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理工學報 2025 年第 3 期·動物研究專題·主持人語:很高興看到越來越多學者開始重視並參與動物研究。 雖然動物研究尚處於無正式學術組織無學科規劃階段,但通過諸多學者從不同角度提出思考,我相信這一領域將大放異彩。 本期欄目所收入的三篇文章,再次涉及動物研究最受關注的若干重要議題,即人與動物作為自我與他者的關係研究,人與動物關係中所體現的權力與機制,以及人對動物認知如何塑造對動物的書寫等等。 值得注意的還有動物研究對象的不斷擴大。 我們或許可以注意到,動物研究以前更為注意與人關係密切的大型哺乳動物,比如在人類經濟生活中扮演勞力和運輸力的牛、馬、象、驢等動物,以及貓和狗等寵物。 近年來,對小型爬蟲的興趣也逐漸興起,如伊維德(Wilt Idema)教授出版了兩本書討論中國文學中的蟲類以及老鼠故事等等。 而本期收入的第一篇,正好注重討論蟑螂和老鼠等人類生活中常常不太令人愉悅的小型動物。閔雪飛的文章,討論了巴西女作家李斯佩克朵個人與寫作生命中出現的所謂“自然動物”。 按照文章的界定,出自女作家基於個人經驗所接觸的非請自來進入其生命的動物,主要是蟑螂和老鼠。 這類自然動物,確實與我們日常經驗密切相關,卻又不符合通常所謂“野生動物”和“家畜家禽”的分類範疇。 這篇文章分析了作家在生活中以主婦身份採取殺戮方式處理這些令人不悅的動物的歷史經驗,同時以作家身份對這些動物的書寫及其背後的宗教思考,即從上帝與人的關係角度理解人與動物之關係。許月的文章則關注以近代“犬展”為中心發展起來的犬類寵物文化,揭示其作為上海近代化進程的重要一環,以當時出版的中英文報刊文章為主要資料,探討其中體現的 19 世紀以來寵物犬相關制度變化、組織型態、科學知識乃至生活方式的變化。 文章細緻分析了隨著犬展出現的中國育犬會,包括通過規範成員的行為舉止以塑造所謂運動家精神來改變現代城市居民形象和身份,以及犬展過程和運動家精神流傳過程所反映出來的外國殖民主義與本地民族主義之衝突。 該文還注意到犬展與犬作為寵物對城市上層女性生活方式、生活態度的塑造,以及這種女性意識的覺醒在上海現代化過程中的意義。張二剛的文章也關注人與犬之關係,著重於醫學史特別是衛生防疫處理犬類的制度、方式。 醫學史與動物史之結合是動物研究取徑的重要領域,動物研究之興起也受到醫學研究對動物用於實驗之倫理學反思的影響。 而疫苗之研究不僅使用動物作為實驗品,也發展出專門對付人畜共患病(zoonosis)的疫苗。 這篇文章分析了抗戰時期上海在偽政權統治下處理狂犬病的措施與制度,指出這些措施與制度受到現實挑戰與日偽控制的雙重影響,既有軍警撲殺野犬,亦有疫苗之推廣等等措施。主持人簡介:陳懷宇,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歷史、哲學、宗教學院與國際語言文化學院合聘教授,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劍橋大學克萊兒學院、柏林馬普學會科技史研究所訪問研究員。 已出版《動物與中古政治宗教秩序》、《在西方發現陳寅恪》等多種中英文論著,以及數十篇中英文論文,近年致力於倡導跨學科多視角的動物史研究。 2023 年出版英文專著《虎蛇之地:在中古宗教中與動物共生》( In the Land of Tigers and Snakes: Living with Animals in Medieval Chinese Religions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中國宗教與科學中的動植物》(Animals and Plants in Chinese Religions and Science , Anthem Press)。84
盲目上帝的崇拜是否遮隱對自我的思考? 人類的歷史是否靠著上帝的力量推進?G.H.的視線從巴西的貧民窟出發,超越了空間,穿過達達尼爾海峽和亞述商人,來到小亞細亞,而她也逐漸與雅納伊爾同化,現出了非洲女王的容貌。 這兩個地點具有文化意義:一個是猶太人的起源地,另一個是黑人的起源地,G.H.從此處静觀著“當下的帝國”,喻示著將這裡視為文明的誕生之地。 她也超越了時間,來到過去和未來,將人類歷史的時間推到蟑螂誕生的一刻,而不是耶穌道成肉身之時,這是尋找一個原初的時間點,在所有時代、物種、文化的融合之中建構真正的文明歷程。 因此,在這場與“蟑螂”的遭遇之中,克拉麗絲書寫的不是個人的受難,也不是基督的受難,而是一場文明的受難。儘管克拉麗絲一向被視為不做社會介入的“内省作家”,但是在其 1960 年代發表的“自然動物”書寫中,依然能觀察到政治的暗流湧動。 因此,可以將其在去世前夕出版的唯一直接社會批判作品———《星辰時刻》視為一種延續與發展,而不是突然的變化。①See N Nádia Batella Gotlib: Clarice: Uma Vida que se Conta, São Paulo: Editora Ática, 1995, pp.72- 74 ②Clarice Lispector, Um Sopro de Vida, Lisboa: Relógio D' água, 2012, p.47. ③Clarice Lispector, A Descoberta do Mundo, Lisboa: Relógio D' água, 2013, pp. 363- 364. ④⑤⑥克拉麗絲·李斯佩克朵:《殺魚的女人》,孫山譯,閔雪飛校,北京:《世界文學》,2018 年第 4 期。 ⑦⑧⑨⑩馬查多·德·阿西斯:《隱秘情由》,褚孝睿譯,閔雪飛校,見《馬查多·德·阿西斯小説集》,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20 年,第 284 ~ 285 頁;第 285頁;第 285 頁;第 285 頁;第 288 頁;第 36 頁。 克拉麗絲·李斯佩克朵:《隱秘的幸福》,閔雪飛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 年,第 141頁;第 141 頁;第 141 頁;第 39 頁;第 37 頁;第 39 頁。 Earl. E. Fitz, Clarice Lispector, From Brazil to the World, West Lafayette: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2024, p.125. 克拉麗絲·李斯佩克朵:《G.H.受難曲》,閔雪飛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5 年,第 73 頁;第 40 頁;第 46頁;第 47 頁;第 47~48 頁;第 47 頁;第 177~178 頁;第12 頁;第 68 頁;第 66 頁;第 67~ 68 頁;第 54 頁;第 23頁;第 27 頁;第 31 頁;第 32 頁;第 31 頁;第 36 頁;第50~51 頁;第 58 頁;第 104 頁。Clarice Lispector, “Mineirinho,”in Para não esquec-er, Rio de Janeiro: Rocco, 1999. p. 123, p. 124. 1977 年 1 月克拉麗絲·李斯佩克朵接受了記者Julio Lemer 的採訪,在她去世 15 年後,這段採訪方獲出版,見 Revista Schalom , v.2, n.296, 1992。 克拉麗絲·李斯佩克朵,《星辰時刻》,閔雪飛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 年,第 27 頁;第 90 頁;第 90 頁。See Nádia Batella Gotlib, Clarice: Uma Vida que se Conta, p.148. See also Benjamin Moser, Why this world: a biography of Clarice Lispector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05. See Edna Aizenberg, “Besieged in Berne: Clarice Lis-pector and the Murmur of Catastrophe”, in On the Edge of the Holocaust: The Shoah in Lati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 Waltham, MA: Brandeis, 2015, p. 49. 上個世紀,巴西作家通常分成現實主義作家(escri-tores realistas)和内省主義作家(escritores intimistas)兩個二元對立的群體。 See Paulo Ricardo Moura da Silva, Realismo e intimismo no romance brasileiro: o conceito de técnica introdiccionista a partir da perspectiva do discurso.作者簡介:閔雪飛,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博士。 北京 100871[責任編輯 桑 海]85
受,進而也使得豢養寵物犬變成了一件有門檻、有規矩的事情,並逐漸演化為社會中上階層將自己區别於一般大眾的重要標誌,成為其優越感的來源之一。 這種文明的輸出,效果雖不如現代科技、醫療等迅速和顯著,且因涉及文化認同等方面,屬於個人的内在情感,微妙而隱秘,通常難以觀察,但這是一種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的重塑,其影響之深遠不遜於政治制度的更迭。寵物文化作為西方文化輸出的組成部分之一,率先被華人精英所選擇、接受和熱愛,並由最初的一股“摩登”風潮,逐步演化為 20 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的一種“文明的形式”,在改變近代中上階層華人心理、思想及行為方式的同時,還帶動了寵物經濟等相關產業的興起和繁榮,從而成為上海社會現代化的一個縮影。①克魯夫特犬展是英國最重要的犬展,1886 年由查爾斯·克魯夫特創辦於倫敦,至今仍每年 1 月在伯明翰的國家展覽中心舉辦。 ②相關研究主要包括:宋忠民:《上海公共租界的狂犬病防治》,上海:《檔案與史學》,2001 年第 5 期;李若文:《殖民地台灣的家犬觀念與野犬撲殺》,台灣嘉義:《中正歷史學刊》,2008 年第 21 期;王曉輝:《跨文化互動視角下清末民初上海的動物保護活動》,貴陽:《貴州社會科學》,2018 年第 8 期;王鵬、楊祥銀:《疾病構造史:廣州狂犬病的社會起源》,廣州:《學術研究》2018 年第 6 期;張二剛:《近代上海狂犬病防疫下的犬類管控》,廣州:《暨南學報》,2021 年第 2 期;等等。 ③Brian Harrison, “Animals and the State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 Vol. 88, No. 349 (Oct., 1973), pp.786- 820. ④一般認為 1790 至 1840 年英國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較為明顯的改善,至 1860 年,英國人的實際工資較上世紀平均增加了 10% 。 而這其中工人的薪資提高最為明顯,1850~1900 年間英國工人的實際工資平均增加 70% 。 ⑤參見吕富淵:《19 世紀英國社會有關狂犬病的爭論與防治》,廣州:《學術研究》,2017 年第 4 期。 ⑥Colin N. Crisswell, The Taipans: Hong Kong’ s Mer-chant Princes , Hong Kong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08. ⑦蘭寧、庫壽齡:《上海史》第 1 卷,朱華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20 年,第 395 頁。 ⑧The Dog Show, Shanghai: The North - China Daily News , May 29, 1925. ⑨段義孚:《製造寵物:支配與感情》,趙世玲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113 頁。 ⑩凱瑟琳·M. 羅杰斯(Katharine M. Rogers)著,高洺木等譯:《第一位朋友:人與狗的歷史》,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年,第 76、146、150 頁。 China Kennel Club’ s Annual Dog Show for Today, Shanghai: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 April 28, 1935. 拜倫:《紐芬蘭犬墓碑題詩》,拜倫:《拜倫詩選》,楊德豫譯,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19 年,第 23~24 頁。 A Dog Show, Shanghai: The North - China Daily News , November 3, 1916.張寧:《運動、殖民與性别:近代上海英式狩獵活動中的女性》,台北:《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2017 年 12月,第 30 期,第 5 頁, Walton J. K, Mad Dogs and Englishmen: The Conflict Over Rabies in Late Victorian- England,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 no. 13 (1979): 220. 張寧:《在華英人間的文化衝突:上海“運動家”對抗“鳥類屠害者”,1890- 1920》,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34 期。 運動家精神包括公平競爭、講誠實、重信譽、嚴守規則、光明磊落、勝不驕敗不餒等一系列内涵,是英式運動所秉承的基本原則。 A Shanghai Kennel Club, Shanghai: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 April 3, 1925. A China Kennel Club, Shanghai: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 December 12, 1925. The China Kennel Club Gazette, Shanghai: The North-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 May 6, 1935. 牙金,又稱“中費”,即買賣成功後從成交價中提取86
的 5%至 10%的費用。 成言:《房地產巨富程霖生、程貽澤》,吴漢民主編:《20 世紀上海文史資料文庫 第 4 輯 商業貿易》,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 年,第 383~385 頁。 薛理勇:《老上海萬國總會》,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2014 年,第 174 頁。 馬學強、張秀麗:《出入於中西之間———近代上海買辦社會生活》,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 年,第240 頁。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檔案》,上海市檔案館,檔案號:Q275- 1- 2090(13)。 忻平主編:《歷史記憶與近代城市社會生活》,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12 年,第 241 頁。 The Dog Show, Shanghai: The North - China Daily News , June 8, 1929. 《程霖生君之侄公子貽澤》,上海:《晶報》,1930 年 3月 12 日。 《狗……比一部分人快活 食牛肉 住漆屋 講究衛生》,上海:《時報》1929 年 7 月 1 日。 Higher Standard Seen at This Year’ s China Kennel Club Show at Race Club, Shanghai: The China Press , June 9, 1929. 《中華警犬會警犬表演技術》,上海:《申報》,1929年 6 月 28 日;國聲:《中華警犬會尋犬花絮錄》,上海:《申報》,1929 年 10 月 6 日。 馬應彪,廣東中山人,近代中國百貨業的開拓者,香港先施百貨公司的創始人,曾任嶺南大學、世光女校校董。 其創辦的上海畜植公司是當時華人投資的最大的牛奶公司。 譚元亨:《中山歷史文化名人叢書 百貨先驅馬應彪》,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156 頁。 《中華警犬會定期展覽 本星期日在程家花園舉行》,上海:《申報》,1929 年 6 月 27 日。 國聲:《雙元警犬院參觀記》,上海:《新聞報》,1929年 9 月 28 日。 國聲:《談警犬》,上海:《申報》,1920 年 10 月 14 日。 葉華女士:《警犬考》,上海:《申報》,1930 年 1 月10 日。 黄影呆:《美國警犬比賽大會之盛况》,上海:《新聞報》,1930 年 1 月 6 日。 The Dog Show, Shanghai: The North- China Hear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 May 2, 1934. Dog Shows of Shanghai, Shanghai: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 April 18, 1935. Native Breeds Claim Interest at Dog Show, Shanghai: The China Press , April 30, 1935. 黄蕙蘭:《没有不散的宴席 顧維鈞夫人回憶錄》,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8 年,第 158 頁;第 122 頁。 《名揚海外之顧氏夫妻》,北京:《益世報》,1921 年 2月 3 日。 楊劍龍:《都市上海的發展與上海文化的嬗變》,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 年,第 85 頁。周採芹:《上海的女兒》,何毅華譯,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14 頁。 琳丁丁(Rin- tin- tin):好萊塢著名的“犬明星”,德國牧羊犬種,於 1922 至 1931 年間先後主演了 14 部故事片和兩套片集。 當時紅極一時的“犬明星”除琳丁丁外,還有泰台(Teddy)、布台(Buddy)、配兒 (Pal)、強心 (Strong -heart)、勃朗尼(Brownie)等。 《歐美婦女的愛狗謎》,上海:《新聞匯報》,1937 年 2月 8 日。 木郎:《豢狗淺言》,上海:《申報》,1929 年 4 月 1 日。 參見張寧:《異國事物的轉譯:近代上海的跑馬、跑狗和回力球賽》,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 年,第 453 頁。作者簡介:許月,尼山世界儒學中心(中國孔子基金會秘書處)助理研究員,博士。 濟南 250000[責任編輯 桑 海]96
《病症:狗瘋病》(1943 年 12 月 13 日),上海市檔案館藏:日偽上海特别市第一區公署檔案,檔案號:R22/2/97。《日偽上海特别市政府關於捕瘋犬的文件》(1944年),上海市檔案館藏:日偽上海特别市政府檔案,檔案號:R1/4/1381。1944 年 8 月偽上海特别市第一、第二警察局合併為偽上海特别市警察局,下設秘書室以及分局等單位。參見上海市公安局公安史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公安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 年,第82 頁。福士由紀:《近代上海と公眾衛生- 防疫の都市社會史- 》,第 226 頁;第 230 頁。《當局通告注射預防》,上海:《申報》,1934 年 8 月23 日。《(日偽)上海特别市警察局關於令飭舊醫分赴各署注射狂犬預防液案》(1940 年 8 月),上海市檔案館藏:日偽上海特别市警察局檔案,檔案號:R36/13/135。Mary Augusta Brazelton, Mass Vaccination: Citi-zens’ Bodies and State Power in Modern China ,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9, p.1, p.8.該數額根據《狂犬病預防液注射報告表》統計得出,該報告表出處為《(日偽)上海特别市警察局關於令飭舊醫分赴各署注射狂犬預防液案》(1940 年 8 月),上海市檔案館藏:日偽上海特别市警察局檔案,檔案號:R36/13/135。《日偽上海特别市政府關於捕捉野犬的文件》(1941 年),上海市檔案館藏:日偽上海特别市政府檔案,檔案號:R1/12/392。《日偽上海特别市衛生局有關捕捉野犬與領取犬證的來往文書》(1943 年 3 月),上海市檔案館藏:日偽上海特别市衛生局檔案,檔案號:R50/1/765。《(日偽)上海特别市警察局關於訓令全屬捕殺瘋野犬案》(1940 年 5 月),上海市檔案館藏:日偽上海特别市警察局檔案,檔案號:R36/13/137。該數據根據滬西、林肯路、邑廟、徐家匯、南市、斜橋、浦東、閘北、市中心警署 1940 年 7~ 9 月捕犬情况統計得出,詳見《(日偽)上海市特别市警察局關於奉令飭派捕犬夫遵章捕捉野犬案》(1940 年 6 月),上海市檔案館藏:日偽上海特别市警察局檔案,檔案號:R36/13/136。“八一三”事變前,滬地強迫民眾注射疫苗不僅受眾範圍小,而且施行頻率低。 參見高飛:《“帝國醫療”的“飛地”:1942 年上海華界霍亂流行與汪偽市府的應對》,南京:《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2019 年第3 期。福士由紀:《戰時上海的霍亂預防運動》,收入余新忠主編:《清以來的疾病、醫療和衛生:以社會文化史為視角的探索》,北京:三聯書店,2009 年,第 156 頁。抗戰勝利後滬地政府強制對犬類注射疫苗的情形參見張二剛:《近代上海狂犬病防疫下的犬類管控》,廣州:《暨南學報》,2021 年第 2 期。作者簡介:張二剛,河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博士。 河南新鄉 453000[責任編輯 桑 海]97
澳門理工學報 2025 年第 3 期·中西文化·主持人語:1582 年,意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來華;1715 年,教宗克萊孟十一世頒布《自登基之日》( Ex Illa Die )通諭,禁止祭祖祀孔;中間則是中西方哲學對話的輝煌時期。 傳教士們以亞里士多德和經院哲學為基礎,與儒家士大夫研讀和交流中西經典,進行翻譯工作,學習和參考彼此的核心概念,並試圖接納對方的思想資源,以重構和豐富自己的傳統。 本期“中西文化”欄目聚焦於“明末清初中西跨哲學對話:倫理道德的實踐性問題”,呈現三個不同階段的案例。 第一篇文章論述了明清時期西方天使論的引入,通過揭示三種不同的立場,探討中西鬼神思想的交流與互動;後两篇文章的論述則基於較少人利用的外文資料。孫赫以中國天主教徒、反教士人以及佛教僧侶對西方天使觀的接受與反應為例,系統論述了天主教天使與中國傳統鬼神思想之間的交互。 作為獨立於人類世界的外在性力量,西方天使與中國鬼神在引導個人道德實踐方面具有共通性。 因此,大部分中國天主教徒分別將天使作為“以耶補儒”或“以耶超儒”的思想資源,對其進行重新闡釋與接受。 然而,一些反教學者和佛教僧侶忽略了這一共通性,基於固守夷夏之別的立場,反對引入天主教的天使觀。 但這種絕對化、排他性的觀念,不僅是對宗教傳統精神的誤解,也提醒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和評估中國傳統的内涵與界定。意大利人殷鐸澤(Prospero Intorcetta)和比利時人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批評“明明德”雖然充滿理性精神,但缺乏實踐性。 不過,王格的文章表明,一些傳教士更傾向於承認儒家倫理道德的實踐性維度,如比利時耶穌會士衛方濟(François Noël)在其著作 Philosophia Sinica (《中国哲學》,1711 年)中,通過程朱理學將“明明德”與心性論連結起來,並借用亞里士多德與經院哲學中理智與意志的關係,重構了“至善”與具體的善之間的關係,從而為倫理實踐性提供了有效的形而上基礎。陳萍的文章梳理了一位從未到過中國的法國思想家貝尼耶(François Bernier)。 正是通過閱讀殷鐸澤和柏應理對《大學》、《中庸》、《論語》的譯注(即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中國哲學家孔夫子》),貝尼耶認為中國哲學的重點不在於追求個人幸福,而在於實踐人民的幸福。 這樣,他就把儒家思想重構為一種保障國家財富、維護社會安定的政治思想。 此外,貝尼耶也對“孝”提出了新的理解,將兒子和臣民的絕對義務轉移到父親和君王身上,試圖限制路易十四的絕對權力。可以看出,三篇文章都針對同樣的問題,即倫理道德的實踐性,明清時期的中西士人也願意借助其他思想資源來解決自身社會文化中的具體問題。 不過,因為處境的不同,他們的解讀也存在歧異。 對於接受了西方天使觀念的中國士人而言,基督宗教有效地補充了儒家傳統在此類超驗問題上的缺失。 相反,貝尼耶刻意將政治與宗教區分開來,並強調儒家的世俗性可以作為重建西方政治學的典範。 在衛方濟那裡則可以看到,他發展了一種基於“明明德”的有效行動倫理學。主持人簡介:梅謙立(Thierry Meynard),法國人,現任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山大學西學東漸文獻館副館長、廣州與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主要研究領域為西學東漸、中學西傳、中西哲學比較等。 主要著述有The Religious Philosophy of Liang Shuming 、The Jesuit Reading of Con-fucius: The First Complete Translation of the Lunyu (1687) Published in the West 、《從邂逅到相識:孔子與亞里士多德相遇在明清》,主編《中國哲學家孔夫子》,合作注釋、校勘《天主實義今注》、《童幼教育今注》、《修身西學今注》、《聖朝佐闢》等,主編《西學東漸研究》(已出至第十四輯)。08
根本立場的第一代中國天主教徒而言,天主教鬼神不過仍然是他們“補益王化”和“左右儒術”的思想工具。 在此基礎之上,正如黃一農所指出的,這一代中國天主教徒往往會出於自身的儒家傳統,以一種或許不被今日天主教正統所認可的方式來對待天主教的某些教義。將天使比作城隍,便是他們彼時會通耶儒的重要方式。與被稱為“兩頭蛇”的中國第一代天主教徒相比,第二代和第三代中國天主教徒對天主教神學和信仰有著更近一步的理解,以至於在看待天學的態度上,他們在“合儒”、“補儒”的基礎上,提出了“超儒”的目的。 雖然只有簡單的一字之差,但卻蘊含著中國知識分子對自身傳統的深刻反思。這令人聯想到明清時期中國知識分子在中西交流中的主體地位,他們並不執拗於自身的文化傳統,而是在接納新思想的過程中重新理解儒家。 這一點為當今世界的文明對話提供了重要借鑒。 同時,我們也需要注意那些反對天主教的中國士人的態度和立場,他們堅持夷夏之防,拒絕幾乎所有的西方知識。 雖然這種文化中心主義的觀點在當今全球化不可避免的趨勢下已不再重要,但仍然提醒我們在面對文化互動時,需要重視來自不同立場的意見,以尊重、開放和理解的心態對待異質文化之間的交流。 並且,從傳教士與反教士大夫和佛教僧侶的辯駁中,我們依然可以觀察到佛道思想在中國傳統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儒、釋、道三教之間的密切關係,這提示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以往對於中國傳統的理解和界定。①“神,天神引出萬物者也。” (《說文解字》) “山林、川穀、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 (《禮記》)②見利瑪竇:《天主實義今注》,梅謙立注,譚杰校勘,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第 87、99 頁;第 129~130 頁;第 202 頁;第 91 頁;第 92 頁。③徐光啟:《辯學疏稿》,《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第 1 輯)第 14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4 年,第 575 頁。④孟德衛(David Mungello)將明清之際的中國天主教徒分為三代:第一代以徐光啟等為代表,他們將天主教作為補充儒家的重要思想來源,其認同核心在於儒家;第二代是明清鼎革之際的中國天主教徒,以朱宗元為代表,第三代則是清初的中國天主教徒,以張星曜為代表。 見 David Mungello, The Forgotten Christians of Hangzhou,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p. 70;另參見肖清和:《天儒同異:清初儒家基督徒研究》,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19 年,第3~4 頁。⑤見鍾鳴旦(Nicolas Standaert):《楊廷筠:明末天主教儒者》,聖神研究中心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年,第 70 頁。⑥⑦⑧⑩見楊廷筠:《代疑續篇》,鄭安德編:《明末清初耶穌會思想文獻匯編》第 3 卷第 30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年,第 218 頁;第 220 頁;第 221 頁;第 219 頁。⑨在《聖水紀言》中,楊廷筠將天主稱為“吾人大父母也”,通過這一稱謂將對天主的崇拜同樣納入儒家傳統的倫理體系之中。 見楊廷筠著,孫學詩述:《聖水紀言》,鍾鳴旦、杜鼎克主編:《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 第 8 冊,台北:台北利氏學社,2002年,第 23 頁。朱宗元在《答客問》中的一些觀點可能受到了艾儒略的重要影響。 正如宋剛所指出的,艾儒略反對祭祀關羽的觀點,就被朱宗元所接受,認為關羽並非大忠無匹、品格超凡之聖,因此不應特意祭祀。 見 Song Gang(宋剛) , Giulio Aleni, Kouduo richao, and Chris-tian-Confucian Dialogism in Late Ming Fujian, Oxon: Routledge, 2019, p. 567.艾儒略:《口鐸日抄》,鍾鳴旦、杜鼎克主編:《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 7 冊,台北:利氏學社,2002 年,第 467 頁;第 467 頁;第 632 頁。費賴之認為艾儒略這樣的理解或許是受到了一些中國基督徒的影響。 見 Kouduo richao, Li Jiubiaos 09
