳門特區政府各選派 1位），秘書處下設聯絡、行政和輔助辦公室。其中，輔助辦公室為澳門經濟財政司管轄的政府部門，旨在協調特區政府各部門輔助、支持和落實中國與葡語國家的經貿合作。中葡論壇常設秘書處開展的活動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與 8 個葡語國家派駐秘書處的代表共同協作，為資訊的暢通和溝通的及時提供便利；第二，積極參加“廣交會”“進博會”“京交會”等國家大型展會，組織澳門與內地省市赴葡語國家調硏，接待葡語國家赴中國硏修或洽談等；第三，主辦品牌活動促進中國與葡語國家的合作交流，如中國－葡語國家文化周、中國－葡語國家青年企業家論壇等；第四，自 2005 年開設中葡英三語的官方網站和中葡雙語的《中葡論壇（季刊）》，發佈中國與葡語國家的經貿動態及常設秘書處的活動及公告等。（二）葡語國際組織葡語國家共同體（以下簡稱“葡共體”）成立於 1996 年，總部設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成員國除了中葡論壇的 8 個葡語國家外，還包括赤道幾內亞，該國於 2014 年正式加入葡共體，其官方語言為西班牙語、法語和葡萄牙語。中葡論壇與葡共體的成員國高度重合，加強這兩個國際組織（機制）的聯繫具有重要的意義。時任葡共體執行秘書穆拉迪 ∙ 穆拉爾哈伯（Mururar Murargy）大使在中葡論壇第四屆部長級會議結束後表示，“側重經貿的論壇可與側重政治外交的葡共體互為補充、加強合作，為成員國的經貿往來創造更好條件。”澳門在促進中葡論壇和葡共體的聯繫方面發揮了紐帶作用，2017 年 7 月，中葡論壇常設秘書處秘書長徐迎真會見葡共體出口商聯盟（UE-CPLP）主席馬里奧 ‧ 高斯達（Mário Costa）一行，該聯盟隸屬於葡共體商業聯盟（CE-CPLP），由來自葡共體的 400 多家企業、機構組成。2017 年 5 月，葡共體語言及文化日慶祝活動首次在北京舉辦，中葡論壇常設秘書處出席並支持慶祝活動。葡語都市聯盟（UCCLA）為國際性市政機構協會，1985 年成立並將總部設在里斯本，旨在通過文化和科技交流活動，加強會員城市間的瞭解與合作，來自葡語國家與中國的 23個城市為聯盟會員 3。葡語都市聯盟每年召開一次會員大會和兩次執行委員會會議，澳門作為葡語都市聯盟成員，分別於 2001 年和 2007 年舉辦了兩屆會員大會 4，於 2012 年和 20153 葡語都市聯盟的會員體系分為：會員（effective member）、準會員（associate member）、支持會員（supporting member）和觀察員（observing member），截至 2019 年 12 月，葡語都市聯盟共有 23 個城市為會員。4 回歸前，澳門於 1997 年舉辦了第十三屆葡語都市聯盟會員大會。
  • - 30 - 澳門思路‧第三期年各舉辦了一次執行委員會會議。澳門作為葡語都市聯盟的創始會員，從城市層面上將中國與葡語國家聯繫起來，與以經貿合作為主的中葡論壇相互補充，成為促進中國與葡語國家合作的又一重要力量。二、政府部門（一）經濟財政（司）部門澳門經濟財政司是推動中國與葡語國家在經貿領域合作的主要政府部門，協助葡語國家輪流舉辦始於 2005 年的中國與葡語國家企業經貿合作洽談會。2018 年，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與澳門經濟財政司一行到訪葡萄牙銀行及泛歐交易所，就澳門進一步打造“中葡金融服務平台”進行交流。隸屬於經濟財政司的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以下簡稱“貿促局”）、澳門經濟局和澳門金融管理局（以下簡稱“金管局”）是推動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的主要局級政府部門。澳門貿促局舉辦的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MIF）具有較強的國際影響力，2017 年在第二十二屆 MIF 上葡語國家產品及服務展（PLPEX）首次獨立設展，每屆 PLPEX 展會由一個葡語國家擔任夥伴國、一個中國省份擔任夥伴省。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商會和澳門貿促局於2010 年開始聯合主辦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2019 年在第十屆高峰論壇上發佈《中國內地企業參與葡語國家基建指數》，用於評估中國企業參與葡語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的現狀、問題和趨勢。此外，澳門貿促局主辦的澳門國際環保合作發展論壇與展覽（MIECF）、中國與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基礎設施合作論壇、澳門國際品牌連鎖加盟展（MFE）等展會，也吸引了葡語國家的積極參加。由澳門貿促局和澳門社區經濟發展促進會合辦的“齊齊葡－葡語國家及澳門產品特色市集”，將葡語國家產品融入社區，成為特色品牌活動。澳門貿促局於 2015 年 4 月開通“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及人才信息網”，設有中葡雙語人才及專業服務供應商資料庫、葡語國家食品資料庫、中國及葡語國家的最新展會資訊、經貿資訊及當地商業法規資訊等內容。澳門經濟局著力於青年創業工作的合作，於 2017 年推出“中葡青年創新創業交流計劃”並成立中葡青年創新創業交流中心，鼓勵澳門、中國內地及葡語國家青年創業者進行創業交流和對接，共同尋求合作發展空間。2019 年 9 月，澳門經濟局組織來自葡語國家的 16 家高科技企業赴廣州南沙參觀考察，聯合廣州市南沙區青年聯合會在“創匯谷”粵港澳青年文創社區舉辦了南沙新區（自貿片區）葡語系國家產業對接洽談會暨巴葡科創企業項目路演活動。
  • - 31 - 中國與葡語國家合作中的澳門平台體系與貢獻澳門金管局不斷穩固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的金融服務平台，扮演好金融服務中介的角色。2007 年 7 月，澳門金管局率領澳門金融訪問團赴莫桑比克、安哥拉和葡萄牙訪問，訪問期間澳門金管局與安哥拉保險監察局簽署合作協議。2019 年 5 月，澳門金管局主辦“中國 — 葡語國家中央銀行及金融家會議（澳門）2019”，會議匯集了中國、葡語國家眾多央行代表和金融家，就有效推動中葡金融合作持續深化，豐富中葡金融服務平台的內涵，助力澳門特色金融及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等問題進行探討。（二）社會文化（司）部門 5在社會文化領域，澳門文化局通過舉辦一系列的文化活動促進中國與葡語國家的文化交流，形成了諸多具有影響力的品牌活動。“葡韻嘉年華”是展現葡語國家文化的年度大型活動，已成功舉辦二十二屆；澳門國際幻彩大巡遊為慶祝澳門回歸的重要慶典，已成功舉辦九屆，呈現中國與葡語國家文化是大巡遊的重要組成；文化局自 2018 年開始主辦另一項大型活動“相約澳門 — 中葡文化藝術節”，藝術節包括中國與葡語國家電影展、藝術年展、傳統歌舞表演、文化論壇等豐富活動。中國內地、澳門以及葡語國家均有著豐富的旅遊資源，澳門不斷推進中國與葡語國家的旅遊合作，澳門社會文化司於 2016 年與葡萄牙經濟部簽訂旅遊領域合作協議。澳門旅遊局於 2010 年與佛得角、幾內亞比紹和莫桑比克，於 2013、2015 和 2018 年分別與東帝汶、安哥拉和聖多美及普林西比簽署旅遊合作備忘錄。2019 年 4 月，澳門旅遊局聯合中葡論壇常設秘書處舉辦了葡語國家旅遊產品推介會，並發揮澳門國際旅遊休閒中心的獨特優勢，為葡語國家的旅遊管理人員提供培訓和實習服務。澳門駐葡萄牙旅遊推廣暨諮詢中心（以下簡稱“旅遊推廣中心”）隸屬於社會文化司，在旅遊局的協調下開展葡萄牙市場的旅遊推廣活動。旅遊推廣中心通過巡迴展覽、藝術演出、詩歌朗誦會等形式，向葡萄牙人介紹中國澳門的歷史文化、風土人情，同時設有中國文化書店，提供中華醫學、武術、藝術、民間文化等中國傳統文化圖書。體育交流與合作充分體現了求同存異的理念，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組成，澳門於 2001 年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與葡萄牙共和國在體育領域的合作協議書》，積極推動與葡語國家的體育合作。首屆葡語系運動會於 2006 年在澳門舉辦，成為促進葡語世界與中國體育交流的新平台，包括中國澳門在內的 12 個參賽隊伍除了在賽場上一較高下，更在5 澳門高教局與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等公立高校亦屬於社會文化部門，它們在促進中國與葡語國家合作中的工作放在本文第五部分“高等教育機構”中歸納。
  • - 32 - 澳門思路‧第三期賽場下增進友誼。由澳門體育局推動的中國與葡語國家體育合作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組織澳門體育界代表團赴葡萄牙開展體育交流活動，支持澳門青少年足球學校赴葡萄牙集訓等；第二，接納葡萄牙國家欖球隊、游泳隊、大學生聯會體育代表團等來澳門集訓；第三，接待葡萄牙 2008 北京奧運代表團、巴西十三球團代表團、葡萄牙青年暨體育國務秘書等來澳門交流；第四，主辦中葡體育科學硏討會等。（三）行政長官直轄部門澳門駐里斯本經濟貿易辦事處（以下簡稱“里斯本辦事處”）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致力於加強澳門以及中國內地與葡萄牙的聯繫，協助中國與葡萄牙交流活動的安排。2018 年3 月，由澳門特區政府組織的“泛珠 9+2 省區代表葡萄牙及德國商務交流團”在葡萄牙展開學習考察，里斯本辦事處協助交流事宜，並受中國駐葡萄牙大使蔡潤接見。2018 年 11 月，里斯本辦事處柯天蓮主任宴請葡萄牙華文媒體代表，積極評價他們的出色工作，並就中葡關係、“一帶一路”等議題進行交流座談。行政長官直轄的澳門新聞局和澳門基金會分別在資訊發佈和項目資助方面，為中國與葡語國家的交流活動提供支持。澳門新聞局於 2005 年推出 Macauhub 網站，定位為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新聞資訊的發佈平台，編輯團隊與駐葡語國家記者保持緊密聯繫以確保資訊的準確及時，網站提供中葡英三語資訊。澳門基金會則依據基金會宗旨和相關法律，對符合條件的項目提供資助，在澳門舉辦的涉及中國與葡語國家合作的演出、展覽、會議和出版等活動有相當部分得到澳門基金會的資助。三、立法與司法機構（一）立法機構澳門就地方立法領域與葡語國家展開交流，2016 年 12 月，澳門立法會、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和部分葡語國家地方議會在廣州舉行立法交流會，時任澳門立法會主席賀一誠強調在立法層面上，澳門與巴西、莫桑比克、葡萄牙均屬大陸法系，可借助語言紐帶加深彼此之間的互學互鑒。[1] 澳門正在硏究制定的《信託法》，將推動中國內地金融機構與葡語國家相關業務集中在澳門辦理，從立法層面對信託領域的金融合作提供保障。澳門立法會議員作為特區整體利益的代表和民眾訴求的代言人 [2]，在澳門社會具有廣泛的影響力，越來越多的立法會
  • - 33 - 中國與葡語國家合作中的澳門平台體系與貢獻議員就將澳門建設成為中國與葡語國家間經貿和文化交流的橋樑、葡萄牙語及葡國文化對澳門的重要性等方面積極發聲。（二）司法機構司法層面，2003 年 10 月，第五屆葡萄牙語國家和地區最高法院院長會議在澳門舉行，為回歸以來澳門舉辦的最高層次國際司法會議，時任行政長官何厚鏵在致辭中強調，澳門在“一國兩制”的憲制保障和基本法的規範下，原有的法治精神和司法原則得以延續與發展，澳門 與各個葡語國家和地區的司法互助將對澳門的司法實踐產生深刻的啟示和切實的助益。[3] 2018 年 3 月，中國與葡語國家最高法院院長會議在廣州舉行，澳門終審法院院長參加會議，中國最高法院院長強調支持澳門終審法院進一步發揮作用，促進中國與葡語國家司法合作水平的整體提升。除此之外，澳門終審法院與葡語國家法院通過互訪加強交流。澳門檢察院積極參加歷屆葡語國家總檢察長會議，並與葡語國家檢察部門互訪交流。四、社團組織澳門擁有獨特的社團文化，社團的發展歷史悠久、數量眾多，成為澳門政治社會生活中的重要組織。回歸二十年來，澳門的傳統社團、葡語社團和智庫社團在促進中國與葡語國家合作交流中發揮了獨特作用，貢獻了民間力量。[4]（一）傳統社團澳門回歸以來，以澳門中華總商會、澳門工會聯合總會、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澳門婦女聯合總會為代表的傳統社團在促進中國與葡語國家合作中的作用主要體現為接待互訪和民生交流。2011 年，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接待了葡萄牙駐澳門及香港領事館總領事到訪，並陪同參觀了街坊總會的服務設施。澳門婦女聯合總會於 2014 年 5 月接待了葡萄牙總統夫人行。此外，傳統社團就如何推進澳門的“一平台”建設建言獻策，為特區政府施政提供參考。2017 年，澳門中華總商會主辦了“中國與葡語國家智庫高峰會”，向中國與葡語國家智庫發出了《澳門倡議》。
  • - 34 - 澳門思路‧第三期（二）葡語社團澳門的葡語社團包括東方葡萄牙學會、澳門葡人之家協會、澳門巴西之家協會、國際葡語市場企業家商會、葡中工商協會、澳門葡語系國家地區酒類及食品聯合商會、巴西－中國澳門實業協會等。它們圍繞著自身宗旨和目標，有針對性地開展特色活動、提供特別支持，如主辦“聖約翰節”等土生葡人傳統節日、開辦葡文書店、提供葡文圖書借閱、經營葡國菜餐廳、資助葡語課程與赴葡語國家留學等。（三）智庫社團回歸以來，澳門的智庫社團逐漸增多，成為提供智力支持的重要民間力量。以思路智庫、澳門經濟學會、澳門發展策略硏究中心為代表的澳門智庫社團，就中國與葡語國家的合作開展專題調硏、學術硏討和政策諮詢活動，為澳門特區政府的政策制定，中國與葡語國家的合作提供智力支持。其中較具代表性的有：2016 年澳門經濟學會發佈的《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發展策略硏究》報告，思路智庫以“‘一帶一路’與澳門發展”為主題開展的系列硏究等。五、高等教育機構（一）高等教育管理機構回歸二十年來，在澳門高等教育局（以下簡稱“高教局”）的推動下，澳門高等教育的葡語類學位不斷擴充，已形成囊括高等專科、副學士、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的學位體系。葡語類專業學科群日臻完備，包括葡萄牙語和中葡 / 葡中翻譯，葡語國家文學、文化和經貿硏究，葡語或中葡雙語授課的法學，採用葡文學制的遠端授課等四個類別。澳門高等教育在國際上的認可度逐漸提升，2019 年，澳門特區政府先後與國家教育部和葡萄牙簽署《內地與澳門特別行政區關於相互承認高等教育學歷及學位的備忘錄》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與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促進文憑與學位自動認可的諒解備忘錄》，為澳門高等教育領域的學歷及學位互認帶來福音。為繁榮澳門的葡語教育，澳門高教局於 2018 年 3 月聯合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澳門科技大學、澳門城市大學和聖若瑟大學等 5 所高校成立培養中葡雙語人才聯盟，共同加強
  • - 35 - 中國與葡語國家合作中的澳門平台體系與貢獻中文及葡萄牙語教師的培訓、葡語教學範圍的調查及硏究、旅遊業中葡雙語人才培訓以及高等院校聯合提供課程等。澳門高教局還建立中國與葡語國家高等教育資訊平台，為中葡人才培訓及教硏合作提供專項資助，並與澳門大學、聖若瑟大學聯合舉辦首屆中國與葡語國家高校校長論壇等。（二）高等院校澳門大學的國際化發展迅速 6，課程體系和授課語言的國際化程度高，國際競爭力的提升吸引了越來越多的葡語國家留學生，他們較多地修讀工程、法律等專業。澳門大學於 2017年成立中葡雙語教學暨培訓中心，為亞洲最大的葡語教學機構。澳門理工學院一直重視葡語教學和中葡翻譯人才培養工作，於 2012 年成立葡語教學及硏究中心，不斷發展和完善中葡翻譯課程體系。由葡語教學及硏究中心主辦的中國葡萄牙語教學及硏究國際論壇已成功舉辦五屆，成為國內規格最高、規模最大的葡萄牙語言及文化教學與科硏論壇。葡語教學及硏究中心自 2014 年開始舉辦葡萄牙語教師暑期培訓課程，已成功開辦六期，吸引了中國內地高校從事葡語教學的教師參加。澳門理工學院自 2005 年創辦中國高校葡語詩歌朗誦比賽，該項比賽已成為推廣葡語文學及文化、鼓勵及宣揚閱讀風氣以及展示葡語學生才華的主要賽事。澳門科技大學除培養葡萄牙語專業人才外，其組建的葡語國家硏究團隊專注於對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領域的硏究，2018 年聯合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硏究院硏製了中國首部《中葡經貿合作藍皮書》。葡語國家硏究團隊建有葡語國家投資環境資料庫（PLPIDB）7，資料庫收集整理葡語國家相關資料，旨在滿足社會及教育機構對葡語國家投資資訊的需求。澳門城市大學設有葡語國家硏究院，致力於通過葡語國家硏究人才的培養和學術科硏項目的開展，將自身打造為立足澳門、硏究葡語國家與地區的特色智庫。葡語國家硏究院出版有《八個葡語國家商務資訊組合（概述）》《卡多佐總統當政時期巴西經濟改革硏究》《中國與葡語國家國際商務用語手冊》《東帝汶的挑戰、發展和願景》《葡語國家國情與中國澳門的重要作用硏究》等圖書。此外，澳門城市大學還與葡萄牙語法律學會聯合主辦了第五屆葡語國家法律大會。自 2017 年成為葡共體諮詢觀察員的聖若瑟大學為澳門的一所天主教大學，大學秉承的理念為：“東西方文化繼續進行著跨越世紀之久的對話，澳門正是在這樣的文化碰撞中找到6 澳門大學的國際化發展獲得廣泛認可，在 2019 年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 THE）國際化發展排名第五。7 資料庫網址為：www.plpidb.com.
  • - 36 - 澳門思路‧第三期了其特殊的身份認同。”通過加強與葡語國家的聯繫和拓展國際化，聖若瑟大學“積極回應澳門當前作為貫通葡語國家和中國橋樑的使命召喚，作出獨特貢獻。”8 聖若瑟大學發揮獨特的橋樑作用，不斷加強與葡萄牙、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天主教大學聯繫，其主辦的國際文化嘉年華及語言日、澳門非洲日慶祝活動等很有特色。六、銀行與企業（一）銀行銀行作為特殊的企業，通過間接融資的方式服務於實體經濟，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和大西洋銀行是澳門的兩家發鈔行，在促進中國與葡語國家合作中發揮著重要的金融平台作用。中國銀行澳門分行於 2015 年獲批為澳門地區人民幣清算行，面向葡語國家提供人民幣清算服務。2016 年初，在原葡語業務工作小組的基礎上成立金融機構部，繼續發揮中葡雙語優勢拓展葡語國家業務。中國銀行澳門分行與巴西、葡萄牙、安哥拉、莫桑比克、佛得角和東帝汶等六個國家的 30 多家銀行建立了代理行關係，有超過 10 家葡語國家銀行在中國銀行澳門分行開立人民幣、美元、歐元等同業往來帳戶，為中國與葡語國家的商貿客戶搭建了安全、高效的資金清算管道。[5]大西洋銀行作為澳門的首家銀行於 1902 年在澳門開設機構 9，經過近 120 年的發展而歷久彌新，2001 年改為澳門本地註冊後進一步發揮聯繫葡語國家與中國的金融平台作用。2019 年，大西洋銀行首席執行官歐偉時（Carlos Cid Álvares）強調，該行具有豐富的中國和葡語國家市場經驗和認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為葡萄牙和其他葡語國家提供了清晰的機遇，該行已做好準備以支持葡語國家企業參與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6]（二）企業澳門在促進中國與葡語國家企業合作的舉措主要通過中葡論壇框架下的“三個中心”建設實現，即中葡中小企業商貿服務中心、葡語國家食品集散中心和中葡經貿合作會展中心。2017 年 6 月總部落戶澳門的中葡合作發展基金（以下簡稱“中葡基金”）提供了又一平台，企業可以利用這一平台投資葡語國家項目，中葡基金已決策投資累計 1 億美元用於 4 個葡語8 聖若瑟大學官方主頁。9 成立的銀行為大西洋銀行澳門分行，性質為分行，不具有法人實體地位，其母行大西洋銀行於 1864 年在葡萄牙里斯本創立。
  • - 37 - 中國與葡語國家合作中的澳門平台體系與貢獻國家的項目，儲備項目投資約 8 億美元，涉及電力、公路、港口、製造業、資源開發、農業等領域，基本涵蓋所有葡語國家。2019年 3月，中葡基金總部落戶澳門後的首個推廣活動“中葡合作發展基金推介會”舉辦，有利於澳門工商界進一步瞭解中葡基金的運作及葡語國家的投資環境。澳門中國企業協會（以下簡稱“中企協會”）是在澳門中資企業的重要平台，秉承“根植澳門、建設澳門、服務澳門”的宗旨，聯合和幫助澳門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共同發展，共同參與“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以使澳門企業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戰略。2018年，中企協會葡語國家總部在葡萄牙里斯本揭牌成立，總部作為企業“走出去”的根據地，將為更多的中國企業在葡語國家拓展業務提供便利。2016 年 10 月，中國與葡語國家企業家聯合會在澳門成立。作為聯合會秘書處所在地，澳門成立了籌備委員會，成員包括澳門中華總商會、澳門廠商聯合會、澳門出入口商會、澳門中國企業協會、國際葡語市場企業家商會、葡中工商協會、澳門葡語系國家地區酒類及食品聯合商會、澳門供應商聯合會、巴西－中國澳門實業協會以及葡萄牙及中國青年企業家協會等。澳門的商會與企業協會的共同參與有利於中國與葡語國家企業的具體對接。結語回歸以來，在“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下，澳門就如何融入國家發展和保持繁榮穩定做了不斷的探索，探索的一個重要成果就是建立服務中國與葡語國家合作的澳門平台。回歸後的二十年時間裏，澳門平台從無到有、從有到優，逐漸構建了較為完備的平台體系。在這一平台體系裏，既有多邊機制和政府部門，又有立法與司法機構；既有社團組織和高等教育機構，又有銀行和企業。澳門平台的各組成機構逐漸明確了自身的定位與方向，機構之間以聯合舉辦品牌活動為載體初步建立協調機制，從而使澳門平台發揮的作用日益增大。2019 年 2 月發佈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為澳門融入國家大局加快自身發展做了清晰的指引，2020 年澳門的首個五年發展規劃進入收官之年，2019 年 12 月澳門第五任行政長官就職施政，這均使得澳門回歸二十周年這一重要的節點，不僅有著總結與紀念的意義，更是澳門繼往開來、守正創新、行穩致遠的嶄新起點。在新的起點上，澳門通過進一步加強平台建設促進中國與葡語國家合作，將為構建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貢獻澳門力量。澳門也將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進一步強化自身特色與定位，在服務中國與葡語國家合作方向上為經濟多元可持續發展尋找到著力點和增長極。
  • - 38 - 澳門思路‧第三期參考文獻：[1] 張建華：《廣東省與澳門及部分葡語國家舉行立法交流會》，新華網，2016 年 12 月 8 日。[2] 胡弘弘、白永峰：《論澳門法治化治理中的立法會議員角色》，《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 37 卷第 5 期。[3] 曾坤：《葡語系 9 國和地區法院院長會議在澳門召開》，人民網，2003 年 10 月 28 日。[4] 莊玲玲：《澳門社團在參與中國與葡語國家合作中的功能分析》，載丁浩、尚雪嬌主編《中國與葡語國家合作發展報告（201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5]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採訪》，Macauhub 網站，2016 年 10 月 9 日。[6] 《大西洋銀行準備好支持葡語國家企業》，Macauhub 網站，2019 年 7 月 15 日。
  • - 39 - 粵港澳大灣區語境下的澳門歷史文獻建設【摘要】：澳門在粵港澳大灣區的一項重要使命是建設“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文化特徵、文化遺產和文化表現是建设文化交流合作基地需要考慮的因素，而歷史文獻是文化遺產的一部分，為此澳門文獻的收集、整理和研究與文化交流合作制度的建設密切相關。本論文首先採用半結構化研究方法，從學者的角度考察和分析澳門文獻在滿足研究需要的優缺點。其次，論述澳門文獻在本地和國際上的分佈，分析地方文獻、特色文獻和澳門文獻之間的關係，指出建設華人社區文獻的重要性，和探討博彩文獻建設的必要性。第三，以法國國家圖書館的 Gallica 數字計劃為例，分析其成功的原因及對澳門文獻資源建設的借鑒意義。最後，探討澳門文獻數字化需要注意的問題，以及“以使命為導向”的文獻建設的重要性。【關鍵詞】：澳門文獻　粵港澳大灣區　特色文獻　文化交流合作基地　澳門研究 問題的提出澳門是粵港澳大灣區的四個中心城市之一，《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第三章將澳門定位為“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打造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1 澳門在大灣區肩負的建設文化交流合作基地的使命反映澳門自身的歷史文化特色。澳門歷史文化積澱深厚，從十六世紀中期開埠以來，一直見證中西方在商貿、宗教、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和碰撞。到了近代，澳門依然在中西交往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並見證一些重大政治外交事件的發生。例如，1844粵港澳大灣區語境下的澳門歷史文獻建設謝靜珍博士澳門大學圖書館　思路智庫成員1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2019 年 2 月 18 日，http://www.cnbayarea.org.cn/news/headline/content/post_165662.html。
  • - 40 - 澳門思路‧第三期年 7 月，《中美望廈條約》在澳門簽定。1844 年 8 月，兩廣總督耆英代表清政府與法國在澳門進行中法五口通商談判。1844 年 10 月，中法在廣州黃埔簽定《黃埔條約》，並於 1845年 8 月在澳門交換批准。澳門的歷史和文化是大灣區歷史和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文化的角度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澳門的長處和責任。文化特徵、文化遺產和文化表現是文化基地建設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歷史文獻是文化遺產的一部分，同時是文化特徵和文化表現研究亦是重要的素材。回歸祖國以來，澳門社會各界積極參與挖掘和建設歷史文獻，推動澳門研究。相關舉措很多，成果不菲。例如，自 2004 年起澳門基金會聯合廣東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以三年為一屆，舉辦“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評選。澳門基金會和澳門研究中心聯合出版學術雜誌《澳門研究》，並創建全球開放獲取的澳門虛擬圖書館。澳門學是一門獨立的學科或研究領域，成為澳門高校的教學和研究的重要部分。文獻資源是歷史研究的基礎，必須在數量、種類和獲取的簡易性上達到一定的要求。但是目前澳門研究文獻存在以下不足：1）文獻資源量可以再充實，2）文獻分佈於海內外不同地方，3）並不是每一位有研究需要的學者都能及時訪問到資源，4）缺乏一站式訪問的澳門文獻資料庫，5）已經數字化的內容在數量上有限，6）相當一部分重要的文獻資源用葡萄牙語、法語、西班牙語等外文寫成，翻譯工作需要跟進。針對這些不足，有效地收集、整理、提供以及翻譯文獻資源成為值得探討的課題。具體問題如下：1) 是否需要建設“以使命為導向”的澳門研究文獻資源，即讓文獻建設為實際研究服務，甚或為解決實際問題服務？2) 是否需要建立高水準的中央實體文獻資源？3) 是否需要建立一個統一的一站式訪問的電子資源庫？4) 如何能更有效地收集、整合、推廣和利用網上免費資源？5) 如何建設華人社區的地方文獻？6) 是否需要加強外文文獻的翻譯工作？7) 是否需要開設信息素養課程以幫助研究人員提高文獻發現能力？從學者的角度來考察上述問題，是探討澳門文獻建設的最佳途徑之一，因為學者是澳門歷史和文化的研究者，是相關文獻的使用者，他們的意見最能反映文獻建設的優缺點。為此，筆者就澳門文獻的現狀和未來發展，向不同研究領域的學者進行了抽樣調查，整理和分析他們的意見，並在此基礎上提出建議。
  • - 41 - 粵港澳大灣區語境下的澳門歷史文獻建設學者對澳門文獻建設和獲取的看法2018 年 11 月至 12 月期間，筆者以半結構化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的形式，抽樣訪問了澳門高校從事澳門研究的學者。訪談包含 10 個有關澳門文獻建設的問題，共分兩大部分。第一部分考察澳門文獻在滿足研究需求方面的現狀，第二部分探索未來文獻建設的模式。35 位從事澳門法律、教育、歷史、文化、經濟、政治學等領域研究的學者接受了訪問，他們在本領域的研究時間從 6 個月到 23 年不等。下表是訪談問題和受訪學者的意見匯總。 訪談部分 問題 意見第一部分 澳門文獻建設的現狀1. 您在本地文獻機構中可以很容易地獲取需要的澳門研究文獻嗎？近一半受訪學者表示能較容易地找到需要的文獻。2. 當前本地文獻機構中澳門研究文獻的優點和缺點是什麼？優點是文獻機構環境好，提供開架訪問和相當數量的高質量的資料庫和外語文獻。缺點是文獻分佈較分散，文獻訪問有些困難，特殊文獻不容易訪問且資源量有限。第二部分 探索未來澳門文獻建設的模式3. 您對於提供更好的文獻服務有何意見和建議？您認為需要建立“使命導向”的文獻資源服務嗎？利益相關者會在這樣一個項目中起什麼作用？在文獻建設方面，需要政府傳達統一的要求，還是各個文獻機構按照自己的意願進行文獻建設即可？超過80%的受訪學者認為有必要建立“使命導向”的文獻資源，並且認為政府在人力、資金、技術和要求等方面的指導是重要的。圖書館、檔案館學者、社團等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合作是必要的。4. 您認為誰應該在“使命導向”的文獻資源建設中起主導作用？政府、專門的文獻機構還是學者？應該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嗎？近一半的受訪者認為澳門高等教育局等政府部門應該起主導作用。分別有10%的受訪者認為澳門基金會與學術圖書館應該起主導作用。5. 您認為哪種訪問模式最適用於“使命導向”的文獻資源？是否應該盡可能地向所有有研究需要的人士開放？需要移除哪些障礙？近一半的受訪者認為應該向全球所有有需要的研究人士開放資源，7%的受訪者認為版權、資源的推廣以及語言障礙是影響全面開放的因素。6. 您認為有需要建立高水準的中央實體文獻資源嗎？是否需要建立一個統一的一站式訪問的電子資源庫？您認為誰應該建設和維護這些資源？一半以上的受訪者認為不需要建立一個中央實體文獻資源，但是78%的受訪者認為一個集中的文獻資源庫是非常有必要建設的，並且應該由類似澳門基金會的機構來管理。
  • - 42 - 澳門思路‧第三期7. 澳門研究文獻分散於世界各地，如何能更有效地利用這些文獻資源？文獻工作者在這方面可以做些什麼工作？90%的受訪者認為各文獻機構之間的合作非常重要，而澳門文獻機構應該對資源進行分析和整理，建立聯合目錄和使用指南。其中一位學者建議每一位從事澳門研究的人都應該積極向文獻機構推薦自己瞭解和使用的資源。另外，受訪者認為有必要建立一個專門的委員會指導文獻建設工作。8. 您是否瞭解網上可獲取大量免費的澳門研究文獻？如果是，您是否使用它們？您覺得它們易於使用嗎？您已經使用了哪些此類資源？大多數64%的人表示不知道所在研究領域有線上開放資源。使用開放資源的學者則指出檢索不是很容易，信息資源質量不高，不如圖書館資源質量好。已經使用過的開放資源有archives.org、澳門年鑒、舊報紙、谷歌學術搜索、政府出版物、澳門虛擬圖書館等。9. 本地文獻機構應該如何幫助學者利用這些資源資源？該如何將這些資源整合到圖書館資源中？80%的受訪學者認為應該將這些資源整合到圖書館目錄中，並將公開的數字化內容整合到一體化的數據庫中，建議制定全面的資源使用指南，公佈於相關文獻機構的網站上以促進資源的使用。文獻工作者應該為學者提供適當的培訓，幫助他們更好地使用這些線上開放文獻資源。10. 您可以輕鬆地訪問和使用葡萄牙語等外語文獻嗎？您認為文獻翻譯有助於推動澳門研究嗎？如果是，如何文獻翻譯應該如何進行？利益相關者可以提供什麼支援？文獻的數字化重要嗎？近三分之一的受訪者回答他們不熟悉或在研究中不使用葡萄牙語文獻資料。71%的受訪者認為不容易使用葡語資源，質量好的翻譯是需要的。40%的受訪者建議購買或開發翻譯軟件以支持線上即時翻譯，或應由專業人士翻譯法律文獻或政府檔案。近期目標是翻譯題名、關鍵詞和摘要。長遠目標則是要盡量翻譯全文。幾乎所有的學者都認同文獻數字化的重要性。受地理限制，半結構化訪談是抽樣進行的。因此，這 35 個訪談結果並未涵蓋澳門研究的所有方面。但是，我們至少有 95% 的信心認為，有一位學者提到了母體樣本至少 10% 的人會討論的一個主題。2 當信息或建議重複時，飽和度已經被考慮在內。因此，本研究半結構化訪談取得的結果具有代表性。受訪學者的意見表明，目前澳門研究文獻資源相當豐富，尤其是數字資源。但是，也存在資源分佈分散、特殊文獻不易訪問、外文文獻較難利用、網絡開放資源的利用率不高等問題。大部分學者不傾向於建立一個集中的實體資源庫，但是認為有必要建設一個一站式訪問2 Ramsden, James.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How Many Interviews are Enough?” http://james-ramsden.com/semi-structured-interviews-how-many-interviews-is-enough. 2016.（續上表）
