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文社會科學版 2023 年第 3 期編輯委員會主    任: 嚴肇基副 主 任: 李雁蓮  劉澤生委    員:(以姓氏筆畫為序)王利民  王長斌  毛思慧朱  劍  仲偉民  李向玉李長森  李惠芳  李雁蓮吳承學  吳新凡  林子予林發欽  姚  申  高自龍陳志雄  陳慶雲  崔月琴張耀銘  黃貴海  齊鵬飛黎明海  劉  明  劉澤生劉曙光  韓璞庚  韓麗麗謝丹嬋  嚴肇基顧      問: 李向玉總 編 輯: 劉澤生執行總編輯: 陳志雄澳門理工大學主辦
  • 目    錄2023 年第 3 期(總第 91 期) 1998 年 4 月創刊·名家專論·作為方法的社會史———社會史研究的七個命題 孫  江  (5)…………………………………………·港澳研究·主持人語 劉澤生  (27)…………………………………………………………………粵港澳大灣區低碳消費研究 左連村  (28)……………………………………………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專業化格局與變動 程玉鴻  (40)…………………………………·社會文化研究·主持人語 閔冬潮  (53)…………………………………………………………………從社會控制到兒童權利:兒童性侵害定義的變遷 尚曉援  (54)………………………鄉鎮青少年文學環境的變化———以山東省南部一個鄉鎮為例 朱善杰  (67)…………………………………·中西文化·明末長生教《出西寶卷》研索 濮文起  (78)……………………………………………明清之際呂宋佛郞機僧漢籍撰述機理探析 代國慶  (85)……………………………16~19 世紀“夷”字在澳門的翻譯與接受 盧春暉  (96)………………………………
  • ·總編視角·主持人語 劉澤生  (108)…………………………………………………………………妾身未明:知網在學術出版數字化轉型中的身份難題 朱  劍  (109)………………學術出版數字化:未完成的轉型———以期刊與知網關係為中心 桑  海  (135)……………………………………·文學研究·匆匆過客:西方文論曾悄無聲息做客中國大陸(1957~ 1964) 林精華  (147)………論二戰後中國抗戰小說與世界主流戰爭文學的關係 陳  穎  (161)…………………戰時中國文學的雙十節書寫:國族身份表達與政治話語交鋒 高  強  (172)………共和為何迅速成為主流選擇———武昌起義後的國體之爭 鄒小站  (181)………………………………………近代日本對東南亞華僑族群性情認知的演變 張傳宇  (193)…………………………·學術短訊·《澳門理工學報》連續十年位居全國前列 (146)…………………………………………本期英文內容提要 (203)…………………………………………………………………徵稿啟事 (208)……………………………………………………………………………
  • JOURNAL OF MACAO POLYTECHNIC UNIVERSITYVol. 26, No. 3 (Serial No. 91), 2023CONTENTSSocial History as an Approach: Seven Theses Held by the Study of Social History.......... Sun Jiang (005)A Study on Low Carbon Consumption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 Zuo Liancun (028)The Patterns and Changes of Industrial Specialization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Cheng Yuhong (040)From Social Control to Childrens Rights: Changing Definitions of Child Sexual Abuse  ....................................................................................................... Shang Xiaoyuan (054)Changes in the Literary Environment of Villages and Towns for Teenagers: a Town in Southern  Shandong Province.................................................................................... Zhu Shanjie (067)Research on Chuxi Baojuan of Changsheng Religion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Pu Wenqi (078)Study on the Mechanism of Chinese Works Written by Luzon Franguia Friars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Dai Guoqing (085)Translation and Receptio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Yi” in Macao from the 16t h to the 19t h Century  ............................................................................................................ Lu Chunhui (096)I Am Not Yet Known: The Difficulties of CNKI Identity i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cholarly Publishing...................................................................................... Zhu Jian (109)Digitization of Academic Publishing as An Unfinished Transformation: With a Focu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Academic Journals and CNKI.............................................................. Sang Hai (135)Passing by in a Hurry: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as a Quiet Visitor to China (1957⁃1964)  ............................................................................................................. Lin Jinghua (147)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nti⁃Japanese War Novels and Mainstream World War  Literature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Chen Ying (161)National Day and Wartime Chinese Literature: The Express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Clash of  Political Discourse...................................................................................... Gao Qiang (172)Why the “Republic” Gained Majority Support: the Debate on the Form of Government after the  Wuchang Uprising .................................................................................. Zou Xiaozhan (181)Modern Japans Research on Overseas Chinese Ethnicities in Southeast Asia......... Zhang Chuanyu (193)本期基本參數: ISSN 0874⁃1824∗1998∗q∗A4∗208∗zh∗P∗MOP50∗1350∗15∗2023⁃07本期英文編輯:Áine Ní Bhroin(譚小果) 本期執行編輯:桑  海
  • ·名家專論· 澳門理工學報  2023 年第 3 期作為方法的社會史———社會史研究的七個命題孫  江[提  要] 從全球史學思想的“共振”和“連動”的角度回看社會史的演變,被標識為新史學的社會史發軔於對 19 世紀形成的現代史學的批判,跨學科方法和“問題史”導向是其兩大印記。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思想和時代的波瀾中,社會史儼如萬花筒,呈現出多姿多彩的樣貌;在追求研究精確度的背景下,不能量化的歷史就不是科學一度被學人奉為圭臬。 20 世紀 70 年代,社會史沿著文化人類學的視線,重新關注主體的情感、思想和行為。 而在 80 年代“語言學的轉向”衝擊下,人們驀然發現社會史的“社會”竟然是在想像力中不斷被再生產的。 “社會”在開始“去自然化”的同時,也宣告了作為思想運動的社會史的落幕。[關鍵詞] 社會史  年鑒學派  唯物史觀  整體史  新社會史  後社會史[中圖分類號]   C91⁃09; K0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3) 03 ⁃ 0005 ⁃ 221987 年,《歷史研究》第 1 期刊登的署名“本刊評論員”的文章———《把歷史的内容還给歷史》,揭開了社會史在中國“復興”的序幕。 從今天的角度看,文章題目中的“歷史的内容”和“歷史”到底是什麼關係,似有討論的餘地。 撇開這點不論,有兩段文字值得咀嚼:從五十年代後期開始,由於教條主義的束缚和“左”的思潮影響,人們在理解和應用歷史唯物主義從事史學研究時出現了偏頗和失誤,將社會生活這一重要歷史内容的研究視為“庸俗”、“煩瑣”而逐之於史學門檻之外,並且美其名曰捍衛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革命性和科學性。 殊不知,此言此行恰恰背離了歷史唯物主義。突破流行半個多世紀的經濟、政治、文化三足鼎立的通史、斷代史等著述格局,從研究社會生活的角度著手,開拓和填補鼎足之下的邊緣地帶和空白區域,同時再以社會生活的歷史演變為中介,連接和溝通鼎立的“三足”,復原歷史的本來面貌,使之血肉豐滿,容光煥發,改變以往史學那種蒼白乾癟的形象,使它更加充實和完善。①前一段文字反省了以往中國歷史學的“偏頗和失誤”,指出無視社會史(社會生活)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革命性”和“科學性”,與歷史唯物主義背道而馳。 回顧國外的社會史研究,隨處可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身影,美國學者伊格爾斯(Georg G. Iggers)甚至發問:“它(新社會史)是左翼意5
