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會科學版 2024 年第 4 期編輯委員會主 任: 嚴肇基副 主 任: 李雁蓮 劉澤生委 員:(以姓氏筆畫為序)王長斌 付海晏 朱 劍仲偉民 李向玉 李長森李惠芳 李雁蓮 吳新凡林發欽 洪慶明 秦曰龍原祖傑 陳志雄 陳慶雲高自龍 黃貴海 張云峰張耀銘 路育松 蔡赤萌齊鵬飛 劉 明 劉澤生劉曙光 嚴肇基總 編 輯: 劉澤生執行總編輯: 陳志雄澳門理工大學主辦
目 錄2024年第 4期(總第 96期) 1998年 4月創刊·名家專論·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遺產:新名詞視角的考察 黃興濤 (5)……………………·港澳研究·主持人語 劉澤生 (25)…………………………………………………………………澳門學術發展與價值共同體的形成 吳志良 (26)……………………………………國際大都市視角下的澳門經濟多元演進———回歸二十五週年的實踐與啟示 劉成昆 (40)………………………………·藝術與科技專題·主持人語 盧文超 (53)…………………………………………………………………科技與藝術互動的順勢、逆勢及其超越———虛擬藝術史的三種書寫範式 楊光影 馬 睿 (54)………………………從人類世到負人類世:論斯蒂格勒如何在數字時代重思美學 夏開豐 (65)…………人工智能藝術創作工具論 盧文超 (76)………………………………………………·中西文化·愛因斯坦的科學觀與宗教觀探幽 張志剛 (85)………………………………………偉烈亞力《中國文獻解題》所載基督教中文文獻來源考述 李 真 (94)……………論王重民域外漢籍編目的探索與實踐———以《伯希和 A 藏 B 藏目錄》為中心 劉 蕊 (105)…………………………
·總編視角·主持人語 劉澤生 (115)…………………………………………………………………試論學術期刊的有為和無為———兼評新世紀學術期刊改革的得與失 原祖傑 (116)…………………………學術期刊、學術評價與學術共同體的良性互生 張桃洲 (129)………………………·文學研究·舊詩歌哭曙光兀降———兼論古今“詩史”類型 夏中義 (140)…………………………………………新時期初的“現代文學”形象———以《新文學史料》創刊號為例 吳 艷 (151)…………………………………上海租界與“二次革命”新探 徐 濤 (165)……………………………………………通往現代史學之路:顧頡剛與今文經學關係研究的百年反思 范靜靜 (177)………央地關係視域下全面抗戰時期國立中學發展路徑述論 張 晶 (189)………………本期英文內容提要 (200)…………………………………………………………………《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4 年總目錄 (205)……………………………徵稿啟事 (208)……………………………………………………………………………
JOURNAL OF MACAO POLYTECHNIC UNIVERSITYVol. 27, No. 4 (Serial No. 96), 2024CONTENTSThe Legacy of the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s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Period: A Study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New Term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uang Xingtao (005)Academic Development in Macao and the Formation of a Community of Values. . . . . . Wu Zhiliang (026)Macao’s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Evolution from the View of a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Practice and Insight 25 Years Since the Retur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u Chengkun (040)The Pros and Cons of Technology-Art Interaction and Its Transcendence: Three Writing Paradigms of Virtual Art Histor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ang Guangying & Ma Rui (054)From theAnthropocene to the Neganthropocene: How Stiegler Reconsiders Aesthetics in the Digital Ag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ia Kaifeng (065)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The Art Creation Too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u Wenchao (076)Exploring Albert Einstein ’s Views on Science and Religion. . . . . . . . . . . . . . . . . . Zhang Zhigang (085)A Study of the Sources of Christian Chinese Literature in Alexander Wylie’s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 Zhen (094)On Wang Zhongmin’s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n the Compilation Method of Overseas Chinese Bibliographies: Focusing on the Catalogue of Collections of Pelliot A and B . . . . . . . . . Liu Rui (105)The Role of Academic Journal Activism:an Evaluation of Journal Reforms in the New Centur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uan Zujie (116)The Positive Synergy of Academic Journals, Evaluation and Community. . . . . . . . . Zhang Taozhou (129)The Lament of Traditional Poetry as Dawn Breaks Suddenly: A Discussion on the Genres of “Poetry as History” i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ia Zhongyi (140)The Image of “Modern Literatur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Era: Taking the First Issue of New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as an Exampl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u Yan (151)Foreign Authorities in Shanghai and the“Second Revolu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Xu Tao (165)The Road to Modern Historiography: A Century-long Reflec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u Jiegang and the New Text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an Jingjing (177)Research on the National Middle School During the Comprehensive War against JapaneseAggres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entral Local Relation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hang Jing (189)本期基本參數: ISSN 0874-1824∗1998∗q∗A4∗208∗zh∗P ∗MOP50∗1350∗16∗2024-10本期英文編輯:Áine Ní Bhroin(譚小果) 本期執行編輯:陳志雄
·名家專論· 澳門理工學報 2024 年第 4 期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遺產:新名詞視角的考察黃興濤[提 要] 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東來,中西文化之間發生首次較大規模接觸。 其最直接的成果之一,就是在漢語中留下大量影響深遠的新名詞,包括天主教系列名詞,西學分類系列名詞,天文地理和國家地區系列名詞,邏輯學、數學、物理學和心理學等具體學科名詞等。 其中,天文地理系列新詞攜帶時空新知與早期“全球意識”,具有特殊價值。 那些專門添加“口”字旁的名詞,原本並不帶歧視內涵,“口”旁只是音譯符號而已。 不少現被認為清末民初才創製或來自日本的新名詞,其實早在明清之際即已出現。 三音節以上詞創製之多,遠超今人想象。 帶“學”或“家”後綴的三音節詞,尤具示範效應。 一些舊詞,在中西互動中被悄然賦能、學理化使用,具有新舊過渡性,同樣值得關注。[關鍵詞] 明清之際 新名詞現象 西學 時空新知 全球意識[中圖分類號] K2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4) 04 - 0005 - 20在中國文化史上,先秦之後,至少有三次新名詞大量湧現的時期,一是漢唐時期,二是明末清初至清末民初,三是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 這三個時期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中外文化交流極為活躍,外來文化的引入最後都在漢語詞彙方面烙上了深刻的印記,留下了豐富的遺產,擴大了詞彙容量,增強了語言能力並影響了文化和歷史發展。 相比之下,明末清初至清末民初又是最為突出的。如果說,兩漢時期漢語中因文化交流而創生的新名詞多是物質類名詞,①唐代前後因此而產生的多是佛教名詞,包括不少抽象性較強的思辨名詞,②明末清初出現的新名詞主要是西方天主教名詞和曆算學、地理學、物理學和邏輯學等新學科名詞,那麼時至晚清民初,新名詞不僅涉及物質、精神和制度各領域,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各方面,在出現規模、範圍和數量上,遠遠超過前面所提到的幾個時期。 而且其內涵之豐富,其所依託的現代科技、人文社科學術,對社會文化發展的影響之大,也非以上各時期能夠相提並論。由於明清之際是近代中國許多新名詞的最初起點,同晚清民初時期有著極為密切的整體性關聯,它牽涉到不少近代新名詞的創生時間、形成方式和產出地等問題,並體現中西日互動的複雜性,故我們的考察,不得不從明清之際開始,延至鴉片戰爭以前。 目前,學界對明清之際至鴉片戰爭之前新名詞的研究已有不少,③但整體把握者仍不多見,許多重要新詞和新名詞現象,仍缺乏切實關5
注和深入考析,這將成為筆者努力的方向。新名詞大量出現於明末清初的中國,主要是西方天主教傳教士來華傳播西學的結果,是兩種古老的異質文明直接交流碰撞的產物。 而創譯新名詞的主體除了通曉漢文的西方傳教士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利瑪竇(Matteo Ricci)、艾儒略(Giulio Aleni)、高一志(Alphonse Vagnoni)、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等之外,往往離不開中國官員和士大夫如徐光啟、李之藻、王徵等人的幫助與配合,通常都是他們雙方合作的結果。一、天主教詞彙、“西學”的結構及體系化新詞在明清之際譯自西方的眾多新名詞中,首先需要關注的,自然是那些關於歐洲天主教的宗教詞彙。 諸如“造物主”、“救世主(者)”、“天主”、“陡斯”、“耶穌”、“基督”、“基利斯督(契利斯督)”、“大主宰”、“大父母”、“聖母”、“瑪利亞”、“(人類)元祖”、“亞當”、“厄娃(又稱阨襪)”、“罷德肋”、“費略”、“斯彼利多三多”、“三位一體”、“全知全能”、“教皇(又稱‘教宗’ ‘教化王’)”、“教會”、“教堂”、“主教”、“鐸德(‘撒責耳鐸德’的簡稱)”、“神父”、“修士”、“傳教士”、“瞻禮(日)”、“彌撒”、“先知”、“聖誕”、“聖寵”、“聖靈”、“聖神”、“聖經”、“聖洗”、“聖油”、“聖水”、“福音” ④、“原罪”、“十誡”、“審判”、“十字架”、“門徒”、“宗徒”、“亞尼瑪”、“陡祿日亞”、“四元行”、“體模”、“依模”、“如德亞”、“茹達斯(即猶大)”、“亞孟”、“耶穌會”、“方濟各會”等天主教新詞,這一時期均得以形成,並且大多在一定範圍內得到傳播。“上帝”乃中國古老詞彙,此時卻被利瑪竇等西方傳教士用來對譯天主教的唯一真神(拉丁文為 Deus,希伯來文為 Elohim,希臘文為 Theos)。 在利瑪竇等人看來,中國的儒、釋、道的某些教義,其實就是西方基督宗教的變異形態。 為了減少來自中國傳統宗教方面的信仰阻力,他們將中國人崇拜的“天”改稱“天主”,同時將其與古典儒經中曾出現的“上帝”相等同。 1584 年,羅明堅主持編寫的《天主實錄》,成為首部創譯“天主”一詞的中文傳道書。 1603 年,利瑪竇著《天主實義》出版,則屬最早將“上帝”與“天主”等同的著作,書中強調“吾國天主,即華言上帝,與道家所塑玄帝玉皇之像不同”;又言“吾天主,乃古經書所稱上帝也……上帝與天主,特異以名也”。⑤儘管有傳教士反對使用“上帝”之稱,認為過於迎合儒家,會滲入太多儒教觀念乃至世俗性,有損於基督宗教的一神獨尊,容易造成多重誤解,但最終還是利瑪竇等人的觀點佔了上風。 於是不僅“天主”而且“上帝”,在中國都成為表示基督宗教主神概念的“新名詞”,而“天主教” (偶爾見稱“天教”)和“天主堂”等詞,亦隨之逐漸流傳開來。關於“上帝”和“天主”之間的對應關係及其當時來華教會的認知策略,1616 年歐洲傳教士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和熊三拔(Sabbatino de Ursis) 在一封奏疏中解說得十分清楚,不妨引錄如下:中國稱上帝為天,猶稱帝王為朝廷,亦無不可,特因此中文字圓活,稱旋轉者曰天,稱主宰者亦曰天,可以意會。 西國行文,務須分別,必稱天主云耳。 故天也,上帝也,天主也,一也。⑥不過利瑪竇等人去世後,反對使用“上帝”譯詞的在華傳教士取得主導地位,他們的意見並且得到羅馬教廷的支持。 1704 年,羅馬教皇下令不准中國天主教徒採用“天主” 以外的其他譯名,1742 年,教廷乾脆頒旨禁止將“天主”稱為“上帝”———這實際成為同中西“禮儀之爭”關聯緊密的內容之一,從此,“上帝”一詞在天主教裡遂不再具有合法性。6
明末清初,傳教士的傳教著述一般停留在詮釋《聖經》 教義和敘述有關天主的“神跡” 上面。《聖經》大體完整的翻譯,出現在 18 世紀初之後。 如巴黎外方傳教士白日升(Jean Basset)與中國神父合作翻譯的聖經;法國耶穌會士賀清泰(Louis de Poirot)完成的《古新聖經》等。 但這些譯著當時多沒能正式刊行,其影響主要發生在晚清初期。 不過儘管如此,明清之際的漢譯天主教書籍,正如趙曉陽所指出,還是“奠定了基督宗教話語體系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詞語基礎”。⑦當時,為了吸引中國士人信教,西方傳教士還往往採取“學術傳教”的方略,通過譯介一些天文曆算、物理、邏輯等西方新知,以達到間接傳播基督信仰的目的。 他們既把包括基督宗教知識的各科新知統稱為“西學”,也以“西學”來稱呼當時傳播進來的各門具體分科知識;另一個與“西學”近似的整體學科概念,則為“天學”———它既能指稱天主教知識體系,又能指稱“天文”之學。 明清之際,有許多學科新知的書籍都以“西學”命名,像艾儒略編刻的《西學凡》,高一志撰刻的《修身西學》和《齊家西學》等,即為典例;也有以天學命名的書籍,如較早有利瑪竇的《天學實義》 (後改為《天主實義》),稍後有李之藻編刻的《天學初函》等。⑧今人要想弄清這些名詞的具體含義,實不得不回到其具體使用的語境中去考察。在傳教士所傳入的“西學”中,較為可觀的是那些自然科學知識。 儘管在輸入時它們通常都會被不同程度地包裹在天主教的宗教外衣之下,從而打上中世紀蒙昧文化的深刻烙印。 但這些西學自身,又往往有其內在的知識邏輯和散存的知識點,有的知識還帶有一點文藝復興之後的新成分,並不能全然被其中的蒙昧之牆所阻隔;同時,中國士人在閱讀它們的時候,也不乏自身能動選擇的可能,故其影響往往是複雜的和多面的。⑨明清之際,體現西學結構的一些西學分類分科的概念新詞,已譯介過來了。 像高一志撰《童幼教育》 ⑩和艾儒略編《西學凡》中所談到的“文學”、“法學”、“醫學”、“格物窮理之學”、“道學”和“教學”等,就格外引人注目。 這裡的“文學”,拉丁原文為 Rethorica,現一般譯為修辭學,但當時的內容遠較今日修辭學要廣,從艾儒略《職方外紀》 和《西學凡》 的相關介紹來看,它實際包含“古賢名訓”、“各國史書”、“各種詩文”和“文章議論”等內容,幾乎囊括了後來人文學科的多個方面,同時又被譯稱為“文科”、“文藝”或“文藝之學”。 “道學”拉丁原文為 Theologia,即“陡祿日亞”,也就是神學;“教學”拉丁原文為 Canones,即“加諾搦斯”,指天主教傳教的一些教義規章之學。 “法學”和“醫學”分別是 Leges 和 Medicina 的對譯詞。 “格物窮理之學”,簡稱“理學”(“義理之大學也”),指的是廣義哲學,高一志的《童幼教育》稱其為“格物窮理之道”,並音譯為“費羅所非亞” (拉丁原文為 Philosophia),認為其“名號最尊”,“學者之慧明者”往往“立志向此”。 它具體分為五家:“一曰落熱加,一曰非西加,一曰瑪得瑪弟加,一曰默大非西加,一曰厄第加”,這五家對應的拉丁原文分別為 Logica,Physica,Mathematica,Metaphysica,Ethica,大體相當於今天所說的邏輯學,物理學或自然哲學,數學,形而上學和倫理學。《西學凡》將哲學音譯為“斐祿所費亞”,五種分支學科的音譯詞較《童幼教育》略有差異,分別為“落日加”、“費西加”、“默達費西加”、“馬得馬第加” 和“厄第加”。 此書又稱哲學為“大斐錄(祿)之學”,並說明了其與亞里士多德和神學的關係:大斐錄之學何所起乎? 昔我西土古賢,觀天地間變化多奇,雖已各著為論,開此斐錄之學,然多未免似是而非,終未了決。 其後有一大名賢亞理斯多,其識超卓,其學淵深,其才曠逸,為歷山大王之師……天學得此,以為先導……而與陡祿日亞正相主輔。1636 年,高一志譯授、華人畢拱辰刪潤的《斐錄荅彙》得以刊刻,該書序言即言:“斐錄者何? 泰7
西方言所謂格物窮理是也、全語曰斐錄所費亞省文耳”。 書中大談各種物理知識,可見當時的哲學,的確是包括物理、數學等自然科學知識在內的。1631 年,歐洲傳教士傅汎際(Francois Furtado)譯義、李之藻達辭的《名理探》一書,也談到哲學及其當時西方的相關學科及其分類知識。 這部關於亞里士多德邏輯學概論的拉丁教材譯著,譯Philosophia 為“愛知學”,其《愛知學原始》一節解釋說:“愛知學者,西云斐錄瑣費亞,乃窮理諸學之總名”,“譯名,則言知之愛,譯義,則言探取凡物之所以然,開人洞明物理之識也”。該書還將物理學譯為“形性學”,數學譯為“審形學”,神學譯為“超性學”,同時將這三類學問歸屬為更高層次的學術門類———“明藝”之範圍:明藝有三,一謂形性學,西言斐西加,專論諸質模合成之物之性情。 二謂審形學,西言瑪得瑪第加,專在測量幾何之性情。 三謂超性學,西言陡祿日亞,專究天主妙有與諸不落形質之物之性也。此處“明藝”之“藝”相當於“學”,但側重技能之學。 與其平行的概念還有“用藝”等,兩者乃就其內容和功能不同而形成的分類詞,前者重理論證明,後者重實踐應用。 其他不同層次的學科名詞也有名之為“藝”者,像前面提到過的修辭學在該書中就被譯稱“文藝”,邏輯學被譯稱“辯藝”,透視學被譯稱“視藝”,天文學被譯稱“星藝”,音樂學被譯稱“樂藝”等,不一而足。 當時,西方經院哲學有自己的分類邏輯。 比如對於數學即“審形學”就分為廣義和狹義兩類,《名理探》譯為“純”和“雜”兩種:“凡測量幾何性情而不及於其所依賴者,是之謂之純;……其測量幾何而有所依賴於物者,是之謂雜”。 前者包括幾何學、算學,後者則包括視學、音樂和天文學。這裡就不一一展開詳細紹述和討論了。明末清初,前述“文學”、“法學”、“醫學”、“格物窮理之學”、“道學”和“教學”這六門學問名詞,還被直接轉化為“六科”的學術分科體系概念,在中國得到進一步傳播。 如艾儒略在《西學凡》中,就另以“科”來取代“學”,形成“文科”、“理科”、“醫科”、“法科”、“教科”和“道科”等新詞,從而更加凸顯了西學的學科分類體系意義,可以說立基於教會系統的六科構成之西學整體結構觀念,至此已基本定型。晚清時,德國傳教士花之安在《德國學校論略》裡,又將大學裡的西學分為四大科:“經學”、“法學”、“智學”和“醫學”,更晚則出現近代理、工、農、醫、文、法、商“七科之學” 觀念。目前,不少國內的學科史研究者,在談及現代學科新名詞的由來時,往往溯源至晚清,其實還應追溯到更早,因為早在明清之際,它們有的已從西方譯介過來,儘管其內涵與現代意義還有所區別。以“法學”為例,當時西方的“法學”是一門以國家治理為範圍的大學問,尚未完全與政治學相分離。 《童幼教育》和《西學凡》兩書除將其譯為“法學”外,還稱其為“法律之學”,強調“法學操內外生死,即國王治世之公典,乃天命之聲也,國家之筋也,道德之甲也,五倫之紐也,雅俗淆亂之斧也。 ……倘以不經專習公法之身秉國敷治,輕重一任其意,何以上合天理,調萬事平萬邦耶?” 稍後艾儒略撰《西方答問》,利類思(Louis Buglio)和南懷仁等合著《西方要紀》,談到“西學”中的“法學”時,也都以相同的文字強調指出:“法學所以剖晰民事,必讀六七年法律,然後准試。 中者則為文官,國王所用以涖民者也”。同時,亞里士多德《政治學》中的有關內容,也在《治平西學》系列裡有過粗略譯介。 《名理探》則將拉丁文的 Plitica 和 Economic 分別譯成“治世”和“治家”,治世就是治國理政,這與傳統的“政治”一詞含義有相近之處。二、地理、天文新詞與時空新知及“全球視野”據筆者粗略估計,明清之際至清中葉以前,歐洲傳教士與華人配合所創譯的各類新名詞,如果8
包括人名、地名等在內,恐已達數百或近千。 其中,譯得較多的著名人物有亞里士多德、蘇格拉底、柏拉圖和奧古斯丁等。 蘇格拉底一般譯為“束格辣德”;柏拉圖較多譯為“罷辣多”或“霸辣篤”;亞里士多德被譯為“亞里斯多德”、“亞利斯多(特勒)” (簡稱“亞利”);奧古斯丁被譯為“亞吾斯丁”或“奧吾斯丁”等。 有些天文學家如哥白尼(被譯作“歌白尼”)、第谷,物理學家和數學家牛頓(被譯成“端奈”),探險家哥倫布(被譯作“閣龍”)等名字,也得到初步譯播。 好些地理名詞,西方地區和國家名稱,此期都被最早譯成中文,故影響深遠,尤其值得關注。 在這方面,利瑪竇編繪、1602 年刊刻的《坤輿萬國全圖》,傅汎際譯義、李之藻達辭,1628 年刊刻的《寰有詮》,艾儒略撰、1632 年刊刻的《職方外紀》,南懷仁 1674 年刊刻的《坤輿圖說》和蔣友仁(Michel Benist)1767 年翻譯完成、何國宗和錢大昕潤色並於 1799 年刊刻的《地球圖說》等書,發揮了突出作用。 如《寰有詮》一書就較早傳播了“五大洲(州)”概念———也就是今天所說的亞洲、歐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書中還特別說明了後兩洲晚發現的情形:古者分地為三大州:曰亞細亞,曰歐邏巴,曰利未亞也。 近又增之為四,曰亞墨利加。此地甚廣,謂之新世界。 一百三十四年前,迤西把尼亞之人浮海至彼,始知有此。 厥後又知墨曷蠟尼加之地。 墨曷蠟地在於南方,故亦謂之南地。《職方外紀》則進一步傳播了“五洲四海”的觀念。 其五洲的前四洲之名,譯法與《寰有詮》相同,大洋洲則譯為“墨瓦蠟尼加”,稍有差異。 “四海”指的是“東海”、“西海”、“南海”和“北海”。用艾儒略的話來說就是:“茲將中國列中央,則從大東洋至小東洋為東海,從小西洋至大西洋為西海,近墨瓦蠟尼加一帶為南海,近北極下為北海,而地中海附焉。 天下之水盡於此”。不過,晚出的《地球圖說》卻未提或不認同“墨瓦蠟尼加”為第五大洲,書中只提“四大州(洲)”說,同時也不談“四海”論。《職方外紀》還分別介紹了五洲的位置、主要國家名稱及其風俗文化等內容,出現了許多國家、地區或城市名稱。 該書和《坤輿萬國全圖》等書所翻譯的國家和地區名稱有“羅馬”、“羅馬尼(泥)亞”、“意大里(利)亞”、“拂郎察(今法國)”、“諳厄利亞(今英格蘭)”、“以西把尼亞(今西班牙)”、“鄂羅斯(今俄羅斯)”、“波羅尼亞(今波蘭)”、“智里(今智利)”、“加拿大”、“墨是可(今墨西哥)”、“印第(弟)亞(今印度)”、“則意難(今斯里蘭卡)”、“達馬斯古(今大馬士革)”、“蘇門達剌(今蘇門答臘)”、“羅得島”、“該祿(今開羅)”、“把理斯(今巴黎)”、“大西洋”、“太平海(今南太平洋)”、“冰海(今北冰洋)”、“地中海”、“西紅海(今紅海)”、“泥(尼)羅河”、“多惱河(今多瑙河)”、“大浪山”(今好望角)和“協露撒稜(今耶路撒冷)”等。 許多音譯詞,與後來固定下來的譯法已相差不遠。明末至清前期,來華西方國家主要有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意大利、德國、法國和英國等。 大體說來,明末時,來華的強國葡萄牙、西班牙在中文裡常被稱作“佛郎機”,換言之,當時中文裡流通的歐西國名“佛郎機”,既可指稱葡萄牙、亦可指稱西班牙,這主要是沿用了阿拉伯人對歐洲人的概稱“Franks”的緣故,其中顯然存在著認知的隔膜。 後人往往因其與“拂郎察”、“法蘭西”譯音相近而將兩者相混。 繼葡萄牙和西班牙人之後來到東方的強國荷蘭人,其“鬚髮赤紅”的體貌特徵給中國人留下的印象深刻,於是被稱之為“紅毛”,又稱“紅毛番”或“紅毛夷”,其國則被稱之為“紅毛國”。17 世紀後期,荷蘭逐漸衰落,英國迅速崛起且對中國影響加大,於是“紅毛”又轉成對英國(人)之專稱,到鴉片戰爭前後仍是如此,如 19 世紀中葉以前,不少中英詞彙集就多標稱為“紅毛番話”。清中葉以前,葡萄牙還常常被稱之為“大西洋國”,有時意大利也被稱為“大西洋國”,但不如前者普9
遍,此與強租澳門的葡萄牙常常以大西洋國的代表自居不無關係。值得注意的是,明末清初,中國人的西方觀和西洋認知曾發生一定變化。 元朝時,已出現“西洋”一詞,其主要用法,一是指稱南印度的馬八爾國,二是用來表述中國沿海地區所出現的一種“小西洋”觀念———元朝時“小西洋”的範圍,包括東南亞馬來半島、蘇門答臘一帶各國。 元末時,“西洋”的地理區域已向西移至印度南部沿海,所謂“西洋國”也轉指印度南部的沿海國度。 鄭和“奉使西洋”後,“西洋”的概念內涵又發生了較大變化,不僅指稱鄭和船隊所至之印度洋至波斯灣、北非紅海一帶的海域、國家和地區,還引申出一種泛指海外和外國的特殊涵義。 明末清初,西方來華傳教士開始視歐洲為真正的“西洋”,這顯然與“大西洋”有直接關係。 他們自稱 “大西”、“泰(太)西”、“遠西”、“極西”之人,久而久之,“西洋”概念也就被“大西洋”所獨佔,成為“大西洋”的代名詞。 了解這一點,對理解當時“西洋”一詞及其眾多帶“西洋”的語詞如“西洋人”、“西洋炮”和“西洋畫”等的內涵,當不無助益。 鴉片戰爭後,魏源終於弄清有關真相,他不無自得地指出:“其實大西洋者,歐羅巴洲各國之通稱,澳夷(指葡萄牙以及有時被誤解為“澳夷”的意大利———引者)特其一隅,不得獨擅也。 以其洲言之,則各國皆曰歐羅巴;以其方隅言之,則皆可言大西洋;以其人言之,則皆可曰紅毛”。這表明,鴉片戰爭之後,國人對西方世界的了解和認知已有明顯進步。當時,西方來華國家也有其音譯國名,如西班牙除了被稱為“大呂宋”外,還被音譯為“以(迤,依)西把(巴)尼亞”;葡萄牙還被音譯為“波爾杜葛(爾)”或“播都噶禮” “路西大尼亞”等;荷蘭則有時被譯為“賀蘭”與“和蘭”等,意大利被譯成“意大理(利)亞”,法國譯作“拂郎察”,德國譯作“熱爾瑪尼亞”,英國通常譯作“英吉利”或“ 咭唎”等。 當時,有關西方的人名和地名音譯詞還常被加上“口”字旁,一般認為這帶有某種對西方的輕蔑之意,其實並非如此,至少最初並非如此。 在筆者看來,此舉最早可能乃來華西人自己所為,且較多使用(也可能得到華人的提示和指點),是他們借助漢字讀音(不用其字面義),據以凸顯西方名目之特色的權宜之計。據筆者所見,最初採用類似“口”字旁以譯西方人名地名乃至神名者,更多還是想借此以凸顯音譯西名之特色、表明只是純粹借用漢字發音(而不用漢字字義)而已,免得發生誤會。 早在明末就已有此類做法了,筆者首次見到,是在最早來華的羅明堅主持編寫的第一部傳教漢文書《天主實錄》裡。 該書有言:“經之規誡,教人者唯有三事,第一令人敬守初次之十誡,第二中有七條事情,名曰 。 凡人受此七條,自能得天主之寵愛矣。” 其中帶口字旁的“ ”四字,就是刻意書寫。 書中最初將耶穌譯作“ 所”或“ ”,亞當寫作“啞噹”,聖洗按其原文音譯為“”等,亦顯然出於同樣考慮。 一個世紀後,新教傳教士東來時,仍繼承了這一做法,故在《察世俗每月統記傳》中,帶“口”字旁的名詞便屢見不鮮。 甚至未曾來華、在印度率先完成《聖經》中文全譯本的英國浸禮會傳教士馬士曼(Joshua Marshman)也接受此法,其經文漢譯本中,大量採用“口”字旁的新造字來譯人名地名(如譯“耶穌基利斯督”為“意 ”等),閱來頗感怪異,簡直難以卒讀。 而他們最初之所以採用“口”字旁,正是為了表明其乃西來音譯詞、需張嘴發口旁右邊漢字字音之故。事實上,早在 1822 年,第一個來華傳教士馬禮遜在其所編的《華英字典》第 3 部,釋譯“英吉利國”時,就曾明確指出:“漢文‘英吉利’通常在每個字的旁邊加上一個‘口’字旁,表示這些字僅僅被作為發音用。 但這是一種並無必要的添加物”。這一點,從 1858 年中法簽訂《天津條約》,其漢文正式文本中提到法國“頭等全權大臣”的名字時,仍然寫成“ ”,亦可得01
到有力證實。 當然,國人在承用這一做法後,有時會帶上某種“異類”化貶義,這當是在具體運用過程中,因其本身自帶的“古怪”形式而自我意會或有意解讀的結果,並不屬於其雙方創用之時達成的“初心”和“本意”。由於西方人名、地名和部分宗教名詞往往音譯,故明末至清前期來自西方的音譯詞所佔比重較大,且不統一,尤其是非宗教名詞。 此外,各種學術名詞則大多採用意譯的辦法,流傳下來的也很不少。 如,關於近代天文地理新名詞,這一時期西方傳教士主導創譯並流傳下來的就有“天體”、“天球”、“地球”、“月球”、“日球”、“(東、西、南、北) 半球”、“恆星”、“赤道”、“南極(圈)”、“北極(圈)”、“極地”、“經線”、“緯線”、“經度”、“緯度”、“交食”、“時差”、“蒙氣差”、“氣水差”、“回歸線”、“子午線”、“地平線”、“熱帶”、“溫帶(正帶)”、“寒帶(冷帶)”和“半島”等,其中傳播較廣的,達到 40 餘個之多(除前文提到的《坤輿萬國全圖》等書之外,還可見《天問略》、《表度說》、《渾蓋通憲圖說》和《乾坤體義》等書)。 有學者曾抽樣統計,晚清時使用頻率較高並在今譯名中能夠找到對應詞的地理新詞共 138 個,其中明清之際所創譯的就有 25 個,佔到總數的 18、1% ,這些新名詞後來不少都傳播到日本,為日本所採用,可見其有關成績之突出。在創譯和傳播這些天文地理新詞方面,利瑪竇發揮的作用最為突出。 尤其是他繪製的《坤輿萬國全圖》,在“總論”和其他說明文字,以及該圖的早期形態如《山海輿地全圖》等之中,創製或傳播了不少地理和天文新名詞。 前文所提到的那些重要的天文地理新詞,最初多由利瑪竇創譯。 即便有的新詞沒有出現在《坤輿萬國全圖》裡,也往往能在他的《渾蓋通憲圖說》和《乾坤體義》中找到:“經度”、“子午線”和“月球”、“日球”等就是如此。特別是他所創製的“地球”等帶“球”字的系列新式合成詞,以及相伴而來的天體構造新知,與中國傳統的“天圓地方”觀念根本抵觸,對改變地球、太陽及其他星宿之間關係的舊有認知,塑造新的天地觀和宇宙觀,不無意義。 對此,利瑪竇本人也頗為自得,他在《利瑪竇中國札記》裡曾誇耀說,中國人“經過了這么多世紀之後”,才得以從他這裡“第一次知道大地是圓的,從前他們堅信一個古老的格言,即‘天圓地方’”。不過,儘管利瑪竇非常熟悉中國人“天圓地方”說的真實含義,他在公開出版的作品中,一開始卻並不願直接“挑戰”這一說法本身,而寧願策略性地故意將“方”字作“非形體”義解讀。 因此,在《坤輿萬國全圖》和《乾坤體義》兩書的開頭,我們都能看到他那“別有用心”、幾乎完全相同的一段文字:地與海本是圓形,而合為一球,居天球之中,誠如雞子,黃在青內。 有謂地為方者,語其德靜而不移之性,非語其形體也。新名詞帶來新知識,有時也能帶來新觀念。 以“熱帶”和“溫帶”等新詞為例,它們首先就帶來一種關於“五帶”的新知識。 如艾儒略在所撰《西方答問》中對“五帶”問題的解答,就十分簡潔明瞭地闡述了這一知識:問:地分為五帶,何也? 曰:古人分天下為五帶,二寒、二溫、一熱。 蓋兩極之下,為日所斜照而無力,故多寒,謂之南北寒帶。 中間二帶,與太陽不遠不近者,天氣稍和,故謂南北溫帶。 若其冬夏二至之內,太陽每年兩過其頂者,多屬酷熱,故謂之熱帶。這種關於“五帶”的新名詞、新知識,同前文提到的關於“五洲四海”等新名詞、新知識,以及各個國家地區的真實名稱等一道,同時也能帶來和強化一種以“地球”為範圍和視野的初級“全球”觀念與世界意識。 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勢必導致一系列連鎖反應的新變化。實際上,精確的時空觀念,有時也與全球視野相關。 “時差”一詞和概念的出現和流播,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該詞不僅帶來相關新知,還帶來新興的時差觀念。 今人一提起“時差”,往往以為它11
是一個很晚近的概念,殊不知早在明末清初,它就在中國誕生了。據筆者考證,《坤輿萬國全圖》和《乾坤體義》兩書裡,已出現關於“時差”概念和知識的簡潔介紹;利瑪竇口授、李之藻筆述的《渾蓋通憲圖說》一書,對有關內容的講述已相當詳細,並且開始正式使用了“時差”一詞。 稍後,熊三拔口授的《表度說》和陽瑪諾應答的《天問略》,乃至《西方答問》這樣極通俗的書裡,也都談到新鮮的“時差”知識,饒有興味地對中國士大夫進行解說。 湯若望主持修訂的《西洋新法曆書》曾通行全國,其中對時差知識的介紹不僅隨處可見,“時差”概念和語詞的使用也相當頻繁。 此後,無論是南懷仁所撰《坤輿圖說》,還是蔣友仁所撰《地球圖說》,這些重要的地理新書,都曾談到過“時差”問題。“時差”概念同經緯度的空間知識直接相關。 只有先確定一個地方準確的經緯度數值,才能準確推算出該地相對的全球時間。 因此一方面,我們可視“時差”概念乃全球視野的產物,另一方面也能想象,它的不斷流通使用,反過來會參與助推早期形態的全球意識。 不過當時,“時差”一詞和概念在中國士人中的傳播和使用,總的說來還相當有限。下面,我們不妨以蔣友仁的《地球圖說》為例,看看明末清初傳入中國的“時差”知識,究竟達到過何種“成熟”程度。 在“經緯線”一節裡,作者這樣寫道:凡各地方之時差,皆準於經度。 太陽每日繞地一周,為二十四小時;太陽行十五度為一小時,行一度為一小時之四分,故知兩處之經度,即可推兩處之時差。 在東者以時差加,在西者以時差減。 如以京師為例,京師之經度一百三十四度二分三十秒,朝鮮國都城之經度一百四十五度,距京師十度五十七分三十秒,變時為二刻十三分五十秒。 太陽至朝鮮都城之子午線,則朝鮮都城計午正,尚未至京師子午線,其差為二刻十三分五十秒,故京師止有午初一刻一分十秒也。從上段引文來看,《地球圖說》關於“時差”概念和知識的引介,已相當準確而令人驚奇,這是明末清初該詞得以“確立”的原因之一,也保證了它後來持久的生命力,故得以沿用至今。 上述引文中的“小時”其實也是新名詞,它不同於指稱兩小時的傳統之“時” 和“時辰”。 引文中的“刻”、“分”和“秒”則都屬於時間新概念,因為傳統時制裡使用的“刻”為一晝夜 12 時辰 100 刻之“刻”,而現代時制乃為一晝夜 96 刻。 就是說,現代的 1 刻為 15 分鐘,傳統 1 刻顯然比這要短。 《渾蓋通憲圖說》一書曾專門列圖,較早詳細介紹了這些時間概念之間的換算關係,說明“以四刻為一時,以便推算。 每時共 60 分,每刻得一十五分,而以一分為六十秒,一秒為六十忽”。 在傳統語文裡,“分”和“秒”只是角度概念,而這裡則用作為時間概念,故此處的“分”和“秒”肯定屬於短時新概念無疑,亦可稱之為時間新名詞。 這類“微時段”時間新名詞新概念的傳入、廣泛流通和長期使用,將能逐漸帶給國人較為精準的時間觀念。精確的可全球比參換算的一體時間概念,人類共處地球經緯之網的一體空間概念,構成為早期“全球意識”和“世界眼光”得以依託的基礎知識。 它們在學術、思想和文化方面的意義不言而喻,而且其彼此之間還相互貫通,如經緯度測量、時差知識和地圓說之關係,就密不可分。 南懷仁《坤輿圖說》一書在陳述“地體之圓”部分,曾專門以經緯度測時為例,來說明“故明有時差者,不能不信地圓也”,由此可見一斑。 以往,學界對此類通過跨文化接觸帶來的時空概念新詞所蘊含的豐富的思想文化意義,尚缺乏足夠重視,這是需要今人格外加以關注的。三、邏輯、數學、物理等學科新詞及某些新詞現象明末清初,《名理探》是將西方古典演繹推理的邏輯知識傳播到中國的代表著作,而南懷仁試21
圖集邏輯推理之大成的《窮理學》一書,雖顯出同樣志趣,卻未能公開刊刻,傳播有限。 這些譯著,帶來最早的關於邏輯學的新名詞,也帶來初步的邏輯學知識理念,它們是有益於理性思維發展的認知工具。《名理探》發明不少邏輯學名詞,如將亞里士多德邏輯學“十範疇”譯為“十倫”,將今人所謂“概念”、“判斷”和“推理”,譯為“直通”、“合通(斷通)”和“推通”等,雖大多沒能流傳至今,但今人讀來,卻覺不乏靈性高明之處,對後來邏輯學在華傳播,產生過積極影響。 《窮理學》完成於 1683年,全書以邏輯學為總綱,輯錄了《名理探》中的內容,還將《名理探》未曾譯完的部分加以補譯。 書中既闡述了“理推之法(即演繹邏輯)本身,也討論了理推之法在各種具體的格物窮理之學中的應用,因此各卷都以“理推”為名,如“形性理推”、“輕重理推”和“光向異驗理推”等,將演繹推理的方法貫穿於全書。 而“理推”正是一個新名詞和新概念,其拉丁原文為 Raciocinati 或 Syllogismus,今人譯為“推理”。 《窮理學》還將“邏輯” (Logica)譯為“理辯”;證明推理(Syllogismus Demonstrati-vus)譯為“指顯之理推”;假言三段論(Syllogismus Hypotheticus) 譯為“若之理推”;省略三段論(Syllogismus Imperfectus)譯為“非全成之理推”。命題、前提,拉丁文都作 Propositio,《窮理學》均譯為“題列”。 全稱肯定(或否定)命題、特稱肯定(或否定)命題,分別譯為“公且是(或非)之題列”、“特且是(或非)之題列”。 大前提、小前提和結論則分別譯為“首列” “次列”和“收列”等。此外,當時邏輯學還被整體或部分對譯為“名理”、“理辯學”、“辯學”和“名學”,由此可見中西邏輯術語的早期對譯情形。《名理探》和《窮理學》二書中所包含的演繹推理方法,主體是三段論,同時注重度數之理的推算,而其前提條件,則起於對概念的嚴格界定、定義,當時被譯為“界說”———這同樣是一個新名詞和新概念。 在示範“界說”方面,並非邏輯學專著的歐幾里得《幾何原本》 (利瑪竇和徐光啟合譯)也值得重視。 如《幾何原本》第一卷之首便開宗明義,指出概念界定的重要性:“凡造論,先當分別解說論中所用名目,故曰界說”。 書中對“點、線、面、體”,以及各種線、角等所給予的一絲不苟的定義,這給譯者徐光啟本人和當時中國部分傑出的學者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並產生一定的積極影響。 如著名數學家王錫闡所著的數學論著《圜解》一書,就自覺接受了《幾何原本》的做法,對全書中所用的數學名詞和概念,大多加以明確的界定,他甚至還基於自己的理解,拒絕了徐光啟所創造的某些術語如“角”,而另行創造了“折”等新術語,這雖然未必妥當,卻表現出可貴的探索和創新精神。其他學科創譯、確立並流傳下來的新名詞新概念,也相當可觀,尤其是數學和物理學方面的新詞,就格外多。 如數學名詞有“數學”、“幾何”、“直角”、“鈍角”、“銳角”、“交角”、“三角形”、“三邊形”、“四邊形”、“五邊形”、“多邊形”、“等角形”、“不等角形”、“割線”、“切線”、“餘割線”、“對角線”、“內切”、“外切”、“通分”、“約分”、“對數”、“分數之母(分母)”、“分數之子(分子)”等等(可見《幾何原本》、《同文算指》、《圜容較義》和《測量法義》等書);物理學和物體名詞則有“槓桿”、“斜面”、“齒輪”、“滑車”、“滑輪”、“引重”、“起重”、“重心”、“重學”、“動力”、“熱力”、“視學”、“視差”、“射線”、“鉛球”、“空際”、“空氣”、“氣體”、“流體”、“凝體”、“主動”、“受動”、“蒸餾” 、“試驗”、“水庫”、“發(法)條”、“西琴”、“八音盒”、“望遠鏡”(千里鏡)、“顯微鏡”、“時辰表”、“自鳴鐘(包括‘鬧鐘’、‘報刻鐘’、‘掛鐘’、‘擺鐘’)”,以及“量天尺”、“螺絲轉”、“螺絲釘”、“佛郎機”和“吸鐵石”等等(可見《遠西奇器圖說錄最》、《泰西水法》、《視學》、《自鳴鐘表圖說》、《坤輿圖說》和《寰有詮》等書);生理學、心理學和倫理學名詞則有“全體”、“腦囊”、“腦體”、“肌肉”、“細筋”、31
“動覺”、“視覺”、“味覺”、“觸覺”、“視力”、“聽力”、“記含”、“象記(法)”、“靈才”,以及“愛情”(與今日“愛情”一詞含義有別、包含範圍更廣)、“望情”、“毅德”、“宏德”、“權德”、“信德”、“良善”、“習善”和“第二性” 等(可見《泰西人身說概》、《性學粗述》、《西國記法》、《修身西學》、《名理探》和《天主實義》等書);教育學名詞有“大學”、“中學”、“小學”、“學院”,以及名詞用法的“教育”一詞,還有前文提到過的“文科”和“理科”等學科分類名詞;醫藥名詞則有“外科”、“內科”、“眼科”、“醫館”、“金雞納(霜)”、“德里鴉噶”;語言學新名詞則有“文法”和“字母”等等。在此,我們不妨以體現近現代科學實證精神的概念詞符“試驗”為例,對明清之際此類新名詞的創製機緣和途徑方式略作揭示。 “試驗”一詞,古已有之,但一般用法較泛,具有試探、查驗、考察、訓煉、經驗、測驗等多義。現代意義的“試驗”概念,則具有對某項假定和預設進行物理測試、驗證的新內涵,它通常都需要採取嚴格的步驟和程序,借助適當的方法並保證必要的條件,甚至還要採用特定的儀器或設備來從事,因此屬於一種常態的實證性科研活動。 《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舉證現代意義的“試驗”一詞產生於 1889 年,新加坡學者莊欽永、周清海先生特予糾正,指出它最早出現在 1847 年瑪吉士( Jose Martins Marquez) 《新釋地理備考全書》中,而筆者則認為,早在明清之際的《泰西水法》一書裡,該詞的現代義就已然形成。 該書在談到“高地掘井,未審泉源所在”時,明確說明試求泉源的測試方法有四:“氣試”、“盤試”、“缶試”和“火試”;又談到“試水美惡,辨水高下”的“試法”有五,如“煮試”、“日試”、“味試”和“稱試”等;還談到對治病溫泉的測試法,“累試累驗,然後定為方術。 ……若更講求試驗如前所云,所拯救疲癃,當復不少也”。這裡的“試驗”一詞之使用,顯然已具備了對某種假設進行物理實測的現代概念意義。在學界以往的研究中,像“植物”和“動物”,“空氣”和“氣體”,“原理”、“定理”和“公理”,以及“視覺”、“聽覺”和“觸覺”等詞,常被認為是晚清時期才誕生,有的還被誤以為最早來自日本,其實早在明清之際的西學文本中,它們均已出現。“植物”和“動物”本是中國古詞,此時被學理化使用得相當頻繁。 《主制群徵》即云:“蓋動物既與植物殊科,則嗜欲趨避之情所不能免”;《斐錄荅彙》還專門設有“動物類”和“植物類”兩節,分析討論相關問題,可見它們此時已被明確、正式地用作為分科和分類名詞。“空氣”和“氣體”兩詞在明清之際的使用,學界目前知者不多,少見提及。 前者在《性學粗述》和《西洋新法曆書》等書中多有使用,後者則在《主制群徵》和《空際格致》等書中屢次出現。 《性學粗述》中即有云:“空氣日夜皆有,但晝氣熱,熱則如火之發……”;“臭之繇,一繇空氣,一繇於水。繇空氣者,人畜聞之;繇水者,魚龍聞之”。《斐錄荅彙》一書不僅使用“空氣”一詞,還更多使用“空際之氣”等詞。 作者在回覆“人物溺水,屍初沉後浮者何”的問題時,解答說:“人物初溺時,水盡滅其身中之熱,故體重而沉。 其後,水透入內體而脹,醖成空氣,水不能藏氣,故體輕而上浮也”。該書對“空氣”一詞的使用,伴隨著一種對“空氣”的物理學理解和哲學認知,且總是將其與“陰氣”“陽氣”“氣稟”等日常概念貫通起來,可見其運用之時,是相當自然的。 有學者考證認為,“空氣”一詞最早出現於晚清時期新教傳教士譯編的《地理全志》和《六合叢談》,亦有學者認為,“空氣”一詞最早由日人吉雄權之助在《玄真新書》 (約作於 1823 ~ 1828 年)一書中創譯,但現在看來,這些說法都不夠準確。“氣體”一詞,一般也認為來自日本,筆者同樣不以為然。 《性學粗述》就使用過“氣體”一詞,其言曰:“氣不可見,氣無體乎? 其折木排山倒海也,是風體也;箠擊空中之發響也,是氣體也。……人心呼吸之氣,夏隱冬見,亦有可見之形。 顧其為形,最屬微渺,非麤質可倫,遂訛以為無形體41
耳”。《主制群徵》也有云:“氣實有體,充塞空際,自地至天,悉無他物。 其體本大,而潛隱不現,包圍全地,而不礙他物之著地。 ……若氣體者,其大於線不知其幾千萬倍,而其質之細微又不減於線……以此觀之,氣體幾與神體等矣。” 《空際格致》亦云:“氣體又甚軟甚順,易受諸天之變、諸效之染者也”。“原理”、“定理”和“公理”這些通常被視為晚清新詞的重要詞彙,明清之際也已有過現代意義或接近現代意義的傳播。 耶穌會士穆尼閣與薛鳳祚合譯的《天步真原》裡,就使用過所謂“日食原理”、“月食原理”。《寰有詮》一書裡亦曾言:“夫天主欲造萬物,因其無始以來,內含永永不變之理,以造成之,謂之意得亞,如人之有行為,先有事物靈像含具於內,然後一一依其所含原理而呈發焉。 是則天主先有內理以為物之原則,此之謂元寰宇也。” “定理”一詞,古代即有。 《寰有詮》和《泰西水法》等書中均曾加以新的運用。 前書的用例云:“一則二千載至今性天兩學通義,一則物之定理,自超目識”;後書的用例是:“凡物,方體相等,聚成大方,必以八圍一;圓體相等,聚成大圓,必以六圍一,……此定理中之定勢也”。另有傳道書《摘謬十論》堅信:“按曆法每月一節氣一中氣,此定法也,亦定理也”。“公理”一詞,《名理探》、《主制群徵》和《寰有詮》等書均曾使用,但有的偏“格致公理”,如《主制群徵》認定:“學在己者,或格物公理,或格物有之所以然,或格物自成之效”;有的偏社會和宗教公理,如《天主實義》和《名理探》聲言:“雖有私欲,豈能違公理所令乎”;“天主所定生化諸物,司所以然之公理也”;《寰有詮》所謂“天學公理” 的評判尺度,信教儒生張能信所謂“儒術獨尊,正以其知天畏天,愛人克己,合乎四海同然之公理”的信念表達,均體現了時人對“公理”概念內涵的自我理解。明清時期,“視覺”、“味覺”和“觸覺”等新名詞的出現,值得特別關注。 它們是與西方神學相伴隨的早期心理學和生理學傳入中國之初,與中國傳統知識碰撞的直接產物。 來華天主教神學有一組重要概念,即利瑪竇等所謂“生魂”、“覺魂”和“靈魂”。 認為植物僅有“生魂”而沒有“覺魂”,人和動物屬於“覺類”,動物有“覺魂”,而人則更高一籌,具備推理能力,享有“靈魂”。 包括人在內的覺類動物通過眼、耳、鼻、舌、身等器官,呈現“知覺運動”、“觸覺運動”等能力和屬性。 “靈魂”享有“靈能”,“覺魂”則有其“動能”和“覺能”,“覺能”又分“內覺”和“外覺”。 在明清之際傳教士的譯著中,“觸覺”一詞有兩種用法,一是五官與外物交接而產生的感覺之總稱,同“靈覺”並列,乃“知覺”之一種,如所謂“五官觸覺”;二是同“視覺”和“味覺”等並列的五覺之一,也即現代意義的“觸覺”。 以後者為例,艾儒略撰《性學粗述》一書就有明確而清晰的使用,書中有關表述如下:五官之中,觸為至粗,卻為至要,覺物者所不能無也。 ……若此觸覺之用,雖為粗賤,然於生命最切,設體之所觸,不知冷熱痛癢,便為麻痹不仁。 ……觸覺之用,遍身有之。 其觸之界,本在寒熱燥濕……;其觸之繇,則為一身之皮膚;其觸之具,則在於肉軀內無算之筋絡,自腦中遍通一身者;而其觸之能覺者,賴此無算細筋所通之皮肉。 若無皮肉,則亦不能觸覺。 ……大抵觸覺為用,人類最精。 人類之中,血氣愈清美者,其觸覺愈精細,其才能亦愈秀穎。除了“觸覺”一詞外,《性學粗述》還使用過現代意義的“視覺”等詞。 《名理探》使用過現代意義的“味覺”一詞。《天主實義》在相似的意義上,並列使用過“視覺”、“聞覺”和“啖覺”等詞,其例如下:有形之身,得耳、目、口、鼻、四肢五司,以交覺於物。 無形之神,有三司以接通之,曰司51
記含,司明悟,司愛欲焉。 凡吾視、聞、啖覺,即其像由身之五門竅以進達於神,而神以記含者受之,如藏之倉庫,不令忘矣。 ……可見,有學者認為,近代中國的“視覺”“味覺”和“觸覺”等五官感覺之詞為明治時期的日本學者所發明,這一斷案實有待商榷,儘管強調該系列術語最終定型於日本明治時期這一結論是可以接受的。 實際上,有關“ ×覺”結構的新名詞,雖在近代日本漢字構詞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影響很大,但大約只有“幻覺”和“錯覺”等少數幾詞,確為日本所獨創。不僅如此,同此相關的“視力”和“聽力”兩詞,在明清之際的漢文西書中,也可零星見到。 如“視力”一詞可見《泰西人身說概》,該書有言:“五官中最尊貴者,莫如眼睛,其視力能遠大,亦更微細,屬人身第一公用,故列於首章”。 《格致奧略》一書雖未直接提煉出“視力”一詞,但已有“其目能視之力”之說,可明見“視力”一詞在當時已能產出的自然性與可能性。 “聽力”一詞亦可見《格致奧略》一書。 《格致奧略》1820 年刊刻,作者不詳,但肯定乃傳教士作品。 其中有言曰:“其耳之司聰,此聰之力亦能長人智識。 如昔厘厘胃冒生而盲,但用耳聽,後至大賢。 此聽力亦在腦囊中第一間內有二筋至兩耳中,則耳能審諸音,皆彼二筋之力。 其中耳各有一耳鼓,知音者乃耳鼓之助聽也。”這段話裡,不僅使用了“聽力”一詞,“耳鼓”一詞也是新名詞。順便提到,接近現代意義的“心理”和“本能”等詞,明清之際也已出現了。 如《天主實義》中就曾這樣使用“心理”一詞:“故西校公語曰:‘耳目口鼻四肢所知覺物,必揆之於心理。 心理無非焉,方可謂真;若理有不順,則舍之就理可也”,心理總是和生理緊密聯繫在一起,這應該是“心理”一詞在接近現代意義上的較早使用,它在時間上比認為該詞最早出現於 1872 年秀才朱逢甲在《申報》中的有關使用一說,要早了 270 年。 當然,這種用法還很零星,且未能與西方傳來的心理學知識文本緊密聯繫在一起,其使用意義是不能過高估計的。關於“本能”一詞,《性學粗述》、《靈言蠡勺》和《寰有詮》等書中的早期使用,也十分引人注目。《性學粗述》的用例是:“肺動而噓吸外氣,雖繇肺之本能,然鬲亦同動相輔”; 《靈言蠡勺》的用例為:“人之才雖妙好,天神之才雖峻捷,若自憑其本能之力,均不得全識亞尼瑪之尊”; 《寰有詮》的有關使用,則將其內涵展示得更為清楚:“凡物性本有之能,若非受制他能,必自行其本用。 惟為他能所制,即本能之用不行。 ……繇斯以觀,在上之質,雖能希容他模,卻緣有不受敵之模,以制其質之本能,令其不復希容他模也”。以上用例中的“本能”一詞,是指自身本有的、先天的能力、能量、功能之義,雖與現代意義的心理學名詞“本能”尚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已有接近和相通之處,不難實現某種互轉。 我很懷疑,日本學者後來以“本能”對譯 Instinct,正是受到過這類使用的啟發而來。同樣值得注意的,還有現代心理學的常用概念“能力”和“想象(像)”,現代生理學的基礎術語“消化”和“記憶”(該詞同時也是心理學基礎術語)等,它們本都屬傳統漢語中的固有詞彙,但在明末清初中西學術文化的互動過程中,卻得到較多使用,並由此增強了學理性功能。有的如“能力”一詞,還借助力學(重學)新知的加持,得以滲透到物理層面,除了“才能”之外,還涵括了有關“能量”(Energy)的內容,在這一點上,它與前面提到的“本能”一詞的用法,不無相似處,從而擴大了意義和運用範圍。此一經歷,為“能力”後來成為現代心理學廣泛運用的核心概念,積累了學理性運用的語文條件。現代意義的不少抽象名詞,如“特性”和“理性”等,在這一時期的漢譯西書中也得到一定使用,並被賦予一定的“學理”化意義。 它們應該屬於中國本土新詞,而不能算來自日本的“原語借詞”,儘管後來它們在中國學界的流通,可能受到日本用法的影響,特別是“理性”一詞,但其至多也只能61
算是從日本回歸的“回歸借詞”罷了。閱讀《名理探》一書,會發現“特性”一詞,與傳統的“特殊”一詞相伴,在同“公性”相對的意義上被使用多次,完全是現代含義。 如所謂“或曰凡公性之在,必繫於特性之在,又元質與模非謂本性,必相合相繫,然後謂之在”;又如所謂“駁次體之解曰:在某甲之人性,偶謂之特性,固切謂之次體,然而不可以謂宗類,則次體之解不盡也。 何謂切為次體? 蓋其性雖為外殊所拘(特殊,不關於性之全,惟就外而限,故謂之外殊),顧其殊,非所關於性之全成,則其性本不函特理而可謂人性,況又具有在論者所須諸要,則切謂之次體矣”。由此可知,那種認為該詞來自日本創製的觀點恐怕靠不住。“理性”一詞也是如此。 該詞常常被認為是很晚才出現的現代新詞。 但筆者發現,早在明清之際,傳教士龐迪我和湯若望等,就曾在現代意義上使用過“理性”。 龐迪我在《七克》中的用例是:“天主表我於萬物之上,賜我理性,付我本心之權衡,令自能伏形欲,循善避惡,事上帝,建功德,以蒙美報”。湯若望的用例則是:“各國各安,安於各法,萬國各安,安於公法。 法之公,尚有公於天主哉! ……又如教戒貪淫、教戒欺詐強暴等惡,尤為理性平情之要旨”。這一時期,“政治”“理論”“行為”和“作用”等詞,在中西語言和文化互動中,也出現了接近現代意義的名詞形式,或以這種形式運行的較多使用。 以往,人們要麼對其存在的運用“變化”視若無睹,要麼仍將其在此期的新運用籠統斥之為“非現代”而徹底不予關注,從而基本忽略了其過渡性詞彙的傳播意義。以“政治”為例。 傳統的“政治”一詞,主要含義為政事得到有效治理,相當於“政通”。 此期則多次出現“治理政事”或治國理政意義上的名詞“政治”。 如《遠西奇器圖說錄最》一書有言:“諸般奇器,不但裕民間日用之常經,抑可裨國家政治之大務,其利益無窮,學者當自識取之耳”。 《治平西學》一書中所用“政治”一詞較多,其《治政原本》部分的第二章,就題為“政治孰善”。 具體使用如“吾西諸國,雖千古見或容戲以慰生民之苦,然每國有司專查諸戲,乃非正者、非潔者、非合政治之節者,必不容施行。 凡遇竊行者,必懲而遠之矣。 蓋夫政治之妙與國家之保存,多繫於預防民奢民亂之端已耳。” 不過,此種用法的“政治”,與文化、經濟相區分的分類意義尚不明顯。 下面一例,則可或見其區分之端倪:“倘往時之約始負而破,則今以後凡所立約後將無憑,而交易之務,五倫之結,政治之綱,皆將危矣。” 這裡,“交易”是經濟,“五倫”是文教,“政治”已成為有別於它們的領域。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學界還發掘出康熙朝所纂修的《政治典訓》一書,此乃國家首次在政典中正式使用“政治”一詞,這很容易引起人們對此前中西國家治理內涵有關信息互動的聯想。 該典籍正式修畢,已到了雍正朝。正因為在中西之間,一直存在著某種“政治”概念內涵模糊持久的互動,所以看到 1853~1854 年間,傳教士在香港辦的雜誌《遐邇貫珍》上發表《英國政治制度》和《花旗國政治制度》兩文,使用“政治制度”一詞來介紹兩國的立法、行政、選舉等政事,並進行某種中西比較時,就不應感到太過意外。“理論”一詞,古代常用作動詞,意為論理講理。 其作為名詞出現和使用,此期雖還並不多見,但也能在傳教士的中文文獻中找到。這與 1860 年代,傳教士羅存德在他那著名的《英華詞典》中,開始將帶有“ology”後綴的 Cosmology 和 Chaology 兩詞分別譯為“堪輿理論”和“混沌理論”等之間,前後恐怕也存在著某種有待揭示的內在關聯。《辭源》裡談到古代中國“作用”一詞主要有兩種用法,一是“努力”,二是“作為”。 其實尚不完備。 至少明清之際,在中西文化交流過程中,現代或接近現代意義的“作用”一詞已大量使用。 像71
《寰有詮》、《超性學要》、《性學粗述》等書中就使用不少,諸如“天主神妙作用”、“物之作用”、“有何作用”等等,不一而足,此處不擬備舉。“行為”一詞古已有之。 作為抽象學理化的概念名詞之“行為”,在明清之際中西交流的文本中也曾較多運用。 如傳教士利類思等譯的《超性學要》 (底本為托馬斯·阿奎那的《神學大全》)一書,就反覆使用該詞:例一,“凡作者行為,必有所向,不則由作者行為而得甲效,不得乙效,悉將歸之偶然乎”;例二,“行為之尊卑,非取之由所離之界,乃取之由所就之界也。 就之界愈尊,其行為愈貴,豈因離界之卑而卑乎。” 利瑪竇等也常用“行為”一詞,有所謂“全體者之行為,皆歸全體” 等類用語。 1822 年,馬禮遜《華英字典》的第三部分出版,將 Action 和 Behaviour 等詞譯成“行為”,絕非偶然。 不過該詞到晚清之初,未見大量流播,以致清末時,有人竟將“行為”當作“不合於中國之向稱”的日本法律新名詞而大加抨擊。在研究近代中國新名詞的過程中,筆者還常常發現一個需要留意的現象,即有的成對之名詞,其另一半未必是新名詞,卻常常兩者同時被整體當作新名詞看待,如“絕對”與“相對”,“綜合”與“分析”等。 “絕對”和“綜合”可謂新名詞,但“相對”和“分析”卻是傳統名詞,它們在明清之際中西文明相遇、彼此互動過程中被廣泛使用,十分常見。 還有的詞彙如“迷信”,雖然名詞形式此時尚罕見,但其動詞形式卻不難見到。這與當時中西的知識和概念對接、宗教彼此互競有直接關係。 了解這些詞彙的演變情形,對於整體認知近代新名詞問題當不無裨益。由於古代漢語詞彙具有單音節為主、雙音節為輔的特點,過去我們在研究漢語詞彙近代化問題的時候,一般都很重視三音節詞或四音節詞大量出現的情形,並經常要強調其語言文化意義以及在這方面所受到的日本影響。 但細心翻檢和閱讀明末至清前期的西學文本,筆者強烈感受到,實際上,早在明清之際和清前期傳教士與中國士人合作的各類譯著中,三音節、四音節乃至五音節和六音節的學術術語,已經屢見不鮮。 這當然是異質文化較大規模接觸和碰撞所帶來的必然結果。 其中,三音節詞以“家”或“學”組合而成者,給人印象尤為深刻,可學界目前對此尚未引起足夠重視。明末清初,以“家”為後綴的三音節詞已極多,像“數學家”、“理學家”、“天文家”、“曆學家”、“性學家”、“視學家”、“幾何家”、“格物家”、“輕重家”、“地理家”和“窮理家”等詞,都不難見到。甚至四音節詞的也有,如“超性學家”等。 關於此點,湯若望修訂《西洋新法曆書》的“曆法西傳”部分,曾有一集中的典型論述,其言曰:“理科中旁出一支為度數之學,此一支又分為七家:曰數學家,曰幾何家,曰視學家,曰音律家,曰輕重家,曰曆學家,曰地理家”,由此可見一斑。 清末時,從日本引入“政治家”等詞,不過是在明清之際相關創造基礎上的再創造而已。又如“ ××學”構詞,當時也曾反復出現過“天文學”、“幾何學”、“測量學”、“三角學”、“輕重學”、“力藝學”、“形性學”、“審形學”、“超性學”、“因性學”、“窮理學”和“名理學”等新名詞。 以“天文學”為例,該詞長期被認為是日本學者發明,其實不然。 據筆者考證,早在明末清初的《寰有詮》、《天學傳概》等書中,就多有使用。 以《寰有詮》為例,其有言曰:“又論動所行線,義固有二:一因天文學,一因性學。 天文學兩點之間,其最徑近者,直線也”;“今天文學之論,但謂地視天惟一點……”;“論氣行,循天文學,其厚二百六十餘里”等,《天學傳概》中的用例為:耶穌會士的書籍“有經,有史,有超形性學,有形性學,有修學,有天文學,板藏京師江南浙閩秦晉各堂”。筆者見到的用例,還有幾處,此不贅舉。 許多學者認定“天文學”一詞為日人所發明,恐怕有誤。 該詞很可能是從中國傳到日本。另外,像“名理”、“力藝”、“天文”字後再接“學”字的構詞,在傳統語文習慣裡,本容易給人以81
字義重複之感,顯得囉嗦,如同“地理”不必說成“地理學”一樣。此類後來終被證明尚屬成功的構詞,其實並非如很多人想當然認為的那樣最初都由日本學人所創造,而是明清時期傳教士和中國士大夫早先合作的產物,它們對近代中國和日本的學科造詞,具有直接的示範作用。在明末至清前期的西學文本中,四音節、五音節、六音節的新學術名詞(往往形成後綴詞),其數量之多,也要遠超出今人的想象。 《幾何原本》和《遠西奇器圖說錄最》等書裡就有不少。 四音節詞如“四體覺司”、“不等角形”、“八角曲線”、“平行直線”、“形內切線”、“形外切線”、“同理比例”、“屬理比例”、“大合比例”、“小合比例”、“十字立輪”、“十字平輪”、“半規斜輪”、“知覺運動”和“超形性學”等等都是,還可以列出更多。 《幾何原本》裡還有“理分中末線” (今譯“黃金分割”) “同理連比例”、“圓外三角切形”、“圓內切界四邊形”等五音節、六音節和七音節名詞。 這些利瑪竇和徐光啟合作創製的新名詞,經過 100 餘年的檢驗和修正,有的逐漸趨於完善。 1723 年,“御製” 《數理精蘊》收錄《幾何原本》時,就將其中不少數學名詞略加修改。 修改後形成的術語如“直角三角形”、“銳角三角形”、“鈍角三角形”、“等邊三角形”和“不等邊三角形”等等,就一直沿用到今天,顯示出強健的生命力。四、餘話應該指出的是,明清時期的新名詞,由於康熙末年中西禮儀之爭導致禁教等原因,總的說來,並沒有都在當時的中國廣泛傳播開來,有的是晚清時期才被重新啟用,或從日本返回的。 不過其創製新詞的帶基礎性的多方面意義,卻不能因此被輕視和忽略———遺憾的是,這一點過去由於明清史和近代史研究界的相互隔膜,還是被長期輕忽了,甚至迄今,它仍沒有從整體上得到應有的重視。 其實,我們不僅應關注明清之際純粹的新名詞,那些被改造使用,或者更準確地說,在中西互動中被悄然賦能、學理化使用,不知不覺中增添內涵或調整內蘊的“舊名詞”,同樣值得我們關注。 因為這些新詞或有所賦能的“舊詞”,曾經不同程度地作用於晚清,並隨著漢譯西書較多傳到日本和朝鮮,被採用或借鑒,成為漢字文化圈諸國創造近代新語匯新術語時所共享的學術遺產和文化資源。 筆者之所以願意花較大精力和篇幅,來考察和討論這段獨特的歷史,這無疑是重要動力。① 如“琵琶”、“葡萄”、“苜蓿”、“石榴”、“獅子”、“箜篌”、 “胡椒”、 “胡桃”、 “胡麻”、 “胡豆” 和 “ 胡蘿蔔”等。②像“魔”與“魔鬼”,“涅槃”、“緣起”、“緣分”、“報應”、“真諦”、“平等”、“信心”、“習氣”、“圓滿”、“實際”、“世界”、“懺悔”、“超脫”、“過去”、“現在”、“未來”、“刹那”、“結果”、“莊嚴”、“法寶”、“地獄” 和“慈悲”等。 ③涉及明末清初新名詞的研究不少,但整體性把握還不多。 目前討論最為集中詳實的,是馮天瑜先生等著《近代漢字術語的生成演變與中西日文化互動研究》一書(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6 年)中的第一章“明末清初漢文西書”,作者為余來明教授。 該章主要以傳播西學的代表性著作為線索,展開新名詞梳理。 此前,馮天瑜著《新語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動與近代漢字術語生成》 (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一書,也做過整體研究努力。 關於新名詞的分類整合研究,有所涉及的則有如趙曉陽:《域外資源與晚清語言運動:以〈聖經〉中譯本為中心》(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集團,2019 年)等。 其他涉及此期具體新名詞研究,以及某人物、某著作對此期新名詞傳播貢獻的論文,則更多一些,如黃河清先生關於 “地球”、“經度” 和 “緯度” 等詞的考證等,恕難一一列舉。④“福音”一詞明末清初使用不多,但艾儒略《天主降生言行紀略》的《萬日略經說》裡已偶有使用:“造物91
主聖教,有古經,有新經。 ……新經乃天主,宗徒與並時聖人紀錄者,中云萬日略(譯言好報福音)經,……”(《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一冊,台北:台北利氏學社,2002 年,第 23 頁。⑤見朱維錚主編:《利瑪竇中文著譯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年,第 21 頁。 對此,清朝儒士早有“洞察”,他們在《四庫全書總目》中的“子部雜家類存目提要”評論《天主實義》時指出,西方傳教士“知儒教之不可攻,則附會六經中上帝之說,以合於天主,而特攻釋氏以求勝。”見《利瑪竇中文著譯集》,第102 頁。⑥《龐迪我、熊三拔奏疏》,鐘鳴旦、杜鼎克、黃一農、祝平一等編:《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第一冊,台北:輔仁大學神學院,1996 年,第 78~79 頁。 此奏疏中使用的“同志”一詞既承續了古來情投意合、志同道合的一般義,又凸顯了宗教信仰相同的新內涵:“其他同志,或時闕乏,未免斥賣器物,舉債質當,以給衣食”。 同上,第 85 頁。 利瑪竇此前更早也如此使用過“同志”一詞。 這種信仰相同之人的互稱,明清天主教人士已習慣使用。 徐光啟和李之藻等在有關西學譯著的序跋中也常用“同志”。 陳旭麓先生曾提到“同志”的政治用法出現於清末(見本書“導言”),可見“同志”一詞的使用,從宗教信仰或宗教政治過渡到政治信仰和政黨政治,當經歷過一個接續過程。 參見吳俊:《“同志”的語義演變及其與英俄日語的對接》(載馮天瑜、劉建輝、聶長順主編:《語義的文化變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 506~522 頁),不過吳文卻並沒提到明末清初天主教徒廣用“同志”一詞的這一階段歷史。⑦參見趙曉陽:《域外資源與晚清語言運動:以〈聖經〉中譯本為中心》,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 年,第 65 頁。⑧當時以“天學”命名的傳教士著作,還有耶穌會士孟儒望(João Monteiro,1602- 1648)的《天學略義》和《天學四鏡》等。 華人信徒李祖白撰的《天學傳概》亦然,該書的第一句話即“天學,天主教學也”;又言:“中國之初人,實如德亞之苗裔,自西徂東,天學固其所懷來也”。 這大概是中國人種西來說的最早形態。而其中所謂“自西徂東”一類用語,正是晚清新教傳教士花之安最著名的《自西徂東》一書題名的由來。見《天主教東傳文獻續編》第二冊,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66 年,第 1055 頁,第 1058 頁。⑨參見黃興濤:《明末至清前期西學的再認識》,《清史研究》2013 年第 1 期。⑩據說《童幼教育》1620 年初刻於廣州,但今天能見到的是 1632 年後不久在山西絳州刻行的修訂版。 黃興濤、王國榮編:《明清之際西學文本》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第 218~219 頁;第 237 頁;第 273、275 頁;第 257 頁;第 426 ~427 頁;第 425 頁;第 306 頁;第 343 頁;第 146 頁。 黃興濤、王國榮編:《明清之際西學文本》第一冊,第 236~ 237 頁。 艾儒略還特別強調哲學的重要地位:認為雖然學“醫學”、“法學”和“教學”者,“亦有不全學斐錄而為之者,然必曾由此學,而後三學乃有憑據,更為精深。 若從陡祿日亞之學者,則斷未有離斐錄而徑造焉者也”。 見《明清之際西學文本》第一冊,第 240 頁。黃興濤、王國榮編:《明清之際西學文本》 第三冊,第 1516 頁;第 969 ~ 972頁;第 1549 ~ 1553 頁; 第 1534 頁; 第 1412 頁; 第1237、1214 頁;第 1274 頁;第 981 頁;第 1070 頁;第1264~1265 頁;第 1141 頁;第 1250、1386、1375 頁。傅汎際、李之藻:《名理探·五公卷之一》,北京:三聯書店,1959 年,第 7 頁,第 17 頁;第 7 頁;第10 頁。類似艾儒略此種議論,以後傳教士所在多有,如利類思在《超性學要》 “序言”中即言:“大西之學凡六科,惟道科為最貴且要。 蓋諸科人學,而道科天學也。 ……學者徒工人學,不精天學,則同無明萬有之本向、生死之大事。 雖美文章、徹義理、諳度數,審事宜,其學總為無根。”可見徐宗澤編著《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第 189 ~ 190頁。 當時,也有將“教科”和“道科”合併,將西學分為“五科”的,如《曆法西傳》中即言:“西庠之學,其大者有五科:一道科,二治科,三理科,四醫科,五文科”。 “治科” 與“法科” 同。 見黃興濤、王國榮編:《明清之際西學文本》第四冊,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 1625 頁。 參見左玉河:《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學術分科與近代中國知識系統之創建》,上海:上海書店出02
版社,2004 年。 黃興濤、王國榮編:《明清之際西學文本》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第 742、833 頁;第897~898 頁;第 661 頁;第 654 頁;第 782~783 頁。 黃興濤、王國榮編:《明清之際西學文本》第三冊,第 1384 頁。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是 1492 年,從文中提及 134 年前事,可知《寰有詮》一書寫作當完成於 1626 年。 高一志撰《空際格致》 (約於 1624 ~ 1638 年間刊刻)譯“五大洲” 名為“亞西亞”、“歐羅巴”、“利未亞”、“亞墨利加”和“墨加辣尼加”,不僅大洋洲譯名有別,前兩洲譯名也略有差異。 見《明清之際西學文本》第三冊,第 1404 頁。 艾儒略原著,謝方校釋:《職方外紀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第 146~147 頁。 如謝清高 1820 年口述、楊炳南筆述的《海錄》一書中,“大西洋國”即指葡萄牙;1751 年奉旨修纂、1763年完成的《皇清職貢圖》中的“大西洋國”,卻指意大利,1820 年的《嘉慶重修一統志》依然如此。 這與羅馬教廷在意大利有關。 可參見萬明:《釋“西洋”:鄭和下西洋深遠影響的探析》,福建廈門:《南洋問題研究》,2004 年第 4 期;黃興濤:《〈 咭唎國譯語〉的編撰和“西洋館”問題》,南京:《江海學刊》,2010 年第1 期。 魏源:《海國圖志》“歐羅巴洲各國總序”,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268 頁。 可嘆的是,同治元年( 1862 年),中葡兩國正式簽訂 《和好貿易條約》,葡萄牙的漢文譯稱仍是“大西洋國” (這無疑得到葡萄牙認可,見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彙編》第一冊,北京:三聯書店,1957 年,第 187~194 頁。 同治七年時,總理衙門在外交公文中,仍稱葡萄牙為“大西洋國”(見《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朝)七,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第 2480~2482 頁),甚至光緒朝時仍存在此種情形,實在讓人莫名其妙。 原因之一,應與當時葡萄牙人樂於以此自稱有關。 有學者甚至認為,“涉外名詞帶‘口’字旁,隱指洋人都是‘青面獠牙’的禽獸” (參見李天綱:《年代記憶:中國近代意識的形塑》,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3 年,第 74 頁)。 這一說法很普遍,但恐怕言重了,帶有較多想象色彩(筆者也曾經有過此種想象),至少一開始絕非如此。 鐘鳴旦、杜鼎克編:《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一冊,57 頁。 《天主實錄》出版於 1584 年。後此書改名為《天主聖教實錄》,帶“口”字旁的詞彙多被刪除或修改。 Robert Morrison,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artIII(English and Chinese), Macao, London, print at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 Press, 1822, p.141. 見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匯編》第一冊,北京:三聯書店,1957 年,第 104 頁。 鄒振環:《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 238 頁。 參見黃河清:《“地球”探源》,北京:《中國科技術語》,2017 年第 3 期;黃河清:《“經線(子午線)” “緯線”、“經度”“緯度”探源》,北京:《中國科技術語》,2018 年第 3 期。 見何高濟等譯、何兆武校:《利瑪竇中國札記》,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第 347 頁。 《乾坤體義》開頭語,見朱維錚主編:《利瑪竇中文著譯集》,第 518 頁。 《坤輿萬國全圖》中的表述前一句相同,後一句寫道:“有謂地為方者,乃語其定而不移之性,非□其□□也” (見前揭《利瑪竇中文著譯集》第 173 頁)。 這裡模糊不清的地方,可知當為“非語其形體也”;《乾坤體義》後來改動的地方,則是把“定而不移之性”改為“德靜而不移之性”,大概“定”字容易誤解為“不動”,不如“德靜”好。 黃興濤、王國榮編:《明清之際西學文本》第二冊,第 754 頁。 《寰有詮》 則稱“五帶” 為兩“末帶”、一“中帶”。 見黃興濤、王國榮編:《明清之際西學文本》第三冊,第 1384~1385 頁。黃興濤、王國榮編:《明清之際西學文本》第四冊,第 1625 頁;第 1736 頁;第 1625 頁。 據莊欽永等先生新考證,“小時”一詞,最早出現於1634 年《崇禎曆書·五緯諸表》。 該書在討論如何計算“周日時刻表”時,寫道:“以一日諸行之率為實,以二十四小時為法除之,則得一時之行。 然表不止二十四,而止六十者,蓋以一時為六十分,如以時入表,則所得為分、秒、微。 以時之分入表,則所得為秒、微纖,與日躔月離同一用法也”,載徐光啟等修《崇禎曆書·五緯諸表》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年)首卷,12
第 9 頁。 轉見莊欽永、周清海:《基督教傳教士與近現代漢語新詞》,新加坡:青年書局,2010 年,第 136~137 頁。 此前,有學者根據康熙朝御製《數理精蘊》中的有關用法,認為“小時”這一時間名詞至少在清初已經出現和使用。 見湛曉白: 《 時間的社會文化史———近代中國時間制度與觀念變遷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年,第 118 頁。 朱維錚主編:《利瑪竇中文著譯集》,第 404頁;第 76 頁;第 35 頁;第 46 頁。《名理探》和《窮理學》兩書以及其他傳教士書中,“推論”和“推理”二詞也多有使用,不過沒有“理推”一詞正式。 參見張西平、侯樂:《簡析〈名理探〉與〈窮理學〉中的邏輯學術語———兼及詞源學與詞類研究》,載《唐都學刊》2011 年第 2 期。 有關詞彙的具體運用,則可見黃興濤、王國榮編:《明清之際西學文本》第二冊,第 858~890 頁。 梅榮照:《王錫闡的數學著作———〈圜解〉》,載梅榮照主編《明清數學史論文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 年,第 97~113 頁。 “蒸餾”一詞的使用,《泰西水法》書中即有,可見黃興濤、王國榮:《明清之際西學文本》第三冊,第 972~973 頁。 《天主實義》云:“性之善,為良善;德之善,為習善。夫良善者,天主原化性命之德,二我無功焉。 我所圍功,止在自習積德之善也”;“人所已習,可謂第二性,故其所為,難分由性由習”。 朱維錚主編:《利瑪竇中文著譯集》,第 74 頁;第 94 頁。 類似“第二性”的西方哲學概念詞彙還有“第二我”,如《交友論》云:“吾友非他,即我之半,乃第二我也,故當視友如己焉”,見《利瑪竇中文著譯集》,第 107 頁。 康熙宮廷流行的一種驅寒化疹西藥。 周幹:《清代宮廷裡的西藥與西藥房研究》,吉林白城:《白城師範學院學報》,2024 年第 1 期。 干寶《搜神記》卷十六有言:“侯氣強難感悟,故自訴於母,願重啟侯,何惜不一試驗之?”;紀君祥《趙氏孤兒》楔子有言:“又餓了三五日,復行牽出那神獒,撲著便咬,剖開紫袍,將羊心肺又飽餐一頓,如此試驗百日,度其可用,某因入見靈公”。 前句中的“試驗”為考察驗證之義,後句中的“試驗”為訓練之義。 莊欽永、周清海:《基督教傳教士與近現代漢語新詞》,第 188 頁;第 179 頁。黃興濤、王國榮:《明清之際西學文本》第一冊,第415 頁。 1862 年,丁韙良譯《萬國公法》時,一度曾用“動物”和“植物”翻譯“動產”和“不動產”概念,可見其對明清之際傳教士的“植物”和“動物”譯詞較為陌生。 但 1849 年,傳教士韋廉臣和李善蘭合譯出版過《植物學》一書,又顯見其延續。中山茂:「近代西洋科學用語の中日貸借対照表」『科学史研究』31 卷 181 号,1992 年。黃興濤、王國榮:《明清之際西學文本》第四冊,第1647 頁,1657 頁。 此段引中的“意得亞” 也是新名詞。 “意得亞”,拉丁文為 Aether,即後來所譯的“以太”(英文為 Ether)。 《寰有詮》有云“……天主性體,函有萬有之意得亞(釋云內理,亦云物之元則)”,見《明清之際西學文本》第三冊,第 1214 頁。 在亞里士多德那裡,“意得亞”(以太)是有別於火、氣、水、土四“元行”(當時又譯為“原質”或“元質”、也音譯為“額勒猛達”(Elementum)的第五元素。 如《寰有詮》云:“肇物之最初者,西文謂之額勒猛達。 ……肇物之有,其原始即火氣水土,故總稱為額勒猛達”。 見《明清之際西學文本》第三冊,第 1363 頁。 《天主教東傳文獻續編(三)》,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2 年,第 1170 頁。朱維錚主編:《利瑪竇中文著譯集》,第 27 頁;傅汎際譯義、李之藻達辭:《名理探》,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年,第 3 頁。 黃興濤、王國榮編:《明清之際西學文本》第三冊,第 1296 頁;鐘鳴旦等編:《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 第二冊,台北:輔仁大學神學院,1996 年,第869~870 頁。 有學者認為動詞“運動”為傳統所有,名詞“運動”乃晚清時才從日本引進,當不準確。 晚清時引進的是社會政治方面的“運動”,而不是一般物理方面的名詞“運動”,後者明清之際已使用較多。 如除常提到的“知覺運動”等之外,《性學粗述》卷六裡還專門有《論運動》一節。 黃興濤、王國榮編:《明清之際西學文本》第一冊,第 277~278 頁。 《新制靈台儀象志》中也曾使用“觸覺”一詞,見黃興濤、王國榮編:《明清之際西學文本》22
第四冊,第 1715 頁。《性學粗述》有言:“追惟其故,乃繇視覺之氣自腦至目,原具內光”。 見黃興濤、王國榮編:《明清之際西學文本》第一冊,第 271 頁。傅汎際譯義、李之藻達辭:《名理探》,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年,第 470~471 頁;第 380 頁。 朱京偉:《近代中日詞彙交流的軌跡———清末報紙中的日語借詞》,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 年,第 344~348 頁。 參見朱廣思:《心理學簡史 100 年》,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22 年。 與此有些相似的哲學詞彙還有“本體”。 此期西方傳教士對“本體”一詞使用較多,不過主要採用的還是漢語中原有的“事物自身或本來狀態”這一傳統含義,多在“體用”範疇內使用,但“天主本體”、“靈魂本體”等詞在天主教語境中反復言說(可見《性學粗述》、《靈魂道體說》、《主制群徵》等),且此“本體”又屬於無形,往往以“三位一體”的方式存在,並被視為萬物創始之源,因此還是能帶給讀者獨特或別樣的感覺。 其對後來完全西式意義———與“現象”相對之“本體”譯詞的創出,是否起到過某種過渡性作用,尚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 如“飲食消化”之類,《泰西人身說概》中即有使用,見黃興濤、王國榮編《明清之際西學文本》第三冊,第1069 頁。 其他地方也多有所見。 不少學者將“消化”一詞當作近代新詞,有誤。 同時值得注意的,還有物理學方面的“機器”一詞,它雖不是新名詞,但其在明清之際中西接觸中的較多使用經歷,對其在晚清的流行和構建組合新詞卻不無意義。 有關“能力”一詞在中西互動情形下學理化使用的例證,多不勝舉。 《格致奧略》中使用“能力”一詞就甚多,如“天主賜之能力”;“設天主既賦人明悟能認無形之物,苟無無形之可認,則賦彼能認無形之能力將焉用哉”。 見黃興濤、王國榮編:《明清之際西學文本》第二冊,第 908、910、897 等頁。 至於帶“能量”之意的“能力”一詞之使用,則可見《逑友篇》中“真愛之能力”一節,其中強調“愛之能力甚巨”,載黃興濤、王國榮編:《明清之際西學文本》第二冊,第 815 頁;另見《遠西奇器圖說》中所謂“器有大能力者”,“器愈小而愈有能力,可怪也”等用法,載黃興濤、王國榮編:《明清之際西學文本》第三冊,第 1177 頁。 “記憶”和“記性”等傳統詞,目前很少被當作新名詞。 但“消化”一詞卻不然,不少學者都將其視作近代新名詞。 如莊欽永等學者就糾正《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中所收的較晚用例,指出該詞更早出現於馬禮遜編《華英字典》中的英漢詞典部分(對應於Digestion,這部分詞典實際出版於 1822 年)。 見莊欽永、周清海:《基督教傳教士與近現代漢語新詞》第194 頁。 所謂“原語借詞”和“回歸借詞”,係採用意大利漢學家馬西尼(Federico Masini)的概念。 具體到中日詞彙關係上,“原語借詞”指的“非漢語詞”,純由日本創造。 “回歸借詞”則指“原來在漢語中某一很特殊的場合裡使用,後來在日本得到了廣泛傳播,最後又回到了中國。”見馬西尼著,黃河清譯:《現代漢語詞彙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 年,第 176~177 頁。 傅汎際譯義、李之藻達辭:《名理探》,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年,第 334 頁。 類似使用還見第 366 頁。 鐘鳴旦等編:《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第二冊,第 966 頁。 此中同時還使用了“公法”一詞。 楊春君:《康熙朝〈政治典訓〉纂修考》,安平秋主編:《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二十輯,南京:鳳凰出版社,2018 年,第 307~326 頁。 如“百千庸人之言,不若一明哲者之理論為可信,今遠西修士未可泛視。”中國天主教信徒韓林、張賡:《聖教信證》,《天主教東傳文獻三編》第一冊,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2 年,第 279 頁;“逢人啟口,拈筆落紙,一皆仁義忠孝之旨,動念少差,便為罪戾,滌除汎掃,惟恐後時,庶可望天上真福,免地獄永苦。 如此理論,苦言至戒,浸灌耳目,而欲率人為莫大之重惡,人誰信焉,誰敢焉,誰忍焉?”見《龐迪我、熊三拔奏疏》(1616 年),鐘鳴旦等編:《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第一冊,第 97~98 頁。 鳳儔:《論粵督之奏駁刑律引用新名詞》,漢口:《漢口中西報》,1908 年 7 月 30 日。 關於“迷信”一詞,如明清之際無名氏所著《破迷》(收入鐘鳴旦等編《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 11 冊,台北:台北利氏學社,2009 年)一書中,即有“迷信擇日星宿吉凶”一節。 1667 年,羅廣平原32
著的手抄本《醒迷篇》(藏法國國家圖書館,收入鄭安德編:《明末清初耶穌會思想文獻匯編》第 43 冊,北京:北京大學宗教研究所內部印刷,2000 年)中也有多次使用。 如“人為何迷信邪說,反忘真主之教道也”(見第 43 冊,第 8 頁);“西國習佛教者少,今已滅盡,惟有中國人迷信,不知有何益?” (同上,第 19頁);“今儒者觀之文詞動人,因而迷信佛僧也” (同上,第 24~25 頁)等。 見《天主教東傳文獻續編》第二冊,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66 年,第 1067 頁。 “地理學”一詞何時出現,目前還缺乏定論。 有學者認為,1819 年,英國傳教士馬禮遜在馬六甲出版的《西遊地球聞見略傳》中最早使用。 書中有言:“今照西儒之地理學,以地球周圍分三百六十度”。 見莊欽永、周清海:《基督教傳教士與近現代漢語新詞》,新加坡青年書局,2010 年,第 15 頁。 也有人認為,1855年,《遐邇貫珍》 上所載《地理撮要》 一文,以“地理學”對譯“Geography”可算最早。 見黃河清:《“地理”和“地理學”探源》,北京:《中國科技術語》,2018 年第 4 期。 相比以“學”作為詞尾的學科新詞可以既是雙音節、又是多音節詞,當時以“藝”作為詞尾的學科新詞,則一般都只是雙音節詞。參見郭靜霞:《明譯〈幾何原本〉確定數學術語的方法與原則初探》,呼和浩特:內蒙古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 年 4 月。作者簡介:黃興濤,1965 年生,歷史學博士。 中國人民大學特聘講席教授,博士生導師,明德書院院長。 兼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中國史學科評議組成員,國家教材委員會歷史學科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歷史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現代文化學會和中國孫中山研究會副會長等。 曾在美國哈佛大學和日本神戶大學等校訪學。 長期從事清代和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出版《重塑中華:近代中國“中華民族”觀念研究》,《 “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詞的發明與認同研究》,《月亮的人文史:近代中國的月亮認知、書寫和話語》(合著)、《文化怪傑辜鴻銘》、《文化史的追尋:以近世中國為視域》等著作。 進入新世紀以來,他圍繞近代中國新名詞問題進行了一系列探索,參與創辦《新史學》集刊,是國內概念史研究的積極探索者。 曾入選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獎勵計劃,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計劃等。 所著和參與主編的各種論著,曾十餘次獲得教育部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郭沫若中國歷史學獎等。[責任編輯 劉澤生]42
澳門理工學報 2024 年第 4 期·港澳研究·主持人語:今年 12 月 20 日,我們將迎來澳門回歸祖國二十五週年的喜慶日子。“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偉大方針鑄就了澳門二十五年發展的宏偉藍圖———在中央政府和祖國內地的大力支持下,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同心協力,譜寫了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華彩篇章。為了紀念澳門回歸二十五週年,本欄專題策劃了兩組文章,包括第三期駱偉建教授的《論“一國兩制”在澳門實踐的特色》和王鵬教授的《回歸二十五週年“一國兩制”澳門實踐的經驗與展望》,以及本期吳志良博士關於澳門學術發展與價值共同體形成的論述、劉成昆教授關於國際大都市視角下的澳門經濟多元演進的研究。 專家們各自從“一國兩制”的視角,或學術史的回顧,或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踐,為讀者進行了多方位、多維度的解讀。吳志良既是“澳門學”的熱心倡導者和積極參與者之一,也是敝刊的資深作者,為“澳門學”的建構貢獻良多。 志良兄認為,澳門當代學術是伴隨澳門政治、經濟、社會的發展而形成發展起來的,“九九”澳門回歸的巨大政治變遷是其重要轉折點。 換句話說,回顧澳門回歸前後二十五年的歷程,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澳門學術發展基本上是圍繞“澳門學”的構建而展開的。 與此同時,澳門學術進步又成為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助推器,特別是學術討論的社會化為澳門回歸做了很好的思想準備,為特區成立後新政治共同體主流核心價值的形成產生了重要的促進作用。本期發表的《澳門學術發展與價值共同體的形成》,正是作者多年“澳門學”研究成果的集成。該文從學術史的角度,探討澳門學術發展與價值共同體形成的共生關係,認為澳門學術界有正確的價值導向和強烈的現實關懷,是愛國愛澳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也一直是澳門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可以依賴和依靠的一支重要隊伍,澳門學術研究對協助政府決策、對核心共同價值的構建產生的積極而重要的影響,特別是伴隨澳門發展而構建起來的“澳門學”,對探討澳門的發展理論、制度和道路建樹良多,進而對澳門未來通過橫琴深合區開發和大灣區建設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參與國家治理實踐、建設國際大都市、豐富“一國兩制”的理論和實踐,將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劉成昆的《國際大都市視角下的澳門經濟多元演進》則另闢蹊徑,嘗試從國際大都市視角審視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演化過程、取得成效、面臨問題、推動方向及發展路徑,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該文問題意識突出,演進脈絡清晰,核心觀點準確,支撑資料詳實,是目前該領域研究文獻中較具特色的佳作之一。 劉文認為,從澳門回歸二十五年來的經濟發展歷程看,澳門的產業結構正處於經歷現有的博彩業為主導,到綜合旅遊休閒業和新興產業平衡發展(1+4 模式)的過程,未來再向更加契合國際大都市的全球性、具備國際競爭力的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演進。 賦予澳門國際大都市的定位,從空間擴大的視角來看澳門多元產業結構發展問題,最直接的即是橫琴粵澳深合區的設立,顯著拓展了澳門的發展空間,並借此布局和發展新的產業,推動澳門經濟多元化。 明確國際化大都市的定位為澳門多元發展設定了更高的發展目標與要求。 在國際大都市的導向下,澳門不僅要鞏固其作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地位,還要在多元化的實踐中積極探索,善用世界城市的國際化優勢,構建融合國際化要素的科技創新、大健康、現代金融、會展商貿及文化產業平台,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多維度加速國際大都市的建設進程。 (劉澤生)52
澳門理工學報 2024 年第 4 期澳門學術發展與價值共同體的形成吳志良[提 要] “一國兩制”是中國智慧對人類文明的貢獻和政治文明的偉大創舉,其實踐是前所未有的偉大事業,需要在港澳兩個特區不斷探索中逐步完善和豐富。 港澳兩個地區的歷史演變不同步,回歸之後發展的態勢也存在差異。 澳門之所以能夠相對平穩,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能夠在政治轉折和制度變遷的過程中牢牢把握歷史話語權,致力構建新的宏觀歷史敘事,凝聚社會共識,增強居民歸屬感和家國情懷,建立新的價值共同體。 從學術史的角度,縱觀澳門的社會思潮和學術動態,探討澳門學術發展與價值共同體形成的共生關係,澳門學術界有正確的價值導向和強烈的現實關懷,對核心共同價值的構建產生了積極而重要的影響,特別是伴隨澳門社會進步而構建起來的澳門學,對探討澳門的發展理論、制度和道路建樹良多。[關鍵詞] 澳門 學術研究 學術發展 澳門學 “一國兩制” 共同體價值[中圖分類號] D676.5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4) 04 - 0026 - 14澳門回歸祖國 25 年來,整體上經濟快速發展、社會和諧穩定,在實踐“一國兩制”上取得了喜人的成就,舉世矚目。 在諸多促成澳門特色“一國兩制”成功的因素中,有一點至關重要,那就是澳門特區成立前後新的價值共同體的逐步形成。 而在此一過程中,澳門學術發展又起了重要的積極作用。我們一直認為,澳門學術一向帶有強烈的現實主義關懷和實用主義導向。 澳門當代學術是伴隨澳門政治、經濟、社會的發展而形成發展起來的,1999 年的巨大政治變遷是其轉折點。 與此同時,澳門學術進步又成為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助推器,特別是學術討論的社會化為澳門回歸做了很好的思想準備,為特區成立後新政治共同體主流核心價值的形成產生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本文試圖簡略回顧澳門回歸前後 25 年的社會思潮、學術動態,初步探討澳門學術發展與價值共同體形成的共生關係,以期拋磚引玉,引起學界的關注和深入研究。一、回歸前夕的焦慮與期待澳門歷史發展進程獨特,歷史研究也以中葡兩國對澳門主權之爭為發端,帶有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 從澳門本土視角看,華洋長期共處分治的狀態,很難形成價值共同體,歸屬感、自豪感也不一致。 1974 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為該國政局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由此建立的第三共和以非殖62
民化作為取得其正當性的來源,同時承認澳門為中國領土,為中國政府在將來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創造了有利條件。 1979 年,中葡兩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澳門政治法律地位也逐漸明朗。 1986年 6 月 30 日,雙方正式展開關於澳門前途問題的談判,並於 1987 年 4 月 13 日簽署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確定中國政府將於 1999 年 12 月 20 日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 1988 年 1 月 15 日,澳門進入政權交接的過渡期,從此揭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篇章。1. 歷史的必然1978 年,中國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港澳回歸、祖國統一成為了歷史的必然。 港澳順利回歸,也是改革開放的重大成果。 港澳回歸前,相關與內地聯繫的討論大多集中在珠江三角洲經濟協同發展層面。 1983 年 7 月,廣東省政府展開建立珠江三角洲經濟區的調查規劃工作,作為帶動全省經濟發展的引擎,首次將港澳納入考慮,包括三個層面:第一層是珠江三角洲各市縣;第二層是珠江流域廣大地區,包括廣西、湖南、湖北、雲南、貴州、江西、福建等省的部分地區;第三層,從長遠看,還應把香港、澳門包括在內,組成具有國內和國際經濟中心功能的特殊形式的經濟區。①1984 年 11 月 8 日,澳葡政府經濟協調政務司高樹培(João António Morais da Costa Pinto)在一場關於澳門經濟發展的專題演講中對此作出呼應,提出“澳門未來的經濟是與中國整個南方的發展有關的”。②1985 年,有前往珠海考察的北京大學學者也認為珠海將“與澳門經濟上逐漸連為一體(我以為,經濟一體化是政治一體化必要前提這一趨勢,無論如何總是不可避免的)”。③1986 年,時任中山大學港澳研究所副所長雷強提出,要在港澳的資本主義制度及深珠社會主義制度之間協調出一個可以開始大規模合作的途徑。 例如珠海單獨建深水港及機場就難以發揮經濟效益,所以無論是珠海或澳門,單獨去建機場及深水港都不會理想。④同年 12 月,新就職的澳門總督馬俊賢(Joaquim Pinto Machado)在接受採訪中也提到,港澳兩地還應增加一個夥伴就是廣州。穗、港、澳在珠江三角洲形成一個三角,這三個城市有許多相似之處,亦各有所長,可以互為補充,相輔相成。⑤1988 年 11 月,合和集團董事總經理胡應湘提出興建港澳跨海大橋。 1993 年 2 月,珠海市提出興建連接珠海和香港屯門的伶仃洋大橋。 可惜,兩個旨在促進粵港澳經濟一體化發展的方案都不獲港英當局認可。1989 年 3 月,有讀者在澳門《華僑報》撰文,認為“省港澳”經濟一體化,在將來成立特別行政區後,沒有歐洲那樣複雜的藩籬和障礙,卻有着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差別。 設想今後所謂“省港澳”經濟一體化,應是以穗港澳三點及珠江三角洲這樣一個大致的經濟地理範圍及其附廓形成一個開放經濟協作區,穗港澳各自發揮優勢並以鄰之長補己之短,相輔相成;在廣州與珠江三角洲的支持下,充分發揮港澳兩座南大門對祖國經濟建設與國際貿易往來的作用。 這種協作是在兩種制度的交叉前站地帶的協作,是彼此有選擇地“投其所好”而着眼於國際市場競爭和有利祖國建設的協作,是“一國兩制”下的協作。 澳門目前還是這個設想中較弱的一環,但是澳門具有和香港相似的特殊優勢可供利用和發揮,前途無量,可以借鑒穗港之長,迎頭趕上。⑥今天回顧,雖然意見不盡相同,但當時不乏對港澳未來發展和粵港澳合作大膽之設想,而且這些設想如今都漸漸實現,令人欣佩。 更重要的是,當時已有有識之士認為港澳回歸實屬歷史必然:如今港澳正是面臨着一種歷史力量的震撼。 這是整個中國的歷史、文化和民族性的因素在他們背後發生作用,亦同中國正處於一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世界有關。⑦2. 焦慮與期待72
當然,未來總是不確定的。 過渡時期的澳門焦慮和期待並存,但更多的是期待。 焦慮主要是當時有部分的澳門居民仍對國家沒有足夠的了解,甚至不很信任中國政府對“一國兩制”的承諾,尤其是在過渡時期之初一些地方所出現的負面影響;其次是“中文合法化和公務員本地化是政權交接的最重要條件,但這‘兩化’在目前幾乎‘十劃未有一撇’,要在短短的十多年內完成,實成疑問”,有部分葡籍或葡籍土生人士,準備在某一時間離澳他往,他們不少已在葡國購買房屋,準備後路。甚至也有中國商人,結束澳門業務,舉家前往葡國定居的;有一些人“嘴巴上對澳門前途一味叫好,並大聲疾呼要關心澳門,建設澳門,而他們的一隻腳卻早已踏在離澳而去的船上,另一隻腳之所以仍未上船,乃因為澳門還有一些油水可撈。” ⑧期待者則有更充分的理由,認為澳門問題比香港簡單,況且葡萄牙早已承認中國對澳門擁有主權,因此對澳門前途應具有信心。 另一方面,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五十年不變”等原則下達成香港問題的圓滿解決,對澳門也起了一個很好的示範作用。 澳門市民經常進入珠海特區,都眼見它那種日新月異、欣欣向榮的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嶄新面貌,不禁讚歎,甚至對澳門發展的緩慢節奏,產生反感。 很可能,澳門“五十年不變”後,珠海的“現代化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將不但趕上澳門,甚至會超過,這是可以預期的。” ⑨對澳門前途具有信心的另一個表現是,澳門前途問題被提上議事日程後,市民的政治參與開始升溫。 在短短的一年內許多團體相繼出現,是澳門政治地位面臨歷史性演變前夜的產物,是澳門各種政治力量為應付這一演變的新調整及新部署。 各團體所傳遞出的多少公開化的政治訊息,似乎是對過去澳門政治那種較為隱蔽的狀況的一種改變,相信這對澳門的繁榮進步有好處,它讓人們對澳門的政治事務有更多更直接的了解,並鼓勵更多的參與,從而或多或少地打破澳門社會的某種沉悶格局,注入更多的生氣與活力,為澳門人適應未來的轉變創造有利的條件。面對此一歷史轉變,社會有諸多討論,學術界也主動承擔起歷史使命。 時任東亞大學校長林達光強調要解放思想,拓寬視野,加強學術研究。 “對於澳門社會的研究,應是綜合性的,客觀的,要從理論方面出發,找出發展規律,從整體着眼來研究,因為發展是一個系統、有機的歷史過程。 我們的視野應該更加開放,從澳門所在的整個區域着眼。 ……我們需要探討澳門與珠海、深圳、廣州、香港、珠江三角洲、太平洋地區及整個東南亞在文化、經濟和科技等方面的關係,以及影響。 我們的工作很有意義,責任也很重大。” ⑩3. 澳門學應運而生在這關鍵而敏感時刻,學術界登台發聲,“澳門學”也橫空出世,引領着澳門研究和社會討論的方向。 1989 年 2 月 25 日,東亞大學澳門研究所舉辦“關於建立‘澳門學’問題研討會”,熱烈討論建立“澳門學”的必要性與可行性、研究對象與方法,以及如何建立“澳門學”等問題。 對於“澳門學”的定義,與會者有不同的看法,但不無預見性且充滿了現實關懷:其一、“澳門學”是以澳門社會為研究對象,既從縱切面研究澳門社會的發展過程,亦從橫切面研究社會的各個方面,從而發現和闡明澳門社會及其發展規律的特殊性。 因此,“澳門學”是一門關於澳門社會及其發展的科學。 其二、“澳門學”不是僅冠上“澳門”兩字的鬆散學科聯合體,而是各學科融會貫通的綜合區域學科。 因此,“澳門學”具有多學科性,是綜合研究澳門問題的地區性學科。 其三、“澳門學”的研究對象不應該是包羅萬象的,也不應是鑽“故紙堆”的,而應該是澳門現在和未來的主要問題。黃漢強的觀點既有學術關切,又有家國情懷。 他認為“澳門學”作為一個“地區學”,其研究對82