  • - 43 - 粵港澳大灣區語境下的澳門歷史文獻建設的電子資源庫。大部分受訪者也認為應該有一個專門的政府部門，綜合領導和協調澳門文獻建設工作。綜合他們的意見，我們認為未來澳門文獻建設應考慮以下幾個重點：第一、 繼續推進文獻機構之間的合作，尤其是在特殊文獻的獲取方面。文獻機構在保護隱私、版權和文獻本身的前提條件下，推廣和促進特殊文獻的使用，包括為非本機構成員使用資源提供條件。第二、 合理有效地建設文獻機構自身的實體文獻資源。一個集中的實體資源庫並不為學者們所認可，因此文獻機構應注重自身的資源建設，並在資源的獲取方面為研究人員提供便利。第三、 加強相關部門在文獻資源建設方面的領導作用。文獻機構各自建設資源，形成資源點，但是會有重複建設，或者遺漏。一個專門的部門對文獻建設協調和引領，總結經驗，考察不足之處，必要時為各文獻機構提供資金和技術上的支援。第四、 鼓勵利益相關者共同參與文獻資源建設。在資源的選擇方面，除了文獻工作者，還應鼓勵和加強學者的參與，聽取後者的意見和建議，並且切實樹立和尊重文獻工作為研究服務的理念。技術人員則在技術上為文獻的檢索、發現和整合提供支援。政府應該在必要時刻提供資金和人力支援，其相關部門和專業人士應適時提出專業指導意見。澳門研究文獻在本地和國際上的分佈澳門文獻分佈於本地與世界各地。澳門本地的文獻機構主要有澳門公共圖書館、澳門檔案館和澳門各大學圖書館。這些機構為歷史、文化、公共行政、法律、經濟等方面的澳門研究提供大量寶貴的文獻和信息，為推動澳門研究作出了重大貢獻。澳門公共圖書館網站顯示該館特色館藏收錄四個類型的文獻資料：澳門資料、古籍、各地公報和海報。澳門資料部分約有 7 萬冊資料，主要通過法定收藏、購買和贈送等管道獲取，包含政府部門、機構、社團或個人編著或出版的圖書和期刊。古籍部分收藏出版於 1950 年以前的中西文古籍，共約 4萬冊。其中，何東圖書館藏有 2 萬多冊中文古籍，議事亭藏書樓則藏有 2 萬多冊西文古籍。西文古籍包括 16世紀到 20世紀期間葡萄牙在遠東的歷史文獻、前葡萄牙海外領地的法令等。各地公報包括安哥拉、維德角、幾內亞、印度、莫桑比克、葡萄牙、聖多美與普林西比、帝汶等地的政府公報，最早的公報發佈於 1801 年。海報部分收藏 6 千多種由最早發行於 20 世紀 80 年代的由政府部門、機構、社團和個人設計和出版的各類海報，折射澳門本地社會面貌、日常生活和藝術設計。澳門公共圖書館同時建有兩個重要的資料庫，即館藏文德泉神父圖書目錄數據庫和中葡關係四百五十年數據庫。中葡關係數據庫是澳門公共圖書館在澳門回
  • - 44 - 澳門思路‧第三期歸前和澳門檔案館共同整理的一個文獻資料庫，涵蓋中葡關係、澳門主權移交等內容，並建有題名、著者、主題和日期索引。澳門公共圖書館亦收有《鏡海叢報》、《復興晚報》、《復興日報》、《澳門日報》、《華僑報》、《新華澳報》等近五十種中文報紙。澳門大學圖書館網站顯示，澳門大學圖書館特藏收錄約 24,000 本古籍，1,000 幅畫作 /古器，3,000 件檔案資料和 5,000 卷微縮膠卷。圖書館亦建有澳門古代摩崖石刻詩詞、澳門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報表、澳門會議目錄及論文索引、澳門電子資源全文網、粵港澳中文歷史期刊全文數據庫、澳門音樂人資料庫、澳門期刊論文索引等澳門研究索引資料庫。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網站顯示，“館藏資源”欄目下有“澳門資料”和“澳門報紙”兩個大類，收錄澳門出版的圖書、期刊、紀念特刊、大型畫冊以及其他地方出版的有關澳門的書籍等文獻資料。該館亦建有“全球地圖中的澳門”地圖資料庫，提供包括地圖與地圖集、地圖研究及其相關參考資料在內的地圖特色資源服務。澳門檔案館是收藏和提供澳門資料的重要機構，收有 5 萬多件檔案，7 萬張圖像和 1 萬份出版物。這些館藏大部分是印刷品，最早的文獻發行於 1630 年。其他大學圖書館也收錄和提供相關澳門研究文獻。澳門的八角亭圖書館收有 20世紀 50 年代到 70 年代期間發行的各種報紙，包括澳門日報、華僑報、香港文匯報、大公報、光明日報等早期報紙。澳門主教公署和聖若瑟修院收錄有“教廷指示、信函、手稿、報告、神父資料、活動計劃、 會議記錄，以及各地教徒的出生、領洗、結婚登記及死亡等資料”，以及 16 世紀以來在東方傳教的歐洲和遠東基督教傳教士的資料。3 澳門虛擬圖書館是一個向全球開放的澳門本地開發的澳門文獻資料庫，收錄和提供澳門基金會出版的數百種圖書和期刊的全文，也將澳門其他出版物，以及國內外與澳門研究相關的書籍上線，供學者使用。澳門文獻資料以及檔案分佈在世界各地的文獻機構中。以哈佛大學圖書館為例，在本論文寫作時，如果以“Macao”為關鍵詞進行檢索，且把文獻年代限定在 1950 年以前，系統得出近 17,273 條結果，包括 7,753 個報刊新聞、5,375 篇文章、近 1,480 件政府文件和 1,278本書籍。其中，12,521 條結果的全文是開放獲取的。再如，以“Macao“為關鍵字在法國國家圖書館的數字計劃 Gallica 中進行檢索，檢索 4,278 本書，1,386 篇報刊雜誌文章、72 幅地圖和 5 份手稿。這些文獻都是可以全文檢視的。以檔案而言，學者認為藏於澳門以外的世界各地的檔案總數約在 1 千 5 百萬到 2 千萬件之間。涉及國家和地區有葡萄牙、印度、西班牙、法國、梵蒂岡、荷蘭、汶淶、中國內地、巴西、瑞典、香港、日本、菲律賓、新加坡、馬六甲、美國、英國等。4 互聯網檔案館（Archive.org）收有近 2 千件有關澳門的資料，且全部可以全文獲取。一些文獻僅僅部分與澳門相關，對澳門的描述和研究包含在西人的東方遊記、傳3 楊開荊：《澳門歷史文化資源及其數字化整理研究》，《山西檔案》，2017 年第 5 期，第 20 頁。4 楊開荊：《澳門文獻信息服務研究》，出版社：澳門理工學院，2015 年，第 63 頁。
  • - 45 - 粵港澳大灣區語境下的澳門歷史文獻建設教士的著作、外交報告中。比如，在十九世紀出版的法文文獻中，有大量的有關澳門的記載，但是極少數是有關澳門的專門記載。對澳門的記載夾雜在對廣州、香港、上海甚至日本、舊金山、越南等地的描寫和評論中，有些獨立成章，有些只是幾個簡短的段落，但是都具有一定的史學和文學價值。從事澳門研究通常要將這些零碎的文獻集中起來研究，以考察某一特定時期澳門特有的文化和歷史現象。但是，這一類文獻在特藏建設中是具有挑戰力的。原因有二。第一，通常學者才具有對這類文獻的價值的判斷力。第二，文獻資源機構由於專業、空間等限制，可能忽略或看不到此類文獻的價值。地方文獻、特色文獻、澳門文獻地方文獻的概念突出地方歷史研究的重要性。地方文獻指的是記錄有某一特定地域知識的一切載體，具有鮮明的地方性、較強的史料性、時代性和連續性等特徵。地方文獻的載體多樣，包括文字、圖像、地圖、音像製品、微縮品、多媒體等傳統和現當代載體。5 地方出版物、地方人士著述、地方史料等是屬於具有鮮明特徵的地方文獻。地方文獻是據以研究地域歷史、文化和經濟的文獻資源，起弘揚國家和地區傳統文化的作用，它的保存和使用為世界各國所重視。很多國家設有專門的機構來開展地方文獻工，例如，在中國內地省市公共圖書館是保存地方文獻的指定機構，而省級公共圖書館是地區性文獻資源保障中心，與地區各級公共圖書館共同開展地方文獻的建設與服務工作。國外文獻機構中通常用“local history”一詞來甄別和指稱地方文獻，屬於特色收藏中的一類。特色文獻（special collections）與地方文獻有交集之處，但是在含義和內容上比地方文獻要廣很多。在西方，特色文獻的有限制性的一種用法是指珍本書籍，一般情況下指的是從歐洲印刷術開端到十九世紀期間出版的書籍，包括晚些時期出版的珍貴版本與特殊印刷的書籍，通常也稱為“book arts ”（書藝）, 或者說集中體現書藝的特徵。6 更多時候，特色文獻涵蓋不同載體和形式的手稿和檔案材料，包括印刷品、畫作、照片、地圖、劇本、小冊子、廣告、海報和過期報紙等。特色文獻也可延伸到與某一主題和世界某一地域相關的特徵鮮明的資源，包括不同語種的文獻。在澳門，很少用“地方文獻”來指稱與澳門相關的文獻。在圖書館等文獻機構中，澳門文獻屬於特色文獻，即特藏的一部分。這是完全可行的。當特色文獻指的是專門記載某一特定地域的文獻時，就與地方文獻的含義很接近，兩者可互換使用也不產生歧義。筆者力圖5 黃俊貴：《地方文獻工作芻論》，《中國圖書館學報》，1999 年，第一期，第 54 頁。6 Griffin, Melanie, and Barbara Lewis. «Transforming special collections through innovative uses for LibGuides.» Collection Building 30.1 (2011): 5-10.
  • - 46 - 澳門思路‧第三期提出的意見是，“地方文獻”可以用來指稱華人社會的文獻，以突出華人社會文獻收集和研究的重要性。澳門在回歸前實行華洋分治，華人社會和葡萄牙人都是澳門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兩個社會的資料的收集和整理對於研究澳門都很重要。但是，就目前狀況而言，葡人社會的文獻相對多一些，這包括大量的對葡萄人社會進行描述的外文文獻。有關華人社會的可供學者獲取和使用的文獻就較少，尤其缺乏對歷史研究至關重要的檔案類第一手資料。所以，把“地方文獻”提出來，用於指稱華人社會文獻。還有一類文獻對於澳門也至關重要，那就是博彩研究文獻。澳門從十九世紀中開賭以來，博彩業對澳門的經濟、文化和社會等各方面影響巨大。從歷史研究的角度，博彩文獻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也是一項重要的工作。目前，在澳門還沒有專門的博彩文獻收集、整理和提供，而美國內華達洲的拉斯維加斯城就很重視博彩研究文獻的建設。博彩研究文獻在賭城拉斯維加斯，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圖書館建立了世界一流的博彩研究資料庫，既包括拉斯維加斯的博彩業，也包括全球博彩業。作為該館特藏的一個重要特色的博彩文獻，收藏了大量與博彩相關的有組織犯罪和色情業方面的書籍，與拉斯維加斯和博彩文化相關的文學作品、期刊、影視作品、照片、圖片等文獻。其中，Taxe Collection 收藏博彩歷史文獻，藏書最早出版於 16 世紀。這個文庫的大部分文獻來自博彩收藏家 Robert Taxe 的私人收藏，早期文獻包括特定紙牌遊戲的論文、賭博規則大百科全書、道德說教、議會和政治辯論、彩票和廣告、打紙牌的歷史、紳士雜誌、勝算的數學理論和博彩理論、賭徒自傳和醜聞以及他們放蕩的社會圈子等。除了英文文獻外，還包含法文、拉丁文、西班牙文、德文、荷蘭語、義大利語等語種寫成的文獻。博彩文獻還收有很多愛德蒙 • 霍伊尔（Edmond Hoyle，1672-1769）的博彩論著，包括最初的寫於 1742 年有關惠斯特紙牌戲（Whist）的論文到後人加以整理出版的完整的霍伊尔博彩規則權威指南。7 所有文獻都可以通過圖書館的目錄來檢索。博彩文獻也收有賭場宣傳和推廣方面的材料。其中，國際賭場公共關係和推廣檔案（The International Casino Public Relations and Promotional Archives）重要收藏美國每一個主要賭場和制造商的文獻。博彩文獻還收有與賭場、賭博、賭徒和賭博問題相關的手稿，包括涉及 Caesars Entertainment, MGM Resorts，Boyd Gaming，Mandalay Resort Group 和 Binion’s Horseshoe 的文獻，以及曾經在拉斯維加斯和美國其他地方的博彩機構學習和工作過的人士7 UNLV Special Collections and Archives. “Collecting strength: Gaming.” https://www.library.unlv.edu/speccol/gaming
  • - 47 - 粵港澳大灣區語境下的澳門歷史文獻建設的手稿。這些人士有 William Eadington, Dennis Gomes, John Luckman, Claudine Williams, Eugene Christiansen, Katherine Spilde, Julian Taber, Lori Rugle, Gary Royer 和 Charles Hirsch。整個特藏也收有內華達問題賭博協會、國際博彩律師協會和拉斯維加斯特許醫院的資料，相關口述歷史和老撲克牌。另外一類收藏的文獻是統計數據、賭場歷史、酒店歷史、博彩經濟學和法律法規等。8博彩文獻對於研究澳門的博彩以及與博彩相關的歷史、文化、旅遊和經濟至關重要。專門的博彩研究文獻收藏在澳門的文獻機構中還很少見。是否也應該像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一樣，建立起專門的澳門研究文獻，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法國 Gallica 數字計劃及其借鑒意義在歷史文獻建設方面，法國國家圖書館的 Gallica 數字計劃相當成功，其經驗很具有借鑒意義。Gallica 計劃從 1997 年開始使用，到 2019 年 8 月共收錄近 6 百萬件文獻。其中包括 3 百多萬件新聞和雜誌材料，1 百 3 千多萬張圖片，近 16 萬張地圖，近 5 萬件樂譜，1 千4 百多個錄像，12 萬多件手稿，5 萬多件音像資料，60 多萬本書籍和 36 萬多件物品。文獻種類有書籍、手稿、地圖、圖片、報刊雜誌、音像資料、物件、樂譜等，包含的主題有藝術、休閒、體育、法律、經濟、文學、歷史和科學，覆蓋的地域有法國、非洲、美洲、亞洲和歐洲。目前，每週增加的文獻數量是數千件。9 以下是 Gallica 數字計劃成功的主要因素。第一，政府牽頭，自上而下推動。1988 年，多媒體技術備受矚目，時任法國總統密特朗號召成立一個“新型的圖書館”。最初計劃在國家圖書館的閱覽室內建立一個虛擬圖書館，借助電腦開放所有已經不受版權保護的文獻資料。當時計劃開放的文獻有弗朗索瓦 ∙ 密特朗國家圖書館的 10 萬冊文獻和 30 萬張圖片。2002 年至 2007 年期間，曾任法國助理政務次長和地方議會議員的 Jean-Noël Jeanneney 擔任法國國家圖書館館長，大力推動 Gallica 數字計劃。其中，他在 2005 年提出建立歐洲數字圖書館，間接推進 Gallica 計劃的發展。第二，充分利用信息技術推動數字計劃的發展。Gallica 計劃緊跟技術的發展。二十世紀 90 年代互聯網的興起和普及，國家圖書館調整 Gallica 計劃，使其成為向全球開放的數字圖書館。但是，這個調整也迫使國家圖書館重新考慮版權方面的限制，即數字圖書館將只提供不受版權保護的文獻，三分之一依然受版權保護的文獻因此被迫下線。國家圖書館持續利用新的信息技術對網站進行改造和升級，並利用新興的 OCR 等軟件，使更多的文獻同時以8 同上。9 參見法國國家圖書館 Gallica 計劃網站（https://gallica.bnf.fr/accueil/）上的相關介紹。
  • - 48 - 澳門思路‧第三期圖片和文字供讀者使用。第三，保證文獻收集、整理以及數字化的幅度和速度。1997 年底，Gallica 只開放數千份以圖片形式獲取的文獻，但是在以後數年中很快數字化了一些代表性的國家文化遺產和一次性文件項目中的文件，並開始數字化書本以外其他載體的文獻。到 2000 年，Gallica 開始對數字文獻按主題、圖片類型、時間順序、專題等類別來組織和分類。例如，專題文獻有烏托邦文獻、法國旅行、非洲旅行等。2004 年，第一個文獻圖出現，精確表達數字館藏在內容上的分佈：10 萬件印刷品文獻、8 萬張圖片、30 個小時的錄音資料清晰地分佈於歷史、文學、科學和技術等學科。第四，保證數字化的內容的廣度和質量，突出自身特點。Gallica 計劃一直重視數字化文獻的豐富性以及在質量上滿足研究的需要。2005 年 1 月，為了與谷歌書籍的數字化計劃相抗衡， Gallica 計劃擴大了數字化內容的範圍，加快速度。從 2006 年開始，開闢了好幾個獨立的數字化市場，以每年數字化 10 萬冊印刷品的速度推進整個數字化計劃。2010 年，Gallica開始對將手稿、地圖、版畫、照片、廣告、樂譜、有聲文獻和古籍等珍貴和特殊文獻進行數字化。2010 年到 2014 年期間，Gallica 的文獻從 1 百萬增加到 3 百萬。目前，Gallica 每年數字化的印刷品文獻多達 7 萬多件，其中三分之一來自合作圖書館。第五，全球免費開放獲取。法國國家圖書館允許任何人無障礙地免費使用 Gallica 計劃的內容，這不僅僅方便學者，促進文獻的使用，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廣了數字化項目以及法國的文化遺產。Gallica 計劃提供的大部分內容是歷史性資料，對於研究法國歷史文化的學者具有很大的幫助。10Gallica 數字計劃為世界各地的學者的歷史和文化研究提供資源。網站內容豐富，使用方便，整個計劃很具有借鑒和啟示意義。雖然，很多文獻與法國相關，但是與法國和其他地區同時相關的文獻也非常豐富。例如，在該網站上，學者能夠找到大量有關法國人對澳門描述的早期出版書籍。澳門文獻數字化將更多的澳門文獻進行數字化是為研究提供文獻資源的一個重要手段，也是宣傳澳門文化的一個途徑。數字化也是受訪學者普遍認同的文獻建設方法。數字化促成文獻分享和獲取，提升文獻的使用率，創造新的用戶，也促使新的研究方式的產生，為文獻自身以及文獻服務增值。但是，文獻的數字化應該注意以下幾點，這也適用於澳門文獻的數字化：10 陳信，柯平：《法國國家數字圖書館 Gallica 發展現狀及其啟示》，圖書館建設，2014 年，第 7 期，第 60 頁。
  • - 49 - 粵港澳大灣區語境下的澳門歷史文獻建設首先，是廣度和深度。信息使用可以分為平信徒式使用和專業使用兩大類別。平信徒式信息使用指的是獲取大眾化的不需要專業背景的信息或知識，比如，普通人士如果想瞭解澳門白鴿巢公園的歷史，一個簡單的網絡搜索就基本能滿足信息需要。但是，如果一位學者要對白鴿巢公園進行深入的歷史研究，他就需要參閱大量的資料，包括實現歷史研究深度的第一手資料。因此，數字文獻的建設必須同時注重廣度和深度。其次，是訪問和使用的簡易性。數字資源打破實體資源的局限性，最顯著的特點是使用的方便性。在版權和技術允許的條件下，應該盡可能地為學者研究創造便利的條件，包括賦予非本機構的學者訪問資源的權限。第三，要避免和減少信息孤島的出現。數字化信息借助一個特定的平台來輸出，信息平台建得多，就會出現信息孤島，重複工作浪費預算，使用起來也不方便。單個的信息平台應該通過一個門戶來連接，創建一站式信息檢索點。最後，數字內容不是文獻建設的全部，實體的特殊文獻建設依然重要，並且要進一步方便學者使用此類文獻。相當一部分文史研究必須參閱實體文獻，因此數字化不能代替一切，實體文獻必須合理地建設，以支持一些專門或者重要的研究。並且，要降低實體文獻使用的門檻。因為文獻保存、版權和隱私保護等方面的要求和限制，特殊文獻的訪問門檻高或只向精英人士開放。實體的特殊文獻必須在保存與研究之間取得平衡，使珍貴的歷史文獻更好地服務學術研究。11總結歷史和文化研究依賴文獻資源，需要從多個視角來分析問題。豐富的文獻資源，包括第一手資料和外文文獻，對於支撐研究都是必須的。文獻應該積極收集，文獻的數字化要跟上，尤其是早期報刊資料的數字化。數字化會涉及到版權問題，必要時政府可出面支持。澳門的歷史與嶺南地區的歷史與文緊密相連，應調查分析香港和廣州等地的澳門研究文獻，以及創造獲取的方式，為研究提供支持。回歸前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澳門社會實行的是華洋分治，出於各種原因，華人社會研究資料非常少，文獻機構應考慮建設這方面的資料。博彩是澳門歷史的重要部分，專門的博彩研究文獻庫還沒有出現。是否應該仿效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建立博彩文獻特藏，都是值得考慮的問題。文獻建設也要有重點，應重點服務研究，呼應學者的研究需求。11 Daigle, Bradley J.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pecial Collections.” Journal of Library Administration 52.3-4 (2012): 244–264.
  • - 50 - 澳門思路‧第三期澳門文獻資源建設也可以考慮以使命為導向，即讓文獻資源服務於研究，讓研究進而形成方案，幫助解決與文化遺產評估和保護有關的問題。例如，澳門社區前幾年在辯論是否應保留荔枝灣造船廠。造船廠是在 20 世紀 50 年代開始形成，且是中國南方大型造船廠的歷史遺跡之一。澳門政府的初衷是拆除，但部分社會人士認為應該將其作為有形文化遺產保存下來。對於此類歷史遺址的未來，借助豐富翔實的文獻對歷史、文化、建築和社會進步等進行的高水平研究將幫助政府和社會作出合適的決定。澳門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的一個重要使命是憑藉自身的歷史文化優勢，建立文化交流基地。文化特徵、文化遺產和文化表現是建設文化交流基地需要考慮的三大因素。珍稀歷史文獻資源是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學者和社會有志者利用文獻資源探究考察澳門的文化特徵、文化遺產和文化表現。因此，澳門文獻建設幫助澳門完成在粵港澳大灣區中的使命具有重要的意義。
  • - 51 - 澳門社會政策發展及其行政改革方向1. 前言新中國成立 70 周年之際，國家在民生福利方面取得驕人成就，減少了 6 億多貧困人口 1，貢獻了全球減貧的 90%2。國民的健康水平也日益提高，家庭的醫療開支和孕產婦和嬰孩死亡率都能有顯著下降 3。但內地目前在扶貧工作中也面臨“未富先老”4 和“福利依賴”5 等新挑戰，中央政府積極提出應對策略，例如：“精准扶貧”6 和“粵港澳大灣區”7 的區域經濟合作模式。在國家的支持下，澳門回歸後在經濟發展方面也取得顯著成就。根據世界銀行統計資料，2018 年澳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十二萬美元 8，居世界人均收入第二；在社會民生及行政改革上也取得不少進展，適逢明年澳門迎來新管治班子之際，候任行政長官賀一誠先生也強調會進行行政改革來提升政府施政效率。澳門社會政策發展及其行政改革方向陳建新 蔣雯靜 趙崧妍 ** 陳建新為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公共碩士課程主任和助理教授、澳門社會保障學會理事長；蔣雯靜和趙崧妍皆为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公共碩士研究生。1 The World Bank (2012). An Update to the World Bank’s Estimates of Consumption Povert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https://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NTPOVCALNET/Resources/Global_Poverty_Update_2012_02-29-12. pdf.2 安格斯 ‧ 迪頓（2014）《逃离不平等：健康、財富及不平等的起源》，北京：中信出版社。3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 Representative Office for China. (2018). The Change We Bring – Progress Report 2016–2017.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273624/WPR-2018-CHN-002-eng.pdf?sequence=1&isAllowed=y.4 張翼（2016）當前中國精准扶贫工作存在的主要問題及改進措施。載於《國際經濟評論》，2016 年，第 6 期，第 77-85 頁。5 韓克慶、郭瑜，《“福利依賴”是否存在？──中國城市低保制度的一个實證研究》，2012 年，第 2 期，第 149-245 頁。6 新華網，《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會議公報》，2015 年 10 月 29 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 10/29/c_1116983078.htm。7 新華網，《粤港澳大灣區迎來新機遇　香港能否搭上這趟快車》，2017 年 3 月 14 日，http://www.xinhuanet.com/gangao/ 2017-03/14/c_129509137.htm。8 世界銀行，按購買力平價 (PPP) 計算的人均 GDP,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PCAP.PP.CD?locations= MO&name_desc= true。
  • - 52 - 澳門思路‧第三期所以本文便先探討澳門社會政策成就和狀況，再回顧澳門特區政府行政改革進程，然後結合澳門社會政策和澳門特區政府行政改革現況，來探討澳門社會政策發展方向。2. 澳門社會民生狀況社會民生是一個宏觀命題，本文將著重選取貧富差距、收入分配、醫療健康和政府決心四個方面簡單闡述。貧富差距日益舒緩。近日香港發生的事件，有不少學者歸因於香港嚴重的貧富懸殊問題。其實這種情況或可反映於香港的堅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堅尼係數是指國際上通用的、用以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標。2006 年至 2016 年香港堅尼係數都是維持在 0.533（2006 年）至 0.539（2016 年）之間，就算加入除稅後和福利轉移後，該係數仍是維持於 0.473（2016 年）至 0.475（2006 年、2011 年）9 之間。相反地，澳門的貧富懸殊問題卻在不斷舒緩，根據澳門的《住戶收支調查》，2002/2003 年的堅尼係數為 0.4510，到 2007/2008 年已經降至 0.40（不包括政府轉移性支出）或 0.38（包括政府轉移性支出）11，2012/2013 年更降至 0.38（不包括政府轉移性支出）或 0.35（包括政府轉移性支出）12， 但在 2017/2018 年卻稍微回升至 0.40（不包括政府轉移性支出）或 0.36（包括政府轉移性支出）13。可見在 2002 年至 2018 年之間，澳門的貧富差距不斷減小，澳門特區政府在其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相關堅尼係數的差異由 2007/2008 年的 0.02 升至 2017/2018 年的 0.04）。收入分配逐年改善。根據澳門的《住戶收支調查》14，澳門家庭可支配收入比例也是由2007/2008 年的 25.7%（平均家庭收入和支出分別為 30,891 澳門元和 22,947 澳門元）15、 升至 2012/20013 年的 29.6%（平均家庭收入和支出分別為 41,423 澳門元和 29,177 澳門 元）16、再優化至 2017/2018 年的 36.1%（平均家庭收入和支出分別為 55,497 澳門元和35,488 澳門元）17。由此可見，澳門特區政府社會福利及津貼的有關措施在改善居民收入分配方面發揮的作用顯著。9 香港特别行政區政府統計署（2017） 《表 E305：2006 年、2011 年及 2016 年按住戶人數劃分的堅尼系數》，載於政府統計署網站：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459_tc.jsp?productCode=D5321605。10 澳門特别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2004）《住户收支調查 2002/2003》，載於政府統計暨普查局網站。11 澳門特别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2008）《住户收支調查 2007/2008》，載於政府統計暨普查局網站。12 澳門特别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2014）《住户收支調查 2012/2013》，載於政府統計暨普查局網站。13 澳門特别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2019）《住户收支調查 2017/2018》，載於政府統計暨普查局網站。14 澳門特别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2019）《住户收支調查 2017/2018》，載於政府統計暨普查局網站。15 澳門特别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2008）《住户收支調查 2007/2008》，載於政府統計暨普查局網站。16 澳門特别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2014）《住户收支調查 2012/2013》，載於政府統計暨普查局網站。17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2019）《住戶收支調查 2016/2017》，載於政府統計暨普查局網站。
  • - 53 - 澳門社會政策發展及其行政改革方向表一 財政轉移影響及平均家庭可支配收入比例（2007/2008, 2012/2013, 2017/2018）2007/2008 2012/2013 2017/2018堅尼係數（不包括政府轉移性支出） 0.40 0.38 0.40堅尼係數（包括政府轉移性支出） 0.38 0.35 0.36財政轉移影響 0.02 0.03 0.04平均家庭收入（澳門元） 30,891 41,423 55,497平均家庭支出（澳門元） 22,947 29,177 35,488平均家庭可支配收入比例 25.7% 29.6% 36.1%資料來源：澳門特别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住户收支調查 2007/2008》《住户收支調查 2012/20013》《住户收支調查 2016/2017》醫療保健成效顯著。統計暨普查局公佈 2017 年男女平均預期壽命為 83.4 歲 18，位居世界第四，和榜首的日本和新加坡相差不到一歲，且有逐年提升的趨勢；嬰兒死亡率也是處於世界低水平（即每一千新生嬰兒便有 3.10 個死亡個案），這一比例是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於2017 年估計，在所選的 225 個地區中，澳門排於第 12 名，僅高於香港（排第 10 名）的每一千新生嬰兒便有 2.70 個死亡個案 19。根據澳門科技大學的《澳門醫療健康狀況研究報告》，澳門多項醫療健康指標領先國際：心臟病死因僅佔本澳總體死亡率百分之八，遠低於全球平均水平；腦血管病死亡率遠低於內地，且惡性腫瘤、肺炎、腎炎等死亡率低，體現本澳基層保健系統成效和醫療素質的水平 20。澳門自 2004 年啟動“健康城市計劃”後成為世界“健康城市”運動中的佼佼者，在“學校健康促進”、“健康大廈”、“煙草或健康”及“健康生活模式”方面行動積極 21，得到世界衛生組織的肯定 22。優化民生決心堅定。無論是在增加居民收入水平還是在提高生活保障水平方面，特區政府都有不少政策措施切實保障澳門居民生活。候任行政長官賀一誠先生提出將朝著“優化民18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2017 年澳門資料》，http:// www.dsec.gov.mo/CMSPages/c_mn_indicator.aspx。 19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orld Factbook – Infant Mortality Rate. Explored on 30 September 2019. The website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rankorder/2091rank.html20 澳門日報，《澳多項醫療健康指標領先國際》，2018 年 11 月 23 日，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18-11/23/content_ 1312001.htm。21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健康城市委員會（2018）《健康城市 2017年工作報告及 2018工作計劃》，載於衛生局網站，2018年 3月。 http:// www.ssm.gov.mo/docs// 15289// 15289_31e65a132aeb43d1b2269031de4e2094_000. pdf.22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 Western Pacific Region. WHO-Macao (China) Healthy City Leadership Programme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4. http://iris.wpro.who.int/bitstream/handle/10665.1/10464/Macao_NCD_programme_eng.pdf.