Diary of Oral Admonitions. A Late Ming Christian Jour-nal,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Erik Zurcher, Vol. 1, London: Routledge, 2007, p. 281.見 Martino Martini, Historiae Sinicae Decas Prima, pp. 1-2. 載 Kouduo richao, Li Jiubiaos Diary of Oral Admonitions. A Late Ming Christian Journal, p. 281.朱宗元:《答客問》,鄭安德編:《明末清初耶穌會思想文獻匯編》第 3 卷第 31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年,第 308 頁;第 312 頁;第 312 頁。朱宗元:《拯世略說》,鄭安德編:《明末清初耶穌會思想文獻匯編》第 3 卷第 32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年,第 390 頁。李九功:《禮俗明辨》,鍾鳴旦、杜鼎克主編:《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 9 冊,台北:台北利氏學社,2009 年,第 26 頁。朱宗元在其另一篇文章《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中,更加清楚地闡明了他對於獨一神上帝的唯一崇拜,不僅認同傳教士對於朱熹所謂“郊,祭天;社,祭地。 不言後土者,省文也”的批評,指出“帝不可二,則郊社之專言帝者,非省文也”。 同樣,指出古代中國人分別以郊社之禮祭祀上帝的緣故是“蓋各就其功用昭明之處,而加禮以為報焉”。 對於郊祀,朱宗元稱“高明上覆,我得以蒙其光帡”;對於社祀,他認為是“博厚下載,我得以享其美利”,故郊社之禮是分別“答生天之德”和“答生地之德”。 見朱宗元:《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破迷論》,鍾鳴旦、杜鼎克、王仁芳主編:《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續編》第 4 冊, 台 北: 台 北 利 氏 學 社, 2013 年, 第 381 ~406 頁。吉爾松(Étienne Gilson)指出,天主雖然將單純性(simplicity)和無限性( immensity) 傳遞給了精神實體,但仍然需要注意天主與普通精神實體的區別,前者是唯一的“非造之靈” (uncreated spirit),後者則屬於“受造之靈”(created spirits),他們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接受天主的單純性和無限性,或者說,這些受造之靈因其精神之物的屬性而單純,又同時因其受造物的本質而受到限制。 見 Étienne Gilson, The Philos-ophy of St. Bonaventure,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Dom Illtyd Trethowan, and Frank J. Sheed, Paterson: St. Anthony Guild Press, 1965, pp. 239-240.龔纓晏:《東海之濱談天學:明清之際寧波天主教徒朱宗元的思想》,載李英魁主編,寧波“海上絲綢之路”申報世界文化遺產辦公室、寧波市文物保護管理所、寧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寧波與海上絲綢之路》,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 年,第 369~380 頁。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年,第 297~298 頁。肖清和指出,隨著中西禮儀之爭的發展,這一代中國天主教徒更加清楚耶儒之間的巨大間隙,在面對信仰之間的衝突時,他們常常要做出抉擇。 參見肖清和:《天儒同異:清初儒家基督徒研究》,第 4 頁。張星曜:《天儒同異考》,鄭安德編:《明末清初耶穌會思想文獻匯編》第 3 卷第 37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年,第 597 頁;第 572 頁;第574~575 頁;第 597 頁;第 591 頁;第 592 頁。謝和耐( Jacques Gernet):《中國與基督教》,耿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年,第 39 頁。當然,這一現象的發生需要結合兩方面的考量。從客觀上來看,利瑪竇去世之後耶穌會傳教策略的轉變。 利瑪竇時期,耶穌會士主張自上而下的傳教策略,希望通過影響在中國社會中居於統治階層的士大夫學者,從而將信仰傳播至整個中國;但從龍華民之後,耶穌會似乎改變了他們的路線,傾向於直接與普通百姓進行信仰交流。 與此同時,一些托缽修會的參與,使這樣的局面更加明顯;從主觀上來看,正如文中所提及的,當一些中國士人發現傳教士真正的目的之後,或是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煩,或是根深蒂固的夷夏之別,便主動地不再與傳教士親近交往。釋普潤:《誅左集緣起》,夏瑰琦編:《聖朝破邪集》卷八,香港:建道神學院,1996 年,第 391 頁;第390 頁。黃貞:《請顏壯其先生闢天主教書》,《聖朝破邪集》卷三,第 150 頁。黃貞:《尊儒亟鏡》,《聖朝破邪集》卷三,第 158 頁。見梅謙立:《超越宗教排他性———晚明天主教及許大受的反應》,廣州:《現代哲學》,2018 年第 1 期。梅謙立、楊虹帆:《〈聖朝佐闢〉導論》,載梅謙立(Thierry Meynard)、楊虹帆校注,賴嶽山核校:《明·許大受〈聖朝佐闢〉校注》,台灣高雄:佛光文化事業19
作為基督徒,他首先來到中東。 三年的朝聖之旅使他飽受疾病、牢獄、戰亂之苦,並親歷了因信仰不同而引起的族群間仇恨,這不僅迫使他放棄了前往埃塞俄比亞考察尼羅河源頭的研究計劃,更引發了他對文明差異成因的深刻思考。 1659 年,貝尼耶在也門登上了一艘開往印度的商船,開啟了他的第三次遊歷。 這次長達九年的旅行使他作為東方學者兼旅行家而在歐洲名聲鵲起。貝尼耶抵達印度時,莫臥兒帝國正陷入殘酷的四子王位爭奪戰中。 窮困潦倒的貝尼耶偶遇戰敗的大王子達拉(Dara Shikôh)並被後者徵用為醫師。 然而,達拉很快便突然逃亡,抛棄了他。 但這一偶遇,卻為他進入莫臥兒宮廷開啟了便利之門:惜才的外交大臣丹尼什曼·汗(Daneshmend Khan)將達拉門下的文人全都收入自己府中,包括貝尼耶。 從此,貝尼耶便與丹尼什曼結下了亦師亦友的親密關係。 這層關係為貝尼耶深入觀察奧朗則布的統治提供了條件。 不僅如此,他還跟隨奧朗則布前往位於克什米爾地區的行宮療養,成為第一個進入該禁地的歐洲人。 在莫臥兒的九年間,貝尼耶幾乎走遍了印度全境,城鎮、集市、宗教、戰爭、貧窮、經濟、國際間重金屬的流動等,都逃不過貝尼耶細緻且敏銳的觀察。 可貴的是,貝尼耶並未止步於現象觀察,而是秉持其一貫追求真理的科學精神和對人類幸福的終極關懷,對這些現象的成因進行了批評性分析。1669 年,貝尼耶結束亞洲之行返回法國。 在那里,他筆耕不輟,寫了大量著作與文章,主要反思伽桑狄哲學及其對亞洲的觀察,提供了若干理解“異質性”以及正確處理“自我”與“他者”關係的範本。 這次亞洲之行對貝尼耶的另一個重要影響,是讓他充分意識到人類觀點所能達到的荒謬程度。 為了反復喚起讀者對這一認知的重視,貝尼耶從 1678 年撰寫的《伽桑狄哲學概要(第二卷)》( Abrégé de la philosophie de M. Gassendi )中抽出相關章節,於 1685 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並更名為《論自由与意志》( Traité du libre, et du volontaire )。 貝尼耶認為,意志是一種讓人隨心所欲地生活的力量,它是盲目的,正是這種盲目性讓人們產生了許多荒謬的想法和做法。 為了防止人們做出荒誕的選擇,就需要正確理性的引導與制約。 由個人推至國家,一個國家選擇什麽樣的理論體系來指導政府運作,就成為人們幸福與否的關鍵。 在亞洲看到的種種荒誕現象,讓貝尼耶意識到伊壁鳩魯學説無法成為國家治理的基石。 1668 年,他從波斯寫信給友人沙佩爾(Chapelle) ④,反思自由主義文化,並建議後者摒棄盧克萊修和伊壁鳩魯重視個人享樂的思想,因為他們過於強調感官體驗,會誘導個人做出錯誤的選擇,沉溺於感官享受,並將此誤認作最高的幸福。 因此,找到一種符合人的自然本性且不會產生歧義與誤解的理性,對貝尼耶來説至關重要。 他相信,就像火焰自然上升、石頭自然下落一樣,人的本性自然趨向於善。 因此,順應自然法則即趨向於善,再輔以正確理性的約束,個人與國家就都能達到良治,幸福也就有了保障。1685 年,貝尼耶再次出遊,尋訪歐洲的自由之地:英國與荷蘭。 他與英國知識界保持著密切的聯繫。 他曾在約翰·洛克(John Locke)遊學法國期間與其暢談哲學,並深刻影響了洛克關於政治與宗教寬容的思想。 此外,他的《關於幸福、美德與自由的三篇論述》( Three discourses of happiness, virtue and liberty, 1699)英譯本至今仍完整保存在英國。 而阿姆斯特丹更因其寬鬆的出版審查制度,成為貝尼耶出版敏感作品的首選之地。 從荷蘭回到法國後,貝尼耶的研究重心逐漸轉向儒學,開啟了他對中國的“想像之旅”,標誌著其哲學思考的轉向。二、貝尼耶與中國:跨文化對話與想像這些遊歷使貝尼耶積累了豐富的跨文化對話經驗,為他深入研究儒學奠定了基礎。 貝尼耶晚年對儒家思想的接納並非突發奇想。 儘管從未到過中國,但他對中國的興趣由來已久。 經過利瑪49
竇(Matteo Ricci)、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門多薩( Juan Gonzalez de Mendoza)、衛匡國(Martino Martini)等傳教士一個多世紀的努力,到貝尼耶所處的時代,歐洲已經積累了大量與中國相關的著作。 17 世紀的法國知識界對孔子並不陌生,其思想常被“博學的自由思想者”視為對抗宗教權威與學術禁錮的良方。 貝尼耶在去亞洲之前就已廣泛閱讀過這些書籍,並在文章中多次提及衛匡國的《中國新事》( Novus Atlas Sinensis, 1654)和《中國上古史》( Sinicae Historiae Decas Prima, 1659),並引用了舜將帝位禪讓給禹的故事,表達了他對中國政治倫理的欽佩。⑥此外,貝尼耶對自由思想者拉·莫特·勒·瓦耶(La Mothe Le Vayer)的《異教徒的美德》( De La vertu des payens, 1642)也非常熟悉,並在《儒學導讀》( Introduction à la lecture de Confucius )中多次引用該書,贊同書中關於孔子思想在國家治理中發揮作用的觀點。⑦儘管貝尼耶從未學過中文,也從未到訪中國,但他有多種間接渠道滋養他對這個國家的好奇心。 在莫臥兒逗留期間,他高度關注與中國相關的事件。 例如,他利用奧朗則布接待烏茲別克外交使團的機會,詢問 1644 年滿洲人佔領北京的情況。 他也提到了追隨南明永曆帝流亡緬甸的漢人遺民與當地人在阿瓦的衝突,以及中世紀以來生活在中國開封的猶太社區。 貝尼耶也討論了 1640~1650 年間克什米爾商人與中國之間的棉紡織品和藥用植物貿易,並觀察到鏡子和瓷器等中國物品經常被其他亞洲國家用作外交禮品。⑧雖然這些觀察散見於其作品中,但它們豐富了人們對當時中國的理解,並證實了貝尼耶對這個他從未踏足的國家的興趣。除了貝尼耶周圍的知識氛圍和他個人對中國的興趣之外,他的崇古思想也為其儒學研究做了鋪墊。 這種崇古傾向似乎受到了伽桑狄重讀伊壁鳩魯的影響。 儘管貝尼耶是新科學的狂熱支持者與推動者,卻拒絕接受人類思想線性進步的觀點。 他的旅行經歷,尤其是在亞洲的長期生活,促使他反思人類思想的複雜性,並相信無論人類的思想怎樣發展,都不過是古人發現的重複。 他寫道:“我前面説的話……並非在聲稱我在印度找到了新的理性……我几乎和西塞羅一樣絕望,認為在這方面,人們永遠無法超越過去已經發現的東西。”這其實已經在質疑那些自由思想者們所追求的“新”;在貝尼耶眼裡,這些伊壁鳩魯學説的追隨者不可能帶來真正超越古人的“新發現/理性”,因為感官在影響理解力的同時,也會被“盲目意志”所牽引,所以由感官主導的理性是沒有能力辨別是非的,因此,我們要從古人那裡汲取更有價值的思想與發現。⑨雖然印度也擁有歷史悠久的宗教和哲學,但其迷信且被統治者工具化的本質,使其無法為貝尼耶提供可以寄託其政治理想的理性。 儘管如此,貝尼耶仍然堅信,人類的理解力能夠追求“更高的理念”以及“更崇高、更高尚和更完美的東西”。⑩只是這一探尋又花了他二十年,直到完成對中國的“想像之旅”———透過儒學經典在想像中遊歷中國並了解其文化與政治制度———他才找到了他所認為的“更完美的東西”。最後,除自身因素外,時代的需求也加速了他轉向儒家思想的進程。 路易十四掌權後,為強化王權,財政大臣柯爾貝爾(Jean-Baptiste Colbert)有意推行改革,並希望仿效亞洲強國莫臥兒,將全國的土地都收归國王所有,由國王管理和支配所有臣民的財產。在貝尼耶看來,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 因此,他一返回法國就發表了《莫臥兒帝國遊記》,通過描述在莫臥兒所觀察到的現實,警示法國輿論關注暴政的風險。 但僅有預警還遠遠不夠,貝尼耶急需找到另一種理性作為知識和政治上的替代方案,以確保國家的穩定與人民的幸福。 1686 年 3 月,耶穌會士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帶著拉丁文版的《中國哲學家孔夫子》(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 來到了巴黎,這是幾代耶穌會士學習和翻譯儒家經典的結晶。 在柏應理及其他好友的鼓勵下,貝尼耶開始潛心研究儒家思59
想,開啟了他在中國的“想像之旅”。 他這樣寫道:“由於過去三四個月我瘋狂鑽研孔子,再加上我沒有充分注意這裡的嚴寒,以至於我感到身體不適。” 在《中國哲學家孔夫子》拉丁文版出版的同一年甚至更早,貝尼耶就以極其驚人的速度將其譯為法語,並更名為《孔子或君主之學》 ( Confucius ou la Science des Princes )。1688 年 6 月,貝尼耶在《學者雜誌》( Journal des Sçavans )發表了他研究儒學的心得《儒學導讀》 ( Introduction à la lecture de Confucius ),這兩件事一起標誌著貝尼耶對中國“想像之旅”的完成。三、貝尼耶的儒學翻譯解讀:“自我”與“他者”的對話貝尼耶的《孔子或君主之學》在 2015 年之前從未發表過,因此很難在思想史上為它定位。 中國學者凌敏將貝尼耶的翻譯視為“中國古代思想融入西方知識場的典型路徑”,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貝尼耶的儒學翻譯在歐洲知識史上的作用。 但可以肯定的是,該譯本曾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有限範圍内被私下傳閲。 目前能夠找到的是:法國阿森納圖書館(Bibliothèque de lArsenal)收藏有1689 和 2331 兩個版本;另有一個“馬耳他騎士”(Chevalier de Malte)藏本,2019 年被法國總統馬克龍作為國禮贈送給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從阿森納圖書館收藏的兩個手抄本的電子版來看,它們都收錄了貝尼耶的《儒學導讀》,只是標題變為《致讀者:作為閲讀儒學的一把鑰匙或引言》(Avis au Lecteur, pour servir de clef ou dIntroduction à la lecture de Confucius)。貝尼耶研究儒學的過程,就是一場與異質文化的對話。 十餘年的遊歷,尤其是莫臥兒之行,塑造了他獨特的跨文化對話思維及解讀“他者”的路徑,為其探索人民幸福與國家良治之間的內在聯繫提供了方法論。 面對印度古老的宗教流派所衍生出的一些令人震撼的現象———苦行僧和瑜伽修行者乾枯變形的身軀、主神賈甘納( Jagannath)崇拜慶典中信徒的臥輪自殺、少女自願獻身以及寡婦自焚(“薩提Sati ”儀式)等,即便貝尼耶的感官與心理都受到極大衝擊,但他並未簡單對之加以否定。 相反,他摒棄歐洲中心主義,採取“懸置判斷”之法去探究這些現象的成因。 在探究過程中,貝尼耶常常採用比較的方法。 比如,在談到對女性無比殘忍的“薩提”儀式時,貝尼耶提醒歐洲人,他們的文化中也有一位被父親以維護希臘人利益之名親手送上祭壇的依菲格涅亞。 並指出,這兩個看似截然不同的儀式背後蘊藏著同樣殘酷的邏輯,即以某種崇高的名義———無論是宗教義務還是集體利益———將對個體生命的剝奪,尤其是對女性的壓迫合理化。 再比如,面對苦行僧和瑜伽修行者,貝尼耶聯想到歐洲盛行的寂靜主義(Quiétisme),指出在倡導極簡生活的表象之下,隱藏著對人身心的摧殘;而當社會活動淪為一群“從一個地方挪到另一個地方的樹,而不是會理性思考的生物” 時,極度沉思所導致的不作為會讓社會發展陷入停滯。 大多數歐洲作者在以比較的方式觀察“他者”時,常常不自覺地陷入歐洲優越性中;而貝尼耶則不然,其目的並非對多元文化進行高下優劣的等級劃分,而是試圖尋找它們的相似之處。 一方面,他警示那些抱有優越感的歐洲讀者,提醒他們不要輕易將異質文化視為“野蠻”或“落後”;另一方面,他又從人性的角度對人類文明中普遍存在的醜陋———迷信、愚昧、對生命的漠視、對個體的壓迫等———進行深刻的批判性分析。正是具備了這樣一種獨特的跨文化思維,貝尼耶才能夠在儒學研究中完善自己對政治哲學的思考。 他既未完全抛棄自身的歐洲知識傳統,也未盲目地全盤接受他者文化,而是通過對話與調和,找到了一種既能尊重他者又能實現自我表達的路徑。 下面便以其儒學翻譯為例,從形式與内容兩個方面,探討他如何在“自我”與“他者”間實現有效對話。1. 文體與形式69
貝尼耶不懂中文,其翻譯所依據的是柏應理帶回的《中國哲學家孔夫子》拉丁文手稿。 後者在一定程度上沿襲了中國傳統的注疏形式:除“三書”原文外,還加上了耶穌會士們的評論及大量注解。 經法國學者梅謙立考證,耶穌會士的注釋主要來自《詩經》和《史記》,並認為這種深受歐洲聖經詮釋傳統影響的史學方法,對原文理解影響甚微。 由於深刻領會了耶穌會士的這一寫作特點,貝尼耶對翻譯的形式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動。 首先,他將《論語》的對話體改為散文體,從而統一了全書的風格。 其次,刪除了耶穌會士添加的大部分與傳教或歷史相關的解釋,使文本相較於拉丁版更加世俗化。 第三,刪除了注解,並在必要時將他認為最中肯的解釋,有時甚至是自己的解讀,直接融入到散文體中,從而消除了注解的干擾,使文本更符合歐洲讀者的閲讀習慣。 梅謙立認為,通過這一系列形式上的變動,貝尼耶實現了“對(儒學)文本精神的重新回歸”。2. 翻譯術語的選擇“術語”解讀實際上涉及翻譯文本的研究。 很遺憾,這方面的研究屈指可數。 法國學者郝塞·弗雷什(José Frèches)1973 年撰寫的《17 世紀的儒家學者弗朗索瓦·貝尼耶》 ( François Bernier, philosophe de Confucius au XVIIe siècle ) 堪稱開山之作,但其研究對象僅限於貝尼耶的《儒學導讀》。 弗雷什認為,由於受到耶穌會士和其東方經歷的影響,貝尼耶通過強調君主的德行和對王子的教育,將儒家思想調整為適用於 17 世紀法國的政治模式。這一觀點切中要害,以至於後來的研究者都無法迴避這一研究領域。 但之後貝尼耶的儒學思想便無人提及。 直到 2015 年,隨著其譯著在法國正式出版,法國學者陶西格(Sylvie Taussig)為該書寫了長篇序言《17 世紀儒學經典在西方的譯介》( Introduction occidentale des classiques confucéens au XVIIe siècle ),才再次引起關注。 這也成為繼弗雷什之後,又一篇探討貝尼耶儒學思想的有價值的研究。 但該研究的大部分篇幅都集中於探討 17 世紀歐洲對儒學經典的翻譯與接受,貝尼耶的研究僅出現在後半部分,其觀點也未能跳出弗雷什的框架,認為貝尼耶試圖將儒家理論與歐洲政治體系相結合,並用儒家思想來批判路易十四的政治體制。與此研究相比,梅謙立的《從漢學角度對貝尼耶翻譯的評估》在我看來更有價值。該文首次從内容、形式、風格及政治傾向等方面對貝尼耶的翻譯做了全方位評估,並首次將其與拉丁文版《中國哲學家孔夫子》進行比較。 該評估雖然簡潔,但卻為之後一系列有關貝尼耶儒學思想的研究開闢了新的方向。 筆者 2019 年出版的François Bernier et sa pensée confucéenne (《貝尼耶與他的儒家思想》)嘗試從貝尼耶個人思想演變的角度,解讀其對儒學的接受。 實際上,貝尼耶是借儒學提倡一種基於自然法(美德)與穩定有序的政府模式,以對抗絕對主義的弊端和歐洲神學的衝擊。之後,筆者又從文化地理的角度,在博士學位論文 Itinéraire intellectual et géographique de François Bernier (1620-1688) : du libertin au confucianiste(《從自由思想到儒學政治:弗朗索瓦·貝尼耶(1620-1688)的知性與行旅之路》)中對其思想演變做了更深入的探討。近年來,中國學者對貝尼耶的興趣也日漸增長。 呂穎比較了貝尼耶的儒學翻譯與拉丁版本;汪聶才強調了貝尼耶努力與基督教觀點相切割,並將其儒家思想闡釋為世俗國家治理的哲學基礎。前文提及的凌敏則以貝尼耶為例,闡述了中國古代思想如何進入西方知識場的過程。 他們的研究從多方面促進了中國人發現貝尼耶這位被遺忘的思想者。正如伽桑狄為給苦難中的人民找到出路而轉向伊壁鳩魯研究一樣,貝尼耶選擇了將自己的政治理想融入到儒家思想中。 筆者將另闢蹊徑,從貝尼耶的翻譯術語入手,探討這位旅行家及哲學家如何隱晦而巧妙地通過對相關術語的選擇,達到借儒學寄託其政治理想的目的。 概括而言,我將其作法稱為“二次轉化法”,即“術語歐化”和“思想儒化”。 貝尼耶首先提煉出儒學本質,並將其與歐79
單方面服從的前提;如果父母做不到對子女的愛與尊重,“完全且完美的服從”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 最後,“服從”在量上被限制,這意味著它有一個範圍,並非無盡的;“服從”在質上被限制,説明它不是盲目的,而是理智的。 貝尼耶進一步指出,父母並非不會犯錯,但要溫和地、漸進地指出他們的錯誤,如果他們不聽,就不必再堅持,更不必責備他們,子女只需要對他們盡“一般義務” (devoirs ordinaires)即可。所以,對於“父義母慈”中的附屬概念“服從”,貝尼耶主張理性的服從。 在理性服從下,即便父母去世後子女為之守孝三年的制度,也會成為“符合自然法與理性”的制度。此外,“父義母慈”將重點放在了“源自父母”上,暗示著情感與責任的“自上而下”性。 在貝尼耶看來,自上而下的感情是最符合人類天性的,最真摯也最自然,無需藉助抽象的思考就可以感觸到,因此也最容易理解。 基於此,貝尼耶主張將“父義母慈”推廣到國家治理上:“法律必須更加重視這種‘父義母慈’,因為後者的基礎是自然、公正、理性,以及給予我們這種理性的天意。”統治者要像父母愛子女那樣愛他的人民,唯有如此,才能“實現他的偉大” 。 當統治者真正做到“父義母慈”時,他的美德就會成為民眾的效仿對象,國家就能達到大治。(5)君主的示範作用(Exemple des Princes)如果說在“父義母慈”中教育孩子(包括君王)是將美德引入國家治理的一個重要手段,那麽,另一個同樣重要的手段,就是君主的示範作用:(中國人)認為,另一種將美德引入國家的最有效的途徑就是君主的榜樣作用。 誠然,我們和他們一樣,也承認Regis ad exemplum totus componitur orbis (君主榜樣,天下皆效法),但我們只是在道德教育中順帶提及這一點,而他們卻將其視為政治的核心和良好治理的基石,認為它是美德和良好風尚的源泉,從而必然帶來國家的幸福。當歐洲人還只是把“君主的示範作用” 當作一個理念挂在嘴邊的時候,中國人早已開始付諸實踐———貝尼耶再次以非歐洲中心主義的視角強調了儒家思想的務實本質。 儒家雖然重視君王的示範作用,但無論是儒家經典文本還是耶穌會士的拉丁譯本,都沒有明確提及“君王的示範作用”這一表述———通過這一新造的表達方式,貝尼耶展現出了精準提煉儒家精神的能力。《尚書·泰誓》云:“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王是連接“天”與“民”的中間人物,要起到亦君亦師的作用;而“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尚書·周書·君陳》),君王的德行才是上天最看重的品質。 這就是儒家經典中對“君王的示範作用”的具體表達。如果說,貝尼耶通過提倡“父義母慈”重新詮釋了“孝”的内涵,即提倡以相互的“愛與尊重”為前提的理性孝,而非愚孝;那麽,將君主的示範作用提升至國家治理的基礎,也就重新詮釋了儒家“忠”的含義:君主若對臣民有足夠的愛與尊重,並以自己的德行在國家治理中起到表率作用,臣民便會效仿他,對他忠誠;缺乏了君主的榜樣作用,臣民的“忠”也就成了愚忠。(6)政府(Gouvernement)“父義母慈”的教育和“君主的示範作用”一起成為弘揚美德的重要手段,從而確保了“道義”的樹立。 而建立在“道義”基礎上的政府(Gouvernement)才能有序且有效地運作。 在國家治理方面,貝尼耶明確使用了“政府”一詞,而非當時常用的“國家(État)”。 將“國家”與“政府”區分開來也是貝尼耶政治思想中的一個獨特現象。 事實上,這一區分也可以溯源到讓·博丹的理論。博丹在《共和六書》 ( Les six livres de la République ,1576)中將主權(Souveraineté) 與“國家(État)”聯繫在一起,認為主權的特性決定了國家的政體;而政府(Gouvernement)反映的是統治者在特定時期所採取的治理方式。 依照該理論,國家的治理模式似乎獨立於政體。 貝尼耶顯然接受001