象是澳門社會。 “澳門學”從發展的流程來剖析澳門的縱切面,即研究澳門社會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尋找和闡明其發展的規律性;從社會各領域來剖析它的橫切面,即分門別類地研究澳門的經濟、政治、法律、文化、教育、社會以及同外界關係等各方面的架構、特點及其規律性。 通過縱向和橫向的研究,“澳門學”成為一門反映和闡明澳門社會及社會各領域的矛盾、規律及其相互關係的學問。“無論是認識中國對外開放史、東西方貿易史、中西文化交流史,抑或了解一個中小城市參加國際市場而促進自身發展的規律性,澳門都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尤其是今天,一方面我國處於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時代,另一方面澳門又處於回歸祖國的過渡期,如何利用澳門因地制宜參加國際市場的經驗來推動內地中小城市的發展? 如何利用澳門作為國際自由港的地位和擁有的優勢來促進內地的改革與開放? 如何維持澳門社會的長期安定和繁榮而使其到 1999 年順利過渡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 如何使澳門在 1999 年以後的 50 年內,在‘一國兩制’下實行澳人高度自治,維持資本主義制度及生活方式不變而繼續發展和發揮作用? 諸如此類的重大課題,都有待於對澳門社會特殊規律的認識和利用。” 魏美昌則強調澳門社會實踐經驗和文化交融狀態。 他認為,由於長期以來缺乏研究,至今未有人能夠系統地和明確地闡述澳門歷史上這種多元文化和多元制度相處與交融的寶貴經驗以及因而形成的澳門特色。 人們只是滿足於一般的抽象或含糊的認識,不了解自己特點就談不上去維護它或發展它,澳門就很難繼續起它應有的特殊橋樑作用。 “澳門的經驗,如果總結得好,將為此提供寶貴的借鏡。 澳門地方小,比較容易解剖,從中可看出兩種文化互相排斥和衝突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分析其長期共存、互相融合的一面,即‘化學的結合’。 這就要求我們分析每個元素的性質和特徵以及‘結合’後所產生的社會效果。” 楊允中指出澳門與祖國血肉相連的關係,但同時肯定葡萄牙文化對澳門的影響:“澳門的中華文化同整個大陸中國的傳統中華民族文化連成一體,是背靠關係,而澳門的葡萄牙文化同其母體文化遠離半個地球,是背離關係。 前者屬借入式,後者屬傳出式。 兩者作用力、影響力不同,後者所以能立足,主要是藉助行政手段。 由於澳門是東西方文化方面在遠東的最早主要接觸點之一,兩種文化的精華部分分別向外擴散,使澳門近幾個世紀在溝通東西方文化過程中扮演了不容置疑的歷史性作用。” 因此,要實事求是地對澳門歷史和現狀進行考察、研究、論證,並提高學術性、系統性、權威性。陳樹榮以澳門處於珠江與海洋交匯的地理特徵,形象地提出了“鹹淡水文化”的概念,認為它是幾百年來中西文化互動交流而逐步形成的結果:澳門鹹淡水文化,雖是兩種文化為主或多種文化交匯一起,雖是社會人文狀況的表現而非自然現象,但亦隨着各自力量、力度以及時局變化而因勢利導,往往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相遇、接觸,有衝突、有交流、有溝通,形成各種形態,或各自獨處,或和平共處,或交融相處,具有開放、包容、互動,多樣、滲透、獨立、重商和複雜等表面上互為矛盾,實際上是交互並存的特徵。黃漢強、魏美昌、楊允中、陳樹榮這幾位“澳門學”的倡導者也是澳門當代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開拓者和奠基人對澳門過渡期的敏銳觀察,頗具代表性,既體現了其深厚的民族觀念和國家意識,也反映了當時澳門社會對未來的期許,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澳門在回歸後如何保持本身的獨特性又能貢獻國家改革開放的主調,對形塑澳門的主流價值認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值得一提的是澳門基本法起草和諮詢過程對形成價值共同體的重要作用。 由 90 名澳門各界人士組成的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共安排了 168 次諮詢會議及 192 次工作會議,先後共 90 次到數十92
間學校、社團機構收集對基本法的意見,並廣泛徵詢各階層、各界別的意見,然後把這些意見反映給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讓他們更多、更好地了解澳門的實際情況。 這樣,起草基本法的過程便成為動員和吸收市民參與,集中市民意見的過程,也是市民自我進行公民敎育的過程,既達到起草基本法的目的,同時也提高市民的公民意識,在更高層次上完成起草基本法的任務。 在此一過程中,澳門越來越多的學校、社團組織市民前往內地參觀訪問,進一步增加了對民族文化和國家發展的認知,增強了家國情懷。二、特區創建期的探索與話語權的回歸1999 年 12 月 20 日零時,五星紅旗在澳門冉冉升起。 中國人民解放軍從關閘進駐澳門途中,澳門居民舉起了紅色的巨大橫幅:“我們回家了”! 這是歡呼,也是最真實最樸素的內心表達。 雖然澳門回歸前幾年經濟低迷、治安不靖,特區建設百廢待興,但全澳居民精神振奮、信心十足、團結一致,對特區的誕生充滿了期盼和希望。1. 低起點與新高度自 1996 年起直至 1999 年,澳門本地生產總值連續四年錄得負增長,1999 年的環比生產總值倒退至 1993 年的水平。 總體失業率在 2000 年達到 6.8%的歷史紀錄。 澳葡方面將 28 億澳門元的歷年現金滾存列入 1999 年財政年度預算,又不接受中方提出對動用滾存應事先與其磋商的要求,只留下 24 億澳門元的債權留予特區政府的“滾存”,致使澳門特區成立時,只能依靠 1999 年的財政收入,再加上 3 億澳門元的盈餘和大約 102 億澳門元土地基金的孳息維持基本的日常公共開支。如此可見,特區創建初期經濟家底起點之低。在這種情況下,“澳人治澳”政府從文化傳統尋找精神力量,高舉愛國主義旗幟,號召全體居民同心同德,同舟共濟,共克難關。 首任行政長官何厚鏵“中國心、澳門情”的競選綱領,充分體現了澳門居民真切的家國情懷,也成為了創建澳門特區的主旋律。 澳門回歸祖國“只是葡萄牙管治時代的結束,它絕不意味着澳門發展的終止,而是標誌着站在新起點進入更高層次的啟步。” 何厚鏵在宣讀特區首份《施政報告》時明確宣示,“‘愛國愛澳’是澳門社會的一個優良的傳統,此傳統在澳門回歸後進一步昇華為擁護‘一國兩制’,積極建設澳門的主流力量。” 特區政府蜜月期過後,面對執政第一年的困難與挑戰,行政長官再次強調澳門的共同價值:“我們相信廣大市民一定能夠發揚愛國愛澳的優良傳統,保持頭腦清醒,明辨是非對錯。 我們必須團結一致,絕不容許一切損害廣大市民利益及社會穩定發展的行為,同心同德地把我們的家園建設得更加美好。” 以“愛國愛澳”為核心價值,融入特區政府的施政理念,並以此為旗幟,引領澳門居民凝心聚力搞建設,促進澳門社會從殖民管治到當家作主的歷史性制度轉變,成為了特區發展的主旋律和總基調,也將價值共同體建設提到了一個新高度。為了落實此一理念,必須更新思維,改變觀念。 政府首先從公務員培訓着手。 “過去一年,澳門公務人員的培訓事業揭開新的一頁,配合特區公務人員新時代使命的一系列訓練課程開始全面啟動。 有關課程的授課對象,涵蓋了全體公務人員,協助他們建立整體一致的角色觀念和工作文化。 我們授以特區政治法律體制的基本概念,使學員對‘一國兩制’、‘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有進一步認知,同時,使他們明瞭本身的工作在政府整個施政理念中的位置和意義,促進政府的核心施政方向貫徹到每一個運作細胞之中。” 舉什麼旗,走什麼路,是根本性的政治方向和思想認識問題,需要從教育抓起、以制度規範。03
2006 年,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交《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草案,提出澳門非高等教育的總目標是“致力培養及促進受教育者愛國愛澳、厚德盡善、遵紀守法的品格,使其有理想、有文化及具備適應時代需求的知識和技能,並養成其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強健體魄”,獲得負責細則性審議的第一常設委員會全體委員的認同:“委員會認為法案的規定既維持了現行法律確立的核心價值,又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作出了必要的調整,因而是適宜的。” 有關條文在全體會議上亦獲全票通過,從而奠定了構建價值共同體的法律基礎。確立政治導向,夯實法律基礎,做好思想引領,推動觀念改變,從正規教育和公務員培訓入手,以實際行動促進了特區價值共同體的形成,正如澳門中華教育會理事長劉羨冰所言:“愛國,貴在行動。 澳門人的愛國傳統貴在認識和行為的一致性。” 2. 跳躍發展與激盪年代澳門回歸初期是艱難的,經濟基礎弱、財政條件差,幸得中央關懷、祖國人民支持、居民守望相助、政府勵精圖治才共克難關,步入發展正軌。 在學術界建議和社會各界的強烈呼籲下,在電訊業開放的經驗之上,政府決定結束博彩業的壟斷經營而適度開放。 這是澳門傳統經濟經營模式和制度的重大創新突破,也帶來了澳門經濟的第二次騰飛。博彩業開放後,學術界再次為此一政策辯護:“澳門特區的最優經濟發展策略,應當是鞏固及完善博彩旅遊業,使它能繼續為澳門特區貢獻產值及創造就業機會。 一個可行的構思是在十年內,集中資源將澳門特區發展成為一個以博彩帶動,配合家庭度假設施的綜合旅遊商務、會議娛樂中心。 這個方案在澳門特區現有的經濟結構下應是風險最低的選擇。” “隨着博彩業開放,訪澳旅客增加,留澳時間延長,博彩業金額上升,將會是澳門旅遊博彩業未來的發展趨勢。” 當然,學術界對此並非沒有遠憂,認為製造業、建築業等經濟產業在澳門整體經濟中仍然擔當主力,同時應該發展科技產業及其他新興產業。 到了科技產業及新興產業形成之後,澳門經濟結構更趨向多元化,經濟基礎更加穩固,穩健發展有了保障,實現長治久安的目標。 “旅遊博彩業要在酒店業、飲食業、文化娛樂業、交通運輸業、金融業等的配合下才能發揮出‘龍頭經濟’的強勢,這是事物的規律。 多一個產業,多一個發展空間,多一層保障。 實行一業為主、多種產業並存的策略,是澳門經濟穩健發展的基礎。” 2002 年博彩業的適度開放和 2003 年中央支持港澳的“自由行”政策,快速帶動了澳門的經濟繁榮。 澳門本地生產總值從 1999 年的 523 億增長到 2019 年的 4,455 億,政府財政因此水漲船高,免費義務教育、醫療、社會福利等民生事業也得到了明顯的改善,澳門的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與此同時,經濟的高速發展也衍生了新的社會問題,物價飆升、收入與分配產生矛盾、貪腐出現、交通困擾,公平、公正等議題也成為新一代的重點關注。 從 2000 年開始的“五一遊行”的訴求也從削減輸入勞工、保障本地工人就業擴大到 2007 年的反貪腐、保民生、削外勞、除黑工、安居樂業、家庭團聚等;2013 年,更發展到推動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雙普選”;2014 年 5 月 27 日,因抗議《候任、現任及離任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的保障制度》法案而發生的立法會事件,將社會運動推上了高潮。 直至 2018 年,各類遊行還時有發生。面對新形勢、新情況、新問題,澳門學術界集體發聲,是其是,非其非,並且提出很多政策建議。楊允中認為,2007 年澳門的“五·一遊行”具有以下幾個特點:訴求擴大化(外勞與就業、高樓價、交通緊張、官腐問題,等等);行為政治化;外力干預表面化;結構複雜化(善後難度大)等。 事件對澳門社會有多重啟示與教訓:澳門加速發展引發社會矛盾激化,但勿需過慮;政府依法施政、民本13
政府建設,尚存諸多薄弱環節;歷史遺留問題消化過程過長,成為少數人口實(如輸入外勞與人力資源短缺,過去人口政策);2006 年政府處理遊行方法過軟,導致個別人心存僥倖;基本法 23 條立法未及時完成造成被動;外界勢力干預澳門特區在加劇;澳門社會生態正發生裂變,中央政府、特區政府面對新難題;社會理性發展、民主法治道路,依然漫長。 事件說明博彩業和整體經濟快速增長伴隨的是社會成本急劇增大。駱偉建認為,政府以競爭來促進市場效率,卻顯得準備不足,建議政府應有所為、有所不為,並把控發展節奏,重視公平公正:“澳門出現了歐文龍事件,廉政出現問題,這容易在市民心目中強化‘只會利益輸送的政府形象’,公平公正若處理不當容易引起民怨。”婁勝華則建議政府與時俱進,調整功能:“政府在剛回歸時,主要是運用政府的發動功能來發展澳門經濟,當經濟搞起來,便要啟動政府的第二種功能,就是減壓功能。”政府減壓功能“啟動得有些慢,跟不上時代發展。” 學術界對澳門歷史上所出現的民情民意並沒有停止反思:原因可能在於:一是對制度建設意義、價值與規律的認知存在明顯的提升空間;二是對當前民情民意的預判失據失位。 其實,“澳人治澳”的民本政府施政取向始終要在官與民、得與失、重與輕、先與後等對立統一關係中作好平衡,力求不違民意、不損民利、不缺民智。民情民意受到澳門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從過往政治實踐看,澳門從來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或多或少地受到周邊尤其是港台地區的影響。“滿腔熱情的青少年透過網絡片面的訊息,紛紛效法,導致愛國愛澳思想慢慢下降,今天加強青少年的愛國愛澳教育已成為關注的議題。” 這是經濟結構變化導致社會關係不適應的明顯表現,社會矛盾激化似乎不可避免,青年學生的公民意識也與日俱增。 值得指出的是,在此激盪年代,學術界沒有缺位,更沒有失語,愛國愛澳的總基調也沒有發生根本性的動搖,社會整體保持和諧穩定,主流核心價值經過洗禮還得以進一步鞏固,共同體建設得以進一步強化。 但不能否認的是,經濟社會結構的轉型衝擊了原有的社會生態、社會運作和價值形成模式,其影響尚有待評估。 值得深思的是,新一代有新一代的訴求,需要傾聽、討論和接納,共同價值需要發展完善。2020 年開始的新冠疫情以及博彩業的調整,增長的煩惱突然演變為衰退的擔憂。 我們突然發現,原來的許多問題變成了偽問題,原來不是問題的現在成為了大問題。 疫情結束後,整體經濟和政府財政恢復了八成,但市民卻面對店舖倒閉、就業機會減少、薪資停滯等問題,新的產業尚未形成,舊的行業不斷萎縮。 雖然這是全球普遍存在的問題,但這種現象過往未曾出現過,值得我們高度警醒。信心不足、居民向心力和凝聚力減退、社會資本的流失,必然會動搖社會的政治基礎並影響價值共同體的發展鞏固,這可是我們最寶貴的財富。3. 話語權的回歸任何社會發展都有起有伏,不會一帆風順。 澳門回歸後沒有發生香港那樣大規模的失序和動亂,更沒有像其他從殖民地獨立出來的國家和地區那樣長期動盪不安,其根本原因是在《基本法》框架下建立新的政治共同體後,能夠排除雜音和阻力,統一思想認識,迅速構建主流核心價值。 而主流核心價值的形成,需要本土知識體系的構建,需要話語權的回歸。話語權的回歸是從宏觀歷史敘事開始的。 “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往哪裡去”,是任何重大政治轉折、解決迷思面臨的關鍵核心問題。 心安才能身安,身安促進心安。 但要釐清這個問題並使大眾理解接納,需要學術界的全面介入和深入系統研究,總結本民族、國家、地區的歷史演變和社會發展規律,把準方向,構建本土知識體系,不斷生產和向大眾傳播思想,凝聚民心民意,促成群策群力23
的良好態勢。 “在現代社會,學術研究對總結社會發展規律,推動並引導社會朝着協調‘健康’方向發展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也只有這樣,居民的思想價值觀念才不至於迷惑混亂,變化中的社會秩序才能走向正軌並保持正常穩定,大家才能全心全意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使政府和社會走向善治,人民過上好日子。澳門話語權的回歸也是從構建澳門歷史的宏觀敘事開始的。 早在上世紀 90 年代,澳門史學界已就此展開了系統深入的研究,中葡史學界也不無爭論、交鋒。 但是,經過回歸前後近 30 年從檔案文獻史料全面挖掘整理着手的相關研究,澳門歷史原貌得以大致恢復,從本土視角出發、在中國歷史大背景的澳門歷史宏觀敘事逐步得以確立。 2013 年,我們首次提出了這個問題: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又以歷史研究為例,澳門在回歸後實現了話語權的回歸,並體現在:研究人員主體的本地化、研究課題和研究成果的本地化、聚焦澳門內部社會變遷研究、擴寬了澳門歷史研究的視野,以及跨學科研究使研究方法不斷進步。 2019 年澳門回歸祖國 20 週年之際,我們再次指出:澳門學術界不辱使命,不負重託,秉承愛國愛澳的優良傳統,抓住千載難逢的機會,以極大的熱情和強烈的現實關懷,投身於這個風雲變幻的時代,投入到澳門歷史文化、政治社會和“一國兩制”理論和實踐的研究和探索中。 從歷史檔案的挖掘整理到文化現象的深入研究,從政治形態的趨勢探討到社會實踐的經驗總結,孜孜以求,默默耕耘,探求澳門歷史發展規律,了解澳門文化深厚底蘊,認識澳門社會特性,分析澳門經濟發展模式,剖解澳門政治運作方式,闡釋澳門與國家、澳門與世界的關係。 20 年後,我們發現,我們對這個城市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和認識,對這塊土地有了更加深厚的感情和眷戀,對澳門的歷史價值和特別行政區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的意義有了更加客觀的評估,對中華文化和國家發展有了更多的自豪感,對世界有了更加清晰的視野。這是澳門學術界的最大貢獻。 在學術活動即在積累、生產和傳播知識的過程中,增加了居民對澳門的歸屬感,增強了居民對國家的認同感,增進了居民對“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正確理解及其對“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信心。 事實上,在學術界的共同努力下,澳門本土知識體系初步成形,歷史話語權悄然回歸,家國情懷不斷加強,這對凝聚社會共識、形成社會主流意識至關重要,對樹立“一國兩制”的正確價值觀、對建立“一國兩制”實踐的主體性發揮了重要作用。 這一切,奠定了澳門實踐“一國兩制”的思想基礎和社會環境,令澳門特別行政區開局良好、發展順利。 今天,我們比任何時候都對澳門的價值和潛力有更清晰的認識和把握,對中華優秀文化傳統和祖國驚人的發展進步有更深入的認知和體驗,對特區的未來和民族的振興更有信心、更具決心。 現在看來,歷史話語權的回歸,也是文化話語權和政治話語權的回歸,是價值座標的確立,其意義不僅僅停留在學術層面,對共同價值的形成和鞏固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而話語權的回歸,是回歸前後多年學術積累、知識增量和社會各界共同討論形成共識而自然達至的結果;話語權的把握,也使得澳門在跨越式發展和激盪起伏時期能夠抵受重大衝擊而保持社會整體不亂方寸、安定穩健的重要因素。 縱然形有波動,但勢仍向好,主流共同核心價值依然發揮着超級穩定器的功能。 正如習近平主席指出的,“如果沒有共同的核心價值觀,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就會魂無定所、行無依歸”。 三、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與建設國際大都市中國改革開放 40 多年,特別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發生了歷史性變革,取得了歷史性成33
就。 這深刻改變了中國歷史的走向,也深刻影響了世界的格局。 中國和世界形勢翻天覆地的變化,形成了當今世界百年未見之大變局。 這一切,無可避免地折射到港澳兩個特區,既推動港澳的巨大發展,也為其帶來極大的挑戰,港澳回歸後發生的波動起伏難以避免。 在新形勢下,港澳必須審時度勢,與時俱進,順勢而為,主動納入國家治理體制,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充分利用“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地位優勢和“一國兩制”的政策優勢,在國家發展戰略中扮演一個更加主動、積極的角色,乘搭國家發展快車,共享祖國發展和民族復興的榮光。1. 發展的困境和出路澳門回歸祖國後,創造了經濟史上的發展奇跡,也經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經濟繁榮背後,各種深層矛盾加速暴露和激化。 學術界不忘初心,緊貼形勢發展,以問題導向加以研究探討,一針見血地指出癥結所在,並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認為,從許多事件的端倪便能察覺澳門社會問題,例如:澳門社會在2009 年至 2013 年期間出現的各種遊行主題越來越多元,其中包含:反貪腐、保民生、削外勞等議題,而且還愈來愈多樣化,背景也涉及不同階層。 在此背景下,離補法案被民眾視為官員增加自身離職後的補償,社會產生相對剝奪感。 公共行政改革至今的步伐及進度都步入深水區,公共行政改革的難度也逐漸暴露出來。 從挑戰性來看:一是面對區域競爭的壓力,澳門政府服務創新、規劃和政府職能皆有待梳理。 二是市民日益強烈的各項訴求以及要求行政透明度的意願(政府透明度、財政透明度、施政透明度、資訊透明度)逐步升溫。 三是澳門公共行政改革主要在處理社會及民生問題,機構臃腫、制度僵化、效率低下。 澳門公共行政改革的必要邏輯在於,一是回應國家總體規劃,融入國家發展的必然需求;二是引導澳門自身經濟及社會發展需求;三是順應澳門特區政府轉變職能需要。 學術界也有從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分析,認為特區政府管治能力存在的問題是,政府治理能力總體仍然偏弱、社會治理能力亟須加強、經濟調適能力有待提高、區際協作能力具上升空間、突發災害的應對能力有待增強、電子政府等治理技術需要強化。 此外,更為嚴重的是在歷次社會運動中,民粹主義、福利主義此起彼落,甚至出現了越來越強烈的自我保護意識和排外情緒,本土觀念在這些思潮的影響下得到放大,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原有社會資本的流失。 然而,我們必須深刻認識到,澳門的發展更多時候是由外力推動的,澳門面臨的困境也無法完全依賴內部動力來解決,必須拓寬視野,在更大的空間和格局上尋找出路。 2018 年,習近平主席在接見港澳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 40 周年訪問團時,對港澳特區發展提出了四點希望:一、更加積極主動助力國家全面開放;二、更加積極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三、更加積極主動參與國家治理實踐;四、更加積極主動促進國際人文交流。 這四點希望,是在全面總結港澳過去 40 年參與國家改革開放過程中的歷史成就和發展經驗的基礎上高度提煉出來的,既為特區未來確立了定位,也指明了特區未來的發展方向。的確,澳門是在助力國家改革開放的過程中發展壯大的,是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時拓寬了增長的空間並釋放出潛能,是在參與國家治理實踐中取得了“一國兩制”的成功,也是在促進國際人文交流中找到了自身的定位。 20 多年來,澳門在政治、經濟、社會諸方面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為“一國兩制”的偉大實踐走出了一條獨特的道路。 然而,在新的歷史階段,隨着國際局勢的變化,因應周邊地區的發展,面臨的問題越來越多,面對的挑戰也越來越大。 這些問題與挑戰,部分是歷史遺留下來的,部分是發展過程中出現的,還有部分是由澳門自身條件和外部環境造成的,例如:在43
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缺乏的情況下,如何推進經濟產業多元化發展? 在人際關係密切、相當擁擠的空間裡,如何釐清政商、政社關係的邊界以及理順其間的關係,使政府、市場、社會各司其職? 在訴求日益多元和複雜的當今社會,法律、行政如何改革完善和制度創新,以提振政府的威望和特區的整體運作效率? 在世界特別是周邊地區快速變化發展的格局中,澳門和澳門居民如何提升競爭力,以避免邊緣化? 澳門如何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充分發揮自身的潛力和比較優勢? 如何進一步有效加強青少年的愛國主義教育並增強其專業能力,使得“一國兩制”偉大事業後繼有人、薪火相傳? 促進經濟多元發展,提升政府、市場和社會的運作效率,推進社會公義公平,增進市民福祉,確保特區長治久安,是澳門未來發展亟需面對的重要問題和挑戰。 這些問題和挑戰,僅僅靠社會的內生動力是難以解決的,澳門必須搭乘國家發展的快車,更積極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全力參與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在國家新時代發展中尋找自身的發展空間,在國家新一輪改革開放過程中尋找自身改革、自我完善的機會,充分調動社會內部各方的積極性,充分激發各社會領域的活力和創造力,從而進一步拓展格局、釋放潛力、增強信心、施展才能,逐步解決現存的問題,應對新的挑戰,將澳門真真正正打造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以及“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為“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再創輝煌。2. 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2013 年 11 月舉行的中共第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並將之確定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 2017 年 10 月,中共十九大更提出在 2035 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基本實現”﹔到本世紀中葉,“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2019 年 10 月,中共第十九屆四中全會要求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健全中央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對特別行政區行使全面管治權的制度,“完善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同內地優勢互補、協同發展機制,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支持香港、澳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着力解決影響社會穩定和長遠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 粵港澳大灣區戰略是從泛珠合作到大珠三角都會區的概念逐漸演變而成的。 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不僅是從單個城市的角度通過合作實現優勢互補或者解決各自的發展瓶頸問題,而是要從區域經濟發展甚至國家發展大局出發,促進區域協同發展,形成系統整合的整體性效應。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戰略,是港澳突破發展局限和困境的最佳出路。 一方面,為港澳全面融入國家發展戰略搭建了平台、鋪陳了路徑,為港澳的未來發展擴大了空間和格局,有利於港澳解決自身的深層次矛盾並充分發揮其潛力,有利於港澳同胞增強民族觀念和國家意識;另一方面,作為中國開放程度和發展水平最高的區域之一,大灣區可以充分利用港澳的特殊優勢,為新時代中國更好地與世界接軌、參與國際競爭、走進世界舞台中央、爭奪國際話語權和國際規則的制定權作出貢獻,成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引領地。橫琴是澳門參與大灣區建設的第一站,一直受到學術界的關注,“建議將橫琴定為‘社會管理綜合體制改革試點區’……借鑒前海新區‘法定機構’的管理模式,成立行政化管理和企業化運作相結合的公共管理機構,爭取賦予橫琴新區相當於計劃單列市產業管理許可權和省一級的項目審批許可權。” 2021 年 9 月,中央印發《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澳門正式參與橫琴的“共商、共建、共管、共享”,深合區成為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的新平台、便利澳門居民生活就業的新空間、豐富“一國兩制”實踐的新示範、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新高地。 橫琴深度合作區是在53
配合國家“十四五”發展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的背景下成立的。 粵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橫琴深合區,是“一國兩制”實踐的重大突破,是澳門邁向新征程、增加新動能、創造新氣象的重大歷史機遇,是澳門政治、經濟、社會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甚至比 20 年前博彩業適度開放,更能對澳門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習近平主席對港澳發展寄以厚望,強調港澳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組成部分,強國建設離不開港澳的長期繁榮穩定。 換言之,在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進程中,港澳都有自身的角色,都應該也能夠發揮作用、作出貢獻。 而履行此一歷史使命的前提,是確保自身的繁榮穩定。 從中央角度,堅定不移地落實“一國兩制”,有求必應地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從特區角度,具體到澳門,我們指出:首先,正確認識和實踐“一國兩制”,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維護中央的全面管治權以及國家的憲制權力和憲制機關的權威;其次,落實“愛國者治澳”,完善“一國兩制”的制度和體系,理順政府的職能,建立高效的行政架構和隊伍,提高治理能力和水平;第三,全情投入橫琴深合區建設,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國家發展與民族振興貢獻力量並分享紅利和榮光;第四,促進澳門經濟多元化,加快“一平台、一中心、一基地”建設,優化澳門居民的生活工作空間和條件,提高居民的民生福祉和幸福感,逐步解決社會發展積累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也只有這樣,“一國兩制”的偉大事業才能蓬勃發展,欣欣向榮。3. 邁向國際大都市今年五月,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來澳門考察調研。 他站在國家大局的高度,全面、系統、科學總結了澳門的六大優勢,希望各界齊心協力把澳門國際大都市“金名片”擦得更亮。 這不僅提振澳人信心,更是未來發展的發力點。 如果諸多優勢得以充分發揮,澳門將進入一個全新的飛躍發展期。澳門地窄人少,一直被認為是限制發展成為國際大都市的因素。 正如有學者在澳門回歸前所言,其發展思路應堅持強而不在大,堅持精而不在多,堅持質而不在量。 其目標不在於搞成國際性大都市,同香港平起平坐,搞成“大澳門”,而是要力爭成為有一定國際知名度、有較高經濟效益、有廣泛聯繫渠道的袖珍型國際化城市;不在於追求成為大而全的工業基地,但要適度發展為有競爭力的製造業中心;不需要也沒有條件搞成國際性金融中心,但要使金融業不斷多元化,使其成為優質服務取勝的主導行業之一;不在於擴充成特大型交通運輸樞紐,但要成為一個具立體網絡,有助於自由港優勢充分發揮的港口城市;不宜搞成博彩獨大的賭城,但要發展成為文化內涵豐富、功能多元、特色突出的旅遊目的地。平心而論,四分之一世紀前能有此見地,已經殊不簡單。 可是,從早期全球貿易到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製造業興旺,澳門都充分利用了“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地位優勢,取得飛躍發展。 回歸以來,充分發揮“一國兩制”優勢,創造了澳門經濟發展史的奇跡。 這充分證明,只要解放思想,拓展視野,大膽改革開放,小桌子是可以唱大戲的。 正如夏寶龍所言,“回歸祖國 25 年來,澳門經濟實現跨越發展,社會保持長期穩定,居民生活持續改善,多元文化交相輝映,城市面貌獨具特色,國際影響力和國際知名度大幅提升,已發展成為國際大都市。” 然而,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產業單一,一直決定了澳門的興衰。 為徹底擺脫這種歷史周期率,保持澳門長期穩定和可持續發展,產業多元化是必然選擇。 這是中央的要求,也是澳門社會的共識。 經過多年討論,社會也有各種好建議好方案。 目前要做的就是下定決心,克服困難,逐項落實,不能流於口號和形式。63
任何城市的發展都有自身的局限性,但也有其獨特性,利用得當,可以發展得很好。 國際大都市不在於“大”,而在於其全球政治、經濟、文化和科技的影響力。 日內瓦只有澳門一半的土地面積和三分之一的人口,卻是名副其實的國際大都市,不僅人均生產總值有 12 萬美元,還有世界衛生組織、世界貿易組織、聯合國歐洲總部等國際機構落戶,國際影響力和知名度都極高。 澳門相對其他省市擁有明顯的比較優勢。 這些優勢,特別是地位優勢和制度優勢,賦予澳門更大的創新空間和融合能力,使澳門在國家戰略中佔據一個比較有利的位置。 特別是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港澳要打造成為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健全港澳在國家對外開放中更好發揮作用的機制,為我們未來的發展打開了空間。文化及其影響力是國際大都會的重要標誌之一,是澳門最具發揮空間的資源優勢,也是澳門在國家發展戰略中最為重要、最具澳門價值、最能作出貢獻的資本。 數百年不間斷的中西交流經歷,不僅奠定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歷史地位,也鑄就了澳門在國家發展大局中的定位。 無論是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還是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服務平台,貫穿其中的都是文化,文化是根本,文化是靈魂。 澳門擁有古今同在、中西並舉的深厚歷史文化底蘊,具有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文化交流互鑒豐富經驗,有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的良好社會環境,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獨特話語體系。澳門是名副其實的人類文明實驗室,享譽世界,是建設國際大都市的最佳切入點和最有效的路徑選擇。正如前述,“澳門學”主要倡導者都十分重視文化在澳門發展中的作用。 “文化的開發更應置於基礎地位,要盡快建立綜合性的統籌機構加以推動” ,中外文化交流互鑒是澳門最擅長的,這也是國家所需要的。 文化強國,提高軟實力,切入點毫無疑問是文化。 這也是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義。 在百年不遇的世界大變局中,正是澳門大顯身手時,如果將澳門比喻成一個文化符號,無論是西方人還是中國人,都很容易識別、讀懂和接受。 如果我們將這個符號做大做強,創造更好的政策條件和營商環境,發揮澳門中西文化薈萃的人文優勢,將澳門建設成為名符其實的中西文化薈萃之地,吸引中外文藝名家、國際文博機構和文博項目來澳門落戶,交流思想,切磋技藝,共同創作,聯合展演,將澳門打造成為中國的文化矽谷 ,用西方人能接受的方式、能聽得懂的語言講好中國故事和“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故事,澳門將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張靚麗名片,成為向世界傳播中華文化、中國理念、中國制度和中國價值以及促進中外文明交流互鑒和世界各國人民相互了解的重要基地,也必將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發揮最大的作用。結 語回顧澳門回歸前後 25 年的發展軌跡,我們發現,澳門學術發展基本上是圍繞“澳門學”的構建而展開的,澳門學也基本上按照最初倡導者的構思而不斷進步,探索澳門的發展理論、制度和道路。以“澳門學”為旗幟,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滿懷熱情加入到澳門學術發展的隊伍中,不斷完善澳門學的學科建設並拓展視野,開闢新的領域,致力於構建本土知識體系,形成一套反映出澳門獨特性的完整系統的宏觀敘述及解釋體系,確立澳門的學術自主性,鞏固澳門的學術話語權,以及團結、壯大不同學科的青年研究人員,提高學術研究水平,以學術發展不斷促進價值共同體的構建。令人欣慰的是,澳門學術界一直以“立足澳門,研究澳門社會,為澳門的安定、繁榮和發展服務”為己任,在“結束舊秩序、產生新秩序”過程中用心用情出謀獻策,貢獻智慧和力量。特別是澳門回歸祖國以來,澳門學術界一直是“愛國愛澳”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也一直是澳門特區政府依73
法施政可以依賴和依靠的一支重要隊伍。 無論是中央制定涉及澳門的重大政策、重大舉措,還是澳門特區出台的重要法律和政策以及舉辦的重大活動,澳門學術界都始終能團結一致,旗幟鮮明,堅定把握“一國兩制”的正確方向,通過多種途徑及時發聲,有效發揮了輿論的正確引領作用,彰顯了澳門學術界較強的凝聚力和戰鬥力,為澳門牢牢掌握“一國兩制”的話語權,為鞏固和發展同“一國兩制”相適應的社會政治基礎和核心價值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國兩制”是人類政治文明的偉大創舉,是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需要在實踐中不斷完善和豐富。 我們相信,澳門又將進入一個全新的發展期,學術界要輕裝上陣,履行新的使命。 學術界要不忘初心,堅定正確的價值導向,時刻牢記“國之大者”,有鮮明的國家立場,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參與國家治理實踐;同時,解放思想,改變觀念,樹立大視野、大格局和大發展的意識,向國際尋求突破,在國家擴大對外開放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 學術界要履行時代的使命,還一定要有強烈的現實關懷,深入社會,深入民間,多做田野研究,出思想,出對策,敢建言,講真話;一定要大團結、大聯合,同時與外地學術界建立更加緊密的聯繫,分工協作,深耕細作,把澳門學術推進一個新的台階,並以此增強居民的民族觀念和國家意識。 我們堅信,澳門學術越發展進步,我們的價值共同體也會越鞏固牢靠,澳門“一國兩制”的實踐亦將取得更大的成功。①參見《建立珠江三角洲經濟區 調查規劃工作部署開展》,澳門:《華僑報》,1983 年 7 月 16 日。②參見 《暢談澳經濟活動現況及前景 未來發展與南中國關係密切》,澳門:《華僑報》,1984 年 11 月 9 日。③參見《對珠海經濟特區發展的幾點看法》,澳門:《華僑報》,1985 年 10 月 14 日。④參見《珠海不可能取代澳地位 合作與競爭是發展方向》,澳門:《華僑報》,1986 年 9 月 15 日。⑤參見《暢談未來施政方針肯定澳門大有前途》,澳門:《華僑報》,1986 年 12 月 18 日。⑥參見《試談第二香港和經濟一體化問題》,澳門:《華僑報》,1989 年 3 月 6 日。⑦參見《形勢可迫人水到渠成 社會要發展不能等待》,澳門:《華僑報》,1985 年 10 月 20 日。⑧⑨黃漢強(編):《澳門問題資料匯編 2》,澳門:華僑報出版社,1986 年,第 17~18 頁;第 17 頁。⑩林達光:《系統完整地研究澳門 為澳門未來發展服務》,澳門:《華僑報》,1988 年 4 月 24 日。參見《東亞大學澳門研究所 近舉行澳門學研討會》,澳門:《華僑報》,1989 年 3 月 9 日。黃漢強:《關於建立“澳門學”的一些思考》,廣州:《港澳經濟》,1989 年第 2 期。魏美昌:《澳門縱談》,澳門:澳門基金會,1994 年,第 153~154 頁。楊允中:《論回歸意識》,澳門:澳門經濟學會,1999 年,第 291 頁;第 122 頁;第 152 頁。陳樹榮:《澳門鹹淡水文化的特徵及發展》,澳門:《濠鏡》,第 15 期(1997 年 11 月)。根據澳門《1999 年度管理帳目及營業帳目》資料整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二零零零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二零零一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二零零二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澳門立法會第一常設委員會第 3/III/2006 號意見書。劉羨冰: 《澳門人的愛國光 榮 傳 統》, 見 《 澳 門2002》,澳門:澳門基金會,2002 年,第 318 頁。陳守信:《賭權開放———經濟效應及前景展望》,見《澳門 2002》,澳門:澳門基金會,2002 年,第 178 頁。葉建華: 《在博彩業開放的 路 途 上》, 見 《 澳 門2002》,澳門:澳門基金會,2002 年,第 195 頁。何啟海:《一業為主、多種產業並存的策略是澳門經濟穩健發展的基礎》,見《澳門 2002》,澳門:澳門基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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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理工學報 2024 年第 4 期國際大都市視角下的澳門經濟多元演進———回歸二十五週年的實踐與啟示劉成昆[提 要] 回顧澳門回歸 25 年的經濟發展歷程,其曾因單一產業結構而深受經濟周期或外部衝擊的影響,導致經濟增長波動大、城市韌性不足。 為降低經濟體系對單一產業過度依賴的風險,澳門特區政府持續推動經濟適度多元化,逐步確立了“1+4”多元產業發展策略。 同時,通過區域合作促進產業多元,特別是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建設,為澳門優化多元產業結構提供了新的空間和機遇。 展望未來,在國際大都市的框架下,澳門將繼續深化區域經濟一體化,在更廣泛的領域和範圍拓展經濟多元化,積極融入國家發展戰略,加快推進可持續高質量發展。[關鍵詞] 澳門 經濟適度多元 區域一體化 國際大都市 [中圖分類號] F20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4) 04 - 0040 - 13一、引言從城市的角度看,澳門是一個國際自由港及世界知名的旅遊休閒中心。 儘管其陸地面積僅有33.3 平方公里、人口約 68 萬,卻曾於 2014 年創造出逾 70 萬澳門元(貨幣單位下同)的人均 GDP,①這在全國城市中處於領先地位,同時也在全球名列前茅,彰顯了澳門在其特定的經濟結構和產業優勢下強大的生產效率和財富創造能力。 然而,飽含博彩元素內涵的旅遊休閒業使得澳門變成了產業結構過於單一的城市。 根據區域經濟理論,過於單一的產業結構會影響到城市和區域的可持續發展能力,由於抗風險能力差,主導或支柱產業一旦出現衰退,便會造成整個地區陷入經濟衰退乃至蕭條之中。②為此,澳門在 2002 年博彩業開放之前,“適度多元”的概念已首次在 2001 年 11 月發佈的《2002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提出。③而後的發展也證實了澳門這種結構單一的城市,其增長過程會受到經濟周期或外部衝擊的影響,產生較大波動,顯現出較弱的抗壓性或韌性並引發結構性衰退。多年來,澳門特區政府致力推動落實經濟適度多元,時至今日已取得一定成效,主要反映在兩方面:一是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步伐加快,非博彩產業增加值逐步上升,博彩公司的非博彩元素的更多實踐推動了經濟在產業關聯上的適度多元;二是新興產業初步成長,若干新興產業的增加值有所增長,促進了經濟在產業結構上的多元始見成效。 與此同時,澳門的產業結構除了在 2022 年因疫04
情衝擊造成博彩業和金融業順序易位,金融業增加值總額佔整體行業的比重達到 17.2% ,一度超越博彩業(占比 15.2% ),在其餘年份,博彩業仍佔最大比重,2023 年博彩業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已恢復上升至 36.2% 。④這表明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仍存在較大改進空間。 從要素投入角度看,澳門經濟適度多元更是亟需克服多重制約因素,包括土地空間、人力資本等方面的限制。結構轉型和產業創新是解決單一結構城市發展的重要途徑,⑤ 澳門經濟多元化轉型的進程仍需加快,經濟適度多元構成了澳門社會各界的“必做題”,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規劃(2024—2028 年)》(以下簡稱《多元規劃》),以綜合旅遊休閒業為核心(作為傳統優勢產業的“1”),同時持續推動中醫藥大健康產業、現代金融業、高新技術產業、會展商貿及文化體育產業(作為新興產業的“4”)的蓬勃發展,優化“1+4”產業結構。城市並非孤立的空間形態,而是與其所在區域形成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相互制約的辯證關係。城市作為區域增長的核心,依賴於區域作為其存在與發展的基礎;同時,區域的發展也催生了城市,城市的發展又進一步影響並促進區域的整體進步。⑥ 澳門在中共中央、國務院於 2019 年 2 月公佈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以下簡稱《規劃綱要》)中被確立為中心城市之一,應充分利用其地處粵港澳大灣區的區位優勢,通過加強與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聯繫,更大賦能澳門作為中心城市的引擎作用,以區域合作之力促進本澳經濟適度多元。澳門順暢做好對內優化產業多元和對外深化區域合作,便能在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中有效發揮中心城市的引領和帶動作用,形成顯著的集聚和擴散效應。 結合澳門作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全球網絡、中葡商貿平台的多國合作以及中西文化交融的歷史脈絡中所蘊含的國際性,澳門已初步勾勒出國際大都市的發展框架。 從國際大都市的視角和導向出發,推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能夠更有效地整合各領域的發展要素,進而促進澳門以新質生產力實現可持續的高質量發展。二、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的演進歷程 澳門在回歸祖國 25 年來,整體發展態勢良好,社會民生水平大幅提升,“一國兩制”在澳門取得了顯著成就。 然而,由於博彩業佔比偏大而形成過度單一產業結構,較易受到外部衝擊或在經濟周期下出現較大波動性,相應造成如何在一個微型城市經濟體有效破解經濟適度多元化的問題。展望未來,澳門的發展之路應聚焦於保持長期繁榮穩定,優化產業結構,推動經濟適度多元化,而產業結構演進具有連貫性,因此回溯過往經濟適度多元的歷程有助於探尋多元的有效路徑。(一)經濟適度多元的政策產業結構演變具有內在的自發性,但政府的產業政策亦十分重要,尤其是 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後,各國以實際行動普遍確定了產業政策的意義。⑦澳門在促進經濟適度多元化的政策涵蓋兩方面:首先,來自中央政府提供的政策支持;其次,澳門特區政府貫徹中央政府的政策導向,並在此基礎上進行細化和創新。 2006 年 3 月“十一五”規劃明確提出“支持澳門發展旅遊等服務業,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 2009 年 1 月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佈《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 年)》,首次明確了將澳門打造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目標。 同年 9 月,國務院批復實施《橫琴總體發展規劃》,將橫琴島納入珠海特區。 2011 年 3 月,“十二五”規劃支持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一中心”)以及加快建設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系國家商貿服務合作的平台(“一平台”)。 2016 年 3 月“十三五”規劃繼續支持澳門建設“一中心”和“一平台”。 2019 年 2月《規劃綱要》明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新增“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14
(“一基地”)的定位。 2021 年 3 月“十四五”規劃進一步明確,支持澳門豐富“一中心”內涵,拓展“一平台”功能,打造“一基地”,由此形成對澳門“一中心”、“一平台” 和“一基地” 的三大定位。2021 年 9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公開發佈《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 (以下簡稱《總體方案》),提出在橫琴發展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的四個新產業。 2023 年 12 月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佈《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 (以下簡稱《總體規劃》),為橫琴發展四個新產業提出了更為明確的指引和要求。隨著中央政府持續推動澳門多元化發展,澳門特區政府亦逐年強調和實施適度多元化的經濟政策。 梳理歷年施政報告,可以清晰看到特區政府在多元產業政策上的演進脈絡。 2001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提出“優化產業結構”;2002 年首提“產業結構的適度多元”。 2004 至 2005 年,特區政府提出以博彩業為“龍頭產業”,2006 年特區政府加強了博彩業監管,並提出了“適當地發展產業的多元化”。 2007 年首次明確提出“經濟適度多元化”。 其後數年,特區政府不斷強調“進一步推進適度多元化”,2010 年首次提出培育新興產業。 2011 年,特區政府提出產業多元化與區域合作的策略。 2012 年,施政報告主題即為“推動經濟適度多元”,之後的施政報告中詳細闡述了非博彩元素在博彩業中的比重,以及會展、文化和中醫藥產業的發展策略。 2017 年,施政報告提出促進特色金融發展。 2019 年,特區政府提出了“精准培育新興產業”的目標。 2020 至 2022 年度的施政報告主要是針對抗疫和復甦經濟。 2023 年施政報告確定了“1+4”適度多元發展策略,並爭取未來非博彩業佔本地生產總值約六成。 2024 年施政報告提出實施“1+4”產業規劃,並編製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評估指標體系。同時,澳門分別於 2015 年和 2021 年公佈了自己的五年規劃,都在其中重點強調了經濟多元,尤其是在 2021 年 12 月公佈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二個五年規劃(2021—2025 年)》中,就困擾澳門多年的結構單一的問題,給出了多元產業發展的指南,並在後續於 2023 年 11月發佈的《多元規劃》更加具體化,預期 2028 年非博彩業增加值佔本地生產總值比重約 60% ,為推動經濟適度多元實踐提供了明確的政策及工作方向。 (二)經濟適度多元的成效從定量角度來看,2015 年施政報告中提出建立“新興產業統計指標體系”,澳門統計暨普查局在始於 2016 年底公佈的首份《2015 年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統計指標體系分析報告》至最新一期(2022 年),每年都對經濟多元的實踐和成效進行詳盡分析。 由於衡量一個經濟體的多元化發展程度,在統計上或實際操作中都尚未有嚴格定義和單一客觀衡量標準,其“適度”亦無法且不應以具體數值標準來界定。 因此,對多元化成效的分析需從多維度展開:從產業結構角度,需對比主導產業博彩業佔比的結構性變化;在非博彩行業中,可依據產業關聯度分類,分為主要非博彩行業,即與博彩業關聯度高的酒店業、餐飲業、批發零售業等,以及關聯度低或無關聯的其他行業;在增量發展的新興產業選擇上,優先考慮與博彩業關聯度低或無關聯的行業。⑧在此選取 2015 年(首次公佈多元產業)、2019 年(反映疫情前)及後續受疫情影響的最新一期(2022 年)的報告的數據,並結合2002 年(博彩業開放)和 2023 年澳門經濟發展狀況綜合評析多元成效。第一,以博彩業為支柱的產業結構歷經波動,逐步趨向平穩發展基於產業結構的視角,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意味著經濟體系內不僅依賴單一產業,而是多個產業共同發展,形成相對均衡且相互關聯的產業佈局。 這種多元化旨在降低經濟對某一特定產業的過度依賴,提高經濟的整體穩定性和抗風險能力。 回顧澳門自 1999 年回歸以來的產業變遷歷程,博24
彩業作為支柱產業的地位逐年凸顯,但其景氣度深受外部環境的影響,經歷了數輪波動。在博彩業的景氣循環過程中,澳門經濟逐漸形成博彩業“一業獨大”的格局,經濟體系對單一行業的過度依賴風險加劇,社會也日益關注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必要性。 博彩業增加值佔產業結構的比重從 2002 年開放之初的 38.0%攀升到 2011 年的峰值 63.0% ,彰顯了博彩業的快速發展,同時也揭示了博彩業佔比偏高。 而後博彩業受到外部衝擊分別於 2014 年和 2020 年之後出現兩次較大下降,尤其是 2022 年受疫情影響驟降至最低點 15.2% ,凸顯了博彩業為主的產業結構的韌性不足,也反過來說明博彩業的相對衰退並非是真正意義上的產業結構多元,僅是偏離了潛在產出的水平。進入 2023 年,隨著社會複常、經濟復甦,博彩業迅速反彈,其在產業結構中的佔比回升至 36.2% ,這一比例接近《多元規劃》所預期的非博彩業增加值比重約 60% 、博彩業增加值比重約 40%的平衡發展目標。 同時澳門本地生產總值躍升至 3,794.78 億元,相較於 2002 年的 560.02 億元增長了 5.8 倍,博彩業增加值也增至 1,373.71 億元,相比 2002 年的 211.88 億元實現了 5.5 倍的增長。 這表明,儘管 2023 年博彩業在產業結構中的佔比(36.2% )與 2002 年(38.0% )相近,但整體經濟與博彩業均實現了顯著的價值提升,顯示博彩業開放以來其作為支柱產業的多元產業結構發展是一個動態調整的過程,它在波動中尋求均衡,在均衡中推動經濟體系向更加平穩、可持續的方向邁進。第二,主要非博彩行業增加值逐步上升,增強整體經濟抗風險能力從以增加值計算的澳門產業結構來看,博彩業在 2020 至 2022 年期間受到疫情衝擊經歷了較大波動,其在產業結構中的佔比從 2019 年的 51.2%大幅下降至 2022 年的 15.2% ,但整體上長期保持了較高水平,多年以來無疑是主導產業,對澳門經濟發揮著強大支撐作用。 博彩業的興旺不僅直接推動了澳門經濟的增長,還通過吸引龐大的客流量和市場需求,帶動了其他與博彩業關聯度較高的主要非博彩行業的發展。博彩業與非博彩業之間形成了緊密的關聯和互補關係,通過資源共用、市場聯動等方式實現了協同發展。 隨著博彩業的繁榮,越來越多的遊客湧入澳門,2014 年入境旅客首次突破三千萬人次,至 2019 年更創下 3,940.62 萬人次的歷史紀錄,這為酒店業帶來了巨大的住宿需求,為飲食業帶來了豐富的餐飲消費,同時也為金融業提供了更多的業務機會。 以與博彩業關聯度較高的酒店業為例,2002 年至 2019 年,酒店業增加值由 10.55 億元上升至 200.80 億元,佔比由 1.9%上升至 4.6% 。而這些非博彩行業則通過提供優質的服務和產品,滿足了遊客的多元化需求,進一步提升了澳門作為旅遊休閒目的地的整體吸引力。這種產業間的關聯與互補關係不僅有助於形成更加完整的產業鏈和生態圈,還降低了對單一產業的過度依賴,增強了經濟的整體韌性和抗風險能力。 自 2020 年起疫情因素持續對澳門各類經濟活動造成衝擊,博彩業及多數非博彩行業的運營普遍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影響。 至 2022 年,博彩業的增加值銳減至 298.10 億元,與 2019 年及 2021 年相比,分別大幅減少了 86.6%及 53.1% 。 相比之下,主要非博彩行業的增加值總計達到 1,211.27 億元,儘管與 2019 年及 2021 年相比仍有所下降,降幅分別為 26.3%及 11.0% ,但其下降幅度明顯低於博彩業,展現出更為穩健的發展態勢;同時,金融業和不動產業務在 2022 年首次超越博彩業,成為產業結構中的主要行業,反映了非博彩行業在疫情期間的相對穩定性和重要性。 這種多元化產業結構使澳門經濟在面對外部衝擊時,能夠更有效地抵禦風險,維持整體經濟趨向平穩發展。 (如表 1)第三,新興產業增加值顯著增長,促進經濟適度多元初見成效34
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策略在存量產業上聚力做優做精做強綜合旅遊休閒業,並擴大主要非博彩業的規模,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而在增量產業上則聚焦新興產業的培育與成長,主要是“1+4”產業規劃所涵蓋的中醫藥大健康產業、現代金融業、高新技術產業和會展商貿及文化體育產業。 這四個新興產業的發展不僅為澳門經濟注入了新的活力,助推產業結構優化,更為整體經濟的持續增長奠定基礎。表 1 各行業增加值及產業結構(以當年生產者價格按生產法計算)單位:百萬澳門元,%產業2002增加值 佔比2015增加值 佔比2019增加值 佔比2022增加值 佔比博彩業 21,188 37.99 171,107 47.9 222,534 51.18 29,810 15.17非博彩行業 34,589 62.01 186,507 52.2 212,238 48.82 166,657 84.83 主要非博彩行業 21,363 38.30 146,719 41.0 164,241 37.78 121,127 61.64 建築業 1,114 2.00 23,266 6.5 13,538 3.11 13,909 7.08 酒店業 1,055 1.89 13,650 3.8 20,080 4.62 3,584 1.82 飲食業 1,887 3.38 6,121 1.7 7,007 1.61 3,246 1.65 批發及零售業 2,509 4.50 19,958 5.6 24,608 5.66 16,375 8.33 運輸、倉儲及通訊業 2,999 5.38 9,733 2.7 11,730 2.70 6,056 3.08 金融業 4,272 7.66 22,216 6.2 29,872 6.87 33,788 17.20 不動產業務 5,349 9.59 37,197 10.4 38,558 8.87 33,636 17.12 租賃及向企業提供的服務 2,178 3.90 14,578 4.1 18,848 4.34 10,532 5.36 其他非博彩行業 13,226 23.71 39,787 11.1 47,997 11.04 45,528 23.16各行業增加值總額 55,776 100 357,614 100 434,772 100 196,467 100 資料來源: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歷年統計數據整理四個新興產業已初具規模並穩步發展,具體而言,中醫藥大健康產業持續推進,2011 年 1 月 25日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澳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掛牌成立,2015 年 8 月世界衛生組織傳統醫藥合作中心(澳門)成立,2022 年 1 月 1 日藥物監督管理局成立,《中藥藥事活動及中成藥註冊法》在同日生效,這些舉措為中醫藥產品的研發轉化及生物醫學成果轉化奠定了堅實基礎,推動了中醫藥產業的規範化和標準化發展;現代金融業規模持續擴大,截至 2024 年首季末,澳門金融業總資產已達 2.6 萬億元,相較疫情前的 2019 年底增長了 20% ,同時新增了 13 家新類型金融機構,豐富了金融市場的主體,各項金融穩健指標保持良好,債券市場和投資基金的發展基礎也日益完善,為澳門的金融穩定和持續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高新技術產業加快培育,澳門科研成果產出在粵港澳大灣區 11 個城市中排名僅次於廣州、深圳和香港,並擁有珠江西岸領先的學術科研基礎,澳門高校近十年科研產出的複合年增長率達到 17% ;會展商貿及文化體育產業發展態勢良好,2023年 8 月,澳門榮獲亞洲知名會展雜誌 M&C Asia 評選的“最佳亞洲會議城市”稱號,2024 年 2 月,美國《福布斯旅遊指南》公佈澳門擁有全球最多的 22 家五星榮譽酒店,電子商貿應用迅速普及,跨境商貿管道日益暢通,文化產業增加值近年穩定在 20 億元規模,形成了一批代表澳門形象和知名度的文化項目和品牌活動,2024 年 6 月澳門在由中日韓三國共同發起的亞洲第一個國際性文化城市44
命名活動中,當選為 2025 年“東亞文化之都”,體育旅遊盛事也接連成功舉辦。⑨ 2022 年四個新興產業的增加值總額達到 368.56 億元,與首次將新興產業納入統計範疇的2015 年數據相比,實現了 42.3%的顯著增長,其中中醫藥產業的增幅尤為突出,增長 1.2 倍,金融業和會展產業分別上升 52.1%和 20.2% ,文化產業亦有 8.5%的增長。 與疫情前的 2019 年數據相比,儘管面臨嚴峻外部挑戰,但四個新興產業的增加值總額仍然實現了 0.9%的升幅,這一增長主要得益於金融業的強勁表現,其增加值增長 13.1% ,為新興產業總體增長提供了有力支撐。 然而,也需注意到,其他三個新興產業———會展產業、文化產業和中醫藥產業的增加值在疫情期間均有所下降,尤其是會展產業跌幅達 90.7% ,這反映出除金融業外,其餘新興產業的總量仍需進一步提升,在產業結構中的比重仍要再提高,才能更好地起到抵禦風險的作用。 (如表 2)表 2 新興產業增加值及比重(以當年生產者價格按生產法計算)單位:百萬澳門元,%產業2015增加值 佔比2019增加值 佔比2022增加值 佔比 新興產業 25,906 7.24 36,542 8.40 36,856 18.76 金融業 22,216 6.21 29,872 6.87 33,789 17.20 會展產業 1,378 0.39 2,984 0.69 279 0.14 文化產業 2,063 0.58 2,977 0.68 2,238 1.14 中醫藥產業 249 0.07 709 0.16 550 0.28 資料來源: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歷年統計數據整理三、以區域合作推動產業多元:琴澳一體化的審視從博彩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變動漸趨平穩、主要非博彩行業增長適當緩衝產業結構波動風險以及新興產業的增量變化這三個維度分析,澳門經濟在適度多元化方面取得一定效果。 然而,就整體經濟結構而言,博彩業所佔比重長期偏高(2022 年除外),經濟的適度多元化發展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 從投入要素角度來看,實現經濟適度多元化仍面臨諸多挑戰,尤其是土地和人力資源上的制約。 澳門因自身發展空間有限,在僅 33.3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已創造出足夠高的產出,面臨著“增長的極限”,其要素稟賦結構正處於亟需轉型的關鍵節點,需要適度拓發發展空間,通過加強對外區域合作推動自身產業多元,促進澳門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規劃綱要》明確了澳門作為大灣區中心城市之一的定位,為其提供了發展腹地,但由於澳門產業結構的單一性和特殊性,以博彩業為主的產業結構集聚效應明顯而輻射能力有限,加之經濟體量偏小,短期內難以充分發揮中心城市的引擎作用。 因此,澳門應在本域繼續保持和提升綜合旅遊休閒業的競爭優勢,同時,在與毗鄰的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中圍繞促進適度多元的產業協同發展,激發區域經濟一體化、同城化效應,逐步構建更完善的區域產業體系,增強城市經濟韌性,鞏固和提升城市競爭力。(一)澳門在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中的競爭力《規劃綱要》明確提出了在粵港澳大灣區構建具國際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體系的目標,《多元規劃》強調澳門逐步加大四個新興產業的比重,不斷增強經濟的發展動能和綜合競爭力,澳門 2024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亦在多處說明需著力提升澳門的創新能力和競爭力。 城市競爭力體現了一個54
城市的經濟規模和增長速度,亦反映了產業結構的多元化,多元產業結構的城市在面對市場變化時的適應能力和抗風險能力更強。 為客觀說明澳門的城市競爭力及其在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中的區域地位,借鑒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的研究,該中心自 2003 年至 2021 年持續發佈中國競爭力報告。⑩據 2021 年第 19 期報告顯示,在涵蓋的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的 291 個地級及以上城市中,澳門的綜合經濟競爭力位列第 15 名,而粵港澳大灣區其他三個中心城市———深圳、香港和廣州分別名列第 2、第 3 和第 5。 (如表 3)表 3 粵港澳大灣區 11個城市綜合經濟競爭力指數與排名(2021)城市綜合經濟競爭力指數 排名經濟密度指數 排名經濟增量指數 排名深圳 0.975 2 0.829 2 0.811 3香港 0.969 3 1.000 1 0.492 11廣州 0.817 5 0.705 6 0.669 5佛山 0.657 14 0.653 12 0.392 23澳門 0.655 15 0.827 3 0.075 246東莞 0.629 17 0.615 18 0.396 22珠海 0.598 23 0.660 10 0.242 53中山 0.505 38 0.570 26 0.192 96惠州 0.416 56 0.422 58 0.250 48江門 0.367 78 0.382 84 0.209 74肇慶 0.292 130 0.315 126 0.155 136 資料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與競爭力指數資料庫綜合經濟競爭力是指城市當前現實的競爭力,它從產出端評價城市的經濟規模、經濟增長和綜合經濟效率。 從綜合經濟競爭力排名來看,澳門與位居前五的深圳、香港和廣州並不處於同一梯隊,相較於這三個中心城市,澳門在城市競爭力方面存在比較明顯的差距,甚至低於節點城市佛山一個位次,這表明澳門作為《規劃綱要》中定位的中心城市之一,其動力引擎的功能尚待加強。 綜合經濟競爭力有兩項分指數構成,包括以地均 GDP 衡量的經濟密度和以 GDP 連續 5 年平均增量衡量的經濟增量,澳門在經濟密度方面表現優異,排名高居第 3,彰顯了其在有限空間內實現經濟收益最大化的能力;然而,在經濟增量排名上十分偏後,位列第 246 位,這反映出澳門在城市收益擴展的速度和規模上具有較大的波動性。 由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在 2022 年的城市競爭力研究改為選取案例城市分析,而未再做各城市競爭力排名,在此借鑒另一項由香港中國城市競爭力研究會等機構發佈的《2023 年第二十二屆全球(國家)城市競爭力排行榜》的數據,該城市競爭力測度選取的指標體系除了經濟指標,還包括社會、環境和文化等多項。 澳門在 2023年中國城市綜合競爭力排行榜中名列第 18,香港、深圳和廣州則高居第 1、第 2 和第 5 位,此排行榜同樣揭示了澳門與大灣區其他中心城市並不處於同一競爭層級。基於城市競爭力的衡量,澳門在大灣區城市群中發揮中心城市引領和帶動作用時,與廣州、深圳和香港相比處於弱勢地位。 澳門的產業具有特殊性,主要體現在旅遊、博彩及服務業的高度集中64
上,這種產業結構使得澳門的集聚效應表現出色,能夠吸引大量的遊客和外部需求,為當地帶來顯著的經濟收益,但擴散效應則顯得相對薄弱,其產業結構的特殊性限制了向其他領域輻射和帶動周邊地區發展的能力。 此外,澳門產業結構的單一性還使得其經濟容易受到外部衝擊的影響,從而引發經濟的波動性。 中心城市是帶動區域發展的核心力量,為了使澳門更好地發揮大灣區中心城市之一的作用,必須尋求突破其當前的發展瓶頸,擴大輻射範圍、增強對腹地的輻射作用。 這意味著澳門需要積極尋求與周邊地區的經濟合作,打造協同發展的多元化產業體系,以增強其整體經濟的穩定性和抗風險能力,鞏固經濟密度競爭力,提升經濟增量競爭力。 (二)琴澳合作:澳門的經濟空間拓展2009 年,橫琴新區設立;2014 年,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珠海橫琴新區片區設立;2021年,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成立。 橫琴《總體方案》與《總體規劃》作為區域和產業政策,著重強調了以橫琴為平台,依託粵澳地區的資源稟賦與發展基礎,高度契合澳門產業多元化發展的核心方向,積極推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的新產業發展,並致力於構建與澳門一體化高水平開放的新體系。 鑒於澳門土地面積有限,人力資源相對不足,且以現有要素稟賦結構為主導的產業結構已趨於飽和狀態,難以支撐進一步的優化升級,因此迫切需要轉變要素稟賦結構。 在此背景下,利用橫琴作為澳門深度合作的拓展空間,培育新興產業,成為激發澳門經濟新增長點的關鍵舉措。 合作區緊密圍繞《總體方案》確立的目標,大力發展科技研發和高端製造產業、中醫藥等澳門品牌工業、文旅會展商貿產業以及現代金融業的四大新產業。 合作區的四大新產業雖然在名稱上與澳門“1+4”適度多元發展策略中的四個新產業有所差異,但二者高度協同,有效促進了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產業融合。1. 科技研發和高端製造產業自 1999 年回歸以來,澳門在高等教育與科研領域取得了顯著成就。 中藥質量研究、仿真與混合信號超大規模集成電路、智能城市物聯網、月球與行星科學等四個國家重點實驗室的設立,有效推動了澳門高校在創新科技領域的穩步發展。 然而,澳門研發強度(研發經費投入佔 GDP 的比重)依然偏低,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統計數據顯示,澳門 2022 年的研發強度為 0.49% ,這一比例顯著低於大灣區其他中心城市的水平,同期香港的研發強度為 1.07% ,廣州為 3.43% ,而深圳更是高達 5.49% 。澳門科技產業化的程度不足,這主要歸因於幾個關鍵因素:首先,澳門資本市場的相對匱乏限制了科技創新與商業化所需的資金流通;其次,產學研轉化機制及創業孵化風險資本機制的不足,降低了科研成果向實際應用轉化的效率;再者,工程專業設置的稀缺及相應工程人才培養機制的不完善,導致了科技人才結構失衡;同時,科技人才引進策略也需更全面考慮長期、短期及本地培養的不同需求。合作區已聚集一定的創新資源,澳門的高等教育機構,如澳門大學和澳門科技大學,已分別在橫琴設立了研究院,作為橫琴產學研合作的示範基地。 橫琴還有 4 個在澳門設立的國家重點實驗室的分部,這些實驗室依託其基礎研究和優勢學科,結合多個交叉學科研究中心,共同致力於應用研究和科技成果的轉化。 澳門的高校在科研方向上,以前沿研究為主導,特別關注中醫藥、芯片設計、物聯網、人工智能、空間科學、先進材料及健康科學等領域。 基於澳門現有的科研人才資源和科技研發基礎,《總體方案》明確提出了以“發展集成電路、電子元器件、新材料/新能源、物聯網與生物醫藥”為核心的高端製造和生物醫藥產業戰略。 “科研在澳門、轉化在橫琴”的科技發展模式初顯成效,2023 年,合作區內科技研發與高端製造業的增加值達到 49.71 億元人民幣,佔各行業增加值總額的 10.5% 。74
2. 中醫藥等澳門品牌工業經過多年的發展,澳門中醫藥產業已具備一定基礎,科研及平台設施逐步完善,2011 年掛牌成立的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澳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歷經十餘年運作已取得系列研究成果。 2021 年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團隊與澳門大學合作共建澳門轉化醫學創新研究院。 但澳門的中醫藥產業大部分資源及成果主要集中在產業鏈的前端,科研投入主要依賴政府資源,在推動科研項目向下遊延伸,促進成果產業化及向本地企業轉化方面仍需著力加強。 澳門中醫藥產業作為推動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的新興產業,雖起步較早但產值偏低,2022 年中醫藥業增加值僅為 5.5億元。橫琴合作區為澳門發展中醫藥產業提供了廣闊空間,產業集聚效應已初步顯現。 2011 年 4月,作為《粵澳合作框架協議》的首個落地項目———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在橫琴正式落地。2022 年,特區政府和中國太平保險集團簽訂合作框架協議,共同推進產業園項目發展,2023 年 1月,中國太平保險集團正式接管產業園運營管理。 該產業園佔地 50 萬平方米,規劃建築面積 135萬平方米,總投資已達 80 億元人民幣,涵蓋研發用房、制藥廠、檢測中心等多種業態。 截至 2024 年7 月底,產業園已註冊企業 231 家,其中包括 79 家澳門企業,業務覆蓋中醫藥、保健品、醫療服務等多個領域。 產業園已構建起符合中國內地標準的 GMP 中試生產、研發檢測及產業孵化基地。 此外,產業園還榮獲“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稱號,並被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授予“中醫藥產品海外註冊公共服務平台(橫琴)”,同時被商務部和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聯合認定為首批“國家中醫藥服務出口基地”。3. 文旅會展商貿產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是澳門重要的發展定位,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旅遊附屬帳”,博彩業、零售業、飲食業、酒店業、客運服務業及旅行社這 6 個行業歸類為旅遊相關行業,它們在 2013 年曾創出 2,454.4 億元的產業增加值峰值。 會展商貿業及文化體育產業是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佈局中的關鍵組成部分,會展業方面,澳門已於 2019 年躋身全球國際會議城市 50 強之列,並在亞太區排名第 12 位;商貿業方面,得益於特區政府近年來的多措並舉推動,電子商貿應用迅速普及,跨境電商管道已全面開通,符合條件的澳門製造產品以及澳門企業代理的葡語國家產品均可通過跨境電商送達內地消費者;2022 年澳門文化產業實現增加值 22.4 億元,相較 2021 年的 20.77 億元增長 7.8% ;在體育產業方面,澳門通過舉辦特色體育旅遊活動,有效利用體育平台推動旅遊業發展。 總體而言,澳門在綜合旅遊休閒和文化會展領域具有顯著優勢,但作為一個高度依賴外部需求的產業,澳門經濟特別容易受到外部衝擊的影響,2022 年,旅遊增加值約為 327 億元,相比前一年的 687 億元,下降了 52.41% 。合作區地理位置優越,交通便捷,經過前期的大量投入與建設,基礎設施已相當完善,為澳門文旅會展商貿產業的延伸與擴展提供了堅實支撐。 基於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定位,《總體方案》清晰界定了橫琴在文旅、會展、商貿產業的發展路徑,即致力於高水平打造國際休閒旅遊島,推動與澳門在旅遊標準、旅遊要素上的互認互通,共同構建“一程多站”的琴澳聯合旅遊精品線路。2024 年 4 月,國家移民管理局發佈了《關於實施進一步便民利企出入境管理若干政策措施的公告》,明確指出參與“琴澳旅遊團”的人員可享受多次往返琴澳的便利,此舉有效促進了澳琴兩地旅遊資源的共用與互補,推動錯位發展,實現互利共贏。 同時,合作區還積極推動“一會展兩地”項目落地,與澳門攜手打造專業性品牌展會和產業主題展會。 為降低旅遊業易受外部衝擊的風險,合作84
區在旅遊與文化、旅遊與醫療等領域積極探索產業融合發展之路。 此外,通過構建數字貿易國際樞紐港,並設立高質量進口消費品交易中心,進一步延長了琴澳“食、住、行、遊、購、娛”的消費鏈條。合作區旅遊產業展現出穩健的增長態勢,2023 年,合作區主要景區遊客數量達到 1,163.58 萬人次,同比增長 341.48% ,與疫情前同期相比也增長了 22.53% 。4. 現代金融產業澳門金融業規模較小,儘管在過去 2020 至 2022 年因疫情衝擊,博彩業增加值相對比重下降,金融業一度在 2022 年成為澳門最大產業,但金融業增加值在正常經濟年份佔比依然偏低。 澳門金融業以傳統的銀行業和保險業為主,缺乏外匯、證券等多元化資本市場,這極大地限制了其發展空間。 由於金融業結構單一,加之專業金融人才匱乏,現代金融業務難以在市場中獲得競爭優勢。 因此,需要拓展金融新業態,包括加快培育債券市場,推動財富管理、融資租賃和綠色金融業務發展;構建中葡金融服務平台、創新跨境保險產品服務;並引入金融科技等先進手段。《總體方案》明確指出,合作區將豐富金融業態,積極推動資產管理等現代金融服務業的發展,並拓展面向合作區產業的金融服務。 具體舉措包括支持澳門建立以人民幣、澳門元等貨幣計價結算的國際債券市場,實施跨境聯合租賃等創新試點項目,鼓勵社會資本設立多幣種創業投資基金,以及支持合作區內金融機構依法合規為實體經濟提供離岸業務金融服務。 2023 年 2 月,中國人民銀行會同銀保監會、證監會、外匯局、廣東省政府聯合印發《關於金融支持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的意見》(簡稱“橫琴金融 30 條”)。 同年 3 月,全國首筆金融租賃公司租賃資產跨境轉讓業務成功落地合作區;4 月,合作區企業首筆離岸人民幣債券在澳門成功發行,並同時在澳門和盧森堡兩地上市;10 月,合作區實現了首筆由專業綠色評估公司認證的綠色資產跨境轉讓業務;此外,合作區還率先推出了“數字人民幣保單”及首個數字人民幣境外繳稅場景等創新應用。 合作區的現代金融產業展現出穩健增長、持續向好的發展態勢。 2023 年,金融業增加值達到 156.67 億元人民幣,佔各行業增加值的 33.2% 。四、以國際大都市為導向,著力推動經濟多元發展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在 2024 年 5 月考察調研澳門時指出:澳門回歸祖國 25 年來,在中央的全力支持下,開創了歷史上最好的發展局面;要更好發揮澳門的獨特地位和優勢,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齊心協力把澳門國際大都市“金名片”擦得更亮。夏主任的講話既是對澳門回歸祖國 25 年來成就的肯定,也是對未來澳門發展的鞭策和動力。 澳門以國際大都市為導向,將在更高定位、更大空間、更多領域著力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國際化大都市的概念不僅體現城市的繁榮與發展,更在全球化背景下彰顯其特殊地位和作用。具體而言,其特點有三:其一,國際化是國際大都市的核心特質。 作為世界經濟、文化和資訊交流的樞紐,國際大都市需具備高度的國際化水平。 這意味著城市需擁有開放、包容的國際視野,能夠吸引全球資金、人才和技術,並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展現其在全球治理中的影響力。 多元文化融合和國際協作網絡的建立,是國際化大都市不可或缺的重要標誌。 其二,城市規模與功能的“大”是國際大都市的另一顯著特徵。 這不僅體現在城市規模和人口規模上,更體現在城市經濟空間的擴展和區域經濟整合的深入實踐中。 國際大都市通過區域經濟的有效拓展及區域經濟整合戰略,可以實現資源高效配置和優勢互補,進而拓展城市發展邊界,增強城市的輻射能力和帶動作用。 這意味著國際大都市不僅要在自身發展上達到一定規模,還要能夠帶動周邊乃至更廣區域的發展,形成強94
大的都市區經濟效應。 其三,作為城市群中的中心城市,國際大都市在現代城市化進程中發揮著引領和支撐作用。 城市需要具備足夠的實力和影響力,並通過高效的交通運輸網絡、緊密的產業連接以及協同的創新系統,促進城市群內各城市間的互動與協作。 這樣不僅能提升城市群的綜合競爭力,還能形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城市群,共同應對全球化的挑戰和機遇。從國際化大都市的內涵特徵來看,作為長期薈萃中西文化的城市,尤其是回歸 25 週年的高速發展,澳門已在諸多方面展現出國際化大都市的特質:一是澳門在國際化方面表現出鮮明特色,作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澳門享有 146 個國家和地區的免簽或落地簽便利,吸引全球遊客,促進多元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同時,作為中國與葡語系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其設立的中葡論壇是中國目前唯一以語言爲紐帶的多邊合作機制,已全面覆蓋葡語國家,推動了中國與葡語國家的貿易增長;澳門與 120 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穩定的經貿關系,是 190 多個國際組織和機構的成員,保持單獨關稅區和自由港地位,實施簡單低稅制,是全球企業所得稅最低的地區之一,並被世界貿易組織認定為全球最開放的貿易和投資經濟體之一;此外,澳門金融體系開放度高,截至 2023 年末,國際資產佔澳門銀行業總資產的比例高達 83.8% ,有力支撐了澳門在全球金融市場中的地位。 二是從城市規模和人口規模來看,澳門相對較小,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其作為國際化大都市的全面發展潛力。 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澳門通過資源整合和區域合作,不斷拓展城市發展空間並完善其功能。 1999 年澳門回歸之際,土地面積僅有 23.8 平方公里,隨後中央政府多次批准澳門填海造地,並劃定陸地邊界,至 2024 年 6 月澳門陸地面積已增至 33.3 平方公里;此外,2015 年中央政府明確了澳門的海域面積為 85 平方公里;2021 年更是將 106.46 平方公里的橫琴島設為合作區,並採用粵澳雙方共商共建共管共用的新管理體制,合計使“澳門發展空間”擴展至 224.76 平方公里,為澳門的未來發展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和無限可能。 三是從在大灣區城市群中的地位和作用來看,澳門作為該區域的四大中心城市之一,尤其在西岸扮演著唯一中心城市及科技創新走廊節點的關鍵角色。《規劃綱要》實施五年來,大灣區經濟總量由 2018 年的超 10 萬億元人民幣增長至 2023 年的逾 14萬億元人民幣,人口亦從約 7,000 萬增至超過 8,600 萬,成為國際灣區中人口規模最大的地區。 在此期間,澳門緊抓大灣區發展機遇,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明確並執行“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發展定位。 青茂口岸的開通、“澳車北上”政策的實施、跨境金融服務的拓展、民生公共服務政策的完善,以及港珠澳大橋使用量的顯著增加,均有效拓寬了澳門居民的生活空間與質量,彰顯了澳門在大灣區建設中的深度融合與積極貢獻。 尤為重要的是,合作區建設為澳門拓展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增強了澳門在大灣區的中心城市功能。澳門已切實在國際化水平、城市規模與功能以及在城市群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展現出一定的國際化大都市特質,但仍有較大提升空間。 與全球頂尖國際化大都市相比,澳門在國際經濟、政治和文化事務中的參與度和影響力尚需更多提升。 為躋身高度全球影響力的國際化大都市行列,澳門需在更多領域內實現功能多元化與高端化,以強化其全球競爭力。 相較於香港等國際化大都市,澳門在城市群中的引領和支撐作用相對有限。 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持續推進和澳門自身多元發展的不斷努力,澳門未來有望更加趨近全球國際化大都市的標準。明確國際化大都市的定位為澳門的多元發展開闢了更廣闊的空間,並設定了更高的發展目標與要求。 在國際大都市的導向下,澳門不僅要鞏固其作為世界旅遊中心的地位,還要在多元化的實踐中積極探索,善用世界城市的國際化優勢,構建融合“國際化”要素的科技創新、大健康、現代金融、會展商貿及文化產業平台,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多維度加速國際化大都市的建設進程。05
首先,針對高新技術產業,澳門正致力於建設一个開放且國際化的科技創新服務體系,為葡語國家、歐洲、東南亞等提供國際科技創新產品和服務的展示平台,促進國際科技交流與合作,為科技企業和創新人才提供多方面的支持,助力在澳門和橫琴合作區實現更多的科技產出。 同時,澳門積極推動產學研合作,通過與內地及國際科研機構的深度合作,提升科技創新能力和成果轉化效率。 此外,澳門更加重視科技人才的培養,高等院校新增與國際接軌的創新工程、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等課程,並通過舉辦各類研修班和培訓項目,提升本地科技人員的專業素質和國際視野。 隨著以科技為主題的會展活動日益增多,澳門作為連接粵港澳大灣區與國際科技創新的重要樞紐地位日益凸顯。未来澳門不僅能成為國際科技企業提供進入大灣區市場的橋梁,也可為大灣區內的科技企業提供走向國際的舞台。 因此,澳門應充分發揮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和制度优势,為大灣區與國際科技創新合作創造更多的機遇和空間。其次,在大健康產業方面,澳門正積極推動中醫藥的規範化和國際化進程。 2024 年 2 月通過實施《促進中醫藥產業升級計劃》,有效激勵了本地制藥廠的升級轉型,提升了業界整體水平。 未來應持續推進並完善此計劃,以提升中醫藥產業的整體競爭力,促進中醫藥產業的可持續发展。 同時,澳門正加速推動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的發展,通過加強與內地及國際上的中醫藥機構建立緊密合作關係,利用其獨特的平台優勢,積極吸引國內外優質的醫藥研發中心、檢測中心、貿易商及藥企入駐,力求將澳門打造成為中醫藥創新研發、技術成果交流及產品商貿合作的國際化中心,進一步推動中醫藥產業的國際化進程,增強中醫藥在全球範圍內的影響力和競爭力。 此外,澳門還致力於提升中成藥在質量與品牌方面的國際認可度,通過構建面向葡語國家、東盟及歐盟的市場網絡,澳門將努力拓寬中藥產品及保健品的國際市場。 為深化中醫藥大健康領域的國際學術交流,澳門將充分發揮世界衛生組織傳統醫藥合作中心的引領作用,積極推動舉辦國際學術論壇、產業峰會及研修班等活動,將澳門塑造為中醫藥大健康領域國際學術交流的重要節點。 這些舉措將有力提升澳門在全球健康產業中的影響力與地位,為中醫藥的國際化發展注入新的動力。再次,在現代金融業領域,澳門應充分利用“一平台”的獨特優勢,發揮其作為中國和葡語國家金融服務平台的角色,有效搭建連接海內外金融市場的橋樑,服務國家對外金融需求,助力國家戰略實施。 在此基礎上,澳門可借鑒“滬倫通”成功經驗,積極探索並建立“葡澳通”互通機制,以促進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的金融深度合作,實現金融資源的共享與優化配置。 為了進一步推動金融市場的國際化發展,澳門應吸引葡語國家的機構、投資者和發行人通過澳門這一平台積極參與債券市場,推動債券品種的創新與國際流通。 同時,澳門應努力促使中葡兩國符合條件的企業能夠在對方的交易所掛牌上市,這將有助於促進金融資源的國際化流動,增強兩國金融市場的聯通性與活力。除此之外,澳門還應積極推動金融機構拓展人民幣金融產品,以滿足市場的多元化需求,並攜手業界共同向葡語國家推廣澳門的人民幣清算業務,提升人民幣在國際市場上的認可度與使用範圍。為了培養更多具有國際視野的金融人才,澳門還應持續在澳門舉辦國際及內地金融專業資格考試,培養國際金融人才,通過這一系列舉措,澳門將進一步提升自身在國際金融市場中的影響力和競爭力,促進現代金融業的新業態發展。最後,在會展商貿與文化體育產業方面,澳門應進一步深化與深合區、大灣區及國際的會展業合作,引進更多以產業為主題的會展項目,豐富澳門的會展內容和形式。 為此,澳門可通過深化與國際會展組織的交流、組織本地會展業界參加海內外商務旅遊展會、加強與會展媒體的合作,並邀請外地會展組織者來澳了解會展優勢等措施,提高澳門會展業的國際關注度與聯動性,尋求與國外15
知名會展城市的合作機會,共同推動會展業的發展。 繼續辦好面向葡語國家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會展,如“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博覽會(澳門)”、“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和“粵澳名優商品展”,並積極培育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會展品牌,提升澳門會展業的品牌價值和國際競爭力。 除了會展業,澳門還應推動更多國際知名演藝作品來澳演出,打造“演藝之都”的形象,吸引更多國內外的觀眾和遊客。 同時,爭取更多高水平的國際性體育賽事落戶澳門,逐步打造“體育之城”,提升澳門的國際體育影響力。 在文化交流方面,澳門可以舉辦、參加更多國家級、區域性及國際性的文化交流活動,展示澳門的文化魅力和多元文化特色,提升澳門的文化形象。 通過學生交流和學術活動,澳門可以進一步加強與葡語國家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的聯繫與合作,將澳門打造成為吸引這些地區青年學生和旅客的旅遊目的地,這將有助於推動澳門的文化旅遊產業融合發展,提升澳門的國際知名度和影響力。①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數據。 文中其他未有註明的數據,均來自澳門統計暨普查局。②孫久文、姚鵬:《單一結構地區轉型的原因與路徑探討———以東北地區為例》,瀋陽:《社會科學輯刊》,2017 年第 1 期。③何厚鏵:《二零零二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2001 年11 月 20 日,澳門特區政府網站。④《賀:去年博彩業佔 GDP 三成六》,澳門:《澳門日報》,2024 年 5 月 19 日。⑤范欣、宋冬林:《單一結構城市的認定及其經濟增長效應研究———來自於東北地區的經驗證據》,哈爾濱:《學習與探索》,2018 年第 6 期。⑥ 左學金等著:《世界城市空間轉型與產業轉型比較研究》, 北 京: 社 會 科 學 文 獻 出 版 社, 2011 年, 第440 頁。⑦楊丹輝:《世界大變局下的產業政策:演進動向與邏輯重構》,上海:《社會科學文摘》,2024 年第 1 期。⑧澳門經濟學會:《粵港澳大灣區背景下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策略研究》,2019 年 12 月 15 日。⑨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規劃(2024—2028 年)》,2023 年 10 月。⑩倪鵬飛等著:《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 NO.19,超大、特大城市:健康基準與理想標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 年,第 471~476 頁。倪鵬飛等著:《中國城市統一發展經濟學(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 NO.20)》,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 年,第 200~203 頁。參見 https://bau.com.hk/article/2023 - 12/27/content_1189588898950856704.html。 檢索日期:2024 年 8 月9 日。資料來源:澳門和香港的研發強度來自 UNESCO數據;廣州和深圳的研究強度來自廣州市科技局、深圳市統計局數據。資料來源:本節涉及的四個產業的數據均來自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統計局。參見 https://www.gov.mo/zh- hans/news/759003/。 檢索日期:2024 年 8 月 9 日。作者簡介:劉成昆,澳門科技大學可持續發展研究所所長、澳門科技大學商學院教授。[責任編輯 劉澤生]25
澳門理工學報 2024 年第 4 期·藝術與科技專題·主持人語:在科技飛速發展的當下,藝術越來越受到它的影響。 從數字藝術到人工智能藝術,最新科技引發的新藝術現象層出不窮,引起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 在藝術學領域,如何認識藝術與科技之間的關係,也成為有待深入探究的重要理論問題。 有鑒於此,本期邀請三位學者,圍繞著藝術與科技的關係展開研究。楊光影和馬睿的《科技與藝術互動的順勢、逆勢及其超越———虛擬藝術史的三種書寫範式》從科技與藝術的互動關係出發,梳理出奧利弗·格勞以科技推動藝術為要義的“科技的藝術史”,史蒂芬·威爾遜以藝術化用科技為要義的“藝術的科技史”,弗蘭克·波普爾以科技與藝術並重為要義的“開放性聯結史”三種書寫範式,並探究了它們對傳統藝術史的改寫、補寫和擴寫,積極地與藝術社會史等展開理論對話,呈現了科技藝術史所具有的理論潛能。夏開豐的《從人類世到負人類世:論斯蒂格勒如何在數字時代重思美學》探究了如何在數字時代通過斯蒂格勒重新思考美學的問題。 該文認為,技術具有藥理學的雙重性,既可以帶來疾病,同時也是療愈的藥物。 在數字時代,一切歸於計算,而美感判斷所具有的獨異性則提供了對此進行抵抗的可能。 需要重新激活康德,並賦予它一種普遍器官學的支撐。 這正是當代藝術的特徵,它可以創造“不大可能性”,由此帶來療愈的契機。 本文將康德、斯蒂格勒等的思想資源融為一爐,激發他們之間的相互對話,試圖從中找到一條通向未來的美學道路。盧文超的《人工智能藝術創作工具論》指出,對於人類而言,人工智能不是創作的另一主體,而是創作的工具。 談論人工智能時代的藝術創作,不是談論人工智能的藝術創作,而是談論人類如何利用人工智能進行藝術創作。 該文認為,在人類利用人工智能進行創作的過程中,選擇的重要性凸顯出來。 創作模式呈現出人工智能隨機生成、人類精心選擇的新特徵。 在此創作模式中,運氣和偶然發揮着複雜影響。 它可以帶來新的可能性,同時這種新的可能性有時會陷入重複的困境。 選擇者的美學素養和眼光成為影響創作的重要因素。 人類通過創作賦予事物意義的模式發生了變化。這會引起人類創作的重大變革。綜而觀之,三篇文章一致認爲,面對最新的科技,藝術應該對它進行積極運用。 它們有的闡述虚擬藝術對科技的積極化用,有的主張數字時代對科技的反思應用,有的强調藝術創作時對人工智能工具的主動使用。 它們都强調藝術對科技變革的積極態度,這賦予了藝術新的發展可能性;同時又不乏警惕和憂思,科技畢竟不是萬能的,人類藝術的未來還要掌握在自己手中。 我們既要將藝術與科技緊密融合,同時又不能忽略人類在此過程中的主體性和主動權。 圍繞著藝術與科技這個共同的主題,它們相互關聯,彼此呼應,呈現了藝術與科技之間豐富、複雜的關係。主持人簡介:盧文超,東南大學藝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藝術社會學和藝術理論研究,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當代英美文藝社會學思想研究”等國家級課題多項,專著有《作爲互動的藝術:霍華德·貝克爾藝術社會學理論研究》,譯著有《藝術界》、《創造鄉村音樂》等多部,在《文藝研究》、《文學評論》等刊物發表論文 60 餘篇,被《中國社會科學文摘》等轉載 10 多篇次,獲教育部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奬(人文社會科學)青年成果奬,“啄木鳥杯”中國文藝評論年度優秀作品奬,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奬二等奬、三等奬等各類奬項多次。35
澳門理工學報 2024 年第 4 期科技與藝術互動的順勢、逆勢及其超越———虛擬藝術史的三種書寫範式*楊光影 馬 睿[提 要] 自 1960 年代以來,科技藝術逐漸成為當代藝術的重要部類;基於計算機科技而產生的虛擬藝術則是科技藝術的新興形態。 虛擬藝術的發展帶來了關於藝術史的新思考。 在此語境中,一些科技理論家在 1990 年代展開了虛擬藝術史的書寫。 對虛擬藝術歷史的探討,必然會重點考慮科技與藝術的關係。 面對科技主導社會發展的強勢地位,理論家產生了對於科技與藝術關係的不同理解,從而建構了三種書寫範式。 其中,奧利弗·格勞基於科技推動藝術的“順勢互動”,建構出 “科技的藝術史”;史蒂芬·威爾遜基於藝術化用科技的“逆勢互動”,建構出“藝術的科技史”。 相比之下,弗蘭克·波普爾以技術與美學“雙線合一”的敘事,強調“技術—美學”語境下科技與藝術的非線性互動,書寫了科技藝術的“開放性聯結史”。 此外,波普爾還將虛擬藝術置於當代藝術的譜系中,改寫、補寫和擴寫了當代藝術史,區別於“藝術社會史”等藝術史的書寫方法和視角,為“重寫藝術史”打開新的維度。[關鍵詞] 科技藝術史 虛擬藝術史 書寫範式[中圖分類號] J0-0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4) 04 - 0054 - 11近年來,科技藝術成為國內藝術界的熱門話題。 而在國外藝術界與理論界,科技藝術並非聲光電的饕餮盛宴,而是具有理論支撐、實踐方法與譜系脈絡的實驗性藝術。 在 1960 年代,著名科技藝術史家弗蘭克·波普爾(Frank Popper)以科技藝術(Technological Art)命名現代技術支撐的藝術形態。①事實上,科技藝術史的書寫不僅已成為國外藝術理論界的重要版塊,也為科技藝術實踐提供了理論支撐。 研究科技藝術史不僅能讓我們深入了解何為科技藝術、科技藝術何為,更能幫助我們宏闊地認識當代藝術的多重維度。與此同時,國內的藝術史研究掀起了“重寫藝術史”的熱潮,但“重寫”的熱度主要集中於“藝術社會史”(Social History of Art)。 眾所周知,以夏皮羅、T.J.克拉克為代表的學者,將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精神分析、符號學等理論引入藝術史研究,② 超越以往的傳記式寫作、形式分析與圖像研45∗本文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藝術學項目青年項目“網絡空間中藝術傳播的社區化現象研究” (項目號:18CH208)的階段性成果。
究。 同時,社會學家的跨界書寫被研究者所關注。 霍華德·貝克爾、理查德·彼得森、戴安娜·克蘭等文化社會學家,揭示了“藝術”是藝術界集體建構的產物,由此呈現出全新的藝術史面貌。③然而,以上的藝術史寫作主要由哲學、社會學思潮主導,普遍缺乏科技與藝術互動的研究視角,甚至受限於自身知識結構,將科技藝術的重要現象排除在外。④隨著二戰後科技的迅速迭代,“藝術社會史”難以從科技發展維度回應藝術的變革。 尤其是在計算機技術成為“技術範式”之後,數碼藝術、虛擬現實藝術、互聯網藝術、生物藝術等新興技術支撐的“虛擬藝術”,這些藝術現象讓藝術社會史學者難以闡釋 。⑤就此而言,“科技藝術史”的書寫,尤其“虛擬藝術史”的建構,在科技強勢主導社會發展的背景下,顯得尤其重要。 此外,與“書齋式”的藝術史家不同,科技藝術史的寫作者大多兼具科技藝術的實踐經驗,他們圍繞自身在科技藝術實踐中的取向,建構各具價值的科技藝術史。⑥本文將以“虛擬藝術史”為考察中心,探討國外科技藝術史的書寫範式,以期拋磚引玉,引起學界的關注。一、“藝術史”的暗線:科技對藝術的“直接性影響”藝術史家對“科技”的態度往往是警惕的。 愛德華·山肯(Edward Shanken)曾指出,長期以來,科技藝術史一直游離於“主流藝術史”的視野之外。⑦在藝術史書寫中,科技通常僅被視為藝術創作的手段,而當代藝術尤其先鋒藝術通常被描述為抵抗技術的“先鋒”。 例如,費恩伯格對於白南准的描述,重點強調他激浪派時期抵抗電視娛樂圖像的“影像游擊戰” 。⑧藝術史家通過這些藝術大師案例,強調其抵抗科技的向度。 在這種敘述中,技術往往被視為工具理性的產物。 究其原因,在藝術史專業的訓練中,哲學、美學、社會學是重要的知識版塊,而技術批判是這些領域的重要取向。 舉例來說,在“藝術社會史”寫作中,西方馬克思主義因其對先鋒藝術的影響,成為重要的理論支撐。 儘管西方馬克思主義對技術的態度極為矛盾和曖昧,但無論本雅明的“機械複制”、阿多諾的“文化工業”,還是馬爾庫塞的“單面人”,無不包含技術批判的意味。 這些理論導向無疑影響了藝術史家的寫作。不過,科技對於藝術的影響是不爭的事實。 美學家博瑞奧德將其分為“間接性影響”和“直接性影響”兩類,而“間接性影響”被其視為藝術史的主流。 在談及攝影術對印象派的影響時,博瑞奧德認為攝影術間接地影響了印象派畫家的創作。 例如,德加、莫奈等畫家雖未直接使用攝影術,卻間接地受到新技術的影響,形成了“攝影思維”,並使其作品“遠遠超越同時代的鏡頭”。⑨事實上,科技的“間接影響論”在藝術史書寫中廣泛存在。 約翰·伯格認為攝影術改變了人們的觀看方式,催生了現代藝術。 印象派(如莫奈)作品中那些光和色渾然之瞬間、立體主義(如喬治·布拉克)作品中的多角度觀看,均源於攝影術的影響。⑩不過,藝術家對攝影術的“直接”挪用和實驗則鮮有人描述。 這種忽略弱化了科技與藝術的互動程度,將藝術史片面化和局限化。 愛德華·山肯指出,藝術史家往往忽略了藝術家的技術實驗,從而消解了科技對藝術“直接性影響”的豐富歷程。 山肯以伯納姆在紐約猶太博物館所策劃的“軟件:信息技術———予藝術以新意義”為例,談及漢斯·哈克、約瑟夫·科蘇斯等概念藝術家的參展作品以及藝術家的想法,“概念藝術是在密集的關於技術的藝術化實驗中出現的,但很少有學者探究技術和概念藝術之間的關係。 事實上,藝術史傳統上一直嚴格區分概念藝術和‘藝術—技術’”。然而,關於科技對藝術“直接性影響”的討論並未因藝術史主流話語的排斥而消解。 在 1960年代,傑克·伯納姆從理論層面強調“範式”對於藝術實踐的影響。 伯納姆借鑒庫恩的“科學範式”55