  • - 54 - 澳門思路‧第三期生、多元發展”的目標邁進 23，提出“進一步檢討醫療管理制度，研究引進居民醫療保險制度的可行性，改善醫療保障體系。”這也表明了澳門特區政府促進民生發展的決心。3. 澳門行政改革狀況回歸以來，特區政府對公共服務提供的制度和機制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2001 年在部分政府部門試用市民滿意度評估計劃，2003 年開始正式實施，行政公職局為此還專門建立《建議、投訴和異議的處理機制》的專題網頁，供各公共部門參考學習 24。2001 年，澳門特區政府開展 ISO 國際品質管理認證，身份證明局率先取得了 ISO9001（2000）質量管理體系證書，至 2019 年 8 月，共計 14 個政府部門考取了 ISO 認證 25。2003 年底所有提供對外服務的政府部門都推行了“服務承諾＂計劃，並在 2007 年成立“公共服務評審委員會＂，建立服務承諾計劃認可制度，促進政府績效治理，優化公共服務 26。2015 年，特區政府提出構建智慧政府，推行《201 年 —2019 年澳門特別行政區電子政務整體規劃》，發展電子政務與一站式服務，以精兵簡政實現社會善治 27。雖然仍存在改進空間，但不得不承認各項改革措施的正外部性顯著，特區政府行政品質和效率得到質的飛躍和提升。本文將選取“市民滿意度”和“服務承諾”進行詳細說明。3.1 滿意度調查新公共管理是澳門特區政府過去推行行政改革的主要依據。它強調以市場為基礎，將私人企業的管理手法引入政府部門，藉以建立“企業型政府”28；主張把公共服務使用者即市民視為“顧客”，重視顧客滿意度，供應者應以盡量滿足顧客要求為目標，故顧客滿意度調查更成為了決定服務品質優劣的重要指標 29。《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服務承諾認可制度指引》將意見收集分為主動方式─收集服務物件意見機制和被動式─投訴處理機制兩大部份 30。其23 澳門日報（2019），《賀一誠推變革創新》澳門日報網頁（載於 2019 年 6 月 19 日）：http://www.macaodaily.com/html/ 2019-06/19/content_1361256.htm。24 龐欣新（2014），澳門特區行政改革十五年成效分析，《行政》第二十七卷，總第一百零六期， 4，809-821。25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優化公共服務專題網頁，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已考取 ISO 國際認證的公共部門及相關資料，https://www.caspdo.gov.mo/ps/others。26 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法務司司長辦公室（2007），《第 22/2007 號行政法務司司長批示》，https://bo.io.gov.mo/bo/i/2007/38/despsaj_cn.asp。27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行政公職局（2015），《2015 年 -2019 年澳門特別行政區電子政務整體規劃》，http://www.gov.mo/egov/sites/egov/files/documents/MacaoSAR-EGOVPlan (2015-2019)-Ch.pdf。28 Basu, R. (2004). Public Administration: Concepts and Theories. Sterling Publishers Pvt. Ltd, pp. 49-50.29 Drewry, G. (2005). Citizen’s Charters: Service Quality Chameleons.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7 (3), 321-340.30 鄭寶湘、馬起峰︰淺談澳門司法警察局的民意評價收集機制，刑偵與法制，二○一六年十二月（第四期，總第 74 期）第 4 - 9 頁。
  • - 55 - 澳門社會政策發展及其行政改革方向中“滿意度調查”是現時特區政府公共部門最普遍使用的方法。澳門特區政府的滿意度調查具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以品質服務 SERVQUAL 框架為主。有一部分公共部門的滿意度調查使用 PZB 作為調查設計框架 31，而大多數公共部門，都以 SERVQUAL 作為框架 32；還有一些部門並沒有列明以某種科學的研究方法作為框架，但大部份問卷項目都可歸納至或接近於 SERVQUAL的五個維度。二是以自評機制為主。有別於內地、台灣和香港公共服務品質第三方績效評估的經驗，澳門過去公共服務品質評估體系多為自評機制，即第一方評估。三是調查物件多為服務使用者，這可能導致調查結果出現偏差。以澳門房屋局推出的“公共房屋政策”為例，如果只針對使用者（經屋和社屋使用者）進行調查，其結果未必可以準確反映澳門市民對房屋局的滿意程度，因為大多數對此政策有意見的應該是澳門居民，或更具體來說是“準服務使用者”（即公共房屋輪候人士）。四是調查結果容易受主觀印象影響。例如，當行政機關之工作性質帶有非完全正面的特性，便會較易招致負面的服務評價；當行政部門之工作性質以福利或援助為主時，便會較易獲得較理想的服務評價。3.2 服務承諾新公共管理宣導國家之一的英國早在 1991 年，便提出“公民憲章”，即是把公共服務的內容、標準及責任用憲章形式具體公佈，以改善服務品質及提高問責性 33，這標誌著公共服務內容契約化（Contractualisation）的開始 34。從 2002 年開始，特區政府已經強調引入服務承諾的重要性。特區政府的大部分局級部門都設有服務承諾，且建立相應的監督機制，方便澳門市民監察其服務品質。例如社工局的優化委員會─服務承諾小組就負責對承諾服務進行監督，並會定期檢討服務的成效和標準 35；社會基金的監察機制則更為全面，包括內部監督（監督及檢討）和市民監督（建議和投訴）36。政府推行“服務承諾”就是希望以書面承諾的方式滿足服務使用者的需求 37，一方面可以降低使用者對服務的預期風險，提升其對政府服務的信心；另一方面，服務承諾亦是公眾監督31 Parasurman, A., Valarie A. Zeithaml, and Leonard L. Berry (1984). A Conceptual Model of Service Qualit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Journal of Marketing, 49 (Fall), 84-106.32 Parasuraman, A., Zeithaml, V. A., & Berry, L. L. (1988). Servqual: A multiple-item scale for measuring consumer perc. Journal of retailing, 64 (1), 12.33 Drewry, G. (2005). Citizen’s Charters: Service Quality Chameleons.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7 (3), 321-340.34 Drewry, G. (2005). Citizen’s Charters: Service Quality Chameleons.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7 (3), 321-340.35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社會工作局，優化服務，http://www.ias.gov.mo/ch/optimization-services/performance-pledge/introt。36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社會保障基金會，服務承諾專案，https://www.fss.gov.mo/zh-hans/aboutus/commitment。37 高炳坤，(1999)，顧客導向的公共服務── ISO9000 與服務承諾在澳門公共行政的建，《行政》，第十二卷第二期，第 595 頁。
  • - 56 - 澳門思路‧第三期政府的一個途徑及標準，促使政府從市民的意見中不斷改進工作流程、品質控制及監督執行機制等環節，進而優化政府整體的管理 38。但由於這些服務承諾所選用的指標可能與部門職能未能充分切合，在制定方面政府官員取易捨難而導致得承諾缺乏意義、不全面和不合理 39，且服務承諾制定過程本身欠缺市民參與，從新公共管理學說層面來看，就是大眾市民難以有歸屬感去留意服務承諾細則內容，以致於市民對服務承諾瞭解不足，各部門的服務承諾未能發揮最大功效，所以經過多年的發展，市民大眾對此項公共服務的認知程度仍然不高。4. 澳門社會政策改革方向從以上述回顧，可見澳門特區政府已經在這兩方進行大量工作，並已經取得一定效果，所以本文便提出四方面改革方向，優化現有行政機制（包括滿意度調查和服務承諾）、深化數位管理模式（智慧養老或智慧城市）、融入粵港澳大灣區服務體系。4.1 優化滿意度調查除了服務品質模型被眾多學者使用之外，歐美國家也制定了各自一套國家的滿意度指數評測，例如美國顧客滿意度指數（American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ACSI）40 和歐洲顧客滿意度指數（European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ECSI）41。兩者均是根據 1992 年由Fornell 所提出的瑞典顧客滿意指數模式（Swedish Customer Satisfaction Barometer，SCSB）發展出來的滿意度指數量表 42。ACSI 的核心概念相當清晰簡單，即注重經濟產出的品質 43，透過檢測兩種變數最後得出顧客滿意度的目標變數：原因變數（顧客的期望和顧客對服務的表現感知及感知價值）和結果變數（顧客忠誠和顧客抱怨）44。38 The Civil Service of Malaysia - Towards Excellence through ISO9000, Malaysia Administrative Modernisation and Management Planning Unit, 89-101. 39 林明基，（2005）， 澳門公共行政改革的挑戰和策略 , 《行政》，第六十八第十八期，第 413-434 頁。40 Fornell, C., Johnson, M. D., Anderson, E. W., Cha, J., & Bryant, B. E. (1996). The American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 Nature, purpose, and findings. Journal of Marketing, 60, 7-18.41 Andreassen. T. W., & Lindestad, B. (1998). Customer loyalty and complex services: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image on quality,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loyalty for customers with varying degrees of service expertis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rvice Industry Management, 9, 7-23. d42 Fornell, C. (1992). A national customer satisfaction barometer: The Swedish experience. Journal of Marketing, 56, 6-21.43 Morgeson, F. (2014). Citizen satisfaction: Improving government performance, efficiency, and citizen trust (1st ed., pp. 9-11).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44 Fornell, C., Johnson, M. D., Anderson, E. W., Cha, J., & Bryant, B. E. (1996). The American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 Nature, purpose, and findings. Journal of Marketing, 60, 7-18.
  • - 57 - 澳門社會政策發展及其行政改革方向滿意度評價機制主要有兩個層面：交易性滿意度和累積性滿意度。過去，公共服務評審委員會主要以 Parasuraman、Zeithaml 和 Leonard（PZL）學者提出的服務品質模型（SERVQUAL）為參考，設計了《收集服務物件意見機制》指引。服務品質模型共有 5 個維度，用於評價常用消費性的產品和服務，以改善交易時存在的問題，故該模型也被稱為“交易性滿意度調查框架”45。然而，消費特性和公共政治安排因素使得外地的公共服務滿意度多是累積性角度作為評價，因此服務品質模型在公共服務品質評估應用中存在缺陷。當服務具有累積性供給的特徵時，市民對服務的申訴狀況和忠誠度便是評價服務品質的關鍵，而滿意度則應該看成較次要考慮因素，故該模型也稱為“累積性滿意度調查框架”46。建基於此，建議以美國消費者滿意度指數模型代替服務品質模型，以“累積性滿意度調查框架”推行官僚體制內的改革。4.2 優化服務承諾2007 年，第 69/2007 號行政長官批示設立了隸屬於行政法務司司長的公共服務評審委員會。為促進部門的績效、執行力及公共服務素質，2019 年第 61/2019 號行政長官批示又確定了公共服務及組織績效評審制度，同時根據評審結果頒發政府服務優質獎，形成以組織為評估重點的組織績效評審制度。由此可見，服務承諾的監督工作在法制化規範化的路上越走越遠。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公共部門及實體均受績效評審制度約束，行政長官辦公室、主要官員的辦公室、廉政公署部門、審計署及行政會秘書處除外，這或可說明，被績效評審範圍的擴展有可能是未來優化服務的可考慮方向。截至 2018 年，社工局共有 19 項服務承諾項目，涉及 31 項服務承諾指標，所有服務項目之實際達成率均高於預設之達成率，達標項目佔整體項目的 100%，整體服務維持高水平達標狀況 47；社保基金共有 19 項服務承諾項目，涉及 20 項服務品質指標，與去年比較，除提前獲發養老金、出生津貼及疾病津貼錄得輕微下跌外，其他項目均錄得升幅或維持 100%的達成率 48；衛生局獲認可的服務承諾項目有 35 項共 59 個服務承諾指標，當中有 58 個服45 胡潤波，《SERVQUAL 模型在構建幹部培訓服務品質評價體系中的應用初探》，下載來源：http://www.cbead.cn/newresource/yanjiugongzuo/(hu%20rb)Preliminary%20Probe%20on%20Establishing%20the%20Index%20System%20of%20Cadre%20Training%20Service%20Quality%20Based%20on%20SERVQUAL%20model.pdf。46 American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 Government. Downloaded from: http://www.theacsi.org/industries/government47 澳門特别行政區政府社會工作局，2016 年 – 2018 年服務承諾履行概況，http://www.ias.gov.mo/ch/optimization-services/performance-pledge/estatisticas2。48 澳門特别行政區政府社會保障基金會，服務承諾的履行情況，https://www.fss.gov.mo/uploads/wizdownload/201905/4894_zgnyy.pdf。
  • - 58 - 澳門思路‧第三期務項目達標且高於預設水平，佔整體項目 98.3%49。綜合而言，澳門服務承諾預設達成率及實際達成率都維持在 90% 及以上，服務承諾施行效果得到市民廣泛認可。雖然服務承若已取得顯著成效，但仍然存在優化空間，例如社工局的項目指標預設達成率多在 90% 以上，但項目“機構 / 社團申請資助”下的“維修工程 / 設備購置資助申請：89日內回覆審批結果”指標的預設達成率卻常年設置在 80%，而實際達成率連續三年穩定維持在 99% 及以上，說明該項指標預設達標要求可能過低，為了更好契合實際需求，存在適當提高達標要求的彈性空間。社保基金的“殘疾金 ( 接受社會保障基金會診委員會健康評估日期 )”亦存在類似情況。政府或可以鼓勵市民參與設計服務承諾指標，積極引導市民參與公共服務建設，甚至把市民的意見收集轉變成比賽。4.3 深化數位管理模式早在 2012 年，《國家智慧城市試點暫行管理辦法》就對國家智慧城市試點申報和實施管理等內容做出明確規定 50，隨後陸續出台國家層面的智慧城市建設相關規劃、評價體系等政策。其中，以 2015 年的《關於促進智慧旅遊發展的指導意見》51 為分界點，2012-2014 年的政策重點以政府長期規劃、建設方案、指導意見、項目管理方法等為主 52，而 2015-2018年的政策逐漸關注智慧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具體細分場景，比如：智慧旅遊、智慧交通、智慧時空、智慧政務等 53。各地方政府也在國家政策指導下結合本地實際，認真落實相關政策。澳門特區政府於 2017 年與阿里巴巴集團簽署構建智慧城市戰略合作框架協定，致力將澳門發展成一個“以數字引領科技，智慧服務民生”的智慧城市 54；衛生局也表示智慧醫療方面已完成大資料分析平台等基建項目，明年將開展病歷互通擴展至私人醫療機構和其他醫49 澳門特别行政區政府衛生局，服務承諾達標情況，http://www.ssm.gov.mo/docs/15924/15924_0506b6e07bc64b0f90055f3b62b 8d115_000.pdf。50 中華人民共和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辦公廳，《國家智慧城市試點暫行管理辦法》，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212/t20121204_212182.html。51 中共中央網路安全與資訊委員會，《關於促進智慧旅遊發展的指導意見》，http://www.cac.gov.cn/2015-01/13/c_1113972251.htm。52 《國家智慧城市（區、鎮）試點指標體系》、《關於促進資訊消費擴大內需的若干意見》、《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關於促進智慧城市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促進智慧城市健康發展部際協調工作制度及 2014-2015年工作方案》等。53 《關於推進數字城市向智慧城市轉型升級有關工作的通知》、《新型智慧城市評價指標（2016 年）》、《推進智慧交通發展行動計劃（2017- 2020 年）》、《智慧城市時空大資料與雲平臺建設技術大綱（2017 版）》、《黨的十八屆中央委員會向我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提出智慧社區）、《關於開展國家電子政務綜合試點的通知》等。54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局，特區政府與阿里巴巴簽署構建智慧城市戰略合作框架協定，https://mobile.gcs.gov.mo/pda_detail.php?PageLang=CN&DataUcn=114526。
  • - 59 - 澳門社會政策發展及其行政改革方向院 55；智慧養老平台的建設也隨之被專家學者提上未來可發展日程 56，甚至進一步拓展到粵港澳大灣區的智慧健康養老產業體系、慧健康養老產業發展環境、智慧養老產品和服務標準等領域 57。顯而易見，以數位化為支撐的智慧管理模式將是未來長足發展勢不可擋的方向。以InteRAI 為例，國際化居民評估工具 (international resident assessment instruments, interRAI)最初是美國政府為統一各照護機構的評估標準而研發的最小資料庫，後來多套量表共同組建成綜合的老年人和殘疾人健康評估系統 58，interRAI 長期照護評估工具尤其面向自我照護能力不足的失能者或失智者，目前在北美、歐洲和亞洲部分地區已經得到比較廣泛的應用 59，對發展我國的 LTC 體系有積極借鑒作用。近年來香港學者也已經對 interRAI 評估體系進行了信效度驗證和相關研究 60，以 InterRAI 為突破口打開澳門醫療數位化管理市場，或許是值得思量的方向。4.4 融入粵港澳大灣區服務體系國家中央政府和澳門特區政府都有決心打造智慧城市，且都把養老事業看作重點發展方向。《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推進養老服務發展的意見》，明確提出要實施“互聯網 + 養老”行動，促進人工智慧、物聯網、雲計算、大數據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和智慧硬體等產品在養老服務領域深度應用 61。而自回歸以來，澳門經濟快速發展，特區政府財政狀況穩健 62，且澳門社團文化濃厚 63，宗族社團與內地聯繫緊密，但受制於其微型經濟體系而缺乏高效率的銀髮市場 64。國家層面的政策支援剛好可以為澳門疲軟的社會服務體系提供發展動力。前不久，中央政府剛容許澳門居民申領中國內地的居住證 65，三地居民互相流動性將會55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口網站，衛生局公佈智慧醫療初步成果，https://www.gov.mo/zh-hans/news/228501/。56 澳門日報，澳門發展智慧養老的初步研究，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18-08/22/content_1289305.htm。57 澳門日報，粵港澳大灣區共同發展智慧養老初探，https://www.cyberctm.com/zh_TW/news/detail/2180132#.XZi8lkYzbic。58 Wellens, N. I., Flamaing, J., Moons, P., Deschodt, M., Boonen, S., & Milisen, K. (2012). Translation and adaption of the interRAI suite to local requirements in Belgian hospitals. BMC geriatrics, 12 (1), 53.59 Morris, J. N. (Ed.). (2010). InterRai long-term care facilities (LTCF) assessment form and user’s manual. interRai.60 Luo, H., Lum, T. Y., Wong, G. H., Kwan, J. S., Tang, J. Y., & Chi, I. (2015). Predicting adverse health outcomes in nursing homes: A 9-year longitudinal stud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FRAIL-Minimum Data Set (MDS) quick screening tool.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Directors Association, 16 (12), 1042-1047.61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推進養老服務發展的意見 [EB/OL]，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 2019-04/16/content_5383270.htm,2019-04-16。62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口網站，(2018)，2019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https://www.gov.mo/zh-hant/content/policy-address/year-2019/。63 張強， (2015)，從社團社會到公民社會：憲政視角下的澳門治理發展，“一國兩制”研究，24(02):99-104。64 柳智毅，(2018)，澳門經濟與各產業發展現狀分析，澳門：澳門經濟學會。65 國務院辦公廳，(2018)，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印發《港澳台居民居住證申領發放辦法》的通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8-08/19/content_5314865.htm。
  • - 60 - 澳門思路‧第三期進一步增強。事實上，已經有不少澳門居民在中國內地或香港工作或養老，澳門特區政府也有引入針對性的便民措施，例如：電子化方式繳納供款 66、異地辦理在生證明 67。但相關的智慧政務措施仍有所提升空間，特別是澳門特區政府已經跟阿里巴巴簽署了戰略合作來打造智慧澳門，且廣東省在大數據的應用層面位居全國首位 68，有很多新政策會以廣州作試點，因此廣州亦已經累積多方面的相關政策實踐經驗，再加上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絕對地位，所以在中央政策的推動下透過善用大灣區內 11 個城市的優勢互補，澳門在完善自身的養老保障體系的同時，甚至可以為大灣區服務體系提供更理想的發展空間，促進粵港澳大灣區的整體融合和協調發展。66 澳門社會保障基金，(2015)，電子化繳款渠道，https://www.fss.gov.mo/zh-hant/sites/epayment/id/29。67 澳門社會保障基金，(2010)，在生證明，https://www.fss.gov.mo/zh-hant/sites/vida。68 廣東省經濟和資訊化委員會，(2018)，廣東大數據發展指數連續兩年位居全國第壹，http://www.miit.gov.cn/n1146290/n1146402/n1146450/c6212226/content.html。
  • - 61 - 西方主流城市規劃理論對澳門城市發展的影響摘要：澳門是一座中西文化交融的城市，澳門城市的建成與發展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受到來自東方和西方的雙重文化意識的影響，形成了今天特色鮮明的城市型態與肌理。西方的城市規劃理念對世界上許多城市的建設與發展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那在澳門城市形成與發展過程中，是否受到西方城市規劃理念的影響呢？本研究從城市發展與規劃的角度，對澳門1557 年開埠以來的城市發展和西方城市規劃理論的形成與發展進行文獻梳理與分析，運用歷史 / 比較分析法，對兩者在歷史時間軸上的重點城市發展理念進行了比較分析，發現澳門的城市發展在部分特定歷史時期受到西方城市規劃理念的影響，但是決定澳門城市發展進程的主要影響因素還是城市的內在驅動力，即澳門城市自身的發展需求所致。關鍵詞： 西方；城市規劃理論；澳門；城市發展；影響；1. 引言城市的形成與發展是人類文明史上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曾說：“歷史上的重大發展無不表現為城市的擴張”（孫施文，2007）。索亞（Edward Soja）在《後大都市：城市和區域的批判研究》（Postmetropolis: Critical Studies of Cities and Regions）中指出：城市的發展支撐了整個社會的進步 (Scott Campbell & Susan Faninstein, 1996）。可以說城市的形成與發展反映了人類文明的進步程度。發生在西方國家的近代工業革命，把人口越來越多的吸引到位於城市中的工業區，帶動商業經濟的發展以及人口的增長，極大的促進了城市化發展的進程，也推動了世界的城市化發展。伴隨著城市化進程所形成的西方城市規劃理論也已發展的較為成熟，成為了本研究領域的主流學說，或多或少的影響著世界其他城市的發展。西方主流城市規劃理論對澳門城市發展的影響 閆笑一 周　龍 澳門城市大學助理教授 澳門城市大學創新設計學院博士
  • - 62 - 澳門思路‧第三期澳門作為一座歷史悠久的中西文化交融的城市，在過往的歷史中經歷了數次的政治社會變遷，受到了西方文化的較大影響，城市的建成與發展也同時融合了來自東方和西方的雙重文化意識的影響，形成了今天特色鮮明的城市型態與肌理。在這個過程中，澳門的城市發展與西方主流城市的發展相比有著怎樣的共同特徵和差異？澳門是否受到了來自以西方主流城市發展為主導的城市規劃理論的影響呢？本研究將從城市發展與城市規劃的角度，對澳門的城市發展和西方城市規劃理論的形成與發展進行梳理、比較與分析，對兩者在歷史時間軸上的重點城市規劃理論和城市發展理念進行對比分析，觀察兩者之間的發展規律與差異，從西方主流城市發展以及城市規劃的角度重新認識與評估澳門的城市發展。為澳門未來城市發展與城市規劃的理論研究提供一定的研究基礎。2. 文獻綜述對於城市的定義，在不同的學科範疇裡有著不同的定義，其中比較經典的對城市的描述有：城市社會學者認為城市是具有某些特徵的、有區域界線的社會組織形式（ J.W.Bardo, 1982）；城市經濟學者認為城市是具有一定面積的集中的經濟活動區域和人口聚集區構成的能夠產生規模經濟的連片地理區域（Zygmunt Bauman, 洪濤 譯，2000）；現代社會學的奠基人韋伯（Max Weber）認為一個聚居地要成為一個城市社區就必須在商業關係中佔有相對優勢，因此將城市分為“東方型城市”和“西方型城市”。他研究了兩者之間的差異後，認為東方的城市（比如中國封建社會的城市）不能算作真正意義上的城市社區（孫施文，2007）；日本城市研究學者認為城市是同時具有密集性、經濟性和社會性三種形式的地域；而城市規劃學者對城市的定義為，城市聚集了一定數量的人口，以非農業活動為主，是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具有不同範圍中心職能的地域，能夠為居民提供良好的公共設施和生態環境，是根據共同的社會目標和需求進行協調運轉的社會實體（吳良鏞，1988）。城市作為一個複雜的社會系統，可以由四個部分構成，即經濟系統、政治系統、交通信息系統和空間系統。它們在不同層次上的運作和相互作用決定了城市的基本發展，其中經濟系統和政治系統是上層建築，決定了城市社會的性質；交通信息系統和空間系統是基礎結構，是城市社會得以良好運行的根本（孫施文，2007）。
  • - 63 - 西方主流城市規劃理論對澳門城市發展的影響2.1 西方主流城市規劃理論與發展研究現代城市規劃誕生於 19 世紀末，主要集中在西方城市化進程較快的國家，是對近現代以來由於工業革命，城市化等招致的總總問題的一種回應。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經歷了：階級革命──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城市規劃的過程。西方國家最先感受到了工業化給城市帶來的諸多衛生與健康問題，因此，首先進入了為改善城市衛生與健康環境而進行的城市改革，率先進入現代城市化建設。但各國城市規劃理論的形成因應對的具體問題不同，而有所差異，比如英國是圍繞住房問題展開，德國致力於解決城市擴張，美國則重在城市美化。Campbell 認為田園城市、城市美化運動、公共衛生改革意味著城市規劃理論的起源（Campbell，Scott& Fainstein,S.S. 1996）。對於城市規劃理論的發展歷史亦有多種分法，Donald Kruekeberg 將其劃分為三個階段：1、非職業時期（1880 ～ 1910 年）；2、職業化時期（1910 ～ 1945 年）；標準化、多元化時期（1945～ 2000年）（Krueckeberg, Donald, 1983）。Peter Hall 根據觀察城市的角度出發，將城市規劃理論的發展歷史劃分為七個階段（Peter Hall , 1990）。賴丁（Yvonne Rydin）的對 20 世紀現代城市規劃的發展作了總結與回顧，以十年為一個單位進行劃分，從社會經濟、政治問題、規劃行動、規劃職業、理論框架、概念化的角度對每個時期的城市規劃發展做了詳細的分析與研究，然後歸併同類項，最後用圖表的形式清晰的展示了 20 世紀城市規劃發展的框架（Yvonne Rydin，1998）。吳志強根據時代和主流思潮相結合的方式，將西方城市規劃理論的發展劃分為六個階段：（1）田園城市理論階段，城市建設主要集中在市政工程設計（1890 ～ 1915）；（2）城市發展空間理論階段，包括廣畝城、鄰里單元和新城理論（1916 ～ 1945）；（3）戰後重建階段，包括都市形象設計和綜合規劃（1945 ～ 1960）；（4）城市規劃批判階段，倡導公民參與、社會公正和文化遺產保護，以及規劃的理性主義和系統理論（1961 ～ 1980）；（5）理性批判階段，包括後現代主義理論、女權運動和規劃、生態規劃和可持續發展（1981 ～ 1990）；（6）全球化理論階段，倡導社區規劃（1990 ～2000）( 吳志強，2000)。也有學者將西方近現代的城市規劃理論分為三種範式，即市場主導（19 世紀末 —1940 年代）、市場 — 政府主導（1940—1980 年代）、市場 — 政府 — 公民主導（1980 年代至今）三種（何明俊，2008）。2.2 澳門城市發展相關理論研究關於澳門的城市發展之研究在回歸之前，從歷史發展和建築歷史的角度展開研究較多
  • - 64 - 澳門思路‧第三期（科斯塔，1998），如對澳門社會經濟和城建方面的發展進行的研究（Partex Taveira Tomas, 楊平 譯，1998），對澳門中世紀城市風格的形成過程之研究（巴拉舒，1998），費爾南德斯對澳門 1820-1920 年的澳門城市的社會文化和歷史發展做了梳理。澳門回歸之後，掀起了一股澳門研究熱，從城市規劃的角度對澳門城市發展的研究逐漸增多，其中分為以澳門本土學者和內地學者兩股學術力量。在澳門較為有代表性的有吳志良主編的《澳門史新編》一書是較為全面的介紹澳門城市發展的書籍，當中從社會、經濟、歷史、文化等多個角度對澳門的城市發展進行了較為系統的梳理（吳志良，2008）。另一部分是內地學者，對澳門城市發展概況的歷史性梳理（劉先覺&玄峰，2002；嚴忠明，2006）。對於澳門城市發展歷程的研究，童喬慧從城市規劃的角度對 1557 年到 1999 年回歸前澳門城市的發展歷程進行研究，並將澳門的城市規劃歷程劃分為四個時期：1、天主教城，城市規劃的萌芽期（1557-1840 年）；2、殖民開發，城市改造與擴張規劃期（1840-1911 年）；3、制定法規，城市規劃制度完善時期（1911-1974 年）；4、自治規劃，城市規劃的本地化發展時期（1974-1999 年）。揭示了澳門城市規劃與建設的規律和特徵，即澳門的城市發展具有整體性，繼承了“葡城”規劃思想，缺乏法律約束（童喬慧，盛建榮，2005）。此研究中對澳門的城市規劃歷程的時期劃分，主要依據政治上城市主權（控制權）的轉移。之後，嚴忠明和葉農在《澳門城市的興建與發展》中，對 1949 年之前的澳門城市建設與發展進行了歷時性研究，分別從澳門城市建設的核心理念、建設的不同時期和建設過程進行了較為詳細的闡述，將澳門城市發展分為五個時期：1、“葡城”的開創時期（1554-1582年）；2、澳門城市基本框架形成時期（1583-1637 年）；3、澳門城市發展停滯時期（1637-1757 年）；4、澳門城市轉型時期（1757-1849 年）；5、澳門近代都市化時期（1849-1949 年）（嚴忠明 & 葉農，2008）。此研究從城市發展的角度做了時期劃分，但研究的時間段較早，對於 1949 年後澳門的城市發展未有闡述，而這段時間洽是澳門城市快速發展與轉型的時期，特別是在 1999 年回歸後，澳門的城市飛速發展，城市不論是經濟發展，還是社會文化，還是城市空間型態上都經歷了重大的轉變。袁壯兵從城市空間型態的角度對整個澳門城市發展歷程進行研究，將澳門城市空間型態的演變分為六個階段：1、自在發展階段，中國傳統漁村型態（1557 年前）；2、澳門開埠，城市建設探尋期（1557-1586 年）；3、租借發展階段，城市穩步發展期（1586-1840 年）；4、殖民開發階段，城市突破擴張期（1840-1974 年）；5、自治過度階段，城市平穩發展期（1974-1999 年）；6、澳門回歸後，城市高速建設期（1999-2011 年）。然後分別對六個時期的城市空間型態的演變作了詳細分析，清晰的闡述了澳門在城市空間型態上的演變及其影響因素（袁壯兵，2011）。是較為全面的澳門城市型態發展研究。
  • - 65 - 西方主流城市規劃理論對澳門城市發展的影響此外，另有學者對澳門城市規劃體系的發展歷程與特徵進行了評述，從立法的角度，對城市建設法律規章的形成發展過程分為三個階段：1、政府內部指引階段（1963-1989 年）；2、政府行政規章階段（1990-2007 年）；3、規劃立法完善階段（2008 年至今）（溫雅，2014）。對澳門城市規劃的法制化過程作了較為詳細的梳理與描述。2.3 本研究的歷史時期劃分為便於討論，本研究將依據上述學者對西方主流城市規劃理論的發展歷程與澳門的城市發展歷程的總結與歸納，從時間發展的角度對二者的發展歷程進行整合，以西方的主流思潮發展為主線，對澳門的重要城市建設與發展事件分為四個時期：一、1840 年代以前，城市化前期和澳門的天主教城；二、1840 ～ 1900 年代，工業革命以後城市規劃的形成和澳門城市的殖民開發；三、1900 ～ 1970 年代，城市規劃發展學科化和澳門的城市規劃類制度的完善；四、1970 ～至今，城市規劃的全球化可持續發展和澳門城市規劃發展的本地化；研究每個階段西方主流城市規劃發展的大背景下澳門的城市發展，觀察比較兩者之間的發展規律與差異，從西方主流城市發展以及城市規劃的角度重新認識與評估澳門的城市發展。3. 四個不同時期澳門城市發展與西方主流城市規劃理論之比較本研究對澳門 1557 年開埠以來的城市發展和西方城市規劃理論的形成與發展進行文獻梳理與分析，分為四個歷史時期進行討論，分別以工業革命的 1840 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後重建時期（也澳門的殖民地建設時期）的 1900 年代、澳門殖民政策的廢除的 1970 年代為三個時期的分界點，將 1557 年以來的城市發展歷程劃分為四個時期。運用歷史比較分析法，對兩者在相同歷史時間軸上的重點城市發展理念與實踐進行了比較分析。研究每個階段西方主流城市規劃發展的大背景下澳門的城市發展，觀察比較兩者之間的發展規律與差異。3.1 1840 年代以前，城市化前期和澳門的天主教城。19 世紀 40 年代，無論是西方國家的工業革命引發的城市化進程，還是鴉片戰爭對澳門