限———使他敢於突破傳統神學論述與君主至上的藩籬,嘗試以世俗、美德與理性為基礎,重新建構一套在“自我”與“他者”之間對話的治國倫理。結 語貝尼耶在旅行途中對他國政治、文化和經濟的觀察,為他的思考提供了現實基礎,使他能夠在對不同社會的比較中,反思歐洲哲學的局限性,並試圖在跨文化視野中尋找新的思想路徑。 他個人的學術追求,揭示了文化地理在知識流通和思想轉變中的關鍵作用,而他也因此成為中歐知識交流史中一個不可忽視的人物。 在這場知識交流中,貝尼耶既沒有全盤否定“他者”,也沒有一味沉溺於對“他者”的憧憬,而是立足“自我”,讓“自我”與“他者”的思想彼此映照、相互補充。 貝尼耶通過包括《孔子或君主之學》譯本在內的諸多著作,給我們留下了對“自我”與“他者”身份的跨文化視野反思,以及關於人類集體幸福理想形態的想像。1688 年,貝尼耶因中風去世,據説是一位朋友在餐桌上開的玩笑刺激到了他。 看似荒誕的細節往往帶有深刻的意味:思想者的努力在他人眼裡有時不過是一個可供取笑的話題。 貝尼耶的猝死不僅標誌著一個個體命運的終結,也標誌著一個歷史的轉折點:從此,人類開始緩慢地走向歐洲 /西方知識霸權的時代。 這一轉折因殖民事業而加劇,知識話語逐漸趨同化,非西方視角逐漸被邊緣化,而知識經驗的多樣性也逐漸被更為規範的框架所取代。 在這樣的背景下,重新發現貝尼耶就顯得格外有意義。 因為他以其曲折的思想歷程,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永恆的啟示:思想的真正價值在於其自我革新、接納包容他者,以及不懈追求普世性問題答案的能力。①關於貝尼耶的生平,參見 Louis de Lens, Chronique ( François Bernier ), Revue historique, littéraire et archéologique de lAnjou, chez les libraires, tome 9e , 1872, pp. 55-58。②關 於 法 國 17 世 紀 的 “ 放 蕩 主 義 運 動 ”, 參 見François Charles-Daubert, Les libertins érudits en France au XVIIe siècle, Paris, 1998。③ 參 見 Christopher Kelly, A Grand Tour: Reading Gibbons Decline and Fall, in Greece & Rome, 1997, 44 (1) : 39-58。④Bernier, Lettre à Chapelle, dans Un libertin dans lInde moghole, Les voyages de François Bernier (1656-1669),Introduction de Frédéric Tinguely, Édition intégrale de Frédéric Tinguely, etc. Paris: Chandeigne, 2008.⑤衛匡國的這部拉丁文著作於 1655 年被譯成法文,並被 Melchisédech Thévenot 收入其《遊記匯編》 ( Rela-tions de divers voyages )中,題為《中華帝國地理描述》(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⑥參見Three discourses of happiness, virtue and liberty, by Monsieur Bernier; translated out of French. – Selec-tions. English. 1699, p. 231。⑦François de La Mothe Le Vayer, De Confucius, le Socrate de la Chine, dans De la vertu des payens,Paris, 1647.⑧⑨⑩Bernier, Lettre à Chapelle, dans Un libertin dans lInde moghole, Les voyages de François Bernier (1656-1669), p. 141, p. 201, p. 229; pp. 353-355; p. 361.Anonyme, Les soupirs de la France esclave qui aspire après la liberté, pp. 19-20. Source: BnF.耶穌會士實際上只翻譯了《四書》中的前三書,即《大學》、《中庸》和《論語》,《孟子》並未能被譯成拉丁文。 中國學者汪聶才、齊飛智等人將該著作譯為中文,由鄭州大象出版社於 2021 年出版。 Bernier, Extrait de diverses pièces envoyées pour étrennes à Mme de la Sablière, dans Journal des Sçavans, 7-14 juin 1688, p. 11.《中國哲學家孔夫子》法文版於 1687 年在巴黎出版。 許多學者認為貝尼耶的法文譯本《孔子或君主201
之學》也完成於 1687 年(如 Le Félin 的版本就標註為1687 年),也有人認為是 1688 年。 筆者認為,貝尼耶的譯本可能早在 1686 年 6~7 月之間即已完成。該書的中譯本也由汪聶才、筆者與郝曉霞共同譯出,並於 2024 年由北京學苑出版社出版。 根據法國國家圖書館的電子版(Ms- 2331),圖書管理員於 1883 年在該書第 11 頁空白處批注“1687(因字跡不清,也可能是 1689)年出現了一本出版物,題為《儒學導讀》”,《儒學導讀》 的出版時間應為1687 或 1689 年。 另外,筆者找到了 1688 年發表於《學者雜誌》的《儒學導讀》。 因此,不排除《儒學導讀》重印出版的可能性。 鑒於《學者雜誌》發表的時間可以確認,筆者在此採用 1688 年之説。參見Confucius ou la Science des Princes, traduit par François Bernier (1687), introduction et notes de Sylvie Taussig, note sinologique de Thierry Meynard, Paris: le Félin, 2015。 但這個版本有一點小缺憾,就是它誤將貝尼耶《致讀者》 (Avis au lecteur)的第一頁當作全部,而將其餘部分插入到“第一書”(Livre premier,對應於《大學》)第一段之後,這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閲讀的連貫性,也給歐洲讀者造成了不必要的誤解。凌敏:《中國古代思想融入西方知識場的典型路徑:〈孔夫子或王子的學問〉初探》,北京:《中國史研究》,2023 年第 1 期。參見 Rare French book handed over to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https://www.chinadaily.com.cn/a/202011/05/WS5fa3350fa31024ad0ba83239.html。 從記者所提供的照片來看(字跡不太清晰),收藏者的署名應該是 Chevalier Louis Mazze de la vieuville, Chevalier de Malte, 1692-1771。 該藏本現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參見Un libertin dans lInde moghole, Les voyages de François Bernier (1656-1669), p. 35。 Thierry Meynard,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The first Translations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Rome: Monumenta Historica Societatis Iesu, 2011.Thierry Meynard, Une évaluation de la traduction de Bernier du point de vue sinologique, Confucius ou la science des princes, pp. 117-122.José Freches, François Bernier, philosophe de Confu-cius au XVIIe siècle, dans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973.Sylvie Taussig, Introduction occidentale des classiques confucéens au XVIIe siècle, dans Confucius ou la Sci-ence des princes. Ping Zeller, François Bernier et sa pensée confu-céenne, Pologne, 2019.呂穎:《法譯本〈論語導讀〉的創新意義與時代價值》,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報》,2021 年 8 月 5 日。汪聶才:《孔子的君主教育:〈中國哲學家孔夫子〉貝尼耶法文譯本初探》,北京:《國際漢學》,2022 年第 1 期;Confucianism as the Foundation for a “Secular State” : François Berniers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Religions, 15 (10):1198, 2024。關於耶穌會士將儒學定義為“哲學”,參見 Thierry Meynard,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The first translations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 而當時的一些博學的自由思想者,如拉·莫特·勒·瓦耶也將儒學定義為 “哲學” ,以打破神學的束縛。 參見 La Mothe Le Vayer, De La vertu des payens, 1642。Dictionnaire Littrés, “science : 1. Connaissance quon a de quelque chose; 2. Ensemble de connaissances sur une manière” . https://www.littre.org/definition/science.參見 Bernier, Confucius ou la Science des Princes, couverture (titre); p. 161; pp. 134-144; pp. 134-144; p. 355; p. 144; p. 147。 Dictionnaire Littrés, “ principes: 9. Absolument, au pluriel, il se dit de bons principes de morale, de reli-gion” . https://www.littre.org/definition/principe.筆者的博士學位論文就論述了貝尼耶對美德與發展經濟的雙重重視。 Dictionnaire Littrés, https://www. littre. org/definition/filial. Dictionnaire Littrés, https://www. littre. org/definition/paternel.作者簡介:陳萍(Ping Zeller),瑞士日内瓦大學文 學 院 ( Faculté des Lettres, Université de Genève)講師。 CH-1211 Genève 4[責任編輯 陳志雄]301
①有關衛方濟及其《中國哲學》的成書過程、結構、內容、徵引文獻等基本情況,可參見:Thierry Meynard & Daniel Canaris eds., From Confucius to Zhu Xi: the First Treatise on God in Noël François’s Chinese Philosophy (1711), Turnhout (Belgium): Brepols Publishers, 2023;梅謙立、王格:《超越二元、邁向統一———耶穌會士衛方濟〈中國哲學〉 ( 1711 年) 及其儒家詮釋學的初探》,台北:《哲學與文化》,2017 年第 11 期;梅謙立:《衛方濟〈中國哲學〉徵引中文文獻考》,《西學東漸研究》第十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 年。 關於衛方濟的生平及著作,參見費賴之(Aloysius Pfister):《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馮承鈞譯,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第 418 ~ 423 頁;Paul Rule, François Noël S.J. and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in Noël Golvers & W. F. Vande Walle eds, The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Low Countries and China in the Qing Era,Leuven University Press, 2003;潘鳳娟:《衛方濟的經典翻譯與中國書寫:文獻介紹》,台北:《編譯論叢》,第三卷第一期(2010 年);羅瑩:《清朝來華耶穌會士衛方濟及其儒學譯述研究》,北京:《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15 年第 1 期。 關於“第一論”中對宋明理學的形而上學解讀,亦可參見王格:《自然哲學與自然法:明清之際柏應理、衛方濟等耶穌會士理解宋明理學的兩種路徑》,北京:《哲學研究》,2024 年第 12 期。②衛方濟《中國哲學》第一論的英譯注釋本已經出版,即 Thierry Meynard & Daniel Canaris, From Confu-cius to Zhu Xi: The First Treatise on God in François Noël’s Chinese Philosophy (1711).③ François Noël, Praefatio ad Lectorem, Philosophia Sinica, p. (a) 2.④ François Noël, Tractatus Tertii, Philosophia Sinica, Proo-emmium, pp. 2-3; p. 1; p. 2; p. 13 (B. 2), p. 31 (H. 8); p. 1; p. 20, pp. 21-22 (G.7); p. 5 (C.7); p. 9, pp.10-11 (E. 5 & F. 6), pp. 17-18 (D.5); p. 25; p. 20, p. 26 (C.4); p. 21 (C.3); p. 26 (E.7); pp.47-48, p.57 (C. 4); p. 47; p. 48; p. 25; p.22 (H. 8); p.22 (H. 8); p. 25 (A. 1); p. 21 (D. 4), p. 25 (A. 2), p. 27 (H.11), p.29 (B.2).⑤包括《修身西學》、《齊家西學》和《治平西學》,其中前兩部近年已有校注作品問世。 參見高一志著,梅謙立、譚杰、田書峰編注:《修身西學今注》,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 年,第 143~146 頁;高一志著,梅謙立、譚杰、宋元明編注:《齊家西學今注》,北京:商務印書館,2023 年,第 3 頁。⑥陳少明:《“四書”系統的論說結構》,劉笑敢主編:《中國哲學與文化》 (第 9 輯),廣西桂林:灕江出版社,2011 年,第 219~252 頁。⑦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 3 頁;第 3 頁。⑧《傳習錄》上,王守仁撰,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一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7 頁。⑨參見董平:《論良知“八德”》,瀋陽:《社會科學輯刊》,2019 年第 2 期。⑩柏應理等:《中國哲學家孔夫子》 (第二卷),羅瑩、連傑等譯,鄭州:大象出版社,2021 年,第 5~ 6 頁、第9~11 頁。以上見柏應理等:《中國哲學家孔夫子》(第二卷),第 6 頁。蔡清:《四書蒙引》,李存山、高海波、陳明校點,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 年,第 50 頁;第 51頁;第 51 頁。參見王格:《自然哲學與自然法:明清之際柏應理、衛方濟等耶穌會士理解宋明理學的兩種路徑》。程顥、程頤:《二程集》,王孝魚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第 56~57 頁;衛方濟書中此段文字轉引自《性理大全》,見 François Noël, Tractatus Tertii, Phi-losophia Sinica, p. 13 (B. 2)。呂大臨:《禮記解》,見《藍田呂氏集》,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 年,第 109~110 頁。以上引張載、呂大臨,見 François Noël, Tractatus Tertii, Philosophia Sinica, p. 32 (L. 10);呂大臨此條在書中再次被引,見該書,pp. 104-105 (C.5)。參見李敬峰:《蔡清〈大學蒙引〉與明代中期朱子學的自我修正與開新》,廣州:《現代哲學》,2024 年第2 期。參見 François Noël, Tractatus Tertii, Philosophia Sinica, p. 31 (G. 7); p. 29, p. 103; pp. 8-9; p. 8; p. 9 (A.1 ); p. 9 (B.2 ); pp. 9-10; p. 10 (E. 5); p. 9, 211
p. 15; p. 9; pp. 47-48, p.51 (C); pp. 46-47 (I. 17); pp. 39-40; p. 12; p. 9, p. 12 (I. 9); pp. 12-13; p. 9, p. 11 (H. 8); p. 12; p. 15; pp. 15-16; p. 19 (G. 11); p. 16; p. 21 (C. 3 & D. 4); p. 20; p. 20; p. 102; pp. 112-113; pp. 117-118; pp. 123-124; p. 28, p. 31 (G. 7)。參見王格:《“理性”概念的引入及其在中國現代哲學中的展開》,西安:《人文雜誌》,2024 年第 10 期。程顥、程頤:《二程集》,第 17 頁。參見王格:《溯求正統:周汝登與萬曆王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100~101 頁。參見梅謙立:《從唯物論到超越論———16 至 18 世紀來華傳教士在亞氏形質論的基礎上對“太極”認識的變化》,廣州:《現代哲學》,2023 年第 4 期;以及Thierry Meynard, François Noël’ s Contribution to the Western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Thought: Taiji sive natura in the Philosophia sinica (1711), 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Vol. 17 (2018): pp. 219-230.François Noël, Tractatus Tertii, Philosophia Sinica,pp. 20-21。 原文見蔡清:《四書蒙引》,李存山、高海波、陳明校點,第 50 頁。在書中另一處關於“天賦人德”的引文譯解中,衛方濟再次通過括弧夾注的形式強調了這一譬喻,見François Noël, Tractatus Tertii, Philosophia Sinica, p. 26 (C.4)。參見陳立勝:《“良知”與“種子”:王陽明思想之中的植物隱喻》,南京:《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5 年第 5 期。 不過,陳立勝在該文中將“種子”等同於“植物隱喻”,有失籠統。參見沈庭:《熊十力對“種子說”的批判及其對佛教心性本體論的揚棄》,武漢:《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4 年第 2 期。參見 François Noël, Tractatus Tertii, Philosophia Sin-ica, pp. 14-15 (D. 5)。 另參見陳立勝:《“新民”與“親民”:從傳統到現代》,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 年第 3 期;鄧國元:《“親民”與教化———從對〈大學〉“親民”的詮釋看王陽明的教化思想及其時代意義》,天津:《道德與文明》,2013年第 6 期;鄧國元:《“新民”與“親民”———從宋明理學到現代社會》,昆明:《雲南社會科學》,2014 年第1 期。楠本正繼:《宋明時代儒學思想之研究》,連凡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3 頁。參見張晚林:《尋“孔顏樂處”與理學家對儒學作為“宗教動力學”的開發》,《哲學探索》第 2 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 年。關於“樞德”和“附德”,高一志在《修身西學》中有詳細的介紹,參見高一志著,梅謙立、譚杰、田書峰編注:《修身西學今注》,第 203~285 頁;相關研究,見該書第 57~71 頁。陳來主張朱熹哲學中“心”屬理、氣合,而牟宗三、李明輝等則認為“心”只屬氣。 相關綜述,可參見陳林:《朱子心論辨正———以對陳來與李明輝之論辨的反思為中心》,福州:《福建師範大學學報》,2022 年第 5 期。參見利瑪竇著、梅謙立注、譚杰校勘:《天主實義今注》,北京:商務印書館,2022 年,第 70 頁。 相關論述,可參見王格:《“格物窮理”:晚明西洋哲學與宋明理學之間的話語競爭》,北京:《世界哲學》,2021 年第 4 期。衛方濟等人將《中庸》“天命之謂性”理解為“天法即自然法”,筆者對此曾有過相關論述,見於 Thierry Meynard & Daniel Canaris eds., From Confucius to Zhu Xi: the First Treatise on God in Noël François’ s Chi-nese Philosophy (1711), pp. 121-122。參見王格:《孟子學中的“端喻”詮釋》,載徐小躍主編:《東方哲學與文化》(第一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 年,第 245~258 頁。參見沈清松:《從利瑪竇到海德格爾》,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 年,第 1~39 頁。作者簡介:王格,上海財經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博士生導師。 上海 200433[責任編輯 陳志雄]311
個新的高度:這不僅是一個學科的問題,而更是整個人文學術的問題。 在此我特撰寫此文,也算是參與這一討論,同時也藉機就教於兩位學者及廣大讀者。一、全球化時代與人文學術的跨學科研究作為一位以文學研究為主業的人文學者,我自然立足自己的學科專業,但也不排除跨界進入其他學科領域發表自己的一孔之見。 熟悉我的學術生涯和著述的讀者也許記得,當比較文學這門在中國還算相對新穎的學科在上世紀 80 年代的中國興起時,我是中國比較文學界率先提出“超學科比較文學研究”的學者之一。①後來我在北京大學用英文撰寫的博士學位論文《弗洛伊德主義與西方和中國現代文學》( Freudianism and Modern Western and Chinese Literature )更是一篇跨越文學和精神分析學的學位論文,據說當時在校學位評定委員會審核時還引發了一些爭議,②但畢竟最終還是得到了大家的認可。③之後我對後現代主義文學和理論、後殖民主義文化以及文學生態批評的研究等,無一不是跨學科的人文學術研究。 因此我懷著極大的興趣首先閱讀了葉祝弟洋洋灑灑的大作《跨學科:人文學科的救命稻草?》,發現其中回應並批判了這一現象,在葉文看來,當代風行的跨學科研究大致可分為這樣三種形式:橫跨、斜跨和內跨,並在跨學科之外演化成依附式跨學科、掏空式跨學科、隨意式跨學科以及虛假式跨學科等四種變體。 應該承認,他的這種批判性概括基本符合實情,並對其中的弊端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確實有助於我們認識什麼是真正的跨學科研究,並能識別那種打著跨學科之名糟蹋人文學術研究的淺陋研究。 作為一篇回應性文章,任劍濤則首先肯定了葉文的一些批判性洞見,但同時也一針見血地指出,既然從事跨學科研究並卓有成就者在當今時代屈指可數,它在很大程度上應是那些學識淵博的天才人物所為,其他的多數學者則難以做到,因此跨學科研究確實不可能扮演真正拯救人文學科的角色,也許恰如同我們經常所說的“治標不治本”。 作為一位擅長跨學科研究的政治學學者,任劍濤本人的學科歸屬應該是社會科學學科,但是他從一位有著強烈人文情懷的圈外人的角度準確地診斷出人文學科所陷入的“危機”之症狀:並非是學科問題,而更在於一種人文精神的缺失和衰退。 因此他認為人文學科的學術根脈,正是人文精神,人文學科需要貫穿的,也正是這樣一種精神。 而現在的當務之急正是應該重建一種新的人文學科和人文精神。 實際上,任劍濤的這種主張也正是我多年來孜孜以求試圖建構的一種理想化的人文學科。 有鑑於此,我在本文中主要以建構為主,尤其是從我提出的“全球人文” 視角進行建構。就我們所處於的全球化時代而言,這確實是一個不同於過去的時代。 隨著經濟和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人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不能不影響到人文學者的知識結構和學術研究。 一個並不算十分新穎的方法或學術範式再度浮出學術的地表,並頻繁地為人們談論甚至炒作:跨學科研究。 當然,圍繞這個話題所引發的爭論也不在少數,但至少說明這一話題具有引人思考的批評價值。 熟悉人文學術史的學者不難看到,所謂跨學科並非當代的新鮮事物,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那些今天仍頻繁地出現在我們的學術著作或沙龍的大理論家,許多都是跨學科的學術大家,他們不僅跨越了學科的界限,同時也跨越了時空的界限,並且通過翻譯的中介,不斷地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人文學者。 這在任劍濤的文章中也有所提及,但並沒有得到充分展開,這便給我的進一步討論留下了些許空間。我想在本文中強調的是,跨學科研究是可行的,而且確實能夠產生出在不同學科領域內都有著廣泛影響的成果,這一點不僅自然科學大師早已做到,而且少數人文學術大師在我們的前頭也早已611
①參閱拙作《比較文學:走向超學科研究》,北京:《文藝研究》,1988 年第 5 期,以及樂黛雲、王寧主編《超學科比較文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年。②應該感謝時任北京大學英語系主任胡壯麟教授,他雖然是一位語言學家,但是他深深地熱愛文學,並且經常參加比較文學國際學術會議。 他在 1989 年夏天參加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會議前,要我向他簡略地說明我的博士學位論文(8 月已通過答辯)與我所在的學科英語語言文學有何關係。 我向他解釋說,當時歐美的著名大學,如哥倫比亞大學的英文系就叫“英文和比較文學系”,我的導師楊周翰先生所從事的就是英國文學和比較文學,我在文中上半部分所涉及的喬伊絲和勞倫斯都是英語世界的大作家,而文中所討論的中國現代文學的幾位作家都是受到這些作家和理論思潮影響的。 此外,我的論文又是用英文撰寫,因此本身就算作一篇英語文學研究論文。③我的博士論文的一些主要觀點,後來分兩部分發表在國際學術刊物上,Cf. Wang Ning, “The Reception of Freudianism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 Part 1, China Information , 5. 4 (1990): 58- 71; Part 2, China Information , 6. 1(1991): 45- 54.④參閱拙作《弗萊理論的後現代視角闡釋》,收入王寧等編《弗萊研究:中國與西方》,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6 年,第 93 頁。 資料出處見 Robert Denham ed. Northrop Frye: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ources ,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7, “Preface” , ix.⑤這方面尤其可參閱曹順慶:《文論失語與文化病態》,長春:《文藝爭鳴》,1996 年第 2 期;以及對之的質疑和批評文章,蔣寅:《文學醫學:“失語症”診斷》,廣州:《粵海風》,1998 年第 5 期;蔣寅:《對“失語症”的一點反思》,北京:《文學評論》,2005 年第 2 期。⑥參閱網上文章:《全球文科倒閉潮,來了》,https://fi-nance. sina. com. cn/jjxw/2024 - 12 - 31/doc - ineck-kxt1830669.shtml;也可以參閱對之的反駁文章《文科消亡成為一股全球性浪潮,到底是潮流,還是逆流?》⑦參閱對前一篇文章的反駁文章《文科消亡成為一股全球性浪潮,別慌,且看全球變局下的真相》,ht-tps://www.163. com/dy/article/JKH2A9U60528A74T. ht-ml。 針對前一篇比較偏激的文章,該文提出了一些應對策略。⑧季羨林:《留德十年》,北京:東方出版社,1992 年,第 54~55 頁。⑨關於我在國際學界發表的論述全球化與文化方面的英文著述和論文,請參閱: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Translation ,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Academ-ic, 2004; Translated Modernities: Literary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ization and China , Ottawa: Legas Publishing, 2010; “ Postmodernity, Postcoloniality and Globalization: A Chinese Perspective”, Social Semiotics , 10. 2 (2000): 221- 233; “Chinese Studie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 Vol. XVII, No. 2(March 2000): 55 - 64; “ Confronting Globalization: Cultural Studies versu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 Neohelicon , XXVIII/1(2001): 55 - 66; “Globalizing Chinese Litera-ture: Moving toward a Rewriting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Culture” ,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 13(38) (2004, February): 53- 68; “ Identity Seeking and Constructing Chinese Critical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 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 30.3- 4(2003): 526- 541;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Globalism: A Chinese Cultural and Literary Strate-gy” ,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 41.4 (2004): 584-602; “Death of a Discipline”? Toward a Global/Local Orientation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Neoheli-con , XXXIII (2006)2: 149 - 163; “Global English(es) and Global Chinese(s): Toward Rewriting a New Literar-y History in Chines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 19(63)(2010), 159 - 174; “Highlighting the Humanistic Spirit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Humanistic Education in China,” European Review , 23. 2(2015): 273 - 285; “Introduction: Global Maoism and Cultural Revolutions in the Global Contex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 52. 1(2015): 1- 11; “Globalizati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n Introduction and a Commentary,” Eu-ropean Review , 24. 2(2016): 177- 185.⑩Cf. Wang Ning, “Globalisation as Glocalisation in 421