理論,突出新技術範式對於社會結構的改變力量;處於社會結構之中的藝術,同樣受到技術範式的支配。 庫恩認為在任何時期,科學研究均由一種主要的“範式”主導,科學的發展源於一種範式替代另一種範式的轉換。以範式理論為基礎,伯納姆借助技術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的理論,進一步指出範式變革中藝術變遷的必然性。 加爾布雷斯跳出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框架和亞當·斯密的自由主義學說,聚焦於不斷發展的技術結構所形成的“技術統治模型”。更為重要的是,加爾布雷斯亦將“審美衝動”視為“技術統治模型”的重要部分,而“目前既有的藝術所釋放的審美衝動,未能滿足現代工業國家的新一輪技術革命”。1960 年代正值範式變革的時代,計算機技術引發社會文化、制度和結構的變遷,網絡社會開始顯出雛形。 伯納姆敏銳地指出,“範式之間的轉換可以最好地表達當前(即 1960 年代———筆者注)的藝術形態”。在技術範式的主導推動下,藝術由“藝術品”轉變成為“系統”。 這裡的“系統”並非 “關係美學”的關係重建或“情境主義國際”的“漂移”,而是涉及計算機技術理論尤其維納的“控制論”。在控制論中,“系統”是相互作用的組件所構成的複合體,包含不同組織程度的物質、能量和信息的相互交流與傳播,並且具有自我調節的功能。 伯納姆進一步指出,藝術不再是博物館和美術館的靜態成品,而是存在於人與人之間以及人與環境之間的互動過程。 在伯納姆看來,作為系統的藝術早在現代藝術時期便出現了萌芽。 杜尚的現成品藝術制造了藝術家、評論家和觀眾相互刺激的“系統”,相比之下,畢加索的立體主義將藝術困束於形式美學和物質材料中,因而處於“次要地位”。需要補充的是,在藝術史中,杜尚常被塑造成藝術體制的“破壞者”,但為人忽略的是,杜尚對於技術的熱衷及其藝術化的挪用。 在機械技術作為“範式”的 20 世紀初,杜尚被科技藝術史家重新界定為科技與藝術的積極“互動者”。伯納姆以“範式”為基礎,闡述了科技對藝術的直接影響,但“系統美學”將藝術視為技術社會的一部分,是技術“強勢”主導下的必然產物。 相比之下,同樣基於控制論,羅伊·阿斯科特的“技術—意識”理論更強調科技主導之下,科技與藝術的雙向互動。作為藝術家的阿斯科特因“遠程信息藝術”獲得名聲。 自 1960 年代,阿斯科特組織以計算機技術和通訊技術為支撐的藝術項目,這些項目逐漸得到關注與認可。 阿斯科特將技術直接應用於觀念藝術的創作方式,繼承並發展了杜尚的“藝術—技術”實踐。 他的作品甚至接近未來主義的技術烏托邦主義。 同時,作為理論家的阿斯科特提出基於控制論的藝術理論和教育理論。對於阿斯科特而言,他將自己的藝術項目視為一種“創造性系統”。與杜尚以現成品建立人與人之間的系統不同,阿斯科特的“系統”強調人與計算機技術的協作性共生。阿斯科特的“系統”指的是以“意識”為紐帶,信息技術與藝術實踐的直接連接。 在此構架中,“意識”成為人和技術共生的“技術—意識”。 “技術—意識”包含兩個維度:一方面是意識被技術所塑造。 在《行為主義藝術和控制論視野》中,他闡述了遠程參與者通過網絡系統實現藝術協作的潛能。 在麥克盧漢的“地球村”理論尚未成為現實的年代,阿斯科特已經提出了藝術的全球化協作理念。 “全球意識”只是計算機“意識”的構成部分。 如果說機械技術意味著線性的大規模生產(如“福特主義”的流水線生產),那麼計算機技術則形成了非線性的超文本系統,進而生成了新的人類意識。在當時,麥克盧漢的“媒介即訊息”對藝術家和理論家產生了廣泛影響。 但麥氏的媒介涵蓋了技術,訊息則兼含意識。 相比之下,阿斯科特拋開媒介直言技術,強調技術與意識的互動。 但另一方面,計算機技術的意識在藝術實踐中獲得了創造性表達。 1970 年代之後,阿斯科特在《作為藝術品的網絡:視覺藝術教育的未來》、《藝術和遠程信息處理:走向網絡意識》等短文中,闡述了其作65
品《文本之皺褶———行星的童話故事》的“分布式作者”和非線性敘事理論。此處,所謂“非線性敘事”不僅涉及符號學家羅蘭·巴特的文本理論或後現代小說的敘事實驗,更指向通過遠程信息處理的計算機網絡擴展出的人類新意識(即“技術—意識”)。 阿斯科特認為,全球遠程的想象交互可以擴展文本交織和共享的人類意識,在這種意識中“意義是可以協商的”,而不是權力至上而下建構的。 時至今日,《文本之皺褶———行星的童話故事》所呈現的共享和協商已經成為網絡參與文化的基本機制,但如果回到互聯網尚處於軍用範疇的 1980 年代,“技術—意識”並非僅是技術的被動反映,而是基於技術所形成的前沿性、預言性表達。 此外,伴隨計算機技術逐漸成為一種普遍性實踐,“技術—意識”也趨於日常化,科技與藝術的邊界破壁變得尋常和可操作。 可以說,阿斯科特預言了科技與藝術加速融合的趨勢,也揭示了科技藝術“直接性互動”的發展歷程。儘管在阿斯科特那裡,藉由“意識”的科技與藝術的互動關係已然清晰,但遺憾的是,阿斯科特並未書寫以“技術—意識”為紐帶的科技藝術史。 不過,他的理論明確了科技與藝術“直接性互動”的線索,這也啟發了同時代以及後來的藝術史家,阿斯科特本人的藝術實踐亦成為科技藝術史的重要構成。簡言之,如果我們重審 1960 年代以來的當代藝術,從事科技藝術研究的理論家普遍強調科技對藝術的“直接性影響”,這種直接影響實際強調了科技對於藝術的“強勢”地位。 “直接性影響”也成為建構科技藝術史的理論錨點。 其中,阿斯科特建構出科技與藝術“直接性互動”的關係結構,但面對科技在社會發展中的“強勢”地位,如何歷時地看待科技與技術的“直接性互動”,理論家的寫作呈現出不同向度。 其中,奧利弗·格勞(Oliver Grau)與史蒂芬·威爾遜(Stephen Wilson),分別從“科技推動藝術”、“藝術化用科技”兩個維度,建構出“科技的藝術史”與“藝術的科技史”:前者面對科技強勢主導社會發展,勾勒科技推動藝術的發展史,可視為“順勢而為”的寫作策略;後者講究以藝術為本位,應對科技強勢主導,可視為“逆勢而動”的寫作之策。二、科技與藝術互動的順勢與逆勢:“科技的藝術史”與“藝術的科技史”如果說伯納姆闡明科技對於藝術的直接性影響,而阿斯科特闡發了科技與藝術的直接互動,那麼面對科技強勢主導社會發展的狀況,不同的藝術史家和理論家提供了理解科技與藝術互動機制的不同進路。 這鮮明地體現在 1990 年代的“虛擬藝術史”書寫上。 “虛擬藝術”是部分理論家對於計算機技術支撐的藝術形態的命名。隨著 1990 年代計算機技術逐漸普及,科技藝術史家開始回顧 1960 年代以來圍繞計算機理論和技術展開的藝術實踐,以及虛擬藝術的前生今世。 在信息技術成為主導範式的狀況下,德國科技藝術史家奧利弗·格勞從科技推動藝術發展的向度,“順勢”挖掘“虛擬技術”迭代中的藝術發展史,並建構出“科技的藝術史”;而美國科技藝術家兼理論家史蒂芬·威爾遜面對科技的主導地位,強調對科技的藝術化使用,“逆勢”發掘藝術家對於計算機技術的另類研究,建構出“藝術的科技史”。(一)科技推動藝術的順勢互動:奧利弗·格勞的“科技的藝術史”奧利弗·格勞的“虛擬藝術”研究受阿斯科特的影響頗深。 他指出,在阿斯科特的研究中,媒介被作為“文化研究”的載體。 此處的“文化研究”特指技術衍生出的圖像文化研究。 作為藝術史家的格勞,更看到一種藝術史的跨學科書寫潛能,以區別於貢布里希式的圖像學研究。 早在 1920年,自稱“圖像科學家”的沃伯格,通過梳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宣傳圖像,將藝術史擴展為“圖像文化史”;此外,阿爾弗雷德·巴爾與潘諾夫斯基建立電影圖書館,以圖像學的方法研究電影。但不75
同於偏重社會語境或歷史背景的圖像文化史,以及潘諾夫斯基的新圖像學,格勞的跨學科書寫依然沿著阿斯科特等理論家所探討的科技與藝術的互動之路。通常,藝術史家以文獻資料為基礎,輔之以實物考察,進行藝術史的編著。 藝術史家更近於將藝術作品文獻化和線索化的書齋知識分子。 與之不同,格勞這樣的科技藝術史家講求在場性與實踐性的資料收集。 這鮮明地體現在格勞發起的“圖像科學”項目。 “圖像科學”以其自創的“數字藝術檔案網站”,向全球的科技藝術家徵集作品,藝術家還能夠隨時修改與擴充作品內容和數量。這個開放性的藝術項目不僅是藝術史書寫的資料來源,還繼承了阿斯科特項目中的遠程共創理念。在項目發起之初,格勞有感於科技藝術尤其數字藝術保存的不易,希望藉此永存更多的過程性作品,以便進行研究。 伴隨項目的進程,網站本身形成了科技藝術家的作品累積,且在技術、意識和藝術的連接中,成為正在發生、持續生成的藝術史。“圖像科學”是以計算機技術作為支撐建構的研究項目,其中包含科技推動藝術革新的順勢互動,旨在關注以科技作為源動力,推動藝術形態的變革。 這一“順勢互動”的取向同樣貫穿於格勞的“虛擬藝術史”。 在阿斯科特等人關注“技術—意識”的基礎上,格勞更加聚焦於具身化的“技術—意識”———虛擬沉浸。作為藝術史家,格勞並未囿於計算機藝術,而是以“沉浸”作為基點,審視技術與藝術“順勢互動”的藝術通史。 “沉浸”指的是具身化的沉浸式體驗,是“一個從一種精神狀態到另一種精神狀態的通道”。格勞追溯沉浸藝術史至古羅馬時期龐貝古城中的室內壁畫。在這些畫作中,圖像從平面變為 360 度的封閉空間,人們仿佛置於圖像的“包裹”之中,畫技和空間布置共同制造出沉浸體驗。 格勞認為,從手工畫技到現代技術的沉浸,其轉折點在於 19 世紀後葉的德國全景畫家馮·維爾納。 當時,為了更好炫示威廉一世治下的德國在色當戰役中的勝利,維爾納在環形建築中繪制了數萬個色當戰役的細節。 同時,現場還設置傳動帶支撐的觀景平台,幫助觀眾遊於畫間。此後,在1910 年代現代藝術革命中,構成主義等流派的藝術家運用機械技術,制造動態的沉浸效果。 隨著1960 年代計算機技術發展,沉浸逐漸從實體裝置走向虛擬圖像。 可以說,沉浸的藝術史是技術衍進中的藝術發展史。 手工技藝、機械裝置和虛擬藝術延續著沉浸的圖像之脈,也形成了一種基於“順勢互動”的“科技的藝術史”。當然,除了沉浸圖像的延續,“科技的藝術史”還包含參與機制變革之維度。 手工藝時代提供的沉浸是一種視幻的想象性體驗。 正如麥克盧漢所言,古典繪畫是一種“視覺”媒介。 在機械時代,藝術的“沉浸”從視覺延伸到了身體的參與,沉浸成為基於技術的互動聯覺體驗。 在計算機時代,虛擬技術支撐的沉浸藝術是文化傳統與計算機的“再混合” 。其中,虛擬現實藝術家查爾·戴維斯的作品成為里程碑之作。 戴維斯制造了一個打破笛卡爾座標的虛擬世界,形成解域游牧的參與主體。 觀眾借助虛擬現實設備暢遊於其中,其呼吸的頻率即時轉化為飄浮的節奏。 在該作品中,格勞看到技術與文化觀念的再度融合,這樣的融合基於計算機技術對於文化信息的吸納、編碼與整合。 由此看來,格勞的“參與”依然是“以技衍藝”的順勢導向,而這一導向形成了“科技的藝術史”之書寫範式。(二)藝術化用科技的逆勢互動:史蒂芬·威爾遜的“藝術的科技史”阿斯科特的“技術—意識”強調“意識”為紐帶的科技與藝術互動。 “意識”主要是指主體性的感知;技術的迭代對“意識”的刺激和擴展是極為關鍵的。 這種單向度的刺激,也是格勞書寫“虛擬藝術史”的邏輯。 相比格勞建構的“科技的藝術史”,美國科技藝術理論家、藝術家史蒂芬·威爾遜85
反其道而行之,他有意識地挖掘和強化藝術對於科技的反向作用力,其書寫立場可視為藝術面對科技強勢地位的“逆勢互動”。相比具有工科背景的科技藝術家(如弗蘭克·馬利納),史蒂芬·威爾遜是人文學科出身,因此他更為強調從藝術本位出發,思考科技與藝術的互動關係。 但他闡述的藝術化用科技的“逆勢互動”,並非片面強調藝術的作用力,而是試圖以此恢復歷史上科學與藝術的一體性。 在文藝復興及以前,科技研究本身包含了藝術的維度,如達·芬奇的《維特魯威人》等畫作實為研究人體的手稿。 但文藝復興之後,學科細化導致科學與藝術分離。 康德將藝術劃分到審美範疇,科學則被歸為理性之域。 於是,科學研究往往被狹義地理解為研究機構或技術企業的產品開發。 1960 年代之後,隨著知識的跨界融合成為趨勢,科技與藝術重新連接起來。 在麥克盧漢看來,這是知識生產的“再部落化”。 這樣的“再部落化”同樣為藝術家重新介入科技研究提供了合法性,藝術家不僅作為科技研究的“遙遠的評論員”,還應成為其中的核心。基於此,威爾遜提出“作為文化研究的科技”,強調以藝術的方法進行科技研究。 他不僅提出理論觀念,還作為藝術家身體力行地學習其感興趣的科技知識,介入實驗室、學術會議,發表相關的“研究成果”。 在 1990 年代,威爾遜進入人工智能實驗室展開研究。 在研究過程中,威爾遜發現,人工智能的研發尤其訓練,並非單純的技術操練,而是依賴於“文化語境”,不同文化的語言符號和體系所訓練出的人工智能成果完全不同。 以研究實踐為基礎,他主張以人文立場進行人工智能研發,提出了一系列“文化原則”,包括:1.溝通的物理基礎———接觸的表象和感覺模式;2.限制域的危險;3.自我、世界、關係和夥伴的計算機模型 。需要指出,他的“文化研究”並非我們熟知的伯明翰學派的大眾文化之研究範式,以及左翼學者的理論話語和立場,而是以“文化”作為研究議程的科技研究。作為藝術家的威爾遜試圖打開科技研究的藝術之維,同時也將科技研究視為一種藝術實踐。而作為藝術理論家,威爾遜同樣梳理了藝術家的“科技研究”譜系。 這樣的梳理在自證其實踐合法性和重要性的同時,也書寫了獨特的“藝術的科技史”。威爾遜分別從生物技術、機器人、計算機技術等維度,梳理 20 世紀以來藝術家的“科學研究”。他梳理的藝術家及其項目,貫穿了藝術對科技的反向研究和化用。 例如,在“信息技術”的藝術研究方面,威爾遜總結出數據研究、信息媒體研究等方面的藝術探索。 威爾遜指出,1960 年代阿斯科特的“遠程信息藝術”便已包含藝術家的科學研究性質。 阿斯科特將人文視角帶入遠程信息藝術的研究中,形成其先鋒性探索。 在威爾遜看來,無論他自己還是阿斯科特項目,皆是科技藝術化研究的成果。 事實上,隨著技術的迅速發展,藝術化的科學研究也愈發突顯,藝術家往往能夠發現科技研究人員不太可能發覺的議題。 1990 年代,列夫·曼諾維奇作為典型的“科技研究型”藝術家,以文化議題介入計算機尤其數據分析研究。 他發起“數據庫電影”項目,以計算機收集的電影數據為基礎,通過編程讓計算機自動生成新電影。 這無疑是人工智能電影的預言性項目。可以說,“藝術的科技史”確立了藝術家“科技研究”的價值所在。 儘管一直處於“藝術界”的邊緣,但威爾遜認為,這類研究在遠離藝術市場尤其收藏體系的同時,正在被越來越多的藝術批評家、藝術機構所接受。 同時,藝術家的“科技研究”獲得了他域回響。 在科技界,相當數量的工程師、科學家樂意與藝術家建立合作關係,共同進行“研發”。 就此而言,藝術家的“研究”長時間被藝術市場拒絕,卻在其他領域開拓出新的領地。 藝術家還將“實驗成果”發表在研究期刊中。 其中,麻省理工學院的期刊《萊昂納多》( Leonardo )成為此類藝術家發表成果的主要陣地,美國人工智能95
促進協會(AAAI)組織的國際學術會議成為成果交流的重要場域。 “藝術的科技史”為我們展示了科技與藝術的雙向突破。 如果說“藝術界”是藝術家和其他參與者形成的符號互動網絡,那麼藝術家的“科技研究”成為打破“慣習”的先鋒勢力;如果說“科技界”是功用主義主導、商業邏輯優先的發明創造,那麼藝術家的“科技研究”成為功用主義之外的格物致知。三、超越順勢與逆勢:波普爾的“科技與藝術的開放性聯結史”在科技與藝術互動的順勢與逆勢之外,法國著名科技藝術史家弗蘭克·波普爾試圖超越這樣的二元連接,以此建構“開放性聯結”的虛擬藝術史。 1910 年代出身的波普爾,親歷從機械時代動態藝術到電子信息時代計算機藝術的發展。 作為藝術史家、美學家和策展人的波普爾,終其一生致力於科技藝術史書寫,成為法國最為著名的科技藝術史家之一,而“虛擬藝術史”的寫作則是其大成之作。1960 年代中期,波普爾與阿斯科特相遇,他認可並持續關注阿斯科特“遠程信息藝術”的項目實踐,並邀請其參加自己在 1983 年策劃的“伊萊克特”展覽。 該展覽是虛擬藝術的標志性展覽之一,阿斯科特所展出的項目《文本之皺褶———行星的童話故事》後來成為了虛擬藝術的經典作品。1960 年以來,伴隨左翼運動的勃興,現代科技往往被視為工具理性的產物,成為學者和藝術家批判資本主義的焦點之一。 但波普爾並未受批判話語的過多影響,而是堅持關注科技與藝術互動的可能性。 他聚焦阿斯科特這類探索科技與藝術“直接性互動”的藝術家,研究藝術家對科技的挪用和轉化。儘管波普爾與阿斯科特有著密切的交往,但受到庫恩的“科學範式”理論和維納“控制論”的影響,阿斯科特更強調技術對審美和意識的塑造力,美學研究出身的波普爾力圖通過“技術—美學”的雙線敘事來書寫科技藝術史,超越“順勢”、“逆勢”的書寫範式。 在虛擬藝術史的序言中,波普爾明確表示要超越格勞對“虛擬藝術”的理解和梳理,將“技術—美學”作為其研究視角。 波普爾認為,虛擬藝術是科技藝術的“精致版本”,其中包含兩條線索:一方面,技術支撐科技藝術的形成和運行,並通過沉浸、互動等媒介機制展現出來。 就虛擬藝術來講,即時互動的技術機制促進了真實交互和感知的發展;另一方面,全新的審美經驗通過科技藝術的互動體驗得以生成。 虛擬藝術的審美感知源自技術互動機制的激活和更新,同時也包含審美對科技的感性吸收與融合,由此,技術和美學彼此互構,構成“技術—美學”的雙線敘事 。在波普爾看來,“技術—美學”應該作為科技與技術聯結的“語境”,催生科技與藝術聯結的“開放性” 。對於計算機技術支撐的虛擬藝術而言,“技術—美學”將科技與藝術創造性的結合,形成行動和參與的文化語境,這“為我們提供了混合感知和包含新理論概念的理性主義”。 在此,藝術項目及作品既在美學感知下生成與彌散,又在技術機制中連接與延伸。 依波普爾之見,從事虛擬藝術的藝術家以觀眾參與為導向,旨在創造性地探索技術與藝術結合的各種可能性。 通過建構“技術—美學”的“語境”,波普爾確立了科技與藝術的“雙主體”地位。 如此一來,科技對藝術並非只是單向度影響。 更為重要的是,在科學技術強勢發展的狀況下,藝術絕非科技的美學妝點,而是與科技並持的交叉軌道,是為科技開拓藝術化創造之維的獨特存在。 在此,作為語境的“技術—美學”,成為超越科技與藝術順勢與逆勢結構的進路。 在“技術—美學”的“語境”下,科技與藝術的“開放性聯結”實質形成一種非線性的“互動模式”。 這樣的“開放式聯結”結合了理性與感性:科學家嚴密的推理論證和嚴謹的發明創造,為藝術擴展出新生的技術形態與互動機制;藝術家以審美、感知06
和想象突破既有規則,為科技開拓出審美之維的創新之路。以科技與藝術的“開放式聯結”為起點,波普爾重塑了 20 世紀初的藝術史面貌,這成為建構“虛擬藝術史”的基礎。 波普爾認為虛擬藝術的源頭可以溯源到 20 世紀初的“現代藝術”時期。基於科技與藝術的互動視角,現代主義時期的技術實驗層出不窮,達達主義的實驗電影和現成品裝置、包豪斯的現代設計運動、前蘇聯的構成主義雕塑均可視為科技藝術的探索結果。 與之呼應的是愛德華·山肯的相關闡述。 以杜尚為例,山肯指出,現代藝術史過於關注杜尚《泉》的意義,卻忽略了《大玻璃》等作品對於機械技術的隱喻式探討。波普爾指出,杜尚在超現實主義時期的畫作《下樓梯的裸女》便試圖呈現機械化身體的形態。 在《大玻璃》等現成品裝置中,杜尚以去掉機械功用性為路徑,開啟了機械技術的“無用式”創造。20 世紀初的現代藝術是虛擬藝術的源頭,計算機技術成為“範式”的 1960 年代則是虛擬藝術發展的關鍵階段。 在這一時期的藝術史書寫中,波普爾強調藝術與科技的“開放性聯結”,以及聯結產生的“創造力”。 阿斯科特則被書寫為虛擬藝術史最重要的藝術家之一。 波普爾認為,阿斯科特是第一個將“行動與沉思的悖論統一起來的人”。這裡的“行動”並非參與式藝術範疇中的社會介入,而是技術支撐下觀眾與作品的身體互動。 在機械技術時代,這樣的互動在動態藝術中即已產生,計算機科技則將其推向虛擬沉浸、跨地域組織的層面。 而波普爾所說的“沉思”主要指技術互動產生的人文觀念。 儘管阿斯科特的藝術實踐以控制論為發端,但科技與藝術的“開放性聯結”已經在阿斯科特那裡開始顯現:一方面是技術驅動藝術的實驗革新;另一方面是藝術將科技涵納進審美文化與社會的生產中(即波普爾所說的“技術人文化”)。兩者共同呈現“開放性聯結”的狀態。伴隨信息技術的逐漸普及,虛擬藝術的實踐趨於多維度。 一方面是計算機技術的藝術探索,形成遠程信息藝術、互聯網藝術、技術生態藝術等多樣。 另一方面隨著信息技術在生物等學科的廣泛運用,生物藝術、基因藝術方興未艾。 其共通之處在於,科技和藝術的“開放性聯結”讓藝術具有無限的可能性。 技術成為創造力的催化酶,不斷地發酵藝術家及其跨學科合作者的靈感。 這些靈感又通過沉浸、互動和全息投影等新媒介得以傳達。 觀眾在技術互動中感知和接受作品的創造力。四、改寫、補寫與擴寫:“科技藝術史”的書寫價值由於科技藝術史是從科技的全新視角所展開的藝術史研究,其價值可以放置於 1990 年代興起的“重寫藝術史”思潮中加以思考。 以科技與藝術的“互動”作為錨點,科技藝術史的書寫呈現“科技的藝術史”、“藝術的科技史” 、“科技與藝術的開放性聯結史”三種書寫範式。 這三種範式均屬“科技藝術史”範疇,相較而言,波普爾建構的科技藝術史主張“技術—美學”語境下科技與藝術的開放性聯結,形成超越科技與藝術二元結構的書寫範式。 在此架構下,以波普爾為代表的科技藝術史家力圖“改寫”、“補寫”與“擴寫”藝術史。首先是藝術史經典的改寫。 自 1900 年代開始,不少藝術史家試圖打破基於圖像學的藝術史書寫方法,以西方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視覺文化等新視角研究古典藝術和現代藝術。 如 T.J.克拉克從法國巴黎的“現代生活”出發,將馬奈、莫奈、德加等現代主義畫家的創作經歷,書寫為畫家賦予現代性以圖像形式的探索過程,畫作中的酒吧女、名媛、巴黎郊外的公園被闡釋為畫家對於“現代社會”的視覺呈現。 相比之下,波普爾為代表的科技藝術史書寫者,找到了全新的藝術與科技互動的角度,重新書寫現當代藝術史,挖掘現代主義以來藝術家的技術探索譜系。 在波普爾那裡,現代藝術對科技所展開的實驗性探索,表徵於藝術家將機械技術和電力光源轉化成為藝術媒介的構16
想和嘗試。 而這樣的實驗性探索延續到當代藝術。 例如,同樣研究白南准的電子媒介藝術,藝術社會史強調“錄像游擊戰”對於媒介技術的批判和反思,而波普爾聚焦白南准對於電視等電子媒介的裝置化創作,關注白南准對技術社會的預見性思考。 波普爾的闡述並非科技視角的強行闡釋。事實上,白南准本人曾闡明他對技術的獨特思考,他將佛教與控制論展開對比並指出,“電腦化(Cybernated)的藝術非常重要,因為計算機、控制論是純粹關係的科學抑或關係本身,因果中有他的起源,因果是輪回,關係(特指控制論———筆者注)是輪回”。其次是藝術史的補寫。 在對虛擬藝術史的描述中,波普爾以電力光源和電子媒介的技術實驗作為線索,將阿斯科特、阿加姆、巴黎視覺藝術小組等藝術家和組織置於當代藝術史的核心地位。相比之下,圖像學方法支撐的藝術史重點書寫紐約畫派等二戰後進入畫廊體制的知名畫派;在藝術社會史的書寫中,情境主義國際、激浪派或者約瑟夫·博伊斯被視為推動藝術介入社會的重要團體或人物。 至於阿斯科特等科技藝術家,多被一筆帶過甚至忽略不計。 但在波普爾那裡,阿斯科特的“遠程信息藝術”等技術實驗得到系統性“補寫”。 類似的“補寫”還有很多,如武科·柯西克、JODI小組、邦廷等諸多互聯網藝術先驅的項目和理論。 波普爾為我們展示了這類藝術家在科技藝術史的重要地位,同時給予他們在當代藝術史的應有位置。最後是藝術史的擴寫。 波普爾不僅將現代藝術納入到科技藝術史的討論中,還將電影、戲劇等領域的技術實驗納入考察範圍。 這種考察以電子技術作為線索,圍繞電子技術如何藝術化這一核心為題,展開跨門類的藝術史書寫。 這不僅突破了傳統藝術史(以圖像學為方法)的局限性,也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藝術社會史的重寫廣度。 在藝術社會史中,我們更多看到克拉克之於現代主義繪畫、彼得森之於鄉村音樂史、德諾拉之於浪漫主義音樂等諸多“單門類”的研究成果,卻很少看待“跨門類”的研究力作。 究其原因,儘管同時代藝術具有相通的社會背景,但細查不同藝術門類背後的藝術體制和運作規則差異較大,如美術的“白盒子”與電影的“黑盒子”,二者的創作機制、受眾群體、媒介特徵存在明顯差別(儘管兩者時常互鑒),這導致藝術社會史的整體書寫難度較大。 相比之下,同一時代技術探索具有一定的通約性,以同一技術(如虛擬沉浸技術)作為線索,能夠有機地串聯跨門類的藝術史,形成“重寫藝術史”的新貌。另外,科技藝術史的書寫可回應當代藝術理論的某些重要議題。 若進一步聯繫 1960 年代批評家關於觀念藝術的討論,弗雷德與勒維特的爭論焦點在於,觀念本該超然於物、卻不得不以物作為表達介質的“悖論”。 這一問題同樣在波普爾另辟蹊徑的“技術—美學”及其虛擬藝術史的書寫中得到回應。 波普爾將虛擬藝術史建構為“技術—美學”語境下藝術與科技的開放性聯結。 藝術家的觀念實際存在於開放性聯結的進程中。 波普爾將羅伊·阿斯科特的“遠程信息藝術”視為觀念藝術的其中一類。 藝術家通過衛星通訊技術,將不同地域和階層的人們聯結起來,形成共時性的參與系統,這是一個活態的藝術系統。 藝術家的觀念及作品均在參與系統中得以表達、延伸。 在此,觀念生成於技術、人、物構建的文化生態系統中,讓藝術家和觀眾在技術系統中體驗和延展藝術觀念。 因此,“物”悖論可以在藝術與科技的“開放式聯結”中得以破解。如果回到“重寫藝術史”的宏觀討論,以波普爾為代表的科技藝術史的書寫,並非和藝術社會史完全區隔,相反,科技藝術史同樣包含社會學的維度。 波普爾指出,科技與藝術的“開放性聯結”包含本體、方法與倫理三個方面,這類項目或作品最終將逾越出美學的感知範疇,形成對技術社會的倫理批判。 據此,波普爾的“科技藝術史”並非自封於技術本體,相反,他著力強調科技藝術家關注技術、化用技術、以技術思考文化與社會問題的實驗進路。 例如,他對於阿斯科特《文本之皺26
褶———行星的童話故事》等項目的闡釋,意圖標舉藝術家對於網絡技術的人文思考和文化預見,尤其阿斯科特對於全球化網絡的前瞻性建構。 波普爾看來,這種建構並非對現代藝術傳統的背離,而是拒絕歷史風格的刻板繼承、延續其對現代性的反思精神。 在此,無論科技藝術史家還是藝術社會史家,都將技術置於社會學的“現代性”層面加以討論。 區別在於,藝術社會史家更多持有批判性立場,關注藝術家如何反思現代性的“暗面”,技術則往往成為“暗面”的表徵;波普爾等科技藝術史家更多關注現代性的“明面”,在“虛擬藝術史”的書寫中,波普爾透露著技術樂觀主義的立場。 如在阿斯科特的遠程信息藝術項目中,波普爾看到藝術家對技術建構“全球化意識”的不斷嘗試,這可視為麥克盧漢“地球村”理論的藝術化實踐,而麥克盧漢恰恰是一位技術樂觀主義者。五、餘論綜上所述,科技藝術史主要存在三種書寫範式:科技的藝術史、藝術的科技史、科技與藝術的開放性聯結史。 在科技強勢主導社會發展的語境中,格勞以科技衍進藝術的“順勢互動”為視角,考察科技迭代推進藝術的發展進程。 他的“藝術的科技史”,以“沉浸”作為切入點,梳理手工藝視幻、機械裝置到虛擬現實技術的發展,沉浸藝術則隨之不斷演進。 與之相反,史蒂芬·威爾遜選擇關注科技化用藝術的“逆勢互動”中,建構出藝術家介入實驗室、進行藝術化研究的“科技的藝術史”。波普爾以“技術—美學”作為語境,闡述藝術與科技的開放性聯結,強調藝術與科技的雙主體地位,一定程度上超越了“順勢互動”、“逆勢互動”的書寫局限。科技藝術史為藝術史研究尤其“重寫藝術史”打開了新維度,而波普爾超越科技與藝術單向互動的視角,更為後來者提供了科技藝術史寫作的新向度。 不過,波普爾的“技術—美學”語境實際將藝術實踐和參與放置於審美經驗中。 如此一來,“藝術”又被重新被安置於美學範疇。 “作為美的藝術”本是古典哲學尤其康德哲學的產物。 當代藝術早已逾越了審美的範疇,比如先鋒藝術打破審美自律的旨向,被比格爾等理論家所闡釋。 因此,波普爾對科技與藝術二元互動結構的超越存在內在張力:這種超越源於科技與藝術互動的“美學”路徑,同時也為之所困束。①technology 通常被譯為“技術”。 但波普爾所指的“技術”是現代科學體系產生的機械藝術、電力技術及計算機技術,屬於現代科技的範疇。 鑒於此,本文將technology 譯為科技,以區別於手工藝等傳統技術形態。 參見 Joseph Nechvatal, Origins of Virtualism: An Interview with Frank Popper, Art Journal , Vol.63, No.1,2004,pp.62- 77。②參見夏皮羅:《現代藝術:19—20 世紀》,沈語冰譯,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15 年;T.J.克拉克:《現代生活的畫像———馬奈及其追隨者藝術中的巴黎》,沈語冰譯,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13 年。③Jane Turner ed, The Dictionary of Art , London: Mac-millan Publishers, 1996, p915.④參見戴安娜·克蘭:《文化生產媒體與都市藝術》,趙國新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 年;理查德·A. 彼得森:《創造鄉村音樂:本真性之制造》,盧文超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7 年;Tia DeNora, After Adorno: Rethinking Music Sociology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⑤ See Edward Shanken, Contemporary Art and New Media: Toward a Hybrid Discours, in Christiane Paul.A, Companion to digital art , John Wiley & Sons, Inc. 2016, pp. 461- 481.⑥在科技藝術史家的研究領域,史蒂芬·威爾遜、愛德華·卡茨、阿斯科特等均是藝術家,波普爾、格勞、山肯同樣是科技藝術的策展人和持續推動者。⑦Edward Shanken, Cybernetics and Art:Cultural Con-vergence in the 1960s,in Bruce Clarke and Linda Dalrym-36
ple Henderson eds. From Energy to Information ,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155- 77.⑧費恩伯格:《藝術史:1940 年至今》,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4 年,第 240 頁。⑨Nicolas Bourriard, Relational Aesthetics , Paris: Les Presses du Réel, 2002, p.67. ⑩參見約翰·伯格:《觀看之道》,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Edward Shanken, Art in the Information Age:Technol-ogy and Conceptual Art,Leonardo , Vol. 35, No. 4, 2002, pp. 433- 438.參見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金吾倫、胡新和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J.K.Galbraith,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US:Boston,1985, pp.40- 42.Jack Burnham, Systems Esthetics, Artforum , Vol.7 ,No.1,1968, p.30, p.32, p.35.Norbert Wiener, 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 Cybernetics and Society , New York: Avon Books, pp. 23- 24.Linda Dalrymple Henderson,The Large Glass Seen A-new:Reflections of Contempora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Marcel Duchamp’s “Hilarious Picture”, Leonardo ,Vol.32, No.2, 1999, pp.113- 126.Edward A.Shanken, Reprogramming Systems Aesthet-ics:A Strategic Historiography, Digital Arts and Culture , Irvine, California, 2009.Roy Ascott, Is There Love in the Telematic Em-brace, Art Journal , Vol.49, No. 3 (Fall 1990), pp. 241-247, pp.241- 242.Roy Ascott, Behaviourist Art and the Cybernetic Vi-sion (1966- 67) , in Edward A. Shanken, ed. Man- ma-chine Symbiosis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p.107- 156.Roy Ascott, Network as Artwork: The Future of Visual Arts Education, in Edward A. Shanken&RoyAscott, Telematic Embrace: Visionary Theories of Art, Technolo-gy, and Consciousness by Roy Ascott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ity, 2003, pp.174- 175; RoyAs-cott, Art and Telematics: Towards a Network Conscious-ness, in Edward A.Shanken & Roy Ascott, Telematic Em-brace: Visionary Theories of Art, Technology, and Con-sciousness by Roy Ascott , pp.185- 200.Frank Popper, From Technological to Virtual Art , Cambrige:MIT Press, 2006, p.i, p.6, pp.4- 5, p.4, pp.1- 40, pp.11- 47, p.76, p.5.A. Warburg, Heidnisch - antike Weissagung in Wort und Bild zu Luthers Zeiten, in: Zeitschrift für Kirchenge-schichte, 40 (1922), pp. 261- 262.Oliver Grau, Renewing knowledge structures for Media Art, Proceedings of the 201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lectronic Visualisation and the Art, July 2010, p.288.Oliver Grau, The Art of the Interface in Mixed Real-ities Predecessors and Visions, The Art of the Interface in Mixed Realities: Predessors and Visions, in ISEA2002 Nagoya Steering Committee, pp. 97- 98, p.99.奧利弗·格勞:《虛擬藝術》,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 17~56 頁;第 66~102 頁;第 190 頁。Stephen Wils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as art, Stanford Humanities Review ,Vol.4, Issue 2, 1995, pp.171- 186.J. Baetens, L. Manovich, A. Kratky, Soft Cinema:Navi-gating the Database, https://www.imageandnarrative.be/in-archive/surrealism/manovich.htm. Edward A. Shanken, in Forming Software: Systems, Structuralism, Demythification Icono14,Vol.12,No.2,2014. https://dialnet.unirioja.es/servlet/articulo? codigo=4794831.參見陳永賢:《錄像藝術啟示錄》,台北:藝術家出版社,2010 年,第 38 頁。作者簡介:楊光影,四川美術學院實驗藝術學院副教授,博士。 重慶 401331;馬睿,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成都610064[責任編輯 桑 海]46
澳門理工學報 2024 年第 4 期從人類世到負人類世:論斯蒂格勒如何在數字時代重思美學夏開豐[提 要] 人類世的核心問題是熵,即能量消耗。 對斯蒂格勒來說,人類世的問題是由技術造成的廢人化,即知識的喪失。 但技術具有藥理學特徵,它既是熵的加速,也是負熵的增強。 數字時代的來臨,一方面使我們走向廢人化的新階段,另一方面可以利用數字技術建立一個去廢人化的數字社會,這意味著“負人類世”的到來,它強調的是不大可能者,從而抵抗計算。 康德所理解的美感判斷就是這種不大可能者的經驗,我們通過藝術作品而將自己提升到另一個平面中,從而獲得美感經驗。 但康德沒有注意到器官學生成,不大可能者的經驗同樣需要技術物來支撐。 藝術史就是普遍器官學和感性譜系學的聯結。 斯蒂格勒把業餘愛好者作為負熵的典範,但他忽略了如果缺少某種引導的動因,業餘愛好者只能是一個平凡的實踐。 當代藝術才是美學的器官學更為合適的典範,因為當代藝術內在地以違犯規則為目標,這正是普遍器官學的特徵。 由違犯而產生的偶然性正是一種不大可能者的經驗,因此當代藝術家能夠逆轉人類世的邏輯而進入負人類世中。[關鍵詞] 斯蒂格勒 人類世 負人類世 負熵 [中圖分類號] J0- 5; B8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4) 04 - 0065 - 11在斯蒂格勒後期著作中,“人類世”(Anthropocene)和“負人類世”(Neganthropocene)的概念日益凸顯,逐漸成為其哲學計劃的核心。 在人類世中,人類面臨著毀滅的威脅,斯蒂格勒認為我們必須逃離人類世而進入負人類世,才有可能逆轉人類世巨大的毒性邏輯。 值得注意的是,在 2018 年3 月的一次訪談中,斯蒂格勒指出在人類世重新思考美學依然是個重要問題。①由於斯蒂格勒的突然離世,我們未能見到這項重思工作具體是如何展開的,甚至讓我們產生疑惑:斯蒂格勒為何要在人類世中重思美學? 事實上,美學在斯蒂格勒世界中的位置一直是搖擺不定的,一度幾乎處於消失的狀態。②正因為如此,斯蒂格勒計劃在其最新寫作中重新思考美學問題也就變得格外關鍵了。斯蒂格勒的重思工作雖然尚未充分展開,卻在不少文本中有所表露,尤其是 2015 年在中國美術學院做的系列講座,也許能夠為此提供一點線索。 因為在講座的一開頭就說了“在普遍的無產階級化時代裡質疑康德關於判斷的美學理論”,③聯繫到斯蒂格勒曾說過人類世最重要的問題不是能量消耗,而是無產階級化或“廢人化”(proletarianization),④這不正是在說通過康德而在人類世重56
新思考美學嗎? 斯蒂格勒關於人類世和美學的看法目前尚未得到學界關注,只有米卡爾·克里茲卡維斯基(Michal Krzykawski)曾有所論及,⑤但未加以展開,而且也沒注意到康德美學的位置。 因此,本文試圖把斯蒂格勒的中國美院講座文本與他的人類世思想結合起來分析,揭示出美學為何在人類世中依然是重要的,尤其是要論證康德美學所強調的不大可能者的經驗為何可以在數字社會開啟一條負熵的路線,從而為負人類世的到來作出貢獻。一、人類世中的熵和負熵“人類世”一詞由荷蘭氣象學家保羅·克魯岑在 2000 年正式提出,指的是地質物理進化的最新階段。 在這個階段,人類活動成為一種地質物理學因素,對生物圈(biosphere)產生了最為劇烈的影響,超過了所有的自然因素。 在斯蒂格勒這裡,人類世的核心問題是熵(entropy)的問題,人類世甚至可以稱為熵世(Entropocene),因為這個時代的特徵就是以各種形式大規模地生產熵的過程。不過,斯蒂格勒所說的“熵”有多種理論來源,在一次訪談中他清晰地區分了四種類型的熵。⑥1.熵與熱力學( thermodynamics)有關。 熱力學機器本質上是燃燒,只有在熱力學和天體物理學中宇宙問題成為燃燒問題時,人類世才會開始。⑦熱力學機器的出現,顯示出人類世界的根本特徵是變化和破壞。 它在物理學中提出了能量消耗的新問題,能量消耗就是熵的問題,根據熱力學法則,熵是在封閉系統中不可逆地增長的。 熵被大規模地生產出來,知識被清除和自動化,因此不再有知識,而變成了熵系統。2.熵是對生物多樣性的破壞過程。 生物學所說的生物組織也會產生熵,薛定諤將熵定義為生命與之鬥爭的對象,也就是無組織化,它摧毀了生命的多樣性。 但生物組織的秩序要快於熵的增加,如果說熵是一種從有序走向無序的過程,那麼有機體的能力就是保持一種“基於秩序上的秩序”,這種能力就是“否定性的熵”(negative entropy)。 斯蒂格勒所說的“負熵”(negentropy)就是受到這種觀念的影響。3.信息中的熵,也就是對信息價值、能力以及潛力的破壞。 在近期出版的《技術與時間 4:後真相時代心智的能力和功能》中詳細討論了這一點,香農(Shannon)將信息量類比於熵,諾伯特·維納(Norbert Wiener)和布里淵(Brillouin)則試圖分別從初期的控制論和量子物理學的角度思考信息和熵之間的關係,而斯蒂格勒明確這種類比意味著熵的熱力學理論的概率形式主義(probabilistic formalism)類比於信息的概率計算。⑧4.熵是一種摧毀生物圈的人類活動。 這是斯蒂格勒自己給出的定義,他甚至把“entropy”改為“anthropy”,可譯為“人類熵”。 但其核心依然是技術問題。 技術是熵的加速,不僅因為它是一個燃燒和能量耗散的過程,而且也消解了作為差異而滋長起來的生命,甚至導致所有生命的毀滅,它是以星球規模運行的高速毀滅過程。 這正是斯蒂格勒所說的人類世的特徵。不過,斯蒂格勒真正關切的問題是人類世也在摧毀人的獨異性(singularity)。 獨異性是一個與人的個體化( individuation)有關的概念,如果我被剝奪了獨異性,我便不再愛自己,導致個體化的喪失。⑨他說:“……工業標準化似乎正在使當代人類世走向毀滅生命的可能性,摧毀了生物多樣性、文化多樣性以及精神個體化和集體個體化的獨異性。” ⑩ 這裡涉及了“前攝” (protention)的問題。斯蒂格勒曾在《技術與時間》第 3 卷詳細探討過前攝,前攝就是期待的意思,時間客體的構成要素不僅包括持留,還包括前攝。 比如我在第二次聆聽一首曲子時,第一次聆聽留下的記憶形成了期待,兩次聆聽必然是不一樣的,因為期待形成了選擇和剪輯:“從某種意義上看,任何形式的記憶總66
是某種對鏡頭的選擇和蒙太奇使其前後相連,形成蒙太奇效果。” 當代人類世中的重大器官學問題是前攝問題,所有的心智活動都受到前攝的支配。 在人類世當前階段,導致資本產生了一種否定性前攝,破壞了每一種經濟,這種否定性前攝是虛無的前攝,是尼采預示過的虛無主義的完成。人類世時代是工業資本主義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計算淩駕於所有其他決策標準之上,算法和機械生成(becoming)具體化和物化為邏輯自動化和自動論,從而導致虛無主義的出現,因為計算社會成為一個自動化和遠程控制的社會。資本主義的工業標準化控制了我們的前攝,造成了熵的加速,技術個體化清洗了精神和集體個體化,使之服從於一種自我毀滅的經濟,因為它破壞了這些社會環境,沒有這種社會環境,技術環境就反過來破壞了生物圈。 這樣,斯蒂格勒對人類世的理解與一般的人類世觀點區分了開來,他認為人類世最重要的問題不是能量消耗,而是“廢人化”,即知識的喪失,而廢人化正是技術造成的。 消費者的廢人化、去除象徵化,使所有的獨異性服從於可計算性。 可計算性使世界變成尼采所說的沙漠。如何走出這種困境呢? 面對人類世,我們必須要像尼采那樣做一番價值重估工作,即要讓一切價值通過“負熵”而得到重估。 具體地說,就是翻轉工業資本主義的計算式生成,使計算為負熵的生產服務。 技術既是毒藥,也是良藥,這就是技術的藥理學特徵。 技術既是熵的加速,但也是負熵的增強。 熵和負熵這對概念最初是用組織性和無組織性來詮釋,後來在薛定諤的影響之下,人們用有序性和無序性來詮釋,但斯蒂格勒認為器官才是負熵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斯蒂格勒提出了“普遍器官學”(general organology)的概念,它是一種將身體器官、人造器官和社會器官結合在一起的理論。這三種器官形式之間的關係是轉導性的( transductive),產生於體外化過程。 “體外化”(exosomatization)在斯蒂格勒最新的一些著作中已經成為一個十分重要的概念,構成了普遍器官學的視域。 體外化是一種器官生成的形式,產生了非生命的卻對有機體的存活至關重要的器官,有機體配備的器官不僅是體內的(即有機的),也是體外的(即器官學的)。體外化過程無法簡單地按照生物學來解釋,它描述了三種器官形式之間的關係。生命體在物質形式上是不完善的,不斷生產新的人工器官,即體外器官,這是它生存的條件,體外器官不斷取代體內器官的閾限而尋求進化。斯蒂格勒的特別之處在於他把社會組織也納入到器官學中,即社會器官,體外有機體意味著不只是體外化的生物學進化過程,而且也在人類世的社會、政治和經濟語境中重新解釋了這個過程。 它要求社會組織保證體外有機體之間的器官交換。 但是器官越是完善,它們產生的副作用也越大,體外器官生成就越是超越了社會組織,最終解體了社會組織。在斯蒂格勒看來,體外化產生了藥理學境況,它同時拯救和威脅著心智生命。 一方面,體外化過程是熵增,超人類主義是體外化的一個新階段,它是人類世要強加的一種意識形態,它想使市場成為外在化的唯一標準,它是新的市場營銷。但另一方面,體外化又包含著積極的一面,技術導致大腦有機物的器官重組,這反過來又在器官上改變了身體器官的作用,產生了一種新的生命形式,即一種新的負熵形式。 為此,就像斯蒂格勒要將 entropy(熵)改為 anthropy(人類熵),與之相對應,他把原本指物的生長過程的 negentropy(負熵)改為 neganthropy(負人類熵),目的是要說明人類體外器官化的學習過程。器官學方法構成性地處於時間之中,所以它的對象正在生成,它的問題是生成轉變為未來,這意味著問題在於把熵轉化為負熵。這種方法意味著我們要進入器官學此在的歷史性,也就是“第三持留”( tertiary retention)的歷史性。 目前,我們處在自動化社會或數字社會中,關鍵並不是因此76
責備自動化社會,而是以一種新的標準來理解它,即範疇發明的問題。 範疇發明是一種分岔(bifur-cation),負熵事件進入人類世中,這種新的理解將顛覆技術的毒性邏輯,從而產生建立在負熵基礎上的自動化社會。這就意味著人類世的問題在自身內部就能夠克服,這個機會在網狀數字痕跡工業建立了完全自動化那個時刻就出現了。 對人類世的逆轉就是負人類世,斯蒂格勒指出如果人的活動受到負熵準則的支配,那它就是負人類世的。 那麼,為什麼說自動化社會為負人類世的到來提供了契機呢?二、數字技術與負人類世的到來人類世始於工業化,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是人類世的加速時期,也是大規模地熵增時期。 自1993 年以來,人類跨過了一道檻,通過萬維網建立了一個新的全球技術系統。 它以數字第三持留為基礎,與萬維網一起構成了人類世的最新階段。數字技術完全重構了全球工業基礎設施,網狀計算機在網絡效應、痕跡的自動生成,以及實時計算的基礎上運行,這些技術產生了“算法治理”。 “算法治理”是伯恩斯和盧夫魯瓦所提出的概念,它的核心是高性能計算相關的技術,它利用了從應用數學中導出的方法,將它們置於自動計算服務中。 算法治理導致了“烏合之眾”的形成,這成了數據經濟的起源。 這就是人類世作為語法化的數字階段的當代現實,通過與實時操作的計算機系統交互,導致全世界的精神個體對自己的行為進行語法化。 語法化(grammatization)是資本主義的核心,導致計算在所有人類事務中享有特權,數字語法化使算法治理成為可能。數字技術也使自動化社會成為可能。 數字第三持留由界面、傳感器和其他設備以二進制數字的形式產生,因而是可計算的數據,構成了自動化社會的基礎。 在這個社會中,生活的每個維度都成為工業經濟的功能性承載,從而成為徹頭徹尾的超工業(hyper- industrial)。斯蒂格勒堅持認為,我們今天的社會並不是後工業的,而是超工業的,它完全是一種計算資本主義(computational capi-talism),對象完全是可計算的,變成了虛無,因而計算資本主義是虛無主義的完成。 普遍自動化的後果就是資本主義成為計算化的虛無主義,這是新的極權主義形式。 這標誌著人類世的完成。斯蒂格勒指出,數字技術使超工業社會走向廢人化的新階段,即喪失了理論知識,因而這是一個系統性愚蠢的時代。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數字自動化裝置成功繞過心靈的沉思功能,自動地使個體和集體的前攝發生短路。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數字自動化裝置產生的算法比單個神經系統的速度快 400 萬倍,因而產生了自動化前攝,它通過清除所有目的和所有希望的理由而使每一種能力發生了短路。 由於所有的心智活動受到前攝的支配,自動化前攝當然擊垮了精神本身,我們因而或多或少變得愚蠢了。 這種愚蠢也被斯蒂格勒稱為系統性或功能性愚蠢。 完全計算資本主義建立了絕對非知識的時代,知識被解體為完全自動計算產生的信息,與大數據一起形成了超共時化的關聯環境。 在這個環境中,歷時性不再能外化自己,游離於任何跨個體化循環之外。 它服務於一種超熵的功能,加速了消費主義者毀滅世界的節奏,同時建立了一種結構性和不可持續的破產,其基礎就是普遍的麻木和功能性愚蠢。這樣,我們就面臨一個選擇,要麼持續向超級廢人化的方向發展,這將導致結構性破產和熵的急劇增加,要麼從這種廢人化過程中走出來,而這需要一種負熵的能力,將自動化系統置於個體和集體的反自動化能力的服務中,即投入到生產負熵的服務中。斯蒂格勒承認廢人化是一種事實狀態,但並不是不可避免。 我們必須進行一項數字技術的藥理學批判。 數字技術是一種藥(pharma-86
kon),如果沒有新的治療方法,那麼這種藥將產生毒性,因此數字技術必須成為藥的新紀元。 新的第三持留形式總是需要形成新的知識,意味著新的治療或新的藥物,通過這些新的療法構成了新的做事方式,以及生活和思考的方式。 新的藥物出現,總會使從先前的第三持留、藥理學和器官學那裡產生的既有的跨個體化循環發生短路。這就意味著數字第三持留所構成的新的語法化形式預設了對新認識論、新哲學和新器官學的連接,作為一種藥,就像每一種體外器官一樣,它可以產生負人類熵的增加。 負人類熵是一種分岔,分岔是一種知識,而知識是一種治療,它是一種把生產人類熵的潛能轉變成生產負人類熵的潛能。根據數字技術的藥理學批判,自動化時代必須以反自動化的新能力來投資,也就是負熵的生產,從而設想負人類世的到來。現在必須設想和實施另一種再分配模式,不能再以勞動生產率為基礎。 這是可能的,因為在自動化社會,人們已經有條件不再需要工作了,雇傭制時代終結了。 不過,反自動化的文化是通過自動化而得以可能的,網狀數字基礎設施必須倒轉為負人類世的基礎結構,數字技術服務於反自動化。 工作結束時解放的時間必須為反自動化文化服務,但必須能夠產生新的價值和重新創造工作。 這樣一種通過自動化實現的反自動化文化,是能夠而且必須產生負熵價值的東西。因此,逃離人類世,就是把自動化所節省的時間用於新的反自動化能力,只有這樣,才能從人類世走向負人類世。斯蒂格勒把這種新的反自動化能力與貢獻經濟聯繫起來。 數字化構成了一種新的工業模式———貢獻經濟,一種重新組合如何生活、做和概念化知識的經濟,從而形成一個新的關懷時代。在這種技術環境中,接收者原則上處於發送者的地位,它構成了貢獻經濟的基礎。 在很大程度上,貢獻經濟在數字經濟的商業模式中起作用並得到支持。 換句話說,貢獻經濟需要對數字經濟進行藥理學批判:今天,貢獻經濟首先被具體化為一個廢人化的新階段,自由軟件模型相當於一個建立在反廢人化基礎上的工業經濟。完全重新配置全球化工業基礎設施的數字技術是我們必須走的不可避免的道路,我們不能逃避一個藥理學和治療學的問題,它將世界的數字化置於核心位置。斯蒂格勒相信在負人類世中將產生一種新的認識論。 自動化社會是一種完全的計算主義,是一種算法治理,這些系統在本質上是否認不大可能性的,而不大可能性( improbability)正是負熵的關鍵。 所以問題是這些系統如何反自動化,這種反自動化與新形式的知識的產生有關,知識不能簡化為信息,知識包含了意外,也就是不大可能性。 我認為,正是在這個點上,美學在人類世中具有關鍵作用。三、美感判斷與不大可能性:重思康德美學那麼美學在人類世中究竟占據了一個什麼樣的位置呢? 上文已經指出斯蒂格勒試圖通過普遍器官學方法而開啟一條負熵線路,從而走出人類世的困境。 而特羅坦曾指出斯蒂格勒的美學方法是根據感性界的普遍器官學,其歷史與技術史是一體的,因而美學是從技術角度重新思考的。但特羅坦忽略了美學和技術學之間的相互作用,布蘭·伊文則指出只有理解了個體化的作用,才能看清楚這個相互作用,美學使個體化得以可能,而技術學則充當了一個框架,個體化的美學根據由以被組織、增強或挫敗。本文傾向於伊文的觀點,但是畢竟伊文在寫作該文時還無法思考人類世的問題,他也沒有看到康德美學的重要意義。斯蒂格勒在撰寫《技術與時間》第 3 部時,康德的“圖型法”概念就已經引起斯蒂格勒的重視,但直到 2011 年春天在洛杉磯做的三場講座,斯蒂格勒才首次討論康德美學。 2015 年斯蒂格勒又96
在中國美術學院做了同樣三場講座,不過這次斯蒂格勒在一開頭就申明他是在普遍的廢人化時代———也就是在人類世中質疑康德的美學理論。 這足以說明雖然美學在斯蒂格勒的理論體系中忽隱忽現,但依然在人類世中獲得了它的位置。 但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位置呢? 康德美學為走出人類世,為抵制廢人化作出了什麼貢獻?斯蒂格勒在康德美學中所發現的是美感判斷與信念之間的關係。 藝術作品的出現是由於我們的信念,我們相信它。 這個觀點正是康德在談論美感判斷的時候所說的,因為美感判斷預設了某個信念,當我將某件藝術作品看作是美的,我必然認為每一個人都應當覺得它是美的,但又很清楚事實並不是這樣。 康德說道:“而反思的鑒賞則即使像經驗表明的,它對自己的(關於美的)判斷在每個人那裡都有普遍有效性的要求畢竟也是經常飽受拒絕的,卻仍然會感到有可能(它實際上也在這樣做)設想遊戲判斷是可以要求這種普遍讚同的,並對每個人都期望著事實上對自己的每個鑒賞判斷都普遍讚同……” 所以“美感判斷將永遠保持我的信念的狀態”,雖然美感判斷可以共享和接受,“然而美感判斷的對象將永遠且實實在在地保持不大可能的、不可證明的”。為了讓藝術作品成為藝術品,我們必須相信它是一件藝術作品,也就是作品影響了我們,它把我們引向一種神秘。怎麼理解呢? “不大可能”、“不可證明”之物總是神秘的、超凡的,正是美感判斷才讓超凡之物顯現出來。 但這種超凡不是超驗意義上的,它就在內在性之中,它構成了反思性判斷力問題的基礎。 反思性是超凡之物本身的神秘,內在性本身的神秘。 然而,這種神秘性是怎麼會從反思性判斷中產生的呢? 按照斯蒂格勒的理解,這是因為“反思性判斷只有經過缺失才成為普遍的”,在康德那裡,當我認為某個事物是美的時候,我設定了每個人也應當認為它是美的,這就是美的主觀普遍性,但我們無法證明這種普遍性,它永遠是可疑的。 因此,缺失(default)物成了普遍性,產生了神秘。這種必要的缺失在每件藝術作品中都揭示了出來,就像是從一個不大可能的、不可證明的獨異性中跳出來,這個獨異性打開了另一個平面,沒有這個平面,存在就會自我消解。 這另一個平面將與信念有關。 作品不僅揭示自己的存在,而且揭示有別於此存在之平面的另一個平面,它的揭示需要我們相信它。 藝術的經驗是作品打開和揭示另一個平面的經驗。 信念的對象不是存在於平面上的對象,而是將一個對象放到另一個平面上並相信了這另一個平面。 斯蒂格勒把這個結構理解為慾望自己給自己一個對象,但只有當一個對象不能計算、不可比較,也不可證明之時,它才能被慾求。照此來看,美感判斷的對象其實就是慾望的對象,我在判斷中就包含了這樣的信念,即每一個人都應該發現對象是美的,整個世界的人都應該愛和慾求它。在斯蒂格勒看來,慾望和獨異性具有本質關聯。 獨異性打開了另一個平面,也可以理解為這個平面是從慾望中跳出來的,是慾望使它的對象變得無限,就像獨異性的對象。 我慾望的對象成為我信念的對象,我也只能相信我們慾望的東西。 慾望也就是愛,愛或慾望構成了個體化過程,但愛需要通過關懷來維持,那些關懷使我們能夠進入存在於不尋常的平面之上的一致性。 藝術作品也是首先應該被關懷的東西,但我們必須進入其中,這就是斯蒂格勒所說的“秘傳” (mystagogic)的問題:“這是進入藝術作品內在地所是的神秘之中的問題,因為它把那些它所影響過的東西投射到了另一個平面上,一個本身不大可能的並且是內在神秘的平面上……” “不大可能”是斯蒂格勒一再強調的概念,他明確說過我們不能忽略康德所抓住的一個要點,即在綜合經驗中存在著一種不大可能者的經驗,正是這種不大可能者的經驗把判斷者投射到一個一致的不存在的平面上,在這裡,判斷的對象被呈現為普遍的,只是這普遍從未實現過。 所以,對美的判斷就是一種不可能性的經驗,判斷的對象呈現為無限性,無限性使得美感主體向超感性界開放,也就是從內在性那裡提升。 這裡07
的“提升”( levitation)是一個關鍵概念,“通過提升,作品才對我顯現為作品,‘自我提升’只能作為信念而出現。 這種信念是一種慾望,在這裡,判斷形成了”。自我提升與個體對作品的體驗有關,作品讓觀眾產生驚奇,以致產生一種提升,一種奇跡。 當我體驗到作品的神秘,我就發現自己處在一種提升的狀態中,從而正通向另一個平面。如果說數字時代讓一切都變得可計算,那麼不大可能性強調的恰恰是不可計算,它不只是數學計算和建模無法證明的東西,而且逃開了任何計算、概率和證明。 而美感就是不大可能者的經驗,斯蒂格勒也因此為美學在人類世中找到了一個重要的位置。 他說:“存在著超理解( sur - prehen-sion),因為在美感經驗中,那通過形成判斷對象的統一來進行判斷之人在其中發現了一種‘不可共量性’( incommensurable):一種無法比較的獨異性,一種純粹的原初性。” 不可共量性就是由不大可能性所帶來的結果。 值得注意的是,到了中國美院講座版本中,斯蒂格勒在這段話之後特意加了一句話:“那就是一種負熵式線路的開端。” 正如菲茲帕特里克所說,獨異性寬泛地說就是美學姿態的另一種形式,或斯蒂格勒所說的負人類熵,美學可以抵抗人類熵(anthropic)。美感經驗在本質上就是不大可能性,它產生了負熵,也使負人類世的到來更具可能。四、數字時代中的康德美學上文已經了論證了美感判斷的關鍵是對不大可能者的經驗,但是斯蒂格勒又明確指出我們必須把美感判斷放到普遍器官學的場域中加以考察。 不大可能者的經驗與普遍器官學有什麼關聯呢? 斯蒂格勒 2018 年 3 月 25 日在中國美術館做的一場講座中給出了答案:“……藝術是不大可能者、出乎意料者,它每次都是新的,是體內器官(一個或多個,尤其是視覺、聽覺和觸覺)與體外器官(一個或多個)之間不同步的(獨特的、不匹配的)調節。 這些調節的歷史,就包含在廣義器官學的領域中。” 正是在普遍器官學的視域中,斯蒂格勒對康德美感判斷的概念提出了批評,並做了改造。 如上文所述,康德將美感判斷理解為一種普遍的品味判斷,但這個判斷只有通過一種缺失才是普遍的,我在判斷美或不美時,雖然我預設所有人都應當作出與我一樣的判斷,但事實上並不是所有人都會讚同。 因此,美感經驗本身就構成了一種不一致性,這種不一致性就是獨異性。 但是康德的美感判斷問題只能是無聲的批評,只是一聲驚歎(exclamation),卻沒有論證(argument)。 斯蒂格勒則認為沒有論證的判斷不是一個判斷,一個判斷需要一個論證歷史性地支撐著它,這個支撐本身是銘刻在構成了藝術史文脈的器官學生成(organological becoming)中。與康德不同,斯蒂格勒所理解的判斷是一個跨個體化過程的循環,它包含了三個環節:1.綜合的環節;2.分析的環節;3.作為超理解的再綜合環節。 分析的環節不但支撐著綜合的環節,而且促發了對超理解的驚歎的改造,也讓對作品的論證得以可能,論證是作品由以工作的過程的一部分,也為超理解的產生創造了條件。康德式判斷沒有注意到器官學生成,判斷的主體處於非歷史的處境之中,不會被他的判斷所改造,他也沒有跨個體化。 事實上,“美學的器官學歷史是由一系列功能外化和彼此相關的去功能化構成的,這裡也產生了功能的再分配,這影響了感官器官,在這基礎上,構成了作為新型的重複力量的代具感知(prosthaesthesis)”。普遍器官學與感性譜系學密切關聯,感性譜系學必須建立在技術生命形式的器官學生成分析的基礎之上。 藝術家生活在感性的譜系中,即總是從他們所處的時代開始,也就是處於集體的個體化場域之內,但藝術家卻要從中設計出他們時代特有的跨個體化循環。 通過跨個體化過程,一件作品才成為作品,才能使技術物品的器官生成得以可能,藝術作品才17
能超出它的時代。 通過作品,個體與集體的個體化重合在一起。 現在我們處於新的感性機械轉向時代,即數字時代,這個時代打開了全新的器官學階段,導致了業餘愛好者的復興。業餘愛好者的出現也將彌補康德式美感判斷存在的問題,因為業餘愛好者的美感判斷實現了論證,包含了上面三個環節。 在美感判斷的綜合環節中,我們遇到那並不存在的東西的一致性,存在著一種不可能者的經驗,被呈現為美。 在分析判斷中,並不存在的東西的這種一致性是內在性中的一致性,這個環節被重新導入到作為驚奇的神秘,作為跨個體化的循環。 美感判斷同時是綜合和分析的,因而本質上是秘傳式的。 美感經驗是一種進入神秘的開啟,這種神秘對那些對此感到驚訝的人是改造性的。 論證打開了跨個體化的循環,這種循環通過對業餘愛好者的影響以及業餘愛好者之間的影響而使超理解循環開去。 這種循環是集體個體化的結構化,這種改造使主體進入另一個更深入的超理解,一種新的驚奇,新的綜合。這個過程其實也正是斯蒂格勒想通過藝術家博伊斯的“社會雕塑”概念想要說的東西。 我們的感知被時代所雕塑,但也反過來雕塑著時代,感知性是可塑的,而藝術正是要觸動這種感知性。藝術作為第三持留,它把集體或共享的持留和前攝銘刻在自身中,也就是把時間加以空間化,從而能夠影響我們的感知性,也能夠投射出一個共同未來,建立起我們的共在,這就是社會雕塑要做的事情:“一件作品[oeuvre]是對沒有盡頭的時間的空間化,而那個通過藝術作品向感受力呈現自身的東西,正是無盡的時間。 這一時間是社會雕塑的果實:人人都能夠得著它,因為人人都以不同的方式成為一個雕塑家或一個耕種者。” 藝術在人類世中的任務就是把人類世塑造為負人類世,斯蒂格勒說“我們必須靠意外與偶然所包含的准-因果性(quasi- causality)來克服關於存在論上的因果性的形而上學”。斯蒂格勒是從反人類熵在體外化過程裡的力量的角度來談准因果性,而作為關懷的藝術是體外化的最高形式。准因果性與不大可能性密切相關,也就是無法計算。 不大可能性也被斯蒂格勒理解為“奇跡的理性理論”,意思是真正作數的東西是不存在的,無法用概率來計算。 它並非是由於什麼非常明確的原因而存在,所有作數的事物都是慾望對象,慾望對象本質上不存在,而是理想化投射的理想化支撐物。慾望的對象是無限的對象。 藝術作品是一種第三持留,它因而能夠通過匯集起來的前攝把各種理解的多樣性投射到無限中。 無限意味著不可計算,不可計算意味著不大可能,作品永遠是未完成的,因而它生產一種負熵的知識,是一種分岔。 藝術家就是一種從人類熵系統中產生出這種不大可能的分岔的人,這也是作為社會雕塑的藝術在人類世的關鍵地位。現在,本文想進一步指出的一個問題是,斯蒂格勒把能夠在美學領域中踐行普遍器官學的希望寄托在業餘愛好者身上,但本文認為如果缺少某種引導的動因,業餘愛好者的實踐仍然是平凡的、缺少革命性的。 就像“人人都是藝術家”這個口號如果離開了博伊斯的視域,也將變得空洞和庸俗。 不過,斯蒂格勒不經意間提到的一個例子,卻可以更恰當地成為美學的普遍器官學的典範,那就是當代藝術。 為什麼是當代藝術呢?上文我們曾經說過,通過提升,一件作品才作為作品向我顯現出來,所謂的美感經驗其實就是一種自我提升,我通向了另一個平面。 除了自我提升之外,還存在著一種社會提升。 社會提升則與驚世駭俗(scandal)有關,它不是個體經驗,而是反對公眾的旨趣而造成的震驚,其後果就是出現了集體提升。 驚世駭俗是通過違犯( transgression)而產生,當藝術以違犯為目標,它就不再是用物質來工作,而是個體化。 各種各樣的物質成為個體化的對象,這就是斯蒂格勒所說的“超物質” (hy-permatter)。 藝術在把這些物質個體化的過程中,遵循的是隨時間而改變的條件,也就是說藝術的27
個體化是與普遍器官學密不可分的:“個體化是作為由普遍器官學誘發的動態限制的功能而產生的,普遍器官學引發了感性界的譜系學。” 藝術是個體化,個體化的條件是器官學的。 這可以從兩個方面加以理解:1.器官學始終是技術意義上的,因為技術中介不斷地重組這些器官的集合體(assemblages);2.器官學始終是歷史意義上的,這些集合體通過感官器官、人工器官和組織器官的去功能化和再功能化而實現的,去功能化和再功能化決定了可感物的器官學譜系。 藝術史也是器官集合體的歷史,在工業時代,器官學譜系發生了機械轉向。 在這個轉向中,跨個體化的循環進入了藝術史,知覺器官最終成為已被工業地重構的器官學組合的元素,各種裝置變得最為重要,跨個體化也開始發揮作用。 藝術家就是用所有這些裝置工作的,心理裝置、技術裝置和社會裝置。 比如超現實主義用無意識的心理裝置進行創作,波普藝術用大眾媒體裝置進行創作,知覺裝置由以被重新考察,這就是普遍器官學的問題。對於當代藝術來說,數字時代是它必須要進入的全新的器官學時代,當代藝術家必須以“後數字”的方式進行創作,就是利用數字技術和數字文化進行一種反數字化的藝術活動。 就像貢獻經濟在自動化基礎上進行反自動化,在數字時代的器官學就是利用數字技術,每個人都能進行攝錄、後期制作、索引、發送和推廣,它的確為“人人都是藝術家”奠定了基礎,但並不意味著你能夠使用數字技術就已經是一名藝術家了。 你只有把驚世駭俗或違犯作為一種自我意識或要求來利用數字技術,你才會是一名當代藝術家。 夏洛特·戴維斯 1995 年創作了沉浸式裝置《滲透》(Osmose),這件作品利用了頭盔顯示器、三維計算機和可交互的聲音等交互式虛擬現實常用的設備。 觀者通過頭盔顯示器而讓自己在一片虛擬森林中旅行,觀者可以通過一個布滿傳感器的背心來進行導航。這件背心還能捕捉每一次呼吸和運動,觀者也可以通過調節呼吸而控制身體的運動,而這些運動所產生的虛擬圖像也會在屏幕上顯示出來。 這件作品雖然利用了交互式虛擬現實技術,卻並沒有滿足於一種刺激體驗,而是將生態問題、身體在虛擬現實中的作用放在思考的首位,觀眾的互動式參與主要是為了挑戰過去藝術作品所隱含著的藝術家的霸權地位。 業餘愛好者必須是一名作為當代藝術家的業餘愛好者。 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能正確理解斯蒂格勒的一句話,即當代藝術需要一種後果,這種後果是心理和集體個體化的轉變,藝術家從而像博伊斯所說的那樣雕塑了社會性。斯蒂格勒存在的問題在於,業餘愛好者是當代藝術的後果,而斯蒂格勒則把他們從中抽離出來作為獨立的能動者。事實上,當代藝術與人類世的關係在斯蒂格勒的一次訪談中有所表露,他指出現代社會中的藝術家和美感問題,變成了藝術家能夠改進他與所有事物的偶然性的關係,尤其是與技術的關係。 這是藝術和人類世、藝術和技術之間的大問題,也打開了反熵的問題。當代藝術家是通過違犯而改變規則的人,或者說是用必然性去改變偶然性,這種偶然性是一種不大可能者的經驗。 因此當代藝術家在今天面臨人類世危機之下能夠產生分岔進入負人類世之中 。綜上所述,“人類世”是地質物理學進化的最新階段,其核心問題是熵的問題,即能量消耗。 斯蒂格勒的獨特之處在於,他把人類世從人與自然的關係轉變為人與技術的關係,因此人類世最重要的問題不是能量消耗,而是由技術造成的“廢人化”問題,熵被大規模地生產出來,人的知識被清除和被自動化,因而不再有知識。 但我們不能因此責備技術,因為走出人類世困境的答案也在於技術,這就是技術的藥理學特徵,它既是熵的加速,也是負熵的增強。 當人的活動受到負熵準則的支配時,就意味著進入了負人類世。 數字時代的來臨,為我們走出人類世提供了可能。 數字技術雖然也會使我們的社會走向廢人化的新階段,但是通過發明新的準則、新的範疇,將翻轉“藥”的毒性邏37
輯,產生一個新的數字時代,構成一個建立在去廢人化基礎上的數字社會。 在這個背景下,斯蒂格勒逐漸意識到美學是抵抗熵、抵抗人類世的重要武器。 斯蒂格勒試圖在人類世重思康德美學,康德所理解的美感判斷是不大可能者的經驗,這是一種不能被計算也不能被證明的經驗。 不大可能者使我們通過藝術作品而將自己提升到另一個平面中,從而獲得美感經驗。 美感經驗產生了負熵,使負人類世的到來更具可能。 但康德沒有注意到器官學生成,不可能性的經驗同樣需要技術物來支撐,美感經驗需要論證,這樣才能開啟跨個體化的循環。 藝術史就是普遍器官學和感性譜系學的聯結。 斯蒂格勒認為業餘愛好者是真正實現美感判斷的典範人物。 但斯蒂格勒所沒有注意到的是,如果缺少某種引導的動因,業餘愛好者只能是一個平凡的實踐。 本文指出斯蒂格勒實際上不經意間已經指出了一個比業餘愛好者更為恰當的典範,即當代藝術家。 因為當代藝術內在地以違犯規則為目標,這正是普遍器官學的特徵。 由違犯而產生的偶然性正是一種不大可能者的經驗,因此當代藝術家能夠逆轉人類世的邏輯而進入負人類世中。 這也正是人類世中的美感政治的體現。 事實上,即使對於中國當代藝術來說,斯蒂格勒的思考也是充滿了啟發的,走出人類世同樣也是中國藝術家應該思考的問題。 首先,這種思考回避不了數字技術的問題,藝術家只能通過改變數字技術的招數而把它變成一種治療或關懷;其次,這種思考一定既是本地性的也是全球性的,即通過全球性來思考本地性,通過本地性來思考全球性,只有當兩者構成了循環,我們才真正地“共在”,也才真正能把我們的智慧貢獻給世界。①⑥Noel Fitzpatrick and Bernard Stiegler,“Digital Studies and Aesthetics:Neganthropology”, eds. Noel Fitz-patrick, Néill O’Dwyer & Michael O’Hara, Aesthetics, Digital Studies and Bernard Stiegler , New York and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21, p.xxvi, pp.xx- xxi, p.xxi, p.145, p.xxvi.②關於美學在斯蒂格勒理論中的地位問題,學界出現了爭論。 布蘭·伊文認為雖然美學僅在《技術與時間》第 2 卷中才被引入,但馬上就在斯蒂格勒的著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參見 Bram Ieven,“The Forgetting of Aesthetics:Individuation,Technology,and Aesthetics in the Work of Bernard Stiegler”, New Formation , 2012, Vol.1, p.76.特羅坦的觀點正好相反,他認為從第 2 卷之後,美學就逐漸消失了,在技術外化的世界中,美學已經沒有更多的空間,藝術也正在失去作為替代選項的優勢。 參見 Serge Trottein,“Technics, or the Fading A-way of Aesthetics: The Sensible and the Question of Kant,” in Christina Howells and Gerald Moore, eds., Stiegler and Technics ,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3, p.92.③貝爾納·斯蒂格勒:《感性的無產階級化》,見《人類紀裡的藝術:斯蒂格勒中國美院講座》,陸興華、許煜譯,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6 年,第 35 頁。④彼得·斯洛特戴克,貝爾納·斯蒂格勒:《“歡迎來到人類紀”:彼得·斯洛特戴克和貝爾納·斯蒂格勒的對談》,杭州:《新美術》,2017 年第 2 期。⑤Michal Krzykawski,“What Is a Neganthropic Institu-tion?”, Theory, Culture&Society , 2022, Vol. 39 (7 - 8 ),p.109.⑦⑩Bernard Stiegler, The Neganthropocene ,trans.Daniel Ross,London:Open Humanities Press,2018, p.40, p.41, p.206, p.43, p.51.⑧Bernard Stiegler, Technics and Time,4: Faculties and Functions of Noesis in the Post- Truth Age ,trans.Daniel Ros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21,p.97.⑨Bernard Stiegler, Symbolic Misery:Volume1,The Hy-perindustrial Epoch , trans.Barnaby Norman,Cambridge:Polity Press, 2014, p.6.貝爾納·斯蒂格勒:《技術與時間:3.電影的時間與存在之痛的問題》,方爾平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年,第 34 頁。Bernard Stiegler, Automatic Society Vol 1.47
The Future of Work ,trans.Daniel Ros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6, pp.8- 9, pp.19- 20, p.33, p.76, p.39.張一兵、斯蒂格勒:《人類紀的“熵” “負熵”和“熵增”———張一兵對話貝爾納·斯蒂格勒》,長春:《社會科學戰線》,2019 年第 3 期。 Bernard Stiegler, For a New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 trans.Daniel Ross, Malden, MA: Polity Press, 2010, p.34. 斯蒂格勒在《象徵的貧困 2:感性界的災難》中的一段話說得十分清晰:“普遍器官學的客體/主體就是有慾望的生命物,包含在所有轉導關係中,這些轉導關係將人造器官、生命器官聯結到社會組織中並在其中進化和轉變形式(trans- form)———用一種轉導關係構成這些要素,因而這些要素並不先於這種關係。”Ber-nard Stiegler, Symbolic Misery: Volume 2: The Katastrophē of the Sensible , trans. Barnaby Norman, Cambridge and Malden: Polity Press, 2015, p.119. 正如克里茲卡維斯基所說,斯蒂格勒對物理學和生物學之間關於熵的爭論所做的貢獻是他特別強調了人類組織。 人的生命是特殊的,一方面人是由體外器官組織的,另一方面,通過他們的社會化而組織,這意味著人是體外有機體,他們試圖創造體外組織。 參見Michal Krzykawski, “What Is a Neganthropic Institu-tion?” Theory,Culture&Society , 2022, Vol.39(7- 8), p.109. 貝爾納·斯蒂格勒:《南京課程:在人類紀時代閱讀馬克思和恩格斯———從〈德意志意識形態〉到〈自然辯證法〉》,張福公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9 年,第 16~17 頁;第 56 頁。菲茲帕特里克指出負人類世這個概念在斯蒂格勒的整個哲學計劃中越來越凸顯,它與斯蒂格勒早期提出的積極藥理學有關。 參見 Noel Fitzpatrick,“The Neganthropocene: Introduction ”, eds. Noel Fitzpatrick, Néill O’Dwyer & Michael O’Hara, Aesthetics, Digital Studies and Bernard Stiegler , p.123.Serge Trottein,“Technics, or the Fading Away of Aes-thetics: The Sensible and the Question of Kant,”in Christi-na Howells and Gerald Moore,eds.,Stiegler and Technics , p.88.Bram Ieven,“The Forgetting of Aesthetics:Individuation,Technology, and Aesthetics in the Work of Bernard Stiegler”, New Formation , 2012,Vol.1, p.77.這三次講座後刊發於《邊界 2》( Boundary 2)雜誌2017 年 2 月刊“斯蒂格勒:業餘哲學”專刊。康德:《判斷力批判》,鄧曉芒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49 頁。Bernard Stiegler,“The Proletarianization of Sensibility”, Boundary 2: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e , 2017, Vol.44, No.1, p.8, p.10, p.12, p.13, p.16.Bernard Stiegler,“Kant,Art,and Time”, Boundary 2: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017, Vol.44, No.1, p.28.斯蒂格勒:《審美判斷引向個體化過程》,《人類紀裡的藝術:斯蒂格勒中國美院講座》,第 71 頁。貝爾納·斯蒂格勒:《雕塑、培育負人類世》,杭州:《新美術》,2018 年第 5 期,第 86 頁;第 86 頁;第95 頁。Bernard Stiegler,“Kant,Art,and Time”, Boundary 2: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e , 2017, Vol.44, No.1, p.24. Bernard Stiegler, Symbolic Misery: Volume 2: The Katastrophē of the Sensible , trans.Barnaby Norman,Cam-bridge and Malden:Polity Press,2015,p.120.貝爾納·斯蒂格勒,本·羅伯特,馬克·海伍德,傑里米·基爾伯特:《奇跡的理性理論:論藥學和跨個體化》,盧睿洋譯,杭州:《新美術》,2015 年第 6 期。 Bernard Stiegler,“The Proletarianization of Sensibili-ty”, Boundary 2: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e , 2017, Vol.44, No.1, p.17.作者簡介:夏開豐,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 上海 200092[責任編輯 桑 海]57
澳門理工學報 2024 年第 4 期人工智能藝術創作工具論 *盧文超[提 要] 對於人類而言,人工智能不是創作的另一主體,而是創作的工具。 在人類利用人工智能進行創作的過程中,選擇的重要性凸顯出來。 創作模式呈現出人工智能隨機生成、人類精心選擇的新特徵。 在此創作模式中,運氣和偶然發揮著重要影響。 選擇者的美學素養和眼光成為影響創作的重要因素。 人類通過創作賦予事物意義的模式發生了變化,這會引起人類創作的重大變革。[關鍵詞] 人工智能 創作 選擇 主體 工具 [中圖分類號] J0-0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4) 04 - 0076 - 09一、從作為主體到作為工具的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的藝術創作越來越引起學者的關注。 在學界對此的探究中,往往傾向於將它視為主體,認為它具有自主的智能、意識和創造力,並基於此闡述它的創作與人類創作的不同之處。 這種將人工智能視為主體的思路,還順帶引發了一種人工智能威脅論,即認為人工智能的藝術創作與人類相比具有巨大優勢,它將取代人類。就理論層面而言,將人工智能視為主體,便於闡明它創作的獨特之處。 但是,就實踐層面而言,這種做法卻面臨著很大的困難。 與人類創作的藝術相比,人工智能創作的藝術很難納入藝術體制。儘管我們看到微軟小冰的詩集《陽光失了玻璃窗》出版,看到人工智能的畫作《埃德蒙·貝拉米肖像》拍賣,但這只是將人工智能的作品進行體制化的初步嘗試。 人們更多地對它們的新聞價值感興趣,而不是對它們的美學價值感興趣。 這很難持續下去。 微軟小冰可以創作更多的詩歌,但很難連續不斷地出版詩集;人工智能可以創作更多的畫作,卻很難連續不斷地進行拍賣。 更為棘手的在於,我們很難將人工智能的作品納入藝術史。 人工智能的創作具有自動性,偶然性和隨機性的特點,其中很難找到演變的具體邏輯,因此,將它寫入藝術史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總之,這是一條很難走通的道路。在探究人工智能與藝術體制的關係時,筆者曾指出,我們只有兩條路可以走:“第一條路是強調人類藝術創作的主體性,將無主體的人工智能創作僅僅視為一種工具,作為人類藝術創作的輔助67∗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一般項目“當代國外藝術社會學文獻整理與研究(項目號:22BA019)的階段性成果。
工具,由此人類的現有藝術體制基本保持不變;第二條路則是逐漸改變藝術創作的主體性觀念,認可人工智能的藝術創作,並且將它納入現行的藝術體制,而這必然會造成對現有藝術體制的調整和改變。” ①因為將人工智能視為主體的第二條路困難重重,所以我們現在應該回到第一條路,即將人工智能視為人類創作的輔助工具。 這是貌似保守,卻更為可行的路。藝術家馬里奧·克林格曼(Mario Klingemann)指出,當我們聽到有人彈鋼琴時,我們不會問這架鋼琴是不是藝術家,它只是人類創作的工具。 在馬諾維奇(Lev Manovich)等學者看來,人工智能是一種複雜的機械裝置,同樣只是人類創作的工具:“人工智能系統是藝術家和程序員的工具,是在創造過程中可以使用的更為精巧的儀器。” ②這說明人工智能就像鋼琴一樣,是人類創作的工具,而並不具有主體性。 我們不能將它視為藝術家。 不少學者就此表達了相似的看法。 陶鋒認為,我們不能將人工智能視為主體,而應該將它視為代理。 它是藝術創作的執行者,而不是決定藝術的主體力量。 因此,應該將人工智能“僅僅限制在生產工具、最多只是生產代理的角色上”。③周豐指出,人工智能不是藝術創作的主體,它“可以作為一種技術手段推動藝術形式或類型的發展”。④筆者也曾指出:“機器人寫詩不是要代替人寫詩,而是幫助人把詩寫得更好。 ……就像以往每一次技術革新都將推動藝術創作革新一樣,這一次,我們獲得了一個比以往所有工具都更強大和更方便的工具。” ⑤凡此種種,都表明了人工智能的工具性質,而不是主體性質。⑥人工智能的工具性質,表現在它是人類進行選擇的產物上。 人類為人工智能選擇不同的算法,不同的數據庫,由此造就了不同的人工智能,賦予它生成作品的不同邏輯和能力。 換言之,這個創作工具是人類造就的。 與此同時,它的工具性質還表現在它的生成指令來自人類。 人工智能不會自己起心動念生成作品,人類對其輸入指令,它才會進入生成的具體過程。 曾軍認為,在人工智能生成藝術的過程中,人類輸入提示詞的“理念—提示”過程發揮著“第一驅動力的作用”。⑦正如王峰所指出的,人工智能作為機能的仿作如此,“參與者和最終的判斷者都是人類” 。⑧由此可見,人類才是藝術創作的主體,人工智能只是人類選擇的創作工具。綜上可見,人工智能是人類的一種創作工具。 基於此,談論人工智能時代的藝術創作,就不是談論人工智能的藝術創作,而是談論人類如何利用人工智能進行藝術創作。 由此,我們的研究重心就會發生轉移,不再將人工智能視為主體,討論它創作的特徵,而是將人工智能視為工具,討論人類利用人工智能進行創作的特徵。 可以說,從人工智能主體論到人工智能工具論的轉移,可以更精準地對人工智能的創作進行定位,更好地推動人工智能的現實運用。二、人工智能創作工具與選擇的凸顯毫無疑問,當人類使用人工智能進行創作時,人類的創作模式會發生巨大變化。 與以往的創作工具不同,人工智能的特點在於它具有強大的生成能力。 因此,人類使用人工智能進行創作,實際上就是使用人工智能的生成能力。 人工智能可以生成各種各樣的可能性,卻並不具備選擇能力。這是人類負責的事情。 因此,當我們將人工智能作為創作工具時,人類選擇的重要性就凸顯出來。我們的創作實際上轉變為一種人工智能生成+人類選擇的全新創作模式。⑨換言之,人工智能負責生成作品的各種可能性,人類從中進行選擇。當前,我們所看到的人工智能作品就是這種創作模式的產物。 就文學而言,微軟小冰的詩集《陽光失了玻璃窗》是從它生成的數萬首詩歌中選擇出來的。 王峰指出,小冰可以無限量地生成詩作,但優秀之作“是由人類遴選出來” 。⑩ 對於音樂來說,也是如此。 人工智能生成各種各樣的樂77
曲,最終“作曲家會從人工智能生成的一系列旋律中挑選出最好的”。例如,在人工智能續創貝多芬《第十交響曲》的團隊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就是作曲家沃爾佐瓦(W.Werzowa),“他負責從 AI生成的音樂素材中選擇最適合的片段用來合成最終的作品”。由此可見,所謂人工智能的作品,是在它生成各種可能性後,由人所最終選擇的。筆者對此曾有體會。 2024 年 3 月 2 日傍晚時分,我在家附近的小山散步,山上滿是梅花。 回家後,我想用文心一言生成一首詩,輸入的指令是“春天的傍晚,小山上燈光亮起,梅花綻放,陣陣幽香,以此創作一首絕句”。 第一次它生成的詩是“春山傍晚燈光照,梅綻花香夜漸深。 景色撩人難自禁,幽香伴我賞春心。”對此我不太滿意,就讓它重新生成。 第二次它生成的詩是“小山燈照夜初長,梅蕊生香滿袖藏。 春色撩人歸去晚,幽香一路伴歸鄉”。 這一次感覺有所改進。 這讓我意識到,人工智能可以生成無限多的詩歌可能性,人類則從中進行選擇。由此,可以反觀人類以往的創作模式。 通過與上述創作過程的比較,可以清晰地看到,人類以往的創作一直都是人類生成+人類選擇模式,即人類自身生成各種作品可能性,然後從中進行選擇。 霍華德·貝克爾認為,藝術創作就是一系列的選擇,最終呈現的作品通過選擇而成。 他基於自身的攝影經歷指出:“在攝影家投身的編輯進程中,核心部分是選擇。 在關鍵時刻攝影家做出選擇,排除了大量的照片。 這會影響最終的作品。 這種選擇的進程會繼續下去。 影響最終圖像的並非只有一個選擇;而是一系列持續不斷的選擇。” 不只是攝影,對於所有的藝術來說,基本都是如此。 貝克爾指出:“在每一種藝術形式中,都會發生一種相似的進程。 藝術家考慮主題、材料、序列和組合、長度和尺寸,然後在它們之中進行選擇。” 由此可見,在以往的人類創作中,人既是生成者,也是選擇者。 唐代詩人賈島推敲的故事形象地呈現了詩人生成和選擇的過程:“賈島初赴舉,在京師。 一日於驢上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 又欲‘推’字,煉之未定。 於驢上吟哦,引手作推敲之勢,觀者訝之。 時韓退之權京兆尹,車騎方出,島不覺行至第三節,尚為手勢未已。 俄為左右擁至尹前。 島具對所得詩句推字與敲字未定,神遊象外,不知回避。 退之立馬久之,謂島曰:‘敲字佳。’遂並轡而歸,共論詩道,留連累日,因與島為布衣之交。” 在這個故事中,詩人賈島首先生成兩種可能性,即“僧推月下門”和“僧敲月下門”,然後在兩者之間進行選擇。 因為兩種可能性都較為精妙,所以他陷入了“煉之未定”、難以選擇的困境。 最終,在韓愈的建議下,他做出了最終的選擇。 賈島創作時所陷入的難以選擇的困境本身,清晰地凸顯了選擇的存在。由此可見,我們以往的創作模式是人類生成+人類選擇模式。 當我們使用人工智能進行創作時,實際上就轉換為人工智能生成+人類選擇模式。 在以往的創作模式中,人類既是生成者,也是選擇者;在全新的創作模式中,人工智能是生成者,人類是選擇者。 兩種創作模式既有不同之處,也有相同之處。 它們的不同之處在於生成者的差異,前者是人類,後者是人工智能;它們的相同之處在於選擇者的一致,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都是人類在做出選擇。由於人工智能生成能力遠遠超出人類,人類根本不是它們的對手,這就引發了人工智能威脅論。 但是,這種觀點只關注創作模式的生成部分,而沒有注意選擇部分。 就生成部分而言,人工智能確實遙遙領先,生成速度很快;就選擇部分而言,它卻並不具備選擇能力,最終進行選擇的是人類。 當然,人類可以設定美學標準,讓人工智能代為選擇,但最終還是人類對人工智能的選擇進行再選擇。 換言之,即便過程的選擇權交給人工智能,最終結果的選擇權依然掌握在人類手中。 從這個角度來說,人工智能只是人類創作的工具。 人工智能威脅論不攻自破。選擇也是一種創造。 如果人工智能生成一種絕佳的可能性,碰巧被人類所遇到並且選擇,那麼87
我們就應該將此認可為他的作品。 因為當他在碰到時,識別出了它的精妙。 他可以修改,也可以不修改,改與不改,都是在做出選擇。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選擇就是創造。 更何況,選擇的過程並非如此簡單,它可能還牽涉到更加複雜的修改過程。 例如,當我們使用人工智能的“文生圖”功能時,如果輸出的結果不好,我們會讓它重新輸出;如果輸出的結果一直讓人不滿意,我們就會對已有的輸出結果進行修改。 曾軍區分了人類利用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四種模式,其中最複雜的模式就是“部分內容的調試性生成”,它意味著在人工智能生成作品後,用戶可以對作品特定部分提出修改完善的要求,對它進行調試修補,直到滿意為止。 這“需要用戶與 AI 之間進行多輪對話”。王峰積極探索人機融合式的寫作,組織團隊創作出國內首部百萬字智能小說《天命使徒》。 他認為智能小說的創作機制是建立提示詞工程,生成智能小說內容和人工修改潤色。 其中,人工智能潤色就是刪除小說重複的內容和線索,補充跳躍的情節,最終將其打磨成型。 正如崔國斌所指出的,專業用戶會積極主動地介入到人工智能的創作過程,“對 AI 輸出的細節進行反複選擇,最終實質影響定稿的內容”。換言之,當人工智能生成的初稿不讓人滿意時,我們或者會通過指令引導人工智能反複修改初始內容,或者會直接動手修改初始內容,由此創作出讓我們滿意的作品。 在此過程中,我們就做出了獨創性的貢獻:“經過多輪的線性改進後,用戶很可能對作品中的諸多表達細節作出個性化的選擇和調整,從而作出獨創性的貢獻。” 正因如此,在法學界,對於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著作權歸屬,有論者提出了使用者權屬模式。這種觀點認為,人類是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者,他們使用人工智能工具進行思想和情感的表達,是它生成作品的決定性因素:“使用者先是以數據輸入明確機器創作方向,再是以特定指令篩選或優化相應輸出結果,最後經過調試等建構符合人類思想情感表達的內容。 根據這一權屬模式選擇,人工智能雖可完成類人化的智力創作,但目前仍未超出工具範疇,其創作過程是使用者借助人工智能以算法創作形式完成的作品生成過程。” 在這裡,所謂的使用者,其實就是選擇者。 所謂的數據輸入,優化結果,調試內容,其實就是一個個的選擇過程。 人類的這些選擇過程實際上就是創作過程,因此他們具有作品的著作權。實際上,這已獲得法院的認可。 在近期北京互聯網法院針對人工智能生成圖片著作權侵權糾紛作出的一審判決中,就對被告使用原告以 AI 生成的圖片一事做出了判決。 在判決中,法院陳述了原告在創作過程中的具體參與:“原告對於人物及其呈現方式等畫面元素通過提示詞進行了設計,對於畫面布局構圖等通過參數進行了設置,體現了原告的選擇和安排。 另一方面,原告通過輸入提示詞、設置相關參數,獲得了第一張圖片後,其繼續增加提示詞、修改參數,不斷調整修正,最終獲得了涉案圖片,這一調整修正過程亦體現了原告的審美選擇和個性判斷”。 在法院看來,圖片是原告通過使用人工智能進行創作的結果,這裡的關鍵就是原告所做出的一系列選擇,它們體現了原告的個性化表達。 最終,法院認可了原告的著作權:“原告是直接根據需要對涉案人工智能模型進行相關設置,並最終選定涉案圖片的人,涉案圖片是基於原告的智力投入直接產生,且體現出了原告的個性化表達,故原告是涉案圖片的作者,享有涉案圖片的著作權。” 據此可見,在使用人工智能進行創作時,創作者通過做出一系列的選擇而進行創作,他的個性就體現在他的選擇之中。 這種對作品著作權的訴求獲得了法院的支持。總之,人工智能是人類創作的工具,而且是非常強大的工具。 就此而言,藝術家應該積極轉變創作模式,借助人工智能進行創作。 從人類生成到人工智能生成,人類創作過程中的生成能力得到了提升。 這會為後續的選擇過程提供更多的可能性,提升人類創作的效力。97
三、運氣、偶然的正面與反面在藝術創作中,運氣與偶然一直都發揮著重要作用。 陸遊的詩句“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就表達了這種體會。 在超現實主義進行詩歌創作時,曾使用過自動寫作的方法。 布勒東主張,作家應該在半催眠的狀態下,寫下自己的真實思想,然後合在一起拼成一篇文字:“我的講述毫無預先設定的順序,而且完全聽從時間的任意性,它讓何事湧現,我就講述何事。” 當人類使用人工智能進行創作時,運氣和偶然的重要性會極大地提升。 當人工智能生成作品時,它所生成的東西具有偶然性,每次都不相同。 2016 年,大衛·卡斯特維奇(Davide Castelvecchi)在《自然》雜誌上發表過一篇人工智能黑箱論的文章。 卡斯特維奇指出,人工智能的運算中存在黑箱,輸入值與輸出值之間的計算過程對計算人員來說是封閉的。 我們無法監控它生成作品的整個過程,這意味著失控,意味著運氣與偶然。 因為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具有偶然性,所以人類借助它進行創作的活動就成為一種碰運氣的活動。 人類可以不斷地點擊鼠標,讓它生成一次又一次的可能性,從中選擇出讓人滿意的可能性。有時候,我們會碰到好運氣,人工智能可以給我們生成很多新的、好的可能性。 以 Midjourney為例,它可以生成人類無法想象或沒有見過的場景,如《太空歌劇院》;它可以生成融合不同藝術風格的作品,如印象派風格的漫畫;它還可以生成沒有參照物的東西,如從未存在過的動物。 凡此種種,都給我們生成了新的選擇,“大大拓展了人類的藝術體驗”。有時候,我們的運氣並不好,人工智能生成的可能性並不讓人滿意。 2020 年,德國當代著名作家凱曼(Daniel Kehlmann)曾參與一項人工智能與作家協同寫作的實驗項目,事後寫了一本《我的算法和我》的著作對此進行描述。 儘管他起初懷有對人工智能的期待,但很快就發現 CTRL 系統在進行藝術生成時的缺陷。 首先,它基於大數據運行,它的文本生成是數據導向的即時演算,而非意義導向的謀篇布局;其次,它生成的語言更接近習慣用語,無法進行連貫敘事。 最終的結果是:“凱曼不僅沒能跟 CTRL 完成一部完整的小說創作,甚至每當完成一頁篇幅的文本對話結束之後,CTRL 都會陷入宕機狀態。” 由此可見,在面對小說這樣的文體時,偶然和運氣並不一定會帶來理想的結果。 史良就此指出:“與擁有整體規劃、以主體為中心的人類寫作相比,AI 的文本生成是一種缺乏中心的生成。 這一特徵幾乎成為所有 AI 寫作的文本共性,即某種‘內在邏輯’的缺失。” 換言之,使用人工智能進行創作,有時很難碰到好運氣。有時候,我們會發現運氣和偶然似乎被鎖定在一定範圍,陷入了重複和單調。 在韓炳哲看來,人工智能的創作並不具有創新性,而只是對過去的延續和重複。 他指出:“人工智能從過去出發來進行學習。 它計算出來的未來不是本真意義上的未來。 它看不到事件的發生。 但是思維具有事件發生的特點。 思維將某種完全他性的東西放置到世界中。 人工智能恰好缺乏那種讓重要意義上的新事物得以開展的斷裂的否定性。 它延續的終究是相同的東西。 智能的含義是在某些東西中作出選擇。 它只涉及一種在預先給定的選項之間所作的選擇,歸根結底是在 1 和 0 之間作選擇。 它的運轉不超出預先給定的東西,不進入不可通行之地。” 由此可見,使用人工智能進行創作,運氣和偶然並不一定能帶來全新的可能性,它們可能會陷入單調和重複。 曾軍也認為,“隨機性”不能等同於“創造性”。 與“隨機性”相伴隨的有可能是“相似性”:“雖然每一次大語言模型所生成的內容可能並不完全一樣,但是每次生成的內容之間仍然具有某種‘相似性’。 支撐這一‘具有相似性的隨機性’或者‘具有隨機性的相似性’的技術基礎就是,大語言模型的生成方式是根據給定的輸入08
生成與訓練數據類似的結果。” 換言之,人工智能創作的東西,是人類已有文化產品的延續和重複,可能並無新意。 馬諾維奇就指出:“當一台機器繪出了一幅倫勃朗風格的作品,寫出了一曲巴赫的奏鳴曲,或者完成了貝多芬的交響樂的時候,我們不會說它們是原創的、真正的藝術,而只會稱之為人類文明中現存文化產品的精妙模仿和複制品。” 他將此稱為“計算機風格”。 2021 年,德國卡拉揚研究所羅德組織人工智能音樂團隊,根據貝多芬殘存的音樂手稿等線索,完成了人工智能版的 《貝多芬第十交響曲》的創作和演出。 該作品具有濃鬱的貝多芬風格,卻像對前九首交響曲的概括式總結,更像對它們的“低級翻唱”。有聽眾就指出:“即使留存的樂譜草稿確實有貝多芬之前音樂的影子,也不意味著作品就應發展成目前的樣子。 天才的貝多芬能容忍這種平庸的 ‘翻唱’嗎?” 由此可見,人工智能的創作依據的是以往作品的數據庫,它的生成之物更像對以往的總結和重複,而很難是對以往的創新。 它具有與以往作品的連續性,卻很難具有差異性。 而連續性與差異性的平衡才是人類創造力的要義之所在。 讓我們設想,如果貝多芬親自創作第十交響曲,肯定不會是此前的翻唱與總結,肯定會是有自身鮮明特色與風格的一部新作。 由此可見,運氣和偶然有其限度,並不一定會開啟全新的可能性。總之,當我們使用人工智能進行創作時,偶然和運氣的重要性上升了。 它可以給我們帶來新的可能性,推進我們的創作。 但是,我們並不能將一切都交給偶然和運氣,因為有時它帶給我們的可能性僅僅是重複,並不讓人滿意。 偶然和運氣有其好處,但卻並不總是好的。 我們還要靠自己。四、從選擇到選擇者在人工智能時代,藝術家的創作進入人工智能生成+人類選擇的時代。 緊接著浮現出來的問題就是:誰來進行選擇? 作為選擇者的人類並不相同,他們選擇的水平也會有差異。 對微軟機器人小冰生成的上萬首詩歌而言,是中學生來進行選擇,還是著名詩人來進行選擇,顯然會導致不同的結果。 王峰指出:“人類對優秀詩歌的看法決定了我們如何去遴選機器人小冰的詩作。” 就此而言,人類使用人工智能進行創作並不會變成純粹的碰運氣,即人工智能碰巧生成什麼,我們就碰運氣選擇什麼。 選擇者的創作水平和美學素養,會決定他的選擇結果。首先,選擇者的創作水平很重要。 面對人工智能生成的紛繁可能性,我們做出選擇水平的高低,取決於我們自身創作水平的高低。 我們越善於創作,就會越善於選擇。 選擇的基礎其實還是創造。 因此,選擇是一種能力,並不是每個人都天然具備,而是一種訓練出來的能力。 就此而言,只有最優秀的藝術家,才可以選擇最出色的作品。 其次,選擇者的美學素養很重要。 劉勰指出:“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文心雕龍·知音》)。 只有對藝術作品見多識廣,具有敏銳的感受力,才可以做出更好的選擇。 與此同時,選擇者應該具有深厚的藝術史素養。 由於藝術史的發展遵循的是一種差異邏輯,人類對人工智能所生成的各種可能性的選擇,應該著眼於它與以往作品的差異性。 由此,他就必須具有丹托意義上的藝術史素養。 否則,他很難做出符合藝術史發展的選擇。當然,一個好的選擇者並不限於上述本領。 但它們肯定是好的選擇者不可或缺的本領。在這種全新的創作模式中,人工智能提供了各種可能性,人類還會對它們進行修改。 換言之,人工智能只是提供選擇的基礎,而並不是最終的選擇。 人們借助人工智能進行創作,就需要對它生成的作品進行修改,讓其符合自身的表達意願。 在修改過程中,創作水平和美學素養同樣不可或缺。18
五、意義的賦予人類使用人工智能進行創作,會對作品的意義帶來何種影響? 這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 如上所述,人類利用人工智能進行創作,實際上只是讓人工智能生成各種可能性,人類從中選擇好的可能性,甚至還會對它進行修改和提升。 在這裡,為了闡明這個問題,我們僅考慮一種特殊的情況,即人工智能生成各種可能性,人類直接從中進行選擇。 雖然這種情況較為少見,現實中人類不免會對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進行修改,但這是我們理解人類使用人工智能進行創作會對作品意義產生何種影響的出發點。 要說清楚這個問題,就需要回到一個老問題,即我們該如何看待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性質? 就此,人們眾說紛紜。第一種觀點認為,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並無意義。 在此觀點看來,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只是一種單純的形式,缺乏深切的內涵。 馬諾維奇等論者指出,即便人工智能偶然生成蒙德里安式的作品,它們也無法與蒙德里安相比。 它們只是在“形式層面上仿制了最終產物”,而缺乏藝術家蒙德里安的創作歷程,由此只會被視為“沒有任何藝術價值的幾何圖案”。換言之,沒有創作主體,人工智能的作品不會獲得我們的評價,因為“我們並不願意把這種重要性附加在由算法生產出來的作品之上,因為我們認為它們是沒有靈魂的” 。換言之,假設人工智能偶然生成優秀的作品,它們也僅僅是沒有靈魂的形式,很難具有深切的意義。第二種觀點認為,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可以給我們帶來一種形式衝動,形式本身就會產生愉悅。 在此觀點看來,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擺脫了主體的纏繞,給我們提供了一種純粹形式衝動的可能性。 我們欣賞作品時並不總需要深度,特別是對於裝飾圖案等藝術形式而言,“我們並不需要從這些東西身上看到作者想要表達的意義或者思想” ,就能從中獲得愉悅。 對於歌曲、電影等,同樣也是如此。 它只要能給我們帶來娛樂性,讓我們沉浸其中就行,並不需要關心它們背後的創作意圖。 換言之,有時候,我們從作品中獲得一種形式的愉悅即可,不必有主體的關聯。 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恰好給我們提供了這樣一種新的可能性。第三種觀點認為,我們可以為人工智能的作品建立新的事件關聯,賦予它新的意義。由此,它給我們提供了新的賦予意義的可能性。 馬諾維奇等將此稱為皮格馬利翁效應:“就像皮格馬利翁的神話一樣,藝術家蔑視真實的女性,卻愛上了作為他們理想的化身的少女雕塑。 我們也許會發現正是機器的無靈魂特徵可以讓我們對其注入我們對完美靈魂所有美好的想象,而這讓我們在與機器共情時感到一種深刻的滿足。 如此一來,靈魂賦予就完成了從‘好像’到‘真正’的流動過渡:就像我們對系列電影(或動畫)或是小說的主人公產生癡迷一樣,我們會以同樣的方式對虛擬人物產生一種共情。 這種情況同樣也會在藝術家創作歌曲和故事時出現:只要我們的情感投入進去了,我們就不會在乎它究竟是不是人類創作的了。” 在這種觀點看來,人工智能創作的無靈魂特徵恰好是它的優勢之所在,給予了我們賦予它新的靈魂的可能性,即賦予它新的意義的可能性。由此可見,對於人工智能的作品,有人認為它們並無意義,有人認為它們只有形式意義,有人則認為我們可以賦予它新的關聯,由此賦予它新的意義。 在這三種觀點中,第三種更有前景。 它強調了人類是賦予意義活動的主體。 對於竹子,我們可以賦予它深刻的意義,“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 對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我們同樣可以賦予它豐富的意義。 不過兩者之間有差別。對前者而言,是賦予無意義之物以意義;對後者而言,是賦予有意義之物以意義。 這是人類創作中賦予意義的新模式。 假設世上並無《紅樓夢》,而人工智能恰巧生成這部小說。 我們在閱讀後,當28
