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會科學版 2023 年第 4 期編輯委員會主　 　 任： 嚴肇基副 主 任： 李雁蓮　 劉澤生委　 　 員：（以姓氏筆畫為序）王利民　 王長斌　 毛思慧朱　 劍　 仲偉民　 李向玉李長森　 李惠芳　 李雁蓮吳承學　 吳新凡　 林子予林發欽　 姚　 申　 高自龍陳志雄　 陳慶雲　 崔月琴張云峰　 張耀銘　 黃貴海齊鵬飛　 劉　 明　 劉澤生劉曙光　 韓璞庚　 嚴肇基顧　 　 　 問： 李向玉總 編 輯： 劉澤生執行總編輯： 陳志雄澳門理工大學主辦

目　 　 錄2023 年第 4 期（總第 92 期） 1998 年 4 月創刊·名家專論·回歸初期香港經濟管理理念探索 蔡赤萌　 （5）…………………………………………·港澳研究·主持人語 劉澤生　 （26）…………………………………………………………………澳門博彩公共政策：內涵與功能 王長斌　 （27）…………………………………………粵港澳大灣區跨域治理的制度建設與優化 吳巧瑜　 （38）……………………………麥仕治《廣州俗話〈書經〉解義》訓釋特色研究 張美蘭　 （49）…………………………“朝向”義詞彙歷史語義地圖研究 莊卉潔　 （58）………………………………………漢語的類聚構式與類聚名詞 溫鎖林　 （68）……………………………………………·中西文化·中國文化的世界意義：中國與歐洲早期的互動研究 張西平　 （81）……………………可唱的宋代詩詞與藝術移置———德·莫朗的宋代詩詞翻譯實踐 郭麗娜　 （91）………………………………詩神遠遊：俞第德《玉書》裡的意象呈現 蔣向豔　 （101）………………………………

·總編視角·主持人語 劉澤生　 （112）…………………………………………………………………大語言模型時代歷史書寫的路徑與局限 王　 濤　 （113）………………………………通用人工智能會預設一種“公理化”的普遍性嗎？ 吳　 靜　 （123）……………………·文學研究·啟蒙的願景———蕭軍《五月的礦山》中的歷史記憶 楊　 慧　 （134）……………………………人文版《袁水拍詩歌選》梳考 袁洪權　 （147）……………………………………………進化的倫理與寂靜的深度———論現代鄉土文學中的“動”與“靜” 周　 琪　 （158）……………………………民國暗面新探：民元孫中山與佛教交涉史事考 左松濤　 （168）………………………話語、制度與道路：後發國家現代轉型的困境與出路———以孫中山關於中國現代化的思考為中心 張　 冰　 （180）……………………抗戰時期粵港淪陷區的日資企業 張曉輝　 （191）………………………………………·學術短訊·《澳門理工學報》被評為“全國高校權威社科期刊” （133）………………………………本期英文內容提要 （200）…………………………………………………………………《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3 年總目錄 （205）……………………………徵稿啟事 （208）……………………………………………………………………………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ＣＡＯ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Ｖｏｌ． ２６， Ｎｏ． ４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ｏ． ９２）， ２０２３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Ｉｔｓ Ｒｅｔｕｒｎ　 ．．．．．．．．．．．．．．．．．．．．．．．．．．．．．．．．．．．．．．．．．．．．．．．．．．．．．．．．．．．．．．．．．．．．．．．．．．．．．．．．．．．．．．．．．．．．．．．．．．．．．．．．．．． Ｃａｉ Ｃｈｉｍｅｎｇ （００５）Ｍａｃａｏｓ Ｇａｍ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Ｗａｎｇ Ｃｈａｎｇｂｉｎ （０２７）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Ｍａｃａｏ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Ｂａｙ Ａｒｅａ．．．．．．．．．．．．．．．．．．．．．．．．．．．．．．．．．．．．．．．．．．．．．．．．．．．．．．．．．．．．．．．．．．．．．． Ｗｕ Ｑｉａｏｙｕ （０３８）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ｕｊ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Ｃｏｌｌｏｑｕｉａｌ Ｃａｎｔｏｎｅｓｅ　 ｂｙ Ｍａｉ Ｓｈｉｚｈｉ．．．．．．．．．．．．．．．．．．．．．．．．．．．．．．．．．．．．．．．．．．．．．．．．．．．．．．．．．．．．．．．．．．．．．．．．．．．．．．．．．．．．．．．． Ｚｈａｎｇ Ｍｅｉｌａｎ （０４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ｉｃ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Ｖｅｒｂ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ｏｗａｒｄｓ”　 ．．．．．．．．．．．．．．．．．．．．．．．．．．．．．．．．．．．．．．．．．．．．．．．．．．．．．．．．．．．．．．．．．．．．．．．．．．．．．．．．．．．．．．．．．．．．．．．．．．．．．．．．． Ｚｈｕａｎｇ Ｈｕｉｊｉｅ （０５８）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ｌｙｍｅｒｉｚｅ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ｙｍｅｒｉｚｅｄ Ｎｏｕｎｓ．．．．．．．．．．．．．．．．．．．． Ｗｅｎ Ｓｕｏｌｉｎ （０６８）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　 ．．．．．．．．．．．．．．．．．．．．．．．．．．．．．．．．．．．．．．．．．．．．．．．．．．．．．．．．．．．．．．．．．．．．．．．．．．．．．．．．．．．．．．．．．．．．．．．．．．．．．．．．．．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ｐｉｎｇ （０８１）Ｓｉｎｇａｂｌｅ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Ｐｏｅｍ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ａｒｔ———Ｇｅｏｒｇｅ Ｓｏｕｌｉé ｄｅ Ｍｏｒａｎｔｓ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Ｐｏｅｍ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Ｇｕｏ Ｌｉｎａ （０９１）Ｔｈｅ Ｖｏｙ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ｓｅ： Ｐｏｅｔｉｃ Ｉｍａｇｅｓ ｉｎ Ｊｕｄｉｔｈ Ｇａｕｔｉｅｒｓ Ｌｅ Ｌｉｖｒｅ ｄｅ Ｊａｄｅ ．．．．．． Ｊｉａｎｇ Ｘｉａｎｇｙａｎ （１０１）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Ｗａｎｇ Ｔａｏ （１１３）Ｄｏｅ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ｕｐｐｏｓｅ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ｘｉｏｍａｔｉｏｎ？．．．．．．．．．．．． Ｗｕ Ｊｉｎｇ （１２３）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Ｖｉｓ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ｅｍｏｒｙ ｉｎ Ｘｉａｏ Ｊｕｎｓ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ｓ ｉｎ Ｍａｙ ．．．．．．．．．．．．．．．． Ｙａｎｇ Ｈｕｉ （１３４）Ａ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ｏｆ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Ｐｏｅｍｓ ｏｆ Ｙｕａｎ Ｓｈｕｉｐａｉ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Ｙｕａｎ Ｈｏｎｇｑｕａｎ （１４７）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ｓ ｏｆ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ｐｔｈｓ ｏｆ Ｓｉｌ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ｔｉｌｌｎｅｓ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ｕｒ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Ｚｈｏｕ Ｑｉ （１５８）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ａｒｋ Ｓｉｄ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ｕｎ Ｙａｔ⁃ｓｅｎｓ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ｉｎ １９１２　 ．．．．．．．．．．．．．．．．．．．．．．．．．．．．．．．．．．．．．．．．．．．．．．．．．．．．．．．．．．．．．．．．．．．．．．．．．．．．．．．．．．．．．．．．．．．．．．．．．．．．．．．．．．．． Ｚｕｏ Ｓｏｎｇｔａｏ （１６８）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Ｐａｔｈ： Ｔｈ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ａｎｄ Ｏｕｔｌｅｔ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ｔ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ｎ Ｓｕｎ Ｙａｔ⁃ｓｅｎ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Ｚｈａｎｇ Ｂｉｎｇ （１８０）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ａｎｄ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ｒ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ｏｈｕｉ （１９１）本期基本參數： ＩＳＳＮ ０８７４⁃１８２４∗１９９８∗ｑ∗Ａ４∗２０８∗ｚｈ∗Ｐ∗ＭＯＰ５０∗１３５０∗１７∗２０２３⁃１０本期英文編輯：Áｉｎｅ Ｎí Ｂｈｒｏｉｎ（譚小果） 本期執行編輯：陳志雄

·名家專論· 澳門理工學報　 2023 年第 4 期回歸初期香港經濟管理理念探索蔡赤萌［提　 要］ 香港一直是世界上自由經濟制度保持相對完整的地區。 回歸前基於自由經濟理論基礎上的“自由放任”和“積極不干預”，被視為香港經濟成功發展的因素之一。 但進入 20 世紀 80、90 年代後，隨著內外政經環境變化以及經濟結構轉型，市場失靈現象增多，原有理念與政策的局限性日益顯現。 回歸初期香港特區政府積極探索新的經濟管理理念，主動思考香港經濟發展方向並付諸實踐，經濟政策與政府管理架構也作出相應調整。 但因回歸之初香港遭遇亞洲金融風暴，其對經濟衝擊之大、影響之深超出預期，政府財政連續數年出現赤字，再加之香港社會認知上的局限和治理機制上的不完備，相關經濟理念和發展策略在落實中受到諸多制約。［關鍵詞］ 香港　 “一國兩制” 　 經濟管理理念　 經濟政策　 政府角色［中圖分類號］ 　 F1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3） 04 ⁃ 0005 ⁃ 21經濟理念與管理哲學，是一國一地區政府（執政者）經濟治理的思想基礎，影響著經濟治理模式和經濟政策的選擇，也決定著政府經濟職能的定位。 香港的經濟管理理念，建基於自由經濟理論，回歸前曾經歷“自由放任”和“積極不干預”兩個階段。 與此相適應的自由港政策、自由經濟制度，被視為香港經濟成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香港一直是世界上自由經濟制度保持相對完整的地區，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被西方自由主義信奉者視為“最後一塊淨土”。 但進入 20 世紀 80、90 年代後，隨著內外政治、經濟環境的變化，香港原有經濟管理理念及相關政策呈現出自身局限性。1997 年，從政治意義上看是香港實踐“一國兩制”的新開端；從經濟角度看則是香港遭遇亞洲金融風暴衝擊、經濟泡沫破裂的困難時刻，是外部經濟環境突變、內部新舊矛盾凸現的轉折點。 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以及知識經濟時代的競爭特點，都對以自由經濟制度為基礎的香港經濟帶來新的衝擊；香港內部經濟結構調整、競爭力的維護以及深層次結構性矛盾的解決，也對政府經濟功能提出更高的期望。 順應內外經濟環境的變化，香港特區政府在自由經濟的框架內，對政府經濟管理理念和經濟政策進行了積極探索和與時俱進的調整。 本文聚焦研究香港“回歸初期”，即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在其第一、二屆特區政府任期內（1997 年 7 月～2005 年 3 月）的經濟管理理念探索和政策調整的演進趨勢，分析影響其成效的主要制約因素。 相關探索與實踐對於香港今天完善經濟管理理念、優化政策措施與相關機制，也有著重要啟示。5

一、香港經濟管理哲學與理念的歷史演變香港經濟基本管理哲學主要建基於自由經濟理論，相信市場機制在配置社會資源上比政府更有效率，並以自由港政策為基礎形成自由經濟制度。 英國強佔香港後不久就把香港宣布為自由港，政府對貿易、市場不加干預或極少干預，其後隨著經濟的發展把自由經濟政策擴大到其他領域，政策體系也逐漸趨向完整，經歷了由局部建立到系統化、全面化的發展過程。 香港的經濟思想與政府經濟功能選擇，是一種實用主義，不求思想體系的完整性與一致性，而是力求經濟思想在不同時間的適應性和適當性。 其中，既有著一般領域最大的自由，也有著個別領域很強的干預。（一）回歸前：從“自由放任”到“積極不干預”在港英政府管治時期，香港政府的經濟管理哲學與理念演變，大致經歷了以下兩個階段：1. “自由放任”或“消極不干預”階段（1841～1970）在這一階段，香港基本上是遵循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自由經濟理論，對經濟採取一種消極不干預主義的態度，即貿易、金融、工業、商業、航運等領域的經濟活動均由企業自主決定，政府除收取稅收外，概不干預，是一種較為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制度。①到 20 世紀 60 年代，英國工黨執政轉向政府干預式的經濟政策，香港也並未追隨英國放棄自由經濟不干預原則。 時任香港財政司郭伯偉（John James Cowperthwaite，1961～1971 年任財政司）清晰地提出“自由放任”的經濟思想，並將其作為香港的經濟模式。 這是港英政府首次從經濟管理角度表示“不干預”對香港的合理性，顯示政府經濟管理模式從消極的“不干預”狀態明確為“不干預政策”，即“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港英政府在管治上，主要是抓緊核心環節———財政，放寬其他，任由經濟在“不干預”狀態中自由起伏、商人在市場競爭中自生自滅。 在財政管理上，港英政府須遵照英國的《殖民地章則》奉行審慎的財政政策，強調量入為出、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保持盈餘。 為落實“量入為出”的財政原則，郭伯偉訂出若干財政預算具體準則，以“健全財政”為特點的財政管理政策體系初步建立。 除核心環節財政之外，在自由放任市場經濟階段，港英政府在經濟中的其他作用相當有限，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制訂社會經濟發展所需要的一些基本法律與規定；二是對社會、經濟和居民生活有重大影響的部分資源的配置進行一定的干預。2. “積極不干預”理論的形成與政府經濟功能逐步建立（1970～1997 回歸前）其一，20 世紀 70 年代：“積極不干預”理論的形成與香港經濟政策的初步建立。20 世紀 70 年代，是香港經濟管理哲學從“自由放任”到“積極不干預”的轉變期。 60～70 年代，既是香港經濟快速崛起、經濟結構逐步多元化的時期，也是市場失靈現象開始顯現、經濟矛盾和衝突日趨頻繁的階段。 在這一階段，香港自由市場經濟在高速發展過程中的盲目性和破壞性不斷顯現，先後出現地產風暴、銀行擠提、股災等危機。 郭伯偉的繼任者夏鼎基（Charles Philip Haddon⁃Cave，1971～1981 年任財政司）繼承和發展了不干預主義哲學，並把政府經濟管理理念修訂為“積極的不干預”，從而形成香港特有的管理概念與管理模式。 夏鼎基認為，市場機制在配置資源和創造財富方面的巨大活力，是任何行政力量不能取代的，但不主張對經濟的完全“自由放任”，而是“極少干預”。②強調以市場經濟為主，當私營經濟和市場調節可以有效配置資源時，政府不加干預；當市場運作出現市場失靈無法正常運作並影響公眾利益時，政府就要進行干預或補救，但政府要全面考慮和研究有關干預建議帶來的代價和結果，仔細考慮各種政策對市場機制的長遠影響。 夏鼎基還對原有預算準則作出修訂，發展成一套比較規範、系統的“5 項財政預算準則”，以期更有效地達成預算目標。③6

夏鼎基的“積極不干預”有兩個基本原則：一是“干預”僅限於市場出現“不公平”或“不完善”的“個別”情形。 也就是說，政府對私營企業原則上不作任何干預，除非有明顯證據證明市場失效。二是“干預”是“後發制”的，是事後補救，是在特定情況下的有限度的干預。 該管理哲學的本質是把市場機制與政府干預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結合，並強調無論干預與否其目的都是為了最大限度地發揮市場的調節功能。④夏鼎基的這種見解影響了當時和以後的歷屆港英政府。 “積極不干預”理論奠定了香港經濟管理哲學的基礎，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港英政府長期採取的基本經濟政策。 但在實踐中如何“積極”，取決於政府當時的判斷，具有模糊空間，也保留了干預的靈活性。其二，20 世紀 80 年代～1997 年回歸前：“積極不干預”下經濟政策逐步趨於系統化和完整化，干預程度和積極成分也在逐漸加強。20 世紀 80 年代是香港政經形勢出現較大變動的時期。 政治上，中英兩國政府就香港問題進行談判並於 1984 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自此香港進入後過渡期。 經濟上，80 年代以來受世界經濟周期影響香港經濟起伏較大，製造業因低成本優勢下降開始大量北移，國際金融貿易中心地位基本建立但來自周邊的經濟競爭壓力也在增大。 香港經濟結構需要加快升級轉型，以維持和提升製造業乃至整個經濟對外競爭力，但在這一過程中“市場失靈”現象明顯、經濟矛盾也日趨複雜。 80 年代後，夏鼎基的繼任者在基本延續“積極不干預”管理哲學與政策體系的同時，根據當時內外經濟環境變化，對經濟干預和介入程度有所擴大，尤其是關係到香港整個經濟體系正常運作的金融領域和房地產市場。進入 90 年代，港英政府為配合其撤走前的政經部署調整了財政政策，逐漸淡化並放棄審慎理財的一些重要預算準則，政府財政高官雖然仍表示要量入為出、收支平衡，但實際已偏離了“健全財政”原則。 港英政府推出耗資逾千億元的“玫瑰園計劃”，大興土木興建新機場，寬減稅收縮窄稅基、大幅提升社會福利開支。 在 90 年代的 7 個財政年度，港英政府編制了 2 個年度的赤字預算（1993 ~ 1994 年度和 1995 ~ 1996 年度）。 只是當時香港地產與經濟正處於泡沫期，賣地收入以及股市樓市交易印花稅收入大增，掩蓋了稅基縮窄、政府開支持續上升所隱含的財政隱患。3. “積極不干預”理念下的香港政策體系總體而言，“積極不干預”理念一直支配著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的香港經濟政策。 自由競爭、自主經營、資金自由流動及政府儘量避免對私人經濟干預的原則，一直成為港英政府進行各項經濟立法和行政管理的主要政策依據。⑤政府除了對關係社會、民生的土地、公屋、食水、大米和一些公用事業進行直接控制、配置或立例管理之外，對貿易、商業、工業、航運等重要部門概不干預，讓其在市場自動調節下運作，同時實行簡便的低稅制度，以吸引外來投資。⑥在資本主義世界紛紛強化干預的同時，香港整個市場體系仍然具有高度自由、高度開放和高度國際化的鮮明特點。 政府對市場失靈領域也會進行事後補救式干預，更多的是一種危機處理形式，危機之後完善相關立法、建立相關政策體系。經歷多次風浪考驗，香港的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和政策體系逐漸系統化和趨向成熟。 港英政府根據各經濟領域的特點以及行業監管的現實需要，選擇不同的政策方式：不干預政策、直接干預政策及臨時性干預政策，⑦形成一套獨特的經濟政策體系（參見表 1），既有著最大的自由，也有個別領域很強的干預。 但總體而言，政府的干預範圍與程度相對較小，一般領域實施了以不干預為主要特徵的系列自由經濟政策；在個別領域及特殊領域的干預，其干預目標是以維護自由市場經濟正常有效運作為目的，是有限度的干預。香港房地產市場及其管理政策，是自由市場經濟的一個例外。 政府在房地產市場扮演多重角色，7

表 1　 香港政策體系：不干預政策、直接干預政策及臨時性干預政策政策類別 特點 具體領域一般領域的不干預在一般領域香港實行一系列自由經濟政策。 這是香港自由港經濟政策體系的基石及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包括審慎的財政政策、自由港和自由貿易政策（自由貿易制度、自由企業制度、自由外匯制度、自由出入境制度）以及自由化的金融政策。個別領域的直接干預直接干預主要是對個別極為敏感和重要的經濟活動實行嚴格控制或監管，以保證香港整體經濟的有序運行。 這是實行不干預政策的基本前提。主要集中在以下領域：對土地一級市場的干預、對關鍵金融活動的干預、對大米等為數極少的若干類商品進口進行干預；對若干影響民生的商品價格形成直接進行干預。特殊領域的臨時性干預這是維護香港經濟規範運行的輔助性政策手段，主要用於對付經濟的非常態運行中所出現的問題。 待經濟運行恢復常態之後，便收回臨時性干預措施，由市場進行調節。臨時性干預政策措施有：按揭率管制、樓花轉讓管制、在極端情況下動用外匯基金干預金融市場、接管問題銀行等。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相關研究資料整理。既是管理者，也是參與者（公營房屋的地產發展商），更是土地資源的壟斷者。 在土地一級市場上，實施的是土地批租制度，政府“賣地”只是拍賣一定年限的土地使用權，但允許已批出的土地使用權在二級市場按市場機制流通與轉讓。 作為土地唯一供應方所拍賣的土地數量多寡，作為公共房屋提供者其公屋（出租）和居屋（出售）建造數量的多少，都會直接影響到房地產市場的供應量與價格。 香港房地產與銀行業、股市密切相關，並滲透到經濟領域的方方面面。 每年的賣地收入，構成財政收入重要組成部分，成為維持低稅制度的重要基礎。 香港房地產市場形成一種十分複雜又特殊的管理和運行模式，既有政府在土地一級市場、公營房屋供應等領域的直接干預，也有土地二級市場和私營房屋市場的市場調節；房地產既有一般產業屬性，也有民生福利性質，同時還是重要的私人財富資產，再加之房地產業的自然壟斷，房地產政策及其走向在香港極具敏感性。 房地產政策成為香港政策體系中直接干預的特定領域，既要為經濟發展提供配套的土地資源，又要“建屋安民”為困難群體和低收入家庭提供一定的住房福利。 此外在樓市過旺時政府也會推出一些行政措施來抑制投機性炒樓。 回歸前港英政府推行的高地價、高樓價、高租金（“三高”）對香港經濟競爭力及社會發展埋下隱患。港英時期“積極不干預”理念下的這種政策體系，既有著符合當時香港經濟發展的積極成分，在香港經濟起飛和第一、二次經濟結構調整中曾發揮過積極作用，被視為香港經濟發展的成功因素之一。 但同時“積極不干預”也隱含著自身的局限，例如“積極不干預”中“積極”的含義比較模糊難以判斷，通常被簡單理解為“不干預”；過於強調市場機制有效性導致“小政府”職能長期過窄，對自由市場機制引發的自然壟斷、“外在性”及貧富差距擴大等調節不足；缺乏前瞻性，長期缺失成型的產業政策，致使香港第三次經濟轉型緩慢、競爭力有所下降等。從國際橫向比較而言，香港一直是世界上自由度最高的經濟體系，政府在經濟中的功能與干預8

程度相對很小。 特別是經過信奉“自由市場機制”的現代貨幣主義大師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讚頌後，香港更是名噪一時。 多年來港英政府的“積極不干預”理念、相關政策體系及其形成的制度路徑，既是香港保持自由經濟制度與經濟政策的基礎優勢所在，同時由此形成的路徑依賴，也成為回歸後香港社會與時俱進地探索經濟發展新理念的認知局限與體制障礙。（二）回歸初期：“市場主導”、“政府促進”回歸後，香港特區政府以一種全新的姿態，依據基本法對經濟事務進行管理。 在香港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任內近 8 年中，行政長官以“港人治港”主人翁的姿態，針對香港自由市場經濟固有的深層次問題和長遠發展需求，對政府經濟管理理念、政府經濟功能及相關經濟政策進行過積極探索。 總體而言，回歸初期除憲制地位外，香港社會的基本法律制度和基本經濟制度並沒有大的變化，政府的經濟管理基本哲學也一直堅守自由市場經濟理念，然而官方表述上已不再使用港英政府時期的“積極不干預”提法，而是依據香港基本法精神作為依歸。⑧回歸初期，特區政府在經濟管理理念探索上大致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回歸首 5 年（1997年 7 月～2002 年 6 月），也就是董建華第一任行政長官期間，其經濟施政理念總體較為積極，打破了過去港英政府在“積極不干預”狀態下缺乏前瞻和主動性的局限，在繼續堅守自由經濟及“市場主導”原則基礎上，採取較為積極與前瞻的態勢，進行了系列探索與調整，主動探索經濟發展方向、推動經濟轉型，在“政府促進”功能上期望達致對經濟“最大支持、最少干預”。 第二階段，在董建華第二任行政長官任期（2002 年 7 月～2005 年 3 月），其經濟管理理念以及相關政策在落實中面臨較多制約，特區政府在財政赤字等現實因素掣肘下強調“市場主導、政府促進”，在經濟施政中不得不又重新開始向“大市場、小政府”復歸。 在董建華近 8 年行政長官任期內，特區政府的相關探索、政策演變及影響因素，反映著當時香港社會的相關努力和自身局限。回歸初期香港特區政府在經濟管理理念上的探索與調整，有著其內外動因。從外部因素看，20 世紀 90 年代後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思想呈多元格局並向“有效政府”轉變。後凱恩斯主義東山再起，與新自由主義並存，西方經濟制度中更為普遍的模式是一種混合經濟體制，自由市場的存在並不排除對政府的需要，政府干預並不是對市場的否定，而是對市場運行產生的消極後果的一種糾正。 在混合經濟模式下，國家與市場、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通過職能分工和角色互補，以期實現資源有效配置、收入公正分配、經濟穩定/增長以及社會福利最大化。 但各經濟體的混合經濟體制模式會有所不同，有的比較更親市場，私人部門十分發達；有的則更加親政府，公共部門比較發達。⑨美英等主要西方國家自 90 年代以來的“新公共管理”運動以政府“再造”工程為核心，把凱恩斯主義和自由主義整合起來，以建立“小而能”的政府。 “有效政府理論”強調，政府既要最大限度地校正市場失靈，又要盡力避免自身失靈和自身非效率（“政策失靈”），此外政府在干預時要講求成本―效益原則，使政府干預成為“一隻靈巧的手”。⑩發達國家及 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自上世紀 70 年代起對政府推動經濟及產業結構轉型都作了大量研究並付諸實踐，其他市場經濟對科技、出口及重點產業等也都有特殊扶助政策。 而香港則仍停留在對特定產業不加扶持的自由主義狀態。與國際發展趨勢相比較，香港政府經濟功能演進相對滯後，社會經濟發展中與市場失靈及政府功能缺失有關的問題正在逐步積累。就內部因素而言，其一，“積極不干預”理念與政策的局限性日益顯現。 在“積極不干預”理念下，政府經濟政策的核心特徵是重財政穩健、輕經濟增長，並形成系列財政準則，進行自我約束，港英政府側重在基建、法律和財政三個最根本環節上扮演角色，將政府經濟角色主要限定在“基建”9

方面，功能較窄。 同時，該理念在實踐中存在較大的模糊空間、很難把握，“積極”的具體涵義、應否干預以及干預成效，取決於政府對經濟形勢及干預效果的判斷，社會對其理解更多時候是等同於一般領域的“不干預”，這也經常成為政府不想作為時的藉口。 此外，歷史上港英政府不得不介入或干預的事務，大都源自危機或突發事件，是一種事後的危機管理，不作前瞻性考量，不制訂產業政策，長期以來一直迴避採用專門針對個別部門或產業發展的推動政策，導致香港對科技發展投入明顯低於工業化國家和地區。 回歸後香港經濟出現的困難，例如科技底子單薄、產業升級力度不強、經濟轉型緩慢、經濟過度依賴樓市股市、國際競爭力出現後退等，都與港英時期“積極不干預”理念下政府不採取產業扶持政策有關。其二，香港社會經濟發展內外環境變化、新矛盾新挑戰增多，客觀上增加了對政府職能上的需求與期望。 國際經濟全球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趨勢，以及知識經濟時代的各種競爭特點，都對以自由經濟制度為基礎的香港經濟發展帶來新的衝擊。 香港進入後工業化階段，經濟結構轉趨複雜化、產業結構升級遲緩、壟斷現象增多、結構性失業增加、貧富分化擴大等，市場失靈現象在持續增多，在客觀上都要求政府擺脫“不干預”理念束縛，加大對整體經濟及產業的扶持力度，來推動經濟轉型、維持知識經濟時代新競爭優勢。 亞洲金融危機衝擊下香港經濟陷入周期性和結構性雙重調整，通縮持續、失業高企，社會民眾對政府在促進就業、推動經濟增長等功能產生了迫切期待。此外，政府間全球性、區域性政策協同與合作治理事務逐漸增多，也需要特區政府擔當相應職能。其三，《基本法》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奠定經濟治理憲政基礎。 以董建華為行政長官的特區政府，有條件以主人翁的全新姿態更好地回應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變化，可以從長遠角度來主動謀劃、整體考慮香港的未來。 但另一方面，隨著香港經濟規模不斷擴大、經濟結構漸趨複雜、營商競爭環境的不斷變化，尤其是進入經濟全球化後，香港所面臨危機、衝擊及競爭形態變化很大。 回歸前香港發展中面臨的經濟危機各種表現形式，大多是英國所熟知的，港英政府可將英國成熟的危機管理經驗運用於香港。 但特區政府在回歸之初即遭遇亞洲金融風暴衝擊，面臨的矛盾和挑戰更為複雜，在制訂政策時面對的不確定性和風險也更大，需要政府全面研究及衡量這些轉變，進而清晰地界定政府經濟管理理念、經濟功能及政策調整的基本方向和原則。二、第一屆任期：探索“政府促進”功能，主張對經濟“最大支持、最少干預”回歸首 5 年（1997 年 7 月～2002 年 6 月），也即董建華第一任行政長官期間，特區政府的經濟管理理念建基於長期以來被社會公認為行之有效的自由經濟原則，但同時增加了政府調節功能，對現實發展環境中市場失效的領域作出較為主動的補救。 這種主張市場主導但同時不排除對政府干預需求的管理理念，符合國際經濟思潮的演進趨勢，也與香港經濟發展階段及政府經濟功能發展規律相適應。 在表述上，特區政府高層官員不再將港英時期“積極不干預主義”概念作為特區經濟管理哲學，而是依據《基本法》中有關精神來表達其經濟管理基本理念，提出政府對經濟要“最大支持、最少干預”，並主動探索經濟發展方向與策略。 就其實質而言，香港基本經濟制度和自由經濟原則並沒有變化，但政府在調整市場失靈時的態度與角色明顯較過去積極和主動。行政長官施政報告是特區政府最重要的綱領性文件。 它通常昭告政府的施政理念，訂定方向、目標及策略，並提出施政的方針和政策措施。 政府財政預算案則是行政長官施政理念與施政措施在財政預算中的具體落實。 在董建華第一任行政長官任內（1997～2002）的 5 份施政報告和財政司司長的財政預算案，及其在其他公開場合的演講中，陸續表達和闡釋了香港特區政府經濟管理理01

念、政府經濟管理中的主要職能及其政策思路。（一）遵循自由經濟原則和“市場主導”，探索政府“促進”功能無論是行政長官董建華還是特區政府其他財經高官，在其施政和經濟管理中始終都十分強調和遵循自由經濟與穩健理財原則。 董建華在其第一份施政報告中就明確表示，“香港的發展策略，一定要遵循自由經濟的原則，一定要維持穩健理財的原則，同時，要竭力維持良好的法治制度。”在這個基礎上，去保持香港高增值的競爭能力、保障每一位市民的切身利益。至於政府在經濟管理中的基本理念與角色，董建華在 1999 年 10 月曾作出詳細闡述：“香港特區政府奉行自由貿易、自由市場、審慎理財和小政府政策”；“過去數十年，我們在經濟上取得卓越成就，主要仰賴我們貫徹以市場為主導的自由經濟政策，以及香港所提供的公平競爭機會。 政府只會在市場機制出現失誤情況時，才會介入，作出必要和有限度的干預”。強調政府所擔當的角色，只限於提供基礎設施和建立適當的規管架構，讓市場有效地運作；政府發揮的推動作用，是要促進和支持營商人士積極創業，但不會干預私營企業任何商業決定。 董建華在主張“市場主導”的同時，對政府“促進”、“支持”功能所做出的界定，是自由市場經濟制度下政府的一般功能，也是“有效政府”、“靈巧的手”的作為領域。在年度預算案中，財政司司長落實行政長官施政理念並從財政政策視角對政府相關功能進行闡述與配合。 時任財政司司長曾蔭權（任期 1997 年 7 月～2001 年 4 月）在預算案中將政府經濟政策歸納為：經濟體系維持自由、公開和市場主導；政府給予商界最大的支持，對經濟作最少的干預；維持簡單、明確的低稅制；保持穩健的財政狀況等。 “香港的經濟發展始終是由市場主導，政府的責任是配合市場，給予營商人士最大的支持”。時任財政司司長梁錦松（任期 2001 年 5 月～2003 年7 月）對政府經濟角色作出進一步論述，提出“政府的角色應是掌握經濟發展方向，積極為市場發展創造條件”，主要發揮以下功能：維持有利市場發展的制度架構，鞏固香港在法治、簡單低稅制度、公平競爭和便利營商環境等方面的制度優勢；提供私營企業不會投資但可為香港帶來重大經濟和社會效益的基建；提供適當的環境和資源，提升人力資源質素；通過多邊和雙邊經貿談判以及參與有關經貿組織等，協助本地企業開拓境外市場；政府可以考慮推動一些符合香港整體經濟利益而私營機構又未準備作出投資的項目。尤其是最後一點，比較明顯地突破以往對政府角色的界定。總體而言，回歸首 5 年特區政府在基本理念上所強調的基本原則沒有大的變化，信奉自由市場經濟，認同“市場主導”。 政府推行的任何經濟政策，都是以自由經濟基本原則為基礎的，其目的是以保障自由經濟制度正常運作為前提的。 香港原有自由港與自由經濟政策，低稅制和穩健理財原則，繼續得以延續；原來在經濟管理中採用自由經濟不干預政策的領域也大致未變。 與此同時，特區政府開始提出“最大支持、最少干預”的新主張，重點是探索“政府促進”功能的有效性，以期用有限干預取得最大支持成效。 政府的主要功能，仍然界定在創造最有利的營商條件，包括自由、法治、廉潔而高效率的公營部門和公平競爭的環境等“軟件”，也包括社會發展所需的土地和基礎建設等“硬件”。但政府的具體政策功能出現新變化，社會發展所需的基建內涵也有所擴大，在“最大支持、最少干預”、“儘量扶持、減少干預”的表述下，政府在“支持”和“扶持”方面都較過去有了明顯的突破，“政府促進”功能在逐步豐富。（二）探索經濟定位，引導經濟長遠發展積極探索香港經濟定位與發展路向，應該說是特區政府對經濟宏觀管理上的一個突破。 董建華在其第一份施政報告中表示，“香港終於徹底擺脫了殖民時代給我們帶來的時間和空間的心理11

局限。 我們需要有跳出過去思維方式的勇氣，用前所未有的眼光，長遠地規劃香港的將來”。為此，特區政府成立“策略發展委員會”，由行政長官擔任委員會主席，成員包括政府官員，工商、金融、基層等界別人士和學者。 委員會從經濟、人口資源、教育、房屋、土地、環保、與內地關係等方面進行研究，並為香港制訂長遠發展策略，務求資源得到適當運用，跟上世界競爭潮流並保持旺盛的經濟發展活力。 根據該委員會的建議，行政長官首次為香港發展確立鮮明的定位———“亞洲國際都會”，享有類似美洲的紐約和歐洲的倫敦那樣的重要地位，以此為目標，致力鞏固本身的優勢，同時為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在其後幾份施政報告中，董建華又對香港經濟定位作出進一步闡述：“香港的發展定位，就是背靠內地、面向全球，作為我國一個主要城市和亞洲的國際都會，提供高增值的服務”。 “香港的前進方向，就是在原有基礎上鞏固自己的強項，同時應用新知識、新技術，推動新的增長”。香港經濟發展首次有了官方層面的明確定位，而且是在“背靠內地”基礎上去發展，在戰略層面上拓展了兩地經濟關係的推進方向。為更好地實現經濟定位、提升創新驅動力，行政長官特設“創新科技委員會”，由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前校長田長霖教授擔任主席，為香港重新訂定發展創新科技的整體目標。 該委員會於 1998年與 1999 年先後提交了兩份報告，確立了香港“創新及科技中心”發展的戰略定位，要發展成為以創新導向和技術密集的經濟體系。 報告就如何將香港發展成為華南以至整個亞太區的科技創新中心提出若干策略建議，不少內容在行政長官其後的施政中得到採納，如在政府架構中設立專司相關功能的創新科技署、政府撥款設立相關基金支持初創企業、設立工業邨、數碼港等，上述舉措為確定香港科技發展路向、推動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奠定了重要基礎。（三）制訂策略，推動經濟增長和經濟結構調整過去港英政府的“積極不干預”框架，只是為經濟運作和發展提供基本的法律制度與基礎環境，並未將推動經濟轉型、推動經濟增長等宏觀經濟政策目標作為政府的施政內容。 但進入知識經濟時代，尤其是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後香港經濟面臨著結構性和周期性雙重調整的困難，特區政府針對香港長期以來因市場失靈而引致經濟結構升級轉型緩慢、經濟增長缺乏新動力等現實情況，首次明確提出要制訂策略推動經濟增長，並嘗試加大政府的引導和推動力度。在回歸後首 5 年（1997～2002），特區政府相繼推出一系列措施來推動經濟結構的轉型，例如積極推動電子商貿、撥款 20 億（港元，下同）建立科技園、撥款 50 億設立創新及技術基金、設立應用科技研究院、撥地推動數碼港建設，加強政府對創新科技、資訊技術發展的支持；此外，政府還參與興建迪士尼主題公園、撥款投資基建改善交通，加大對教育改革投資以提升人力資源質素、投放資源推動就業與培訓等。 上述系列措施的推出，均顯示特區政府在經濟管理理念上正在有針對性地突破傳統自由市場經濟“不干預”的局限，不再囿於過往港英政府提供“基建”的較窄範疇，開始對經濟轉型與長遠發展具有重要影響的特定產業與要素進行一定的扶持與投資。 但相對於西方經濟體和其他亞洲“四小龍”，香港政府的經濟角色還是偏窄，產業政策剛剛起步。（四）調整政府組織架構，強化政府對重要產業的推動能力為配合經濟轉型與發展需要，行政長官對政府組織架構進行了重組和調整，強化了政府對支柱產業和新產業的協調管理與扶持推動。 如成立創新科技署，促進創新科技發展；委任旅遊發展事務專員，專責促進旅遊業的進一步發展；成立新的專責機構———投資推廣署，改進香港營商環境，吸引更多外國企業赴港投資；成立物流發展督導委員會及物流發展局，促進香港作為主要國際運輸和物流樞紐等。 上述專責經濟事務的政府架構陸續設立與完善，為特區政府落實經濟施政理念提供了21

體制層面的支撐，也是政府日後實施產業政策、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功能部門。總體而言，回歸首 5 年，也就是董建華第一任行政長官期間，行政長官在經濟管理理念上相對較為積極主動，無論是探索香港經濟發展定位、推動經濟轉型和產業結構升級，還是應對金融危機、完善相應監管措施等，都呈現出從未有過的積極態勢。 經過 5 年的探索，特區政府對香港經濟發展方向和政府在經濟中的角色逐步清晰。 為達致經濟發展的目標定位，2001 年董建華在其第 5 份施政報告所作的施政總結中，將政府在推動經濟轉型中的角色作出進一步闡述，歸納為以下 5 項：大力投資教育；加強軟、硬件基礎設施，改善投資環境；優化生活環境；採取積極措施為社會上的弱勢社群紓困；對政府架構進行必要的調整和改革，提高政府施政水平。其中，包含了長遠發展所需的基建、經濟不景時的逆周期措施等，拓寬了政府經濟調節領域。 為落實施政理念，對政府架構作出相應調整，新增適應知識型經濟發展所需的經濟管理及協調推廣部門。三、第二屆任期：強調“市場主導”、優化“政府促進”進入第二屆特區政府時期，香港經濟正處於亞洲金融風暴衝擊後的艱難調整期。 調整時間之長、幅度之大遠遠超過預期，經濟形勢的嚴峻程度是過去幾十年所未見。 到 2002 年底，通縮已持續50 個月累計達 13% ；資產價格下跌，市民財富萎縮，住宅樓宇價格累計調整已達六成，部分市民陷入“負資產”困境；失業率持續上升並處於 7.3% 的高位。 （參見表 2）表 2　 回歸初期香港經濟發展情況（1997～2005）年份本地生產總值按年實質變動（% ）（1）綜合物價指數變動率（% ）（2）失業率（經季節性調整）（% ）（3）恒生指數年底指數（主板）（4）私人住宅售價指數（變動率% ）（1999 =100）（5）1997 5.1 5.8 2.2 10,722.76 163.1（46.2）1998 ⁃5.9 2.8 4.7 10,048.58 117.1（ ⁃46.0）1999 2.5 ⁃4.0 6.2 16,962.10 100.0（ ⁃17.1）2000 7.7 ⁃3.8 4.9 15,905.53 89.6（ ⁃10.4）2001 0.6 ⁃1.6 5.1 11,379.21 78.7（ ⁃10.9）2002 1.7 ⁃3.0 7.3 9,321.29 69.9（ ⁃8.8）2003 3.1 ⁃2.6 7.9 12,575.94 61.6（ ⁃8.3）2004 8.7 ⁃0.4 6.8 14,230.14 78.0（16.4）2005 7.4 1.0 5.6 14,876.43 92.0（14.0）　 　 註：（1）資料來源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2022 年本地生產總值》，2023 年 2 月，第 24頁。 （2）資料來源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2006 年消費物價指數》，2007 年 2 月，第 6 頁。（3）資料來源於港澳經濟年鑒社：《港澳經濟年鑒》2002 年卷，2002 年 11 月，第 467 頁；2005 年卷，2005 年 11 月，第 564 頁。 （4）資料來源於港澳經濟年鑒社：《港澳經濟年鑒》2002 年卷，2002 年 11月，第 385 頁；2006 年卷，2006 年 11 月，第 469 頁。 （5）根據《港澳經濟年鑒》2002 年卷（第 429 頁）及 2006 年卷（第 512 頁）相關統計整理。在經濟調整期，政府財政收入大幅減少，而公共開支則繼續增加，導致財政收支連續數年出現赤字，引發財政儲備持續減少。 與 1997⁃1998 財政年度相比較，2002⁃2003 財政年度期末儲備結餘31

減少 1,461 億，降幅達 32% 。 （參見表 3）表 3　 香港特區政府財政收支及儲備結餘（億港元）財政年度 財政收入 財政支出 盈餘/（赤字） 期末儲備結餘1997⁃98 2,812.26 1,943.60 868.66 4,575.431998⁃99 2,161.15 2,393.56 (232.41) 4,343.021999⁃00 2,329.95 2,230.43 99.52 4,442.542000⁃01 2,250.60 2,328.93 (78.33) 4,302.782001⁃02 1,755.59 2,388.90 (633.31) 3,725.032002⁃03 1,774.89 2,391.77 (616.88) 3,114.022003⁃04 2,073.38 2,474.66 (401.28) 2,753.432004⁃05 2,635.91 2,422.35 213.56 2,959.812005⁃06 2,470.35 2,330.71 139.64 3,106.63　 　 註：香港財政年度為每年 4 月 1 日至次年 3 月 31 日。 期末儲備結餘包含外匯基金投資虧損撥備。資料來源：港澳經濟年鑒社：《港澳經濟年鑒》2002 年卷，2002 年 11 月，第 365～ 366 頁；2007 年卷，2007 年 11 月，第 497～498 頁。由於諸多困難與財政掣肘，2002 年以來，董建華在其第二任行政長官期間（2002 年 7 月～2005年 3 月），開始重新強調“市場主導”和“小政府”，在具體施政中不得不為避免財政赤字而壓縮公共開支、控制政府規模。 政府在推動經濟向前發展、顧及包括弱勢群體在內的社會各界的訴求時，不得不與香港低稅制、穩健財政和“小政府”的現實相平衡。 在“政府促進”角色上，也有所收縮，逐漸向有助提升經濟綜合競爭力的重要領域聚焦。（一）適度控制政府職能，注重“小政府”干預效能“大市場”是“市場主導”的另一種表述，而“小政府”不僅是相對於市場經濟機制的“大市場”在經濟發展和資源配置中的主導作用而言，在香港還體現在財政預算準則中注重控制公共開支增長規模，把公共開支佔 GDP 的比例限制在 20% 以內，與低稅制相適應。 2003 年 1 月，董建華發表2003 年施政報告，這是第二屆特區政府的第一份施政報告，也是在香港經濟形勢嚴峻、財政赤字嚴重的背景下提出的。 與過去 5 份施政報告相比，董建華在 2003 年施政報告中特別強調“大市場、小政府”原則，並貫穿在施政綱領中。其一，重訂政府職能，優化“小政府”原則下的“政府促進”角色。 董建華強調，“在香港這個高度開放的經濟體裡，運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推動經濟增長的作用十分有限，所以應該集中加強經濟的綜合競爭力”。他認為政府在宏觀層面要做的工作是投資教育、加強基礎設施、推動創新科技、改善營商條件、協助商界開拓市場、積極保護生態環境和提供優質生活條件等；表示要利用解決財赤問題的機會，縮小政府規模、重訂政府職能、減少不必要的干預以充分發揮市場經濟的作用。其二，遵循“穩健財政”，將恢復財政收支平衡作為近期重要施政目標。 近年來香港財政收支不平衡情況持續加劇，財政收入因停止售地、經濟形勢持續不佳而不斷減少，但面對社會訴求壓力不得不“刻意採取反周期的財政政策”，特區政府已連續 3 年（2000⁃2001 年度至 2003⁃2004 年度）安排預算赤字，結算赤字更是超過預算，導致儲備結餘持續縮減。 為解決持續數年的財政赤字問41

題，2003 年施政報告提出恢復財政平衡的施政目標，開源節流，措施包括促進經濟增長、節省公共開支、增加收入。 而節省公共開支、審慎理財，定下了短期內緊縮財政的基調。從上述變化可以看出，董建華在進入第二屆特區政府時期後，其經濟施政理念因受到財政等因素掣肘，不得不從原來較為積極的“最大支持、最少干預”轉向與低稅制相適應的“小政府”定位上，並注重“政府促進”的有效性。 梁錦松在其第二份財政預算案（2003⁃2004 年度）中，配合行政長官將解決財政赤字問題作為施政的當務之急，在經濟不景和解決財赤的兩難之間、以及在各方利益之間取得平衡。 目標是 3 年內（到 2006⁃2007 年度）恢復經營帳目（即經常帳目）收支平衡，恢復綜合帳目收支平衡的目標，以及把公共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減至 20% 以內。與此同時，主動尋求與內地建立類似自由貿易區的更緊密經貿關係（CEPA），為香港經濟拓展發展空間與增長動力。（二）政府與市場關係的調整：“市場主導、政府促進”2004 年時任財政司司長唐英年（任期 2003 年 8 月 ～ 2007 年 6 月）提出“市場主導、政府促進”，將其概述為香港經濟發展的基本原則。 唐英年將政府角色界定為：維持完善的制度架構、提供有利營商的環境、維持穩健的財政和金融體系、捍衛和促進香港商貿利益、提供市場所不能提供的必要服務及設施，角色相較於兩年前梁錦松的表述有所收縮。“市場主導、政府促進”這一表述，相對於“最大支持、最小干預”或“大市場、小政府”而言，更為貼近回歸初期特區政府經濟管治理念探索的實際內涵，包含了市場與政府兩者的主次與互補關係，也為政府“促進”功能預留了調整彈性。 在政府年報和其他官方文獻中，都採用了這一表述。香港特區政府信奉自由市場，並以“市場主導、政府促進”為基本原則，作為經濟政策的指導原則。（三）經濟成效：走出谷底，強勁復甦總體而言，回歸後，在行政長官董建華任內的第一、第二屆特區政府施政中，對政府施政理念和經濟管理原則進行過積極探索，但在環境制約下又有所回退，也即從“最大支持、最少干預”調整到以自由市場機制為主導的“大市場、小政府”，強調“市場主導、政府促進”。 出現這一變化的主要原因，一是亞洲金融風暴對香港的影響持續且深刻，再疊加 2003 年非典疫情（SARS）影響，當時香港經濟調整已持續多年，財政狀況確實已達到比較嚴峻的程度，已連續數年出現赤字，“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二是回歸初期政府增大了對經濟的參與、支持，但受經濟陷入調整期、市場疲弱、社會政治氛圍尚不配套等因素影響，短期內實際效果不及預期，引發社會爭議，政府部分政策被迫放棄或者提出後不了了之。 但回歸初期政府投入的各項基建和支援體系、新增設的政府經濟管理架構，為2003 年後香港經濟重新起步奠定了重要基礎。對第二屆特區政府而言，當時其主要任務和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如何帶領香港經濟走出困境恢復增長，同時促進就業、為底層民眾紓困。 2003 年香港與內地間 CEPA 的實施，為香港經濟復甦注入動力，內地因素帶旺香港各類需求。 2003 年香港 GDP 增長 3.1% ，2004 年增幅擴大至 8.7% ，是過去 7 年來最好的一年，2005 年增幅依然保持在 7.4% 的高位，到董建華卸任行政長官時香港經濟已然走出谷底進入良性發展態勢（參見表 2）。 2003～2005 年，香港失業率從 7.9% 回落至 5.6% ，雖然仍然偏高但已在明顯改善中。 隨著經濟的強勁復甦，自 2004⁃2005 財政年度起，香港財政收支開始恢復盈餘。 CEPA 實施數年，對香港經濟增長產生的推動作用已經顯現，客觀上印證了“背靠內地”定位方向以及完善與內地深化合作機制對於香港經濟增長動力構建的重要性。2005 年 1 月董建華發表 2005 年施政報告，這是其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 董建華在報告總結了 7 年多來的施政經驗和教訓，強調政府的施政理念是，首先致力促進經濟增長，創造更多的就51

業機會；其次是通過教育和培訓，讓每個市民都有機會發揮所長；決定成立由財政司司長主持的扶貧委員會，從宏觀角度研究扶貧工作；同時著手安排 CEPA 下一階段的內容，進一步擴大 CEPA 效應。 可以看出，隨著經濟回升、財政狀況的改善，政府經濟職能也開始向其起初目標有所推進。 而促進經濟增長、促進就業，都是國際上普遍採用的兩大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四、回歸初期香港經濟政策的相應調適經濟政策既是政府經濟理念與管理哲學在經濟管理中的具體體現，也是政府對經濟進行干預、引導的調節工具。 其核心在於如何根據本地本階段的發展需求，科學地遵循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合理把握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與政府政策調節引導的有機關係。 回歸初期香港特區政府在新理念下對經濟政策進行的主動調適與積極探索，既有經濟發展客觀現實的迫切需求，也反映其對香港經濟深層次問題的總體把握及理念認知，在相關政策方面推出了系列改進措施，探索經濟發展定位、制定策略推動經濟轉型、探索政府促進角色、調整政府組織架構強化政府對重要產業的推動能力，經濟政策體系得到進一步豐富與優化。（一）拓展政府部分宏觀經濟功能，建立政府經濟干預和政策扶持的相關政策體系特區政府在這一時期的相關措施包括：其一，明確香港經濟長遠發展定位，從宏觀上引導經濟發展方向，並為政府資源配置提供方向與遵循。 其二，突破港英政府設定的基建局限，逐漸建立促進經濟增長、推進經濟結構調整的政策體系。 例如依據經濟發展定位與發展方向，增加政府在相關領域的支援措施，設立基金或撥出資源扶持新興行業和支柱產業的發展；為配合新經濟發展對人力資源素質的要求，擴大教育投資、增設培訓計劃、制訂人口政策吸引高素質人士留港發展等；根據經濟結構轉型需要調整或新設政府經濟管理架構，增強政府對創新科技、資訊科技、物流業等行業發展的規劃與政策影響力等；成立經濟及就業委員會，推動經濟活動、鼓勵投資、便利營商和增加就業。 其三，增加部分逆周期政策功能，在經濟調整期推動經濟增長，為失業人士提供幫助。 相關政策包括紓解民困、寬減負擔，扶持中小企業，直接或間接創造就業機會和就業培訓等。 其四，改善投資環境，加大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投資、完善金融市場及銀行業監管等。（二）提升政府推動高增值產業和經濟轉型能力，產業政策雛形基本形成工業與科技政策的制訂，是香港產業政策中最大的突破。 從國際趨勢看，上世紀 90 年代後，工業政策的重心開始從對特定產業的扶植、保護向技術培植轉變，全球工業政策與技術政策日益融合，投資 R＆D 既是技術政策也是工業政策的核心。 各國各地區的工業政策，不管是主動干預型（發展中國家為代表），還是間接干預型（日、韓為代表）與市場補救型（美、德為代表），其基本內容都離不開產業結構的升級與調整，扶植新興產業、調整衰退產業；鼓勵資源重組與促進競爭力提升。21 世紀全球競爭的制高點和焦點向高科技和創新能力集中，科技正日益成為主要的戰略性生產要素、產業結構升級的主要動力。 回歸前港英政府對經濟產業的支持，局限於提供有助改善整體營商環境的基礎設施，因此上世紀 80 年代中後期香港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因低成本優勢喪失大規模外移時，本土工業則因缺乏政策扶持無法形成產業升級進而逐漸萎縮。 90 年代中後期在工業界強烈呼籲下，港英政府陸續增加了對工業及科技支援輔助體系的投入，但尚無嚴格意義上的工業政策。 香港 R＆D 投資一直落後於世界平均水平，長期以來僅佔 GDP 的 0.3% 。回歸以後，特區政府突破不干預主義的治理思維，嘗試制訂工業及創新科技的政策，為香港再工業化提出新方向。 主要政策包括：（1）確立發展“創新及科技中心”的戰略定位，以信息技術為基61

礎的資訊科技產業為主導、以創新科技和創意工業為核心，目標是要發展成為以創新導向和技術密集的經濟體系。 （2）設立專責政府架構，強化政府對工業和創新科技的組織協調。 新設常設諮詢組織———創新科技顧問委員會；財政司下原有的工商科變為工商及科技局，專門負責工商及科技政策的制訂，成立由財政司司長領導的跨局小組高層統籌架構來協調政府的有關政策與計劃；在工商科技局下，新設了知識產權署、創新科技署和資訊科技署，負責工業及創新科技政策的執行和貫徹。（3）確定工業及創新科技發展的主導產業，主要包括生物科技、中藥技術、電子科技、環境科技、基礎工業與資訊科技。 其中主導性的科技產業為資訊科技產業和中醫藥產業，政府通過有關措施促進主導性產業的發展。 （4）建立促進與鼓勵科技產業發展的政策體系，由創新科技署專事於科技基礎設施事宜，設立創新與科技基金資助計劃，由工業貿易署執行對中小企業及工業支援服務，加強對科技基礎設施和促進科技創業的投資。 各種資助與基金計劃中，僅創新及科技基金一項就達50 億港元，佔當年 GDP 的 0.3% 。 除此之外，特區政府還於 1999 年開設創業板市場，吸引社會民間資本對工業及創新科技的投資。經過幾年的努力，工業與創新科技政策在香港已經初步成型，成效顯現，資訊科技產業發展出現重大轉機。 本地研發開支佔 GDP 比例從 1998 年的 0.43% 上升到 2005 年的 0.97% 。 政府研發資助帶動商界研發投資，工商機構研發投入在本地研發總開支中的比重快速上升，從 1998 年的不到三成迅速上升到 2005 年的超過五成。 高科技產品出口在整體出口貨值中的比重快速提升；知識型行業產值在 GDP 中的比重也開始呈上升趨勢，到 2005 年超過 20% 。 （參見表 4）表 4　 回歸初期香港科技與知識型經濟發展年份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本地研發總開支佔 GDP 比重（% ） 0.43 0.46 0.47 0.55 0.59 0.69 0.74 0.79工商機構研發開支佔本地研發總開支的比重（% ） 28.5 23.9 18.0 29.4 33.2 41.5 48.3 51.5知識型行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 ） 18.2 19.0 20.4 19.5 19.4 20.1 20.0 20.2高科技產品出口貨值佔整體出口比重（% ） 18.2 19.9 22.7 24.7 26.2 29.1 31.2 33.8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香港———知識型經濟統計透視》2005 年版、2007 年版、2009年版；2005 年 12 月、2007 年 7 月、2009 年 8 月。除了工業與科技政策外，香港貨幣金融政策體系和競爭力也得到不斷完善。 金融業是香港支柱產業，也是香港經濟結構中最具國際競爭力的產業。 經過系列較具前瞻性的主動改革，香港金融監管水平維持在世界一流水平，堵塞了亞洲金融風暴中的監管漏洞，同時又注意避免過度規管，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得到持續提升。 在銀行業監管政策方面，主要措施包括：（1）跟隨國際銀行業最新監管趨勢，從以資本為基礎的監管制度過渡到以風險為本的方法。 （2）提高銀行的安全和穩健性，明確香港金融管理局作為銀行業最後貸款人功能；設立存款保險計劃，加強對存款的保障制度。 （3）擴大金融市場開放，一是金管局分兩個階段撤銷利率管制規則，二是取消對境外銀行“一家分行”的政策。 在證券和期貨業監管政策方面，主要政策包括：（1）證券和期貨市場架構進行合併，2000 年 3 月兩家交易所（香港聯合交易所、香港期貨交易所）和三家結算公司正式並入香港交易所，同年 6 月香港交易所在聯交所上市。 （2）改革規管制度，將原有 10 條規管證券和期貨市場的條例整合成為一條綜合法例《證券及期貨條例》，使香港監管制度與國際標準和慣例看齊。 （3）改善金融市場基礎設施。 1999 年 3 月成立金融基礎設施督導委員會，推進證券和期貨市場基礎設71

施的完善，與世界證券和期貨市場進一步融合。 在貨幣政策方面，堅持與完善聯繫匯率制，在總結亞洲金融風暴考驗基礎上，對聯繫匯率制進行技術性修補，優化和提升其可靠性與公信性。（三）建立“積極應變”的危機管理政策和干預機制回歸初期，香港突發性、不可預測性的各類危機增多，推動特區政府“積極應變”經濟政策與干預機制的逐步完善。 就經濟領域而言，“積極應變”經濟政策，是指政府在保護市場經濟的原則下，根據市場的變化進程，有準備、有步驟地進行以維護市場健康運作和本地經濟利益為目標的經濟政策和措施。其性質屬於特殊領域的臨時性干預，並且是以積極的態度來履行政府經濟職能。 例如在 1998 年金融保衛戰中，為捍衛聯繫匯率和金融市場的有效運作，香港金融管理局先後動用 1,200億外匯基金入市干預，成功阻擊國際投機資金在多個金融市場對港元發起的立體衝擊。 在市場平穩後，政府採用盈富基金方式逐步出售官股退出市場，並及時啟動金融檢討，完善金融市場架構與規管制度等。 特區政府從中積累起危機管理意識、經驗與機制，也建立了政府在維護金融安全、經濟穩定中的基本職能。 此外，這一時期還爆發了禽流感、SARS 等危及社會公共安全的突發事件，暴露出社會公共安全防禦系統存在一定不足，特區政府積極應變，及時建立相關架構、撥出資源，並與內地建立起有效協調系統，提升了政府危機應對能力。 經歷數次風浪衝擊，特區政府危機管理政策和干預機制逐步體系化。（四）逐步完善政府對外經濟職能國際經濟一體化和區域化，需要政府加大在國際領域及區域經濟合作中的推廣和協調角色。為此，香港特區政府在與國際及國家兩個維度增加了新的政策功能。 其一，透過國際層面捍衛和促進香港的商業利益，派代表出席世界貿易組織和亞太區經濟合作組織的國際會議，並就航空服務等領域與其他國家談判和簽署雙邊協議。 其二，作為單獨關稅區，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加強與內地間的經濟合作與協調：2003 年成功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具體落實 CEPA下貨品零關稅和服務業在市場准入方面的優惠安排；推動粵港兩地政府開展全方位經濟合作，包括基建發展、口岸合作、旅遊合作、聯合推介大珠三角及擴大經濟合作腹地等方面。（五）在部分領域進一步擴大開放，增加市場自由競爭成分這是香港特區政府放鬆干預的領域，主要體現為在多個領域致力消除市場限制，以鼓勵公平競爭，大多體現了國際監管的發展潮流。 主要措施包括：其一，對原先“自然壟斷”行業（多為公用事業），逐步進行改革並引入競爭，擴大開放程度。 例如在廣播、電訊、運輸及能源等領域，推出多項措施促進競爭及降低成本。 其二，在銀行業和證券、期貨業，政府均致力開放市場，通過撤銷若干仍然存在而對市場競爭造成妨礙的屏障，以提高該行業的效率和推動產品創新。 例如銀行業，自2000 年 7 月起分兩個階段全面撤銷利率協議，使銀行經營引入更多的價格競爭；1999 年下半年起放寬對境外銀行的一家分行限制的政策等。 這些開放措施，符合國際金融業放鬆管制的趨勢和要求，也有助於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對外競爭力。 其三，陸續推出政府資產私有化計劃，為私人機構讓出更多的空間。 自 2003 年起，政府計劃在未來 5 年將價值 1,120 億元的政府資產（包括鐵路公司、機場、隧道、郵政、停車場以及貸款基金的貸款等）出售或證券化。 這些資產有的是壟斷或專營，有的則是與私營機構存在競爭，政府通過上市私有化或證券化方式轉讓，減少政府在經濟中的直接參與，同時也可緩和當時政府的財政赤字壓力。（六）房地產政策從擴大供應轉為減少政府供應，減低政府參與程度回歸之初特區政府試圖從擴大公共房屋供應方面著手，從根本上解決香港市民的住房問題。81

行政長官在首份施政報告提出新的政策目標，擴大建屋落成量，每年公營房屋與私人房屋市場的總供應量目標為 85,000 個（“八萬五”政策）；縮短市民輪候租住公屋的平均時間，到 2004 年達至 3年。 但受亞洲金融風暴的衝擊，香港房地產市場迅速由過熱轉為急速調整，其後特區政府軟化政策立場並擱置建屋目標，彈性處理賣地及房屋政策。 1998 年以後，特區政府多次推出一系列挽救樓市的措施，轉為減少政府供應、提振市場信心釋放需求，如撤銷抑制炒樓措施，暫時停止賣地 9 個月、停建 3.8 萬個“夾屋”單位，將興建中的居屋轉為出售公屋，並削減 1.1 萬個居屋單位等，但上述托市政策並未扭轉樓市下跌趨勢。 經過全面檢討房屋政策後，2002 年政府採納“香港公營房屋架構檢討委員會”的改革建議，逐步淡化和退出公共房屋的供應者角色，2002 年底開始無限期停售及停建居屋，全面停止推行所有混合式發展計劃，全面終止出售公屋；採用“目標對象更明確的、更有效率及市場為本的資助計劃”，例如提供資助貸款及租金津貼來代替政府直接建屋的做法。 在土地供應的推出時間及供應量方面，也改用市場啟動方式，先由發展商提出勾地申請，再依據一定條件將所勾的土地推出拍賣。 香港房地產政策的走向，從回歸之初的擴大供應改善居住條件轉為控制土地供應、減少房屋供應量，以期穩定樓價、恢復市民信心。香港房地產市場是個特殊而複雜的領域。 房地產政策效應時滯較長，政府土地供應，從物色土地到變成可供拍賣的熟地；開發商建設周期，從土地拍賣到樓宇建成上市，大約需要 10 年時間。 這解釋了儘管回歸之初特區政府已擱置建屋目標，但 1999～2001 年這三年住宅樓宇落成量仍達到高峰，主要是回歸前港英政府時期賣地所形成的供應高峰。 另外，香港房地產市場已形成較明顯的自然壟斷，上世紀 90 年代末，新落成樓宇供應量中超過六成（61% ）來自最大 5 家地產發展商，其中最大 3 家供應量佔到接近一半（46% ）。因此，回歸初期政府在房地產業的市場化措施，削弱了政府在土地和房屋供應上的調節能力。 政府停建居屋減少公屋，採用由市場主導激發土地供應機制（“勾地”制度），其實際效果是居壟斷優勢的少數地產發展商變相獲取了土地供應決定權，從政府主導市場供應轉為以市場（也即具壟斷優勢的地產商）主導，客觀上增大了房地產商的壟斷能力和市場樓價的影響力，成為導致 2003 年後土地、房屋供應持續不足不斷推高房地產價格的重要供應側因素。 高樓價、高租金成本不僅吞食了由內地居民自由行等系列惠港政策帶來的商業利益，也加大了居民置業難、公屋居屋“上樓”難等困難。總體而言，香港經濟政策的調整動因，既有客觀現實的迫切需求，也有以董建華為行政長官的高層管治團隊在新理念下因應環境變化進行的主動探索與調適。 相對於回歸前港英政府的“積極不干預”，特區政府在堅守自由經濟制度的基礎上，一方面加大了“積極”成分，對經濟的引導和支持力度明顯增強；另一方面則順應國際監管潮流，在部分領域政府採取進一步擴大開放、增加市場自由競爭成分。 就政策體系的整體結構而言，依然保持著一般情況下的不干預、個別領域的直接干預和特殊情況下的臨時性干預的基本格局。五、香港經濟管理理念與經濟政策調整的現實制約回歸後近 8 年來香港經濟管理理念探索與經濟政策調整的過程，並不是一帆風順的，無論在理論層面還是實踐層面，外部國際環境還是香港內部現實，都存在諸多制約，也存在多元認知和較大分歧。 香港取得的每一步推進，都需要付出極大的努力，同時也會招致諸多批評與阻力。（一）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內在固有矛盾難以消除經濟運作的複雜性並不是任何理論及其政策所能徹底解決的。 從西方經濟理論的演變脈絡以91

及政府經濟功能的實踐演進看，政府干預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這兩種思潮及其經濟政策的不斷更迭，均未消除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內在矛盾。自由經濟制度雖可最大限度地保持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調節功能，但通常會出現“市場失靈”的弊端，出現經濟失衡、失業、壟斷、貧富差距擴大等現象，難以達致社會公平、難以有效促進結構調整與實現經濟增長。 但政府干預在試圖彌補“市場失靈”時也可能會出現“政府失靈”。 理論上由市場機制功能達到的自然均衡狀況，在現實中幾乎不存在，更多的是轉向通過政府調節達致動態均衡。 隨著國際環境變化與新矛盾的不斷出現，原本對立的經濟思潮也在不斷改進與修正。 西方政府逐漸把兩種經濟思潮的合理部分融合吸收、尋求結合。 政府既要最大限度地校正市場失靈，又要盡力避免自身失靈和自身非效率（“政策失靈”），並注意干預的成本－效益。 與此相適應，國際社會中政府的經濟職能也出現兩個變化趨勢：一是政府的職能定位在逐漸靠攏。 賦予過多政府職能的經濟體，在逐步削減政府功能，增加自由市場經濟成分；而過於依靠市場機制運作的經濟體則在逐步增加政府的調節功能，香港正好屬於後者。 二是更加注重政府干預的有效性和靈巧性。香港是傳統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即便是凱恩斯主義在西方佔主流時期，依然維持著最低的“小政府”形態，一直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 為此香港經濟社會發展中不可避免地積累了諸多因市場失靈導致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而且已深度嵌入到自由市場體制中，形成一種路徑依賴，客觀上會阻礙“有效政府”功能的形成和與時俱進，同時也會增大政府對市場失靈的調節難度。（二）社會對自由經濟的崇尚及“積極不干預”的思維慣性從香港社會現實看，總體而言，香港政、學及輿論界一直深受自由經濟思想的影響，在理念上比較接受“不干預”主義；商界也大多認同“不干預”，擔心福利化傾向會對現行稅率及營商環境產生成本壓力。 社會較為一致的觀點是，一個高度自由和開放的經濟體系有利於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香港擁有今天的成就，與其一直採取“積極不干預”政策、賦予各行各業靈活及廣闊的發展空間是分不開的。 因此香港一直是以世界公認開放度和自由度最高經濟體系為榮。 香港社會在評價政府管理理念及現行經濟政策時，基本是用“積極不干預”來做原則與對比基礎，更多情況下是被理解為“不干預”。 國際社會在評價香港時也通常簡單地用經濟自由度、不干預這一尺度來衡量香港政府是否“出位”、有無損害私人機構的發展空間、是否影響香港的營商環境和經濟競爭力，這反過來進一步強化香港社會對自由經濟的崇尚與“積極不干預”的思維慣性。 在現實中，社會各方對“積極不干預”理念與政策有著不同的理解（更多情況下是被等同於“不干預”），甚至在總體概念和具體政策之間存在矛盾的理解，再加上個別政治團體“為反對而反對”的批評，以及極右媒體的推波助瀾，因此，對於回歸初期特區政府經濟管理理念和相關政策的調整，香港社會一度出現較大分歧，缺乏與之相協調的評價內容與評價體系。反對意見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認為，政府不宜過多介入經濟，應將發展空間和風險留給市場，擔心政府干預措施會干擾市場原有的判斷、影響市場機制的正常運作和原有動力。 還有一類意見，認同香港正面臨新的環境，客觀上存在政府干預的需求，但根據香港自身特點，不干預比干預效果要好，認為政府的支持和促進作用在低稅制和“小政府”框架內力度有限，政府既無能力也無財力，更缺乏立竿見影的辦法，只能留給市場調節、由市場來主導。 這種抱守“不干預”、“積極不干預”的態度，其實反映著香港社會對“變或不變”的迷思，香港社會尤其是主流精英對“變”高度戒備，擔心變化帶來的不確定性。 而香港這種過於嚮往過去，“怕變”、“反變”，以為把現狀“凍結”便能維持香港的長期繁榮安定，形成一種“港式資本主義觀”。 而環顧全球，資本主義是一個動態02

發展的制度，政府與市場的關係皆處於不斷變化及調整的狀態，無論是老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亞洲新興發展經濟體（如新加坡、韓國、中國台灣），或是市場經濟改革中的中國內地，在“九七”前後都不約而同地制定了積極回應全球化挑戰的策略。 與香港毗鄰的深圳，一直是內地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先行先試”試驗田，在“漸進式改革”制度變遷中形成“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良性互動。反觀回歸初期的香港，對行政長官的施政理念缺乏普遍共識，難以形成類似深圳那樣的“自下而上”呼應與實踐創新動力。 不干預思想，阻礙了政府培育自身研究及制訂產業政策能力的努力，而培育能力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個學習過程，涉及資源配給和架構建設等。（三）亞洲金融風暴引發經濟泡沫破裂，制約著政府經濟理念的落實香港回歸不久便遭遇亞洲金融風暴，經濟泡沫突然破裂，資產大幅縮水，股市樓市持續下調，香港經濟中固有的結構性問題（結構轉型緩慢，經濟產業基礎狹窄，經濟過度依賴金融和房地產業等）迅速暴露，加劇了經濟周期性調整的困難：樓市持續調整等因素引發經濟通縮，失業率因市場氣氛低迷快速攀升，財政壓力加重連續數年出現赤字，經濟增長缺乏新的支柱行業支撐。亞洲金融風暴引發的上述經濟問題尤其是財政狀況的日趨嚴峻，加大了特區政府落實行政長官經濟理念的難度。 在經濟逆境中，一方面，香港社會（尤其是普通民眾）對政府提出更多訴求，期望政府振興經濟、紓解民困，採取措施來推動經濟增長、幫助解決就業。 政府的逆周期功能與相關政策，又會引發政府開支持續擴大，需要有更多的財力支撐。 但另一方面，建基在自由港經濟制度上的低稅制、窄稅基的香港，在經濟調整期及停止售地後政府稅收不可避免地會面臨大幅減少的壓力。 受制於財政開支壓力以及香港基本法規定的“量入為出”原則、長期以來形成的政府財政支出遵循（如政府總開支要與經濟增長水平相一致，政府公營開支不超過財政收入的 20% ）等，特區政府在提供資源和架構推動新的高增值產業發展、加大教育投資改善人口質素、改善營商環境吸引更多的國際資本和高素質外來人才等“有效政府”功能措施時，都會面臨財政掣肘，部分政策在提出後因開支削減而無法落地。（四）特區政府缺乏干預經驗和干預機制“有效政府”所需的調節能力和干預機制在香港一直較為缺失。 回歸初期，正是香港特區政府從“較少干預”向“適度有為”的轉變期和探索期，政府缺乏干預經濟的思維、經驗與相關機制。 一是特區政府經濟管理理念尚處構建階段，相關論述尚不系統，開始時也沒有針對港英政府“積極不干預”進行正面評述，未能有效地向公務員乃至社會傳達相關信息。 二是公務員傳統思維慣性。在政府內部，公務員包括部分高管大多信仰自由經濟，習慣上固守“不干預”的理念，行政長官新施政理念尚未在公務員系統形成整體共識。 三是政府缺乏經濟干預經驗。 在經濟政策的制訂上，香港缺乏相關人才與架構，公務員體系擅長執行但欠缺研究與決策能力，也缺乏得力的智囊幫助做方案，其結果是導致一些新經濟政策因缺乏針對性或者僅有空架，較難奏效。在政策落實環節，政府的溝通與協調能力也備受考驗，在政策推出前的諮詢、推出後的社會宣傳過程中，一些政治團體和媒體會經常挑毛病。 政府在反對阻力較大時會取消政策，容易給人搖擺不定、政策多變之感覺。 四是政府缺乏干預性組織架構。 香港政府架構是按“不干預”模式設置的，只適合監管與執行。 由於架構上不配套，政府在提出經濟發展方向與策略後，沒有具體機制去落實相關措施。 另外在具體運作時，立法對行政的制約也很大，政府的策略方案及政府架構完善所涉及的開支撥款，都需要獲得立法會通過後方可落實。（五）社會缺乏配套氛圍，“愛國者治港”相關機制尚未建立12

香港社會缺乏配套的經濟治理氛圍，除了前述的崇尚自由經濟“不干預”的慣性思維、欠缺干預經驗和干預性組織架構外，還包括以下幾個因素，一是社會對自由經濟制度下政府管理理念及適宜角色認知模糊、概念化，當經濟陷入調整期社會訴求更是多元，甚至出現完全對立、矛盾的主張。二是社會對“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的長期性、複雜性和艱鉅性的思想認識，有一個逐漸提高的過程。經濟結構的調整優化、經濟增長內在動力機制的建立與鞏固、經濟與社會的良性互動等，也都需要經歷一個艱難的培育過程。三是香港社會政治生態漸趨緊張，社會日益分化和政治化，對經濟的制約日益增大。 在立法會反對派議員、極右傳媒的煽動下，政府的任何措施（無論是干預還是不干預），都會引起社會批評，而且經常是截然不同與對立的批評。 特區政府在制定政策時，需要小心平衡經濟與社會、政治之間的關係，尤其是要重視相關政策對民生的影響；在相關探索實踐中，需要將經濟治理理念與危機管理哲學並用，以適應環境變化要求。 在“愛國者治港”相關機制尚未建立的情況下，這一社會政治生態氛圍，對新生的特區政府治理能力而言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六、幾點啟示回歸初期，是香港邁入“一國兩制”新實踐的重要歷史轉折期，也是香港經濟外部環境突變、內部新舊矛盾凸顯的艱難調整期。 行政長官董建華帶領特區政府，努力應對內外政經形勢的新變化與新挑戰，在堅守自由經濟基本原則的基礎上，積極探索特區政府經濟管理新理念，形成“市場主導、政府促進”的新模式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政策體系。 針對市場失靈的領域，加大對經濟的引導和支持力度，前瞻性地探索香港經濟的定位與發展方向，擴大政府職能新增系列經濟發展所需的部門架構，並陸續推出相應政策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為香港經濟轉型與長遠發展奠定了基礎。在這一時期，董建華的施政理念在具體落實中也受到內外諸多因素的阻礙，經濟泡沫破裂所引致的經濟困難以及財政狀況日趨嚴峻等，都對董先生積極作為施政理念的實施造成制約。 憑藉“小政府”有限的財力投入，客觀上也很難即時獲得社會所期望的政策干預效應。 另一方面，香港社會固有的思維慣性、社會政治生態多元與漸趨緊張、立法會反對派議員對政府施政的制約等，再加之政府缺乏相應的施政經驗與干預機制，都加大了行政長官相關探索難度，制約其調整成效。 進入第二屆特區政府後，行政長官在財政壓力下不得不緊縮開支，強調“市場主導”並向“小政府”復歸。 直到 2003 年後香港經濟在 CEPA 效應下快速反彈走出調整期，財政收支也於 2004 年起恢復盈餘。經過回歸近 8 年的艱難探索，香港“政府促進”的領域已經拓寬，宏觀管理、經濟調節與逆周期措施（促進就業、紓解民困等）也開始應用，創新科技署、投資推廣署的設立，以及科學園、工業邨、數碼港、應用科學研究院、創新及技術基金等項目的落地，顯示政府提供的“基建”範疇已明顯拓寬，開始對經濟轉型和長遠發展具有重要影響的特定產業與要素進行一定的投資與扶持，形成香港產業政策的雛形。 儘管橫向國際比較，香港政府的 R&D 投入以及對科技產業的扶持力度還低於發達國家與周邊經濟體，但對香港而言已邁出歷史性的重要一步。回顧香港回歸初期特區政府經濟管理理念及經濟政策的演變，或有以下幾點思考與啟示：其一，回歸初期是香港具有重大轉折意義且頗具階段性特徵的發展歷程。 總體而言，在這近八年間，香港努力適應“一國兩制”的歷史性轉折，積極應對外部經濟環境突變、內部新舊矛盾凸現的新挑戰，在堅守自由市場經濟基本原則的同時，守正創新，對政府經濟管理理念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經濟政策進行了積極有益的探索和與時俱進的適度調整，由傳統的“積極不干預”逐步過渡到新型22

的“市場主導、政府促進”，並努力尋求政府對經濟的“最大支持、最小干預”效應，為今天香港進一步探索“高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積累了經驗、奠定了基礎。其二，一國一地區的經濟管理理念、政府經濟功能定位與經濟政策體系的設立，並沒有固定標準，應結合自身經濟環境與經濟發展需要。 回歸前後香港的經濟管理哲學與模式的基礎，都是建立在自由經濟框架上的，對經濟參與程度都在不斷擴大，但總體而言仍然是溫和、有限的。 政府大部分政策調整，基本集中於彌補經濟發展重要環節中的市場機制缺陷，或是市場有效運作的必要監管，符合國際發展大的潮流。 所不同的是，回歸前港英政府大多是被動地在各類危機的推動下擴大政府干預，而回歸後的特區政府，既有主動前瞻性地探索，也有包括危機在內的客觀需求的推動，因應香港面臨的各種深層次矛盾以及長遠發展需要來進行調整，政府功能角色及促進力度要明顯大於回歸前，目標更加清晰。 回歸之初行政長官設定的“背靠內地”、“面向世界”發展定位，及其後推進的系列 CEPA 協議，扭轉了港英時期設定的香港與內地相隔離的思想禁區束縛，為香港發展確定宏觀策略方向並引入增長新動能，顯示政府宏觀策略與長遠發展目標對本地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其三，政府經濟職能的界定與選擇，不僅要依循其經濟哲學與理念、受制於特定的政治制度，還要根據本地社會發展需求的變化不斷調適，逐步精細化，以達致“有效政府”與“靈巧的手”。 注重政府干預的有效性與靈巧性，是“有效政府”理論的核心，也是“小政府”利用有限資源提供最大支持成效的重點和難點。 回歸後，特區政府在制訂政策或應對危機時面對的不確定性和風險都在增大，要吸收“積極不干預”的合理成分，並突破其局限性。 政府的干預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府的施政能力。 一是制訂政策能力，如經濟政策本身的合理性，是否適合香港特有的經濟環境；二是落實政策能力，政策的諮詢、溝通與推廣能力，政策推出時機的選擇，政策實施後的反饋與及時預調、微調等，這些都會影響政策實施效應，也會影響到政府經濟職能的有效發揮。其四，政府經濟管理理念及相關政策調整的實質，是要將“高效市場”與“有為政府”進行適度結合，探索新形勢下“市場主導”、“政府促進”的合理邊界以及符合香港區情的適宜模式。 一個以簡單低稅制度為基礎、實行審慎財政政策的“小政府”經濟體，其經濟發展的動力與發展方向無疑要靠“市場主導”，但政府對經濟的引導與促進功能同樣重要。 “政府促進”功能，體現在政府應清楚掌握經濟發展方向，積極為市場發展創造條件；也應體現在對私人機構投資缺失但關係香港長遠競爭力的產業和要素進行投資和政策扶持等。 政府要小心平衡相關政策與其財政實力、基本經濟環境、乃至社會民生與政治生態等方面的綜合影響，將政府資源集中在政府核心職能上，並依據自身條件與財力增加部分“適度政府職能”，如制定產業政策、推動經濟轉型和區域經濟合作等。 最為關鍵的是，要提高政府資源的針對性、導向性和使用效率，同時適度增加政府理財原則的執行彈性，為逆經濟周期政策的使用提升空間。 “有效政府”不僅要彌補市場失靈之不足，還要通過“靈巧之手”與市場機制形成共生關係。其五，政府經濟管理職能的與時俱進、干預成效的提升，是“有效政府”功能目標，也是政府經濟治理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涉及完整的體系，既包括思想層面的理念和認知，也包括治理機制建設、治理能力提升，需要逐步建立全局意識、戰略思維、前瞻性視野和系統協同能力。 這是當時香港所欠缺的，也是當下和未來需要不斷學習與加強的。 從回歸初期的探索實踐看，政府經濟治理能力體系的建立，需要有兩個重要的戰略性基礎。 一是與內地合作機制。 背靠內地，不僅僅是個發展方向，還需要有機制性合作模式加以支撐。 2003 年正是香港與內地更緊密的經貿關係安排（CEPA）的實施，為香港注入強勁的復甦動力。 全球經濟區域化競爭趨勢也凸顯跨境合作及相關機制建設32

的重要性。 當前，在國家級規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的帶領下，香港進入有國家規劃引導的發展階段，發展理念與目標清晰，本地規劃和藍圖須與國家規劃對標與銜接。 以目標和結果為導向的治理機制建設，對香港特區政府引導經濟發展能力體系的建設將是重要促進。 二是內部政治生態和社會氛圍的改善。 香港國家安全法的實施，為社會錨定了安全閥，香港結束政治紛爭和社會動盪，進入“由治及興”的新階段，為經濟再起步奠定基礎；選舉制度的優化與“愛國者治港”機制的落實，有效改善了香港治理體系中的政治生態，理順了立法與行政關係，保障了政府施政的有效開展。上述條件與基礎，都是回歸之初香港所缺失的，也是當時制約香港經濟施政的重要因素。其六，從國際角度看，回歸初期香港一直是全球經濟自由度最高的地區，但並非是最具競爭力地區，在國際評級中香港的經濟競爭力有出現下調的趨勢。 從國際機構衡量經濟體競爭優勢的要素看，當時香港較具優勢的是經濟自由度、基礎設施、稅制、政府的廉潔、創業環境等；較為薄弱的是科技、人力投資、匯率制度、產業結構及對待經濟跨境運作的策略。 歷史上，香港的國際經濟功能主要體現在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經濟體系中的角色，並長期深嵌於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之中，珍視“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榮譽並過度信奉市場機制的有效性。 今天，香港應跳出原有框框，以更寬的視野審視世界，根據自身長遠發展及國家戰略需要來重塑經濟新優勢，為此需要持續提升政府的經濟引導能力，提供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營商環境和政策措施，吸引國際投資者、企業家和高端人才落戶香港，與粵港澳大灣區一道打造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新優勢，提升根植內部的發展動能。①參見楊奇主編：《香港概論》，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0 年，第 28～42 頁。②夏鼎基：《政府政策與經濟的成功》，香港:《信報財經月刊》，1982 年總第 60 期。③劉蜀永主編：《20 世紀的香港經濟》，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4 年，第 318～319 頁。④蔡赤萌：《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下香港政府經濟功能的定位與調適》，北京：《教學與研究》，2015 年第 10 期。⑤陳多、蔡赤萌：《香港的經濟（一）》，北京：新華出版社，1996 年，第 49～50 頁。⑥曹淳亮主編、劉澤生常務副主編：《香港大辭典》，廣州：廣州出版社，1994 年，第 119～123 頁。⑦楊英：《香港經濟新論》，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2 年，第 32～35 頁。⑧《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明確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奉行自由經濟制度，包括港幣自由兌換、資金流動和進出口自由、保持自由港地位、實行自由貿易政策、金融企業和金融市場的經營自由、實行穩健理財政策和低稅制度等；《基本法》還賦予特區政府在經濟管理事務中享有高度自治權，香港為單獨的關稅地區，可自行制訂貨幣金融及其他經濟政策，港元為法定貨幣繼續流通等。⑨楊宏山主編：《政府經濟學》，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8 年，第 20～21 頁。⑩胡家勇：《一隻靈巧的手：論政府轉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年，第 20～30 頁。封小雲：《回歸之路———香港經濟發展優勢重審》，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7 年，第 86 ～ 91頁；第 86～91 頁。陳廣漢主編：《香港回歸後的經濟轉型和發展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第 82～83 頁。董建華：《開創香港新紀元》，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1997 年施政報告，1997 年 10 月，香港特區政府網站。《建國際大都會 香港具潛力》，香港：《文匯報》，1999 年 10 月 15 日。曾蔭權：《秉要執本 常勤精進》，2001⁃2002 財政年度政府預算案，2001 年 3 月 7 日，香港特區政府網站。梁錦松：《2002⁃2003 年財政年度政府預算案》第 42段，2002 年，香港特區政府網站。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香港 2002》，2003 年，香港特區政府網站。42

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香港 2001》，2002 年，香港特區政府網站。董建華：《群策群力 轉危為機》，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1998 年施政報告，1998 年，香港特區政府網站。董建華：《鞏固實力 投資未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2001 年施政報告，2001 年，香港特區政府網站。參見《行政長官特設創新科技委員會報告》，1998年；《行政長官特設創新科技委員會第二份報告》，1999 年。董建華：《善用香港優勢 共同振興經濟》，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2003 年施政報告，2003 年 1 月，香港特區政府網站。梁錦松：《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2002⁃2003 財政年度財政預算案》第 52 段，2002 年 3 月。梁錦松：《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2003⁃2004 財政年度財政預算案》第 57 段，2003 年 3 月。唐英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2004⁃2005 財政年度財政預算案》，2004 年 3 月。香港特別行政區新聞處：《香港 2003》，2003 年 10 月。董建華：《合力發展經濟，共建和諧社會》，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2005 年施政報告，2005 年 1 月，香港特區政府網站。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中央結算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期權結算所有限公司（期權結算公司）和香港期貨結算有限公司（期貨結算公司），負責結算市場的交易和風險管理。 香港證券和期貨業監管與運行架構複雜，亞洲金融風暴時，國際熱錢利用香港金融市場不同架構信息隔離的弊端發動多市場立體操作，衝擊聯繫匯率。袁持平主編：《香港政府行為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第 218 頁。薛鳳旋主編：《香港發展報告（2012）———香港回歸祖國 15 周年專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年，第 88～89 頁。參見斯蒂格利茨：《政府為什麽干預經濟》，鄭秉文譯，北京：中國物資出版社，1998 年。鄧樹雄：《後過渡期香港公共財政》，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2 年，第 19～20 頁。張炳良：《反思香港發展模式：張炳良論管治》，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8 年，第 32～34 頁。陶一桃： 《經濟特區與中國制度變遷的路徑選擇———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歷史進程的理論思考》，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8 年第 3 期。溫智堯：《經濟政策需制訂全盤策略》，香港：《信報》，2003 年 11 月 8 日。齊鵬飛：《香港回歸 20 年“一國兩制”實踐的歷史經驗與現實啟示》，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7 年第 2 期。張玉閣、郭萬達：《香港經濟未來發展面臨的挑戰與策略選擇》，北京：《港澳研究》，2013 年第 1 期。作者簡介：蔡赤萌，浙江寧波人。 海口經濟學院教授。 原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港澳研究所研究員。 畢業於南開大學經濟系、經濟研究所。 1987 年入職國務院港澳辦港澳研究所，長期從事港澳經濟、區域經濟及“一國兩制”研究工作。 曾任港澳研究所金融研究室副主任、經濟研究室主任、港澳研究所副所長；兼任《港澳經濟年鑒》主編、學術期刊《港澳研究》執行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台港澳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 主持完成多項有關港澳研究的重大課題以及橫向合作課題。 個人在報刊上發表學術論文《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下香港政府經濟功能的定位與調適》、《香港對接“一帶一路”：原則與策略》、《香港回歸 20 年經濟發展：歷程、特點與挑戰》、《國家對外開放戰略中的香港經濟功能（1978－2007）》、《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理論框架與香港角色》等一百多篇，其中為《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人大複印報刊資料等二次文獻轉載約 40 多篇。 出版著作（獨著或合著）10 餘部。 主要著作有《背靠祖國的香港經濟》、《香港的經濟（一）》、《“一帶一路”與香港》、《粵港澳大灣區與香港》等。［責任編輯　 劉澤生］52

澳門理工學報　 2023 年第 4 期·港澳研究·主持人語：本世紀伊始，澳門特區政府決定打破娛樂場幸運博彩業的壟斷，引進更多的博彩經營者，這一舉動被稱為“賭權開放”。 2002 年的“賭權開放”及其後實行的“自由行”等政策，使澳門經濟產生了很大的改變，澳門也逐步成為世界經濟發展最快的地區之一。時移世易，二十年後，澳門博彩業面臨的問題已經迥然不同。 2022 年，澳門特區政府對博彩法進行了較大幅度的修改，旨在為新一輪幸運博彩經營權的批給及未來十年博彩業的發展奠定基調及確定規則。 王長斌教授《澳門博彩公共政策：內涵與功能》一文，剖析了新博彩法抽象條文背後所隱藏的豐富內涵，並分析了新博彩公共政策對於澳門博彩業的影響。 作者認為，澳門特區政府並不否認博彩業的負面社會影響，但因為博彩業事實上對於澳門經濟、社會及民生有重要作用，所以允許博彩業有節制的發展。 2022 年新博彩法堅持了 2001 年博彩法所確定的資格審查、確保博彩業公正、誠實及不受犯罪影響等基本公共政策，但更加強調博彩業須促進經濟多元化並維護國家安全。 澳門博彩業發展離不開中國內地，中國內地為澳門提供了顧客和安全的環境。 因此，任何博彩公司的運營都必須建立在維護國家及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安全基礎上。作者從專業研究角度，將澳門的博彩業作了橫向比較，強調受土地及其他資源所限，澳門需要適度限制博彩業規模，以應對博彩業對資源的擠出效應，並將博彩視為發展其他行業的槓桿，利用其促進高科技、現代金融、大健康、體育文旅會展等行業的發展；建議特區政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充分利用橫琴深度合作區提供的空間及其他資源條件，與內地通力合作，進一步推動經濟適度多元。 在監管方面進一步規範化和法制化，經過各方共同努力，希望澳門早日擺脫賭城的負面形象，向世人呈現一個獨具特色的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這也是大家所期待的。本期《粵港澳大灣區跨域治理的制度建設與優化》一文，則是吳巧瑜教授參與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粵港澳大灣區世界級城市群治理體系創新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在梳理粵港澳大灣區跨域治理制度挑戰、解決跨域公共治理困境的制度邏輯基礎上，分析了大灣區作為典型的跨域與制度異質性合作區域，其治理面臨著諸多制度障礙和協調成本，提出了在多層級治理理論框架下建設與優化粵港澳大灣區跨域治理制度的若干建議。粵港澳大灣區作為跨域、跨境與跨制度的合作區域，如何處理其因社會制度、法律制度、稅收制度等差異而產生的各種制度層面的阻礙，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實踐與深度融合發展中的一個重要問題，也是當下理論界與學術界甚為關切的課題。 吳教授認為，多層級治理理論與傳統的跨域合作所依賴的區域治理、協作治理等理論相比，存在若干新的設計理念，對解決粵港澳大灣區跨域治理的挑戰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文章指出，在粵港澳大灣區的治理體系中，跨域治理和央地、府際等跨層級政府協調面臨一系列治理挑戰，而社會制度、法律制度、稅制、經濟體制和文化模式的差異也增加了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與珠三角 9 市公共治理一定的難度。 從某種意義看，多層級治理可以是國家治理體系中的一種補充。 該文基於多層級治理理論視角，從“制度－體制－機制－規則－法制”的運作邏輯和理論框架，提出了大灣區的跨域治理思考：從縱向健全大灣區多層級領導體制，橫向形成大灣區多主體社會協作機制，斜向落實大灣區內地城市與港澳的銜接規則，總體構建多維度貫穿大灣區的法治共識標準四個層面，優化大灣區跨域多層級治理的制度。 吳文作為一種跨域治理理念的學術探討，值得有關部門及學界的進一步關注。 　 　 （劉澤生）62

澳門理工學報　 2023 年第 4 期澳門博彩公共政策：內涵與功能王長斌［提　 要］ 　 澳門博彩公共政策是指政府對於博彩業的態度及監管的原則與措施。 澳門特區政府不否認博彩業的負面社會影響，但因為博彩業事實上對於澳門經濟、社會及民生有重要作用，所以允許博彩業有節制的發展。 2022 年新博彩法堅持 2001 年博彩法所確定的資格審查、確保博彩業公正、誠實及不受犯罪影響等基本公共政策，但更加強調博彩業須促進經濟多元化並維護國家安全。有限制發展博彩業並把博彩視為發展其他產業的工具，比較接近美國新澤西州的博彩公共政策。澳門宜汲取新澤西州的經驗教訓，盡可能在較長時間內維持博彩業的規模，在此基礎上促進經濟多元化發展。［關鍵詞］ 　 娛樂場幸運博彩　 澳門博彩法　 澳門經濟多元化　 博彩監管　 資格審查［中圖分類號］ 　 D922.2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3) 04 ⁃ 0027 ⁃ 11引　 言有些實行博彩合法化的法域，例如美國的內華達州和新澤西州，往往在其博彩法中規定一個公共政策條款，向公眾解釋博彩合法化的原因、博彩業的價值、博彩經營及監管的基本原則。①這主要是因為博彩具有負面社會影響，政府合法化博彩需要對公眾交代原因，並說明將要對博彩業採取何種政策或措施，把博彩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澳門《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 （第 16/2001 號法律）並沒有一個明確稱為博彩公共政策的條款，但該法有一個“目的”條款。②該條款的本意是說明制定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的目的，但因其闡述了博彩對於澳門的價值以及政府對於博彩的監管原則，所以在功能上，該條款與其他法域的公共政策條款類似。 再者，由於第 16/2001 號法律是由澳門特區政府向澳門特區立法會提出，並通過嚴格的立法程序之後才通過的，所以，上述“目的”條款所確定的基本原則並非一時的心血來潮，而是經過深思熟慮以及充分討論的。 因此，把上述條款所闡述的原則作為澳門娛樂場博彩業長期的公共政策，是適當的。《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 （第 16/2001 號法律）是澳門娛樂場幸運博彩業的基礎性法律，其所確定的澳門博彩業公共政策，至少可以起到三方面的作用：第一，給所有利益相關方提供發展娛樂場幸運博彩業的解釋，從而獲得各利益相關方的理解，提高娛樂場幸運博彩業的認受性（ le⁃gitimacy）。 第二，為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提供法律、政策方面的基本標準，使經營者明確博彩經營72

的原則與方向。 第三，為政策、法律制定者以及民眾提供一個評價博彩法律或政策的標杆，從而有助於保證博彩政策的適當性、長久性和連續性，防止博彩政策因政府的更替或各種不期然的環境變化而發生動盪，並最終影響博彩業的健康發展。 因此，恰當地理解澳門博彩公共政策的內涵及功能，對於政策制定者、執法者及普通民眾都是有意義的、重要的。本文具體分析澳門博彩公共政策的含義及功能，將從以下四方面展開：第一部分討論澳門博彩公共政策二十年來發生的變化；第二部分分析澳門博彩公共政策的經濟面向，即澳門特區政府如何看待博彩業的經濟價值與功能，以及澳門特區政府為達到這些價值或功能而採取的措施；第三部分討論澳門特區政府關於博彩監管的基本原則及關鍵措施；第四部分討論澳門博彩業的發展與維護國家安全及免受犯罪影響的關係。一、澳門博彩公共政策的內容：相隔二十年的變化澳門《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第 16/2001 號法律）最初於 2001 年頒布，2022 年進行了一次較大規模的修訂（為行文方便，以下分別稱為“2001 年博彩法”與“2022 年博彩法”）。 對於“目的”條款，2022 年博彩法比 2001 年博彩法有了較大的修改，意味著時隔二十年，澳門特區政府對於博彩公共政策有了新的態度。2001 年博彩法第一條第二款規定：“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之主要標的為確保：（1）娛樂場幸運博彩之適當經營及操作；（2）參與娛樂場幸運博彩監察、管理及操作之人為具適當資格擔任此等職務及承擔此等責任之人；（3）娛樂場幸運博彩之經營及操作在公正、誠實及不受犯罪影響下進行；（4）澳門特別行政區從娛樂場運作收取稅項之利益受到應有保障；及（5）促進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旅遊、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2022 年博彩法廢止了 2011 年博彩法的第一條第二款，增設第一⁃A 條代替之。 新條款規定：“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的主要目的為：（1）娛樂場幸運博彩的經營及操作須在維護國家及澳門特別行政區安全的前提下進行；（2）促進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經濟適度多元及可持續發展；（3）娛樂場幸運博彩須以公正及誠實方式經營及操作；（4）經營娛樂場幸運博彩須不受犯罪影響，並應確保其經營及操作配合澳門特別行政區打擊跨境非法資金流動，以及預防清洗黑錢和恐怖主義的政策及機制；（5）娛樂場幸運博彩的規模及經營，以及進行博彩活動，須受到法定限制；（6）參與娛樂場幸運博彩監察、經營、管理及操作的人須具備適當資格擔任此等職務；（7）澳門特別行政區從娛樂場運作收取稅項及其他費用的利益受到應有保障。”與 2001 年博彩法第一條第二款比較，2022 年博彩法第一⁃A 條保留的內容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澳門特別行政區從娛樂場運作收取稅項及其他費用的利益應受到應有保障；第二，娛樂場幸運博彩須以公正及誠實的方式經營及操作，且應保證經營娛樂場幸運博彩不受犯罪影響；第三，參與娛樂場幸運博彩監察、經營、管理及操作的人須具備適當資格。上述幾項內容基本上是任何國家或地區發展合法博彩必須堅持的基本公共政策，澳門特區政府早在制定 2001 年博彩法時對此已經有清晰的認識。 經過二十年的發展，特區政府更加認識到這些基本公共政策的重要性，所以在新博彩法中予以保留。 上述基本公共政策的內在邏輯關係如下：第一，澳門特區政府之所以發展博彩業，是為了收取稅項及其他利益。 換言之，博彩業具有負面影響，特區政府之所以發展博彩業，是希望能夠得到經濟利益，為居民帶來好處，從而彌補博彩業對社會產生的負面影響。 因此，如果不能保證博彩業的收益，澳門博彩業就喪失了存在的正當性。 第82