China: A New Perspective,” Third World Quarterly , Vol. 36, No. 11(2015), 2059- 2074.儘管西方中心主義長期以來一直主宰國際學界,但是大數據的發明依然客觀地反映了中國學者的國際影響力。 參閱董健鑫:《上海交大王寧教授再度入選全球前 2% 頂尖科學家榜單》,https://news.sina.cn/2024- 09- 21/detail- incpwvfr0188373.d.html。Geoffrey Galt Harpham, The Humanities and the Dream of America ,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11, p. 14;pp. 39- 40;p.42.國際跨學科頂級人文學術期刊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Vol. 48, No. 1, 2024)在最近的一期中共發表了 9 篇論文,專門討論本人的世界詩學建構。參見麥肯齊·沃克:《21 世紀的 21 位思想家》,姜昊騫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3 年。 在這本書中,柄谷行人、齊澤克、朱迪斯·巴特勒、蒂莫西·莫頓、東浩紀、全喜卿等東西方思想家都得到全景式的評述和討論,卻唯獨沒有來自中國的或華裔思想家得到討論。 當然,我們可以說,這位澳大利亞學者所參考的資料主要是英文文獻,但至少說明中國的思想家和理論家在英語世界的影響力仍比較有限。幾年前,當機器和人工智能對翻譯產生了較大影響之際,我就應國際翻譯研究家聯盟的刊物《巴別塔》主編的邀請,為該刊編輯了一期主題專輯,探討了人工智能時代的文學翻譯。 Cf. Wang Ning et al. eds.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 - edited with Wang Hongtao), Bab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 69. 4 (2023), 尤其是本人撰寫的“ Introduction: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pp. 437- 446.該文獻來源: Ioannidis, John P.A. (2024), “August 2024 data - update for ‘Updated science - wide author databases of standardized citation indicators’” , Elsevier Data Repository , V7, doi: 10.17632/btchxktzyw.7作者簡介:王寧,上海交通大學人文藝術研究院院長,文科資深教授,歐洲科學院外籍院士。 上海 200240[責任編輯 劉澤生]521
澳門理工學報 2025 年第 3 期數智時代:學刊編輯人的挑戰還是機遇*劉京希[提 要] 以人工智能為標誌的數智社會的來臨,在知識界包括編輯業界的諸多“臨床”表現及其挑戰,當以 AI 論文寫作為表徵的“數智式學術研究”最為典型。 直面“奇點時代”的嚴峻挑戰,作為學刊編者,在“技術域”當須走出傳統編輯工作方式的舒適圈,主動加強數智思維訓練和數智編輯能力的自我養成,以實現人機互動;在“實踐域”亦當恪守數字倫理,踐行“數字正義”;在“理念域”,更當以主體性自覺看待日常編輯實踐中的人機關係,以人文化思維規訓人機互動,由之確立業者的主體性意識與主導性地位,持守業者的主體能動位勢和“編之為編”的職業尊嚴不動搖;終至在“價值域”引領人機互動,實現人文價值之於智能技術的過程性統御,從而將所屬學刊辦成各具風格與特色、不乏人性味道因而“屬人”的、體現人類思想尊嚴的精神性存在物。[關鍵詞] 數智社會 數智文明 數智人文 人工智能 AI 寫作 學術期刊 數智編輯能力[中圖分類號] C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5) 03 - 0126 - 12人工智能的出現,並非僅僅只是一次限於計算機領域的技術變革;放寬視界來看,它更意味著一場無死角覆蓋人類生活各領域的社會性革命。 因此它不僅會層維性地根本改變社會生產力的現實樣態,而且更是有可能會深層次地觸及與衝擊社會生產關係的既成結構。 以人工智能為標誌的數智社會的來臨,其在知識界包括編輯業界的諸多“臨床表現”,以生成式 AI 論文寫作為表徵的“數智式學術研究”,以及由此所形成的數智式編作關係,可算作是一種典型形態。 如何適應這一學術研究新生態,無疑是學術期刊編輯界同仁所共同面對的未曾有之的新問題甚至是嚴峻挑戰。正如有論者所指:“學術期刊出版不可避免地已從數字出版走向數智出版。” ①遭遇迅疾而至的數智社會之於編輯行業的整體性衝擊,尤其是人工智能對於編輯出版流程的全方位介入,作為學術期刊從業者,自然不免有些個茫然。 置身此情此景,業者除了悵然無所措,又當有何主動性作為以應對進而化危為機? 靜思之餘,業界所可作為之處,恐怕只能是主動加強數智思維訓練,和以之為基礎的數智編輯能力的自我養成,以在技術層面實現人機互動;②在此基礎上尚需更進一步,業者宜持守基於人文思維的主體能動位勢和“編之為編”的職業尊嚴不動搖,以在學理價值維度及相應期刊內容建設層面,以“文”化“機”進而引領人機互動,即如牧羊人統領牧羊犬。 捨此別無他途。621∗本文係山東省“齊魯文化名家”立項課題“人性、觀念與制度關係考論”的階段性成果。
絡傳播所引致的不確信息甚至虛假信息的氾濫,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信息辨識、定位與溯源的難度。 尤其是不同業者所使用的聯網知識庫之知識信息的相對有限性和差異性,更是進一步增加了知識信息分辨與知識信息溯源的難度。三、“AI論文寫作”:數字正義何以踐履?就本人的認知而言,業者在數智時代所遭遇的上述差錯率及參考文獻溯源問題,較之“AI 論文寫作”這一新生事物所帶來的困擾與挑戰,恐怕就是小巫見大巫了。 因為 AI 論文寫作問題不似差錯率及參考文獻溯源問題那般,僅限於編校技術層面,而是碰觸到著作權及版權保護這一法律限閾;更加深入地看,甚至觸及事關誠信、責任、公正等社會關係性價值理念的學術規範與科研倫理等深層次問題。何謂 AI 論文寫作? 顧名思義,AI 論文寫作是指利用人工智能技術輔助甚或替代人工寫作,進而自動生成文本內容的過程。 AI 論文寫作基於自然語言處理和機器學習技術,通過大規模的語料庫和預訓練模型來模仿人類的寫作能力。AI 寫作的發展史雖然可以追溯至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但它的飛速發展與成熟期,則屬 21 世紀尤其是最近三五年。 其顯著標誌,一是隨著深度學習與神經網絡技術的突破性進展,AI 寫作在技能層面實現了新的突破,能夠駕輕就熟地處理相對複雜的語言結構和相應的語義關係,使得自動生成的文本,內容更為貫通與流暢;二是與之相關,AI 寫作由此前的研究與實驗階段,進入到大規模應用階段。 2023 年 12 月,中國青年報社面向全國高校學生發起關於 AI 工具使用的問卷調查,其中 84.8%的受訪者曾使用過 AI 工具。 調查顯示,AI 工具已被受訪者應用於資料查詢(61.30% )、翻譯(58.31% )、寫作(45.75% )、計算(28.21% )、製表(17.49% )、繪圖修圖(26.36% )、音視頻生成(24.28% )、PPT 製作(24.83% )等多種學習與生活場景。君不見,在網絡上搜索“AI 論文生成系統”,所跳出的各色“AI 論文自動生成神器”,其自詡的超級功能令人目不暇給。 什麼“AI 原創”、“一鍵初稿”、“結構完整”、“十分鐘搞定”、“超低重複率”、“摘要、關鍵詞、參考文獻甚至致謝模板”,一應俱全。 更令人啞然和瞠目的,是其還可“貼心地自帶查重報告”!那麼,數智時代真正需要引起學刊編輯業界高度關注並予以應對的學術論文生產方式的根本性變移,究竟何謂?涉及論文的數據收集、文獻參考、寫作潤色、投稿格式等方面的工作,論文作者借助 AI 智能手段來完成,從編輯角度來看,完全可以理解,因而未嘗不可。 所有這些個輔助性工作,由於不涉及論文命題、主要觀點、框架結構、邏輯論證、論文結論等等核心要素的 AI 供給,論文在基本內容或本質層面的原生態人工屬性並未因此有所根本性改變;換言之,論文的內在質量呈現與見解創發仍屬於作者真實學術水準的等位反映。 就此來看,AI 智能寫作在數據收集、文獻參考、寫作潤色、投稿格式諸方面所引發的變革及為作者所提供的便利,仍僅限於輔助性技能層面,因此並非屬於危及編輯生產方式及其業務認知能力的典型性或根本性變革。 也因此,編輯業界大可不必為此類淺表性技術層面的論文寫作方式的轉換而焦慮。那麼,真正需要引起學術期刊編輯業界警惕的學術論文生產方式的根本性變移是什麼呢? 是深度觸及論文寫作倫理以及學術倫理乃至版權問題的所謂“思維主體變革”,即整體性的 AI 論文生成。031
所謂“AI 論文生成”,即如前述,是指利用人工智能技術生成學術文本內容的過程。 當然,即使是 AI 寫作,其文本生成能力亦非“天生”。 人工智能論文生成系統需要人工智能系統在深度學習的基礎之上,通過人機互動對學術論文進行建模即模型化處理與建構,以形成論文邏輯理路的路徑依賴,此乃人工智能論文生成賴以成真的當然前提。 歷經如此必要的人機互動訓練過程,論文生成系統方可依據論文作者的語義指令,最終自動生成符合作者寫作意圖且滿足相關形式規範與邏輯規範要求的“學術論文”。 如此這般基於大平台、大數據與大算力的 AI 論文生成,自可瞬息生成“高質量”的研究文本和研究結論,其“研究效率”自當為肉體知識人力所不逮。需要業界警醒的是,至此環節,人工智能論文自動生成所構成的前所未有的系列挑戰,也便一股腦地擺在刊學兩界的面前。 整體性的 AI 論文生成之後,那個隱身幕後使動 AI 進行智能論文寫作的所謂“肉體作者”,自然不會在研究成果上標註借助 AI 技術完成論文寫作的真實情況,這便是所謂“算法黑箱”之一種。 因此,一當公開發表,在學術倫理層面,即關涉學術寫作道德,甚或觸及學術誠信的邊界與底線;進而言之,甚至由此產生侵害他人著作權益的違法行為,碰觸到論文版權糾紛等法律界限。 前者所連帶產生的系列問題,尚限於作者聲譽與為學前景等私域範疇;後者則躍出此一限閾,以傷及學術公平的違法行為構成對公共生活領域的法律侵害。 而且,除卻作者所涉相關法律糾紛,論文所由刊布的學術期刊及其編者,也需要承擔因審核把關不嚴而須承擔的連帶法律責任。 問題的嚴重性更在於,當著 AI 論文自動生成系統具備了查重自測功能的時候,無疑又給編輯業界及各智能編校系統提出更為嚴峻的挑戰! 此情此景,也便給整個學術期刊界提出了無以迴避的嚴苛課題:如何規避由人工智能論文自動生成所帶來的職業倫理侵害與相應的法律風險?顯然,在大數據時代,面對浩如煙海的數據信息,僅僅依靠有限的人力資本及其傳統工作方式,去核實所刊論文的重複率並規避由此引發的法律風險,屬癡人說夢,異想天開。 唯一的選擇,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借助於相關數據平台所開發的 AI 論文檢測系統,從而使學刊編者由此獲得在傳統物理時代所不可企及的數智超能力,方可以智鬥智,以此智抑彼智,及時發現與化解潛含於 AI 論文中的人工智能倫理風險,進而規避人工智能論文生成給學術期刊的生存與發展所帶來的法律風險。 也因此,在最新版的美國《版權指南》中,“作者必須是自然人”成為判斷作品可版權性的標準。 “在確認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可版權性時,人類作者與創造性是其中兩個最核心的元素。為此,《版權指南》要求申請人在提交註冊人工智能作品時,必須解釋人類在其中的創造性貢獻,以方便識別版權類型。” 就此來看,前述以知網、超星、萬方為代表的各具特色的智能編校系統走上前台,不可謂不是業界的福音。在日新月異的數智時代,業者再以微不足道的作坊式人力去與“AI 論文自動生成”進行人機互搏,無疑屬智能時代的“堂·吉訶德大戰風車”,顯然不合時宜,而與時代進程相脫節;轉而充分利用智能編校系統的大數據功能,進行智能編校尤其是智能查重,目前看來當屬解碼“算法黑箱”之不二選擇。 就筆者所掌握的有限信息,得學科之便因而更加接近大數據時代的自然科學學術期刊界,在智能編校領域已然走在業界前列,如“大模型審稿”已經初露端倪、始顯身手,且審稿水準已是相當高超。 如此,也便將編輯職業倫理以智能化的方式悄然融入人工智能的具體運行過程。 只是,怎樣才能走出急功近利的偏狹視界,更好地平衡數據的公共性與謀利性之間的關係,尚需諸數據平台進一步斟酌。 如果數據庫出版商人為設置各種限制,將文本深鎖“信息孤島”,則會潛在性地危害整個學術生態系統。就此來看,當下刊界在審、編、校、播各環節的工作形態,無疑正在經歷由傳統物理方式向現代131
澳門理工學報 2025 年第 3 期·文學研究·從“本根剝喪”到“朕歸自我”———非洲文學、第三世界文學與反世界的世界屬性*姚 峰[提 要] 現有世界文學觀念強調文學的准入機制,這種躋身世界文學的思路取决於強勢方的認可和肯定。 深入剖析既有世界文學觀念的生成語境與論述邏輯,重訪第三世界文學的扺抗傳統與生成理路,或可揭示非洲文學别樣世界屬性的歷史經驗與未來可能。 這一世界屬性的前提,是對時下世界文學内在“專政”的反思與批判,是非洲文學或為創造新世界的文學這一認知轉移。 第三世界文學具有去殖民、去依附的“反世界”屬性,且以重建自我的“心聲”與“内曜”為根本。[關鍵詞] 世界文學 第三世界文學 非洲文學 世界屬性 “反世界”屬性[中圖分類號] I0- 03/ I109.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5) 03 - 0139 - 11世界文學(Weltliteratur)作為現代人文研究的核心概念,經歷了歌德的預見性構想(1827)、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奠基(1848)、韋勒克、艾田伯等人的學科建制(20 世紀)、達姆羅什的翻譯/流通論操演(2003)以及卡薩諾瓦的場域理論(2004)。 目前學界似已達成共識:世界文學是以跨文化流通為核心,通過翻譯、傳播和接受機制形成的文學生態/系統。 它既指突破地域界限產生全球影響力的文學作品集合,也指超越單一民族文學框架的研究範式。 值得註意的是,美籍馬來西亞學者謝永平(Pheng Cheah)將世界文學解讀為“世界化與生成世界”的文學( literature that worlds and makes a world),故基本逸出了上述群趨的思路,或可為我們反思“什么是世界文學”提供新的視角。 既有“世界文學”觀念實為歐洲數百年資本主義全球殖民擴張在文學領域的映射與修辭,深刻揭露了“世界文學”生態系統的基本運行邏輯。 具體而言,歐洲的殖民統治史就是全球“時鐘” (clocks)一致調整為“格林威治時間” (Greenwich Mean Time)、將歐洲置於世界中央的“圖繪” (mapping)過程。①而當下有關非洲文學之世界屬性的論述,大多有意或無意、主動或被動、顯白或隱晦、直面或反向地默認了歐洲時間的基準地位,具體即非洲文學在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中跨越民族國家邊界931∗本文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世界文學基本文獻整理、多元譜系與觀念重塑” (項目號:24&ZD243)的階段性成果。
的流通過程。 相關論述也為謝氏的世界文學新解提供了“供詞”。 瑞士裔美國學者沃納·弗里德里希(Werner P. Friederich)1959 年以“我們計劃的完整性”(On the Integrity of Our Planning)為題在威斯康星大學舉辦講座,次年講稿刊印發表。 彼時正值二戰後美國謀求稱霸(故需要研究)全球的時代,在此背景下,此文既批判歐洲比較文學一貫鼠目寸光,又扼腕於世界文學在美國至多是一種“北約文學”(NATO Literatures)。②不過,此文的基調是與歐洲爭勝,即美國取代歐洲成為世界文學的“信息交换所”(clearing house),成為世界各文明的“中樞之地” (Land of the Middle)。 自然,在弗里德里希的世界文學“計劃”中,非洲文學的“歐洲”屬性漸趨暗淡,故亟需結交新的“朋友”,而能勝任此角者自然惟有美國。 因此,弗里德里希的非洲文學論述,似與非洲文學本身的評價無涉,只是世界文學子午線在西方内部的權勢轉移,西方本位的立場未見任何鬆動。弗里德里希又稱,“非洲的聲音”並不首先聞於“剛果”(即歐洲殖民者的非洲文學叙事),而是理查德·賴特(Richard Wright)、蘭斯頓·休斯(Langston Hughes)、詹姆斯·韋爾登·約翰遜(James Weldon Johnson)等“密西西比河”畔昔日黑奴的後人。③此論到底折射了怎樣的世界文學觀念? 借用謝永平的説法,這是“將文學化約為物質基礎的派生物(epiphenomenon)”,也即假定“文學以直接方式反映政治—經濟實力和關係”。④因此,“弱勢”的非洲文學若要躋身世界,必須靠向並擠入西方所主導的世界文學體系。 如恩古吉所哀歎,“天使在天堂之門掌握的鑰匙,是在巴黎、倫敦或紐約製成”。⑤如此,就不難理解弗里德里希何以認定非洲文學若不依附歐洲,則必定委身美國;也不難理解為何非裔美國文學更能代表“非洲的聲音”。 實際上,西方乃是文學資本集聚之地,非西方世界則資源匱乏,因此非西方世界的文學必須汲取西方文學資本,方可躋身世界,這是自歌德以來世界文學論述中未必明言、然眾皆認可(至少默認)的基本預設。中國學界討論世界文學時,頻繁引用《共產黨宣言》中的那句典范論述,即“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 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由許多種民族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⑥冰島大學教授高蒂·克里斯特曼森(Gauti Kristmannsson)批評此類論說漠視《共產黨宣言》中針對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批判基調。⑦這提示我們,馬克思對世界文學⑧的事實描述,當從屬於他的價值判斷,即資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⑨循此思路,馬克思所言“世界的文學”,實指資產階級文學旨趣和觀念一統世界的文學。 類似見解又見於埃及學者馬戈蒂·尤賽夫(Magdi Youssef)的《世界文學去殖民化》一文。 尤賽夫強調“世界文學”觀念與當代資本主義不同階段的關聯性(儘管未必同步)。⑩他直指諾貝爾文學奬看似“強調内在的、理想主義的人類價值”,實際暗合了“滿足世界市場霸權需要的文化全球化”。因此,諾奬所維繫和鞏固的經典,“配合了所謂自由主義、實際是保守主義視野在北美與歐洲為主的西方世界中存續與傳播”,因此,由西方文化體制推崇的文化,就是今天所謂的“世界文學”。基於上述背景,本文重訪第三世界的另類文學實踐,矚望其當下實踐與未來潛能,尤其聚焦非洲文學,強調其世界屬性的建構過程,或為一場“重造世界”( reworlding)的文學運動。 所謂“重造世界”,實以重塑文學主體、“創造新人”為根本,即從“本根剝喪”到“朕歸自我”(魯迅語)的轉轍。一、亞非文學的扺抗傳統與第三世界文學的誕生概言之,時下的世界文學論者將“世界”等同於“跨越國家疆界的流通運動”,主要關注這些“空間運動對文學文本的生產、接受與詮釋產生的影響”,這是謝永平對世界文學主流觀點的詬病所在,即“將世界文學的規範性力量(normative force)削弱至最低限度”。謝永平進而指認這類世界041
文學理論的一個基本預設,即“全球化創造了世界”,而此預設實際將“文學置於被動地位”。既然世界文學資本的多寡决定於既定的世界力量結構,那麽(後)殖民地文學必定孱弱,故必先融入西方文學,而後能躋身世界文學。 第三世界(全球南方)文學中即使存在扺抗姿態或元素,或僅為“項莊舞劍”,多為取悦後殖民批評等西方左翼文化之舉,實際無意另起爐竈。 達姆羅什等世界文學論者強調全球流通對於世界文學格局的支配性影響,這一判斷大體不虛,但似乎對此格局批判不夠,缺乏反向的、更具能動性的思路,即文學如何成為對世界展開批判的主體或載體、如何構成改造世界的能動力量,此為謝氏所謂的“規範性力量”,也可進一步回溯至《破惡聲論》中的“違言”。 如魯迅所言,若“舉天下無違言”,則“寂漠為政,天地閉矣”。因此,謝永平所謂“後殖民南方文學” ( lit-erature of the postcolonial South) 是一種“世界化與生成世界” ( literature that worlds and makes a world)的世界文學,因資本主義全球化製造的尖鋭不平等及其對後殖民社會大衆造成的灾難性後果,開闢另類世界成為最緊迫的命題。謝氏指認的這種文學,是作為既存世界文學格局的對立面出現的,是一種否定性力量。 這種否定性的最直觀表現,就是這類文學共享的扺抗傳統,且構成了本文所謂另一種世界文學的政治底色。所謂“扺抗傳統”,早在 1970 年代初即由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陣線(PFLP)發言人、文學家加桑·卡納法尼(Ghassan Kanafani)提出,此後,美國學者芭芭拉·哈洛(Barbara Harlow)又申明此概念出自“特定歷史語境”,即“指向 20 世紀中葉亞非拉反殖民鬥爭浪潮,尤其是非洲、中南美洲、中東及遠東地區反抗西方帝國主義統治的民族解放運動與扺抗實踐”。芭芭拉在此指認了“扺抗文學”與去殖民獨立運動的歷史關聯,也點明了其席捲全球的第三世界屬性。 實際上,作為學術體系組成部分的文學寫作與研究,正受到“第三世界”地緣政治區域的文化及意識形態表現———包括扺抗、武裝鬥爭、解放與社會革命———的挑戰。從各自為陣的扺抗文學轉入某種彼此連接的文學運動,其間的轉折點是 1955 年萬隆會議後成立的亞非人民團結組織(Afro- Asian People’ s Solidarity Organization, AAPSO)。 1957 ~ 1958 年之交,在該組織的首次會議上,埃及政治家穆罕默德·安瓦爾·薩達特(Anwar El Sadat)呼吁從單一對抗殖民者的鬥爭,轉向前殖民地之間的相互團結,以此實現“相互接觸、鞏固聯繫並協同行動”。政治共識達成之後,為呼應“文化合作”之需,亞非作家協會(Afro- Asian Writers’ Bureau, AAWB)應運而生。 協會的核心工作是促進“各成員國語言的互譯,並在每個成員國設立規劃機構以統籌協調翻譯工作”。可見,無論作為政治組織還是文化運動的第三世界,都有意弱化殖民權力關係這一既往的敘事軸心,轉而構建第三世界國家間翻譯與文化交流的協同路徑。 1958 年 10 月 7 日至13 日,首屆亞非作家會議在塔什干召開。 值得注意的是,大會發佈的《致世界作家的呼吁書》(“Appeal to the Writers of the World”)提到亞非作家齊聚塔什干,其重要性關乎“世界文學”。在秉持“萬隆精神”的亞非作家會議上,“世界文學”概念自然别求新聲。 它以扺抗性的去殖民經驗為共同基礎,彰顯亞非歷史的價值,加強亞非國家内部的文學與文化交流,以促成第三世界文學的誕生。 對於這種第三世界文學,法農的思想最具穿透力和批判性。 他所指認的超國家甚至全球性的“黑人—非洲”文化(“Negro- African” culture)“必須通過人民鬥爭”才能實現和深化。此言點明了這種第三世界文學與全球去殖民運動和獨立解放運動的同構關係,惟有通過革命鬥爭運動才能促成自身的誕生。 故法農有言,對“非洲文化統一性的支持,其首要前提是無條件支持人民解放鬥爭”。不過,以扺抗、解放與鬥爭為要義的第三世界文學以及世界文學場域中兩種力量之間的扺抗141
性,在當下的相關論説中較為邊緣,甚至隱身不見,這是值得警惕與反思的問題。 日本文學評論家、後殖民理論先驅三好將夫(Masao Miyoshi)曾警示西方的非西方文學研究存有兩種危險傾向,即“馴化”(domestication)與“中和化” (neutralization)。 “馴化”即將異質文化同化為熟悉的對象,以歸化消解其挑戰性;而“中和化”則絶對排斥甚至隔離異質性,使其無關緊要。對第三世界去殖民運動素有研究的約翰·沃爾頓(John Walton)認為,那些與大衆想象產生共鳴的現當代革命活動似乎逸出了理論的視野,既無法歸入法國大革命等重大變革的學術範疇,又不能等同剥離了歷史背景的騷亂或政變,故最終消逝於二者之間。時下的世界文學論説如何“馴化”了第三世界文學運動?如何在“道出於二”(王國維語)的變局中仍固持“道出於一”的舊思路? 下文略作疏證。二、世界文學論述的“馴化”策略與第三世界文學的“規範性力量”《世界文學共和國》 ( La République mondiale des lettres )是系統闡釋世界文學思想的重要文獻。 著者帕斯卡爾·卡薩諾瓦(Pascale Casanova)受本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體》 ( Imagined Communities ) 啓發,描述了所謂 “國際文學空間” ( international literary space)在其形成和發展中的三個關鍵時期。 其中第三個時期恰是二戰後去殖民化運動。卡薩諾瓦論及亞非拉後殖民文學時,作了一個跨時空類比,認為後殖民文學是“赫爾德革命”(Herderian Rev-olution)的延續和拓展。 換言之,文學去殖民化所產生的結果,與 19 世紀歐洲的民族和文學動盪相仿佛。 那麽,卡薩諾瓦所指的 19 世紀的歐洲到底發生了什麽? “赫爾德革命”又是何等“事件”?德國哲學家、文學批評家約翰·哥特弗雷德·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在《關於人類教育的另一種歷史哲學》( Auch ein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zur Bildung der Menschheit , 1774)一書中對伏爾泰的哲學宣戰,反對其主張的法國古典主義“啓蒙”時代的優越性。 為從思想上擺脱法國的文化霸權和宰制,赫爾德主張所有過去的時代皆有同等價值,每個時期、每個民族皆有特質,必須依據自身標準加以評判。1773 年,赫爾德與歌德、弗里西(Paolo Frisi)、莫澤爾( Justus Möser)編輯出版了《論德意志藝術》( Von deutscher Art und Kunst )。 其中,赫爾德提出了文學的三大典範:民間歌謡(popular song)、蘇格蘭吟游詩人奥西恩(Ossian)、莎士比亞。 從這些典範,可見赫爾德為弱勢民族爭取平等地位的用心。卡薩諾瓦認為赫爾德通過訴諸“民間傳統” (popular traditions),創造了全新的、真正革命性的文學資本累積策略,德國籍此擺脫了自身的“落後性”,擊碎了既有等級秩序。 赫爾德所以偉大,蓋因其敢於挑戰彼時“法蘭西普世主義”的世界主義權威,以及由此權威而生的“格林威治文學子午線”(Greenwich Meridian of literature),改變了國際文學空間的遊戲規則,即本雅明以“遊牧時刻”打破“同質的歷史進程”之謂。由於赫爾德的思想貢獻,歐洲乃至世界範圍内對弱小民族的文學評價,或可較少受制於外部世界的標準,而更多以自身為方法。 回顧 19 世紀思想史,不難發現赫爾德的論說符應了安德森所謂的“語文學—詞素學革命” (philological- lexigraphic revolution)以及伴隨而至的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意識的興起。 這正是卡薩諾瓦以“赫爾德革命”定位亞非拉後殖民文學的歷史依據。 卡薩諾瓦明言,這些甫一擺脱殖民統治的國家也遵循同樣的政治文化機制,聲張自身的語言和文學訴求。回到“赫爾德革命”及其在歐洲的“效應”(effect),該“機制”所指為何? 首先,赫爾德提出的民族語言思想,解釋了 19 世紀的歐洲民族主義思潮何以與民族語言訴求相伴而生。 在歐洲的帝國政治時代,民族語言幾近荒廢,或僅存於口頭形式。 但伴隨著民族文化的復振,民族語言成為民族解241