然可以結合我們自身的經歷,賦予它新的意義。 由此,它就活了過來,具有了神采,不再空無一物。讓我們做個思想實驗,以此來更深地揭示人類利用人工智能進行創作對作品意義所產生的複雜影響。 讓我們設想,曹雪芹創作《紅樓夢》,和一位小說家碰巧使用人工智能生成《紅樓夢》,並且將它選擇出來。 兩者最後呈現的作品是一樣的,但前者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後者卻僅能歸於運氣和偶然。 前者蘊含著人類生成與選擇合一的愉悅,後者只是偶然碰到的幸運。 兩者並不能等同。 創作過程會影響作品本身的意義。 辛苦創作還是偶然碰到,它的意義是不一樣的。就此,王峰指出:“人工智能缺乏個體人類那樣為了尋找詩作不斷苦吟的過程,對於人工智能來講,寫詩既無辛苦,也無快樂,只是按照自身算法輸出結果。” 假設我們了解上述不同的創作過程,那在閱讀《紅樓夢》的時候,就會有不同的感受。 毫無疑問,第一種情況會給我們最深刻的感受,而第二種情況則要淺得多。可以說,在人工智能時代,藝術家與藝術作品的關聯是一種弱關聯,而不是一種強關聯。 所謂弱關聯,就是一種選擇的關聯,較為微弱。 所謂強關聯,就是一種生成的關聯,較為深切。 前者就類似小說家選擇人工智能偶然生成的《紅樓夢》,後者就類似曹雪芹寫成《紅樓夢》。 兩者之間的關聯程度有差異,這對讀者也會造成深切的影響。 具體而言,讀者對前者是一種弱接受,儘管也可以有一定程度的投入和共情;但強接受肯定是後者才會具有的,它可以強烈地衝擊和震撼讀者的心靈,讓人如癡如醉,欲罷不能。如果說在本雅明所論述的機械複制時代,導致的是靈暈的消失;那麼,在人工智能時代,導致的則是體驗的消失。 很多好的作品將是算法的產物,而不是體驗的產物。 儘管或許是有體驗的人選擇它們,但這相比人類生成並選擇它們而言,給我們的衝擊會淡化很多。 人類的體驗式創作模式將逐漸告別以往的時代,告別真誠,告別情感,一切都將是算法,一切都將是偶然和運氣。這也是人工智能帶給我們的潛在危機。 人類單純選擇給作品賦予的意義可能並不如人類自身生成和選擇給作品賦予的意義更加深切。 就此而言,我們和人工智能爭奪偶然的戰鬥就此打響。人類應該基於自身經驗和體會生成和選擇各種作品,否則,這就會被人工智能搶先。 假若人工智能出現在初唐,假若它偶然生成了杜甫的詩,並被當時的人所選擇,那麼它們的意義都將發生改變。我們不再能將“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與杜甫的坎坷經歷聯繫在一起,因為它只是偶然生成的。它的意義會削弱很多,人類文學史會暗淡很多。因此,人類使用人工智能進行創作,也有其消極的一面,讓我們喪失了將人生體驗與各種可能性進行強關聯的機會。 它的影響是複雜的,值得我們深思。結 語由此可見,人工智能是人類創作的工具,我們要積極思考的是如何用好這個新的工具。 首先,我們要意識到,這是前所未有的工具,它具有強大的生成作品能力,可以為我們的選擇提供更多乃至更好的可能性。 對此,我們要積極探索它的運用之道,提升我們的創作效力。 其次,我們要意識到,人工智能並非萬能,它有其固有的局限性。 要進行革命性的創新,在依賴數據的人工智能那裡,或許不可以想象。 換言之,人工智能學習過去生成的東西,生成與其類似的東西,由此可能會陷入不斷的重複。 與此同時,僅僅選擇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只會與作品建立一種弱關聯,由此喪失作品的深度與力度。 因此,人類的創作不能單純地依靠人工智能這個工具,而是同樣要發揮自身的生成能力。 這有利於生成更多人工智能無法生成的可能性,給數據庫增添新的元素,從而讓人類的作38
品數據庫保持活力和生命力。 這也有利於人類與作品建立一種強關聯,讓作品具有深刻的力量。總之,我們要利用好這個工具,要做工具的主人,而不是做工具的奴隸。①盧文超:《人工智能會取代藝術家嗎?》,北京:《藝術商業》,2019 年第 2 期。②列夫·馬諾維奇、埃馬努埃萊·阿列利:《人工智能(AI)藝術與美學》,陳卓軒譯,北京:《世界電影》,2023 年第 3 期。③陶鋒:《代理、模擬與技藝:人工智能文藝生產的哲學闡釋》,北京:《哲學研究》,2023 年第 3 期。④周豐:《人工智能的藝術創作可能嗎?》,上海:《上海大學學報》,2023 年第 6 期。⑤盧文超:《正視人工智能帶來的藝術挑戰》,北京:《人民日報》,2019 年 6 月 7 日。⑥需要注意的是,人工智能是一種特殊的工具。 就此,曾軍指出,人工智能的特殊性在於,一方面它是“物”,與鋤頭等工具並無本質性區別;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擁有“智能”,即“能夠對人類提供的信息進行反饋,不僅執行信息中所包含的指令、任務,而且開始具有生成新的信息、創造新的作品的潛能”。 參見曾軍:《人機交互與輔助生成:人工智能時代的文論問題》,南昌:《江西社會科學》,2024 年第 5 期。⑦曾軍:《人機交互與輔助生成:人工智能時代的文論問題》。⑧王峰:《仿若如此的美學感:人工智能的美感問題》,上海:《同濟大學學報》,2022 年第 4 期。⑨人工智能生成並非自主生成,而是人類輸入指令,它再進行生成。 正如曾軍所指出的:“人負責提示,屬於更具有創造性的主體因素;‘機’只是對提示的執行,主要承擔生成性功能”。 參見曾軍:《人機交互與輔助生成:人工智能時代的文論問題》。⑩王峰:《挑戰“創造性”:人工智能與藝術的算法》,上海:《學術月刊》,2020 年第 8 期。韓寶強:《人工智能續創貝多芬《第十交響曲》帶給我們的啟示》,南京:《南京藝術學院學報(音樂與表演)》,2022 年第 1 期。霍華德·貝克爾:《藝術界》,盧文超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 年,二十五週年紀念版前言第 12 頁;第 179 頁。阮閱編:《詩話總龜》,周本淳校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第 130~131 頁。基於此,重新審視以往的靈感說,就會有新的認識。它是針對生成而言,而不是針對選擇。 這會加深我們對人類創造性的理解。曾軍認為人工智能生成作品有“一次提示—一次生成”、“一次提示—多樣生成”、“一次提示—重複生成”和“部分內容的調試性生成”四種模式。 見曾軍:《人機交互與輔助生成:人工智能時代的文論問題》。崔國斌:《人工智能生成物中用戶的獨創性貢獻》,北京:《中國版權》,2023 年第 6 期。黃雲平:《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的可版權性問題辨析》,杭州:《浙江大學學報》,2024 年第 2 期。AI 生成圖片著作權侵權第一案判決書,知產庫公眾號,2023 年 11 月 29 日。史良:《“自動寫作”發展史———論人工智能向藝術智能的轉換》,北京:《外國文學》,2024 年第 1 期。轉引自王峰:《從人類主義美學轉向人工智能美學———基於康德美學架構的批判性考察》,廣州:《學術研究》,2022 年第 7 期。夏德元:《相由心生:AIGC 時代的藝術生產與審美新景觀》,杭州:《文化藝術研究》,2024 年第 1 期。韓炳哲:《非物:生活世界的變革》,謝曉川譯,北京:東方出版中心,2023 年,第 74 頁。曾軍:《優化:人工智能時代的文論問題》,杭州:《文化藝術研究》,2024 年第 2 期。黃宗權:《音樂人工智能的哲學審思》,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23 年第 3 期。關於形式衝動和事件關聯,參見盧文超:《邁向藝術事件論———人工智能的挑戰與藝術理論的建構》,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20 年第 2 期。作者簡介:盧文超,東南大學藝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南京 211189[責任編輯 桑 海]48
澳門理工學報 2024 年第 4 期·中西文化·愛因斯坦的科學觀與宗教觀探幽張志剛[提 要] 自近代自然科學於十六世紀興起以來,如何解釋“宗教與科學”的關係問題,隨即成為擺在東西方傳統文化、尤其是各大傳統宗教研究面前的一大理論挑戰,此難題堪稱“研討宗教信仰的第一道門檻”。 二十世紀大物理學家、相對論創立者愛因斯坦對此難題頗為關切,他並未入流其同時代西方思想界佔上風的科學與宗教“衝突論”,而是力圖闡發二者“依存論”。 作為二十世紀最有影響的自然科學家,愛因斯坦的此種思想傾向有何典型意義,其科學觀與宗教觀有何理論分量,尤其是他所傾訴的新宗教觀———“宇宙宗教情感”有何邏輯理路與精神實質,這些便是本文潛心宗教哲學視角所要深析的主要內容。[關鍵詞] 愛因斯坦 科學觀 宗教觀 依存關係 精神實質[中圖分類號] B91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4) 04 - 0085 - 09一、引言:此案研究的典型意義從世界文明史來看,自近代自然科學於 16 世紀興起以來,如何解釋“宗教與科學”的關係問題,便成為擺在東西方傳統文化研究、尤其是各大傳統宗教研究面前的一大挑戰性難題,甚至可比作“研討宗教問題的第一道門檻”。 英國著名哲學家、數學家、邏輯學家、歷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專門寫作《宗教與科學》( Religion and Science, London: Thornton Butterworth, 1935),通過歷數近現代自然科學的重大發現,尖銳地指出:宗教與科學乃是人類社會生活領域長期衝突的兩種根本對立的世界觀;宗教世界觀早在人類思想史初期就佔主導地位,科學世界觀雖晚興於 16 世紀,但從其確立之日就後來居上,對人類思想方式和社會政治制度產生越來越深刻的影響;科學與宗教的對立,實質上就是“觀察與知識”跟“權威與教義”的衝突,一部自然科學發展史也就是知識不斷征服教義、科學不斷戰勝宗教的過程。①20 世紀大物理學家、相對論創立者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也非常關注科學與宗教的關係問題,並留下了《宗教和科學》 ( Religion and Science, 1930)、《科學和宗教》 ( Science and Religion,1940)、《科學同宗教不可和解嗎?》 ( Religion and Science: Irreconcilable? 1948)、《科學的宗教精神》( The Religious Spirit of Science ,寫作年代不詳)等短文、講稿和通信。 儘管愛因斯坦十分讚賞羅素的哲學思維深度②,但如其名言:“科學沒有宗教就像瘸子,宗教沒有科學就像瞎子” ( science 58
without religion is lame, religion without science is blind) ③,他對“科學與宗教”的態度,卻與羅素迥然異趣。 愛因斯坦的這句名言在擁躉者那裡可謂耳熟能詳,但卻鮮有人深入梳理其背後凝合的科學觀與宗教觀,本文則聚焦二者的邏輯關聯,主要依據《愛因斯坦文集》及其他相關論述結集,力圖從宗教哲學的視角展開全面且深入的思想觀念評析。就懸而未決的科學與宗教關係問題而論,深入考察愛因斯坦的科學觀與宗教觀,無疑具有典型意義。 但其典型意義不僅在於愛因斯坦是 20 世紀最有影響的物理學家,而他對“科學與宗教”的見地,卻顯然有別於同時代西方社會最有影響的公共知識分子羅素④,頗能代表另一種不可小覷的認識論傾向;更耐人尋味之處在於,如同羅素曾立言《為什麼我不是基督徒》 ⑤,愛因斯坦則更為難得地放棄了與生俱來的猶太教信仰背景⑥,這便使其關於科學與宗教關係問題的深刻思考別有一番典型意義。二、宗教信仰的根源和類型從現有文獻的著述年代來看,愛因斯坦較早對“科學與宗教”關係問題的專門論述,見於 1930年發表的《宗教和科學》一文。 如其標題立意,為如實再現這位科學巨匠的思考蹤跡,我們先來梳理他關於“宗教信仰的根源和類型”的認識。宗教信仰是怎麼產生的,諸種宗教大體上可以分為哪些類型? 這是愛因斯坦首先思考的兩個問題。 這裡提到的第一個問題,亦即中外思想家、特別是宗教學家所不懈探究的“宗教的起源或根源”問題。 愛因斯坦認為,若從精神活動及其發展歷程來看,人類的一切思想和行為都是為了“滿足需要、減輕痛苦”,而人類的一切努力和創造都是以“情感和願望”為動力的,宗教信仰也是如此。引導我們到最廣義的宗教思想和宗教信仰的感情和需要究竟又是些什麼呢? 只要稍微考查一下就足以使我們明白,支配著宗教思想和宗教經驗生長的是各式各樣的情感。⑦正是根據上述“廣義的宗教觀”,愛因斯坦把古往今來的宗教信仰大致分為“三種類型”或“三個發展階段”:“恐懼性宗教”( religion of fear)、“道德性宗教” (moral religion)和“宇宙宗教情感” (cos-mic religious feeling)。⑧1. 恐懼性宗教原始人的宗教信念主要來自“恐懼感”,諸如對野獸、饑餓、疾病和死亡等的恐懼心態。 因為在原始生活階段,人們還不能很好地理解因果關係,就虛幻出某些東西,以為它們的意志導致了恐懼事件,於是就有了“邀寵性的崇拜活動”。2. 道德性宗教此類宗教信仰源於“社會衝動”。 由於父母和社群領袖既難免錯誤又難免死亡,人們期望得到“保護、慈愛、引導和公正”等,“社會性或道德性的上帝觀” ( the social or moral conception of God)就是基於這樣一些願望形成的。 在信仰者眼裡,上帝就是“生命的保護者”、“生活的支配者”、“悲痛和挫折的安撫者”、“善與惡的獎懲者”等。愛因斯坦就此做出這樣幾點解釋:首先,從“恐懼性宗教”到“道德性宗教”,可謂民族生活的一大進步;一切文明人、特別是東方人的宗教信仰大多是道德性的。 其次,必須防止一種偏見,以為原始人的宗教信念“完全基於恐懼”,而文明人的宗教信仰“純粹出於道德”;事實上,這兩種類型混合於所有的宗教信仰,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區別在於,隨著社會生活水平的提高,道德性的宗教越來越佔優勢。 再次,“恐懼性宗教”和“道德性宗教”的共性在於,二者都信奉“擬人化的上帝觀”;一般68
而言,只有非凡的天才和高尚的群體,才能超出這種水平的宗教信仰,達到“第三階段的宗教經驗”,這就是“宇宙宗教情感”。3. 宇宙宗教情感在愛因斯坦看來,這是最高級的宗教情感,雖然很難找到它的純形式,也很難向沒有這種情感的人說清道明,但仍可盡力做出如下解釋:人們感覺到人的願望和目的都屬徒然,而又感覺到自然界裡和思維世界裡卻顯示出崇高莊嚴和不可思議的秩序。 個人的生活給他的感受好象監獄一樣,他要求把宇宙作為單一的有意義的整體來體驗。⑨其實,上述情感早已有之。 譬如,其端倪見於《舊約·詩篇》和猶太教先知,而在佛教徒的信念和叔本華的著作裡則反映得更強烈或更明顯。 愛因斯坦強調:一切時代的宗教天才之所以超凡出眾,就在於他們具有這種宗教感情,這種宗教感情不知道什麼教條,也不知道照人的形象而想像成的上帝;因而也不可能有哪個教會會拿它來作為中心教義的基礎。⑩正因如此,在各時代的“異端者”當中,我們可找到“洋溢著這種最高宗教情感的代表人物”,像德謨克利特(Democritus)、方濟各(Francis of Assisi)、斯賓諾莎(Spinoza)等,他們往往被同時代人看成“無神論者”。 既然這裡說的“宇宙宗教情感”沒有明確的“上帝觀”,也沒有“神學和教會”,那麼,它是怎麼產生並傳播的呢? 愛因斯坦回答:靠的就是“藝術和科學”;這二者最主要的功能即在於,激發“宇宙宗教情感”並使之朝氣蓬勃。三、科學和宗教的定義如同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諸多學術紛爭,研究者們在基本概念、特別是對象定義上的不同理解所導致的歧義性,歷來就是科學與宗教之爭的“思想觀念癥結”。 愛因斯坦對此有清醒的認識,他從爭論背景發問:宗教與科學之間真的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嗎? 宗教能被科學代替嗎? 多少世紀以來,人們對這兩個問題的不同回答,不但引起激烈的爭論,而且導致殘酷的鬥爭。 到 18 至 19 世紀,開明人士普遍認為,科學知識與宗教信仰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衝突,不以科學知識為基礎的宗教信仰就是“迷信”,必須加以反對。但他本人卻毫不懷疑,若對這兩個問題進行冷靜的思考,只能得出“否定的答案”。 然而,問題的複雜性在於,雖然大多數人對“科學是什麼”容易取得一致的意見,可對“宗教的意義”卻持不同的看法。 因此,愛因斯坦寫於 20 世紀 40 年代的兩篇短文都是從定義問題談起的。從其思考軌跡來看,愛因斯坦“由易到難”,先來回答“科學是什麼?”下引數段文字出自他在近30 年間寫的《關於科學的真理》 (1929)、《科學和宗教》 (1940) 和《宗教同科學不可和解嗎?》(1948),可謂對“科學是什麼”一以貫之的明快釋義:(1)“科學真理”是難以準確界說的。 因而,“真理”一詞的涵義是隨著研究對象不同而變化的,如我們所探討的是某個經驗事實、某道數學命題,還是某種科學理論。 在我看來,“宗教真理”無法清晰地表達任何事物。(2)科學研究之所以能消解迷信,即在於鼓勵人們按照因果關係來觀察與思考事物。的確,這是一種類似宗教情感的信念,它深含於所有探求更高秩序的科學工作,即相信這個世界的合理性或可理解性。78
(3)這樣一種堅定的信念,一種與深切的情感密不可分的信念,亦即經驗的世界所顯示的某種更高的智慧,就是我所意指的上帝觀。 通俗而言,我的這種理解可稱為“斯賓諾莎的泛神論的上帝觀”。(4)至於諸多教派傳統,我只能從歷史上和心理上來給以體諒;它們對於我沒有其他意義。科學就是一種歷史悠久的努力,力圖用系統的思維,把這個世界中可感知的現象盡可能徹底地聯繫起來。 說得大膽一點,它是這樣一種企圖:要通過構思過程,後驗(posteror)地來重建存在。對於科學,就我們的目的來說,不妨把它定義為“尋求我們感覺經驗之間規律性關係的有條理的思想”。然而,要想回答“宗教是什麼”,堪稱一道理論難題。 愛因斯坦的思路為:不妨首先避開這個難題,而去考察一下“信仰者的志向”。 在他看來,如果一個人被宗教感化,其特徵就在於,盡最大可能掙脫“私慾的鐐銬”,獻身於“超個人的價值”(super personal value)。所以,說一個信仰宗教的人是虔誠的,意思是說,他並不懷疑那些超越個人的目的和目標的莊嚴和崇高;而這些目的和目標是既不需要也不可能有理性基礎的。 但是它們的存在同他自己的存在是同樣必然的,是同樣實實在在的。 在這個意義上,宗教是人類長期的事業,它要使人類清醒地、全面地意識到這些價值和目標,並且不斷地加強和擴大它們的影響。按照以上“同情式的理解思路”,愛因斯坦力圖澄清“科學思維與宗教信仰”的差異所在。 他所做出的如下解釋堪稱“一位資深物理學家的經驗之談”:科學思維的條理性或系統性來自“事先確立的目標”;所以,科學研究直接產生的就是“關於事物規律或因果關係的知識”;雖然我們可以做出判斷,這方面的知識跟各種目標和價值理念是否相容,但“設立目標和闡明價值”卻是科學工作力所不及的,即超出了科學思維的範圍。 與此相反,人們一般承認,宗教信仰所能提供的就是“目標和價值”,以及人類思想和行為的“情感基礎”。 因此,宗教信仰從根本上關乎“人對自然的態度、人與人的關係、乃至個人和社會生活的理想”。如果人們根據這些定義來理解宗教和科學,那末它們之間就顯得不可能有什麼衝突了。 因為科學只能斷言“是什麼”(what is),而不能斷言“應當是什麼”(what should be),可是在它的範圍之外,一切種類的價值判斷仍是必要的。 而與此相反,宗教只涉及對人類思想和行動的評價:它不能夠有根據地談到各種事實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 依照這種解釋,過去宗教同科學之間人所共知的衝突則應當完全歸咎於對上述情況的誤解。四、從“矛盾衝突”到“相互依存”接著上述研討思路,愛因斯坦認為,一旦劃清“科學與宗教”的各自界線,便可促使人們,通過反省“過去的衝突”,重新認識二者的“依存關係”。 所以,愛因斯坦針對以往科學與宗教的“衝突原因”,進而闡釋二者的“依存關係”。 總的來看,他的分析和解釋可歸納為“一般原因”和“主要根源”。1. 衝突的一般原因:因“誤解”而“干涉”如前所述,宗教與科學在歷史上的矛盾衝突,皆可歸咎於“雙方的誤解”,即因各自誤解其“本88
性”而彼此干涉。 例如,1633 年羅馬教廷審判伽利略,1859 年達爾文進化論名著《物種起源》一出版就遭到天主教會的強烈批判,就是因為羅馬教廷和天主教會在神學上固執“聖經無謬誤”,即相信“《聖經》上說的一切都是絕對真理”,這種神學觀點勢必干涉正常的科學研究,以致引發宗教教義與科學成果的矛盾衝突。 又如,在“價值和目的”問題上,某些科學家試圖運用“科學的方法”來做出“根本的判斷”,這就超出了科學研究領域,把自己置於宗教信仰的對立面。 正是為了消除此類雙方常見的誤解及其衝突,愛因斯坦提出下述著名論點。儘管宗教與科學各有分明的界線,但二者仍存在“牢不可破的依存關係”。 這種依存關係即在於,雖然宗教信仰可為人們確定目標,但其實現手段卻是從科學成果那裡學來的;而科學成果的創造者只能是這樣一些人,他們追求真理,相信世界是“有規律的”,其規律性是“合理的、可理解的”,但這種深邃的宇宙情感卻是來自宗教信仰的。我不能設想一位真正〔的〕科學家會沒有這樣深摯的信仰。 這〔種〕情況可以用這樣一個形象來比喻:科學沒有宗教就像瘸子,宗教沒有科學就像瞎子。2. 衝突的主要原因:“人格化的上帝觀”在愛因斯坦看來,“人格化的上帝觀”( the concept of a personal God)實則來自“古老的神明概念”。 在人類精神進化的幼年時期,先人曾以為整個世界是由某種“神秘意志”支配的,於是便按照“人自己的樣子”幻想出了各式各樣的神明形象,企圖依靠“巫術或祈禱”來改變“神明的意向”,使其趨利避害,滿足人們的願望。 西方天主教或基督教的上帝觀,顯然是上述“古老的神明概念”的進化或昇華,即相信“只有一位全能的上帝,他決定一切、主持公道、博愛世人,完全能夠給人安慰、幫助和指引”。 正是這樣一種“人格化的上帝觀”導致“宗教與科學”彼此矛盾、相互衝突,其主要衝突原因可謂一目了然:科學研究的目的在於,通過探究事物之間的因果聯繫來歸納自然界的普遍規律;但凡深信這一點的科學家,是根本不能容忍“上帝干預”的;正因為如此,羅馬教廷和天主教會在歷史上總是抵抗科學研究、否定科學成果、迫害那些熱忱追求自然規律的科學家。當然,身處西方濃厚的宗教氛圍,愛因斯坦清楚地意識到,前述“人格化的上帝觀”決不會被任何科學知識駁倒,因為宗教界代言人、尤其是神學家總是能想方設法,讓這種根本教義“躲在科學知識尚未插足的領域”。 但作為科學家的愛因斯坦強調,這種做法非但不可取,而且很可悲,因為像這樣一種“只能在黑暗處站得住腳”的根本教義,對人類社會進步害處匪淺,理應堅決放棄,以使“宗教得以淨化”;如果宗教界領袖們能夠做到這一點,那將高興地認識到,在科學知識的不斷推動下,真正意義上的宗教信仰不僅可以達到更高的境界,而且能夠獲取更深遠的意義,因為科學活動的理想目標不只是“發現自然規律”,還“力求把萬事萬物合理地統一起來”,即“重建存在”。但凡是曾經在這個領域裡勝利前進中有過深切經驗的人,對存在中所顯示出來的合理性,都會感到深摯的崇敬。 通過理解,他從個人的願望和慾望的枷鎖裡完全解放出來,從而對體現於存在之中的理性的莊嚴抱著謙恭的態度,而這種莊嚴的理性由於其極度的深奧,對人來說,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但是從宗教這個詞的最高意義來說,我認為這種態度就是宗教的態度。 因此我以為科學不僅替宗教的衝動清洗了它的擬人論的渣滓,而且也幫助我們對生活的理解能達到宗教的精神境界。五、新宗教觀的邏輯理路與精神實質以上較為系統的文獻梳理及其要點詮釋表明,愛因斯坦對“科學與宗教”關係問題的重新思98
索,主要包括這樣幾個邏輯步驟:探討“宗教的根源和類型”,劃清“科學與宗教的界線”,針對“過去的衝突原因”來闡發“二者的依存關係”。 顯然,上述思索過程是環繞兩個關鍵詞———“科學觀”與“宗教觀”展開的,但二者相比,關鍵之關鍵還在於,如何重新認識“宗教”,因為正如愛因斯坦在前文指出,人們對“科學是什麼”並不難達成一致的理解,這一點連“科學與宗教衝突論”代言人羅素也是肯定的。由此可見,深入解析愛因斯坦所提出的“新宗教觀”,方能切實理解這位大物理學家,為什麼要從其時代佔上風的“衝突論”走向“科學與宗教依存論”。1. 超越“傳統的宗教觀”如前所述,愛因斯坦把以往的宗教信仰歸結為兩種類型:“恐懼性宗教”和“道德性宗教”;這二者的主要特性皆在於,信奉“擬人化的神概念或上帝觀”;而這樣一種“神概念或上帝觀”正是“新興自然科學與傳統宗教信仰”相矛盾、相衝突的主要根源。 所以,他在《科學與宗教》一文裡強調:雖然我在上面曾經斷言宗教同科學之間實在不可能存在什麼正當的衝突,但我還是必須在一個重要地方再一次對這個斷言作一點保留,那就是關於歷史上宗教的實際內容。這種保留必然同上帝的概念有關。那麼,為什麼要“有所保留”呢? 愛因斯坦的主要理由如下:(1) “擬人化的神概念或上帝觀”是在人類精神進化的早期階段虛幻出來的,其觀念比較簡單,易被“最不開化的心靈”所接受;(2)這種傳統宗教觀的“致命弱點”即在於,假如神明或上帝是“全能的”,人們就無須對任何事情負責;(3)這種傳統宗教觀與“自然界的因果律或規律性”是根本不相容的;(4)這種教義作為“恐懼和希望的源泉”,使神職人員權力太大,對人類進步危害無窮;(5)人類精神越進化越可以肯定,通向宗教情感的道路,不是“對生死的恐懼”,也不是“盲目的信仰”,而是“對理性知識的追求”。2. 闡發“宇宙宗教情感”正因從根本上難以接受傳統的宗教觀,或用其本人的說法,為了“清除擬人化的渣滓———全能性的上帝觀”,愛因斯坦提出了一種新的宗教觀———“宇宙宗教情感”。 梳理並歸納其十年間的多處論述及其解釋,這種新宗教觀主要有這樣幾重邏輯遞進的涵義:(1)把“宇宙”作為“一個有意義的整體”來加以深刻體驗;(2)因深切體驗“世界的規律性”或“存在的合理性”而喚起“莊嚴”、“崇高”、“深奧”和“謙恭”等複雜的情感或態度;(3)其結果便是,掙脫“私慾的鐐銬”,獻身於“超個人的目標和價值”;(4)這是一種“最高級的宗教情感”,是相對於“恐懼性宗教”和“道德性宗教”的“第三階段的宗教經驗”,亦即“宗教一詞的最高意義”。通過以上較為全面的概念涵義梳理與邏輯分析,可以得出一個判斷:在愛因斯坦的筆下,所謂“宇宙宗教情感”不但是一個富有多重特殊涵義的新概念,而且意味著“一種革新性的宗教觀”,它所要革新或改造的就是以往歷史上的種種信奉“擬人化的神概念或上帝觀”的宗教信仰形態,亦即所有那些“恐懼性的宗教”和“社會性或道德性的宗教”。 那麼,這種新宗教觀的理論特性何在,其“精神實質”又是什麼呢? 這兩個問題是我們接著要深入分析的。3. “宇宙宗教情感”的理論特性前文分析表明,所謂“宇宙宗教情感”主要意指“對於宇宙本性———規律性及其合理性的宗教情感”;愛因斯坦把此種宗教情感視為“宗教一詞的最高意義”,則意味著他主要是從“情感性”來把握宗教信仰的本質特徵。 從西方宗教思想史來看,這種把握“宗教本質”的邏輯理路,並非愛因斯坦的個人原創,而是“宗教本質情感論”的又一次新嘗試、新理解與新發揮。早在 17 世紀後半葉,德國浪漫主義神哲學家施萊爾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就試圖扭轉09
兩種傳統的宗教觀,即把宗教信仰簡單等同於“最高知識”或“道德實踐”;他轉而強調,宗教信仰理應看作人類需要的“一種根本性的表達”(a fundamental expression),宗教的本質就在於“絕對的依存感”( the feeling of absolute dependence),這就是人們因直覺到宇宙法則之博大精深而在心中喚起的那種“對於無限的嚮往、崇敬乃至謙卑的情感”。因此,施萊爾馬赫以為,歷史上出現的宗教信仰雖有不同的形式和分明的界限,但所有的宗教情感全都表達“一種絕對的依存性”,這就是“有限的萬事萬物”依存於“最高的、無限的存在”(one Supreme and Infinite Being)。若與施萊爾馬赫的上述基本觀點相比,儘管愛因斯坦也使用“神秘、深奧、崇敬、謙恭”等字眼,著意刻畫“宇宙宗教情感”的根本重要性,但他的理論傾向顯然有別於“宗教本質情感論”首倡者施萊爾馬赫。 如果說施萊爾馬赫所主張的情感論主要是為“宗教傳統”辯護,那麼,愛因斯坦所闡發的新宗教觀則是立論於“科學主義”,試圖揭示科學活動的信仰根基。 要證實這一點,便需悟解愛因斯坦所論“宇宙宗教情感”的精神實質。4. “宇宙宗教情感”的精神實質為什麼說愛因斯坦所闡發的“宇宙宗教情感”立論於“科學主義”,或不如講,旨在“抒發他一生獻身於科學研究的深切體驗”? 關於這一問題,愛因斯坦本人有言道:在那些致力於深邃思考的科學家當中,你很難找到一位不深懷某種宗教性情感的探索者。 但這裡所說的“某種宗教性情感” ( a religious feeling) 有別於輕信者( the naïve man)。 因為在輕信者的心目中,上帝的存在就意味著許諾人們的願望,並畏懼上帝的懲罰……而科學家所執著的情感則系於普遍性的因果關係,因為在他看來,未來一如以往,完全是必然的、確定的。凡是徹底深信因果律的普遍作用的人,對那種由神來干預事件進程的觀念,是片刻也不能容忍的———當然要假定他是真正嚴肅地接受因果性假說的。 他用不著恐懼的宗教,也用不著社會的或者道德的宗教……我認為宇宙宗教情感是科學研究的最強有力、最高尚的動機。 只有那些作了巨大努力,尤其是表現出熱忱獻身———要是沒有這種熱忱,就不能在理論科學的開闢性工作中取得成就———的人,才會理解這樣一種感情的力量,唯有這種力量,才能作出那種確實是遠離直接現實生活的工作。在我看來,人類精神愈是向前進化,就愈可以肯定地說,通向真正宗教感情(引者按:指“宇宙宗教情感”)的道路,不是對生和死的恐懼,也不是盲目信仰,而是對理性知識的追求。上述幾段文字的寫作時間表明,作為物理學家的愛因斯坦所要抒發的“宇宙宗教情感”,不但旨在重新阐释“宗教信仰的本質”,表明科學工作者要“決絕於傳統的宗教信仰”,而且力图揭示“科學活動的深層動因”,即如其所言“宇宙宗教情感是科學研究的最強有力、最高尚的動機”。 那麼,究竟如何評價這種新的宗教觀呢? 從宗教觀研究的晚近動向來看,下述兩位學者的前衛認識,或許可令“宇宙宗教情感”的艱澀涵義茅塞頓開。一是,著名歷史哲學家湯因比(Arnold Toynbee)所傾向的“泛宗教論”。 他曾傾注 30 多年心血,寫完 10 卷本《歷史研究》,縱觀古今五、六千年的東西方文明比較研究,使其道出極為通俗的宗教概念:所謂“宗教信仰”就是指“一種根本的人生態度”;此種根本態度能在某些大問題上,像宇宙的神秘性、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作用等,給人以精神答案,並為人類生存提供訓誨。筆者尚無文獻根據,愛因斯坦是否知曉湯因比論著,但後者所講“人生根本態度”可在一定程度上使人悟解,為什麼19
愛因斯坦將“宇宙宗教情感”說成“科學研究的最強有力、最高尚的動機”。二是,著名宗教哲學家蒂利希(Paul Tillich)所論證的“終極關切”(ultimate concern,又譯“終極關懷”)。 按照他的思辨論證:“宗教”一詞,就最寬泛、最基本的意義而言,就是意指“終極關切”;因此,“宗教信仰”關乎人類精神生活的“本體、基礎和根基”;而人類精神的所有基本功能、一切創造活動,無不深含終極關切,如一代代思想者在認識領域不懈追問“真的終極存在”,在道德領域一再探求“善的無條件性”,在審美領域孜孜以求“美的終極意義”等等。從近四、五十年跨文明或跨文化的宗教比較與對話研究來看,蒂利希所倡導的“終極關切說”堪稱一種最開放、最流行、最有影響的宗教觀。 若以這種開放的宗教觀為理論參照,或可這樣開悟本文研討的典型意義:就其精神實質而言,愛因斯坦筆下的“宇宙宗教情感”,無非是在言說“一個門道”———自然科學家的研究工作,尤其是基礎理論創新,如同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等領域的思想觀念探索,也是要靠“信仰”支撐的。 這裡所指的“信仰”已不囿於“傳統宗教教義”,而是如愛因斯坦一連串用語:並非“盲目的信仰”,而是追求“理性的知識”,掙脫“私慾的鐐銬”,獻身“超個人的目標和價值”……①詳見羅素(Bertrand Russell):《科學與宗教》第一章,徐弈春、林國夫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年。②愛因斯坦在短文《伯蘭特·羅素和哲學思想》提筆就說:“當編者要我就羅素寫點東西時,出於對這位作者的欽佩和尊敬,我立刻答應下來。 閱讀羅素的著作伴我度過了無數愉快的時光,除了托斯丹·凡勃倫( Thorstein Veblen ),我對當代任何其他科學作家都不會這樣說。”參見愛因斯坦:《我的世界觀》,張卜天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 年,第 51 頁。③ Albert Einstein, Ideas and Opinions,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Inc. 1954, p. 46. 後文將提及這句名言的上下文背景。④羅素被譽為“20 世紀西方社會的公共知識分子”並不為過。 美國哲學家懷特((Morton White) 早在1955 年出版的The Age of Analysis: 20th Century Phi-losophers 裡就斷言:羅素對 20 世紀人類理智生活的有益影響,是其同時代任何一位哲學家無法比擬的(參見 M. 懷特:《分析的時代———二十世紀的哲學家》,杜任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年,第 197頁)。 美國《時代週刊》 (1999)曾評出“20 世紀 100位最具影響力人士”,羅素名列其中,愛因斯坦則為封面“風雲人物”。 1950 年,羅素獲諾貝爾文學獎,諾貝爾獎委員會解釋,此為“表彰其在多樣且重要的作品中捍衛人道主義理想和思想自由”。 值得一提的是,羅素曾致函徵得愛因斯坦同意,兩人聯名發表《羅素—愛因斯坦宣言》 (Russell-Einstein Manifesto,1955 年 7 月 9 日),獲諾貝爾獎的 10 位科學家簽名,該宣言旨在反對核戰爭。 由此可見,作為科學家的愛因斯坦與羅素在社會活動領域也是同道知音。⑤此書可謂羅素所著思想傳記體論文集,中文本見沈海康譯《為什麼我不是基督徒》,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年。⑥愛因斯坦 1879 年出生於德國巴登—符騰堡州烏爾姆市的一個猶太人家庭,曾就讀於天主教會所辦小學。 他在 1946 年《自述》裡回顧道:我的父母是猶太人,他們的宗教信仰淡薄,但我在 12 歲以前仍對宗教懷有深切信仰。 12 歲那年,我之所以突然放棄以前的宗教信仰,就是經過閱讀通俗的科學書籍,我開始質疑《聖經》 故事的真實性。 參見《愛因斯坦自述》,富強譯,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 年,第 2 頁;亦可參見《愛因斯坦自述》,王強譯,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以及《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的相關章節,許良英、范岱年編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 年。⑦⑨⑩愛因斯坦:《宗教和科學》,《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 279 頁;第 280~281 頁;第 281 頁。⑧中文本《愛因斯坦文集》裡,把前兩者譯為“恐懼宗教”和“道德宗教” (參見愛因斯坦:《宗教和科學》,29
《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 279~ 282 頁),本文的譯法則按英文版 Albert Einstein, Ideas and Opinions, pp. 36-40. 這裡順便交代,後文裡關於愛因斯坦的一些主要概念或提法的英文標注,也出自這本英文論著。綜合參見愛因斯坦:《宗教同科學不可調和嗎?》,《愛因斯坦文集》第三卷,許良英、趙中立、張宣三編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 年,第 253~256 頁;《科學與宗教》(1939),載愛因斯坦:《我的世界觀》,聶傳炎、李永學譯,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2022 年,第 10~13 頁。Albert Einstein, On Scientific Truth, Ideas and Opin-ions, pp. 261-262.愛因斯坦:《科學和宗教》,《愛因斯坦文集》 第三卷,第 181 頁;第 181 ~ 182 頁;第 182頁;第 182 ~ 183 頁;第 185 ~ 186 頁;第 183 頁;第186 頁。愛因斯坦:《宗教同科學不可和解嗎?》,《愛因斯坦文集》第三卷,第 253 頁。以上說法依次參見,《科學和宗教》,《愛因斯坦文集》第三卷,第 183~184 頁;《宗教和科學》,《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 281~282 頁。羅素曾從方法論上做出這樣的闡釋:與神學方法相反,科學方法的出發點不是“普遍的原則”(如相信“上帝的唯一存在和《聖經》的絕對權威”),而是“特殊的事實”;因此,科學活動是一種依靠觀察或基於試驗的推理過程,即先去發現諸多特殊的事實,再來從它們的因果聯繫中發現普遍的規律。 羅素的詳細論證,詳見《科學與宗教》第一章。以上概括主要依據《宗教和科學》《科學和宗教》兩篇文章,諸要點及提法詳見《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 281~282 頁;第三卷,第 183~186 頁。以上要點概括,詳見愛因斯坦:《宗教和科學》,《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 279~282 頁;《科學和宗教》,《愛因斯坦文集》第三卷,第 181~186 頁。施萊爾馬赫的原話為:“當世界精神威嚴地昭示於我們時,當我們聽到它的活動聲響,感到它的活動法則是那麼博大精深,以致我們面對永恆的、不可見的東西而滿懷崇敬,還有什麼比這種心情更自然呢?一旦我們直覺到宇宙,再回過頭來用那種眼光打量自身,我們比起宇宙來簡直渺小到了極點,以致因有限的人生而深感謙卑,還有什麼比這種感受更恰當呢?”參見 Schleiermacher, On Religion: Speeches to its Cultured Despisers, Edited by Richard Crout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p. 25。Albert Einstein, The religious Spirit of Science, Ideas and Opinions, p. 40.以上兩段引文出自愛因斯坦:《宗教和科學》,《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 281~282 頁。See Arnold Toynbee, Choose lif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288.這裡所綜述的是蒂利希(Paul Tillich)在Dynamics of Faith (Happer & Row, Publishers, 1957)、Theology of Cul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 Systematic Theolog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等著述裡的繁瑣論證,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拙著《宗教哲學研究———當代觀念、關鍵環節及其方法論批判》 (增訂版)第三章“宗教經驗研究”之第四節裡“蒂利希的終極關切說”,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年。作者簡介:張志剛,山東大學猶太教與跨宗教研究中心、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講席教授,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中國統一戰線理論研究會民族宗教理論甘肅研究基地研究員。 濟南250100[責任編輯 陳志雄]39
澳門理工學報 2024 年第 4 期偉烈亞力《中國文獻解題》所載基督教中文文獻來源考述*李 真[提 要] 英國漢學家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的《中國文獻解題》(1867)著錄 2,000 餘種中國古代典籍,超過此前任何一部由西人編纂的漢籍目錄,為西方漢學史上第一部以西文撰寫的較完備的中文文獻指南目錄。 該書首次採用四部分類法對中國古代典籍進行大規模詳盡介紹,以指導西方學者的漢學研究,同類著作此前在西方世界很少出現,因此在漢學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書中所收除中文典籍和少量西學漢籍外,在“子部·雜家”類還彙集了逾 90 部基督教中文文獻,時間跨度從晚明到晚清,包括天主教與新教傳教士的宣教作品以及奉教文人的護教文獻,成為明清之際中西文化雜糅的重要見證。 本文著重探討了這些宗教作品的作者背景、特點、版本等,考察了所載書目的知識來源和參考資料,初步釐清了明清基督教中文文獻目錄的源頭史料,明確了偉烈亞力在編纂過程中從選目到提要所採用的中西資料線索來源。[關鍵詞] 西方漢學史 偉烈亞力 《中國文獻解題》 基督教中文文獻 中西文化交流[中圖分類號] G25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4) 04 - 0094 - 11《中國文獻解題》(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是英國漢學家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以英文撰寫的一部中國古代典籍提要式目錄。①偉烈亞力於 1847 至 1877 年間三度來華,曾任大英聖書公會(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駐華代理人和《教務雜誌》( Chinese Recorder )編輯,並參與創辦皇家亞洲文會北華支會。 他精通中、法、德、俄、滿、蒙等語言文字,學識淵博,著述頗豐,涵蓋中國宗教、歷史、語言、科技、文獻學、邊疆史等方面。 在墨海書館工作期間,他與王韜、李善蘭等人合作翻譯了大批西學書籍,並積極譯介中國古代典籍,為西學東漸和中學西傳做出了巨大貢獻。在偉烈亞力的諸多中西文論著中,《中國文獻解題》可謂其多年漢學研究之集大成者。 該書1867 年初版共計 260 頁,著錄了 2,000 多部中國古代典籍,與比其晚出約十年的張之洞《書目答問》收書數量大致相當。 所錄之書均撰有詳略不等的提要,重要典籍的提要往往長達千字,詳細敘述了著作的作者、內容、特點與價值等。 分類方面,該書摒棄了此前西人所編漢籍目錄常用的學科分類49*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英國漢學家偉烈亞力《中國文獻解題》譯注與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法,首次採用了中國傳統的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 從西方漢學史的角度來看,該書是目前所見西人所編的第一部完整的中國文獻解題式指南目錄,一方面首次向西方描述了中國古代典籍的全貌,另一方面也為西人學習漢語和中國文化指點了門徑。 偉烈亞力因編著此書在西方漢學界獲得巨大聲譽,晚清著名的英國傳教士漢學家艾約瑟( Joseph Edkins)將他與翻譯中國經典的理雅各( James Legge)相提並論,稱其為“遠東領域最博學多識的蘇格蘭人”。《中國文獻解題》以目錄學的體例向西方人介紹了如何科學有效地研讀中國傳統文獻,並在論述中關照了古典文獻的內容、特點、性質及其版本流傳情況,同時輔以各種中國文化背景知識的詮釋。 除了輯錄豐富的中文文獻與一部分西學漢籍之外,頗具特色的是在“子部”的“雜家”類還收錄了 90 餘部基督教中文作品,時間跨度從晚明到晚清,既有早期天主教和後期新教入華傳教士的宣教著作,也有明清奉教文人的護教作品。 偉烈亞力在編纂中文文獻書目時較多參考了《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相較而言,這部分宗教作品的知識來源和參考資料信息相對缺乏。 本文擬從這批基督教中文文獻入手,具體考察這些書籍的作者群體和版本特徵,偉氏採用了何種資料及其編纂過程,試圖從新的視角來探討《中國文獻解題》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典籍流傳史上所承載的重要學術價值。一、所收基督宗教文獻概況偉烈亞力提到,“現存最早的中文基督教文獻,其歷史可追溯至 17 世紀初期。 耶穌會士入華後,著手利用印刷技術傳播其宗教信仰。 這些傳教士留下的著作,無疑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因為它們包含了對這個帝國最早的福音宣告。 其中一些書籍因精心編纂,甚至被收錄於皇家目錄之中,成為珍貴的歷史文獻。” ②他原本認為這些作品應單獨分類,但考慮到清朝官方在編纂《四庫全書總目》時已將傳教士的作品歸入“雜家”,故本書也遵從此例。以下為《中國文獻解題》所收之基督教中文文獻,筆者統計共 90 部。③其選目的資料來源主要有三:《聖教信證》梵蒂岡藏本;《聖教信證》法國藏本;1857 年《倫敦會藏書目錄》。 後文有詳考,此處僅標注作品來源之異同。同時可見於《聖教信證》梵蒂岡藏本、法國藏本及《倫敦會藏書目錄》的文獻有(部分書名略有差異):《畸人十篇》(利瑪竇);《七克》 (龐迪我);《龐子遺詮》 (龐迪我);《聖母行實》 (高一志);《空際格致》(高一志);《聖經直解》 (陽瑪諾);《輕世金言》 (陽瑪諾,譯作,倫敦會目錄為《輕世金書》);《靈言蠡勺》(畢方濟);《睡畫二答》(畢方濟,梵蒂岡和法國藏本均錄二書為《睡答》《畫答》,倫敦會目錄為《睡畫答》);《天主降生言行紀略》(艾儒略);《萬物真原》(艾儒略);《四字經》(艾儒略,倫敦會目錄為《天主聖教四字經文》);《大西利先生行跡》 (艾儒略,梵蒂岡藏本為《利瑪竇行實》、法國藏本為《利瑪竇行略》、倫敦會目錄為《泰西利瑪竇行跡》);《天階》 (潘國光);《教要序論》(南懷仁);《善生福終正路》(陸安德)。同時可見於《聖教信證》梵蒂岡藏本和法國藏本的文獻有(部分書名略有差異):《交友論》 (利瑪竇);《天主實義》(利瑪竇);《二十五言》(利瑪竇);《辯學遺牘》(利瑪竇);《靈魂道體說》 (龍華民);《況義》(金尼閣,翻譯改編自《意拾》 [即《伊索寓言》 ]);《彌撒祭義》 (艾儒略,梵蒂岡藏本為《昭事祭義》);《滌罪正規》(艾儒略);《三山論學紀》 (艾儒略,書名錄為《三山論學》);《領聖體要理》(艾儒略,書名錄為《聖體要理》);《聖夢歌》 (艾儒略,譯作);《助善終經》 (伏若望,譯作);《聖記百言》(羅雅谷,譯作);《提正編》(賈誼睦);《不得已辯》(利類思);《聖體答疑》(南懷仁);《告解59
原義》(南懷仁);《真福直指》(陸安德)。以下文獻可見於《聖教信證》法圖藏本及倫敦會目錄:《聖母小日課經》 (利類思,譯作);《已亡者日課經》(利類思,譯作)。下列文獻僅見於倫敦會目錄(部分書名略有差異):《闢釋氏諸妄》 (徐光啟);《遵主聖範》 (陽瑪諾,譯作);《耶穌言行紀略》(艾儒略,為《天主降生言行紀略》縮略版);《瞻禮口鐸》 (潘國光);《慎思錄》(李其香);《聖教明徵》 (萬濟國);《四終略意》 (白多瑪);《聖教切要》 (白多瑪);《真道自證》(沙守信);《聖體仁愛經規條》(馮秉正);《聖年廣益》(馮秉正);《聖經廣益》 (馮秉正);《盛世芻蕘》(馮秉正);《主經體味》 (殷弘緒);《逆耳忠言》 (殷弘緒);《易簡禱藝》 ④(沈若瑟);《聖教淺說》(佚名);《聖教要經》(依納爵);《週年主日口鐸》 (陸思默);《週年瞻禮公經》 (佚名,書名錄為《週年瞻禮》);《歸真集》(徐亦良);《初會問答》 (石鐸琭);《解迷論》 (姚鶴鳴);《聖教詩辭歌賦》(佚名);《便蒙歌》(佚名);《早晚課》(佚名);《聖教要理問答》(佚名,書名錄為《要理問答》);《耶穌受難聖路善工》(佚名,書名錄為《聖路善工》);《謝恩祈禱通功經》 (佚名);《新添瞻禮經規》(佚名);《聖教直講》(佚名,上海方言)。以下文獻《聖教信證》梵蒂岡藏本、法國藏本及倫敦會目錄均未收錄:《辯學疏稿》 (徐光啟);《崇一堂日記隨筆》(湯若望);《聖教信證》(韓霖、張庚);《格致奧略》(羅明堯);《天儒同異考》(諸際南);《實踐錄》(德沛);《慎思指南》 (佚名);《成人要集》 (利安定);《德行譜》 (巴多明);《拯世略說》(朱宗元);《答客問》(朱宗元);《聖教小引》(范中);《聖教要理》 (魯日滿);《恩赦略說》 (佚名);《家學淺論》(佚名);《天堂直路》 (佚名);《道與主言次序法》 (佚名);《備忘錄》 (佚名);《諸會問答》(南有岳);《煉靈七次通功經》(佚名);《十誡便提》(佚名);《日課撮要》 (佚名);《袖珍日課》(佚名)。 需要注意的是,《天儒同異考》實為張星曜所作,而非諸際南,或係偉氏誤認。在提及的利瑪竇作品中,偉烈亞力稱利氏於 1609 年撰有一篇作品附在《畸人十篇》之後,包括八首歐洲讚美詩的譯文及評注,但未給出篇名;經筆者查證,該作品即《四庫全書總目》所言《西琴曲意》:“末附《西琴曲義》八章,乃萬曆庚子利瑪竇覲京師所獻”。⑤目前所見利氏《西琴曲意》未有單行本面世,均以附錄形式置於《畸人十篇》之後,故本文統計數量時也未將該作品單列,仍與《畸人十篇》合為一部。 另有提及歸於利氏名下的《辯學遺牘》 ⑥一書,解題稱其主要內容為當時的仕宦虞淳熙對利瑪竇非議佛教有所不滿,專門去信與之商榷,利氏回信論辯佛教與天主教之異同;還附有高僧蓮池和尚三篇針對天主教的文章,以及利氏的辯駁,故偉烈亞力將該書算作傳教士作品。二、所收作品具體分析上述 90 部作品中,依作者身份可初步分為三類:傳教士作品(59 部)、奉教文人作品(11 部)和佚名作品(20 部)。 傳教士作者中有姓名可考的共計 30 人,著有 59 部作品。 偉烈亞力所錄的這些傳教士有的列出西文名和漢文名,有的僅給出漢文名,為方便研究,筆者逐一查找並統計了他們的國籍、修會、中西文名字及所收作品數量,具體情況如下:多明我會:〔西〕萬濟國(Francisco Varo),1 部方濟各會:〔西〕利安定(Agustín de San Pascual),1 部;〔西〕石鐸琭(Pedro de la Piñuela),1 部奧斯定會:〔西〕白多瑪(Tomas Ortiz),2 部;〔?〕伊納爵( Ignatius),1 部耶穌會:〔意〕利瑪竇(Matthieu Ricci),5 部;〔意〕龍華民(Nicolas Longobardi),1 部;〔西〕龐迪我(Didace de Pantoja),2 部;〔意〕高一志(Alphonse Vagnoni),2 部;〔葡〕陽瑪諾(Emmanuel Diaz),69
3 部;〔比〕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1 部;〔意〕畢方濟(François Sambiasi),2 部;〔意〕艾儒略( Jules Aleni),10 部;〔德〕湯若望(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1 部;〔葡〕伏若望(Jean Froes),1 部;〔意〕羅雅谷(Jacques Rho),1 部;〔意〕賈誼睦( Jérôme de Gravina),1 部;〔意〕利類思(Louis Buglio),3部;〔意〕潘國光(François Brancati),2 部;〔比〕 南懷仁 ( Ferdinand Verbiest),3 部;〔意〕 陸安德(André-Jean Lubelli),2 部;〔?〕羅明堯(Lo Min-Yao),1 部;〔法〕沙守信(Émeric de Chavagnac),1部;〔法〕馮秉正( Joseph-François-Marie-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4 部;〔法〕殷弘緒(François-Xavier d’Entrecolles),2 部;〔中〕沈若瑟( Joseph Saraiva),1 部;〔中〕陸思默(Dominique Lou),1部;〔法〕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 部;〔比〕魯日滿(François de Rougemont),1 部;〔?〕南有岳(Nân Yèw-yǒ),1 部。由上可知,在收錄的 30 位傳教士中,若按國籍統計,意大利籍最多,有 10 人;西班牙籍 5 人,法國籍 4 人,葡萄牙籍 2 人,比利時籍 3 人,中國籍 2 人,德國籍 1 人,另有國籍不明的 3 人。 若按修會統計,多明我會士僅錄 1 人,作品 1 部;方濟各會士錄 2 人,作品 2 部;奧斯定會士錄 2 人,作品共3 部;而收錄之耶穌會士人數為最,有 25 人(含兩位中國籍耶穌會士),作品共計 53 部。 就傳教士個人而言,收錄作品最多的是艾儒略,共 10 部作品入選;其次為利瑪竇,收入 5 部作品;再次為馮秉正,收入 4 部作品;另有收入 3 部作品的陽瑪諾、利類思和南懷仁;收入 2 部作品的包括白多瑪、龐迪我、高一志、畢方濟、潘國光和陸安德,其餘各人均為 1 部作品入選。中國奉教文人作品的具體情況如下:《辯學疏稿》及《闢釋氏諸妄》 (徐光啟);《慎思錄》 (李其香著,李所良編);《聖教信證》(韓霖、張庚);《天儒同異考》 (張星曜,偉氏誤作“諸際南”);《實踐錄》(德沛);《歸真集》(徐亦良);《拯世略說》 《答客問》 (朱宗元);《聖教小引》 (范中);《解迷論》(姚鶴鳴)。 所錄中國基督徒作品中,有名有姓的奉教文人共計 11 人,著有 11 部作品。 其中,徐光啟、朱宗元之作品各錄 2 部;韓霖、張庚二人合著一部《聖教信證》;另《慎思錄》一書為李九標(其香)生前文章,由其子李所良彙編而成。三、文獻來源考據《中國文獻解題》前言所說,偉烈亞力輯錄傳教士中文作品時發現了一份特殊資料,是一本名為《聖教信證》( Shíng keaóu sin chíng )的中文小冊子,沒有出版年份,作者署名是兩位中國本地的天主教皈依者。⑦這本小冊子對 1681 年之前的在華耶穌會士做了一系列簡短介紹,並介紹了出自他們之手的一些出版物。 不過,偉烈亞力在前言中並未提及撰寫該書的兩位中國信徒的名字,而《聖教信證》則被收錄在《中國文獻解題》正文書目第三部分“子部”的“雜家·基督教中文文獻”中,並明確指出是由奉教文人韓霖和張庚所著。 偉烈亞力認為,這份資料提供了大量關於早期來華耶穌會士的著述信息。 據謝輝考證,實際上這份耶穌會神父名錄並非《聖教信證》的主體內容,而是附在其後的《耶穌會西來諸位先生姓氏》 ⑧(後文簡稱《姓氏》),收錄從聖方濟各·沙勿略(Saint François Xavier)到徐日昇(Thomas Pereira)共 92 位來華耶穌會士的國籍、生平、傳教地、去世之年、葬地及所著之書。 因此,若以《聖教信證》來指代這份名錄,其實並不準確。《聖教信證》目前有兩種常見的版本,以梵蒂岡圖書館藏本和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本為代表。 王重民曾言:“《聖教信證》有兩刻本,甲本紀事至康熙十七年,乙本至二十三年” ⑨,實為對這兩個版本極為準確的描述。梵蒂岡藏本現存五部⑩,其中三部(編號 RACCOLTA GENERALE ORIENTE III 222. 10 \ 222.1179
\ 246.6)為比利時耶穌會士柏應理(Phillip Couplet)於康熙二十一年(1682)回歐洲時帶歸入藏。 這個版本卷端題“後學晉絳韓霖、閩漳張賡暨同志公述”,所載傳教士為 92 位,自西班牙耶穌會士沙勿略始,終於葡萄牙耶穌會士徐日昇。 所載傳教士事蹟,時間最晚至康熙十七年(1678),所錄事件為法國耶穌會士穆宜各(Nicolas Motel)、穆格我(Clauder Motel)移葬湖廣武昌。 據考原編纂者韓霖、張賡此時已離世,故可推斷應當是後人增補重刻版本。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本所錄《姓氏》也附於《聖教信證》之後,但與梵蒂岡藏本相比有諸多不同,已有學者做了初步考察,此處不再贅述。這個版本應當是根據梵蒂岡本翻刻,雖也始於沙勿略,終於徐日昇,但對傳教士人數、生平事蹟等有所增刪。 筆者考證,梵蒂岡藏本錄“魯日滿”而法國藏本無,法國藏本錄“恩理格”和“聶仲遷”而梵蒂岡藏本無,但法國藏本又重複收錄“陸安德”,故法國藏本傳教士名錄實為 93 人。 此本所記傳教士事蹟,最晚至奧地利耶穌會士恩理格(Christian Herd-tricht)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去世。 謝輝考查此本流傳較少,除法圖藏本外,僅耶穌會羅馬檔案館還有一個藏本。柏應理後來以《聖教信證》所附《姓氏》的中文版為基礎,將其翻譯成拉丁文。 在此基礎上,他又增加了 10 餘位傳教士,從沙勿略到都加祿(Mgr. Cherles Turcotti)共計 105 位。 該譯本於 1686 年在巴黎出版單行本,書名全稱為《耶穌會神父名錄———在聖方濟各·沙勿略辭世後,(他們)自 1581年至 1681 年在中華帝國傳播了耶穌基督信仰,收錄了每個人的名字、國籍、入會時間、傳教活動、去世、安葬以及用中文出版的書籍》 ( Catalogus Patrum Societatis Jesu, Qui post obitum S. Francisci Xaverii primo fæculo, five ab anno 1581. usque ad 1681. in Imperio Sinarum Jesu-Christi Fidem propagârunt. Ubi singulorum nomina, patria, ingressus, predicatio, mors, sepultura, libri Sinice editi re-censentur )。 現奧地利國家圖書館有一個藏本。除這一單行本外,柏應理還將其發表在南懷仁的作品《歐洲天文學》( Astronomia Europæa ) 中,於 1687 年出版。按偉烈亞力所言,《中國文獻解題》正文書目所輯錄的 90 部基督教中文作品,有相當一部分來源於《耶穌會西來諸位先生姓氏》和柏應理的拉丁文譯本《耶穌會神父名錄》所提供的資料。 由於《姓氏》現有兩個版本,首先需要考察偉烈亞力主要是以哪個版本為基礎。 據考,《中國文獻解題》錄入“魯日滿”的《聖教要理》,而梵蒂岡藏本有“魯日滿”條目但法國藏本無;由此首先可知他手中至少有上述梵蒂岡藏本《姓氏》。 不過,若進一步考察一些細節,就會發現,實際上他也同時使用了法國藏本的材料。 下面以“利類思”條目為例:【梵蒂岡藏本】內容如下:利類思 字再可西濟利亞國人。 明崇禎十年丁丑至,傳教江南、浙江、四川等處。 清朝定鼎,駐修輦轂下。 蒙今上時加寵渥。 (此下墨釘三行半)著《超性學要》目錄四卷、《天主性體》六卷、《三位一體》三卷、《萬物原始》一卷、《天神》五卷、《六日工》一卷、《靈魂》六卷、《首人受造》四卷、《主教要旨》、《不得已辯》、《昭事經典》、《司鐸典要》、《七聖事禮典》、《司鐸課典》、《聖教簡要》、《正教約徵》、《獅子說》、《進呈鷹論》。 (此下墨釘五行半)【法國藏本】內容如下:利類思 字再可西濟利亞國人。 明崇禎十年丁丑至,傳教江南、浙江、四川等處。 清朝定鼎,駐修輦轂89
下。 蒙今上時加寵渥。 (康熙二十一年臥疾,屢荷皇上遣侍衛存問。 至危篤之日,復遣侍衛捧上諭,至前宣讀。 賜銀二百兩、大緞十疋。 及逝亡時,特差侍衛大三員賜茶酒哭奠。迨出葬之日,差侍衛三員送至塋地。)著《超性學要》目錄四卷、《天主性體》六卷、《三位一體》三卷、《萬物原始》一卷、《天神》五卷、《形物之造》一卷、《靈魂》六卷、《首人受造》四卷、《主教要旨》一卷、《不得已辯》一卷、《昭(紀) [事]經典》一部、《司鐸典要》一部、《七聖事禮典》一部、《司鐸課典》一部、《聖教簡要》一部、《正教約徵》一卷、《獅子說》一卷、《進呈鷹論》一卷、(《聖母小日課經》一卷、《善終瘞塋禮典》一卷、《已亡者日課經》一卷。)【中國文獻解題】內容如下:參考譯文:1637 年,來自西西里的耶穌會士利類思首次來華。 在中國的傳教生涯中,他長期受到皇室的恩寵與支持,直到 1682 年去世。 利類思創作了 20 部小型作品,其中最為人所矚目的當屬《不得已辯》。 這部作品是對楊光先所著《不得已》猛烈攻擊基督教信仰的回應。 楊光先是欽天監的一名高官,他似乎出於嫉妒耶穌會士因數學成就所獲得的成功而大受刺激。 這引發了整個帝國對基督教的激烈迫害,這場迫害從 1665 年初開始,一直持續到 1671 年。 利類思在《不得已辯》中逐一反駁了楊光先的諸多錯誤言論。 此外,利類思還翻譯出版了敬禮聖母瑪麗亞的禱文集《聖母小日課經》。 《已亡者日課經》同樣出自利類思之手,是一本為亡者祈禱的譯文集。偉烈亞力收入“利類思”條目的作品有三,後兩部《聖母小日課經》和《已亡者日課經》都未見於梵蒂岡藏本,僅在法國藏本中才有。另一個例證是在“艾儒略”條目中有一部作品《彌撒祭義》,該書名見於法國藏本;而在梵蒂岡藏本中,其書名為《昭事祭義》。 所以由此兩條可知,除梵蒂岡藏本外,偉烈亞力應該也持有法國藏本的《姓氏》。對照《中國文獻解題》和《姓氏》兩個藏本的目錄可以發現,偉烈亞力在選目時有幾個特點:第一,對傳教士的作品沒有照單全收,而是有所選擇,即只選取了一些與天主教教義相關的代表性著述,且個別書名因版本流變也略有差異。以《姓氏》“艾儒略”條目(附艾儒略簡要生平)為例,梵蒂岡藏本共收錄 25 部作品,內容如下:艾儒略 字思及意大理亞國人。 明萬曆四十一年癸丑至。 先進朝,徐文定公迎歸上海,轉行浙江,弘宣聖教。 葉相國福唐復延入閩,閩中稱為西來孔子,受教者甚眾。 大清順治二年乙酉卒,墓在福州。著《天主降生言行紀略》八卷、《降生引義》、《昭事祭義》二卷、《滌罪正規》、《萬物真原》、《三山論學》、《西學凡》、《性靈篇》、《性學觕述》、《職方外紀》五卷、《西方答問》二卷、《幾何要法》四卷、《景教碑頌》註解、《聖體要理》、《聖體禱文》、《出像經解》、《十五端圖像》、《聖夢歌》、《利瑪竇行實》、《熙朝崇正集》四卷、《楊淇園行略》、《張彌克遺跡》、《悔罪要旨》、《五十言》、《四字經》。【法國藏本】內容如下:艾儒略 字思及意大理亞國人。 明萬曆四十一年癸丑至。 先進朝,徐文定公迎歸上海,轉行浙江,弘99
宣聖教。 葉相國福唐復延入閩,閩中稱為西來孔子,受教者甚眾。 至大清順治二年乙酉卒,墓在福州府北門外十字山。著《天主降生言行紀略》八卷、《降生引義》一卷、《彌撒祭義》二卷、《滌罪正規》、《萬物真原》一卷、《三山論學》一卷、《西學凡》一卷、《性靈篇》一卷、《性學觕述》、《職方外紀》五卷、《西方答問》二卷、《幾何要法》四卷、《景教碑頌》註解、《聖體要理》一卷、《聖體禱文》、《出像經解》一卷、《十五端圖像》一卷、《聖夢歌》一卷、《利瑪竇行實》一卷、《熙朝崇正集》四卷、《楊淇園行略》一卷、《張彌克遺跡》一卷、《悔罪要旨》一卷、《五十言》一卷、《四字經》一卷。《中國文獻解題》所收艾儒略的作品則精選為 10 部,分別是《天主降生言行紀略》、《耶穌言行紀略》 、《彌撒祭義》 、《滌罪正規》、《萬物真原》、《三山論學紀》 、《領聖體要理》 、《聖夢歌》、《四字經》和《大西利先生行跡》 。 其中與《姓氏》(梵蒂岡藏本)相吻合的有 8 部;與《姓氏》 (法國藏本)相吻合的有 9 部,因法國藏本收《彌撒祭義》而梵蒂岡藏本有書名為《昭事祭義》,很有可能是同一部作品。將《中國文獻解題》與梵蒂岡藏本《姓氏》對照,偉烈亞力共錄 15 位耶穌會士的 33 部作品;與法國藏本《姓氏》對照,偉烈亞力共錄 15 位耶穌會士的 36 部作品。 15 位耶穌會士名錄完全一致,其中多出來的三部作品正是法國本所錄而梵蒂岡本所未收之艾儒略《彌撒祭義》以及利類思《聖母小日課經》和《已亡者日課經》。通過以上分析可知,此部分收入的基督教中文文獻選目,確如偉烈亞力所言使用了《聖教信證》後附《耶穌會西來諸位先生姓氏》梵蒂岡和法國兩個藏本提供的書目,這是他明確提及的重要參考文獻。 然誠如前文所析,細究這 90 部作品,在上述名錄中可互見的條目僅略及三分之一強,且主要是早期天主教傳教士的作品,那麼還有近 60 部作品,尤其是奉教文人和新教傳教士的作品又來自何處? 筆者推測,極有可能來自於偉烈亞力後期看到的書館目錄和差會印書目錄等資料。 偉烈亞力隸屬倫敦會,1847 年抵達上海後,曾協助麥都思(W. H. Medhurst)管理墨海書館。 除 1860年至 1863 年短暫返英外,一直在華從事傳教和相關學術活動。 作為倫敦會成員,偉烈亞力非常熟悉當時上海倫敦會的藏書情況,加之他曾管理過墨海書館,對該館的宗教、科學出版活動及書刊收藏也比較了解。 1857 年,他專門編纂了一本小冊子,輯錄了四份書目,以《倫敦會藏書目錄》( Cata-logue of London Mission Library )為名在上海印製。 雖然封面上未提及著者,但核查其所編《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名錄》,可明確這本小冊子正是出自偉烈亞力之手。《倫敦會藏書目錄》由四部分組成:(一)倫敦會和倫敦聖教書會捐贈予上海倫敦會傳教士使用的書籍(Books Granted by the London Missionary and Tract Societies, For the Use of the London Mis-sionaries at Shanghae),共 527 種;(二)屬倫敦會的書籍(Books Belongings to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共 481 種;(三)雒魏林贈送給倫敦會的中文書籍(Chinese Books: Presented to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by W. Lockhart, ESQ),共 642 種;(四)麥都思留給上海倫敦會成員使用的書籍(Books Belong to Rev. Dr. Medhurst; Left for the Use of the Members of the London Mission Shang-hae),共 345 種。 據蘆笛考察,這份目錄收錄了麥都思於 1856 年回國後上海倫敦會所擁有的 2,063種中外文書籍和刊物(含稿本),大部分與基督教主題相關,還包括一批自然科學設備。 由於這份目錄並非公開發行的出版物,主要是供倫敦會內部使用,故印製時在封面未標明出版社和著者偉烈亞力的信息。 書目上所錄的書籍主要基於上海倫敦會之藏書,又獲得了來自倫敦會總部和聖公會001
的支持,以及雒魏林和麥都思的個人捐贈。 這些藏書曾分屬或由麥都思、艾約瑟、韋廉臣(A. Wil-liamson)、楊格非(G. John)、慕維廉(W. Muirhead)、偉烈亞力和雒魏林 7 人保管。由此可知,《倫敦會藏書目錄》不僅對考察 19 世紀中葉該會在上海的藏書情況極具價值,而且可以為考證《中國文獻解題》的部分資料來源提供新的參考。為印證這一猜想,筆者依據 1857 年《倫敦會藏書目錄》 做了進一步的詳細考查,最終確定偉烈亞力還利用了當時倫敦會在上海的藏書來完成《中國文獻解題》基督教中文文獻部分的選目。他主要採用的是第三份“由雒魏林贈送的書籍目錄”和第四份“麥都思留給倫敦會的藏書目錄”。筆者整理這 90 部作品在三個目錄中的情況後發現,其中 32 部僅見於《倫敦會藏書目錄》;其中 16 部同時見於《姓氏》梵蒂岡和法國藏本及倫敦會三個目錄;18 部只見於《姓氏》梵蒂岡和法國藏本;見於《姓氏》法國藏本和倫敦會目錄的有 2 部;三個目錄均未見的合計 22 部。 (具體書名參見前文第一部分“所收基督宗教文獻概況”作品細目)由此可見,《中國文獻解題》超過一半的基督教中文文獻作品名錄源自《倫敦會藏書目錄》。偉氏著錄的第二個特點是:上述三個目錄所載傳教士著述十分簡要,僅為書名和卷數;偉氏則不然,除基本信息外,對所錄文獻還撰有詳略不等的解題,同時輔以重要傳教士生平簡述。 進一步考察可以發現,《中國文獻解題》是以《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為重要參考依據,凡參考《總目》之處總體敘述大致相當,個別甚至比《總目》更詳細;但也要注意到,偉氏的記敘中存在不確之處。此處以利瑪竇的作品為例略作考辨。 《姓氏》中所錄“利瑪竇”條目內容如下(梵蒂岡與法國兩個藏本一致):利瑪竇 字西泰意大理亞國人。 明萬曆九年辛巳至,先傳教粵東諸郡,轉至江西,後寓金陵。 二十八年庚子,同龐迪我齎方物進朝。 神宗恩賚極厚,欽賜官職,固辭不受。 蒙上眷注,始留京師,偕龐迪我僦屋以居,日用取給於光祿,遵上命也。 至三十八年庚戌四月卒,御賜祭葬,墓在北京阜成門外滕公柵欄。 有《行略》行世。著《天主實義》二卷、《畸人十篇》二卷、《辯學遺牘》一卷、《幾何原本》六卷、《交友論》一卷、《同文算指》十一卷、《西字奇蹟》、《西國記法》、《測量法義》、《萬國輿圖》、《乾坤體義》三卷、《勾股義》、《二十五言》一卷、《渾蓋通憲圖說》二卷、《圜容較義》一卷。《中國文獻解題》在簡要介紹利瑪竇的生平之後,收入他的五部作品:《交友論》、《天主實義》、《二十五言》、《畸人十篇》和《辯學遺牘》 ,並分別做了解題。偉烈亞力對《交友論》的解題是:“利瑪竇最初的努力之一是在江西首府南昌居住時。 有一天,他遇到了建安王,被問及西方世界有關友誼的法則;這次談話的結果是他於 1595 年完成了短篇論著《交友論》,在一連串短小精悍的段落中闡明了他的觀點。” 《總目》卷一二五錄《交友論》一卷:“萬曆己亥利瑪竇遊南昌,與建安王論友道,因著是編以獻。 其言不甚荒悖,然多為利害而言,醇駁參半。 如云友者過譽之害,大於讎者過譽之害,此中理者也。 又云多有密友,便無密友,此洞悉物情者也。 至云視其人之友如林,則知其德之盛;視其人之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德之薄;是導天下以濫交矣。 又云二人為友,不應一富一貧,是止知有通財之義,而不知古禮惟小功同財,不概諸朋友,一相友而即同財,是使富者愛無差等,而貧者且以利合,又豈中庸之道乎? 王肯堂《鬱岡齋筆塵》曰:利君遺余《交友論》一編,有味哉其言之也。 使其素熟於中土語言文字,當不止是。 乃稍刪潤著於篇,則此書為肯堂所點竄矣。” 編纂緣由二者內容上相差無幾,不過偉氏對《交友論》的成書時間和101
寫作特點略有提及,卻省去了《總目》後文對《交友論》具體內容之評介,以及王肯堂對此書的評價和潤色工作。偉烈亞力對《天主實義》的解題是:“1601 年,利瑪竇在北京居住期間,每天都與上層學者交往,得以創作出版了《天主實義》,這是一部關於天主的特徵和屬性的專論,分八篇論述該主題,即:天地萬物的創造和存續;人類對天主的無知;人與禽獸的區別在於擁有不滅的靈魂;人魂與鬼神有異,以及天下萬物的多樣性;駁斥佛教六道輪回和禁殺生之說,闡釋天主教齋戒和禁慾本旨;意志的不滅性,以及天堂地獄賞善罰惡的確定性;人性本善和天主教的特殊教義;介紹歐洲習俗,尤其是神職人員的禁慾主義。 作品採用對話形式,其中包含了一些精闢的推理來支持他所提出的主張。 基督信仰的教義僅僅被輕描淡寫地提及。 佛教教義受到猛烈抨擊,作者試圖將基督教與儒家學說相提並論。” 對照《總目》卷一二五錄《天主實義》二卷:“是書成於萬曆癸卯,凡八篇。 首篇論天主始制天地萬物而主宰安養之。 二篇解釋世人錯認天主。 三篇論人魂不滅,大異禽獸。 四篇辨釋鬼神及人魂異論,論天下萬物不可謂之一體。 五篇排辯輪回六道戒殺生之謬,而明齋素之意在於正志。 六篇解釋意不可滅,並論死後必有天堂地獄之賞罰。 七篇論人性本善,並述天主門士之學。 八篇總舉泰西俗尚,而論其傳道之士所以不娶之意,並釋天主降生西土來由。 大旨主於使人尊信天主,以行其教。 知儒教之不可攻,則附會六經中上帝之說以合於天主,而特攻釋氏以求勝。 然天堂、地獄之說與輪回之說相去無幾,特小變釋氏之說,而本原則一耳。” 可知二者解題內容也基本一致,但偉氏省去最後一句有關基督教天堂地獄與佛教六道輪回之說關係之評述。偉烈亞力對《二十五言》的解題是:“1604 年,利瑪竇完成了《二十五言》,這是由 25 篇短文組成的一個系列,主要是道德方面的文章;但它們幾乎沒有涉及基督教體系中獨特而本質的教義。 該書有馮應京和徐光啟的序言,他們都是教會歷史上的名人” 。 《總目》卷一二五著錄《二十五言》一卷:“西洋人之入中國自利瑪竇始,西洋教法傳中國亦自此二十五條始。 大旨多剽竊釋氏,而文詞尤拙。 蓋西方之教惟有佛書。 歐羅巴人取其意而變幻之,猶未能甚離其本。 厥後既入中國,習見儒書,則因緣假借以文其說,乃漸至蔓衍支離,不可究詰,自以為超出三教上矣。 附存其目,庶可知彼教之初。 所見不過如是也。”由於《總目》對該書評價較低,且對其教義多有貶損,故偉氏並未採用。 此書通行的《天學初函》本,前有馮應京《重刻二十五言序》,末有徐光啟《跋二十五言》。 這一點偉氏有所提及,卻未明確序跋之別。偉烈亞力對《畸人十篇》的解題是:“利瑪竇還有一部《畸人十篇》,完成於 1608 年,記錄了他在不同時期與當地高官顯貴的十次對話,涵蓋諸多主題,如:‘人壽既過猶誤為有;人於今世惟僑寓耳;常念死候利行為祥;常念死候備死後審;君子希言而欲無言;齋素正旨非由戒殺;自省自責無為怨尤;善惡之報在身之後;妄詢未來自速身凶;富而貪吝苦於貧窶。’1609 年,他另撰《西琴曲意》八章,附於《畸人十篇》之後。” 有關《畸人十篇》的具體內容,偉氏的題解與《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五(錄《畸人十篇》二卷附《西琴曲意》一卷)基本上沒有差別,但《總目》對《畸人十篇》及所附《西琴曲意》有較詳細的闡釋:“是書成於萬曆戊申,凡十篇,皆設為問答以申彼教之說……其言宏肆博辨,頗足動聽,大抵掇釋氏生死無常、罪福不爽之說,而不取其輪回戒殺不娶之說,以附會於儒理,使人猝不可攻,較所作《天主實義》純涉支離荒誕者,立說較巧。 以佛書比之,《天主實義》猶其禮懺,此則猶其談禪也。 末附《西琴曲義》八章,乃萬曆庚子利瑪竇覲京師所獻,皆譯以華言,非其本旨,惟曲意僅存,以其旨與十論相發明,故附錄書末焉。” 偉烈亞力對《辯學遺牘》的解題是:“前述作品對佛教的尖銳攻擊,以及利瑪竇的學說透過重印201
在帝國各地廣泛傳播,引起了佛教徒的不滿和反對。 然而,他們的論辯力量非常薄弱。 其中最有才華的一位是杭州高僧祩宏,他棄官隱修。 在他所發表的著作中,有三篇反對耶穌會教義的文章。 這些文章引起了京城高官虞淳熙的注意,他以非常坦誠的態度寫信給利瑪竇,要求進一步了解這個問題。 此信連同利瑪竇的回信、僧人的三篇辯護以及利瑪竇的反駁,以《辯學遺牘》為題一並出版,並附徐光啟題跋。” 《總目》卷一二五《辯學遺牘》一卷:“是編乃其與虞淳熙論釋氏書,及辨蓮池和尚《竹窗三筆》攻擊天主之說也。 利瑪竇力排釋氏,故學佛者起而相爭,利瑪竇又反唇相詰,各持一悠謬荒唐之說,以較勝負於不可究詰之地。 不知佛教可闢,非天主教所可闢,又非佛教所可闢。 均所謂同浴而譏裸裎耳。” 兩者對照,偉氏對成書前因後果的記載更為詳細;但又明顯迴避了《總目》對作品內容的尖銳批評。 所言徐光啟曾為《辯學遺牘》作跋,實則有誤,查當時通行的《天學初函》本,兩篇後跋的作者實為涼庵居士(李之藻)和彌格子(楊廷筠)。結 語通過本文的考證,《中國文獻解題》所載基督教中文文獻的選目來源,約有三分之一以《聖教信證》後附《耶穌會西來諸位先生姓氏》梵蒂岡和法國兩個藏本為基礎,另有約三分之一來自偉烈亞力自己所編的《倫敦會藏書目錄》 (如若將《倫敦會藏書目錄》加上與《姓氏》兩個藏本互見的作品合計則多達 50 部),目前仍有約四分之一作品尚未查明出處。 另外,偉氏也參閱了柏應理的拉丁文本《耶穌會神父名錄》。 提要部分則主要採用和借鑒了《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的提要。 通過對所收書目及解題的具體分析可知,這些著述大多數是偉氏本人目驗得來,絕非簡單謄抄自二手資料。伯希和(Paul Pelliot)曾言治漢學的三個必備條件,第一就是目錄與藏書。 “西方漢學目錄沉澱了西方世界認識中國的知識史,記錄了他們對中國自然地理、政府體制、典章經籍、文史宗教、社會經濟等各方面認識的逐步深化,集中體現了西方漢學的發展脈絡和知識體系,具有重大的意義和價值。” 從近代東西知識環流的角度來看,西方漢學目錄既是西方研究中國學問之發端,亦是中國學界研究西方漢學之基礎。 《中國文獻解題》作為一部介紹中國古代文獻的解題目錄,為西方漢學界提供了一個相當完備的漢籍知識寶庫,也奠定了西方漢學文獻目錄學之基石。 除中國古代傳統典籍外,該書還收入了不少明清時期的西學漢籍和西方傳教士的宗教作品,這說明偉烈亞力在挑選文獻編選書目時依然不忘其傳教士的身份背景,亦對自耶穌會入華以來的“書籍傳教”的策略深具認同感。 這些入選的中文宗教作品,是來華天主教和新教傳教士試圖借助文字傳播基督教思想和觀念的有利工具,成為明清之際中西文化雜糅的重要見證。 在偉烈亞力之前,已知由西方人以西文編撰的明清基督教中文文獻目錄,當屬柏應理的《耶穌會神父名錄》拉丁文本,但該書僅錄書名,未見解題。 可以說,《中國文獻解題》收錄的 90 部基督教中文作品或屬第二部,但體例和詳實程度均遠遠優於前者,甚至對《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名錄》一書的編纂亦有一定影響。 在偉烈亞力明清基督教中文文獻目錄的基礎上,又陸續誕生了費賴之(Louis Pfister)編寫的《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和榮振華(Josephe Dehergne)的《補編》,進一步完善和豐富了這一系列書目的內容和資料。 而究其源頭,偉烈亞力的奠基之功不容忽視。〔本文撰寫過程中,承蒙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中國文化研究院謝輝副研究員協助核查相關資料,並提供了重要的書目信息和藏本情況,謹致謝忱〕301
①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或譯為 《中國文獻紀略》、《漢籍解題》,本文採用《中國文獻解題》作為漢譯名。 此作品因其重要價值,在 19 世紀中西文化交流史相關研究中被頻繁引用,如王燕《〈漢籍解題〉的小說目錄學價值》 (北京:《文學遺產》,2012 年第 1期)、俞森林《中國道教經籍在十九世紀英語世界的譯介與傳播》 (成都:《社會科學研究》,2012 年第 3期)、宋莉華《西方早期漢籍目錄的中國文學分類考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18 年第 10 期)等,但深入的專題研究並不多見,其著錄典籍的史源尚未真正探明。②③⑦Alexander Wylie,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p. 138; pp. 138-143; preface, p. iv; pp. 138-139.④參見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年,第 347 頁。⑤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五,子部·雜家類存目二,北京:中華書局,2022 年,第 1080頁;第 1080 頁;第 1080 頁;第 1079 頁;第 1080 頁。⑥《辯學遺牘》包括《虞德園銓部與利西泰先生書》、《利先生覆虞銓部書》、《附雲棲遺稿答虞德園銓部書》及《利先生覆蓮池大和尚竹窗天說四端》四篇文章,後附李之藻和楊廷筠所撰跋語。⑧謝輝:《明清之際西學漢籍序跋目錄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 年,“前言”第 28~29 頁。⑨王重民:《中國古籍善本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附錄”第 4 頁。⑩ 館 藏 號 為: BARBERINI ORIENT 134. 4, Borgia CINESE 350.31, RACCOLTA GENERALE ORIENTE III 222. 10, 222.11, 246.6。 參見謝輝:《明清之際西學漢籍序跋目錄集》,“前言”第 28~29 頁。兩個藏本的具體差異考證情況,請參見謝輝:《明清之際西學漢籍序跋目錄集》,“前言”第 29~30 頁。館藏號為:Jap.Sin.I 191。現藏奧地利國家圖書館,編號為 42.W.39.偉氏稱柏應理將拉丁文版傳教士名錄附於其《歐洲天文學》 之後,該書作者實為南懷仁。 Alexander Wylie,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p. iv.此處疑有闕誤。這一部分為梵蒂岡本“三行半墨釘”處補足內容。這部作品梵蒂岡本未錄。後三部為梵蒂岡本“五行半墨釘”處補足內容。Alexander Wylie,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p. 141. 原文中 Louis Bugli 漢名作“利類斯”,今通行作“利類思”。偉烈亞力稱此書為《天主降生言行紀略》的刪節版,見於倫敦會目錄。此書名見法國藏本《姓氏》。此為《姓氏》梵蒂岡和法國藏本之《三山論學》。此為《姓氏》梵蒂岡和法國藏本之《聖體要理》。此為《姓氏》梵蒂岡藏本之《利瑪竇行實》,法國藏本之《利瑪竇行略》,倫敦會目錄之《泰西利瑪竇行跡》。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Shangha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pp. 173-175.參閱蘆笛:《上海倫敦會早期藏書研究———基於1857 年〈倫敦會藏書目錄〉的考察》,北京:《世界宗教文化》,2015 年第 4 期。該目錄現藏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特藏室,由李偉華博士代為複製。此為參考譯文。 Alexander Wylie,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pp. 138-139.原文此處中文為“馮應景”,疑為“馮應京”之誤。孟慶波:《略論西方漢學目錄研究的意義、材料和方法》,南京:《南京理工大學學報》,2024 年第 4 期。作者簡介:李真,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中國文化研究院教授,北京中外文化交流基地研究員,江蘇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客座研究員,博士。 北京 100089[責任編輯 陳志雄]401
澳門理工學報 2024 年第 4 期論王重民域外漢籍編目的探索與實踐———以《伯希和 A 藏 B 藏目錄》為中心劉 蕊[提 要] 《伯希和 A 藏 B 藏目錄》是王重民在域外漢籍編目與整理方面的重要成果,它收錄了法國國家圖書館在二十世紀初入藏的由伯希和在中國購置的兩千餘種漢籍。 此目以法國國圖《古恒目錄》為藍本,糅合四庫分類法,共分十類,並將叢書子目分列於各類之下;內容用法文撰寫,附注中文書名、人名等,注重描述和解釋書籍的內容及作者等信息;在尊重法國國圖舊有漢籍目錄的同時,又據中國傳統目錄學靈活變通,從而保證了專業性和準確性,體現了王重民在域外漢籍編目與整理方面富有開創性的探索與嘗試,在中國學者所編域外漢籍目錄中獨樹一幟。[關鍵詞] 王重民 《伯希和 A 藏 B 藏目錄》 《古恒目錄》 編目方法[中圖分類號] G25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4) 04 - 0105 - 101934 年 9 月至 1939 年 8 月,王重民奉國立北平圖書館委派,作為交換館員,赴巴黎整理法國國家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簡稱“法國國圖”)入藏的伯希和(Paul Pelliot)所獲漢籍,編成《伯希和拓片典藏目錄》 ( Catalogue de la collection Pelliot du fonds d’ estampages. 1938)、《伯希和 A 藏 B 藏目錄》( Catalogue des collections Pelliot A et B rédigé par Wang Tchong-min. 1935-1939,簡稱《王目》)、《巴黎敦煌殘卷敘錄》以及《伯希和劫經錄》。 在此期間還前往英、德、意、荷諸國,訪查敦煌遺書、太平天國文獻等,撰有《海外希見錄》、《記劍橋大學圖書館所藏太平天國文獻》、《羅馬訪書記》 ①等。 受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主任恆慕義(Arthur William Hummel)邀請,王重民在結束了法國國圖的工作後,於 1939 年 8 月下旬赴美,整理該館所藏中文古籍,至 1947 年歸國,完成《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國善本書錄》 ②初稿。 此外,1945 年底到 1947 年 1 月間,王氏還多次前往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鑒定館藏善本,撰寫書志。③綜上而言,從 1934 年赴法到 1947 年的十餘年裡,王重民一直致力於域外漢籍的訪查、整理、編目及研究,《巴黎敦煌殘卷敘錄》及《海外希見錄》等成果或有奠基之功,或開風氣之先。 特別是以法文撰寫的《伯希和 A 藏 B 藏目錄》,無論是其分類方法,還是著錄方式,在中國學者所編域外漢籍目錄中,都別具風格。 既尊重法國國圖漢籍目錄的傳統模式,又靈活變通中國傳統目錄學的編纂方法,保證了專業性和準確性。501
一、伯希和 A藏 B藏之淵源法國漢學家伯希和於 1906 年 6 月至 1908 年 5 月間率領法國科考探險隊赴西域考察。 1908 年8 月 23 日,伯氏從敦煌抵達西安,獲悉額外得到 1.1 萬法郎的補充經費,遂用這筆資金購買了“全省每個縣的縣志或府志(我擁有幾乎是很完整的一套)” ④,此外還採購了銅鏡、青銅器、拓片、抄刻本等。 至 1909 年 10 月,伯希和輾轉在西安、北京、上海等地,購得近三萬卷或“本”漢文書⑤,於 1910年 4 月入庫法國國圖東方寫本部⑥,該館分為伯希和 A 藏、B 藏陳列,成為館藏漢籍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批書籍以清刻本為主,另有明刊本、抄本、石印本和鉛印本,其中不乏稀見版本。1913 年《通報》( T’oung Pao )第 14 卷(第 697~ 781 頁)刊登了伯希和編纂的《法國國家圖書館中文藏書伯希和 A 藏和 B 藏索引》( Répertoire des 《Collections Pelliot A》 et 《B》 du fonds chinois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簡稱《索引》),共收錄 2,072 條書目(A 藏 329 條,B 藏 1743 條)。 同年,荷蘭萊頓博瑞出版社(Leiden: E. J. Brill)出版了單行本。 讀者可借助該《索引》了解伯希和 A藏、B 藏之梗概。 關於這批書籍的來源、類型特點、購買緣由及意義,伯希和在《索引》的序言⑦中皆有敘述,概要如下:第一,《索引》所列漢文書籍是伯希和在西域考察後期,耗費“自己所有的資金”購得,並從遠東攜回巴黎,以進一步豐富法國國圖的漢籍館藏。 敦煌石窟的發現,使法國擁有了一批獨一無二的中亞寫本———敦煌文書,從而填補了法國國圖此前沒有收藏過中國古文獻及任何一種中亞寫本的空白。 A 藏 B 藏內眾多的單行本和叢書同樣也未曾被當時歐洲的其他圖書館收藏。 易言之,A 藏 B藏極大地擴充了法國乃至歐洲的漢籍藏書,對法國漢學研究的未來發展大有助益。第二,《索引》分為 A、B 兩份書單,主要按照文獻字母順序編排,偶有特例。 “利用這兩份書目,就可以立即開始使用這些圖書,而無需等待古恆先生(M. Courant)的補充目錄。”兩份書單的內容不相重合,之所以分列 A、B 藏,不單是出於行政管理的考慮,還關涉到書籍的來源問題。 A 藏書籍數量較少,乃伯希和在西域探險後期以私人資金購得,後原價出讓給法國國圖;B 藏數量頗多,是伯氏利用時任法國地理學會主席兼金石和美文學科學院士色納爾(Émile Sénart)爭取到的 1.1 萬法郎的補充經費,專門為法國國圖購置的,故無償歸入館藏。⑧值得一提的是,伯希和之所以能夠在如此短的時間裡,花費相對較少的資金購買到數量可觀且不乏珍稀版本的典籍,得益於多位友人的幫助。 其中就有裴景福、羅振玉、董康贈予的稀見書籍,以及北京代牧林懋德(Stanislas Jarlin)主教以非常優惠的條件出售的大批圖書,部分書籍還是伯氏多年尋訪未果者。第三,A 藏 B 藏以歷史、地理、考古類漢文文獻最多,不包括拓片和滿、蒙文圖書。 這自然是由於前者是法國“仍然缺乏的古籍”,而拓片之後會單獨出版,滿文和蒙文著作將在未來繼續補充 A、B 藏。 伯希和還特別指出,叢書和地方志是他此次投入精力最多的兩類書籍。所謂“叢書”,伯氏是這樣定義的:“在中國的書店,書籍多按時代和屬性彙編,人們稱之為叢書。”法國國圖原先收藏叢書極少,尚未編入《古恆目錄》。 而 A 藏 B 藏中的叢書便能解此燃眉之急,研究者可以不用再一味等待《古恆目錄》的“增補”。至於地方志,在以伯希和為代表的漢學家看來,“在中國,地方志是綜合記載府、縣、山川、寺廟、地方機構等狀況的專著。”但凡研究中國問題,地方志都是必備的文獻材料,而非單純的“中國旅行指南”。 正因如此,日本人多年來一直樂此不疲地收購此類圖書。 據伯氏所知,徐家匯天主教601
藏書樓藏有近 400 本方志,河內法蘭西遠東學院圖書館亦不遑多讓。 遺憾的是,歐洲圖書館的中國地方志收藏卻寥寥無幾,此類文獻的極度匱乏又使科學研究受到制約。 法國國圖原本僅有《古恆目錄》著錄的 15 部地方志,如今加上 A 藏 B 藏所收,地方志總數已逾 600 部。 儘管如此,距離實際研究所需的幾千部仍相差甚遠,需不斷搜購。中國傳統古籍一般分為經、史、子、集四類,經部、史部和子部文獻在法國的圖書館(特別是巴黎)已經十分常見。 故而,伯希和認為,現在需要將更多的眼光轉移到“集部”。 依朝代劃分,法國僅藏有少量唐末之前的散文集和詩集,情況殊不如人意。 叢書中雖收有部分宋、元、明時代的文集,但多為古本單卷,幾近失傳。 整個歐洲沒有一個圖書館擁有此類古籍。 伯氏希望盡力填補這一巨大空白,然任重而道遠。 另外,蒙古時期的文集因其可補充和修訂正史中的缺漏及錯誤,尤顯珍稀。可這類文獻在法國及其他國家也很缺乏,需要特別關注。 換句話說,集部文獻,尤其是唐末以前除散文集和詩集之外的其他類別、宋元明三朝的單行本文集,以及蒙古時期的文集,都應作為今後法國重點購置的對象。此外,由於上海和其他地方政府都流行翻印古籍,所以當代版本的古籍通常易得。 與之相反,像考古學雜誌、影印本書籍和近幾年的《京報》( Gazette de Pékin )這些“當代”文獻卻日漸稀缺,並將隨著學術研究的需要變得“奇貨可居”。 特別是《京報》,“日後研究 19 世紀後半葉清王朝歷史時,其價格將變得無比昂貴”。第四,至於緣何要購買這批漢籍,就不得不從當時歐洲的漢籍庋藏狀況談起。 根據目錄和個人研究,伯希和對巴黎、倫敦、劍橋、柏林、聖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藏書情況了然於心。 可以說,當時的歐洲,除劍橋大學獲得了威妥瑪爵士(Sir Tomas Wade)捐贈的藏書外,歐洲各大圖書機構大多只是偶爾獲贈或少量購買,缺乏系統性的中文藏書。 加之最近十年遠東和歐洲的書商鮮有往來,售買渠道“堵塞”,使得歐洲圖書館獲取新書愈加艱難。 要推動漢學研究繼續發展,擴充中文藏書便迫在眉睫。 相反,法國卻因為伯希和的“特殊”關係而成為例外,形成鮮明對比。 伯氏曾多次旅居中國,還負責為河內法蘭西遠東學院購置中文書籍,稱得上是名副其實的“中國通”,自然有多種渠道和方式獲得圖書。 又得益於充足的經費,伯氏甚至無需奔走於廠肆,琉璃廠的書商們會主動聚集到伯氏的住處,任其挑選合適的書籍。 這也正是法國在購置漢籍方面相對於其他歐洲國家的優勢所在。然而,即便法國的漢籍藏書已然在歐洲首屈一指,卻仍無法完全滿足漢學研究的需要。 所以,新增入的 A、B 藏,在某種程度上“能幫助國家圖書館應對新漢學的主要需求”。 同時,這也使得法國國圖擁有了“除中國和日本外,沒有哪一家圖書館能夠與之比肩的漢學資源”。 更毋庸說,A、B藏中還不乏“從未被歐洲任何一家圖書館收藏過的單行本和叢書”。第五,伯希和也列舉了各國中文圖書館為擴充漢籍資源所做的努力:不僅大英博物館近期採購了許多好書,高延(Jan Jakob Maria de Groot)也致力於補充柏林圖書館薄弱的漢學資源。 另外,勞費爾(Berthold Laufer)在芝加哥分別為約翰·克勒拉( John Crerar)和紐伯里(Newberry)圖書館收集了一批十分優秀的中文書籍。 面對各地日益豐富的漢籍收藏,伯氏認為法國更需一馬當先。應該說,伯希和的“序言”並不限於對《索引》的介紹,還論及他對法國漢學研究未來方向以及所需文獻的設想和判斷,這無疑是法國漢學能否繼續保持優勢的關鍵之一。 再回顧伯希和於 1909年 12 月 12 日在巴黎大學階梯教室宣講的西域探險總結報告,他曾如此解釋自己為何在完成西域考察後繼續購置漢籍:“歐洲的所有圖書館都只有很貧乏的漢文典籍特藏。 巴黎的圖書館自 18 世紀以來再未得以充實。 如果我們缺乏已經刊印的書籍,只研究這些寫本又有什麼用呢?” ⑨易言之,701
伯希和購置 A 藏 B 藏的初衷的確是為了充實法國國圖的漢籍典藏;同時,A 藏 B 藏包含的刊印本與敦煌寫本研究在學理上亦是相輔相成的;在缺乏相關刊印本的情況下孤立地研究敦煌寫本並無太大意義,也勢必無法貫通中國古今學術。 由此可見,伯希和在中文典籍方面的確獨具慧眼,他不單顧及到彼時整個法國漢學界的研究需要,還展望至未來漢學發展的前沿領域。二、王重民對伯希和 A藏 B藏的再整理伯希和的《索引》完成後,法國國圖以《索引》編號作為 A 藏 B 藏的索書號,即 Pelliot A/B+阿拉伯數字,如索書號 Pelliot B234 對應的就是《曲錄》。 正是這份看起來更似書目清單的《索引》,很好地滿足了圖書館日常管理的基本需求,方便圖書入庫存放和讀者借閱,但其功用則遠不及目錄。 基於此,王重民在法國國圖的主要工作之一便是對 A 藏 B 藏重新分類和著錄,以法文編纂《伯希和 A藏 B 藏目錄》,並多次與伯希和商討書目的編製方法和體例。以伯希和檔案內留存的七通王重民有關 A 藏 B 藏編目事宜的來信為線索⑩,基本可以勾勒出王氏編目過程的大致軌跡。1934 年 12 月 14 日,關於伯希和 A 藏 B 藏的分類和編排次序,王重民曾預設遵循四庫分類法,仿照《伯希和拓片典藏目錄》新舊索書號並存的方式,“書架上之原來排次不變動,而於目錄之每書名下方,注明 Pelloit A 某號,Pelloit B 某號,俾閱者據此號法取書”。王氏認為該方法雖不同於圖書館的編目法,然亦頗為便利。1935 年 2 月 5 日,得知伯希和即將訪華後,王重民去信希望可以面談以後繼編 Pelliot A.B.兩庫書目的編製方法與體例。 8 月 4 日,伯希和 A 藏 B 藏中約 1,002 種已編訖,加上將合訂的書籍分作目錄,共 2,000 餘條書目。 此時叢書部分尚未開始分析,據王氏估算,之後分列叢書子目,A 藏 B 藏書目將在 4,500 條上下。 這無疑是當時整個歐洲最完備的華文書藏。 12 月 15 日,伯希和 A 藏 B藏內單行本已經完成。 由於集部往往以“詩”、“文”分帙,方志則時常將正續合裝,諸如此類的情況在著錄時應作分別。 因此,伯氏《索引》原 1,700 條書目將擴展至 2,500 餘種。 另外,叢書約 150 種,若每種叢書按 15 部書計算,全部叢書所含書籍總數將在 2,200 種以上。 況且其中幾部大型叢書,每部均在百種上下,則叢書所含書籍總數將超過 2,200 種,足見編目工作量之大。 王重民又根據最近一個月來察看分析叢書的進度估算,按照每天可完成 25 張或 30 張卡片的效率,那麼尚需三個月才能完成叢書的整理工作。 如此一來,再利用其餘時間,次年春假以後,用一個月時間分類,兩個月時間清抄,則在自己服務期滿時當可完成伯希和 A 藏 B 藏的編目工作。1936 年 11 月 3 日,完成 A 藏 B 藏書目清抄工作的三分之一。1937 年 3 月 2 日,《王目》共分十章,已抄好七章,剩餘三章大約需一月或一月半時間即可抄就。 此時,目錄的編寫方法和體例已經基本確定。一是《王目》並未採取早前設想的四庫分類法,而是將 A 藏 B 藏分為目錄學、歷史、地理、經學、哲學、文學、古董與藝術、辭書學、科學、叢書與類書,共十類。 這種分類方式將中國傳統古籍分類與近代西方圖書分類融為一體,比之單純以經史子集劃分更為合理。二是書目使用的華文拼音依用 1904 年德貝斯(Debesse) 出版的《漢法小辭典》 ( Petit Dic-tionnaire chinois-français )轉寫。 為了更顯美觀,惟凡以“ i”母起首者,冠以“y”。三是因原書改裝為冊,故不再以“本”計。 “冊”對應的法文為 Volume,簡寫作 Vol.;中國古籍慣常以“卷”計,因法文沒有與“卷”相應的詞匯,故拼寫為 Kium,簡寫作“K”。801
四是叢書各子目依照類別分編於各類中,這部分書籍的索書號是在原叢書索書號之後增加小數,表示屬於叢書第幾冊。 如《續漢書藝文志》索書號為 Pelloit B1237·2,指該書在伯希和 B 藏第1237 號第 2 冊。分析子目,獨立著錄,既為讀者提供了便利,也使叢書的功用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發揮。 不單《王目》如此,《法國遠東學院圖書館中文藏書簡目》 ( Inventaire du Fonds Chinois de la 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同樣是將叢書中的子目單獨著錄,並在每一條目末注明所屬叢書。1938 年 9 月 12 日,《王目》已基本完成,並交由伯希和審閱。 此時還剩下 20 餘種術數、類書的條目有待補入。王重民自 1935 年著手編纂《伯希和 A 藏 B 藏目錄》,至 1939 年清抄完畢,其工作大致分為五個步驟:(1)製作撰寫單行本書目卡片;(2)將合裝的詩文、方志正續等分別著錄;(3)分列各叢書子目於卡片上;(4)分類;(5)清抄。 按照原計劃,目錄排印後會附上索引,方便翻檢,但最終未及實現,這正是王重民當初所擔憂的。 在 1937 年 3 月 2 日致伯希和信中,他促請伯氏設法籌措印刷事項,言明儘管《伯希和 A 藏 B 藏目錄》所錄皆實用之書,於歐美漢學研究者大有用途,“然一遷延,則恐不易付印矣!” 果真如其所料,《王目》連同《伯希和拓片典藏目錄》至今尚未付梓。三、王重民對域外漢籍編纂方法的新探索在王重民整理伯希和 A 藏 B 藏之前,法國國圖館藏漢籍最完備和權威的目錄當屬由法國東方學家古恆(Maurice Courant)歷時十年編纂的《中國、朝鮮、日本等書籍目錄》(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épartement des manuscrits. Catalogue des livres chinois, coréens, japonais, etc, 1902-1912, 簡稱《古恆目錄》)。 該書目題名雖有朝鮮和日本,但實際只編錄了 1912 年以前入藏館庫的中文古籍,索書號自 Chinois 1 至 Chinois 9080,共計 3,391 種,每洋裝一冊冠以一個索書號。 是以,一部書所對應的索書號或為一個或為多個。 如《紅樓夢散套》的索書號是 Chinois 4179,《成裕堂繪像第七才子書》的索書號則為 Chinois 4376-4377。古恆在目錄第一冊前的“告讀者” (Avertissement)中談到他早前的分類設想是將漢籍分為 12大類,但最終纂成的目錄實際調整為 21 個一級分類,一級分類之下再作二級分類(詳見表 1)。通過列表對比可知,《古恆目錄》的實際分類是在預設類目的基礎上適當細化,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將“宗教相關書籍”細分為道教、佛教相關、天主教、新教、伊斯蘭教。 相對的,諸如歷史、地理等大類則未作調整。 較為特別的要屬預設的“小說”大類,在實際編目時從屬於一級分類“虛構作品”之下,與“短篇小說集”、“雜著”、“戲劇”並列為二級類目。 至於“叢書”和“雜著”,由於“一戰”爆發,編目工作被迫中斷,最終未能編就。再看《王目》的分類,王重民在對 A 藏 B 藏進行分類時,儘管放棄了起初計劃的四庫分類法,但也沒有直接採用適應近現代中國學術發展需求的《中國圖書分類法》,亦或選擇其他已被廣泛接受和應用的圖書分類方法,而是因“書”制宜,根據 A 藏 B 藏的實際情況,將書目類別劃作三個等級:十個一級大類,大類之下再細分二級或三級小類。如表 2 所示,《王目》共收錄書目 2,401 條,地理類書籍超過三分之一,尤以中國方志最豐,有559 條;其次是文學類下的清代別集,有 277 條;再次為叢書和金石,分別是 167 條和 107 條。 表 2與表 1 相較,顯而易見,《王目》與《古恆目錄》在大類劃分上多有重合。 亦或者說,《王目》是在《古901
恆目錄》的基礎上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調整變更。 詳加比對,兩者間最顯著的區別主要體現在對於目錄書、政書及宗教類書籍的編排上。表 1預設分類(12大類) 實際一級類目(21大類)歷史書籍(Ouvrages d’histoire) 歷史(Histoire)地理書籍(Ouvrages de géographie) 地理(Géographie)行政相關書籍(Ouvrages relatifs à l’administration) 政書(Administration)經學、經典與哲學(Ouvrages canoniques, classiques,philosophiques, etc.)經典書籍(Livres canoniques)哲學與道德(Philosophie, morale)文學書籍(Ouvrages de littérature) 文學(Littérature)小說(Romans)虛構作品(Œuvres d’ imagination)小說(Romans)短篇小說集(Recueils de nouvelles)雜著(Œuvres diverses)戲劇(Théatre)辭書(Ouvrages de lexicographie) 辭書(Lexicographie)科學與藝術相關書籍(Ouvrages relatifs aux sciences et aux arts)科學與藝術(Sciences et arts)宗教相關書籍(Ouvrages relatifs aux religions)道教(Taoïsme)佛教(大乘經)(Bouddhisme: Mahāyānasūtra)佛教(小乘經)(Bouddhisme: Hīnayānasūtra)佛教(經,系列書籍)(Bouddhisme: Sūtra, séries diverses)佛教(律)(Bouddhisme: Vìnaya)佛教(論)(Bouddhisme: Abhidharma)佛教(中國作品)(Bouddhisme: Œuvres chinoises)佛教(僧人傳記等)(Bouddhisme: Hagiographue, etc.)天主教(Catholicisme)新教(Protestantisme)伊斯蘭教( Islamisme)類書(Encycolopédies) 類書(Encycolopédies)叢書(Collections de textes)雜著(Ouvrages divers)首先,目錄書在《王目》中成為第一大類,居於首位;《古恆目錄》則將“目錄”歸於歷史大類下的二級分類,這一點與四部分類法相合。 其次,政書在《古恆目錄》中位居第三大類,其下分作普通011
作品、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外交關係八個二級分類;與之相對的,《王目》歷史大類下的詔令奏議類和哲學大類下的行政小類,基本上涵括了政書。 再次,宗教類書籍在《古恆目錄》佔比不小,索書號 Chinois 5668-7492 均為宗教類圖書;而《王目》中的宗教類是從屬於哲學大類下的二級類目,僅有十條書目。表 2一級分類 二級分類 書目數 一級分類 二級分類 書目數1. 目錄學2. 歷史3. 地理4. 經學5. 哲學36 條2.1 王朝史 47 條2.2 雜史 73 條2.3 編年史 20 條2.4 傳記 80 條2.5 詔令奏議類 47 條3.1 普通著作 44 條3.2 現實的和神奇的地理 81 條3.3 方志(中國) 559 條3.4 方志(邊境與外國) 75 條4.1 易經 3 條4.2 書經 3 條4.3 詩經 8 條4.4 三禮 9 條4.5 春秋、三傳 3 條4.6 孝經 1 條4.7 四書 7 條4.8 群經總義類 17 條4.9 石經 1 條5.1 哲學著作一(周至秦) 13 條5.2 哲學著作二(宋至明) 31 條5.3 回憶錄 22 條5.4 行政 62 條5.5 占卜 6 條5.6 宗教 10 條合 36 條合 267 條合 759 條合 52 條合 144 條6. 文學7. 古董與藝術8. 辭書學9. 科學10. 叢書與類書6.1 別集類 416 條6.2 總集類 95 條6.3 詞和戲劇 27 條6.4 小說 22 條6.5 評論 6 條7.1 金石類 107 條7.2 古幣學 15 條7.3 印章學 17 條7.4 繪畫與書法 55 條7.5 音樂 8 條7.6 遊戲 1 條8.1 字書 48 條8.2 韻書 22 條9.1 算術 6 條9.2 天文曆法 24 條9.3 醫學 50 條9.4 軍事學 11 條9.5 農、桑、礦業 7 條10.1 叢書 167 條10.2 類書 39 條合 566 條合 203 條合 70 條合 98 條合 206 條那麼,王重民在編目過程中所融合的近代西方圖書館分類法是否就是《古恆目錄》呢?正如前文所述,《古恆目錄》是法國國圖極其重要的漢籍目錄,曾榮獲享有漢學界“諾貝爾獎”之譽的儒蓮獎(Prix Stanislas Julien),影響頗深。 《古恆目錄》的誕生,意味著西方學者在中國傳統111