二，為了保障這些利益得以實現，特區政府須保證博彩的公正、誠實及免受犯罪影響。 如果不能保證這一點，則會喪失居民及各利益相關方對發展博彩的支持，博彩業註定不能長期健康發展。 第三，對於有關人員進行資格審查是試圖把不適當的人阻擋在博彩業之外，是維護博彩業形象、保證博彩業公正、誠實及免受犯罪影響的重要手段，澳門特區政府將繼續堅持。而在以下幾個方面，2022 年博彩法則發生了顯著的變化。 第一，增加了娛樂場幸運博彩的經營及操作須維護國家及澳門特區安全的內容。 第二，把原來的促進旅遊、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修改為促進澳門特區的經濟適度多元化及可持續發展。 第三，增加了打擊跨境非法資金流動及預防清洗黑錢和恐怖主義的內容。 第四，強調娛樂場幸運博彩的規模及經營，以及進行博彩活動，須受到法定限制。 這些變化，是澳門特區政府在總結博彩業二十年發展經驗基礎上所作出的調整，本文以下將詳細解釋、闡述這些變化的理由及來龍去脈。二、澳門博彩業的經濟價值及發展原則澳門博彩業是從 1847 年開始合法化的，當時合法化的主要目的就是從中收取稅收，彌補澳葡政府財政的不足。③經過多年的發展，澳門博彩業成為澳門經濟的支柱產業。 鑒於澳門地理範圍小，資源缺乏，在當代，澳門仍然需要保留及發展博彩業。 但是，博彩畢竟是一個具有明顯道德瑕疵及負面社會影響的產業，所以，澳門特區政府並非希望博彩業越大越好，而是希望在博彩業發展的基礎上，發展其他的新興產業。 因此，澳門博彩經營的基本原則之一，是保持博彩業的經濟功能，但對於博彩的規模、經營及進行博彩活動進行一定的限制，以促進經濟多元化及可持續發展。 這就是澳門特區政府對於發展博彩業的基本態度及長期戰略：維護博彩業的經濟功能，但不能任其無限制發展。（一）從娛樂場收取稅項及其他費用：輕描淡寫背後的真相當今世界，越來越多的國家將博彩合法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博彩業可以帶來財政收入，並對當地的民生及就業帶來某種積極的影響。 這對於澳門來說尤其如此。 澳門之所以在鴉片戰爭之後將博彩合法化，就是為了彌補財政收入的不足。 鴉片戰爭之前，澳門是中西貿易的中心，政府的財政來源基本上可以自給自足，而鴉片戰爭之後，澳門的貿易中心地位逐步被香港替代，財政開始入不敷出，遂將博彩合法化，意圖從中抽取稅項及獲取其他利益。④後來由於各種因素，博彩竟然逐漸發展成為澳門的支柱產業，博彩收入成為澳門最主要的收入來源之一。在當代，博彩業對於澳門公共財政收入的貢獻仍然是明顯的。 澳門回歸祖國之後，博彩收入佔公共財政收入的比例一直很大。 從 2002 年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權批給開始，博彩稅收佔澳門公共財政收入的比重在絕大多數時間裡超過 50% 。 從 2002 年到 2009 年，博彩稅佔澳門公共財政收入的 51% ~ 69% ；從 2010 年到 2019 年，這一比例上升到 76% ~ 80% 。⑤因此，從博彩業收取稅項及其他費用，是維持澳門經濟及社會運轉的必要條件，因此是澳門保留及發展博彩業的最重要目的之一。不僅如此，博彩業還是吸納澳門勞動就業人口最多的行業。 從 2013 年到 2020 年，澳門全部就業人口在 36 萬~39 萬人之間，而澳門居民在博彩業的就業人口一直在 8 萬人以上，佔全部就業人口的 20% 以上。⑥換言之，博彩業吸納了澳門居民 1/5 以上的就業人口。 如果算上與博彩業相關行業的就業人口，博彩業對於澳門居民就業的重要性就更大。因此，雖然澳門博彩法只是用“從娛樂場收取稅項及其他費用”這種一般性的字眼說明澳門發92

展博彩業的目的，但澳門博彩業對於澳門整體經濟及社會、民生的影響甚重，如果用美國內華達州博彩法所謂“vitally important” （至關重要）來形容博彩業對於澳門的重要作用，似也不為過。⑦但是，鑒於博彩業的負面社會影響，澳門博彩法似乎有意避免渲染博彩業的重要性，而選擇了較為中性的表達。（二）促進經濟多元化及可持續發展：從提倡到推行儘管博彩業對於澳門經濟有極其重要的作用，但博彩一業獨大是澳門長期以來試圖解決的問題。 博彩一業獨大的缺點至少有二，第一，博彩是一個特殊的行業，對於本地及周邊地區都會帶來負面影響，其正當性經常會遭到質疑，這使得博彩業的發展會處於潛在不穩定狀態；第二，當博彩受到公共衛生事件、自然災害、戰爭等因素衝擊的時候，澳門即受到很大衝擊，博彩一業獨大影響澳門經濟及社會的穩定性。因此，澳門回歸祖國後，澳門特區政府對於經濟的適度多元發展是重視的。 2001 年博彩法宣布博彩業的經營，需要“促進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旅遊、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 但是，2001 年前後，澳門特區政府面臨的主要任務是促進經濟發展，經濟多元化並不是澳門特區政府的首要目標。 澳門回歸祖國之前，博彩業長期處於壟斷經營狀態。 到上世紀最後的幾年，澳門回歸前夕，壟斷經營造成的弊端顯露出來，致使澳門經濟連年下降。 為了恢復及發展經濟，澳門特區政府的策略是在博彩業引入競爭，大力促進博彩業發展，因此把博彩業發展擺在很高的戰略地位。 澳門特區政府在2006 年之前的施政報告中，均強調博彩業是澳門經濟的龍頭產業，把博彩業的發展置於經濟發展的很重要的地位。然而，澳門回歸祖國後，情況迅速發生變化。 澳門博彩業出現了爆發性發展。 就博彩收入而言，澳門於 2006 年超過拉斯維加斯大道（Las Vegas Strip），2008 年超過內華達全州，迅速成為世界聞名的博彩城市。 鑒於此，澳門特區政府很快放棄博彩為“龍頭及支柱”行業的政策宣示，開始強調經濟的適度多元發展。 在 2007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特區政府宣布：“政府十分清晰的基本取態是，博彩業只是澳門綜合旅遊的一個組成部分，澳門並非朝著單純的博彩中心方向發展。”2008年，特區政府更在施政報告中明確提出“豐富綜合旅遊的內涵，推動休閒、渡假、觀光、購物等一系列行業的發展”。 此後，特區政府保持這一基本態度，把博彩作為綜合旅遊的一個組成部分，並不斷提出在博彩業之外發展現代金融、高科技、大健康等新的產業。⑧在這樣的背景下，2022 年博彩法把 2001 年博彩法中的“促進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旅遊、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進一步明確為“促進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經濟適度多元及可持續發展”，並採取了一系列具體措施予以落實。2022 年，澳門特區政府展開新一輪幸運博彩經營權批給，為此，澳門特區政府特地修改了《規範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批給的公開競投、批給合同，以及參與競投公司和承批公司的適當資格及財力要件》（第 26/2001 號行政法規），⑨其中第六十一條要求參與競投公司在附於標書的文件及資料中，必須包括開拓外國客源巿場的建議說明書、擬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開展的非博彩項目的投資計劃說明書等十幾項內容。2022 年 7 月 29 日，澳門特區政府公布了娛樂場幸運博彩批給的招標書文件，該文件具體列出了十個項目，包括開拓外國客源巿場、發展會展產業、發展娛樂業、舉辦大型體育賽事、推動藝術和文化的發展、發展健康旅遊、打造主題娛樂活動、推廣澳門“美食之都”、發展社區旅遊以及發展海上旅遊，要求投標人在這些項目之下，就所開展項目的特點、內容和規劃等，列出具體方案和具體的03

年度量化指標。⑩這些項目是評標的重點，參與競投公司能否拿到新一輪的娛樂場幸運博彩批給權，很大程度上在於它們怎樣規劃非博彩元素的開發。而且，承批公司的標書構成批給合同的一部分。按照 2022 年博彩法第二十二條的規定，承批公司須每三年接受博彩監察協調局對批給合同總體履行情況的檢討，如檢討結果顯示承批公司未有積極或未履行批給合同的規定，須在經濟財政司司長訂定的期間作出改善。 也就是說，承批公司在標書中對於非博彩項目及其進展計劃作出承諾之後，不可敷衍塞責，必須盡力完成所承諾的非博彩項目，否則將面臨行政處罰，甚至可能因為不履行義務而被解除批給合同。儘管開發非博彩元素的實際效果取決於多種因素，例如土地資源、項目吸引力、通關便利性等，但是承批公司必須在未來十年的經營中，把非博彩元素的發展作為經營的最重要內容之一。可見，在發展博彩業之外，澳門特區政府把推動經濟多元化作為重要的政策取向，並試圖把博彩業作為經濟多元化的槓桿，不遺餘力推動經濟多元化獲得實質性的進展，使澳門經濟在結構上取得一定程度的平衡，增強經濟的抗衝擊能力，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三）限制娛樂場幸運博彩的規模、經營及進行博彩活動解決博彩一業獨大問題的另一項措施是直接限制博彩業的規模、經營及參與博彩活動的頻次及範圍。 在澳門土地、人力資源極度缺乏的情況下，博彩業的無限制發展，必然擠壓非博彩產業的空間。 澳門特區政府為促進經濟多元化，儘管認識到博彩業對於澳門經濟的重要性，仍然不惜採取一定程度上限制博彩業發展的政策，並將這一政策清楚地規定在 2022 年博彩法之中。首先，對於博彩業實行批給制度，本身就暗含了有節制發展博彩業的政策意圖。 在批給制度下，博彩經營權的數目是受到限制的。 對於娛樂場幸運博彩，澳門在回歸之前，在絕大多數時間裡是壟斷經營的。 在澳門回歸祖國之後，特區政府有限度地放開了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權，但仍明確限制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權的數目。 對於賽馬、賽狗、體育博彩、彩票等形式的博彩，迄今為止仍然是只有一個公司專營。其次，限制賭枱及博彩機的數目。 澳門特區政府曾於 2010 年宣布，到 2013 年為止，將博彩桌總數限制為 5,500 張；自 2013 年起 10 年內，博彩桌數量年均增加 3% 。2022 年 12 月，行政長官發布第 161/2022 號行政長官批示，規定從 2023 年 1 月 1 日開始，所有承批公司可經營的博彩桌總數量上限為 6,000 張，所有承批公司可經營的博彩機總數量上限為 12,000 部。最後，對於博彩活動的參與，澳門政府採取了一系列的限制政策，例如禁止發布博彩廣告、推行負責任博彩等。 1989 年頒布的《廣告活動》（第 7/89/M 號法律）第八條規定，除在電話簿黃頁分類、商業年鑒及其他同類性質刊物外，以博彩活動作為廣告的主要信息者，不得作廣告宣傳。 2022 年博彩法第四十二⁃A 條又規定，承批公司僅可在娛樂場的幸運博彩區宣傳與博彩相關的資訊或活動，除非法律另有規定。 澳門特區政府近十年來逐步加強了推行負責任博彩的力度。 2012 年，特區政府頒布了《規範進入娛樂場和在場內工作及博彩的條件》（第 10/2012 號法律），把允許進入娛樂場的年齡從 18 歲提高到 21 歲，並且引入了“自我隔離”措施。 2017 年，對上述法律進行了修改，規定博彩一線員工工餘時間不得進入娛樂場。 2022 年博彩法規定所有娛樂場博彩承批公司必須制定負責任博彩計劃並制定切實措施予以推行，防止顧客過分參與博彩活動。三、澳門博彩業發展須建立在公正、誠實的基礎之上（一）公正性及安全性是合法博彩業得以存在及發展的基礎13

人們之所以願意到合法娛樂場參加博彩活動，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對於合法娛樂場進行監管，並以國家力量打擊違法犯罪活動，從而能夠保證博彩遊戲的公正性，以及保護博彩活動參與者的人身及財產安全。 因此，保證娛樂場博彩的公正與安全，始終是澳門特區政府博彩公共政策的重要組成要素。提供公正性及安全性是合法娛樂場相對於地下賭場（非法賭場）的核心優勢之一。 由於地下賭場不用向政府繳稅，所以往往可以開出比合法娛樂場更吸引人的賠率或提供更有利的條件，但是一般人仍然可能對地下賭場退避三舍，主要是因為地下賭場往往由犯罪分子甚至是黑幫控制，他們使用欺詐及暴力手段，威脅顧客財產及人身安全。故此，為了保證政府能夠從博彩業取得稅項，保持博彩業的穩定性，政府必須盡力維護合法娛樂場的公正性和安全性。 如果合法娛樂場不能保持公正性，或者與地下賭場一樣受到犯罪的控制或受到很大影響，則會喪失來自顧客及大眾的信任。 這種不信任累積到一定程度，就可能使合法娛樂場喪失存在的理由及基礎。 實行博彩合法化的國家之所以普遍強調對合法娛樂場加強監管，不僅是為了保護參與博彩活動的顧客的利益，更重要的是維護合法娛樂場的公正安全形象，這是合法娛樂場的生命線。對於娛樂場的監管必須是全面、嚴格的。 與博彩公司的博彩經營活動有關的所有人員、地點、業務、組織和活動，博彩設施和設備的生產、銷售和分配以及娛樂場間連接系統的運行，都必須受到嚴格的監管，公眾的信任和信心才能得到保持。對於娛樂場的監管也必須是貫穿始終的，從世界各地的經驗看，娛樂場的監管通常包括事前的資格審查（准照）、博彩活動進行期間的檢查、審查、監控、審計以及對違法犯罪活動的懲罰。（二）參與娛樂場幸運博彩監察、經營、管理及操作的人須具備適當資格對參與博彩經營、管理及操作的人進行資格審查，確保把不適當的人排除在博彩業之外，屬於事前審查的範疇，是多數國家為維護博彩業的公正性及減少犯罪現象的核心策略之一。資格審查（suitability check）是一套背景審查制度，基本上與許可、准照（ licensing）是同一個概念。 在此制度之下，擬進入博彩業的人或實體必須通過監管機關的背景審查之後，才能獲得許可或執照進入博彩業。博彩業的資格審查或准照制度起源於美國內華達州，是該州 1950 年代為了解決博彩業的有組織犯罪問題而開發的一套制度。 這套制度，再加上其他因素，使內華達州的博彩業解決了博彩業中的有組織犯罪問題，極大地改善了博彩業的形象，使博彩業成為可以為普通人所接受的娛樂行業之一。 在博彩業實行准照制度被認為非常重要，以致內華達州將其作為一項重要的博彩公共政策寫入《內華達博彩控制法》第一條：所有經營博彩業的企業，包括賭場、博彩設施及設備的生產廠家和銷售商、以及賭場間連接系統的經營者，都應該向政府申請並持有執照，並受政府的控制及協助，以保護本州居民的公共健康、安全、道德、良好秩序以及整體福利，促進博彩業的穩定和成功，保持經濟的競爭性以及內華達州自由競爭政策的實施。 由於取得了成功，資格審查制度逐漸被世界其他國家所借鑒。澳門自 2001 年博彩法開始，也採用了資格審查制度。 該法規定參與娛樂場幸運博彩監察、經營、管理及操作的人均須具備適當資格，並規定了需要進行資格審查的人員及實體的範圍。 2012年頒布的《博彩機、博彩設備及博彩系統的供應制度及要件》（第 26/2012 號行政法規）把資格審查的範圍擴展到博彩機供應商。 2022 年博彩法再次擴展了資格審查制度的適用範圍，標誌著澳門在23

立法上建立了完善的資格審查制度。根據 2022 年博彩法及相關法律制度，從 2023 年 1 月 1 日起，資格審查的範圍主要包括：娛樂場博彩經營權的參與競投公司、承批公司及其擁有 5% 及以上公司資本的股東、董事及主要僱員，博彩中介人及其股東、行政管理機關成員及主要僱員，管理公司及其擁有 5% 及以上公司資本的股東、行政管理機關成員及主要僱員，博彩機製造商及其擁有 5% 及以上公司資本的股東及董事。 當博彩監察局認為有必要時，也可對法律規定的其他成員進行資格審查。 不具備適當資格者，不准進入澳門博彩業或終止在澳門博彩業的投資或任職。（三）建立健全內部控制程序，完善處罰制度除事前審查之外，對於博彩活動的全過程都要進行嚴格的監管。 博彩業是大量使用現金的行業，任何環節出現漏洞，都會影響博彩活動的公正性，或者被犯罪分子利用來偷取娛樂場資金或進行其他犯罪活動。 對於監管博彩活動，世界各國通常採取的核心措施之一，是建立健全嚴密的內部控制程序。 內部控制程序通常是為控制資金的流轉而制定的程序。 在博彩業，這些程序主要包括進出賭場敏感設施或場所的控制、文書控制和人員控制。博彩監管當局往往制定一套最低內部控制標準（Minimum Internal Control Standards, MICS）。政府制定並根據最低內部控制標準，督促博彩企業規範經營，消除監管空白及漏洞。 對於博彩企業本身而言，最低內部控制標準是實現自我規範、提高管理水平的重要途徑。 博彩監管當局對於博彩業的日常監管，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這套標準。 沒有這套標準，博彩業的日常監管難以著力。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對於娛樂場幸運博彩的運營，制定了最低內部控制程序要求，涉及博彩桌營運、博彩機營運、帳房營運、銀箱收集及點算、敏感鑰匙及限制區域監控、博彩固定資產及消耗品、資訊科技、內部審計、視像監控、博彩中介業務、保險及其他一般事項的各個工作環節。 博彩企業必須依據這些標準，規範、改善自己的博彩運營。除了加強內部控制之外，建立健全嚴格的行政處罰制度也是重要的。 一旦博彩企業或其他人員沒有遵守法律的規定，就要予以處罰。 嚴格的行政處罰除了可以阻嚇違法，也起到相當重要的教育及指引作用，同時對於博彩業建立正面的形象有積極作用。 澳門博彩法律對於罰則的規定一度較弱，雖然針對博彩企業規定了許多義務，但在很長時間裡沒有規定處罰措施。 2022 年博彩法規定了完整的行政處罰制度，改變了這一狀況。2022 年博彩法所建立的行政處罰制度，包括行政處罰和附加處罰。 行政處罰主要是指行政罰款，對於不同的行政違法行為，處以三個等級的罰款，分別是澳門元十萬至五十萬、六十萬至一百五十萬以及二百萬至五百萬。附加處罰主要包括：（1）在批給期間關閉全部或部分幸運博彩區，為期一個月至一年；（2）公開行政處罰決定，為此須以摘錄方式，連續五日至十日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一份中文報章及一份葡文報章內刊登該行政處罰決定，以及於博彩監察協調局的網頁公開該行政處罰決定，為期六個月；公開行政處罰決定的費用由違法者負擔。關於娛樂場的附加處罰，由於涉及承批公司的巨額經濟利益，因此將具有相當大的威懾力。 行政處罰制度與違約責任及相關的刑事責任一起，構成了新博彩法完整的責任承擔制度。四、澳門博彩業發展必須維護國家安全及免受犯罪影響（一）澳門博彩業與維護國家安全澳門 1999 年回歸祖國，自此開啟“一國兩制”的治理模式。 由於澳門在行政、經濟管理領域，33

以及在立法、司法領域都享有高度的自治權，所以儘管與內地同屬一國，但在財政經濟、工商貿易、交通運輸、土地和自然資源的管理、教育科技、文化體育、社會治安、出入境管制等許多方面仍有明顯的不同。 尤其是對於外國人入境、以及外國人在澳門投資等涉外領域，澳門的管制顯然比中國內地寬鬆。 這種制度上的不同，容易形成管理上的漏洞，被利用來作為危害國家安全的基地或橋頭堡。娛樂場博彩經營中的國家安全問題之所以日益成為各方關切的對象，主要是由於以下幾點原因。 第一，博彩活動中存在大量的現金交易，不容易追查現金的來源，所以犯罪分子或犯罪集團有可能把博彩活動作為洗錢的工具。 這些被非法洗出的資金，有可能被用來支持恐怖主義或從事顛覆國家與政府的犯罪活動。 第二，中國內地對外匯實行管制。 在這一制度下，內地顧客無法通過正當渠道把超出限額資金轉移給澳門的博彩經營者，所以，內地與澳門之間有關博彩的資金流動，相當部分是通過地下錢莊或其他非法渠道實現的，這對國家的金融安全造成威脅。 第三，有些博彩活動涉及大金額輸錢，可能對內地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帶來毀滅性的影響，這就對國家的經濟與社會安全造成威脅。澳門博彩業發展離不開中國內地，中國內地為澳門提供了顧客和安全的環境。 因此，任何博彩公司的運營都必須建立在維護國家及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安全基礎上。 任何博彩業的經營者，或者博彩業的發展對於國家安全造成威脅，必須承擔相應的法律後果。進入新世紀以來，國際形勢日趨複雜，尤其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採取圍堵、遏制策略，試圖利用港澳實行“一國兩制”的特殊制度，把港澳變成圍堵中國的橋頭堡。 這種形勢愈來愈引起中國對維護國家安全的警覺，逐漸採取更多維護國家安全的措施。 因此，2022 年博彩法對維護國家安全作出了明確規定：“娛樂場幸運博彩的經營及操作須在維護國家及澳門特別行政區安全的前提下進行。”如果博彩經營有危害國家安全之虞，行政長官在聽取博彩委員會的意見後，可因危害國家及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安全，單方解除娛樂場幸運博彩的經營批給，並無需作出賠償。單方解除經營批給，對於從事博彩經營的公司而言，是最嚴厲的懲罰。 這種懲罰不獨適用於外國人投資的博彩公司，也適用於本國人投資的博彩公司，只要其經營及操作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及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安全造成危害。除《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批給制度》（第 16/2001 號法律）外，澳門的《維護國家安全法》（第 2/2009 號法律）、《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第 2/2006 號法律）、《預防及遏止恐怖主義犯罪》 （第3/2006 號法律）以及《刑法典》都適用於博彩業，起著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作用。（二）經營娛樂場幸運博彩須不受犯罪影響歷史上，博彩業往往與犯罪聯繫起來。 這主要是因為，博彩業在大部分時間內是被禁止的，只有犯罪分子才會開地下賭場，而且地下賭場的經營方式在很多情況下與暴力、欺詐相關。 例如，地下賭場經營者用出千等手段欺騙顧客，採取暴力手段收取債務，採取賄賂等手段拉攏、腐蝕政府人員從而尋找政府機構或人員的保護，等等。 更嚴重的是，地下賭場往往由黑社會控制，黑社會分子把開地下賭場作為斂財、洗錢的渠道，把收集來的資金用於資助黑社會的運轉，甚至資助恐怖主義犯罪和顛覆政府的行動。由於長期以來博彩業給人們造成的負面觀感，政府必須付出極大努力，培育合法博彩業的正面形象，保護其不受犯罪影響。 澳門涉及博彩的刑事法律，主要是《不法賭博》（第 8/96/M 號法律）、《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業務制度》（第 16/2022 號法律）以及一系列有關遏止清洗黑錢的法律。43

《不法賭博》最早由澳葡政府在 1977 年頒布，後在 1996 年被修改。 該法的主要規定有：（1）在法律准許地方之外經營幸運博彩、非法彩票及互相博彩，在法律准許地方之內經營非法博彩，將被處以監禁或罰金；（2）被發現在法律准許博彩的地方以外進行幸運博彩及在場者，及在許可地方內不法進行賭博，均被視為刑事犯罪予以處罰；（3）為博彩者提供款項及其他利益而圖利者，將按照為賭博的高利貸罪予以處罰。由於博彩業的經營需要大量的資金，所以澳門博彩業有以高息吸收顧客及公眾存款的現象，這一方面會引起危害金融秩序的問題，另一方面也容易使來歷不明的資金進入博彩業。 為解決這一問題，2022 博彩法規定，“承批公司、博彩中介或管理公司，又或其行政管理機關成員、代表人或聽命於該等機關成員或代表人的人在執行職務時，又或合作人在從事業務時，存放他人非用於博彩的款項”，構成“不法存放罪”。博彩活動牽扯到大量的現金交易，也容易成為犯罪分子清洗黑錢的對象及資助恐怖主義犯罪的渠道。 為了保證博彩業的健康發展，結合反清洗黑錢及資助恐怖主義犯罪的國際趨勢，澳門從本世紀初開始重視反清洗黑錢及資助恐怖主義犯罪的工作。 2006 年，澳門頒布了《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第 2/2006 號法律）、《預防及遏止恐怖主義犯罪》（第 3/2006 號法律）及《清洗黑錢及資助恐怖主義犯罪的預防措施》（第 7/2006 號行政法規），後來又進行了完善與修改。法律的建立健全以及各相關方的努力使澳門反清洗黑錢及資助恐怖主義犯罪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2019 年 10 月，亞太區打擊清洗黑錢組織（Asia/Pacific Group on Money Laundering, APG）發布對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相互評估跟進報告（Mutual Evaluation Follow⁃up Report），對澳門的反清洗黑錢工作給予積極評價，澳門成為首個以全部合格的評級通過所有 40 項 FATF 法律技術性合規（Technical Compliance）國際標準的會員。2022 年博彩法對第三方貴賓廳進行了規範與限制，堵塞了監管漏洞，這對於減少博彩業的犯罪，亦將起到重要的作用。 所謂第三方貴賓廳，是指本來沒有獲得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批給的人，卻以與承批/轉承批公司簽訂合同的形式，在該公司娛樂場綜合體內承包一定的區域作為貴賓廳，並由其帶領顧客參加該公司專為特定顧客（貴賓）提供的博彩活動。 從過去的實踐看，第三方貴賓廳存在不少違法經營現象，例如安排顧客與非法莊家賭博等。 2022 年博彩法規定博彩中介只能從事中介業務，不得以與博彩公司分享收入等手段，達到事實上經營娛樂場的目的。結　 語《內華達博彩控制法》宣稱“博彩業對內華達州的經濟及其居民的總體福利至關重要（vitallyimportant）”。在這樣的公共政策指引下，內華達對於博彩業採取了全面開放的態度。 該州不限制娛樂場的數目，不限制娛樂場的地點（該州任何城市都可以經營博彩，不限於拉斯維加斯），也不限制娛樂場的規模。 投資者只要符合法律的規定，獲得政府頒發的博彩執照，就可以開業。內華達關於博彩業對其經濟及其居民的總體福利至關重要的判斷，實際上是基於實用主義的考慮。 它並沒有從道德倫理價值上對博彩業進行“好”或“壞”的評價，而是基於過去的經驗，從自然條件、地理位置以及歷史積累等具體情況出發，認為博彩業對內華達州的旅遊、就業、尤其是稅收，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內華達顯然並不認為博彩業對社會的影響完全為正面，否則它沒有必要在其公共政策中強調博彩監管的重要作用。 但它認為，與博彩業可能帶來的消極效果相比，其積極作用比較顯著。 另外，政府也可以通過監管，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減輕博彩業的負面影響。53

新澤西州雖然也制定了博彩合法化的法律，但採取的公共政策與內華達有很大差別。 新澤西《娛樂場控制法》的第 5:12⁃1 條把博彩業經濟功能表述如下：旅遊、酒店及會展產業構成新澤西經濟結構的關鍵部分（ a critical component）。 由於其位置、自然資源和聲譽，大西洋城及其酒店、旅遊、會展業，對於新澤西州的旅遊、酒店和會展業的持續活力和經濟力量，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同時也是寶貴的資產。 發展大西洋城旅遊和會展業將為全州居民提供獨特的機會（a unique opportu⁃nity）。 為發展大西洋城的旅遊和會展業，新澤西公民已經把博彩合法化作為復興大西洋城的一個獨特工具，予以批准。 在綜合性大酒店裡安排數目有限的賭場，作為大西洋城招待業（hospitalityindustry）的一個附加因素，將有助於復興衰敗的地區以及翻新和擴大現有的酒店、會展、旅遊和娛樂設施。新澤西博彩公共政策與內華達博彩公共政策的最大不同，在於新澤西僅把博彩看作旅遊招待業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在內華達，博彩被看作一個獨立的產業。 換言之，在內華達，發展博彩業本身就是目的，而在新澤西，博彩是一個更大的行業的組成部分，是復興衰敗地區旅遊招待產業的工具。正因為把博彩當作工具而不是目的，所以新澤西雖然實現了博彩合法化，但一直對博彩業施加相當大的限制，例如把博彩限制在大西洋城一個城市，且限於綜合性大酒店內。不同的博彩公共政策，產生不同的經濟效果。 2019 年，內華達州擁有博彩經營執照 2,971 個（其中非限制性營業執照 456 個），產生 120 億美元的博彩毛收入；僅在拉斯維加斯大道就有 51 個持非限制性執照的賭場，產生約 66 億美元的博彩毛收入。不僅如此，這些賭場酒店也產生了大量的非博彩收入，包括酒店房間、餐飲、表演等。 2019 年，拉斯維加斯大道的總收入為約 187 億美元，博彩收入約佔 35% ，非博彩收入佔了 65% 。而在新澤西州（大西洋城），2019 年有 9 個賭場，產生約 27 億美元博彩毛收入，14 億美元非博彩收入，非博彩收入尚少於博彩收入。在經濟方面，澳門目前的博彩公共政策與新澤西博彩公共政策類似。 澳門受土地及其他資源限制，無法像內華達那樣全面放開發展博彩業。 如果不限制博彩業的發展，由於博彩業對資源的擠出效應，可能導致其他行業更加艱難。 所以，澳門特區政府試圖將博彩限制在目前的規模，並將博彩視為發展其他行業的槓桿，試圖利用博彩業促進高科技、現代金融、大健康、體育文旅會展等其他行業的發展。 但是，澳門也應當汲取新澤西州的經驗教訓，盡可能在較長的時間內把博彩業維持在一定規模，防止出現博彩業大幅下降而其他產業短期內無法頂上的狀況。 為此，澳門特區政府需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充分利用橫琴深度合作區提供的空間及其他資源條件，與內地通力合作，進一步推動經濟適度多元。 在監管方面，由於澳門特區政府不斷加強力度，澳門博彩業的運作預計將進一步規範化和法制化，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澳門將能夠徹底擺脫賭城的負面形象，向世人呈現一個有特色的現代娛樂休閒中心。①參見美國內華達州《內華達博彩控制法》（The Ne⁃vada Gaming Control Act）第一條（NRS463.0129）及美國新澤西州《娛樂場控制法》（Casino Control Act）第 5:12⁃1 條。②見經第 7/2022 號法律修改的《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第 16/2001 號法律）第一⁃A 條。③④胡根：《澳門早期博彩業》，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澳門：澳門基金會聯合出版，2011 年，第 12~ 21 頁。⑤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統計暨普查局《統計年鑑》2002~ 2019 年的數據整理。⑥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統計暨普查局《統計年鑑》63

2013~ 2020 年的數據整理。⑦美 國 內 華 達 州 《 內 華 達 博 彩 控 制 法》 第 一 條（NRS463.0129）。⑧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二○二三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⑨參見第 28/2022 號行政法規。⑩《投賭牌標書合情理》，澳門：《華僑報》，2022 年 8月 5 日。《規範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批給的公開競投、批給合同，以及參與競投公司和承批公司的適當資格及財力要件》（第 26/2001 號行政法規）第 89 條。2022 年澳門博彩法第 47 條、第 48⁃C 條。《藉博彩業帶動經濟適度多元 賭枱 2013 起年增百分三》，澳門：《澳門日報》，2011 年 11 月 25 日。參見美國內華達州《內華達博彩控制法》（The Ne⁃vada Gaming Control Act）第一條（NRS463.0129）。詳見《娛樂場幸運博彩法律經營制度》（第 16/2001號法律）、《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業務制度》 （第 16/2022 號法律）有關條款。2022 年澳門博彩法第四十八⁃C 條。2022 年澳門博彩法第四十八⁃D 條。2022 年澳門博彩法第一⁃A 條。2022 年澳門博彩法第四十五條以及第四十七⁃A 條。參見該法第四十條。上述法律法規分別經第 3/2017 號法律修改第 17/2017 號行政法規修改。《澳反清洗黑錢評估合國際標準》，澳門：《澳門日報》，2019 年 8 月 24 日。美國內華達州 NRS463.0129 號法律。內 華 達 把 博 彩 執 照 分 為 無 限 制 性 執 照 （ non⁃restricted license）和限制性執照（ restricted license）兩種。 無限制性博彩執照的持有人可以經營除彩票以外的任何博彩遊戲，包括賭枱、博彩機、體育博彩、動物賽跑博彩等。 限制性博彩執照主要是發給那些主業不是博彩，而以博彩為輔業的商家，例如，如果一個酒館獲得限制性博彩營業執照，它就可以在酒館裡安裝幾台博彩機。 UNLV Center for Gaming Research: Nevada ’ sGaming Footprint, 1963⁃2021, https://gaming. library.unlv. edu/reports/nv _ gaming _ footprint. pdf; NevadaGaming Revenue: Long⁃Term Trend, https://gaming. li⁃brary.unlv.edu/reports/longterm _ nvgaming.pdf; NevadaGaming Revenues, 1984⁃2022. https://gaming. library.unlv.edu/reports/NV_1984_presentOAR.pdfUNLV Center for Gaming Research: Nevada Casinos:Departmental Revenues, 1984⁃2021, https://gaming.library.unlv.edu/reports/NV_departments_historic.pdf.大西洋城高峰時期有 12 個賭場。The 2019 Annual Report of the New Jersey CasinoControl Commission: https://www.nj.gov/casinos/about/reports/pdf/2019_ccc_annual_report.pdf.作者簡介：王長斌，澳門理工大學博彩旅遊教學及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責任編輯　 劉澤生］73

澳門理工學報　 2023 年第 4 期粵港澳大灣區跨域治理的制度建設與優化*吳巧瑜［提　 要］ 　 粵港澳大灣區是典型的跨域與制度異質性合作區域，如何處理因“一國兩制三地”等差異而產生的各種制度層面的阻礙，是其建設實踐與深度融合發展中關鍵性問題。 基於多層級治理的理論視角，一方面從“制度—體制—機制—規則—法制”的運作邏輯建設和完善大灣區跨域治理制度的理論框架；另一方面從縱向健全大灣區多層級領導體制，横向形成大灣區多主體社會協作機制，斜向落實大灣區内地城市與港澳的銜接規則，總體構建多維度貫穿大灣區的法治共識標準四個層面，優化大灣區跨域多層級治理的制度。［關鍵詞］ 　 粵港澳大灣區　 一國兩制　 跨域治理　 多層級治理理論　 制度建設　 制度優化［中圖分類號］ 　 D922.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3） 04 ⁃ 0038 ⁃ 11自粵港澳大灣區國家發展戰略提出以來，粵港澳三地之間合作成為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中之重。 但是，目前粵港澳大灣區的跨域合作還較多停留在解決各類專門問題的協議文本和會議溝通等層面，並沒有進一步的制度建設與相關機構的構建，無法做到更深層次的跨域合作與政策同步。 與此同時，通過對既有文獻資料的梳理發現，有關粵港澳大灣區跨域治理及其制度建構的研究也存在以下缺陷與不足。 一是關於粵港澳大灣區跨域治理研究仍著重關注府際間關係合作與區域協調上的問題探討，缺乏對於頂層的制度設計和整體性的多層級制度建構的思考；二是現有研究的理論視角較為類同，相對集中在區域主義與新區域主義、區域治理與跨區域協作治理等理論上，缺乏新的理論視角與分析框架的關照。因此，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背景下，現時粵港澳大灣區跨域治理的制度現狀怎樣？ 其治理面臨何困境與挑戰？ 有什麽新的理論視角及其分析框架對於解決粵港澳大灣區跨域治理制度的困境也具有較強的解釋力？ 其對粵港澳大灣區跨域治理的制度建設是否具有重要指導作用？ 如何進一步推動粵港澳大灣區跨域治理的制度優化與創新？ 這些問題的討論和回答成為本文研究的邏輯起點與目標。83* 本文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粵港澳大灣區世界級城市群治理體系創新研究” （項目號：20&ZD158）的階段性成果。

一、粵港澳大灣區跨域治理的制度現狀自港澳回歸以來，粵港澳三地間的合作便不斷深化，合作層級也從中、英、葡三國層面的外交關係逐漸轉變為一國之內三地政府間的跨域合作。 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國家戰略的制定和落實，粵港澳三地間的跨域治理也產生了新方式和新形態。 目前粵港澳大灣區跨域治理的制度主要包括從上至下的“中央頂層制度安排+省級層面領導及溝通協調制度+大灣區內地核心城市及地級市與港澳對接的機制與銜接的規則+前海、橫琴和南沙先行合作區機制”為政策導向的跨域合作治理機制。（一）中央頂層制度安排1. 中央相關頂層機構設置中央對於粵港澳大灣區跨域治理的頂層制度安排首先通過組建中央層級的常設部門，定期召開相關會議的方式進行。 2018 年 8 月，中央政府成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由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擔任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組長，港澳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廣東省委省政府主要領導以及中央涉港澳事務的相關部門領導擔任小組成員。 自 2018 年以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陸續召開多次會議，協調解決涉及不同領域與多部門的重大問題。表 1　 粵港澳大灣區相關中央政策文件一覽（部分）時間 發布機構 政策名稱 涉及主要領域和內容2017 年 10 月 中共中央 《十九大報告》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合作為重點，全面推進內地同香港、澳門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2019 年 2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粵港澳大灣區總體發展規劃，是指導大灣區跨域合作發展的綱領性文件2021 年 3 月 國務院 《十四五規劃報告》提出高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目標，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2021 年 9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對橫琴合作區的實施範圍、戰略定位、發展目標、重點任務等作出了全面規劃，為橫琴開發開放指明方向2021 年 9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進一步擴展前海合作區發展空間及其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發揮示範引領作用2022 年 6 月 國務院《廣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粵港澳全面合作總體方案》為加快南沙深化粵港澳全面合作，打造面向世界的重大戰略性平台，在大灣區建設中提供指南　 　 資料來源：中國政府網，中央人民政府網站，廣東省政府網站，粵港澳大灣區門戶網93

2. 中央相關政策制定自粵港澳大灣區國家戰略實施以來，中央及其相關部委通過頂層政策文件的制定，為粵港澳三地的跨域合作提供各種政策指引，使粵港澳大灣區跨域治理進入全新階段(參見表 1)。 2019 年 2月，由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以下簡稱“《規劃綱要》”）明確指出，“充分發揮粵港澳綜合優勢，深化內地與港澳合作，進一步提升粵港澳大灣區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支撐引領作用，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增進香港、澳門同胞福祉，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①《規劃綱要》成為指導粵港澳大灣區合作與發展的綱領性文件，為創新大灣區合作發展體制機制、破解合作發展中的突出問題提供了新契機。 由此，中央層面的粵港澳大灣區跨域政策轉向全方位的指導粵港澳三地經濟、文化、教育、社會等多方面、多層次、多領域的合作。與此同時，自 2017 年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以來，中央政府已累計簽署超過 60 份相關政策文件，內容包含大灣區的產業發展優化、港澳身份認定、公共服務提供、政策優化等方面(參見表 2)。表 2　 國家部委支持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相關政策文件（部分）類別 相關政策文件（部分）1. 產業發展優化2020 年《粵港澳大灣區中醫藥高地建設方案（2020—2025 年）》、2021 年《關於支持港澳青年在粵港澳大灣區就業創業的實施意見》2. 專業和執業2020 年《關於取得內地勘察設計註冊工程師、註冊監理工程師資格的香港、澳門專業人士註冊執業有關事項的通知》，《2020 年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生辦法》3. 公共服務提供2020 年關於取消《在港澳地區學習證明》的公告，關於在粵港澳大灣區開展“跨境理財通”業務試點的聯合公告4. 工作生活保障2019 年《香港澳門台灣居民在內地（大陸）參加社會保險暫行辦法》，2018 年《關於香港澳門台灣居民在內地（大陸）就業有關事項的通知》，2017 年《關於在內地（大陸）就業的港澳台同胞享有住房公積金待遇有關問題的意見》5. 創新合作機制 2017 年國家發改委、粵港澳三地《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　 　 資料來源：中央政府網站，粵港澳大灣區門戶網，珠三角九市政府網（二）省級層面領導及溝通協調制度在省級政府層面，粵港澳三地政府也相繼成立了直接對接和負責大灣區事務的領導機構。2019 年 2 月，廣東省成立“廣東省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由省委書記擔任組長；②為加強參與大灣區建設，2020 年 11 月，香港特區政府在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成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辦公室”，並委任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專員。③2018 年 11 月，澳門特區政府成立“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工作委員會”，並由行政長官擔任委員會主席。④與此同時，珠三角 9 市也先後設立“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並由黨委書記作為一把手，全力推進大灣區建設的各項事務。但是，和中央層面對於粵港澳大灣區跨域合作的頂層制度設計不同，粵港澳三地間跨域合作在政府間關係上屬於廣東省省級政府與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政府府際間關係的範疇。 目前粵港澳三04

地之間政府的合作主要通過：各地議事協調機構+粵港、粵澳聯席會議+粵港、粵澳合作框架協議+粵港、粵澳聯席會議聯絡辦公室+粵港、粵澳聯席會議各種工作小組或專責小組的區域合作治理制度及其機制開展工作。 即是說，現時粵港澳三地政府間的合作集中表現為通過粵港、粵澳雙邊的體制與機制進行，尚未構建起涵蓋粵港澳三方多邊的合作體制及其機制。（三）大灣區內地 9 市和港澳的合作與銜接制度為了貫徹和落實中央層面以及廣東省政府和港澳特區政府層面關於粵港澳大灣區的戰略規劃和相關制度政策，大灣區內地 9 市，尤其廣州、深圳、珠海分別建立了一些對應港澳跨市的合作、溝通與協調的銜接制度及其機制。第一，在廣州與香港、澳門間的跨域合作上，現時主要通過穗港和穗澳合作專責小組以及相關的合作協議來開展。 2022 年 9 月，廣州市委通過了《關於推進廣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粵港澳全面合作實施方案》（簡稱“《廣州南沙實施方案》”），對國家出台的《南沙方案》落地落實作出全面部署，全力支持南沙開發開放，強化與香港、澳門的協同聯動，加快構建與港澳多層次多渠道的溝通合作機制，充分發揮穗港和穗澳合作專責小組與南沙粵港合作諮詢委員會作用。 南沙粵港合作諮詢委員會首批聘任來自內地和香港的 27 名專家學者和專業人士，設 9 個專項工作組、秘書處和香港工作站，並在南沙設立服務中心。第二，在深圳與香港和澳門的合作上，首先為推動深港合作，深圳成立了一系列深港合作專責小組，包括深港機場合作聯合專責小組、前海深港合作聯合專責小組、深港河套地區創新及科技園發展聯合專責小組等。 尤其要指出的是，為加快深港合作開發前海，深圳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前海成立雙組長制的前海深港合作聯合專責小組，並設立金融政策、法制環境等工作小組，推動政策創新及制度銜接；而深澳合作協議機制從 2015 年舉辦第一次合作會議後，也相繼召開深澳合作會議，使深港、深澳合作會議機制逐漸常態化。 2021 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進一步推動深港合作的制度創新，探索設立議事協調機構性質的公平競爭委員會等。第三，在珠海與澳門、香港的合作上，主要通過珠澳、珠港合作機制定期召開會議，就橫琴自貿區發展開展溝通與合作。 2021 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對橫琴合作區進行分區分類施策管理。 而 2023 年公布的《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發展促進條例》對推動粵澳、珠澳合作發展和法治保障等方面作出規定。 例如，推進通過珠海經濟特區立法權，讓澳門藥學技術人員和澳門醫療人員以便利的方式在合作區執業等，促進珠澳間的合作。第四，在大灣區內地各地市與港澳的合作上，主要通過特定項目與港澳特區政府建立聯動關係，並協同推進具體項目的落地。 大灣區地級市政府與港澳特區政府間關係，展現為低層權力主體與中層權力主體的雙向互動，它們之間是大灣區政府間關係的基礎部分。⑤即不同區域的地市政府與港澳特區政府的關係呈現為斜交式的政府間關係，雙方政府通過協同合作將大灣區建設相關項目對接落地，是推進地方政府間協調合作的另一路徑。⑥這種斜交式聯動有利於避免地方政府間各自為政或惡性競爭，從而加強不同層級政府間協調合作。二、現時粵港澳大灣區跨域治理的制度挑戰粵港澳大灣區是典型的跨制度合作區域，面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四個核心城市的不同制度環境與空間格局。 客觀地說，粵港澳之間社會差異和制度的多樣性，是大灣區跨域制度14

合作的特色和優勢。 然而，一國之下橫跨不同區域、不同社會制度、關稅區以及多核心城市的特點，無疑也為大灣區的發展建設與治理運作帶來諸多制度障礙以及體制機制協調的成本，使粵港澳大灣區跨域的治理制度面臨諸多挑戰。（一）異質性使大灣區跨域治理存在不同社會制度的障礙制度的異質性，使得粵港澳大灣區擁有與世界其他三大灣區以及國內其他城市群所不具有的獨特屬性。 在社會制度上，粵港澳大灣區跨越“一國兩制”，廣東珠三角 9 市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在政策層面上，由於政策領域的事權一般屬於中央事權，省市級層面雖然也推出了一系列便利港澳居民的措施，但是，這些措施更多的是對於中央既有政策的補充與完善，並沒有在政策層面上有較大創新。 此外，大灣區內地城市對於港澳相關政策的制定，還難以保障港澳居民完全享有國民待遇，依然存在超國民或次國民待遇並存的現象。（二）法律衝突影響大灣區城市群融合與協同發展法律衝突是現時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面臨的重大問題，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法律體系差異。 粵港澳三地雖同屬一個國家主權下的行政區域，但三地屬於不同法系，實行著不同的法律制度，香港屬於英美法系，澳門屬於大陸法系。 根據港澳基本法的規定，香港和澳門特區保留原有的不與基本法相衝突的法律制度，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⑦因此，粵港澳三地的法律衝突不僅限於民商事法律衝突問題，更進一步體現為三地在立法、司法、行政和經濟管理法律制度的深層衝突問題。 二是立法權限和程序差異。 從權力結構上看，港澳兩個是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其權力範圍遠大於廣東省；廣東省所轄 9 個城市中，廣州和深圳屬於副省級城市，其他 7 個城市為地級市；由於行政層級不同，導致港澳與大灣區內地城市間的合作在行政層面上和法律權限上不對等。 此外，粵港澳合作的法律根據，雖有“一國兩制”的憲制框架為基礎，還有港澳基本法、CEPA 協定、區域合作等協議，但目前粵港澳深度合作的制度條件仍然停留在以政府協議為主的政策導向型機制，缺乏立法先行的法治推進型合作方式，即缺乏法律基礎。 三是司法審判體系差異，在司法層面，港澳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儘管全國人大常委會享有對港澳基本法的解釋權，但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條款的解釋權也授予了特區法院。四是行政管理差異。 在行政管理層面，三地雖然都同屬中央政府，但根據港澳基本法的規定，港澳實行高度自治，依照有關規定自行處理特區的行政事務；在立法層面，港澳特區享有立法權。⑧（三）三個不同關稅區制約大灣區多種要素自由流動粵港澳三地分屬不同的關稅區域，而且大灣區的內地城市和港澳又各自擁有歷史遺留的、彼此有巨大差異的技術標準與行業准入資質，這些構成了大灣區要素流通的主要障礙。 現時粵港澳大灣區由於存在三個獨立的關稅區，大大增加了物品的跨境時間成本和繁瑣程度。 例如在稅率方面，內地各項稅率遠高於港澳，這會影響港澳人才北上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與長居等；內地對雙向跨境資本流動有審查機制，一定程度上制約大灣區跨境投融資合作；粵港、粵澳海關和邊檢部門技術標準不同，使口岸重複查驗問題突出。 總之，三個不同關稅區，使粵港澳大灣區人才、資金、技術等要素流通不暢，導致難以完全形成集聚經濟效應與創新溢出效應，阻礙了粵港澳三地經濟一體化發展。⑨（四）縱向層級常設機構及基層間銜接體制機制有待完善目前從中央層級“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的成立，再到粵港澳三地政府以及大灣區內地9 市政府直接對接和負責推進粵港澳大灣區事務相關領導機構的設置，這一系列制度安排體現了24

從中央到地方，各層級政府對粵港澳大灣區國家發展戰略的積極響應。 但是，從現時大灣區整體的治理結構來看，仍然存在縱向層級，例如粤港澳府際間以及“9+2”城市間體制與機制不夠完善的問題。第一，對於頂層體制而言，當前中央在粵港澳大灣區的領導機構主要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及其常務會議，還缺少便於聯絡和落實實施的常設性機構。 第二，粵港澳府際間的合作體制與執行機制不夠健全。 現時粵港澳三地跨域合作大多依靠中央層面的規劃與協調，在合作政策與方式上並不明確，也缺乏相應的制度安排。 目前粵港澳三地府際間合作主要通過“粵港、粵澳合作框架協議”和“粵港、粵澳聯席會議制度”等粵港、粵澳雙邊的體制與機制進行，仍未建立涵蓋粵港澳三地多邊的合作體制及其機制。 第三，粵港澳大灣區“9+2”城市間合作執行機制仍有缺失。 現時大灣區重大問題和決策性議題往往要上升到中央或省級層面，對於大灣區內地城市，尤其地市層級而言缺乏參與度。 與此同時，大灣區有關政策在港澳層面的實施，往往依靠港澳政府的政策立法與主動推進，缺乏有效且具體的低層合作銜接與執行機制，這勢必影響粵港澳大灣區跨域合作項目的推進進程，從而降低粵港澳合作效率。（五）多元治理主體構成的社會協作體制機制建設不到位在粵港澳大灣區跨域治理體系中，政府是治理的主導力量，但這並不意味著只有政府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作用，即政府也應該和市場主體以及社會組織等民間力量進行通力合作，發揮市場和社會組織間的靈活協作功能來實現政策目標。 目前，在粵港澳大灣區跨域治理結構中由政府、市場和社會組織等多元治理主體共同構成的社會協作體制及其機制仍然缺失。 需要指出的是，長期以來，社會組織等民間力量在港澳地區擁有強大的資源動員和社會整合能力，是港澳居民，特別是港澳青年有效參與社會治理的重要平台和途徑。三、多層級治理理論及其解決跨域公共治理困境的制度邏輯多層級治理理論是 20 世紀 90 年代初基於對歐洲共同體的結構政策進行分析而提出來的。 在多層級治理理論中，制度或政策制定與協商主體不僅有主權國家，還有公民組織，以及其他治理主體，政策制定的方式則是政府間、超國家機構間的協商、合作，協定與一票否決等模式同時存在。 其顯著特徵就是，包括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共同參與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各種“垂直的”和“水平的”關係、跨部門的互動，以千變萬化的方式結合在一起，使得歐盟治理變得極為錯綜複雜。⑩（一）多層級治理理論框架及其特點1. 多層級治理理論框架多層級治理模式最初是由美國學者蓋里·馬克斯於 1993 年在對歐洲共同體的結構政策進行分析時提出。 隨後，多層級治理理論被用於闡釋歐盟的形成及其運作機理，又經過多位學者的推動，其體系日臻完善並為多領域運用。關於多層級治理的理論框架，主流的觀點是將多層級治理的參與主體分為三個層次，即超體系、體系和次體系三個層次。超體系決策層級強調的是怎樣進行整體宏觀治理的問題，其決策方式是依靠超國家機構來完成；體系層面的決策是政策的制定過程；而次體系層面是政策的形成階段，主要由具體執行機構負責。 後來學者弗里茨·沙普夫依據歐盟不同領域制度化程度的差異性，將歐盟的治理體系分為以下幾種類型：第一層級是制度化程度最高的“超國家集中模式”，在這種模式下，歐盟作為一個超國家行為體主導一系列事務，在沒有國家政府參與的情況下控制和掌握決34

策權，不需要依附於成員國政府、部長理事會或歐洲議會。 第二層級是“聯合決策模式”。 這種模式將政府間協商和超國家治理相結合，形成一種“網絡治理”機制。 “國家”不再是一個單一的行為體或代表，被分解成功能各不相同的次結構，這些結構是部門“政策共同體”的組成部分，而國家還參與了各種各樣的“問題網絡”。第三層級是一體化程度最低的“政府間合作”制度。 這一制度的實施主體為成員國間的政府，其目的是避免歐盟“一票否決制”對於相關利益國家在政策制定上的掣肘。 托馬斯·里斯—凱本在分析比較各種研究歐盟的理論框架時指出，學者們在歐盟概念上的理解逐漸形成共識，即“歐盟是一種多層級治理結構，其間私人、政府、跨國家和超國家角色在密度、廣度和深度不斷變化的複雜網絡中相互交往。”2. 多層級治理理論的特點多層級治理理論主要有以下特點：第一是治理體系呈網狀結構且無單一決策模式。 網狀觀念是多層次治理的主要核心概念。由於不同機構間的權力和作用不同，其參與決策和表決決策的方式也各有不同。 總的來說，政策制定權被不同層級之間共享，參與決策的行為體不僅僅是政府，決策方式也是政府間討價還價以及不同社會多元參與主體的還價、協商、合作等模式同時存在，並在多種場合對決策體系施加影響。 第二是政府間權限的轉移，一方面，政府不再是國家和公民之間的中介。 另一方面，政府將自身部分權力下放到地方政府，甚至允許非政府組織和利益集團參與相關政策的制定與執行。 第三，政府政策的多元互動化。 由於多元治理進程的不斷拓展，政府內部不斷讓渡部分國家主權交由超國家機構執行。 因此，許多由各政府決定的事項轉變為決策機制多元互動，多元主體不同程度的參與決策，並以一定程序實現不同機構，不同國家間的互動。（二）多層級治理理論解決跨域治理困境的制度邏輯多層級治理理論作為源自歐共體和歐盟跨國、跨境以及多治理主體等的差異化治理體系理論，與傳統的跨域合作所依賴的區域治理、新區域主義、協作治理等理論相比，存在著若干新的方面和新的設計。 多層級治理理論的治理制度邏輯，不僅對多層級的歐盟治理具有一定的解釋力，而且對解決粵港澳大灣區跨域治理的挑戰同樣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1. 多層級治理是新理論實踐下新的集體行動方式粵港澳大灣區的集體行動除了運用傳統的政府體制內的政治動員方式之外，還必須補充其他有效的政治動員方式。 以往我國區域治理的集體行動通常採用政治驅動、府際契約約束機制和組織協調、目標考核、收益共享的激勵機制等政治動員方式。 即是說，我國區域治理的政治動員和集體行動通常依賴政府體制內的層級節制和行政命令控制。 但是，在粵港澳大灣區“一國兩制”特殊制度背景和多核心城市的跨境、跨域結構下，以往那種自上而下和內在壓力型體制的政治動員方式難以適應不同制度體系下形成的集體行動。 而多層級治理框架正是一種基於跨地域層級、相互獨立而又相互依賴的諸多行動方通過持續協商、審議和執行等方式做出有約束力決策的治理結構安排和過程。2. 多層級治理為解決跨區域複雜公共問題提供新的制度框架多層級治理不僅強調通過多元社會主體在多層面、多層級和多渠道上的合作與參與，即通過制度層面和非制度層面參與社會治理；而且為處於不同層級的行為主體間動態變化的相互作用關係分析提供一種“分層”的視角，強調構建多層次、多主體、多中心的跨區域多層級合作框架。因此，與傳統政府間關係框架相比，多層級治理框架主張主體多元化，不但包括各層級政府部門的縱向和橫向結構，而且可以包括私人部門、志願組織和公眾等；治理工具強調協商和溝通，而不僅是正式的44

制度框架；治理層級不是簡單地關注單一制國家中的央地與府際關係，而是囊括區域、城市、社區、組織和公眾等更多治理層級。在粵港澳大灣區的治理體系中，跨域治理和央地、府際等跨層級政府協調本身就面臨一系列治理挑戰，而社會制度、法律制度、稅制、經濟體制和文化模式的差異性更增加了大灣區內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與珠三角 9 市的公共治理難度。 可以說，多層級治理是憲法框架下確立的國家治理體系的補充手段。 因此，實現縱向政府間協調、橫向政府與部門間合作、斜向跨政府層級以及政府與非政府部門間的協作，並最終達成制度性的集體行動，提升跨域公共問題的治理能力，就成為回應當前粵港澳大灣區治理制度挑戰的關鍵。四、粵港澳大灣區多層級治理框架下的制度建設與優化思考多層級治理框架是用以提升複雜問題處理能力的體系，著重關注跨域、跨境複雜公共問題解決能力和政策目標的有效實現。 運用多層級治理理論，建設和優化粵港澳大灣區多層級、多主體互動以及多政策工具共同協作的跨域治理制度框架，是一種制度融合和制度創新。（一）強化縱向領導制度，健全大灣區多層級領導體制及運作機制第一，在第一層級層面，是否可以考慮設立常設性的粤港澳大灣區合作治理機制。 主要負責粤港澳大灣區各地的合作事務、各項建設工作的統一部署、規定各方的責任劃分以及在三地跨域事務出現矛盾時，起到協調等職能。第二，建議在粵港澳府際中層制度層面，針對現時粵港澳三地政府間的合作表現為通過粵港、粵澳雙邊聯席會議制度以及粵港、粵澳雙邊協議等體制與機制進行，尚未構建起粵港澳三方多邊的合作體制及其機制的現狀，重點成立“粵港澳大灣區合作與發展聯席會議”，將原有的粵港、粵澳合作聯席會議制度進行整合，並在此基礎上設立類似“粵港澳大灣區合作與發展聯絡辦公室”的常設機構，使粵港澳大灣區治理有了常態化，定期化的合作體制與機制。 此常設機構用於貫徹中央層面精神，執行中央有關方針和政策，落實《規劃綱要》等大灣區總體發展規劃，推進粵港澳合作與發展各領域的專項任務，籌劃和協調大灣區各城市之間的重要問題等。 在該常設機構的部門建構上，則可以設立相關協調部門、區域規劃發展部門、專項合作部門、關稅貿易部門、社會服務部門與文化交流合作部門等。第三，在大灣區內地 9 市的低層制度層面，儘管目前 9 市分別建立了“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負責落實執行和對接中央與省級的有關政策措施。 但是，在珠三角地市這一層面上，現時其參與粵港澳大灣區治理的合作、溝通與協調的銜接制度及其運作機制並不到位，需進一步加以完善。首先，建議成立諸如“粵港澳大灣區‘9+2’城市協調會”(簡稱“協調會”)，發揮大灣區各城市的治理主體作用，其職責主要是推進落實大灣區合作與發展各領域的具體任務及其實施方案和細則；規劃、協調和溝通大灣區內的經濟活動，實行經濟合理分工；協商與協調大灣區內城市之間發展的重要問題，避免城市間出現重複建設、資源浪費等惡性競爭。 “協調會”設常務主席方和執行主席方。 “協調會”設立聯絡處作為常設辦事機構，負責日常工作。 各成員市設“協調會”專班，作為銜接“協調會”具體的聯絡與辦事部門。其次，建議定期舉辦“粵港澳大灣區城市論壇”，參與主體為粵港澳大灣區“9+2”城市，由大灣區內地城市和港澳輪流擔任主辦方，會議主題主要圍繞大灣區城市群發展的理論與實踐問題、大灣54

區民眾關注的民生問題以及大灣區建設與發展過程中的前沿與熱點問題等。 此外，在開展主題多樣的論壇時，還可以建立論壇成果追蹤機制，注重論壇成果的落地實施。 通過“粵港澳大灣區城市論壇”制度的推行，提升大灣區內地地級市的參與度，增強港澳與內地城市的互信互利，促進大灣區的深度融合與發展。（二）建設橫向合作制度，形成大灣區多主體社會協作體系與機制為了改變粵港澳大灣區跨域治理體系中，社會中介組織和自願組織等民間力量相對弱小，橫向的多主體構成的社會協作制度缺失的現實，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加以優化和建設。其一，從橫向上構建粵港澳大灣區跨域治理社會協作體制及其機制，激發社會活力，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多方多層級協同治理。 首先，建議由中央政府主導成立粵港澳大灣區社會協作機制，建立起“9+2”各地政府、企業、大學、社會組織中有代表性的社會主體與公眾共同參與的多主體多層次社會協同機制。 例如設立“粵港澳大灣區社會發展管理委員會”，形成多渠道、多層次、制度化的政商社民共同參與的大灣區“四方聯動”機制，有效減少各方協調成本。 其次，要發揮粵港澳大灣區高校、智庫、總部經濟和社會組織集聚的智力和資源優勢，重視梳理和有序引導大灣區民間力量發展，發揮專家、學者、企業家、專業人士、行業代表以及社團領袖等的正向協作功能與作用。 例如建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諮詢委員會”，廣泛吸納“9+2”各行業及社會意見，爭取更多的社會支持與認可，賦能其助力大灣區的建設與融合發展。其二，建議適當擴大大灣區社會組織的參與範圍，推動粵港澳三地民間合作升級，建立粵港澳大灣區社會組織聯席會議制度，增強其凝聚力和執行力。 首先，可以建立粵港澳大灣區（“9+2”）社會組織聯席會議制度，形成長效的交流與合作機制。 聯席會議制度下設立秘書處,負責協助主席團成員工作和休會期間的日常聯絡協調工作，以及擔負信息服務平台建設的任務,發揮信息樞紐的作用,編輯整理大灣區社會組織的發展動態、粵港澳各地的法律、法規、政策與經濟社會發展等信息,及時總結每次論壇的情況,應對各社會組織的業務訴求等。 其次，大灣區社會組織聯席會議下可設有專責小組,負責協調並落實聯席會議確定的事項，使粵港澳大灣區社會組織之間的合作更加有章可循,更加行之有效。其三，發揮商會、行業協會優勢，鼓勵市場主體直接或間接參與跨域社會治理。 商會、協會作為市場主體的代表性組織，反映市場主體的發展狀況，體現市場主體的價值追求。 因此，可以在整合原有“粵港澳商會高層圓桌會議”基礎上，成立“粵港澳大灣區商會聯合會”。 其下轄粵港澳三地有關民間商會和協會，並通過自身內部治理機構的建設和機制的運作，成為政府與市場主體間的橋樑與紐帶，加強發揮制定行業標準，認定資質，促進商貿以及科技合作等方面的作用。（三）健全斜向對接機制，落實大灣區內地城市與港澳的規則銜接現時粵港澳大灣區的治理問題對於大灣區內地城市而言仍然缺乏參與度，尤其是大灣區各地市層級政府，儘管它們與港澳特區政府形成了不同層級的斜交式聯動關係，但是目前其具體的對接與執行機制仍不夠到位，缺乏有效的規則銜接。 因此，健全和落實大灣區內地城市與港澳特區的斜向機制對接和規則銜接尤為重要。建議就中央和地方層面關於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權力劃分作出優化配置，適當授權廣東省及廣州、深圳、珠海與相關地市等充分權力，使之原有的與港澳特區政府形成的不同層級的斜交聯動關係可以轉化為直接落地的對接機制。 由於內地與港澳合作領域的事權大多在中央，特別是涉及生產要素跨境流動的制度和規則，決策權在出入境、海關、金融監管等中央部門。 所以，適當授權，64

改變省市地方政府層面權限不足的問題，有利於進一步健全大灣區內地城市與港澳特區的斜向對接機制。 除此之外，中央還可以考慮與港澳共同推進制定粵港澳規則銜接的原則、方向和路徑的綱要性指引，就人員、資金、商品、信息等要素流動以及市場准入、監管制度、標準規則、專業資格、法律衝突、爭端解決等中央事權領域，進行原則性和方向性的規定，為大灣區內地城市與港澳政府協調推進上述領域合作的具體規則銜接提供保障。採取小切口改革方式，創新大灣區內地城市與港澳的銜接規則。 在保持粵港澳三地原有規則不同的基礎上，通過“小切口”進行創新性的規則銜接。 “小切口”主要是指內地依託合作平台和試點的特殊政策，目的是對標港澳，尤其是相關特殊政策涉及稅收優惠和金融、科技創新重點等領域的針對性突破等。 “小切口”初步階段可以在廣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橫琴三個深度合作區進行，如利用三個合作區“人才試驗區”試點探索針對境外高端人才的 15% 稅收政策優惠，在深圳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率先探索允許香港建築師負責制、在珠海橫琴設立澳門街坊總會廣東辦事處等。若“小切口”改革取得良好成效，可以在大灣區內地 9 市推廣。（四）制定粵港澳大灣區法治共識標準，消減粵港澳三地法律衝突法律是各類社會主體開展合作的制度保障。 現時粵港澳三地間合作的相關法律不明晰，缺乏法律層面對於粵港澳大灣區跨域治理的法制保障。 然而，由於粵港澳三地各屬不同法律體系，大灣區存在區域法治價值衝突局面。 粵港澳大灣區的法治建設既要維持香港、澳門實行的“一國兩制”框架，還要整合大灣區內 9 個城市相關的制度和體制。 這就需要一種內地和港澳都能接受、認可的法制基礎和法律理論，並以一種制度化的可操作性的方式予以推行。推進粵港澳大灣區法制建設，重點在於凝聚法治共識，著力解決三個不同法律體系間的法治認同差異問題，以法治為核心價值觀尋求法治共識標準，逐步形成求同的法治文化。制定大灣區法治共識標準，首先要從法律制度層面確定其建設的相關權責歸屬，總體領導，部門職責，規劃範圍，法律適用等，釐清相關責任關係，確保粵港澳大灣區跨域合作制度在法律的約束下實施。 其次，統一的法律、規則和標準對經貿合作具有促進作用。 歐盟及世界其他國家或地區一體化進程表明，公共政策和法律法規的系統性制度安排是改善和提升要素流動狀況的重要手段。從發展角度來看，要實現粵港澳三地間的深度融合，需要消除大灣區內的法律衝突，推動跨域法治共識標準的形成。 再者，應積極探索府際合作、公私合作及私人合作的法律治理模式，逐步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具有較高法治水平、法治能力以及法治創新的中國灣區法治代表。五、結語粵港澳大灣區作為跨域、跨境與跨制度的合作區域，如何破解其因社會制度、法律制度、稅收制度等差異而產生的各種制度層面的阻礙，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實踐與深度融合發展中至關重要的問題，也是當下理論界與學界甚為關注的課題。 運用多層級治理理論解決不同政治制度場域下粵港澳大灣區跨域治理的挑戰，本身就是一種制度創新。基於多層級治理理論框架，本文提出從縱向政府制度、橫向社會合作機制、斜向銜接規則和貫穿縱、橫、斜多維度的法制來優化和創新現有的粵港澳大灣區跨域治理的一系列制度框架，包括相關的體制機制和法律規則。 首先，強化縱向領導制度，主要從中央第一層、粵港澳府際間第二層和大灣區內地 9 市第三層 3 個層面，優化和完善大灣區各層級政府間合作的體制機制與規則。 其次，建設橫向合作制度，主要是強調建立起“9+2”各地政府、企業、大學、社會組織中有代表性的社會主74

體與公眾共同參與的多主體多層次社會協同機制。 第三，健全斜向銜接制度，側重落實大灣區內地9 市與港澳的規則銜接。 第四，構建粵港澳大灣區法治共識標準，目的是消減粵港澳三地法律衝突，增強跨域治理的法治保障。 這是解決粵港澳大灣區治理制度障礙之需，也是完善“一國兩制”基本制度之需。概言之，建立一種以縱向等級領導和行政督導，橫向談判、協商與協作，斜向規則銜接以及有法律制度保障和制約的多層級治理模式，對推動粵港澳大灣區跨域治理制度的創新和豐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實踐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①中共中央、國務院：《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年 2 月 20 日。②參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宣講會在港舉行》，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2019 年 2 月 22 日。③參見《灣區發展辦成立 袁民忠任專員》，香港：《文匯報》，2020 年 11 月 24 日。④參見《統籌相關總體設計及工作部署 政府設立建設大灣區工作委員會》，澳門：《華僑報》，2018 年 11月 13 日。⑤⑥方木歡：《縱橫聯動：粵港澳大灣區政府間關係的理論分析》，南寧：《學術論壇》，2020 年第 1 期。⑦秋紅：《香港立法會誕生簡述》，北京：《政治學研究》，1996 年第 4 期。⑧張淑鈿：《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建設中的法律衝突與法律合作》，北京：《港澳研究》，2017 年第 3 期。⑨毛豔華：《粵港澳大灣區協調發展的體制機制創新研究》，廣州：《南方經濟》，2018 年第 12 期。⑩仲舒甲：《多層次治理與制度理性：歐盟共同貿易政策決策研究》，北京：外交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09 年。John Peterson, Elizabeth Bomberg, Decision⁃Makingin the European Union,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1999 : 141⁃142.Fritz W. Scharpf,Notes Toward a Theory of MultilevelGoverning in Europe,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2001, 24 (1) : 1 – 26.貝阿特·科勒—科赫：《歐洲治理的演變與轉型》，見俞可平主編：《全球化：全球治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年，第 284 頁。Thomas Risse⁃Keppen, Exploring the Nature of theBeast: Internationl Relations Theory and ComparativePolicy Analysis Meet the European Union, Journal ofCommon Market Studies,March 1996, 34 (1) : 53⁃80.Markus, Jachtenfuchs, The Governance Approach toEuropean Integratio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Studies,2002 (2) : 245⁃264.楊愛平、鄭曉雲 ：《港澳青年融入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的行政推動機制研究———以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地建設為例》，廣州：《青年探索》，2022 年第 2 期。張福磊 ：《多層級治理框架下的區域空間與制度建構：粵港澳大灣區治理體系研究》，哈爾濱：《行政論壇》，2019 年第 3 期。徐菁憶：《“一帶一路”視域下跨區域多層級合作模式研究———以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合作為例》，北京：《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 2022 年第 2 期。鄒平學：《粵港澳大灣區法治合作和規則銜接的路徑探討》，廣州：《青年探索》，2022 年第 4 期。文雅靖、王萬里：《論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則銜接》，廣東深圳：《開放導報》，2021 年第 2 期。馮澤華：《粵港澳大灣區公共衛生區際法律衝突的調適邏輯》，北京：《港澳研究》，2023 年第 1 期。邢翔：《全面提升粵港澳大灣區法治建設國際化水平的思考》，北京：《中國司法》，2019 年第 1 期。作者簡介：吳巧瑜，華南師範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粵港澳大灣區教育與社會融合研究中心副主任。 廣州　 510006［責任編輯　 劉澤生］84

澳門理工學報　 2023 年第 4 期麥仕治《廣州俗話〈書經〉解義》訓釋特色研究*張美蘭［提　 要］ 　 清代麥仕治《廣州俗話〈書經〉解義》一書，是一本用粵語口語解釋《書經》的直解體文獻，是一部反映 19 世紀末粵語口語的寶貴文獻。 尋找出一條《書經》走向民間通經致用的新途徑。拓展了《書經》研究的新視角。 本文重點介紹該文獻俗話解義的特色和對早期粵語的研究價值。［關鍵詞］ 　 麥仕治　 《廣州俗話〈書經〉解義》 　 粵語　 訓詁［中圖分類號］ 　 I20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3） 04 ⁃ 0049 ⁃ 09一、引言《書經》即《尚書》，記載了三王二帝三代治國平天下之道。 歷代注解《尚書》的著作層出不窮。漢代註解集中在唐代的《尚書正義》中。 宋代有代表性的當屬蔡沈的《書經集傳》。①唐翠芳（2009）在介紹《書經集傳》訓詁內容時指出：其訓詁除釋詞外，還包括釋題、注音、闡釋語法、疏通文意、訓釋特有概念和同義詞、校勘、補充說明、說明上古典章制度以及指出修辭手法等方面的內容。②宋以後有代表的屬明代張居正《〈書經〉直解》，③是為萬曆皇帝定制的宮內讀本，以釋詞和釋句為主，是通俗易曉的直解體文獻。 清代將明張居正《〈書經〉直解》納入到朝廷經筵、日講的範圍，因此有了康熙朝的《日講〈書經〉解義》。④綜上三種，與之對比，麥仕治《廣州俗話〈書經〉解義》⑤（1893），在訓釋範圍等內容和方法方面比宋代蔡沈的《〈書經〉集傳》少；與明代張居正《〈書經〉直解》體例相似，雖以經文對譯為主，因明確的受眾對象不一，相關的附加說明內容較少，單個詞的釋詞比例少。 與康熙《日講〈書經〉解義》相比，少了有關皇帝政治主張方面的意識。 所以說，《廣州俗話〈書經〉解義》更多的是沿用了中國傳統訓詁學的方法進行句子釋義，其俗話，正是以地方粵語的語義直接解釋《書經》原文，是直譯的一種。 下面我們選取明《書經直解》⑥與清《廣州俗話〈書經〉解義》 （下文簡稱《俗話》）的釋義片94∗本文係國家社科重大項目“中西交流背景下漢語詞彙學的構建與理論創新研究”（項目號：２１＆ＺＤ３１０）之子課題“中國傳統語言文字之學觀照下的漢語詞彙學”與“近代漢語語法演變與現代官話及粵語關係之研究”（項目號：１９ＺＤＡ３１０）的階段性成果。

段，進行對比，可直觀地顯示兩個文獻各自的特點。 本文以宋體標示原文，以楷體標示各訓釋文義的內容部分。 《俗話》引文出處，按卷數和卷內頁碼標示。（1）《舜典》：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张居正《书经直解》：月正就是正月，元日是初一日，格是至。 文祖是帝堯的始祖。 已見上文。先時舜受終於文祖，不過是替帝堯攝得天子之事。 至堯崩之後，舜服三年喪既畢，天下之人都來歸舜，不容遜避。 舜於是以除喪之明年正月初一日，復至文祖之廟祭告，才即天子位焉。 必以月正元日者，蓋月正乃一歲之始，元日又一月之始。 人君即位改元，必與天下更始，故取歲月之首，以重其事也。 上一節是記堯之終，此一節是記舜之始。《俗話》：迨至守滿國喪後，到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個舜帝就上到佢個間文祖太廟處。 （《卷一·八》）（2）《冏命》：王若曰：“伯冏。 惟予弗克於德，嗣先人宅丕后。 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張居正《書經直解》：宅是居，丕后是大君，怵惕是恐懼，厲是憂危的意思，愆是過失。 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乃呼其名而告之說：我周文武創業，成康嗣位，皆一德相承。 今予一人，不能全乎君德，乃繼嗣前人，居此大君之位。 祖宗累世之基業，四方萬姓之安危，皆責在朕躬。 為此中心怵惕，恒恐不勝其任。 憂危靡寧，至於中夜而起，不能安寢。 惟思免於過失，以求無忝君人之道耳。《俗話》：周穆王又咁話，呀，伯囧。 我現下唔能行得乜野善德的好處。 来照承繼嗣先王的皇業，咁登坐呢一個皇帝的大寶座。 是以我自己個心，就驚慌，自己亦又省悟，自知得出，我現下接手來坐呢一個帝位係艱險的事。 咁就至令到我有時三更半夜，都要起身來坐。 咁想吓，要用乜野法子來做，然後正能夠使我做事，免得唔使做錯。 （《卷五·卅八》）以上張居正《解義》以句群（或對話）為單位，用明代白話口語先解單個詞，後一句一句解釋每個句子的大意。 且在正文解釋中注意訓釋上下文義之間的關聯，點明了言外之意。 而《俗話》以句子為單位，用清代粵語口語先解析每一個句子的句義，單個釋詞置於釋句之後，且佔比不多。麥仕治這種訓釋經文的風格，與清代著名的訓詁學家如段玉裁、王念孫對《尚書》訓詁的品質相比，更是有很大區別。 秦力、錢宗武（2021）指出：段氏《古文尚書撰异》側重字形、詞義，以釐清《尚書》版本流傳中的异文問題。 而王氏《尚書》訓詁側重句法和虛詞，以澄清前人誤說。⑦麥氏在該書《序》中說明了解義目的：“俗話講解，體屬尋常解法，然准可易於啟發愚矇學者之心智。 ……余因此當我平日在稅關辦公事後，歸家，得有餘時候，將《詩經》《書經》兩套書，逐句書句，音注以俗話，解發明白，不怕貽笑大方。 庶冀少年婦女男子，教育得稍識個字者，若手攬此書展讀，便能自己解讀得，明白此書中之趣味耳。”這種“尋常解法”，冀粵語區“稍識個字者”能識解得書中每句話之意義。 本文主要考察麥仕治如何用粵語口語，跨越古今時空，來解釋《書經》這樣早期的書面語文獻。 麥仕治在訓解過程中，又是如何巧妙地運用通語口語詞和土話詞來解釋“聱牙奥邃”的經文。二、以句子單位，以義訓為主要手段，以直解體體式來梳理句義傳統的訓詁學內容包括釋詞、釋句、釋段、釋篇等。 釋詞方法，形訓、聲訓、義訓。 宋代蔡沈的《〈書經〉集傳》屬於這種類型。 而《廣州俗話〈書經〉解義》撰寫的目的在於“逐句書句，音注以俗話，解發明白。”所以不需要探求本義與詞源，不探求形訓、聲訓，義訓成為主要訓釋方法。 整本《俗話》以句子為單位進行解釋，其體式先列《尚書》古文，後翻譯句子，然後就句子中的古詞進行單獨翻譯。 下面來看唐書《尧典》一段。 如：（1）曰：史臣叙述堯帝事績，佢就咁話。 若稽古，試考究昔日古時。 若，順也。 稽，考也。 帝堯05

曰放勛。 個堯帝個人的事績，我地就見堯帝個人的功勞就極之至大。 放，至也。 勛，功也。 言堯帝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 欽明文思安安，佢為人就極之恭敬、極之通明、極之有文理、極之有思想。 兼佢所行所作各樣事行，皆出於自然，無一的勉强咁的神氣。 欽，恭敬也。 明，通明也。 文，文章也。思，意思也，即好想像意。 安安，無所勉强也，言其德性之美皆出於自然。 允恭克讓，佢個人為人確的真實有禮、恭敬，兼又能謙卑遜讓。 允，信也，真，寔也。 克，能也。 光被四表，咁佢所做出來的事行盛德，就化及到通天下周圍四處、海外地方。 光，顯也。 被，及也。 四表，四海之外也。 格於上下，兼又感格到上天下地。 格，至也。 （《卷一·一》）這就是該書的體式。 句義訓釋的途徑有二：其一，可以用通語的，則沿用通語。 如：“稽古：考究昔日古时。”單個古詞有可沿用前人之說的，則加以陳列。 如：“若，順也。”“稽，考也。”“帝尧，曰放勋。”“钦，恭敬也。”“明，通明也。”“文，文章也。”“思，意思也，即好想像意。”訓釋古書早有歷史傳統，訓詁的産生，是由語言的演變而引起。 這些詞匯就是因其古往今來的差异性而被重點解讀，所以在正文中要做解釋，這就是解釋單個詞在書中占有一席位置的原因。 這也是學習《書經》古文時需要重點理解和掌握的詞匯。 關於“帝堯，曰放勛……”這一句，則是對“堯”的補充介紹說明。 其二，是對有粵語個性特徵的對應詞，則用粵語對譯。 如“曰：話說”、“佢他”、“咁如此”、“個那”、“我地我們”、“極之很”、“事行事情”、“一的一點”。 需要點明了上下文義的句子也大致夾雜著大量的粵語特徵詞。傳統訓詁學中的隨文釋義與通釋語義有一定的相通之處。 《廣州俗話〈書經〉解義》將兩者結合起來通釋語義，在俗解中巧妙地解釋未知的詞義。 其句義訓釋角度有解釋字面義，點明上下文語境語義，揭示句式的語法含義，指出修辭義。（一）解釋字面義解釋字面義，是解義最主要的內容，隨處可見。 如：（2）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 咁來定正日月節令，俾子民留心，來個敬守。 佢另又分派開來，命羲氏個第二細佬，來去住在嵎夷個處地方。 就封賜佢個官銜，叫做暘谷官。 暘，明也。 谷，山谷。 暘谷者，取日出之義也。 （《卷一·一》）（3）瞽子，佢係盲眼佬嘅仔。 父頑，佢個父親為人就好頑梗無理。 母囂，佢個後母為人個口講說話總無的多殷實忠信。 象傲，又佢個個唔同老母生的細佬亞象，為人就極之自恃，極之驕傲。 傲，驕傲。 克諧以孝，咁佢都能盡得孝道，使得父子兄弟各人，大家一家團圓和氣。 諧，和氣也。 烝烝乂，兼又使得佢父子各人，暫暫自己又曉來修好做善。 烝，進也。 烝烝，暫暫進前為善也。 乂，治也。修好做善也。 不格奸，就不至變成做大奸大惡。 （《卷一·四》）以上，訓釋詞義有兩種方法：一是在訓釋句義之後的單獨釋義，如：暘，明也。 谷，山谷。 暘谷者，取日出之義也。 傲，驕傲。 諧，和氣也。 烝，進也。 烝烝，暫暫進前為善也。 乂，治也。 修好做善也。一是在隨文釋句中滲透，從句中可分析出來。 如：分命羲仲：分派命令羲氏個第二細佬。 宅嵎夷：住在嵎夷個處地方。 瞽：盲眼。 頑：頑梗無理。 囂:說話無殷實忠信。 克：能。 一旦可以用粵語詞口語解釋的，則隨文譯出。 如：“盲眼佬瞎子”、“仔兒子”、“佢個父親他的父親”、“的多一些”、“老母母親”、“細佬兒子”、“個個那個”、“個處那處”。 “亞象”中“象”，人名。 舜的同父異母弟弟。 亞，詞頭。 即阿象。 《俗話》一書還有“亞益”、“亞禹”、“亞稷”、“亞啟”、“亞夔”、“亞釗”以及稱謂詞“亞叔”等，其構詞用法同“亞象”。（二）點明上下文語境語義這裡的上下文，可以是語篇內的詞、短語、句群、段落，也可以是某一語段所在的整個語篇。 從上下文語境對詞義的制約與顯示角度看，《俗話》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15

1. 用詞的組合關係解釋詞義（4）至治馨香。 治國治得極之平治呢一段事行，就猶之乎好似一樣香香的物咁香。 感於神明。能夠來感達動得神明。 黍稷非馨。 穀米雜糧，呢幾等菓品之物，其實唔係眞確係香。 明德惟馨。 實係光明正亮個一樣善德善行之好處，正為係眞確香。 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 咁爾就要將周公呢一段事，教道的理，來作爾的大規模、大法子。 惟日孜孜。 自己就要日日勤力來學。 無敢逸豫。 切不可好縱自己性情，好來貪懶，貪安樂自在。 （《卷五·廿五》）“致治馨香”，《俗話》把它比作一段事行，把“馨香”比喻成香物之香，形成了主謂關係的比喻句。 “感”，含致使義的被感動。 句中恰當地譯成“來感達動得”。 “猷訓”指教化的方法，《俗話》譯成大規模、大法子。 “孜孜”譯成偏正結構“勤力來學”。 “逸”，指縱情貪懶。 “豫”指貪安樂自在。2. 利用句間組合關係解釋詞義《書經》屬於上古文言書面語，句式簡約，翻譯時需要理清句子相互間的關聯。 如：（5）詢於四岳，佢就同佢個個總理天下四方諸侯事的宰相總官斟酌。 詢，謀度也。 辟四門，用點樣法子來招取得通天下東西南北各處地方來的賢人，莫俾人來个阻塞瞞蔽，唔奏上來薦用賢人呢一條法子。 （《卷一·八》）四門：指明堂四方的門。 辟四門：遍开明堂四门。 《俗話》利用句際組合關係，用土語解釋了該句所含語義，強調的是“用點樣法子”來招募四方各地賢人，“莫俾人來个阻塞瞞蔽（四門）”。這樣的例子，是翻譯者解義時需要著力處理的部分。 在《俗話》中出現比較普遍。3. 利用語篇語境考釋詞句以兩個片段為例，說明這問題。 如：（6）率作興事，慎乃憲。 欽哉！ 屢省乃成。 欽哉！ 呢的事係要爾自己出主意督率，叫人來做先，共又要爾自己將事來做出先。 咁爾就又要謹慎顧嗣依返晒爾自己一向所設立定個的規矩法律，咁做出來正好。 呀！ 切要謹慎依正來行來做正好。 兼又要常常將爾所做成的事行，時時自己來考究查察吓正好。 咁就切要謹慎記嗣在心，照嗣來行來做咯！ （《卷一·廿五》）例中的兩個“欽哉”都是祈使句，譯成：“切要謹慎依正來行來做正好。”“咁就切要謹慎記嗣在心，照嗣來行來做咯！”這是根據上下文義，組織連綴成文。 而其中的“屢省乃成”，則是利用句際組合關係解釋成：“兼又要常常將爾所做成的事行，時時自己來考究查察吓正好”。（7）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個皇帝於是就將佢地所獻到來呢的物，照來擺開俾人睇，咁顯佢地自己所做出個的善德善行的好處，來心服得人。 咁得到人獻到來呢的物，佢就又照將呢的物，拈出來分惠賜俾過各國個的唔同自己同姓有國的諸侯。 無替厥服，咁分賜俾佢地法，個心就等可來个勉勵吓佢地各人個心，莫个來廢棄自己職位，唔个來盡忠照嗣自己個一個官的職役，來做事、辦事。 分寶玉于伯叔之國，佢又將個的寶貝値錢的物，共玉石各樣，照又拈出來分賜俾過自己同宗同姓個的叔伯有國的諸侯。 時庸展親，咁一心同自己的親人來結親密的咁的親情。 （《卷三·二十》）這一段原文大意是：天子於是向這些异姓的諸侯分賜貢物，以昭示聖德，使他們不要荒廢自己的職事；又分賜寶玉給同姓諸侯邦國，以此來明示骨肉親情。 而《俗話》則是從貢物分賜到异姓諸侯與同姓諸侯的區別，來說明如何按照不同的關係，實現不同的目的。粵語“俾”有幾個用法。 一是“俾”字使役句，如：“照來擺開俾人睇。”一是用在雙及物“V+俾過+間接賓語（與事）”句，如：“佢就又照將呢的物拈出來分惠賜俾過各國個的唔同自己同姓有國的諸侯。”“照又拈出來分賜俾過自己同宗同姓個的叔伯有國的諸侯。”余靄芹指出：“V+俾過+賓語”中25

“俾過”連用的例子，是粵語中很重要的現象。 標志著舊詞“過”被新詞“俾”取代之前，語言變化過渡時期的新舊詞融合同用的混合體現象。⑧《俗話》中已經出現了舊詞“過”、混合詞“俾過”、新詞“俾”單用的三種用法，正好為這組詞興替變化提供了一個完整過程的樣本。4. 利用交際語境還原經義下面是周成王去世，周康王即位後，太保和芮伯恭敬地勸勉周康王繼承發揚文王和武王（佢地兩人）的遺志的一段翻譯。 如：（8）敢敬告天子。 呀，天子皇帝，我地各人敢胆恭恭敬敬，照將我地各人為臣子的心事，一一盡行來禀奏俾皇上爾知。 皇天改大邦殷之命。 現下上天將賜過大國殷家有天下做皇帝，呢一條天恩的帝命，來更改換轉。 惟周文武，誕受羑若。 咁我地周朝文王武王，先日佢地兩人，就得照嗣同返佢地殷家先日所得受天恩賜做皇帝，咁一樣來个大大領受到。 克恤西土。 兼自己又能將各樣善事，照來做得出，咁得在西便咁多處地方都顯得出，又使人人都知得到佢地個兩人，一向治國所做個的善政。 惟新陟王。 咁爾現下新登位做皇帝嘅人。 畢協賞罰。 凡辦各件事情，一賞一罰，俱要依正嗣公道的法例來行來辦。 戡定厥功。 務須件件事，辦出都要依足先王兩人，先日所定制落，個的善德咁的功業。 用敷遺後人休。 及又照將得返呢一個天下的福樂，來照遺傳得返，俾佢兒孫的後人。（《卷五·卅一》）這一段《俗話》翻譯，將大臣（我地各人）禀奏新天子（天子皇帝- 爾）時的敬慎勉力的語境突出了。 祈使句：“俱要……”“務須……”，突出了期望語氣，現場對話意味濃。（三）揭示了句式的語法含義每一個句子都有自己的句式特點，《俗話》也特別注重每句的個性特點。 如：（9）禹曰：“惠廸吉。”大禹話：凡人做事，從善理個一條路來行，就大吉大利。 慧，順也。 廸，進前來行也。 從逆凶，從惡個一條路來行就凶。 惟影響。 咁吉凶的報應法，就即如猶之乎好似有個影來跟隨住自己尾，共又猶之乎好似山谷中的應聲咁來答應自己法咁快一樣。 （《卷一·十二》）（10）帝曰：個舜帝話，俾予從欲以治，爾咁做法，正正係依得返嗣，使我個心所想得到係咁一樣來治理政事法。 四方風動，兼又能教化得，使得四圍處處地方的人，肯聽教來做善，猶之乎好似係被風來个鼓動佢地個心，咁改轉來順從歸向做善法咁一樣。 惟乃之休。 咁呢一叚的功勞，就係爾的善政教化的好處功勞咯。 （《卷一·十四》）名詞“影”、“響”、“風”在句中用做狀語表示動作的方式：如同影子跟隨和回聲應和，如同被風鼓動了。 因此，釋義中用了具有粵語特色的“如+猶之乎+好似……”“猶之乎+好似……咁一樣”的比喻句來形容。 至今“好似”一詞仍是粵語比擬句乃至平比句中常用的比擬動詞。（11）明四目，達四聰。 兼又使得自己得親眼來見晒天下民人的民情，共又得親耳來聽清楚天下民人告訴事幹的原委。 （《卷一·八》）形容詞“明”、“達”在句中是表示“使……明”“使……達”的使動用法，且強調動作行為的結果，除使動用法外，句子以“得親眼來見+晒”“親耳來聽+清楚”的動補結構表達動作的結果，特別到位。 其中“晒”用在動詞後面，是表示含全稱量的動作或情狀的完成的特殊副詞，具有粵語個性的特徵詞。（四）指出修辭義講解抽象的道理或複雜的關係，比喻是最好的解釋手段。 《俗話》解義中常用。 如：（12）臣作朕股肱耳目。 現下治理天下，我倚賴我的朝臣同我來治理，就猶之乎好似作係我一個人的本身有對脚腿手臂得來運用，共又有對耳有對眼得來聽野，得來睇野一樣。 股，腿也。 肱，手35

臂也。 （《卷一·廿一》）（13）若網在綱。 遷都子民從遷與不從遷呢一段事，就譬喩猶之乎好似一堂大魚網，亂亂，就得有個一條拉嗣網的大繩。 有條而不紊。 咁就使得個一張網就有層有次，唔使來個整亂一樣。 條，整條也。 紊，亂也。 （《卷二·三十》）（14）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個天，光明正大咁顯出佢的威，令人來驚畏，就即如猶之乎好似我地做百姓人一樣咁來敬畏威勢一樣。 （《卷一·二十》）“股肱”、“耳目”、“網綱”、“明威”在句式關係中，非該詞本義所指，只有藉助修辭加以翻譯。這樣的翻譯在《俗話》中較為普遍，讓人容易接受。三、開啟了一種將通語與土話相結合的口語訓釋模式（一）大量使用的粵語口語詞《俗話》的主要目的就是底層讀者可以閱讀書經的通俗語義，所以粵語土話是追求的目標。 粵語口語詞應該是常用詞。 如：（15）益曰：亞益就話。 吁，戒哉！ 嚡，咁真正要留心子細咯！ （《卷一·十二》）益，人名。 亞益，亞，詞頭。 曰：話。 表示言語動作，至今粵語仍用“話”。 吁，語氣詞，譯為“嚡”，是具有粵語特色的詞。 本書多次出現，以對譯文言詞“吁”、“嗚呼”或感歎句。 如：帝曰：吁！ 個舜帝歎一聲，就咁話：嚡！ （《卷一·廿一》）嗚呼，曷歸？ 嚡，咁現下我地向邊處來去，歸邊一處好呢？ （《卷二·十二》）嗚呼！ 閔予小子。 嚡，可憐吓我呢一個年少的小子。 （《卷五·四八》）厥惟艱哉！ 嚡，咁佢地個的人，就幾艱難，幾苦楚呵。 （《卷五·卅七》）晚清，“嚡”，對譯官話口語詞“嗐”。 如：（16）嚡，呢個細蚊仔實在冇出頭，成日遊手好閒，一啲正經事都唔造。 佢嘅父母都唔管佢咩？（《粵音指南》卷一第三十三課）該句正是來自對《官話指南》的粵語翻譯：“嗐，這孩子實在沒出息，整天家遊手好閒，不做點兒正經事。 他老子娘也不管他麽？”⑨“咁”，原為指示代詞，可以表程度，也可指稱方式等。 由此在口語中虛化為開啟話題的連接詞，表示某種邏輯關係，起關聯作用，相當於普通話中起同樣作用的“那、那麽”等，⑩引起下句。 這種用法在《俗話》中特别常見。 如：（17）協和萬邦，咁佢就能將呢的善德來和睦，得天下萬國。 黎民於變時雍，咁一通天下各國風俗，個個都同一樣和氣。 咁就凡所有個的少年黑發的人，就個個竟然都改惡，變為和氣做善。 （《卷一·一》）《俗話》反映了清末粵語口語詞的面貌。 這些詞如：哉語氣詞 “ 咯 ”、幾耐多久、嬲怒惱怒、頂頸顶撞、點怎麼、點樣怎樣、皮性脾氣、喊哭，到今天還在使用。 這些可為編纂粵語辭書提供第一手文獻的支撐。（二）大量使用粵語特徵語法1. “AAB”多音節構詞（18）笙鏞以間，咁一唔打鼓之時，就又吹簫打鐘，咁殿上同堂下兩處咁打輪流來打來奏。 鳥獸蹌蹌；咁奏出鼓樂的聲音，就和和平，致令到雀鳥走獸聽聞都覺得歡喜樂來跳來舞。 蹌蹌，行動貌。簫韶九成，及至又依照嗣皇帝所定個九章樂歌來奏，咁奏唱勻晒個九章樂歌用個的鼓樂。 鳳凰來儀。 咁就又有祥瑞鳳凰雀鳥，來到朝廷上咁歡歡喜，有禮有律來跳來舞。 （《卷一·廿四》）45

雙音節詞以“AAB”重叠第一音節形式出現，“和和平”形容音樂的和諧。 “歡歡喜”形容心情的快樂。 《俗話》釋文中大量出現。 如：欽若昊天，樣樣事都恭恭敬咁順住個廣大的天。 若，順也。 昊，大也。 （《卷一·一》）兢兢業業，兼知樣樣事就務必要謹謹慎、恐恐懼，慌怕做錯咁嘅心事。 （《卷一·十九》）方施象刑惟明。 兼之佢亦又明白曉得來分清楚人家所犯的罪惡，係輕抑或重，咁子子細好小心謹慎來个行刑用刑。 （《卷一·廿四》）先王子惠困窮，昔日先代皇帝，佢就仁仁慈咁嘅心術來體恤待及佢個的凡係窮困受災受禍咁的難民。 佢待佢地，就猶之乎好似係待自己子女咁一樣恩待。 （《卷二·廿四》）余靄芹也指出了“AAB”這種構詞現象。他如：迷迷亂，出出色，光光明，大大只，嚴嚴令，奢奢華，架架勢，深深水，虔虔心，敬敬意，聰聰明，畏畏懼，誠誠心，細細微，易易行，好好行，顯顯達，用用心，辛辛苦，凶凶惡，勤勤力，立立亂，留留心，浮浮泛，懶懶惰，光光亮，憂憂愁，昏昏黑，公公道，平平和，威威嚴，明明見。 是具有粵語特徵的重疊形式表示法。2. 用於句末副詞“先”“添”（19）惟先蔽志，凡事咁就要先將個一件事來先先決斷立出心事先。 （《卷一·十六》）罔有擇言在身。 是以佢地自己問心，日夕所行所辦各件案情，件件辦出都係對得人嗣，自己總唔使話要先先想正說話先，然後正敢來講得出俾人知。 （《卷五·四二》）（20）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共又同亞稷來播種五穀，咁教的子民除僥取肉食呢條法子之外，另又點樣法子就又來耕種得糧食添。 （《卷一·廿一》）有廢有興。 國政章程之中，其中就有的係當要刪改廢去唔着來用，又其中又有的又當要照來加添。 （《卷一·廿四》）3. 用於動詞後表示時態助詞“埋完結態”、“住持續體”、“親進行體”、“僥完成體”等（21）無求備於一夫，個心亦又唔着想樣樣事都要實個一個人來做埋晒。 （《卷五·廿六》）允釐百工，咁自此以後，遵照住咁樣法子來造出呢的時節日子律曆志，俾衆百官有所遵守治理。（《卷一·三》）惟慎厥事，總知凡辦親樣樣事，就望爾留心謹慎來辦來做。 （《卷五·卅六》）三十在位，咁佢署理僥堯帝個個帝位，就署僥三十年。 （《卷一·十一》）4. 用於動詞後“V+吓”“V+吓”即“V 一下”，表動量小、時量少和嘗試的語法意義，《俗話》中常用。 如：（22）我其试哉！ 好，咁我来试用吓佢。 （《卷一·四》）稽於衆，自己又必要稽考吓衆人的心志意見。 （《卷一·十一》）帝念哉！ 咁，呀！ 請皇上爾試想吓佢呢一個人呵！ （《卷一·十三》）不昏作勞，就總唔出力來做吓苦工。 （《卷二·三十》）以佑乃辟。 咁照來幫輔吓爾地個一個國王。 （《卷五·廿四》）《俗話》中表現出粵語雙賓句、比擬句、選擇問句、使役句等句式特點，限於篇幅，另文描寫。（三）提供了通語口語與土語口語兼容的翻譯模式白話口語有官方的白話、地方的白話、地方的土白話，清末正是官話口語與地方口語開始得到重視的新時期，晚清的白話報刊兼設官話口語、地方口語與地方土話的不同版塊欄目，分別為知識分子階層、下層官方以及社會底層等不同階層人服務。 麥氏在《序》開宗明義指出：“庶冀少年婦女55