  • - 66 - 澳門思路‧第三期產生的重要影響，都足見 19 世紀 40 年代對西方國家和澳門的城市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本研究以此時間點作為城市發展研究的第一個時間節點，分別對此前西方國家和澳門的城市發展特徵進行概述、對比和總結。3.1.1 西方主流城市發展之城市化前期西方的城市化發展主要發生在工業革命之後，在此之前，整個世界基本上屬於封建社會或更早的社會型態，而城市的型態也多種多樣，這一時期的城市發展稱為城市化前期。城市大多數是由城牆圍合而成的聚居區，這是基於城市的防禦功能而產生的；從城市型態上來說大體可分為兩種：（1）莊重的型態，即體現城市的階級性；（2）自由的形式，以宗教為中心形成的自組織城市系統（見圖 3-1）。在西方城市中，宗教在社會結構和城市空間佈局方面佔有核心的地位，大多數都有中心廣場，廣場四周是宗教建築和政府建築。由靠近教堂的中心地帶到城牆附近的邊緣地帶依次居住著富人、商人、工匠和底層階級。圖 3-1 16 世紀義大利羅馬的城市格局（資料來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Roma1493.png）3.1.2 澳門城市發展之天主教城市格局澳門在 1840 年代之前，隨著葡國人進入澳門，帶來了歐洲中世紀的天主教城市格局，同時保留了中國城市組織特色。澳門最早是中國人在此居住，靠捕魚為生。直到 1553 年，葡萄牙人以晾曬貨物為由踏上澳門半島，開始定居澳門，在葡人居住區和華人居住區之間興建了城牆和砲台，將華人隔離在城外。隨著 1557 年澳門正式開埠，在之後的約 300 年裡，澳門的城市建設和城市空間發展大都是以葡萄牙人的居住區建設為主。為了滿足生活及信仰的需求，葡人首先開始興建宗教類建築，隨後圍繞教堂開始建設葡人居住區和商業區，這一時期的建設未有整體的計劃，基本為依地形特徵自由興建。此時的中式廟宇建築有澳門南端的媽閣廟和北部望廈村的觀音堂，其周圍也聚集了部分華人村民。
  • - 67 - 西方主流城市規劃理論對澳門城市發展的影響但學術上對於城市的定義普遍強調城市是聚集了一定數量的人口，以非農業活動為主的經濟活動區域（吳良鏞，1988）。而且韋伯（Max Weber）也認為城市應具備商業上的優勢地位，所以東方型的農業為主的聚集區尚不能算作“完全的城市社區”。因此這一時期的澳門城市主要為以教堂為中心建成的葡人居住區。圖 3-2 為 1557 年時繪製的澳門地圖，當中已經可以清晰的看到幾處教堂的位置，周圍形成了清晰的路網，為人們的主要居住地與生活活動場所。圖中右半邊為半島的北部的農田和華人居住村莊 - 望廈村。圖 3-2 1557 年繪製的澳門地圖（資料來源：www.macaooldmap.com. 為龍發枝收藏）直到 1637 年作為澳門城市精神象徵的聖保羅教堂（今大三巴）重建竣工完成，澳門的西式宗教建築已基本建成，標誌著澳門以堂區為行政劃分的中世紀城市格局已經形成（吳志良，2000）。嘉慶年間，澳門的城市功能由海外貿易轉變為消費服務，澳門大力擴建居住區，以葡人居住區為主的城市重心逐步向南灣發展。圖 3-3 中紅色區域可以見南灣湖一帶和半島北部城牆附近新增的密集的街區路網。此時的城市空間結構特徵表現為以教堂為中心的前地，和圍繞其周圍不規則發展的葡人居住區和沿海的商業區。3.1.3 澳門與西方主流城市發展的比較在這一時期，澳門與西方主流城市的城市型態和功能具有相同的特徵，即城市型態以中世紀城市的自由形式為主，且城市都以宗教建築為中心建設而成。城市都具備防禦功能、商業功能和宗教文化功能。可以說，在工業革命之前的早期城市發展中，澳門與西方主流城市的發展進程基本是一致的。
  • - 68 - 澳門思路‧第三期3.2 1840~1900 年代，工業革命以後城市規劃的形成和澳門城市的殖民開發隨著西方各國工業革命以後城市化進程的快速發展，城市人口急速增加，城市在缺乏規劃和引導的情況下自發地建設和擴張，引發了一系列的城市環境衛生與健康問題。而澳門隨著殖民政策的推行，逐步淪為葡萄牙殖民地，城市發展進入了殖民擴張與城市改造時期。3.2.1 西方主流城市規劃理論的形成19 世紀 50 年代，針對日益惡化的城市環境衛生問題，在英國掀起了城市衛生改革和城市健康運動。倡導寬敞的空間，通暢的城市排水系統，清潔的供水，有室外活動場所及高綠化率（Peterson，1978）。英國通過了《公共衛生法》，建立起一整套對公共衛生問題的控制手段，為城市規劃法規的形成奠定了基本的框架。針對西方各國城市化進程所暴露的不同方面的城市問題，英國主要解決住房問題，1894年通過《倫敦建設法》，要求對街道拓寬，建築基準線和建設高度進行公共控制。同時，也產生一系列對工人住宅建設的法規，如《工人住房法》，要求地方政府為工人提供公共住房。美國則重在城市美化方面，出現了以建設花園城市為目標的城市美化運動。如紐約中央公園的人車分流和波士頓公園體系的建立。圖 3-4 1898 年，霍華德的田園城市群構想（資料來源：William J.R. Curtis. Modern Architecture Since 1900. London: Phaidon, 1996. 243） 圖 3-5 1889 年，安東尼奧‧赫托（葡）繪製的澳門地圖（資料來源：澳門檔案館）圖 3-3 1792 年繪製的澳門地圖（圖片為作者根據已有歷史地圖標註）l'L.\N l)E LA V II.LE 覬蟑邱迄JI AC A 0 --·... · "'··--·· 竺竺，;,..­一／一~'A1色1氬­vc5e ,,ouuuouow 。` ` ·" 急呈一11:0釒'5O·y。i_@
  • - 69 - 西方主流城市規劃理論對澳門城市發展的影響1898 年，霍華德（Ebenezer Howard）提出了田園城市的理念，他認為“田園城市是為健康、生活以及產業而設計的城市，它的規模足以提供豐富的社會生活，但不應超過這一程度，四周要有永久性農業地帶圍繞（見圖 3-4），城市的土地歸公眾所有，由一委員會受託管理。”（孫施文，2000）田園城市與其他城市最本質的區別就是取得收入的方式不同。這實際上是對城市整體發展佈局和人口分佈的規劃，是一種城市規劃的理念，而不是具體的城市型態上的創新。1903 年，他組織並建立了第一座田園城市── Letchworth。霍華德的田園城市理論是第一個比較完整的現代城市規劃思想體系。標誌著西方主流城市規劃理論的形成。3.2.2 澳門城市的殖民開發與社區改善隨著殖民政策的推行，澳門的城市發展進入了殖民擴張與城市改造時期。拆除城牆，城市的範圍突破了原來的葡人居住區，擴展到整個澳門半島及氹仔與路環部分地區。政府開始關注城市的整體建設與環境衛生問題，1865 年，出現了首個現代意義上的都市更新委員會，預示了葡萄牙及其海外殖民地進行城市規劃的開端。此後陸續開展了多個華人居住區的重建與更新計劃，如望德堂華人社區改善計劃、望廈社區改善計劃和七區改善計劃等，對華人的居住衛生環境進行了較大的改善。1883 年，澳門城市改善研究委員會提出應對澳門進行城市總體規劃。圖 3-5 為 1889 年，由安東尼奧 ‧ 赫托繪製的澳門地圖，較全面的展現了當時澳門的城市的型態和格局，以及重要的城市中心建築及區域。另外對貿易核心區的港口的建設和城市防災也進行了整體規劃。澳門的城市化逐步進入了一個全面發展與規劃的階段。3.2.3 澳門與西方主流城市發展的比較對比這一時期澳門城市發展與西方主流城市發展之進程，二者之間既有共同點，又有不同之處。其共同點是二者均處在城市的快速擴張與建設時期，針對城市環境衛生問題提出了解決方案並進行了相應的改善與建設。政府設立了專門的部門進行城市改善與建設工作，逐步走向了現代城市規劃的道路。不同的是城市發展的驅動力和城市化進程的發展方向。澳門是由於城市的殖民擴張而引發的對城市環境衛生的關注與改善，是政治上的外力推動所致；西方主流城市的發展是由於工業革命所引發的一系列城市環境衛生與健康問題惡化所致，使政府採取了相應的城市環境改善措施與法律的實施，是經濟上的城市內部驅動力所致。因此，城市化進程的方向也有不同，澳門主要針對新擴張的殖民地區進行城市環境的改善與重建，以順利將該區劃為行政管轄範圍。對城市的防禦設施和對外交通設施的建設與完善也充分彰顯了澳葡政府對城市的行政控制。而西方主流城市的發展由於城市發展內在驅動力的作用，形成的城市規劃理論和發展方向主要圍繞城市環境衛生改良和環境美化，是對城市整體環境的改善。特別是霍華德田園城市的提出，是對城市發展更深入的思考，形成的是城市規劃的思想體系，而不僅僅是城市型態上的規劃概念。
  • - 70 - 澳門思路‧第三期澳門城市的居住區重建是在 1867 年後由葡國殖民政府主導完成的，相對英國的城市衛生改革和健康運動晚了十幾年，且規劃工作由來自西方的葡國人設計師完成，可以說其規劃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這一時期歐洲主流城市發展的影響。而田園城市的規劃理念並未在澳門的城市發展中顯露端倪。3.3 1900~1970 年代，城市規劃發展學科化和澳門城市規劃類制度的完善。二戰後的城市重建對全球的城市發展來說都具有重要影響，這一時期主要對戰爭期間城市規劃知識的積累和戰後大規模城市重建與規劃實踐進行討論。澳門從 19 世紀末被葡國政府完全佔領成為殖民地後，直到 20 世紀 70 年廢除對澳殖民政策，期間對澳門的城市進行了大量的建設與發展，對澳門的城市發展來說是一段具有重要意義的歷史時期。因此這一階段的時間劃分以 1900 ～ 1970 年代為時間界線。3.3.1 西方主流城市規劃發展學科化與法制化在田園城市的規劃理念提出後，西方主流城市的發展與規劃理論正式進入學科化與體系化發展階段。在二戰期間，城市規劃理論的發展從社會改革思想逐步轉變為建設技術上的理論知識的完善，基本形成了現代城市規劃的操作體系和制度框架。在二戰結束後，城市發展進入城市恢復、重建和快速發展的全面實踐時期。這一時期以提高生活標準，促進快速發展為主要目的，以國家干預社會經濟發展為主要驅動力，城市建設主要由政府主導進行新城建設和城市內部改造，積累了大量的實踐經驗。同時也暴露出了一系列城市規劃體系的不足，進而產生了一系列的反思和批判，完善了原有的規劃體系。英國政府在 1909 年的通過的《住房、城鎮規劃等法》，是世界範圍內第一部現代意義上的城市規劃法，成為解決城市衛生問題和住房問題的重要實施手段。隨後美國紐約也在1916 年通過了《用地規劃法令》，城市規劃開始走向法制化階段。1933 年通過的《城市規劃大綱》─《雅典憲章》強調了城市的四項功能 ：居住功能、消遣功能、工作功能、交通功能和歷史文化傳承形成了城市功能主義的城市規劃理論思潮。在 1944 年英國政府發布《土地使用的控制》白皮書，正式宣告國家有權對城市中的所有土地進行規劃，此後的立法才建立了真正完整的現代城市規劃制度。戰後英國的新城開發成為全球城市建設的典範，在新城規劃發展的後期，開始強調建設的經濟性和規劃的靈活性，公眾也開始參與到城市規劃的過程當中，公眾的意見開始成為城市規劃方案決策的重要參考依據。1960 年代開始，城市規劃中的公眾參與成為西方社會中
  • - 71 - 西方主流城市規劃理論對澳門城市發展的影響城市規劃發展的重要內容 ( 孫施文，2009)。城市規劃的公眾參與使城市規劃的發展走向社會化，其研究也從專業技術領域轉向了社會政治領域。 美國戰後的新城開發與歐洲國家完全不同，隨著戰後的經濟復甦，私人汽車擁有量增加，汽車使人們的出行距離大大增加，生活方式的改變使城市出現郊區化和逆城市化發展。導致了後來緊湊城市理念的形成。總體來說，這一時期是西方主流城市規劃理論學科化和法制化的階段，同時也是規劃理論的實踐檢驗階段。3.3.2 澳門城市規劃類制度的完善澳門在實施殖民政策後，開始大面積填海，修建港口，逐步完善城市功能，完成了城市的近代都市化轉變，建立了城市建設相關的法律法規制度。在城市建設方面，1912 年以後進行大面積填海，1920 年政府批准制定《澳門港口工程總規劃》。 1921 年，澳門工務司提交了《澳門城市北區街道和馬路建造總計劃》，完善澳門城市總計劃設計圖，但計劃中未納入私人物業。該計劃是澳門最早的較為全面的城市總體規劃圖（田渝，2014）。直到 1950 年代，澳門城市已經形成了幾個不同性質的功能分區，如行政區、工業區、居住區和商業區，標誌澳門近代的城市格局已基本形成。之後逐步建設發展成為一座具有現代化公共服務設施的都市。1961 年，政府頒令指定澳門為旅遊區，澳門博彩業迅猛發展，大量勞動力湧入澳門。在 1965 年，增設望德堂區和花地瑪堂區 ( 嚴忠明 & 葉農，2008)。至此，澳門所有堂區分佈已經形成。到了 20 世紀 70 年代印製的澳門旅遊地圖，與現在的已十分接近。已基本完成了近代都市化的轉變。在城市建設與管理相關的法律法規方面，1909 年，政府頒佈了《澳門屋宇建造工程管理章程》，該章程是一部集大成的屋宇建造工程管理法規。1925 年，政府頒佈了《澳門市自治規約》，詳盡的規範了澳門各類公共空間和設施的使用與管理規範，是澳門第一部較為全面的城市治理與公共管理條例。1963 年，政府通過了《都市建設總規章》，是一部較為全面的規範澳門城市建設的規章制度，基本為葡國的翻版，且一直沿用至 2013 年澳門《城市規劃法》的出台。因此，在這一時期，澳門城市完成了現代的都市化轉變，同時完善了城市規劃類的規章制度，是澳門城市發展歷程中的重要歷史時期。3.3.3 澳門與西方主流城市規劃發展的比較對比這一時期澳門和西方主流城市規劃與發展的歷程，可以看出，西方主流城市規劃理論發展逐步走向學科化和體系化，並且在戰後開展了大量的城市重建與新城開發之實踐。修正並完善了原本的城市規劃理論，形成了更為完善的城市規劃理論體系。而同一時期的澳門經歷了殖民後的城市建設與填海造地，城市完成了現代都市化的轉變。與此同時，制度上逐
  • - 72 - 澳門思路‧第三期步完善，包括都市建設和城市公共管理方面的規章制度。二者在這一時期都經歷了城市化的快速發展與完善，都對城市建設與規劃的相關制度進行了完善。但不同的是，西方主流城市的規劃理論形成了系統的學科體系和法律制度；而澳門的相關建設規章主要為葡國翻版，為舶來品，並非針對澳門本地的城市發展問題而專門制定；且主要集中在與城市規劃相關的都市建設規章制度方面，對城市的整體規劃還停留在規劃方案的層面上，並未形成具有系統規劃思想的理論，也未有形成真正的城市規劃法律制度。3.4 1970 ~ 至今，城市規劃的全球化可持續發展和澳門城市規劃發展的本地化20 世紀 70 年代初，二戰後的經濟增長停滯，出現了能源危機以及由此產生的全球經濟衰退，社會運動頻繁爆發，內城環境逐漸惡化，政治經濟學思想開始成為社會思潮的主流，導致了現代城市規劃思想的轉變，開始關注城市的更新和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同時以社區發展為主的城市規劃體系逐漸形成。20 世紀 90 年代後，政治、經濟、環境的逐步走向全球化發展，以政府和私人部門合作共同開發大型項目為手段的城市創新與協同發展的可持續城市建設成為城市規劃的主旋律。澳葡政府在 1974 年廢除殖民地政策，中國內地實行改革開放，內地居民開始大量移民澳門，促使居住需求不斷增加。1999 年，澳門回歸後人口密度急速攀升，人均收入大幅提升，澳門持續不斷的開展填海工程，城市建設得到巨大發展，城市規劃法律體系逐步走向本地化與法制化。3.4.1 西方主流城市規劃的全球化與可持續發展規劃體制與方法上由理性規劃轉向溝通規劃，強調規劃過程中各利益相關方之間的協調與溝通；規劃師要促進各方之間的對話和最終規劃目標的實現，這種規劃方式與傳統的物質型態規劃和理性規劃有很大不同，更加注重社會公平性的體現，倡導公眾參與城市規劃。1969 年，Sherry R. Arnstein 提出的公眾參與階梯理論（Eight Rungs on 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見圖 3-6）在學術屆產生了重要影響。她認為公眾參與的核心就是賦權給民眾，她根據對市民賦權大小的不同，將公眾參與的程度由低到高分為八個層級：1 操縱、2 教化（非公眾參與）；3 通知、4 諮詢（形式主義的8 . 1 臨血 I}7. I 血 1 公民控糰＂計SI 4. I 畸 I 畫記王薑3. I 曰.• I . I 憬慍 1 非量員圖 3-6 Sherry R. Arnstein 的公眾參與階梯理論圖示（資料來源： http://www. liberalstudies.hk/)
  • - 73 - 西方主流城市規劃理論對澳門城市發展的影響參與）；5 安撫（高等形式主義）；6 夥伴、7 授權、8 公民控制（公民控制）（Sherry R. Arnstein，1969）。在溝通規劃的背景下，規劃師不再是技術類專家，而是經驗學習者，目的是為公眾提供信息，主要作用是聆聽公眾意見，並且協助協調公眾中的不同觀點。在規劃實踐方面，從 20 世紀 80 年代開始出現新城市主義，1996 年通過《新城市主義憲章》。提出傳統鄰里發展模式 (Traditional Neighborhood Development TND)和 公 交 導 向 發 展 模 式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TOD)（見圖 3-7）。認為居住區應具有使用功能多樣性和人群多樣性；社區應當適宜人步行和車行；普遍可達的公共空間和社區配套設施；對理想社區的模式、內容、尺度和可達性制定了規劃標準；強調當地歷史、氣候、生態和建築。城市規劃的尺度已經從城市轉變到社區尺度。3.4.2 澳門城市規劃制度發展的本地化在 1970 年代至 2013 年之間，隨著旅遊業與博彩業的飛速發展，澳門的人口密度急速攀升，澳門持續不斷的開展填海工程，城市建設得到巨大發展。圖 3-8 為 1983 年的澳門市區詳圖，新口岸土地已悉數規劃，並開始高層建築的建設，黑沙環街區平民屋也陸續建成。興建的居住樓宇大部分為高層或超高層建築，形成了高密度居住區。此後，賭場建築開始國際化，歷史城區保護與再利用融入旅遊業，推動了澳門城市的現代化發展進程。之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城市總體規劃與區域規劃和舊區重整計劃，如《香港大嶼山至澳門、珠海跨海大橋初步規劃》（1997 年）、《21 世紀澳門城市規劃綱要研究》（1999 年）、《大珠江三角洲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研究（2009 年）》和《澳門總體城市設計研究》（2010 年）等。自從澳門實施非殖民地政策後，政府開始對相關法律法規進行本土化轉譯。展開了城市規劃與都市更新之相關研究與立法工作，相繼制定了《澳門歷史建築保護法》（1976 年）、《土地法》（1980ttt/H t .. 圖 3-7 TOD 模式開發理念（資料來源：中國城市規劃網 http://m.planning.org.cn/zx _ news/8688.htm) 圖 3-8 1983 年澳鬥日報廿五周年出版印刷的澳門市區詳圖（資料來源： www.macaooldmap. com. 為龍發枝收藏）
  • - 74 - 澳門思路‧第三期年；1983 年；1985 年；1992 年；1997 年；2013 年）、《保護建築、風景和文化遺產的法律規定》（1984 年）和《都市建築總章程》（1985 年；2009 年）等。舊區重整諮詢委員會提出《舊區重整》計劃（2004 年），後因 2013 年公佈的《城市規劃法》而撤銷，並於 2014年改為都市更新委員會。而《城市規劃法》（2013 年）和《城市規劃法實施細則》（2013 年）的出台明確了城市規劃的法律地位和具體的實施辦法，是澳門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城市規劃法。與該法律同時出台的還有《土地法》（2013 年）和《文化遺產保護法》（2013 年），並稱為澳門城市發展三大法。2019 年《都市更新法律制度》的公眾諮詢部分已經完成，已經進入諮詢結果匯總階段，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即將推行實施。至此澳門城市規劃的相關法律體系的本土化基本完成。圖 3-9 2010 年澳門城市衛星圖（資料來源：澳門地籍局網站）3.4.3 澳門與西方主流城市規劃發展的比較對比澳門和西方主流城市規劃在這一時期的發展，可以看出兩者在發展的內容上存在較大差異，但在發展的主要理念和方向上澳門受西方主流城市規劃理論影響而與之具有趨同性。西方主流城市規劃理論與歷史在這一時期已經趨於成熟，規劃理念所倡導的是城市的可
  • - 75 - 西方主流城市規劃理論對澳門城市發展的影響持續發展與全球化。而澳門這一時期的城市規劃與建設主要體現在法律制度的本地化，即以《基本法》為大背景下的針對澳門獨特的城市發展歷史和政治制度而建立的本地化城市規劃法律體系。但受全球化發展的影響，在澳門相關法律體系制定的過程中充分參考借鑒了可持續發展和溝通式規劃等主流城市規劃理念。在《城市規劃法》、《公共政策諮詢指引》及《都市更新法律制度》（諮詢文本）中都有所體現。4. 結論本研究對澳門 1557 年開埠以來的城市發展和西方城市規劃理論的形成與發展進行文獻梳理與分析，共分為四個歷史時期進行討論，運用歷史 / 比較分析法，對兩者在相同歷史時間軸上的重點城市發展理念與實踐進行了比較分析。研究比較兩者之間的發展規律與差異。研究發現澳門的城市發展歷程中，工業革命之前與西方主流城市發展較為接近，均以中世紀城市格局為主進行建設；在工業革命後，澳門城市與西方主流城市發展表像上較為接近，但城市發展的驅動力存在本質上的不同，導致城市發展的方向與目的也不同；而在城市規劃的學科化與體系化時期，西方主流城市規劃理論逐步走向成熟，而澳門由於處在殖民統治時期，則以沿用葡國相關法律制度為主進行城市化建設，但同樣都處於城市化進程快速發展的階段；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主流城市規劃理念影響；在隨後的全球化與可持續發展的階段中，澳門城市發展受到回歸影響，進入高速發展階段，城市規劃逐步進入本地化與法制化階段。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受西方主流城市規劃理論影響較大，但是決定澳門城市發展進程的主要影響因素還是城市的內在驅動力，即澳門城市自身的發展需求所致。參考文獻︰期刊：1. 巴拉舒（1998）澳門中世紀風格的形成過程，澳門：文化雜誌，35。2. 何明俊（2008）西方城市規劃理論範式的轉換及對中國的啟示，城市規劃，32-2. 71-77。3. 劉先覺 & 玄峰（2002）澳門城市發展概況，華中建築，6。4. 孫施文，殷月（2009）。西方城市規劃中公眾參與的理論基礎及其發展。國際城市規劃，2009 增刊：233-239。5. 童喬慧，盛建榮（2005）澳門城市規劃發展歷程研究，武漢大學學報，38-6。6. 溫雅（2014）澳門城市規劃體系的發展歷程及特徵評述，城市規劃，38- 增刊 1，23-30。7. 嚴忠明、葉農（2008）澳門城市的興建與發展，吳志良 編著《澳門史新編》pp. 773-776。8. Partex, Taveira Tomas. 楊平 譯（1998）澳門從開埠至 20 世紀 70 年代社會經濟和城建方面的發展，澳門：
  • - 76 - 澳門思路‧第三期文化雜誌，36-37。9. J.W. Bardo, J.J. Hartman (1982) Urban Sociology: A Systematic Introduction. F.E. Peacock. 10 Peter Hall (1990) The Turbulent Eighth Decade: Challenges to American Planning,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11. William J.R. Curtis. (1996) Modern Architecture Since 1900. London: Phaidon, 243。12. Sherry Arnstein (1969) 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35 (4): 216–224。書籍：13. 孫施文（2007）《現代城市規劃理論》，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12-213。14. 吳良鏞（1988）城市，中國大百科全書（建築、園林、城市規劃）。15. 田渝（2014）澳門近代城市法規條例工程報告彙編，澳門：澳門大學。16. Campbell, Scott& Fainstein, S.S. (1996) Introduction: The Structure and Debates of Planning Theory. Reading in Planning Theory. Blackwell Publishers.17. Krueckeberg. Donald (1983) The Culture of Planning, Introduction to Planning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CUPR Press.18. Scott Campbell & Susan Faninstein (1996) Readings in Planning Theory. Malden:Blackwell Publishers.19. Yvonne Rydin (1998) Urban and Enviromental Planning in the UK. London:Macmillan.
  • - 77 - 西方主流城市規劃理論對澳門城市發展的影響附錄：新城市主義 1990s主流規劃史成熟，用量化模型研究城市各個歴史階段非主流史 ： 積族主義／社會階級隔衊／社會不平等／邊縁化等田園城市運動city garden 新城開發 1960s 戰后重建城市功能主鼉 1930s-60s城市的四（國功能 ： 城市規劃大綱 （．臭••> 1933 居住／消逞／工作／ 城市人文運勵 1930s 交通l厄史文化瑊市高效躉鑰 1909-1920立法疊與規M(用地規劃／分區規M)紐約，用地規劃法令1 916．富貴化~-鱸言大尺渲新古11£11公共這纂I市民公II/林鬮＊這1、濱水空間蝨入城市2, 城市快速路系統3、鐵路櫺紐4、 市區道路體系5、 市民文化中心 。8 8 1 城市規劃逐步鼴生7 39 998 1 08 3 91 9 1 即18IO分．規直重體人加（且Ill韞澶劃公國m規央＾城哥中頓＇加的土邯芝紐薑濟經城市衛生與健康運動者 ：1 、 寬敞的空間2、通暢的排水系統3、清潔的供水4、室外活動場所s. 高綠化率城市衛生改革l城市腱廩運動19世紀50年代工黨革命訂的誠巿形觿1、圉合的新城2、 莊重的形態3、 自由的形式紅血洲擯巿量設珮7鱸Ill來貢中帚.+ ＿蠣渠n市黌溴珮市`＾的瑊濤紀的＿人世方．中酉國3啤'· 7 5 5 1 前開規劃時期鳴瓚生衛, 血口湛, 軸遍贏H , "̀ • 人1883, 溴門礪市改．硒究重員•11交輯告 ：對溴鬥道行．鱸續11。' ， 空 111編蠣特征：,.... 幘主.衍土不損剛丑泅這為主的罰1tk,澳r~鼱穎蹕11,11/j翦礮市標誌）世界 澳門
  • - 78 - 澳門思路‧第三期摘要：中葡兩國解決澳門問題進行談判，進而雙方簽署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並以澳門九九順利回歸成立特別行政區。這整個過程，當時被國際上譽為解決國際上歷史遺留問題的典範。20 年過去，澳門特別行政區全面準確貫徹《憲法》和《基本法》，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國”之利，所取得的成就年年新、月月新、日日新，澳門居民的感受都十分強烈。本文以澳門歷史發展為脈絡，通過澳門回歸前後一些資料，以及影響發展的事件的歸納，嘗試解讀澳門變化的主要因素，以增強大家對澳門特別行政區發展的信心。關鍵字：澳門歷史、繁榮發展、微型經濟、博彩業一、前言今年是澳門回歸 20 週年，有關回歸後的相關硏究已有不少，本文的側重點是探討澳門在 4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有哪些大事對澳門發展有重要的影響。換個角度就是要鑒古明今，通過了解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前世”，更好地認識回歸後的“今生”。說及澳門的歷史，一般有兩個概念，一是以明朝萬曆年間開埠 ( 具體年份有爭議 ) 為起點；二是以葡萄牙人入駐“濠鏡澳”開始計算。而後者又分有兩三種不同的說法，普遍被引用得較多的，其一認為的是葡人於 1553 年來到澳門；其二是，以可查的記載，中國政府於1557 年正式予葡人入駐。由於本文不是硏究澳門歷史，只是以歷史進程探索澳門的發展因素，就是通過歷史為契入點，探討澳門回歸前的歷史事件對回歸後的影響。探索的方向主要包括：澳門為甚麼可以持久發展？令到澳門發展的主要動力來自哪些因素？在歷史進程中有澳門的前世今生―從發展因素及歷史大事看澳門變化 1蘇振輝思路智庫會員 澳門管理學院客席講師1 思路智庫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週年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 20 週年，在今年內舉辦了多場“思路講座”。此文以作者於 8 月 31 日主講的同一主題的內容整理形成。
  • - 79 - 澳門的前世今生―從發展因素及歷史大事看澳門變化哪些重大事件，對澳門其後的發展有關鍵性的作用？以及這些事件和因素，對澳門特區這 20年的發展又有何影響等。在今年上半年出版的《澳門思路》( 即本期刊 ) 第二期中，作者寫了一篇“對大灣區支撐‘一帶一路’建設戰畧定位的探討”，其中有一段文字，指出大灣區一定能夠繁榮發展，其中引用了美國學者們對造就經濟長期繁榮的“三大因素”的硏究結果。作者認為這些結論對澳門也完全適用。為了說明有關理由，下面較為詳細地再闡述一下這方面的依據。二、影響澳門繁榮與成長的三大因素因應澳門回歸 20 年的飛躍式發展，有其基本的規律。歷史不能割裂，一切事件的長期演變，其中有些規律的作用也是長期的。先看看回歸那一年的澳門，以此做個分水嶺，我們都知道，回歸前的澳門，連續多年經濟衰退，回歸前四年 GDP 的變動率分別為 -0.5%、-0.1%、-4.6%、-2.4%；且治安不靖，投資疲弱甚至撤資；民生受損，民怨載道。因此澳門居民都熱切盼回歸，希望回歸祖國後，改變當時的惡劣狀況，為生活帶來好的變化。這是澳門現實的一面，但這個現象的出現，與葡萄牙人管治後期採取“隨波逐流”2 的施政態度不無關係。若從漫長的發展史來看，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表現，總有一些主要因素，影響並促成經濟的長期變化。根據世界銀行 2001 年發表的 《世界發展指數》中的一項統計說明這個問題。該篇報導大約跟蹤了 150 個經濟體的人均內部生產總值，並計算它們的排位 ( 按購買力平價處理 )，澳門在當年排在第 7 位，僅次於新加坡，除了這兩個處於亞洲地區之外，在它前面還有 5 個歐洲國家：盧森堡、瑞典、奧地利、德國和意大利。而令人驚訝的是，這 7 個國家地區的人口總和只有全球人口的百分之五左右。澳門的水平與一眾歐洲國家並列，多少可以說明一點問題。3上述數據摘自《探索經濟繁榮》一書。這本書由國際知名學者，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博士丹尼 ‧ 羅德里克主編。他和 22 名國際學者硏究的這個課題，就是想從根本上探索一個困惑人的課題：哪些經濟體才具備長期繁榮發展的條件？根據他們的長期跟蹤，羅德里克總結出能夠造就經濟繁榮的國家地區，必須在地理、外貿、制度三大因素上具備優勢，而且，從內生因素、外生因素深入分析之後發現，地2 出自澳門葡萄牙政府聘請美國麥健士顧問公司所做的《麥健士報告》。當中提出，澳門適宜採取“隨波逐流”政策的結論，主張澳門經濟模式只能隨環境變化。因此，回歸前澳門政府的施政政策對市場基本採自由不干預、不引導的態度。3 Dani Rodrik (丹尼‧羅德里克 ) 主編，In Search of Prospertity，張宇譯：“探索經濟繁榮”。中信出版社，2009年 9月第 1版。
  • - 80 - 澳門思路‧第三期理和外貿因素都有外生因素的特點，但最終有影響力的是：制度！針對於此，我們可以發現，儘管澳門回歸前經濟表現並不如人意，但恰恰在這三方面，澳門卻很具優勢。（一）澳門具備難得的地理優勢首先，澳門在地理上背靠珠三角，是歷史上珠江西岸曾經高度依賴的海港。往上追溯，澳門還曾經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無論從歷史，還是從今天來看，澳門都具有很好的地理優勢。1、澳門是泛珠，珠西大片地區的主要對外聯繫港口。泛珠三角，特別是西江支流流域的大片地區，經濟相對不够珠江流域東部發達，沒有良港可以和外界聯繫，而澳門是這片地區的主要出海港口。2、是珠三角三個增長極在珠江西岸唯一的一極。3、鄰靠 4 個經濟特區、兩個一線城市、相連香港。在過去 40 年間，在改革開放政策中發展尤為迅速。我國設立的 6 個經濟特區，其中 3 個就座落廣東 ( 其它 3 個是廈門、海南省、喀什。海南未設省之前，也是廣東的經濟特區 ) 。至今，還發展了中山、東莞等全國現代制造業基地；深圳更從一個小市鎮飛躍成為全國科創城市的排頭兵；上海、北京、深圳、廣州4 個一線城市，深、廣佔其二。大量雙創企業落戶廣州和深圳。4、由珠江口到東北亞、東南亞，航距基本差不多，有利於貨物在轉運中節省成本。澳門在歷史上，就長期利用了這個優勢，而成為早期國際貿易航線的中轉站。5、在我國漫長的海岸線上，珠江三角洲與環渤海灣、長江三角洲、廈漳泉灣區，成為我國經濟要素集聚高速發展的重要區域。珠三角無疑是相當耀眼的。筆者在《澳門思路》上述的著文中提過，珠三角是中國歷史上最早對外開放的區域之一，繁榮也早、程度也高，是中國經濟重要的拉動區。長期數據顯示，雙三角經濟實力相當，兩者經濟體量的總和大約佔了全國 GDP 總量的三分之一。澳門身在珠三角的增長極，發展優勢當然也得天獨厚。4（二）從“地理大發現”中獲得外貿優勢澳門的外貿優勢是偶然而得的，是因應第一條國際貿易航線而產生並發揮其特性和作用的。從 16 世紀中頁起，澳門成為國際貿易中一個重要的貨物轉口港。在歷史上，澳門的外貿活動一度非常發達。4 “對大灣區支撐‘一帶一路’建設戰略定位的探討”，《澳門思路》第二期，第 81 頁。
  • - 81 - 澳門的前世今生―從發展因素及歷史大事看澳門變化事物的偶然性，背後總有其必然性。葡萄牙人開發海上貿易，經馬六甲海峽來到中國。先後到過漳州、到過廣州 ( 今之番禺 ) ，也到過湛江、香港水域，且先後與中國水師爆發了香草灣 ( 又稱茜草灣 ) 海戰和屯門海戰，最後葡萄牙船隊戰敗。經過長期在我國南海游戈，才最終來到古稱“濠鏡澳”，即今之澳門的地方登陸。葡人在此一住 400 多年，事件看似偶然，但背後有其必然的原因。從自身來看，濠鏡澳在明、清朝廷中並不顯眼，不受重視。因此素來奉行“閉關自守”甚至海禁政策的朝廷，對“佛郎機 ( 即葡萄牙，又譯 Frank)”人進入國土，不太在意；從葡萄牙人來看，澳門在珠江口的特殊地理位置又極佳，於是吸引了以開拓海外貿易航線為目的的歐洲“重商主義者”的關注。於是成功演繹了之後幾個世紀的中葡關係歷史。十六世紀初，葡萄牙人恩里克王子 (Henique，又譯：殷理基 ) 在葡萄牙西南海邊一隅的薩格里什 (Sagres) 小鎮創立航海學校。同期，一場以歐洲人在海上爭相發現東方為目的的“地理大發現運動”正席捲全球。隨着瓦斯科 ‧ 達伽瑪 (Vosco da Gama，又譯：華士古 ‧ 達 ‧伽瑪 ) 繞過好望角，從海路發現東方並抵達印度果阿，從此海上貿易便逐步代替了主要由穆斯林民族控制的陸上絲綢之路的作用。在麥哲倫船隊完成第一條完整的航線後，澳門成為連接中國內地、東南亞和歐洲、美洲 ( 當時主要是已成為葡萄牙殖民地的巴西 ) 之間的海港，成為中國最早的外貿良港和貨物中轉站。中國貨物在這裏轉運至世界各地；白銀也從外地在此流入中國。中國海關也設在這裏，由氹仔、路環和大、小横琴 4島形成的“古十字門”水道，更是國際知名的避風良港。澳門發達的外貿海運業，帶動了廣州“十三行”等鄰近城市的外貿市場的發展，促成了珠三角一帶工業作坊式工場的興起，而自身也發展起傳統的制造業，包括燒灰業 ( 煅蠔殼成灰用於建築材料 )、鑄造業、造船業等，更曾出現過亞洲最早期的以抵押貸款為主業務的銀行。除之之外，澳門更促成中國最早期的航運產業。根據記載，珠江客運貨運，在澳門很早已有定期的航線。（三）澳門的制度優勢由此可見，由於地理優勢，造就了澳門的外貿優勢。但正如羅德里克等學者的硏究成果認為的，促成一國、一地區繁榮發展的最大因素，是制度。在制度上，澳門的優勢也相當突出。由於外貿中轉站的地位，澳門沒有貨物進出及外匯的管制，因此實質上在亞洲以至全球，早已有自由港之實，但無自由港之名，這現象更長達 280 多年。實際上，澳門自由港的形態，遠早於世界貿易組織的出現，也比世貿在全球推行自由貿易制度的歷史更長。葡萄牙人不宣佈澳門為自由港這無心疏忽，直至鴉片戰爭之後，因為香港被英國佔領，在英國宣佈香港為自由港的形勢逼迫下，葡萄牙才急急宣佈澳門為自由港。
  • - 82 - 澳門思路‧第三期在政治上，聯合國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決議獲通過後，全球殖民地人民可以自決自立。從此，全球民族解放、民族自決的運動風起雲湧。而澳門自 1976 年起，葡萄牙頒佈的憲制性文件《澳門組織章程》取代了之前的《王室制誥》。在其中，已實際認同了澳門不是葡萄牙殖民地，在財政上更不用向葡萄牙繳稅。至我國恢復聯合國席位，我國代表莊嚴宣佈：香港、澳門不是殖民地，並爭取到聯合國殖民地委員會將兩地從殖民地名單中除名。至此，中葡對澳門地位問題便形成共識，而在政治、財政等制度上又得到《澳門組織章程》的貫徹。這就從制度上認定了澳門的地位，對後來中葡兩國解決“澳門問題”，以至推動澳門的發展，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澳門今天的發展不折騰，其中就包含國際上特別是葡萄牙政府不為澳門搞折騰的重要因素。而回歸後，澳門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從各項制度上保障了“一國兩制”方針的實踐。這既是澳門 20 年來高速發展的重要因素，澳門也因此成為實踐“一國兩制”的成功典範。至此，我們可以有個小結。澳門的基礎其實不差，所以，400 多年澳門在風雨之中歷盡興衰，仍可以持續生存發展。反觀同樣的幾百年，很多小國在歷史進程中早已被淘汰、合併，以至民族湮滅了。三、澳門經濟發展的獨特性和二元性下面從經濟角度看澳門的發展。從歐洲里斯本，到佛得角、馬達加斯加、印度果阿、馬六甲、中國澳門、日本長崎，到横跨太平洋到達巴西，再返回里斯本的全球航路，使得擁有特殊地理優勢的澳門，成功走上對外貿易重要海港，再進而從制度上形成了自由港和今天“一國兩制”等制度優勢。而澳門經濟發展，其獨特性和二元性也相當突出。表現為：1、澳門的經濟結構是獨特的。只有一個中心產業，其它產業發展相對較弱；2、澳門的經濟表現又是二元的。有最亮麗一面，例如在很多國際指標中位居前列，但與鄰近地區相比較，又表現其傳統一面，未形成現代化產業的特徵。下面試從幾個方面探討澳門經濟發展的這些重要特點。（一）關於澳門是微型經濟體的論述澳門在亞洲各個經濟體中的最突出的獨特性是，澳門是一個典型的微型、外向型的經濟體。