  • 識形態的特產(product)和‘所有物’(possession)嗎?”②但是,如果將伊格爾斯的問題放在馬克思主義影響力頗為強勁的戰後日本史學界來看,問題似乎就沒有那麼簡單了。 一部分左翼學者為了尋找大眾的主體性,將目光轉向社會史;而另一些左翼學者則批判社會史以“個人興趣”、“自我本位”為取向,放棄了把握過去和改造世界的歷史學的本旨。③後一段文字將社會史等同於社會生活史,並且與經濟史、政治史和文化史相提並論,這觸及到何謂社會史的問題。 德國學者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曾打過一個頗有意味的比喻:“社會史這一術語猶如一根橡皮筋,涵蓋了幾個不同的領域。”④這句話有兩層含義:其一,社會史是歷史學的一個分支,關涉社會結構、社會進程和社會運動;其二,社會史研究整個歷史,是對歷史的一種特殊理解。 社會史到底屬於某個或某些領域,還是指歷史本身,在倡言社會史的學者中一直存有意見分歧。回顧中國社會史的“復興”之路,如果把歷史學喻為王冠的話,社會史堪稱王冠上的明珠。 三十六年來,社會史在中國歷史學中獲得了不容置疑的位置。 但是,換一個角度看,包括對上述兩段話的理解在内,中國社會史的方法論意識淡薄,有些自稱社會史的研究嚴格地說是反社會史的。 值得思考的是,社會史在中國“復興”之時,恰為作為思想運動的社會史漸漸落幕之際。 以下,筆者根據自己有限的粗淺閱讀,以關涉社會史的七個“命題”(These)為中心,概觀作為思想運動的百年社會史。一、錯過的約會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英國輝格史學大家屈維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的《英國社會史》( English Social History )問世。 該書完稿於 1941 年,由於戰時紙張緊缺,先在美國出版,1944年復在英國出版,立刻成為暢銷書。 在隔海相望的法國,費弗爾(Lucien Febvre)於 1948 年談到該書時,暗示布洛赫(Marc Bloch)曾計劃撰寫《法國社會史》,言下之意,如果不是戰爭,早就有“法國版”的社會史了。⑤費弗爾所言不虚。 1929 年,費弗爾和布洛赫創辦 《經濟社會史年鑒》 ( Annales dhistoireéconomique et sociale ,以下簡稱《年鑒》),發刊詞《致讀者》(À nos lecteurs)所張揚的打破時代界限和跨學科研究理念,開啟了新的學術風範。⑥在《年鑒》問世前後,二人及同道業已積累了相當多的研究成果,布洛赫著有《封建社會》( La société féodale , 1939⁃40)和未完成的《法國農村社會的基本性格》( Les caractères originaux de lhistoire rurale française )等。 正是有戰前的基礎,《年鑒》雜誌才得以在戰後迅速再出發,進而催生了“年鑒學派”———準確地說是“年鑒運動”———的誕生,使“年鑒學派”成為法國歷史學靚麗的名片。 1981 年,美國學者金瑟(Samuel Kinser)把“年鑒學派”置於法國近代思想和史學的脈絡中來把握:“在布羅代爾的身後,站著的是布洛赫和費弗爾;在第一代年鑒派學人的身後,站著的是皮朗(Pirenne)和維達爾(Vidal);在二十世紀初的有機科學背後,響徹著以個人的心、聲和魂為民族榮耀的浪漫主義史學的真理。 最後,在米什萊(Michelet)、梯葉里(Thi⁃erry)和基佐(Guizot)的身後,是孔多塞(Condorcet)、盧梭(Rousseau)、狄德羅(Diderot)和其他啟蒙運動先驅的人文科學。”⑦然而,人與其說像其父親,不如說像其時代。⑧ 布洛赫在其未完成的遺著———《為歷史辯護或歷史學家的工作》( Apologie pour lhistoire ou Métier dhistorien )中曾援引過這句阿拉伯諺語。 確實,如果將《年鑒》放在同時代歐洲思想和史學語境裡來考量的話,“年鑒學派”既是法國過去思想連續性的產物,更是當下思想“連動”的結果。 2015 年出版的舍特勒(Peter6
  • Schöttler)《“年鑒”歷史學家與德國歷史學》( Die “Annales” ⁃ Historiker und die 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揭示了《年鑒》與德國史學鮮為人知的關係。⑨被中國學者奉為圭臬的“年鑒學派”,對鄰國的影響遠沒有想像得那麼大,原因在於各國都是在自己的史學脈絡中推進研究的,如英國學者專注於個案研究,對“年鑒學派”偏好的抽象集合概念敬而遠之。⑩進入 20 世紀 80 年代後,德國(西德)史學界才真正關注“年鑒學派”。 在了解了“年鑒學派”的來歷後,有些德國學者開始私下嘀咕是不是“德國的舶來品”(ein deutscher Import)。 博克曼(Hartmut Boockmann)說:“《年鑒》歷史學家除了給德國人的發明貼上法國人的標籤外,沒有做别的事情”;“後來在德國出現的法國範式實則為出口轉内銷”。 埃爾澤(Reinhard Elze)認為,“年鑒學派”倡導的“整體史”(histoire totale)來自德國的“地方史”(die Landesgeschichte)。 在眾聲喧嘩中,人們發現“年鑒學派”踐行的不是涂爾幹(Émile Durkheim)的社會學,而是韋伯的足跡(dieSpuren Max Webers)。舍特勒是柏林自由大學教授,曾在法國教過書,在美國做過訪問學者,是一位嚴謹的歷史學家。他的著作由導論和三編 18 章構成,第一編講“年鑒學派”與德國的關係,第二编論及對象包括皮朗(Henry Pirenne)、貝爾(Henri Berr)等,第三編討論布洛赫和費弗爾對德國歷史學的批判。 舍特勒在書中披露了很多鮮被提及的事實,在《年鑒》誕生前,荷蘭、美國、英國和波蘭都有嵌入“經濟”和“社會”二字的學術刊物,德國甚至還有與《年鑒》近乎同名的刊物———1903 年創辦的《經濟社會史季刊》(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 ⁃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 在考察布洛赫在萊比錫和柏林留學足跡時,舍特勒注意到布洛赫與德國歷史學家卡爾·蘭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的特殊關係。布洛赫對蘭普雷希特的研究產生共鳴,更為其激情四溢的演講深深地打動。既然“年鑒學派”與德國史學有著如此密切關係,緣何鮮為人知呢? 舍特勒認為 1930 年代歷史學的民族主義化致使《年鑒》學人與德國史學界的關係疏遠。 這無疑是正確的。 翻閱 1935 年出版的費弗爾《萊茵河》一書不難感到書中洋溢的民族主義情緒。儘管如此,筆者更傾向於認為與“二戰”後當事人費弗爾刻意迴避談及早年的事情有關。 2016 年 6 月 16 日,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歷史研究中心與巴黎德國歷史研究所聯合舉辦了一場關於舍特勒著作的研討會,與會七位學者的發言被摘編刊發於《20 世紀:歷史雜誌》( Vingtièm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 )上。 對於“年鑒學派”與德國歷史學的關係,人們認為這段複雜而迷人的歷史之所以未被挖掘出來,其原因乃是認識的不對稱,即德國學界認為早期“年鑒學派”受到德國影響,而法國學界對此不屑一顧,這是一次“錯過的約會”。其實,如果撇開歐洲中心的認知方式,將目光投向歐亞大陸的另一端———日本,不難看到另一個“錯過的約會”。 早在 1922~ 1924 年間,日本至少出版了三本名為“日本社會史”的著作。 1922年佐野學出版的《日本社會史序論》是用唯物史觀詮釋歷史的著作,關於該書後文將專門討論。1924 年,經濟史學家本庄栄治郎出版了《日本社會史》,將社會史研究的内容概括為四點:整個歷史;與社會學相重疊的人類集體的歷史;組織和公共問題;社會問題。本庄的社會史内涵寬泛,帶有“整體史”的特徵。 歷史學家喜田貞吉在其創辦的《社會史研究》雜誌上刊登狐狸附體等民俗學方面的文章,對此,1923 年本庄在《歷史與地理》雜誌上撰文予以批判,認為《社會史研究》雜誌名為社會史,實則是對社會史的濫用。次年,喜田在同一刊物上發表《何謂日本社會史》予以回應,譏諷本庄的社會史是經濟史或經濟社會史中的社會組織,準確地說應該稱為經濟史或經濟社會史。他認為日本自古而來的社會組織的起源、沿革及其相伴而生的現象,應該成為社會史研究的“本7
  • 體”;經濟關係涉及社會諸問題,傳統和情感可能產生反經濟的利害,因此不能僅從經濟上考察社會,這是唯物史觀觀察人際關係的弊端,“在某種意義上褻瀆了人”。1929 年,也就是《年鑒》誕生的同年,歷史學家瀧川政次郎出版了《日本社會史》。 帶有左翼思想的作者反對將社會史視為“國家社會”、“教團社會”,認為社會史應該與經濟史、法制史相並立,研究各個時代社會組織和社會意識的發達與變遷,因為研究社會組織時不可避免要觸及社會階級,因此社會階級的發達和變遷也是社會史的組成部分。由上可見,早在 20 世紀 20 年代,日本學者即已從歷史學、經濟學、民俗學及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對社會史展開了廣泛的研究,涉及後世關於社會史研究的很多問題。 也許有讀者會問,何以日本社會史研究能居於同時代的前沿? 1868 年日本開始“明治維新”,走上建設現代國家之路。 19世紀末,呼應現代國家需求的現代史學———“皇國史觀”應運而生。 所謂“皇國史觀”,就是把日本歷史納入萬世一系、恆定不變的天皇譜系中,強調對天皇盡忠是每個國民的美德。 在維護天皇神聖性的前提下,現代史學的主題是政治史(“國制史”)。 1905 年“日俄戰爭”結束後、特别是 1912 年日本由明治時代進入大正時代後,民族主義思潮回落,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質疑國家對公共價值的獨佔;而伴隨著政治上的普選要求和廣泛的勞工運動的展開,人們將目光投入與國家有别的領域,於是有了 20 世紀 20 年代“社會的發現”。日本的社會史在這個時期興起,可以說與“社會的發現”不無關係。 撇開上述四位學者對社會史理解的歧義,取其最大公約數,社會史均被界定為有别於政治和國家的歷史,日本的社會史的出發點與德國、法國的“經濟社會史”視域下的社會史異曲而同工,社會史的呱呱墜地可謂東西思想上的“共振”現象,這告誡論者有必要從全球範圍而非單一國家或單一學派角度思考和定位社會史。