男子，教育得稍識個字者，若手攬此書展讀，便能自己解讀得，明白此書中之趣味耳。”因此，《俗話》很好地將通語口語與粵語土語結合起來解義。（23）罔失法度，唔好失守國中所定立個的紀綱法度。 罔遊於逸，又自己莫個來縱性好貪，自在來去遊蕩。 罔淫於樂，共又莫個太過縱性來個太去快樂。 任賢勿貳，又爾任用個的有賢才善德的賢人，就莫個來俾個的小人混入咁插埋在內，近住爾身側邊處。 去邪勿疑，兼又莫個思疑來個辭清去晒個的惡念的事。 疑謀勿成，共又有思思疑疑唔得決斷的計謀，爾就莫個照來行用。 百志惟熙。 咁爾就當要練學爾所有百樣思慮罣心的心志，就要明白其中裡頭合理的道理。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又莫個來去做出個的唔合義理的事行，咁貪受人家來稱讚，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 兼又莫個來去抗逆衆人嘅心，咁要順晒自己的心志。 咈，抗逆也。 （《卷一·十二》）這段釋義中，一方面，粵語特徵詞得到體現。 如：“罔”“勿”“罔”，禁令副詞，粵語用“唔好不要”“莫個/莫個來不要”。 “來個”，表目的的“來”。 “個的”，代詞，那個。 俾，讓。 “插埋”的“埋”，“近住”的“住”，是粵語動詞後表體詞尾，“插埋”，插。 “近住”，近著。 “晒”，副詞，都。 “嘅”，助詞，的。 而另一方面，對一些抽象的語詞，譯者用通語解釋。 如：“失法度”：失守國中所定立個的紀綱法度。 “遊於逸”：縱性好貪，自在來去遊蕩。 “淫於樂”：太過縱性來個太去快樂。 “任賢”：任用個的有賢才善德的賢人。 “百志惟熙”：咁爾就當要練學爾所有百樣思慮罣心的心志，就要明白其中裡頭合理的道理。 同一段中結構助詞“的”“嘅”並用。（24）平秩東作，兼又定正時節次序，俾各民人春天應開耕所當作的農事。 平，均平。 秩，序也。作，起也。 平者，事無大小，皆均平之。 秩者，事有先後，皆次序之。 東作，泛指民間所做的事。（《卷一·二》）這一句，與農時與農事有關，用常用語義加以解釋，釋詞中甚至帶有書面語的味道。 “平者，事無大小，皆均平之。”“秩者，事有先後，皆次序之。”“東作，泛指民間所做的事。”《俗話》還有一個特點是粵語特徵詞與漢語通語詞並用。 如：（25）比介于我有周御事：共又使佢地親親近近，咁来帮助吓，同我地周朝呢一朝個的治理政事嘅人臣来治理政事。 （《卷四·十五》）實悖天道。 佢地咁做法，實在有悖亂於上天的天道。 敝化奢麗。 有傷於風俗教化，兼又鼓動起各人個心，有驕奢淫樂，恃美咁的風俗的皮性。 萬世同流。 佢地個心就想使得後世嘅人，世世代代，都同歸向於來學佢咁一樣的風俗敎化。 （《卷五·卅五》）定语标記助詞，，官話用“的”，粵語常用是“嘅”，也用“個”。 《俗話》都有用，甚至在一句話中，三者都用。 且“的”多於“嘅”。 再如方位詞“邊”、“便”並用。 如：（26）延入翼室，就帶佢入到近俟停周成王靈柩傍便，個一便宮殿處。 （《卷五·廿八》）牖間南嚮，又在窓門，共門中間，向俟南便個一處。 （《卷五·廿八》）西序東嚮，又在傍便西便向東個一便。 ……東序西嚮，又在旁邊東便向西個一便。 （《卷五·廿八》）東流為漢，咁呢一枝漾水水源的流法，就向嗣東邊來流去。 咁流出的水，就成為漢水。 又東為滄浪之水，挨歸更加東便，遠遠，個便角個一處地方，咁呢的水流出去，就成為滄浪個條水的水。（《卷二·七》）“傍便”，旁邊。 “個一便”，那一邊。 “南便”，南邊。 “西便”，西邊。 “東便”，東邊。 “東個一便”，東邊，東的那一邊。 但是，也用“東邊”。65

因此，在《俗話》中這種通語與俗話並用的現象，體現了早期粵語口語文獻的一種文體形式。也是麥仕治《廣州俗話〈書經〉解義》的特點。結　 論清代訓詁講究義理、詞章、考據，在此背景下，考據之風盛行，對於傳統經學的訓釋更是如此。張遠影研究清代吳派《尚書》研究者時指出：吳派研究者在使用“因聲求義”與“據形索義”的訓詁方法時，不自覺地觸及到一些古音特徵“古無輕唇音”“陰陽對轉”等零星論述，對後世古音理論的産生有一定程度上的影響。 另一方面，吳派學者各展所長，不僅能够展示吳派學者擅於輯佚、校勘等方面個性特點，還突出了他們在金石研究與史學研究方面的成就。與這些傳統經學的經典闡釋之學不同的是，麥仕治的《廣州俗話〈書經〉解義》開拓出一條在地方普及經學的新途徑，以釋句、釋詞的義訓為主，用粤語以定義式義界法對《書經》文献進行義解。 形成了《書經》通經致用的另一種直解體體式，為窮途末路、面臨崩潰的傳統經學，尋找出一條走向民間之路，開啟了詮釋經典另一可行路徑。 雖然他沒有提出一套闡釋的思想和方法，但其中蘊含著深厚的經世致用的學術思想。一方面顧及到語言的通俗性，另一方面因上古《書經》的經學特點，從語言性質來說，《廣州俗話〈書經〉解義》是粤语土話與通行口語解義的融合。 麥仕治用這種方法還進行了《詩經》的訓釋，《廣州俗話〈詩經〉解義》就是他白話實踐的又一成果，為從闡釋學角度去反觀儒學思想以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等問題，提供了一條思路，這也有利於拓展經學研究的新視角。 這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方言地區的推廣有直接借鑒作用，應當得到應有重視。《尚書》學研究薪火相傳連綿數千年。 麥仕治的《廣州俗話〈書經〉解義》是一部用粵語研究《尚書》的著作，目前學者對其研究較少，未曾有從訓詁角度專門研究的論文。 期待本文能引起更多學者的注意。①蔡沈：《新刊四書五經———書經集傳》，北京：中國書店，1994 年。②唐翠芳：《〈書經集傳〉之訓詁內容》，合肥：《安徽文學》，2009 年第 4 期。③明代政治家張居正（1525~ 1582）是隆慶、萬曆兩朝皇帝之師。 他與內閣官員自隆慶六年（1572）起替年十歲的萬曆皇帝朱翊鈞講授《四書》、《尚書》、《資治通鑒》等經典，其後講稿編定成《四書直解》、《書經直解》、《資治通鑒直解》等。 這些為明代皇帝量身定制的宮內讀本，流傳至宮外，也成為一種通行讀本。④簡承禾：《康熙〈日講書經解義〉研究》，台北：東吳大學碩士論文，2012 年。⑤麥仕治：《廣州俗話〈書經〉解義》，廣州：羊城十八甫文寶閣承印，1893 年（清光緖癸己）。⑥張居正等：《書經直解》，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年（據北京故宮博物院館藏明萬曆元年經廠刻本影印）。⑦秦力、錢宗武：《段玉裁、王氏父子〈尚書〉訓詁品質异同論》，北京：《民俗典籍文字研究》，2021 年第 2 期。⑧余靄芹：《粵語方言的歷史研究———讀〈麥仕治廣州俗話〈書經〉解義》》，北京：《中國語文》，2000 年第6 期。⑨張美蘭：《官話指南匯校與語言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 年。⑩鄧大榮、湯燕珍：《廣州話的“咁”》，廣州：《廣州研究》，1988 年第 10 期。張遠影：《清代吳派〈尚書〉訓詁方法研究》，江蘇揚州：揚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 年，第 39 頁。作者簡介：張美蘭，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教授。 香港　 999077［責任編輯　 桑　 海］75

澳門理工學報　 2023 年第 4 期“朝向”義詞彙歷史語義地圖研究*莊卉潔［提　 要］ 　 漢語中的“朝向”義動詞具有多義性及多功能的特點。 本文運用語義地圖方法，在全面考察漢語“朝向”义動詞“向”“對”“朝”“衝”“望”基礎上，將歷時演變和共時方言分布相結合，首先根據現代漢語方言構建“朝向”義動詞的概念空間，進而根據漢語史語料繪製歷史語義地圖，分析“朝向”義動詞語義演變的路徑及方向、進一步探索該語義場內各詞語法化的內部動因，厘清多義詞各語義功能間的真正聯繫。［關鍵詞］ 　 朝向義　 語義地圖　 語義演變　 語法化［中圖分類號］ 　 I20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3） 04 ⁃ 0058 ⁃ 10一、引言漢語史上表示“朝向”義的常用詞有“向”“對”“朝”“沖（衝）”“望”等。①該組詞從不同語義源頭引申出“朝向”義，都經歷作動詞，與表示處所詞一起構成動賓結構“V朝向義 +NP處所 /方位”後，又在不同時期逐漸虛化逐漸由動賓結構變為介賓結構表示有生或無生方向作狀語，最後又產生不同的演變路徑。學界對該組詞的研究主要集中於某個詞或某幾個的語法化研究。 如：馬貝加（1999）、史冬青（2004）等對介詞“向”的萌芽及多樣化用法的研究；李琳瑩（1999）、石毓智（2001）、張美霞（2014/2015/2016）等關於“對”的語義特徵、語法化特點及演變過程的研究；馮春田（2000）、馬貝加（2002）等對“朝”的語義演變的研究；高顔顔、馬貝加（2013）對“沖”的語法化的討論。 此外，還有近義詞的比較研究，因篇幅所限不贅述。 從目前主要研究成果來看，該組詞在單個詞的語義、功能、語法化以及與相關介詞的比較等方面都取得了進展。 但系統性的對“朝向”語義場歷時和共時對詞義之間的關聯進行研究的成果幾乎沒有，而且對一些詞的研究也不够深入，缺乏系統性，對同一概念場語法化關係的聯動研究仍存在不足。85∗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漢語介詞的語義地圖研究”（項目號：２３ＢＹＹ０４１）、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漢語大語言視域中修辭與詞匯、語法互動研究”（項目號：２０＆ＺＤ２９８）及中央財經大學新興交叉學科建設項目“語言與圖像信息的認知轉化” （項目號：０２０８５９９１９００４）的階段性成果，並受中央財經大學“新苗學者”支持計劃資助。

本文將系統考察“朝向”義常用詞在現代漢語方言中的共時語義分布，並結合詞彙歷時演變繪製語義地圖，進一步追溯“朝向”義常用詞興替的原因，概括該組詞語義演變的模式，探討詞彙語義演變之間的內在聯繫。二、“朝向”義詞彙的共時語義功能考察（一）“朝向”義各詞功能節點分析本文結合前人研究成果和方言調查材料，選取“朝向”義常用詞的功能節點共 16 項：朝向、遠眺、去往、有生方向、無生方向、有生來源、經由、處所、處所源點、對象、關聯、受益者、處置、憑藉、平比、從來。 參考《現代漢語詞典》《現代漢語八百詞》詞典釋義結合以往研究成果，對這些功能進行簡要界定，並根據現代漢語方言及李榮主編《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43 個方言點所用的“朝向”義詞彙進行整理調查，構建“朝向”義概念空間。1. “向”的語義功能分析“向”的功能節點有：A. 朝向，動詞表示向著；朝著，如：這個房間向陽。 B. 有生方向，如：話向渠道。 （寧波方言：話向他說。）C. 有生來源，如：沒錢了先向渠借上。 （銀川方言：前沒了先向他去借。）D. 無生方向，如：小溪流向大海。 E. 關聯，如：你别老向着他。 F. 處所，如：我向呢處住佐一年。（東莞方言：我在那裡住了一年。）G. 處所源點，如：我向我朋友處來。 （東莞方言：我從朋友那裡來）H. 所在時間，如：呢件事向舊年發生。 （東莞方言：那件事在去年發生）J. 從來，時間副詞表示歷來、向來。 如：他上班向來沒有遲到過。依据《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②中 34 個點的“向”的语义功能，按語義功能由少到多建立以動詞“朝向”為核心的概念空間。 首先，揚州、牟平、忻州、厦門、崇明、丹陽、上海、蘇州、武漢、洛陽、西安、徐州 12 個方言點，“向”都只作動詞，表示朝向。 西寧、哈爾濱兩地有“朝向”“有生方向”2 個語義功能，故可建立二者之間的聯繫。 績溪、南通、太原、梅縣、于都有“朝向”“無生方向”2 個語義功能，黎川、海口、南寧、杭州、金華有“朝向”“有生方向”“無生方向”3 個語義功能；南昌、萍鄉兩地有“朝向”“從來”兩個語義功能，可建立“無生方向———朝向———有生方向———憑藉”“有生方向———關聯”語義功能的聯繫。但寧波“有生方向”“關聯”“從來”3 個語義功能可能具有雙向聯繫，這違反了“語義地圖連續性假說”，具體應該建立“從來”與“關聯”之間的聯繫，還是依據歷史上某個中間的語義功能消失造成了共時平面的“斷鏈”現象，下文將從歷時語義考察角度去尋找答案。 此外，濟南、銀川有“朝向”“有生方向”“有生來源”“無生方向”“關聯”5 個語義功能，目前無法根據現有調查建立語義功能間的聯繫。 廣州有“處所”“處所源點”2 個語義功能，東莞方言有“所在時間” “處所” “處所源點” 3個語義功能，可建立“處所———處所源點”之間的聯繫。2. “對”的語義功能分析“對”的功能節點有：A. 朝向，動詞表示向著、朝著，如：他家房子對著南邊。 B. 有生方向，如：你對他講清楚就沒得誤會了。 （柳州方言：你跟他說講清楚就沒誤會了）C. 無生方向，如：他對著老榕樹磕三個響頭。 D. 對象，如：大家對這個事都有看法。 E. 關聯，如：渠對我儂有意見。 （金華方言：他對我有意見） F. 處所，如：行對溪邊過去就會看見。 （福建平和方言：從河邊走過去就能看見。）G. 經由，如：對大路行恰好行。 （福建平和方言：從大路走好走。）③根據方言詞彙使用構建“對”的概念空間。 首先，建甌、福州“對”都只作動詞，表示朝向；西寧95

僅有“有生方向”1 個語義功能；柳州、蘇州僅有“關聯”1 個語義功能。 而南昌、太原、武漢有“朝向”“無生方向”2 個語義功能；牟平有“朝向”“有生方向”2 個語義功能；南通有“有生方向”“對象”2 個語義功能；貴陽有“對象”“關聯”2 個語義功能；可建立“朝向———有生方向”“有生方向———對象”“有生方向———關聯”之間的聯繫。梅縣、杭州、洛陽有“有生方向”“關聯”2 個語義功能，從語義引申的角度很有可能是詞義的演變造成的範圍縮小，某個歷史語義功能的消失造成的，下文將會進一步驗證。 在以上功能節點聯繫的基礎上，根據方言實際用法可建立其他方言點之間的聯繫，如于都有“朝向”“有生方向”“無生方向”3 個語義功能；揚州、上海、成都有“有生方向”“對象”“關聯”3 個語義功能；東莞、廣州有“有生方向”“無生方向”“關聯”3 個語義功能；銀川“有生方向”“無生方向”“對象”3 個語義功能；績溪、厦門、南寧 、丹陽、金華有“朝向”“有生方向”“關聯”3 個語義功能；萍鄉有“朝向”“有生方向”“無生方向”“關聯”4 個語義功能；婁底有“朝向”“有生方向”“對象”“關聯”4 個語義功能可以將以上兩兩相連的功能接連；再如長沙 、萬榮有“有生方向”“無生方向”“對象”“關聯”4 個語義功能；忻州有“朝向”“有生方向”“無生方向”“對象”“關聯”4 個語義功能；南京有“朝向”“有生方向”“對象”“關聯”4 個語義功能；濟南、烏魯木齊、海口有“朝向”“有生方向”“無生方向”“對象”“關聯”5個語義功能，《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 43 個方言點中“對”均無“經由”功能用法，可建立的“朝向———有生來源”“有生方向———憑藉”“朝向———無生方向”的聯繫。3. “朝”的語義功能分析“朝”的功能節點有：A. 朝向，動詞表示向著、朝著。 如：學校朝海。 B. 有生方向，如：他朝我笑。 C. 無生方向，如：這條路一直朝裡走就是他家了。 D. 平比④，如：他長底不像我，朝咧他媽咧。（烏魯木齊方言：他長得不像我，像他媽媽。）依據方言詞彙使用構建“朝”的概念空間。 首先，黎川、南昌、太原、溫州、福州、西寧方言方言中“朝”都只作動詞，表示朝向；銀川方言僅有“無生方向”1 個語義功能。 濟南、南通、哈爾濱、忻州、成都、貴陽、丹陽、杭州、金華、寧波、蘇州、柳州、先有“朝向” “無生方向”2 個語義功能。 績溪、南京、崇明、上海、武漢“朝向”“有生方向”“無生方向”3 個語義功能；烏魯木齊有“朝向” “有生方向”“平比”3 個語義功能。 根據已上調查，可建立“有生方向——— 朝向———無生方向”3 個功能節點的聯繫。 目前尚無法確定烏魯木齊方言中“朝”的“平比”功能的語義來源，下文將從歷時角度進一步討論。4. “衝”的語義功能分析“衝”的功能節點有：A. 朝向；動詞表示向著、朝著，如：那個窗戶衝南。 B. 有生方向，如：他老是衝著我笑。 C. 無生方向，如：他衝著南方拜了又拜。 D. 對象，如：衝這個事情，我也得讓你進入下一輪比賽。 E. 憑藉，如：衝你這麽好學，一定能有成就。依據方言詞彙使用構建“衝”的概念空間。 首先，除牟平、洛陽方言僅 1 個語義功能外，濟南有“朝向”“有生方向”“對象”3 個語義功能，太原、哈爾濱有“有生方向” “對象” “憑藉”3 個語義功能，可建立“朝向———有生方向———憑藉”“有生方向———對象”的聯繫。5. “望”的語義功能分析“望”的功能節點有：A. 遠眺，視覺動詞，向遠處看，如：登山遠望。 B. 有生方向，如：望他笑了笑。 C. 無生方向，如：我望出走，他望裡進，正好碰上。 （哈爾濱方言：我往出走，他往裡走，正好遇到。）D. 受益者，如：我望你掃地下。 （溫州方言：我替你掃地。）E. 處置，如：望花瓶抯走。 （溫州方06

言：把花瓶拿走。）⑤依據方言詞彙使用構建“望”的概念空間。 首先，梅縣、于都、烏魯木齊、雷州、海口、貴陽等 15個方言點僅有 1 個語義功能。 其次，南昌、南京、太原、上海有“遠看”“無生方向”2 個語義功能；黎川、銀川、蘇州有“遠眺”“有生方向”“無生方向”3 個語義功能；可建立“無生方向———遠眺———有生方向”之間的聯繫。溫州有“遠眺”“有生方向”“無生方向”“受益者”“處置”5 個語義功能，參考莊卉潔（2020）所建立的“跟隨”概念空間，可建立“無生方向———遠眺———有生方向———受益者———處置”之間的聯繫。⑥揚州、西安有“無生方向”“有生方向”2 個語義功能，從語義引申的角度很有可能是詞義的演變造成的範圍縮小，某個歷史語義功能的消失造成的，下文將進一步解釋。6. “往”的語義功能分析“往”的功能節點有：A. 去往，動詞表示到……去。 如：小李明天往北京。 （小李明天去北京。）B. 有生方向，如：往人堆裡走（柳州方言：你跟他說講清楚就沒誤會了。）C. 無生方向，如：往外走。D. 經由，如：渠往哪的行？ 往亞條路行。 （南寧平話：他從哪走的？ 從那條路走。）依據方言詞彙使用構建“往”的概念空間。 成都、貴陽、萬榮方言“無生方向”1 個語義功能；武漢、婁底、洛陽、西寧方言有“去往”“無生方向”2 個語義功；柳州方言有“無生方向” “有生方向”2個語義功能；南寧平話有“去往”“無生方向”“經由”3 個語義功能，可建立“經由———無生方向———去往———有生方向” 之間的聯繫。（二）“朝向”義概念空間的整合結合各種詞典和方言用法，以“朝向”為核心對上述各詞的各功能節點的聯繫進行整合，得出以“朝向”義為核心的概念空間，總括如圖 1 所示：图 1　 “朝向”義概念空間從图 1 可以看出各功能節點間的聯繫及親疏遠近，僅依靠共時語料還不能確定該圖中的部分功能節點之間的聯繫，下文將通過歷時語義考察，結合各詞語義演變和語法化的路徑，從歷時角度建立各語義節點的聯繫，然後再利用方言語料繪製共時語義地圖對歷時的概念空間進行驗證。三、 漢語“朝向”義詞彙的歷時演變（一）上古漢語時期“朝向”義詞彙語義分析上古漢語時期表達“朝向”義的常用詞有“向”與“對”。 “向”本義“朝北的窗戶”，先秦引申出“方向、去向”“朝向、對著”等義，如：（1）寡人聞之，彗星出，其所向之國君當之。 （《晏子·外篇》）（2）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 （《戰國策·中山策》）16

（3）於是元王向日而謝，再拜而受。 （《史記·龜策列傳》）“向”最初表示“朝向”義是“方位詞+V向”，隨著方位詞後移，出現了“V向 +方位詞”的用例，先秦時期“向”的賓語範圍不斷擴大，逐漸由方位詞擴展為可以作為方位參照點的無處所意義的名詞、人稱代詞、處所詞等。從“向”的語義要素來看，其名詞語義包含［+方位］［+朝向］語義要素，引申為動詞後首先出現了“朝向”義。 例（2）（3）中“向”處於 V1 +NP+V2 的連動式中，從語法化的結果來看，“漢語史上V1V2 的句法結構容易發生語法化，且發生語法化演變的動詞大都是由於句法位置的改變，進入偏正式的連動結構中，作為非中心動詞成分，這些動詞在結構和語義上依附於其前或其後的中心動詞。 這種處境和地位導致這些動詞的動作性减弱，詞義抽象化。 與此同時，其語法功能也會相應變化，或在中心動詞前作狀語，或在中心動詞後作補語。 詞義的進一步虛化，又使得這些動詞發生語法化：作狀語的動詞轉變為介詞，作補語的動詞轉化為助詞。”⑦但並非所有處於 V1V2 結構的動詞都能語法化為介詞。 漢語動詞實現介詞化的連動結構一般關涉到三個成分 V1、NP、V2，及這三個成分之間的三層句法語義關係（即 V1 與 NP、NP 與 V2、“V1 +NP”與 V2）。⑧每個成分的語義和每層關係的性質都可能制約 V1 是否介詞化及其介詞化的程度。 V1 要實現介詞化，首先要具備一定的語義特徵；其次語義特徵要能“溢出”到 NP，即 NP 應有與之相宜的語義特徵；最後“V1 +NP”與 V2的關係也應從連動關係演變為偏正關係。 整個上古漢語時期，“向”作為介詞已經開始萌芽，首先出現的是“方向”功能，由於“向+賓語”由於語序的變化，加上連謂結構的使用頻率增高逐步使其語法化程度加深。“對”本義是“回答”，在先秦已經有動詞“朝向”義的用例，如：（4）至大鐘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鄉對之，大鐘鳴。 （《管子·霸形》）（5）別眇夫婦，對坐而食，喪禮別葬，祭禮先臊，夫妻昭穆別位。 （《禮記·檀弓》）（6）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顔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 （《史記·日者列傳》）從“對”動源義的語義要素來看，可分析出三個義素［+對象］［+言語］［+應答］，一般對話者相向而立，隱含有［+對象］［+相向］［+方向］的語義特徵，其後的賓語隱含有表示處所的特點，故可以引申出“朝向”義。 這一時期“對”也出現了 V1 +NP+V2 連用句式。圖 2 　 上古漢語時期“朝向”義概念空間上古漢語時期“朝” “衝” “望” “往”均尚未見到動詞“朝向”義用例，但各詞都已具備引申出“朝向”得到關鍵性語義要素。 如：“朝”本義“早晨”，先秦已由名詞義引申出動詞“朝見、朝拜”義，“朝見、朝拜”具有［+方向］［+對象］的語義要素。 “衝”《說文》：“通道也”本義“通途、大路”，先秦可作動詞表示“沖擊”義。 從語義上看“衝”的“衝擊”義隱含［+對象］［+方向］［+運動］［+位移］的語義要素。 “望”本義為“向高處看、向遠處看”，也隱含［+方向］ ［ +對象］的語義要素。 “往” 《說文》：“之也”本義是“到某處去”，是一個非常古老的詞，甲骨文中就以出現，先秦使用頻率很高。 這一時期“往”後一般不直接帶賓語，尚未引申出“朝向”義。 但就“往”的語義特點來看，它含有［+方向］［+方位］［+趨向］［+目的地］［+移動］的語義要素。 以上各詞其後賓語隱含［+處所］特點，如26

“朝見”的對象可體現朝見的處所，“遠眺”的目標也具有處所性，“到某處去”也指向去的處所。上古漢語時期動詞“朝向”語義場基本穩定，以“向”為主導，“對”與“向”在上古後期展開激烈的競爭。 其他各詞引申出“朝向”義的動源義不同，但在形式上都或多或少受到與方位詞搭配的形式影響，其次在語義上也隱含［+方向］［+對象］等關鍵性語義特徵。 根據語義分析，可構建上古漢語時期以“朝向”義為核心的概念空間（如圖 2 所示）。（二）中古漢語時期“朝向”義詞彙語義分析中古漢語時期“朝向”概念場沿襲了上古時期的狀態，但各常用詞語義功能及用法又產生了不同的發展方向。“向”在中古時期進一步語法化，介詞用例大幅增加。 “向”在中古漢語語料庫中總出現頻次為1,611 次，其中動詞用例佔 41% ，介詞用例佔 58.2% ，剩下零形地有作副詞的情况。 這一時期，“向”的主要句式為 NP1 +V1 （ 向 ） + NP2 +V2 +(O)，在“向”構成的連動結構裡，第二個動詞為主要動作，“向”只起介引對象的作用。⑨這一時期“向”的介詞功能繼續擴展有“有生方向”“無生方向”“有生來源”“處所”“關聯”等，其中表示“+有生/無生方向”比較常用，其他功能用例較少。 如：（7）治馬中穀方……向上提之，令皮離肉，如此數過。 （《齊民要術》卷六）（8）於是侍女，抱太子出，欲以太子向阿夷禮。 （《修行本起經》上卷）“對”在中古時期仍是以動詞用法為主，介詞用例較少見。 這一期時期“對”的核心義仍是“對答、回答”。 “朝向”義的用例較上古漢語時期有所增加，所帶賓語範圍不斷擴大，其賓語多為人稱代詞、處所詞，或具有處所指向的名詞等。 “對”開始進入 NP1 +V1 （ 對 ） +V2 +(O)句式，但用例並不多，還沒有明顯地語法化用例。 張美霞指出：“回答”義動詞“對”的虛化發生於非現場報道言語行為句，即間接引語句和表示言說行為的陳述句，發生重新分析的句法結構可以描述為 NP表人 +對V +NP表人+V言說+NP某事>NP表人+對P +NP表人+V言說+NP某事，正是這種句法构式的变化使“對”具有了語法話的充分條件。⑩再加之語義搭配關係的改變，V2 不再局限於言語類動詞，如：（9）日中不至，則是無信；對子駡父，則是無禮。 （《世說新語·方正》）（10）有稱嚴寒者，必對之流涕。 （《顔氏家訓·風操》）“望”由“遠眺”義引申出“朝向”義。 在東漢“望”就進入“NP1 +V1 （ 望 ） +V2 +(O)”句式，其中 V2多是表示處所/方位詞+動詞”結構，已經呈現介詞的雛形，如：（11）夷吾到縣，無所驗。 但望閣伏哭而還。 （《後漢書·方術列傳》）（12）陳以如意拄頰，望雞籠山歎曰……（《世說新語·豪爽》）此時“朝”“衝”“往”仍未引申出動詞“朝向”義。 “朝”作動詞“朝見、朝拜”義的用例較之前增多。 “衝”在中古時期用例較少，共見 57 例，22 例用作動詞表示“猛烈地撞擊”。 “往”在中古漢語時期語義沒有太多的變化，尚未出現“朝向”義，但也出現了語法化的傾向，NP1 +V1（往）+NP2 +V2 +(O)句式增多，馬貝加指出：“往”是運行動詞，賓語是表示處所的名詞。對於“往”來說，不存在賓語擴大範圍的間題。 關鍵在於 V2 的次類性質變為具有處所指向的詞，如：（13）……大善男子，往沙門邊，修行梵行。 （《佛本行集經》第三十六卷）（14）是故恒來往彼觀看此之地處。 （《佛本行集經》第二十七卷）整體來看中古漢語時期，“朝向”概念場沿襲了上古時期的狀態，表示“朝向”義的主導詞仍是“向”，“朝向”語義場內的詞彙或語法化或有了語法化的傾向，其中語法化程度較高的是“向”，其36

次是“對”和“望”，這四個詞發生語法化的條件是：a.在語義上至少隱含［+方向］［+對象］等語義要素。 b.其後賓語為處所詞或具有處所指向性；c.進入同樣的句法结构 NP1 +V1 +V2 +(O)；d.語義中心向 V2 轉移，V2 具有處所指向性。 從這一時期的語義分析來看，可以構建中古漢語時期“朝向”義詞彙的概念空間，如圖 3 所示：圖 3　 中古漢語時期“朝向”義概念空間（三）近代漢語時期“朝向”義詞彙語義分析近代漢語時期“朝向”概念場的詞彙發生較大的變化，主導詞仍是“向”，但除“對”“朝”外，出現“衝”“望”“往”等新增成員。這一時期“向”的介詞功能進一步擴展，除“有生方向”之外，還發展出“有生來源”“對象”“平比”“關聯”“經由”“處所”“處所源點”等功能。 元明以後各功能用例大幅增多。 唐五代以後，NP1+P1 ( 向 ) +NP2 +V2 +(O)句式中的 V2 多為表示言語行為的動詞，如：“曰”“云”“說”“道”等，由此引申出“有生來源”“處所”“處所源點”，如：（15）先向鹿園談四諦，後到靈山說一乘。 （《敦煌變文集新書·押座文》）（16）居士向宅中作念，言了便行。 （《敦煌變文集新書·維摩碎金》）整體來看，這一時期“向”既可以表示動作行為的方向或方位，又可以表示動作行為的處所，或動作行為發生的起點，如：“向道中”“向鹿園”“向宅中”等中“向”的功能究竟如何，要根據具體的上下文來綜合判斷。 元代以後“向”還發展出“時間原點”的功能，這是現代漢語方言中所沒有的，如：（17）將知田補乾坤主，恰向登高節日生。 （《敦煌變文集新書·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18）师曰：全豁终不自谩。 山曰：向后不得辜负老僧。 （《佛祖历代通载载》第十七卷）“對”在近代漢語時期，介詞語義功能也相應增多，其中用例最多的是“有生方向”和“對象”，“對”後的動詞 V2 多是言談類動詞，“言談對象”天然的可表示一定方位、處所指向，故也引申出“無生方向”“處所”等功能，但比較少見。 如：（19）淨能見苦推辭，對皇帝前乃作色怒曰……（《敦煌變文集新書·葉淨能詩》)（20）對一天星斗跨雕鞍，不由我倦憚。 （《元刊雜劇三十種·蕭何月夜追韓信》）“朝”在近代漢語時期主要用作動詞表“朝向”義，唐宋时期 NP1 +V1 ( 朝 ) +NP2 +V2 +(O)句式增多，“朝”的宾语範围又进一步扩大，开始由一般的处所詞充当。 至此已有語法化的傾向，偶有作方向介詞的用例，如：（21）欲朝青瑣去，羞向白雲看。 （王烈《酬崔峒》）（22）驄馬朝天疾，台烏向日飛。 （劉商《送楊閒侍御拜命赴上都》）明代以後，NP1 +P1 ( 朝 ) +NP2 +V2 +(O)句式使用頻率增高，且 V2 的語義類別擴大，如表示身體姿勢的动词、言谈动词、一般行為動詞等，“朝”迅速產生了多種介詞功能，如“有生方向”“無生方向”“對象”“處所”等，如：46

（23）那花園一進朝東的三間。 （《儒林外史》第三十一回）（24）你看他只管朝天磕頭，也不計其數。 （《西游記》第十五回）正如馬貝加所指出：“朝” 的語義變化受到構式、V2 詞類變化、NP2 語義擴展的三重原因所致。“衝”在近代時期［+方向］義素強化有較少的介詞用例，主要表示“有生方向”“無生方向”，當V2 的動作行為表示的是使 NP2 获益的事件時，“衝”就引申出了“憑藉”功能，如：（25）箕子偶然不衝著紂之怒，自不殺他。 （《朱子語類》第四十八卷）（26）我是衝著我這個朋友前來救你。 （《續小五義》第四十九回）“望”是近代漢語裡的新興介詞，從“望”的介詞用例來看，“望”也主要表示動作行為多朝向的方位或處所。 馬貝加指出：唐五代及其以降“望”的介詞功能進一步發展，明清時期“望”的介詞身份已經非常明確。明清以後“望”的介詞功能更加豐富，有“處所源點”“處所終點”“受益者”等，如：（27）如醉人朦籠而行，雖然即醉，隱影望家而行。 （《敦煌變文集·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經文》）（28）趁五更天色未明，乘勢出了西華門，取路望延安府來。 （《水滸傳》第二回）從明清以後的用例來看，“望”的虛化程度進一步提高，“望”從介引方位、方向發展出“有生方向”的功能，而“有生方向”有隱含有［+對象］的特徵，所有又可引申出“有生來源”“受益者”，漢語史上“有生方向”“受益者”共詞化的現象非常常見。此外，從受益到處置也是具有普遍性的語法化的特徵，如：曹志耘對金華湯溪方言的“幫”的語義特徵進行研究，指出湯溪方言“幫”由介引“有生方向”進一步語法化產生“處置”的功能。陳澤平調查福州方言“共”指出其也是由介詞引進受益者演變為處置功能。張敏指出漢語方言主要間接題元中“受益者”和“處置”的聯繫。從近代漢語來看“望”的賓語為 V2 的受事賓語，致使整個句子的處置的語義顯現。“往”的核心義一直是“到某處去”，唐五代以後在該語義場被“去”所取代，失去了該語義場的主導地位，因經常處於 NP1 +V1 （ 往 ） +NP2 +V2 +(O)的句式，V2 又多由“去”充當，導致“往”的動詞性逐步消失發生語法化，如：（29）法華和尚聞語，逐袖內取出合子，已龍仙膏往頂門便塗。 （《敦煌变文集·韩擒虎话本》）（30）婆婆，我如今往莊上去計點……（《元刊雜劇三十種·散家財天賜老生兒》）（31）眾軍道：“挑往那里去？”（《水滸傳》第十六回）圖 4　 近代漢語時期“朝向”義概念空間由以上例證看，“往”與“望”的語法化基點不同却殊途同歸，再加上語音相近，在作介詞時經常56

混用。 “望”與“往”在明清時期出現介詞功能的重合，根據語言經濟性原則，功能重疊會導致其中一個逐漸淡出，另一個最終成為主要的，甚至可能是惟一的功能承載者。可以說，明清時期是近代漢語介詞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階段。 明清時期很多介詞的功能都有所增加，也有一些兼職過多的介詞部分功能被後起的介詞所取代。 從語言發展來看，這與漢語表義日益精密化的趨勢相符合。 綜上，中古漢語時期“朝向”義詞彙的概念空間如圖 4 所示。四、小結“朝向”義常用詞在漢語史上先後出現過“向”“對”“朝”三詞的競爭，三詞的歷時興替不僅體現了主導詞的競爭，還體現了一個詞內部各個義項也在此消彼長的競爭。 中古以前表示“朝向”義的主導詞是“向”，常用成員還有“面” “對”，邊緣的成員還有“朝”。 中古時期“面”逐漸邊緣化，“對”與“向”展開了競爭，隨著 NP1 +V1 +NP2 +V2 +(O)句式的高頻出現，及二者賓語範圍擴大，語法化程度進一步加深。 近代漢語時期“朝向”義的主導動詞逐漸被“朝”取代，這一時期新增的表示介詞“無生方向”“有生方向”的還有“衝” “望” “往”。 可能在進入“朝向”概念場後，受場內核心詞“向”“對”的家族性的影響，它們迅速在“朝向”義的基礎上發展出若干介詞功能，如：“有生方向”“無生方向”“對象” “關聯”等功能。 在歷時與共時語義地圖的比較分析下，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第一，詞義的演變往往非常複雜，古汉语的常用词在共同语和方言里的变化是一致的。 語義地圖既能顯示出同一概念場不同詞的語義的演變情況，又能凸顯共時平面詞彙的地域特色，是詞彙研究的一大利器。 從上文分析來看，粵語“向”的介詞功能在魏晉時期語法化萌芽，唐宋時期進一步發展，充分展現了詞彙語義演變的歷史層次性。第二，歷時語義地圖更加具有指導意義，也富含更多信息內容。 與在各種詞典和方言用法基礎上所建立的漢語共時平時的概念空間圖 1 相比，漢語歷時的空間概念圖 4 包含更多的功能節點，還為共時平面懸空的功能節點建立聯繫，並且這些代表聯繫的連線大多是有方向性的，更好地凸顯語義演變的過程。 結合《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各方言點“朝向”義各詞的語義功能來看圖 4 基本符合語義地圖連續性假說，由此來看歷時語義地圖更加具有指導意義，也富含信息更多，除了有語義引申志向，還可能彌補共時平面的語義斷鏈，及功能節點的遺漏。 能夠看出在圖 4 中多出的功能節點和建立的相關聯繫正巧是帶有地域特色，並且能夠與方言相呼應。從普通話和各方言的語義地圖來看，漢語的“朝向”動詞在語義演變的方向上具有某些普遍的傾向，如在引申出“朝向”語義後，語法化後又發展出“有生方向” “無生方向” “經由” “處所”等功能，雖然各詞動源義差异較大，但後來都匯合於“朝向”義，由此語法化，並展現了不同的發展方向，每個詞根據具體詞源義、語義側重點每個詞擴展方向除了具有家族性外又有自己的特性。 整體來看，漢語史上“朝向”義詞彙的語義演變路徑，都從具有方向、對象、朝向等核心義素的名詞/動詞引申出表示“朝向”的動作開始，然後有兩條路線，概括如下：朝向義動詞>有生方向>對象/受益者/憑藉朝向義動詞>經由/處所>處所源點>時間源點当一个語義演变路徑形成之后，其他具有語義相似性的詞就會產生相同或相似的語義演變路徑，如：陳澤平指出福州方言的“肘”由動詞“頂撞”引申出“朝向”義，進而語法化為方向介詞，如“肘瓶瓶嘴傾裡去。 （對準瓶口倒進去）”。 嚴寶剛指出北京話“奔”的語法化鏈條是“動詞———方66

向介詞———憑藉介詞”。再如唐宋時期“問”因其包含［ +對象］ ［ +方向］等語義要素，引申出“朝向”義（朝向受話人），進而語法化為生方向介詞，如“何不問葉淨能求雨”，甚至在漢語史上還曾引申出介處所功能。第三，誘發各詞語義演變的深層動因既包括詞源義的制約、句法構式的改變，還包括語義方面V2 和 NP2 的次類變換。 造成各詞語義演變不同路徑的原因主要是詞源義和 V2 和 NP2 的次類變換。 句法位置和組合關係的變化，讓一個詞有了虛化的發展方向，V2 和 NP2 的次類變換催化加速了虛化的進度和由此產生的虛詞的衍生語義功能，而實詞的詞源語義特征決定了語義演變的路徑，“向”的虛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綜上，從語義要素分析來看“向”是“朝向”義最核心成員，其次是“對”與“朝”，“望”與“往”相對邊緣。 “朝向”義各詞作為介詞一詞多義現象十分常見，各介詞功能之間有先後順承關係。 比如當 V2 的動作行為是有利於 NP2 的，那麼介詞就會產生介引受益者的功能，受益者也隱含有動作行為的針對性，它和所對者都屬於“對象”類這一大範疇，二者有著語義上的關聯性。 語義地圖的優勢就是能把語義關係內部的機制描繪出來，歷時性的語義地圖更是具有解釋性，如從跨方言共時平面來看，“朝向”義的各詞多數具有雙向演變關係；但從歷時層面來看，每個詞的優異演變都是單向性的。①古代漢語“面”由本義“頭的前部”引申出動詞“朝向”義，但“面”一直是“朝向”義的边缘成員，沒有進一步發展為介词，故沒有納入本文考範圍。②李榮：《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2 年。③莊初升：《閩語平和方言的介詞》，广东韶關：《韶關大學學報》，1998 年第 4 期。④平比是將兩種事物的狀態、性質拿來相比,表明它們的程度是相等的，“朝”的“平比”只限於“生物學或遺傳方面的相似性”。⑤姜淑珍、池昌海：《從視覺動詞到處置介詞———溫州方言“望”的語法化和語義地圖》，杭州：《漢語史學報》，2018 年第 2 期。⑥莊卉潔：《基於語義地圖模型的漢語常用詞語義功能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0 年。⑦劉堅、曹廣順、吳福祥：《論誘發漢語詞彙語法化的若干因素》，北京：《中國語文》，1995 年第 3 期。⑧何洪峰：《動詞介詞化的句法語義機制》，太原：《語文研究》，2014 年第 1 期。⑨蔣紹愚：《漢語歷史詞彙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年。⑩張美霞：《處所介詞“對” 的產生、初步發展與消亡》，成都：《漢語史研究集刊》，2016 年第 1 期。馬貝加：《介詞“沿、往、望、朝”的產生》，浙江溫州：《溫州師範學院學報》，1987 年第 1 期。曹志耘：《漢語方言地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年。陳澤平：《福州方言處置介詞“共”的語法化路徑》，北京：《中國語文》，2006 年第 3 期。張敏：《空間地圖和語義地圖上的“常”與“變”：以漢語被動、使役、處置、工具、受益者等關係標記為例》，北 京： 中 國 社 會 科 學 院 語 言 研 究 所 報 告，2008 年。嚴寶剛：《北京話介詞“奔”的產生和發展》，湖北荆州：《長江大學學報》，2011 年第 7 期。作者簡介：莊卉潔，中央財經大學文化與傳媒學院助理教授，博士。 北京　 100085［責任編輯　 桑　 海］76

澳門理工學報　 2023 年第 4 期漢語的類聚構式與類聚名詞溫鎖林［提　 要］ 　 漢語中有一種結構特殊的語言單位，就是用並列法將幾個語素糅合起來形成類聚，從音節上看從兩字組到多字組的都有。 兩字組形成的並列式複合詞已經被廣泛接受，但是，三字組和多字組的同類構造卻並未被語言學界承認是什麼性質的語言單位。 根據其統一的構造特點，可將此類構造稱之為類聚構式，並根據語音節律將此類構式稱為類聚名詞。 通過分析《現代漢語詞典》裡對收錄的各種多音節詞的處理，特別是對明確標注了詞性的多音節名詞的處理原則，可歸納出其處置原則背後遵循的是一條語音節律。 通過考查分析漢語中的音譯外來詞的語音節律，还能找到漢語名詞內存在的節律特點。 這樣的處理，不僅符合母語者的語感，也能對漢語中大量存在的類聚構式有一個清晰的語言定位。［關鍵詞］ 　 類聚構式　 類聚名詞　 聚合詞　 語音節律［中圖分類號］ 　 H146.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3） 04 ⁃ 0068 ⁃ 13一、引言（一）現象與命名1. 獨特的結構。 漢語中有一類格式很是奇特，它們是由詞性和意義同類而又互不相屬的成分並列聚集構成的。 從三個字的並列到十二字的並列都有：（1） a. 三字格：白富美、放管服、風雅頌、高大上、德智體b. 四字格：驕奢淫逸、青紅皂白、生死存亡、抑揚頓挫c. 五字格：比學趕幫超、金木水火土、吃喝拉撒睡、吃喝嫖賭抽d. 六字格：禮樂射御書數、吏戶禮兵刑工、心肺肝腎脾膽、眼耳鼻舌身意e. 其他格：柴米油鹽醬醋茶、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冀豫徐兗青揚荊梁雍2. 現象的命名。 此類格式是什麼性質？ 該如何命名？ 命名方式反映了學者對其性質的認定。A. 聚合體。 趙元任將該類格式放在“並列複合詞”中介紹，認為其“象一串原子構成一個分子”，並稱其為“聚合體”（polymer）。 如“春夏秋冬、士農工商、加減乘除、金銀銅鐵錫、天地君親師、唐宋元明清、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等。 趙元任還指出了該類格式的句法性質：“一個聚合體常常有一個概括名稱，可以跟它連用（同位）或代用，如（1）春夏秋冬，（2）春夏秋冬四季，（3）四季。”①B. 聚合詞。 郭良夫將此類現象命名為“聚合詞”：“‘豺狼虎豹’是聚合詞，可以當做集體名詞86

來用。”②郭文明確表示它們是集體名詞。 曹煒③、董茜④、楊秀娟⑤、郭世鳳⑥等都借用了該名稱。C. 類固定語。 周荐在論述三字語和四字語時曾表示，四音節單位除少數可構成詞多數可構成固定語外，還可以構成一種介乎自由短語和固定語之間的用語單位———類固定語。 他認為：“類固定語在意義上已具有了一定的整體性，在形式上也具有了一定的凝固性。”⑦劉紅梅也將該類格式認定為類固定語，因為這類“聚合詞語與類固定語的特點比較相似，因此，絕大多數聚合詞語屬於類固定語”。⑧D. 其他命名。 不少學者在涉及該類格式時給出了多種命名，有的專門針對其中的某一類別給以命名，如“三字格聚合詞”⑨、“三音節聚合詞語”⑩、“四字駢語”等。（二）共識與分歧1. 共識。 上述學者的研究共識有三點。 一是都注意到了該類格式結構上並列聚合的特質。 二是關注到了該類聚合體具有“結構緊密、次序固定、本義不變”的特點。 這些特點是趙元任首先指出的：“比一串自由詞緊密，比一個普通複合詞鬆散。 緊密在於語音上無停頓（除天干、地支太長，念起來不得不分段），中間不能插進別的字。 也在於次序固定。 在另一方面，聚合體比複合詞鬆散在於它的成分的本義毫無改變。” 三是關注了其語義特點，即“一個聚合體常常有一個概括名稱”。也就是說，所有的聚合體從其詞性的角度看，都是名詞性的，是一個更加概括的名稱。2. 分歧。 聚合體研究儘管有不少的共識，但還存在三個不統一。 一是名稱不統一。 二是所指範圍不統一。 形成共識的只有四字格聚合體，但除四字格外到底還有哪些聚合體，意見也不統一。有的只關注四字格；有的只包括三字格和四字格；有的認為構成該類詞語的音節個數至少是三個，最多七個；有的認為“聚合詞的構成語素不少於 4 個，不多於 7 個，且以 4 個最為典型”；趙元任列舉到的聚合詞最少的四個字，最多的是十二字。 三是聚合體的屬性的認識還不統一。 即該類結構究竟是詞還是短語，至今意見紛呈。 目前認為聚合體是詞的觀點佔多數，但還有不同的聲音。如：類固定短語、四字駢語、並列 N 項式、聚合詞語。 這些形形色色的命名，其實反映出的是對該類聚合體屬性認識的差異。 如有人認為聚合詞與成語的差別就在於成語有“相沿習用”的色彩，所以不屬於聚合詞。有人主張將四字駢語的範圍延伸到已經固化的成語中去，這樣有利於歷時研究。也有人認為，“與四字格成語相比，四字駢語還未完全定型。”更有的態度模棱：“我們認為，有些並列聚合詞語是在古代就已經產生了，一直相沿習用流傳到現在，結構上更加定型，已經固定化，成了成語。 但是我們並不能因此否認在結構上他們仍然屬於並列聚合詞語的範疇，應該包括在內。”（三）對策與思路針對這些不統一的狀況，目前學界對此類聚合結構的研究還有進一步深入的必要，而改變目前研究現狀的出路或許在變換研究方法。 所以我們將從構式的角度來對漢語中這類特殊的聚合構造進行專門的研究。 一是從漢語中多音節詞的語音節律的模式入手，從各類詞所呈現的語音節律的特徵上找到聚合體性質判斷的標準。 二是要給其一個統一而合適的命名。 三是對其所包括的所有小類做一個全面的統計與分析，概括出其統一的屬性，並對屬性作出明確的解說。 四是對其語義的表達方式與特點做一個總體的描述與說明。 五是對其特殊格式的形成與使用做一個新的解釋。二、結構形式的特點及其結構屬性我們認為，漢語聚合體的研究之所以不盡如人意，原因在於沒有對聚合體的形式特點做出一個清晰而全局性的把握，所以無法建立一個對其句法性質進行判別的形式標準。 漢語中的多音節名96

詞在語音上有一套固定的節律模式，通過全面挖掘並展示這些獨特的語音節律模式，就能對聚合體的屬性做出清晰的研判。 聚合體的節律特徵是其句法屬性的本能反映，從其節律特徵來做出其詞性的判斷是本文的一個創新舉措，對解決漢語中多音節詞的詞性判別也具有參考意義。這些聚合體的最大特點就是其結構上清一色的並列關係，但是，以往的研究忽略了一個顯著的特徵，那就是其內部嚴整的節律模式。 對比一下聚合體與其他多音節詞在語音節律上十分整齊的對應規律，會給我們在判斷詞與非詞方面提供不少有價值的啟示。（一）三音節複合詞語的語音節律形式三音節聚合體究竟是固定短語還是詞？ 如果是詞，它又屬於哪類？ 過去的研究文獻，雖然也發表過對於三音節聚合體屬性的意見，但是，並沒有提出一個讓人們普遍接受的標準來加以判定。 我們發現，漢語中的名詞，不論其音節的多寡，其實有一個非常明確的語音節律標準。 三音節名詞的語音節律都是“2+1”，這種節律上的自然傾向不容忽略。 我們專門查閱了權威工具書《現代漢語詞典》（下文簡稱《現漢》），並全面記錄分析了以音序 a—d 所收錄的所有三音節詞條，對比中不難發現，三音節的聚合體與名詞在語音節律上的特徵完全對應。 這種節律特徵其實已經暗示了這類三音節聚合體是作為名詞而存在的。 請看（方括號裡是其語音節律）：表 1　 《現漢》三音節詞項語音節律統計表語音節律 名詞 動詞 形容詞 其他 慣用語［2+1］ 692　 79.27% 14　 24.56% 8　 16% 6　 31.58% 9　 4.1%［1+2］ 181　 20.73% 43　 75.44% 42　 84% 13　 68.42% 211　 95.9%合計 873　 100% 57　 100% 50　 100% 19　 100% 220　 100%　 　 （2）名詞a. ［2+1］型：阿昌族、阿蘭若、阿羅漢、阿是穴、艾葉豹、艾滋病、安樂窩、安樂椅、安理會、安眠藥、安培表、安培計、安全帶、安全島、安全門、安全套、安全線、安慰劑b. ［1+2］與［2+1］兩可型：矮行星、暗物質、暗樓子、艾窩窩、八輩子、拔火筒、把兄弟、靶器官、靶細胞、白矮星、白報紙、白開水、白木耳、白名單、白內障、白細胞、白血球、白眼珠、兵油子、病秧子（3）動詞a. ［2+1］型：安樂死、百事通、邊緣化、白熱化、表面化、標準化b. ［1+2］型：巴不得、保不住、不得了、不敢當、不過意、不識閑、不失為、不由得、不至於（4）形容詞a. ［2+1］型：不是味、便攜式、百分百、不大離、斷崖式、多年生、第一手、地毯式b. ［1+2］型：矮墩墩、白茫茫、白蒙蒙、白皚皚、白花花、白晃晃、半自動、碧油油、病懨懨（5）其他a. ［2+1］型：巴巴地［副］、大概其［副］、大約莫［副］、充其量［副］、到頭來［副］、登記噸［量］b. ［1+2］型：抽冷子［副］、動不動［副］、保不定［副］、保不齊［副］、備不住［副］、不見得［副］、旦尼爾［量］、車公里［量］、噸分里［量］、噸海里［量］、多一半［數］［量］、多早晚［代］、別說是［連］（6）慣用語a. ［2+1］型：沉住氣、吃錯藥、等於零、壁上觀、八面光、表面光、燈下黑、傳幫帶、逼供信b. ［1+2］型：挨板子、愛面子、礙面子、熬年頭、矮半截、拔罐子、拔火罐、變戲法、擺架子07

從上表中看，這些三音節詞條在語音節律上有如下一些不容忽視的特點：1. ［2+1］：三音節名詞的語音節律例（2）⁃例（6）是《現漢》中 a⁃d 打頭的 873 個三音節名詞的語音節律，佔 79.27% 的語音節律是［2+1］，這個比例儘管佔了近八成，似乎還無法證明三音節名詞的語音節律一律都是［2+1］。 還有20.73% 的三音節名詞的語音節律屬於［1+2］與［2+1］兩可型，這一特點更是不容忽視，更值得我們特別關注：因為從句法與語義的視角看，這些三音節名詞的構造都是［1+2］式：如“矮行星、暗物質、暗樓子、艾窩窩、八輩子”等都是這樣，該類名詞的生成過程是在雙音詞的基礎上再前加一個區別性的語素。 所以，如果僅從句法與語義結構上來看，這些複合名詞的語音節律只能是［1+2］，但是，這些三音節的名詞實際的語音卻與［2+1］構造的三音節名詞相似。 可見，這絕非偶然的因素可以解釋，這種現象更能說明，三音節名詞有其特定的語音節律，所以才能同化那些結構上並非 ［2+1］型的詞，這種現象也從另一個角度反映出了漢語三音節名詞的語音節律模式是［2+1］。2.［1+2］：三音節動詞的節律模式三音節名詞與三音節動詞、形容詞在語音節律上呈現類型上的天然分界。 光看三音節的動詞與形容詞的語音節律基本上是［1+2］，這一比例佔到了 80% 。 其實，真正的三音節的複合動詞是所謂的慣用語（見例 6），該類複合動詞的語音節律幾乎是清一色的［1+2］型。 可見，漢語中三音節的名詞與動詞從語音節律上有著天然的分界。3. 三音節名詞節律模式的其他證據漢語三音節的名詞節律模式是［2+1］，我們還能找到其他的一些證據。 請看：（7） a. 安琪兒、白蘭地、比基尼、比丘尼、波爾卡、冬不拉、布拉吉、尼古丁、麥克風b. 吐谷渾、鄂倫春、鄂溫克、穆斯林、馬拉松、歐佩克、維吾爾、賽因斯、司迪克、德律風c. 斯大林、伏爾泰、畢加索、特朗普、丘吉爾、海明威、馬克思、尼克松、肯尼迪、艾迪生d. 比利時、莫斯科、加拿大、尼泊爾、英格蘭、科威特、土耳其、立陶宛、巴拿馬從特殊現象中更容易看清並解釋一般現象。 我們知道，上述的這些音譯外來詞，根本上說是沒有內部的構造的，即組成的三個要素只代表音節，在句法與語義上是還能顯示究竟是［2+1］還是［1+2］的構造的。 a 組是普通名詞，b 組為專有名詞，c 組為人名，d 組為地名。 但是，漢語中這些三音節的音譯外來詞都采用了清一色的［2+1］節律模式，與例（2）中的漢語三音節名詞的語音節律形成了嚴整的對應。 這種整齊的語音節律模式並非出於偶然，它們與例（2）中的三音節名詞在語音節律上具有高度的內在一致性，而這種韻律模式也正好說明，漢語的三音節名詞的語音節律是［2+1］。 其實，這一特點也在漢語的人名的語音節律上得到體現。 “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聶榮臻、徐向前”都是三音節的專有名詞，其句法與語義都是［1+2］的格式，但是，我們在實際的讀音上卻並非采用其原有的［1+2］節律，而是采用了三音節名詞的［2+1］節律。 總之，漢語三音節名詞一律讀為［2+1］的節律，可以得到語言的事實的有力支持。4. 三音節聚合體的詞類屬性我們知道，聚合體最顯著的特徵是其聚合性，它們完全是由語義相同相似或是相反對立的成分聚合而成的，也就是說，各組成成員之間除了結構上的並列關係再無別的結構關係。 如果將我們的視野擴大到所有由成分的並列而產生的聚合結構，我們會發現，在數量巨大的雙音節詞中，並列式的複合詞所佔的比例是很高的。 據陳愛文、于平的統計，在《普通話三千常用詞表》中，共有雙音節並列複合詞 525 個，佔比超過六分之一。顯而易見，並列構詞是漢語複合詞中最常見的方式之一。17

漢語中還有由三音節並列構成的複合詞。 《現漢》（第 7 版）中雖然只收錄了“逼供信、傳幫帶、度量衡、短平快、老大難、高精尖、馬大哈”這七個三音節的並列聚合體，其中除了“逼供信、傳幫帶”外的其他五個都加注了詞性。 可見，這部收詞最嚴格最權威的詞典，都承認了“短平快、老大難、高精尖、馬大哈”具有詞的資質與地位。 請看詞典的標注：（8） a. 短平快：①［名］排球比賽的一種快攻打法。 二傳手傳出弧度很小的球後，扣球手迅速躍起扣出高速、平射的球。 ②［形］屬性詞。 （企業、工程等）投資少、歷時短、收效快的：～項目∣～產品。b. 度量衡：［名］計量長短、容積、輕重的標準的統稱。 度是計量長短，量是計量容積，衡是計量輕重。c. 高精尖：［形］屬性詞。 指高級、精密、尖端的：：～技術∣～設備。d. 老大難：［形］屬性詞。 問題錯綜複雜、難於解決的：～單位∣～問題。e. 馬大哈：①［形］粗心大意：保管文件，可不能～。 ②［名］指粗心大意的人現代漢語裡雖然是雙音節佔優勢，但三音節的詞也為數不少，三音節並列式複合詞的數量過百，是一個開放的類。 下面是我們收集的用例（只例子太多，只舉字母 a⁃c 部分）：（9）巴老曹、白富美、白骨精、北上廣、本碩博、編導演、編攝錄、產供銷、產學研、傳幫帶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由動詞語素聚合而成的三音節並列式複合詞，如“編導演、編攝錄、產供銷、產學研、傳幫帶、吃住行”等，也都是作為名詞來使用的。 它們不僅結構固定，不能插入其他成分，而且成分的次序固定，不允許隨意調整成分的次序，有的習用已久，是人們習用的名詞，並非短語。 《現漢》中將部分三音節並列式複合詞收錄並標注為名詞就是明證。更為重要的是，這些三音節的聚合體並沒有內部構造，但是，它們在語音節律上都統一采用了三音節名詞的語音節律。 這使我們更有理由相信，它們是漢語中一種以並列方式構成的複合名詞。關於此類聚合體的名詞屬性的詳細討論，請見後文。（二）多於三音節的詞條的標注情況1. 《現漢》裡多於三音節詞條的標注情況漢語裡有無多於三音節的詞呢？ 作為最權威的《現漢》，從第五版開始標注詞性，該詞典中的確有不少多於三音節並標注了詞性的詞條，可見，該詞典是承認漢語中有多於三個音節以上的詞的。 那麼，該詞典是如何界定那些多於三音節的固定結構的？ 是否有一個明確的鑒定詞與非詞的標準？ 我們查閱了該詞典裡以音序 a、b、c、d 開頭的多於三音節的固定結構情況（下例中的 d 是成語，因為數量太多，只選取了以音序 a 開頭的部分，e 為多於三音節的名詞，因為數量較多，只列舉了以音序 a、b 開頭的部分）：（10）a. 巴巴結結［形］、半半拉拉［形］、顫顫巍巍［形］、顫顫悠悠［形］、吃吃喝喝［動］、大大咧咧［形］、跌跌撞撞［形］、斷斷續續［動］、躲躲閃閃［形］、白不呲咧［形］、滴里嘟嚕［形］b. 愛克斯刀［名］、愛斯基摩人［名］、阿爾茨海默病［名］、阿拉伯人［名］、哀的美敦書［名］c. 半殖民地［名］、半勞動力［名］、北回歸線［名］、被選舉權［名］、大馬哈魚［名］d. 哀兵必勝、哀鴻遍地、唉聲歎氣、愛不釋手、愛莫能助、愛搭不理、礙手礙腳、安邦定國、安步當車、安分守己、安家立業、安家落戶、安居樂業、安然無恙、安如磐石、安如泰山、安身立命、安土重遷、安營紮寨、安之若素、鞍馬勞頓、鞍前馬後、按兵不動、按部就班、按圖索驥e. 阿貓阿狗、阿鼻地獄、阿拉伯數字、愛國主義、安民告示、安全理事會、安全事務、螯肢動27

物、巴黎公社、霸王條款、霸權主義、白馬王子、白色垃圾、白色恐怖、白色污染、白山黑水f. 擺龍門陣、煲電話粥、吃啞巴虧、吃閉門羮、吃大鍋飯、吃後悔藥、吃回頭草、吃現成飯、吃豆腐飯、吹耳邊風、唱獨角戲、唱對台戲、唱空城計、打馬虎眼、打退堂鼓、打太極拳、打預防針g. 悲歡離合、伯仲叔季、柴米油鹽、存亡絕續h. 奧林匹克運動會（奧運會［名］）、彩色電視（彩電［名］）、初級小學（初小［名］）、初級中學（初中［名］）、出租汽車（出租車［名］）、地下鐵道（地鐵［名］）、第三產業（三產［名］）《現漢》對於多字條目的標注有明確的說明：“多字條目中詞組、成語和其他熟語等不做標注，其他標注詞類。”從這個說明來看，該詞典並未否認多於三音節的結構可以為詞。 故而，從《現漢》所收詞條的不同標注的多種情況中可以大體總結出詞典對詞與非詞的處理的規律。2. 《現漢》中對多於三音節詞的標條件分析《現漢》裡對多於三音節詞的詞性標注，我們不難發現一些規律。一是標注詞性有條件：1）採用特殊的構詞手段的才明確其為詞並標注詞性，如 a 組，包括重疊式構詞（“巴巴結結、顫顫巍巍、跌跌撞撞”等）和後綴構詞（“白不呲咧、滴里嘟嚕、吊兒郞當”等）。2）音譯外來詞後加義類語素形成的專有名詞有標注，如 b 組的“愛克斯刀、愛斯基摩人、阿爾茨海默病、達摩克利斯劍”，四音節、五音節和六音節的都有。 3）由含有不成詞語素的專有名詞有標注，如 c 組的“半殖民地、北回歸線、被選舉權、抽油煙機、等離子態、等離子體、低氣壓區”中分別含有“半、北、被、機、態、體、區”等不成詞語素，不過，也有“車軲轆話、冰糖葫蘆”等例外，原因不明。二是不加標注有條件。 1）四字成語一律不標，如 d 組；2）由詞再合成的名詞與專有名詞一律不標，如 e 組。 3）慣用語一律不標注，如 f 組。 4）四字聚合體一律不標注，如 g 組。三是標注與否看音節，如 h 組都是同名的專有名詞，但在標注時採用了音節的標準，即只有不多於三音節的簡稱才標注，多於三音節的全稱一般都不加標注。從《現漢》的詞的認定與詞性標注的情況來看，雖然該詞典對於什麼樣的固定結構或用法哪些屬於詞及哪些不屬於詞的認定上比較謹慎，但該詞典至少承認詞可以是由四個甚至以上的音節構成的。 從上例的多種情況可知，《現漢》並未給出一個明確的詞的認定與標注的可操作的標準。 詞與非詞，到底有無一個明確的鑒別的標準呢？ 我們堅信，任何一種語言，如果存在詞與非詞的對立，就一定有形式上的表征。 這個表征是什麼？ 下面是我們綜合《現漢》的標注情況，嘗試一下從語音節律上的表現來找到漢語詞與非詞的區別方法。3. 多音節詞的韻律特徵從我們所收集到的各種音節的聚合體來看，從三音節到十二個音節的都有，這些聚合體除了在結構上都是並列關係外，另一個最顯著的特徵就是其整齊的韻律結構。 對比一下聚合體與非聚合類的詞與固定結構的這些韻律特徵，會給我們在判斷詞與非詞方面提供不少有價值的啟示。1）三音節固定結構的節律形式。 三音節固定結構有詞，也有慣用語，節律形式上，三音節聚合體節律上都是“2+1”式。 這種節律上的傾向不容忽略，為何沒有按照其自然節律“1+1+1”式來讀？我們認為，這種節律特徵其實已經暗示了這類三音節聚合體在人們心中作為詞的韻律屬性。2）四音節固定結構的節律形式。 四音節聚合體採用的全是“2+2”式的節律，與其他四音節固定結構的幾種小類相比較，看看在語音節律上，四音節聚合體這種“2+2”式的節律形式與下邊的哪種結構的節律一致，由此可對其結構性質做出判斷。 請比較：（11）a. 兵馬糧草、伯仲叔季、布帛菽粟、豺狼虎豹、柴米油鹽、長短粗細、唱念做打、車鉗銑刨37

b. 背道而馳（狀中）、一蹴而就（狀中）、必由之路（定中）、一席之地（定中）、一丘之貉（定中）c. 狐假虎威（主謂）、口若懸河（主謂）、學以致用（連謂）、痛不欲生（連謂）、望其項背（述賓）、為所欲為（述賓）、微不足道（述補）、多此一舉（述補）d. 濱海新區（新濱海區）、浦東新區（新浦東區）、南京西路（西南京路）、錢江新城（新錢江城）e. 白不呲咧、紅不棱登、花不棱登、黑咕隆咚、黑不溜秋、灰不溜丟、酸不溜丟、死乞白賴f. 哥倫比亞、布達佩斯、厄瓜多爾、洪都拉斯、危地馬拉、塞爾維亞、阿塞拜疆、拉脫維亞g. 打退堂鼓、打太極拳、打翻身仗、打馬虎眼、打預防針、戴高帽子、戴綠帽子、分一杯羮這些四音節的固定結構從節律上可分為兩類：g 組的慣用語的節律高度一致，都是“1+3”式，a組到 f 組的節律也高度一致，都是“2+2”式。 這種高度一致的節律形式絕對不是偶然的，其中可以表明 a 組的四音節聚合體的屬性。 我們看到，b、c 兩組都是節律上為“2+2”式的成語，但是，細加分析不難發現，b 組的句法和語義都是“3+1”式的狀中或定中式的偏正結構，c 組的句法和語義都是“1+3”式，但是，在成語化的過程中，其節律形式都被強行地改變成了“2+2”式。 再看 d 組，這是一組地名，原有的句法語義構造都是“1+3”式，但在詞化的改造中，也都被施以結構調整而變成了“2+2”式。 e 組形式上本為“1+3”式的“詞根+詞綴”形成的派生詞，但是成詞後的節律卻全部變成了“2+2”式。 f 組為四音節的音譯外來詞，有國家名、城市名和人名等。 按理，這些音譯都沒有內部構造，但是節律上卻是高度一致的“2+2”式。 g 組的情況最為特殊，它們都是四字格的慣用語，所以語音節律上都保持了與句法語義非常一致的“1+3”式。 g 組在節律上與其他形式的固定結構的對立最值得關注，因為從結構的凝固性來看，只有該組可被加入其他成分，所以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自由短語的一些特點。 而其他幾組，特別是 e、f 兩組並無任何結構，但都強制性地採用了高度一致的“2+2”式的節律。 這種節律的強制性要求，與還保留有一點自由短語特點的慣用語形成了最嚴格的區分。 因為只有作為詞的四字格才有“2+2”式的節律的強制性，這是詞的自然語音節律模式。 由此我們可以反過來再看 a 組的四音節聚合體，它的節律的唯一性足以說明，該類聚合體無疑採用了詞的節律模式。3）五音節固定結構的節律形式。 五音節聚合體採用的全是“2+3”式的節律，為了看出該類聚合體屬於何種句法單位，我們也不妨做一些詳細的比較。 看看幾種五音節的固定結構的語音節律所反映的結構屬性的語音特徵：（12）a. 比學趕幫超、吃喝拉撒睡、吃喝嫖賭抽、稻黍稷麥豆、德能勤績廉、梁唐晉漢周b. 貝爾格萊德、布爾什維克、哀的美敦書、愛斯基摩人、德莫克拉西、伊斯坦布爾c. 節律均為“2+3”的有：八字沒一撇、板板六十四、病急亂投醫、東風吹馬耳、十年九不遇、趕前不趕後、覆巢無完卵、恨鐵不成鋼、三一三十一；節律為“3+2”的有：趕鴨子上架、吹胡子瞪眼、一棍子打死、一碗水端平；其他節律的：賣狗皮膏藥（1+2+2）、碰一鼻子灰（1+3+1）a 組是五音節的聚合體，在節律上全是“2+3”式；b 組是五音節的音譯外來詞，有國家名、城市名、人名或其他名詞；c 組全是五字格的慣用語，節律上以“2+3”式居多，也有不少“3+2”式的，還有極少數“1+2+2”式與“1+3+1”式的，語音節律與原有的結構與語義相一致。 a 組與 b 組在語音節律上的高度一致的現象絕非偶然，我們可以從並無結構與語義關係的音譯外來詞的語音節律上推知，五音節的聚合體同樣採用的是名詞的語音節律，與慣用語在語音節律上有本質的區別，從語音節律47

來看，五音節的聚合體是詞而非短語。4. 六音節固定結構的節律形式六音節聚合體採用的全是“2+2+2”式的節律，為了看出該類聚合體屬於何種句法單位，我們也不妨與其他六音節的固定結構做一些詳細的比較。（13）a. 父母兄弟妻子、禮樂射御書數、吏戶禮兵刑工、上下前後左右、眼耳鼻舌身意b. 亞的斯亞貝巴、斯托爾滕貝格、烏茲別克斯坦、英特那雄納爾、美索不達米亞c. 節律均為“3+3”的有：八竿子打不著、陳穀子爛芝麻、打腫臉充胖子、畢其功於一役；節律均為“2+2+2”的有：百聞不如一見、不知天高地厚、不費吹灰之力、長痛不如短痛d. 六音節的疑似聚合體：真善美假醜惡、宋遼金元明清、主謂賓定狀補、性數格時體態a 組是六音節的聚合體，在節律上全是“2+2+2”式；b 是六音節的音譯外來詞，國家名、城市名、人名或其他名詞，有意思的是，節律上全部採用了“2+2+2”式；c 組全是六字格的慣用語，節律上“2+2+2”式與“3+3”式的都有，與原有的結構與語義完全一致。 d 組貌似六音節的聚合體，但在節律上全是“3+3”式，其節律形式告訴我們，它們其實都是由兩個三音節的聚合體構成的。 請看：（14）a. 主謂賓（和）定狀補是句子裡的六大成分。b. 這些文學作品代表了宋遼金（和）元明清幾個朝代的詩歌創作的最高水平。c. 這位現代文學的老師講了一個學期的魯郭茅（和）巴老曹。我們知道，例（13）b 組都是六音節的音譯外來詞，其六個組成單位之間並未有任何的語義與結構關係，它們清一色地以“2+2+2”式的節律呈現，而例（13）a 組六音節的聚合體與 b 組的節律完全一致，在語音節律上與六字慣用語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這些語音節律的特點告訴我們，例（13）a 組六音節的聚合體是詞而絕非固定短語。 但是，例（13）d 組卻並非六音節的聚合體，例（14）的這些用例告訴我們，它們在節律上是“3+3”式，與例（13）a 組六音節的聚合體的“2+2+2”式節律有截然的不同，而且還可以在中間加入連詞，可見具有明顯的結構層次，與六音節聚合體並非同類。5）七音節及多於七音節聚合體的節律。 七音節聚合體的節律是“2+2+3”式，八音節聚合體的節律是“2+2+2+2”式，九音節聚合體的節律是“2+2+2+3”式，十音節聚合體的節律是“2+2+2+2+2”式。 漢語中七音節及以上的音譯外來詞較少，但是慣用語卻為數不少，不過，這些慣用語的節律形式並無統一的節律構造。 而七音節聚合體的節律是“2+2+3”式，與沒有語義關係與結構關係的音譯外來詞高度一致，由此可以推斷，這些多字組的聚合體表現出的是詞的特性。 例如：（15）a. 柴米油鹽醬醋茶、赤橙黃綠青藍紫、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冠婚喪祭射鄉朝聘、冀豫徐兗青揚荊梁雍、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b. 巴布亞新幾內亞、布宜諾斯艾利斯、奧斯特洛夫斯基c. 節律均為“2+2+3”的有：按下葫蘆浮起瓢、飽漢不知餓漢饑、不到黃河心不死、不見棺材不落淚、打鐵還需自身硬；節律均為“2+3+2”的有：胳膊擰不過大腿、狗嘴吐不出象牙；其他節律形式的：冒天下之大不韙（1+3+3）、樹欲靜而風不止（3+1+3）、一失足成千古恨（3+1+3）、遠水解不了近火（渴）（2+3+2）、行百里者半九十（3+1+3）。 以上為七字格慣用語。 節律為“2+2，2+2”的八音節慣用語：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差以毫厘，失之千里；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其他節律形式的八音節慣用語：近朱者赤，近墨者黑（3+1，3+1）、當局者迷，旁觀者清（3+1，3+1）、巧婦難為無米之炊（2+2+2+2）。 九音節慣用語：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2+2+1+3+1）（三）並列聚合體的節律形式反映的是詞的結構屬性57

根據以上的描述，漢語的聚合體在其內部的句法關係上均為統一的並列關係，從兩個音節的到十來個音節的都有，它是一個開放的類。 在與漢語中各種非聚合類的固定結構的比對中發現，這些聚合體不論其長短，在語音節律上與其音節數量對應的詞形成了不是出於偶然的嚴整的匹配與對應。 聚合體在漢語中是作為詞的形式而存在與使用的。 我們完全可以將聚合體的結構屬性定性為詞。 下文將運用構式語法理論來對漢語中這一獨特的詞的單位做一個統一的描寫與解釋。三、聚合體作為漢語的獨特構式（一）類聚構式與類聚名詞根據聚合體的總體特點，我們將漢語中以並列方式聚合起來的結構稱為類聚構式。 因為類聚構式都是名詞，為了將該類名詞與其他名詞區分開來，可統稱為類聚名詞。漢語的聚合體其實是一個長短不一的結構體的類聚，有少到兩個音節的複合詞，也有多到十來個音節的聚合體，將這麼多長短不一的聚合體用構式來稱道，很難看出這些大大小小的聚合體有什麼共性，有何必要性與可能性。 以下解釋將不同音節的聚合體作統一構式看待的理由與依據。1. 構造手段的特殊性與同一性將不同音節的聚合體看成作統一的構式，是基於其構造手段的特殊性。 我們看到，類聚構式，不論是雙音節的還是多音節的，都是同一種構造手段———並列複合，不論其音節的多少，都只有同一個層次。 這是此類類聚式複合詞在構造手段與組合層次上的一大特色。 意識不到這一點，就會造成認知上的失誤，看不到漢語類聚構式的真實特點。曹煒也承認聚合詞在結構上均採取了複合式合成詞中的“聯合”型構詞法。 但是，他卻忽略了聚合詞在構成手段上是一種不分層次的並列組合的本質特點，將聚合詞的構造分成了三類：1）四個語素處於一個層次：油鹽醬醋、豺狼虎豹。 2）四個語素處於兩個層次，即前二者與後二者中包含並列關係：男女老幼、兄弟姐妹。 3）四個語素處於兩個層次，即前二者為並列關係，後二者為偏正關係。 如“桌椅板凳”等。我們知道，類聚構式的成員內部是通過一次性的並列形成的，四個成分處於同一層次。 不論是幾個音節的類聚，形式上都是“1+1+N”的構造方式，不能碰巧因為其中的相鄰成分可以作為詞來使用，就主觀地認定是經由“（1+1） +（1+1）”而構成的。 這樣的分類，將只有一個層次的類聚構造割裂為具有不同結構層次的組織，實質上否定了其並列聯合的構造原則，實在是不得要領所致。 順便說明，“桌椅板凳”是“桌、椅、板、凳”之並列，“板凳”是並列而非偏正。漢語類聚構式將所聚合的成分直接並列而無需使用任何成分粘合是其構造上的一大特色。 有些四音節結構，表面上看很像是類聚構式，但是，其內部組織是有層次的，因為四音節中前後的兩個音節分別都是雙音節並列複合詞，可以拆開來單獨以詞的形式使用。 如“博大精深、丁零當啷、光明正大”等就是這樣的結構。 所以，漢語中的類聚構式一定是組成成分不分層次地並列組合形成的。 在這一點上，與西方語言的成對詞的構詞方式有很大的區別。 汪榕培指出：“英語中有一種成語，兩個詞由 and 連接起來表示一個完整的概念，叫作成對詞。”如：neck and neck（並駕齊驅）、legand leg（平分秋色）、high and dry（孤立無援）、fair and square（正大光明）whip and spur（快馬加鞭）。對比漢語中眾多的並列複合詞，不難發現，英語中的這些“成對詞”雖然也有詞的性質，如結構凝固，整體表示一個全新的意義，與一般的自由短語很不相同。 但是，它們與漢語中的聚合體的構成手段極不一致：1）英語中“成對詞”的基本結構模式是用“and”做粘合劑把兩個詞連接起來，形成“word１+and+word２”格式，其句法手段有明顯的用連詞“and”加接的痕跡。 而漢語中的聚合體採用67

的是直接並列的方式，是無需粘合劑的無縫對接。 2）英語中的“成對詞”只能是兩個詞的連接，而漢語中的聚合體卻可以多於兩項，甚至達到十來項。 3）英語中的這種“成對詞”數量只有幾十個，基本上是封閉的類，而漢語中的聚合體卻是個最常用且數量最多的開放類，雙音節並列複合詞數以千計，光是三音節以上的並列複合詞就已超過五百多，如近年來出現了不少“白富美、白骨精、蛋白質、高大上、喜大普奔”等，可見，在漢語的複合詞裡是最顯赫的一個類別。漢語中的聚合體構造手段的特殊性與同一性表現如下：一是複合方式的特殊性與同一性，即在構成結構體的過程中，使用的手段都是整齊劃一的並列，所以成分之間除了並列關係別無其他結構關係與語義關係，無需任何的連接成分，這可以與英語中的成對詞形成鮮明的對照。 二是聚合體的成分固定且排列順序固定，只有極少數的變體。 在結構凝固這一點上，聚合結構與結構上還不是太凝固的慣用語嚴格地區分開來。 三是在語音節律上極其嚴整，自覺遵循了詞的自然節律。2. 類聚名詞這些不同音節構成的類聚構式，採用了並列組合的方式，其構造手段特殊性與高度的同一性，其整齊劃一的結構形式背後，實際上遵循的是詞的自然節律，不同音節的類聚構式與音譯外來詞的節律上形成的嚴整對應，同時還與結構相對鬆散的慣用語的截然區分，其實都在用特殊的節律形式表明了其作為特殊名詞的屬性。 據此，我們將它們統一命名為“類聚名詞”，或稱“多音節的類聚式複合詞”。 漢語中這些音節不同的類聚體的共性與特殊性雖然也引起了部分研究者的注意，但是，其共性特點所反映的“名詞”的結構屬性卻並未被研究者所關注。 有人為這類聚合體人為地劃定了幾道形式的門檻。 有人將四字格的聚合結構與四字格的固定短語對立起來。 如曹煒就將四字格的聚合體一分為二，認為“亭台樓閣、琴棋書畫、聲色犬馬”屬於“並列結構的成語”，“油鹽醬醋、豺狼虎豹、酸甜苦辣”屬於四字格的“聚合詞”，理由是前者比後者“多了一點歷史的滄桑，多了一道‘相沿習用’的程序，所以也成了成語。”周薦也將“驕奢淫逸、魯魚亥豕、生死存亡”等四字格排除在四字格的聚合結構之外，認為它們應該歸於“二二相承”的固定短語。原因是這些四字格具有悠久的歷史，而四字格的聚合結構則產生較晚，還可能增加字數，如“比學趕幫”還可以擴充為“比學趕幫超”。 周薦認為，四字格成為聚合結構有兩個條件最為緊要：“第一，整個聚合結構必須凝成一個獨立的單位，且具較強的複呈性；第二，聚合結構內的每個字（語素、詞）都獨立存在，而不是某個字（語素、詞）與其他的字（語素、詞）先行組合，而後再與另外的字（語素、詞）一起組合成四字格。”四字格的聚合結構（即曹煒說的“聚合詞”）與他們認為是那些四字聚合的固定短語（即成語）的成立前提都是相同的，二者無論是在組織原則上還是語音節律上都有高度的一致性，將二者強硬分割，其實只是一種人為的區分，事實上，從他們的表述中也看不出兩類四字格的界限到底在哪裡。還有學者對聚合體的音節個數做了人為的限定，即至少是三個，最多七個。殊不知，這些音節的限制，人為地割裂了漢語裡聚合結構作為統一的結構體，而漢語中用並列聚合方式構成的雙音複合詞被排除在外，事實上並列聚合從雙音節到多音節在構成與表義上是一個具有高度同一性的連續體。 人為地用音節數目來做出限定，忽略了聚合體的結構與語義表達的本質特點，所以迄今還未見到通透的論證與解釋。3. 成語是詞不是“語”干擾學者們對聚合體的本質屬性認識的一個因素是語言學界對“成語”這一特殊結構屬性的認識。 語言學者一般把固定短語都看作詞的等價物，並把四字格成語也放在“語”裡，與慣用語、諺語、歇後語並列。 這種分類其實是有問題的。 我們知道，成語是所有被稱作“語”的固定短語中最77

另類的存在，成語與慣用語、諺語、歇後語無論是從結構的凝固性上還是語音節律上看都有本質的不同。 一是其結構的凝固性上與詞完全一樣，具有“三不允許”的特點，即不允許被拆開、不允許成分的次序顛倒，不允許成分的絲毫的更換。 而慣用語、諺語、歇後語則不同，它們雖然與自由短語相比在結構上有其凝固性的一面，但並沒有達到“三不允許”的程度。 二是其獨特的節律形式，從例（12）的 b、c 中可以發現，成語在節律上遵循了詞的節律模式，最為明顯的是，對一切節律上非“2+2”式的結構與語義構造，一律要強行地施行改變，按照“2+2”的節律形式出現。 我們看到，這個節律形式的強制性與內部並無結構與語義關係的四字格音譯外來詞高度一致，也與並無成分隸屬的四音節聚合體的節律一致。 對比一下四字格的慣用語可知，這種節律特點其實已經成了其句法屬性的風向標，它採用的是“詞”的自然節律，而非“語”的結構規律，這說明，在節律形式上它已經明顯地與“語”區分開來。 前文已經顯示，從三音節到多音節的詞，都有其獨特的韻律模式。我們的觀點是，撇開音節、歷史長短等非本質屬性的因素，所有的類聚構式都是漢語中一種獨特的類聚名詞。 這些類聚名詞從雙音節到多音節都是採用了並列聯合的方式構成的，在構詞手段上具有驚人的一致性，所以我們將它們統稱為“類聚構式”，所有的類聚構式都是整齊劃一的複合式名詞，故我們將其統稱為“類聚名詞”。 “類聚構式”是對所有類聚結構的形式概括，“類聚名詞”是對所有類聚構式屬性的概括，前者著眼於其形式的共性，後者著眼於其語義的共性。 之前的研究由於沒有能夠從形式到其結構屬性做出統一的概括，不僅將同一形式手段組織下的結構割裂，而且錯失了對其結構屬性的正確的認識，多數都在詞與固定短語間爭論與徘徊。（二）將各類聚合體看作統一構式的好處1. 有利於統一描述漢語獨特的結構形式漢語中採用類聚方式構成複合詞既具有獨特性，又具有普遍性。 目前學界對於雙音形式的類聚複合詞普遍認可，在各類詞典中大量收錄。 但是對於三音節，特別是多於三音節的類聚複合詞則持保留與謹慎的態度。 即使在學界專門研究類聚格式的文獻裡，也只是將其作為一種結構獨特的固定短語，更無任何文獻將其作為詞來對待。將不同音節組成的聚合體作為一個類聚構式來處理，正是著眼於其構造手段的同一性，即無論其構成的語素的數量的多少，只有一種並列複合的關係。 所以，不同音節的類聚構式只有音節數量之別而無結構類型之分。 由此，我們看到的是類聚構式幾種變體：雙音節類聚構式、三音節類聚構式、四音節類聚構式、五音節類聚構式、六音節類聚構式、七音節類聚構式、八音節類聚構式……2. 有利於發現同一構式的本質屬性我們將不同音節的聚合體處理為類聚構式，不僅是基於這些類聚構式具有組合形式的同一性，更是看到了這些不同音節的類聚構式統一的句法屬性，即它們都是清一色的複合名詞。 有人囿於類聚複合詞的音節，從而將本來性質同一的構式做了分化的處理，在究竟是詞還是固定短語間糾結。 前文所展示的聚合體遵循著詞的語音節律，並在語音節律上與慣用語那樣的固定短語有著嚴格的分界，同時，這些聚合體在結構的凝固性上與語義的整體性上也無一不顯示出詞的特點。 所以，類聚格式不僅是詞，而且是構造獨特的名詞。構成類聚構式的成員儘管以名詞性語素為主體，但也有不少是動詞性的和形容詞性的語素。不過，一旦這些不同性質的成分形成了一個類聚體，它們作為一個整體的使用頻率就會越來越高，其凝固性也越來越強，結構上的整體性制約著整個聚合詞的語法功能的性質導向。 由於類聚構式常常作為一個指稱性的整體使用，所以受到這種整體功能的影響，即便是原來的組成成分是動詞性87

的或形容詞性的語素，但是，“出現在聚合詞中的動詞性和形容詞性成分，其本身的‘動作義’和‘狀態義’都減弱了，而向‘行為、事件義’靠攏，呈現出一定的名詞性特點。”在我們所收集到的五百多個三音節以上成分構成的類聚構式中，絕大多數是名詞，佔了總數的98.26% 。 只有九個類聚構式（“分崩離析、關停併轉、驕奢淫逸、坑蒙拐騙、摸爬滾打、跑冒滴漏、傻大黑粗、比學趕幫超、多快好省”）保留了其動詞、形容詞的用法僅佔總數的 1.74% 。 但是，即便是這些成分，也有名詞的用法。 請看來自 BCC 語料庫的一些例句：（16）自從朱溫弑君之後，天下分崩離析［V］，陷入了藩鎮割據的局面。（17）國務院決定：9 月 30 日前全部關停並轉［V］“十五小”企業。（18）以驕奢淫逸［N］、一擲千金為恥。（19）駱家輝是搞“坑蒙拐騙”［N］的專家，中華同胞需警惕！（20）截至目前，沒有發生任何“跑冒滴漏”［N］現象。（21）在全縣紀檢監察系統形成了一個比學趕幫超［N］的氛圍。四、類聚構式的變體與語義（一）類聚構式的變體類聚構式最大的共同點是其結構手段，一律採用了聚合並列的手段，所以結構上只有一個層次，不同者在於其聚合單位的數量。 所以，我們可以根據其音節的數量來進行分類，由此而區分出類聚構式的音節變體。 有雙音節類聚構式、三音節類聚構式、四音節類聚構式、五音節類聚構式、六音節類聚構式、七音節類聚構式、八音節類聚構式，等等。 這些不同音節類聚構式各有其語音節律，與不同音節的詞的語音節律嚴格對應。 除了按照音節來劃分為不同的變體形式外，我們發現，類聚構式還可以根據其構成成員的語義特點來進行分類，由此而形成兩種變體。1. 實指性類聚所謂實指性類聚指的是構式的成員是通過實際成員的加合而形成的，構成成員的數量等同於實際所指的數量。 如“主謂賓、編導演、產供銷、產學研、晉冀魯豫、春夏秋冬、北上廣深、科教文衛、東西南北中、金銀銅鐵錫”。 在實際使用中，人們會採用實際的數量來進行概括，如“主謂賓”為句子的三大主要成分，“春夏秋冬”為一年的四季，“仁義禮智信”為君子的五德，“金銀銅鐵錫”合稱為五金，“酸甜苦辣鹹”被稱為五味，“禮樂射御書數”可稱為六藝、“吏戶禮兵刑工”是六部等。2. 虛指性類聚所謂虛指性類聚指的是構式的成員是通過典型成員的提取而形成的，構成成員的數量並非實際所指的數量。 如“白富美、假惡醜、高大上、車馬炮、風花雪月、酸甜苦辣、柴米油鹽、妖魔鬼怪”等。 五音節以上的類聚構式一般為實指性的，很少見到有虛指性的。當然，所謂類聚成分的實指與虛指，只是一個大概的分類，並無非黑即白的清晰界限。 一般說來，四音節的多數傾向於虛指，其他音節的多數傾向於實指。 還有的類聚構式具有半實半虛的特點。 如“米面油、影視歌、琴棋書畫”等，它們幾乎可以根據音節或具體的需要而增加成員，可見，能夠增添構成成員的，並非其用法或形式不固定，而是其構式具有成員不等的幾個變體。 以指稱學生品質方面的評價性名詞而論，既有三音節的“德智體”，也有四音節的“德智體美”，還有五音節的“德智體美勞”等幾個不同的音節變體。 “柴米油鹽”是四音節式，“柴米油鹽醬醋茶”是七音節式。一般說來，在所指類似的並存的音節變體中，音節多的構式趨向於實指，音節少的趨向於虛指。97

（二）類聚構式的語義類聚構式是漢語中一種結構方式上非常獨特的存在，它包括了從雙音節、三音節，一直到多音節的多種音節變體，還包括了表義上的實指性類聚與虛指性類聚兩種模式。 前文的描述可知，這些不同音節的類聚構式，儘管它們在音節的多少方面表現得如此不同，在構成成員的詞性上也存在不小的差異，有的由名詞性成分構成（“前央後、肉蛋奶、風寒暑濕、風花雪月”）、有的由動詞性成分構成（“傳幫帶、吃住行、吹拉彈唱、坑蒙拐騙”）、有的由形容詞性成分構成（“白富美、假惡醜、富貴貧賤、高矮胖瘦”），甚至還有虛詞構成的（“的地得、著了過、吧嗎呢啊、之乎者也”）。 但是，它們之所以能夠作為漢語中一種獨特的構式存在，正是由於其構成手法的同一性，即都是運用並列聚合的手段構成的，更為重要的一點就是，這些由不同音節、不同成分並列組合起來的結構，在詞性上也表現出了一致的特點，即構成的類聚構式在詞性上都是名詞。基於其構成手段的一致性，特別是它們表示的語法性質的同一性，我們將類聚構式的構式義定義為“用並列手段構成的指稱性聚合單位”。①趙元任：《漢語口語語法》，吕叔湘譯，北京：商務印 書 館， 1979 年，第 186 ~ 189 頁；第 189 頁；第189 頁。②郭良夫：《語素和詞與詞和短語》，北京：《中國語文》，1988 年第 6 期。③曹煒：《現代漢語聚合詞初探》，北京：《語言文字應用》，2003 年第 3 期。④董茜：《聚合詞在對外漢語教學中的意義》，昆明：《雲南師範大學學報》，2004 年第 2 期。⑤楊秀娟：《小議現代漢語聚合詞》，呼和浩特：《語文學刊》，2006 年第 10 期。⑥郭世鳳：《漢語聚合詞英譯刍議》，西安：《西北大學學報》，2006 年第 5 期。⑦周薦：《論三字格和四字格》，北京：《語文研究》，1997 年第 4 期。⑧劉紅梅：《漢語聚合詞語研究》，濟南：山東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 年。⑨王新宇：《三字格聚合詞初探》，呼和浩特：《語文學刊》，2009 年第 8 期。羅樹林：《三音節聚合詞語結構 語義特徵及詞彙化現狀分析》，北京：《語言文字應用》，2014 年第 1 期。安華林：《“四字駢語”的詞彙化》，吉林吉林：《北華大學學報》，2007 年第 5 期。俞揚：《漢語並列四字組合成詞問題初探》，浙江寧波：《寧波師院學報》，1986 年第 2 期。周欣：《現代漢語並列 N 項式研究》，河北保定：河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 年。趙愛敏：《“四字駢語”再探》，合肥：《安徽文學》，2006 年第 11 期。陳愛文、于平：《並列雙音詞的字序》，北京：《中國語文》，1979 年第 2 期。《現代漢語詞典》凡例 5，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第 7 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 年，凡例第 5 頁。汪榕培：《英語詞彙學研究》，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1 版，第 137 頁。“白富美”專指“白晰、富貴、貌美”之女性；“白骨精”取“白領、骨幹、精英”之意；“蛋白質”取“混蛋、白痴、神經質”之意；“高大上”是“高端、大氣、上檔次”之减縮；“喜大普奔”是“喜氣洋洋、大快人心、普天同慶、奔走相告”之减縮。周荐：《聚合結構的詞語化及其爲詞典收條問題》，上海：《當代修辭學》，2017 年第 2 期。劉紅梅：《聚合詞的語法功能及其名詞性傾向》，長沙：《求索》，2011 年第 6 期。作者簡介：溫鎖林，天津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天津　 300382［責任編輯　 桑　 海］08

澳門理工學報　 2023 年第 4 期·中西文化·中國文化的世界意義：中國與歐洲早期的互動研究張西平［提　 要］ 　 理解中國與西方的關係，必須從長時段歷史來加以考察。 中國與歐洲早期的互動是理解中歐關係的重要維度，但長期以來大多數學者是從晚清中歐關係來定位自己和西方的。 應從中歐早期互動的歷史、中歐經濟關係和中國文化在歐洲的影響，說明當時歐洲接受中國文化的內在原因，以此，從全球史的角度，揭示中華文化的世界意義。［關鍵詞］ 　 中國　 白銀　 中華文化　 啟蒙運動［中圖分類號］ 　 K10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3) 04 ⁃ 0081 ⁃ 10一、在東方發現文明今天的世界成為一個世界，各個民族和國家真正開始作為全球的一個成員，參與世界的活動，世界在經濟和文化上構成一個整體。 這一切都源於十六世紀的地理大發現。①“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範圍在這個發展過程中愈來愈擴大，各民族的原始閉關自守狀態則由於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發地發展起來的各民族之間的分工而消滅得愈來愈徹底，歷史就在愈來愈大的程度上成為全世界的歷史。”②對明清史的研究必須放在地理大發現這一背景下。由葡萄牙、西班牙開啟的地理大發現，既是西方人用刀和火耕種這個世界的過程，同時也是西方殖民史的開端，拉丁美洲的血管由此被切開，葡萄牙對西非海岸的販賣黑奴亦由此開始。③當葡萄牙從印度洋來到中國南海，西班牙從太平洋來到中國近鄰菲律賓，中國與歐洲在晚明相遇。葡萄牙和西班牙在中國南海合圍時，他們面對著一個有著悠久文明且十分強大的中國，同時中國在與他們的接觸中開始利用西方人所開啟的全球化網絡，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文明與文化。 如果從全球史來看，從晚明至清中期（1500～1800）的中西接觸中，中國是以獨立、強大的國家形象展現在世界舞台的，中國與葡萄牙在新會西草灣之戰，葡萄牙船隊大敗，這是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一世海外擴張過程中第一次遭到的軍事挫折，也是近世中國與歐洲人的第一次小規模戰爭。④後葡萄牙人在浙江沿海的雙歧島與華人海盜及倭寇勾結，勢力越來越大，无法无天，以致“福興諸府沿海患”。 浙閩提督朱紈派兵圍剿，趕走葡萄牙人，填塞雙歧港。 這是明軍第二次與葡萄牙人交鋒。 嘉18

慶二十八年走馬溪一戰，第三次與葡軍交鋒，大勝葡軍，抓葡人 16 名，黑奴 46 名，華人海盜 112 人，至此“全閩海防，千里肅清”。 1554 年，葡萄牙船長索薩（Leonel de Sousa）與廣東海道副使汪柏達成口頭協議，允許葡萄牙商人進入廣州及附近島嶼貿易。 1557 年，葡萄牙人因協助明軍消滅海盜，廣東鎮撫默許葡人居住澳門；1582 年，居澳葡人得到兩廣總督的許可，實行“自治”，澳門成為中國政府管轄下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城市。中西關係在明清之際與與晚清時期完全不同，目前許多人一談起中國與世界的關係都是在講晚清，實際上晚明至清中前期近三百年是值得重視的。 這一時期中國在與世界的交往中，絕不是處在“野蠻的、閉關自守的、與文明世界隔絕的狀態”，相反晚明至清中前期“中國看起來跟世界上其他任何發達地區一樣‘發達’，無論是以農業生產力的水平，製造業與市場的複雜程度，還是以消費水平來衡量都是如此。 中國家庭也在控制其規模，並能根據變化的經濟機會做出相應調整，當這些機會減少時便限制家庭規模，以維持消費水平高於基本生活所需；功能的專業化促成了市場和高度商業化經濟的出現；覆蓋甚廣的、以水路為基礎的運輸系統，確保了商品和人員在帝國內部的有效流動”。⑤把明清的中國一概說成是“木乃伊式的國家”完全是對全球化早期的知識不足與偏見。二、作為世界貨幣的白銀中國正是在晚明至清中前期全面走進世界近代發展的歷史舞台的，其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晚明的幣制改革。 白銀作為明朝的官方貨幣經歷了一個自下而上和至上而下的過程。 白銀在明初並不是官方貨幣，它只在民間經濟活動中使用，學術界對明初至成化年間徽州地區土地買賣交易 427件契約使用通貨的分析可以清楚地證明這一點。 到嘉靖年間，貨幣的白銀化已成大勢。 白銀的貨幣化是以整個社會商品經濟以及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為基礎的。 隆慶元年（1567），明穆宗頒命：凡買賣貨物，值銀一錢以上者，銀錢兼使，一錢以下只許用錢。 由此白銀成為明朝的官方貨幣。 而明代賦役的改革，“一鞭法”的實施，進一步推動賦役和徭役的貨幣化，以銀折役、以銀代賦，白銀滲透了晚明生活的方方面面。 萬明對《萬曆會計錄》的系統整理，從計量史學和數據資料上完全證實了這一點，她認為明代白銀貨幣化的概念包括五重涵義：“其一，白銀從貴重商品最終走向完全貨幣形態的過程；其二，白銀從非法貨幣到合法貨幣，再到整個社會流通領域主幣的擴展過程；其三，白銀形成國家財政統一計量單位和徵收形態的過程；其四，白銀形成主幣，中國建立起實際上的白銀本位制的過程；其五，白銀成為世界貨幣”。⑥白銀怎樣成為了世界貨幣呢？ 因為當白銀成為中國的主幣後，對白銀的需求大增，但國內的銀礦開採無法滿足社會經濟對白銀的需求，只好將目光投向海外。 明嘉靖年間，倭患熾烈，海禁使中日貿易受挫，而居住在澳門的葡萄牙人成為中日之間轉口貿易的重要推動者，如利瑪竇所說“無論對於中國，還是對於從日本到馬六甲之間的諸國，如摩洛加、暹羅、交趾支那等國家而言，澳門都可謂是印度洋上最理想的市場之一……”。⑦這些在澳門的葡萄牙人將中國的生絲等貨物運往日本，日本則以白銀購買，澳門的耶穌會士再用白銀購買內地的生絲等貨物，從而日本的白銀通過澳門流入中國內陸。 《1618 年耶穌會士從澳門出發往日本的貨物清單》記載：“此次航行的船隊，所有六艏帆船均在耶穌會之名下，配有已簽署的耶穌會徽標，裝載 86 筐，以及 13 大箱，超過 52 擔 28 斤優質生絲，其中 25 擔 11 斤半是在此次日本交易會上購買的，每擔價格是白銀 1167 錢，包含運費和關稅”。⑧這樣的貿易所以通暢的重要原因是日本盛產白銀。 活躍於日本與中國的耶穌會士羅德里格斯（João Rodrigues Tçuzu 陸若漢）在其《日本教會史》中說：“日本國有許多的礦山，出產所有種類28