創造一種新的世界文學。謝永平認為後殖民小説旨在“復活非西方時間性”( revive non- Western temporalities),“以另類方式推動世界的世界化”(worlding the world otherwise),由此創造不同於資本主義全球體系的地理圖繪,在第三世界促成“團結的關係”( relations of solidarity)與“共享的世界” (a shared world)。 文學的世界性力量(worldly force)體現為創造更具進步性的世界圖繪,對抗(新)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世界地理編碼。 在此意義上,後殖民世界文學是對世界的“轉化性再現” ( transfonnative repre-sentation)。謝氏的世界文學的論述無疑是顛覆性的,在他看來,卡薩諾瓦和莫雷蒂(Moretti)等著名學者的相關論述,反映了文學對於世界只能產生極微弱的因果或形塑力量,也呼應了馬克思將文學這類“精神形態”(spiritual formations)視為次級上層建築的定位。 總之,海德格爾、阿倫特、德里達等體現現象學傳統的哲學家所賦予文學“實現人性、使現存世界人性化”的規範性力量,在時下的世界文學論述中喪失殆盡。謝氏的論述與其他論者相比或許不那麽“務實”,不願接受文學以“流通”論高下的邏輯,而更多訴諸對理想世界的“規範性”想象,故其論述具有鮮明的烏托邦色彩。當然,這種指向未來的烏托邦想象的基本動力,源於對時下世界文學觀念背後的資本主義全球剥削制度和體系的不滿與批判。 也即,若聽任達姆羅什意義上的流通主義世界文學肆意發展,結果必然依照資本的邏輯自我增值,造成全球南北文學格局的持續極化。 謝永平的論辯鋒芒直指達姆羅什,對此,他本人毫不掩飾。 在一次公開辯論中,他與羅氏為證成己論均徵用了恩古吉。 達姆羅什的徵引出自《在解釋者之屋》( In the House of the Interpreter ),強調殖民學校的文學教育雖意在“將學生塑造成臣民”,實際效果卻是恩古吉排演《亨利四世》、《李爾王》時發現君主是可以推翻的,故而恍然大悟。對此,謝氏針鋒相對,明言恩古吉更強調歐洲文學在殖民教育體系中的制度化傳播是一種洗腦。 謝氏雖承認翻譯與文本流通的積極作用,但更警惕其作為暴力工具的異化效應,強調世界文學歷史上確曾被殖民主義徵用。謝羅二人那場辯論的實際效果,大體是各自表述、自説自話,不過謝氏對達姆羅什的激烈批駁,的確呈現了既有世界文學的内在邏輯,也的確提供了反思“什麽是世界文學”等根本問題的契機。 就非洲文學的口頭傳統而言,學界普遍認為口頭傳統對於非洲作家躋身國際文學空間格外重要,幾乎成為一種普遍的寫作策略。三、口頭傳統的重審與非洲文學自身“時間性”的打開口頭傳統何以關涉第三世界文學“規範性力量”的展開? 或者,對於本文賦予亞非拉文學世界屬性的新認知,口頭性何以重要? 在本文涉及的兩種世界文學觀念中,口頭文學或口頭性扮演了不同角色。 口頭文學是非洲現代英語書面文學誕生並成長的先驅和背景,這個觀念是在衆多早期的英聯邦“非洲文學”批評文集中確立的。 這些文集慣常的思路和寫法是,在有關“口頭遺產” (oral heritage)的介紹性章節後,就結合阿契貝、索因卡、恩古吉的文學作品展開分析和批評,基本預設了發展進化論的認知框架,具體言,即最早的非洲英語小說是口頭傳說的分支。 具有讀寫能力的作者從非洲口頭遺產中汲取素材,通過具體寫作技巧汲取一些口頭元素;但是,這不等於他們的作品脫胎於口頭傳統。 將“口頭文學”置於先驅位置,往往預設了一個隱而不彰的思路,即口頭形式惟一的功能與宿命就是被那些“現代的”、“新生的”形式取代。 有了源頭,歷史才能發生,但這個源頭本身卻在歷史之外,在人們的目光之外。後殖民批評抱有同樣觀點,即本土語言和口頭遺產只能充當資源庫供英語作家取用。 口頭傳統被視為非洲英語文學之非洲性的獨特來源,能賦予非洲文學以域外語言表達非洲經驗的能力。441
立兩大陣營。 不過,不少立説者實際“兼顧”兩派思想,未必立場清晰。 聞一多就強調“文字者,文明之所寄,而國粹之所憑也”,故痛斥“維新之士,醉必狄鞮,幺麽古學”,不過他又承認古國語文對於“退虜”、“送窮”等急務的確不濟。 由此可見聞一多的思想難題。 本文涉及的謝永平、恩古吉、法農,當然還有魯迅,當在“一二士”之中。 這些人物處境不同,意態有別,但皆有意“燭幽暗以天光,發國人之內曜”,皆直指新的思想主體的形成,是新的世界文學或世界主義認知的根本。 謝永平的“規範性力量”、恩古吉的“工農大眾”、法農的“創造新人”,皆指向魯迅所謂“破瘰暗”的“內曜”、“離偽詐”的“心聲”。 如前文所示,本於“内曜”與“心聲”的第三世界文學,不是自閉於“鐵屋子”的衰敗之舉,而是致力於思想、行動與創作主體的再造,不是迴避現實的復古返舊,而是重建亞非拉世界文學認知的現代文學與思想運動,且實為“退虜”與“送窮”的根本。①④Pheng Cheah, What is a World?: O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as World Literature ,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1, p.31, p.3, p.5, p.11, p.308, p.317- 318, p.321.②③Werner P. Friederich, “On the Integrity of our Plan-ning,” in World Literature: a reader , Ed. Theo D’haen, César Dominguez and Mads Rosenclahl Thomse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 78, p. 82, .⑤Ngugi Thiong’ o wa, The Language of Languages: Reflections on Translation , London, New York, Calcut-ta: Seagull Books, 2023, p. 64.⑥⑨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第三版),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31 頁;第 32 頁。⑦參見克里斯特曼森:《世界文學的發現》,載科勒塔特、塔辛斯基編《作為發現者的譯者:他們的生平和作品作為翻譯學與文學史研究的對象》,柏林:Frank &Timme, 2014 年, 第 352 ~ 353 頁。 ( Guati Krist-mannsson, “Die Entdeckung der Weltliteratur” , in: bersetzer als Entdecker: Ihr Leben und Werk als Gegen-stand translations - wissenschaftlicher und literaturge-schichtlicher Forschung, hrsg. von Andreas F. Kelletat und Aleksey Tashinskiy, Berlin: Frank & Timme, 2014)。⑧需要指出的是,馬克思所謂的“世界文學”不是狹義的“文學”,而接近他所謂的“精神產品”,“文學”只是其中一種。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第三版),第 31 頁編者注。⑩ Magdi Youssef, “Decolonizing World Litera-ture,” in Major versus Minor? - -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in a Globalized World, ed. By Theo D’haen et al., published by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5, p. 128, p.132, p. 136. 魯迅:《魯迅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第 25 頁;第 26 頁;第 26 ~ 27 頁;第27 頁。 Barbara Harlow, Resistance Literature , New York and London: Methuen, 1987, p.4, p.14. Afro- Asian Peoples’ Solidarity Conference, Afro-Asian Peoples Conference 26 December 1957- 1 January 1958: Principal Reports Submitted to the Conference, Cairo: Permanent Secretariat, 1958, p.9, p.60. Permanent Bureau of Afro- Asian Writers, 12 Years, Afro- Asian Writers, Cairo: Afro - Asian Writers’ Per-manent Bureau, 1970, p.23.. Frantz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 Trans. Richard Philcox, New York: Grove Press, 2004, p. 170, p. 170, p. 98. Masao Miyoshi, “Against the native grain: reading the Japanese novel in America,” in Critical Perspectives in East Asian Literature , Seoul: International Cultural Soci-ety of Korea, 1981, p.222. John Walton, Reluctant Rebels: Comparative Studies of Revolution and Underdevelopment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p.3. Pascale Casanova, 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 , trans. M. B. DeBovois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47- 48, p. 79, pp. 79- 80, p.17841
- 18. See État et nation dans l’histoire de l’Europe, trans. Denis- Armand Canal. Paris: Seuil, 1996, p.198- 199. Walter Benjamin,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 in Illuminations , London: Jonathan Cape, 1970, p. 265.Ngugi, M., “Rethinking the Global South” ,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Thought 35, (2012) 5- 10: 5.Ngugi wa Thiong’O, “The Power of Words and the Words of Power” in African literature: An Anthology of Criticism and Theory , Ed. Tejumola Olaniyan and Ato Quayson, Malden, MA; Oxford: Blackwell Pub., 2007, p. 481- 2. Ngugi Thiong’o wa, Writers in Politics: Essays , Nairobi: Heinemann, 1972, p. 105, p. 104- 105, p. 53. 朱利安(Julien)指出,書面文本中的“口頭性”效果是一種寫作風格,使用的目的並不是以遺傳學的方式繼承的;只要有足够的訓練,任何人都能掌握,即使完全在書面語世界中長大的外國人也可以做到。這些口頭性效果所表現的只是寫作技巧,而不能保證“真實性”———這個概念在朱利安看來根本無法用來衡量文學價值,她建議用“可解釋性”(accountabili-ty)取而代之。 Bertolt Brecht, Brecht on Theatre: The Development of an Aesthetic , Ed. and trans. John Willet,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64, p. 108. Gichingiri Ndigirigi, “Kenyan Theatre After Kamiri-ithu,” TDR (Drama Review) 43.2 (Summer 1999), 72. Simon Gikandi, Maps of Englishness: Writing Identi-ty in the Culture of Colonialism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34. Pheng Cheah, “What Is a World? On World Literature as World- Making Activity” , Daedalus , Vol. 137, No. 3, On Cosmopolitanism (Summer, 2008), pp. 26- 38: 36.William Kentridge, “Refuse the Hour” lecture deliv-ered during the performance Refuse the Hour, 2012, in-sert in William Kentridge, The Refusal of Time , Paris: Éditions Xavier Barral, 2012, xiii- xiv.俞盎然:《現象與想象之辨:論恩古吉的另一種世界文學思想》,見王寧、何成洲主編:《文學理論前沿》(第 28 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4 年,第147~148 頁。聶品格:《“世界”與“全球”的辯證法:論“全球詩學”與作為方法的世界文學》,北京:《文藝理論與批評》,2024 年第 4 期。聞一多:《論振興國學》 (1916 年),《聞一多全集》第 2 冊,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282 頁。作者簡介:姚峰,上海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博士,上海市“世界文學多樣性與文明互鑒”創新團隊成員。 上海 200234[責任編輯 桑 海]941
①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 With a new prologu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p. 350.②③John S.Saul and Leys Colin, Sub-Saharan Africa in Global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 2023, 13, pp. 13-30.④Mpalive-Hangson Msiska, Kujoni: South Africa in Malawi’s National Imaginary,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 2017, 43 (5). ⑤Gearoid O.Tuathail and Simon Dalby, Rethinking Geo-politics:Towards A Critical Geopolitics, in Simon Dalby and Gearoid O. Tuathail eds., Rethinking Geopolitics , London: Routledge, 1998, p. 2. ⑥⑦John Agnew,Geopolitics: Re-Visioning World Poli-tics,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2003, p.128, p. 129. ⑧Antonio Gelis-Filho, Geoculture:Missing in Action, E-volution:Evolutionary Trends, Aspects, and Patterns 10 (2019), p. 168. ⑨R. P.Kay, The Geopolitics of Dependent Development in Central Africa: Race, Class and the Reciprocal Block-ade, Commonwealth & Comparative Politics 49, no. 3 (2011), p. 380. ⑩Kent Hughes Butts and Thomas R. Paul, The Geopoli-tics of Southern Africa: South Africa as Regional Super-power ,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6, p.8. Sam Moyo and Paris Yeros, The Radicalised State: Zimbabwe’s Interrupted Revolution,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34, no. 111 (2007), pp. 103-121. Hastings Kamuzu Banda, Malawi Congress Party Con-vention-1967: Opening Address by President of Malawi Ngwazi Dr. H. Kamuzu Banda, Malawi: Malawi Congress Party,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1967. pp. 15-17. Fetson Kalua, Reading Protest and Myth in Malawian Literature: 1964-1990s, Literator: Journal of Literary Criticism,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and Literary Studies , 2016, 37 (1): a1255. Joshua Isaac Kumwenda, The Role of the Surreal in Postcolonial African Writing: The Case of Legson Kayi-ra’s Jingala and The Detainee, Matatu: Journal for Afri-can Culture and Society 50, no. 1 (2019): 152-168.Legson Kayira, Jingala ,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69, p.143, p.102, p. 95, p. 42, p. 62. See Cynthia A.Crosby,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Malawi , Metuchen, NJ: Scarecrow Press, 1980.Adrian Roscoe, The Columbia Guide to Central Afri-can Literature in English Since 1945, Columbi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41. Mitchell, J. Clyde, The Yao Village: A Study in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 Malawian People , Manchester: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Press for the Institute for African Studies, Lusaka, 1956, p. 46. Charles R.Larson, Review of Jingala by Legson Kayira, Books Abroad 44, no. 2 (Spring 1970), p. 360.高晋元:《英國—非洲關係史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年,第 228 頁。 Joanna Woods, From Home and Exile: A Negotiation of Ideas about Home in Malawian Poetry , Bamenda, Cameroon: Langaa Research & Publishing Common Initi-ative Group, 2015, p. 4. Pádraig Carmody, The New Scramble for Africa ,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6, p. 16.蔣暉:《全球南方文學的大眾文藝方向》,上海:《東方學刊》,2025 年春季刊。作者簡介:肖麗華,浙江財經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士。 杭州 310018[責任編輯 桑 海]851
介紹為最具代表性的南蠻點心。 而在近世初期編纂的《南蠻料理書》中,還記錄了這種被稱為はるてひす(haruteis)的點心的詳細製作方法。 “ ハルテ” (harte)和“ はるてひす” (haruteis)均源自葡萄牙點心 farte,其歷史可追溯至 16 世紀中葉編寫的《葡萄牙瑪麗亞公主食譜》( Livro de Cozinha da Infanta D. Maria de Portugal ,現藏於那不勒斯國家圖書館),其中記錄的 farte 配方包含蜂蜜、砂糖、丁香、生薑、胡椒、松子和杏仁等材料。“Farte”在巴西和澳門等地也演變為當地的特色食品。 從歷史與地理的聯繫來看,長崎的“ha-ruteis”和澳門的“ farte”具有極大的相似性。 時至今日,“ farte”仍然是澳門葡裔居民的家常點心。《南蠻料理書》中所記載的這道點心的製作方法與澳門的“ farte”相似:將麵粉、砂糖、胡椒與肉桂混合製成餡料,揉成小團,包入薄面皮後烘烤。 “Haruteis”的製作原料相對就簡單多了,但仍使用了丁香、肉桂、胡椒等來自東南亞與南亞的香辛料,並用類似餃子的外皮包裹烘焙。 自 16 世紀初葡萄牙人進入亞洲後,葡萄牙料理開始大量使用東南亞香辛料。 因此,“ farte”正是葡萄牙大航海時代帶來的“味覺革命”影響下誕生的點心。17 世紀,葡萄牙宮廷廚師多明戈斯·羅德里格斯(Domingos Rodrigues)在其食譜《料理法》( Arte de Cozinha )中,記錄了 farte 的製作方法,該配方的特點也是使用了丁香和肉桂等香辛料。其製作方法較多使用麵包糠,與澳門 farte 使用餅乾碎類似。 《南蠻料理書》食譜的開頭是“烘烤小麥粉,撒上乾粉,混合砂糖攪拌,變粘稠後”,這裡加入乾麵粉(相當於葡萄牙食譜中的麵包糠)並與砂糖揉合,類似於葡萄牙配方中的糖漿。 而“形成‘ farte’”這種表述,可以理解為將同樣包裹方式的點心都稱為“ farte”,餡料則種類繁多。《南蠻料理書》的食譜中沒有杏仁,大概是因為杏仁在當時的日本極為罕見,難以獲取。 雖然葡萄牙與澳門的 farte 都使用杏仁,但這種點心最大的特徵還在於使用了丁香等原產於東南亞的香辛料,同時形狀更接近餃子而非麵包,與《英國商館長日記》中所描述的“葡萄牙風味杏仁餅”相去甚遠。 可以推測,在 17 世紀初的長崎,只有杜洛伊斯及其周邊人群能夠製作這種 harte。 傳統上,長崎的麵包店及點心舖主要集中在臨港區,即長崎主教座堂(俗稱“岬之教會”)及聖保祿學院(長崎修院,Colégio de São Paulo)所在(長崎西役所原址)的山腳下。 如前所述,南蠻點心與南蠻料理的傳入很可能以耶穌會士為媒介,而有趣的是,麵包點心店舖集中地“波烏拉町”旁邊就是修道院。眾所周知,歐洲修道院自古以來便以製作點心著稱,至今仍保留著許多起源於修道院的傳統糕點。6. 《英國商館長日記》中的南蠻點心如同前文多次提及的那樣,平戶英國商館的記錄中經常提到南蠻點心和砂糖,而同期平戶荷蘭商館的記錄中卻較少涉及這類內容。 這可能是因為當時正處於荷蘭—葡萄牙戰爭期間,兩國不僅在歐洲戰場上敵對,在亞洲海域也頻繁發生衝突,因此二者在日本幾乎沒有往來。 更重要的是,英國商館長科克斯似乎對南蠻菓子極為著迷,因此在日記中頻繁記錄從長崎送來的葡萄牙點心和麵包。 然而,前述 harte 一詞在現有的譯本中並不準確,因此在使用這些資料時,必須核對原文。17 世紀初,平戶當地似乎尚未開始製作南蠻菓子。 科克斯收到的大部分南蠻菓子主要由杜洛伊斯及其妻子蘇珊娜從長崎帶來或寄送。 此外,長崎還有一位被稱為“ポール” (Paul,大概洗禮名為“保祿”)的麵包師,科克斯等人曾向他訂購麵包。雖然科克斯日記中最常見的南蠻菓子是葡萄牙風味杏仁餅( farte),但杜洛伊斯也贈送過砂糖蛋糕。1618 年 1 月的記錄顯示,杜洛伊斯送來一個裝有“ farte”和砂糖蛋糕的罐子。 這種使用罐裝的方式,與弗洛伊斯在給范禮安的信中提及的“罐裝砂糖蛋糕”完全一致。 Farte 有時也會作為禮品681
被裝入“款待用禮盒”中。砂糖蛋糕(Sugarbread)應該指的就是長崎蛋糕(Castella)。 在 1616 年 12月和 1618 年 7 月,都有中國商人向科克斯贈送砂糖蛋糕的記錄。 有意思的是,科克斯有時也會專門訂購此類點心作為禮品贈送給日本權貴人士。四、“かすてほうろ”(kasutehōro,Castella)的起源1. 關於長崎蛋糕起源的爭論通過前文的探討可知,砂糖蛋糕作為長崎蛋糕(Castella)的原型,與 farte 同為最具代表性的南蠻點心。 關於 Castella 的起源,長期以來存在兩種主要觀點,一種認為起源於西班牙的 bizcocho,另一種認為起源於葡萄牙的 Pão de Ló。 這兩種點心都與 Castella 很相似,屬於海綿蛋糕類的烘焙食品,使用雞蛋、小麥粉與砂糖即可製作。 而 bizcocho 與英美的 biscuit(餅乾)類似,原本是一種烤硬的麵包,適合長期保存,是航海時的必備食品。在江戶時代,Castella 被稱為“かすてほうろ” (kasutehōro) (《南蠻料理書》)或“ カステラボウル”(kasutera bōru)(《長崎夜話草》)。 較為可靠的說法是其名稱來源於葡萄牙語的 Bolo de Castela(卡斯蒂利亞蛋糕)。 Castella 指的是西班牙卡斯蒂利亞地區以馬德里為中心的政治要地,位於伊比利亞半島中部。 15 世紀末,卡斯蒂利亞·萊昂王國的女王伊莎貝爾( Isabel)與阿拉貢王國的國王費爾南多(Fernando)聯姻,促成兩國合併,奠定了西班牙帝國的基礎。 “卡斯蒂利亞蛋糕” 這一名稱表明,形狀類似“castella”的西班牙點心“bizcocho”極有可能是經由葡萄牙人傳入日本,並被命名為“かすてほうろ”(kasutehōro)的。現存唯一專門介紹南蠻點心製作法的《南蠻料理書》成書於 1600 年左右,書中記錄的“かすてほうろ”(kasutehōro)製作方法為:“雞蛋 10 個、砂糖 160 目、小麥粉 160 匁。 將這三種材料揉合,鍋中鋪上紙,撒上麵粉,將混合物倒入鍋內,上下火烘烤”,砂糖、小麥粉與雞蛋的比例幾乎相等,並且採用“揉合”的方式製作。 這意味著,無論是西班牙的“bizcocho”還是長崎的“Castella”,在 17世紀初的形態都與現代的海綿蛋糕不同,並無如今那種松軟濕潤的口感。2. 女王陛下的“Biscouto”考慮到日本與西班牙的貿易往來僅持續約 20 年,而與葡萄牙則保持了約 100 年的交流,同時,“カステーラ”(Castella)這一名稱源自葡萄牙語的“Castilla”,因此,較為合理的推測是,“Castella”正是葡萄牙人口中的“西班牙的點心”。多明戈斯·羅德里格斯《料理法》中有一款名為“Biscouto de la Reina”的點心。 雖然該書為葡萄牙的食譜,但此點心名稱中的“ la Reina” 為西班牙語,意為“女王” 或“王妃”。 將此食譜中“Biscouto de la Reina”的製作方法與前述“かすてほうろ” (kasutehōro)的配方進行比較,可以發現,這款點心的雞蛋(特別是蛋黃)比例更高(15 個雞蛋,其中 5 個去掉蛋白)。 當時的雞蛋比現代小,每個可能僅重 40~50 克,因此總重量估計不到 500 克,比糖粉和小麥粉(均為約 460 克)稍多一些。 換言之,這款點心中雞蛋、砂糖、麵粉的比例接近,和“かすてほうろ”的配方比例一樣。 儘管加入大量砂糖並充分攪拌無法達到蛋白打發後的蓬鬆感,但仍能形成一定程度的氣泡,使點心在烘焙過程中略微膨脹。除基本材料外,在烘烤前於表面撒上砂糖的工藝,令人聯想到長崎蛋糕表面使用粗砂糖與糖漿的技術(儘管這一工藝直到明治時期才被正式引入)。 而且,這款點心的尺寸(22 厘米長、一指高)也與現代長崎蛋糕相當接近。 儘管“Biscouto de la Reina”與“かすてほうろ”在製作細節上並不完781
