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Center for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and Assessment637990A25( )

人文社會科學版 2026 年第 2 期編輯委員會主　 　 任: 嚴肇基副 主 任: 李雁蓮委　 　 員:(以姓氏筆畫為序)付海晏　 朱　 劍　 仲偉民李雁蓮　 吳新凡　 林發欽林燦堂　 洪慶明　 原祖傑秦曰龍　 高自龍　 桑　 海莫秀妍　 陳志雄　 張云峰張耀銘　 黃貴海　 路育松齊鵬飛　 蔡赤萌　 黎美琪劉澤生　 劉曙光　 嚴肇基榮譽總編輯: 劉澤生執行總編輯: 陳志雄澳門理工大學主辦

目　 　 錄2026年第 2期(總第 102期) 1998年 4月創刊·名家專論·有生命的知識史視域下“現代中醫”形成探研 余新忠　 (5)……………………………·港澳研究·主持人語 劉澤生　 (26)…………………………………………………………………粤港澳大灣區“軟聯通”典型案例的改革邏輯 謝寶劍　 (27)…………………………粤港澳大灣區規則銜接的法律工具:局限、改進與應用 曹旭東　 (39)………………翻譯批評客體的哲學思考 王恩科　 (51)………………………………………………《林紓的翻譯》的注釋及修改問題發微 王鵬程　 (62)…………………………………“詩化”與“戲化”:漢語“名+名”小句的功能 溫鎖林　 (69)……………………………·中西文化·作為實學的西學:楊廷筠對西學的評判與實學思潮 錢　 晉　 (82)……………………移情與情感謬誤　 　 ———從《五百家香艷詩》到《中國愛情詩選》的轉譯考論 郭麗娜　 (90)…………法國漢學家沙畹中國考古調查之緣起 賀夢瑩　 (100)…………………………………

·總編視角·主持人語 劉澤生　 (111)…………………………………………………………………學術編輯與編輯學關係的再認識 郭慶華　 (112)………………………………………“交叉學科”概念平議 李德鵬　 (123)……………………………………………………·文學研究·莎樂美形象的世俗化與復魅 周小儀　 (133)……………………………………………無線電與傳心術:吉卜林的科幻寫作與文本闡釋 徐　 曦　 (147)……………………感覺的教育:論現當代美國詩歌的“譯香”與“偷香” 孫紅衛　 (156)…………………·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 160 週年·主持人語 桑　 兵　 (167)…………………………………………………………………開眼看世界與孫中山 1885 年決志“創建民國” 彭　 劍　 (168)………………………中華革命黨內的小團體現象考論 趙琳琳　 (177)………………………………………孫中山、譚延闓與駐粵湘軍　 　 ———湘系力量如何匯入南方革命陣營 李在全　 (188)……………………………本期英文內容提要 (202)…………………………………………………………………徵稿啟事 (208)……………………………………………………………………………

JOURNAL OF MACAO POLYTECHNIC UNIVERSITYVol. 29, No. 2 (Serial No. 102), 2026CONTENTSToward a Knowledge History Centered on Life: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u Xinzhong (005)The Reform Logic Behind Exemplary Cases of “Regulatory Alignment”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　 -Macao Greater Bay Are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ie Baojian (027)Legal Tools for Regulatory Alignment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Limitation,　 Improvement, and Applica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o Xudong (039)On the Object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 from an Axiological Perspective. . . . . . . . . . . . Wang Enke (051)A Discussion on the Notes and Revisions of “Lin Shus Translations”. . . . . . . . Wang Pengcheng (062)“Poetization” and “Dramatization”: The Function of the “NP+NP” Clause in Chine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n Suolin (069)Western Learning as Practical Learning: Yang Tingyuns Judgment on Western Learning and the Practical　 Learning Tradition in Chin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Qian Jin (082)Empathy and Affective Fallacy—Variation of Five Hundred Families Fragrant Poems to Anthologie de　 lamour chinois: Poèmes de lascivité parfumé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o Lina (090)The Origins of Édouard Chavanness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in China. . . . . . . He Mengying (100)A Reassess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ademic Editors and Redactology. . . Guo Qinghua (112)On the Concept of“Interdisciplinar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 Depeng (123)The Secularization and Reenchantment of Salomés Representation. . . . . . . . . . . . . . . Zhou Xiaoyi (133)Wireless and Telepathy: Rudyard Kiplings Sci-Fi Writing and Textual Interpretation. . . . . Xu Xi (147)Education of Senses: On “Translating Perfume” and “Stealing Spice”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merican Poetr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un Hongwei (156)Opening Eyes to the World and Sun Yat-sens Resolution to “Found a Republic of China” in 188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eng Jian (168)An Inquiry into the Phenomenon of Factions with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Part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hao Linlin (177)Sun Yat-sen, Tan Yankai and the Hunan Army Stationed in Guangdong—How the Forces of the Hunan　 Clique Merged Into the Southern Revolutionary Cam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 Zaiquan (188)本期基本參數: ISSN 0874-1824∗1998∗q∗A4∗208∗zh∗P ∗MOP50∗1350∗17∗2026-04本期英文編輯:Áine Ní Bhroin(譚小果) 本期執行編輯:陳志雄

·名家專論· 澳門理工學報　 2026 年第 2 期有生命的知識史視域下“現代中醫”形成探研*余新忠[提　 要] 　 中醫不僅是歷史悠久的傳統醫學,也是活躍於當今中國乃至世界上很多國家和地區的現代醫學之一。 要更好地認識和理解中醫,顯然離不開歷史的視野。 從現實的角度反觀歷史,以下問題是無法迴避的:何為“中醫”,它是傳統還是現代? 近代以來,在科學主義盛行,國家和社會努力競逐現代化的背景下,作為傳統代表的舊醫,又是如何逃過一劫,成功匯入現代國家醫療體制,成為現代中醫的? 早就取得合法性並高度體制化的現代中醫,在現實中又為何總遭詬病並在業內也普遍存在悲觀情緒? 為系統回答以上問題,文章引入生命史學和知識史的視角,從情境性、實踐性和反思性三個維度來探究中醫的歷史性、生命之道和實踐原理,只要我們從科學轉向研究,立足生命的主體性和能動性來認識中醫實踐,從“One health”的角度來超越傳統和現代的二元對立,就可以對當下頗多爭議的“中醫”取得相對合理的認識。[關鍵詞] 知識史　 生命史學　 現代中醫　 生命之道　 實踐性[中圖分類號] 　 R2-0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6) 02 - 0005 - 21引　 言20 世紀以降,在中國日漸“趨新崇洋”,①西方科學主義思潮憑藉其與現代化進程的天然關聯,逐漸佔據主導地位,成為評判一切知識與文化的重要標尺。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作為中國傳統文化重要載體的中醫,遭遇了日趨嚴重的生存危機,其中最具標誌性的事件,便是 1929 年“廢止中醫案”風波。 當年 2 月,南京國民政府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通過了余雲岫等人提出的《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該案主張全面禁止中醫的教育、執業、出版等活動,試圖從制度層面徹底消滅中醫。 此案一經公布,立即引發了全國中醫界的強烈抗議,各地中醫團體紛紛組織請願、罷工、遊行,形成了聲勢浩大的“中醫抗爭運動”。 在中醫界的堅決鬥爭和社會輿論的壓力下,國民政府5∗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宋元以來中醫知識的演變與現代‘中醫’ 的形成研究” (項目號:18ZDA175)的階段性成果。

最終被迫撤銷該案,中醫暫時逃過了被廢止的厄運。②然而,這場抗爭的勝利,並未從根本上改變中醫日後日漸失勢的命運,反而在某種程度上推動中醫走上了反對者預設的軌道———為了獲得國家體制的認可和生存空間,中醫主動向西方科學靠攏,試圖用科學話語闡釋自身的理論與實踐,改造自身的診療方式與教育體系。 反觀代表西醫的一方,雖然“廢止中醫案”最終未能實施,看似遭遇了失敗,但他們所倡導的科學主義理念、近代醫療體制和模式,卻逐漸成為國家和社會主流共識,西醫也憑藉其與現代國家治理、科學技術的深度綁定,逐步佔據了中國醫療體系的主導地位。這次事件可謂是中西醫之爭的集中爆發,廢止案的主要提案人余雲岫乃西醫界的代表性人物,他深受明治維新時期“廢除漢醫”思潮的影響,認為中醫理論缺乏科學基礎,是阻礙中國醫學現代化的障礙。 於 1916 年發表《靈素商兌》,全面批判《黃帝內經》中的陰陽五行、臟腑經絡等核心理論,認為這些理論“鑿空逃虛,不徵事實”,是“數千年內殺人的秘本和利器”。 數年後,中醫界的惲鐵樵於 1922 年發表了《群經見智錄》予以回應,他並未否認西醫之長,但強調中醫有其獨立的理論體系和實踐價值,其根本在於“氣化”與“四時之五臟”,並預言“中醫有演進之價值,必須吸取西醫之長,與之合化”。 隨後,又在 1923 年發表《傷寒論研究》,進一步從臨床角度為中醫辯護。 就此,余、惲二人針對中西醫之短長展開了數度交鋒。③這樣的學術論爭自然難有明確的勝負結局,時人和後人的評價也見仁見智,不過若就辯論的學理邏輯與當時的話語優勢而言,余雲岫顯然更佔上風,他用科學的語言和嚴謹的邏輯,精準切中了《內經》文本的事實矛盾與概念模糊;惲鐵樵雖用中醫的“氣化”與“四時觀”等概念,來捍衛中醫的理論韌性與臨床價值,但多少有些底氣不足,而且處於被動防守姿態。 然而,當我們回頭來看,惲鐵樵的論斷又似乎更具遠見,而且後來的發展也證明惲的判斷更符合實際。這兩件密切關聯的事件,不僅深刻影響了近代中醫的發展走向,更留下了一段發人深省的歷史弔詭:為何代表傳統的中醫,在贏得抗爭勝利後,卻不得不走上“科學化”的道路? 為何在學理辯論中佔據上風的科學論述,卻並沒有成功預言不科學的舊醫命運? 如何理解這一看似矛盾的現象?當我們面對當下中醫體制內成功與輿論場上爭議並存、在臨床上廣泛應用卻又在理論上飽受質疑的複雜局面時,回溯並解析這一歷史弔詭便顯得尤為重要。 通過梳理這一公案及其引發的系列問題,我們旨在追問:被稱之為“傳統”的中醫,其本質究竟是亙古不變的“國粹”,還是在歷史長河中不斷流變的“知識體”? 在科學主義席捲全球的 20 世紀,這套看似“不科學”的知識體系,究竟憑藉何種力量,不僅得以倖存,更成功轉型為現代國家醫療體系中的合法一員? 而如今,這個早已取得法律保障,且教育體系完備、產業規模龐大的“現代中醫”,又為何仍然無法擺脫內外的質疑,甚至其從業者內部也常彌漫著一種關乎未來的深層焦慮?為系統回答這些纏繞著歷史與現實、知識與權力的複雜問題,本文嘗試引入一種整合性的研究視角———“有生命的知識史”,從“情境性”、“實踐性”和“反思性”三個維度出發,力圖穿越本質主義的迷霧,在具體的歷史情境與鮮活的醫療實踐中,探尋中醫知識的生成、轉型與困局,並對其作為一種“生命之道”的獨特價值與未來可能作出自己的思考。一、近代以來有關中醫的爭議及其核心問題這裡所謂有關中醫的爭議,並不是指對關於中醫具體問題的討論,而是指對其合法性以及存在價值的爭議。 出現這樣的爭議,顯然是近代以來隨著代表現代科學和文明的西方醫學傳入中國並日漸強勢後形成的。 實際上,現代意義上的“中醫”乃是隨著西醫傳入及其“西醫”概念的出現而出6

現的,其概念的形成本身就隱涵著相關爭議的開端。“中醫”是一個歷史性的概念,不同的時代有不盡一致的內涵,就字面的含義而言,古代俗語“不服其藥,常得中醫”中的“中醫”,實乃指中等程度的醫療或中等水平的醫生。 在西醫傳入中國並產生重大影響以前,對中國人來說,醫學就是醫學,並無中西之分。 而現代意義的中醫,則是近代以來,因為西醫的傳入而出現的名稱,是近代的產物。④ 1857 年,英國傳教士醫生合信(Benjamin Hobson)在上海編譯出版的《西醫略論》,將中國的醫生稱為中醫,以有別於西方的醫生。 此後,隨著西方醫學的影響日增,中西醫之分也就愈益顯著,不僅中國醫生被稱為中醫,中國的醫學也成了中醫。 “在此過程中,‘中醫’一詞漸漸普及。 至 19 世紀八九十年代,‘西醫’影響愈益深入,比較中西醫藥漸成一司空見慣的現象,由此,中西醫學的二元對立局面形成,‘中醫’、‘西醫’也成為一組對立詞語,居於天平之兩端。” ⑤“中”、“西”醫概念的出現,其實也是中西醫論爭的開始。 長期以來,中醫作為治療疾病維護健康的醫學體系,儘管學理和治療上存在著很多的爭議,但並沒有人對醫學本身的合法性和價值產生異議。 明末清初,隨著西洋醫學的傳入,⑥出現了祝石、王宏翰等一批關注西洋醫學並匯通中西的士人。 祝石還通過學習西醫的解剖學知識,對中醫提出激烈的批評,但他顯然沒有質疑醫學價值的想法。⑦真正從中學出發質疑醫學存在價值的,似乎只有晚清大儒俞樾,他在光緒初年撰寫了七千餘言的《廢醫論》,認為(中國的)醫學理論(如陰陽五行、經絡臟腑等)玄虛難證,診斷和治療多依賴主觀經驗,難以實證,因此應當被廢除,而保留確有功效的中藥即可。⑧雖然這一論述往往被認為開廢除中醫的濫觴,但從立場和認知而言,其和後來從科學和西醫的立場出發提出廢除中醫的主張,明顯不同,他只是從中醫本身來立論。 實際上,這大抵也只是他的激憤之言,近年來,趙士第等人的研究表明,這是在特殊背景下提出的,其目的是遷怒庸醫、呼喚良醫,希望進行醫事改革,廢除中醫並不是其本意。⑨ 顯然,一個社會不可能沒有應對疾病、維護健康的技藝和學問,因此中醫在作為中國社會醫學正宗的情況下,沒有出現真正對其存在價值的爭議,是十分自然的。 但近代以降,隨著西醫跟隨西方文明和近代科學不斷深入中國社會,“中醫”、“西醫”概念開始並列而行,情況就漸漸出現了變化。 光緒二年(1876),近代著名科學家徐壽在《格致匯編》上發表的《醫學論》一文中,對中西醫並列而論,稱“世之讀者皆知西醫之治病確有把握,非如中醫之徒講陰陽五行生克為空虛之談也。……傅、趙兩君將西醫諸書譯成而會通之,則中國醫學必有突過前人者,余將拭目視之。” ⑩而後,鄭觀應也發表了《醫道》一文,他引用合信的論述列舉了西醫的五大優勢,雖然也說“中西醫學,各有短長,中醫失於虛,西醫泥於實。 中醫程其效,西醫貴其功”。 但實際更心儀於西醫的諸多精妙,認為其“實暗合中國古意,而遠勝於時醫”。 與此同時,光緒十八年(1892),曾旅居上海多年的唐宗海出版了《中西匯通醫經精義》一書,在醫學界舉起了中西匯通的大旗,和羅定昌、朱沛文開啟了中西醫匯通的濫觴。 這些人雖然大抵都認為中西醫互有優劣,應當相互學習,取長補短,但內心對於中西醫的態度,其實有很大的差異,徐壽和鄭觀應等人,其重心顯然在於引進西醫來改進中國醫學落後的面貌,而唐宗海等醫者恐怕想得更多的是通過承認西醫的部分價值,並適當學習利用,來發揚中國醫學的優長和價值。 但不管怎樣,在當時的條件下,尚未有人直接對中醫的價值提出異議。不過,徐壽等人沒有直接否定中醫,可能主要還是因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冒天下之大不韙容易招致社會的普遍反感而妨礙他們對學習西醫的倡導。 但進入 20 世紀以後,這樣的顧慮就漸漸消失了,諸如吳汝綸、嚴復、孫中山、梁啟超、魯迅和胡適等等當時一眾頂流精英,都對中醫提出了幾7

乎完全否定性的評價,比如,魯迅不僅認為中醫都是“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而且聽說孫中山先生臨終前堅持不看中醫、不服中藥,竟覺得“不下於他一生革命事業地感動過我”。 不僅如此,從民國政府成立以後,余雲岫等西醫精英還開始積極取締中醫,以中醫理論不科學、治療不衛生、療效不確定、教育不規範為由,希望通過政府的法規政策,廢止中醫。 1929 年的“廢止中醫案”撤銷後,國民政府雖然沒有再提出徹底廢止中醫的主張,但對中醫的歧視與限制依然存在,中醫依然無法獲得與西醫平等的地位,中醫教育被排除在國家教育體系之外,中醫執業受到嚴格限制,中醫研究缺乏國家支持。 1949 年以降,雖然從法規政策的層面,中醫的合法性已經確立,但也仍然不時出現有關廢除告別中醫藥的言論,網上所謂的“中醫黑”相當盛行。 關於近代以來中西醫論爭的具體內容,當前研究甚多,於此不贅。 如果我們從歷史的角度圍繞著中醫自身的合法性和存在價值來觀察,其根本性的問題其實在於經過 20 世紀科學化的洗禮和西醫的不斷發展,中醫何以發展成當下的樣子? 這一問題,若細究起來,可以進一步分解成以下三個關乎中醫歷史和未來的問題:1. 何為“中醫”,它是傳統還是現代?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是當代中醫的標準英譯,翻譯回來就是“傳統中國醫學”,以此稱謂“中醫”,當今大多數中國人應該會覺得很自然。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中醫是從中國源起和發展起來的治療疾病的知識體系,從古到今,一脈相承,不僅很早形成的《黃帝內經》、《難經》和《傷寒論》等經典著作至今仍是“活著的經典”,而且陰陽五行、虛實寒熱、針刺艾灸甚至“辨證論治”等舊有的概念和療法也似乎古今一脈,將其稱之為“傳統”理所當然。 但弔詭的是,西方的一些學者,比如許小麗(Elisabeth Hsu)卻直接將 TCM 稱之為現代中醫。 蔣熙德(Volker Scheid)的研究則揭示,現代“中醫”(TCM)是 1950 年代在特定政治和社會環境中加以標準化、規範化的產物,其理論與實踐有很多方面是近代以來被“創造或重新發現的”。 這一爭議的背後,隱涵着的是應當本質化還是歷史性地理解“中醫”的問題。 當前國內對中醫的爭議,正反兩方似乎都存在一種將“中醫”本質化的傾向。 維護者視其為“傳統”瑰寶,其核心理論(如陰陽五行、辨證論治)亙古不變;反對者則將其視為一個整體性的、落後的“前科學”體系,亟需被更先進的科學醫學所取代或改造。 這兩種看似對立的觀點,其實共享著同一種思維方式:都將“中醫”視為一個有著固定內核與清晰邊界的靜態而本質性的實體。 然而,不僅海外的研究者對此提出了挑戰, 國內一些醫史學者,比如廖育群也較早就一針見血地指出:“當代的中醫不僅早已不是《黃帝內經》時代的中醫,而且與相距最近的明清,民國時期的中醫也不可同日而語。 一言以蔽之,中醫早已是現代化了的中醫。 甚至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古今中醫之別,已然遠遠大於中西醫學之別!” 這不禁促使我們去追問:是否存在一個超越歷史的本質性的“中醫”? 還是說,“中醫”本身就是一個在歷史情境中不斷被建構、重塑和再定義的知識與實踐集合體?2. 近代以來,在科學主義盛行、國家和社會競逐現代化的背景下,作為傳統代表的舊醫,如何逃過一劫,成功匯入現代國家醫療體制,成為現代中醫的?筆者在閱讀近代以來中醫演進的歷史時,總不禁感慨,在中西醫論戰中不佔優勢的中醫,卻總能在夾縫中求得生存,並不斷發展,讓那些崇尚科學、說理透徹的精英感覺不可思議,而且預言失效。 對此,很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作出了很多的探討,比如張效霞從西醫數量不足、有療效顯著的名醫、群眾基礎好和在內科疾病治療方面療效上有優勢等方面分析中醫在近代為何廢而不止。 雷祥麟用“非驢非馬”這一意象,生動地刻畫了中醫在現代性夾縫中求生存的複雜狀態:它既不是純8

粹的“傳統”,也不是標準的“現代”,而是在與西醫、國家權力、科學話語的持續互動中,形成的一種混合體。 也正是這種“非驢非馬”醫的形成,促成了中醫的生存和發展,而且還從根本上挑戰了“以科學為基礎的現代性概念”。 吳章(Bridie Andrews)的研究展示了從 19 世紀中期到 20 世紀中期,中國醫學如何從多元的民間實踐,轉變為國家支持下的、與西醫並列的“雙軌”系統。 這一轉型過程並非線性進化,而是充滿了策略性的妥協、創造性的轉化和艱難的制度博弈。 筆者則從中醫發展策略的角度作出探討,認為中醫界通過“科學化” (用科學語言重新包裝理論)、“專業化” (建立現代教育、考核和團體)、“國學化”(將自身塑造為民族文化遺產)這三重路徑,成功地為自己在現代民族國家中謀得了一席之地。 這些研究儘管都從不同的角度道出了現代中醫在爭議中生存下來並不斷發展的緣由,但似乎並沒有真正立足中醫自身的實踐從學理上闡明其內在的道理何在,而且也難以解釋現代中醫的發展困境和爭議不斷,無法回答中醫為何經過全面的現代化後,仍然沒有拋開陰陽五行和臟腑經絡等概念和理論,《黃帝內經》、《傷寒論》等著作仍是活著的經典?3. 早已取得合法性並高度體制化的現代中醫,在現實中為何又總遭詬病,業內也普遍存在悲觀情緒?如今的現代中醫,已經擺脫了近代的生存危機,獲得了國家法律的認可,建立了完善的教育、科研、臨床體制,成為中國醫療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走向世界,被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所接受。 但與此同時,現代中醫又始終面臨著諸多爭議,在現實中總遭詬病,而且在中醫業內,也普遍存在著悲觀情緒。 在科學話語日漸強勢的今天,中醫理論難以用主流科學範式進行“證實”的困境依然存在,其在學術話語權和公眾信任度上始終面臨挑戰。 正是這種困境讓中醫在不斷遭到外部批判的同時,內部也開始不斷反省中醫現代化,認為現代中醫過度科學化,導致失去了自我和傳統精髓,於是紛紛主張“回歸中醫”、“回歸經典”。 那麼又該如何理解這種體制化成功和學理與事業發展上的困境呢?二、理解現代中醫的新視角:有生命的知識史如前所述,近代以來,關於中醫的論爭從未停息。 從清末民初的“廢止中醫案”到當代圍繞中醫科學性的持續爭議,中醫始終處於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文化與科學的多重張力之中。 這些爭論往往陷入本質主義與建構主義、傳統與現代、科學與文化等二元對立的僵局。 為此,筆者認為實有必要引入一種更具整合性與穿透力的研究範式———“有生命的知識史”。 這一視角並非既有理論的簡單疊加,而是旨在通過根本性的方法論融合,將生命史學的價值關懷與知識史的問題意識有機結合,並充分吸收知識社會學、實踐理論等理論資源,為理解現代中醫的形成與特質開闢新徑。(一)既有研究路徑及其困境近代以來有關中醫的論爭,之所以眾說紛紜,就在於認知上要麼陷於在科學主義基礎上形成的現代性範式之中而不自覺,要麼缺乏對中醫實踐真切的觀察和思考,從而難以真正明瞭中醫的自有的活力和生命,也未能理解中醫的發展不可能自外於時代和現代科技。 大體說來,主要有以下四種路徑:一是“本質主義”研究。 將中醫視為一種古今一脈的傳統精髓,強調其核心概念(如陰陽五行、臟腑經絡)和診療方法(如辨證論治)具有超越歷史的本質屬性。 這種研究路徑雖有助於彰顯中醫的文化獨特性和歷史連續性,但卻忽視了中醫知識的歷史建構性。 這樣的理念在當前中醫業界比較普遍,廖育群曾就古今中醫是否相同設問,稱:“中醫業內人士大概會說‘沒什麼區別’,因為他們9

大多僅僅是在二維空間上看待並使用著這門‘依然存活的古代科學’。 就像本文一開始所談到的那樣:人們往往會認為傳統的東西從古到今一脈相承、流傳沿用而不變。” 目前中醫界很多探討中醫發展的研究,往往以此理念展開。另一些研究,雖然認識到現代中醫與傳統中醫不同,並對這種演變作出梳理,不過在他們的認識中,這種現代演進是偏離正道的,需要批判,應該“回歸中醫”。這實際上也是將所謂的“中醫”本質化了。將歷史建構的概念本質化,不僅無法解釋中醫知識的歷史演變,也容易使中醫研究陷入文化保守主義的封閉系統之中,讓現代中醫的發展失去現代科學知識的助力。二是“科學化”研究。 主張以現代科學方法和標準來檢驗、改造中醫,將其納入生物醫學的知識體系。 這一路徑在 20 世紀以來的中醫研究中佔據主導地位,近年來,雖然我們看到大量有關反省和批評科學化的討論,但其實在中醫界一直存在著“科學化”焦慮,“科學化”研究仍是當今中醫研究主流模式。這種研究路徑的問題是顯而易見的,但簡單地表明我們不能唯科學主義,不科學不等於不正確,顯然缺乏說服力,重要的還是要從學理上證明中醫的有效性和價值,對此,金觀濤的研究給我們提供了啟示,他以非常科學性的論述表明,科學真實與人文真實具有不同的真實性結構:科學真實建立在數學符號與實驗可重複性的基礎上,而人文真實則依賴於主體對社會行動的參與和重演,科學的真實性與人文的真實具有同樣的真實意義。中醫作為一種融合了自然哲學、臨床經驗、文化觀念和身體實踐的綜合性知識體系,其真實性不能簡單地用生物醫學的單一標準來衡量。三是“社會建構論”研究。 將中醫知識視為特定社會文化語境中的建構,關注權力、話語和制度對中醫知識的型塑作用。 這種研究路徑有助於揭示中醫知識的政治性和歷史性,打破關於中醫的本質主義迷思。 上個世紀後期不斷興起的醫療社會史研究,很多關涉中醫的研究,大抵屬於此類 ,這些研究往往採取外部視角,以致被部分醫學出身的研究者稱之為“沒有醫學的醫學史”。 顯然,如果過度強調外部因素對知識的決定作用,忽視了中醫知識內在的邏輯性和實踐有效性,容易滑向相對主義,無法解釋其內在生命力。四是“醫學人類學”研究。 近年來,以馮珠娣( Judith Farquhar)、蔣熙德、許小麗等西方醫學人類學家為代表,通過深入的田野調查和跨文化比較,揭示中醫在全球化語境下的實踐邏輯與多元形態。這些研究努力突破西方中心主義的局限,將中醫視為一種具有內在系統性和理性化的醫學體系,為中醫在全球科學對話中贏得了應有的學術地位,大大推進了當今的中醫理論研究。 不過,他們的異域背景和立場,使其真正的關注點往往在對中國文化和歷史現代性和非西方性的把握和思考上,難以從中國自身的立場出發去關心中醫並深入中醫學術內部。 而且,由於學科訓練和方法論取向的差異,這類研究主要關注當代中醫的實踐場域,對中醫知識的歷史演變過程關注不足。 而且受個人精力和能力的限制,他們也容易把自己田野調查中遇到的和自己能夠理解的中醫當成分析對象上的全部中醫。 這些偏頗以及歷史維度的相對缺乏,必然會影響其深入說明當代中醫形態與歷史實踐之間的複雜關係。(二)“有生命的知識史”的理論來源“有生命的知識史”作為一種研究範式,其理論基礎主要來自知識社會學、科學實踐哲學和生命史學三個領域的交叉融合。首先,知識社會學的深刻洞見推動了知識史研究興起。 知識史是探究知識的生產、傳播和建構現實的歷史的研究。 這一新興研究的出現,得益於知識社會學豐厚思想源流的滋養。 20 世紀以01

來,伴隨著知識社會學的興起,知識與社會的關係得到愈來愈多的關注。 早期的知識社會學家主要聚焦於理論層面的認識論問題和經驗層面的思想史問題,後來美國社會學家彼得·伯格(Peter L. Berger)與托馬斯·盧克曼(Thomas Luckmann)將“知識”泛化為個體習得的一切認知,明確提出知識社會學必須關注“社會中所有被當成‘知識’的事物”與“現實的社會建構”。 他們系統分析了社會現實如何通過人際互動被動態建構與維繫的,強調知識並非永恆不變的真理,而是通過“外化—客體化—內化”的動態辯證過程不斷建構和重構。 這一機制揭示了人類如何通過社會互動將主觀經驗轉化為客觀現實,再通過社會化過程內化為主觀認知的過程。 這一理論框架突破了傳統功能主義範式,將知識視為一個在社會創造中不斷演進的動態系統。 同時,還特別強調日常生活知識的社會學意義,認為正是這些看似理所當然的常識性知識構成了社會現實的基礎。而以建構論為核心的知識社會學的復興,除了社會學的研究以外,主要受到了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évi-Strauss)、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及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等學者研究的驅動 。其中福柯的研究尤為關鍵,其將知識與權力關聯起來並置於歷史的系譜中來加以探究,揭示了知識史研究的可能性。 其次,科技哲學等的研究推動科學史轉向知識史。 20 世紀以來,不斷興起的科技哲學和科學技術論(STS)研究,促使人們重新審視科學和技術的本質,質疑科學的普世真理性。 從而也在科學史的範疇內對知識史的興起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在眾多相關的研究中,以下兩項研究對於知識史和現代中醫研究多有啟發。一是安德魯·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的“實踐的衝撞”模型為理解中醫知識的動態生成提供了有力工具。 皮克林將科學實踐視為一個由異質性要素組成的動態網絡,強調知識的生成是在人類力量(如科學家的意圖、實驗設計)與物質力量(如實驗儀器的物理限制、自然現象的不可預測性)之間的“衝撞”中實現的。這一模型突破了傳統科學觀將知識視為靜態產品的認識,揭示了知識生成的開放性、實踐性和時間性。 蔣熙德在其《中醫在當代中國:多元與綜合》一書中,正是借鑑了皮克林的理論框架,揭示了中醫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動態適應過程。二是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的對稱性人類學理論為超越傳統 / 現代、科學 / 文化的二元對立提供了新的可能。 在《我們從未現代過》中,拉圖爾批判了現代性將自然與文化、主體與客體、科學與社會截然二分的“現代性憲法”,指出這種二元對立是虛構的,是現代性通過“淨化”(purification)手段人為製造的斷裂。 現代性實踐從未真正遵循這一框架,而是不斷生產著跨越這兩個領域的“雜合體”。這一理論非常有助於重新省思 20 世紀以來彌漫於中國社會建基於科學主義基礎上的現代性迷思,也對理解中醫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有助於我們超越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在具體的歷史情境和實踐場域中把握中醫的多元性和綜合性。這些研究致力於從實踐角度理解科學,反對傳統的主客二分思維,強調科學知識的社會建構性和實踐情境性,為我們從日常生活的實踐性出發去認識中醫知識和反省現代性提供了啟示。最後,生命史學的理念為知識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 生命史學強調將生命置於歷史研究的中心地位,關注具體而鮮活的個體生命及其生存狀態,在歷史演進的脈絡中和日常生活的情境中來認識和理解生命。知識史則以“知識”為研究對象,探討知識生成、傳播、變遷的歷史過程。 而知識是由具體的歷史情境、社會文化與生命實踐共同塑造而成,無論是其生產、傳播還是實踐,都離不開具體而鮮活的生命。不過,實際上,知識在生產和流傳的過程中,往往又會通過文本化、制度化和合法化剝離具象的生命信息而使其成為抽象的信條。因此,引入生命史學的理念,其實恰好可以11

破解這一悖論,通過對知識實踐性的關注以及歷史和情境性地理解知識,貫通生命與歷史和知識的疏離。 由此可見,“生命史學”與“知識史”看似並不相關,前者強調以生命為中心的價值立場與關懷指向,後者則以知識作為分析方法與問題意識,關注知識的社會建構,但實際上,二者在深層次上是高度互補且目標一致的。將生命史學引入知識史研究,實現兩者的融通,就是要在具體的歷史脈絡和現實情境中來認識知識的實踐和實踐的知識,在研究中從關注“文本化的知識”轉向“實踐中的知識”,從關注“靜態的結構”轉向“動態的系統與行動”。 具體而言,就是要關注醫者在臨床實踐中如何運用知識、患者如何體驗疾病與治療、不同行動者如何在互動中協商並構建醫學知識。(三)“有生命的知識史”的三維分析框架從上面的論述,已然看到,從“有生命的知識史”這一新的視角和研究理論出發,將對我們更好認識和理解現代中醫具有重要的意義。 那麼該如何入手來賦予知識史以生命呢? 這一問題看似複雜,其實只要能較好把握生命史學和知識史的內在關聯,將知識置於日常生活和實踐中來認識和理解,圍繞著知識由誰生產、為何生產知識、如何生產知識、知識如何產生意義等問題來探究,就不難實現。 筆者認為情境性、實踐性和反思性維度可以構成一個有效的三維分析框架。情境性維度要求將知識置於具體的歷史時空與社會語境中進行理解,避免脫離現實的抽象解讀。 任何醫學知識都具有鮮明的歷史性與地域性,中醫的理論建構與實踐形態始終與特定時代的社會結構、文化觀念、科技水平緊密相關。 實踐性維度強調知識的生成、檢驗與發展始終紮根於日常生活中的實踐。 皮克林的“實踐的衝撞”模型和蔣熙德對中醫“多元性”與“綜合性”的強調,都指向了中醫知識的實踐本質。 反思性維度主張以反思的態度審視知識的生成和建構過程,揭示知識建構過程中的複雜性、偶然性與暫時性,打破本質主義與固化認知的桎梏。由此可見,通過三個核心維度,將能夠構建起理解現代中醫的比較完整的認識框架。 就此入手,當我們在具體的歷史脈絡和情境中認識和理解中醫知識的生成、演進及其實踐,並進一步反思其建構性,就不難意識到,中醫諸多抽象甚至晦暗難明的文本知識,並非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玄虛教條,而是特定的歷史情景下各種機緣巧合下形成的認識、思想不斷文本化、制度化的結果。 這些不同歷史階段所產生的中醫知識,都自有其合理性、時空性和局限性,並在後代的傳承中不斷被施以“加法”和“減法”。 故此,我們不僅應該避免以單一、固化的標準衡量這些知識,而且還應該在整體上超越“傳統”與“現代”、“科學”與“文化”之間的二元對立,從歷史和實踐的角度去把握中醫的多元而複雜內涵。三、從有生命的知識史視角認識“現代中醫”(一)情境化理解:展現中醫的歷史性與日常性從知識史的視角審視,任何知識的形成都不可能脫離其所在的歷史情境和社會語境。 中醫作為一套複雜的知識體系,其理論的建構與實踐的展開,始終與特定時代的社會結構、文化觀念、科技水平乃至日常生活經驗緊密相連。 然而,長期以來,中醫學界的知識傳承與研究往往存在一種“去情境化”的傾向,“現代中醫”常被想像為一個自《黃帝內經》以來一脈相承、邊界清晰的本質性實體。 而知識史的情境性維度則要求我們穿透這層本質主義迷霧,將中醫知識重新置於具體而流動的歷史時空與社會網絡之中。 中醫的生命力,恰恰不在於其作為某種永恆“國粹”的靜態存在,而在於它作為一個開放的知識體系,在歷史長河中不斷與時代的觀念、技術、制度及日常生活實踐進21

行對話、衝撞與調適的動態過程之中。大而言之,在中醫的發展中,無論是秦漢“陰陽五行”等基礎理論的形成, 還是宋元以降和近代以來的“儒學化”、“科學化”轉變,都是時代觀念和思潮影響的產物。 宋明理學的興起,促使醫學理論日漸“儒學化”,陰陽五行、臟腑氣化之說與理學宇宙觀、心性論緊密結合,構建了更為思辨化的身體與疾病解釋框架;晚清以降,面對西醫解剖學、生理學、細菌學的強勢衝擊,中醫界關於“中西體用”、“氣化與形質”的激烈論爭,實質是在全新的科學知識語境下,對自身理論根基的一次痛苦而深刻的重審與調適;時至今日,在循證醫學(EBM)成為全球醫療金標準的語境下,中醫界對“病證結合”模式、臨床路徑標準化以及中藥療效 RCT 研究的探索,同樣是其知識體系與當代主導科研範式進行情境化協商的表現。小而論之,不用說醫者的具體醫療實踐,必定會根據具體的情境和人群採用相應的治療策略,就是相對具體的醫療原則,也顯然都是時代的產物。 這裡,我們不妨以“辨證論治”這一現代中醫核心綱領的形成為例,對此做一說明。“辨證論治”被今日中醫學界奉為圭臬,視之為區別於西醫“辨病論治”的根本特色與優勢所在。 辨證論治就基本內涵而言,可以追溯至《黃帝內經》和《傷寒論》等經典著作,後代也多有論述和發展,比如明代的周之幹《慎齋遺書》中提出“辨證施治”論述,而清代的陳當之於乾隆四十年(1775)出版的《證治要義》一書中明確提出了“辨證論治”一詞。 以致現有中醫界的諸多研究,往往通過辨證論治思想淵源的追溯,表明這一法則是中醫古今一脈的治療原則。然而,從知識發生學的視角來看,這一術語及其所代表的體系化診療範式,其定型與普及相當晚近,是民國時期中醫師面對細菌學說,為了將其納入治療體系並彰顯中醫在治療外感疾病的優勢而發明的。 而將“辨證”與“論治”組合為固定短語,並將其提升為統領整個中醫診療體系的最高原則,則主要是 20 世紀 50 年代以後的學術建構與國家政策共同作用的産物。 一方面是秦伯未、任應秋等為代表的一批中醫大家,在整理、詮釋古典的基礎上,有意識地提煉出來,並將其塑造為中醫學最具特色、最富活力的理論內核與臨床法寶。 另一方面,以呂炳奎為代表的中醫政治家,積極響應推行國家“西學中”政策,在教學實踐過程中,組織完成了現代教科書《中醫學概論》的編撰,“初步建構了新中國背景下中醫學理論體系的根基”,使得四診八綱、臟腑經絡辨證為主的理法方藥診療模式得以形成。這一過程,不僅是對古典資源的再發明,更為後來構建了一種極具策略性的話語:它旨在回應西醫的挑戰,通過確立一套獨特(看似與“病”的實體觀相對立的“證”的動態觀)且系統(有章可循,而非僅憑經驗)的認知與實踐模式,來捍衛中醫在現代醫學格局中的合法性與不可替代性。從情境性維度考察,我們不僅可以破除那種認為“辨證論治”為中醫基本特點的本質主義認識,而且也會發現這一轉變的發生相當自然。 新中國成立伊始,一方面,在近代以來逐漸形成的中醫科學化的浪潮中,因為陰陽五行、五運六氣“失勢”而引發的中醫基礎理論的空白亟待彌補;另一方面,當時的中國面臨一個緊迫的現實問題:如何快速建立覆蓋全國的醫療衛生體系? 西醫雖然科學,但醫生數量極其有限,而中醫雖然體系龐雜、派別眾多,但人才眾多、根基深厚。 於是,政府決定實施“中西醫結合”政策,一面大力支持西醫的發展,一面又有組織地對中醫進行“現代化”、“科學化”改造,在辯證唯物主義思想的指導下,使其成為現代國家醫療體系的一部分。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中醫急需找到一個能夠與西醫的“診斷—治療”邏輯相對應、又能充分展現中醫獨特價值的方法論。 “辨證論治”就這樣應運而生,成為了現代中醫最重要的學術招牌。而且,這個新發明也並非是理論家的空想,而是建立在醫者們與患者的日常互動、在面對現實的健康問題時的鮮活經驗基礎之上的。 那些在建國初期從事中醫教育和標準化工作的醫學家之所以能夠提煉出“辨證論31

治”這一概念,正是因為他們在長期的臨床工作中,親眼目睹了這樣一個真實的現象:中醫醫生的診療過程,雖然方法多樣、表述各異,但其核心則是通過各種診察手段了解患者的證型,進而據此選擇相應的治療方法。 這個發現來自於對日常醫療實踐的理性總結,而非憑空的理論想像。不僅如此,情境性的維度也可以讓我們更好認識到中醫知識是深深嵌入日常生活之中的。 從飲食調養到節氣養生,從家庭藥箱到民間偏方,中醫的理念和方法滲透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之中。這種日常性不僅使中醫知識獲得了廣泛的群眾基礎,也使其在傳承過程中不斷與地方文化、民間信仰、個人經驗相互融合,形成了豐富多樣的地方性知識形態。 許小麗的研究充分展現了這一點。 她通過對中醫師承教育的田野調查,揭示了中醫知識如何在日常臨床實踐中被傳遞和再創造。 她指出,中醫知識的傳承不僅依賴於經典文本的學習,更依賴於師徒之間“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身體化知識的傳遞,如脈診時對不同脈象的直觀感受。因此,從情境性維度來理解現代中醫,就意味著必須將知識置於具體的歷史語境中來認識,並進一步追問:某一中醫概念或實踐,是在何種權力關係、知識潮流、制度約束與日常需求中被提出、爭論、修改或遺忘的? 只有將知識放回其生產的“現場”,我們才能洞察其流動性,也才能真正理解現代中醫何以呈現出如今這種既非純粹“古法”、又非全然“西化”的雜合形態。(二)實踐性維度:展現中醫的生命力與活力回顧歷史,近代以來在科學理性與生物醫學範式的籠罩下,中醫的學理基礎屢遭詬病,但這套在“科學性”論辯中常處守勢的知識體系,不僅未曾消亡,反而成功實現了體制化轉型,成為全球醫療圖景中一個活躍的組成部分。 解開這一悖論的關鍵鑰匙,在於中醫知識深植的“實踐性”特質。實踐性維度揭示,知識的有效性、合法性及其演進的真正動力,首先源於其在具體生活世界中對問題的解決能力,以及在與異質性要素互動中展現出的調適與創造能力,而非完全取決於其與某種抽象元敘事(如“科學”)的符合度。前述皮克林、拉圖爾等科技哲學家的研究,已經通過對科學知識的社會建構性和實踐情境性的強調和具體分析,為我們從日常生活的實踐性出發認識中醫知識和反省現代性提供了重要的啟示。但本質上他們的理論都是群體性的,關注的是社會結構和群體能動性的互動,不僅看不到具象的“人”,而且也多少具有決定論的意味,只不過是從單向靜態的決定論轉向了動態的多元決定論。而布迪厄的社會實踐理論,則“在不忽視約束(同時也促進)社會行動的更大結構的情況下,將行動者重新納入社會進程。 它把文化進程,即話語、表徵,也就是我們過去所說的‘符號系統’,置於‘實地’人們的社會關係之中。” 更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立足具象的生命去思考實踐所帶來的活力和意義。 布迪厄的實踐理論以“慣習” (habitus,也譯為習性)、“場域” ( field)和“資本” (capital)為核心概念,構建了一個理解人類實踐活動的綜合分析框架。 他認為,“一個場域由附著於某種權力(或資本)形式的各種位置間的一系列客觀歷史關係所構成,而慣習則由‘積澱’於個人身體內的一系列歷史的關係所構成,其形式是知覺、評判和行動的各種身心圖式。” 發生在具體場域中的慣習,作為實踐感,具有十分重要的賦予知識以生命和活力的作用。 他說:“習性是持久地配備了有規則即興之作的生成動力,作為實踐感( sens pratique),它使制度中的客觀化意義( sens objectivé)恢復活力。” 這些理論對於理解現代中醫的形成具有獨特的解釋力。 中醫的現代化,正是這樣發生在具體場域中的由慣習引導實踐的過程。 實踐所具的有即時性、緊迫性和反思性等特性顯著展現在現代中醫的演進中。 中醫的診療實踐(如脈診、方藥)、物質載體(如草藥、針灸)、理論話語(如寒熱虛41

實),與來自西醫的診療技術(如化驗單、影像學)、國家衛生管理制度(如醫院體系、執業資格)、現代藥材市場邏輯、乃至患者的疾病認知與健康訴求,持續發生著碰撞與交織。 同時,中醫知識的傳承與運用,作為一種實踐活動,它既受到傳統理論結構的制約,又依賴於醫者在具體情境中的能動創造。 中醫臨床診療並非簡單地套用既定規則,也是醫者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實踐感”指導下的即興創作。 這種實踐感使醫者能夠“自發地預見所在世界的內在傾向”,在面對複雜多變的病情時做出恰當的判斷與處置。正是在真實的臨床與生命的接觸和醫療實踐中,中醫的生命力得以鮮活展現。 當一位當代中醫師在面對一位慢性胃炎患者時,其診斷思維往往是在雙重脈絡中穿梭:既依據舌象、脈象和問診所得,辨為“肝胃鬱熱”或“脾胃虛寒”之證;同時也會參看胃鏡報告顯示的“黏膜炎症”或“萎縮性病變”。 開出處方時,他可能在經典方劑“半夏瀉心湯”的基礎上,結合現代藥理研究,酌加對幽門螺桿菌有抑制作用的黃連、黃芩,或針對胃黏膜修復的黃芪、白芷。這個過程不是簡單的中西理論疊加,而是在具體病例的緊迫性驅動下,進行的一次實踐性綜合與創造。 這種基於實踐效驗的治療實踐,使中醫能夠靈活吸收、轉化外來知識要素,而不必時刻糾結於理論體系在抽象層面的完全自洽。這種在實踐中激發的活力和療效,不僅讓中醫在近代的爭議中贏得了生存的空間,而且也持續促發一代代中醫人有熱情、動力乃至信心去推動現代中醫的改良和發展。 比如,對現代中醫的形成具有關鍵性作用的那些中西醫匯通派醫家,如唐宗海、惲鐵樵和張錫純等等,儘管在學理上,他們的匯通多有匯而不通之處,對西醫的理解也頗為淺薄,但這並不影響他們對中醫的熱情和信心,這當然不是無知無識,盲目自信,而是源於他們在具體治療實踐中的經驗和體驗。 對此,筆者通過對清末民初京津名醫丁國瑞的研究,有真切的體會。 他雖然自始至終都主張中西醫各有所長,要相互學習,但實際上,若細緻閱讀他的論述,可以明顯感到,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對西醫的態度日趨保守,對中醫的信心不斷增強。 他提倡的匯通,實際是有些模糊籠統的應時性策略,是一種實現中醫自救的途徑,其核心思想是以新守舊、以中化西,最終實現光大中醫的目標。 而這種信心的來源則在於他看到了西醫對眾多疾病的束手無策,而他個人的治病經歷又總能給他鼓勵和自信。這種源於親身實踐效驗的篤定,構成了中醫在話語權競爭中賴以存續的堅韌內核。 蔣熙德對全球化背景下中醫實踐的研究也表明,中醫在歐美等地的傳播與紮根,並非其“標準化”(TCM)模板的簡單複製,而是一個“多元與綜合”的地方化過程。 中醫師必須根據當地疾病譜、患者文化背景、法律政策環境,不斷調整其診療策略與解釋話語,在此過程中,中醫知識本身也獲得了新的形態與活力。因此,從實踐性維度看,中醫的現代化之路,歸根結底是醫者們在不斷的臨床實踐中,積極主動地吸收現代知識、改進診療方法、提高治療效果的過程。 這個過程中,既有理論的創新(如對“辨證論治”的系統化表述),也有方法的改進(如採用現代儀器進行診斷),更有制度的建立(如建立規範化的醫學教育)。 而現代中醫的形成,本質上是其固有的實踐智慧,即那種在具體情境中把握生命整體狀態、並通過多種干預手段尋求平衡與康復的能力,在與現代性諸要素(技術、制度、觀念)的持續“衝撞”與協商中,不斷被激發、檢驗、篩選和重塑的“生命”歷程。 它的存續與發展,首先不是因為它“正確”地解釋了什麼,而是因為它“有效”地應對了什麼。 歸根結底是中醫人能夠在不斷的臨床實踐中,積極主動地吸收現代知識、改進診療方法來彰顯其治療效果。(三)反思性視角:省思中醫理論困局情境化理解與實踐性維度的考察,為我們呈現了中醫知識的歷史生成性與實踐有效性。 然而,51

任何知識體系要實現真正的進步與創新,都離不開在具體的實踐中展開批判性反思。 對此,布迪厄反思社會學作出了非常透徹的論述。 他強調,社會學研究必須植根於對社會實踐的深刻理解,這種理解不是通過外部觀察獲得的,而是在積極參與實踐的過程中形成的。 學術場域中的參與者往往不自覺地內化了該場域的規則和分類體系,將這些預先建構的觀念視為“不言而喻”的真理。 這就要求研究者在深入參與研究對象世界的同時,保持科學批判的反思距離。 同時也要把自己當成一個研究對象,用實踐理論來剖析自己的研究行為和型塑過程。上文已經一再論及,1949 年以後,“現代中醫”在成功嵌入國家體制、獲得法定生存空間之後,卻並未從此步入坦途,依然充滿爭議。 對於社會上長期普遍的爭議,顯然我們不能簡單將其歸咎於科學主義偏見或西醫勢力的打壓,而應該以反思性的視角來審視現代中醫的演進。 爭議背後更深層次的原因,無疑主要還在於現代中醫自身的發展。 中醫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似乎陷入了一系列深刻的內部張力與發展瓶頸:核心理論的現代闡釋進展緩慢,與飛速發展的生命科學難以深度對話;臨床實踐中“病證結合”有時流於“西醫診斷、中醫裝飾”的中醫空洞化;行業內對“理論空洞化”、“傳統精髓流失”的憂慮與對外部“科學性”質疑聲音的交織迴盪。究其緣由,還在於近代以來中醫現代化中最核心的“科學化”與“體制化”對中醫來說,本身就是一把雙刃劍。科學化是中醫在 20 世紀面臨的核心挑戰之一。 在科學主義話語主導的時代背景下,中醫不得不主動向西方科學靠攏,試圖用科學話語闡釋自身的理論與實踐。 科學化為中醫帶來了顯著的“紅利”:它使中醫獲得了與現代醫學對話的話語平台,為中醫教育、研究和臨床實踐的規範化提供了框架,也為中醫在國家醫療體系中獲得合法地位奠定了基礎。 然而,這種“科學化”常常是在對“科學”本身缺乏反思、且權力地位不平等的情境下展開的。 主導的模式往往是用生物醫學的認知框架(如還原論、實體病因觀、線性因果關係)來“翻譯”、“驗證”或“重構”中醫概念,導致中醫豐富的意象性語言(如“氣機”、“開闔”)和整體關聯思維被簡化、割裂,甚至扭曲以適應“科學”的表述習慣。以普遍踐行的辨證論治中“證”的研究為例,在傳統語境中,“證”是對疾病過程中某一階段整體狀態的概括,具有動態性、個體性和經驗性特徵;而在現代研究中,“證”被試圖定義為具有特定生物學內涵的“實體”,追求其“本質”的客觀揭示。 這種概念轉換看似提升了“證”的科學性,實則抽空了其原有的臨床意蘊。 當“證”被固化為可以脫離具體患者而獨立存在的“類型”時,它便喪失了作為診療工具的核心功能。體制化是中醫現代化的另一重要方面。 新中國成立後,中醫被納入國家醫療體系,建立了從教育、科研到臨床的完整體制。 通過建立醫院、大學和科研院所以及規範職稱評定、開展中藥藥理研究等方式,為中醫贏得了在現代社會的合法身份和資源支持,可稱之為“體制紅利”。 在建國初期,得益於這一紅利,中醫確實取得了很大的發展,原本多元、鬆散的中醫知識體系被整理成了一套相對統一、規範的課程體系。但體制化的成功某種程度上是以知識的“標準化”和“固化”為代價的。體制化在帶來統一規範的同時,也可能導致知識的“標準化悖論”。 學院派中醫(TCM)通過教材、考試、科研規範建立了權威的知識譜系,但這套標準化的知識,與民間依然活躍的、依賴於師承口授、地方經驗、靈活變通的多元實踐之間,可能產生裂隙甚至衝突。 吳章(Bridie Andrews)的研究指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儘管現代中醫已實現學院化教育,但患者和業內仍高度看重醫生的家傳背景與個人“經驗”。 這種難以被標準化課程複製的“具身化經驗” (embodied experience),恰恰是中醫傳統中知識傳承與創新的古老而珍貴的源泉。體制化在追求普遍性的過程中,若不能包容和吸納這種地方性、個人化的“實踐感”,便可能無意中壓抑了知識創新的部分活力。61

更為深層的問題在於,現代中醫在理論上長期無法取得實質性突破。 儘管通過多元和綜合,實現了中醫知識的體系化,但其基本理論始終只是在傳統的陰陽五行、臟腑等傳統概念上做了一些“翻譯”和調適,並未能實現真正吸收深層思想精華進行創造性轉化,而且在翻譯過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某種程度的扭曲和失落———某些傳統知識的深層意涵在翻譯過程中被稀釋或遺忘,中醫與傳統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內在聯繫被削弱。更重要的是,現代中醫在傳統基礎上建構一套理論體系,雖然已大體形成邏輯自洽的知識閉環,卻很難及時消化吸納現代關於生命科學的最新研究成果來推進現代中醫的治療和療效。因此,從反思性維度看,現代中醫面臨的理論困局,歸根結底是一個如何既保持開放、又不失去自我的問題。 中醫不能拒絕與現代科學對話,但也不能完全屈服於西方科學的話語霸權。 中醫的未來,在於能否在“多元”和“綜合”的基礎上,既吸收現代科技的成果,又保持和創新自身的理論特色。要真正突破中醫理論的困局,關鍵在於從生命的主體性和能動性出發,勇敢地圍繞“生命之道”———在複雜、動態、開放的生命系統中理解健康與疾病,並施加干預的智慧———這一核心關懷來重構問題意識。 這意味著我們需要建立一種後現代的、更具包容性的認識論,允許中醫以其獨特的實踐邏輯與現象學描述,與現代科技(如系統生物學、複雜科學、人工智能)展開平等、深入的創造性對話。 目標不是讓中醫“變成”現代科學,而是讓中醫的智慧能夠啟發並參與塑造一種更為整全的、關於生命與健康的新科學範式。四、“現代中醫”何以形成及其啟示“現代中醫”的誕生,並非傳統醫學在現代化浪潮衝擊下的自然遺存或被動倖存,而是一個在充滿張力的近代歷史場域中,通過錯綜複雜的知識博弈、制度創新、策略性調適與文化政治互動,被主動建構出來的“生命複合體”。 其形成軌跡可簡要概括為幾個關鍵階段:秦漢時期奠基了以陰陽五行、臟腑經絡為核心的理論範式與經典體系。 宋元以降,隨著理學的興起,中醫理論經歷了深刻的“儒學化”轉型。 醫家們開始以儒家的“道統”思維來建構醫學的“醫統”,將《內經》、《傷寒論》等著作經典化,並聖化張仲景等醫家,發展出“六經辨證”、“病因證治”的理論體系。 這一儒學化過程不僅重塑了中醫的知識結構,也深刻影響了醫家的身份認同和價值取向。 “儒醫”逐漸成為醫者的理想類型,醫學被納入儒學的知識譜系之中,形成了四診八綱、以藏象為主的理法方藥診療模式。而決定性的轉型發生於 19 世紀中葉以後———在西醫東漸的強烈激盪下,中醫經歷了從“中西匯通”的初步探索,到“存廢論爭”的生死考驗,再到“科學化改造”的艱難蛻變,最終在 20 世紀中葉特定的政治社會條件下,被系統性地標準化、規範化,從而整合進現代國家的醫療衛生體系,成為一種既承載歷史記憶又充滿現代特徵的嶄新形態。追溯這一歷程,不難發現,不僅《黃帝內經》等諸多醫學經典著作本身多非一人一時之作,而且這些著作還在歷史的演進中,不斷地被一代代醫家在醫療實踐和時代思潮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下加以整理、編纂和詮釋,充分展現了中醫知識的層累性和建構性。 不僅如此,更值得我們追問的是,在近代以來十分不利的條件下,“現代中醫”何以能夠形成並在現代社會站穩腳跟呢?首先,中醫是一個與時俱進的開放知識體系,這是其實現轉型的內在基因與根本韌性。 中醫在歷史上本就非鐵板一塊,它具有強大的吸收與轉化能力。 從漢唐時期吸納印度佛教醫學與波斯醫藥知識,到宋元時期借鑑阿拉伯的香藥與方劑,都表明了其知識體系的邊緣是模糊而可滲透的。近代以降,面對近代西方醫學這一全新的、強大的“他者”,其開放性表現為一種極具彈性的調適策71

略,在具體的醫療實踐中積極引入科學和現代化的手段和工具,發展出了一種獨特的“雙重翻譯”策略,一方面是中醫知識在跨文化語境中的轉譯,將中醫的概念、理論和實踐轉化為能夠被現代讀者理解的表達方式。 這一過程不可避免地涉及選擇、改編和重構,因為翻譯從來不是中性的信息傳遞,而是充滿權力關係的知識生產。 另一方面在接受西醫影響的同時,也在將西醫的概念和方法“翻譯”進自身的知識體系,使之與中醫的理論框架相協調。 通過這些策略性智慧應對,“現代中醫”逐漸形成了“非驢非馬”、“不中不西”的多元而綜合的“混雜性”特徵。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理論上的開拓創新,儘管其仍是一項未竟的事業。其次,中醫在長期實踐中積累的療效魅力,是其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其“廢而不止”的現實根基。 儘管在理論話語層面常與西醫齟齬,但中醫在諸多疾病的治療上,尤其是功能性疾病、慢性複雜性疾病、病毒性傳染病及各類病症的調理康復方面,仍展現出獨特的價值與確定的療效。 近代名醫如張錫純、惲鐵樵、張簡齋和陸仲安等人,皆以顯著的臨床療效為中醫辯護並贏得聲望。民國時期,儘管政府政策多有歧視,但民間對中醫的需求旺盛;而在當下中國,雖然現代醫學的資源已經足夠豐富,但中醫的需求也依然穩定存在,這些都是其療效口碑的真實寫照。 療效是醫學最硬的通貨,它直接作用於患者的身體體驗,構成了中醫知識最樸素也最堅韌的合法性基石。 即使在科學話語佔據絕對權威的今天,廣泛的民眾基礎與臨床需求,依然是推動中醫持續發展的根本動力。 也正因如此,中醫才能在國際上傳播,並被當下西方視為可能對現代醫學模式的弊端給予一定救濟的理論資源。再次,近代以來一代代中醫人的真情投入、策略性努力與創造性轉化,為中醫的現代轉型提供了根本保證。 歷史並非結構自行運轉的結果,而是具有能動性和慣習的行動者在由結構、文化和情境等多種因素構成的具體場域中實踐的產物。 “現代中醫”形成,無疑得益於面對西醫這一強大的他者和無遠弗屆的科學化、現代化大潮,中醫人的發奮努力和全情投入的圖存救亡,通過“科學化”、“專業化”和“國學化”等三重路徑為自己在現代社會謀得了立足之地。這種多管齊下的策略性回應,充分展現了中醫人面對危機時的生存智慧和捍衛中醫與傳統文化的強烈使命感和責任心。他們通過創辦學會、發行刊物、興辦學校、開展研究等多種方式,努力爭取中醫的合法地位和社會認可。 在這一過程中,他們不僅是在“保存”傳統,更是在“創造”新的知識形態。 這種能動性體現了知識主體的創造力量,也揭示了知識發展並非完全由外部結構所決定,而是包含著主體選擇和創新的空間。 從著書立說、捍衛學理的惲鐵樵,到立足地方、組織實踐、進行輿論鬥爭的丁國瑞;從探索“中西匯通”的唐宗海、張錫純,到參與建國後中醫高等教育、科研體系建設的現代中醫先驅們,並非歷史的被動承受者,而是積極的行動者,他們在困境中利用一切可能的空間與資源,探索著中醫現代化的各種可能路徑。正是這些具體而細微的生命實踐與智慧汗水,匯聚成了中醫現代轉型的源頭活水和不竭動力。醫學的本質是“人學”,這一學科特徵也為具有很強傳統文化屬性的中醫贏得了較大的自救空間。 醫學不同於一般的科學,特別是自然科學,具有很強的社會文化屬性,美國著名的醫學倫理學家佩里格利諾(Edmund D. Pellegrino)曾指出:“醫學是最人文的科學,最經驗的藝術,並且是最科學的人文。” 中醫更是如此,它不僅是治療疾病的技藝,更是一套理解生命、身體、人與自然及社會關係的意義體系。 其整體觀、天人相應思想、辨證中的個體化考量以及對“精”、“氣”、“神”等生命現象的關注,深深契合了中國文化傳統,也回應了現代生物醫學模式因過度技術化、還原論而遭詬病的人文缺失問題。 實際上,疾痛不僅是生物病理改變,也被視為一種“人生境遇”和“道德體81

驗”,這也使得中醫所提供的文化解釋與身心調節之道,更容易在民眾中獲得了深厚的情感認同與信任。最後,現代醫學(西醫)自身的局限與當代健康觀念的深刻變化,為中醫的當代價值重估與發展提供了機遇。 以生物醫學模式為主導的現代西醫在攻克急性傳染病、實施精準外科等方面成就斐然,但其在面對多因素導致的慢性病、心身疾病、功能紊亂以及複雜的健康維護問題時,也日益暴露出還原論思維的局限。 與此同時,全球健康觀念正經歷從“以疾病治療為中心”向“以健康維護為中心”的深刻轉變,強調全人、全程、全方位的健康管理。 中醫注重整體平衡與個體化調理的理念、以及豐富的自然療法與非藥物療法資源,恰恰與這一新的健康潮流高度契合。 這不僅是中醫發展的契機,也促使整個醫學界反思單一的現代性路徑,認識到醫學知識多元互補的必要性。上述對“現代中醫”形成歷史及其原因的論析,為我們理解現代中醫在現代世界的命運及其未來提供了深刻的啟示:第一,理論創新是突破現代中醫發展瓶頸的關鍵。 一種知識體系的生命力,並非繫於其固守某種原教旨主義的“本質”,而恰恰在於其基於核心實踐效力(療效),保持開放與調適的智慧,以及與時代問題進行創造性對話的能力。 現代中醫雖然在現代化過程中取得巨大的成功,但其存在的問題和困境也是顯而易見的,正如上文所言,中醫理論長期無法實現實質性的突破,已成為制約現代中醫發展和難以消除社會質疑的瓶頸。 故而,努力推動中醫理論的突破和創新,已經成為很多中醫人的焦慮和共同訴求,已有不少研究者從各自的角度提出了解決之道,比如梁茂新等人借用王樹人的“象思維”理論,主張應用發展“象思維”這一中國的原創思維方式來發展傳統中醫理論,突破中醫科學化的困境;黃龍祥提出解“鏈”取“珠”思路,立足經驗和療效,通過實驗室的科學研究來更替舊有理論體系;蔡進認為應該走出症狀學的思考方式,回到“醫道”傳統,即中醫認識自然和生命的角度和方式,並進而發展出自己的理論體系。這些論述無疑都是對中醫未來理論創新具有價值的一得之見,但離問題的解決顯然還有很大的距離,未來中醫理論的突破顯然也無法僅靠個別人睿智的思考就可以實現。 但不管怎樣,近代以來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要實現中醫理論的突破,首先要辨證地理解中醫的“本質”,一方面破除有關中醫的本質主義認識,另一方面,則應該避免以進步主義的理念來思考中醫理論的發展,避免將其簡單地等同於“科學化”或“西化”,而失去其標識和“本質”。 正如本文所論證的,現代性本身是有問題的,其將自然與文化、科學與社會截然二分的框架,無法完整把握中醫作為一種融合了自然認知、文化觀念、臨床實踐和社會制度的“雜合體”的複雜性。 其次,應該充分總結既有經驗和療效,重新圍繞著生命之道———在複雜、動態、開放的生命系統中理解健康與疾病,並施加干預的智慧,來研究這些效驗,在吸收現代科技成果的同時,保持對現代性的批判性反思,進而發展出可以不斷包容吸納現代科技成果、促進人們更好理解生命運作規律和健康之道的醫學理論體系。 如果要說中醫的本質,那就是用從醫學經典和醫療實踐中獲取的智慧和經驗在現代的“生命之道”中不斷地綻放異彩。第二,有規模的高層次人才培養是中醫未來發展的根本。 任何有價值的文明成果都是人類心血和智慧的結晶,人才是任何事業發展的根本保障。 中醫的未來,取決於能否吸引和培育大批優秀人才,堅守“道不遠人,以病者之身為宗師” 的生命之道,以高度的理論自信與文化自覺,勇於進行“守正創新”。 上文已一再論及,中醫能夠在近現代中國的劇烈變革中生存下來並實現現代化,不是偶然的運氣,而是一代又一代中醫人心血和智慧的結晶。 而現實中,現代中醫人才無論數量上91

還是質量上,似乎都存在著顯著的不足。 對於中醫人才培養的重要性,大家顯然有共識,黃龍祥還提出,“最急需的人才是理論家———連接傳統與現代、貫通中西醫學、兼通科學哲學的大家。” 這當然沒錯,不過大家不會憑空產生,需要有深厚的學術積澱和足夠人才隊伍規模作為鋪墊。 對當前的中醫學研究來說,除了國家的加大投入,也需要學界內部以嚴謹求實的科學研究精神與開放包容的心態對待諸多相關的研究,同時大力宣導跨學科的探討,利用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和科技哲學等學科豐厚研究基礎和跨學科研究日漸興起的紅利,加強與醫療史、醫學人類學等領域的研究協作,推動其更多地關注和關心中醫。第三,把握醫療健康理念轉型升級的紅利是中醫未來發展的契機。 隨著“健康中國”戰略的提出和健康 3.0 時代的到來,人們對醫療健康的理解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筆者在長期的研究中日漸認識到,醫療健康模式大體經歷以下三次轉型,一是傳統時期的治療病人模式,針對病人的症狀表現,採取個性化的診療,可謂健康 1.0;二是現代生物醫學興起後的治療疾病模式,疾病概念從病理性概念轉變為實體性概念,以疾病為導向展開治療,可稱之為健康 2.0;三是以病人為中心,圍繞生命之道,以系統的健康維護為宗旨的醫療模式,即健康 3.0。 這種轉變為中醫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傳統中醫是治療病人的醫學,其“治未病”的理念、系統性認識自然和生命的思維方式和智慧、關注疾病受體和體質等特色,與健康 3.0 的理念高度契合。 在新的時代,我們似乎不必重蹈現代生物醫學的老路,實現從治療病人轉向治療疾病,而是發揮其關注疾病受體即病人感受表現的優勢,在充分吸納現代生物醫療在疾病治療上的成績的同時,利用現代系統生物學、複雜科學、網絡醫學等新興學科的發展,也為中醫理論的創新提供了新的工具和視角。 中醫的未來,在於能否在與現代科技的對話中,重新啟動並創新其“生命之道”的智慧。結　 論本文立足於“有生命的知識史”視角,通過對現代中醫生成過程的探研,揭示出其絕非一個本質化的、靜止的“傳統”符號或“國粹”實體。 它的形成,是在近代中國遭遇科學主義、民族國家建構與全球化衝擊等多重歷史力量交匯的特定情境下,中醫知識體系與外來醫學、國家權力、學術話語及日常需求之間持續互動、碰撞、協商與創造性轉化的複雜動態過程。 這一過程,既非傳統的“斷裂”或“消亡”,亦非簡單的“移植”或“倖存”,而是一個充滿了內在張力、異質性與生成性的“轉型”與“再造”。 當下的“現代中醫”,是一個融匯了古典哲學智慧、地方性經驗、科學化敘事、制度規訓與全球化元素的生命複合體。 它既背負著厚重的歷史文化記憶,又深刻烙印著現代性痕跡;既在體制內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又始終伴隨著內生的焦慮與外部的爭議。 要真正理解這一複雜現象,我們必須徹底拋棄本質主義的迷思,將其始終置於具體、流動、開放的歷史脈絡與實踐場域中,去把握其生生不息的生成性、情境性與複雜性。回望有關中醫百年論爭,不難看到,論爭的思維定式常陷入以西方近代“科學”為唯一、終極判準的認知框架,正反兩方實際上都共享了一套科學主義的元話語,將“科學”置於無需反思的至高地位,整體中醫界也似乎一直陷於“科學化”的集體焦慮之中。 引入“有生命的知識史”可以促使我們進行一場根本性的範式轉換,從以“科學”為尺度的“審判”姿態,轉向以“研究”為方法的“理解”與“對話”姿態。 正如拉圖爾所指出的:“過去的一個半世紀裡,……我們已經從科學(Science)轉向了研究(Research)。 科學意味著確定性;而研究則充滿了不確定性。 科學是冷冰冰的、直線型的、中立的;研究則是熱烈的、複雜的,並且充滿冒險。” 這意味著,我們首先應將中醫視為一整套在02

漫長歷史與豐富實踐中生成、並持續產生現實效用的“知識—實踐”體系。 評估其價值,首要標準應是在具體情境中解決健康問題的“實踐有效性”,以及其所蘊含的獨特的、關乎生命整體與動態平衡的“實踐智慧”與“人文關懷”。 這並非貶低科學的價值,而是主張一種認識論的多元化,承認人類認知生命、健康與疾病的途徑本身具有多樣性,西方近代科學範式是其中一種極其成功但非排他性的方式。 將中醫作為嚴肅的“研究”對象,意味著尊重其內在的邏輯與歷史,通過跨學科的、深植於實踐與生命體驗的方法,在歷史、社會、文化與個體生命的交匯處,探尋其運作機理、文化意涵與發展潛能,從而使其經驗和智慧能夠在更廣闊的當代知識對話中激盪出新的火花。當前中醫面臨的內外困境,在很大程度上仍被束縛於“傳統/現代”、“中醫/西醫”、“科學/文化”、“經驗/理論”等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之中。 要真正突破這些困局,實現中醫的創造性發展,必須從根本上超越這些僵硬的範疇區隔,回歸到“人的健康”這一更為本源、更具包容性的共同關懷之上。 健康是多元維度的(生理、心理、社會、環境),維護和促進健康的醫學知識生態,也理應呈現多元、互補、協同共進的格局。 未來的方向,不應是中醫與西醫之間“孰優孰劣”的零和博弈,或一方對另一方進行同化收編,而應是在“One health”這一共同目標的引領下,構建一個不同醫學體系、知識傳統與實踐社群之間能夠相互尊重、平等對話、激發創新的開放性知識生態。 在此生態中,“現代中醫”的未來生命力,將取決於它能否以真正的文化自信與理論自覺,一方面,深耕並提升其源於數千年實踐檢驗的、關於“生命之道”的核心智慧與效驗治療;另一方面,以開放而批判的姿態,積極主動地與包括現代科學技術在內的全人類知識成果進行建設性、創造性的深度對話。唯有如此,中醫才能在不斷變化的時代挑戰中,持續重新啟動自身傳統,並以其獨特的東方智慧,為解決當代乃至未來的全球性健康問題,貢獻不可或缺的、富有生命力的思想資源與實踐方案。現代中醫的形成史,正是一部“有生命的知識史”———它告訴我們,真正的知識不是凝固的教條,而是與生命共舞的實踐智慧。 在健康 3.0 時代,中醫的未來不在於證明自己“科學”,而在於以生命關懷為本,持續生長為“有生命”的現代醫學。 中醫的現代意義,正在於它始終將“人”置於醫學的核心,而這正是它超越時代的生命力所在。 它的未來不在於固守傳統或盲目西化,而在於能否在與現代科技的對話中,重新啟動並創新其“生命之道”的智慧。 唯有這樣,中醫才能在 21 世紀實現真正的理論突破和創新發展,為人類的健康事業作出更大的貢獻。①參閱羅志田:《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18 ~ 81頁。②關於這一事件目前已有相當多的研究,可參閱趙洪鈞:《近代中西醫論爭史》 (修訂版),北京:學苑出版社,2019 年,第 91 ~ 93 頁;左玉河:《學理討論,還是生存抗爭———1929 年中醫存廢之爭評析》,南京:《南京大學學報》,2004 年第 5 期;郝先中:《近代中醫廢存之爭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 年;張效霞:《無知與偏見———中醫存廢百年之爭》,濟南:山東科學技術出版社,2007 年;雷祥麟:《非驢非馬———中醫、西醫與現代中國的相互形塑》,陳信宏譯,台北:左岸文化 / 遠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24 年,第 146~154 頁;魯萍:《爭議中的傳統:近代變動世界裡的中醫》,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5 年,第 164~182 頁。③相關論爭收錄於周鴻飛編的《運斤斲堊:余雲岫、惲鐵樵學術論爭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19 年)一書。④參閱賴立里:《當代中醫的歷史生成與科學化焦慮》,北京:《文化縱横》,2017 年第 1 期。⑤魯萍:《爭議中的傳統:近代變動世界裡的中醫》,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5 年,第 27~29 頁。⑥關於這一時期西醫傳入的情況,可以參考范行準:12

《明季西洋傳入之醫學》,牛亞華點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馬伯英:《中國醫學文化史》 (下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321~365 頁。⑦參閱陳拓、余新忠:《中西醫匯通先驅明遺民祝石考論》,天津:《南開學報》,2022 年第 3 期。⑧俞樾:《春在堂全集》,第 48 冊,光緒九年刊本。⑨趙士第:《俞樾“廢醫論” 新解———從〈春在堂雜文〉一篇佚文談起》,杭州:《圖書館研究與工作》,2018 年第 8 期。 對此立足人生經歷和生命史學更深入的探討,可以參閱劉澤生:《俞樾廢止中醫思想根源探索》,北京:《中華醫史雜誌》,2001 年第 3 期;王濤鍇:《士人疾病的生命意義:以俞樾的生平、交遊與治學為例》,天津:《中國社會歷史評論》,2024 年第 2期。⑩徐雪村:《醫學論》,載傅蘭雅輯:《格致彙編》,1876年春季,第 8a~ b 頁。鄭觀應:《盛世危言·醫道》,載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520 ~524 頁。對於早期的中西醫匯通思想的探討,可以參考趙洪鈞:《近代中西醫論爭史》 (修訂版),北京:學苑出版社,2019 年,第 55~ 60 頁;皮國立:《近代中醫的身體觀與思想轉型:唐宗海與中西醫匯通時代》,北京:三聯書店,2008 年。參閱趙洪鈞:《近代名人論中西醫》,載氏著《近代中西醫論爭史》 (修訂版),北京:學苑出版社,2019年,第 1~35 頁。參閱趙洪鈞:《近代中西醫論爭史》 (修訂版),北京:學苑出版社,第 71 ~ 151、230 ~ 240 頁;魯萍:《爭議中的傳統:近代變動世界裡的中醫》,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5 年,第 140~182 頁。比如中南大學張功耀教授於 2006 年發表了《告別中醫中藥》 (遼寧大連:《醫學與哲學》,2006 年第 4期),引起軒然大波。 對於當代的論爭可以參閱和鴻鵬:《中醫與科學:兩次中西醫論爭及反思》,載蔡勁松主編:《文化傳播》,2021 總第 7 輯,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出版社,2021 年,第 69~ 72 頁;張效霞:《無知與偏見———中醫存廢百年之爭》,濟南:山東科學技術出版社,2007 年,第 273~284 頁。參閱許小麗:《中醫的傳承》,蔣辰雪、肖坤冰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24 年,第 8~ 10 頁;第 99~116 頁。蔣熙德:《中醫在當代中國:多元與綜合》,楊慧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4 年,第 24 ~ 28 頁;第 227~267 頁;第 5~10 頁;第 295~306 頁。陳思言、劉小朦:《醫療史與知識史———海外中國醫療史研究的趨勢及啟示》,上海:《史林》,2020 年第 3 期。廖育群:《科學對中醫的影響》,北京:《科學對社會的影響》,2006 年第 2 期。張效霞:《無知與偏見———中醫存廢百年之爭》,濟南:山東科學技術出版社,2007 年,第 203~220 頁。雷祥麟:《非驢非馬———中醫、西醫與現代中國的相互形塑》,陳信宏譯,台北:左岸文化 / 遠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24 年,特別是 335~370 頁。 需要指出的是,雷祥麟並未注意到 1949 年以後提出的病證對應和民國時期統一病名(楊則民除外)的差異。 病證對應雖然看起來似乎是非驢非馬,但其實有科學的基礎,細菌病毒感染的病人有高度相似性,病證對應則是在病原學診斷後,用臟腑經絡四診八綱來分證型,用中醫的方式來診斷治療。 而民國時候的統一病名非驢非馬,是完全拋開實體存在,直接從文本呈現的相似性把中醫古代的病對西醫的病,中醫概念對西醫概念硬捏在一起。 這一點承蒙葉穎穎提醒,謹此說明並致謝。Bridie J. Andrews,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Medicine, 1850-1960, Vancouver & Toronto: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14, pp. 206-217; p. 211; p. 4. 余新忠、王沛珊: 《科學化 · 專業化 · 國 學化———晚清以來現代中醫的生成》,北京:《文化縱橫》,2017 年第 6 期。這方面,可以參閱張效霞的代表性成果,《回歸中醫:對中醫基礎理論的重新認識》,山東青島:青島出版社,2006 年。廖育群:《醫者意也:認識中國傳統醫學》,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第 223~224 頁。比如劉力紅:《思考中醫:對自然與生命的時間解讀》,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年。比如張效霞:《回歸中醫:對中醫基礎理論的重新22

認識》,山東青島:青島出版社,2006 年。關於中醫科學化,賴立里有頗為深入的探討。 參閱賴立里:《言說“科學”———中醫科學化的人類學觀察》,載王銘銘主編:《中國人類學評論》第 16 輯,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0 年,第 190~ 235 頁;《當代中醫的歷史生成與科學化焦慮》,北京:《文化縱橫》,2017 年第 1 期。 另外亦可參閱劉洋等人最近的研究:劉洋、鄭俊一、雷文婷:《中醫科學化的歷史觀照》,太原:《科學技術哲學研究》,2020 年第 3 期;劉洋、鄭俊一:《“中醫科學化”的發軔、演變與轉歸》,北京:《民主與科學》,2023 年第 3 期。金觀濤:《消失的真實:現代社會的思想困境》,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22 年,第 XIX~XLVI、156~ 178頁。參閱拙稿:《當今中國醫療史研究的問題與前景》,北京:《歷史研究》,2015 年第 2 期;《融通內外:跨學科視野下的中醫知識史研究芻議》,山東曲阜:《齊魯學刊》,2018 年第 5 期。廖育群:《醫史研究“三人行”———讀梁其姿〈面對疾病〉與〈麻風〉》,北京:《中國科技史雜誌》,2015 年第 3 期。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 Judith Farquhar, Knowing Practice: The Clinical Encounter of Chinese Medicine , New York: Routledge, 1994;馮珠娣:《生命之道:中醫的物、思維與行動》,劉小朦、申琛譯,賴立里校,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3 年;蔣熙德:《中醫在當代中國:多元與綜合》,楊慧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4 年;許小麗:《中醫的傳承》,蔣辰雪、肖坤冰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24 年。參閱彼得·L·伯格、托馬斯·盧克曼:《現實的社會建構:知識社會學論綱》,吳肅然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 年。參閱彼得·伯克:《知識社會史:從古登堡到狄德羅》,陳志宏、王婉旎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 7 頁。參閱余新忠:《融通內外:跨學科視野下的中醫知識史研究芻議》,山東曲阜:《齊魯學刊》,2018 年第 5期。參閱彼得·伯克:《什麼是知識史》,章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 年,第 8 頁。安德魯·皮克林:《實踐的衝撞:時間、力量與科學》,邢冬梅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第15~30 頁。布魯諾·拉圖爾:《我們從未現代過:對稱性人類學論集》,劉鵬、安涅思譯,江蘇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10 年,第 1~50 頁。參閱拙稿:《構建中國式現代化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實踐路徑芻議———以生命史學為中心》,天津:《南開學報》,2023 年第 5 期。參閱彼得·L·伯格、托馬斯·盧克曼:《現實的社會建構:知識社會學論綱》,吳肅然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 年,第 144 頁;第 61~158 頁。參閱余新忠、田宇:《在歷史和實踐中理解中醫———有生命的中醫知識史芻議》,長春:《中醫藥歷史與文化》,2026 年第 1 期。參閱山田慶兒:《中國醫學的起源》,韓健平、周敏譯,南寧:廣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24 年;廖育群:《重構秦漢醫學圖像》,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2年。參閱劉鵬:《清代理學發展與中醫知識建構》,太原:《科學技術哲學研究》,2025 年第 4 期。這方面的研究甚多,比如皮國立:《近代中醫的身體觀與思想轉型:唐宗海與中西醫匯通時代》,北京:三聯書店,2008 年,第 404~410 頁。劉建平:《循證醫學與中醫藥現代化》,成都:《華西醫學》,2002 年第 3 期。參閲張效霞:《回歸中醫:對中醫基礎理論的重新認識》,山東青島:青島出版社,2006 年,第 218 ~ 221頁;陳永燦:《〈證治要義〉與“辨證論治”》,北京:《中華中醫藥雜誌》,2015 年第 12 期。這方面的論述甚多,專門性的梳理可參閲徐建、招萼華主編:《中醫辨證論治之路》,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17 年,第 13~90 頁。參閲蔣熙德:《中醫在當代中國:多元與綜合》,楊慧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4 年,第 227 ~ 267 頁;張效霞:《回歸中醫:對中醫基礎理論的重新認識》,第 222~227 頁;雷祥麟:《非驢非馬———中醫、西醫與現代中國的相互形塑》,陳信宏譯,台北:左岸文化/遠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24 年,第 223~254 頁;李劍:《歷史與省思: 中西醫藥與當代中國》,北京:中國中32

醫藥出版杜,2023 年,第 398~ 432 頁;梁茂新等:《中醫證研究的困惑與對策》,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8 年,第 4 ~ 5 頁;成肇智:《走出“證” 概念的誤區》,北京:《中醫雜誌》,2001 年第 6 期;張樹劍、黄龍祥、趙京生等:《對針灸“辨證論治”的回顧與省思》,北京:《中國科技史雜誌》,2016 年第 1 期。余新忠、王沛珊:《科學化·專業化·國學化———晚清以來現代中醫的生成》,北京:《文化縱橫》,2017年第 6 期。 關於建國初的醫療衛生狀況和政策轉變,可參閱朱建平主編:《百年中醫史》,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16 年,第 350~379 頁。呂炳奎:《中醫界必須認清自己的責任》,北京:《中醫雜誌》,1963 年第 1 期;秦伯未:《我們要把今後的中醫工作做得更好》,北京:《中醫雜誌》,1963 年第 2期;人木:《一個病例一個病例的總結》,福州:《福建中醫藥》,1964 年第 3 期。Sherry B. Ortner, Anthropology and Social Theory: Culture, Power, and the Acting Subject,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3. 譯文引用自微信公眾號“島嶼流”2026 年 2 月 15 日的《雪麗·奧特納〈人類學與社會理論:文化、權力與行動主體〉》。皮埃爾·布迪厄、華康得:《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李猛、李康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年,第 17 頁;第 22 頁;第 337~400 頁。皮埃爾·布迪厄著:《實踐感》,蔣梓驊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3 年,第 87 頁。張繼東:《張繼東中醫學術文集》,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4 年,第 98~105 頁。余新忠:《以新守舊 以中化西———近代天津名醫丁國瑞的中西醫匯通之道研究》,北京:《近代史研究》,2022 年第 3 期。賴立里:《當代中醫的歷史生成與科學化焦慮》,北京:《文化縱橫》,2017 年第 1 期;張效霞:《回歸中醫:對中醫基礎理論的重新認識》,山東青島:青島出版社,2006 年,第 218 頁。李致重:《中醫復興論》,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04 年,第 60~78 頁。梁茂新、范穎、李國信:《中醫學的理性選擇》,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15 年,第 18 ~ 25 頁;第 239 ~278 頁。參閱朱建平主編:《百年中醫史》,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16 年,第 380~439 頁。雷祥麟:《非驢非馬———中醫、西醫與現代中國的相互形塑》,陳信宏譯,台北:左岸文化/遠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24 年,第 355~362 頁。廖育群:《醫者意也:認識中國傳統醫學》,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第 214 ~ 223 頁;雷祥麟:《非驢非馬———中醫、西醫與現代中國的相互形塑》,陳信宏譯,台北:左岸文化 / 遠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24 年;魯萍:《爭議中的傳統:近代變動世界裡的中醫》,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5 年。陳明:《殊方異藥:出土文書與西域醫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參閱雷祥麟:《非驢非馬———中醫、西醫與現代中國的相互形塑》,陳信宏譯,台北:左岸文化 / 遠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24 年,第 1 ~ 42 頁;蔣熙德:《中醫在當代中國:多元與綜合》,楊慧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4 年,第 268~292 頁。趙洪鈞:《近代中西醫論爭史》 (修訂版),北京:學苑出版社,2019 年,第 109 ~ 119、169 ~ 229 頁;張效霞:《無知與偏見———中醫存廢百年之爭》,濟南:山東科學技術出版社,2007 年,第 205~211 頁。雷祥麟:《非驢非馬———中醫、西醫與現代中國的相互形塑》,陳信宏譯,台北:左岸文化 / 遠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24 年,第 346 頁;魯萍:《爭議中的傳統:近代變動世界裡的中醫》,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5 年。參閲 Charles E. Rosenberg, Introduction: Framing Dis-ease: Illness, Society, and History, in Charles E. Rosen-berg and Janet Golden (eds.), Framing Disease; Studies in Cultural History,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xiii-xxvi;Pellegrino, The Most Humane of the Sciences, the Most Scientific of the Humanities, in Engelhardt HT and Jotterand F (eds.), Th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Reborn: A Pellegrino Reader,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08, pp. 309-331.凱博文:《疾痛的故事:苦難、治癒與人的境況》,方筱麗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 年。參閱劉霽堂主編:《哲思中醫:關於中醫學本體、認知及方法的多角度思索》,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42

2020 年,第 121~155 頁。黃龍祥:《中醫現代化的瓶頸與前景———論中醫理論能否以及如何有效進入實驗室》,北京:《科學文化評論》,2004 年第 3 期。蔡進:《醫道與醫術———關於中醫未來走向的思索之一》,北京:《讀書》,2008 年第 1 期;《自然之子與自然之敵———關於中醫未來走向的思索之二》,北京:《讀書》,2008 年第 4 期;蔡進、羅志田:《醫療、科學與“善惡”:一個中醫師的長期臨床觀察與思考》,《澎湃新聞·上海書評》,2026 年 2 月 7 日,見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 _ forward_32527772,2026年 2 月 11 日採集;蔡進:《疾病與人生———從〈黃帝內經〉 出 發 理 解 生 命 的 構 建 與 疾 病》、 《〈 黃 帝 內經〉———生命的另一個視角》,《澎湃新聞·學術·理論》2026 年 2 月 6 日,見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2527729,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2527768,2026 年 2 月 11 日採集。《章太炎全集·醫論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381 頁。黃龍祥:《走出中醫看中醫》,北京:《科學文化評論》,2007 年第 2 期。布魯諾·拉圖爾:《我們從未現代過:對稱性人類學論集》,劉鵬、安涅思譯,江蘇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10 年,第 xi 頁。作者簡介:余新忠,南開大學傑出教授、歷史學院院長、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研究員,任中國社會史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天津市歷史學學會理事長、天津中醫藥大學郭靄春醫史文獻研究所副所長等職。 入選“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教育部長江學者獎勵計劃青年學者(2015)和特聘教授(2019)等人才項目。 主要從事中國醫療史和明清社會史研究,倡導並積極踐行“生命史學”研究。著有《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中國家庭史·明清時期》、《清代衛生防疫機制及其近代演變》、《追尋生命史》等專著和《瘟疫與人》等譯著,主編《中國近代醫療衛生資料匯編》等資料集 6 種 206 冊,在《歷史研究》、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東洋史研究》(日本)等刊物上發表中英日文論文 100 餘篇。 博士論文獲全國優秀博士論文獎,著作入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文庫”(2015),另有成果獲全國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一等獎 1 項(合作)、二等獎 1 項,和天津市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 3 項、二等獎 1 項,高等教育天津市級教學成果獎一二等獎各 1 項(主持人)。[責任編輯　 劉澤生]52

澳門理工學報　 2026 年第 2 期·港澳研究·主持人語:近日,“嘉禾望崗”在灣區火出圈了。“嘉禾望崗”原是廣州北郊兩處名為“嘉禾”、“望崗”的村落,自 2010 年陸續成為廣州地鐵 2 號線、3 號線、14 號線交匯車站後,聲名鵲起———向北是白雲機場,連通世界;向南為廣州南站,輻射全國,縱橫粵港澳大灣區,儼然是廣州的門戶,成了多少南來廣東、灣區逐夢者的標志。 大灣區馬年春節聯歡晚會上,海來阿木一曲《嘉禾望崗》,唱響大江南北,“下一站我們就各奔東西,分手在嘉禾望崗的夜裏”,戳中了當年集體的記憶,成為網友共情的地標。 “嘉禾望崗”不僅僅是一座車站,更是南來北往廣東尋夢人的起點和終點,承載著廣州這座歷史名城的包容與溫度。 日前,廣州塔(小蠻腰)特別為之亮燈———“下一站,嘉禾望崗”,令人為之動容。在粵港澳大灣區的這場“雙向奔赴”中,還有另一道靚麗的風景線,一批默默奉獻的專家學者,正聚焦大灣區的變革發展、描繪粵港澳的未來藍圖。 本期發表的這組文章,值得諸君關注———謝寶劍教授的《粵港澳大灣區“軟聯通”典型案例的改革邏輯》認為,作為高水平開放的核心,制度型開放旨在構建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制度環境,推動國內改革與開放形成良性互動格局。 粵港澳大灣區制度型開放以實施“灣區通”工程為依託,穩步推進粵港澳規則銜接、機制對接,以市場一體化為牽引,促進三地互聯互通。 粵港澳大灣區以規則銜接機制對接為重點的“軟聯通”,以三批 52 個具體案例打破要素流動約束,縱深地推進規則銜接機制對接,以改革開放激發地區發展活力,經濟總量從 2018 年的 10.8 萬億元,激增至 2024 年的 14.79 萬億元。 作者試圖以這三批典型案例分析,探討大灣區“軟聯通”背後的深化改革邏輯———漸進式制度創新邏輯、需求導向型制度供給邏輯、差異化制度試驗邏輯、制度協同演化邏輯以及制度賦能發展邏輯。 唯改革者進,唯創新者強,唯改革創新者勝。 “軟聯通”也讓“硬聯通”、“心聯通”的效果愈發顯著,一個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將愈發清晰地呈現在灣區居民面前。 相信粵港澳大灣區的成功經驗,也將為我國其他區域合作、開放發展提供可貴的借鑒。粵港澳大灣區規則銜接是當前學界關注的熱點話題之一,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曹旭東教授的《粵港澳大灣區規則銜接的法律工具:局限、改進與應用》一文,對規則銜接概念進行了規範性解讀,在規則銜接所涵蓋的“硬法規則”和“軟法規則”兩個層面中,聚焦法律工具這一“硬法規則”的類型、效用及改進展開深入探討,認為規則銜接應包括“單邊調整”和“雙邊調整”兩種進路。 作者認為,目前大灣區規則銜接的主要任務是粵方的單邊調整,通過規則改革創新,一方面促進港澳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另一方面協同港澳更好助力國家對外開放。 這一觀點頗具新意,契合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精神要義。 曹文分析指出,在大灣區規則銜接的法律工具中,改革試點立法授權處於核心樞紐地位,影響甚至決定了其它法律工具的效用。 中央授權對於大灣區規則銜接而言至關重要,大灣區建設已歷七年,有必要梳理總結各個細分領域的授權需求,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作出一攬子授權。 只有強化授權力度,才能夠破解大灣區規則銜接的瓶頸和障礙,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向縱深推進。謝謝旭東、寶劍兩位為粵港澳大灣區研究所作出的努力;謝謝千萬南來北往的灣區追夢人,願君此去前程繁花似錦。若春日不遲,相逢終有時。 你好,花城廣州! 你好,嘉禾望崗! 　 (劉澤生)62

澳門理工學報　 2026 年第 2 期粵港澳大灣區“軟聯通”典型案例的改革邏輯*謝寶劍[提　 要] 　 以規則銜接機制對接為重點的“軟聯通”是粵港澳大灣區推進深化改革的重要邏輯。從粵港澳大灣區規則銜接機制對接的三批典型案例來看,粵港澳大灣區規則銜接案例呈現出領域覆蓋廣、創新力度大、民生福祉重和改革切口小的特徵,著重發揮規則銜接的深化效應、轉化效應、溢出效應和融合效應。 相關改革措施顯著加快灣區內部要素流動,加強城市間聯繫,體現出漸進式制度創新、需求導向型制度供給、差異化制度試驗、協同性演化和制度賦能發展的改革具體邏輯,為我國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寶貴經驗。[關鍵詞] 　 粵港澳大灣區　 改革邏輯　 規則銜接　 機制對接[中圖分類號] 　 F1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0824 (2026) 02 - 0027 - 12唯改革者進,唯創新者強,唯改革創新者勝。 “一國兩制”制度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面臨著“一個地區、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三個法域、三種貨幣”環境造成的制度衝突問題。 這些問題在制約區域要素便捷流通的同時,進一步分割市場,阻礙了國際典型灣區發揮強大集聚與外溢效應,①亟需在原有發展模式下進一步深化跨境區域合作。 《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明確指出“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合作,強化規則銜接、機制對接”。 習近平總書記在廣東考察時明確指出:“要著力深化粵港澳合作,加強科技創新合作和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推進規則機制‘軟聯通’,加強立法、執法、司法各環節全流程協作,有效提升市場一體化水平,建設宜居宜業宜遊優質生活圈,支持香港、澳門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粵港澳大灣區以三批 52個具體案例打破要素流動約束,縱深推進規則銜接機制對接,用改革激發地區發展活力。 經濟總量從 2018 年的 10.8 萬億元到 2024 年比肩全球前十大經濟體的 14.79 萬億元。 近年來,隨著粵港澳三地攜手深化改革先行先試,大灣區營造出了市場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的營商環境,讓一切生產要素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湧流。72* 本文係 2020 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粵港澳大灣區世界級城市群治理體系創新研究” (項目號:20&ZD158)的階段性成果。

制度型改革以“小切口”入手,以推動粵港澳三地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便捷高效流動為實施路徑,將原有機制進行發展式創新,打通灣區在銜接機制的堵點痛點難點,②以體制機制創新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粵港澳大灣區依託在公共管理、公共服務、法律、民事、商事等層面建立協商平台及溝通標準入制度改革,充分促進要素流動及三地交融的進一步開放。 三批相關案例的實踐有力地提升粵港澳大灣區互聯互通水平,為我國打通跨境要素流動限制提供了寶貴經驗,對改革促開放發揮顯著的導向作用。③基於此,本文試圖以這三批大灣區規則銜接機制對接的典型案例,探討大灣區“軟聯通”背後的深化改革邏輯。一、粵港澳大灣區的制度型開放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 作為高水平開放的核心,制度型開放旨在構建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制度環境,推動國內改革與開放形成良性互動格局。 制度型開放是指不同地區在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過程中積極主動對標國際通行規則,在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方面進行開放和對接。④制度型開放通過打破區域行政壁壘,釋放區域內受制約的市場力量,對市場、消費、出口、發展等多方面進行帕累托改進,從而更好發揮各區域的比較優勢。 從實現路徑來看,區域間的開放聯通可分為硬聯通與軟聯通。 其中,硬聯通指能為其他聯通行為提供物質載體的聯通,如交通、通信基礎設施等,在地區間通常以可達性為導向(如修建城際鐵路),在地區內則以便捷性為導向(如換乘站之間的無縫對接和零換乘)。 軟聯通則突出不同地區在社會關係層面的聯結,分為強關係導向和弱關係導向兩種類型:前者強調建立以集體或組織為基礎的正式關係,如法律法規、企業總部和異地分支機構的關係;後者注重建立由個體意志或情感維繫的非正式關係,如跨地區合作、跨地區交際等。 在硬聯通上,粵港澳大灣區注重基礎設施投入,建設有全球最密集、最完善的鐵路交通網。根據《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2025 年大灣區鐵路網絡運營及在建里程達 4,700 公里,將全面覆蓋大灣區中心城市、節點城市和廣州、深圳等重點都市圈。 近兩年深中通道的通車以及珠三角九市大灣區軌道交通的公交化運營,更是有效彌補了港珠澳大橋在粵港澳大灣區硬聯通層面的“空白部分”,為灣區硬聯通提供相應的現實基礎。 在硬聯通基礎上,以軟聯通推進灣區內部要素流動規則對接,通過“軟聯通”,粵港澳大灣區打造高水平開放平台、對接高標準貿易投資規則、加快培育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規則銜接機制對接的進一步實施將充分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深化內地與港澳互利合作。 按照“港澳—廣東—中國腹地”的傳導路徑擴大經濟發展新動能,實現了粵港澳大灣區從“硬聯通—軟聯通—心聯通”的逐步提升。粵港澳大灣區制度型開放以實施“灣區通”工程為依託,穩步推進粵港澳規則銜接、機制對接,以市場一體化為牽引,促進粵港澳互聯互通。 目前 187 項高頻政務服務事項“跨境通辦”,財政科研資金跨境撥付至港澳,“科匯通”試點擴大至全國範圍,粵港澳跨境實驗設備“隨報隨檢”送達實驗室;粵港澳海關“三地一鎖計劃”已正式啟動,“港澳藥械通”成員不斷增加、實現大灣區內地九市全覆蓋,超 8,000 名港澳專業人才在粵執業,港澳居民在粵參加養老、失業、工傷保險超過 35 萬人次,商事領域“內地糾紛,港澳仲裁”已成為現實,“港車北上”、“澳車北上”、“粵車南下”政策正式落地,為粵港澳居民提供了跨境購物、休閒娛樂的新選擇。 通過融通“破障”,灣區城市在產業、創新、能源、醫藥、環保等領域得以加強合作,為粵港澳大灣區深化改革、建設世界級灣區注入新的動能。 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穩步推進中,粵港澳大灣區基於內地城市與港澳地區加強聯繫的內核,82