的金屬。 例如大量的鐵、銅，此外還產出數量巨大的與銀、鉛、錫和水銀的混合物。 主要的礦藏是遍佈全國的銀山”。⑨由於與中國的貿易，日本的白銀礦產在 16 世紀中期到 17 世紀前半期快速發展起來，弗蘭克統計，從 1560 到 1600 年，日本每年生產和供應 50 噸白銀，從 1600 年至 1640 年間，每年生產和供應 150 噸到 190 噸，最高峰時的 1603 年為 200 噸。 在 1560 至 1640 年的 80 年間，日本成為主要的白銀生產國和出口國。⑩如果將從美洲運往中國的白銀和日本銷往中國的白銀相比，由日本輸入中國的白銀數量是美洲銷往中國的白銀的 3～10 倍，總的供應量達到 8,000～9,000 噸。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來到中國南海時，並未帶來更多可以與中國交換的商品，尚未工業化的葡萄牙、西班牙對亞洲的滲透，目的是為歐洲各國買到所需要的以絲綢、茶葉、瓷器為核心的亞洲產品，他們通過進入亞洲的貿易來完成這一過程。 他們並不是以西方的產品來和亞洲的產品交換，他們只能要麼用白銀購買，要麼用在亞洲貿易網絡所得到的錢，來買亞洲的產品。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展開的貿易，只是一種轉運貿易，他們憑藉著中國商品和市場進行中介貿易，一是輸入海外物品，其中以白銀為主，二是輸出中國的貨物，以絲綢、瓷器為主。 前者因為有中國市場的巨大需求，後者則完全依靠中國市場的發展。 但這種轉口貿易，推動了中日之間的白銀流動。 所以，學者認為“日本成為以中國為軸心的世界白銀貿易的重要一翼”。白銀成為世界貨幣的另一翼是由來到中國南海的西班牙人的馬尼拉大帆船貿易所推動的。1565 年，黎牙實比（Miguel López de Legazpi）奉西班牙王室之命，率部下從墨西哥出發抵達菲律賓宿霧島，他於 1569 年被任命為菲島總督，1571 年攻佔馬尼拉，由此奠定了西班牙人統治菲律賓群島的基礎。海盜林風逃至菲律賓，潮州把總王望高在菲律賓圍剿時得到菲律賓總督的善待，1575年 7 月，他和西班牙神父馬丁·德·拉達（Martin de Rada）等四人回到福建，共同商議圍剿林風一事。 這是中國和西班牙的第一次正式交往。1567 年，隨著明朝政府開放海禁，福建人開始和在菲律賓的西班牙人進行商業往來，中國商人運來生絲、棉布和陶瓷等商品，經雙方議價以白銀為幣成交。 “1573 年，兩艘體勢巍峨的大帆船，從菲律賓的馬尼拉港駛向美洲墨西哥海岸的阿卡普爾科，歷史上著名的‘馬尼拉大帆船’航行開始了。”以中國生絲和白銀的交換為核心，大帆船貿易開始將中國與世界相連。 “大量的中國商品經福建商船從月港載運至馬尼拉，然後由西班牙大帆船橫渡太平洋，轉運到阿卡普爾科（在當地舉辦盛大集市後，商人們又從這裡將貨物販運到墨西哥城，再從墨西哥城轉銷到墨西哥內地。 有一部分輸入中美洲，或輾轉南下南美洲），也有一部分貨物被運到西海岸港口維拉克魯斯，再裝船轉銷至加勒比海諸島，或越過大西洋遠銷西班牙和歐洲其他國家。 這樣，一條跨越兩洋、連接美洲和歐洲的貿易航線建立起來了：中國（漳州月港）—菲律賓（馬尼拉）—墨西哥（阿卡普爾科、維拉克魯斯）—西班牙（塞維利亞）。”在大帆船貿易中有多少白銀流向中國呢？ 學者統計不太一致，劍橋大學索扎（George BryanSouza）教授認為，從 1590 年到 1644 年，菲律賓共輸入了美洲白銀一億五千四百萬西元（4,620,000公斤，或者 4,620 噸）。 全漢昇認為，“在 16、17、18 世紀間，每年由大帆船自美洲運往菲律賓的銀子，有時多至四百萬西元，有時只有一百萬西元，但以二三百萬西元的時候為多”。有的學者統計出 1565～1644 年從墨西哥到達馬尼拉的大帆船數目大約為 132 艘，“如果我們估計每艘大帆船平均貨值為 110 萬比索的話，則總計為 1.45 億比索，約合白銀 1.05 億兩，其中大部分被運往中國”。中國以白銀為幣進行貿易，直接推動了世界白銀的產量。 日本學者小葉田淳考證，從 1521 年到 1544 年，世界白銀（不包括日本及東方各國）的平均產量為 90,200 公斤；而後 16 世紀 60 年代，38

達到 311,600 公斤；又此後 20 年，為 299,500 公斤；再此後的 1581 年到 1600 年，產量達到驚人的420,000 公斤。在這個意義上弗蘭克所說世界圍著白銀轉，白銀圍著中國轉，中國在當時的世界經濟中處於重要地位，這個結論並沒有錯。晚明白銀的貨幣化標誌著“中國社會經濟從自給自足的農業社會經濟向近代經濟的轉變，為建立一個以中國白銀為中心的世界貨幣而準備了充足的條件……同時也推動了晚明中國社會的重大變遷———由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的轉型”。因此，晚明社會的變遷並非受西方的裹挾而發生，而是晚明自身的變化，當然西人到來為這個變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外部條件，從而使中國商品走向世界，同時全球化初期開始以中國白銀作為世界流通貨幣，為世界市場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貢獻。白銀作為國家貨幣所存在的問題是鑄幣權並不在國家手中，而是通過貿易流通從日本和拉美獲得。 拿破崙戰爭使得西班牙政府無法維持墨西哥的銀礦，加之拉美的獨立運動，19 世紀世界範圍的金銀減產不僅減少了在中國的白銀套匯交易，而且也刺激了鴉片輸入。 到乾隆時人口的增加，國家廣泛使用國外的白銀，這成為清帝國的致命傷。 “由於英國人沒有足夠的白銀，鴉片被用於交換茶葉和生絲。”林滿紅認為“鴉片戰爭的根本原因是白銀問題”。 因此，如果說在 16 ～ 18 世紀中國尚可算作世界強國的話，“到 19 世紀是真正的衰落了。 因為作為財富象徵的黃金大量流出，白銀雖然有所增長，其價值已經大大下降”。無論明王朝還是康乾盛世，均因白銀而興，但也因白銀而亡，中國的歷史與世界緊密聯繫在了一起。三、中學西傳：中國知識與文化的西傳1500～1800 年間中國與世界的關係除了以白銀為中心的經濟交往外，還有以來華耶穌會士為橋樑的西學東漸和中學西傳，這構成了中國與世界的另一個重要側面。 “西學東漸和“中學西傳”形成了中國和歐洲知識與文化的緊密互動，此時期中國和歐洲的關係與晚清時完全不同。 梁啟超指出：“明末有一場大公案，為中國學術史上應該大筆特書者，曰：歐洲曆算學之輸入。 ……要而言之，中國知識線和外國知識線相接觸，晉唐間的佛學為第一次，明末的曆算學便是第二次。 ……後此清朝一代學者，對於曆算學都有興味，而且最喜歡談經世致用之學，大概受利、徐諸人影響不小”。來華耶穌會士向中國介紹了西方大航海後的新知識，如利瑪竇的《坤輿萬國全圖》和艾儒略的《職方外紀》等，有些知識雖然並非近代新知識，但作為不同的知識系統，對中國也產生了積極影響，如利瑪竇和徐光啟合譯的《幾何原本》。 而從晚明到清初西洋曆法在中國確立了正統地位後，西洋曆算之學在中國產生了影響，紅夷大炮的傳入直接影響了明清鼎革，可謂驚天動地；也正是在順康期間，天主教作為外來宗教也在中國落地生根，西方文化傳入中國。 嵇文甫在《晚明思想史論》中提出的“曙光說”，侯外廬在《近代中國思想學說史》中提出的“早期啟蒙說”，蕭箑父在《明清啟蒙學術流變》中提出的以明清之際的啟蒙思想為傳統與現代之問的“歷史接合點說”，在以上學者的論證中，西學東漸都受到普遍重視，並作為歷史研究立論的根據之一。 因此，明清之際的西學東漸不僅提供了新的知識，而且也推動了中國傳統社會的轉型與發展。關於明清之際西學東漸的研究成果頗豐，這裡不再贅述。由來華傳教士所推動的“中學西傳”是中國與歐洲知識交換的另一重要方面，是與“西學東漸”並存的中歐文化交流的重要一翼，是中國文化首次全面在歐洲的展示，這件事與白銀資本一起構成了中國對世界的重大影響，一個是在經濟上，一個是在文化上。此時傳入歐洲的中國知識是那些呢？第一，關於中國歷史。 從皮雷斯（Tomé Pires）的《東方概要》到克魯斯（Gaspar da Cruz）的《中48

國概說》等各類遊記，早期來到澳門的葡萄牙人就有對中國歷史的介紹，但真正在歐洲產生廣泛影響的是西班牙人門多薩（Juan Gonzálz de Mendoz）的《中華大帝國史》，這部書將一個富饒、遼闊、歷史悠久的中國呈現在歐洲人面前，大明國有十五個省份，“每一個都比我們歐洲國家大”，已經稱霸全球的西班牙人，看到中國如此龐大的文明體，驚歎不已。 “門多薩的《中華大帝國史》不僅把 16世紀的中國向西方做了最客觀、最全面的介紹，也體現了 16 世紀歐洲人的中國觀。”耶穌會士入華後曾德昭（Álvare de Semedo）的《大中國志》、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的《中國新史》、衛匡國（Martino Martini）的《韃靼戰記》開啟了 17 世紀歐洲漢學，特別是衛匡國的《中國上古史》把一個遠比基督教文明更悠久的中國歷代年表展現在歐洲人面前，它所引起的爭論直到法國人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四卷本的《中華帝國全志》出版，歐洲對中國歷史的認識達到了高潮。 如伏爾泰所說：“杜赫德雖然不曾走出巴黎，不認識一個漢字，但是，他借助教會同僚們所撰寫的相關報導，編纂了一部內容最豐富的關於中國的佳作，堪稱舉世無雙”。中國悠久歷史的真實性和高度的文明，不僅使基督教文明相形見絀，同時也給啟蒙思想家瓦解基督教歷史觀提供了有力武器。第二，關於中國社會管理。 中國是一個大一統的國家，國家管理體系採取中央集權之下的郡縣制，而不是貴族分封制。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車同軌、書同文之下的中央集權制有效管理著象歐洲一樣大的國土。 如此龐大的國家，千年一統的中央集權制，這使歐洲思想家感到震驚。 儘管皇帝擁有極大的權力，但權力運作原則是理性和有序的，因為政府內的一切事務都要以奏摺的形式稟呈給皇帝，官員要在其中稟明所要做的事情，而皇帝所要做的只是批准或否定這些官員的建議，在事先沒有相關官員建議的情況下，皇帝幾乎從不擅自主張。 利瑪竇感歎地說，雖然中國是君主制，但實際上這“更像共和制制度”。實際上當時中國的國家管理能力遠在歐洲各個國家之上，19 世紀以前歐洲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人口統計，而中國這項制度從兩千年前即已確定，到 18 世紀時已經普及到全國，而歐洲的人口統計到中世紀才由教會來完成。同時，中國科舉制度被詳盡介紹到歐洲。 耶穌會士在中國看到了完全不同於歐洲的另一種官員選拔制度———科舉制即文官考試制度，這樣的管理和選拔人才的制度在歐洲是沒有的，利瑪竇詳盡解釋了科舉制，並說“那些執掌國家大權的人都是通過科舉考試，從舉人和進士一步一步晉升上來的。 ……他們做官不靠任何人的恩惠與情面，不要說官員，就連皇帝講情也無濟於事。 完全憑考試成績以及在以前任職期間所顯示的智慧、德行與才幹”。利瑪竇感歎地說“這是區別於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的形式”。幾乎所有來華耶穌會的漢學著作都介紹了科舉制，對中國這種通過考試來選拔國家管理人才的辦法給予高度讚揚。托克維爾在談到法國大革命時曾說，大革命就是“在各自領域努力摧毀豁免權，廢除特權。 他們融合不同等級，使不同社會地位趨於平等，用官吏取代貴族，用統一的規章制取代地方特權，用統一的政府代替五花八門的權力機構”。在這個意義上，18 世紀啟蒙思想家對中國國家的社會管理體制感興趣應該是很自然的。第三，儒家典籍的翻譯。 一開始傳教士對中國典籍的翻譯受到“禮儀之爭”的影響，如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返回法國後，在法王路易十四支持下所出版的《中國哲學家孔夫子》，這是第一次將儒家原典翻譯成拉丁文。 《中國哲學家孔夫子》一書的內容包括：柏應理所寫的《致偉大虔誠的基督教君主路易十四函》（Ludovico Magno Regi Christianissimo Epistola）、殷鐸澤與柏應理合著的《初序》（Proëmialis Declaratio）、殷鐸澤所作《孔子傳》 （Confucii Vita）並附孔子像、《大學》 （ LiberPrimus ）、《中庸》（ Liber Secundus ）、《論語》 （ Liber Tertius ） “三書”的拉丁文全譯本、柏應理所作的《中華君主統治歷史年表》 （Tabula Chronologica Monarchiae Sinicae）和《中華帝國及其大事紀》58

（ Imperii Sinarum et Rerum In Eo Notabilium Synopsis），並附柏應理繪製的中國地圖。 這部書在歐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被歐洲學者稱為啟蒙運動時的“《聖經》”。衛方濟（François Noël）的《中華帝國六經》收錄了“四書”以及《孝經》、《小學》的全部拉丁譯文。 到法國來華耶穌會士翻譯中國典籍時，這已經是比較嚴肅的漢學研究。 在杜赫德的《中華帝國全志》中，中國典籍翻譯已成為重要內容：選譯朱熹論著、《易經》、《書經》、《詩經》、《春秋》、《禮記》、孔子傳、《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孝經》、《小學》、《康熙帝御選硃批歷代敕、詔、法、令、諫、言集》、二程哲學與理學著作，翻譯《明代著名文人唐荊川所編文集選》、《列女傳》等。儒家哲學傳入歐洲給啟蒙思想家一個可以用自然神學來解釋世界的例子，因為孔子不具有人格神的特點，但他同時又有宗教性關懷，孔子的思想特別適合歐洲從啟示神學向自然神學轉型的思想潮流。 伏爾泰談到孔子時稱：“他不是先知，他不自稱得到神的啟示，他所得到的啟示就是經常注意抑制情慾；他只是作為賢者立言，因此中國人只把他視為聖人”。孔子的學說就是教導人們掌握理性，認識自然。 而且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道法自然的傾向，回答了人“遠神”後的世俗生活的精神價值。 這些思想自然引起啟蒙思想家們的關注。 特別是後來的宋明理學的核心“理”的概念，整個學說中的理性精神都得到歐洲啟蒙思想家的青睞，引起他們思想的共鳴。第四，中國文學藝術與科學知識的傳入。 中國的小說、戲劇此時也被翻譯成法文，如《今古奇觀：呂大郎還金完骨肉》、《今古奇觀：莊子休鼓盆成大道》、《今古奇觀：六月雪》、《趙氏孤兒》。 伏爾泰讀後很受觸動，編寫了自己的《中國孤兒》。 錢德明（Jean⁃Joseph⁃Marie Amiot）所寫的《中國古今音樂篇》開啟華樂西傳，卜彌格（Michel Boym）對《本草綱目》以及王叔和脈經的翻譯開啟了中醫西傳，宋君榮（Antoine Gaubil） 《中國天文學史》展示了中國古代科技的智慧，王致誠（ Jean⁃DenisAttiret）關於圓明園建築的介紹，英國人錢伯斯（William Chambers）的《中國建築、家具和服飾設計》向歐洲展示了東方園林與建築美學。 這些逐步在歐洲形成了一個新的藝術風格“羅柯柯風格”。“在羅可可時代的心理中，中國是一個模範國家，不但是藝術方面，就是智慧方面也然。 在這個世紀之初，所謂中國貨，如圖畫、花瓶、雕刻、牆紙、漆器、絲絨等東方物品大為流行，盛極一時。 小說中宣傳中國的情形，至於使讀者們個個都憧憬於神話式的理性國之中……。”中國典籍的西譯，中國知識的西傳，從文獻上證實了歷史中國的真實性，從思想上展現了東亞文明的獨特性，從文化上證明了東方的多彩與豐富，乃至大航海時代的西方人認為“在北美發現的是土地，而在中國發現的是文明”。 中國的知識與文化開始成為推動歐洲思想文化變遷的力量。四、中國文化的世界意義晚明到清中前期的中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以晚清的中西關係來推想晚明和清中前期的中西關係是歷史的無知。 此時的中國非但不是閉關鎖國，更談不上落後愚昧。 晚明經濟的發展催生白銀從民間貨幣變為國家貨幣，白銀走向世界，白銀成為全球化初期的世界貨幣。 此時的西方各國拿不出可以與中國交換的貨物與產品，只能用白銀購買中國的茶葉、絲綢、瓷器，中國產品流通世界。 即便工業革命後的英國，也拿不出產品與中國交換，這成為鴉片戰爭發生的原因之一。此時中國的發展並非來自西方的推動，而是原生型的、內在發展的結果，西方提供了一個正在完善的世界舞台，二者結合使晚明至清中期中國成為世界貿易的中心。 明清鼎革並未終止中國與世界互動的腳步，此時來華的耶穌會傳教士成為溝通中國與歐洲的重要橋樑，康熙朝的事業是在與國際互動中展開的，《恰克圖條約》的簽署解決了中俄貿易問題，《尼布楚條約》解決了中俄邊界衝突問68

題，鐸羅（Carl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non）與嘉樂（Carlo Ambrogio Mezzabarba）的來華是康熙試圖解決中國和歐洲之間的宗教衝突問題。 此間“西學東漸”開拓了明清之際思想家的文化視野，天主教在康熙朝的合法化是中華文明第二次接納外來文明的確證，儘管雍乾百年禁教，但西學東漸已成大勢，中國在與世界的互動中前行。中國融入世界，或者說明清之際中國對世界影響最大的不僅僅是白銀成為世界貨幣以及茶葉、絲綢、瓷器在全球的流通，還有中華文化的西傳所推動歐洲 18 世紀中國熱，整整一百年中國是歐洲崇拜的對象，這是一個無可否認的歷史事實。從 16 世紀到 18 世紀傳入歐洲的中國知識是逐步豐富起來的，從最初的道聽途說到以後的親身經歷，從一般的傳教士到後來的法國來華科學家傳教士，他們對中國的研究在逐步深入。 經過他們的介紹，一個比歐洲歷史還要悠久的中國呈現在歐洲讀者面前，一個社會生活比歐洲還要多彩的中國吸引了歐洲讀者。 而當啟蒙思想家們讀到傳教士翻譯的中國典籍時，他們被打動了，從伏爾泰到萊布尼茨，從魁奈到沃爾夫，即便有孟德斯鳩這樣的批評者，但中華文明的悠久與制度之完善也使他對中國的評價無法協調起來。 18 世紀整整一百年的歐洲中國熱，絕非空來之風，它是中國知識與文化傳入歐洲二百年所積累的必然結果。 “啟蒙時期正是中國清朝的早期和中期，這時中國在世界歷史上的影響達到了巔峰。 ……中國在世界歷史和世界地理上都引人注目……世界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沒有像啟蒙時期這樣，使得中國的商業貿易相對而言如此重要，世界知識界對中國興趣如此之大，中國形象在整個世界上如此有影響。”在社會生活層面，歐洲上流社會將喝中國茶、穿中國絲綢的衣服、坐中國轎、建中國庭院、講中國故事作為一種風尚。 Chinoiserie 這個詞匯的出現，反映了當時法國對中國的熱情。 這“突出地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在相當長的時期中，各個階層的歐洲人普遍關心和喜愛中國，關心發生在中國的事，喜愛來自中國的事物”。中國知識與文化的傳入推生了歐洲 18 世紀的“中國熱”，從一般民眾而言只是對東方的好奇，但對啟蒙時代的思想家來說，中國知識所包含的智慧是一種啟迪，無論他們是讚揚還是反對。 例如對中國持批判態度的格里姆寫道：“傳教士以他們對於一個非常遙遠的國家的引人入勝的記述，引起了歐洲公眾的極大興趣，公眾既無法證明這些記述的真實性，也沒有證據指責它是謊言。 後來哲學家們將這些材料取了過來，依據各自的需要以令人震驚的方式加以利用，進而對他們所認定的自己國家的弊端進行攻擊”。這個看法是有道理的。 因為 17 世紀歐洲仍籠罩在《聖經》的神學思想之下，18 世紀才出現有關地球的自然歷史論，19 世紀才出現人類和動物同屬一個自然王國的概念。而中國思想中所包含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觀，儒家對人類世俗化生活的系統論述使人耳目一新；唐朝以前中國人並不知道基督教的事實瓦解了基督教的普適性神話，中國歷史年表的真實與可靠，動搖了中世紀的基督教歷史觀。 所有這些不僅在知識上，更為重要的是在思想上為走出中世紀的歐洲思想界提供了另一種文明類型，撼動了歐洲中世紀的傳統文化。因此，晚明至清中前期傳入歐洲的中國知識與思想在歐洲的影響是文明互鑒的經典事件。 但現在有一些學者用後現代史學否認這一時期傳入歐洲知識的真實性，用“誤讀”來化解中國文化對歐洲的影響。 任何文化對外來文化的接受都是從自身文化變革的需要出發的，其在吸收外來文化時都會根據自身文化所需對外來文化進行加工和改造，這是文化交流的一般規律。 但不能因為接受者對知識的理解受到自身文化的影響而產生了對異文化的“誤讀”，就否認知識在傳播中的真實性；同樣，不能因傳播者在傳播知識時受其自身文化的影響，對其所傳播的知識附上自身的色彩，就完全否認了所傳播知識仍具有真實的一面。 這種後現代主義的知識立場誇大了知識傳播中接受主78

體的自身文化背景對知識傳播和接受的影響，並將文化之間的交流、知識在不同文化之間的流動完全龜縮為一個主體自身文化背景問題，將豐富的歷史過程僅僅壓縮為主體自己的文化理解問題。這樣也就“無所謂客觀的知識，也無所謂真實或虛構”。 這種理解顯然是片面的，非歷史的。19 世紀以後，伴隨著西方對全球的殖民與掠奪以及英國工業革命的興起，西方開始領先於中國，中國至晚清後的衰落使西方對中國的認識大反轉。 在赫爾德那裡中國只“是一具木乃伊”，在黑格爾那裡，孔子毫無智慧，中國是一個沒有哲學的國度。 歐洲中心主義開始盛行，16～ 18 世紀中國對世界文明的貢獻在西方的歷史教科書中已經消失。 今天我們講述對晚明至清中期中國與世界的互動，中國對世界經濟的推動和中國文化對歐洲的影響，並非沉醉於往日的榮光，而是講述一段真實的歷史事實，無論國內還是國外仍有人把歐美文化說成是一個“自我成聖”的文化，外來文化對歐洲的影響不足為道。 這不僅在知識上不符合歷史，也反映出這種觀點對歐洲思想自身成聖的神話的迷戀，對 19 世紀以來西方思想觀念的崇拜。中國知識與文化的西傳是 16～ 18 世紀中國與世界關係的重要表現。 但當下中國學術界在理解西方啟蒙思想和中國思想的關係時，要麼從後現代主義出發，否認中國文化對當時啟蒙思想的影響，把西方近代思想的形成說成一個自我成聖的過程；要麼將啟蒙思想與中國傳統思想對立起來，無法揭示二者之間的歷史和思想的聯繫，從而無法揭示出儒家思想中所包含的現代性意義。明清之際中國與世界的互動，揭示了近三百年的中國與世界的真實歷史，給了我們從文明互鑒考察中西文化發展的一個新視角。 百年彈指一揮間，走出晚清悲情，重新確立中國文明在世界歷史進程的作用，重新思考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當代意義，在全球史和長時段的歷史視閾下重新確立中國與世界的關係，這是歷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①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說：“美洲的發現，繞過非洲的航行，給新興資產階級開闢了新的活動場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252 頁；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偉大的地理發現以及隨之而來的殖民的開拓使銷售市場擴大了許多倍，並加速了手工業向工廠手工業的轉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313 頁。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51 頁。③布留川正博：《奴隸打造帝國：征服、殖民、剝削，從奴隸船看資本主義的喋血貿易》，張萍譯，台北：智富出版有限公司，2021 年；高岱、鄭家馨：《殖民主義史；總論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年；鄭家馨主編：《殖民主義史：非洲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④湯開建：《明代澳門史論稿》 （上），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2 年，第 37～65 頁。⑤Robert B. Marks,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World:A Global and Ecological Narrative from the Fifteenth to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nd ed.), Lanham: 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7, p. 106；樊樹志：《晚明大變局》，北京：中華書局，2015 年。⑥萬明、徐英凱：《明代〈萬曆會計錄〉整理與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 年，第 2 頁；萬明：《明代中國白銀貨幣研究：中國早期近代化歷史進程新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 年。⑦利瑪竇：《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文錚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第 84 頁；第 33～ 34頁；第 32 頁；第 20 頁。⑧戚印平：《耶穌會士與晚明海上貿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年，第 257 頁；第 294 頁。⑨羅德里格斯：《日本教會史》，第 267 頁，轉引自戚印平：《耶穌會士與晚明海上貿易》，第 297 頁。⑩貢德·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劉北城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 年，第 205 頁。88

濱下武志：《中國、東亞與全球經濟：區域和歷史的視角》，王玉茹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年。萬明：《明代中外關係史論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年，第 687 頁。C. R. 博克舍編注：《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何高濟譯，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陳台民：《中菲關係與菲律賓華僑》，香港：朝陽出版社，1985 年。何芳川：《崛起的太平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 年，第 88 頁。韓琦：《馬尼拉大帆船貿易對明王朝的影響》，載南開大學世界近現代史研究中心：《世界近現代史研究》（第 10 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年。參閱沙丁等：《中國和拉丁美洲關係簡史》，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78 頁；梁方仲：《梁方仲經濟史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第 172 頁；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 700 頁。全漢昇：《再論明清間美洲白銀的輸入中國》，載《中國近代經濟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吳傑偉：《大帆船貿易與跨太平洋文化交流》，北京：昆侖出版社，2012 年，第 296～312 頁。王國斌：《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李伯重、連玲玲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 年。萬明 主 編： 《 晚 明 社 會 變 遷： 問 題 與 研 究》， 第245 頁。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史建雲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年；萬明：《明代中外關係史論稿》；馬德斌：《中國經濟史的大分流與現代化：一種跨國比較視野》，徐毅等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20 年；王國斌、羅森塔爾：《大分流之外：中國和歐洲經濟變遷的政治》，周琳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 年；王國斌：《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林滿紅：《銀線：19 世紀的世界與中國》，詹慶華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103 頁；第265 頁。仲偉民：《茶葉與鴉片：十九世紀經濟全球化中的中國》，北京：中華書局，2021 年，第 275 頁。本文討論的是 1500 ～ 1800 年間中國與世界的關係，關於晚清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不是本文論述的重點，但有一點是明確的，從白銀作為國家貨幣開始，中國與世界已經緊密聯繫在一起，因此，對中國近代以來發展的研究僅僅從國內視角來考慮已經遠遠不夠了。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 年，第 9 頁。許蘇民：《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亟待實現三大突破》，天津：《天津社會科學》，2004 年第 6 期。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 ～ 19 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 （上、下），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 年；柏理安：《東方之旅：1579 ～ 1724 耶穌會傳教團在中國》，毛瑞方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7 年；張西平：《交錯的文化史：早期傳教士漢學研究史稿》，北京：學苑出版社，2017 年；吳伯婭：《康雍乾三帝與西學東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 年。張西平：《歐洲早期漢學史：中西文化交流與西方漢學的興起》，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澳門《文化雜誌》編：《十六和十七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裡的中國景觀》，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 年。張鎧：《西班牙的漢學研究（1552～ 2016》，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 年，第 103 頁。藍莉：《請中國作證：杜赫德的〈中華帝國全志〉》，許明龍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年，第 1 頁。吳莉葦：《當諾亞方舟遭遇伏羲神農：啟蒙時代歐洲的中國上古史論爭》，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年。 除了公開出版的關於中國的歷史書籍外，教會內部報告也成為當時歐洲瞭解中國當代史的重要知識來源，以來華耶穌會的年報告（Carta AnnuaisÂnua）為例，它以在中國各地的傳教紀要為基礎加以整合，再寄回耶穌會總部。 例如，年報告中有傳教士利類思（Louis Baglio）和安文思作為張獻忠的“天學國師”為其效力，還為張獻忠的某一側房的娘家二十餘人受洗的記載，安文思留下的《四川省毀滅即四川教會的喪失》報告詳盡介紹了張獻忠政權的情況。在南 明 小 朝 廷 則 先 後 有 瞿 安 德 （ Andre⁃XavierKoffler）、卜彌格、畢方濟（Francesco Sambiasi）等在其中活動，並使宮中皇后等人受洗入教，留下了第一手98

的珍貴材料。 這些報告與信件既有對中國的總體介紹，也有傳教士在華具體活動的介紹，如何大化（Antóino de Gouvea）的《遠方亞洲》就是來華耶穌會內部最早的中國研究著作。王國斌：《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李伯重、邊玲玲譯，第 244 頁。Ssu⁃yü Têng, Chinese Influence on the Western Ex⁃amination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 7, No. 4 (Sep., 1943), pp. 267⁃312；中譯本參閱《中外關係史譯叢》第 4 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第 200～232 頁。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馮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年，第 49 頁。孟德斯鳩是“貶華派”的代表，他從自己的氣候與地理環境決定社會制度的理論出發，認為有三種類型的國家制度：依仗美德的共和政體；依仗榮寵的君主政體；依仗畏懼的專制政體。 他認為“中國是一個以畏懼為原則的專制國家”，但由於中國的宗教、習俗、道德、法律是融合在一起的，加之氣候和地理特點，孟德斯鳩在判斷時也相當困難，也不很一致。 他又說“由於某些特殊的或許是獨一無二的情況，中國的整體沒有達到它所應該達到的腐敗程度。 大多基於氣候的物質原因抑制了這個國家裡的道德原因，進而演繹出了種種奇跡。 暴政歸暴政，氣候將使中國的人口越來越多，並最終戰勝暴政。” 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許明龍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 年，第 151～152 頁。伏爾泰：《風俗論》（上冊），梁守鏘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 年，第 250～251 頁。福利德爾：《現代文化史》（中），王孝魚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年，第 203 頁。仲偉民：《茶葉與鴉片：十九世紀經濟全球化中的中國》。吳建雍：《18 世紀的中國與世界·對外關係卷》，瀋陽：遼海出版社，1999 年；曹雯：《清朝對外體制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年。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 ～ 185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年；全漢昇口述、葉龍整理：《中國社會經濟通史》，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6 年；林滿紅：《銀線：19 世紀的世界與中國》。許明龍：《歐洲十八世紀中國熱》，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年；利奇溫（Adolf Reichwein）：《十八世紀中國與歐洲的接觸》，朱傑勤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 年；朱謙之：《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年；孟華：《伏爾泰與孔子》，北京：新華出版社，1993 年；陳豔霞：《華樂西傳法蘭西》，耿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 年；安田樸（René Étiemble）：《中國文化西傳歐洲史》，耿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年；羅湉：《18 世紀法國戲劇中的中國形象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吳澤林：《托爾斯泰和中國古典文化思想》，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 年。S.A.M. 艾茲赫德（S.A.M. Adshead）：《世界歷史中的中國》，姜智芹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9年，第 275 ～ 276 頁；Berger, Willy R., China⁃Bild undChina⁃Mode im Europa der Aufklärung, Köln/Wien:Böhlau Verlag, 1990；Chen Shouyi, The Chinese Garden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 Tien Hsia Monthly, 2(1936), pp. 321⁃339, repr. in Adrian Hsia (ed.), The Vi⁃sion of 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Hong Kong: The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339⁃357.許明龍：《歐洲十八世紀中國熱》，第 121 頁；嚴建強：《18 世紀中國文化在西歐的傳播及其反應》，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 年。格里姆：《文學通信》第 2 卷，第 151 頁，轉引自許明龍：《歐洲十八世紀中國熱》，第 268 頁。謝和耐（Jacques Gernet）：《中國人的智慧》，何高濟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 184～185 頁。僅僅將啟蒙時期思想家對中國的學習概括為“郢書燕說”也是不全面的，歐洲早期漢學史的研究證明，傳入歐洲的中國知識絕大多數是真實的知識。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西文文獻中的中國》，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作者簡介：張西平，北京語言大學特聘教授，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國際漢學》主編。 北京100083［責任編輯　 陳志雄］09

澳門理工學報　 2023 年第 4 期可唱的宋代詩詞與藝術移置———德·莫朗的宋代詩詞翻譯實踐*郭麗娜［提　 要］ 　 法國漢學研究者喬治·蘇列·德·莫朗（George Soulié de Morant）的譯著 Florilège despoèmes Song 從成書及書稿內容看，應譯為《宋代詩詞選》。 德·莫朗是法國漢學史上首位從文音關係來理解中國詩歌的學者，也是首位提到“詞”這一中國古代文體術語的西方學者。 他與鋼琴作曲家阿爾芒·伯勒塞納（Armand Bolsène）合作出版《宋代詩詞：鋼琴曲唱本》，嘗試通過音聲的藝術感染力來提升文字的表現力，喚起共情之美。 《宋代詩詞選》與《宋代詩詞：鋼琴曲唱本》作為主次文本，用藝術移置方式詮釋宋代詩詞，在跨文化領域中拓寬西方傳統修辭學藝詞敷格的實踐範疇。［關鍵詞］ 　 喬治·蘇列·德·莫朗　 《宋代詩詞選》 　 文音關係　 藝術移置　 藝詞敷格［中圖分類號］ 　 H32; I04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3) 04 ⁃ 0091 ⁃ 10中國古典詩詞是世界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域外學者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窗口。 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曾指出：“詩歌背後是中國人的廣闊精神空間，字字盪氣迴腸，震撼人心”。①在法國漢學史上，喬治·蘇列·德·莫朗（George Soulié de Morant, 1878⁃1955）②著有 Florilège despoèmes Song 一書，被視為翻譯宋詞的西方第一人。③有學者認為，“《宋詞選》填補了法譯宋詞領域的空白，成為法國重要的斷代詩集譯著之一”④，具有“翻譯路線回歸”和呈現“中國詩歌的文學史分期意識”兩大學術意義⑤。 然而，弗朗索瓦·普雍（François Pouillon）主編的《法國東方學者詞典》卻認為，“除了針灸術方面的成就，與同時代漢學家相比，他（德·莫朗）的作品稱不上專業，中國音樂研究也無法與古蘭和路易·拉盧瓦的研究相媲美”。⑥包世潭（Philippe Postel）也認為德·莫朗“有一定的語言知識，但並非嚴格意義上的學者，始終不同於弗萊雷、雷慕沙和德理文”。⑦學術界對個人的評價可能因學科差別和標準不同而不同。 本文的問題是：中國是一個“文體大國”⑧，法國漢學界和文學界有翻譯中國詩歌的傳統，權威譯本推陳出新。 就“詞”本身，這一文體有別於詩歌賦，也不同於音樂，歷來被視為“小道”，在前古典形態和古典形態時期⑨有“詩餘”⑩、19*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法國藏中國西南文獻的整理與研究（1840⁃1949）”（項目號：19ZDA221）的階段性成果。

“音餘”之別稱，清代發展成為“漢語文詩文學發展的最高形式”，逆轉為“贏餘”，其學科化始於清末民初，那麼德·莫朗作為非漢學科班學者，是如何認識和詮釋宋詞呢？ 該如何評價他在國際中國詩詞研究史上的地位呢？ 本文嘗試換一角度，回歸作品本身，考察Florilège des poèmes Song的成書和書稿內容，探析該譯著及其衍生作品的關係，從法國漢學史和西方文藝史兩個層面來討論德·莫朗從事中國詩詞翻譯實踐的藝術成就。一、Florilège des poèmes Song ：一部關注到“詞”的宋代詩歌選譯本德·莫朗的宋代詩歌翻譯實踐基本是在 1924 年之前完成，前後共有三份作品：第一份是 1919年 8 月發表在《法蘭西水星報》（ Mercure de France ）第 134 期上的《宋代漢詩》（Poèmes chinois dela Dynastie Song）一文；第二份是 1923 年發行的譯著Florilège des poèmes Song （為行文方便，暫採納舊譯名《宋詞選》）；第三份是德·莫朗的猶太裔朋友、鋼琴作曲家阿爾芒·伯勒塞納（ArmandBolsène）為《宋詞選》 中 6 首詩歌所譜寫的鋼琴曲，出版於 1924 年，書名是 Poèmes chinois delépoque Song par chant et piano ，暫譯為《宋代詩詞：鋼琴曲唱本》。 從內容看，這三份作品的關係是《宋詞選》為主文本，《宋代漢詩》是鋪墊性文本，《宋代詩詞：鋼琴曲唱本》是附屬文本。《法蘭西水星報》是法國知名全球信息雜誌，德·莫朗自 1911 年起為該雜誌撰文，1919 年至1930 年間為該報撰寫的 6 篇中國文學文章中，有 4 篇涉及中國詩歌，除《宋代漢詩》外，另外 3 篇是：《中國革命之父詩四首》（Quatre Poèmes du Père de la Révolution Chinoise，1923 年 12 月第 168期）、《公元前 18 ～ 6 世紀的詩歌—詩經》 （La Poésie du XVIIIe siècle au VIe siècle avant J.⁃C. ⁃ LeChetsing，1925 年 2 月第 178 期）以及《漢代詩歌，公元前 3 世紀 ～公元 3 世紀》（La Poésie Chinoiseau Temps des Rann ［du IIIe siècle avant J.⁃C au IIIe siècle après J.⁃C.］，1925 年 8 月第 181 期）。《宋代漢詩》一文共 12 頁，序言 2 頁略多，先強調從事宋代詩歌翻譯的必要性：“中國詩歌對我們而言，不可謂之不知。 不過斷代詩歌作品很少……宋代詩歌的引介更少，這讓我們對此趣味高雅的時代產生好奇，有進一步了解的意願”。接著介紹漢字的單音節特徵和表意性，解釋中國詩歌的韻律和格律。 正文收錄 7 位詩人的 18 首詩歌譯作，包括朱淑貞的《落花》和《遊湖歸晚》；蘇軾的《贈劉景文》、《薄薄酒》（其二）、《春夜》和兩首詠花詩；戴復古的《月夜舟中》、《初夏遊張園》和《阿奇晬日》；朱熹的《觀書有感》；陸游的《夜思》、《晨起》和《夜出偏門還三山》；王安石的《晚樓閒坐》和《烏塘》；宋伯仁的《僻居》和高翥的《清明日對酒》。 從詩歌形式上看，均為舊體詩，無一詞作。主文本《宋詞選》以王文濡的《宋元明詩評注》、查培繼的《詞學全書》和詩人別集為參考書目，在《宋代漢詩》的基礎上擴容，增至 27 位詩人共 99 首詩作譯文，其中詞 24 首，詩（含古詩、絕句和律詩）75 首。 序言長達 9 頁，主要有三層意思：其一，介紹中國詩歌的韻律特徵；其二，論及翻譯的忠實原則，也強調詩不可譯；其三，回顧《馬可·波羅遊記》，表達對南宋舊都杭州的眷戀之情。正文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女詩人，選譯李清照（7，7）和朱淑貞（15，1）共 22 首詩詞；第二部分是男詩人 25 位，分別是晏殊（2，2）、柳永（1，1）、歐陽修（7，3）、邵雍（1）、司馬光（2）、王安石（6）、蘇軾（15，1）、周邦彥（1，1）、黃庭堅（4，1）、張先（1，1）、陸游（8，1）、洪覺範（1）、范成大（3）、王琮（1）、朱熹（4）、戴復古（5）、樂雷發（1）、宋伯仁（2）、杜耒（1）、謝翱（1）、盧梅坡（1）、高翥（1）、何應龍（1）和王中（1），選譯詩詞共 77 首。在 24 首詞中，5 首出自《詞學全書》，分別是李清照的《一剪梅》（紅藕香殘玉簟秋）、歐陽修的《憶漢月》（紅豔幾枝輕嫋）、秦觀的《鷓鴣天》（枝上流鶯和淚聞）、黃庭堅的《望江東》（江水西頭隔29

煙樹）和陸游的《釵頭鳳》（紅酥手）；在 75 首詩歌中，40 首出自《宋元明詩評注》；其餘 55 首詩詞出自別集。 顯然在宋代詩歌的接受上，德·莫朗受王文濡的影響更深。 王文濡是國學家，因支持維新觸怒后黨，隱居山林，1902 年後“寓居滬上，主進步書局、國學扶輪社”，從事歷代詩文評注，普及國學，後加入南社。 他評注詩歌的出發點乃“為初學者指示學詩門徑”。 德·莫朗 1903～ 1906年間以法國外交部見習譯員身份在駐滬總領事館工作，協助處理上海會審公廨的事務，深得總領事巨籟達（Louis Ratard）賞識。 南社發起者高旭等人當時在上海松江區宣傳新思想，德·莫朗在處理外交公務過程中無疑接觸過未來南社成員，《宋元明詩評注》成為德·莫朗的詩歌入門讀本，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相反，查培繼與德·莫朗生活於不同時代，人生並無交集。 《詞學全書》含“填詞名解四卷”、“古今詞論一卷”、“填詞圖譜六卷（又續集一卷）”和“詞韻上下卷”等內容，德·莫朗應是將其當作詞學入門教材，不過在選詞舉要上，未必與查培繼的喜好和志趣相投。《宋詞選》的另外 19 首詞來自別集，分別是：李清照的《蝶戀花》（暖雨晴風初破凍）、《浣溪沙》（淡蕩春光寒食天）、《浣溪沙》（小院閒窗春色深）、《怨王孫》（湖上風來波清渺）、《小重山》（春到長門春草青）和《鷓鴣天》（寒日蕭蕭上瑣窗）；朱淑貞的《減字木蘭花》 （獨行獨坐）；晏殊的《踏莎行》（小徑紅稀）和《破陣子》（春景）；柳永的《雨霖鈴》（寒蟬淒切）；歐陽修的《阮郎歸》（南園春半踏青時）和《涼州令》（東堂石榴）；蘇軾的《念奴嬌》（赤壁懷古）和《少年遊》（潤州作代人寄遠）；周邦彥的《少年遊》（幷刀如水）；秦觀的《夢揚州》（晚雲收）、《滿庭芳》（山抹微雲）和《浣溪沙》（漠漠輕寒上小樓）；張先的《木蘭花》（乙卯吳興寒食）。 其中不乏思想性和藝術性俱佳的詞作，如晏殊的《踏莎行》，“歷來的選本鮮有將其摒而不錄”。《宋詞選》出版之後，阿爾芒·伯勒塞納為其中 6 首詩詞譜寫鋼琴曲，出版《宋代詩詞：鋼琴曲唱本》。 這份作品詩詞各半，3 首詞為李清照的《一剪梅》（紅藕香殘玉簟秋）、《浣溪沙》（小院閒窗春色深）和朱淑貞的《減字木蘭花》（獨行獨坐）；3 首詩則是朱淑貞的《遊湖歸晚》、《納涼桂堂》（二首）和戴復古的《月夜舟中》。 每首詩詞均有唱譜和曲譜。 伯勒塞納受印象派音樂家德彪西（Claude Debussy）的影響頗深，譜曲既有德彪西音樂風格，也融入東方因素。 以李清照兩首詞為例，唱譜為主旋律，動機為同度音程，分別以小快板（Allegretto）和快板（Allegro）為主節奏，與中板（Mederato）和轉慢（Poco Meno）轉換，力度基本是強弱（pp），時有極弱（ppp），平緩低沉；鋼琴伴奏採用五聲調式，營造東方異域情調，糅雜德彪西音樂特有的細膩繁複和聲，製造幻想、朦朧的感覺和神秘莫測的色彩，音域跨度大，產生情感起伏效果，與李詞“在直白中見曲意，在樸素中顯韻致的創造特點”貼近。至此可以看出，《宋詞選》是一部宋代詩詞選譯本，應該譯為《宋代詩詞選》（下文將統一使用這一譯名）；從詩詞舉要看，德·莫朗對宋代詩詞的經典之作是有所認識的，對“詞”也有基本認識。《宋代詩詞：鋼琴曲唱本》的出版說明德·莫朗嘗試從中國詩歌的可唱性出發，闡釋宋代詩詞（尤其是詞）的文音關係。二、德·莫朗對“詞”的認識：一種可唱的宋代新詩歌形態詞早期是民間音樂文學。 “詞最初稱為‘曲詞’或‘曲子詞’，是配音樂的。 從配樂這一點上說，它和樂府詩是同一類的文學體裁，也同樣是來自民間文學。”德·莫朗對詞以及這種文學體裁的獨特語言特徵和藝術風格產生認識，存在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在《宋代漢詩》一文中，德·莫朗指出漢語詩歌與英法詩歌在音韻和格律上的差異，也指出漢39

語聲調具有樂感，中國詩歌是可唱的，樂感能表達情感：漢語詩歌和我們的詩歌一樣，內容豐富，形式多樣。 法語詩歌數音節……英語詩歌重韻律，常用抑揚格或短長格……漢語詩歌不僅有韻律，韻律長短不一，而且漢語詩歌是真正能唱的……平仄是有規則的。 不過很好理解，一句以兩個去聲開始的詩句，與一句以兩個上聲開始的詩句，其情感表達是不一樣的。 因此漢語詩詞有一種自由度，唱曲的變化不多，但修改一句詩，或更換一首詩，就有新唱法。 這種作詩法富有魅力，在西方詩歌中完全不存在。實際上，德·莫朗並非首位對漢語樂感有認識的法國人。 1717 年法國王家圖書館負責人尼古拉·弗雷萊（Nicolas Fréret）在法蘭西銘文與美文學術院做過報告《論漢詩》，談及漢語的音像屬性：“漢語言（La langue chinoise）是我們所知語言中最具音樂性和最和諧的”。不過早期經院漢學家缺乏實地工作機會，無法體會到漢語詩歌的節奏感和樂感在情感方面的表現力，對於中國詩歌的理解和詮釋，一直限於主題和意象層面。 著名唐詩譯者德理文（Marquisde Saint⁃Denys）在《唐詩》譯本序言中強調：“從事中國文學翻譯是最難的事。 有些漢字（Certainscaractères）如我們所見那般，完全是一幅畫，無法直譯，只能意譯；有些文字必須用一個完整的句子來翻譯，否則無法有效達意。 讀一行詩，需理解詩意，領悟思想，體會蘊意，把握力度，打磨上色”。這種重視漢語的“文”質、忽視其“語”質的狀況在法國學術界不僅長期存在，而且在模擬東方意象的法語詩歌自由創作中得到進一步強化。 1902 年俞第德發行新版《玉書》，在 1867 年舊版本的基礎上，詩歌增至 110 首，增詩人李清照詞 6 首。 俞第德在序言中表達對李清照的欽慕之情：中國人欣賞李易安，不是因為她寫出清新雅致的詞句，而是因為她代表崇高的文人精神。 她不受詩歌藝術規則所限制，反而游刃有餘，突破創新。 她膽色過人，令人敬佩。可是俞第德對於李清照的認知，僅止於李是女性詩人，才情橫溢；對於李詞的語言形式和藝術手法，她未有絲毫認識。 新譯文延續舊版本的自由翻譯創作路線，“改寫”、“創作”和“誤譯錯譯”現象比比皆是，就所選 6 首李詞，有 2 首面目全非，根本談不上是翻譯。德·莫朗因受俞第德啟蒙從事中國文學研究，故而譯著《宋代詩詞選》出版，以新版《玉書》為導入，序言強調從事宋詩詞翻譯的意義：宋代詩歌在西方幾乎不為人知。 只有俞第德在《玉書》中提到蘇軾的幾首四行詩和女詩人李清照的 6 首可唱的詩歌……舊體詩（和唐詩）若是四行，稱“絕句”；若八行，稱“律詩”；若多行，稱“古詩”；宋代詩人喜歡用新形式唱詩，這種新形式是 9～10 世紀創造的，叫“詞”，是一種無固定格式的詩句，長短和音節數量不定，但有嚴格的格律、韻律和韻腳，蘊含意象。 據《文學史》，早期大詞人有秦觀、柳永、張先、晏殊和女詞人李清照。詩詞在宋代經朱淑貞發揚，後由陸游及其門生戴復古傳承和創新。 不過，蘇軾才是公認的大詩人，然後是朱熹和歐陽修，儘管後兩位的詩詞作品不多。至此，德·莫朗對中國詩歌的認識有了兩點新的突破：第一是舊體詩的分類，這一知識顯然來自王文濡的《宋元明詩評注》。 王著內有六卷，依次為五古、七古、五絕、七絕、五律、七律，每卷按宋元明年代次序選詩評注。 第二，德·莫朗首次提到“詞”這一文類術語，用法語字母記為“ tsre”，這是法國中國詩歌研究史上首次出現“詞”這一術語。49

在德·莫朗之前，法國正統漢學的中國詩歌譯典有德理文的《唐詩》和外交官于雅爾（CamilleImbault⁃Huart）的《14～19 世紀漢詩》（ La poésie chinoise du XIV au XIX siècle, 1886）兩份，均未提到詞這一具體文類。 20 世紀中葉之後，法國著名文學出版社伽利瑪先後出版過兩部承前啟後式的中國詩選譯典，分別是戴密微主編的《漢古典詩選》（ Anthologie de la poésie chinoise classique, 1962）和馬修（Rémi Mathieu）主編的《詩選》（ Anthologie de la poésie chinoise, 2015），詞才作為一種中國古代文學體裁進入法國漢學的正統典籍。戴密微的《漢古典詩選》有明顯的語文學研究痕跡。 戴密微對詞的認識深刻，與中國古典學研究者接近。 他不僅引入“詞”這一概念（原文拼寫為“ tseu”），還論及文音關係：翻譯導致漢語詩歌另一要素消失。 不過還是需要提起，否則無法解釋漢語詩歌的多樣形態。 這種無法迴避的因素就是音樂。 ……於是 800 年前後，一種“可唱的詩歌”新形式出現，這就是“詞” （ les tseu），一種根據特定的曲來填寫的文本。 不過曲已佚失，根據現存平仄規律的複雜度來推測，曲的韻律應該非常多樣，部分來自異域，尤其是西域。 詞在五代兩宋時期尤為發達。 ……詞成為一種文字遊戲。 文人菁英的介入使詞的主題日趨高尚，與此同時，也漸與音樂剝離。 形式多樣，久而久之，文過飾非，響應者日少。 13 世紀，進入元代，詞逐漸被另一種詩歌形式取代，它就是“曲”（kiu）。 曲在元代成為戲劇（ théâtre）的主導形式。 曲是半唱半誦的歌劇（opéra mi⁃chanté, mi⁃déclamé），因此也叫戲曲。 曲是詞的一種形式，只是曲的創作基於旋律，文字在曲中煥發活力。顯然，戴密微認識到“‘曲’是曲調，屬音聲的；‘詞’是歌詞，屬文字的”這一文學事實；更為重要的是，他在中國古典文學中窺見與法國文學傳統相一致的“文字優勢”，他擬出一條“不可唱的詩歌與可唱的詩歌（詞—曲）”的中國詩歌發展主線，在《漢古典詩選》中設“可唱的詩歌”專題，按年代順序分“漢代的可唱詩歌（樂府），公元前 206 ～公元 219”、“南北朝的可唱詩歌（樂府），公元 420 ～589”、“唐代和五代的可唱詩歌（詞）、公元 618 ～ 959”、“宋代的可唱詩歌（詞），公元 960 ～ 1279”、“元代的可唱詩歌（詞），公元 1260～1367”、“元代的可唱詩歌（曲），公元 1260～1367”和“清代的可唱詩歌（詞），公元 1644～1911”共六個歷史時期。這是法國漢學史上首部、也是唯一一部重視中國詩歌可唱特徵的正統譯本。 戴密微在詮釋中國詩歌的可唱性時，以西方可唱文類為參照系，將“曲”譯為“戲劇”，並將“戲曲”與“歌劇”比較，顯然是考慮到受眾因素。馬修主編的《詩選》以戴密微《漢古典詩選》為藍本，同樣以編年體方式編寫，時間推至當代，然而在文類方面，詞不再作為一種特殊的音樂文學列舉出來，而是縮小到宋代，由漢學家費颺（Stéphane Feuillas）導讀：蘇軾提出“以詩為詞”，並付諸實踐，與競爭者黃庭堅、秦觀一同開創了一種專屬宋代的詩歌道路。 ……我們選譯宋代詩歌，旨在強調其形式創新和主題創新，強調她是一種自我思考的藝術，也是一種自我完善之道。較之於戴密微主編的《詩選》，新《詩選》的一大進步是採用現代漢語拼音記錄中國詩歌體裁，“詞”記為“Ci”，不過，新《詩選》不似戴密微版本那樣注重詩歌的可唱性，而是以斷代方式介紹宋詞，這顯然是當代法國學科綜合的結果，也是當代漢學出現區域研究轉向的結果，當然也是法國長期以來美文優越於其他藝術形式這一指導思想在漢學研究上的呈現。 這是否反映了當代法國漢學界與中59

國學術界之間交流不足呢？ 這一問題尚待討論。 目前能夠確定的是，德·莫朗比戴密微更早提到“詞”，是首位認識到“詞”這一中國古代文學文類的法國學者；雖然他未就詞的藝術特徵做進一步闡述，但透過他與伯勒塞納的合作，以音釋文，可以看出他嘗試從文音關係詮釋宋代詩詞的意圖。三、《宋代詩詞：鋼琴曲唱本》的藝術移置效果：藝格敷詞的跨文化實踐“詞體意義上的‘倚聲’側重指倚聲填詞”，不過對於翻譯家德·莫朗而言，他肯定無法區分中國文學中的“聲”、“音”之別。 他唯一的深刻體會是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兩種符號之間很難轉換，譯文音義有損：“我的翻譯以忠於原文為准。 ……我們的表音文字使漢語失去所有畫面感……最後失去所有節奏、韻腳和可唱的效果，只剩下詩意”。 而認識到中國詩歌的可唱性，為他詮釋宋代詩詞提供了另一種思路：音聲的藝術感染力能彌補詩不可譯的瑕疵，並再現中國詩詞的可唱性。這一變通既得益於中西文藝理念的共通性，也紮根於現當代西方社會推崇唯美原則的文藝土壤。詩歌與音樂的關係歷來在中西文藝思想中有所論述，文對音偏頗的文藝傳統在中西藝術實踐中也長期存在，在此無需贅述。 在歐洲，美學作為一門學科出現之後，西方傳統修辭學藝格敷詞（ecphrasis）發生“美”的轉向,“不再只是一種修辭手段，而兼具歷史敘事與美學原則雙重功能”。在世俗化最為徹底的法國，美成為了人文學科的上位概念，文學、歷史、藝術均與宗教倫理漸遠，以探索和表現世俗美為旨歸。 “對美與美學史進行反思，可將文學與藝術的關係簡約為一些共同原則”，而藝格敷詞則通過俞第德之父、唯美主義先驅和高蹈派旗手戴奧菲爾·戈蒂耶（ThéophileGautier）的發揚，以“藝術移置”（ transposition d’art）這一法式批評方式，被法國文藝界延用至今。戈蒂耶曾在《論藝術之美》一文中指出：他（畫家）在大自然中選取所需的符號，表達出來。 他對這些符號進行加工……因此畫畫並非一如我們所認為的那樣，是一種摹仿藝術，儘管繪畫領域似乎是再現外部事物。畫家隨身攜帶畫板，畫布在他與自然之間起著中介作用。在戈蒂耶看來，大自然的一切僅是藝術家選材的依據，天才藝術家運用質材在各種自然符號的裂縫中，將美釋放出來，呈現於畫布上，藝術由此並非再現表像，而是美的載體。 這段經典語錄強調畫家的主體地位以及繪畫作為一門藝術的獨立性，也將評論家用文字點評藝術的權力合法化，從而成為巴黎文藝界實踐語圖互涉的主要理論依據。戈蒂耶後擔任巴黎知名文藝雜誌《藝術家》主編，評論過東方派畫家歐仁·弗洛蒙坦（EugèneFromentin）的非洲日誌《阿爾及爾，旅行日誌片段》（ Alger, fragments dun journal de voyage ）：那次旅行，用文字向我們轉述，是一次徹頭徹尾的“藝術移置”實踐。 弗洛蒙坦先生並沒有用毛筆蘸上墨水，而是把畫筆浸入水彩畫的顏料盤中，用句子加以清洗，發出如同排版印刷般美妙純淨的聲調（une idéale pureté de ton）。這是戈蒂耶首次提出“藝術移置”，也是這一法國批評方法理論化的基礎。 戈蒂耶的“藝術移置”脫胎於“藝格敷詞”。 “移置”（ transposition）一詞是西方傳統修辭學術語“composition”的核心含義，指“將一個詞放到句子中的合適位置”。 在 19 世紀，移置或互涉在詩歌與繪畫領域多次實踐，並拓寬至文學與塑形藝術領域。 戈蒂耶引入“聲調”（un ton）一說，在視覺中融入聽覺感受，強調視聽共鳴，產生和諧之美。 用當下的學術話語來表達，就是文學與藝術之間進行跨學科對話，到達美學目的或取得美育效果。抒情是文學各文類的共同特徵。 “抒情首先是一個在允許唱或歎的節奏形式中表達感覺或情69

感的語域”，因此尚美的法國詩人不約而同地提倡有韻和可唱的詩歌。 泰奧多爾·德·邦維爾（Théodore de Banville）強調：“詩句是有韻的人類話語，必須能唱，確切地說，沒有不能唱的詩和詩句”。馬拉美認為：“詩用簡化為基本節奏的人類言語來表述生存的神秘感，她賦予我們的人生以真實，並由此構成我們的唯一精神任務”。文學與繪畫、音樂等藝術形式的對話最終促成“藝術的本體倫理”確立，藝術移置實踐在波德萊爾的詩歌式批評中得到淋漓盡致的運用，成為象徵派在“萬物之間、自然與人之間、人的各種感官之間、各種藝術形式之間”尋找“隱秘的、內在的、應和的關係”的先聲。不過必須指出，不論是唯美派還是象徵派，他們的藝術移置實踐僅限於西歐文化圈之內，真正將藝術移置在東西異文化之間進行實踐的，恰恰是德·莫朗和謝閣蘭（Victor Segalen）。德·莫朗在《宋代詩詞選》出版之前，已在《中國音樂》（ La musique en Chine, 1911）一書中指出：音樂是人類難以言表的思緒的最忠實表達方式，甚至是靈魂的最忠實表達方式。 文辭明確但粗暴，只有契約價值，無法表達細膩的情感。 後者瞬間即逝，在有教養的精神深處回蕩，才是人類各種族的集體和個體心靈深處之物。德·莫朗對於音樂的認識，顯然已超越歐洲啟蒙時期的音樂發生說。 他意識到文字符號的語義局限，文字過於理性，限制了自身表達感性內容的能力。 他在錢德明（ Joseph⁃Marie Amiot）的中國音樂研究基礎上，將音樂視為人類情感的最忠實表達方式，以喚起共情作為翻譯的終極目標。 如金絲燕指出，《宋代詩詞選》的翻譯思路是“回歸到德理文的翻譯路線，以呈現中文詩歌原貌為目標，而不延續俞第德、布勒蒙的自由創作路線……只要能在讀者心中召喚出與原文同樣的感情，那就是正確的翻譯”。實際上，用視聽互涉的方式來詮釋情感的藝術實踐在當時歐洲音樂界早有先例，其中著名的兩例是：德彪西的藝術歌曲代表作《星光燦爛之夜》（ Nuit détoiles, 1880），歌詞取自邦維爾的詩作《鐘乳石》（ Stalactites, 1846）；德國作曲家馬勒（Gustav Mahler）的第九部交響曲《大地之歌》（ Das Liedvon der Erde, 1908），受啟發於德國詩人漢斯·本格特（Hans Bethge）的詩集《中國之笛》（ Die chi⁃nesische Flöte, 1907）。 然而，《宋代詩詞：鋼琴曲唱本》與此兩例之間仍然存在本質性區別。 《星光燦爛之夜》是同一文化領域內音樂與詩歌兩種藝術形式的互涉；《大地之歌》從表面上看是西方音樂與中國詩歌的互涉，而實際上，《中國之笛》的“源文本是《玉書》”，兩者均是不忠實翻譯，均“以中國詩歌意象為體”還歐洲詩歌之魂，《大地之歌》與其說表達了中國詩歌的情感，不如說是馬勒內心情感的流露。 相反，《宋代詩詞：鋼琴曲唱本》的歌詞來自中國詩歌的忠實譯本《宋代詩詞選》，以認同原作者和聽眾之間具有同理心為基礎，通過音樂這一無國界介質，用西洋樂器詮釋宋代詩詞作者的內心世界，嘗試闡發情感之美，是藝格敷詞的一次跨文化實踐。結　 論德·莫朗是醫生、翻譯家和文學家，單純就其宋代詩詞翻譯和研究而言，可以得出三點結論：其一，Florilège des poèmes Song 應該譯為《宋代詩詞選》，該譯著與《宋代漢詩》和《宋代詩詞：鋼琴曲唱本》一同構成文本群，體現德·莫朗的宋代詩詞翻譯思路；其二，德·莫朗是首位論及中國詩歌可唱性的西方學者，也是首位在譯著中提到“詞”這一中國古代文體的西方學者，其翻譯思路是文音結合，儘量忠實傳達詩人的情感；其三，《宋代詩詞：鋼琴曲唱本》是藝術移置在跨文化領域的首次實踐，將藝格敷詞的實踐領域從語圖互涉拓寬至視聽互涉。79

就法國的文藝傳統而言，文學一直相對於其他藝術形式佔有優勢。 法蘭西學術院（Académiefrançaise）的存在是文學具有優勢的象徵。 瓦格納在巴黎文藝圈的活動確實提升了音樂在歐洲的地位，但無法動搖文學在法國的優勢地位。 戈蒂耶一直貫徹藝術移置這一文藝批評方法，可他自始至終是一位美文的忠實者。 法國學者蒙當敦（Alain Montandon）指出，“不論戴奧菲爾以何種姿態、穿越言語去表達真正的、可感的自發情感，他始終是一位詩人”。存在主義者薩特也強調文學的優越性：“同一時代的藝術無疑是相互影響的，而且受到同樣的社會因素的制約。 但是若有人要表明某一文學理論因其不適用於音樂因而就是荒謬的，他們首先應該證明各種藝術是平行的。 偏偏並不存在這種平行性。 這裡和其他地方一樣，不僅是形式，還有質地也造成差別；用顏色和聲音工作是一回事，用文字來表達是另一回事”。時至今日，法國比較文學界在實踐藝術移置時仍然堅持：“文學在美學思想的形成過程中始終佔據特殊地位”。因此，德·莫朗的詩歌翻譯實踐，究其實，是用音聲的藝術感染力來傳遞情感，加深對文學的理解。 這是宋代詩詞參與世界文學的路徑和事實，對當下的中西文學交流具有啟示意義。①Paul Demiéville (dir.), Anthologie de la poésie chinoiseclassique, Paris: Gallimard, 1962, introduction pp. 36⁃37.②喬治·蘇列·德·莫朗是法國漢學史上爭議頗大的人物。 他 1878 年生於巴黎，自幼受法國東方詩歌自由創作人朱迪特·戈蒂耶（ Judith Gautier，漢名“俞第德”）影響，對中國文化產生興趣，1901～ 1918 年以醫生、譯員、領事等身份先後在北京、漢口、上海和昆明等地工作，研究過中國語言文字和文學。 他譯介過《西廂記》、《金瓶梅》、《西遊記》、《風月傳》、“三言二拍 ” 等 中 國 古 代 文 學 作 品， 其 中 LAmoureuseOriole, jeune fille, roman damour chinois du XIIIe siècle（1928）是《西廂記》的最早法文全譯本；此外他以中國古典文學為藍本創作法語小說 Bijou⁃de⁃Ceinture（《佩玉：男旦》，1925）和 La Passion de Yang Kwe⁃Fei（《楊貴妃》，1924），並著有中國語言文法書《蒙古文法概要》 （ Éléments de grammaire mongole, 1903）、中國文學 研 究 專 著 《 中 國 文 學 隨 筆》 （ Essai sur lalittérature chinoise, 1912）和《中國現代戲劇和音樂》（ Théâtre et musique modernes en Chine, 1926）等，對中國文學與音樂的整體關係有深刻的認識。 德·莫朗 1919 年返法，嘗試在漢學界謀求職位，不過他的研究範式受法國唯美派影響，不為重視考證的專業漢學界所認同。 1930 年，他轉入醫學界，推廣針灸術，著有《中國科學：手相》（ Sciences occultes en Chine: lamain ）、《針灸術簡要》（ Précis de la vraie acuponcturechinoise ）、《針灸法》 （ LAcuponcture chinoise ，2 卷）等書，對法國當代養生觀念的形成產生了深刻影響，成為國際上公認推廣中國針灸術的西方第一人，尤因著有《針灸法》在 1950 年獲提名參與諾貝爾生理學獎競選。③Florilège des poèmes Song 被譯為《宋詞選》，最早出現於阮潔卿《中國古典詩歌在法國的傳播史》一文（武漢：《法國研究》，2007 年第 1 期）。④安畢諾（Angel Pino）等編著：《20 世紀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在法國的傳播編年》，鄭州：大象出版社，2018年，第 78 頁。⑤金絲燕：《中國文論在法國》，方維規主編：《海外漢學與中國文論·歐洲卷》，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 年，第 114～121 頁。⑥François Pouillon (dir.), Dictionnaire des orientalistesde langue française, Paris, Karthala, 2008，轉引自 Dr.Johan Nguyen, La réception de lacupuncture en France,une biographie revisitée de George Soulié de Morant(1878⁃1955), Paris: LHarmattan, 2012, p. 74.⑦Philippe Postel、郭麗娜譯注：《涵化與本土化：18 ～19 世紀法國文學界對中國詩歌藝術的詮釋》，廣州：《中山大學學報》，2021 年第 6 期。⑧吳承學：《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15 頁。⑨彭玉平指出：“詞學的學科體系是伴隨詞學的學術89

發展而逐漸形成的。 詞學的源流經過了從前古典形態到古典形態到現代學科形態三個階段。”彭玉平：《中國分體文學學史（詞學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 年，緒論第 1 頁。⑩謝元淮：《填詞淺說》，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第 2509 頁。吳衡照：《蓮子居詞話》，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三冊，第 2418 頁。夏承燾等：《宋詞鑒賞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 年，周汝昌序第 11 頁。參見彭玉平：《況周頤與晚清民國詞學》，北京：中華書局，2021 年，第 130～133 頁。現代詞學建設以王國維《人間詞話》為起點，參見彭玉平：《王國維詞學與學緣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5 年。Dr. Wei Thiong Chan Way Tim, George Soulié deMorant, pp. 120⁃121; pp. 48⁃49.George Soulié de Morant, Poèmes chinois de laDynastie Song ( 960⁃1277 après J.⁃C.), Mercure deFrance, T. 134, 16 août 1919.George Soulié de Morant, Florilège des poèmesSong, Paris: Plon, 1923, introduction p. IV; pp. I⁃II; p. I;pp. II⁃III.本段括號內兩個數字，第一個數字是每位詩人的被選譯詩詞總數，第二個數字是其中的詞作數量。括號內若單個數字，即無詞作。40 首詩歌是：歐陽修（4 首） 《春日西湖寄謝法曹歌》、《讀梅氏詩有感示徐生》、《答丁元珍》和《豐樂亭遊春》；王安石（3 首） 《書湖陰先生壁二首》、《烏塘》和《即事》；蘇軾（11 首） 《紅梅》、《哭幹兒》、《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薄薄酒二首》、《贈劉景文》、《南堂》、《和孔密州東欄梨花》、《雪後書北台壁二首》、《和晁同年九日見寄》、《新城道中二首》 和《遊金山寺》；秦觀（1 首）《邗溝》；黃庭堅（2 首） 《何氏悅亭詠柏》和《臨河道中》；陸游（5 首）《枕上作》、《夜出偏門還三山》、《晨起》、《夜坐憶剡溪》和《臨水延福寺早行》；范成大（3首）《浙江小嘰春日》、《春晚即事留游子明王仲明》和《寄題毛君蓮華峰庵》；王琮（1 首）《秋夜有懷醉書十韻》；朱熹（1 首）《提湖邊莊》；戴復古（4 首）《阿奇晬日》、《頻酌淮河水》、《山中小憩》 和 《夕陽山外山》；樂雷發（1 首） 《烏烏歌》；宋伯仁（2 首） 《漁夫吟》和《僻居》；謝翱（1 首） 《效孟郊禮》；何應龍（1首）《採蓮曲》。鄭逸梅：《南社叢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 100 頁。曹辛華、鍾振振主編：《民國詩詞學文獻珍本整理與研究》，宗瑞冰整理：《民國時期唐詩選本考述》，鄭州：河南文藝出版社，2015 年，第 58 頁。Dr. Johan Nguyen, La Réception de lAcupuncture enFrance, Une biographie revisitée de George Soulié deMoriant (1878⁃1955), p. 67.彭玉平：《唐宋詞舉要》，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 176 頁；第 356 頁。Armand Bolsène, Poèmes chinois de lépoque Songpour chant et piano, Paris: Maurice Senart, 1924, pp. 2⁃13.王力：《詩詞格律》，香港：中華書局，2002 年，第93 頁。Nicolas Fréret, De la Poésie des Chinois, Histoire de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avec LesMémoires de Littérature tirés des Registres de cetteAcadémie depuis lannée M.DCC.XI et compris lannéeM.DCC.XVII,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tome III, p. 289.Léon dHervey de Saint⁃Denys, Poésies de lépoquedes Thang, Paris: Amyot, 1862, Préface, p. ciii.Judith Gautier, Le Livre du Jade, poésies traduites duchinois, Paris: Félix Juven, 1902, Prélude p. XVII.Ferdinand Stocès, Sur les Sources du Livre de Jade deJudith Gautier ( 1845⁃1917 ), Revue de LittératureComparée, 2006/3 (319), pp. 335⁃350. 斐迪南·斯多塞在此文中通過考證，指出《玉書》參考德理文的《唐詩》法譯本，1867 年舊版共 71 首詩，其中 2 首是“忠實翻譯”，19 首是“改寫”，26 首是“創作”，8 首是“誤譯錯譯”，9 首無法識別； 1902 年新版共 110 首詩，其中 22 首是“忠實翻譯”，25 首是“改寫”，26 首是“創作”，11 首是“誤譯錯譯”，26 首無法識別。Paul Demiéville(dir.), Anthologie de la poésie chi⁃noise classique, pp. 20⁃30; pp. 599⁃614.劉堯民：《詞與音樂》，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 4 頁。99

Stéphane Feuillas, “Introduction aux Cinq Dynasties etla Dynastie des Song”, Rémi Mathieu (dir.), Anthologiede la poésie chinoise, Paris: Gallimard, 2015, pp. 519⁃524.彭玉平：《中國分體文學學史（詞學卷）》，第 24 頁。喬治·莫里涅認為，“在古希臘修辭學中，嚴格意義上的藝格敷詞（ ecphrasis） 是描述一件藝術品”。Georges Molinié, Dictionnaire de rhétorique, Paris, Li⁃brairie Générale française, 2022, p. 121.李健：《論作為跨媒介話語實踐的“藝格敷詞”》，北京：《文藝研究》，2019 年第 12 期。 Jean⁃Michel Gliksohn, littératures et arts, in PierreBrunel, Yves Chevrel ( dir.), Précis de littératurecomparée, Paris: PUF, 1989, pp. 245⁃261.Théophile Gautier, “Du Beau dans lArt” , Revue desdeux mondes, 19, 3 (1847), p. 891; cf. aussi ThéophileGautier, Les Beaux⁃Arts en Europe, T. 1, Paris: MichelLévy Frères, 1855, p. 171.LArtiste, 22.2.1857, 6e série, T. III, 11e livraison, pp.161⁃164 et 1.3.1857 6e série, T/III, 12e livraison, pp.177⁃180.西方修辭學不局限於口頭表達，不過傳統修辭術注重口才和辯才，“ composition”一詞原指演講者在抗辯過程中組織口頭語言的方式。 中國傳統文學理論重視文采，未對口頭形式進行理論化，因此非要在中國傳統文論中尋找“ composition”的對應概念，可能《文心雕龍》中的“章句”比較吻合。 “ Composition” , Georges Molinié, Dictionnaire derhétorique, pp. 84⁃85.Paul Aron etc. ( dir.), Le dictionnaire du littéraire,Paris: PUF, 2002, p. 765.Théodore de Banville, Petit Traité de Poésie française,Paris: G. Charpentier, 1883, Introduction p. 3. Stéphane Mallarmé, Oeuvre complètes, T. II, Paris:Gallimard, Bibl. de la Pléiade, 2003, p. 657.卡蘿爾·塔龍⁃于貢（Canole Talon⁃Hugon）指出，西方藝術發展經歷過感化、解放和思想體驗三種模式，分別對應德行倫理、本體倫理和審視倫理三個階段，19 世紀下半葉為藝術的本體倫理確立時期。 參見卡蘿爾·塔龍⁃于貢：《思想的感化、解放和實踐———古典、現代和當代思考藝術倫理效率的方式》，張新木譯，史忠義主編：《當代法國美學與詩學研究》，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4 年。參見 D. H. T. Scott, Beaudelaires Transposition dArtPoetry, Archaeology, Culture, History, Literature, 1980,Vol. 80C, pp. 251⁃262.波德萊爾：《1846 年的沙龍》，郭宏安譯，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年，譯本序第 3～4 頁。謝閣蘭主要是在詩歌與碑刻藝術之間實踐藝術移置，尚未涉及音樂領域，其代表作是法漢雙語詩歌《古今碑錄》。 參見 Philippe Postel、郭麗娜譯注：《維克多·謝閣蘭的〈古今碑錄〉：一部漢法雙語的“現代詩集”》，廣州：《中山大學學報》，2020 年第 6 期。Goerges soulié, La musique en Chine, Paris: ErnestLeroux, 1911, introduction p. 1.金絲燕：《中國文論在法國》，方維規主編：《海外漢學與中國文論·歐洲卷》，第 114～115 頁。Fusako Hamao, The Sources of the Texts in Malhers“Lied von der Erde”, 19th ⁃Century Music, 1995, Vol. 19,No. 1, pp. 83⁃95.Ferdinand Stocès, Sur les Sources du Livre de Jade deJudith Gautier ( 1845⁃1917 ), Revue de LittératureComparée, 2006/3 (319), pp. 335⁃350.關 於 德·莫 朗 譯 本 的 忠 實 度 論 證，參 見 PengYuping, Guo Lina, A la recherche des émotions fugitives,subtiles et délicates: Acculturation du “Ci” en Francesous la perspective de la Qiao⁃yiologie, Monde chinois /nouvelle Asie, 2021 (66⁃67), Paris: ESKA, pp. 51⁃67.Alain Montandon, Champs posturaux de la poésie deThéophile Gautier,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Théophile Gau⁃tier, Lucie Editions, 2021, pp. 13⁃25.讓⁃保爾·薩特：《什麼是文學》，施康強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 年，第 4～5 頁。 Jean⁃Michel Gliksohn, littératures et arts, in PeirreBrunel, Yves Chevrel ( dir.), Précis de littératurecomparée, pp. 245⁃261.作者簡介：郭麗娜，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廣州　 510275［責任編輯　 陳志雄］001

澳門理工學報　 2023 年第 4 期詩神遠遊：俞第德《玉書》裡的意象呈現*蔣向豔［提　 要］ 　 作為一部中法詩藝的融合之作，《玉書》綻放於帕納斯詩派鼎盛的時刻，帶有鮮明的十九世紀法國浪漫主義詩歌特徵，其源泉之中國題材則顯示了詩集的“中國風”。 俞第德通過比興法在詩中呈現了大量中國古詩意象：通過“比”，把中國古詩常見的意象，以喻體或本體直接遷移於法語詩歌；通過“興”或比興融合，將自然事物和人事並置關聯，起到“文已盡而意有餘”的表意功能。 由此，《玉書》將中國風大自然引入法國詩歌。［關鍵詞］ 　 《玉書》 　 俞第德　 比興　 意象［中圖分類號］ 　 H32; I207.2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3) 04 ⁃ 0101 ⁃ 11引言：俞第德與《玉書》《玉書》（ Le Livre de Jade ）是法國女詩人朱迪特·戈蒂耶（Judith Gautier, 1845⁃1917，中文名俞第德）的作品，1867 年初版，1902 年出版增訂本。 這部詩集名義上是俞第德中國古詩的法譯作品，實際上詩集裡大部分詩並非嚴格意義上的翻譯，而是俞第德根據中國古詩常見的一些主題、一些意象甚至某個詞語，加以想像發揮創作而成。 《玉書》不能單純被視為一部譯作，它同時是俞第德的自創之作；《玉書》不單純是中國古詩法譯集，而更是一部法國詩集，是一部具有相當高的文學價值、值得進行文學批評的作品。 事實上，《玉書》1867 年出版後便以文學性和審美性贏得了廣大法國讀者的喜愛。 近些年來，《玉書》在中外評論界都受到了一定的關注和研究。法國學者德特里（Muriel Détrie）稱其為一部先鋒之作，認為它比 1862 年首部唐詩法譯集、漢學家德理文（Marquis dHervey de Saint⁃Denys）的《唐詩》更容易為非專業的法國讀者大眾所接受，“對中國詩在西方的傳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另一位法國學者斯托塞（Ferdinand Stocès）詳盡細緻地考證了《玉書》的中文原詩，指出 1902 年版《玉書》的 110 首詩中（加上開篇裕庚給俞第德的贈詩，總數應是 111 首）真正算得上是譯作的只有 22 首，有 25 首是改寫或借鑑了德理文的譯文，有11 首可以認為是俞第德未成功的翻譯嘗試，還有 26 首可以確信是俞第德自己的創作。 其餘 26 首詩歌，要麼是俞第德直接在書中標注原詩作者是無名氏，要麼是她注釋的原詩作者無從考據。 另101*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詩經》在法英美漢學界的接受研究”（項目號：21BWW024）的階段性成果。

外，余寶琳（Pauline Yu）在《“瓷器裡面是你的雪花石膏”：朱迪特·戈蒂耶的〈玉書〉》一文中，對《玉書》做出了高度評價和認可，認為俞第德從翻譯中國古典詩的初衷出發，最後成功將詩集變成了一件藝術品；余寶琳提出，可以不把俞第德視為一位中國詩的翻譯者，就把她當作象徵派、意象派一代詩人中的一員，在努力尋找更令人回味、非個人的表達方式。 近年來有學者撰文考察了俞第德的中文和中國文化造詣及其與在法中國文人的交流；法國學者包世潭（Philippe Postel）將《玉書》定義為自由翻譯，即創造性接受。在國內，關注並研究俞第德及其《玉書》的學者主要是在比較文學界。 最早的是錢鍾書先生。他曾對 1867 年版中文書名“白玉詩書”提出質疑，因為根據中文習慣，詩集一般用“集”或者“選”，不會用“書”字。 其後，錢林森在《光自東方來———法國作家與中國文化》第三章“藝術烏托邦：法國作家對中國文化的構想”第二節“借得‘玉笛’輕輕吹：女詩人朱笛特譜寫的中華音符”專門探討了俞第德，稱她為“永遠的東方主義者”；文中具體分析了《玉書》中的唐詩宋詞以及俞第德作品中的文化中國。 其後孟華討論了俞第德《玉書》的翻譯問題；蔣向豔借《玉書》這一成功範例探討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話題；劉陽翻譯了《玉書》的自序；也有學者從歷史學角度做了相關研究。 可見國內外學界對俞第德及其《玉書》的研究方興未艾。本文嘗試從比較文學與跨文化研究的視角出發，探討俞第德《玉書》裡中國古代詩歌意象的呈現。 所謂意象，是指中國古代詩歌中一些具有特定含義的語詞，如“落花”、“流水”、“蓮花”、“荷花”等，它們彙聚了長期使用某種共同語言的人群的共同情感，在文藝學上被稱為詩歌的意象。 陳植鍔指出，在一首詩歌中起組織作用的主要因素是聲律和意象；意象是詩歌藝術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 法國漢學家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曾從比較詩學的角度研究中國古典詩學，深入探討了中國詩學的幾個原創性範疇：風味、比興和象外，認為比興和象外都屬於詩學形象（ limage poétique）的問題，只是他把“象”和“意”分開考察，未能緊貼中國古代詩學的原核。 俞第德將中國古詩改寫為法語詩，詩的主旨和表現手法均有大的轉變，唯保留了大量中國古詩常見的意象，這些意象，往往以明喻、隱喻、借喻等修辭法呈現，近似於《詩經》裡的比興。一、以“比”呈現意象錢鍾書說，“比喻是文學語言的特點”。 另一個有趣的說法是，本體和喻體是一對被“作合”的“語言眷屬”。 在文學作品中，比喻以生動的形象，讓讀者感知清晰的事物，或明瞭深奧的道理；在抒情詩中，比喻尤其具有“托物以言情，借物以載情”和表象的詩學功能，並能造成表達的“陌生化”效果，引起讀者解讀的欲望。 自《詩經》以來的中國古詩有“比興”的傳統，多以自然事物為人事的喻體，以此來形象描繪事物或說理。 與此相似，《玉書》中每首詩都有一個或多個形象的比喻；也和中國古詩一樣，這些比喻往往在自然和人事之間形成呼應。 如這首《桃花》（La Fleur De Pêcher）：Jai cueilli une petite fleur de pêcher et je lai apportée à la jeune femme qui a les lèvres plus rosesque les petites fleurs.Jai pris une hirondelle noire et je lai donnée à la jeune femme dont les sourcils ressemblent auxdeux ailes dune hirondelle noire.Le lendemain la fleur était fanée, et loiseau sétait échappé par la fenêtre du côté de la MontagneBleue où habite le Génie des fleurs de pêcher;Mais les lèvres de la jeune femme étaient toujours aussi roses, et les ailes noires de ses yeux ne201

sétaient pas envolées.譯文：我摘下一朵小小的桃花，把它送給一位少婦，她的嘴唇比桃花更紅。我抓住一隻黑色的燕子，把它送給那位少婦，她的眉毛黑得就像燕子的翅膀。第二天，桃花凋謝了，燕子從藍山那邊的窗戶飛走了，山上住著桃花神；不過，少婦的雙唇紅潤如故，她眼睛上的那對黑色翅膀也沒有飛走。這首《桃花》詩通篇運用了“比”：將少婦的紅唇比作桃花，將她烏黑的眉毛比作燕子的翅膀；第一第二句明喻（simile），第四句借喻（metonymy）。 詩中以比喻呈現了兩個意象：桃花和燕子雙翅，這兩個意象顯然來自中國古詩。 此詩雖然標明是根據“Tse⁃Tié”的詩譯出，但這位詩人和原詩均無法考證，很可能是俞第德根據中國古詩的某些詩題、或者詩中的個別語詞，發揮想像自創而成。這首《致一位年輕詩人》是根據《小雅·鹿鳴之什·天保》最後一章改寫而成：Imite la lune grandissante! Imite le soleil levant!Tu seras pareil à la montagne du Sud, qui ne vacille jamais, ne sébranle jamais,Et demeure éternellement verte comme les pins glorieux et les cèdres!翻譯如下：如漸漸變圓的月亮！ 如初升的太陽！你會像南山那樣毫不動搖，像松樹柏樹那樣永葆青春！原詩：“如月之恒，如日之升。 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 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原詩整章都是“比”。 這首詩是《玉書》中為數不多較為忠實於原詩的一首譯詩，幾乎全盤照搬了原詩的“比”：如月、如日，如南山、如松柏。 但原詩和譯詩的主題並不相同。 原詩的主題是表達對新即位的宣王的美好祝願，而俞第德把這首詩的題目改為《致一位年輕詩人》，祝福的對象變了，詩義也變了：稱揚一位年輕詩人就像漸漸變圓的月亮和初升的太陽一樣———都是正在成長的“不朽”事物，祝福他（她）會像南山那樣堅不可摧，像松柏那樣四季長青，即永葆藝術的青春和活力。如果說月亮、太陽並非典型的中國古詩意象，那麼南山、松柏則是中國傳統文化裡有著獨特內涵的自然意象。 俞第德雖然照搬了原詩意象，但將南山所蘊含的“長壽”之義略去不譯，正是為了與新詩主旨相符。這首《詩人在舟中笑》第三句寫道：Et les grands rochers pointus, posés au milieu des fleurs, ressemblent à des pagodes.有著尖尖角的大岩石矗立在花朵中間，看起來就像一座座寶塔。詩句中的喻體寶塔這一意象顯然來自中國文化。 寶塔、瓷亭等意象頻頻出現在《玉書》中，儼然是 18 世紀歐洲流行的“中國風”在俞第德詩集中的延續。再如這首《西郊花船》裡的兩句詩：Sur ce bateau est la plus belle des femmes; ses sourcils ressemblent aux cornes des papillons.Comme une fleur tombée dans la boue, les passants cruels mabandonnent.最美麗的女子在船上；她的眉毛就像蝴蝶的觸角。就像一朵花掉進污泥，殘忍的路人將我拋棄。這兩句原作為杜甫《城西陂泛舟》的首句“青蛾皓齒在樓船”。 詩句中的比喻“美女的眉毛像蝴301

蝶的觸角”即來源於“青蛾”———青黛畫的眉毛，借指美人；“蛾眉”即像蠶蛾觸角般細長彎曲的眉毛，俞第德翻譯成“蝴蝶觸角”算是形象近似，並不確切。 “像一朵花掉進污泥”，疑為由“出淤泥而不染”的典故化用而來。 “蝴蝶觸角”、“花入污泥”這兩個意象都屬於異文化借翻譯之道相接觸之後發生的變形，其源文化意象來自中國傳統。俞第德採擷了中國古典詩的常見意象，發揮她那浪漫而豐富的想像力，以比喻的方式為法語詩歌引入了大量新意象。 其中有的直接來自中國古詩，有的則屬於明顯的創新。 典型的中國古詩意象有蓮花、珍珠、玉石、白霜、絲綢、黑髮、白雲、燕子等。 其中最多見的是“玉”的意象，一如書題所示。 尤以這首原作為李白《玉階怨》的《玉階》最為突出：Sous la douce clarté de la pleine Lune, lImpératrice remonte son escalier de jade, tout brillantde rosée.Le bas de la robe baise doucement le bord des marches; le satin blanc et le jade se ressemblent.Le clair de Lune a envahi lappartement de lImpératrice; en passant la porte, elle est tout éblouie;Car, devant la fenêtre, sur le rideau brodé de perles de cristal, on croirait voir une société de diama⁃nts qui se disputent la lumière;Et, sur le parquet de bois pâle, on dirait une ronde détoiles.皇后登上露水閃閃的玉石台階。她的衣裙底部輕輕地擦著玉階邊緣；白色綢緞就像玉石一樣。月光照進了皇后的房間；她走進門內，感到一陣耀眼炫目。因為，窗前的水晶珠簾，就像一堆鑽石在爭光奪彩。淺色的木地板上，好像閃爍著一圈星星。“像玉石一樣”、“像一堆鑽石”、“好像閃爍著一圈星星”，其本體都是白色或無色事物：綢緞、水晶或月光。 玉是白色的，除了玉，書中還出現較多其他白色事物為本體或喻體，如珍珠、白雲、月光、天鵝、蓮花、白霜、白粉、雪花等：En regardant les petits nuages qui se balancent sur la montagne, éclairés par la Lune,Quelques⁃uns disent que ce sont les femmes de lEmpereur qui se promènent vêtues de blanc;Et dautres prétendent que cest une nuée de cygnes.看著在山上搖曳的小雲朵被月光照亮，有的說那是皇帝的嬪妃們穿著白色衣裳在散步；有的卻說那是一群白天鵝。 （《海上月明》）Lennui couvre lesprit comme un voile de nuages.無聊像雲層一樣籠罩著心靈。 （《秋思》）La gelée blanche recouvre entièrement les arbustes; ils ressemblent aux visages poudrés des femmes.Je les regarde de ma fenêtre, et je pense que lhomme, sans les femmes, est comme une fleurdépouillée de feuillage.灌木叢上覆蓋著一層厚厚的白霜，就像撲了白粉的女人臉。我看著窗外的灌木叢，心想少了女人的男人就像葉子脫落的花朵。 （《寫在白霜上的思想》）這首《客棧》源自李白的《靜夜思》：Je me suis couché dans ce lit dauberge; la lune, sur le parquet, jetait une lueur blanche,401

Et jai dabord cru quil avait neigé sur le parquet.我躺在客棧的床上；月亮在地板上灑下白色的光，我還以為地上下了雪。其他再如：Les poissons sautent par moment hors de leau: on croirait que ce sont les nénupharsqui sépanouissent.Et la gelée blanche change en perles les diamants de la rosée.魚兒跳出水面：就像盛開的蓮花。白霜把露珠變成了珍珠。 （《小湖邊》）Mais voici une touffe de nénuphars avec ses fleurs semblables à de grosses perles;河裡長著一大簇睡蓮，盛開的花朵就像一顆顆碩大的珍珠。 （《江口》）Je me suis remise à mon ouvrage près de la fenêtre, et mes larmes ont brodé de perles létoffe ten⁃due sur le métier.我回到窗邊繼續刺繡，我的眼淚繡成了刺繡架織物上的珍珠。 （《紅花》）如上所示，《玉書》處處可見中國古詩常見意象的比喻，或明喻或隱喻或借喻，這一組組比喻、一對對“語言眷屬”如“大珠小珠落玉盤”，呈現了一系列中國傳統文化意象，也造就了《玉書》獨特的東方詩韻。事實上，《玉書》的“玉”字即是詩集最大的隱喻。 俞第德父親泰奧菲爾·戈蒂耶（ThéophileGautier）1852 年出版詩集《琺瑯與雕玉》（ Émaux et Camées ），“camées”指浮雕玉石，和琺瑯一樣都是精緻典雅的手工藝品。 俞第德《玉書》之“玉”更多指典型的中國文化意象，而非中國文化中最高權力的象徵。 俞第德以“龍”為她想像中中華帝國的象徵，如其 1869 年出版的小說《帝國龍》 （ LeDragon Impérial ）。 《玉書》詩中頻繁出現和“玉”有關的中國意象：玉珠（ les perles de jade）、玉階（ lescalier de jade）、玉塵（ la poussière de jade）、玉笛（ la flûte de jade）、玉橋（un pont de jade）、玉鉤（un croissant de jade）、玉樹（un arbre de jade）等。 因此，“玉書”之“玉”當隱喻著俞第德心目中的中國文化，也是她想像中中國詩意的象徵。 “玉書”即“中國文化之書”，也是“中國詩歌藝術之書”，與《詩經》（ Livre des Vers ）作為“詩之書”暗合、互文。二、以“興”呈現意象“比興”是中國原創基本詩學概念，也是中國詩歌的修辭手法。 “比”是比喻，“興”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都涉及兩種事物。 對“比”而言，兩個事物是相似的關係，可以替換的關係；對“興”而言，兩個事物之間並無明顯的邏輯聯繫，可勉強以“聯想”稱之，彼此並不能相互替換，而是平行共存，若以律詩譬喻之，“興”就像律詩的頷聯和頸聯，這兩個對仗聯在上下句之間形成了一個空間，並且上下句是不能彼此替換的。 在《玉書》中，除了以比喻的方式呈現意象，俞第德還創造性地以“興”呈現意象。 比如這首俞第德自創的《水上柳葉》（La Feuille Sur Leau）：Le vent a décroché une feuille de saule; elle est tombée légèrement dans le lac et sest éloignée,balancée par les vagues.Le temps a effacé de mon cœur un souvenir, un souvenir qui sest lentement effacé.Étendu au bord de leau, je regarde tristement la feuille de saule qui voyage loin de larbre penché.501

Car depuis que jai oublié celle que jaimais, je rêve tout le jour, tristement étendu au bord de leau.Et mes yeux suivent toujours la feuille de saule, et maintenant elle est revenue sous larbre, et jepense que dans mon cœur le souvenir ne sest jamais effacé.譯文：風吹落了一片柳葉；葉子輕輕落在湖裡，隨水波漸漸飄遠。時間從我心裡抹去了一段記憶，慢慢消散。我躺在湖邊，憂傷地看著那片柳葉離傾斜的柳樹越來越遠。自從我忘了我曾經愛過的人，就終日憂傷地躺在湖邊出神。眼睛緊緊地盯著那片柳葉，看它現在又飄回了樹下，我想，我心裡的記憶從未被抹去。這首詩主要運用了“興”：柳葉在湖水裡漸漸飄遠對應“我”心裡的記憶慢慢消散；柳葉又飄回樹下對應“我”從未真正忘記往事。 這自然景象和“我”的生活經歷是兩個並行共存之事，彼此呼應，仿佛兩個並置（ juxtaposition）的事物；詩題雖然是自然景象“水上柳葉”，其所映襯的主旨卻是後者，是人事。 這“水上柳葉”的意象，如水上浮萍，象徵著漂浮的人生。 《詩經》往往以想像中的虛景起興（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而這首詩以柳葉落水開頭，這是抒情主人公看到的現實景象，即以實景起興，引出抒情主人公的主觀感受，這是俞第德的創新。再如這首《歧途》中的兩句：Quand ma bien⁃aimée est venue au monde, on a enfermé ses petits pieds dans des boîtes de fer; etma bien⁃aimée ne se promène jamais dans les chemins.Quand elle est venue au monde, on a enfermé son cœur dans une boîte de fer; et celle que jaime nemaimera jamais.我的愛人剛出生時，她的小腳就被鎖在鐵匣子裡；我的愛人從不曾以雙腳走路。她剛出生時，她的心靈就被鎖在鐵匣子裡；我愛的人永遠不會愛我。這也略近於“興”，只是所說的兩件事情共有同一個主人公，這兩件事情彼此呼應、相互映襯，可以說前者是後者的某種象徵，後者是對前者的進一步解釋：禁錮了雙腳也禁錮了心靈。 這種寫法也是並置，和蒙太奇手法對於電影的效果如出一轍。 “鎖在鐵匣子裡的小腳”和“鎖在鐵匣子裡的心”兩個意象，一個源自中國傳統文化，另一個則是西方詩人的創新。《玉書》中更常見的是以比興一體的方式來呈現意象。 詩集收入了俞第德自稱“根據《召南》譯出”（Selon Sao⁃Nan）的四首詩，其實這四首詩中能夠確認是出自《詩經》的僅兩首，分別是《魏風·碩鼠》和《小雅·天保》，其餘兩首詩《官大人的三位妻子》和《年輕詩人思念他那住在河對岸的戀人》應為俞第德自創之作。 不過這兩首詩雖然並非直接出自《詩經》，卻也並非和《詩經》全然無關。它們分別在詩歌的結構、寫作手法和意象等方面借鑑了《詩經》，表現了俞第德所受中國古詩的影響。 如這首《年輕詩人思念他那住在河對岸的戀人》 （Un Jeune Poète Pense À Sa Bien⁃Aimée. Quihabite de lautre côté du fleuve，意譯：我之所愛，在水一方）：La lune monte vers le cœur du ciel nocturne et sy repose amoureusement.Sur le lac lentement remué, la brise du soir passe, passe, repasse en baisant leau heureuse.Oh! quel accord serein résulte de lunion des choses qui sont faites pour sunir!Mais les choses qui sont faites pour sunir sunissent rarement.譯文：601