  • - 83 - 澳門的前世今生―從發展因素及歷史大事看澳門變化澳門學者楊允中博士在其有關微型經濟體的論著中指出，1997 年，全球 207 個經濟體，三分之一屬於“微型經濟體”。這些微型經濟體有以下的特點：─ 人口少於 100 萬人；─ 經濟活動內部容量小，企業以中心型為主；─ 經濟運行體制具相對獨立性；─ 產業結構具對外依賴性；─ 對外經濟地位受到國際間認同。顯然，澳門地小人少，經濟結構單一等特點，完全符合微型經濟體特性。這方面的探討主要是要說明一點：澳門資源要素與鄰近經濟體最大的分別是：地小人少，要素非常匱乏，不容易形成規模經濟。因此，澳門的經濟發展必須走自己的路。（二）澳門主體產業博彩業 5 的形成和發展上文提及的制度優勢方面，其實還有一個突出的優勢，就是娱樂業制度。澳門民風淳厚，但在全球所有經濟體中，卻又是極少數允許賭業經營的城市，而且更是全球賭博業收入最高的賭城。娱樂博彩業的長期存在與經營，反映了澳門的二元性和獨特性。由於有關硏究相當多，本文僅承接上節所講，進一步闡釋澳門經濟必須走自己發展道路的問題。澳門發展博彩業，主要原因是民間賭風盛行，澳門早已有賭業存在。1847 年，葡萄牙派出總督亞馬喇頒令允許博彩業合法化，其實準確來講是寓禁於徵，即：賭業向澳門政府納稅方可合法經營。兩年間，澳門政府開放了番攤、白鴿票、闈姓等三大賭業。很快，賭業經營產生的稅收，便成為公共財政的主要支柱。如果持續看賭業開放後 170 多年的發展，有其階段性，而且與澳門經濟有相當關聯。首先，1847 年寓禁於徵允許賭業經營的背景，是澳門經歷了葡萄牙政權被西班牙吞併達 60 年，因為澳門的葡萄牙政府不肯屈服，被里斯本西班牙政權放棄接濟，致令澳門經濟一落千丈；再後又因英國宣佈香港為自由港，澳門貿易港的地位不保，經濟更是雪上加霜，財政陷入十分拮据局面。亞馬喇開放賭禁的原因即在於此。之後，有關政策又從開放部份賭業轉向專營牌照競標，其目的是為了支持財政稅收，令經濟發展更加得到保障。因此，從上世紀 30 年代起，博彩業又經歷了三次專營牌照的競投：5 娛樂業、博彩業、賭業的含義並不相同，但在澳門普遍被混雜使用。娛樂的概念，例如在歐美國家，更多泛指體育賽事、電影表演等；博彩帶有幸運性質，例如彩票搖彩、賽馬押注、角子機等，即屬此類；至於賭業，其狹義就是“對賭”類的賭博。但澳門，博彩娛樂行業是統稱，一般人稱為賭業，其實包含了上述的各類活動。
  • - 84 - 澳門思路‧第三期第 1 次，1930 年由霍芝庭為首的豪興公司奪得中式博彩專營權；第 2 次，1937 年由傅德用 ( 又稱傅老榕 )、高可寧組成的泰興公司以 180 萬元奪得專營牌照；第 3 次，1961 年，由澳門娛樂公司奪得全部博彩專營牌照。與第 1、2 次不同，之前的經營牌照只可經營中式博彩；第 3次發出的牌照則可經營全部博彩業。到了回歸後，澳門特區政府制定了“以博彩旅遊業為龍頭，以服務業為主體，各行業協調發展”的產業定位政策，又再次打破原有的賭業專營體制，轉而引入行業競爭機制，發出3 張博彩企業的准照。及後修改法律，每家博彩企業又可以各自發出 1 張副牌予合伙公司，遂形成今天“3 牌 6 司”的局面。本文不想複述這些過程，而是通過賭業開放的階段綜括下面兩個要點：1、澳門始終是一個微型經濟體，發展自身的中心產業是一條不可回避之路，而且被證明是澳門逾 170 年帶動經濟民生發展的重要保障；2、澳門賭業每次的開放變動，都不是無緣無故的，先後與挽救衰落的經濟；增加公共財政能力；引入行業競爭機制並以龍頭產業地位帶動各行業發展等施政目的相關。四、回歸前澳門發展經歷的三個重要年份和相應事件澳門經濟發展、民生改善歷程，從二戰之後到回歸前發生不少事件，其中有三個重要的年份及其帶出的歷史性事件，對澳門經濟發展尤為顯得重要。（一）1963 年西方配額制度對澳門的影響在戰後很長一段時期，一些國家依賴殖民地的廉價勞動力生產，為本國提供低廉的消費商品。直至 20 世紀 60 年代初，這種狀況對其本國民族工業造成很大衝擊，於是從歐洲各國開始，逐漸對進口制造業產品實施配額制度。1963 年，英國對香港等地實施進口配額。而同一時期，澳門政府對葡屬殖民地產品出口卻實施優惠政策，遂吸引一批香港廠商遷到澳門經營。適應於此，澳門內港海傍從南到北興建了大批工業大廈。澳門制造業正式結束傳統工業作坊的階段，進入機器生產、流水作業式的現代工業形態。這個變化又促成澳門社會另一場重大演變。廠房由地上興建變為高層工業大廈，但當時的澳門法例不允許建築物分割物權登記及轉讓，因此，在兩年後，允許物權分割登記出售的法案出台。自此，不僅工業大廈，包括住房物業，都可以向高層發展，並分割單位做物權登記，由此活躍了澳門的建築業和房地產業。
  • - 85 - 澳門的前世今生―從發展因素及歷史大事看澳門變化（二）1970 年的金融開放對澳門的影響隨着 60 年代工業大規模發展，澳門從消費城市轉變為依賴出口加工業的生產形態，外匯收支的逆差缺口也不斷收窄。原來只允許一家葡資商業銀行 — 大西洋銀行經營的局面，與經濟發展需要已極不相適應。於是，葡萄牙國會為澳門制定金融法規《澳門銀行及銀號管制條例》，並於 1970 年適用於澳門。這部法規允許澳門所有銀號、兌換店等金融機構，均可依例申請註冊升格為銀行有限公司。由這時開始，不僅增設了大批商業銀行，還促成澳門外匯外貿活動更為蓬勃，更為有力地支持了澳門工商各業的發展需要。（三）1976 年對外貿易變化對澳門的影響1976 年，是澳門歷史性地因為出口大於進口而出現外滙收入大於支出的局面，自此，澳門外滙儲備連年增長。這次轉變對澳門最大的影響是，支持了澳門旅遊業等工商百業得到更好的發展。澳門由一個消費性城市，經歷現代工業生成、金融業開放、外匯轉入連年順差的三個階段，才真正轉型到具有現代化城市的雛形。一直到回歸後，儘管中間歷經過風雨起落，都維持着這個軌迹前行。但回歸前經濟的連年滑波，全澳門居民眼見葡萄牙政府對經濟社會問題完全不干預和無能為力的狀態，以至令到民不聊生，無不對特區政府充滿企盼，並為特別行政區團結奮鬥注入全城的力量。五、澳門是實踐“一國兩制”的成功典範回歸後，澳門的發展是全方位的，成為了實踐“一國兩制”的成功典範。澳門的成功，正如習近平國家主席所言，證明“一國兩制”行得通，辦得到，得人心。本文歸納回歸後的五個方面加以闡述： 1、民生發展；2、經濟成長； 3、區域合作；4、政制改革；5、規劃帶引。（一）民生福利措施讓全社會充滿獲得感和幸福感澳門的堅尼系數，在所有華人為主的國家地區之中為最低，近年只有 0.35 至 0.36。這個數據反映了社會貧富懸殊的程度，從另一角度看，說明澳門社會和諧程度很高。而其中的
  • - 86 - 澳門思路‧第三期原因，又很大成分通過社會福利支付轉移完成。特區政府在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當前，澳門的社會保障已幾乎全面覆蓋至每個有需要的人和家庭，在初級醫療保障體系的覆蓋程度上，更受到世界衛生組織的肯定。而造就貧富差距拉窄的主要措施，是通過二次分配等政策，做到“藏富於民”，因此，特區政府的福利政策深入民心。例如，通過雙重社會保障制度，為全民提供各方面的保障，包括最低維生指數、弱勢家庭資助、教育津貼與學生學習資助，以至醫療券、各項退稅，以及財富上的保障，居民一般稱為“政府派錢”等措施，確實令到澳門居民幼有所學、老有所養、病有所醫。當前的澳門社會，正典型地處於“帕累托 6 改進”的階段，特區政府每年都推出利好社會民生的政策，最少讓一個居民或一個社會群體受惠。長期為之，整個社會的不同群體、各個居民就能夠得到強烈的獲得感和幸福感。可以說，澳門特區政府的施政，可視為“帕累托改進”頗有成效的典範。在資源的支持方面，既是充裕的，政府的態度和具體措施也是積極的。以社會保障基金為例，目前的資金來源除了僱主僱員供款外，博彩企業也要依合同每年從博彩毛收入中，向政府撥入 1.4%、2.4% 不等的資金，再由政府將其中一定比例劃入社保基金，今年的比例是75%。從博彩收入之鉅便可想而知，對民生福利的這方面支持資金相當豐裕。第三項來源，是由政府從每年公共財政收入中撥款給社保基金，剛剛立法會通過的撥款比例是 3%。以上三項資金來源，對社會保障基金提供了重要支撐，因此，澳門民生福利可以得到越來越好的保障和覆蓋。這只是其中一個方面，澳門社工局、衛生局、教育青年局、經濟局等不同部門，也在自身管治範圍內，對社會各方面提供廣泛的資助及支持，為全社會織造了一張最大範圍的保護網。（二）專心拼經濟將澳門經濟發展推上歷史新台階回歸前，澳門經濟連年衰退，失業率高企，投資者退出市場，社會上人浮於事，民不聊生。新生的特區政府在客觀形勢面前，只有專心拼經濟才有出路。因此，特區政府通過開放市場，引入競爭機制，採取固本培元的各種措施，很快便取得了經濟恢復性增長的重大成功。在此基礎上，特區政府於 2002 年施政方針中制定並提出了“以博彩旅遊業為龍頭，以服務業為主體，各行業協調發展”的產業定位制策，從而把澳門引領出困境，更充分體現了特區6 帕累托 (Parato)，又譯柏拉圖，羅馬學者。其學說以 20/80 原理而著名，他從觀察羅馬城中 20% 人口卻掌握 80% 財富得出這個原理。其後被發現有關原理在社會經濟等各個方面都帶有普遍性。
  • - 87 - 澳門的前世今生―從發展因素及歷史大事看澳門變化政府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的正確態度。讓博彩專營牌照有限度開放，不僅創造了就業機會，充實了政府庫房，更為特區政府實施福利政策和推動各項發展奠下重要基礎。澳門經濟發展的各項表現相當亮麗，從經濟回到正常增長的 2003 年開始，各項指標幾乎都有 8 倍至接近 20 倍的增長；人均 GDP 在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中已位居全球第二位。近年，每年財政收入都在 1 千億澳門元以上，新設立的財政儲備餘額加上外匯儲備餘額更高逾7 千億澳門元。而產業適度多元政策，以至各項經濟發展戰略，都漸見成效。最難能可貴的是，經濟總體表現的數據儘管短期有高有低，但長期看，整體上持續處於高速上升軌。如果認真思考這一點：澳門只有約 66 萬人口、陸地面積僅 32 平方公里，從連年衰退到取得這些進步，成長為全亞洲以至全世界一個非常突出的經濟體，確實難能可貴，也非常的來之不易！澳門居民都明白，這正是得到中央對澳門大力支持，有特區政府的正確領導，全澳居民團結奮鬥，不折騰，專心拼經濟的成果！（三）努力推動和參與區域協作成就未來無可否認一點，澳門始終是個微型經濟體，難以形成大規模經濟，也難以很快實現經濟適度多元。用好今天每一個戰略、政策和措施，把這些做到極致，就有可能得到多一些的發展機會。從新經濟地理理論來觀察澳門這方面的狀況，地域很小，資源高度密集，就業率極高，有資源離散尋找更大腹地發展的必要。而區域合作，是我們最好的前瞻性希望所在。2003 年是一個轉折點。面對亞洲金融危機延續的影響，以及非典型肺炎的猖狂衝擊，在中央主導下，澳門與內地政府於該年 10 月 17 日簽署了《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的協議 ( 簡稱 CEPA)，翌年元旦實施。之後又簽訂了多項補充協議。CEPA 的簽署，不僅讓澳門貨物零關稅進入內地，內地對澳門“個人遊”寫入協議，保障了澳門旅遊業的發展，而服務貿易自由的內容亦逐步走向了全面開放，擴大了本澳居民進入內地工作的機會。自此之後，特區政府無論在蘇澳合作、澳港合作、粵港澳合作等不同領域，都簽訂了相關的協議文本，更積極推動所有項目條款實施。區域合作的成果基本上是從無到有，從少到多，為澳門持續發展奠下良好的基礎。
  • - 88 - 澳門思路‧第三期（四）依法推動政制改革並取得循序漸進的成果經濟是基礎，政治是上層建築。隨着社會、經濟、民生的高速發展，政治體制也不斷與此相適應。特區政府嚴格按照《基本法》的有關規定，循“政改五步曲”和“四個有利於”的原則，沿着“循序漸進”的準則安排政制發展。政制發展得到居民的廣泛關注和支持，因此推進得很順利，體現了澳門在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制策上取得預期成效。（五）特區政府加強規劃未來統領全局，與國家發展接軌。回歸以來，特區政府從每個財政年度安排施政方針，走向訂立各項發展規劃，這對克服短期行為，鋪排長遠，很有遠見，是施政成熟的表現。同時，與國家制定“五年規劃”的制度相涵接，更有利於澳門特區融入國家發展。這兩個明顯的優勢，相信在澳門前進路上，將會見到越來越明顯的效果。20 年來，特區政府積極規劃未來的工作相當積極。不僅參與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及其它一些區域合作規劃的制定，因應澳門自身發展需要的規劃，也制定得不少。例如：1、澳門古界牆及歷史城區，以及其中逾 30 座廣場及建築物，在聯合國申遺成功，並登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特區政府立法會又通過“文遺法”，對文化遺產依法保護。2、特區政府向國家申請，2009 年 11 月經國務院批覆，同意澳門填海造地約 361 公頃。至今，五塊填海地的基礎工程基本完成，澳門陸地面積比回歸初期擴大接近一倍。特區政府為五塊新城填海地制定了用地規劃。3、 手修訂城市總體規劃。回歸前的城市規劃已嚴重過時，立法會 2013 年已通過了《城市規劃法》，新的城市總規劃目前正在修訂之中。4、2015 年回歸紀念日，國務院頒佈國務院令，對澳門劃定新的區域圖，除了調整了陸地邊界外，更劃予澳門習慣管理海域 85 平方公里的範圍。正式改變了澳門從無海域的歷史，並由此改善了土地不足的短板。5、2016 年，特區政府發佈《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 (2016—2020 年 )》。《五年發展規劃》的制定，澳門發展從此有了中長期規劃作為依據，而且與國家五年規劃接軌，讓澳門特別行政區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着
  • - 89 - 澳門的前世今生―從發展因素及歷史大事看澳門變化結語本文以史為綱，以發展為脈絡，綜述澳門 400 多年的變化，最終凝聚到回歸後取得的成果上。這些事實儘管早已為人所知，但連接起來重新審視一遍，可以為人們帶來更深的啓迪。透過本文，重新提起過去容易為人忽略的一點是：澳門的生存發展其實有部份屬於先天的優勢，加上一些歷史偶然事件的出現，例如因位處珠江口而得到成為國際貿易航線重要轉運港的機遇；因為澳門政府不服從西班牙統治等原因，亞馬喇實施開放賭業經營政策，以挽救疲弱的經濟；西方國家實施配額制度，又無疑為澳門從手工業作坊轉向現代工業生產提供了契機，等等。九九回歸，澳門特區政府面對回歸前經濟連年衰退的爛攤子，也壞事變好事，激發全城居民盼回歸，與祖國同心同德發展，團結一心拼經濟，於是把澳門建設成一個繁榮富裕、平衡發展、愛國愛澳、社會和諧的蓮花寶地。回應上文提到的，事物的偶然性總折射背後的必然性，我們不難看到，這些事件都指向一些更深層的因素。作者嘗試歸納以下幾點：一是，誠如回歸初期不少學者指出的，“小有小的好”。澳門正因為其微型，不可能擁有像其它國家或鄰近城市那樣，要素充裕，東方不亮西方亮，在發展路上有很多的選擇，因此，必須專注於僅有資源要素的運用，以達到最佳的效益，開辦博彩業就是這個道理，而且從來不折騰，因為折騰對微型經濟體只有構成無可挽回的損害。二是，居民具備的包容特性貫穿發展的全過程。400 多年中西文化交匯，早已將全體居民打造成互相包容的群體，宗教、文化、貧富、長幼之間，都互相尊重。社會祥和，是澳門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三是，濃厚的家國情懷。澳門四周與內地水陸相連，自然資源無法滿足全民需要，必須依靠國家特別是鄰近省市支持，這是無法改變的事實。加上每年數千萬內地遊客在澳門旅遊，澳門居民到內地旅遊、工作、消費又時來時往，認血脈親情，深深明白“有國才有家”的道理。因此，與祖國同行，與全國人民一起為中華復興奮鬥的情懷，早已深植民心。這三個特點，才是支持澳門 20 年飛躍發展的深層因素。
  • - 90 - 澳門思路‧第三期摘要：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語言是服務互聯互通的重要支撐，更是匯通中外思想，促進人文交流的根本保障，因此，面向“一帶一路”的外語教育問題受到越來越廣泛的關注。本文從“一帶一路”倡議對葡萄牙語人才的新需求入手，通過對中國高校葡萄牙語教育現狀和存在問題進行分析，從而探索“一帶一路”視閾下葡萄牙語教育發展的新路徑。關鍵字：“一帶一路”；葡萄牙語；外語教育一、引言自 2013 年“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以下簡稱“一帶一路”）倡議提出至今，得到國際社會的積極回應，全球共有 143 個國家同我國簽訂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其中包括葡萄牙、安哥拉、佛德角、莫桑比克等葡語國家 2。為了推進實施“一帶一路”重大倡議，2015 年， 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佈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以下簡稱“五通”）為合作重點。有學者明確指出，語言是推動和促進“五通”的重要基礎，“‘一帶一路’需要語言鋪路”3。習近平總書記同樣強調，掌握一種語言就是掌握了通往一國文化的鑰匙，學會不同語言才能瞭解不同文化的差異性。因此，培養大批“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語言專業人才，構架“一帶一一帶一路視閾下的中國高校葡萄牙語教育發展芻議尚雪嬌 11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西方語言文化學院葡萄牙語系系主任，講師，葡語國家研究所執行所長，澳門大學博士研究生。2 中國一帶一路網，https://www.yidaiyilu.gov.cn/info/iList.jsp?cat_id=10037&cur_page=1。檢索時間 2019 年 11 月 25 日。3 李宇明：《“一帶一路”需要語言鋪路》，《人民日報》，2015 年 9 月 22 日。
  • - 91 - 一帶一路視閾下的中國高校葡萄牙語教育發展芻議路”語言互通之路，對“一帶一路”建設的順利推進和各項倡議的實現具有重大意義。2015年，教育部印發了《教育部關於加強外語非通用語種人才培養工作的實施意見》，擬通過加快培養國家亟須非通用語種人才等重要舉措，實現所有已建交國家官方語言全覆蓋。2016年，教育部正式印發了《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教育行動》，作為國家“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願景與行動”在教育領域的落實方案。“一帶一路”倡議打破了沿線這一固有的地緣觀念，提供了一個更加開放的全球合作平台，中國與葡語國家的往來合作已然成為“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組成部分。李克強在出席“中國 ― 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第五屆部長級會議”開幕式上指出 4，“一帶一路”倡議與許多葡語國家發展規劃高度契合，新形勢下，雙方將鞏固政治互信、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擴大產能合作，此外，李克強還強調，雙方要加強人文交流，不斷深化教育、文化等領域的合作，將人文交流打造成雙方合作的新亮點，並且要進一步提升澳門的平台作用，充分利用澳門獨特的中葡雙語優勢、優越的地理位置等條件，發揮澳門聯繫中國與葡語國家的紐帶作用，中國政府還將全力支援澳門發揮好“一帶一路”的支點作用。服務國家“一帶一路”建設，順利實現中國與葡語國家的“五通”，前提是語言相通。因此，本文將從“一帶一路”倡議對葡萄牙語人才的需求入手，通過對中國高校葡萄牙語教育現狀和存在問題進行分析，探索葡萄牙語教育發展的新路徑。二、“一帶一路”背景下葡萄牙語教育的新任務在新時代實施“一帶一路”倡議的大背景下，我們應當思考葡萄牙語教學和人才培養應該怎樣更好地為國家發展戰略和“一帶一路”建設服務。通過葡萄牙語教學改革和人才培養機制的創新，實現葡萄牙語教育與國家戰略需求的有效對接。具體而言，我國葡萄牙語教育面臨如下三個任務：（一）充分發揮葡萄牙語的橋樑和紐帶作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發展，加強與葡語國家之間的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等方面的“五通”，首先需要實現“語言互通”，因為語言是人們交流思想的媒介，是人們進行溝通的主要表達方式，它對政治、社會、經濟、科技、文化產生重要影響。語言作為“五通”的基礎，是最重要的交際工具。語言教育已然成為“一帶一路”4 李克強：《在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第五屆部長級會議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2016 年 10 月 11 日。
  • - 92 - 澳門思路‧第三期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在服務國家“一帶一路”建設的新時代背景下，應當充分發揮葡萄牙語在中國與葡語國家交往中的橋樑和紐帶作用，繼續發展葡萄牙語教育，消除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的溝通障礙，共建語言互通協調機制，增強雙方的交流與合作，順利實現中國與葡語國家的“五通”。（二）主動服務國家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滿足社會發展需要是教育的社會價值所在，培養服務於國家的中高級合格人才是高等教育的使命所在”5。為了滿足“一帶一路”建設發展對人才的需求，國家提出加快培養非通用語種人才的倡議，這無疑為葡萄牙語教育及葡萄牙語人才培養提供了新的機遇。為了抓住這一機遇，將機遇變為現實，我們認為，葡萄牙語教育的重點應轉向培養滿足國家“一帶一路”戰略需求的葡萄牙語人才。為了進一步提升葡萄牙語人才與“一帶一路”戰略的匹配度，葡萄牙語教育要培養不單具有紮實葡萄牙語語言能力的人才，還應該在制定教育計劃時，充分考慮國家和地方的經濟、社會發展需求，致力於培養具備國家意識、具有國際視野、掌握物件國語言和國情知識、具備葡萄牙語運用能力、跨文化交際能力、能夠參與國際事務和國際競爭的應用型、複合型葡萄牙語人才。通過他們的多元化服務，消除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可能的言語障礙、文化隔閡甚至是政治分歧，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充分的語言服務和文化服務，提升服務“一帶一路”的實效性。（三）助力中國文化走出去，為提升國家軟實力貢獻力量如今，中國與葡語國家在外交、政治、經濟、文化、人員交流等方面的互動愈加頻繁，雙邊關係發展到達一個新的高度。此外，在中國與葡語國家越來越緊密的合作關係中，澳門充分發揮其橋樑作用，為雙邊經貿往來搭建了重要平台。然而，由於葡語國家與中國相距較遠，民眾對中國的印象模糊，有時受到世界及其國家主流媒體言論影響，會對中國產生錯誤的判斷，例如，錯判中國政府乃至所有中國人都贊成吃狗肉，從而內心產生抵觸情緒，對中國以及中國人產生不良印象。由此看出，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的文化交流遠落後於雙邊的政治互信和急速發展的經貿合作，以至於中國在葡語國家的形象是複雜的、複合的，很難簡單5 鍾智翔、蘭強：「“一帶一路”視閾下的外語非通用本科課程設置與教學內容改革」，鍾智翔、武友德、和雪蓮、段潔雲編著：《中國外語非通用語教學研究（第五輯）》，廣州：世界圖書出版設，2017 年。
  • - 93 - 一帶一路視閾下的中國高校葡萄牙語教育發展芻議地用好壞來做出評價6。面對此種情況，有必要加強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向世人展示真實的中國，塑造誠實的國家形象。在此過程中，需要以語言、文化和翻譯為基礎，向葡語國家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而葡萄牙語教育應為中國文化走出去、提升文化軟實力作出貢獻，培養葡萄牙語學生能夠完成用葡萄牙語講好中國故事、中國文化走出去的任務。三、中國葡萄牙語教育的現狀及問題（一）中國高校葡萄牙語教育的現狀中國與葡語國家的文化交往源遠流長。歷史上，早在15世紀初，中國大航海家鄭和的船隊就航行到過莫桑比克，不僅帶去中國的絲綢、瓷器，同時還傳播了中國的文明7。葡萄牙人於1557年入居澳門，從那時起，澳門一直是中國和葡萄牙之間的交流平台。今天，中國與葡語國家仍舊通過澳門平台進行政治、文化、經貿的溝通和交流。中國與葡語國家關係發展的四個半世紀裡，雙方一直通過語言進行交流，但在中國卻沒有開設專門的葡萄牙語課程。 直到1960年9月，北京廣播學院（現為中國傳媒大學）首創葡萄牙語專業，為中國葡萄牙語高等教育開闢了新的歷史。葡萄牙語教育發展至今，已有近六十年的歷史，目前已有超過50所高校開設了葡萄牙語課程。圖1:葡萄牙語專業佈點數量86 尚雪嬌：「在華葡語社群對中國當代主流價值文化的認知與傳播」，丁浩、尚雪嬌主編：《中國與葡語國家合作發展報告（201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4月。7 http://www.cctv.com/geography/special/C14148/20050616/101819.shtml 。檢索時間：2019年11月25日。8 統計結果依據澳門理工學院葡語教學暨研究中心2018年公佈的資料，由作者收集整理和更新。。10 20 40 30 014535791589124689O23456789012689 6666777 8888999999OOOOOOOOO11111199999999999999 999O OOOOOO OOOO 111 11111111111111222 222222222 2 ·華専湘嚻調濂士蔗遴卹60 50
  • - 94 - 澳門思路‧第三期從上圖中我們可以看出，進入 21 世紀之後，從 2000 年至 2019 年，葡萄牙語專業的佈點數量由 5 個激增至 51 個，呈現出井噴式的發展，增幅高達 920%，葡萄牙語教學正處於一個巨大的發展時期。有學者指出，中國與安哥拉和巴西等葡語國家之間的經貿往來不斷升溫，使得市場對葡萄牙語人才的需求急劇擴大 9。然而，在市場需求的驅動下，葡萄牙語專業數量的迅速擴張也產生了一系列相關問題。（二）中國高校葡萄牙語教育發展中的問題1、葡萄牙語課程設置與“一帶一路”建設需求匹配度不高 教育部公佈的《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教育行動》、《教育部關於加強外語非通用語種人才培養工作的實施意見》中明確提出，非通用語種人才培養要以“一帶一路”建設為導向。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深入推進，高校對培養服務“一帶一路”建設需求的外語人才已逐步達成共識，然而，在實際的課程設置中，葡萄牙語教育卻未能做到真正意義的轉型。目前，高校葡萄牙語專業課程的主要內容仍舊圍繞語言、文學、翻譯、文化等領域，重點仍然放在“工具型”葡萄牙語人才的培養。“工具型”葡萄牙語人才培養規劃導致我們的外語人才缺乏葡語國家人文知識的積澱和在專業領域使用葡萄牙語溝通的技能，因而無法承擔“一帶一路”國際專業領域的工作。2、葡萄牙語教育出現同質化，缺乏特色化教學 隨著中國與葡語國家交往日漸頻繁，合作領域不斷擴大，葡萄牙語人才的需求也隨之增長。因此，進入 21 世紀之後，葡萄牙語專業如雨後春筍般大量湧現。但由於專業擴張速度過快，很多新辦的葡萄牙語專業缺少相關的支撐，在培養機制上，缺乏健全的葡萄牙語人才培養體制；在課程規劃上，過多依賴於借鑒老牌高校的課程設置；在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等方面，直接依靠教師的經驗開展教學。由於開設葡萄牙語專業的院校沒有合理利用高校自身的優勢資源，結合高校所在地方的發展需要，實施特色化辦學和教學，導致我國葡萄牙語人才培養同質化傾向嚴重。3、葡萄牙語教育分佈不均衡，葡萄牙語高端人才培養乏力 截至 2019 年 11 月，全國葡萄牙語專業的佈點數量已超過 50 個，分佈在 28 個城市和地區。從地域分佈來看，北京集中了 10 所院校，是葡萄牙語專業佈點數量最多的城市；其次是澳門和廣州，分別有 4所院校開設葡萄牙語課程；此外，除了上海、哈爾濱、天津、石家莊、濟南、上海、重慶有多個葡萄牙語課程佈點之外，其它城市的佈點數量均為 1。 9 董希驍：《“一帶一路”背景下我國歐洲非通用語種人才培養芻議》，《中國外語教育（2）》，2017 年 5 月：8-15。
  • - 95 - 一帶一路視閾下的中國高校葡萄牙語教育發展芻議圖 2: 葡萄牙語專業開設區域分佈圖我們還可以看到，葡萄牙語專業主要分佈在經濟發達的城市和地區，西部省份和地區，如新疆、西藏、青海等，由於地理位置、經濟發展水平、外語教育規劃等原因，暫未發展葡萄牙語教學。除了地理分佈不均衡，葡萄牙語人才培養層次也不盡相同。據統計，在 51 所開設葡萄牙語課程的院校中，只有北京外國語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 4 所院校開設了葡萄牙語研究生課程，碩士、博士研究生等高端人才的培養僅佔開設葡萄牙語專業高校總數的 7.8%。整體來看，高端葡萄牙語人才培養不足，一方面，會影響中國與葡語國家順利實現“五通”；另一方面，會導致未來葡萄牙語專業教師師資儲備不足，從而影響人才培養的良性循環。四、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葡萄牙語教育新路徑國家外語能力是指國家處理海內外各種外語事件，或是運用外語處理各種事務的能力，衡量國家外語能力高低的重要標誌是一個國家能夠掌握並使用外語資源的種類和品質 10。有學者指出，國家外語能力建設從來都是服務於國家和社會整體發展戰略 11。因此，新時代背景下，葡萄牙語教育需要服務國家“一帶一路”建設，順利實現中國與葡語國家的“五通”。面對我國葡萄牙語教育及人才培養過程中的一些問題，具體建議和對策如下：10 文秋芳：「國家外語能力現狀」，教育部語言文字管理司，《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2012）》。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年。11 沈騎：《“一帶一路”倡議下國家外語能力建設的戰略轉型》，《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 年 9 月：9-13。
  • - 96 - 澳門思路‧第三期（一）加快高校葡萄牙語教育的學科轉型葡萄牙語教育須以服務國家“一帶一路”為導向，以培養國家亟需的葡萄牙語人才為關鍵。為此，葡語教育不僅要培養葡語人才的語言素質，還必須培養其能夠通曉葡萄牙語國家的人文知識和國際規則。高校的葡萄牙語教育如果只是簡單地進行外語語言的常規教學，即使學生能夠掌握基本的語言使用規範，也很難滿足“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需要。因此，為了進一步提升葡萄牙語人才與“一帶一路”戰略的匹配度，一方面，高校的葡萄牙語教育應結合葡語人才的市場需求，細化葡語教育在政治、經濟、貿易、金融、投資、基礎設置建設、旅遊、管理等領域的“專業型”人才的教育和培養，推動葡語人才培養由“工具型”向“專業型”的轉變，讓葡語人才能夠在某一特定領域既具備較高的外語素養，又具備一定的專業素養；另一方面，高校需注重複合型葡語人才的培養，培養“葡萄牙語 + 通用語”的複語人才，“葡萄牙語 + 葡語國家區域研究”的複合型語言人才。此外，在加快高校葡萄牙語教育的學科轉型時，還需結合多元化的外語人才需求，加強葡語人才在人文知識方面的教育力度，增強葡語人才的跨文化交際能力，從而為中國與葡語國家的全方位、多領域合作提供堅實的人才保障。（二）優化課程設置、建設特色課程“專業型”、“複語型”和“複合型”葡萄牙語人才需要具備外語知識和能力、跨文化背景知識和交際能力、跨學科的專業基礎知識和創新能力，這就要求科學合理地設置課程。既要重視葡萄牙語專業課程建設，又要重視通識課程的建設，並適當增加實踐課程以及跨學科課程。葡萄牙語專業課程是培養學生的外語基本功以及外語表達能力和交際能力，是培養葡萄牙語人才綜合能力的基石。通識課程作為專業教育的延伸與拓展，強調整合、內化不同領域間的專業知識。例如，在新型葡語人才培養過程中，適當增加社會學、新聞學以及心理學等方面的課程，旨在通過這些課程的學習，提升學生的綜合能力，將傳統的“讀”、“寫”能力昇華為資訊的獲取能力和思想的表達能力。優化課程設置，還包括適當增設實踐課程和跨學科課程。外語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因此，新型葡語人才培養需要強化實踐教學，培養其實踐能力。實踐課程的設置可以立足社會和地方當前的發展階段、資源稟賦和產業優勢，通過校企合作、建設實習基地等方式，為學生進行葡萄牙語的實踐操作提供機會，例如，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與“中國進出口商品交
  • - 97 - 一帶一路視閾下的中國高校葡萄牙語教育發展芻議易會”（簡稱“廣交會”）、“中小企業博覽會”共建實習基地，一方面，在會議舉辦期間學生為會場提供翻譯服務，學生能夠在真實的語境中使用葡萄牙語，鍛煉語言交際能力；另一方面，學生根據自身的實踐經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瞭解中國與葡語國家的合作與發展情況，增進對葡語國家的瞭解。此外，合理調配高校內部資源，進一步發展葡萄牙語教育，通過適當增設跨學科課程，打造 “葡萄牙語 + 專業”的特色課程。以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為例，立足廣東省當前發展階段、就業需求、資源稟賦和產業優勢，以培養能夠為地方所用的高素質葡萄牙語人才為目標，該校商學院與西語學院葡萄牙語系合作，提出增設與葡萄牙語專業相關的必須課與選修課，打造“經貿葡語”、“區域國別研究”等特色課程的培養方案，培養服務地方社會經濟發展、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葡萄牙語創新型人才。（三）擴大教育開放，聯合培養葡萄牙語高端人才培養創新型葡萄牙語人才，國際化視野是不可或缺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 年）》要求，“學校應擴大政府間學歷學位互認，支持中外大學間的教師互派、學生互換、學分互認和學位互授聯授”。在這一規劃的框架內，中國高校應積極開展同葡語國家高校間的交流，拓寬師生與國際交流的管道，培養學生的國際化視野。“一帶一路”倡議下，高校正在向全球化和“互聯網 +”過渡，慕課作為信息化社會的衍生物之一，能夠消除地域限制，讓學生足不出戶就可以享受優質的教學資源。以慕課為平台，擴大葡語教育開放，發展線上葡萄牙語課程，可以有效改善之前提到的我國葡萄牙語教育地理分佈不均衡的困境。除此之外，面對我國高校高端葡萄牙語人才培養比率較低的問題，我們可以充分整合我國與葡語國家的優勢資源，擴大教育開放，推行與國內外高校聯合辦學模式，聯合培養高端人才。
  • - 98 - 澳門思路‧第三期參考文獻：1. 李宇明︰“一帶一路”需要語言鋪路，《人民日報》，2015 年 9 月 22 日。2. 鍾智翔、蘭強︰「“一帶一路”視閾下的外語非通用本科課程設置與教學內容改革」，鍾智翔、武友德、和雪蓮、段潔雲編著︰《中國外語非通用語教學研究（第五輯）》，廣州：世界圖書出版設，2017 年。3. 尚雪嬌：“在華葡語社群對中國當代主流價值文化的認知與傳播”，丁浩、尚雪嬌主編：《中國與葡語國家合作發展報告（201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 年 4 月。4. 董希驍︰“一帶一路”背景下我國歐洲非通用語種人才培養芻議 [J]，中國外語教育（2），2017：8-15。5. 文秋芳：“國家外語能力現狀”，教育部語言文字管理司，《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2012）》。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年6. 沈騎︰“一帶一路”倡議下國家外語能力建設的戰略轉型 [J]，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47(05)：9-13。
  • - 99 - 勞動力流動的研究方法與視角：文獻綜述摘要：粵港澳大灣區為澳門經濟發展提供了新的平台，談到區域間的合作，產業間的發展，少不了最基本的生產要素：資本、土地和勞動力。勞動力作為區域合作中的重要要素，其流入和流出將為勞動力市場帶來怎樣的影響，這個是值得探討的。因此，本文主要著重於勞動力流動是如何影響著東道國的勞動力市場？以及學者們在研究的過程中都使用了哪些方法和視角？總結勞動力流動相關的研究方法和視角，為特區政府在未來人力資源政策方面提供參考。關鍵字：勞動力流動 勞動力市場 研究方法 研究視角一、前言勞動力流動在東道國勞動力市場的經濟表現主要是以就業和收入作為衡量的指標，而影響兩者的因素包括有個人層面、企業層面以及國家層面。首先，在個人層面方面包括有人力資本、家庭狀況、健康狀況、就業狀況、社會網絡和當地主流語言等影響其就業率和收入水平等；而在企業層面則包括企業規模、企業盈虧、企業的運作模式以及類別等；而國家層面則是指東道國整體經濟狀況、產業發展等等。然而，本文總結多項文獻發現，國外關於勞動力流動對勞動力市場的經濟影響的研究已經相當的深入，並且以人力資本理論、生產理論、HO 理論和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的研究方法較為常見。由於不同學者所使用的理論、假設和視角的差異導致其結果的不一。在本文中，將探究在勞動力流動中，使用不同研究方法和視勞動力流動的研究方法與視角：文獻綜述 1柯麗香博士中國人民大學1 本篇是《澳門思路》第二期刊登的“勞動力與勞動相關文獻的分析與啓示”一文的姐妹篇。上期的分析，主要針對勞動力的性質、概念，以及勞動力遷移的解說和總結；本篇則側重於國內外學者硏究該領域所使用的方法，以及在不同視角下，得出的結論也會有所不同的文獻綜述。