目錄學之外開創了一種更易於西方讀者檢閱漢籍的新的編目模式。王重民作為交換館員遠赴法國國圖整理和編纂館藏漢籍書目,在編寫《伯希和 A 藏 B 藏目錄》前必然要先熟悉包括《古恆目錄》在內的以往書目,了解其編纂體例、法語釋文等,方便開展後續工作。 畢竟,對於一個從事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領域的中國學者而言,使用非母語的法文,以一種全新的著錄方式去編纂漢籍書目,絕非易事。 回想 1934 年 9 月 28 日,王重民初到巴黎,他所面臨的最大挑戰首先是語言,他需要盡可能快的掌握法文,以便更好地工作和生活。 王氏曾在信函中直言自己因學習法語,且手續不諳熟,故工作較遲。 又由於法語口語不好,希望伯希和以中文賜談。不難推測,王重民剛開始撰寫單行本書目卡片時,尚不能熟練地使用法文,《古恆目錄》自然就成為他重要的參考依據。況且,古恆在國際漢學界享有盛譽,曾四次摘得儒蓮獎,其中兩部作品為書目:除《古恆目錄》外,早在 1894 年至 1901 年,古恆就已經完成了另一部文獻學著作 《朝鮮書志》 ( Bibliographie coréenne )。 在版刻收藏一域,他亦是行家,所藏雕板不乏鐫刻精美者。伯希和非常認可古恆的編目工作與學術研究,在《索引》序言中就提到《古恆目錄》。 作為王重民留法期間多項工作的領導者,伯氏對《王目》的編纂方式及體例擁有相當的話語權。 王重民在編纂書目的各個階段都會與伯希和商討、溝通,聽取對方的合理建議。綜合推斷,《王目》的編纂應是充分吸收了《古恆目錄》的分類思路,再予以優化。 例如歷史大類,《古恆目錄》的二級分類共 12 類,依次為:王朝史;編年史;年表、系譜等;政治史雜編;行政史、經濟等;傳記;考古、古幣;金石;古文字等;片段雜編;目錄;歷史作品雜編。 《王目》歷史大類下則分為王朝史、雜史、編年史、傳記、詔令奏議類。再進一步分析《王目》與《古恆目錄》之所以會存在上述分類差異,最根本的原因應是由原始書籍自身的類型特徵所致。 換句話說,兩位編目者面對的是兩批“面目”各異的圖書。 一方面,《古恆書目》收錄的是自 17 世紀下半葉至 1912 年約一個半世紀以來法國國圖累積納入館藏的中文古籍,該館是這一時期法國乃至歐洲當之無愧的漢籍收藏中心,其中既有原皇家圖書館的舊藏,又有儒蓮(Stanislas Julien)等學者的私人中文藏書。 另一方面,伯希和搜購 A 藏 B 藏,起初就是為了擴充法國國圖的漢籍資源,改善已有館藏缺乏叢書、地方志、文集等文獻的現狀,使法國國圖的漢學資源緊隨中國和日本之後。再者,伯希和選購 A 藏 B 藏的另一個重要原則就是避免與《古恆目錄》已收錄的書籍重複,盡可能搜尋那些尚未進入歐洲任何一家圖書館館藏的單行本和叢書。 如此便不難理解王重民在目錄分類時所做的調整了。實際上,不只是分類,《王目》在書籍內容著錄方面也很好地吸納了《古恆目錄》的方式和方法,並做了適當的增刪。《古恆目錄》的著錄項一般包括:索書號、書名(中文、音譯拼音轉寫名、法文意譯)、作者(生卒年)、序跋(作者、撰寫年份)、版本、卷數、西方學者著作收錄情況、開本尺寸、洋裝冊數、舊典藏號等。 以《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演義》(3940-3943)為例:Li tcho oou sien cheng phi phing san koe tchi yen yi.Le Sankoe tchi (Histoire des Trois Royaumes), édition de Li Tcho-oou.Auteur: Lo Koan-tchong, de Tong-yuen (xiie siècle); l’ éditeur, Li Tcho-oou est mort en 1610. Préface par Miao Tsoen-sou, de Kiang-chang; préface par Tai Yi, surnom Nan-tchi, de Chan-yin (1678).211
120 chapitres (hoei)—Cordier, Bibl. Sinica, 804—Bazin, Siècle des Youên, p. 107—H. A. Giles,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p. 277.Grand in-8. 4 vol., demi-reliure (provenant de la bibl. de l’Arsenal).Nouveau fonds 1602 à 1605.至於《王目》,各條書目的具體著錄內容依次包含書名、索書號、作者、序跋、基本版本信息等。其中,書名先錄漢文全稱,次錄相對應的音譯拼音轉寫名,再錄法文意譯名稱;凡人名、地名、書名、書坊名等專有名詞,皆先著漢字,隨後為拼音轉寫。 如《補續漢書藝文志》著錄如下:補續漢書藝文志(索書號:B.1237·2)Pou Siu Han Chou Yi Wen TcheBibliographie du Livre des Han Postérieurs.Par 錢大昭 T’sien Ta-Tchao (1744-1813), surnom 晦之 Houei Tche, originaire de 嘉定Kia-Ting. Préface datée de 1788 par 邵晉涵 Chao Tsiu-Han. Édition du 積學齋叢書 Tsi Hio Tchai T’song Chou.Grand in-8. 2K.兩相比對,《王目》與《古恆目錄》的著錄體例基本相同。 前者沿襲了後者的解釋說明式描述方法,不再專注於中國傳統古籍目錄以描述行款、版心等版本信息為核心的著錄模式。 因為對於大多數法文讀者而言,中文古籍的具體版式可能只是一種陌生艱澀的概念,他們更關心文本內容、作者等信息。 另外,《王目》附加了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的原本漢字,使拼音轉寫與漢字相對應,既提升了書目的專業性,又兼顧中文讀者查閱。 此外,《王目》沒有再附錄書籍在西方學者著作中的收錄情況,以及 A 藏 B 藏本來就未涉及的原存藏處和典藏號。結 語總而言之,王重民編纂《伯希和 A 藏 B 藏目錄》是對法國國圖 20 世紀初新入館的二千餘種珍貴中文書籍的全面整理,是我國學人編寫域外漢籍目錄的重要成果。 該書目主要以《古恆目錄》為“藍本”,又巧妙地對中國傳統目錄學的編目方式加以變通;既充分尊重了法國國圖舊有漢籍目錄的編纂傳統,又適時改進,保證了書目的專業性和準確性。 分類上,不拘泥於中西方固有的圖書分類模式,糅合了四庫分類法與《古恆目錄》的分類方法,將漢籍分為十類,兼具實用性和創新性。 同時,化整為散,將叢書各子目分編於各類之下,使叢書“叢聚眾書”的價值得到極大發揮。 著錄方式上,也不再固守中國古籍的傳統書寫模式,而是以法文描述和解釋書籍的內容、作者、序跋等重要信息,並恰當地附注中文。 可以說,《王目》賡續並創新了法國國圖漢籍目錄的編纂慣例,與《古恆目錄》合稱法國國圖漢籍書目之雙璧,讀者可借此二目一覽法國國圖館藏絕大部分抄、刻本漢籍。在近代中國流播至域外的眾多古籍中,伯希和 A 藏 B 藏不僅數量可觀,而且填補了歐洲漢籍收藏史上的多個空白,《環翠山房集十五種曲》、《俗唱本》等更是國內已經失傳的文獻版本,足見這批書籍的價值。 雖然在《王目》之前已有伯希和《索引》予以介紹,但真正讓學界了解到 A 藏 B 藏的詳細內容和價值的卻是《王目》。 中、法文讀者均能通過《王目》獲得更具體的文本信息,尤其是“隱含”於叢書的零本。 A 藏 B 藏的利用率隨之提高,有利於漢學研究的發展。應該說,《王目》體現了王重民在域外漢籍編目與整理方面的開創性探索和嘗試,在中國學者迄今所編域外漢籍目錄中亦獨樹一幟。 儘管王重民留美期間還輯錄了《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國善311
本書錄》初稿,並為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撰寫善本書志,但都按照傳統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以中文編錄,與《王目》大相徑庭。 究其根源,或許還有一個因素不容忽略,那就是伯希和參與了《王目》的編纂。 換言之,《王目》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法學人學術交流與碰撞的珍貴成果。①《海外稀見錄》原載北平《圖書季刊》1935 年 3 月第 2 卷第 1 期。 《記劍橋大學圖書館所藏太平天國文獻》原載上海《國聞週報》1936 年 6 月 3 日第 13 卷第 12 期。 《羅馬訪書記》原載《圖書季刊》1936 年 12月第 3 卷第 4 期。 此三文後收入王重民《冷廬文藪》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②該書錄初稿完成後,製成膠卷,又經袁同禮重校整理,清抄謄寫,於 1957 年由美國國會圖書館在華盛頓影印出版。 王重民則將手稿攜帶回國,後與北京圖書館(現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善本書資料合編為《中國善本書提要》,於 1983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參見范邦瑾:《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續錄·序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 1 頁。③屈萬里後在王重民書稿的基礎上增訂補寫,完成整理工作,《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文庫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於 1957 年出版。 王重民原稿現藏於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④⑧伯希和:《伯希和西域探險日記(1906-1908)》,耿昇譯,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4 年,第 711 頁。⑤⑨伯希和等:《伯希和西域探險記》,耿昇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27 頁;第 20 頁。⑥這批書籍多被改作洋裝。⑦該序言以法文寫就,序文的翻譯得到了好友鍾允夕女史的鼎力支持,特此致謝。⑩書信詳文參見劉蕊:《新見王重民致伯希和書信十一通考釋》,上海:《圖書館雜誌》,2022 年第 9 期;劉蕊:《巴黎吉美博物館藏王重民致伯希和書信四通考釋》,廣州:《圖書館論壇》,2021 年第 7 期。參見當日王重民致伯希和函,見載於劉蕊《巴黎吉美博物館藏王重民致伯希和書信四通考釋》。劉蕊:《新見王重民致伯希和書信十一通考釋》。Maurice Courant,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éparte-ment des manuscrits. Catalogue des livres chinois, coréens, japonais, etc., Paris: Ernest Leroux, 1902, pp. i-ii; p. 393.下有三級分類:2.4.1 個人傳記;2.4.2 傳記合集。包含省份及書籍條目數:江蘇(38);浙江(27);安徽(18);江西(19);湖北(14);湖南(30);四川(29);河北(59);河南(53);山東( 44);山西 ( 42);陝西(113);甘肅(24);福建(11);廣東(20);廣西(3);貴州(1);瀋陽和吉林(2);新疆 ( 1);熱河和察哈爾(9);寧夏和青海(2)。下有三級分類:3.4.1 滿洲和蒙古;3.4.2 中亞;3.4.3西藏和印度;3.4.4 雲南、印度支那;3.4.5 日本、朝鮮、台灣島等;3.4.6 南方諸島;3.4.7 歐洲、美洲等。下有三級分類:4.4.1 周禮;4.4.2 儀禮;4.4.3 禮記;4.4.4 其他禮書。下有三級分類:6.1.1 漢至唐;6.1.2 宋;6.1.3 金元;6.1.4 明;6.1.5 清。劉蕊:《巴黎吉美博物館藏王重民致伯希和書信四通考釋》。現藏於法國里昂市立圖書館。Paul Pelliot, Répertoire des 《Collections Pelliot A》 et 《B》 du fonds chinois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Lei-den: E. J. Brill, 1913, p. 7.舉例依照王重民《伯希和 A 藏 B 藏目錄》 (手稿本)原文謄錄,手稿本在書籍信息與索書號之間以豎線分欄。作者簡介:劉蕊,上海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博士。上海 200444[責任編輯 陳志雄]411
澳門理工學報 2024 年第 4 期·總編視角·主持人語:原祖傑教授在這裡提出了一個有關學術期刊的有為與無為的命題———討論的是有關學術期刊及其編輯的角色擔當問題,但從某種意義上看,也是作者從一個特別的角度對新世紀以來學術期刊改革之得與失的認知與評判。 反思過去二十多年的期刊改革,我們在為取得巨大成就而驕傲的同時,能否把握好有為與無為之間的平衡,對於小到一份期刊的質量和聲譽,大到整個學術生態的維持,都是十分重要的。 換一個角度說,編輯角色由無為到有為的變化推動了學術期刊規範意識和學術質量的提升,也推動了中國學術的創新和繁榮。自上世紀末以來,中國期刊發展經歷了光盤版、網絡版、微信公眾號版等多個階段。 期刊界在增加和改進傳播渠道上的有為主義(activism)經常需要與信息化傳播日新月異的發展速度賽跑。科技的不斷進步導致人們行為方式的改變,數字化改變了很多讀者的閱讀習慣,促使期刊不斷追求新的傳播方式。 雖然由於後來網絡化由呈現到搜索的轉向讓網絡專業刊的努力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但這一嘗試仍不失為中國期刊改革的一大壯舉,在中國期刊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原兄洋洋灑灑 2 萬餘言,訴說了學術期刊的有為與無為,評述了新世紀學術期刊改革的得與失。 客觀地說,過去二三十年中國學術期刊改革成就主要在於編輯制度的完善和傳播方式的創新兩個方面,如今這兩個方面均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績,但隨着時間的推移,改革的邊際效益則似乎越來越低。 當前改革的目標有必要從強化制度監督轉向培養倫理和誠信機制,包括加強全社會的誠信與倫理教育,加強職業倫理規訓,發揮好具有從業資格要求的各種學者團體以及期刊協會或學報研究會這樣一些職業學會的作用,制定出比較一致的學術誠信和學術倫理標準,並以誠信、信任和尊重為原則履行這些標準,從而減少或消除內捲和內耗,促進中國學術生態的健康發展。 作為一家之言,本文視野開闊,內容宏富,論及中西,揮灑自如,甚值一讀。張桃洲教授則在本期提出了一個關於學術期刊、學術評價與學術共同體良性互生的話題。 如何推動這三者之間的良性互生關係,長期以來一直是一個甚具爭議的問題。 要在這種紛繁複雜的關係中釐清頭緒,卻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 張文直面以高校學報為代表的綜合學術期刊所處的困境,提出學術期刊應在與學術評價、學術研究的對話中,一起參與學術共同體的建構。作者認為,學術期刊具體要在如下三個方面著力:其一,進一步明確自身的定位,多學科的欄目構成是闡釋綜合學術期刊之綜合性的主要維度,但這種“多學科”的屬性往往是導致趨同化、雜糅化、拼盤化的因素,需要重視不同學科之間的交流互動,使其形成交叉性、融合性的研究視野,將學科之“多種”變為研究思想之多元、研究方法之多樣,通過調整欄目結構、做好重點欄目、重視交叉學科等方式,不斷建構個性化的辦刊特色;其二,要正確看待和把握學術評價的導向作用,在定量評價和定性評價相結合的基礎上,將重心放在學術成果的研究本體上,不斷促使評價維度由“單一”走向“複合”,同時將單一被動接受學術評價變為與學術評價的良性互動;其三,逐漸確立、凸顯學術期刊在學術評價中的主體性,積極發揮參與學術評價的主觀能動性,探索參與學術評價的多種路徑和方式,學術期刊作為重要學術平台和學術紐帶,通過組織、推動學術研究,發布、傳播學術成果,推動分類評價,實現學科合理布局、學科研究符合規範。 學術期刊應該擺脫單一量化評價的束縛。唯有學術期刊、學術評價與學術共同體之間形成良性互生的發展態勢,以高校學報為代表的綜合學術期刊才能在多元的時代語境中找準定位,不斷引領學術研究的潮流。 (劉澤生)511
澳門理工學報 2024 年第 4 期試論學術期刊的有為和無為———兼評新世紀學術期刊改革的得與失原祖傑[提 要] 中國自 20 世紀 50 年代建立的學術期刊體系在 70 年代末得以明確和強化,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學術期刊單位化與期刊編輯職業化。 然而,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學術期刊,尤其是人文社科類綜合性期刊的出版狀況卻讓學界和期刊界很多人憂心如焚。 面對外部的批評和內部的窘迫,一批期刊人率先打破歲月靜好的無為狀態,走向有為的期刊改革。 從統一註釋標準到明確投稿要求,從推動專欄建設到創辦網絡專業刊,從採用同行評議制度到不斷更新傳播方式,無不展示出投身改革的一批期刊編輯的積極進取精神。 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中國學術期刊無論是編輯制度的完善,還是傳播方式的創新,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績。 然而,随着時間的推移,改革的邊際效益則似乎越來越低。 繁複的制度監督和花樣翻新的傳播競爭造成的內耗和內捲讓我們不得不反思,有為的改革與進取是否應該在某些方面讓位於無為的信任與持守,讓學術期刊回歸到正常的學術服務角色,將改革的目標從強化制度監督調整到培養倫理和誠信機制,以促進中國學術生態的健康發展。[關鍵詞] 學術期刊 學術評價 同行評議 編輯角色 學術生態[中圖分類號] G239.2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4) 04 - 0116 - 13現行中國的期刊體制源於 1950 年代,當時中國開始建構以“審批制—單位制—職業化”為核心的期刊體制,只是由於後來歷次政治運動的衝擊,這一體制變化在 80 年代之前影響不大。 然而,20 世紀 70 年代末的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激發了各個行業的奮進意識,也激活了建國初期的很多制度設計。 以高校學報為主的學術期刊躍躍欲試,推動教育部於 1978 年 11 月頒發了《關於辦好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學報的意見》,要求高校學報配備一定數量的專職編輯。 到 80 年代中後期,“有健全的編輯部、有符合本專業要求的專職主編及一定數量的專職編輯”,已經成為國家新聞出版署指導下學術期刊的標配。 “從此,‘單位’正式取代學術共同體成為學術期刊的主辦者,學術期刊則告别了‘編研一體’而正式走向職業化”。①游離於學術共同體之外的學術期刊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主體意識,參與其中的主編和編輯們開始積極回應時代的需求,謀劃期刊改革,力圖有所作為。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來,國家制定了一系列戰略方針,在積極推進科學現代化、全面繁榮哲學社會科學以及推動中國學術走出去等新政策驅動下,學術期刊的主編和編輯們也受到鼓舞,開始更積極611
地由被動轉向主動,由無為轉向有為。 劉京希認為學術期刊應該是一種主體性存在,“應當有主格、有品格、有刊格,它應當有自己的學術追求,力圖成為個性化的物質和精神之雙重存在,以完成推進學術事業之繁榮的使命”。②這一定位也是很多期刊主編和編輯們過去二十年的共識,以至於學術期刊原本自在的角色和無為的狀態幾乎被人們遺忘了。 中國學術期刊,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期刊何以發生如此劇烈的角色轉換,這一變化給中國學術發展帶來哪些意料之中或預料之外的後果,時至今日我們應該如何盤點、梳理、認知和評價這一時期主要發生在中國人文社科領域的期刊改革,這是本文要討論的核心問題。一、無為期刊遭遇有為改革如果從 1665 年世界最早的兩份學術期刊,即法國的《學者雜誌》和英國的《哲學匯刊》創刊開始算起,學術期刊已經走過三個半世紀的歷程。 傳統意義上的學術期刊只是學術共同體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性質、特徵、目標、使命均受制於學術共同體。 正常的學術共同體,誠如邁克爾·波蘭尼(Michael Polanyi)的界定,遵循的是一種“隨機秩序” ( spontaneous order),“一種自發的、無意識的秩序”。③波蘭尼對科學共同體的定義應該是基於其對近代早期科學實踐的觀察。 有學者注意到,科學革命時期的科學家和哲學家們,包括哥白尼、伽利略、開普勒和稍後的弗朗西斯·培根、勒內·笛卡爾等,都視科學探索為個人志業,只是需要驗證或討論時才通過書信或書籍出版方式與同行分享其發現或見解。 一般認為,“科學實踐的個人特徵到 17 世紀因致力於交流科學見解的學會和期刊的出現才大為改觀”。④對這一轉變的最好詮釋就是 1660 年倫敦皇家學會的建立和 1665 年《哲學匯刊》的創刊。 從此以後,學會和作為學會旗艦的會刊就成了學術共同體的核心。 學會首任秘書和《哲學匯刊》創辦人亨利·奥爾登伯格(Henry Oldenburg)為鑑定來稿的學術質量還首創了同行評議制度,該制度將學術期刊與學術共同體成功地聯繫在一起。 從這種意義上說,1665 年之後的歐洲學術共同體也不完全是自發的、無序的,學會和會刊對共同體的引領作用已經顯示出來。波蘭尼之所以強調學術研究和學術共同體的自發性,所針對的是 20 世紀 30 年代以來國際學術界蔚然成風的計劃學術,而這一趨勢的根源還在於 30 年代大蕭條引起的經濟領域自由放任政策的危機。 一方面,遍布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蕭條讓各國領導人和知識精英意識到自由放任帶來的嚴重後果,紛紛求助於凱恩斯主義等國家干預市場經濟的理論和政策;另一方面,受大蕭條衝擊的歐美資本主義國家與在計劃經濟中高歌猛進的社會主義蘇聯形成鮮明對比,在各國知識分子中出現對有組織有計劃的學術研究的熱切期盼。 即使以保守主義見長的英國學術界也難以免俗,很多熱衷於公共事務的科學家捲入當時盛行的計劃科學運動。 1945 年 12 月,英國科學進步協會(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開會討論計劃科學,並邀請當時已經在科學哲學界嶄露頭角的邁克爾·波蘭尼到會致辭。 從匈牙利移民到英國的波蘭尼是計劃學術的堅定反對者,對於英國學界一批服膺於“計劃”學術的科學家很不以為然,但卻在輿論中居於少數。 在其致辭中,波蘭尼抱着引發眾怒的勇氣更新了他對計劃學術的批評,“但卻驚奇地發現,發言人和聽眾均支持其觀點,即科學應遵循其內在理路自由地探索”。 按照波蘭尼的說法,從那以後計劃學術運動在英國漸趨式微。⑤波蘭尼試圖從哲學的高度闡述學術研究的自發性和偶然性,否定計劃學術的合理性與合法性,但計劃學術不僅存在於 30 年代蘇聯的“五年計劃”之中,在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也由於眾多研究基金的設立而將原來的個人研究納入到不同程度的集體研究之中,這種團體合作體現在學術發表711
上就是聯署作者的普遍化,說明大多數涉及實驗、統計和調查類發現都是由一個團隊而不是個人完成的。⑥ 與科學革命時期單打獨鬥的獨立作者發表不同的是,19 世紀末以來團隊成果的逐漸增多。對此我們只要瀏覽一下一些著名科學雜誌的文章目錄即可一目了然。儘管歐美等學術強國依然在追求自由自在的學術研究,但在現實生活中,不受外界干預和影響的純粹學術幾乎是不存在的,就像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所倡導的自由放任理論從未完全實現一樣。更何況,在一些傳統社會中,“為解決複雜且不確定的環境問題而向國家提供科學諮詢本身就具有重要意義”。⑦對於當下世界各國的學術期刊來說,無論學術界是否情願,都不得不承認,它已經難以避免地為各種外在力量所驅動,成為從大學到國家的行政機構對學者進行學術評價的工具了。根據朱劍的觀察,這種以學術評價為目標的對學術生態的外來干預主要起因於二戰之後的冷戰狀態:“國家對於科研的巨大投入成為戰後科研資金的主要來源,科研資金則成為大學及研究機構全力以赴爭奪的對象”,為了公平分配科研基金,“專業評價機構應運而生”。⑧學術期刊作為學術發表的重要平台,自然也被納入評價體系之中。 越來越多的外來干預,讓學術期刊背離了自然、自在、自發的原始狀態,由無為走向有為。具體到中國國內的學術期刊,我們也可以看到這種變化。 20 世紀 70 年代末開始的改革開放,讓中國迎來了 80 年代的科學春天。 然而,由於研究人員的數量有限,高質量的學術成果相對較少,學術發表基本上還是遵循傳統的自由自在的方式,學術之外的干預因素並不多。 儘管國家從 1991年就開始設立社會科學基金資助學術研究,但早期的資助數量相對較少,並未對大多數人的學術研究產生影響。 在很多資深編輯的回憶中,八九十年代是一個美好的時代,無論是科研還是編輯工作都要從容得多。 學者們沒有今天這樣大的發表壓力,也就沒有因僧多粥少造成的內捲。 這種歲月靜好的局面甚至掩蓋了中國學術期刊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生存狀態。 到上世紀末,中國學術期刊,尤其是綜合性學術期刊存在的各種問題開始顯現。 朱劍在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透露,上世紀末的1998 年,國家新聞出版署本來要整頓綜合刊過多的亂象,結果“一個不經意的疏忽導致了治理整頓的結果與初衷大相徑庭,以致形成了如今一校一刊、一盤散沙般的學報尾大不掉的尷尬局面”。⑨這樣,隨着中國學術的崛起和知識產出的增多,綜合性大學學報遍地開花。 從 90 年代中期開始的十年間,“文科學報總數翻了一番多,達到了 1,300 餘家”。⑩當學術界和期刊界逐漸認識到千刊一面的綜合性大學學報不能代表學術期刊發展的正常方向時,中國的期刊困境已經積重難返。既然學術界期望的期刊專業化發展在傳統的紙質刊出版上已經無能為力,期刊改革的目標指向了世紀初在中國方興未艾的網絡化出版。 在朱劍、仲偉民等學報主編的組織和策劃下,2012 年以教育部名刊為主的 17 家學報在知網共同推出了《馬克思主義學報》、《歷史學報》、《文學學報》、《哲學學報》、《政治學報》等 10 種網絡專業刊。 這個被稱為“中國高校系列專業期刊”的網絡出版系統參與的學報後來增加到上百家,專業刊的數量也增加到數十種。 這一設計的目標就是通過網絡媒體實現綜合性學報專業化呈現,所針對的是中國綜合性學報的拼盤化現象,所追求的是學術期刊的專業化發展,所依託的是正在興起的數字化、網絡化閱讀趨勢。 與國家指導的各項改革不同,這一期刊改革舉措完全是由學術期刊自己發起的。 過去三十年中國期刊發展經歷了光盤版、網絡版、微信公眾號版等多個發展階段。 期刊界在增加和改進傳播渠道上的有為主義(activism)經常需要與信息化傳播日新月異的發展速度賽跑。 科技的不斷進步導致人們行為方式的改變,數字化改變了很多讀者的閱讀習慣,促使期刊不斷追求新的傳播方式。 雖然由於後來網絡化由呈現到搜索的轉向讓網絡專業刊的努力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但這一嘗試仍不失為中國期刊改革的一大壯舉,811
在中國期刊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除了綜合刊過多這一痼疾之外,中國學術期刊也受到本世紀初學術繁榮中滋長的學術腐敗和學術不端的侵蝕。 一位學報編輯曾在文章中對當時中國學術期刊的文化生態進行了揭露和批判:“學術共同體生態失衡”殃及學術期刊,“使得一部分學術期刊在‘真學術’面前抬不起頭,它們缺乏學術公正與學術尊嚴,學術質量平庸,假冒偽劣的學術泡沫和垃圾充斥着期刊,佔據着大量的學術版面,這種狀況讓有良知的編輯痛心疾首”。 可以說,世紀之交工作在高校學報的一批期刊編輯是最先感知到學術生態變化的學術群體。進入新世紀,尤其是在中國加入 WTO 以後,一方面是經濟的迅速繁榮,高校和科研機構的研究經費逐年增加,研究隊伍不斷擴充,學術產出也成倍增長;另一方面,各行各業都在尋求與世界接軌,學術研究和知識生產也在走向國際化,學術期刊為了追求高質量發展也必須有所作為,開始積極探索各種改革路徑。 激勵期刊界銳意創新大膽改革的是教育部和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的一系列舉措,其中影響最著的當屬 2003 年底正式啟動的“名刊工程”。 從 2003 年底到 2011 年 5 月,該工程在全國一千多種高校人文社科期刊中前後分三批遴選出 31 種高校名刊,通過樹立典型以點帶面推動學術期刊整體質量的提升,以改變大學學報“全、散、小、弱”的狀況,實現“專、特、大、強”的目標。對於期刊界來說,要跟上國家的改革步伐,首先要解決的是自身存在的諸多問題,這些問題在朱劍 2007 年刊發於《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的文章《徘徊於十字路口:社科期刊的十個兩難選擇》中得到了較為全面的闡述。 經過幾年的醞釀,一批率先成為教育部名刊的大學學報開始推動積極有為的改革。 仲偉民、朱劍 2012 年在《清華大學學報》上刊文,提出要擺脱“1950 年代以來逐步固化的綜合性、內向性模式”,構建科學合理的學報體系。 期刊改革的路徑在張耀銘的幾篇重頭文章中得到系統闡述,即要擺脱中國學術期刊“全、散、小、弱”的狀況,從千刊一面的局面中脱穎而出,就要建立自己的品牌,提升自身的品牌影響力,具體包括(1)提升選題策劃能力,(2)建立特色欄目,(3)加強專題研究,(4)推出名家名文,以及(5)開展學術爭鳴,等等。 這些改革有一個總體目標,就是張耀銘總結的“重建學術期刊的公信力和權威性”:首先要剔除製作假刊、濫發增刊和買賣版面等以刊牟利的現象;其次要擺脱平庸,改頭換面,所發文章從內容到註釋格式都要遵循嚴格的學術標準;第三,通過採用同行匿名評審制度等形式提高稿件錄用的公正性和透明性,並讓學術期刊回歸學術共同體;第四,通過社科資助等方式鼓勵期刊推動學術創新,引領學術潮流。張耀銘還舉出《文史哲》圍繞重大學術問題舉辦學術會議、《南京大學學報》倡導“專欄特約主持人”制度以及《清華大學學報》設立“百盛—清華學報優秀論文獎”等案例,說明國內人文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為改進期刊質量、推動學術進步做出的諸多努力。 改革的齒輪在尋求有所作為的各家學報編輯部的推動下轉動起来。 朱劍在近期發表的文章中追溯了期刊改革中兩個著名的話題,即“編輯學者化”和“編輯引領學術”的來龍去脈:“要說兩者是怎樣走到一起的,最直接的原因當然是,不管大刊小刊名刊普刊,編輯們都不甘現狀,積極勵志,勇於突破自我使然。” 二、從案頭編輯到策劃、約稿編輯———編輯角色的演化學術期刊要有所作為,首先要求期刊編輯轉變角色,承擔起新的責任和使命。 而 20 世紀 70 年代末的期刊體制改革造就的期刊編輯職業化為中國期刊人命運的變幻起伏埋下了伏筆。 根據朱劍的研究,從 1980 年代開始,隨着“學術期刊特别是高校學報數量的激增”,“作為一個獨立行業的學術期刊(學報)職業編輯隊伍也迅速壯大”。 “當脱離了學術研究和從未獨立從事學術研究的職業911
編輯成為編輯主體之時,他們已不再具有學術共同體成員的身份”。 “顯然,制度層面的職業化改變了編輯與學者的傳統關係,對‘編研一體’傳統的否定直接導致了學術期刊編輯全面退出了學術研究領域而與學術共同體分離”。 職業化重新規定了學術期刊編輯的責任與使命,也重新塑造了編輯的知識結構:首先,單位認同取代了學術共同體認同。 既然期刊是由單位主辦,主編和編輯也都由單位任命,他們當然要對單位負責。 其次,編輯代替學者掌控了學術成果的評判權。 誠如朱劍所見,“通過體制的賦權,編輯可以憑藉審稿來支配甚至指揮學者的學術研究”。 最後,以高校學報為主的綜合性期刊的多學科特徵決定了人數有限的期刊編輯不可能追求專家化發展,而必須應對來自不同學科的知識挑戰,變成了“雜家”,也就是劉石所認同的“編輯應該是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everything”,並認為“一流學者的文章恐怕也只能由具有二流乃至三流學術水平的編輯來編發”才是合理的。 從八九十年代過來人的各種回憶看,大部分期刊編輯對於 70 年代末開始的編輯職業化是樂於接受的。 相對於一線教師和科研人員,期刊編輯的工作壓力要小一些,卻又能在很多學術會議上受到“尊寵和禮遇”。 如果能在身心上接受這種體制安排,期刊編輯應該是個令人羨慕的職業,這或許就是很多資深編輯回憶中那段雲淡風輕的美好時光。傳統意義上的期刊編輯是案頭編輯,每天拆閱和反饋一封封紙質郵件,從中選出優秀的文稿發表,大多比較清靜無為,雖然也有較為繁忙的大刊編輯,但案牘勞形總能在大小學者們由衷的謝語中得到慰藉。 他們秉持的是內容為王的辦刊宗旨,所關注的也主要是論文質量,而不必考慮其影響因子、轉載轉引或者獲獎評優,更不用為期刊分級和基金資助費心勞神。 那時的期刊編輯大多意識不到其職業可能帶來的權力和利益,也就不會看重任何非正常的回報。 根據曾供職於武漢大學學報多年的葉娟麗教授的回憶,近十年來退休的那批編輯,多數是在 1980 年代轉崗而來。 “這批編輯主導了中國學術期刊發展的黃金 30 年,並且確立了中國學術期刊發展的一些基本規則,其中之一就是恪守專職編輯本分,不介入學術,做純技術性的編輯”。 作為職業編輯,他們所能獲得的最大獎賞就是一代又一代學術新人都會記住他們第一篇重要文章是誰編的。 筆者 1988 年碩士畢業留校工作,1990 年在《世界歷史》發表了第一篇代表作,至今記得編輯部黃啟芳老師覆信中的溫文爾雅。 如今黃老师已去世多年,很多學術同行還時常談起她,銘記着她的恩澤。 對一位“甘為他人作嫁衣”的職業編輯來說,能為廣大作者所銘記,能活在作者心中,也不失為一種理想的境界。 只是時過境遷,即使期刊編輯們沒忘初心,也回不到當年的工作環境了,現在的學術生態和辦刊條件已今非昔比。對很多期刊編輯來說,最值得懷念的還是沒有所謂核心期刊、沒有期刊排名的那些年的恬淡與溫馨。 曾在一家大學學報工作數十年之久的陳穎對於核心期刊排行榜在中國的登堂入室及其造成的期刊惡性競爭有深切的體會:“隨着一些圖書情報機構的有意誘導、持續加溫,加上高校、科研院所等學術單位科研管理部門的有意無意配合,所謂核心期刊排行榜竟逐漸流行開來,經過二三十年的浸潤,如今已堂而皇之成為幾乎所有高校和科研單位考核學者學術水平科研業績的不可或缺的主要指標之一。 對於學術期刊而言,這幾乎是一個看不見的巨大天網,不管你願意不願意,所謂核心期刊評價都如影隨形難以掙脱。 於是,為了在所謂核心期刊排行榜中掙得一席之地,眾多學術期刊不得不認真對待主動迎合諸如影響因子、被引率、下載頻次等評價指標,久而久之竟相沿成習,溫水煮青蛙般淪為期刊評價機構的‘奴隸’。” 表面上看學術期刊越來越受重視,期刊編輯地位也水漲船高、炙手可熱;而實際上,原來很多與世無爭的編輯現在卻被捲入各種權力角逐中,一方面要應付超越學術的各種要求和請託,另一方面又要為自己供職的期刊爭取到“核心”的地位和可觀的名021
次,為此不得不主動出擊,利用各種機會約請名家稿件以提高轉引率,勾兑二次文摘編輯以提高轉載率,利用多媒體增加所刊文章的能見度和傳播範圍。 這就導致編輯角色發生根本變化,由案頭編輯、文字編輯轉化為策劃編輯、約稿編輯和多媒體編輯。從過去二十多年學術期刊的發展趨勢來看,無論是學術繁榮還是傳播技術改進都對主編和編輯形成前所未有的壓力。 在期刊編輯被職業化並逐漸疏離於學術共同體的八九十年代,學者隊伍和學術產出都保持在有限的規模。 就筆者所熟悉的歷史學領域而言,很多資深教授一輩子正式發表的文章也不過十來篇;有的教授雖然學富五車卻不著一字。 相比之下,學術期刊編輯少發甚至不發文章也不會有任何壓力。 大概從 20 世紀 90 年代後期開始,中國的學術發表就駛入快車道,經過一二十年的積累,學界出現了很多著作等身的學者,發表的文章動輒上百篇,甚至數百篇。 這種現象加重了編輯的身份焦慮:如果不能在自己的專業領域有可觀的發表,自己還算不算一位學者? 在對於學術期刊回歸學術共同體已成共識的當今中國,期刊編輯如果不能自動學者化,就要付出比學者更多的努力去證明自己。 由此我們看到很多編輯在承擔了繁重的編校工作的同時,還要抽出時間做科研,不然的話職稱就難以晉升,待遇上也與教學科研崗拉開了更大的距離。學術期刊編輯面臨的另外一重壓力是數字化帶來的挑戰。 中國學術期刊由無為向有為轉變時期,正趕上學術傳播的網絡化、數字化革命。 追求學術傳播的方便、快捷成為很多期刊的辦刊目標,自然也成為加諸編輯崗位的新要求。 張耀銘十多年前就曾撰文談“數字挑戰與編輯重塑”問題。他指出:“面對數字化的挑戰,學術期刊必須轉變發展方式,學會數字化生存。 學術期刊的編輯不僅要了解不斷湧現的各種新技術,如期刊採編系統、學術不端檢測系統、電子排版系統、電子校對技術、數字化出版技術、手機出版、RSS 訂閱、博客等,積極將新技術應用於期刊出版中,而且必須轉換自己的角色定位。” 關於角色轉換,張耀銘談到的兩點變化至今依然困擾着學術期刊的主編和編輯們:其一是“由單純的文字編輯轉型為全媒體編輯”。 隨着信息化革命向縱深發展,對學術信息的傳播要求越來越高。 期刊編輯要想跟上信息革命的技術進步,不僅要熟悉網頁的設計與操作,還要了解移動互聯網技術。 其二是“由學者型主編轉型為職業化主編”。 他認為,將主編工作僅僅看作學術科研之外的一份兼職是不夠的。 身為主編就應該投入其中,使所辦刊物“體現出一種整體的編輯思路、學術導向和審美情趣”。 張文提到的主編職業化與前文所談編輯學者化看似矛盾的兩個方向,卻形成相向而行的雙重壓力,讓學術期刊編輯們告别了雲淡風輕的案頭生涯,既要在各自領域的科研工作中站穩腳跟,又要成為新媒體能手和社交達人,讓所編輯的期刊在正常的學術影響和不正常的學術分級與排名中都能立於不敗之地。三、學術期刊的責任與使命可以說,至晚到本世紀初,學術期刊角色定位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從被動服務於學術共同體,逐漸轉變為具有主體意識的獨立學術平台,以推動學術進步與發展的助推器和催化劑自任。 期刊職能變化的背後是主編和編輯職責的變化,從過去“為人做嫁”的服務型工作轉變為學術研究隱形的指導和指揮者。 只要瀏覽一下過去二十多年發表的有關學術期刊使命的文章,不難發現充斥其中的各種高大上的口號,很多期刊往往在政治高調中忘記了自身的基本定位,那就是作為學術共同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學術期刊在推動學術共同體建設和中國學術繁榮中究竟要承擔起什麼樣的使命,發揮什麼樣的作用。客觀地說,學術期刊作為學術成果的發表、展示和交流平台,經常不自覺地成為學術活動的中121
心。 歷史上不乏作為某個學術團體的旗艦雜誌引領學術新潮流的案例,如催生年鑑學派的創刊於1929 年的《經濟社會史年鑑》 (1946 年改名為《經濟、社會、文化年鑑》),還有中國近代史上圍繞《學衡》雜誌形成的文化保守主義的學衡派,圍繞《食貨》雜誌形成的食貨學派,都是因期刊而得名。然而,很多學者在關注期刊與學派時,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二者之間固有的本末與因果關係。 如果我們仔細觀察歷史上一些學術流派的形成過程,就會發現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先有一批擁有某種創新性學術思想和方法的學者,為了表達他們的觀點才創辦一份學術期刊或者其他形式的學術媒體。近代思想史上較早出現的學派是法國的百科全書學派(Encyclopédiste)。 這個學派雖然以狄德羅等人編著的《百科全書》 (全稱《百科全書,或科學、藝術和工藝詳解詞典》,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命名,但了解其歷史背景的學者都清楚,在主編《百科全書》之前,狄德羅就與一些志同道合的啟蒙思想家結成一個圈子,成員包括孟德斯鳩、魁奈、伏爾泰、盧梭、達朗貝爾等,他們都參與了《百科全書》的編纂。 後來的年鑑學派的情況也大抵如此。 根據彼得·伯克的研究,年鑑學派的創立者是兩個人,費夫爾和布洛赫。 二人都出身巴黎高等師範學校,1920 年同時被任命為斯特拉斯堡大學教授,從此開始了長達 13 年的不間斷的合作。辦公室相鄰的費弗爾和布洛赫每天都一起討論他們感興趣的歷史地理和社會心理等問題,間或有别的學科的同事加入其中,逐漸形成一套全新的歷史研究視角和方法。 1929 年他們共同創辦了《經濟社會史年鑑》(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並以此為平台帶動了一批志趣相投的歷史學家投身其中。 儘管期刊名稱後來兩度變更,但學派的特色具有明顯的一致性。 由此可見,我們可以說年鑑學派以《經濟社會史年鑑》這份期刊而得名,但期刊只是學術群體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學派與學刊之間的因果關係也體現在上文中提及的近代中國的兩個案例身上,無論是《學衡》派還是《食貨》派,都是先有一批在思想、方法上尋求創新或者異於常人的學者,才有期刊和學派。當然,釐清學術期刊與其所依託的學術共同體之間的關係,並不是要否定期刊在推動學術發展中可以發揮積極主動的作用。 其實,回顧過去二十年中國社會科學期刊的巨大變化,不難看出學術期刊編輯,尤其是高校學報編輯們銳意進取、不斷創新以引領學術的心路歷程。 在積極有為的心態下,引領學術的很多路徑被開拓出来。 總結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通過策劃和組織重點欄目,推動期刊特色化發展。 重視欄目設置,以欄目體現特色,是過去二十年期刊界的普遍做法,也是很多綜合刊克服拼盤化弊端的有效舉措,受到廣大讀者的讚賞。通過重點欄目的設置可以實現如下辦刊目標:其一是貫徹國家大政方針,達到主題宣傳的目的。 高自龍總結了新時代學術期刊創新引領的五個視域,包括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理論與實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性轉化、人類文明優秀成果的中國化轉化以及中華文化、中國理論的世界化轉化。 這五個方面也是很多期刊欄目設置的重點考慮。 其二是關注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支持國家人文社科研究規劃。 二戰後從部分西方國家開始通過國家和各種基金會資助對學術研究提供支持,進而影響學術研究方向。 20 世紀 80 年代中國也開啟了科學研究基金項目,進入新世紀以後對人文社科研究支持力度也開始加大。 很多學術期刊都會對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支持項目成果更為重視,其實也是變相支持國家導向的學術研究。 其三是關注國際國內學術研究新視角、新方法、新問題,推動學術前沿的不斷開拓。 如果說前兩種情況期刊編輯只是讓所編期刊被動地服務於國家大政方針和學術導向的話,第三種情況則要求編輯側身學術活動,把握學術動態,對國際國內相關領域的學術前沿有足夠的了解,亦或通過各種學緣聯繫到具有國際視野或前221
沿經歷的學者出面主持專欄,如《澳門理工學報》近年來開設的“動物研究專題”即屬此類。 也許還有第四種情況,儘管並不像前三種情況一樣被各家期刊普遍採用,但卻成為很多原來名不見經傳的期刊異軍突起的強項,那就是藉助辦刊機構和辦刊環境的特殊性而開設的特色欄目,如《澳門理工學報》長期設立的“港澳研究”和“中西文化”等。需要指出的是,專題的突出、專欄的開設也應該把握好度,要給專題之外的研究留出足夠的空間。 很多期刊的版面都被各種各樣的專欄佔據,而很多專欄的稿件來自約稿,無法納入專欄的稿件發表往往會被推遲甚至拒絕。 長此以往必然會破壞自由自發的學術生態,不利於學術共同體的健康成長。二是要通過期刊制定的學術標準和寫作規範,引領學術發表與國際學術界接軌。 回望歷史,中國學術現代化道路是經歷了艱難曲折的,從晚清以來孕育發展起來的現代學術研究由於革命和戰爭的衝擊而屢屢中斷。 改革開放以後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學術界為了全面更新中國的學術標準和規範而積極尋求與世界接軌。 就人文社科成果的發表來看,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以前很多期刊和出版單位還不重視標準化生產,編排體例和註釋格式五花八門,不規範現象比比皆是。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學術期刊率先在學術發表上引領了一條標準化、規範化的道路,2007 年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推出關於引文註釋格式的規定,同年 8 月在北京召開了“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編排規範研討會”,修訂了《綜合性期刊文獻引證技術規範》,後來陸續被高校學報等綜合性期刊採用,並帶動了很多高校學位論文註釋格式的改進,對於年輕學者良好學術習慣的養成起到指導作用。 除了註釋格式之外,幾家名刊學報還率先要求作者投稿要有相關研究的學術史回顧,很多期刊也整頓了原來不甚地道的摘要寫法,讓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論文寫作更為規範合理。三是做好學術守門員,既不讓好稿件從自己手中溜掉,也不讓學術含金量不夠的稿件以次充好,更不能讓存在學術不端的稿件在自己手中蒙混過關。 為減少和杜絕學術不端現象,中國知網從2008 年開始正式推出“學術不端文獻檢測系統”,成為學術守門員手中的利器。 藉助知網等檢測平台,文科學術期刊率先發起對學術不端的檢測,從而減少了投稿中的抄襲、剽竊、偽造、篡改等不端問題。 學術不端是一個全球現象,但毋庸諱言的是在中國學術界表現得尤為突出,而作為學術發表主要平台的學術期刊自然成了學術腐敗和不端的重災區之一。 各界對學術不端的關注始於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也就是量化評價逐漸進入學術管理機構的視野、職稱評審開始與論文發表密切掛鉤以及全國的學術產出開始騰飛的時代。 學術躍進和繁榮雖然催生了一大批優秀成果,也導致了學術發表上的泥沙俱下。 有學者注意到,“從 1997 年到 2017 年,幾乎每年都有學術不端案例被媒體曝光”,“尤其是近年來頻繁發生的國外出版機構撤稿事件,嚴重損害了我國學術界的形象,甚至對國家科技創新、學術繁榮乃至國際形象都造成了消極影響”。 由此可見,學術期刊對學術論文發表的把關作用關乎國家形象和學界顏面,也為論者所特别關注:“我國作為世界第二期刊大國,目前共出版各類學術期刊 6,000 多種,所提供的版面每年可刊登數百萬篇論文,但依然無法滿足論文發表的需求,核心期刊更是炙手可熱。 ‘唯論文’評價機制導致的學術腐敗不勝枚舉,還催生了大量的論文中介、論文槍手,加劇了學術界的亂象。” 對於屢禁不止的學術不端現象,教育部、科技部等中央部門三令五申地加以治理,各高校和科研機構也加強了懲治力度,應該說收效還是非常顯著的。 中央各部頒發的懲治條例,為期刊進行學術把關、當好學術守門員提供了可靠依據。四、學術期刊與學術評價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術期刊跌宕起伏的命運和有為無為的取捨總是與學術評價糾結在一起,321
無論是作為篩選作者投稿、決定學術發表的評價主體,還是被收錄、轉引、轉載的評價客體,期刊都深陷當今中國已泛濫成災的學術評價的漩渦。 期刊評價一般認為始於尤金·加菲爾德(Eugene Garfield)。 1955 年加菲爾德在《科學》雜誌發文提出了“引文索引”的設想,目的是為科學家提供感興趣的文獻索引,以便於科學家及時了解本領域的科學發表。 1960 年他創辦了科學情報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ISI),並以此為基地,在 1963 年建立了科學索引(SCI)數據庫,隨後又建立了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SCI)和藝術與人文索引(A&HCI)數據庫。 無論加菲爾德當年的初衷如何,這幾個索引系統後來都成為世界各國,尤其是中國查閱和評價論文影響力的依據。 SCI系統作為一種衡量標準從上世紀末引入中國後,馬上受到各個科研機構學術管理部門的廣泛青睞,成為高校評估和管理科研任務的重要參考。 2000 年南京大學社會科學評價中心成立以後,中文學術界便有了自己的索引系統 CSSCI,從此 C 刊成為期刊的標準身份,也是期刊編輯部和廣大作者追求的基本目標,很多高校規定 C 刊之外的論文發表不計入工作量,這就鑄就了中國學術界特有的 C 刊現象:一方面,各家人文社科類期刊為被南京社科評價中心收錄為 C 刊而進行着各種形式的數據比拼,有的期刊為此甚至不惜數據造假;另一方面,由於很多高校和科研機構在統計科研成果時只認 C 刊(有的又在 C 刊之內再分更高層次的 A 刊和 B 刊),作者在投稿時自然會瞄準 C 刊,使數量相對有限的 C 刊成為學術發表的緊缺資源。 由 C 刊引發的焦慮像幽靈一樣在各大高校和科研機構徘徊:首先,C 刊是博士研究生按期畢業走上科研道路的敲門磚,在讀期間至少發表 1 篇C 刊依然是大多數高校取得博士學位的基本要求;其次,青年教師職稱晉升如無 C 刊發表(直接採用 SCI 標準的學科除外)基本不可能入圍;最後,那些已經獲得高級職稱的資深教師和科研人員似乎發表要相對容易一些了,但又不能不為其所培養的碩、博士研究生順利畢業而陷入新一輪的焦慮。 C 刊焦慮像陰霾一樣籠罩着為學術內捲所苦的各大高校。 即使在中央各部委聯合反“五唯”的今天,這一現象都未曾動搖過。 人們將批評的矛頭既指向他們熟悉的各家 C 刊,也指向製造了 C刊的以南大社科評價中心為代表的評價機構,似乎是期刊和評價機構聯合製造了 C 刊現象。 更為清醒的批評者則看到了掌握指揮棒的科研和教學管理部門,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凌駕於科研之上的行政權力的亂作為。 仲偉民對學術評價亂象總結說:“中國學術評價機制混亂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為急功近利以及學術大躍進,造成科研行政管理部門過多干預學術,在學術管理上甚至亂作為。社會上各種各樣的大學排名、學科排名以及五花八門的課題申請及評獎活動等,更是將這種不合理的評價機制推向極致。” 如何看待學術界對包括學術期刊在內的各種學術評價的尖銳批評? 首先還是要以理性的眼光和客觀的態度判斷一下以量化評價為主的學術評價是否合理。 很多人在對當今社會的過度評價的批評中流露出對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以前學術生態的懷念,那時 SCI 的影響還未波及到人文社科領域,學術評價主要靠口碑。 但那樣的“學術環境是特殊時代的產物,可遇而不可求,即使其中也有很多不盡人意的地方,卻能在人們心目中留下美好的印象”。 經過數十年的發展,中國學術體量已經翻了幾倍,自然難以沿用過去的管理方式。 SCI 之所以能在中國大行其道,C 刊之所以能成為從中央到地方揮之不去的社會現象,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曾在南大社科評價中心工作多年的沈固朝在談及引文索引與學術評價關係時指出:“引文索引數據用作評價工具的原因主要有:1. 定性評價的主觀性、非共識性、耗時性及某些難以避免的人為因素干預;2. 以論文數量代替成果質量的趨向;3. 引文索引在總體上客觀地反映出科研成果的繼承與發展關係;4. 期刊影響因子以期刊論文在學術界的反響、影響為依據,在一定程度上較客觀地反映了期刊的質量;5. 廣泛大樣本的統計421
分析數據保證了對來源期刊評價的客觀性和公正性。” 這裡道出了一個客觀現實,就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學術的蓬勃發展和海量產出讓原來的定性評價難以實施,以影響因子為主要依據的量化評價成為不得已的選擇。然而,這種不得已又不能不面對另一個現實,也就是仲偉民所警示的“量化評價扼殺人文學術”:“目前的學術評價機制不僅使人文學科處於極其不利的處境,主要刊登人文學科論文的社科學術期刊也同樣陷入困境。”他比較了同屬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兩份權威期刊《歷史研究》和《經濟研究》。 根據 2014 年發布的影響因子年報,後者的複合影響因子達到 9.831,而前者還不到 1,只有0.954。 人文學科的學科特點和從事人文研究學者的寫作習慣導致人文類文章轉引率和影響因子過低現象不僅拉低了以人文類見長的學術期刊的各項數據指標,讓一些綜合類期刊直接取消了歷史、文學等人文類欄目,也影響到人文類專業刊的在各類期刊分級中的地位,進而影響到廣大人文類學者的職稱晉升和崗位評級,長此以往必然威脅到整個人文學術的生存狀態。 當然,面對學術界的尖銳批評,評價機構也在不斷改進其評價體系,力圖“將定性評價與定量評價相結合,以同行專家定性評價為主導”,“將共性評價與個性評價相結合”,“依據學科屬性,將期刊分為人文學科、社會科學、綜合期刊和冷門絕學四大類”,通過細化學科分類解決量化評價中存在的問題。 為了爭取客觀、公正的學術評價,過去二十年學界和期刊界做出的一個共同努力就是推動學術評價回歸學術共同體。 對於學術期刊來說,回歸學術共同體的最重要的步骤就是在選文機制上加入同行評議,即雙向匿名同行評議(double-blind peer review),讓學者參與到期刊的審稿流程,與期刊編輯一起當好學術守門員。 根據張耀銘的回憶,中國學術期刊匿名評審制度的逐步實行主要是本世紀初的事。 他寫道,“2002 年教育部發布《關於加強和改進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學報工作的意見》,提出‘有條件的學報可以逐步實行同行專家的雙向匿名審稿制度’,同行評議在我國高校學報界開始得到廣泛推廣”。 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同行評議已經成為期刊界的“新常態”。 對於學術期刊來說,雙向匿名同行評議的採用具有無為和有為雙重含義。 將原來由期刊編輯單方面決定的稿件審查和採用權力全部或部分地交到同行專家學者手中,也就是讓學術評價回歸學術共同體,意味着讓學術期刊回到一定程度的無為狀態;而對於歷史上缺少同行評議傳統的中國學術期刊來說,採用匿名審稿制這一舉措本身又是一場具有自我革命意義的有為改革,不僅在用稿機制上實現了“看得見的公平”,還產生了一定的外延性的制約作用,包括對行政權力、對評價機構和對商業資本的多重制約。 同行評議制度經常被溯源到最早的學術期刊《哲學匯刊》主編奥爾登伯格經常將匯刊的來稿寄給皇家學會相關成員鑑定的做法,到 19 世紀才被歐美國家的學術期刊廣泛採用。 對於沒有將學術期刊公開分級的歐美各國,是不是同行評議期刊是高校或科研機構鑑别是不是正規學術發表的主要標準。 同行評議的積極作用在學界已經得到公認。 一位英國權威期刊主編曾經評論說:“我在同行評議中看到四個目標:選取應發內容,改進要發內容,發現錯誤,發現造假。”同時他也對同行評議存在的問題了然於胸:“用同行評議提前篩選的問題在於其低效、緩慢、昂貴、歧視、不專業、抑制創新以及易被濫用,即將重要的當作次要的篩除。” 這些問題在對同行評議制度的批評中被反覆提及,其中中外學術界有共識的幾點包括評審效率低、評審周期長和評審意見不專業、不公正等,成為評審制度改革的重點。 進入新世紀以來全世界科學發表井噴式的增長讓很多學術期刊面臨尋找合適的評審人的壓力,而即便那些視學術評審為共同體義務的熱心學者也難以應付經常收到的評審任務,編輯們往往幾經周折才能找到合適的評審人,中間自然耗費了不少時間。 如果評審521
人因為工作繁忙而推遲甚至忘記評審任務,反饋的時間會再次延遲,評審周期就是在這樣的周折中被一再打破、反覆延長,而很多期刊面對這樣的問題卻束手無策,找不到有效的解決辦法。相對於評審時間和效率方面的問題,很多評審意見所表現出的尖酸刻薄也是編輯們深感頭痛的問題。 有學者注意到,通常認為審稿人評論的是數據、論證方式和研究方法,然而有的審稿人卻毫不掩飾地貶低作者的研究能力,甚至達到人身攻擊的程度。 在筆者主編英文刊《中國歷史學前沿》(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和《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期間,經常會有編輯反映收到的評審意見過於尖刻,每次我都會建議編輯反饋給作者時要刪掉一些刻薄的話,如果能用正常的語言把意見表述清楚,為什麼非要用難聽的話去刺激作者? 前者的評審人主要是美、英等國的海外專家,後者則主要來自國內。 也就是說,這樣的現象不只存在於以中國學者為主的學術共同體中。 針對這一問題,eLife 等國際著名科學期刊曾嘗試改革同行評議中的一些規則,如公開評審意見,即開放式同行評議(Open Peer Review)。 但這樣做的結果可能會讓期刊更難找到合適的評審人,因為“開放式同行評議往往要求審稿人公開身份,對這一點大部分審稿人都不能接受”。 過去二十年來,對同行評議制度做出的改革嘗試大多歸於失敗,讓學術期刊與學術共同體之間陷於一種頗為尷尬的關係。 從對同行評議制度的各種批評來看,該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參與評審的同行專家學者履責過程中未能恪守學術倫理標準的問題。因此,當我們呼籲期刊回歸學術共同體的時候,就要面對這樣的問題:被寄予厚望的中國學術共同體能否承擔起學術評價的重擔? 李劍鳴在一篇討論學術評價的文章中,將“權力支配、人情主導,標準缺失”認定為損害學術評價的三種主要因素。 但對於有人提出的“把學術評價交給學術共同體”卻心存疑慮。 他追問說:“我們現在有真正的學術共同體嗎?”、“上面說到的‘人情’和標準問題,難道不就是發生在學術共同體內部嗎?”由此可見,要解決學術評價中的人情泛濫和標準缺失問題,重要的是建立學術共同體的自治與自律(autonomy),包括“制定學術規範,建立學術標準,形成學術倫理準則”。 筆者也曾在一篇文章中引用《美國大學教授協會職業倫理聲明》中的規定強調說,“深信知識進步的價值與尊嚴的教授,知道他所肩負的特殊責任。 他對他所屬學科的基本責任就是尋求並如實陳述他所發現的事實。 為此目的他要致力於發展和提升他的學術能力。 在使用、拓展和傳播知識時,他承擔著運用嚴格的自律和判斷的責任。 他要履行學術誠信”;“要徹底糾正學風和學術不端問題,改善學術生態環境,還是需要從學術誠信和學術倫理建設入手,明確需要承擔責任的機構和團體,補上缺位環節,嚴格懲戒措施”。而對於學術期刊和學術共同體來說,要想有所作為,就需要參照歐美國家的職業團體傳統,制定行業標準,發揮行業學會作用,通過准入機制和懲戒措施鼓勵對共同體的貢獻,抑制同行之間因不正當競爭造成的內捲和內耗,通過黑名單等追責措施懲治學術不端和有違學術誠信與倫理的行為。 總之,儘管同行評議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依然是學術評價中最為理性可靠的制度。 對於採用同行評議時間不長的中國學術界來說,更不能因噎廢食,因為學術共同體的不健全就否定同行評議的作用。結 語《莊子·大宗師》云:“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如果在英國的牛津、劍橋等老牌高校住上幾個月,就會發現投身學術不一定總要不捨晝夜地汲汲以求,也可以如劉禹锡《陋室銘》中所言,“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在恬淡自在中“調素琴,閱金經”。 科學研究的正常、自然狀態本可以是一種“隨機秩序”,學者們通過自發621
的努力和相互交流完成科學發現。 而學術期刊的發展也應該遵從科學革命以來那種近乎老莊哲學的“無為無治”狀態,學術期刊編輯們也可在令人愉悦的學術交流中作逍遙遊。 然而,過去二三十年中國的學術期刊編輯們身處學術井噴中泥沙俱下的大環境中,正常的學術研究剛剛恢復卻發現已經落伍,而學術期刊則因為綜合刊數量的劇增導致整體質量下滑,以致很多期刊淪為學術垃圾場。 在這種情況下,學術期刊編輯們不得不走出逍遙狀態,從無為轉向有為,推動從欄目設置到註釋格式、從文字編輯到全能編輯的各項改革,不僅讓中國學術期刊的整體質量獲得全面提升,也大大推動了中國的學術創新和學術繁榮。 與此同時,期刊編輯自身的定位和角色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他們從當年的案頭編輯轉化為今天的策劃編輯、約稿編輯;從文字編輯修煉成無所不能的多媒體編輯。 他們不再甘於平庸,卻不自覺地陷於無休止的內捲;他們在時代變革的大潮中勇敢地接受自我革命,卻也可能在激進的洪流中迷失自我。 反思過去二十多年的期刊改革,我們在為取得巨大成就而驕傲的同時,也不能不為一切以工具理性為導向的現代化發展而擔憂。 能否把握好有為與無為之間的平衡,在銳意改革的同時又能不忘初心,小到一份期刊的質量和聲譽,大到整個學術生態的維持,都是十分重要的。 客觀地說,過去二三十年中國學術期刊改革成就主要在於編輯制度的完善和傳播方式的創新兩個方面,如今這兩個方面均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績。 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改革的邊際效益則似乎越來越低。 要從有為轉向無為,改革的目標就應該從強化制度監督轉向培養倫理和誠信機制,包括加強全社會的誠信與倫理教育,加強職業倫理規訓,發揮好具有從業資格要求的各種學者團體以及期刊界的期刊協會或學報研究會這樣一些職業學會的作用,制定出比較一致的學術誠信和學術倫理標準,並以誠信、信任和尊重為原則履行這些標準,從而減少或消除內捲和內耗,促進中國學術生態的健康發展。①朱劍:《編輯學者化:何以討論了三十年》,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8 年第 2 期。②劉京希:《在兩難之間:論人文社科學術期刊十大關係》,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23 年第 1 期。③原祖傑:《學術期刊在學術共同體建設中的作用》,北京:《北京聯合大學學報》,2022 年第 1 期。④⑥Dean Keith Simonton, “Scientific Community,” in Todd L. Pittinsky, e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New Perspectives and Direc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176, 177.⑤Michael Polanyi, Science, Faith and Society,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p. 7.⑦Peter Newell, Knowledge, Frames and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in Climate for Change, September 2000, p. 40.⑧朱劍:《數字時代的同行評議:一個有待破解的悖論———以學術期刊匿名審稿制為中心》,成都:《理論與改革》,2023 年第 5 期。⑨鍾源:《訪談朱劍:回歸學術共同體是學術期刊及其編輯的最好選擇》,“澎湃新聞”,2018 年 9 月 7 日。⑩朱劍:《徘徊於十字路口:社科期刊的十個兩難選擇》,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07 年第 4 期。梁念瓊:《當代中國學術期刊的文化生態批判》,湖南湘潭:《湖南科技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 3 期。仲偉民、朱劍:《中國高校學報傳統析論———兼論高校學報體制改革的目標與路徑》,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12 年第 5 期。張耀銘:《學術期刊如何提升品牌力》,北京:《北京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 年第 4 期。張耀銘:《重建學術公信力和權威性》,《總編視角:華文學術期刊發展趨勢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第 25~26 頁。朱劍:《編輯學者化與編輯引領學術:兩樣的賦能,一樣的迷思》,昆明: 《昆明學院學報》,2023 年第1 期。721
朱劍:《編輯學者化:何以討論了三十年》,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8 年第 2 期;《如影隨形:四十年來學術期刊編輯的身份焦慮———1978—2017 年學術期刊史的一個側面》,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18年第 2 期。劉石:《也談“身份焦慮”與“編輯學者化”》,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8 年第 3 期。葉娟麗:《編輯學者化:一個不應成為問題的真問題》,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8 年第 3 期。陳穎:《新時代高品質學術期刊建設與編輯的初心使命》,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23 年第 6 期。張耀銘:《關於學術期刊生存發展的幾個問題》,長沙:《雲夢學刊》,2013 年第 4 期。Peter Burke, 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The Annales School, 1929—89,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pp. 12-16.高自龍:《新時代學術期刊創新引領的五個視域》,北京:《北京聯合大學學報》,2022 年第 1 期。劉普: 《我國學術不端問題的現狀與治理路徑———基於媒體報道的 64 起學術不端典型案例的分析》,北京:《中國科學基金》,2018 年第 6 期。 仲偉民:《量化評價扼殺人文學術———關於人文學科學術期刊的評價問題》,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5 年第 3 期。原祖傑:《學術評價的困境與學術期刊的使命》,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學报》,2020 年第 6 期。沈固朝:《期刊評價、學術評價與引文索引》,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學報》,2014 年第 6 期。蘇金燕:《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期刊評價體系的構建方向與實踐創新》,北京:《圖書情報工作》,2023年第 19 期。張耀銘:《學術期刊高質量發展的新趨勢》,江蘇無錫:《江南大學學報》,2024 年第 1 期。Mike McGrath,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Journal Editor,” in Deborah Shorleg, Michael Jubb, eds. The Future of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Facet, 2018, p. 120.張天祁:《科學界苦同行評議久矣? 如何改革?》,微信公眾號“知識分子”,2022 年 11 月 14 日。李劍鳴:《自律的學術共同體與合理的學術評價》,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14 年第 4 期。原祖傑:《試論信用、倫理與同行評議制度》,成都:《理論與改革》,2023 年第 5 期。作者簡介:原祖傑,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報研究會副理事長,《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原常務副主編。 成都 610064[責任編輯 劉澤生]821
澳門理工學報 2024 年第 4 期學術期刊、學術評價與學術共同體的良性互生張桃洲[提 要] 以高校學報為代表的綜合學術期刊因受到內外因素的影響,在與學術評價、學術研究的對話交流中並未形成良好的學術共同體,甚至出現相互疏離與悖反,深刻地影響了學術生態環境的建設。 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在於,在正確理解學術期刊定位、學術評價對學術期刊引導性質的基礎上,激發學術期刊參與學術評價的積極性,探尋學術期刊與學術評價的有機關聯及二者基於雙向主體性的對話和互動空間,由此共同參與一種良性學術共同體的構建。[關鍵詞] 學術期刊 學術評價 學術共同體 良性互生[中圖分類號] G237.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4) 04 - 0129 - 11本文討論的學術期刊是指綜合類人文社會科學期刊,其中主要涉及高校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綜合學術期刊對於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和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乃至教育事業的進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動作用。 與專業期刊相比,綜合學術期刊在辦刊中面臨更多困難,尤其就高校學報來說,它既要考慮綜合期刊的一般特點,又受制於高校的地位、學術力量、學科分布以及各種政策、條件等因素。 在世紀之交,高校學報受到“一校一刊”政策的影響,在辦刊數量上得到急劇擴容,但由於自我定位的模糊、優質稿源的流失以及讀者的相對匱乏,導致其在學術期刊中的聲譽漸趨下降,備受廣大學者的指責。 雖然教育部在 2003 年推出“名刊工程” (“教育部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名刊工程”),致力於提升學報的發展態勢,為其在新形勢下的自我革新與發展轉型提供積極平台,但因學術評價、學術研究與學術共同體建設中存在較多問題,自然也影響着高校學報自身的探索與發展,使其在發展定位、欄目革新以及學科視野拓展等方面產生困境。 針對這些問題,已有學者從期刊發展、評價機構與行為、學術共同體建設等角度做過分析研究,並提出一些建設性的意見,諸如許紀霖的“建立以學術共同體為主體的內在價值尺度和評價機制”、朱劍的“特色專欄、刊際聯合”、劉京希的“以主打欄目為核心的‘歸核化’經營”等① ,但在學術期刊、學術評價與學術共同體三者之間關係的思考上仍存在進一步討論的空間,這成為本文寫作的出發點。當然,上述問題並非高校學報獨自面對的問題,而是以其為代表的綜合學術期刊在發展過程中遭遇到的普遍困境。 筆者所在的《首都師範大學學報》近年來組織過兩次關於綜合期刊發展的專921
門討論,主題分别為“學術評價與綜合性人文社科期刊的發展” ②與“社科期刊發展與學術共同體構建” ③,邀請了張耀銘、朱劍、王澤龍、仲偉民、蔣重躍、原祖傑等專家學者參與討論。 他們針對當前人文社科學術期刊(特别是綜合學術期刊)建設中出現的評價異化、定位模糊、創新不足等問題,提出許多富有啟發性、建設性的見解,也為筆者的思考提供諸多啟發。 總體而言,以高校學報為代表的綜合學術期刊在其漫長發展歷程中,因受到內外因素的影響,在與學術評價、學術研究的對話交流中並未形成良好的學術共同體,甚至出現相互的疏離與悖反,深刻地影響了學術生態環境的建設。 那麼,如何在新的時代語境下處理好學術期刊與學術評價的內在關聯? 怎樣建造聚合融通、良性互生的學術共同體? 解決好這些關鍵問題成為本文寫作的核心。 一、綜合學術期刊的自我定位從 1906 年 6 月創辦的中國第一份學報《東吳月報》(創刊號名為《學桴》)開始,高校學報就頗為重視自身的定位問題,因為這是決定其辦刊立場、價值觀念、精神姿勢的主體要素,深度參與着學術共同體的建設。 該學報將“西士謀刊行月報,以表學堂之內容,與當代學界交換知識”作為辦刊宗旨,意在強調學校教育和學術交流的重要性,使其在現代學術建立初期發揮了理念認知與學術引導的關鍵作用。 與《東吳學報》相比,創刊於 1915 年 12 月的《清華學報》更加明確了學術期刊的高校主辦屬性,發刊詞提出“闡發學理,傳播學術;集思廣益,以資考鏡;互相交換,互相觀摩;博通古今,融貫中西”的辦刊宗旨,不僅體現了鮮明的學術傳播定位,強調“交換”與“觀摩”的交際理念,而且還有着“古今”與“中西”的宏闊視野,表現出世界性的目光與佔位,有力地提升了現代學術的社會參與度,促進學報對現代中國的發展產生社會性的認知。 同時期值得關注的還有 1919 年 1 月創刊的《北京大學月刊》,有學者認為該刊物是“中國自己創辦的最具典型意義和最富大學學報形態及特徵的學術刊物” ④,足以見得它在現代學術期刊中的歷史地位。 《北京大學月刊》的獨特之處在於,它不僅是學術研究與思想交流的平台,而且也作為提升高校辦學水平的重要載體,為促進現代教育的發展提出許多富於建設性的理念。 同時,該刊也成為新文化運動中推廣新文化、傳播新思想的重要陣地,積極地推動了現代學術及現代思想的轉型。從上述關於三份中國早期學報定位的分析可得知,傳播學術理念、探討學術問題、促進學術交流是高校學報發展的核心要素。 但在隨後的發展歷程中,由於受到行政權力、經濟利益、文化體制等因素的影響,高校學報並未堅守住最初的定位,在某些時期出現思想減弱、交流不暢、探索停滯等問題。 直至當下,諸如單純重視量化的“以刊評文”、學術評價體系的片面僵化等現象,都在不斷衝擊着高校學報的健康發展,引發學者的指責與批評,如朱劍發出“高校綜合性學報向何處去”的質問,呼籲學報在高校專業化期刊建設體系中發揮主體作用⑤。 究其根本,這些不良發展趨向的產生與高校學報定位的不明確或是對定位的忽視相關聯。 我們可以把高校學報的自我定位理解為飽含着崇高理想與激昂熱情的“初心”,如果在發展建設中忽視自我定位,就會不斷偏離初心,逐步淪為利益交換的工具。從欄目設置上看,多學科的欄目構成是闡釋綜合學術期刊之綜合性的主要維度,這也是區别於專業期刊的重要標誌。 但這種“多學科”的屬性往往是導致趨同化、雜糅化、拼盤化的因素,使得綜合學術期刊在內容編排與欄目設置上似乎呈現同樣的面孔。 張耀銘指出:“大家一味走‘泛綜合化的路子’,文學、史學、哲學、經濟學、法學、社會學、教育學面面俱到,眾刊一面,使讀者失去了新鮮感和閱讀興趣。” ⑥既然名為“綜合學術期刊”,其本身就不能為了單純追求社會影響、保持“核心期031
刊”行列,通過漠視冷門學科研究、摒棄小眾欄目等形式,去模糊自身與專業期刊之間的界限。 多學科仍舊應該作為綜合學術期刊持續堅守的定位,只不過在發展過程中要重視不同學科之間的交流互動,使其形成交叉性、融合性的研究視野,將學科之“多種”變為研究思想之多元、研究方法之多樣。 具體而言,綜合學術期刊可以通過調整欄目結構、做好重點欄目、重視交叉學科等方式,不斷提升自身的綜合性,建構個性化的辦刊特色。 在此意義上,劉京希提出的“以主打欄目為核心的‘歸核化經營’”為解決綜合學術期刊的欄目設置困境提供了有力的借鑑,他對此解釋道:“本人主張進行以主打欄目為核心的‘歸核化’經營,即構建以主打欄目為軸心的同心多元體系,形成圍繞‘同心圓’之圓點的集束簇及其向心力,從而完成期刊自身的特色化與個性化定位。 而在概念範疇上,則可以將‘同心多元體系’、‘歸核化經營’、‘專題設計集束簇’視為衡量綜合性學術期刊有機化辦刊程度的概念性工具。” ⑦可以看到,“歸核化經營”的實質就是通過做好刊物的主打欄目,處理好專業眼光與綜合視野之間的內在關係,以主打欄目作為辦刊核心,不斷產生輻射力與傳播力。《首都師範大學學報》近幾年的欄目建設逐步形成綜合性、交叉性的學科視野,其中較有代表性的如“信用研究”欄目。 信用及其相關的理論命題在當今社會的發展中佔據愈加顯著的位置,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等領域均表現出對信用問題的重視。 基於此,該欄目成為敝刊強調學科融合的主打欄目,儘管其主體內核更多地指向經濟社會中的信用問題,但現代社會發展的綜合性與多樣性使得“信用”的概念內涵在不斷擴展。 目前來看,包括政治學、法學、文化學等學科,均納入本欄目的選題視野之內。 比如李亭慧與李紅勃的《周代誠信審判及其當代啟示》(2021 年第 2 期)和武林傑的《傳統誠信文化的傳承創新研究》 (2023 年第 5 期)兩篇文章,把傳統中國的誠信精神與誠信文化建設作為可供借鑑的文化資源,重點發掘出其對當下社會誠信建設提供的重要啟示。 劉菁和楊柳的《誠信文化建設略論》(2022 年第 3 期)則探討了社會文化建設中的信用問題。 該文着眼於當前中國誠信文化建設中的現實困境,重點闡述與分析了誠信文化的概念和功能,總結出誠信文化建設的內核,並提出誠信文化建設的路徑。 此外,“國際中文教育研究”欄目欄目積極回應習近平總書記關於“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的號召,自 2022 年設立以來,已刊發研究論文 18 篇(截至 2024 年第 3 期)。 欄目主要將目光聚焦於國際中文教育這一研究領域,重點關注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國際傳播、國際中文教育的理論依據與發展路徑探究、技術在語言教育中的運用以及教材視野中的中華文化塑造等問題,呈現出學科交叉的理論視野和知識融合的思維方式。上述欄目作為敝刊的主打欄目,一方面意在運用綜合性、交叉性的研究視野,拓展學術研究(特别是研究方法)的邊界,重新激活趨於固化與封閉的研究方式;另一方面則試圖通過學科間的對話與互動,增強學術研究之間的交流,喚起學者內心的樸素情感。 如王澤龍所言:“學報利用學科優勢吸納優質稿件,學科藉助學報平台擴展學術影響,形成良性互動互補,優勢學科欄目要成為刊物亮點和特色。 刊物的學術平台不能搞小而全,要搞高大上、少而精,形成品牌、名牌。” ⑧這同時回應了以高校學報為代表的綜合學術期刊的定位問題,意在通過實現學報與學科之間的良性互動,促進學術期刊平台與學科建設發展的融合貫通。二、學術評價對學術期刊的引導當前,學術評價越來越受到重視,這些年人們談論較多的話題之一即“探索中國特色學術評價”。 那麼,何為“中國特色學術評價”? 期刊界、學術界的許多專家學者和各大學術評價機構紛紛對此進行探索和討論。 顯然,不同的學術評價在方式、標準和指標體系等方面呈現出較大的差異131
性,也即在對學術期刊的導向上發揮着不同的功能。 這裡以國內學界公認的“三大核心期刊”為例,談一談學術評價對學術期刊的引導作用及其不足。中國最早的關於期刊的學術評價是 1992 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也即當前學術評價中的“北大核心期刊”。 該評價體系涵蓋了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幾乎囊括現存所有學科門類,在學術評價中得到廣泛使用。 在具體遴選方法上,“北大核心期刊”是“根據文獻計量學的定理和方法,以提供學術期刊的優化利用為目的而展開核心期刊研製的,所用的指標比較多,使用的統計源數據庫也較多(2008 版為 81 種),研製過程比較複雜,定性評價中專家評審所佔的比重相對較大,重視綜合性核心期刊的遴選。” ⑨其對學術期刊的引導主要體現在論文的使用率、學術影響等數據上,更多地是對文獻計量學方法的實際運用,但並未涉及論文自身的學術水平,所以不能保證刊登在“北大核心期刊”上的論文都是高水平的論文,這也內在地詮釋出當前“以刊評文”的認知缺陷。 而葉繼元與袁曦臨在闡釋核心期刊的“三大功能”時,“為圖書情報部門選購期刊提供參考依據”和“為圖書館員指導讀者閱讀提供參考依據”即佔據前兩個主要功能,最後一個功能才是“為科研管理部門的學術成果評價提供參考”。⑩我們從功能比重上也可以看出“北大核心期刊”更多地是為圖書情報部門和圖書館員服務,在科研管理部門評價學術成果的過程中只是提供參考,所以完全以“北大核心期刊”來評價學術成果的質量就顯出局限性。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評價研究中心推出的“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也即“CSSCI 來源期刊”或“南大核心”),是當前得到廣泛使用的另一大評價體系。 與《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相比,該評價體系的範圍主要是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將傳統的索引系統轉變為基於引文角度編製的人文社科文獻檢索系統,通過引文分析的方式關注最新的研究動態和理論前沿,尤其注意到邊緣學科、交叉學科和綜合學科的發展狀況。 從遴選方法上看,“南大核心”重視“他引影響因子”與“總被引頻次”等指標,參考專家意見最終認定,所以在學術評價層面也屬於以數據為核心的評價體系,並沒有直接建立刊發論文的質量評價標準。 尤其就“他引率”來說,由於人文學科的研究及社會學科研究之間存在較大差别,所以在發文數量、“他引”數據等方面的差異十分鮮明,社會類、政治類、經濟類的學科要明顯高於文學類、歷史類、藝術類學科,那麼在具體遴選上就必然存在差異。 而且學術成果的引文數量與被引成果的質量之間並不能直接劃等號,對學術成果的評價不能單純依靠引文數量就予以定性。 此外,“南大核心”的評選原則一般是新創刊的期刊不參與評選,三到五年後再評,這為新刊進入“南大核心”行列提供了操作空間,即通過建立在人情、互惠層面的引用,逐漸達到遴選的標準。 可以說,“南大核心”主要重視已刊論文的引用率,基本上屬於“定量/量化”評價的方式。 除了定量評價之外,定性評價在學術評價體系中亦佔有重要地位。 而定性評價雖然綜合考慮到相關專家的意見,但其對學術成果質量的關注與分析仍不能說十分完善。 那麼,科研管理部門用“南大核心”直接評價學術成果的簡單方法就顯出局限性,同時也是“不作為”的表現,其中忽略的是學術成果對於問題的發現與解決能力,以及對於知識拓展和學術進步的實際貢獻。在“三大核心期刊”之中,還有一項是《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 AMI 綜合評價報告》 (又稱“A刊”)。 該評價體系堅持內容評價與分類評價、定性評價與定量評價相結合,強調同行專家在期刊評價中的重要作用 ,強調期刊的特色化發展方向、自身管理建設以及支持優秀學術人才成長所發揮的作用,所以在當前的期刊界和學術界也有着較大的權威性和影響力。 2022 年版的指標在吸引力、管理力和影響力 3 個一級指標之下,又細分為 13 個二級指標、31 個三級指標,同時設置一票否決指標、計分指標、加分指標、扣分指標和觀察指標(方向性指標)五種類型的指標,各個指標的統231
計時間和數據來源存在差異,主要側重人文學科期刊、綜合期刊與社會科學期刊。 但從認可度來看,國內高校和學術界對該評價體系的接受度似乎比不上“北大核心”和“南大核心”。“三大核心期刊”是當前通行的三種學術評價,但從深層次上說,學術評價如何能夠真正貼近和反映學術研究的實際狀況? 如何將學術評價從單一維度評價轉變為有專家所倡導的“複合型”評價? 能否在學術評價機制上以一些學者提出的內在“行規”取代某些簡單的“指標”? 究竟是量化評價還是定性評價更合理、重要? 這些都需要進一步深入的理論辨析和大量的實踐印證。 正如仲偉民和溫方方所指出的:“在目前的條件下,學術評價以定量為主,輔以定性,可能是最合理的評價方式。” 這就是說,除了上述“三大核心期刊”的定量評價之外,學術評價還需要藉助定性評價的方式,以探索更加科學與有效的學術評價。當前,在定性評價的過程中,“三大文摘”(《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以及“中國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簡稱“人大複印資料”)等載體提供了基礎性的評價依據。 其中《新華文摘》將轉載重點放在國內外政治、經濟、文化等研究領域的最新動態和研究成果,尤其傾向於對前沿性、創新性的理論知識及實踐方式的摘錄。 因其包含着綜合性與廣泛性的特徵,所以被作為最權威的文摘類期刊,也深度參與了當前高校及科研機構的學術評價,通常作為職稱評定、科研獎勵的重要依據。 《中國社會科學文摘》關注哲學社會科學重要研究成果,注重成果的思想性、前瞻性、批判性及創新性。 《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則主要從學科發展角度關注高校文科領域的學術成果。 “人大複印資料”的轉載量(率)亦得到學術界和期刊界的認可,被認為是定性評價的重要構成部分。 它將學科分為九大類,通過結合專家學者的意見,在大量學術期刊中進行整理加工、分類編輯,保證學術信息產品質量。 “學術評價”板塊每年會對外公布重要轉載來源期刊、機構、作者,為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成果提供評價研究和管理服務。無論是“三大核心期刊”的定量評價,還是文摘類期刊的定性評價,其中都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這意味着學術評價不能簡單地依靠某種某項指標或某種評價體系來完成,而應在定量評價和定性評價相結合的基礎上,將重心放在學術成果的研究本體上,放在其對社會問題、現實問題的精確發現與實際解決上,不斷促使評價維度由“單一”走向“複合”。 此外,學術期刊的評價除了期刊內容評價之外,諸如編校質量、印刷質量、編輯團隊建設、作者隊伍建設等因素也應納入到評價範圍之中,不斷增強評價標準的多元性與有效性。 蔣重躍批評了當前學術評價中的“學術缺位”問題,認為不能用影響力和傳播力的本質來遮蔽學術的本質,“不論是學術研究,還是學術發表,或者是學術評價,目前更應該關心的是它們的學術本質,而為了實現這個本質,就一定要超越學科畛域,追求知識創新。 這是時代發展提出的必然要求。” 沈固朝也指出了期刊評價與學術評價的錯位問題:“期刊評價主要是針對載體的形式評價,學術評價主要是針對內容的價值評價,目的和性質不一,也就很難論及引領作用。 對內容的評價至少要求評價者能讀懂論文,對研究難度、論證水平等進行綜合分析,在此基礎上對科學性、價值性、前沿性、學術貢獻、學術特色等作出評判,最終得出對刊物整體水平的估測。” 因此,學術評價儘管對學術期刊有着深刻的導向作用,但因部分評價指標的缺失、標準的混雜以及思維意識的固化,在評價過程中也會使學術期刊走向歧途,無法以科學的、嚴謹的、負責的態度對待學術研究成果,產生人情化、圈子化、互惠化的弊病,久而久之必然會造成不良的學術之風。 學術評價中唯有堅守學術本體,才能促進良好學術生態的建設和發展。331
三、學術期刊參與學術評價的方式置於上述情境中,學術期刊應當主動出擊,掌握在包括學術評價在內的各項學術活動中的主動權。 在筆者看來,學術期刊作為重要的學術平台和學術紐帶,通過組織、推動學術研究,發布、傳播學術成果,事實上在策劃選題、遴選稿件過程中也參與了學術評價。 “三大文摘”以及“人大複印資料”同樣如此。 那麼,面對日漸多樣的學術評價體系,以高校學報為代表的綜合性學術期刊如何在堅守辦刊立場的基礎上,有效地參與到學術評價之中,成為其當下期刊界與學術界所應思考的核心問題。 在由單一評價向複合型評價轉變時,學術期刊應不斷激起漸趨沉睡的主體性。 而主體性建構的關鍵即在評價體系中保持主動性,重視多維度、多視野評價的養成。學術期刊在策劃選題、遴選稿件以及確立自身特色的過程中,期刊的編者(編輯)無疑起到十分關鍵的作用。 張耀銘指出,一份優秀社科學術期刊的建設,“最重要的是期刊的編者肩負使命、銘記職責,透過內容的價值營造和學術語言的表達,體現出的一種特色、一種傳統、一種境界、一種情懷,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學術創新力、學術公信力和社會影響力。” 這一方面強調了編者對於期刊建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其實也向編者提出更高的要求,其本身不僅要做好稿件的評審、遴選工作,而且要在更高層面上保持對期刊的使命感與責任感。 郭慶華把期刊編輯視為一種特殊的“工種”,認為“其行為與作用有着基本清晰的職業邊界,編輯主體是依賴於合乎職業規定和需求的力量的投入及其效用而存在的。 這種職業化的編輯主體力量,就是編輯力。” 她在此提出的“編輯力”概念主要由“學術”與“技術”兩個層面構成,學術期刊正是在學術與技術協同共進的編輯力中最終形成。 所以,編輯在學術期刊發展過程中發揮着無可替代的作用,不僅要有自覺的審閱、編校稿件意識,而且還應具備專業理論知識的敏感性,能夠深入洞察一篇文章的核心思想、論述思維以及論題價值等內容,充分發掘出一些有價值(特别是能產生社會價值)的論文,在提升學術期刊發文質量的同時,增進學術期刊對於學術評價的參與度,不斷改變“以刊評文”的發展現狀。 從期刊來稿的角度說,許多綜合學術期刊不再僅僅依靠自然來稿,而是通過與相關專業的專家學者的主動溝通與交流,積極把握學術熱點和動態,在此基礎上進行策劃選題,充分發揮其對學術的規範與引導功能。正如劉曙光所指出的,學術期刊的責任在於“通過引入並推進學術規範和學術批評來建立學術誠信,培養良好學風;通過預見和洞察、通過策劃和組織來引導學術潮流,優化學術生態” 。學術期刊正是通過開設專欄、策劃選題等形式,積極參與學科布局,制定學科研究規範。 比如《中國社會科學》開設的“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三大體系’”專欄即具有研究視野的開闊性與研究意識的前瞻性,同時也與政治建設、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等社會問題緊密連結起來。 無論是古典文化傳統之當代意義的挖掘,還是立足於中國特色社會學話語的建構,抑或是對網絡文學等新興文化形態的探討,其中融構的是富於啟示性的話語表達與考辨性的思維闡發,不僅能夠引領當前學術研究的動態方向,而且也呈現出對學術評價的自覺引導。 在學術期刊的策劃選題上,2024 年的選題主要有“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傳統和創新研究”、“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和實踐研究”、“大數據、人工智能研究”等,這也構成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建設的基本維度與重要方向。 另外,一些綜合學術期刊每年會公布重點選題,這其實是在保持辦刊特色的基礎上,積極參與學術評價的重要方式。比如《北京社會科學》在 2024 年將主要圍繞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文學、歷史、哲學、法學、教育學、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等領域組織策劃選題,在其公布的 29 個選題方向中,第 5431
條“地方(北京)經驗與文學書寫”、第 7 條“北京地區的歷史、文化研究”、第 8 條“與京津冀地區有關的歷史、文化研究”和第 13 條“北京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建設研究”、第 14 條“現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設研究”,均能夠深刻地傳遞出立足於北京地區文化建設、文學發展以及經濟建設的研究特色,同時也反映出選題意識與時代發展建設需求之間的有機關聯,能夠促進當下學術評價體系的建構。而《清華大學學報》、《澳門理工學報》等期刊參與學術評價的方式更為特別,它們長期推出關於學術評價、學術期刊發展等問題的研討文章,論及學術評價的功能與性質、學術期刊的理念與責任,以及學術期刊與社會、文化、科技、傳播的關係等諸多方面,為期刊界、學術界貢獻了很多難能可貴的理論智慧和富有建設性的意見。學術期刊應注重對學術成果的內容評價,這是學術評價的主體內核。 沈固朝就將“內容”作為學術評價的主體,指出該評價“要求評價者(專業編輯和同行評審者)能夠讀懂論文的內容,能夠從研究問題難易程度、專業知識掌握程度、論證水平、觀點、方法和資料駕馭水平等等尺度進行論文的綜合質量分析,在此基礎上進行科學性、價值性、前沿性、學術貢獻、學術特色、風格、專長的比較,最終得出刊物整體的創新性、研究的多樣性、爭鳴性、價值性的判斷。” 此種評價顯然不是引文數據、轉載量(率)等定量評價能夠勝任,其中需要的是期刊編輯和同行評議專家對論文內容的深刻理解,據此形成專業性與前瞻性的認識,而非簡單依靠學術平台推送的數據。 當然,定性評價本身也有其局限性,它“以專家的專業知識和經驗為基礎,缺乏相關制度建設,缺乏程序的公開公正,評價結果容易受評議專家自身學識的局限,存在着主觀偏見、利益驅使等諸多不確定性,缺乏客觀性與可比性。” 這就要求同行評議專家在定性評價過程中要堅守學術性與科學性,不能加入人情、利益等因素,始終追求客觀公正的評價。 學術期刊在對待學術成果時,應該從成果內容這一核心出發,重點挖掘其中所包含的學術創新性,呈現理論價值與實踐意義。學術期刊在參與學術評價過程中,還應注重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分類評價。 眾所周知,人文科學學科(文學、歷史學、哲學、語言學等)以基礎研究作為主體,其中的一些冷門學科與社會現實有所疏離,自然在被引率上相對較低;社會科學學科(政治性、經濟學、法學、教育學、管理學等)更加注重應用性與實際效應,與社會現實問題關係密切,比較容易製造學術熱點,在引用率、轉載率上相對較高,影響因子也隨之增長。 倘若完全按照同一個標準來對相差較大的兩個學科進行評價,勢必會造成認知的機械性與固定性,也會損害人文科學學科的發展積極性。 諸如引用率、轉載率、影響因子等要素所提供的更多的是統計學意義上的價值,不能完全以此作為評價期刊質量高低的標準,更不能以此來評價學術期刊及研究成果的學術貢獻。 陳穎就看到了以影響因子為主要指標的期刊評價對學科發展帶來的危害,指出“許多人文社會科學綜合類學術期刊,為了追求刊物影響因子,保持或擠進核心期刊行列,在論文取捨上,採取揚社會科學學科,抑人文學科的編輯方針,偏重刊用影響因子較高的社會科學論文,少刊甚至不刊人文學科論文,變相製造學術不公。” 據此來說,我們今天不斷倡導對基礎學科以及冷門絕學的保護,其中一個比較關鍵的因素就是要改變以往不加分類地對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進行評價,甚至完全依照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的標準來要求人文科學的評價方式,因為這種評價違背了科學規律,不僅無法促進學術期刊的良性健康發展,而且也深刻地阻礙了行之有效的學術評價標準的建立,對於學術研究同樣造成十分惡劣的影響。在信息技術不斷更迭的今天,學術期刊參與學術評價的方式非常多樣,總體上應該由“被動迎合”轉向“主動參與”,不斷確立自我的主體性。 當然,學術評價及評價機構本身也有主體性,而若真正建立學術期刊與學術評價之間的“互生”關係,就不能將兩者的主體性視為獨立的、平行的概531
念,而應在選題方向、內容評價、分類評價等層面實現資源互享與信息互通,特别是通過深度對話的方式與“三大核心”、“三大文摘”、“人大複印資料”等評價體系在學術理解上保持同步,這樣才既能夠葆有學術評價的指導地位,又能充分發揮學術期刊對於學術研究的推動力,逐步形成聚合融通的“雙重主體性”。 還需強調的是,學術期刊在參與學術評價的過程中也不能將自我的價值擴大化,應當警惕由評價話語形成的“權威機制”,即不能從主體意識層面把自我視為學術話語的中心,完全凌駕於學術評價之上,而應作為一種學術交流的平台,回歸到學術期刊的初心,既為學術研究者提供學術爭鳴與對話的載體,又為學術評價創造一種良性空間,構建良好的、健康的學術共同體。四、學術期刊、學術評價與學術共同體構建學術評價通過多種形式影響與引導學術期刊的發展,學術期刊參與學術評價的方式亦十分多樣,二者之間的關係表現出互動性與對話性,也只有在互動與對話中才能夠形成良性的發展態勢。按照英國哲學家邁克爾·波蘭尼(Michael Polanyi)的理解,學術(科學)共同體包含共同信念、共同價值、共同規範三個層面,其本身並沒有外部力量與利益的驅使,主要在於個人興趣和科學精神的激勵。同樣,真正意義上的學術研究與學術創新也不是依靠所謂的權威期刊、核心期刊而形成,它必然建立在擁有共同精神意志與學術理念的學術共同體之上。 正是依靠學術期刊、學術評價與學術研究之間的積極互動,良好的學術共同體才得以構建出來。當前高校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學科所實行的評價機制無疑存在着數量化、形式化、行政化的弊端,如何從根本上改變不合理的現狀,充分激發研究者的思考與探索的積極性,使其由重數量、重數據、重引用的不良競爭,轉變為追求學術質量、探求學術本質的本體意識,真正挖掘自我潛能、實現學術價值,成為高校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學科發展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為此,我們在建立學術評價機制的過程中,要重視學術共同體的關鍵作用及其所蘊藏的價值尺度,不斷促進良好學術風氣與學術生態的持續發展。 許紀霖指出:“比較起同質化的外在評估體系,學術共同體的內在評價體系按照不同學科的性質特點,可以是多元的,其價值評判尺度也因專業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儘管較之行政化的外在評估來說,形成基於學科差異的多元評價機制困難重重,需要學術共同體的長期互動及知識累積,但如果一旦形成,便會成為行之有效的“行規”,為學術研究提供長足動力。 原祖傑曾以現代期刊史上的《學衡》雜誌作為研究核心,分析了辦刊人的學術傾向對於學術期刊特色的決定作用,表明學術期刊要想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需要依靠的是其所依附的學術共同體。 “學術期刊只有根植於一個全球化的,獨立、活躍、共享的學術共同體,才能使作為作者與讀者的廣大學者產生歸依感,也只有在這樣健康的學術生態之下,學術期刊才能擔當起引領學術的使命。” 學術期刊倘若由於過多地受制於外在因素而脱離學術共同體,不僅會影響學術生態的總體建設,而且也會極大地削弱學術期刊對於學術研究的引領作用。學術評價同樣也需要在良好學術共同體的維繫之下才能發揮價值。 在當前,追求量化的、行政化的學術評價機制存在很大問題,其中最關鍵的是丢失了學術研究的責任感與主體性,甚至將學術研究作為一種獲取資源、謀取利益的工具,這是利益驅使下形成的“共同體”,其中存在着諸多局限性。 有學者把此種“共同體”視為“學術單位體” ,認為它對於學術評價與學術生態產生阻礙甚至造成摧殘。 真正意義上的學術共同體必然要抛置“學術單位體”,在學術交流中自然形成,不僅能夠承擔起學術研究的責任,而且在學術評價上也秉持着獨立的、飽含主體性的精神姿態,亦不會因個體或集體的利益而產生學術壟斷或學術倦怠,能夠確保學術評價效力的自覺發揮。 無論是學術631
期刊的良性發展,還是學術評價的持續改善,都能夠有力地促進學術共同體的構建。 反過來說,良好學術共同體的構建也能夠通過確立一種長效機制,促進學術期刊與學術評價的長足發展,二者之間是一種良性互生的關係,絕非人為製造的對立。 正如馮琳所指出的:“學術共同體由志同道合、具有推動學術事業發展良好意願的學者群體構成。 他們基於共同的文化價值取向和研究興趣,遵守共同的學術及行為規範,在相互交流和影響中推動學術共同體的良性發展。” 從學科發展的角度說,良好學術共同體應在堅持多學科發展的基礎上,致力於保護基礎學研究。 多學科發展仍舊是綜合學術期刊的本位和初心,對基礎學科的扶持則是其發揮學術載體與交流功能的重要表現。 在基礎學科建設方面,學術期刊與學術評價能夠通過研究成果的遴選,保證基礎學科成果的持續產出,而非淹沒於熱門學科的研究潮流之內。 對於冷門的、偏僻的學科領域來說,其自身的發展更加不能離開學術期刊和學術評價的支持,這從深層次上指向的是學術共同體的關鍵作用。 比如國家社科基金自 2018 年起設立的“冷門絕學”研究專項,將研究領域放在對國家戰略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而研究投入不足的基礎學科、對文化傳承具有重要價值而亟需搶救的瀕危學科、對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構建具有重要作用而有待加強的特色學科等,這是通過學術評價的方式保護絕學、冷門學科的表現,能夠促進具有重要文化價值和傳承意義的絕學、冷門學科的發展。“南大核心”2021—2022 版專門推出“冷門絕學”期刊,包括《出土文獻》(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主辦)、《敦煌研究》 (敦煌研究院主辦)、《歷史地理研究》 (復旦大學、中國地理學會主辦)、《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主辦)、《中國歷史地理論叢》(陝西師範大學主辦)五種來源期刊,以及《敦煌學輯刊》(蘭州大學主辦)、《海交史研究》(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主辦)兩種擴展期刊,積極回應了國家關於保護冷門絕學的號召。學術期刊應有意識地加強基礎學科(尤其是冷門、偏僻學科)的保護,構建出良好的學術共同體。在這方面,給人印象深刻的是,《澳門理工學報》在“中西文化”欄目中持續推出宗教研究,對較為冷僻的宗教文獻整理、史實爬梳和問題剖析用力頗深,逐漸累積了可觀的成果,實乃功莫大焉。 還有,《首都師範大學學報》堅持開設相對冷門的“古典文明研究”、“古史新視野”等欄目,默默地推進了相關領域的研究。 良好學術共同體絕非是追逐短期效益、利益的組織或團體,必然要承擔起學術責任,不能忽視瀕危且有價值的學科。學術共同體在跨學科研究的導向上亦能夠產生積極作用,這之中離不開學術期刊與學術評價的參與。 “學術共同體是學術界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方式,學術期刊必須符合學術共同體的基本屬性,學術發表是屬於專業領域的專業性活動,只有堅持專業人士做專業事情,才能把學術期刊辦好。” 《首都師範大學學報》所開設的“美學美育研究”、“信用研究”等欄目,儘管聚焦點在於美學美育研究、信用研究等學科問題,但所刊發的學術成果融合的是政治學、經濟學、法學、文化學等學科視野;“再解讀”欄目意在通過重讀文學經典作家作品,與已有研究形成歷史性的對話,立足當下語境去重新解讀經典作品的特質,特别是呈現經典特質對於當下時代發展的指導作用,表現出綜合性的研究視野。可以說,以學術期刊和學術評價為核心建立起的學術共同體在此扮演着“指揮員”的角色,不斷引導學術研究的視野與方向,使其保持學術研究的科學性與主體性。 在這一過程中,學術期刊與學術評價是建設學術共同體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兩個主體,以積極的、富於啟發性的載體意識與評價行為促使良好學術共同體的形成。 而良好的學術共同體則通過引導建立合理的、有效的學術評價機制,反過來促進學術期刊的良性發展,使其不至於在利益面前迷失自我,不斷維繫學術生態系統731