月亮升至夜空中心，溫情脈脈地在那裡憩息停留。微波蕩漾的湖面上，晚風一遍遍地輕吻著幸福的湖水。啊！ 為彼此而生的事物結合了，會是多麼寧靜和諧啊！然而，為彼此而生的事物卻很少結合。天作之合總是罕見。在詩中，月亮和夜空、晚風和湖水被描寫成“為彼此而生”的事物，是“天作之合”，卻只能短暫結合，更多的時間是錯過、分離；詩的主題是詩人思念他那一水之隔的戀人，詩的正文對這一主題一詞未措，只是通過對月亮和夜空、晚風和湖水這兩對自然事物的生動描繪，詩的主旨便躍然紙上。這是借比興呈現意象所達到的效果。雖然俞第德標注此詩是根據《召南》 （Selon Sao⁃Nan）譯出，顯然它並非直接譯自《詩經》。 詩題有些近似《秦風·蒹葭》“所謂伊人，在水一方”的意境，但詩歌本身卻吟詠“月亮升起”，這個意象則可以在《陳風·月出》中找到影子：“月出皎兮，佼人僚兮。 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蒹葭》和《月出》這兩首詩的主旨都是寫抒情主人公對意中人或某種心儀的境界思慕而不可得的心境。 這兩首詩的意象“水”、“月出”和“思而不得”的遺憾都呈現在俞第德的這首創作中。 若從法國詩歌的角度來看，這首四行詩顯然又有著法國 19 世紀浪漫主義詩人拉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詩作的回聲。 第一句詩“月亮升至夜空中心，溫情脈脈地在那裡憩息停留”與拉馬丁《孤獨》 （1817）一詩的這兩句形成呼應：Et le char vaporeux de la reine des ombresMonte, et blanchit déjà les bords de lhorizon.暗夜王國的女王駕玉輿登上雲天，染白了遠方天邊的周圍。拉馬丁在詩中運用了希臘神話。 在希臘神話裡，月神塞勒涅（Selene）掌管著太陽隱去後黑夜中的光明來源即月亮，她駕駛一輛由兩匹飛馬拉動的白銀馬車，從天空一隅駛向另一隅，直到黎明時天邊迎來新一天的曙光時駛入海中。 詩中“暗夜王國的女王”（ la reine des ombres）指月亮女神塞勒涅（即月亮），她駕著“煙霧滾滾的馬車”（ le char vaporeux）登上雲天，驅走夜晚的黑暗，染白了夜空。 從修辭的角度而言，“暗夜王國的女王”和“煙霧滾滾的馬車”都是借喻（mytonymy）。 俞第德詩中同樣出現月亮與夜空兩個主要意象，同樣也運用了借喻，但與拉馬丁詩展現的陰沉意象不同，在俞第德的詩中，月亮與夜空這兩個意象被比為一對“為彼此而生的事物”，本身是美好、浪漫、詩意的象徵，帶有濃郁的中國味。《我之所愛，在水一方》第二句“微波蕩漾的湖面上，晚風一遍遍地輕吻著幸福的湖水”則仿佛在回應拉馬丁《湖》（1817）中的這兩句：Dans le zéphyr qui frémit et qui passe,Dans les bruits de tes bords par tes bords répétés在那微微顫動著輕輕飄過的和風裡，在那湖水從此岸傳到彼岸的聲息中。在拉馬丁的詩中，和風和湖水也是成對地出現，但僅作為風景描寫，且兩個事物之間並無直接聯繫；而俞第德寫的是“晚風輕吻湖水”，和前一句月亮和夜空一樣，晚風和湖水也用來比喻天生一對的事物，晚風和湖水這兩個意象由此也被抹上了浪漫溫柔的色彩，而不是如拉馬丁那般筆下透出701

悲哀和涼意。 從中國古詩中得到靈感啟發的俞第德，將西方詩歌裡常見的意象，翻新寫出了新意。比興一體的例子，再如這句詩（出自李白《烏夜啼》）：Les oiseaux savent se retrouver dans le feuillage; mais les larmes qui tombent des yeux des jeunesfemmes comme la pluie dorage ne rappellent pas les absents.鳥兒尚且知道回到樹葉中去；少婦們淚如雨下，卻喚不回遠行人。原詩：停梭悵然憶遠人，獨宿孤房淚如雨。又如《告別》：Car voici le moment de la pleine lune, et chaque jour lui ôte un morceau de sa rondeur;Ainsi le temps cruel fera décroître ma beauté.現在是滿月時分，每一天它的圓度都會減少一分。就如同時間會殘忍地減損我的美貌。最後一首詩《永恆文字》也含有對比興的融合運用：Je laisse tomber des caractères sur le papier; de loin on pourrait croire que des fleurs de pruniertombent à lenvers dans de la neige.La charmante fraîcheur des oranges mandarines se fane lorsquune femme les porte trop longtempsdans la gaze de sa manche, de même que la gelée blanche sévanouit au soleil;Mais les caractères que je laisse tomber sur le papier ne seffaceront jamais.我在紙上寫下文字；從遠處看，會以為是梅花凌亂地落在雪中。柑橘在婦人的紗袖裡藏太久了，它那誘人的清香就會消散；同理，太陽一出來，白霜就會消失。我寫在紙上的文字卻永遠不會褪色。這首《永恆文字》旨在吟詠詩人從事文字事業可不朽，將詩人在紙上寫下的文字比為散落在雪中的梅花，並以柑橘在婦人的袖子裡藏太久會失去香味、白霜在太陽的照射下會蒸發這兩件事起興，但後面引出的內容卻是和前兩件事相反的情況：紙上的文字永遠不會褪色，可以說是反向思維的“興”。 俞第德以比興融合的方式，在詩中生動地呈現了“雪中梅花”、“袖子裡的柑橘”、“白霜”等中國文化意象。三、《玉書》：中法詩藝的融合之作上文探討了《玉書》呈現詩歌意象的方式：一種是通過“比”，把中國古詩常見的意象直接運用於法語詩歌，如寶塔、桃花、燕子、南山、松柏、蛾眉、綢裙、白霜、月亮、玉樹、白雲、扇子、珍珠，不論是作為喻體還是本體，都是典型的中國古詩意象；另一種是通過“興”或比興融合，將自然事物和人事關聯並置，又不拘泥於中國傳統舊法，時常加以創新式發揮，起到“興”“文已盡而意有餘”的表意功能。這就是說，《玉書》運用類似比興法來呈現中國詩歌意象，或將西方詩歌意象賦予新意；但對於源自《詩經》的比興傳統，俞第德是否有明確的概念和認知，則是存疑的。 因為俞第德從未在《玉書》或其他關於中國的作品裡提及或闡述過這兩個概念，也沒有證據表明她接受過正統的中國詩學知識的學習和訓練。 在俞第德之前，德理文曾在其第一部唐詩法譯選集《唐詩》序言裡介紹過中國古詩裡的比喻：“中國詩人所使用的比喻手法，通常比其他東方人簡單多了。 ……東西方不同的自然氣候，以及展現在他們和我們面前的大自然的美，常常使他們在自然界和人類之間建立異於我801

們的密切關係。”俞第德當然學習參考過德理文的《唐詩》，此外，她很可能是在家庭教師丁敦齡的幫助和解釋下，盡力體會中國古詩詩藝，並憑其在詩歌創作上的天然稟賦，自覺運用了類似比興的手法，在詩中呈現了如許豐富的意象。 《玉書》絕不是單純的中國古詩法譯集，這已是學術界的共識，也不是純粹的法國本土詩歌創作，而是中法詩歌藝術的“混血兒”———既有中國古詩的素材、意象、風韻，詩集本身也是 19 世紀法國詩歌發展中的一環。《玉書》首先體現了詩人對古典的追求，這種追求與 19 世紀法國帕納斯派的精神是一致的。追求東方和古典是以俞第德之父泰奧菲爾·戈蒂耶為領袖的帕納斯詩派的主要傾向。 “從 19 世紀中期開始，來自東方的影響逐漸增多，這部分是由於亞洲研究發展的結果。 從帕納斯詩派開始，波斯、印度、中國逐漸出現在法國文學裡，出現在勒孔特·德·利爾（Charles Leconte de Lisle）或孟戴斯（Catulle Mendès）的作品中。 1852 年，勒孔特在《古代詩集》 （ Poèmes Antiques ）的序言中，表示想要開創‘一條嶄新的道路’，這條路，由受東方學家的工作啟發所創作的一些詩歌開始成形。”勒孔特是帕納斯詩人主將，其詩歌創作《古代詩集》和《異族詩集》（ Poèmes Barbares , 1862）體現了帕納斯詩派的典型特點。 在《古代詩集》中，勒孔特認為他身處的時代是藝術糟糕的時代，詩歌的源頭已被攪渾和玷污，甚至已經枯竭；“整個基督教世界是野蠻的”，但丁、莎士比亞、彌爾頓這些文藝復興時期偉大詩人的語言和觀念都是野蠻的；提出詩歌創作要回到“被忽視或極少為人所知的（詩歌）形式”，向古希臘詩歌致敬，認為這種詩歌風格是古風的、學究式的，也才是人類所應當崇尚的。勒孔特在詩歌創作上偏愛古代題材和古典風格和他對 19 世紀中葉歐洲獲得迅猛發展的工業文明的批判緊密聯繫在一起。 在 1855 年《詩與詩歌》一書的自序中，勒孔特寫道：“我睜眼看向過往，然而我透過煤煙只能看見天空中積聚著厚厚的雲層；我支起耳朵，想聆聽人類唱出的初始詩篇，那是唯一值得聽的聲音，然而我只能聽見工業群魔發出野蠻的喧囂聲。 ……那些受蒸汽和電報啟發寫出來的讚美詩和頌詩很少能感動我，那些說教的詞句絲毫談不上是藝術，毋寧是在向我表明詩人在現代社會越來越無用。”於是崇古、擬古成為勒孔特創作詩歌的題材選擇。 在 1852 年的《古代詩集》之後，1862 年勒孔特又出版了《異族詩集》，其中的詩大都以古希臘之後歐亞各地早期文明故事為題材。俞第德與帕納斯派詩人交往密切。 她既是帕納斯派領袖之女，其夫婿孟戴斯也是帕納斯派詩人。 1867 年版《玉書》的出版家阿爾方絲·樂美爾（Alphonse Lemerre）正是帕納斯派詩人的出版者，在同一時期還出版了《伊利亞特》（ lIliade , 1867）和《奧德賽》（ lOdyssée , 1868）法文譯本這樣追求古風的詩集。 無疑，俞第德深受帕納斯派的影響。 作為勒孔特的好友，俞第德也是古代藝術的崇拜和熱愛者。 和他不同的是，俞第德將尊古、崇古和擬古的對象寄託為中國這個東方古國。 在俞第德看來，只有古代中國才是真正的詩國。 在 1902 年版《玉書》的自序裡，俞第德寫出了她翻譯中國古詩的緣由：“早在俄耳甫斯前一千二百年，大衛王、荷馬前一千五百年，中國詩人就已經用古琴彈唱他們寫的詩句了”。根據《聖經》記載，大衛王生活於約公元前 11 世紀，荷馬生活於約公元前 9～ 8 世紀，俄耳甫斯最早出現於公元前 6 世紀；而中國的《詩經》收錄最早的詩大約產生於公元前 11 世紀，古琴較早見諸可信的文字記載正是在《詩經》裡；俞第德聲稱中國古代詩人比歐洲詩人早那麼多世紀用古琴吟唱詩句，顯然是有所誇張，有失客觀。 無論如何，俞第德認為中國是一個遠比歐洲更加古老的文明，她的詩歌自然也比歐洲詩歌產生得早。 因此，為了追尋詩歌的源頭，“到中國去”顯然是個明智的901

選擇。 這和勒孔特·德·利爾認為在他所處的歐洲文明時代詩歌之源已經枯竭、需向他處汲取源泉的主張是完全一致的。 1902 年清朝駐巴黎公使裕庚給俞第德獻詩，其中有句“堪喜詩人能抱古”，也對俞第德學習和鑽研中國古典詩讚譽有加。 總之，和勒孔特·德·利爾的《古代詩集》一樣，俞第德的中國題材詩集《玉書》是一部崇古、擬古之作，體現了與帕納斯派相一致的詩歌美學主張。 在轉向古典和異域、逃避現代工業文明帶來的聒噪和喧囂這一點上，俞第德顯然也是和帕納斯派站在一個陣營裡的。 她以自己獨具一格的中國題材詩集聲援了帕納斯派的詩學主張。其次，《玉書》在情感表達上傾向於浪漫主義。 中國古典詩的主體為抒情詩，在詩歌的情感表達上崇尚含蓄蘊藉，以表情達意委婉者為上乘之作，“比興”就是詩人達成這種曲線表達的方法和途徑。 詩人將自然物象和主體的人並置以表情達意，這種以比興借物抒情的方法避免了直接抒情，使其由於托於自然物象而顯得較為客觀，由此沖淡了主體抒發情感的濃烈度，達到含蓄蘊藉的表情效果。 帕納斯詩派主張節制、淡然乃至冷漠的情感表達，異於浪漫主義的直抒胸臆。 《玉書》的古代題材和帕納斯派相近，在詩中大量運用了比興，但在詩歌的情感表達上，《玉書》與帕納斯派和中國古詩都不同。 無論敘事還是表情，《玉書》都較為直接、外露，既非帕納斯派那般冷漠、無動於衷，也沒有中國古詩的那份含蓄蘊藉，而是更接近雨果、拉馬丁等法國浪漫主義詩人。 如：在清風中，鳥兒在枝頭歡快地唱著歌。少婦坐在窗邊一邊繡花，一邊聽鳥兒歡唱。她抬起頭，放下胳膊；想起了那個離家已久的人兒。“鳥兒尚且知道歸巢；而女人們淚如雨下，卻喚不回遠行人。”她抬起胳膊，埋頭繼續繡花。“我要在給他縫製的衣袍上繡上一首詩，或許這首詩可以把他叫回來。”這首詩的原作是李白的《烏夜啼》：“黃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 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煙隔窗語。 停梭悵然憶遠人，獨宿孤房淚如雨。”原詩裡那個獨宿孤房以淚抹面的怨婦在俞第德的詩中變成了一位積極設法爭取夫君早日歸家的思婦，她表達情感的方式既直接又熱烈，完全不是一位中國古代的怨婦形象。 《玉書》雖然大量運用了比興，但比興在《玉書》中主要是作為一種修辭，並未達到和中國古詩中相同的間接表情的作用。 在詩歌的情感表達上，《玉書》更接近 19 世紀法國浪漫主義詩歌傳統。其三，通過“比興”法在詩中呈現大量中國詩歌意象，俞第德在《玉書》中引入了中國風大自然。在 1867 年，法國詩壇對大自然的“發現”和歌頌並不新鮮———早在 18 世紀，盧梭提出了“返回自然”（ rétour à la nature）的口號，推崇自然教育和自然文學，崇尚質樸的自然和真摯的情感，在《愛彌兒》、《新愛洛綺絲》、《一個孤獨散步者的遐思》等作品中描寫和讚美了美好的大自然，開啟了浪漫主義文學的先河。 19 世紀浪漫主義詩人雨果、拉馬丁等人以更加自覺的態度去發現、描繪和讚頌大自然，而俞第德從中國古詩自覺地領悟了中國詩人對大自然的詩性審美，體會到中國詩人眼裡自然萬物與人事之間的隱秘關聯，並將這種手法引入自己的詩歌創作。 俞第德通過《玉書》的創寫表現了對中國古典詩歌主要特徵的體認，這種“人與自然世界的深刻聯繫是藝術家們最愛的主題，以簡練的手筆通過寓意和暗示表達豐富的意味”，對後來法國象徵主義詩歌乃至印象派繪畫都有著深刻的啟發。總之，《玉書》是一部中法詩藝的融合之作：它綻放於帕納斯詩派鼎盛的時刻；帶有鮮明的法國浪漫主義詩歌特徵；其中國題材則顯示了詩集的“中國風”，通過比興法在詩中呈現了大量中國古011

詩意象，從而將中國風大自然引入法國詩歌。 法國詩人克洛德·華（Claud Roy）曾如此讚美中國古詩裡的大自然：“中國詩中開滿桃花的樹枝和顫動的竹子、霧氣彌漫的湖面和水墨畫上的松樹……木蘭花、荷花的芬芳使他們的詩歌香氣四溢……高聳入雲的岩石，樹枝垂至山腰的松樹，隱居在竹林樹林裡的隱士，甚至荒涼的黃土平原，寬闊如大海支流的江河深處，他們描繪的風景都是那麼美麗和壯觀。” 這番話可以說正好生動地描繪了俞第德《玉書》中國古詩意象堆積的中國風大自然。①Muriel Détrie, Le Livre de Jade de Judith Gautier: UnLiver Pionnier, 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 1989(3), p. 301.②Ferdinand Stocès, Sur les Sources du Livre de Jade deJudith Gautier (1845⁃1917) (Remarques sur lauthenticitédes poèmes), 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 2006 (3),p. 349.③Pauline Yu, “ Your Alabaster in This Porcelain ” :Judith Gautiers Le Livre de Jade, PMLA, Vol. 122, No.2, 2007, pp. 464⁃482.④Yichao Shi, La Formation de Judith Gautier au Chinoiset à la Culture Chinoise (1863⁃1905), Revue dHistoirelittéraire de la France, No. 3, 2020, pp. 639⁃650.⑤包世潭、郭麗娜譯注：《涵化與本土化：18～ 19 世紀法國文學界對中國詩歌藝術的詮釋》，廣州：《中山大學學報》，2021 年第 6 期。⑥錢鍾書：《談藝錄》，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年，第126 頁。⑦錢林森：《光自東方來———法國作家與中國文化》，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4 年。⑧孟華：《“不忠的美人”———略論朱迪特·戈蒂耶的漢詩“翻譯”》，上海：《東方翻譯》，2012 年第 4 期。⑨蔣向豔：《〈玉書〉對中國經典文學海外傳播的啟示》，江蘇淮安： 《淮陰師範學院學報》，2009 年第2 期。⑩俞第德：《俞第德〈玉書〉前言》，劉陽譯，北京：《國際漢學》，2019 年第 2 期。謝靜珍：《丁敦齡：一個“小人物”對中法文化交流的貢獻》，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22 年第 4 期。陳植鍔：《詩歌意象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年，第 9 頁；第 13 頁。蔣向豔：《含蓄還是比興？ ———朱利安“間接書寫”傳統的再考察與校正》，上海：《文藝理論研究》，2022年第 3 期。François Jullien, La Valeur Allusive, Des catégories o⁃riginales de linterprétation poétique dans la tradition chi⁃nois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3, p. 13.錢鍾書：《七綴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 42 頁。高萬雲：《錢鍾書修辭學思想演繹》，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6 年，第 132～133 頁。鍾嶸：《詩品》，曹旭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第 39 頁。德理文：《中國詩歌的韻律》，蔣向豔譯，北京：《國際漢學》，2011 年第 1 期。Yvan Daniel, “Présentation Le Livre de Jade, un rvede Judith Gautier” , Le Livre de Jade, Paris: ImprimerieNationale Éditions, 2004, p. 19.Leconte de Lisle, Poèmes Antiques, Paris: Librairiede Marc Ducloux, 1852, p. x; p. v⁃vi.Leconte de Lisle, Poèmes et Poésies, Paris: Dentu, li⁃braire⁃éditeur,1855, p. iii⁃iv.Judith Gautier, Le Livre de Jade, Paris: Félix Juven,1902, p. xxi.高羅佩：《琴道》，宋慧文等譯，上海：中西書局，2013 年，第 7 頁。岱旺：《法國文學與中國文化》，葉莎、車琳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9 年，第 91～92 頁。Claude Roy, Trésor de la Poésie Chinoise, Paris: leclub français du livre, 1967, pp. 27⁃28.作者簡介：蔣向豔，華東師範大學國際漢語文化學院副教授，博士。 上海　 200062［責任編輯　 陳志雄］111

澳門理工學報　 2023 年第 4 期·總編視角·主持人語:2022 年 11 月,隨著以 ChatGPT 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AI Generated Content,AIGC)的橫空出世,其對學術界、期刊界的衝擊不可謂不大。 ChatGPT 作為一種人工智能技術驅動的自然語言處理工具,它能夠基於在預訓練階段所見的模式和統計規律,不僅實現像人類一樣進行聊天交流,還能完成撰寫郵件、視頻腳本、文案、翻譯、代碼,甚至撰寫學術論文等任務。 其問世不到四個月,OpenAI 即推出 GPT-4,這是一種多模態大模型,能支持圖像和文本輸入及輸出,擁有強大的識圖能力。 其發展之快速,功能之強大,影響之深遠,爭議之激烈,均遠遠跳出想像。 本期特約發表王濤、吳靜二位教授大作,即是從歷史學、哲學的不同學科背景對此作出的一種回應。王濤的《大語言模型時代歷史書寫的路徑與局限》,以其歷史學研究的學術背景,闡釋了大語言模型時代歷史書寫的路徑與局限。 歷史學之所以能夠保持不斷的活力,就在於其開放性。 大語言模型的崛起將會對歷史書寫帶來挑戰,歷史學家應該主動應對其他領域的範式轉變。 但是,作者更關注大語言模型之於歷史書寫的消極影響,其負面效應包括如下三個方面:一是虛假信息過載,徒增有效信息獲取成本;二是加劇英語的數字霸權,讓數字鴻溝進一步擴大;三是人工智能生成的文本內容會污染人類精神文化產品。 作者還試圖以歷史與記憶為例,來說明大語言模型在歷史書寫層面存在的局限性。 文章特別指出,大語言模型在表面上對歷史與記憶是友好的,但也會與遺忘發生悖論關係,由此引發記憶倫理的問題;同時,大語言模型讓記憶失去了歷時性的發展空間,喪失了從單純的記憶昇華為歷史文化的可能性。王氏擔心,大語言模型可能對歷史專業的學生帶來學術能力培養的災難性後果。 學生會依賴大語言模型,輕視紥實的學科知識、獨立的思考能力以及嚴謹學術規範的價值。 作者認為,作為專業歷史學家,面對工作中引入大語言模型仍然需要懷抱謙虛謹慎的態度,既不視其為洪水猛獸,也不能取代史學家的獨立思考。 在挑戰與機遇並存的情況下,歷史學將與大語言模型共生共榮。吳靜的《通用人工智能會預設一種“公理化”的普遍性嗎?》,則從哲學的角度關注了 ChatGPT為起點的通用人工智能技術與人類知識構型及其深遠影響之間的關係,認為大語言模型所暗含的語言符號和內容的可通約性指向了經驗的可通約性,它實際上是以全球化為基礎的現代性社會生產方式的布展。 這種技術通用性所預設的“公理化”知識體系,其本質是資本主義生產邏輯全球布展的體現。 一旦 AIGC 不斷將自身生成的前序文本作為訓練數據來源,將導致知識生產的封閉化和中心化。 作者首先提出大語言模型的可通約性和親人性的特徵同時加深了人對技術信任感和無批判性,使得不但大模型所生成的文本輸出,甚至連輸出內容被表達的語言和方式都在決定人們對“現實”的理解,消解了知識背後蘊含的對人類存在意義的追問;其次通過討論以遞歸的詛咒與可解釋陷阱等為症候的大模型的危機,認為通用性導致自我循環的可疑的普遍性;進而主張通用人工智能的通用性與德勒茲對資本主義“公理化”的分析具有根源上的一致性和同構性,提出其對於知識構架的預設是隨著資本所產生出的普遍性生產範式的側寫,其結果將導致知識的形式趨於開放,而內容卻趨於封閉或中心化。文章認為,我們需要更加審慎的態度來對待通用人工智能的發展,通過持續性的反思和預訓練擴展,使 AI 技術超越“公理化知識”的窠穴,切實地為人類的未來造福。 末了作者不禁感慨繫之———當人工智能奇點即將降臨的時候,人類是否已經做到真正認識自身了呢? 　 　 (劉澤生)211

澳門理工學報　 2023 年第 4 期大語言模型時代歷史書寫的路徑與局限王　 濤[提　 要] 　 歷史學之所以能夠保持不斷的活力,就在於其開放性。 當下社會的發展狀況,對歷史學科帶來的最大衝擊無疑是大語言模型為基礎的人工智能技術的進步,典型的代表就是 ChatGPT 的橫空出世。 作為自然語言處理技術的集大成者,大語言模型會對歷史書寫帶來直接衝擊。 大語言模型與歷史書寫具有適配性,為歷史書寫帶來的消極影響也極為顯著。 作為專業歷史學家,在自己的工作流程中引入大語言模型仍然需要懷抱謙虛謹慎的態度,既不視其為洪水猛獸,也不能以為它能夠取代史學家的獨立思考。 在挑戰與機遇並存的情況下,歷史學將與大語言模型共生共榮。[關鍵詞] 　 人工智能　 ChatGPT　 歷史書寫　 歷史與記憶[中圖分類號] 　 C3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3) 04 - 0113 - 10歷史學是一門古老的學科,但也是生命力極其頑強的學科。 從人類學會交流和記錄信息以來,我們就一直對保存和了解過去有濃厚的興趣。 已知最早的歷史著作來自古代美索不達米亞,以年代記、王表(King List)的形態出現,可以追溯到 5000 多年前。①古埃及人通過象形文字記錄過去。古希臘和古羅馬湧現了多產的歷史學家,如希羅多德、修昔底德和塔西佗。 古代中國和古代伊斯蘭世界,都有經典的歷史著作傳世。②人類社會從司馬遷的時代至今,技術、社會和政治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是歷史書寫的實踐悠遠流長,歷史學始終是一門重要的學科。 歷史為我們作為一個物種和文明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背景,還塑造着文化、傳統和民族的特性。③即使記錄和傳播歷史知識的手段不斷演變,從口口相傳到銘刻、到紙張,再到數字技術,歷史被證明在教育年輕一代了解人性和過去社會的成敗得失方面至關重要。④歷史學之所以能夠保持不斷的活力,就在於歷史學的開放性。 歷史學家的實踐能夠主動適應其他領域的範式轉變,吸收來自考古學、人類學、生物學和社會學等領域的知識。⑤歷史學科的核心理所當然要致力於發現和整理事實,並對人類經歷創造有說服力和連貫性的敘述,但是新技術將使歷史學家能夠深入了解以前不為人知的歷史時期。 因此,雖然會面臨着來自技術發展的各種挑戰,歷史學家在未來社會仍然將佔據一席之地。 就當下社會的發展狀況而言,對歷史學科帶來的最大衝擊無疑是大語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 LLM)為基礎的人工智能技術的進步,典型的代表就是 ChatGPT 橫空出世。 在挑戰與機遇並存的情況下,歷史學將與大語言模型共生共榮。311

一、大語言模型與歷史書寫的適配本文涉及許多數據科學的專業概念,其本質是為了協助人們分析數據。 在人工智能領域,專家們創造了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的方法,使計算機能夠從數據中發現模式和規律,並利用它們來完成預測、分類和聚類等任務。 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是機器學習的一種特定方法,通過構建和訓練深層神經網絡來學習和識別數據的模式。 人工智能的最終目標是試圖用算法來模擬和實現人類智能,其中語言智能是一個重要指標。 在數據科學的範疇中,文獻也被視為一種數據,因此可以使用機器學習來處理人類的自然語言。 大語言模型是一種基於深度學習的人工智能模型,通過學習大量文本數據來獲得語言的語義、語法和模式,⑥從而掌握理解和生成自然語言的能力。當然,大語言模型也有自己的發展軌跡。 早在 1980 年代,就有學者提出了統計語言模型的概念,並在計算機中得到實現。 彼時由於受到技術條件的限制,語言模型規模小,功能也很簡陋。1990 年代發展出神經語言模型(Neural Language Model),它利用神經網絡提取語言數據中的特徵與規律,學習語言模型中語義的關聯性,用以預測文本中單詞或句子的概率,讓模型能夠根據上下文生成連貫的語言表達。 隨着計算資源的提高和數據集規模的增長,語言模型的訓練集和參數得到提升,達到了百萬甚至上億的規模。 2010 年之後,在 GPU 運算性能提升和互聯網數據積累的加持下,大語言模型的規模和性能不斷攀升,從最初的數十萬詞量發展到現在的上萬億詞量,參數規模也達到了 1,000 億的巨量級。 這使得大語言模型成為人工智能甚至是整個信息技術發展的最前沿,其典型代表正是 OpenAI 在 2020 年發布的 GPT-3(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 3),⑦達到了人工智能語言模型最高的性能標準與泛化能力。 2023 年升級版的 GPT-4 有了更多參數,更優化的算法,讓內容生產具備了更好的準確度。大語言模型與歷史書寫之間有着密切的關係。 從本質上看,歷史書寫就是歷史學家運用自然語言講故事的活動,正如美國史學家林·亨特(Lynn Hunt)提到的那樣,所有歷史都或多或少以故事的形式組成,⑧利用自然語言構建和敘述歷史事件的連續性和因果性。 大語言模型通過學習大量的歷史文本和資料,掌握了歷史事件的背景、細節和相關人物,能夠還原歷史事件的敘述,生成具有歷史風格的文本。 大語言模型化身為“歷史故事創建者”的物質前提在於,它擁有千億級的參數規模,獲得了一定程度的思維鏈,能夠對文獻資料進行有效編排,達到了柯林伍德所強調的歷史邏輯的狀態,⑨從而有效完成歷史記錄和重建的任務,而非對人類書寫的簡單模仿。 某種意義上說,大語言模型與歷史書寫之間這種天然的親緣性,會對歷史書寫帶來直接衝擊。從積極的角度看,以大語言模型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術,能夠為歷史研究帶來高效率、智能化的體驗。 大語言模型可以快速處理海量歷史文本,自動抽取關鍵信息和主題,使歷史學家擺脫繁瑣的史料整理工作,專注於歷史解讀和分析。 數字化時代歷史學家面臨的挑戰在於,無法對海量的文獻進行有效閱讀,從歷史記錄的寶藏中迅速提取有效信息。 而在機器學習技術的處理下,海量文獻之間的聯繫能夠得到迅速定位,甚至糾正歷史記錄之間存在的衝突。 因此,人工智能可以成為歷史學家強大的“文書助理”,致力於生成格式化文本,輕鬆地將大量歷史文本轉化為連貫的敘述,讓歷史書寫的效率大幅提高。 大語言模型能夠自動總結和提取歷史文本的關鍵信息,生成歷史事件的時間線、人物關係網、地理區域交互等,這可以輔助歷史研究者快速理解歷史信息。其次,大語言模型能夠為歷史研究帶來新的可能性。 在各種針對性算法的協助下,大語言模型能夠發現不同歷史文本之間的關聯,在傳統的議題中產生新的歷史知識或發現新的研究方向。 馬411

克斯·普朗克科學史研究所的瓦勒里亞尼(Matteo Valleriani)教授,將 1472 ~ 1650 年間出版的 359本天文學教材製作成了一個結構化的數據庫, ⑩然後利用機器學習對這些近代早期文本中的插圖、文字進行模式識別:基於算法的解讀讓研究人員發現了一個趨勢,當歐洲在宗教改革後沿着不同宗派路線分裂的時候,科學知識卻呈現出凝聚的動向。 在新教城市例如維滕貝格(Wittenberg)等地印刷了大量科學書籍,由於改革派學者的工作,這些城市變成了學術創新中心。 瓦勒里亞尼指出,宗教改革的歷史是一個得到充分研究的主題,但以人工智能為媒介的視角仍然能讓研究人員看到一些新東西,這是使用傳統研究方法很難獲取的內容。 由此可見,人工智能有利於歷史學家更全面深入地理解歷史,開拓新的研究視角。 大語言模型基於統計學的算法,能夠轉化為不落窠臼的聯想能力,彌補人類學者的思維定勢,成為歷史學家的“知識發現伙伴”。更加有趣的是,大語言模型可以自動生成真實且詳盡的歷史故事和描述,還能通過圖像識別和聲音分析等技術,搭建虛擬歷史空間,或重現歷史事件,使人沉浸在歷史場景中,獲得更豐富的歷史體驗。 卡爾頓學院(Carleton College)的研究團隊試圖基於空間分析對社會貧困問題展開討論,但是用傳統方式來進行相關研究存在障礙,因為很多 18 世紀的建築已經殘缺不全。 於是,研究者將虛擬仿真技術介入重要的社會史議題,基於照片、建築設計藍圖復原了歷史建築的空間。 在數字重建技術的協助下,研究者認為,虛擬模型和傳統的檔案研究可以共同塑造一種新的方法來研究舊濟貧法的歷史。 這種沉浸式體驗有助於人們建立起對歷史的直觀認知和情感體會,兌現“同情之理解”的呼籲。最後,如果歷史研究依然要將對真實性的追求作為終極目標之一的話,人工智能技術無疑能夠為這個“高貴的夢”提供助力。 2021 年以來,國內幾位學者圍繞數字史學的限度展開過深入討論。有學者強調歷史研究中“人性”的價值, 有學者從“求是”的角度,提出了數字工具在方法論上的有效性。 正是看到了數字工具在歷史研究領域無限的可能性,有學者提出需要充分利用數字人文的“數智證據”功能,建構“多重證據參照系統”來服務於歷史研究。 在作為工具的大語言模型的協助下,歷史學家能夠利用人工智能技術自動分析和比較大量歷史文本,發現不同來源之間的差異、矛盾與補充,這有助於歷史學家評估不同歷史來源的可信度,還原更加真實的歷史事實。 所以,歷史的真相雖然會被各種因素裹挾,但是在善於利用技術工具的前提下,歷史學家仍然有機會撥開迷霧,發現真相。 美國歷史學家亨特曾經提到,在托馬斯·傑斐遜與女奴是否有過孩子的懸案中,學者最終借助 DNA 技術一錘定音。 歷史研究極為倚重的文獻材料,往往會由於年代久遠出現殘缺,或者用死文字書寫,識讀起來有很高的難度,現在也能夠借助機器學習技術,幫助研究者更好研讀材料。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谷歌人工智能實驗室的科學家與牛津大學歷史學家合作,利用人工智能技術發現古代銘文中大量的隱藏模式,識讀出殘缺的希臘銘文,讓歷史學家獲得了高質量的歷史文獻。 陝西師範大學的團隊,也用深度學習算法對西夏文進行數字化整理,達到了很好的效果。 隨着人工智能的機器學習算法和技術不斷發展,其在歷史事件的自動化處理和推理方面的能力將逐漸增強;同時,我們依靠大規模的歷史數據和文獻的基礎設施,人工智能從史料中尋找規律和發現趨勢的功能將得到進一步優化,從而協助歷史學家使用更加系統和科學的方式來發現歷史事實。 對於歷史學者個體而言,這也是一個絕佳的提升個人能力的機會。 大語言模型能夠為歷史研究提供一站式的解決方案,只要使用得當,學者可以跨領域完成多項任務。 因此很多大語言模型的擁躉們將它比擬為由一個人組建的軍團:歷史學家在大語言模型的加持下,能將自己瞬間幻化為多面手,各種技能,例如多語種翻譯、文獻綜述、數據分析、編程、畫圖等信手拈來,極大地改善歷史書寫的效率。511

二、大語言模型的負面承諾不過,人工智能技術為歷史書寫帶來的消極影響同樣顯著。 ChatGPT 為代表的應用在本質上是一種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產品。 它們最擅長的就是高效率地生產文本。 但是,我們換一個角度看待這種功能的話,就會發現 ChatGPT 們會引發文字生態的泛濫。 因為在算力的加持下,製造文本將會成為極其簡單的事情,幾行“提示” (Prompt)就能夠搞定萬字長文,在未來將會有大量沒有營養價值的內容充斥在網絡上,歷史書寫可能會成為一個毫無成就感的事情。 當大部分人津津樂道人工智能帶來文本內容生成的便捷時,我們從相反的維度看到的是另一種臨界點的降臨:基於人類的用戶生產內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 UGC)的時代終結了,2022 年人類社會進入了混合生產內容(Hybrid Generated Content, HGC)的元年。 據稱,自 ChatGPT 發布短短半年,人類用戶用它生產的文字數量,已經遠遠超越了有史以來所有文字記錄的總和。 這是一個相當驚人的數字,在可預見的未來,互聯網世界的內容生態中,將出現三個後果:首先,大量虛假內容混跡其中,在某種程度上加大了人們獲取真實信息的難度。 由於大語言模型可以生成高度逼真、定制化的文本,別有用心的人可以利用 GPT 在網絡上創造大量虛假內容,包括假新聞、假評論等。 這些虛假內容往往難以辨別,並且很容易誤導人們的判斷和決策。 曾經轟動一時的杜撰維基百科詞條的事件,已經提醒我們在線知識獲取的風險。 在 AIGC 時代,偽造知識的代價更低,效率更高,規模更大,對用戶的困擾也會更直接。 我們本意是為了獲取有效信息去進行搜索,如果在線信息存在魚龍混雜的局面,那無疑為增加梳理信息的成本。 甚至可能出現更嚴重的後果:AIGC 生成真假難辨的內容侵入到人類知識庫,將會對人類精神文化產品的完整性帶來巨大威脅,形成“信息污染”。 因此,我們需要採取一些有效的措施來保護人們不受虛假信息的影響,比如加強媒體監管,提高人們的媒體素養,或者利用先進的技術手段對文本進行自動辨別和過濾,甚至立法禁止使用 AIGC 技術偽造人類等。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確保獲取真實可靠的信息,而不是被虛假信息所混淆。我們可以預見在不久的將來,隨着大語言模型的不斷發展,在內容的豐富度和功能的完善度上不斷優化,用戶對它的依賴將進一步提升,甚至會出現大語言模型就代表知識邊界的錯覺。 這種狀況在數字人文時代,由於文獻的數字化程度高度泛化,人們會出現“沒有數字化,就不存在”的偏狹認知。 這種幻覺在大語言模型時代將會延續。 如果我們把所有希望都寄託在大語言模型,把它視為權威甚至唯一的信息來源,將會犯下大語言模型就代表全世界的錯誤。 “模型之外無新知”或許會取代“沒有數字化,就不存在”,但是這種替代無非是五十步與一百步的差別而已。其次,AIGC 將進一步鞏固英語作為優勢語言的地位,全球南方問題在網絡時代面臨的“數字鴻溝”不僅不會被彌合,反而可能持續擴大。 在網絡時代,英語作為全球通用語言的地位已經非常重要,但是這並不意味着其他語言的貢獻可以被抹殺。 正是由於各種語言的存在,才造就出互聯網生態的文化多樣性。 如果非英語的語言模型得不到重視和支持,數字鴻溝可能會持續擴大,導致全球南方地區在數字化進程中的落後和邊緣化進程,在大語言模型時代進一步惡化。 因此,我們需要採取措施,促進多語言的發展和使用,以確保大語言模型的包容性和可持續性。最後,在 ChatGPT 的加持下,歷史書寫變得廉價,讓“好”文字愈加珍貴了。 人類歷史學家的閱讀習慣、書寫習慣會受到大語言模型的語言風格的影響,讓“優美的”、“有營養的”文字反而成為稀缺的資源。 由算法高效生成的歷史文本,其實是基於概率的隨機內容,即便不是“胡說八道”,或者611

“扯淡”,也不過是正確的廢話,人類精神文明的成果空間將蛻變為由海量“常人閒語”填補的平庸表達, 既無驚喜可言,也缺乏價值意義。 這正是海德格爾在反思技術帶來人的異化狀態時擔憂的局面:大語言模型成為技術錨定的集大成者,由此刨除了歷史書寫本應該具備的生活意義,不僅讓書寫內容蛻變為看上去淵博的平庸知識, 書寫者也異化為“無沉思性的千篇一律的持存物”。 此外,大語言模型似乎對歷史書寫承諾了一個美好的前景,但對於個體歷史學家而言結局可能是災難性的。 歷史書寫當然是文字工作,雖然被一些人怠慢為不需要特殊才能,只要記憶力好就行,但是普通人要成長為合格的歷史學者,書寫優秀的歷史作品,仍然需要經歷系統化的學習以及長期的修養形成,才能具備歷史學家的三個基本條件:深厚的學養、純熟的技藝和嚴謹的規範。 這些才能到獲得都是漫長積累的過程。 然而,語言模型在文本生成方面的高超技巧,極大降低了歷史書寫的難度,讓處於歷史專業學習起步階段的年輕人會心生疑惑,刻苦打基礎是否是一件得不償失的事情。 當一位歷史學專業本科生借助 ChatGPT 就能完成一篇高分的作業時,再讓他退回到傳統的路徑,應該會出現由奢入儉難的抵觸。坦率地講,筆者經過短短半年的使用經歷,已經開始擔心自己會成為 ChatGPT 的重度依賴者。由於它過於方便,又沒有太高使用門檻,在很多場景之下,比如寫工作總結,研究狀況綜述,與外國同行郵件溝通學術事宜,學術論文(多語種)觀點總結與內容摘要等,任務完成的效果都差強人意,已經讓筆者對語言模型下意識產生了依賴。 這很有可能會像溫水煮青蛙那樣,消磨歷史學者的專業素養,比如外語溝通的能力,語言表達的能力等。 大語言模型時代,各種基於模型的應用,都以智能化為噱頭,以多模態的內容生成為亮點。 現在還有很多知識付費平台(如“知識星球”)、學術培訓機構(以公眾號“學術志”為代表)等,敏鋭地發現了 ChatGPT 背後的商機,適時推出了一系列旨在提升 AI 學術能力的會員群和課程。 這些服務主要以輔助論文寫作和撰寫課題申報書為賣點,迅速贏得了廣大學習者的歡迎和認可。 但是類似這種以打造研究者人工智能素養為口號的商業行為,會讓學習者産生一種錯覺,以為靈活使用大語言模型,就能輕鬆完成原創的學術研究,寫出高質量的學術論文,從而輕視扎實的學科知識、獨立的思考能力以及嚴謹的學術規範之於學術研究的重要價值。 這對於處於學習階段的歷史專業學生的成長將會帶來致命影響,因為畢竟有一些歷史書寫的專業技能需要花費足夠多的時間和精力才能換取。三、局限:以歷史與記憶為例人工智能所引發的歷史書寫問題遠不止於此。 我們用歷史與記憶為例,來說明大語言模型在歷史書寫層面存在的局限性。 在本質上,歷史書寫是一種保存歷史記憶的方式。 在希臘神話中,歷史女神克萊奧(Clio),是記憶女神摩涅莫辛涅(Mnemosyne)的女兒,由此可見記憶與歷史之間密切的關聯。 記憶的重要性不必諱言,人類社會如果失去了記憶的能力,“就會被困鎖在無限狹小的當下,沒有言語也沒有思想”。 這也是記憶研究與猶太人大屠殺的苦難史密切相關的原因,如果大規模罪行的受害人不能留下樣貌和名字,如果無人知曉他們在人生的最後時刻所處的時間、地點以及死亡的方式,那麽他們就是在真相的光亮之外,就是被遺棄在遺忘之中。 留下的這個世界是不完整的;它的整體性被打破,它的真實性也大打折扣。 在傳統的路徑中,記憶的保存與維護會面臨很多現實的問題,比如準確性、持續性等,記憶會發生錯誤,存在扭曲,沒有“固定不變的”記憶。 辨析記憶的真偽,是一項極為基礎性的工作。表面上看,大語言模型似乎對歷史與記憶是友好的。 大語言模型的過人之處在於,它通過算法711

以及存儲硬件的配合,完成對人類所有知識的佔有,並能夠實現靈活調用。 我們在前面提到,大語言模型能夠幫助我們發現文獻中的錯誤。 人們基於生物屬性形成的記憶,難免會出現錯誤,而引入大語言模型來對口述史材料進行勘誤,是一個效率極高的事情。 這樣一來,記憶偏差的問題就能得到解決,從而讓真實的記憶得到保留,大語言模型參與到“保存有關過去真相”的過程,成就神聖的道德義務。同時,在前人工智能時代,記憶是跟權力因素聯繫在一起的,在位者決定誰、什麽事情被記錄。在古典羅馬,曾經大規模出現針對叛國者“除名毀憶”的行為,目的就是消除被罪者的記憶,作為一種懲罰措施,讓他們在“靈魂和精神層面上被共同體遺忘、拋棄和詛咒”。 但是,數字技術成為記憶載體之後,刪除變成了成本極為高昂的事情,因為在海量的數據中定位到要刪除的內容,其耗費的精力還不如購買新的存儲空間來得直接。 特別是在區塊鏈技術的支持下,記憶去中心化,讓權威機構難以通過簡單的行政命令對記憶進行刪除。然而,舊的問題被動得到解決,同時也產生出新的問題。 這些新的問題反過來讓大語言模型時代的歷史書寫不得不直面全新的質疑,甚至促使歷史學家去反思歷史與記憶的本質。首先,大語言模型讓人類社會失去了遺忘的能力。與遺忘做鬥爭,曾經是作為人類群體需要直面的挑戰。 從古至今,許多人發明了“記憶術”,就是為了對抗遺忘。 記憶本質上具有生物性的機理,它有生物學的極限,因此,人們雖然不得不對抗遺忘,但其實在很多時候,遺忘是歷史記憶的一部分。 德國社會學家盧曼多次強調,社會記憶非常重要的一個維度是製造遺忘,因為如果沒有遺忘,社會系統就會因為信息過載而發生崩潰。 在大語言模型時代,在數字技術的參與下,幫助我們更加高效地記錄和管理信息,有機會人類打破記憶的生物學極限,讓遺忘不再發生,從而避免信息的遺漏。 數字記憶還可以幫助人類更好地利用已有的信息,進行更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例如,幫助研究人員更好地理解歷史事件和人物,從而推動歷史研究的發展。但是,正如俄羅斯諺語暗示的那樣,“誰記得一切,誰就感到沉重”, 記憶太多也會成為一種負擔。 尼采也有類似的表述,認為如果沒有遺忘力,將會喪失感知幸福的能力,因為任何真正意義上的生活都絕不可能沒有遺忘。 傳統時代的記憶是選擇性的,有選擇性記憶,也選擇性失憶;然而在大語言模型的助推下,從理論上講,所有人類的社會發展歷程都可以被記錄下來,變成了不斷增加的重負。 本來,選擇記憶/失憶的過程有一套標準來進行篩選,現在所謂的“歷史演化”被全盤記錄,像枷鎖一樣跟着人們,反而令人無所適從。 在真實的歷史語境中,我們要迴避一個什麽都不會忘記的記憶的幽靈。 人工智能技術就是“記憶幽靈”,“博聞強識的福內斯”。 因此,遺忘並非在所有情況下都是記憶的敵人。 傳統歷史就是要在保持記憶與遺忘之間尋找一個公平的尺度,而這個尺度往往是跟記憶倫理密切相連。 用以色列學者瑪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的話來說,記憶的倫理需要包含“忘記的倫理和記住的倫理兩個方面”。 從這個意義上看,大語言模型缺乏這種倫理尺度,從而讓社會在缺乏非歷史感覺的狀態下成為毒藥。同時,當大語言模型構建起來之後,記憶的調用可能會出現集中的趨勢。 我們前面提到人工智能將引發“數字鴻溝”擴大,其實也在加劇知識生產的中心化。 人工智能的門檻,讓大語言模型的構建成為少數頭部公司,精英群體的事情,而即便在大語言模型的架構中有存儲記憶的無限可能性,也存在選擇性存儲、選擇性調用的問題。 這樣,本來“記憶”的出現是對強勢力量的反叛,現在反而強化了支配性地位的精英對劣勢語言的壓制。 按照安克斯密特的說法,後現代史學的一個重811

要指標是對“過去的私化”,記憶之所以成為歷史研究的關注點,就在於它具有高度個體特徵,因為每個人都有關於過去的記憶,即便涉及到的是同一個歷史事件,但“回憶必然且唯一是我自己的”, 正如英國詩人威廉·華茲華斯所言,“每個人都是自己的記憶”, 從而將公共事件轉換為獨具特性的個體經驗,讓“每個人都是自己的歷史學家”。 然而,在大語言模型的衝擊下,這種個性化記憶在基於統計學的算法中會被抹殺掉,將私人記憶轉向“大眾化”。 記憶倫理展現了極大的不公平性。其次,大語言模型讓記憶失去了歷時性的發展空間。記憶的複雜性在於,它可能會受到各方因素的影響,從內容、意義等方面發生改變,具備顯著的歷時性特徵。 阿斯曼總結過引發記憶變化的若干要素,包括時間流逝,政權更迭,社會條件,代際變遷,媒體影響等,最終指出,記憶不僅容易受到變化的影響,它本身就是一個強大的變化因素。 而大語言模型構建起來的歷史記憶,只是一種單一維度、單一模式的記憶,無法體現出這種變化的趨勢。我們前面提到在歷史研究領域出現“記憶轉向”(memory turn), 很重要的一個推手是史學家如何面對猶太人大屠殺的問題。 一方面,這個歷史事件如果被人們遺忘將在倫理上引發歷史正義的缺失;另一方面,對大屠殺事件的記憶會存在代際之間的差異性。 德國歷史學家呂森認為,在德國人戰後反思大屠殺的過程中,如果以 1968 和 1989 年為時間節點,可以把戰後德國人劃分為三個代際陣營: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及戰後重建的一代、戰後第一代,以及戰後第二代,由此提出了“三代人”的理論。 在引入“命運的因果性” (Kausalität des Schicksals)的分析框架後,呂森對大屠殺這個歷史創傷的記憶進行了高度概括,區分出了第一代人的沉默,第二代人的道德批判以及第三代人的歷史化處理。 代際間的記憶轉換中,既存在繼承性,又存在批判性,背後的鏈接元素是前輩與後輩之間的歷史意識,從而造就了幾代人之間的“鏈條”關係。 在大語言模型構建起來的記憶框架中,這種具有明顯代際特徵的“鏈條”並不存在,脫離“鏈條”的狀況反而變成常態。最後,大語言模型將喪失從單純的記憶昇華為歷史文化的可能性。記憶不是單純記錄下所有的過往,而是需要昇華為一種跨越事件本身的文化內涵,才具有持久的意義。 勒內·卡辛(René Cassin)是來自法國的法學家,1948 年《世界人權宣言》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的主要起草人。 在納粹德國期間,他失去了 26 名家庭成員,全部慘死在奧斯維辛。 後來他談到 1948 年通過的宣言,認為那是一個與古老靈魂分享的日子。 他說,“我們這一代人……那些沒有忘記 1789 年或 1848 年,並經歷了 1914~ 18 年、1940 ~ 44 年和 1948 年的人”,他們的使命才會終將完成。 只有當主權國家被置於更高的法律之下時,“受害者的呼聲”才能最終被聽到。 由此可見,記憶不是說被保留下來就完成了任務,不能停留在“溝通記憶”(communicative memory)的層面, 而需要經歷一次文化記憶的再造過程,才能演化為宏大的文化關懷,超越低層次的集體記憶。 大語言模型顯然缺乏這種再造的能力,因此縱使它有強悍的算力護體,也只是擅長將記憶“集合”起來,也不能衍生出普世性的視野。需要補充的是,存儲技術角度的“記憶”與內容理解角度的“記住”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大語言模型扮演“知識發現伙伴”角色的過程中,是否能夠“記住”與用戶交流的內容其實是衡量大語言模型是否優秀的重要指標。 以 ChatGPT 為代表的 AIGC,需要在與人類用戶的對話中推進文本的生成。 對話能否持續進行,立足於語言模型能否記住和理解與用戶的交流內容,由此才能夠通過交互帶來思想火花的碰撞。 所以,BingGPT 的對話次數由最初的 6 次,擴充到 20 次,顯示了這個語言模911

型的迭代優化。 如果語言模型不能記住交流的要點,也就是缺乏理解能力的話,就不是一個值得信賴的“知識發現伙伴”。 然而,嚴格來說,目前的大型語言模型,如 GPT-3.5,其實並沒有真正的理解能力。 它們並不能記住過去的對話內容,也不能存儲或檢索個人數據。 因為這些模型在訓練時並未接觸到任何特定用戶的數據,也沒有能力在與用戶的交互中記住或學習新的信息。 這些模型的工作方式是基於其在訓練時接觸到的大量文本數據生成預測。 它們並不理解這些文本的含義,一旦關掉與語言模型的對話框,內容就會瞬間清零,相當於語言模型又退回到原始起跑線。 它們只是學習了如何在給定的上下文中選擇最可能的下一個詞或短語。 因此,人工智能專家指出,儘管大型語言模型能夠生成連貫、有趣和有洞察力的歷史文本,但它們並不具備真正的記憶能力。 這是當前大型語言模型的一個重要限制,也是未來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小　 結大語言模型時代的歷史書寫將會呈現多重的面相。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讓歷史寫作變得越來越簡單,讓文字價值變得越來越廉價的同時,卻能夠讓歷史書寫的實驗性質彰顯出來。 從史學理論的維度出發,史學界已經出現了百花齊放的局面,出於對歷史不同維度的強調,會有不同的書寫風格:有傳統的實證主義,或者顛覆性的年鑒學派,也有經歷了後現代轉型的新文化史等。 為了讓歷史專業的學生對基於不同史學流派的歷史書寫有感性的認知,傳統的做法是將不同學派的研究成果彙編起來。 由曼徹斯特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歷史大厦》 ( The Houses of History )沿用的就是這一路徑。作為一本具有教科書性質的史學理論作品,其特色就在於會在每種史學流派的介紹之後,用一個具體的研究論文來說明基於特定史學框架的研究對象、路徑、方法與問題意識。 這種方式會面臨版權、代表性等問題。 如果大語言模型足夠智能,訓練數據集中有足夠多不同史學派別的樣本,那麽它就完全能夠勝任一個史學全才的角色,根據不同的要求,生成不同文字風格、敘述手法以及論證思路的歷史敘述,通過定制化的大語言模型進行大規模的歷史寫作實驗,這種嘗試在真正的歷史學家身上是永遠無法得到展現的。筆者在 ChatGPT 平台進行了嘗試,比如輸入“用年鑒學派的理論架構分析魏瑪共和國的歷史定位”或者“模仿戴維斯的風格評論俾斯麥在德意志帝國統一進程中的作用”等不同的提示後,系統能夠快速高效地生成不同類型的文字,學生們確實可以看出基於不同史學理論對同樣的歷史事件或者歷史人物的差異化編排。 在這個意義上,大語言模型將讓歷史寫作具有可重複性、可驗證性,成為史學理論的思想實驗平台,不僅超越了史學家的腦力極限,還能夠極大拓展歷史書寫的邊界。但是,作為專業歷史學家,在自己的工作流程中引入大語言模型仍然需要懷抱謙虛謹慎的態度,既不視其為洪水猛獸,也不能以為它能夠取代史學家的獨立思考。 大語言模型作為一個工具,它可以提供一些靈感和參考,但無法完全代替使用者自己的研究實踐。 學術研究需要深入挖掘文獻、分析史料、提出獨到的觀點和結論,這些都是大語言模型目前無法做到的。 兩者並不存在你死我亡的矛盾對立,不過,如何去平衡大語言模型的通用性與歷史研究的個體性之間的張力,在充分利用 GPT 的同時仍然保持自我探索的初心,仍然是一個需要我們不斷去試錯和調整的話題。①王晴佳、李隆國:《外國史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 年,第 4~14 頁。②Michael Bentley, ed., Companion to Historiography , London: Routledge, 1997.021

③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吳叡人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④⑧林·亨特:《歷史學為什麽重要》,李果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 年,第 15 ~ 24 頁;第 140頁;第 25 頁。⑤例如,在美國歷史學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的年度報告中,主席麥克尼爾( John McNeill)提到,科學家使用激光雷達掃描瑪雅文明遺址,獲得了比已知研究關於瑪雅人更多的了解,參見 John McNeill, “Peak Document and the Future of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Vol. 125, no. 1, 2020, pp. 1-18.⑥Sandra Kublik, GPT-3: Building Innovative NLP Prod-ucts Using Large Language Models , Sebastopol: O' Reil-ly, 2022.⑦Ben Dickson, “ The Untold Story of GPT-3 Is the Transformation of OpenAI,” TechTalks , 17 August 2020, https://bdtechtalks. com/2020/08/17/openai-gpt-3-commercial-ai/, 訪問時間:2023 年 5 月 15 日。⑨Marnie Hughes-Warrington, “Toward the Recognition of Artificial History Makers,” History and Theory , Vol. 61, No. 4, 2022, pp. 107-118.⑩ J. Büttner, J. Martinetz, H. El-Hajj, & M. Valleriani, “CorDeep and the Sacrobosco Dataset: Detection of Vis-ual Elements in Historical Documents,” Journal of Ima-ging , Vol. 8, no. 10, 2022.H. El-Hajj, M. Zamani, J. Büttner, J. Martinetz, “An Ever-Expanding Humanities Knowledge Graph: The Sphaera Corpu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Humanities, Data Management, and Machine Learning,” Datenbank Spek-trum , Vol. 22, 2022, pp. 153-162.Moira Donovan, “How AI is helping historians better understand our past,” https://www. technologyreview.com/2023/04/11/1071104/ai-helping-historians-analyze-past/, 訪問時間:2023 年 5 月 15 日。 中文翻譯可見公眾號“智能數字人文”。 Susannah Ottaway, Austin Mason, “ Reconsidering Poor Law Institutions by Virtually Reconstructing and Re-Viewing an Eighteenth-Century Workhouse,” The Historical Journal , Vol. 64, no. 3, 2021, pp. 557-582.成一農:《拋棄人性的歷史學沒有存在價值》,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21 年第 1 期。梁晨、李中清:《從求實到求是:數字史學的價值與追求———兼與成一農教授討論》,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22 年第 3 期。夏翠娟:《構建數智時代社會記憶的多重證據參照體系》,北京:《中國圖書館學報》,2022 年第 5 期。Yannis Assael, Thea Sommerschield, Jonathan Prag, “Restoring ancient text using deep learning: A case study on greek epigraph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arXiv.org, 2019. 關於這個工作的介紹,還可以參見 Thea Sommerschield, “Restoring ancient text using machine learning: a case-study on Greek and Latin epig-raphy,” 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 , Vol. 88, 2020.張光偉:《基於深度學習的西夏文獻數字化》,銀川:《西夏學》,2020 年第 2 期。Davut Emre Tasar, “ Bridging History with AI A Comparative Evaluation of GPT 3.5, GPT4, and Google-BARD in Predictive Accuracy and Fact Checking,” arX-iv: 2305.07868, 2023.Tobias Rees, “Non-Human Words: On GPT-3 as a Philosophical Laboratory,” Daedalus , Vol. 151, no. 2, 2022. 有報道稱,一位名叫布歇(Tim Boucher)的科幻作家,在 9 個 月 內 “ 創 作” 了 97 本 書, 參 見 Tim Boucher, “ I ' m Making Thousands Using AI to Write Books” , https://www.newsweek. com/ai-books-art-mon-ey-artificial-intelligence-1799923, 訪問時間:2023 年 5月 15 日。全球最大的程序問答社區 Stack Overflow 曾經禁止使用 ChatGPT 回答問題,目的就是不希望 GPT 生成的不準確內容污染平台的問答質量,參見 https://www. zdnet. com/article/stack-overflow- temporarily-bans-answers-from-openais-chatgpt-chatbot/, 訪問時間:2023 年 5 月 15 日。Mills Kelly, Teaching History in the Digital Age ,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3, p. 30.Adam Crymble, Technology and the Historian: Trans-121

formations in the Digital Age ,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21, p.48.鄧建國:《“延伸的心靈”和“對話的撒播”:論作為書寫的 ChatGPT》,上海: 《新聞大學》, 2023 年第4 期。劉海龍、連曉東:《新常人統治的來臨:ChatGPT 與傳播研究》,上海:《新聞記者》,2023 年第 6 期。陸文斌、陳發俊:《論海德格爾技術觀視域下人的異化問題》,濟南:《山東科技大學學報》,2022 年第1 期。李劍鳴:《歷史學家的修養和技藝》,北京:商務印書館,2023 年,第 11 頁。傑弗里·丘比特:《歷史與記憶》,王晨鳳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21 年,第 1 頁;第 58 頁。約翰·托什:《史學導論》,吳英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 2 頁。 熊瑩:《“除名毀憶”與羅馬元首制初期的政治文化》,北京:《歷史研究》,2009 年第 3 期。史景遷:《利瑪竇的記憶宮殿》,章可譯,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年。金壽福:《評述揚·阿斯曼的文化記憶理論》,載陳新、彭剛主編:《文化記憶與歷史主義》,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 年,第 59 頁。賴國棟:《歷史記憶研究:基於 20 世紀西方歷史理論的反思》,上海: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 年,第 10 頁。弗里德里希·尼采:《歷史的用途與濫用》,陳濤、周輝榮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年,第 5 頁。保羅·利科:《記憶,歷史,遺忘》,李彥岑、陳穎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 年,第 557 頁。阿維夏伊·瑪格利特:《記憶的倫理》,賀海仁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 年,第 14 頁。安克斯密特:《歷史表現》,周建漳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第 25 頁。 Aleida Assmann, Erinnerungsräume. Formen und Wandlungen des kulturellen Gedächtnisses , München: C.H.Beck, 1999, S. 89. 中譯本參見阿萊達·阿斯曼:《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和變遷》,潘璐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年,第 93 頁。卡爾·貝克爾:《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馮萬利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年。Aleida Assmann, Linda Shortt, eds., Memory and Political Change ,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pp. 4-8;p. vii.王晴佳、張旭鵬:《當代歷史哲學和史學理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 年,第 303~316 頁。尉佩雲:《二戰後德國史學家對納粹大屠殺的反思》,長春:《史學集刊》,2023 年第 2 期。Jan Assmann, “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New German critique , Vol. 65, No. 2, 1995, pp. 125-133.燕海鳴:《集體記憶與文化記憶》,北京:《中國圖書評論》,2009 年第 3 期。Cal Newport, “What Kind of Mind Does ChatGPT Have?” https://www.newyorker.com/science/ annals-of-artificial-intelligence/what-kind-of-mind-does-chatgpt-have,訪問時間:2023 年 6 月 25 日。Anna Green, eds., The Houses of History. A critical reader in history and theory ,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6.Wulf Kansteiner, “Digital Doping for Historians: can history, memory, and historical theory be rendered artifi-cially intelligent,” History and Theory , Vol. 61, No. 4, 2022, pp. 119-133.作者簡介:王濤,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數字史學研究中心主任。 南京 　 210023[責任編輯　 劉澤生]221

澳門理工學報　 2023 年第 4 期通用人工智能會預設一種“公理化”的普遍性嗎? *吳　 靜[提　 要] 　 通用人工智能的技術基底預設了一種生成知識普遍性的機制。 通過可通約的大語言模型,將人類基於自然語言處理所形成的知識生產範式還原為對經驗數據的推崇,由此形成一種建立在數字模型和數據基礎之上的知識整體性結構。 然而,大語言模型所暗含的對語言和經驗的可通約化理解,不僅會導致人類盲目信賴技術,將認知方式和技術框架相等同;而且也會使知識生產呈現出封閉化和中心化等趨勢。 這種知識的生產特徵實際上代表了被技術通用性所預設的公理化知識體系,其本質是資本主義生產邏輯全球布展的體現。 對通用人工智能的普遍性知識生成過程進行切實反思,必須深入到對隱匿在技術背後的公理化構架的批判性分析之中。[關鍵詞] 　 通用人工智能　 ChatGPT　 通用性　 可解釋性陷阱　 公理化[中圖分類號] 　 C3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3) 04 - 0123 - 10隨著以 ChatGPT 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AI Generated Content,AIGC)朝向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AGI)的強勢轉向,技術的通用性和作為人類共識的知識構型之間的關係成為反思技術問題的切入點。 一方面,在深度學習的算法預演和龐大數據庫預訓練的基礎上,通用人工智能所形成的知識生產模式,以開放性、高算力和強互動性的特徵確保了知識傳播和獲取的普遍有效性和可讀性,為實現知識的公共性生產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由 ChatGPT 等 AGI 技術所反映出的知識構架實質上代表了一種中心化的“數字普遍理性”。 這種知識結構儘管可以利用及時更新的數據庫而確保新文本内容的生成,但從生成機制上來看,它仍需要預設某種明確的知識普遍性構架(樣本模型、數據參數)作為形式保障。 而一旦被普遍形式所中介,知識朝向未知領域的無限可能性便煙消雲散,由此成為被隱匿在 AI 技術背後的資本邏輯所操縱和預設的對象。一、大語言模型與可通約性在希臘神話中有兩個形象都與對話和語言有著密切的關係:一個是赫爾墨斯,眾神的使者,負321∗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德勒兹資本批判視域下的西方平台資本主義研究”(項目號:20BZX011)的階段性成果。

責傳達宙斯的旨意;一個是斯芬克斯,用繆斯所傳授的關於“人”的謎語向過路的眾人提問。 前者是權威信息的單向傳達,後者則是以提問的方式等待答案。 有趣的是,這兩者都不是真正的對話,因為接受一方並沒有參與到整個意義生成的過程與結構中來,雙方的輸出始終處於不對等的地位。然而,這兩處互動都將信息的表達以最接近自然性的方式———人類語言(這正是人類文化形成的基礎)———呈現出來,在傳遞者與接受者之間形成了無障礙的閉環。 在這種信息傳達的過程中,一種可通約性的預設隱而未現:無論作為“對話”另一方的是奥林匹斯的眾神,還是不知來自何方的行人,他們對赫爾墨斯或斯芬克斯所言說的意義以及傳達意義的語詞本身都並未提出異議,信息理解的門檻幾近於無。 當然,與此相關的兩個主人公形象本身也頗具相當程度的文化投射意味:赫爾墨斯擅長雄辯(語言的藝術),而斯芬克斯在希臘神話中則象徵著智慧與知識(語言所表達的内容)。 於是,實現可通約性的兩個制約性方面都以前提的方式得到了解決:“腦”和“口”———理解和交流,它們分别對應著意義和語言(包括其所表達的情感),或者說所指和能指體系的集合。 當然,對於通用人工智能技術的願景來說,這種可通約性只是相對容易實現的第一層次目標,它還需要在知識表現、推理、學習、交互甚至執行等多個方面有突破性進展。 儘管目前新的人工智能工具的通用性還遠未達到這些里程碑的要求,但這並沒有妨礙很多業内人士將作為一種自然語言文本生成系統的 ChatGPT 的問世視作通用人工智能的奇點。 雖然 GPT 系列的代碼生成過程基於訓練文本,但由於其底層技術應用了自然語言處理系統和大語言模型,GPT 系列可以以對話者理解的自然語言方式為行動提供指導性意見、問題預測甚至解決方案,從而展現出激發人類創造力的巨大潛力。這也就是為什麼尤瓦爾·赫拉利在 4 月 29 日的 Frontiers 論壇上的演講中特别強調了如果將通用人工智能的能力實現歸結到一個更具有決定性的基礎,那麼這一基礎就是操縱和生成語言的能力,無論是用圖像、聲音還是文字。 赫拉利將人工智能對自然語言的掌握視作人工智能革命的一個重要方面,這誠然一方面是因為語言本身關乎人與人工智能連接的交互界面和友好程度,但另一方面則關乎人工智能的功能“通用性”的實現與語言所構築的關係親密度和社會邊界。 更準確地說,在最友好的關於人—AI 交互界面的想象中,功能的“通用性” (即多目的性)必須與語言及所表達的意義體系的可通約性形成適配。 當然,赫拉利的這個宣稱本身也以隱喻的方式回應了聖經《創世紀》的第一章:創世的初始行為即是以語言進行的———上帝說“要有光”,於是有了光。其實人工智能所依賴的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NLP)系統與人類對自然語言的研究和處理方式相去甚遠,其目的是使計算機系統以人類語言為中介,有效地實現和用户之間的通信。 它對語言的掌握更多地是沿著數學、統計學和語言學的框架進行,而不關注單個語詞的含義和語言結構的意義生成。 這產生了一種方法論上的悖論:一方面,知識本身被所有浮於表面的經驗數據(包括網絡文本的經驗生產)建構,由於 AIGC 和其底層技術的大語言模型都並不具有真正的“思考”和“理解”的能力,它只能通過深度學習的思維鏈條和語言概率邏輯實現文本生成。 因此,被生成的文本更多地是數學邏輯的結果,而非綜合的認知能力。 這和人類認識所希望達到的“認識你自己”和“理解世界”的目的相去甚遠。 1930 年代以來認知計算主義與反計算主義曾經有過激烈交鋒,爭論的焦點在於對世界的理解是否可以完全以計算方法來解決。 不過,當時計算主義所面臨的很多詰問在今天大數據和大模型的技術應用得以實現的情況下已經得到了部分的解決。以 GPT 系列為例,當數據類型和數量以及模型參數呈現指數級增長後,通過深度機器學習所獲得的結果(如 GPT-4)就已經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和人類思維方式、甚至情緒方式的相似性。 樂觀的計算主義者相信,從任何可證偽的意義上來說,知識甚至語言的統計學則相當於理解。 而大語言模421

型所實現的正是這種意義上的知識獲得過程和理解過程,其數據覆蓋的全面性保證了這一過程的可靠。 這種對計算主義認知構架的篤信使得 AIGC 的生成内容越來越容易獲得人們的信任,而作為其根基的數據和模型問題則被忽略。大語言模型實際上是利用海量無標註數據訓練而成的深度神經網絡模型。 ChatGPT 正是在大語言模型基礎上運用 Transformer 架構的自回歸模型,它通過預訓練和微調兩個階段來進行自然語言的學習和處理。 在預訓練階段,GPT 系列使用規模極其可觀的無標註文本數據作為初始輸入,通過掩碼預測任務來學習文本中單詞之間的語義和語法關係。 進入微調階段,它則根據不同的下游任務(如提問、編碼或文本生成等)進行少量樣本的學習,從而適應特定領域、風格和任務。 這種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學習能力取決於預訓練參數的規模,參數的規模決定了生成文本的質量:它不僅表現在生成文本的信息量和準確度上,也表現在語言的“親人性”上。 這也是生成式人工智能與單純的搜索引擎之間的關鍵差别。 從公布出來的數據得知,GPT-2 大約有 15 億個參數,而 GPT-3 最大的模型有 1,750 億個參數,相較前者足足上升了兩個數量級。 根據媒體報道(但還未被證實)的消息,GPT-4 的參數可能將達到 100 萬億的規模。 這也就要求必須將更多的數據投入到模型訓練之中。 從認知計算主義的意義上說,大語言模型在邏輯上擔當了一種知識整體(儘管它自身也在動態變化)的功能,打破了過去人類知識傳承和學習的分散性,從而為認知的中心化提供了前個體層面的可能。 和之前很多同類產品不同的是,應用大語言模型的 GPT 系列不需要針對每個對話場景設計特定的規則或模板,而是通過給出提示、上下文信息或目標指引的方式,就能生成流暢、自然、有趣的回覆。 在 ChatGPT 宣布可以集成第三方插件、實時聯網之前,它的訓練數據集僅截至2021 年 9 月。 而在這一封印解除之後,GPT 系列不但可以使用即時的網絡資源,還可以和網站互動。 這也就意味著數據庫的不斷更新,更多、更即時的數據會加入到第一階段的預訓練中。 從理論上來講,這有利於訓練出更好的模型從而吸引更多用户的加入和使用,以至於產生更多用户的數據和模型參數並用於進一步的訓練,形成良性循環。 這就是數據“飛輪效應”。 在這個過程中,數據和模型的增長形成了相互促進的關係,並且隨著時間加速效應越發顯著。此種規模的數據庫是之前任何預設目的的數據採集都難以實現的。 在這個基數量級之上借用數學統計方法所實現的可通約性遠超過絕大多數模型。 這種可通約性被數據分析和應用數學視為保真度的保證。 通用人工智能的保真度越高,人和它之間的“親密關係”的強度就越高。 這也就意味著,大語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LLM)的海量數據庫所推進的自然語言處理系統的可通約性和親人性(赫拉利將之形容為人與人工智能的“親密關係”建立)加強了人工智能在可解釋性方面獲得的權威感。 在數字化技術與 AI 技術的應用和發展中,可解釋性一直是連接經驗與其數字化表示之間的橋樑。 只有當可解釋性成立的時候,數字化表面才能獲得其存在的合法性。 它一度被認為是數字技術可信度的正面展現。 但佐治亞理工學院的研究團隊在 2021 年的一項實驗中提出了“可解釋性陷阱(EPs,即 Explanibility Pitfalls)”的概念,旨在尋找數字技術可解釋性的負面影響以及對可解釋性信任程度的影響因素。①這項實驗發現,具有不同教育程度和背景(對數字技術和人工智能技術的了解程度不同)的用户都對數字設備所輸出的結果表現出了盲目信任的態度,並進而產生出依賴性(啟發式信任)。 儘管研究也表明導致這種盲目信任的原因並不完全相同(語言只是其中的一個因素),但人與人工智能的關係建構明顯具有權力分布上的不對稱性。 這種過度的信任使得算法和模型的問題不但在技術黑箱的層面上、更在本質的層面上難以得到有效的審視和監督,極有可能陷入“可解釋性陷阱”(EPs)。 從另一方面來看,大模型暗含的語言和經驗的可521

通約性也會加重“可解釋性陷阱”的存在。 原因在於,經驗的可通約性的背後實際上是以全球化為基礎的現代性社會生產方式的布展,它體現的正是特定文化的中心化,具有地方區域性或非“主流”色彩的信息在可解釋性問題上明顯不佔優勢。 通用人工智能的“可解釋性陷阱”不但使得認知方式和技術框架更加趨向一致,源於自然主義的科學主義態度更加深入人心;同時自然語言貼合度的提高使得整個人機互動過程體現為自然的社交過程,加深了人機的親密度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人對技術的信任感,使得人工智能生成的文本(語言)成為具有更高可信度的“私語”或“話語”。 當然,“私語”和“話語”的可信度所依賴的基礎並不相同,前者是互動雙方之間的親密關係,後者則是發布方的權威性。 生成式人工智能同時實現了這兩方面的突破。有研究表明,基於機器深度學習、以社交方式出現的人工智能服務體(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ervice agents,AISA,生成式人工智能和通用人工智能都屬於這種應用)對於用户所表現出的共情反映有助於加強用戶對其依戀和信任。②不過,和現實人際交往中的親密關係的排他性和私密性不同,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的“私語”和“話語”作為網絡文本資源都會成為公共知識空間和公共領域的組成部分。 這種公共空間的連接很容易讓人聯想起馬克思在《1857—1858 年經濟學手稿》中首次使用的“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範疇,這一範疇是指工業資本主義時代的大機器生產模型中,工人通過使用機器所形成的人—機協作關係,其在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内在矛盾的產物,被作為現實社會過程的“直接器官”。 而意大利自治主義學派的維爾諾和奈格里等人則在“非物質勞動”的維度上重新定義了該範疇,使其超出了馬克思語境中對固定資本的條件性指認,而轉變為勞動主體所普遍共有的潛能(如認知、語言、情感及反思等),並以此為基礎改寫了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論,主張諸眾應通過發揮一般智力形成協作性的生命政治生產來推翻資本的霸權統治。 維爾諾甚至特别強調了語言合作在這種協作關係的實現中的特殊地位,它是人類智力被導入機器體系的途徑和方式,因為“正因為有這樣互相協調一致的部分,智力才沒被導入機器系統,而是以人類勞動的直接活動,以其語言合作來體現。” ③在這裡,語言的突出地位明顯地強調了不同於工業資本主義時代的大機器使用的人機互動界面。 不過,在最新出版的英文著作《世界的觀念:公共智力與使用生命》( The Idea of World: Public Intellect and Use of Life )中,維爾諾進一步將“一般智力”範疇改寫成了“公共智力”,旨在強調它對於“公共範圍(public sphere)”形成的作用。 從一定程度上而言,AIGC 的文本生成是人工智能時代這種“公共範圍”的具象化,它同時也顯示出語言系統的可通約性和“普遍理性”及其表達形式(對話)對於知識生成的影響。二、大模型的危機:“遞歸的詛咒”與可解釋性陷阱史蒂芬·霍金曾提出決定人們對於現實認知的,並不是所謂的“真實”,而是關於“現實”的模型的觀點。 這裡的“模型”並不是獨立於現實之外的先驗性實體,而是人的認知系統。 經驗“事實”只有經過認知系統的組合和構型,才能被人認識。 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不依賴於模型存在的事實。 無獨有偶,吳冠軍在他的新作《從元宇宙到量子現實》中更是直言不諱:“我們所體驗的‘現實’,只是我們這個宇宙賴以構建自身的那組數學結構所開啟的‘關係性現實’。” ④它構成了阿爾都塞在談論症候閱讀時提出的“柵欄”概念———決定了讀者視域的問題式框架。 這些理論,儘管使用的概念和論述方式不盡相同,但其實從偵探小說寫作手法的角度去看就不難理解了:作者暗地裡鋪陳和透露出的事實“碎片”,只有在被納入了所謂“真相”的拼圖中時才顯示出自己的意義。 而在那之前,關於所謂“真相”的不同敘事會以迥異的方式將它們連綴在一起。 這其實就是霍金的“模621

型”或阿爾都塞的“柵欄”。 齊澤克則刺穿了“模型”或“柵欄”的實在論性質和這些範疇本身所帶有的強烈結構主義色彩,進一步地提出了這種決定性的模型或結構在本質上更依賴於其被表徵的方式。 他將“符號之序(symbolic order)”指認為是從直觀感覺到先驗統覺之間被隱匿的關鍵性中介。 在他看來,所謂的“現實”,其實只是被符號表徵建構起來的連續性景觀。 “符號性的向度就是拉康所說的‘大他者’,那個將我們關於現實的經驗予以結構化的無形的秩序,關於各種規則與意義的複雜性網絡,它使得我們看見我們所看見的———按照我們看見它的方式(它同樣使我們看不見———按照我們看不見它的方式)。” ⑤這也就意味著,不但大模型所生成的文本輸出,甚至連輸出内容被表達的語言和方式都在決定人們對“現實”的理解,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就決定了“現實”本身。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這裡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表達的内容與表達形式的自主性之間的關係,而在於前語言層面所形成的、決定了“說出的和未說出的”、“看見的和看不見的”思維體系。由此可以理解,當問題由對象本身轉而回到對象的表徵維度時,尤瓦爾·赫拉利對於語言在人工智能與人類文明系統之間所扮演的角色的擔憂其實並沒有那麼聳人聽聞。 它不過是提出了語言作為符號性中介對人類認知和文化表達的影響。 而這一點,維特根斯坦早已做過論證,他的《邏輯哲學論》就試圖對語言和現實之間的關係作出辨析,並為思維的表達劃定界限。 其中的著名論斷“語言的邊界就是思想的邊界”,並不是說在語言的符號表達之外不存在思想,而是意味著,語言的符號系統的解釋能力給定了思想的基礎,也奠定了人們思考和言談的方式。 “思想在命題中得到了一種可由感官感知到的表達。 我們用命題中的可由感官感知到的記號(聲音的或書寫的記號等等)作為可能情況的投影。 投影的方法就是思考命題的意義。” ⑥記號體系所體現出的“被投影者的可能性”正是語言表達的邊界。 只有在這個邊界之内,對於命題的表達才是可能的。 儘管維特根斯坦的這一表達是針對命題的真值判斷而言,是以一種邏輯實證主義的方式所描述的事實與語言命題之間的邏輯關係。 他所強調的邊界也是邏輯表達的邊界。 但這一論述同樣可以被延伸到形而上學意義上語言對思想的構型意義:語言所給予的概念、概念之間的關係、語法形成的判斷、詞彙的差異及價值都為思想之所以成為可能提供了路徑。 這當然並不意味著語言是某種先於事實或思維的實體性預設,而是從生成條件的維度上考察語言所表達的信息與“事實”之間的關係,它挑戰了語言單純作为思想/知識表達工具的觀點。在這樣的前提之下,從算法的底層邏輯出發對大模型所提供的知識圖景進行審視就是一件十分必要的事情。 它可能對未來的人類思維和認知都發生重要且不可預測的影響,甚至有可能反饋在每一個單獨的判斷中。 對此研究者需要格外警惕的不僅僅是保真性的問題,更在於這種知識生產方式所生產出來的“普遍性”知識是否隔絕了多元化的可能。 有研究表明,一旦某種模型或認知方式與主體有限的觀測(上文已經論證,這本身就有敘事編織的成分)相符,或是有效地維持了我們的生存,觀測者就會對其產生強烈的信任與依賴,以至於排斥其他模型和認知方式,從而喪失對所獲得信息的批判性思考能力。來自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倫敦帝國學院、多倫多大學等機構的研究人員通過實驗和測試,發現了基於大語言模型(LLM)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使用自身生成文本訓練模型時,出現了“模型崩潰”的現象。⑦這是機器學習的一種退化式生成。 原因在於,生成式人工智能創造文本的能力遠遠高於人類,新生成的文本在數量上會呈現出激增的趨勢。 同時,由於這些生成文本缺乏自我標註,會重新作為數據來源進入新的生成過程。 這種不加審視的生成數據最終會污染下一代模型的訓練集。而使用被污染數據進行訓練,則會導致模型誤解現實,從而使知識的對象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術721

條件下被凝固。 其中,在特定條件下的晚期模型崩潰中,模型將原始數據分布的不同模式相互引用、不斷“反芻”,最終會使新生成的數據分布收縮到與原始模型態勢相差甚遠的情況,呈現出較小的方差。 按照這一趨勢,“反芻”的次數越多,方差就會越小。 研究者將這種情況稱之為“遞歸的詛咒( the curse of recursion)”。 這種方差上的縮小意味著新生成結果對異質性的表達減弱,知識越發呈現出中心化的趨勢。 它同時也說明,人類傳統知識生產的自主性特徵被顛覆,知識生產不但沒有因為數據的擴展更多元化,反而樹立起新的封閉性邊界。 這種封閉邊界和經驗時代知識生產所展現出來的局部性和區域性不同,它並不是對知識進行有條件的表述,而是對知識的内容進行不斷收縮的校正,最終和真實相去甚遠。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個消除“異議”的過程:由於大模型的底層算法主要與統計學上的概率相關,概率越小、“越不可能”的情況在重複投餵訓練的過程中會持續被忽略。 換言之,當大模型自我生成了某種對現實的表徵後,它通過“自引”的方式不斷將這種表徵向内投射,從而在後續的輸出中不斷強化這種由其自身建構起來的投射。 原始數據的離散度越高,“反芻”式數據訓練形成的方差距離原始方差或所謂的“現實”的距離就越遠,知識中心化的程度就越高。 其結果就越不能形成有效表徵。 這種事件“顆粒度” (即數據離散程度)的衰減甚至消失,仿佛是通過標準差的冪次方的方式排除了偶然性,創造了一個決定一般經驗所有條件的先驗領域。 這種概率上的綜合和康德哲學意義上的人類先天綜合判斷不同,它既隔絕了和經驗之間的關係,又不具有普遍必然性,而是一種特定表徵方式(如 AIGC)所造就的知識的擬像。 證偽這種知識擬像的難度隨主題而異,所以探尋對其進行檢驗方式的意義並不大,而應轉過頭來認真審視其生成機制:以大模型為底層技術的人工智能模型生成的數據在越來越具有普遍性的情況下,是否正在製造某種關於世界的均一化或公理化知識體系? 這種知識的公理化又在何種程度上重構甚至改變著人類對於現實豐富性的理解?也正因為如此,有學者對大模型技術的過度使用提出了根本性的質疑。 他們認為,依賴於海量數據的大模型並不是解決所有人工智能技術的萬應良藥。 因為大模型所依賴的自回歸算法不但需要耗費巨大的算力資源和長期的訓練時間,並且有可能產生欠擬合(訓練不足)或過度擬合(訓練過度)等問題。 前面談到的模型崩潰也可被視作過度擬合的一種形式。 過度擬合的可能性不僅取決於參數和數據的數量,還取決於模型結構與數據形状(即數據分布的離散度) 的差異大小。AIGC 的生成文本一旦進入自己的訓練數據,過度擬合的收縮必然難以避免。 對這個問題的補救往往需要訴諸於更大更全更新的數據庫進行多次驗證,這種循環顯然是非良性的。 事實上,在很多任務的實現上,數據的數量並不是保證模型適配性的唯一因素。 相反,數據的質量、可靠性以及模型適用性的標準同樣重要。 在某些情況下,小數據集可能更加準確和可靠,因為它們更容易進行有效的數據清洗和篩選。 弱算力的系統也可以通過使用高效的算法和優化技術來提高性能,如可以使用並行計算、分布式計算和硬件加速等技術來提高系統的效率和性能。 而且,和大模型技術後期的“遞歸詛咒”相反,小數據學習進路在後期隨著數據集的增加和模型的優化,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這是因為小數據學習更側重於深入理解數據和模型,通過精細調整和優化模型架構、特徵工程等方面,取得更好的效果。 與此同時,還要關注人機交互系統中用户的獨特性與價值觀,讓機器能夠理解和適應這些特異的性質和價值觀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從而使人工智能的輸出不僅僅成為單向的“獨白”甚或“神諭”般的規訓,而是形成有真實意義的信息回路。 當然,這也是通用人工智能發展所面臨的巨大挑戰,因為“通用性”本身所預設的普遍性與對象的獨特性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張力。 如何在兩者之間建立起有效平衡,既使得“通用性”本身不至於成為人工智能知識圖景的權力821

話語,又使得特殊性的存在不至於干擾基礎結構從而影響“通用性”,是通用人工智能在解決功能和目的問題之外格外需要關注的問題。這個問題同時又關係到人工智能的可解釋性與人機信任建立的基礎。 良性的人機交互基礎是可解釋性、透明性以及由此產生的信任。 人工智能的可解釋性是指為人工智能的系統行為提供人類可以理解的理由,它是人類經驗理解人工智能的直接性紐帶(但在現實中並不一定總是正面和積極的),良好的可解釋性往往帶來更高的可信度。 透明性則可以幫助人理解人工智能模型在其決策過程中所做出的選擇,包括做出決策的原因、方法以及決策的内容,它是對技術和算法黑箱進行解密和“祛魅”的努力。 在此基礎上的人機信任是數智有機融合的推進。 以大模型為基礎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一度被認為是通用人工智能的雛形和部分實現)在這些方面面臨著新的挑戰和危機。 因為它不但造成了更高強度的“可解釋性陷阱”,而且在使用中難以被發現和矯正。澳大利亞阿德萊德大學的研究團隊發現,用户在與以文字或語音激活的虚擬助理或對象的人工智能應用進行互動的時候,由於界面製造了類似社會互動的感覺,可以使用户體驗到一種社會交往所特有的參與和反應的即時感,在心理上則會對雙方的長期持久關係形成高情感反應。⑧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引起的關於主體性、意識和情緒等話題的討論,其實可以看做這種高情感反應(包括困惑)的表現之一。 這種情感期待和可解釋性陷阱一起,成為除算法黑箱之外,形成人機權力不對稱的原因之一。 當然,這裡的“陷阱”一詞並非意指某種有意圖的欺騙或策略,而更多是比喻性地表示未被懷疑的或不容易識别的困難或危險。 這些困難可能是由於缺乏信息、理解或監督造成的。但如果不能有效識别和避免這些陷阱,用户的風險就會增加。在上文提到的關於“可解釋性陷阱”的研究中,儘管測試對象的技術背景不盡相同,但他們都會因為以數字化形式出現的輸出結果而增加對人工智能的信任。⑨這種對於智能系統的過度信任和不正確的感知一旦借助通用性人工智能應用進入到社會層面,就會使得人類喪失特有的批判性思維,並進一步影響到應用下游,進而產生難以估量的負面效應。 如果這一問題在未來的通用人工智能技術發展中不能得到妥善解決,再疊加上大模型的退化式“模型崩潰”,“通用性”極有可能在全球範圍内造成一種令人生疑的“普遍性”。 荷蘭代爾夫特理工大學的研究團隊認為具有良好的可解釋性的人工智能在算法設計時需要注意,不同社會的規範和價值觀本身具有差異性,決策過程必須側重於使這些規範達成共識。⑩這種共識不是概率上的平均值或中位數(這會導致錯誤的“客觀性”),也不是分布上的方差縮減,而是不同可接受性之間的平衡與博弈。 這意味著決策必須是基於數據和可能的多種演算法之間的複雜交互,目的在於得到更廣泛的受眾的理解。 儘管即使這樣,也不能保證規避所有的偏見和爭議,但該提議畢竟刻畫出了理想的技術願景。 值得注意的是,該研究還指出,由於算法和數據都不是靜止的,往往會從自己的前序生成和新數據中實現進一步的學習(如大語言模型的自回歸算法),其結果是,算法的上下文越動態,下游的輸出和可解釋性就越無法得到保證。 這不但從側面驗證了所謂的“遞歸的詛咒”,並且說明大模型借助於類似本質主義的元邏輯,在形而上學的意義上,生產出所謂的“真實”,把握了對於世界的合法定義,並通過不斷地自我確認和再生產,將自身的邏輯常識化和永久化,成為新的“數字自然”。三、被通用性所預設的公理化知識人工智能技術的通用性和自然語言處理系統對於可讀性的要求從根本上預設了一種強傳播性的認知模式,其所隱含的對知識普遍化構架的青睞,和德勒兹對資本主義“公理化”的分析具有根921

源上的一致性和同構性。 AGI 對通用性的追求及其對於知識構架的預設是隨著資本全球化進程所產生出的普遍性生產範式的側寫,這種生產範式以消弭地區、種族、文化等任何不能被資本一體化運作框架所涵蓋的差異性因素為首要原則,是資本總體化邏輯的具體展現。 德勒兹曾以“公理化”(axiomatization)來形容資本主義體系的運作機制和擴展趨勢,相較於前資本主義社會借助特定符號,將社會要素的流動限制在既定場域、憑藉明確且不可逾越的規則實現對社會進行整合的“編碼化”體系,資本的公理化不但具有更為嚴密和周全的特徵,且借助著強大的同化(資本化)邏輯將所到之處的一切元素裹挾進自己的洪流。 它並未取消對社會要素的控制,相反卻通過更加遍在的、邊界更無跡可循的“強中心”體系強化了控制的深度和廣度:“只有一隻作為中心計算機的眼睛,它進行著全範圍的掃視”。資本的公理化同樣體現在對知識的構型中。 一方面,公理化的最大特徵在於中心的嚴密性和邊界的彌散性,這一中心僅服膺於以市場為核心的資本生產邏輯,並隨著現實條件的變化需要而靈活調整其邊界範圍,任何知識的形成只有在獲得資本調配的前提下才成為可能。 另一方面,公理化構建起一套基於資本普遍生產的普適性準則,它“不提供任何評註或解釋,僅僅是一組有待實施的規則” 。 在這樣一種消弭了任何意義闡釋和特異性關照的規則體系中,由於規則本身成為了不驗自明的“真理”式話語,規則背後的資本就得以建立起壟斷一切信息和知識來源的“能指的霸權”。藍江認為人類用户和 ChatGPT 之間的交互,涉及的不僅僅是認識論問題,而是一個將對象進行虚構構型的本體論問題。 只有在完成這種想象性構型的前提下,人機交互才能發生。這一觀點其實過分強調了交互界面中主體一端的心理選擇機制,而忽略了數字技術本身的座駕功能。 事實上,通用人工智能反映了數字時代知識的公理化趨勢。 儘管深度學習的算法構架、基於大數據提取與分析的預訓練式語言生成模型,從表面上看似乎消解了前數字時代知識獲取的過高准入門檻和複雜學習成本,呈現出“人人皆可參與,事事皆可獲取”的知識降維式生產過程。 但是這種知識生產的技術基底卻始终秘而不宣,難以被公眾所了解。 受限於技術研發與運作本身的不透明性,人工智能的“通用性”之中很難不摻揉進複雜的社會和經濟因素,而一旦技術的通用性被經濟和社會因素及其背後的資本運作邏輯所干預,它的“通用性”中立外衣便很容易扭轉成資本“公理化”的普適翻版。 一個顯而易見的例子是“算法黑箱”問題:通用人工智能的程序設計、數據庫的揀選無疑會受到算法編寫者的價值觀、喜惡偏好乃至意識形態的影響,當編寫者將帶有個人評判標準的算法程序呈現在公眾面前時,這種個人偏見便會成為普遍性知識生產的現實基礎。 類似地,受限於技術本身的不開放特性,由通用性技術所生產出的知識結構同樣可能具有封閉性、獨斷性的特點,社會中本已存在的意識形態偏見、甚至是技術的無意識會被無限放大且難以被察覺。 更為重要的是,知識生產本應以去中心化的、朝向無限可能性的空間為目標,但 AGI 恰通過強中心點———生成式算法參數,和不斷調整的技術邊界———隨時可被擴充的網絡數據庫,抑制了知識的開放性生成。 在數字時代互聯網成為人們絕大部分乃至唯一的信息獲取和知識學習渠道的背景下,這種被“通用性”所建構的知識正是資本的公理化在知識領域的新型展現。技術的通用性所呈現出的知識公理化趨勢,同樣可以從“數字的普遍理性”所造成知識經驗性/差異性維度的消解中得到理解。 在人文主義長久以來的傳統中,由“言說”和“觀看”等差異化方式所形成的經驗性共識是構成知識結構的牢固基礎。 德勒兹就曾以“先驗的經驗主義”來探究經驗形成的條件,並將促成經驗自由生成的前哲學和個體式的“内在性平面” (plane of immanence),視作對抗主體哲學體現為“樹狀思維”的森嚴等級式知識構型的理論出路。 通用人工智能對普遍性031

知識結構的無意識追求,卻在理論上近似於一種向主體哲學知識結構的形而上學式倒退,它預設了數字這一形成經驗性共識的根本前提,並通過互聯網中無處不在的算法推送、數據生產強化了這一認識。 公眾囿於數字媒介對信息獲取形式的壟斷,只能被動接受和理解經算法揀選後的信息。 除數字(技術)之外,知識别無其它來源。 人工智能技術的通用性將數字的地位推至極致,造就一種不驗自明、無可置疑、睥睨一切社會存在的“數字的普遍理性”,消解了數字以外共識性經驗的生成可能。 這種觀念不僅形塑著人們的知識獲取,而且也通過作為知識先驗性呈現場域的方式主導著知識的生產。 當德勒兹說“並非是工具界定了勞動,正相反,是工具預設了勞動” 的時候,在某種程度上正是數字時代知識普遍生產的寫照。 一旦公眾對由通用性技術所制定的數字普遍化和絕對化準則趨之若鶩,那麼知識的生產很難不帶有迎合數據流量、數字景觀至上的特徵。 不難發現,由這種“數字的普遍理性”所主導的知識生產模式實際上與資本的公理化生產别無二致,它將一種普遍化的觀念架構無差異地置入知識複雜的生成過程之中,抽離了知識的情境性、獨異性等具體經驗内涵,從而借助普遍形式最大限度地保障知識生產的共識性。 況且,由人工智能的通用技術所產生出的知識結構不僅遠離具體經驗,而且也通過普遍化架構的方式改寫著經驗,將經驗與數據等量齊觀,從而在由數字所中介的知識共識性生產中消解了差異經驗所可能蘊含的創造性、開放性的維度。 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這種知識共識性生產便體現為資本要素對社會公共性的“總體吸納”,其中技術邏輯和資本邏輯相互交織,共同構成一種壓制所有在場主體的無形同一化力量。從更深層面而言,通用人工智能技術所造就的通用性知識構型之内存在著一對實質性的矛盾———知識形式的開放性和知識内容的封閉性。 通用人工智能通過大數據預訓練所形成的深度學習模式,要求盡一切可能打破既有知識結構的封閉布局,將知識獲取的邊界不斷延展,朝向聯網數據源和大模型參數的前景不斷邁進。 這也正是德勒兹所指認的公理化對有著固定意義和符號内涵的“編碼化”(coding)體系進行“去轄域化”(deteritorialization)的過程。 知識的生產在這一過程中呈現出一種開放性的去中心化路徑,其生產的對象、範圍、方式均處於流動開放的生成圖景之中。 生成式人工智能實現數據源截至到 2021 年 9 月的 GPT-3到能夠即時聯網並可接入任何插件程式的 GPT-4 的跨越,其本質正是這樣一種去轄域化的知識構型的實際體現。 但是,公理化同時存在著“再轄域化”(re-teritorialization)的發展態勢,它要求將被解域化的要素重新限制在總體化程度更為嚴密的公理規則之中,以無所不包的邊界將多餘要素重新吸納入資本生產的整體性框架之中。 這一點也正映證了 AGI的知識生產特徵。 一方面,通用人工智能的強中心算法模型樹立起一套封閉的知識結構,遮蔽了任何無法被數字所表徵的知識出場可能。 不僅知識生產的内容受到算法參數的限制,而且知識生產的主體也時刻接受著來自“技術大他者”的無形型塑。 儘管 OpenAI 公司宣稱多元式的參與和監督機制可以確保人工智能技術的真正開放性,但這種機制本身是否是新自由主義的技術翻版? 被數字技術所遮蔽乃至阻絕於公眾話語之外的群體是否具有參與可能? 這些問題促使人們不得不去反思隱匿在AI 技術背後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 另一方面,通用人工智能進行知識生成的數據庫可能會將知識内容限制在數據編輯者所偏好的封閉空間之内,造成一種群體無意識的知識割裂和零散化分布,從而將隨著資本生產關係矛盾而擴大的階級固化、社會撕裂等社會不合理現實無限擴大。 當下“數字繭房”等問題層出不窮的背後,是人工智能技術憑藉形式通用性所造成的結構封閉性的知識發展趨勢。 在這種趨勢下,知識的生成形式(邊界)越是開放,它的實質内容(中心)就越是封閉。 這和德勒兹對資本公理化運動的分析簡直如出一轍:“資本主義撞擊到了它的邊界,但同時又移動著這個邊界,將它置於更遠處”。通用性由此成為一種和資本主義生產邏輯同構的知識產生範式。131

通用人工智能所造成的知識公理化發展態勢,從某種程度上說正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在技術領域的集中反映,這種意識形態“將新技術同人類知識的發展相聯繫……它試圖通過計算機腦力勞動建立起一種新的人類集體主體性,這種主體性意味著人們可以僅憑一種‘數字—字母’語言而工作,從而擺脫身體的重負與差異” 。 不過,當 AI 通過算法程式將知識轉變為碎裂的數字再現之時,與其說存在著一種建立於共識性基礎之上的意識形態話語,毋寧說一種社會性的技術無意識已經瀰漫和滲透在每一個應用環節。 這種技術無意識割裂了知識與對象、經驗與認識之間的多樣性連接可能,取而代之以由算法所建構的單一數字型知識生產邏輯。 和德勒兹同時代的技術哲學家西蒙東曾以“個體化”來形容技術發展的可能前景,這一理論要點在於強調技術物體内部各組成環節之間的協調互動、以及與外部情境相互影響且密不可分的一體化過程。 然而就知識的生成而言,通用人工智能所依憑的算法“通用性”卻阻隔了技術與外在世界相互連接的真正可能,它無法感受人類經由漫長歷史文化沉澱所形成的知識構建過程,將數字確定為知識獲取的唯一且確定的來源,消解了對知識背後所蘊含的人類存在意義的追問。 要刺穿這一困境,要求我們一方面以更加審慎的態度來對待通用人工智能的發展,通過持續性的反思和預訓練擴展,使 AI 技術超越“公理化知識”的窠穴,切實地為人類的未來造福;另一方面,切實地將豐富性和開源的原則引入到從技術設計到應用的環節,保持對單一技術、單一模型、單一數據來源的過分依賴,以防邊界封閉或認知遮蔽,並能根據下游反饋及時糾偏。 但在這一切之前,一個更重要的問題需要得到真正的反思:當人工智能奇點即將降臨的時候,人類是否已經做到真正認識自身了呢?①⑨Upol Ehsan & Mark O. Riedl, “Explainability Pit-falls: Beyond Dark Pattern in Explainable AI” , https://arxiv.org/abs/2109.12480②⑧Nurhafihz Noor, Sally Rao Hill & Indrit Troshan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ervice Agents: Role of Parasocial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Computer Information Systems , 2022, 62: 5: 1009-1023. ③保羅·維爾諾:《諸眾的語法:當代生活方式的分析》,董必成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 年,第 83 頁。④吳冠軍:《從元宇宙到量子現實———邁向後人類主義政治本體論》,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23年,第 256頁。⑤Slavoj Zizek, Event: Philosophy in Transit , Lodon: Penguin, 2014, p. 119.⑥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賀紹甲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年,第 32 頁。⑦Ilia Shumailov et al., “The Curse of Recursion: Train-ing on Generated Data Makes Models Forget” , https://arxiv.org/abs/2305.17493⑩Hans de Bruijn, Martijn Warnier & Marijn Janssen, The perils and pitfalls of explainable AI: Strategies for explaining algorithmic decision-making,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 2022: 39:2: 101666.德勒兹、加塔利:《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姜宇輝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年,第 295 頁;第 574 頁;第 668 頁。弗雷德里克·詹姆遜:《新馬克思主義》,陳永國、胡亞敏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 年,第322 頁。藍江:《ChatGPT 是否會吞噬我們的剩餘快感———人工智能時代的病理學分析》,武漢:《武漢大學學報》,2023 年第 4 期。Roberto Finelli, Marx, Spinoza and the New Technolo-gies, International Gramsci Journal , 2021, 4:2: 3-24.作者簡介:吳靜,南京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师,南京師範大學數字與人文研究中心主任。 南京　 210023[責任編輯　 劉澤生]231