二、被埋沒的人民史在將社會史視為歷史學的一部分的論者那裡,有的將社會史定位為與政治對峙,有的稱社會史與政治史、經濟史並立。 前者來自馬克思主義或伊格爾斯所說的左翼思想,體現了社會史與生俱來的批判性格。 18 世紀末,當 “雙元革命” ( dual revolution)———法國的政治革命和英國的工業化———衝擊歐洲的舊秩序時,“社會” ( social)這個概念是帶有批判性的。19 世紀產生的社會學,希望通過分析社會生活,揭示社會的内在機制,以便開啟由理性所設計的未來,因此社會學(社會史)被視為帶有“批判性的反體制的學問”(kritische Oppositionswissenschaft)。在政治史主導下的德國,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現代/傳統史學排斥社會史,社會史屬於“孤立的邊緣學科” ( separatesRandfach)。舍特勒《〈年鑒〉歷史學家與德國歷史學》提及青年布洛赫一件事,在 1908~ 1914 年布洛赫加入了社會學家和人類家赫爾兹(Robert Hertz)創立的社會主義學生團體,並且持有黨證。布洛赫的早年經歷暗示“年鑒學派”創始者的問題關切與社會主義者的訴求是有交叉的。與上述與生俱來的“反政治”傾向不同,社會史還有基於特定意識形態與政治對峙的特質,這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史訴求。 美國學者林·亨特(Lynn Hunt)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歷史學歸為四個範式 ( paradigm):馬克思主義、現代化理論、年鑒學派和美國的認同政治 ( identitypolitics)。在四種範式中,馬克思主義範式最容易把握,因為它來源於一個人的思想。 這種範式以物質的、經濟的生活關係為歷史發展的原動力,不僅要認識世界,還要改造世界。 在社會史研究上,佐野學可能是最早用馬克思主義詮釋歷史的,他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命題”———“被埋沒的人民史”(埋沒された人民の歴史)。8
  • 佐野學(1892~1953),東京帝國大學政治學科學生,1917 年畢業後攻讀兩年農政學課程,1919年成為“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契約職員。 在學期間,佐野學對蘇俄革命甚感興趣,撰寫過關於俄羅斯農村共同體“米爾”(мир)的文章;畢業前後,在左翼學生組織“新人會”的機關雜誌《德謨克拉西》上,佐野學用真名或筆名發表過關於馬克思、克魯泡特金和蘇俄革命的文章;在《解放》雜誌上刊文呼籲解放日本受歧視的“部落民”。佐野學經岡上守道的介紹,加入麻生久組織的“木曜會”。1919 年 6 月,三人以“石川六郎”筆名出版了《過激派》一書,這是日本第一本介紹蘇俄革命的著作。在《日本社會史序論》一書序言中,佐野學指出:“將以往的歷史著作皆批判為政治史並非不當。 治者群以政治為業,被治者群以勞動謀生。 政治雖為重要之社會現象,但如無勞動生活,則社會生活難以維繫。 要撰寫真正的社會史,就必須揭示被治者群的歷史。 挖掘被埋沒的人民史,追溯其與當代的連動,這不僅有助於正確理解當代社會的性質,還有助於把握將來社會進化的方向。”“我要去除纏繞於日本史的神秘要素、觀念要素和詩歌要素,將其還原於赤裸裸的經濟關係和支配關係中,與此同時,發現人與人等價交換勞動的魅力及共存關係的諸形態。”基於上述認知,佐野將該書分為被統治者、統治者、社會生活三編,在被統治者部分專門敘述日本歷史上的“一揆”———造反,認為“一揆”是“一群徒黨紛紛拿起武器將集體意志和情感訴諸武力的現象”。“一揆”不是英文裡的 riot(騷亂),應譯為 rising(起義)。 佐野學把一揆分為三類:侵略性的(武士階層的)、宗教性的(僧侶集團的)、階級鬥爭的(典型的一揆、土一揆、百姓一揆、米一揆、町人一揆),指出“一揆”的發動者只是“徒黨”,所進行的不是大規模的暴動,與革命運動根本不同。佐野學基於唯物史觀的社會史敘述在日本史學史上堪稱先驅,但是,佐野學及其“挖掘被埋沒的人民史”命題猶如史學史上的失蹤者鮮有人提及,這與其政治生涯有關。 1922 年佐野參加日本共產黨,1927 年當選為最高領導人———中央委員會委員長。 1933 年,佐野學被捕入獄,不久與同志登報聲明“轉向”(脱黨),潛心研究佛教。 1943 年佐野學出獄,1948 年出版《唯物史觀批判》。但是,從全球視野看,佐野提出的“挖掘被埋沒的人民史”命題值得重視,它開啟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史敘述,而將這種敘述推向極致的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學。 1928 年 3 月 22 日,蘇聯著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米哈伊爾·尼古拉耶維奇·波克羅夫斯基(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окровский)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機構會議上作《蘇聯十年間的社會科學》報告:“所有這些契切林、卡韋林、克柳切夫斯基、丘普羅夫、彼得拉熱茨基,他們都直接反映了十九世紀在俄羅斯發生的某種階級鬥爭,而且正如我在一個地方所說的那樣,這些先生們寫的歷史别無其他,只不過是過去被推翻的政治,即當時激烈的社會鬥爭,1861 年支持和反對農民的鬥爭,19 世紀 70 年代的民粹主義革命等等,所有這些都在社會學的文獻中被直接表現出來了。 如果沒有階級鬥爭的背景,這些文獻就無法呈現。”同樣的句法也見諸毛澤東作於 1949 年的《丢掉幻想,準備鬥爭》一文,毛在文中寫道:“什麼是歷史? 一個階級勝利了,一個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佐野學雖然被戰後日本馬克思主義史學所遺忘,但“挖掘被埋沒的人民史”的命題並沒有因此而被“埋沒”。 1946 年,標誌著戰後日本馬克思主義史學再出發的石母田正的名著———《中世世界的形成》出版,通過這本作於戰火下的著作,作者表達了破除“皇國史觀”的訴求———“我們祖國的歷史絕非那麼貧乏”。這位戰後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旗手曾說過,歷史研究在戰前是最受壓抑的一門學問,現代史學是“皇國史觀”和國家意識形態的附庸,其“成人式”始於 1960 年代。在日本,“戰後史學”一語有特定的含義:(1)將世界史視為由普遍發展法則所呈現的科學主義的產物,(2)9
  • 以國民為單位的發展階段論,(3)重視對歷時性的内在一貫的封閉結構的分析,(4)析解以階级和民族為基本範疇的主要勢力,(5)尋求變革的強烈的目的論。60 年代後半葉,人民鬥爭史成為日本戰後史學的主題,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們試圖從歷史中尋找解放生產力和主體的動力,由此有人脫離了僵化的理論預設,轉而嘗試理解主體的思想和行動。網野善彥是典型的例子。 1947 年網野進入東京大學學習,1950 年參加學生運動,畢業後曾長期在中學任教。 網野從自然=“無緣”角度關注共同體之外漂流的人群,指出在社會表象的背後有更為廣大的、未被彰顯的“無緣”社會,這個社會擁有未被文字書寫的歷史,但研究者可以通過地下出土的文物、壁畫和畫卷等來描述。網野所說的“自然”是有主體的自然———人自身、肉體、性、性别等,如果從這一視角觀察日本的中世紀,則可以發現很多被遺忘的歷史,那是與來自中國文明的以文字為表徵的意識形態不同的歷史。 網野儘管被學界公認為社會史研究的代表,但他本人從未自稱從事社會史研究。 網野篤信馬克思主義,但放棄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社會發展階段論,對此,網野的友人、同為日本中世紀專家的馬克思主義者永原慶二批評他:雖然批判“進步史觀”,但與戰時浪漫派的歷史觀存在内在聯繫,是一種“空想的浪漫主義歷史觀”。與戰後日本馬克思主義史學對社會史存有意見分歧不同,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傾心於社會史研究。 英語“社會史”( social history)出現於 19 世紀中葉,1874 年格林( John Richard Green)出版《英國民族簡史》( A Short History of English People ),不久擴充為五卷本的《英國民族史》( Historyof the English People )。 如果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分水嶺的話,戰前馬克思主義者莫頓(ArthurLeslie Morton)的《英格蘭人民史》( A Peoples History of England )是一部體現社會發展論的名著。莫頓認為,從凱爾特人、盎格魯—撒克遜人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英格蘭歷史是由各階層勞動人民創造出來的。“二戰”後,英國左翼歷史學嶄露頭角,出現了“勞工史研究協會” (Society for theStudy of Labour History)、1952 年創刊的《過去與現在》( Past and Present )及以牛津大學學生宿舍為陣地的“歷史工作坊”(History Workshop)等。 英國馬克思主義者之所以鍾情於社會史,是因為來自英國歷史的研究顯示出與經典作家不一樣的風貌,這驅使歷史學家必須由“原理的世界”轉向“經驗的歷史”。 E. P. 湯普森(E. P. Thompson)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吸收了文化人類學的養分,從構成社會的儀式、話語、習慣和象徵等出發,批判將工人階級視為由工廠和蒸汽機等物質環境塑造出來的經濟決定論,揭示了英國特有的文化傳統在產業革命中對階級形成的作用。 在 E. P. 湯普森看來,階級是在經濟利害和文化自律的關係中產生的,工人階級鬥爭的主旨原本為改善福利、恢復對家庭的主導權。E. P. 湯普森的研究開啟了對政治的文化詮釋,蘊含了 70 年代社會史研究的文化人類學轉向意義。 在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群星譜中,另一顆巨星是霍布斯鮑姆 (EricHobsbawm),霍布斯鮑姆通過對多種類型的農民造反進行的研究發現,“社會性土匪” ( socialbandit)即便能表現出更淳樸、更原初、更本真的道德覺悟,也永遠不可能走向革命。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和“改革開放”,對日本的馬克思主義史學者、特别是從事中國研究的左翼學者的衝擊無異於“晴天霹靂”,學者們驀然發現以往的中國研究是想像和理念的混合物,由此出現了可稱之為社會史的轉向:“民眾”替代“階級”、“秩序”消解“鬥爭”。 從 1983 年日本左翼史學的陣地《歷史學研究》可以看到堅持鬥爭史學的馬克思主義者對社會史興盛的反應。 在第520 期刊載的“社會史”專輯上,佐佐木潤之介批判社會史是“取悅人的歷史學”,批評關於“世相”、“風俗”等研究,認為應該從社會發展的角度挖掘事實,重審歷史上人們的生活。高橋昌明認為社會史旨在探究社會集團的特徵、民眾的生活和活動,可以將社會史和人民鬥爭史結合起來並將社會01