實現了粵港澳大灣區軟聯通的初步成功,改革以“小切口”帶動整體的聯動體系,擴寬粵港澳各城市居民的聯繫渠道。 近年來探索的三批粵港澳大灣區規則銜接機制對接典型案例中,灣區加強頂層設計,著力破解制度性根本性問題,聚焦三地民眾關切,在要素跨境流動、營商環境、民生融合、重大平台建設等領域取得新成效,體現出粵港澳大灣區的治理智慧,激發了粵港澳大灣區的交流活力,為我國深化制度型開放發揮了重要作用。從整體來看,粵港澳大灣區機制對接規則銜接可作為制度上層建築對維繫經濟生產中各要素資源跨境流動起到穩定塑形作用,為進一步彰顯大灣區跨制度差異的對接協同與功能互補提供制度基礎。 基於嶺南文化同源,更深層次的機制對接可以提高不同地區民眾融合度,更好發揮地區內人力資源的創造作用。 同時,機制對接規則銜接通過降低生產要素從投入到生產之間的交易成本,提高地區生產資源利用率,從而助力地區整體實現創新發展。 從對粵港澳大灣區規則銜接的各項研究入手,相關研究主要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為研究起點,⑤從不同角度對粵港澳大灣區機制銜接機制對接及制度開放拓展分析,提供自身見解。⑥ 符正平等基於對三批典型案例分析的研究,將規則銜接模式分為漸進調適型、跨境園區突破型、行業標準互認型、司法協作示範型。⑦另有學者從民事、⑧商事、⑨法規類及立法層面入手,論證了三地規則銜接對降低區域衝突和實現區域聯通度的作用,為粵港澳大灣區規則銜接和協同立法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提供幫助。 其他學者則切入大灣區內的細分行業,對不同地區細分行業在不同規則下進行銜接開展研究,李支通過分析粵港澳三地金融規則銜接法治理念的內在邏輯引出實踐路徑,提出加快三地金融法規銜接能夠有利於激發新的增長動能,推動灣區實現區域的整體發展。⑩在以往文獻中,學者們對制度型開放的理論及落實產生的實際意義進行了研究,但多數學者仍停留在制度型開放的理論研究和細分領域制度型開放的效果研究層面,較少學者對制度型開放具體案例進行分析。 因此,本文的創新點在於對粵港澳大灣區制度型開放的具體案例分析,通過深入地區制度型開放的具體案例,藉此探究大灣區制度型開放的內在改革邏輯。二、粵港澳大灣區“軟聯通”的探索:三批四類典型案例粵港澳早期的發展動力來源於外貿發展,過去更多的關注於經貿合作、基礎設施建設。 一部分要素由缺乏制度銜接導致其在區域間流動受到的更多為行政阻礙而非市場阻礙,常規“路通財通”著重以硬聯通實現區域聯通的思維隨著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縱深推進需要突破。 隨著國際貿易環境變化,人口老齡化加速推動生產要素價格上漲,在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下,生產要素成本的快速上升對地區發展效率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促進軟硬聯通結合才能為地區內要素流動提供堅實基礎,例如“港車北上”、“澳車北上”、“粵車南下”實現一座大橋、雙向奔赴、百業受惠。 為確保粵港澳大灣區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加快灣區軟聯通水平提升,改善粵港澳三地規則銜接機制對接是當前改革任務的重中之重,也是落實粵港澳大灣區“一點兩地”全新定位,深入推進粵港澳全方位互聯互通的關鍵所在。將粵港澳大灣區規則銜接實現區域軟聯通的相關案例進行劃分,目前案例一共可分為三批四大類,類別分別為要素跨境流動類、民生融合類、營商環境類和重大平台建設類。 其中,第一批改革總共為 20 個案例,其中要素跨境流動類案例 8 個,民生融合類案例 5 個和營商環境類案例 7 個;第二批有16 個案例,分別為要素跨境流動類案例 5 個,民生融合類案例 5 個,營商環境類案例 3 個和重大平台建設類案例 3 個;第三批與第二批案例數量相當,共有 16 個案例,分別為要素跨境流動類案例 3 個,92

民生融合類案例 3 個,營商環境類案例 5 個和重大平台類案例 5 個。 從數量上看,第二批和第三批軟聯通案例較第一批制度銜接案例數量少 4 個。 從分類上看,第二批和第三批粵港澳軟聯通案例較第一批案例增加了重大平台類案例,對軟聯通模式進行了創新,打造了一批具有示範意義的合作交流新平台,採用平台合作協商模式進行統一管理。 從內容上看,後期軟聯通案例較第一批案例更能呈現出“切口更小,改革更細”的特徵,更加重視營商環境和重大平台的作用。 總體而言,大灣區軟聯通改革由淺入深,體現出粵港澳大灣區制度銜接改革由面到點,由大到小,漸進深入。(一)要素跨境流動類規則銜接及變化從三批軟聯通要素跨境流動類案例來看,隨批次呈現出遞減的特徵,案例具體施行對象也由中國籍港澳居民拓展至非中國籍港澳居民。 三批案例涉及大灣區城市與香港澳門在法律、科創、貿易、金融、交通和財政上的標準銜接,實現了從服務跨境到部分勞動要素跨境再到全部勞動要素跨境的大幅轉變,且後一批聯通案例都在前一批軟聯通改革措施上更精細化(見表 1)。 儘管此類軟聯通案例的數量隨著改革批次的增加而減少,但具體而言每期軟聯通改革較前期的切入點更細,意表 1　 要素跨境流動類三批案例對比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橫琴打造琴澳跨境法律服務新模式“港車北上”、“澳車北上”政策順利落地實施非中國籍港澳永久性居民可申辦《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港澳律師實現在大灣區內地九市便利執業珠海“小切口”立法助力澳門專業人士跨境便利執業跨境交通卡實現灣區公共交通一卡通行財政科研資金實現跨境撥付使用廣東省人民政府在澳門首發貼標中歐《可持續金融共同分類目錄》綠色債券貨物跨境實現“一鎖三地通”“跨境理財通”推動金融市場雙向開放廣州探索科研用物資跨境自由流動新機制創新海關監管模式助力航空貨物便捷通關河套率先試點數據跨境交易深圳在香港發行全國首隻離岸人民幣地方政府債券創新粵港澳大灣區跨境車輛備案模式粵港澳大灣區工程師資格互認模式探索與標準制定　 　 資料來源:根據廣東省大灣區辦《廣東省推進粵港澳大灣區規則銜接機制對接典型案例(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整理。義更大。 同時,三批要素跨境類案例的改革重點也出現了一系列變化,改革案例從立法到執法,從服務跨境到人員跨境,從物質資本流動到人力資本流動,從現實要素流動到虛擬要素流動。 軟聯通改革從產業鏈及要素鏈本身出發,將銜接著力點從上游往下游進一步延伸,全面打破大灣區軟聯通過程中的痛點堵點以及難點,實現了以規則銜接和機制對接來促進要素流動。 如大灣區跨境車輛備案模式,依託中國(廣東)國際貿易“單一窗口”,建成線上粵港澳大灣區跨界車輛信息管理綜合03

服務平台,為“港車北上”、“澳車北上”提供了跨境通行的便利。(二)民生融合類規則銜接及變化從三批改革的民生融合類案例的變化來看,粵港澳大灣區軟聯通改革使醫療、教育、社保、醫保、體育、民生產品流通以及公共服務上實現了深層次聯接。 此類措施在幫助灣區打通民生層面的堵點,同時積極對行業內和行業間多種制度進行創新,有效提高灣區民生融合的整體性和聯通性。灣區聯通的重點從社保醫保政務上等統籌性民生聯通,逐漸過渡到產業、醫療、教育等基礎民生層面,逐步完善三地居民在大灣區的各項便利配套機制,讓大灣區居民在教育、醫療社保、政務服務和基礎民生上享受全方位、全鏈條的便民配套服務措施(見表 2)。 截至 2025 年 12 月 8 日,“港澳藥械通”政策已累計批准 63 個藥品、77 種醫療器械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 9 個城市的 71 家指定醫療機構使用。 軟聯通堅持“小切口”帶動“大變化”,聚焦港澳居民關注度高、參與度大、獲得感強的民生實事項目,打通“民生融通”的“最後一公里”。 第三批典型案例在第二批的做法上進一步關注到灣區各地間的體育賽事服務,在解決港澳基礎民生問題的同時擴展範圍至體育娛樂領域,更貼切的民生融合,使各項政策舉措更加可知可感。表 2　 民生融合類三批案例對比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灣區社保通”推動粵港澳社保事業深度融合發展粵港實現政務服務“跨境通辦”2024 粵港澳公路自行車賽“一賽三地、一策三地、一規三地”珠海探索粵港澳大灣區醫保銜接新模式首個大灣區商事糾紛司法規則銜接指引出台破解港澳居民在大灣區內地城市購房結算支付難題江門創新港澳居民“零出關”辦理內地政務服務模式中山率先落地“港藥粵產”“澳門新街坊”實現公共服務趨同澳門粵澳新通道(青茂口岸)實施“合作查驗 一次放行”自助通關南沙創新與港澳教育銜接機制創新粵港澳大灣區專屬重疾險 創新實施粵澳貨物“一單兩報”服務　 　 資料來源同表 1。(三)營商環境類規則銜接及變化在營商環境類規則銜接案例中,廣東通過採取建立地區標準、報告互通互認、引導行業交流、創新合作機制、創新登記平台等方式打造灣區優良營商環境,改善了因地區行業規則不同造成地區商品標準差異導致的商品流通問題。 從第一批改革打造“灣區標準”到第二批改革開始推動“灣區認證”,大灣區通過引入非強制性標準,推動三地在國際標準、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地方標準、團體標準等方面的實施,提高灣區產業的標準視野。 第三批改革中更是增加了商事調解“三統一、一保障”的銜接措施,形成了從行業標準、行業認證到行業調解的全鏈條服務(見表 3)。 從源頭出發,在先打造高認可度行業標準後逐步推進可靠認證的方式,為企業提供更便捷的營商環境,推動灣區企業在便捷進入國際市場的同時,為商事調解和商業衝突提供更多的緩衝地帶,有效提升地區的經濟活力和競爭力。 截至 2025 年 12 月,三地已聯合公布 262 項“灣區標準”,覆蓋交通、水利、中醫藥、13

綠色生態、信息化與數字化、養老服務等 36 個領域,“灣區標準”正在成為越來越多“灣區人”的共識。(四)重大平台類規則銜接及變化表 3　 營商環境類三批案例對比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粵港澳共推“灣區標準”“灣區認證”推動三地質量認證規則銜接大灣區商事調解規則機制實現“三統一、一保障”“域外法查明通”:科技賦能破解域外法查明難題前海率先試點推進建設領域規則與港澳銜接粵港產品碳標籤實現互認粵港澳跨境信用報告標準互認深圳建立與國際標準銜接的醫院評審認證體系粵港澳共建中藥標準共促產業發展南沙創新粵港交流合作機制廣州境外人才“考、評、認”全鏈條政策體系前海創新跨境商事法律規則銜接機制對接惠州推動與香港組裝合成建築產品標準互認“港澳藥械通”助力健康灣區建設廣州創新搭建穗港澳商事登記“跨境通”平台　 　 資料來源同表 1。平台是粵港澳融合的主要載體。 搭建重大平台,提供一個具備協商合作功能的第一場所是粵港澳大灣區實現制度銜接的重要基礎。 在第一批改革的基礎上,廣東推進重大平台建設實現規則銜接條件已然成立。 隨著時間的推進,第二批和第三批改革以加強多方溝通圍繞建設重大平台發力,平台類案例的數量逐步增加。 通過對往期溝通協商的經驗,第二批改革建設有青年創業基地、“灣事通”一站式服務平台和客貨車查驗平台,第三批改革則更加注重在橫琴、前海、南沙、河套四個粵港澳重大戰略平台搭建溝通渠道。 粵港澳大灣區以平台為載體,形成規範化、常態化、持久化交流機制。 在南沙,居住著 1.1 萬名港澳同胞,港澳企業突破 3,800 家,南沙與香港在 12 個領域 248項境外職業資格實現互認,6 家港澳合作聯營律師事務所落地南沙運營;橫琴“澳青初創·社區客廳”針對創業青年的學習期、成長期、孵化期,推出覆蓋青年創業全周期的服務模式,已吸引 20 家澳資初創企業進駐;河套深圳園區已鏈接 10 個香港高校科研機構,匯聚 160 多個高端科研項目和1.5 萬名科研人才,實現高端科創資源快速形成從“零的突破”到“集聚發展”的良好局面。 以創新創業平台增進港澳青年與內地居民的互動交流,讓年輕一代在溝通融通的過程中增強對祖國的向心力,增進三地青年對對方文化和環境的理解。 案例還以灣事通平台作為實現地區民眾基礎服務的供給基礎,實現跨地事務的統一處理,以“粵澳聯合一站式平台”縮短貨物檢查周期,提高區域要素流動效率(見表 4)。 相關平台的建立為大灣區共商共建提供基礎,對粵港澳三地合作交流水平有著質的提升,體現了粵港澳三地基本實現深度連接,對加速灣區一體化進程有著重要意義。23

表 4　 重大平台類三批案例對比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無高水平建設“1+12+N”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地橫琴“分線管理”政策落地實施“灣事通”助力“三地同城、無感跨境”前海創新拓寬港澳專業人士參與區域治理渠道橫琴口岸創新實施客貨車“粵澳聯合一站式”查驗南沙攜手港澳共建中國企業“走出去”綜合服務基地河套加快建立銜接香港科研管理機制深圳推進深港非公約船舶安全檢查規則協同結果互認　 　 資料來源同表 1。三、粵港澳大灣區“軟聯通”的特點與效應粵港澳大灣區“軟聯通”在各領域都有所探索,覆蓋面大,同時具有很強的創新性、改革力度大,這些改革考量覆蓋面的同時,更多的聚焦民生導向,以小切口撬動系統性變革,使粵港澳大灣區深度融合從願景逐漸轉化為可感可觸的現實。(一)粵港澳大灣區“軟聯通”的特點在區域一體化的進程中,制度與規則的協同創新往往比基礎設施的“硬聯通”更具挑戰性,也更能體現地區深度融合的實質。 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一國兩制”下的特殊區域,其“軟聯通”實踐通過打破行政壁壘、彌合制度差異,開創了區域合作的新範式,相關措施持續推動大灣區從地理聯結走向功能融合。1. 領域廣,覆蓋面大粵港澳大灣區針對金融、貿易、投資、交通等二十多個方面進行改革,在彌補現有規則空白地區的同時有效優化要素流通原有路徑,顯著提高了地區內要素流通的水平。 粵港海關“跨境一鎖”、粵澳海關“跨境一鎖”、粵港澳“三地一鎖”等政策落地,極大程度提高跨境物流的運送效率,標誌著粵港澳三地海關協同合作跨入新模式。 跨境理財通、跨境車輛通行以及大灣區邊檢查驗模式的創新,以創新監管的方式有效改善灣區內部雙向資源流動阻礙。 在提升區域內經濟活力的同時,增強了區域產業之間的聯繫和競爭力,為區域產業鏈提升韌性。 此外,基於橫琴澳門青年創業谷和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廠等重大合作平台創新創業基地,廣東省搭建了“1+12+N”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孵化基地體系,以點帶面,不斷優化完善港澳青年就業創業公共服務,深化三地青年的交流交往。 從“灣區標準”、“灣區認證”,到“職業資格互認”,再到“港藥粵產”、“港澳藥械通”和“南沙創新教育銜接機制”,粵港澳大灣區規則銜接案例顯著擴寬粵港澳銜接程度的深度寬度,實現了三地兩制融合範圍的全面升級。2. 創新性強,改革力度大規則銜接改革案例充分體現了政府打破傳統思維、以創新驅動制度突破的特點。 一方面,大灣區立足企業實際需求,推出“灣區標準”、“灣區認證”等政策,創新法律規則銜接機制,建立“三地一鎖”等跨境合作模式,有效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 另一方面,通過“灣事通”、“數據跨境交易”等33

數字化治理手段,推動軟聯通向智慧化、平台化方向發展,提升了區域協同效率。 改革創新不僅體現在具體政策上,更形成了制度與科技互促共進的良性循環。 軟聯通改革通過優化規則銜接,為科技創新提供了更開放的環境。 科技進步又進一步推動要素流動從實體向虛擬領域擴展,使灣區聯通更加全面、高效。 此外,大灣區的規則銜接並非採用單一模式,而是根據不同領域特點靈活施策———有的依靠頂層政策推動,有的借助技術創新突破。 隨著改革深化,三批案例不僅在具體領域取得顯著成效,更探索出多樣化、可複製的銜接模式,豐富了我國制度型開放的“工具箱”,為其他地區提供了寶貴經驗。3. 民生導向鮮明粵港澳大灣區軟聯通建設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將提升居民生活便利度和幸福感作為政策制定的核心目標。 在具體實踐中,大灣區通過精準對接三地居民的實際需求,在社會保障、教育醫療、跨境交通等民生關鍵領域推出一系列創新舉措。 例如,通過“港澳藥械通”政策讓大灣區居民同步享受國際先進醫療資源,依託“跨境理財通”滿足居民多元化資產配置需求,特別是創新推出的電子支付互聯互通機制,有效破解了粵港澳三地貨幣體系差異帶來的支付障礙,使“一機在手、三地暢行”成為現實。 這些措施不僅切實解決了“候鳥型”居民跨境生活的痛點難點,更通過持續優化民生服務供給,不斷增強灣區居民的獲得感和歸屬感,為深化區域融合奠定了堅實的民意基礎。4. 以小切口撬動系統性變革粵港澳大灣區軟聯通實踐充分體現了“以小見大”的改革智慧,改革聚焦具體民生痛點與市場堵點,以精準的政策切口推動深層次的制度融合。 在三批規則銜接案例中,“小切口”策略發揮了巨大作用:從職業資格互認、跨境電子支付到教育資源分享,每一項舉措從微觀層面切入,逐步拓展至更廣泛的制度對接。 例如,南沙區採取建設港澳子弟班的方式,不僅解決了跨境學童的教育銜接問題,還帶動了粵港澳三地課程體系互認、教師資質互通等系統性改革,最終形成“教育生態圈”,惠及本地居民與港澳家庭。 同樣,自行車賽“一賽三地、一策三地、一規三地”最初僅針對自行車比賽規則認定問題,卻由此構建了覆蓋規則制定、裁判選定、資質互認的全鏈條協同機制,成為粵港澳賽事規則一體化的標竿案例。 此類漸進式路徑既降低了改革阻力,又通過“解決一個問題、打通一個領域、帶動一片改革”,實現了從“點”到“面”的規則銜接升級,為大灣區制度型開放提供了可複製的實踐範式。(二)粵港澳大灣區“軟聯通”的效應從粵港澳大灣區制度改革探索及制度改革具體案例出發,大灣區緊抓制度銜接痛點,以解決基礎問題為導向,突破粵港澳三地因制度不同造成的體制機制銜接困局。 第一批制度銜接改革方案著力從標準、模式等方面入手,實現地區銜接模式探索及地區標準的確立,為第二批和第三批改革的推進及創新奠定了前置條件。 一、二、三批改革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統籌地區發展稟賦資源,實現地區制度優化,激發了地區的發展效應。1. “單點突破”到“系統集成”的深化效應在制度聯通的相關案例中,粵港澳大灣區以多例改革案例演進,生動展現了從“單點突破”到“系統集成”的深化改革效應,為跨制度區域一體化提供了創新性實踐樣本。 相關效應在改革中呈現出明顯的三階段特徵:第一階段,改革主要聚焦於低制度敏感性領域,採取“試點先行”策略,以“職業資格互認”、“跨境支付便利”、“金融跨境交易”等單點突破實現對基礎性制度壁壘的破解;第二階段則將改革重點轉向機制銜接,通過前期“灣區標準”體系建立推動“灣區認證”體系的建立和實施,形成“由點及鏈”的聯動效應,實現跨部門的規則協同;第三階段中改革基於前兩階段對制43

度與部門隔閡的打通,將聯通水平升級為系統性制度重構。 三個階段深刻體現了漸進式改革變遷的理論內涵,充分發揮南沙、前海、橫琴等地域交接處平台的差異化試驗功能,實現了由局部到全域的具體演變。 改革步驟展現了由“單點突破”到“系統集成”的深化效應,由易到難逐步突破深層次制度壁壘,確保制度創新的市場適應性。2. “民生便利”到“發展動能”的轉化效應粵港澳大灣區軟聯通改革以規則銜接與機制創新實現了從解決民生痛點向激發區域發展動能的深刻轉化。 這一轉化並非簡單的線性延伸,而是通過制度設計、要素重組和市場培育,構建了“民生改善—要素流動—產業升級”的良性循環,持續推動大灣區從“便利生活圈”邁向創新生活圈。 規則銜接改革通過解決跨境生活的制度性障礙,在為粵港澳大灣區內“候鳥群體”解決醫療、養老、教育等多樣需求的同時充分發揮其外溢作用。 以醫療領域為例,“港澳藥械通”允許大灣區居民同步使用國際先進醫療資源,疊加“深港醫療跨境數據空間”進一步打通醫保與商業保險數據,能有效助力跨境醫療保險、遠程診療等新業態發展。 同樣,“跨境理財通”從逐筆審核資金來源,到允許“深股通”、“港股通”資金快速南下北上,不僅便利了內地與港澳居民進行資產配置,更推動金融機構開發跨市場金融產品,強化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地位。 相關案例表明,當規則銜接突破單一民生領域,便能撬動產業鏈上下游進行資源整合,形成“小切口”推動“大發展”的轉化效應。3. “區域特色”到“國際標準”的溢出效應為加快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成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軟聯通改革不僅要致力於三地規則銜接,更要以制度創新推動本土實踐向國際標準轉化,形成獨特的“區域特色—三地互認—全球影響”溢出路徑。 這就要求軟聯通改革不僅要保留大灣區“‘一國兩制’三法域”的制度多樣性優勢,又要通過標準互認、技術輸出和治理模式創新,為全球跨境合作提供中國方案。 正如第三批案例中的粵港產品碳標籤實現互認機制在服務本地低碳產業的同時,更主動對接國際碳足跡核算體系,使大灣區企業環保認證獲得歐盟、東盟等市場的認可。 數據跨境銜接案例展示了灣區方案也能為世界方案提供可能———通過河套地區在數據跨境上的經驗,前海“國際跨境可信數據空間—深港站”採用“主權數據交換模式”,在符合中國數據安全法規的同時相容國際數據空間協會( IDSA)的技術框架,成為全球少數能平衡數據流動與主權保護的實踐案例。 同時,大灣區採用設立灣區標準、打造灣區認證等多種方式,簡化不同地區企業因體制不同導致標準不同問題的解決流程,在降低區域內企業交易成本的同時,為企業質量提供了標準衡量,有效加快了市場出清,進而提升地區經濟發展潛力。4. “政策驅動”到“市場回應”的協同效應粵港澳大灣區軟聯通改革經歷了從政府主導的制度破冰到市場主體深度參與的協同創新過程,呈現出顯著的“政策驅動—市場回應—生態共建”演進路徑。 相關轉化並非簡單的政策退場,而是以制度設計激發市場內生動力,助力政府與市場形成“雙輪驅動”的可持續發展格局。 從源頭上,政府通過為內部銜接制定行業規則及安全標準,防止銜接地帶的空白市場出現意料之外的行業亂象,從制度聯通起始點對風險波動進行監控。 其中,以企業為代表的市場勢力則在逐利過程中發揮自身獨特能動性,為搶佔市場提供優質服務。 在職業資格互認領域中,前海創新擴寬港澳專業人士參與區域治理渠道,設立“備案制”允許香港專業人士自主申報執業範圍,再由行業協會承擔後續監管責任,以制度彈性設計、利益共用機制和反饋迭代系統共同作用,在“放權不放任”下實現53

“政策搭台,市場唱戲”的發展盛況。5. “物理聯通”到“心理認同”的融合效應在區域聯通領域中,物理聯通和經濟聯通是心理聯通的基礎,心理聯通是物理聯通和經濟聯通的結果。 粵港澳大灣區區域一體化改革,不僅要致力於基礎設施硬聯通和規則機制軟聯通的相互統一,更要通過深層次制度創新與社會互動,推動三地居民從“地理連接”邁向“心理認同”,實現從物理空間融合到社會文化融合的跨越。 在港珠澳大橋、深中通道等超級工程對珠江口東西兩岸時空距離大幅縮短的基礎上,推進“澳車北上”、“港車北上”等政策進一步降低跨境出行門檻,讓“三地居民”享受同城化生活便利,為心理認同奠定物質基礎。 作為地區融合的最高階段,軟聯通借助“青年創業基地”、“澳門新街坊”等方案,讓澳門居民在保留本土習慣的同時自然融入灣區生活,增進居民對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化認同。 粵港澳大灣區通過規則銜接等一系列措施,架起交通設施等物理聯通工具和文化認同之間的橋樑,發揮“物理聯通”到“心理認同”的融合效應。四、“軟聯通”的改革邏輯粵港澳大灣區以獨特的改革想像力促進地區軟聯通的建設,具體案例集中體現在灣區進行跨區域合作與創新驅動的發展理念。 通過對三批軟聯通案例進行分析,可以總結出以下幾點大灣區落實軟聯通的邏輯內核:漸進式制度創新邏輯、需求導向型制度供給邏輯、差異化制度試驗邏輯、制度協同演化邏輯、制度賦能發展邏輯。(一)漸進式制度創新邏輯粵港澳大灣區是我國重要的城市經濟圈,被中央賦予了“建設世界級一流灣區”的期望,進行內部改革必須格外注重改革作用範圍,避免出現改革預期外的負面影響。 大灣區軟聯通改革遵循“試點突破—經驗總結—制度擴散”的漸進式改革路徑。 首批案例聚焦於制度敏感性較低領域進行突破,以“職業資格互認”、“跨境社保互認”、“跨境理財通”、“優化要素過關流程”、“跨境車輛備案”等低影響制度為主進行改革,採用單點突破建立制度信任基礎;第二批案例轉向中等敏感領域,如“數據跨境”、“科研物資跨境”、“車輛跨境”等需要更多標準和規則進行限制的領域;第三批案例開始涉及高敏感度的制度深層融合,包括放鬆非中國籍港澳永久性居民可申辦《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探索境外人才“考、評、認”全鏈條政策體系、創新拓寬港澳專業人士參與區域治理渠道等敏感領域的改革。 軟聯通改革採用“由易到難、由表及裡”的改革節奏,有效在控制改革後續影響的同時兼顧制度摩擦成本,體現了中國改革方法論中“摸著石頭過河”的智慧,更深層次為地區軟聯通改革發揮了中國智慧。(二)需求導向型制度供給邏輯改革案例選擇嚴格遵循從問題導向到需求導向的難題解決原則。 在民生領域,針對有工作需要“候鳥群體”的跨境生活痛點,創新推出“灣區社保通”、“港澳教育銜接”、“政務服務跨境通辦”、“‘灣事通’三地同城無感跨境”等一系列惠民措施解決群體難題;在產業領域,軟聯通改革主要圍繞企業出海、科研重點進口儀器、生物醫藥、數據產業等重點產業進行切入,疏通產業需求要素流動堵點,設計“灣區標準—灣區認證—三地一鎖—‘走出去’服務基地”、“港澳藥械通”、“數據跨境交易”、“碳標籤互認”等多樣專項制度及系列制度安排。 從痛點識別到精準施策的供給模式,確保了制度創新的時效性。 三批改革通過機制創新和制度完善,實現了跨境社保的互認、跨境物資的互檢、法律服務的互通、稅收制度的共融、教育制度的共享等多樣成果。 改革方向基於當前民眾關切的互通互聯需求,確保區域內資源流動不會受到制度制約,在提升居民社會保障和生活質量的同63

時,增強了民眾的歸屬感和幸福感。(三)差異化制度試驗邏輯推動經濟一體化,實現市場的進一步聯動,是大灣區進行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標。 對於粵港澳大灣區來說,“一國兩制三關稅”是使區域內形成差異的最大因素,但與此相對,由不同的制度帶來的不同優勢也能給這片土地帶來不一樣的發展優勢。 軟聯通改革充分利用了上述特徵,構建了多層次制度試驗場。 依託廣東自貿試驗區三大片區和河套科技創新合作區組合成的“3+1”合作平台,粵港澳大灣區軟聯通因地制宜,積極探索區域銜接邊界在區域一體化中的重要作用。 南沙著力粵港澳全面合作示範區建設,在創新粵港交流合作機制、教育銜接機制探索、中國企業“出海”服務機制探索等方面進行多樣化試點;橫琴積極探索內地與澳門一體化發展,在跨境法律服務模式探索、客貨車查驗、人貨流動分線管理領域突破;前海注重建設和商事領域,在建設領域規則試點、跨境商事法律規則銜接創新、專業人士區域治理探索方面持續發力;河套則依託創新科技合作區定位,從科研要素跨境流通探索和數據跨境流動機制創新方面入手,為灣區一體化戰略注入新的發展動能。四大平台依託自身獨特性,以差異化授權疊加競爭性創新的模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制度創新案例庫,發揮了粵港澳大灣區軟聯通的差異化制度優勢,為整體制度集成提供了多元樣本。(四)制度協同演化邏輯三批軟聯通案例呈現出“技術銜接—標準共建—系統重構”的三重協同演化特徵,早期制度協同演化的起點始於技術性銜接,即通過工具創新破解物理隔閡推進制度演進。 這一演化路徑以問題為導向,經過三地差異化制度的動態調試,最終形成“一國兩制”下的新型治理範式。 如青茂口岸推行的“合作檢查,一次放行”模式,將通關時間從 30 分鐘壓縮至 5 分鐘,其核心在於構建數字身份互認系統,實現內地與澳門加密標準的兼容,並建立冗餘服務器集群保障系統穩定性,相關技術並非簡單的系統代碼升級,結合珠海和澳門之間高頻跨境需求,動態優化數據接口與流量分配算法,完善了技術突破到問題解決的演化邏輯。 經案例推廣後,不同地區口岸間數字身份系統開始具備統一標準,多方口岸開始基於“一試多證”的改革方式,探索不同口岸身份互認共建標準,最終走向系統重構,以標準與機構創新固化改革成果,如深港新皇崗口岸參考青茂口岸經驗,以“試點—反饋—迭代”演化邏輯推進“合作檢查,一次放行”模式,最終案例得到多處口岸認可推行,以系統化實現地區內部從便利化到一體化的質變。(五)制度賦能發展邏輯改革始終服務於高質量發展目標。 通過“規則銜接—要素流動—動能轉換”的價值鏈重構,粵港澳大灣區將制度優勢轉化為發展效能。 首先,地方政府優化營商環境,在制度銜接上通過簡化企業註冊和經營流程、實施稅務優惠政策、提升市場透明度等措施,顯著提升了地區市場的透明度,進一步提升區域市場的供需匹配效率,吸引大量的國際投資和企業進入區域內,實現了地方經濟活力的提升。其次,大灣區重視國際科技創新合作,在積極引導本地創新項目與國際對接同時,打破國內創新項目與港澳創新項目之間的隔閡,以市場化落實港澳及國外創新技術“走進來”和中國內地創新項目“走出去”的需求匹配。 以科研制度銜接為例,由於科研設施出入境和科研機構合作規則的充分認定,深港科研合作高度發展,間接催生了河套成為“深港聯合創新區”;數據跨境規則的認定則賦能了前海數字經濟集群;綠色標準互認推動大灣區碳中和先行示範區建設。 粵港澳大灣區大力設立國際科技合作平台,推動國際項目合作,持續吸引國際高端科技人才,實現整體創新能力的持續提高。此外,基於區域一體化要求,粵港澳大灣區在探索市場融合互惠的前提下,以市場需求為導向73

進行規則銜接的入手點,我國第十五屆全國運動會由粵港澳三區共同承辦,相應體育盛事為粵港澳大灣區在帶來流量的同時也能促進三地的消費。 但由於行政地區及相關法規的不同,粵港澳三地聯合承辦全運會將會出現制度法規上的衝突,在第三批軟聯通案例中,粵港澳公路自行車賽以“一賽三地、一策三地、一規三地”的標準圓滿舉行,實現了市場需求驅動規則對接的重要示範。 三批軟聯通案例充分發揮制度賦能發展作用,為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升級提供持續不斷的動力。結　 語面對體制機制障礙,粵港澳大灣區在改革中強化頂層設計和政策引領,以中央政府的宏觀指導和粵港澳三地政府的協同發力,確保了各項改革措施順利實施,堅持需求導向鼓勵機制創新和制度完善。 相關改革通過提升居民生活便利、優化教育和醫療服務、促進文化交流和社會融合,增強了居民的幸福感和獲得感,提高了市場一體化水平,顯著增強大灣區在全球經濟和科技創新網絡中的地位和影響力,提升了粵港澳大灣區的“軟聯通”水平。文章通過對粵港澳大灣區體制銜接機制創新三批案例進行分析,探究了粵港澳大灣區在軟聯通改革中的主要邏輯和改革效果。 通過上述改革案例和改革邏輯分析,研究者可以清晰觀測到大灣區在軟聯通改革中的系統思維和整體布局。 相關邏輯和布局在為大灣區的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的同時,也為我國其他區域跨區域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鑑。 未來,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粵港澳三地的共同努力下,大灣區將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持續推動軟聯通,為中國乃至全球的區域合作和發展提供更多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①劉秉鐮、張偉靜:《新發展格局下中國高水平對外開放與區域協調發展:歷史演進、理論邏輯與實現路徑》,北京:《經濟與管理研究》,2023 年第 3 期。②平新喬:《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幾點思考》,長春:《經濟縱橫》,2023 年第 3 期。③廣東省大灣區辦:《廣東省推進粵港澳大灣區規則銜接機制對接典型案例(第一批)》,粵大灣區辦函〔2023〕46 號,2023 年 3 月 29 日,https://drc.gd.gov.cn/ywgg/content/post_4148701.html;《廣東省推進粵港澳大灣區規則銜接機制對接典型案例(第二批)》,粵大灣區辦函〔2024〕52 號,2024 年 4 月 25 日,https://drc.gd.gov.cn/ywtz/content/post_4418565.html;《廣東省推進粵港澳大灣區規則銜接機制對接典型案例(第三批)》,粵大灣區辦函〔2025〕3 號,2025 年 1 月 9 日,https://drc.gd.gov.cn/ywtz/content/post_4655137.html。④熊芳、童偉偉:《新時代我國制度型開放變革的進展與進路》,成都:《經濟學家》,2024 年第 1 期。⑤薛宇:《粵港澳大灣區規則銜接的基本原理》,廣東深圳:《深圳社會科學》,2024 年第 3 期。⑥李可、唐曉晴:《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理念創新與制度構建》,北京:《港澳研究》,2022 年第 1 期。⑦符正平、江英:《粵港澳大灣區規則銜接模式與路徑研究:基於四大平台視角》,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26 年第 1 期。⑧李可:《論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規則銜接的示範法路徑:以合同法為例》,北京:《中國應用法學》,2024年第 2 期。⑨伍俐斌:《論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民商事規則銜接》,北京:《港澳研究》,2023 年第 2 期。⑩李支:《粵港澳大灣區金融規則銜接的法治理念及其實踐路徑》,廣西桂林:《社會科學家》,2023年第 12期。作者簡介:謝寶劍,暨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特區港澳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廣東產業與粵港澳台區域合作研究中心副主任。 廣州　510630[責任編輯　 劉澤生]83

澳門理工學報　 2026 年第 2 期粵港澳大灣區規則銜接的法律工具:局限、改進與應用*曹旭東[提　 要] 　 粵港澳大灣區規則銜接主體部分是“硬法”規則的連通,且以法律淵源框定的規則為邊界。 規則銜接可以分為單邊調整和雙邊調整,其中最主要的內容是粵方的單邊調整。 規則銜接的法律工具包括:對標立法或修法,改革試點立法授權,協同立法,政府間協議,司法協助協議,示範法,衝突法。 其中改革試點立法授權處於核心樞紐地位,影響甚至決定了其它法律工具的效用。 各法律工具各有局限,需要系統改進。 改革試點立法授權需要明確授權邊界;應授權允許協同立法跨境,並擴展協同立法的主體;政府間協議需要重新定位;授權擴大大灣區司法協助範圍,並允許選擇示範法作為準據法。 法律工具的適用應當以規則屬性而非內容為區分標準。[關鍵詞] 　 粵港澳大灣區　 規則銜接　 改革試點立法授權[中圖分類號] 　 D9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6) 02 - 0039 - 12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規則銜接的作用舉足輕重,關乎大灣區建設的成敗。 大灣區建設旨在為港澳新發展以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供廣闊的空間載體,這個空間載體不僅要實現硬件的聯通,更重要的是實現制度、機制、規則的聯通,促進要素流動,進而最終實現人心的聯通。 大灣區規則銜接既是制度實踐的重要層次,也是學術界關注的重要對象。 目前學界對大灣區規則銜接的研究主要有兩種進路,一是研究大灣區規則銜接的普遍性問題,二是從具體領域切入研究細分領域的規則銜接問題。 從具體領域切入的研究能夠更有針對性地分析該細分領域存在的銜接問題以及破解路徑,①但具體領域的研究不能取代普遍性問題的研究,反而依賴於普遍性問題研究所提供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指導。 在普遍性問題的研究方面,學界基本遵循“問題 / 困境———對策”的進路。 在規則銜接問題 / 困境方面,學者都認可問題的多元性和複雜性,包括法系特性、立法權限、法治水平、工作機制、理念差異、利益分歧、創新動力等各類問題,並在此基礎上提出解決問題、突破困境的對策和路徑,包括提出加強中央主導作用、加強中央授權、加強央地互動,培養粵港澳三地合作意願、動力,93* 本文係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一國兩制’基礎理論創新與制度體系發展研究”(項目號:22JJD820033)的階段性成果。

處理好改革立法關係,完善協同立法、示範法等。②這個大邏輯並無不妥,但不夠精細,主要存在三個問題:第一,沒有區分清楚規則銜接和機制對接的不同,對規則銜接的內涵界定尚不清晰,對規則銜接的理解仍然帶有政策話語的模糊性,其規範性理解不足。 第二,沒有區分規則銜接障礙的法律內因素和法律外因素,法律內因素指的是規則銜接法律工具本身的局限和不足,法律外因素則是法律工具在運行過程中遭遇的外部政治、利益、文化、信任等方面的問題。 第三,沒有將規則進行類型化區分,更沒有在此基礎上針對不同類型的規則所匹配的法律銜接工具加以分析。 需要注意的是,這裡所說的類型化區分不是以細分領域的內容為標準,而是以規則的性質為標準。 基於此,本文將對規則銜接的規範內涵進行解讀,並在此基礎上聚焦規則銜接法律工具本身,檢視現有的法律工具箱,從純粹的法律內視角分析其局限和不足並提出改進方案,然後對需要銜接的規則的類型從屬性角度進行區分,並研究不同類型規則所適合的銜接工具,從而形成規則銜接的基礎方法論。一、規則銜接的規範解讀規則銜接作為一個“政策話語”而出現,但從字面意思也可以看出這是一個操作性很強的概念,因此需要從更規範的角度加以解讀和界定。 這裡將從三個方面對這個概念加以理解:第一,規則銜接與機制對接的區別;第二,如何理解“規則”;第三,如何理解“銜接”。(一)規則銜接與機制對接的區別規則銜接與機制對接同時被官方政策文件提出,二者也經常被綑綁表述,不可否認二者之間有功能上的相似性,但“兩接”的內涵應當有不同,否則就是同義重複的表達。 那麼“兩接”的不同表現在哪裡? 如果從用詞程度上看,對接比銜接的力度更大,對接更強調“介面”式的精準聯通,而銜接更強調“過程”的連貫性,當然這種區別更多在程度上。 更為實質上的區別是規則和機制的不同,本文認為,規則銜接相比而言針對的是更為底層的規範、依據或標準聯通、銜接;機制對接則更側重應用層面、操作層面的流程、路徑或方式聯通,機制是為實現規則或者落實規則而設置。 例如,粵澳健康碼跨境互轉互認就是一個機制對接,而互轉互認背後的規則是粵澳雙方認可對方的疫情防控措施。 可以說,機制對接不涉及規則的變動和調整,已有的改革案例中就有完全不涉及規則銜接、僅涉及機制對接的案例,例如,江門與香港、澳門特區開設“跨境通辦服務專區”,澳門企業與民眾“零出關”即可辦理不動產登記等 300 多項江門政務服務事項,這實際上是把政務大廳搬到了港澳,並未涉及規則的變動。(二)如何理解“規則”與機制相比,規則似乎是一個確定性更強的概念,但即便如此,規則的內涵和外延也並不容易把握,不少研究直接迴避這個問題。 有學者認為,規則有“狹義的正式法律”和“廣義的非正式制度”兩種類型:狹義是指正式的法律文件,如法律、行政規章、國家認證的行業標準等,廣義是泛指共同遵守的辦事規程或行動準則等,除了正式的法律文件外,還包括應當遵循的國際公約和行業規範標準、交易習慣、監管理念等非正式制度。③本文也認為,規則有兩層含義,一是“硬法規則”,“硬法規則”應當以具有正式法律淵源地位的法律規則為邊界;二是“軟法規則”,所謂“軟法規則”是指除硬法之外的其他基於政策、規範性文件、慣例等形成的規則。 必須承認的是在大灣區規則銜接這個問題上,硬法規則的銜接具有基礎性和決定性意義,硬法規則銜接是規則銜接的主體部分,軟法規則的銜接是補充部分。 特別是在當下的制度建設階段,硬法規則銜接是主要任務。 因此,本文將聚焦在硬法規則銜接領域,不討論軟法規則的銜接問題。 在此特別說明,下文所述的規則銜接均指04

“硬法規則”銜接,為行文簡潔流暢需要,不再每處單獨強調。(三)如何理解“銜接”銜接既可以作為動詞,表達推進互聯互通的動作;也可以作為名詞,表達已經實現了互聯互通的狀態或效果。 從政策期待來看,規則銜接不僅要有動作,更要有效果。 那麼如何實現規則銜接或者說推進規則銜接的進路是什麼? 筆者認為,從理論上分析可以分為單邊調整和雙邊調整。 單邊調整是指粵港澳分別單獨調整和改變,令自己的規則變得與對方的規則一致或趨同。 雙邊調整又區分三種情況,一是共同建立,即針對規則空白的情況,粵港、粵澳或者粵港澳共同制定新的規則;二是共同改變,即針對規則非空白的情況,雙方甚至三方共同作出改變,趨向同一個新的規則;三是相互承認,即各自規則本身不變,但是相互承認或認可對方的規則。從法律意義上看,不同進路都具有等量價值;但從政策需求來看,最重要的進路應當是粵方的單邊調整。 大灣區建設的重要目標是為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供新空間,這個新空間不僅包括物理空間,也包括制度空間。 融入並不以港澳改變制度為前提,而是內地通過制度創新和改革更加接近港澳或國際的規則標準,提升內地的制度環境水平,特別是市場軟環境水平,最大限度減少融入障礙。 除此之外,粵港澳“攜手擴大對外開放”也是大灣區建設的重要目標,擴大對外開放一方面要保持港澳制度不變,以發揮自由港的獨特作用,另一方面也需要內地不斷改革以提升開放水平,建立與國際接軌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由於本文的主題並非作政策解讀,在此不再過度展開,但有必要澄清一個嚴重的規則銜接誤解,即規則銜接並非要將“兩制”削弱,而是以尊重“兩制”差異為前提。 當然也需要強調的是,港澳的規則也絕非完美,兩個特區也有責任不斷改革創新。二、規則銜接的法律工具:檢視及局限分析(一)“工具箱”檢視規則銜接除了需要分析不同進路外,還需要研究不同的法律(硬法)工具。 進路是方向,法律工具是手段,要達到規則銜接的目的,既要探尋方向,更要檢視“工具箱”裡可用的工具。 這裡的法律工具是指可以直接發揮基礎性作用、不需要進行二次建構的“元工具”。 從理論上和學界已有的探討來看,可能實現規則銜接的法律工具有如下:(1)規則修改或對標立法。 在單邊調整的時候這是常用的手段,粵港澳三方主體可以自己修改規則或者對標對方主體的規則制定新的規則。 (2)改革試點立法授權。④大灣區的規則銜接就內地方面而言,規則的制定主體並不僅僅限於廣東省及以下的主體,更涉及中央。 相當數量的規則是由中央有關立法主體制定,廣東省層面是無法改變的,廣東省層面的“先行先試”實質上是一種改革試點性立法行為,必須獲得中央的授權。 (3)協同立法。 根據《立法法》第 83 條的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設區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根據區域協調發展的需要,可以協同制定地方性法規。 協同立法在共同建立新規則或共同改變舊規則的時候可以成為重要的法律手段。 (4)政府間協議。 在共同建立新規則或共同改變舊規則的時候,除了協同立法之外,政府間協議也可以是一個法律手段。 (5)司法協助協議。 根據《香港基本法》第 95 條和《澳門基本法》第 93 條的規定,特區可與全國其他地區的司法機關通過協商依法進行司法方面的聯繫和相互提供協助。 在相互承認判決書、裁定書等問題上,司法協助協議是必須的法律手段。 (6)示範法。 所謂示範法,是指由科研機構的專家學者、職業團體或其他專門機構起草的,建議立法機關或當事人採納的示範性法律文本。⑤在共同建立新規則的時候,示範法是重要的可以有效迴避利益衝突的手段。 (7)衝突法。 衝突法概念源自於國際私法,有學者提14

出“區際衝突法”解決國內法域衝突問題。 所謂區際法律衝突法,是指“用於解決一個國家內部具有獨特法律制度的不同地區之間民事法律衝突的法律適用法”。⑥(二)局限分析雖然規則銜接的法律工具不可謂不豐富,但是並非每一個法律工具都是完美無缺的,上述法律工具或多或少存在局限,這些局限恰恰是規則銜接所面臨的法律內難題。1. 規則修改或對標立法的局限:粵方權限不足與港澳高度自治的立法權不同,粵方的立法權限是明顯小於兩個特區的。 如前文所述,在大灣區建設的過程中,粵方的單邊調整是佔比重最大的部分,但粵方實施的規則有相當大的部分並非廣東自己制定,而是由中央統一制定,因此有關規則的調整並不在廣東的事權範圍內。 廣東即便希望單方面修改規則,或者對標港澳規則推進地方立法,也經常可能由於權限不足而無法完成,因此需要借助另一個法律工具:改革試點立法授權。2. 改革試點立法授權:授權邊界的模糊性立法與改革之間的關係問題是中國特色的法治問題。 2015 年《立法法》修改,首次將改革試點立法授權寫入條文,2015 年版的《立法法》第 13 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可以根據改革發展的需要,決定就行政管理等領域的特定事項授權在一定期限內在部分地方暫時調整或者暫時停止適用法律的部分規定。 2015 年《立法法》修改之後,2017 年《行政法規制定程序條例》也修改作出新規定:國務院可以根據全面深化改革、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就行政管理等領域的特定事項,決定在一定期限內在部分地方暫時調整或者暫時停止適用行政法規的部分規定。 2023 年《立法法》進一步修改,將有關改革試點立法授權的規定進一步完善,2023 年修改後的《立法法》第16 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可以根據改革發展的需要,決定就特定事項授權在規定期限和範圍內暫時調整或者暫時停止適用法律的部分規定;第 79 條規定,國務院可以根據改革發展的需要,決定就行政管理等領域的特定事項,在規定期限和範圍內暫時調整或者暫時停止適用行政法規的部分規定。有學者認為,《立法法》的表述無法為創制性授權試點立法提供可靠的法律依據。 所謂創制性授權試點是指當前法制體系沒有對某類制度作出規定,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以作出決定的方式授權相應主體從事此類制度的試點。⑦ 筆者認為,這裡的關鍵是如何理解“調整”的內涵。 從《立法法》條文來看,暫時調整與暫時停止適用是兩種試點形態,暫時停止也就是原有法律的中止,這是一個從有到無的變化(可以簡化為“1-0”的變化),暫時調整則是有一個新的規則暫時取代了舊規則,是一個從此到彼的變化(可以簡化為“1-N”的變化)。 顯然,這種理解可以構成一個完整的邏輯上的閉環。 “調整”是從此到彼的變化,既可能是在原有規則基礎上的小幅度修改,也可能是創制嶄新的規則暫時取代了舊的規則。 但是不論是修改還是創制取代,都是在相對特定的時間、特定的地區或特定的事項上。 以港澳律師大灣區執業為例,按照《律師法》的規定,港澳居民如果要在內地取得法律執業資格,也必須考過國家統一法律執業資格考試,但是按照改革試點辦法的規定,港澳律師通過單獨組織的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後,可以申請在粵港澳大灣區執業。 這實際上就是在規定的試點期限內,給予特定對象(在港澳已經取得律師執業資格的人士),在特定區域(粵港澳大灣區)執業設置了新的規則,這個規則實際上也是《律師法》的一般規則在特定時間、特定區域、針對特定人群和事項作出的調整。 總之,可以肯定地認為,《立法法》能夠為創制性授權試點立法提供可靠的法律依據。24

真正的問題不在於能否為創制性授權試點立法提供可靠的法律依據,而是授權的邊界在哪裡?《立法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可以根據改革發展的需要,決定就特定事項授權”,但是“特定事項”是什麼並不確定,具體到大灣區的規則銜接語境下,需要考慮的是哪些是大灣區建設所需要的,或者從負面清單的角度看,哪些是大灣區建設不能觸碰的底線,這是用好改革試點立法授權推進大灣區規則銜接的前提性法律問題。3. 協同立法:能否跨境2022 年《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 (簡稱《地方組織法》)和 2023年《立法法》的修改加入了協同立法制度,《立法法》第 83 條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設區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根據區域協調發展的需要,可以協同制定地方性法規,在本行政區域或者有關區域內實施。 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設區的市、自治州可以建立區域協同立法工作機制。”從本條規定可以清楚地看到,大灣區內地九個城市之間進行協同立法是沒有任何問題的,但是廣東省與港澳特區能否進行協同立法,以及大灣區內地九個城市與港澳特區能否進行協同立法,是存在很大疑問的。有學者認為,《立法法》第 83 條第 1 款並非對協同立法的規定,不能將其與協同立法畫等號,其僅是對協同立法典型樣態的列舉;協同立法在我國現行法律體系中規範意義上的完整內涵為省、自治區和直轄市以及設區的市、自治州的人大及其常委會共同配合、互相協同制定、修改和廢止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的行為;協同立法作為一項立法技術,立法主體在立法工作中可自由選擇行使與否,即便沒有上位法的特別規定,地方立法主體也可在立法權限內與其他主體就特定立法事項進行協商,開展合作,提升區域內特定領域法律規範的協調性。⑧因此,廣東省或大灣區內地九個城市可以與港澳特區進行協同立法。本文認為,這種理解並不妥當。 首先,將《立法法》有關規定理解為典型樣態的列舉是錯誤的。立法規定除非明確表示進行列舉,都應該理解為一般性規範,否則任何規範都可以被認為是列舉性的,法律規範便失去了邊界上的確定性。 其次,對於法律規範的理解通常應當遵循“明示其一排除其他”的原則,不能類推。 《立法法》明確規定是制定地方性法規,便不能類推包括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 當然,制定地方性法規後,自然包括對該地方性法規修改、廢止和解釋的權力,這是一般立法權所包含的必然和必要權力。 最後,由於涉及特別行政區的問題在中國治理體系中均具有特殊性,《立法法》迴避這個問題,更多應該認為是目前與港澳特區協同立法的制度尚未成熟而未寫入,而非給予了自由空間。 因此,跨境協同立法的合法性是嚴重存疑的。4. 政府間協議:制度尚不完善實際上,粵港澳政府之間的合作協議在大灣區建設之前就已經全面展開,但政府間協議本身存在若干關鍵法律上的模糊點。 曾經有學者進行過很好的總結,包括幾個方面:第一,內地簽訂主體的權限問題;第二,性質問題;第三,法律效力問題。⑨關於簽訂主體的權限問題,《地方組織法》第80 條第 1 款規定,“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根據國家區域發展戰略,結合地方實際需要,可以共同建立跨行政區劃的區域協同發展工作機制,加強區域合作。”此規定能夠為一般地方政府之間簽訂政府間協議提供法律依據,但是與上面的協同立法問題一樣,廣東省政府以及大灣區九市政府能否與港澳特區政府簽訂政府間協議依然存在模糊性。 在法律性質問題上,政府間協議屬於立法規範還是抽象行政行為還是其他,也不清楚;法律效力上更是如此,政府間協議對簽約雙方主體的約束力也是毫無保障的。⑩在規則銜接這個視閾下,政府間協議能否成為一個有效的銜接法律工34

具是存疑的,如果政府間協議本身不能建構規則或者不能改變由規章形成的硬規則,便無法實現規則的銜接。 其實從《地方組織法》第 80 條規定來看,能夠提供的是區域協同發展工作機制的法律依據,這更多是一個“機制對接”層面的問題。5. 司法協助協議:地方能否進行規則創新在兩部《基本法》規定的指引下,最高人民法院代表內地與港澳分別簽署了若干司法協助協議,其後最高院通過行使《立法法》授予的司法解釋權,將有關協助協議轉化為新的規則,最高院新的司法解釋適用於包括大灣區在內的整個內地。 但是大灣區與港澳特區的司法協助需求遠高於其他地區,最高院主導的規則銜接可能無法滿足全部需求。 有專家建議,大灣區可以先行先試,不必囿於最高院司法協助安排的範圍,嘗試就未納入安排的海事海商案件、知識產權案件、繼承案件等開展個案協助;就跨境民商事糾紛訴訟保全和訴前保全開展個案協助,實現訴訟全過程相互協助。但問題是,即便是個案協助,廣東省以及大灣區九市是否可以突破最高院的司法協助安排的範圍,以及假設廣東省及大灣區九市如果基於《基本法》的授權,與港澳特區簽署更具有創新性的協助安排,是否存在越權的嫌疑?6. 示範法:當事人能否選擇作為準據法?示範法源自於美國,美國為了解決各州立法衝突和歧異問題,採用了示範法的統一方法,即在一些半官方或民間組織提供的不具有法律效力的示範法基礎上,各州立法機關採用相同或類似的法律,從而求得法律的統一。借鑑示範法模式應用於大灣區,有學者提出四種適用方式,筆者認為,其中最核心的有兩種適用方式:一是在協同立法過程中,規則制定主體將示範法通過法律制定程序轉化為本地立法加以實施。 在這個場景下,示範法並非規則銜接的直接路徑,示範法將成為協同立法的一種輔助方式,需要指出這種場景並不限於民商事規則銜接;二是在民商事領域,當事人基於意思自治原則將示範法文本納入合同作為準據法,由裁判機關援引有關示範法作為裁判依據。第一種適用方式主要取決於協同立法主體的選擇,在法律上並沒有什麼障礙,但第二種方式能否實現則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7. 衝突法:弱銜接衝突法是解決法律衝突的最古老的兩種方式之一。準確地說,衝突法並非要解決實體法的趨同、一致、互認等典型銜接問題,而是解決出現糾紛時該選擇哪個實體法作為準據法的問題,因此衝突法是一種通過選擇實體法而解決法律衝突的“弱銜接”。三、規則銜接法律工具的改進上述法律工具之間有關聯性,在改進時需要統籌考慮。 作為規則銜接推進的主要責任者之一的廣東面臨權限不足問題,在修改規則、制定規則、推進司法協助、示範法採用、跨境協同立法等方面均需要中央的改革性授權,因此規則銜接法律工具改進的核心問題是中央改革試點立法的授權問題。 此外,粵港澳的政府間協議如何完善,也是規則銜接法律工具改進所必須要考慮的問題。(一)改革試點立法授權:確定授權邊界學界對改革試點立法授權的規範性已有不少討論,不少學者認為改革試點立法授權應當受到法律保留原則、授權明確性原則和比例原則等方面的約束;其中授權明確性原則和比例原則的約束沒有太多爭議,最複雜的問題是授權試點如何受法律保留原則的約束。這是授權時必須要考慮的前提性問題,關涉到授權的邊界。44

那麼究竟如何確定授權邊界,本文也嘗試作出分析。 有學者認為,法律保留原則僅針對橫向的立法與行政之間關係,不能應用於中央與地方的縱向關係。 同時《立法法》的權威釋義中也沒有表明第 11 條是法律保留的內容,而是用了另外一個概念: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專屬立法權限。為了避免陷入概念之爭影響問題解決,這裡將用“專屬立法權”進行討論。 如何確定授權邊界問題可以轉化為,授權改革試點立法如何受到“專屬立法權”的約束。從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角度來看,改革試點立法授權可以分為橫向授權和縱向授權,橫向授權即人大向國務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國家監察委的授權,縱向授權即人大向地方的授權。 站在地方的角度來看,改革試點立法授權有人大授權和國務院授權兩種。 人大授權又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通過授權國務院等中央機構間接給地方進行改革試點立法授權,此時受權主體準確來說是國務院等中央機構,但改革的實施地點是地方,例如《關於授權國務院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開展香港法律執業者和澳門執業律師取得內地執業資質和從事律師職業試點工作的決定》、《關於授權國務院在中國(海南)自由貿易試驗區暫時調整適用有關法律規定的決定》;另一種是人大直接向地方進行改革試點立法授權,例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開展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的決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授權在部分地區開展人民陪審員制度改革試點工作的決定》。就授權邊界而言,國務院的授權並不涉及專屬立法權問題,只要符合授權明確性和比例原則,國務院在其職權範圍內對地方的改革試點立法授權並不應受到限制。 人大授權問題則相對複雜,在專屬立法權的約束上,本文認為應當區分授權立法與授權改革試點立法。 授權立法分為授權制定行政法規和授權變通立法,授權變通立法又包括:授權自治條例、單行條例變通立法,授權經濟特區法規、浦東新區法規、海南自由貿易港法規變通立法。 目前,《立法法》中關於授權制定行政法規有明確的事項約束性規定,但變通立法的事項約束並不直接和明確。 授權制定行政法規的實體約束之所以更清晰主要是國務院的機構屬性是明確的,由於國務院是行政機構,所以關於司法制度的內容國務院無權規定,由於國務院是效率優先的執行機構而非民主機構,所以有關公民的重要權利和自由以及犯罪刑罰的內容國務院無權規定。 在《立法法》中授權變通立法之所以不明確規定約束事項的範圍,原因可能有兩方面,一方面是變通立法類型多樣,不同的變通立法應受到的約束範圍不同;另一方面,有變通立法權的機構為地方人大,性質上屬於民主機構,因此國務院不能做的事情,地方人大在有授權的前提下未必不能做。授權改革試點立法在《立法法》中也沒有明確規定專屬立法權的限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也在於授權改革試點立法類型的複雜性。 授權改革試點立法可以分為橫向授權和縱向授權,橫向授權即向國務院、最高院、最高檢、監察委進行改革試點立法授權,縱向授權即向地方進行改革試點立法授權。 確定橫向改革試點立法授權應受到的專屬立法權約束時,應當採用機構屬性標準。 縱向改革試點立法授權方面,難點在於確定哪些事項不能授權,有學者在堅持政治統一和市場統一原則的基礎上提出了七個事項禁區,包括:國家主權事項,國家機關組織中的整體政治體制結構和立法體制,特別行政區或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自治權內容,犯罪和刑罰、人身自由限制及對政治權利的剝奪,稅收制度中新稅種的設立,基本經濟制度中的土地、自然資源權屬制度,司法制度中關涉訴訟和仲裁整體體制部分。本文認為,專屬立法權約束在橫向上和縱向上是不同的,在授權立法和授權改革試點立法上也是不同的。 《立法法》規定,授權國務院可以根據實際需要,對其中的部分事項先制定行政法規,但54

是有關犯罪和刑罰、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司法制度等事項除外。 這裡的例外規定是絕對禁止的內容,但準確地說,這僅是橫向授權立法上的絕對禁止,並不能照搬到縱向的授權改革試點立法。 縱向的授權改革試點立法與變通立法都不會受制於機構屬性的約束,所以可能被授權的範圍更寬,專屬立法權的約束也就越窄。 縱向的授權改革試點立法與變通立法相比,由於其性質屬於試點,其影響的廣度和深度要低於變通立法,因此其受到的限制應該相較變通立法更小。 在此邏輯之下,不應該動輒以專屬立法權來限制改革試點,除了必須由中央親自操刀的改革都可以授權地方試點。 例如,關於外國人出入境管理,雖然屬於國家主權事項, 但未必不能授權地方進行改革試點;當年的土地制度改革也是從地方開始的;新稅種的設立,舊稅種的取消從地方開始試點風險顯然更加可控。 在改革試點中的授權立法應受到專屬立法權的約束,但相比來講應當是最狹窄的。 上述七個縱向絕對禁止事項仍然過於嚴苛了,應當堅持最小標準考慮保留事項。在授權改革試點立法中堅持最小標準考慮專屬立法權限制是基本原則,這是授權的高線,但並不是所有的改革試點都需要觸及授權高線,回到大灣區規則銜接的場景下,大灣區改革試點涉及的專屬立法權事項可能有哪些需要結合大灣區的發展定位討論。 根據《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表述,大灣區的發展定位包括: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示範區,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 總體上看,大灣區並沒有什麼在政治上創新的計劃,有關制度創新的目的是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產業升級、科技發展以及城市的軟硬環境建設,儘管如此有些改革創新依然可能涉及專屬立法權。 下面逐項分析:(1)國家主權事項方面,有關領土、國防、外交、國籍、國家象徵方面不是大灣區改革可以觸碰的問題,但是有關出入境問題、特別是外國人入境和出境問題有可能涉及。 發展規劃綱要指出,“統籌研究外國人在粵港澳大灣區內的便利通行政策和優化管理措施。”在中美脫鉤背景下,突破科技封鎖需要在大灣區對外國人(特別是高科技人才)的出入境作出特殊處理。 除此之外,網絡主權問題在大灣區改革試點中也可能涉及,關係到港澳居民融入大灣區生活便利性的問題。 (2)有關國家機關的組織方式問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特別行政區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犯罪和刑罰;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等,都不是大灣區改革需要涉及的領域。 (3)稅種的設立、稅率的確定和稅收徵收管理等稅收基本制度方面,大灣區建設已經涉及對於科創企業和從業人員的特殊稅率安排、港澳人士的稅收減免等問題,因此稅收制度方面即便是稅收基本制度也不能堅持絕對保留,不過在新稅種設立方面大灣區規劃綱要中並無涉及,應當排除。(4)對非國有財產的徵收、徵用方面,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雖然沒有直接提及這方面的改革試點創新,但大灣區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是重要建設內容,不可避免涉及徵收問題,因此這也不應該是授權改革試點的禁區。 (5)民事基本制度,基本經濟制度以及財政、海關、金融和外貿的基本制度方面。規劃綱要中的大量篇幅都是關於改善營商環境、提升市場一體化水平、擴大開放的內容,這必然與民商事制度改革,經濟體制創新,以及財政、海關、金融和外貿有關制度的創新密切相關,因此這幾項都是授權改革試點的主要領域。 這些制度變革的內容大多數不會涉及基本制度的部分,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涉及基本制度的可能性。 (6)訴訟制度和仲裁基本制度方面。 規劃綱要中涉及司法制度創新的內容也很豐富,因此這也是授權改革試點的重要內容。 綜上,在大灣區規則銜接的授權改革試點立法中,《立法法》第 11 條所規定的 1-5 項(除去第 1 項國家主權事項方面的外國人出入境以及網路主權有關事項)應該是不能進行改革試點的禁區,也是授權改革試點立法的邊界,其他64

事項應該都在可授權改革試點立法的範圍內。(二)其他法律工具的改進1. 協同立法按照《立法法》第 83 條規定,可以進行協同立法的主體是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設區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 內地的省級單位和地市級單位能否與兩個特別行政區開展協同立法是存在模糊性的問題。 這裡可能有兩種理解:一是協同立法只能在上述主體之間,二是上述主體有權進行協同立法,協同的對象可以突破上述主體而擴展到特別行政區。 第 83 條的表述是,“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設區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可以協同制定地方性法規……”從文義角度來看,是上述省級和地市級單位可以“協同制定”地方性法規,也就是說“一起”立法的主體限於上述省級和地市級單位,顯然這不是授予制定“協同性質”地方性法規的開放授權,而是在授予協同立法權的同時,框定了可以協同的對象的範圍。 由於《立法法》並不在兩個特區直接實施,因此即便從立法目的出發也難以認為,立法者希望觸及跨境協同立法的問題。粵港澳協同立法的實際需求顯然是存在的,甚至可以說是大灣區建設的“剛需”。 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借助改革試點授權逐步推進,可以先授權深圳與香港,珠海與澳門開展跨境協同立法試點,積累經驗且條件成熟時擴大授權範圍至廣東省以及大灣區其他內地城市,最後實踐證明可行時,修改《立法法》相關條文。2. 政府間協議與普通的內地政府間協議相比,粵港澳跨境政府間協議既有共通性問題,也有特殊問題。 特殊問題是跨境政府間協議的法律依據不足,實踐中粵港澳之間的政府間協議已經有相當數量的存在,但無法從《地方組織法》中獲得明確支持,這個困境可以通過全國人大或其常委會授權決定的方式加以解決。 共通性問題則需要更加全面的制度建設,限於篇幅不再專門展開論述,但本文認為不需要給予政府間協議法律淵源的地位,一方面是因為對現有法律淵源體系衝擊過大,更重要的是因為政府間協議從內容屬性上未必具有足夠的法律規範性和操作性。 應當將政府間協議定位為規則銜接的輔助手段,同時將協同立法主體的範圍擴展至有立法權的地方政府。 政府間協議的主要任務是雙方政府達成共識,而非直接提供規則。 如果需要將有關內容上升為法律規則的時候,政府在各自權限範圍內推動相應的行政性立法,內地是制定地方政府規章,香港是制定規例,澳門是制定法規。 如果超出了政府立法的權限範圍,則需要推動代表機關即地方人大和特區立法會進行協同立法。3. 司法協助協議《香港基本法》第 95 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可與全國其他地區的司法機關通過協商依法進行司法方面的聯繫和相互提供協助。 《澳門基本法》第 93 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可與全國其他地區的司法機關通過協商依法進行司法方面的聯繫和相互提供協助。 從這兩條規定可以看出,司法機關之間可以相互提供協助,而且司法協助的主體是“全國其他地區的司法機關”其範圍是無限制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司法聯繫和相互提供協助需要“依法”進行,對於內地司法機關而言能找到的直接可以依據的“法”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根據與兩個特區簽署的合作協議而頒布的有關司法解釋。 而在有關司法解釋中都劃定了相互協助的事項範圍,這個規定是適用於整個內地的,如果廣東省以及大灣區九市想突破現有的司法協助範圍(包括個案協助),可能涉嫌無法可依。 大灣區如果需要進一步在司法協助方面有創新性推進,需要有中央的授權。 接下來的問題是應該由誰授74

權? 第一種方案是最高院授權,這種授權方式最為便捷高效,最高院設定了司法協助的基本規則,由其授權地方進行改革試點,暫時調整有關規定的適用,程序上最為順理成章,但最高院是否有授予地方法院改革試點的權力是不確定的。 另外,最高院的司法解釋權是“具體應用法律的解釋”,有關內地與特區司法協助的司法解釋已經等同於制定全新的普遍規則。 第二種方案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但人大常委會授權時需要調整的並不是有關法律的規定,而是最高院司法解釋的規定,存在不匹配問題。 本文建議,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最高院在內地與特區司法協助問題上不僅有統一規則的制定權,還可以在此問題上有授權改革試點的權力。4. 示範法在示範法能否基於當事人的合意作為裁判的準據法問題上,有學者認為,在推進粵港澳大灣區示範法有效實施的過程中,可考慮將其參照國際慣例的適用方式視為區際慣例,作為準據法在跨境民商事糾紛解決中予以採用。但是示範法能否構成慣例是存疑的,此外當事人選擇示範法作為準據法相當於替代了原有的民商事相關法律,在內地涉及立法專屬權中的民商事基本制度,本文認為,更為穩妥的做法依然是中央授權大灣區內地城市對此進行試點,港澳特區在獨立司法權的框架下可以自行決定如何在訴訟過程中採用示範法。 “粵港澳大灣區示範法作為三地相關機構或組織共同草擬的中立性和專業性法律文本,理論上符合不違反我國強制立法、社會公共利益”,但是仍然需要司法機關在適用示範法過程中先作出是否違反強制立法、是否損害社會公益的判斷。四、規則銜接法律工具的應用假設上述法律工具改進完成,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應用。 既有研究主要聚焦於細分領域的規則銜接方式,這種研究方式無法尋找到不同性質類型規則銜接的規律。 例如在投資准入與資格認可的不同場景下,作為銜接對象的規則本身的屬性是相同的,都是行政管理規則;而在投資准入與糾紛解決的不同場景下,作為銜接對象的規則本身屬性也不相同,前者是行政管理規則,後者是訴訟規則。 從規則本身屬性出發主要可以區分為,憲制性規則、行政管理規則、民商事規則、刑事規則、訴訟規則,大灣區改革發展任務決定,其所涉及的規則不應包括憲制性規則和刑事規則。 因此,大灣區規則銜接將會涉及三類規則,即行政管理規則、民商事規則和訴訟規則,上述法律工具如何在這三類不同類型規則中應用,下面分而述之。民商事規則銜接方面,衝突法方案並不能解決實質問題,也並非制度上的創新,從授權改革試點立法的角度看,中央可以考慮授予廣東改革試點立法權,但該授權不能規定《民法典》等民商事基本法律或法律條文的暫停適用或調整適用,否則衝擊過大不符合比例原則,但是可以授權地方立法設置民商事合同的平行法律適用系統,尊重意思自治,允許當事人約定適用有關“示範法”作為官方法律的替代。 但需要注意的是,這僅限於雙方可以通過意思自治決定的部分。 特區在其自治權範圍內也可以作出類似的法律修改或通過判例承認“示範法”的適用。訴訟規則銜接部分,主要依靠司法協助協議進行規則銜接,最高院已經代表整個內地與兩個特區就判決互認、財產保全、送達等問題達成協議,並轉化為司法解釋,最高院劃定的司法協助的範圍適用於大灣區但是也給大灣區的司法協助限定了範圍,如果大灣區內地九市或廣東省層面與兩個特區有更多的司法協助需求,應由已經獲得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的最高院授權大灣區的內地城市進行改革試點,但需要注意的是,由於地方法院並無類似“司法解釋”的權力,進行改革試點的地方在簽訂了司法協助協議後,應通過地方人大立法的方式令本地與特區的司法協助有法可依。 特區84

方面也需要將司法協助協議經過立法機關轉化為本地立法。行政管理規則應該是大灣區規則銜接的主要部分。 如果是粵方單邊改變或對標港澳立法的情況,需要先檢視有關事項是否在地方立法權限範圍內,如果在地方立法權限範圍內則自行立法或修法,如果不在地方立法權限範圍內則需要中央授權改革試點立法。 如果是港澳單邊調整,則由兩個特區各自推進。 如果需要雙邊調整,前期可以通過政府間協議達成共識,但政府間協議並不能直接完成規則銜接的工程,需要將協議內容進行立法轉化。 如果在政府規章的立法權範圍內,可以通過政府協同立法進行轉化;如果在地方人大的權限範圍內,則通過人大協同立法進行轉化。 如果地方沒有權限,需要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或國務院進行授權改革試點立法。五、代結語:法律工具授權與具體事權授權相結合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政策驅動模式,尚未獲得中央在法律層面的一攬子授權,這與浦東新區、海南自貿港的發展模式並不相同。 大灣區在規則銜接層面,採取的是“一事一議”推進模式,雖然取得了不少成績,但在整體性和縱深方面仍然有欠缺。 在單一制的央地關係框架下,重要事權均由中央主導,中央是改革的最終决定者;而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建設大灣區,粵方的改革創新需要更加審慎,更加依賴中央的主導。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央授權對於大灣區規則銜接而言至關重要,大灣區建設已有七年,有必要梳理總結各個細分領域的授權需求,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作出一攬子授權。 需要注意的是,一攬子授權應區分法律工具授權和具體事務授權兩個不同層次。“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各個細分領域事權的授權不能取代協同立法、政府間協議、司法協助協議、示範法等底層法律工具的授權,二者應並行推進。 只有強化授權力度才能夠破解大灣區規則銜接的瓶頸和障礙,將大灣區建設向縱深推進。①代表性的研究包括但不限於:司豔麗:《粵港澳大灣區法律規則銜接疑難問題研究———以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為切入點》,北京:《中國法律評論》,2022年第 1 期;張亮:《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下內地與港澳民商事法律衝突解決路徑》,廣西桂林:《社會科學家》,2024 年第 4 期;莫然:《粵港澳大灣區刑事司法規則銜接的實踐檢視與路徑探索》,北京:《法律適用》,2023 年第 10 期;李支:《粵港澳大灣區金融規則銜接的法治理念及其實踐路徑》,廣西桂林:《社會科學家》,2023 年第 12 期;粵港澳大灣區知識產權司法保護規則銜接、機制對接課題組:《粵港澳大灣區商業標識司法保護的規則銜接問題研究》,北京:《法律適用》,2024 年第 8 期。②代表性的研究包括但不限於:陳永康:《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立法保障的現狀、問題及對策》,廣州:《地方立法研究》,2025 年第 4 期;朱國斌:《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法律困境與進路》,廣東深圳:《深圳社會科學》,2024 年第 3 期;鄒平學:《粵港澳大灣區法治合作和規則銜接的路徑探討》,廣州:《青年探索》,2022 年第 4 期;邱佛梅:《粵港澳大灣區法治建設的協同困境與路徑》,廣東深圳:《特區經濟》,2021 年第 12 期;卞飛等:《粵港澳大灣區法律規則銜接的理念、方法與路徑》,北京:《港澳研究》,2024 年第 2 期。③文雅靖、王萬里:《論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則銜接》,廣東深圳:《開放導報》,2021 年第 2 期。④也有學者稱之為“授權改革試點立法”。 參見李蕊佚、商昌徵:《論法律保留原則對授權改革試點立法的約束》,北京:《中國法律評論》,2024 年第 5 期。⑤參見屠凱、李潤奇:《粵港澳大灣區法律規則銜接方案的比較》,北京:《中國法治》,2024 年第 9 期;荊洪文:《區域示範法:作為灣區民商事法律衝突解決路徑的追問》,廣州:《暨南學報》,2019 年第 12 期;曾濤:《全球化視野中的示範法》,長春:《法制與社會發展》,2006 年第 3 期。94

⑥黃進:《論區際衝突法與人際衝突法、時際衝突法的關係》,西安: 《西北政法學院學報》,1988 年第4 期。⑦趙一單:《〈立法法〉第 13 條有創制性規定的空間嗎》,上海:《政治與法律》,2022 年第 8 期。⑧趙偉英:《粵港澳大灣區協同立法的現實困境與實踐進路》,廣州:《地方立法研究》,2024 年第 5 期。⑨⑩王春業、徐珮程:《論粵港澳大灣區合作中政府間協議及其法律效力》,北京:《港澳研究》,2022 年第 1 期。司豔麗:《粵港澳大灣區法律規則銜接疑難問題研究———以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為切入點》,北京:《中國法律評論》,2022 年第 1 期。張亮:《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下內地與港澳民商事法律衝突解決路徑》,廣西桂林:《社會科學家》,2024 年第 4 期。屠凱、李潤奇:《粵港澳大灣區法律規則銜接方案的比較》,北京:《中國法治》,2024 年第 9 期。參見韓德培、黃進:《中國區際法律衝突問題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89 年第 1 期。參見秦小建:《授權改革試點應首先遵循法律保留原則》,上海:《法學》,2023 第 7 期;李蕊佚、商昌徵:《論法律保留原則對授權改革試點立法的約束》,北京:《中國法律評論》,2024 年第 5 期;王建學:《授權地方改革試點決定應遵循比例原則》,上海:《法學》,2017 年第 5 期。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釋義》,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 年,第72 頁;喬曉陽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導讀與釋義》,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 年,第142~143 頁。俞祺:《授權立法範圍的合理界定》,上海:《法學》,2024 年第 2 期。秦小建:《授權改革試點應首先遵循法律保留原則》,上海:《法學》,2023 第 7 期。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釋義》,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 年,第44 頁。例如:《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民商事案件判決的安排》(法釋〔2024〕2 號)。作者簡介:曹旭東,中山大學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副院長。 廣州　 510275[責任編輯　 劉澤生]05

澳門理工學報　 2026 年第 2 期翻譯批評客體的哲學思考王恩科[提　 要] 　 翻譯批評是翻譯研究的熱點領域,但學界在翻譯批評客體這一基礎性概念上不僅觀點不一,而且存在偏誤,這不僅影響翻譯批評理論的建構,也阻礙翻譯批評實踐的健康發展。 從翻譯研究理論體系和價值哲學兩個視角審視翻譯批評客體,可以發現:首先,翻譯批評客體與翻譯批評所涉及的因素雖有關聯但卻不同,區分二者是規範術語使用的必然要求,畢竟批評客體是任何翻譯批評都必須關注的,而所涉及因素的多寡則根據批評視角可以有所選擇;其次,從價值哲學視角審視,翻譯批評客體是譯本與多個價值主體之間所形成的價值關係,而讀者與譯本之間的價值關係是翻譯批評最重要的客體;再次,廓清翻譯批評客體概念,不僅有利於翻譯批評理論的完善和發展,也為糾正目前翻譯批評實踐中某些偏頗,如忽視目標讀者、無視原作存在等現象提供了理論依據。[關鍵詞] 　 翻譯批評　 批評客體　 價值哲學　 評價客體[中圖分類號] 　 H05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6) 02 - 0051 - 11翻譯批評近年來發展迅速且成果累累,成為翻譯研究的重要和活躍領域之一。 然而,翻譯批評客體這一基礎性概念並未得到明確界定或尚未形成共識,甚至存在某些偏誤,一方面使譯本的目標讀者在翻譯批評中的重要地位得不到保障,原作的基礎地位可能被忽視;另一方面,導致翻譯批評主體範圍的游移或擴大。①所有這些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翻譯批評理論體系的完善和建構,也影響了翻譯批評實踐的健康和深入發展。 翻譯批評客體這一問題看似簡單,實則複雜且重要。 因此,明確翻譯批評的客體,就成為翻譯批評理論體系建構和科學開展翻譯批評的基礎性工作之一。一、翻譯批評客體上的困惑翻譯批評客體就是翻譯批評對象,②即批評什麼。 翻譯批評中批評什麼似乎是不言自明、早就解決了的問題,其實卻不然。 翻譯批評客體既是理論問題,也是實踐問題。 這個問題如果不從理論上解決,翻譯批評實踐難免不出現偏誤,以下實例便是明證。 《林譯小說研究:兼論林紓自撰小說與傳奇》在提供一段林紓譯文後,在未分析原文、未對比原文與譯文的情況下,對林譯《塊肉餘生述》給予很高的評價。③筆者將那段譯文與狄更斯原作對應的三個段落進行比較,④發現林紓不僅添加了一些原文所沒有的信息,也省略了原文不少內容。⑤儘管林紓的譯本深受當時讀者喜愛,但囿於其歷史上的卓越成就,如今仍然認為它是優秀之作就有失公允了。 此外,筆者就《江雪》兩種英15

語譯文的接受進行分析,指出一些批評者用自己的審美需求替代目標讀者的審美需求評價譯文,對某著名譯者譯文的過高評價與目標讀者的接受並不相符,從而導致批評結論的偏頗。⑥上述兩個批評案例結論上的偏頗,原因或許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翻譯批評者只將譯本作為批評客體,要麼在不關照原作的情況下僅僅依據譯本自身評價其優劣,要麼未將譯文目標讀者納入批評的考量範圍,其評價結論自然難以做到客觀、公正。 總之,翻譯批評客體不明確或出現偏差,批評結論就難以做到科學、客觀。 然而,翻譯批評客體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翻譯界不僅缺乏明確界定,也還沒有形成令人信服的共識,下文將以相關重要辭書和專著為素材予以分析。《中國譯學大辭典》無“翻譯批評客體”詞條,不過“翻譯批評”詞條指出:“翻譯批評的任務是以一定的翻譯標準為準繩、以科學的方法對譯本和譯論的藝術價值或科學價值進行評判,對其不足之處進行理論上的鑒别,特别要檢視翻譯實踐的跨文化交際效果,從中探索譯者的審美境界、科學視野和藝術技巧,以提高譯者和讀者的鑒别能力。” ⑦研讀這一詞條,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即該書認為“譯本和譯論”是翻譯批評的客體。楊曉榮在《翻譯批評導論》中指出,翻譯批評客體包括“譯作”、“譯者”和“其他”。⑧ 她對“其他”的解釋,尤其是所列舉的“對翻譯選題的評論,對翻譯政策的評論”與霍爾姆斯(J. S. Holmes)的“翻譯研究的名與實”有關“翻譯政策”的闡釋十分接近,⑨因而可以“翻譯政策”來概括“其他”所包含的內容。 可見,在“譯作”和“譯者”之外,她將“翻譯政策”也納入翻譯批評客體的範疇。溫秀穎在《翻譯批評:從理論到實踐》第二章第四節“翻譯批評的客體”中,圖解了“譯作產生的五個要素及其關係”(五個要素即:原作、語言、譯作、譯者、讀者)後認為:“圖中的五個框、九條線向我們展示了一部譯作產生的全部過程和各要素之間的關係,而翻譯批評的對象即是構成這一過程的各個要素和它們之間的關係。” ⑩可見,五個“要素和它們之間的關係”這一龐雜系統構成了翻譯批評客體。《翻譯批評學引論》第七章“翻譯活動的客體批評”開頭指出:“文本是翻譯研究的對象與翻譯批評活動中的價值客體,所以,它是譯學研究中的一個核心概念。” 作者雖沒有明確說明“文本”的指代對象,但依據上下文,此處“文本”當指“譯本”。 不過“價值客體”並非翻譯批評客體。 首先,“翻譯研究的對象”的外延遠遠大於翻譯批評客體的外延;其次,“翻譯批評活動中的價值客體”不同於翻譯批評客體。 根據該書所依據的理論基礎———價值哲學,價值客體是可以滿足價值主體(即人)需求的客觀存在,而譯本正是這樣的客觀存在。 該章和該書的其他部分也沒有明確指出和界定翻譯批評客體。《翻譯批評模式研究》第三章第二節“翻譯批評的客體”列舉了五種客體:譯品、譯者、譯事、譯論和翻譯過程。肖維青的分類與上述學者有所不同,不過此處的“譯事”與霍爾姆斯所謂的翻譯史所涵蓋的範圍相當。 可見,肖維青所言的翻譯批評客體包括譯作、譯者、翻譯史、譯論和翻譯過程。《文學翻譯批評研究》指出:“從廣義上講,文學翻譯批評不僅僅只限於對譯文本身的評價,譯者對原著的選擇、譯者的價值取向與翻譯道德、態度等等,都屬於批評的範疇。” 多年後出版的《文學翻譯批評(增訂本)》中,許鈞指出:“翻譯批評以翻譯作品、翻譯過程和翻譯現象為評價對象。” 劉雲虹在其《翻譯批評研究》中持相同觀點。《翻譯與批評》是較早涉及翻譯批評的專著,儘管第二章是“翻譯批評”,但作者並未提及和界定翻譯批評的客體。 《文學翻譯批評論稿》是文學翻譯批評的重要著作,但書中沒有明確指出翻譯批評客體。 《翻譯批評:潛力與制約》和《翻譯批評路徑》都未明確界定翻譯批評客體;《翻譯學核心25

術語》、《翻譯學詞典》、《翻譯研究百科全書》也沒有包含或論述翻譯批評客體。《翻譯價值論》是以價值哲學為主要理論基石的翻譯研究專著。 該書聚焦翻譯的價值,區分了翻譯價值評價與翻譯批評的異同,雖不無道理但二者之間的界限模糊,而且整本書中這兩個概念往往多有交叉。 對於翻譯批評客體,作者則有明確的界定。 “當譯者、翻譯過程、翻譯策略、翻譯方法、翻譯產品、翻譯效果、翻譯事件、社會機構等與翻譯行為有關的所有要素和現象成為主體的批評對象時,它們就構成了翻譯批評的客體。” 然而,這樣的界定完全脫離了該書的理論基礎———價值哲學,因為依據價值哲學,評價客體(在翻譯批評中便是翻譯批評客體)是價值客體與價值主體之間所形成的價值關係,即評價客體不是客觀存在的任何實體,而是相關實體之間的價值關係。除翻譯批評專著外,國內學者也發表了數量龐大的翻譯批評論文,但明確界定翻譯批評客體或對象的卻極少。 《論翻譯批評的對象和性質》是研究翻譯批評對象的專題論文之一,它指出:“我們發現翻譯批評面對的雖然是一個龐雜的對象世界,但文本(包括原文和譯文)才是最主要的批評對象。” 這樣的結論是論文作者在將翻譯批評與文學批評類比的基礎上得出的,並未進行理論上的論證,因此說服力有限。 此外在表述上也不夠嚴謹:一是籠統地認為“文本(包括原文和譯文)”是翻譯批評對象的說法值得商榷,因為聚焦原文的批評顯然不屬於翻譯批評;二是既然有“最主要的批評對象”,那麼就存在次要的批評對象,但作者並未提及。有些研究者並不滿意將翻譯批評客體局限於譯本或文本,如:“翻譯批評的對象也不能局限於靜態的翻譯結果,而應涉及從翻譯選擇到翻譯接受的整個翻譯動態過程,涵蓋文本內部與外部的諸多要素。” 針對這類觀點,郝俊傑認為:翻譯批評的客體是什麼? 有種觀點認為,凡進入翻譯批評視野的,都可稱作翻譯批評的客體。 ……翻譯批評客體範疇的拓展看似擴大了翻譯批評的覆蓋範圍,但隱含著一種將翻譯批評等同於翻譯研究的理論風險。 ……本文認為,翻譯批評的客體,應該以翻譯作品為中心,以翻譯作品的評價為核心任務。 至於翻譯批評涉及到的歷史、文化、譯者與理論元素,是為了恰當評價翻譯作品而給出的背景框架或採取的分析手段,它們並非翻譯批評的直接客體和目標指向。 翻譯作品作為批評客體的地位是最早確立的,也是最無可爭議的。 對翻譯作品作出價值判斷,是翻譯批評的核心任務所在,這是大部分學者的共識。郝俊傑對翻譯批評與翻譯研究之間關係的闡釋是科學合理的,趙巍和薄振傑也持類似的觀點,畢竟翻譯批評是翻譯研究的一個組成部分,二者的研究範圍存在包含與被包含、或者部分與整體的關係:認為翻譯批評的範圍可以隨翻譯研究範圍的拓展而不斷拓展,其潛意識是將翻譯批評混同為翻譯研究,其風險是翻譯批評將失去其作為翻譯研究有機組成部分的地位和價值,並最終消弭在翻譯研究之中。 此外,郝俊傑認為“翻譯批評的客體,應該以翻譯作品為中心,以翻譯作品的評價為核心任務”,也是深刻和合理的。 不過,他認為“翻譯作品作為批評的客體”是“最無可爭議”的,其實不然。 雖然“翻譯作品的評價”的確是翻譯批評的“核心任務”,但任何評價,或者價值哲學所謂的價值評價,包括翻譯批評,評價對象都不是獨立存在著的價值客體,而是價值客體與價值主體之間所形成的價值關係;或者說,任何評價都不能在價值主體缺位的情況下進行,因為相同的價值客體對不同的價值主體具有不同的價值。翻譯批評也不例外,如果缺少價值主體,譯作自身是無法單獨成為評價或批評客體的。綜上所述,在翻譯界部分學者看來,翻譯批評客體的範疇包括譯論、譯本、譯者、翻譯過程、讀35

者、譯史、翻譯政策等,或者其中一部分,也就是說,只要與翻譯相關,都應該看作翻譯批評客體。 國內學界在翻譯批評客體上的分歧,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或許是,“正如各個流派的學者對翻譯的概念提出了不同的定義,對‘什麼是翻譯批評’這一問題的回答也沒有形成定論”,進而導致對翻譯批評客體認識上的分歧。 雖然劉黎在分析《乾隆英使覲見記》譯本以往的批評時認為,“評價客體是《覲見記》的價值關係”,但並未就此觀點的合理性進行論證,更沒有從特殊上升到普遍,回答翻譯批評的客體到底是什麼這個理論問題。明確翻譯批評客體是翻譯批評研究和翻譯批評實踐的基礎性工作,這項工作如若尚未完成,勢必影響翻譯批評研究和翻譯批評實踐的健康發展。 翻譯批評客體既是實踐問題,更是理論問題,因為嚴格意義上的翻譯批評是在理論指導下進行的,理論指導是翻譯批評得以順利進行的先決條件。從理論上明確翻譯批評客體,首先取決於翻譯批評在翻譯研究中的位置,因為翻譯批評所處的位置不同,必然造成其研究對象的不同。 其次,翻譯批評是價值評價的一種,必然受聚焦評價現象的哲學分支———價值哲學的指導。 鑒於此,下文將從上述兩個方面予以探討。 二、“翻譯研究”框架下的翻譯批評客體翻譯批評客體是翻譯批評的核心概念,要釐清翻譯批評客體,首先要明確何為翻譯批評。 翻譯界普遍認為,翻譯批評是翻譯學或翻譯研究的組成部分。 翻譯學作為新興學科,其研究範圍和內部結構尚未完全形成共識。 不過在眾多觀點中,霍爾姆斯在“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翻譯研究的名與實》)一文中提出的學科名稱和框架最具影響力,他對翻譯批評的界定和闡釋值得重視。 圖里(Gideon Toury)用圖式直觀展示了霍氏為翻譯研究構想的框架圖(圖 1)。 圖 1　 翻譯研究架構圖上圖顯示,霍氏將“翻譯批評”(Translation Criticism)作為“應用研究”(Applied)的四個分支之一。 關於“翻譯批評”,他指出:“第四個相當不同的翻譯應用研究領域是翻譯批評。 ……毫無疑問,翻譯的闡釋和評價從某種程度上總會避開客觀的分析,持續反映主觀的、印象式的態度和批評立場。” 霍氏將翻譯批評的本質認定為“闡釋和評價”,雖然很有價值,但遺憾的是,他並未對“翻譯批評”展開詳細論述,更沒有明確界定翻譯批評客體。 不過細讀這篇文章,卻能從什麼不屬於翻譯批評的論述中,間接把握翻譯批評的外延及內涵。 霍氏為翻譯研究描繪的架構中,翻譯批評是“應用研究”下的分支,與“純翻譯研究”下的“描寫翻譯研究”和“理論翻譯研究”不同。 他雖然沒有對“翻譯批評”的外延進行描述,但對“純翻譯研究”下的兩個分支尤其是“描寫翻譯研究”所做的較為細緻的分析,卻有助於合理推斷什麼不屬於翻譯批評。 他指出,“描寫翻譯研究”有三個分45

支:“面向產品的研究”、“面向功能的研究”和“面向過程的研究”。 “面向產品的研究”並不局限於某一特定譯本,也不局限於某一特定語言,這種描寫可以是歷時的,也可以是共時的,它的“最終目的之一就是一部翻譯通史”; 可見,“面向產品的研究”並不是面向某一特定的譯本,而是面向譯本這一特殊的文本類型。 “面向功能的研究”對譯本自身並不感興趣,它感興趣的是譯本在目的語社會和文化語境中的功能,因此它可能帶來“翻譯社會學的發展”; “面向過程的研究”關注的是翻譯過程或翻譯行為(此處的“翻譯過程或翻譯行為”不是指某一特定譯者的,而是眾多譯者的),它要揭示的是翻譯過程中譯者大腦這個“黑匣子”裡到底發生了什麼,因此這一研究有望“發展成為一個可稱為翻譯心理學”的研究領域。 此處的“翻譯過程”與上述部分學者就翻譯批評客體所言的“翻譯過程”,儘管術語相同,指代其實很不相同。 霍氏的“翻譯過程”所涉及的是眾多譯本的譯者,而上述學者的“翻譯過程”僅僅指所批評的特定譯本的翻譯過程。 可見,在霍氏看來,翻譯史研究、翻譯過程(眾多譯者而非某一特定譯本的譯者的心理活動等)研究、翻譯功能研究,都是“純翻譯研究”的任務,或者說屬於翻譯理論研究,而不屬於“應用研究”,或者更確切地說,不屬於“翻譯批評”的範疇。 此外,他將“應用研究”分成四個分支,其中所包含的“翻譯政策”與“翻譯批評”呈現並列關係。 因此,在他看來,“翻譯政策”不屬於“翻譯批評”,或者更進一步說,“翻譯政策”不是翻譯批評的客體。 上述分析顯示,霍爾姆斯的“翻譯批評”不包括譯論、翻譯過程(涉及眾多譯本的翻譯過程)、譯史和翻譯政策。儘管霍爾姆斯沒有明確劃定翻譯批評的範疇,但從他的論述中可以推斷什麼不屬於翻譯批評,從而為明確翻譯批評客體提供了宏觀指導。 由於霍氏的“翻譯批評”不包括譯論、翻譯過程(涉及眾多譯本的翻譯過程)、譯史和翻譯政策,上述學者所認定的翻譯批評客體(即譯論、譯本、譯者、翻譯過程、讀者、譯史、翻譯政策)中,有可能納入翻譯批評範疇的就是譯本、譯者、翻譯過程(僅指所批評譯本的翻譯過程)和讀者。 這幾種因素的確是目前翻譯批評實踐密切關注的對象,但遺憾的是,霍氏不僅沒有明確劃定,更沒有論述它們是以何種形態進入翻譯批評的。 可見,霍爾姆斯的理論儘管為探索翻譯批評客體提供了宏觀指導,但仍然未能指引我們對翻譯批評客體做出明確界定。鑒於此,必須借助其他理論視角來探索這一問題。三、價值哲學視域下的翻譯批評客體儘管翻譯界在翻譯批評這一概念的外延上存在分歧,但在翻譯批評內涵上還是基本形成了共識。 《中國譯學大辭典》對“翻譯批評”解釋的核心是價值評判;楊曉榮認為翻譯批評的核心是“對一部譯作進行分析、評論、評價”。 《翻譯學核心術語》對詞條 Translation criticism(翻譯批評)的解釋不足 50 個單詞,其核心是第一句:“該術語有時與翻譯評價同義”。上述研究者對翻譯批評的表述不盡相同,但其核心基本一致,即翻譯批評就是評價,這與霍爾姆斯對翻譯批評本質的認定(即“闡釋和評價”)高度一致。 對此,許鈞明確指出:“翻譯批評就是理解翻譯與評價翻譯,是建立在理解和對話基礎上的評價行為”。 劉雲虹也認為,“翻譯批評是一種評價活動”。 既然翻譯批評的本質是評價,那麼聚焦評價問題的價值哲學自然成了解決翻譯批評客體問題的鑰匙。評價是價值哲學研究的重要領域。 評價必須有對象,而“評價的對象是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價值關係”。 即便審美也是“人與世界的一種特殊的價值關係,審美關係的本質在於它是人對世界的一種情感體驗” 。 而價值關係“作為社會生活中主客體之間的基本關係……是隨著勞動實踐過程中人的出現與主客體的分化及相互作用而出現的” 。 可見,評價對象或評價客體是價值主體與價55

值客體之間所形成的價值關係,而非孤立存在著的價值客體,因為“同一客體,對不同主體或不同條件下的同一主體,其價值不同”。 為了直觀起見,本文用圖 2 顯示評價活動的要素和各要素之間的關係。 圖 2　 價值評價示意圖翻譯批評的本質是評價,因此它自然就是價值評價的一種形式,確切地說,屬於其中的審美評價,也必然遵循價值評價的一般規律。 正如價值評價由評價主體與評價客體構成、評價客體又由價值主體與價值客體構成一樣,翻譯批評由批評主體與批評客體構成,批評客體由價值主體與價值客體構成,如圖 3 所示。圖 3　 翻譯批評示意圖深入探討翻譯批評客體前,必須首先弄清構成批評客體的兩個因素,即價值主體與價值客體。價值哲學中,價值主體是指具有一定需要的個體或群體,價值客體是指能滿足價值主體需要的事物。 根據價值哲學對價值主體與價值客體的界定,可以做出如下合理推斷:譯本作為翻譯活動的結果性產物,具有滿足相關個人或群體的屬性與功能,因此成為價值客體;譯本能滿足其需要的個人或群體構成價值主體。 由於價值主體與價值客體之間的價值關係是“‘生成’性關係”, 或者說,“主客體的價值關係是主體作用於客體與客體作用於主體的雙向過程”, 因此價值客體與價值主體均以對方的存在為前提。 譯本是價值客體,但離開譯本能滿足其需要的個人或群體,即譯本的價值主體,譯本就無價值可言,而僅僅是一個單純的物理性存在,且只具有意義潛能。 關於譯本的價值主體,筆者曾指出:“由於同一價值客體可能與不同的人或人群形成價值關係,因此就同一價值客體而言,可以有多個價值主體。 ‘就某一特定譯作而言,與之發生價值聯繫的任何個人和群體都會與譯作形成價值關係’,從而形成該譯作的多個價值主體,例如譯者、出版商、讀者等。 不過在與譯本相關聯的所有價值主體中,讀者無疑是最重要的價值主體。” 既然讀者是最重要的價值主體,因此譯本與讀者之間所形成的價值關係自然就成為翻譯批評最主要的客體。 下圖展示了翻譯批評的要素和各要素之間的關係(圖 4)。65