澳門理工學報　 2023 年第 4 期·學術短訊·《澳門理工學報》被評為“全國高校權威社科期刊”2023 年 9 月 23 日，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報研究會公布了第七屆高校社科學術期刊質量檢查與評估結果，澳門理工大學主辦的《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被評為“全國高校權威社科期刊”，總編輯劉澤生教授榮獲“玉筆獎”。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報研究會是國家一級學會，定期開展高校社科學術期刊質量檢查與評估活動，目的在於促進高校社科學術期刊高質量發展。 第七屆高校社科學術期刊質量檢查與評估活動採取自願申請、統一評分、專家討論、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辦法，將參評期刊分為“全國高校權威社科期刊”、“全國高校精品社科期刊”、“全國高校優秀社科期刊”及“全國高校質量進步期刊”四個層次。 前兩個層次的期刊即入編《全國高等學校人文社科核心期刊目錄》。　 　 《澳門理工學報》是澳門理工大學主辦的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理論刊物，1998 年 4 月創刊。 自 2011 年改版以來，博採眾家之所長，兼容並蓄，學術質量及學術影響力不斷提升。 2014 年榮膺“全國高校精品社科期刊”；2018 年榮膺“最受學界歡迎的 10 種港澳台學術期刊”；2019 年榮膺“全國高校社科名刊”，“港澳研究”欄目被評為“特色欄目”。 在人大複印報刊資料全文轉載排名中，《澳門理工學報》已連續十年位居全國前列，並三次入選高等院校主辦學報重要來源期刊名錄，2022 年度則同時入選“人文社科綜合性期刊”等四個高轉載量、高轉載率和高轉載指數名錄；另有多篇文章被《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及《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等二次文獻轉載。《澳門理工學報》目前已被“國家期刊庫”、超星數字圖書館、澳門虛擬圖書館等數據庫全文收錄。331

澳門理工學報　 2023 年第 4 期·文學研究·啟蒙的願景———蕭軍《五月的礦山》中的歷史記憶*楊　 慧［提　 要］ 　 蕭軍在其取材於撫順礦務局工人生產競賽的長篇小說《五月的礦山》中，將主人公和二號人物分別命名為“魯東山”和“楊平山”，前者指向山東底層民眾“闖關東”的集體記憶，後者銘記著有“東北淪陷後第一慘劫”之稱的撫順“平頂山慘案”這一歷史事件。 通過發掘東北民眾深受日本帝國主義壓迫的苦難記憶，作家揭示出東北近代以降獨特的歷史命運，進而將這一苦難記憶轉化為中華民族共有的歷史記憶。 而將培育擁有健全靈魂和充滿生命活力的民眾作為“在思想上武裝我們底人民”的方法，則又彰顯出蕭軍蘊含在這一歷史記憶書寫之中的經過革命洗禮的啟蒙理想。作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最為重要的“他者”之一，蕭軍本人或許就是一個不無挑戰性的“歷史記憶”，構成了另一個頗具現實性的重要議題。［關鍵詞］ 　 蕭軍　 《五月的礦山》 　 平頂山慘案　 歷史記憶　 啟蒙精神［中圖分類號］ 　 I20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3） 04 ⁃ 0134 ⁃ 13本文的研究對象是蕭軍長篇小説《五月的礦山》中的歷史記憶，尤以該書之第四章《千家山———仇恨底歷史》為探討的重點。 在這個迄今為止幾乎從未得到學界關注的議題當中，我們再次感受到了蕭軍文學和思想的豐富性與複雜性。 概言之，這部命運多舛的小説，寄寓著蕭軍一以貫之且不斷得到現實淬煉的啟蒙理想，這一理想在書中那些勇敢揭批官僚主義的情節中得到了直接的體現，不過比之於這種批判性的“破舊”，作家在書寫與東北有關的歷史記憶時所展現出的同情與理性，或許更具“立新”意義上的建設性，同時也為我們理解作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最為重要的“他者”之一的蕭軍，提供了新的角度和依據。回到文本生產和流傳的語境，可見這部創作於 1951 年 6 月至翌年 4 月間，①但遲至 1954 年 11月才在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牌）付梓的小説，實為彼時中國文壇為數不多的工業題材作品之一。 然而，《五月的礦山》這部同樣“為社會主義工業化服務的作品”却並没有因為“物以稀為431∗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關内‘東北’ 叙事與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１９１２⁃１９４５）” （項目號：２１ＢＺＷ０３１）的階段性成果。

貴”而受到歡迎，不僅在出版之前曾經遭遇長達兩年之久的“難產”，在出版之後更是不斷遭到無理的誹謗和惡意的中傷，并且成為作家最終被逐出當代文壇的重要原因之一。 綜觀彼時中國文學中並不多見的工業叙事，書寫個人或集體的記憶以便呈現今昔/新舊的社會對比以及人物的思想轉向，其實是一個不足為奇的常見現象。 然而在文本中發掘和重構一個地方/區域的歷史記憶，並將其作為重要的叙述動力乃至主題之一，這在彼時同類作品中幾乎絶無僅有。 由此或可思考，蕭軍在小説中對於歷史記憶的書寫，是否是導致其陷入悲劇命運的“异質性”因素之一。在以往有關記憶的經典研究中，歷史往往是作為記憶的對立物存在，②因而“歷史記憶”往往被界定為以歷史為主的諸學科的記憶，並將其與更具本真意義的“集體記憶”或“功能記憶”對舉，指認其因為過度追求“真理意志”而淪為“無人栖居的記憶”。③不過，正如有當代西方學者所論，“所有的記憶，不管是‘個體的’，還是‘集體的’，或是‘歷史的’，都是對某些（廣義上）深含政治目的的事物的記憶”。 而歷史（學）最重要的工作恰恰是自我解構式的，它以自身特有的“异邦性”不斷地提醒著“大衆消遣者和職業歷史學家，他們所建構的只是當下的模式，而不是過去本身”。④因而，本文所使用的“歷史記憶”一詞，其核心要義同樣是在呼唤一種促使文本自我解構的方法，借此揭示蕭軍在建構這一記憶的過程中所面臨的壓力、競争、調試與抉擇。一、“未好的瘡疤”從蕭軍在《五月的礦山》中對於主人公魯東山的命名中，讀者似乎不難聯想到大山般的厚重與崇高，以及“東山再起”的期盼和喜悦。 不過從姓名解詁的角度來看，“東山”又可視作“山東”的倒文，並與“魯”形成對文，起到同語反復的强調作用，共同指向“山東”這樣一個地理空間，而隱身其中的則是有關山東底層民衆“闖關東”的歷史記憶。 不必一一考證小説人物的籍貫和出身，儘管叙述人對此多有詳略不同的交代，比如主人公魯東山就曾不止一次地回憶起自己在“山東家鄉”參加游擊隊抗日的經歷，⑤我們僅從很多礦工咬著煎餅當“早餐”或者“午餐”這樣一個細節，⑥就可看出此地山東人不在少數。 這其實也是蕭軍對於“生活事實”的實錄，比如魯東山的原型人物、撫礦“勞動英雄”張子富就是山東莒縣人，“二十二歲參加山東一支二團抗日游擊隊”，1941 年 2 月在江蘇蓋縣出便衣任務時“被日寇所俘，解至大連，脱逃，後充碼頭工人，八·一五解放後到撫順露天掘（引者按，即西露天礦前身）做裝煤工人”。⑦另據作家在 1949 年 5 月 13 日記載的一次有關老虎台礦“採煤第二班”的“審查登記”的結果，這些工人“大部分為山東，博山等地人，農民出身”，⑧而這也基本上反映了彼時撫礦礦工整體的人員構成狀况。雖然蕭軍在這些礦工“闖關東”的經歷上著墨不多，但是通過點染東北光復以前他們在烏金煤礦（原型即撫礦前身、成立於 1907 年的“滿鐵撫順炭礦”）的苦難遭遇，還是有力地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東北的罪惡行徑，為工人們在解放後的新生活提供了可資對比的生動背景。 比如小説中在“礦山工作過二十年，經過了幾次大傷害”的“啞巴嚴百歲”雖是一個出場不多的次要人物，却以自己因多次工傷而造成的身體殘疾，成為一個“無聲”但有力的控訴者。⑨抑有進者，叙述人還曾藉助魯東山的回憶，呈現其“公開打過日本採煤班長”的抗争，並揭露過去礦山“隨便一個日本職員，全可以把工人們象一只狗似地打死丢進山南的‘萬人坑’裡去餵狼”的罪行。⑩然而，張子富其實是在 1945 年抗戰勝利後才進入撫礦，並未經歷過“滿鐵撫順炭礦”時代，作家的這一“虚構”，顯然是出於建構魯東山“見證者”身份的考慮。 因而，通過刻畫這些“闖關東”而來的礦工早在全面抗戰乃至“九一八”事變之前就已陷入的苦難境遇，蕭軍為自己的小説開掘出更具歷史縱深感的思想531

視野。另據前引魯東山在山東家鄉參加游擊隊抗日的經歷，可見其最早也是在 1937 年全面抗戰爆發之後才來到東北，趕上的應該是“闖關東”大潮的“尾聲”，可謂“新”東北人。 與之相比，小説二號人物楊平山則是土生土長的“老”東北人，不過很有可能也是“闖關東”先民的後代。 魯東山與這位曾多次因“從崩岩下搶救電鏟出了險而負了傷”的電鏟（電鎬）司機，雖然只是“新認識不久的朋友”，而且並無工作和事業上的深刻關聯，尤其是就小説而言，楊平山甚至在魯東山之外構成了相對獨立發展的另一條叙述線索，但這些都不妨礙兩者互相理解，彼此鼓勵，從而結下了兄弟般的情誼。 顯然，就小説的叙述邏輯來看，“新”東北人魯東山特别需要“老”東北人楊平山的友誼，因其隱喻/預示著一個不分畛域的“新東北”即將作為“新中國”至關重要的一部分而誕生。 而這或許就是小説需要魯東山完成的更深一層的見證。蕭軍在 1949 年 5 月 17 日的日記中寫道：“如果作為文學背景來描寫的話，露天掘是比老虎台更好些，……人物張子富可以做個模特兒的。”而這也是我們在蕭軍日記中發現的有關《五月的礦山》人物形象塑造的最早記載，可見作家最先確定的人物“模特兒”就是張子富，其核心身份是勞動英雄，並突出體現了小説所表現的大工業生產的主題。 而到了當年 7 月 7 日，蕭軍又決定“選一個青年工人，曾被平頂山慘殺者”作為未來小説中的另一個重要人物，不過“具體模特還未選好”。所謂“曾被平頂山慘殺者”，指的就是日寇在 1932 年 9 月製造的撫順“平頂山慘案”中的幸存者，楊平山這一人物即由此發展而來。 如前所述，《五月的礦山》第四章的題名就是《千家山———仇恨底歷史》，而人們只要對平頂山慘案稍有瞭解，就會看出小説中“千家山”就是“平頂山”的代稱。 正是沿著這一思路，蕭軍將“平頂山慘案”———用當年《大公報》“社評”的話説，此乃“東北淪陷後第一慘劫”，嵌入到文本的深處，將其作為推動情節發展的重要動力，并且以此為主建構了小説發掘和書寫歷史記憶的副主題。儘管人物的命名方式同樣指向東北的歷史記憶，但魯東山與楊平山在形象塑造的手法上却有著顯著的差别，簡而言之，前者是對原型人物張子富的藝術加工和再創造，後者則是蕭軍圍繞著前述“平頂山慘案”幸存者這一先在的核心身份虚構而成的人物。 不僅如此，用主人公魯東山的話説，楊平山和艾秀春是“一小從千家山日本人刺刀下一同逃出來的兩塊肉”，蕭軍將小説三號人物艾秀春的核心身份也設定為“千家山慘案”（平頂山慘案）幸存者。 雖然作家後來分别為他們選定了原型人物，楊平山的原型人物是撫礦電鏟司機劉洪林及其搭檔“掃道工”李文生（融合二者），艾秀春的原型人物是在 1950 年 9 月和張子富一起獲得全國勞動模範稱號的撫礦醫院婦產科助產護士張秀英，但是考其出身，劉洪林“1925 年生於河北省寧河縣一個工人家庭，1946 年到撫順西露天礦西大卷採煤班任 3 號電鎬司機”，李文生 1905 年生，河北唐縣人，1933 年來到撫順西露天礦，為掃道工；而張秀英則是遼寧省遼陽縣人，1930 年生，1945 年祖國光復後才來到撫順，進入礦務局衛生技術學校學習，顯然他們都未親身經歷過 1932 年 9 月的平頂山慘案。 除此之外，小説中還出現了一位綽號“楊七郎”的“採煤工”，全家三十幾口人均在平頂山慘案中罹難，只有他是唯一的幸存者。 而這個在小説中只孤立地出現過一次的人物，其所承擔的全部叙事功能似乎就是記憶和講述：“把他底故事和他家族慘死的故事，説過有一千遍，他企圖每一個字全牢牢地釘進他底兒女們底記憶中。”如是觀之，蕭軍想要講述平頂山慘案的迫切心情已經躍然紙上。不難理解，如果只是為了順應潮流而創作以工業鬥争為題材的作品，那麽蕭軍這部小説本不需要設置楊平山這一人物，更不必引入書寫東北歷史記憶的副主題。 顯然，彼時蕭軍的關注重心不僅631

在於工業，更在於東北，或者更準確地説，是在中國亟待開展大工業建設的新形勢下重審東北的歷史地位，而這其實是延續了作家在延安時代就已開始的有關“東北/人”問題的思考。 考究起來，雖然蕭軍在延安時期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一直是研究者矚目的焦點，但其中的“東北因素”却並未受到應有的關注。 在 1944 年 4 月 28 日的日記中，蕭軍記載了當天下午時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的彭真對他的第一次“批評”：“你的《八月的鄉村》没有問題，是革命的，你在延安解放報上發表的文章也是革命的，但有時候你却總不能和黨靠攏，有時甚至是對立的……這就使我懷疑了。 同時又知道你認識一些不好的人，又是從東北來的……也許和日本人有些關係罷？”值得注意的是，彭真此處所言的“又是從東北來的”絶非個人的質疑，而是體現了彼時延安幹部甄選工作中一種帶有普遍性的看法。 就在此前一天，胡喬木在約見蕭軍討論其入黨問題時，“最後也談到羅烽、白朗兩夫妻，他們正在被懷疑中，並希望我幫助校方理解他們。 我説回來看到他們那樣子感到很沉痛，因為是朋友，我没懷疑過他們，但自己也確是没見過他們有什麽反革命‘實迹’”。羅烽和白朗是蕭軍早在哈爾濱時期就已並肩戰鬥的摯友，後來更是成為“東北作家群”的主力，如今他們在政治上竟然成為被懷疑的對象，這不能不讓蕭軍深感“沉痛”。 而當其承彭真坦誠相告，知悉自己不被信任，原來也與自己的東北人身份有關，這對於一直以東北革命作家翹楚身份行走於延安各界的蕭軍而言，無疑是巨大的心理震撼。在 1944 年 6 月 3 日的“甄别討論會”上，羅烽和白朗激動地控訴了此前“搶救運動”中某些人對他們的陷害，其中有關白朗在東北“曾和日本人睡過覺，甚至説她一家全是‘特務’”的污衊更是惡毒得令人髮指。 而蕭軍在隨後的發言中，不僅以見證者的身份解説了羅烽和白朗的歷史，更是揭示了外人幾乎無法想象的彼時東北“抗日反滿”鬥争的殘酷性，這樣的講述唤起了大家共同的記憶，羅烽和白朗都“不能克制地哭了”，就連蕭軍本人也不禁潸然淚下。 蕭軍的發言大意如下：回想起在哈爾濱一些朋友、同志……如今死的死了，無消息的無消息，僅僅餘下了幾個人，他們千辛萬苦逃出了敵人各種侮辱和迫害，身上還帶著敵人所給與的未好的瘡疤來到延安，滿想把自己最後一滴血加進革命隊伍裡來……誰想到所得的却是如此的結果……不管他們的理性上如何明白……但在一生的靈魂上究竟是一個可悲痛的負擔……至於那説白朗和日本人睡過覺的人，如今退一萬步説，即使如此，是為了什麽呢？ 為了把一個於革命有用的丈夫送回革命隊伍裡來，這行為是偉大的，這和説這類話的人是不能够並列的，前者不獨失掉了一個黨員的資格，也失了為“人”的資格。“瘡疤”竟然成為“罪狀”，事後看來這是何其荒謬的諷刺，而對於當事人而言又是痛何如哉！此後隨著幹部甄别工作的深入開展，蕭軍通過親身參加甄别討論會獲知了越來越多有關東北幹部曾被調查甚至誣陷的消息，并且發現諸如“東北人全是特務”之類的謡言，也並非悠悠之談，而是出自某位中央黨校三部領導之口，且因言之鑿鑿，竟有三人成虎之勢。尤有要者，當年 6 月 28 日蕭軍在參加一個有關復審運動的小組漫談會時再次從旁得知，黑丁曾在坦白大會上指認其為日本特務，為此他特别“嚴正地向支部方面”提出申請，要求“證實這句話的真實性”。 而這種種有關“東北/人”的“徵候”，也讓蕭軍進一步意識到了政治上的風險，由此謹言慎行，“省得弄一些糾紛”。除了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等左傾思想作祟，上述在延安特殊時期出現的有關“東北/人”的錯誤認識，其實還有著更為深遠的歷史和文化原因，這不僅體現出彼時“東北/人”作為一個游離於關内主流文化的“内部他者”的曖昧身份，更是折射出近代以降中國在建構現代民族國家認同過程中遭遇的嚴峻挑戰。 檢視蕭軍延安時期日記可見，他對此問題已經有著相當深入的思考。 1940 年 10731

月 10 日，憤於日前所見一位“東北”詩人“被壓抑”的遭遇，蕭軍“忽然要想有一個同鄉組織，使别人再不敢另眼相看”，進而產生“一個興奮的夢”，那就是“以東北人（文藝工作者）為首，再擴張，造成一種運動。 第一步和群（引者按，舒群）他們商量，每月十九日（魯迅先生忌日）舉行一次‘東北文藝工作者座談月會’，以東北作家為限。 第二步開展新英雄主義運動。 第三步組織東北武裝文化挺進軍”。而在翌年 7 月 6 日東北救亡總會延安通訊處主辦的“前方歸來”將士招待會上，“一個人乾枯地報告了他們的功績，一個説了東北人被同化於日本帝國主義，自稱是‘滿洲國人’”，而臨近僞滿洲國前線地區的關内老百姓則都“非常憎惡東北人”。 正因為諸如此類的“功績”以及對於全體東北人的污名化，經常出現在彼時延安有關東北情况的報告會中，使得熱切期盼故鄉訊息的蕭軍每次“參加這類場合”内心“總是矛盾的，明知是無意思”，但總忍不住要去“看一看”。1941 年 7 月 18 日，在與毛澤東、任弼時、聶榮臻等中共領導人的交流中，蕭軍也與他們“談了一些收復東北的事，張作霖的事，張學良的事等”，然而通過這次談話，蕭軍發現除了毛澤東之外，“其餘的人對東北的事是少知而隔閡的，我覺得我比他們好像知道得更多些”。不僅如此，蕭軍發現在當時中共領導層中還存在著某些地方畛域之見，在他看來，中國共產黨需要“一種雄渾的、沉潜的、深刻的大力的東西”，整個國家和民族也需要借此獲得新生，而在此過程中東北文化理應作為一種獨特的民族精神資源被尊重和接納。 不過，接納的前提是批判，作為一位堅持啟蒙精神的作家，蕭軍對於東北文化有著深刻的反思乃至自我警醒。 前述蕭軍“每月十九日（魯迅先生忌日）舉行一次‘東北文藝工作者座談月會’”的設想，應該就是一種以魯迅思想武裝東北作家的嘗試，而當1941 年 9 月 9 日羅烽前來商議在“今年九一八十週年成立一東北作家組織”時，蕭軍特别提醒其“不要使别人感到畛域”，并且建議“以‘鄉情座談會’為形式，名為‘九一八文藝社’”。隨後該社於9 月 12 日正式成立，以“研究東北歷史、語言、習慣”、“聯絡各地東北文藝工作者”以及“收集各類與東北有關的資料”為主要任務。而以“九一八”的歷史記憶來統合東北作家和書寫東北歷史，顯然是將“東北”放置在民族—國家救亡圖存的整體性視域中重新定位和思考。 尤有要者，蕭軍還曾在當年 12 月 17 日的日記中寫道：某些“東北人是一種奴性的，原始性的勇敢，從這裡我得到了很多警惕：一定要多讀書，使一些浮光掠影消除净盡，要練成通過理想的勇敢”。時隔數年之後，從延安返回東北的蕭軍四處發表演講、創辦魯迅文化出版社、主編《文化報》……，幾乎一度實現了自己當初“組織東北武裝文化挺進軍”的夢想，但隨之而來的則是由中共中央東北局組織的思想狙擊，由此帶給他的何止是功虧一簣的遺憾，更有思想深處新增的瘡疤。 如所周知，這次批判由《文化報》與《生活報》的論争引發，而對於這場論争，蕭軍在當時就有著非常清醒的認識，指出其主要矛盾在於“文化思想上領導權問題”。現在，作為“中國人”和“東北人民底子孫”，蟄伏於撫礦的蕭軍仍將“為真理而奮鬥”作為“自己歷史的使命”，而文學則是其僅存的武器。如果説平頂山慘案是東北人民心中最大的瘡疤之一，那麽揭開這一傷疤所隱藏的歷史記憶，將會呈現出東北近代以降獨特的歷史命運，而延安特殊時期個别人對於東北的誤解甚至污名化，也必然就此消解。 不過，蕭軍借此想要撫平的創傷記憶，又豈只是東北人民心中的瘡疤而已。二、“血寫的真實”儘管平頂山慘案曾經“轟動全國”，蕭軍對此也應有所耳聞，但其真正深入瞭解到慘案的詳情並為之震撼，却是來到撫礦以後的事情。 1949 年 3 月 6 日，蕭軍在與“一群修理地鑽工人”的“閒談”中，聽他們“講了‘平頂山’的故事”：831

距現在十幾年前，在撫順露天坑東南面，有個平頂山村，一次秋天“大刀會”來了，那村中日本經營合作社人跑了，有的人拿了麵粉，待大刀會走了，村人被控告，於是日本兵挨家搜查，凡有面的即被逮捕，那正是八月節時，每家全有些面，於是所有一千多人全被趕到山上跪下，於是炸藥全轟了，有一家五口僅一小孩被留下。 後來那村莊也燒了，所有死的人就埋在那裡，圍以鐵絲，後來那裡做了路基，還掘出過銀鐲子與銀元。從上述記載可見，蕭軍當時已經注意到了這個故事中的一個重要細節，那就是“有一家五口僅一小孩被留下”，而正是由此出發，作家後來在《五月的礦山》中設置了楊平山和艾秀春“千家山慘案”（平頂山慘案）幸存者的身份，以及兩者之間交織著兄妹之情與男女之愛的複雜情感關係。 到了當年 5 月 6 日夜，蕭軍隨“工作員們”去填充班大房子（工人宿舍）“串門”，再次聽到一位工作員講述“一九三二年撫順栗家溝平頂山事件”：大刀會於八月（古曆）十五日十一點四十五分由南花園，栗家溝攻進來，第二天退走，接著日本人把平頂山一千多户，兩千多人全趕到一起，火燒了房子，把所有的人用機關槍圍射，而後用刺刀穿，每人兩刀，而後由朝鮮人剥衣服，搜錢財，於是用火藥在山頂上轟出一個炕，結果造成一個“千人塚”。 據説此次只僥幸逃出七十多人。 於是人又痛恨朝鮮人……他們幫兇。由此可見，《五月的礦山》中“千家山”的地名也並非完全出自蕭軍的杜撰，而是化用了“千人塚”的史實。 而在聽了工作員的講述之後，蕭軍再次深受觸動，並“决定要把平頂山故事記錄下來”。為了進一步發掘這段歷史，蕭軍又在次日“晚飯前和十幾個工作員去平頂山參觀，由李潤之領著，講説著那次日本人屠殺中國平民的地點和情况，他曾在那裡住過。 如今那村莊已成了一片大球場，主要街道及水溝已有坩子道及鐵道鋪，增高了。 ……被燒平的村莊地方曾被國民黨挖掘過，照了相，又被埋起來。 附近還散落一些燒焦，風化了的人骨片。 一個隊員還拾到類乎嬰兒兩段腿骨。 他們全顯得很激憤”。顯然，這次帶有田野調查性質的考察不僅讓蕭軍更為接近了事實的本相，并且從人們那“激憤”的情緒中感受到了歷史的力量。 出於對這一事件的重視，蕭軍在翌日上午又請“起重工人李潤之講述了平頂山慘案經過”，並“扼要地把它記錄下來”。繼續檢視蕭軍日記可知，這位李潤之是蕭軍所屬工會工作隊的成員，“純樸，深厚，正直，剛强，毫無俗氣和油滑的地方”，蕭軍不僅對其評價甚高，而且認為彼此之間有著一種“很深沉”的情誼。以此推想，蕭軍在日後的寫作中，對於李潤之講述的“平頂山慘案經過”應該格外重視。前引“被燒平的村莊地方曾被國民黨挖掘過，照了相，又被埋起來”一語所指不詳，有待索解。檢視彼時媒體的相關報導可知，此為 1947 年 7 月 30 日國民政府主席東北行轅軍事法庭組織之平頂山殉難者遺骸發掘工作，由庭長岳城安親自主持，“搜集罪證，以備清算此一大血債”，隨行記者亦有對於幸存者的採訪發表，而二千七百餘名遇難同胞，在沉冤十五年之後，終於得到了祖國的怙恃並即將迎來正義的審判。在此之前，儘管以胡水波的短篇小説《平頂山》 （1933）和芝岡（黄芝岡）的同名詩歌（1934）為代表，有關平頂山慘案的文學重述已經構成了一個獨特的文學譜系，但就這一文學譜系乃至創傷記憶的史源而言，最主要的文本只有兩個：一是 1932 年 12 月 19 日《北平晨報》以《撫順屠殺———美人漢特目擊記》為題，譯載之美國國際新聞社記者漢特（Edward Hunter）當年 11 月 30 日根據實地調查撰寫并發表的外電，12 月 23 日《申報》復以《日軍在撫順屠殺慘狀》為題轉載；二是 1932 年 12 月 22 日《大公報》、《華北日報》、《北平晨報》等媒體揭載之有關平頂山慘案幸存者張榮久“於昨日逃來北平後，對於記者詳述當時日軍暴行情况”的新聞通稿。 换言之，931

此次東北行轅軍事法庭組織之殉難者遺骸發掘工作，讓國人在經歷了十五年的漫長等待之後，終於再次聽到了從平頂山慘案遺址現場傳回的聲音。 現有的研究表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官方組織的首次有關平頂山慘案的紀念活動，是 1951 年 3 月 2 日撫順市政府召開的由 15 名平頂山慘案幸存者參加的座談會，“這也標誌著平頂山慘案幸存者揭露、討伐日軍的侵略罪行和對日訴訟歷程的開始”，隨後的 4 月 5 日，撫順市市長張澍作為主祭人，率領全市“各界代表一萬多人在平頂山的搭祭靈台前，敬獻挽聯和花圈”。而早在 1949 年春，蕭軍就已經開始以自己的方式觸摸平頂山慘案，不能不説他對於東北的歷史記憶和民族的深重苦難有著深切的關懷與用心的體察。不難看出，從在不經意的“閒談”和“串門”中聽到“故事”，到現場實地考察，再到請“曾在那裡住過”的工人更為全面和深入地講述事件經過，蕭軍對於平頂山慘案的調查不僅做到了多方瞭解，參合研判，而且特别注意觀察和分析在地者對於這一慘案的態度與解讀，以及這一創傷記憶被轉化和講述的方式與方法，不無今日所言歷史人類學的意味。 因此，蕭軍在小説中對於平頂山慘案的書寫並未止於自然主義式的實錄，而是有著自己的選擇和開掘。 比如在上引修理地鑽工人講述的平頂山慘案故事中，本有某些村民趁亂到日本人經營的合作社“拿了麵粉”，遂引發日軍無差别報復的情節，而如此戲劇化和簡單化的解釋，或許正反映出彼時村民生存資料的極度匱乏，但其最終没有出現在小説叙事當中，此非曲筆，而是作家批評性地分析素材的結果。 與之相比，在工人們前後兩次的講述中都曾出現的“大刀會”，則被蕭軍在小説中保留下來，並加以更為詳細的叙述。 雖然所用筆墨不多，但蕭軍還是勾勒出這支“抗日的人民武裝隊伍”進攻撫順的戰鬥過程，并且特别設置了一個飽含深意的細節，那就是“抗日隊伍也有了很嚴重的損害和傷亡！ 犧牲者的屍體，有的就匆忙地被掩埋在千家山附近的野地裡”。而在有關千家山/平頂山慘案的叙述之前，小説還有一段帶有引言性質的對於“九一八”事變的評述，蕭軍在此化用了魯迅“墨寫的謊説，决掩不住血寫的事實”（《無花的薔薇之二》，1926）這一名言，指認蔣介石和國民黨當局在執行“不扺抗”和“消極抗日”政策的過程中，“冷淡國内外人民對東北人民底同情和援助，隔絶東北人民英勇扺抗的消息和真實的戰績”。透過這一帶有鮮明時代印記的“反蔣”話語，我們能够看到蕭軍著力發掘和呈現東北人民英勇抗日並付出巨大犧牲的歷史真相的迫切心情，而那些在千家山捐軀的抗日志士不正是以“血寫的事實”留下了東北人民孤軍奮戰的抗日史迹嗎？值得注意的是，這支名為“大刀會”或“大刀隊”的抗日武裝，本以“民間封建迷信組織”為班底，後經首領王彤軒改造，“以抗日救亡為號召，改稱救國軍”，並“加强武術訓練”，使其成為彼時當地抗日武裝中的一支“强悍部隊”。正如蕭軍在小説中所言，這支隊伍代表了任何國内外反動勢力都無法消滅的“烈火似的，漫山遍野熊熊烈烈地旋轉著、燃燒著”的“人民的力量”，同時也真實反映了“九·一八以後，在東北各地人民的武裝，以各種形式和名稱到處生長著”的抗日鬥争現實。 不必説，這樣的“抗日的人民武裝隊伍”在當時並無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其實，通過在小説中介紹抗日武裝領導方面的複雜性，蕭軍對此已有間接的説明，并且特别强調指出，只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戰主流才能“戰鬥著、匯流著、前進著……一直到今天”。儘管如此，根據蕭軍 1954 年 5 月 25 日給人民文學出版社負責編輯的回信推斷，書稿所涉“東北義軍領導問題”，仍然受到了該社總編室的質疑，而蕭軍則以“這是當時歷史的真實，我想提出來是無疑的”為由，堅持了自己原來的書寫，“大刀會”及其“血寫的事實”由此才被留在/置於中國當代文學的抗戰叙事當中。除了“大刀會”，在工作員講述的平頂山事件中還有一個關鍵的細節，那就是日軍大屠殺後“由朝鮮人剥衣服，搜錢財”，於是村民在事後“痛恨朝鮮人”，認為他們是日本人的“幫兇”。 其實，早在041

1932 年 12 月 19 日《北平晨報》譯載之《撫順屠殺———美人漢特目擊記》以及前引《大公報》所載《十五載沉冤未雪 平頂山遺骸發掘》兩文中，已有慘案幸存者指認某些朝鮮人在這場大屠殺中犯下了罪行。 另據撫順市政協文史委員會在 1987 年重新整理并發表的《撫順平頂山慘案考》一文所述，慘案發生後，某些“朝鮮浪人”和“韓國僑民會人員”在日本侵略者的主導下完成毁屍滅跡的工作，“從此平頂山變成了一座人骨堆積的荒山”。然而，以更為深遠的歷史眼光來看，上述的罪行正體現了彼時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於朝鮮人民的武力脅迫、分化瓦解和思想毒害，同時也暴露了其在中朝人民之間長期製造和挑撥民族矛盾的陰謀詭計。 曾有研究者指出，自日本政府於 1938 年 4 月正式頒佈“特别志願兵”制度直到二戰結束，“7年内日本軍部總共招收了 10 餘萬朝鮮籍官兵，其中有近 3 萬名加入侵華部隊，隨日本殖民者一同踏上中國土地”。而在 1935 年秋在華朝鮮共產黨人聯合其他革命者通過的《朝鮮民族陣線聯盟綱領》中，對於上述問題也有明確的指示：“（丙）那些充當日本帝國主義的工具，散佈在中國各地的受雇用的朝鮮人，也受日本的壓迫（為了謀生而從事販賣鴉片、賣淫和走私等等），時機成熟時，我們必須採用特殊的方法，領導他們轉向反對他們的日本帝國主義雇主。”而在《五月的礦山》中，蕭軍並未不加分析地“實錄”特定族群的罪行，而是對其採訪得來的口碑史料進行了超越“生活事實”的文本化處理：而後，日本兵就趕來了附近一些貧窮的朝鮮居民們，命令著他們强迫著他們剥光那些屍體上血污的衣服碎片，揀出那偶有的孩子們底小手鐲，女人們底銀耳環，牙齒上的金包皮，以及偶有的財物。 這些朝鮮居民，有的企圖拒絶，不肯去那樣做，日本兵就用槍柄敲打他們底背脊，用刺刀戳他們底腿或手；再頑强拒絶的，他們就一槍打死了他，和中國人民的屍體一樣地倒下去，一樣地被剥光，被一道拖到那小山根底下，抛進那事先掘好了的、半天然半人工的小谷裡面去。 而後，就把那在小山丘三面早已埋好了的黄色炸藥底引信點燃了，於是轟地一聲，整個半段小山丘就崩落下來……把那塞滿了屍體的小谷填成了一尊巨大的墳！顯然，蕭軍在這裡並没有將平頂山慘案中的朝鮮人因素簡單化和模式化，而是將朝鮮居民塑造為和中國居民一樣的反抗者和受難者，就像生前曾經和中國居民一起擁有共同的家園一樣，死後他們和中國居民共同構成了有關“千人塚”的苦難記憶，而日本軍國主義者則是他們和中國居民共同的敵人，給包括中國、朝鮮在内的亞洲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灾難。考慮到蕭軍在 1951 年 6 月開始動筆寫作《五月的礦山》時，朝鮮戰争已爆發一年有餘且中美兩軍正處在鏖戰之後的對峙當中，上述有關平頂山慘案之朝鮮因素的叙事，或許不無“同仇敵愾”的現實政治訴求，但這並非其主旨所在。 追溯起來，蕭軍自少年時代起就對以安重根為代表的朝鮮愛國志士仰慕至深，借此形成了自己檏素的愛國主義思想，自 1930 年代初進行革命文藝活動以來，更是對這個雖然失去祖國但却頑强抗争的“弱小民族”深表同情。 1943 年 7 月 6 日，蕭軍在河邊聽到了一位剛從東北來到延安的朝鮮姑娘和兩位男青年合唱“朝鮮的《阿里郎》民歌”，這使其“想到了一個人流浪到异國的哀凄”。當年 9 月初，他又在家裡遇見了兒子的兩位朝鮮小伙伴，這一對姐弟“雖然樣子還像朝鮮人，他們的言語已經習慣中國的了”，這讓他再次產生了“一種特殊的感情”，並寫了一句舊體詩表達感慨，“故國淪亡三十載，漂流兒女已成行”。而對於同樣失去故土的蕭軍而言，這些流亡异國的朝鮮人何嘗不是一個鄉愁的印記。值得注意的是，作為一位時刻關注著故鄉抗日鬥争形勢的東北作家，蕭軍在 1942 年初不無驚141

喜地遇到了曾任東北抗日聯軍第四軍軍長的李延祿，並與之時相過從，而“東北情形”自然也就成為二者交流的主要内容。李延祿曾長期在吉林延邊地區領導抗日鬥争，對於加入“抗聯”的朝鮮抗日志士和當地愛國朝鮮移民的情况非常熟悉，其於 1938 年末扺達延安，自翌年元月起擔任中國共產黨東北工作委員會副主任，主要負責“收集整理和總結東北抗日鬥争的資料供領導機關參考”。因而，蕭軍很可能從李延祿那裡獲知了不少有關在華朝鮮人抗日鬥争的信息，而這對其建構在華朝鮮人的正面形象想必助益良多。 綜上所述，蕭軍在《五月的礦山》中，其實是從救亡圖存的視角和國際主義的意識出發，將平頂山慘案中的朝鮮人因素放置在更為寬廣的歷史背景中理解，并且通過創造性地改寫，將其整合為東北人民乃至中國人民共有的歷史記憶的一部分。三、“怎樣在思想上武裝我們底人民”小説中，蕭軍在叙述了千家山慘案之後，用充滿温情的筆觸描寫了千家山的人們在灾難之後的重生：“那當年的一切，似乎早已成了自然的陳迹，可是那被毁滅了的人們底後代，他們今天却依然存在著，他們和他們父母所生活的‘黑色年代’已經絶了緣，那黑色年代是一去不復返了。 楊平山和艾秀春他們正在金光四射、萬花齊開、緑草連天……的時代的大草原上開始生活著、工作著。 讓死者底仇恨、變為生者的力量罷！”由此，我們也就能够理解“艾秀春”之名的内涵。 艾，即艾蒿，不僅是驅邪祛濕的良藥，也是君子比德的“香草”，而“不容而實者謂之秀”（《爾雅》），可見蕭軍是以在春日焕發生機的艾草，比擬這位雖然遭遇被日本侵略者奪去父母和貞操的苦難，但却不向命運低頭並保持靈魂之驕傲的姑娘。 在《千家山———仇恨底歷史》這一章中，叙述人其實只用了不到三分之一的篇幅追溯千家山“仇恨”的歷史，餘者則是重在展現楊平山和艾秀春在東北解放後獲得的思想成長，可見蕭軍對平頂山慘案的歷史記憶有著超越仇恨的獨特理解。不言自明，作為一位曾以《八月的鄉村》為關内文壇帶來抗日烽火的東北作家，書寫東北的歷史記憶一直是蕭軍念兹在兹的文學主題和光榮使命，此前（基本）完成的長篇巨製《第三代》和約兩萬行的叙事詩《烏蘇里江西岸》均是這一脈絡中的產物。 不過到了構思《五月的礦山》的時候，蕭軍對於書寫東北之歷史記憶的現實意義又有了新的更為深入的思考。 1949 年 7 月 7 日是“抗日戰争十二週年紀念日”，蕭軍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下午雨後，燈泡廠秧歌隊那些青年人全心全力全生命扭秧歌的熱情，使我感動得流淚了！ 為了中國人民的“新生”，我必須要抛棄自己一些陰暗感情，為他們而工作啊！看到報紙上載美國扶植日本法西斯的陰謀，我斷定了，中國和日本以至美國之間，一定要不免一次殘酷戰争啊！ 中國人民一定還要經過一次殘酷而嚴肅的考驗啊！ 為了要警覺人民這思想，我必要放棄個人和共產黨之間的隔閡，無論如何它是領導中國革命唯一的可靠的力量，……只要它革命為人民解放……我一切準備忍受啊！ 我只求得中國人民不為奴隸！ ———我要以此為主題寫一部警惕的書！所謂“看到報紙上載美國扶植日本法西斯的陰謀”之説，指的應該是當日《東北日報》的相關報導和論述。也就是在當天的日記中，蕭軍終於確定了“要寫的作品時間”———“由五一到七七”，而其中設定的一個角色則是“曾被平頂山慘殺者”。此處所言的“要寫的作品”就是《五月的礦山》，而如前所述，那個“曾被平頂山慘殺者”就是後來的楊平山。 由此再聯繫到蕭軍將“七七”抗戰紀念日作為小説被叙述時間的終點，可見其當時依據有限的官方媒體的相關報導，形成了自己對於國際局勢的判斷，進而帶著對於中國未來命運的警惕和憂慮，在自己的小説中展開了對於平頂山慘案這241

一歷史事件的思考。 而蕭軍將“五一”國際勞動節作為小説被叙述時間的起點，也是自有深意存焉。 作家曾在 1949 年 5 月 1 日的日記中寫道：這裡燈泡廠的秧歌隊，全是十七八歲的青年人。 我看著這些孩子們全心全意，全生命力地表現喜歡［的］美妙的喇叭聲音，我的眼睛浮上淚來了！ 我們中國人民得到了新生！中國青年得到了新生！ 我必須要從今天起放棄自己那些執拗的、陰暗的、繁瑣的，卑俗的……個人的不愉快，個人的感情，全心全意、全生命力地……為他們工作吧！ 只要不讓中國人再做奴隸，我個人什麽委屈全應該忍受啊！ 一切為人民，……淚水又浮上了我的眼睛！……幾十年來，中國人民才過了這心靈上，生活上，無了顧慮和壓迫的第一個節日。同樣是燈泡廠的秧歌隊，同樣是“全生命”地表演，同樣是感動的淚水，從這兩處重要細節和核心表述多有“雷同”的記載中，可見蕭軍一直將覺醒並焕發生命生機的人民，視作實現民族和國家復興的力量源泉，而致力於中國人民的思想新生，則是其矢志不渝的追求。在 1949 年 7 月 27 日的日記中，蕭軍再次發出戰争的預警並叩問自身的責任：“美國在加强台灣掠奪與軍事化日本和東亞各島，這是戰争的準備，這將是最殘酷的也是最後一次戰争罷。 我將要怎樣在思想上武裝我們底人民呢？”如所周知，距離蕭軍寫下上述文字的時間不到一年，朝鮮戰争爆發，中國不得不抗美援朝，打響了又一場國運攸關的苦戰。 在這一對於國際形勢頗具預見性的判斷中，蕭軍將“怎樣在思想上武裝我們底人民”視作當務之急，這為我們理解《五月的礦山》獨特的歷史記憶書寫提供了新的線索。雖然蕭軍最後將小説的被叙述時間調整為 1949 年 5 月 1 日至 8 月 16 日，但他借由叙述人之口特别指出，在 8 月 16 日召開的“全烏金礦區各礦、廠勞動模範工作者的大會”的“前一天為八·一五，是中國東北四省解放四週年紀念日”，且曾引得整個烏金市徹夜歡慶。 可見作家雖然將抗戰紀念的“起點”替换為“終點”，但有關抗戰的歷史記憶仍是小説的重要主題之一。 不僅如此，叙述人對於“五一”這一被叙述時間的起點也有特别的解釋，這天其實是烏金市召開“五一勞動節五四青年節紀念大會”的日子，因而“不獨紀念五一勞動節，同時也紀念五四青年節”。行文至此，小説内藴的“五四”啟蒙精神已經呼之欲出。讓我們將目光轉向小説第四章《千家山———仇恨底歷史》的結尾。 根據叙述人的交待，楊平山和艾秀春都曾到烏金市或礦務局“總工會所辦的短期訓練班去受訓”，並由此獲得了思想上的新生。 而班上“每一個講課的人，他們總是熱情地希望聽者能够增長智慧和聰明，能懂得他們自己，懂得工人階級的任務，懂得敵人的罪惡，懂得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以及眼前應該怎樣進步、做些什麽”。可見蕭軍最希望楊平山和艾秀春學到的能力，其實就是“懂得他們自己”，而這也正是作家至為期盼的啟蒙願景。另外，細心的讀者或許已經發現，叙述人在描述魯東山去醫院探望楊平山的場景時（這也是後者在小説中的首次登場），楊平山曾隨手拿起一本《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而從其“凝視著那封面”的細節來看，蕭軍暗示出該書對於楊平山的思想形塑有著重要的影響。 衆所周知，該書是根據劉少奇 1939 年 7 月在延安馬列學院的演講整理出版的一部重要的黨内文獻，首發於當年 8 月至 9 月的《解放週刊》，隨後於 11 月由延安新華書店出版單行本，1942 年 2 月延安整風運動開始，該書成為“黨員幹部必讀學習的 22 個文件之一”，1943 年該書又被節選收入《整風文獻》，從此成為中國共341

產黨的理論經典著作。而就在蕭軍構思《五月的礦山》的前夕，學習《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又成為彼時東北各大公營企業組織的黨員幹部乃至非黨員幹部“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可見蕭軍在小説中嵌入該書，不無“生活事實”的依據。而早在 1942 年 7 月 4 日，蕭軍就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再次“仔細讀完”，並作為彼時自己開展思想鬥争的理論武器。以此推考，蕭軍在《五月的礦山》中嵌入該書的動機，仍是希望借此引入反教條主義和反剥削、反特權思想的話語。 劉少奇在書中强調，一方面共產黨員作為“覺悟的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他應該表現他為自覺的階級利益、階級意識的具體代表者，……也表現他們為整個民族利益的最好的代表者”，而另一方面，黨“不能也不應消滅黨員的個性，……黨而且在一切可能條件下去幫助黨員個性與特長（於黨有利的）發展，給他以適當的工作與條件，以至加以奬勵等”。 又因為無產階級具有解放全人類的崇高理想，他們堅决摒棄任何的剥削思想和特權意識，“他們一方面固然要用最無情的手段對付人民公敵，但另一方面絶不使用這種手段去對付自己的兄弟與同志”，“他們有堅定的嚴格的原則立場，光明、正直而嚴肅的態度，不能在原則上有任何讓步，不能容許别人對黨的利益有任何損害，也不能容許别人對自己的無禮侮辱，尤其鄙視别人對自己無原則的過度的奉承、阿諛和諂媚”。可為旁證的是，1948 年春，蕭軍在發表於自己所主編的《文化報》上的一篇反對“不自由主義”的文章中，曾經大段直接引用劉少奇 1945 年 7 月在《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舉過的“一些實例”，對於劉少奇有關反教條主義的“透闢而英明的解説”深表服膺，認為“它不獨適用於黨内，如果推廣起來，它甚至完全適用於各機關、各學校……以至於每個人。 如果誰還迷醉於那種‘命令主義’……等等的‘美夢’，這將要‘吃不開’”。在蕭軍看來，像楊平山、魯東山這樣的普通一線工人要想獲得工人階級應有的品質與覺悟，并且能够保障自己的權益和尊嚴不受侵犯，離不開堅持不懈地學習文化知識、提升思想水平。 比較起來，魯東山在小説的三位主要人物中可謂最具“實錄”意味，不過比之於原型人物張子富，還是有很多變化，其中一處特别值得關注的改寫就是其文化水平的“降級”。 蕭軍日記中描述的張子富雖然“没讀過書”，但在實際工作中鍛煉了他的“智慧和聰明”，不僅口才不錯，可以在大庭廣衆之下完成主題明確、條貫清晰、邏輯嚴密的脱稿講話，而且粗通文墨，能够閲讀諸如《掘煤技術入門》之類的煤礦專業通俗讀物。但在小説被叙述時間的起點，魯東山却是一個拙於語言表達的半文盲，不過到了小説被叙述時間的終點，他經過實際工作的鍛煉，不僅追上了張子富的口才，并且下定决心繼續努力學習文化，而從其“旁若無人地連猜帶測地”朗讀報上有關礦上勞動競賽消息時表現出的自信來看，像張子富那樣可以通過閲讀來提升自己應該指日可待。在《五月的礦山》中，叙述人通過魯東山在小説首尾處分别進行的兩次從“無”（慌亂）到“有”（從容）的講話，以一種前後對比和相互呼應的方式，揭示出這位勞動英雄在思想成長的過程中所經歷的艱辛與喜悦。而比讀蕭軍在 1949 年 8 月 16 日日記中的有關“撫順礦第一次勞模大會”的記載，可見上述有關魯東山先後在“五一勞動節五四青年節紀念大會”和勞動模範工作者大會上講話的情形，或許是化用了作家對於張子富和撫礦另一位“特等勞模”夏希仁在“勞模大會”上所做報告的觀察，而正是從他們的報告中，蕭軍欣慰地看到了“中國的勞動人民在成長”，并且發出了“未來的中國他們是脊梁”的讚嘆。蕭軍研究專家張毓茂先生曾經指出，“艾秀春和魯東山、楊平山等都是在偉大的社會主義時代成長起來的一代新人。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五月的礦山》也可以説是一曲新人的頌歌”。這無疑是非常恰切的評論，但我們在此基礎上還應該注意到，蕭軍為這些“新人”灌注了以魯迅精神為代表的啟蒙理想，那就是自立自强，剛健有為，富有生命的活力，擁有健全441

的靈魂。 而這也就是作家對於前述“將要怎樣在思想上武裝我們底人民”的自我追問給出的文學答案，同時也讓我們更為深刻地理解了蕭軍在《五月的礦山》中書寫歷史記憶的現實意義。結　 語在《五月的礦山》中，以魯東山、楊平山和艾秀春為載體的“仇恨”，共同指向了日本在甲午戰争以後就已開始的對東北的全面殖民擴張，及其遠在中國全面抗戰之前就已製造的以平頂山慘案為代表的血腥屠殺。 而東北人民的這些創傷記憶，終將匯流為全體中國人民的歷史記憶，也只有在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整體性視域中，“仇恨”才能得以消泯和昇華。 顯然，正是通過“闖關東”這樣的大規模人口遷徙與深度文化融合，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建設獲得了堅實的歷史基礎，中華民族的主體性也借此得到了進一步的確立和加强，中華民族因此才有足够的勇氣和韌性去面對近代以降艱難圖存的境遇。 放眼未來，“仇恨”的歷史記憶終將結束，因為它是一個必要的割舍和分斷，由此人們才能獲得新的視野與目標。 回望過去，“仇恨”的歷史記憶又永遠不會終結，因為它在啟蒙思想的發酵下已經化作促進民族永續發展的養分，多難的中國及其人民就像艾秀春之名所象徵的那樣，將如春日的艾草般驕傲地生長，邪僻難近，芳香遠揚。儘管時過境遷，但是蕭軍這些藴含在歷史記憶書寫中的啟蒙願景仍然讓我們為之激動，而那些始終伴隨著蕭軍啟蒙願景的困境，其實原本就是激發作家寫作的關鍵動力，並使之從這種境遇中進一步認清了自己和時代，其所懷抱的願景，也獲得了繼續修正和提升的可能，儘管作家最終為此承受了外人難以體會的艱辛與苦難。 因而，若論其中最值得總結的歷史經驗，似乎又回到了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那就是我們的社會和文化中為何容不下一個革命的“他者”蕭軍？ 透過今日學界某些專題研究中對於所謂蕭軍性格缺陷的指責乃至嘲諷，可見我們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價仍然受限於某些嚴苛的道德標準，這其實是以學術的名義將深刻的思想問題庸俗化，而我們這個國家和民族曾經遭受的苦難也就以這種方式被遮蔽和遺忘。 就此而言，蕭軍本人或許就是一個不無挑戰性的“歷史記憶”，從而構成了另一個頗具現實性的重要議題。〔在本文修改過程中，承蒙四川大學馮憲光教授、延邊大學金柄珉教授和厦門大學盛嘉教授的指教，後又得到本刊匿名審稿人中肯的意見，並此致謝〕①蕭軍：《批評與自我批評》，《蕭軍全集》第 17 卷，北京：華夏出版社，2008 年，第 227 頁。②參見皮埃爾·諾拉：《記憶與歷史之間：場所問題》，皮埃爾·諾拉主編：《記憶之場：法國國民意識的文化社會史》，黄艷紅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第 12 頁。③參見阿萊達·阿斯曼：《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和變遷》，潘璐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年，第 146～147 頁。④參見帕特里克·格里：《作為記憶的歷史》，陳浩譯，《歷史、記憶與書寫》，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 年，第 139、141 頁。⑤⑥⑨⑩蕭軍：《五月的礦山》，《蕭軍全集》 第 4 卷，北京：華夏出版社，2008 年，第 5、20 頁；第 12、73 頁；第 83 頁；第 5 ～ 6頁；第 21 頁；第 25 頁；第 51～ 52 頁；第 49 頁；第 47～48 頁；第 48 頁；第 49 頁；第 50～ 51 頁；第 20、30、226頁；第 55～56 頁；第 24 頁；第 224 頁；第 36、240 頁。⑦參見《張子富的歷史》，撫順市職工總會、撫順礦務局職工總會編輯：《撫礦第一次勞模大會輯錄》，遼寧撫順：撫順礦務局，1949 年，第 7 頁。⑧參見蕭軍：《東北日記 1946⁃1950》，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 657 頁；第 662 頁；第 722 頁；第 409 頁；第 713541

～714 頁；第 596 頁；第 649 頁；第 649 頁；第 650 頁；第 650 頁；第 665 ~ 666 頁；第 722 頁；第 722 頁；第752 頁；第 771 頁；第 662 頁；第 771~ 772 頁。參見《嗚呼撫順慘殺案！》，天津：《大公報》，1932年 12 月 21 日。參見撫順市社會科學院編：《撫順市志》第九 ~ 十卷，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0 年，第 443~ 444 頁。參見《中華創業功臣大辭典》編委會編：《中華創業功臣大辭典》，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 年，第285 頁。參見蕭軍：《延安日記 1940⁃1945》 （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 年，第 405 頁；第 405 頁；第 436 頁；第 439、441、443 頁；第 459 頁；第 81 頁；第 209 頁；第 225 ~ 226頁；第 635 頁；第 280 頁；第 281 頁；第 355 頁；第 166~ 167 頁；第 219 頁；第 372、377、390、579、588 頁；第522 頁。參見《平頂山慘案日要犯已就逮》，南京：《法聲》，第 127 號，1947 年 7 月 28 日。參見《十五載沉冤未雪 平頂山遺骸發掘》，天津：《大公報》，1947 年 8 月 2 日。參見趙偉：《平頂山慘案：文學視域中的創傷記憶》，福州：《福建師範大學學報》，2018 年第 5 期。參見傅波主編：《2006⁃2007 平頂山慘案研究》，瀋陽：東北大學出版社，2008 年，第 315 頁。參見文史辦重新整理、徐桂英執筆：《撫順平頂山慘案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遼寧省撫順市委員會文史委員會編：《屠殺集———1905⁃1945 年間日本侵略者殘害煤城同胞史料專集》 （“撫順文史資料選輯”第 9 輯），遼寧撫順：政協撫順市文史委員會，1987 年，第 43~ 44 頁；第 40~ 41 頁。參見蕭軍：《致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4 年 5 月 25日），《蕭軍全集》第 17 卷，第 19 頁。參見沈佳穎：《抗日戰争時期中國戰場上的朝鮮籍日軍》，上海：《歷史教學問題》，2020 年 1 期 。參見《朝鮮民族陣線聯盟綱領》，尼姆·威爾士（海倫·斯諾）、金山：《阿里郎之歌———中國革命中的一個朝鮮共產黨人》，趙仲强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93 年，第 261 頁。蕭軍：《我的最後一次檢查》（1974 年 5 月 20 日），《蕭軍全集》第 17 卷，第 306 頁。參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名錄（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29 頁。參見《努力經濟建設、粉碎敵人陰謀破壞———紀念抗戰十二週年》、高崇民： 《紀念 “七七” 應有的警惕》，以及操良、王飛：《美國保護日本侵略勢力復活》，瀋陽：《東北日報》，1949 年 7 月 7 日，第 1、2、3 版。參見蕭軍：《東北日記 1946⁃1950》，第 643 ~ 644 頁。按，《蕭軍全集》版蕭軍日記此處記載有缺文。這樣的思想早在蕭軍 1944 年 6 月 24 日和 1947 年7 月 23 日的日記中就有體現。 參見蕭軍：《延安日記1940⁃1945》（下），第 458 頁；蕭軍：《東北日記 1946⁃1950》，第 253 頁。參見劉吕紅等編著：《馬恩經典與百年中國·文獻研讀》（第二輯），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43~ 44 頁。參見《加强和改善公營企業職員的政治教育》，瀋陽：《東北日報》，1949 年 3 月 21 日。參見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延安：解放社，1949 年，第 54~ 55、69、71 頁。參見蕭軍：《春夜抄———“自由主義”與“不自由主義”》，《蕭軍全集》 第 12 卷，第 161 ~ 162 頁。 原載《文化報》第 28 期，1948 年 4 月 10 日。參見張毓茂：《跋涉者———蕭軍》，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347 頁。作者簡介：楊慧，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 天津300071［責任編輯　 桑　 海］641

澳門理工學報　 2023 年第 4 期人文版《袁水拍詩歌選》梳考*袁洪權［提　 要］ 　 文革結束後，詩人袁水拍的邊緣化和主流文學界對他的排斥，源於對“四人幫”的政治清算。 朋友有對他表達出鄙棄之舉動，亦是特殊環境下的自我保護。 1979 年 9 月，臧克家編選的《中國新詩選（1919⁃1949）》率先剔除了此前選入的袁水拍詩作四首，與 1950 年代編選時的態度截然相反。 1982 年 10 月，袁水拍孤寂離世，人民文學出版社決定出版袁水拍的詩歌選集，形塑他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特別是新詩）歷史中的地位。 1985 年 7 月，《袁水拍詩歌選》出版，編選者為徐遲、袁鷹，封面裝幀設計為郁風，丁聰、華君武畫了“插圖”。 徐遲、袁鷹分別寫了《序》和《後記》，表達對袁水拍的複雜情感，牽扯出《袁水拍詩歌選》編選背後複雜的歷史細節，為研究界反觀 1980 年代初期政治與文學的關係提供了特殊的標本。［關鍵詞］ 　 臧克家　 《中國新詩選（1919⁃1949）》 　 徐遲　 袁鷹　 《袁水拍詩歌選》 　 編選［中圖分類號］ 　 I20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3） 04 ⁃ 0147 ⁃ 11袁水拍（1916.3.28 ~ 1982.10.29），江蘇吳縣（今屬蘇州）人，原名袁光楣，他最響亮的筆名是“馬凡陀”，以此為筆名出版的《馬凡陀的山歌》及其續編，給他帶來了巨大的聲譽。 1949 年 7 月第一次全國文代會上，茅盾作關於國統區文學運動的總結報告《在反動派壓迫下鬥爭和發展的革命文藝》，重點提到《馬凡陀的山歌》“嚴正地分析了反動統治的實質”，“在風格上一致地表現著一種新的傾向，那就是打破了五四傳統形式的限制而力求向民族形式與大眾化的方向發展”。①王瑤、丁易和劉綬松在 1950 年代中國現代文學史修史②、“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③的制定中，均把它列為國統區政治諷刺詩的經典之作。 但 1976 年 10 月之後，袁水拍的名字卻在中國新詩的歷史敘述中成為尷尬，甚至一度成為眾矢之的。 1976 年 11 月 29 日，何其芳在給馬識途的信中這樣說道：這幾年，老實說，我不大感到，在北京有個什麼文藝界。 尤其是不覺得有什麼文學界。被承認的文學家的有幾個人？ ××。 ×××。 還有××。 也許還有半個×××。 ———是的，我還忘了有個×××，但他已不是作家了，詩人了，而是副部長了。 聽說他的精力用於給江青寫黑信太多，寫了二三十封，有些不知是什麼內容的信，既不敢投郵，又不敢交通信員送，甚741∗本文係教育部基地重大項目“紅色文藝史料整理、改編傳播與功能價值研究”（項目號：１８ＪＪＤ７７０００４）、教育部重大項目“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料編年整理與研究”（項目號：１９ＪＺＤ０３７）的階段性成果。

至他自己坐汽車送都不敢，卻要放著專車不坐，一個人辛辛苦苦地騎腳踏車，遠遠地騎到釣魚台去送。 這樣，就詩也寫不出了，文也寫不出來了。 而且過和他類似的精神生活的人，大概是無法寫詩，世界上好像也還沒有那樣的詩人。 世界上也真是什麼怪事都有。 但這樣三四個人就成一個界嗎？”④考慮到特定的政治語境，信劄中的人名用“××”或“×××”加以替代，其實都是有所指的，針對的是倒向此前的“主流文學”的文人，包括浩然等。 其中，被何其芳提及的第四個“ ×××”指的是袁水拍。 他曾在文革後期的 1976 年 3 月（一說 2 月）至 10 月間，擔任過文化部副部長、《人民文學》主編，1977 年初被解職。 這一經歷導致袁水拍受到政治清理，他被當作是“四人幫”的幫派文人。 劉錫成也注意到袁水拍的尷尬處境，“隨著揭批‘四人幫’運動的深入，發現袁水拍與‘四人幫’的瓜葛太多了，陷得太深了……”⑤1977 年 12 月 28 至 31 日，《人民文學》編輯部組織召開深入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座談會，茅盾對袁水拍加以批判：“當時‘四人幫’篡黨奪權，要把他們的一個人塞進去，這個人大家都知道，叫袁水拍。 他同‘四人幫’的關係很密切，效忠信不曉得寫了多少封，所以這個人得到‘四人幫’的欣賞。”⑥對於袁水拍這樣一位（甚至是一類）與政治有複雜糾葛的文人，如何給予恰當的文学史評價，是 1976 年後現代文學研究界頗為謹慎的事。 從當前學界的關注可見，關於袁水拍的研究至今沒有真正展開起來，內中原因就在於他的政治生涯同“四人幫”的關係。 據韓麗梅統計，1976 年 2 月在《紅旗》發表《鼓舞我們戰鬥的宏偉詩篇———學習毛主席詞二首》後，袁水拍在國內文壇消失了長達六年之久，直至 1982 年 3 月 10 日組詩《漢俳學步》由《詩刊》刊出。 1982 年 10 月 29 日去世前，他僅有三篇文章獲得國內發表的機會。⑦本文以臧克家《中國新詩選（1919⁃1949）》第三版的刪詩行為、1984 年徐遲和袁鷹編詩過程為中介，努力還原《袁水拍詩歌選》編書與出書的歷史細節，為1980 年代中國思想與文化史研究做一個微觀的個案標本。。一、《中國新詩選（1919⁃1949）》第三版（1979 年）的處置策略1953 年夏天，中國青年出版社委託臧克家編選《中國新詩選（1919⁃1949）》，是“為了幫助為青年讀者豐富文學知識，了解五四以來中國新詩發展和成就的概況”。⑧初版選錄詩人 26 人的 92 首詩作，定價一元七角。 袁水拍的詩歌入選 4 首，包括《寄給頓河上的向日葵》、《發票貼在印花上》、《大膽老面皮》和《在一個黎明》。敘述國統區的政治諷刺詩的時候，臧克家把袁水拍的詩歌納入新詩史的敘述框架。 他認為“在蔣管區，政治諷刺詩，成為一九四五年以後的詩的主流，每一個詩人都在自己的詩裡發出了憤怒和反抗的強烈情感。 這些諷刺詩，不是一般涵義的‘諷刺’，實際上就是‘暴露’和‘打擊’的代名詞”，並提出：《馬凡陀的山歌》就是這樣一些作品裡代表性較強的一種。 他站在革命的立場上，利用山歌的形式，對於蔣介石及其主子美帝國主義分子進行了有力的諷刺，在青年知識分子和市民層中間發生相當大的影響。 由於它的內容富於現實性和鬥爭性，而形式又比較通俗，所以，在許多群眾集會的場合，常拿它做朗誦的材料，有些詩歌如《丈夫去當兵》、《發票貼在印花上》、《大膽老面皮》等，得到了普遍的流傳。 在這些山歌裡也還有為數甚少的一部分脫不掉革命小資產階級的情調，表現得還不夠深刻有力。抗戰以後，袁水拍寫了不少鼓舞人民、保衛祖國和反映人民抗戰時期生活情況的詩841

篇，《寄給頓河上的向日葵》就是為人所知的比較優秀的作品。 《馬凡陀的山歌》和這些作品比較起來，不論在內容和形式方面都不相同，它比那些作品的政治性加強了，在表現方面，更顯得樸素、平易、深入淺出。 《馬凡陀的山歌》所以比他以前的作品更受到群眾的歡迎，在政治鬥爭中，起了一定的作用。⑨在編選者臧克家看來，袁水拍的詩歌是 1945 年後國統區諷刺詩的“代表作”。 他還讚揚《馬凡陀的山歌》在藝術形式上的特殊貢獻，“打破了一版新詩的習用形式，採取了民歌、歌謠、五七言的形式和格調，這種形式和格調，容易懂，容易上口，為廣大人民，特別是一般市民所喜聞樂見”。⑩1957 年3 月《中國新詩選（1919⁃1949）》第二版出版時，袁水拍的詩歌史敘述仍遵照初版的代序文字，入選篇目也未改動。 1979 年 9 月推出第三版這一新版時，臧克家在《新版後記》中特別交待，《中國新詩選（1919⁃1949）》“也作了一些新的調整”。第三版與第二版相比發生了明顯變化，“一是代序文字的再修訂與部分詩人的詩歌史陳述變化甚大；二是入選詩人的變化與詩作入選的增刪問題”。這裡要特別指出的，是臧克家對袁水拍態度的重大變化。新版裡，臧克家對袁水拍的詩歌進行徹底刪除，這是目錄最醒目的修改。 具體文字上的變動則體現在兩方面：一是關於國統區諷刺詩的敘述，新版序言文字的變動。 此前第二版（1957 年 3 月）並沒有“發生了較大影響的，有《馬凡陀的山歌》，臧克家的《寶貝兒》、《生命的零度》等諷刺詩集”這樣的文字，這算是在新的政治語境下臧克家關於戰後國統區諷刺詩敘述的改動，有敘述人物（從袁水拍到臧克家）過渡之考慮（進一步凸顯臧克家在 1945 年後詩壇的位置）。 按照 1950 年 5 月教育部定《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初稿來看，“七月派”文人的綠原是不能涉及的，他是胡風分子，1955 年被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成員，此時還沒平反。 袁水拍也受到詬病，儘管臧克家在《人民文學》、《詩刊》和《文藝報》三家刊物的編委會聯席會議（1978 年 10 月 20 ~ 25 日）上說“我對童懷周心裡抱愧。 （《詩刊》編輯部）編輯不敢為天下先。 到了立於不敗之地時，才敢發表。 這是很不好的”這樣的話，但在實際編輯新詩選時，他也保持著頗為謹慎的態度，試圖撇清新版詩選可能帶來的政治糾纏。 二是在《“五四”以來新詩發展的一個輪廓》代序中，臧克家刪除了初版、二版對袁水拍論述的文字，整整兩大段近四百字。刪除袁水拍詩後，臧克家為了補救 1945 年後國統區諷刺詩的歷史敘述，必然要用新的政治諷刺詩來加以取代，使之符合 1954 ~ 1955 年編選時對中國新詩歷史的“構想”。 他對自己的詩歌篇目進行了調整，用《生命的零度》取代《老哥哥》。 《老哥哥》創作於 1932 年 3 月，是其早期詩歌的代表作，表達作者“對黑暗現實的憤慨”，他還在散文創作中以同題寫作這位“老哥哥”。 《生命的零度》創作於 1947 年 2 月，屬於典型的國統區詩歌，也是臧克家自認的諷刺詩代表作，曾列入 1954 年1 月作家出版社、1956 年 11 月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臧克家詩選》。 這種替換的微妙變化，悄悄地實現了臧克家的目標：一是讓政治諷刺詩在特定歷史脈絡中得到接續，與此前的新詩史構想形成內在的統一；二是使自己的詩歌地位得以鞏固，從 1930 年代的新詩延展到 1940 年代的新詩。 要知道，在 1976 年 10 月後，臧克家亦面臨很大的政治壓力。 他參與復刊的《詩刊》的編務工作過程中，少不了與“四人幫”有類似的歷史糾葛。1976 至 1978 年的政治形勢下，在《中國新詩選（1919⁃1949）》新版編選過程中，臧克家進行的“新的調整”，切合時代語境和個人的自我申辯，也是詩人的自我保護策略，作為歷史細節的處置策略無可厚非。 但是，閱讀《臧克家全集》收錄的懷念故人文章（老舍、郭沫若、王統照、何其芳、王瑩、茅盾、鄭振鐸、曹靖華、高士其、冰心、顧頡剛、季羨林、白壽彝、鄧廣銘、葉聖陶、李廣田、駱賓基、吳伯941

簫、碧野、李健吾等），令人感到遺憾的是，其中並沒有臧克家懷念袁水拍的文章。 從袁水拍在懷念老友的名單中缺席這一事實，可見臧克家的政治敏感度還是太高。 如果結合此前此後臧克家與姚雪垠、劉再復的文學論爭，似乎可以理解臧克家的這一行為，但還是給人一種怪異之感。二、袁水拍去世後的兩則材料及其附帶發現1979 年 8 月 17 日，袁水拍的妻子朱雲珍離世。 這是袁水拍隔離審查八個月後遭遇的第一件大事。 熟悉袁水拍的人都知道，朱雲珍的去世給晚年袁水拍的生活增添了無盡的痛苦。目前尚無資料披露，袁水拍有沒有讀過《中國新詩選（1919⁃1949）》的第三版內容（第一版和第二版他是肯定讀過的），他讀過之後又有什麼感想。 晚年袁水拍，一面遭遇同輩人的“多所詬病，不屑往來”，一面“自己更覺難見故人，封閉起來”，“蟄居家中，悔恨苦悶，精神極度壓抑”。1982 年 10 月 29 日，袁水拍因病醫治無效離開人世。袁水拍去世後，其掛靠的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成立“袁水拍同志治喪小組”，1982 年 11 月 4 日曾發布過一則訃告：“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人員、著名詩人、中共黨員袁水拍同志因患肺間質纖維化病，經友誼醫院久治無效，於十月二十九日晨七時四十分逝世，終年六十六歲。 定於十一月十日上午十時半，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向遺體告別，不舉行追悼會。”訃告特別強調袁水拍遺體告別中“不舉行追悼會”這一儀式，對於一個失意的政治家、落魄的詩人意味著什麼，明眼人自可理解。 香港《明報》轉載中國新聞社的“北京電訊”，用很短的篇幅報道袁水拍的死訊，通告其海外友人。1982 年 12 月 10 日，《詩刊》第 12 期報道了袁水拍去世的消息：詩人袁水拍同志逝世著名詩人袁水拍同志因患肺間質纖維化病，醫治無效，於 10 月 29 日在京逝世，終年66 歲。袁水拍同志在 1944 年到 1948 年曾用馬凡陀的筆名，發表了 300 多首政治諷刺詩，結集為《馬凡陀的山歌》、《馬凡陀山歌續集》。 他的作品還有：抒情詩集《人民》（1940 年）、《冬天，冬天》 （1942 年）、《向日葵》 （1943 年）、《沸騰的歲月》 （1947 年）、《解放山歌》（1949 年）、《詩四十首》（1954 年）、《歌頌與詛咒》（1958 年）、《煤煙和鳥》（1958 年）、《春鶯頌》（1959 年）和政治諷刺詩集《政治諷刺詩》 （1964 年）；詩和通訊集《華沙北京維也納》（1953 年）；論文集《文藝劄記》（1959 年）、《詩論集》（1958 年）。 譯作有：詩集《五十朵番紅花》（1954 年）、《伐木者醒來吧！》 （1958 年）、《我的心呀在高原》、《旗手》、《土耳其詩選》、《哈羅爾德的旅行及其他》、《新的歌》；論文集《馬克思主義與詩歌》（1950 年）、《詩與評論》、《現代美國詩歌》、《論詩歌源流》等，與他人合譯的作品有《聶魯達詩文集》、《巴黎的陷落》等。這是《詩刊》代表官方對他的文學定位和歷史評價。 從標題可看出，官方對他的政治定性（或政治判斷）有一定程度的鬆動。 通稿中“著名詩人”、“同志”兩個詞背後深藏的特殊含義，還是能夠讓人捕捉到細節的信息。 儘管通稿中省略了袁水拍諸多的政治生涯描述，真正的生平文字介紹不足 40字（消息的第一段），但能夠詳細地羅列出他出版過的所有作品集（詩集、論文集和譯作），說明官方對他的文學限制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鬆動”，亦看重他在中國新詩歷史上的地位與貢獻。 《詩刊》編輯部亦編排了袁水拍的遺詩一首（《煙囪自吹》），隨同這則消息刊載，表達對他特殊的悼念情感。隨著袁水拍的去世，蓋棺定論對詩人來說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 1976 年 10 月後，中國現代文051

學史修史中產生最大影響的著作，莫過於三卷本的《中國現代文學史》。 此書為“高等學校文科教材”，唐弢（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嚴家炎（北京大學中文系）主編，人民文學出版社 1979 年6 月出版。 第三卷（冊）第二十章為“國統區文學”，其中第三節標題為《〈馬凡陀的山歌〉等詩歌和雜文、散文》。 在這一節內，袁水拍被予以重點敘述，佔據八頁的篇幅，可見袁水拍在中國現代文學史建構中的重要性。 但在作品選的配套資料《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的“新詩選”三卷內，並沒有出現袁水拍，這又讓人明顯感到，此時有關袁水拍詩歌的編選仍是敏感而矛盾的：既要讓中國現代文學史呈現出袁水拍的文學史地位，又不能讓讀者看到他的具體詩歌作品。既然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脈絡中要有袁水拍的敘述空間，出版他的作品（詩）選應是遲早的事情。 人民文學出版社很快意識到這個問題，做出編選《袁水拍詩歌選》的決定。 按照徐遲的說法，是“一些老同志的委託”。這些老同志到底是誰，至今沒有材料披露。 但真正要來實際編選袁水拍的詩文時，卻面臨尷尬，還是呈現出某種政治的壓力。 找誰來編袁水拍的詩選，是很棘手的事情。如前文所述，連知根知底的老熟人如臧克家都極力回避（新詩史敘述），在《中國新詩選（1919⁃1949）》第三版中刪除袁水拍的詩歌，教育部委託編選《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亦故意回避袁水拍詩歌。 “舊日好友幾無往還，甚至有斷席絕交者”。按相關信息所示，袁水拍的子女（袁剛健、袁懷雨）都不在文化界，他們參與作品集編選的可能性不大。 而在老朋友中，與袁水拍交往密切的人，除臧克家外，還有徐遲、袁鷹、丁聰、馮亦代、郁風等人。 這些老友能否從同時代人的政治觀念上轉身走出來，參與《袁水拍詩歌選》的編選呢？1985 年 7 月，《袁水拍詩歌選》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初版分精、平裝本兩種版式，合計印數10,580 冊。這對於袁水拍這樣的詩人的作品集來說，其實是蠻不錯的印數，“這是對水拍的最有價值的紀念”。1986 年 1 月 6 日《人民日報》第八版對《袁水拍詩歌選》的出版發表了推介語：袁水拍詩歌選袁水拍同志是我國詩壇上一位著名的詩人，在詩歌創作上作出過重大的貢獻，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一定的地位。 他的詩歌早在三十年代就蜚聲文壇。 1944 年到 1948 年間，他在國民黨統治區所寫的大量的政治諷刺詩，是用的馬凡陀的筆名。 其《馬凡陀山歌》採用我國人民喜聞樂見的民歌、民謠以及五七言詩的形式，廣泛而生動地反映了那個歷史時期反動統治者內部極端混亂和廣大人民饑寒交迫的狀況。 作者以火熱、犀利的筆觸，辛辣地嘲諷了國民黨官僚階層利欲熏心、昏庸無能和崇洋媚外的惡性面目，活畫出一幅黑暗、落後的舊中國的官場現形記。 其代表篇章如：《發票貼在印花上》、《四不象》、《凡爾賽的槍彈》等，都是絕妙的好詩歌。人民文學出版社最近出版的《袁水拍詩歌選》是從作者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五十年間出版的十餘部詩集和未及結集成書的詩稿中廣搜博求，仔細篩選的選集，共收入詩作二百餘首。 包括情詩、山歌、政治諷刺詩三部分。 作者善於把尖銳的諷刺與幽默的嘲弄和諧地結合在一起，使作品具有濃烈的時代感和獨特的藝術魅力。 他擅長以活而美的口語入詩，不雕飾詞藻，詩句通暢，幽默辛辣，耐人尋味，給人以美感和啟迪。書前附有作者的生活照片和手跡多幅，並收有徐遲同志寫的序文；書後附有袁鷹同志寫的後記。 序文和後記以飽含深厚的情感，真摯的筆觸，精辟地概括了袁水拍同志一生坎坷的經歷及其詩歌創作的成就和特點，表達了對袁水拍同志深切的懷念之情，可說是知音之論。 （劉蘭英）151

從 1982 年病逝後的不到 40 字的生平介紹，到 1985 年出版詩歌選後的隆重介紹，近三年的時間裡，對袁水拍的文學評價已經有較大的鬆動。 關於袁水拍文學史評價的鬆動時間，實際上還可往前追溯。 徐遲為《袁水拍詩歌選》寫的序言《談袁水拍的詩歌》，1984 年 4 月 6 日完成，先發表在1984 年 11 月 10 日的《讀書》雜誌上。 當然，這也可以理解為是為《袁水拍詩歌選》的出版宣傳造勢。 但發表於《讀書》這個思想敏銳的期刊，也並不是偶然的安排。三、徐遲、袁鷹關於《袁水拍詩歌選》的編選細節人民文學出版社最初打算安排由劉嵐山、袁鷹進行編輯，他們本為袁水拍的故舊和同事，且都生活在北京，著手詩歌選的編選工作較為便利。 因劉嵐山患癌症還處於治療階段，後改為由徐遲、袁鷹編選。“老同志們”最初不考慮徐遲參與袁水拍詩歌選的編選，是有現實原因的。 一方面，是因為徐遲主要生活在武漢；另一方面，則來自於徐遲和袁水拍曾經斷交。 據馮亦代透露，徐遲到北京“只找我和袁水拍，那時還有‘文革’的遺風，朋友們不敢往來，更不能暢所欲言，他一向總認為他的朋友中第一是袁水拍，第二就算馮亦代了”。 但徐遲還是在 1976 年與袁水拍斷交，“因為他認為受了袁水拍的侮辱”。但正如邵燕祥所觀察到的，“徐遲是十分篤於友情的”。徐遲毅然承擔起《袁水拍詩歌選》的編選任務，從序言文字來看，他在 1984 年 4 月 6 日前已將詩歌篇目編選完畢。序言中，徐遲談及其在編選過程中的情感：關於這個編輯工作，原先想把他的自由詩、山歌和譯詩合起來編選一大本的。 但數量過多，只得把譯詩分出去，也許將來可以另編一本譯詩集。 他解放前出的詩集《人民》、《向日葵》、《冬天、冬天》、《沸騰的歲月》和頗有影響的《馬凡陀山歌》、《解放山歌》等共出了七本。 其中還另有的一本《詩四十首》，則是他解放前那些詩歌的自選集，正好成了我這個選本的一個藍本。 那本自選集，選得太苛了些，許多好詩並未選入，因此我將它擴大了。 共選進了一百三十首，說起來也還是相當苛刻的。 開國以後，他的詩集有六本之多。它們是《春鶯集》、《華沙·北京·維也納》、《歌頌和詛咒》和《馬凡陀的山歌》的自選本（它也是我選山歌時的一個藍本），還有《政治諷刺詩》、《煤煙和鳥》，加上未出版的《雲水集》，也共七本。 從質量來講，他的詩歌不如以前，我就選得更嚴一些。 《政治諷刺詩》、《煤煙和鳥》就沒有選上一首。 而《春鶯頌》也成了我選他的開國後的一個藍本。 這七本我共選了五十首。 這樣，解放前和開國後，共選一百八十首之多。可以看出，徐遲在實際的編選過程中，一面扼腕歎息袁水拍的悲劇人生，“願他的靈魂平安”，一面又為老友的“喜劇”慶幸，因為“他的詩歌活下來了，還會長久地活下去，並且寫入文學史的”。經過徐遲精挑細選，最終確定 180 首詩歌進入《袁水拍詩歌選》（與出版時的篇目有差別）。袁鷹也接受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安排，參與到《袁水拍詩歌選》的編選之中。 從當時的情況來看，徐遲在武漢編選，袁鷹在北京編選，最後由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來完成最終的統編工作。袁鷹的編選工作結束於 1984 年 9 月，他在編選過程中有自己對袁水拍這位老友的深刻情感，以《詩人遠去詩常在———〈袁水拍詩歌選〉後記》作了記錄，載於《人物》1985 年第 2 期。 為了給這篇文章作注，他在文章寫好後曾登門拜訪華君武，華君武憶及“除四害”時袁水拍生活的細節，重繪《袁水拍除四害》，隨同袁鷹的文章刊載。 這幅漫畫後來編入《袁水拍詩歌選》內，是華君武與袁水拍友情的見證。 袁鷹選輯袁水拍詩歌篇目為 200 首，顯示出與徐遲的差異。 在後記裡，袁鷹特別交待了文革前的文化部批判（波及袁水拍）和文革結束後的政治清理（袁水拍受衝擊），形成了對徐遲文字的251

補充，畢竟徐遲在文革前就離開了北京的文化生活圈，相關細節袁鷹更清楚。 他提及文革初期袁水拍的被整遭際和《人民文學》復刊的具體細節：瘋狂的大風暴一起，中央宣傳部被肆意誣陷爲“閻王殿”，部長們既成了“閻王”，處長們當然就是“判官”，概屬於打倒和揪鬥之列。 這樣鬧了一陣，就信息杳然，聽説發配到賀蘭山下牧驢去了。 某次牽驢歸來，驢不肯走，他就高聲吆喝：“快走！ 快走！”我聽到這則被當作笑話的“幹校軼事”時，只感到一股凄楚情味，依稀看到一個身穿破衣、手持短棍、架一副深度近視眼鏡的蹣跚身影。……尤其當周恩來同志病篤、鄧小平同志受命主持中央工作時，黨中央決定恢復《人民文學》、《詩刊》等五種文藝刊物，水拍被任命為《人民文學》主編。 一方面是小平同志有明確的批示，大意是《人民文學》應該恢復，但靠現在的文化部領導，辦好不容易。 另一方面是江青、張春橋和他們卵翼下的文化部，竭力進行干擾和破壞。 在這針鋒相對的尖銳矛盾中，主編是很不好當的。 但是《人民文學》恢復的第一期上，仍然推出了蔣子龍的《機電局長的一天》。 這篇小說，儘管限於當時歷史條件有許多不足和不妥，但卻以要把經濟搞上去和要整頓企業這樣具有強烈的戰鬥性和鮮明的傾向性的主題，振聾發聵，於萬馬齊喑中表達了黨中央正確的聲音和人民的意願。 發表這樣的作品，主編是擔了風險的。如果辯證地和歷史地加以看待，袁鷹已經看到袁水拍也是當時政治運動的受害者。 至於為人詬病（包括茅盾、何其芳等）的《人民文學》主編的罪責，袁鷹以理解的同情態度、設身處地地為詩人當時的尷尬處境著想，超越了同時代大部分人的眼界，重提蔣子龍的《機電局長的一天》能夠在復刊後的《人民文學》問世，讓人看到了袁水拍性格背後的複雜性。徐遲、袁鷹在《序》和《後記》中回顧老友袁水拍的生平時，均沒有提及他在文革期間的“自殺行為”。逝去的歷史雖不容假設，但如果袁水拍在文革期間真的自殺身亡，今天我們的文學史對袁水拍的評價肯定是另一面孔。後來的人生命運，正如他的海外友人們看到的，“卿本佳人，奈何從賊”，有惋惜有責備，但“更是深知其人的體諒”，他的悲劇“也是某一類知識分子的共同悲劇”。《袁水拍詩歌選》最終選輯詩歌 198 首，徐遲、袁鷹的編選篇目的框架結構是這部詩歌選集定稿的基礎，也是研究界觀察徐遲、袁鷹在 1980 年代初期文學觀念、政治觀念的重要材料。 《袁水拍詩歌選》相關詩歌篇目的來源分布，這裡予以簡單說明：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入選詩歌，主要集中在《人民》（新詩社 1940 年 1 月，選錄 17 首）、《向日葵》（美學出版社 1943 年 5 月，選錄 12 首）、《冬天，冬天》（遠方書店 1943 年 11 月，選錄 22 首）、《沸騰的歲月》（新群出版社 1947 年 4 月，選錄 38 首）、《馬凡陀的山歌》（生活書店 1946 年 10 月，選錄 23 首）、《馬凡陀的山歌（續集）》（生活書店 1948 年 6 月，選錄 22 首）、《解放山歌》（新群出版社 1949 年 6 月，選錄 8 首）七部詩集裡，考慮到有重叠的詩篇（《人民》與《向日葵》就有《不能歸他們》、《雨中的送葬》、《陸地上的船》、《祖國的憂鬱》、《悲歌》5 首重叠），實際選錄總數爲 137 首。人民共和國以來入選的詩歌，主要集中在《華沙·北京·維也納》（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3 年 11月，選錄 17 首）、《歌頌與詛咒》（作家出版社 1958 年 6 月，選錄 24 首）、《煤煙和鳥》（新文藝出版社 1958 年 7 月，選錄 7 首）、《春鶯頌》（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9 年 9 月，選錄 17 首）、《政治諷刺詩》（作家出版社 1964 年 11 月，選錄 1 首）、《雲水集》（文革前編訂，未出版，選錄 11 首），另有未入集詩歌 9 首。 除去重叠的詩篇（《華沙·北京·維也納》、《歌頌與詛咒》之間就有《“温和派”艾契遜升官記》、《迎接巴黎世界和平大會》、《美國駐滬領事的請帖》、《黑暗的審判》、《可耻的失敗》、351

《在西伯利亞火車中》、《兩個耳光》、《一幅崩潰的大厦裡》、《印度人民和朝鮮人民的擁抱》、《地球上各處的人都來到了維也納》、《阿根廷兒童説話》、《蘇丹青年》、《向偉大的和平戰士的英靈致敬》17 首重叠；《煤煙和鳥》、《春鶯頌》之間就有《新的歷史今天從頭寫》、《紅色的戰鬥機群》、《我們要和時間賽跑》、《太陽鳥》、《青年女工》、《第 3924 輛汽車》、《資本的廢墟》7 首重叠），實際選錄詩歌總數爲 61 首。徐遲在序言中說到，《詩四十首》和《春鶯頌》明顯帶有作家自選集的性質，是他編選過程中兩個重要的藍本。 《詩四十首》主要針對的是“在解放前十年間（一九三九~一九四九年）所寫的一部分詩，選自過去出版過的幾本詩集：《人民》、《向日葵》、《冬天，冬天》、《沸騰的歲月》、《解放山歌》。從一九四四到一九四八年，以‘馬凡陀’筆名發表的作品，不包括在這裡”。《春鶯頌》是 1958 年起人民文學出版社建構的大型文藝叢書之一種，主要是為十周年國慶獻禮，“是我從一九四九年全國解放到一九五九年夏季所寫的詩”，所收錄的詩歌主要來自於《華沙·北京·維也納》、《歌頌與詛咒》、《煤煙和鳥》三種詩集。 還有部分並沒有入集的詩歌，應該指的《雲水集》，和晚年創作的幾首詩。 《春鶯頌》收錄詩歌總計為 47 首，編選到《袁水拍詩歌選》中的 17 首，佔三分之一強的比重，但與這三種詩集詩歌的篇目總量相比，還是顯得非常少。從詩歌選的正式出版篇目來看，袁水拍 1949 年 10 月前的詩歌總計為 137 首（來自六部詩集），此後的詩歌入選 61 首（來自七部詩集）。 以詩人的創作生涯來衡量，1949 年 10 月後袁水拍的詩歌創作並不少，但兩位編選者都對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這些詩歌表達出不滿，“他已不再是一個唱諧謔調的山歌歌手，更談不上作一個熱情奔放的抒情詩人。 他只能寫一點淡而無味的政治諷刺詩，說教式的論說文”、“難以避免知識分子的某些弱點，並且不能逃脫由於歷史和社會種種原因形成的對知識分子的厄運”。文革後至逝世前，袁水拍的詩歌發表數量不多（筆者統計，共 7 首），兩位編選者對這些詩歌的態度並不一致：徐遲認為“不如早期的詩歌那樣生氣勃勃”，袁鷹則認為“這些詩歌在藝術上可能不及中年時期那些享有盛譽的力作，更說不上是他一生詩歌創作的峰巔，但也許算得上一首雄壯的交響曲中一個和諧的休止符”。從這個細節性評價來推斷，編入詩歌選內的1982 年公開發表的 7 首詩歌，顯然是袁鷹的編選意見。 這也讓人看出：袁鷹試圖體現出袁水拍詩歌創作的內在線索，“從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大體上總是同時代的脈搏一起跳動的”。值得注意的細節是，袁水拍的兩首特殊的詩歌《搖頭》、《官僚架子滾開！》亦列入。 《搖頭》發表於《人民日報》1957 年 4 月 18 日，是鳴放時期很有代表性的詩歌。 《官僚架子滾開！》發表於《人民日報》1957年 5 月 10 日，針對當時的官僚主義作了辛辣的諷刺。 其實，《官僚架子滾開》是有創作背景的，它是對曾經轟動一時的“左葉事件”的諷刺，差點讓袁水拍“跌入‘右派’深淵”。這兩首詩的入選，編者（更主要的編選意願顯然來自於袁鷹）的意圖很明顯，試圖讓讀者看到袁水拍諷刺詩歌寫作的內在脈絡和在中國當代文學的曇花一現。應指出的是，《袁水拍詩歌選》的出版可以看作是袁水拍的老友們為詩人文學正名的一次集體行為，“為選集出版盡力者均係作者生前好友”，徐遲、袁鷹承擔的具體編選工作最為繁重。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時，老友們的名字響亮地結集在這部書內，不僅有徐遲飽含深情的《序》、袁鷹傾訴真誠情誼的《後記》，還有郁風參與設計的書籍封面（向日葵），丁聰為詩歌繪制的插圖五幅（《大人物狂歡曲》、《主人要辭職》、《美術家的難題》、《民國三十五年的回顧和民國三十六年的展望》、《萬稅》）。 書前的插頁顯然經過精心篩選，除了作者本人的家庭生活與創作相關圖片，還選輯了袁水拍與友人的合影圖片三幀，分別是《作者與艾青、力揚在北京》 （1949 年）、《作者與徐遲在北京》451

（1975 年）、《作者與袁鷹、方成在北京》（1960 年）。 華君武刻畫袁水拍生活細節的漫畫《袁水拍除四害》，亦收錄其中。 郁風 1940 年為《人民》出版設計的封面，放置在書前的插頁裡。面對袁水拍這樣一位在政治上有瑕疵的詩人，徐遲、袁鷹、郁風、華君武等詩人的生前好友在1980 年代初期開明的政治態度，顯然值得研究界好好反思。 《袁水拍詩歌選》出版的背後，參與編選過程的人們突破的不僅是對袁水拍詩歌歷史的史料立體呈現，更是一代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思想觀念突破的特殊標誌。 在 1980 年代以來的思想與文化中，這仍舊留給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界留下一定的反思空間。結束語1976 年 11 月 28 日，身處文壇邊緣的詩人穆旦在給巴金的信劄中提到袁水拍，“聽說袁水拍正在挨批，因為他是文化部副部長。 大概為‘四人幫’污染了，很可惜”。“很可惜”這三個字，表達出穆旦對袁水拍（詩歌）文學才華的惋惜之情。 袁水拍希望自己的文學創作能面世，這從 1980 年 4月 8 日給劉嵐山的信劄可看出。1976 年 10 月至 1982 年 1 月前的特殊政治語境下，未作政治定論的袁水拍想要發表自己的作品何其艱難，可能他的文稿轉給的不僅僅是劉嵐山這樣信任自己的摯友。 遲至 1982 年 3 月 10 日，第 3 期《詩刊》刊登了他的《漢俳學步》組詩。 這是袁水拍的名字在文革結束後的首次詩壇亮相，離上一次公開發表作品間隔時間長達六年之久。 他參加的第一場公開的文藝活動，應為 1982 年 1 月 14 日《詩刊》編輯部舉辦的《詩刊》創刊二十五周年紀念會，徐遲看到的袁水拍是“一個疾病纏身、異常頹廢的老人”。1982 年 4 月上海《新民晚報》復刊時，趙超構曾經給袁水拍熱情地覆信和約稿。這對於處於特殊的政治困境中文學作品發表艱難的袁水拍來說，無異於是一種特殊的情感期待。徐遲在編選《袁水拍詩歌選》的過程中，欲言又止的語氣裡飽含對老友人生命運的感慨：既有痛恨，更有惋惜。 他說，“詩人要桂冠，勿要烏紗帽”，表達的依舊是袁水拍晚年的政治失誤，但他看到了袁水拍在中國新詩史中的貢獻。 《袁水拍詩歌選》因體量的限制最終舍棄了譯詩，徐遲希望“也許將來可以另編一本譯詩集”。1983 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籌劃並出版“詩苑譯林”叢書時，徐遲向主持者彭燕郊建議“可以出一本袁水拍的譯詩”，但彭燕郊“當時不便答應。 ‘文革’才過去沒好久呢”。這也從側面讓人看出，1979 年 9 月《中國新詩選（1919⁃1949）》重版時，臧克家內心的緊張是很正常的。 雖然彭燕郊沒有答應徐遲的請求，但徐遲仍未放棄努力，1984 年第 3 期《外國文學研究》提前刊出《袁水拍譯〈聶魯達詩文選〉再版序》，曾這樣談到袁水拍翻譯聶魯達詩歌的特殊意義：“這次湖南人民出版社《詩苑譯林》收入並重印的這本書，原來只有九首詩，現補入發表於五十年《詩刊》創刊號上袁譯的一首《國際縱隊來到馬德里》，共得十首。 這十首詩是奈魯達的代表作，是詩中之詩，是不朽的名篇。 譯者雖是從英文轉譯它們的，但是，眾所周知，詩只能由詩人翻譯，所以袁譯的這些詩確是能保存原詩詩味的珍品。”儘管這個出版計劃最終夭折，但研究界仍舊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徐遲對袁水拍的特殊友情，那種深情蘊含在翻檢袁水拍譯詩篇目的過程中。《新文學史料》曾於 1992 年第 4 期、2002 年第 2 期分別刊載劉嵐山的《我和袁水拍》和一組袁水拍專輯等文章，這背後離不開該刊時任主編牛漢的助推。 劉嵐山在回憶錄中曾提及，“牛漢囑我寫寫袁水拍”。 今天來看，對待袁水拍這位複雜的詩人，如果僅僅停留在所謂的“四人幫”文人集團的政治視野與學術框架裡，以政治的眼光來回避對他的中國現當代詩歌創作現象的研究，這只能證明研究者還停留在淺層的現象描述上。 但是，到底該如何把捉並展開論述，顯然需要智慧，畢竟551

在研究時也不能回避袁水拍在文革後期陷入到幫派文人的怪圈裡這一基本事實。由《袁水拍詩歌選》編選的這一歷史經歷和此後《新文學史料》對袁水拍紀念的編輯行爲來看，當代文學面對袁水拍這樣的人（包括臧克家、姚雪垠、浩然、汪曾祺等）在 20 世紀六七十年代行爲與寫作的學術研究時，的確需要一種智慧的學術眼光和態度，才能更好地理解與評判他們當時復雜的文化選擇。①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宣傳處編：《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北京：新華書店，1950 年，第 51 頁。②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 （下冊），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3 年，第 298 ~ 303 頁； 《中國現代文學史略》，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 年，第 370⁃373 頁；劉綬松：《中國新文學史初稿》，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 106~ 110 頁。③政治諷刺詩是 1950 年部定教學大綱（老舍、王瑤、李何林、蔡儀四人共同斟酌形成）中羅列的必須講解內容。 《〈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初稿）》，《王瑤全集 7》， 石 家 莊： 河 北 教 育 出 版 社， 2000 年， 第260 頁。④何其芳：《何其芳全集 8》，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78~ 79 頁。⑤⑥劉錫成：《在文壇邊緣上———編輯手記》，河南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 年，第 7、53、143 頁。⑦另兩篇是《議“薄霧濃雲愁永晝”》（《文學報》第 56期，1982 年 4 月 22 日）和《古代短篇〈換席記〉》（《解放日報》，1982 年 6 月 20 日）。 此外，香港《大公報》先後刊載了《緊箍咒與金箍咒》（雜感，1982 年 6 月 5日）、《文部省修辭學發凡》 （詩配畫，1982 年 8 月 12日）、《課長申辯增廣》 （詩歌，1982 年 8 月 15 日）、《教科書歌》（詩歌，1982 年 8 月 20 日）、《今文觀止：文官武辯記》 （詩歌，1982 年 8 月 23 日）和《參拜神社———仿魯迅諧體》（詩歌，1982 年 9 月 1 日）六篇文章。 這與老朋友費彝民（香港《大公報》社社長）的關懷有密切的關係。 諤廠：《袁水拍二三事》，北京：《新文學史料》，2004 年第 2 期。⑧臧克家：《關於編選工作的幾點說明》，《中國新詩選 1919⁃1949》，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 年，第312 頁。⑨臧克家：《“五四”以來中國新詩發展的一個輪廓（代序）》，北京：《文藝學習》，1955 年第 2 期。⑩臧克家：《馬凡陀的山歌》，北京：《讀書月報》，1955年第 4 期。臧克家：《新版後記》，《中國新詩選 1919⁃1949》，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79 年，第 336 頁。袁洪權：《〈中國新詩選 1919⁃1949〉的版本、編選與代序修訂》，上海：《現代中文學刊》，2014 年第 5 期。臧克家：《“五四” 以來新詩發展的一個輪廓（代序）》，《中國新詩選（1919⁃1949）》，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79 年，第 21 頁。如臧克家曾在 1975、1976 年寫了一些批判鄧小平的詩歌，儘管是政治安排下的表態文字。 但文革結束後特別是鄧復出後，臧克家的政治敏感度還是挺高的。葉遙：《懷念袁水拍》，北京：《新文學史料》，2002年第 3 期。袁光熙：《憶壽哥》，北京：《新文學史料》，2004 年第 2 期。呂啟祥：《詩人的隕落———我所認識的袁水拍》，《紅樓夢會心錄》，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 488、482、489、486、491 頁。原文如下：“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著名詩人袁水拍，因患肺間質纖維化病，久治無效，於 1982 年 10月 29 日逝世，享年 66 歲。”陳無言：《詩人袁水拍逝世》，韓麗梅編：《袁水拍研究資料》，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3 年，第 150~ 151 頁。分為《文學運動史料選》、《短篇小說選》、《新詩選》、《散文選》、《獨幕劇選》等五種。 這套書是在教育部領導下編選的，編出初稿後曾委託編選組召集部分高校教師和有關單位的研究員進行審稿，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政治當局對於中國現代文學的相關態度。徐遲：《談袁水拍的詩歌》，北京：651