的運行結構和生命機理。學術期刊與學術評價之間存在着一種飽含主體性的對話空間,儘管當前紛繁多樣的學術評價對學術期刊產生引導作用,但這種引導不能在實踐層面扭曲為一種強制性的“權力話語”,影響乃至束縛學術期刊的整體發展。 學術評價應當抛置外在的、行政化、數量化的因素,在定量評價與定性評價相結合的基礎上,形成以學術成果內容質量為本體的評價機制,合理引導學術期刊的發展方向。 對於學術期刊來說,其本身也不應被動接受學術評價(尤其是一些帶有明顯缺陷的、利益引導式的學術評價),而是要通過主動參與的方式以及融合性的視野不斷完善自身的評價體系,同時也對學術評價產生作用力,將二者的關係由被動依附轉為相互敞開。在當前,學術期刊由於過多地迎合學術評價,它作為學術成果交流平台的功能被極度縮減,甚至完全丢失,這顯然不利於學術期刊的長足發展,需要有針對性地進行恢復與重構。 學術期刊還應擺脱單一量化評價的束缚,在保持辦刊特色的基礎上,通過與各種學術體系、評價機制之間的互動,促進良好學術共同體的建立。 唯有學術期刊、學術評價與學術共同體之間形成良性互生的發展態勢,以高校學報為代表的綜合學術期刊才能在多元的時代語境中找準定位,不斷引領學術研究的潮流。①參見許紀霖:《回歸學術共同體的內在價值尺度》,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14 年第 4 期;朱劍:《高校綜合性學報向何處去?》,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20 年第 6 期;劉京希:《綜合性學術期刊所面對的挑戰及其回應》,石家莊:《河北學刊》,2022 年第 5 期。②《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20 年第 6 期刊發了主題為“學術評價與綜合性人文社科期刊的發展”的 5 篇筆談。 其中張耀銘針對當前學術評價中出現的功利主義、“以刊評文”以及“核心期刊”被捧上神壇等異化問題,提出應該重新建造學術評價體系,包括重建學術同行評議、重建質量導向和回應社會關切、改革和完善學術評價體系等內容。 朱劍立足於談論高校學報的發展去向問題,提出創辦特色專欄、通過刊際聯合創建數字化聚合平台等有力舉措。 王澤龍提出學報與學科之間應形成良性互動,刊物學術平台要做到“高大上、少而精,形成品牌、名牌”。 蔣重躍指出學術本質的實現要不斷超越學科畛域,追求知識創新,這同時是時代發展提出的必然要求。 原祖傑看到學術評價中存在的量化評價與期刊分級的弊端,提出要重視學術期刊與學術評價之間的有機關聯,不能相互掣肘。③《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22 年第 2 期刊發了主題為“社科期刊發展與學術共同體構建”的 3 篇筆談。 其中仲偉民與溫方方梳理了目前社科期刊面臨的矛盾和難題,剖析了其發展過程中的外部壓力,並提出內部應對的策略與方案。 鄒曉東深入闡發了習近平總書記的指示“高品質的學術期刊就是要堅守初心、引領創新”,重點論述了“學者辦刊”的合理性,提出以此為基礎提升期刊質量的路徑。 鄧曦澤從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中提取“問題+方法+效用”結構,在探討學術論文寫作“章法” 的同時,反思了當代學術生態。④宋月紅、真漫亞:《蔡元培與〈北京大學月刊〉———兼論蔡元培對北京大學的學術革新》,北京:《北京大學學報》,1997 年第 6 期。⑤參見朱劍:《高校綜合性學報向何處去?》,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20 年第 6 期。⑥張耀銘:《中國學術期刊的發展現狀與需要解決的問題》,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07 年第 2 期。⑦劉京希:《綜合性學術期刊所面對的挑戰及其回應》,石家莊:《河北學刊》,2022 年第 5 期。⑧王澤龍:《人文社科綜合期刊評價與自我定位》,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20 年第 6 期。⑨姜曉輝:《核心期刊的評價功能與作用》,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2 年第 1 期。831
⑩葉繼元、袁曦臨:《引文數據庫來源期刊(核心期刊)評選的得失與出路》,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2 年第 1 期。從中國社會科學評價研究院發布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 AMI 綜合評價指標體系(2022 版)》來看,在“吸引力”指標(一級指標)中,專家同行評議比重佔 80% ;“影響力”指標(一級指標)中的“學術影響力”佔 70% 。 後者雖然並未直接反映專家意見,但影響因子、論文轉載量等因素也蘊含着專家的影響。所以,這兩個評價指標均能夠呈現同行專家意見的重要性,反映出 A 刊評價中對於專家意見的重視。仲偉民、溫方方:《目前社科期刊面對的十個矛盾與難題———社科期刊的外部壓力與內部應對》,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22 年第 2 期。主要分為政治學和社會學類、法律類、哲學類、經濟學和經濟管理類、文學與藝術類、教育類、歷史類、文化信息傳播類和其它類。蔣重躍:《超越學科畛域 厎止知識創新———從“學術本質”的範疇看學術期刊和學術評價》,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20 年第 6 期。沈固朝:《學術期刊評價十問》,北京:《中國科技期刊研究》,2023 年第 5 期。張耀銘:《學術期刊肩負的使命和職責》,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2 年第 3 期。郭慶華:《“學術”真的重於“技術”嗎? ———也論學術期刊編輯力》,河南開封:《河南大學學報》,2023年第 4 期。劉曙光:《高校社科學報功能定位的反思》,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1 年第 4 期。沈固朝:《期刊評價與學術評價中的 CSSCI》,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7 年第 3 期。鍾秋波:《社科學術期刊評價:回顧、反思與構想》,成都:《四川師範大學學報》,2023 年第 4 期。陳穎:《新時代高品質學術期刊建設與編輯的初心使命》,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23 年第 6 期。轉引自高自龍:《耦合與借鑑:“核心期刊”之於學術評價的再思考》,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6 年第 1 期;原祖傑:《學術評價的困境與學術期刊的使命》,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20 年第 6 期。許紀霖:《回歸學術共同體的內在價值尺度》,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14 年第 4 期。原祖傑:《學術期刊何以引領學術———兼論學術期刊與學術共同體之關係》,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4 年第 1 期。張應強指出:“學術單位體是學術領域的小團體、小集體,是圍繞單位的學術利益或者其他利益,通過有形或無形的組織而形成的小團體。 其典型特徵是封閉性和利益性,即以單位的利益而不是學術的發展作為紐帶來連接學者、集合學者,排斥正常的學術競爭,形成學術利益的壟斷”(《促進學術共同體的建立,營造良好的學術評價環境》,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學報》,2008 年第 4 期)。馮琳:《新時代中國學術期刊與學術共同體構建》,石家莊:《河北學刊》,2021 年第 3 期。張蕾、何雲峰:《合理引入同行評議以促進學術期刊高質量發展》,南寧:《出版廣角》,2022 年第 6 期。作者簡介:張桃洲, 《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主編、 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北京 100049[責任編輯 劉澤生]931
澳門理工學報 2024 年第 4 期·文學研究·舊詩歌哭曙光兀降———兼論古今“詩史”類型夏中義[提 要] 現代舊體詩對世變的感應,往往與時勢的發展並不對稱。 例如,舊詩對 1976 年的“粉碎四人幫”和 1978 年的“思想解放”似乎無動於衷,而稍後的“身份解放”卻掀動了舊詩在新時期的結集歌哭。 這或是因為,“身份解放”是受难者生命的惟一憧憬,在几近绝望的幽暗时辰曙光兀降,帶來的心靈衝擊難以言喻。 魯兵、程千帆、江辛眉等用舊詩表達了對“身份解放”的切身體認,成為詠懷範例。 其中,江辛眉的舊詩不僅善於“詠懷”,且精於“詠史”,堪稱“1978”詩史歌哭之典範。 與杜甫為唐朝由強轉衰的憂患拐點鐫刻“詩史”一樣,江辛眉也替當代“思想解放”的偉大拐點寫下了“詩史”。 與“1978”舊詩歌哭同時的“傷痕文學”,儘管其思想價值與審美魅力顯然落在當時的舊詩之下,卻在文學史教材中不可或缺,而舊詩至今仍被文學史教程拒之門外,令人遺憾。[關鍵詞]舊體詩 詠懷 詩史 思想解放 身份解放 1978[中圖分類號] I207.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4) 04 - 0140 - 11一、“思想解放”與“身份解放”潛心考辨現代舊詩對宏大世變的情態感應,不得不說,它與編年史對時勢的及時實錄很不對稱。 在政治史家眼中,若敘述當世國史的“否極泰來”,第一拐點當屬 1976 年 10 月 6 日“粉碎四人幫”;但耐人尋味的是,舊詩這一長於詠懷暨詠史的精妙文體,卻硬是未還魂似的,幾乎對此無感。須指出的是,那個為百年文學奉獻了絕世驚豔的舊體詩群頗有人是堅忍地活到了八十年代以後的,例如聶紺弩、施蟄存、錢鍾書、王辛笛、江辛眉、葉元章等,但皆無法從其詩集讀到一點杜甫式“劍外忽聞收薊北”的驚喜欲狂。①這究竟為何?與此相類似,被知識界懷念不已的八十年代之門檻始於 1978 年“思想解放”,其第一標誌是《光明日報》刊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旨在修正“兩個凡是”,將全社會納入現代化建設之正軌。 若著眼於政治史學,這不啻國史的天地翻覆,因為若無“思想解放”,絕對不會有金子般珍貴的八十年代。 但耐人尋味的是,如上詩賢似又極默契地未對“思想解放”置一詞;倒是接踵“思想解放”而來的“平反冤假錯案”所釀成的“身份解放”,兀地掀動了舊詩在新時期的結集歌哭。 現在041
要問:“粉碎四人幫”的破曉晨曦,“思想解放”的耀眼日出,為何皆不如“身份解放”的曙光兀降,能引爆舊體詩人心底的“身份焦慮”? 稍知薩義德的朋友或許一觸及“身份焦慮”,便會下意識地將它與西學版“身份認同”相連。 但這個“身份焦慮”植根於本土語境,無涉宗主國與海外領地之間的文化糾結,而只聚焦於主體因痛感尊嚴被無端剝奪所鬱積的幽憤。 若不只滿足於現代舊詩飄灑於紙面的古雅,而更願深入紙背去體會詩人浸潤其間的悲憫或顫栗,讀者遲早會發現“身份焦慮”的每一點劃都滴着詩賢的苦泪與血。 詩賢夙夜咀嚼的“身份焦慮”,亦即那只泰山般壓頂的“反派”高帽,舊詩雅謔其為“玄冠”。 隱喻厄運的“玄冠”落到頭上,也就意味著一個合法國民本應擁有的日常權益全被搜繳,往往至死未見松綁。 這就讓頭頂“玄冠”的詩賢,後半生幾乎無時不在構思一首“落帽書懷”詩,也正是這首他這輩子最想寫的詩。 一不小心,有人果真寫成了一首最具才情、最無中生有、亦最催人泪下的悲情七律:一頂玄冠重泰山,十年生命繫刀環。 友朋冰炭無相契,親戚參商莫往還。 乍看金雞頒赦詔,頓教籠鳥轉歡顏。 墜中春雨渾閒事,此後心房不用關。②此詩作者劉鳳梧(1894~1974),字威禽,晚年自號蕉窗老人,安徽太湖人,1932 年畢業於安徽大學中文系,歷任省內諸所高中教職,後調任省教育廳地方導視員。 鼎革後自行退職還鄉,以行醫為業。 1951 年因故被戴上“地主”帽子,終身未摘。 1964 年元宵節後,在出診途中冰滑跌成腿傷,遂成風痺頑症,臥床不起,至 1974 年逝世。 有《蕉雨軒詩抄》傳世。這首臆想掙脫“身份焦慮”的《落帽書懷》詩,擬是該詩集中寫得最蝕骨剜心的七律,其詩藝造詣也甚好,用錢鍾書的術語,好就好在“下轉語”。 錢著《管錐編》認為陶淵明“下轉語”下得最爐火純青的,莫過於《歸去來兮辭》、《自祭文》這兩名篇。 前者寫生歸園田,後者寫死歸黃泉,然機杼歸一,皆把“將而未猶之詞”寫得已活生生地呈現一般,亦即“下轉語”特徵是“敘將來而若現在”。③明乎此,再來體味劉詩人那首絕唱的最後四句:“乍聽金雞頒赦詔,頓教籠鳥轉歡顏。 墜中春雨渾閒事,此後心房不用關”,也就極容易讓粗讀者誤會,這是劉詩人真聽到了“摘帽”消息,喜極而泣若春雨潤酥,連頭巾墜於雨中也不顧忌,連平素憂懼交織、極渴望自由的那間心房也無須緊鎖了。 雖然這一切要熬到詩人身後四年、即 1978 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出現的“撥亂反正”,但無礙詩人在1962 年迫不及待地寫了。 他太期盼“夢想成真”,於是將夢想成真的了。 此詩已深得六朝詩文之神髓:明明悲苦之音,卻以明媚華美道出。天下蒼生之“身份解放”,明明是拜“思想解放”之惠澤所及,為何舊體詩獨獨鍾情前者,對後者卻隔膜呢? 擬用上兩句七言:“豈無歌吟動地哀,未到九迴腸斷時”。 亦正針對此案,可謂劉鳳梧《落帽書懷》詩既是寓言,更是預言。 所謂預言,是指 1978 年“身份解放”令數千萬家墨面及其後裔因“摘帽”而歸還尊嚴,其內心喜極而泣若春風化雨潤酥萬象,這委實是劉在 1962 年就言中的。 所謂寓言,則是因為它最赤誠、最質樸、最深摯地代言了“身份解放”對受難者來說,確是其破損生命的惟一憧憬,哪怕它已柔弱得像黑夜青燭如豆。 它是受難者不忍咽下的最後一口氣,它更是心底埋得最深的地雷,無刻不想爆發,但也隨時會被沉默吞没。然回到 1978 年現場,或許還得補白,國史演化的巨大不確定,又令國人的想象力頓顯貧困。 就在受難者幾近絕望的幽暗時辰,“身份解放”的曙光兀降,竟真的魔幻般刷亮了受難者的前額,於是在詩賢胸口懸了數十年的地雷,也就迸射成盛大節慶的禮花,轟隆隆地爆紅了當代文壇的夜幕。141
二、“1978”舊詩詠懷範例詩賢對“身份解放”的切膚體認,大致可用三個滬語單詞來概述:“盼頭”、“奔頭”、“甜頭”。“盼頭”,社會學家將它稱作“國史拐點”,詩賢則將它直覺成黑黝黝的曲折隧道快抵盡頭,祈願國人將不再驚恐地、無休止地被折騰。 “奔頭”,社會學家將它稱作“社會方向”,詩賢則將它想象成一盤重新搞活的大棋,這棋局不再彌漫非人道歧視,相反,它將按現代法規,保障國人在棋局覓得既適宜自主選擇、又裨益公眾的位置。 價值理念層面的“思想解放”,能引導社會把每個人當作有尊嚴的主體來尊重;價值踐履層面的“身份解放”,則是驅動每位在乎生命質量的國民在履行社會角色之同時,也為自身追求現世幸福注入意義暨活力。 “甜頭”,社會學家將它稱作“新時期紅利”,詩賢則是將它親證成最早讓自己品味何謂“貞下起元”、“苦盡甘來”的存在論意蘊的幸運者。 那群能將唐韻宋調玩轉的詩賢,大多係書香門第出身,早在鼎革前便負笈名校或是留洋海歸。 然曾幾何時,這串光鮮履歷的標識,卻被時潮變幻為“異己”。 但歷史車輪轉軌至“1978”,時代背景又頃刻翻轉。這怎會不令詩賢像熬過“安史之亂” 的襤褸少陵一般,歌泣“漫卷詩書喜欲狂”、“青春作伴好還鄉”呢?只須抓住“盼頭”、“奔頭”、“甜頭”這三維合成的韁繩,舊詩詠懷“身份解放”之牛鼻子也就被牽著。 隨之,如下詩案中飽濡淚漬的意象為何無愧“範例”,也就不言而喻。意象一,“夜書孤燈”。忍與小兒爭一燈,欲尋新作待三更。 幾年句澀凝孤憤,今日心開弛激情。 已老秋蟲猶自語,久埋鈍劍忽長鳴。 短詩吟罷無眠夜,獨坐南窗聽雨聲。④這首七律“夜書孤燈”作者魯兵(1924~2006),原名嚴光化,浙江金華人,畢業於浙江大學外文系,1955 年從解放軍宣傳幹事轉業到少兒出版社(上海),歷任編輯、編輯部主任、編審。 此詩作於1979 年,時詩人 55 歲,其小女兒 19 歲,正值應屆生衝刺高考的時辰。 然詩人作為滬上兒童文學專家卻棲身蝸居,逼仄得只有一張書桌一盞書燈,為人父者不忍心與挑燈夜讀的女兒去爭奪。 故詩人即使已詩意溢滿膽肝間,也只得割愛,待到半夜三更小女兒睡了,再重拾那冷卻的靈感。不難從七律讀出詩人感應“身份解放”時的“甜蜜之煩惱”及其心路歷程。 一個呵護詩情鮮活而恐隔夜的書生,在“文革”時“幾年句澀凝孤憤”,然 1978 年“身份解放”卻絕對令其心扉敞亮,激情蕩漾。 雖不時自慚年近花甲秋蟲老矣,但由軍旅生涯所鑄的那柄性格之劍,縱然埋在心底再久,它也會因感應“身份解放”之曙光兀降,而忽如伏櫪老驥奮蹄嘶鳴。 當詩人這般被豪邁詩性所激奮,誠然也就獨自一夜無眠,只聽得南窗外點點滴滴有春雨瀝淅———或許他會遙想南宋陸遊吟出“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之意境,也正虧陸遊是置身於他這般靜謐得能聽到自己心跳的春夜。意象二,“一握餘驚”。少年歌哭相攜地,此日重來似隔生。 零落萬端遺數老,殷勤一握有餘驚。 金縢昔歎傷謠諑,玉步今知屢竄更。 欲起故人同舉酒,夜台終恐意難明。⑤此七律《重到金陵賦呈諸老》作者程千帆(1913 ~ 2000),本名逢會,別號閒堂,以筆名千帆行世。 湖南寧鄉人,1932 年考取南京金陵大學中文系,受業於黃侃、胡小石、汪辟疆諸師,畢業後執教成都金陵大學、四川大學,1945 年移硯武漢大學中文系教授、系主任。 1957 年被劃右派,下放沙洋農場“勞改”。 1975 年平反,即被令退休。 1978 年接受匡亞明校長誠邀,任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241
此七律作於詩人抵寧後不久(時 65 歲)。程詩人訣別忍辱負重之武大而直下繁華似錦之南大,不啻是枯木逢春般應驗“身份解放”之傳奇。 “身份解放”之觀念前提是“思想解放”。 標誌“思想解放”的頭號檄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最早以《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名義刊於 1978 年 5 月 11 日,第一作者胡福明,時係南大哲學系講師。 同年 7 月,山東大學殷孟倫、南京師大徐復、南大洪誠諸教授,於蘇州學術會議期間念及同門程千帆之厄運,遂聯名向南大校長匡亞明力薦程氏,匡校長慨然應允,當即安排落實。 由此生出詩人同年 8 月《重到金陵賦呈諸老》之珍稀契機。今南京師大主校區之建築格局,頗具《紅樓夢》怡紅院、瀟湘館之雅致流韻,此即鼎革前金陵大學舊址,它既是程詩人“少年歌哭”、亦是與青春詩侶沈祖棻(1909~1977)相逢“相攜”、結伴永恒的安魂之地。 程詩人 1932 年初涉秣陵方弱冠十九,1978 年重返金陵已年近古稀,擬有“隔生”之悵。為何不用“隔世”,偏拈“隔生”一詞? 除了合韻,詩人或許更欲傳遞他從武大輾轉南大所體悟到的世間騰挪,豈止是物理性時空變異,更屬存在論意義上的生命躍遷。 詩人 1973 年作《破角詩》云:“自我來沙洋,牧牛凡五年”,⑥1975 年好歹平反“摘帽”,但又遭強制退休,只配與“牛”廝磨於田埂草根。 南大校長借“思想解放”、“身份解放”之東風,將詩人從瀕危寒夜吹送到明媚溫淳的人生“第二春”。 這誠然不僅“隔世”,更是“隔生”。也正因為詩人做夢都不敢想的“身份解放”所捎帶的“盼頭”、“奔頭”、“甜頭”來得太迅猛,詩人在心理上遠未準備好,故在重臨故地、雅集故舊時的心態便頗恍惚,似乎身體已抵長江下遊,然其心念仍滯留長江中遊;更仿佛那張臉雖已從噩夢中甦醒,但其眼神還映著難抑的驚恐。 此詩頷聯“零落萬端遺數老,殷勤一握有餘驚”所以猶顯幽深,就是因為將詩人所表徵的那輩人剛從厄運脫險卻仍驚魂未定,繪得出神入化。 特別是“殷勤一握”四字,闊別數十年的師尊學友兀地相遇,人際間當不能不以臂掌來殷勤表達禮儀;然緊挨著“有餘驚”三字,卻似又狐疑尚懷。 至於主賓各自的苦海沉浮、酸辛悲意,非經此國史之大跌宕、非蘊有家國之大悲懷者,不能道其萬一焉。此詩尾聯:“欲起故人同舉酒,夜台終恐意難明”,當在噙淚緬懷“文革”中冤逝的故交親朋。 作者於詩末自注:“白華含冤自沉,及昭雪,或者乃曰,君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所以輕生云云”。⑦據周聖偉研究,白華,系“白樺”之誤植;白樺是程千帆、沈祖棻夫婦的業師胡小石的次子,出繼外家,因姓楊氏。 白樺畢業於南京中央大學,曾與沈祖棻共事於江蘇師院(今蘇州大學)與南京師院(今南京師大),交誼甚厚。 1968 年白樺因不堪折磨,自沉於江蘇句容。⑧ “夜台”,指墳墓,墓內不見光明,故稱夜台。 “意難明”,意謂逝者即使到陰間也未必弄懂“文革”為何荒誕、瘋狂如此。意象三,“家慶置酒”。酃湪浮香欲滿瓠,無勞鳥語喚提壺。 一家喜氣鶯遷谷,廿載歸心馬識途。 燈下風光疑隔世,日邊消息待移符。 者番贏得山妻笑,卻把清樽勸老夫。⑨此七律原題《寧兒以複試第一入選中科院研究所,捷音南下,家人置酒相慶,再次前韻》 (1978年),作者江辛眉(1922 ~ 1986),本名文忠,號阮堂,浙江嘉興人,1940 ~ 1942 年就讀於無錫國學專科,1943 年後相繼執教滬上東南醫學院及多所中學。 1957 年被劃右派,1959 ~ 1962 年被下放滬郊農村。 熬到“身份解放”,其人生冰河驟然解凍,老驥北上,高歌撼京,有《阮堂詩詞集》。此詩題中的“寧兒”即江寧,⑩係詩人長子。 1978 年中國科學院恢復招研究生,江寧以複試第一候選中科院研究生,這是令詩人全家舉杯歡慶的大好事。 此詩洋溢且跳蕩的喜慶暨欣慰,能讓普天下有同感的親歷者為之含淚。341
首聯兩句,為慶賀長子即將晉京深造,詩人捧出珍藏名酒,頃刻飄浮的酒香(醉意)溢出老熟葫蘆制作的盛器,已無須讓鳥語(八哥)來呼喚親人快提壺舉杯了。 “酃淥”,古代美酒名。 頷聯中“一家喜氣”對“廿年歸心”,“鶯遷谷”對“馬識途”,如此嚴整工切、又按捺不住滿心雀躍的對仗,明擺著在講父子一家人的“雙喜臨門”。 “鶯遷谷”典出《毛詩正義》卷九,後遂以“出谷鶯”指從幽谷飛出的鳥,來隱喻升遷者,這落在長子晉京深造一案甚契。 “馬識途”典出《韓非子·說林上》,喻指閱歷豐富者被重新引用,這落在詩人身上也甚契:1978 年春馮其庸自京抵滬,力勸詩人重返學界,是年冬,乘十一屆三中全會之東風,詩人應聘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北上京師重執教鞭;翌年又因故選擇上海師院(今上海師大)歷史系執教。 這對 1957 年戴右派帽子、睡覺也夢想“何時吹帽落龍山” 的詩人來說,確鑿是足足盼了二十年的“身份解放”。 人生有幾個二十年? “廿年歸心”這四字,既是墨水寫就,也是以血書者也。 頸聯遙想二十年前隔離政審、偶爾放回家見著“燈下兒女璨於花”,已酸甜苦澀得不知是何滋味;而今全家竟能沉醉於“雙喜臨門”,這世道變得太快,快得讓詩人懷疑人生,“燈下風光疑隔世”也。 這仿佛是“身份解放”的“盼頭”、“奔頭”、“甜頭”相約攜手來敲詩人的家門。 至於“日邊消息待移符”,則謂長子複試成功尚屬“捷音南下”,這喜訊雖來自“太陽升起的地方”(當年流行語),然還得靜候正式錄取通知。 “移符”,古時朝廷有事,遣使特符下達指令。 尾聯中的“者番贏得山妻笑”,來之不易。 者番,這番,這次。 詩人體恤髮妻這二十年默默咽下多少苦水。 既哀憫丈夫無端遭罪,又劇憐兒女尚幼,再倔強的心也被撕成兩爿。 現在好了,父子“雙喜臨門”,她也就從心坎裡笑出淚來。 恐又笑得既滄桑,又婉約。 “二十年方贏一笑”,這還不“滄桑”麼? “卻把清樽勸老夫”,這還不“婉約”麼?三、“1978”舊詩詠史典範舊詩題材習稱三種:“詠物”、“詠懷”、“詠史”。 “詠物”實謂“詠懷”之隱喻版,故就範疇而言,也可說舊詩題材大致分“詠懷”、“詠史”兩類。 前章所論魯兵“夜書孤燈”、程千帆“一握餘驚”、江辛眉“家慶置酒”諸例,純屬“詠懷”;此處則以江辛眉“詠史”為典範,以期替後文縱深比對古今“詩史”類型作鋪墊。本文主張品鑒舊詩擬取“感時憂生”為選學標準,以區別於學界流行甚久、夏志清所微詞的“感時憂國”。 把“感時憂生”置於近四百年學術譜系來檢視,也可說這是將章學誠首倡的“文德”研究法(思辨原則)綿延到當下語境來“古為今用”。 章學誠認為,一個能以“敬恕”來善待學術史案的純正學者,他必兼顧學術史人物(對象)的“處世”及“身處”。 “處世”,是指對象所面對的、無法置之度外的宏觀時勢(世變);“身處”,則指對象所日常涉足的微觀人倫境遇,因為這將微妙或尖銳地牽涉對象(及其族裔)的尊卑榮辱乃至生死大限。故不難辨析,章學誠“處世-身處”這對概念,恰與本文選學所標舉的“感時-憂生”不期相契。 若將它們更深地沉降到題材義域,則從“身處→憂生→詠懷”,另從“處世→感時→詠史”,原先潛伏於史籍的“任、督”兩脈也就轉眼被邏輯地敞亮。在邏輯上須涇渭分明的概念經脈,一俟回到經驗現場,則又須細心地考辨“異構體”之間的“同位素”效應。 也因此,若以“角色-舞台”這對符號來表徵詩人“詠懷-詠史”之間的精微轉換,或許更愜恰。 這並非說大凡詩人兼擅“詠懷”、“詠史”。 當魯兵、程千帆被“身份解放”曙光晃得或劍心鏗鏘、或驚魂猶悸之際,這就像演員因進入“角色”太深倒反忘了“舞台”一般,也就不去追念這“身份解放”曙光源自何方。 與此相比較,江辛眉沉醉於“身份解放”之曙光不久,卻能轉身反芻微觀“身份解放”(身處)與宏觀“國家進步”(處世)之間的深刻交感。 這似表明江所以比魯、程更值得441
文學史界珍視,是因為其舊詩不僅像魯、程善於“詠懷”,且精於“詠史”,這是魯、程所未及。 魯、程是“詠懷”單腿跳,只有“角色”感稍遜“舞台”感;江是“詠懷”、“詠史”兩條腿走路,兼具“角色”密度與“舞台”寬度,無怪其舊詩別有氣象,既蘊深婉曲致之情,又開渾厚雄闊之境。江“詠史”的雄渾之境,重在回眸國家的“天亮時分”,在國人腦海掀翻的詩性驚濤。 這個“天亮時分”,當指 1976 年“粉碎四人幫”作為新時期第一道晨曦扯裂黎明前的黑幕,到 1978 年橫溢出“思想解放”、“身份解放”的浩大曙光———這段崢嶸歲月。 “天亮”意象擬喻二義:其國史狹義,是從黑夜到黎明;其哲理廣義,是從黑暗到光明。 1979 年顧城以《一代人》為題沉吟:“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來尋找光明”,擬是著意於哲理的內卷式“詠懷”,凝練、幽邃,微雕般地鐫刻“文革”青少年心底的反思萌芽。 相較之下,江辛眉作《歲暮赴北京感懷》詩,是著意於國事的外傾式“詠史”,寬銀幕般地疊出詩人憶念國運時的壯闊詭譎之影像:廿載驚風染髩絲,茫茫長夜欲何之。 豈知地坼天崩日,竟是黃迴綠轉時。 真外求真原覺妄,夢中說夢總成癡。 北來縱有如椽筆,難寫燕山一段奇。此七律係詩人 1978 年底晉京,聽京人追敘 1976 年“粉碎四人幫”之軼事而作。首聯兩句,從 1957 年到 1976 年,連續廿年令國人驚恐之風潮乃至風暴,染白了詩人的鬢絲,也從心理上將詩人驅入近乎悵絕的茫茫長夜。 誰能料到 1976 年早春因悲悼周恩來所引爆的廣場怒吼,到該年初秋毛澤東辭世前的唐山大地震,再到金秋十月的“粉碎四人幫”,這一連串“地坼天崩”般的政壇遽變背後,有一只看不見的命運之手卻已在導演當代國史的“黃迴綠轉”呢? 不得不敬重詩人的史詩筆觸,頷聯竟能用如此雄勁蒼鬱、又鮮亮醒目的對仗,將 1976 年國家的天翻地覆及其國人感應巨變時的心理驚乍刻劃得凝重、精準。 頸聯中“真外求真”、“夢中說夢”本係佛家語,詩人卻用它們來歎喟,與歷史演化所蘊涵的巨大不確定性相比,文學想象力往往蒼白得甘拜下風。 佛學認為“真外求真”本屬妄事,因為任何人都是以其心中的世界圖景(感受、知識)來指稱他眼前的這個世界,若離開內在圖景,他對外在世界一個字都說不出來。 這也就解釋了何謂“真外求真原覺妄”。但事情還有另一面,即誰若執意不從自己所未知的世界去吸納新知、充實乃至更新自我,則也就怕瀕臨“夢中說夢總成癡”了。 夢本虛幻,夢中說夢,加倍地虛幻無憑。 這也就從根本上制約著詩人晉京縱然身攜如椽巨筆,怕也寫不盡“粉碎四人幫”這段燕山傳奇。江在 1978 年的“詠史”絕唱不限於如上七律,其五律《題吳晗同志遺劄次程應镠教授原韻》同年也驚豔京華,讚語紛紜,洛陽紙貴。感時山陽笛,悲深向子期。 十年天下事,百丈鏡中絲。 河盡槎回日,山空斧爛時。 春風鵑口血,喚得幾人歸。此詩是因浸潤新時期陽光甚深,而格外哀悼被黑暗吞沒的冤魂,首當其衝者吳晗係明史專家,曾任北京市副市長,因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而遭批於“文革”前夜,冤逝於 1969 年。 程應镠抗戰時期讀昆明西南聯大歷史學系,時任上海師院(今上海師大)歷史學系教授、系主任。 首聯兩句:嵇康被害後,其好友向秀(字子期)路過嵇的故居山陽,耳聞鄰人的笛聲,懷亡友感音而歎而撰《思舊賦》,後世遂以“山陽笛”喻指追憶故舊。 此詩以“山陽笛”隱喻吳晗遺劄來沉痛追悼逝者,宛若向秀因聞笛而作賦哀歎嵇康一般,後世也將因《思舊賦》來體恤子期悲懷之深。頷聯“十年”對“百丈”,“天下事”對“鏡中絲”,不僅對得謹嚴工切,一絲不苟,且“以不類為類”(錢鍾書語)對得血氣凝結,沉重得令親歷者近乎窒息。 何謂“感時憂生”? “十年天下事”即公共性宏觀“感時”,“百丈鏡中絲”即私己性微觀“憂生”,卻霄壤對接得天衣無縫,噴口而出,非對逆世541
苛政淤血於胸者,怕不能道。 在頸聯中,眼看著歷史航船被狂瀾橫卷到天邊,幾近絕境,誰知它又迷途知返了。 叢林中的這盤十年棋局,對悠悠國史來說只是傷心片刻,然對無數芸芸眾生來說,不是毀棄一生,也將蹉跎半世,此即“山空斧爛” (典出《水經注》)。 尾聯寫道,縱然杜鵑啼血疾呼春回大地,又怎能喚醒已長眠九泉的亡靈冤魂? 杜鵑啼血,典出古蜀一個叫杜宇的皇帝傳說,他與皇后恩愛甚厚,不料遭奸人慘害,其冤魂化作杜鵑鳥,每日在皇后的花園啼鳴,啼鳴時滴下的血珠染紅了皇后園中花卉,遂被命名為杜鵑花。守夜人為曙光兀降而歌哭,宛若杜鵑啼血。 那麼,幾與江同輩且共同迎來新時期曙光的另些頂尖詩人(錢鍾書、葉元章與江有交集),為何卻未像江那般為 1976~ 1978 年“天亮時分”留下詩史級的舊詩典範呢? 面對這一詩學之問,擬有兩種回應:“無可證偽的”與“尚待證偽的”。 所謂“無可證偽”,是因為它流於形式邏輯而無涉史實,僅抽象地用“必然—偶然”來玩思辨:何人擔當詩史典範純屬“偶然”,然給定詩史定會湧現某人格典範則屬“必然”。 雖不宜說它不正確,但它無助於說明江為何無愧為“詩史”級人物,當亦事實。 史學就其精神活動樣式而言,性本“科學”,考量某對象“科學”與否,第一尺度即看它能否經受“證偽”。 大凡“無可證偽”的對象在其他領域可能珍貴,但它絕對稱不上“科學”,史學亦然。 所謂“尚待證偽”,是因為它能返回史實現場,依次按“資質”、“機緣”、“使命”三項指標去檢測,為何不是他者,而偏偏是江能被詩史最後審定為歌哭“1978”偉大世變的典範。 故“證偽” 一詞在此宜被讀作中性,它不僅指須“經受證偽”,它且指“經得起證偽”。先看“資質”。 這大概沒有比馮其庸序《阮堂詩詞集》說得更權威更透徹了。 1978 年馮專程南下滬上,誠邀江加盟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這究竟為何? 這除了馮、江於 1940 年代曾同窗於無錫國專、且惜江與己同遭 1957 年“丁酉之難”外,更重要的緣由,是馮由衷認同:“辛眉兄之詩,超超乎當世之一流,自不待言矣。 集中所作律詩,格律精嚴,所作長歌,則淵雅古拙,可以比之杜、韓、蘇、黃。予曾云: 辛眉兄詩律精於老僧,涵量可比江海,高情純於金玉。 設使辛眉生於盛唐,則可與少陵遊;生於中唐,則可與退之遊;生於晚唐,則可與長吉遊;生於北宋,則當與蘇、黃遊也。 乃辛眉不生於唐,不生於宋,而生於當世,當世無杜、韓、蘇、黃,則其人誰與歸乎?” 馮序撰於 1995 年,深情可鑒。想必當年馮無暇系統鉤沉且比對,那群與江比肩並立於百年舊詩屋脊、並與江幸存到新時期的頂尖詩人(錢鍾書、聶紺弩、葉元章、王辛笛、施蟄存、程堅甫)之傑作,其實與江的最佳詩章在上世紀文學史皆珍稀得像血鑽。 若定要凸顯江的無可替代性,則不能不講,在涉及“1976~1978”這一標識國史之偉大拐點之題材方面,確實沒有誰的詠歎能比江更具奇崛雄渾之詩史性。 正是在這意義上,馮將江比作當世之少陵,不為過。再看“機緣”。 能背誦“機緣屬於有準備的人”、“是金子總會閃光”的人甚多,然金子在閃光前得忍受何等錘擊,知者甚少。 從 1957 年被劃右派,到 1978 年詩人名滿京華,江是整整受難二十年。十年浩劫,“一炬咸陽萬姓灰”,江不免“詩心落莫如寒灰”,落到“四壁已無書可讀,一襟惟有淚相沾” 之境,但“四凶僭柄用,常懷杞國憂”,詩人對命運從不言放棄,有詩為證:“願乞餘生無恙在,重看朗旭煥河山”。知父莫如子。 長子江寧,1978 年考取中科院被喻“鶯遷谷”的那位幸運兒,他曾記錄其先父的“機緣”三步棋。 其一,“鬥柄重回第一春,江山待掃積年塵”,1978 年春馮其庸自京抵滬,“力促父親重返學術界。 是年冬,乘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東風,父親應中國人民大學語文系之聘,重上講台。 這時,1976 年楊廷福先生寫的《咄咄吟》六首和父親的次韻六首一起在香港《文匯報》發表,傳誦一時”。楊廷福 1945 年畢業於復旦大學,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641
成員,《中國歷史大辭典》魏晉南北朝史卷主編。 其二,“在北京期間,父親參加了新版《紅樓夢》的注釋工作,撰寫《詩詞修辭學》,發表了著名的《論韓愈詩的幾個問題》,‘吟邊莫笑霜髭短,已有春風滿鏡台’,他以加倍的努力,欲奪回失去的時間”。其三,江在京期間“尋訪了錢鍾書、季羨林、熊德基等名流,不到一年詩名滿京華,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熊德基和上海師範學院歷史系主任程應镠爭相聘任,他選擇了上海師範學院,匆匆離京返滬”。按,錢鍾書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季羨林時任北京大學副校長,熊德基時任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歷史系主任。 是年,江曾作《次韻和熊德基讀陳毅將軍遺詩》。續看“使命”。 江明白其舊詩將給其生命史乃至當世心靈史帶來什麼,有詩為證:“人言老驥思千里,我恐高歌撼四鄰”。當其詩史級絕唱,將棲居帝都的錢鍾書、季羨林、馮其庸、熊德基、楊廷福逐一撼動。綜上所述,心得有兩。 一是江以“高歌撼京”來見證其“1978”詠歎不愧為詩史級經典之全過程,愈看愈像是武則天年代的“行卷”現象的當世版,有意者可檢索陳寅恪的相關史著。二是實證江從舊體詩群的凱旋般脫穎而出,亦可為空洞化的“偶然-必然”建模注入新解。 在足以表徵 20 世紀舊詩建樹且活過“1978”的錢鍾書、聶紺弩、施蟄存、王辛笛、程堅甫、葉元章、江辛眉諸賢中,以“資質”、“機緣”、“使命”三指標來逐一考量———結果,真有實力與江相擷抗、且與江有實質性交集的人,也就只剩錢鍾書、葉元章。與 1964 年因議論舊詩而坐牢的“詩囚”葉元章相比,錢鍾書無疑更具“資歷”、“機緣”,但鑒於錢無論“處世”、“身世”皆天慧迥異,迥異到他縱然遍體沐浴“思想解放”、“身份解放”的燦爛陽光,仍不改其冷眼望洋之矜持。 故錢在 1976~1978 年絕不像純若童子的江詩人,見曙光兀降便飛蛾撲火般奮不顧身。 也因此,歷史最終選擇“1978”詩史歌哭之桂冠,惟辛眉矣。 由此再回頭去玩味“偶然—必然”之思辨建模,或許它也就不宜再被抽象成空言,只須置於詩史語境,此“偶然”將被解讀為“有待破譯的必然”,此“必然” 則被解讀為“已被破譯的偶然”。“破譯”何謂? 在“偶然—必然”間嵌入因果律也。四、古今“詩史”類型芻議學界最早將辛眉詩比之“當世之杜(甫)” 者有兩人:楊廷福與馮其庸。 先是楊 1977 年對馮這般力薦;後是馮 1995 年序《阮堂詩詞選》慨喟“設使辛眉生於盛唐,則可與少陵遊”。 馮序千餘字,卻幽咽三歎:始歎辛眉詩《次韻和士則咄咄吟六首》“予讀之感慨蒼涼,泣下沾襟”;繼歎《次韻和熊德基讀陳毅將軍遺詩》“是詩戛玉敲金,句句工切,字字跳動,見者無不歎賞”;再歎五律《題吳晗同志遺劄次程應镠教授原韻》“亦歆動都城之作”。注意到如上辛眉詩三題八首皆作於 1978 年,堪稱是標識國史之偉大拐點的“詩史”傑作,若以此來與杜甫 759 年(“安史之亂”時期)的“三吏三別”、即標識唐朝由盛轉衰之憂患拐點的古典“詩史”作一比較,不無厚味。無論古今,“詩史”一詞很容易在題材學層面被讀成“押韻的國史”,即被讀成在相應史籍中,覓得“信而有徵” 的文獻學憑據的史實之再現。 事實上,最早將杜詩“三吏三別”推崇為“詩史”的孟棨,其劄記《本事詩》也是從題材學角度來命名的:“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寥寥 29 字(不計標點),開了稱杜詩為“詩史”之批評史先河。 此先河開得簡約明快,好處是易記易傳,然稍遜單薄,擬有古典版“反映論”之嫌,至少難解如下疑惑:為何王維也親歷“安史之亂”,卻未見其也有“三吏三別”詩傳世? 這很類似一千兩百年後錢鍾書與江辛眉的差別:為何同樣面對“1978”,錢未能像辛眉留下當世“詩史”? 古今“反映論”無計圓說的741
詩史難題,若交給“文獻—發生學”方法,依次從“資歷”、“機緣”特別是“使命”角度去透視杜甫面對“三吏三別”(歷史情境) 時,為何能“以述情切事為快” 之內驅力究竟何謂,其謎底也就跡近綻露。好在北宋後的歷代詩品大多不囿於孟棨的題材學視角,而絡繹沉潛於朱熹式“性情之正” 去發掘杜甫“詩史”之深意。 大致有三個環節:其一,杜甫能為“安史之亂”留下“詩史”,根在詩人“性情之正”,即詩人“素願”本“負王佐之才,有意當世”,杜詩“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便是明證。 北宋趙次公這一品鑒在批評史上不無嗣響,晚明郝敬就說過唐詩未必皆“盡溫柔敦厚性情之正。 唯杜少陵在唐人中砥節固窮,忠義自許,故其為詩感慨憂時,根柢性情,非徒嘲風弄月而已也”。清初朱鶴齡亦頗有此意:“子美之詩,唯得性情之至正而出之,故其發於君父友朋、家人婦子之際者,莫不有孰篤倫理,纏綿莞結之意”。其二,北宋趙次公、晚明郝敬追認杜甫“性情之正”,清末朱鶴齡重言杜詩“惟得性情之至正”,此“至”何謂? 北宋蘇軾實已預先回應此問:“古今詩人眾矣,而子美獨為首者,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 北宋李綱同義反復:“漢唐間以詩鳴者多矣,獨杜子美得詩人比興之旨,雖因躓流離而心不忘君,故其詞章慨然有志士仁人之大節,非止摹寫物象風容色澤而已也。” 按,“性情之正”與“性情至正”,一字之差,折射的是“信念”與“信仰”之別。 “信念”作為士人賴以自律的人倫準則(君臣之序居首),在歲月靜好時不難踐履。 關鍵是當社稷失序、仕途失意乃至孤身流落於亂世,此“信念”能否依舊不動搖地支撐其身心? 這不得不說是嚴峻的道德拷問。記得錢鍾書曾引章學誠言“豈可見奄寺而頌其不好色哉”,又謂“親欲可接而自持不亂,方許語其有德”,究其旨,擬在揭示那條甄別“信念”、“信仰”的道德邊界:就看信徒若身陷困境,是否仍對自己的價值選擇說出含淚的肯定。 同樣陷於“安史之亂”,王維顯然不像杜甫能堅忍地、跌打滾爬地將日常“信念”昇華為終極“信仰”。 杜甫則做到了。 朱鶴齡譽之為“變不失貞,窮不損節”。於是,杜甫也就從眾多詩賢中脫穎而出,其人格被標舉為“詩聖”,其“三吏三別”詩被傳世為“詩史”。其三,杜甫又被世號“孤忠”,元代宋旡詩云:“詩史孤忠在,文星萬古沉”, 意謂故國文星熣燦,但沒有比閃耀“孤忠”光芒的“詩史”份量更凝重了。 明代方沆說,因為“孤忠” “能使人有孤臣孽子,摒棄不容之感,遁世絕俗之悲”,卻又無礙杜甫百折不撓地“孤舟一系故園心”,這太強人所難,杜甫偏偏不畏危難。 杜甫是借“慷慨微婉”地“形諸篇什” 來做到這一點的。 李綱詩讚:杜陵老布衣,饑走半天下。 作詩千萬篇,一一干教化。 是時唐室卑,四海事戎馬。 愛君憂國心,憤發幾悲吒。 孤忠無與施,但以佳句寫。 風騷列屈宋,麗則淩鮑謝。 筆端籠萬物,天地入陶冶。 豈徒號詩史,誠足繼風雅。 嗚呼詩人師,萬世誰為亞。無怪,南宋劉會孟說這幾近“天意”:“造物託之子美,以此人間之變態,令能言者傳之千秋萬世乎?” 南宋王十朋亦有言在先:“天欲其鳴,窮之使悲。” 無非說天欲降“詩史”大任於斯人,故也就令其陷“安史之亂”,顛沛隴蜀,而悲慨於石壕、新安之吏呼,而哀歎於垂老、新婚之啼別,一不小心,“三吏三別”就被歌哭成不朽之碑。 有詩為證。 一是南宋許月卿:“天寶詩人詩有史,杜鵑再拜淚如水”;二是南宋戴昺:“少陵甘作村夫子,不害光芒萬丈長”。綜而述之,可鑒從北宋蘇軾到晚清朱鶴齡,這長達七百年的批評史對杜甫“詩史”的解讀,並未拘謹於孟棨的題材學視角,即把“詩史”形同於“押韻的國史”;相反,倒是前赴後繼、愈益深摯地將“詩史”體悟成杜甫為符號的歷代儒生心靈史。 故若索性將“詩史”定義為“詩以載史”四字,則杜841
甫“三吏三別”所蘊藉的文化深義,不是僅僅在印證史籍的文獻學真值;相反,它更在標識歷代儒生“感時念君”為內核的詩教譜系,它不隸屬於斷代“國史”,而已被歷代儒生憶念為生生不已的詩性“心史”,恐更確鑿無疑。 錢鍾書說,類似“憶念是留在情感和靈魂裡的,不比記生字、記數目、記事實等等偏於理智的記憶。 後面的一種是死記憶,好比在石頭上雕的字,隨你鑿得多麼深,年代久了,總要模糊銷滅;前面的一種是活記憶,好比在樹上刻的字,那棵樹愈長愈大,它身上的字跡也就愈長愈牢”。於是,“詩以載史”的這個“載”字,不宜釋為物理性“裝載”、“負載”,而應釋為精神性“生長”、“沉積”,比如“厚德載物”,淳厚的道德根基讓主體生出足以肩負重任的使命感暨執行力,而非“德不配位”。也恰恰在“詩史”被定義為詩以載“心史” (不是“國史”)的前提下,擬可讓千古杜甫來與今世辛眉作一比較:前者是為唐朝由強轉衰的憂患拐點鐫刻“詩史”而流芳千秋;後者則替當代“思想解放”的偉大拐點寫了“詩史”,想必也能召喚來世。 至於彼此差異,則不妨說這是同一高貴心史“款式”,又分出兩種價值“色系”:杜甫“詩史”的價值底色是“感時念君”(夏志清所微詞的“感時憂國”的古典版);辛眉“詩史”的價值底色是“感時憂生” (其古典版擬追溯“古詩十九首”)。 “感時念君”與“感時憂生”的異質取向宛若“剪刀差”:當亂世愈將杜甫擲入危難,他就愈將此當作淬煉“忠君”純度的生死鐵砧;與此相比,辛眉則愈沉醉於新時期曙光兀降,就愈敏感社會“思想解放”與個體“身份解放”。 這實謂一對“史無前例”地推動國家進步的偉大車輪———魯迅 1907 年言及的“群體之自大”、“個體之自大”,在辛眉“1978”的視野竟以其這輩子從未體驗過的美的憧憬,奇跡般地融為“命運共同體”,而絲毫不像杜甫那般,若未將“個體”虔誠地化為“群體”賴以整合的零件,也就無計心安。末了,尚需一提的是,在與“1978”舊詩歌哭的同一時段問世的“傷痕文學”(以盧新華《傷痕》、劉心武《班主任》為代表作),儘管在文學史教材中頗具不可或缺的地位,然此思潮取向所蘊結的價值含金量顯然落在辛眉詩之下,至於其“文學所以為文學”的審美魅力,與辛眉詩更無可比性。 然如此卓絕的現代舊詩,卻仍被文學史教程拒之門外,甚憾。①1976 年郭沫若(1892 ~ 1978),倒寫過“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但這不是詩,而是詞,調寄“水調歌頭”。 在文學史家眼中,郭這兩句詞,也不宜讀作文學創作,近乎時政表態。②劉鳳梧:《落帽書懷》之一(1962 年),《蕉雨軒詩抄》上冊,合肥:黃山書社,2012 年,第 90 頁。③錢鍾書:《管錐編》卷四,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第 1226 頁。④魯兵:《無題》(1979 年),見葉元章、徐通翰編:《當代中國詩詞精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 年,第 562 頁。⑤程千帆:《重到金陵賦呈諸老》 (1978 年),見葉元章、徐通翰編:《中國當代詩詞選》,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86 年,第 763 頁。⑥程千帆:《破角詩》 (1973 年),見葉元章、徐通翰編:《中國當代詩詞選》,第 762 頁。⑦程千帆詩自注,參閱《程千帆全集·閒堂詩文合抄》,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⑧周聖偉:《程千帆詩一首》 (未刊稿)。 本文對程詩的闡釋,從周稿得益非淺,特此感念。⑨江辛眉:《阮堂詩詞集》,第 76 頁,上海:學林出版社,1996 年。⑩江辛眉 1978 年另有兩詩“和寧兒”。 七律:“樂府刀環夙夢之,春來消息近歸期。 風沙塞上傳節日,弟妹燈前屈指時。 喜見洪爐成大冶,豈因髀肉撫生悲。與兒共沐朝陽裡,我老猶思一奮弛。”七絕:“崢嶸頭角數兒賢,驥足追風似昔年。 笑說京華高第日,捷音一夜滿江南。”依次見《阮堂詩詞集》,第 58、64 頁。941
江辛眉:《己亥重陽三首》之三(1959 年),《阮堂詩詞集》,第 34 頁。江辛眉:《洑友直問歸家樂否,詩以答之》 ( 1957年),《阮堂詩詞集》,第 32 頁。章學誠:《文德》 (1796 年),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 年,第136~137 頁。江辛眉:《歲暮赴北京感懷》(1978 年),《阮堂詩詞集》,第 94 頁。江辛眉:《題吳晗同志遺劄次程應镠教授原韻》(1978 年),《阮堂詩詞集》,第 69 頁。馮其庸:《阮堂詩詞集》序,見江辛眉:《阮堂詩詞集》,第 3 頁。江辛眉:《戊申雜詩》 (1968 年)之二,自注:“余二十年前在育才(中學)曾創籃球隊,豈料二十年後球隊竟被誣為反動組織。”見《阮堂詩詞集》,第 56 頁。江辛眉:《與蓼公閒談感賦六疊前韻》,《阮堂詩詞集》,第 75 頁。江辛眉:《癸丑十月階位東過復興公園菊展歸而有作》(1973 年),《阮堂詩詞集》,第 50 頁。江辛眉:《次韻和士則咄咄吟六首》(1978 年)之六,《阮堂詩詞集》,第 66 頁;第 66 頁。江辛眉:《寄其庸以未見君子憂心如醉為韻》,《阮堂詩詞集》,第 65 頁。江辛眉:《次韻和閻毅千同志春節抒懷》,《阮堂詩詞集》,第 72 頁;第 72 頁。江寧:《高天寥落一詩星———先父江辛眉和他的詩》,《阮堂詩詞集》,第 4 ~ 5 頁;第 5 頁;第 5 頁。文中所引“吟邊莫笑”詩聯,見江辛眉:《徐君作灰字韻詩愈疊而愈工,賦此即寄五疊前韻》,《阮堂詩詞集》,第 75 頁。見《阮堂詩詞集》,第 93 頁。參閱唐篔整理:《唐代史聽課筆記片段》,陳寅恪:《講義及雜稿》,北京:三聯書店,2002 年,第 478 頁。江辛眉:《次韻和錢鍾書教授老至》,《阮堂詩詞集》第 68 頁。 葉元章主編《中國當代詩詞選》 第 207 ~208 頁輯錄江辛眉詩五首。參見夏中義:《葉元章:詩囚涅槃與思想史接力》,《百年舊詩人文血脈》第七章,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7 年,第 238~269 頁。馮其庸:《阮堂詩詞選》序,《阮堂詩詞選》,第 1頁;第 1~2 頁。錢鍾書:《宋詩選注》序(1957 年),《宋詩選注》,北京:三聯書店,2002 年,第 3 頁;第 4 頁。孟棨《本事詩》一卷被《新唐書·藝文志》著錄於丁部總集類,《四庫全書總目》收於集部詩文評類。王世貞語。 見仇兆鼇注:《杜詩詳注》卷八,第 2813頁,北京:中華書局,2015 年。朱熹:《詩集傳》序,第 2 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趙次公: 《草堂紀略》,見 《杜詩詳注》 卷八,第2720 頁。郝敬:《杜詩題辭》,《杜詩詳注》卷八,第 2817 頁。朱鶴齡:《杜詩輯注序》,《杜詩詳注》 卷八,第2821 頁;第 2821 頁。蘇軾語,《杜詩詳注》卷八,第 2803 頁。李綱語,《杜詩詳注》卷八,第 2804 頁。錢鍾書:《管錐編》 卷三,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 1090 頁;第 916 頁。 參見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宋旡:《杜工部祠》,《杜詩詳注》卷八,第 2766 頁。 方 沆 語: 《 杜 詩 詳 注 》 卷 八, 第 2807 頁; 第2807 頁。范溫:《詩眼》,《杜詩詳注》卷八,第 2808 頁。李綱:《杜子美》,《杜詩詳注》卷八,第 2751 頁。劉會孟語,見《杜詩詳注》卷八,第 2806 頁。王十朋:《謁杜工部祠文》,見《杜詩詳注》卷八,第2760 頁。許月卿:《題陸放翁詩卷後》,見《杜詩詳注》卷八,第 2758 頁。戴昺: 《論唐宋詩體》,見 《杜詩詳注》 卷八,第2760 頁。作者簡介:夏中義,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浙江紹興312000[責任編輯 桑 海]051
澳門理工學報 2024 年第 4 期新時期初的“現代文學”形象———以《新文學史料》創刊號為例*吳 艷[提 要] 《新文學史料》是“新時期”第一份以刊登現代文學史料為主的刊物,它承載著歷史轉軌之際“現代文學”如何重建自身的重要使命。 對創刊號進行耐心、細致的梳理,有助於重新勾勒和描摹“現代文學”在“新時期”初的圖景,同時勘探作為文學期刊的《新文學史料》如何在“新時期”參與和重構文學秩序,它又承擔了何種功能。 換言之,《新文學史料》創刊號敘述了什么,以及它是怎樣進行敘述的。[關鍵詞] 《新文學史料》 創刊號 現代文學 形象 新時期[中圖分類號] I20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4) 04 - 0151 - 141978 年 12 月,《新文學史料》(以下簡稱《史料》)創刊號正式出版。 作為新時期第一份專門刊登以現代文學史料為主的刊物,它承載著歷史轉軌之際“現代文學”如何重建自身的重要使命。 這一使命在進入“新時期”之後,意味著如何重新對現代文學的作家作品以及它們的性質、價值等做出新的判斷,這關係到新的文學規範的生成,也關係到新時期的“現代文學”選擇何種知識、思想資源的問題。 同時,這一刊物本身的特性(以史料為主)也意味著刊物試圖以大量“史料的真實”來修復和補充此前 28 年建構的文學秩序中缺漏和不足的部分,以契合“撥亂反正”時代思潮,並開拓尚在形成期的“新時期”文學走向,因而具有特殊的觀察、分析和研究價值。 從創刊號的生產過程來看,《史料》創刊號從 1978 年 3 月開始籌備,直到該年 12 月問世。 在這期間,“新時期”文壇和新的文藝界秩序正處於重建和重組的過程中,一切都在將定未定之際。 《史料》創刊號本身的編纂過程以及最後呈現的 51 篇文章①攜帶了風雲激蕩之際的諸多歷史信息,是我們從起源處管窺“新時期”如何重構“現代文學”的有力抓手,也是我們觀察“撥亂反正”時代思潮如何由一個國家層面倡導的意識形態話語逐步在文學界具體落實、轉化的窗口。 相當程度上,《史料》創刊號選擇怎樣的“現代文學”,就意味著“新時期”將以何種方式展開。151∗本文係陝西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新文學史料》與 20 世紀 80 年代‘中國現代文學’發生研究”(項目號:2023H007)的階段性成果。
需要說明的是,新時期初的“現代文學”形象並非一次性形成,毋寧說,它是與同樣在“過程中”的“新時期”一樣,隨著歷史語境的不斷改變和自身需要,逐步發展、變化以至成型的。 換言之,並沒有一個本質的、一成不變的“現代文學”,誰來選擇,選擇哪一部分,並將之進行轉化和重新激活,決定了“新時期”初的“現代文學”形象。 而要完成這一步,既有賴編者的編輯實踐,同時,也需要《史料》最初的“作者群”積極參與。 本文以《史料》創刊號作為研究對象,意在通過對創刊號耐心、細致的梳理,重新勾勒和描摹“現代文學”在“新時期”初的圖景,同時勘探作為文學期刊的《史料》如何在“新時期”參與和重構文學秩序,它又承擔了何種功能。 在這個意義上,本文試圖回答的問題是,《史料》創刊號敘述了什么,以及它是怎樣進行敘述的。一、主從有序:五四新文學和左聯/左翼文學在創刊號的“致讀者”中,《史料》編輯組詳細敘述了刊物創辦的編纂方針,核心宗旨是將五四新文學作為重建現代文學的重要起點。 其背後是對《新民主主義論》以不斷進步論界定文學等級秩序的超越。②當然,僅僅止步於強調層面顯然不夠,還需要在具體的編纂實踐和作品呈現中進一步落實。出於對文革的厭倦,在《史料》創辦前後,“回到五四”的思潮正在眾多知識分子和作家群體中間暗流湧動:早在 1977 年 11 月 25 日人民文學出版社組織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的座談會上,李春光就強調我們要編寫五四以來的思想文化史、文學藝術史以促進當下和未來的發展。③此外,歷史學家黎澍在《歷史研究》1977 年第 6 期發表《評“四人幫”的封建專制主義》,該文在系統梳理了“評法批儒”背後的潛在問題之後,認為儘管社會主義革命在我們這樣一個落後的國家取得了勝利,但由於我們還沒來得及徹底改變國家落後的面貌。 代表剝削階級的腐朽勢力就會依然有藏身之處,因此會出現類似“四人幫”的嚴重復辟倒退現象。④在將“四人幫”的出現界定為封建專制主義的同時,一定程度上為五四啟蒙話語在知識界的回歸奠定了思想和輿論基礎。 譬如沈從文就在多次與家人、友人的通信中反復強調封建意識的濃厚正是引發文革悲劇以及轉軌艱難的重要原因。在這樣的時代思潮和歷史氛圍影響下,“回到五四”成為文藝界一眾人士的心之所向。 《史料》的創辦處於這一時代語境氛圍之中,不可避免地在其創刊號中留下痕跡。1951 年 9 月,上海開明書店出版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該書最早將“魯郭茅巴老曹”樹立為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中心作家。 此後,直到 1979 年唐弢、嚴家炎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出版,關於這一經典序列的辛苦布局才逐漸被落實,並在日後的學科建設中凝結為“共識知識”。⑤ 《史料》的創辦恰逢歷史語境轉軌之際,是否依然沿用這一文學史序列就變成了一個饒有意味的問題。從創刊號的最終呈現來看,顯然《史料》並非完全遵循這一序列。 以我們熟悉的“魯郭茅巴老曹”為例,創刊號共提到了 4 位,分別是魯迅(“回憶錄”3 篇,“魯迅研究”2 篇)、茅盾(“回憶錄”1篇)、巴金(“訪問記”1 篇) ⑥、老舍(“回憶錄”1 篇,“懷念老舍”3 篇)。 此外,同時提到的五四新文學作家還有朱自清(“回憶錄”1 篇)、王以仁(“回憶錄”1 篇)、聞一多(“傳記”1 篇)、郁達夫(“作家資料”4 篇)、阿英(“日記”1 篇)。 從篇幅來說,魯迅佔 29 頁,茅盾佔 12 頁,巴金佔 1 頁半,老舍佔 28 頁,朱自清佔 7 頁,王以仁佔 5 頁半,郁達夫佔 20 頁,聞一多佔 43 頁,阿英佔 11 頁。 涉及到七位新文學作家的部分佔總頁數的 58.5% ,達到創刊號一半以上的篇幅。 從這一角度來說,編者確實踐行了其“致讀者”中的編輯方針,“這個叢刊以發表五四以來我國作家的回憶錄、傳記為主”。⑦此後,以五四新文學作家為主的傳記、日記、書信、回憶錄等一直是《史料》的關注焦點。 僅在內部251
發行的另外三輯中,就刊登了郭沫若、許傑、馮雪峰、蕭軍、蔡元培、沈尹默、劉半農、鄭振鐸、張申府、夏衍、黃秋耘、蹇先艾、卞之琳等多位作家的作品。讓我們再來仔細辨析《史料》主打的“回憶錄”專欄中關於五四新文學作家都講述了什么,以及他們是如何講述的。 其中,茅盾的回憶錄從他進入商務印書館寫起,⑧ 因其中含納了諸多歷史信息,發表後引起廣泛關注。 茅盾選擇將進入商務印書館作為回憶的起點,從個人生命史的角度看,這一節點意味著他開始步入“社會”,也是他對自身生命歷程總結的開始。⑨老舍的《八方風雨》 ⑩是他抗戰八年的生活紀實,並且詳細講述了創辦《抗戰文藝》的艱辛歷程。 從中可見動蕩年代知識分子的執守和愛國情懷。馮乃超、欽文、趙景深的三篇文章都是對魯迅的回憶,卻各有不同。 馮乃超作為後期創造社的主要成員,因曾在 1928 年參與了創造社跟魯迅的論戰,其回憶錄的側重點致力於澄清魯迅、郁達夫與創造社的關係,以及自我澄清,順帶為成仿吾平反,其背後的核心訴求是借由正在興起的“撥亂反正”思潮以歷史參與者的身份“還歷史本來面目”。1950~1970 年代,文藝界在對魯迅經典化的過程中逐漸抽空了魯迅本身的複雜性,而使他成為某種空洞、抽象的符號化象徵。 欽文的《磚塔胡同》回憶了魯迅 1923 年 8 月 2 日從八道灣搬到磚塔胡同後,兩人相處、交流的點點滴滴以及魯迅對他的幫助。 以溫情的敘述、詳盡的歷史細節復原了更加具體、真實而又有情的魯迅。 趙景深《魯迅給我的指導、教育和支持》一文詳述魯迅指導他研究民間故事、指出他翻譯的問題,以及逝世兩年前對他的幫助,並將之關聯到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事業之中。 三篇文章既對魯迅示以敬意。 同時又都在不同程度召喚和呼喚更為立體、多元的魯迅形象,為新時期“魯迅形象”的重構奠定了相關史料基礎。此外,“魯迅研究”專欄刊有錫金《魯迅為什么不去日本療養》和胡希明《柳亞子與魯迅》兩篇文章。 前者回答問題,後者開辟了“魯迅與某某”的系列文章。 錫金文的發表當是得益於樓適夷的引薦。1978 年是朱自清誕辰八十周年,同時又是他逝世三十周年,緬懷紀念成為題中之義。 陳竹隱作為朱自清的第二任夫人,深情回憶了朱自清的生命歷程:從“在歧路中彷徨”的民主個人主義者到“他的感情已經進一步和人民聯繫在一起了”、“文學必須站在現代的立場,而現代的立場也就是人民的立場”。她以“史料的真實” (大量具體生動的細節和飽含深情的筆觸)建構了朱自清的思想轉變歷程。 該文很大程度上是對毛澤東《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關於朱自清評價的情感轉譯,並且通過親歷者和見證者的身份強化了這一“歷史—觀念”邏輯鏈條。 此外,陳竹隱回憶朱自清的紀念文章還開了《史料》上發表作家家屬文章的先河,之後以“搶救史料”為出發點的作家家屬的文章還將大量發表,作家家屬也通過其“再講述”參與了“撥亂反正”時代思潮以及對於現代文學作家形象的重構過程。吳祖光《話說〈沁園春·雪〉》一文詳述了他在 1945 年 11 月 14 日重慶《新民晚報》第二版副刊“西方夜譚”上發表《毛詞·沁園春》的詳細經過。 從文章本身來看,它感佩於偉大領袖的詩情萬丈,客觀上喚起了當時人們對於毛澤東的正面回憶。 《史料》的創辦本身就來自於中央的指示,此前此後,歌頌老一輩革命家也是這一時期的一項宣傳任務。吳祖光此時大力歌頌《沁園春·雪》,一定程度上也為刊物增加了一層保護色。 趙家璧《編輯憶舊》 一文回顧了續編中國新文學大系第二期(北伐到抗戰)和第三期(抗戰八年)、世界短篇小說大系的規劃始末。 作為將五四新文學經典化的重要推手,其舊文重發更具象徵意味。楊沫的《青春是美好的》一文以自己的個人經歷敘寫了一代青年投身革命的思想歷程。 是在歷史轉軌的“新時期”重新對既往選擇革命道路的肯認,具有鮮明的示範效應。 楊沫也是“新時期”初較早恢復創作發表權利的作家之一。 許傑《憶王以仁》追351
憶了青年時好友王以仁的生命歷程和文學創作成就,認為其自殺是“物質決定精神,客觀環境和時代思潮,決定青年作家的精神世界”這一歷史趨勢的必然結果,彌漫在文章中的是揮之不去的滄桑感和強自勉勵的惘然。 此外,“日記”欄刊有阿英《第一次文代會日記》,是阿英遺稿。 阿英於 1977年 6 月 17 日因病逝世,此後即有文藝界人士的紀念文章面世,該文係其家屬發現後送到《史料》編輯組,紀念緬懷也屬理所當然。從以上分析梳理可以看出,“回憶錄”專欄的五四文學老作家都首先把目光聚集到五四時期甚至更早,他們試圖通過對於那一時期相關人事、個人經歷的再回顧,重新喚起更多人對於五四的懷念和肯認。 從“回憶錄”專欄的作者構成來看,其中,魯迅、茅盾、朱自清、阿英都曾參與了《新文學大系》(第一期)的編纂工作,趙家璧則是有力的推動者。 許傑回顧了作為同時代人的王以仁,展示了另一種“五四文學青年”的形象。 楊沫則是五四一代作家的學生輩,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接續”。而從“回憶錄”本身的編纂來看,“魯郭茅巴老曹”顯然並未成為《史料》創刊號的標尺。 即使對於五四新文學作家的選取,也曾參與《新文學大系》編纂的蔡元培、胡適、鄭伯奇、周作人此時就未能列入其中,這與彼時官方對他們的認定尚未緩和密切相關。除了聚焦於五四新文學,對於左聯/左翼文學的關注也是創刊號的重要著力點之一。 “訪問記”一欄刊發了上海師大中文系魯迅著作注釋組對於巴金、任白戈、艾蕪、鄭育之、段可情五位同志的談話記錄,幾乎都涉及對於 1930 年代左聯前後相關問題的追憶。 其中,巴金追憶了《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起草經過及其他。 任白戈講述了 1933 年加入左聯後又前往日本左聯支部的過程。 艾蕪除講述自己參加左聯的經歷之外,還特別提到了“兩個口號”論爭問題,立場、態度均鮮明可見,直言“胡風在兩個口號論爭中挑撥離間,起了很壞的作用”。 鄭育之作為周文夫人,回顧了周文和三十年代左聯活動的一些情況,並涉及對胡風、馮雪峰等人的看法。 段可情則簡要提及了 1926 年回國後參加創造社的相關情況。 此外,“中國戲劇運動”專欄發表了趙銘彝的《左翼戲劇家聯盟是怎樣組成的》,該文梳理了大革命前後我國戲劇運動概況、以上海為中心的戲劇活動、上海戲劇界的大聯合以及火紅的 1930 年(該年左翼劇團聯盟成立),建立了一條中國戲劇運動發展的線索和脈絡。為顯示視野開闊,《史料》創刊號還將目光投向了國外。 創刊號辟有“關於《活的中國》”專欄,詳細介紹了《活的中國》的編者序言、目次、附錄,以及蕭乾和楊剛的兩篇評論。 《活的中國》 是埃德加·斯諾和他當時的妻子海倫·福斯特編譯的一本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選。 斯諾編譯這本小說集的原因是“急於想了解‘現代中國創作界是在怎樣活動著’,並讓西方讀者也了解他們的情況”。蕭乾在他的評論中將《活的中國》視為《西行漫記》的前奏,並且強調魯迅的重要影響,由此建立了一條從魯迅到《活的中國》、《西行漫記》的因果邏輯鏈條,一定程度上也在為《活的中國》所描述的“現代文學”形象建構合法性和重要性。而《活的中國》能夠在《史料》創刊號上發表,一方面與斯諾的特殊身份有關。 斯諾作為國際友人,因《西行漫記:紅星照耀中國》聞名於世,新中國成立後,斯諾又多次前往中國,與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有密切溝通與交流。 他毋庸置疑可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另一方面,蕭乾作為《史料》的顧問,在三十年代與斯諾有過密切交往,直接參與這本書的翻譯工作,由他引入斯諾,合情合理且順理成章。從《活的中國》目錄看,顯然斯諾的視角又略有差異。 《活的中國》分為“魯迅的小說”和“其他中國作家的小說”。 斯諾選擇將魯迅單列出來,是因為“魯迅那胸襟寬廣的人道主義精神,對人的滿腔熱情以及對周圍事物的洞察力,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對於其他作家的選取,以後置視451
角看,左翼作家和自由主義文人都有所涉及。 顯示了包容開闊的姿態。 附錄的兩篇文章其一梳理了現代中國文學運動的線索,其二則提供了相應的參考書目,打開了現代文學更為豐富、多元的面向。 《史料》創刊號選擇重新發表《活的中國》,很大程度上也在衝擊五十至七十年代形成的文學史敘述。由上觀之,無論是從篇幅設置,還是編纂對象來看,《史料》創刊號對於五四新文學和左聯/左翼文學的呈現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主從有序”而又錯落有致的分布格局:以五四新文學為主體,致力於重新發揚五四新文學的價值,以構建“新時期”的文學場域,同時又適當為左聯/左翼文學留出空間。 而這一編纂序列的布局顯然為五四新文學在“新時期” 重新復活奠定了史料和知識、思想基礎。二、“死魂靈”背後的歷史情感與觀念機制除了有選擇地重新激活五四新文學的相關史料以重構“新時期”的知識、思想、話語資源,建構文壇新秩序和新的文學史序列外,《史料》還需回應歷史轉軌之際的特殊時代課題。 從大的範圍看,1970 年代末的中國社會要完成歷史轉軌,仍需花大力氣來處理和解決幾十年來積累下的歷史遺留問題。 於知識界而言,則包括文革中冤假錯案的平反、文革前歷次政治運動中受害者的平反問題等。 隨著撥亂反正政策的逐步落實,“各地舉行的追悼會無法計數,一個時期人們幾乎每天都聽到哀樂低回,領導人的許多時間消磨在八寶山靈堂”。 《史料》顧問樓適夷也在 1978 年 6 月 13 日給黃源的信中寫道,“對外活動不多,倒是常常跑八寶山”。一個殘忍的事實是,如同“死亡”孕育著“新生”一樣,“新時期”的到來同樣意味著一代人的生命已經/即將走向終點。 這其中,有生命本身的更替,更多的是歷次政治運動中的受難者被平反,並舉辦追悼會。 就此而言,知識分子群體確實付出了異常慘痛的代價。為了緬懷逝去的文藝界人士, 《史料》創刊號特意辟有“悼念”專欄, 並將這一傳統延續至今。 除了“悼念”專欄之外,從篇幅來說,《史料》創刊號鄭重緬懷的“死魂靈”有三位,他們按照出場順序依次是聞一多、老舍和郁達夫。 分別在“傳記”專欄(王康《聞一多傳(一)》)、“懷念老舍”專欄,以及“作家資料”專欄。 這一看似偶然的選擇,實則內蘊著歷史轉軌之際特殊的歷史情感和觀念機制。1946 年 7 月 15 日,曾以詩歌創作參加五四文學革命,後赴美留學,輾轉北京、武漢,步行前往昆明並在西南聯大擔任教授的詩人、學者、民主戰士聞一多,在雲南昆明被國民黨特務殘忍殺害。針對這一事件,延安《解放日報》直接指斥國民黨為“殺人犯的政府”。 而《中央日報》則極力轉移視線。 聞一多之死激起了當時文藝界多位人士的悲憤。 此後,對他的紀念一直綿延不絕。 王康作為聞一多在西南聯大的學生,兩人又有叔侄關係,成為《聞一多傳》的不二人選。 早在 1947 年清明節前夕,王康就寫成《聞一多的道路》。 1958 年,為紀念聞一多殉難十二周年,王康出版《聞一多》(署名史靖),1962 年,王康又寫成《聞一多傳》初稿。“新時期”到來,王康積極修訂書稿,並咨詢文藝界相關人士意見。 其長期對聞一多傳記的深耕,為《聞一多傳》最終能在《史料》創刊號上發表奠定了相應基礎。此外,還應注意到《聞一多傳》的周邊。 據張光年日記,1978 年 4 月 24 日,他“晚訪周揚,交出校改發言稿。 為《聞一多全集》事徵求意見,歸來就此事與文井商談”。 25 日,“嚴文井來談有關重版聞一多著作問題”。 6 月 20 日,“翻閱王康贈閱的《聞一多傳》幾個章節,考慮電影劇本的修改意551
見。 王為一來電話約談,定明天上午約他們來談,打電話邀王康同志明天上午也來參加”。 6 月 21日,“上午王為一、趙丹、黃宗英、珠江電影廠兩位同志應邀來談。 聽王為一介紹情況後,我就影片用真名假名問題,聞一多的思想發展、時代背景、共產黨員形象等問題談了自己的見解”。 24 日,“上午到出版局參加由陳翰伯召開的討論聞一多全集問題的小會,初步商定了第一、二步計劃”。 7月 29 日,“上午聞立鶴、立雕來訪,同他們談了有關電影劇本(《拍案頌》)、聞一多文集問題,並回憶昆明舊事”。可見,圍繞在王康《聞一多傳》周邊的是聞一多全集的出版、電影《拍案頌》的拍攝等相關事宜。在歷史轉軌之際,聞一多因著此前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中直接、正面的肯定而成為重點宣傳、出版對象。 也因此,《聞一多傳》篇首所附的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語錄並非點綴,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毛、周二人的雙重肯定恰好構成《聞一多》傳的文眼和內在規定性,也成為《聞一多傳》意識形態的表徵。 王康最終在《史料》創刊號上呈現的《聞一多傳》攜帶著歷史轉軌之際的特定痕跡,多處將聞一多與周恩來等領導關聯起來,本文將之稱為“紅色筆法”。相較於聞一多犧牲的悲壯、慘烈。 老舍之死無疑是文革中知識分子受難的一個重要象徵。 文革結束後,為老舍冤案問題,胡絜青曾多次向有關領導寫信,希望早日作出結論。1977 年 8 月 13日,鄧小平就老舍夫人胡絜青請求盡快給老舍作結論一事,作出批示:“對老舍這樣有影響有代表性的人,應當珍視。 由統戰部或北京市委作出結論均可,不可拖延。” 鄧小平作為政治權威,其對於老舍作出結論的批示仍需落實到文學/學術層面,並被轉化成重新經典化的文學史話語,才有可能真正完成這一工作。 需要補充的是,對於老舍的評價問題不只關涉到中國文藝界,還涉及國外對於中國的認識。 1977 年 10 月 12 日,沙汀走訪冰心,冰心就談到“蘇聯有的報刊在老舍問題上大作文章的險惡用心”。 也就是說,國際輿論也會影響“新時期” 撥亂反正工作的展開方式、路徑和力度。在鄧小平下達批示後,1977 年《人民文學》、《北京文藝》和《上海文學》相繼發表了老舍遺作。1978 年 2 月 18 日,張光年在日記中寫道:“趙樹理的女兒廣建來,訴說趙樹理(冤案)問題。 胡絜青及女婿來談老舍(冤案問題)。” 彼時,胡絜青為老舍冤案問題曾多次走訪文藝界相關人士。 “文革”結束,“日常”歸來,文人間的走動也成為世態人情中的常態。 4 月 21 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胡絜青《〈老舍劇作選〉再版後記》,文章強調“他的一些劇本的確是遵照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指引的方向,遵照敬愛的周總理的點題而創作的”。5 月 12 日,樓適夷在給黃源的信中提到:“與老舍夫人談老舍,相對愴然。 最近擬舉行追悼會,遺體火化,連骨灰也不許領,現在骨灰箱裡,只放一副眼鏡、一支筆。 他的遺物、遺稿,也都散失掉了,收回寥寥。 現在他女兒正在設法收集,出版社決定派人去幫助整理資料,寫回憶,制年表等。” 6 月 3 日,北京市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為老舍舉行了骨灰安放儀式。 3 日上午,正逢作協主席團擴大會議,百餘名代表下午都去八寶山參加了這一儀式。 6月 4 日,《人民日報》刊登《老舍骨灰安放儀式在京隆重舉行》,文章借悼詞為老舍定論:“擁護偉大領袖毛主席,熱愛敬愛的周總理,擁護中國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 至此,老舍的冤案問題徹底解決。 此後,老舍夫人分批次答謝文藝界眾人。 據艾蕪 1978 年 6 月 6 日日記,“晚上老舍夫人胡絜青及其子女,請我和巴金、歐陽山、于黑丁、駱文、陳登科、陳殘雲等人吃晚飯”。張光年 1978 年 6 月11 日日記:“下午 6 時偕羅蓀、白塵一起去八面槽首都飯店應老舍夫人胡絜青邀吃晚飯,默涵、馮牧、賀敬之、謝冰心、曹禺、沙汀、嚴文井也應邀去了。” 在這一系列重新為老舍平反和恢復名譽的舉措下,《史料》創刊號刊發老舍文章並辟有“懷念651
老舍”專欄就顯得水到渠成且順理成章了。 同時,在選取老舍《八方風雨》一文時,饒有意味地配了一張老舍與偉大領袖合影的插圖,這其中的和解意味不言而喻。 在“懷念老舍”專欄中,樓適夷《憶老舍》一文寫於 1978 年 7 月 15 日,係參加老舍追悼會後的感受。 錫金回顧了抗戰文協時期的老舍,一如其文章題目:嚴肅、勤懇、誠篤。 李長之和高君箴更大程度上表達著他們作為歷史幸存者的哀思。 舒濟是老舍長女,其回憶老舍文對於老舍形象的建構參與到“撥亂反正”的時代大潮中,文中多處表述契合著當時的具體情勢。此外,其他刊物也紛紛發文對老舍表達懷念之情。聞一多是 1940 年代民主知識分子走向革命的典型,老舍則在新中國成立後就享有“人民藝術家”的美譽,並且在建國後寫有大量歌頌新中國的文學作品。 無論是從政治立場,還是文學創作,他們都具有毋庸置疑的正面性。 而郁達夫則是另外一種情況。 就在聞一多被國民黨特務殘忍殺害的前一年(1945 年),郁達夫在蘇門答臘島死於日寇之手。 郁達夫之死曾經長期是學界研究的一個關注點。 胡愈之早在 1946 年 9 月 9 日就寫有《郁達夫的流亡和失蹤》一文,對郁達夫南洋時期的具體形狀進行了細致回顧,並且強調:“對於象達夫這樣一個複雜的不平常的人物及其思想作品,要作一個正確的評價,應當是未來中國文學史作者的事,而我不配。” 然而,胡愈之所期待的給郁達夫“一個正確的評價”的研究局面遲遲沒有出現。 長期以來,郁達夫留給很多讀者的印象都是“頹廢詩人”,解放後其作品出版很少,相關研究也很匱乏。 但同時,郁達夫之死作為一個悲劇性事件很大程度也加劇了歷盡滄桑的文藝界多位人士的肯認。 《史料》創刊號重新對胡愈之文進行刊載,其用意之一也是重新喚起文藝界人士對於郁達夫的重視。此外,在圍繞郁達夫的“作家資料”專欄中還刊有馮雪峰遺稿《郁達夫生平事略》、馮雪峰編的《郁達夫著作編目》以及郁達夫的《離亂雜詩》詩作遺稿。 馮雪峰 1976 年 1 月 31 日逝世時,因“文革”尚未結束,無論是追悼會還是歷史評價問題都沒有結論,《史料》刊發其遺稿同樣是一種對馮雪峰的緬懷紀念。 而郁達夫遺作能夠發表則得益於黃源的引薦,《史料》編輯組成員黃沫於 1978 年 5月下旬南下組稿,黃源在 1978 年 6 月 18 日給樓適夷的信中寫道:“昨天我去‘新新’找了黃沫二同志,介紹他們去富陽找,郁達夫有一部四五首舊詩的詩稿。” 由郁達夫遺作的發表看,《史料》編輯組確實在“搶救史料”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如眾所知,20 世紀的中國文學一直被裹挾在政治化的浪潮中,20 世紀知識分子和革命之間的關係也從來都是文學史、思想史上長期關注的重要課題。 “革命的那種暴風驟雨式的行動方式放大了力量感、信仰、激情、愛情、友情和命運感,使人捲入一種改變世界和創造歷史的直接感受,這對於任何一個尚未腐敗的心靈都是巨大的誘惑。” 如果我們仔細觀察會發現,聞一多、郁達夫、老舍三位作家都不同程度參與了 20 世紀中國革命的浪潮。 聞一多死於國民黨特務之手,郁達夫死於日軍之手,老舍則因在“文革”中不堪淩辱選擇自殺。 對於革命的高度介入使得他們三人之死早已超出簡單的個人生老病死的範圍,而成為大歷史的一部分。 他們的死亡關聯到“犧牲”,關聯到“歷史的代價”,而知識分子對於革命的“肉身獻祭”更是加劇了這其中的悲劇色彩和複雜意味。當我們從歷史中人的身心感受來觀照歷史中人的心理機制、情感牽動、行動邏輯,對樓適夷的“愴然”,老作家們的重逢、悲慨當能有一份更深的體察和理解。 也就是說,當歷史來到“新時期”,幸存者們需要以儀式化的情感傾吐傷痕、寄托哀思,以慰藉在“不斷革命”中犧牲的“死魂靈”們,這是屬於新時期歷史轉軌之際特有的觀念機制和情感內涵。 《史料》編者選取這三位“死魂靈”看似是偶然的巧合,背後卻有著近乎無意識的情感結構和觀念機制:一方面與他們本身的特殊性有關751
(這三人的文學創作、思想觀念在歷史轉軌之際能夠獲取更大範圍群體的肯認)。 另一方面,基於此前歷史中知識分子受難的屈辱歷史,這三位的“死魂靈”以及圍繞著“死魂靈”所產生的種種歷史細節將 20 世紀知識分子命運這一宏大而沉重的課題推至我們眼前。 除了情感層面的共鳴、共感外,其背後的核心觀念機制是為知識分子平反,通過“還歷史本來面目”讓這一群體重返歷史舞台。而調動的方式就是通過大量“史料的真實”與此前的宏大話語敘述構成對峙、辯駁,由此,讓劫後幸存的知識分子群體在與過往和解的同時,能明確自身的歷史使命和責任擔當,進而重塑“新時期文學”的新秩序和新規範。三、書訊,質疑,內部發行與話語空間的開拓如果說《史料》對於“死魂靈”的儀式化紀念是為了回應歷史遺留問題,讓此前飽受滄桑和屈辱的知識分子重返“新時期”的舞台,關聯到“撥亂反正”思潮中的“平反”這一核心命題。 那么,“新時期”的“現代文學”究竟如何生成,則與這一時期叢書的出版、讀者的評論、出版發行的範圍等因素密不可分。 本節將圍繞這三點進一步細描“現代文學”在《史料》創刊號的具體生成樣態。《史料》創刊號“簡訊”欄中有三則書訊,其中引人注目的是署名文彥的《十卷本〈中國現代文學創作選集〉將於“五四”六十周年紀念期間開始出版》。 全文如下:為了比較系統地整理總結“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創作,並以事實駁斥“四人幫”對於中國現代革命文學運動的污蔑,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現代文學組正在編選十卷本《中國現代文學創作選集》,編選“五四”到建國以前的短篇文學作品,分短篇小說、散文、新詩、獨幕劇四個部分。 全書力求反映中國現代文學創作的發展過程,基本面貌和主要成就,反映新文學反帝反封建主義的新民主主義性質、社會主義因素,以及向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進程,反映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新文學統一戰線隊伍的成長發展和戰鬥業績。 所選的作品,以革命的和具有進步傾向的為主,兼顧不同的流派和風格。 在編選過程中,著重選擇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發生過較大影響或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同時注意現實的需要,主要挑選反映當時社會生活和鬥爭,迄今仍有一定思想意義或在藝術上可供借鑒的作品。這個工作,得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不少作家的熱情支持。 他們或者推薦篇目,或者提供資料,推動了編選工作的順利進行。現在,短篇小說部分已經定稿,計選作家一百九十餘人∙∙∙∙∙∙∙∙∙∙,作品二百九十餘篇∙∙∙∙∙∙∙∙(其中三∙∙∙分之一的作品∙∙∙∙∙∙,是解放以後第一次出版的∙∙∙∙∙∙∙∙∙∙∙),約三百一十二萬字。 爭取明年五四運動六十周年時出書,其餘各卷,正在分頭編選中,準備在一九七九—一九八〇年兩年內陸續出版。(著重號為引者加) 從這則簡訊內容來看,編輯出版十卷本書籍的目的,一來是為了系統整理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創作,二來也是想以紮實的選集成果來清除“四人幫”對於中國現代革命文學運動的污蔑。 這與當時國家層面提倡的揭批“四人幫”的第三戰役相呼應。 而強調新文學的“新民主主義性質、社會主義因素,以及向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進程”則並未脫離當時依然具有規定性的《新民主主義論》中的敘述框架和歷史邏輯的影響。 這一點可看做是一種策略性表達。 需要注意的是,儘管這則書訊表述嚴謹、穩妥,幾無任何紕漏,但“其中三分之一的作品,是解放以後第一次出版的”,這一原本帶有介紹性質的表述,恰恰蘊含著突破和掙脫新民主主義敘述框架的能量。 原因在於,除了少量屬於軼文軼作的文章,諸多文學作品(比如自由主義作家的作品等)是因為不符合這一敘述框架才在此前851
的歷史中沒有出版的可能。 也就是說,雖然看起來是一則簡單的書訊,但其背後卻內蘊著歷史轉軌之際的“時與勢”以及重新打開歷史的動能。 正在展開的“新時期”需要以大量實際的文學出版重構新的文學秩序,在一套叢書中,出版三分之一解放後未曾出版的,從體量來說,這本身就構成一次大的衝擊。 由此可以想象的是,既往在 1950~1970 年代形成的美學原則、觀念構造、文學史敘述模式等將要因著這一批作品的第一次出版進行“歷史重評”。除了書訊本身所昭示的更為豐富、多元的“現代文學形象”的到來之外,有效的質疑同樣是開辟話語空間的重要路徑之一。 尤其是在一切都處於形塑過程中的 1978 年。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無論何種話語、觀念,均需在場域的博弈中通過不斷證實自身合理性與合法性獲取共識,進而成為某種群體共識,然後再傳播。 《史料》創刊號通過親歷者的論述凸顯了這一點。在“中國戲劇運動”專欄中沈蔚徳寫有《回憶〈蛻變〉的首次演出———兼論關於〈蛻變〉的評價問題》,他認為:“這個劇本既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政府貪污腐朽的官僚統治的行政制度,又提出在抗戰中‘蛻’舊‘變’新,建立‘新形式的國家’的對光明未來的美好願望,這在當時起了鼓舞人民抗戰熱情的好影響。” 沈蔚徳作為戲劇《蛻變》中的一個演員(飾演丁大夫),以參與者的身份詳細敘述了《蛻變》編排、上演(中間受阻)的具體過程,以及自己在飾演丁大夫這一角色時曹禺對他的幫助。並且在第三部分中與《中國新文學史初稿》、《中國新文學史稿》中關於《蛻變》的評價進行辯駁和對峙。 針對《中國新文學史初稿》下卷裡“劇本中對於這個後方醫院的黑暗情況的暴露”,“沒有聯繫到國民黨反動派全部政府機構的糜爛情況”,“而是把它當作一個偶然的個別的醜惡現象來加以處理”的論述,沈蔚徳認為:“這種批評不很公平,而且忽視了文藝創作的典型化原則。 文藝作品反映生活需要概括集中而加以典型化,因而可以通過個別以見一般,以部分代表全體。”並且用劇中的具體細節進行辯護。 針對“劇本中所創造的作為‘新的生命’的兩個代表人物是沒有現實基礎的”的質疑,沈蔚徳也以實例分析作了更為具體的還原式說明。其中涉及是否有效揭露黑暗面、對於“新的生命”的描繪和謳歌是否有現實基礎、人物形象是否真實可信等問題。 沈蔚徳以直接參與者的身份復原當時話劇創作的具體語境,進一步打開了討論和研究的話語空間,也意味著此前的文學史敘述隨著新時期的展開,將面臨一系列來自直接參與者們的考驗和衝擊。 此後,《史料》也陸續刊發了諸如研究者、作家家屬的質疑、辯駁文章,將質疑/論爭的形式貫穿到刊物編纂實踐中,開掘出了更富歷史張力的話語空間。如果說書訊和質疑從編者和讀者兩個維度挑戰了既定的文學史敘述規範,內蘊著新的“現代文學”形象的開啟。 那么,“內部發行”的傳播方式則更進一步保障了《史料》本身刊載內容的豐富性和複雜性。 誠如李建立所說,“作為中國當代史上的一種重要的文化傳播方式,‘內部發行’在不同的歷史時段扮演過多種角色。 ‘內部發行’的‘內部’顯然不能與表述‘人民內部矛盾’時的‘內部’等同,而是對大的受信任群體的再區分,是政治身份的配給品”。 洪子誠也提到:“大致到了1978 年和 1979 年,‘內部發行’的出版物,與‘文革’前夕和‘文革’中的‘內部發行’性質有了不同。有部分內部發行圖書,是借‘內部’來處理一些公開發行仍有所顧忌的書刊,銷售渠道已經放寬。” 《史料》 顯然隸屬其中。 也因此,《史料》 並不容易購得。 1978 年 10 月 12 日,黃源致信樓適夷:“《史料叢刊》是內部發行,我怕訂不到。 請你代訂三份如何。 款由兄先付一下,再還。” 而事情常常是,越是內部發行,往往越容易引起讀者的好奇和閱讀興趣。 換言之,這種基於群體再分配的方式,常常引起未在分配中群體冀圖介入和參與的心情並為此付諸行動。 《史料》創刊號在“致讀者”中提到,它“以作家、編輯、記者、文學研究工作者、大專院校中文系師生、工農兵中的文藝愛好者951
(包括業餘作者)為對象”。 由對於讀者群的界定可以看出,《史料》的理想讀者大多都從事文藝工作,並且具有相應的文學知識和文學素養。 這樣的好處是,在具有知識積累和文學素養的讀者群中可以相對名正言順地出現有爭議和衝突的內容,上文所舉沈蔚徳對於文學史家們評價的質疑即為其中一例。 除了刊載有爭議的評論,發表尚未獲得正式平反的作家作品也是《史料》借由“內部發行”的名義刊發。 以聶紺弩為例,聶紺弩於 1976 年 11 月 2 日重返北京,但直到 1979 年 3 月 10 日,“在某些高層領導人的過問下,北京高院才撤銷原判,宣告無罪。 4 月 7 日,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改正錯劃‘右派’,恢復黨籍、級別、工資、名譽,並聘為該社顧問”。也就是說,《史料》創刊號上發表聶紺弩悼念蕭紅舊體詩時,聶尚未平反。 儘管只能在“補白”專欄中出現,但聶詩的發表本身同樣是一個極富象徵意味的徵兆:既是對動蕩年代知識分子(蕭紅)的悼念,同時,又潛含著為聶紺弩平反的意味。 需要說明的是,聶紺弩悼亡詩得以發表當係牛漢的約稿,據牛漢回憶,“1976 年冬天聶紺弩從山西回來,我和舒蕪第二天就去看望他”,“1977 年至 1978 年,紺弩在西城北師大女附中附近的郵電醫院住院,我每個禮拜去看望他”。在這個意義上, 《史料》借由“內部發行”的形式拓寬了“現代文學”形象本身的豐富性和複雜性。除了“內部發行”本身所具備的敞開性之外,我們也要注意到從“內部發行”到“公開發行”的過程。 以同樣是“新時期”初內部發行的《世界文學》和《外國文藝》為例,由上海譯文出版社主辦的《外國文藝》(創刊於 1978 年 7 月,雙月刊),在出版 12 期之後,1980 年第 3 期才改為公開發行,歷時近兩年。 而 1977 年 9 月復刊的《世界文學》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則因遵循了一條相對穩妥的編纂方針,在 1978 年 10 月就獲得了公開發行的資格,歷時一年。 以不定期形式內部發行的《魯迅研究動態》則是在出版了 60 期後才得以公開發行。 而《史料》在 1979 年第五輯之後,不到一年就從內部發行改為公開出版。 這一方面得益於它是在中央指示下創辦的,具有“准官方”性質。另一方面,《史料》所刊內容本身的豐富、駁雜也降低了歷史轉軌時期意識形態層面的風險性,獲得了相應的免疫能力,從而使得它相對較快地由“內部發行”轉為“公開出版”。 在樊駿的觀察視野裡,從內部發行改為公開出版同樣意味著“史料工作在觀念上和做法上的變化:從作繭自縛的神秘化走向開放, 從局限於少數專業工作者的交流變為面向國內外的各界讀者”。這樣,書訊通過增加出版此前喪失出版發表權利的作家作品的數量為“新時期”“現代文學”形象提供更為豐富多元的底座、基數,挑戰 1950~1970 年代一體化/同質化的文學創作和美學觀念;歷史參與者對既往文學史敘述對峙、辯駁,以質疑的形式力爭突破既定話語、觀念的規定性和限制,開拓更富活力和多種可能性的話語空間;而內部發行的傳播方式一定程度上也為新時期初“現代文學”形象的輪廓、形狀開辟了更為多元的話語空間。 以上三個層面均在不同程度打開了“現代文學”在“新時期”的可能性,且呈現出多元、駁雜且富有活力和生機的景象。餘 論此處,蕩開一筆,補充葛一虹讀完創刊號後於 1979 年 1 月 1 日寫給《史料》編輯組的信件,原文如下:承蒙贈《新文學史料》第一輯,匆匆捧讀一過,覺的(得)很新穎很充實,它的編印出版是極有意義的。 我讀時,有許多往事不禁回憶起來,不胜感慨之。 老舍先生《八方風雨》中提到 1939 年作家戰地訪問團,我參與其役。 這在當年是件大事,從重慶出發時有十四人,而今存世的也不多了。 我曾想提筆寫一短文追記其事,但一時還不暇及此。 記得061
1946 年在鄭振鐸先生所編《文藝復興》上,我發表過一篇題作《悼念王禮錫先生———兼記作家戰地訪問團》的文章,似可供參考。 不知是否值得轉載,□予翻閱(原信此處有一字難以辨識———筆者註)。 關於“民族形式”問題的討論,也很想寫點東西,提供一些背景材料,並澄清一些問題。 現還在搜集材料,俟有所得,當再請教。 感謝你們寄來這本好書,匆此不盡,祝寫作順利。葛一虹的回覆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新時期”初文藝界老作家們的心聲。 於他們而言,《史料》的出版具備了症候性的“喚起”功能,它在召喚老作家們重新回顧往事,並對之進行歷史的清理和反思。 蹇先艾就曾寫信給《史料》編輯組,“《新文學史料》第一輯有不少第一手資料,極為難得,一定爭取本月內給你們寫一兩篇五四時期的文學史料短篇”。魏猛克也對《史料》多有關注:“《新文學史料》這個內部刊物,倒有點意思。 在目前,特別感到那些回憶的內容新鮮有趣。 有的老人談自己,頗談出了自己的性格,越談得起勁,他自己就在紙上越加活跳起來。” 從另一個層面也說明,《史料》創刊號一經出版發行,就引起了人們的注意。 而這種“召喚”機制隨後引起了更多老作家的參與,也意味著《史料》將不斷釋放新的活力空間。通過以上對《史料》創刊號的重新描摹和勾勒,我們可以發現,這一看似內在於刊物研究的內部事件,其實與 1978 年的政治、社會、文化思潮等因素的影響密切相關。 由於《史料》創刊號是“新時期”第一份刊登現代文學史料為主的刊物,這就意味著無論是對於編輯組成員,還是此時因“撥亂反正”而平反的老作家們,一定程度上並無能夠清晰把握、遵循的標尺,而只能是邊辦、邊寫、邊看,“摸著石頭過河”。 也因此,“新時期”初的“現代文學”形象遠非後來文學史敘述的那樣清晰分明,而是呈現出更為駁雜、豐富的模糊樣態。 以“搶救史料”為名,混合了五四新文學、三十年代左聯/左翼文學、斯諾眼中“活的中國”、緬懷“死魂靈”(其中又涉及作家的平反工作)、書訊、質疑等內容含量豐富又多元的“現代文學形象”在《史料》創刊號上誕生了,依附在這一“現代文學形象”上的多種意識形態話語/非意識形態話語,因著歷史當事人身份的加持,都在其中以相對妥帖、契合的方式得到安放,而其背後都指向了與“撥亂反正”思潮之間的複雜關聯。① 其中包括“回憶錄”10 篇,“訪問記”5 篇,“傳記”1篇,“懷念老舍”5 篇。 “魯迅研究”2 篇,“日記”1 篇,“作家資料”4 篇,“中國戲劇運動”2 篇;“關於《活的中國》”4 篇,“考證”1 篇;“軼文軼事”6 篇,“文物”1篇;“簡訊”3 篇,“補白”2 篇,“悼念”4 篇。②可參見吳艷:《〈新文學史料〉與新時期文學》 (長春:《文藝爭鳴》,2021 年第 12 期)。 該文第三部分分析了刊物的命名為何是《新文學史料》而非《現代文學史料》,本文現依據學界通用慣例,統一稱為“現代文學”。③李春光:《斬草必須除根》,北京:《人民日報》,1977年 12 月 7 日。④黎澍:《評“四人幫”的封建主義》,北京:《歷史研究》,1977 年第 6 期。⑤參見程光煒:《文化的轉軌:“魯郭茅巴老曹”在中國(1949-1981)》,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 1月,第 1 頁。 ⑥1978 年 10 月前後,蕭乾致信巴金為《新文學史料》邀稿,巴金回覆“關於《家》的那本書,能複制很好,你要在《史料》中介紹,我不會不同意。 至於要我寫什么,目前恐怕寫不出。 我現在寫點《創作回憶錄》,但不能給《史料》發表,因我文債很多,需要一一還清。你想寫什么,就寫吧。 能多寫,最好。 不必管別人說什么。”參見文潔若:《倆老頭兒:巴金與蕭乾》,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5 年,第 130 頁。 這封信從側面解釋了巴金為何沒有給《新文學史料》創刊號寫回憶錄。⑦《致讀者》,北京:《新文學史料》,1978 年第 1 輯。161
⑧茅盾自從 1973 年秋在報紙上重新亮相之後,就有老編輯向陳小曼建議動員茅盾寫回憶錄,茅盾未同意。 1976 年周恩來逝世,鄧小平第二次被打倒,茅盾感到世事維艱,想要留下一份歷史證詞,於 1976 年 3月 24 日,採取口述錄音與文字整理同步進行的方式開始了回憶錄的寫作。 參見韋韜、陳小曼:《父親茅盾的晚年》,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 年,第 274~276 頁。⑨茅盾原本“打算從中學寫起,中學那幾年他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對他的一生,有很大影響;他還講到回憶錄的重點將放在三十年代……因為‘四人幫’粉碎以後,已經有了搜尋大量舊報刊的可能。 他又決定從進入商務印書館寫起,因為自己就是從那裡開始新文學工作的”。 參見本刊編輯組:《記茅公為本刊撰寫回憶錄的經過》,北京:《新文學史料》,1981年第 3 期。⑩文章末尾落款“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於四川北碚”,原載 1946 年 4 月 4 日至 5 月 16 日北平《新民報》。在該文末尾,老舍以一首七律古詩結束了這段八方風雨的歷程,“茫茫何處話桑麻? /破碎山河破碎家;/一代文章千古事,餘年心願半庭花! /西風碧海珊瑚冷,北嶽霜天羚角斜;/無限鄉思秋日晚,夕陽白發待歸鴉!”另:老舍這篇文章的發表當與樓適夷有關。 此前,樓適夷在與黃源的通信中提及老舍在抗戰文協這一時期的重要性,重新發表老舍本人的文章無疑是最好的說明。 該文配圖選取了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 1926 年的合影,意在以圖片撫平三人之間的差異。 饒有意味的是,原本的四人合影,此處因文章需要,刪去了創造社成員王獨清的照片。 關於“新時期魯迅形象重構”問題,可參見徐妍:《新時期以來魯迅形象的重構》,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年。 1978 年 5 月 2 日樓適夷致信黃源:“錫金打算回長春,以後魯研室內訊少了。 他是很想調回北京的,但難。 姜椿芳向中央建議設新出版機構搞大百科全書,有可能實現。 此事如成,我考慮要姜把錫金調來。 他年來研究魯迅,已寫了一些論文,我正勸他陸續發表。 他考證甚勤,也有見解,是一把好手。”參見巴一熔、黃煒編:《黃源樓適夷通信集》(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54 頁。 陳竹隱:《憶佩弦》,北京:《新文學史料》,1978 年第 1 輯。 如 1978 年 5 月 23 日《人民日報》社論《為繁榮文藝創作而奮鬥》等。 該文原載 1957 年 3 月 21 日,5 月 15 日《人民日報》。 另:趙家璧文章重發,當係牛漢約稿,“趙家璧到出版社找我,我便請他為‘史料’寫回憶文章”。 參見何啟智、李晉西編撰,牛漢口述:《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漢自述》,北京:三聯書店,2008 年,第 206 頁。 根據趙家璧的回憶,“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有人寫大字報,指罵這兩篇文章是我這個‘漏網右派’當年所寫典型的‘大毒草’。 現在這兩篇舊作已蒙《新文學史料》把它分兩期全部重新發表了,這對我是極大的安慰和鼓勵”。 參見趙家璧:《回憶鄭伯奇同志在‘良友’》,北京:《新文學史料》,1979 年第 5 輯。由此可見,該文的重新發表也有平反意味。 緬懷阿英的紀念文章有:《阿英同志追悼會在京舉行》,北京:《人民日報》,1977 年 6 月 29 日;張愷帆:《緬懷阿英同志》,合肥:《安徽文藝》,1977 年第 10期;夏衍《憶阿英同志》,北京:《戰地》 (係《人民日報》文藝部刊物)1978 年第 S2 期等。 該書在 1983 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隸屬於“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選”系列叢書。 埃德加·斯諾:《〈活的中國〉 編者序言》,北京:《新文學史料》,1978 年第 1 輯。 “由於魯迅先生的指引,斯諾這位外國記者並未停留在‘熱消息’上。 他以更多的精力傾注在中國新文藝運動的探討上,通過沸騰的三十年代所產生的文藝作品,探索了中國人民的恨與愛,咒詛與憧憬。 正因為他窺見了現實更為本質的方面,體會到中國人民的思想感情,他才於一九三六年突破黑暗的重圍,奔赴陝北革命聖地;他才象另一個美國記者———《震撼世界的十天》的作者約翰·里德那樣,洞察到人民革命勝利是歷史的必然規律。”蕭乾:《斯諾與中國新文藝運動———記 〈活的中國〉》,北京: 《 新文學史料》,1978 年第 1 輯。 石川禎浩在《“紅星”是怎樣升起的:毛澤東早期形象研究》一書中分析了斯諾《西行漫記》在建國後的261
出版情況(參見該書第 194 ~ 206 頁),相較於其他國際友人,斯諾無疑有著更為突出的重要性。蕭冬連:《歷史的轉軌:從撥亂反正到改革開放(1979-1981)》,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 年,第 96~97 頁。 巴一熔、黃煒編: 《黃源樓適夷通信集》(下),第 81 頁;第 68~69 頁;第 82 頁;第 117 頁。自 1976 年起,文藝界多位人士相繼過世。 1976 年計有:馮雪峰(1 月 31 日,終年 73 歲)、孟超(5 月 6日,終年 74 歲)、馬可(7 月 27 日,終年 58 歲)、郭小川(10 月 18 日,終年 57 歲)、鄭律成(12 月 7 日,終年 58 歲);1977 年計有:黃谷柳(1 月 2 日)、徐懋庸(2 月 7 日,終年 69 歲)、阿英(6 月 17 日,終年 77歲)、何其芳(7 月 24 日,終年 65 歲);1978 年計有:郭沫若(6 月 12 日,終年 86 歲)、柳青(6 月 13 日,終年 62 歲)、曹葆華(9 月 20 日,終年 72 歲)、齊燕銘(10 月 21 日,終年 71 歲)等。創刊號“悼念”專欄的文章是《首都隆重舉行郭沫若同志追悼大會》、《在郭沫若同志追悼大會上鄧小平同志致悼詞》、《老舍先生骨灰安放儀式在京隆重舉行》、《著名作家柳青同志追悼會在京舉行》。其中包括樓適夷《憶老舍》、錫金《嚴肅·勤懇·誠篤———追念老舍同志》、李長之《憶老舍》、高君箴《一個難忘的人———憶老舍先生》,以及舒濟《回憶我的父親老舍》。關於王康與聞一多兩人的交往始末,參見王立:《王康與聞一多》,武漢:《武漢文史資料》,2019 年第10 期。張光年:《文壇回春日記》 (上),廣東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 年,第 75、89~90、93 頁;第 62 頁。毛澤東部分是《別了,司徒雷登》的選段。 周恩來部分選取的是:“‘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魯迅、聞一多都是最忠實最努力的牛,我們要學習他們的榜樣,在人民面前發誓,做人民 ‘奴隸’,受人民的智慧,做一條牛。” 譬如:“一旦從偉大的共產黨那裡受到啟發教育,明辨了真象,他就一往直前,義無反顧,為革命大事直至奉獻出自己的生命。”“抗日戰爭時期,每當聞一多看到周總理在重慶參加談判的消息,就會油然憶起‘五四’時期的往事,憶起總理當年同軍閥面對面鬥爭的英雄形象。”“‘恢復國畫’只有在他為之獻身的新中國成立之後,在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指引下,才成為事實,而且也不是簡單的‘恢復’,而是推陳出新更加發展了。” 1977 年 8 月 10 日,茅盾就老舍未有結論一事,致信王昆侖:“您和我寫個信給烏蘭夫部長,並將胡絜青的書面附呈……此事估計不能馬上有結果,但胡絜青奔走交涉多年,其急迫之情足以理解。 我等從旁推動,義不容辭。” 參見茅盾:《茅盾全集》 (第 38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 年,第 179 頁。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鄧小平年譜》 ( 1975-1997)(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年,第183 頁。 沙汀:《沙汀文集》(第 10 卷),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17 年,第 412 頁。 老舍:《詩二首》,北京:《人民文學》,1977 年第 10期;《老舍同志遺作 (三則)》,北京: 《北京文藝》,1977 年第 12 期;老舍: 《詩四首》,上海: 《上海文學》,1977 年第 3 期。 胡絜青:《〈老舍劇作選〉再版後記》,北京:《人民日報》,1978 年 4 月 21 日。 《原中國文聯副主席、著名愛國作家、人民藝術家 老舍先生骨灰安放儀式在京隆重舉行 鄧小平、李先念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送花圈 吳德鄧穎超廖承志沈雁冰康克清楊靜仁參加骨灰安放儀式》,北京:《人民日報》,1978 年 6 月 4 日。 艾蕪:《艾蕪全集:日記(1967-1982)》 (第 18 卷),成都:成都時代出版社,2014 年,第 128 頁。 張光年:《文壇回春日記》(上),第 85 頁。 另:就在眾人歡聚的第二天,郭沫若病逝,第三天,柳青病逝。 譬如:“黨和政府不僅關懷他的生活和工作,還給了他很高的政治地位和榮譽……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生前曾多次親切地接見過他……賣國賊林彪和‘四人幫’反黨陰謀集團,出於他們篡黨奪權的需要,殘酷地迫害並奪取了我父親的生命。 幸虧英明領袖華主席繼承毛主席意志,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打倒了‘四人幫’,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批判了‘文藝黑線專政’論,毛主席的文藝路線得到貫徹,使我父親獲得了昭雪……我們一家人打心眼裡感激華主361
席,感激偉大的中國共產黨!” 1978 年 7 月 10 日,《北京文藝》第 7 期以“懷念老舍同志”為總題,發表吳伯蕭《作者、教授、師友———深切懷念老舍先生》、端木蕻良《懷念老舍》;7 月 20日,《人民文學》發表茅盾、傅鐘、夏衍、劉白羽、冰心、曹禺、鄭伯奇、徐遲等的紀念郭沫若文章。 臧克家在《人民文學》 1978 年第 9 期撰文《老舍永在》,以示懷念。 胡愈之:《郁達夫的流亡和失蹤》,北京:《新文學史料》,1978 年第 1 輯。 直到 1983 年 6 月 20 日,郁達夫才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授予革命烈士證書。 此外,胡愈之文的發表也與胡長期以來相對明確的政治立場、長期擔任統戰工作的突出貢獻等因素密切相關。雷吉斯·德布雷、趙汀陽:《兩面之詞:關於革命問題的通信》,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年,第 4 頁。 這三則簡訊分別是磊然:《在上海發現伍光建的翻譯遺稿》、文彥《十卷本〈中國現代文學創作選集〉將於“五四”六十周年紀念期間開始出版》、丁《“兩個口號”論爭資料選編將於明年出版》。 沈蔚徳:《回憶〈蛻變〉的首次演出———兼論關於〈蛻變〉的評價問題》,北京:《新文學史料》,1978 年第 1 輯。 文中寫道:“我以為《蛻變》的成功至少並不僅僅在於它只是“對於‘舊的惡的’的暴露和掊擊,固然它對這方面的揭示是非常辛辣和尖銳的;而也在它的“對‘新的生命’的頌揚和支持。” 李建立:《新時期初期的“外國文學”形象———對〈外國文藝〉 創刊號的研究》,太原: 《山西大學學報》,2020 年第 1 期。 洪子誠:《當代文學中的世界文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 年,第 139 頁。 聶紺弩:《聶紺弩全集》(第 10 卷),武漢:武漢出版社,2004 年,第 442 頁。 何啟智、李晉西編撰,牛漢口述:《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漢自述》,第 253、119 頁。 《世界文學》 1977 年僅出版兩期,1978 年出版四期,直到 1979 年之後才正式改為雙月刊,延續至今。 樊駿:《這是一項宏大的系統工程———關於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工作的總體考察》(上),北京:《新文學史料》,1989 年第 1 期。 參見陳玲:《〈新文學史料〉創刊號及其讀者反映》,澎湃新聞公眾號,2022 年 10 月 27 日。 見魏猛克 1979 年 2 月 25 日致林煥平信。 林煥平編著:《作家學者書信集》,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 年,第 438 頁。作者簡介:吳艷,西安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中文系助理教授,博士。 西安 710049[責任編輯 桑 海]461
澳門理工學報 2024 年第 4 期上海租界與“二次革命”新探*徐 濤[提 要] “二次革命”是影響中國走向、具備轉折意義的歷史大事件。 對此等大事件的史學闡釋,百年已逾,仍難言完備。 本文將上海租界這一前人著墨較少的重要參與方置於歷史敘事的舞台中央,將全球視野與在地反應同時納入考察範圍,分析上海一地在“二次革命”中所起過的重要作用。研究表明,上海“一市三治”的城市空間、外國租界內部的權力格局,以及複雜混亂的城市安全架構,皆對“二次革命”歷史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 “二次革命”決不只是中國人的政治內鬥,上海租界也是影響民國初年這場政爭最終結局難以迴避的關鍵場域。[關鍵詞] 上海 “二次革命” 孫中山 租界 領事團 閘北[中圖分類號] K258.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4) 04 - 0165 - 12“二次革命”的根源在辛亥革命遺存的南北問題難解,觸媒是 1913 年 3 月 20 日發生在上海的“宋教仁被刺案”(簡稱“宋案”)。 北洋袁世凱方一貫認為,權力鬥爭最重要的不在口舌爭辯,而在於實力解決,乃積極備戰;南方孫中山一黨亦在內部爭論中達成共識,武力解決佔據上風,戰爭遂不可避免。 雙方軍隊在南方多省經過兩個月(一般認為是 1913 年 7 月 12 日至 9 月 12 日) ①的激烈交火,最終以革命黨人的慘敗而告終,中國進入帝制復辟、軍閥混戰的一段亂世。辛亥革命造就亞洲首個共和國,歷來受到學人重視,著述不絕,蔚為壯觀,成為中國近代史中一大領地。 “二次革命”既是辛亥革命的繼續,也是辛亥革命的終結,②常被視為中國革命史敘事上的重要一環,為人所熟知。 但作為辛亥革命的下限,③1913 年這場革命明顯在研究深度與廣度上難以與 1911 年革命相媲美,已有敘事多從宏觀著眼,聚焦在民初政爭、交戰雙方的軍事行動,分析戰爭成因、戰事過程,重點放在總結革命黨人的戰敗原因,以及後世影響。④即便將檢討目光外移到戰場之外,當前學界所觸碰最密集之處,仍在上海商人於此次紛爭的態度問題,所欲探尋的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崛起的這一新興社會群體對中國政治的參與程度與實際效果。⑤“二次革命”迄今已逾百年,該議題曾備受關注,後長期被視作一塊耕耘已久的熟地,學人普遍認為難以再有研究突破,近來新人論著日漸稀疏。 即便是最受世人關注之“宋案”是非,苦於難有561*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近代社會組織和國家基層治理文獻整理與研究” (項目號:23&ZD248)的階段性成果。