全相同,但若按照其方法製作,最終成品的口感與外觀應該相當接近。在《料理法》中,除“Biscouto de la Reina”外,還提到了另外兩種“Biscouto”:一種是“Biscouto de Ovos”(雞蛋 Biscouto),由小麥粉和砂糖各 1 阿拉特爾,再加入 12 個雞蛋,加水揉合而成;一種是“Biscouto de Massa”(麵團 Biscouto),以 3/4 阿拉特爾的小麥粉、半阿拉特爾的砂糖、6 個蛋黃,以及與砂糖等量的黃油為主料,揉合成團後烘焙。《料理法》還收錄了“パン·デ·ロPão de Ló”的製作方法,並分為三種類型:“蓬鬆的パン·デ·ロ”(Pão de Ló Fofo)、“烘烤過的パン·デ·ロ”(Pão de Ló Torrado)、“杏仁味的パン·デ·ロ”(Pão de Ló de Amêndoa)。 其中,與現代長崎蛋糕形態最為相近的是“蓬鬆的パン·デ·ロ”(Pão de Ló Fofo),在其製作方法中,砂糖與小麥粉的比例不同,且製作過程中強調持續攪拌。 同時,與長崎蛋糕最大的區別在於,“蓬鬆的パン·デ·ロ” (Pão de Ló Fofo)通常採用圓形模具烘烤,而這種形狀至今仍然是葡萄牙全國最常見的。綜上所述,通過比較 17 世紀的“Pão de Ló Fofo”和“Biscouto de la Reina”的製作方法,可以看出,“Biscouto de la Reina”和“かすてほうろ”(kasutehōro)的相似度更高。3. “La Reina”是誰?不僅僅是製作方法,之所以認為“Biscouto de la Reina”是“かすてほうろkasutehōro,Castella”源頭的理由,還在於它的名稱。 雖然這款點心被稱為“Biscouto”,但其原料和製作工藝與普通的葡萄牙“Biscouto”截然不同,因此可以認為它相當於西班牙的“Bizcocho”。 此外,需要精細攪拌砂糖與蛋黃的製作過程,也暗示這款點心具備一定的蓬鬆口感。筆者在《南蛮貿易とカステラ》一書中注意到,該點心的名稱特別採用了西班牙語中的“ la Rei-na”———即“女王”或“王妃”。 由此推測,這款點心可能是由某位西班牙王妃帶到葡萄牙,或者是這位王妃的最愛。 由於葡萄牙與卡斯蒂利亞王國長期處於戰爭或邊界衝突中,因此,葡萄牙王室一直透過聯姻的方式來維持與卡斯蒂利亞的和平。 歷史上,葡萄牙國王的王妃幾乎都來自卡斯蒂利亞王室,因此,“西班牙王妃”很可能指的就是這些來自卡斯蒂利亞的歷代王妃。其中,在 16 世紀的葡萄牙,有一位極具影響力的王妃,她就是葡萄牙國王若昂三世( João III)的王妃卡塔麗娜·德·奧地利(Catarina de Áustria)。 在若昂三世去世後,她以攝政的身份掌控葡萄牙政權長達 20 年。 雖然她從未正式加冕為女王,但她的政治影響力遠遠超出王妃的身份。 在此前的研究中,筆者曾推測卡塔麗娜就是“ la Reina”。 然而,此後並沒有找到證據證明她在葡萄牙國內被稱為“ la Reina”,反而發現卡塔麗娜的外祖母———卡斯蒂利亞的伊莎貝爾一世( Isabel I de Ca-stilla),在同一時期被廣泛稱為“ la Reina”。在伊比利亞半島,15 世紀末,卡斯蒂利亞女王伊莎貝爾( Isabel I de Castilla)與阿拉貢國王費爾南多(Fernando II de Aragón)的聯姻,促成了強大的西班牙王國(España)的誕生。 如果“ la Reina”指的正是伊莎貝爾女王,那麼“Biscouto de la Reina”的含義便是“卡斯蒂利亞女王的蛋糕”,這與長崎蛋糕(Castella)的名稱高度契合。 在這種情況下,卡斯蒂利亞並非對西班牙的泛稱,而是明確指代伊莎貝爾女王所統治下的卡斯蒂利亞王國。 因此,我們可以判斷,這款蛋糕很可能是由嫁入葡萄牙王室的西班牙公主們傳入葡萄牙王宮的。4. 何為西班牙宮廷的“Bizcocho”?假設“Biscouto de la Reina”確實是從西班牙宮廷傳入葡萄牙宮廷的,那麼西班牙宮廷是否存在類似的食譜呢? 為此,筆者參考了 1611 年由弗朗西斯科 · 馬丁內斯 · 蒙蒂尼奧 ( Francisco 881
Martínez Montiño)編寫的《料理法———點心、餅乾、糖漬食品》( Arte de cocina, pastelería, vizcochería y conservería )。 蒙蒂尼奧曾在腓力二世(Felipe II)至腓力四世(Felipe IV)在位期間擔任西班牙宮廷的總廚。 腓力二世(1580 年後兼任葡萄牙國王)是前文提及的葡萄牙王妃卡塔麗娜的侄子。 在蒙蒂尼奧的《料理法》中,收錄了多種 Bizcocho 的食譜,其中大多數使用了杏仁粉。 然而,“かすてほうろ”(kasutehōro,Castella)和“Biscouto de la Reina”只使用小麥粉、砂糖和雞蛋,材料較為簡單。書中記錄的基礎版“Bizcocho”所需的雞蛋、砂糖、小麥粉均為約 400 克,但其用量並不完全相等,而是雞蛋>砂糖>小麥粉。蒙蒂尼奧原本通常會在最後額外添加小麥粉,但因為腓力二世更喜歡松軟的口感,所以調整了配方,減少了小麥粉的比例。 然而,在正常情況下,雞蛋、砂糖和小麥粉的比例應該是相同的。 此外,厚度約為手指長度,這一點也與“Biscouto de la Reina”相同。 因此,可以推測,西班牙宮廷中的基礎版“vizcochos de harina de trigo”很可能就是“Biscouto de la Reina”的基礎配方。 不過,西班牙宮廷的配方中還使用了茴香(Anis) 這種調味料,而葡萄牙的“Biscouto de la Reina”則不使用茴香。5. 薩雷吉安修道院的“Biscouto de la Reina”Biscouto de la Reina 似乎在葡萄牙廣為流傳,並被收錄在《薩雷吉安修道院食譜集》 ( Caderno de receitas do convento das Salésias ,現藏於葡萄牙國家檔案館)中。 薩雷吉安修道院是里斯本茹凱拉地區的一座女子修道院,不同於慈幼會(Salesian Society)。 將食譜集中“Biscouto de la Reina”的製作方法與羅德里格斯《料理法》中的配方相比,可以發現諸多差異。 砂糖與小麥粉的重量不同,小麥粉為砂糖的 70% 。 此配比與西班牙宮廷廚師蒙蒂尼奧(Francisco Martínez Montiño)《料理法》中的比例相同,且兩者都在烘烤前撒上糖粉。該食譜集中收錄的“Pão de Ló”的製作方法顯示,雞蛋的用量有所增加,而小麥粉的用量有所減少。 同時,雞蛋使用全蛋與蛋黃,並未使用 18 世紀已經普及的蛋白打發工藝。 前文探討的“Biscouto de la Reina”也沒有使用蛋白打發,而用砂糖加入蛋黃或者全蛋進行打發。 此外,從薩雷吉安修道院的食譜集中可以看出,無論是“Biscouto de la Reina”還是“Pão de Ló”,與 17 世紀的配方相比,都更加注重濕潤柔軟的口感。在現代葡萄牙,“Biscouto de la Reina”已不再出現在甜點店或家庭料理中,大概已逐漸被製法和外形相似的“Pão de Ló”所吸收和取代。 20 世紀初,隨著王政終結,葡萄牙進入共和制時代。 由於和舊政權的關係密切,修道院的土地與資產被大量沒收,甚至被迫關閉,導致其內部培養的包括糕點製作在內的傳統大規模消亡。 儘管如此,在 17 世紀,“Pão de Ló”與“Biscouto de la Reina”是各自獨立的存在,僅僅因為它們現在外觀相似,就斷定長崎蛋糕起源於“Pão de Ló”是不合理的,必須綜合比較 16~17 世紀的食譜,並充分考量其名稱的歷史淵源,才能做出如下結論,即葡萄牙的“女王蛋糕”(Biscouto de la Reina)才是長崎蛋糕的原型。結 語本文考察了葡萄牙點心在日本的發展,特別探討了長崎—澳門貿易對其產生的影響。 開港後的長崎,逐漸成為多國商人匯聚的貿易中心。 商人村山等安與耶穌會建立了密切關係,不僅繼承了南蠻點心的製作技藝,還受到豐臣秀吉重用,推動了貿易的繁榮與長崎的發展。 耶穌會士的“適應主義”策略也讓南蠻點心成為上等禮品,受到日本達官貴人的青睞。 與此同時,來自伊比利亞半島的“女王蛋糕”(Biscouto de la Reina)發展為一種傳統的葡萄牙點心,其製作方法隨時代不斷演變。981
如今,這款點心已不復存在,但其概念被“Pão de Ló”所繼承。 最終,傳入日本的“女王蛋糕”成為長崎蛋糕的起源,其影響一直延續至今。 此外,許多源自葡萄牙的甜點也透過與亞洲食材的獨特風味相融合而獲得進一步發展。 這些歷史痕跡可以在《南蠻料理書》等食譜中得到印證。①譯者注:“南蠻”一詞源自華夏中原王朝對南方少數民族及其聚落的稱呼“南蠻國”。 受中華文化影響,日本亦採用“南蠻”一詞,在戰國早期專指奄美大島與東南亞,後來其含義逐漸擴展,用來指代在印度至東南亞的港口和島嶼建立殖民地及貿易據點,並試圖將貿易擴展至東北亞的葡萄牙、西班牙等國。此外,由這些國家輸入日本的商品和文化等,也被冠以“南蠻”之名。②譯者注:町年寄(まちどしより,Machidoshiyori)是江戶時代日本城市行政管理職位之一,負責監督町人自治,處理町內事務,並向幕府或大名傳達政令。③小島幸枝:《長崎代官村山等安 その愛と受難》,聖母の騎士社,1941 年,第 103 頁。④松浦東渓(森永種夫訂):《長崎古今集覧》第二巻,長崎文献社,1976 年。⑤《アビラ·ヒロン 日本王国記》,岩波書店,1965年,第 422 頁。⑥川崎桃太·松田毅一譯:《フロイス 日本史》第十二巻,中央公論社,1980 年,第 190 頁。 《長崎実録大成》等長崎的地方誌類也記錄了相似的信息。⑦《フロイス 日本史》第十二巻,第 196 頁。⑧ヴァリニャーノ(Alessandro Valignano)著,矢沢利彦、筒井砂訳:《日本イエズス会士礼法指針》,キリシタン文化研究会,1970 年,第 105~106 頁。 譯文括號內為作者注。⑨《日本イエズス会士礼法指針》,第 106 頁。⑩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イエズス会日本書翰集》原譯文編之五,2022 年,第 179 頁(譯文)、第 109 頁(原文)。小瀬甫庵:《太閤記》,檜谷昭彦、江本裕校注,底本:慶應義塾大学図書館蔵寛永無刊記本,岩波書店,1996 年,第 9 頁。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Iesus (ARSI ), Jap. Sin. 2, fls. 87-148v. 目錄出自尾原悟編:《キリシタン文庫》,南窓社,1981 年,第 25~26 頁。在這些規則中,與“茶の湯”(茶道)相關的內容已由スムットニー裕美(Smutny Hiromi)翻譯並介紹。スムットニー裕美:《茶の湯とイエズス会宣教師―中世の異文化交流》,思文閣出版,2016 年,以及“ヴァリニャーノの宣教方針と利休のわび茶”,《日本研究》第 62 集,2021 年。 這些原文的翻刻及英譯版本由 Lúcio de Sousa 提供。ARSI, Jap. Sin. 2 fl. 112. Regras do cozinheiro.ARSI, Jap. Sin. 2 fls. 104-106v. Do modo que se ha de ter em agazalhar os hospedes e as pessoas de respeito, e dos convites e presentes que hão de fazer.岡美穂子:《僧形の宣教者》,齋藤晃編:《宣教と適応》,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20 年,第 357 頁。岡美穂子:《商人と宣教師 南蛮貿易の世界》,東京大学出版会,2010 年,第 250 頁。《ジョアン·ロドリーゲス 日本教会史》上巻,岩波書店,1970 年,第 268~269 頁。《モルガ フィリピン諸島誌》,岩波書店,1966 年,第 391~392 頁。“外蕃書翰”,《通航一覧》第 4 巻,巻之 181,国書刊行会,第 591~593 頁。由於日本的重量單位因地區和時代而異,此數據僅為估算。《近世日支貿易に関する数量的考察》,《史学雑誌》62(11),1953 年。岩生成一在《新版朱印船貿易史の研究》 (吉川弘文館、1985 年)中,基於馬努埃爾·羅德里格斯的《船積帳》進行了多方面的分析,但並未對羅德里格斯本人做進一步考察。 岩生氏引用了 1601 年荷蘭人范·諾爾特(Van Noort)在菲律賓遇見 Emanuel Lovis 的相關記錄,但沒有指出 Emanuel Lovis 與馬努埃爾·羅德里格斯實為同一人。 根據諾爾特的記述:“這名葡萄牙人曾居住於馬六甲與澳門,現居長崎,他的船從口之津出港。”(第 245 頁)Lúcio de Sousa, “The Jewish Presence in China and 091
Japan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 M. Garcia & L. Sousa (ed.), Global History and New Polycentric Ap-proaches: Europe, Asia and the Americas in a World Network System,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 204. ルシオ·デ·ソウザ(Lúcio de Sousa):《奴隷貿易と近代世界》,《岩波講座 世界歴史》第 11 巻,2022 年。山脇悌二郎:《長崎の唐人貿易》,吉川弘文館,1964 年,第 238 頁;第 240 頁。関周一:《〈唐船日記〉―楠葉西忍の昔語り―》,村井章介編:《日明関係史研究入門:アジアのなかの遣明船》,勉誠出版,2015 年,第 216~218 頁。《ジョアン·ロドリーゲス 日本教会史》上巻,第276~277 頁。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イギリス商館長日記》 譯文編下巻,1980 年,第 248 頁;第 220頁;第 610 頁;第 210 頁;第 214 頁;第 346 頁。松田毅一監訳:《十六·七世紀イエズス会日本報告集》第三期第五巻,同朋舎出版,第 3~4 頁。Cartas qve os padres e irmãos da Companhia de Iesus escreuerão dos Reynos de Iapão & China, vol. I, Evora, 1598, fol. 397.本文所引用的 Domingos Rodrigues, Arte de Co-zinha (1680 年)中雖記載了“bollos de assucar”的食譜,但其中包含白葡萄酒與奶油等在當時的日本難以獲取的原料,因此,可以認為弗洛伊斯所說的“bolos de açucar”並非指特定種類的點心,而是泛指使用砂糖製作的各類蛋糕。武野要子:《藩貿易史の研究》,ミネルヴァ書房,1979 年,第 192~198 頁。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イギリス商館長日記》譯文編上巻,1979 年,第 336 頁。西川正休編:《長崎夜話草 原城紀事》,長崎市,1926 年,第 87 頁。鈴木晋一:《南蛮菓子あれこれ》,福砂屋編:《カステラ文化誌全書》,平凡社,1995 年,第 198~201 頁。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イギリス商館長日記》原文編之上中下,訳文編上下,1978~1982 年。《イギリス商館長日記》中推測其為西班牙人,但缺乏依據。Lúcio de Sousa, The Jewish Diaspora and the Perez Family Case in China, Japan,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A-mericas (16th Century), translated by Joseph Abraham Levi, Macao: Macao Foundation, Lisboa: Centro Cientíico e Cultural de Macau, I. P., 2015, p. 241.Giacinto Manupella (ed.) , O “Livro de cozinha” da Infanta D. Maria de Portugal, Imprensa Nacional, 1986.Graça Pacheco Jorge, A Cozinha de Macau da Casa do Meu Avô, Macau: ICM, 2014, p. 199.《南蠻料理書》,東北大学附属図書館所蔵,第 2頁;第 2~3 頁。Domingos Rodriguez, Arte de Cozinha dividida em quatro partes, Lisboa: na Officina da Viuva de Lino da Silva Godinho (first edition in 1680), p. 146; p. 159; pp. 155-156.鈴木晋一、松本仲子編訳:《近世菓子製法書集成》2 巻,平凡社,2003 年。 Francisco Martínez Montiño, Arte de Cocina, Pastelería, Vizcochería y Conservería, Madrid, 1611, fls. 273-273v.Caderno de receitas do convento das Salésias, Arquiv-os Nacionais da Torre do Tombo, Lisboa, f. 40. Caderno de receitas do convento das Salésias, f. 1. 食譜中沒有說明為何雞蛋總量不一致。作者簡介:岡美穗子(OKA Mihoko),日本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准教授,博士。 〒 113- 0033 東京都譯者簡介:陳凌虹,華東師範大學外語學院副教授,博士。 上海 200241[責任編輯 陳志雄]191
生成一:《近世日支貿易に関する數量的考察》,《史學雜誌》,第 62 卷 11 號(1953 年)。⑨George Bryan Souza,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⑩Hang Xing, Conflicts and Commerce in Maritime East Asia, The Zheng Family and the Shaping of the Modern World, c. 1620-17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詳見永積洋子與行武和博整理、譯介的荷蘭文史料及研究。 永積洋子:《唐船輸出入品数量一覧·1637—1833 年》,東京:創文社,1987 年;永積洋子:《由荷蘭史料看十七世紀的台灣貿易》,劉序楓譯,載湯煕勇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七輯,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9 年;加藤榮一監修,行武和博、加藤榮一翻訳:《平戶市史海外史料編 2·仕訳帳 1638 年·1639 年》,平户:平户市史編さん委員会,2000 年;平戸市史編さん委員会編:《平戸市史海外史科編 III:平戸オランダ商館の会計帳簿仕訳帳一六四、一六四一》,平户:平户市史編さん委員会,1999 年;行武和博:《近世日蘭貿易の數量的取引実態:17 世紀前期オランダ商館作成〈會計帳簿〉の解読·分析》,《社會経済史學》第72 巻第 6 號(2007 年 3 月)。高瀨弘一郎:《キリシタン時代の貿易と外交》,東京:八木書店,2002 年,第 14 ~ 16 頁;李慶:《晚明中國與西屬菲律賓的貿易規模及歷史走向———基於“貨物稅” ( almojarifazgo)文獻的數據分析》,北京:《中國經濟史研究》,2018 年第 3 期;岩生成一:《(新版)朱印船貿易史の研究》,第 127、316 ~ 317 頁;Richard von Glahn, Fountain of Fortune,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000-1700,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p. 232。行武和博:《近世日蘭貿易の數量的取引実態:17世紀前期オランダ商館作成〈會計帳簿〉の解読·分析》,《社會経済史學》第 72 巻第 6 號。艾維四:《1635—1644 年前後白銀輸入中國的再考察》,袁飛譯,董建中譯校,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譯組:《清史譯叢》第 11 輯;William S. Atwell, Another Look at Silver Imports into China, ca. 1635-164” ,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16, No. 4, 2005, pp. 478-481。岩生成一: 《(新版) 朱印船貿易史の研究》,第317、373 頁。數據來源:行武和博:《近世日蘭貿易の數量的取引実態:17 世紀前期オランダ商館作成〈會計帳簿〉の解読·分析》,第 29~ 30 頁。 說明:數據只統計到貨幣單位荷蘭盾(guilder),1634~1635 年數據根據 3.125 盾折合 1 兩計,1636 ~ 1644 年按 2.85 盾折合 1兩計。程紹剛譯注:《荷蘭人在福爾摩莎》,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第 159 頁;第164 頁;第 158 頁;第 178~179 頁。李慶:《晚明中國與西屬菲律賓的貿易規模及歷史走向———基於“貨物稅” ( almojarifazgo)文獻的數據分析》。李慶:《居澳葡人對馬尼拉華貨供給的“壟斷”與遠東海貿格局(1619~1634)》。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台灣台南:台南城政府文化局,2002 年,第 196 ~ 221 頁;第200 頁。行武和博:《近世日蘭貿易の數量的取引実態:17世紀前期オランダ商館作成〈會計帳簿〉の解読·分析》,第 29 頁;程紹剛譯注:《荷蘭人在福爾摩莎》,第213 頁。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日本關係海外史料·オランダ商館長日記》,譯文篇之二(上),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5 年,第 167~ 176 頁;高瀨弘一郎:《キリシタン時代の貿易と外交》,第 14~16 頁。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第 295~ 296頁。 關於 Hambuan 是否為同安人林亨萬,學界尚有爭論。 參見翁佳音:《十七世紀的福佬海商》,《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七輯上冊,第 78 頁;楊國楨:《十七世紀海峽兩岸貿易的大商人———商人 Ham-buan 文書試探》,北京: 《中國史研究》,2003 年第2 期。岩生成一:《近世日支貿易に関する數量的考察》,第 11、26 頁。數據來源: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日本關係海外史料·オランダ商館長日記》,譯文篇之二(上),102
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5 年,第 167 ~ 176 頁;李慶:《晚明中國與西屬菲律賓的貿易規模及歷史走向———基於“貨物稅” ( almojarifazgo)文獻的數據分析》,第 180 頁;岩生成一:《近世日支貿易に関する數量的考察》,第 11 頁;程紹剛譯注:《荷蘭人在福爾摩莎》,第 178 ~ 179 頁。 說明:( 1) 1606 年和 1636年,中國貨物在馬尼拉的納稅額分別為 1,070,433 比索和 724,383 比索,稅率分別為 3%和 6% ,這兩年比索與銀兩的兌換比分別為 1 比索=0.73 兩和 1 比索=0.85 兩;(2)華商的中日私貿規模和澳馬貿易規模暫無數據資料。 但 30 年間,這兩者的規模總體呈上升趨勢,單以 1635 年中國船輸入日本生絲 1,480 擔計,貿易額就在 50 萬兩以上。 (3)朱印船貿易額並無準確數據,以 100 萬兩計算。1639 年有 93 艘中國商船前往日本貿易,交易額不詳。 據已知記載,1643 年和 1644 年分別有 34 艘和54 艘商船抵日貿易,交易額皆超過 100 萬兩白銀,1639 年的交易額當在 200 萬兩以上。 岩生成一:《近世日支貿易に関する數量的考察》,第 991 頁;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日本關係海外史料·オランダ商館長日記》,譯文篇之七,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1 年,第 193 ~ 196 頁;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日本關係海外史料·オランダ商館長日記》,譯文篇之八(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7 年,第 105~117 頁。行武和博:《近世日蘭貿易の數量的取引実態:17世紀前期オランダ商館作成〈會計帳簿〉の解読·分析》,第 29 頁;岩生成一:《近世日支貿易に関する數量的考察》,第 11 頁;岩生成一:《(新版)朱印船貿易史の研究》,第 382 頁;艾維四:《1635 ~ 1644 年前後白銀輸入中國的再考察》,第 167 頁。李慶:《一份明萬曆初年葡萄牙與中國海上貿易清單的譯介與研究》,福建泉州:《海交史研究》,2025年 第 1 期; C. R. Boxer ed., Macau Época da Restauração (Macao Three Hundred Years Ago), Lisboa: Fundação Oriente, 1993, p. 37。Niels Steensgaard, The Asian Trade Revolut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East India Companies and the Decline of the Caravan Trade,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p. 395.數據來源:林偉盛:《荷據時期台灣的國際貿易—以生絲貿易為主》,2005 年,第 21 頁。Hoang Anh Tuan, Silk for Silver, Dutch-Vietnamese Relations, 1637-1700,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7, p. 163; P. W. Klein, “De Tonkinees-Japanse zijdehandel van de 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en het Inter-Aziatische verkeer in de zeventiende eeuw” , in Willem Frijhoff and Minke Hiemstra eds., Bewogen en Bewe-gen: de historicus in het spanningsveld tussen economie en cultuur, Tilburg: Gianotten, 1986, pp.152-177;林偉盛:《荷據時期台灣的國際貿易—以生絲貿易為主》。Hoang Anh Tuan, Silk for Silver, Dutch-Vietnamese Relations, 1637-1700, pp. 28-29.永積洋子:《唐船輸出入品数量一覧·1637—1833年》,第 36~73 頁。數據來源:P. W. Klein, “De Tonkinees-Japanse zijde-handel van de 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en het Inter-Aziatische verkeer in de zeventiende eeuw”, p. 167.數據來源:行武和博:《近世日蘭貿易の數量的取引実態:17 世紀前期オランダ商館作成〈會計帳簿〉 .の解読 分析》,第 30 頁;Hoang Anh Tuan, Silk for Silver, Dutch-Vietnamese Relations, 1637-1700, p. 129;程紹剛譯注:《荷蘭人在福爾摩莎》,第 204、211、214、218~219、241 ~ 242、248、252、254、265、277 ~ 279 頁;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第 2 冊,第 422、461、463、466~467、477、492 頁。 說明:荷蘭東印度公司從大員輸往中國內地的白銀數額並無準確數據,不計入統計範圍。 此處“東亞海域外”指馬六甲海峽以西。 表格中字母 C 代表科羅曼德爾,S 代表蘇拉特,P 代表波斯,W 代表溫古爾拉。作者简介:李慶,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暨明史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 南京 210023[責任編輯 陳志雄]202