《讀書》，1984 年第 11 期。張寶林：《晚年的懺悔———袁水拍書信兩劄》，北京：《縱橫》，2011 年第 9 期。精裝本印數 1,180 冊，定價 5.3 元；平裝本印數 9,400冊，定價 3.15 元。這則推介語還以《介紹〈袁水拍詩歌選〉》的題目，出現在內部出版物《當代文學研究資料與信息》1986年第 3 期上，不過出現了作者的錯誤署名，變成了“劉蘭芳”。劉嵐山：《我和袁水拍———兼悼趙超構先生》，北京：《新文學史料》，1992 年第 4 期。馮亦代：《哭徐遲》，上海：《收獲》，1997 年第 2 期。邵燕祥：《純粹的詩人》，鄧志偉編：《永遠的徐遲》，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9 年，第 44 頁。黎辛：《袁水拍的悲劇》，北京：《書摘》，1999 年第 10 期。王毅仁：《華君武傳》，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17 頁。袁鷹：《詩人遠去詩常在———〈袁水拍詩歌選〉後記》，北京：《人物》，1985 年第 2 期。與《人民》有 5 首詩歌重合。與《解放山歌》重合的詩歌有 1 首。與《華沙·北京·維也納》重合的詩歌 17 首。與詩集《煤煙和鳥》重合的詩歌共 7 首。袁水拍：《附白》，《詩四十首》，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4 年，第 148 頁。據筆者查看的這套書出版情況，約 60 多種文學書籍包涵其中，作家分為老中青三個梯隊，代表性的老作家有郭沫若、巴金、老舍、田漢、曹禺等。袁水拍：《後記》，《春鶯頌》，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 年，第 91 頁。葉遙：《袁水拍和毛澤東》，北京：《新文學史料》，2004 年第 2 期。穆旦：《穆旦詩文集 2》，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 年，第 165 頁。袁水拍在信劄中有這樣的文字：“附奉稿子兩頁，想隱去我姓名，任意加一假名，送給外地或本市的報紙副刊，試試投稿。 你有相熟的編者嗎？ 不用，不必退。 只要保守秘密就行。”劉嵐山：《我和袁水拍———兼悼趙超構先生》，北京：《新文學史料》，1992 年第4 期。彭燕郊口述、易彬整理：《我不能不探索———彭燕郊晚年談話錄》，廣西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 年，第136 頁。刊載的文章包括袁水拍的《論詩歌中的態度———給臧克家兄的一封信》、葉遙的《袁水拍和毛澤東》、袁光熙的《憶壽哥》、諤廠的《袁水拍二三事》、麗梅的《袁水拍筆名箋注》、韓麗梅的《一位山歌作者的足跡》。作者簡介：袁洪權，貴州師範大學文學院、文學·教育與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貴陽　 550025［責任編輯　 桑　 海］751

澳門理工學報　 2023 年第 4 期進化的倫理與寂靜的深度———論現代鄉土文學中的“動”與“靜” *周　 琪［提　 要］ 　 在中國現代鄉土文學中，“動”與“靜”是一條貫穿其間的中心軸線。 在進化觀念所驅動的文本“加速度”之下，啟蒙者們對鄉土社會的鞭笞、革命夢想家們對於中國鄉村的征用以及救亡意圖之下對於鄉土社會的動員，其共同點是為現代鄉土文學貢獻出了一股強勢的動能；在崇“新”尚“動”的鄉土文學背面，是《橋》中的虛靜、沈從文小說中萬物各安其分的靜好與靜穆，以及《果園城記》與《呼蘭河傳》等文本所揭示的停滯和死寂。 然而，現代鄉土文學中的“動”與“靜”都各有其豐饒與貧瘠的一面，它們始終以其自身的承諾誘惑著對方，因此現代鄉土文學持續地輾轉於“新”與“舊”、“動”與“靜”的悖論之間，並在此過程中創造出了鄉土文學中最具縱深感的圖景。［關鍵詞］ 　 進化　 加速度　 永恒　 靜止　 鄉土文學［中圖分類號］ 　 I20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3） 04 ⁃ 0158 ⁃ 10常言道，“流水不腐，戶樞不蠹”。 又有一言曰：“太陽底下無新事。”在人類的生命體驗及其所締造的文學經驗中，流變與靜止似乎是一對恒久對立卻又互滲的基本範疇。 在人類對於流變的感知中，既有去年今日、物是人非式的悵惘，亦有“ light！ hit！ power！”①式的由新型都市文明所召喚出的血脈賁張、集迷狂與驚顫於一體的現代情緒；然而，歷史的加速度雖則為人類文明帶來了強勁的前驅力，也使多愁善感的現代人無可逆轉地患上了懷鄉病，在那個或許從未存在過的“黃金時代”裡，烏托邦的居民們過著恬然自適、物我同一的生活，速度與力量釀造的暈眩感及流散感與他們絕緣，彼時樂園未失，“時間”一詞隱約昭示的變亂被遠遠放逐，而天真未鑒的原住民們仿佛伸出雙手便可觸及靜止與永恒。對於中國現代鄉土文學（1912 ~ 1949）來說，“動”與“靜”亦是一條貫穿其間的中心軸線。 雖然“常”與“變”更多時候被視為沈從文小說的母題，但現代鄉土文學對於流變與靜止的書寫其實始於五四鄉土作家群，並在其後繼者那裡得到了頑強且忠誠的延續，此外，現代鄉土文學中“動”與“靜”的悖論早已掙脫了《長河》中那個標題———“秋（動中有靜）”②的原始意涵。 總體而言，無論是魯851∗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 “中國百年文學大系整理、編纂與研究 （ １９００—２０２０）” （項目號：２２＆ＺＤ２７１）的階段性成果。

迅、茅盾、吳組緗等作家秉持著啟蒙姿態對鄉土文明的鞭笞，還是革命夢想家蔣光慈、丁玲等人對中國鄉村的征用，抑或路翎《王家老太婆和她的小豬》等文本中憑借纏繞艱澀的歐式語法所鍛造的獰厲之力，他們的共同點在於為現代鄉土文學創造出了一股強大動能。 故此，“動”是現代鄉土文學的原始特徵之一，它涵括了啟蒙者們的呐喊，革命摧枯拉朽、破舊立新的勢能以及救亡危機面前弱國子民的焦煎心態；而“動”的反面，是《橋》中的侘寂與虛靜、沈從文小說世界中萬物各安其分的理想秩序，以及《果園城記》等文本所揭櫫的停頓、僵滯乃至無望感。 然而，現代鄉土文學中的“動”與“靜”並非如同楚河漢界般涇渭分明，而是始終以其自身的承諾誘惑著對方，正如前者許諾著一個更好的明日世界，而後者則以安穩靜好的前現代記憶持續吸引著遊子還鄉。 在“動”與“靜”的交纏中，啟蒙者們不經意間流露出的對於古老鄉村倫理的無意識眷戀及認同，以及牧歌吟哦者們在見證了“進化時代”③之後的深遠憂慮、自我懷疑乃至自我肢解，往往構成了現代鄉土文學中最動人、最具縱深感的圖景。一、進化觀念與文本內部的“加速度”假如要模仿雷蒙·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在《文化與社會》④中的做法，為 20 世紀的中國尋找開啟金鑰的關鍵詞，那麼即使是最遲鈍的頭腦可能都不會遺忘“進化”一詞曾經產生的魔力。 自嚴復將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進化論與倫理學》翻譯成《天演論》，進化觀念便以驚人的速度在中國流播蔓延，對此，只須列舉胡適改名一事以及青年魯迅在《摩羅詩力說》⑤中對進化論的熱切呼應便可加以佐證。 然而，進化論招致的誤解甚或隱患與它所供給的社會驅動力同樣不可小覷。 此外，由於 20 世紀的中國所接受的進化論很大程度上是經由日本折射、受亡國滅種之危機感而驅馳的時代先覺者過濾、篩選、改寫後的產物，因此經過多番旅行後的進化論，更像是達爾文、赫胥黎、斯賓塞等人思想的混合體。 故而，與其說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產生了重大影響的是生物進化論，不如說是圍繞著進化觀念所形成的龐大觀念群，其中包括進步意識、線性時間觀以及對“新”、“現代”的尊崇等。由進化觀念所統攝的這一觀念星叢，既是一種不同於歷史循環觀的全新時間意識，更象徵著一套新型的價值評判標準。 馬泰·卡林內斯庫（Matei Calinescu）在追溯“現代性”的前世今生時，曾將發端於 17 世紀歐洲的“古今之爭”視為一場價值評判標準的轉折點，從此現代在古典時代面前確立了自身的尊嚴。⑥對於中國現代思想史來說，與“古今之爭”發揮著類似作用的莫過於進化觀念的風靡。 從此，就最廣泛的意義而論，“新”與“現代”不僅是更好的，同時是更道德的。 如同赫胥黎所言，“‘最適者’含有‘最好’的意思，而‘最好’又附有道德意味”，⑦當生物科學領域的進化論被有意識地附加上了倫理學的色彩，“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也就變成了一道懸掛在當時中國知識分子頭頂上的絕對律令，而當進化觀念與峻急的時代危機相結合，便自然而然地生成了對於激情、力量以及速度的渴望。 這種渴望既見諸五四運動中羅家倫“國亡了! 同胞們起來呀！”的振臂一呼，更直接塑造了一眾鄉土作家的寫作面貌。之所以要簡單回顧進化觀念在現代中國的傳播概況，究其根源在於文學是特定歷史語境的產物，且中國現代文學一直與中國歷史保持著密切的互動關係，倘若忽略了當時由進化觀念所奏響的衝刺旋律，則難以理解由其在現代鄉土文學內部所催生的“加速度”。 由魯迅所開創的現代鄉土文學無異於在血光中臨盆的嬰兒，它被多病中國鄉村的苦難哺育著。 正如魯迅最初使用的名稱“僑寓文學”所昭示的那樣，現代鄉土文學的創作者通常又是鄉村的“背叛者”，與故鄉、童年保持著時951

間和空間的雙重疏離往往是這類創作的前提。 由於新舊文明的劇烈衝突，這一時期問世的“還鄉之作”數量近乎井噴，其中比較具備代表性的描述有魯迅的“我冒了嚴寒，回到相隔二千餘里，別了二十餘年的故鄉去”，⑧以及臺靜農的“小心戒備地走了兩天才趕到我那多年沒有回去的故鄉”⑨等。 此外，蹇先艾的《子瀾君》中的還鄉者幾乎是《在酒樓上》以及《孤獨者》裡出現的那個敘述者的翻版。 還鄉者及其文本穿梭於鄉村與都市、童年回憶與成人經驗之間，這種時間的落差與空間的位移本身便形成了一種不容忽視的流動感。然而，現代鄉土文學所蘊藏的動能並不止於此。 由於在轉喻關係裡，中國鄉村時常充當著世界格局裡中國這一孱弱國族的對應物，故而在那些崇尚“新”與“動”的現代鄉土文學中，鄉村與城市的關係便多被描述為“新”與“舊”、“前現代”與“現代”、“落後”與“文明”等價值範疇的二元對峙。《子瀾君》中，“我”與少時摯友子瀾久別重逢，此時的子瀾君已由一個懷抱著熱切向往的青年變成落寞庸懦的地方鄉紳，面對戴上了“新學家”⑩頭銜的我，子瀾君流露出與呂緯甫別無二致的羞怯情緒。 這裡的“新”，自然並非指向單純的時間先後順序，而是指代一種日漸佔據主流地位的價值取向，它幾乎使得寄身於舊世界的人們在新世界面前本能地萌生了無所適從乃至自卑感；吳組緗則在《離家前夜》中刻畫了一個渴望接受新式教育的年輕母親形象，文中的敘述者以丈夫的口吻肯定了妻子離鄉願望的正當性，因為“她所需要的也是活躍的，前進的，充實的，現代的生活。 在這沒落的封建鄉村裡，在這寂寞古舊的家庭裡，她怎能過得下去？”在吳組緗筆端，前現代的中國鄉村是一個寂寞古舊、空虛死靜之地，叛逃不僅被允許，更應當被鼓勵。 在啟蒙者的視域中，彼時的鄉村通常以僵死的悲哀面目出現，它的愚昧和頑固是“進化”這一絕對律令的絆腳石。 即使它內部發生了變化，也往往意味著淪落到更壞的田地，那便是在戰亂、自然災害以及帝國主義等因素的傾軋下而喪失了原先的悠然寧靜，取而代之的是遭受破壞後一去不復返的樸素鄉村倫理與更猙獰的生存競爭———這便是吳組緗在《黃昏》中所刻畫的以及茅盾筆下那個原先安於天命、卻被資本勢力重創後的老通寶眼中的鄉村。 在《黃昏》中，目睹了鄉村的匱乏以及偷竊事件的還鄉者“我”忍不住發出“家鄉變成這樣了？ ……”的喟歎。 對於 20 世紀初的中國鄉土而言，現代文明呈現出了甜蜜與血腥的雙重面貌。 首先，以西方文明為代表的現代文明給鄉土中國帶來了物質及精神上的更多可能性，但還應看到，當長久停滯於前現代階段的中國鄉村驟然被迫卷入全球資本主義市場時，它也同時淪為了被後者予取予求的對象。 當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打著“現代”這一陌生旗號撞開中國的大門時，鄉土社會或者說近代中國便喪失了對自身歷史的主導權。 鄉土社會就這樣毫無抵抗能力地被驅趕到了一種全然陌生的處境之中，以致於當由西方發達國家所主導的“現代”價值體系開始撻伐這塊落後的土地時，辛勤笨拙的老通寶也開始害怕起來。黑格爾曾從歷史循環觀出發，認定中國沒有本質意義上的歷史；在中國現代文學的開山之作《狂人日記》中，魯迅也寫道“這歷史沒有年代”。中國古代文學中雖然不無“逝者如斯夫”式的喟歎，但整體而言，古代文學還未被線性時間觀念所催發的迫切感及未來感侵擾，相形之下，圍繞進化觀念形成的進步意識、現代觀念星叢為現代文學引進了一座隱形的巨型時鐘，時鐘這一精確的計時工具不僅對現代人的生產生活方式產生了淪肌浹髓的影響，更為現代鄉土文學提供了峻切而充滿爆破力的“加速度”。 所謂的“加速度”，意味著一種與典雅田園詩絕然相反的緊致節奏及現代格調，它領受著來自憂心忡忡的現代鄉土作家的前進律令，並秉承著對於力與速度的崇拜心態。這種文本內部的“加速度”，一直潛移默化地影響著現代鄉土文學的書寫方向，它不僅表現為時刻處於情智交戰狀態的啟蒙者們對於鄉村的鞭笞與撫摸，也滲透了救亡與革命夢想的每個角落。061

儘管生物進化論有其嚴格的適用範圍，與社會進化論不可同日而語，且達爾文所主張的生物進化是一個漸進而非突變的過程，但這些並不妨礙進化觀念與革命夢想的交合。 臺靜農寫於 1928 年的《井》便展現了進化觀念與初露端倪的革命夢想結合的狀態：“無產者永遠地在撥動人類進化的齒輪，他以肮髒的腳步，邁進新的時代”，而這些來自中國鄉村的無產者們，“他以泥土的手，創造全人類的新的生活！ 世界是需要人類去建設的”；柔石在《還鄉記》中提及自己面對原始村落時的悲哀心境，並認為應當給鄉村“穿上近代文化織成的錦繡的外衣”，這裡的“近代文化”自然意有所指，那正是方興未艾的革命事業；在丁玲的革命文學見習之作《水》中，一股正在湧動的新型偉力猛烈沖刷著鄉村的古老河道，“還有一種強厚的，互相給予的對於生命進展的鼓舞，形成了希望，這新的力量，跟著群眾的增加而日益雄厚了”；1920 年代末 1930 年代初的部分鄉土文學尚已顯露出對強力與速度之美的迷戀，更遑論民族危機空前加劇後東北流亡作家群以及解放區作家的文學活動了，在救亡及革命號角下的現代鄉土文學，其內質大致可被概括為《八月的鄉村》中那句動人的許諾，那便是創造一個美麗的“新世界”！二、“靜”的三種表現形態站在進化律令背面的，是對進步意識、線性時間觀的相對謹慎態度以及對於一個更好的明日世界之許諾的棄絕。 在現代鄉土文學中，除了由啟蒙、救亡或革命思潮所驅策的“加速度”傳統之外，還別有根芽，那便是由廢名、沈從文等人支撐起的對於舊物、常量及“靜”的持守。 然而，如同流動並不總是意味著朝向更高階段演進，現代鄉土文學中的“朝後看”姿態以及對於“靜”的描摹也並非總能演奏起悠揚的田園交響樂。 現代鄉土文學裡“靜”的完整面目，既是《橋》中的禪寂、沈從文所建造的希臘小廟的靜穆，也表現為《果園城記》、《生死場》、《呼蘭河傳》中的停滯與寂寞。廢名在寫於 1940 年代中期的佛學著作《阿賴耶識論》中，曾旗幟鮮明地提出要摧毀進化論，“因為他是一個無根的妄想而做了近代社會一切道德的標準”。談及自己少時在鄉間讀過的《進化論》，他亦尖刻地斥之為“滿紙荒唐言，真不啻為讀一部舊小說”，並反對將“生存競爭”奉為不言自明的真理。 廢名的哲思水平或許遠遜於他的文學造境功力，但他敏銳地察覺到了進化論對於時人倫理道德標準的普泛影響。 《阿賴耶識論》不僅是對廢名佛學心得的記載，也與他的美學宗旨相映成趣。 除卻創作於 1930 年代初期的諷刺小說《莫須有先生傳》中尚且能使人窺見出某些時代印記之外，他的代表作《竹林的故事》、《火神廟的和尚》、《橋》等大部分文本似乎都自成一個封閉靜止的空間，其中絕少對時代主題的回應，啟蒙、救亡或革命思潮似乎均難以蕩起廢名田園小說中的波紋。 儘管《柚子》、《浣衣母》等篇章中不乏對封建倫理下遭受禮教壓抑之女性命運的同情，但他主觀上並不意欲擁護包括女性主義等在內的現代社會思潮，毋寧說那更像是對古已有之的悲涼美學的複寫，這類針對無常命運、人生離合所發的慨歎實則更接近古典文學的趣味。在廢名的小說世界中，“靜”的極致形態體現為《橋》中的禪寂與虛靜。 《橋》的小標題多以某個空間命名，譬如“萬壽宮”、“塔”等等，點綴著《橋》中世界的，是一道道永恒的風景及堅實的靜物，整體而言，《橋》體現出了對於歷史語境及社會時間的極端漠視。 廢名是湖北黃梅人，黃梅正是禪宗五祖弘忍的家鄉，從散文《五祖寺》等篇什中亦可看出廢名對於禪宗所抱的濃厚興趣，《橋》中出現的“彼岸”、“我相”等字眼，以及琴子等人物在日常對話中體現的“頓悟”與靈思的瞬間綻出均與禪宗有一定的親緣關係。 在近乎廢止了社會時間及情節流動的《橋》中，人物的生長與衰老十分緩滯，闊別多年後的三啞叔及史家奶奶“同當年並沒有什麼分別”，廢名所鍾愛的小橋、流水與美161

人融為一體，使得酷愛參禪悟道、將女性奉為最高審美對象的主人公小林 “霎時間面對了eternity”。李澤厚認為，禪宗所講的“頓悟”所觸及的正是“時間的短暫瞬刻與世界、宇宙、人生的永恒之間的關係問題”，由此觀之，《橋》確實意在抵達“瞬間的永恒”，三個主人公的設定裡雖然攜帶著《紅樓夢》中癡男怨女的部分特性，但他們的神思與禪趣實無性別之分。 永恒既意味著對時間的廢黜，又暗示著時間的無窮延展，它將過去、現在與未來揉為一體，並消弭了個中間隙。 因此，永恒與靜穆往往一體兩面，它們的共同點是將流變視為一種衰敗及腐朽。 “從此這個橋就以中間為彼岸，細竹在那裡站住了，永瞻風采，一空倚傍”———細竹在橋上站定這一瞬間是對《橋》中美學的至高呈現，其間禪與中國古代詩歌的意趣達成了完美的契合。 然而，由於廢名醉心於造境，故而忽略了人物、情節、對話等小說要素的基本編排，這也使得《橋》中的虛靜特質在很多時候顯得僵滯發白、缺少血色，此一缺憾尤其見於《橋》的下卷。整體看來，廢名田園小說中的名作《竹林的故事》以及《橋》等文本，它突出的特點正是對線性時間及其所攜帶的流動性的剔除，《橋》中的“eternity”，所代表的是廢名的古典美學世界。 正如廢名的夫子自道，“我寫小說同唐人寫絕句一樣”，《橋》的美學品格與王維式的“獨坐幽篁裡，彈琴復長嘯”確實相去不遠。 《橋》所追求的“永恒”，廢除了日常俗世生活以及歷史硝煙的侵擾，它雖然出落得美麗，卻終歸“不合時宜”，或者說這種美學理想的另一面是對歷史與現實的漠然。 《橋》對線性時間的取消以及對永恒之美的追求，與現代中國進化思潮試圖實現的鼓動人民奮起反抗的目標是背道而馳的，因為當此之時，奮力邁步向前並追趕“現代”文明的身影才會被認為合乎時宜。夏志清曾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提到，中國小說內部存在著“感時憂國”的傳統，而魯迅及其麾下的五四鄉土小說家便無疑隸屬於這一傳統的一部分，相較而言，廢名的寫作似乎與“感時憂國”的主流傳統大相徑庭。 平心而論，廢名的文學實踐自有其獨到的美學價值，儘管《橋》誕生的時節可謂多事之秋，但它既不需要被審判，更不需要被“平反”。 廢名在《阿賴耶識論》中對進化論的批駁並非毫無可取之處，但《橋》的缺陷並非由於它對線性時間觀的逆反心態，而在於它整個地取消了人所居留其間的日常生活，在於它所塑造的人物、情節與禪機失去了人世間的溫度，這便注定了《橋》所搭建起來的寒冷宮宇難以使真實的人世存活其間，所以《橋》中的“永恒”殊為脆弱，且無法屬於這個多災多難的人間。與廢名對進化論的抨擊兩相呼應的，是沈從文對“新東西”的深惡痛絕、對“新生活”的滿腹狐疑以及對於人性與歷史長河裡“常量”的堅定信心。 沈從文在《邊城》的題記中寫到淪為“新東西”的農民們失去了往常的質樸、勤儉與正直等品性，甚至在性格與靈魂方面都遭受到壓抑；眼下這個充斥著變亂的時代正在光速崩塌，而“好的風俗是如好的女人一樣，都要漸漸老去的”。在沈從文小說的新舊對照中，“新”與“變”往往帶有貶義，他所向往的，是如同希臘小廟般靜穆的古典神殿。與廢名如出一轍的是，沈從文對歷史上眾人相斫相殺的“生存競爭”嗤之以鼻，並認為真正的歷史是一條“日夜長流千古不變”的河。 “日夜長流”與“千古不變”乍看之下相互矛盾，實際上它指向的是不斷流轉的歲月之中人性裡恒常高貴莊嚴的東西，歷史的本質並非戰亂中的殺戮、時局中諸多勢力的你方唱罷我登場，而是普通人亙古不變的哀樂。 在沈從文的小說世界中，這種靜穆之美體現為萬物有情、物我同心，也體現在人的敬神安命以及對於自身在人世間所處位置的堅守與忠誠，正是在這種對於生命本身的英勇和忠義之中，微如螻蟻的船夫與妓女亦能領受一份人之為人的尊嚴與神聖。只要比較一下沈從文及路翎小說中對動物的描寫，便可愈發直觀地感受到現代鄉土文學中261

“動”與“靜”這兩種質量的殊異———街上好久已經沒有了一個行人。 風雨的聲音，使這小鎮顯得更為黑暗，荒涼。 這時，從正街後面的一個密集著破爛的矮棚的小巷子裡，傳來了一個尖銳的，嘹亮的，充滿著表情的聲音。 這聲音有時憤怒，有時焦急，有時教誨，有時愛撫，和它同時響著的，是蔑條的清脆的敲打聲，和一只豬尖銳而粗野的呼叫。 這聲音在深沉的靜夜裡是這樣的嘹亮，在寒冷的風雨裡是這樣的緊張，很遠的地方都可以聽得見。這段描寫同時也體現了路翎小說語言的特徵：憑借層層疊疊的歐式語法凸顯出一種戰鬥性及緊張感，它的內在品格是狂放燥熱的，其中衝撞著一股獰厲的語流，仿佛隨時都要向外爆發。 在崇尚“主觀戰鬥精神”的路翎小說，人與動物被描述為弱者與更弱者之間的關係，弱者不懈地將時代加諸其身的苦難報復在更弱者身上，與此同時弱者與更弱者又相互依賴著，譬如《王家老太婆和她的小豬》與《易學富和他的牛》中所描寫的那樣；沈從文所嘉許的世界，卻是一個安恬的有情世界，他親熱地稱呼雞鴨為“扁毛畜生”，而小豬與黃牛都以主人的夥伴這一面目出現，他們有著各自生動的心理活動，如“竹籠裡裝了兩只小黑豬，尖嘴拱拱的，眼睛露出頑皮神氣，好象在表示，‘你買我回去，我一定不吃料，亂跑，你把我怎麼辦’”。沈從文似乎並不熱衷於描繪劇烈的衝突，不妨說他贊賞的是衝突被化解後的靜好與和諧，譬如《蕭蕭》中，童養媳蕭蕭被發現懷上了花狗的孩子後，眾人即便陷入紛亂，也是“各安本份”地慌亂下去，且蕭蕭生子後，她本該被發落沉潭之事便悄然被有默契地遺忘。從二者的文學實踐以及其中的時間意識來看，廢名與沈從文的美學品格既有相似之處，更有所不同。 二者的相同之處在於對靜好田園牧歌的鍾愛、對庸俗進化論的警惕以及對“永恒”的追慕，《橋》中的“eternity”以及沈從文自述的“希臘人性小廟”，便是對這種美學理想的呈示。 不過，廢名與沈從文之間仍存在著不容混淆的差別，《橋》取消了日常生活與世俗時間，與之相對應的，是沈從文在《龍朱》等稍顯矯揉的苗疆故事中對歷史時間的廢棄。 但在更多時候，相較於他的先行者廢名，沈從文對俗常生活的描述有著更大的耐心與愛意，因此，雖然他所塑造的希臘人性小廟在時代浪潮的衝擊下搖搖欲墜、隨時有垮塌的危險，但沈從文的文學世界畢竟仍然保留了一些人真實存在過的痕跡，故而柏子、黑貓等人物的臉龐仍然是溫熱生動的，而《橋》所營造的虛靜、幽寂的美學之境，則似乎難以接納真實的生命。 從這一點來看，廢名的其他短篇《竹林的故事》、《火神廟的和尚》反倒比《橋》更貼近日常生活中的“瞬間的永恒”。不同於廢名所鍾愛的闃寂之境以及沈從文式的萬物各安其分的靜穆，包括《果園城記》、《生死場》、《呼蘭河傳》等文本在內的現代鄉土文學所披露的是一個陷入僵滯與停頓狀態的舊世界。 同樣寫到主人對牲畜的鞭打，蕭紅的處理方式也與路翎截然不同，“主人打了它，用鞭子，或是用別的什麼，但是它並不暴跳，因為一切過去的年代規定了它”。如果說路翎筆下王家老太婆及易學富對他們牲畜的鞭打中蘊含著一種惡魔般的復仇之力，那麼《生死場》中的鄉村無異於一個更加荒蕪冷硬的死地，其中“十年前村中的山，山下的小河，而今依舊似十年前。 河水靜靜的在流，山坡隨著季節而更換衣裳；大片的村莊生死輪回著和十年前一樣”。某種程度而言，旨在鼓舞民族救亡情緒的《生死場》中對於死寂村莊的描寫是為了反襯出戰鬥的必要性及必然性，並且蕭紅在結局中對二里半參軍的描述使得文本獲得了一定的動能，相形之下，《呼蘭河傳》則是更為徹底的寂寞之書。 即使天際絢麗的火燒雲與祖父的後花園給文本增添了一絲溫情，但創作於蕭紅最後生命關頭的《呼蘭河傳》，是一部回光返照之作，那些美好的童年回憶及鄉土風情，正因其時刻意識到自身已然不361

可逆轉地消逝而愈發顯得蕭瑟岑寂，故此“我家是荒涼的”，“我家的院子是很荒涼的”。那些掙扎在呼蘭河底層、喪失了生長性及抵抗能力的小人物們，往往有著驚人的生命力，然而馮歪嘴子等人雖然有著近乎恐怖的逆來順受特性及令人悚然的對於苦難的吞咽能力，他們的生命卻絕不似沈從文小說世界中那些悍然地奮力存活的水手們來得莊重、有尊嚴，那個“平平靜靜地活著”、痛失獨子的瘋母親也不如臺靜農的《新墳》中兒女雙亡的四太太那般能夠喚起讀者的道德同情感。《果園城記》與《呼蘭河傳》共享著相近的人物譜系及書寫調性，當時身陷淪陷區的師陀所創造的果園城是個永遠繁榮不起來的閉塞之地，“不管世界怎樣變動，它總是像那城頭上的塔樣保持著自己的平靜”。“塔”這一意象既昭示著廢名與沈從文心向往之的永恒與靜穆，還可能象徵著監獄般的鎖閉及密不透風。 那個年復一年為自己籌備嫁衣的老姑娘素姑，以及空懷傲骨與義憤、卻又從無能力跳脫出這個小鎮的鄉村讀書人，都是被幽禁的囚徒，他們被迫泯滅慾望地存活於果園城中，更存活於現代中國成百上千個與之類似的寂寥鄉鎮裡。三、“動”與“靜”的悖論文學作品中呈現的任何視角都是經過人為篩選甚至有意遮蔽了其對立面之後的產物，故而現代鄉土文學中的“動”與“靜”都各有其豐饒與匱乏的一面。 由啟蒙者、救亡者與革命者們共同催動的文本“加速度”之下，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對於再造鄉土文明、拯救民族危亡的熱忱。 鴉片戰爭之後，作為中國之“他者”的西方社會使得前者不可逆轉地告別了封閉的自足狀態，在民族國家危機面前，現代中國的思想家以及文學家之所以竭力推崇彼時由西方文明所主導的“進化”價值體系，蓋因那是當時存續國族命脈的不二出路。 在世界地圖上人為地給自家圍牆增設一道鐵蒺藜這種自保方式已被證實為無效，空間上的戰場同時已轉移到了時間的賽場上，無論是否願意承認，“西方”對“東方”的角力同時正是“現代”對“傳統”、“進化”對“落後”、“新”對“舊”的宣戰。 既然晚清以來的中國已經被西方社會納入了同一個賽道，那麼唯一能維護自身完整性的方式便是師法對方的崛起模式。 正因落後便有挨打的風險，所以站在原地不動或者過於留戀過去都會有性命之虞，在這種緊張的時代空氣之下，個體無法亦不可能獨善其身，所以很難說流露於廢名、沈從文等人的作品（尤其是《橋》）中的對於寂靜與恒常的持守便是一種清醒冷冽的象徵。 時過境遷之後，今人從《橋》中所品鑒到的類似於唐人絕句般的靜穆，對於當時的人而言很可能是一種別無生機的冷寂，甚而構成了面對現實世界真實瘡痍時的冷漠，而與之相對應地，呈現在早期鄉土革命小說中的對於進化思潮的熱烈呼應既是粗暴幼稚的，也是情有可原、甚至勢所必然的。 在進化論的時代裡，選擇“寂靜”便意味著選擇了一種美學，選擇“進化”，卻並不僅僅關乎文學本身，而更關乎生存還是毀滅的“倫理”。經魯迅等人開創的現代鄉土文學傳統，彰顯的是一種時至今日都不可小覷的高貴與昂揚姿態，那便是在入世精神的指引下，竭力承擔起挽救國運和鄉土文明的職責及道義，這種面向現實的深遠關懷幾乎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最豐厚的遺產之一。 在《井》與《還鄉者》等文本中，作家們對於進化觀點的信奉自有其淺薄稚拙之處，但倘若沒有這群毅然前驅的、或清醒或稚拙的信奉者們，鄉土文明乃至現代中國或許會陷入更為衰頹被動的境地；然而，崇尚“加速度”的寫作同時又極易在速度與強力的漩渦中自我迷失，在至為理想的狀態下，以“動”和“鬥”為主要特徵的現代鄉土文學扮演著文明的加速器這一角色，但如同浮士德一樣，它一停下來就會輸掉與魔鬼靡菲斯特的賭約，因此這種形態的寫作並不容許自身停下來，它沒有多少喘息和躬身自省的空間，因其是時間與前進律461

令的奴隸，所以必須馬不停蹄地朝向明日世界奔赴，如此一來便造成了多少有些遺憾的後果，譬如這類由過於直露的宣傳意圖所支配的文本可能在文學性的層面流於淺陋粗率。 此外，由於在進化律令下，誰宣告了對明天的佔有權便同時占領了今天，故而其中的部分作品可能無形中成為了一種啟示錄式的寫作，譬如蔣光慈《咆哮了的土地》和丁玲《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等文本。對原鄉的依戀幾乎不見容於崇尚進化觀念的寫作形態中，故而廢名、沈從文等人悉心描繪的永恒與靜穆之美至今仍未褪色，當現代人因時代的加速度連帶而來的不安定感所苦時，竹林及桃源適時地為遊子指引著歸途。 然而時間的步伐片刻都不曾真正停留，在時代危機的映襯下，這種“靜”實際上搖搖欲墜、危機四伏，因此“靜”是“樹欲靜而風不止”意義上的“靜”，是無比熱望著永恒卻又注定不斷落空的過程。 這些文本曾經勇敢地站在進化主潮的對立面，卻始終沒有停止對自身美學理想的質疑及齧咬。從文學觀念來看，廢名早年對魯迅頗為傾慕，但整體而言他與周作人的美學理想更為接近，故而終至與魯迅分道揚鑣。 廢名先後於 1932 年及 1934 年寫作《〈周作人散文鈔〉序》和《知堂先生》，在讚賞周作人的文學態度的同時，廢名對魯迅已有微詞。1935 年魯迅則在《勢所必至，理有固然》中諷刺廢名“顧影自憐”、“吞吞吐吐”，並尖銳地指出“‘廢名’就是名”。廢名與魯迅的爭端實則源於二者對文學與宣傳、文學與現實的關係等問題的看法有所分歧。 魯迅的眼光屬實毒辣，“廢名”即是“名”，欲“靜”又何曾“靜”。 廢名所持美學觀念的最大軟肋在於過分無視了現世生活的語境，換言之，歷史在廢名的絕大部分小說中是缺席的，而這會對他向往的永恒之美提出致命的反詰———既然《橋》中的美學宮殿無法容納真實人世的哀樂，那麼它果真值得時人向往嗎？ 《妝台》中的“因為此地是妝台，不可有悲哀”可謂一語道出了《橋》的美學精髓，在創作《橋》時期的廢名那裡，女子的妝台是一種美學象徵，而悲哀的事物會打亂他的美學，因此“悲哀”不見容於“妝台”，正如歷史的烽煙並不見於《橋》。 然而事實上，那個瀕臨國破家亡局面的時代是不太有資格耽溺於一種單向度的美學情境中的，小林、琴子等人物身上煙火氣極為淡漠，更多時候他們只是引出禪趣與機鋒的工具。 在某些篇幅內，《橋》中的起承轉合與理趣之間並未被完美糅合，甚至因過於刻意的構造而稍顯造作。 在處理人間哀樂的能力上，《橋》不僅遜色於同時代的其他現實主義文本，而且不如《浣衣母》、《桃園》等廢名其他的短篇小說，一個沒有悲哀抑或難以安頓人世悲哀的文學世界，相當於一個無垢的真空環境，而無論多麼妙趣橫生的語詞遊戲總歸缺少血氣，故而建立在此基礎之上的永恒與靜穆之美，即使不虛假也難掩其孱弱色彩了。沈從文有著比廢名更敏銳的現實感，他的大部分文字雖不如廢名洗練節制，卻有著近乎莽撞的熱情。 《邊城》、《長河》並不是《橋》式的文本，前者在采擷了鄉土世界靈氣的同時，亦沒有忽略鄉土文明正遭遇的重大變動。 他意識到流變的不可抵擋，又竭力想留住一些人性中恒久本真的美好與高貴，因此即使這種寫作無法真正抵抗時代的變遷與原始鄉土文明的崩潰，卻雖敗猶榮。 但是，沈從文小說中萬物各安其分的靜好狀態同樣有令人懷疑的成分，那便是當他寫到童養媳蕭蕭安靜地看著新一代童養媳進門、《巧秀和冬生》裡巧秀母親被沉潭一事，他偏重於官能印象描繪的素靜文字某種程度上已不加干涉到模糊了任何價值分野的地步。 文學或許不是對與錯的單項選擇題，然而對於某些自然狀態的干涉可能是必要的，健康優美的人性也許不僅出自本心，還在於自我修剪、自我克制。 將沈從文的小說與五四鄉土作家們對於水葬、冥婚等野蠻習氣的抨擊結合起來看，可以斷言的是，沈從文所供奉的並不是一個完整的鄉土世界，它同樣難以展現生活與歷史本身的遼闊規模，而倘若缺乏對於生活完整規模的勇敢揭示，文學所能給予我們的信心其實是受限制的。561

那麼，現代鄉土文學中的“動”與“靜”之間果真存在著一條不可逾越的天塹嗎？ 換言之，在進化與守常之外能否開辟出第三條路呢？ 人類的演化歷程便是進化的歷程，但仍不應該忘記的是，進化/進步某些時候雖然象徵著對舊質的超越以及新質的誕生，但進化過程中付出過的代價，卻未必不慘痛，舊世界終將為新世界讓道，而其中出現過的妥協與忍讓也未必完全合乎倫理情感與社會正義。 或許，王魯彥的短篇小說《河邊》能夠為這個問題提供一些解答思路。 《河邊》是一篇不太起眼的小說，它的文字並沒有多麼精致考究，情節也較為簡陋，以至於被不少主流文學史遺忘。 它以一個略顯俗套粗率的二元對立項開始故事的講述，那便是母親生病之後，相信科學精神的主人公涵子想帶她去醫院治療，而母親則把希望寄託在泥塑的菩薩身上。 經受過現代思維洗禮的涵子對這一封建習俗深感痛恨，甚至因此對愚昧頑固的母親產生了不耐煩與怨氣，涵子當然愛自己的母親，但無論如何不能放棄自己對於科學的信仰，他的痛苦在於假若他容許母親求神拜佛，便辱沒了自身的信仰，因此“他們中間隔下了一條鴻溝，把他們的心分開了，把他們的世界劃成了兩個”。故事的轉機發生在母子二人在天色驟然放晴之際的對話，母親坦言自己的疾病蓋因對涵子的牽掛而起，為了安撫涵子心中的憂愁，她同時答應對方去醫院檢查，在一位母親心裡，對菩薩的盲目信賴當然不可能勝過母子之情。 當涵子終於在母親的寬慰下意識到自身的淺薄時，“下面的河水在靜默地往上湧著，往上湧著，像要把他們的船兒浮到岸上來”，他們之間的嫌隙至此便被溫柔地彌合。《河邊》的文學史意義或許遠不如《邊城》、《橋》等文本，但它的獨特貢獻在於以審慎的態度刻畫了一個沒有被輕易拋棄踐踏的舊世界，那些生活記憶永遠停留在過往年月的人們也不會被粗暴地視為進化時代裡必須被清除的障礙物，他們的情感同樣應當被尊重，而只要有足夠的智慧、耐心及情意，“動”與“靜”的世界、新科學與舊倫理是可以握手言和的，因此，《河邊》可謂魯迅《破惡聲論》中“偽士當去，迷信可存”的最佳例證。 在《河邊》這篇不起眼的小說中，一種歷久彌堅的古老愛意及樸素倫理為兩個原本難以溝通的世界破除了壁壘，並搭建起了一座真正的引渡之橋。 它使得新世代的天之驕子們學會了尊重舊世界居民們心中的愛與懼，從而能夠進一步促進前者與後者的守望相助，以便更多人可以安穩地實現在不同文明形態中的遷徙。 在此，一種純金質地的勇氣和信心業已生成，那便是除了生存競爭與時不我待這些嚴酷信條之外，它還嘹亮地宣告著———人是可被理解的。① 茅盾：《子夜》，《茅盾全集》 （小說三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 年，第 3 頁。②沈從文：《長河》，《沈從文文集》 （第 7 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22 頁；第 24 頁。③有學者認為，19 世紀末到 1970 年代這一時期可以稱為中國的“進化時代”，因為進化論在此期間有非常重要的影響。 參見吳丕：《進化論與中國激進主義（1859- 1924）》，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④參見雷蒙·威廉斯 （Raymond Henry Williams）：《文化 與 社 會 》， 高 曉 玲 譯， 北 京： 商 務 印 書 館，2018 年。⑤參見魯迅：《摩羅詩力說》，《魯迅全集》（第 1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第 65 頁。⑥參見馬泰·卡林內斯庫（Matei Calinescu）：《現代性的 五 副 面 孔》， 顧 愛 彬 譯， 北 京： 商 務 印 書 館，2005 年。⑦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進化論與倫理學》，宋啟林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年，第33 頁。 赫胥黎在書中區分了由生物進化論所支配的宇宙進程以及人類社會的倫理進程，並認為倫理進程是對殘酷的宇宙進程的反撥與超越，而經過嚴復改寫後的進化觀念則更多地帶有鼓動生存競爭的色彩。 所謂“進化的倫理”，則是指為“進化” 或者說“新事物”賦予了道德上的色彩，亦即認定“進化”與661

“現代”才是正確的、合乎規律的。⑧魯迅：《故鄉》，《魯迅全集》 （第 1 卷），2005 年，第501 頁。⑨臺靜農：《被饑餓燃燒的人們》，《建塔者》，鄭州：海燕出版社，2015 年，第 79 頁。⑩蹇先艾：《子瀾君》，《蹇先艾文集一》，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281 頁。吳組緗：《離家的前夜》，《一千八百擔》，廣東珠海：珠海出版社，1997 年，第 4 頁。吳組緗：《黃昏》，《一千八百擔》，第 67 頁。參見茅盾：《秋收》，《茅盾全集》 （小說八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 年。參見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歷史哲學》，王造時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年。魯迅： 《狂人日記》， 《魯迅全集》 （第 1 卷），第447 頁。王汎森在《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寫道，進化思維的後果之一是“會影響到我們日常生活中最尋常、最細微的判斷，譬如有些人會把緊張感列為比閒散感更為進步的一種情緒，而造成人們應放棄閒散，追求緊張、奮進的決心”。 參見王汎森：《時間感、歷史觀、思想與社會———進化思想在近代中國》，《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 年。意大利未來主義運動領袖馬里內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曾在《未來主義宣言》中寫道，“我們認為，宏偉的世界獲得了一種新的美———速度之美，從而變得豐富多姿。”參見張秉真等主編：《未來主義·超現實主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 6 頁。 在 1920 年代前後，未來主義曾在中國知識界風靡一時，譬如茅盾便曾在《幻滅》中塑造過一個“未來主義者”強猛，參見茅盾：《幻滅》，《茅盾全集》（小說一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 年。臺靜農：《井》，《建塔者》，第 100 頁；第 101 頁。柔石：《還鄉記》，《二月》，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5 年，第 341 頁。丁玲：《水》，《丁玲全集》 （第 3 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425 頁。蕭軍：《八月的鄉村》，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4年，第 11 頁。廢名：《阿賴耶識論》，《廢名集》 （第 4 卷），北京： 北 京 大 學 出 版 社， 2009 年， 第 1842 頁； 第1847 頁。廢名：《橋》，《廢名集》 （第 1 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第 486 頁；第 498 頁；第 538 頁。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北京：三聯書店，2009 年，第 218 頁。廢名：《〈廢名小說選〉序》，《廢名集》（第 6 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第 3268 頁。參見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 年。沈從文：《媚金·豹子·與那羊》，《沈從文文集》（第 2 卷）， 長 沙： 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2013 年， 第429 頁。路翎：《王家老太婆和她的小豬》，《路翎文集》（第4 卷），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5 年，第 195 頁。蕭紅：《生死場》，《蕭紅全集（上）》，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1998 年，第 15 頁；第 62 頁。蕭紅：《呼蘭河傳》，《蕭紅全集（上）》，第 183頁；第 189 頁；第 121 頁。參見臺靜農：《新墳》，《地之子》，鄭州：海燕出版社，2015 年。師陀：《果園城記》，《師陀全集》（第 1 卷下），河南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 年，第 458 頁。參見廢名：《〈周作人散文鈔〉序》《知堂先生》，《廢名集》（第 3 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魯迅：《勢所必至，理有固然》，《魯迅全集》 （第 8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第 425 頁。廢名：《妝台》，《廢名集》（第 3 卷），第 1549 頁。王魯彥：《河邊》，高遠東編選：《魯彥》，北京：華夏出版社，1997 年，第 268 頁；第 276 頁。魯迅：《破惡聲論》，《魯迅全集》 （第 8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第 30 頁。作者簡介：周琪，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博士。 南京　 210023［責任編輯　 桑　 海］761

澳門理工學報　 2023 年第 4 期歷史暗面新探：民元孫中山與佛教交涉史事考*左松濤［提　 要］ 　 學界對於孫中山與佛教關係的研究，尚嫌不足。 民元佛教會社之組織及其與政府的互動，真相撲朔迷離，信史有待建立。 有的史事看似瑣細，為人輕忽，卻能反映歷史奧妙。 翠亨孫中山藏檔中的三則佛教史料，作者之謎長期存在。 據考證，民國浙江名僧摩塵是給孫中山呈文的作者。這一上書是民元佛教復興的縮影。 循此線索研究，可重建李翊灼等成立的佛教會、謝無量等組織的佛教大同會與敬安等領銜的中華佛教總會這些佛教社團諸多鮮為人知的史實，釐清對孫中山及南京臨時政府處理佛教事務的誤解。［關鍵詞］ 　 孫中山　 佛教會社　 民國元年　 辛亥革命　 史實考證［中圖分類號］ 　 B948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3) 04 ⁃ 0168 ⁃ 12學界對孫中山與宗教交涉的研究成果多為一般通論，聚焦探討其與基督教的關係，近期研究尤注意解析基督教人士如何建構孫中山的信徒形象。 研究孫中山與佛教關係的論著則不多見，即使偶有涉及，史實亦不盡準確。 不涉附會的經驗研究，亟待開展。 孫中山與佛教之因緣，當然不局限在民國元年。 例如，1916 年他找回了“二次革命”失敗後在美國芝加哥遺失的觀音菩薩佩像，又於普陀山能獨見“靈境”。 這些看似小事甚或不經，實則曲折反映歷史奧妙。 限於篇幅，本文僅先討論民元一段，祈請識者教正。一、佛教徒“摩”上書孫中山之真相在孫中山一生中，以民國元年與宗教界（尤其是基督教界）的關係最為密切，發表相關言論最多，但“孫中山與佛教、伊斯蘭教等其他教派的關係，留世的材料較為星散”。①因此，現存孫中山文獻中有佛教史料就顯得彌足珍貴。黃彥、李伯新主編《孫中山藏檔選編（辛亥革命前後）》整理了翠亨孫中山故居紀念館保存的文獻。 該書“宗教”部分由三則佛教史料組成，分別是《摩呈孫中山改良佛教辦法文（1912 年初）》、861*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北美藏辛亥革命新史料的整理與研究”（項目號：17BZS072）的階段性成果。

《摩呈孫中山擬設大乘部辦法簡章（1912 年初）》與《佚名：佛教會發趣文（1912 年初）》。 編者指出，第一則標題原為“大乘教改良規則綱要”，作者自稱“摩”，全名及身份待考。 前兩則在格式、筆跡方面相同，應是同一作者。 又據第二則中“南京為國都之地”的表述，判斷“當為三月以前所寫”。②文獻披露後，引起注意，有不少學者利用。 2012 年出版的大型文獻資料集《各方致孫中山函電彙編》全文收入兩則“摩呈”函件。③但作者之謎在“孫學”中始終未得破解，一些嚴謹學者僅言“有位自稱‘摩’者”、“佛教界有位自稱‘摩’者”、“一位署名為‘摩’的人士”，相關論述難以深入。2021 年，翠亨所收藏的中外文檔案（共計 921 份）影印刊行，這三則史料亦在其中，為解謎提供了便利。④查看原件後發現，兩則“摩呈”不符合上行文格式，應非全壁，當是檔案散失後的遺存。 檔案中透露身份的信息僅有“摩謹就管見所及，酌擬改良宗教辦法十條，呈請大總統藉賜覽觀，且資採擇焉”一句。 姓名或法號中有“摩”字的佛教名人中，似無有匹配者。 但細讀呈文，仍有所獲：首先，“摩”是僧人，而非白衣，這可從呈文“如來大事因緣，皆吾僧人唯一之擔負。 是知眾生一日未安，即僧人之擔負一日未盡。 豈知焚頂受戒、坐禪習靜為滿足，僧家行業而有升天成佛之望乎”一段獲知。 “摩”自稱為僧，提議仰仗政府建設“大乘教”，又認為主位是緇衣。 清初，居士佛教逐漸興起，到清末有“佛法不在緇衣，而流入居士長者間”之謂（章太炎語）。 與兩則“摩呈”筆跡相同的《佛教會發趣文》，因未署名，故《孫中山藏檔選編》編者認為“佚名”（實是歐陽漸，後詳）。 查該會發起人為李翊灼、歐陽漸、蒯壽樞、張世畸、陳方恪、濮一乘等，皆是居士。 另從形制上看，兩則“摩呈”用方框將標題文字框入，後者則無。 因此，現存檔案可能經他人錄副，並非原呈。 函件雖幾乎同時呈送孫中山，卻反映不同改革佛教路向，不能混為一談。其次，如未請人代筆潤色，則“摩”的文字功底在僧人中出類拔萃，說是萬里挑一不為過。 晚清民初僧人文化程度低落。 1912 年，仁山、太虛等要求以鎮江金山寺廟產辦學，遭到方丈青權等人反對，因而在金山 “大鬧”，控訴長老“專制”、“愚民”。 仁山放言，寺內僧人不下三四百人，“倘能寫三百個字通達的書信的話，我仁山願把頭剁掉”。⑤江南名刹的寺僧尚且如此，遑論其他。再次，“摩”具世界眼光，也有新學素養，主張改革佛教某些固有制度，顯然不是作風保守的老輩，而是“新僧”。 文中介紹日本僧人的修行方法，用世界通例證明自己主張：“查東西洋各國，靡不以布憲政、興宗教為急。 蓋憲政以法律治人之身，宗教以道德感人之心，兼而行之，是為最善之舉。泰東西各國提倡宗教，咸慎擇說法師以專其職……”他受社會進化論影響，說“方今強權時代，無界不爭，優勝劣敗，天演有例”，認同由國家（政府）管制宗教，發放各種各等級的僧人文憑（證書），無證者不得其位，不由僧人專主佛教事務，“大乘部設部長一員，副部長二員，部員若干員。 部長、部員務以政治家或哲學家，素有道德、極有聲望之博學家、內典家任之”。 他批評一般當家住持“掌持一寺，專養蠹僧，販賣如來，實無普救眾生之資格，誠有違背統理大眾之責”。 他抨擊子孫寺制度是“僧家因顧徒眷之私，生出種種偏見，放棄普度眾生之旨，……把持寺刹，胡行妄為，大妨教體，自應急予改革”。 他主張改易僧服，“今僧人所服都非佛制，係是我朝前古之服。 ……擬改制卍字徽章以代袈裟，便以懸掛，使人一望而知其為慈善家、說教家”。⑥此外，從呈文所引《蓮華經》、《法華經》及《大阿羅漢經》等內容推測，“摩”頗為親近天台宗。論者指出，“當時佛教因受宗法社會思想影響太深，大多數佛教僧侶趨向保守。 ……而受新學術思想啟發及僧教育的青年又為數極少。 僅仁山、太虛二人畢業祇洹精舍及僧師範學堂，可說是受新教育思想洗禮的僧青年，像這一類受新教育訓練的僧青年，畢竟太少，當時全國至多不出三十人左右”。⑦這樣看來，查考“摩”為何人並非大海撈針，能獲知 1908 年楊文會所辦祇洹精舍及其他僧961

學堂學生名錄，或可解決問題。 惜此類名單，尚付闕如。⑧近代佛教期刊、報紙大量影印刊行，有助於解謎。 經檢索，浙江名僧摩塵就是“摩”。 證據如下：其一，摩塵自稱為“摩”。 1933 年，杭州梵天寺主持摩塵覆信觀宗寺主持寶靜：寶和尚慧電：逕啟者。 刻接專函，均悉一是。 係摩之法嗣為（四位）：①覺海②源海③道昌④正濟。 祈印入訃文可也，為諦老人之法孫。 ……梵天寺寶塵手啟。 八、十九。⑨寶靜來函是為刊布近代天台宗大師諦閒訃告，調查同門法脈。 由此可知，摩塵又名“寶塵”，也是諦閒徒弟。 諦閒曾是祇洹精舍的學監。 這樣，摩塵與楊文會、祇洹精舍是有交集的。其二，摩塵生平行事，與前證多有吻合。 他原名林今清，字滌凡，號蓮莖，浙江黃岩蒼溪人，生於1878 年，1912 年時正值盛年。⑩其“年十二畢儒書”，1897 年在奉化法海寺出家，拜師永斌，學習《阿彌陀經》，悟得淨土法門。 1898 年，在雪竇寺依智惠受具足戒。 旋赴寧波天童寺聽同環講《法華經》，其後在常州天寧寺、鎮江江天寺參法習禪。 1903 年，從諦閒習《法華經》，並於 1907 年開始在紹興大慶寺升座講《法華經》。 其後在天台山夏講冬參。 “諦閒法師授以衣缽，是為傳天台宗第四十四世”。 30 歲時補座於南京毗盧寺，“開講法華於溫州頭陀寺。 自是以來，諸方延請講經，遠及陝蜀諸省。 至民國丙寅，任梵天寺主持，創性宗研究社，誘進後學。 嘗主講於南京師範學堂、四明觀宗寺、維揚長生寺，而以梵天為最久。 自行則日誦法華一部，餘時持念彌陀聖號，翹勤淨業。 利他則放生於西湖，創施茶於街亭，建精舍於花塢，設惜字於留下，辦學社於梵天。 但有利益，無不興崇。”現可查到摩塵發表的短文一則、啟事兩則，分別為《地藏菩薩度生悲願文》 （《佛學半月刊》，1931 年 9 月地藏特刊）、《梵天寺講經通啟》 （《弘法刊》，1936 年第 31 期）及《擬倡楞嚴法會啟》（《佛學半月刊》，第 122 期，1936 年 3 月）。 文字皆有可觀之處，行文語氣也與“摩呈”相似，如謂：“是故欲求世界和平，人類安寧，非宣揚佛法，改善人心不為功”、“化導人心，既補法律之不及，復助教育之缺點，更祈國運昌隆”。 另有史料披露摩塵推廣佛教事蹟，因非本文旨趣，不贅。民元摩塵呈文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孫有無批示或反應？ 目前無任何史料可查核，檔案原件未有任何批示痕跡，處理意見當是“留中不發”。 1943 年摩塵往生前，應未對他人提及上書之事，否則其法嗣會有所書寫，而非幾乎湮沒無存。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總長蔡元培在民元或閱讀過“摩呈”且“轉惠大乘部章程”給黃宗仰，蔡意在徵詢其意見。 宗仰後覆書認為：“其章程大旨沿襲島邦，揆諸本國內情，似未盡合，尚待賢哲有所折衷。”這很可能是摩塵上書之後，未得回應的緣故。二、佛教會社與孫中山、南京臨時政府關係再研究摩塵上書孫中山，不能簡單視為個人率性而為，而是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 準確理解此事關鍵在於重建史實，知悉民元佛教組織為何蓬勃興起，孫中山及民國政府又如何處理相關問題。首先應明確，孫中山乃是被動涉及佛教事務。 1912 年 3 月 20 日，他接見李翊灼等人。 事後該會致電報界刊載新聞，顯然是要確定“成果”。 電文稱：“李翊灼、歐陽漸、蒯壽樞、張世畸、陳方恪、濮一來〔乘〕發起佛教會，主張政教分權，為我國千古未有之創舉。 所有要求條件，概由孫大總統面允，即日正式發布。”學界對上述史實不陌生，但對李翊灼領銜的佛教會（或稱中華佛教會）如何組織，往往語焉不詳，且以 3 月 20 日為該會正式成立時間。著名佛教史學者霍姆斯·唯慈（Holems Welch，中文名尉遲酣）就稱：“在 1912 年的頭兩個月，他們（引注：歐陽漸與李翊灼）和另外五個人打算在南京成立071

‘中國佛教會’。”該說法實屬誤解。 佛教會與清末成立的佛學研究會關係密切，可謂一脈相承。李翊灼等人在 3 月份尋求謁見孫中山，不是要建新組織，而是希望民國政府承認所謂的政教分權。該會後來刊布的廣告就聲明，其成立時間是 1912 年 2 月。李翊灼（1881～1952），江西臨川人，字證剛，號蘇庵。 楊文會弟子。 清末，他與安徽提學使、署布政使沈曾植交往密切。 沈當時對佛教革新頗為關注。1910 年 10 月 16 日，沈曾植、楊文會、蒯禮卿、鄭孝胥、張謇、朱祖謀、陳三立、俞明震、李瑞清、魏繇、陳慶年、諸宗元、王宗炎、趙從蕃、易季復、魏允恭、梁慕韓、蒯壽樞、李世由、梅光羲、梅斐時、陳宜甫、桂念祖、歐陽漸、余同伯、李翊灼、歐陽石芝、狄葆賢等二十餘人在南京大中橋韜園發起創立佛學研究會，以楊為會長，沈、蒯（礼卿）為副會長。佛學研究會發起人均為名流，不少有進士、舉人功名，不乏司道級官員。 該會以上海為總機關，其他地方設立事務所以為聯絡，計劃每月舉行集會一次。11 月 27 日，在南京召開第一次常會討論修改會章，約請楊文會開講《大乘起信論》，除一些發起人外，還有會員葉子貞、吳璆、易季復、曹赤霞、柳詒徵、鄧伯成、許季上、諦閒及臨時入會者方玉山、馬玉平共二十多人參加。從沈曾植與李翊灼的通信中可知，李氏實是佛學研究會的主事者，儘管他在發起會員的排名中比較靠後。 該會很快變成“一套人馬，兩塊牌子”。 一則，楊文會於 1911 年 10 月去世之後，由沈曾植領銜，繼續保留佛教研究會名義；另則，以李翊灼為首，於次年 2 月結成“佛教會”，與外界尤其是政界進行交涉。 前者人員年齡較大，資格較老，多以不仕民國為標榜，不願在公呈上署名；後者多是青壯年，羽翼尚未全豐，借此進行活動。這種本來一體、分開運作的形式，在次年 5 月分別致雲南都督蔡鍔、江西都督李烈鈞一事上體現得頗為明顯。 沈曾植、狄葆賢等以佛教研究會的名義致電蔡鍔，反對滇省將寺觀悉充公有。 李翊灼、桂念祖、歐陽漸等人則用佛教會建立人的身份，以“佛教會臨時法務所北京機關部”的名義致電李烈鈞，反對毀壞佑清寺銅佛用於鑄造銅元。霍姆斯·唯慈認為，孫中山批准佛教會的“草案”凸顯出南京臨時政府內部的混亂局面，並猜測此事“也許是在 3 月 10 日被袁世凱篡權以前”。此推斷也有误。 孫在 3 月 20 日會見李翊灼等，這是確定無疑的事情。 臨時政府的確存在政令不出總統府的狀況，並且在處理宗教事務時，內務部與教育部一度權限劃分不清。 孫中山對此進行了及時處理。而且，孫中山的決定是否反映出“內部的混亂”，亦應仔細推敲。要討論這一問題，需了解佛教會“草案”的具體內容。 長期以來，學界並不掌握原文。 近有專業期刊予以揭載，但誤植文字，以至於無法理解，故重新徵引如下：佛教會要求條件第一款　 佛教會有昌明道德、促進共和之義務。 民國政府應酬以完全保護之利益。第一條　 左列事項為佛教會擔任之義務。 甲、說教事項：普通說教、軍營說教、工廠說教、病院說教、監獄說教。 乙、教育事項：佛教各類學校、佛教各種研究會。 丙、慈善事項：振饑、援溺、治病、保赤、救災、濟貧、扶困、利便、弭殺、弭盜、弭淫、正俗。第二條　 左列各項為民國政府酬予佛教之利益。 甲、民國政府應承認佛教會為完全自在之教會。 乙、民國政府對於佛教會有完全保護之責任。 丙、佛教會所享民國政府保護之普通利益、特別利益應與各教同等。 丁、佛教會得於一切處自在布教。 戊、佛教會有監督佛教公團一切財產上處分之權。 己、佛教會有整頓佛教一切事業、促進其發達之權。171

庚、佛教會有調和佛教信士種種爭競，維持其秩序之權。 辛、佛教會於推行改良社會之宣講教育及救濟社會之慈善事項時，有通告民國政府請其如約保護之權。 壬、佛教會於民國政府裁判佛教信士犯國律案時，有派員旁聽之權，或遇民國政府有裁判不公等情，佛教會得要求複行裁判。第二款　 佛教會與民國政府絕對分立。第一條　 佛教會在法律範圍內之種種行為，民國政府不得干涉。第二條　 佛教會於佛教事業外概不干涉。第三款　 民國政府承認佛教會後，應訂立保護專條，列入法典。第四款　 本條件若佛教會認為當修正、增加時，得向民國政府提議。霍姆斯·唯慈在沒有見到原文的情況下，僅憑部分內容就認定佛教會的“總目標聽起來頗為動人……所要求的權利也令人吃驚……這是一件比大鬧金山更加危險的事情，這個計劃要把佛教組織置於藐視僧伽的人掌管之下”。在他看來，孫中山不理解問題要害，居然批准了一個“要把佛教組織置於藐視僧伽的人掌管之下”的“草案”。筆者不同意這一解讀。 查核孫中山的書面答覆，其中關鍵字句有：貴會揭宏通佛教，提振戒乘，融攝世間、出世間一切善法，甄擇進行，以求世界永久之和平，及眾生完全之幸福為宗旨。 道衰久矣，得諸君子闡微索隱，補弊救偏，既暢宗風，亦裨世道，曷勝瞻仰讚歎！ 近世各國政教之分甚莊嚴，在教徒苦心修持，絕不干與政治；而在國家，盡力保護，不稍吝惜。 此種美風，最可效法。 民國約法第五條載明，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 第二條第七項載明，人民有信教之自由。 條文雖簡，而含義甚宏。 是貴會所要求者，盡為約法所容許。 凡承乏公僕者，皆當力體斯旨，一律奉行。 此文所敢明告者。3 月 24 日，孫以大總統名義諭令教育部為佛教會立案。 在他看來，佛教會的請求並不算過分。1912 年 2 月，孫中山在給上海基督教美以美會高翼聖、韋亞傑的覆信中就說：“政教分立，幾為近世文明國之公例。 蓋分立則信教傳教皆得自由，不特政治上少紛擾之原因，且使教會得發揮其真美之宗旨。”孫中山並沒有對佛教會的條件進行具體答覆，僅是批轉到教育部處理。 這毋寧是一種不置可否的模糊處理方式，事實上他已經決定讓位袁世凱，不處理就是最好的處理方式。其次，時人並不認為孫中山的處理不妥，幾乎沒有出現公開反對意見。 天津《大公報》有天主教背景，該報在清末的報導中對佛教的評價不高，但對於佛教會立案並得到孫中山的回應一事，未有任何消息。 直到稍後有人主張以儒教為國教、聲稱佛教為唯一國粹時，才見該報表示反對。 滬上報紙，多以新聞報導方式對相關信息進行披露，偶有隻言片語的評論，也是持審慎支持立場。 《新聞報》發表短評說：“宋漢章具保開釋，人民始有身體自由；佛教會開始建立，人民始有信教自由。此兩大自由在法治國家視為固然，而在上海則詫為創見，亦一咄咄怪事。 所望後之掌權者勿違法而捕人，勿恃強而佔寺，致貽兵主國之誚也。”面向外國人及有良好英語水平的國人進行宣傳、剛創刊的《共和西報》編輯意識到孫中山接見李翊灼等人具有新聞價值，在第 2 期的“國內新聞”欄目登載了題為 Dr. Sun Yat⁃sen and Buddhism（《孫逸仙與佛教》）的報導：在孫中山先生擔任南京總統期間，佛教會向他遞交了一份請願書。 在陳述了佛教會的目標，即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和促進共和主義精神之後，它陳述了其傳教、教育和慈善的職責。 爾後，佛教會請求政府給予某些特權，承認它是一個完整的、自由的組織：它應受271

到政府的保護；它應享有給予其他宗教機構的所有權利和特權；它應擁有傳教的自由，管理自己的財產，解決佛教徒之間的爭端；在發生法律訴訟時，它應有權派代表到法院，以確保佛教徒得到公正的對待；政府應起草特別的法律來保護它；佛教會和國家應保持分離。在回應這一呼籲時，孫中山先生特別強調了政教分離的原則和政府保護宗教的責任。他提到了《臨時憲法》第五條，該條規定在共和國內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沒有宗教、種族或階級的區別；還提到了第二條第七節，該條規定了信仰的自由。 前總統因此總結說，佛教會所要求的都已經得到了滿足。《共和西報》主編李登輝是基督徒。 在他看來，孫中山對佛教會的“請願”處理是適當的。佛教會收到孫中山回覆，見到《臨時政府公報》刊登函件，於是就將其錄入第一次布告，視為重大成果。 4 月 1 日孫中山解職，佛教會尋求新的支持，“於是現擬即致函第二次〔任〕大總統袁慰亭先生，請其繼續承認，並交參議院通過。 俟發表後即當通告四眾，訂期開成立會於南京，選舉總會會長，建立總會、分會辦理一切法務，以期統一教徒，昌明佛法”。民元佛教結社情況及南京臨時政府處理佛教事務之經過，學界了解不多。 為把握歷史全貌，值得費些筆墨概述：武昌首義後，尤其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佛教徒集會結社頻繁，名目眾多。 例如，著名僧人亞髡（文希）在被張人駿從石城監獄中釋放出來後，即於江西九江組織了大共和佛教會。 太虛等人組織的“佛教協進會”在 1912 年 2 月 7 日於鎮江金山寺宣告正式成立。南京臨時政府內務部最早批准立案的佛教組織是“佛教大同會”。 這距離該部成立僅一個多月。 佛教大同會領銜人是“僧人謝楞伽”。有人認為，佛教大同會是“1912 年初，謝無量等佛教居士在揚州發起成立。 主張佛道折衷並容，以佛道不分的信仰為基礎，建立一個統一的中國宗教。 後因各地佛教僧俗兩眾擬建立統一的中華佛教總會，經勸告旋即解散。”此會發起人是謝無量，被其友人太虛在《我的佛教改進運動略史》一文所證實，且旁證多有，應毋庸置疑。 該會是否在揚州成立，則頗有可疑。 查現有各版本謝無量年譜，發現他此時正在成都任四川存古學堂（後改名國學館）監督，並沒有揚州之行。如果記載不誤，則學者或可能將大同公濟總會揚州支部（可簡稱為揚州大同會）與佛教大同會混淆了。筆者以為，更有可能是謝的年譜編撰失記。 謝無量晚年自稱在 1912 年重回上海成為《民權報》、《獨立週報》及《神州日報》主筆。 揚州距離上海並非遙遠，組織成立該會也並非沒有可能。 但不知何故，年譜卻將他成為上海報紙主筆的時間系在 1913 年。更為奇怪的是，為什麼謝無量要以“僧人謝楞伽”的名義申請立案呢？ 謝在晚年所寫的《自傳》中並無交代，其年譜同樣失記。迄今為止，學界未見任何論及。 1912 年 11 月 13 日《亞細亞日報》刊出《杜德輿摧殘佛教之種種》一文對此事有所披露：與謝楞伽之結托。 杜本川人，其鄉人有謝某者，素行無賴，因乃兄為僧，冒稱僧名，署名曰謝楞伽，具稟南京內務部。 假佛教大同會名義，與杜德輿結托，創立票布，迫僧購買，每張購買三元。 時寄禪探知謝某本以俗人冒稱和尚，敦詐僧僚，且前有設立佛教協會，強佔金山寺情事。 遂具稟南京政府取消該會社，因此大不慊於寄禪。該報導未署作者名，僅稱所述來自敬安（寄禪）的遺言。文中所說的“因乃兄為僧，冒稱僧名”，不夠準確，但實有其事。 謝無量的三弟謝大沅（號希安，法名萬慧）在 19 歲時即出家為僧，1912 年時似身處東南亞。又據文中“且前有設立佛教協會，強佔金山寺情事”推測，謝無量在成立佛教大同371

會之前，加入過太虛組織的佛教協進會。 換言之，佛教大同會的成立時間晚於佛教協進會。 至於文章涉及太虛，卻未明指，或顧忌他是敬安弟子。上文所刻畫的，是敬安一系眼中的內務部官員杜德輿和謝無量“勾結”的形象。 不少人對此深信不疑，幾成信史。 但爬梳相關史料，卻可見另一種事實：杜德輿（1864 ～ 1929），後名杜關，四川長寧人。 1894 年中舉，因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寫有《滬上感詠十二首》、《哀遼東賦》，抒發忠君愛國、憤激救亡的情感，被收入《普天忠憤集》獲得廣泛關注。 1898 年中進士後，為戶部學習主事，應詔言事，上《請以各縣祠廟所收之款舉辦民團摺》。 戊戌政變發生後，其變革社會的思想日漸強烈。1905 年，秋瑾介紹杜德輿的妻子杜黃加入同盟會，後“職掌庫藏”，為行刺清廷要員提供武器支持。1912 年，杜德輿任南京臨時政府內務部禮教局局長。 北京政府成立後，任內務部禮俗司司長。謝無量與杜德輿關係良好，謝與時為實業部次長的馬君武也早有交情，人脈關係當是佛教大同會能夠率先在臨時政府立案的助力。 但謝、杜兩人對佛教革新觀念趨同，也是重要原因：他們都積極參加了四川的保路運動，都認為應將作為十方叢林的寺廟財產用在有裨地方的實際事務。內務部的處理確有可議之處。 時為該部次長、實際負責部務的居正回憶“報律闖禍”一事說，“革命黨粗腳毛手，一行作吏，不會說官話，又不會弄官文，未免鬧出笑話”。《臨時政府公報》第 18號所刊《內務部批僧人謝楞伽等發起佛教大同會稟請立案呈》一文出現不應有的錯誤：（1）杜德輿理當知道“謝楞伽”的身份，仍視其為“僧人”，有徇私嫌疑。 （2）批文中有“意在維持宗教，昌明佛理，廣行慈善，提倡公益，深合我佛慈悲本旨”的文句，或是呈文中原有，但不加甄別，徑直使用，有損行政中立。 （3）內務部在不掌握佛教大同會組織章程的情況下，批准該會立案，導致利益相關方有所非議。 按照制度規定，作為禮教局長的杜德輿不能獨立對外行文，相關文件必須要經過內務總長或次長簽署。 該文最終能刊載於《臨時政府公報》，嚴格意義上說，居正也有責任。“大鬧金山”事件發生後，佛教界內部衝突愈演愈烈，金山寺若干僧人及普陀山僧少青等被逮至審判廳問罪，據說他們遭致刑訊逼供與罰款。 章太炎、陳三立及狄葆賢等人領銜，以佛學研究會全體會員名義給孫中山、內務部及教育部發出公電，聲稱“如此不法恣肆，豈今日民國所應有？ 迫切電請速救倒懸，不勝待命之至。”與佛教研究會諸人關係密切的蔡元培在 2 月 10 日致電中國社會黨創建人、本部長江亢虎要求干預：“頗聞金山開會，有以武力脅取寺產者，深望非確。 請公及諸同志注意，勿使我輩所敬愛之社會黨及佛教徒為人詬病。”江亢虎回電：“佛教協進會乃本黨員僧太虛以私人名義發起，非本黨直接事業，本黨不負責任，鄙人亦無暇與聞。 既承雅注，當力誥誡之。”不難推知，佛教協進會很可能並未向南京臨時政府立案，儘管太虛在此之前到南京試圖謁見孫中山，以尋求幫助。內務部注意到，“民國初立，各會分歧，即佛教一端已有種種名目”，處理佛教事務時已有所顧忌。 常州民政長屠寄電告陸軍部轉諮內務部，稱太虛以武力強佔寺廟，請求批准天寧寺“以武力自衛”。 內務部回電：“查信教自由，各寺原有舊規，豈容該僧等無端侵佔”，但也提醒屠寄有維持公安責任，不能讓天寧寺用武力自衛。 該部同時電請鎮江民政長查明太虛是否有強佔金山寺之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敬安等人稍後亦稟請內務部、教育部創立“中華佛教總會”。 為順利行事，他們以捐獻方式謀求陸軍部支持。 敬安、虛雲謁見孫中山，檢舉佛教大同會有種種違法情形，要求“統一”佛教組織。目前學界並不掌握敬安與虛雲前往南京的具體時間，而據新近出版的《蔣維喬日記》，1912 年 3 月 9 日上午蔣在教育部“接見佛教總會代表敬安和尚，批閱公牘”。該記載有重要提示意義。 孫中山將此事交由內務部辦理。 經歷數次風波，該部處理手段穩妥不少：一來表示471

對佛教大同會違法行為“不勝詫異，如果屬實，該會誠有不合，應即取銷”；二又聲稱“惟詞屬一面，其中保無彼此爭執等情，姑候查明究辦”；三則不同意大同會、佛教總會等任何一方試圖吞併對方，認為將來辦會確有成績，“何患不能統一，亦何須本部特許”。霍姆斯·唯慈說，“我們能夠知道的事實是，4 月 1 日在上海成立了一個新的佛教總會之後，歐陽竟無在南京成立的佛教會‘自動取消’。”但這並非歷史事實。1912 年 4 月 11 日，中華佛教總會在上海留雲寺正式成立，與會者有三百多人，以天童寺敬安為會長，北京龍泉寺道興、常州清涼寺清海為副會長，其各省支部如蘇州、浙江及奉天等也陸續成立。 至 1913 年 8 月，已設有省支部 16 處（包括南洋支部 1 處）、地方分部 125 處，其組織系統在江蘇、安徽、奉天、浙江、湖北等省尤為發達。這些地方會務進展迅速，當與在晚清時就存在僧教育會有關係。 而原本獨立存在的佛教協進會也很快發表聲明，表示已經與中華佛教總會“合同而化”。李翊灼等人發起的佛教會，與中華佛教總會也有一定聯繫。 推斷依據是：該會開成立會前，所刊廣告稱“務望海內僧界及信仰佛教居士蒞會共商一切”，而佛學研究社同日廣告也稱將在 4 月 17日開講《大乘起信論》，這兩個佛教組織的聯繫地址都是留雲寺，應有某種程度的交集。 更明確的證據是，革命僧文希（亞髡）拒絕出任江蘇支部主任，“勉認臨時理事，並宣布意見數條以為實行擴張手續，一俟建立佛教會人李居士翊灼等南旋，即公開全國大會，正式選舉。 聞亞師所持意見甚大且堅，倘不能施諸實行，惟有潔身以去，不再干涉云。”所謂俟佛教會人南旋，是指李翊灼、歐陽漸等人用該會的名義，前往北京，向新政府提出與之前類似的請求。 李翊灼與教育部關係匪淺，這可從《蔣維喬日記》的相關記載中得到印證，且黃宗仰也在給蔡元培的信中予以力薦：“李證剛君……近以組織佛教會事旅行在京，寓法源寺中，倘荷贊成，並希加睞及之。”蔡元培提出內務部禮教司應移入教育部，因此佛教會的要求似乎容易得到滿足。 他們在 6 月“致書總統、國務院，請以政教分離條件交議院通過”，但袁世凱“月餘未經函覆”，而國務院則將佛教會文件上的“公函”字樣改為“呈”，在 6 月 12 日發出批示（刊於《政府公報》第48 號）：人民信教之自由及保有財產之權利，均載在《民國臨時約法》。 查閱所呈條款，內如第一條所列舉之說教、教育、慈善三項，為宗教家應盡之天職。 第二項所列舉為關於布教事項，苟無觸犯民國法令之處，民國政府自當遵照約法，盡力保護。 第二、三、四款劃清政教界限，不以世務累其清修，尤可為教宗之矜式。 誠如孫前總統覆該會函所言，凡所要求，盡為約法所容許。 所請提交參議院議決，列入法令之處，正不必多此一舉。這個打擊相當沉重。 李翊灼、歐陽漸及張世畸只得在 7 月登報宣布佛教會解散。 早在一個月前，歐陽漸曾倡言“四眾共任教會，以求佛教之復明”，感歎“佛教會者，為存法故，為作佛事故，為一切眾生燈明故。 但有志願而缺實力，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是賴四眾共此仔肩”。但外界的阻礙困擾以及佛教界內部的爭端，使得歐陽漸等人意志不申，只得沉痛宣告：“夫國人以教會之實行，從古未有，因於教會之性質混而不明，若又實行不稱空在，人將以教在政下為教會性質本來如是，則李、歐、張之罪為何如乎？ 嗚呼！ 輕舉之非，或可懺悔於捲土重來之日；混淆之罪，實難贖於十方三寶之前。敬告國人佛教會取消之因緣如是如是。”此後歐陽漸長住金陵刻經處，不再過問外事。佛教會的解散，使中華佛教總會取得主導地位。 該會邀請佛學研究會沈曾植、陳三立、樊增祥、熊希齡及李瑞清等人商議，決定由會長敬安與福建支部長本忠等进京上書大總統、國務院，要求立案並通文各省都督保護，“冀得遠宗教圓滿之義，而使共和平等之真相普及於社會心理云”。不料571

结果却是中華佛教總會的立案遭到挫折，敬安付出生命代價。 學界对此已有闡述，本文不贅。三、民元氣象之暗面清廷覆亡，民國肇建，共和、自由、平等諸多觀念得以加速傳播，深入人心。 這是一般常識，不必多言。 但既往研究多以一般社會情勢為討論對象，深入探析佛教界人士如何進行反應、調適及互動，則相對不足。 近期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受域外興起的新文化史影響，有學者注意探討所謂的紀念史與記憶史等，然而閱覽相關論著不難發現，並未涉及“孫中山”形象在佛教界的變遷。 因此，上文所發覆內容，並非瑣細小事，實有關乎民初歷史中尚有待揭示的暗面。摩塵在民元上書孫中山，建言改革佛教。 事不孤起，其思想上的背景在於彼時科學主義浪潮尚未興起，宗教尚能被革命黨、改良派同時重視利用。 以發起信心，增進國民道德，是他們念茲在茲的法門。 晚清，佛法的魅力受到特別青睞，正如領導言論宣傳界風騷的梁啟超所言，其時所謂新學家者，殆無一不與佛學有關係。 20 世紀初，梁氏在高舉新史學大旗的同時，倡言信仰佛教乃智信而非迷信，能兼善而非獨善，是入世而非厭世，可無量而非有限，為平等而非差別，本自力而非他力，因此有利於“群治”。 民國元年，他繼續力證佛教有特別的價值，“竊謂吾國求治之術多矣，而以宗教為亟。 宗教之別繁矣，而斷以佛教為宜”。 在他看來，佛教“唯心”、“萬法唯識”，有利於消除當時中國程度不齊、思想不一之阻礙；佛教是平等之教，有利於將平等之說化入人心。 佛教之事理也以中國為“究竟”（至極），大乘佛法僅由中國傳之，華嚴、天台皆創自中國，禪宗、淨土也是中國所發揮。梁啟超是否影響到摩塵，目前較難證實。 但從後者上書內容來看，實有不少暗合。 摩塵在呈文中不斷表達宗教“提倡之權則端賴政府”、“提倡教務，不能不仰賴政治家”、“深望於政教合一”、“贊助共和，昌明佛教，輔助行政，維繫人心”等意思，不難看出其傾向與立場。 摩塵如此表態，也是比較好理解的，其雖已受傳為天台宗四十四世、南京毗廬寺當家，但在教內根基不厚，名望不高，要有所成，必須借助外力與外緣。摩塵上書事實之發現，或可使學者言及近代佛教改革，動輒聚焦於太虛等極個別僧人的做法有所調整，擴大對於其時沙門群體狀況的調查。 摩塵年齡要長太虛十餘歲，按照當時標準，已屆中年。然而，他在當時思想與行動卻絕非保守，儘管其師諦閒後來被視為“舊派”的代表人物。與尚勢單力薄的摩塵、太虛等不同，無論是謝無量等所發起的佛教大同會，還是李翊灼等發起的佛教會，都更有根基與人脈關係，而後者尤著。 佛教會敢於使用“公函”名義向南京臨時政府提出“與民國政府絕對分立”、“承認佛教會後，應訂立專條，列入法典”等要求，以後來的眼光視之，的確不免有些離奇。 不過，更令後人驚訝的是，孫中山居然覆函批准了，成為民國佛教界長期利用的政治資源。 佛教會諸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卻在民初幾個月中曇花一現，沒有獲得最終的成功。向北京政府請願所招致的挫敗，導致佛教界之前獨立行動的個體與組織最終匯入更大群體———中華佛教總會。孫中山在民初對於佛教界人士的親善，也許可以有不同解釋。 如理解為孫中山不諳行政技術，或並不掌握實權、率爾操觚，但筆者認為孫中山其實是為辛亥革命所揭櫫的共和、民主、自由、平等及博愛等價值做身體力行的“公關”。 辭去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於 1912 年 4 月 25 日返回廣東，5月中旬出席了廣東佛教總會（正式名稱應為“中華佛教總會廣東支部”）在六榕寺舉行的歡迎會，並為佛教人士題詞：“闡揚佛教”、“自由、平等、博愛”。 8 月，孫中山抵達北京，亦受到包括北京佛教會在內的各界代表歡迎。 若非前結緣分，當無後來果實。671

民國肇建，在爭取人心與獲得理解方面，革命黨人所需要做的工作委實不少。 梁啟超在結束流亡，返回故國之後，以開歡迎會、演講會的出席人數作為一個指標，將自己與孫中山、黃興的受歡迎程度進行比較，自稱超過後者數倍。 佛教會的力邀，也被其寫入家信，頗洋洋自得。但歷史真相如何，可能還得小心重建。 總而言之，清末民初不同政治勢力如何在宗教方面捭闔縱橫、上下其手，目前學界所知有限，存在不少值得繼續探求的空間。①張金超：《民元孫中山的宗教主張及其與宗教界之關係探略》，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9 年第 4 期。②黃彥、李伯新： 《孫中山藏檔選編 （辛亥革命前後）》，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第 360～374 頁。③桑兵主編：《各方致孫中山函電彙編》第 1 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年，第 328～336 頁。④孫中山故居紀念館：《館藏辛亥革命前後中外文檔案》，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21 年。 分別見於第二冊“中文藏檔上”第 555 ～ 562 頁、第三冊“中文藏檔下”第 403～408 頁。⑤⑦張曼濤主編：《中國佛教史論集七·民國佛教篇》，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 年，第 18 頁；第19 頁。⑥將改革僧裝的行為，視為“革命”之舉，後來亦不鮮見。 參見顧達：《記淮陰之一僧一尼》，上海：《申報》，1928 年 9 月 21 日。⑧已知的有：仁山、惠敏、智光、觀同、太虛。 楊文會對“摩”所呈或有啟發，參見楊仁山：《楊仁山大德文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2 年，第 175 頁。⑨ 《杭州梵天寺摩塵法師來函》，浙江寧波：《弘法社刊》，1933 年第 20 期。⑩1908 年太虛在寧波七塔寺与摩塵聽諦閒開講天台宗經典，太虛稱其為“老宿”。 太虛：《太虛大師全書》第 31 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 年，第 174 頁。當行：《摩塵法師事略》，上海：《佛學半月刊》，第 9期（1931 年）；妙慧：《摩塵老法師事略》，上海：《佛學半月刊》，第 287 期（1943 年），又見上海《覺有情》1943 年第 101、102 期合刊。 學界對於摩塵尚無研究，僅冷曉《近代杭州佛教史》（杭州：杭州佛教協會，1993 年）在“人物篇”中略有介紹。中央：《致蔡孑民先生書》，上海：《佛學叢報》，第 1期（1912 年 10 月）。《南京佛教會電》，上海：《申報》，1912 年 3 月 21日；上海：《時事新報》，1912 年 3 月 21 日。水野梅曉：《中國佛教近代史研究》，1925 年，第 64～66 頁。 轉引自霍姆斯·唯慈：《中國佛教的復興》，王雷泉等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第28 頁。霍姆斯·唯慈：《中國佛教的復興》，王雷泉等譯，第 27 頁； Holmes Welch, The Buddhist Revival in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Press, 1968, p. 300.楊文會所撰《佛教研究會小引》稱其宗旨既不維新，也不守舊，而志在復古（復釋迦摩尼之遺教）。 參見楊文會著、周繼旨校點：《楊仁山全集》，合肥：黃山書社，2000 年，第 337 頁。《佛學研究會簡章》，上海：《時報》，1910 年 10 月24 日。《金陵佛學研究會紀盛》，上海：《時報》，1910 年 12月 2 日。沈曾植在致友人王甲榮信中稱：“公呈弟向不列名，公函則無不可者。”見沈曾植著、許全勝整理：《沈曾植書信集》，北京：中華書局，2021 年，第 341 頁。《佛學研究會致滇都督電》，上海：《時報》，1912 年5 月 26 日。霍姆斯·唯慈：《中國佛教的復興》，王雷泉等譯，第 28 頁。1912 年 2 月 9 日，孫中山主持召開內閣會議討論過兩部權限劃分。 按照法制院提出的官制草案，宗教、禮俗歸內務部管理，但議決劃歸教育部事務。 中華佛教總會申請立案一事，最能體現內務部與教育部在此問題上的權限不清，因此出現有不同批示。內務部雖同意立案，但卻對中華佛教總會的會長人選有所不滿，要求該會與佛教大同會“兩方面照章召集僧界會員公舉道行高深、品端學粹之人為該會會長。 俾得同心共濟，一致進行，不可滋生事端，徒自771

紛擾”。 教育部也同意立案，並未對會長人選提出不同意見，但也認為“發起者僅江浙兩省，尚不足以代表全國，必須聯合各省僧界組織完全團體” （南京：《臨時政府公報》，第 18 號，1912 年 2 月 21 日）。 正是有不同處置意見，才要由孫中山召開會議協調處理。 1912 年 3 月 16 日《新聞報》在第 2 版刊出的《教育部准設佛教總會》稱蔡元培批准立案，並希望敬安等注意“宗教改革刻不容緩，該僧等務須努力進行，將大乘精義廣為傳播，勿蹈舊日專事誦經禮懺，類似巫祝之陋”。 這當是將宗教管理權限劃歸教育部後的再度指示。霍姆斯·唯慈就坦陳：“我沒有找到章程的中文原文”，而國內學者在翻譯其著作時，亦是採用直譯的方式。 釋印順所撰《中國近代史最早的居士佛教組織———佛教會》（北京：《世界宗教研究》，2011 年第 5期）首次錄出了《佛學叢報》第 2 期（1911 年 9 月）所刊全文。原文如此，現一般寫作“賑饑”。《孫中山覆佛教會函》，上海：《時報》，1912 年 4 月1 日。霍姆斯·唯慈：《中國佛教的復興》，王雷泉等譯，第 27～28 頁。《大總統覆佛教會函》，南京：《臨時政府公報》，第49 號（1912 年 3 月 27 日）。 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據《佛教叢報》抄錄此函，訂正了個別錯字，但將此“佛教會”誤認為是“中華佛教總會”（雖然兩者確有些聯繫）。 學界有同樣誤解者，不乏其人。《大總統覆美以美會高翼聖、韋亞傑論中國自立耶教會函》，南京：《臨時政府公報》，第 9 號（1912 年 2月 6 日）。《新評二》，上海：《新聞報》，1912 年 4 月 17 日。 宋漢章 1912 年任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經理，因拒絕滬軍都督府索銀 50 萬兩而被拘押，後交保獲釋。Dr. Sun Yat⁃sen and Buddhism, The Republican Ad⁃vocate, April 13, 1912.張微隆：《中國佛教之近況》，台北：《南瀛佛教》，第13 卷第 6 號（1935 年）。 該文稱此段文字出自《佛教會說明書》。“佛教協進會”的名稱出現更早。 目前學界僅籠統提及該會於 1912 年成立，並未指明具體日期。 印順編纂的《太虛大師年譜》則稱太虛在 1912 年 1 月南京發起組織，設辦事處於毗廬寺。 發掘當時滬上報紙的報導，可以得到更為準確的信息。 如 1912 年 2月 11 日《神州日報》報導稱“寺僧太虛等……因組織一佛教協進會以贊成共和、維持佛教為宗旨，定於二月七號（即二十日）在金山寺開會討論辦法云”。 同日另一則《協進會開會紀事》明確說：“中國佛教協進會於昨日（陰曆二十日）午後二時在金山開成立大會”。《內務部批僧人謝楞伽等發起佛教大同會稟請立案呈》，南京：《臨時政府公報》，第 18 號（1912 年 2 月21 日）。蔡鴻源、徐友春主編：《民國會社黨派大辭典》，合肥：黃山書社，2012 年，第 276 頁。 查較早的出處是魏宏運主編：《民國紀事本末》第 4 冊，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492 頁。 有不少研究專著也使用了同樣的說法。謝無量（1884～ 1964），原名蒙，後易名沉，字無量，別署嗇庵。 清末 以 湯 壽 潛 為 師， 與 馬 一 浮 交 遊。1901 年進入南洋公學，與《蘇報》、《國民日日報》關係密切。 1907 年先是任《京報》主筆，後在南京“參加楊文會創辦的佛學研究會，與梵文教習蘇曼殊結識，遂成契交”。 參見謝德晶整理：《謝無量自傳》，北京：《國學學刊》，2009 年第 1 期。目前可以查實謝無量遊揚州的時間是在 1902 年。馬君武寫有《偕謝無量遊揚州（壬寅）》詩一首，後收入《馬君武詩稿》（上海：文明書局，1914 年）。大同公濟總會由大同民黨在上海發起，發起人有張震亞、何觀蓮等，贊成員列名者有伍廷芳、黃興、李登輝、李平書等。 見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增訂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719～720 頁。目前所見的謝無量年譜已有多份：劉長榮、何興明：《謝無量年譜》，南京：《文教資料》，2001 年第 3期；彭華：《謝無量年譜》，成都：《儒藏論壇》，第 3 輯，2009 年；彭華：《〈謝無量年譜〉訂補》，成都：《儒藏論壇》，第 14 輯，2016 年；省堂：《謝無量年表》，北京：《中華書畫家》，2018 年第 4 期。敬安曾見過杜德輿，雙方對調查僧產有所爭論。敬安回寺後當晚去世，有流言說是杜氣死了他。871

1912 年 11 月刊出的《佛學叢報》第 2 期上登載署名東印度沙門萬慧《致友人書》中有“別有三載，日事跋涉，無暇通問”云云。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實錄》，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第 313 頁。陳三井、居蜜主編：《居正先生全集》（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 年，第 192 頁。“公電”，上海：《民立報》，1912 年 2 月 29 日。“公電”，上海：《新聞報》，1912 年 2 月 11 日。《內務部電常州民政長保護天寧寺並飭僧人不准以武力自衛文》、《內務部電鎮江民政長查僧太虛有無強佔金山寺文》，南京：《臨時政府公報》，第 18 號（1912 年 2 月 21 日）。《內務部批僧敬安等請嚴懲竊名集會招搖呈》，南京：《臨時政府公報》，第 34 號（1912 年 3 月 10 日）；又據 《 虛 雲 和 尚 年 譜 （ 增 訂 版）》 稱： “ 民 國 元 年（1912），佛教會與大同會分立滬寧，各自所立規章制度多相互抵牾。 諸山僧眾對此兩會也不承認。 應僧眾電請，虛老抵滬，與寄禪和尚斡旋兩會對峙之隙。隨之，又赴南京謁孫中山先生，共商改訂佛教會會章，取消以往各地自立之諸名目。 另於上海靜安寺籌組中華佛教總會。”虛雲自述是：“電至滇，促予往。至滬，晤普常、太虛、仁山、諦閒諸師，協商妥善，在靜安寺設立佛教總會。 予與寄禪和尚同到北京，住法源寺。”淨慧主編：《虛雲和尚年譜（增訂版）》，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87 頁。蔣維喬著、 汪家熔校注： 《 蔣 維 喬 日 記： 1896—1914》，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 年，第 547 頁。《內務部批僧敬安等請嚴懲竊名集會招搖呈》，南京：《臨時政府公報》，第 34 號（1912 年 3 月 10 日）。《佛教總會各支分部一覽表》，上海：《佛教月報》，第 2 期（1913 年）。當然，也有寺廟表示不願意與中華佛教總會發生聯繫。 如普陀山普濟寺就以住持廣學的名義刊出廣告，聲明本寺僧人少青“在佛教總會冒充普陀代表，為發起人，此等人物合山切〔絕〕不承認”。 《普陀山普濟寺住持廣學告白》，上海：《申報》，1912 年 4 月10 日、11 日。《亞髡對於佛教總會政見》，上海：《佛學叢報》，第1 期（1912 年 10 月）。 此則新聞原出處為當年 7 月20 日上海《太平洋報》。 該報主筆周人菊為亞髡寫過小傳，參見人菊：《亞髡和尚小傳》，上海：《佛教月報》，第 1 期（1913 年）。 該文後又以“亞髡和尚傳”為題在《江蘇革命博物館月刊》的“江蘇革命史略”欄目裡登載。中央：《致蔡孑民先生書》，上海：《佛學叢報》，第 1期（1912 年 10 月）。《警告佛子文（續）》，北京：《亞細亞日報》，1912 年6 月 3 日。 據呂澂《親教師歐陽先生事略》所述知其作者。 見歐陽竟無著、梅愚校點：《孔學雜著》，武漢：崇文書局，2016 年，第 121 頁。《佛教會聲明取消廣告》，北京：《亞細亞日報》，1912 年 7 月 13 日。《佛教總會之進行》，上海：《佛學叢報》，第 2 期（1912 年 11 月）。滄江：《論佛教與國民之關係》，上海：《佛學叢報》，第 1 期（1912 年年 10 月）。 有個別學者引述過本文，或不明作者身份，甚至判斷是僧人。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656 頁。作者簡介：左松濤，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博士。 武漢　 430072［責任編輯　 陳志雄］971

澳門理工學報　 2023 年第 4 期話語、制度與道路：後發國家現代轉型的困境與出路———以孫中山關於中國現代化的思考為中心張　 冰［提　 要］ 　 理解中國式現代化何以形成，需要回歸百餘年前現代國家轉型的歷史場景。 獨立主權的國家建構與現代化多重任務的複合疊加，使中國的現代轉型面臨不同於西方國家的三重困境，即政治集權與政治分權的矛盾、經濟依附和經濟獨立的矛盾、社會破壞與社會整合的矛盾。 這三重困境，集中體現了中國現代化的複雜性和獨特性，也體現出西方學說“平移”至後發展國家的“後視鏡”解釋誤區。 孫中山作為傳統中國向現代國家過渡時期的代表人物，結合本土文化民情和西方制度學說，提出了中國的現代化發展方案，包括統一央權、國家主導工業化、以宗法自治為基礎的德法兼治等，代表了早期先進分子關於現代中國央地關係、國家與市場、國家與社會等關係的深入思考，為深入理解中國式現代化何以形成、為何必須及如何發展提供了思想借鑒。［關鍵詞］ 　 現代化　 孫中山　 後發國家　 現代國家轉型［中圖分類號］ 　 D69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3) 04 ⁃ 0180 ⁃ 11引言：西方現代化話語與近代中國的轉型處境當前，關於中國式現代化的熱議，繞不開對西方現代化理論的審視和反思。 經典現代化理論，本質上是對延綿 400 多年的西方“早發型”、“內生性”現代化經驗的抽象概括，核心是探討以工業化為主導，包括政治變革、經濟發展、社會變遷、文化更新、心理適應等多方面的變革邏輯①；後發國家的現代化，即是按照這一“標準邏輯”，有計劃地追趕或趨同的過程。②這一解釋框架的明顯不足，是忽略了人類社會邁向現代化的複雜歷史（時空性）面相。 在時間維度上，簡單以工業化作為現代化端起，忽略了後發現代國家對於民族獨立、國家主權統一，以及構建獨立國家經濟體系的獨特要求，特別是忽略了“共時性”場景下工業化與民主化、大眾化之間的內在衝突———這一衝突在西方早期現代化國家是經過漫長博弈過程才得到合理（但未根本）緩解的；另外，不同國家因發展時序不同，發展路徑及結果也會產生巨大差異，甚至固化為等級性（“中心—邊緣”③）的經濟結構體系。在空間維度上，簡單將現代化視為西方現代化模式的擴展，忽略了不同文明和民族文化嵌入現代化的差異化後果，導致對現代化邏輯的片面化和線性化理解。 總之，古典現代化理論，將西方現代化081