  • 史界定為人的實踐活動。在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内部圍繞馬克思主義原理與經驗研究長期爭論不休。 1988 年,在紀念莫頓《英格蘭人民史》出版五十周年之際,莫頓的“人民”( the people)概念受到嚴厲批評。1990年代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衝擊是巨大的,霍布斯鲍姆《論歷史》( On History )一書記錄了其作為同時代人的心路歷程。 1996 年 12 月 3 日,霍布斯鲍姆在“我們能書寫十月革命的歷史嗎”的演講中,以斯大林所具有的“解放”與“暴君”身份為例說道:“歷史學家能不能對於這樣一個人以及這樣一種現象達成共識呢? 在可預見的未來,我看不出有這樣的可能。 就像法國大革命,(對)俄國十月革命將一直有不同的判斷。”三、除去政治的民族史在社會史研究領域,廣為人知的是屈威廉的“社會史”———“除去政治的民族史”( the history of apeople with the politics left out)。 屈威廉的“a people”是“民族”、“國民”之意,既不同於佐野學的“人民”(Jin min),也與莫頓所說的勞動者的“人民”(A Peoples History)相異,概指全體英國人,其歷史是社會史,為整個英國歷史的一部分。2001 年 11 月 14~15 日,倫敦大學舉辦了重新檢討“現在,什麼是歷史”(What is History Now)的研討會,紀念四十年前 E. H.卡爾(E. H. Carr)的演講———《什麼是歷史》。 當年卡爾的演講是有由頭的,即為了紀念屈維廉。與會專家分門別類討論了社會史、政治史、宗教史、文化史、性別史、帝國史等研究領域的現狀,最後將報告編輯為同名論文集。英國學者談論社會史,自然繞不開屈維廉的命題。屈維廉出生在以治史著稱的家族,祖母是大歷史學家和政治家麥考萊(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的妹妹,父親亦為歷史學家和政治家。 自幼浸漬於史學的屈維廉,及長以史學為業,1927 年成為劍橋大學欽定講座教授(Regius Professor)。 屈維廉治史偏向政治史和通史,但在其眾多的著作中,《英國社會史》知名度最高,這是因為書中的一句話———社會史是“除去政治的民族史”。 對於這句話,在上述研討會上,研究古希臘史的卡特里奇(Paul Cartledge)認為是“太奇怪的說法”,“謬誤的”,政治和政治性的東西在古希臘城邦中佔有支配地位。筆者認為不能按照字面意思來理解屈威廉的話,因為文中不僅有“如果消極地界定的話,社會史是排除政治的民族史”;接著又有“大概任何民族,特别是從英國民族的歷史看,省略政治都是困難的。 但是,因為很多歷史著作是由與社會狀況基本沒有關係的政治編年史構成的,採用這種相逆的方法,有助於(敘述的)平衡”。也即,“排除政治”是一種敘述策略。對於研究政治史的屈威廉來說,在政治史和社會史之外,經濟史也很重要,政治事件與其產生的社會狀況大致一樣,而社會狀況是從經濟狀態中產生出來的。 沒有社會史,經濟史會枯燥無味,政治史亦難被理解。 那麼,是不是社會史就滿足於與政治史、經濟史的三足鼎立了呢? 屈維廉認為:“社會史不是單純地給經濟史和政治史之間提供必要的聯繫,而是有其自身獨自的積極意義和獨特的領域的,其範圍可以說涵蓋過去國家居民的日常生活。” 《英國社會史》上起 14 世紀詩人喬叟(GeoffreyChaucer)時代,下至 1901 年的維多利亞時代,喬叟時代是中世紀和近代的分水嶺,此後英格蘭才有了明確的國家。 屈威廉認為,“無私無慾的知的好奇心是文明的真正的活力”,社會史則提供了一個了解文明活力所在的最好的視角。 通過以往的記錄,人們知道祖先是有形、有色、有姿態、有熱情和有思想的;在日常行為中,有的盡臣僕之禮,有的出門投票,有的襲擊臨近莊園、誘拐少年,等等。 在滿是美景的田野,有牛有馬,有持器具的農民,有終日在小屋裡忙碌的妻子,她們在等待丈夫傍晚歸來。 無論貴賤,人們最平凡的生活被慣習、法律、複雜而不斷變化的政治機構以及國内外的事件所支配。 政治與11
  • 其說是社會變化的原因,毋寧說是社會變化的結果。 “歷史研究的準則是真實,而推動準則的動力是詩意,詩意正在於真實之中。”社會變化緩慢,如黑死病造成的巨變很少見到,橫亙若干世代的工業革命不能作為劃分時代的標準,因此捕捉社會的漸進變化是非常重要的。 由此可見,屈威廉的社會史與政治史、經濟史並列,構成了“歷史”的一部分;在社會與政治、經濟相互關聯中,若論關係的遠近,則社會離政治較遠,距經濟稍近,因為社會生活與經濟密不可分。 恰如前文所論及的法國和德國的情況,經濟史是社會史的伴生物,談社會史必談經濟史,其思想源頭可溯及德國經濟學中的“歷史學派”。在英國,社會史與經濟史一向不分家,有一種說法稱,我們首先是歷史學家,其次必須是經濟史學家。 在社會史這棵大樹上有很多枝蔓,各有淵源,其中影響最大的有三:一是劍橋學人的人口史(his⁃torical demography),二是地方史(local history),三是英國馬克思主義社會史。 劍橋學人的人口史和“地方史”代表了英國社會史的主流。 劍橋學人的人口史研究追蹤社會史的發展,形成了獨特的計量史學方法。 20 世紀 60 年代,從個人的教區生死登記簿入手的“家庭復原”(family reconstitution)方法給歷史人口學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關於“地方史”———州郡、城市和教區的歷史———的研究,反映了“來自下層的歷史”(history from below)的聲音。 在工業革命後,散處土地上的勞動者被召集起來送往工廠進行密集型勞動,與封建社會中的血緣與等級分界不一樣,人們生活的物理空間、人文空間的變化會影響到人與人的結合、人與社會關係的變化,由此出現了新的“社會”。同樣,在 20 世紀 60年代,“地方史”突破固執於聚焦傳統(村落自治體)而現代(工業化)的研究樣式,關注由人的思想和行動形成的各種關係的場域———“地方”。“年鑒學派”自始重視社會史與經濟史的關係。 1929 年《年鑒》雜誌創刊時名為《經濟與社會史年鑒》,“經濟”和“社會”是兩個關鍵詞。 戰爭時期“經濟”一度脱落,1938 年改名為《社會史年鑒》( Annales dhistoire sociale );為應付書報檢查,繼而改為不定期《社會史論叢》( Mélanges dhistoire so⁃ciale )。 戰後(1946 年),“經濟”重現,《年鑒》更名為《年鑒:經濟·社會·文明》( Annales: Économies,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 計量史學堪稱“年鑒學派”第二代所追求的科學方法的終點。 此外,著名歷史學家、經濟史學家拉布魯斯(Ernest Labrousse)早年和“年鑒學派”學人多有交往,在《年鑒》發表論文,通常也被算作廣義的“年鑒學派”學人。 拉布魯斯融合經濟學和歷史學的方法,把對經濟結構的描述放在社會變動的框架下重新解讀,開創了“拉布魯斯學派”。 拉布鲁斯就任索邦大學社會史課程教授後,吸引了索邦大學一大半的博士課程學生湧入門下。 相反,從費弗爾處繼承了反索邦大學風格的布羅代爾,在研究上一直與索邦大學存在競爭關係。 布羅代爾和拉布魯斯———兩個分别研究地中海和舊制度(Ancien régime)危機的歷史學家,在研究方法和理論上針鋒相對。 拉布魯斯自信歷史的變動可以通過兩個結合———兩個循環(短期循環和長期循環)和時間性的兩個層次(結構和展望)來重構,經濟上的均衡和社會性的適應之間的緊張,研究領域的位置和大小,均可以測定並將因果關係模式化。 布羅代爾則認為,歷史的過程有未被納入空間的不確定因素,應該抵制這種暗含決定論前提的純粹時間。社會史和經濟史的結合導致歷史學依賴經濟學所提供的理論模式,並不斷走向社會科學化,乃至歷史被視為可以用社會科學方法進行解剖的外在的客體。 在科學導向的歷史學下,歷史主體處在休眠狀態,金茲堡(C. Ginzburg)嚴厲批評道:“自伽利略開始,自然科學的定量和反人類中心的方法使人文科學處於令人不快的兩難境地:要麼使用弱的科學標準,能夠獲得重要的結果;要麼使用強的科學標準,獲得不重要的結果。”21
  • 四、整體史與把社會史視為一個領域相比,社會史最激動人心之處莫過於“整體史”(histoire totale)的訴求,這幾乎成了“年鑒學派”的代名詞。 但是,若問什麼是整體史? 包括當事人在内都沒有給出清晰的回答。嚴格地說,整體史不是指具體的歷史,而是一種認識歷史的方法和視角。 除“年鑒學派”之外,明確表達整體史訴求的還有德國的“社會的歷史”(Gesellschaftsgeschichte)或曰“社會結構史”、霍布斯鮑姆宣稱的“社會的歷史”( the history of society)。 整體史既然是認識歷史的方法和視角,討論整體史必然涉及結構,結構與關聯性和既定性有關,是不可經驗的具有統一性的存在,“比勒菲爾德學派”(Bielefelder Schule)的科卡(Jürgen Kocka)將結構的特徵概括如下:(1)結構超越生活在時間中的同時代人的感覺,不會在屬於經驗範疇的事件的連續性中被消解;(2)如果敘述必須遵循時間先後順序的話,那結構就無法被敘述;(3)結構超越個體,無法還原於具體的個體;(4)結構先於事件;(5)即使不完全,由於關涉事件的内部,結構與事件是相契合的音符。“年鑒學派”是由三代學人不斷推陳出新而形成的。 《年鑒》被稱為“新史學” ( la nouvellehistoire),“新史學”試圖在與“現在”的關係中重構“過去”,因此又被稱為“活著的歷史”( lhistoire vi⁃vante)。“年鑒學派”第一代學人提出了兩個重要的理念,一個是問題史(histoire⁃problème),另一個是跨學科方法。 問題史是以當下的知識和認識為導向的研究。 在近代學科體系形成之後,各學科各專業均有一套自以為是的規範,“問題史”要突破這些規範的掣肘,具體就是突破以蘭克史學為代表的現代史學。 現代史學的實證方法面對的是既定的資料,不是基於問題意識而得來的;為了保證研究對象的客觀性,現代史學把研究對象限定在資料來源可靠的政治和外交層面,這使得史學範圍變得很窄。 1941 年,費弗爾在給母校高等師範學校學生的演講中說:“沒有問題,就沒有歷史” (Pas deproblèmes, pas dhistoire)”;“歷史事實,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也是經由歷史學家喚醒的”。前文引用的布洛赫未完成的遺著《為歷史辯護或歷史學家的工作》寫於 1941~1943 年戰爭下,英文書名取後半部譯為《歷史學家的技藝》( The Historians Craft ),漢譯本大都因襲之。 實際上,前半句是不能略去的,否則就無法理解布洛赫的寫作意圖。 在參加抵抗運動期間,布洛赫心有所寄,試圖通過該書表達歷史學的功用:美的力量、知的力量、記錄的力量。“年鑒學派”的另一個理念是跨學科方法。 《年鑒》的兩位創辦人受社會學、經濟學和人文地理學等影響,從空間而非概念化的國家、集體切入歷史,發現了“地域”和“比較”方法。 “地域”並非自然空間,是歷史學家問題意識的產物。 1946 年《年鑒》再出發後,費弗爾的“問題史”帶有明顯的法蘭西本位色彩。 1957 年費弗爾去世,布羅代爾繼任《年鑒》主編後,讓學術回歸本位,避免將個人的信念帶入歷史研究中,強化方法上的社會科學取向,與同時代拒絕社會科學方法的法國史學主流《歷史綜合雜誌》( Revue de synthèse historique )兩相對照。 在“年鑒學派”的傳統裡,如果說布洛赫是“聖人”的話,布羅代爾就是“王者”。 1949 年初版的《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將歷史劃分為短時段、中時段和長時段來理解,是跨區域、跨國家的結構史的高峰。“年鑒學派”給人以“整體史”的印象與布羅代爾這部巨著不無關係。 1958 年,布羅代爾在《年鑒》發表了堪稱整體史宣言的長篇論文———《歷史與社會科學:長時段》(Histoire et sciences sociales: La longue durée),倡言研究景觀、生活樣式、心性結構等長期變化。 《年鑒》雜誌開設的調查欄目、物質文明研究欄目,對展開大規模的經驗研究和新方法的探索不無助益;論者通過教區記錄、反映舊體制下的社會和資源特徵的人口統計學研究等,31