圖 4　 翻譯批評示意詳圖譯本與讀者之間形成的價值關係是翻譯批評的主要客體,但絕非唯一客體。 例如:魯迅認為,“在供給知識分子看的譯著中,應主張‘寧信而不順’的譯法”,“這樣的譯本,不但在輸入新的內容,也在輸入新的表現法……” 魯迅的譯本踐行了他自己的翻譯理念,或者說他以自己的譯本向社會展示、傳播他的翻譯理念。 魯迅作為譯者,其譯本對他自己而言是很有價值的。 然而,遺憾的是,魯迅的譯本大多數並沒有得到廣大讀者高度認可。 因此不得不說,魯迅的這些譯作對廣大讀者而言,價值是有限的。 可見,相同的譯本,由於與其聯結的價值主體不同,其價值大小是不同的。 更確切地說,如果僅僅將譯本作為批評客體,而無視與譯本相聯繫的價值主體,尤其是讀者的存在,就無法對譯本的價值做出判斷,或者說,翻譯批評是無法進行的。 以往的翻譯批評實踐中,的確有些批評者並沒有將譯本的廣大讀者納入批評視野,似乎只是就譯本自身展開批評。 其實,此時的批評者是將他自己同時也當作譯本的讀者,更準確地說是當作價值主體,對譯本進行價值評價。 這樣的評價雖然有其存在的價值,但畢竟只對批評者自己有效,也因此失去了一般意義上翻譯批評的作用和價值。 從價值哲學角度看,讀者與譯本之間形成的價值關係的確是最重要的翻譯批評客體,但對翻譯批評客體的認識卻不能就此止步,因為價值評價普遍遵循兩條基本原則,即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評價過程就不能不研究價值主體的需要和特點,不能不研究價值客體自身的規律性。 在翻譯批評中,不能不研究讀者的需要,不能不關注譯本生成過程。對讀者的關注是翻譯批評中合目的性原則的要求和具體體現。 由於“離開了具體的主客體情境,原來所發生的價值關係或情境就不復存在”, 所以翻譯批評中某一譯本所對應的讀者應是處於一定歷史語境中的特定群體,而非處於真空、跨越歷史的抽象讀者。 正因為如此,對讀者的關注自然必須考慮讀者群體的變化和其所處的社會文化背景對讀者接受的影響。 以林紓為例,《巴黎茶花女遺事》1899 年出版後,“一時風行海內,不脛而走”。 林紓的譯本在當時的讀者群體中大獲成功,這是毋庸置疑的歷史事實。 然而,時過境遷,《巴黎茶花女遺事》早已退出了當代讀者的閱讀視野,其失敗也無法遮掩。 林紓譯本在一百多年裡接受效果的巨大變化,主要在於讀者群體和中國社會文化語境的變化。 因此,對《巴黎茶花女遺事》的批評,如果脫離具體的社會文化語境,忽視特定歷史時期讀者群體的審美情趣和期待,便無法得出客觀公正、令人信服的批評結論。此外,翻譯批評中讀者的確定,要考慮譯本的目標讀者和非目標讀者的區別,這在英譯漢與漢譯英中存在明顯的差異,不能不引起重視。 一般而言,英語文本漢譯的目標讀者是中國人,漢語文本英譯的目標讀者是母語為英語的群體。 價值評價中的合目的性原則來自價值主體的尺度,那麼翻譯批評中以誰的需要為標準來衡量譯本的價值,就需要批評者在批評之初明確譯本最重要的價75

值主體,即讀者。 對翻譯批評界的不少人而言,這似乎是不成問題的,其實不然,對此筆者曾撰文詳論, 此處不再贅述。 由於對價值主體之於價值評價重要性的認識不足,翻譯批評者要麼在批評中缺乏明確的價值主體,要麼在評價過程中將非目標讀者當作目標讀者,這些難免不導致批評結論的偏頗或錯誤。 例如,辛紅娟等以“格式塔”理論分析了柳宗元《江雪》的兩個譯文,即 Witter Bynner譯文和許淵沖譯文,雖然所依據的理論恰當,論證嚴謹,結論順理成章,但與筆者對三名美國大學生的測試結果相悖。 雖然這三名美國大學生的觀點並不能替代數以萬計英美讀者的接受,但其“一鼎之調”的作用卻是不能忽視的,這也可從奈達針對 50 首中國古詩的英譯評價中得到間接佐證。 辛紅娟等看似無懈可擊的論證所得出的結論,之所以與兩種譯文在目標語讀者中的接受不符,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批評者僅僅依據譯文自身的特點進行評價,而完全忽視了譯文(即價值客體)的價值主體(即目標讀者)的審美需要。 這一點可以從批評者在論述中所使用的“讀者”一詞的情況看得一清二楚。 該文中“讀者”共出現 5 次(第 94 頁 3 次、第 95 頁 2 次),前四次均指原文讀者,最後一次指譯文讀者,具體如下:“許淵沖先生的譯文更勝一籌。 ……(許淵沖)在理解原詩各個局部詞句的同時,對原詩的藝術畫面進行了意象再造,完成了對原詩的整體體驗,把握了原詩的一系列美感因素,因而能够用譯文語言構建一個綜合語言信息與美感經驗的格式塔意象,傳達出原詩的意境之美,使讀者獲得完整統一的審美體驗。” 其中“使讀者獲得完整統一的審美體驗”,顯然是針對目標讀者而言的。 這樣的結論是在並未分析英美讀者審美需求且缺乏實證研究的情況下得出的,難免讓人覺得武斷,因為相同的文學意象在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心中所產生的審美效果往往不同,因此即使許淵沖“傳達出原詩的意境之美”,英美讀者也不一定能獲得源語讀者所獲得的“完整統一的審美體驗”。 上述例子中,譯文的目標讀者在批評者心目中的缺失是導致批評結論與譯文接受情況不符的主要原因。翻譯批評中將非目標讀者當作目標讀者,在我國翻譯批評中並非個案。 例如,《紅樓夢》英譯本近年來備受關注,大量批評論文中儘管不乏客觀、科學的論述,但偏頗之詞並不鮮見。 譬如,宋華和劉曉虹在評論《紅樓夢》的楊憲益譯本和霍克斯譯本時指出,原文中描寫女性窈窕身段的詞語,如“蜂腰、柳腰、蜂腰削背”等所“蘊含的文化韻味西方人是不會明白的”,霍譯使用抽象詞“ slender”導致“源語中蘊涵的審美韻致流失了”;楊憲益的直譯則“忠實再現了東方美感”。 既然明知原文描寫女性窈窕身段的詞語所蘊含的文化韻味不為西方讀者所理解,那麼即使直譯,西方讀者如何理解其中的“東方美感”呢? 這樣的批評顯然無視目標讀者———西方英語讀者的存在,或者說,批評者以《紅樓夢》英譯本的非目標讀者———中國讀者替代了譯本的目標讀者———西方英語讀者。 類似情況也出現在李晶對《紅樓夢》兩個譯本的批評中。 《紅樓夢》中賈寶玉的一句“如今來了個神仙似的妹妹”,霍克斯將其譯為“who is as beautiful as an angel”,將“黛玉的形象變成了基督教中肋生雙翅,純潔無邪如嬰兒的‘天使’。 可愛固然是可愛,也極易使西方讀者接受;卻與 17 世紀中國古典小說中的淑女形象距離太遠,在熟悉中國文化背景的讀者看來,不免會有一種突兀之感” 。 由於廣大的西方讀者並不“熟悉中國文化”,因此一句“在熟悉中國文化背景的讀者看來”清楚地揭示了,批評者在評論《紅樓夢》英譯本時,關心的並不是英譯本的目標讀者,而是“熟悉中國文化”的中國讀者。 上述兩例的翻譯批評看似振振有詞,其結論的偏頗卻顯而易見,而且也與《紅樓夢》兩個譯本在西方的接受明顯不符。如果這幾位翻譯批評者對譯本的價值主體有清醒的認識,並以譯本與目標讀者之間的價值關係作為批評客體,而非僅僅將譯本視為批評客體,他們就不會以《紅樓夢》英譯本的非目標讀者(即中國讀者)替代譯本的目標讀者(即西方的英語讀者)對譯本進行評85

價。 可見,翻譯批評者對價值主體的模糊或錯誤認識,引發翻譯批評客體選擇上的失誤,導致了合目的性原則在翻譯批評中的缺失,評價結論的偏頗也就在所難免了。對讀者的關注是翻譯批評中遵守合目的性原則的體現,而合規律性原則卻要求批評者同時也要關注譯本的生成過程,或者翻譯過程(此處的翻譯過程指翻譯批評所涉及的特定譯本的翻譯過程,而非霍爾姆斯在“面向過程的研究”中所關注的、涉及眾多譯本形成的翻譯過程)。 翻譯過程是譯本的生成過程,最終形成的譯本是否符合翻譯的規律,與這一過程密切相關,因為翻譯過程的種種制約因素,包括譯者的語言文化素養、審美情趣、對翻譯本質的認識、對目標讀者的了解與期待、譯者主體性發揮的程度等,都會在不同程度上對翻譯結果———譯本造成影響。 翻譯過程中上述各種制約因素,是評價中的合規律性原則所關注的,因此自然應該進入翻譯批評者的視野。關注翻譯過程是目前翻譯批評的一個重點,也取得了許多可喜的研究成果。 然而,由於一些批評者對批評客體缺乏充分、科學認識,導致翻譯批評出現結論武斷、偏頗等現象。 翻譯過程涉及因素眾多,批評者對任何一個因素的忽視或把握不當都有可能導致批評結論的瑕疵。 鑒於此,本文僅僅選取目前批評實踐中較為常見的情況,即原作常常被忽視為個案予以分析。譯本作為價值客體,其產生有自身的規律,這一規律既受制於所涉及的兩種語言文化,也受制於譯本賴以產生的原作。 因此,關注原作,尤其是關注譯作與原作之間的聯繫,必然成為翻譯批評者的分內工作。 然而,一些批評者卻無視原作的存在,僅僅從譯作本身出發進行翻譯批評。 例如:謝仁敏在論述《域外小說集》營銷失敗原因時指出:“小說史沒有假設,不過《域外小說集》傳播失敗的典型個案倒是提醒我們,在市場因素深度參與小說生產的晚清時代,一部藝術質量上乘的作品並不一定就真能發揮出它相應的文學影響,因為在推動小說發展演進的道路上,小說市場的驅動力同樣發揮著重大作用。” 根據上述引文的語境,“一部藝術質量上乘的作品” 顯然是指《域外小說集》。 然而,整篇論文中,作者既沒有說明《域外小說集》依據什麼樣的原文,也沒有在參考文獻中列舉《域外小說集》所依據的原文,更沒有論述《域外小說集》為什麼是“一部藝術質量上乘的作品”。 我們知道,《域外小說集》的 16 部短篇小說既選自英、美、法、俄,也不乏波蘭、波斯尼亞和芬蘭的作品,原作的語言肯定不止一種,至於周氏兄弟所依據的底本語言是日語、英語、法語、俄語,還是其他語言,該文並未論及。 此外,該文作者是否精通《域外小說集》所依據的原文語言,或者精通周氏兄弟所依據的底本的語言,我們不得而知,但有一點卻是清楚的,該文認為周氏兄弟的譯本是“一部藝術質量上乘的作品”,顯然是在原作缺席的情況下做出的,其主觀武斷是顯而易見的。 價值哲學的相關理論使我們認識到,翻譯批評作為價值評價的一種,批評客體是譯本與其價值主體構成的價值關係,其中讀者這一重要的價值主體與譯本構成的價值關係是翻譯批評最重要的客體。 由於價值評價必須遵循合目的性及合規律性兩條原則,這就不僅使與讀者相關聯的社會文化、審美潮流、意識形態等進入翻譯批評的視野,而且使與譯本產生過程相關聯的譯者、兩種語言及文化的差異、原作等成為批評者必須考慮的因素。 這樣的結論與霍爾姆斯闡釋的翻譯批評存在眾多相似或相同之處,從而也間接論證了霍爾姆斯觀點的合理性。從翻譯批評是價值評價的一種形式這一基礎出發,借助價值哲學中的評價理論,可以發現翻譯批評的客體是個複數概念,其中最重要的客體是譯本讀者與譯本所形成的價值關係。 由於價值評價遵循合目的性及合規律性兩條原則,因此,與讀者的閱讀密切相關的因素,以及與譯本生成過程密切相關的因素,都自然成為翻譯批評者所必須考慮的因素,但這些因素並不必然成為翻譯批評客體。95

結　 語翻譯批評客體作為翻譯批評理論建構中的基礎性概念,學界對其認識分歧較大,這不僅影響了翻譯批評理論的建構,而且也導致翻譯批評實踐中常常出現偏頗與悖謬。 翻譯批評客體看似簡單,實則不然,因為翻譯批評客體的界定,不僅涉及翻譯批評這一概念的內涵和外延、翻譯批評與翻譯研究中其他分支之間的關係,也涉及審視翻譯批評客體的理論視角。 如果從翻譯批評作為價值評價的一種形式這一實際出發,考慮到翻譯研究的跨學科特徵,從價值哲學角度研究翻譯批評客體就順理成章了。 由於評價客體是價值主體與價值客體之間所形成的價值關係,因此,作為價值客體的譯本與讀者、譯者、贊助人、出版商等價值主體之間所形成的價值關係,必然就成為翻譯批評客體。不過在多個價值主體中,讀者是最重要的價值主體,所以讀者與譯本之間的價值關係就成為翻譯批評最重要的客體。 這一結論並不意味著翻譯批評只針對上述價值關係,而不顧及與之相聯繫的其他因素,畢竟價值評價必須遵循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兩條原則,這就使得與價值主體及價值客體相關聯的眾多因素必然進入評價過程,譬如與讀者相關的社會文化、審美情趣、意識形態等,與譯本相關的譯者、翻譯過程、兩種語言文化的差異等。 雖然這些因素是翻譯批評者需要納入批評視野的,但它們自身並非就是翻譯批評的客體,而只是與翻譯批評客體密切相關,或者說是制約翻譯批評客體的因素,畢竟批評客體是任何翻譯批評都必須關注的,而所涉及的因素多寡則根據批評的視角可以有所選擇。 區分翻譯批評客體與制約翻譯批評客體的因素,不僅在理論上是必要的和重要的,而且有助於避免翻譯批評實踐中忽視讀者、尤其是漢譯英批評中忽視譯本目標讀者的現象,也有助於明確原作在翻譯批評中的地位,避免翻譯批評中忽視原作、無視翻譯過程是否合乎翻譯規律的問題。 翻譯批評是十分複雜的學術活動,其中的批評客體也需要從不同視角予以審視。 翻譯批評客體的價值哲學視角研究,僅僅是眾多視角中的一種,對其全面、深入認識還有待於從其他視角審視。①王恩科:《價值哲學路徑下翻譯批評主體研究》,南京:《外語研究》,2020 年第 2 期。②“批評客體”是翻譯批評者廣泛使用的術語,也稱“批評對象”、“評價對象”等。③⑤韓洪舉:《林譯小說研究:兼論林紓自撰小說與傳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年,第 97 ~98 頁。 韓洪舉提供的林紓譯文中,有幾處在原文中找不到對應語句,如:“大類喪家之狗”、“尚覺有一股慘黑之氣”、“余亦甘心受其笞責”等;另外,原文的一些語句在譯文中找不到對應的表述。④Charles Dickens, The Personal History of David Cop-perfield , London: Chapman & Hall, 1897, p. 178.⑥王恩科:《漢英翻譯文學批評的困惑及其哲學思考》,上海:《外國語》,2017 年第 2 期。⑦方夢之:《中國譯學大辭典》,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1 年,第 77 頁。⑧楊曉榮:《翻譯批評導論》,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5 年,第 66 頁;第 3 頁。⑨J. S. Holmes, Translated! 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7, p. 78; pp. 67-80; pp. 77-78; pp. 72; pp. 72; pp. 72-73.⑩溫秀穎:《翻譯批評:從理論到實踐》,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 96~97 頁。呂俊、侯向群:《翻譯批評學引論》,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9 年,第 82 頁;第 82~110 頁。肖維青:《翻譯批評模式研究》,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0 年,第 114~127 頁。許鈞:《文學翻譯批評研究》,南京:譯林出版社,1992 年,第 37 頁。許鈞:《文學翻譯批評(增訂本)》,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 年,第 219 頁;第 218 頁;第 219 頁。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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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理工學報　 2026 年第 2 期《林紓的翻譯》的注釋及修改問題發微王鵬程[提　 要] 　 學界有錢鍾書“在新中國成立後的論著中,一般很少稱引健在學人的文章”的說法。 考察《林紓的翻譯》一文的修改過程,可以發現一個例外。 此文作於錢先生參與《毛澤東選集》英譯時期,與徐永煐主持的翻譯“共同認識”的討論有很大關係。 《林紓的翻譯》1964 年初刊《文學研究集刊》(第一冊)時,錢鍾書做了注釋,提到了徐永煐的文章和觀點。 在後來收入《舊文四篇》、《七綴集》時,錢鍾書做了不同程度的修改,並在 1985 年之後刪去了關於徐永煐的注釋,但徐氏的觀點卻保留在正文之中,並用了雙引號。 通過考察《林紓的翻譯》的反復修改與不斷增刪,可以窺見錢鍾書精雕細刻的學術追求,同時也應注意到不同版本《林紓的翻譯》的差異。[關鍵詞] 　 錢鍾書　 《林紓的翻譯》 　 修改　 徐永煐[中圖分類號] 　 I206.09; H05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6) 02 - 0062 - 07前些年給研究生講授中外文學關係,錢鍾書先生的《林紓的翻譯》是必讀的經典。 此文突破了嚴復“信、達、雅”翻譯標準的拘囿,追求翻譯的“化境”,別開新面地拓展了翻譯研究的視野和領域。更重要的是,在《談藝錄》等散亂零碎的有關翻譯的片段之外,《林紓的翻譯》深刻地揭示了翻譯的本質、標準與特性,可謂錢鍾書翻譯理論和迻譯思想的集中表達。與此同時,考察的此文修改過程可以發現,錢鍾書並非總如學界流傳的說法那樣———“在新中國成立後的論著中,一般很少稱引健在學人的文章”,①他也曾徵引過同代學人的著述———《林紓的翻譯》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但在後來該文收入《舊文四篇》、《七綴集》及《七綴集》修訂本時,他逐漸隱去了徵引的同代學人的名字和觀點。 三次修改既有對之前明顯疏漏的訂正、對部分論述的擴充、例子的增刪,也有文字的修改、注釋的調整和情感態度的變化。 這些修改造成不同版本的《林紓的翻譯》有較大差別,學界並未對此予以充分注意,徵引時也常常不加區分。一《林紓的翻譯》初刊於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1964 年 4 月編的《文學研究集刊》 (第一冊),同年 6 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集刊的第一篇即是錢鍾書的《林紓的翻譯》。 1979 年 2 月,錢鍾書將其與《中國詩與中國畫》、《讀〈拉奧孔〉》、《通感》集為《舊文四篇》,9 月份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錢鍾書在《舊文四篇》的“卷頭語”中說,收錄的四篇作品“仍然是舊作,正象舊家具鋪子裡的桌26

椅床櫃等等,儘管經過一番修繕洗刷以至油漆,算不得新東西的”。 他一味自謙,並未言明何處做了修改增刪。 1985 年 12 月,他又將《舊文四篇》與半部《也是集》合為《七綴集》 (修訂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周振甫說,錢鍾書“在 1984 年 11 月前又大大修改了《七綴集》中的文章,到 1993年 4 月又修訂了《七綴集》的文章”。②但做了哪些修改,他並沒有言明。 單就 1985 年《七綴集》 (修訂本)這個本子來說,錯訛甚多,這也可能促成了錢鍾書 1993 年的修訂。《林紓的翻譯》收入《舊文四篇》、《七綴集》時有不同程度的改動,文本有不小差別。 頗有意思的發現是,錢鍾書在《林紓的翻譯》中也曾引用過同代人、而且是熟人與同事的著述,但在 1985 年的《七綴集》(修訂本)之後,錢鍾書在注釋中刪去了這位“熟人與同事”的名字,正文中卻依然保留了沒有注明出處的“熟人與同事”的論述。 在討論這條注釋的基礎上,本文嘗試對《林紓的翻譯》在不同版本中的變化和差異做粗淺的考察與梳理,並由此管窺錢鍾書的學術精神。《林紓的翻譯》在 1964 年《文學研究集刊》(第一冊)初刊時,有這麼一段話:一國文字和另一國文字之間必然有距離,譯者的理解和文風跟原作品的內容和形式之間也不會沒有距離,而且譯者的體會和他自己的表達能力之間還時常有距離。 從一種文字出發,積寸累尺地度越這許多距離,安穩到達另一種文字裡,這是很艱辛的歷程。“安穩到達另一種文字裡”這句話,錢鍾書加了這樣一個頁下注:原作的語言稱為“出發的語言” ( langue de départ),譯本的語言稱為“到達的語言”( langue d’arrivée),見維耐(J. P. Vinay)與達勃而耐(J. Darbelnet)合著《英法文風格比較》(Stylistique comparée du Français et de l’Anglais)10 頁。 徐永煐同志《論翻譯的矛盾統一》(《外語教學與研究》1963 年 1 期)分為“出發語言”和“歸宿語言”。③在 1979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舊文四篇》裡,錢鍾書對注釋略做了調整修改:維耐(J. P.Vinay) 與達勃而耐 ( J. Darbelnet) 合著 《英法文風格比較》 ( Stylistique comparée du Français et de l’Anglais )(1958)10 頁稱原作的語言為“出發的語言”( langue de départ)、譯本的語言為“到達的語言”( langue d’arrivée)。 徐永煐同志《論翻譯的矛盾統一》(《外語教學與研究》1963 年 1 期)也分為“出發語言”和“歸宿語言”。 這比英美習稱的“來源語言” ( source language) 和 “目標語言” ( target language) 似乎在比喻上更配合。④在 1985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七綴集》(修訂本)中,錢鍾書將“一國文字和另一國文字之間必然有距離”這段文字,擴充如下:一國文字和另一國文字之間秘然(筆者按:應為“必然”之誤)有距離,譯者的理解和文風跟原作品的內容和形式之間也不會沒有離(筆者按:原文如此,“離”前明顯漏掉“距”),而且譯者的體會和自己的表達能力之間還時常有距離。 就文體或風格而論,也許會有希萊爾馬訶區分的兩種翻譯法,譬如說:一種盡量“歐化”,盡可能外國作家安居不動,而引導我國讀者走向他們那裡去,另一種盡量“漢化”,盡可能讓我國讀者安居不動,而引導外國作家走向咱們這兒來(Entweder der Uebersetzer lässt den Schriftstellet möglichst in Ruhe und bewegt den Leser ihm entgegen, oder er lässt den möglichst in Ruhe und bewegt den Schriftsteller ihm entgegen)。 然而“歐化”也好,“漢化”也好,翻譯總是以原作的那一國語文為出發點而譯成的這一國語文為到達點。 從最初出發以至終竟到達,這是很艱辛的歷程。⑤36

饒有意思的是,這段文字原來注釋中徐永煐關於“出發語言”和“歸宿語言”的論述被刪去了,並改訂成如下:維耐(J. P. Vinay)與達貝耐(J. Darbelnet)合著《法、英文體比較》( Stylistique comparée du Français et de l’Anglais , 1958)10 頁稱原作的語言為“出發的語言”( langue de départ)、譯本的語言為“到達的語言” ( langue d’ arrivée)。 比起英美習稱的“來源語言” ( source language)和“目標語言”( target language),這種說法似乎更一氣呵成。⑥在 1993 年《七綴集》最後定本中,注釋中徐永煐關於“出發語言”和“歸宿語言”的論述,錢鍾書沿襲了 1985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修訂本)的做法,刪去不提。 不過,《林紓的翻譯》的後半部分,比較林紓與哈葛德的文筆優劣,談到譯作可能超過原著時,提到了徐永煐所言的“出發語言”和“歸宿語言”,並加雙引號分別予以突出。 1964 年初版的《文學研究集刊》(第一冊)所收的《林紓的翻譯》是這樣的:林紓的文筆有它的毛病,但整個說來比哈葛德的輕快乾淨。 翻譯者運用“歸宿語言”的本領超過原作者運用“出發語言”的本領,那是翻譯史上每每發生的事情。⑦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 9 月出版的《舊文四篇》中,錢鍾書作了微調,將“林紓的文筆有它的毛病”改為“林紓的譯筆說不上工致”,其他依舊。 1985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七綴集》 (修訂本),錢鍾書將這段改為如下:林紓的文筆說不上工致,而大體上比哈葛德的明爽輕快。 譯者運用“歸宿語言”超過作者運用“出發語言”的本領,或譯一(筆者按:應是“譯本”之誤)的文筆上優於原作,都有可能性。⑧1993 年之後的《七綴集》的改定本除修正“譯一”這一明顯的錯誤之外,徐永煐關於“出發語言”與“歸宿語言”的說法依然被保留了下來。 在《談藝錄》中,錢鍾書也曾闡發“出原著頭地”的論點。他說:“譯者驅使本國文字,其功夫或非作者驅使原文所能及,故譯筆正無妨出原著頭地。 克洛岱爾之譯丁敦齡詩是矣。” ⑨1960 年代在《林紓的翻譯》初刊本中,錢鍾書列舉了如下例子:裴德喜歡看波德萊雅翻譯的愛倫·坡的短篇的法譯本,而不喜歡看愛倫·坡的原作;一個年輕的唯美主義者告訴法郎士說《冰雪奇緣》只有在譯本裡尚堪一讀;傳說歌德認為納梵爾翻譯的《浮士德》法文本比自己的德文本看得清楚;惠特曼也不否認《草葉集》的德文譯本可能勝過英文原作。 通過以上例子,錢鍾書想說明,如林紓譯的哈葛德小說“出原著頭地”,並不鮮見。 在 1993 年的修改中,錢鍾書又增加了博爾赫斯讚美伊巴拉把他的詩譯成法語後遠勝西班牙語原作的例子。⑩1984 年修改《七綴集》時,錢鍾書刪去了《林紓的翻譯》中徐永煐所論的“出發語言”和“歸宿語言”的注釋,後文談到“出發語言”和“歸宿語言”時儘管加了雙引號,但讀者不知這一提法出自何處,到底是錢鍾書自己的說法還是別人的說法,抑或是錢鍾書的概括? 如此一刪,首尾不能相顧,帶來混亂。徐永煐何許人也,錢鍾書為何要引用他的論述,後來又為什麼刪去關於他的注釋呢? 有必要了解一下徐永煐其人。 二徐永煐,1916 年考入清華學校,1925 年赴美留學。 1927 年在舊金山加入美國共產黨,是 1927年成立的美共中國局的創始人和領導人。 1945 年後為中共在美工作領導小組成員。 1950 年 5 月,46

受命擔綱“黨中央宣傳部英譯毛選委員會”主任,主要成員有金岳霖、錢鍾書、王佐良、袁可嘉等人。 據王佐良回憶,金岳霖翻譯了《實踐論》、《矛盾論》,錢鍾書翻譯了《在延安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為《毛澤東選集》(以下簡稱“毛選”)的英譯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他們的集體努力,“樹立了譯文的總的骨架,確定了哲學、經濟、政治、文學理論等專門名詞的譯法,把過去從未公開過的篇章傳播到外面世界去,這些都是那第一個毛選英譯委員會的功勞”。毛選前三卷英譯本 1953 年出版後,英國專家史平浩(道格拉斯·弗蘭克·斯普林霍爾, Douglas Frank Springhall)認為“譯得太雅了,我們倫敦碼頭工人看不懂”。1954 年,毛選英譯委員會著手修改,並邀請徐永煐和錢鍾書參與,至 1960 年前後完成。1958 年初到 1963 年,錢鍾書為英譯毛選定稿組的成員,1964 年起又參與了《毛澤東詩詞》的英譯工作。 錢鍾書參與了毛選前三卷的英譯定稿工作,也曾為毛選第四卷英譯文進行過潤色,“徐永煐一直對他很倚重”。在修改毛選前三卷英譯本的過程中,徐永煐感覺到因為英文教育背景的差異,定稿組在語氣、文體、意譯與直譯方面的分歧很大,有必要形成一些共同性的認識。因而從 1961 年起,他開始撰寫《翻譯的共同認識》,1962 年上半年完成,分為“理論認識”和“具體認識”兩本小冊子在內部印行,後“理論認識”部分以《論翻譯的矛盾統一》為題,發表在《外語教學與研究》1963 年第 1 期。 作為翻譯小組的成員,錢鍾書肯定讀過小組負責者徐永煐的論著,並對翻譯是譯者用一種語言即“歸宿語言”來表達、作者用另一種語言即“出發語言”的論述印象深刻,因而直接拿來使用,除了注釋中標注出之外,在具體的論述中,也提到了“出發語言”和“歸宿語言”。 《林紓的翻譯》一文的寫作,與徐永煐主持的日常翻譯工作以及翻譯的“共同認識”的討論應該有很大關係,甚至可以說其直接促使了錢鍾書撰寫該文。 王水照說錢鍾書對林紓翻譯的評價,是對徐永煐《論翻譯的矛盾統一》一文觀點的“拓展和深化”,對比兩篇文章,會發現這未免有些言過其實,但錢鍾書受到徐永煐觀點的啟發和推動,則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作為“上司”的徐永煐,對錢鍾書的印象很不錯。 1958 年 10 月,徐永煐因病處於半休養狀態。此間除了 1960 年春夏間受命完成毛選第四卷的英譯之外,一直參與毛選英譯稿的審定工作。 1962年 3 月 13 日,徐永煐致信負責毛選第四卷英譯稿審定的孟用潛與章漢夫,建議確立簡明正確的方針,統一觀念,加強集中,改進程序,鞏固和提高改稿質量。 這封題為《關於英譯毛選稿再次修改問題》的書信,第二部分“加強集中,紅專結合”建議“由程鎮球、SOL(筆者按:即 Solomon Adler,愛德勒)、錢鍾書三人,組成咨詢小組,負責整理歷次修改建議,與初版稿和舊改稿對照,並且提出抉擇意見供用潛同志考慮”,具體的程序是:“咨詢小組由錢程二人分擔不同文章的主審二審,交換看稿,協商定奪,記錄異議之處,再交 SOL。 SOL 進行了必要的修改,由錢、程分頭以次(筆者按:原文如此)看過之後,一起和 SOL 就不同意見協商,記下異議,流水交上用潛同志審閱。” 徐永煐特別指出:“咨詢小組人選,是根據紅專集合的原則。” 具體到錢鍾書,有這樣一段評價:錢鍾書政治覺悟差一些,而漢文英文卻都很好,特別是始終地和全面地參加了初版稿和舊改稿的工作。 文學研究所現在讓他每星期在翻譯組工作兩天。 他只能參加一部分稿子的校改。 又因為陷於會議,更不能發揮全面和深思熟慮的作用。 如果工作布置改進,提高他的情緒,可能爭取他多工作一半天。後來,有人問楊絳如何看待徐永煐說錢鍾書“政治覺悟差”時,楊笑答:“這是實情。 錢鍾書的政治覺悟確實不高。 不過,他對翻譯毛選是很認真的,不像近年一些媒體說的那樣,好像不情願似的。”楊接著說,“錢鍾書和‘上司’要好的比較少,但和徐永煐是例外。 那時候,徐常常問錢,‘這個事兒準備好了嗎? 那個事兒準備好了嗎?’還開玩笑說錢是他的 Office Wife(辦公室夫人)。” 徐永煐可56

以與錢鍾書無拘束地開玩笑,足見兩人關係之近。 徐永煐長錢鍾書 10 歲,是清華學長,又是毛選英譯小組中與錢鍾書共事最久的同事,前後達十餘載,兩人結下了超乎尋常的友誼,徐也成為錢鍾書為數不多的交好的“上司”。除了對同事的理解尊重,徐永煐突出的英文水平也是贏得錢鍾書尊敬及友情的不可忽略的一個重要原因。 徐永煐的英文很好,他的夫人張淑儀說,“周恩來對她說過,周認識的中國人裡,英文最好的有兩位:黨內的徐永煐,黨外的宋慶齡。” 參與毛選英譯的美國人李敦白認為,徐永煐“較少重視文體,而重視其中的政治內涵”,講究文字,“經常為了一個字或是短語和人爭論不休”。徐氏這種嚴謹認真的做事風格,錢鍾書也是極為欣賞和認可的。三1993 年 4 月,錢鍾書修訂了包括《七綴集》在內的《錢鍾書集》,確定了文集的最後定本,之後國內主要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三聯書店出版發行。 就《林紓的翻譯》而言,總括起來,有以下幾個方面的變化:(一)修改了一些明顯的疏漏。 如《林紓的翻譯》的開頭從許慎的《說文解字》“囗”部第二十六個字“囮”的訓詁談起,《文學研究集刊》(第一冊) 、《舊文四篇》 、《七綴集》 (修訂本) 中都說這個字在《說文解字》的“卷六”,《七綴集》改定本都為“卷十二”。 《文學研究集刊》(第一冊) 、《舊文四篇》 中將維耐與達勃而耐合著的Stylistique comparée du Français et de l’Anglais 譯為《英法文風格比較》,《七綴集》(修訂本) 和改定本改譯為《法、英文體比較》。(二)對部分論述進行了擴充。 《舊文四篇》裡說:“所謂‘虛涵數意’ (manifold meaning),把翻譯能起的作用、難於避免的毛病、所向往的最高境界,仿佛一一透示出來了”, 《七綴集》 (修訂本)增加了“虛涵數意”的英文義項,將每句話跟“誘”、“訛”、“化”對應起來,並加括弧標出,改定為:“所謂‘虛涵數意’ ( polysemy, manifold meaning),把翻譯能起的作用(‘誘’)、難於避免的毛病(‘訛’)、所向往的最高境界(‘化’),仿佛一一透示出來了。” 談到拙劣晦澀的譯文時,《舊文四篇》云:法國十七世紀德·馬露爾神父(Abbé de Marolles)的翻譯就是一個經典的例證,他所譯古羅馬詩人《馬夏爾的諷刺小詩集》( Epigrams of Martial )被時人稱為《諷刺馬夏爾的小詩集》 ( Epigrams against Martial )。 許多人都能從自己的閱讀經驗裡找出補充的例子。《七綴集》(修訂本)增加了同時代人對這位神父翻譯的評價,講得更為透徹:十七世紀法國的德·馬羅勒神父( l’Abbé de Marolles)就是一個經典的例證。 他所譯古羅馬詩人《馬夏爾的諷刺小詩集》( Epigrams of Martial )被時人稱為《諷刺馬夏爾的小詩集》( Epigrams against Martial );和他相識的作者說:“這位神父的翻譯簡直就是法國語文遭受的一個災難(un de ces maux dont notre langue est affligée),他發願把古羅馬詩家統統譯出來,桓吉爾、霍拉斯等人都沒有蒙他開恩饒命(n’ ayant pardonné),奧維德、太倫斯等人早晚會斷送在他的毒手裡(assassinée)(筆者按:應為 assassinés 之誤,原文此處遺漏了後引號)。 不用說,馬羅勒對他的翻譯成績還是沾沾自喜、津津樂道的。 我們從親身閱歷裡,找得到好多和這位神父可以作伴的人。此外,增加了引論例子的外語原文。 錢鍾書在論述林紓譯書所用的文體時,列舉了《巴黎茶花66

女遺事》 的例子,在《七綴集》(修訂本)中,錢鍾書加上了法文原文。類似上述的擴充,全文有六七處。(三)增刪了一些例子,全文有五六處。 如在談到翻譯的“訛”時,增加了博爾赫斯的論述。在談到“古文”時,增加了陽湖派古文家惲敬曾孫的論述,刪去了李葆恂《義州李氏叢刊》裡的《舊學盦筆記》中的引文。(四)文字上的修改、注釋上的調整(如將原來在注釋中的內容挪到正文中,或將正文中的內容調整到注釋之中),全文不下二十處。 有些改得比較好,如《舊文四篇》裡講到翻譯的“化境”時說,這種造詣被譽為“投胎轉世”,“軀殼換了一個,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 《七綴集》 (修訂本)改為“軀體換了一個,而精魂依然故我”,明顯要比前者好些。 有一些反而改得不好了,如《舊文四篇》裡講:“文學翻譯的最高標準是‘化’”。 《七綴集》 (修訂本)改為:“文學翻譯的最同理想可以說是‘化’。”或許是編輯疏忽將“最高”誤為“最同”,讓人不知所云。 1993 年改後的定本則是這樣:“文學翻譯的最高理想可以說是‘化’。” (五)情感態度上的變化。 《舊文四篇》中談到林紓翻譯的哈葛德《三千年豔屍記》,其中第五章結尾寫到的鱷魚與獅子搏鬥,頗有抵牾之處。 錢鍾書說:我開始能讀原文,總先找林紓譯過的小說來讀。 後來,我的閱讀能力增進了,我也聽到輿論指摘林譯的誤漏百出,就不再而也不屑再看它。 它只成為我生命裡累積的前塵舊蛻的一部分了。這裡說“就不再而也不屑再看它”,下文又是“最近,偶爾翻開一本林譯小說……” 自相矛盾。在《七綴集》(修訂本)中,錢鍾書改成這樣:我開始能讀原文,總先找林紓(筆者按:原文此處漏了“譯”字)過的小說來讀。 我漸漸聽到和看到學者名流對林譯的輕蔑和嗤笑,未免世態逐炎涼,就不再而不悄(筆者按:應為“屑”之誤)再去看它,毫無戀惜地過河拔橋了!林譯小說推動了中國近代文學的革新,孕育和催發了“五四”新文學,在青年一代中影響巨大。錢鍾書少年時代也深受其影響,四十年後寫《林紓的翻譯》時,仍然對一些細節和文字記憶猶新。他說:“我自己就是讀了林譯而增加學習外國語文的興趣的。 商務印書館發行的那兩小箱《林譯小說叢書》是我十一二歲時的大發現,帶領我進了一個新天地,一個在《水滸》、《西遊記》、《聊齋志異》以外另闢的世界。 我事先也看過梁啟超譯的《十五小豪傑》、周桂笙譯的偵探小説等,都覺得沉悶乏味。 接觸了林譯,我才知道西洋小說會那麼迷人。 我把林譯哈葛德、迭更司、歐文、司各德、斯威佛特的作品反復不厭地閱覽。 假如我當時學習英語有什麼自己意識到的動機,其中之一就是有一天能夠痛痛快快地讀遍哈葛德以及旁人的探險小說。” 修改後沒有了“輕狂”與“不屑”,含有同情之理解,也比較符合錢鍾書的實際。從《林紓的翻譯》的反復修改,我們可以看到錢鍾書精雕細刻的學術追求。 然而,過度追求完美可能帶來對文本的無意斫傷,可謂“智者千慮,或有一失”。 錢鍾書刪去了徐永煐關於“出發語言”與“歸宿語言”的注釋,正文中卻保留了其具體論述,令人疑惑。 前文提到,《林紓的翻譯》是錢鍾書 1964 年尚在毛選英譯小組工作時完成的,組長徐永煐“出發語言”與“歸宿語言”的提法及“翻譯的共同認識”直接啟發了《林紓的翻譯》的寫作。 楊絳也說,徐永煐是錢鍾書為數有限的關係親近的領導。 那麼,1984 年錢鍾書為什麼要刪去徐永煐的名字? 是為了恪守自己不徵引同時代學人論述的學術個性,還是隱瞞自己的觀點的出處,或二者兼而有之呢?76

需要補充的是,林紓與錢家淵源甚久,並與錢基博生有嫌隙。 五四白話文學興起之際,林紓與錢基博捍衛古文,反對胡適、陳獨秀提倡的白話文運動,可謂同道。 不過兩人交情甚淺,常常水火不容。 某年,錢基博欲刊行其著作,因林紓作梗未果;某年,錢基博被介紹至北師大執教國文,又因林紓搗亂作罷。 錢基博在自傳中寫到:“(林紓)屬商務不印拙稿,而不知博本勿賴市文為生,有友人介紹博任北師大國文講座;其時畏廬在北京文壇,氣焰炙手可熱,亦作臧倉,致成罷論。” 錢基博之言,未可全信,但他們二人關係不合卻是實情,直至晚年,他仍耿耿於懷。 錢鍾書肯定知道其父與林琴南之糾葛,在撰寫《林紓的翻譯》時,他直言不諱地指出林紓“但求神似,不求形似”的近似“轉述譯法”的弊病,對林譯小說的“誤植”、“誤意”、“刪改”、“增補”的錯訛毫不遮掩,但對林譯小說的優點———質樸簡練、通達流暢的文風和寫照傳神、富於情韻的藝術特徵也不吝讚詞和欣賞。 《林紓的翻譯》就事論事、客觀公允地評價了林紓翻譯“媒”的作用,肯定其對現代翻譯以及現代文學的巨大貢獻,闡述了自己的“化境”理論,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傳統的翻譯思想體系,是對中國現代翻譯理論的重大貢獻。①王水照:《錢鍾書先生參與〈毛澤東選集〉英譯過程點滴》,《錢鍾書的學術人生》,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第 35 頁。②周振甫:《錢鍾書先生談藝略記》,《周振甫講〈管錐編〉〈談藝錄〉》,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頁。③⑦錢鍾書:《林紓的翻譯》,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文學研究集刊》(第一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 年,第 2 頁;第 25 頁;第 1 頁;第 2 頁。④ 錢鍾書:《林紓的翻譯》,《舊文四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第 63 頁;第 62頁;第 63 頁;第 62 頁;第 65~66 頁;第 85 頁;第 67 頁。⑤⑥⑧錢鍾書:《林紓的翻譯》,《七綴集》(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第 80頁;第 106 頁;第 101 頁;第 79 頁;第 106 頁;第 79 頁;第 82 頁;第 97 頁;第 83 頁。⑨錢鍾書:《談藝錄》,北京:三聯書店,2008 年,第127 頁。⑩錢鍾書:《七綴集》,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第 101頁;第 77頁;第 106頁;第 77頁;第 80~81頁。徐永煐 20 世紀二三十年代曾將毛澤東等領導人的著作和中共中央文件譯成英文;1945 年在紐約組織審定過董必武交給的毛著英譯稿;主持中宣部英譯毛選委員會已是第三次受命其事。 徐慶來編著:《徐永煐紀年》,第 368 頁。徐慶來編著:《徐永煐紀年》,第 227~228 頁;第 251 頁;第 257 頁;第 300 頁;第 313頁;第 311 頁;第 312 頁;第 375 頁;第 369 頁;第 359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年。參與定稿的美國人李敦白說:“牛津大學出身的學者則比較接受英國式用法,例如在虛擬語氣的運用上就較我們精準,但在間接引用句方面則不像我們那樣揮灑自如。”參與定稿的牛津大學畢業的成員,除錢鍾書外,還有裘克安和程鎮球。 參見徐慶來編著:《徐永煐紀年》,第 302~303 頁。李敦白、阿曼達·貝內特:《紅幕後的洋人———李敦白回憶錄》,丁薇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65 頁。參見錢鍾書:《舊文四篇》,第 77 頁;錢鍾書:《七綴集》(修訂本),第 90 頁。參見錢鍾書:《舊文四篇》,第 81 頁;錢鍾書:《七綴集》(修訂本),第 94 頁。參見錢鍾書:《舊文四篇》,第 62 頁;錢鍾書:《七綴集》(修訂本),第 79 頁。錢基博:《錢基博自傳》,上海:《江蘇研究》,1935 年第 8 期。作者簡介:王鵬程,西北大學文學院教授。 西安710127[責任編輯　 桑　 海]86

澳門理工學報　 2026 年第 2 期“詩化”與“戲化”:漢語“名+名”小句的功能溫鎖林[提　 要] 　 名詞性成分並列而成的小句體,可簡稱“名+名”小句,此類小句有幾個特點:小句結構中至少包含了兩個名詞性單位;小句有相對的獨立性,可充當表述的基本單元;小句表層只有顯在而單一的並列關係;名詞各項間不用任何連接詞。 考察中發現,這種並列組合的“名+名”小句都用於有韵律要求的韵文體,是詩歌語言的一種特殊表達形式。 據此,可突破過去將其看成“列錦”辭格的修辭觀,結合詩歌語境,對其“詩化”與“戲化”兩種功能進行探討。[關鍵詞] 　 “名+名”小句　 韵文體　 詩化功能　 戲化功能[中圖分類號] 　 H03; I207.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6) 02 - 0069 - 13前　 言漢語中有一種純粹由名詞並列而成的小句(短語),下文簡稱為“名+名”小句。 這種小句在句法與語義上具有相對的獨立性,能作為表述性的小句使用。 “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白居易《長恨歌》)中的首句,就是由三個名詞性成分“雲鬢”、“花顏”、“金步搖”並列構成的。 還有的情況更為特殊,兩句都由名詞性成分並列而成,陸游《書憤》中的名句“樓船夜雪瓜洲渡,鐵馬秋風大散關”,兩個詩句連續用了六個名詞性成分。 這類“名+名”小句有幾個特點:(1)小句中至少包含了兩個名詞性單位;(2)具有相對的獨立性,能充當一個表述的基本單元;(3)句法表層只有顯在而單一的並列關係;(4)名詞各項間不用任何詞項關聯。 這類並列性“名+名”小句在詩詞中最為常見,有的是“名+名”小句單獨出現,有的是“名+名”小句的連用。 如:(1) a.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 (王昌齡《出塞》)b. 一頭犁牛半塊田,收也憑天,荒也憑天。 (張養浩《山坡羊·一頭犁牛半塊田》)c. 岧岧山上亭,皎皎雲間星。 (漢樂府古辭《長歌行》)d.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 (漢古詩十九首《青青河畔草》)e.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 (孟郊《遊子吟》)王希傑最早關注到此類現象,還將其命名為修辭格中的“類聚格”。①譚永祥將此類現象重新命名為“列錦”辭格:“以名詞或以名詞為中心的定名詞組,組合成一種多列項的特殊的非主謂句,用96

來寫景抒情,敘事述懷,這種修辭手法叫‘列錦’”。②後來的文獻都是將其作為“列錦”辭格來研究的。 不過,“列錦”既然是一種修辭格,顧名思義,那就意味著結構中名詞性成分所代表的事項都有“美質”,才能與該辭格的名稱匹配。 但是,有數量可觀的“名+名”小句裡所列舉的事項,似乎很難說“列”的是“錦”,因其肅殺淒涼,倒很有點“賣慘”的觀感,如:(2) a. 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 (溫庭筠《商山早行》)b. 風微煙淡雨蕭然,隔岸馬嘶何處? 九回腸,雙臉淚,夕陽天。 (馮延巳《酒泉子》)c. 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 (陸游《釵頭鳳》)d.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 (馬致遠《天淨沙·秋思》)e. 騷扒頭公公敗興漢,啊呀呀,吊死鬼婆婆不能看。 (山西陽泉民歌《想情人》,注:“騷扒頭”指“色鬼”,“敗興”是“倒黴、丟人”的意思)下面的“名+名”小句分別是流傳於民間的諺語(a、b)、民歌(c、d)和民謠(e),說是事物或現象的“類聚”倒也能通,但非要說“列”的是“錦”,或者是“錦”的並列,恐怕也並非作品的原意。 如以下例句:(3) a. 門縫的風,後娘的心。b. 黑蟒口中舌,黃蜂尾上針;兩般猶未毒,最毒婦人心。c. 一鍋鍋豬肉半鍋鍋油,哭成淚人人咋叫哥哥你走。 (山西河曲民歌《掙不下銀錢過不了》)d. 河裡的石頭房椽上的瓦,你不嫌我腳大我不嫌你疤。 (山西靈石民歌《交朋友》)e. 麻屋子,紅帳子,裡面住著個白胖子。 (謎語“花生”的謎面)把“名+名”小句稱為“列錦”或是“類聚”,名稱的優劣倒在其次,最突出的問題是,若僅僅將其作為修辭格來理解,可能無法揭示其在漢語中真正的地位與價值。 “辭格是為了使說話生動有力而運用的一些修飾描摹的特殊方法。” ③“修辭學研究如何用種種不同的手段來達到語言的表達效果。 不同的修辭手段有其獨特的表達作用……” ④若以辭格觀之,“名+名”小句與修辭學著作裡常見的辭格有幾點明顯的不同:一是有文體限制。 “名+名”小句只用於韻文體,⑤受文體的限制明顯,而別的辭格則無此限制。就以“對偶”這種書面化的辭格而論,雖然常用於韻文體的詩詞或對聯當中,但非韻文體中也常見使用。 對偶句在增強語言表現力的同時,也通過整齊合韻的形式,給語言增添了美質。 毛澤東批評主觀主義學風的一段話中,就接連用了三個對偶句,節奏鏗鏘,對比鮮明,對主觀主義學風的特點與危害做了最精準的概括。(4)這兩種人都憑主觀,忽視客觀實際事物的存在。 或作演講,則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則誇誇其談的一大篇。 無實事求是之意,有嘩眾取寵之心。 華而不實,脆而不堅。 (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二是缺少統一的修辭效果。 “名+名”小句與常見的比喻、誇張等傳統辭格的最大不同在於,傳統辭格都有其鮮明而一致的修辭效果。 比如,比喻是用具體形象的事物來比那些抽象生疏的事物,有化抽象為具體、變生疏為熟知的修辭效力,還能增加語言的生動性與形象感。 誇張是一種言過其實的話語方式,有通過極力的誇大(縮小)的渲染來取得語意強化、印象深刻的修辭效果。 反觀上例(1) ~ (3)各句,除了能感到是名詞代表的物象羅列外,很難明了其具體的修辭效果是什麼。 更重要的一點區別是,傳統辭格即便離開使用的特定語境也能看出其修辭效果,而“名+名”小句若脫07

離其具體語境,根本不知其所言之意,更難以領會其真正的修辭效果。蔣紹愚從句法省略的角度來描寫與解釋唐詩中的“名+名”小句(他稱其為“名詞語”)。 他認為,像“柳色孤城裡,鶯聲細雨中” 可看作省略“在”,“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 可以看作省略“如”。 不過,他也指出,兩個“名詞語”還可作另外的理解:“也就是說,如果詩句中沒有動詞和形容詞,只有名詞詞組,而又不能簡單地理解為省去‘在’、‘有’、‘如’、‘是’等動詞的,就應該看作名詞語。” ⑥他還特別提到:“也有的名詞語不是由句子轉化成的,卻也補不出謂語和述語;或者更準確地說,謂語或述語雖可補出,但補出後反而成了贅餘。” ⑦可見,說“名詞語”詩句是省略現象只是理解層面的解釋,而非對其句法組織構造的刻畫:“這是詩人直接用形象來說話,補上任何謂語或述語均屬多餘。 ……讀著這兩句詩,可以直接在腦海中出現這樣一個畫面,而用不著補出謂語或述語。” ⑧他也承認,句法成分省略說並不能對唐詩中的“名詞語”詩句做出統一而合理的解釋。 值得特別關注的是,他還對這種由“名詞語”構成的詩句特殊的表達功能進行了解釋:“詩人提供的是一個朦朧的意象,給讀者留下了廣泛的想象餘地。 只要不離詩句的原意太遠,讀者是可以根據自己的理解去加以補足的。” ⑨“這種名詞語在唐詩中相當常見,我們甚至可以說,這種把句子轉化成名詞語的辦法,是唐代詩人使詩句凝練、詩化的一種訣竅。” ⑩蔣紹愚對唐代詩歌語言中的“名詞語”詩句的觀察與理解,特別是對其特殊的意象構建功能的論述非常精彩到位。 不過,“名+名”小句不僅可以用在文人精心創作的詩作裡,還可以大量地使用於即興創作的民歌、民謠、順口溜等有一定韻律要求的韻文體裡。 但不論文人詩歌的特意推敲還是民間創作的即興隨意,“名+名”小句一律都出現於韻文體的現象絕非偶然,說明該類小句一定有其文體上特別的功能。 全面地展現這些“名+名”小句用於韻文體的特殊功能,是過去的辭格說和句法省略說所缺乏的。 這些“名+名”小句表層統一的並列關係下是否還隱藏著其他的語義關係? 這些特殊的句法格式與韻文體的穩定匹配中究竟還有什麼特殊的表達功能? 這些都是沒有人解釋清楚的理論問題。 所以,本文的研究將突破“列錦”修辭觀和句法成分省略觀,將其看成是一種特殊的語用現象,並通過全面考察其使用的具體語境,從句法、語義與語用三個角度,對“名+名”小句特殊的表達功能進行新的闡釋。一、“名+名”小句的使用語境初步觀察,“名+名”小句這種特殊的句法形式通常出現於有韻律要求的韻文體中,這種文體的專屬化與其特定的表達功能應該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 要做到描寫與解釋的充分性,首先需要全面地展現其具體的使用語境,做到充分的觀察。 通過對收集到的大量實際語料進行分類與觀察,可以發現“名+名”小句常見於如下的韻文體中。(一)詩詞作品詩詞作品是“名+名”小句使用最典型也是最常見的寄生地,除了前文例(1) ~ (2)中所舉各例外,下面再補充幾個。(5) a. 斜月沉沉藏海霧,碣石瀟湘無限路。 (張若虛《春江花月夜》)b. 南堤衰柳意,西寺晚鐘聲。 (元稹《遣行十首之八》)c. 梧桐樹,三更雨,不道離情正苦。 一葉葉,一聲聲,空階滴到明。 (溫庭筠《更漏子》)d. 鏤丹霞錦岫,殘素雪斑岑。 拂浪堤垂柳,嬌花鳥續吟。 (李世民《初春登樓即目觀作17

述懷》)(二)諺語與順口溜有一些諺語與順口溜也採用了“名+名”小句的表現形式。 不過,它們與日常口語存在一些形式上的不同:一是都以成對的小句組成;二是前後結成的是合韻的配對體;三是配對的小句都有字數相等的要求。 這些特點都已表明,諺語與順口溜都是以“名+名”小句形式創作而成的口頭詩作。下面是流傳頗廣的各種諺語:(6) a. 煙台的蘋果,萊陽的梨。 b. 米脂的婆姨,綏德的漢。c. 蠍子的針,後娘的心。d. 天上的龍肉,地下的驢肉。e. 東北有三寶,人參、貂皮、鹿茸角。 用“名+名”小句形成的順口溜,後句都押前句的韻,所以聽起來朗朗上口,更便於記憶與傳播。(7) a. 京油子,衛嘴子,比不上保定的狗腿子。 (流傳於京津冀的順口溜)b. 蔣先雲的筆,賀衷寒的嘴,靈不過陳賡的腿。 (民國時期“黃埔三傑”順口溜)c. 南開的牌子師大的飯,外院的女孩最好看。 (天津高校順口溜)d. 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不澆交城澆文水。 (山西交城順口溜)(三)民歌(山歌)民歌(山歌)是押韻的詩歌語言,是留在歌聲中的民族文化記憶。 以山西與陝西民歌中,就有數量眾多且形式多樣的“名+名”小句的歌詞,非常生動傳神。(8) a. 松樹葉葉柏樹根,我和三哥哥心連心。 (山西靜樂民歌《心連心》)b. 大青山石頭烏拉山水,山前山後誰也見不了誰。 (山西河曲民歌《誰也見不上誰》)c. 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藍,為朋友容易離朋友難。 (山西離石民歌《羊肚子手巾》)d. 陽畔上的圪針背畔上的艾,說死說活我還要來。 (陝北吳堡信天游《說死說活我還要來》)(四)作品的題目文學作品的題目也有採用“名+名”小句形式的情況,是詩句化的標題。(9) a. 林教頭風雪山神廟,陸虞候火燒草料場(羅貫中、施耐庵《水滸傳·第十回》)b. 春江花月夜(張若虛《春江花月夜》)c. 王閏香夜月四春園(關漢卿雜劇《王閏香夜月四春園》)d. 林海雪原(曲波《林海雪原》)e. 草原英雄小姐妹(《內蒙古日報》1964 年 3 月 14 日)(五)對聯對聯(楹聯)是詩歌的壓縮版,上下兩聯成雙配對,這是只有漢語這種“形音義”嚴整對應的語言中才可能有的語用現象。 有的對聯巧妙地用“名+名”並列的小句構建,十分工整,富有意韻。 請看幾個有代表性的作品:(10) a. 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風(黃岡快哉亭楹聯)　 　 b. 幾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南腔北調人(徐渭:《題青藤書屋圖》對聯)　 　 c. 重重疊疊山,曲曲環環路;高高下下樹,叮叮咚咚泉(俞樾:題杭州九溪十八澗楹聯)27

　 　 d. 兩樹梅花一潭水,四時煙雨半山雲(碩慶:題雲南昆明黑龍潭楹聯)　 　 e. 亭邊短短長長柳,渡上來來去去船(天津水上公園楹聯)　 　 f. 春花夏雨秋夜月,唐詩晉字漢文章(豫北地區流行的廳堂聯)這些對聯,巧妙地借助了題詠對象的特點,將人文與山水等眾多物象以“名+名”小句的格式密集呈現,大大擴充了對聯內容的容量與表現張力,給欣賞者帶來了體悟意境的廣闊空間,充分地展示了漢語“名+名”小句表達的獨特優勢。二、“名+名”小句深層的句法語義在全面觀察的基礎上,還需對“名+名”小句所表達的語義關係做進一步的挖掘。 雖然從句法表層看“名+名”小句都是幾個名詞項的並列,但其間的語義關係並不單一,隱含了豐富的語義類型。 這種句法與語義的扭曲,正是漢語句法靈活性的具體體現。 深度解剖這些表面看來單一的句法形式下多種多樣的語義關係,是體悟並解析其表達功能的基礎條件。(一)物項並置多數“名+名”的形式與語義對應,即並列形式下是物項的並置,句法形式直接映射了語義結構:既有兩個物項的並列式(a、b),也有多個物項的並列式(c、d、e)。 理解這種“名+名”小句的語意時,可在並列項之間加進連詞“和、與、還有”等。 如:(11)a.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詩經·草蟲》)b. 漾漾潭際月,飗飗杉上風。 (宋之問《宿雲門寺》)c. 柳湖松島蓮花寺,晚動歸橈出道場。 (白居易《西湖晚歸回望孤山寺贈諸客》)d. 青山綠水一道道溝,扔不下妹子哭上走。 (山西河曲民歌《瞭不見妹子山擋住了》)e. 山溝溝山窪窪金針針菜,單為眊你磨爛我一對鞋(hái,當地方言讀音)。 (山西左權民歌《櫻桃好吃樹難栽》)(二)前指後述即前項名詞用於指稱,後項名詞是對前項的述謂,前後兩項間得加上某個適配的動詞(“是、像、有”等),才能還原其實際的語義表達。 這種識解要求與方式表明,有的“名+名”小句其實是以並列做偽裝的主謂關係。 下例(12)中的幾句即是如此:(12)a.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詩經·關雎》)b.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論語·顏淵》)c. 一車炭,千餘斤,宮使驅將惜不得。 (白居易《賣炭翁》)d. 斑竹一枝千滴淚,紅霞萬朵百重衣。 (毛澤東《七律·答友人》)e. 畫眉眉羊羔虎頭頭,柔軟軟絨毛綿溜溜。 (山西河曲民歌《羊倌歌》)上例四句可分別理解為:窈窕淑女是君子的好逑;做君主的要像個君主樣,做臣子的要像個臣子樣,做父親要像個父親樣,做子女的要像個子女樣;一車炭有千餘斤重;每枝斑竹上的斑斑點點都是娥皇與女英流下的千滴淚,天上的萬朵紅霞是娥皇與女英的百重衣;畫眉眉羊羔長著個虎頭頭。三、“名+名”小句的詩化功能“名+名”小句是一種句法與語義很特殊的表述形式,其特殊性表現在:結構中只見並列的名詞,而不見名詞之外的表述成分,且“名+名”小句與前後的小句並無結構上的關聯。37

前文所示,“名+名”小句一般不用於日常語言中,它們是只使用於韻文中且語義關係並不單一的詩歌語言,即便是那些用“名+名”小句創作的諺語和順口溜,也應屬於口頭詩歌一類。 日常語言的主體功能是用於交際,傳情是其附屬功能;而詩歌語言的主體功能是用於傳情的,交際是其附屬功能。 所以,從“名+名”小句只能用於韻文體這一文體上看,其特殊的功能首先是“詩化功能”。 也就是說,使用者在詩歌中特意選用“名+名”小句來傳情達意,一定與詩歌體特有的詩化功能有關。“名+名”小句的詩化功能,既表現在合轍押韻的韻律特徵上,也表現在詩意化的傳情達意方式上。(一)起興與押韻1. 起興“名+名”小句多用於詩歌的首句,在民歌山歌中更是如此。 “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朱熹語)“名+名”小句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起興,即以眼前或熟悉的事物來開個頭,以引發想要詠誦的事體並用以傳達其主旨意思。 起興是從《詩經》延續下來的一種詩歌的表現手法,歷代詩詞中都有其影子,尤其是在民歌中更是得到了完美的繼承。 與《詩經》裡“國風”中的民歌一樣,創作者可隨時隨地借助外界物象起興作為導引,把自己的情感抒發出來。 想起什麼唱什麼,看到什麼唱什麼,唱到哪裡就算哪裡,可自由發揮而不受限制。 這一特點在隨意創作的民歌與順口溜一類的韻文體中表現得最為突出。 我們看到,起興句中並列出現的事物粗看起來可能與所說的意思並無什麼必然的關聯,所取物象具有不可預測性。 但即興的創作是老百姓最真實的生活寫照,在反映生活的真實性上,比起文人刻意創作“名+名”小句反倒更接地氣。 所以,民歌民謠的語言更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13)a. 河裡頭的石頭井裡頭的水(shuǐ),心裡頭有誰就是誰( shuí)。 (山西岢嵐民歌《打心錘》)b. 陰坡的糜子背山的穀(gǔ),我哪達裡想起你呀哪達達裡哭(kū)。 (山西河曲民歌《難活不過人想人》)c. 半(個)把把紅豆豆半(個)把把米(mǐ),拿起筷筷就想起你(nǐ)。 (山西河曲民歌《二不溜溜黃風沿山山刮》)2. 定韻除了用於起興,“名+名”小句的另一個重要功能是定韻,即利用小句中的最後一字給後一詩句規定了韻腳。 從而形成雙句合韻、朗朗上口的詩歌語言。 下一唱段可接上段的韻腳,也可換韻,轉換自由。 這種可接可換的用韻方式可能與民歌的男女對唱形式有關。(14)a. 一道道的山來一道道水(shuǐ),咱們中央紅軍到陝北(běi)。 一杆杆的紅旗一杆杆槍(qiāng),咱們的隊伍勢力壯(zhuàng)。 ……千里的雷聲萬里的閃( shn),咱們革命的力量大發展(zhn)。 (陝北民歌信天游《山丹丹開花紅豔豔》)b. 白羊肚手巾紅腰帶(dài),親人們迎過延河來( lái)。 ……樹梢樹枝樹根根(gēn),親山親水有親人( rén)。 ……東山的糜子西山的穀(gǔ),肩膀上的紅旗手中的書( shū)。……米酒油饃木炭火(huǒ),團團圍定炕上坐(zuò)。 ……白生生的窗紙紅窗花(huā),娃娃們爭搶來把手拉( lā)。 ……一口口的米酒千萬句話(huà),長江大河起浪花( huā)。……千萬條腿來千萬只眼(yn),也不夠我走來也不夠我看(kàn)! (賀敬之《回延安》) c. 東山的核桃西山的棗(zo),偏偏愛上你呀山裡的寶(bo)。 ……白花花的熱豆腐火辣辣的醬( jiàng),恩恩愛愛一輩子比甚都強(qiáng)。 堅韌韌的滾油糕甜蜜蜜的糖47

( táng),幸福的日子千年萬年也不覺得長(cháng)。 (山西民歌《東山的核桃西山的棗》)(二)營造群組意象詩有三境:物境、情境與意境。 “名+名”小句用於詩歌與韻文作品裡,在實施起興與定韻這些基本的詩化功能時,還體現在營造意象群組表達詩情畫意的特殊功能上。 “名+名”小句詩意營造的特別之處是,通過名詞所代表的並列意象來創設一組群體意象,以視覺轟炸的方式來烘托場景,強化與渲染意象的感染力。 “名+名”小句的意象營造和詩意表達可分兩步走:第一步是構建起一個意象群組,第二步是在群組意象構建的基礎上來抒發特定的情感。所以,那些看似隨意的即興組合的“名+名”小句,實際上並非隨意的組合,而是由屬於同一語義範疇的物象經創作者精心組構而成的意象群組。 這些被構建起來的群組意象從語義隸屬上看大致可分為:自然景物、日常用物、人物形象特徵三類。1. 自然景象群組構建(15)a. 岧岧山上亭,皎皎雲間星。 遠望使人思,遊子戀所生。 (漢樂府古辭《長歌行》)b. 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 北雁南飛。 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 (王實甫《西廂記·第四本·第三折》)c. 清粼粼的水來藍個瑩瑩的天,小芹我洗衣裳來到了河邊。 (歌劇《小二黑結婚》插曲《清粼粼的水來藍個瑩瑩的天》)d. 雄偉的喜馬拉雅山哎,奔騰的雅魯藏布江哎,山高水長情誼深哎,毛主席恩情永不忘哎。 (日當呷扎《雄偉的喜馬拉雅山》)a 中“山上亭”和“雲間星”兩個遙不可及的物象,暗示了故鄉的遙遠,渲染了在外飄蕩的遊子對故土的深深眷戀。 b 中崔鶯鶯用深秋空曠的雲天和遍地散落的黃花兩個意象的疊加,營造了一種孤單淒慘的離別場景,再加上寒冷的西風與南飛大雁的襯托,把她送別戀人時內心的悲涼充分地表達出來。 c 中清水藍天美景的集中展示與小芹來到河邊迎接心上人小二黑的歡喜心情相映襯。d 中用喜馬拉雅山的雄偉和雅魯藏布江的奔騰來形容恩情的山高水長,十分巧妙得體。2. 日常物象群組構建與文人創作的詩歌相比,民歌(山歌)由於是即興的歌唱,“名+名”小句中選取物象時更顯自由化與生活化。 小句中所列舉的物象除自然景物外,更多的是直接選取身邊日常用物來構造群體意象,真實再現了勞動人民的生活經驗與感受,也符合“見甚唱甚、想甚唱甚”的即興隨意的民歌特點,是勞動者內心情感抒發時現實場景的再現,真切而又感人。(16)a. 黃連樹苦豆根,世上少有我這苦命人。 (山西河曲民歌《童養媳婦活不成》)b. 一具具老黃牛,一把把老鋤頭,莊戶人的那個喜和憂,就讓你牽著走。 (山西左權民歌《土豆情》)c. 四棱棱的那茶壺紅彤彤的火,捏上把好茶葉老叫哥哥喝。 (山西平定民歌《你打口哨我擺手》)d. 棗紅紅騾子豹花花馬,腳夫哥哥來到了俺們家。 長長的豆面河撈軟溜溜的糕,腳夫哥哥寬心處就是好。 (山西寧武民歌《腳夫歌》)e. 愛穿紅來一身紅,紅襖紅裙紅褲襟。 嘴嘴上擦上一點點紅,越看越惹親。 (山西臨縣民歌《馮彩雲》)3. 人物形象群組構建57

民歌(山歌)大多是歌唱愛情生活的,群組物象裡自然少不了對心儀對象的描摹與讚美。 於是直接呈現眼前人物容貌形象特點的群組意象就成了“名+名”小句的一種常用方式。 在描摹人物形象特點的意象中,由於名詞性成分裡加上了日常生活用物的修飾,再加上一些富有地方特色的摹狀後綴,給人物形象的營造塗上了一層地域特色,成為民歌的地域符號。(17)a. 白蘿蔔胳膊水蘿蔔腿,瓜籽仁仁舌頭海棠花花嘴。 (山西河曲民歌《搭夥計不如娶下你》) b. 黑圪生生的頭髮白圪生生的牙,笑圪盈盈的嘴唇,親煞哥哥了。 (山西河曲民歌《人在外前心在家》,注:“圪”為山西話中構詞的詞頭,無意義)c. 黑油油的頭髮,白靈靈的牙,毛呼魯魯的眼眼,妹妹呀,你可叫哥哥咋! (山西左權民歌《櫻桃好吃樹難栽》)d. 白圪生生胳膊巧溜溜手,人裡頭就數你風流。 (陝北府谷山曲《鍘刀剁頭不後悔》)e. 兩耳房子四合頭院,回到婆家閻王殿。 騷扒頭公公敗興漢,啊呀呀,吊死鬼婆婆不能看。 (山西陽泉民歌《想情人》)(三)意象群組的詩意表達1. 寓情於景的詩意表達“名+名”小句通過構建的意象群組,以中國寫意畫濃墨重彩的筆法營造並烘托了群組意象與所詠對象的巧妙關聯,增強了詩歌表達時的情景帶入感。 這是一種寓情於景物的詩意表達方式。王國維有“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的“兩境”觀。其實,從前面所列舉的“名+名”小句來看,這些進入詩篇中的物象,早已打破了“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與“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的所謂“有我”與“無我”之境的二分界限。 因為,一切景語皆為情語,但凡進入詩歌中的名詞物象,都是經過創作者情動過濾後的物象,是創作者喜怒哀樂的外象表徵,是情景交融的產物。“枯藤老樹昏鴉”與“古道西風瘦馬”呈現的是在外遊子眼中的異鄉深秋淒涼景象,在與“小橋流水人家”的故鄉溫馨景致的反襯中透出的是濃濃的鄉愁以及歸心似箭的急迫感。 這種直擊人心的情感力量,得益於作者巧借群組物象高密度大尺度的物象湧現,帶來的是比單純物象更大的視覺沖擊與心靈震撼。文人作品中的“名+名”小句,如果說還有一些著意而為的藝術加工痕跡,那麼,出自廣大勞動者口中的民歌山歌中的“名+名”小句,就更能反映這種情景交融的表達效果。 僅以上面例(16d)為例,癡情女子盼來了心上人腳夫哥,在愛屋及烏的移情作用下,她眼中的家畜也變得那樣順眼,“騾子”的“棗紅紅”是愛意調劑的色調,“馬”的“豹花花”更是打動她芳心的花紋,因為它們都是腳夫哥勞動時常在身邊的陪伴,自然就格外入眼。 “長長的豆面河撈”和“軟溜溜的糕”是要招待腳夫哥哥寬心的,傾注了滿滿的愛意,所以也超越了普通食物的意義。 例(16e)中更是埋怨之情的直接發泄,因為嫁錯了人,所以婆家的“兩耳房子四合頭院”才成了她眼中的“閻王殿”。再以例(14c)來看這種寓情於物的情感表達的精妙。 “東山的核桃西山的棗”兩個物象都綴了個“山”,那是因“你”就是“山裡的寶”,“核桃、棗兒”就成了“有情”之物;“白花花的熱豆腐火辣辣的醬”,突出了兩個物象的“熱”與“火辣”,象徵了“恩恩愛愛一輩子”的熱辣紅火,才成為“含情”的物象;“堅韌韌的滾油糕甜蜜蜜的糖”,用其“堅韌韌、甜蜜蜜”來象徵“幸福日子”的甜蜜長久,所以,才在歌詞裡被特意選來呈現情感。“境非獨謂景物也。 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 故能寫真境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 67

所以,從純句法與語義的角度來看,或者單從修辭的角度觀察,是無法體會“名+名”小句中蘊含的特殊詩意的。2. 以靜顯動的物象呈現從句法與語義上觀察,“名+名”小句是物象的指稱,並列的都是一些靜態的物象。 但是,聯繫詩歌的表意,進入“名+名”小句中的物象,絕非簡單的靜物呈現,而是一種以靜顯動的物象呈現與詩化的傳情表意方式。(18)a. 一鋪灘灘楊柳樹一片一片青;一叢一叢山桃花,好像胭脂雲。 (山西左權民歌《楊柳青》,注:“鋪灘”又可寫成“不灘”,山西話中表示“灘、片”的量詞)b. 一對對鴛鴦一對對鵝,小妹妹在家想哥哥。 (山西興縣民歌《一對對鴛鴦一對對鵝》)將上面兩例中的“名+名”小句看成是物象的靜態描述,這種觀察當然沒錯。 但是,如果將詩歌所示意象與表情達意的過程結合起來做統一的觀察,就會發現,看作靜態描述只是表象的理解,而非詩歌意象的全部。 靜態的物象中隱含著一個動態的觀察角度,即歌唱者讓這些眼前景物進入視線的動態視角。 例(18a)展現的是山裡春天的美景,創作者特意抓取一青(楊柳樹)一紅(山桃花)兩種色彩不同的物象來形容春日景致,但暗自體現出萬物回春時少女春心的萌動,所以,呈現靜態景物時展現的是創作者動態觀察與提取景物的過程,同時還暗示了歌唱者歌詠物象時醒悟青春的心動情移過程。以山西左權民歌《櫻桃好吃樹難栽》為例,“山溝溝山窪窪金針針菜”是三個看似靜態的物象並置,但是,這三個物象要表現的是“單為眊你磨爛我一對鞋”時經歷過的動態場景的濃縮,是眊妹妹艱難歷程的動態直播。 “黑油油的頭髮,白靈靈的牙,毛呼魯魯的眼眼”也貌似簡單的容貌描寫,實質是“你可叫哥哥咋”這一“難題”由初起到結成的心路歷程。“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矣。” (歐陽修《六一詩話》)從詩歌傳情達意的視角來觀察體會其中的“名+名”小句,會在其貌似靜態的物象群組的呈現中,自然而然地被帶入一種與演唱者同步的物象觀察的動態流程,同時還能夠直接進入並真切感知演唱者情感注入的流動。 這可能就是詩歌中“名+名”小句真正的詩化功能的藝術魅力與其特有的表情達意方式的體現。四、“名+名”小句的戲劇化功能 “名+名”小句還有一種特殊的“戲化”功能。 這裡所說的“戲化”,或稱“語言的戲劇化”,是語法學的術語,指的是“語法驚異”(grammatical surprise),即針對信息的情感認知層面而言的語言的戲劇性和戲劇化機制,通過語言形式“創造性的語法逾矩所產生的驚異情感認知體驗在語言體系中的凝結、更新、再創造”。“語法驚異”是戲劇性語言的心理基礎,它不僅可以在理論上解釋以認知顯著性和情感表達力為標志的戲劇化語言命題,也可以用來解釋詩歌語言運用“名+名”小句的功能與表達機制。如果說,前面所說的“名+名”小句的詩化功能主要是從使用者的視角來揭示該類語言形式的表述功能的話,那麼,“語言的戲劇化”(下文簡稱“戲化”)是著眼於接受者的視角來解析如何接受與理解“名+名”小句特殊的表達功能與機制的。詩歌語言中最常見的是使用動詞或形容詞構成的表述性短語或小句,用於敘述與描寫。 “名+77

名”小句卻純粹由名詞性成分構成,從接受與理解的角度看,這種表述結構缺少了一個起著表述功能的動詞或形容詞,因而表達上給人以一種陌生感與突兀感。 這種陌生感與突兀感就是本節所說的“語法驚異”,是一種不能按常規來理解的特殊的語言戲化現象。語言活動是人類社會活動的主流,故而人類的語言,尤其是帶有“語法驚異”效果的“名+名”小句這樣的詩歌語言,充滿了戲劇化的因素。 “語法驚異”主要體現在認知顯著性(cognitive salience)以及感情表達和主觀性(emotive expressiveness and subjectivity)兩方面,所以下文也將從這兩方面來著手探討“名+名”小句的戲化功能。(一)語法驚異抬升了名詞物象的認知顯著性認知顯著性應該理解為說話人在發話時所側重焦點的顯赫度或者說話人試圖讓聽話人把注意力所放置到的焦點而造成的突顯效果。 從“名+名”小句特殊形式的功能來看,認知方面的顯著性既體現在創作者所選物象的觀察與選用上,也體現在觀察者和觀察對象的關係上。 詩歌中採用“名+名”小句這種特殊形式,給接受者帶來的首先是一種突兀的生疏感與詫異感,而這種陌生的並列意象的呈現所造成的“語法驚異”,站在詩歌創作者的角度很容易理解,那就是為了提升被呈現物象的顯著度,吸引接受者的關注,從而促動接受者調動想象來體會與再現所呈現物象同詩歌表達情感間的關聯性。 詩歌中“名+名”小句引發顯著度有兩種方式,下面結合用例分別闡述。1. 先發闖入式———“名+名”小句前置(19)a. 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 (白居易《長恨歌》)b. 楊柳,楊柳,日暮白沙渡口。 船頭江水茫茫,商人少婦斷腸。 (王建《宮中調笑》)c. 白布布衫衫黑褂褂,跟上哥哥尋下家。 (陝北信天游《知心話兒捎的來》)d. 一碗涼水一張紙,誰壞良心誰先死。 (陝北吳旗信天游《誰壞良心誰先死》)“名+名”小句前置,就是該類小句在兩句詩中以首句推出的情形,這種配置是詩歌語言中使用“名+名”小句時最常見的方式。 接受者是在沒有任何預兆的前提下,突然之間接收到一組物象的特寫。 這種群組物象組團式的闖入當然會帶給接受者“語法驚異”,從而造成接受者一種不期的心靈觸動與理解期待。 以上例中的 a 句為例,“雲鬢”、“花顏”是美女的容貌特寫,而“金步搖”是美人頭上的裝飾品,這突如其來的三個特寫鏡頭用意為何? 下句詩立馬給出了注解,原來是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的貴妃娘娘要和皇上去“芙蓉帳暖度春宵”。 d 句裡的“一碗涼水一張紙”的出現,也使聽者一頭霧水,後句“誰壞良心誰先死”一下子盡釋前疑,原來這兩種東西是停屍時的用物,是用詛咒的方式表明自己對愛情的至死不渝。 接受者在感知其他幾例“名+名”小句物象的呈現過程時,自然都得經歷類似的“語法驚異”過程。 趙元任認為,主謂結構具有一問一答的屬性,並特別強調這種現象“不是偶然的,是來源於主語作為問話,謂語作為答話的性質”。 “名+名”小句前置,作用就是充當話題,類似於指出一個問題,後續的詩句起的是答句的解疑與表述的功能。 創作者正是利用了“名+名”小句的前置而造成的接受者期待與釋疑的認知過程,使得“名+名”小句中並列物象所攜帶的信息受到格外的關注,從而實現了其信息顯著度的提升,也強化了詩歌語言的表現力。2. 後呈釋疑式———“名+名”小句後置(20)a. 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 (白居易《長恨歌》)b. 陵陽佳地昔年遊,謝朓青山李白樓。 (陸龜蒙《懷宛陵舊遊》)c. 試問閒愁都幾許? 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 (賀鑄《青玉案》)d. 玉釵斜篸雲鬟重,裙上金縷鳳。 八行書,千里夢,雁南飛。 (溫庭筠《酒泉子》)87

與“名+名”小句前置時物象群體突然的闖入不同,還有一種情形是“名+名”小句以後續的方式出現,請見上例(20)。 這種後續的“名+名”小句傾向於對前面詩句內容進行延展與細化,有一種釋疑解惑的功效。 從其所處的後續位置與信息屬性上看,“名+名”小句其實充當的是信息流中的焦點。 a 中首出的是“花鈿委地無人收”,這扔在地上無人收的“花鈿”是些什麼東西? 何人所棄?為何而棄? 下句立馬予以物象的群體回應,原來是宮女們頭上戴的“翠翹金雀玉搔頭”,“語法驚異”就此產生:這麼貴重的首飾都丟棄了! 棄物者出逃時是多麼慌亂慌張。 可見,這些置後的“名+名”小句無疑承載了極其重要的信息,是問題的答案,當然是詩句中要突顯的焦點信息。 c 句首句詩是一個問句,後置的“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是對“閒愁幾許”的具體解答,這種一問一答的配置更能說明,這些後置的“名+名”小句,因為充當的是焦點信息,故而其後置的目的是彰顯其所帶信息的顯著度。(二)群體意象的呈現強化了感情的表現力語用學特別看重特殊表達形式與語言使用者語用意向的關聯,因為“有異必有故”。 “名+名”小句即使在詩歌語言中也顯然是一種非常特殊的語言表達形式。 創作者使用這種奇異的結構形式與其語用意圖必定有著密切的關聯,這種“語法的驚異”產生於詩歌語言中,其戲化表達的背後一定深藏了特殊的語用動機。 該類特殊的形式除了抬升其所含要素在信息結構中的顯著度外,還與創作者的情感表現的主觀性加強有關。1. 物象凝聚與情感的強化“名+名”小句中的物象凝聚與情感的強化實質上是同一過程。 所以,其戲化功能還體現在言說主體通過物象的凝聚而帶來的情感的強化,結果就是群體的物象成為言者傳遞情感的標記物。下例中反映的是情感凝聚於物象時產生的物象語義的改變,帶有深深的主觀色彩。(21)a. 半匹紅綃一丈綾,繫向牛頭充炭直。 (白居易《賣炭翁》)b. 紅酥手,黃縢酒,滿城春色宮牆柳。 (陸游《釵頭鳳》)如果撇開後一句“繫向牛頭充炭直”,就幾乎無法解讀“半匹紅綃一丈綾”所代表的情感意義,會按照一般的經驗將其理解為什麼值錢物,但當你聯繫這是一車千斤炭的價值時,才能明白在買炭老人心裡這“半匹紅綃”和“一丈綾”的廉價與不值,以及他此時的失落與無奈。 不對比“滿城春色”與“宮牆柳”的春意盎然,我們解讀不出陸游為何要將“紅酥手”與“黃縢酒”兩個物象並列呈現時的情感意義。 與滿眼的春光極不相稱的是當年青春美豔的唐婉如今的變化:唐婉端酒的手是又“紅”又“酥”的! 當年白嫩光潤的玉手如今卻是“酥”(皸裂粗糙)而“紅”的(充血紅腫),完全是中年家庭主婦勞作的手。 “黃縢酒”也借黃酒之色暗示唐婉黃黃的臉色,她如今已是青春已逝的黃臉婆。 讀者正是從作者呈現出的眼前人的形象與“滿城春色宮牆柳”的春色對比,捕捉到了作者呈現“紅酥手,黃縢酒”兩個物象背後的情感律動,也感受到了作者對命運無奈的感慨與對眼前人遭遇的同情。2. 物象群組呈現的主觀性強化接受者在感知“名+名”小句所聚焦的物象時,從其戲化的表達中能夠生發出與作者一樣對名詞所代表的物象的移情,並借助物象群組的呈現而加入一種獨特的識解視角,從而感受言語使用的主觀性加強過程中產生的語言表現力。(22)a. 一道道的那個山來呦一道道水,咱們中央紅軍到陝北。 (陝北民歌《山丹丹開花紅豔豔》)97

b. 一道道水來一道道山,隊伍出發要上前線。 (歌劇《劉胡蘭》選曲《一道道水來一道道山》)“一道道水”、“一道道山”都是創作者特意並置的自然物象。 但在上面兩句中,描繪的可不是自然山水的美麗,表達的也不是對祖國山河的讚美之情。 前句是創作者把自然山水與紅軍長征經歷的千山萬水聯繫起來,是艱難歷程的回溯;後句是將自然山水與部隊即將面臨跨越千山萬水聯繫起來,是艱難歷程的預播。 兩句都移情於經歷這些艱難困苦的人,都加入了創作者的識解視角,把情感抒發的對象由山水移情於經歷這些山水的人。 正是有了這個主觀性的識解與情感凝聚的轉移過程,我們才能夠理解,“名+名”小句在此強化了認知的主觀判斷,提高了語言表現的內在張力。3. 真切感受“表演出來的自我”“名+名”小句的戲化功能還表現在其本身帶有表演的性質。 創作者特意選用物象並列來傳情達意,其實是將詩歌敘事營造出舞台表演的效果,創作者自己扮演了一個敘事者兼表演者的雙重角色,給接受者留下印象深刻。 “名+名”小句這種純粹的不加敘述語的表達方式,留給接受者醒悟意象一種更廣闊的空間,所以才給人印象深刻。 因為通過這種語法形式的特殊呈現,作者著意推出一個“表演出來的自我”(performed self),也就是“名+名”小句的意象中所表達出的主觀性,從而造成感同身受的領悟效果。 這樣就不難理解,為何這種特殊“名+名”小句選擇了詩歌類的韻文作品,因為這類小句充分利用了詩歌作品整齊的韻律來寫事狀物。 並列呈現的名詞物象是作者有意展現出來的一個個物象,讓其以突兀的方式出現在創作者構築的舞台表演區,而作者成了導演,語言成為其可以利用的道具,“名+名”小句構成了一幕幕的場景,這種場景自然就產生出了表演出來的自我。 有一首山西民歌最能說明其場景再現與自我表演的功效:(23)一圪嘟蔥來一圪嘟蒜,一圪嘟婆姨一圪嘟漢。 一圪嘟秧歌就滿溝轉,一圪嘟娃娃就攆上看。 一圪嘟果來一圪嘟梨,一圪嘟紅來一圪嘟綠。 一圪嘟核桃就掛滿了枝,一圪嘟棗兒就落了地。 (山西柳林民歌《一圪嘟蔥來一圪嘟蒜》)該歌曲完全可以看成是一幕情景劇,既有靜態的場景,又有動態的表演,還有成熟的果實的動感。 “一圪嘟蔥來一圪嘟蒜”、“一圪嘟果來一圪嘟梨”、“一圪嘟紅來一圪嘟綠”不只是簡單的果實,而是豐收的喜悅,裡面隱藏著“表演出來的自我”。 “一圪嘟婆姨一圪嘟漢”也不是人的數量描述,而是喜獲豐收的勞動者,同樣還有為勞動者喜悅而喜悅的那個“表演出來的自我”。 觀眾與演員同台化正是這首民歌創設的場景的最大特點,而這種場景的創造是“名+名”小句特殊的戲化功能的最佳觀察站。結　 語 用“名+名”小句的特殊句法格式來表情達意,只有在有韻律要求的韻文體中才能使用。 本文著眼於其特殊的句法形式,全方位展示了該格式的具體使用語境,詳細呈現了並列外形下多樣的語義關係。 文章突破了過去將其看成“列錦”辭格的修辭觀和句法成分的省略觀,將其表達功能放在其賴以生存的詩歌語境中來做考察分析,從語言使用者與語言接受者兩個角度分別對其“詩化”與“戲化”兩種功能進行了探討。從語言使用者的角度來探討“名+名”小句的功能,就是再現其語言信息編碼的過程。 結合具體的用例來再現語言編碼者運用“名+名”小句的語境條件與詩意表達,發現了“名+名”小句在韻文體中具有的“起興與押韻”、“構造群組意象”與“詩意表達”等多重功能。 文章結合大量的用例,08

展示了“名+名”小句與詩歌作品中這些功能的聯繫與情感意象的表達方式,使其詩化功能得以真切的展示。理解“名+名”小句的功能,離不開語言的接受者。 文章借鑒“語言的戲劇化”理論,將接受者在感知與醒悟“名+名”小句的過程與語言表達的功能聯繫起來考察,增加了一個語言信息接受與解碼的過程與維度。 本文在詳細展示接受者感知“語法驚異”而引發的“戲化”的表達功能時,結合具體的例證,從認知顯著性感情和主觀表現性兩方面,將“戲化”功能與接受者的心理感知頓悟的理解接受過程結合起來,對“名+名”小句的戲化功能做了沉浸式的具體描述,還原了接受者感知群體意象理會詩意的文學形象再創造的過程。本文的研究也在證明,要對漢語中的語法現象做出合理的描述與解釋,必須把句法、語義與語用結合起來,並緊密聯繫其具體的使用語境,才能達到語法研究所倡導的觀察、描寫與解釋的三個充分。①王希傑:《類聚格》,北京:《中國語文》,1987 年第 1期。 王希傑的“類聚格”,既有名詞性成分的類聚,也有動詞性成分和形容詞性成分的類聚。 本文只研究由名詞性成分並列構成的“名+名”小句。②譚永祥:《漢語修辭美學》,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2 年,第 224 頁。③④林裕文:《詞匯、語法、修辭》,上海:新知識出版社,1957 年,第 88 頁;第 79 頁。⑤韻文是與散文相對的文體,是指有韻律節奏的文學作品,通常按照一定的音韻規律進行創作,如詩歌、歌詞等。 與散文相比,韻文語言首先表現在有押韻的要求上,其句子或段落之間通常有押韻的規律,使得作品讀起來朗朗上口,富有節奏感。 其次,韻文的語言講究節奏,通過平仄、停頓等手段營造出獨特的音樂美感。 再次,韻文的語言講求意象,往往借助豐富的意象來表達情感和思想,使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產生強烈的共鳴。 所以,韻文包括了一切有韻律、節奏要求的文體,如詩詞、駢文、歌謠、順口溜等樣式。 王力曾引用葉聖陶的一段話講的正是韻文體與散文體的不同:“詩之句型,大別為二。 一為平常的句型,與散文及口頭語言大致不異。 一為特殊句型,散文決不能如是寫,口頭亦決無此說法,可謂純出於人工。”(王力:《略論語言的形式美》,見《王力文集》第 19 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62 年,第 327 頁)⑥⑦⑧⑨⑩蔣紹愚:《唐詩語言研究》,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 年,第 185 頁;第 192 頁;第 193 頁;第 186頁;第 189 頁。《中國民間歌曲集成》全國編輯委員會:《中國民間歌曲集成·山西卷》,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0 年。《中國民間歌曲集成》全國編輯委員會:《中國民間歌曲集成·陝西卷》(上、下冊),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0 年。王國維:《人間詞話》,黃霖等導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 1 頁;第 2 頁。井茁:《語法驚異———論語言戲劇化的認知情感機制》,北京:《當代語言學》,2024 年第 3 期。趙元任:《漢語口語語法》,呂叔湘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 年,第 50 頁;第 51 頁。作者簡介:溫鎖林,天津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天津　 300387[責任編輯　 桑　 海]18

澳門理工學報　 2026 年第 2 期·中西文化·作為實學的西學:楊廷筠對西學的評判與實學思潮錢　 晉[提　 要] 　 明末士人楊廷筠在《代疑續篇》中,將西學視為“實學”,認為其相較於佛、道的“虛無”更具實踐性,符合儒家的道德實踐。 這一觀點與明末實學思潮相契合,折射出當時士大夫階層對社會衰敗的憂慮及對改革的渴望。 借助狄爾泰的詮釋學理論,將楊廷筠的思想置於明末政治、經濟與知識背景中加以解讀,可以看出,他對“西學”的推崇,與其對明末社會危機的關切緊密相關。[關鍵詞] 　 楊廷筠　 西學　 實學　 代疑續篇　 天主教[中圖分類號] 　 B248.9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6) 02 - 0082 - 08在德國哲學家威廉·狄爾泰(Wilhelm Dilthey)的哲學體系中,“關聯”(Zusammenhang)是一個核心概念。 狄爾泰認為,人類經驗、歷史事件和文化現象並非孤立存在,而是嵌套於一種有機的關聯性之中,必須在整體脈絡中加以理解。 其哲學中的另一個核心概念是“Erlebnis”,這個德語詞通常譯為“體驗”,以區別於日常用語中的“經驗” (Erfahrung)。 “體驗”特指個人當下活生生的內在經歷,如愛、痛苦、喜悅或創造性靈感等,它是個體親身感受到的,具有很強的內在性。 這兩個概念在狄爾泰的詮釋學理論中有機結合:歷史被視為所有個體體驗的總和,而不同體驗之間的相互連結即構成所謂的“關聯”。①對狄爾泰而言,詮釋者的任務在於揭示文本(或其局部,如某一概念)所依託的“關聯”———即個體體驗的集合———並以此為出發點去理解它。本文試圖依據這套理論解讀明末中西交流史上的重要文本《代疑續篇》。 從楊廷筠的這篇作品中,可以窺見明末中國士人審視來自西方的人與事物的典型方式。 儘管楊氏以天主教徒身份撰寫該文本,其中仍可見到諸多具有代表性的觀點。 本文聚焦於《代疑續篇》中“實”這一概念:楊廷筠屢以“實學”稱西學,以“實行” 喻耶穌會士之舉。 “實” 這個字的涵義似乎並不難理解,然而,“實”在明末語境中的具體意涵為何? 若從狄爾泰詮釋學的角度看,楊廷筠在運用此概念時所依託的“關聯”———即其背後的體驗網絡與歷史語境———究竟為何? 這正是本文試圖探討的核心問題。一、楊廷筠其人和他的《代疑續篇》楊廷筠(字仲堅,別號淇園)是明末中西交流史上的關鍵人物。 關於他的研究很多,其中包括28

鐘鳴旦(Nicolas Standaert)的專著《楊廷筠:明末天主教儒者》。 楊廷筠 1562 年出生於浙江杭州仁和縣一個官宦世家,1579 年中舉,1592 年通過廷試獲三甲第 36 名。②考取進士後,他先後擔任江西安福縣知縣、蘇松巡按御史、江西按察司副使、湖廣按察司副使。 天啟三年(1623)升任光祿寺少卿,天啟四年(1624)改任順天府府丞。在仕途之外,楊廷筠的思想深受多元文化的影響。 從他的傳記資料中,可歸納出三個主要的思想來源:宋明儒學(尤其是陽明心學)、佛教和天主教。首先,楊廷筠初仕江西安福,在那裡任職七年。 明後期安福是陽明心學重鎮,“江右王門”的一些重要代表人物如劉元卿、王時槐曾在此居住和講學。 當時書院興盛,楊廷筠在任期間此地便有數所書院。 有記載顯示,楊廷筠曾與在當地活動的心學名士有所交往,根據鐘鳴旦的研究,“當時楊廷筠的學術圈子主要在安福。 他曾寫過一首詩,記述與劉元卿、劉喜聞同遊書林洞之事,這證實了他與劉元卿相識”。③佛教是另一重要思想來源。 楊廷筠的故鄉杭州是明代佛教中心之一,名刹林立,高僧雲集,如雲棲祩宏(蓮池大師)。 楊廷筠年輕時及 1609 年辭官後均長居杭州。 正如鐘鳴旦所指出的,楊廷筠在家中深受佛教思想薰陶。 其父雖為儒士,卻篤信佛教,並積極參與“放生會”等活動。 楊廷筠亦常與佛教人士往來,如狂熱的佛教徒虞淳熙(曾與利瑪竇書信論戰),亦結交馮夢禎等學者。 楊廷筠的這些生活經歷,顯示出他與佛教文化的深厚淵源。第三個影響來源是天主教。 據《楊淇園先生超性事蹟》 ④記載,他是通過李之藻的介紹與耶穌會士相識的。 李之藻是一位皈依天主教的士大夫,在耶穌會傳教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在 1611年李之藻父親的葬禮上,楊廷筠認識了耶穌會士郭居靜 (Lazzaro Cattaneo) 與金尼閣 (Nicolas Trigault),以及來自澳門的修士鍾鳴仁(Sebastião Fernandes)。 根據這段記載,正是這次會面激發了楊廷筠對天主教信仰的興趣,但他並未立即受洗,而是經過數年猶豫後才最終皈依。 與其他入教的中國人不同,楊廷筠的皈依並未伴隨顯靈等超自然事件。 與李之藻、徐光啟相比,他對傳教士用以吸引學者的科學技術也關注較少。 鐘鳴旦認為,楊廷筠的皈依或許更多源於其長期對倫理、靈性與宗教的深層興趣。⑤楊廷筠生平中的關鍵事件之一即所謂的“南京教案”。 這場教案自萬曆四十四年(1616)始,延續至次年(1617)。 它的主要發起者是南京禮部尚書沈 。 沈 多次上疏萬曆皇帝,力陳外國人(即耶穌會士)在華活動及天主教傳播之弊,奏請朝廷加以禁絕。 在他的再三敦促下,朝廷於 1617年頒令驅逐傳教士。 然而,在楊廷筠和其他與耶穌會士交好的官員的積極斡旋下,大部分歐洲傳教士得以留在中國,其中郭居靜、龍華民(Niccolò Longobardo)、畢方濟(Francesco Sambiasi)與艾儒略(Giulio Aleni)等數人更曾避居於楊廷筠在杭州的宅邸,獲得其庇護。楊廷筠大部分涉及天主教或西學的作品均寫於南京教案之後,即天主教在華合法性遭受嚴峻挑戰的時期。 其現存作品共五部,按時間順序梳理如下:第一部為《聖水紀言》,撰於 1617 年之前,以對話體形式介紹並闡釋天主教核心教義。 至 1621年,楊廷筠完成了兩部重要作品:《天釋明辯》針對當時天主教與佛教間爭論最為激烈的話題,為天主教進行辯護;《代疑篇》則回應中國士人對天主教普遍存在的一些疑問,同時解釋了天主教信仰的主要信條和部分西學內容。1620 年,朝廷鎮壓民間宗教組織白蓮教,雖非針對天主教,但在南京,一名天主教徒被誣陷為白蓮教支持者,導致許多教徒被捕。 在此事件的影響下,楊廷筠於 1622 年撰寫《鴞鸞不並鳴說》,38