發展經驗“去歷史（時空）化”後，再“平移”到後發現代國家，一方面會導致後發國家諸多“不適症”，另一方面會拉大世界各國的發展差距，使得後發國家陷入“跟隨陷阱”當中難以自拔。④更關鍵的是，由這一理論衍生出的“傳統—現代”的範疇，進一步構建了西方代表先進、東方代表落後的話語霸權，強化了對世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意識形態控制。⑤不同於西方早期現代國家的漫長社會轉型，近代中國遭遇的是主權分裂、意識形態崩塌、制度失效、社會斷裂的“全面型危機”⑥，救亡與建國、價值重建與政治重建、社會整合和中央統一等任務扭合疊加，加大了推進現代化的難度，也加重了時人救亡圖存、道路選擇的心理焦慮。 中國的現代轉型主要面臨著三個難題：一是面對主權分裂的國情，如何在統一中央權威的前提下，保持地方發展的自主性和內在活力？ 二是面對既已存在的世界經濟格局，如何在融入世界的同時，又避免被不平等的經濟格局束縛，保持經濟發展的自主性？ 三是面對傳統社會的瓦解，特別是伴隨工業化而來的大眾化、平等化浪潮，如何在實現社會再造的同時，重建國家與社會的有機聯繫？ 上述三個問題，分別可以概括為政治層面的集權與分權矛盾、經濟層面的獨立與依附矛盾、社會層面的破壞與整合矛盾。 背后隱含的，則是西方現代化藍本與後發國家推進現代化內在需求之間的深層衝突。如何看待中國國家建設與現代化的關係？ 一些學者認為二者關聯不大，現代化的實質是工業化，代表的是社會擺脫封建形態而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以及自科學革命以來的人類急劇變動（包括心理態度、價值觀和生活方式變遷）過程，因此現代化的核心是經濟問題，民族國家建設至多屬於“前現代化”事件，理應分開討論⑦；也有學者認為二者不可分割，現代化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從來就是一個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等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產物，民族獨立與現代化分屬生產關係和生產力兩個問題，不能互為替代，也不能相互取消，經濟發展常常需要政治等多種手段為其開闢道路。⑧關於現代化理論如何安置民族國家構建這一議題，在 20 世紀末葉，甚至引發一場關於“是近代化還是現代化”的學術公案。 這些爭論，恰恰反映出中國發展現代化具有不同於早期現代化國家的獨特性和複雜性，也反映出西方現代化學說在解釋中國問題上的內在局限。所以，理解中國式現代化何以形成，需要還原中國現代轉型的歷史場景，回到現代國家初創的時代關口。 近代中國是被強制拉入世界現代國家體系當中的，一開始就被置於與西方既有制度經驗的比較視域之下。 孫中山之前，中國近代先進人士已在軍事、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开展一系列學習西方的嘗試，但無論是選擇性學習還是全盤式學習，總體都未走出對於西方模式的靜態模仿。 面對西方現代化話語，如何結合中國國情，從紛亂頭緒中找到中國通向現代化的鑰匙，極大考驗著時人的智慧。 孫中山所處的時代，正是傳統中國向現代轉型的過渡期。 他沒有提過“現代化”的概念，但一生思考都未脫離發展現代化的主題，其《建國方略》被稱為“近代中國謀求現代化的第一份藍圖”⑨。 最重要的是，孫中山結合中國現實國情和文化特徵，以“拿來主義”態度對外來學說作了深度審視，顯現出時人少見的務實理性和本土情懷。 孫中山關於中國現代化道路的致思，直接影響了後來的中國共產黨人，成為中國邁向民族復興和國家富強道路上的重要精神財富⑩，也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 本文將從孫中山的思考切入，圍繞政治、經濟、社會三個領域的現代化轉型問題，探討中國現代化的內在困境和可能出路，為理解後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形成的歷史必然性和時代合理性提供參照。一、集權與分權：主權碎片化下的中央權威重建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世界正處於民權思想勃興的階段，以自由、平等價值為核心的民主觀181

和分權思想，成為政治現代化的主流。 在此之前，西方世界歷經了長達三個多世紀的民族國家建設過程。 其核心，是通過建立科層理性化的集權結構，確立中央權威，實現地方代理人對中央權力的服從，以及中央對戰爭資源的最大化汲取。比如，英國早在 1485 年就通過結束封建主之間的內戰———玫瑰戰爭，建立了專制王權，完成了民族國家統一。 法國在大革命之前，經歷了漫長的從“多元性”向“一統性”轉變過程，國家權力從獨立分散的封建領主，逐漸向以王權為代表的國家權威集中。 誠如恩格斯所言：“日益明顯、日益自覺地建立民族國家的趨向，是中世紀進步最重要的槓桿之一”。相比之下，近代中國在西方政治民主和分權浪潮之中，面對的卻是主權碎片化、中央權威長期弱化的現實國情。 如何平衡國家權力集中與民主分權的內在張力，保持國家統一與地方活力的平衡，是中國邁向政治現代化首先要面對和解決的難題。孫中山自小深受西方政治思想影響，“主權在民”、“分權制衡”等思想根植在他的思想底層。他在 1904 年所作的《中國問題的真解決》一文中，明確宣稱要仿照美國創建中國的新政府。 民國成立後，他主持編訂的《臨時約法》，特別指出要實行權力分治。 在《建國方略》中，他直接將亨利·馬丁·羅伯特的《羅氏議事規則》編譯為《民權初步》，作為政治建設的內容獨立成章。 即便是到了“以俄為師”時期，在政治制度設計上仍然堅持採用西方國家通行的分權模式，只不過結合中國傳統政治智慧，將“三權分立”改造為“五權分立”。 與此同時，孫中山對於中國四分五裂的主權現狀，也一直痛心疾首。 他痛斥清廷掌握國家最高權力，卻實行民族歧視政策，沒有很好地團結漢族及其他民族共同建設國家。 民國初年，孫中山批判“軍閥橫行，政客流毒，黨人附逆，議員賣身”的時局，指責各地方勢力無視國家統一大局，相互攻訐、以鄰為壑、自守地盤、盤剝民眾度日。 在孫中山看來，正是主權分裂，才使得中國民眾非但享受不到民主權利，而且無法獲得和平發展的環境：“環顧國內，自革命失敗以來，中等階級頻經激變，尤為困苦；小企業家漸趨破產，小手工業者漸致失業，淪為遊氓，流為兵匪；農民無力以營本業，至以其土地廉價售人，生活日以昂，租稅日以重”。 面對政治集權還是政治分權、民主優先抑或權威優先的時代兩難，孫中山在領導民主革命的實踐中，逐漸從西方本位轉向中國本位，將思考重心放在如何重建中央權威、有效提升國家能力這一根本問題上。其一，以革命手段統一主權、強化央權。 孫中山堅持，擺脫國權喪失、央權分裂的處境，非經流血革命不可，革命與統一是不能分開的。 他提出國家“武力造成說”，认为民族是由於自然力造成的，國家是用武力造成的，“用王道造成的團體，便是民族。 武力就是霸道，用霸道造成的團體，便是國家”。他發動辛亥革命，再以護法、護國為旗接續起義，目的就是為了消除國內各地方勢力相互攻訐、自守地盤的狀況，構建統一、完整的現代國家形態。 孫中山理想中的現代中國，是“民族的國家、國民的國家、社會的國家”，具體而言，是民族、領土、軍政、內政、財政等“五大統一”的國家。實現民族統一和領土統一，需要將中華各民族聯合“成一個大國族團體”，“合滿、漢、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實現軍政、內政與財政統一，則需要各省“行動既一，決無歧趨，樞機成於中央”。關於未來中國央地關係的設想，孫中山一度主張仿效美國聯邦制。 1911 年 11 月，孫中山在回國前與《巴黎日報》記者的談話中稱：“中國革命之目的，係欲建立共和政府，效法美國，除此之外，無論何項政體皆不宜於中國。 因中國省份過多，人種複雜之故。 美國共和政體甚合中國之用，得達此目的，則振興商務，改良經濟，發掘天然礦產，則發達無窮”。但在組織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時，孫中山開始認識到：“今之大患在無政府”，“今之中國似有分割為多數共和國之象”，於是決定放棄聯邦制，採用單一制政體。 1912 年 8 月，他在創建國民黨時明確宣稱：“保持政治統一，將以建單一之281

國，行集權之制，使建設之事綱舉而目張也”。即使是袁世凱當政之後，許多黨人為制約袁世凱，大力倡導聯邦制，孫中山仍未動意。 軍閥割據時期，聯省自治聲浪四起，許多人以“戰爭傷民”或“戰亂引發分裂”等理由反對武裝北伐，建議和平、漸進、迂迴地實現統一。 主政廣東的陳炯明，主張分兩步實現和平聯治：先是“開頭革命”，“以毒攻毒，暫用小軍閥之集體，以推倒大軍閥之釀亂……鉗制大軍閥之不能再生”；再是“文裝革命”，一邊開展裁兵宣傳，一邊組織革命團體“蓄養自治自衛之能力，再起與小軍閥算帳，收回民治之權，使小軍閥不得不歸於國防地位”，從而“不取武力”達至“戡亂”、“自治”的目的。孫中山針對此類論調作了反駁。 第一，中國與美國的社會基礎不同。 美國地方自治力量強大，各邦本是獨立的，實行聯邦是歷史發展的自然結果；中國一直有中央集權的傳統，“各省，在歷史上向來都是統一的，不是分裂的”，加上民治未倡，實行聯邦，缺乏歷史和現實基礎。 第二，美國雖為聯邦國，但有強大的中央權力作支撐，美國的富強，“是各邦統一的結果，不是各邦分裂的結果”。 而在中國，地方勢力分解了中央權力，形成分散、獨裁的勢力集團，若再搞各省自治，無異於將“一個皇帝的統治”合法化為若干“小皇帝”的統治，“比較從前的大皇帝還要暴虐無道”。因此，孫中山直言陳炯明的主張“太過單純”：“譬之人身，未有心腹潰爛而四肢能得完好者。 國既不保，吾粵一隅何能獨保？ 且既欲保境，必須養兵，所谓養兵以保境，無異掃境內以養兵，民疲負擔，如何能息？ 民疲其筋力以負擔軍費，猶尚不給，則一切建設無從開始，所謂模範省者，徒托空言”。 在孫中山看來，在外侵內亂的時局下，近代中國要實現向現代國家的轉型，必須以革命強權推進中央集權，不可抱持任何和平漸進的幻想。其二，以新的主義重塑信仰、鍛造政黨。 傳統中國素有以“一元論”或“整體論”思維方式規劃一切的文化心理傳統，以儒家為代表的一元化意識形態，一直是中國超穩定政治結構的重要支點。近代中國，伴隨主權破碎和央權分裂，加上西方異質文化和價值觀的衝擊，傳統用於統合國民精神的主導價值觀失去作用，社會整體陷入價值失序、信仰虧空的境地。 孫中山將這一情形概括為“無思想”、“無信仰”、“無力量”。 如何改變這一狀況？ 孫中山認為，首先應該從國民心理改造入手，創建和實行新的主義學說。 “大凡人類對於一件事，研究當中的道理，最先發生思想；思想貫通以後，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 所以主義是先由思想再到信仰，次由信仰生出力量”。孫中山認為，三民主義恰好能夠承擔起立黨、建國的價值紐帶作用。 為了強化民眾對三民主義學說的信仰，孫中山提出“知難行易”的哲學命題，並將相關討論作為《建國方略》首篇，標之為“心理建設”，希望以此破國人“心理之大敵”，出國人“思想於迷津”。孫中山把革命黨視作實現國家統一、民族解放的核心力量，也視作培育構建國家核心價值觀的引領者。 他要求每位黨員擔負起“感化”民眾的責任，用三民主義“去統一全國人民的心理，到了全國人民的心理都被本黨統一了，本黨自然可以統一全國”。在經歷一次次創建共和的失敗之後，孫中山更加認清強大信仰之於革命黨的重要性。 他另創中華革命黨，引入蘇俄建黨方法改組中國國民黨，希望通過主義建黨，徹底改變革命黨人“信仰不篤，奉行不力”的狀況。 1924 年國民黨一大召開時，孫中山提出“黨在國上”、“以黨建國”的理念，進一步修正了之前將革命黨簡單視為革命建國“工具”的看法，顯示出以主義型政黨主導現代中國發展的意圖。 不過，三民主義思想並非一種融歷史觀、價值觀、世界觀為一體的整全式意識形態，它無法滿足時人對於政治、經濟、文化制度全面轉型的心理需要，也無法應對中國現代轉型的內在要求，以此引領中國現代化的設想因此並未成為現實。其三，以有序民主推進政治制度的平穩轉型。 處在現代國家初創期的中國，如何平衡民主與權381

威、分權與集權的關係，推動國家政治的平穩有序轉型，是孫中山畢生在思考的問題。 孫中山認為，非集權無以革命，但集權會導致專制，必須用民主分權的方式加以平衡。 1897 年，他在與宮崎寅藏的談話中主張以“聯邦共和”推動集權與分權的平衡，即以地方分權使軍事實力派“各充其野心”，再以中央力量駕馭之。 後來，孫中山逐漸放棄以滿足各路諸侯野心為代價，換取他们對共和制的支持，再用中央加以控制的辦法，而主張推進地方自治，並“於軍法地方自治法間，綰以約法”。 這便是著名的革命程序論。 1906 年編制的《革命方略》，將這一理論以正式組織文件的形式固定下來，明確地將革命程序分為“軍法之治”、“約法之治”、“憲法之治”三個時期。 辛亥革命失敗後，孫中山一再反思民國初期政治混亂的根源，即是未遵循革命程序論，在央權未穩、民治能力未立之時，倉促推行憲政，結果非但“民治不能實現”，還導致“假民治之名，行專制之實”，甚至“並民治之名而去之也”。國民黨一大通過的《建國大綱》，再次明確了革命程序論對中國政治制度轉型的重大意義。 另外，如果說革命程序論是為了從“時間”維度上平衡集權與分權，孫中山於 1906年《民報》創刊紀念會上首次提出的“五權憲法”思想，則是旨在從“空間”維度上平衡政權與治權、專政與民主。 他將傳統政治選拔和權力制衡的手段，引入到西方三權分立的政治設計之中，試圖在推行直接民權的同時，為賢能人士提供足夠的政治參與空間，以實現“權能分治”的制度理想。 可以看出，孫中山對於現代中國的政治制度設計，雖然總體未脫離以西方特別是美國為代表的憲政民主思路，但明顯透露出基於中國傳統政治制度和文化進行思考的本土化特色。綜上，一百年前，中國的政治現代化面臨的最大難題，是重建已經衰落一個多世紀、且消失幾乎半個世紀的中央權威。 這一形勢與以民主化為代表的西方政治現代化浪潮相碰撞，不可避免地會產生民主與權威、集權與分權的選擇困境。 對此，孫中山並未簡單地選擇複製西方制度，而是根據中國國情，提出了以主義建黨、以黨權統一國權，以及以有序民主推進政治平穩轉型的中國式道路，體現出其立足民族本位和中國立場的務實態度和清醒思考。二、依附與獨立：殖民地經濟背景下的工業化出路世界現代化的演進，具有明顯的時序效應：先發國家通過侵奪後發外生性現代國家利益致富，又通過確立不平等的世界經濟格局，使後者處於依附性、外圍化、邊緣性地位，進而掉入長期滯後的“發展陷阱”。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特別是隨著帝國經濟的不斷擴張，近代中國要推進以工業化為主導的經濟現代化，不可避免會遭遇這樣的兩難：實現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既需要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又需要避免喪失國家獨立性和自主性，淪為附庸國或帝國行省的地位。 在主權破裂的時局下，經濟自主性喪失的危機尤為嚴重，因此不是權威主義，“無政府主義和混亂無序才是近代中國的真正威脅”。孫中山很清楚當時中國的處境。 他指出，時下的世界已經成為一個競爭的、優勝劣汰的整體，“天下列強高倡帝國主義，莫不以開疆闢土為心，五洲土地已盡為白種所併吞”。 當時，歐美強國在完整主權、統一市場以及殖民擴張的助力下，已進入第二次工業革命階段。 相比之下，中國外無國權、內不統一，“尚用手工为生產，未入工業革命之第一步”，根本無法與世界強國相比。 工業的無基礎、欠發展，加上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的被掠奪、被擠壓地位，使得中國在現代國家轉型初期，就落入“地位低下—落後挨打—經濟貧弱—地位低下”的惡性循環，正常發展尚不能維持，更遑論追趕和超越。 孫中山感歎，中國“物產之豐、寶藏之富，實居世界之第一。 至於人民之數則有四萬萬，亦為世界之第一”，卻是“世界上最貧弱的國家，處國際中最低下的地位”。 如何擺脫這481

一積貧積弱困境？ 孫中山主要從三個方面作了思考。其一，開放門戶合作，以西方資本主義發展中國經濟。 孫中山歷來主張用“開放主義”對待世界一切優秀文化和成果，尤其是外來的資本。 在 1894 年《上李鴻章書》中，他建議借用外國管理人才，購買並仿效外國機器發展生產。 1911 年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在回國途經歐洲的演講中申明：“共和成立之後，當將中國內地全行開放，對於外人不加限制，任其到中國興辦實業。”在他看來，當時中國的發展，既“苦無資本”，也“苦無人才”，“要想實業發達，非用門戶開放主義不可”。 門戶開放，具體是指資本、人才、技術面向國外的放開，“凡是我們中國應興事業，我們無資本，即借外國資本；我們無人才，即用外國人才；我們方法不好，即用外國方法。”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孫中山甚至設想利用戰後富餘的機器和人才，由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當然，孫中山對經濟開放並非是無條件的。 他提出了三個原則。 一是堅持主權獨立。 中國“利用其資本人材，而主權萬不可授之於外人”；“發展之權，操之在我則存，操之在人則亡”。二是堅持平等互惠。 1920 年 4 月 3 日，孫中山在美國《獨立週報》上撰文稱，中美兩國的合作，必須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前提之上，共同開發中國實業。 三是堅持為己所用。 孫中山強調，實施門戶開放主義，不是為開放而開放，更不是為滿足少數寄生階層窮奢極侈的慾望，而是“助長中國實業的發達，而成我國民一突飛之進步。”孫中山告誡時人，面對世界各種思潮主義，應採取靈活開放的心態；凡是有助於中華振興、“進中國於世界一等地位”的一切東西，都應來者不拒。 在《實業計劃》“結論”部分，他石破天驚地提出：“欲使外國之資本主義以造成中國之社會主義”。其二，做大做強國有資本，強化對民生事業發展的主導權。 孫中山認為，要保障對外開放的經濟主權，徹底改變中國落後局面，必須建立並做強國有資本。 “我們革命之後要實行民生主義，就是用國家的大力量，買很多的機器，去開採各種重要礦產……中國將來礦業開闢，工業繁盛，把國家變成富庶，比較英國、美國、日本，還要駕乎他們之上。”孫中山把國家主導經濟發展這一原則，視為民生主義學說的核心，直言“民生主義者，即國家社會主義也”。但孫中山並非徹底的社會主義者，他批判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模式，主要是為了嫁接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開闢一條嶄新的經濟發展道路。 他以蘇俄放棄“戰時共產主義”轉而實行“新經濟政策”為例，證明馬克思主義的完全公有制，只適用於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西方社會，在中國只能“師其意而不用其法”。其三，合理節制私有資本，保障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 孫中山深受中國傳統“均貧富”思想及近代世界左翼思潮影響，認為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模式短時期內能夠取得非凡成就，長久必然產生貧富分化，一點一點地吞噬現代化發展成果。 孫中山指出，中國目前“沒有大富的特殊階級”，只有“大貧與小貧”之別，但“任由中國私人或外國商人來經營，將來的結果也不過是私人的資本發達，也要生出大富階級的不平均”。避免這一惡果的最好方式，是以國家力量節制資本、促進社會平等。 孫中山強調的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本質上都是為了限制私人資本的肆意擴張。 這裡的節制資本，並非廢除資本，主要是“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節制資本，也並非純粹為了富國，最終目的，是通過推進經濟平等，使中國擺脫社會革命的西方命運。 1919 年，孫中山在《中國事業當如何發展》一文中提到，“凡天然之富源如煤、鐵、水力、礦油等，及社會之恩惠如城市之土地、交通之要點等，與夫一切壟斷性質之事業，悉當歸國家經營，以所獲利益歸之國家公用。 如是，則凡教育、養老、救災、治療，及夫改良社會，勵進文明，皆由實業發展之利益舉辦。 以國家實業所獲之利，歸之國民所享，庶不致再蹈歐美今日之覆轍，甫經實業發達即孕育社會革命也”。孫中山稱，民生主義就是“做全國大生利的事”，使得“中國像英國、美國一樣的富足”，同時“所得富足的利益，581

不歸少數人……要歸多數人，大家都可以平均受益”。可見，在孫中山看來，中國雖然沒有現代化的先發優勢，甚至部分地掉進“被剝削”、“被邊緣”的後發陷阱之中，但通過有原則的經濟開放、做大做強國有經濟、以國家力量保障社會平等等方式，仍然具有經濟騰飛甚至彎道超車的可能。 孫中山的這一思考，對於理解後發現代化國家的“依附與獨立”兩難，乃至中國經濟現代化的未來走向，都具有一定參考價值。三、破壞與整合：社會“原子化”形勢下的國家與社會聯結西方現代化話語習慣以“後見之明”倡導民主分權和憲政限權，刻意將國家與社會對立起來。事實上，傳統國家向現代國家的轉型，有賴於中央集權，也有賴於社會力量的合作支持。 西方早期現代國家因受大規模徵兵、稅收以及生產軍事化的影響，長期遇到以市民社會為基礎的社會力量的抵制和反抗，於是在國家與社會的競爭博弈之下，民主化與國家化逐漸合而為一，構成現代化過程中相對平衡的兩極，國家與社會關係呈現出“分—合—分”的演進脈絡。 相比之下，後發現代國家由於缺乏與社會力量的持久博弈，國家權力與社會權力的發展並未相得益彰，國家與社會關係或者表現為“強制邏輯”（即國家壓倒社會，如近代俄國），或者表現為“弱勢邏輯”（即社會壓倒國家，如近代非洲諸國），使得現代轉型步履艱難。 中國作為儒家思想主導的官僚集權制國家，很早就通過有效的吸納體制，解決了貴族士紳獨立於國家之外的威脅問題，國家與社會之間長久保持著制度化的聯繫。近代以來，中國的央權崩潰與基層社會敗落幾乎同步，地方中間勢力的強化及“武化”，使得基層合法權威不斷喪失、社會日趨原子化，國家與社會無法實現有效合作；任何通過行政下行方式控制社會的嘗試，也無不以失敗告終。 因此，推進中國現代轉型的一個重大難題，是如何摧毀沉積在社會基層的反動勢力，再經由社會重建，實現國家與社會的再聯結。孫中山一生致力於革命推翻舊王朝和地方反動勢力，同時對“一盤散沙”式的社會無序狀態深感焦慮。 特別是在革命生涯的後期，他明確反對照搬和宣傳西方的“自由”觀念，認為“中國人民不是沒有自由，而是太自由”。 在 1924 年的“民權主義”演講中，他告誡國人：照本抄謄西方的學理，簡單地跟風去提倡什麼自由和平等，根本就是不懂國情。中國的當務之急，是重塑基層社會，將一盤散沙“參加水和士敏土，要那些散沙和士敏土彼此結合來成石頭，變成很堅固的團體”。 不過，孫中山反對階級鬥爭，主張採用相對平和的方法，實現國家和社會的聯合。其一，以宗族自治夯實基層社會。 對於孫中山而言，地方自治既是為了制約專制權力，也是為了更好地整合社會。 在 1897 年遊歷日本時，他目睹了一些鄉村的自我管理情景，就提出“人群自治为政治之極則”。 孫中山通過中西對比，認為社會自治非西方國家獨有，中國也有自治，且典型地體現在鄉村社會：“中國鄉族之自治，如自行斷訟、自行保衛、自行教育、自行修理道路等事，雖不及今日西政之美，然可證中國人稟有民權之性質也”。在孫中山看來，中國的宗族傳統，既是構建現代民主制度的基礎，也是搭建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橋樑：從鄉治到縣治再到民主政治，中國的民權政治得以有序展開。 另外，在國民和國家結構上，從家族到宗族再到國族，也存在層級遞進關係，因此中國實現國家整合，要比外國以個人為單位更為容易。 基於此，孫中山特別強調要扶植“家族”，希望藉此促進中國民眾從散漫的自由個體向國家公民的轉變。 他堅信，以宗族為基礎發展民族團體，“無論外國用什麼兵力、經濟和人口來壓迫，我們都不怕他”。其二，以法治和德治重塑國家社會關係。 孫中山是西方法治思想的最早引入者之一。 他強調法治之於現代國家的重要意義，“立國於大地，不可無法也。 立國於 20 世紀文明競進之秋，尤不可681

無法，所以障人權，亦所以遏邪闢。 法治國之善者，可以絕寇賊、息訟爭”。中華民國成立不久，孫中山即成立了以宋教仁為首的法制局，專門負責釐訂各種法律條規。 由於當時中國尚未實現主權統一，各地軍閥置“法”於不顧、恣意亂為，加上民眾普遍缺乏對法治的敬畏感，這一理念並未真正發揮作用。 如何在法治基礎薄弱的國度，構建起現代國家的良好秩序？ 孫中山的目光逐漸轉到中國的德治傳統上。孫中山提出“為政以德”的觀點，認為以儒家為核心的倫理道德，是中國擁有的“很好的政治哲學”。 他引用孔子“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的諺語，強調大至國家治理，小至政黨管理，都必須發揮道德的作用。 “大凡一個國家所以能夠強盛的緣故，起初的時候卻是由於武力的發展……但是要維持民族和國家的長久地位，還有道德問題，有了好的道德，國家才能長治久安”。 同樣，“政黨之發展，不在乎一時勢力之強弱，以為進退，全視乎黨人智能道德之高下，以定結果之勝負。 使政黨之聲勢雖大，而黨員之智能道德低下，內容腐敗，安知不由盛而衰？ 若能養蓄政黨應有之智能道德，即使勢力薄弱，亦有發達之一日”。在國家政治制度設計上，孫中山也試圖將傳統德治理念融入現代民主政治的建構過程，比如用官德約束執政者權力，用考試、監察制度彌補三權分立的不足，選拔賢能代表民眾實施“治權”，等等。要之，與先發現代國家中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分—合—分”走向不同，近代中國現代轉型面對的是“合—分—合”的客觀背景和趨勢要求。 如何在摧毀舊有社會權力的基礎上再造社會，進而重建國家與社會的內在聯繫，是當時中國的重要任務。 孫中山從中國國情出發，以德治補充法治、用傳統聯通現代，提出了富有創意的社會整合和政治建制方案，顯示出鮮明的民族特色和中國立場。結語：現代國家轉型的話語、制度與道路選擇總結全文討論，後發現代國家在邁向現代化的進程中，不可避免會遭遇到在既有西方話語、制度背景下的道路選擇難題。 在近代中國，話語、制度、道路選擇的多重影響，特別是國家建設與以工業化主導的“標準”現代化任務疊加，使得其在國家現代轉型時，至少面臨如下三重困境：一是集權與分權的內在衝突，即順應世界民主潮流，需要推進政治的分權和民主，而面對主權分裂、央權衰敗的現實國情，又必須強化中央權力、保障國家主權的獨立統一。 二是依附與獨立的內在衝突，即推進經濟發展，需要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但實現國家持續發展或經濟趕超，又必須確保國家經濟的自主，避免被既有不平等的世界經濟格局束縛和牽跘。 三是破壞與整合的內在衝突，即迎合工業化帶來的大眾化、平等化浪潮，需要提升社會相對於國家的獨立性和自由度，但在主權破碎的背景下促進國家統一和社會穩定，又需要摧毀中間階層的舊勢力，再造社會並重建國家和社會的有機聯繫。這三重矛盾困境，集中反映了中國推進國家現代轉型的複雜性，也體現出以西方經驗為基礎的現代化模式，與以中國為代表的後發現代國家發展現實的內在牴牾。孫中山在規劃設計中國現代化方案時，並未簡單移植西方現成理論和制度，而是基於時代要求和中國國情，圍繞權力生成、經濟發展與社會整合等層面進行了思考。 其獨創性之於：第一，堅持國家中心的發展視角。 20 世紀初期中國的核心任務，是建設現代國家或實現國家現代轉型，任何回避這一主線的價值或主義爭論，都難免陷入“時代錯置”的謬誤之中。 孫中山堅持國家本位，對各種“舶來”理論作了適應中國現實的取捨。 比如在政治上，反對西方個體人權至上的自由民主話語，主張強化中央權力、漸進有序地推進民主政治，確保國家統一和政治穩定；在經濟上，反對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模式，主張國家壟斷核心民生發展資源，做實做大中央財政，並通過節制資本，防止781

社會矛盾的集聚擴大；在文化上，主張恢復民族精神和文化信仰，重建統一的國家意識形態，等等。這些觀點，總體上切中了中國現代轉型的癥結和痛點。 第二，遵循文化民情的底層邏輯。 相對於制度變革，民情文化的變遷緩慢而遲重。 中國是從悠久歷史中傳承而來、具有真實“共同體”性質的國家，其獨特的文化傳統，是現代國家轉型過程中不得不面對的初始條件。 孫中山在中國現代化發展方案設計上，從中國特色文化民情出發，努力使之符合本土的文化心理需求。 第三，堅守服務人民的發展要旨。 孫中山一生秉持平等至上、群體為先、服務民眾的革命價值觀，一貫地反對資本至上，倡導福惠民眾；反對個體自由、宣揚群體自由；反對貧富分化、主張均權均富。這些思考，在當時或者全盤西化或者回歸傳統的極端化思潮中，可謂獨樹一幟。不容否認，要想在民情特徵和制度選擇、傳統與現代、中國本位與西方經驗之間，找到合理的平衡點，對於任何迫切希望實現現代化的後發現代國家來說，都是極富挑戰性的問題。 以後來者的角度觀之，孫中山對於這些問題的思考並不完善，還存在許多值得反思的地方。 比如，在把握制度模仿和道路創新的尺度上，孫中山雖然反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但具體制度設計並未完全擺脫西方制度的影響。 他一面強調主權統一和央權集中，一面沿用西方的分權制度去約束中央，並嚴格地用“軍政—訓政—憲政”的時間框架限定政治發展，致使後來的國民政府在處理中央權力尤其是黨權問題上經常自我囿限、進退兩難。又如，在平衡政治革命與社會重建的關係上，孫中山一生矢志於革命救中國，把服務眾人作為新時代道德觀，但忽視了人民群眾參與現代化事業的主體性和巨大力量。 他一面宣揚革命建國，一面又明確反對階級鬥爭和社會革命，努力把革命火焰控制在社會表層，在社會的破與立之間始終猶疑不定。 再如，在面對道德治國與法治建設的張力上，孫中山清楚法治建設對於現代國家成長的基礎意義，但為了提振革命精神，晚年越來越傾向於回歸中國的德治傳統，將法治置於可有可無的位置。 孫中山逝世後，蔣介石置法治於不顧，以弘揚傳統道德之名為個人專制鋪路，最終為人民拋棄，可以說與孫中山這一思想取向不無關係。總之，近代以降，中國現代化長期處在中國與西方、傳統與現代、理智與情感的緊張之中。 作為傳統中國向現代轉型時期的歷史偉人，孫中山並未被西方現代化話語和制度束縛，而是立足中國國情，選擇了一條中國獨特的現代化發展道路。 中國共產黨人“是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最堅定的支持者、最忠誠的合作者、最忠實的繼承者”。 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繼承孫中山“振興中華”的遺志，利用長期穩定的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自主制定與實施國家發展規劃，穩步推進體制改革和創新，有目標、有規劃、有步驟、有措施、有成效地持續推進現代化發展，成功走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現代化發展道路。 中國式現代化的開闢、推進和拓展，突破了西方國家“將全球化等於全球資本主義，一體化等於‘西方化’等於美國化”的企圖，超越了西方“以資本邏輯建立全球統治為根本訴求的文明觀話語”，為後發現代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發展現代化提供了重要借鑒。 站在邁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時代關口，把握未來發展路向，需要深刻理解中國式現代化何以形成、為何必要以及如何發展等一系列問題。 孫中山一百年前關於現代中國轉型問題的思考，仍不失現實的參考價值。①參見艾森斯塔德（Eisenstadt, S. N.）：《現代化：抗拒與變遷》，張旅平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 年，第 77～78 頁；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現代化：理論與歷史經驗的再探討》，張景明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 年，第 26 頁。 羅榮渠在討論現代化過程時，也將工業化作為啟動要881

素，認為世界現代化浪潮發端於 1780 至 1860 年的工業革命時期。 參見羅榮渠：《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年，第 108～113 頁。②趙義良：《中國式現代化與中國道路的現代性特徵》，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23 年第 3 期。③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依附性發展》，載《現代化：理論與歷史經驗的再探討》，第 77 頁。④鞏瑞波、韓喜平：《“現代化中國方案”是對西方現代化模式的超越》，北京： 《紅旗文稿》，2019 年第7 期。⑤張翼：《現代化與現代化話語體系的形成》，上海：《社會》，2022 年第 6 期。⑥鄒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的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 年，第46 頁。⑦參見苑書義：《中國近代化歷程述略》，北京：《近代史研究》，1990 年第 3 期；羅榮渠：《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⑧參見李文海：《對中國近代化歷史進程的一點看法》，北京：《清史研究》，1997 年第 1 期；劉大年：《當前近代史研究中的幾個理論問題》，北京：《人民日報》，1997 年 1 月 11 日；喬志強、行龍：《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上海：《史林》，1998 年第3 期。⑨習近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必然要求構建新發展格局》，北京：《求是》，2022 年第 17 期。⑩林家有：《孫中山和中華民族復興思想》，天津：《歷史教學》，2005 年第 8 期。參見韋伯（Max Weber）：《韋伯作品集———支配社會學》，康樂、簡惠美譯，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4 年， 第 22 頁； 查 爾 斯 · 蒂 利 （ CharlesTilly）：《 強 制、 資 本 和 歐 洲 國 家 （ 公 元 990—1992年）》，魏洪鐘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7 年。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1 卷，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274～276 頁。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編：《孫中山全集》第 8 卷，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第 429 頁；第284 頁。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孫中山全集》第 9 卷，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 115 頁；第 186 頁；第 304 頁；第 97 頁；第 184頁；第 188 頁；第 391 頁；第 289 頁；第 278 页；第 241页；第 247 页。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研究室編：《孫中山全集》第 2 卷，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第 2 頁；第 399 頁；第 532 頁；第 533 頁；第339 頁。陳旭麓、郝盛潮主編：《孫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233 頁。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編：《孫中山全集》第 1 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第 563頁；第 173 頁；第 260 頁；第 560 頁；第 172 頁；第235 頁。段雲章、倪俊明編：《陳炯明集》下卷，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8 年，第 943~ 944 頁。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 6 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第 549 頁；第 158、159 頁；第 250 頁；第 223 頁；第 248頁；第 248 頁；第 398 頁。Lin Yu- 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1:1956。金觀濤、劉青峰：《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3 年。拋開內容來源的多元龐雜，僅從形式上，三民主義的“三個主義”（而非“一個主義”）構成，本身就體現了主義自身的繁雜，況且三個主義之間也存在內在矛盾。 孫中山生前，國民黨意識形態的“大一統”，主要依託其個人權威來推動。 孫中山去世後，為應對意識形態危機，國民黨各派勢力從三民主義中各取所需，配合政治的分裂，進一步增加了黨內多元信仰、分裂離析的變數危險。 參見龐虎：《三民主義儒學化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基於思想史的比較及其實現路徑的反思》，北京：《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5 年第 2 期。《如是我聞·孫文之言》，上海：《大陸報》，第 2 卷第 9 號，“譚叢”，第 55 頁；桑兵：《孫中山革命程序論的演變與評價》，中山大學學報編輯部：《中山大學學報論叢·辛亥革命論文集》，1981 年。981

後來，中華革命黨黨章將“軍法之治”、“約法之治”、“憲法之治”，分別改為“軍政”、“訓政”、“憲政”，意義總體未變。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編：《孫中山全集》第 7 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第 67 頁。伊曼紐·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現代世界體系》第一卷，尤來寅等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162 頁。皮爾·弗里斯（Peer Vries）：《從北京回望曼徹斯特：英國、工業革命和中國》，苗婧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 年，第 43 頁。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孫中山全集》第 10 卷，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第 22 頁；第23 頁。楊天石：《師其意不用其法———孫中山與馬克思主義二題》，廣州：《廣東社會科學》，2011 年第 5 期。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編：《孫中山全集》第 5 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第 135 頁；第391 頁。戴維·赫爾德（David Held）：《民主與全球秩序：從現代國家到世界主義治理》，胡偉等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58 頁。托馬斯·埃特曼（Thomas Ertman）：《利維坦的誕生———中世紀及現代早期歐洲的國家與政權建設》，郭台輝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王國斌：《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李伯重、連玲玲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115 頁。參見陳志讓：《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 3 卷，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 2 頁。高全喜：《西方法政哲學演講錄》，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 6 頁。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 的歷史論述》，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第 32 頁。張冰：《孫中山自由觀的多變性與一貫性》，廣州：《廣東社會科學》，2010 年第 5 期。這種矛盾的心態，典型體現在孫中山關於“自由”與“秩序”關係的一句判斷中：“政治裡面有兩個潮流，一個是自由底潮流，一個是秩序底潮流。 政治中有這兩個力量，正如物理之有離心力與歸心力”；“兩力平均，方能適當。 此猶自由太過，則成為無政府；秩序太過，則成為專制。 數千年底政治變更，不外乎這兩個力量的衝動。”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孫中山全集》第 11 卷，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 269 頁）孫中山希望中國政治能在“自由”和“秩序”中保持平衡，但這種兩全其美的設想，在現實中極易落入無所適從的境地。 20 世紀上半葉，國民黨之所以最終在黨爭中落敗，進而失去大陸政權，很難說不是和這種政治理念和制度設計的左右失據和前後矛盾有關。 參見陳明明：《黨治國家的理由、形態與限度———關於中國現代國家建設的一個討論》，上海：《復旦政治學評論》，2009 年，第 213 頁。習近平：《在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 150 週年大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日報》，2016 年 11 月 14 日。梁建新：《穿越意識形態終結的幻象———西方意識形態終結論思潮評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年，第 180 頁。趙坤、劉同舫：《從“文明優越”到“文明共生”———破解“西方中心論”》，北京：《理論視野》，2021 年第2 期。作者簡介：張冰，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所副研究員、廣東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博士。 廣州　 510635［責任編輯　 陳志雄］091

澳門理工學報　 2023 年第 4 期抗戰時期粵港淪陷區的日資企業張曉輝［提　 要］ 　 抗戰時期，日本相繼侵佔廣東沿海富庶地帶和香港，對金融、外貿、運輸及工商各業實行全面經濟統制，建立起殖民地經濟體系。 日資企業數量眾多，資金雄厚，規模龐大，設備技術先進，控制了淪陷區的經濟命脈。 日資企業除了對金融、外貿及航運方面形成壟斷的共同特點外，在兩地的表現還略有不同，即在廣東淪陷區較多從事軍需及民用物資的生產經營，為日本佔領軍服務，推進廣州等地經濟的畸形“繁榮”；而在香港則缺少這種功能，因此香港的經濟社會在遭到戰爭極大破壞後未能恢復，在很大程度上演變為所謂“大東亞聖戰”的重要軍港。 日資企業維護日本的殖民統治，搜刮物資，開發資源，為“以戰養戰”的侵略政策服務，嚴重摧殘了當地民族工商業的正常發展。［關鍵詞］ 　 抗戰時期　 粵港淪陷區　 日資企業　 經濟統制［中圖分類號］ 　 F129; K26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3) 04 ⁃ 0191 ⁃ 09全面抗戰爆發後，日本侵佔了廣東沿海的富庶地帶。 1941 年底，又發動太平洋戰爭，佔領香港，將英美勢力驅逐出去，獨佔華南沿海地區。 日本統治期間，既在經濟上採取“暴力掠奪”的方針，同時為了維護殖民統治和掠奪資源，鼓勵和扶植日商建立各種企業，建立殖民地經濟體系。粵港淪陷區的日資企業主要從事貿易及軍需物資生產，正金銀行、台灣銀行、華南銀行，三井、三菱、日信、石原洋行，廣東內河營運組合、廣東航業組合、東亞航運株式會社等，相對於中國民族工商業，其資金雄厚，規模龐大，設備技術先進，控制了當地的經濟命脈。日資企業維護日本對淪陷區的殖民統治，搜刮物資，開發資源，為“以戰養戰”的侵略政策服務，嚴重摧殘了當地民族工商業的正常發展。 有謂：“這些企業，實質上是利用中國的原料、勞動力，掠奪中國的財富，為日本侵華戰爭服務”。①以往學界對日佔時期粵港地區經濟的研究較為薄弱，多從揭露日本侵略暴行的角度切入。 囿於資料和探討的視角，對於日資企業狀況的探討更為少見，主要在通論性著作和一些論文中有所涉及（見下文引注）。 筆者曾發表《抗戰時期廣東淪陷區的日資企業》 （載《廣東史志》 2020 年第 1期），簡要梳理了戰時廣東淪陷區日資企業的數量及各業概況，並分析了其性質和作用。 本文在此基礎上，增補了大量歷史報刊、檔案等材料，並將研究範圍擴大至香港地區。一、日資企業的數量（一）廣東淪陷區日資企業的數量191

日本對廣東淪陷區進行了近 7 年的殖民統治，在粵日資企業的數量隨著戰爭的進程有所變化，一般來講以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達到鼎盛，主要集中於廣州、汕頭及海南島。 學界相對較關注廣州市，比較一致認為抗戰時期廣州市的日人企業約有 300 家左右。 如黃菊豔提到，廣州淪陷後，許多日商前來投資。 1939 年 4 月，廣州市的日本平民約有 4,400 人，他們大多與新開張的約 300 家商店有關，這些商店中飯店和旅店（專為日本人服務）有 90 家，食雜店有 80 家，進出口商有 50 家，理髮店有 18 家，還有其他一些各種各樣的商行。②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等編的《歷史的烙印：抗戰時期廣州老照片》一書亦認為，淪陷時期，300 多家日商店鋪充斥羊城，形成一種所謂“繁榮”。③1937 年全面抗戰爆發後不久，僑寓廣州的日本人，有小部分婦孺離去，日商五星、加藤等 20 多家公司和商店歇業或結束。④但侵佔廣州後，因日軍鼓勵香港的日商赴穗從事經營，故日資企業又迅速增多。⑤據 1941 年編纂出版的《廣東經濟年鑑》記載：20 世紀 30 年代末，日偽的工商業機構和企業充斥廣州，甚至佔據了多條街道。 據調查，1939 年底時，駐廣州的日籍男女除軍人不計外，約有六七千人，開辦商店 300 多家，所營以海味、鹹魚、砂糖、麵粉、火柴等為大宗。 當時日資的主要商業機構有所側重分工，比如：杉原公司經營黃金、白銀及五金礦產；南洋倉庫經營海產、蔗糖、麵粉及棉紗；三井洋行經營五金製成品及煤炭；三菱洋行經營出入口船務；出光火水公司經營煤油、電油及油渣。 此外，還有多家規模頗大的工廠。⑥據 1940 年前後調查，廣州最大的日資企業是三井、南洋、三菱、杉原、出光火水公司，至於敵偽合辦者，則為大東亞煙草公司。 其他如海味、洋雜貨、飲食等各種小商店，均各有數百間。 而華商各大企業被敵侵奪者，計有中華書局（改設岳陽堂藥房）、商務印書館（改設三井洋行）、中華百貨公司（改設正金銀行）、新華酒店（改為敵海軍專住旅館）、新亞酒店（改為敵警備司令部）、愛群酒店、新華戲院以及半甌、甘泉、蘭溪等茶室（改為日軍食堂）。 至其他商店之被佔者，亦不在少數。⑦中國通信社是 20 世紀 30 年代初日本人在華設立的調查報導機構，社長為三宅義明，總局設在上海，在中國和日本各大城市設有分局。 全面抗戰爆發後，該社派遣調查員分赴淪陷區各大城市進行實地調查，於 1941 年初編纂出版《全支商工取引総覧》一書。 梳理該書資料可見，當時日本人在華登記經營的企業共 3,320 家，以上海最多，達 1,266 家，其餘依次為華中 1,140 家，華北 554 家，華南 360 家。 在華南的日本人企業，以廈門最多，為 142 家，其餘依次為廣州 113 家，汕頭 70 家。⑧日商在淪陷區經營的企業當然不盡為大大小小的商店（其數量眾多，變遷亦快，難以準確統計），據戰後初期國民政府社會部勞動局的調查，日本在廣東所經營的工業，主要集中於廣州和海南島，分別有 150 家以上和約 100 家。⑨在汕頭，1941 年時，由日偽經營的工廠有南興煙廠、大東冰箱廠、中南鐵工廠、應明電池廠、渡邊產業公司汽水部、興亞醬油廠、釀酒廠、明華火柴廠等，合計資本為日本軍用票 70 餘萬元，工人500 餘名。⑩（二）香港地區日資企業的數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日本對華南的投資雖相對較少，在廣州、汕頭等城市有若干直接的事業投資，以進出口業、銀行、海運業等的附屬事業為主，但在香港則有巨額的貿易，設立海運、銀行等大型機構。 若包括香港在內的整個華南地區，日本的投資額高達 7,000 萬元左右。日資機構於戰前已在香港立足，以開設支店為主。 1936 年時，香港的日資機構有 76 所，包括金融、貿易、工商業、交通及水產業等。據《全支商工取引総覧》統計，1940 年時香港的日本人企業有 35 家（包括 1 家銀行、3 家輪船291

公司、2 家醫院、1 家工廠、3 家旅店），經營項目以貿易為主。日本統治香港時期，關於日資企業的調查統計資料較為缺乏。 據金應熙主編的《香港史話》記載，僅 1942 年 10 月成立的“香港貿易組合”，參加成員即有岩井產業株式會社、伊藤商行、日綿實業株式會社等 94 家企業，經營範圍擴及日本、台灣、“滿洲”、華北、泰國、印支及東南亞日佔區。二、殖民當局的經濟統制抗戰時期，日本侵略者對淪陷區的民族工商業採取兼併、收買、排擠等手段，使日資企業控制了當地的經濟命脈。（一）經濟統制機構日本佔領當局實行“經濟統制政策”，成立了“物資統制審議委員會” “全國商業統制總會”及“物資調查委員會”等機構，其所屬有地方各業的專業委員會、公司聯合會、同業公會等，控制和管理淪陷區的“統制事業”。 1944 年，汪偽全國商業統制總會廣東分會在廣州成立。日本對粵經濟侵略機構逐漸完善，如廣東日本商工會議所位於廣州長堤，“會頭”為森廣三郎，理事為平野健，所謂“會務”，是為商工業及其他產業通報、仲介、調停、證明、鑒定、調查，以及商工業及其他產業關係事項建議諮詢問答等。日本還極力扶植淪陷區各地組織商會，責令偽商會和偽政府出面誘騙商民復業。 1940 年 6 月13 日，駐粵日軍司令安藤召開軍事會議，擬定以政治手段突破中國經濟壁壘之新計劃。 翌日，又召開日偽“經濟提攜會議”，偽廣東省財政廳長汪京准，偽省政府委員周秉三，廣州、汕頭及各縣偽商會會長等百餘人參加，會議通過《經濟戰綱要十五條》，內容包括引誘商民回歸方法、“復興”廣州經濟方法、劫取國統區資源、推進日貨傾銷及擴展運用軍用票等。在海南島，日本侵略者成立了經濟局，並擬定所謂“五年計劃”，從事實業開發。 先後投資 6 億日元，涉及農、林、畜、漁、食品加工、水利、礦山、港口、道路橋樑等 100 多個單位。（二）對金融業的統制抗戰時期，日本利用軍事、政治上的壓力，在粵港地區傾銷日貨，使之操縱市場，並通過發行軍用票，搜刮法幣、廣東毫券及港幣，套取外匯，掠奪僑匯，擾亂和破壞當地的金融秩序。日商台灣銀行和橫濱正金銀行在抗戰以前即已設立了廣州分行，台灣銀行還在汕頭設有分行。台灣銀行廣州分行是日本對嶺南進行經濟侵略的主要據點。 民國初年，其與廣東歷屆政府關係密切，據不完全統計，1919 至 1924 年間，日本對粵投資即達 39 筆（其中 12 筆是鐵路借款）。台灣銀行大力扶植日貨在華傾銷，三井、三菱洋行直接辦貨到粵批發，日本郵船、大阪商船、日清汽船株式會社海運業務，以廣州為中心，向華南地區推銷日貨，都以台灣銀行為金融支持。據 1927 年的調查，日本在廣州有三井、三菱、富士、菱木、伊藤等 11 家洋行，有南洋倉、日清倉兩個貨倉，有岳陽堂等 4 家商店，來往於日本和廣東之間的船隻達 63 艘之多。廣東沿海地區淪陷後，橫濱正金銀行和台灣銀行即以勝利者的姿態廣設分店，橫濱正金銀行廣東分行是廣州銀業交易所的“指導機關”。日資銀行大量發行軍用票，強制流通，淪陷區幣制極為混亂，物價暴漲，民不聊生。 在海南島，有橫濱正金銀行和台灣銀行海口分行、偽瓊崖銀行等，發行了日偽各種貨幣近 2 億元。日軍佔領香港後，對交戰各國的銀行進行清算。 1942 年 4 月 11 日，日本總督宣布將在香港的英、美、荷、比等國 13 家銀行和華資 4 家銀行作為“敵產”而沒收，存款被凍結，並授權橫濱正金銀行和台灣銀行清算這些銀行的資金。391

（三）對外貿業的統制淪陷區的對外貿易完全被敵偽所壟斷和控制，以適應日本對華掠奪資源、維繫以戰養戰的需要。 日本侵略者批准在廣州成立了日華貿易公司，規定“所有日本中國進出口一切貨物專門代辦或推銷”。凡在廣州經營物資進出口貿易的商號，不論華商外商，“概須先向敵駐廣州總領事館申請發照營業，復加入各該配給組合，方得由該組合（將）物資，轉運銷售。”太平洋戰爭時期，輸入物資之配給種類計分 16 類，即雜糧、棉紡、煙草、砂糖、燃料、米穀、水產品、土木建築材料、機械器具、麥麩、酒類、飲料、紙類、火柴、纖維屑、鹽類，均設有單獨的“配給組合”，並再由各“配給組合”聯合組成“聯合會”，直接由日本駐廣州總領事館及特務機關指揮監管。在珠江三角洲的順德、南海及廣州等地，生絲、紗綢是出口的大宗貨物。 日軍進佔後，即宣布實行絲綢統制政策，禁止華商出口。 據 1941 年 4 月國民政府駐香港經濟機構密報，關於日本在粵統制絲繭產銷辦法及實施情形，一是廣州、南海和順德各縣絲廠仍照常開工，敵人對各絲廠生產，並無限制；二是廣州淪陷區內，不論華洋商人均可自由買賣，惟禁止運銷出口。 日商三井、三菱、伊藤、加藤、日信等洋行享有出口特權，可儘量收購外運，並壓低絲價，每擔較之市價約低 200 港元。 華商雖有冒險私運至港澳出售者，但因沒收危險甚大，被迫大量售給日商。據香港《星島日報》報導，三井洋行統制收購生絲，每擔發價軍用票 650 元，運至港澳即可售至1,200 餘元。皮革亦被列為軍用物資，日軍組織的“皮革資源統制組合”和廣州市皮革同業公會，專營皮革運銷。抽紗業是潮汕最重要的出口產業之一，1940 年，日商三井洋行在汕頭創設規模宏大的抽紗統制機構，利誘抽紗女工大量生產，供其運銷歐美市場牟利。日本佔領香港後，隨即開始了肆無忌憚的物資掠奪。 日軍的第一張布告以“保護華人財產”為藉口，幾乎將一切物資都列入統制範圍。 許多工廠、店鋪、公司、銀號的門上都釘上了木牌，寫有“大日本軍陸軍管理”、“海軍管理”、“軍蒐集部管理”、“金融班管理”等字樣。未經日軍允許，任何物品都不得自由搬運和買賣。1942 年 9 月 18 日，日本總督府頒布了《貿易取締令》，以加強對香港外貿的控制。（四）對工商業的統制在廣州、汕頭等廣東大中城市，日本佔領當局對工商業統制甚嚴，各華商工廠店鋪必須登記，隨時由特務機關派人監視，一切貨物必須依其所規定價格出售，運銷亦須許可，所有交通工具，俱由日偽包辦。1. 商業統制戰時嶺南膏腴之地，盡淪為日本殖民地。 在曠日持久的戰略相持階段，日本為彌補巨量的軍事消耗，挽救國內經濟的危機，以支持長期的侵略戰爭，提出了“利用當地物資，樹立百年戰爭”的口號，具體講就是開發淪陷區的資源，掠奪物資，達到“以戰養戰”之目的。 因此，日本放棄了數十年來一貫的日貨傾銷政策，改而對淪陷區物資實行嚴密的控制。鑒於戰時糧食的特殊重要性，汪偽廣東省政府還設立了購儲洋米委員會，專司洋米購儲之責，先後與三菱、三井等洋行協議購運糧食，自 1941 年 8 月 16 日起至 1942 年 3 月止，共購入洋米 5 萬餘包，售出近 3.9 萬包。在海南島，物資配給被三井洋行所控制。491

2. 工業統制日本對佔領區的主要工礦業，全部實行經濟統制政策，以滿足“以戰養戰”之需。 不少日商到廣州投資設廠，他們或將強佔當地原有公私企業的設備改頭換面，或從日本運來機器設備，或直接投資，並成立了“工業運營統制會”。廣州重要的日資工廠，以佐藤三部軍管理工場為最，轄有軍服、五金、製藥、醬油、香煙、乾糧、車針 7 廠，雇傭工人達 3,000 餘名。 此外，還有修械製彈廠、大日本王子紙廠、飯島製釘廠、電燈廠、自來水廠、水泥廠等。日軍為“復興”淪陷區的經濟，把其所控制的廣州公用事業、交通、工礦企業及其他企業，交由日本國策會社及其子公司和其他財閥企業進行統制和經營。 如台灣拓殖株式會社負責經營自來水、採煤、五金及船舶修造；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經營電氣；福大公司經營交通、造船及鐵工業。（五）對航運業的統制日商內河運營組合、廣東航業組合、東亞航運株式會社等，壟斷了華南沿海的交通運輸，其中內河運營組合專營來往於省港澳、江門的輪船和各鄉拖渡，廣州至各地之航運完全被其所控制。三、日資各業的經營（一）金融業方面在廣州主要有橫濱正金、台灣、華南 3 家日資銀行的分行和偽廣東省銀行、偽中央儲備銀行廣東分行，它們“負責主理本省市金融的流通”。偽廣東省銀行（在江門、汕頭、佛山等地設有分支行）、偽中央儲備銀行廣東分行於 1940 年後相繼成立，與日本在粵金融機構結合起來，構成廣東淪陷區的金融體系。橫濱正金銀行和台灣銀行戰前即在香港設有分行，1942 年通過清算交戰國銀行的資產，獲取大量“可兌換貨幣”，藉以滿足軍事上的需求。（二）商貿業方面1. 廣東淪陷區廣東淪陷區的市場基本上被日商所控制。 日資在廣州經營的三菱、三井、日信、石原等洋行，以及南洋倉庫、東亞航運株式會社、內河航運組合等，規模宏大。 其中尤以三菱及三井洋行的業務較為發達，所經營的進口貨有棉紗、布匹、海產、藥品、油類、糖面、豆類、酒類、捲煙、工業半製成品機器零件及工業用品等。帶有壟斷性質的日華貿易公司於 1939 年 1 月 1 日開始營業。日商製藥業以岳陽堂為先遣站，進行大規模滲入，並在較短時間內充斥廣州醫藥市場。 岳陽堂、武田藥廠和鹽野義藥廠生產的日本藥品，幾乎壟斷了廣州的西藥市場。日資在汕頭開設的企業主要有三井、三菱、東棉及鐘淵等洋行，經營棉紗、布匹、海味、米穀、麵粉、大豆、豆餅、煤油及日用品，並收買糖、麻、礦產及五金等，這 4 家洋行佔日資在汕頭全部經營的 80% 。中山縣石岐鎮商業素盛，自被日軍佔據後，即積極經營，欲利用其為對海外交通及推行經濟侵略的根據地。 廣州的日本商行，紛紛前來設立分行。 如竹腰洋行佔據原先施公司地址開設，收購穀米土產等物及推銷日貨，營業頗為蓬勃。 原廣東省銀行中山支行的行址被開設為粵南酒店，中山茶樓被佔作料理館（即飯店），其餘各繁盛街道的商店，亦多被佔作為營業鋪位。591

據《全支商工取引総覽》統計，在廣州的日商企業中，直接從事貿易的即達 43 家。 而日商在汕頭開設的企業，亦主要經營貿易。2. 香港地區1942 年 9 月 18 日，日本佔領當局頒布《貿易取締令》，宣布成立香港貿易組合，作為特許運營單位，以確實保障日商在港利益。 此後，只允許貿易組合成員或獲得日本總督許可的商民從事閩粵、澳門以外地域的貿易。 10 月 8 日，香港貿易組合在總督府指導下正式成立，以三井洋行、三菱洋行、東洋棉花株式會社、日本メニカ棉花株式會社、日本水產株式會社、福大公司、東勝洋行、美豐洋行、櫻井洋行及加藤洋行為理事單位，加入組合的 82 家公司均為日資企業。 直至次年底，貿易組合中的 95 家公司仍然全是日資企業。 華商若要參與外洋貿易，必須與日資的組合成員合作。（三）工業方面1. 廣東淪陷區日本肆意掠奪佔領區原有的工廠和機器設備。 如在廣州，日本海軍佔據廣東省營造紙廠後，委託日商王子製紙株式會社經營，並將廠名改為“王子製紙廣東工場”。 日資經營的修械製彈廠、飯島製釘廠、電燈廠、自來水廠、水泥廠等，都是強佔原廣東官營或私營企業而繼續經營的。除直接掠奪工廠和機器設備外，日軍還利用原有工業設備，為侵略戰爭需要生產軍需物資。 從戰後國民政府收復的工廠數量來看，淪陷期間廣州地區日商經營的軍工生產企業不少於 30 家。即：武田造船鐵工所、大建產業股份有限公司河南船廠、岡崎造船所、福井造船鐵工所、小川鐵工所、廣東化學工業廠、嶺南化學工業廠、大建鐵工廠、敝亞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二葉鐵工所、長安鐵工所、中華航空廣東支所製作班、中央兵器股份有限公司廣東辦事處、大生銅廠、協同和機器廠、華南火柴股份有限公司、華南樹膠股份有限公司、加藤物產廣東辦事處、德和洋行、福富標目廠、興南物產股份有限公司、南華無線商會、光陽電氣工業所、田尻研究所、南國工業社、昭和運商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沙工場、中亞電業公司、廣東制線廠、廣東絹紙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廣東自來水廠。日偽在廣州設有“火柴聯營社”，與天津的“火柴聯營社”遙相呼應，淪陷區的華商火柴廠悉為其劫持或統制。 1943 年，廣州共有 14 家火柴廠，資本額為偽“中儲券”460 萬餘元，職工 4,200 餘人，但開工不足，產量只及原生產能力的 1/3 左右。在偽火柴同業公會和日商華南磷火株式會社的監督和排擠下，壟斷了廣州火柴原料和配給及產品的產、供、銷，華商各廠均無獨立經營權力。汕頭的日資工廠主要有南興煙廠、大東冰箱廠、中南鐵工廠、應明電池廠、渡邊產業公司汽水部，產品為香煙、冰霜、簡單機械、電池及汽水等，合計資本總額為軍用票約 60 萬元，雇傭工人約400 名。 此外，由日偽合辦的工廠主要有興亞醬油廠、日華釀酒廠、明華火柴廠，合計資本額為軍用票 20 餘萬元，雇傭工人約 240 名。2. 香港地區日佔期間，香港華資工業陷於大倒退，如捷和鋼鐵製造廠被日軍沒收，香島製漆公司、香港商務印書館、日升製造廠、泰盛染織廠、亞洲石印局、陳李濟藥廠等，被日軍佔據封用，金山織造廠、百家利化妝品公司等一批企業毀於戰火。日本佔領當局還以“接管”的方式，強行奪取英資重要企業。 如將太古船塢、黃埔船塢分別交由三井和日立洋行接管，改為香港造船所和九龍造船所；牛奶公司、連卡佛、屈臣氏等，被改為香港冷凍工場、香港牧場、香港製果工場、香港飲料水工場等機構。（四）航運業方面691

1. 廣東淪陷區主要有內河運營組合和東亞航運株式會社，特別是前者，有諸多企業加入，專營來往於省港澳、江門的輪船和各鄉拖渡，擁有 10 餘艘輪船和許多電船、拖渡。 所經營的香港線有“白銀丸”號客輪1 艘，澳門線有“雲陽丸”號、“海珠丸”號及“宜陽丸”號客輪 3 艘，“南照丸”號、“南和丸”號、“福海丸”號、“福興丸”號貨輪 4 艘，江門線有“海鷗丸”號、“南海丸”號客輪 2 艘。 至各鄉輪渡，則有佛山電船、大良電船、石岐小欖電船、新造渡、小欖渡、東莞渡、市橋渡、新圩渡、太平渡、瀾石渡等。2. 香港地區據香港《華僑日報》報導，1943 年時香港的日商運輸企業有日本郵船、大阪商船、大連汽船、東亞海運、山下汽船五家株式會社。四、日資企業的作用與影響（一）維護日本對淪陷區的統治雖然粵省淪陷區經濟失去了進出口貿易和僑資、僑匯等外力的牽引，但卻擁有了所謂的“新外力”，即日商的大量滲入和猖獗的走私。 憑藉在戰爭中掠奪和搜購來的物資，加上大量人口回流，廣州經濟一時竟形成了畸形“繁榮”。太平洋戰爭時期，日軍從新佔領區大肆掠奪資財，以補充戰時給養，其中一部分物資運至廣州。與此同時，在海軍的保護下，廣州日商紛紛從泰國、緬甸運來大批洋米，從南洋運來布匹、橡膠及其他產品，從香港運來洋紗及其他工業用品、工業原料。 日軍還鼓勵廣州華商參加洋米的購運，廣州糧商集資軍用票 20 萬元，交由日商代至泰國運米，使糧食市場一度活躍。 而洋紗的配給和其他工業原料、工業用品的供應，也較前擴大。日軍在廣東建了不少工廠企業，大多為滿足戰爭需要，生產軍用物資。 據戰後統計，在廣州由日軍直接控制或監督經營的軍需產品生產和軍械維修的企業有武田造船鐵工所、協同和機器廠、小川鐵工所、武田藥品工業公司、淺野士敏土公司等 63 家。由於敵偽控制原料，傾銷商品（由日商所經營的進口貨有棉紗、布匹、海產、藥品、油類、糖、麵粉、酒類、豆類、捲煙、鴉片及一些工業半製成品。 20 世紀 40 年代初，日本對國統區和中共抗日根據地實行經濟封鎖，將商品傾銷政策改為嚴加控制），並低價徵購淪陷區民營產品，使粵商的經營極為困窘，大大刺激了奸商投機和走私等非法行為。 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國力極為衰竭，輸華物品大為減少，除了繼續加緊掠奪原料外，也允許淪陷區民族工業（主要是手工業）的發展。此後，粵商才陸續開辦了小型企業數百家。日本侵略者認為：“就香港的地位而言，它正好是西南太平洋經濟與北方大陸經濟的結合點，這也是香港在英國統治下繁榮的原因。 在大東亞經濟中，香港這樣的條件同樣存在”。為使香港成為所謂“東亞共榮圈”的中繼站，日本佔領當局著手建立由日商控制的商貿，並恢復部分運輸，以從經濟上支持殖民統治。 在日本的佔領下，香港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作為一個軍港而存在，往來貨物主要是軍用物資，一切民間貿易除居民的必要生活資料外，幾乎都陷於停頓。（二）掠奪淪陷區的物質財富日軍對淪陷區民族工商業採取兼併、收買、排擠等手段，使日資企業控制了當地的經濟命脈。廣東省營企業有的被日軍強行徵用，如廣州西村士敏土廠被日商淺野株式會社佔據；廣東飲料廠由日商麥酒株式會社廣東工場接管。 此外，省營造紙廠的設備被拆卸運往日本。791

日本攫奪廣州民營企業的主要目的是為侵略戰爭服務，如民營企業的翹楚———協同和機器廠被日軍飯島部隊將廠裡的機器設備、原材料搬運一空後，交由福大公司經營，主要業務為修理日本海軍艦艇。 均和安、廣同安機器廠被日軍掠奪走大部分的設備和成品後，合併為日軍的軍用造船廠。 日軍在黃埔船廠內設立第八野戰船舶修理所和仕上製作所，專門負責修理內河運輸船和炮艇。此外，還把廣州海珠橋腳以東一帶河畔劃分為日本軍艦的集中灣泊點，並設置了漫長的鐵絲網，而這一地段恰恰是造船廠、機器廠、鍋爐廠雲集的地方，民營的朱林記、萬利、利貞、梁悅利、泗和、林順安等造船廠幾乎全被圈進鐵絲網之內，頃刻之間便化為烏有。通過日資企業，日本在廣東劫奪了巨量物資，如僅在海南島即運走了鐵礦石 338.2 萬餘噸，佔鐵礦石生產總量的 99% 以上。日佔區內最大的鎢礦位於廣東陽江縣南鵬島，以儲量多、品位高而著稱。 1938 年 5 月 30 日，日軍佔領該島後，即由海軍與三菱洋行共同負責採掘鎢礦，命名為“南支第一礦場”，聲稱“該島鎢礦蘊藏極豐，可開採六年”。 至 1945 年 5 月，日本在島上開採了 7 年，掠奪鎢砂數以萬噸計。在粵東汕頭，日商三井、三菱、台灣拓殖、石原、杉原、渡邊產業、糖業合作社等企業，在潮汕、澄海一帶掠奪了大量物資。日本佔領香港後，對於“不論華資或敵方所稱為敵性銀行者，皆加以強制管理，如銀行資產之清理，匯兌之管理，保險箱之檢查、沒收，存戶之限制、提存等，無不盡其奪佔能事”。綜上，日本統治粵港淪陷區時期，對金融、外貿、運輸及工商各業實行全面經濟統制，鼓勵和扶植日商建立各種企業，打造殖民地經濟體系。 日資企業在粵港淪陷區經濟中居於絕對優勢地位，除了在金融、外貿、航運方面形成壟斷的共同特點外，在兩地的表現還略有不同，即在廣東淪陷區較多從事軍需及民用物資的生產經營，為日本佔領軍服務，推進廣州等地經濟的畸形“繁榮”；而在香港則缺少這種功能，香港經濟社會在遭到戰爭極大破壞後未能恢復，在很大程度上演變為所謂“大東亞聖戰”的重要軍港。 日資企業維護日本的殖民統治，搜刮物資，開發資源，為“以戰養戰”的侵略政策服務，嚴重摧殘了當地民族工商業的正常發展。〔在 2022 年 10 月第八屆近代中外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李少軍教授為本文提出了寶貴建議，特此致謝〕①陳木杉：《從函電史料觀抗戰時期汪精衛集團治粵梗概》，台北：學生書局，1996 年，第 192～193 頁。②黃菊豔：《抗戰時期廣東經濟損失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145 頁。③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等編：《歷史的烙印：抗戰時期廣州老照片》，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5年，第 83 頁；第 86 頁；第 86 頁。④《粵日商多已歇業》，上海：《國際勞工通訊》，第 4卷第 9 期（1937 年 9 月）。⑤《粵省要聞》，香港：《香港華字日報》，1939 年 4 月24 日。⑥廣東經濟年鑑編纂委員會編：《廣東經濟年鑑》第 4 章“經濟歷史”，廣東韶關：廣東省銀行經濟研究室，1941 年鉛印本，第 83～84 頁。⑦廣東經濟年鑑編纂委員會編：《廣東經濟年鑑》第 15 章“商業”，第 1～2 頁；第 1 頁；第 3 頁。⑧中國通信社編：《全支商工取引総覧》，上海：蘆澤印刷所，1941 年，第 575 ～ 583、592 ～ 596 頁；第573～575 頁；第 575～583、592～596 頁。⑨《社會部勞動局廣州區廠礦調查總報告 （ 1947年）》，廣州：廣東省檔案館藏，全宗號 6、目錄號 2、案卷號 753。⑩《淪陷區經濟概況》，廣東韶關：《廣東省銀行季刊》，第 1 卷第 4 期（1941 年 12 月）。陳真、姚洛、逄先知合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 輯《帝國主義對中國工礦事業的侵略和壟斷》，北京：891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8 年，第 409 頁。周家建：《日佔時期的香港航運》，香港：“香港歷史與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2007 年。金應熙主編：《香港史話》，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217 頁。廣東省檔案館編：《抗戰時期廣東經濟損失檔案史料選編》，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15 年，第379 頁；第 355 頁；第 166 頁。許晚成編：《上海暨全國工商業同業公會調查錄》，上海：龍文書店，1942 年，第 57 頁。《華南要聞》，香港： 《 星島日報》， 1940 年 6 月18 日。《日寇佔領海南島時期之設施》，海南萬寧：萬寧縣檔案館藏。賈德懷：《民國財政簡史》下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 年，第 514 頁表。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 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186 頁。楊君厚：《日本侵華企業台灣銀行廣州支行》，廣州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州文史資料》第12 輯，廣州，1964 年。《最後要聞》，廣州：《廣州民國日報》，1927 年 6 月30 日。廣州：《廣東金融志資料》，1986 年第 3 期。狄超白主編：《中國經濟年鑑》，香港：中國太平洋經濟研究社，1948 年，第 133 頁。《調查資料·淪陷區經濟近訊》，廣東韶關：《廣東省銀行季刊》，第 3 卷第 4 期（1943 年 12 月）。《富華香港分公司呈貿易委員會文件》 （1941 年 4月 3 日）， 南 京： 中 國 第 二 歷 史 檔 案 館 藏， 檔 號272/161。《華南要聞》，香港： 《 星島日報》， 1939 年 6 月16 日。黃增章：《民國廣東商業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43 頁。《華南要聞》，香港：《星島日報》，1940 年 8 月 3 日。薩空了：《香港淪陷日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5 年，第 109 頁。偽廣東省政府秘書處編：《廣東省政概況》第二編“民政”，廣州：興中印書館，1942 年，第 123 頁。曾仲謀：《廣東經濟發展史》，廣東韶關：1942 年，第 245～247 頁。《三年來廣東省復興概述》，廣州：偽《中山日報》，1942 年 11 月 4 日。劉智鵬、劉蜀永編著：《香港史———從遠古到九七》，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9 年，第 269 ～270 頁。陳建華主編：《廣州抗戰史跡圖文集》，廣州：廣州出版社，2006 年，第 175 頁。林金枝、莊為璣編：《近代華僑投資國內企業史資料選輯（廣東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210 頁。陳真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 4 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1 年，第 660～661 頁。參見王楚瑩編：《香港工廠調查》，香港：南僑新聞企業公司，1947 年。植子卿：《廣州淪陷時期的市商會》，未刊稿，廣州：廣東省社會科學院藏。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廣州行營參謀處編：《廣東受降紀述》，廣州，1946 年，第 41～47 頁。梁榮主編：《論廣東 150 年》，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56 頁。秀島達雄：《香港·海南島の建設》，東京：松山房，昭和十七年（1942 年），第 60 頁。黃曦暉：《廣州近代私營船舶修造業》，廣東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第 61 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246 頁。蔣祖緣主編：《廣東海運史（近代部分）》，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 年，第 285 頁。肖自力：《戰時日本對中國鎢砂的劫掠與國民政府的應對》，北京：《抗日戰爭研究》，2007 年第 1 期。陳策：《中國國民黨駐港澳總支部工作報告書》（1942 年 10 月 30 日），南京：《民國檔案》，2016 年第3 期。作者簡介：張曉輝，暨南大學歷史系教授。 廣州510632［責任編輯　 陳志雄］991

ABSTRACTSExploration of Hong Kongs Economic Management Concepts in the Early Period of Its Return ...............Cai Chimeng (005)Abstract: Hong Kong has always been a region in the world where the free economic system has remained relatively complete.Before its return, “ laissez⁃faire” and “positive non⁃intervention” based on the free economic theory were regarded as one ofthe successful factors in Hong Kongs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 after entering the 1980s and 1990s, with the changesi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structures, the phenome⁃non of market failures increased, and the limitations of the original ideas and policies became increasingly apparent. After thereturn of Hong Kong, the SAR Government actively explored new economic management concepts, proactively reflected onthe direction of Hong Kongs economic development, put them into practice, and adjusted economic policies and governmentmanagement structures accordingly. However, due to the 1997 Asian financial crisis that Hong Kong encountered at the begin⁃ning of its return, which had a greater and deeper impact on the economy than had been expected, the governments consecu⁃tive fiscal deficits, coupled with the limitations of Hong Kongs social cognition and the incompleteness of its governancemechanism, made the relevant idea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subject to some constraints in their implementation.Keywords: Hong Kong;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economic management concepts; economic policy;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Macaos Gaming Public Policy: Implications and Function ...........................................................................Wang Changbin (027)Abstract: Gaming public policy refers to the governments attitude towards the gaming industry as well as the principles andmeasures of gaming regulation. The Macao SAR government does not deny the negative social impact of the gaming industry;nonetheless it allows the gaming industry to be developed in a controlled manner because the gaming industry actually plays apositive role in Macaos economy and society. The new gaming law introduced in 2022 adheres to several fundamental publicpolicies, such as suitability checks and ensuring a fair, honest, and crimeless gaming industry, which were established in the2001 gaming law. It, however, places more emphasis on the promotion of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and maintaining national se⁃curity. Macaos gaming public policy is similar to New Jerseys in restricting the expansion of the gaming industry and treatinggaming as leverage for other industries. Macao ought to maintain the current scale of the gaming industry for a longer periodof time as much as possible, learning from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New Jersey, where gaming is declining, before otherindustries grow.Keywords: Casino gaming; Macao gaming law;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of Macao; gaming regulation; suitability check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Cross⁃Border Governance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Wu Qiaoyu (038)Abstract: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he Greater Bay Area) is a typical cross⁃border and systemicallyheterogeneous cooperation region. How to break the obstacles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due to the differences of “One Country,Two Systems, and Three Regions” is a key issue in its construction practice and deep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Based on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multi⁃level governance, on the one han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cross⁃border govern⁃ance system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should be constructed and developed from the operation logic of “ system⁃institution⁃mechanism⁃rule⁃law”; On the other hand, the cross⁃border governanc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needs to be constructed fromthe four dimensions of vertically improving the multi⁃level leadership system, horizontally forming the mechanism of socialcollaboration of multiple actors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obliquely implementing the connection of rules with Hong Kong andMacao, and overall constructing the consensus standards of rule and law throughout the Greater Bay Area, so as to optimizethe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s of the cross⁃border governance at the multilevel in the Greater Bay Area.Keyword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cross⁃border governance; multi⁃level governance theory;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institutional optimization002

A Study on the A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hujing Translated into Colloquial Cantonese by Mai Shizhi　 ................................................................................................................................................................................Zhang Meilan (049)Abstract: In the Qing dynasty, Mai Shizhis book, The Shujing Translated into Colloquial Cantonese, is a straight⁃interpretingdocument that explains Shujing with spoken Cantonese and is a valuable document reflecting spoken Cantonese at the end ofthe 19th century. A new way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Shujing to the common folk was found, and the new perspective of thestudy of Shujing was expanded.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features of the colloquial interpretation of this literature and its val⁃ue in the study of early Cantonese.Keywords: Mai Shizhi; The Shujing Translated into Colloquial Cantonese; Cantonese; Chinese exegesisResearch on the Diachronic Semantic Map of the Verb with the Meaning of “Towards” ..........................Zhuang Huijie (058)Abstract: In Chinese, the verb with the meaning of “ towards”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lysemy and multifunction. In thispaper, the multifunction morphemes of the verbs “xiang (向)” , “dui (對)” , “chao (朝)” , “ chong (衝)” , “wang (望)” and“wang (往)” are comprehensively researched, after which the diachronic semantic evolution and synchronic dialect distributionare combined to discuss the semantic evolution through the semantic map method. The conceptual space of the verbs with themeaning “ towards” is first constructed according to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then the diachronic semantic map is built withthe help of a historical corpus, and the semantic evolution of these verbs is analyzed. Furthermore, the grammaticalization mo⁃tivation of these words is explored, and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mantic function of polysemy words is clarified.Keywords: The meaning of “ towards”; semantic map; semantic evolution; grammaticalizationStudy of the Chinese Polymerized Constructions and Polymerized Nouns ........................................................Wen Suolin (068)Abstract: There is a special structure in Chinese that combines several morphemes to form a polymer by means of juxtaposing,ranging from two⁃word groups to multi⁃word groups in terms of syllables. The compound words formed by two⁃word groupshave been widely accepted, but the similar constructions of three⁃word groups and multiword groups have not been recognizedas linguistic units of any nature. In this paper, according to the unified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this kind of construction iscalled the polymerized structure for the first time, and according to the phonetic rhythm, this kind of construction is called thepolymerized noun. By analyzing the processing principles of the multisyllable words in the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espe⁃cially for the multisyllable nouns with clearly marked parts of speech, we conclude that a phonetic rhythm is behind the pro⁃cessing principles. By examining and analyzing the phonetic rhythm of transliterated loanwords in Chinese, the paper also findsout the rhythm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noun memory. Such processing not only accords with the language sense of nativespeakers, but can also have a clear language orientation for a large number of polymerized constructions in Chinese.Keywords: Polymerized structures; polymerized nouns; polymerized word; phonetic rhythmThe World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Culture: A Study of the Early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Zhang Xiping (081)Abstract: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must be understood from a long⁃term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early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were an important dimension for understanding China⁃Europe relations,but for a long time, most scholars have positioned themselves and the West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e internal reasons for Europes acceptance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theperspective of global history by examining the history of early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and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in Europe.Keywords: China; silver; Chinese culture; the EnlightenmentSingable Song Dynasty Poems and Transposition dart———George Soulié de Morants Song Dynasty Poems Translation　 Practice .........................................................................................................................................................................Guo Lina (091)Abstract: Florilège des poèmes Song is a work of translation of Song dynasty po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anuscripts102

composition. Its author, George Soulié de Morant, is the first Western scholar in the history of French Sinology to understandChinese poetry in term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xt and sound, and also the first to mention the ancient Chinese Wenti ter⁃minology “Ci” . Collaborating with Armand Bolsène, he published Poèmes chinois de lépoque Song par chant et piano, at⁃tempting to enhance the expressiveness of words through the artistic appeal of sound and to evoke the beauty of empathy.Florilège des poèmes Song and Poèmes chinois de lépoque Song par chant et piano, as the main and secondary texts, interpretthe poetry of the Song dynasty by means of transposition dart and broaden the practice of Ekphrasis in the cross⁃cultural field.Keywords: George Sulié de Morant; Florilège des poèmes Song; Text⁃sound relationship; Transposition dart; EkphrasisThe Voyage of the Muse: Poetic Images in Judith Gautiers Le Livre de Jade ........................................... Jiang Xiangyan (101)Abstract: Le Livre de Jade is a work of fusion of Chinese and French poetry: it blossomed at the peak of le Parnasse; it hasdistinct features of French romantic poetry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its Chinese themes show its “chinoiserie” of the collectionof po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ross⁃cultural studie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presentation ofancient Chinese poetic images in Judith Gautiers Le Livre de Jade. Judith Gautier presents 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poeticimages in the collection by means of Bi⁃Xing, thus introducing na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to French poetry.Keywords: Le Livre de Jade; Judith Gautier; Bi Xing; poetic imagesThe Path and Limitations of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Era of Large Language Models ......................................Wang Tao (113)Abstract: The continuous vitality of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y lies in its openness. The most significant impact on historical stud⁃ies in todays society undoubtedly comes from matur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based on large language models, withChatGPT being a prominent representative. As the culmination of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technology, and large languagemodels directly challenge the practice of historical writing. Their adaptability to historical writing brings about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s. As professional historians, introducing large language models into our workflow requires a humble and cautiousattitude. We should neither underestimate their power, nor believe that they can replace the independent thinking of historians.In the face of both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history and large language models will coexist and thrive together.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hatGPT; historical writing; history and memoryDoes Gener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esuppose a Generalization of Axiomation? ................................................Wu Jing (123)Abstract: Gener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esupposes a universal knowledge generation mechanism with regard to its technicalfoundation. It transforms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paradigm formed by human beings based o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into the respect of empirical data through a series of commensurable large language models, thereby forming a knowledge in⁃tegrity structure based on digital models and data. Howeve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mensurability of language and expe⁃rience implied by the big language model does not only lead humans to trust blindly in technology, as well as equating cogni⁃tive methods and technical frameworks. Moreover, it will also make knowledge production demonstrate a trend toward closureand centralization. This characteristic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produced by GAI actually represents an axiomatic knowledgesystem presupposed by the universality of technology; its essence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global deployment of capital logic.A practical rethinking of the general knowledge generation process of AGI will require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axiomaticframework, which goes beyond AI itself.Keywords: AGI; ChatGPT; commensurability; explainability pitfalls; axiomationEnlightenment Vision: Historical Memory in Xiao Juns Coal Mines in May .......................................................Yang Hui (134)Abstract: In his novel Coal Mines in May, which is based on the production contest of the Fushun Mining Bureau, Xiao Junnamed his two protagonists “Lu Dongshan” and “Yang Pingshan” . The former points to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Breakinginto Kanto” among Shandong underclass people, and the latter commemorates the “Pingdingshan Massacre” in Fushun. Byexploring the bitter memories of the people in the Northeast who suffered from the atrocities of Japanese imperialism, Xiao re⁃veals the unique historical fate of the Northeast in modern times. He turns this painful memory into a national historical memo⁃202

ry and embeds his idea of cultivating “sound souls and vibrant people” as a means of “arming our people in thought,” whichreveals his enlightenment vision formed after surviving the revolution trials. Being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others”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Xiao Jun himself is part of “historical memory” , thus making it another challengingtopic to be addressed.Keywords: Xiao Jun; Coal Mines in May; Pingdingshan Massacre; historical memory; enlightenment spiritA Textual Criticism of Selected Poems of Yuan Shuipai Published by t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Yuan Hongquan (147)Abstract: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marginalization of the poet Yuan Shuipai and the rejection of him by mainstreamliterary circles stemmed from the political liquidation of the “Gang of Four” . His friends inclination to despise him was also areasonable way of self⁃protection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Zang Kejias Anthology of Chinese New Poems (1919⁃1949),published in September 1979, was the first book of its kind to exclude four of Yuan Shuipais poems, in complete contrast tothe compilers attitude in the 1950s. When Yuan Shuipai passed away in oblivion in 1982, t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House decided to publish a collection of Yuans poems to locate him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new po⁃etry in particular). In July 1985, Selected Poems of Yuan Shuipai came out, edited by Xu Chi and Yuan Ying, with a cover andbinding designed by Yu Feng with illustrations by Ding Cong and Hua Junwu. Xu Chi in the preface, and Yuan Ying in thepostscript both expressed their complex feelings towards Yuan Shuipai. Their words indicate the complicated historical detailsbehind the books compilation, which provides a meaningful sample to look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literaturein the early 1980s.Keywords: Zang Kejia; Selected New Poems of China 1919⁃1949; Xu Chi; Yuan Ying; Selected Poems of Yuan Shuipai; com⁃plicationThe Ethics of Evolution and the Depths of Silence: On the Movement and Stillness in Modern Chinese Rural Literature　 ..........................................................................................................................................................................................Zhou Qi (158)Abstract: In modern Chinese rural literatur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ovement and stillness has a central axis running throughit. Under the acceleration of texts driven by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the whipping of the enlighteners on the rural society, theexpropriation of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by the revolutionary dreamers,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the rural society under the in⁃tention of saving the nation, all share a commonality: their contribution of a strong momentum to modern rural literature. Onthe opposite side of them stands the stillness in The Bridge, the tranquility in Shen Congwens novels, and the stagnation anddeadness revealed by texts such as The Orchard Town and Tales of the Hulan River . However, both movement and stillness inmodern Chinese rural literature have their own rich and barren sides, and they are always tempting each other with their ownpromises. Therefore, modern Chinese rural literature continues to move between the paradox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andhas created the most profound pictures in the process.Keywords: Evolution; acceleration; eternity; stillness; rural literatureExploring the Dark Side of History: A Study of Sun Yat⁃sens Negotiations with Buddhism in 1912...........Zuo Songtao (168)Abstract: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n Yat⁃sen and Buddhism remains insufficient. The composition ofBuddhist organizations in 1912 and the enigmatic nature of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the government present a historical narrativeyet to be solidified. Some historical events, seemingly trivial and easily overlooked, possess the potential to unravel the myster⁃ies of the past. Within the collection of Sun Yat⁃sens archives in Cuiheng, three pieces of Buddhist historical materials are pre⁃served, with the mystery of the authors identities persisting. According to research, these documents were authored by theprominent Zhejiang monk Mochen and submitted to Sun Yat⁃sen. This inscription provides a microcosm of the Buddhist reviv⁃al in 1912. By following this trail of investigation, it becomes possible to reconstruct many little⁃known historical facts aboutBuddhist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Buddhist Society founded by Li Yizhuo, the Buddhist Datong Association organized by XieWuliang, and the Chinese Buddhist Association led by Jingan, among others. This research aims to clarify misconceptions re⁃302

garding Sun Yat⁃sens involvement and the handling of Buddhist affairs by the Nanjing Provisional Government.Keywords: Sun Yat⁃sen; Buddhist Association; 1911 Revolu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Religion; Historical Evi⁃denceDiscourse, System, and Path: The Dilemma and Outlet of Modern Transformation in Later Developed Countries:　 On Sun Yat⁃sens Reflection on Chinas Modernization .....................................................................................Zhang Bing (180)Abstract: To understand how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came into being, we need to return to the historical scene ofmodern country transformation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ago. The complex superposition of independent sovereign state⁃building and modernization across multiple tasks has made Chinas modern transformation face a triple dilemma different fromthat of Western countries, namely,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 and political decentralization,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economic dependence and economic independence, 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ocial destruction and social in⁃tegration. These three dilemmas reflect the complexity and uniquenes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as well as themisinterpretation of the “rearview mirror” of Western doctrine shifting to later developing countries. Sun Yat⁃sen, as a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the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China to a modern country, combined with local culture and Western institu⁃tional theory, proposed Chinas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plan, including unifying central power, leading industrialization bythe state, and governing both morality and law based on patriarchal autonomy. He represented the early think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 Chinas central region, the state and the market, and the state and society. It provides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why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came into being, why it must be, and how to continue its development.Keywords: Modernization; Sun Yat⁃sen; post⁃developing country; modern state transformationJapanese⁃owned Enterprises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of Guangdong and Hong Kong during the War Against JapaneseAggression ......................................................................................................................................................Zhang Xiaohui (191)Abstract: During the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Japan successively seized the prosperous coastal areas of Guangdong andHong Kong, implementing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ntrol over finance, foreign trade, transportation, commerce, and otherindustries, while meanwhile establishing an occupied economic system. There were numerous Japanese⁃owned enterprises withabundant capital, large scale, advanced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 that controlled the economic lifeline of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In addition to sharing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 of monopolizing finance, foreign trade, and shipping, Japanese⁃ownedenterprises also had slight differences in the two regions. In the occupied areas of Guangdong, they were mainly engaged in the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of military and civilian goods and served with the Japanese occupying army, henceforth bringing a⁃bout twisted “prosperity” in the regions. However, in Hong Kong, this function was missing, and therefore the economic andsocial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was unable to recover after suffering great damage from the war, and to a large extent,Hong Kong evolved into an important military port for the so⁃called “Greater East⁃Asia War” . Supporting Japans colonialdomination, looting local materials, and developing resources, Japanese⁃owned enterprises served their countrys invasiveguideline of “ the war feeds itself” , thus seriously damaging the normal development of local national industry and commerce.Keywords: Th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Period; Guangdong and Hong Kong occupied territories; Japanese⁃owned en⁃terprises; economic control402

《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3 年總目錄（第 26 卷第 1～ 4 期）括號內前一數字為刊次，後一數字為頁碼【名家專論】流動抑或紛擾：民國前期農民離村現象　 及時人的認知 羅志田（1·5）心同理同：儒學知識類型學的普遍主義歸屬任劍濤（2·5）作為方法的社會史　 ———社會史研究的七個命題 孫　 江（3·5）回歸初期香港經濟管理理念探索蔡赤萌（4·5）【港澳研究】主持人語 劉澤生（1·25）粵港澳大灣區數據要素跨境流動研究符正平（1·26）跨域服務：澳門社團灣區服務實踐及其　 治理創新 婁勝華（1·39）主持人語 劉澤生（2·25）高質量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目標方位陳章喜（2·26）新發展格局下澳門中葡平台質量升級研究毛艷華　 陳朋親（2·38）主持人語 劉澤生（3·27）粵港澳大灣區低碳消費研究 左連村（3·28）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專業化格局與變動程玉鴻（3·40）主持人語 劉澤生（4·26）澳門博彩公共政策：內涵與功能王長斌（4·27）粵港澳大灣區跨域治理的制度建設與優化吳巧瑜（4·38）【總編視角】主持人語 劉澤生（1·105）在兩難之間：論人文社科學術期刊十大關係劉京希（1·106）國家社科基金期刊資助十年回顧與展望李　 娜（1·120）主持人語 劉澤生（2·117）學術期刊生態與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秦開鳳（2·118）高校學報數字平台建設與評價體系的改革陳　 宏　 韓召穎（2·129）主持人語 劉澤生（3·108）妾身未明：知網在學術出版數字化轉型中的　 身份難題 朱　 劍（3·109）學術出版數字化：未完成的轉型　 ———以期刊與知網關係為中心桑　 海（3·135）主持人語 劉澤生（4·112）大語言模型時代歷史書寫的路徑與局限王　 濤（4·113）通用人工智能會預設一種“公理化”的502

　 普遍性嗎？ 吳　 靜（4·123）【中西文化】耶穌會士的中國論著與十七世紀末的法國政情陳　 喆（1·75）戢隱真威，同人出代　 ———西安崇一堂碑與湯若望《天主正道　 　 解略》 丁銳中（1·87）經世與轉型：晚清孟子學的近代化楊　 華（1·94）主持人語 徐炳三（2·84）全面抗戰時期反戰傳教士的和平方案及對日主張　 ———基於貝德士為中心的考察徐炳三（2·85）南京淪陷初期傳教士人身權利受損與美日因應　 ———以唐美森事件為中心 張慧卿（2·96）太平洋戰爭時期華北美國教會研究　 ———以衛理公會為中心 王　 淼（2·106）明末長生教《出西寶卷》研索 濮文起（3·78）明清之際呂宋佛郞機僧漢籍撰述機理探析代國慶（3·85）16～19 世紀“夷”字在澳門的翻譯與接受盧春暉（3·96）中國文化的世界意義：中國與歐洲早期的　 互動研究 張西平（4·81）可唱的宋代詩詞與藝術移置　 ———德·莫朗的宋代詩詞翻譯實踐郭麗娜（4·91）詩神遠遊：俞第德《玉書》裡的意象呈現蔣向豔（4·101）【文學研究】從蘇辛詞的評賞談小詞中的弱德之美叶嘉莹（1·131）一字一音與古代樂譜的寄送 張哲俊（1·140）作為“詩可以怨”的《宋詩選注》周景耀（1·150）古代小說抒情研究的可能性、歷程與方法陶明玉（1·159）《李爾王》的空間批評 陸　 揚（2·140）喑啞的《船歌》　 ———超驗主義詩人錢寧文學生涯述評楊　 靖（2·149）“窮人無權成為母親”　 ———加爾旺《工業園》中的階級、性別　 　 與生養問題 樊　 星（2·163）匆匆過客：西方文論曾悄無聲息做客中國　 大陸（1957 ~ 1964） 林精華（3·147）論二戰後中國抗戰小說與世界主流戰爭　 文學的關係 陳　 穎（3·161）戰時中國文學的雙十節書寫：國族身份表達　 與政治話語交鋒 高　 強（3·172）啟蒙的願景　 ———蕭軍《五月的礦山》中的歷史記憶楊　 慧（4·134）人文版《袁水拍詩歌選》梳考 袁洪權（4·147）進化的倫理與寂靜的深度　 ———論現代鄉土文學中的“動”與“靜”周　 琪（4·158）【語言翻譯】麥仕治《廣州俗話〈書經〉解義》訓釋特色研究張美蘭（4·49）“朝向”義詞彙歷史語義地圖研究莊卉潔（4·58）漢語的類聚構式與類聚名詞 溫鎖林（4·68）【藝術】符號隱喻與意識形態的美學突圍602

　 ———20 世紀八十年代“美學熱”的潮起潮落李聖傳（2·51）人工智能審美屬性考辨 趙　 耀（2·65）知識、權力與帝國主義：植物學視閾中的　 藝術主題 趙成清（2·74）【歷史】·“二次革命”與民初政局·主持人語 彭　 劍（1·169）李烈鈞與中央簡任贛省民政長事件尚小明（1·170）“共和”表述與“二次革命”前後革命黨的　 政治困局 郭　 輝（1·184）“二次革命”前後日本右翼及其活動霍耀林（1·194）辛亥革命在西藏及相關問題 康欣平（2·172）特殊涉外醫療事件與民初社會：1919 年　 羅感恩案研究 李傳斌（2·180）從“庶民主義”到“新政治學”　 ———陳啟修的早期活動與政治思想孫宏雲（2·191）共和為何迅速成為主流選擇　 ———武昌起義後的國體之爭鄒小站（3·181）近代日本對東南亞華僑族群性情認知的演變張傳宇（3·193）民國暗面新探：民元孫中山與佛教交涉史事考左松濤（4·168）話語、制度與道路：後發國家現代轉型的困境　 與出路　 ———以孫中山關於中國現代化的思考為中心張　 冰（4·180）抗戰時期粵港淪陷區的日資企業張曉輝（4·191）【動物研究專題】主持人語 陳懷宇（1·51）從《魚往世書》看古代南亞動物、人、神之關係張　 幸（1·52）近代以來“麻雀問題”的全球化與滅雀運動耿　 金（1·61）【社會文化研究】主持人語 閔冬潮（3·53）從社會控制到兒童權利：兒童性侵害定義　 的變遷 尚曉援（3·54）鄉鎮青少年文學環境的變化　 ———以山東省南部一個鄉鎮為例朱善杰（3·67）【學術短訊】《澳門理工學報》被“國家期刊庫”全文收錄（2·137）2022 年度二次文獻轉載《澳門理工學報》　 文章一覽 （2·138）《澳門理工學報》連續十年位居全國前列（3·146）《澳門理工學報》被評為“全國高校權威社科　 期刊” （4·133）702

徵 稿 啟 事　 　 《澳門理工學報》是澳門理工大學主辦的綜合性學術理論刊物，1998 年創刊。 “人文社會科學版”為中文版，季刊，大 16 開本，每期 208 頁。 常設欄目有名家專論、港澳研究、總編視角、中西文化、文學研究、語言翻譯、歷史研究等。本刊熱誠歡迎海內外學界朋友賜稿。 茲就中文來稿規範及相關事項說明如下：一、本刊係學術理論性刊物，尤其歡迎有原創性的學術論文。 來稿篇幅以 12,000～15,000 字為宜，簡體、繁體文本均可，錄入請採用 Word 軟件。二、本刊注釋一律採用文末注，標號順序採用加圓圈的阿拉伯數字①②③……，並置於正文文字的右上角。 具體標注格式如下：1. 專著、譯著、論文集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頁碼。2. 學位論文、會議論文、報告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地點、機構、文獻形成時間、頁碼。3. 期刊文章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出版地、刊名、年期。4. 報紙文章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出版地、報名、日期。5. 古籍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卷次、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或責任者、文獻題名、部類名、卷次、版本。6. 檔案文獻的標注順序為：文獻標題、文獻形成時間、卷宗號或其他編號、收藏地點。7. 外文文獻的標注格式原則上採用該語種通行的引證標注方式。三、參考文獻置於注釋之後，按其重要性或參考的先後順序編號排列。 注釋中已出現的徵引文獻，在參考文獻中不再列出。 參考文獻的標注格式與注釋的格式基本相同，但不標示具體頁碼。四、本刊採用網上投稿，請登錄採編系統 http://MPIJHS.cbpt.cnki.net，在“作者投稿系統”中註冊賬號。 稿件成功提交之後，即可在線跟蹤處理結果。五、來稿需提供 200 字左右的中英文提要、3～6 個中英文關鍵詞及作者中英文姓名。 本刊實行匿名審稿，請作者另紙附上學術簡歷以及聯繫地址、郵政編碼、電話、電子郵箱等相關資料。 基金項目或資助項目請注明具體名稱及編號。六、本刊對擬採用稿件有酌情刪改權，如不同意刪改者，請在來稿時特別聲明。 來稿一經刊用，即付薄酬，並贈送兩本樣刊。 凡刊載於《澳門理工學報》文稿的著作權，均由澳門理工大學和作者共同享有，作者著作權使用費已在稿酬中一次性給付，本刊不再另行支付。 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本刊所授權的相關收錄、上網、下載、轉載或收入論文集等用途，請在來稿時作特別聲明。 稿件請勿一稿多投。 來稿一律不退，敬請作者自留底稿。七、本刊倡導良好學風，嚴格遵守學術規範。 來稿如發生侵犯他人著作權或人身權行為，作者應負全部責任並賠償一切損失。八、歡迎光臨 journal.mpu.edu.mo 或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數據庫（nssd.cn）免費查閱本刊電子版全文。九、本刊聯繫地址：澳門高美士街澳門理工大學《澳門理工學報》 編輯組。 電話：（00853）85996254。 傳真：（00853）28723786。 電子郵箱：xuebao@mpu.edu.mo《澳門理工學報》編輯組2023 年 10 月 15 日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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