  • 在確立歷時性的計量研究方法的同時,也確立了將收集來的數據圖表作為研究經濟長期變動的方法。在布羅代爾關於地中海世界的巨著問世百年前,蘭克寫過關於地中海的歷史,關注的是西班牙帝國與奥斯曼帝國在該地區進行的拉鋸式博弈,論題限定在政治與外交領域。比較而言,布羅代爾的研究無疑具有“全球視野”,但這部巨著輕視了歷史主體的存在,地中海世界的兩大宗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也沒有進入作者的視野,這種整體史的“缺陷”反過來說明整體史乃是方法的產物。以歷史人口學聞名的英國歷史學派———劍橋學人的研究具有結構史的訴求,堪稱另一種“整體史”。 但是,正如瓊斯(Gareth Stedman Jones)所說,除了極少數左翼(left)外,“歷史的整體”(historicaltotalities)在英國鮮有人問津,與整體史有關的問題被分解到專門的研究領域。主編《重思社會史》的威爾遜(Adrian Wilson)在檢討過往的社會史研究時指出,“作為整體史的社會史一直是一種渴望,不切實際的夢想。”但是,不會定義馬的人,未必認不出馬。 當把社會史視為切入歷史的方法時,作為意識内省的產物的社會史必然會產生對理論的訴求。 霍布斯鮑姆試圖對社會史進行理論概括和提煉,撰寫了一篇討論整體史的論文。 1970 年,霍布斯鮑姆受邀在美國作《從社會史到社會的歷史》演講,兩年後演講稿刊載在《代達羅斯》( Daedalus )上。霍布斯鮑姆的論文是圍繞“社會史”(social his⁃tory)和“社會的歷史”(history of society)展開的,他認為以往的社會史具有如下特徵:(1)窮人或下層階級的歷史,社會抗議和工人運動的歷史,因此很容易和社會主義運動聯繫起來,從而受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青睞。 (2)從屈威廉“除去政治的民族史”衍生出來的“剩餘的歷史”,將無法歸入政治史範疇内的很多内容放進社會史裡。 (3)英國社會史的典型特點是與經濟史糾纏在一起,經濟學、社會學的優勢地位壓抑了社會史的學科主張。 霍布斯鮑姆懷疑用社會學方法倒推歷史的可靠性以及經濟學對歷史的詮釋是否有效,主張建立屬於社會史的理論框架,即“社會的歷史”。 他認為:(1)社會的歷史首先是歷史,在時間序列裡,社會如一個時間軸,由長線上不同的節點構成,社會的歷史關注歷史的結構和變化。 (2)歷史是由各種各樣的群體構成的,是人與人結合的產物;不同結合構成了“社會”的基礎,因此對社會難以概而論之。 (3)需要建立一個關於社會的敘述模式,處理結構性的問題。 這有許多面向,例如人口、家庭、城市、階級及其團體、心態、社會轉型、社會運動與抗爭等。 然而,這一“社會的歷史”還存在一些問題:一是數據龐雜,歷史研究一方面要面對海量的數據與資料,另一方面真正可資利用的相當有限;二是過去不在場,觸摸過去有很大的難度,需要媒介;三是概念混亂,如果不對概念做清晰的梳理,描述的事物必然混亂。霍布斯鮑姆所構建的“社會的歷史”蘊含了與英國馬克思主義“經驗史學”(empirical history)的矛盾。 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阿爾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意有所指地說:“現實對象的認識無須通過與‘具體’的直接接觸,而是通過這種對象(指認識對象)的概念的生產即理論可能性的絕對條件來實現的。”這種“反歷史”的結構主義批判,對歷史學在科學和政治上的作用的否定,揭示了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史學之間的緊張,自然會引起包括 E. P. 湯普森在内的反擊。 E. P. 湯普森指斥阿爾都塞把真實還原為思想,混淆了真實和思想的關係,是一種“思辨的唯心主義”(speculative idealism)。德國(西德)社會史學者的關切與法英不同,而與日本近似,表現為反省德國為何在經濟上實現了現代化而在政治上卻未能。 為此,學者們告别歷史主義(Historismus)———基於個性化原理,強調歷史的連續性和獨特性、關注重要人物和事件、重視直覺、情感、理想等,轉而進行“社會史” (Sozialge⁃schichte)研究。 孔茨(Werner Conze)的“結構史”堪稱一種整體史,它認為基於 19 世紀國家與社會二分而來的社會史,在國家與社會關係密不可分的 20 世紀,應該轉而研究社會結構和經濟運動。 1969年創辦的比勒菲爾德大學,是實踐另一種整體史的中心,先後到這裡工作的兩位學者起到了核心作41
  • 用,一個是生於 1939 年的韋勒(Hans⁃Ulrich Wehler),另一個是 1941 年出生的科卡。他們在 1972 年編纂“批判歷史研究”叢書,1975 年創辦《歷史與社會》(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雜誌,開啟了“比勒菲爾德學派”。 不同於把社會史定位為社會結構、社會變遷和社會運動史,“比勒菲爾德學派”強調要將歷史學作為“歷史的科學”從整體上研究“社會的歷史”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在《社會史———概念·發展·問題》一書中,科卡特别強調“社會的歷史”要與原本出自法國的“整體史”(histoire totale, histoire à part entière)劃清界限,從理論上建構可以實踐“社會的歷史”的方法。 科卡在檢討了五個必須滿足的條件後,感嘆即使是部分條件也難以實現,而且“社會的歷史”研究還須直面三個命題:唯物史觀、羅森伯格(H. Rosenberg)景氣的長期變化、現代化理論。 如此一來,整體史就成為在社會科學方法驅動下的研究:“原則上所介紹的每一種理論都有足夠的靈活性,可以在具體的歷史分析中通過其他要素和解釋模式來充實之,它們中的每一個都可以作為理想型來使用。”五、主體的復歸站在 1970 年代回顧過去二、三十年間的史學發展,有三種不同的“科學的歷史”: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模式、法國的生態—人口模式以及美國的群體計量方法。 根據 1930 年代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模式,歷史是在論題及其對立面的辯證過程中展開的,階級是圍繞對生產資料的控制權而產生和變化的,這種看法是歷史詮釋上的經濟社會決定論。 1950 年代末以降,新馬克思主義者放棄了 1930 年代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很多信條,與非馬克思主義者一樣關心社會、政治、宗教和意識形態,認為群體文化甚至個人意志都可能影響歷史的發展。 如果說日本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承襲了舊的認識模式,那麼英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則是新認識模式的踐行者。 第二種“科學的歷史”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斷壯大的法國“年鑒學派”,20 世紀五、六十年代量化研究一枝獨秀,幾至有不能量化的歷史就稱不上科學的歷史之說。 第三種“科學的歷史”是美國模式。 美國的科學模式依靠團隊收集資料,將資料編碼和編程,最後通過計算機來推導結論。 這種計量研究是運算的產物,無法用任何傳統的方法檢驗,其有效性在研究者内外都存有意見分歧。 而為了消解歷史的不確定性,計量研究只能進行大規模的數量化研究,對一過性的現象則置之不問。針對科學取向的歷史研究所導致的“沒有人的歷史”(history without people),完全相反的研究取向漸漸形成一股洪流,這就是 1960 年代嶄露頭角的人類學方法在歷史研究上的運用。 需要指出的是,歷史學者不是照搬人類學方法套解歷史,人類學的共時性研究與強調歷時性的歷史學根本不同,歷史學者是學習人類學觀察和研究對象的方法來重審歷史,這反過來也給人類學以刺激,催生了“歷史人類學”的誕生。 通過向人類學學習,歷史學開始顧及以往被“科學”簡單化、匀質化的領域,事件史、政治史重新進入研究者的視野;涉及家族、死、性、犯罪、結合、宗教等自然與文化相關的邊緣領域的“心態史”,受到研究者廣泛的青睞,人們不再將價值體系、集體態度、集體無意識等視為自明的存在。 1979 年,“年鑒學派”第三代學人布爾吉埃爾(André Burguière)在為紀念《年鑒》創刊 50 周年而撰寫的文章中,於稱讚費弗爾和布洛赫的先驅之功時,談到“問題史”方法,他頗有意味地说:“迴避過去,不是為了證明我們所處的世界是合理的,不是通過先前示範價值的積累使我們與過去和解,相反,是為了與過去保持距離,使事件相對化,以便更好地理解它們。”這段拗口的表述暗含了對“問題史”現在中心方法的修正。研究轉向的背後是呼喚主體復歸。 1970 年代,德國歷史學者從人類學和民俗學的角度研究人口動態、家庭、風俗以及消費等被“社會的歷史”所忽視的領域,認為歷史與其說受結構性的要素制約,毋51