以釐清天主教與白蓮教的根本區別。最後一部護教作品為《代疑續篇》。 該書雖在楊廷筠逝世(1627 年)後,於 1635 年方正式刊行(附有奉教士人張賡於同年所作跋文),但其內容實際撰於 1625 年至 1627 年間,亦即南京教案發生約十年之後。 在這段時期,中國天主教社群依然處於政治危機之中,故該作延續了明顯的“護教”取向。 與《代疑篇》類似,楊廷筠在這部作品中進一步闡述天主教教義、傳教士活動及相關西學知識,以回應眾多士人對天主教和耶穌會士的非難,並通過辨析關鍵教義,強化天主教與佛教的分別。下文將著重討論楊廷筠在《代疑續篇》中對“實”這一概念的運用。二、“西賢之學皆實學也”在《代疑續篇》中,楊廷筠明確表達了他對“西學”的判斷。⑥ 所謂“西學”,在晚明士人的語境中,泛指經耶穌會士傳入中國的歐洲知識體系,涵蓋神學、哲學、數學、天文學與技術知識等諸多領域。⑦楊廷筠在文中宣稱,西方宗教教人“貴自”,即重視自己的靈魂;⑧西方神學包含如“三位一體”等“超性之理”,⑨等等。 他多次以“實”字概括西學特質,如稱“釋吾不知,所知西學件件蹠實耳”,⑩“西賢之行皆實行,其學皆實學也”。這個字似乎能夠最好地概括楊氏對西方知識以及西方人的整體看法。 這一表述並非孤例,在明末涉及歐洲文化或耶穌會士的中文文獻,尤其是入教士人的文集中,“實”字頻繁出現,如羅明堅的《天主實錄》 (1584)、利瑪竇的《天主實義》 (1611) 皆以“實”為題。徐光啟是最早皈依天主教的中國士人之一,也是傳教士將歐洲科技著作翻譯成中文的重要合作者之一。1612 年,徐光啟與耶穌會士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合作翻譯了《泰西水法》,他在“序”中強調西學之“實”:泰西諸君子,以茂德上才,利賓於國。 其始至也,人人共歎異之;及驟與之言,久與之處,無不意消而中悅服者,其實心、實行、實學,誠信於士大夫也。奉教士人王徵在《畏天愛人極論》(1628)中則自述“余惟求天之所以命者而不得,故屢學之而屢更端,總期得其至當不易之實理云耳”。 韓霖和張賡在《聖教信證》中亦斷言“夫天主教為至真,宜信宜從”。 由此可見,“實”已成為當時奉教士人用以概括西學與西人的核心語彙。為深入剖析“實”在楊廷筠筆下的意涵,需聚焦於《代疑續篇》第十五節“蹠實”。 “蹠實”是“跖實”和“踏實”的同義詞。 該節開篇即批判道教和佛教的虛無,視其為世亂之由。 這種說法符合當時儒家的主流觀點。 面對佛老空虛之學盛行的現狀,楊廷筠指出:“憂時君子,挽回無術,不得不亟以蹠實救之。”因此,在他看來,“實”是醫治時代弊病的良方。 儒家固然是匡時濟俗的利器,但據楊氏所說,儒者雖然“蹠實顯行”,但久為影射者所竊據,“曷若取西來天學,與吾儒相輔而行乎?” 也就是說,儒家的知識和道德修養固然“踏實”,但其地位早已被佛老空虛之徒所竊取,因此儒學應與西學相輔相成來改變這一局面。 在楊廷筠看來,歐洲傳教士的宗教實踐和知識對改造中國的思想界和社會具有深遠的意義。 具體而言,“實”在楊廷筠關於“西學”的論述中呈現出三層意蘊:首先,“實”是“空”“無”這兩個與佛教、道教思想密切相關的概念的對立面。 楊廷筠強調:夫二氏虛無之教,固自有說,何至搰亂天下,遂敝不可返哉? 蓋虛無者,義理之一,則亦奸偽之淵藪也。 古人知其然,故言道必曰“費而隱”,言誠必曰“微之顯”。 費不離隱,微必云顯,兩端並舉,實無奇,實至當,斯無敝也。 若止揭一虛無,何所依據? 但持論摽奇,登壇或能動眾,又且名流為之標位,而譾儒究之不了,故偽者借以立名,巧者因之取捷,一唱48

百和,靡然從風,而遂成江河莫返之勢矣。 憂時君子,挽回無術,不得不亟以蹠實救之。在這段話中,楊廷筠不僅從義理層面批判佛老學說中的“虛”和“無”,更指出當時許多人只是借佛老之言來揚名立萬、故弄玄虛,以此煽動信眾,這種現象已呈“江河莫返之勢”。 在他看來,這種行為並非真正契合佛、道思想中的“虛”“無”,而只是以空洞、虛妄和謊言為表現的世俗偽飾。 楊廷筠所倡導的“蹠實”之學,正是要根除這種徒具虛名而無實質的學問與行為。其次,在提及天主教的宗教實踐時,楊廷筠同樣以“實”來加以褒稱。 他寫道:“時有課、日有稽、月有省、歲有簡察,循序漸積,皆有實功。 一步蹉跌,即為玷缺。 如是乃為實學耳”。在這裡,楊廷筠明確表達了他對天主教的欽佩,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對耶穌會士嚴格宗教實踐精神的讚賞。 傳教士在中國宣揚的教義中經常包含鼓勵信徒通過苦修以根除罪惡的段落:人性往往被比作一塊田地,若任其自然荒蕪,不加耕耘,終將為野草所侵,變為荒地。 故信徒需藉由祈禱、自省與懺悔等修行,不斷剔除內心的“雜草”。 由此可見,楊廷筠所推崇的,是歐洲傳教士在宗教實踐中體現出的嚴謹與自律。 正是這種有規律的、嚴格執行的紀律,使得宗教實踐“皆有實功”。 “實功”一詞正是理解楊氏用“實”來描述“西學”的關鍵所在,因為它表示,“實”這個形容詞的意義在於天主教不僅包含抽象的理論,而且還規定了具體的修行,使人在克己方面真正取得進步。 而在儒家語境中,克己正是成聖的必要條件。其三,“實”亦指言行合一、躬身踐履的品質。 楊廷筠讚揚西人“所言愛己愛人,皆蹠實做事,自盡本心。 是以言之所出,即躬之所履;外之所踐,即心之所思。 經典如是,敷教亦如是;初來如是,歲久亦如是;一人如是,儔眾亦如是”。楊廷筠強調了耶穌會士所講授的天主教核心教義———“愛人如己”———與他們行為之間的一致性。 他沒有列舉耶穌會士在華行為的具體事例,但在明末的中文文獻中,不乏中國士人對傳教士種種善舉的觀察,如照顧病人和窮人。 這與引文中所說的“皆蹠實做事”相對應。 因此,楊廷筠用來形容“西學”的“實”字,其含義中也包含了“躬行實踐”的意思。三、楊廷筠與實學思潮如上所見,明末皈依天主教的士人多以“實”字來描述西學。 這一概念在當時的語境中並非罕見,而恰與明末盛行的“實學”思潮相呼應,“實”在實學思想家的文本中同樣佔據重要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代疑續篇》中“實”字的語義範疇(semantic field)與實學思想家作品中的語義範疇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合的。 在此有必要對這兩個語義領域進行比較,以釐清它們之間的關係。在中國思想史上,並無特定的思想流派被稱為“實學”。 雖然“實學”一詞在宋代初年已被普遍使用,但直到南宋时期才被賦予特定的含義,指代某種思想風格,而此種風格在明末達至頂峰,並持續影響清代。 由於這一術語涵蓋了不同时代和不同思想脈絡的作者,難以對其作出精確定義。 三卷本《中國實學思想史》主編葛榮晉以“實體”和“達用”兩個概念概括此一思想傳統:中國所謂實學,實際上就是從北宋開始的“實體達用之學”,是一個內容極為豐富的多層次概念。 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學派和不同的學者那裡,其實學思想或偏重於“實體”,或偏重於“達用”,或二者兼而有之,或偏重於二者之中的某些內容,情況雖有區別,但大體上不會越出這個範圍。明朝末年,實學在士人階層的影響達到頂峰。 實學風氣的興起,與當時的思想和政治形勢密切相關:吏治腐敗促使許多士大夫退出官場,其中一些人通過結社、建立書院等方式針砭時弊,持續對社會施加影響。 明朝出現了許多由在野文人組成的社黨,與維新思想密切相關的“實學”在這些組織58

中找到了肥沃的土壤。 例如,東林黨即聚集了顧憲成、高攀龍等重要實學思想家;東林黨於 1626 年被迫解散後,試圖延續其精神的復社也是如此。由於“實學”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思想流派,並無系統化的思想體系,只能通過分析一些被公認為實學思想家的著述來把握其核心思想。 中國大陸已經出版了兩部彙集主要實學思想家的著作:前述《中國實學思想史》以及陳鼓應、辛冠潔、葛榮晉主編的《明清實學思潮史》。本文將以這兩部著作為基礎,考察明末實學語境中“實”字的語義範疇,儘管它們並未詳盡無遺地列出所有與這一思潮有關的思想家。縱觀被普遍認為參與實學思潮的明朝文人,可以清楚地發現,他們對“實”字的運用與楊廷筠頗為相似,且涵蓋以下三個方面的意涵:首先,與楊廷筠一樣,這些實學思想家亦以“實”為“空”、“無”之反義詞,並借此批判佛、老及王學末流。 如羅欽順針對“禪家所見只是一片空落境界”指出:“蓋通天地人物,其理本一,而其分則殊。 必有以察乎其分之殊,然後理之一者可見。 既有見矣,必從而固守之,然後應酬之際或無差謬,此博約所以為吾儒之實學也。” 同樣,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亦從元氣實體論角度駁斥佛、老及心學末流的空虛之學,並指斥王陽明後學“廢實學,崇空疏”。由此可見,實學思潮中所使用的“實”字與“空”、“無”確相對立。其次,強調苦行可產生“實功”,使修煉者逐步邁向聖人境界,此一觀念亦常見於明末實學文本。 孫慎行主張“日用人倫,循循用力,乃所謂實學”,反對僅憑“頓悟”即可成聖的說法。唐鶴徵亦激烈批評以王畿為代表、篤信“頓悟”的現成派:或謂未悟以前之苦功,皆是虛費之力,此不然也。 悟前悟後,凡有實功,皆實際也。 顏子悟後而非禮勿視聽言動,固真修也。 使原憲而有悟,則其克伐怨欲之不行,亦真修也。針對不重視功夫修養的理學末流,何廷仁亦言:今之學者,乃不慮知病即改,卻只慮有病。 豈知今之學者,要皆半路修行者也,習染既深,焉能無病? 況有病何傷? 過而能改,雖曰有病,皆是本來不染,而工夫亦為精一實學耳。最後,《代疑續篇》中“實”字的第三層含義———強調學說的實踐性———也在實學文獻中有所體現。明末思想界的重要人物焦竑極力強調“行”的重要性:先儒言才學便有著力處,既學便有得力處,不是說了便休。 如學書者必執筆臨池,伸紙行墨,然後為學書;學匠者必操斧運斤,中鉤應繩,然後為學匠。 如何學道只是口說? 口說不濟事,要須實踐。在他看來,“學道”與學習一門手藝並沒有什麼不同,如果說學徒工必須操作工具,那麼學道者也必須將書本上學到的知識應用於生活之中。 這一觀點與孫奇逢的格言“躬行實踐,舌上莫空談” 相應和。與《代疑續篇》中的“實”字相比,實學思潮語境中“實”的語義範疇顯然更為廣泛。 除上述三個方面外,被稱為“實學”的知識領域還包括自然科學、測量學與機械製造、醫學等技藝,外加“經世致用”的社會經濟之學,乃至在清朝達至頂峰的考據學。 由此可見,楊廷筠以“實”來界定“西學”的做法,正屬於明代實學文獻中“實”字語義範疇的一部分。四、楊廷筠的關懷楊廷筠是這樣描述西學的:“經典如是,敷教亦如是;初來如是,歲久亦如是;一人如是,儔眾亦68

如是。”這一看法顯然建立在他對歐洲文化的片面了解之上。 除了屈指可數的幾位耶穌會士,他從未接觸過任何其他歐洲人,也從未聽說過新教改革或宗教戰爭———關於那些可能玷污天主教形象的話題,傳教士們在中國聽眾面前一致保持沉默。 因此,楊廷筠關於西方的描述僅能反映其所體驗到的歐洲文化之一隅,其中無疑投射了他對某種理想化的文化狀態的想像。然而,這段文字不僅透露出其對西學的理想化解讀,更折射出他對學術本身的深切期待,以及對中國文人社會現狀的隱然不滿。 楊廷筠所強調的“言行一致、古今一致、知行一致”,在某種意義上恰恰暗示了他所感受到的中國文人社會的缺陷,即學術與實踐之間的斷裂、歷史與當代之間的疏離、以及理論與社會現實之間的脫節。 晚明文獻中的類似批評屢見不鮮,尤其是在與實學思潮相關的論述中。楊廷筠對“西學”的推崇和對中國文人社會現狀的不滿,必須置於晚明具體的思想與社會政治背景中來理解。 為釐清《代疑續篇》中“實”這一觀念的語境,有必要考察當時的社會現實:首先,農民與統治階層(包括官吏、享有特權的宗室與王公貴族等)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 明代土地制度中,“官田”免稅而“民田”課稅,導致明末時期皇室、藩王及權貴大量侵佔民田,土地兼併嚴重。 據研究,萬曆四十年(1612),官方記載的宗室人口已近 60 萬,河南、山東、山西等各王府所需祿米之數較明初激增數十乃至數百倍。同時,“皇莊”在明末增至數十處,佔地數萬頃;自憲宗至武宗時期,賜予勳戚的莊田數量便增加了 80 餘倍。大量農民喪失土地,流民問題加劇。其次,明朝面臨持續的外部軍事壓力。 自 1618 年起,蒙古與滿洲勢力不斷侵擾邊境,朝廷為應對戰事,不得不增加稅賦以維持防禦。 財政危機之下,萬曆帝自 1596 年起派遣宦官赴各地開礦徵稅,宦官借機盤剝商民,導致怨聲載道。1618 年至 1636 年間,朝廷多次加徵土地稅,其中 1636 年的稅率已達 1618 年的兩倍以上。 然而,稅收的實際增收效果有限,重負最終主要落在農民身上,尤其是北方和西北方的農民。此外,頻繁的自然災害加劇了社會動盪。 1556 年陝南大地震的官方死亡人數為 83 萬人,而實際數字很可能超過 100 萬;其後該地區又接連發生地震;從 1580 年起,華北五省遭遇近十年的大旱與瘟疫。 多重危機交織之下,匪患與農民起義此起彼伏:萬曆至崇禎年間,規模較大的農民起義至少達 36 起;同時軍隊內部亦不穩定,1509 年至 1644 年發生了超過 60 起兵變。實學思潮的影響在明末達至頂峰,其思想內涵在很大程度上可視為文人群體對當時社會、經濟與政治現實的一種回應。 在對這一時期的歷史背景進行粗略勾勒的基礎上,或許可以追問:一位明末實學思想家對於他所處的社會究竟抱有怎樣的體驗? 通過爬梳文獻可見,他們的態度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首先,實學思想家普遍對世局表現出深切的憂慮與不安。 這種憂懼既指向國運的衰微,亦涵蓋對民生疾苦的關切。 如徐光啟曾慨嘆:“時時竊念國勢衰弱,十倍宋季,每為人言富強之術:富國必以本業,強國必以正兵。” 另一些人則對苦難中的百姓表現出更多的同情,如呂坤在詩中寫道:“憫其飢,念其寒,誰不可憐子女? 肯推毫髮與蒼生,不枉為民父母。” 其次,是實學思想家們與之相應的強烈責任感與行動取向。 他們不僅批評自己所屬的士人階層在面對危機時的怠惰與麻木不仁,更致力於自行推動社會變革。 比如,顧憲成和高攀龍等東林學人直言不諱地批評新實行的賦稅措施,並持續向朝廷提出賦稅改革的要求;唐鶴徵深入研究吳地水患,提出水利改良之策;徐光啟則通過農學試驗撰述專書,並投身於明朝的軍事防禦工作。在此基礎上,可借助狄爾泰的詮釋學理論,將實學文獻視為明末士人生命體驗的表達,進而重78

構其內在關聯的“經驗網絡”。 總體而言,明末實學思想家的生命體驗呈現出兩個顯著特徵:其一,體現為對“他者”的雙重關懷———作為臣子憂心國運,作為儒者同情百姓;其二,表現為對自我的雙重自覺———既清醒認識到士人階層所陷入的虛無境界與道德崩潰,又孕育出強烈的個體使命感和責任感,乃至獨立於朝廷推動變革的擔當意識。 這兩重關懷是明末實學思想家生命體驗的重要特徵。 依狄爾泰之見,文本即生命體驗之外化形式。因此,唯有將其思想與著述置於此種經驗結構的脈絡中,方能深入理解實學思潮的歷史意義與精神實質。上一節的討論指出,楊廷筠在《代疑續篇》中所使用的“實”這一概念,與實學文獻中對這個字的運用相似。 由此引申的問題是:楊廷筠是否基於類似的生命體驗進行寫作? 或者更確切地說,他將西學視為一種“實學”,是否可以說是上述這兩重關懷的一種體現? 以下嘗試結合楊廷筠的生平材料,對此問題作初步探討。現有資料顯示,楊廷筠的經歷和作為與許多實學思想家們頗為相似。 首先,楊氏與東林學人有所交往。 據《東林書院志》記載,楊廷筠曾於書院創立時捐銀 20 兩;顧憲成的作品中亦提及楊氏多次參與東林書院的聚會。除人際交集外,楊廷筠的一些作為也與許多實學思想家相似。 比如,在擔任湖廣和四川按察使期間,他曾多次反對在民生艱困之時加徵稅賦。 根據鐘鳴旦的說法:“楊廷筠在安福時便盡責地上疏,請求為民減稅,後來在其他地方視察時亦多次申明,然而他的請求皆遭否決。 不過,他仍持續反對太倉府囤積糧食,疏請罷止蘇、松改織綾三十萬事,又請免除蘇州、松江、常州和鎮江四府的河工加賦,並再次反對三吳地區(蘇州、潤州及湖州)增加賦稅等政策。” 楊廷筠這樣做的動機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履行地方官職責時積極致力於減輕百姓的賦稅負擔,其立場與某些當權者的做法形成明顯對照。 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他曾多次上奏,呼籲官員廉潔奉公。 據官方文獻,楊廷筠曾於萬曆三十二年(1604)借日食之象,與張問達等官員聯名上疏,直諫皇帝勤政愛民。這反映出他對吏治清明的追求,以及不計個人利害、要求君臣各盡其責的立場———此類行為亦常見於東林人士。 此外,楊廷筠與中國天主教會另外兩位重要人物———徐光啟與李之藻的書信往來顯示,他曾參與購買火器以裝備明朝軍隊的計劃。 而他在《省括編》中有關軍事的論述,更明確地彰顯出他對軍事防禦的關注並不僅僅停留於理論層面。 他對於國運的憂慮,對民生疾苦的關切,以及他作為個體和士人階層之一員所展現的責任意識,皆可從其生平中窺見一斑。結　 論在前文曾引述的一段話中,楊廷筠明確表達了對時局的憂慮:“憂時君子,挽回無術,不得不亟以蹠實救之。”這位晚明士人具體所憂為何,今已難以確知。 但通過前文分析可以推測,當這位皈依天主教的士大夫撰寫《代疑續篇》時,尤其是在他用“實”這一概念來界定“西學”時,他所表達的思想極有可能與其對時局的關懷密切相關。 他所討論的雖是來自“遠西”的他者,所關切的卻是明帝國和文人階層的命運,以及生活於其下的百姓的處境,尤其是那些在危機中首當其衝、卻又無力自救的弱勢群體。 換言之,正是這種對民眾及自身命運的關切,構成了他對“西學”乃至歐洲文化做出判斷的經驗基礎。 也正是其危機意識與責任感,使他敏銳地覺察到“西學”作為“實學”的價值,並將這一特徵轉化為天主教在華傳播的合法性依據。若此假設成立,那麼可以肯定的是,我們與“他者”的關係與我們與自身的關係是無法分割的,因為它們互為表裡。 從楊廷筠的例證可見,我們審視“他者”———無論是不同種族、抑或是不同文88

化之人———的方式,深深植根於我們與自身(包括所屬族群、國家以及身邊的人)的關係之中。〔本文在撰寫過程中,承蒙中山大學哲學系梅謙立(Thierry Meynard)教授提供幫助,謹致謝忱〕①見狄爾泰:《精神科學中歷史世界的建構》,《狄爾泰文集》第 3 卷,安延明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年。②③⑤鐘鳴旦:《楊廷筠:明末天主教儒者》,香港聖神研究中心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年,第 6 頁;第 10 頁;第 70 頁。④法國國家圖書館(BnF)藏,古恆(Maurice Courant)編目第 1097 號。⑥關於明末清初“西學”或“天學”在中國的接受,參見任大援:The Influence of Tianxue (Heavenly Learning) on Chinese Though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Sankt Augustin: Monumenta Serica, 2021, 69:1, pp. 143-160。⑦參見鄒振環:《晚明漢文西學經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年,第 3~26 頁。⑧《代疑續篇》,兩卷,法國國家圖書館藏,古恆編目第 7111、7112 號,見第三節“貴自”。⑨《代疑續篇》,第四節“明超”。⑩《代疑續篇》,第 41 頁右面。《代疑續篇》,第 55 頁右面。關於徐光啟對西學的看法與實學思潮之間的關聯,參見張踐:《實學思潮背景下徐光啟信仰問題的研究》,王瀟楠、陳進國主編:《北京宗教研究》第一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 年,第 193~204 頁。徐光啟撰,王重民輯校:《徐光啟集》,北京:中華書局,1963 年,第 66 頁;第 454 頁。《代疑續篇》,第 54 頁左面。《代疑續篇》,第 55 頁左面。葛榮晉:《中國實學思想史》,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 年,第 9 頁。陳鼓應、辛冠潔、葛榮晉主編:《明清實學思潮史》,濟南:齊魯書社,1989 年。羅欽順:《困知記》續下,閻韜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第 84 頁。王夫之:《船山全書》第四冊《禮記章句》卷四十二,長沙:岳麓書社,1996 年,第 1468 頁。吳光執行主編:《黃宗羲全集》第 17 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1578 頁;第 664 頁。吳光執行主編:《黃宗羲全集》第 14 冊,第 492 頁。焦竑: 《崇正堂答問》,見 《焦氏澹園集》 卷之四十七。孫奇逢:《夏峰歌》,見張斐然等輯:《三賢集》卷十二,清光緒廿四年(1898)版。黃冕堂:《論明代後期的社會危機和明末農民大起義的歷史背景》,濟南:《山東大學文科論文集刊》,1979 年第 1 期。李志軍:《西學東漸與明清實學》,成都:巴蜀書社,2004 年,第 8 頁。胡子恒:《明代中晚期的貧富分化與井田之辯》,湖南常德:《武陵學刊》,2022 年第 5 期。James B. Parsons, The Peasant Rebellions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Taipei: Rainbow-Bridge Book Company, 1970, p. xiv.尚俊穎、何增科:《被犧牲的半壁江山:地域不平等如何引發明末起義?》,廣州:《開放時代》,2023 年第3 期。林延清:《論明代兵變的經濟原因和歷史作用》,《明史研究論叢》 第 4 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年。呂坤:《呻吟語》,王秀梅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8 年,第 866 頁。《明清實學思潮史》第一卷,第 708 頁。《明清實學思潮史》第二卷,第 518 頁;第 735 ~740 頁。參見鐘鳴旦:《楊廷筠:明末天主教儒者》,第39~40 頁;第 12 頁;第 12~13 頁。作者簡介:錢晉,巴黎第一大學(Université Paris 1 Panthéon-Sorbonne)哲學系研究人員,博士。[責任編輯　 陳志雄]98

澳門理工學報　 2026 年第 2 期移情與情感謬誤———從《五百家香豔詩》到《中國愛情詩選》的轉譯考論*郭麗娜[提　 要] 　 《五百家香豔詩》以法國殷勤文化為媒,轉譯為《中國愛情詩選》( Anthologie de lamour chinois, poèmes de lascivité parfumée )在歐洲流傳。 譯者德·莫朗沿用俞第德漢詩法譯所創的主題分類模式進行譯介,嘗試通過移情,喚起情感共鳴。 法語的語言特徵以及法國文學的敘事風格和情感表達方式,極大地拓寬了原詩在譯本中的情感呈現空間,有助於西方讀者探索中國人的情感世界。 不過,語言文化差異的存在,使原詩豔麗的語言風格難以在法譯本中再現,法國殷勤文化的植入也使詩選出現情感謬誤現象。 這種基於移情的情感誤讀,實際上是異質文化交流中難以避免的正常現象,《中國愛情詩選》出版可視為應和論的一次跨文化實踐。[關鍵詞] 　 《五百家香豔詩》 　 《中國愛情詩選》 　 移情　 情感謬誤　 應和論　 跨文化實踐[中圖分類號] 　 I046; G0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6) 02 - 0090 - 10中國是文學大國,詩歌的藝術成就歷來為國際文學界所公認。 詩歌外譯及相關研究在國內外早已有之,不過學界多討論譯本質量,未對中國詩歌融入歐美文藝界的路徑做進一步探究。 《五百家香豔詩》是民初上海掃葉山房編輯雷瑨編錄的一部舊體詩選,以生活、情感和女性為主題,共 10卷,分為六冊:卷一和卷六獨立刊行,卷二與卷三、卷四與卷五、卷七與卷八、卷九與卷十則分別合刊。 首版發行於 1914 年,1920 年再版。 詩集雖具豔俗之風,卻獲得法國漢學家德·莫朗(George Soulié de Morant)的關注,並由其選譯,於 1932 年以《中國愛情詩選》為名首次在西方出版。一般而言,漢賦、唐詩、宋詞等被國內學界奉為正統詩文,作為中國文學經典在域外流傳是理所當然之事;而香豔詩的流傳似乎不甚符合常理。 然而,這種在本國文化看來異常而在他國文化中存在的文學現象,恰恰折射出跨文化交往之奇妙,有助於觀察西方文藝流變,理解其內在發展邏輯。鑒於此,本文嘗試從原詩集入手,分析編者與選譯者德·莫朗的動機和思路,從文本形態和意義變化考察文化遷移方式,進而將香豔詩置於西方文藝發展史中,探討其融入西方文藝的路徑,以及這09*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 “法國藏中國西南文獻的整理與研究 ( 1840 ~ 1949)” (項目號:19ZDA221)的階段性成果。

一實踐與西方文藝思潮嬗變之間的關係。一、雷瑨輯《五百家香豔詩》:編修情感詩史據考,《五百家香豔詩》編輯雷瑨出身松江望族,生於同治十二年(1873),字君曜,光緒十四年(1888)舉人,師承繆荃蓀,工詩詞、善文章,① “曾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任《申報》館筆政,民國間任掃葉山房編輯”。②從家庭出身及個人履歷看,雷瑨出身名門,無不良嗜好,《五百家香豔詩·序》云:“蓋聞孔子刪詩,不廢鄭衛;楚臣作賦,寄興高唐。 宋廣平鐵石心腸,猶有梅花之賦;屈子平幽憂君國,偏多香草之詞。 此所以《玉台新詠》,序出徐陵;《香奩》一編,傳諸韓偓者也。 僕本恨人,生逢盛世,情天野鶴,雲海閒鷗。 麗詞綺語,未盡刪除;墨耨筆耕,無非遊戲。 見夫憂讒畏謗,每託《無題》、《有感》之篇,奩影香痕,盡是憤世傷時之作,雖曰寓言,實為詩史。 惜未有收茲一格,匯為專書”,③以存詩史滄海尚存之“遺珠”。④可見雷瑨編輯香豔詩,雖有幾分前朝遺老意氣,憤世嫉俗,傷情感懷,嘗試寄情於田園,但仍以修葺中國情感詩史為志趣。《五百家香豔詩》正文前附作者姓氏爵里,編纂體例依循中國傳統著史方式,以作者生卒年為序,收錄明末至民初多位詩人的詩作。 時間跨度涵蓋明清民國三個時期,始於明末之周蓼卹、周永年,止於民初之無名氏,以清代詩人為主;地域分佈上,以江浙閩粵詩人為主體,尤多松江人士,兼有湖北、江西、直隸等省詩人;就作者身份而言,既有彭玉麟、樊增祥、郭嵩燾等朝廷要員,也有屈大均、李漁、侯方域、龔自珍、康有為等風流名士,還有語儂、慧禪、樸園等《申報》或《文藝雜誌》小作者,以及淮南劍客、瀟湘花侍和無名氏等佚名詩人。 雷瑨在序中自稱“遠稽專集,旁及稗官……以及身雲閣之《十憶》,琴志樓之《雜言》,莫不搜來眼底,寫自筆端,勒為一書,都凡十卷,合二千餘矣,共五百許人”。⑤而據德·莫朗統計,作者實際為 400 人,詩作 2,318 首。⑥詩集收錄詩作最多的前兩位作者是樊增祥和經半園,分別錄入 153 首和 150 首。詩集體裁多樣,包括七言律詩、七言絕句、五言律詩,還有詞、詠、歌、曲等多種文體,如石嘉言之《戲效西昆體》,王闓運之《九夏詞》、《擬美人梳頭歌》、《擬夏夜閨詠》、《和辟園豔體》,張篯之《豔秋詞》,黃宗起之《摸秋詞》和《華髮曲》,蔣敦復之《有題疊前韻》和《擬三十六體》,葉廷琯之《已涼天氣未寒時·轆轤體》,鄧繹之《催花詞》,劉宗向之《屑玉詞》,陸崇蘭之《惆悵詞》和經半園之《韻糜詞》等。 詩集所錄清後期詩歌,篇幅長短不一,題材豐富,情感表達更為複雜多樣,如清末“粵東三家”之一汪瑔的《珠江秋夜曲》(共 280 字)、《洛陽女兒歌》(共 252 字)、《素馨斜》(共 336 字),姚汭的《用朱竹垞風懷韻》(長達 2,016 字),楊恩壽的《擬盧升之古意》(共 448 字)。 這些長詩多借題發揮,寓情於景,表面看似兒女情長,實則身繫家國,抒發報國無門的悲憤之情。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說明情感是中國詩歌史的一個重要面向。 情感話題和女性話題進入上海出版界的視野,無論如何是一種進步。 這得益於上海較早對外開放,受外來思想影響較深。 另外,辛亥革命推翻了舊王朝與舊制度,社會鼎革,風尚轉向,知識界熱情洋溢,胸懷理想,熱衷社會改革和風尚革新,探索新倫理和新觀念。 雷瑨本人除著有《五百家香豔詩》外,還出版了《閨秀詩話》、《閨秀詞話》、《新編女子國文讀本》、《青樓詩話》、《香豔詩話》、《美人千態詩詞》等與閨房、女性教育、獵奇和美人題材相關的書籍。⑦不過,掃葉山房是蘇滬一帶一家有兩百多年歷史的書坊,以網羅出版典籍、“保存國粹” ⑧為志向,就其出版志趣、選題風格和整體出版情況看,《五百家香豔詩》只能算是雷瑨的閒暇之作,並非掃葉山房的主打作品。 而雷瑨本人在掃葉山房上海分店任職期間,主要還是編輯《文藝雜誌》,編錄歷史文獻,出版文學著作、箋評及話體批評19

類作品。香豔詩是男性文學,其詩旨或重“風騷”以述婦德,或重“豔情”以述婦色,⑨多用托喻、抒情、喻情等手法抒情達意。 作為一種豔俗詩體,香豔詩詩風柔媚,辭藻淫豔,歷來不為正統學林所倡導。直至今日,學界對香豔詩的態度才相對寬容,認為其詩風“清麗,辭采富豔”,⑩並對雷氏著香豔詩史表示理解,“從表面上看,雷氏為了提高銷量,其編著亦多以香豔、閨房、美人、獵奇等為噱頭,但其內容實際上卻並非如此。 如《五百家香豔詩》、《美人千態詩詞》、《青樓詩話》、《香豔詩話》等,主基調雖為風花雪月,但內容更多是在讚頌高尚的愛情、女子純真之美以及婦德懿行等”。 但不論如何,《五百家香豔詩》此類作品無論放在過去還是現在,充其量只是清豔之作,難稱上品。 然而這樣一份俗作,卻能作為清代詩選載入法國漢學史,這一點值得探究。二、《中國愛情詩選》的移情效果:一份中國殷勤文化讀本《中國愛情詩選》( Anthologie de l’amour chinois, poèmes de lascivité parfumée )並非《五百家香豔詩》全譯本,而是按原詩集比例選譯了 73 名詩人共 183 首詩歌。在選譯過程中,德·莫朗依然採用情感翻譯策略,力圖在跨文化交流中引發情感共鳴,如同譯《宋代詩詞選》,“只要能在讀者心中召喚出與原文同樣的感情,那就是正確的翻譯。” 社會學和心理學研究揭示,任何社會個體和集體均具情動能力。 西方哲學將移情界定為主體範疇概念,強調移情是“對他人情感的直接感受,包含我感受他者情感而產生的情感,也包含他人的善意情感在我身上激發出來的原初情感”,指涉情感遷移的單向過程。 就香豔詩這一文體,德·莫朗的移情策略是沿用俞第德所創主題分類方式,將情感過程化,用法國殷勤文化詮釋香豔文化,把詩集作為一份清代情詩讀本分享給西方讀者。德·莫朗首先指出,西方漢學界長期忽視中國詩歌的情感面向:“西方世界有不少中國詩歌譯本,但與熾熱的愛相關的詩選譯作卻未曾見過,這極不尋常。 目前譯本,有春日慵懶、傷春懷人之詩詞,如 11 世紀李清照和 12 世紀朱淑貞兩位女詩人的詩作譯本……卻未有表達熾熱情感的詩歌,甚至無絲毫殷勤文化的痕跡。 漢學家均認為,深沉凝重是中國詩歌的固有風格,中國詩人不擅於熱烈示愛。 我不甚認同,因為文學不可能如此,何況我深知中國朋友情感細膩,熱情奔放,享受自然賦予我們身體的一切樂趣,如同開發自然賦予於我們之心智。” 德·莫朗對中國人情感世界的直接體驗,來自於他在蘇杭履職期間的感受。 他在滬結交不少地方士紳名流,對中國文人的處事風格了然於心,對其情感生活的另一面也有所覺察。 他曾在私人信件中提及:“中國文人眾口一詞,瞧不起戲曲。 這是謊言。 實際上,官員經常看戲,戲曲是他們的日常娛樂。” 至於德·莫朗提及的“殷勤文化”,首先是指歐洲的男性禮儀和情感文化,可溯源至古希臘時期用愛救贖和享受生活的感性文化傳統。 阿那克里翁(Anacréon)曾在《為飲者辯》和《溫柔之愛》等詩篇中歌頌酒神狄奧尼修斯,鼓吹享受歡愛,追逐自由,“忘卻苦難,相信愛的力量” 。 在法國古典主義時期,經過騎士文學的渲染,殷勤文化作為一種男性禮儀文化流行於宮廷和文人圈子,後受到市民階層的追捧和摹仿,逐步普及,成為法國社會人際關係尤其是兩性關係的基本禮儀和交往準則,具有文學意義和審美價值,其核心內涵是“在言辭和舉止上充分體現個人素養和人文精神,讓大家都感到愉悅”,贏得女性的好感。 因此殷勤文化作為一套具有文化價值和品位標識意義的社會知識體系,屬高雅文化而非庸俗文化,更非色情文化,其首要原則是女士優先。 儘管殷勤文化的內涵及其社會效應在法國文化史上多有爭論,但阿蘭·維亞拉在《殷勤文化,法國的神話學》中仍然強調,殷勤文化“至今仍是法蘭西的國粹”。29

德·莫朗曾批評過明清小說,指“小說幾乎沒有進步:篇幅冗長,結構鬆散,情節雷同,但銷量驚人。 在汗牛充棟的小說中,有兩本是中國人一讀再讀的,分別是《紅樓夢》和《金瓶梅》,後者極為猥瑣下流”。可見在德·莫朗看來,《金瓶梅》是色情文化的代表作,而香豔詩無情色元素,應是中國愛情文化,於是他自然而然地將香豔文化等同於法國殷勤文化。對於這份中國情詩讀本的選譯,德·莫朗可謂用心良苦。 首先譯本書名主標題是Anthologie de l’amour chinois (《中國愛情詩選》),首詞Anthologie (詩選)由前綴 antho(花)和後綴 logie 構成,後綴含“學理”、“機理”、“邏輯”、“譜系”之意,即“情感詩之學理和譜系”。 為了呈現這一譜系,德·莫朗在譯本前言中簡述香豔詩史,並做分期。 他寫道:“17 世紀初期,有才者眾,詩風自由率真,以述事為主,言辭溫婉,名詩人有著有名作《秣陵春》的戲曲大家吳偉業,禮部侍郎錢謙益,還有王隼……著名劇作家李漁、刑部尚書王士禎……18 世紀,戲曲大家蔣士銓和黃任、楊芳燦等人倡導綺豔新詩風,香豔詩不再追求清新脫俗,而是用詞考究,矯揉造作,多用隱喻,尤以黃景仁的香豔詩為甚。 19 世紀初至 19 世紀中期,香豔詩僅流於形式美,頹廢之勢已無可挽回。 詩人堆砌辭藻,詩歌毫無新意,如 1810~1820 年間王慶麟的詩作和陸耀遹在 1835 年前後的詩作,多數辭藻豔麗而內容乏味。 到了 19 世紀末,樊增祥和經半園出現,香豔詩才得以復興。” 德·莫朗特別強調,香豔詩興於明末,與明清戲曲興起之間存在必然聯繫。 中國香豔詩並無詩史,德·莫朗以主題思想和語言形式的一致性為依據對香豔詩史進行分期,介紹主要詩人。 另外,《五百家香豔詩》以清代詩歌為主體,德·莫朗也有意將香豔詩作為清代詩選加以介紹。 他寫道,這“是一部中國末代王朝的詩集,西方世界對清代詩歌一無所知,希望我的翻譯讓清代詩歌進入西方世界”。至於這份中國愛情詩讀本的編譯,德·莫朗並未沿用《宋代詩詞選》的編譯方式,即依作者生年順序錄入詩歌,而是採用其中國文化啟蒙老師、《玉書》作者俞第德(Judith Gautier,即朱迪特·戈蒂耶)所創的主題分類方式。對此,他解釋說:“中國人依編年體例,按作者生年順序錄入詩歌。 而我認為在同一情感主題之下錄入不同詩人的詩歌更有意義,當然在同一情感主題之下,仍按生年順序來選譯詩歌。” 保羅·阿倫指出,主題“在文學作品中對應意象或情節類型”, 與音樂的動機( the motive)有共同的語義基礎和類型學意義,能激發交流的慾望,促成情感互動,因此德·莫朗的主題分類方案有其合理性和科學依據。《中國愛情詩選》共 14 個主題,按情感發展分為:初遇愛人、幽約密會、日思夜想、形影相隨、甜言蜜語、情意濃時、媒妁之言、紅粉淡妝、睹畫思人、若即若離、情意淡時、寡情薄義、心灰意冷和心如止水,其中主題六“情意濃時”選譯 19 位詩人共 30 首詩歌:樊增祥 11 首,王士禎 2 首,經半園、張篤慶、吳嵩梁、汪懋麟、鄭棻、董俞、余轂、莊元燮、顧玉霖、陶日照、袁樹、梁紹壬、黃安濤、姚文枏、陳寅、吳靄、沈起鳳各 1 首。 該主題是選錄詩人和選譯詩歌最多的主題,再次說明詩選的基本性質:中國情詩。德·莫朗用殷勤文化詮釋香豔文化,對香豔詩的理解自然與雷瑨有所不同。 他忽略詩中感時憂國和憤世嫉俗的成分,關注表達心動、思念、牽掛和失落等情感細節,並給予高度評價:“整體而言,香豔詩遠非情色浮誇之詞,也非無病呻吟、刻意而為之作。 相反,我們從中感受到溫暖、熱情和純真,愛與恨真實流露,令人感動。 不由得讓我們感嘆,原來中國人也有純粹的情感,在此世間,我們不再是唯一具有靈性的生物。 眾生平等,遵從造物的規則而共存。 普世的真情感,只要不是反社會的,都需得到尊重。” 香豔詩作為詩歌的一個類別,也常用典故。 德·莫朗指出,這是文學想像力的體現:“語言形式奇妙,辭藻華麗,用典和隱喻甚多,難以理解。 然而典故和隱喻的使用,無疑39

是(中國)思想的具象化,具有奇妙的文學效果。” 他對“風月、雲雨、煙花、鴛鴦、鸞鳳”等意象均賦予殷勤文化價值,做正面理解。不難看出,德·莫朗對香豔詩的創作風格變化、主題和內容均做了個人化的闡述,未必符合中國香豔文化的真實發展規律,另外詩史分期也明顯受到法國文學史分期方式的影響,與香豔詩的發展路徑未必一致,但這種在地化的詮釋方式卻符合法國讀者的閱讀期待,有助於中國香豔文化在西方世界的流傳。三、《中國愛情詩選》的情感謬誤:以“樊美人”易容為“樊情人”為例巴柔指出,在跨文化交流中,文本作為人類學資料“在閱讀層面上涉及到的就是一種有意的和自覺接受的文學誤讀。” 美國文學評論家 W. K. 維姆薩特和門羅·C. 比爾茲利也討論過文化交流中的“情感謬誤”。德·莫朗以移情為路徑,用殷勤文化詮釋香豔詩,誤讀不僅出現在語義層面,比如中法詞匯在客觀上存在外延和內涵的語義偏差,而且也難以避免地出現了情感謬誤現象。 下以樊增祥為例,來說明經過德·莫朗的詮釋和法國殷勤文化的包裝之後,樊增祥從“樊美人”易容為“樊情人”。樊增祥是同光派主要詩人,師承李慈銘與張之洞,詩風豔,外表俊,素稱“樊美人”。樊增祥所著《十憶》被雷瑨收入《五百家香豔詩》第九卷。 國內學術界評《十憶》詩的主旨為表現夫妻情篤,因而不同於豔情詩所涉的冶遊題材;其風格“豔而不淫,樂而無怨”,詩人只是用“最豔俗的筆,寫最莊重的事”,認為樊增祥“有豔才而無豔情”。 《中國愛情詩選》14 個主題,除主題四“形影相隨”和主題十四“心如止水”未選譯樊增祥的豔詩之外,其他主題都有《十憶》詩的譯文,尤其是主題六“情意濃時”。 該主題共選譯了 30 首詩,其中樊增祥詩 11 首,佔三分之一強。 在這 11 首詩中,除第九首《佳人·碧唾黏衣未忍揩》外,其它均譯自《十憶》,依序是《憶羞·廣宴多是燕鶯傳》、《憶睡·情態無如午睡佳》、《憶睡·浥浥薰爐搭繡裳》、《憶繡·我詩卿繡兩相和》、《憶坐·愛書貪繡兩重門》、《憶倦·睡意未足海棠天》、《憶倦·金扉已掩更衣後》、《憶倦·窺客搴帷客亦窺》、《憶喜·不憶吳蓴與蜀薑》和《憶浴》。 在《十憶》的 10 首選譯詩文中,前 9 首均能與原文對應,只有末首《憶浴》是對樊增祥《憶浴》題材下的 10 首七言詩歌進行改寫和拼接。將原文和譯文進行對比,可以看出,因語碼變化,譯文的敘事風格也發生了本質性變化,另外在目的語的文法和文化干預下,敘事視角全部被調整為男性,以男性的口吻來敘述女性的行為舉止,讚美女性體態和德行之美,表達愛慕之情。首先從語言的角度看,漢語文言無嚴格文法,樊增祥詩多缺失主語或敘事者,除《憶繡·我詩卿繡兩相和》一詩出現“我”之外,其他詩歌均無主語或敘事者。 然而法文作為印歐語系語言,文法嚴格,除了祈使句之外,不能缺失主語,因此德·莫朗在翻譯過程中,根據原文語境增補主語,或按自己的理解增補主語。 《憶羞》增補了“他們” ( ils),《憶睡》、《憶坐》、《憶倦·睡意未足海棠天》、《憶倦·金扉已掩更衣後》增補了“我”( je),《憶倦·窺客搴帷客亦窺》、《憶喜·不憶吳蓴與蜀薑》增補了“她”(elle),《憶浴》則增補了“你” ( tu)。 根據西方敘事學,敘事者可能與句子主語同為一人,也可能不是,由此形成“零視角、內視角與外視角”三種不同的敘事方式;而敘事主體內置與外置也會造成敘事角度發生變化,並增加視點,拓寬文本的意義表達空間和情感呈現空間。 因而相較於漢語原詩文,法譯文的情感表現力增強,而且情感表達直接。 以《憶倦·窺客搴帷客亦窺》為例,原詩文為:“窺客搴帷客亦窺,房櫳綽約隱花枝;世間好物惟團扇,看取全遮半露時。” 49

中國傳統文學理論強調文似看山不喜平,詩文創作以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為佳。 《憶倦》描寫家中女性含羞與訪客互窺的情景,所有句子均無主語,視點不明,情感表達相當含蓄。 按中國傳統閱讀契約,讀者或與作者心有靈犀,達成默契,或不得其意,自行玩味琢磨。而據詩文,該詩應隱含敘事者“我”,即詩人,為一外置角色;詩文首句和次句主語均為家中女性“她”,為一內置主要角色,而第三句無主語,第四句主語不明確。 德·莫朗根據法文文法和詩文語境,分別做了主語和人稱的增補處理,譯文變成:“她∙從簾後偷窺客人,而他∙亦偷窺她;她∙在閨中手持花朵,撫弄花枝;世間最好的物品莫過於團扇;我們∙∙若想看到你∙,只需把遮花的團扇抬起。” 人稱的增補和擴充基本上未損原詩意義,而根據西方人的閱讀契約,首個主語“她”的增補,讓西方讀者得知一個外置視點“詩人樊增祥”(即敘事者“我”)的存在,以及三個內置視點“她”、“他”(客人)和“我們(我和客人)”的存在,從而形成一個由外及裡的三維視覺空間。 外置角色詩人一開始與內置主要角色“她” 保持距離,後通過“我們” 移入詩中,與她互動,詩人與她、她與他(客人)、我們(我和他)與她之間的情感交流在詩外詩內由此顯得生動有趣。 西方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根據視點變化,產生雙層體驗,感受詩人樊增祥的殷勤品質以及詩中人物的情感互動情況。不僅如此,德·莫朗還對無殷勤文化表徵的樊詩進行特殊處理,進一步強化“情人”形象,比如《憶羞·廣宴多是燕鶯傳》一詩,原文是:“廣宴多是燕鶯傳,少時隨娘學對酬;終是女兒嬌怯態,縱無人看也低頭。” 在《憶羞》主題下,該詩描寫年輕女子跟隨母親學習社交禮儀,屬述婦德,與愛情文化無涉。 從敘事學的角度看,詩人隱身,由一佚名女性自敘,為零視角敘事。 在譯文中,德·莫朗先為詩歌增加標題“偶爾,年輕男士們……”,接著為首句“燕鶯”增補限定語“我們的”,詩歌蘊意隨之發生變化,符合殷勤文化選題。 詩文變成:“宴席多為美人聚會,那是我們的燕子和擬鸝;可偶爾年輕男士陪伴女士左右,學習勸酒;他們始終如同女性般靦腆、迷人;甚至沒人看他們時,他們也低著頭。”在西方讀者看來,限定語“我們”的出現,說明敘事者仍是詩人樊增祥,而標題的增補,則提示詩歌的主體活動者為中國男性,描寫他們在公共場合中學習社交。 首句限定語“我們”的存在,使樊增祥作為內視角敘事者參與活動,讚美女性之美色和美德;接著從第二句開始,樊增祥移出情景,置身事外,變成一全能敘事者,觀察詩中人物的活動,向讀者“挖掘人物的內心世界”。視點的變化增加了觀察點,拓寬了詩歌的情感呈現空間,豐富了讀者的閱讀體驗。 譯文用“迷人”來形容男性,未必符合中國文化的審美標準,但與法國殷勤文化並不相違背,樊增祥和詩中男性的中國情人形象遂躍然於紙上。 總之類似翻譯處理,除了使詩歌的敘事角色清晰,主語明確,視點多變之外,更是突出詩人樊增祥的殷勤本色,渲染詩作的生活情調。接著從情感表達的角度看,譯本與原詩也有明顯偏差。 中國傳統文論強調神思隱秀,《文心雕龍》云:“夫心術之動遠矣,文情之變深矣。 源奧而派生,根盛而穎峻。 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隱。” 詩文創作以文辭含蓄、意境深遠為佳,情感表達亦然,劉勰在《文心雕龍·物色》篇主張即景抒情,把自然情景與抒情結合,換言之,情不能直抒,最好託景,蓄而不發。 樊增祥豔詩“採用的創作方式,主要是以疊韻形式,針對前人相同的題材進行再創作” ,意象重複使用,委婉表達情感,如《十憶》使用“燕鶯”指代女性、“萱松”指代“父母”、“海棠”指代“妻子”等等。 對此,德·莫朗在譯文中採取兩種處理方式,或法式拼音加注,或直譯,均有助於渲染詩歌的異國情調,而情感呈現方式則完全是西式的,外露、直接、熱烈,甚至不惜增補語句,直奔主題。 比如《憶睡·情態無如午睡佳》,原詩是:“情態無如午睡佳,任他落扇與橫釵;萱松此際俱迴避,布指偷量小鳳鞋。” 59

詩文婉轉曲折,描寫家庭和睦,小兩口恩愛,打情罵俏,父母心中暗喜,避而不見。 譯文則直奔主題,把首句處理成一個從句,另增主句“我情難自禁,愛她深切”。 詩義變成:“我情難自禁∙∙∙∙∙,愛她∙∙深切∙∙,當她午間入睡、形態慵懶之時;團扇慢慢滑落在地,鳳釵松落;旋花松樹目睹,含羞轉身;我用手指悄悄度量她的小鳳鞋尺寸。” 中國傳統大家庭那種子孝母慈、夫妻恩愛、子孫滿堂的生活氛圍,完全被殷勤文化所規訓,父母消失,只剩下夫妻情調。 又如末首《憶浴》,德·莫朗將“憶浴”翻譯為“玉體”,正文四行詩句對 10首《憶浴》詩進行重新拼接,做創意式發揮,表達對妻子身體的迷戀,“噢,如玉雕般” 讓人聯想起西方裸女和法國新古典主義畫家安格爾布面油畫《泉》中的少女。 另《憶睡·浥浥薰爐搭繡裳》一詩第二句“了無聲息但聞香”,譯文直接譯為“體香”,把情感具象化。毫無疑問,在中國歷史上,樊增祥作為一“不自棄舊學,不取憎新人” 的清末權臣,其身份應先是朝廷要員,然後才是詩人;在中國詩歌史上,香豔詩絕非樊增祥躋身詩人的資本,而僅是其遊戲心的通俗之作。 然而,當《五百家香豔詩》易容為《中國愛情詩選》,樊增祥也隨之化身為中國情聖,其詩作成為見證東西方具有共同情感的作品。四、《中國愛情詩選》的藝術價值:應和論的跨文化實踐《中國愛情詩選》顯然不是一份純粹的中國情感詩選,而是一份糅雜了西方人情感文化的中國詩歌法譯本,在移情過程中出現了情感謬誤。 不過自環球大航海之後,歐洲文藝界對東方文化作出誤讀的情況並不罕見,這是形象學經常討論的話題。 《中國愛情詩選》的出版實際上是歐洲唯美主義時期所倡導的應和論在 20 世紀的再度跨文化實踐,文本的遷移受制於法國情感文化,同時在新的歷史語境中參與西方文藝倫理變革。19 世紀歐洲藝術唯美主義者提倡“為藝術而藝術”,文學與其他藝術門類的有機互涉和新美學意義的釋放成為文藝界討論的核心議題。 波德萊爾在應和論中強調詩的藝術形制價值和圖文互涉的意義:“最好的批評就是一個富於智力和富於感覺的心靈反映出來的這幅畫。 因此對於一幅畫的評述不妨是一首十四行詩或一首哀歌。” 高蹈派詩人戴奧菲爾·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擔任巴黎《藝術家》雜誌主編時鼓吹“《藝術家》是一個擁抱智識世界的多向度統稱:詩歌如散文,書籍如戲劇,音樂如舞蹈,雕塑如宮殿,繪畫如印章,首飾如勳章,考古如同好奇心”。兩人均強調文學與繪畫、音樂、雕刻等藝術門類之間互釋或互涉的必要性,指出由此可能激發的美學潛能。 唯美派對東方異國情調的癡迷,為應和論在中西異質文化之間的實踐創造了條件。 戈蒂耶之女俞第德多次在《藝術家》上發文,其著名《玉書》作為譯本嚴重失實,無忠實度可言;然而作為一份自由創作式譯本,《玉書》特有的“浪漫主義詩風” 產生了毋庸置疑的美學價值和應和效果。 詩集多次被摹仿和改寫,一方面“推動法國散文詩的發展”, 另一方面促成文學與音樂的聯袂。 漢斯·貝特格(Hans Bethge)的德語仿寫本《中國之笛》引起奧地利音樂家古斯塔夫·馬勒(Gustave Mahler)的注意,成為他創作著名交響性套曲《大地之歌》( Lied von der Erde )的靈感來源。 馬勒在《大地之歌》中結合個人經歷,表達對生死的看法,呈現愛的永恆主題。 西方樂評界認為“難以想像有比《大地之歌》更為令人動情的樂曲”,將其奉為西方現代音樂的經典樂曲之一。 《玉書》與《大地之歌》無疑是歐洲文藝界在跨文化領域中實踐應和論的經典之作。德·莫朗受俞第德的影響,用法國殷勤文化規訓《五百家香豔詩》,無非也是應和論的一次跨文化實踐。 在法國殷勤文化中植入中國元素早有先例,巴黎歌劇院圖書館藏有兩份歌劇曲譜,分別69

題為《中國亭閣》( Le Pavillon chinois )和《中國叢林》( Le Bosquet chinois )。前者是一組法式圓舞曲,歌者一名,男女舞者各一名;後者是四男四女圓舞曲。 兩組歌劇講述春天萬物復甦之時,騎士們與心儀的女士翩翩起舞,互訴衷腸。 曲譜與音樂敘事方式有明顯騎士文學風格,中國的亭閣和叢林作為異國場景被植入到歌劇之中,作為跨文化應和實踐為歐洲愛情主題注入異國情調因素,滿足西方觀眾的好奇心,也有助於西方觀眾對東方他者的情感文化產生認同感。 歌劇曲本成文時間不詳,但顯然與 18 世紀歐洲的中國器物熱和中國風盛行有密切聯繫。 《中國愛情詩選》的出版,將殷勤文化與中國香豔文化密切聯繫在一起,進一步強化西方讀者對中國情感文化的認同。一戰後一些中國藝術家陸續旅居歐洲,中西文化互動更為頻繁。 跨藝術跨文化的應和實踐不僅出現在法國漢學家的創作之中,而且出現在中國藝術家圈子裡,比如徐悲鴻、潘玉良、李金發和梁宗岱等人,詩畫作均有不同程度的中西元素拼接現象。 Angie Chau 考察過 20 世紀初期中法文化交流,指出“中國古典文學和藝術的某些元素比以往更順從或更迫切地被傳播或遷置到巴黎語境之中”。與此同時,在中法文化關係不對等時期,這種文化雙向交往還折射出某種矛盾心理,存在一種悖論式效應,一方面中國古典文藝之精髓和藝術品之精美吸引西方學者的眼光,西方學術界主動對中國古典文藝精神進行研究,加以吸收和內化,但他們未必意識到自身作為殖民者,其行為可能面對顯性或隱性的抵制;另一方面,中國藝術家和詩人移居巴黎,政治上的弱勢心理暗示,讓他們迫切地希望對本土藝術進行現代賦義。然而不論如何,早期的跨文化和跨藝術應和實踐作為歐洲文藝現代主義的激流,儘管夾雜著自覺或不自覺的情感謬誤,但隨著時間推移,慢慢拓寬雙方的視野。 就歐洲方面,應和論在 20 世紀推及所有藝術門類,使歐洲文藝倫理從席勒倡導的解放範式轉向思想體驗範式,“藝術成為了一種思想體驗的手段,而倫理被設想為一種思考能力,通過重新審視價值觀、訓練判斷力和開發同感等進行道德教育。” 在翻譯學科,本雅明質疑傳統翻譯觀念,強調翻譯作為一門藝術的形制意義和美學價值,指出翻譯“與其模擬原文的意義,不如滿懷愛意,把原文的意向瞄準方式遷毫不爽地併入自己的語言,就這樣讓原文與譯文像同一個陶甕的兩塊碎片那樣,成為一種更大的語言的殘片”。這成為西方現代翻譯學的哲學理念,也成就了當代西方文藝新論“遷置( transpose)”,而法國文論界將應和論的大力倡導者戈蒂耶譽為“藝術形制遷置之父”。結　 論雷瑨所輯《五百家香豔詩》以《中國愛情詩選》的新面目出現在西方讀者面前,是譯者德·莫朗踐行情感翻譯的結果,也是應和論的一次跨文化實踐。首先德·莫朗以法國國粹殷勤文化改造中國香豔文化,產生移情效果,向西方社會介紹中國人的愛情觀。 譯本雖因語碼差異,導致原詩文豔麗的語言風格無法重現,但法語特有的語言特徵和敘事方式使原詩文的情感得以充分釋放,能為西方讀者所感受。 《中國愛情詩選》在西方讀者眼中,無疑是一份瞭解中國人愛情觀的讀本和反映中國男性禮儀文化的讀本,樊增祥從樊美人易容為樊情人,被西方讀者所理解和接受。 儘管存在種種情感謬誤現象,《中國愛情詩選》向西方世界詮釋中國人的愛情文化,而非色情文化,其積極意義是毋庸置疑的。從中國詩歌法譯史看,德·莫朗先編譯《宋代詩詞選》,被當代法國漢學界奉為法國漢學史上“重要的斷代詩集譯著之一”。他編譯《中國愛情詩選》,亦有向西方介紹清代詩歌的動機,不過選本的合法性未能得到國內學術界的認可,因此也未獲得法國漢學界的重視。 但是,作為應和論的一79

次跨文化實踐,德·莫朗的《中國愛情詩選》拓寬了應和論的實踐範圍,並推動西方文藝新論的產生,既見證了中國文學參與國際文學交流,也參與西方文藝理論的嬗變。①程誠:《雷瑨〈近人詞錄〉考》,南京:《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17 年第 3 期。②⑧楊麗瑩:《掃葉山房史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 年,第 188 頁;第 196 頁。③④⑤雷瑨:《五百家香豔詩》卷一,上海:掃葉山房,1914 年,序第 1 頁;序第 2 頁;序第 1~2 頁。⑥George Soulié de Morant, Anthologie de lamour chinois, poèmes de lascivité parfumée, Paris: Mercure de France, 1932, Introduction p. XI; Introduction pp. IX-X; Introduction pp. XII-XIV; Introduction p. XI; introduction pp. XI-XII; Introduction p. XV; Introduction p. XVI; pp. 97-98; p. 93; pp. 93-94; p. 100; p. 94.⑦程誠:《晚清民國雷瑨編輯出版活動的特點及其意義》,西安:《新聞知識》,2018 年第 11 期。⑨參見康正果:《風騷與豔情》,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 年。⑩吳昊等:《白話絕句三百首全譯》,西安:三秦出版社,1992 年,第 201 頁。73 位詩人及詩歌數量分別為:樊增祥 57 首,經半園 15 首,黃任 8 首,吳嵩梁 6 首,王士禎 4 首,李漁、易宏、汪懋霖、陳寅、吳靄、沈起鳳、蔣士銓各 3 首,王隼、俞鍔、吳兆騫、張篤慶、吳偉業、黃安濤、余轂、袁樹、梁紹壬各 2 首,周亮工、姚士陞、史承謙、曹昌麟、惲壽平、鄭燮、程來泰、潘牧、郭麐、李遇春、王光承、黃景仁、瀟湘花詩、錢謙益、徐緘、沙鼎、王詠霓、鄭棻、董俞、莊元燮、顧玉霖、陶日照、黃安濤、姚文枏、江璧、許鍾、陸耀遹、鳳藻、鮑皋、何春巢、黃之雋、顧敏恒、堯生、韓問南、曹仁虎、金鴻書、秦汧、吳保初、屈大鈞、計東、金慰祖、陸應宿、劉開、沈亞、張二嚴、張遺、楊芳燦、沈德潛、蘊端、陳孟楷、景耀月各 1 首。前兩位詩人是樊增祥和經半園,分別佔 57 首和 15首,與原詩集收錄比例大致相符。方維規:《海外漢學與中國文論·歐洲卷》,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 年,第 115 頁。Yvan Elissalde, Vocabulaire philosophique. Volume I: Les mots du sujet, Mesnil-sur-lEstrée, Bréal, 2017, p. 68.Goerge Soulié de Morant, Si-tsiu Ta-kwann, Mercure de France, le 15 août 1922, p. 253.J. M. Pelous, Amour précieux, Amour galant (1650-1675) - Essai sur la représentation de lamour dans la littérature et la société mondaine, Bulletin de lAssociation détude sur lhumanisme, la réforme et la renaissance, n° 4, 1976, pp. 70-76.Nathalie Grande et Claudine Nédelec, Avant-propos de la galenterie des Anciens, Littératures classiques,2012/1 (N. 77), pp. 5-13.Alain Viala, La galanterie, une mythologie française,Paris: Seuil, 2019, p. 10.George Soulié de Morant, Essai sur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Paris: Mercure de France, 1912, p. 315.俞第德著名詩集《玉書》有 1867 和 1902 兩個版本,含 “情人”、 “月”、 “旅人”、 “宮 廷”、 “ 戰 爭”、“酒”、“秋”、和“詩人”八個主題。 該詩集與法國經院漢學家德理文的《唐詩》譯本不同,並非純粹中國古詩譯本,而是受中國古代詩歌及其意象啟發而進行再度創作。 參見孟華:《中法文學關係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年,第 286 頁;Ferdinand Stocès, Sur les sources du Livre de jade de Judith Gauti-er (1845-1917), 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 2006/3 (319), pp. 335-350;包世潭:《涵化與本土化:18~19 世紀法國文藝界對中國詩歌藝術的詮釋》,郭麗娜譯,廣州:《中山大學學報》,2021 年第 6 期;蔣向豔:《詩神遠遊:俞第德〈玉書〉裡的意象呈現》,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23 年第 4 期。Paul Aron etc. (dir), Le dictionnaire du littéraire,Paris: PUF, 2010, p. 497.除了男女愛情,涉及傳宗接代、開枝散葉等傳統中國家庭觀念,以及感嘆人生無常的詩歌也有少量選譯。 如主題一“初遇愛人”末首為李漁著《閨詞》,表面為閨房之事,實是祈求添丁。 詩文為:“新設宜男宅,宵征勿憚勞,風輕側室暖,月入小星高,枕繡兒時89

學,衾蠺手自繅,裁時寬尺寸,留地待兒曹。” 李漁:《閨詞》,雷瑨《五百家香豔詩》卷一,第 32 頁。達尼埃爾·亨利·巴柔:《形象》,孟華譯,載孟華主編:《比較文學形象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年,第 170 頁。M. H. 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傑弗里·高爾特·哈珀姆(Geoffrey Galt Harpham):《文學術語詞典》,吳松江主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年,第 6 頁。關於語義偏差,僅以譯本書名為例,法語“ lamour”廣義為愛,譯本適用其狹義“愛情”,而“ la lasciveté”是“豔、色”的直譯,但在殷勤文化語境中,該詞無傳統東方文化特有的道德譴責涵義。谷鵬飛、楊遇青:《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史》,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23 年,第 3 頁。薛超睿:《樊增祥〈十憶〉詩與豔情詩的生新》,長春:《文藝爭鳴》,2014 年第 5 期。周容:《論李慈銘及樊增祥的詩歌理論及其創作》,上海:上海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 年,第 97頁;第 100 頁;第 31 頁。其它 19 首包括:王士禎 2 首,經半園、張篤慶、吳嵩梁、汪懋霖、鄭棻、董俞、余轂、莊元燮、顧玉霖、陶日照、袁樹、梁紹壬、黃安濤、姚文枏、陳寅、吳靄、沈起鳳各 1 首。德·莫朗的譯本較俞第德更為忠實,常可通過關鍵詞或文意回溯原文。 《中國香豔詩選》的目錄頁還標注原文出處,不僅向西方讀者證明了譯文的真實性,也反映出德·莫朗對譯本的忠實度有充分自信。若埃爾·羅爾:《敘事學入門:現代小說的視角與聲音》,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 年,第 7 ~ 81頁;第 31 頁。樊增祥:《憶倦·窺客搴帷客亦窺》,雷瑨《五百家香豔詩》卷九,上海:掃葉山房,1914 年,第 8 頁。劉勰:《文心雕龍》,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年,第55 頁。樊增祥:《憶睡·情態無如午睡佳》,雷瑨:《五百家香豔詩》卷九,第 16 頁。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45 年的沙龍》,郭宏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 年,第102 頁。Anne Ubersfeld, Théophile Gautier, Paris: Stock, 1992, pp. 332-333.蔣向豔:《〈玉書〉 三生:基於中西文學關係的察考》,上海:《中國比較文學》,2024 年第 4 期。包世潭:《涵化與本土化:18 ~ 19 世紀法國文藝界對中國詩歌藝術的詮釋》。 Matthew Mugmon, An Imperfect Mahlerite, The Journal of Musicology, 2018, vol. 35, No.1, pp. 76-103.《中國亭閣》 和 《中國叢林》 的館藏編號分別為3790( II)和 3790( II,3),年份不詳。關於 18 世紀法國的中國器物熱和中國風,參見布里吉特·尼古拉:《安菲特利特號與 18 世紀法國的中國器物熱和中國風》,郭麗娜譯,廣州:《中山大學學報》,2020 年第 6 期。Angie Chau: Paris and the Art of Transpositio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Sino-French Encounter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23, p. 10.卡蘿爾·塔龍 - 于貢: 《思想的感化、解放與實踐———古典、現代和當代思考藝術倫理效率的方式》,張新木譯,載史忠義等:《當代法國美學與詩學研究》,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4 年,第 3 頁。本雅明:《譯者的任務》,孫凱譯,載保羅·利科:《保羅·利科論翻譯》,章文、孫凱譯,北京:三聯書店,2022 年,第 162 頁。 Maria Jesus Cabral et Ana Clara Santos, Art et création chez Théophile Gautier, Paris : Editions Le Manuscrit, 2013, p. 54.安必諾(Angel Pino)、何碧玉( Isabelle Rabut)、劉國敏、張明明:《20 世紀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在法國的傳播編年》,鄭州:大象出版社,2018 年,第 78 頁。作者簡介:郭麗娜,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廣州　 510275[責任編輯　 陳志雄]99

澳門理工學報　 2026 年第 2 期法國漢學家沙畹中國考古調查之緣起*賀夢瑩[提　 要] 　 法國漢學家沙畹是近代最早以科學考察為目的來華的西方學者之一。 他分別於 1891年和 1907 年兩次在中國開展考古調查,其緣起是時代潮流與個人選擇交織作用的結果。 19 世紀末,中國國門洞開、西方學界對遠東考察熱潮的興起、法國相關制度與基金的支持,以及跨國交通日趨便捷,為沙畹來華考察奠定了外部基礎。 他首次申請考察項目,是在外交仕途受阻後對學術道路的堅守;第二次考察則是長期積累後的主動規劃,足跡遍及保存有中華文明重要古跡的華北地區。沙畹與弟子伯希和圍繞雲岡石窟首次考察權的“爭”與“讓”,折射出他在堅持學術操守與提攜後學之間的審慎權衡。 沙畹將現代考古學理念引入漢學領域,推動了法國漢學從“書齋研究”向“田野考察”的轉型,亦為中西學術交流留存下大量珍貴資料。[關鍵詞] 　 沙畹　 法國漢學　 中國考古調查　 華北地區　 中西學術交流[中圖分類號] 　 K87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6) 02 - 0100 - 11法國漢學家沙畹(É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是最早以研究為目的來華考察的西方學者之一,其主要貢獻之一便是將現代考古學的理念與方法引入漢學研究領域。 沙畹一生兩次來華:第一次是 1889 年 3 月至 1893 年 7 月。 他從巴黎高等師範學院(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de Paris)哲學專業和法國國立東方現代語言學院(École nation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今法國國立東方語言與文明學院 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漢語專業畢業後,受法國外交部派遣,以不領取工資的“授權隨員” (attaché autorisé)身份①在法國駐大清公使館工作,以進一步學習漢語並從事漢學研究。 第二次來華是在 1907 年 3 月至 11 月,他在華北地區開展地面文物考古調查,足跡遍佈遼寧、吉林、河北、北京、天津、山東、河南、陝西、山西等地。關於沙畹的考古調查,學界多聚焦於其 1907 年的考察成果,如對泰山、高句麗遺址及佛教石窟的研究,同時也關注他所接受的考古學訓練。②學界通常將沙畹 1889 年至 1893 年的在華旅居視為一個整體,認為這是他在中國學習與研究的四年。 期間,儘管沙畹曾順道考察武梁祠和泰山,但學界並未將這些活動視為官方派遣的科學考察。 然而,本研究最新發現,沙畹在第一次旅居中國期001* 本文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法國漢學巴黎學派與中國現代學術的形成與發展研究”(項目號:20CZS047)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間,曾於 1891 年 1 月至 11 月返回法國,重返中國時獲得了一項由教育部資助的科學考察任務,其中就包括對武梁祠的考察。 因此,1889 年至 1893 年沙畹的第一次中國旅居實際上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 1889 年 3 月至 1891 年 1 月,是他以“授權隨員”身份在法國公使館學習和工作的時期;第二階段為 1891 年 11 月至 1893 年 7 月,是其受法國官方派遣與資助,開展第一次中國科學考察的時期。 1907 年的華北考察實際上是沙畹的第二次科學考察。 但奇怪的是,沙畹本人從未提及第一次受資助的科學考察,故此事一直不為人知。沙畹的考察既是國際局勢與學術潮流的產物,也體現了個人的學術選擇。 本文依託法國外交部和教育部原始檔案,以及沙畹的書信與著作,從社會背景與個人選擇的視角,探析沙畹中國考察的緣起與動因。 釐清這一脈絡,不僅有助於更清晰地理解法國漢學從“書齋研究”向“田野考察”轉型的內在邏輯,也可補充近代法國漢學家對華考古調查的早期歷史,並為清末中外文化交流的多樣性提供實證支持。一、緣起之基:19世紀末的國際局勢與學術潮流一方面,鴉片戰爭之後,中國逐步向西方開放,甲午戰爭的失敗又使中國失去部分領土,進一步淪為列強爭奪殖民利益的重要舞台。 另一方面,西方探險家與考古學家的目光也逐漸從希臘、羅馬、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轉向遠東尤其是中亞地區。 在這一背景下,各國圍繞科學考察與探險展開了激烈角逐。 例如,俄國探險家科茲洛夫(Пётр Кузьмич Козлов)於 1883 至 1901 年間四次深入中亞,英國考古學家斯坦因(Aurel Stein)亦於 1900 至 1901 年間首次進入中國新疆進行考察。 在英、俄等國主導的西域考古探險熱潮推動下,1902 年在德國漢堡召開的第 13 屆國際東方學者大會(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orientalistes)上,正式成立了“中亞與遠東歷史學、考古學、語言學和民族學考察國際協會”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pour l’exploration historique, archéologique, linguistique et ethnographique de l’Asie centrale et de l’Extrême-Orient)。 為爭奪學術話語權,法國亦相繼設立專門機構和基金,資助遠東及中亞地區的考古調查活動,這為沙畹的中國考察提供了時代契機。長期致力於古跡、文獻與語言研究的法蘭西金石與美文學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於 1886 年設立“嘉爾業基金”(Fonds Garnier),旨在資助考察隊在非洲中部及中亞地區開展考古學、歷史地理學、語言學和民族學方向的調查。③1898 年 12 月,法國在越南西貢成立“印度支那考古學調查團” (Mission archéologique permanente en Indo-Chine,即後來的法國遠東學院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以加強對南亞、東南亞和東亞文明的考古學、歷史學與人類學研究,其研究範圍亦涵蓋中國。 此外,自 19 世紀末起,法國先後派遣多支考察隊前往中國西部及邊疆地區。 1889 至 1890 年,探險家邦瓦洛(Gabriel Bonvalot) 及其贊助人亨利·奧爾良親王( prince Henri dOrléans)穿越新疆、西藏、四川、雲南等地,進行地形學和動物學觀察;1890 至 1895 年間,呂推(Jules-Léon Dutreuil de Rhins) 考察團在新疆、蒙古和西藏開展語言學與考古學調查;1895 至1896 年,外交官兼探險家保寧(Charles-Eudes Bonin)則在四川、甘肅、新疆和蒙古等地進行考察。沙畹的考察不僅順應時代潮流,也回應了漢學自身發展的內在需求。 自 19 世紀初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設立“漢、滿———韃靼語言與文學”講席以來,法國的漢學研究便注重以語文學為基礎的文獻翻譯與詮釋。 到沙畹時代,學者們已意識到傳世文獻的局限性,同時獲得了前輩學者未曾有過的親往中國考察的機會,亟需通過實物資料豐富研究素材並驗證文獻記載。 沙畹的在華考察,正是法國官方在制度與經費上大力支持的具體體現。101

在制度層面,法國教育部負責組織專家對學者研究計劃的學術性與可行性進行評估。 沙畹在申請 1891 年考察時,曾向教育部提交詳細的研究計劃,內容包括:完成《史記》法譯本的完整翻譯;對武梁祠漢代石刻進行“考古研究”,並“從這座被認為是最古老的中國藝術遺跡中,複製所有值得廣泛傳播的神話與歷史場景”。 同時,他還不忘關注“當代中國的風俗習慣與制度”,並“在一定程度上對這一古老文明進行綜合研究,揭示其在歷史上的形成過程以及在當代的生存與發展”。④該計劃經“附屬於教育部的歷史與科學研究委員會”評審通過後,獲得教育部支持。 在第二次考察申請中,沙畹同樣首先向教育部遞交詳盡的考古調查計劃與路線圖,內容包括:一、遼河盆地———研究公元十世紀在此建立的契丹王朝的遺存;二、山東泰山———以豐富的金石文字資料為基礎,撰寫一部關於朝聖地泰山的專著。⑤考察目的主要有二:一是從契丹王朝舊址與泰山兩地搜集碑銘資料;二是考察一些在中國歷史上具有重要影響的地點,如北京、曲阜、河南府、西安、成都。⑥其次,法國外交部則負責為學者辦理赴華護照及相關派遣事宜。 教育部授權沙畹進行考察後,即與外交部對接,由外交部進一步處理派遣事宜。 沙畹在第二次考察前,曾於 1906 年 10 月 21 日申請赴華考察,24 日致信教育部長,希望教育部儘早審核其申請,並提前通知外交部為其辦理護照,以免行政手續遲緩延誤行程。⑦而外交部僅用半個月便辦妥了沙畹的外交護照,並聯繫好了常規需 4 個月才能完成的中國護照申請手續,⑧充分體現了法國官方機構的高效協作以及對沙畹考察的重視。 外交部還負責將赴華旅行者的官方身份與來華目的告知清政府,協調辦理中國護照並安排沿途接待。 沙畹在申請中國護照時特意請求法國外交部提及自己的研究成果:“曾發表多部有關中國歷史、考古、金石學的著述,尤其是翻譯了司馬遷《史記》,並撰寫了一卷有關山東武梁祠的論著”,同時希望在護照上注明其“第三等第一品御賜雙龍寶星”的榮譽頭銜。⑨他期望借助學者身份與榮譽頭銜,在護照申請及考察過程中獲得更多便利。 事實也如其所願:“凡經過各處,地方官均皆優加接待,百端助考,以致考究一切無不易於措手。”考察結束後,沙畹委託法國公使潘蓀納(Jean-Baptiste Boissonnas)向清政府外務部遞交感謝照會,特別感謝前盛京將軍趙爾巽、道員彭谷孫、前山東巡撫楊士驤及該省洋務各員、開封道員韓國鈞、登封縣知縣王雲漢、前陝西藩司馮汝騤、山西藩司寶棻、大同知府翁斌孫、縣令沈繼焱等人。⑩1907 年 9 月及 11 月的《大公報》 (天津版)也曾兩次報道沙畹在山東的考古調查,均提及他受到當地官員的接待與協助。 由此可見,在外交部的協助下,沙畹的官派身份、學者身份及榮譽頭銜在考察中為其提供了重要庇護與便利。在經費保障方面,沙畹的兩次考察均獲得了官方資助。 第一次考察由法國教育部提供為期三年、每年 5,000 法郎的資金支持;第二次考察的經費來源更為多元,分別由法國教育部、法蘭西金石與美文學院及法國遠東學院提供 5,000 法郎、6,000 法郎及 6,000 法郎,為考察期間的各項開支提供了充分保障。同一時期,交通條件的改善也為學者赴華考察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沙畹 1889 年首次來華時,乘坐法國郵船公司(Compagnie des Messageries Maritimes)的薩哈林號(Saghalien)郵船,1 月 24 日從馬賽出發前往上海,3 月 21 日抵達北京,途中多次周轉,單程耗時近兩個月。而 1907 年第二次來華時,他乘坐西伯利亞大鐵路火車,不僅直達中國東北,行程時間也縮短至半個月。 西伯利亞大鐵路東段於 1891 年從符拉迪沃斯托克和車里雅賓斯克兩端同時動工,1904 年全線通車,收尾工程延續至 1916 年。 其中外貝加爾至符拉迪沃斯托克段取道中國黑龍江、吉林兩省,不僅縮短了鐵路長度,節省了建設資金,也增強了俄國對東北地區的影響。沙畹在 1907 年的考察申請中描述路線時,第一步就是乘坐西伯利亞大鐵路火車抵達中國。可見,鐵路的暢通為沙畹深入中國內陸考察201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因此可以說,國際學術潮流與法國政策導向為沙畹的考察創造了有利的外部條件。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沙畹等一批漢學家得以親往中國開展學習和考察工作。二、緣起之核:沙畹的學術追求與人生選擇如果說沙畹的考察得益於便利的外部條件,那麼其考察的內在動因則是個人的學術追求與人生選擇。 兩次考察的緣起分別對應沙畹人生的兩個關鍵轉折:第一次因外交仕途受阻而轉向學術,是“被動選擇”中的主動堅守;第二次則是學術積累成熟後的主動規劃,是“個人興趣”與“學術考量”的完美結合;而沙畹與其弟子伯希和(Paul Pelliot)有關雲岡石窟考察優先權的互動,正是體現這一特徵的關鍵細節。(1)外交仕途受阻後的學術堅守沙畹的第一次考察,事實上是在其外交仕途受阻後對學術道路的堅守。 1891 年 1 月至 11 月,沙畹曾返回法國 10 個月之久。 此番歸國並非為了休假,也非為後續的科學考察做準備,而“唯獨”(uniquement)是為了參加法國外交部於當年 7 月份組織的外交官資格考試,為此他甚至自行承擔了返回法國的全部費用。 沙畹希望步入仕途的想法,應當與其在法國駐大清公使館從事漢學研究期間所享有的諸多便利密切相關。 公使館為他提供了安全、舒適的生活環境,而且近兩年的使館生活讓他不僅熟悉了公使館的人員和工作,還贏得了各級負責人對其能力的認可和對其外交官仕途的支持,如當時的法國外交部部長辦公室主任戈可當(Georges Cogordan)、外交部駐北京辦公室主任及全權公使李梅(Victor-Gabriel Lemaire),以及法國駐華臨時代辦林椿(Paul Ristelhueber) 等人。因此,對當時的沙畹而言,如果能成為一名外交官,不僅可以繼續留在公使館,還可以成為領取薪俸的正式職員。1890 年 9 月 20 日,李梅在致外交部長勒內·葛布萊(René Goblet)的信中,最早記錄了沙畹希望“成為公使館正式員工”的想法。 李梅稱讚沙畹“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受過高等教育,舉止得體,品行端正”,並評價其近兩年在公使館的工作“非常令人滿意”,因此向外交部長推薦沙畹,認為“那將對外交部大有裨益”。不過,作為巴黎高師曾經的學生,沙畹自 1885 年入學之日起便與法國教育部簽訂了一份為期十年的教學合同,這意味著 1885 年至 1894 年間,他必須專職於公共教育事業,圍繞學習、研究及教學開展工作,不能從事其他職業,他也因此獲得了免服兵役的特權。至1891 年沙畹申請參加外交官資格考試時,他與高師的合同僅履行至第六年,正常情況下是不能轉行的。 由於這一特殊身份,面對沙畹的申請,各相關機構負責人的意見並不一致。 有人認為可參照某條“針對公使館隨員參加特殊考試”的法令,允許沙畹參加外交官考試,而另一些人則認為沙畹受合同約束,不得參考。 這導致沙畹當時雖已自費返法,卻突然被告知不能參加考試。 為爭取考試資格,他積極致函各方負責人,並向外交部長葛布萊提出一種可能的解決方案,即“在合同期滿前放棄作為外交人員的所有工資”,同時只申請“名譽三等秘書的職位”,這將保證他可以“註冊在外交部的《法國外交與領事年鑒》名冊上( l’ inscription dans l’ Annuaire du Département),並有權利在外交官仕途中獲得正常晉升”。由此可見沙畹當時渴望成為外交官的決心與強烈意願。 最終,經過不懈努力,他如願獲得了參加外交官考試的機會。沙畹於 1891 年 7 月 6 日參加考試,取得第13 名的成績。不過,根據後來多封法國外交部、教育部及陸軍部之間的往來通信及相關檔案可知,沙畹雖符合外交部錄取條件,卻無法被立即任命為三等秘書。 他必須履行完與教育部簽訂的教育301

合同中剩餘的 4 年,方能免除服兵役義務,或者立即履行一年兵役,之後方可正式進入外交部。1891 年 7 月 27 日,沙畹在致外交部人事部主任拉布雷(Charles-Camille Labouret)的信中也提到,“個人情況尚未完全解決,但相信只要保證在下次休假期間完成一年的服兵役,就會被任命為‘正式隨員’(attaché régulier)”。不過,沙畹似乎試圖尋求一種兩全其美的方法(combinaison),既可履行合同規定的剩餘 4 年義務以避免服兵役,又能保留外交官職位。 因此,在外交部部長辦公室主任戈可當的建議以及高師校長佩羅(Georges Perrot) 的推動下,沙畹在申請外交官考試的同時,也申請了一項科學考察任務。1891 年 5 月 2 日,在等待獲准參加外交官考試的同時,沙畹向法國教育部長萊昂·布儒瓦(Léon Bourgeois)申請了一項為期三年的中國研究和考察任務(mission d’études et d’exploration),內容包括完整翻譯《史記》,以及對武梁祠石刻進行考古研究。 此項研究計劃於同年 7 月 16 日經“附屬於教育部的歷史與科學研究委員會”評定,認為“派遣沙畹先生赴中國進行學術考察與研究任務具有重要的科學價值”。可以說,沙畹幾乎是同時獲得了外交部的錄取結果和教育部的考察授權。 而他最終選擇首先執行考察任務,實為一舉多得:既可保障他在繼續自由研究的同時履行高師的合同規定,又可獲得收入,同時還保留了未來被任命為外交官的權利。 因此,1891 年 11 月返回中國時,沙畹是帶著考察任務和資助而來的。 不過,他似乎並未再次前往武梁祠進行實地考察,而是基於手頭已有資料完成了對武梁祠拓片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並於 1892 年 3 月 30 日將考察成果———74 張畫像石拓片(其中 8 張為重複)和考察報告———寄給了法國教育部。這項成果於 1893 年出版,成為沙畹的首部漢學論著《兩漢石刻考》( La sculpture sur pierre en Chine au temps des deux dynasties Han )。 之所以推測沙畹未再前往實地考察,主要是因為他自己從未在任何出版物中提及受資助考察武梁祠的經歷,僅提到 1891 年 1 月從北京至上海返回法國的途中曾路過並考察了武梁祠。 或許他原本計劃在 3 年考察任務的後半段再訪武梁祠,但因 1893 年 4 月 29 日當選為法蘭西學院“漢、滿———韃靼語言與文學”講席教授而中斷了這一計劃。 隨著沙畹於 1893 年 5 月 15 日和 19 日分別向法國駐大清公使館和法國外交部提交辭呈,並於 7 月 1 日離開中國,其第一次中國旅居也就此告一段落。(二)學術考量與知識儲備如果說沙畹的第一次考察是外交事業受阻後的臨時決定,那麼第二次考察則是經過十餘年學術積累後的主動規劃。 但歸根到底,沙畹的考察均為基於學術考量、有備而來的學術實踐。首先,在考察區域的整體選擇上,沙畹將重心放在華北地區,這與當時以西域探險、搜求文物為目標的學者或探險家形成鮮明對比,體現了他始終以學術為核心、以研究為導向的追求。 沙畹自1889 年旅居中國期間即開始著手譯注司馬遷《史記》,直到 1907 年再度來華考察前,方將全部譯稿交由吉美博物館保存,為翻譯工作畫上句號。 這項工作持續約 20 年之久,是其一生中耗時最長、投入精力最多的著述。而他以漢代為中心對中華文明核心區域進行的實地考察,實則是在《史記》翻譯與研究的基礎上,通過實地踏查對中國歷史進行驗證與補充。 早在第一次申請考察時,他便計劃研究“當代中國的風俗習慣與制度”,並在“一定程度上對這一古老文明進行綜合研究,揭示其在歷史上的形成以及在當代的生存與發展過程” 。 而華北地區正是中華古老文明保存、發展與嬗變的核心地帶。 1907 年的第二次考察,更是對這一核心區域進行整體、全面研究的延續。 是年 3 月 27日至 11 月 9 日,沙畹足跡遍及華北地區及遼寧、吉林、山東、河南、陝西等地,考察內容包括東北高句麗古墓、山東漢代畫像石、泰山、山西大同雲岡石窟、河南洛陽龍門石窟、陝西唐宋帝陵,以及沿途401

名山、寺廟等地上古跡。沙畹曾兩次申請並考察武梁祠,足見其對該地的重視。 而他之所以選擇武梁祠,主要原因在於對該地的知識儲備遠超其他地方。 早在學生時代,他便觀看過英國駐華公使館醫師卜世禮(Ste-phen Wootton Bushell)在 1881 年柏林國際東方學者大會上展出的武梁祠拓片,閱讀過英國軍官杜德利·A. 米爾斯(Dudley A. Mills)在遊記中記錄的 1886 年實地考察武梁祠畫像石的見聞,也翻閱過法國外交官、史學家毛里斯·巴列奧洛格(Maurice Paléologue)在《中國藝術》 ( L’Art chinois ,1887)一書中對武梁祠石刻的簡要介紹。因此,沙畹在來華前已具備一定關於武梁祠的知識基礎。而自著手翻譯《史記》後,他對漢代及之前的歷史理解日益深入。 武梁祠作為與司馬遷同時代之人建造的家族祠堂,其石刻不僅反映了漢代人的日常生活、信仰及風俗習慣,是以圖像形式保存的民間文化記憶圖鑒,更是佛教傳入前中國最早的祠堂藝術形態,在中國歷史與考古學上具有重要研究價值。 因此,當沙畹途徑山東泰安,見到街頭有武梁祠石刻拓片出售時,雖未事先安排,仍決定立刻繞道前往實地考察,並搜集到部分畫像石拓片等原始資料。此後,當外交官仕途受阻,沙畹臨時決定申請中國考察時,武梁祠便成為不二之選。 他既有知識儲備,又初步積累了實地調查的經驗與資料,因而能在短時間內構思出富有說服力的考察計劃,並有效產出科研成果。與第一次考察的臨時起意不同,沙畹 1907 年的華北考察則是其圍繞考古學考量進行的長期知識儲備與主動規劃。 他在法蘭西學院的授課與研究內容,皆可見與此次考察密切相關的學術脈絡。沙畹曾於 1902~1903 學年講授“西安考古博物館(碑林)之古跡”,以西安碑林部分拓片為資料進行詳解;1906~1907 學年,他開設“中國考古地理學”及“泰山儀式相關文本翻譯”兩門課程,前者利用中國金石學著作中記載的銘文,研究祭祀用青銅器、石鼓文、秦石刻、武梁祠畫像石、大秦景教碑、伊斯蘭碑、佛教石刻等內容;後者則依據泰山封禪、投龍等儀式文獻解讀相關儀典。這些課程顯示,沙畹考古調查的主要興趣在於中國金石學,而考察地點———如西安碑林、武梁祠、泰山———均為碑文與畫像石刻資料豐富的地區。 此外,1902 年,沙畹曾發表《龍門石窟考》一文,研究龍門石窟開鑿與造像歷史,首次指出龍門石窟和雲岡石窟在考古學上的重要意義。他將佛教石窟納入考古研究範疇,並在 1907 年考察期間重點探訪這兩處遺跡。 同時,沙畹對鐵路交通亦做了充分考察,於 1904 年和 1906 年先後發表《滿洲鐵路圖》和《中國鐵路筆記》,詳述中國東三省以及全國鐵路交通的最新分佈和運行狀況。而 1907 年沙畹來華時正是經由俄國修建的西伯利亞大鐵路進入中國東北,可見其對交通的研究實為考察前的充分準備。 可以說,前期的教學與研究,為沙畹的考察奠定了扎實的學術基礎。(三)個人興趣與學術話語權沙畹對考古學抱有濃厚興趣,他曾表示:“考古對於研究中國宗教歷史的學者來說,是一泓豐富的知識源泉”。在巴黎高師求學期間,他師從考古學家與藝術史家佩羅,研究思路與考古方法深受其影響,非常關注歷史遺跡,尤其是石刻文字和圖像。1891 年沙畹對武梁祠漢代石刻的研究,以及 1907 年根據“考古意義上的考量”而設計的考察路線 ,都體現出其考古興趣與實踐。不過,在雲岡石窟這一考察地的選擇上,沙畹與伯希和曾存在重疊。 沙畹原計劃的考察路線為:熱河(承德)—北京—開封—泰安—曲阜—開封—河南府(洛陽)—西安—成都,最後自上海離境。但實際考察中,他將最後一站由成都改為大同。 這一變動並非臨時決定,而是與當時法國學界爭奪學術話語權以及沙畹自身的學術理想密切相關。大同是沙畹關注已久的古跡。 早在 1902 年寫作《龍門石窟考》時,他便已認識到雲岡石窟的501

考古學價值,並對考察當地表現出濃厚的興趣,認為其是中國當時保存最古老、最具印度造像原貌特徵的佛教藝術遺跡。不過,這一地點同樣引起了伯希和的關注。 他曾在 1902 年為《龍門石窟考》所作書評中表示:“希望有關雲岡石窟的研究能儘快完成,因為這些雕塑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結點,有朝一日我們一定能借此將中國藝術史、日本藝術史與受希臘藝術影響的印度藝術史聯繫起來。” 1905 年 12 月 1 日,伯希和向法國亞洲協會(Le comité de l’Asie française)提交的考察計劃中,已將大同列入 1906 年中亞考察行程,計劃在甘肅之後前往這座曾為佛教王朝都城並開鑿了眾多石窟的地方,因為那裡“至今尚無歐洲人踏足”。 此外,如果時間允許,他還計劃前往龍門石窟,“盡可能多地拍攝一系列石窟照片以供研究”。對石窟的共同關注促使二人就“考察優先權”展開溝通,而這一互動恰是沙畹堅守學術興趣與立場的直接體現。1906 年 5 月,沙畹致信伯希和,明確表達了自己的立場:我是第一個提出要考察雲岡石窟的人,這一古跡也是我計劃前往中國的主要目標,只是由於西伯利亞大鐵路停運,我的計劃至今未能實現。 我打算明年 9 月或 10 月前往大同雲岡石窟考察。 如果由於某種原因我未能成行,或者你比我先到,我很樂意讓你承擔這次考察任務。 但這並不意味著,因為你宣佈打算前去考察,我就必須認為自己不應再承擔此項任務。 我並非要求你放棄,但我自然也不會放棄,因為畢竟我是第一個認識到這一遺址考古重要性的人。 我希望你我之間能有一個明確的解釋,以免日後因此事引發不必要的爭執。這封信既體現出沙畹作為師長對後輩的包容———“樂意”讓伯希和承擔考察任務,也彰顯了他對自身學術立場與學術興趣的堅守,不會因伯希和“宣佈打算前去考察”而放棄計劃。 其根本動因在於維護法國漢學在中國核心古跡考察中的優先權。 當時日本學界已開始關注雲岡石窟,1906年,日本藝術期刊《國華》( The Kokka )刊登了伊東忠太實地考察雲岡石窟後的文章《支那山西雲岡石窟寺》,引發西方學界廣泛關注。 沙畹與伯希和均意識到雲岡石窟的重要價值,以及作為歐洲漢學家代表首次系統考察該地的緊迫性。 若因分工不明或考察順序不清而延誤或錯失考察時機,學術話語權很可能旁落,甚至被日本學界壟斷。沙畹很可能原本計劃於 1907 年之前就考察中國及雲岡石窟,因西伯利亞大鐵路中國東省鐵路線已於 1903 年 6 月 1 日全線通車。 然而,由於 1904~1905 年日俄戰爭在中國東北地區爆發,鐵路經營權被日本奪取並一度停運,打亂並推遲了沙畹乘坐該鐵路線前往中國的計劃。 1906 年 5 月,西伯利亞大鐵路恢復運行,使沙畹重拾考察大同的希望,更加堅定了他作為歐洲第一人親往考察的決心,因此特意致信伯希和,試圖爭取考察優先權。筆者雖未能找到伯希和當時的回信,但需要指出的是,伯希和選擇大同作為考察地,應該並非有意與老師爭奪首次考察的機會,而更可能是受到沙畹的啟發,希望推進對該地的調查研究。 1906年,伯希和的中亞考察實際上是為了踏勘絲綢之路上的重要遺址,重走歷史上的漢僧西行路線,並對佛教遺跡進行研究。因此,將雲岡石窟列入考察範圍顯得非常合理。 而沙畹雖然在 1906 年 5月希望與伯希和溝通,爭取考察優先權,但在同年 10 月遞交給教育部的考察計劃中,並未將大同列入自己的考察範圍,應該是為了避免與伯希和的考察地點相衝突。在雲岡石窟的考察優先權問題上,沙畹行前多次嘗試與伯希和溝通。 1906 年 12 月,他再次致信已在新疆考察的伯希和,由於不清楚伯氏的考察計劃,沙畹決定“暫時擱置對大同的考察,轉而打算對泰山、開封和洛陽的龍門石窟開展長期研究,尤其是在那裡修建鐵路的工程師們尚未對龍門601

進行全方位的拍攝”。 但他同時強調,如果伯氏不打算考察雲岡石窟,自己便會親自前往,“因為不能再讓這一遺址處於未被考察的狀態了”。伯希和在 1907 年 4 月 14 日的中亞考察日記中亦記錄了沙畹“已放棄了去大同府”的書信內容。可見,沙畹在考察前已決定將首次考察雲岡石窟的機會留給伯希和。 然而,或許是一直未收到伯希和的明確答覆,1907 年 3 月 1 日,沙畹在出發前告知伯希和自己的最終行程規劃:“3 月 28/29 日從法國出發—北京(5 月 1 日)—開封—濟南—泰山—曲阜—嘉祥—開封—洛陽—西安—太原—大同。” 他將雲岡石窟列為行程的最後一站,以便根據情況靈活決定是否前往。 1907 年 9 月 5 日,沙畹致信法國東方學家高第(Henri Cordier),告知其已在中國完成陝西境內西安的考察,接下來將前往乾陵、韓城司馬遷祠和龍門,最後前往山西大同。可見此時,沙畹已確定前往雲岡石窟考察。 他最終於 10 月 23 日至 27 日考察了該地,成為首位系統考察並記錄該石窟的歐洲學者。而伯希和因長時間在甘肅敦煌等地考察,位置偏僻,通信受阻,未能及時收到沙畹及其他友人的信函,也未能及時回覆。 他最後一次收到沙畹的來信是在烏魯木齊時,即 1907 年 5 月 8 日至 18日沙畹在北京期間,之後便失去聯繫,“不知道沙畹活動的任何內容”。 直到 1908 年 7 月,他才從法國印度學家色納爾(Emile Senart)早前寄給他的書信中了解到沙畹的考察進展,“已從考察中帶回了一批豐富的寶貴文獻”,並得知沙畹已考察了雲岡石窟。 此時距離沙畹中國考古結束已過去 9個月。 伯希和在 1908 年 7 月 7 日回覆色納爾的信中,提到自己對中國東部遺址的考察計劃可能會改變,因為繼沙畹之後,“在大同和龍門再不會有更多的事可做了。 尤其是他(沙畹)可能會拍攝很多精彩照片。 由於這種原因,至少是對於大同,我應該根據情況而修改自己的計劃。 但這是一種可以預見到的事件。 理所當然,大同將是沙畹與我二人之間,看形勢促使我們誰能按時到達的一個賽場。” 可見,儘管伯希和自敦煌之後繼續東行,但並未再前往雲岡石窟,而是於 1908 年 8 月至 9 月在陝西乾陵、西安等地停留約一個月,之後前往河南考察龍門石窟。 在這些考察地,他同樣搜集了拓片,考察了皇陵雕塑、佛教雕塑以及碑銘等古跡。 不過,他田野考察的時間都不長,主要以採購古籍、拓片和市場上販賣的古物(如銅鏡、錢幣、陶器、瓷器等)為主。在考察大同這一問題上,沙畹與伯希和之間雖存在競爭關係,但作為老師、當時漢學界的領軍人物以及大同遺址考古學價值的挖掘者,沙畹並未自視甚高,也未對年輕有為的學生表現出任何嫉妒或打壓,反而主動將首次考察的機會留給對方,體現了師者對後輩的提攜與寬厚胸懷。 而當發覺對方可能無法前往或無法先於自己考察時,沙畹又會毫不猶豫地爭取機會。 這一過程展現出沙畹在個人學術興趣與法國學術話語權雙重驅動下的主動協調———既不願因內部爭議錯失研究時機,也不願放棄自己最早發現的學術目標,本質上是對具有考古價值但未系統研究的古跡的學術追求,更是法國漢學在國際競爭中爭奪話語權的時代折射。餘　 論清末沙畹的兩次中國考察,既是時代浪潮的推動,也體現了個人的學術選擇。 一方面,他的考察順應了當時西方國家探索遠東及中亞地區的學術熱潮,以及法國漢學自身發展的內在需求,因而獲得了政府部門與官方機構的大力支持。 其考察申請的緣由及具體實踐,或為沿途停留,或因仕途不順而臨時決定,或得益於鐵路開通帶來的交通便利。 這些因素看似偶然,但追根溯源,無不體現其一貫的學術追求。作為最早意識到中國亟需建立自身考古學學科的西方學者之一,沙畹的考察在實踐層面與701