ABSTRACTS“When Huguang Has a Bountiful Harvest, the Empire is Well-Fed”:Changes in the Economic Landscape of the Middle Yangtze Regio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ang Zhiyuan (005)Abstract: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uguang (present-day Hunan and Hubei) was one of the primary rice-produ-cing regions and a major supplier of commercial grain in China, giving rise to the saying, “When Huguang has a bountiful harvest, the empire is well-fed.” This paper provides a detailed examina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this saying from prophecy to reality, as well as the true meaning and changing connotations of it.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drawn: The two key fac-tors that transformed the prophecy of “When Huguang has a bountiful harvest, the empire is well-fed” into reality during the early and mid-Ming periods were the “ land of Huguang” and the “people of Jiangxi.” From the mid-Ming to the mid-Qing period, the situation of “When Huguang has a bountiful harvest, the empire is well-fed” was supported jointly by Hu-nan, Hubei, and Jiangxi. Beginning in the mid-Qing period, rice from Sichuan, Hunan, and Jiangxi collectively supported Hubei, which became the central distribution hub for grain in the middle Yangtze region. The primary reason for this shift was the rise of the urban cluster in the middle Yangtze region, centered around Hankou, and the resulting changes in the eco-nomic landscape of this area.Keywords: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saying of “When Huguang has a bountiful harvest, the empire is well-fed” ; migra-tion from Jiangxi to Huguang; middle Yangtze region; economic landscapeSpecial Economic Zones and the Institutional Evolutionary Performanc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ao Yitao (026)Abstract: As a practical carrier of progressive refor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 forerunner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special economic zones have logically and complementarily unified the path of reform and the mode of development. As a practical carrier of gradual reform, special economic zones not only weaken the unavoidable resistance to the change of track in terms of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but also constitute an “endogenous power mechanism” for China to realize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us ensuring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s a practical carrier of gradual reform, they have become a mechanism of successful practice of early and pilot implementation, and become a mechanism of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s a practical carrier of progressive reform, with its successful practice of early and pilot implementation, it has mechanically become a “source of institutional incremental release” for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providing reference and replicable institutional capital for Chinas social reforms and deepening reforms, thus guaranteeing the steady advancement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s a practical carrier of gradual reform, under the con-cept of development, which is the hard truth, it has matched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xplored a trajectory of “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for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reform.Keyword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our Shared” New System in the Hengqin Guangdong-Macao Deep Cooperation Zone: Significance, Current Status, and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Kong Wa (038)Abstract: The Hengqin Guangdong-Macao Deep Cooperation Zone bears the important historical mission of creating a new model for the practic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o fulfill this mission, one of the key factors is how to fully lever-ag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f the “Four Shared” new system - an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whereby Guangdong and Macao jointly engage in consultation (共商), construction (共建), management (共管), and benefit-sharing (共享).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over three years ago, the “Four Shared” new system has been operating smoothly. Under its frame-work, various initiatives in the cooperation zone have steadily progressed, achieving its phase-one objectives. Moving for-ward, we need to carefully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operation of the new system and make improvements based on actual conditions to better ensur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operation zone and promote joint devel-opment between Hengqin and Macao.Keywords: Hengqin; Macao;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 “Four Shared” New System302
Sacredness, Politics, and Civilizational Reconstruction: On Clarice Lispectors Writing of “Natural Animals” .....................................................................................................................................................................................Min Xuefei (049)Abstract: Clarice Lispectors animal narratives not only embody “posthumanism” advocating peaceful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s and animals, but also reveal profound compassion for marginalized groups and excluded individuals. This is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her special focus on “natural animals” - cockroaches and rats. Centering on The Passion According to G.H. and connecting it with Lispectors other writings about “natural animals” ,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al animals” and divinity/wor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egitimacy of killing. The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encounte-ring “natural animals” not only assists the protagonist in establishing subjectivity, but also carries latent political signifi-cance, reflecting the authors contemplation on social underdogs, racial issues, and civilizational hierarchies. Thus, G.H. s “passion” becomes a reflective journey that commences with a sacred experience and culminates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civilization.Keywords: Natural animal; sacred; impurity taboo; civilizational reconstructionShanghai Dog Show: British Sport, Sportsmanship and the Change of Chinese Pet Concept ..................................Xu Yue (059)Abstract: The earliest dog show in Shanghai was initiated by the British in the settlement in 1887. Its main purpose was to increase Shanghai residents understanding and interest in dogs, popularize scientific and refined dog breeding methods, and promote the trading of purebred dogs in China. For some middle- and upper-class Chinese, through dog shows, the concept of dogs has gradually changed from “ livestock” to “pets” .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of pet dogs has sprung up in Shang-hai, and a series of pet economies such as dog restaurants, dog hospitals and dog schools have also emerged. The popularity of pet dog breeding and the rise of the pet economy in modern Shanghai are the result of the promotion of the status of dogs in the city, the popularity of British sports represented by dog exhibitions in Shanghai, and the gradual selection and accept-ance of Western pet concepts and values by Chinese elites. It is the product of the gradual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after exchange and collision, and can therefore be regarded as the epitome of Shanghais modernization process.Keywords: Dog show; pet concept; sport; China Kennel Club; ShanghaiOn Health and Epidemic Prevention in Occupied Area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 Case Study on the Handling of Dogs of the Puppet Regime in Shanghai ...............................................Zhang Ergang (070)Abstract: Proper disposal of animals at risk of disease transmission to humans is a crucial aspect of human epidemic preven-tion. After the battle of Shanghai, the puppet regime in Shanghai, in order to reduce the incidence rate of rabies in enemy oc-cupied areas, issued two rules for the disposal of dogs, alongside organizing dog captors and police to hunt and kill outdoor wild dogs. This was not only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epidemic prevention, but also showed that the puppet regime in Shanghai optimized the disposal plan of dogs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duty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Shanghai puppet regime also carried out Japanese orders, cooperated with them to inject vaccines for dogs and killed wild dogs according to Japanese demands. Studying the issue of dealing with dogs in the Shanghai puppet regime, reveals the im-portant role played by the puppet regime in health and epidemic prevention work in occupied areas. While implementing Japanese epidemic prevention concepts and technologies, it also actively handled health and epidemic prevention affairs in occupied areas. In addition, the dog disposal measures of the puppet regime also affected the dog disposal strategies in Shanghai after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Keywords: Period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occupied area; Shanghai; pseudo-government; dog disposal; epidemic preventionThe Understanding and Reactions of Chinese Literati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o Western Spirits ..........Sun He (081)Abstract: The discourse on spirit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as a pivotal aspect of the Christian-Confucian dialogue. It not only touched upon the core of Catholic monotheistic beliefs, but also intersected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ancestral and Confucian veneration practices. Among Chinese Catholics who embraced the faith to varying de-grees, Western conceptions of spirits were reinterpreted and assimilated either as a means to “supplement Confucianism with Christianity 以耶補儒” or to “ transcend Confucianism through Christianity 以耶超儒” . Conversely, anti-Christian scholars 402
and Buddhist monks, adhering to a rigid distinc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barbarian 夷夏之別” , resisted the introduction of Catholic spiritual concepts. However, this exclusionary and absolutist “fundamentalism” not only reflected a misinterpretation of religious traditionalism, but also underscores the need to re-examine and re-define the ess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Keywords: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hinese Catholicism; spirits; cultural accommodation; angelsA Philosopher’s Journeys and the Evolution of Thought: A Case Study of Confucianism’s Reception and Reinterpretation in Europe ...................................................................................................................................................................Ping Zeller (093)Abstract: The 17th -century French philosopher François Bernier developed a distinctive intellectual approach to cultural alter-ity through four extensive journeys across Eurasia. In his later years, inspired by the Jesuit translation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he embarked on an “ imaginary journey” to China. Bernier reinterpreted Confucianism as a secular “Science of Princes” , grounded in the governance of the state through “ Principles”—ethical foundations aligned with natural law. Through his original expressions, such as “piété paternelle” and “exemple des princes” , he enacted a dual transformation: the “Europeanization of Confucian terminology” and “Confucianiz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al thought” . Drawing on Confu-cian philosophy, Bernier refined his political ideals, using them both to critique the absolutism of Louis XIV and to advocate for a model of secular rule based on virtue and natural law. His engagement represents a form of cross-cultural dialogue that resists Eurocentrism: Confucianism is interpreted through European rationality, while the experience of the “Other” (China) provides a mirror through which to reflect on Europe' s political dilemmas. Bernier’ s evolving thought reveals the critical role of cultural geography in the circula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Keywords: François Bernier; travel; Europeanization of Confucian terminology; Confucianiz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al thought; natural law; rationalityThe Notion of “Ming Mingde (illustrating illustrious virtue)” from a Cross-Cultural Ethical Perspective: An Interpretation in François Noël’s Philosophia Sinica (1711).........................................................................................................Wang Ge (104)Abstract: Jesuit missionary François Noël’s Philosophia Sinica (1711) is the earliest known work bearing the title “Chinese Philosophy” . The book offers a re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y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theoretical philosophy and practical philosophy. Zhu Xi integrated core concepts of Neo-Confucian thought—such as li and qi , xin (heart-mind) and xing (nature)—into h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phrase “ Ming Mingde ” (illustrating illustrious virtue) from The Great Learning, thereby establishing a Neo-Confucian discourse framework based on the ontology-practice paradigm. Building up-on this framework and closely engaging with the text of The Great Learning, Noël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 illus-trious virtue” and the highest good and beatitude. He further delves into the heart (or soul) as the pivot of moral action and engages in cross-cultural philosophical discussions related to theories of the heart-mind, human nature, and innate endow-ments. By connecting the Western philosophical conception of the soul with the Neo-Confuci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Great Learning, and incorporating theories of heart-mind and human nature, Noël attempts to demonstrate systematically that the Chinese understanding of the anima (soul) bears similarities to Western philosophical views. From this perspective, his work can be seen as a genuine exploration in cross-cultural philosophy.Keywords: François Noël; Philosophia Sinica; Ming Mingde (illustrating illustrious virtue); cross-cultural philosophyThe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and the Crisis of Humanistic Studies: Revisiting the Function of Humanitie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Wang Ning (115)Abstract: As a response to Ye Zhudi’s article and Ren Jiantao’s responsive article, this essay agrees with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in humanities research.