  • - 100 - 澳門思路‧第三期角會導致勞動力市場的有甚麼不一樣的結果。二、勞動力流動對東道國勞動力市場影響的研究理論勞動力流動對東道國的勞動力市場的影響是複雜的，相關領域的學者包括 David Card，George Borjas，Ottaviano，Peri 等等，他們都是利用實證研究調查，通過不同的模型和理論，利用不同的角度來探索勞動力流動對東道國經濟的影響。由於學者們對該領域的研究方法和剖析問題的角度有所差異，因此，他們的研究結論也不盡相同。然而，最常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四種：人力資本理論 (Human Capital Theory)、生產理論 (Production Theory)、Heckscher-Ohlin 理論 (The Heckscher-Ohlin Theory) 和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Theory)。( 一 ) 人力資本理論 (Human Capital Theory)人力資本是由 Schultz 在 20 世紀 60 年代發明的術語，用以反映人類能力的價值。他相信人力資本像任何其他類型的資本一樣，是可以透過教育、培訓等來提高利益，提高生產品質和水平。在勞動經濟學中，最重要的思想之一是把勞動力的市場技能作為一種資本，從而對其進行的投資和培訓。人力資本理論的優勢是可以讓我們瞭解不同勞動力勞動結果的差異，而不僅僅是教育的差異。因為人力資本差異還包括了天生的能力、學校、教育品質和非教育投入和培訓等 2。人力資本是衡量一個員工技能集的經濟價值的一種方法，這是建立在基本的生產投入的勞動措施。我們可以從人力資本的概念中意識到不是所有的勞動都是平等的，因為勞動者可以透過培訓來提高自己的技能、經驗和能力。勞動成果的差異不完全是由人力資本來決定 ( 技能、教育和培訓等 )，很多是未被觀察到的異質性問題：包括補償性差異 (Carpenter el at, 2015)、勞動力市場的不完善 (Marian el at, 2004) 和歧視性差異 (Carlsson, 2011) 3。2 先天的能力：一般是指由於天生的差異，工人的技能水平有所不同，已有證明指出，這些差異主要是由亦遺傳引起的；學校：一般是指教育水準，這是在研究外勞和當地工人之間最容易觀察到的組成部分；教育品質和非教育投資：這是很難被觀察到的變數，即使兩個工人在同一所學校同一專業畢業，也不能保證他們的教育品質相同，這是因為大家所付出的努力和吸收程度所致；培訓：是指在正規教育後，對某一行業的某種技能進行培訓，一般是指企業和工人的共同投資，是較為複雜的變數。3 補償性差異：由於工作特點較為舒適、努力要求較低、危險程度少等的工作條件，因此，這一類工人的工資會較低；勞動力市場的不完善：由於按生產力和工資來分配的工作特點，兩個相同人力資本的工人可能出現不同薪酬的情況，可能一個從事高生產力的工作，而另一個從事低生產力的工作；歧視性差異：由於雇主的偏見，對工人的性別、種族、地理位置等對其支付較低的工資。
  • - 101 - 勞動力流動的研究方法與視角：文獻綜述然而，瞭解人力資本理論後，我們會發現，在解釋勞動力對東道國勞動力市場的影響中，這個理論是有效區分新加入的勞動力和原本勞動力的“互補”或“替代”思維方式的一種方法。我們可以參考人力資本理論的代表學者 (Becker 和 Schultz) 的觀點：首先，Becker 的觀點認為在不同工作中，擁有較高人力資本的勞動者將增加其生產力。它的表現形式可以是知識、技能，而這些表現形式直接是生產功能的部分 (Becker, 1975)。而 Schultz 的觀點則認為人力資本主要涉及適應能力，在勞動力市場中發現自己能力不足時，可以透過教育等手段來提高自身的技能，因為較高的教育水準，其勞動價值會更高(Schultz, 1961)。簡單地說，勞動者為了提高自身利益最大化，會不斷自我進修，以逹到較高的勞動成果。然而，在勞動經濟學中，常用的人力資本理論的模型一般包括以下四種：人力資本的分離定理 (Separation Theorem)：分離定理假設資本市場是完全的 ( 這假設過於理想化 )，教育決策將最大限度地提高個人的價值。該理論主要有三個特點：首先，企業的投資 ( 假設為人力資本投資決策是獨立於企業所有者的偏好 )；其二，企業的投資決策是獨立於融資決策；最後，企業的投資價值與用於投資方法的組合是分開的。因此，企業價值的最大化是首要考慮的 (Fisher, 1930)。Mincer 模型 (Mincer Model)：Mincer 模型是用於檢驗薪酬分配和人力資本投資的理論，主要可以表明教育、薪酬與資本投資的關係 (Mincer, 1975)。這裡有兩個勞動力，一個是高中教育水平；另一位是大學教育水平，雖然前者比後者提早工作，但是教育水平高的人薪酬起點較高，最終的收益也會比前者高。Mincer 模型可以分為兩個時期，教育投資和薪酬回報之間的聯繫可以構成一個非常簡單的兩個時間的模型 (Two-period Model)，當中勞動力市場中是由一群相同的勞動力組成，其規模等於 1。而每個勞動力的生命中有兩個階段。人生的第一個階段是致力於教育，而第二個階段是就業。為了簡單起見，這裡沒有特別偏好，因此，折現率等於 0(Pierre el at, 2014)。投資和生產模型 (The Ben-Porath Model)：這個模型是由 Yoram 在 1967 年提出的，目的是檢驗勞動力在其生命週期的勞動所得，理論認為勞動力在其成長初期，人力資本存量較低，從而薪酬較低，但會隨著人的不斷成長，薪酬會隨著人力資本存量而改變，整個模型主要探討勞動累積，以勞動最大化為核心 (Yoram, 1967, 1970)。Roy 模型 (Roy Model)：選擇性偏差的問題往往在研究教育、勞動力供給和職業抉擇時所用的分析。一般在研究勞動力流動時，都會假設每個勞動力有一個一維的技能，而 Roy 模型所指的是多維的技能。不過，在選擇解釋薪酬差異在不同群體之間的主要影響一般常使用單因素模型 (The One-Factor Model)。不論是多維或是單一技能，都是基於薪酬最大化為目的。
  • - 102 - 澳門思路‧第三期除了以上模型之外，Eckstein 和 Weiss 在 2004 年開發的人力資源模型中，描述了勞動力流動和當地人的投資決策。在模型中，新加入的勞動力如果通過獲得當地人的生產技能，而技能價格收斂到與相同的價格，那麼，這批勞動力將會被完全吸收，因為進口人力資本的價格上漲意味著新勞動力的投資更高。然而，如果新加入的流動力技能的品質較低，而他們的長期價格低於當地獲得的技能價值，那麼他們永遠趕不上當地人。因此，該模型表明，那些受過高教育水平的勞動者或是來自有更高相容性的人力資本的國家的勞動力，應該更容易被東道國的勞動力市場同化或收斂 (Eckstein & Weiss, 2004)。( 二 ) 生產理論 (Production Theory)生產函數 (Production Function) 所表示的是生產要素的數量和所獲得的產品數量之間的關係，簡單地說，企業可以生產作為輸入 (Input，I) 到輸出 (Output，O) 數量函數的輸出量(Q)，或者是擁有不同的數量的輸入，即“生產要素”。而生產要素包括資本 (Capital，K)、勞動力 (Labor，L)、土地 (Land，R) 和企業家精神 (Entrepreneurship，E)，其表現方式如下：但是，在一般情況之下，只考慮資本 (K-) 和勞動力 (L)。因此，簡化後的生產函數一般可以表述為：然而，為了方便計算和分析，學者們慣於假設資本和勞動力等的品質是相同的，而產出的數量要取決於輸入量的多少。在短期內，企業使用的資本量通常被認為是固定的，這是由於企業必須致力於一個特定的規模，同時很難更改。因此，勞動力是短期生產函數中唯一的輸入，其函數表逹方式為：但在長期內，企業的資本和勞動力也不斷地改變。因此，長期生產函數有兩個投入，被改變的資本和勞動力。然而，勞動力的數量可以根據不同企業勞動力的工作時間或天數所得，反而資本金額是難以講明，因為不是所有的資本是可以計算或等價的，其函數表逹方式為：有較多學者會採用一個簡單的總生產函數框架，來估計勞動力對薪酬的影響。雖然外來勞動力在平均技能水平低於當地勞動力，但他們增加了勞動力的供給，而最直接的結論是從相對數量中得到 (David, 2007)。生產涉及到時間和輸入方式相互結合，但是，在一般情況之Q = f(Xi,Xz, ... ,Xn) Q = f(L,K) Q = f (L, K) = f (L) (K表示資本固定）Q = f(L,K)
  • - 103 - 勞動力流動的研究方法與視角：文獻綜述下，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時間週期。因為在生產過程中，生產者的自由度越大，生產過程中所使用的各種輸入量也就越大。由此可見，Card 和 Borjas 在生產函數所選取的時間值就已經有所差異，當評估勞動力流動在東道國的影響時，普遍都會假設資本存量在短期中是固定的(Borjas, 1995; Borjas el at, 1997; Borjas, 2003; Borjas el at, 2005)。相反，Card 將時間設在長期時，資本存量是浮動的，在不同假設的前提之下，研究結果自然有所差異。然而，在國外大多實證文獻中，研究勞動力流動領域時所用的生產函數，主要有以下三種： 一是完全替代生產函數 (Perfect Substitute Production Function) 也稱作為線性生產函數(Linear Production Function)，是指輸入或輸出是可以互相替代的，通過改變一個或多個輸入的數量來改變總輸出，而所有其他的輸入數量保持不變，它是生產要素產生可變比例定律的可替代性，其函數表現為：其中，a 和 b 均為大於零的常數，而該生產函數的經濟含義是在安排生產時，企業只會使用兩種要素中較為便宜的一種，而不會同時使用兩種投入要素。二是完全互補生產函數 (Perfect Complements Production Function) 也稱作 Leontief 生產函數 (Leontief Production Function) 或固定比例生產函數值 (Fixed Proportions Production Function)，是生產的因素可以互相補充，而規模回報的原則是輸入互補性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它揭示了所有輸入的數量將同時增加，將總產出的規模逹到更高，其函數表現為：其中，a 和 b 均為大於零的常數，它們被看作為資本和勞動力的技術係數，意即在生產過程中，需要固定的勞動數量和資本數量。其經濟含義指出，在生產過程中，需要按照固定的勞動量和資本量來實行，當任一要素的數量固定時，另一要素即使不斷增加，也不會增加產出。三是常數替代彈性生產函數 (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Production Function, CES)，是較常用的結構假設，通常是假設勞動力市場具有不同的技能組，在同一技能內新加入的勞動力和原本勞動力之間是完美替代品 (Borjas el at, 1997)。他們會使用技能組之間的替代彈性估計，來比較實際勞動力的供應。而 Gaston 等人 (2001)，Borjas( 2003)，Ottaviano 等人 (2011) 和 Dustmann 等人 (2011) 的假設不同勞動力市場的勞動力是非理想的替代品。即使在同一技能組中，不同勞動者之間也是呈不完美的替代品。這種做法具有一定的吸引力，然而，不同嵌套結構，導致的結果也會有所不同。例如，Card 等人 (2001)，Peri 等人 (2005)Q = f (L, K) = al+ bK Q = f(L,K) = min{且｝
  • - 104 - 澳門思路‧第三期採用的是二級 CES 生產函數，而後期 Borjas(2003) ，Ottaviano(2006) 和 Ottaviano 等人 (2011)採用的是三級 CES 生產函數 4。然而，一般 CES 生產函數的表現形式為：另一種表現形式：CES 函數應該用的範圍較廣，例如，當 δ = 1 時會變成為完全替代生產函數；當 δ = 0 時會變成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而當 時則變成完全互補生產函數，同時，1/(1 － δ)被稱為替代彈性 ( 張振華，2005；張元鵬，2015)。薪酬效應的估計最典型的理論是 CES 生產函數，這種方法允許經濟學家估計替代彈性和分析勞動力橫跨技能間的替代和互補，從而反過來計算勞動力流動對當地薪酬的影響。該理論簡單地刻畫了不同勞動力群組之間的“替代”和“互補”關係，而兩種生產函數則表現出勞動力流動所帶給東道國的正面和負面的影響。倘若兩者之間呈現“替代”關係，則有機會對東道國的勞動力市場造成負面的影響，反則，有助於東道國勞動力市場的正面影響。不過該理論忽略了一個重要的特徵，就是勞動力流動是具有經濟效益的，而該特點無法在理論中表現出來。（三）Heckscher-Ohlin 理論 (The Heckscher-Ohlin Theory)國際貿易理論是由 Bertil Ohlin 所主張的，而這個想法是來自 Heckscher 的一般均衡分析所得。因此，這個理論又被稱為 Heckscher-Ohlin 理論，簡稱 HO 理論或模型。然而，根據 Ohlin 的想法，貿易之所以會出現主要是由於不同商品在不同國家的相對價格的差異。而商品價格上的差異是由於要素價格的差額，生產要素價格 ( 成本 ) 的不同，是因為稟賦 ( 即資本和勞動力 ) 有所不同。所以由於這些差異讓交易發生 ( 李育良、蒲華林，2005)。其假設每個國家都有兩個因素 ( 資本和勞動力 )，生產兩種商品 ( 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 )，同時商品和要素市場上都存在著完美的競爭，而且所有生產函數都是齊次的，即生產函數是服從4 學者們採用二級函數是：第一級是不同教育群組之間的經驗水準；第二級是兩者之間的教育群組。而三級 CES 技術：第一級是不同工作經驗而教育水準相同的勞動力給合在一起；第二級是將不同技能組的勞動力全部聚集在國家勞動力市場；而最後一級是勞動力和資本的結合。對於估計外勞在一個要素需求結構系統中的影響，三級 CES 技術提供了一很重要的優勢( 分析中確定了多少個生產要素，borjas 是 33 個，32 個教育經驗技能組和資本 )。這種方法大大降低了參數空間的規模，而且該技術可以歸納三個彈性方面的概括。顯然，這種簡化的代價是制約了替代類型可能存在的各種因素。跨經驗類別的替代彈性，在經驗類別中，對於不同的勞動力，他們的經驗有很大的不同；不同類型的勞動力在資本和勞動之間的替代彈性是相同的。1 u = U(X, Y) = (aX0 + {iY勺5汜 yoU~U(X, Y)~{了了如果"*"InX + InY 如果 o=O0 = -00
  • - 105 - 勞動力流動的研究方法與視角：文獻綜述於規模不變的生產函數。除此之外，要素在國家內部可以自由流動，而且不同國家的要素供給和強度也不會相同。但是同一商品在不同國家的生產功能保持不變，也就是說，兩個貿易國家都有充分的就業和相同的需求。當然，貿易是自由的，沒有關稅和運輸成本等的限制。在 HO 理論主要包括有四個定理，HO 定理、要素價格均衡定理、Stolper-Samuelson 定理和 Rybczynski 定理。前兩者主要提出一些模型的關鍵結果，後兩者則是描述變數之間的關係。在研究勞動力流動時，國外學者們也常用到這些定理。在勞動力流動對於當地勞動力市場中也較常使用 HO 模型，其會分配特殊的解釋變數，如教育和技能、並解釋不同技能組的差異反應 (Dustmann el at, 2004)。HO 的定理指出，勞動力豐富的國家將出口勞動密集型的產品，而資本豐富的國家將出口資本密集型的產品。簡單地說，資本豐富的國家相對於其他國家擁有更多的資本，這給予了這個國家在生產過程中傾向使用更多的資本 ( 資本密集的商品 )。因此，如果最初兩個國家之間沒有貿易，處於自給自足的狀態，那麼，資本充裕的國家以資本密集的商品的價格相對於其他國家會被壓低。同樣地，在勞動力充裕的國家，勞動密集型的商品的價格相對於其他國家會被壓低。不過，一旦交易被充許，企業將他們的產品轉移到市場上來獲得更高的價格。因此，資本充足的國家將出口資本密集型的商品，因為價格將比原本更高。同樣地，勞動力充足的國家將出口勞動密集型的商品貿易流動將提升商品的價格，因此，HO 定理認為由於不同國家的資源不同是國際貿易發生的主要原因。要素價格均衡定理指出，當國家之間走向自由貿易，輸出商品的價格在國家之間是相等時，價格要素 ( 資本和勞動 ) 也會相等。這意味著自由貿易均衡全世界的勞動力的薪酬和資本賺取的回報。然而，該定理假設國家之間共用生產技術和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在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因素的基礎上，他們的邊際生產力的價值主要取決於商品的輸出價格。因此，當商品價格在國家之間是相等時，邊際產品也相等，那麼，國家之間必須共用相同的薪酬率和回報率。值得注意的是，要素價格均衡定理並不太可能在現實世界中完美地應用。Stolper-Samuelson 定理描述了輸出、商品、價格和要素價格之間的變化，這一定理最初是為了闡明關稅如何影響資本家和勞動力的薪酬 ( 即薪酬分配 )。簡單地說，當資本密集型的價格上漲，那麼在該行業中所使用的因素價格將會上升，而薪酬將會下降，回報將會上升；同樣地，如果勞動密集型的商品價格上升，那麼薪酬率上升，回報率下降。Rybczynski 定理證明了最終產品輸出變化之間的關係，當國家的一個因素增加必會導致另一個因素減少。如果澳門增加資本的設備，那麼將導致資本密集型商品增加，並減少勞動密集型的商品。因此，該定理在解決人口增長、勞動力增長、移民等相關問題是有用的 (Steve, 2010)。HO 理論過於理性化，如果用 HO 理論來解釋勞動力流動的話，那麼除非存在貿易壁壘。由於該理論假設，在自由貿易的情況下，沒有運輸成本和貿易壁壘，它是一個完全競爭的市
  • - 106 - 澳門思路‧第三期場。但現實是由於貿易壁壘的出現，外來勞動人口取代了某一部分的商品貿易。因此，勞動力流動正反映了國家之間的薪酬差異。簡單的說，勞動力充足的國家，其勞動力外流到其他國家或地區，將會降低其他國家的薪酬水平和就業率，從而提升來源國薪酬水平。同時，勞動力流動在東道國也會創造價值，因為他們可以增加商品和服務的輸出，從而增加勞動力的需求。外來人口不僅是勞動者，也是消費者 (Withers, 2003)。同時，當地購買力的淨影響不僅取決於薪酬，也取決於價格的影響。如果外來勞動力降低非技能勞動力的價格，這將降低非技術密集型商品和服務價格，從而提高購買這些商品的消費者的福利 (Patricia, 2006)。有部分外來人口也會帶來資本和資金，他們可能會誘導別人花費等，以滿足更大的消費需求。這個理論似乎只看到勞動力流動對東道國所帶來的壞處，抺刹了其對東道國所創造的價值：生產和消費。（四）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Theory)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又稱為雙重勞動力市場理論，即是勞動力市場被分為一級和二級。在一級市場工作的特點是有相對較高的薪酬、地位和責任，職業流動性和良好的工作條件；而在二級市場工作的特點是薪酬和工作條件較差，很少或根本不存在晉升機會和低水平的保障 (Michael, 1974)。然而一般來說，在一級市場，企業擁有壟斷權、生產規模大、主要是以資本密集型的生產方式；而在二級市場中主要是以小企業為主，採用勞動密集型的生產方式。相反，供給面和個人因素在新古典模型的勞動力市場中佔主導地位，而分割理論則強調需求和制度因素。具體而言，在分割市場的出現是由於工作特點的不同，而不是勞動力的價值，如教育和培訓的差異 (Michael el at, 1973)。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存在是為了阻礙和防止勞動力之間自由流動到不同的勞動力市場，在實踐中，並沒有單一的勞動力市場，而是有許多不同的勞動力市場。最明顯的障礙包括技能、資格、歧視、財務和資訊不平衡等。勞動力在進入或退出勞動力市場時如果不存在障礙的話，那麼勞動力必定會從低薪酬轉到高薪酬的工作。由此可見，該理論主要是從制度性或市場性來阻礙勞動力自由流動。然而，在研究勞動力流動領域中，常用的兩個模型包括薪酬效率模型 (Efficiency-Wage Model) 和內部人外部人模型 (Insider-Outsider Model)。效率薪酬理論的思想是，企業支付給勞動力的薪酬高於他們的邊際收益產品，論點是給勞動力一個更高的薪酬會使勞動力的生產力增加。如果一個勞動力得到一個相對較高的薪酬，他可能會更忠誠，並致力於公司。有了更高的薪酬，勞動力們會害怕失去這高薪酬的工作，因此，會更加努力工作，以保住自己的崗位。雖然企業支付更多，但卻可以從勞動力們得到更多的生產力 (George & Janet, 1986)。
  • - 107 - 勞動力流動的研究方法與視角：文獻綜述當然，在現實生活中，有許多因素決定員工的士氣和生產力，而薪酬只是其中一個因素。其他因素還包括工作條件和管理等等。事實上薪酬效率模型指出，勞動力的生產力與薪酬呈正相關，這裡有五個子模型用來解釋為甚麼會有這樣的情況：怠工模型 (Shirking Model)、禮品交換模型 (Gift-Exchange Model)、公平薪酬努力模型 (Fair Wage-effort Model)、逆向選擇模型 (Adverse Selection Mode) 和離職模型 (Turnover Model) (Lawrence, 1986) 5。例如，一級市場的薪酬一般高於市場薪酬率，而二級市場的薪酬最多接近邊際生產率。因而，當外來勞動力和當地薪酬的技能相同，而其要求更低的薪酬，也無法在一級市場工作。這就是由於企業明白怠工模式一樣，即使薪酬很低，但是卻可以偷懶。在勞動力市場分割的情況下，即使技能相同的勞動力因為工作性質的不同所得薪酬也有所差異。內部人外部人模型主要是關注勞動力市場中內部人與外部人之間利益的衝突。一般內部人是現任的員工，其職位在勞動力流動過程中受到保護，但是外部人沒有，這可能是他們正處於失業或其工作是非正式的。該模型的出發點是觀察現任員工被解雇和新員工培訓之間的成本，這些勞動力流動的成本將勞動力分成三種：內部人 ( 其職位受到保護 )、外部人 ( 非正式員工 ) 和員工 ( 只要其工作狀態保持一段較長的時間，有可能成為內部人。在現實中，內部人和外部人之間的差異也就是一個程度問題 (Assar & Dennis, 2002)，例如，隨著勞動力的就業時間的增加，人力資本的增加，其地位就會越受保護；同樣地，當勞動力的失業時間持續增加，其人力資本不斷減少，與以往的同事或雇主的關係淡化，將更難為自己的工作所競爭。在經濟模型的建立，該理論只是為了進行論述和分析同質群體之間的區別。在研究時，一般區別內部人和外部人的種類包括有就業和失業、正式和非正式員工、高與低年資的員工、工會和非工會的勞動力、有特定和沒有特定技能的員工等等。因此，在解釋勞動力進入東道國時，該理論認為他們一般在二級勞動力市場，而且與當地勞動力之間的關係是呈互補性的，非競爭性。當地勞動力的就業及薪酬將不受外來人口的影響，同時，無論勞動力的技能品質如何，兩個市場的薪酬差距是長久性的。事實上，在現實經濟體系中，要完全將兩個市場獨立分割出來是很難實現的，因為人力資本的不斷累積，外來勞動力也有機會晉身一級市場。另外，即使是當地人，也有相當一部分弱勢群體是處於二級市場，那麼，在勞動力進入的最初時期，與這部分的人群是處於競爭的狀態。也就是說，當一個外來勞動力比當地人有較高技能，卻在二級市場中工作，那麼，定會為當地勞動力造成負面影響 (Riccardo el at, 1999)。5 怠工模型 (Shirking Model) 是指如果工人獲得更高的工資，他們失去這工作的成本更高，這作為一種激勵工人的手段；禮品交換模型 (Gift-Exchange Model) 是指更高工資被看作是企業給予的禮物，而工人會想以更高的努力來回報企業；公平工資努力模型 (Fair Wage-effort Model) 是指當工人的工資低於他們所認為的公平工資時，他們不會付出更多的努力為了逹到這個公平工資；逆向選擇模型 (Adverse Selection Mode) 是指當企業所提供的工資在勞動力市場均衡之上，將吸引更多好的工人到企業；離職模型 (Turnover Model) 是指如果工人的工資高於其他企業，他們不太傾向放棄目前的工作，因此，公司也同時節省招聘和培訓員工的成本。
  • - 108 - 澳門思路‧第三期三、勞動力流動對東道國勞動力市場影響的研究視角關於勞動力流動的研究視角，主要可以分為區域 (Area Approach) 和國家 (National Approach) 兩個層面。區域方法是利用勞動力流動後人口空間高度集中，這種負空間相關性可以預測在當地勞動力市場的勞動比例、工資是否可以替代當地勞動力 (Card el at, 1991; Card 2001)。它是一個經常使用的實證方法來搜集勞動力市場的遷移效應，利用流動人口集中在特定的地理區域和地理上的多樣性，來估計勞動力流動對區域勞動力市場的影響。這意味著當地勞動力市場中的勞動者的就業機會和薪酬與勞動力市場中的人口流動有關，因此，我們稱這種方法為資料驅動 (Data Driven)。而國家方法有一個更為強大的理論基礎，它分析了勞動力流動時對東道國薪酬的影響，考慮到兩種勞動力作為獨立的生產投入。並假設兩種勞動力之間有一個替代彈性，我們稱這種方法為要素比例法 (Factor Proportion Approach)6 (Simonetta el at, 2008)。早期利用區域研究方法的學者包括 Card 和 Grossman 等人，這種研究方法主要是採用一個州或大都市區來預測或估計勞動力流動時，對當地勞動力市場的影響。然而，這個研究方法較為關注勞動力流動與薪酬和就業等的關係，結果顯示負面影響較小 (Ottaviano el at, 20057 ; Peri, 2011)，並假設每個區域的勞動力市場為獨立的。勞動力之間可以互相流動，因此，這種方法難以接近封閉的勞動力市場。當勞動者進入其認為高薪酬的區域，自然會擠壓原有勞動者向外流，也同時阻礙了其他人口的流入。正因如此，當某區域有足夠的特定人力資源時，投資者也會在該區域進行投資，從而刺激當地經濟，增加就業崗位。這也是 Card 認為此時的需求曲線是向上傾斜的。當然，這種方法也存在一些缺點，利用區域資料來估計勞動力流動對當地的勞動力市場的衝擊，容易低估了被逼外流和被擴散到全國的勞動力的影響，因此，近期的學者將研究視角升級至國家層面，而該研究方法最初是由 Borjas 提出的。國家層面的研究方法是利用全國的資料 ( 教育、工作年限、人口特徵和就業情況 ) 來估計勞動力流動的影響，不過，該方法在估計勞動力流動對薪酬反應時沒有使用工具變數來代理供給的衝擊，這一點與區域研究方法相反。同時使用全國資料將會減低每一個技能組中勞動者的變化，使其的影響更為突出。由於國家層面接近一個封閉的勞動力市場，在估計勞動力流動對東道國的影響較為有說服力。這個研究方法不會像區域研究方法一樣，只計算區域6 要素比例法包括三個步驟：一是它會估計外勞技能水準的組成和數量；二是計算在這次遷移流入中，高等教育至低教育勞動力的比例增長率；三是評估在教育的潛在影響的情況下，這些技能稟賦的變化對收入的差異。簡單來說，要素比例方法比較一個國家在特定的技能組中的實際勞動力的供給，在遷移的條件下，利用外部資訊來計算在不同技能組之間的替代彈性對相對薪酬的後果 (Borjas, 1999)。7 我們通過使用國外出生的勞動力的分額來建立一個工具變數，將其按來源國分組，觀察每個十年 (1970-2000) 中每個組別的平均薪酬。而文章中所使用的也是區域的方法，在結果中顯示出勞對於當地的薪酬有一個正面效應。
  • - 109 - 勞動力流動的研究方法與視角：文獻綜述的勞動力流動，而沒有估計被逼遷移到別處的勞動者。然而，從國家層面來看總體的勞動供應量，便不會忽略了這些人群，也必然會對某些群體的薪酬和就業造成影響。國家層面的研究方法也存在一些缺陷，因為這方法無法解釋勞動力流動到東道國後，對其本土人口再次調整的現象 ( 歐陽貞誠，2008)，這一部分則無法利用國家層面來解釋。四、勞動力流動對東道國勞動力市場影響的研究方法勞動力流動對東道國勞動力市場最直接的影響是薪酬方面，有一些理論模型以及實證證據認為勞動力供給的增加將會降低薪酬，因為勞動需求向下傾斜 (borjas, 2003)。回歸過去大量文獻，大部分學者已經針對勞動力流動後平均工資率的同化研究，一般較常使用 Ordinary Least Square(OLS) 模型來估計。而對於不同層面的 ( 如高工資率勞動群組和低工資勞動群組的同化是否一樣 ) 工資率的變化，以及其在當地勞動力市場的薪酬分配是否有同樣的影響力的相關研究時，較多使用的是分位數回歸 (Quantile Regressions )(Koenker and Hallock, 2001)和加權分析 (Reweighting Analyses) (DiNardo et al, 1996)。然而，這些方法己變得越來越普遍，學者也從不同的切入點來探討各種不同勞動力流動和勞動力市場之間的關係。（一）OLS 模型OLS模型存在兩個問題：第一、當地勞動力的流動意味著勞動力將離開薪酬較低的地區，這是減弱其估計的效果 (muting effect)；第二、勞動者將自我選擇進入對其技能需求較高的勞動力市場，而這個結果將會降低外來勞動者對當地勞動力薪酬的偏見。使用這個橫截面來觀察當地人的薪酬變化是 Goldin 和 Lalonde 等人，他們利用兩個橫截面資料來看國外出生和當地勞動力之間的比例，這種方法假設指出勞動力流動到勞動力市場的特質是時間上的不變(Goldin, 1994; Lalonde and Topel, 1991)。然而，這樣卻無法糾正由於勞動力流入而造成當地勞動力流出的任何偏見。研究勞動力流動在東道國的勞動力市場的影響時，一般是以比較在不同國家、地區或部分中不同勞動力市場的工資變化和供應衝擊，同時需要比較不同需求衝擊和固定效應的影響。然而，過去使用橫截面做法來探究該領域的問題一直受到批評 (Ales-sandra, 2004)。事實上，在 OLS 回歸對勞動力流動的經濟學文獻中，主要有兩個計量工具，其中比較流行的是 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 以及 Instrumental Variables(IV)。1、DID 估計DID 估計本身可以通過最小二乘法得到，該技術的普及源於其直觀簡單的事實，可以
  • - 110 - 澳門思路‧第三期被使用於面板資料或重複的橫截面資料。在一個隨機實驗設計的邏輯中，DID 技術試圖透過療效組 (Treatment Group) 與對照組 (Control Group) 的前、後干預組平均值的比較去判定干預效應，然而，DID 的估計缺乏真正隨機分配到療效組與對照組，因此被稱為準實驗或自然實驗設計。DID 估計可以擴展到包括多個時間段和對照組或對照組的組合，同時也可以包括半參數 (Semi-Parametric) 方法 (Abadie, 2005；Athey and Imbens, 2006；Huyen and Pham, 2010)。關於 DID 的估計方法，需要注意兩個問題。第一，選擇對照組相當重要，同時要小心外生性的衝擊不會造成對照組沒有反映療效組的獨特變化。如果對照組無法反映療效組的特質，那麼 DID 估計將會存在偏見 ( 可以參照 Card 在 1990 年對邁牙密偷渡事件的案例 )。第二，要正確估計相互作用項目的標準誤差，對於兩個組別的標準誤差需要逹到一致。因為錯誤估計標準誤差會曲解統計結果以及不正確推理勞動力流動的問題 (Bertrand et al, 2004)。2、IV 估計在勞動力流動的多個領域中，由於 OLS 回歸假設無法滿足的情況下，標準回歸不可能正確估計解釋變數 (Explanatory Variable) 在反應變數 (Response Variable) 的因果效應。經濟學家之所以使用 IV 回歸技術，主要試圖克服 OLS 估計的偏見，透過隔離外源性變異是為了解釋變數對因變數真實效果的影響。IV 技術是透過第三個變數與解釋變數相關，但與反應變數沒有直接影響。這種方法幫助經濟學家解決很多關於勞動力流動的研究，不過較為困難的一點是要找到一個合適的工具變數來滿足所有限制的條件 (Fernando el at, 2010)。然而，IV技術也有兩個主要的問題：第一，IV 技術對於工具變數的要求很高，如果工具變數對於解釋變數的相關度不高，則其估計不可靠。為了避免這種弱工具問題的出現，通常要求工具在第一階段回歸預測內生解釋變數的值時有一個高的 T 統計量 (Stock, 1997)。第二、要考慮局部處理作用 (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LATE)，工具應該有效估計解釋變數對反應變數的真正影響。受工具影響的分組不能與整體人口有顯著的差異，否則，IV 估計在整體人口將會不真實 (Imbens and Angrist, 1994)。然而，最大似然估計量 (Limited Information Maximum Likelihood, LIML) 和控制功能技術 (Control Function Techniques) 的方法與 IV 相接近，前者在多個工具的情況下，表現得更好，而後者傾向於更加精確的計算。（二）分位數回歸在理念上與 OLS 回歸有相似之處，但其不是聚集在平均值上，而是指定了有條件的因變數。當解釋變數和反應變數之間的關係是不恒定的分佈時，分位數回歸是必不可少的。而事實上，分位數回歸也可以用於觀察 OLS 所分析同樣的研究問題，並且可以告知一個更加
  • - 111 - 勞動力流動的研究方法與視角：文獻綜述詳細的途徑去瞭解感興趣變數 (Variables of Interest) 之間的關係。而 OLS 的結果只是一種瞭解感興趣因變數和引數之間的關係的有用基準 (Chiswick et al, 2008)。（三）加權分析允許學者在多個分佈點上去探究解釋變數和反應變數之間的關係，該方法能夠使學者們更詳細地瞭解勞動力技能分配的情況、其薪酬同化在中位數之上或之下，以及更為詳細地分析勞動力流動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影響 (DiNardo el at, 2002)。加權技術不僅僅包括分散式分析法，還有因為其是半參數形式，所以比起其他三種技術有較少的限制性假設。OLS、DID 和分位數回歸分析在它們的方程中都要強加一個多項函數，簡單地說，它們必須估計一個解釋變數和反應變數之間的線性關係，加權技術不需要這樣做，因此也成為其優勢。如果解釋變數和反應變數之間沒有一個線性關係，那麼，學者們可以避免偏見。五、結論在上述的理論、研究方法以及視角中，可以發現在國內外研究勞動力流動領域方面都會考慮的一個基本問題：人力素質。這意味著，澳門勞動力在流入大灣區中，要如何保持竸爭力，如何增加個人能力，來迎接這個挑戰是值得深入探討的話題。參考文獻︰中文著作：1. 李育良，蒲華林，《國際貿易概論：第三章，國際貿易理論》，《清華大學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學出版社》，2005 年。2. 張振華，《個體經濟學：理論與實務，第七章：生產理論》，《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3. 張元鵬，《微觀經濟學：中級教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中文期刊：4. 歐陽貞誠，《美國學者關於當代外來移民對經濟和勞動市場影響的研究述評》，《世界歷史》，2008 年，第 6 期，第 126-137 頁。英文著作：1. Pierre, C. Stephane, C. Andre, Z., and William, M. Labor Economics: “Chapter 2, The Theory of Human Capital”, Second Edition, The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2014, pp. 198-208.
  • - 112 - 澳門思路‧第三期2. Riccado, F. Jaime, M., and Klaus, F. Z. Migration: The Controversies and The Evidence, “Chapter 7: Migration, Dual Labor Markets and Social Welfare in a Small Open Economy”, Tobias, M.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99.3. Steve, S.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and Policy, “Chapter 5: The Heckscher-Ohlin(Factor Proportions)”, Flat World Knowledge. 2010.英文期刊：4. Assar, L., and Dennis, S. “The Insider-Outsider Theory: A Survey”,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534. 2002.5. Alessandra, V. and Claudia, V. “Labor Market Effect of Immigra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Italian Data”,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Papers. 2004.6. Abadie, A. “Semiparametric Difference-in-Difference Estimator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5, 72(1): 1-19.7. Athey, S. and Imbens, G. “Identification and Inference in Nonlinear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odels”, Econometrica, 2006,72(2): 431-497.8. Bertrand, M. Duflo, E., and Mullainathan, S. “How Much Should We Trust Differences-in-Differences Estimat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4, 119(1):249-275.9. Borjas, G. J. “The Economic Benefits from Immigr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5, 9(2): 3-22.10. Borjas, G. J. Richard B. and Katz L.. “How Much Do Immigration and Trade Affect Labor Market Outcomes?” Brooking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97.11. Borjas G. J.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Immigration”. In O. Ashenfelter and D. Card editions,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1999, 3:1697-1760.12. Borjas, G. J. “The Labor Demand Curve is Downward Sloping: Reexamining The Impact of Immigration on The Labor Marke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3, pp. 1335-1374.13. Borjas G. J. “The Labor-Market Impact of High-Skill Immigr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5, 95(2): 56-60.14. Becker, G. S.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ducation”,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for NBER, 1975. 15. Card, D. “Immigrant Inflows, Native outflows, and the Local Labor Market Impacts of Higher Immigration.”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01, 19(1):22-64.16. Carpenter, J. Matthews, P. H., and Robbett, A. “Compensating Differentials in Experimental Labor Markets”,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8820, 2015.17. Carlsson, M. “Revealing Taste-Based Discrimination in Hiring: A Corresponsence Testing Experiment with Geographic Variation”, IZA Discussion Paper, 2011, No. 6153.18. Card, D. and Butcher. K. F. “Immigration and Wages: Evidence from the 1980’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1, 81(2): 292-296.19. Card, D. “Immigrant Inflows, Native outflows, and the Local Labor Market Impacts of Higher Immigration.”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01, 19(1):22-64.20. Chiswick, B. R. Le, A. T., and Miller, P. W. “How Immigrants Fare Across the Earnings Distribution in Australia