此前及同期的其他考察團有明顯區別。 在地點選擇上,他避開了當時備受關注的中亞及中國邊陲地區,轉而深入內地,尤其深耕中華文明古跡保存最為豐富的華北地區,既體現了其個人的學術興趣,也反映出對學術空白的敏銳把握。 在研究方法上,沙畹以實證主義史學為指導,採用實地測繪、古跡攝影、碑銘拓印等現代考古方法,大規模、系統性地搜集拓片,大量拍攝古跡照片,並將其視為可與傳世文獻並重的研究材料。 在對待文物的態度上,他並不致力於搜集、求購乃至掠奪珍稀文物,而是以勘察和記錄地面遺存為主,主張將古跡保留於原址,認為這是最佳的保護方式。 這一態度與同期許多學者及探險家的文物掠奪行為形成鮮明對比,也使他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中國文物的記錄者與保護者。沙畹之後,其弟子馬伯樂(Henri Maspero)、葛蘭言(Marcel Granet)及謝閣蘭(Victor Segalen)等人在其指導與啟發下,先後深入中國各地開展實地考察,繼承並發展了他的考察理念與方法。 他們的考察區域不僅覆蓋沙畹所涉足的華北地區,更擴展至四川、浙江等其未曾深入之地;研究內容也從中華文明古跡延展至對當時社會、宗教及習俗的觀察與記錄。 可以說,沙畹的考古調查不僅奠定了他在漢學界的學術地位,也推動了法國漢學研究範式從“書齋研究”向“田野考察”的重要轉型,將研究材料從傳世文獻擴展至考古實物,從而助力法國漢學在二戰之前成為世界漢學研究的中心。清末西方學者來華考察,並非單一的文化掠奪與文物外流。 以沙畹為代表的學者對地上古跡進行系統科學的記錄與考察,為後世保存了大量珍貴資料。 此外,清末中國學界之所以在文物研究中處於被動,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本土尚未形成現代考古學體系。 沙畹對考古學重要性的早期認知,以及他利用傳世文獻與考古實物互證的研究方法,為歐洲漢學注入了新的視角與思路,儘管未必直接影響了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也未必直接開啟了中國考古學,但其研究方法與保護態度,對中國考古學建設仍具有啟發意義。 他堅持科學考察、保護歷史古跡的理念,對當代中國文化遺產的保護與研究,仍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從學術史的角度看,對沙畹考察緣起的梳理,不僅有助於補全法國漢學發展的歷史脈絡,也為重新審視清末中外交流的複雜圖景提供了重要個案。①Lettre de Chavannes au ministre dInstruction pub-lique, le 17 juin 1891, Paris,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irection des archives, Personnel Dossiers In-dividuels, 1er Série : Cartons, No. 914, Chavannes Em-manuel Édouard.②主要研究著述包括:劉曉:《法國漢學家沙畹及其泰山研究》,山東泰安:《泰山學院學報》,2010 年第 1期;吳博:《沙畹與高句麗的歷史遺跡研究概述》,哈爾濱:《哈爾濱學院學報》,2017 年第 4 期;He Mengy-ing, Édouard Chavannes, fondateur de la sinologie mod-erne, PhD dissertation,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PSL, 2019;趙飛宇:《沙畹 1907 年北華考古學考察研究》,蘭州:蘭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 年;賀夢瑩:《論法國漢學家沙畹的中國佛教史研究》,北京:《世界宗教研究》,2023 年第 10 期;賀夢瑩:《巴黎高等師範學院對沙畹漢學研究的影響》,北京:《國際漢學》,2023 年第 4 期。 主要譯著有:沙畹:《華北考古記》,袁俊生譯,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2020 年;沙畹:《泰山———一種中國信仰專論》,秦國帥、雷陽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4 年。③王冀青:《法國碑銘學院保寧中亞考察隊研究》,載榮新江、朱玉麒主編:《絲綢之路新探索》,南京:鳳凰出 版 社, 2019 年, 第 412 頁; Quatrième section. Délibérations, actes, rapports des commissions, faits di-vers, Mémoire de l’ Institut national de France, tome 35, 1 partie, 1893, p. 178, 191。④Lettre du ministre de l’ Instruction publique et des beaux-arts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le 16 juillet 1891, Paris,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i-rection des archives, Personnel Dossiers Individuels, 1er 801

Série: Cartons, No. 914, Chavannes Emmanuel Édouard.⑤Lettre de Chavannes au ministre de l’ Instruction pub-lique, le 21 octobre 1906, Archives nationales (Pierrefit-te-sur-Seine), Instruction publique, F/17/17270, Travaux historiques et scientifiques - Chavannes, Éd.⑥⑦⑨Lettre de Chavannes au ministre de l’ In-struction publique, le 24 octobre 1906, Archives nation-ales (Pierrefitte-sur-Seine), Instruction publique, F/17/17270, Travaux historiques et scientifiques - Chavannes, Éd.⑧Lettre d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au ministre de l’ Instruction publique, le 5 novembre 1906, Archives nationales (Pierrefitte-sur-Seine), Instruction publique, F/17/17270, Travaux historiques et scientifiques - Cha-vannes, Éd.⑩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晚清歐洲人在華遊歷史料》,北京:《歷史檔案》,2002 年第 4 期。《山東考求古物》,天津:《大公報》,1907 年 9 月 1日;《要聞》,天津:《大公報》,1907 年 11 月 11 日。 Édouard Chavannes, 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 tome I, 1re partie, La Sculpture à lépoque des Han, Paris: Ernest Leroux, 1913, Avant-propos, p. 1.參見沙畹日記,現由沙畹家族後人保存。陳秋傑:《西伯利亞大鐵路修建及其影響研究(1907 年前)》,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 年,第 41、45 頁;第 46 頁。 Lettre de Chavannes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le 17 juin 1891, Paris,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irection des archives, Personnel Dossiers In-dividuels, 1er Série: Cartons, No. 914, Chavannes Em-manuel Édouard. Lettre de G. Lemaire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le 20 septembre 1890, Pékin,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irection des archives, Personnel Dossiers Individuels, 1er Série: Cartons, No. 914, Cha-vannes Emmanuel Édouard.法國的徵兵制度始創於 1798 年拿破崙時期,普法戰爭後,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政府實施不許頂替的普遍義務兵役制,規定年滿 19 歲、身體合格的男性公民必須服兵役,同時將體育和軍事教育設為初等學校的必修課程。 1811 年頒佈的法令,則允許師範學校學生免服兵役。 參見徐進:《19 世紀歐洲強國的軍隊模式改革與公民軍隊的建立》,長春:《史學集刊》,2008 年第 5 期;伊波利特·泰納:《現代法國的起源:新秩序》,劉毅譯,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5 年,第 201~209 頁。《法國外交與領事年鑒》( Annuaire diplomatique et consulaire français )是法國外交部自 1858 年起刊印的年刊,詳細記錄了法國的外交架構、駐外人員、各國派駐人員的工作職責及其駐地等行政信息。 Lettre de Chavannes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le 21 septembre 1890, Paris,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irection des archives, Personnel Dossiers Individuels, 1er Série: Cartons, No. 914, Cha-vannes Emmanuel Édouard.Brouillon de lettre d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à Perrot, le 21 août 1891, Paris,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irection des archives, Personnel Dossiers In-dividuels, 1er Série: Cartons, No. 914, Chavannes Em-manuel Édouard.Lettre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à l’ In-struction publique, le 20 juillet 1891; Lettre du ministère de la Guerre a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le 22 juillet 1891;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irection des archives, Personnel Dossiers Individuels, 1er Série : Cartons, No. 914, Chavannes Emmanuel Édouard.Lettre de Chavannes au directeur du personnel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le 27 juillet 1891,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irection des archives, Personnel Dossiers Individuels, 1er Série: Cartons, No. 914, Chavannes Emmanuel Édouard.Lettre de Chavannes au Chef du Cabinet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le 24 juillet 1891; Lettre de Cha-vannes au directeur du personnel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le 27 juillet 1891; Brouillon de lettre d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à Perrot, le 21 août 1891; Lettre de Perrot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le 27 août 1891,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irection des archives, Personnel Dossiers In-901

dividuels, 1er Série : Cartons, No. 914, Chavannes Em-manuel Édouard.Lettre de Chavannes au ministre de l’ Instruction pub-lique, le 30 mars 1892, Pékin, Archives nationales (Pier-refitte-sur-Seine) - ENS, F/17/2948, Missions scien-tifiques et littéraires, dossiers individuels - missions en Chine 1891; Lettre de la Légation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en Chine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le 2 décembre 1891, Pékin,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irection des archives, Personnel Dossiers In-dividuels, 1er Série: Cartons, No. 914, Chavannes Em-manuel Édouard. Lettre de Chavannes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le 15 mai 1893, le 19 mai 1893, Pékin,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irection des archives, Personnel Dossiers Individuels, 1er Série: Cartons, No. 914, Chavannes Emmanuel Édouard.Lettre de Chavannes à Henri Cordier, le 4 mai 1893, Ms 5448, pièces 1-162, date 1889-1918, Fonds Henri Cordier, Institut de France; 沙畹致母親的信,1893 年 3月 23 日,由沙畹家族後人保存。參見賀夢瑩:《清末外交官與〈史記〉法譯本的翻譯及研究》,北京:《歷史檔案》,2022 年第 4 期。Verhandlungen des fünften internationalen orientalist Congresses gehalten zu Berlin im September 1881, 2 Theil, Berlin, A. Asher & Co., 1882. Édouard Chavannes, La sculpture sur pierre en Chine au temps des deux dynasties Han, Paris: Ernest Leroux, 1893, p. II, notes 2, 3, 4; p. II.參見賀夢瑩:《論法國漢學教育的現代化奠基者沙畹之教學實踐》,台北:《漢學研究通訊》,2023 年第1 期。Édouard Chavannes, Le défilé de Long-men dans la province de Ho-nan, Journal asiatique, sér. IX, tom. XX, 1902, pp. 133-158, 6 figures; p. 159, note 1.參見賀夢瑩:《法國漢學家沙畹對清末中國時政的評論與研究》,澳門: 《澳門理工學報》,2022 年第2 期。Résumé des cours 1906-1907, Annuaire du Collège de France, Paris: Ernest Leroux, 1907, p. 75.參見賀夢瑩:《巴黎高等師範學院對沙畹漢學研究的影響》,北京:《國際漢學》,2023 年第 4 期。Édouard Chavannes, Voyage archéologique dans la Mandchourie et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 Toung Pao, vol. 9, no. 4, 1908, p. 504.Paul Pelliot, Review Ed. Chavannes: Le défilé de Long-men dans la province de Ho-nan, Bulletin de l’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902, II, p. 409.Paul Pelliot, Sur les civilisations hindoue et chinoise au Turkestan chinois, Bulletin du Comité de l’ Asie française, 57, décembre 1905, pp. 458-465.Lettre de Chavannes à Pelliot, le 9 mai 1906, musée Guimet, Fonds Pelliot, Pel Mi 20-29, correspond-ance 1906.Chūta Itō, The Cave Temples at Yün-kang, China, The Kokka, 1906, XVII, no. 197, pp. 447-455; no. 198, pp. 504-515.王楠:《伯希和西域考察前的三次中國之行及其早期漢學研究》,《國際漢學研究通訊》,2014 年第 10期,北京大學出版社,第 232 頁。Lettre de Chavannes à Pelliot, le 16 décembre 1906, musée Guimet, Fonds Pelliot, Pel Mi 30, correspond-ance 1906.伯希和:《伯希和西域探險日記 1906-1908》,耿昇譯,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4 年,第 189~190 頁。Lettre de Chavannes à Pelliot, le 1er mars 1907, musée Guimet, Fonds Pelliot, Pel Mi 32, correspondance 1907. Édouard Chavannes, Voyage de M. Chavannes en Chine, Toung Pao, vol. 8, no. 4, 1907, p. 565.伯希和:《伯希和西域探險日記 1906-1908》,耿昇譯,第 704~705 頁;第 711~712 頁。 譯文筆者略有修改。作者簡介:賀夢瑩,南開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博士。 天津　 300071[責任編輯　 陳志雄]011

澳門理工學報　 2026 年第 2 期·總編視角·主持人語:多年來,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關於“跨學科”和“交叉學科”的概念之爭一直存在,兩者的核心區別似乎在於前者是一種研究方法或組織形式,後者則是一種學科建設的結果。 2024 年第 3 期,本刊“總編視角”專欄刊發了葉祝弟《跨學科:人文學科的救命稻草?》一文,迅即引起學界的關注。 隨後,本欄又相繼發表了任劍濤《人文學科的“跨學科”自救:學科問題或是人文問題》及王寧的《跨學科與人文學科的危機:再論全球化時代人文學科的功能》,二者對“跨學科”及“交叉學科”提出了自己新的見解。 本期再刊發李德鵬《“交叉學科”概念平議》,旨在進一步釐清“跨學科”與“交叉學科”的概念差別,以期引起學界同人更多的關注。2020 年,“交叉學科”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正式批准設置為獨立學科門類,這不僅僅是學術演進的必然結果,更是國家應對複雜問題的戰略智慧,強調協作而非孤立。 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跨學科研究正日益成為科學家們突破研究瓶頸、實現創新的重要路徑。 李德鵬的《概念平議》一文,重點關注當前人文社會科學界的交叉學科概念多元問題,從交叉學科的本質屬性、命名科學性、研究意義等方面進行了理論探索。 作者認為,在科學研究中,打破學科間壁壘是非常必要的,但人文社會科學界的交叉學科概念界定之不甚清晰,將直接影響國家學科建設進度。 釐清交叉學科的概念,理論上可解決交叉學科的術語之爭、研究內容等問題,實踐上可解決學術期刊的選文範圍、交叉學科的建設困境等問題。 就當前的所謂“交叉學科”建設熱潮而言,幾乎所有學科都涉身其中,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也都或多或少地發現了各種問題,李文的研究表明,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於“交叉學科”的概念不清。 這種釐清概念的工作應該由誰來承擔呢? 理論上來說,所有參與 “交叉學科”建設的學科都有責任,這理應是其學科自覺的一部分。 期待有更多學者參與討論,群策群力解決這個基礎性問題。 關注本專欄研究的讀者對郭慶華應該不會太陌生。 2021 年第 1 期,本刊曾發表其《論編輯情懷———兼以學術期刊為觀察點》一文,頗獲好評。 本次發表的新作《學術編輯與編輯學關係的再認識》,從某種角度上看,可視為《情懷》一文的延伸,也是對編輯情懷展開多視角、多層次思考的新成果。 而與前文相比,後者的考察似乎更加具體,學理性更強,也在一定程度上呼應並充實了“編輯學是編輯精神的寄託,是編輯靈魂的棲息地”這一學界認知。郭文的《再認識》,恰似一場學術編輯與編輯學之間出走與挽留的對話。 作者認為,學術編輯的存在本質上是一種學術性的存在。 學術編輯從事學術出版工作,其一般存在模式是“編輯本職+學術研究”,但較之於“編輯學者化”認識更為明確的是,其基於學術編輯的編輯身份認定和具體存在方式比較,傾向於將編輯學作為學術編輯開展學術研究的主要方向,並進一步論證了學術編輯與編輯學之間不僅相融,而且可以相互成就的觀點。 就目前所知,在編輯學領域,相關的研究成果似不多見。 因此,就選題的出新度而言,此文已略佔先機;就文章結構而言,在首先確認學術編輯身份、探究其合理存在方式的基礎上,揭示編輯學研究對於學術編輯的特殊意義,發掘學術編輯在編輯學研究中的獨特價值,從而完成對學術編輯與編輯學之間相容相成關係的論證。 末了,編者還想多添一筆———所謂“言為心聲”、“文如其人”。 小郭是一位富於理想色彩與編輯情懷的新一代學人,其思其情閃爍於字裡行間。 作者頗具韻味的文字表達,尤其在人與 AI 共舞的時代,也許更彰顯其學術寫作中值得珍視的個性禀賦與人文情懷。 　 (劉澤生)111

澳門理工學報　 2026 年第 2 期學術編輯與編輯學關係的再認識郭慶華[提　 要] 　 職業存在與相關學科發展是相互依存、彼此賦能的關係。 隨著時代與技術的變革,編輯職業越來越離不開編輯學的理性守護;反過來,編輯學的持續發展也越來越需要職業編輯,尤其是學術編輯的特殊貢獻。 然而在現實中,學術編輯與編輯學之間的關係不僅未獲得足夠的重視,而且在認識上是模糊的。 實際上,基於學術編輯的編輯身份與學術性存在特點,其與編輯學之間不僅相融,而且可以相成:一方面,編輯學研究對於學術編輯具有特殊意義,可以為其提供獨立、創新和發展的空間;另一方面,學術編輯對於編輯學研究具有特殊價值,擁有研究的在場優勢、視角優勢和綜合優勢。 理論與實踐一致表明,如果說學術編輯之於編輯學發展是一種求之不得,那麼也可以說,編輯學研究之於學術編輯則是提供了一種可能的或疊加的學術存在方式。[關鍵詞] 　 學術編輯　 編輯學研究　 編輯工作　 學術出版[中圖分類號] 　 G238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6) 02 - 0112 - 11職業存在與相關學科發展是相互依存、彼此賦能的關係。 隨著時代與技術的變革,編輯職業越來越離不開編輯學的理性守護。 但是,編輯學經過建立、發展和一度的興盛,目前正處於低谷時期。針對編輯學研究現狀,吳平談到,“在眾多編輯出版類學術刊物中,編輯學研究的成果近年來卻越來越少。” ①姬建敏也在總結 2022 年度出版學研究成果時發現,編輯學研究不僅成果少,而且質量普遍不高②。 編輯學的缺位,不能不令人擔憂編輯存在的現狀———事實上,編輯職業的獨立性仍然不強,編輯的成長和發展仍然不夠順暢。 先不說編輯工作到底如何,可以確認的是,編輯學的缺位一定與編輯學研究主體的責任缺失有關,這就有必要將學術編輯牽扯進來,因為他們是最有可能,也最有條件成為的編輯學研究群體之一。 然而,就相關話題與學術編輯同行的交流中卻屢屢感受到悲觀情緒,不佔少數的學術編輯認為,編輯學沒什麼好研究的,即使研究也很難再有創新。 很多學術編輯在工作之餘或潛心於其他學科研究,或從編輯學研究轉身於其他學科的研究。 這些動向遠非可用“風潮”或“現象”等概念所涵蓋,而是已成為被默認的存在或被讚許的出路。學術編輯對編輯學的冷漠,不僅僅表明編輯學目前的孱弱或學術編輯的偏向,也暴露出學術編輯自身存在的某種尷尬。 某種意義上,編輯學孱弱,說明學術編輯從事的編輯工作沒有獲得相應的學術地位;學術編輯對其他學科的偏向,說明學術編輯試圖從“他山”找尋學術自信。 對於編輯職業來說,其最危險的後果恐怕是學術編輯對自身編輯身份的心理放棄,進而導致對編輯本職的現實211

疏離。 實際上,學術編輯與編輯學關係的不容樂觀,更多來自外部環境的影響,而在其內部,兩者之間不僅相融,而且可以形成良性互動的關係。 本文在首先確認學術編輯的編輯身份、探究其合理存在方式的基礎上,揭示編輯學研究對於學術編輯的特殊意義,發掘學術編輯在編輯學研究方面的特殊價值,從而完成對學術編輯與編輯學之間相融相成關係的論證。 但願這一探討能夠對編輯的存在和編輯學的發展有所啟示。一、學術編輯的身份確認與合理存在學術編輯,“是編輯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學術圖書編輯和學術期刊編輯(學術期刊編輯包括原發期刊和二次文獻期刊的編輯),從事學術著作和學術論文的編輯出版工作,具有學術化、專業化、專職化等特點。” ③學術編輯的存在本身是一種綜合性的存在,具有不同的層次和維度,因此,學術編輯如何與編輯工作相處以至如何才能更好地存在,就成為一個隱而不彰的現實問題。(一)編輯職責與學術研究學術編輯到底是一種怎樣的存在? 先看相關表述:“出版單位雖不是學術機構,卻是學術成果的‘孵化器’;編輯人員雖不執筆著墨,卻總攬全局。” ④這一表述實際上界定了編輯包括學術編輯的分內之事和基本的職業要求,而從其中“雖不執筆著墨,卻總攬全局”可以得出,對於編輯包括學術編輯而言,學術研究並非必選項目。但是,學術出版畢竟不是一項普通的出版工作,學術編輯即便具備了基本的編輯職業知識與技能及一定的學術服務能力,並不代表一定就符合了學術出版的高標準要求。 “編輯的學術素養、學術判斷力、學術眼光決定了學術出版的品質。 ……不是所有的編輯都是可以做學術出版的,學術出版的門檻對編輯同樣重要”。⑤“對編輯來說,思維能力決定創新能力、學術水平決定策劃水平、理論高度決定出版高度。” ⑥那麼,如何判斷學術編輯的學術素養、學術判斷力、學術眼光,以及思維能力、學術水平和理論高度呢? 這要分兩個層次來看:一是體現於學術出版具體工作如選題策劃、組稿、審稿、編輯加工過程及其工作成果———每本圖書或期刊的學術質量方面;二是體現於與具體工作相關的學術研究和理論成果發表方面。 而後者即第二層次上學術研究的能力和理論成果的水平等,必然由學術出版所需的學術編輯的學科素質來支撐。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學術出版所需的學術編輯的學科素質既包括與出版物內容方向一致的學科素質,也包括與出版實踐相關的編輯學學科素質。 之所以強調編輯學學科素質,是因為現實中針對學術出版,對學術編輯的編輯學學科素質要求往往滿足於具體工作層面,且對“編輯學”的限定並不明確,更少有提升至學術研究層面的。 而學術出版過程中,學術編輯的其他學科素質和編輯學學科素質發揮著各不相同的作用:其他學科素質保證學術創新,編輯學學科素質保證出版質量;其他學科素質保證出版物的局部(如書稿的學科內容、期刊的單篇論文)質量,編輯學學科素質保證出版物的總體(如整本書、整本期刊、出版社或期刊編輯部的出版品牌)質量。 如果說其他學科素質主要是指向學術出版質量中相應的學科維度的話,那麼可以說,編輯學學科素質則一定是超越單一學科而“總攬全局”地影響著整體的學術出版質量。 相較而言,針對學術書刊的學科創新和內容質量,學術編輯需具備的主要是學術判斷、學術評價及表達優化等方面的輔助能力;而針對學術書刊的綜合質量和出版的高質量發展目標,則需要學術編輯在不斷反思和總結的基礎上發揮“主管”作用。可見,對於學術出版,編輯學學科素質和其他學科素質同等重要,或者負責任地說,編輯學學科311

素質具有根本性的不可替代價值。 從這一角度衡量,與一般性共識有別的是,除了其他學科方向的學術研究,編輯學研究也應是學術編輯高層次學科素質的題中之義。(二)學術研究與存在方式學術編輯從事的是學術出版工作,其最具價值的存在自然是學術性的存在。 換句話說,學術編輯如果能在學術上有所收穫和成就,他們所面臨的其他現實問題比如地位問題就有了解決的前提和條件。 由此可見學術研究及其成果對於學術編輯的重要意義。 對學術編輯而言,編輯本職代表其職業的勝任度和完成度,學術研究代表其職業的發展廣度和高度。 學術研究可以說既是編輯實踐中最自由、最富有創造性的活動,也是幫助編輯主體實現價值最大化並獲得學術和職業尊嚴的成長路徑,因而始終是學術編輯的內在追求和現實涉足領域。 這樣看來,說學術編輯的存在方式是編輯本職+學術研究也就毫不奇怪了。不過,學術研究只是一種概括性的說法,如果基於上述對學科素質的大致分析,學術編輯的存在方式還可以具體劃分為三類:一是編輯本職+某學科研究;二是編輯本職+編輯學研究;三是編輯本職+某學科研究+編輯學研究。 那麼,在如此多樣或多元的存在方式中,是否有最適於學術編輯選擇的呢? 這對學術編輯之所以成為一個問題,主要有幾大原因。首先是時間與精力的不足。 學術編輯的職業角色,決定了其日常主要是沉浸於圍繞作者的學術作品發表所展開的服務性勞動中,除了給作者以編輯專業技術的協助,學術編輯的整體意識都是跟著作者的思路運行,很難形成自己的獨立學術意識。 而且更不用說,學術編輯做學術研究,會與其他編輯一樣面臨同樣的困難,其中包括編輯工作繁重對獨立思考時間的佔用、編輯工作瑣碎對獨立思考連續性和深刻性的破壞,因而“無法保證有一定量的時間和精力投入研究,尤其是系統深入的研究更少,難以形成破題性的研究成果。” ⑦因此,對於做不做、做何種的學術研究,學術編輯必須有所取捨。其次是學科慣性與情感的牽絆。 “目前,科研院所、高校招聘門檻較高,通常是碩士起步,甚至有的限制在博士。” ⑧的確如此所說,一般情況下,學術編輯入職時均是帶著具體而深厚的學科背景而來。 由於學科慣性與情感的原因,學術編輯從業後需經歷較長時間從某學科學生或學者向編輯的角色轉變,而他們繼續從事的學術研究也多會延續原學科方向。 他們儘管有時也做與編輯出版工作相關的研究,但多是因成果考核或職稱晉升等目的而被動地淺嘗輒止,並不連續、深入和系統。也就是說,學術編輯本就珍稀的學術研究貢獻往往也仍然歸屬於他們從事編輯工作之前所浸潤或接受的學科。 這看起來多少有些“身在曹營心在漢”的意味。最後是角色意識造成的偏差。 學術出版突出的學術特徵,容易模糊學術研究與學術編輯本職之間的界限,甚至會相對弱化編輯本職的重要性,以至於造成學術編輯對自我角色與身份的誤判或錯位,比如在心理上更傾向於以某學科學者而非編輯自居。 此外,隨著“編輯學者化”的提倡,以及對學者化之所“化”學科範圍基本將編輯學含糊處置或排除在外的學界共識或默契,學術編輯或對本學科更加“情有獨鍾”,或對作為服務對象的學科展開追逐。 相應地,他們對編輯學就會更加疏離,自然難以與之建立起等同於其他學科的學科情感,更遑論產出高質量的編輯學研究成果了。(三)編輯學選擇與理想存在職業存在不僅是一種結果狀態,更是一種過程狀態,從業者的角色與行為的統一程度決定其存在的理想程度。 “人並不在他所煩忙的事情之外生存,人就是他所從事的事業”。 “人不在‘主體’中,而在世界中,在他所從事的事情中,人於何處對自己的存在有所作為,有所領悟,他就於何處實411

際生存。” ⑨聯想到學術編輯的存在,如果說學術編輯是服務性地存在於與其他學科打交道的“煩忙”中,那麼可以說,他們則更深入、更廣泛地存在於編輯學所涵攝的編輯工作中,即與出版上中下游的書稿、作者、編輯同事同行及印刷、傳播、營銷等工作人員打交道的“煩忙”中———說到底其實就是與扮演編輯角色的自己打交道的“煩忙”中。 由此得出結論,學術編輯只有對自己的編輯活動有所作為、有所領悟和認識,他才在編輯職業中實際存在著。從一般意義上的學術研究角度看,學術編輯在其他學科方向的研究與發表,儘管有在相應學科中與學術共同體互動融合、提升服務能力的價值,但在研究績效上卻相當於以有限的時間精力去與其他學科的學者同場競技。 編輯學者化一再被倡導卻難以普遍見到成效,應與此有關。 相較而言,學術編輯對編輯學的研究,儘管也有時間和精力的牽扯,但在思慮和精神的投入方向上是契合的,因而容易獲得學術研究上正面疊加或同向遞進的效果。編輯學研究的本質是一個不斷接近並發現編輯勞動“真相”的過程。 所謂的編輯勞動“真相”,是編輯勞動以歷時流動和共時展開方式所呈現的鮮活、真實的面相,是將要被編輯學塑造的編輯勞動形象。 真相既有其複雜性,又有其隱蔽性,對真相的把握,需要科學思維的作用。 編輯學研究最終以著述形式凝結與再現編輯勞動,意味著編輯勞動認識論的形成。 學術編輯選擇編輯學作為學術研究的主要方向,不僅是對自己所從事的編輯勞動的高度認同,也是對自我與編輯勞動依存關係的高度接納,同時也是對編輯職業價值的高度自信。 這樣的研究成果,必然會回饋學術編輯的個體乃至群體存在,並有益於編輯職業專業化程度的提升和社會對編輯工作認知水平的提高。由此是否可以推斷,對於學術編輯的存在方式而言,編輯本職+編輯學研究才是最適宜和最合理,也即較為理想的選擇呢? 需要明確並強調的是,突出編輯學研究,並非鼓勵對其他學科研究的放棄,而是提供一種基於學術出版需求和學術編輯成長的、經綜合和平衡後的設想和建議。 至於這一設想和建議是否可信與可行,可做進一步的論證,其依據是學術編輯和編輯學研究之間存在的深層互動關聯。二、編輯學研究之於學術編輯“我思故我在”。 在存在意義上,編輯的編輯學研究既是編輯對自己所從事職業勞動的一種學術之思⑩的運作和外化,同時也是其對自身存在價值的一種內在加持。 打個比方,如果說其他學科研究是以一種“血脈”相連的方式,那麼編輯學研究就是以一種“家園”安居的方式———為學術編輯提供著獨特的運思空間,任他們的學術之思在其中獨立、創造和發展。(一)編輯學研究的獨立空間其實,在學界和社會,“編輯無學”的論調一直餘音不絕。 編輯活動的服務性、規範性、實操性特點,必然影響學界和社會對編輯職業的設定和想像,編輯活動很難被賦予學術認同,這在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學術編輯對編輯活動的探索性思考。 假如學術編輯能不受外界影響,以一種專業視角去審視編輯活動,不僅在技術的層面上熟練自己的工作,還能在意識的層面上把自己的工作置入學術生產和傳播的大系統中,就會深刻認識到編輯勞動不同尋常的作用和價值,進而有志趣以學術思維把握編輯勞動,以學術成果反映編輯勞動。編輯學歷經幾代學者的探討和建構,已發展成為中國自主建設的一門獨立的學科。 編輯學“有著特殊的相對獨立的研究對象”、“有著廣泛而深厚的客觀基礎”、“有悠久的歷史淵源”、“有科學的基本概念”、“有自己確定的特殊的內容”。編輯學的建立,需要做幾個方面的研究工作:首先,511

系統總結編輯工作的經驗;其次,做好編輯學基本概念的抽象;再次,確立編輯學基本原理原則;最後,編輯學體系的建立。這些工作基本完成後,還需強化和鞏固,“中國編輯學發展到今天已進入一個理論建設的關鍵時期,要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就不能停留在對編輯工作過程的敘述和具體實踐、案例的描繪上,必須在高度抽象與概括中總結規律。” 編輯學的充實和發展,就是通過規範的範疇和概念,比如“傳播媒介、編輯主體和客體、作者(傳者)、讀者(受眾)、編輯勞動、編輯過程、編輯模式、編輯方針、編輯構思、編輯風格等”,不斷去言說編輯活動。 編輯學也是一門開放學科,它“以編輯為對象,總結編輯工作中的一般規律,分析編輯活動內外部環境,預測自身發展變化趨勢”。結合編輯工作現代化進程,編輯活動無論作為服務性實踐還是所謂“二度”創造性實踐,都屬於人類職業分工中的複雜勞動。 相應地,面對複雜的編輯勞動,編輯學研究既需深入編輯活動內部分析編輯工作的構造和細節,形成微觀認識,也需將編輯活動整體作為對象,把握其現象與規律,形成宏觀認識。 也就是說,編輯學研究同樣需要複雜的學術之思,其運思範疇包括:關於編輯勞動外部和內部的關係之思;關於編輯勞動對象的要素之思;關於編輯、作者和讀者等的生態之思。 總之,編輯學的建立和發展,也是在構築一座學術大廈,儘管難與文史哲、政經法等顯學相媲美,但對條件有限的學術編輯而言,已足夠其用心用力地“經營”一番了。(二)編輯學研究的創造空間編輯學現狀不容樂觀,其面臨的問題比較嚴峻。 有學者一針見血地指出:“以應用學科的名義,高舉理論聯繫實際的旗幟,避重就輕、或知難而退,這才是近二十年編輯學、出版學理論研究停滯、落後的方法論根源。” 編輯學研究進展遲滯,不僅與對編輯工作的傳統認識和刻板印象有關,而且與出版變革引致的注意力重心轉移有關。 事實上,作為內容產業的出版無論如何變革,也不可能改變編輯工作的中心地位,而出版的每一次創新轉化都對編輯工作的創造性、針對性、相容性、持續性提出了新要求,同時也對編輯學研究提出了新挑戰。與以往任何一次信息技術革命驅動的影響力一樣,在新一輪信息技術革命的“升維驅動”下,處於出版中心的編輯工作稍顯遲滯,卻也緩慢、含蓄地進入到了數字化、智能化、網絡化、融合化時代。 學術成果數量暴漲、書刊內容與形式多樣化、編輯流程延伸、傳播平台與渠道多元等,都考驗著學術編輯的工作負荷、思維觸角、創新活力等的能力和水平,而編輯工作領域人工智能的“接管”也正一步步地成為現實。 已形成共識的是,越是標準化、規範化的技術性工作,人力越容易被 AI 取代;越具獨特性和創造性的思想性工作,越需人力的發展促進。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大規模投入文化生產過程後,智能機器將全面充當‘執行者’的角色,並推動人類群體向‘指揮者’升級。 人類的文化生產力將從‘執行密集型文化生產力’升級為‘指揮密集型文化生產力’。” 在這一變革趨勢下,編輯活動領域的編輯群體、工作條件、工作對象及其組合都在被重塑。 編輯勞動和環境的改變,為編輯學在研究對象、研究內容、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突破和創新提供了極富張力的空間;而編輯學研究作為一種思想性、創造性要求很高的編輯學術活動,具有增值編輯工作、使編輯主體與人工智能協同共進的潛力與作用。此外,時代變革中最具創新品質的技術要素對於編輯學研究不僅僅是工具和方法,其作為編輯創新出版的動力要素,本身就是編輯學研究對象之一,這使編輯學研究較之於其他學科研究更具持續活力。 也因此,學術編輯在編輯學研究中有更多機會和可能作出學術的創新與突破。(三)編輯學研究的發展空間611

難以否認的是,無論怎樣維護和辯白,編輯工作看起來仍然只是一項技術性強、規範限制多、瑣碎繁複的人類職業勞動,對編輯職業素養的基本要求或良好評價一般就是“認真細緻”、“不辭辛苦”等,這也導致一種常見的現象,即編輯對編輯工作的學術思考往往“野心與野性”不足,難以跳脫出事務性質和狹小範圍,容易流於局部或表層的工作體悟或經驗總結。 而“學”的築造恰恰需要一點“小題大做”,何況編輯學固有其“大”處。或許只有真正熟悉編輯工作的人才能認識到,深刻的編輯學應反映其人文性。 人文性就是文化性和精神性。 編輯活動首先是一項文化領域的活動:“編輯,是適應精神文化領域裡生產和消費的社會化需要而逐步形成的一種社會分工。 編輯活動是屬於出版(傳播)活動一部分的,以協調、溝通傳者(作者)和受眾(讀者)的供求關係為基本目的,以發現、選擇、組織、優化精神文化產品以供複製、發行的文化專業活動。” 編輯是通過稿本、定本和文本,與作者、讀者互相交流的創造性社會文化活動,其結果是造就人類精神文化結構。學術編輯如果能在編輯學學科獨立、創新的認識之上,將編輯工作當作文化事業的有機組成部分,“就可能會因自己對於文化事業的情感和價值認同而產生敬業的態度和使命意識” ,從而提升編輯學研究的思考境界。 繼續擴展視野,編輯活動其次是一項達到精神文明層次的活動:“編輯工作是對人類精神文明成果進行鑑審、遴選、整合,並作整體性提高,而後創造成新的媒介,傳播文化於社會。” 編輯學研究的最終目的,就是探索如何通過改進編輯工作的技術、管理、理念,更有效、更長久地保存人類精神文明軌跡,傳承人類精神文明成果,推動人類精神文明不斷進步。隨著信息傳播、知識普及、技術智能化的日新月異,精神需求之於人的重要性不亞於生命本身,社會對人文關懷的呼喚越來越熱烈和迫切。 學術編輯如果從人文的高度去思考編輯活動,就能抓住編輯活動的本質屬性和宏觀特徵,進而發現編輯學的更大發展空間。 對編輯活動認識的學術突破,有助於學術編輯擺脫與小“我”糾纏的現實境遇,通往學術存在的無“我”之境。既來之,則安之。 學術編輯從事學術出版後,對學術研究的追求由自然而進取,由進取而自由,在編輯學領域為自己搭建起詩意的棲居和庇護之所。 存在需要言說,言說就是表達,表達我們的存在、我們的價值、我們的追求。 可以說,編輯之“學”的建構即編輯學研究,正是學術編輯對於自身學術存在的有效言說方式。三、學術編輯之於編輯學研究編輯學研究之於學術編輯的適切,預示編輯學現狀的積極轉變可能。 學術編輯以編輯學研究作為學術存在方式,固然基於編輯學擁有獨立、創新、發展的空間,也因為學術編輯作為研究主體對於編輯學學科建設具有獨特價值。 學術編輯從事編輯工作,總給人一種“下嫁”的感覺,即便對於編輯學研究,也似乎有點“高高在上”。 但是,從學術編輯學術行為與編輯學的疏離來看,他們的“傲嬌”與真正的編輯學研究自信並無瓜葛。 相反,學術編輯之於編輯學研究的諸多認識論與方法論優勢,還需要其去識別、發現和利用,而它們正是當前編輯學發展所需要的。 大體來說,學術編輯之於編輯學研究具有獨特的在場優勢、視角優勢和綜合優勢。(一)學術編輯的在場優勢學術編輯做編輯學研究,就好比小說家做文學研究、教師做教育學研究,都是展開一場“有我”之知的探索。 因為有這個“我”在研究對象中長期“潛伏”,就減少了研究主體作為客觀、中立的旁觀者需先把每個人視角都摸索一遍的麻煩。 編輯活動是一個運行中的系統,編輯全程參與、全面聯711

繫,是其中最活躍的因子,其作為研究者的經驗和感受方面的學術資源,是其他那些通過遠觀或短期進入等方式的研究者所不具備的。 這就是學術編輯的“在場”優勢。由於在場,學術編輯提出的編輯學問題有較強的現實針對性。 編輯之所以關注並思考和言說編輯活動,目的是正確認識自己所從事的工作,解決工作中的實際問題,使工作得以更好地開展。編輯學研究“是在追求編輯主客體的合(和)諧統一,完善編輯活動。” 這應該也是學術編輯思考和言說編輯活動的出發點。 編輯學作為編輯活動的理論表現,是對編輯活動經驗系統的、科學的總結。 也就是說,學術編輯的編輯學問題意識多產生於自己的日常工作實際,比較接地氣。由於在場,學術編輯可以捕捉並言說處於編輯理念中的實踐性知識,“編輯的實踐性知識(個體隱性知識)”隱藏於編輯的經驗過程,“這些難以言明和不易被模仿複製的隱性知識會深深地影響編輯個體的行為方式” ,並成為編輯學知識的重要來源和寶貴積累。由於在場,學術編輯對編輯活動的思考和言說必然有情感的代入。 “情感就是身體遭遇刺激產生的變化,或是心靈對這種變化的理解。”從學術研究的角度,“情動 / 情感也可以理解為一種潛在的力量,一種變化的權力。” 、“這個‘情’字,小裡說,是對研究選題要抱有濃厚的興趣,要有情感的投入,要有探尋的慾望;大裡說,是要對這個社會,這個時代,抱有深摯的情懷,強烈的社會責任感。” 學術編輯對編輯工作的情感,從自然之情升格成自覺、自為之情,並轉化為深沉的憂患意識,進而產生具有現實意義和未來價值的編輯學問題意識,這樣的研究成果必然會充實編輯學的基礎,加重編輯學的分量。學術編輯的在場優勢,也指學術編輯從業後持續與學術作品、學者作者、學術信息、學術活動等打交道,可以不斷獲取學術營養,因而更有條件理性地領悟和認識自己的編輯工作。 學術編輯的編輯學研究,是普遍、抽象之理與個人特殊體驗(深層的感知和困惑)的結合,而無論在普遍道理中增加個人的經驗,還是通過個人的經驗延伸出一些道理,都是對編輯學研究的豐富、深化和創新。 學術編輯將編輯工作中汲取、沉澱的學術營養與切身體驗相融合,可以生產出理性與感性相統一的編輯學優質成果,同時也有利於形成自己的研究個性和學術特點。 好的編輯學論著常常出自編輯尤其是學術編輯之手,應該就是這個道理。(二)學術編輯的視角優勢關於編輯學的學科性質,眾說紛紜。 筆者印象比較深刻的認識是,“編輯學是橫斷學科性質”、“編輯學所反映的內容,已跨越、涵蓋、滲透、交叉到各個科學領域,所有學科的內容以及科學的形成、發展與完善,無不與編輯實踐密切相關。 編輯學的研究內容,包括哲學、歷史學、信息論、文化學、傳播學、語言學、創造學、美學、數學……甚至還有系統論、控制論、計算機技術、軟件科學,等等,它是當今學科內容最龐大、範圍最廣闊的一門橫斷學科。” 儘管這一論斷略顯誇張,但編輯學內容之“雜”及其所涉學科範圍之廣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多學科、跨學科的研究視野和方法是編輯學發展的必由進路。“在未來的編輯學研究中,既要注重對傳統編輯學研究方法的繼承,也要廣泛借鑑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尤其是質性研究方法和跨學科研究方法。” 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術編輯投入編輯學研究無疑將是編輯學之幸。 已有的學科經歷和學術訓練,為學術編輯植入了認識與言說世界的獨特的感覺、視角和方法,他們戴著本學科的“有色眼鏡”,並以本學科代言人身份去認識與言說編輯活動。 學術編輯從各學科視角對編輯活動的每一點新鮮認識,都能為編輯學賦予新的內涵與意義。對於處於低谷中的編輯學,學術編輯就像一個個外來拯救者,他們能從不同學科視角看到不止一條811

的編輯學出路,並將編輯學帶上繼續前行的征程。不同學科視角不僅可以幫助學術編輯擴大編輯學思考的廣度和深度,而且可以在更高層次幫助學術編輯形成編輯學研究的個性和特點。 例如“林穗芳和戴文葆同在人民出版社工作,同樣在編輯學中卓有建樹,戴文葆的博學在文史,思想理論工具多用史學、政治學或者說國際政治學;林穗芳的博學在中外語言,思想理論工具多用語言學。” 這方面的案例在編輯學早期發展史上比比皆是,在今天的編輯學建設中也不乏個案。學術視角還關乎編輯“學”之長、寬、高的三維建構,未來如何才能“講好編輯工作的故事”、“講好中國編輯學的故事”,是對編輯學創新發展提出的新任務。 當今時代是一個學科大碰撞、大融合的時代,我們可以想像,如果學術編輯們能夠分別從各自熟悉的學科角度,並借助各學科的先進理論與方法,考察、發現、展望編輯活動不同維度、不同層次的發展變革以及總體的歷史脈絡,最終匯聚的編輯學成果將會是怎樣一番喜人圖景!(三)學術編輯的綜合優勢如作家之於文學研究、教師之於教育學研究,編輯思考和言說編輯活動,也有兩方面常見困難:一是需要站在他者的角度對自己及工作對象做自視或反視的觀察,難度較大;二是需要從操作思維向理論思維轉換,跨度較大。 而學術編輯擁有編輯學思考與演說的最稀缺的能力資源,恰恰最具克服這種難度和彌合這種跨度的綜合優勢。學術編輯從業前對本學科研究及表達範式的熟悉和掌握,壓縮了通用性學科訓練的絕對進度。“由於在研究生期間受過系統的科研訓練,青年編輯的學術能力通常較強”。學術編輯入職後仍能持續地對學術研究及優質作品耳濡目染,因而具備繼續從事學術研究的前提和條件優勢:“一是‘閱文無數’,有了較廣博的學術涉獵,特別是跨學科的文章帶來不同的學術視閾,為開展科研創造了條件。 二是‘磨礪良久’,每一篇學術文章的刊發都經過外審、修改、校對等環節,故有‘磨’文章之說,這也是一種透明的治學過程,從中編輯獲得如何寫作學術文章的直接經驗。 二者為編輯從事學術工作打下了基礎。” 學術編輯在編輯工作中形成的不同於一般編輯或研究人員的理論理性,將會投射到編輯學研究的選題、論證和表達中。 此外,學術編輯在編輯學的思考與言說中,還能將編輯的學術判斷、學術評價和技術規範等自然、直接地納入,使得學術創造與編輯優化合二為一,進而縮短編輯學成果的研究和發表過程,提高編輯學成果的傳播和轉化效率。經過嚴格學術規訓和廣泛學科接觸的學術編輯,有能力和水平跳出個別經驗的小範圍、小圈子,從中觀、宏觀的角度觀察編輯活動及其關係領域,從而更理性、更深刻地把握編輯活動規律,以理論話語言說編輯活動的作用和價值,言說編輯工作的歷史和未來。 而這些從實踐中來的理論話語,經學術編輯的以身試“法”,更便於指導實踐、改造實踐,因此也就能夠最大程度避免編輯學理論與編輯實踐的脫節。 另外,學術編輯還可以借助自身已有的學術成果、技術條件、政策和制度環境等方面的支持,盡最大努力去發現和拓展編輯學發展的新空間。法國思想家帕斯卡爾說,“人的全部的尊嚴就在於思想之中”。而言說絕不僅僅是對已存在的東西的反映或表達,它總是創造出以前從未存在過的東西,而且總是與價值(真、善、美等等)有某種聯繫。 學術編輯對編輯活動的學術思考和言說,豐富了編輯學的新成果,形成對編輯工作的新認識,對維護編輯工作的出版中心地位、彰顯編輯勞動的作用和價值,以及改善編輯職業的社會生態,都將發揮新的、積極的促進作用。911

四、相融相成:從可能到現實學術編輯從事編輯學研究,對於學術編輯與編輯學雙方而言無疑都是存在與發展的正道。 而兩者關係中,一方對另一方的價值往往是通過兩者間的積極互動和親密接觸生成並顯現的。 學術編輯在確認並接納自己的編輯身份後,順理成章地安於所從事的編輯工作,通過編輯學研究找到適於心靈和思想的棲居之地;編輯學處於低谷之時,遇到能夠幫助自己擺脫困境的學術編輯,似乎“柳暗花明又一村”。 學術編輯與編輯學的相互認同和接納,將化作編輯學研究的活力,推動編輯學的創新與發展,進而增強編輯的職業自信。 然而,以上只是從理論層面揭示了學術編輯與編輯學之間相融相成的可能與可行,至於現實中兩者關係的積極改變,既需要外部環境與各種客觀條件的支持,更需要學術編輯對編輯學研究的辯證認識與身心實踐。 這意味著,與其他任何學科研究對於研究者一樣,編輯學研究對於學術編輯也必定不是一條平坦、平凡之路。(一)積極的認識轉化不能否認,學術編輯投身編輯學研究依然面臨主客觀方面的種種困難或難以逾越的障礙,他們如何看待這些問題,影響著與編輯學的現實關係。首先,學術編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學術出版新局面。 學術生產與出版進一步融合、學術成果量與質極不對應、編校質量與著作權風險加大等的出版生態變化,需要學術編輯將更多的時間與精力投入到學術把關和服務作者的本職工作中,以至於更難開展自己的獨立學術研究。 這當然也是好事,不僅意味著學術出版對編輯人才需求量的提升、編輯職業內涵的充實與擴展,而且意味著為編輯學研究提供了更大空間、提出了更高要求。 學術編輯與編輯學之間在矛盾中隱藏著相互促進的契機。其次,學術編輯的編輯學研究缺乏有效的激勵因素或機制。 編輯學論文發表園地少、發表核心期刊難度高、版面費高昂等,讓很多曾動心於編輯學研究的學術編輯望而卻步。 “現實情況是研究編輯學的人員已經很少” ,而學術編輯的“不作為”對編輯學研究現狀無異於“雪上加霜”。 另外,由於很大一部分學術編輯在所屬科研、教學機構的崗位處於邊緣,他們的編輯學研究成果並不能像其他學科成果一樣獲得獎勵機會。 受此影響,除了晉升職稱的目的,學術編輯能夠持續做編輯學研究多靠各自的興趣與情懷。 不過,換個角度看,對於編輯學乃至其他任何學科的研究,興趣與情懷才正是生產原創性和突破性成果的原始動力之源。再次,與以上兩點相關聯,學術編輯與編輯學之間缺乏積極研究氣氛的包圍。 “重構編輯學科體系,方向需要倡導,氛圍需要營造,熱點需要推動” 。 積極的研究氛圍可以拉近學術編輯與編輯學的距離,激發學術編輯持續的編輯學研究熱情。 如林穗芳能夠不斷取得編輯學成就的原因,“不是出版政策的闡釋或所親歷出版史的興趣,也不是整理深化已經積累起來的編輯經驗的願望,而主要是劉杲率領的編輯學理論核心團隊建設編輯學的雄心和群體激勵。” 學術編輯的編輯學研究也需要先行者的傳幫帶作用,而其中榜樣的力量更是無窮的。 儘管這樣的氛圍和力量已經大不如前,但從未缺少踐行與堅守者。最後,學術編輯與編輯學的相遇需要緣分。 無論怎麼說,編輯本職+編輯學研究只是學術編輯的學術存在方式之一,儘管它在維護編輯職業發展、提高編輯社會地位、塑造編輯學術形象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義,我們也不可能期待或強制所有的學術編輯都來做編輯學研究。 只是,如果一部分有條件、有潛力、有熱愛的學術編輯能擔此重任,編輯的職業存在和編輯學的學科發展就有了021

更大希望。(二)真實的身心行動學術編輯與編輯學之間相融相成關係的實現,最終決定於學術編輯作為研究主體的身心行動。在此,不妨以具體事實為例展示其真實發生的一面。某個工作日(不排除周末),當一位學術編輯終於能夠靜下心來喝一杯茶或咖啡,他 / 她———要麼,剛從網絡平台的投審稿系統中撤出身來;要麼,剛與一位作者就某個選題或文章細節聊完一通微信(其間上傳各種圖片或信息);要麼,剛校讀完一篇十幾頁的、上萬字抑或幾萬字的論文,原計劃兩個小時完成的工作,實際用了六個小時不止……以上種種,無一不需要沉浸其中、勞心費神。此刻,他 / 她根本沒有可能再去做其他的同類事情,比如思考、寫作,等等。 然而,當他 / 她回顧整個過程或其間令自己有所頓悟的某一個瞬間,很有一種充實與獲得感。又一個工作日(不排除周末),當一位學術編輯坐在南來北往的高速列車或飛機座位上,他 /她———要麼,剛參加完一場思想激烈碰撞的學術會議;要麼,剛與一群志同道合的編輯同行共享過一場年度聚會;要麼,剛結束為期一周的編輯繼續教育培訓……以上種種,打破了他 / 她的封閉工作日常,讓他 / 她與不同的作者、同行或環境零距離接觸,進而更加深切領會學術與出版的博大精深和日新月異。 這一切,無不在他 / 她內心深處掀起波瀾,以致餘波未平。 對比之下,他 / 她感覺到了自己的不足和渺小,甚至不無焦慮,卻也因此增強了繼續深耕職業的信念。很顯然,這是一位勤於和善於用心琢磨自己工作日常的學術編輯。 假以時日,他 / 她一定能認識到,那些重複的操勞、平常的細節中,其實蘊含著許多深刻的道理和學問,只是它們並未為外人所知,甚至不為很多同行所認識和理解,抑或一直被某種誤解或偏見所遮蔽。 於是,驀然間,他 / 她產生了想要告訴別人的衝動,以至於立刻打開了剛剛關上的電腦……這往往就是一位學術編輯開展編輯學研究的啟動過程。 而那些工作日常的點點滴滴,將逐漸浸潤到他 / 她的思考與寫作中,磨礪著觀點的銳度、提高著論證的力度……。 這一“事件”的發生,讓這位學術編輯體驗到一種超越日常“煩忙”的、高遠的工作意義。 而當沉浸於其中之時,那些所謂的困難和阻礙全化為了煙雲。 有一刻,他 / 她曾想:原來,這一切都是上天刻意為他 / 她與編輯學安排的相遇啊!結　 語以往針對學術編輯的研究,“學界主要著筆於以下三方面:第一,編輯學者化的思考;第二,學術編輯的必備素質和素質提高的途徑;第三,學術編輯的守門人角色和責任意識。” 這些方面儘管也都觸及了學術編輯的存在問題,但主要是站在工作立場從職能發揮的角度切入思考。 其中有關“編輯學者化”的探討非常可貴,但其對編輯學路向的模糊或忽視,致使關於學術編輯存在的思考止步於編輯職業邊緣或外圍。 本文目的並非僅在於為編輯學發展喊話學術編輯,更在於從編輯成長意義上為學術編輯與編輯工作和諧相處尋找理據。 編輯學“反映了編輯將自身價值與編輯事業溶(融)為一體的主體自覺。 編輯學是編輯精神的寄託,是編輯靈魂的棲息地。” 以上所論或可在此方面有充實之功。本文的探討過程,好比是一場學術編輯與編輯學之間出走與挽留的對話。 對於學術編輯,學術研究與成果發表是基於職業又超於職業的學術和人生追求,而編輯學研究不僅可以作為這一追求的便捷路徑,而且是學術編輯超越個人和領域,為編輯職業和學術出版事業著想和言說的方式。 總之,編輯學對於學術編輯的學術存在具有基礎價值,是學術編輯兼顧工作和自身的雙贏選擇。 如果121

說學術編輯之於編輯學發展是一種求之不得,那麼可以說,編輯學研究之於學術編輯則是提供了一種可能的或疊加的學術存在方式。 當人工智能飛速躍升,2025 DeepSeek 橫空出世之際,這樣的思考是否還有意義? 答案是肯定的。①吳平:《編輯學研究小敘》,武漢:《出版科學》,2022 年第 2 期。②姬建敏:《2023 年我國編輯出版學研究主力分布與熱點聚焦:基於編輯出版學 CSSCI 專業刊文獻的分析》,河南開封:《河南大學學報》,2024 年第 2 期。③韓帥:《人文社科學術編輯成果評價功能的深化》,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4 年第 4 期。④⑥ 蘇嘉靖:《做優新文化出版 助力文化強國建設》,北京: 《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2024 年 8 月30 日。⑤朱傑人:《學術出版需要門檻》,北京:《文摘報》,2012 年 9 月 27 日。⑦⑧張會芳:《基於文獻計量的我國科技期刊編輯在編輯學領域的論文發表現狀分析》,北京:《中國傳媒科技》,2024 年第 1 期。⑨陳嘉映:《此在素描》,見陳嘉映:《從感覺開始》,北京:華夏出版社,2016 年,第 251 頁。⑩關於工作之思和學術之思的分別,參見姜金元:《思想及其傳播方式》,武漢:《湖北社會科學》,2007年第 2 期。參見劉慶昌:《論編輯的文化素養》,太原:《編輯之友》,2017 年第 1 期。轉引自姬建敏:《當代編輯學家學術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283 頁;第 284頁;第 172 頁;第 282 頁。周國清:《編輯學導論》,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年,第 52 頁。林穗芳:《撰寫和完善〈編輯學理論綱要〉需要探討的一些問題》,武漢:《出版科學》,1999 年第 1 期。吳平等:《編輯學原理》,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21 年,第 16~17 頁。李頻:《林穗芳編輯學研究的理論品格》,武漢:《出版科學》,2022 年第 3 期。臧志彭:《文化新質生產力:新一輪信息技術革命的升維驅動》,上海:《探索與爭鳴》,2024 年第 7 期。王振鐸、趙運通:《編輯學原理論》,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04 年,第 74 頁。王振鐸:《編輯學理與媒體創新》,河南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0 年,第 256 頁。任火:《編輯主體意識與編輯學研討》,上海:《編輯學刊》,1994 年第 2 期。張恰:《論學者型編輯專業成長的路徑與策略》,北京:《中國編輯》,2019 年第 5 期。汪民安:《文化研究關鍵詞》,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0 年,第 1694~1695 頁。劉京希:《從學術期刊角度看學術素養與論文寫作》,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6 年第 4 期。任定華、楊忠民:《編輯學理論的構建應具有科學的、嚴密的知識體系———評闕道隆先生的〈編輯學理論綱要〉》,北京:《中國編輯》,2005 年第 2 期。陳暖:《中國編輯學學術體系的演進歷史與未來進路論略》,河南開封: 《河南大學學報》,2024 年第4 期。王雪松:《論高校學報青年編輯的學術素養———兼談高校學報青年編輯的職業發展》,湖北襄陽:《襄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3 年第 3 期。作者簡介:郭慶華,《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副主編、編審。 太原　 030006[責任編輯　 劉澤生]221

澳門理工學報　 2026 年第 2 期“交叉學科”概念平議李德鵬[提　 要] 　 當前的交叉學科建設已成為國家發展戰略,但在人文社會科學界,交叉學科概念的界定不甚清晰,影響了相關建設進度。 研究發現:現有交叉學科的定義“不同學科的交叉”犯了“同語反復”的邏輯錯誤,“不同學科的整合、不同學科的融合、不同學科的重構”等定義犯了“自相矛盾”的邏輯錯誤。 交叉學科的本質屬性應是“視角+對象”,科學的學科分類不允許存在“交叉”關係;“社會語言學”、“生態經濟學”等研究是客觀存在,但並沒有產生新的學科。 釐清交叉學科的概念,理論上可解決交叉學科的術語之爭、研究內容等問題,實踐上可解決學術期刊的選文範圍、交叉學科的建設困境等問題。[關鍵詞] 　 交叉學科　 概念　 邏輯錯誤　 本質屬性　 重新命名[中圖分類號] 　 H0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6) 02 - 0123 - 10近年來,交叉學科問題受到社會各界前所未有的重視,不但交叉學科被單列為新的學科門類,還有很多高校成立了多學科交叉的新興學院和研究院,可以說,當前的交叉學科建設已成為國家發展戰略,未來必將牽涉海量的人力、物力、財力。 遺憾的是,人文社會科學界的交叉學科概念界定不甚清晰,影響了相關國家戰略的進度,因此,有必要對交叉學科的概念問題作進一步討論。一、交叉學科概念的研究現狀(一)學界的已有研究何謂交叉學科? 學界主要有以下 4 種觀點。觀點一:交叉學科是不同學科的交叉。 如王兵、黃紅富、歸柯庭(2008)認為,“交叉學科就是不同的學科在研究對象、內容和方法之間的交叉融合。” ①王孜丹、杜鵬、馬新勇(2021)認為,“交叉學科指由兩門或兩門以上不同學科交叉滲透形成的學科。” ② 崔育寶、李金龍、張淑林(2022) 認為,“從字面上看,交叉學科即兩門或兩門以上學科交叉融合後形成的一門新學科。” ③觀點二:交叉學科是不同學科的整合。 如邱均平、余雲龍(2022)認為,“交叉學科是為應對複雜問題的挑戰,整合兩門及以上學科知識而形成的學科。” ④觀點三:交叉學科是不同學科的融合。 如羅英姿、曲福田(2007)認為,“交叉學科就是指由不同學科相互滲透融合,並具有較為明確的研究目標、較為穩定的研究內容和較為清晰的研究邊界的321

新學科。” ⑤國務院學位委員會 2021 年印發的《交叉學科設置與管理辦法(試行)》指出,“交叉學科是多個學科相互滲透、融合形成的新學科。” ⑥觀點四:交叉學科是不同學科的重構。 如陳偉斌(2021)認為,“新興交叉學科是相對於傳統學科而言,指的是在兩門及以上傳統學科基礎上,通過各種方式重構和創造新的知識,使之成為一種新的獨立的學科體系。” ⑦(二)存在的主要問題上述定義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邏輯問題,具體內容如下:1. 觀點一犯了“同語反復”的邏輯錯誤邏輯學上的定義規則 2 是:“定義項不得直接或間接包含被定義項。” ⑧“違反這條規則,定義項直接包含了被定義項,就會犯‘同語反復’的錯誤。” ⑨ 例如“生產工具就是生產中使用的工具……定義項直接包含了被定義項‘生產’、‘工具’,等於說‘生產工具就是生產工具’,犯了‘同語反復’的邏輯錯誤。” ⑩同理,交叉學科的定義項中不能出現“交叉”這個概念,“交叉學科就是不同學科的交叉”這個說法犯了“同語反復”的邏輯錯誤。2. 觀點二、三、四都犯了“自相矛盾”的邏輯錯誤邏輯學上的矛盾律要求是:“在同一個推理、論證過程中,任何一個判斷都必須保持同一,不允許自相矛盾。” 關於交叉學科的來源,學術界普遍認為是產生於基礎學科,我們也贊同這個觀點。問題的關鍵在於,新的交叉學科與舊的基礎學科的存在方式是怎樣的? 只有兩種可能:(1)要麼兩個都存在,即新的交叉學科與舊的基礎學科並存;(2)要麼有一個不存在,即新的交叉學科出現後,舊的基礎學科就不存在了。 如果同時有這兩種“可能”,就犯了“自相矛盾”的邏輯錯誤。觀點二的“整合”就是更新替換的意思,如“將街道原有 26 個內設部門整合設置為‘一辦七部兩中心’”,數量由多變少。 同理,將兩門或兩門以上的基礎學科“整合”成交叉學科,就意味著基礎學科撤銷,新建交叉學科是對基礎學科的更新替換。 但持觀點二的邱均平、余雲龍(2022)同時又認可國務院學位委員會 2021 印發的《交叉學科設置與管理辦法(試行)》,而國務院學位辦 2020年就明確表示新設置“交叉學科”門類,成為我國第 14 個學科門類。 即交叉學科與基礎學科是並存關係,很明顯,前後論述矛盾。觀點三的“融合”也是更新替換的意思,《現代漢語詞典》 (第 7 版)對“融合”的解釋是,“幾種不同的事物合成一體。” 主要有兩種可能:(1) “整體 A+整體 B→C”,這時整體 A 和整體 B 都消失,只保留 C;(2)“部分 A+部分 B→D”,這時部分 A 和部分 B 都消失,只保留 D。 如“民族融合”就同時包含了這兩種可能,楊建新、賀衛光(2000)認為,“民族融合則是兩個以上的民族或其中的一部分,在長期的過程中,互相吸收對方的特點,從而不同程度地改變了各自的一些民族特性或逐漸形成另一個新的民族共同體的現象。” 如果認為“融合”是第一種可能———兩個整體構成一個新的整體,那麼就意味著兩個基礎學科消失,只保留交叉學科,但持觀點三的羅英姿、曲福田(2007)同時又認為,“新的交叉學科生長點……在傳統的優勢學科群中具有知識互補的研究方向中產生……而且又可以對已有優勢學科的進一步發展提供動力。” 即新的交叉學科與舊的優勢學科是並存關係,前後論述矛盾。 如果認為“融合”是第二種可能———兩個整體各自的一部分構成一個新的整體,那麼就意味著兩個基礎學科各自消失一部分。 持觀點三的羅英姿、曲福田(2007)卻同時認為,“生物信息學……等交叉學科,這些學科的建設與發展不僅可以緊緊依託現有優勢學科,豐富已有學科的內涵與外延。” 這裡的“豐富已有學科的內涵與外延”,意味著優勢學科不但沒有消失421

一部分,反而是“豐富”了,前後論述依然互相矛盾。 此外,“豐富已有學科的內涵與外延”,還意味著新的交叉學科屬於舊的優勢學科,新的交叉學科是已有優勢學科的一部分,二者是部分與整體的關係,很明顯,部分整體關係和前面所說的並列關係不能同時成立。觀點四的“重構”是重新建構,也是更新替換的意思。 和觀點三的“融合”一樣,也有兩種可能:(1)“整體 A+整體 B→C”,這時整體 A 和整體 B 都消失,重構成 C。 如屈培培、王康(2016)在《李漁對中國古代敘事文學愛情描寫的推翻與重構———“情”之貶值》一文中提出,“在中國古代敘事文學關於愛情的描寫當中,很多作者往往對‘情’之一字有著超乎尋常的執著。 但李漁卻一反常態,在作品中往往貶低‘情’的超然力量。” 從題目和內容就可以看出,這裡的“重構”就是對某個內容的“推翻”。 但持觀點四的陳偉斌(2021)同時又認為,“將數學、物理、化學等基礎學科與新興交叉學科同步規劃、同時發展。” 可見基礎學科並沒有消失,前後論述矛盾。 (2)重構的第二種可能是:“部分 A+部分 B→D”,這時部分 A 和部分 B 都消失,重構成 D。 如管仁傑(2024)在《經典重構:文獻學視閾下的宋代楚辭學轉型及影響》一文認為,“晁補之、朱熹等突破了舊本的思維限定,在更易‘楚辭’篇目的同時重塑了‘楚辭’概念,還積極拓展了楚辭文獻的範疇,實質上完成了一次對‘楚辭’的重新構建。” 這裡的“拓展”就說明是部分更新。 陳偉斌(2021)還指出,“人工智能等新興學科的發展主要得益於數學基礎學科的快速發展,據調研,C9 高校在發展新興交叉學科的同時,也大力發展數學等基礎學科。” 也就意味著新興交叉學科與基礎學科相關聯的部分並沒有消失,而是持續供給營養,前後論述矛盾。二、交叉學科概念的重新界定從上面的論述可以看出,學界沒有釐清“交叉學科”中的“交叉”概念,用“交叉”來解釋“交叉”不可行,用“整合”、“融合”、“重構”來解釋也沒把“交叉”說清楚,究竟什麼是“交叉”? 什麼是“交叉學科”呢?邏輯學上認為,“概念的內涵和外延是概念的兩個基本邏輯特徵。” 上面討論的交叉學科概念問題,主要是指其內涵,不是指外延這個分類問題。 而概念內涵主要通過定義來體現,邏輯學上認為,“定義是用簡明的語句揭示概念對象的本質屬性以明確概念內涵的邏輯方法。” 看來定義是包括兩部分:定義名稱和定義內容,即“名”與“實”,“實”是第一位的,“名”是第二位的。 也就是說,釐清“定義”所揭示的“本質屬性”,是命“名”的基礎。 接下來,我們就先從“實”,即交叉學科的“本質屬性”開始分析。(一)交叉學科的“本質屬性”分析我們採用舉例說明的方法來討論,當前學界普遍認可的交叉學科類型繁多,如計算語言學、文學地理學、歷史哲學、生態經濟學、金融數學、生物統計學等等。 因為筆者的專業是語言學,我們就以相對熟悉的“社會語言學”為例。社會語言學的“本質屬性”,其實就是其主要研究內容,學界對此觀點不一。 如戴慶廈(2004)的《社會語言學概論》主要章節內容是:什麼是社會語言學、跨境語言的變異、語言接觸與語言演變、語言的文化變異、語言規劃、社會語言學的研究方法等。徐大明、陶紅印、謝天蔚(2004)的《當代社會語言學》主要章節內容是:關於語言使用的研究流派和方法、語言變異與語言變體、語言變項的描寫與研究、語言變化、語言接觸、語言規劃、社會語言學的應用等。郭熙(2006)的《中國社會語言學》主要章節內容是:社會語言學的基本概念、社會變遷和漢語的發展、語言的社會變異、語521

碼、漢語和中國社會結構、語言迷信、語言規劃、語言生活和語言教育、語言協調與“華語”問題、社會語言學的研究程序和調查方法等。祝畹瑾(2013)的《新編社會語言學概論》主要章節內容是:社會語言學概述、語言變異和演變、語言與性別、言語交際和互動社會語言學、稱呼語研究、雙語現象和語言接觸、語言與認同、語言規劃等。可以看出,上述四本社會語言學專著中僅有“語言規劃”一章的名稱是完全相同的,接下來,我們就重點討論“語言規劃”。 徐大明、陶紅印、謝天蔚(2004)認為,“語言規劃是對社會語言問題提供管理對策。” 郭熙(2006)認為,“所謂語言規劃,指國家或社會為了對語言進行管理而進行的各種工作。” 這兩本專著對“語言規劃”的界定基本一致,都是“社會中的語言管理問題”,也可以說成是“社會管理中的語言問題”,用公式表示就是“A 領域中的B 問題”。 進一步分析會發現,“社會管理”這個“A 領域”屬於社會學,“語言問題”這個“B 問題”屬於語言學,所以“A 領域中的 B 問題”又可表述為“A 學科中的 B 學科問題”。 這也就意味著“社會語言學”的“本質屬性”就是“社會學中的語言學問題”,由此推出交叉學科的“本質屬性”用公式表示就是“領域+對象”,換言之,交叉學科定義可採用“領域+對象”的方式。 前面提到的“計算語言學”就是“計算機學科領域中的語言學問題”,“歷史哲學”就是“歷史學領域中的哲學問題”。事實上,“領域”與“對象”之間的關係只是看似清楚。 因為按這個觀點,“社會語言學”就是“社會學中的語言學問題”,也可以理解為“社會學語境中的語言學問題”,這裡的語境說法是比較模糊的,究竟“社會學語境”與“非社會學語境”的區別是什麼呢? 語言學的主要研究內容有語音、文字、詞彙、語法、修辭等,社會學語境下的語法內容與非社會學語境下的語法內容有什麼區別嗎?似乎很難說清楚。 可見,“領域”與“對象”之間的關係,不是簡單的語境與內容的關係,還有作進一步說明的必要。我們還是以“語言規劃”為例,其實“社會管理中的語言問題”,就是從“社會管理”的角度來研究“語言問題”,所以說,“領域”與“對象”關係,表述為“視角”與“對象”的關係更恰當,公式為“視角+對象”,上面提到的“計算語言學”,就可定義為“計算機學科視角下的語言學問題”。 李德鵬(2020)曾把交叉學科的本質屬性解釋為“方法+對象”,把“社會語言學”定義為“用社會學方法研究語言學問題”。現在看來,“方法”不如“視角”準確,學界通常提到的研究方法有“比較法、定量分析法”等,但很少有人把一個學科作為一種方法。(二)“交叉學科”的“名”之科學性分析釐清了交叉學科的“本質屬性”這個“實”的問題,反過來,我們就要思考“交叉學科”這個“名”是否妥帖。 對於“社會語言學”、“計算語言學”這一類研究的名稱,除了“交叉學科”,也有學者稱之為“跨學科”,如《語言戰略研究》2021 年第 1 期的“‘語言交叉學科’多人談”欄目中,何蓮珍稱其為“交叉學科”,而汪鋒則稱其為“跨學科”。崔育寶、李金龍、張淑林(2022)曾說過,“跨學科與交叉學科都源自英文單詞‘ interdisciplinary’,因翻譯問題而被譯作跨學科或交叉學科。” 接下來,我們就對這兩個名稱進行逐一分析。1. 以“交叉學科”為名問題《現代漢語詞典》 (第 7 版)對“交叉”的解釋是,“不同事物有部分相同,重合。” 單獨看“交叉”這個概念沒什麼問題,邏輯學上也承認“交叉關係” 是存在的,如“男人”和“演員”就是交叉關係,“男演員”既屬於男人,也屬於演員。 但邏輯學上的概念劃分又要求遵守“每次劃分中的各子項外延應為全異關係” 的規則,即“劃分後的各子項外延應是不相容的並列關係,外延之間不能有任何交叉重合……違反這條規則,就會犯‘子項相容’的錯誤……例:本次馬拉松比賽分為專業組、業621

餘組、老年組、青年組。” 也就是說,日常可以說“男演員”,這是一種客觀存在,但不能說“本次馬拉松比賽分為男人組、演員組”,概念劃分時的“男人” 和“演員” 並列就犯了“子項相容” 的邏輯錯誤。同理,學科分類時,各子項之間是不能交叉的,即不同的學科之間是不能交叉的。 根據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 2011 年印發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一級學科包括哲學、經濟學、法學、教育學、文學、歷史學、理學、工學、農學、醫學、軍事學、管理學、藝術學等 13 個。 任何兩個學科之間如果存在交叉關係,就意味著這些一級學科的分類是不科學的,犯了“子項相容”的邏輯錯誤。 同理,二級學科或三級學科的內部各學科之間,也不能存在交叉關係。 也就是說,如果存在社會語言學這個交叉學科,社會學與語言學就不能並列,更不能社會學、語言學與社會語言學並列。所以說,在科學的學科分類中,學科之間是不能交叉的,即在學科分類中,“交叉學科”的說法本身是不合邏輯的。 因此,以“交叉學科”為“名”,來表徵任何“實”,都是不科學的,自然也不能用來表徵“視角+對象”的“實”。2. 以“跨學科”為名問題“跨學科”的名稱在學界也比較普遍,如李立國、趙闊(2022)說過,“跨學科研究強調不同學科之間交叉融合與知識整合。” 杜俊民(2000)認為,“凡是超越一個已知學科的邊界而進行的涉及兩個或兩個以上學科的實踐活動,均可稱為‘跨學科’。” 可以看出,這裡的“跨學科”與前面“交叉學科”的定義基本一致,都在強調不同學科之間的“融合”、“整合”等。也有學者認為“跨學科”的名稱不合適,如崔育寶、李金龍、張淑林(2022)提出,“在中文語境裡,‘跨’是動詞,‘跨學科’作為動賓短語,代表的是一種行為,‘交叉’一般會理解為形容詞,‘交叉學科’作為名詞性短語往往會被理解成一門新學科。” 我們不同意這個理由,“跨學科”雖然是“動詞+名詞”構成,但不僅可以理解為動賓短語,還可以理解為名詞性的合成詞,類似的例子還有“炒肉絲”、“壓縮餅乾”等,都是“動詞+名詞”形式,但都可以作動詞性和名詞性兩種理解,如“炒肉絲”既可理解為一個炒菜動作,也可理解為一道菜的名稱。我們也認為“跨學科”的名稱不合適,但另有原因,問題其實在於“跨學科”這個“名”不能很好的表達“視角+對象”這個“實”。 “跨學科”與“跨年度”非常類似,《現代漢語詞典》(第 7 版)對“跨年度”的解釋是,“(任務、計劃、預算等)跨著兩個年度。” 所以說,“跨學科”就是“跨著兩個或兩個以上學科”的意思。 這“兩個或兩個以上學科”都是研究的“對象”,彼此之間是平等關係,沒有主次之分。 而“交叉學科”的本質屬性是“視角+對象”,研究對象只有一個,從主次關係看,“視角”是次要的,“對象”才是主要的,所以說,“跨學科”這個名稱也不合適。3. 以“交叉學科”、“跨學科”為“名”不科學的根本原因通過上面的論述,我們發現,對於“社會語言學”、“計算語言學”這些研究的統稱,目前學界都是採用“交叉學科”、“跨學科”等“XX 學科”的方式,其實這裡的“XX”不僅用“交叉”、“跨”這兩個詞語填充不合適,而且也沒有其他可以替代的詞語。 核心問題其實不在“XX”上,而是在“學科”二字上,只要這兩個字存在,就意味著“XX 學科”是出現了一個新學科。 前面已經論述過,“社會語言學”、“計算語言學”等的本質屬性是“視角+對象”,就是從“A 學科”的視角對“B 學科”問題進行研究,這樣的研究自然還是屬於“B 學科”,並沒有產生一個新的學科。需要說明的是,如果“A 學科”視角是一個全新的視角,之前沒有相關研究,那麼對於“B 學科”而言,這是一種增量研究,拓展了“B 學科”的研究深度或廣度。 學界將其定義為新學科,或許就是721

考慮到這一點。 但這部分增量很難從“B 學科”中剝離出去,如語言規劃,是“社會管理視角下的語言學問題研究”,具體內容包括對語音、漢字、詞彙、語法、修辭等語言構成要素的規劃,很難將漢字規劃這些內容從語言學研究中剝離,來構成一個新的獨立學科。(三)“交叉學科”的重新命名關於“交叉學科”的定義問題,總結如下:(1)“交叉學科”的“實”確實存在。 也就是“社會語言學”、“計算語言學”這些學術研究,是一種客觀存在。 但這些研究的本質屬性是“視角+對象”,是從前一個學科視角,對後一個學科的問題進行研究。 (2)“交叉學科”的“名”不科學。 一是在科學的學科分類中,“交叉”是違反邏輯規則的;二是“XX 學科”模式意味著產生一個新學科,不僅“交叉”和“跨”,也沒有其他任何詞語可以將“XX”具象化。在現實的學術研究中,“社會語言學”、“計算語言學”等研究是確實存在的,而且有其重要的學術價值,為方便研究時稱說還是應有個名稱的,既然“交叉學科”、“跨學科”等名稱不科學,那什麼名稱合適呢? 其實,“社會語言學”、“計算語言學”等研究體現了兩個方面的創新:一是多視角問題,從不同學科角度對某個學科問題進行深入研究,“社會語言學”、“計算語言學”的“社會學”、“計算機學”就是多視角問題,這時的“語言學”是研究對象;二是多對象問題,即從一個學科角度對不同學科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如“語言經濟學”、“語言民俗學”、“語言政治學”,這時的“語言學”是研究視角。 這種從不同學科視角對“語言學”進行研究,與從“語言學”視角對其他學科對象進行研究,都是值得鼓勵的。 這其實是一種“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語言學研究路徑,即語言學要為其他所有學科服務,其他所有學科也要為語言學服務。 因此,我們可以把當前的交叉學科研究分成兩類:多視角研究和多對象研究,相當於把學界現有定義一拆為二了,所以“社會語言學”、“計算語言學”等等“XX 語言學”模式,可以命名為語言學的多視角研究;“語言經濟學”、“語言政治學”等“語言(學)XX”模式,可以命名為語言學(視角)的多對象研究。三、“交叉學科”概念重新界定的意義(一)理論意義1. 術語之別問題。 我們以黃濤(2023)討論的“語言民俗學”與“民俗語言學”名稱爭議為例。鍾敬文(2010)的觀點是,“為了從民間語言考究其他民俗,同時又從其他民俗考究民間語言,就需要建立一門語言學和民俗學相互交叉的邊緣學科———語言民俗學。” 曲彥斌(1996)的觀點是,“民俗語言學,是一門新興的人文學科。 它直接脫胎於語言學、民俗學,完全突破了原來各自學科的界限,通過交叉、延伸,形成了更為開闊的科學視角和研究領域。” 黃濤(2023)則認為,“民俗語言學是通過解釋詞語的結構、語源、民俗內涵等來研究語言問題,其研究是語言學式的;而語言民俗學是通過語言途徑來研究民俗問題,其研究是民俗學式的。” 按照上面論述的“視角+對象”觀點,“民俗語言學”就是“從民俗學角度研究語言學問題”,學科上歸屬語言學專業;“語言民俗學”就是“從語言學角度研究民俗學問題”,學科上歸屬民俗學專業。 鍾敬文的“語言民俗學”其實包含了我們所定義的“語言民俗學”和“民俗語言學”,是兩種研究的綜合,相當於把“民俗語言學”這個語言學專業的增量內容也納入民俗學範疇,並與民俗學的“語言民俗學”這個增量內容合併,單列為民俗學的一個分支。黃濤對“民俗語言學”、“語言民俗學”的定義,和我們的觀點基本一致。 就民俗語言學而言,我們同意其“研究是語言學式的”,但只有從民俗學角度解釋“詞語的語源和民俗內涵”才屬於民俗語821

言學;至於語言民俗學,我們同意其“研究是民俗學式的”,但黃濤的“語言途徑”和我們的“語言視角”還是有些不同,黃濤(2003)後面又作了解釋,“語言民俗學研究就要把民間語言看作民俗現象,通過考察民間語言來探討民俗學問題。” 可以看出,黃濤的“語言途徑”是在民俗學現有研究內容基礎上增加一部分“語言現象”,重在拓展民俗學內容的廣度;而我們的“語言民俗學”是從語言學角度對民俗學現有內容進行研究,重在拓展民俗學內容的深度,廣度和深度屬於兩個不同的方向。2. 研究內容問題。 前面已經論述過,在“社會語言學”研究內容上,四部專著都認可的章節只有語言規劃,其他章節的研究內容是各不相同。 理論上來說,“社會語言學”、“語言民俗學”等研究,學界同行對其研究內容的認識應基本一致,而當下研究內容的小同大異,就說明目前學界對於這些所謂“交叉學科”的研究內容到底是什麼還不清楚。前面已經論述過,“社會語言學”的“本質屬性”是“視角+對象”,就是其主要研究內容。 目前學界的這類研究之所以在內容上存在爭議,一是沒有釐清“視角” 與“對象” 的關係,即誰是“視角”,誰是“對象”。 二是沒有釐清“視角”與“語境”的關係,對於一個學科而言,“視角”是方法論問題,拓展的是“質”;“語境”主要關注不同類型語料的數量多少問題,拓展的是“量”。 我們還是以“民俗語言學”和“語言民俗學”的有爭議研究內容為例來說明。鍾敬文(2010)認為民間語言是語言民俗學的研究對象,如“諺語”、“歇後語”、“稱謂語”、“咒語”、“吉利話”、“行話”、“黑話”等;黃濤(2010)與鍾敬文觀點基本一致,也認為“諺語”、“稱謂語”、“咒語”、“吉祥語”、“隱語”屬於語言民俗學的研究對象。曲彥斌(1996)則認為,“諺語”、“歇後語”、“稱謂語”、“咒語”、“吉利話”、“行話”、“隱語”屬於民俗語言學。我們則認為,不能簡單的把“諺語”、“歇後語”、“稱謂語”、“咒語”、“吉利話”、“行話”、“黑話”等民間語言歸入語言民俗學或者民俗語言學,這裡涉及兩組概念:一是語言學、民俗語言學,二是民俗學、語言民俗學。 (1)從語言學與民俗語言學區分的角度看,“諺語”、“稱謂語”等語言的“是什麼”,屬於語言學的研究範疇,黃伯榮、廖序東《現代漢語》教材的詞彙章節,有專門的“行業語”、“隱語”、“諺語”、“歇後語”等內容,也說明了這一點;而“諺語”、“稱謂語”等語言的“為什麼”,即來源問題,而且是從民俗學角度進行解釋(因為語源除了民俗學,還有其他方面),就屬於民俗語言學的研究範疇。 (2)從民俗學與語言民俗學區分的角度看,關於民俗學,鍾敬文(2010)有明確定義,“民俗學是一門以民間風俗習慣為研究對象的人文科學……民俗,即民間風俗……‘風俗’( lore)一詞,指人民群眾在社會生活中世代傳承、相沿成習的生活模式。” 很明顯,“民俗”是研究人的某種活動。 我們可就此推斷出,“諺語”、“稱謂語”、“咒語” 等民間語言本身不是民俗,人們對它們的使用才是民俗。 鍾敬文(2010)也明確指出“祈禱是祭祀習俗的組成部分,念咒語是民間巫術的重要環節。 這種語言現象是一種民俗活動。” 也就是說,“咒語”本身只是語言,不是民俗,“念咒語”這種活動才是民俗,這是語言學與民俗學的研究對象區別,所以說,“諺語”、“稱謂語”、“咒語”等民間語言不屬於民俗學的研究範疇。 “念咒語”中的“咒語”,是民俗活動中的語言,也就是民俗語境下的語言,“念咒語”與“咒語”是語境與語料的關係,這時候的“咒語”作為一種特殊語體,與其他語體的差異主要體現在某些詞彙、句式、辭格等的使用頻率不同。 至此,我們已經論述清楚了,“咒語”本身的音形義等屬於語言學範疇,“咒語”的民俗學來源解釋屬於民俗語言學範疇,“念咒語”活動屬於民俗學範疇。上述舉例中缺少了語言民俗學這個概念的解釋,那什麼是語言民俗學呢? 前面已經論述過,語言民俗學是從語言學的角度對民俗學問題進行研究,語言的構成要素通常分為詞彙、語法、修辭等不同類型,所以說,語言民俗學就是從詞彙、語法、修辭等視角對民俗學問題進行研究。 如詞彙學視921

角下的民俗學研究,主要研究民俗學的專業術語,研究這些概念是否科學的問題。 語法學視角下的民俗學,就是研究民俗學語言表達的通不通問題,這一點在語言法律學中表現更突出,就是有些法律條文的語言表達模糊或錯誤,致使司法實踐中產生了誤判,將這種模糊性法律條文進行精準化,或將錯誤的法律條文語言進行修正,就屬於語法學視角下的法律問題研究。(二)實踐意義1. 學術期刊的選文範圍問題。 學術界通常不認為學術期刊的選文範圍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原因在於,對作者而言,文章寫好後,看哪個刊物經常發該類文章就投哪個刊物;對於期刊編輯部而言,期刊欄目是固定的,不符合現有期刊欄目的投稿,直接退稿就是,反正期刊,特別是核心期刊,稿源非常充足。 對於各個學科比較成熟的研究內容而言,確實不存在問題,但對於各個學科的創新性成果,就存在一個重新思考的問題,學術期刊要麼將其歸入已有的某個欄目,要麼新開闢一個欄目,特別是當一個新研究內容大量出現時,如果因其與各個欄目現有研究內容不同,就將大批投稿都拒掉,肯定是不合適的。 前面已經論述過,“社會語言學”等的本質屬性是“視角+對象”,是從新的學科視角,對另一個學科的問題進行研究,其成果具有創新性,屬於增量研究,相關研究成果就面臨一個與已有學術期刊欄目不符的問題。 那麼,問題來了,“社會語言學”研究成果,應該投稿到社會學的欄目或期刊,還是投稿到語言學的欄目或期刊呢? 或者說,應該按“視角”投稿,還是按“對象”投稿呢? 根據我們前面的論述,從“A 學科”的視角對“B 學科”問題進行研究屬於“B 學科”,所以說,“社會語言學”的研究成果應該投稿到語言學的欄目或期刊。 我們還可以從“問題意識”的角度對這個觀點作進一步驗證,學術研究的基本思路是“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是圍繞著“問題”展開的,“問題”就是學術研究的重點,而“社會語言學”是從“社會學”角度研究“語言學”問題,很明顯,語言學問題才是核心,也是語言學界最關心的問題,相應研究成果自然應投語言學的欄目或期刊。 例如,有一篇已發表論文,總體很不錯,主要內容是討論醬油市場命名與國家標準之間銜接不暢問題,文中還提出了釀造醬油國標修訂建議。 這裡的醬油命名是行業語問題,屬語言學專業,而這些命名的標準化問題屬於管理學專業。 根據我們前面的論述,可以判定這是一篇語言管理學論文,語言學是研究視角,而標準化這個管理學問題才是研究對象,論文的最大價值就體現在“釀造醬油國標修訂建議”,最關心這個醬油國標並且能推進其落地的主力,明顯不是語言學專業,而是管理學專業相關人士,所以說,這篇論文應該投稿管理學的欄目或期刊。 需要說明的是,這篇論文的作者是語言學專業的,其貢獻在於拓展了語言學的應用價值;其實也可以是管理學專業的,其貢獻在於另闢蹊徑,增加了管理學的研究方法。 同理,研究語言學在計算機專業應用問題的文章,應該投稿到計算機專業期刊上,由計算機專業學者來評判其價值大小,如果投稿到語言學專業期刊上,可能會由於其使用大量的專業術語或數學公式而讓語言學評審專家因看不懂直接退稿,或因挑不出毛病只能說好。2. 交叉學科的建設困境問題。 陳偉斌(2021)認為,當前高校新興交叉學科建設面臨的挑戰有學科壁壘、組織障礙、資源衝突、人員困境等問題,崔育寶、李金龍、張淑林(2022)認為,交叉學科建設面臨的實施困境有:“雙一流”建設對交叉學科建設重視不足、交叉學科建設面臨認知偏差和制度困境、外部政策環境制約交叉學科建設發展。理論上,交叉科學的建設困境,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理論不科學,二是實踐不給力。 理論不科學就是說交叉學科的建設方案設計本身就不合理,所以影響了後續進程;實踐不給力是說交叉科學的建設方案非常科學,後續的各部門積極性不高、推進緩慢。 通過我們前面的論述可以看出,當前的交叉學科建設存在各種困境,主要原因是理031

論不科學,進而導致實踐無法給力,因為當前學界所謂的交叉學科,都沒有必要單列為新的學科,其研究內容無非是隨著社會發展和科技進步每個學科領域都出現了值得研究的新問題,如 ChatGPT、Sora 等,自然需要在研究視角上更加多維,從不同學科角度思考問題的解決方案。 接下來,我們對學界提出的交叉學科建設問題作簡要舉例分析。 (1)學科壁壘問題。 我們不認為當前高校師生按學科專業歸入不同學院是一種局限,難道該要求高校不考慮學科專業? 以文科的本科生為例,難道是大學四年內所有文科的知識都要學? 理工科知識要不要也囊括? 這樣的結果就怕是“樣樣精通,樣樣稀鬆”,古人說“術業有專攻”是有道理的。 這種“局限觀”其實是把交叉學科與基礎學科對立起來,過分誇大所謂交叉學科的創新內容,實質還是沒有釐清交叉學科的本質屬性問題。 (2)交叉學科建設面臨認知偏差和制度困境問題。 我們認為當前很多高校的“口號式交叉學科建設”等問題之所以存在,原因就是現有的所謂交叉學科可能只是研究視角的多維性,依然屬於傳統學科內部問題,構建新學科舉步維艱。 當前有些高校“謹小慎微”等現狀的存在,以及“‘雙一流’建設對交叉學科建設重視不足”等,恰恰說明了我們的一些相關部門和高校是非常理性的,發展觀是非常科學的,沒有盲目跟風,因此讓國家避免了資源浪費。 但這並不是說“社會語言學”、“計算語言學”等研究就不開展了,只是不需要以創建新學科的方式進行而已,可建設相應的實驗室或研究中心,如清華大學的“腦與智能實驗室”、浙江大學的“互聯網金融研究院”等做法就值得借鑒。結　 語就當前的所謂“交叉學科”建設熱潮而言,幾乎所有學科都涉身其中,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也都或多或少地發現了各種問題,工作推進緩慢。 本文的研究證明,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於“交叉學科”的概念不清。 這種釐清概念的工作應該由誰來做呢? 理論上,觸碰“交叉學科”建設的所有學科都有責任,都是該學科分內的事情。 本文對“社會語言學”、“計算語言學”的重新命名等研究,也只是拋磚引玉,希望有更多學者參與進來,群策群力解決這個基礎性問題。①王兵等:《基於範式的交叉學科發展邏輯與啟示》,北京:《學位與研究生教育》,2008 年第 2 期。②王孜丹等:《從交叉學科到學科交叉:美國案例及啟示》,北京:《科學通報》,2021 年第 9 期。③崔育寶等:《交叉學科建設:內涵論析、實施困境與推進策略》,北京:《中國高教研究》,2022 年第4 期。④邱均平、余雲龍:《破解交叉學科同行評議困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報》,2022 年 2 月 22 日。⑤羅英姿、曲福田:《交叉學科建設的理論與實踐:以農科為例》,北京:《學位與研究生教育》,2007 年第 3 期。⑥參見《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關於印發〈交叉學科設置與管理辦法(試行)〉的通知》,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公報》,2022 年第 3 期。⑦陳偉斌:《“雙一流”建設背景下新興交叉學科建設路徑思考》,北京:《中國大學教學》,2021 年第9 期。⑧⑨⑩南開大學哲學系邏輯學教研室:《邏輯學基礎教程》,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8 年,第 38 頁;第 38 頁;第 38 頁;第 139 頁;第 22 頁;第 35頁;第 31 頁;第 42 頁;第 42 頁。參見楊颯、晉浩天:《我國新設置“交叉學科”門類》,北京:《光明日報》,2021 年 1 月 15 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第 7 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 年,第1107 頁;第 649 頁;第 756 頁。楊建新、賀衛光:《也論歷史上民族融合的“良性發展模式”———與錢國旗同志商榷》,北京:《民族研究》,2000 年第 5 期。131

屈培培、王康:《李漁對中國古代敘事文學愛情描寫的推翻與重構———“情”之貶值》,武漢:《戲劇之家》,2016 年第 5 期。管仁傑:《經典重構:文獻學視閾下的宋代楚辭學轉型及影響》,成都:《四川師範大學學報》,2024 年第3 期。參見戴慶廈:《社會語言學概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年,目錄。參見徐大明等:《當代社會語言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年,第 33~34 頁;第 191 頁。 郭熙:《中國社會語言學》,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4 年,目錄;第 268 頁。參見祝畹瑾:《新編社會語言學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年,目錄。李德鵬:《“方法+對象”:一般性語言學交叉學科的定義方式》,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報》,2020 年 12 月8 日。何蓮珍:《做好頂層設計,推動人文社科領域交叉研究》,北京:《語言戰略研究》,2021 年第 1 期。汪鋒:《面向人類複雜系統的語言學跨學科研究》,北京:《語言戰略研究》,2021 年第 1 期。參見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六屆學科評議組編:《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一級學科簡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第 426~430 頁。李立國、趙闊:《從學科交叉到交叉學科:“四新”建設的知識邏輯與實踐路徑》,福建廈門:《廈門大學學報》,2022 年第 3 期。杜俊民:《試論學科與跨學科的統一》,太原:《科學技術與辯證法》,2000 年第 4 期。鍾敬文:《民俗學概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第 235 頁;第 229 ~ 249 頁;第 3 ~ 4 頁;第232 頁。曲彥斌:《中國民俗語言學》,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 年,第 1 頁;第 6~8 頁。黃濤:《“語言民俗學”還是“民俗語言學”:術語之別與學科意識》,北京:《語言戰略研究》,2023 年第3 期。黃濤:《語言民俗與中國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3 頁。參見黃伯榮、廖序東:《現代漢語》(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 年,第 247~254 頁。作者簡介:李德鵬,蘇州科技大學文學院漢語國際教育系編審。 江蘇蘇州 　 215009[責任編輯　 劉澤生]231

澳門理工學報　 2026 年第 2 期·文學研究·莎樂美形象的世俗化與復魅周小儀[提　 要] 　 通過探討莎樂美形象的世俗轉型和宗教重塑,可揭示其崇高概念深藏的神學意涵。 其中涉及四種美學/神學模式:浪漫主義“神顯模式”通過崇高美學保留神性光環;唯美主義“瞬間模式”則以激情重構永恒;頹廢主義“神隱模式”以異質符號暗示神性退場與回返;舞台劇場“景觀模式”將神聖空間轉化為消費符號體系。 這四種模式是神學思想在現代美學中的隱性延續與結構重現。 歐洲唯美主義和頹廢藝術與傳統宗教不是截然斷裂,而是通過符號、情感與審美等方式,對傳統宗教與科學實證的矛盾問題提出新的解決方案,堪稱是一種世俗的神學。[關鍵詞] 　 莎樂美　 莫羅　 王爾德　 比爾茲利　 施特勞斯[中圖分類號] 　 I106.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6) 02 - 0133 - 14一、導言:莎樂美形象的歷史演變和闡釋框架在歐洲文學藝術中廣為流行的莎樂美(Salomé)形象可以追溯到古羅馬時期。 這個驚心動魄的歷史故事最早見於《聖經》中的《馬可福音》和《馬太福音》,成書於公元 60 和 80 年代,生動描述了希律王的宴會、希羅底女兒的舞蹈以及施洗者約翰被砍頭的情景。 弗拉維奧·約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的《猶太古史》( The Antiquities of the Jews )成書於公元 93 年,也記載了這個事件,第一次出現莎樂美這個名字。①我們可以從神學和美學兩個方面考察莎樂美主題。 中世紀莎樂美繪畫主要表達罪惡、敬畏和拯救等宗教倫理思想。 約翰象徵救世主觀念,他的死是一種犧牲,是對民眾的救贖。 近代之前的宗教畫和雕塑中,莎樂美形象表達對身體慾望的譴責、對來世的渴望和人類救贖等經典神學主題。 浪漫主義開啟了莎樂美敘事的世俗化過程。② 莎樂美的優美舞蹈意象,拒絕希律王饋贈的戲劇情節和約翰斷頭的暴力美學,以其強烈的情感迸發和人物衝突啟發了詩人的想象,成為世俗藝術家鍾愛的創作題材。一般認為近代社會是對中世紀傳統的斷裂,而浪漫主義作家和藝術家推波助瀾,促成情感的世俗化和人文美學。 從海涅(Heinrich Heine)的希羅底到莫羅(Gustave Moreau)的莎樂美,這個宗教人物變成一個身體豐滿、性格倔強和激情四射的女性。 在現代文藝作品對莎樂美的世俗化改寫過程中,過去的否定性慾望現在變為肯定性的情感解放。 人對超驗神性的向往,轉化為對現實人性的關懷。 19 世紀的唯美主義和頹廢派發揮了這個主題。 王爾德(Oscar Wilde)的莎樂美成為激情的331