  • 寧說是日常生活中主體實踐的產物;批判“社會的歷史”中歷史主體不在,倡言要從日常史、自下而上的歷史中挖掘和弘揚主體的歷史。 1984 年,梅迪克(Hans Medick)批評“比勒菲爾德學派”的社會史,推崇以新社會史和社會人類學的方法去政治化,認為為此而需要導入日常生活史。在這一新舊潮流交互下,1980 年代中葉出現了“歷史的社會科學”(社會的歷史)和“日常史”之間的爭論。 儘管如此,二者之間還是有一定的關聯的,如關於權力、權威及其與人的關係;關於生活環境的認識,生活環境原本屬於私領域,但其構成要素與政治的公領域無法切割。 前文略述,在 19 世紀“文化”是鬥爭的概念,後來為“社會”所取代,“社會”成為歷史學的核心概念而與政治、國家對峙。 1993 年,丹尼爾(UteDaniel)回顧了社會史研究中“社會”與“文化”關係的變化,認為社會史研究出現了“文化轉向”。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 1960 年代,社會學和歷史社會科學的“社會”概念是中心,文化被社會經濟制約;20 世紀末,文化取代社會的優先性,居於研究的中心,被視為具有主體意義的認識形式。與法德歷史學的變化幾乎同步,日本也出現了類似的社會史的文化轉向或曰呼喚主體復歸的趨勢。 網野善彦的《蒙古襲來》(1974)、《無緣·公界·樂》(1978)是日本史研究的範本;阿部謹也的《花衣魔笛手》(1974)是研究外國史的樣本。 1982 年 10 月,不同研究方向和專業的學者,以阿部謹也(德國史)、川田順造(文化人類學)、二宫宏之(法國史)和良知力(社會思想史)等為召集人創辦了《社會史研究》。 這本低調的同人雜誌沒有宣言,只持續到 1988 年第 8 期。 要了解這本學術雜誌的主旨,必須通過閱讀收錄其中的論文才能獲得。 無論是阿部,還是二宫,《社會史研究》的同人均把視角集中在人及其結合體上,而將近代以來推動強制匀質化的國家和政治置於一旁。 1990 年代初,二宫宏之撰文指出,社會史研究的是邊緣狀態,當下的社會史已經大不同於從前,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具體表現在三個層面:(1)從尋找客觀性轉向對文本的解讀,因為歷史是通過文本呈現和傳遞出來的,與其尋找文本之外不可尋的客觀性,不如回到文本中挖掘文本化的事實;(2)從普遍性轉向地方性,即對普遍知識的追求轉為對地方知識的探討;(3)擺脫了方法論上的西方中心。人重新成為歷史敘述的中心意味著歷史書寫樣式的變化。 1979 年,斯通(Lawrence Stone)批判《年鑒》把事件視為偶發的短時段,強調敘事是自塔西佗以來的傳統,著名史家吉本、麥考萊皆以敘事著稱。 他對敘事與結構史作了如下區隔:(1)結構史是分析性的,敘事是描述性的;(2)結構史關注情境,敘事關心的是人;(3)敘事涉及特殊和具體,而結構史關乎集體和一般。 敘事不是一般意義的紀實和古籍整理,而是遵循“懷孕規則”———有主題有論點。 修昔底德的主題是伯羅奔尼撒戰爭及其對希臘社會的災難性影響;吉本的主題是羅馬帝國的衰落和滅亡;麥考萊的主題是在革命政治壓力下自由參與式憲法的出現。 傳記作家講述生命從生到死的故事,敘事史學家並不完全規避分析,他們對修辭十分講究。基於對主體情感和思想的關切,早在心態史復興之時,意大利就傳出了不和諧的聲音。 1970 年,文圖里(Franco Venturi)批評心態史的想法過於簡單,忽視了主體的創造力。 1976 年,金茲堡擴大批判範圍,認為心態史過分強調世界觀中不動的、黑暗的和無意識的因素,低估了理性地和有意識地表達思想的重要性。 由於不合理地把所有社會環境都置於相同的範疇和觀念中,並對思想的内容加以簡化,這就忽略了非同尋常的内容。 一言以蔽之,心態史將社會全體視為同質,人的思考和情感受到心態結構的支配。這樣,另一個關涉主體的領域———記憶研究(memory studies)呼之欲出。 在記憶研究看來,“問題史”的現在中心方法即使是“科學的”,也忽視了無法喚醒的死者的情感和思想。 在此,幾乎被人淡忘的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集體記憶”理論獲得高度關注。 圍繞集體記憶與個體記憶的關係,61
  • 布洛赫與哈布瓦赫兩個同僚之間曾有一段文字唱酬。 布洛赫認為,即便記憶是集體的,也無法將記憶主體歸於集體這一實體之中,而且一旦將集體這一形容詞視為如個體一樣可以“回憶”的,則會陷入將集體視為自明的實體的危險。哈布瓦赫回應道:“歷史既不是過去的全部,甚至也不是過去的遺留物。 在被書寫的歷史之外,還有活著的歷史,通過時間它使自身得以持續和更新,並且使得人們得以發現浮出表面的許多過去的遺留物。”1980 代中期,諾拉(Pierre Nora)主編的巨著《記憶之場》( LesLieux de Mémoire )問世,這一研究既接續了哈布瓦赫開闢的集體記憶研究,又可視為“年鑒運動”中的一環,它凸顯了歷史與表象、實在的世界(社會史)與表象的世界(新文化史)的裂痕,把哈布瓦赫視為時空上存在的結合體———集體,改為由超越時空的象徵媒介來自我界定的抽象的共同體。涵蓋口述史、公共史學等領域的記憶研究,在不斷進行的自他詰難中,必須時刻面對何謂主體的質疑:是說記憶,還是記憶在說。六、新社會史“一切皆成碎片,一切皆無關聯”(Tis all in pieces, all coherence gone)。17 世紀英國詩人多恩(John Donne)的詩句形象地概括了社會史/新社會史對美國“進步派”歷史所造成的衝擊。 喬伊斯·阿普爾比、林·亨特、瑪格麗特·雅各布三人合著的《歷史真相》(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將社會史的盛行視為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的產物。翻開美國社會史的履歷簿,不管社會史的内容怎樣令人眼花繚亂,自始不離對人群的關注。1960年代興起的社會史,又稱新史學、新社會史,本文統稱為新社會史。 新社會史的譜系可以溯及魯賓遜(James Harvey Robinson)和比爾德(Charles A. Beard)。1912 年出版的魯賓遜《新史學》將新史學的旨趣定位為:糾正偏向政治史的敘事、深化科學的方法和基於當下問題意識的研究。1913 年,比爾德破除由建國元勳構建的國家敘事,把美國憲法與《獨立宣言》一分為二,斥責“憲法”為反動,反轉了美國歷史的敘事。 1930 年代,米勒(Perry Miller)把殖民時代的歷史與其後的美國歷史切斷,考察清教徒在思想和意識的驅動下如何創造自己也沒有想到的美國的歷史,開創了美國史敘述的典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米勒的研究方法影響了人們對歷史的追問方式:為什麼美國既不同於極權主義國家也有别於法西斯國家? 答案無疑在美國歷史未曾揭示的脈絡中,這是新社會史興起的源頭。 新社會史興起的直接動力來自 1960 年代公民權運動、反越戰運動以及“新左派史學”的歷史批判。1967 年,喬治梅森大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教授斯蒂恩斯(Peter Stearns)創辦《社會史雜誌》( The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聚焦普通人(ordinary people),從社會形成的過程中詮釋美國歷史。 “新社會史”關注邊緣性和差異性,研究對象不再是個人而是集體、不再是政治制度而是權力關係、不再是思想而是人們的意識。 雖然一些新社會史的倡導者強調社會史研究的是歷史,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重構整體的歷史,但新社會史帶來的“碎片”效應還是激起了一場討論。對新社會史發難的一位學者是希梅爾法(Gertrude Himmelfarb)。 這位研究英國政治思想史的學者,在 1984 年 4 月《哈珀》( Harpers )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排除政治的歷史》(History with the Poli⁃tics Left Out)的文章,對社會史、新社會史展開了批判。 希梅爾法在文章題頭引用了斯蒂恩斯寫於1976 年的一句頗帶挑釁的話———“當月經初潮的歷史被廣泛認為與君主制的歷史同等重要時,我們就達到(目的)了”。 在希梅爾法看來,當下的新史學=新社會史不過是步入中年的魯濱遜和比爾德新史學的翻版,包含了各種互相排斥的主題和方法。 新史學往往“是分析性的而不是敘述性的,是主題性的而非編年性的”,更依賴於統計表、口頭訪談、社會學模型和精神分析理論,而不是憲法、條約、議71
  • 會辯論、政治著作或政黨宣言等。 舊史學通常關注政權和行政、立法和政治、外交和外交政策、戰爭和革命,而新史學則關注階級和族群、社會問題和機構、城市和社區、工作和娛樂、家庭和性、出生和死亡、童年和老年、犯罪和精神錯亂。 舊史學以國王、總統、政治家、領袖、政治理論家為主題,而新史學以“無名群眾”為對象。 舊史學的方法是“自上而下”的所謂“精英主義的歷史”,新史學則推崇“自下而上”的“民粹主義的歷史”。希梅爾法刻薄地說:社會史學家拒絕接受任何像美好生活這樣的“精英主義”想法,只尋求理解生活,探究生活的無意識的、非反思的、非理性的方方面面,否認亞里士多德所說的人是獨一無二的動物———理性動物。”希梅爾法這篇文章受到社會史研究者的批評,有人指責她蔑視社會史。 三年後,希梅爾法在將這篇文章收入文集時追加了一篇後記,辯稱自己在文章中不下七次說反對的不是社會史本身,而是它的主導性、優越性;反對的不是社會史對傳統史學的補充,而是社會史試圖替代傳統史學。”全球史和跨民族史學者本德(Thomas Bender)在表示贊成新社會史的文化多元主義訴求後,批評其研究過於細化所帶來的碎片化,強調歷史研究應該有“綜合”(synthesis),特别是“國家的綜合”(na⁃tional synthesis)。 在此本德對國家(nation)給予了全新的解釋,國家“是為了獲得界定公共文化(public culture)的權力而在不同社會組織和思想之間持續博弈的偶然性的產物”。國家圍繞公共文化博弈而不斷變化,而公共文化含蘊了諸種社會力量,公共文化這一術語的導入擴展了“政治”的含義,打通了在社會史研究中政治與社會二分的格局:“舊”的新史學在追求美國精神(文明)的同時,也要關注美國社會生活的多樣性;新社會史須直面其所批判的政治史,追求一種新的政治的、國家的綜合。 本德認為必須把美國的國家(nation)形成置於全球史視野下進行研究,這可視為從内在於美國歷史中的“全球史”與由此成長出來的國家之間的關係上去重新界定國家,這樣,所謂多元與一元的視角就不是對立的,而是互相包含的。對於本德將新社會史所體現的多元文化主義與國家價值融合在一起的努力,研究城市史的孟考寧(Eric H. Monkkonen)撰文指出,由大眾媒體(public media)製作出來的“歷史綜合”無視歷史研究的成果,所謂社會史造成歷史碎片化的說法實則是公共媒體製造出來的;“綜合”看起來很美,是因為其缺乏透明性。 他認為新社會史應該秉持這樣的信念:只有在“碎片化”的各個子領域,才能看到專業的、以研究為導向的綜合,這些綜合將產生更多的理念,但不會創造出一種“整個過去”的感覺。1987年,《美國歷史雜誌》(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6 月號組織了一場圓桌會議———“美國歷史上的綜合”筆談。 以研究種族和性别著稱的佩因特(Nell Irvin Painter)撰寫了《歷史上的偏見與綜合》(Biasand Synthesis in History),指出我們需要連貫而全面的歷史,需要整個社區的歷史,包括民族國家的歷史。 但是,本德卻忽略了當初到底是什麼讓歷史綜合變成“不可靠的歷史綜合”(discredited historicalsynthesis)———無視性别、黑人的遭遇以及對同情二者所予以的偏見,歷史上剝奪女性和少數族群權利的“公共文化”意味著白人男子權利的強化。 佩因特認為如果必須選擇某種綜合的話,首先就要承認少數族群和女性在公共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其次還要容納非裔美國人的音樂(因為它在黑人文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對美國流行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以及在家庭中數百萬婦女的勞作。其他幾位筆談者相對比較溫和,認為本德展示了一個碎片化後進行整合的方向,但所謂“公共文化”究竟能涵蓋多少邊緣的、非政治的聲音,對這一共同的關心並沒有達成共識。 在上述“圓桌會議”最後,本德對各位學者的意見作了簡單回應,正如其文章副標題所表明的,這是一個有待繼續的對話(continuing dia⁃logue)。81