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eople’s daily lives and work have also undergone tremendous changes, which have affected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academic research of humanities scholars. Interdisciplinary methods or academic paradigms, which are not particularly novel, although frequently talked about, should be an inevitable tre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ities studie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Scholars familiar with the history of humanities studies easily find that the so-called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is no longer a new phenomenon that has emerged in contemporary times. Whether in the West or in China, those great theorists or scholars who are still frequently quoted in academic works or salons today, are exclusively interdisciplinary masters who not 502
only cross the boundaries of disciplines, but also cross those of time and space, and have influenced generations of humani-ties scholars. Although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may not necessarily save the crisis of humanities, they can at least pro-vide support for traditional humanities studies, since it has opened up a new direction and contributed to the preserv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humanistic spirit.Keywords: Globalization; humanities;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global humanities; the humanistic spirit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A Challenge or an Opportunity for Academic Journal Editors .......................Liu Jingxi (126)Abstract: The advent of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society mark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brought about numerous “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nd challenges in academic fields, including the editorial field. Among them, the most typical is “digital intelligence academic research” represented by AI academic writing. Faced with the severe challenge of the “ singularity era” , as journal editors, we must step out of the comfort zone of traditional editing methods in the “ technical domain” , ac-tively strengthen our training in digital intelligence thinking, and cultivation of the ability for digital intelligence editing to a-chieve human-machine interaction. In the “practical domain” , we should adhere to digital ethics and practice “digital jus-tice” . In the “ ideological domain” , we should view the human-machine relationship in our daily editing with a sense of sub-jectivity, and regulate human-machine interaction with humanistic thinking, thereby establish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our subjectivity and dominant position, whilst maintaining our subjective initiative and professional dignity of “ editing as edi-tors” unwaveringly. Finally, in the “domain of values” , we should guide human-machine interaction and achieve the proces-sual governance of humanistic values over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thus transforming our journals into spiritual entities with distinct styles and characteristics, rich in a peculiarly human touch and embodying the dignity of human thought.Keywords: Digital intelligence society; digital intelligence civilization; digital intelligence humaniti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writing; academic journals; digital intelligence editing capabilitiesFrom “The Erosion of Roots” to “Sovereign Selfhood” : on the Counter-Worldliness of African Literature and Third World Literature ..........................................................................................................................................................Yao Feng (139)Abstract: Current conceptions of world literature emphasize mechanisms of inclusion, an approach to entering the realm of world literature that depends on recognition and validation by dominant powers. This paper undertakes a profound analysis of the constitutive contexts and discursive logics underpinning existing notions of world literature. It revisits the tradition of resistance and the formative logic of Third World literature, revealing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future possibilities of African literature’s alternative worldliness. This distinctive worldliness is premised on a critical reflection on and critique of the inherent “dictatorship” within contemporary world literature, marking a shift towards recognizing African literature as potentially literature that creates new worlds. Third World literature possesses an “anti-worldness” characterized by decolo-nization and delinking, fundamentally rooted in reconstructing the self through its “ inner voice” and “ inner radiance” .Keywords: World literature; Third World literatures; African literary praxis; worldliness; “counter-worlding” projectGeopolitical Structures and Spatial Imagery in Postcolonial African Writing: A Case Study of Legson Kayira’s Jingala .....................................................................................................................................................................................Xiao Lihua (150)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Malawian author Legson Kayira’ s novel Jingala as a case study to examine geopolitical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identity crises in postcolonial African literature. It draws on multiple geopolitical theories to analyze the i-dentity fragmentation and cultural dislocation in Malawi under the dual pressures of British colonial legacy and South Afri-can capitalist hegemony. Through narrative threads such as romantic conflict, generational tension, labor migration, and edu-cational identity, the novel reveals how geopolitical structures deeply infiltrate individual psychology and the everyday expe-rience. Jingala , thus, emerges as an allegory of national marginality, portraying a spiritual landscape of cultural collapse. In response,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in the context of “post-globalization” and shifting global power structures, collaborative practices among peripheral nations are surfacing as new imaginative resources. African literature, through the lens of “South-South cooperation,” may offer fresh critical perspectives for rethinking geopolitics and cultural subjectivity.Keywords: African literature; Jingala ; geopolitics; spatial imagery602
Literature Character, Prototype and the Author: Re-examining Robinson Cruso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ism ................................................................................................................................................................Pei Yaqin & Li Jianjun (159)Abstract: Through Robinson Crusoe , Defoe conveys the emerging ideals of individualism in rich symbolic form. By combi-ning the real-life adventures of the sailor Alexander Selkirk with his own idealized vision, Defoe fashioned Robinson into a prototype of the rational and self-reliant bourgeois subject. Robinson exemplifies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in its most radical form; this mode of individualism, which seeks personal struggle entirely independent of established social structures, and remains an ideal type rather than a practical norm. The Robinsonian model has drawn criticism for pro-moting arrogant egotism, neglecting communal and emotional bonds, and legitimizing the colonial exploitation of nature and the Other. Nevertheless, it marks a critical stage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liberalism.Keywords: Robinson Crusoe; Alexander Selkirk; Daniel Defoe; individualismThe Circulation of Japanese Swords in Maritime East Asia during the 16thand 17thCenturies: An Examination Based on the Negotiations Surrounding Japanese Swords between the Qing Dynasty, Joseon Dynasty, and Japan .......Zhu Lili (170)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frequent wars in Maritime East Asia from the mid-16thcentury to the mid-17thcentury, Jap-anese swords were exported from Japan to every corner of Maritime East Asia.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Maritime East Asia, complex negotiations arose between the Qing dynasty, Joseon dynasty, and Japan regarding Japanese swords. On the one hand, the Qing dynasty continued to ask the Joseon dynasty for Japanese swords; on the other hand, the Qing dynastys de-mand for Japanese swords spurred the Joseon dynasty to obtain this material from Japan through extraordinary mean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Tokugawa shogunates ban on arms exports, which in turn affec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Jo-seon dynasty and Japan to some extent.Keywords: Joseon dynasty; Jianzhou Jurchen; later Jin dynasty; Qing dynasty; Japan; Japanese swordsThe Development of Portuguese Confectionery in Japan: Focusing on Trade ..................................................Mihoko Oka (180)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evelopment of Portuguese confectionery in Japan,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role of trade between Nagasaki and Macao. Following the opening of its port, Nagasaki emerged as a cosmopolitan city of multina-tional merchants. Among them, Murayama Tōan inherited Portuguese confectionery techniques and maintained close ties with the Jesuits. He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reestablishment of trade relations, having been heavily relied upon by Toyotomi Hideyoshi. Jesuit missionaries, in turn, adapted to Japanese culture and deepened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feudal lords by of-fering Nanban confections as gifts. Under Valignano’ s policy of “ adaptationism” , such confections were regarded as the highest class of gift suitable for rulers. Furthermore, the traditional Spanish confection “Biscoito de la Reina” , developed in Portugal, was introduced to Japan.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is confection became the prototype for “Castella” in Japan.Keywords: Portuguese confectionery; Namban trade; Jesuits; Nagasaki; Casutera (Castella) cakeSilk, Silver, and Market Reorganization in East Asian Maritime Trade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Rethinking the “Seventeenth-Century Crisis” ................................................................................................................................Li Qing (192)Abstract: Since the Tianqi reign, the structure of maritime trade in East Asia underwent significant adjustments. Although the trade route between China and Spanish-controlled Philippines declined, the regional trade network did not suffer a general col-lapse. During the dynastic transition from the Ming to Qing, East Asian maritime commerce experienced systemic fragmenta-tion and reorganization, reaching a new peak around 1639. Two major features marked this period: first,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raw silk trade, as silks from Tonkin, Bengal, and Persia began to challenge Chinas monopoly in the Japanese market; sec-ond, the movement of silver exhibited structural shifts, rather than a decline in total volume. The du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silk-silver market reveals a dynamic linkage between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power in maritime East A-sia during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deeper causes of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were shaped more by internal political rival-ry and market mechanisms within East Asia than by exogenous shocks from the so-called “global crisis” .Keywords: Maritime East Asia; silver; raw silk; Ming-Qing transition; seventeenth-century crisis7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