  • - 113 - 勞動力流動的研究方法與視角：文獻綜述and The United States”,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 Review, 2008, 63(3):353-375.21. David, A. J. “Skill Differences and The Effect of Immigrants on the Wages of Native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2007, pp. 1-31.22. Dustmann, C., and Preston, I. “Is Immigration Good or Bad for the Economy? Analysis of Attitudinal Responses”, Centre for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Migration,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2004, pp. 1-37.23. Dustmann, C., and Preston, I. “Estmating the Effect of Immigration on Wages”, Norface Migration, Discussion Paper, No. 26, 2006.24. DiNardo, J. Fortin, N. M., and Lemieux, T.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Wages, 1973-1992: A Semiparametric approach”, Econometrica, 1996, 64(5):1001-1044.25. DiNardo, J. and Butcher, K. F. The Immigrant and Native-Born Wage Distributions: Evidence From United States Censuses”,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2002, 56(1):97-121.26. Eckstein, Z., and Weiss, Y. “On the Wage Growth of Immigrants: Israel 1990-2000”,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2004, pp. 665-695.27. Fisher, I. “The Theory of Interest”, London: Macmillan. 1930.28. Fernando, A. L., and Michael, D. S. “Empirical Methods in the Ecnomics of International Immigration”, IZA Discussion Paper, 2010, No. 5328.29. Gaston, N. and Nelson, D. “The Employment and Wage Effects of Immigration: Trade and Labour Economic Perspectives”, “Trade, Investment, Migration and Labour Market Adjustment”, Part of the Series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aiation, 2001, Pp. 201-235.30. George, A. A., and Janet, L. Y. “Efficiency Wage Models of The Labor Market”,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86.31. Goldin, C.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mmigration Restri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980-1921”, The Regulated Economy: A Historical Apporach to Political Economy, 1994, pp. 223-258.32. Huyen, P. and Pham, H. V. “ Economic Impact of Local Immigration Regulation: An Empirical”,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32 Cardozo Law Review, 2010, pp. 485-518.33. Imbens, G. W. and Angrist, J. D. “Identification and Estimation of 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 Econometrica, 1994, 62(2):467-475.34. Koenker, R., and Hallock, K. F. “Quantile Regression”, Journal of Ecnomic Perspectives, 2001, 15(4):143-156.35. Lalonde, R. and Topel, R. “Labor Market Adjustments to Increased Immigration”, Universti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p. 167-200.36. Mincer, J. “Education, Experience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Earnings and Employment: An Overview”, NBER, 1975, pp. 71-94.37. Marian, R., and Johan, F. M. S. “Human Capital, Market Imperfections, And Labor Reallocation in Transition”, National Geographic, “What is Human Migration?” 2004, pp. 6-8. http://www.nationalgeographic.com/xpedi-tions/lessons/09/g68/migrationguidestudent.pdf38. Michael, R. David, M. G., and Richard, C. E. “Dual Labor Markets: A Theory of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3, 63(2):359-365.39. Michael, L. W., “Primary and Secondary Labor Markets: A Critique of The Dual Approach”, Brookings Papers
  • - 114 - 澳門思路‧第三期on Economic Activity, 1974, pp. 637-693.40. Ottaviano, G. I., and Peri, G.. “Rethinking the Gains from Immigration: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the US”, NBER Working Paper, 2005, No. 11672.41. Ottaviano, G. I.. “Rethinking The Effects of Immigration of Wage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06, No. 12497.42. Ottaviano, G. I. and Peri, G., “Rethinking the Effect of Immigration on Wages”,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12, 10(1):152-197.43. Peri, G and Ciccone, A.. “Long-Run Substitutability Between More and Less Educated Workers: Evidence From U.S. States 1950-1990”,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5, 87(4): 652-663.44. Peri, G., “Rethinking the Area Approach: Immigrants and the Labor Market in Califor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1, 84:1-14.45. Patricia, C. “The Effect of Low-Skilled Immigration on US Prices: Evidence from CPI Dat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8, 116(3):381-422.46. Stock, J. H. and Staiger, D. “Instrumental Variables Regression With Weak Instruments”, Econometrica, 1997, 65(3):557-586.47. Schultz, W. T.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1, 51(1):1-17.48. Simonetta, L. Peter, N., and Jacques, P. “Meta-Alayais of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Labour Market Impacts of Immigration”, IZA Discussion Paper, 2008, No. 3418.49. Yoram, B. P. “The Production of Human Capital and the Life Cycle of Earning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7, 75(4):352-365.50. Yoram, B. P. “The Production of Human Capital over Time”, In Education, Income, and Human Capital: Studies in Income and Wealth, Edited by Lee Hans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70.51. Withers, G. “Immigration Economics: Concord and Contestation”, National Europe Centre Paper, No. 65. 2003.
  • - 115 - “一帶一路”戰略與澳門特區發展“一帶一路”倡議，包括“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國中央政府統籌國際與國內兩個市場、兼顧當前與未來兩個時期，所作出的關乎全局、惠及全民的推進國家長遠發展的重大戰略部署。澳門特區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在“一帶一路”戰略中佔據獨特的位置，將發揮重要的作用。深刻理解“一帶一路”倡議提出的背景和涵蓋的要義，準確把握澳門特區在“一帶一路”倡議中的定位與作用，全面推進澳門特區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是今後一段時期澳門特區政府和澳門社會各界的重要任務和重大機遇，需要各方共同認真思考、主動作為、統籌部署。一、“一帶一路”倡議的背景形勢與系統佈局（一）“一帶一路”戰略的背景形勢人類社會、人類智慧、人類文明的向前演進，有其背後的深刻邏輯，總的來說，就是新生力量和關係打破舊有利益和秩序，進而解決舊秩序內部的失衡與矛盾，開創出新的更好的發展局面和生態。在當前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秩序中，領頭者的衰落已經不可避免，舊制度的弊端已經日益顯現。其中，突出表現在美國的制度僵化和階層固化十分嚴峻，面臨制度性頹勢與系統性崩壞的可能性；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的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地位，正在遭受“去美元化”的衝擊，國際貨幣體系正在醞釀新的調整；特朗普政府奉行單邊保護、退出國際協議的政策，加速了國際多邊合作體系的重構等等。過去一段時間和當前時期，美國的成功很大程度在於其“一帶一路”戰略與澳門特區發展鄭佳寶廈門大學法學系碩士
  • - 116 - 澳門思路‧第三期牢牢掌握住了海洋和金融的控制權，通過控制海洋航線，實現對國際貿易和戰略物資的有效掌控，通過控制金融資本，實現對投資利潤和經濟節奏的有力把控。在此背景之下，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持續提升，中國和平崛起的步伐已經不可阻擋，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必須跳出美國主導的遊戲規則、打破美國限定的發展框架。簡單來說，就是必須走出一條與美國不一樣的新路子。為了有效避開美國的圍堵與壓制，在戰略層面，中國的可選路徑，也是最優路徑就是反其道而行之，開闢新的空間。具體而言，就是美國主打海洋與金融，中國就主打陸地與實業。這裡的主打是指集中主要精力，而非全部精力，也就是說中國在謀劃陸地發展戰略的同時，不會放鬆對海洋發展戰略的推進，在推進實業發展戰略的同時，不會放鬆對金融發展戰略的謀劃。當然，美國的國家戰略亦然。順著這個邏輯，“一帶一路”倡議的構思、推出與實踐，就順理成章、實為必然。從把握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來看，“一帶一路”倡議的重心是擺在國際層面的，其核心是要找出中國引領國際社會共商共建共享“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模式。而實際上，作為中國重大發展戰略的“一帶一路”倡議，必然是統籌兼顧國際形勢與國內實際的，對於國際和國內都具有重大意義。在國際層面，“一帶一路”戰略有利於中國增強在國際事務中的發言權和影響力，推動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體系更加公正合理。“一帶一路”倡議覆蓋國家眾多，具有強大的開放性與包容性，有利於中國在國際競爭中進一步廣交朋友、站穩腳跟、贏得主動。與此同時，“一帶一路”倡議有利於把中國在過往經濟發展中所積累的巨大生產建設能力，對接服務於沿線國家推進工業化、現代化和提高基礎設施水平的需求，支持應對仍在持續的全球經濟的調整，促進世界經濟的穩定發展。在國內層面，“一帶一路”倡議兼顧了西北、東北、西南地區的重要門戶作用、沿海和港澳台地區的輻射引領作用、內陸地區的樞紐中轉作用，有利於加強東中西互動互補合作，促進區域協調發展。與此同時，“一帶一路”倡議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市場，深化“走出去，引進來”政策，鼓勵國內企業與沿線國家企業開展雙向投資，有利於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總的來看，“一帶一路”倡議與人類歷史上某些國家在擴張中曾出現的對外掠奪、零和博弈所明顯不同。我們研究“一帶一路”、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一帶一路”的前提，就是要全面、深刻、準確領會“一帶一路”倡議的戰略定位和戰略意圖。從戰略定位上來看，“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擴大對外開放的重大戰略舉措和經濟外交的頂層設計，是中國今後相當長時期對外開放和對外合作的總體規劃，是中國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主動作為和精心部署。從戰略意圖上來看，“一帶一路”倡議是促進共同發展、實現共同繁榮的合作共贏
  • - 117 - “一帶一路”戰略與澳門特區發展之路，是增進理解信任、加強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誼之路，旨在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二）“一帶一路”倡議的系統佈局“一帶一路”倡議最早是在 2013 年首次提出並逐步完善的。早在 2013 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出訪中亞和東南亞國家期間，先後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一帶一路”一經提出，迅速得到了國際社會和國內各界的高度關注和積極響應。從空間的佈局上來看，“一帶一路”戰略是海陸統籌的系統工程。“絲綢之路經濟帶”基本分三路並進，第一路是重點暢通中國經中亞、俄羅斯至歐洲（波羅的海）；第二路是中國經中亞、西亞至波斯灣、地中海；第三路是中國至東南亞、南亞、印度洋。“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基本分兩路推進，第一路是從中國沿海港口經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第二路是從中國沿海港口經南海到南太平洋。從內容的焦點上來看，“一帶一路”倡議重點聚焦於“五通”，即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和原則，共同構建互利合作網絡、新型合作模式、多元合作平台，攜手打造開放、綠色、廉潔的絲綢之路，致力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從工作的推進上來看，自中國中央政府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來，各項工作機制、戰略規劃、重點項目陸續推出並逐步完善，全國各部門和各省區積極響應落實，沿線國家和國際組織高度關注參與。在中央層面，2014 年，中央通過了《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戰略規劃》；同年，發起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設立絲路基金。2015 年，中央設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導小組”，由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擔任組長；同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佈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明確了“一帶一路”的共建原則、框架思路、合作重點、合作機制等。2016 年，國家“十三五”規劃綱要正式發佈，其中“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列為專門一章。2016 年和 2018 年先後舉辦了兩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地方層面，全國各地充分結合各自所長、服務國家所需，積極參與配合“一帶一路”戰略的發展建設，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全國各地按照中央政府統一部署，各自建立了落實“一帶一路”的專項工作機制，制定、出台、實施了各自省區對接落實“一帶一路”戰略的專項規劃和具體方案。多個省區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或地區的貿易往來高速增長，並前往沿
  • - 118 - 澳門思路‧第三期線國家或地區開展園區建設、促進產能合作。此外，全國各地結合各自地理位置和歷史稟賦，積極在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人文交往民心相通等領域開展務實多元的交流合作。總的來看，六年多來，“一帶一路”倡議從無到有、由點及面、不斷發展。目前，已經有 150 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同中國簽署共建“一帶一路”合作協議；聯合國、東盟、非盟、歐盟、等國際和地區組織的發展和合作規劃，也共建“一帶一路”倡議與實現了良好對接合作；以亞投行、絲路基金為代表的金融合作不斷深入，一大批有影響力的標誌性項目逐步落地。總體來看，“一帶一路”倡議的建設進度和發展成果正在不斷顯現。二、“一帶一路”戰略下，澳門特區的定位與作用。（一）澳門特區的定位作為頂層設計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系統確定了全國各省、直轄市、自治區和特別行政區在“一帶一路”戰略中的發展定位。其中，涉及澳門特區的內容包括“充分發揮深圳前海、廣州南沙、珠海橫琴、福建平潭等開放合作區作用，深化與港澳台合作，打造粵港澳大灣區。”、“發揮海外僑胞以及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獨特優勢作用，積極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可見，在中央政府層面，澳門特區在“一帶一路”戰略中的定位就是參與者和助力者，具體的抓手就是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主要的作用就是發揮特區獨特優勢。具體到澳門特區自身對於參與“一帶一路”的定位部署而言，立足實際、謀劃長遠，澳門特區應該聚焦於發揮澳門獨特優勢，服務“一帶一路”戰略，推動自身進步，實現共同發展。澳門特區是中國實行“一國兩制”方針的兩個特別行政區之一，是中西文化交流、東西文明互鑒的有效平台，綜合旅遊資源和服務質量水平處於領先地位，與葡語系國家、歐盟、東盟等的聯繫和合作基礎良好、前景廣闊。因此，具備得天獨厚的優勢與條件，把握國家發展機遇，在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戰略的過程中，進一步密切澳門特區與中國內地的聯繫合作，拓展新的發展空間，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為廣大澳門居民和在澳人士提供新的發展機會，共享中國內地發展紅利。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在戰略層面，憑著強化和發揮澳門獨特優勢，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助力“一帶一路”倡議，將和宏觀維度提升澳門特區在新時代的中國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和功能。在政治層面，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倡議，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具體載體，將進一步充實豐富“一國兩制”在澳門特區實踐的廣闊內涵，增強澳門社會各界對國
  • - 119 - “一帶一路”戰略與澳門特區發展家民族的自豪感，強化對國家民族的向心力，有利益更好地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保持澳門特區的長期繁榮穩定。（二）澳門特區的作用在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倡議的過程中，澳門特區重在發揮獨特優勢作用。具體而言，澳門特區的獨特優勢至少包括“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一中心，一平台”的定位優勢，包容和諧穩定的社會優勢，廣大歸僑僑眷的人脈優勢等等。在“一國兩制”制度優勢方面，這是澳門最根本、最重大的優勢。正如習近平主席在會見香港澳門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 40 週年訪問團的講話中所強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意味著國家改革開放和‘一國兩制’事業也進入了新時代。新時代的顯著特徵之一就是堅持改革開放。在新時代國家改革開放進程中，香港、澳門仍然具有特殊地位和獨特優勢，仍然可以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對香港、澳門來說，‘一國兩制’是最大的優勢，國家改革開放是最大的舞台，共建‘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國家戰略實施是新的重大機遇。”對此，澳門特區在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戰略中，一方面，必須充份發揮“一國”優勢，背靠中國內地堅強後盾，用好、用足中央政府出台實施的各項惠澳利澳政策措施，深化與廣東、福建等內地省區的優勢互補合作，博採眾長、借力用力，為澳門特區各項事業向前發展提供新的推動力；另一方面，必須切實利用好“兩制”優勢，研究透、利用好《澳門基本法》所賦與的制度安排，特別是在國際社會發揮作用的優勢，以及在經貿、人文等各個領域的特優勢，有效參與“一帶一路”戰略，為支持國家參與全球治理做出力所能及的貢獻。在“一中心，一平台”定位優勢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2011-2015 年）》中首次明確了澳門特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和“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發展定位。隨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2016-2020 年）》，再次明確支持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和“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為了主動對接國家“十三五”規劃，澳門特區政府於 2016 年主動編制實施了《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2016-2020 年）》，其中專門對“一中心，一平台”建設進行了統籌謀劃，並以高效的執行率推進落實這項澳門首份五年規劃。“一中心，一平台”的發展定位是立足澳門、面向國際的精準定位，與“一帶一路”戰略的發展內涵和發展方向高度契合，成為澳門特區服務“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抓手。在包容和諧穩定的社會優勢方面，季羨林先生曾經指出“在中國五千多年的歷史上，文
  • - 120 - 澳門思路‧第三期化交流有過幾次高潮。最後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西方文化的傳入。這一次傳入的起點，從時間上來說，就是明末清初；從地域上來說，就是澳門”，長期的中西文化交融熏陶，造就了澳門多元包容的文化特質，形成了澳門和諧共融的社會傳統。不同國籍、不同種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人士能在澳門和平友好相處，這正是“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綢之路精神的良好體現。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澳門特區具有中西文化交流交融的稟賦優勢，應當在這方面進一步發揮示範作用；從現實的角度來看，和諧穩定的社會氛圍又正是拼經濟、謀發展的最有利環境和保障。在歸僑僑眷的人脈優勢方面，澳門擁有來自多個國家和地區，尤其是東南亞方面和葡語系方面的歸僑僑眷。在澳門特區的歸僑僑眷，也包括與澳門淵源深厚的國際友人遍佈“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從事各行各業工作，熟悉中外語言文化，具有廣泛的社會網絡和人脈資源。更為重要的是，在這批人當中，大多長期支持“一國兩制”事業，成為澳門特區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戰略的一股十分重要且強大的力量。澳門特區擁有澳門歸僑總會等愛國愛澳的僑務社團，在凝聚歸僑、僑眷方面，可以發揮政府與社團的優勢互補合作，以官方和民間等不同形式，推動澳門特區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靈活多元、務實便捷的交流合作。三、澳門特區參與助力“一帶一路”倡議的實踐與建議（一）澳門特區的實踐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澳門特區政府積極作為、主動對接落實“一帶一路”倡議與澳門相關的事項。具體而言，澳門特區政府主要加強了制度性建設與政策性部署。就制度性建設而言，澳門特區政府內部關於“一帶一路”工作的頂層機制已經完成構建、並且持續運行。澳門特區政府於 2017 年透過第 44/2017 號行政長官批示設立“一帶一路”建設工作委員會。該委員會由行政長官親自擔任委員會主席，五司司長等政府官員作為委員會成員，負責統籌澳門特區參與助力國家“一帶一路”建設的短、中、長期的總體設計，並推動展開相關研究，以制定有關政策；制定年度工作方案及監督其落實；就擬開展的活動訂定方針及發出指引。該委員會自成立以來，每年均召開會議商議並制定該年度澳門特區的“一帶一路”工作建議和方案。澳門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關於“一帶一路”工作的對接合作機制也已正式建立並順利運行。澳門特區政府已於 2018 年與國家發展改革委簽署《關於支持澳門全面參與和助力“一
  • - 121 - “一帶一路”戰略與澳門特區發展帶一路”建設的安排》，聚焦金融合作、經貿交流與合作、民心相通、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重大部署，其中專門設計了聯席會議制度，作爲推動落實《安排》的協調對接平台，確保各項工作有序高質完成。就政策性部署而言，澳門特區政府著力聚焦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積極推出政策措施。在貿易暢通方面，行政長官先後兩次率領由政府代表和工商企業界代表組成的澳門特區代表團參加“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特區政府多次組織商界、僑界社團參加“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中國 • 天津華僑華人創業發展洽談會暨世界僑商項目與商品博覽會”等重大展會，推動澳門特區業界把握“一帶一路”合作與發展機遇。近年來，澳門特區政府積極發揮澳門特區與葡語國家的傳統聯繫優勢，促進“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建設與“一帶一路”戰略的有機結合，推動“中葡中小企業商貿服務中心”、“葡語國家食品集散中心”、“中葡經貿合作會展中心”加快建設、發揮作用。在資金融通方面，澳門特區政府重點加快特色金融發展，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提供金融配套服務。其中，著力依託澳門特區的人民幣清算行，拓展與葡語國家之間的人民幣業務往來和清算服務；利用設在澳門特區的中葡發展基金總部，部署開展融資租賃等各項有利於推動產業投資的金融服務；積極爭取以適當方式參與亞投行、絲路基金等投融資平台的財資活動；基礎設施是互聯互通的基石，也是“一帶一路”戰略的主攻方向，澳門特區通過加大資源投放，重點將“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打造成為參與“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平台。在民心相通方面，近年來，澳門特區政府持續推動與“一帶一路”沿綫國家包括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柬埔寨、韓國和東帝汶締結友好城市的工作，取得了顯著成效；積極促進“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與“一帶一路”倡議的有機結合，研究推出海上絲綢之路旅遊產品，加強開拓“一帶一路”國家客源，吸引更多國際旅客；充分發揮澳門在文化遺產保育的經驗，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在文物修復和再利用的交流合作，並發揮社會組織力量，加強與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文化交流互動；透過澳門基金會，設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學生來澳門特區學習的專項獎學金，促進青年人才的交流互動。（二）未來發展的建議總體來看，澳門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當前對於“一帶一路”戰略的關注度和參與度是有目共睹的、是成效顯著的。但是，越是面對成績，越要積極進取，在現有取得的堅實發展基礎和良好發展態勢上，面向未來，澳門特區在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倡議道路上，仍然任