象徵,是獻身藝術的典型。 比爾茲利(Aubrey Beardsley)的莎樂美表現出對形式的執著和衝動,凸顯日本浮世繪的東方藝術特色。 進入 20 世紀,從施特勞斯(Richard Strauss)的歌劇到《莎樂美》電影和舞劇,這個題材不斷改編,廣泛應用,使莎樂美形象全面商業化和世俗化。 莎樂美的宗教神學因素不斷衰減,最終演變成一個現代社會的激情女性。但是現代美學對《莎樂美》的解讀,包括浪漫主義、唯美主義、精神分析和消費文化等方法,還不能覆蓋其全部細節。 莫羅、王爾德、比爾茲利、施特勞斯的莎樂美形象中有一些盲點,無法納入現代闡釋框架。 比如莫羅莎樂美繪畫中那個幽靈般懸空的頭顱代表什麼? 約翰頭顱上的光暈是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說的藝術靈韻,還是傳統宗教繪畫中基督的神聖光環? 再如王爾德的莎樂美親吻斷頭的瞬間熱情是歇斯底里的瘋狂,還是原始宗教的血祭象徵? 比爾茲利莎樂美繪畫中優雅的藝術線條和美輪美奐的結構布局,為何生硬地嵌入日本浮世繪小鬼的形象,既不和諧又不優美,皺巴巴的鬼臉縮成一團? 施特勞斯《莎樂美》的景觀劇場、壯麗舞台和審美氛圍讓觀眾融入崇高宏偉的空間,這是世俗空間還是宗教空間? 在情感、想象、審美和變態心理等世俗闡釋框架之外,莎樂美形象還隱含一種對無限性的神秘向往、對超驗性的神聖體驗和超凡脫俗的終極關懷。 這雖然可以解讀為世俗社會的藝術理想,但其應許之地卻在此岸而非彼岸。近年學界更加關注唯美主義所蘊含的神學因素。 劉瓊《神聖與世俗:唯美主義的價值意向》(2017)探討了兩希文明如何在唯美主義中表現為神聖與世俗的二重性。 希伯來—基督教文明所代表的宗教精神和希臘文明所代表的人文精神在唯美主義作品中相得益彰。 劉瓊認為,唯美主義中的人文因素是“基督教神聖精神的鏡像”,“人的內在精神與基督教神聖精神相連接,後者孕育了前者”。③但這與現代美學的共識有所齟齬:現代性的誕生與中世紀神學存在根本斷裂。 這一主流思想長期主導著文學批評實踐。 該範式將近代歷史描述為一個持續不斷的世俗化進程:人類理性逐漸擺脫宗教迷信的束縛,在政治、經濟與文化領域確立了人的自主性。 某些宗教色彩濃厚的文藝觀念,如唯美主義的“美的宗教”,仍可解讀為人文理想的世俗追求。 這一闡釋框架源於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 (1860)。 布克哈特認為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人率先破除了中世紀神權、宗法與來世的枷鎖,催生了一種全新的、強調個體價值的現代理性精神。 意大利人“成了精神的個體”;而過去僅僅是“種族、民族、黨派、家族或社團的一員”。 在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這層紗幕最先煙消雲散”。④個人意識和理性覺醒標志著現代世俗社會的誕生。後來韋伯(Max Weber)的新教倫理研究更加深化了這一主題。 韋伯認為新教的禁慾主義與天職觀念轉化為現代經濟的工具理性原則,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世俗動力。 雖然布克哈特和韋伯討論的內容不同,但他們勾畫出同一個歷史圖景,即現代社會是中世紀的斷裂。以上觀念稱作世俗主義( secularism)。 但現代性敘事還有一種後世俗主義(postsecularism)維度,將現代性看作是中世紀神學的延續。⑤這一思想脈絡可以追溯到 19 世紀,理論奠基人則首推施米特(Carl Schmitt)和本雅明。⑥ 本雅明深受施米特政治神學的影響,在其殘篇《資本主義作為宗教》(1921)中將現代文化直接描述為一種“極端的祭禮宗教”。⑦在本雅明看來,資本主義不僅具有嚴密的宗教結構與膜拜體系,還通過信用與債務機制,生產與消費流程,構建出一套永不休止的宗教祭拜儀式。 施米特《政治的神學》 (1922)將主權決斷和神的臨在歸結於政治領域的例外狀態。他的著名論斷是,“現代國家理論中的所有重要概念都是世俗化了的神學概念”。⑧施米特和本雅明揭示了現代世俗化進程背後,潛藏著一套複雜而且隱晦的神學架構或宗教模型。 這種從宗教角度闡釋現代社會的後世俗主義對人文社科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431

1950~1960 年代,洛維特(Karl Löwith)與布魯門伯格(Hans Blumenberg)就現代社會如何延續中世紀神學展開了極為深入的討論。 他們的問題是:現代性究竟是對神學內容的延續,還是僅借用了其結構形式? 洛維特在《世界歷史與救贖歷史》(1953)中指出,現代歷史進步觀本質上是基督教末世論的變體。 現代目的論的歷史敘事,如 18 世紀伏爾泰以來的歷史哲學,雖然拋棄了“上帝的意志和神明天意”,因為這缺乏“科學上的可論證性”,但仍然複製了基督教的時間觀:人類朝著一個終極目標不斷前進,歷史被賦予了一種方向性意義。 因此,“現代的歷史哲學發源自《聖經》中對某種踐履的信仰,終結於末世論(eschatologischen)典範的世俗化”。⑨劉小楓肯定洛維特的觀點,指出“近代歷史思想單義的進步歷史時間觀在結構上類似於基督教的歷史時間觀”。 他認為,“沒有末世論的歷史神學,也就不會有現世進步論的歷史哲學”。⑩儘管黑格爾(G. W. F. Hegel)以理性、自由和解放為名構建出進步的歷史哲學,卻依然延續了基督教整體性解釋框架以及對歷史終局的企盼。 布魯門伯格則在《現代的正當性》(1966)中提出另一種解釋:現代性並非直接延續上述神學內容,而是以另類方式重新回答了中世紀晚期所遺留的神學問題。 當創造者上帝不再保證人類和歷史的救贖,人必須通過“掌控和改變現實”,經由“理性的自我肯定” ( self-assertion of reason),重新為世界賦予意義。科學、政治與藝術成為人類自我授權的領域。這一闡釋框架在 1990 年代愈發興盛,在哲學和文化研究領域形成所謂“神學轉向”。正如德沃金(Ronald Dworkin)斷言,西方現代世俗文化在本質上是一個“沒有上帝的宗教”。 他認為,如今神性觀念轉化為一種寬泛的抽象意義,如“愛因斯坦所信仰的、彌漫於整個宇宙的超驗客觀價值”。雖然上帝已然從公共話語退到私人領域,但宗教的思維模式與儀式實踐仍在主導著社會的組織方式和文化情感結構。 在現代社會中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地找到神學痕跡及其各種變體。 蒂利希(Paul Tillich)指出,文化神學的核心要素是現代人仍保持著強烈的“終極關懷”。 這種“終極關懷體現在人類精神之創造性的一切方面”。在傳統宗教衰落之後,世俗文化承擔起超驗性追求的職責。 博物館、音樂會與美術畫廊成為新的聖所;文藝作品的審美經驗則媲美傳統的宗教體驗。 這些理論家的真知灼見動搖了我們關於現代性和歷史發展進步的傳統觀念。 他們揭示出現代社會與中世紀之間的複雜關係,擯棄了現代性與神性簡單對立的思維模式,彰顯兩者在社會制度與文化形態方面的隱蔽聯繫。 現代社會並沒有真正告別神學,而是以新的語言和新的形式重新演繹了古老的宗教範式。現代世俗社會仍然保存著神聖元素,只是把神的職責轉化為人的職責。 這種轉化不是簡單的替代,而是在社會功能方面對宗教形式予以重構。 現代人在公共領域不再信仰人格神,否則便會流於迷信。 宗教進入私人領域以信仰自由的方式保存,與社會公眾和官方話語互相隔離。 不過日常生活中仍然潛藏著神學結構,其社會功能依然如故。 現在評論家更加推崇布魯門伯格範式,強調現代性在形式上複製了神學結構,其核心動力是主宰世界的意願和終極意義的建構。 這一觀點為分析當代技術資本主義、文明等級論和地緣政治美學提供了理論工具。 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認為上帝雖然缺場但仍然統治著世界,這源於三一經世神學結構,即在現實生活中聖子可以代理聖父進行治理。泰勒(Charles Taylor)區分了兩種自我:一種是傳統的易受神靈魔鬼等外部力量影響的“易感型自我”(porous self),一種是與超自然神力隔絕的現代“緩衝型自我” (buffered self),雖然後者取代了前者,但結果是神性由外而內,構成信仰的內在化和個體化。文化神學為我們理解現代社會提供了關鍵切入點,促使我們重新審視現代性敘事的神學內涵。 基於這一批判視角,我們探討世俗化美學中的神學元素,通過對文學藝術作品的分析,揭示宗教結構是如何通過符號系統與531

審美經驗得以再生產的機制,以期更全面地理解莎樂美形象。二、浪漫主義“致命女性”與伯克的崇高美學海涅的長詩《阿塔·特羅爾》(1843)對希羅底/莎樂美這一宗教倫理形象進行了美學改造與情感重釋,從而開啟了該題材走向世俗化的歷程。 莎樂美故事中潛藏的殘酷激情、道德悖論與身體獻祭,引起海涅的興趣。 在詩中希羅底擺脫了《聖經》中那個工於心計、陰險狠毒的婦人定型,轉而成為一個因愛而瘋狂、為激情殉難的悲劇女性。 希羅底美麗而高貴,卻被社會拋棄,成為夜行幽靈,徘徊於荒郊野外。 她手捧約翰頭顱不斷親吻,表達了極致愛慾與病態心理。海涅將這一宗教題材重構為世俗的“戀愛故事”。 希羅底“渴望”得到她所“愛的男子”。 她不僅哀婉動人,“飄浮著一種東方的魅力”,且情感充沛,“大哭”而“發狂”。 “她得了戀愛狂躁症”,顯示出“潮紅病態的臉”。這一歇斯底里的變態形象奠定了後世莎樂美作為現代人格原型的基礎。海涅將情慾、疾病、暴力與審美並置,書寫希羅底對約翰頭顱“熱情的吻”,預告了莫羅繪畫和王爾德戲劇中的世俗慾望、審美體驗和死亡意識。 著名浪漫派學者普拉茲(Mario Praz)在《浪漫主義的痛苦》(1933)中指出,海涅是第一個將這一“性感而殘酷”的主題“從民間傳統引入嚴肅文學作品”的作家。海涅借助民間傳說中的世俗敘事,拓展了情感美學話語。 《聖經》中宗教和政治的矛盾轉化為現代社會中身體和慾望的衝突。 戲劇的焦點脫離了希律王和施洗者約翰之間的政治思想鬥爭,社會衝突向心理世界轉移,演化為希羅底/莎樂美對約翰身體的訴求及其變態心理滿足。在浪漫主義文學傳統中,這一形象屬於“致命女性”( femme fatale)原型。 濟慈( John Keats)的那個神秘而冷酷的“無情妖女”、梅里美(Prosper Mérimée)的自由不羈又帶來毀滅的卡門、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用愛慾統治男性的克里奧佩特拉,以及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機智敏銳的希羅底和瘋狂獻祭的薩朗波,與莎樂美一起構成浪漫主義蛇蠍美人系列形象。 這些性格強悍的絕色美女,挑戰世俗權力,逾越倫理規範,激情澎湃,狂放不羈,擁有強大的性格力量,對周遭男性造成致命後果,也不惜自身的毀滅。 莎樂美無疑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個。 在浪漫派畫家莫羅筆下,莎樂美成為愛慾與死亡的象徵。于斯曼(Joris-Karl Huysmans)在《逆流》中記載,莫羅的莎樂美繪畫於 1870年代在巴黎沙龍中展出。 莎樂美珠光寶氣、幾近赤裸,佔據畫面中心,目光和手臂直指懸浮空中的約翰頭顱。 莎樂美的主體性和慾望獲得到強烈表達,而其他畫中人物如希律王、希羅底與士兵儼然成為陪襯。 莫羅以女性慾望為中心,構建超越宗教傳統的世俗表達模式。 司湯達(Stendhal) 《紅與黑》中瑪特爾對莎樂美刻意模仿,也強化了浪漫主義對宗教題材的世俗情感轉化。 在于連被處決後,她以重金購得遺體,“把于連的頭放在一張大理石的小桌上,她站在桌前吻那前額”。這表現出浪漫派極端的情感、張揚的個性與悲壯的行動,成為現代世俗自我體驗生活的藝術方式。 浪漫派通過否定性甚至暴烈的行為,實現人的主體性高揚。伯克(Edmund Burke)的崇高美學可以解釋這種混合著恐怖與魅力的莎樂美形象。 伯克認為崇高感源於人面對危險事物的驚懼感,如浩瀚海洋、幽暗森林、駭人毒蛇或狂狷暴力等所產生的震撼。這些恐怖對象通過否定和壓抑的負面效果激發出主體震驚的崇高感。 莎樂美表現出難以控制的暴力行為,並呈現出約翰頭顱這一恐怖意象。 她的情感揭示出現代主體的強大力量;她的狂躁行為超出人們的普通想象;她的毀滅性執念直接導致痛苦和死亡。 這裡恐怖而痛苦的經驗成為確證主體性力量的最高形式。 伯克式崇高在莎樂美等致命女性身上表現為激情和性愛,使美學與傳統宗教之間的聯繫被世俗情感所置換。631

然而莫羅繪畫中約翰頭顱上環繞的光暈卻構成美學闡釋的難題。 它與宗教畫中基督或聖母頭上的光環相似,用主體情感表現這一世俗框架無法解釋。 這是宗教神學在世俗藝術中的殘餘或回返嗎? 還是傳統宗教“神顯模式”的一種? “神顯”( theopháneia)由神和顯現兩部分組成,意思是神性展示,特指神以自然現象、視覺形象或聽覺音響向人顯現。 在猶太—基督教傳統中,“神顯”意味著上帝來到人類社會,傳達其旨意或施行救贖。 這與柏拉圖形而上學中抽象的神不同,是在世俗世界可以與人相遇的人格神。 浪漫派文學藝術常用神聖事物作為隱喻表達理想,所以“神顯模式”適合解釋其符號形象,而光環靈韻是傳統宗教藝術的普遍特徵。 莫羅繪畫雖激情滿懷,富有異域情調,但神聖光暈處於畫面中心,高懸於教堂般的巨大空間之上,說明世俗化藝術仍然保留著宗教意象。 比較下面的“瞬間模式”,兩者都構成現代性與神學的辯證統一。 莎樂美不僅是世俗情慾的象徵,也是現代人借助美學重構信仰與神聖體驗的重要途徑。 這在王爾德《莎樂美》中表現得更為明顯。三、 王爾德《莎樂美》與歇斯底里崇高王爾德《莎樂美》中的意象和人物也保留著濃厚的宗教色彩。 月亮與預言構成一種神學背景。月亮作為核心意象貫穿戲劇始終,被看作是沒有委身世俗權勢的純潔女神。 月亮也像是掌控莎樂美命運的無形之手,高懸於舞台之上,注視人間,因莎樂美之死而變為血色。 約翰不斷從井下發出先知的預言,自稱為“神選之人”,“只聆聽上帝的聲音”。月亮和預言烘托出一種神學氛圍,與希律王關於權力和財富的世俗話語形成強烈對比。 莎樂美鍥而不舍的執念則表現出另一種強大的精神動力。 她始終堅持致命一吻,具有弗洛伊德式的頑強驅力,與安提戈涅的歇斯底里可以相提並論。 那麼莎樂美孜孜以求、拚死一搏為了什麼? 從世俗角度看,莎樂美對權勢的否定是一種社會批判。 莎樂美以歇斯底里話語“我要約翰的頭”,對抗希律王的主人話語和羅馬法律。 她拒絕希律王慷慨贈予的一半國土和珠寶,顛覆現存秩序的獎賞機制。 這些饋贈意味著世俗權力和成功,是社會分配給個體的塵世財富和符號獎勵。 但莎樂美早已不是《聖經》中那個無主體性、被母親召喚的無名女孩;她不為所動。 在王爾德筆下,莎樂美從空缺主體變為能動主體,成為內在慾望驅動的自我。她主動發起致命一吻,表現出一種死亡激情,對否定性堅持不懈,與安提戈涅的執念如出一轍。 安提戈涅是亂倫的產物,不能生育,無法成為賢妻良母,在社會上沒有主體位置,經歷了符號界的“死亡”。 莎樂美拒絕符號界的位置,其社會地位也不復存在。 可以說她們都以生命為代價,試圖重建與世俗世界格格不入的符號空間。 安提戈涅安葬了兄弟,莎樂美得到了約翰的頭顱。那麼這個頭顱代表什麼? 莎樂美最終吻向約翰冰冷的嘴唇,如何解讀這一瘋狂行為? 巴迪歐(Alain Badiou)和齊澤克(Slavoj Žižek)從精神分析視角,將人類毀滅性慾望稱之為“對實在界的激情”。 巴迪歐說,20 世紀厭倦正常社會秩序,充滿戰爭和毀滅。齊澤克認為,在後現代文化中“對實在界的激情”表現為病態自傷和自我毀滅。這與莎樂美的激情模式如出一轍。 約翰頭顱是符號界無法收納的實在界剩餘,代表了慾望中的不可能之物。 這個剩餘成為實在界和符號界之間鴻溝的填充物、替代品或連接點。 莎樂美歇斯底里的執念指向這個社會不能接受的客體,而非現存符號如國土和財富。 莎樂美有一種頑固的惰性,呆頭呆腦,執拗頑強。 主體對實在界的激情是對這種執念的心理學解釋。 王爾德的話劇《名叫厄內斯特的重要性》也表現了這種歇斯底里執念與符號界的衝突。 格溫多琳一定要嫁給名叫厄內斯特的人,她對厄內斯特(誠實)這個名字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好感,對名稱有一種歇斯底里的熱愛。 格溫多琳決不妥協,從不讓步,一以貫之,堅持到底,直到731

傑克在教堂中發現他的受洗之名真叫厄內斯特。 王爾德同樣有這樣的執念。 他在英國南部沃辛和北非阿爾及爾與道格拉斯公爵公開同居。 同性戀在維多利亞社會中是重罪,他這樣做等於自我毀滅。 他受審之後不肯逃亡,也是自毀行為。 道利摩爾(Jonathan Dollimore)認為,王爾德及其作品人物,如道林·格雷,都表現出死亡驅力。莎樂美也是這種自毀激情的藝術表達。 莎樂美用生命換取一吻,絕不妥協,表現出變態的“我要”。 詹姆遜對未來主義也有類似看法,未來主義者對巨型機器的癡迷,對汽車和輪船等工業品的敬仰,對速度和能量等現代生產元素的崇拜,也是一種瘋狂的執念。 未來主義對高科技的膜拜和執著,詹姆遜稱之為“歇斯底里崇高”。這與莎樂美、格溫多琳和王爾德的執念非常相像。但對這種執拗是否還有其他解釋? 如果遵循齊澤克將“實在界”替換為宗教神性,對莎樂美崇高風格和激情動力就會產生不同的理解。 王爾德的《莎樂美》和海涅的《阿塔·特羅爾》有一個重要區別。 海涅詩歌中希羅底對約翰是複數之吻:她不斷吻著那顆頭顱。 王爾德的莎樂美是單數之吻:莎樂美一吻即死,立刻被希律王殺掉。 莎樂美的單一之吻,意味著主體在歇斯底里狀態中,時間突然終止,行為定格於片刻。 如同精神分裂患者失去時間的連續性,沒有過去和未來;莎樂美也只有當下的瘋狂。 世俗批評家僅將這種激情瞬間看作是藝術昇華:在過激行為的衝擊下,情感熔鑄為崇高審美。 莎樂美對約翰的執念在致命之吻中實現,瞬間展示出驚心動魄的情感烈度。 這是情慾巔峰、死亡終曲,又是審美狂熱、精神變態。 但必須強調,單數之吻與複數之吻的性質截然不同。 單數具有神性,而複數則全然乏味、平庸、世俗、日常,幾乎無關神聖。 就像瑪麗蓮·夢露(Marilyn Monroe)的照片具有偶像的神性光輝,而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的夢露系列頭像只是精巧的世俗裝飾畫。 因此莎樂美的神聖之吻如同宗教獻祭,通過歇斯底里的執拗和生命激情,將瞬間提升到永恒聖域。 這種神性昇華就是唯美主義與宗教神學之間聯繫的紐帶,為我們解鎖“美的宗教”的生成機制提供了素材。 王爾德將瞬間神秘化,進而神聖化,使莎樂美之吻成為世俗生活回歸宗教的一種復魅儀式。 王爾德深受佩特(Walter Pater)的影響。 佩特強調在碎片化的現代經驗中捕捉美的閃光,他在《文藝復興研究》中倡導一種瞬間美學:在飛逝的時間中捕捉感官經驗,提升情感強度。 莎樂美以生命為代價將佩特的審美瞬間付諸實踐。 莎樂美的單一之吻,也是最後之吻,就是永恒之吻。 審美瞬間不僅是感情的極致,更是神性在此世的顯現。 莎樂美沉浸在激情瞬間之中,她追求的不是約翰的教誨或道德意義,而是將預言家的神秘精神還原為英俊容貌、象牙身體、美妙聲音和葡萄般的捲髮等審美形象。 約翰的審美感性觸發莎樂美的瞬間激情。 這種追求在吻向約翰頭顱的時刻達到高潮,而這一瞬間超越了愛慾和物性。 正是莎樂美的致命一吻,神性臨在於瞬間之中。主體在瞬間回歸神聖的理論依據可以在克爾凱郭爾(Søren Kierkegaard)的哲學中找到。 莎樂美的世俗之吻如何成為一場現代神學行動,又如何體現為宗教獻祭儀式,克爾凱郭爾作為存在主義神學家對此可以有所解釋。 克氏的瞬間( the moment)哲學關注時間與永恒的辯證關係。 克氏反對傳統形而上學將神性置於超驗的彼岸,而是強調神在人類世界中的臨在。 他對瞬間的深刻理解和巧妙論證讓神性以一種特殊方式回到世俗人間。 克爾凱郭爾說,“時間中瞬間的決定性作用是如此重要,我永遠不能在時間或永恒中忘卻它;因為永恒僅在這一瞬間臨在,否則就不存在”。葉秀山在《“神性”,太“神性”了———克爾凱郭爾的“神”》中對永恒神性如何成為人間事實進行了闡述:“‘神’不是‘概念’,也不可能‘概念化’,他的‘存在’是一個‘事實’。 之所以是‘事實’,乃是因為他仍‘在’ ‘時間’ ‘中’,而且是‘在時間中’ 唯一不能概念化的‘事實’;他是‘時間’ 中的‘瞬間’”。克爾凱郭爾在片刻時間中化解了神聖與世俗的對立:神就存在於人類時間中的瞬間,是現831

實世界上發生的“事實”。 神就在世俗時間的間隙中,在驚鴻一瞥、靈光閃現和精神開悟的那一刻,在絕美而濃烈的刹那之中。 這就是克氏神學思想的核心:神不在彼岸和未來,而是在此岸和此刻。神就是生活中突然點亮的萬千燈盞,或是主體激情澎湃的瞬間。 永恒不是脫離現世的抽象存在,而是在此時此地個體的頓悟中開顯。 神不再遙不可及,而是在人的信仰決斷中悄然臨在。 通過這個決斷瞬間,神進入現世,永恒神性和有限世俗的矛盾轟然瓦解。 但神性的臨在並非斯賓諾莎泛神論式的彌漫,而是通過偶然巧遇得以實現。 個體僅僅在時間的裂隙中與永恒相遇,在瞬間中獲得永恒。 瞬間不是流俗時間中的量化刻度,而是人的高峰體驗、審美震驚和溫情閃回,是與神性突然交匯的時刻。 神的臨在要求個體以堅定選擇和激情投入去回應上帝的呼喚,而非通過理性論證或普遍法則對上帝加以證明。 這些瞬間也許充滿焦慮、顫栗與激情,但它是人生的轉捩點。 對克氏而言,神性臨在之所以伴隨罪責、絕望與恐懼,是因為只有處在生存危機與思想痛苦之中,瞬間才能觸發永恒。 莎樂美和安提戈涅所面臨的悲劇情境,正是生活中關鍵而致命的抉擇時刻。 不同的是,克氏瞬間需通過信仰決斷和精神飛躍才能抵達神性,而王爾德瞬間則通過審美激情就可以實現。 莎樂美以如此剛烈的行動,用生命印證了瞬間就是永恒。 莎樂美之吻就是一種“沒有上帝的宗教”儀式。 王爾德以美學取代神祇,以激情表達信仰,以死亡驅力實現對永恒的接觸。因此莎樂美之吻這個行為藝術等同於宗教獻祭和犧牲。 在上帝隱匿的世俗時代,藝術成為新的信仰形式。 莎樂美也成為一尊世俗聖像,承載了王爾德唯美主義的宗教理想:為藝術而藝術就是為宗教而藝術。 莎樂美不再是一個歷史敘事中的政治工具,亦非以美代善的世俗倫理學和席勒教育學。 莎樂美象徵著以瞬間代替永恒的後現代信仰。 這種“瞬間模式”沒有擯棄上帝,而是將神性重新安置於人的感性之中。 克爾凱郭爾和王爾德的神祇都在時間的裂隙中臨在。 對莎樂美而言,這些裂隙正是那種極度痛苦、無比瘋狂和歇斯底里崇高的片刻。 王爾德在世俗領域重建了宗教激情,以審美行動實現了神性復歸,排練了一場古代獻祭的現代演出。 王爾德讓我們看到審美激情與神學結構同源,世俗經驗在戲劇舞台上被賦予宗教內涵,以美的名義重構信仰。 莎樂美之吻是世俗時間以生命為代價置換宗教時間的驚心動魄之壯舉,用身體美學和感官慾望等世俗概念難以把握其神性真諦。 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也同樣能採集到莎樂美的審美經驗。 後現代多元文化中的怪異形象和神秘符號,不遜於這些絢麗多彩的激情瞬間和繽紛時刻,同樣也可以從中捕捉到永恒神性的回返。四、比爾茲利的莎樂美與利奧塔後現代崇高比爾茲利《莎樂美》插圖的藝術風格和商業化內容與原作相差甚遠,學界一般將其看作是自成一體的獨立作品,同樣也推助了莎樂美形象的世俗化進程。 從表面上看,其線條藝術和東方式留白勾畫出優美人體、時尚服裝和世俗情慾,宗教元素在此付之闕如。 莫羅繪畫中約翰頭顱上的光暈消失,置換為大頭侏儒和浮世繪小鬼。 這是否意味著神性隱退和多元文化雜糅? 我們姑且稱之為“神隱模式”。 但侏儒和妖怪表達的是什麼意思? 在和諧畫面中鑲嵌這些奇特形象隱藏著什麼秘密? 這種費解的符號是心理壓抑的變態回返還是神性的無語沉默?比爾茲利酷愛日本木刻畫,收集了大量浮世繪作品。 他頻繁使用日本春宮圖元素,畫作中不乏直接的性器描寫,褻瀆宗教的意圖明顯。 莎樂美插圖是他作品中比較文雅的部分,其線條輕巧流暢,構圖新穎大膽,東方色彩濃鬱,是唯美主義傑作。 從商品社會角度看,比爾茲利繪畫的世俗特色十分明顯。 其中《黑斗篷》酷似時裝表演;《孔雀裙》中拋物線富有東方魅力;《化妝室》的面具表達931

了雙重人格;《肚皮舞》取代七重面紗之舞。 這裡消費因素以商品堆積、物性光輝、人體展示、娛樂至上、情慾膨脹等表現出來。 王爾德對比爾茲利頗有微詞,認為《莎樂美》插圖日式風格太重,而他的本意是拜占庭宗教風格。 但東方色彩正是比爾茲利所刻意追求的風格,這不僅表現出 19 世紀末英國社會流行的時尚,也是現代世俗社會的文化符號。但從世俗角度理解比爾茲利繪畫,有些細節難以把握。 比如比爾茲利把王爾德畫進《月亮上的女人》、《希羅底登場》和《希律的目光》等插圖中,是同性戀與當時社會的緊張關係的反映嗎? 同性戀在維多利亞時期沒有生存空間,都隱藏在地下,只能以一種特別隱晦的方式在藝術中表現出來。 王爾德形象表現了他獄中長信《自深深處》中所說的“不可言說之愛”。雖然王爾德同性戀在當時是一個公開的秘密,但在公眾場合屬於失語狀態,也是文學藝術不能正面表達的內容。 這與比爾茲利繪畫中的怪誕形象是否有某種聯繫? 比爾茲利繪畫中有精靈(《柏拉圖式悲哀》)、小鬼(《肚皮舞》)、野獸(《莎樂美葬禮》)、侏儒(《希羅底登場》和《化妝室》)。 魑魅魍魎在日本浮世繪中十分普遍,優雅女性常常與醜陋、怪異、恐怖和無法理喻的妖怪形象相伴。 那麼這種妖精表現的是什麼? 是人的潛藏慾望嗎? 還是命運不可測和無從把握現實的困惑? 王爾德和妖怪形象都是畫中的多餘之物,與優美和諧的線條形成強烈對比,顯得十分突兀生硬,因此也表現出一種極大的藝術張力,是不可忽略的異質因素。著名的比爾茲利研究學者琳達·扎特林(Linda Zatlin)稱這些妖怪形象為“日式怪誕”,是中世紀宗教藝術怪誕風格在現代的復興。 比爾茲利怪誕形象表現出強烈的神秘感,是對世俗生活中的醜陋和邪惡的精神超越。 扎特林說這是一種“美德和邪惡的辯證法”;它揭示出“純潔概念實際上與惡行融為一體”宗教理念。也就是說,否定性形象也可以表現宗教情懷。 這讓我們想到利奧塔(Jean-François Lyotard)關於後現代崇高美學的論述。 後現代崇高的感染力就在於藝術表現與“不可言說之物”的對立統一和矛盾張力。 這種雙重結構能夠為比爾茲利怪誕形象提供一種解釋。 利奧塔以抽象派畫家巴尼特·紐曼(Barnett Newman)為例。 紐曼在《拉鏈》系列中畫出幾個方形色塊,通常是兩大色塊中間被一個亮色細條隔斷,形成一種巨大的張力,如同無限宇宙中一道靈光閃現。 但如果長久注視,就會從這種分裂的構圖中體會到某種情感,一種無以名狀、難以用文字表達的神秘感。 紐曼的靈感來自美國印第安人的土墩防禦工事。 紐曼說,“站在邁阿密堡土丘前———被這些簡陋的泥牆環繞———我被那種絕對的震撼感所折服,被他們顯而易見的質樸所折服”。這種異族聖地和日常空間形成強烈差異,喚起了紐曼的崇敬之情,利奧塔稱之為後現代崇高。 利奧塔說,“這種‘地點’也是《聖經》中的上帝之名。 我們必須將其理解為‘發生’或‘降臨’之意”。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將這些令人驚奇的形象理解為神的臨在。 後現代藝術家追求的不是和諧形象和審美快感,而是對異族陳跡、抽象色塊、魑魅魍魎、妖魔鬼怪等詭異物的詫異和震驚。 這些不和諧元素如同天外隕石,驟然降臨,衝擊感官,引發人們對超驗之神的聯想和期待。 利奧塔把後現代崇高定義為對不可呈現之物( the unpresentable)的呈現,將生活中不可理喻的東西轉變成藝術中不可理喻的形象。 利奧塔說,崇高是一種另類情感。 當想象力無法呈現某個對象,哪怕在原則上也不能與這個概念匹配,崇高就產生了。 我們有關於世界的理念(即總體存在),卻沒有能力舉例為證;我們擁有極簡的理念(不可分解、不可化約之物),卻無法通過感性對象提供具體“實例”。 我們可以設想無限之巨、無窮之力,但任何“表現”這種絕對偉大或力量的客體,在我們看來都不充分,無法與之相提並論。 這些都是不可呈現的理念。 因此,它們既不能傳遞現實(經驗)的知識,也阻礙了諸官能的自由協調而產生的美感,更遏制了趣味的形成與穩定。 這可稱之為不可呈現之物。041

這種無窮、無限乃至絕對偉大的客體,也是傳統形而上學和中世紀神學思考的對象,即超驗理念和神性特質。 評論家指出,“後現代崇高是這樣一種情感:即在不可呈現之呈現這個無法調和的衝突中產生快感”。比爾茲利畫作中的妖怪就是這樣的不可呈現之物,是常人難以理解的符號。不可呈現之物是理性無法把握的,也是神秘莫測甚至是超驗的。 這與現代社會中退隱的神性有關聯嗎? 利奧塔崇高源自康德( Immanuel Kant)關於崇高與神性的辯證融合。康德的崇高美學深受猶太教“禁止偶像”(禁止表現上帝)神學傳統的影響。 猶太律法有一條誡命,即“你不可為自己製作任何偶像”。 康德認為這是“最崇高的段落”。絕對無限的概念是上帝的等價物;任何用感性形象對其表現的努力,都必然是對上帝的矮化和限制。 康德認為,想象力在表現上帝這個任務面前注定失敗。 崇高是超越一切現存表現形式的神秘體驗,是對不在場神祇的主體性執念。 它標志著知性的極限,表達了主體對絕對他者的期許。 理性的任務是禁止偶像,把上帝排除在認識論之外,這樣可以阻止想象力的僭越。 通過禁止神祇以任何感性形象呈現,既符合現代人對事實與經驗的苛求,又維護了上帝的純粹和無限。 因此禁止偶像這條律令看似排除上帝在場,好像是對現實中神性的剝奪,卻營造出主體領會超驗存在最恰當的方式,也是崇高情感的根源。 崇高美學並非告訴我們上帝是什麼,而是激發我們內心的崇敬之情,形成主體的信仰框架,借此感受上帝的存在。利奧塔與康德一脈相承,認為後現代崇高保留了主體的崇拜模式。 但利奧塔的激進之處在於,重點從神祇的不在場轉向某種異質符號的在場,作為對“不可呈現之物”的否定性呈現。 利奧塔批判傳統形而上學的總體之神,但見證了“不可呈現之物”的藝術表現。 這是一種他異之物,是與世俗元素不可通約之歧見(differend),他要“激活”這個“異類”。利奧塔剝離了康德理論中的理性內涵,將崇高看作是呈現“不可呈現之物”的張力。 這是主體面對歷史創傷、無限他者、絕對差異的感受,也是其抗拒任何統一性、總體性和形而上學的方式。 康德式的理性調和轉化為後現代差異歧見。 在康德那裡,想象力和理性的衝突最終在主體性框架中得到調和,並產生愉悅,彰顯主體的偉大。 而對利奧塔而言,這種矛盾永遠無法兼收並蓄;世俗和神聖的衝突不可調和。 “對無限性的呈現”是“悖論性呈現”或“純否定性呈現”。康德的崇高是主體性神學,反對偶像崇拜但喚醒主體的崇拜激情。 利奧塔崇高則聚焦差異,為無法言說的東西尋找新的表現方式,以詭異符號通往“不可呈現之物”。利奧塔推進了康德禁止偶像的崇高框架,解釋了神性不能以世俗形式呈現的特徵。 任何試圖用圖像或整體性概念來定義上帝的行為,都是對他者絕對差異性的暴力簡化。 因此可以說利奧塔崇高是神祇不在場而在場的怪異符號表達,是世俗藝術與“不可呈現之物”形成的張力。 通過費解的怪誕符號,絕對的差異衝突,神性得以呈現。 因此神成為一種最強在場,一種作為矛盾、分歧和悖論的在場。 崇高神性在後現代文藝作品中都以矛盾和悖論方式表現出來。 塞尚(Paul Cézanne)靜物畫以多點透視和衝突構圖,讓蘋果獲得某種神秘動力,好像要從桌面上滾落下來。 梵高(Vincent van Gogh)畫中的變形天空、崎嶇地面和扭曲桌椅,不斷喚醒被壓抑下去的神聖激情。 勛伯格(Ar-nold Schönberg)支離破碎的無調性音樂和喬伊斯( James Joyce)自造的怪誕文字,也調動起強烈的神秘感和崇敬感,暗示著某種不在場的在場。 藝術與怪誕的並列,激發出“快感/不悅”的悖論組合。利奧塔為崇高提供了一條獨特的闡釋路徑,神學也不再是關於人格化上帝的表述。 神聖崇高是由差異歧見和費解符號激發出來的矛盾體驗。 比爾茲利繪畫中的妖精,這些充滿張力的怪誕形象,是引發後現代崇高的根源。利奧塔的後現代文化雜糅是對現代性總體的否定,也是對基督一神教的挑戰,是世俗批判的理141

論巔峰。 但比利時神學家利文·博夫(Lieven Boeve)認為,利奧塔的理論不僅僅是對形而上學的批判,而且是在否定中催生了一種後現代多元神學,使神性更加貼近當代社會中世俗取代神聖的現實。 博夫說,“利奧塔的著作挑戰了基督教神學,並對其自明性提出深刻質疑。 但同時……利奧塔的真知灼見和思維方式也激發神學去應對這些批評與挑戰”。利奧塔的“歧見”是當代“沒有神學的神學”,和德里達的“延異”(différance)一樣,助推了一種“弱化神學”。我們知道,現代世俗主義導致宗教神性的萎縮,現代人無法設想虛無縹緲的彼岸救贖,於是期望在人類歷史(走向美好未來)和商業經濟(現世富庶生活)中獲得拯救。 利奧塔解構了這種現代性宏大敘事,神性就只能殘存於瑣屑的文化碎片中,衰減為藝術中的奇譚怪象。 本雅明曾宣稱“弱化的彌賽亞力量”,並反對線性歷史發展觀。 他在日常生活的小確幸中,在藏書、引文、攝影、新聞中收集文化碎片,發現現世的救贖方式,堪稱一種文化神學。 同理,唯美主義者倡導生活的藝術化,以改善社會和豐富人性作為一種世俗的救贖模式,堪稱“美的宗教”。 利奧塔為差異和歧見立論,為一種非大全、不完整、多元化和局部性救贖的弱化神學奠定了學理基礎。 博夫等神學家將利奧塔的挑戰視為機遇,構建出一種所謂“差異並存”的神學。對於比爾茲利而言,在莎樂美與施洗者約翰的對峙中穿插王爾德形象,雖然這種形象並不和諧,但可以表現不可言說的情感。 他在莎樂美激情形象和優美服裝線條中添加浮世繪小鬼,在構圖上產生突兀感和差異感,也凸顯後現代崇高。 正是這種矛盾形式鑄就了後現代差異神學,消隱的神性和恩典的降臨並存不悖。 德里達延宕的另一種理解,就是不在場預示著在場的無限可能。 利奧塔為這種多元或弱化神學提供了理論支持,而傳統的單一神學敘事已然過時。 差異理論讓現代神學的“開放性敘事成為可能”,即差異呈現是神性對世俗的開放與共存。 這種開放神學的涵蓋面更廣,應用更普遍,吸納性也更強,其滲透力和彌漫性都無與倫比。 可以說利奧塔非常接近歷史上的“否定神學”傳統,在卑微、低下、醜惡和昏暗的異端之處發現神跡。用頹廢派比照弱化神學,此岸與彼岸、世俗與神聖、內心與超驗都是雙重性結構化存在。 弱化神學的救贖方式總是綁定世俗生活。 神性雖然無限延宕,但在生活中會偶然閃現。 這種雙重取向在比爾茲利的詭異形象中獲得了後現代的崇高表達。五、施特勞斯《莎樂美》和景觀劇場以上對比爾茲利畫作中審美和怪誕元素進行了討論,並將兩者的矛盾與當代弱化神學相聯繫。比爾茲利繪畫也富含消費文化元素,如化妝品、孔雀裙和黑斗篷等。 這些是否僅僅是世俗生活的表達? 消費社會作為現代性的實現是否超越了神學而轉向世俗理性? 還是消費文化中的審美意象也是另類神學? 如果我們擱置比爾茲利的神秘元素,轉而考察《莎樂美》更大規模的現代舞台演出和日常消費活動的聯繫,或可以對這個問題有一個明確回答。 莎樂美歌劇、舞蹈、電影和文化挪用在20 世紀空前繁榮。 新媒介擴展了傳統藝術的空間元素。 《莎樂美》在形象、氛圍和景觀的加持下,成為神學表達的另一種類別,可稱之為“景觀模式”。施特勞斯的歌劇《莎樂美》 (德累斯頓,1905)、加拿大舞蹈家莫德·阿蘭(Maud Allan)的現代舞《莎樂美的視野》(倫敦,1908)、俄籍好萊塢明星阿拉·納齊莫娃(Alla Nazimova)的電影《莎樂美:奧斯卡·王爾德的歷史幻像》 (1923),都是 20 世紀上半葉最著名的改編。 此後莎樂美和王爾德同性戀故事不斷在舞台或電影中湧現,深受歡迎並引發廣泛同情,成為流行文化題材。施特勞斯《莎樂美》堪稱景觀劇場的典範。壯觀布景、舞台石柱、音響效果和色彩氛圍都是商業化藝術。241

莎樂美七重面紗之舞蛻變為商業表演。 施特勞斯的《莎樂美》不僅是莎樂美藝術形象的音響呈現,也注重舞台造型,強調道具、服裝、布景和建築的精美,場面極盡奢華豔麗,衝擊觀眾的感覺神經。這種景觀設計將莎樂美的激情擴展為舞台美學氛圍,色彩、燈光、裝束、場景和建築等一系列手法不僅將情感推向高潮,也渲染一種視覺文化。 故事的思想主題讓位於視覺印象和舞台效果。 視覺文化促成的審美泛化和形象堆積滲透到劇場舞台的各個方面。 形象大規模集合是消費文化的晚近發展,人們今天司空見慣。 主題公園、通俗劇場和露天歌舞是再造視覺輝煌效果的絕佳之地。 那些大型演出華麗壯觀,但內容膚淺,徒有形象符號,缺少思想底蘊。 而早在 20 世紀初,《莎樂美》就融入了視覺文化並成為景觀劇場的一部分。 施特勞斯劇場空間如同一個迷宮,表現出景觀劇場中視覺元素的豐富多彩和物質形象的巨量增殖。 德波(Guy Debord)認為,景觀形象系列是資本積累的表現,是消費社會的特徵。 但這種商業化表演與神學有何關聯?景觀劇場所展示空間氣氛刻意造成類似教堂和崇拜的氛圍,可以說是神性理念的美學變形,也是在消費文化中體驗神聖的獨特方式。 這標志著神性經歷著商品化轉型,由彼岸逐漸轉移到日常生活。 昔日希律王宮中莎樂美以獻祭舞蹈換取先知頭顱;今日消費者以爆買獲得審美快感,古代祭祀的神聖願景變為現代商品的幸福承諾。 上帝雖然缺席,但空出的位置並未虛擲,而是被一整套由商品、形象與品牌所構成的符號系統悄然佔據。 劇場舞台、購物中心和商業街區取代希律王宮,成為一種新型的世俗神殿。 輝煌燈火、精緻設計、流暢曲線與氛圍音樂,共同營造為一個超凡脫俗的聖地。 這種感受既是康德意義上引發無限的崇高,又是鮑德里亞( Jean Baudrillard)筆下符號無限增殖所帶來的眩暈。 消費社會通過製造一種超越日常實用需要的感官盛宴,讓消費者在驚歎與迷戀中,無意識地臣服於消費主義那看不見的“神聖”秩序。 正如德波指出,“景觀是對宗教幻覺的物質重建”,它顯示出一種令人折服的魅力:景觀乃是對宗教幻覺的物質重建。 景觀技術並未驅散人類曾將其異化力量投射其中的宗教迷霧,而僅是將這些迷霧降至塵世,乃至生活中最世俗的層面亦變得密不透風、令人窒息。 那表達對塵世生活全然否定的虛幻天堂,不再被投射至天國,而是被嵌入了塵世生活本身。 景觀是將人類力量放逐至超驗世界的技術性版本;它是人類內部分裂的終極形態。購物商廈如同吞吐“宗教迷霧”的神殿,購物者不再是簡單的消費者,而是參與了一場大型的儀式化過程。 莎樂美對約翰的渴望被提煉為一個純粹的神學姿態,一切現實意義與符號意義都凝固在當下的物性光輝之中。 莎樂美之吻在景觀劇場中本身就是目的,代表了對神祇的崇拜儀式。這種儀式在購物中心消費者的漫步與購買中得以延續。 消費者投身於商家精心編排的儀式性消費活動。 建築師甚至設計好消費者觀看的路線,展廊、櫥窗和滾梯的空間配置如曲徑通幽。 消費者通過商品這一中介觸及神聖恩典,在優惠促銷中獲得快樂幸福和現世圓滿。 名牌商品取代約翰頭顱,被賦予了聖物的光環,並承諾了消費者身份的確證、關係的維繫和夢想的實現。 這是神祇在消費社會中通過商品和形象“道成肉身”,神聖價值降格在每一件璀璨昂貴的物品之中。 但這種以商品為中介的神性降臨,所提供的救贖時刻是短暫且虛幻的,其背後是時尚的迅速轉換和慾望的不斷生滅這種永不停歇的資本邏輯。但這種時尚的循環往復構成了一個難題:為何推送一個看似充盈、完美和幸福的永恒世界,卻始終無法兌現對消費者的承諾,從而填補他們內心深處的空虛? 答案就在於這個系統設計本身的機制,是由內在匱乏來表現神性缺席,從而驅動永無止境的消費救贖儀式。 齊澤克認為,那不可把341

握的神聖缺場如同“實在界”,雖不可見卻結構性地支配著商品和消費者的關係。 實在界如同無底黑洞,消費者圍繞它快速旋轉,永不停歇。 在消費社會,消費者的內在匱乏是以追求冗餘的形式表現出來的。 諸如空心巧克力蛋殼裡隱藏的塑料件,或洗髮水和飲料瓶上標出的百分之十免費贈送,或盲盒系列中永遠收集不全的掛件,這些過剩之物的神秘吸引力遠超商品本身。 我們知道,拉康所說的慾望的對象是小客體 a(petit objet a),它如同蘇格拉底腹中的小神像(agalma),並不存在。 但它代表我們的無盡渴望,堪稱神性之物,是隱藏在商品多餘部分中的神秘寶藏。 因此消費活動更像是一次尋找聖杯的無盡旅程,消費者揀盡寒枝不肯棲,尋尋覓覓,消費不斷升級和跳轉。 景觀和商品如齊澤克所言,“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沒有 X 的 X”,即沒有神性的神物,並驅動失望和希望在符號中循環往復,以至無窮。 神祇從不現身,卻以剩餘物構建出一個封閉自洽的消費結構,從而替代傳統神學體系。因此,後現代消費空間以景觀形象的冗餘和審美泛化的形式,重建了人類對超驗神性的古老渴望。 崇拜上帝的激情和指向無限的執念,被巧妙地引流到過剩的景觀形象、過量的審美經驗和琳琅滿目的商品世界。 上帝的缺場非但沒有導致虛無主義,反而為資本提供了一個將自己神聖化的機遇。 邁克·費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指出,消費社會並非純粹功利性的物質交換體系,而是一個由儀式化程序組織起來的神學世界。購物狂歡節、品牌系列化和神奇廣告辭構建了巴爾特(Ro-land Barthes)所說的“神話學”。 景觀和商品因其過剩和更替,表現為形象冗餘、數量堆積、價格昂貴、審美泛化,獲得聖物的地位。 消費活動則成為確立身份的現代儀式化表演。 我們時代的消費者為了商品的符號價值和物性光輝而奔波勞累,如同莎樂美在宮廷中為那顆閃閃發光的頭顱而舞蹈。消費者以為主動購買是表達自己的慾望,消費空間就是行使自由的地方,卻不曾察覺自己早已成為一場宏大的世俗神學儀式中的祭品。 消費者最終獻祭的乃是自身的勞動價值,期待換取神祇以商品為媒介傳達的幸福承諾。結　 語現代世界聲稱上帝已死,或將宗教信仰看作是私人領域的活動。 但實際上神祇在公共領域並沒有退場,而是在藝術、時間、符號和景觀中轉化為信仰的熱情和儀式化衝動。 神性借助資本、商品與審美等中介不斷返回日常生活,並呈現為普通民眾可以理解並瘋狂追捧的世俗形式。莎樂美藝術形象跨越時代,折射出現代性中隱藏的宗教情懷與神聖結構,表現了現代美學話語中的神學意蘊。 在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的歐洲文學藝術中,神性已轉化為各種現代美學形式。本文闡述了浪漫主義的“神顯模式”、唯美主義的“瞬間模式”、頹廢主義的“神隱模式”和消費文化的“景觀模式”,說明唯美主義和頹廢派的美學與文學觀念,從某種意義上說已經成為宗教的世俗化呈現。 正如谷裕所言,這是一種“隱匿的神學”,只是我們作為“異文化的讀者”,往往看不清兩者之間的聯繫。阿諾德(Matthew Arnold)提出以詩歌代替宗教來拯救英格蘭,此話絕非虛言,更不是對宗教的廢棄。 他的意圖是促成宗教傳播方式的轉型和神聖形式的更新換代。 神祇披上審美獨立性、藝術自主性和形式普遍性等世俗外衣,就可以重新掌控現代人的精神世界,成為麻醉民眾的鴉片。 因此,在傳統意識形態批判的基礎上,探討對世俗社會進行神學批判的可能性,是理解西方現代文學藝術的宗教傳統及其深層神學結構的有效路徑。441

①Flavius Josephus, Antiquities of the Jews , translated by William Whiston, New York: Leavitt and Allen, 1852, pp. 549-550.②本文僅討論海涅和莫羅的世俗浪漫主義。 關於浪漫主義與宗教神學的關係,參見M. H. Abrams, Natural Supernaturalism: Tradition and Revolution in Romantic Literature , New York: W. W. Norton, 1973, pp. 12-13。③劉瓊:《神聖與世俗:唯美主義的價值意向》,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 年,第 21 頁。④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何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年,第 139 頁。⑤參見米歇爾·吉萊斯皮:《現代性的神學起源》,張卜天譯,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2 年。⑥劉小楓區分了三類神學研究:傳統的教會神學、1960 年代德國政治神學和 1980 年代後施米特神學復興。 見劉小楓:《編者前言》,劉小楓編:《當代政治神學文選》,蔣慶等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 1~4 頁。⑦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 vol. 1, 1913-1926, Marcus Bullock and Michael W. Jennings ed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88. ⑧卡爾·施米特:《政治的神學》,劉宗坤、吳增定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49 頁。⑨卡爾·洛維特:《世界歷史與救贖歷史》,李秋零、田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 年,第 4~5 頁。⑩劉小楓:《中譯本導言》,洛維特:《世界歷史與救贖歷史》,第 14 頁。Hans Blumenberg, The Legitimacy of the Modern Age , translated by Robert M.Wallac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1983, p. 137.Ola Sigurdson, Theology and Marxism in Eagleton and Žižek: A Conspiracy of Hope ,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pp. 1-3.Ronald Dworkin, Religion without God ,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6.Paul Tillich, Theology of Culture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8.Sjoerd Griffioen, Contesting Modernity in the German Secularization Debate: Karl Löwith, Hans Blumenberg and Carl Schmitt in Polemical Contexts , Leiden: Brill, 2022, p. 18. Giorgio Agamben, The Kingdom and the Glory,translated by Lorenzo Chies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7-52.Charles Taylor, A Secular Age ,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37-38.亨利希·海涅:《阿塔·特羅爾》,錢春綺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 年,第 101~103 頁。Mario Praz, The Romantic Agony , 2n d edition, trans-lated by Angus Davids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p. 299.國內關於浪漫派希羅底/莎樂美形象的闡釋,見余鳳高:《莎樂美:歷史和藝術》,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 年,第 42~ 56 頁;關濤:《莎樂美形象的歷史演變及文化解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第 55~107 頁。司湯達:《紅與黑》,羅玉君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 年,第 663 頁。 見埃德蒙·伯克:《關於我們崇高與美觀念之根源的哲學探討》,郭飛譯,鄭州:大象出版社,2010 年,第50~57 頁。 Oscar Wilde, Complete Works of Oscar Wilde , edited by Vyvyan Holland, London: Collins, 1966, p. 559; p. 890.Alain Badiou, The Century , translated by Alberto To-scano,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7, p. 54.斯拉沃熱·齊澤克:《歡迎來到實在界這個大荒漠》,季廣茂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5 年,第 7 ~8 頁。Jonathan Dollimore, Sexual Dissidence , 2n 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17n. 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 London: Verso, 1991, p. 34.Søren Kierkegaard,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 transla-ted by David Swenson and Howard V. Ho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16.葉秀山:《“神性”,太“神性”了———克爾凱郭爾的“神”》,金澤、趙廣明主編:《宗教與哲學》第 4 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 年,第 11 頁。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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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理工學報　 2026 年第 2 期無線電與傳心術:吉卜林的科幻寫作與文本闡釋*徐　 曦[提　 要] 　 英國作家吉卜林通常被置於殖民文學和兒童文學的脈絡中加以研究,其實他的科幻寫作也頗值得挖掘。 其短篇小說《無線電》(1902)可置於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無線電與傳心術同時興起、新科技與唯靈論相互交織的語境之中展開討論。 故事中的敘述者受邀去一家藥店觀看無線電實驗,卻意外目睹藥劑師酒後表演靈媒降神、在夢中寫出濟慈的詩句,從而將傳心術通靈歸因於無線電感應。 以往學者多認為吉卜林篤信唯靈論,宣揚創作靈感源自神秘力量。 然而,敘述者受騙的情節,既暗含了吉卜林對唯靈論者的諷刺,又提醒我們反思文學閱讀的方法:闡釋文本時不可理論先行,而要留心細節,否則就容易像敘述者一樣被人欺騙,誤讀文本的主旨。[關鍵詞] 　 吉卜林　 科幻　 無線電　 傳心術　 唯靈論[中圖分類號] 　 I106.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6) 02 - 0147 - 09一、引言:科幻作家吉卜林和《無線電》英國作家約瑟夫·魯德亞德·吉卜林( Joseph Rudyard Kipling, 1865-1936)出生於印度孟買,六歲時被父母送回英國念書,中學畢業後又回到印度工作,擔任編輯和記者。 他一生筆耕不輟,創作過大量小說、詩歌和遊記,於 1907 年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是首位獲得諾獎的英國作家。 他的小說多以旅居印度殖民地的英印人生活為題材,他的詩歌支持殖民擴張、鼓吹帝國的榮譽,因此他被視為大英帝國的文學代言人。 吉卜林的動物故事集,尤其是《叢林之書》及其續篇,深受兒童喜愛,所以他也常被當成兒童文學作家來討論。 此外,吉卜林熱愛旅行,足跡遍及亞歐美多個大洲,留下了不少記述旅途的文字。 正因如此,過去學界對吉卜林的研究多集中在《基姆》和《叢林之書》等幾部作品,常將他置於後殖民、兒童文學和旅行文學的批評脈絡中進行討論。 然而,吉卜林創作的短篇小說中,有不少可歸為科幻寫作,它們雖然在以往的吉卜林研究中未受到足夠的重視,實際上卻741∗ 本文係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 “英國廣播與現代主義文學研究” ( 項目號:22YJC752015)和北師香港浸會大學研究基金項目“旅行者與漢學家:莊士敦在中國” (項目號:UICR0200010-23)的階段性成果。

對後世許多科幻作家產生過不小的影響。 1989 年,美國科幻作家德雷克(David Drake)和米賽爾(Sandra Miesel)策劃出版了一部向吉卜林致敬的作品集《孤星》( A Separate Star: A Science Fiction Tribute to Rudyard Kipling ),其中收錄了多位科幻名家受到吉卜林啟發而創作的作品。 2006 年,著名的英國奇幻作家尼爾·蓋曼(Neil Gaiman)曾為一部吉卜林奇幻文學作品集作序,並坦承吉卜林是他非常喜愛的一位作家。①由此可見,科幻作品在吉卜林的整個創作中雖然數量不多,但卻有著長久的影響力,其價值絕不亞於他那些當年最為流行的作品。本文將吉卜林發表於 1902 年的短篇小說《無線電》 (“Wireless”)置於維多利亞時期電磁學與唯靈論相互交織的歷史語境中進行考察,以探索其創作主旨。 這篇小說並非意在宣揚吉卜林神秘主義的創作論,恰恰相反,它諷刺了維多利亞時期迷信唯靈論的知識精英。 更進一步,可以將其視為一篇探討如何閱讀小說的作品,其主旨在於闡釋文本不可預先抱持一套固定的理論觀念,而應充分留心文本細節,否則容易像小說中的敘述者一樣被故弄玄虛的靈媒所欺騙,而失去對文本真實的把握。《無線電》最初發表在 1902 年 8 月的《斯克里布納雜誌》 ( Scribner’ s Magazine ),後收入 1904年的短篇集《交通與發現》 ( Traffics and Discoveries )。 小說採用第一人稱敘事,敘述者“我”是英國某個小鎮上一家藥店店主老卡希爾(old Mr. Cashell)的朋友。 一個冬日的夜晚,我受邀參觀店主侄子小卡希爾的無線電通訊測試。 藥店分裡外兩間,小卡希爾在裡間操作,但測試進行得並不順利。 等待期間,我在外間藥鋪跟藥劑師謝諾先生(Mr. Shaynor)聊天,表明我對無線電通訊很感興趣。 不久,一位年輕女士來找謝諾,邀他去附近散步,並請我代為照看店鋪。 天氣寒冷,我用藥房的藥材調製了藥酒提神取暖。 謝諾散步歸來,喝了我給的藥酒,逐漸陷入沉睡。 但突然之間,他從夢中驚醒,進入類似降神會中靈媒施法時的“入神狀態”,開始自動書寫一些詩句,這些詩句與濟慈《聖阿格尼絲之夜》和《夜鶯頌》的一些句子幾乎一模一樣,令我大為震驚。 待謝諾醒來以後,我問他是否讀過濟慈的作品,謝諾卻回答未曾讀過。 此時,卡希爾邀我進裡間,告知原定的聯絡方未能接通,但他卻無意中接收到懷特島附近兩艘軍艦的聯絡訊號。 由於某種未知的技術故障,軍艦之間溝通不暢,其中一艘發出“令人沮喪———極為令人沮喪”的訊號。 小卡希爾說這不知從哪兒冒出來的零星信息讓他覺得無線電像是降神會(spiritualistic séance),故事就此結束。這篇小說篇幅不長,全文只有 6,446 個單詞,但吉卜林通過巧妙的情節設置和大量互文性暗示,極大地拓展了文本的意涵和表現空間。 小說敘述緊扣“無線電”這個核心要素,不但以《無線電》作為標題,還以討論無線電的對話開頭,最後以關於無線電的對話結尾。 但饒有意味的是,全篇直接描述無線電實驗的段落並不多,整個通訊過程顯得平平無奇。 約定的信號久等不來,接收到的信號意義模糊,讓人不明所以。 相比之下,小說的大部分篇幅圍繞藥劑師謝諾這個人物展開,描寫了他的出生背景、對醫藥的專研、為疾病所困擾、與年輕女子的戀愛,直至他喝下藥酒後開始入神,在夢中囈語作詩,故事進入高潮。這些描寫中充滿了多處暗示,意在提醒讀者謝諾與浪漫主義詩人濟慈( John Keats)的相似之處。 濟慈 14 歲就成為醫生的學徒,後來考入倫敦國王學院蓋伊醫學院接受系統的醫學教育,並於1816 年取得藥劑師執業證書。 1818 年夏天,濟慈搬到倫敦北部的漢普斯泰德居住,結識了年輕的女鄰居范尼·布勞恩(Fanny Brawne)。 兩人互生愛意,頻繁通信。 在范尼這位女繆斯的激發下,濟慈的創作力大爆發,在接下來的短短兩年中寫下了《秋頌》、《夜鶯頌》和長詩《海伯利安》、《聖阿格尼絲之夜》(The Eve of St. Agnes)等代表作。 濟慈的家人曾因感染肺結核去世,他也長期受此病的841

折磨,屢次咳血。 1821 年,年僅 25 歲的濟慈因肺結核惡化病逝於羅馬。 此篇小說中的謝諾職業身份是藥劑師,也患有肺結核,整天咳嗽不斷甚至咳血,將不久於人世。 他的年輕女友叫做范尼·布蘭德(Fanny Brand),二人談戀愛散步的地方則是聖阿格尼絲(St. Agnes)教堂。 對濟慈生平和作品有所了解的讀者,不難看出謝諾這個角色和詩人濟慈的種種呼應。 有了如此細致的預先鋪墊,謝諾入神後自動書寫出濟慈的名作《聖阿格尼絲之夜》片段的高潮情節也就顯得順理成章,能夠讓敘述者和讀者在最初的驚詫之後,覺得這種超越常識的靈異事件也並非完全難以置信,而是有蛛絲馬跡可循。 正是因為兩人有諸多相似之處,謝諾才會在藥酒和無線電波的刺激下化身為“感應的濟慈”(an induced Keats),②在夢中寫出濟慈,而非別人的詩句。概括來說,在那個寒冷的冬夜,小小的藥房中實際同時上演了兩場“表演”。 裡間,卡希爾在嘗試用摩爾斯密碼通訊的無線電表演(wireless performance);外間,謝諾則貢獻了一場濟慈通靈附體、夢中作詩的傳心術表演( telepathy performance)。 文中卡希爾在描述無線電通訊時,既稱其為trifling experiments,又稱為 curious performance。③敘述者本是為觀看無線電實驗而來,卻意外地目睹了傳心術表演,令他驚訝萬分,完全被吸引在其中,以至於卡希爾來叫他時,他反而讓卡希爾不要打擾他觀察謝諾的變化。④從觀眾(既包括敘述者,也包括讀者)的角度看,傳心術表演的精彩程度遠遠超過無線電實驗。 在一篇題為《無線電》的小說中,吉卜林為何要濃墨重彩地描寫傳心術? 他為何要讓傳心術(靈學)搶了無線電(科學)的風頭? 他的創作意圖究竟是什麼? 要想解答上述問題,就需要回到維多利亞時期無線電與傳心術齊頭並進、相互糾纏的歷史語境中去。二、維多利亞時代的科學與靈學:無線電與傳心術唯靈論(Spiritualism)和降神會(séance)在今天已被科學界視為偽科學和異端,但在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科學與靈學的界限並不像如今一樣判然有別,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電磁學的發展與唯靈論的興起相互交融,同時吸引了許多科學家的注意。 他們一邊辛勤實驗,不斷探索電磁技術的新應用,另一邊又熱衷靈學研究,組織降神會,並試圖用科學的方法去證明和解釋心靈感應等超自然現象。1864 年,麥克斯維爾用數學方程式提出新的電磁理論。 1869 年 11 月,《自然》 ( Nature )雜誌創刊,數日之後,《唯靈論者》 ( Spiritualist ) 創刊,當時不少科學家是兩個刊物的共同作者。 進入1870 年代,唯靈論者改變了修辭策略和概念語言,從以往與科學針鋒相對轉向在科學話語框架內、利用科學話語來構建論點,為自身爭取合法性。⑤1870 年,知名科學家、用光譜分析發現鉈元素的威廉·克魯克斯(William Crookes)發表文章《現代科學視野下的唯靈論》 (Spiritualism Viewed by the Light of Modern Science),試圖對唯靈論做出科學的解釋。 次年,他又發表《對一種新力量的實驗性探索》(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a New Force),首次提出“心靈力”(Psychic Force)的概念,認為可用它來解釋通靈的超感官能力。⑥自然選擇理論的提出者阿爾弗雷德·華萊士(Alfred Russell Wallace)同樣是唯靈論的擁躉。 1874 年,他發表《為現代唯靈論一辯》(A Defence of Modern Spirit-ualism)。 次年,英國唯靈論者聯盟(British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piritualists)成立。 但是,1876 年英國唯靈論者遭受了一次重大的挫敗。 來自美國的著名靈媒亨利·斯賴德(Henry Slade)的一場降神會被動物學家艾德溫·蘭開斯特(Edwin Lankester)揭穿是個騙局,並提起訴訟。 斯賴德聞訊逃離英國,給唯靈論的擁躉們極大打擊。⑦風波之後,唯靈論的熱潮並未完全消退,一些科學家認為應當用科學方法來區分騙子和靈媒。 1882 年,邁爾斯和物理學家巴雷特(William Fletcher Barrett)941

等人創立英國靈學研究會(Society of Psychical Research,SPR),該會刻意與傳統的唯靈論者和江湖靈媒保持距離,試圖用受控觀察、實驗、隨機抽樣和統計等現代科學方法來研究超自然現象。 正是在這一年,語文學家、唯靈論者邁爾斯(Fredric W. H. Myers)在《靈學研究會論文集》中首次創造了telepathy 一詞,他用這個詞來涵蓋“一切未經常規感官運作,却於遠距離獲得的感知印象” (“all ca-ses of impression received at a distance without the operation of the recognised sense organs”)。⑧ “Te-lepathy”有心靈感應、通靈術、讀心術等多種譯法。 在英語中,“ tele-”表示遠距離,“-pathy”表示“感覺、知覺”,本文將其譯為“傳心術”,是為了強調遠程傳播( telecommunication)的意思。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傳心術”與“無線電”具有極高的相似性,兩者都是通過某種不可見的力量將信息傳播到遠方。 而在維多利亞英國的語境中,它們相互糾纏的緊密程度遠超我們今天的認知。 這一點在物理學家奧利弗·洛奇爵士(Sir Oliver Lodge)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洛奇曾任利物浦大學學院的物理學教授,因為卓越的科學成就,他被聘為伯明翰大學的首任校長(1900~1919),還於 1902 年獲封爵士,並擔任英國皇家學會的主席。 洛奇對電磁學素有研究。1894 年 6 月 1 日,英國促進科學協會邀請洛奇在牛津大學演講,紀念不久前去世的赫茲。 洛奇的演講題為:《赫茲的工作及其繼承者》,他還在現場用粉末檢波器(coherer)展示了無線電波的存在。洛奇還曾與馬可尼爭奪無線電廣播的發明權。 1898 年,洛奇發明了調諧器(syntonic tuning)並獲得專利權。 1912 年,馬可尼公司購買了調諧器專利,並聘請洛奇為科學顧問,最終達成和解。 然而,這樣一位聲譽卓著的科學家,卻對唯靈論深信不疑。 他不但是英國靈學研究會的發起人之一,還曾擔任該會的主席(1901~1903)。 1915 年,洛奇的幼子雷蒙德在一戰中身亡,他通過靈媒與死去的兒子溝通,並在次年發表《雷蒙德,生與死》( Raymond, or Life and Death )一書,記述了這段經歷。唯靈論在英國蓬勃發展的同時,無線電技術也突飛猛進。 1887 年,德國物理學家海因里希·赫茲通過實驗證實了電磁波的存在,大家就用他的名字為其命名,稱為“赫茲波”(Hertzian waves)。1895 年,年輕的意大利工程師馬可尼(Guglielmo Marconi, 1874-1937)開始用“赫茲波”進行遠程通訊實驗。 他熱衷於將電磁波理論投入商業應用。 當意大利政府拒絕資助他的研究時,他於 1896 年遠走英國,在其愛爾蘭母系家族的支持下,繼續研發,並獲得了發明專利權。 1897 年,馬可尼無線電報公司宣告成立。 1899 年,吉卜林與馬可尼見面,共進午餐。 他自述:“我請馬可尼講解無線電,在一個小時之後,我覺得我對無線電的了解已經達到一個外行所能學到的程度。 在交談中,我有意無意為我的故事《無線電》搜集了許多素材。 在這個故事中,我嘗試了把以太振動( etheric vibra-tions)的概念導入思想傳遞( thought transference)的可能。” ⑨1901 年 12 月 15 日,馬可尼成功將摩爾斯密碼中的字母 S 從英國康沃爾傳到了加拿大紐芬蘭,實現了無線電信號的首次跨洋傳輸。 次年,吉卜林發表《無線電》。傳媒史家基特勒(Friedrich A Kittler)曾說,在 1900 年代的話語網絡中,“魔法和技術媒介沒有什麼區別”。⑩無線電與傳心術在 19 世紀中期至 20 世紀初興起的歷程為這句話提供了上佳例證。在維多利亞大眾和知識精英的眼中,無線電與傳心術都是令人迷醉、神秘莫測的新發現。 他們發現早期電報機發出的微弱、斷斷續續的信號與降神會上靈媒傳遞信息的方式極為相似,甚至第一本唯靈論期刊Yorkshire Spiritual Telegraph 的名字就帶有“電報”的字眼。這些構成了 1902 年吉卜林創作《無線電》的知識和技術背景。三、謝諾的雙重身份:藥劑師—靈媒(a medicine-man)無線電和傳心術的交織糾纏在這篇小說的諸多細節中得到體現。 首先,當卡希爾向敘述者解051

釋無線電感應的工作原理時,吉卜林在二人的對話中插入了大量的破折號,從視覺上模擬出摩爾斯電碼發報時的點與線,也凸顯出卡希爾喜歡炫耀術語。“這究竟是什麼?”我問道。 “我對電一竅不通。”“啊,如果你明白它,你就會明白別人不懂的事。 它就是它———我們所說的電,但其中的奧妙(magic)———顯現(manifestations)———赫茲波———都是由這玩意兒揭示出來的。我們把它叫做粉末檢波器(coherer)。”他拿起一根比溫度計粗不了多少的玻璃管,管中有兩個幾乎相觸的小銀塞,銀塞之間有一撮極細小的金屬粉塵。 “全靠它”,他驕傲地說,仿佛他自己就是這個奇跡的創造者。“就是這個東西將向我們揭示能量———不管是哪種能量———其作用———通過空間———從遙遠的地方。”吉卜林在這段對話中大量使用了雙關語,例如此處的 magic 和 manifestation。 Magic 既可以指事物的奧妙和神秘之處,也可以指超自然的魔力和魔法;manifestation 既可以指事物的顯現,又可以指幽靈鬼怪的顯靈。 通過這樣文字遊戲,他再次強化了無線電與傳心術之間的緊密關聯。 同時,這些模棱兩可的詞匯也反映了當時科學和靈學相互交織、術語混用的文化氛圍。 更為重要的是,在小說中,謝諾既是藥劑師,也是施展傳心術的靈媒(medium)。 這不僅體現在濟慈亡魂通靈作詩的情節,也可從他的職業稱謂得到佐證。 在故事的開頭,敘述者和藥店主老卡希爾有一段關於藥劑師這個行當的對話:我光顧這家藥店有一段時間了,和店主相熟之後就成了朋友。 正是卡希爾先生讓我認識到藥劑師行會的職責和權力。 有一次,一位藥劑師在給我簽發的處方配藥時出了錯,後來撒謊來掩飾自己的懈怠之過,最終當錯誤和謊言被揭穿時,他又寫信試圖求情。“這是我們行業的恥辱,”在研究了證據之後,那個瘦削、眼神溫和的男人火冒三丈地說。 “你向藥劑師行會舉報他,就是對這個行業最好的貢獻。”我照他說的做了,不知道自己會招來什麼鬼怪;結果,我收到的道歉就像一個在絞刑架上過了一夜的人可能會說的話一樣。 我對藥劑師行會產生了極大的敬意,也極為尊敬卡希爾先生,他是一位熱心的手藝人,淋漓盡致地展現了自己的使命感。 在謝諾先生從北方來之前,他的助手們一直不同意卡希爾先生的觀點。 “他們忘記了,”他說,“首先,藥劑師是一名醫務人員。 醫生的聲譽取決於他。 他真正把醫生的聲譽攥在手心裡,先生。”這段話裡的最後一句,英文原文是:‘They forget’ , said he, ‘ that, first and foremost, the com-pounder is a medicine-man. On him depends the physician’s reputation. He holds it literally in the hol-low of his hand, sir.’卡希爾將藥劑師稱作“medicine-man”是一語雙關,這個詞的本意指的是北美印第安人中擁有超自然力量,可以治愈疾病的巫師(a magician or sorcerer)。 小說中謝諾焚香、喝藥酒之後,才開始入神通靈,這一過程顯然與巫師做法的儀式非常相似。 維多利亞時期的人相信靈媒具有溝通死者和活人的超感官能力。 可以說,吉卜林在開頭就埋下了伏筆,精心選用 medicine-man這個詞暗示出藥劑師謝諾的靈媒身份,為後文謝諾溝通浪漫主義詩人的亡魂,書寫出濟慈筆下的詩句作了鋪墊。謝諾在小說中所佔的篇幅最重,過去批評家在解讀這個故事時也大多聚焦在這個角色身上,認為吉卜林通過靈媒傳詩表達了自己的創作觀念:藝術創作的靈感來自超常的神秘力量。 吉卜林在與友人交談時,曾將作家比喻成“電話線” ( telephone wires),說作家要警惕世俗名聲,因為他的作151

用只是傳導,不能將所有功勞歸於自己。在他晚年所寫自傳《談談我自己》 ( Something of Myself , 1937)中,吉卜林多次談及影響他創作的神秘力量,稱其為“精靈” (Daemon)。 在他寫作遇到瓶頸的時候,這位精靈常會幫他解決難題:“當你的精靈掌管一切時,不要試圖有意識地思考。 順其自然,安心等待,照做即可”。威爾遜在他寫的吉卜林傳中就認為《無線電》是利用靈魂轉世來解釋“想象性寫作的來源”。萊西特認為吉卜林對新科技的進展保持著密切的關注,與馬可尼的會面促成他寫出《無線電》,探討靈魂溝通與無線電報這種新科技之間的關係。這些解讀都將吉卜林視為一位傳統的神秘主義者,和當時諸多唯靈論者一樣,相信無線電也具有超驗的能量,能夠溝通亡魂。然而,吉卜林塑造藥劑師謝諾這個角色,並不是因為他篤信唯靈論和神秘論,恰恰相反,他是借此諷刺那些像故事中的敘述者一樣為靈媒所惑的知識精英。 吉卜林在行文中已經暗示謝諾在故事中的角色不僅是藥劑師,也是靈媒。 正如維多利亞時期那些靈媒在降神會上用謊言迷惑了眾多知識精英,小說中的謝諾利用敘述者對唯靈論的迷信,故布疑陣,通過謊言誤導敘述者相信他在無線電波的刺激下能溝通亡魂。 威爾遜等人從傳記的視角出發,將小說中匿名的第一人稱敘述者“我”等同於作者,毫不懷疑“我”的敘述,將“我”對謝諾通靈的推斷和解釋視作吉卜林的觀點。 而迪林厄姆指出,敘述者只是吉卜林虛構出來的一位醫生。 他並非一位客觀的旁觀者,而對無線電通靈抱有極高的主觀期待。因此,我們不應將敘述者對謝諾通靈的描述等同於作者對唯靈論的推崇。 如果我們拋棄唯靈論者認為無線電可以通靈的先見,仔細推敲敘述者和謝諾的對話,就會發現謝諾聲稱自己沒有讀過濟慈是一個謊言。 他利用敘述者的偏見,故弄玄虛,誘導敘述者誤以為無線電波將他化身為一位“感應濟慈”(an induced Keats),通靈作詩:“我想我一定是在做夢”,謝諾先生說。“我想你一定是”,我說。 “說到夢———我———我注意到你在寫———之前———。”他下意識地臉紅了。“我是想問你,有沒有讀過一個叫濟慈的人寫的東西。”“哦! 我沒有太多時間讀詩,也記不清這個名字了。 他是個受歡迎的作家嗎?”“中等水平。 我想你可能認識他,因為他是唯一一個當過藥劑師的詩人。 而且他還是所謂的戀愛詩人。”“確實。 我得研究研究他。 他都寫了些什麼?”“很多東西。 這裡有一個例子,你可能會感興趣。”我當場小心翼翼地重復了他十分鐘前說過兩次、寫過一次的詩句。“啊! 從那句關於酊劑和糖漿的詩句中,誰都能看出他是個藥劑師。 這是對我們職業的出色讚美。”在這段對話中,敘述者提問時並沒有提到濟慈是位詩人,但謝諾卻回答:“哦! 我沒有太多時間讀詩,也記不清這個名字了。”如果他沒有讀過濟慈的作品,也完全不了解這位作家,為何會回答“我沒有太多時間讀詩”,而不是回答“我沒有太多時間讀小說”或“我沒有太多時間讀劇本”呢?顯然,他其實知道濟慈是位詩人,卻故意裝作不記得。 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誘導敘述者相信他剛剛書寫的詩句並不是來自記憶,而是無線電引發的與濟慈亡魂的通靈。 遺憾的是,敘述者沒有注意到謝諾的這個破綻,輕信了他的回答,並據此做出了錯誤的推斷。謝諾善於察言觀色,面對不同顧客,能夠自如切換不同口吻,具有極強的表演能力;而且他還擁有強大的記憶力,能一邊背書,一邊賣藥,收錢分毫不差。 “至於處方,我想我在睡夢中就能編出它251

們的大致內容”。因此,敘述者被他所騙,固然因為謝諾具備假裝靈魂附體、背誦濟慈詩歌的能力,但更為重要的是,敘述者對無線電通靈的期待一早就為謝諾所察覺,故而利用其弱點上演了一場濟慈附身的神秘劇。 而敘述者先入之見太深,沒有看穿謝諾對話中露出的破綻,終被戲耍一番。 吉卜林非但不像過去研究者認為的那樣認同敘述者的神秘論,反而是通過敘述者被靈媒所騙的情節,諷刺了當時唯靈論的眾多擁躉。四、“我”的三重身份:敘述者—闡釋者—報務員過去多位學者都將謝諾視為靈媒進行解讀,認為其通靈作詩表達了寫作靈感的神秘來源。 其實,在西方文學傳統中,創作靈感源自不可知的神秘力量這一說法並不新奇。 柏拉圖早在《伊安篇》中就曾指出詩人創作依靠的並非自己的技藝,而是受神力的驅遣。 詩人在神志清醒時不能作詩,唯有受靈感的支配,陷入迷狂,才能進行創作。 這種觀點傾向於將吉卜林視為一位傳統的作家,因此對文本主旨的解讀也都大致依循詩人迷狂而寫作的舊說,而忽略了吉卜林的現代敏感。 如果我們將注意力集中到文本中所涉及的現代科技,就會發現“我”對應著三重身份:故事的敘述者,表演/文本的闡釋者,無線電報務員。 正如無線電訊號需要經過報務員的闡釋才能轉寫為普通人能理解的文字訊息,讀者對故事主旨的理解極大依賴於“我”對謝諾靈媒表演的敘述和闡釋。 因此,理解這個故事的重心不在謝諾,而在敘述者。在探討吉卜林的現代敏感時,門克曾將謝諾置放到無線電科技發展的脈絡中,將其視為赫茲波的接收器。 他認為謝諾無意識的囈語並不是真正的創作,只是對濟慈詩作的機械抄襲。 “謝諾的敏感不像一位詩人的敏感,而更像一台現代機器的敏感”。可是,門克忽略了一個技術上的細節。對於早期的無線電通訊來說,只有發報機和接收器是不夠的。 因為馬可尼發報機遠距離傳輸的信號微弱,接收器收到信號後,需要經過音響器(sounder)將電流信號轉換成可聽到的聲音,才能完成信號的傳輸。 更為關鍵的是,摩爾斯電碼轉換成的聲音信號,還需要經過報務員(marconista,or wireless operator)的釋讀,再轉寫成文字符號。 整個信息傳播過程實際經歷了(無線電波—聲音—文字)三種不同的媒介階段,而報務員在其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坎貝爾曾指出學者們常常將廣播( radio)和無線電(wireless)混為一談,在他看來,兩者並不完全一致。 早期的無線電需要與其他媒介,尤其是身體媒介(bodily media)協同工作。 例如,無線電報務員聽到耳機中傳來的聲音信號,然後將訊息寫下來,無線電報的發送和接收是人機互動的協同界面。如果只有發報機和接收機,是無法完成信息傳輸的。 訓練有素的報務員才能夠準確迅速地將聲音信號轉寫成文字信息,報務員實際上是聲音信號的闡釋者。 如果說謝諾在故事中扮演是接收器( receiver)的角色,那麼敘述者則承擔了報務員(marconista)的角色。 正如報務員需要把聽到的聲音信號闡釋為文字,敘述者也需要為自己和讀者解讀謝諾通靈作詩這一難以置信的現象。 無線電信號必須要經過報務員的闡釋才具有意義,因此敘述者在故事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引導著讀者對謝諾通靈的理解。 讓我們來仔細讀一下敘述者對謝諾夢中作詩的闡釋過程:“如果他讀過濟慈,這不能證明什麼。 如果他沒讀過———正如有因必有果。 這是無法逃避的定律。 你應該慶幸自己熟記《聖阿格尼絲之夜》,不必翻書;因為在當時的情況下,比如范妮·布蘭德,她是謎底的關鍵,和范妮·布勞恩身材相仿;再考慮到手帕上鮮紅的血漬,正是你剛才在店裡琢磨的東西;再加上職業環境的影響,這裡幾乎是完美的複製———結果合乎邏輯,不可避免。 正如感應( induction)一樣不可避免。”351

儘管如此,我的另一半靈魂拒絕接受安慰。 它蜷縮在某個微不足道的角落裡———與我相距甚遠。此後,我發現自己又變了一個人,雙手仍然緊緊抓住膝蓋,眼睛緊緊盯著謝諾先生面前的書頁。 就像做夢的人接受並用晚禱或乘法表的節選來解釋山水的動蕩和死人的復活一樣,我也接受了我正在目睹的事實,不管它們是什麼,我還發明了一個在我看來理智的、可信的理論來解釋它們。 不,我甚至走在了事實的前面,在它們面前匆匆行走,確信它們會符合我的理論。 現在,我對這一劃時代的理論所記得的只是那些豪言壯語:“如果他讀過濟慈,那就是氯仿起了作用。 如果他沒讀過,那就是相同的病菌,或結核病的赫茲波,加上范妮·布蘭德和職業身份,與全人類共同的潛意識主潮相結合,暫時產生了一個感應濟慈(an induced Keats)。”敘述者並沒有一開始就將謝諾神奇的行為歸結為超越時空的傳心術,而試圖從理性層面對此做出邏輯推演。 可惜的是,他最終忽略了謝諾回答他是否讀過濟慈時露出的馬腳,並未識破謝諾通靈降神的把戲。 其實,除了謝諾回答中的破綻,還有一些線索可以幫助敘述者免於蒙蔽。 例如,謝諾告訴他自己可以在夢中編出處方(暗示夢中可以編詩)。 店主老卡希爾也曾叮囑他:醫生的聲譽掌握在藥劑師的手上(意味著要謹慎斟酌藥劑師的言行)。 然而,敘述者在後來的推斷中,忽略了這些細節。 故事一開篇,謝諾先開口,聊起馬可尼的發明是否真實,仿佛在試探敘述者的態度,而敘述者的回答是“當然是真的”。 這說明一開始敘述者就對無線電技術深信不疑。 他繼而說“出於自身的一些原因,馬可尼一開始在英國進行實驗,我就對此深感興趣”。他並未明說是什麼原因,但從後面的行為看,很可能就是希冀無線電能夠通靈。 當謝諾作詩停頓時,敘述者情不自禁地鼓勵他:“繼續! 寫下去,夥計。 寫下去”,足見他極為期待見到通靈奇跡的發生。換句話說,有著極強先入之見的敘述者忘記了店主老卡希爾的忠告,讓理論“走在了事實的前面”,忽略了對事實細節的推敲,看到了他“想”看到的神跡。 而在小說的結尾,小卡希爾對敘述者說:“你見過靈異降神會嗎(spiritualistic séance)? 無線電有時讓我想起那個———不知道從哪兒冒出來的零星信息———這裡一句,那裡一句———一點也不好。”“但靈媒都是騙子”,謝諾先生在門口點燃一支哮喘煙說,“他們只是為了賺錢。 我見識過他們。” 謝諾曾經看過靈媒表演,通過試探知道敘述者對無線電通靈抱有極大的期待,遂故意利用敘述者的先見,扮演靈媒作了一場降神表演,又謊稱自己沒有讀過濟慈的詩,誘導敘述者相信謝諾是因為無線電引發了神秘的濟慈附身。 由一位剛剛假扮靈媒降神、欺騙了敘述者的人說出“但靈媒都是騙子”(But mediums are all impostors)這句話,而敘述者渾然不覺有詐,這簡直是對那些唯靈論者的莫大諷刺。五、結語:吉卜林的警告早在 1888 年發表的《德納·達的神降》(The Sending of Dana Da)中,吉卜林就諷刺了一位相信神智學( theosophy)的英國老爺,被號稱具有超自然能力的德納·達欺騙。 令這位老爺心驚膽戰的顯靈的白貓,其實是德納·達賄賂他的傭人去市場買來後偷偷放到房子裡的。和奧利弗·洛奇一樣,吉卜林在一戰中也失去了自己的長子。 但他並沒有像洛奇一樣求助於靈媒,反而創作了詩歌《隱—多珥》(En-dor, 1919)來提醒在戰爭中失去了親人的家庭不要相信唯靈論,因為靈媒貪圖的是錢財。 在《無線電》中,他不但諷刺了被靈媒欺騙的敘述者,還借機故布迷陣,給小說讀者提了一個善意的警告:如果像敘述者一樣讓理論跑在事實的前面,忽視文本中的細節,就會導致誤讀。451

吉卜林將敘述者的身份設置為醫生,正是現代科學精英的代表。 敘述者因為崇信唯靈論,觀念先行,用自己預先的期待去解釋眼前的表演,為靈媒欺騙而不自知。 可以說,作為闡釋者他誤讀了文本(謝諾的表演)。 如果說謝諾欺騙了敘述者,吉卜林也為粗心的讀者設置了一個騙局。 湯普金斯曾指出吉卜林喜歡在小說中故意留下虛假的線索,迪林厄姆認為《無線電》正是這樣一篇用假線索讓讀者遠離真相的小說。我更願意將吉卜林的故布疑陣視作他對讀者的一種善意的警告:如果我們閱讀小說時理論先行,就會犯和敘述者一樣的錯誤:忽略關鍵的細節,用理論去硬套文本,不自覺地擷取與理論吻合的事實,進而發明出一套貌似合理的解釋,將一篇諷刺唯靈論的作品讀出推崇神秘力量的意思來。①See Stephen Jones ed., Rudyard Kipling’s Tales of Hor-ror & Fantasy , New York: Pegasus Books, 2008, pp. 15-17. ②③④Rudyard Kipling, “Wireless” , in The Man Who Would Be King , Ed. Jan Montefiore, London: Penguin, 2011, p. 371; p. 375; p. 370; p. 361-362; p. 375; p. 361-362; p. 361-362; p. 372; p. 376. 引文為筆者翻譯。⑤⑥⑦⑧Roger Luckhurst, The Invention of Telepa-thy:1870-190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29; p. 25-26; p. 37-38, 44-47; p. 70; p. 31. ⑨Richard Menke, Telegraphic Realism: Victorian Fic-tion and Other Information Systems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24. ⑩Friedrich A. Kittler, Discourse Network 1800/1900, Trans. Michael Metteer and Chris Culle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29. Rudyard Kipling, Wireless, in The Man Who Would Be King , Ed. Jan Montefiore, p. 364. 粗體為原文。 此處作者似乎在用連接號模仿莫斯碼發報的節奏,原文中的短破折號( en dash)在譯文中用中文破折號表達。Morton Cohen, Ed. Rudyard Kipling to Rider Hag-gard, the Record of a Friendship , London: Hutchinson, 1965, p. 100. Rudyard Kipling, Something of Myself: For My Friends Known and Unknown , London: Penguin, 1981, pp. 156-167. Angus Wilson, The Strange Rider of Rudyard Kip-ling: His Life and Work , London: Secker & Warburg, 1977, p. 266. Andrew Lycett, Rudyard Kipling ,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99, p. 335-336. William Dillingham, Eavesdropping on Eternity: Kip-ling’ s “Wireless” , English Literature in Transition, 1880-1920, 55. 2 (2012). 柏拉圖:《柏拉圖文藝對話集》,朱光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第 6~7 頁。 Richard Menke, Telegraphic Realism: Victorian Fic-tion and Other Information Systems , p. 239-240. Timothy C. Campbell, Wireless Writing in the Age of Marconi ,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6, p. x-xiv. Rudyard Kipling, Wireless, in The Man Who Would Be King , Ed. Jan Montefiore, p. 371. 粗 體 為 筆 者所加。 John McGivering,“The Sending of Dana Da” , https://www.kiplingsociety.co.uk/readers-guide/rg_danada1.htm, accessed on 15 October 2025. See J. M. S. Tompkins, The Art of Rudyard Kipling, London: Methuen , 1959, p. 94; William Dillingham, Eaves-dropping on Eternity: Kipling’s “Wireless”, English Liter-ature in Transition, 1880-1920, vol. 55 no. 2, 2012.作者簡介:徐曦,北師香港浸會大學副教授,博士。 廣東珠海　 519000[責任編輯　 桑　 海]551

澳門理工學報　 2026 年第 2 期感覺的教育:論現當代美國詩歌的“譯香”與“偷香” *孫紅衛[提　 要] 　 中國古詩作為重要的文化酵素參與了美國現當代詩歌的生發過程,在新的文化語境中,不僅提供了不同的題旨觀念,也是一套陌生的感覺模式。 對於美國詩歌與中國詩歌關聯的考辨多集中在視覺層面,而在意象主義引發的一系列詩化模式的蛻變更新的連鎖反應中,嗅覺的書寫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從洛威爾、賓納到雷克斯羅斯,貫穿著一條嗅覺的暗線,尤其表現在對中國香文化的攝取之上,促成了異於西方傳統的感覺詩學。 這種轉化與滲透達成的“感覺的教育”,既涉及修辭層面的豐富化與鮮活化,也體現了對於不同認知體系與思想立場的有意實踐。[關鍵詞] 　 中國古詩　 美國詩歌　 嗅覺　 香文化　 感覺詩學[中圖分類號] 　 I106.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6) 02 - 0156 - 1120 世紀美國詩歌曾先後經歷了意象主義與三藩市文藝復興兩場運動,其中中國元素均為借鑒對象,推動美國詩人建構並發展了新的詩學形態。①在關於中國古典詩歌與美國現當代詩學關係的研究中,學界長期以來集中於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所倡導的意象主義運動,並將其視為跨文化詩學影響的核心範式。②意象主義的核心關切在於對視覺性意象的提煉與呈現,強調通過簡潔、精準且富有暗示性的視覺形象達成情感的瞬間呈現與經驗的直接傳遞,如龐德譯漢詩所體現的詩學理想。 在葉維廉看來,意象主義所借鑒的是對於物象本身的彰顯,通過意象的直接呈現,轉化為一種視覺化的語言,從而最有效地表達事物的可感性。③中國詩歌對自然物象的凝練、並置所產生的張力,以及通過暗示而非直述的抒情方式,均在龐德、艾米·洛威爾(Amy Lowell)、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等詩人的創作與理論中得到呼應與轉化。 在這一跨文化影響的譜系中,中國古詩提供的美學參照首先體現在視覺意象的運用之上。 在一般的理解中,意象之“象”本身近乎天然地與視覺相關聯,再現了“視覺體悟”(visual understanding)。④在感覺史研究中,1980 年代以來克拉森等感覺史家系統論述了嗅覺、觸覺等感知方式相對於視覺、聽覺長期被忽視651∗ 本文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當代北愛爾蘭詩歌的中國古典元素轉化研究”(項目號:25BWW011)的階段性成果。

的地位。⑤對於中國詩詞與美國詩歌關聯的研究,也多關注視覺物象的呈現。 對於中國詩歌的吸收與借鑒,不同詩人的審美立場不同,具體表現也大異其趣,在這一過程中,美國詩人也榫接與開掘了中國古典詩歌“馨香比德”、“香草美人”等嗅覺修辭傳統。 嗅覺作為一條暗線貫穿了前後兩場運動,體現在洛威爾、賓納(Witter Bynner)、雷克斯羅斯(Kenneth Rexroth,也即王紅公)等兩代美國詩人對中國古詩的翻譯與轉化之中,並最終在雷克斯羅斯詩中聚合,構成了美國翻譯家、批評家溫伯格所謂的龐德時代與“雷克斯羅斯時代”的分野⑥———在“龐德-威廉姆斯”的物象傳統之外,開闢了另一條感官路徑。 這種對於不同感性的探索,既意味著修辭層面的豐富化與鮮活化,也再現了對於不同意義模式與價值立場的實驗。 這一實驗通過捍衛個體身體經驗與感知的直接性,來抵抗現代工業文明及其工具理性與道德桎梏,通往了一種“反建制”的詩學。⑦一、洛威爾的“譯香”與香味書寫1898 年,英國漢學家翟理斯 (Herbert Allen Giles) 《 古今詩選》 ( 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Verse )出版,被視作英語世界早期系統譯介中國古典詩歌的重要選本。 翟理斯在扉頁題詩中自陳譯心,稱中國為“花之國”———這是對於“中華”之“華”字的直譯,並謂其譯詩可使讀者“縱隔二手媒介”,猶能“感觸中國詩魂幽遠的心跳,/他們的呼吸在花國凝結的芬芳”。⑧這個譬喻以香比詩,視翻譯為芬芳之傳遞,其中也流露了東方情調,為中國文化賦予了精雅的氣質。 不過,這一思想並未在翟理斯翻譯中充分展開,他本人並非詩人,也未能將其付諸詩歌創作。 《古詩今譯》問世不久後,漢詩英譯數量顯著增加,出現了諸多“詩人譯詩” 的重要譯集,包括龐德的《華夏集》 ( Cathay , 1915)、艾米·洛威爾與弗洛倫斯·惠洛克·艾思柯(Florence Wheelock Ayscough) 的《松花箋》( Fir-Flower Tablets , 1921)、以及威特·賓納與中國學者江亢虎的《群玉山頭:〈唐詩三百首〉英譯本》( The Jade Mountain: A Chinese Anthology, Being Three Hundred Poems of the T’ ang Dynasty , 1929)。 經由詩人的介入,中國古典詩歌得以融入美國現代詩歌的肌理,成為其語言實驗與美學建構的內在養分,而翟理斯“譯香”的思想在洛威爾那裡得到了更充分的發展。《松花箋》收錄了先秦至五代 22 位詩人的 142 首作品,刊行後多次再版,被漢學家韋利(Arthur Waley)譽為“一本真正的漢詩譯集”。⑨其中“書畫編” (Written Pictures)獨創地輯錄了明清書畫題跋 18 則,再現了詩書畫三位一體的跨媒介理念。 這種做法凸顯了視覺化的呈現,譯集也關注視覺的一面,例如以漢字字形譯詩。 不過,在談論詩歌翻譯時,洛威爾卻以嗅覺語言凝練出詩歌最核心的品質:“我以為,詩的香氣( the perfume of a poem)比其格律形式更為重要,而任何翻譯都不可能同時兩者兼得。” ⑩在此視角下,譯詩在根本的意義上是“譯香”:詩歌翻譯意味著一種捕捉並轉化詩之“香氣”的實驗。 這種嗅覺主導的對於詩歌的體認也暗合了洛威爾對於中國的接受。 在她本人的詩歌中,中國的出場首先以香呈現:你肆意張揚花朵的芬芳,穿過海關大廳寬闊的門廊———你,與檀香、茶葉一道,侵襲著伏案書寫文員的鼻腔,每當航船從中國駛抵海港。中國既是一系列視覺化的形象,也是一種彌漫性的氣味的存在。 檀香、茶葉、花香,不僅僅是商品,更是一整套東方美學與精神文化的感官符號。 《松花箋》介紹了梅、蘭、竹、菊、杏、桃等一系列751

中國植物的文化寓意,引入了“香草美人”的傳統,並指出植物之芬芳常被用於道德寄寓,例如孔子以蘭之香氣比擬君子,而在中國女性空間中,“香氣襲人的蘭常用來暗喻閨房及其中的佳人。” “香”啟動的是西方對東方“奢華”、“神秘”、“異域情調”的想像與慾望。 “芬芳的抵達”描繪了一幅跨文化接觸的場景:這般輕盈似泡沫的絲綢,如微皺的奶油,靛藍深過日光鞭撻的海浪,香料與芳木,還有粗重的檀香木梁,以及辛香的中國茶。對於中國的回憶伴隨著香的體驗,負載了異域的陌生感與高貴感,而西方世界則被表述為散發著腐朽的氣味。 關於英格蘭,洛威爾寫道:“瀕死的/英格蘭。 (……)那曾經的雄健者/———在時間中腐朽。 /她的氣息,已污濁,/噬咬著他們的鼻孔。” 對於洛威爾來說,香屬於花草、美人,與中國的文字、閱讀相關聯。 《松花箋》中引入了“紅袖添香”的典故,寫道:“夫婦常常共讀經籍。 有名句云:‘紅袖添香夜讀書’,所喚起之景象,正是一對青年男女置身於典型中國士人居家環境的情景。” 詩文的閱讀與創作發生在芬芳之中,“香”是文學情境的構成要素與精神境界的象徵。 在這個現場裡,“香”並非單純的氛圍點綴,而是連接物質與精神的關鍵媒介。 在中國文化中,文明教化可以用香表達。 《松花箋》譯李白《贈秋浦柳少府》“因君樹桃李,此地忽芳菲”(This place has suddenly be-come exuberantly fragrant),以桃李栽植譬喻人才培育,體現了教化興邦的治理思想。 文明如香氣般無形滲透、遍澤四方,可使荒蕪之地蛻變為馥鬱之邦。 洛威爾的想像裡,“李白與他的詩人兄弟”寫詩的地方充溢著花草的香氣:“開春後,桃花盛開,一片粉紅;油菜花開,滿地金黃。 去年秋天播種的作物,此時也香飄四野,撲面而來。” 洛威爾對嗅覺的偏愛,有其深層的淵源。 卡萊森(Classen)、豪斯(Howes)與西諾特(Synnott))所著《芳香:氣味的文化史》指出,現代社會的主要特點是視覺的霸權,氣味被邊緣化,放逐到無足輕重的地位。 啟蒙運動的主導思想認為,“氣味既不能提供知識獲取的重要途徑,也不能提供審美享受。” 嗅味被貶抑為一種與女性與身體經驗貼合更為緊密的感官方式,由此導致了現代社會“嗅覺的沉默無言”( the modern regime of olfactory silence)。洛威爾卻有意調用了嗅覺的感官,將其翻轉為一種獨特的審美意趣。 《松花箋》收錄了楊玉環詩《贈張雲容舞》,其中的女舞者如此出場:“寬大的衣袖搖動。 /香氣,/甜美的香氣/縷縷不絕(Wide sleeves sway./Scents,/Sweet scents/Incessantly coming)。” 也即:“羅袖動香香不已,紅蕖嫋嫋秋煙裡。”譯本連綴了 7 個柔和、優美的[ s]音,凸顯了原句“香香不已”的“scents”,生動傳達了香氣繚繞不絕、餘韻悠長的情景,而相同的[ s]音的頭韻結構也被用在洛威爾創作的《一位女士》這首詩中:在你眼中燃盡了(smoulder)時光凋落的玫瑰,你靈魂(soul)的芬芳朦朧而彌散(suffusing),如密封香料罐(sealed spice-jars)的辛烈。洛威爾先以“歌劇曲調”、“浸透了日光的絲綢”等聽覺、視覺意象開始,然後落腳在這幾行嗅覺描寫上。 香被用來表述這位女士的靈魂,也即最精髓、最神秘、最核心的所在,從而暗示了一種超越表像、直抵內心的認知方式。 洛威爾將以香氣寫美人的方式貫穿於自己的詩作中。 《在花園中》這851