一手核心文獻作支撐,怕是未來很長時間內也難有定讞。⑥然而,翻閱先賢著述,回溯學術進路,筆者以為,換一種切入角度,跳脫政治軍事史慣常的敘事框架,將全球視野與在地反應同時納入考察範圍內,則“二次革命”研究仍有湧現學術新見之可能。“二次革命”非突發之內戰,始自“宋案”爆發,迄至湖口交火,113 天,約近四個月。 期間,為特別法庭事,為五國借款事,為選舉總統事,南北政敵黨爭劇烈,“謠諑朋興,饞說訛言,如沸如羹,致人心靜而復動,國家安而復危”。⑦國民黨本部雖在北京,而實力所在是南方各省,尤以上海租界一隅為其活動之樞紐,以孫中山、黃興為領袖,在彼時為眾所周知的事實。 因此,上海租界成為民國初年這場政爭難以迴避的關鍵場域。 上海自 1843 年開埠以來,日漸形成了一種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無所可而又無所不可的歷史“怪物”,被稱為“國中之國”,有著“一市三治”的城市空間與綰轂中外的獨特作用,⑧並未融入到已有的歷史敘事之中。 各類上海史著作中涉及“二次革命”的章節,與任何一本中華民國史的講述並沒有本質上的不同。 前人研究中位於角落、常常著墨甚少的“配角”,如外國租界中常駐的上海領事團,市政機構———工部局、公董局,以及在地武裝力量萬國商團和域外遣派登岸的各國軍隊等,實際上都曾深度參與了“二次革命”全過程,其行動邏輯、決策過程,乃至整座城市的安全架構,以及影響大小,皆值得請到歷史敘事的舞台中央,深入描摹一番。一、縫隙:在領事團與工部局之間已有研究對於近代中國持有政治異見者出入上海,以外國租界為活動基地,以逃避是時掌權者的制裁,多有注意,並歸結為“縫隙效應”。⑨然而,這一高度凝練的歷史認識,一如常被泛用之條約體系、殖民經濟、帝國主義等理論框架,仍待作具體研究,以更為詳盡的案例研究作為基石。辛亥革命期間,革命黨人領袖彙集於上海租界。 陳其美“賃居租界馬霍路德福里”,⑩自上海起事,1912 年 7 月 31 日滬軍都督府撤銷後,不任袁政府工商總長之職,滯留滬濱。 黃興 1912 年 6 月14 日主動交卸南京留守後,赴滬卜居,“寓同孚路二十一號”;孫中山結束 16 年的海外流亡生活,於 1911 年 12 月 25 日回到上海,先將法租界寶昌路 408 號作為行館。 1912 年 4 月 3 日辭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由南京返回上海,搬入寶昌路 491 號宋耀如家中住下,“此一住就是 1 年零 4 個月”。陳、孫、黃三人雖會因公遊歷他處,但皆將活動中心放在上海。 概言之,上海租界,以及它所引領的長江領域,在民國初年的革命黨人中具有特殊地位。 黃興在 1912 年 6 月底時曾有過明確表示:“今日政治中心雖在北京,而實在長江流域。 故本機關部之責甚重,即可於上海辦起。” 袁世凱對革命黨人以“上海有租界為護身符”,“為亂黨作根據地”,心中不滿已極。 他認為,“該黨重要分子,群聚上海,都以為有功革命,未得高官厚祿之報酬,狡焉思逞,欲圖推翻北京政府,重建基業於南京”,“中央若不先發制人,則臨渴掘井,必貽噬臍之悔”,於是一邊積極展開軍事部署,加強北方勢力;同時期望諸國政府可以配合他釜底抽薪,“驅逐”革命黨領袖出上海租界,並將之作為瓦解“二次革命”的重要手段。 1913 年春夏,尤其是 5 月 28 日上海革命黨人徐企文嘗試奪取江南製造局失敗後,兵凶戰危,近在目前,各方勢力圍繞“驅逐與否”這一議題,展開第一輪較量。彼時大不同於兩年前。 無意於捲入中國內戰,由“革命”遽逆為“反革命”的不僅華商,滬上外僑亦選擇積極避戰,厭亂息戰。 無論華洋,租界當局與北洋政府在反對革命黨領袖繼續駐留上海這一節上,取得一致的政治立場。 滬上英文日報《大陸報》 ( The China Press ) 主筆米勒(Thomas F. F. Millard)電呈袁世凱,有“請與租界交涉,不准容留希圖擾害治安之各種機關”一節。 查路透電載,“滬上洋人意見,決定不任用華人再利用租界為指揮革命之總機關等語。 此次該黨圖謀二次革661
命,實為外人所反對,似應由外交部與駐京各國公使面商,凡中國境內各租界,不准容留各種叛黨機關,致擾治安。”對此請求,國務總理趙秉鈞大喜過望,即刻批文“速行!” 袁世凱更是親自發布大總統令,宣示“除暴安良”。 令文中,袁自稱“近閱上海四月二十九日路透電”與“英文《大陸報》”,“有人在滬運動第二次革命”,“批閱之餘,殊甚駭怪”! “既有此等傳說,豈容坐視亂萌?” “倘如西報所言,奸人乘此煽誘,釀成暴動,則是擾亂和平,破壞民國,冒天下之大不韙。 本大總統一日在任,即有捍衛疆土、保護人民之責,惟有除暴安良,執法不貸。” 袁、趙等人藉口滬上西報輿論所請,通過外交部與駐京公使團聯絡,希冀達成“驅逐”孫中山、黃興、陳其美等人出上海的政治目的。然而,上海外僑的政治取向仍難實際影響到各國政府的外交政策。 英國在辛亥革命期間所堅持的“不干涉中立原則”,此時成為列強對華政策的主要基調。 雖然英國明顯傾向於袁世凱,認為統一的中國更有利於其本國利益;日本卻並不完全受制於英國,與南方孫中山一派多有牽連;其他如美、法等重要相關國家,對於南北政爭還未引發的中國內戰,皆採取嚴格的“不干涉中立原則”。這導致了第一輪“驅逐”革命黨領袖出上海租界的外交嘗試無疾而終。 陳其美事後有勝利宣言:徐企文攻製造局案“其遠因先由西報造謠刊載黃興、陳其美在滬謀造反情事,外交總長即與某公使會議取締之法,欲黃等離開上海租界。 後由某公使會議,美公使因無證據不贊成,法公使亦以黃等所主張為改良政治,此與造反不同,未便干涉。 此計遂窮。” 7 月 12 日,被袁世凱革職的江西都督李烈鈞宣布獨立,傳檄天下,打響“二次革命”第一槍。 15日,黃興趕赴南京,脅迫江蘇都督程德全脫離北京政府。 接到南京獨立命令之後,蘇省各屬,首先響應者為松江鈕永建部。 但截至 7 月 17 日前,上海並無南軍部隊出現,相反袁政府陸續調遣軍隊開抵上海。 上海領事團為避戰端,於是照會交涉使,阻止袁政府所派“步兵馬隊二千餘名”在吳淞口登岸。 未曾想翌日,陳其美就選在南市久大碼頭中華銀行舊址,成立駐滬討袁司令部,正式宣告上海獨立。 袁政府陸軍部以上海領事團任由“南軍在滬組織司令部並招兵等事,未聞干涉,而卻專阻北軍登岸,殊乖睦誼,當即諮由外交部照會駐京使團,請電飭各領事弗再干涉中央政府之行動。”領事團接電後,即行呈覆云:“北軍登岸,戰禍在即,所有旅滬西人之生命財產,在在堪虞,須由政府一一保險,設遇戰禍損失,俾便照約賠償,應即照會外交部查照,庶免日後交涉。” 兩軍對峙,戰事難免,7 月 21 日即有兩軍開戰之說,真正接火是在 23 日凌晨 2 點 30 分,南軍決定先發制人,分三路圍攻由鄭汝成把守的江南製造局。工部局始終沒有放棄“驅逐”革命黨領袖出上海租界的努力。 戰事爆發後,公共租界的市政機關取代北洋政府交涉使,成為與上海領事團協商,頒發驅逐令的主角。 “驅逐與否”的第二輪較量,因為戰爭正式在上海爆發而密集展開。鄭汝成在守下南軍首輪進攻後,第一時間寄函工部局總董皮爾斯(E. C. Pearce),告知戰果。交火當日,總辦萊韋森(W. E. Leveson)致函工部局董事會所有董事:今早的敵對行動實際發生了,這使得工部局似乎不得不採取措施,禁止交戰中任何一方的領袖將公共租界作為其避難所。 在此之前,這種政治屬性的活動,公共租界可以作為中立地帶,對任意一方的守法人士都秉持開放。 但一旦開槍,為任意一方的領袖提供安全庇護,就不能被視為是一種中立行為。 因此,工部局董事會似乎應在事先通知所有相關方後,將所有參與這場衝突的人(無論他是軍事的還是民事的)趕出上海租界。在 7 月 23 日召開的工部局董事會特別會議上,與會人員一致同意總辦的意見。 但當董事會希望用“傳閱的方法,議決勒令這些首領們(即後來報載 8 人名單,引者按)在 24 小時內離開租界”之前,工部局訪問英國駐滬總領事祿福禮(E. E. Fulford)的代表團卻帶回了他的“建議”:祿福禮認為“驅761
逐”一事不宜操之過急,希望董事們“等待他就此事致電北京請示結果後再定”。在次日繼續召開的特別會議上,總董皮爾斯告知與會者:“關於命令騷亂的首領們限於 24 小時內離開租界的建議”,“英國總領事已告知他,在領事團會議上,這項建議除了德國總領事外,無人支持”。 因此,祿福禮的意見亦很明確———“所擬的佈告不能公布”。 雖然有人提議,工部局可否在未獲得上海領事團支持的情況下自行宣布並實施“驅逐”,但立即有董事表達了不同意見:“在租界的歷史上,還沒有領事團撒手不管的先例”。 總董本人更是言明,“在現階段由工部局採取這樣一種做法,勢必損害今後租界的管理。”會議決定先正式致函上海領事團,並建議退而求其次,“僅驅逐孫逸仙博士、黃興將軍、陳其美將軍和前任都督岑春煊”。 即便驅逐 4 人的提議,總董在表決時依然選擇棄權。7 月 24 日,袁世凱政府再次致函北京公使團,希望各國政府可以立即“驅逐”黃興、陳其美:“現中央政府得知兩位叛亂分子的重要領袖———黃興和陳其美寓居上海租界內,互通有無。 因此,外交部希望得到北京公使團協助,謹請後者(即公使團,引者按)立即按照外交公理、公使團不允許租界成為騷亂基地之原則,將上述兩人從公共租界中驅逐出去,以恢復秩序。 此外,中國其他闢有租界的口岸城市中的大國代表,若能同時禁止此兩人在各租界中居住,則外交部將不勝感激!”但這一“驅逐”請求,同樣是碰了軟釘子。7 月 25 日,工部局董事會正式致函上海領事團,由總董皮爾斯親自遞交到兼代領袖領事、荷蘭駐滬總領事夏勃繆勒(L. J. C. Von Zeppelin Obermuller)手中。 信中寫道:過往三日的敵對行動,以及隨之中斷的貿易、失序的生活,都使工部局認為絕對有必要,阻止政治或軍事領導人繼續利用租界。 界內的外僑居民,以及有地位、影響力的高等華人都贊成,應採取強有力的措施,將任何參與當前叛亂活動的人“驅逐”出租界。 工部局對此深表贊同。 工部局準備在上海領事團的支持下,發布一項示諭,並派出巡捕,逮捕涉事人員。 但是,此一做法應率先取得您本人以及其他領事們的同意,因此我謹代表上海居民,請求你們向北京公使團轉達這一請求,希望你們能夠採取有效舉措,協助我們,實現該目標。在是日上午的首場工部局董事會特別會議上,與會者仍舊莫衷一是,持續著此前的爭論,有人表示激進,更多人同意靜待上海領事團的覆信。 關於“驅逐令”的行文,董事們再次退讓,“乃決定在佈告文件上不要標出這些具體的人名,對於擬予驅逐的每個個人應用信件通知之”。在傍晚 4 點半鐘召開的第二場特別會議上,董事會宣讀並批准了所擬的示諭。7 月 26 日上午 11 時,上海領事團會議在比利時駐滬領館召開,領袖領事外,英、德、法、西、葡、日、意、俄、美、瑞典和奧匈帝國駐滬領事參加。 與會的工部局代表有總董皮爾斯、董事哈愛特(A. Hide)、古柏(A. S. P. White-cooper)和警務處總巡卜羅斯(C. D. Bruce)。 皮爾斯將前一日所擬的公告,提交會議討論。 西班牙領事以此事無需會審公廨預審為由,建議刪除“ for trial at the Mixed Court”字樣。 與會者同意,以更為模糊的“Foreign Authorities”替代先前的“Foreign Consuls and Mu-nicipal Council”,並認為具體的人名須剔除,並須再交由領事團審核通過。 會後,工部局汲汲以求的示諭拖延至 7 月 26 日方正式對外發布,內文稱,“現各外國領事官及工部局宣示”:“或在本界或於北界以北毗鄰各鄉,不准作為行軍根據地及陰謀計策中點之用。 兩方面之中國弁兵,無論何方,均須遷出本界北鄉之外,以免戰事波及本界,而保衛各國守分商民之安寧,且軍事領袖與有連帶者,無論何黨,或文或武,亦應由本界及本界北鄉,立即遷出,如違定行提究。” 查閱《工部局董事會會議錄》即可知,工部局的示諭並未對革命黨領袖繼續以上海租界作為戰861
鬥基地,產生過任何實際影響。 7 月 28 日,董事愛士拉(E. I. Ezra)仍提議,“董事會應寫信給領事團,建議從租界內驅逐孫逸仙博士、黃興將軍、陳其美將軍和李平書先生”。 董事葛倫(H. C. Gul-land)則指出:“如果要這樣做,那麼根據工部局的中立立場,則應把江蘇都督程德全也包括在內。”總董回應稱,“驅逐的最終責任在於領事團”,而甚至包括英國駐滬總領事在內“在這件事上是有意加以拖延”。驅逐誰,是否明示,如何驅逐,怎樣操作,這些具體問題,工部局董事們又有多輪商議,但最終沒有得到上海領事團的正式批覆核准。 因此,工部局及其轄屬的萬國商團、巡捕房也就於法無依,未有行動。 直至 1913 年 8 月 23 日,即上海討袁軍失敗 10 日後,工部局又有勒令陳其美出界之照會發出,表示若“仍查得汝在租界線內,則巡捕房當立即緝拿”。這證明被通緝的陳其美在革命失敗後實則一直滯留上海,11 月東渡之前,仍“待機再舉”。 8 月底,他甚至致書上海領事團對工部局所謂“通緝令”予以反駁。 信中,陳其美自稱是國事犯,“敝國民黨於國際公法上,得享我友邦保護之利益。 敝人謹守國際公法,未嘗有所違犯,今不加保護,而乃迫令遷出,無異間接拘交,於公法殊屬不合。”自己“在滬設立機關,運動各省贊助革命,歷時八年,從未妨礙租界治安”,是“最尊重租界之治安者”,文末勸領事團“以公理人道為重”,不應“以勢力言之”,“勿結怨於敝國人民,勿以愛租界者禍租界,則鄙人所馨香禱祝者也”。 不難看出,雖然戰敗,陳其美字裡行間仍有警告各國領事的意味。孫中山、黃興則分別在 1913 年 8 月 2 日、7 月 31 日乘船駛離上海碼頭。過往“二次革命”歷史敘事,尤其是在深受後世政治影響的革命史著作中,上海租界通常被認定為“反革命”的一方。 秉持此論者多引用 1913 年 7 月 24 日《時報》一條名為“上海租界工部局議決驅逐黃興等消息”,內稱“工部局昨日議決將黃興、孫文、陳其美、岑春煊、李平書、沈縵雲、王一亭、楊信之八人逐出租界”。《時報》這則小道消息應譯自《大陸報》。 同日的工部局董事會議記錄中寫道:“實際上,《大陸報》已經公開了工部局的意圖,並且已提供了 8 個人的名單。” 該報“未經許可”(或係有意為之)將工部局希望驅逐以上 8 人的消息散播到社會上,而《時報》等中文報轉載之,造成頗為廣泛的社會影響,迫使上榜之人不得不作闢謠舉動。“二次革命”期間,滬上媒體政治立場迥然有異,利益攸關,難言中立客觀,常有人以筆作槍,發起“認知作戰”,以故,類似之謠言數不勝數,幾乎無日不有。 後世撰史者卻不加辨別,對此報紙消息中“議決”一詞深信不疑,完全不顧黃興、孫中山、陳其美等人後來仍在上海租界中抗爭,而將之引入著述之中,這顯然有悖於基本史實,理應加以釐清。 筆者無意否定上海租界當局與袁世凱政府採取同一政治立場,皆欲“驅逐”革命黨領袖。 但“驅逐”與否,不完全取決於意願,更在於國際公法與外交博弈。二、越界:閘北問題為避免“二次革命”戰火“恐擾及租界”,上海領事團戰前曾會電駐京公使團,正式通告雙方,提出兩點要求:“一、無論何方面,如欲在滬開戰者,須離租界三十英里,合華里一百里;二、須各存金磅(鎊)一千萬磅(鎊),預備戰後之損失”,並威脅“否則,即違公法,定出干涉”。因為“蘇省軍隊的命脈,完全在上海高昌廟的製造局,所有槍炮子彈的補充,都在局中” ,革命黨人欲複製兩年前的成功經驗,奪取江南製造局,作為先招。 北軍並未全然防守,憑藉海軍力量,由浦江上的軍艦,發炮助戰,流彈覆蓋南軍司令部所在之上海縣城小東門附近,而此處與法租界南界緊鄰。 從戰事進程來看,南北交戰兩軍顯然對將戰場遠離租界的要求,皆未能滿足。 坐落上海租界的西商房產有不少受到流彈的損傷,以故紛紛向各該管領事申訴。 領袖領事夏勃繆勒於 7 月 24 日派出兼作翻譯官的荷蘭駐滬副領事,登海籌艦,謁見李鼎新,面遞警告函件一封,內稱:“本月二十二、二十三兩夜,北軍961
所發之炮,流彈飛入租界,損傷中外人民生命財產無算,本領總領事代表領事團,請貴司令注意此事,務須預防,以免危及租界。”鄭汝成、李鼎新覆函表示,自應竭力防阻北軍發炮損及租界。海軍炮火的目標是欲將上海討袁軍總司令部盡數搗毀,而南軍不得不作應變。 7 月 24 日,陳其美決定移駐司令部到閘北,“擇定滬寧站北南海會館。 該會館於光復時,曾為第二十三師黃膺白師長設立司令部。 故於午間將一切物件,悉數移至該處。” 此前的革命史書寫,突顯陳其美此舉是為免荼毒生靈起見,為人道計。 南市商業繁盛,居民眾多,自然是其動因之一。 其他戰略考量也應在此一併點明:南軍勇猛有餘而裝備不足,無力抗衡海軍,是為前提。 相比南市,閘北與公共租界犬牙相錯,處處毗連,居民相通,華洋利益捆綁更為緊密;且沿蘇州河北岸,深入內地,而距黃浦江面更遠,炮轟更為不易;滬寧鐵路終點站設於此處,北可達南京,南可通閩粵,為兵家必爭之交通要塞。綜上,退守閘北,一舉多得,思慮不可謂不周全。 然而,南軍司令部遷至閘北,等同於將戰爭風險導入此處。 此舉迅速引發的一系列連鎖反應,應是陳其美決議之初所不能完全料及的,最終欲有一安全無虞之司令部而不可得。首先,閘北置有產業之中國商民恐慌無比,極力阻礙,不惜借兵。 上海總商會一向秉承反戰立場,而閘北商人走得更遠,積極邀請租界勢力介入。 陳其美遷入閘北當晚,上海總商會舉行會議,以“保全居民身家生命為重”為理由,擬由閘北市政廳、市民公會和商團三個團體,“具函邀請萬國商團至閘北幫同中國商團、警察保衛華洋居民”。 後來有人認為,此事由團體出名恐有不便,最後商定由公民個人出面要求。7 月 25 日,閘北 15 家絲廠選出丁秋河、吳子敬兩人為其代表,與夏瑞芳、祝蘭舫、龐元濟、周廷弼、陳潤甫、陳炳謙、余葆三、葉鑫齋、程兆基等人一道,聯名致函工部局總辦處,商請公共租界派兵,保護閘北安全。祝蘭舫代表“眾人”,向工部局提交一份正式申請書。其次,公共租界始下定決心實際介入,終有“越界”之舉。 陳其美利用租界、冀望司令部安全的意圖,為滬上外僑所不容。 此前,戰事集中在市南的江南製造局,南軍佔據主動,遠離租界,尤其是外僑集中的公共租界,上海西人雖有流彈造成的些許財產損失,人身安全尚且無虞,仍可取隔岸觀火的姿態。 但數夜南軍圍攻無果後,北軍越戰越勇,南攻北守的戰場形勢日漸逆轉為北攻南守。 如此一來,陳其美退至閘北之舉,勢必導致戰火跨越橫隔於南北兩軍的外國租界,這在界內之人看來,對其安全產生了切實威脅。 另有“僑居閘北之各國洋商,因討袁軍司令部移駐閘北,且謠言將有戰事,故該西人等大起恐慌,紛紛稟請各該管領事,要求派兵保護生命財產。” 7 月 25 日,董事葛倫表示,“陳其美將軍以軍隊佔據閘北的問題,是比發表或不發表這份佈告更為嚴重的事件” 。 工部局總董則認為,上海租界此刻“隨時需要海軍部隊登陸的可能”,要求上海領事團在“當前緊急關頭”,“不要再拘泥形式”。7 月 26 日,公共租界總巡卜羅斯以“潛運軍械情事”,派出“三道頭西捕,督帶西捕 4 名”,“高樹工部局旗幟,以 4 小時為一班”,在蘇州河上往來梭巡。因為該河面此時並不在公共租界轄區之內,以故,此舉已是“越界”的第一步,是侵犯中國主權的行徑。最後,閘北商團等擔憂地方自治不復存在,中國主權受損。 辛亥光復後,閘北地方設有市政廳,選舉得錢允利、沈鏞正副兩位市長,其安保力量主要依賴自治運動中組織的閘北商團。 聽聞絲廠、商務印書館等富裕商民聯合請求外人“越界”保護,閘北商團率先起而反對。 7 月 26 日午間,閘北商團召開全體大會,函閘北市政廳力阻此事。 公函聲稱:“一、所云司令部移至閘北一層。 應責任市民公會領銜,請求移駐,以安人心;二、所云公民等身家性命財產,誰可依託一層。 查閘北自他省以及製造局戰釁以來,由各商團警察等晝夜防護,秩序安堵如常,並未有盜竊之聞,人所共悉。 今該公民等以其私產之關係,欲藉外人之力,以作抵禦,而謂商團與警察等未足為力,不勝詫異! 按閘北071
如許公民,誰無身家性命?! 雖財產未必如該公民等之富足,而身家性命之額數,何止倍蓰?! 豈貿以少數人之私見,而斷送完全主權?! 其淆亂安寧,實屬喪心病狂!!” 商團會長俞宗周個人亦具函致閘北市政廳錢、沈兩位市長云:“聞有閘北實業家邀求工部局派令萬國義勇團前來,倘然此事實行,於主權大有損失,全體決不承認,定以武力從事! 一面向邀工部局之實業家嚴重交涉,立乞飛函知照,免致貽誤。 宗周雖然隨同二公,忝列其位,但此事攸關全體義忿,設無正式解決,釀成巨禍,宗周更難負此重任也!” 由此可見,閘北境內亦有相當勢力,既反對陳其美遷入司令部,更反對上海租界勢力“越界”侵犯閘北,而導致中國主權受損。公共租界所依憑的武力,主要是萬國商團。 該團自 1913 年 7 月 23 日“二次革命”爆發首日,即動員出防,維繫租界內的市面穩定。27 日凌晨 6 時,以前一日示諭中“中國弁兵,無論何方,均須遷出本界北鄉之外,以免戰事波及本界,而保衛各國守分商民之安寧”為由,總巡卜羅斯接到總董明令後,下令該商團司令彭司(A. A. S. Barnes)中校率隊進入閘北,拉開了閘北問題的序幕。彭司次日的軍事報告,對侵入閘北租界武裝的首日情形有詳盡描述:彭司自己與拉爾夫斯(Ralphs)中尉指揮下的 2 名軍官、33 名士兵組成的上海輕騎隊(俗稱“馬隊”),以及戴維斯(Davis)上尉率領的野戰炮隊,先是在跑馬總會集合,挺進至新大橋;索爾(Sauer)上尉領導的美國隊,計有3 名軍官、40 名士兵,前一晚在赫德路值勤。 彭司命令其在靜安寺路與卡德路路口,與之會師;新大橋堍,上述三支連隊,又加入了由葛雷烈(Grayrigge)中尉帶隊,3 名軍官、78 名士兵組成的中華隊。跨越新大橋,進入閘北後,彭司留下兩門火炮駐守橋頭,其他人員由其率領,直接進入閘北之巡警總局,但先前計劃中與之接頭的閘北商民代表並未現身。 另有一支萬國商團部隊,從靶子場路和北河南路交界處,進入閘北,分別是皮爾森(Pearson)中尉率領的工程隊(26 人)和狄克(Dick)上尉率領的海關隊(44 人)。 在接管北河南路巡警局後,海關隊 10 名士兵在海恩(Hey)中尉指揮下留下駐守。 萬國商團兩支部隊對討袁軍司令部所在的南海會館形成東西夾擊的態勢。 在滬寧車站的北部廣場上,彭司留下兩座火炮,瞄準仍有 50 名討袁軍士兵駐守的南海會館。 在此西北方向 600 碼的另一座會館大樓中,仍有 250 名討袁軍士兵和 6 尊大炮、200 支來福槍。彭司等人之外,總董皮爾斯、總巡卜羅斯、警務處副總巡麥克尤恩(K. J. McEuen)、萬國商團坎寧(Canning)上尉等人,隨萬國商團大部隊之後,自新大橋侵入閘北。 萬國商團與討袁軍兩軍對壘,互不相讓,局面一度緊張,隨時可能交火。 然據卜羅斯稱,此次軍事行動是為“和平”而來,因此儘量以“友好的態度”推進,經過15 分鐘的談判後,討袁軍士兵最終放下武器。7 月 27 日中午,萬國商團又增派日本隊、葡萄牙隊兩支連隊進入閘北,下午 1 時左右,市面恢復平靜。 討袁軍士兵被繳械後,“盡行遣散”。 南海會館為公共租界所接管,陳其美不得不撤出閘北。 而與之一同被佔領的還有閘北市政廳。若只閱讀卜羅斯、彭司等人的軍事報告,以及工部局日後公開發表的《年報》 ( Annual Report )和《公報》( Municipal Gazette ),會給人一種假像,即工部局聲明‘兼衛’閘北後,其武力接管的過程簡易而順滑。 實際上,7 月 28 日,“閘北商民”寫給工部局副總辦麥金醲(MacKinnon)的一封感謝信中,使得上述英文文獻中所粉飾過的歷史記錄露出了馬腳。 此信主體內容如下:敝處世居新閘北地方,事被南北兩軍爭戰,四處華界,居民不安,人心惶惶。 現今得悉,貴局所派洋人保護商民,不勝感激之喜。 最宜速放租界,趁此間時,預(越)早預(越)妙,速開馬路,以興市面,且北四川路一帶,可以毗連接通,而新閘路即可興造,而南北各商家更為贊成,感恩於無涯矣! 惟望貴局邀集各洋董速成議妥,立將華界築成租界,近因租界內之居民,日盛一日,前遇四處逃民,實無站足之地。171
可見,上海租界武力接管閘北後,為防止陳其美之討袁軍去而復返,“以免亂黨攻擊”之名,仍厲行戒嚴。 彼時,“以洋兵驅除陳其美之總司令部”,閘北市面並未回歸平靜,反而一時謠言四起,人不自安,不少市民大罵夏瑞芳等人“為閘北之吳三桂”、“喪權辱國之罪魁”,恐公共租界趁勢吞併閘北,地方自治從此不保。為緩解民眾情緒,萬國商團特意安排其“華隊司令”徐通浩,與接管當地警務之衛生科長顏璧城會面(閘北是時“警察廳內部科長、課員等大都久不到廳,拋棄職務”),並登報周知:“此次工部局徇眾商之請,派團員前來保護,實因閘北地方處處相連租界,且各國僑民庽居境內者亦屬不少,故前晚各董集議良久,始得通過。 或疑外人欲乘機推廣租界者,係屬誤會。 應請通飭各區署曉諭居民,並飭各長警等互相輔助,保全公安。 倘三日安堵無虞,自當撤回。” 然而,一紙公告能撫慰一時人心,卻不能真正消弭反抗勢力。 工部局“兼衛”閘北過程中,陳其美討袁軍之外,在地的自治勢力受損最大。南軍繳械撤出閘北後,萬國商團、工部局巡捕,尤其是印度錫克巡捕,仍與閘北原先之警員、團員,爆發一場武裝衝突。7 月 29 日晨 5、6 時間,萬國商團受命撤出閘北,閘北“居民方額手稱慶”。 “不料,是日中午,工部局突然又派出西人捕頭與印捕多名前往閘北各地,驅逐華人巡士,接收警局。 據公共租界警務報告稱:吉文斯(D. S. Givens)警官受命帶領 10 名錫克印捕,從虹口出發,前往閘北寶山路警察局,欲接管該處。“既抵之後,即有中國警察荷槍迎之。 有某華警吿知西捕頭,謂:中國警察不准外人守衛該地。 該捕頭(即吉文斯,引者按)因見中國警察人數過眾,兵勢洶洶,故命印捕退至靶子(場)路及北河南路之交點,以守租界。 中國警察一隊,則留於相去十二碼之寶山界內。 兩方面各荷來福槍,遙遙相對”,情勢緊繃。 閘北“一般公民偵知此事,實由少數商民發起不惜將閘北土地,贈送外人,於是糾集多人,將吳子敬擁至市政廳,要求懲辦。 錢市長見人眾口雜,不便分辯,只得暫送檢察廳看管,以平眾怒”。兩軍對峙,終於引發槍戰。 “大約下午 12 點 50 分,巴雷特(A. S. P. Barrett)上尉(一名錫克印捕)遭到閘北華警的槍擊負傷。” 當衝突發生,閘北市政廳聞訊之下,曾派員赴工部局商議善後之策,工部局卻不問情由,即行大兵壓境,騷亂閘北。 當日下午 5 點 30 分,總巡卜羅斯、商團司令彭司再次統率租界武力侵入閘北,與之一道行軍的還有英國皇家海軍吉普斯(R. N. Gipps)中尉指揮的 125 名英國水兵。大軍馳至閘北市政廳門首,“卜君令水兵分兩隊,一隊荷槍與市政廳西側對峙以待,一隊對準警備隊,大、小炮均布市政廳西側。 凡行人誤入該處戰線內,西水兵麾令他去。” 閘北一時間大戰即發,風聲鶴唳,居民遷逃,商店閉市。 “茲悉當肇禍時,彼此開槍情形異常緊急,紅十字會沈仲禮君得信較早,即發電話至天通菴公立醫院(即紅十字臨時醫院),促柯師醫生速發救護隊。 柯乘紅會汽車至巡警三區,與警察長趙君雙方解決,並力勸工部局董、商團司令巴君(即彭司,引者按)和平商議,勿尚武力。 磋議許久,彼此允協,將所有槍械當場交紅十字會中立人柯師帶回存儲,事定後如數交還,並立約簽字,事遂定,否則中外交惡,巨禍立見。” 幸在紅十字會柯師醫生(Stafford M. Cox)的調停下,對峙雙方達成和平協議:“一、閘北巡警應除去軍械;二、巡署內查明果無軍械,則萬國商團巴司令應將萬國商團全隊退出,此後閘北地面仍歸趙君率所部管理;三、本區出巡跕崗,巡士不帶槍械;四、巡警之槍械交與柯醫生保存,製給收據。” 按此約定,7 月 30日晨,入侵閘北的武力全數撤回公共租界。 先前被閘北居民扭送到閘北市政廳的罪魁吳子敬,因為人身安全無法保障,亦在此輪和平協商中,由錢市長諮照檢察廳將之釋出後,由總巡卜羅斯帶回租界之內。 卜羅斯衝突次日致函總辦萊韋森,終於承認公共租界的武力在閘北引發了“相當大的反感”,在閘北商團、警察與散兵游勇未被解除武裝前,“可以預見,公共租界北界附近將有無休止的271
麻煩與動盪”。閘北問題是“二次革命”上海戰事期間的一場幾近被人遺忘的華洋衝突。 閘北因其毗鄰公共租界而興市,亦因華洋交錯的複雜利益關係,一直被公共租界當局所覬覦,作為其擴界吞併的首選區域。 自自治運動興起以來,閘北紳商奮起,與中國政府一道,抵制公共租界擴界,最早可以追溯到1910 年。 中歷多輪交涉,而一直未能消除華洋之間的利益摩擦。 “二次革命”期間,除南北交戰雙方外,閘北彈丸之地,最少彙集有四支力量:在商言商、無視主權的富商社群,出兵意願強烈、企圖乘機吞併閘北的滬上西僑,原有治權、崇尚自治的閘北商團,以及從事和平運動的紅十字會。 陳其美討袁軍司令部遷移至閘北,中隔租界作戰之舉,一時間打破相對平衡的局面,引發富商的極度恐慌,擁護公共租界當局武力入侵閘北,最終釀成了所謂的閘北問題。餘論:錯綜複雜的城市安全體系“外人助袁”歷來被視作“二次革命”失敗的關鍵所在。 外人是否助袁? 若是,又是如何助袁?以上海為路徑(approach)切入考察,將革命黨領袖“驅逐令”的頒布過程與閘北問題兩相對比來看,若僅採其一案例作為支撐,可能會得出截然不同的歷史結論。 一言以蔽之,這是因為保障上海租界“安全”的力量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故其行動亦呈現出錯綜複雜的狀態。法租界與公共租界之間,市政互不隸屬。 公董局完全聽命於法國駐滬領事,而公共租界與之迥異,由英、美租界合併而成,其工部局在界內行使統治依憑於《土地章程》。 但因《土地章程》成文日久,雖然不斷有“附則”的修訂,仍不能完備。 上海租界主權屬於中國,“作為公共租界工部局與中國地方官署正式交接之承認傳達機關”是上海領事團。與此同時,上海領事團中又包括法國駐滬領事在內,職是之故,法租界安全保障並不能與公共租界截然兩分。 當各締約國對華外交政策並不能取得一致時,其駐華外交機構,無論北京公使團還是上海領事團,皆會出現議而不決的情態,這就使得上海不僅在城市空間上,實質在租界內部的權力格局上也形成為一條“縫隙”。 這條“縫隙”是寓滬僑民、列強母國之間利益上暫時的不一致,體現為一種結構性的不同步,這在上海歷史上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出現。 “二次革命”期間,革命黨領袖正是充分利用了這條“縫隙”,以其行動並未違背國際公法、為中國內政之名,周旋在各股政治力量之間。近代以降,中國常見亂事,上海租界之內華洋雜處,且多為華人,外僑佔據人數上的絕對劣勢。公共租界並非任意一國的殖民地,在有安全之虞時,若無成熟穩定的協防體系,一國一見、一事一議,往往不能有及時反應。 因此,巡捕之外,工部局一直盡力維繫一支自有武裝力量———萬國商團。1870 年,最初為應對天津教案造成的恐慌,工部局正式接管萬國商團,收編其作為亂世中申請列強派艦來援上海之前的一種武力選擇。 一方面得益於界內納稅人財力上的支持;另一方面受惠於英國政府武力上的支撐,萬國商團此後始終能維繫不輟。 隨著武器不斷更新、場地大加擴容,萬國商團規模漸趨增加,在 1900 年之前,總人數一直保持在二三百人。 在義和團運動中,危急之下,萬國商團人數首次激增,此後約 20 年中,一直保持在 1,000 至 1,500 人的規模。工部局巡捕與萬國商團,以滬上外僑社群的利益為根本依歸。 “二次革命”期間,上海“一市三治”交界地區(如閘北),犬牙交錯長期而複雜的華洋緊張關係,導致當閘北問題發生時,工部局有強力意願,更有能力,以所謂天然賦予之“自衛權”為由,無視各締約國須嚴守“中立”之外交立場,悍然入侵中國領土,不惜侵犯中國主權,造成軍事衝突,一時無法自拔。 閘北問題並沒有隨著 1913 年 7 月 30 日萬國商團的撤軍而消失。 滬上外僑“越界”干涉中國革命的魯莽嘗試,造成了十分複雜的後果。 此前還十分不滿371
工部局超越職權、擅自決定入侵閘北的上海領事團,最終得到授命,決議取代工部局,下令各國駐滬海陸軍臨時總司令海軍中將那瓦(Nawa) “代表領團,請派軍艦水兵一百二十五名入駐閘北,以保護該地地面安寧,並阻止對於租界之危害”。 此後,更是輪番派駐各國海軍陸戰隊“兼防”閘北,直至 1913 年 8 月 13 日,北軍佔領吳淞砲台,上海一帶戰事結束後,領事團乃不得不實行北京公使團交換閘北的言約,於 17 日由北洋政府再次收回閘北的治權。閘北問題的出現,再度刺激了閘北華人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國家主權意識,也促使北洋政府對此民意不得不加以注意與謹慎處理,後續與列強政府交涉時漸呈強硬立場,而導致公共租界吞併閘北的嘗試最終以失敗告終。①學界對於“二次革命”結束時間迄今仍未形成統一看法,除了文中使用的四川討袁軍堅持到的“9 月 12日”,另一種通行的看法是以 9 月 1 日南京城的陷落為標誌;還有人認為“二次革命”持續到了 1913 年 12月的雲南大理楊春魁起義(參見謝本書:《雲南楊春魁起義———“二次革命”的尾聲》,北京:《近代史研究》,1985 年第 5 期)。②劉望齡:《辛亥革命大事錄》,北京:知識出版社,1981 年,第 35 頁。③朱宗震:《辛亥革命的下限》,北京:《近代史研究》,1979 年第 1 期。④代表作如,胡繩武、金沖及:《辛亥革命史稿》第 4卷《革命的成功與失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章開沅、林增平等主編:《辛亥革命史》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李新、李宗一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中華民國史》(第 2 卷 1912-1916),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朱宗震:《民國初年政壇風雲》,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年。⑤重要論著如,丁日初:《二次革命中的上海資本家階級》,北京:《近代史研究》,1985 年第 6 期;朱英:《辛亥革命時期新式商人社團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 年,第 319 ~ 320 頁;徐鼎新、錢小明:《上海總商會史(1902—1929)》,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 年,第 166~ 178 頁;李達嘉:《上海商人的政治意識和政治參與( 1905—191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2 期上冊,1993 年 6 月,第 171 ~ 219 頁;李達嘉:《從“革命”到“反革命”———上海商人的政治關懷和抉擇,1911—191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3期上冊,1994 年 6 月,第 237~ 284 頁;馬敏主編:《中國近代商會通史》第 2 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 年,第 730~ 731 頁;虞和平:《資產階級與中國近代社會轉型》第 3 卷,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2015 年,第 168~169 頁;朱英:《“二次革命”前後的上海總商會》,廣州:《廣東社會科學》,2018 年第 5期,等等。⑥廖大偉:《論民初幫會與社會的緊張———以共進會與刺宋案為中心》,上海:《史林》,2005 年第 1 期;侯宜傑:《暗殺宋教仁的主謀尚難定論》,上海:《史林》,2013 年第 1 期;尚小明:《宋案重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 年,等等。⑦朱宗震、楊光輝編:《民初政爭與二次革命》(上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333 頁;第 310 頁;第 428~429 頁。⑧歷經 19 世紀五六十年代“局勢極端變動”的一段時期,上海“外國租界分分合合,由三家合而為一,繼又一分為二”,終成兩個穩定的市政主體———公共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公董局,與中國政府並立,持續至20 世紀 40 年代初。 “一市三治”是對上海租界與華界互不隸屬、長期並存此一歷史現象的概括。 徐濤:《萬國商團:一部全球視野下的上海史》,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21 年,第 25~26、71~75 頁。⑨熊月之 1987 年即提出要客觀、全面評價上海租界於中國歷史的作用(熊月之:《論上海租界的雙重影響》,上海:《史林》,1987 年第 3 期)。 延續這一思路,他將上海租界複雜而廣泛的影響,提煉為“縫隙效應”、“示範效應”、“孤島效應”,以及“集散效應”。參見熊月之主編:《上海通史》(第 1 卷 導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44~ 52 頁;熊月之:《異質文化交織下的上海都市生活》,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 年,第 504~506 頁。471
⑩何仲蕭編:《陳英士先生紀念全集》(卷一·傳述),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53 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 年,第 77 頁。毛注青編著:《黃興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第 317~318 頁;第 402 頁。徐濤:《孫中山與上海關係新論》,上海:《社會科學》,2012 年第 3 期。湖南省社會科學院編:《黃興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第 240 頁。據袁世凱家書,第 67 ~ 69 頁。 轉引自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上海市歷史博物館編:《民國上海市通志稿》(第二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第874 頁。中華民國創立後,美國人密勒氏與伍廷芳聯合,於1912 年夏天在上海共同創辦英文報紙 《大陸報》( The China Press )。 《大陸報》設在上海四川路 11號,後搬遷至九江路 14 號,是傳教士所辦報刊外,美國人在上海的第一份報紙。 鑑於在華一些西文報紙偏重報導西方人在中國的生活和動態,而對中國本地事務關注不夠,密勒主導的《大陸報》糾偏反正,加大報導中國本地事務。 參見熊月之:《序言》,馬學強、王海良:《〈密勒氏評論報〉總目與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5 年,第 1 頁。《中央法令:大總統令宣示除暴安良》,上海:《上海公報》,第 13 期(1913 年 7 月 1 日),第 2~3 頁。黃德福:《二次革命期間英國對華政策及影響》,台中:《弘光人文社會學報》,2007 年第 6 期。對於工部局的“驅逐”請求,日本外務大臣牧野伸顕指示:“此事甚為微妙,終將構成具有政治色彩結局之虞,正如閣下(日本駐滬領事有吉,引者按)意見,可採取不表贊同與否之態度。”日本在“二次革命”期間所采的外交政策,參見俞辛焞:《辛亥革命時期中日外交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374~391 頁。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erican Chargé d’Af-faires, July 28 1913, File No. 893.00/1790,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13,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 Office.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上海市歷史博物館編:《民國 上 海 市 通 志 稿》 ( 第 二 冊), 第 876 頁; 第881 頁。一直追蹤報導戰事的滬上西人記者格定魯 ( St. Piero Rudinger)記述:“大約凌晨 2 點 30 分,我聽到一聲悶響,下一刻,一顆飛來的炮彈發出尖銳的‘拉塔塔’聲,劃破空氣,擊中建築物的屋頂,部分破壞了屋頂,接著炮彈在觸及黃浦江水面時強烈爆炸。 與此同時,我們聽到了沉重炮聲和馬克沁機槍的哢哢聲,告訴我們,期待已久的戰鬥已經開始了。”St. Pie-ro Rudinger, The Second Revolution in China, 1913: My Adventures of the Fighting Around Shanghai, the Arsenal, Woosung Forts, Shanghai: Shanghai Mercury, Ltd. Print. 1914, pp. 37-38.《上海工部局總辦處關於討袁軍進攻製造局期間鄭汝成的照會、董事會的會議記錄及通告等文書及其它事務性文件》 ( 1913 年 2 月-1913 年 8月),上海:上海市檔案館,檔案號 U1-2-426。上海市檔案館編:《工部局董事會會議錄》(第 1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672 頁;第 673 頁;第 673 ~ 674 頁;第 675 頁;第 673頁;第 673~674 頁。7 月 28 日,北京公使團覆函外交部:他們了解到上海領事團已經根據 1913 年 6 月 6 日公使團的決議,採取了相應措施。 Foreign Office: Consulate, Shang-hai, China: General Correspondence. From Peking, Ref-erence: FO 671/359, The National Archives, Kew, Unit-ed Kingdom.黃季陸等編:《革命文獻》 (第 44 輯 二次革命史料),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8 年,第 235 頁。 筆者參照檔案記錄與對外公布的示諭,發現文本中依然保有了 Foreign Consuls and Municipal Council 字樣,具體原因不明。 參見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Report for the Year 1913 and Budget for the Year 1914, Shanghai: Kelly & Walsh, LD, 1914, p. 104B.朱宗震、楊光輝編:《民初政爭與二次革命》 (下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735 頁;第713 頁。何仲蕭:《陳英士先生年譜》,上海: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1946 年,第 43~48 頁。571
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第 832 頁。名列其間的上海絲廠繭業總公所總董楊信之因此“請辭”,而公所同人認為,“至某某等報所載工部局擬行驅逐八人一說,亦與楊君無關,並與事實不盡相符。 除聲明及與主動破敗名譽者另謀對待外,應請楊君仍就舊職,勿為浮言所惑。” 《絲繭業臨時大會記》,上海:《申報》,1913 年 7 月 26 日。《上海方面之維持(六)》,上海:《申報》,1913 年 7月 23 日。趙正平:《仁齋文選》,仁齋文選籌備會,1945 年刊行(出版地不詳),第 523 頁。 Shells in the Settlement,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July 26, 1913.黃季陸等編:《革命文獻》(第 44 輯 二次革命史料),第 217 頁;第 242~243 頁。開戰之前,南北雙方即對上海火車北站展開激烈爭奪,此時更有革命黨人“粵軍到滬”的謠言四傳。參見黃季陸等編:《革命文獻》(第 44 輯 二次革命史料),第 215 頁。丁日初:《二次革命中的上海資本家階級》,北京:《近代史研究》,1985 年第 6 期。《蘇州河阻止運兵》,上海:《新聞報》,1913 年 7 月27 日。《閘北商團力阻西兵》,上海:《新聞報》,1913 年 7月 28 日。《西團練保護閘北再誌》,上海:《新聞報》,1913 年7 月 29 日。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Report for the Year 1913 and Budget for the Year 1914, p. 2A; pp. 12A-13A; p. 11A. The Municipal Gazette, Vol. VI, Shanghai, July 31, 1913, No. 300.《代夏粹方等辯誣》,上海:《申報》,1913 年 7 月29 日。《閘北訪函》,上海:《申報》,1913 年 7 月 29 日。“民國光復後,(閘北)警界八百餘人,自居莫大之功”。 此外,“(閘北)商團數百名,分設機關五六處,槍械甚多,以革命偉人自居。 前西兵入境,該黨反對尤力。”《上海工部局總辦處關於討袁攻滬時商團及萬國艦隊水兵進駐閘北、添購槍支應付事變等的文書》(1913 年 7 月至 1913 年 8 月),上海:上海檔案館,檔案號 U1-2-427。Foreign Guards Withdrawn from CHAPEI District, The China Press, July 30, 1913.《閘北訪函》,上海:《申報》,1913 年 7 月 30 日。《上海兵禍記(六)》,上海:《申報》,1913 年 7 月30 日。《閘北訪函》,上海:《申報》,1913 年 7 月 31 日。The Municipal Gazette, Vol. VI, Shanghai, August 9, 1913, No. 302.《西商團保護閘北三誌》,上海:《新聞報》,1913 年7 月 30 日。《特別訪函一》,上海:《申報》,1913 年 7 月 31 日。《上海工部局總辦處關於討袁攻滬時商團及萬國艦隊水兵進駐閘北、添購槍支應付事變等的文書》(1913 年 7 月至 1913 年 8 月),上海:上海檔案館,檔案號 U1-2-427。過往三年間的公共租界擴界與閘北商民的外交摩擦情況,詳見英國駐華公使臨時代辦艾斯頓(Beilby Alston)1913 年 11 月 21 日所寫的信函中。 Foreign Office: Consulate, Shanghai, China: General Correspon-dence. From Peking, Reference: FO 671/359, The Na-tional Archives, Kew, United Kingdom.熊月之主編:《稀見上海史志資料叢書》(第 9 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2 年,第 685 頁。徐濤:《萬國商團:一部全球視野下的上海史》,第67~69 頁。1913 年各國海陸軍侵入又撤出閘北的過程,參見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上海市歷史博物館編:《民國上海市通志稿》(第二冊),第 883~885 頁。作者簡介:徐濤,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 上海 200235[責任編輯 陳志雄]671
澳門理工學報 2024 年第 4 期通向現代史學之路:顧頡剛與今文經學關係研究的百年反思*范靜靜[提 要] 歷經一個世紀,關於顧頡剛與今文經學關係的爭論早就應該劃上句號了。 回看這場爭論,最初只是學術範圍內的正常討論,沒有人因為顧頡剛受到今文經學的影響而否定其現代史家的身份。 隨著政局變化,顧頡剛與今文學家質疑古史的行為變成了一種“原罪”,他們的關係因此成為熱點,主流觀點是顧頡剛重蹈了今文學家的覆轍,不是徹底的現代史家。 1980 年代至今,延續此前路徑,評價沒有超出以上兩種意見的範圍。 只不過之前的極端看法被普遍的折中態度所代替:既承認顧頡剛深受今文經學的影響,又承認他是現代史家。 這種態度看似合理,其實不利於解決問題。綜而觀之,既有觀點多半是自說自話,甚至違背邏輯同一律。 這從表面上看是學術受制於政治的體現,實則反映了現代學術意識的缺失。 需要再次回到原點,先以現代史學的標準從根本上理清顧頡剛與今文經學的關係,再談其他,否則研究只會陷入低水平與無意義的內捲之中。 究竟能否破冰,尚待研究者的共同努力。[關鍵詞] 顧頡剛 今文經學 古史辨 現代史學 學政關係[中圖分類號] K09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4) 04 - 0177 - 12顧頡剛與今文經學的關係已經被討論了一百年。 如今再談起這個問題,多多少少都會令人心生厭倦。 這種感受不僅折射出學界研究興趣的轉向,更重要的是,其背後表現出人們對研究現狀的不滿、無奈以及對如何推進研究的無力。 其中的關鍵在於該問題既在學術範疇內爭議不斷,又嚴重受制於意識形態,而且它們深深糾纏在一起,尤其是後者對前者的強力侵蝕,使得一些看似嚴謹無誤的學術判斷其實多是政治話語的學理內化,而這常常是被有意隱去、難以察覺的一點。 由此可見,我們對於現代性、現代學術以及現代史學的理解依舊存在不小的偏差,很多原則尚未成為共識、常識。 這是事關學術命途的根本問題,仍然需要特別注意。 在這種情況下,對顧頡剛與今文經學關係的研究能否走出僵局? 本文試圖對此作一總結,進而談一點自己的認識,以期抛磚引玉,儘早結771* 本研究成果由“國家資助博士後研究人員計劃”資助(資助編號:GZC20231391);本文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多卷本《20 世紀中國史學通史》”(項目號:17ZDA196)的階段性成果。
束這場毫無意義的爭論。一、顧頡剛與今文經學的關係如何成為了一個問題?上述問題的提出,表明顧頡剛與今文經學的關係原本並不成為問題。 而當它開始成為問題時,卻意味著無論是顧頡剛還是今文經學,都遭到了嚴重的質疑甚至是批判。 雖說學術問題能否引起爭議是判斷其價值的標準之一,但引起爭議的原因常常在學術之外。 沃爾什曾將“造成歷史學家之間意見不一致的因素”分為四類:個人偏好、集體偏見、“有關歷史解說的各種互相衝突的理論”以及“根本的哲學衝突”,全面揭示了學者所持不同意見的來由。①考慮到中國的特殊性,王學典認為沃爾什的說法稍欠解釋力,並在此基礎上,將“影響 20 世紀中國史學學術史敘事”的因素按重要性總結為四點,即“意識形態、門戶之見、個體偏好以及方法論預設的局限”。②這樣的看法確實更切近左右中國學術史書寫的實際情況。 以上因素在關於顧頡剛與今文經學關係的討論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學術與非學術原因糾纏在一起,為透視顧頡剛與今文經學的關係橫添了許多歧迷,這是值得深入辨析的一點。當顧頡剛因提出層累說而初露頭角時,很少有學者捕捉到他與今文經學的關係,他自己也鮮有論及。 周予同則敏銳地觀察到了這一點:“新史學家的顧胡的學說,實在是今文學家而為現社會所不齒的康有為的諸子託古改制說之進一步的討論”,“但他們受他方面學術的影響較多,也不能稱為今文學者。” ③周予同的評價沒有多少褒貶的意味,只是指出了今文學家所持託古改制說對顧頡剛的影響,這表現在後者借用了是說來質疑古史記載的真實性。 與此同時,他並未因此將顧頡剛視作今文學家,所謂“進一步的討論”正是此意,指顧頡剛沒有囿於經學家派,而是從史學層面重新討論了託古改制說的合理性。顧頡剛與今文經學的關係受到普遍關注,還要從《古史辨》第一冊《自序》說起。 在這篇文章裡,顧頡剛首次公開且詳細交代了他對今文經學的看法。 從中可以看到,周予同的判斷與顧頡剛對自己的剖析相契合。 還應注意,此文逐漸成為其他學者論說顧頡剛與今文經學關係的重要憑藉。比如孫福熙、曹養吾、沅思、魏應麒以及齊思和等均以此為據闡述己見,但所言都沒有明顯傾向,也沒有超出《自序》的範圍。④其實,倘若沒有這篇文章,顧頡剛受到今文經學影響這一點也遲早會被很多人發現,因為正如曹養吾所說,“這是顯然的事實”。⑤ 《自序》的出現無疑加快了這一進程,甚至日後被有些學者用作反對和批判顧頡剛的鐵證。《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以及《三皇考》等文章的陸續刊出讓事情慢慢發生了變化。 在此之前,雖然已經有學者提到了顧頡剛與今文經學的關係,但態度並不激烈,看法也比較客觀。 這主要是因為此前除了《自序》之外,顧頡剛很少公開發表與今文經學有關的意見,沒有給他人提供評論的機會。 加之這一問題在當時不甚重要,而獲得關注又需要契機和時間,所以沒有引起波瀾也是正常的。 在此之後,批評顧頡剛的聲音日隆,顧頡剛與今文經學的關係開始作為一個問題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其中託古改制說尤其是劉歆造偽說被放大,成為爭論的焦點。最先發難的是梁園東。 他對顧頡剛心懷前人有意造偽的成見非常不滿,認為這是對康有為所持託古改制說的誤用,顧頡剛因此成了“‘疑古’的奴隸”、攪亂古史的“煞星”。⑥相比之下,錢穆的批評雖然較為溫和,但同樣耿耿於顧頡剛“根據今文學派的態度和議論來為自己的古史觀張目”,硬將傳說的自然演進歸於劉歆造偽。⑦馬乘風則比梁園東更進一步,直接以“顧頡剛古史辨批判”為題,視顧頡剛的做法是“康有為聖人‘託古改制’說之更大膽‘更無理取鬧’的廣泛的應用”,只會將871
古史送上斷頭台,沒有任何學術價值。⑧之後,被視為顧頡剛同道的楊寬也對劉歆造偽說提出了異議。⑨李季更是站在梁園東一邊,直斥古史辨“承康有為的系統而來”,預謀腰斬古史,毒害古史研究。⑩由此可見,討論的基調已經變味,與今文經學的密切關係儼然變成了顧頡剛的一樁罪過。 他們是從顧頡剛接受了今文經學力主的劉歆造偽說,從而抹殺了古史的角度去評判顧頡剛與今文經學關係的,與顧頡剛的分歧在於是否認同前人有意造偽以及如何看待古史記載的真實性。 雖然批評者的立場或身份有異,對國家道路的不同選擇以及民族危機日深的局勢難免會影響其學術觀點,比如梁園東、馬乘風、李季被拉入唯物史觀派,楊寬被納入古史辨派,錢穆自成一派,但給出的意見還是基於學術考量,擺出了學術證據,也允許進行再商榷,並沒有因為政見問題而強行打壓顧頡剛。值得一提的是,學界常以錢穆其說作為評價顧頡剛與今文經學關係的代表性觀點,可是綜上所述,錢穆的態度在當時並不出眾,之所以在後來備受關注,與《劉向歆父子年譜》等論著的影響力擴大、弟子的推崇、學術環境與學風的轉變等多重因素有關,我們沒有必要以後來的情形過度拔高錢穆之言在當時的位置,而應該多關注一下其他人的看法。顧頡剛與今文經學的關係在成為一個學術問題之後,還沒有得到解決,便在時局的裹挾下被政治化了。 究竟應該從什麼層面界定他們的關係以及如何處理其中的學政糾葛,是時人必須要回答的問題。 在 1949 年 10 月齊思和發表《近百年來中國史學的發展》時, 學界對顧頡剛還算寬容。但這種局面並未持續太久,就被童書業和楊向奎徹底打破了,他們率先發起的批判再一次把顧頡剛與今文經學的關係問題推上了風口。隨後,李錦全、吳澤、袁英光等也參與進來。 相比於前一階段,他們不論從屬於何家何派,都沒有提出新見,仍然是從前人是否託古改制以及刻意造偽的角度進行評價的。 唯一需要注意的是,楊向奎首次借此否定了顧頡剛的史家身份。 他不接受託古改制說與劉歆造偽說,進而否定了顧頡剛與此有關的一切觀點。 這裡用“否定”一詞並不過分———“他不願意人家稱道他是‘經師’,而喜歡說自己是史學家,事實上他是‘通經治史’,走的是‘公羊學派’的老路,並不是乾乾脆脆的史學家”———楊向奎的言下之意一目了然。既然是批判,那麼只有把話說到極端才有意義,才能達到預期效果。 這加重了問題的嚴重性,關於顧頡剛的身份認同危機由此產生。 可以說,楊向奎是在批判顧頡剛的路上走得最遠的那一位。 身處同樣的境地,童書業則格外糾結。 他並非從一開始便否認託古改制說與劉歆造偽說,即便到了此時,也很難說完全放棄了之前的看法,這讓他對顧頡剛的學術批判進行得異常艱難。 加之個性方面的原因,他很難做到像楊向奎那般決絕。 從同時期童書業的學術文章中能夠看到,一旦脫離了批判語境,他的態度便會溫和很多,重新回到了學術軌道上。這種頗具分裂感的現象在當時並不罕見。如果他們只是在表達學術意見,那麼爭論再怎麼激烈也不過分,但偏偏和政治運動糾纏在了一起。 對此,可以用吳澤的一句話作為注腳:“古史研究,長期間的爭論,實際上是各個階級以什麼樣的史學觀點研究古史的問題。 今天,史學界普遍地接受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史學觀點,為古史研究奠定了正確的理論基礎,尤其是黨提出厚今薄古方針之後,古史研究更明確了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方向。” 政治氣候“規定和控制著歷史評價”,革命與階級立場成為衡量顧頡剛與今文經學關係的決定性因素。除了楊向奎將顧頡剛歸入開明地主階級之外,其他學者多將其定性為資產階級。雖然被定性為資產階級看上去要比被歸入地主階級前進了一步,但實則都是站在無產階級的對立面,都要接受批判。 而在當時,被定性為資產階級更加危險。 在這裡,楊向奎並不是出於保護顧頡剛的目的,而是本就如此認為。 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顧頡剛與今文經學關係的重要性反倒被置於其與胡適的關係之後,甚至成為顧頡剛為自己辯白的依據。 前面已經說過,這一時期的討論沒有提971
出新見,表現出一種思想上的貧乏。 而受意識形態的控制,顧頡剛與今文經學的關係被做成了定論,直接主導了此後近三十年甚至更久有關此問題的看法。海外學者的觀點也大致如此。 增淵龍夫斷定顧頡剛“和康有為等人所運用的今文學手法是相同的”,所持前人有意造偽這一點已經超越了文獻批判方法的合理限度。周策縱簡單區分了顧頡剛與今文經學的聯繫與不同,指出今文經學是顧頡剛懷疑精神的思想淵源之一,但顧頡剛否定了今文經學關於六經的具體看法,由此粉碎了傳統古史觀。 施耐德的分析細緻詳盡,也最具代表性。他同樣認為“兩考”對顧頡剛的影響直接且持久,但這種影響要從顧頡剛站在現代史學的立場,接受了康有為的學術判斷而摒棄了其政治訴求的角度進行理解。在國內學界一邊倒的時候,國外的研究提供了另外一種聲音。 但不得不承認,他們沒有給出特別的認識,其說也沒有在國內產生反響。顧頡剛與今文經學的關係是一個再正常不過的學術話題,大家最初的討論也並無不妥。 它從不是問題到成為問題,經過了兩個節點。 其一是抗日戰爭。 在反對者看來,顧頡剛與今文學家對古史記載的質疑有害於民族團結,理應受到批判。 其二是“以唯物史觀史學為中心的敘事”體系的確立。在批判顧頡剛所謂原始社會抹殺論的基礎上,他們又手握階級分析法,將顧頡剛和今文學家視作階級敵人,全面否定其學術貢獻。 這兩個節點都具有強烈且鮮明的政治特色,致使之前討論的政治性隨之加深。 由此形成的癥結是學術意見與政治導向摻雜在一起,讓人不易分清哪些說法還在學術範圍內,哪些說法越過了學術紅線,進而掩蓋、扭曲、代替了學術問題的實質。 究其根本,學術與政治之間幾乎不存在涇渭分明的界線,它們之間距離的遠近或交集的程度因時因事而表現為不同樣態。 同時也要承認,因為學術與政治“對真理的立場不一致”,所以它們各有相對獨立的領域,有時亦會發生激烈對抗,學術之於政治如此,政治之於學術也同樣如此,但相比於政治,學術總是處於相對弱勢的一方。 具體到關於顧頡剛與今文經學關係的爭論,根據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在政治對學術的干預日益頻繁、深入的過程中,有關顧頡剛的批判並沒有在學理層面提出新見,而是延續、借重了舊說。 不同的是,政治的介入使得這場爭論只能留下最符合其需求的那種聲音,並且將這種聲音放大到極致,使其成為政治與學術共同的真理。 正因為如此,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就此陷入停滯。二、問題的繼續直至顧頡剛去世,其與今文經學的關係依舊沒有得到像樣的說明,相關看法也多是人云亦云的重複之論。 此後很長一段時間裡,這一問題仍保持著相當的熱度,至今還有學者在繼續討論。但綜合來看,情況並不樂觀。進入“80 年代”,學隨世轉,人們努力回到學術範疇中重新理解顧頡剛與今文經學的關係。想要擺脫執拗的歷史慣性並不容易,此前批判話語的陰影仍會不時地出現在漸歸正常的研究中。正因如此,大陸與港台、海外學界的討論才呈現出不同風貌。 討論順利進行的前提依然是界定顧頡剛的身份,仿佛非如此不能談其他。 受反封建新啟蒙思潮的影響,顧頡剛所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定性不再構成主要問題,如蔡尚思、尹達、劉起釪以及湯志鈞等皆開始強調顧頡剛的反封建精神,以此來給顧頡剛正名。他們的說辭大致都差不多:顧頡剛受到了今文經學的影響,但又比今文經學更進一步。 看上去名是正了些,可是顧頡剛的學術工作並沒有隨之得到正視,或者說仍處於一種被取消、被否定的狀態。 “還沒有完全脫離今文學家框框,還徘徊於所謂‘託古改制’今文家法的圈子081
之中”,“多少重複過去的老路”,“竟滑到今文家的宗派裡去”———懷有這些想法的大有人在。其實,這些說辭都是毫無深度的老生常談,已經被說了五六十年。 但這也是頗為無奈的事情,他們在沒有其他資源可以借助的情況下,還要顧及意識形態的變化,因而只能不斷地炒冷飯,然後從中排出一個輕重緩急的次序,通過突顯或弱化某些面向來表達意見。 當時能做到這樣已經殊為不易,我們應當對此予以充分理解。 在不同時代背景下,顧頡剛與今文經學的關係既可以成為倒顧的矛頭,也可以變作護顧的盾甲。 當不得不任人打扮時,這一問題本身也便沒有那麼重要了。當有關顧頡剛的認識還在革命史敘事中打轉時,余英時從現代史學觀念出發,再次強調了顧頡剛與今文學家的本質區別,並將其譽為“中國史現代化的第一個奠基人”。只要對比前文所述,應當很容易發現此說的顛覆性。 沒想到被打入冷宮的顧頡剛竟然還能一躍成為現代史學第一人,要知道這種評價早在 1920 年代之後便銷聲匿跡了,如今被余英時旗幟鮮明地提出來,這是非常有衝擊力的。 但此說並未激起多少漣漪,要等到 1990 年代甚至 21 世紀以來才受到關注。 許冠三也給出了較為公允的評價,有些看法同樣具有開創性。 但對於顧頡剛與今文經學的關係,他的態度卻與前人並無二致:顧頡剛“近宗晚清公羊學派論託古改制和新學偽經的大膽假說”,過於相信託古改制說,以致“在許多推想與解釋上不免失之於粗疏,甚至流於武斷”。首部探討“清季今文家的歷史解釋與‘古史辨’的重要因果關聯”的著作是由王汎森完成的。他著意從思想脈絡中理解這一關聯,認為顧頡剛繼承了今文經學的歷史觀,今文經學的造偽說構成了顧頡剛疑古史學的核心。 儘管王汎森明確指出了二者的區別,但仍能看到他對二者之間聯繫的批評是相當嚴厲的。 彭明輝認同許冠三和王汎森的判斷,繼續指斥顧頡剛所持由今文經學而來的造偽說為一種陰謀論,對顧頡剛破壞古史的成績單表示了不滿。還有一些批評同樣激烈,比如鄭良樹說“顧頡剛通盤接受了康、崔的見解,把劉歆偽造古經當作鐵案,而且也清楚地暴露他承繼康、崔誇大飾偽的態度和作風”,在很大程度上質疑甚至否定了自康有為至顧頡剛的辨偽工作。對以王汎森為代表的看法提出挑戰的是陳志明。 他“修正王汎森太過誇大顧、康‘繼承關係’的見解,以便更明確地顯現出顧頡剛對康有為既有依襲更有批判的繼承關係,甚至了解顧氏超越康氏之處”。陳志明與王汎森等的側重點顯然不同,但相比於後者,他的觀點早已被遺忘,如今應當重新考慮其書的價值。從余英時到陳志明的看法,基本反映了海外、港台學界關於這一問題的態度。 如果將其置於從周予同、梁園東、錢穆等以至於童書業、楊向奎、吳澤等的評論中去看,只能說以上研究雖然在既有框架內做出了更為具體細緻的解說,卻依舊沒有進行認識論與方法論上的反思。 即便是從他們立足於思想史視角上說也是如此,突出顧頡剛疑古所具有的思想史意義而迴避、否認其學術價值這一點,也早在之前批判運動最激烈的時候被反復論說過,只是在這裡又得到了強化而已。 從 1950 年代至此,人們談論最多的是顧頡剛的思想取向,這與當時的思想運動及反封建思潮、革命史及現代化研究範式、研究者的學術背景等息息相關,其中有些思考也是很有必要的。 如果說七八十年代之前的討論更多受制於政治,那麼之後因為出土文獻日益受到重視,顧頡剛的學術論斷被陸續質疑、推翻,學術史上的顧頡剛因此備受批評、冷落,而與此相應,顧頡剛作為思想史家的一面自然被突顯。 這些都在走出疑古的聲浪中得到了集中體現。這股聲浪的直接影響是關於顧頡剛與今文經學的學術評價繼續走低。 顧頡剛與今文經學的一些結論早在提出時便有爭議,此時更因新史料的發現而遭到進一步否定。 李學勤認為今文經學是導致古代文明被低估的重要原因,應當在肯定今文經學具有思想史意義的同時,從學術層面糾正其造成的冤假錯案。這一看法成為走出疑古的先聲,並在日後被反復申述,代表了支持走出疑古一181
方的主要態度。 比如廖名春、張京華等均在此基礎上,力證顧頡剛與今文經學不過是“五十步與一百步的區別而已”,甚至前者還不如後者。如此一來,二者的關係又被變相加固了一層。 他們延續著既有認識,所謂顧頡剛與今文經學具有思想史價值的判斷已經沒有了多少實際意義,多是起著裝飾作用,而將重心放在了說明顧頡剛與今文經學沒有學術貢獻上。 人們依據出土文獻更新了對古書成書及其真偽問題的看法,確實糾正了顧頡剛的一些錯誤認識,但在此基礎上得出的部分結論仍然是待證的假說,短時間內很難有定論。 承認顧頡剛的學術觀點存在問題和能否借此推翻他在學術史上的位置是兩回事。 若僅僅因為前者便否定顧頡剛的學術貢獻和在學術史的意義,恐怕不是歷史主義的態度,而是對學術事實的偏離。 歷史仍在重演。 走出疑古本來也是在新史料的直接刺激下提出的學術命題,但隨著夏商周斷代工程與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推進,拒絕疑古甚至否定懷疑精神的極端聲音開始出現。 時間行至被譽為“顧頡剛年”的 2006 年, “不止一個作者談到同一個問題:批評‘走出疑古時代’主張的文章發不出來”,“而拒絕支持‘疑古’的聲音,也就意味著輕視乃至抹殺顧頡剛和古史辨派在學術史上的地位和意義”。很顯然,這已經偏離了正常的學術討論。此外,還有一些相對折中的說法,既指出顧頡剛在今古文問題上回到了今文學家的立場,又表示要區分顧頡剛和經學家的本質區別。 這種既怎麼樣又怎麼樣的看法最為常見,前面也已經說過不少。即便如此,仍有一些執拗的聲音在為顧頡剛辯護。 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這些聲音幾乎沒有被認真對待過。 這方面的代表是路新生、李揚眉和李幼蒸。 他們非常清楚地指出不應把顧頡剛認同劉歆造偽說等同於尊今文家言;作為學問家的顧頡剛“充分發掘並利用了康氏學說中的學理性因素”,而人們對今文經學的偏見“已大大損害了顧頡剛古史研究的學術品格”,應當回到學術史的角度重新理解二者的關係;顧頡剛沒有“追隨過什麼主義(今文學)”,“是大步地走著自己的路子”,我們要注意顧頡剛本人的思想獨創性,“不必拘泥於時間上思想影響的先後”。這些看法邏輯清晰,在當時的語境中尤為重要,但卻湮沒無聞。 既然這一時期對顧頡剛的批評是因新史料而起,那麼由此檢討顧頡剛的觀點是否還站得住腳,以及如何看待其在學術史上的位置則是題中之義。 所以上述看法在回應走出疑古的同時,也努力從認識論和方法論層面對一些誤區作出說明、修正,試圖減少非學術因素對顧頡剛研究的干擾。新階段的一個特徵是“學術家凸顯,思想家淡出”,學界研究整體向實證化、樸學化的轉變也影響到人們對顧頡剛與今文經學關係的態度。 加之《顧頡剛日記》、《顧頡剛全集》、《顧頡剛全集補遺》等先後面世,夯實了研究的史料基礎,為多角度透視顧頡剛與今文經學的關係提供了可能。對此,儘管不少研究發現了一些被忽略的史實或問題,但並沒有突破既定的前提和框架,反而多是在補充、修正細部。 首次對層累說進行階段分析,以及首次以層累說為研究對象撰寫博士論文的是黃海烈。 但在顧頡剛與今文經學關係的問題上,他依舊遵從了王汎森的說法。與之不同,李政君、李長銀等則繼續強調顧頡剛沒有走上今文學家的老路,其學術理念始終沒有發生實質性轉變。這裡想談談張國安的觀點。 他指出《古史辨》第一冊《自序》所言顧頡剛受到康有為的啟發這一點“與歷史的真相存在相當程度的距離”,其實顧頡剛大學畢業之前很少受到今文經學的影響。 雖然張國安總體上認為顧頡剛最終承襲了今文經學的衣缽,但對顧頡剛早年與今文經學關係的判斷還是有道理的。對於這一問題,任何時候都不乏嚴厲的批評者。 比如金春峰仍然堅持顧頡剛抄襲了康有為的方法,“違反邏輯論證,以偏概全,顛倒時序,從論據到結論都是錯誤的”。類似看法至今還有不少。281
從 1980 年代至今的 40 餘年裡,除了極個別的研究之外,絕大多數關於顧頡剛與今文經學關係的論述都是在踩著前人的腳印前進,屬於一種知識增長意義上的推進,這也使得相關討論難以衝破原有的模式和預設,從而陷入了內捲狀態。 從 1950 年代的思想批判運動開始,到港台學界沿著思想史路數研究這一問題,再到走出疑古聲浪下對顧頡剛學術觀點的檢討,從思想層面與思想史意義上理解顧頡剛與今文經學的關係成為主流,因為他們很少認為顧頡剛與今文經學在學術上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但主流不見得是正確、合理的。 在此過程中,不斷有學者提出異議,要求將顧頡剛研究“納入到學術史範疇中去”,其中很關鍵的一點就是要回過頭來,重新審視以康有為為代表的今文經學究竟有沒有學術根據、學術道理。近年也有學者談到“‘古史辨’受今文經學的影響不是一個不可告人的議題,反而是可以大膽研究的”;古史辨與今文經學的關係仍有待發掘,“到現在成果還沒有真正出現”。這些意見表明,雖然這一問題已經被研究了這麼多年,但既有成果還是不能令人滿意,至少是缺乏說服力的。 問題已經擺在了人們面前,可是如何去解決卻不那麼清晰。 他們也只是大略指了一下方向,並沒有給出具體方案,因此問題仍在繼續。三、問題能否劃上句號取決於對現代史學的理解對於這樣一場跨越了一個世紀的漫長爭論,以上所言雖然難免存在疏漏,但爭論的大體情況以及主要觀點應該是基本呈現出來了,儘管可能並不令人滿意。 看過上面的述評之後,或許有人會質疑顧頡剛與今文經學的關係是否有必要作為一個問題提出來。 對此的回答見仁見智,但無論如何,經過這麼多年的積累,它已經成了一個史學史、學術史、思想史問題,而且還牽扯到本體論,尤其是認識論和方法論問題。 想要繞開這座人為築起的高牆,對此避而不談,恐怕不是那麼容易。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質疑,絕大部分原因在於人們認為這一問題本來很簡單,卻因政治力量的介入變得混亂起來。 對此,不少人心知肚明,卻也無可奈何。 “歷史學家能抵抗情勢變遷的壓力嗎? 歷史學家能承受多大的政治壓力呢?” 這樣的疑問總會懸在當事人和研究者的頭頂,直接影響到人們對這一問題的理解和衡斷。 近年也有一些學者表示對這一問題的解釋已經走入了死胡同,繼續爭論下去將毫無意義。 這些看法都有一定道理,也都揭示了一部分事實。 但有關顧頡剛和今文經學關係的爭論能否劃上句號,還有一些地方有待指出和說明。雖然討論了這麼久,但觸及的實質性問題卻不多。 討論主要圍繞顧頡剛是否受到了今文經學的影響以及如何看待這種影響展開。 顧頡剛受到了今文經學的影響,是毋庸置疑也無須刻意迴避的事實,包括顧頡剛在內,沒有人會否認這一點,否則便是罔顧事實,這是首先要明確的前提。 那麼問題自然轉移到了如何看待這種影響上來。 對此,主要有以下幾種意見。 其一,在一些極端情況下,借此否認顧頡剛的史家身份,並貼上階級標簽,認為他重蹈了今文學家的覆轍,不是現代史家。這種看法也不僅僅是在極端情況下才出現,只是在特定時期表現得尤為突出。 其中有些學者雖然表達得較為隱晦,並不點破這一點,但本意確是如此。 其二,既承認顧頡剛受到了今文經學的影響,又承認他是現代史家。 持此種觀點的人最多。 有關分析看上去辯證且全面,似乎無懈可擊,常常給人一種爭論可以到此為止的感覺。 其實,該看法大多建立在顧頡剛與今文經學觀點的簡單比較上,基本不涉及深層問題,屬於四平八穩、不易引發爭議的規矩之論。 更重要的是,此說潛藏著一種風險,即因為其主張既如何又如何所帶來的模糊性,若稍不留神,便會很容易導向前一種意見,或者在不經意間為之提供了更多證據,反倒不利於問題的解決。 其三,特別突出顧頡剛與今文學家在本質上的不同,尤其注意顧頡剛作為現代學人的獨立性與思想理念的現代性,力圖從顧頡剛為什麼接受381
了今文經學,而不是今文經學如何影響了顧頡剛的角度理解二者的關係。 這一觀點並不否認顧頡剛受到了今文經學的啟發,但強調以何種視角、從什麼層面看待這種啟發———必須參照現代史學的標準,首先從根本上將二者區分開來,才能再談其他。 那些主張顧頡剛與今文經學無關的說法,便是指著這一點來說的,而不是無視他們在本質不同之外的非本質性、淺表性的聯繫。 綜上所述能夠發現,第二、三種意見存在交集,但後者顯然更為直接和徹底。 表面上看,這兩種意見只是側重點不同,或者說對顧頡剛學術思想中現代性含量的認定程度不同,而究其實質,則反映出研究者史觀的根本不同,所以不能將這兩種意見簡單等同起來,這是極易被人忽略、誤解卻又至關重要的一點。在三種意見之間,還有諸多具體看法纏繞其中,但考慮到它們不具有典型性,所以就不再贅述了。上述意見涵蓋了解釋顧頡剛與今文經學關係的所有可能,這也是人們覺得研究已經無法推進的主要原因。 可是即便如此,爭論依舊沒有停止。 而不管如何從具體層面進行討論,終歸還是要回到這些意見上來。 對史學研究而言,徹底解決某個問題是奢侈的,因為我們總是需要不斷地闡釋過去以應對現實需求,“而‘評價’歷史本質上則意味著現實對過去的支配”,各種矛盾意見便由此而來。 不得不承認,他們誰也說服不了誰,個中原因前面已經說得很清楚了,所以其對話難以有交集,多表現為自說自話,甚至違背邏輯同一律,也就不足為怪了。 若非要爭出一個所以然來,是極其困難,有時也是沒有必要的事情。 這不是拒絕討論,而是想強調其中的錯綜複雜引起了邏輯混亂,阻礙了有效交流。 雖然結果常常是徒勞的,但還是不能輕易放棄對話。 正是因為這樣,顧頡剛與今文經學的關係以及對此的研究同樣呈現出一種獨屬於它的“歷史三調”。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不管在解釋問題時受到外界或自身觀念怎樣的影響,我們都無法忽視問題本身所蘊含的學理力量與邏輯力量。 也就是說,問題一旦出現,其運行便有著自己的軌道,並不完全取決於人們想要強加給它的意志。 這為繼續研究預留了空間。之所以反復說到“本質”一詞,因為這是顧頡剛與今文經學的關係成為問題以及辨明此問題的關鍵,首先與最終指向的還是同樣爭論了長達百餘年之久的現代性問題。 它們相生相伴,直至今日。 對此的闡述已有不少,但卻越發收效甚微,甚至出現了觀念模糊且認識倒退的趨勢。 簡而言之,現代史學區別於傳統經學的根本在於去權威化,與意識形態保持距離;主要表現為去經典化,進行徹底的史料批判;而去權威化與去經典化的核心要義則是懷疑精神。 借用一句話來說,“史學與所有科學一樣”,“所有尚未被證明的,都必須暫時被認為是可疑的。 任何命題,若是沒有給出能證明其真實性的理由,則不能被認為是確證的”。以信還是疑作為出發點去分析史料是衡量是否為科學的現代史學的重要標準,由此自然延伸出證據至上、事實至上的原則,這些都是自成一套體系的。 這樣說並不意味著現代與傳統之間毫無關聯,也不意味著史學與經學處於絕對的二元對立中,恰恰相反,它們彼此之間有著不同程度的張力。 此處重在強調現代史學的特質是懷疑精神。 把經學信仰放在一邊,努力衝破經學統攝下傳統史學研究的價值天花板,是那批學人走向現代的努力。以此審視顧頡剛與今文經學的關係,前述第三種意見最為妥當。 這可以從三個方面得到說明:其一,顧頡剛不認為孔子與六經有關;其二,顧頡剛認為今古文經書各有真偽;其三,顧頡剛對託古改制說與劉歆造偽說的接受建立在他所認為的歷史證據、歷史事實之上。 只要拿出合理的證據,顧頡剛可以隨時修正、放棄這些看法。 其實,僅憑第一點已足以表明他與經師群體不會有任何交集。合而觀之,顧頡剛能有如此認識,恰恰反映了其以科學態度治史的現代史學意識。 他形成這樣的認識幾經波折,但條目式的敘述難以呈現顧頡剛觀點變化的軌跡以及其中的複雜性。 不過整體上看,上述幾個方面是合於顧頡剛治學的宗旨和本意的。 隨著出土文獻研究的進展,人們關於古書的觀481
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尤其是在走出簡單的真偽二元論之後,顧頡剛的很多具體觀點已經被判定為站不住腳了。 但他提出的問題並沒有得到正面解決,反倒因為人們觀念的改變而被取消、擱置起來,其中關於劉歆是否造偽的爭論便是很好的例子。 這也是造成討論無效、各執一詞的重要原因。鑑於人們所掌握材料以及認識的有限性,這些問題能否被徹底解決還是未知數,既有研究也只是提供了一種極具開放性的可能而已。 從這一意義上講,顧頡剛的研究工作與今人沒有任何本質上的差別。 所以我們可以不同意顧頡剛的觀點,但不能揪住他與今文學家表面上的相似之處不放,以致斷章取義、以偏概全、本末倒置。 由此,討論的重心應該放在顧頡剛如何執行經學史料批判,進而促成了現代史學的誕生與發展,而不是翻來覆去地糾纏於顧頡剛是否跨過了現代的門檻,並以今文經學對他的影響否定其疑古價值。 這樣的境況反證了現代性啟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若繼續這種糾纏,相關討論將沒有必要,也毫無學術意義,只有再次回到起點去,先弄清何為現代學術、現代史學,再回過頭來評價顧頡剛與今文經學的關係。若想刷新對這一問題的認識,也不得不反思既有的思考方式,這是最挑戰思考力,也是最有可能突破既有框架的一點。 進行比較研究時,在什麼層次上確定二者之間的關係以及一方對另一方的影響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成立,是很少被嚴肅對待的重要問題。 關於顧頡剛與今文經學關係的部分爭論即根源於此,而且這也事關剛剛說過的如何從現代性角度劃定二者界線這一點。 國內已經有人從認識論和方法論層面作了討論,但在具體研究中還呈現得遠遠不夠,絕大多數依舊在循著泛源流論、泛影響論、泛聯繫論的路子走。 這種思考方式自有道理,旗下的研究已經非常充分,可是也要清楚地看到其局限性:偏重後設敘事,“熱衷於尋親”,“通常採用類推法”坐實兩件事情之間的因果關係,強調歷史的連續性和必然性,帶有先驗論和決定論的意味,容易導向排他性。 它們難以回答上一段中提出的質疑,內部存在相互矛盾的地方,所以要求我們換一種思路作出回應,即考慮到歷史的非連續性和偶然性,注意本質不同的兩件事情之間的斷裂性,進而探求歷史發生的多種可能。 由此出發,或許就不會因為顧頡剛與今文學家有著某些相似便懷疑顧頡剛出了問題,而是自覺轉向分析他們在什麼意義上相似,以及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不相似,從而解釋脫胎於傳統學術的顧頡剛與傳統的關係是怎樣的,又何以能夠從中掙脫出來,向現代學術走去。 這不僅對理解該問題有幫助,也可以從中窺見學術新舊交替過程的複雜性,以一種開放、共情而不是封閉、偏執的態度面對時人可能會作出的選擇。 說到底,背後反映的還是我們能否站在現代的高地上認識歷史以及如何認識歷史。 尤其是關於斷裂性和偶然性的看法,是中西史學比較明顯的一個差異,值得我們借此回訪原有的研究路徑,從源頭上檢討相關預設的合理性。關於顧頡剛與今文經學關係的爭論早就應該劃上句號了。 但從其百年研究史來看,這個句號卻遲遲沒有劃上。 近年雖然出現了一些要求解決此問題的聲音,但真正的研究並沒有多少。 有些學者認為古史辨已經過時了,而且不符合主流取向,所以轉而研究熱門又新潮的問題去了。 更關乎本質的是,大家有一個共同的感受:若現代學術、現代史學的標準不能成為常識、共識,若學術不能最大程度地獨立於政治,那麼有關這一問題的爭論或將繼續處於過去的延長線上,很難有終結的一天。 事實確實如此,爭論何時能休依然是未知數,或許它“仍將處在這種學術與政治的緊張之中,仍將處在職業歷史學家的求真良知與民族情感的衝突之中,仍將處在一個公民的理性與價值的撕裂之中”。不止顧頡剛與今文經學關係的問題是這樣,20 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很多其他問題也都面臨著同樣的困境。 究竟能否破冰,還是要依靠研究者的共同努力。581
①W. H. 沃爾什:《歷史哲學導論》,何兆武、張文傑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8 年,第 97、 100 ~101 頁。②王學典:《“二十世紀中國史學”是如何被敘述的———對學術史書寫客觀性的一種探討》,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08 年第 2 期。③周予同:《經今古文之爭論及其異同(續)》,上海:《民鐸雜誌》,第 6 卷第 3 號(1925 年 3 月 1 日)。④參見孫福熙:《古史辨第一冊》,上海:《北新》,第 1期(1926 年 8 月 21 日);曹養吾:《辨偽學史———從過去說到最近的過去》,江蘇蘇州:《水荇》,第 1 卷第 1期(1928 年 5 月);沅思:《近代古史研究鳥瞰》,江蘇無錫:《無錫國專季刊》第 1 期(1933 年 5 月);魏應麒:《中國史學史》,長沙:商務印書館,1941 年,第285 頁;齊思和:《近百年來中國史學的發展》,北京:《燕京社會科學》,第 2 卷(1949 年 10 月)。⑤曹養吾:《辨偽學史———從過去說到最近的過去》,江蘇蘇州:《水荇》,第 1 卷第 1 期(1928 年 5 月)。⑥梁園東:《古史辨的史學方法商榷》,上海:《東方雜誌》,第 27 卷第 22 號(1930 年 11 月 25 日);梁園東:《古史辨的史學方法商榷(續 22 號)》,上海:《東方雜誌》,第 27 卷第 24 號(1930 年 12 月 25 日)。⑦錢穆:《評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第 170 期(1931 年 4 月 13日)。⑧馬乘風:《中國經濟史》第 1 冊,南京:中國經濟史研究會,1935 年,第 485、507 頁。⑨參見楊寬:《中國上古史導論》,呂思勉、童書業編著:《古史辨》第 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 421 頁。⑩李季:《古史辨的解毒劑》,上海:《求真雜誌》,第 1卷第 1 期(1946 年 5 月 1 日)。參見齊思和:《近百年來中國史學的發展》,北京:《燕京社會科學》,第 2 卷(1949 年 10 月)。參見童書業:《“古史辨派” 的階級本質》,濟南:《文史哲》,1952 年第 2 期;楊向奎:《“古史辨派”的學術思想批判》,濟南:《文史哲》,1952 年第 2 期;童書業:《批判胡適的實驗主義“考據學”》,北京:《光明日報》,1955 年 2 月 3 日。參見李錦全:《批判古史辨派的疑古論》,廣州:《中山大學學報》,1956 年第 4 期;吳澤、袁英光:《古史辨派史學思想批判》,上海:《歷史教學問題》,1958 年第 10 期;吳澤:《“五四”前後“疑古”思想的分析和批判》,上海:《歷史教學問題》,1959 年第 4 期。楊向奎:《“古史辨派” 的學術思想批判》,濟南:《文史哲》,1952 年第 2 期。參見童書業:《序》,顧頡剛主編:《古籍考辨叢刊》第 2 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年,第 8~ 9頁。 此文作於 1957 年 10 月 2 日。吳澤:《“五四”前後“疑古”思想的分析和批判》,上海:《歷史教學問題》,1959 年第 4 期。 童書業也有著清晰的認識:“我們與胡適爭辯脂硯齋是否就是曹雪芹,所爭的並不只是脂硯齋的問題,而是思想方法論的論爭。 同樣的,我們與考據家們爭論鐵器是否春秋時代才有的問題,也並不是單純的爭論中國鐵器出現時代的問題,而也是一個思想方法論的論爭。”童書業:《從中國開始用鐵的時代問題評胡適派的史學方法》,濟南:《文史哲》,1955 年第 2 期。王學典:《語境、政治與歷史:義和團運動評價50 年》,河南開封:《史學月刊》,2001 年第 3 期。政治話語至少有以下三個特徵:第一,“動機———不是出於對客體的形態描述或本相探詢,而是重在配合現實時勢或注疏政教定式,以求立竿見影式的輿論導向”;其二,“方式———不是實事求是地從對象出發,對具體命題作具體分析,而是堅執一時一地的僵硬框架去穿鑿文本,上綱上線,攻其一點,以偏概全,以政治裁決來廢黜學術反思”;其三,“態度———不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寬鬆寬容,允許商榷、反駁與修正,而是只有一種聲音,挾著霸氣、武斷與威懾,不容證偽,也經不起史實或常識之檢驗”。 這些都可以在關於顧頡剛與今文經學關係的討論中得到體現。 夏中義:《王國維:世紀苦魂》,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7 年,第158 頁。小倉芳彥:《顧頡剛與日本》,陳其泰、張京華主編:《古史辨學說評價討論集》,北京:京華出版社,2001年,第 504 頁。 增淵龍夫的評價見於其作《現代中國史學界研究古史問題的傾向(五)》,此文作於 1940年代中期至 1960 年代之間。參見周策縱:《五四運動史:現代中國的知識革681
命》,陳永明、張靜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 318 ~ 319 頁;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314-316.參見施耐德:《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民族主義與取代中國傳統方案的探索》,梅寅生譯,台北:華世出版社,1984 年,第 52、225 頁;Laurence A. Schneider, Ku Chieh-kang and China’ s New History: 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p. 44, 204.徐復觀:《學術與政治之間》,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年,第 139 頁。在中國知網、華藝學術文獻數據庫以及《國文天地》數據庫中,以“顧頡剛”和“古史辨”為主題進行檢索,加之翻閱其他資料,據不完全統計,自 1981 年以來有相關文章千餘篇,另有相關著作 40 餘本。“‘80 年代’實際上涵括‘文革’結束至 1989 年這十多年的時間,指的是當代思想史上一個特殊的時期。”王學典:《“80 年代”是怎樣被“重構”的? ———若干相關論作簡評》,廣州:《開放時代》,2009 年第6 期。參見蔡尚思:《顧頡剛創建的新疑古派———〈古史辨〉派作用的具體分析》,長春:《社會科學戰線》,1981 年第 4 期;尹達主編,《中國史學發展史》編寫組編著:《中國史學發展史》,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年,第 509 頁;劉起釪:《顧頡剛先生學述》,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第 48、182 頁;湯志鈞:《近代經學與政治》,北京:中華書局, 1989 年,第 352 ~358 頁。楊向奎:《〈論“古史辨派”〉後記》,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中華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成立七十週年紀念》,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第 34 頁;湯志鈞:《近代經學與政治》,第 354 頁;趙光賢:《顧頡剛與〈古史辨〉》,北京:《史學史研究》,1992 年第 1 期。余英時:《顧頡剛、洪業與中國現代史學》,陳其泰、張京華主編:《古史辨學說評價討論集》,第 518 頁。此文首發於香港《明報月刊》1981 年 5 月號。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上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6 年,第 175、187 頁。王汎森:《序》,《古史辨運動的興起———一個思想史的分析》,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第 7 頁。 王汎森至今堅持這一看法,認為顧頡剛的疑古與今古文之爭密切相關。 參見王汎森:《“顧頡剛先生逝世四十週年紀念座談會”發言紀錄》,台北:《國文天地》,第 36 卷第 7 期(2020 年 12 月號)。參見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1 年,第 42、55~63、163~166 頁。鄭良樹:《論古籍辨偽學的新趨勢(代序)》,鄭良樹編著:《續偽書通考》上冊,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4年,第 28 頁。陳志明:《顧頡剛的疑古史學》,台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3 年,第 324~325 頁。參見李學勤:《重新估價中國古代文明》,人文雜誌編輯委員會:《人文雜誌》專刊《先秦史論文集》,1982年,第 6 ~ 7 頁;李學勤:《走出“疑古時代”》,北京:《中國文化》,1992 年第 2 期。廖名春:《錢穆與疑古學派關係述評》,陳明、朱漢民主編:《原道》第 5 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 217 頁;廖名春:《試論古史辨運動興起的思想來源》,陳明主編:《原道———文化建設論集》第 4 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8 年,第 126 頁;吳少瑉、趙金昭主編:《二十世紀疑古思潮》,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 年,第 186、202 頁;張京華:《古史辨派與中國現代學術走向》,福建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 年,第 179 頁。 楊春梅:《為“顧頡剛年”做個標點》,北京:《中華讀書報》,2007 年 1 月 10 日。王學典:《“顧頡剛研究”應更多地納入到學術史範疇中去———寫於顧頡剛先生誕辰 120 週年之際》,北京:《中華讀書報》,2013 年 6 月 26 日。參見王學典、孫延傑:《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0 年,第 325 ~ 331 頁;劉巍:《〈劉向歆父子年譜〉的學術背景與初始反響》,北京:《歷史研究》,2001 年第 3 期。參見路新生:《崔述與顧頡剛》,北京:《歷史研究》,1993 年第 4 期。 之後,路新生的態度有所變化,轉而認為“關於劉歆造偽一事,顧先生蓋因受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影響太深”,“終因太過於相信康有為,輕781
信了康氏的劉歆造偽說”。 路新生:《中國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561、565 頁。李揚眉:《方法論視野中的“古史辨”派》,濟南: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 年,第 78、59 頁。李幼蒸:《顧頡剛史學與歷史符號學———兼論中國古史學的理論發展問題》,濟南:《文史哲》,2007 年第 3 期。李澤厚的這句話首見於其 1994 年 4 月致香港《二十一世紀》編輯部的信中,此信載於該刊 6 月號的“三邊互動”欄目。 參見王學典主編,郭震旦編撰:《20 世紀中國史學編年(1950—2000)》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第 808 頁。在《顧頡剛全集》出版之前,台灣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已於 2007 年出版了十二冊的《顧頡剛日記》。參見黃海烈:《顧頡剛“古史層累說”初探》,長春: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 年,第 32 ~ 34、215 ~216 頁。參見李政君:《1930 年前後顧頡剛學術理念的變與不變》,河南開封:《史學月刊》,2014 年第 6 期;李長銀:《由經入史:崔適的今文家言與“古史辨”運動》,濟南:《孔子研究》,2021 年第 4 期。張國安:《終結“疑古”》,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 172 頁。金春峰:《邏輯分析是學術研究的重要方法———評顧頡剛先生的學術研究》,石家莊:《河北師範大學學報》,2021 年第 9 期。李巍、匡釗、吳銳等:《“古史辨”與現代中國哲學研究》,王曉興主編:《國學論衡》第 9 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 年,第 6 頁;另參見李巍:《“古史辨”與現代中國哲學研究———第二屆“預流”的中國哲學研究工作坊綜述》,王曉興主編:《國學論衡》第9 輯,第 308 頁。葛兆光:《徘徊到糾結———顧頡剛關於“中國”與“中華民族”的歷史見解》,上海:《書城》,2015 年 5月號。參見柯文:《序言》,《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杜繼東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1~3 頁。參見李振宏:《顧頡剛疑古史學的現代價值》,山東曲阜:《齊魯學刊》,2020 年第 2 期;李振宏:《漢代儒學的經學化進程》,北京:《中國史研究》,2013 年第 1期;李慎之:《什麼是中國現代學術經典》,《李慎之文集》,自印,2004 年,第 403、405、411 頁;汪暉:《死火重溫》,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1~12 頁。朗 格 諾 瓦 ( Charles-Victor Langlois)、 瑟 諾 博 司(Charles Seignobos):《史學原論》,余偉譯,鄭州:大象出版社,2010 年,第 92 頁。參見葛兆光:《中國思想史》導論《思想史的寫法》,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年,第 84 頁;夏中義:《王國維:世紀苦魂》;范靜靜:《今文經學是否促成了層累說? ———層累說提出一百週年之際的思考》,河南開封:《史學月刊》,2023 年第 2 期;范靜靜:《古史辨與今文經學關係再研究》,濟南: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3 年。小林一美:《中國史學家的義和團源流論》,《義和團研究會通訊》,第 3 期,轉引自周錫瑞:《中文版前言》,《義和團運動的起源》,張俊義、王棟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6 頁;裴宜理:《前言》,《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1845—1945》,池子華、劉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 年,第 1 頁。參見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課堂講錄》初編《視野·角度與方法》,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 年,第 59 頁。作者簡介:范靜靜,清華大學歷史系博士後研究人員。 北京 100084[責任編輯 陳志雄]881
澳門理工學報 2024 年第 4 期央地關係視域下全面抗戰時期國立中學發展路徑述論張 晶[提 要] 二十世紀初,中等教育在中國產生,此後一般由地方辦理。 全面抗戰爆發後,迫於戰事影響,國民政府開始有系統地設立國立中學,以救濟由淪陷區撤退至後方的中等學校員生。 國立中學的設立,打破了中央和地方的教育權責劃分,成為戰時中央辦理中等教育的重要嘗試。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國民政府一方面限制國立中學的規模,導致其救濟功能有所弱化,另一方面又賦予國立中學救濟僑生和發展邊疆教育的新“使命”。 抗戰勝利後,大多數國立中學重新劃歸地方辦理。國立中學的復員過程,同時也是教育部調整東西部中等教育資源配置的過程。 在此過程中,國民政府還有意促進中學、師範和職業學校的均衡發展。[關鍵詞] 央地關係 全面抗戰時期 國立中學 國民政府教育部[中圖分類號] K26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4) 04 - 0189 - 11中等教育是近代以來的產物。 中等教育在中國出現後,與原有的初等教育、高等教育相銜接,形成三級遞進的教育體系。 中等教育一般由地方政府辦理,中央政府進行監督指導。 直至抗戰軍興,逐漸打破了原有的教育發展路徑。 九一八事變後,東北師生紛紛內遷,國民政府設置東北中山中學安置流亡學生,該校是教育部直接辦理國立中學的先河。①全面抗戰爆發後,更大規模的戰區流亡學生內遷,中等教育也不得不做出重大調整。 為適應戰時需要,教育行政當局非但沒有廢除中等學校制度,還著手採取臨時的救濟措施。 國立中學就是國民政府為救濟失學失業員生而設立的學校機關。 戰時國民政府不斷調整國立中學政策,抗戰勝利後,絕大多數的國立中學復員並交歸地方辦理,逐漸淡出歷史舞台。 學界對於抗戰時期中等教育的研究較為薄弱,②本文擬從央地關係角度,全面檢視抗戰時期國民政府辦理國立中學的路徑,以深化學界對於抗戰時期教育史的認識。一、介入:全面抗戰爆發後國立中學的設置1904 年 1 月,清政府制定頒布了《奏定學堂章程》。 由此中國正式確立了初等、中等、高等三級學校體制,中等教育在學制與學校系統中的位置也更加明確。 按照社會需要,中國的中等教育事業981
主要包括三種,即普通的中學教育,中等實業—職業教育和師範教育。全面抗戰前的十年,“可稱為實施新教育以來最有成效之時期”。③由表 1 可見,全國中等學校數量與學生人數均呈逐年增長的態勢。④尤其在 1928 至 1930 年的三年間,是中等教育發展最為迅速的階段,其後中等教育的增速逐步放緩,規模大致趨於穩定。 相對於高校而言,中等學校及其員生的規模更為龐大。 根據教育部統計室的統計,全面抗戰爆發前夕,全國中等學校共有 3,264 所,其中中學校 1,956 所,中等師範學校 814 所,中等職業學校 494 所。 全國中等學校學生有 627,246人,其中中學生達到 482,522 人。⑤表 1 全國中等教育概況(1928—1936年)年份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學校數 1,339 2,111 2,992 3,026 3,043 3,125 3,140 3,164 3,264學生數 234,811 341,022 514,609 536,848 547,207 559,320 541,479 573,262 614,046 資料來源:《抗戰前各年度全國中等教育之進展》,教育部統計室編:《最近全國教育統計》,1939 年,“表七”。全面抗戰爆發後,東部重要城市相繼淪陷,中等教育備受破壞。 在當時嚴峻的局勢下,不願意接受奴化教育的青年學生紛紛向大後方撤退。 為此,教育部於 1937 年 8 月 12 日頒布《各級學校處理校務臨時辦法》,規定戰區中等學校借讀學生由地方教育行政機關安置。⑥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初,不管是戰區還是非戰區,各省份教育行政機關作為中等教育的主管機關,負責處理學生借讀、收容以及教員錄用、校務安排等工作。 教育部固守中央辦高等教育、地方辦初等與中等教育的權力分野,此時仍集中精力辦理高校的內遷和救濟事宜。 但隨著淪陷區的擴大,遷往大後方的中等學校員生人數也在不斷增加。 各省教育機關已無力安置流亡員生,中央權力的介入勢在必行。 1937 年底至 1938 年初,教育部先後在河南、四川、貴州設立國立臨時中學。1938 年 2 月,教育部頒布《國立中學暫行規程》。 規程指出,國立中學是為救濟戰區各省市立中等學校教職員和公私立中等學校學生而設,以“繼續發揮教育功能,充厚民族力量”。 自此國立中學的“臨時”二字取消,正式在河南、四川、貴州各設立國立中學一所。⑦國立中學設中學、職業和師範部三部,主要收容戰區中等學校學生。 到 1938 年底,教育部共設立國立中學 12 所,收容的學生超過 17,000 人,教職員超過 1,500 人。⑧由表 2 可知,為發展西部教育和平衡各省份中等教育水平,國民政府在受戰事侵擾較少的西南和西北大後方,分區域設置國立中學。 除此之外,地域因素也是教育部辦理國立中學的重要考量。近代以來,國人仍保留著濃厚的地域意識,基於地緣而形成的人際關係網絡在政策制定與運作中發揮的作用不容小覷。 國立安徽中學的設立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1938 年 5 月,鑒於皖北戰事嚴重,安徽省公私立各中等學校學生陸續撤退,安徽省教育廳在安全地區籌設四所省立臨時中學。⑨省教育廳將設在阜陽的潁州中學、潁州女中、潁州師範學校三所省立中等學校遷往河南潢川,與河南省教育廳聯合辦理學生的收容救濟事宜。⑩三校師生在潢川期間,安徽籍國民黨中央委員方治(桐城縣人)、邵華(潁上縣人)正巧路過,得知安徽流亡師生聚集在此,便召集三校師生講話以表關注。 為使學生安心求學,二人建議學校內遷至湘西。 那裡崇山峻嶺,交通閉塞,日軍機械化部隊不敢深入,可以繼續辦學。 經過研究,三校決定遷往湘西,並呈報安徽省教育廳。 隨後學校派代表前往武漢,晉見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兼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宗仁,陳述遷091
校意願。 經李宗仁及安徽省教育廳廳長同意,學校電請湖南省政府主席張治中(安徽巢縣人)提供幫助。 張回電表示歡迎,指示有關部門協助,商請湘西行署主任陳渠珍解決校舍等問題。表 2 國立中學設立情況一覽表(截至 1938年 12月)機構 主要收容對象 校址分佈情況國立東北中山中學、國立東北中學 東北流亡員生 湖南、四川國立河南中學、國立陝西中學、國立甘肅中學 冀、察、綏、平、津、晉流亡員生 河南、陝西、甘肅國立四川中學、國立貴州中學 京、蘇、滬、浙流亡員生 四川、貴州國立湖北中學 山東退至湖北員生 湖北國立山西中學 山西退陝員生 陝西國立安徽中學、國立安徽第二中學 安徽流亡員生 湖南、四川國立甘肅第二中學 河南退至甘肅員生 甘肅 資料來源:教育部教育年鑒編纂委員會編:《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鑒》,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年,第 375~386 頁。6 月,安徽省立學校校長蘇家祥、王賢敏等向教育部呈文,報告學校從安徽向後方內遷的經過,希望教育部准許在湖南辦學。6 月 29 日,中央常務委員馮玉祥、柏文蔚、張治中、吳忠信等聯名上書教育部,詳述安徽省流亡學校情況。 呈文稱,目前皖籍失學青年紛紛向武漢集中,“該生等逗留此間決非善策,若不設法救濟,前途何堪設想”,故擬在湖南、廣西等省尋找合適地點設立三所國立臨時中學以資救濟,至於辦校經費,請准在中央補助皖省教育協款項下撥用。7 月初,安徽省教育廳廳長楊廉呈報教育部,稱已在湖南洪江籌備學校。 教育部應是考慮到安徽省教育廳已經先行完成設校準備,經費亦有著落,而皖籍學生眾多又不得不救濟,故於 7 月 11 日下令設立國立安徽中學。 校長一職由廳長楊廉暫行兼任,以便籌劃。 至於分校校長則由楊廉選派各校原任校長擔任,“以便秉承校長主持各分校一切教務事務”。國立安徽中學的籌設歷時兩個多月,其間安徽省教育廳及安徽籍黨政人士、教育人士助力頗多。國立中學的地方色彩在建校初期就呈現出來,並在此後的辦理過程中常有體現。 實際上在全面抗戰時期,地方一方面有意維繫中學的省籍分野,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仰賴中央的援助,導致中央與地方之間在中等教育領域存在曖昧不清的糾葛。二、調適:中央“有節制地”辦理國立中學隨著廣州、武漢的相繼失守,抗戰進入相持階段。 由於戰區相對穩定,教育部有意識地控制國立中學的規模,因此,1939 年至 1944 年是國立中學的政策調適期。1938 年 2 月,教育部公布《國立中學暫行規程》,其中第二條規定:“國立中學以所在省名為校名,稱為國立某某省中學,如在一省內設立兩校或兩校以上時得稱國立某某省第幾中學”。各國立中學基本按照此規定命名。 戴應觀回憶稱,以收容員生省籍命名學校會給學校遷移帶來不便,而且“以學生省籍為名者則任何一校之學生絕非全屬於一省,名以某省,義有未當”。1939 年 3 月,《修正國立中學暫行規程》出台,規定“國立中學依設立次序,冠以數字,稱為國立第幾中學”,依照規定原有國立中學按照成立順序依次改名。自此國立中學不再以省籍區別。 在191