  • 七、後社會史1980 年代末,作為思想運動的社會史接近尾聲。 1994 年,《年鑒》雜誌改名為《年鑒———歷史、社會科學》( 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 《年鑒》每次改名都有特定的寓意,“社會”二字從未脱落。 “社會”從《年鑒》的脱落是歷史學在經歷“語言學的轉向”(linguistic turn)或“批評性的轉向”(untournant critique)衝擊之後的結果。在《年鑒》創刊之初,“社會”原本只是修辭。 前文提到 1941 年費弗爾在高等師範學校發表的演講,其中談到《年鑒》創辦時選擇“社會”的理由,他說:“沒有經濟和社會史。 只有統一的完整的歷史。從定義上講,歷史就是整個社會的歷史。”1988 年《年鑒》第 43 卷第 2 期卷首語題為《歷史與社會科學:批評性的轉向》(Histoire et sciences sociales. Un tournant critique ?),預示一場深刻的社會史危機的到來。1989 年《年鑒》第 6 期刊發了兩篇重要論文,一篇是諾瓦里埃爾(Gérard Noiriel)的《朝向社會的主觀主義方法》(Pour une approche subjectiviste du social),一篇是夏蒂埃(Roger Chartier)的《作為表象的世界》(Le monde comme représentation)。 諾瓦里埃爾顛覆了人們關於涂爾幹社會學影響了“年鑒學派”的說法,指出“年鑒學派”倡導的跨學科不過是“一個必要的神話”(un mythe nécessaire),歷史學者應該從“主觀主義範式”(paradigme subjectiviste)重新思考社會,超越費弗爾而向狄爾泰(Wilhelm Dilthey)、馬克斯·韋伯學習。夏蒂埃認為歷史學的危機是整個社會科學———以結構主義為特徵的社會科學整體論的解釋體系的危機中一部分,從此世界被視為文字、影像、聲音等表象的場域,人們所知道的世界實際上是表象的世界,應該從人和人結合的方式重新思考社會。論者對社會概念的反省和批判動搖了社會史由以存在的基礎,1990 年喬伊斯(Patrick Joyce)感嘆,面對後現代主義的衝擊,馬克思的幽靈將左右兩極的人士糾結起來共同應對。 對於混戰的結果,他認為“社會話語史”將成為社會史必須直面的新課題:如果社會歸根結底是一種話語建構的話,那麼只有研究話語建構的原理,歷史學才能有所發展。沒有時間就沒有歷史,只有將文本置於特定的語境進行時序排列之後解釋才有可能。 從古希臘轉向現代希臘研究的蓋倫特(Thomas W. Gallant)認為,社會史與政治史、經濟史等姊妹學科對時間的看法不同,“政治史和經濟史適合於連續的敘事分析,像一部電影,講述一個個連貫的故事:事件可以被綴成連續的序列,把捉上一個情節與下一個情節的時間關係。 社會史則遵循不同的時間順序,在歷史記錄中,社會變革與其說是作為事件出現的,不如說是作為過程出現的,因此,很難將其作為離散的時間點來劃分;社會史的資料來源也不太適合按時序分析,過去的社會記錄是零散的,在時間和空間上存在空白,尤其是社會中最大的群體———農民和工人———大多數情況下都沒有留下關於自己生活的書面記錄。 由於這些原因,社會史不像一部電影,而更像一系列在不同時間點拍攝的快照。”從蓋倫特所描述的角度看,布羅代爾關於歷史時間的三段論顯得脱離了社會史研究的實際。朗西曼(W. G.Runciman)的《社會理論論集》( A Treatise on Social Theory )提供了認識社會史框架的新角度。 在這部超過千頁的三卷本著作中,朗西曼創造了一個源自古希臘語的名詞———“系統”,用以指稱歷史上的行動者所身處的“社會”。 朗西曼認為行動者所承擔的“角色”處在三維的空間中,其軸線與三種權力模式相對應,分别為:經濟—生產模式、意識形態—說服模式、政治—強制模式。 依此,社會可以被定義為許多權力網絡,角色為獲得或控制生產、說服和強制對手而彼此競爭。 社會進化類似於自然選擇,但不能被還原。 朗西曼野心勃勃地創出社會理論,試圖解釋多樣性的來源和決定其演化的制约因素,在上述經濟(生產模式)、意識形態(說服模式)和政治(強制模式)三個層面分别有 8、8、7 個變體,91
  • 原則上可以推衍出 450 種“社會”。這似乎解釋了社會史歷經百年發展後“社會”脱落的原因所在:社會是人為的和流動的。那麼,是不是社會史就沒有生路了呢? 否。 雖然筆者認為作為思想運動的社會史已經落幕,但社會史的理念不僅滲透到歷史學中,還波及其他學科,名為“某某社會史”的流行便是明證;更為重要的是正處在“泡沫”階段的新文化史呈現出不可持續的熱度,它與社會史之間的界限並非那麼清晰,原本屬於社會史研究者的 E. P. 湯普森、夏蒂埃也出現在新文化史的群星譜中。 伯克(Peter Burke)在《什麼是文化史》( What is Cultural History )中稱社會史開始了“反擊”(revenge),社會的文化史和文化的社會史彼此存在交叉關係。 在 2008 年該書的修訂版中,伯克提到更“新”的新史學主張,稱其是輪廓略顯“含糊”(obscure)的“後社會史”(postsocial history)。伯克所說的“後社會史”指的是西班牙學者卡夫雷拉(Miguel Cabrera)的《後社會史初探》( Postsocial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卡夫雷拉的《後社會史初探》是一本討論現代性危機下如何打破主客二分、以“後社會史”來超越“社會史”和“新文化史”的著作。 在緒論中,他直言:“在社會史研究中,為使社會結構和主觀行為之間的因果關係更加靈活、複雜和偶然而做出的努力,隨著時間的推移,最終人們不僅懷疑這種因果關係是否存在,甚而懷疑涉及的其中兩個實例。”“現代性危機註定會引發既有史學方法範式的瓦解,並帶動社會史學和傳統史學的分析性概念都趨於去自然化。 現代世界觀的危機促使人們意識到,這些概念,以及它們所支撐的有關社會的那些理論,並非世紀存在的社會現象或過程的單純表徵或標籤,而是一些具有歷史特定性的形式,是使社會成為某種可以理解或蘊含意義的東西。 歷史學家之所以渾然不覺,是因為他們自身就是現代概念世界的基本組成部分,就在這個世界中工作。 因此,現代性危機引發了某種概念祛魅,理論的單純無瑕趨於失落,並且似乎不可逆轉。”要拯救社會史、超越新文化史,卡夫雷拉開出的藥方是“概念祛魅”(conceptual disenchantment)。 他注意到英國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劍橋學人的語境主義和德國的“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卡夫雷拉也將“後社會史”稱為“話語史”(discursive history),由此來看,他似乎對三者之間究竟是怎樣的關係還沒有確定的認知。劍橋學人的語境主義與話語史相近,而與德國概念史相距甚遠,至少當事人雙方均持這樣的看法。 而根據上述“概念祛魅”的訴求,可以說卡夫雷拉的後社會史與概念史更為接近。但是,德國概念史研究的代表人物科塞雷克對概念史的看法與卡夫雷拉不盡相同。 在德國社會史研究的重鎮比勒菲爾德大學任教的科塞雷克,似乎認同同僚的結構的社會史,不過由於導入概念史的視角,他對社會史的詮釋蘊含了卡夫雷拉所說的“後社會史”的特徵。 科塞雷克《概念史與社會史》(Begriffsgeschichte and Social History)一文認為,概念史研究文本的語言和結構,社會史研究文本背後的情景。 概念史的重要性在於,“沒有共同的概念就不會有共同的社會,特别是不會有行動的政治領域”。 概念植根於政治—社會制度中,這些制度比圍繞某些特定關鍵概念組織起來的語言共同體更要複雜。 概念史是作為社會史的一種研究方法出現的,有助於強化社會史所討論的問題的確實性。 在解讀文本時,首先要找出其中的核心概念,進而了解句法和詞語在文本中的位置;其次要考慮作者、讀者、語言共同體、社會結構;最後要意識到新詞語即政治方案對未來的期待。 作為方法,概念史服務於社會史;作為領域,概念史是擁有自己方法的獨立學科。 概念史的方法論要求有一個自主的領域,這存在於它與社會史相生相剋的緊張關係中。 概念史批評將現代語境的概念草率地移植到過去,概念就像生命體一樣,其本身構成了歷史:“既是歷史轉折的標誌,又是影響歷史進程的要素”。 概念史通過共時分析和歷時分析之間的轉換,揭示過去經驗的持續性和過去理論的可行性。1990 年,于特(Robert Jütte)的《現代語言學與“新史學”》(Moderne Linguistik und “Nouvelle His⁃02
  • toire”)觸及新史學———社會史與概念史之關係。 于特認為,歷史語義學可以區分出兩個主要方向:一個是從事概念史的研究者,他們對意義的質變及其歷史意義感興趣;另一個是歷史研究者,他們用定量方法研究語義差異和語言變化,早在 20 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法國新史學已經展現出以質性研究為導向的歷史語義學方法。前文提及《重思社會史》的主編威爾遜,他在文章中認為,社會史中的“語言學的轉向”涉及三個方面内容:(1)對語言範疇(詞匯)、網格(不同能指間的差異關係)和系統(話語)的效力的關注,(2)把過去的語言本身視為歷史研究的對象,(3)對歷史學家的修辭結構的認識。 在這三個方面中,第一個最為重要,也是最成問題的,因為它在社會史範式方面有著模糊的意義:一方面,它只是將該範式擴展到一個新的理論領域,利用從語言學理論中提取的資源,就像上一代人使用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工具一樣。 然而,另一方面,它的效果是破壞了傳統上作為社會史特徵的一些範疇及其解釋。 這種修正主義尤其集中體現在社會階級概念上———特别是在提到英國工人階級的歷史時,它對作為社會經濟現實的階級身份和作為政治忠誠或“意識形態”的階級利益都提出了質疑。與于特和威爾遜的看法可以進行比較的是卡夫雷拉,後者沿襲了科塞雷克的說法,認為概念的歷史形式本身不僅是研究的課題,更重要的是還構成了社會理論的基礎。 後社會史既不像傳統史學假設個體是自主的主體,也質疑社會史將社會視為客體的實在而能從因果關係上予以詮釋。 於此,舊有的二元理論圖示(實在/觀念)被抛棄,替之以三元理論圖示(實在/語言/觀念),語言成為社會生活中的特定領域。 “在新文化史看來,語言依然是一種文化的存在,一種對於客觀意義的表達手段,即使是符號性的手段。 因此,語言中介的效果,無非是讓個體相對於社會背景的強制享有更大的行動自由。 與此相反,在後社會史看來,語言是一種具有歷史特定性的存在,其中介同時生成客體性和主體性,並重新安排著兩者之間結成的關係。”在此,卡夫雷拉的後社會史直指概念史。 在筆者看來,概念史就是一種後社會史,它使得在“語言學的轉向”衝擊下流離失所、“碎片化”的社會史有了新的棲身之所。結  語如欲勾勒百年來社會史研究的内在理路,其難度絕不亞於撰寫一部通史,因為後者不管在體系上多麼殘缺不堪,總有人們可以認可的閱讀規範來支撐。 而對社會史的理解,則因人而異。 借用前文引用的蓋倫特的比喻,本文的考察不像一以貫之的電視連續劇,更似一個觀光客隨手記錄的快照,而將快照連綴起來呈現出的作為思想運動的社會史,也僅僅是不同詮釋中的一個角度(perspective)的產物。從全球範圍看,社會史的出現和展開是全球史學思想“共振”和“連動”的產物。 所謂“共振”,指呼應民族國家需求的現代史學是全球普遍可見的現象。 現代史學將不能證實的文字、口傳和圖像資料從敘述中剔除出去,並將研究對象鎖定在“透明”的政治層面。 對於這種被稱為“蘭克史學”的現代史學,從 19 世紀末開始就不斷有來自文化史和(國民)經濟史方面的質疑。 如果沒有德國的《經濟社會史季刊》的觸發,很難想像會有法國《年鑒》的誕生,二者之間無疑存在思想上的“連動”。 《年鑒》確立的跨學科方法和問題史的意識規定了社會史的發展方向,而其不斷推出的卓有見解的著作創出了20 世紀歷史學的“年鑒範式”。提到社會史,論者均溯及 1929 年誕生的《年鑒》,忽略了日本社會史的存在。 現代史學誕生不久即已傳入日本,在蘭克的弟子里斯(Ludwig Riess)的指導下,《史學雜誌》開始踐行現代史學的研究方法。 從日本現代史學破殼而出的社會史有兩個思想源頭,一個是經濟史,另一個是民俗學。 日本的社會史研究不僅出現時間早,而且幾乎觸及後來社會史研究中的所有命題。 對於社會主義國家圈外的12