首詩裡,沐浴的女子同樣出現在一片芬芳中,文字也借用了[ s] 音的結構方式:“紫丁香的芳香(scent)凝結在靜寂(stillness)中。 /夜,水,與你的白皙,浴中的素影。” 一個女人的離場,留下的也是餘香,《藍絲巾》裡寫道:“她在哪里,那位曾佩戴它的女子? 她的香氣徘徊,令我迷醉!” 洛威爾注重嗅覺的感知與表現,詩本身也被視為一種香味的傳播,而非圖像的呈現。 在她的詩中,詩歌常與香氣互比。 《禮物》稱“我的詞語是小小的壇子/待你取下,安放架上”:芬芳從壇中盈溢,漫散滿室———雜糅著繁花的甜鬱與揉碎草葉的清香。詞句被比作盛滿香料的容器,也可以儲藏與運輸芬芳:詩人撿起墜落的花瓣,“用文字雕琢一只小小陶罐,/來盛放它們的香塵(scented dust) / 當你開啟,必然/會將香氣吸入你的靈魂”。 《致約翰·濟慈》(To John Keats)中,洛威爾寫道:偉大的詩人! 童心未泯、悲憫的靈魂!你圓滿成熟的才情輕盈垂掛在生命纖弱捲曲的藤蔓上,懸垂如緋紅渾圓的果實;你是那水晶門扉的守護者,門隙間吹來大地初生時的芬芳之風(spiced winds)詩歌在一系列視覺意象之後,以嗅覺意象結束。 在這首致濟慈的頌詩中,詩歌是穿越時空的“芬芳之風”。 作為一種超驗的在場,香是對於視覺世界的昇華;而詩人是水晶門扉的守護者,管理詩歌之香。 洛威爾視濟慈為詩人的典範,後者詩集的封面也是她吟詠的對象,《有感於濟慈詩集封面》中寫道:小小的鳥兒啊,是誰將你選作標記,印在這本書的封面上?是誰在朦朧的遠方聽見你歌唱———綠意氤氳的幽深樹林間,清晨濕潤的土地散發著你清冽的芳香,響徹著你的歌唱?詩中嗅覺書寫與聽覺意象並置,共同構建了一種非視覺性的、彌散的感知場域,使濟慈的詩成為一種需要通過氣味與聲音去揣測與接近的、無法被目光直接攫取的存在———鳥兒是濟慈象徵化的直接的在場,與其相悖的是濟慈的詩卻在“朦朧的遠方”,與洛威爾隔著時空,並不能直達。 詩的體驗被塑造為一個需要多重感官協同構建的、充滿未知與想像張力的空間。 《歌》這首詩寫道:呵! 願為一朵花,在陽光下輕搖,隨風俯仰,又挺起腰,當微風奔跑;高高舉起一只盈滿芳香的杯盞,951

盛滿夏日的馥鬱,向著驕陽。“盈滿芳香的杯盞”這一意象,將詩歌定義為盛載並散發精神芬芳的器皿。 與同時期龐德、威廉斯等詩人主導的、以視覺精確性和物象並置為核心的現代主義詩學相比,洛威爾暗含了一條獨特的感官路徑:她將詩歌的本質錨定在一種芳香的嗅覺體驗上。 她注重感官印象的細膩疊加,追求視覺、氣味瞬間交織的效果。 如果意象主義運動最著名的詩作———龐德的《在地鐵站》對於濕枝與花瓣的描寫屬於純粹視覺的呈現,那麼同樣是寫花,洛威爾更關注嗅覺的維度:“四時的花朵,向熾熱的夜空之上/拋散陣陣幽香,恍若蒼白的馨香之雨灑落。” 相較於龐德和威廉斯“眼”的詩學,洛威爾引入了“鼻”的詩學,從偏重物色轉向兼重氣味。 不同於視覺的直來直往,嗅味更難捕捉,反而更能表達細膩的審美感受。 “嗅覺的語言不是強烈直白的,它含蓄微妙,常常並不顯豁地表現在紙面之上,需要我們吟詠揣度,在想像中重建某種氣味的體驗以及情感。” 香意味著一種更加微妙的、不可名狀的品質。 洛威爾的“歌”之所以是“芳香的體驗”,也是對於“男性”現代主義的一種調適:現代時期,存在著“嗅覺上的性別分野” (olfactory divide of the se-xes),“芬芳甜美的花香被認為天然具有女性特質”。在龐德代表的強調智性、冷峻的現代主義之外,洛威爾借助嗅覺的感官經驗實驗了一種另類的現代性。 嗅覺被認為是身體性、感官的,因而是私密的、侵入的感覺方式,與視覺的公共性和距離感形成對比。 在洛威爾的修辭體系中,譯詩與寫詩成了傳遞文化香氣的方式。 譯詩不僅是語言的轉碼,更是對文化香氣進行萃取、轉換與跨語境播散,在異質語言土壤中移植與再生不可見但可感的精神氣息。 這種將中國與嗅味相聯系、以香比詩的思想在賓納的詩學中得到了進一步延續。二、賓納的馨香比德與“偷香”威特·賓納與江亢虎合作翻譯的《群玉山頭:〈唐詩三百首〉英譯本》的篇首題獻引用了李商隱的詩句:“文學如宇宙精神般不朽,/其氣息(breath)融入萬眾生命的精魄。” 文學的傳播被比喻為一種“氣息”,表達了對文學本身的信念。 這兩行詩實際上譯自李商隱的長詩《韓碑》:“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這首詩也被收錄在《群玉山頭》中。李商隱《韓碑》實為對韓愈撰《平淮西碑》而碑文遭磨改之歷史公案的回應。 元和十二年(817)淮西平定後,韓愈奉詔撰文紀功,其碑文因突出宰相裴度統帥之功,引起皇族不滿,終遭詔令磨去。 這一事件不僅關乎政治敘事的爭奪,更觸及文字與權力、記憶與載體之間的矛盾。 李商隱此詩正是圍繞這一“碑毀文存” 的悖論展開。“公之斯文若元氣”以“元氣”隱喻韓愈碑文的內在生命力,強調其精神能量早在碑石被磨之前已浸染人心。 “肝脾”之喻揭示文學接受的生理維度———真正的文章能化為受眾的精神血肉。 後聯“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辭”的用典尤具深意:那些象徵王權的青銅禮器雖已湮滅,但銘刻其上的訓誡卻因文化傳承而永恆。 這恰與韓愈碑文命運形成對位:石碑可毀,然文章精神已通過傳抄誦讀融入文化血脈。 韓愈碑文的價值不在石刻的永恆,而在深入肺腑的集體記憶。 這一點被表述為呼吸的“氣息”。嗅覺可以是比視覺更加深刻的思想與文化媒介。 傅修延指出,“中國的倫理話語與嗅覺感知之間存在強關聯,‘薰陶’‘感染’‘氣氛’和‘氛圍’均為華夏德育的核心話語。” 賓納的“breath”與這些詞語相似,表徵了韓愈德行的傳播。 “古人以馨香比德,骨子裡是希望美德能像氣味分子一樣附著於他人之身”,同時也暗示了“一個潤物無聲久而自芳”的長期過程。克拉森等感覺史家也指出,“氣味的力量是驚人的。 氣味能在生理、心理和社會層面上對我們產生影響。 然而大多數時061

候,我們雖吸入(breathe in)各種氣味,卻對其重要性習焉不察。” 當文章化為嗅味,如元氣般被吞吐呼吸,便獲得超越物理時空的傳播力。 這種認知突破了“金石不朽”觀念,指向更本質的傳承邏輯:真正的不朽,是讓思想成為呼吸的氣息(breath)。《群玉山頭》中,“breath”呼吸/嗅聞作為一個關鍵詞頻頻出現。 李白對孟浩然德行的誇讚,以嗅覺表達:“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Breathing your sweetness)。” 《聽蜀僧濬彈琴》:“為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原詩中的“聽”也被表述為“breath”:“The breath of pines in a thousand valleys.” 《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好為廬山謠,興因廬山發”的“廬山發”譯作“breath of Lu Mountain”。甚至譯李商隱“藍田日暖玉生煙” 也是翻譯成氣息,將詩句表達為一種嗅覺體驗:“Blue fields are breathing their jade to the sun.” “Breath”也表徵了傳遞的媒介。 王昌齡詩“千里共如何,微風吹蘭杜”,《群玉山頭》 譯作:“他遠在千里外,/然而蘭蕙的香氣隨風而至(And yet a breath of orchids comes along the wind)。” 離人雖在千里之外難以寓目,但其馨香卻可隨風飄來:香代表了隔著距離仍可播散、可轉譯的信息。 這個詞也被融入賓納的詩歌創作之中。 在《山東》一詩中,他寫道:在西方,你解放耶路撒冷,卻在東方出賣泰山———那座聖山。我聽見一座寺鐘,如香氣般呼吸(Breathing, like a perfume),從它崇高的位置,傳來孔夫子的氣息,一個民族的智慧,一個國度的未來,唯一征服了征服者的存在,其歷史巍然屹立———高於富士山,高於高野山,高於那輪紅日自日本燃起的烈焰。這首詩創作於 1919 年“巴黎和會”期間,西方列強妄圖將德國在山東的勢力範圍轉交日本,引發了賓納極大的憤慨。 泰山作為中華文明神聖性與連續性的象徵被列強“出賣”,反映了帝國主義對文明本源價值的背叛———在《群玉山頭》的譯注中,賓納多次強調了泰山作為中華聖山與文化源流的象徵意義。他在詩中寫道“我哭泣”,對日本的侵略行徑提出強烈抗議。 詩中以嗅覺寫寺鐘的核心意象取自《群玉山頭》中唐代詩人常建詩《題破山寺後禪院》的英譯“萬籟此都寂,但餘鐘磬音(By the breathing of a temple-bell)”。賓納從其詩歌翻譯中淬煉與重構了“breath”這個關鍵詞,中華文明在詩中被凝聚為“香氣般呼吸”這一嗅覺體驗:它不可目視卻可“流芳百世”、流布萬里,從而隱喻了文化的超越與不朽。 物質載體的岌岌可危與精神傳承的韌性形成深刻對照。 中國文化的黃鐘大呂,在此如香氣般播撒———鐘聲經由通感轉化為嗅覺形態,形成聲與香的知覺交融。 這一書寫與中國文化“以香喻德”的傳統相銜接———《尚書》云“明德惟馨”,意味著只有美德才能散發香味,161

開啟了中國自先秦以來便有的以香比德的傳統。全詩的節奏與情緒通過調動嗅覺器官而不斷推進。 詩末,賓納寫道:“我的心因香氣成疾( sick with perfume)”,不僅表達了對文明氣韻的內化,也宣告了對於文化失陷的沉痛。在《群玉山頭》裡,嗅覺意象在譯文的轉化中被著重凸顯。 《無題》中“金蟾齧鎖燒香入,玉虎牽絲汲井回”二句, 以“燒香”暗示幽微情愫的滲透性存在;其後“賈氏窺簾韓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暗嵌了“偷香”典故———這個典故出自《世說新語》,載韓壽因身染異香而暴露與賈充之女的私情,遂使“偷香”成為隱喻私密情事與嗅覺記憶的詩學符號,賓納在譯集注解中對此進行了詳細的介紹。 在中國古詩詞中,“偷香”是古詩詞中常用的典故,如周邦彥詞《風流子》:“佳音密耗,寄將秦鏡,偷換韓香。” 這個詞如紅袖添香,已成為固定的修辭。 通過此類意象,“香”被建構為加密的詩語,確立了一種以氣味承載隱喻、勾連典故的非視覺意象系統。 無論是譯香還是偷香:香是“佳音密耗”(也即:好的信息、秘密的消息),表達了一種可溝通的密語。 在感覺史家看來,嗅覺經驗“私密而富含感情”,正因如此,“編碼的氣味才會被社會成員以一種深度個人化的方式內化”。這種密語與編碼也體現在賓納的詩中。 在《中國畫家》這首詩中,賓納描寫了中國老人焚香,望著香煙融入天空。嗅味被表述為與神祇溝通的表達手段。 在賓納所譯杜甫詩中,公孫大娘的聲音同樣借由“香”的意象得以延續:“絳唇珠袖兩寂寞,晚有弟子傳芬芳”被譯為“And none but this one pupil bears the perfume of her fame”,技藝的傳承被明確喻為香氣的傳遞。 文字作為可承續的精神、品格與靈感的載體,恰似氣味在空間中的彌散與浸染。 杜甫在詩序中指出張旭自公孫大娘舞姿中獲取藝術啟迪———“昔者吳人張旭,善草書帖,數常於鄴縣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自此草書長進”,女性在此作為技藝的傳授者,是“芬芳”的傳播者———將不可見卻可感知的藝術精神如香氣般滲入後來者的創作意識之中。三、雷斯克羅斯的“豔情詩”與想像力革命雷克斯羅斯在《致一位中國女舞者》中傳遞了公孫大娘的“芬芳”,詩中寫道:當杜甫還是一個孩童的時候,他曾看到公孫大娘手執兩劍的舞蹈,多年以後,他還念念不忘,她活在他的記憶中,一直在精進著他的感知,就像冥想她的沉著的優雅曾教會張旭中國書法遒勁與微妙的秘密。公孫大娘是張旭草書、杜甫詩藝的靈感源泉,而在這首詩中,雷克斯羅斯所致獻的當代中國女舞者則成了他的導師:“你的身體的每一個動作都像/某個高貴的頭腦裡的思想。” 詩中,身體與思想兩個層面短路般連接:“你在我記憶中的形象/將教導與指引我的思想,/就像沉思/一顆寶石的深處。” 雷克斯羅斯以此暗示了自己對於詩歌創作傳統的自覺承襲:女性的身體實踐(舞蹈)成為男性藝術家感知世界、錘煉形式的重要導引。 在雷克斯羅斯的詩學體系中,洛威爾與賓納的漢詩譯觀261

與審美意趣得以匯流與深化。 他稱讚了二者“詩人譯詩”的翻譯實踐,認為:“作為詩歌譯本,近來尚無譯者能比肩埃茲拉·龐德、朱迪特·戈蒂耶、克拉邦德、威特·賓納或艾米·洛威爾等人的譯作———儘管他們皆不精於此道,亦未通曉中國語言。” 在眾多中國古詩譯集中,他高度評價了洛威爾的譯本,認為它“質量上乘”,而賓納的譯本,在他看來“非常出色,乃是賓納最好的詩作”。二者譯香、用香的意識也在雷克斯羅斯的詩中得以發展。 他在《感官的交融(Confusion of senses)》中寫道:月光浸透桂樹,如樂聲流溢。 月輝下的空氣凝止不動。 你白皙的面容向我靠近。沉溺的哀愁將我們纏繞如蛛網,如歌,如香,如月光。詩中聽覺、嗅覺與味覺交織成通感的體驗,連月光也有了氣味:“呼吸著月光(breathing in the moonlight)。 /你聽到了嗎? 我們在呼吸。 我們活著。” 嗅覺在雷克斯羅斯的詩中佔據了重要地位,如“蘋果花令人難以置信的純潔。 /當風漸止,它們的芬芳/如濃煙般縈繞不散”。“暴風雨甜蜜、陽剛的氣味如髮絲/拂過湧起的地平線。” “空氣中氤氳著杜鵑花的芳香。” “滿月下,香氣撲鼻/彌漫(piercing/Fragrance spreads)在白色的夜裡,/就像新雪的芬芳( the perfume of new snow)。” 這一系列嗅覺意象與中國女性詩人的“香書寫”密切相關。 雷克斯羅斯編譯了英語世界第一部《中國女詩人詩選》,而這部詩集也構成了其嗅覺書寫的參照。 在《中國女詩人詩選》中,嗅覺意象表現為各類“香”的修辭,形成了一套豐富的感官語言。 這些意象涵蓋花草之香、人體之香以及各種香具、香料。 香在其中並非審美點綴,而是嵌入女性日常生活的常見之物。 這裡包括趙鸞鸞《檀口》:“銜杯微動櫻桃顆,咳唾輕飄茉莉香。” 《酥乳》:“粉香汗濕瑤琴軫,春逗酥融綿雨膏。” 黃峨《雙調·雁兒落帶過得勝令》:“俺也曾嬌滴滴徘徊在蘭麝房,俺也曾香馥馥綢繆在鮫綃帳。” 《巫山一段雲》:“玉軟又香甜。”李清照《武陵春》:“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 朱淑真《柳梢青》:“不道寒香,解隨羌管,吹到屏幃。” 俞慶曾《醉花陰·和瑟庵韻》:“一抹晚霞花氣暝。 琴韻書聲應。 香篆鎖窗紗。” 秋瑾“自由香,常思爇” 等等。在這些詩詞中,香是可傳達的感覺體驗;“香”、“芳”作為一個前綴、一個修飾語,構成了附加於文辭的一種品質。 漢學家宇文所安《只是一首歌》對於宋詞的解讀,也彰顯了香徑、香箋、香露、香衾、香書、芳塵等香的修辭,展示了宋人在嗅覺維度的審美立場。 香被轉化為一種程序化的語言,在詩詞中成為一套常用的修辭。 各種“香物”可能是非寫實性的,並無真實、具體的所指,但是卻固化為一種詩意的設定,成為營造詩境的必備手段。 也即是,嗅覺構成了一種詩化的途徑,展現為一種倚重非視聽的感官經驗的修辭風格。 對於雷克斯羅斯,這類書寫是陌生的、新奇的,這些女性詞人也如公孫大娘一般扮演了教師的角色。 對於他來說,“譯介中國與日本的女性詩作,是一場心靈與思想的淬煉與昇華。” “在許多方面,通過與學者鍾玲合作翻譯宋代偉大詩人李清照的詩集以及《中國女詩人詩選》,他已變得‘女性化’。 他創造了‘町子’ (Marichiko)這一形象,並以‘一位年輕的日本女詩人’的口吻創作了一整部詩集。” 雷克斯羅思不僅翻譯李清照、朱淑真、黃峨等女性詞人的嗅覺意象,也將其移植在自己的“豔情詩”中。 在他的詩歌中,肉身之愛被提升至近乎神聖的361

維度:冬日的爐火,一朵玫瑰,一團玫瑰色的雲赤裸著,站在你身體的芬芳馥鬱中。雷克斯羅斯筆下的女性香豔動人,“錦繡的/衣袍染著柏木與檀木的香氣”,有著“朱紅又芬芳的雙唇,/恰似那輪驕陽,但是/最輝煌的時刻,在赤裸的晚上”。香氣營造了一個被隔離的、受庇護的空間,即宇文所安所謂的江湖、廟堂之外的第三處空間, 指向了閨房、繡樓或其他兒女情長的私密處所:我無法忘卻我烏髮的帳幕中,那幽香浮動的暮色,當我們在愛的長夜之後醒來,清晨再度相擁相愛。兩人的情愛是“狂喜的臂膀與腿足的乳香,/絕望而無畏之吻的沒藥” :雷克斯羅斯將親密接觸比喻為具有宗教儀式感的嗅覺意象———“乳香”、“沒藥”兩種香料暗示了宗教體驗。 雷克斯洛思熟諳東方香學,在其詩選中特別提及《源氏物語》中濃麗纖巧的用香描寫。 《源氏物語》中頻現焚香、熏香與調香的場景,《梅枝》卷所載的“賽香會”生動詮釋了“聞香識人”的貴族文化———香氣不僅是身份象徵,也是感知簾後女性容貌與心性的媒介。 在《中國女詩人詩選》中,雷克斯羅斯則對於中國香文化進行了介紹,如香料、“香篆”的使用方法等。香所蘊含的女性化、東方式的朦朧詩意,被雷克斯羅斯視為美學價值的典範。 如溫伯格所言,雷克斯羅斯這種“男人作為女人”的寫作,是“一種身份的棄絕,一次自我的超越”。關於雷克斯羅斯對於李清照詞《一剪梅·紅藕香殘玉簟秋》的翻譯,溫伯格指出“雷克斯洛思假李清照之口訴說”,表達了“一個永遠瀕臨傾覆的世界裡所經歷的狂喜與哀愁”。這首詞開篇即以嗅覺意象構建感知空間:“紅藕香殘玉簟秋”,通過“香殘”這一氣味消逝的描寫,暗示美好事物的凋零與季節的流轉,進而為全詞奠定一種感官基調。 詞末“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則以身體化的詩意語言,呈現了情感無法被理性規訓、不斷在身心之間流動的感性體驗。經由中國女詩人的“感覺的教育”,雷克斯羅斯的詩歌體現了一種“非歐洲中心主義的想像力”,而對於嗅覺這類在西方文化中被貶損的感官經驗的書寫恰是這種想像力的組成部分。 由此,“雷克斯羅斯成為了他者( the other)”。更為重要的是,雷克斯羅斯對這種感性體驗進行了哲學化的昇華。 他在詩中寫道:“存在(being)是倫理的。 /認知(Epistemology 是道德的。” 知覺與存在的方式本身即表達了某種思想立場與道德站位。 在感覺史家看來,感覺形式“以集體的、模式化的方式塑造著人們對於世界的理解和人們與世界的互動”。 雷克斯羅斯質疑視覺的效用,寫道:“視像是視力缺陷的尺規(visions are a measure of the defect of vision)。” 與之相比,“敬畏為溫暖的暮色薰染了芬芳,/聖十字若望曾言:/對幻象(vision)的渴求/實屬貪婪之罪。” 詩中,他以嗅覺對比視覺,用“vision”的多重意蘊暗示了對於視覺主義的批判。 與香的間接性、若有若無相比,“看”的直來直往等同於一種實用的把握世界的態度,意味著完全佔有的貪慾。 關於美國社會主導性的認知方式,他寫道:“邏輯實證主義者,/是一個拿著鬧鐘的野蠻人。” 雷克斯羅斯對於不同感性的探索,不僅涉及修辭層面,也體現了對於不同意義模式與價值立場461

的實驗。 對於他來說,嗅覺在詩學中開闢了獨特的感官審美維度,表達了肉身實踐與感覺模式的多樣性,還是一種與理性協調、直抵本能的感知方式。 氣味之所以能通往一種陌異的知識體系,在於它的微妙與非實體化:最高級的方式佔有某物,是以某種非物質的方式佔有,也即,佔有它的形式而非物質這即是知識的定義。嗅味的若即若離、距離化是對於機械的、物質主義式的把握世界的方式的反撥。 這是一種對於“空和無”的關注,對於“實在”的超離,所要求索的是主客體的交融。 這種非物質的方式反而更能捕捉到事物的精髓,而機械化的方式導致:現實被等同於機械式的穩定性,受虐般的決斷淪為幻覺,一場墜出存在(being)的盲目俯衝,犧牲失去其價值———在雷克斯羅斯看來,“若可以認識現實而非掌控現實,認識論問題便不復存在”。通過這類嗅覺意象密集的書寫,他嘗試了一種對抗現代工業文明及其建制化邏輯的詩學路徑。 在其筆下,身體經驗的強烈與直接,尤其是嗅覺所承載的原始性、彌漫性與不可規約性,成為抵抗工具理性、機械異化與道德桎梏的重要途徑。 在《美國世紀》這首詩中,他將 20 世紀稱為“恐怖的紀元”,以“噴氣式轟炸機劃過/長長的白色煙痕”與“黑鳥啼鳴”隱喻了工業文明帶來的暴力。這也是為什麼他會戲言:“我寫詩,是為了引誘女人,並推翻資本主義制度———按照這個順序。” 他的豔情詩因而不僅是身體書寫,更是一種具身化的文化批判,試圖在日益抽象與壓抑的現代社會中,重新奪回身體作為意義與反抗場域的自主性。 為此,溫伯格稱:“雷克斯羅斯本應成為這個國家智識上的良心。” “他的敵人是那些體制(美國的國家機器、企業集團、大學體系、教會組織)。” 結　 語美國現當代詩歌通過引入中國古詩詞的入思路徑與詩化方式,促成了對於感性的探索。 洛威爾的“譯香”說與自身的詩歌契合、印證;賓納借香氣喻指中國文化的教化與傳承;至雷克斯羅斯筆下,嗅覺經驗昇華為一種思想資源,直指美國的精神困境與文化焦慮。 這種對超離視聽之外的嗅覺書寫的嘗試,在 20 世紀美國詩歌嬗變中施加了潛在的影響,既有表面的意象移植或模仿,也深入到詩歌感知與表達模式的深層。 作為形塑社會文化的關鍵環節,感覺模式在不同歷史時期與文化中表現多樣、意義複雜。 嗅覺這一常被忽視的感官形式,顯示了跨文化交流中更為精微的感性圖譜。美國詩人通過對中國古典詩詞中嗅覺經驗的創造性轉化,拓展了詩歌表達的感性疆域,並在實質上參與了對自身文化感性結構的反思與重塑。 他們對於感覺模式的多樣化的探索,不僅豐富了詩歌的表現維度,更在深層次上重置了感性的分配,成為跨文化詩學中一個有趣的案例。561

①鍾玲:《美國詩與中國夢:美國現代詩裡的中國文化模式》,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年,第 7~9 頁。②錢兆明:《“東方主義”與現代主義:龐德和威廉斯詩歌中的華夏遺產》,徐長生、王鳳元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 年,第 3~5 頁。③葉維廉:《語法與表現———中國古典詩與英美現代詩美學的匯通》,《葉維廉文集》 (第一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101 頁。④Margaret R. Miles, Image as Insight: Visual Under-standing in Western Christianity and Secular Culture , Boston: Beacon Press, 1985, p. 1.⑤克拉森:《最深切的感覺》,王佳鵬、田林楠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8 頁;第 8 頁。⑥ Eliot Weinberger, Works on Paper ,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86, p. 117; p. 118; p. 118; p. 119; p. 118; p. 113; p. 114.⑦Sam Hamill & Elaine Laura Kleiner, Intro-duction, Sacramental Acts: The Love Poems , by Ken-neth Rexroth, Port Townsend: Copper Canyon Press, 1997, p. XXI; p. XVIII; p. XVIII; p. XX; p. XII.⑧Herbert Giles, 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 , Shanghai: Kelly & Walsh, 1898, p. i.⑨Arthur Waley, Poetry from The Chinese, The Literary Review of New York Evening Post , Feb. 4, 1922.⑩Amy Lowell & Florence Ayscough, Fir-Flower Tablets ,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21, p. ix; p. 1; p. xlvi; p. 35; p. xxvii; p. 144.Amy Lowell, 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 Cambridge: Riverside Press, 1955, p. 446; p. 74; p. 37; p. 21; p. 1; p. 5; p. 18. Amy Lowell, Sword Blades and Poppy Seed ,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14, p. 48; p. 20; p. 83; p. 81; p. 38.Constance Classen, David Howes, & An-thony Synnott, Aroma: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Smell , London: Routledge, 1994, p. 89; p. 161; pp. 83-84; p. 1; p. 4.孫紅衛:《芳香植物與嗅覺詩學》,北京:《光明日報》,2021 年 9 月 23 日。Witter Bynner & Kiang Kang-hu, The Jade Mountain: A Chinese Anthology ,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29, p. viii; p. 83; p. 56; p. 57; p. 63; p. 78; p. 182; p. 246; p. 7; p. 80; p. 91; p. 91.傅修延:《嗅覺敘事與中國倫理話語的形成》,武漢:《外國文學研究》,2024 年第 6 期。Witter Bynner, A Canticle of Pan and Other Po-ems ,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20, p. 196; p. 196; p. 92. Stephen Owen, Just A Song: Chinese Lyrics from the Eleventh and Early Twelfth Centuries , Cam-bridge: HUP, 2019, p. 328;p. 120, p. 173, p. 221, p. 303; pp. 2-3.Kenneth Rexroth, Sacramental Acts: The Love Poems , Port Townsend: Copper Canyon Press, 1997, p. 53; p. 53; p. 53; p. 38.Kenneth Rexroth, One Hundred More Poems from the Chinese ,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70, p. XVI; p. 135. Kenneth Rexroth, Complete Poems , Port Townsend: Copper Canyon Press, 2003, p. 693; p. 693; p. 164; p. 206; p. 211; p. 718; p. 628; p. 749; p. 594; p. 724; p. 679; p. 661; p. 672; p. 327; p. 333; p. 493; p. 574. Kenneth Rexroth & Ling Chung, eds. & trans., Women Poets of China ,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72, p. 27; p. 30; p. 57; p. 40; p. 47; p. 79; p. 83; p. 137.Kenneth Rexroth, Collected Longer Poems ,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68, p. viii; p. ix.作者簡介:孫紅衛,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副教授,博士。 南京　 210023[責任編輯　 桑　 海]661

澳門理工學報　 2026 年第 2 期·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 160 週年·主持人語:十年一個週期的孫中山誕辰紀念將至。 相較於十年前,專門研究孫中山的時代或許已經過去,而孫中山研究與其他相關研究相輔相成的時代已經到來。 前者以孫中山研究為專題,聚焦於其思想與言行,取材亦不出此範圍;後者則重點關注孫中山與同時代相關人事及思想學說的關聯,甚至側重不在孫中山一面。 大體引申而言,前者為文本式研究,後者則為語境式研究。 本期三篇論文程度不同地體現了上述趨向,各自取得的進展與存在的局限,也受制於這一趨向。孫中山是否於 1885 年即立志“創建民國”,歷來存在爭議。 問題的關鍵其實在於,原有的認識將革命與改良(君主立憲)截然對立,非此即彼,實則革命黨(包括被認為最激進的湖南人士)與立憲派雖傾向有別,卻各有兩手準備,出哪一手,取決於清廷的態度及各自的判斷,不能簡單地以其中之一否定另一。 既不必以改革可行卻非革命不可,亦不能因改革難行而不肯革命。 況且,從開眼看世界的時趨來看,至 19 世紀 80 年代,“創建民國”並非空谷足音。 只是“共和”觀念的引入傳播,不等於孫中山已經接受。 為免歧義,孫中山用漢語表述的 republic 為合眾、聯邦、民國。從同盟會時期開始,國民黨內部即派系林立,越到後來,派系越多,尤其是青年黨員,往往通過拉幫結派形成勢力,增強話語權。 如果說同盟會是原有小團體的人脈繼續發生作用,中華革命黨則是承上啟下,開啟了後來國民黨內或明或暗結黨爭權的先機,以致於有志入黨發展的青年,還在黨外時就以各種結社凝聚勢力。 此外,關於中華革命黨的研究,限於材料不足,歷來比較薄弱,能夠大幅度深化,主要得力於原國民黨黨史會所藏環龍路檔案的相關卷宗。 如果檔案仍然完璧,與其他資料相比勘,可以進一步全面深化中華革命黨的研究。中國歷史上,北伐獲勝的機會不多,國民革命是一個顯例。 在南北對峙時期,尚未直接掌握軍隊的孫中山和國民黨,主要依靠西南諸省的武裝,即西南軍閥勢力。 關於孫中山與西南軍閥的關係,以往多從政治角度考察,認為主要是利用,因而負面評價較多。 從爭取駐粵湘軍的軍事視角看,尤其是國民黨改組前後,隨著國民黨自身的變化,改造各省舊軍隊為革命軍的力度不斷增強,且收效顯著。 在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年代,這無疑是鑄成南方革命陣營的重要方面。 如此,除黃埔建軍外,改造各省舊軍也是“黨軍”建設的重要途徑。三篇論文取得的進展與存在的限度顯示,如今的孫中山研究要想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不能繼續株守其人其事,而須擴大視野,揣摩運用行之有效的方法,不受分科治學及固定範式的局限,以問題為導向,考察吸收孫中山所處時代各層面的研究進展,與其思想學說、言論行事加以綜合比較,借助其他成果,重新檢討孫中山的政見主張及所有言行。 治史要不斷近真,卻永無止境,留有闕疑的限度,可成為持續努力的方向,使孫中山及其時代的研究長期進行下去,並分階段獲取累積性成果。主持人簡介:桑兵,河北威縣人,生於廣西桂林。 華中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 現任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歷史學院),近代國學研究中心主任,竺可楨研究中心主任。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委員。 歷任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孫中山研究所所長、近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廣東省珠江學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山大學逸仙學者講座教授。 曾任首爾延世大學、台北政治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東京大學等校客座教授。 長期研究晚清民國的政治、社會與學術文化。761

澳門理工學報　 2026 年第 2 期開眼看世界與孫中山 1885 年決志“創建民國”彭　 劍[提　 要] 　 孫中山回首往事時,自稱在 1885 年決志革命,以“創建民國”為目標。 對此,很多學者持否定態度。 實則孫中山在此時提出“創建民國”,既有思想基礎,也有社會條件。 思想基礎方面,孫中山 13 歲前往檀香山,在課堂內外,接受了共和觀念的影響。 在社會條件方面,從鴉片戰爭起,國人中便有人介紹美國、法國等共和國的信息,並且,有些著作在介紹共和國相關制度時,充滿了欣賞之情。 這種傳播,構成了主張創建共和國的革命派興起的基礎。 實證不是死摳文字,而當揆諸實情。 不能因為孫中山在 1885 年以後多年中留下的文字都是關於改良的,而否定他在 1885 年決志革命。 他沒有留下主張革命的文字,是出於自我保護;而留下主張改良的文字,最多也只是顯示其革命思想尚不堅定。[關鍵詞] 　 共和革命　 孫中山　 開眼看世界　 君主立憲　 創建民國[中圖分類號] 　 K257.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6) 02 - 0168 - 09孫中山曾自稱,他最早決志“傾覆清廷,創建民國”,是在 1885 年。 然而自 20 世紀 50 年代以來,一直有學者質疑這一說法。 孫中山是中華民國最重要的創立者,而終結君主制、建立共和國,乃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大“古今之變”。 正因如此,孫中山在何時立志“創建民國”,就成為一個有持久學術價值的命題。一、“始決”並非自說自話在成書於 1919 年的《孫文學說》中,孫中山寫道:“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 ①此處所說的乙酉年,即 1885 年。 那一年,孫中山實歲十九,虛歲二十。 那一年,中法戰爭結束,中國在取得重大軍事勝利的情況下“乘勝即收”,最終形成“不敗而敗”的結局。 孫中山自稱,受此時局刺激,他第一次決心“傾覆清廷,創建民國”。 民國時期,無人質疑這一說法。 但是,自 20 世紀 50 年代起,陸續有學者提出異議。②大致而言,有全部否定與局部否定之別。 一些學者認為,1885 年,孫中山既不可能決志“傾覆清廷”,也不可能決志“創建民國”;③另一些學者則認為,決志“傾覆清廷”是可信的,而決志“創建民國”則不可信。④861

先辨析前一種主張。 持此論者之所以認定孫中山在 1885 年不可能決志“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主要依據有二:一是此說僅見於孫中山晚年回憶,缺乏同時代文獻佐證;二是此後數年間,孫氏所提出的救時方案,並未超出同時期洋務派、維新派的水平,仍然屬於改良範疇,如其 1890 年致鄭藻如信以及 1894 年《上李鴻章書》,均未見反清色彩。 研究者因此強調,應依據歷史人物當時言行而非事後回憶立論。 按此邏輯,迄至 1894 年,孫中山仍是一個改良主義者,所謂 1885 年就決志“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說不可信。應當承認,上述論證遵循了史學的實證原則,“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體現了史學研究的嚴謹性。⑤但是,如果將實證簡單等同於僅憑文字材料定是非,認為凡無文字記載者即未發生,或者反過來,將文字所呈現的均視為事實,則未免失之於膠柱鼓瑟,且嚴重錯解了“實證”的深層意涵。 誠如有學者所指出的,利用日記等文獻進行研究有很大局限,因為歷史人物並不會將自己親歷親聞的所有事情都付諸筆墨。 比如,一個政客若圖謀政變或暗殺政敵,就很有可能不會在日記中留下任何痕跡。⑥這一見解無疑是深刻的。刻意凸顯某些事情,對其大書特書,同時規避另外一些事情,使其不留下文字,這種情形,在人類歷史上屢見不鮮。 史學界熟知的“崔杼弑其君”即為一例。 崔杼設計殺死齊莊公後,齊國太史記曰:“崔杼弑其君。”崔杼殺太史。 太史的弟弟也堅持這麼寫,崔杼又殺之。 太史的另一個弟弟還堅持這麼寫,崔杼才停止了殺人。 這個故事一直以來被當作史家秉筆直書的典範,如果稍微轉換一下視角,正可見崔杼如何竭力避免此事被載入史冊。 再如甲午戰爭期間,慈禧太后曾密召翁同龢至內廷,命他前往天津向李鴻章傳話,囑李與俄國公使接觸,請其調停中日衝突。 慈禧特別強調,此事“不能書廷寄,不能發電旨”。⑦也就是說,只能口頭傳達,不得留下任何文字。 這是慈禧太后的算盤,但翁同龢在帝后黨爭中屬帝黨領袖,與后黨處於競爭地位,此事無損其自身形象,因此他將其寫入當天的日記。 透過翁同龢的記載,我們才知道慈禧太后既想與日本媾和、又恐留下把柄的隱衷。由此可以合理推測,歷代“口傳聖諭”中,不知有多少類似的權謀算計未曾載諸簡冊。 皇家之外,各級官紳乃至普通百姓之間,此類情形自然也不在少數。在這種情形下,如果史學研究僅以文字材料為依據,凡無文字記載者便斷言不曾發生,那麼這種“實證”反而可能離歷史實際更遠,甚至越是強調“實證”,越容易偏離真相。 以辛亥革命期間的袁世凱為例,他從未公開表示要推翻清廷,反而一再以清廷內閣總理大臣自居,聲稱要維護清室。如果有人僅憑其公開言論,便“實證”出他在辛亥革命中是清廷忠臣,豈非貽笑大方? 青年孫中山決志“傾覆清廷,創建民國”,正屬於這種需要設身處地去理解的情形。 1885 年,一個十九歲的青年萌生出如此激烈的反叛念頭,其內心一定經歷了翻江倒海般的波瀾。 然而,這畢竟是他首次萌生如此大膽的想法,能否覓得同志,能否堅持到底,均屬未知;而謀叛朝廷是誅滅九族的大罪。 在當時的情勢下,豈能奢望他在公私文獻中留下革命言論? 在正式決裂之前,一個沉穩持重的革命者,絕不會輕易落下此類文字。顯然,僅以文字為憑,算不得真正的實證。 真正的實證,除對留存至今的文字史料詳加辨析外,更當設身處地,以理解古人“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⑧就孫中山 1885 年決志革命一事而言,不能只考察他是不是留下了革命性的言論,更應考察他是否有“決志”革命的思想基礎,並從他此後的所作所為,反觀這一“決志”是否合乎事理。 關於思想基礎,下文將詳論,此處先考察 1885 年之後孫中山的實際行動。 據孫中山自述,“始決”之後,他“以學堂為鼓吹之地,借醫術為入世之媒”,並稱這一階段為“革命言論之時代”,即只有言論鼓吹,尚無武裝鬥爭。⑨對此,有學者持懷疑態度。 但961

從歷史的進程來看,其憶述並非不可信。 他在回憶中說,“始決”之後,他開始暗中在同學、朋友中鼓吹革命,其結果,誠如很多研究已經揭示的,是找到了陸皓東、鄭士良、楊鶴齡、陳少白、尢列、楊衢雲等志同道合者。 除楊鶴齡外,這些人後來都成為他建立革命組織、發動武裝起義、創辦革命報刊的重要支持者,⑩且都加入了興中會。 其中,陸皓東犧牲於 1895 年的廣州起義,鄭士良、楊衢雲亦參與該役,後於 1901 年殉難。 這些事實,無疑說明孫中山的憶述具有相當的可信度。至於陳少白,作為孫中山大學時代的同學與室友,不但一直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晚年還留下了回憶錄。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回憶中不但提到了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學習期間(1887 年入學)“天天談革命”的情形,還提及孫中山曾在宿舍試製炸彈等事。孫中山的另一位大學同學關景良,曾接受歷史學家簡又文採訪,留下了一點回憶性文字。 他不但憶述孫中山在校期間高談革命,還講述了一則趣事:有一次,孫中山到關家做客,關母問他:“你志高言大,想做什麼官———廣東制台嗎?”孫回答:“不!”“想做欽差嗎?”又答:“不!”“然則想做皇帝嗎?”孫中山回答道:“皆不想。 我只想推翻滿洲政府,還我漢族山河,那事業比做皇帝更高更大了。” 想推翻清廷,卻不想當皇帝,此中已隱約傳達出“共和革命”的信息。如果說孫中山一個人的憶述不足為憑,那麼,他的兩位同學也在回憶中談到他在求學階段鼓吹革命的往事,加上他所提及的早年結識之人後來多成為其重要支持者,有理由認定,孫中山的這段憶述是基本可信的。 而他在大學期間鼓吹革命的活動,在一定程度上佐證了其 1885 年決志革命的可能性———畢竟,從 1885 年到他進入大學學習,只隔了兩年光景。那麼,如何認識孫中山所撰《上李鴻章書》? 對此,學界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這是孫中山革命意志不堅定、在革命與改良之間搖擺的表現;一種則認為,這是孫中山的革命策略,名為上書,實際上是刺探清廷虛實。這兩種見解都持之有故,但不論採信哪一種,都不影響本文的判斷。 如果是“搖擺”,則說明孫中山在 1885 年決志革命之後,有時仍退回到改良立場;如果是“策略”,則說明孫中山在決志革命之後,其革命決心從無動搖。 總之,從見之於行事的角度來看,雖然找不到孫中山 30 歲之前主張革命的文字,但他在 1885 年之後,確實已經在推動革命了。 並且,他在校期间鼓吹革命一事,還有陳少白、關景良等同學的證言為據,並非只有他自己所提供的孤證。二、孫中山決志“創建民國”的思想基礎從以上所論,可知孫中山在 1885 年決志革命是可信的。 問題在於,有學者雖然認可孫中山在1885 年決志革命,卻並非全然接受,只認可孫決志“傾覆清廷”,不認可孫決志“創建民國”。 因此,有必要對此作進一步辨析。按照這些學者的論證,決志“傾覆清廷”之所以可信,是因為孫中山就讀私塾期間,其塾師的朋友中(或說其塾師中),有一位太平天國的老軍人,常來塾中講述太平天國的故事。 幼年孫中山總是聽得入迷,因而被鄉人呼為“洪秀全”,而他自己也以“洪秀全第二”自居。由此看來,孫中山自幼便受到了反滿思想的薰陶,在心靈深處播下了一顆反滿的種子。這顆種子,一旦時機成熟,便會生根發芽,生長壯大。 而中法戰爭,正是一個關鍵的觸發點。 這場戰爭的結局使孫中山對清廷徹底絕望,從而決志“傾覆清廷”。 也就是說,孫中山之所以決志“傾覆清廷”,既有思想基礎,也有現實觸媒,因而可信。然而,學者們幾乎沒有論證孫中山是否具備決志“創建民國”的思想基礎。實際上,孫中山在這方面同樣不乏根基。 其受“民國”即共和思想的薰陶,與接受洪楊革命的影響,相隔並不太久。071

關於孫中山入私塾的時間,學界曾有分歧,陳錫祺綜合新舊文獻,斷定為 10 歲。也就是說,他接受太平天國革命的薰陶,是在 10 歲以後。 但有一個事實似乎常被忽視,那就是,孫中山 13 歲(1879 年)時,便隨母親前往檀香山投奔其兄長、人稱“茂宜王”的孫眉。 他很快送孫中山入學,先進入“高小與初中混合”的意奧蘭尼學校( Iolani School),1882 年夏畢業後,又進入中學程度的瓦胡書院(Oahu College)。 可見,孫中山自幼便接受了正規的西式教育。這種教育,對孫中山產生了深遠影響。 他曾自述:“見其教法之善,遠勝吾鄉。 故每課暇,輒與同國同學諸人,相談衷曲,而改良祖國、拯救同群之願,於是乎生。” 這番話表明,在他看來,“就讀西校”一事,對他萌生“改良祖國”的念頭,具有重要促動作用。 不過,他這裡只談到“教法之善”帶來的啟發,至於這種啟發是否促使他認識到君主專制的弊害,進而萌生反對君主制、“創建民國”的想法,則難以直接推知。據黃宇和考證,意奧蘭尼學校是由英國傳教士韋禮士(Alfred Willis)於 1872 年創辦的一所英式寄宿學校,韋禮士兼任校監與舍監。 這所學校雖然開設歷史課,但只講授英國史,“其他歷史諸如美國史都不教”;算術課中介紹錢幣,也只舉英鎊,美元“完全沾不上邊”。可見,儘管地處檀香山,但意奧蘭尼學校“英國氣”十足,孫中山很難從課堂中接受到美國政治文化的薰陶。而瓦胡書院則截然不同。 這所由美國傳教士於 1841 年創辦的男女混合中學,初衷是教育傳教士的子女,“以便他們回到美國本土升大學”。後來雖不再局限於招收傳教士子女,但其作為美國大學預備學校的性質並沒有改變。孫中山進入該校,正是為了將來赴美升學。這所學校第一年的教材裡,就有一本巴恩斯(Barnes)所著的《美國歷史》。因此,有理由相信,在瓦胡書院,孫中山有更多機會接觸美國文化。 1896 年,他向英國學者介紹自己時,稱崇拜華盛頓,當非虛語。此外,教育不僅限於課堂,孫中山受美國文化薰陶,也不限於學校。 孫中山是個善於學習和思考的人。 當他和母親從澳門上船,第一次看到“輪舟之奇、滄海之闊”,便有了“窮天地之想”,生出“慕西學之心”。抵達檀香山後,種種新奇的事物目不暇接,自然都會激發他的探求欲。 曾擔任孫中山顧問的美國人林百克(Paul Myron Linebarger)撰有《孫逸仙傳記》,書中大部分內容來自孫中山的自述。 據該書所記,孫中山到檀香山後不久便發現,當地雖然仍在夏威夷王國的統治下,卻已深受美國影響。 他“覺得那裡雖還有一個擁有虛名的王,但是島上原有的居民,顯然已把政權交付了美國人了”。 他意識到,夏威夷王國的進步,源於美國文化的輸入。 由此,他對“美國”這個名字“很覺得可愛了”,進而“開始學習些美國的歌,並且研究些美國歷史”。 這位來自東方古國的少年,很快便將美國視為“自由的國家與勇士的故鄉”。這便不難理解,為何他就讀的意奧蘭尼學校“英國氣”十足,但他在升學的時候,卻選擇了“美國氣”濃厚的瓦胡書院,以便日後赴美深造。 原來,在意奧蘭尼求學的那幾年,他已通過“閱讀”社會這部“大書”,對美國產生了極大的嚮往。還有一個細節值得注意:瓦胡書院的入學考試,範圍包括算術和美洲地理。孫中山順利通過,說明他對包括美國在內的美洲地理已有一定掌握。 可以合理推測,為準備考試,他必然也做了一些有針對性的準備,從而進一步加深了對美國的了解。綜上所述,孫中山在接受反滿革命薰陶之後三年左右,便開始受到了共和文化的薰陶。 正如他聽了太平天國的故事便仰慕洪秀全一樣,他在觀察和閱讀中了解美國後,也對這個共和國產生了極大的好感。 儘管後來因信仰問題與兄長發生衝突,導致他在瓦胡書院的學業被迫中斷,他也終究未能如願到美國上大學,而是於 1883 年回到故土,後又赴廣州、香港求學,但在檀香山數年中所受的美國文化薰陶,實不容輕易抹殺。171

如果說,他在翠亨村私塾中聽到的太平天國故事,奠定了他“傾覆清廷”的思想基礎,那麼,他在檀香山所受的美國文化薰陶,則為他“創建民國”的思想提供了根基。 當清廷在中法戰爭中“乘勝即收”的舉措令孫中山義憤填膺、促使他思考祖國前途的時候,其所受的反滿教育足以使其決志“傾覆清廷”;而其所受的共和教育,也足以使其決志在“傾覆清廷”之後,“創建民國”。三、孫中山決志“創建民國”的社會基礎對有些學者而言,之所以不能認可孫中山在 1885 年決志“創建民國”的說法,一個重要原因,是認為當時尚不具備提出這一設想的社會基礎。 例如,林增平在論述這一問題時寫道:“就當時中國社會發展的程度而論,也還不能為造就一代民主革命家提供最起碼的條件。” 這一判斷並不準確。 從有關共和國的信息在中國傳播的情況來看,到 19 世紀 80 年代,造就一位民主革命家的“最起碼”條件實已具備。 在林增平的觀點發表之後,學界關於共和國信息在近代中國傳播的研究成果日益豐富。 儘管尚未有人直接從這一角度揭示孫中山在 1885 年決志“創建民國”的合理性,但這些研究無疑為探討這一問題提供了極大的便利。關於外國的零星記載,自古以來史不絕書。 但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這些記載並未對中國的治國理念產生實質性的衝擊。 這與中國的自我定位甚高有關(自居於“華夏”,視他國為“蠻夷”),也與中國自身的強大密不可分。 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迅速迎來了一波空前強勁的了解西方國家的潮流。 雖然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中國人仍將西方國家稱為“夷”,但對待“夷”的態度,已悄然發生改變。 此前談“夷”,總帶有一種優越感;鴉片戰爭之後談“夷”,則充滿了急迫感———迫切地想了解“夷”的內情,希望破解“夷”強盛的秘訣,並仿而效之,馴致富強。鴉片戰爭甫一結束,魏源就編纂了一部大型外國史地著作《海國圖志》,大膽地提出了“師夷”的主張。 “夷”居然有可師之處,這在當時無疑振聾發聵,石破天驚,有利於國人的思想解放。在最初階段,國人向“夷”學習的內容主要局限於“技”的層面。 魏源所高舉的,是“師夷長技”。 19 世紀60 年代開啟的自強運動,也主要圍繞技術層面展開。 但是,國人在觀察西方國家時,並非只關注“技”的層面,而是從一開始便同時注意到了“政”與“教”,即政治與思想文化的層面。 並且,人們很快就發現,列強的政治制度與中國有著顯著的不同。以《海國圖志》為例,魏源就注意到,英國有一種名為“巴黎滿”的衙門,在處理政事時居於中心地位;他也注意到,美國的最高統治者(“大酋”)居然並非世襲,而是每四年就要重新選舉一次。“巴黎滿”是“Parliament”(議會)的音譯,而對美國最高領導人產生方式的介紹,則涉及共和制國家的核心議題:沒有世襲君主。 也就是說,《海國圖志》實際上既介紹了君主立憲國家的議會制度,也向國人展示了共和國家的總統制度。隨著立足於國內“開眼看世界”以及走出國門親身觀察世界的人越來越多,加上來華外國人對外國情況的介紹日益增多,國人有越來越多的機會接觸到西方國家的君主立憲制與民主共和制。只要翻閱一下“走向世界叢書”,或閱讀《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史》、《近代中國民主觀念之生成與流變》等著作,便可概見與憲政相關的觀念與制度在近代中國傳佈的情形。 和許多論著一樣,上述著作也往往將君主立憲與民主共和兩種憲政體制糅合在一起,統稱為“民主”加以介紹。 但是,考慮到近代中國曾發生過君主制與共和制的激烈競爭———從這個角度看,辛亥革命正是共和制勝利、君主制落敗的關鍵事件———若將二者分開考察,或許能看到一些更有趣的面向。首先,19 世紀 40 年代以降,君主立憲國家的情況固然在中國傳佈日廣,但中文書刊中關於民271

主共和國家的信息也相當可觀。 通過學界的努力,現已知道,美國憲法、法國《人權宣言》、美國獨立戰爭、法國大革命、華盛頓、拿破崙等當時世界上最重要的兩個共和國的信息,晚清時期均已在中國廣泛傳播。連“共和”這一觀念,也已為國人所了解,甚至在個別先鋒人物心中紮下了根。其次,很多人在介紹君主立憲與民主共和這兩種制度時,態度並無軒輊,有時甚至表現出對共和制度的高度欣賞。 仍以流布最廣、影響最深的《海國圖志》為例。 由於鴉片戰爭中英國是敵國,而美國曾試圖調停中英衝突,魏源對美國的印象較好。 這就造成一個有趣的現象:《海國圖志》介紹英國議會制度時,行文平實;而介紹美國的總統制和議會制時,則洋溢著欣賞之情。此外,恰如學界所揭示的,林則徐、梁廷枏等士大夫在介紹美國制度時,也都是以讚美的語氣行文。列強的治國制度如此之好,那麼,中國是否可以仿行? 國人讀著魏源等人的作品,心中很容易湧出這樣的疑問。 英國和中國一樣,有世襲君主;美國與中國不同,無世襲君主。 二者的區別一目了然。 當人們掩卷沉思時,難道都只傾慕英國的制度,而無人傾慕美國的制度? 中國是一個君主制度歷時久遠的國家,在承平之世,絕大部分人都是在體制內思考問題,因此大多數人傾心於君主立憲制度是合乎情理的。 但也難保有人偶爾產生傾慕共和制的念頭,儘管這種想法一定會把自己也嚇一跳。至於如果再發生一次革命,革命者當然可能會思考:革命之後,究竟是保留君主制還是廢棄君主制更有利於國家的發展。 辛亥革命之所以沒有走太平天國的老路,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到了 19世紀末 20 世紀初革命派興起時,共和制度的相關知識已經在中國傳播了數十年,已經形成氣候。這一代的革命者,無須“天縱英明”,也很容易將共和制度作為一個選項。回到孫中山的“決志”。 即使從《海國圖志》問世算起,到 1885 年,與共和國相關的知識也已經在中華大地傳播了四十年左右,這足以構成造就民主革命家的“最起碼的條件”。 回望那段歷史,可以看到,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與民主共和制一同傳入中國的君主立憲制中的核心內容———議會制度,大約從 19 世紀 80 年代開始,便成為很多人看好的自強方案。例如,1883 年,崔國因就提出,設立上下議院乃是“自強之關鍵”。1884 年,兩廣總督張樹聲在臨終前的《遺摺》中指出,捨棄議會政治不學,而僅學習輪船、大炮、洋槍、水雷、鐵道之類,乃是“遺其體而求其用”,因此,中國應該開設議院。 崔、張均是在朝官員,至於在野的王韜,則在此時期刊行的《韜園文錄外編·重民》篇中,將西方國家的立國制度分為“君主”、“民主”和“君民共主”三種,並明確主張“君民共主”的體制。他的這一分類法被廣泛接受,直至梁啟超在 20 世紀初年將其改為“君主專制”、“民主立憲”與“君主立憲”。可見,王韜所主張的“君民共主”,即君主立憲。如前所述,按常理推斷,有人傾慕君主立憲制,就應該也會有人認同民主共和制;有人主張以君主立憲制為自強方案,就應該也會有人提倡以民主共和制振興國家。 但為何看不到時人言論中有主張民主共和制的呢? 一方面,抱持這種思想的人堪稱鳳毛麟角;另一方面,主張民主共和,即意味著對清廷統治的徹底否定,意味著謀反。 因此,即便有人偶爾生出此念,也絕不會形諸筆墨,更不敢公開發表———畢竟 19 世紀七八十年代正值清廷所謂的“中興”時期,革命時機並不成熟。因此,孫中山在 1885 年萌生“創建民國”的念頭,其實和同時期有人主張將中國建成一個“君民共主”國家一樣,毫無可怪之處。 如果說,19 世紀 80 年代以後漸次出現的君主立憲主張,是 40年代以降君主立憲相關信息在中國傳播的自然結果,那麼,孫中山在 1885 年萌生“創建民國”的念頭,則是 40 年代以降民主立憲知識在中國傳播的自然結果。 總而言之,都是“開眼看世界”的時風所造就。 倘若說,馬克思、恩格斯在 1850 年所作的中國將變成一個共和國的判斷是一個大膽的預371

言,那麼,三十多年後,孫中山決志“創建民國”,就顯得自然而然了。結　 語平心而論,20 世紀 50 年代以來,學界對孫中山“夫子自道”的質疑,無疑是“孫學”研究的一大進步。 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孫中山被尊為“國父”,被造神者們賦予了一層耀眼的神聖光環。 在這一光環之下,對他的言論,只能進行闡釋、疏解,而不能懷疑。 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孫中山被請下神壇,其身份由“國父”轉變為“先行者”。 在這一背景下,人們對他的“夫子自道”不再盲從,而可以大膽質疑,這顯然有利於“孫學”從“經學”走向“科學”。不過,懷疑精神固然可貴,但有時也難免矯枉過正。 有學者認為,孫中山不可能在 1885 年便決志革命,理由是此後若干年間,他所留下的文字中未見宣揚革命的言論。 然而,設身處地來看,孫中山在 1885 年之後若干年沒有留下主張革命的文字,顯然是出於自我保護。 儘管沒有留下宣傳革命的文字,但在實際行動上,他在 1885 年之後確實作了一些鼓吹革命的工作,這足以證明,他在 1885年決志革命之說是可信的。此外,孫中山決志“創建民國”,和他決志“傾覆清廷”一樣,有其思想基礎。 如果說,他上私塾時從師長那裡聽聞的太平天國革命故事,已在他幼小的心靈裡播下了反清的種子,那麼,13 歲時遠赴檀香山的經歷,則使他受到了民主共和思想的薰陶。 因此,當受到中法之戰結局的刺激,他不僅決志“傾覆清廷”,更決志“創建民國”。若進一步放寬視野,不難發現,美、法兩個共和國的信息,在“師夷”風潮湧動的年代,和君主立憲國的信息一樣,已為中國的士大夫所熟悉。 這兩類信息幾乎是同時傳入中國,並在國人中傳播的。 這種傳播,既構成了君主立憲主張的社會土壤,也構成了民主共和主張的社會土壤。 既然在19 世紀 80 年代以後,明確主張中國實行君主立憲者日漸增多,則與此同時,有人提出將中國改造成一個共和國,也並不令人驚奇。 也就是說,隨著民主共和信息在中華大地的傳播,到 19 世紀七八十年代,即使沒有孫中山,也會有如孫中山其人者出,提出在“傾覆清廷”之後,“創建民國”的主張。①⑨黃彥主編:《孫文全集》 (第 1 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64 頁。②當然,也有學者對孫中山的這一說法持肯定態度,其中尤以黎澍的觀點最具代表性。 他在 1978 年談到:“我們從前看了這話都不大相信,現在我們從鴉片戰爭以後國內形勢發展的規律看,這個 16 歲的少年認為中法戰敗令人憤慨,有再次發動內部反抗的必要,是完全可能的。”黎澍:《重新認識歷史》,載徐宗勉、黃春生編:《黎澍集外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年,第 64 頁。 此處“16 歲”屬於誤記。③如金沖及早在 1955 年就指出,孫中山關於 1885 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的說法“是不符合事實的”。 金沖及: 《對於中國近代歷史分期問題的意見》,北京:《歷史研究》,1955 年第 2 期。 持相似見解者尚多,尤以李吉奎的表述引人注目,他認為孫中山此說“大言炎炎,羌無故實,莫此為甚”。 《李吉奎》,載胡波主編:《鄭觀應研究口述史》 (第一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54 頁。④如陳錫祺在 1957 年就提出,孫中山所云 1885 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雖然“還是可信的。 不過他這時宣傳革命的主要目標,還是反清,建立民國的思想,還沒有正式形成”。 多年後,他重申這一見解,並說“迄今尚未發現確實可信的資料證明他那時已確立共和思想”。 陳錫祺:《同盟會成立前孫中山的革命思想與革命行動》,廣州:《中山大學學報》,1957年第 1 期;陳錫祺:《關於孫中山的大學時代》,載《陳錫祺自選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65頁。 持相似見解的尚有張錦貴、林家有等人。 張錦471

貴:《試論孫中山早期政治思想的演變》,載吳雁南、路文彩主編:《孫中山與近代中國》,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51 頁;林家有:《孫中山與中國近代化道路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 140 頁。⑤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廣州:《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一本一分,1928 年,第 8 頁。⑥《林家有》,胡波主編:《孫中山研究口述史》(廣深卷 中),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32 頁。⑦翁萬戈編、翁以鈞校訂:《翁同龢日記》 (第 6 卷),上海:中西書局,2012 年,第 2778 頁。⑧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年,第 279 頁。⑩陳錫祺:《關於孫中山的大學時代》,載吳玉章等著:《孫中山研究論文集》 (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74 ~ 75 頁。 據黃宇和研究,“到了真正採取行動來推翻滿清———1895 年廣州起義———的時候,楊鶴齡就拒絕參加了。”黃宇和:《三十歲前的孫中山:翠亨、檀島、香港,1866-1895》,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 年,第 116 頁。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重慶:中國文化服務社,1941 年,第 5 頁。簡又文:《國民革命文獻叢錄》,載廣東文物展覽會:《廣東文物》 (中),香港:中國文化協進會,1941年,第 432 頁。在回憶中,關景良還提到:“至 1889 年,總理的言論已充滿革命思想,要推翻清廷,廢除帝制。”簡又文:《國民革命文獻叢錄》,載廣東文物展覽會:《廣東文物》(中),第 432 頁。胡繩:《孫中山革命奮鬥小史》,香港:海洋書屋,1948 年,第 5 ~ 6 頁;陳錫祺:《同盟會成立前孫中山的革命思想與革命活動》,廣州:《中山大學學報》,1957 年第 1 期;黃彥:《孫中山早期思想的評價問題》,廣州:《學術研究》,1978 年第 2 期;林增平:《孫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北京:《歷史研究》,1987年第 1 期。錢遠鎔:《孫中山早期思想發展道路問題別議———兼評“改良主義道路”論者的幾個觀點》,武漢:《武漢師範學院學報》,1982 年第 2 期;黎澍:《孫中山上書李鴻章事蹟考辨》,北京:《歷史研究》,1988 年第 3期;李時岳:《評關於孫中山早期政治思想的兩種新說》,長春:《史學集刊》,1989 年第 3 期。陸天祥:《孫中山先生在翠亨》,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東辛亥革命史料》,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438 頁。孫中山本人也曾提到,幼時的這種經歷對他革命思想的形成有所影響。 1900 年,當宮崎寅藏問他革命思想的起源時,他答道:“我革命思想之成為體系乃是以後的事。 不過引起我這種念頭的,卻是幼年時代鄉間宿老的談話。”宮崎寫道:“所謂宿老是些什麼人呢? 就是太平天國的老兵。”黃彥主編:《孫文全集》(第 11 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49~50 頁。就筆者目力所及,只有房德鄰意識到孫中山在檀香山接受民主主義思想與其 1885 年決志“創建民國”之間有聯繫,但證據不甚有力。 房德鄰:《論孫中山共和革命思想的形成》,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91 年第 5 期。陳錫祺:《同盟會成立前孫中山的革命思想與革命活動》,廣州:《中山大學學報》,1957 年第 1 期。黃宇和:《三十歲前的孫中山:翠亨、檀島、香港,1866-1895》,第 221 頁;第 195 頁;第 221頁;第 222 頁;第 221 頁。黃彥主編:《孫文全集》(第 10 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81 頁。房德鄰指出,孫中山“先後就讀於英、美教會所創辦的中學,初步接觸到西方文化科學知識和民主主義思想”,但遺憾的是,他並未列出直接的證據。 他進而提出,孫中山“從傾慕西方的教育、文明而產生‘改良祖國、拯救同群’的願望,這就是初步的民主主義思想”,這似乎也帶有一定的推論色彩。 不過,他嘗試從孫中山在檀香山的學習經歷中探尋其共和思想源頭,這一思路值得肯定。 並且,他的如下觀點亦頗平允中肯:“中法戰敗之年是 1885 年,孫中山時年19 歲,就讀於香港皇仁書院,這時產生的共和革命思想當然還只是萌芽,但它確定了孫中山以後思想發展的基本路向,雖然不無曲折。”房德鄰:《論孫中山共和革命思想的形成》,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91 年第 5 期。571

郝平:《孫中山革命與美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第 46 頁。“初擬在此滿業,即往美國入大書院,肄習專門之學。”黃彥主編:《孫文全集》(第 2 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260 頁。黃彥主編:《孫文全集》(第 2 冊),第 260 頁;第259 頁。林百克:《孫逸仙傳記》,徐植仁譯,上海:三民公司,1927 年,第 34~35 頁。林增平:《孫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北京:《歷史研究》,1987 年第 1 期。章開沅:《章開沅文集》第十一卷,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年,第 199~200 頁。魏源:《海國圖志》,長沙:岳麓書社,2021 年,第1404 頁;第 1619 頁。熊月之:《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 年;閭小波:《近代中國民主觀念之生成與流變》,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 年。聶資魯:《一部憲法與一個時代———〈美國憲法〉在清末民初的傳入及對民初中國立憲的影響》,北京:《政法論壇》,2005 年第 5 期;陳秋雲等:《美國憲法對中國近代憲政的影響及其評價》,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年;胡曉進:《清末民初美國憲法在中國的翻譯與傳播》,上海:《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5 年第 3期;程夢婧:《人權宣言在晚清中國的旅行》,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 年;張慶:《美國獨立史知識在晚清社會的傳播研究》,武漢:武漢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8 年;顧少華:《晚清中國的“法國大革命”敘事及其思想意涵》,廣州:《學術研究》,2024年第 1 期;潘光哲: 《 華盛頓在中國———製作 “ 國父”》,台北:三民書局,1995 年;熊月之:《華盛頓形象的中國解讀及其對辛亥革命的影響》,上海:《史林》,2012 年第 1 期;趙少峰:《拿破崙形象在中國的塑造與傳衍》,北京:《史學史研究》,2018 年第 4 期;左勝輝:《拿破崙形象在中國的早期接受研究(1816-1911)》,北 京: 北 京 外 國 語 大 學 碩 士 學 位 論 文,2019 年。馮天瑜:《“革命”“共和”:清民之際政治中堅概念的形成》,武漢:《武漢大學學報》,2002 年第 1 期;郭帥鵬:《清末民初共和觀念演變研究》,四川綿陽:西南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 年。關於美國的制度,魏源寫道:“二十七部酋分東西二路,而公舉一大酋縱攝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載即受代,一變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謂公乎! 議事聽訟,選官舉賢,皆自下始,眾可可之,眾否否之,眾好好之,眾惡惡之,三佔從二,捨獨徇同,即在下預議之人亦先由公舉,可不謂周乎!”魏源:《海國圖志》,第 1619 頁。夏東元:《洋務運動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 年,第 456 頁。崔國因:《枲實子存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186 頁。何嗣焜:《張靖達公(樹聲)奏議》 (卷八),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23 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 年,第 559 頁。王韜:《韜園文錄外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 年,第 19~20 頁。1901 年,梁啟超在《論憲法議》一文中,將政體分為君主專制政體、君主立憲政體、民主立憲政體之後,並作注曰:“三種政體,舊譯為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名義不合,故更定今名。”愛國者:《立憲法議》,日本橫濱:《清議報》第 81 冊,光緒二十七年四月廿一日發行,第 1-b 頁。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50 年寫道,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古老最鞏固的帝國,八年來在英國資產者大批印花布的影響下,已經處於社會變革的前夕,而這次變革,必將給這個國家的文明帶來極其重要的結果。如果我們歐洲的反動分子不久的將來逃奔亞洲,最後到達萬里長城,到達最反動最保守的堡壘的大門,那麼他們說不定就會看見這樣的字樣:中華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 馬克思、恩格斯著:《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 256 頁。作者簡介:彭劍,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 武漢　 430079[責任編輯　 陳志雄]671

澳門理工學報　 2026 年第 2 期中華革命黨內的小團體現象考論*趙琳琳[提　 要] 　 1914 年孫中山組建的中華革命黨,其組織內部具有極其複雜的認知分歧與派系紛爭。除黃興、李烈鈞等反對孫中山另立新黨外,多數加入中華革命黨的黨員並非被孫中山折服,更多地是為謀求生存或革命資金。 中華革命黨成立後,受經濟困窘、起義行動屢遭挫折等影響,黨內先後出現“中華民黨”、“同盟救國黨”等小團體。 這些團體有著幾乎共同的訴求:廢除誓約與黨章、聯合海內外革命黨派共商反袁。 黨內小團體的出現與孫中山組建黨魁集權式組織的初衷背道而馳,反映了中華革命黨人對孫中山革命理念的接受程度不足,亦缺乏對中華革命黨應有的組織認同。[關鍵詞] 　 孫中山　 中華民黨　 同盟救國黨　 革命心態　 組織認同[中圖分類號] 　 K258.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6) 02 - 0177 - 11“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為排除晚清以來革命行動散漫不統一的弊病,嘗試組建具有黨魁集權性質的中華革命黨。 但黨章中入黨者必須立誓約、打指模,宣誓效忠黨魁的規定,引起了革命陣營內頗為廣泛的質疑與反對。 通行的歷史敘述多關注孫中山與黃興等的對立關係,以及由雙方矛盾引申出的團體分裂,① 但歷史往往不是單向度的發展,民初中國的革命勢力亦是如此。 近年來,有學者注意到黨人分歧的表徵並非劃分為中華革命黨與歐事研究會兩派,而是存在急進派、緩進派、政法研究會及軍事研究會等多個組織,這體現著革命黨人間的歧見與派系紛爭比學界既有認知更為多元、複雜與激烈。②實際上,即使孫中山強調黨人對黨魁的服從關係,仍有不少黨人入黨動機各異,或為向黨魁索取生活救濟,或為謀求經費以自行革命。 這與孫中山努力塑造純粹革命黨的初衷背道而馳,中華革命黨這一組織也因袁世凱政府的強力偵捕、國際國內時局的巨變、黨內軍事行動屢次受挫等情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與干擾,繼而產生非同小可的分化現象。1915 年 5 月以來,中華革命黨內先後出現“中華民黨”、“同盟救國黨”等黨內小團體,要求孫中山廢除誓約黨章、改組黨務,聯絡海內外各地革命志士。 這些小團體出現的原因及其發展過程如何,是否造成了黨內分裂,對中華革命黨的組織形態形成何種影響? 這些均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因771* 本文係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 2026 年度青年項目“中華革命黨海內外文獻的整理與研究”(項目號:GD26YLS10)的階段性成果。

此,本文擬利用環龍路檔案、日本外務省檔案、謝持未刊日記等史料,梳理中華革命黨內小團體的出現及其成因,探討小團體現象背後的革命心態與組織認同,繼而剖析孫中山與中華革命黨在近代中國革命歷程中的努力及其局限。一、一封三千餘字的建言書1915 年 9 月 17 日,中華革命黨黨員丁造給孫中山寄去一封長達三千餘字的信函,訴說對黨務運作兩年來的感受與建議。③ 信中以一種極迫切的語氣懇求孫中山改組黨務、團結海外各革命黨派,以期完成討袁大業。 此時國內籌安會已公開活動月餘,袁世凱帝制醞釀活動漸盛。 中華革命黨內建言獻策者不在少數,丁造之函可稱得上最具代表性的言論之一。分析此函之前,理應了解丁造為何人。 與孫中山、陳其美等黨要不同,丁造只是革命時代下的一個小人物,難尋其完整的革命履歷,是否以化名示人也尚難知曉。 日本外務省檔案顯示,1915 年5 月丁造曾與鍾鼎、朱鏡清、劉雍、徐劍秋等八人共同拜訪孫中山,請求接濟歸國路費。④隨後,丁造等的數次求訪均遭拒絕,轉而向總務部副部長謝持討要川資。⑤6 月 15 日,謝持以東京黨部“現在無款,遂致無從解決” ⑥為由婉拒。 東京黨部拒絕救濟的態度,說明丁造等黨員在黨內所處的邊緣位置,他們的主張可能較少得到東京黨部的認可與支持,僅能以薄資在日勉強過活。回到信函本身,丁造開篇宣稱自孫中山組建中華革命黨以來,誓約、黨章及幹部人才臧否等問題始終影響著海外革命黨人的行止。 1914 年孫中山要求黨員立誓約、打指模,宣誓效忠黨魁後,“全黨譁然,不多時日則有聯合之第一個團體發生,即一般所謂偉人派,如陳黃李柏等是也”。 陳黃李柏,指的是陳炯明、黃興、李烈鈞、柏文蔚。 函稱,陳黃李柏的聯合旋即失敗,“擬組織第二黨,又以首領之爭持不成,自此黃陳譚柏等皆棄先生而遠徙矣”。⑦此處,“陳黃李柏”變為“黃陳譚柏”,其中“譚”應是譚人鳳。⑧一般而言,丁造作為流亡日本的普通黨人,對於革命高層間的矛盾相對隔膜,道聽途說的可能性更大。 但其提到的“偉人派”,應是革命黨人中流傳較廣的說法。丁造談論流亡海外的革命派分現象,是為了強調中華革命黨並非“全中國革命黨之黨”,而是“中國革命黨中一部分之黨”。 實際上,這句話有所指向。 8 月 30 日,黨務部在第 15 號通告中宣稱孫中山是“中華革命之鼻祖”,其資格、名望、器識及道德無人能及,被奉為革命首領是“天經地義”。⑨通告看似以大公為懷、兼收並蓄的態度建議海外各黨認清形勢,加入中華革命黨,但在不少黨內外人士看來,這種相對傲慢的合作態度,才是看不清此時的革命形勢。為了進一步論證中華革命黨“非全革命黨之黨”,丁造詳細披露了黨內彼時存在“平民派”、“中華民黨”、“同盟救國黨”等多個黨團,並稱已加入中華革命黨的黨員,多半是為了生存或謀求革命資金而以一種萬不得已的心態入黨。⑩“平民派”,1914 年夏季由大森浩然廬軍事學校的學生策動發起。 1913 年末,大森浩然廬在東京成立,意在吸納二次革命失敗後流亡日本的革命志士,對後者進行系統的軍事教育。 李烈鈞、黃興對大森浩然廬的支持頗多,但僅限於成立初期的短期資助,該校資金始終匱乏,經營困難。若丁造所言時間無誤,“平民派”策動成立時,孫中山與黃興、李烈鈞等已公開衝突,大森浩然廬亦瀕臨倒閉。該校學生面臨著何去何從的尷尬處境,著實有形成新團體的可能。 不過,丁造稱“平民派”聯合不久後便告失敗,旋即有黨人主張組織一“平民黨”,認為“革黨馳騁於海內外,所謂偉人者無非平民派供給其實力。 平民既聯合,則全黨或可一致”。 但此主張遭到“平民派”內半數黨人反對而未遂。 自此,“平民派”中反對中華革命黨者有之,“加罪於譚黃李柏者有之”,“不願久坐懸案就871

事作事”而加入中華革命黨者亦有之。 丁造坦言,自己是加入中華革命黨者之一,而“平民派”中多數黨人並不隸屬於中華革命黨。丁造的陳述並不完全可信。 從日方記錄來看,大森浩然廬雖告解散,但 43 名學習較為認真的學生仍住在浩然廬宿舍,並在一周後恢復軍事學習課程。 剩下的 10 名學生被責令退學,並限期搬出學生宿舍。 自李烈鈞、黃興離開日本後,大森浩然廬逐漸成為中華革命黨人集聚的場所。 這些留下的學生多數加入中華革命黨,進入東京黨部運作黨務。 故此,仍難確定丁造函中的“平民派”黨人是否為被勸退的浩然廬學生,其有關“平民派”中多數黨人非中華革命黨黨員的說法似乎也存在較大問題。“偉人派”和“平民派”在中華革命黨正式成立前已出現,並不能視作中華革命黨內的小團體。據丁造所言,自中華革命黨建立後,其內部亦先後出現“中華民黨”、“同盟救國黨”等小團體。 信稱,兩年來黨事經營不善,用人用款失當,“以致眾議紛騰,大有身雖在曹,心猶在漢之概”。 因此,自 1915 年 5 月開始,“寄宿舍黨員要求改良,不獲結果,繼以劉大同等之主張”,組成“中華民黨”。未幾,該團體解散,“同盟救國黨”隨之出現。丁造對“中華民黨”與“同盟救國黨”的記述相對單薄。 究其成因,一方面是其雖自稱加入了“平民派”、“中華民黨”,卻並非組織要角,對這些組織的發展走向有些隔膜。 另一方面,描述這些團體的活動並非重點,更重要的是借中華革命黨內小團體叢生的現象坐實本黨並非“全革命黨之黨”的論點,要求孫中山改組黨務。 此外,丁造還提到在“中華民黨”成立時,謝持曾代表孫中山給予“團體不怕多,要以互相提攜,向前革命”的勉勵。 但令丁造大為不解的是,孫中山仍強調“凡團體之發生,即斥為反抗本黨”的原則。以後見之明來看,這一允許黨內組黨、互相提攜的話語十分蹊蹺,是否由孫中山授意仍有待查證。不難發現,“中華民黨”、“同盟救國黨”等小團體的出現,與中華革命黨內隱伏的矛盾衝突有著密切關係。 丁造的敘述雖簡略,卻能引起後來者對中華革命黨內小團體問題的無限遐想。 目力所及,有關這兩個黨內團體的史料非常零散,但通過團體的形成時間及所涉人物的關係網絡等方面順藤摸瓜,有助於明晰中華革命黨內小團體的形成過程,繼而理解黨內革命人士流質易變的組織認同感。二、黨內救濟的停滯與“中華民黨”的產生丁造致函孫中山時,“中華民黨”已偃旗息鼓、黯然解散。 函中所言“寄宿社黨員要求改良,不獲結果”,劉大同轉而組織“中華民黨”的說法基本屬實,但描述相對隱晦。 這一團體的出現,歸根結底是東京黨部停止了對在日黨員的生活救濟。中華革命黨內的經費支出有相當部分用於救濟國內外的流亡同志。 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政府為進一步打擊革命勢力,下令解散全國的國民黨組織,致使大量國民黨人流亡海外、居無定所。為避免黨人日漸渙散,孫中山在組建中華革命黨之際,承擔起了對黨內同志的救濟與扶助。 其中,大森浩然廬在對外宣告停辦後成為中華革命黨解決黨員食宿問題的場所,又名“光政館”。前文提及的丁造、鍾鼎等均是寄宿於“光政館”的中華革命黨黨員。筆者曾撰文對中華革命黨的黨內救濟問題有過闡述,認為在革命經費有限的情況下,孫中山很難平衡救濟黨員與討袁行動之間的關係。1915 年 4 月前後,陳其美等在江浙地區的革命經營慘淡,孫中山悲觀地認為“吾黨非再待三年不能圖再舉”。 此時東京黨部財力困窘、難以支撐,因此孫971

中山決心遣散不能自活的在日黨人,解散東京黨部,“留三數人居日本,餘皆它行”。1915 年 5 月寄宿舍黨員要求改良,便是對東京黨部停止撥發救濟費、遣散在日黨人的反抗。 5 月 12 日,劉大同、鍾鼎、班麟書等邀請孫中山赴黨部駐地民國社,商討在日黨員生活困苦的解決辦法。 孫中山明言太多下層黨員住在東京並不現實,希望他們歸國。 但多數黨員反對歸國,並有部分人希望前往南洋或美國等地。幾日內,劉大同、班麟書又向總務部質詢此時黨內的軍事計劃以及被遣送回國的黨人去處等問題。 謝持潦草應付,並未理睬。5 月 23 日,劉大同等眾黨員致函孫中山,鄭重宣告對此時革命形勢的看法,並要求中華革命黨進行黨務整理。 其建議有三:一,請聯絡西洋、南洋各處同志;二,請嚴飭東京黨部各部辦事人員極力負責;三,請明示歸國黨員活動計劃。與丁造的建言書相比,劉大同等的信函更具針對性,且言語犀利。 自孫中山組建中華革命黨以來,黨內外始終存在希望黨派聯合的聲音。 “彼此分離,易生間隙”是持黨派聯合態度者的共同擔憂。 但主張聯合者的出發點與目的往往不同,劉大同等黨人所謂的聯合,是期望以黃興、李烈鈞的革命影響與資力來維繫在日同志,避免被孫中山遣返歸國。信中對東京各部辦事人員憤憤不平,除痛斥中華革命黨五個職能部門外,將孫中山批為不識人才之人。 其稱“以同人兩年以來之觀察”,黨內幹部除一二熱心任事者外,“忠厚情願者”為首選,“次為個人謀”,“其下者焉更不足道”。 對此,建議孫中山應持雷厲風行之態,“能者慰之,不能者斥之,毋惑於近情,毋昧於先機,天下事大可為也”。拒絕匆忙展開遣散工作,請求明示歸國黨人的活動計劃是劉大同等此番建言的根由,但將聯合海外革命同志、要求黨部幹事認真負責的建議放置於前,恐怕是醞釀已久的“怨念”。值得注意的是,信中雖未透漏“中華民黨”名號,但頻頻提及“同人”,並聲稱這三項建議由“日前開會研究”所得。 信末署名除劉大同外,還有班麟書、譚惟洋、王烈、梁宗拯、劉鋩、劉醇一、鍾鼎、徐劍秋、朱鏡清、李武、陳楷、方漢儒、沈玉昆、陳冬青、路程、李郭、朱鶴年、吳懷梅、李煒、丁造、李哲民等 21 位黨員,他們應是“中華民黨”的主要成員。從署名順序來看,劉大同無疑是“中華民黨”的魁首。 劉大同原名劉建封,山東諸城人。 晚清時曾任奉吉勘界委員,對長白山進行全面勘查,寫下《長白山江崗志略》、《長白設治兼勘分奉吉界線書》等著作。 1909 年清政府在安圖設縣,劉氏任安圖縣第一任知縣。 後劉大同與宋教仁、廖仲愷等在東北結識,加入同盟會,並改名“大同”。 武昌起義爆發,劉大同宣佈安圖起義,成立“大同共和國”,但旋即遭到鎮壓。 1913 年宋教仁被刺後,劉大同在北京組織“平民社”進行反袁活動,後因遭到通緝流亡日本。 同年 11 月,劉大同在東京加入中華革命黨,並被孫中山委為東三省支部長。起初,孫中山極為注重東三省地區的革命策動,派劉大同赴大連展開革命。 但因袁世凱政府及日本駐大連勢力的干涉,東北的革命進展並不順利。 隨後,孫中山將革命重心轉向長江流域,逐漸減弱對東三省的起義資助。 黨內軍資分配的傾斜,使劉大同等不少黨人悵然若失。 1915 年 5 月總務部宣告停止救濟時,劉大同仍在申請軍資購買機槍彈藥,認為東三省不日可舉。信函署名排名第二的班麟書擔任山東支部長一職,與劉大同為山東同鄉,晚清寓居日本時兩人關係甚佳。 因山東、東北兩地革命進行密切,兩人曾多次商討兩地籌款與起義等工作。總務部解散在日黨人時,班麟書亦在請求旅費歸國設立革命機關。劉、班二人的激憤態度,體現著他們對中止革命、被動回國的不甘。“中華民黨”的成員來源複雜,除劉醇一隸屬東三省支部外,其他成員的籍貫遍佈安徽、陝西、081

湖南、江蘇諸省。 有擔任各省支部長者,如譚惟洋為安徽支部長、陳楷為奉天支部長,有黨務部職員鍾鼎,亦有浩然廬學員李武,他們在被黨本部遣散前多為己省奔走革命。自總務部宣佈遣散政策後,他們或親赴黨部請求接濟,或致函孫中山、謝持索要款項,最惡劣者鍾鼎則散發與孫中山斷絕關係的公開信,這在海外革命黨中引起不小的震動。不過,“中華民黨”實際存立的時間非常短暫。 1915 年 7 月 16 日,沈玉昆致函謝持,稱“所謂‘中華民黨’者,已於今日在飯田町梁宗拯處另議解散,自後與彼輩無半點影響”。 “中華民黨”堅持不到兩月便已暗中解散,這恐怕與組織者意見難合有密切關係。“中華民黨”的成員之一徐劍秋,是謝持暗中監視黨內小團體的線人,多次彙報黨內有異心者的行跡。7 月底,徐劍秋函告“中華民黨”於漢陽樓“商發南洋取消中華民黨之公函”一事。 信稱“中華民黨”成員對商討取消公函的細節爭論不休,這說明“中華民黨”此前已著手與南洋革命同志聯絡。 信中,劉大同“已有個人私函致冬青取消”,徐劍秋欲致函陳炯明,但發現凌鉞已向南洋致函,只是不知致函對象是誰。對於“中華民黨”為何解散一事,徐劍秋並未多言,但不難發現“中華民黨”成員之間行動混亂、莫衷一是。需注意的是,“中華民黨”的活動未能阻止東京黨部停止救濟、遣散黨員歸國的工作。 不過,孫中山並未遣散全部黨員,也沒有解散東京黨部,而是根據黨員身負責任的輕重之別,撥予不同數額的歸國款項。 換言之,遣散不能自活的部分黨員,是精簡黨部、減少開支的方式之一。 很顯然,劉大同、班麟書、丁造等屬給予路費、行止自由的被遣散者。“中華民黨”解散後,個中成員做出了不同選擇。 班麟書兩度請辭山東支部長一職,並擬歸國暗殺山東將軍靳雲鵬。 孫中山批以“所言若果誠心,可准其辦理,惟費不得過應用之數”,令其歸國。劉大同因“在北方確有多少之勢力”,仍欲自樹一幟,暗中與張煊、韓恢等聯合。沈玉昆、劉醇一、李武等普通黨員則輾轉向黨部請求濟助,始終未能擺脫貧困處境。三、“同盟救國黨”與黨內對“服從孫中山”的認識與“中華民黨”相比,中華革命黨內另一小團體“同盟救國黨”的醞釀時間更久、參與者更多,產生的影響亦更大。1915 年 7 月 8 日,徐劍秋向謝持彙報,稱黨員韓恢、凌鉞在秘密協商著某些事情,張煊則要“利用南洋而獨當一面”。此時,“中華民黨”仍在頻繁活動中,“同盟救國黨”尚未顯出雛形。“同盟救國黨”的黨勢發展得很快。 8 月 1 日徐劍秋致函謝持,建議中華革命黨應儘快吸收“同盟救國黨”,以免黨內精幹外流。 其提到“同盟救國黨”的宣言已對外公開,多有攻擊總理孫中山及中華革命黨。對此,徐劍秋表示“喜懼交集”。 喜者,本黨可借此機會於無形中淘汰黨內的害群之馬。 懼者,“此時代人人思有以表見,或乘他黨之萌芽而可以自露頭角”。 中華革命黨本能借此收攏“無名之英雄”,“一一而佈置之”。 如今“同盟救國黨”的出現,恐怕會成為“吸我(黨)精血之蚊也”。徐劍秋的擔心不無道理。 此時黨員路程向謝持表態,聲稱自己對“同盟救國黨”已有了解,“擬不日即行加入”。 為了不生衝突,路程決定以個人身份周旋於兩黨之間,由此或能實現兩黨互相提攜、互相補助。 “蓋本黨(按:中華革命黨)在南先舉,則此黨(按:“同盟救國黨”)可以東北響應。此黨若東北先舉,則本黨在南響應”。 其強調將自立於長江一帶,因長江一帶是兩黨勢力交匯點,最易產生競爭與衝突。 路程還期望東京黨部不可攻擊“同盟救國黨”,待革命成功後兩黨合併,這181

將是“民黨之幸,亦民國之幸也”。經考訂,路程是安徽人,曾有赴美留學經歷。 1915 年 4 月前後,路程向謝持致函彙報赴安徽組織血盟會以及在滬組織中華革命團的經過。致函之際似乎是路程真正與東京黨部產生聯繫的開始,謝持還向上海的負責者周應時詢問路程的底細,但周應時覆函不知。這反映出中華革命黨內確實有許多熱心革命的同志,但東京黨部卻沒有能力將他們完全納入到討袁行動之中。實際上,路程並未成為“同盟救國黨”的核心成員,其反復陳說兩黨不可互相攻擊,反而預示著東京黨部與黨內小團體之間難免走向劍拔弩張。 “同盟救國黨”不斷吸收革命同志,並公開發佈《覆南洋華僑同志書》,批判孫中山與中華革命黨。 其組織者張煊,曾與徐劍秋互函爭辯應否“服從孫中山”的問題,言辭極為犀利譏誚。 其曰:雖然吾人討袁,以袁不能擔任救國之責,不然同種相殘,使列強漁利而已。 以袁氏不能救國,終必滅亡,故不得已。 而革命至於孫氏為革命元首,能擔任革命責任與否,不可不研究者也。 如其能之,則吾人擁護,責任何可寬假。 如其不能,亦等於袁氏而已,即不小袁氏或較袁有過之,皆亦在排斥之列。 ……吾人志在救國,凡屬救國事業有障礙者,當一例排除。 如閣下既欲有所建白,何不向孫先生一言,使其改過。 如閣下不言,則閣下之責不盡而孫先生不改,則孫先生有過而不知改,則中華民國何堪付託此怙過之人乎。張煊反對“服從孫中山”的核心觀點,是革命首領須有領導革命、擔負革命責任的能力。 在其看來,孫中山並無領導救國之力,卻要求黨人服從,這與袁世凱“專制無異”。而徐劍秋的積極反駁,本意是維護中華革命黨的臉面,卻透露出黨內對“服從孫中山”的另類認識。 其稱,“服從孫中山”五字是一問題,反對孫中山是另一問題。 “中山為革命黨之黨魁,不過為革命黨之傀儡,亦無關於革命之進行也。 中山將來是否受中華民國之託付”,尚未明定。 “如足下誤認為今日之黨魁,即將來之總統,則足下今日之排斥中山為爭總統,非為革命也”。徐劍秋將孫中山這一具象的革命領袖抽象化,並將革命進行與革命成功後的政府建設相剝離。 這雖有抽離實際看本質的趨向,但並非受孫中山革命程序論的直接影響,與後者大異其趣。 徐劍秋信中將孫中山稱作“革命傀儡”,亦是對孫中山組黨初衷的一大諷刺。“同盟救國黨”對孫中山持如此強烈的敵意,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組黨者。 經過一番調查,徐劍秋致函謝持稱韓恢、張煊、劉大同為此一團體的核心成員,附和者有朱晴波、李廓(李郭)、李烈華、丁子作(丁造)、梁宗拯、班麟書等。 此外,“陳家鼐、劉純一恐亦在內,路程為彼等所排斥”。想必謝持對這些參與者並不陌生,劉大同、朱晴波、李廓、丁造、梁宗拯、劉純一等人均參與過“中華民黨”的活動。根據徐劍秋的彙報,張煊是“同盟救國黨”的魁首。 1914 年底,張煊在荷屬巴城(今雅加達)獲知孫中山頒佈海外籌餉章程後革命激情高漲,曾與巴城部分同志磋商以發行公債票的方式籌集款項。 因深感此事複雜,張煊擬以巴城華僑書報社代表的身份親赴日本面呈孫中山。 不料,張煊與陳耿夫、林煥廷等 11 人剛剛抵達廖內,便被英屬殖民者扣押,立即解送出境。 解送途中,張煊等 7 人趁機逃脫,剩餘 4 人被押送新加坡警察署,須請律師申訴才有可能脫身。 張煊本擬與新加坡支部長陳楚楠、張永福籌商挽救之策,但張永福以“此等人皆下流社會”而草草打發。 對此,張煊只好另謀辦法,聯合叻地客幫同志竭力營救。事後張煊狀告東京黨部,指責陳楚楠、張永福對被捕同志的冷漠無情,但此事不了了之,或使張煊對孫中山心生私怨。張煊能糾合不少同志組建新黨,個人私怨並非關鍵,更重要的是東京黨部因停止救濟引發的集281

體怨恨。 1915 年 5 月以來,謝持多次在日記中提到黨內同志的不滿,有黨員因請費不獲便怒而暴毀器物,甚至須“呼警察制止”。 謝持痛言,“以中國人而又廁名革命黨,竟敢為是,雖召警察而心湧痛矣”。經濟維持的斷裂,促使黨內同志與東京黨部間的關係更為脆弱,也增加了黨人自尋出路、組建小團體的可能性。 此外,中華革命黨的國內行動頻遭失敗、陷入瓶頸,更使得留日黨員無所適從。 9 月 8 日,孫中山下令停止一切運動,完全截止濟困舉動,“期以半年專事籌款,再無所得則當身赴美洲”。討袁前景一片灰暗,黨員對東京黨部的信心日漸渙散。“同盟救國黨”的聲勢雖大,但後續未有太多作為。 1915 年 9 月 3 日,《時事新報》、《新聞報》、《時報》三家上海報紙同時登出“同盟救國黨”在國內活動的消息,幾日後《盛京時報》亦轉載此文。文稱,滬上偵探查獲“逆黨張煊、林虎、熊克武、白逾桓、張孝准、耿毅、趙正平、程潛、楊時傑、李根源、程子楷、陳強、譚人鳳、陳治平等發起組織同盟救國黨,散佈宣言書”。 其本部設在東京,並在上海設立交通部、在南洋設立支部。 “該黨與中華革命黨分馳,其勢力在孫派之上”,此時正秘密潛入內地組織機關,“藉口帝制復活,聳動國人,圖謀倡亂”。 宣言書共查獲 20 冊,書內“純係詆毀政府,鼓吹革命之語,亟應切實查禁,以杜煽惑”。經反復查證,尚無資料顯示張煊與林虎、熊克武等諸多黨人間有具體交流,而輿論提及的宣言書很有可能是張煊公佈的《覆南洋華僑同志書》。 此時海外黨人對袁世凱的帝制問題多持觀望、尋求時機的態度,不太可能有較大動作。 除張煊之外,輿論披露的黨人名單與前所論及的團體成員完全不同。 因此,真正的“同盟救國黨”並未形成太大氣候,“勢力在孫派之上”的說法或是張煊為組建新黨的一種造勢,或是地方偵探為引起政府當局的重視,捕風捉影、添油加醋所致。直至 1916 年 4 月 24 日,《香港華字日報》刊登了一份“同盟救國黨”致陸榮廷、梁啟超、岑春煊、汪精衛、陳炯明、鄒魯、姚雨平、隆世儲、莫擎宇等人的電文。 電文首先稱讚陸榮廷等人與龍濟光和平解決粵省討袁一事,使“吾粵數千萬同胞獲免糜爛”。 同時指出,國內盛行一種與袁世凱政府調停妥協的論調,此論足以“陷國家於無法律、無生命之地位”。 電文強調,“惟有積極進行,非置袁逆於法,必不能罷其征討之師”。 並表態願統率同志“聯合中北兩部,力圖急進”,加入護國討袁的行列之中。有意思的是此電落款,“留日進步黨支部同盟救國黨張煊、許翰、陳炳麟、熊熙等五百六十人公叩”。 此時的“同盟救國黨”已自稱進步黨支部,其下竟有五百多號黨員,這有可能是留日進步黨人牽線所成,抑或是張煊等人強行附和以達到投靠目的。四、革命心態與認同危機需要釐清的是,“中華民黨”和“同盟救國黨”並不是中華革命黨內僅有的兩個小團體。 兩者被黨內同志廣泛關注,是因相對活躍,有嘗試衝破中華革命黨原有組織的強烈意圖。1914 年 10 月底,何海鳴、陳家鼐、韓恢、宮崎民藏等 12 人進行秘密集會,已有另組黨內團體的跡象。 會上,何海鳴建議在座同志聯合東京其他黨人積極準備、早日發動革命,同時派陳家鼐與神戶華商王敬祥書信聯絡,試圖謀取經濟資助。 孫中山獲悉後,於 12 月底停止向何海鳴、陳家鼐、韓恢、凌鉞等四人撥發經費,這明確表示孫中山對黨內小團體的排斥態度。湖南籍黨員陳家鼐的反復態度值得關注。 1915 年 9 月,陳家鼐向孫中山致函彙報東京出現“同盟救國黨”、“革命聯合會”等團體,並提到有“革命聯合會中重要軍人”勸其加入彼會。 曾有反孫異動的陳家鼐,此時不僅婉拒入會邀請,亦勸導有異心者莫要另立門戶。 其稱“吾黨既公推先生(筆者按:孫中山)為革命首領,當然服從先生,而盡革命之責任。 況我輩軍人以絕對服從為天職,381

當此秘密進行革命時代,而豈可任意毀黨造黨乎”。從陳家鼐的革命經歷來看,自“二次革命”失敗赴日後,其表現出了不小的抱負。 除加入中華革命黨並擔任湖南支部長外,陳氏與宮崎滔天私下過從甚密,並撰寫《敬告全國同胞書》請宮崎查閱斧正。這些活動多是脫離中華革命黨的私自行動。 此時黨內外團體紛立,陳家鼐卻宣誓效忠孫中山,這既是對“同盟救國黨”等組織不抱成功期望,亦是其獨立行動慘遭失敗後,深感另立門戶決非易事的覺悟。國內各省支部的小團體現象也很普遍。 湖北籍黨員陳燮曾奉命由東京潛回漢口,協助詹大悲在湖北地區的革命。 1915 年 1 月陳燮叛變,供出其協助詹大悲組建公民會鄂支部以及偕同籌辦新同盟會、愛國團、軍政學社、少年黨籌備處、公民會等六黨在上海的聯合會,卻隻字未提中華革命黨。這說明上海地區的革命黨派頗為複雜,並不只中華革命黨一脈。 此外,湖南籍黨員李國柱、鄒永成、楊王鵬等加入中華革命黨之前業已組建“民義社”,且有成熟的組織簡章。但因籌備湖南行動時與陳其美產生矛盾,“民義社”與黨部日漸疏遠。中華革命黨通過聯合地方勢力推進革命,雖能在短期內積蓄力量,但在具體的革命行動中重實際而輕名義,這與孫中山的組黨初衷已相距甚遠。作為中華革命黨的高層領袖,謝持對黨內小團體的態度極為關鍵。 1915 年陳其美歸國領導革命,總務部各項事宜由謝持全權代理。 通過總務部與黨內同志的互函可見,相較於孫中山對黨內小團體的強硬表態,謝持更多地是抱持一種旁觀抑或默許的態度。 其對外宣揚孫中山“團體不怕多,要以互相提攜,向前革命”的話術,更可能是自作主張。 畢竟,謝持的入黨初衷是獲取軍資,推動川省革命進行,而非真正服膺於孫中山。即使身負統領各部之責,謝持亦有暗中聯合同籍黨人黃復生、盧師諦組建小團體的舉動。平心而論,“中華民黨”、“同盟救國黨”等團體的出現並未推進討袁革命的實際進程,這更多地反映了中華革命黨黨員對孫中山革命理念的接受程度不足以及對中華革命黨缺乏組織認同。 學界以往多關注孫中山“黨魁集權”理念的形成及闡釋,孫中山與黃興、李烈鈞等黨要分歧等問題,較少注意到普通黨員對中華革命黨的複雜情緒。孫中山強調中華革命黨的革命正統性,是期望在第三次革命之際避免出現此前革命分散不統一的問題,並為革命成功後的政府組建打下基礎。 其對中國革命的思考,比普通黨員僅專注於起義的具體進程更為深刻。 孫中山曾自信地認為自己是最為合適的革命領袖,中華革命黨是“全國革命軍之領導者”,“共和國之建設者”,因此在面對黨內質疑時毫不妥協。 可正如研究者所言,民初的孫中山,尚未得到同時代黨人的一致認同與崇拜敬仰。孫中山在中華革命黨內的“黨魁”設定,遠超同輩黨人對他的認同與期許。 兩者的巨大差距,致使黨魁與眾黨員之間極為脫節。 當黨內的生活救濟與起義資助斷裂,中華革命黨的組織內部便出現難以避免的分化。至於黨內普遍盛行的黨派聯合論,並非廢除中華革命黨誓約黨章、高喊黨派聯合口號那麼簡單。 僅舉一例,1915 年 6 月底汪精衛為調和孫中山與陳炯明、李烈鈞的關係,親赴南洋怡保與陳、李二人榷商辦法。 陳、李假稱以修改誓約黨章、招黃興共事為調和條件,而當孫中山準備修改章程時,陳、李又無合作誠意,此事不了了之。由此可見,黨派之間是否存在聯合的可能性,仍須考慮各派黨人秉持的革命目的與態度。五、結　 語中華革命黨內出現的小團體現象,體現出黨章規定入黨者宣誓效忠領袖的舉措,未能起到淨化481