陳立夫看來,這不僅可以“破除一部分人士之成見”,更重要的是使得國立中學的招生範圍並不以某一省籍或某一戰區為限,而是以整個流亡學生群體為對象。如國立東北中山中學在設校之初,僅限收黑、吉、遼、熱四省學生。 東北地區情勢特殊,在日偽的嚴厲控制下,能入關至大後方求學的東北學生日漸稀少,學校生源受到影響。 在教育部的統籌下,該校不再只收容東北籍學生,也接收其他戰區省份的學生。不僅如此,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日軍對華攻勢減弱,華北、東南各戰區相對穩定,戰區撤退至後方的員生也相對減少。 在這種情況下,中央從宏觀層面調控國立中學的收容對象,打破了國立中學的省籍界限,起初為救濟便利造成的收容上的省籍區隔被弱化。 對已設立的國立中學,教育部最大限度地發揮其收容功能,使得國立中學的救濟工作更加經濟高效。除統籌收容對象外,教育部於 1939 年暑期開始限制國立中學招收新生,甚至有停辦國立中學的傳聞。 1939 年 9 月,《合川日報》報道稱,在當地辦學的國立四川中學有停辦的消息傳出,校長嚴立揚多方奔走向教育部請求繼續辦學。9 月 18 日,李吉貞致函教育部表示,“本學年之始,國立各中學校突然停止招收新生”,不知是何緣故。 他認為,國立中學招收淪陷區學生,“不但惠及此般青年,其維繫人心並培養永久抗戰救國的人材,用意深長於此可見”。 而且國立中學對淪陷區青年具有示範意義,可吸引淪陷區青年學生赴大後方求學。 如果停止招生,會使“此般青年一股朝氣舉足難著,返之不可,留之不能”,所以請求教育部准許國立中學繼續招生。國立第六中學分校校長孫維岩呈報該校在川辦理的意義,希望教育部收回暫緩招生的命令。他指出,國民政府遷川以來,四川省人口激增,“子弟皆有失學之歎”。 如果停止招生,則“失普及教育之旨”。 抗戰期間,中等學校“不僅為高等教育之準備,且為抗戰下級幹部之儲備庫”。 國立中學停止招收,“則庫無儲藏,水無源頭,將有興材難之歎”。 此外,川北地區地處邊陲,六中總校及分校設於川北四縣,可以發揮教育功能,對國家和地方都有裨益。至於招生方面,《修正國立中學暫行規程》出台後,國立六中已不分省籍,一律收容,是溝通文化、破除籍貫畛域的絕好機會。 一旦停止招生,“國立中學之校門緊閉,地方青年又無入內求學之資格,則客主之畫界加深,恐詬易生,恐難相安。”而且國立六中除總部在綿陽外,其他分校均在偏僻的縣鎮,不易發生空襲。 若因為避免空襲而令各校停止招生,“則不免過慮”。然而,教育部認為,“對於本屆各國立中學招收新生,擬先就已登記之戰區學校,作適當之分配,再行決定是否需要招收。”就目前情況看,“自應暫停進行”。教育部一方面停止已設國立中學的招生工作,另一方面限制收容國內流亡學生的新校設立。1939 年 9 月 28 日,上海教育局長鄭通和函稱,日偽方面對於上海各中學負責人“一面以金錢利誘,一面以暴力威脅,非從即走,別無他途”。 因此,上海公私立學校附逆者不少。 鄭通和希望教育部在雲南省設一所國立中學,救濟上海中學生。 至於經費方面,學生可自備川資,由地方政府發給貧寒師生津貼。 教育部函覆認為,上海教育“情形確係嚴重”,可由駐滬辦事處負責籌劃,迫不得已時可令各校停辦,學生設法轉學,但拒絕設立國立中學收容。 教育部給出的理由是,“滬局既已嚴重,類似此種情形甚多,勢必繼續發生,本部斷難無限趕辦國立中學以收容此項員生”。中央不同意設立國立中學,主要是出於經費上的考量。 設立國立中學需要開辦費、經常費以及員生旅費,辦理成本頗高。 全面抗戰爆發以來,國立中學已有十多所,教育部深知設校的經費壓力,故而限制新設國立中學。 對於已經設立的國立中學,教育部有意限制招生,時人猜測此舉或是因為國立中學時有風潮,因辦理不當而被迫停止招生。 但筆者認為經費問題才是關鍵所在。 正如李吉貞所言,“國難當頭,國空如洗”,政府此舉“實為節省國幣計”。國民政府教育部有意限制國立中學的規模,但地方黨政人士和政府機關請求設立國立中學的291
聲音卻一直存在。 如 1939 年,雲南省保山縣教員鑒於戰區擴大,為開發西南地區教育,呈請教育部在保山設立國立中學。 1939 年,浙江省因地處戰區,政府經費有限,呈請在省境內開辦國立中學。教育部對上述請求均未批准。戰時中央力量伸入中等教育領域,大大緩解了戰區各省市辦理中等教育的困境。 但教育部設立國立中學,本是迫於戰爭形勢的無奈應對,而一旦開啟了由中央辦理的路徑,就給了地方政府轉嫁救濟壓力的機會。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戰區省市情況有所好轉,逐步在安全地區恢復自身的行政體系。 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請求教育部設立國立中學,有時並非無力自辦,戰區員生的救濟壓力也沒有嚴重到超出其能力限度,他們只是希望借助中央資源,以節省本省的救濟成本。 面對這種情況,教育部一般拒絕國立中學的增設;而當教育部拒絕辦理時,地方政府也就此作罷。三、轉向:教育部續辦國立中學的考量在抗戰相持階段,教育部限制國立中學的數量,但並未停辦國立中學。 因為國立中學除繼續承擔戰區員生救濟的功能外,還被國家賦予了更多的“使命”。 1939 至 1944 年間,教育部除在新增戰區設立國立中學外,其餘國立中學的主要作用是救濟僑生和發展邊疆教育。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大量華僑青年失學返國。 以越南的情況為例,越南淪陷後,“華僑教育已受敵寇支配,所有黨員子弟以及華僑青年均不願受奴化教育,多擬回國就學,請予收容及優待”。國民政府注重僑民中等教育,為收容歸國僑生,議決設置國立華僑中學第二中學,以期“使其成為國內之模範僑民中學”。國民政府派馬燦漢、王德璽、翟俊千為籌備委員,負責建校事宜。 僑務委員會建議校址建在重慶,隨後選定在綦江設校,1942 年正式成立,由王德璽任校長。國立第二華僑中學設在國民政府陪都重慶,很大程度上具有政治象徵意義。 然而由於地處西南內陸,該校生源不足,秋季僅招到 46 人,雖設 6 班,每班不到 8 人。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西南邊疆地區僑生眾多,無法獲得安置。 僑務委員會專員林乾祜報告指出,廣西省救僑會稱當地請求救濟的僑生約有 476 人。 然而廣西省教育廳難以盡數分發,當地各校“亦不表歡迎”,廣大僑生失學流亡。 廣西省救僑會請求國立第二華僑中學迅速派員運送僑生至四川上課,或在廣西省設分校收容。僑務委員會余俊賢向教育部建議,“與其在川多費人力財力,不如立即前往粵北收容由港澳等地退入國內之僑生”。 至於原在該校的僑生可隨校遷粵,也可由部另發其他國立中學肄業。 教育部回覆稱,“國立第二華僑中學設在川者,原係僑委會之建議,現該校規模已具,遷移匪易”。 教育部主張除國立第二華僑中學儘量收容來渝僑生外,另外接收桂林中學及私立漢民中學的僑生兩班。對於港澳等地返國的僑生則擬設置國立第三華僑中學收容,也可由粵閩桂各省中學收容。此後國立第二華僑中學按照教育部的指示辦理廣西僑生的運送和接收工作。1941 年 10 月左右,粵僑通訊處請求在廣東省境內籌設國立廣東華僑中學,收容歸僑及失學僑生。 由於眾多僑生集聚廣東,1942 年 4 月,僑務委員會與教育部核定在廣東境內設立國立第三華僑中學。受名額限制,學校規定除一年級學生照國立中學招生辦法辦理外,二、三年級參照教育部頒戰區轉學辦法及廣東省教育廳甄別未立案學校學生辦法,“對海外立案僑教學生無成績證者用編級試,未立案學生用甄別試”。自太平洋戰爭發生後,為救濟海外僑校師生及國內就學的華僑學生,行政院核准在 1,000 萬元救僑費中劃撥 200 萬元,作為僑教救濟費。 對於在國內受戰事影響不能獲得接濟的僑生,發給特種救濟費 150 元用以購置制服和書籍,並由教育部核給膳食貸金。 對於由港澳、緬甸及其他僑居地退391
回國內的僑校師生,酌情發給旅膳等救濟費,並設法安插,協助其就業就學。教育部通令各省收容海外歸國僑生免收學膳費,凡在國立中學肄業的僑生准予膳食貸金;凡在省市私縣立中等以上學校肄業的僑生,可申請膳食補助金。 1942 年,教育部與僑務委員會擬定救濟海外僑校員生及在國內就學僑生辦法大綱,呈送行政院核定通過。在教學設置上,華僑中學依照部定課程標準改進教學設施,使用國語為授課語言,增加華僑居留情形及發展華僑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課程,以應實需。1943 年 1 月 14 日,行政院令教育部在雲南、廣西兩省增設國立中學。其後教育部在雲南籌設國立西南中山中學,派陳保泰、龔自知、祝元青、盧蔚民等擔任籌備委員,陳保泰為籌備主任。學校於同年 3 月中旬正式成立上課,4 月派陳保泰為校長。 全校分中學、職業兩部,中學部由國立第一華僑中學呈貢分校改組而成,職業部由國立同濟大學附設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留滇部分改組而成,並商請雲南省政府及省教育廳協助辦理。根據教育部的指示,學校以招收戰區學生及僑生為原則,在昆明、大理、保山三個分區招收中學部高初中插班生及一年級新生各 50 名,高級職業部機械科、土木科、中等機械科一年級新生及插班生。 昆明區由西南中山中學主辦,大理區委託國立大理師範學校代辦,保山區委託雲南省立保山師範學校代辦。教育部還接收中英庚款董事會設立的中學作為國立中學。 1924 年,中英人士推動成立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負責管理、分配、處置英國退還的庚子賠款,主要用於發展中英文化事業。 抗日戰爭爆發後,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在青海、甘肅、貴州設立湟川中學、河西中學和黔江中學,由該會撥款辦理。 1943 年《中英新約》訂立,中英庚款董事會遂將三校的管理權交歸國民政府。 1944 年 12月,教育部接收湟川中學、河西中學和黔江中學,將三校改為國立中學直屬教育部管轄。 經社會教育司及中等教育司簽准,教育部派原任各校主管人員繼續擔任校長。三所學校改歸國立後,教育部鼓勵這些國立中學爭取收錄邊疆各地各族學生,並為邊地學生發放零用補助金,“以符政府辦理邊疆教育之主旨” 。 此外,教育部令其與當地各省教育廳密切聯繫,收容戰區學生。 如 1944 年 12 月,教育部電令國立黔江中學收容戰區生 4 班。根據陳達夫的記述,該校教職員均來自戰區,“學生之由戰區來讀者亦居強半”。狄弘祖回憶在國立湟川中學的求學經歷時稱,學校師資素質高,教師大都是從內地來的大專畢業生,也有留學外國的。 “學生成員幾乎一半來自於內地淪陷區”,另一半來自青海省和甘肅省。邊疆地區教育發展水平相對落後,國立湟川中學被譽為大西北沙漠中的一片“綠洲” ,是青海省“獨一無二的高等學府” 。 國立中學為邊地學生提供了就學機會,推動了當地教育事業的開展。全面抗戰時期,國民政府教育部共設立 34 所國立中學,其中專門收容國內戰區學生的有 20所。 此外,為救濟僑生和發展邊疆教育設有 8 所國立中學,整併中山中學班 為國立中學的有 4所,另有 2 所國立中學專為難童升學而設。四、回歸:國立中學的改辦與復員抗戰後期,國民政府開始籌劃教育復員工作。 與此同時,為發展職業教育和師範教育,教育部著手將國立中學改辦為師範和職業學校。 抗戰勝利後,除特殊情況外,國立中學不再直屬於教育部管轄而劃歸地方辦理,國立中學的復員工作逐步展開。1945 年 6 月,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司長曹芻提出以儲備戰後教育復員師資為要務,主張將國立中學儘量改為國立師範學校。 當時率先籌備改辦的,有國立第十五中學、國立第十七中學和國立第二十中學,其他附設有師範科的國立中學,亦將逐步改為師範學校。 為統一生源,方便改辦工作的491
進行,中等教育司主張 1945 年暑假期間,各國立中學不單獨舉行考試,由教育部組織聯合招生考試。1945 年 7 月,教育部考慮到小學師資缺乏,同時為落實新縣制,“健全基層法治,並使保育生等迅獲自食其力,與夫服務社會之機會起見” ,將國立第十五中學改組為國立榮昌師範學校。 此外,改組國立十七中學為國立江津師範學校,由張季飛任校長。 國立第二十中學師範部和初中班併入國立第三中學,全校辦理結束。 教育部將國立西南中山中學改組為國立西南中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中學班級逐漸結束辦理。國立中學改為國立師範和職業學校後,規模有所擴展。 如國立第十五中學 1944 年度第二學期有學生 800 餘人,1945 年度第一學期改為國立榮昌師範學校後,人數激增至 1,100 餘人,增設兩班。 到第二學期該校人數增加至 1,300 餘人。國民政府教育部一方面著手改組國立中學為國立師範學校或職業學校,同時積極籌劃中等教育復員工作。 教育部規定各省收復區教育復員問題,將由各省教育行政機關負責,並由教育部督導辦理。至於國立中學的復員,早在 1944 年,中央設計局會同各政府機關制定《復員計劃綱要》,其中有關教育文化的工作要點指出,“對於內遷之各級國立私立學校社會教育機關,及為收容戰區學生而設置之各級學校,斟酌各校歷史及其性質,依實際需要分別予以調整、改組、遷移或恢復”。 對於邊疆學校及僑民學校,應“統籌遷設於適當地點,便利邊民僑民之求學”。1945 年 3 月,教育部在《復員計劃綱要》教育文化部分工作要點的基礎上,制定了復員時國立中等學校的調整原則,明確指出“國立中等學校以交由地方辦理為原則”。 此處的“地方”指的是國立中等學校的原屬省份,即“屬何省者交何省接辦”。 在這類學校中,允許一部分學校繼續國立,“作為示範”,如改辦為國立師範學院的附屬中學。此外考慮到“國立”的象徵意義,對於一些具有特殊意義的學校,如邊疆及華僑學校需區別看待。1945 年 8 月 15 日,抗戰迎來最終的勝利。 9 月 20 日,國民政府教育部在重慶召開全國教育善後復員會議,研討全國教育的復員和善後事宜。 9 月 22 日,大會第一組討論《國立中等學校復員案》,並決議通過基本原則。(一)國立中等學校復員,按照修正國立中學暫行規程第一條之規定,以仍交由各省市辦理為原則。(二)國立中等學校設置後方省份者,為充實後方省份教育計,即交由原在省份辦理。(三)國立中等學校有特殊情形者暫仍國立,其設校地點,由教育部決定之。(四)邊遠省份為人力財力所限一時未能多所設置優良中學,原設國立中學,仍暫繼續辦理。(五)國立職業學校及師範學校因實驗關係環境需要,分別仍留原省或遷至適宜省份繼續辦理,暫仍國立。(六)國立中等學校員生願還鄉者,概予以還鄉任職受教之便利。抗戰時期淪陷區中等學校師生“多經歷艱險輾轉內遷”,內陸各省市受預算限制,難以盡數收容。為保存國家元氣,鼓勵師生內遷,教育部暫時承擔中等學校的辦理工作,是為應時舉措。抗戰勝利後,由於救濟流亡師生的壓力減輕,故教育部重新劃歸權責範圍,積極計劃國立中等學校的復員事宜。 根據上述原則,國立中等學校主要交由地方接辦,如遇特殊情形或設在邊遠省份的國立中學,職業學校及師範學校,仍維持國立。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部為充實大後方省份的中等教育,主張“國立中等學校設置後方省份者”,“交由原在省份辦理”,也就是說由戰時學校辦學所在省份接收,591
而並非員生遷出的收復區省份。 這與 1945 年 3 月教育部制定的國立中等學校的調整原則有所不同。 至於教職員與學生則按照自願還鄉原則,由收復區省份負責就業就學。教育部在 1945 年 9 月進一步制定了《國立中等學校復員計劃表》,規定特別收容某省戰區生的國立中學交由各該省,在某省設立專為收容該省戰區生的國立中等學校就地交省辦理。 在戰時為適應地方需要設立的學校就地交省,學校性質特別的仍由教育部辦理,其他收容一般戰區生的學校根據具體情況分別交歸地方辦理。1945 年 10 月,教育部按照上述規劃擬定《國立中等學校復員辦法》,主要包括學校和員生兩方面的內容。 學校方面,原有國立中等學校 50 餘所,其中國立中學第一至國立第二十二中學、國立黔江中學、國立女子中學交由省自辦,繼續維持國立的中學有國立東北中山中學、國立漢民中學、國立綏遠中學、國立湟川中學、國立河西中學和國立第二、第三華僑中學共計七校。 這些學校或具有紀念意義,或“示範地方”,或“進求充實”,故仍保持國立。此外有六所國立職業學校和四所國立師範學校仍歸教育部辦理。之前由國立十五中和國立十七中改辦的國立榮昌師範學校和國立江津師範學校則改為省辦。員生方面,依照學生及教職員的籍貫及志願,一律分發各省立中學就讀或任教。 “以各還本鄉就業就學為原則”,國立中學生由各校製作學籍卡片呈報教育部,按籍貫分發各省市教育廳局,“同時按 50 人一班經費連同學生公費分發各該省市,學生還抵本省市,持學校發給之轉學證書向該省市廳登記聽候分發入學”。 如學生家長在其他省市服務,亦可申請轉學。 按照規定,各國立學校“非地籍之學生,均分別資送原籍轉學”。 若學生有原籍地方秩序尚未恢復,或已無家可歸,准仍暫留學校所在地,由該管教育廳局就近安置省立學校肄業,所需公費,仍繼續維持。至於教職員,由教育廳局發給服務證書,證書存根由教育部按教職員籍貫分發各該省市廳局,同時將教職員薪津分發各該省市廳局轉發。 “教職員還抵本省市,即持證書向教育廳局報到,聽候分發服務。” 為發展大後方中等教育,教育部也鼓勵籍隸收復區的教師繼續在後方七省中等學校服務。1946 年 5 月 20 日,教育部將《國立中等學校復員辦法》分飭各國立中學及各省市教育廳局遵照辦理,隨後通令各國立中等學校從速調查員生情況,以便作為將來分發的標準,並決定依據分發各省的班數(每班 50 名),將經費一併轉移。 教職員及學生分發回原省後,省教育廳即應將學生安置於各省立中學就讀,教職員應分發各校工作,原在國立中學任校長者,省教育廳亦應聘為省立中學校長。 “蓋此等教職員及校長,於抗戰期間,備嘗艱辛,戰後自宜優待。 至學生教職員及其眷屬還省費用,當由部方擔負”。 根據教育部的統計,國立中等學校復員隨校遷移人數共計 27,821人,其中教職員 2,288 人,學生 17,205 人,眷屬 8,328 人。從國民政府教育部制定的教育復員規劃可以看出,國立中學的復員是國立中等學校復員的重要組成部分。 教育部辦理國立中等學校復員的基本政策,其一是遵循國立中等學校員生的還鄉願望,協助其就業就學,其二是使戰時的中等教育設施逐步恢復常軌。而目前學界研究較少注意到的是,與國立中等學校的復員工作相伴隨的是中等教育資源的再分配。 借戰後教育復員的機會,教育部推進調整東西部中等教育格局,並促進中學、師範和職業學校的均衡發展,對此後中國的中等教育發展有重要影響。結 論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來,中等教育一直由地方教育行政機關辦理,國民政府教育部僅對中等教691
育予以規劃和督導。 受各地區經濟文化發展的影響,中等教育在格局上呈現出東西發展不平衡的格局。 全面抗戰爆發後,教育部著手安置戰區內遷學生,國立中學由臨時設置轉變為戰時的常態設置。 全面抗日戰爭的發生使得中等教育不再是一省之事,師生的跨區域流動帶來教育行政職權的變化。 國民政府迫於戰事影響,辦理國立中學,救濟由淪陷區撤退至後方的中等學校員生。 教育部逐步將國立中學納入戰時教育體制,國立中學的設立打破了中央和地方的教育權責劃分,成為戰時中央辦理中等教育的重要嘗試。 值得注意的是,國民政府並不是主動辦理國立中學的,而是迫於戰爭局勢才介入其間的,這是國民政府權衡戰爭因素與央地權力關係後做出的選擇。 但這一舉措客觀上也使得中央權勢深入到中等教育層面,這與戰時中央權力的集中趨勢是相一致的。國家權力正式介入中等教育領域,國立中學在制度上實現了從無到有的轉變。 隨著抗戰進入相持階段,教育部在關注國立中學“救濟”功能的同時,亦限制這類國立中學的規模,嘗試發揮國立中學的其他功能,如發展華僑教育、邊疆教育等,影響國立中學設立的因素更加複雜和多元。 有關國立中學的政策調適和發展反映出中央權力對國立中學的塑造。受戰事影響,淪陷區的中等學校員生紛紛遷移,中國的中等教育格局發生重大變化。 在此過程中,國家力量深入中等教育領域,國立中學的設立是國家承擔中等教育救濟的重要舉措。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教育部將中等教育的管理權重新交歸地方,國立中學的復員與戰後全國中等教育的格局和資源配置密切相關。 國立中學的初設、調適、轉向及其復員的進程背後,實則反映出戰爭影響下中央和地方教育行政職權的動態變化過程。在全面抗戰初期,國立中學是教育部為發揮教育功能,增強民族力量而“暫設”的中學。 國立中學的“臨時”性質和救濟色彩反映了教育的“戰時”特徵。 由於持久的全面抗戰進程,國立中學“暫設”了八年的時間。 隨著抗戰的結束,國民政府即制定教育復員計劃,國立中學開始逐步由地方辦理。 國立中學的發展歷程,呈現出“教育”和“救濟”、“中央”與“地方”之間的互動關係。①余子俠:《抗戰時期國立中學的創辦及其意義》,北京:《近代史研究》,2003 年第 3 期。②有關抗戰時期中等教育的研究成果有冉春:《抗戰時期中學西遷及西部教育的發展》,石家莊:《河北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5 年第 4 期;黃偉:《全面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對戰區流亡中小學教師救濟研究》,重慶:《重慶師範大學學報》,2022 年第 2期;張晶:《救濟與集權:全面抗戰爆發前後國民政府戰區中等學校安置述論》,《近代史學刊》第 29 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3 年,等等。 宏觀層面研究國立中學的成果有:余子俠:《抗戰時期國立中學的創辦及其意義》,北京:《近代史研究》,2003 年第 3 期;許詠怡:《抗戰時期的國立中學研究(1937—1945)》,台北:政治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 年。 有關國立中學的個案研究有王哲:《國立第六中學研究(1937—1945)》,濟南: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0年;李力:《抗戰時期國立第七中學在陝辦學考論》,福州:《教育與考試》,2021 年第 6 期,等等。③教育部資料研究室編印:《一九三七年以來之中國教育》,第 2 頁。④《抗戰前各年度全國中等教育之進展表》,教育部統計室編:《最近全國教育統計》,1939 年。⑤《歷年全國中等教育統計簡編》 (1936—1942),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教育部檔案,五(2) /783(1)。⑥《各級學校處理校務臨時辦法》 (1937 年 8 月 12日), 台 北: “ 國 史 館 ” 藏, 行 政 院 檔 案, 014/050000/0073。⑦《國立中學暫行規程》,漢口:《教育通訊》,第 19 期(1938 年 7 月 30 日)。⑧《教育部關於中等教育概況報告》(1939 年 2 月),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教育部檔案,五(2) /791
195(2)。⑨楊廉:《戰時安徽教育設施》,漢口:《教育通訊》,第16 期(1938 年 7 月 9 日)。⑩吳振潮:《國立八中簡況》,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湘西文史資料》第 12 輯,湖南吉首,1988 年,第93 頁。《蘇家祥等呈》 (1938 年),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教育部檔案,五/7493。《馮玉祥呈》(1938 年 6 月 29 日),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教育部檔案,五/13471。《教育部訓令安徽省教育廳》(1938 年 7 月 11 日),南京: 中 國 第 二 歷 史 檔 案 館 藏, 教 育 部 檔 案,五/13471。教育部參事處編:《教育法令彙編》第 4 輯,重慶:正中書局,1939 年,第 69~70 頁。應觀:《國立中學怎樣發展起來的》,重慶:《學生之友》,第 3 卷第 3 期(1941 年 9 月 1 日)。《教育部頒發修正國立中學暫行規程》,漢口:《教育部通訊》,第 2 卷第 14 期(1939 年 4 月 8 日)。 《陳立夫致龐鏡塘函稿》,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教育部檔案,五(2) /759。李肇瑞:《板橋鎮國立東北中山中學訪問記》,北平:《現代青年》,第 6 卷第 4 期(1937 年 2 月 28 日)。齊世英:《國立東北中山中學的創校與遷校》,台北:《傳記文學》,第 265 號(1984 年 6 月)。《國立二中奉准續辦》,重慶:《合川日報》,1939 年9 月 15 日。《李吉貞請令各國立中學繼續招收新生由》(1939 年 9 月 18 日),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教育部檔案,五/7191(1)。《孫維岩請仍准國立中學招生由》(1939 年 7 月13 日),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教育部檔案,五/7191(1)。《教育部代電國立六中有關招生問題應俟本部決定後另案飭遵目前自應暫停進行》 (1939 年 7 月 25日),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教育部檔案,五/7191(1)。《教育部函發文字第 25880 號》 (1939 年 10 月 22日),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教育部檔案,五/6847。《教育部函發文字第 25880 號》 (1939 年 10 月 22日),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教育部檔案,五/6847。《請求在昆明設立國立中學》 (1939 年),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教育部檔案,五/7186。《教部撥款補助浙省籌增中學》,上海:《教育季刊》,第 15 卷第 4 期(1939 年 12 月)。《國立華僑中學第二校籌備委員會代理主任委員王德璽呈覆陳委員長》(1941 年 11 月 3 日),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教育部檔案,五/13361。《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九次全體會議教育部工作報告書》(1941 年 12 月),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教育部檔案,五(2) /319。《余俊賢函》(1942 年 2 月 12 日),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教育部檔案,五/13361。《林乾祜關於救濟僑生事請飭第二僑中迅派員到桂運川上課或在桂設分校收容》 (1942 年 3 月),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教育部檔案,五/13361。《教育部會牋函僑字第 09388 號》(1942 年 3 月 14日),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教育部檔案,五/13361。《粵省請中央撥款設國立華僑中學》,香港:《大公報》,1941 年 10 月 3 日。《國立第三華僑中學呈中字第 159 號》(1942 年 12月 1 日),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教育部檔案,五/13382。國民政府行政院編:《行政院工作報告》,重慶,1943 年,“僑務”,第 4 頁。《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教育部工作報告》(1942 年 6 月),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教育部檔案,五(2) /319。《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九次全體會議教育部工作報告書》(1941 年 12 月),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教育部檔案,五(2) /319。《令知中字 2241 號呈准予備案》 (1943 年 1 月 14日),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教育部檔案,五/8100。《教育部令派陳保泰為國立西南中山中學籌備委員會委員》(1942 年 1 月 15 日),南京:中國第二歷史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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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The Legacy of the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s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Periods: A Study through thePerspective of New Terms ...........................................................................................................................Huang Xingtao (005)Abstract: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periods, western missionaries came to the east, and the first large-scale contact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occurred. One of the most direct results of such contact was leaving behind a large number of new terms of far-reaching influence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including a series of Catholic terminologies, and terms referring to the classifications of western learning, including, astronomical and geographical terms, name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regions, and various terms of specific disciplines such as logic, mathematics, physics and psychology. Among them, the series of astronomical and geographical terms were of extraordinary value as they carried new knowledge on time and space and “ global consciousness” . Those terms to which the character “口” were specifically, added as the radical didn’ t carry a discriminatory connotation in the first place, therefore, the character “口” was merely a phonetic symbol. Many of the new terms which were originally thought to have been created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periods or to have been imported from Japan, had actually made their first appearance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number of terms with more than three syllables far exceeds the imagination of the current generation. The trisyllable terms with the suffixes “xue” or “ jia” (namely “discipline” or “expert” ) had a particular exemplary effect. Some of the old words, in an almost imperceptible way, empowered and were scholastically used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possessing a transitional nature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are equally noteworthy.Keywords: transitional period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phenomenon of new terms; western learning; new knowledge on time and space; global consciousnessAcademic Development in Macao and the Formation of a Community of Values ............................................Wu Zhiliang (026)Abstract: The principl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s a Chinese contribution to human civilization and a great inven-tion to aid political civilization, whose implementation is a great, unprecedented cause that requires gradual improvement in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of Hong Kong and Macao. While historic evolutions have differed between the two territo-ries, the difference in development trends after reunification has become even more apparent. One of the important reasons for Macao having achieved a relatively stable development has been that during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s, the Chinese academic community in Macao has dominated the discourse of history by developing a new communi-ty of values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narrative to promote social cohesion, and enhance a sense of belonging and i-dentity among the popu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ademic history, through analysis of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academic development and the formation of a community of values, the academic community of Macao has achieved objective value orientation and strong realistic care. This has heavily influenc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re common values of the Macao community, especially the initiative of Macaology, whose development in line with social progress, has contrib-uted positively to the theory, institution, and path of Macao’s development.Keywords: Macao; academic research; academic development; Macaology; “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 values of the communityMacao’s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Evolution from the View of a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Practice and Insight 25 YearsSince the Return ..............................................................................................................................................Liu Chengkun (040)Abstract: After reviewing Macao’s economic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25 years since its return to the motherland, we see that it has been deeply affected by economic cycles or external shocks due to its single industrial structure, resulting in sig-nificant economic growth volatility and inadequate urban resilience. The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Government has continuously promoted moderate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and gradually established a “1+4” diversifie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trategy to reduce the risk of over-reliance on a single industry. At the same time, regional cooperation has been leveraged to promote industrial diversification, particularl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uangdong-Macao In-Depth Cooperation Zone in Hengqin, providing new opportunities and space for Macao to optimize its diversified industrial structure. Looking forwar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a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Macao will continue to deepe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expand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in broader areas and scopes, actively integrate into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accelerate the promotion of sustainable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002
Keywords: Macao; moderate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regional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The Pros and Cons of Technology-Art Interaction and Its Transcendence: Three Writing Paradigms of Virtual Art History....................................................................................................................................................Yang Guangying & Ma Rui (054)Abstract: Since the 1960s, technological art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category of contemporary art; virtual art, based on computer technology, is an emerging form of technological art. The development of virtual art has brought about new thinking about art history. In this context, some technological theorists started to write the history of virtual art in the 1990s. The exploration of the history of virtual art inevitably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art. In the face of the strong posi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omin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orists have produced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art, thus constructing three writing para-digms. Among them, Oliver Grau constructed “The Art History of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homeopathic interac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moting art, and Stephen Wilson constructed “The Technological History of Art” based on the “counter-trend interaction” of art us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ephen Wilson has constructed a “ technological history of art” based on the “counter-trend interaction” of art with technology. In contrast, Frank Popper, with the narrative of “ two lines of unity” between technology and aesthetics, emphasised the non-linear interaction between technology and art in the context of “ technology-aesthetics” , and wrote the “open connection history” of technology and art. In addition, Popper also places virtual art in the genealogy of contemporary art, rewrites, supplements, and expands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art, distinguishing it from the methods and perspectives of art history, such as “social history of art” , thus, opening up a new di-mension for “ rewriting art history” .Keywords: Technological art history; virtual art history; writing paradigmFrom theAnthropocene to the Neganthropocene: How Stiegler Reconsiders Aesthetics in the Digital Age ...Xia Kaifeng (065)Abstract: The core problem of the Anthropocene is entropy, that is, energy consumption. For Stiegler, the problem of the An-thropocene is the proletarianization, the loss of knowledge, caused by technology. But technology has pharma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which are both an acceleration of entropy and an enhancement of negative entropy. The advent of the digital age, on the one hand, leads us to a new stage of proletarianization, but on the other hand, digital technology can be used to build a de-proletarianization of the digital society, signaling the arrival of the Neganthropocene, which emphasizes the improbable, thus resisting computation. Aesthetic judgment, as Kant understood it, is the experience of the improbable, and we gain aes-thetic experience by lifting ourselves into another plane through works of art. But Kant fails to note that the experience of the improbable also requires technical support. The history of art is the nexus of general organology and the genealogy of the sensible. Stiegler takes amateurism as a model of negative entropy, but he ignores that amateurism can only be an ordina-ry practice without some guiding agent. Contemporary art is a more appropriate model of aesthetic organology, because con-temporary art is intrinsically aimed at breaking rules, which is the characteristic of general organology. The contingency re-sulting from transgression is precisely the experience of the improbable, and so contemporary artists can reverse the logic of the Anthropocene and enter the Neganthropocene.Keywords: Stiegler; Anthropocene; Neganthropocene; negentropy; the improbable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the Art Creation Tool .....................................................................................................Lu Wenchao (076)Abstract: For human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not another subject of creation, but a tool for creation. In the process of hu-man’s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importance of selection is highlighted. The model of creation presents a new feature tha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s the works randomly, which humans then select carefully. In this model of creation, luck and chance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The aesthetic literacy and vision of the selector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creation process. Humans have changed the models that give things meaning by creating. This will bring major changes in human creation.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reation; selection; subject; toolExploring Albert Einstein’s Views on Science and Religion .........................................................................Zhang Zhigang (085)Abstract: Since the rise of modern science in the 16th century, expla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 religion and science” has immediately become a major theoretical challenge for traditional cultures in both East and the West, especially for the study of various traditional religions. This issue can be regarded as “ the first threshold for studying religious beliefs” . Albert Einstein, the great physicist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the founder of the theory of relativity, was deeply concerned with 102
this issue. He did not follow the prevailing “conflict theory” between science and religion in the Western intellectual circles of his time, but instead sought to elucidate the “ interdependence theory” between the two. As the most influential scientist of the 20th century, what is the typical significance of Einstein’s ideological tendency? And what is the theoretical weight of his views on science and religion, especially, what are the logical reasoning and spiritual essence of his new religious view—“cosmic religious feeling”?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deeply analyze these phenome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igious philos-ophy.Keywords: Einstein; scientific view; religious view; interdependence; spiritual essenceA Study of the Sources of Christian Chinese Literature in Alexander Wylie’s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Li Zhen (094)Abstract: British sinologist Alexander Wylie’ s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1867) cataloged over 2,000 ancient Chinese texts, surpassing any previous Chinese bibliographies compiled by Western scholars. It stands as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 written in a Western language and holds epoch-making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si-nology. The book is notable for being the first to apply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Four-Part Classification to provide a large-scale and detailed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classical texts to guide Western scholars in their sinological studies. Similar works had rarely appeared in the Western world before, making this publication a landmark in sinological history. Besides Chinese classics and a few Western work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the book also includes more than 90 Christian Chinese works un-der the category “Miscellaneous Schools of Thought.” These span from the late Ming to the late Qing dynasties, covering missionary writings from both Catholic and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as well as apologetic literature by Chinese Christian scholars, serving as an important testament to the cultural blending of East and West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uthorial backgrounds, distinctive features, and editions of these religious works, assessing the sources and references for these religious works. By examining the listed entries, it traces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the cataloged Christia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larifies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materials that Wylie used for both selection and annotation during the compilation process.Keywords: History of Western Sinology; Alexander Wylie;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 Christian Chinese literature;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On Wang Zhongmin’s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n the Compilation Method of Overseas Chinese Bibliographies: Focusingon the Catalogue of Collections of Pelliot A and B .............................................................................................Liu Rui (105)Abstract: The Catalogue of Collections of Pelliot A and B is an important achievement of Wang Zhongmin in cataloging and organizing Chinese literature stored by foreign countries. It included over 2000 types of Chinese books that were purchased by Paul Pelliot in China, that were then stored in the French National Library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In line with the meth-od of Four-part Categorization and on the basis of the Catalogue of Chinese Collection of BNF Complied by Maurice Cou-rant , this catalogue was composed of ten categories, with subitems classified under each category. It was written in French, with annotations of Chinese book titles, persons’ names, etc., alongside its description and explanation of the book’ s con-tent and author inform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old catalogue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French National Library, flexible adaptations were made according to traditional Chinese bibliographies to ensure professionalism and accuracy, reflecting Wang Zhongmin’s pioneering exploration and attempt in cataloging and organizing Chinese books stored overseas. This cat-alogue is unique among foreign Chinese cataloging compiled by Chinese scholars.Keywords: Wang Zhongmin; The Catalogue of collections of Pelliot A and B;The Catalogue of Chinese collection of BNF complied by Maurice Courant;cataloguing methodsThe Role of Academic Journal Activism: an Evaluation of Journal Reforms in the New Century ...................Yuan Zujie (116)Abstract: The academic journal system established in China during the 1950s, and further solidified in the late 1970s, fos-tered a trend towards the unitization of academic journals and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journal editors. However, at the dawn of the 21st century, many academic journals, particularly comprehensive ones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aced significant challenges, raising widespread concern. In response to external criticism and internal discontent, a group of editors emerged as key reformers, spearheading a series of transformative initiatives. These reforms included standardizing annotation guidelines, clarifying submission requirements, promoting specialized columns, establishing online journals, adop-ting the referee system, and continually innovating dissemination methods. These efforts underscore the proactive role of edi-tors in driving journal reforms. After more than twenty years of efforts, Chinese academic journals have made remarkable progress in improving editing systems and innovating dissemination methods; As time goes by, however, the marginal bene-202
fits of these reforms are diminishing. The increasingly complex institutional monitoring systems and relentless competition in dissemination, have led to considerable involution and internal friction. This situation prompts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re-form trajectory, suggesting a potential shift towards stabilizing the role of academic journals. This shift would involve mov-ing away from continuous reform and instead focusing on fostering ethics and trust, thereby promoting a healthier academic ecosystem in China.Keywords: Academic journals; academic evaluation; referee system; role of editors; academic ecologyThe Positive Synergy of Academic Journals, Evaluation and Community ...................................................Zhang Taozhou (129)Abstract: Comprehensive academic journals, represented by university journals, have not formed a strong academic commu-nity in dialogue and exchange with academic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due to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influences. This has led to mutual alienation and contradiction, profoundly affe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cademic environment. The key to addressing this issue lies in correctly understanding the positioning of academic journals and the guiding nature of academic evaluation in these journals. On this basis, it is essential to stimulate the enthusiasm of academic journals to participate in ac-ademic evaluation, explore the organic connection between academic journals and evaluation, and create a space for dialogue and interaction based on mutual subjectivity, thereby enabling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a healthy academic community.Keywords: Academic journal; academic evaluation; academic community; positive synergyThe Lament of Traditional Poetry as Dawn Breaks Suddenly: A Discussion on the Genres of “Poetry as History”i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Xia Zhongyi (140)Abstract: Modern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s response to societal changes often does not alig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For example, traditional poetry seemed indifferent to the 1976 “Smashing of the Gang of Four” and the 1978 “Liber-ation of Thought,” but the subsequent “Liberation of Identity” triggered a collective expression of grief and lamentation in traditional poetry during the new era. This may be because the “Liberation of Identity” was the only hope for the victims’ lives, and in the nearly hopeless moments of darkness, the sudden dawn brought an indescribable shock to the soul. Poets such as Lu Bing, Cheng Qianfan, and Jiang Xinmei expressed a deep personal understanding of the “Liberation of Identity” in their traditional poetry, becoming exemplary of reflective poetry. Among them, Jiang Xinmei’s traditional poetry not only excels in personal reflection, but also in historical reflection, making her poetry a model of the “Poetry as History” genre that mourned the events of 1978. Similar to how Du Fu carved a “Poetry as History” at the turning point when the Tang dy-nasty transitioned from strength to decline, Jiang Xinmei also documented the great turning point of contemporary “Libera-tion of Thought” with her “Poetry as History” . Although the “Scar Literature” movement, which emerged alongside the 1978 traditional poetry, remain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literary history textbooks, its intellectual value and aesthetic appeal clearly fell short of the traditional poetry of that time. Unfortunately, traditional poetry continues to be excluded from literary history curricula to this day.Key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personal reflection; poetry as history; liberation of thought; liberation of identity; 1978The Image of “Modern Literatur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Era: Taking the First Issue of New Literary and HistoricalMaterials as an Example ...........................................................................................................................................Wu Yan (151)Abstract: The first issue of New Literature Historical Materials was the first publication in the “ new period” that mainly published modern literature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bears the important mission of how to rebuild “modern literature” in a time of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Taking the first issue of New Literature Historical Dat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in-tends to re-outline and trace the picture of “modern literatur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period” through patient and meticulous combing of the first issue and explore how New Literature Historical Data as a literary journal participates in and reconstructs the literary order in the “new period” , and asks what functions it assumes? In other words, this paper tries to answer the question of what the first issue of the New Literature Historical Data describes and how it describes it.Keywords: New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 first issue; modern literature; image; New Era Foreign Authorities in Shanghai and the“Second Revolution” .....................................................................................Xu Tao (165)Abstract: The “Second Revolution” stands as a significant historical event that profoundly influenced China’ s trajectory, marking a pivotal turning point. Despite over a century having passed,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such major events remains elusive in historical scholarship. This paper aims to shed light on the pivotal role played by the Shanghai Interna-302
tional Settlement and French Concession, a significant yet relatively understudied participant, in the narrative of history. By placing Shanghai Foreign Authorities within the central stage of historical discourse and incorporating both global perspec-tives and local response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role of Shanghai in the “Second Revolution” .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 urban space characterized by the “One City, Three Administrations” model, the power dynamics within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nd French Concession, and the intricate and chaotic urban security framework, all exerted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y of the “Second Revolution” . It is evident that the “Second Revolution” was not merely a domestic political struggle among Chinese factions; the Shanghai Foreign Authorities also emerged as a critical field that inevitably shaped the outcome of the political contest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Keywords: Shanghai; “ Second Revolution ” ; Dr. Sun Yat-sen;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French concession; consular body; ChapeiThe Road to Modern Historiography: A Century-long Reflec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u Jiegang and the New Text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Fan Jingjing (177)Abstract: After a century, the debat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u Jiegang and the new text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should have come to an end long ago. Looking back at this debate, it was initially just a normal discussion with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No one denied Gu Jiegang’ s status as a modern historian because he was influenced by the new text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As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changed, Gu Jiegang’ s behavior with modern writers questioning ancient history became an “original sin” , and their relationship became a hot topic. The mainstream view is that Gu Jiegang repeated the mistakes of modern writers and was not a thoroughly modern historian. From the 1980s to the present, continu-ing the previous path, evaluation has not exceeded the scope of the above two opinions. It’s just that the previous extreme views were replaced by a common compromise attitude: it was recognized that Gu Jiegang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new text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and he was recognized as a modern historian. This attitude seems reasonable, but in fact it is not conducive to solving the problem. To sum up, most of the existing opinions are self-talk and even violate the law of logical identity. On the surface, this is a manifestation of academia being controlled by politics, but in fact it reflects the lack of modern academic consciousness. We need to go back to the starting point again and first fundamentally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u Jiegang and the new text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s of modern history be-fore discussing other considerations. Otherwise, the research will only fall into low-level and meaningless involution. Wheth-er the ice can be broken through the joint efforts of researchers remains to be seen.Keywords: Gu Jiegang; New Text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Ku Shih Pien;modern historiograph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ademia and politicsResearch on the National Middle School During the Comprehensive War against JapaneseAggres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of Central Local Relations ..................................................................................................................................Zhang Jing (189)Abstract: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secondary education emerged in China, and since then, it has generally been handled by local authorities. However, after th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war, began to establish national middle schools to relieve the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who had retreated from the occupied areas to the rear.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middle schools broke the division of educational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becoming an important attempt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handle secondary education during wartime. After entering the stalemate stage of th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on the one hand, restricted the scale of national high schools, weakening their relief function, and on the other hand, endowed them with a new “mission” of relieving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and developing border education.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most national middle schools were reclassified to local management. The de-mobilization process of national middle schools is also a process for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o adjust the allocation of sec-ondary education resources i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During this process,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lso intended to promot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secondary schools, normal schools, and vocational schools.Keywords: Central local relations; Comprehensiv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national middle school;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402
《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4 年總目錄(第 27 卷第 1~ 4 期)括號內前一數字為刊次,後一數字為頁碼【名家專論】名實之間:晚清“財政”詞語的引進與財政變革陳 鋒(1·5)從六經之學到文體之學 ———中國古代文體觀念的一種集體認同吳承學(2·5)禮的哲學意義 ———基於《荀子·禮論》的考察楊國榮(3·5)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遺產:新名詞視角的 考察 黃興濤(4·5)【港澳研究】主持人語 劉澤生(1·25)再論澳門社會福利模型 ———基本保障模型的範例 賴偉良(1·26)後疫情時代澳門社會政策的挑戰與調整 ———發展型社會政策的視角 胡杰容(1·36)主持人語 劉澤生(2·23)大變局下粵港澳大灣區共建創新聯動樞紐馬莉莉(2·24)粵港澳大灣區重大合作平台協同發展研究謝寶劍(2·36)主持人語 劉澤生(3·26)論“一國兩制”在澳門實踐的特色 ———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五週年回顧 和思考 駱偉建(3·27)回歸二十五週年“一國兩制”澳門實踐的經驗 與展望 王 鵬(3·37)主持人語 劉澤生(4·25)澳門學術發展與價值共同體的形成吳志良(4·26)國際大都市視角下的澳門經濟多元演進 ———回歸二十五週年的實踐與啟示劉成昆(4·40)【總編視角】主持人語 劉澤生(1·105)概念視角的版權重構與變遷 ———兼談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可版權性葉娟麗(1·106)學術論文中的隱性不端行為及防範 ———以“錄用後無故大幅修改”論文為例李新根(1·120)主持人語 劉澤生(2·112)關於學術期刊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思考劉曙光(2·113)出版深度融合下高校學報品牌運營與創新 ———以《蘇州大學學報》為例江 波(2·125)主持人語 劉澤生(3·108)概念思維及其在審稿工作中的發用 ———“概念衡文法”續說 蔣重躍(3·109)502
跨學科:人文學科的救命稻草?葉祝弟(3·121)主持人語 劉澤生(4·115)試論學術期刊的有為和無為 ———兼評新世紀學術期刊改革的得與失原祖傑(4·116)學術期刊、學術評價與學術共同體的良性互生張桃洲(4·129)【中西文化】主持人語 董少新(1·71)衛匡國《中國歷史》與何大化著作之關係初探董少新(1·72)何大化的中國上古史書寫 ———以何氏《中國分期史》為中心張寶寶(1·88)新舊、中西文化交錯視野下的馮秉正《中國 通史》 孫 健(1·97)從方濟會歷史文件看巴黎外方傳教會東來的 雙重使命 崔維孝(2·77)抗戰時期意僑藍澤民間諜嫌疑案研究張 樂(2·89)視域、場域與轉向:近二十年來中國基督教史 研究的觀察與探索 袁朝暉(2·101)天主教與道家思想對話模式檢討:從歷史到 現實 劉國鵬(3·73)近代早期教廷傳信部的對外政策 ———以遠東地區為中心 張 銳(3·87)晚清督撫視域中的國家與教會關係 ———以周馥為中心的考察 謝斯傑(3·96)愛因斯坦的科學觀與宗教觀探幽張志剛(4·85)偉烈亞力《中國文獻解題》所載基督教中文 文獻來源考述 李 真(4·94)論王重民域外漢籍編目的探索與實踐 ———以《伯希和 A 藏 B 藏目錄》為中心劉 蕊(4·105)【文學研究】建國初青年教育的呈現與展開:圍繞《進步 青年》的討論 邱雪松(1·130)期刊制度與“現代派”的文化選擇 ———1980 年代文論的一種重讀尹 林(1·140)“天地之至文”概念及內涵的歷時演遞劉鋒傑(2·137)明清小說序跋與“四大奇書”的經典化溫慶新(2·150)從文體到思想 ———論浦安迪對“四大奇書”的跨文化闡釋鄧建華(2·160)清代蜀道詩:山地生命體驗與審美取向馬 強(3·135)歌謠形式下的訓誡與啟蒙:論張之洞《學堂歌》李 鵬(3·146)舊詩歌哭曙光兀降 ———兼論古今“詩史”類型 夏中義(4·140)新時期初的“現代文學”形象 ———以《新文學史料》創刊號為例吳 艷(4·151)【藝術社會學專題】主持人語 盧文超(2·48)藝術史和社會學:共生、衝突與綜合諸葛沂(2·49)面向公眾,開啟交流 ———論露西·利帕德的行動主義藝術批評王志亮(2·60)呈現於感覺與圖像中的“臉”602
———從藝術社會學出發的一個思考孫 斌 張豔芬(2·69)【藝術與科技專題】主持人語 盧文超(4·53)科技與藝術互動的順勢、逆勢及其超越 ———虛擬藝術史的三種書寫範式楊光影 馬 睿(4·54)從人類世到負人類世:論斯蒂格勒如何在 數字時代重思美學 夏開豐(4·65)人工智能藝術創作工具論 盧文超(4·76)【傳統文化研究專題】中國文化與中國哲學的建構 楊春時(1·148)周代道德至上理念與德治建設析論祁志祥(1·162)人類共同價值的可能性 ———從中國傳統出發的探討伍曉明(3·156)“樂教”在春秋時期的延續與變異王齊洲(3·171)【歷史】孫中山對民族—國家的認知 王 杰(1·172)近代民調理論中的定義分歧與方法論缺陷楊天宏(1·181)張謇與辛亥南北和談 ———以張氏赴鄂一案為中心趙建民(1·195)簡論西方人對中國茶的域外移植郭衛東(2·171)全球視野與現代表述:伍光建著譯新論鄒振環(2·183)在三黨競革延長線上重審 1930 年魯迅大夏 大學演講風波 江明明(2·193)追尋傳統中國的“現代性” ———宋元變革論的學術史闡釋王瑞來(3·180)1933 年段祺瑞南下探析 陳 明(3·193)上海租界與“二次革命”新探 徐 濤(4·165)通往現代史學之路:顧頡剛與今文經學關係 研究的百年反思 范靜靜(4·177)央地關係視域下全面抗戰時期國立中學發展 路徑述論 張 晶(4·189)【動物研究專題】主持人語 陳懷宇(3·48)瘈狗為患:近代中國城市犬隻管治應煥強(3·49)20 世紀 50~70 年代青海湖湟魚資源變遷 與人類活動關係研究 劉 靜(3·61)【社會文化研究專題】主持人語 閔冬潮(1·46)“社會工程師” ———北歐福利國家生成背後的專家與學者們汪 琦(1·47)從“婦女和兒童的視角”建構瑞典福利國家 ———阿爾娃·穆達爾的獨特貢獻閔冬潮(1·59)【學術短訊】《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入選 為 CSSCI 來源期刊 (1·129)《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再創 佳績 (3·134)702
徵 稿 啟 事《澳門理工學報》是澳門理工大學主辦的綜合性學術理論刊物,1998 年創刊。 “人文社會科學版”為中文版,季刊,大 16 開本,每期 208 頁。 常設欄目有名家專論、港澳研究、總編視角、中西文化、文學研究、語言翻譯、歷史研究等。 現為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期刊、全國高校權威社科期刊、全國高校人文社科核心期刊。本刊熱誠歡迎海內外學界朋友賜稿。 茲就中文來稿規範及相關事項說明如下: 一、本刊係學術理論性刊物,尤其歡迎有原創性的學術論文。 來稿篇幅以 12,000~15,000 字為宜,簡體、繁體文本均可,錄入請採用 Word 軟件。二、本刊注釋一律採用文末注,標號順序採用加圓圈的阿拉伯數字①②③……,並置於正文文字的右上角。 具體標注格式如下: 1. 專著、譯著、論文集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頁碼。2. 學位論文、會議論文、報告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地點、機構、文獻形成時間、頁碼。3. 期刊文章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出版地、刊名、年期。4. 報紙文章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出版地、報名、日期。5. 古籍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卷次、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或責任者、文獻題名、部類名、卷次、版本。6. 檔案文獻的標注順序為:文獻標題、文獻形成時間、卷宗號或其他編號、收藏地點。7. 外文文獻的標注格式原則上採用該語種通行的引證標注方式。三、參考文獻置於注釋之後,按其重要性或參考的先後順序編號排列。 注釋中已出現的徵引文獻,在參考文獻中不再列出。 參考文獻的標注格式與注釋的格式基本相同,但不標示具體頁碼。四、本刊採用網上投稿,請登錄採編系統 http://MPIJHS.cbpt.cnki.net,在“作者投稿系統”中註冊賬號。 稿件成功提交之後,即可在線跟蹤處理結果。五、來稿需提供 200 字左右的中英文提要、3~6 個中英文關鍵詞及作者中英文姓名。 本刊實行匿名審稿,請作者另紙附上學術簡歷以及聯繫地址、郵政編碼、電話、電子郵箱等相關資料。 基金項目或資助項目請注明具體名稱及編號。六、本刊對擬採用稿件有酌情刪改權,如不同意刪改者,請在來稿時特別聲明。 來稿一經刊用,即付薄酬,並贈送兩本樣刊。 凡刊載於《澳門理工學報》文稿的著作權,均由澳門理工大學和作者共同享有,作者著作權使用費已在稿酬中一次性給付,本刊不再另行支付。 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本刊所授權的相關收錄、上網、下載、轉載或收入論文集等用途,請在來稿時作特別聲明。 稿件請勿一稿多投。 來稿一律不退,敬請作者自留底稿。七、本刊倡導良好學風,嚴格遵守學術規範。 來稿如發生侵犯他人著作權或人身權行為,作者應負全部責任並賠償一切損失。八、歡迎光臨本刊網站( journal.mpu.edu.mo)、澳門虛擬圖書館(www.macaudata.mo/periodicals/index)或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文獻中心(www.ncpssd.cn/)免費查閱電子版全文。九、本刊聯繫地址:澳門高美士街澳門理工大學《澳門理工學報》 編輯組。 電話: (00853)85996254。 傳真:(00853)28723786。 電子郵箱:xuebao@mpu.edu.mo《澳門理工學報》編輯組2024 年 10 月 15 日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