  • - 122 - 澳門思路‧第三期重道遠，需要精準作為。初步來看，可以並且應當在三個方面思考佈局、加強工作，其一是打造“一帶一路”的對話平台，其二是參與“一帶一路”的創新合作，其三是加強“一帶一路”的研究宣介。在對話平台方面，世界近代以來的歷史充滿了戰爭、侵略、不平等待遇和不公正交易，經過兩次世界大戰，人民痛定思痛，透過聯合國制度下的世界秩序，開啟了以和平與發展為主基調的黃金發展時代。然而，面對當前不斷蔓延的保護主義、單邊主義、國際霸權主義，面對當前不時發生的地區衝突、恐怖主義、民粹主義，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仍然面臨威脅與挑戰。對此，中國政府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與方案，具體而言就是透過“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落實，實現世界範圍內的包容性增長。“一帶一路”順應經濟全球化的歷史潮流，順應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時代要求，倡導多邊主義，主張大家的事大家商量著辦，因此，在未來“一帶一路”倡議向縱深發展的階段，必然需要一個和平和諧的對話平台，配合“一帶一路”範圍內與範圍外國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對話交流、協商仲裁。澳門特區應該主動謀劃、敢於作為，爭取將澳門特區打造成為“一帶一路”對話平台，在“一帶一路”倡議實施過程中遇到的糾紛、矛盾、甚至爭端，都可以組織相關當事方來澳門特區進行平等對話、和平協商，進而配合中國政府營造推進“一帶一路”工作的和諧穩定氛圍。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澳門素有“蓮花寶地”之稱，其中一個關鍵點就在於，澳門自開埠以來的四百餘年歷程中，有幸避開了大型戰事。澳門特區如能充當好“一帶一路”的國際溝通對話平台，甚至成為“一帶一路”框架下解決爭端、維護和諧的重要渠道，那麼將極大提升澳門特區的國際地位和形象，成為世界和平事業的推廣者和助力者，也將幫助澳門特區在未來紛繁複雜的國際局勢中，保持中立和平，免受戰亂危害。在創新發展方面，中央政府已經明確指出要順應第四次工業革命發展趨勢，共同把握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發展機遇，共同探索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探尋新的增長動能和發展路徑，建設數字絲綢之路、創新絲綢之路。眾所周知，澳門特區地方小、資源少，因此，發展的必由之路就是走向高質量、高精尖、高附加值的發展道路，其中優選的發展方向是科技創新。當前，粵港澳大灣區力推的“廣州─深圳─香港─澳門”科創走廊中，澳門特區已被中央政府確定為其中一個極點，因此，澳門特區在科創領域的後續發展潛力十足。澳門特區宜藉助澳門特區各大高等院校、國家級重點實驗室、國家級青創平台等組合拳，大幅提升招收中國內地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青年學生和科研人員，實現澳門特區青年科研人才隊伍的建設和擴編。通過把握“人才”這一關鍵要素，進而實現“創新”這一重大部署，並通過練好澳門自身在科創領域的“內功”，搭乘“一帶一路”科創發展的“東風”，通過參與“一帶一路”戰略提升澳門特區自身的綜合實力。
  • - 123 - “一帶一路”戰略與澳門特區發展在研究宣介方面，澳門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應當積極利用“一國兩制”的最大優勢和愛國和諧的社會優勢，爭取成為“一帶一路”研究的智庫交流平台和宣傳推廣平台。持續鼓勵澳門特區高校、社團、智庫等發揮各自優勢，組織開展與“一帶一路”相關的研究宣介、培訓交流、政策溝通、共商合作等活動。澳門特區背靠中國內地，在研究中國國情、國家戰略方面，具有“近水樓台”的天然優勢，同時，澳門特區作為國際自由港，在對接國際、信息自由等方面具有體制優勢，將此二者結合，將有利於推動建立一個立足中國、聯通世界的“一帶一路”智庫交流平台，同時，也可以打造“一帶一路”宣傳推廣平台。總的來看，就是藉助澳門特區的國際化平台優勢，同時面向國際國內兩個市場，研究提出“一帶一路”新部署，攜手發出“一帶一路”好聲音，不斷闖出“一帶一路”新局面。
  • - 124 - 澳門思路‧第三期摘要：“一帶一路”合作倡議提出至今已有六年，六年來我國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積極推進沿線國家發展戰略的相互對接，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澳門作為“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城市，如何服務好國家發展大局並及時把握“一帶一路”這一千載難逢的發展契機實現自身經濟的健康發展是目前澳門社會值得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因此，本文希望通過對澳門在制度、文化、語言及資金上的比較優勢分析，探究澳門在“一帶一路”建設上可發揮的功能，及如何在此過程中，結合自身定位和優勢，實現澳門自身的經濟健康發展。關鍵詞：“一帶一路”、中葡商貿服務平台、特色金融、澳門經濟多元發展距 2013 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以下簡稱“一帶一路”）的國家級頂層合作倡議至今已有六年。六年來，我國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積極推進沿線國家發展戰略的相互對接，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目前“一帶一路”建設得到 100 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的支持和積極參與，成為當今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合作倡議，也開啟了中國塑造新的國際秩序，邁向世界強國的新征程。“一帶一路”作為中國邁向新時代的核心戰略設計，十分強調區域協調發展，是一個覆蓋全國、因地制宜的舉國一體戰略，是一個由國家主導推動、各地區各部門共同參與的宏大構想。“一帶一路”戰略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粵港澳大灣區這三大國家重大區域發展戰略的戰略目標和重點各不相同，承擔著統籌東中西、協調南北方、發揮先行示範和輻射帶動的重要功能。1 因此在“一帶一路”建設進程中將給我國不同區域帶來不同的發展契機，與此同時，“一帶一路”進程中澳門的功能任務與發展契機探析庄真真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講師1 門洪華：《“一帶一路”與中國—世界互動關係》，載於《世界經濟與政治》，一帶一路資料庫，2019-08-26，https://www.ydylcn.com/zjgd/335952.shtml。
  • - 125 - “一帶一路”進程中澳門的功能任務與發展契機探析不同區域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中也承擔不同功能和任務。澳門作為“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城市，如何服務好國家發展大局並及時把握“一帶一路”這一千載難逢的發展契機實現自身經濟的健康發展是目前澳門社會值得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一、“一帶一路”兼容並蓄，展現東方智慧。習近平指出，“在各國彼此依存、全球性挑戰此起彼伏的今天，僅憑單個國家的力量難以獨善其身，也無法解決世界面臨的問題。只有對接各國彼此政策，在全球更大範圍內整合經濟要素和發展資源，才能形成合力，促進世界和平安寧和共同發展”。有鑒於此，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央政府在洞察國內外形勢、統攬全局、審時度勢及多方權衡之後提出了“一帶一路”的宏偉倡議。“一帶一路”貫穿亞歐非大陸，不僅囊括了發達的歐洲經濟圈與活躍的亞洲經濟圈，同時秉持開放包容的態度歡迎世界各國和國際、地區組織積極參與。這種海納百川的氣魄和開放包容的姿態，充分彰顯了我國致力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攜手世界各國實現合作共贏的大國氣度與兼容並蓄的東方智慧。（一）“一帶一路”是實現全球合作共贏的中國方案“一帶一路”編織起以亞歐大陸為中心、輻射全球各大陸、連接世界各大洋的合作網絡，通過與“一帶一路”參與國的發展戰略對接，利用各國的比較優勢及相互間的雙邊和多邊合作機制，構建互聯互通、合作發展的新型國際合作平台。六年來，“一帶一路”倡議助推開放型世界經濟、創建前所未有的投資機會，攜手“一帶一路”參與國實現合作共贏，已成為全球廣受歡迎的公共產品，為解決世界經濟失衡、經濟增長不足及全球複雜挑戰提供了充滿東方智慧的“中國方案”。1.“一帶一路”助推開放型世界經濟依照共建“一帶一路”的合作重點和空間佈局，中國政府提出了“六廊六路多國多港”的合作框架，助推開放型世界經濟，也為各國參與“一帶一路”合作提供了清晰的方向。“六廊”是指打通中蒙俄、新亞歐大陸橋、中國一中亞一西亞、中國一中南半島、中巴和孟中印緬這六大國際經濟合作走廊；“六路”是指暢通六大路網，推動鐵路、公路、水路（航運）、空路（航空）、管路（管道）、信息高速路（空間綜合信息網絡）的互聯互通；“多國”是指選取若干重要國家作為合作重點；“多港”是指構建若干海上支點港口。六年來，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六大經濟走廊建設已取得了重要進展，中國同“一帶一路”國家貿易總額超過
  • - 126 - 澳門思路‧第三期6 萬億美元，對“一帶一路”國家直接投資超過 900 億美元。2 六路建设也取得了實質性進展，一大批合作項目落地生根：以中老鐵路、中泰鐵路、匈塞鐵路、雅萬高鐵等合作項目為重點的區際、洲際鐵路網絡建設等扎實推進；瓜達爾港、比雷埃夫斯港、哈利法港等進展順利；空中絲綢之路建設加快，中國已與 126 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雙邊政府間航空運輸協定；能源資源通訊設施合作力度加大，中國與沿線國家在電力、油氣、核電、新能源、煤炭等領域開展了廣泛合作，中俄原油管道、中國 — 中亞天然氣管道保持穩定運營，中緬油氣管道全線貫通。3“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的成功實踐，為國際貿易和投資搭建了新平台，為世界經濟增長開闢了新空間，有效推進了世界經濟開放發展。2.“一帶一路”創建前所未有的投資機會“一帶一路”旨在促進經濟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和市場深度融合，推動沿線各國實現經濟政策協調，開展更大範圍、更高水準、更深層次的區域合作，共同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六年來，“一帶一路”穩步推行，在今年 4 月舉辦的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包括中國在內，38 個國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腦等領導人以及聯合國秘書長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共 40 位領導人出席圓桌峰會，來自 150個國家、92 個國際組織的 6000 餘名外賓參加了論壇，彰顯了國際社會對“一帶一路”的重視和積極回應。此次高峰論壇共達成 283 項務實成果、640 多億美元合作項目 4，展現了“一帶一路”帶來的巨大商機。六年來，中國同“一帶一路”國家共建 82 個境外合作園區，上繳東道國稅費 20 多億美元，帶動當地就業近 30 萬人，為各國民眾帶來了更便利生活條件、更良好營商環境、更多樣發展機遇。5 未來，按照 2019 年 6 月世界銀行發佈的《“一帶一路”經濟學：交通走廊發展機遇與風險》報告，預計“一帶一路”將使全球和大多數走廊沿線經濟體因貿易和投資擴大而實現增長和收入增加：估計可使全球和“一帶一路”經濟體的貿易額增幅分別達到 6.2% 和 9.7%，對於沿線低收入國家來說，外國直接投資增幅達到 7.6%；可使全球和大多數走廊沿線經濟體實際收入增幅分別可達 2.9% 和 3.4%，使 3200 萬人擺脫中度貧困（日均生活費低於 3.2 美元）。此外，報告估計“一帶一路”交通走廊建成後將顯著縮短交通運輸時間，其中，沿線國家的交通運輸時間可最多縮短 12%，世界其他地區的交通運輸時間將平均縮短 3%，而非“一帶一路”參與國的沿線國家和地區也將從中受益。由此可見，未來“一帶一路”的全面實施將有助於可降低貿易成本，擴大貿易，創造前所未有的投資機會。2 王毅：《開啟“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新征程》，《求是》，2019 年 5 月 1 日。3 熊麗：《“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六周年，“六廊六路多國多港”合作格局基本成型》，《經濟日報》，2019 年 9 月 11 日。4 《新起點　新願景　新征程──王毅談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成果》，新華網，2019-04-29，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4/29/c_1124429961.htm。5 王毅：《開啟“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新征程》，《求是》，2019 年 5 月 1 日。
  • - 127 - “一帶一路”進程中澳門的功能任務與發展契機探析3.“一帶一路”倡導合作共贏，搭建共享平台“一帶一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則，積極搭建一個各方資源共用的全球開放性平台，所有國家無論處於何種政治體制、地域環境、發展階段、文化背景，都可以加入開放的“一帶一路”朋友圈，共商共建共享共用，實現合作共贏。“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中國立即推動建立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綢之路基金、中國 ― 中東歐投資合作基金等多個共用發展平台；主辦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中非合作論壇等多個高端對話平台；舉行了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中國 — 非洲經貿博覽會等多個深化合作平台；成立了亞洲金融合作協會、“一帶一路”新聞合作聯盟、“一帶一路”國際智庫合作委員等多個交流合作平台。此外，官方及民間還積極主辦文化展、旅遊年、電影節等多樣化的社會活動，以多種形式搭建各種有利於國際合作的共用平台，通過在這些平台上推動各方交流和對話，最終推動國際合作項目的落地實施從而實現合作共贏。（二）“一帶一路”是復興中華民族，實現中國夢的具體方案。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我國經濟規模居全球第二，外匯儲備居全球第一，優勢產業越來越多，基礎設施建設經驗豐富，裝備製造能力強、品質好、性價比高，具備資金、技術、人才、管理等綜合優勢。與此同時，我國亦面臨著經濟增長放緩，下行壓力大；東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差距擴大，制約了國民經濟的整體健康發展；中國資金、產能及外匯資產過剩以及對外國的油氣資源、礦產資源依賴度高等現實發展問題。如何進一步發揮國內各地區的比較優勢和產業優勢，保持我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縮短我國東西南北地區之間的發展差異，關係到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中國夢的實現。“一帶一路”在國內層面，規劃了我國西北東北地區、西南地區、沿海和港澳台地區、內陸地區為主要區域，並為各區制定了參與“一帶一路”的定位和主要發展方向。在國際層面，通過絲綢之路經濟帶，經中國西部向外延展至中亞、西亞、獨聯體國家及中東歐國家，向南延展至南亞。通過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經中國東南地區向外延展至東南亞、經南亞至東北非，同時向東南延伸至南太平洋。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在南亞和西亞地區交匯，形成涵蓋亞非歐的廣泛合作區域，從而形成了國內外統籌開放的“一帶一路”建設格局。“一帶一路”作為串聯世界大舞台和中國大市場的橋樑，為中國發揮各地區的比較優勢與其他“一帶一路”參與方共同合作實現產業對接與優勢互補提供了現實需要與重大機遇，與此同時，“一帶一路”建設有助於帶動中國經濟新一輪增長動力，同時有助於拉動
  • - 128 - 澳門思路‧第三期中國落後的中西部地區經濟，促使經濟發展趨向平衡。由此可見，2013 年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與其在 2012 年 11 月提出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中國夢”一脈相承，是解決我國現階段面臨的經濟、社會問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具體實施方案。二、澳門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應發揮所長服務國家發展所需如前所述，“一帶一路”作為我國的頂層國家戰略，是我國今後深化改革開放的重要戰略舉措，同時也是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和人民富足的“中國夢”的重要發展路徑，在“一帶一路”建設進程中我國因應不同區域的比較優勢，對不同區域的發展定位，同時也寄望不同地區可以積極發揮自身所長，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助力“一帶一路”發展。鑒於“一帶一路”建設以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這“五通”為主要內容，未來澳門可利用自身在制度、文化、語言及資金上的比較優勢，在“一帶一路”建設上，助力國家與“一帶一路”參與國的切實合作。（一）在民心相通方面，澳門可發揮人文交流的紐帶作用，助力講好中國故事。眾所周知，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中國的崛起在國際上引起了不少擔憂，“中國威脅論”、“強國戰略”等充斥媒體，關於“一帶一路”的解讀存在多個版本，容易令外部世界產生誤解和誤判。因此，增進民心相通成為了“一帶一路”建設上重要的一環。民心相通旨在增進相互了解和信任的基礎上，增進友誼促進經濟合作，是“一帶一路”建設的社會根基。要達到民心相通，人文交流就是重要的渠道。人文交流是一種通過民間交流為載體進行國際交流的外交形式，主要通過不同國家民眾之間的人員交往、經貿交流、文化溝通、社會往來以及跨國旅行等方式實現相互間的瞭解和溝通，是非常重要的“非官方外交”方式。由於歷史的淵源，400 年來中西文化在澳門不斷交流、交匯、交融，澳門傳承了優秀中國傳統文化及西方文化，現如今很多澳門人不僅能熟練的使用普通話、粵語，同時也掌握英語及葡萄牙語等語言，對於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風俗文化也較為瞭解。澳門特區成立之後，隨著博彩、旅遊及會展業的快速發展，現在的澳門已然成為一個享譽海外的國際性知名城市，每年來澳門旅遊、博彩及參加會展會議的人數超過 3000 萬。此外，澳門還是社團社會，有八千多個各種各類、大大小小的商貿社團、氏族宗親會、同鄉會、僑聯會等社團，它們與海
  • - 129 - “一帶一路”進程中澳門的功能任務與發展契機探析外尤其是東南亞國家華僑華人有著密切交流。總體而言，回歸以來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都與葡語系國家、東盟、歐盟、拉美等西方國家長期保持獨特悠久的歷史文化聯繫與緊密的人員的交流往來。可以說，澳門具備充當中西文化交流紐帶、傳播中國聲音、推廣中國新形象的獨特天然條件。正是看中澳門的這一長處，2019 年出台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明確指出，支持澳門打造多元文化交流合作基地，促进中华文化传播交流。未來，澳門特區政府與澳門居民可利用好作為國際性城市、對外聯繫廣泛的有利條件，發揮好中西文化交流的紐帶作用，講好中國改革發展故事、傳播中華傳統文化、展示“一國兩制”成功實踐典範、展現當代中國嶄新形象，更加積極主動促進國際人文交流，做好“一帶一路”的民心相通建設，配合國家弘揚中華文化、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宣揚國家軟實力的戰略佈局。（二）在貿易暢通方面，澳門可發揮中介作用幫助中國企業走出去和外國企業走進來。作為“一帶一路”倡議“五通”之一的貿易暢通是我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核心基石，也是檢驗“一帶一路”成效的重要指標。在“一帶一路”貿易暢通方面，澳門可透過自身與中國內地及葡語國家的傳統聯繫和相對優勢，在信息諮詢、金融會計、法律融資等特定領域做好中介服務工作，幫助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同時也幫助外國企業走進來。由於歷史的淵源，葡語是澳門的官方語文，澳門擁有葡萄牙裔血統的澳門居民過萬人 6，是中國境內使用葡語人士聚集最集中的地區，擁有龐雜的葡語國家人際網路。澳門企業對中國內地及葡語國家的市場和營商環境也較為熟悉，澳門的歸僑和華商組織在全球華商網路發達。目前，中國與葡語國家的一些大型企業已經直接建立了商貿合作關係，但內地眾多民營企業、中小企業仍希望利用澳門的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台優勢，與澳門企業攜手“走出去”共同開拓葡語國家市場，同樣的，葡語國家的企業也想通過澳門平台打開中國內地廣闊的市場。因此，未來澳門可藉助中葡論壇及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台加強對中國內地及葡語國家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經濟投資環境、金融體系、投資融資規制、會計制度及文化風俗習慣的研究，全面收集整理好上述有用信息，以便為企業提供良好的政治、經濟、法律和資源等方面的市場風險評估，並做好前期的產業配對和後續的跟進服務工作，以幫助中國企業走出去和外國企業走進來，促進“一帶一路”實現貿易暢通。6 至 2016 年澳門擁有葡萄牙裔血統的人口有 11,715 人。澳門特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file:///C:/Users/charlenechong/Downloads/ C_ICEN_PUB_2016_Y.pdf。
  • - 130 - 澳門思路‧第三期（三）在資金融通方面，澳門可通過發展特色金融，幫助實現人民幣國際化。有報告指出，“一帶一路”沿線未來 10 年基礎設施投資需求達 8 萬億美元，巨大資金缺口對融資租賃業務提出新需求。澳門特區政府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表示，看好“一帶一路”建設中澳門作為連接國內、國際兩個市場的特色金融樞紐作用。7 在“一帶一路”的資金融通上面，澳門可藉助“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充裕財政支持的資金優勢、與葡語系國家的傳統聯繫優勢以及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金融服務平台”和“葡語系國家人民幣清算中心”的平台優勢，在“一帶一路”的資金融通上有所作為，通過發展澳門特色金融，幫助實現人民幣國際化和“一帶一路”合作中資金的更好融通。在 2016 年發佈的《國務院關於深化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指導意見》中明確指出要“促進澳門作為中國與葡國國家商貿合作金融服務的平台角色。”與此同時，中葡論壇第五屆部長級會議上李克強總理著重強調了支持澳門特區打造中葡金融服務平台，為中葡企業合作提供金融支持，顯示了中央對澳門打造中葡金融服務平台的重視。為此，特區政府近年來也十分注重本澳金融業的發展，擬通過澳門自身所長推動特色金融業務發展。因此，澳門金融管理局於 2017 年開展向澳門金融機構收集人民幣清算業務數據的工作。根據澳門金融管理局2019 年 2 月 20 日所作的人民幣清算業務調查數據顯示，2017 年人民幣清算總量 7616 億元人民幣，其中，涉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清算量為 3079 億元，佔總清算量的 40.4%。此外，2015 年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獲中國人民銀行批准為澳門人民幣業務唯一清算行，為葡語國家銀行提供人民幣清算服務，這為人民幣在葡語國家中的使用提供了便利。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在 2017 年的人民幣清算量達到了 3788 億元，其中為葡語國家銀行辦理人民幣清算業務達 76 億人民幣。在國家大力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和人民幣國際化的大背景下，以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和儲備貨幣已上升為國家的戰略發展佈局，澳門極力打造的中葡金融服務平台和中葡人民幣清算中心就起到了很好的對接葡語系國家離岸人民幣市場需求的作用。長期以來，澳門葡資銀行通過其在葡語國家的業務網絡，打通了澳門與相關國家的金融、貿易、投資業務通道。近年來，在澳中資銀行也陸續與葡國國家陸續開展了一系列金融合作項目。未來，澳門應積極研究適用於中國與葡語國家特色的商貿往來及投資模式，加大力度促進人民幣在葡語國家的推廣和使用，提升葡國國家在澳門人民幣的清算量，助力實現人民幣的國際化。7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香港澳門積極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新華網，2019-03-21，http://www.hmo.gov.cn/mobile/xwzx_362/gayw/201903/t20190321_20633.html?keyword=。
  • - 131 - “一帶一路”進程中澳門的功能任務與發展契機探析三、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尋求澳門自身實現經濟健康發展澳門回歸後重新納入了國家的治理體系，成為了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回歸之後，在“一國兩制”方針下，澳門特區政府充分利用了自身的制度優勢制定了“以博彩旅遊業為龍頭、以服務業為主體，其他行業協調發展”的產業結構發展方向，二十年來，得益於博彩業的蓬勃發展，澳門的社會經濟發展取得巨大成就。與此同時，經過二十年的發展建設，澳門經濟發展的一些深層次問題也逐步浮現。2014 年 6 月起澳門博彩毛收入曾經曆連續 26 個月下挫，至 2016 年 8 月才開始逐步復甦，至 2017 年底，澳門經濟才逐漸恢復新一輪發展。而這期間澳門博彩收益的大起大落，使得澳門經濟過於單一，過於依賴博彩業的產業結構問題更加凸顯。為了支持澳門的經濟多元化發展，幫助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2019 年 2 月 18 日出台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將澳門作為灣區的核心城市之一，並明確了澳門的比較優勢和城市定位，即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為澳門經濟適度多元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發展空間。而為充分發揮澳門的優勢，支持澳門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國家發改委和澳門特區政府經協商一致並報國務院審批同意，與 2019 年 2 月 20 日簽署了《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關於支持澳門全面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安排》（以下簡稱《安排》）。《安排》提出了四大重點合作領域，包括：金融領域合作、經貿交流與合作、民心相通、與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合作。《安排》的簽署可以說是對《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積極落實。未來，澳門應把握好“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契機，依照《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和《安排》的設計安排，立足澳門自身優勢，加強在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台、會展、特色金融、中醫藥及文化創意等方面的建設工作，在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同時，謀求自身經濟的轉型和健康可持續發展。（一）澳門應借助“一帶一路”發展機遇，把握好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定位，攜手大灣區其他城市，發展“一程多站”的旅行路線，不斷增加旅遊和休閒元素，提升澳門作為國際旅遊城市的吸引力，加快澳門旅遊業的健康和可持續發展，促使旅遊業成為澳門新的支柱產業。得益於中央“自由行”政策的支持與實施以及政府對旅遊業發展的支持與投入，回歸以來赴澳遊客人數不斷上升，從 1999 年的 744 萬人發展至 2018 年的 3580 萬人 8，遊客的增加8 2018 年赴澳遊客人數，參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http://www.dsec.gov.mo/TimeSeriesDatabase.aspx? KeyIndicatorID=27。
  • - 132 - 澳門思路‧第三期促使旅遊業出現了明顯的活躍，相關的酒店、交通、餐飲、零售等行業的發展得到帶動。未來澳門需跳出地域局限，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推廣澳門旅遊，協助業界推出更迎合市場的旅遊產品，深化粵港澳大灣區的旅遊合作，與灣區其他城市共同拓展“一程多站”聯線旅遊，並把握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發展定位不斷增加旅遊、休閒元素，總所周知，旅遊離不開飲食、住宿、交通、遊覽、購物及娛樂等六大元素，應進一步做好，飲食、住宿、交通等的配套措施，將澳門本土的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結合起來設計更多主題的旅遊路線，例如，可以“中華文化”、“多元文化”、“國際美食”、“文化創意”、“中醫藥養生”為主題的旅遊路線，將澳門本土的文化、優勢及政府扶持的新興產業結合起來，同時增加購物及娛樂的選擇，提升澳門作為國際旅遊城市的吸引力，延長旅客在澳逗留時間，促進遊客市場多元和健康發展 。（二）應緊緊抓住國家賦予澳門的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發展定位，同時把握“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發展機遇，發揮好澳門平台作用，外引內聯，攜手大灣區其他城市共同擴展海外市場，在助力大灣區形成全面開發新格局的同時，將外部市場需求內需化，藉助外力發展自身經濟，並在此過程中調整澳門自身的產業結構，實現經濟的多元發展。為了支持澳門的經濟多元化發展，幫助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央政府在其“十二五”規劃及“十三五”規劃中均明確表示支持澳門充分發揮優勢，在國家整體發展中繼續發揮重要作用，明確支持澳門支持加快建設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因此，把握好國家支持澳門舉辦中葡論壇和建設中葡商貿服務平台的機遇，為經濟互補性較強的中國內地與葡語國家之間的經貿合作提供服務，是未來澳門經濟增長及產業結構多元發展的重要出路。中葡商貿合作的發展定位自提出以來就一直受到澳門特區政府的高度重視，促進和加強內地、澳門與葡語國家之間的經貿合作幾乎是每年特區政府的施政重點。2003 年起，澳門開始舉辦“中國 — 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並設常設秘書處以協助中國與葡語國家的企業家進行商務合作。論壇舉辦 16 年來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連續舉辦五次部長級會議、簽訂五份《經貿合作行動綱領》、設立中葡合作發展基金、打造中葡金融服務平台、建立澳門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綜合體、成立中葡論壇培訓中心、舉辦學術研討會及舉辦各類經貿、文化促進活動等。統計數據顯示 9，2003 年中葡論壇成立後，澳門與葡語國家的貿易有顯著提升，9 澳門特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https://www.dsec.gov.mo/home_zhcn.aspx。
  • - 133 - “一帶一路”進程中澳門的功能任務與發展契機探析其中，澳門從葡語國家進口增幅明顯，由 2003 年的 1.58 億澳門元升至 2017 年的 6.48 億澳門元，增幅達三倍。為落實在澳門建立中葡中小企商貿服務中心、中葡經貿合作會展中心及葡語國家食品集散中心等多個發展目標，澳門特區政府籌建的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綜合體已於 2016 年在澳門正式啟動，並將於 2019 年年底正式啟用。澳門可抓住在澳門舉辦上述產能合作研討會或洽談會及作為葡語中葡中小企商貿服務中心、中葡經貿合作會展中心及葡語國家食品集散的地利優勢，借助大數據等科技手段做好市場調硏，做好精準產業對接和產能配對工作。與此同時，澳門可在此過程中考察和發掘有發展潛力、優質的合作項目，利用中葡合作發展基金及澳門特區政府豐沛的財政儲備參與到中國與葡語國家間的大型合作項目及跨區域的經濟合作當中，以創造澳門新的經濟增長點，並謀取自身經濟多元發展。（三）未來澳門應更好地發揮中葡金融服務平台功能，利用澳門與內地及葡語系國家在金融、貿易、投資方面的業務網絡，為中資、澳資企業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葡語系國家企業提供好特色金融服務，並在助力“一帶一路”實現更好的項目融資與資金融通的同時，加快促進本澳金融業的發展。根據澳門特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發佈的 2017 年《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統計指標體系》專題報告，2013-2017 年期間，主要非博彩行業的收益由 2013 年的 2,861.6 億澳門元，上升至 2017 年的 3,711.8 億澳門元，增長 29.7%；若只比較當中的服務行業，收益增長最大的三個非博彩行業依次為金融業 (65.1%)，不動產及工商服務業 (37.8%) 及飲食業 (33.5%)。同期博彩業的收益則下跌 26.2%。10 可見金融業已成為近年澳門主要非博彩行業中經濟增長最快的一個行業，也是推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一個有發展前景的產業。澳門特區實行“一國兩制”，享有高規格的政治待遇與顯著的制度優勢，根據《澳門基本法》的規定，澳門特區實行獨立的財政、稅收、貨幣制度及自由開放的金融制度。澳門長期保持自由港地位、實行自由貿易政策，是獨立的關稅地區。澳門特區無外匯管制，實行簡單的低稅政策，財政金融穩健，社會穩定，商業運行規則接軌國際，外向度高，是連接中國內地和國際市場的重要窗口和橋梁。澳門經濟體量小，未來的經濟發展還需要依靠背後強大的祖國，利用“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及澳門與內地及葡語系國家在金融、貿易、投資方面的業務網絡，為中資、澳資企業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葡語系國家企業提供好特色金融服務，並在助力“一帶一路”實現更好的項目融資與資金融通的同時，加快促進本澳金融業的發展。10 澳門特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統計指標體系分析報告 2017》，第 24 頁。澳門特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file:///C:/Users/charlenechong/Downloads/C_SIED_PUB_2017_Y%20(2).pdf。
  • - 134 - 澳門思路‧創刊號澳門思路（半年刊）第三期出　　　版︰思路智庫編輯委員會︰馬志成、郝雨凡、李雁玲、葉桂平、蘇振輝、盛力、王長斌、　　　　　　鄞益奮、林廣志、李淑冰執 行 編 輯︰蘇振輝印　　　刷︰嘉華印刷公司印　　　數︰200本出 版 日 期︰2019年12月ISSN 2706-7971鳴謝︰澳門基金會贊助出版經費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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