革命組織的作用。 1915 年 11 月,宮崎民藏勸誡孫中山取消黨章誓約,並點出其中關鍵:“於率天下之大眾欲為革命的大舉之時,以精緻之規則律之整之,殆為不可能之事也;對主執自由平等的共和主義者,以絕對命令權計統合又為不可能之事也;於革命的時代對多數無宗教的信仰之人以宣誓捺印保證其心術,殆為無效之手段也”。 孫中山擬以領袖集權理念強化黨的組織凝聚力,卻不料適得其反,失去了“多數之好同志與多數之有力人物”。而加入中華革命黨的多數黨員,並非服膺於孫中山的革命理念,多半為了謀求生活救助或革命資金。 黔籍黨員張百麟曾向謝持感慨“以利合者,利盡則散”,黨內不明事理者令人堪憂。 結果不幸被其言中。 待到黨內完全停止經濟資助,黨魁與眾黨員的關係紐帶驟然斷裂,黨內小團體遂隨之滋生。從黨魁與黨人的溝通來看,孫中山對黨內普遍盛行的黨派聯合、反對停止救濟的異論沒有過多回應。 其以拒絕接見的方式迴避處理,並非溝通黨內的良法,反而使黨德不佳者趁機搗亂,影響黨內團結。 孫中山的漠視態度,更易使黨員產生誤解,離心於組織。不過,如果回溯近代中國革命的漫長歷程,革命組織內部存在小團體的現象,本是一件極其正常的事。 晚清孫中山組建同盟會伊始,黨內已不乏小團體暗中活動。 “中華革命黨”這一黨名的醞釀產生,與孫中山解決同盟會內的倒孫風潮有直接關係。1911 年武昌起義的爆發由湖北新軍主導,反倒與孫中山倡導的革命關聯微弱。 從某種程度而言,革命小團體的存在並不一定是壞事,這恰恰反映出民初中國紛繁複雜的社會常態。 從“中華民黨”、“同盟救國黨”的活動軌跡來看,其難與晚清華興會、光復會等組織相提並論,亦未形成一定氣候。 因此,中華革命黨討袁反帝之路的曲折,並不能完全歸因於黨內小團體叢生。 中華革命黨在“二次革命”後所處的革命劣勢,仍有一個相當複雜的形成過程。①松本英紀:《中華革命黨和歐事研究會———第二次革命後孫文和黄興的革命觀》,王曉華譯,王奇生校,南京:《民國檔案》,1990 年第 3 期;狹間直樹「孫文思想における民主と獨裁———中華革命黨創立時における孫文と黃興の對立を中心に—」、『東方學報』1986 年第 58 巻、第 327 ~ 354 頁;馮祖貽:《 1913—1916 年孫中山與黄興關係的剖析》,貴陽:《貴州社會科學》,1986 年第 12 期;王杰:《中華革命黨略論》,金冲及主編:《孫中山研究論文集(1949~ 1984)》上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337~365 頁;侯宜杰:《論黄興不入中華革命黨》,《近代史研究》編輯部編:《黄興研究文集》(《近代史研究》增刊),北京:近代史研究雜誌社,1994 年,第 188~200 頁等。②王奇生:《中華革命黨時期黨人歧見與孫中山黨國方略的轉折》,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7 年第4 期。③《丁造上總理函》(1915 年 9 月 17 日),北京:中國歷史研究院圖書檔案館藏,環 12023 號。 文中環龍路檔案均出自中國歷史研究院圖書檔案館,不再一一注明藏所。④「孫文ノ動静」 (1914 年 7 月 8 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3050081300、『各国内政関係雑纂 / 支那ノ部 / 革命黨関係 (亡命者ヲ含ム)』(下略为『革命黨関係』)第 16 巻、314 頁。 檔案原文為 7 月 8 日,但接收日期為 5 月 10 日,月份應為筆誤所致。⑤ 《 丁 造 致 謝 持 函 》 ( 1915 年 6 月 10 日 ), 環04596 號。⑥黃彥主編:《孫文全集》第 7 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412 頁;第 401 頁。⑦⑩《丁造上總理函》(1915 年 9 月 17 日),環12023 號。⑧孫中山曾明確向南洋同志楊漢孫表示李烈鈞、柏文蔚、譚人鳳、陳炯明等對中華革命黨的反對。 中國581

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等合編:《孫中山全集》第 3 卷,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第 184 頁。⑨陳三井、居蜜合編:《居正先生全集》中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40),1999 年,第86~87 頁。俞辛焞、王振鎖編譯:《日本外務省檔案:孫中山在日活動密錄(1913 年 8 月—1916 年 4 月)》,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0 年,第 612~613 頁。1914 年 6 月 30 日,黃興偕秘書李書城、石陶鈞等由橫濱乘輪船前往美國。 桑兵主編、何文平著:《孫中山史事編年》第 4 卷,北京:中華書局,2017 年,第1748 頁。1914 年 7 月 2 日大森浩然廬正式解散,給在校學生授予初級軍事學結業證書。 见「浩然廬ニ関スル件」(1914 年 7 月 2 日)、JACAR、Ref. B03050076200、『革命黨関係』第 12 巻、142 頁。「浩然廬ニ関スル件」 ( 1914 年 7 月 2 日)、 JA-CAR、Ref. B03050076200、『革命黨関係』 第 12 卷、142—144 頁。 《 鍾 鼎 致 謝 持 函 》 ( 1915 年 6 月 11 日 ), 環12404 號。趙琳琳:《中華革命黨的黨內救濟及其困境》,廣州:《廣東社會科學》,2025 年第 1 期。謝持:《謝持日記未刊稿》第 1 冊,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 419 頁。俞辛焞、王振鎖編譯:《日本外務省檔案:孫中山在日活動密錄(1913 年 8 月—1916 年 4 月)》,第 382~383、732~733 頁。 據日本情報稱,中日二十一條簽訂時袁世凱與日本政府的關係更為緊密,革命黨人似不適合在日本準備革命,因此有黨部遷往南洋或美國等的說法。 這些黨員顯然是受到了此類情報的影響。《劉大同等上總理書》 ( 1915 年 5 月 23 日),環12493 號。 24 日,劉大同亦將此函轉給總務部副部長謝持,內容完全相同。 見《劉大同致總務部函》(1915年 5 月 24 日),環 12352 號。《劉大同等上總理書》 ( 1915 年 5 月 23 日),環12493 號。劉建封著,劉自力、曲振明整理:《劉大同詩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7 年,序 1~2 頁。《 劉 大 同 致 謝 持 函》 ( 1915 年 5 月 22 日), 環12696 號。《東北及青島籌款辦法》 (1915 年 5 月 9 日),環12708 號。《 班 林 書 致 謝 持 函》 ( 1915 年 6 月 22 日), 環03710 號。《孫中山全集》第 3 卷,第 417、423、476 頁;《奉天支部致陳其美函》,環 12601 號;《覃振致中華革命黨總務部函》(1915 年 1 月 31 日),環 04548 號等。楊天石:《跋鍾鼎與孫中山斷絕關係書———關於孫黃關係的新發現》,北京:《近代史研究》,1994 年第1 期。《崐致謝持函》(1915 年 7 月 16 日),環 10610 號。《 徐 劍 秋 致 謝 持 函》 ( 1915 年 7 月 18 日), 環10702 號。《 徐 劍 秋 致 謝 持 函》 ( 1915 年 7 月 27 日), 環10612 號。黃彥主編:《孫文全集》第 7 冊,第 414~415 頁;《班林書上總理函》(1915 年 9 月 7 日),環 03444 號;《孫中山全集》第 3 卷,第 191 頁。《 徐 劍 秋 致 謝 持 函》 ( 1915 年 10 月 2 日), 環10622 號。《玉崑致謝持函》 (1915 年 8 月 28 日),環 11472號;《醇一致陳中孚函》 ( 1915 年 11 月 8 日),環12735 號;《吳先梅致謝持函》(1915 年 10 月 14 日),環 04614 號。《 徐 劍 秋 致 謝 持 函》 ( 1915 年 7 月 18 日), 環10702 號。目力所及,未見“同盟救國黨”的宣言書。 根據徐劍秋的描述,此宣言書或與鍾鼎的公開決裂書內容多有重合。《 徐 劍 秋 致 謝 持 函》 ( 1915 年 8 月 1 日 ), 環13798 號。《路程致謝持函》(1915 年 8 月 3 日),環 00702 號。謝持:《謝持日記未刊稿》第 2 冊,第 41 頁;《路程等致中華革命黨總部報告書》 ( 1915 年 4 月),環00961 號。《周應時為呈蘇皖地圖及說貼致謝持函》(1915 年4 月 17 日),黃季陸主編:《革命文獻》第 48 輯,台北:681

中央文物供應社,1969 年,第 44 頁。《張煊覆某同志函》 ( 1915 年 10 月 22 日),環09358 號。《徐劍秋致陳其美函》 ( 1915 年 9 月 29 日),環10621 號。《徐劍秋致謝持函》(1915 年 10 月 2 日),環 10622號。 路程被“同盟救國黨”排除在外的原因,是曾與黨內偵探劉平有密切往來。 劉平成為袁派偵探後,曾向上海鎮守使鄭汝成透露“同盟救國黨”的活動細節,這反而增加了國人對“同盟救國黨”的關注程度。《阿耀致居正函》(1915 年 1 月 4 日),環 07539 號;《張煊上總理函》,環 07366 號。謝持:《謝持日記未刊稿》第 2 冊,第 35~ 36頁;第 154 頁;第 165 頁;第 23 頁。《又有同盟救國黨出現》,上海:《時事新報》,1915年 9 月 3 日;《查禁同盟救國黨宣言書》,上海:《時報》,1915 年 9 月 3 日;《查禁同盟救國黨飭文》,上海:《新聞報》,1915 年 9 月 3 日;《同盟救國黨陰謀》,瀋陽:《盛京時報》,1915 年 9 月 11 日。滬上偵探有時為了獲得賞錢,會將革命黨內中下層人物的行動計劃誇大其詞地報告,甚至偵探自行製造謠言,讓上級或袁世凱政府加強戒備,以圖增加偵探費。 「革命黨派ノ當地ニ於ケル情況並ニ官憲ノ同派ニ對スル態度ニ関スル件」 (1915 年 7 月 10日)、JACAR、Ref. B03050076500、『革命黨関係』第 12巻、265—266 頁。《留日黨人致岑陸梁諸公電》,香港:《香港華字日報》,1916 年 5 月 11 日;譚群玉、曹天忠編:《岑春煊集》 第 5 卷, 廣 州: 廣 東 人 民 出 版 社, 2019 年, 第518 頁。俞辛焞、王振鎖編譯:《日本外務省檔案:孫中山在日活動密錄(1913 年 8 月—1916 年 4 月)》,第 258頁;《陳家鼐致王敬祥函》(1914 年 10 月 29 日),日本兵庫縣立圖書館藏,《王敬祥關係文書》第 0130 號;黃彥主編:《孫文全集》第 13 冊,第 150 頁。《陳家鼐上總理函》(1915 年 9 月 27 日),環 07299號。 目力所及,暫未查到與 “革命聯合會” 相關的史料。陳家鼐 1914 年 7 月 19 日、8 月 13 日、10 月 28 日致宮崎滔天函,見中國宋慶齡基金會研究中心編:《宮崎滔天家藏民國人物書札手跡》第 6 卷,北京:華文出版社,2021 年,第 17、19、25 頁。和力輯:《贛寧戰後討袁資料》,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部編:《近代史資料》第26 冊,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6 年,第 166 ~ 170頁。 陳燮供詞只列了五黨,第六黨應是中華革命黨,但在供詞中陳燮並未提及有關中華革命黨的任何信息。和力輯:《贛寧戰後討袁資料》,《近代史資料》第26 冊,第 159~162 頁。程潛:《護國之役前後回憶》,《文史資料選輯》編輯部編:《文史資料選輯》第 17 卷第 48 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0 年,第 15 頁。有關孫中山黨魁集權理念的研究有:深町英夫「中華革命黨と廣東社會———組織化の理論と實踐」、『中央大學論集』第 19 期、1998 年 3 月、57~ 68 頁;莫世祥:《黨國政制的肇基———民初革命運動的歷史抉擇》,廣州:《廣東社會科學》,2003 年第 5 期;謝俊美:《孫中山黨魁集權制思想探微》,廣州:《廣東社會科學》,2008 年第 1 期。居正:《中華革命黨時代的回憶》,黃季陸主編:《革命文獻》第 5 輯,第 81~82 頁。葭外:《吾人今後之覺悟》,舊金山:《民口雜誌》,1915 年第 2 卷第 10 期。程存潔:《南洋籌餉:廣州博物館藏孫中山及其同志有關籌餉手札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年,第196~202 頁。《宮崎民藏上總理函》 ( 1915 年 11 月 1 日),環04771 號,見桑兵主編、何文平著:《孫中山史事編年》第 4 卷,第 2138 頁。沈渭濱:《孫中山與辛亥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417~419 頁。作者簡介:趙琳琳,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與孫中山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博士。 廣州　 510635[責任編輯　 陳志雄]781

澳門理工學報　 2026 年第 2 期孫中山、譚延闓與駐粵湘軍———湘系力量如何匯入南方革命陣營*李在全[提　 要] 　 1920 年代上半期,湖南是南北競逐中的“搖擺”省份,其向背直接影響全國政局走向。在孫中山支持下,廣東革命政權中的湘籍要員譚延闓於 1923 年 7 月重返湖南,與傾向北方的趙恒惕爭奪湘政,雖然未達目的,卻成功從湖南分離出來一支三萬餘人的武裝力量。 該軍進入廣東後,形成“駐粵湘軍”,參與諸多軍事行動,既深刻改變了粵省軍政格局,也使這支部隊自身經歷了重大改造。 駐粵湘軍在困境中人數銳減,後在廣東軍政統一進程中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軍。 在蘇俄與中國共產黨幫助下,國民黨中央向該軍派遣大批政治工作幹部,意在將其改造為“革命軍隊”,成效顯著,但該軍總體上仍保留著濃厚的湖南地域色彩。 不管如何,這支來自湖南的軍事力量,幾經改編與改造,最終匯入南方革命陣營,既助推了廣東革命政權的迅速崛起,也成為 1926 年廣東出師北伐的一支重要軍事力量。[關鍵詞] 　 孫中山　 譚延闓　 湘軍　 客軍　 廣東革命政府[中圖分類號] 　 K26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6) 02 - 0188 - 141926 年 7 月,廣東革命政府發動北伐戰爭,迅速攻佔兩湖,未及半年,其控制區域即從珠江流域擴展至長江流域。 同年底,廣東革命政府遷都武漢,後因國民黨內部紛爭,引發寧漢對峙。 1927下半年寧漢合流,南京國民政府進行“二期北伐”,於 1928 年推翻北洋政權,建立起國民黨在全國範圍的統治。 1926 年至 1928 年間的這場南北易勢和政權鼎革,是中國近代史上的軍政巨變,影響深遠。 從 1923 年初孫中山第三次開府廣州,到 1926 年出師北伐,廣東革命政府在短短三年內迅速崛起,凝聚足以改變全國政局的力量,其原因何在?除了蘇俄、共產國際的支持以及國共合作等人們所熟知的因素之外,尚有一個較少為人關注的重要方面,即來自廣東以外各方力量的匯入。 在這一時期,廣東(至少在形式上)曾駐有十三個省份的軍隊。①外省力量,特別是軍事力量的匯入,是該時期廣東軍政格局的一個顯著特徵。 其中,譚延闓率領的駐粵湘軍就是一支重要力量,值得專門考察。 近年來,隨著《譚延闓日記》的整理與利881* 本文獲中國社會科學院學科建設“登峰戰略”資助計劃資助(編號:DF2023YS17)。

用,譚延闓逐漸成為近代史研究的熱點人物之一,相關成果不斷湧現。②關於譚延闓所部湘軍,學界雖已有一些研究成果,③囿於當時條件所限,尚未利用《譚延闓日記》、《來到東方:加倫與中國革命史料新編》、《孫中山史事編年》等關鍵史料,因此仍有進一步探討和深化的空間。一、譚延闓加入孫中山為首的南方革命陣營譚延闓(1880~1930),字祖庵(又作組庵、組安),號無畏、切齋,湖南茶陵人,出身官宦之家,其父譚鍾麟官至陝甘總督、工部尚書、閩浙總督、兩廣總督等要職。 清光緒三十年(1904),譚延闓中進士,後任長沙中路師範學堂監督及湖南省教育會長,開湖南私立師範教育之先河。 宣統元年(1909)出任湖南省諮議局議長,發起組織憲友會,成為清末立憲運動領袖人物之一。 1911 年辛亥革命爆發後,在變亂的湖南政局中,譚延闓出任湖南都督。 北洋時期,他三次出任湖南督軍,在湘省積累了深厚的人脈資源與政治資本。 1923 年 2 月後,譚延闓追隨孫中山南下廣東,被任命為大元帥府大本營內政部長、建設部長。 其時湖南內部紛爭激化,同年 7 月孫中山委其為湖南省長兼湘軍總司令,進駐湘南,擁護譚氏的湘軍將領紛紛聚集麾下,初步形成譚部湘軍,與傾向北方的湖南軍閥趙恒惕爭奪湘政,譚、趙戰爭爆發。 不久因陳炯明進攻廣州,孫中山急命譚延闓率部南下援粵,譚部湘軍進入廣東後正式組建為駐粵湘軍,參與廣東諸多軍事行動。 憑藉所部湘軍,譚延闓在廣東革命政權中地位日隆,1924 年 1 月在國民黨一大上當選中央執行委員,9 月任建國湘軍總司令,11 月孫中山北上後,譚出任北伐聯軍總司令主持北伐事務,不久兵敗贛南,北伐未果。 1926 年 1 月,在國民黨二大上當選中央常務委員,旋代理政治委員會主席。 1928 年 2 月任南京國民政府主席,10 月轉任行政院長,1930 年 9 月病逝於南京。作為清末立憲派首領之一,譚延闓本與孫中山素無淵源,但在民國初年的動盪時局中,兩人漸有交集。 1912 年民國建立後,在孫中山、黃興等支持下,宋教仁聯合小黨派將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廣納各方人士以擴大黨勢,希冀通過選舉造成國會第一大黨而謀取政權。 其間,經宋教仁、黃興等湘籍人士運作,時任湖南都督的譚延闓加入國民黨,並被推舉為湖南支部長。 此乃譚氏與革命黨人的初步接觸,但雙方並未真正攜手。 1913 年 3 月宋教仁遇刺身亡,袁世凱集團與革命黨矛盾激化,7 月“二次革命”爆發,譚延闓持觀望態度,未與革命黨人合作。 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後,於10 月免去譚延闓湘督職務。 此後譚閒居青島、上海等地,與胡漢民等人交往較密,得以結識孫中山。1916 年 6 月袁世凱病死,黎元洪繼任大總統,國務總理段祺瑞掌控實權。 8 月,譚延闓第二次出任湘督。 隨後府院之爭導致 1917 年 7 月張勳復辟,譚延闓因在府院之爭中傾向黎元洪,加之湖南為南北競逐的關鍵省份,8 月段祺瑞免去其湘督職,由皖系將領傅良佐接任,譚氏再度離湘赴滬。此時孫中山正領導護法運動,譚延闓為重返湖南,於 1918 年 4 月離滬南下兩廣尋求支持,12、13 日在廣州與孫中山會面,“談甚久”。 譚氏雖覺孫主張“亦有見地”,④但雙方缺乏深入了解與共識,尚無合作基礎。 此時孫中山在護法政權內部處境艱難,譚延闓旋即離粵轉赴廣西,尋求桂系陸榮廷支持。 在陸榮廷支持下,1920 年上半年譚延闓在湖南驅逐張敬堯,7 月第三次出任湘督,宣佈“聯省自治”,試圖以地方自治為旗號,使湖南超然於南北紛爭之外。 同年孫中山討伐桂系時,因譚延闓與桂系關係密切,孫、譚之間頗有矛盾。 譚氏第三次督湘期間,湖南內外矛盾交織,加之部屬趙恒惕的壓迫,1920 年底譚被迫離湘,再度閒居滬上。 1922 年 6 月陳炯明發動兵變,孫中山被迫離粵赴滬,陷入苦悶並進行新的探索。 政局波動與時代氛圍轉變,使得孫、譚這兩位政治上失意的人物在981

上海逐漸走到了一起。1922 年至 1923 年《譚延闓日記》顯示,此期間他與各方保持密切聯繫,密使往來頻繁,與孫中山的交往尤為頻密,思想理念亦日益接近。 1923 年 1 月 13 日,譚延闓往訪孫中山,遇張繼、廖仲愷等人,“入見中山,談久之”。⑤他逐漸放棄此前聯省自治的建國理念,轉而與孫中山接近。 近代湘籍名士石醉六長期為譚氏智囊,此時亦在上海,與譚往來密切。 石氏後來憶述:“(1920)十月我攜同家族安住上海,直到十二年二月,與譚延闓、岳森、呂苾籌等幾無日不相見。 譚的政治生活在這一期間轉變了方向”,1922 年 8 月“孫(中山)被陳炯明危迫來到上海,孫、譚從此沆瀣一氣,與聯省自治派脫去糾纏”。⑥譚延闓對湖南政局動向極為關注,與湘籍將領趙恒惕、宋鶴庚、魯滌平、謝國光、陳嘉祐等均函電交馳,密切聯繫。 即使反對譚氏的趙恒惕晚年亦承認:“譚公之性格極圓融沖和,待人親切而周到。”⑦這一時期湘西矛盾日劇,譚延闓在日記中記述:1923 年 1 月 3 日,湘籍要員陳嘉祐等人來訪,“言赴湘西事”;14 日,客來“言湘中事”;21 日,陳嘉祐、張輝瓚、朱劍帆等人來訪,“談湘中近事”。⑧不僅譚延闓關注湘政,湖南不少軍政要角也惦念著他,“從湘軍內部情況看,譚延闓雖已遠走上海作寓公,並未忘情於湖南,譚派勢力仍然不小,都希望老上司捲土重來”⑨。1922 年 6 月陳炯明兵變後,孫中山於 8 月被迫離粵赴滬,但他一直聯絡各方,特別是楊希閔滇軍和劉震寰桂軍,準備奪回廣州。 1923 年初此計劃成為現實。 2 月,孫中山回粵重新組建政權,邀請譚延闓同行。 2 月 12 日,譚延闓在日記中記載:“詣孫(中山),訪石(醉六)、張(輝瓚),決行”,“詣中山,已決於後日往粵,同舟往,細思亦不能不行,遂許諾出,過(石)醉六,久談,復至厚福里與石侯(張輝瓚)及姜、周諸人談,偕張石侯還家,護芳(陳嘉祐)亦至,因同飯,呂滿、廩丞來,以中山所交二萬元相付,即與陳、張諸人共處分之”。 當然,譚延闓離滬赴粵也有生活方面的原因。 因長期閒居滬上,經濟來源頗為拮据,1923 年 1 月 7 日譚氏記述:“近日頗有來詢吾潤格者,賣字之心油然而生,近來囊底已空,不能不計及此矣。”2 月 15 日舊曆除夕,譚延闓由滬南下廣州,此後日記譚氏自謂為“南征日記”。⑩不可否認,孫中山邀請譚延闓同赴廣州亦有其自身考量:“孫先生以譚曾三次主持湖南軍政,雖然新近為趙恒惕所扼,但他在湖南的舊部不少,潛力很大,利用譚之東山再起,或可收打通北伐通道的效果,乃攜譚赴廣州。”1923 年 3 月 2 日,孫中山在廣州組建海陸軍大元帥大本營,自任大元帥,統率各軍,並委任譚延闓為內政部長。對於處在戰爭狀態中的廣州大本營而言,內政部實為虛名機構,無甚權力。 3 月10 日譚延闓記述:“吾於內政部本謂僅擁虛名,今乃被促,不能從事組織,又多一麻煩也。”在內政部長任上不及兩月,5 月譚延闓改任建設部長。5 月 28 日,譚前往建設部就職,該部辦公場所就是一個大廳,“往至財政廳側一大廳,所謂建設部也”。無論內政部長還是建設部長,對譚延闓而言皆屬掛名,他心中所念始終是湖南政局。二、譚、趙戰爭與駐粵湘軍的形成1923 年湖南政局變動劇烈,首先從湘西引發。 湘西政局的變化,與陳嘉祐、蔡鉅猷等湘省軍政要角密切相關。 陳嘉祐,字護芳,湖南湘陰人,其父陳炳煥(號樹藩)長期在譚延闓部擔任要職。 陳嘉祐早年就讀於長沙明德中學,在此期間認識了在該校任教的黃興。 後赴日本留學,經黃興介紹得識孫中山,並加入同盟會。 陳隨後入日本士官學校學習軍事。 辛亥革命前回國,一度在湖北任標統,旋即回湖南軍中任職。 因其父與譚延闓的特殊關係,在譚三次督湘期間,陳嘉祐均在譚部擔任軍職,“他(陳嘉祐)的前段道路,也就隨著譚的三起三落而坎坷不平”。 陳是擁譚派的中堅人物。091

1920 年譚延闓第三次督湘,不久被部屬趙恒惕逼迫離湘,趙遂主政湖南。 陳作為譚之舊部,“素為趙所嫉視,此時陳、趙間的嫌隙更深了”。 1921 年冬,孫中山派湘籍要員周震麟為湖南勞軍使,留駐郴縣聯絡陳嘉祐,陳自此暗中接受廣東政府指揮,“趙察知其事,對陳更加懷恨,必欲去之而甘心”。1922 年 5 月,孫中山任命陳嘉祐為“討賊軍湘軍第一路司令”。在與趙恒惕的較量中,陳嘉祐處於劣勢,軍隊損失頗大,餘部避往湘西,陳本人則離湘赴滬,與譚延闓會合。攪動湘西政局的另一位要角是蔡鉅猷,字鑄人,湖南益陽人。 早年入湖南武備學堂就讀,畢業後進入湖南新軍任職,先後參加辛亥革命長沙起義、1915 年反袁護國戰爭、1917 年護法戰爭等,在連年戰亂與動盪的湖南政局中,其勢力逐漸壯大。 到 1920 年前後,蔡鉅猷已據有沅陵、瀘溪、辰溪等縣,擁兵 25 營,深得譚延闓倚重,擔任沅陵鎮守使,掌控湘西實權。從 1915 年護國戰爭以來,湘西在湖南軍政格局中便具有較高的獨立性,與湖南當局維持著半獨立狀態。 同時,湘西的鴉片貿易與稅收,引發各方爭奪。 湘軍將領方鼎英晚年曾直言:湘西乃“烏金”之地,不僅雲貴等省的鴉片煙土多經湘西轉運漢口,且湘西各縣自種鴉片者亦為數不少,各方權勢人物“睹此禁臠,莫不垂涎欲滴”。 北洋時期由爭奪湘西而引起的多次戰爭,“表面上雙方都說得振振有詞,實際上是因鴉片問題引起的,也可以名之為‘鴉片之戰’”。另一位湘軍將領戴岳也認為:“趙恒惕與蔡鉅猷之戰,不管雙方有什麼藉口,實質上是一場爭奪鴉片煙稅的戰爭。”趙恒惕控制湘政後,自然力圖掌控湘西,遂與盤踞該地的蔡鉅猷等人矛盾日劇。 因此,湘西成為挑戰趙恒惕、引發湘政變動的肇端之地。1923 年 2 月,孫中山偕譚延闓由滬抵粵,重組政權。 在此前後,陳嘉祐亦赴湘西活動,聯絡沅陵鎮守使蔡鉅猷,密謀起兵反趙。 5、6 月間,蔡鉅猷以換防為名,提兵向安化、益陽推進。 趙恒惕隨即下令裁撤沅陵鎮守使一職,調任蔡為湖南省講武堂總辦,其所部兩個旅改歸湖南陸軍第一、二兩師節制。 趙恒惕撤免蔡鉅猷的舉措,各方為之震動。 衡陽鎮守使謝國光、武岡鎮守使吳劍學、湖南陸軍第一師師長宋鶴庚及第二師師長魯滌平等,均有唇亡齒寒之憂,認為昨日討伐陳嘉祐,今日撤免蔡鉅猷,下一步便將輪到自己頭上。 他們希望趙恒惕知難而退,保全蔡的地位,同時又不致與趙破裂。 他們一方面電促蔡退兵,一方面請趙收回裁免蔡職的成命。 謝、吳、宋、魯聯名通電,主張湘西問題和平解決。此時戰爭雖尚未爆發,但湖南內部的對壘態勢已露端倪。 趙恒惕晚年也承認,其時湘軍隱分新舊兩派:新派多為保定軍校出身,水平較齊,知識亦較高,如唐生智、賀耀組等;舊派則分子複雜,有湖南速成學堂、武備學堂、弁目學堂卒業者,有學兵,亦有行伍出身者,如吳劍學、魯滌平、蔡鉅猷、陳嘉祐、謝國光等。趙氏所言,意甚明了———其本人為新派領袖,而譚延闓則為舊派首領。對於這場由湘西引發的劇變,身在廣州的譚延闓高度關注。 這在譚氏日記中多有體現:1923年 5 月 31 日,“與周鼇山、鍾仙莊談湘事,皆以速往為宜,復與(石)醉六談久之,乃知能者周不多也”;6 月 1 日,“與(石)醉六、宏群(岳森)商湘電事”;6 月 3 日,“談湘事甚久”。 關鍵時刻,各方密使往返頻密,6 月 17 日,譚見吳某,此人係“魯詠安(魯滌平)所使也”;6 月 25 日,“蕭養晦者來自辰州,云護芳(陳嘉祐)所使,然無信也”;7 月 4 日,“周鼇山忽來,義形於色,云湘西事發,吾當速歸,欲即見滄白(楊庶堪),吾婉謝之……岳爺得粟海槎電,僅‘趙令免蔡’四字”。面對湘局劇變,孫中山、譚延闓等人密集商議應對之策。 1923 年 7 月 8 日,譚延闓至大本營,將陳嘉祐相關消息報告孫中山,孫、譚“談進行計劃久之”;9 日,“大元帥明當復往,吾計行矣”,“得蔡(钜猷)電,知決心與湘當局戰,猶恨其遲也。”10 日,譚派要員彙聚譚宅,“皆計行事者,商榷甚191

久”,譚至大本營,“見孫先生言湘西事,遂決行事”,午後又“見孫先生,以橫磨劍見畀,足壯行色”;是日,孫中山發給譚延闓回湘經費十萬元。11 日,“吾將行,而帥令喚商湘事,奏對久之”;15 日,有人“自湘西來,云事有把握,為之一慰”。與此同時,1923 年 7 月,湖南內部雙方已開始調兵遣將。 趙恒惕已派第一師賀耀組旅由益陽進攻淑浦,唐生智旅由常德進攻辰州(沅陵)。 蔡鉅猷的處境已成騎虎之勢,遂宣佈就任孫中山所任命的湘西第一軍軍長,“擁護元首不易初衷”,並列舉趙恒惕在湖南的種種罪過。蔡分兵三路,由劉敘彝、田鎮藩、周朝武率領,向常德、安化、新化等方面進攻。蔡、趙戰爭爆發,這也為譚、趙戰爭拉開了序幕。湘局瞬息萬變,孫中山、譚延闓力主積極、直接介入。 1923 年 7 月 16 日,孫中山任命譚延闓為湖南省長兼湘軍總司令,蔡鉅猷為湖南討賊軍湘西第一軍軍長,陳渠珍為湘西第二軍軍長;謝國光為湘南第一軍軍長,吳劍學為湘南第二軍軍長;宋鶴庚為湘中第一軍軍長,魯滌平為湘中第二軍軍長。24 日,譚延闓、楊庶堪、胡漢民一同拜見孫中山,孫曰:“今日當以革命手段挽救國家,一切法理論皆用不著,即如湘事,事實奉大元帥令,精神奉黨魁命,譬如對滿清宣戰,豈有退轉,應一切不顧不理,以服從命令達到任務為歸。”次日,譚延闓在石醉六、岳森、張輝瓚等二十餘名部屬陪同下,離粵赴湘。8 月 7 日,譚延闓抵達衡陽,就任湖南省長兼北伐討賊軍總司令,並組織公署。譚延闓入湘討伐趙恒惕,導致湘軍分裂更趨明顯。 賀耀組、葉開鑫、唐生智等旅長及所屬十七個團長發表通電,明確表達反譚擁趙的立場;蔡鉅猷、陳嘉祐、謝國光、吳劍學等人則站在譚延闓陣營;湖南陸軍第一師師長宋鶴庚、第二師師長魯滌平,內心傾向譚延闓,但因所部擁趙力量強大,只能暫時保持“中立”姿態。 宋、魯二人此時在湘軍中位高權重,僅次於趙恒惕,他們的“搖擺”姿態,令譚延闓深以為憾。 8 月 17 日譚記述:“冠軍(吳劍學)來,出宋(鶴庚)、魯(滌平)電,仍以調停為言”;19 日,“得宋、魯主張和平電”;24 日,岳森“自湘鄉歸,言宋、魯態度備悉,使人太息”。譚、趙戰爭爆發後,雙方人馬相持於株洲、醴陵一帶。譚、趙雙方雖劍拔弩張,但並未完全撕破臉皮,和戰交織並行。 此時湘軍將領中主張和平的氣氛依然濃厚。 宋鶴庚、魯滌平主張議和,避免戰爭。 8 月 23 日,趙恒惕下達總攻擊令,趙軍接連取勝,譚軍後撤。 就在這時,隸屬魯滌平師葉開鑫旅的團長朱耀華,受張輝瓚、方鼎英等策動,倒向譚方,9 月 1 日引兵突襲長沙,毫無防備的趙恒惕倉促逃往醴陵,譚、趙戰爭“局面有急轉直下之意矣”。後趙得直系吳佩孚支持,召集所部於 13 日重新佔領長沙,譚軍退出。 14 日,魯滌平發表通電,提議雙方停戰和談。 於是,雙方在湘潭姜畲議和。 對於議和,譚延闓感慨道:“停戰空氣既濃,士官皆有厭兵之意,則此行目的將不達矣。”姜畲和平談判持續一個多月,未果,10 月戰事再起。此時趙恒惕得到吳佩孚支持,直系軍隊進駐岳州、常德一帶。 在譚、趙之爭中,趙方漸佔優勢,譚軍退往湘南。 但是,隨著直系軍隊介入湖南內戰,加上其他因素,原先持“中立”態度的魯滌平、宋鶴庚也轉而加入譚方。 正在此時,陳炯明所部進攻廣州,形勢危急,孫中山急令譚延闓回師援粵。11 月 13 日,譚延闓率領所部湘軍進入廣東,譚、趙戰爭至此結束,趙恒惕控制了除湘西之外的湖南大部分地區。 由此,譚延闓所部成為“駐粵湘軍”。身在廣州的孫中山密切關注湘局變化,起初他與譚延闓函電往返,溝通信息,勉勵譚“猛力毅進”解決湘局。9 月,孫中山派朱培德所部滇軍赴湘支援,前鋒已抵湘境,後因東江戰事未息,惠州城尚未攻下,陳炯明所部林虎、洪兆麟部由閩邊移至,以圖解惠州之圍,孫遂不得不再將朱部調至惠州,並表示待東江問題解決後,各軍“皆可入湘,以定全局”。囿於廣東內部局勢,孫中山對湘局的291

支持僅限於口頭,實際上無能為力,無法給予切實支援,關鍵時刻反而需要湘軍入粵救援。 對於湘局與南北時局變化,有報紙分析道:譚軍離湘入粵,湖南又陷北軍之手。 就廣東而言,孫軍得譚部援助,在廣東當有立足之餘地。 然而,就整個西南而言,湖南為北軍所得,不再是中立省份,無法再起到緩衝南北局勢的作用。 廣東戰事尚無結束之日,隨著湖南為北方所控制,南北勢力直接接觸,難免發生進一步衝突。 該報感歎:“苦哉吾民,何時始離刀兵之危,而見和平統一之天日乎”。此分析頗為在理。三、駐粵湘軍的戰事與處境譚延闓率軍由湘南退入粵北,部眾達三萬餘人,攜槍一萬五千枝。自此,這支湘軍開始參與廣東諸多軍事行動。其一,參與援救廣州。 11 月 17 日,譚延闓抵達韶關,次日趕赴廣州,與楊庶堪、廖仲愷、孫科、伍朝樞、吳鐵城等人會面,隨後同赴大本營拜見孫中山,“極蒙嘉慰,深說久之”。此前數日,陳炯明所部林虎、洪兆麟近逼廣州,廣東革命政權岌岌可危,孫中山急令譚延闓率師回援。 譚率部迅速回粵,待抵達廣州時,局勢已然好轉。 譚部雖未直接參與廣州解圍之戰,但一支數量龐大的湘軍入粵,頗具威懾力,對改變廣東軍政格局產生了重大影響。其二,投入粵北南雄、始興戰役。 廣州雖已解圍,廣東局勢依然危殆,孫中山不得不倚重這支新來的湘軍以應對亂局。 此時,北軍方本仁乘東江陳炯明部進攻之機,從贛粵邊境大庾嶺進犯粵北,佔領南雄,欲進窺始興。 駐防南雄、始興之滇軍節節敗退,粵北重鎮韶關岌岌可危。 11 月 20 日,孫中山命北江各部隊由譚延闓指揮,督率各部迅速進剿,“務先鞏固邊陲,再進以圖大局,現在北江各部隊著歸該總司令指揮調遣”。 湘軍入粵後,指揮系統有所調整:譚延闓仍為湘軍總司令,常駐廣州;宋鶴庚任湘軍總指揮,因其尚在上海,故由魯滌平代理總指揮,實際指揮粵北戰事。 湘軍編為六個軍,軍長依次為宋鶴庚、魯滌平、謝國光、吳劍學、蔡鉅猷、陳嘉祐,宋鶴庚未到任前,第一軍軍長由方鼎英代理。湘軍初至廣東,人地生疏,兵疲糧乏,處境異常艱難。 方鼎英後來憶述:湘軍官兵初入粵境,語言不通,習俗迥異,又缺糧餉醫藥,加以粵人聚族而居,築有炮樓碉堡,一見湘軍開至,連牲畜物資一概搬入碉堡,形成堅壁清野之勢。 湘軍倉促南來,不僅無處購食,甚至連問路亦不可得。 軍中時常斷糧,有時連一餐紅薯也吃不上。不少湘軍將領對入粵後的前途並不樂觀,這自然影響到軍心與士氣。 在如此艱難狀況下,湘軍能否勝任嚴峻的粵北戰事,頗令譚延闓憂心。 11 月 22 日,譚在日記中寫道:“湘軍疲困又無補充,今當大敵,殊為惴惴。”但形勢危急,只能投入戰鬥,“以事勢論湘軍,如不加入,則北江不可問,惟有努力耳”。 24 日,北江湘軍與滇軍在水南會合,26 日在始興以南連戰皆捷,收復南雄、始興,穩住了粵北局面。 12 月 1 日,譚延闓寫道:“昨早克始興,得槍過千,砲及機槍各數枝,俘虜五百餘,然敵仍在十里外抗戰,今早電尚未擊退,而子彈已乏,故可慮也。”12月初,湘軍和滇軍將北軍逐出粵境,12 月 11 日,孫中山下令嘉獎在北江作戰有功之湘、滇軍官兵。粵局大體得以維持,1924 年 1 月,國共合作的國民黨一大在廣州召開。 此時廣東駐軍龐雜,除本土粵軍外,尚有眾多客軍,勢力最大者為楊希閔滇軍,其次為劉震寰桂軍。 三萬多湘軍入粵,深刻改變了廣東既存的軍政格局,在增強武裝力量的同時,也引發諸多矛盾。 據報載,滇軍以湘軍戰敗來粵,並無顯赫戰功為由,頗有不服之意,楊希閔曾對人言:“湘軍為中山庶出之愛子,彼不過中山之私生子。”又有報道稱,孫中山“密調湘軍各將領於廣州以監視滇軍”。 不僅湘軍與滇軍之間產生391

矛盾,土客矛盾亦隨之加劇,“湘、滇兩軍勢力日趨膨脹,已形成反客為主之景象”,引發粵軍高度警覺,粵籍軍人逐漸聯合以對付外來客軍,由此形成滇、湘、粵軍彼此矛盾重重、互相牽制之局。粵軍為本地武裝,滇軍入粵已久且勢力強大,因此後至的湘軍處境更為艱難,防區駐地、武器糧草供給等均成問題,譚延闓曾向胡漢民、汪精衛、戴季陶等人“痛言湘軍之困苦”。其三,進兵東江討伐陳炯明。 國民黨一大後,1924 年 2 月,孫中山決定先肅清東江陳炯明所部,再出師北伐,命湘軍參與東江討陳行動,擔任左翼進攻任務。 4 月起,湘軍攻克龍門、響水、河源等地,與滇、桂軍合圍陳炯明老巢惠州。 東江戰事中,由於滇桂軍不配合、軍餉不繼、水土不服、瘟疫流行等原因,湘軍行動極為困難,傷亡慘重。 6 月 17 日,宋鶴庚來見譚延闓,“談前方情形,軍氣萎靡,病者過半,日有死亡,惟以和為望,言之可傷”。在如此艱難環境中,湘軍由初到粵時的三萬餘人、槍一萬五千枝,“後因在東江久戰,死亡極多,槍枝亦有損失,現有眾約二萬餘人,槍一萬二千餘枝云”。在傷亡慘重的情況下,湘軍中流傳著四句令人心酸的話:“饑不得食,寒不得衣,病不得藥,死不得埋”,其生存之艱難可見一斑。 艱難處境也使湘軍內部軍心更加不穩。 6 月 11 日,湘軍內部有回湘之擬議,部分將士認為,“照現在情形觀察,我軍除回湘外,確無生存之可能”。 湘軍暗中運動回湘,引起孫中山關切,6 月 23 日他詰問譚延闓,譚許諾打消此議。 進退維艱之際,湘軍第六師師長王得慶投靠陳炯明,影響惡劣,孫中山遂下通緝令。此次東江戰事延續至 9 月,後因廣州商團叛亂,湘軍從東江前線回師廣州參與平亂。 東江之戰未達原定目標,未能肅清陳炯明所部。其四,出兵北伐贛南。 1924 年 9 月,江浙戰爭爆發,為共同討伐直系,同時化解廣東內部矛盾,孫中山決定出師北伐,命湘、贛、豫軍等參加,並親赴粵北韶關督師。 北伐軍集結部隊大致如下:譚延闓湘軍(5 個軍 13 個師)13,000 人;樊鍾秀豫軍 1 個軍 5,000 人;贛、陝、晉和閩系將領指揮的閩軍3,000 人;廣州政府軍政部長、湘軍將領程潛所部 2,000 人;吳鐵城的廣州警衛旅 2,000 人;共計 25,500 人。10 月 13 日,孫中山訓令各軍編為建國軍,駐粵湘軍編為建國湘軍,總司令為譚延闓,湘軍第一軍軍長兼湘軍總指揮宋鶴庚,第二軍軍長魯滌平,第三軍軍長謝國光,第四軍軍長吳劍學,第五軍軍長陳嘉祐。各軍編制與人數如下:第一軍轄 4 個旅,步兵 4,000 人;第二軍轄 3 個旅,步兵約 3,000 人;第三軍轄 4 個旅,步兵約 2,500 人;第四軍轄 3 個旅,步兵 2,500 人;第五軍轄 2 個旅,步兵 2,000 人。按孫中山部署,湘軍進攻江西,但湘軍內部對此意見不一,有人主張進兵湖南。 譚延闓記述:召集宋鶴庚、陳嘉祐等將領到住處商議計劃,“決計北伐入贛,聞吳八、茀燾皆力主入湘,自云順兵心,不知兵心思歸乃回家,非打仗,豈可順乎。 不願打仗,留之何益,逃不足怪,吾豈須恃此兵為生活耶。”可見湘軍內部軍心不穩、人心不齊。南方軍隊厲兵秣馬,北方政局亦暗流湧動。 10 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形勢突變,隨後馮玉祥、段祺瑞等邀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 多方權衡後,孫中山決定北上,行前令胡漢民留守廣州代行大元帥職權,命譚延闓為建國北伐軍總司令主持軍務,北伐各軍歸其節制調遣。 然而各軍之間頗難協調,即使湘軍內部,矛盾也不小。 湘軍中地位僅次於譚延闓的宋鶴庚與魯滌平本有嫌隙,此時又生齟齬。 11 月 8 日譚氏記述:“詠安(魯滌平)來,飯後,熙農(吳劍學)至,正談笑間,阜南(宋鶴庚)乘醉入,大與詠安鬧意見,積隙已深,倚醉發揮,不必盡為改道異同,然而將帥不和,師行可慮,為之憂憤。”11 月,譚延闓令湘軍及各軍北伐贛南,起初進展勝利,佔領贛州、吉安等地。 不料湘軍前敵總指揮宋鶴庚輕敵冒進,12 月下旬陷入敵軍埋伏,湘軍潰敗,損失慘重。 1925 年 1 月 1 日,譚491

延闓從前線歸來者了解戰況,知悉“此次失敗,罪在湘軍,始則輕敵,繼則兵不用命,遂大崩潰,累及友軍,壞及國事”。 3 日,參與北伐的滇軍將領朱培德與譚延闓相見,“談戰事甚悉,輕敵居其半,士不用命居其半”。多方商議後,譚延闓決定放棄贛州,退守粵北。 湘軍離湘征戰,本就軍心不穩,加之贛南慘敗,在湖南趙恒惕引誘下,宋鶴庚率謝國光、吳劍學部逃回湖南,後被趙恒惕解散,這成為譚延闓“一生最痛心事”。據蘇俄軍事顧問記述:贛南戰敗後,“撤退到遂川的湘軍發生了嘩變。 士兵們要求解散隊伍或者將他們送往湖南,聲稱湖南人不適應廣東的氣候,所以他們在那裡非常痛苦,不能再到廣東去了”。兵敗贛南引發廣東各方聯動,1925 年 1 月 3 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湘軍在江西失敗,東江逆敵,林虎擬出贛,南撲滅湘軍與北伐軍,而促陳逆反攻省城”;6 日,蔣介石又記:“與汝兄(許崇智)總司令商議時局,北伐湘軍已退出贛州。”兵敗贛南、北伐失敗直接導致湘軍整頓和改造。其五,參與平定滇、桂軍之亂。 1925 年 3 月 12 日,孫中山在北京病逝,廣東的楊希閔滇軍和劉震寰桂軍更加不聽號令,並暗中聯絡滇系唐繼堯,企圖推翻廣東革命政府。 廣東政府決心武力解決滇桂軍問題。 對此次軍事行動,譚延闓內心頗為矛盾,不僅因為滇軍勢力強大,也因為滇、桂軍與湘軍同為客軍,若滇、桂軍被鎮壓,湘軍前途如何、將來是否也會遭遇同樣命運,這也是其他駐粵客軍共有的顧慮。 蘇俄軍事顧問觀察到:在平定滇桂軍前,“口口聲聲忠於政府的湘軍和朱培德將軍,只有在看到政府確有決心並把大批忠於政府的軍隊調到廣州之後才有可能公開出兵支持政府。 否則,無論達成任何協議,只要看不到政府有勝利的把握,他們就不會出兵,以免吃敗仗。”後經廖仲愷與譚延闓及朱培德會談,譚、朱表示支持政府,贊成公開出兵攻打桂軍;但對出兵攻打滇軍,譚、朱尚有保留,他們動搖不定,是缺乏戰勝滇軍的信心,“譚延闓擔心的是,他正在改編中的軍隊尚不適於作戰,再者,湘軍中雲南籍軍官太多,難保他們戰爭中不叛變”。 為說服譚延闓,廖仲愷和加侖多次登門拜訪,反復做思想工作,並向譚許諾:“一俟肅清滇軍,即允許他再組建 3 個團,使湘軍總兵力達到 12,000 人。”最終,譚延闓同意參與平亂行動。 6 月,湘軍由粵北南下,與從東江回師的東征軍共同平定滇桂軍叛亂,這是廣東政權發展過程中的重要轉折點。 7 月,廣州國民政府宣告成立,廣東政權加速軍政統一進程,日漸發展壯大。值得提及的是,儘管孫中山和廣東革命政府頗為倚重這支湘軍,但對廣東民眾而言,這支湘軍和其他客軍並無區別,都是孫中山、國民黨及廣東政府引入,由民眾養活並禍亂廣東的。 蘇俄顧問注意到:廣東“農民以至商人,各階層居民,把對軍隊和軍閥的極端不滿,自然也發洩到政府甚至國民黨身上。 他們指責政府,為了自己不倒台而把外省籍軍隊引入廣東,引進之後又駕馭不了他們。政府和政府軍漸漸成了居民的眾矢之的。 政府、軍隊和官吏,在人們的心目中,特別是在農民的心目中,成了一路貨色。 ‘打倒軍閥’成了響亮的口號,人們聽到這個口號,就聯想到國民黨將領及其軍隊。”實際上,孫中山、國民黨、廣東政府與這些客軍將領之間的關係十分複雜微妙。 加倫報告稱:“政府根本不能左右廣東省政局,它的一舉一動都受制於將領們,而後者中的大多數又不同意黨的政策,有時甚而對政府的舉措公開表示敵意。”四、改造成為“革命軍隊”駐粵湘軍是從湖南軍隊中分離出來的武裝力量。 離湘之前,這支軍隊本就來源複雜,派別林立,官兵矛盾突出,內部問題叢生。 彭德懷,1898 年出生於湖南湘潭,1916 年入湘軍當兵,他晚年憶述,自己當兵的主要動機是因為家庭貧困,那時“苛捐雜稅多如牛毛,社會迅速破產,不少自耕農失591

去土地和生活依據,投軍閥部隊當炮灰,我也是其中之一”;他還談及湘軍內部矛盾:“我參軍部隊的番號是湖南陸軍第二師三旅六團一營一連。 師長陳復初,旅長陳嘉祐,團長魯滌平,營長劉鉶,連長胡子茂”,師長是反對孫中山派,旅長、團長則是擁護孫中山派。 湘軍中尉級軍官、軍士大部分參加過辛亥革命,另有一部分保定軍官學校二、三期學生,擔任排長和見習官等,“他們受到行伍出身的軍官的排擠,一些學生軍官被反走了一批。 1917 年旅長陳嘉祐、團長魯滌平暗中支持下級軍官和士兵反對北洋軍閥的兵變,陳復初被迫下台”。1921 年,趙恒惕控制下的湖南因援鄂戰爭失敗,向外擴張地盤無望,湘軍內部矛盾又重新尖銳化,表面上是保定系和士官系軍閥聯盟排除行伍系,實際上是重新分割省內地盤。 1924 年(實際應為 1923 年)秋季,爆發了前者排除後者的武裝衝突,行伍系的魯滌平、謝國光、吳劍學等部數萬人被迫逃往廣東。由於湖南內部矛盾激烈,戰事頻發,各方都在擴充人馬以增強自身實力,因此將聚嘯山林的土匪收編為軍隊是常有之事。 譚延闓曾命陳嘉祐收編土匪。 1917 年譚第二次督湘,任陳為步兵第三旅旅長,該旅在護法戰爭中失敗,陳僅以身免。 由於自身力量薄弱,譚為擴充實力,命陳招撫湘南綠林,組建“護字營”。 該營係招收祁陽四明山土匪編組而成,由陳任司令,“護字營成軍後,綠林習氣一時很難革除,殺人越貨之事,仍有所聞,百姓苦之。”對此,譚責成陳整頓該部。 1921 年譚第三次督湘,對湖南各部軍隊進行整編,護字營改編為湖南省第六混成旅,仍由陳嘉祐任旅長,移駐湘南之郴縣。不難想像,如此隊伍構成,湘軍內部問題重重。這些問題自然延續到駐粵湘軍之中。 1923 年 12 月 7 日,大元帥府秘書長楊庶堪告知譚延闓,“湘軍在乳源城及龍歸市大掠”,譚聽聞後“為之慨歎”。 1924 年 2 月 13 日,陳嘉祐等人與譚延闓相談,“連日為兵鬧事所惱,時時動氣,細思何為如此”;18 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致函譚延闓,說廣州第一區分部被湘軍第五軍(即陳嘉祐部)“強佔駐紮,致礙黨務進行”,請譚令該部擇地遷出;19 日,“日來為護芳(陳嘉祐)軍隊滋事感痛苦已多,故不能更忍也”,“軍隊不守紀律事則殊切至”。 3 月 15 日,譚延闓得吳鐵城報告,“拏獲湘軍之收行水者,可惡之至! 復函請其槍斃,此蔣慎先所為,立名目以魚肉百姓,尤不可恕,明當盡法懲之。”17 日,蔣慎先來陳述此事,譚“以正言斥之,(蔣)初尚抗辯,繼乃屈服,誰令其召集匪徒以貽煩惱者,不能不自咎也”。 同日,譚得報告,“沙頭逃兵已歸者二百餘人,則逃卒亦尚二百許,今計謝(國光)軍在北江逃去者,將及千矣,可惜也。”4 月 3日,譚延闓接魯滌平函,“云前方將有索餉風聲,宜極鎮之”;7 日岳森對譚延闓說,“聞湘軍有拉伕事,時聞槍聲,為之不怡。 湘軍至粵,百惡並舉,但未拉伕耳,今亦須補足耶。”從上述譚氏日記所載,顯而易見這是一支問題叢生、不易管束的軍隊,特別是陳嘉祐所部,以致蘇俄顧問都聽聞“(陳嘉祐)第五軍是雜牌軍,很大一部分人來自土匪”。後來在駐粵湘軍中擔任黨代表的肖勁光,晚年也憶述:湘軍官佐“大部分是舊軍官學校出身,軍閥習氣較重,拉幫結派,欺壓士兵;士兵中大多數是家庭破產的農民、工人和流氓無產階級。 他們當兵吃糧,雇傭思想嚴重,又沾染了不少舊軍隊的惡習。 官欺兵,兵擾民,紀律很差,戰鬥力也較弱”。如何把這樣的軍隊改造為“革命軍隊”,是擺在孫中山和廣東革命政府面前的迫切任務。 1923年 12 月 2 日,在歡宴湘、豫、滇、桂、粵諸軍將領席上,孫中山發表演說,講解三民主義,希望各將領忍耐暫時困難,向三民主義去奮鬥。 他指出:“現在廣東的軍隊,都是各軍佔駐一兩縣,賣煙開賭,搜括錢財,以飽私囊。 我以為這樣不過是眼前的行動,馬上當要改良的。”他號召各將領振作精神,明白、信仰主義;並表示要向廣東的軍隊宣傳,“讓這十幾萬兵,都明白我們何以要革命的主義”,把這些軍隊“都造成一種革命軍”。1924 年 2 月 12 日,孫中山前往湘軍操場演說軍人要旨,歷三小時691

之久。 23 日視察湘軍駐地,勉勵官兵努力奮鬥,呼籲湘軍變成以一敵百的革命軍,共同擔負救國救民之責;當日下午又赴廣州城北江村慰勞湘軍,告誡:“最要者厥為與是地民團及商團等和衷共濟,共保地方治安,切不可發生誤會。 至討賊救國為軍人之天職,願諸兵士為國努力。”在沒有軍餉保障,又缺乏組織、紀律等手段配合的情況下,前述簡單的道德說教,效果有限。 在軍事行動實踐中,對軍隊改造作用更大。 1924 年 4 月至 9 月,湘軍赴東江討伐陳炯明,由於滇桂軍不配合,加之供給困難、瘟疫流行等原因,湘軍傷亡慘重,並由此造成軍心不穩,不少將士產生回湘之念。 9 月湘軍調往粵北參與北伐,年底兵敗贛南,不僅傷亡慘重,還導致宋鶴庚、吳劍學、謝國光等將領帶兵回湘,離開了廣東革命陣營。 對此,蘇俄軍事顧問辯證總結道:這次北伐的正面意義,首先是再次直觀地使國民黨認識到,試圖通過與某些軍閥合作來反對北方軍閥,利用他們來進行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不僅是無益的,有時甚至會威脅國民黨的生存和威望;第二點是湘軍的改組,這次改組直觀地向湘軍將領們證明,軍隊若缺乏統一領導,只能走向失敗。 湘軍最終認識到這一點,1925 年 1 月決定將各軍和師整編為 8 個獨立團,2 月著手實施整編。置之死地而後生,贛南慘敗後,譚延闓採納方鼎英等人建議,決心整頓湘軍,他在粵北韶關成立“湘軍整理處”,統籌辦理整頓事務。 1925 年 1 月 25 日,譚延闓“開整理處成立會議,魯(滌平)、譚(道源)、方(鼎英)、戴(岳)、陳(嘉祐)、岳(森)為會員,各痛言整理之必要,主張旅以上官盡裁,但留團,取三三制,以八十一槍為連,計湘軍可編八團。 設教練處,以將官督任之,以講武堂為改造基礎。 全體通過,且有喜色,意者湘軍其有豸乎”。 在實際整頓過程中,困難不少,29 日譚發現:“人人皆欲當團長而無其實力,又不肯編併與人,不亦大可哀乎。”但是,整編改造工作必須推進。 2 月 3日譚記述:“三師改編三、四、五團,駐南雄,團長成光耀、謝毅伯、廖新甲。 九師改編一、二團,駐始興馬子坳,團長朱耀華、羅壽頤。 二師改編第六團,駐周田,團長周緯黃。 五軍改編第七團,駐董塘,團長朱剛偉。 第一、二縱隊改編第八團,駐大橋,團長李韞珩。 補充旅改獨立營,砲兵編五連,另工兵二連,駐韶州……每團每月薪餉公費馬乾藥費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九元五角。”2 月 11 日,湘軍整理處正式成立。 譚延闓所部縮編為 8 個步兵團、2 個獨立營、5 個炮兵連、3 個工兵連。兵敗贛南,湘軍整頓改造,加上孫中山病逝等多種因素交織在一起,也促使譚延闓思想有所變化。 譚延闓親信石醉六憶述:這時“他(譚延闓)的傷感漸有重視共產派的傾向,並警告我勿為國家主義的國民黨員”;湘軍將領岳森也函告石醉六說:“廣州諸友自畏公(譚延闓)以次對君,均無何隔閡”,石醉六“更相信譚必繼承孫先生的精神,以親俄為政治手段罷了”。加倫也觀察到譚延闓的變化,“他生性沉著穩健,表現雖不特別積極,卻也力求真心領會新的施政方針。 他對各項決議悉表贊成,從無異議。 身為政治委員會委員,他對政治委員會的一切指示照辦無誤。 差不多每隔一天,他都要拜見鮑羅庭同志,向他請教辯證法和政治事態的發展規律。 他還主動地悉心聽取政治報告。令人感到,他願意正確理解和適應中國政治形勢的發展。 顯然,他要真心實意地暫時背棄他信仰的孔孟之道(對此,他是深有研究的),轉而信奉政治經濟學。”譚延闓這些變化,也有助於把湘軍改造為“革命軍隊”。隨著廣東軍政劇變,駐粵湘軍也不斷改編改造。 1925 年 6 月上旬,廣東革命政府平定滇桂軍叛亂,掃除了軍政統一的障礙。 6 月 15 日譚延闓在日記中記述:“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實行統一案,胡(漢民)、汪(精衛)、廖(仲愷)皆發言,余與頌雲(程潛)、益之(朱培德)、嘉倫(加倫)、孫科、梁鴻楷皆有贊同之演說,嘉倫為精詳,梁最簡略。 復討論改國民軍廢省號,皆以舉手表決,全體一致。”7 月廣州國民政府成立,加速軍政統一進程,旋即組建軍事委員會,委員包括:汪精衛、胡漢791

民、伍朝樞、廖仲愷、朱培德、譚延闓、許崇智、蔣介石,汪精衛為主席,軍事委員會宣佈所屬各軍一律改為國民革命軍,取消以省別為軍隊的名稱。 在改編國民革命軍的過程中,蘇俄軍事顧問起到了關鍵作用,為確定每個軍的人數和編制,加倫預先同每個軍進行談判,這項工作從 6 月 16 日開始,到7 月初尚無最後結果,“每個軍長,每一路軍都討價還價,希望人越多越好,編制越靈活越好”。 但是,加倫同譚延闓的談判頗為順利,“談判結果,除原有 8 個團以外,再增建 1 個團。 9 個團編為 3個師,組成 1 個軍,譚延闓任軍長。 今後有了武器,逐步達到編制定員。”1925 年 8 月,統一的國民革命軍初步成軍:黨軍改為第一軍,蔣介石任軍長;建國湘軍改為第二軍,譚延闓任軍長;建國滇軍改為第三軍,朱培德任軍長;建國粵軍改為第四軍,李濟深任軍長;福軍改為第五軍,李福林任軍長。這樣,駐粵湘軍成為國民革命軍第二軍,人事與編制安排如下:軍長譚延闓,副軍長魯滌平,參謀長岳森,副黨代表李富春(中共黨員)。 第二軍下轄第 4、5、6 師,第 4師,師長張輝瓚,黨代表李六如(中共黨員);第 5 師,師長譚道源,黨代表方維夏(中共黨員);第 6師,師長戴岳,黨代表肖勁光(中共黨員);1926 年春,增設教導師,師長陳嘉祐。 湘軍改編為第二軍後,譚延闓仍是軍長,但他將更多精力轉到廣東高層黨政事務上,因此,該軍具體事務由副軍長魯滌平負責。 蘇俄顧問觀察到:“他(譚延闓)在第二軍裡很受尊敬,但由於未受過軍事教育,所以該軍實際上由他的副手魯滌平將軍指揮,他只負責一些大的事情。”駐粵湘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後,蘇俄式軍隊政治工作也隨之展開。 以中共黨員為主的政治工作幹部開始進入湘軍,這深刻改造著這支軍隊。 第二軍副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富春,是政治工作的主要負責人,他上任後主要做兩方面工作:第一,建立健全政治工作制度。 湘軍改編為第二軍時,全體官兵集體加入國民黨,軍、師、團、營都設黨部,基層黨部設黨小組,李富春到第二軍工作後,著手健全各級黨代表制度,組建軍、師兩級政治部,第二軍下轄三個師的黨代表分別由湘籍中共黨員李六如、方維夏、肖勁光擔任,其中李、方當時已是頗有名望的湖南革命者,肖則是從蘇聯學習軍事歸國不久的湘籍青年革命者。 第二,第二軍的軍、師兩級都建立共產黨秘密組織,李富春任書記。 共產黨秘密組織開會,傳達黨的文件和指示,發展新黨員。 北伐前李富春還從地方招收一大批有志青年,大部分是中共黨員和共青團員,充實到第二軍各級政治部門。 政治思想教育是政治工作的重要內容,在李富春等人看來,對第二軍軍官的教育,突出要解決的是“私人私槍觀念”,他說:“如果將私人私槍的難關打過,其餘一切改造湘軍的問題,均可迎刃而解”。 經過努力,第二軍改造工作取得了相當成效,李富春在一份報告中寫道:這支“昔日行軍時,拉伕、籌餉、搶劫、騷擾無所不為的湘軍現已成為‘頗受民眾歡迎’的革命軍隊”。經過改編改造,第二軍中下級長官中有很多中共黨員,該軍受共產黨影響很深。第二軍第六師黨代表肖勁光是湘軍改造工作的重要執行者,他晚年憶述:調入湘軍工作後,首先抓了這麼幾件事:一是宣傳三民主義,主要講解打倒列強、除軍閥的道理;二是宣傳孫中山的遺囑,以灌輸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三是對部隊實行民主政〔改〕造,實行經濟民主,不准扣兵餉,不准喝兵血,廢除肉刑等封建制度,提高士兵執行紀律的自覺性。 師政治部的工作人員和各級政工人員、共產黨員,經常深入部隊,主要做下級軍官和士兵的教育工作,使他們覺悟、進步,成為發展革命力量的基礎;對同級官佐主要做團結工作,在團結的基礎上施以革命的影響,爭取他們。經過教育,大部分下級軍官和士兵了解了自身所處的地位,了解了三民主義、三大政策的主要內容和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意義,逐漸懂得了為什麼打仗的道理,有了初步的革命要求……當然,“在當時要想對部隊實行徹底改造是不可能的。 軍閥部隊很講幫派、義氣,動他一兵一卒都行不通。 但進891

行這些改造,受到士兵的歡迎,上層軍官們感到政治工作有威力,能使士兵積極、努力,聽從指揮,提高戰鬥力,起到了他們所起不到的作用。 因而也尊重我們的工作,願意與我們合作,整個部隊面貌有了改變”。蘇俄顧問非常關注湘軍改造工作。 政治顧問鮑羅廷多次到湘軍發表演說,推進改造工作。 他指出:“軍隊為什麼要‘政治工作’? 就是要訓練軍隊,去與‘人民合作’,‘政治工作’要使人民了解去打仗的目的。”軍事顧問加倫更是對此高度關注,認為該軍優點與缺點並存,經歷巨大困難和傷亡後,經過改造可以逐漸變好。 他寫道:“普遍都說湘軍組織得不好”,譚延闓與該軍將領們的關係不大好,譚本人不是軍人,他“對哲學和孔夫子比軍隊問題更在行”;湘軍佔據粵北貧瘠地區,物質條件極其惡劣,儘管有廣東政府支持,軍需供應狀況依然不容樂觀;軍中的衛生狀況令人擔憂,湘軍不適應炎熱的氣候,患病率很高,駐紮廣東期間約有 8,000 人死亡,(1924 年 9 月)北伐前夕軍中有近 5,000 人生病;民主主義在湘軍當中十分盛行,士兵與居民關係非常好。 在了解這支湘軍的基本情況後,加倫表示:“我們發現這支軍隊並不是那樣糟糕,在俄國顧問的幫助之下,它將變得越來越有戰鬥力。”不可否認,第二軍確實朝“革命軍隊”的方向演變,但離真正的“革命軍隊”還有相當的差距,仍是一支具有濃厚湖南地域色彩的武裝力量。 其實,這也是廣東客軍經過改編、改造後的共性。 由朱培德滇軍改編而來的國民革命軍第三軍,雖經以中共黨員為主的大批政治工作人員進駐,整頓了軍風軍紀,改造成效顯著,但總體上依然是一支雲南地域色彩濃厚的武裝力量。蘇俄軍事顧問也承認:從表面上看,國民革命軍是一支統一的軍隊,但內部改組工作並未完成,“在由過去的‘盟軍’改編過來的那些軍中,分裂主義尚未根除(第一軍———黃埔軍除外)。 它們的名稱改變了,但本質上沒有多大的變化。 湖南籍的軍官想到第二軍中去,雲南籍的軍官想到第三軍中去,廣州籍軍官則想到第四軍中去。”結　 語1924 年 12 月 7 日,加倫在致蘇俄駐北京大使加拉罕的信函中指出:“僅僅依靠工農運動和進步的商民就想守住並控制廣州,希望渺茫。 軍事力量才是決定廣州命運的基本力量。 廣州的最終力量可分為兩類:一是外來者,係為追逐官祿;二是來參加國民革命運動者。”據此,他將范石生滇軍第二師及部分外地友軍歸入前者,將許崇智的粵軍與黃埔(校軍)視為後者,並指出前者掌控了大部分稅收來源,故武器裝備精良,後者則僅能支配縣、省的次要稅項。加倫此處所言“軍事力量才是決定廣州命運的基本力量”,雖一針見血地道出了當時廣東革命與戰爭交織格局的核心癥結,但其將駐粵軍隊簡化為兩類,則未免失之於絕對化。 事實上,不少外來客軍介於二者之間:既屬外來者,不免有逐祿自存的一面,同時亦投身國民革命運動。 譚延闓及其所部湘軍,即是典型例證。譚延闓自清末以來,既是湖南政治的代表人物,也是全國立憲派首領之一,他與孫中山並沒有多少交集和共識。 然而,在民國初年的政局變動中,各方勢力不斷分化重組,譚延闓與孫中山逐漸接近,1923 年後成為孫的追隨者。 孫中山需要借助譚延闓在湖南的深厚人脈資源與政治基礎,而譚延闓也需要孫中山這樣的全國革命領袖的引領。 1920 年代上半期,湖南成為南北競逐和軍政紛爭中的“搖擺”省份,它倒向何方,將直接影響最終結果。 在孫中山支持下,1923 年 7 月譚延闓重返湖南,與傾向北方的趙恒惕爭奪湘政,雖然未達目的,卻成功將一支三萬餘人的武裝力量帶出湖南,形成“駐粵湘軍”,為孫中山和廣東革命陣營注入了新的軍事力量,也因此奠定了譚延闓在廣東政991

權中的崇高地位。帶著謀生圖存的現實考量,譚延闓率所部湘軍入粵,既深刻改變了廣東軍政格局,也大大改造著這支湘軍。 一方面,這支部隊深度參與了救援廣州、粵北南雄始興之戰、東征陳炯明、北伐贛南及平定滇桂軍叛亂等一系列重大軍事行動;另一方面,這些軍事行動既深刻改變了廣東既有的軍政結構,也使湘軍自身在戰爭和革命的實際鬥爭中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補給匱乏,軍餉無著,疫病流行,缺醫少藥,加之戰場失利,傷亡慘重,軍心動搖,逃亡者眾,處境極為艱難。 據統計,“相從出死入生之湖湘子弟,前後死亡達兩萬人”,從剛入粵時三萬餘人,一兩年後銳減至萬餘人,可見其生存環境之艱險與鬥爭之殘酷。置之死地而後生。 在內外交困中,譚延闓決心對湘軍進行整頓和改造。 1924 年底兵敗贛南後,1925 年初譚延闓成立“湘軍整理處”,著手縮編與改造,初具成效。 同年 6 月,廣東革命政府平定滇桂軍叛亂;7 月,廣州國民政府成立,軍政統一進程加速。 在蘇俄顧問統籌安排下,統一整編各部,取消地域軍隊界限,國民革命軍初步成軍。 譚部湘軍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軍。 在蘇俄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國民黨中央向這支湘軍派駐以中共黨員為主體的政治幹部,意在將其改造為“革命軍隊”,成效顯著。 無可諱言,改造後的湘軍與真正意義上的“革命軍隊”仍有相當距離,其總體上依然是一支具有濃厚湖南地域色彩的武裝力量。 但不管如何,這支從湖南分離出來的軍事力量,幾經周折、改編與改造後,最終匯入南方革命陣營,成為 1926 年廣東革命政府北伐的一支重要軍事力量。①桑兵主編:《孫中山史事編年》第 10 卷,北京:中華書局,2017 年,第 5079 頁;第 5063 ~ 5064、5123~5124 頁;第 5435 ~ 5436、5470 ~ 5471、5549 頁;第 5161、5184 頁。②劉鵬佛:《譚延闓與民國政局》,台北:中國文化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79 年;應未遲:《嶽峙淵渟———譚延闓傳》,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8 年;成曉軍:《譚延闓評傳》,長沙:岳麓書社,1993 年;劉建強:《譚延闓大傳》,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年等。 以《譚延闓日記》為核心史料編纂的資料成果,主要有劉建強編著:《譚延闓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21 年;以《譚延闓日記》為主要史料的研究成果較多,主要有:賀永田:《譚延闓三主湘政與清末民初政局》,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 年;周志永:《近代政治轉型中譚延闓的人際關係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4 年;石啟賢:《近代政局變動中的譚延闓》,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4 年等。 譚延闓相關研究論文更多,在此不一一論列。③劉高葆:《譚延闓系湘軍與廣東革命政權(1923 ~1926 年)》,載中山大學孫中山研究所編:《孫中山與近代中國的改革》,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9 年,第 357~401 頁。④譚延闓:《譚延闓日記》第 5 冊,北京:中華書局,2019 年,第 500~501 頁。⑤⑧⑩譚延闓:《譚延闓日記》第 9 冊,第 299 頁;第 289、 300、 307 頁; 第 329、 293、 332、 351 頁; 第400 頁。⑥肖山河主編:《石醉六集》,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6 年,第 67 頁;第 68 頁。⑦《聯省自治前後———湖南參議會趙恒惕議長訪問紀錄》,台北:《口述歷史》,第 1 期(1989 年)。⑨戴岳:《譚趙戰爭親歷記》,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湖南文史資料選輯》第 3 集第 6 輯,1982 年。陶峙岳:《陶峙岳自述》,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34 頁;第 28 ~ 31 頁;第 34 ~ 35 頁;第 21、23、28 頁。桑兵主編:《孫中山史事編年》第 9卷,第 4739 頁;第 4878 頁;第 4882 頁;第 4939 頁;第002

5007 ~ 5008 頁; 第 5005 ~ 5006 頁; 第 5032 頁; 第5021 頁。劉壽林等編:《民國職官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第 140 頁。譚延闓:《譚延闓日記》第 10 冊,第60 頁;第 71、73、79、131、158、192 頁;第 205、209 ~211、215、223 頁;第 252~ 260 頁;第 321、326、336 頁;第 352 頁;第 408 頁。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等合編:《孫中山全集》第 6 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第 122 頁。湖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湖南省志》第 30 卷(人物志)上冊,長沙:湖南出版社,1992 年,第 688 ~691 頁。方鼎英:《一九二三年譚趙戰爭與湘軍入粵》,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湖南文史資料選輯》第 3 集第 6 輯,第 55頁;第 64 頁。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 8 卷,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第 19 頁。《大元帥以猛力毅進勉譚延闓》,廣州:《廣州民國日報》,1923 年 9 月 3 日。丁文江:《民國軍事近紀 廣東軍事紀》,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第 179 頁;第 179 頁;第 177 ~178 頁。譚延闓:《譚延闓日記》 第 11 冊,第 20頁;第 27、41 頁;第 170 頁;第 544 ~ 545 頁;第 53、217、228、230、292、297~298、343、354 頁。李劍農:《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上海:太平洋書店,1930 年,第 568 頁。阿納斯塔西婭·卡爾圖諾娃編:《來到東方:加倫與中國革命史料新編》,張麗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52 頁;第 116頁;第 74 頁;第 268~269、276 頁;第 44、66 頁;第 116頁;第 75 ~ 76 頁;第 377 頁;第 373 ~ 374 頁;第 116頁;第 35 頁。譚延闓:《譚延闓日記》第 12 冊,第 264 頁;第 343 ~ 344 頁;第 474、477 頁;第 532、 541、 551 ~552 頁。朱傳譽主編:《譚延闓傳記資料》第 2 輯,台北:天一出版社,1979 年,第 206 頁。《蔣介石日記》,1925 年 1 月 3、6 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彭德懷:《彭德懷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 6~7、25 頁;第 13 頁。士官系、保定系、行伍系,指湘軍中不同出身的軍官派系。 士官系指由日本士官學校出身的軍官;保定系指由保定軍官學校出身的軍官;行伍系指由士兵出身的軍官。《中秘處致湘軍總司令譚延闓函》(1924 年 2 月 18日), 台 北: 中 國 國 民 黨 黨 史 館, 漢 口 檔 案, 檔號:1872。《肖勁光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 年,第 44 頁;第 44~45 頁。李寶明:《國民革命軍陸軍沿革史》,北京:中華書局,2018 年,第 7 頁。譚延闓:《譚延闓日記》第 13 冊,第 338~339 頁。韓信夫、姜克夫主編:《中華民國史 大事記》第 4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第 2281 頁。勃拉戈達托夫:《中國革命紀事:1925—1927》,李輝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163 頁;第150 頁。房維中、金沖及主編:《李富春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年,第 39~44 頁。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奚博銓等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 年,第 129 頁。《鮑羅廷在中國的有關資料》,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年,第 29 頁。陳紅民等:《朱培德傳》,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7 年,第 72~77 頁。應未遲:《嶽峙淵渟———譚延闓傳》,第 42 頁。作者簡介:李在全,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歷史研究院近代以來中國歷史學知識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北京　 100101[責任編輯　 陳志雄]102

ABSTRACTSToward a Knowledge History Centered on Life: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Yu Xinzhong (005)Abstract: “Zhongyi”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is not only a time-honored medical tradition, but also one of the modern medical systems actively practiced in China and many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 To better un-derstand TCM, its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roves indispensable. Reflecting on history from a contemporary standpoint,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are unavoidable: What is TCM? Is it historical or essential in nature? Since the advent of Chinas modern era, scientism has prevailed, and both the state and society have pursued modernization. Under this background, how did the old medicine, which was regarded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radition, manage to not only survive, but also to successfully in-tegrate itself into the modern national healthcare system, thus becoming modern TCM? Why does modern TCM, which has long obtained legitimacy and become highly institutionalized, still face frequent criticism, and why is there a pervasive sense of pessimism within the profession? To systematically address these questions, this paper adopts the perspectives of “ life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exploring the historicity, the “Way of Life” , and the principles of practice in TCM through the dimensions of contextuality, practicality, and criticality. It argues that by shifting from “science” to “ research” , ground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TCM practice in the subjectivity and agency of life, and transcending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hrough the lens of “pursuing health” , we will reach a relatively coher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ly much-debated “Chinese medicine” .Keywords: Knowledge history; life history; moder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way of life; practicalityThe Reform Logic Behind Exemplary Cases of “Regulatory Alignment”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Area ......................................................................................................................................................................Xie Baojian (027)Abstract: The regulatory alignment mechanism constitutes a vital logic underpinning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s deepening reforms. Analysis of three batches of representative cases demonstrates that regulatory align-ment initiatives within the Bay Area exhibit broad sectoral coverage, significant innovation, a strong emphasis on public wel-fare, and targeted reform approaches. These measures prioritize amplifying the deepening, conversion, spillover, and integra-tion effects of regulatory alignment. Relevant reform measures have markedly accelerated the flow of factors within the Bay Area and strengthened inter-city connections. They embody a specific reform logic characterized by incremental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demand-driven institutional supply, differentiated institutional experimentation, collaborative evolution, and insti-tutional empowerment for development. This provides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Chinas advancement of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reforms towa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Keyword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reform logic; regulatory alignment; mechanism integrationLegal Tools for Regulatory Alignment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Limitation, Improvement,and Application .................................................................................................................................................Cao Xudong (039)Abstract: The primary focus of regulatory alignment with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s the in-terconnection of “hard law” rules, with the scope of such alignment defined by established legal sources. Regulatory align-ment may be categorized into unilateral and bilateral adjustments, with the former, particularly those undertaken by the Guangdong side, constituting the main component. The legal instruments facilitating regulatory alignment include legislative benchmarking or amendment, pilot legislative authorization for reform, coordinated legislation, intergovernmental agree-ments, judicial assistance agreements, model laws, and conflict-of-law rules. Among these, pilot legislative authorization oc-202

cupies a central and pivotal position, exerting influence over, and in some cases determin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other in-struments. Each legal instrument has inherent limitations and requires systematic improvement. Specifically, pilot legislative authorization should have clearly delineated boundaries; such authorization should permit cross-border coordinated legisla-tion and broaden the range of actors engaged in such efforts. Intergovernmental agreements require redefinition and realign-ment of their roles; the scope of judicial assistanc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should be expanded under appropriate authoriza-tion; and the selection of model laws as governing laws should be allowed. The applicability of legal instruments should be determined by the attributes of the relevant rules, rather than by their substantive content.Keyword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rule convergence; legislative authorization for reform pilotsOn the Object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 from an Axiological Perspective ............................................................Wang Enke (051)Abstract: Translation criticism, an active subfield within translation studies, lacks consensus on its object, hindering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dvance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is issue through the lenses of both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axi-ology. It argues for a crit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object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 and the various influencing factors. While any critique must target a defined object, the critic may selectively consider contextual factors based on their theoretical stance. From an axiological perspective, the object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 should be the value relationship established be-tween the translated text and its value subjects, while the valu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aders and the translated text consti-tutes the most important object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 Clarifying this object provides theoretical grounding to avert non-sci-entific critiques that neglect the source text and / or the target readers.Keywords: Translation criticism; object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 axiology; appraisal objectA Discussion on the Notes and Revisions of “Lin Shus Translations” ....................................................Wang Pengcheng (062)Abstract: In academic circles, it is often said that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Qian Zhongshu rarely cites the works of living scholars in his publications” . However, upon examination of the revisions of the article “Lin Shus Translation” , we find that this is not actually the case. The article was written during Qians involvement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Maos Selected Works, and it was closely connected to the discussions led by Xu Yongying on “Common Understanding” of the translations. When “Lin Shus Translations” was first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of Literary Studies in 1964 (Volume 1), Qians work contained notes citing Xu Yongyings articles and views. Later, when the piece was republished in “Four Old Writ-ings” and “Seven Fragments” , Qian made varying degrees of revision, and by 1985, he had removed the notes referencing Xu Yongying. However, Xus views remained in the text, enclosed in quotation marks, a discrepancy that left readers puz-zled. By examining the repeated revisions and additions to “Lin Shus Translations” , we can gain insight into Qians meticu-lous scholarly pursuits and trace the evolution of the work across its different versions. Keywords: Qian Zhongshu; “Lin Shus Translations” ; revision; Xu Yongying“Poetization” and “Dramatization” : The Function of the “NP+NP” Clause in Chinese ................................Wen Suolin (069)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lause composed by Chinese NP coordination constructions, which can be referred to as the “NP+NP” clause. Some major factors concerning the clause are as follows: the clause structure contains at least two noun units; it has relative independence and can be used as the basic unit of expression; the surface structure of the clause shows only an obvious and single coordinating relation, and there are no conjunctions between noun items. It is known that NP coordination clauses are used in rhyming styles with metrical requirements, which is a special form of expression in po-etic language. Accordingly, this paper breaks through the previous rhetoric view that regarded it as a “Liejin” rhetorical de-vice, and discusses its two functions of “poetization” and “dramat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poetry, in which it lives.Keywords: “NP+NP” clause; rhyming style; poetization function; dramatization function302

Western Learning as Practical Learning: Yang Tingyuns Judgment on Western Learning and the Practical Learning Traditionin China ......................................................................................................................................................................Qian Jin (082)Abstract: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e scholar Yang Tingyun (楊廷筠), in his work 《代疑續篇》 (Daiyi Xupian, Treatises to Supplant Doubts, Continued ), regarded Western learning (西學) as a kind of “practical learning” (實學). He believed that, compared to the “emptiness” (虛無) of Buddhism and Daoism, it possessed greater practicality and was more aligned with Confucian moral practice. This viewpoint resonated closely with the practical learning (實學) tradition of the late Ming period, reflecting the anxiety over societal decomposition within the gentry-scholar class, and the desire of the latter for radi-cal reform. By applying Wilhelm Diltheys hermeneutic theory to interpret Yang Tingyuns thought against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intellectual background of the late Ming, it becomes evident that his advocacy for “Western learning” was inti-mately tied to his deep concern over the social crises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Keywords: Yang Tingyun; Western learning; practical learning; Treatises to Supplant Doubts, Continued ; CatholicismEmpathy and Affective Fallacy—Variation of Five Hundred Families Fragrant Poems to Anthologie de lamour chinois:Poèmes de lascivité parfumée ...............................................................................................................................Guo Lina (090)Abstract: The Five Hundred Families Fragrant Poems was circulated in Europe through the medium of French galanterie, varied to Anthologie de lamour chinois: Poèmes de lascivité parfumée . Its translator, George Soulié de Morant, applied the theme classification model created by Judith Gauthier, and translated the poems by empathizing and evoking emotional reso-nance. The language features, narrative style,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of Western literature have greatly widened the emo-tional space of the original poems, which led Westerners to explore the emotional world of Chinese people. However, its dif-ficult to reproduce the fragrant linguistic style of the original poems in the translated version, and the implantation of French galanterie culture also leads to an affective fallacy. The affective fallacy based on empathy is a regular phenomenon in cross-cultural exchanges. The variation of Five Hundred Families Fragrant Poems to Anthologie de lamour chinois: Poèmes de lascivité parfumée, in actuality, practiced correspondence theory.Keywords: Five Hundred Families Fragrant Poems ; Anthologie de lamour chinois: Poèmes de lascivité parfumée ; la ga-lanterie; empathy; affective fallacy; correspondanceThe Origins of Édouard Chavanness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in China ...............................................He Mengying (100)Abstract: The French sinologist Édouard Chavannes was among the earliest Western scholars to travel to China with explicit-ly scientific objectives of investigation. He conducted two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in 1891 and 1907, respectively, whose origins were shaped by the interplay between broader historical trends and personal choices.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opening of Chinas borders, the growing enthusiasm among Western scholars for exploration to the Far East, the institutional and financial support from France, and the increasingly convenient transnational transportation together provided the external conditions that made Chavanness investigations possible. His first application for an archaeological mission was an act of scholarly perseverance following setbacks in his diplomatic career, whereas his second mission was the result of long-term preparation and careful planning, during which his travels extended across North China, where numerous important monument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were preserved. The negotiation and eventual accommodation between Cha-vannes and his student Paul Pelliot concerning the priority of the first investigation of the Yungang Grottoes reflects Cha-vannes’s careful balance between maintaining academic principles and supporting younger scholars. By introducing modern archaeological concepts to Sinology, Chavannes contributed to transforming French Sinology from a text-based model of scholarship into one grounded in fieldwork, while leaving behind a wealth of invaluable materials for Sino-Western academic exchange.Keywords: Édouard Chavannes; French Sinology;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in China; North China; Sino-Western scholar-ly exchange402

A Reassess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ademic Editors and Redactology ........................................Guo Qinghua (112)Abstract: The existence of a profess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ts related discipline are interdependent and mutually em-powering. With changing tim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the editorial profession is increasingly dependent on the rational protection of redactology. In turn,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redactology also increasingly needs the unique contributions of professional editors, especially academic editors. However, in reali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ademic edi-tors and redactology has not only failed to receive sufficient attention, but also remains ambiguous in understanding. In fact,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ditorial identity and academic existence of academic editors, they not only mutually integrat-ed with but also reinforced redactology. On the one hand, redactology studies hold special significance for academic editors, providing them with independent, innovative, and developmental space; on the other hand, academic editors have unique val-ue for redactology studies, offering advantages in terms of presence, perspective, and comprehensiveness.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consistently demonstrate that if redactology development greatly benefits from academic editors, it can also be said that redactology studies provide academic editors with a possible or superimposed mode of academic existence.Keywords: Academic editor; redactology studies; editing work; academic publishingOn the Concept of “ Interdisciplinary” ........................................................................................................................Li Depeng (123)Abstract: Current inter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has become a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but in the field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he definition of “ interdisciplinary” is not very clear, which in turn affects the progress of related con-struction.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e existing defini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as “ the intersection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commits the logical fallacy of “ tautology” , while definitions such as “ the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 “ the fusion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 and “ the reconstruction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commit the logical fallacy of “ self-contradiction.”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should be “perspective + object.” Scientific discipline classification does not allow for the existence of an “ intersecting” relationship; research fields like “sociolinguistics” and “ecological econom-ics” objectively exist, but have not given rise to new disciplines. Clarifying the concept of “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can theoretically resolve issues such as terminological disputes and research content within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and practi-cally address problems such as the scope of article selection in academic journals and the dilemma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Keywords: Interdisciplinary; concept; logical error; essential attributes; renameThe Secularization and Reenchantment of Salomés Representation ...................................................................Zhou Xiaoyi (133)Abstract: By examining the secular transformation and religious reshaping of the figure of Salomé, the theological connota-tions embedded in the concept of the sublime can be unveiled. This involves four aesthetic/theological modalities: the Ro-mantic “ theophanic modality” , which preserves the divine aura through the aesthetics of the sublime; the Aestheticist “mo-mentary modality” , which reconstructs eternity within the instant through passion; the Decadent “kenotic modality” , which suggests the withdrawal and return of the divine through heterogeneous symbols; and the theatrical “ spectacle modality” , which transforms sacred space into a system of consumable signs. These four modes represent the implicit continuation and structural re-emergence of theological thought within modern aesthetics. European Aestheticism and Decadent art do not constitute a radical break from the traditional world; rather, through symbols, emotions, and aesthetics, they propose new re-sponses to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raditional religion and scientific positivism, constituting a form of secular theology.Keywords: Salomé; Gustave Moreau; Oscar Wilde; Aubrey Beardsley; Richard StraussWireless and Telepathy: Rudyard Kiplings Sci-Fi Writing and Textual Interpretation ...............................................Xu Xi (147)Abstract: While the British writer Rudyard Kipling is usually examined in the studies of colonialism and childrens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Kiplings science fiction by situating his short story “Wireless” (1902) in the 502

context of Victorian Britain, which saw the simultaneous emergence of wireless and telepathy, and the intertwining of elec-tromagnetism and Spiritualism. In the story, the narrator is invited to a pharmacy to watch a wireless experiment, but he wit-nesses the medicine-man performing a spiritualistic séance, and writing lines from John Keatss poetry in a trance, and the narrator concludes that wireless can be a psychic force. Previous scholar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Kipling embraced Spiritual-ism and attributed creative inspiration to mysterious force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narrators deception not only implies Kiplings satire on spiritualists, but also reminds us to reflect on our approach to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we should not be the-ory-oriented when interpreting a text, but rather pay attention to the textual details, or else we may be as easily deceived as the narrator, and misread the main idea of the text.Keywords: Kipling; science fiction; wireless; telepathy; spiritualismEducation of Senses: On “Translating Perfume” and “Stealing Spice”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merican Poetry.............................................................................................................................................................................Sun Hongwei (156)Abstract: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as a vital cultural ferment participated in the generative process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merican poetry. In new cultural contexts, it presented not only distinct thematic concepts, but also an unfamiliar mode of senses. While scholarly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American and Chinese poetry have predominantly fo-cused on visual dimensions, “smell” has also played a catalytic role in the chain reaction of poetic transformation—a series of changes ignited by Imagism. From Amy Lowell and Witter Bynner to Kenneth Rexroth, an undercurrent of olfactory writ-ing runs through their works,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their appropriation of Chinese incense culture, which fostered a form of sensory poetics distinct from Western traditions. This “education of senses” achieved through such transformation and per-meation, encompasses not only the enrichment and revitalization of rhetorical devices, but also reflects a conscious engage-ment with divergent cognitive systems and philosophical stances.Keywords: Classic Chinese poetry; American poetry; olfactory; incense culture; poetics of senseOpening Eyes to the World and Sun Yat-sens Resolution to “Found a Republic of China” in 1885.................Peng Jian (168)Abstract: Looking back on his life, Sun Yat-sen claimed that he had resolved to embark on the revolutionary cause in 1885, with the goal of “ founding a Republic of China” . Many scholars, however, have challenged this claim. In fact, Sun Yat-sens proposition of “ founding a Republic of China” at that time was grounded in both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and social condi-tions. Ideologically, after going to Honolulu at the age of 13, Sun Yat-sen was exposed to republican ideas both in and out of the classroom. Socially, since the Opium War, some Chinese scholars and thinkers had introduc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re-publican system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ance and other nations, and many of their works expressed great admiration for such republican institutions. This dissemination of republican ideas laid the groundwork for the rise of the revolutionary faction that advoca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republic. Empirical research is not about rigidly clinging to textual details, but about examining the actual context. We cannot deny Sun Yat-sens resolve to revolutionize in 1885 merely because the writings he left in the years after 1885 all espoused reformist ideas. His lack of written works advocating revolution was an act of self-preservation, and the surviving writings that expressed reformist views only reflect, at most, the immaturity of his revolution-ary ideology at that time.Keywords: Republican Revolution; Sun Yat-sen; opening eyes to the world;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founding a Republic of ChinaAn Inquiry into the Phenomenon of Factions with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Party ...................................Zhao Linlin (177)Abstract: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Party, founded by Sun Yat-sen in 1914, was marked by profound perceptual diver-gences and factional conflicts within its organization. In addition to opposition from figures such as Huang Xing and Li Liejun, who resisted Suns creation of a new party, many members who joined were not genuinely convinced by Sun him-602

self, but instead sought survival or access to revolutionary funds. After its establishment, the party faced severe financial dif-ficulties and repeated failures in uprisings, which gave rise to smaller groups such as the Zhonghua Mindang (Chinese Peoples Party) and the Tongmeng Jiuguodang (Alliance to Save the Nation). These groups voiced almost identical demands: the abolition of the oath and party charter, and the pursuit of cooperation with revolutionary faction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against Yuan Shikai. The emergence of these splinter groups ran counter to Sun Yat-sens original intention of creating a centralized, leader-dominated organization, revealing both the limited extent to which party members accepted Suns revo-lutionary vision, and their lack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Party.Keywords: Sun Yat-sen; Zhonghua Mindang; Tongmeng Jiuguodang; revolutionary mentality;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Sun Yat-sen, Tan Yankai and the Hunan Army Stationed in Guangdong—How the Forces of the Hunan Clique Merged Intothe Southern Revolutionary Camp .....................................................................................................................Li Zaiquan (188)Abstrac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20s, Hunan was a province that “swung precariously” in the warlord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with the side it leaned towards directly affecting the final outcome. With the support of Sun Yat-sen, Tan Yankai, a Hunan-born official of the Guangdong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returned to Hunan in July 1923 and rivaled for control of Hunan with Zhao Hengti, who leaned towards the North. Although it did not achieve its objective, a force of over 30,000 people were separated from Hunan and formed “ the Hunan Army stationed in Guangdong” . After en-tering Guangdong, this army participated in many military operations, which profoundly changed the military-political pat-tern of Guangdong, and vastly transformed the Hunan Army. “The Hunan Army stationed in Guangdong” went through great difficulties, and its number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During the process of unifying military-political power in Guang-dong, this Hunan Army was reorganized into the Second Army of the National Revolutionary Army. With the help of Soviet Russia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Kuomintang (KMT) dispatched a large num-ber of political work cadres to this army, aiming to transform it into a “ revolutionary army” . The results were remarkable, but overall, this army was still an armed force with strong Hunan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 armed forces that separated from Hunan, after going through various twists and turns, reorganizations, and transformations, finally merged into the southern revolutionary camp, contributing to the rapid rise of the Guangdong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and also becoming an important military force in the 1926 Northern Expedition.Keywords: Sun Yat-sen; Tan Yankai; Hunan Army; armies from other provinces stationed in Guangdong; Guangdong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702

徵 稿 啟 事《澳門理工學報》是澳門理工大學主辦的綜合性學術理論刊物,1998 年創刊。 “人文社會科學版”為中文版,季刊,大 16 開本,每期 208 頁。 常設欄目有名家專論、港澳研究、總編視角、中西文化、文學研究、語言翻譯、歷史研究等。 現為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期刊、全國高校權威社科期刊、全國高校人文社科核心期刊。本刊熱誠歡迎海內外學界朋友賜稿。 茲就中文來稿規範及相關事項說明如下: 一、本刊係學術理論性刊物,尤其歡迎有原創性的學術論文。 來稿篇幅以 12,000~15,000 字為宜,簡體、繁體文本均可,錄入請採用 Word 軟件。二、本刊注釋一律採用文末注,標號順序採用加圓圈的阿拉伯數字①②③……,並置於正文文字的右上角。 具體標注格式如下: 1. 專著、譯著、論文集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頁碼。2. 學位論文、會議論文、報告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地點、機構、文獻形成時間、頁碼。3. 期刊文章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出版地、刊名、年期。4. 報紙文章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出版地、報名、日期。5. 古籍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卷次、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或責任者、文獻題名、部類名、卷次、版本。6. 檔案文獻的標注順序為:文獻標題、文獻形成時間、卷宗號或其他編號、收藏地點。7. 外文文獻的標注格式原則上採用該語種通行的引證標注方式。三、參考文獻置於注釋之後,按其重要性或參考的先後順序編號排列。 注釋中已出現的徵引文獻,在參考文獻中不再列出。 參考文獻的標注格式與注釋的格式基本相同,但不標示具體頁碼。四、本刊採用網上投稿,請登錄採編系統 http://MPIJHS.cbpt.cnki.net,在“作者投稿系統”中註冊賬號。 稿件成功提交之後,即可在線跟蹤處理結果。五、來稿需提供 200 字左右的中英文提要、3~6 個中英文關鍵詞及作者中英文姓名。 本刊實行匿名審稿,請作者另紙附上學術簡歷以及聯繫地址、郵政編碼、電話、電子郵箱等相關資料。 基金項目或資助項目請注明具體名稱及編號。六、本刊對擬採用稿件有酌情刪改權,如不同意刪改者,請在來稿時特別聲明。 來稿一經刊用,即付薄酬,並贈送兩本樣刊。 凡刊載於《澳門理工學報》文稿的著作權,均由澳門理工大學和作者共同享有,作者著作權使用費已在稿酬中一次性給付,本刊不再另行支付。 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本刊所授權的相關收錄、上網、下載、轉載或收入論文集等用途,請在來稿時作特別聲明。 稿件請勿一稿多投。 來稿一律不退,敬請作者自留底稿。七、本刊倡導良好學風,嚴格遵守學術規範。 來稿如發生侵犯他人著作權或人身權行為,作者應負全部責任並賠償一切損失。八、歡迎光臨本刊網站( journal.mpu.edu.mo)、澳門虛擬圖書館(www.macaudata.mo/periodicals/index)或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文獻中心(www.ncpssd.cn/)免費查閱電子版全文。九、本刊聯繫地址:澳門高美士街澳門理工大學《澳門理工學報》 編輯組。 電話: (00853)85996254。 傳真:(00853)28723786。 電子郵箱:xuebao@mpu.edu.mo《澳門理工學報》編輯組2026 年 4 月 15 日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