  • 馬克思主義史學,論者一般將目光集中在英國,其實日本的馬克思主義史學不僅早熟於英國,而且有其自身的特點;與文化主義傾向的英國馬克思主義社會史研究不同,日本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拒絕那種消解了階級和鬥爭的社會史,其理論與實際之間長期存在緊張。回顧 1980 年代以前的社會史,不必說“整體史”,即使是“被埋沒的人民史”和“除去政治的民族史”等,其暗默的前提仍是“整體史”,這與將社會史的“社會”視為實在的認識對象不無關係。 作為反動,無論是歐洲“文化人類學”取向下的“主體的復歸“,還是美國“多元文化主義”取向下的“新社會史”,1980 年代後的社會史呈現出“後現代”狀況———去中心化,歷史學如“面包屑”一樣被細分了。社會史如何才能自我救贖? 可以開出的一個藥方是,接續社會史基因中的批判性格,進而展開對“日常性”的批判。 以往社會史倡言回到日常,旨在去除結構的、非日常的歷史敘事,但日常與非日常往往是一種媾和關係,由於日常的“惰性”是由歷史和文化所支撐的,社會史有必要與其進行二義性的博弈。 “微觀史”(microhistory)展示了頗具建設性的方向。 微觀史的“微”並非“小”之意,而是“小即多”(Less is more),從小處入手通向大處———世界史或全球史。在社會史的百貨店裡,社會史與傳統史學(政治史)、社會史(實在的社會)與新社會史(話語的社會),均存在不可逾越的溝壑,對此論者開出了不同的處方。 美國全球史學者本德提出以涵容諸種權力關係的“公共文化”來整合歷史的碎片,儘管還存在何謂公共文化、誰來保證公共文化的“公共性”的爭議,但不失為一個可以思考和努力的方向。 對於後者,西班牙學者卡夫雷拉直言社會史不會被新文化史的波濤淹沒,它具有強調表象的新文化史所無法替代的追求實在性的長處,如何消解主客體二分的研究狀態,卡夫雷拉倡言的“後社會史”裡原來端坐著概念史。①本刊評論員:《把歷史的内容還給歷史》,北京:《歷史研究》,1987 年第 1 期。②Georg G. Iggers, New Directions in European Histori⁃ography , Middletown, Connecticut: Wesleyan UniversityPress, 1975, p. 173. 格奥爾格·伊格爾斯:《歐洲史學新方向》,趙世玲、趙世瑜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年,第 191 頁。③太田秀通:《世界史認識の思想と方法》,東京:青木書店,1978 年,第 20~21 頁。④Reinhart Koselleck, 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 Timing History, Spacing Concept ,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15.⑤リュセット·ヴァランシ「第Ⅱ巻序文———パラダイム転換と一つの歴史學派の形成、1946—1957 年」、E.ル=ロワ=ラデュリ, A.ビュルギエール監修、浜名優美監訳『アナール1929—2010』、歴史の対象と方法 2、東京:藤原書店、2010 年、第 15 頁。 “監修人” E.ル =ロワ=ラデュリ即勒華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A.ビュルギエール即安德雷·布爾吉埃爾(André Burguière),本書為日本讀者所編,共五卷,精選了《年鑒》八十年間反映各個時期特徵的論文。⑥《致讀者》的内容有四點:第一,感謝法國和外國合作者的幫助。 第二,破除關心過去與現在的歷史學家擦肩而過的現象。 第三,破除古代史學家、中世紀史學家和“現代化”史家各說各話現象,打消“文明”與“原始”的區隔。 第四,破除不同學科之間的“壁壘”。Marc Bloch, Lucien Febvre, “À nos lecteurs”, Annales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 1e année, n° 1 (1929),pp. 1⁃2.⑦Samuel Kinser, “Annaliste Paradigm? The Geohistori⁃cal Structuralism of Fernand Braudel,” The AmericanHistorical Review , vol. 86, no. 1 (1981), pp. 63⁃105.⑧馬克·布洛克:《歷史學家的技藝》,黃豔紅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年,第 53 頁。⑨Peter Schöttler, Die “Annales”—Historiker und die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15.⑩彼得·伯克:《法國史學革命:年鑒學派,1929—22
  • 2014》,劉永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年,第177 頁。Peter Schöttler, Die “Annales”—Historiker und die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 S. 11⁃15.呂西安·費弗爾:《萊茵河》,許明龍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年。Jan Burzlaff, “Avis de recherches: Les Annales entreFrance et Allemagne,” Vingtièm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 , n° 135 (2017), pp. 185⁃186.佐野學:《日本社會史序論》,東京:同人社書店、1922 年,第 1 頁;第 1~ 2 頁;第 3 頁;第 4 頁。本 庄 栄 治 郎: 《 日 本 社 会 史 》, 東 京: 改 造 社,1924 年。本庄栄治郎:《日本社会史に就いて》,《歴史と地理》,第 12 巻第 5 號(1923 年)。喜田貞吉:《日本社会史とは何ぞや》,《歴史と地理》,第 13 巻第 2 號(1924 年);《喜田貞吉著作集 10部落問題と社会史》,東京:平凡社,1982 年。滝川政次郎: 《日本社会史》,東京:刀江書院,1929 年。飯田泰三:《ナショナル·デモクラットと<社会の発見>》,同《批判精神の航跡———近代日本精神史の一稜線》,東京:筑摩書房,1997 年。Elizabeth Fox⁃Genovese and Eugene D. Genovese,“The Political Crisis of Social History: A Marxian Per⁃spective,” in Peter N. Stearns (ed.), Expanding the Past:A Reader in Social History, Essays from the Journal ofSocial History ,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7.Hans⁃Ulrich Wehler, Geschichte als Historische Sozi⁃alwissenschaft , Frankfurt/Main: Suhrkamp, 1973, S. 12.Jürgen Kocka, Sozialgeschichte: Begriff, Entwicklung,Probleme ,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77, S. 60.Peter Schöttler, Die “Annales”—Historiker und die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 S. 275.關於 《年鑒》 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費羅 ( MarcFerro)在接受採訪時否認二者之間有聯繫。 フランドロワ編、尾河直哉訳:《「アナール」とは何か》,東京:藤原書店,2003 年,第 61 ~ 64 頁。 本書是應藤原書店的邀約,由伊莎貝拉·弗朗德瓦絲 ( IsabelleFlandrois)編輯的對“年鑒學派”重要學者的採訪錄,書中披露了一些鮮為人知的人事糾結。Lynn Hunt, Writing History in the Global Era , New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14, p. 1.參見:佐野學:《無資產階級解放の道》(一),《デモクラシイ》第 1 卷第 1 號,1919 年 3 月 6 日;片島新:《マルクスかカントか》(一),《プレスコウスカヤ女史》,第 1 巻第 4 號(1919 年 6 月 1 日);片島新:《マルクスかカントか》(二),《クロポトキンの社會思想》(一),《デモクラシイ》,第 1 巻第 5 號(1919 年 7 月 1日)。佐野學:《特殊部落民解放論》,《解放》,1921 年 7月號。石川六郎編輯:《過激派》(新時代叢書),東京:民友社,1919 年。佐野學:《唯物史観批判》,東京:ダイヤモンド社,1948 年。М. Н. Покровский,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в СССРза 10 лет, Весmнuк Коммунuсmuческоúй Акаòемuu ,1928, № 2 (26), cc. 3⁃30.新華社:《丢掉幻想,準備鬥爭》,北平:《人民日報》,1949 年 8 月 15 日。石母田正:《中世的世界の形成》,東京:伊藤書店,1946 年;《石母田正著作集》(第 5 巻)《中世的世界の形成》,東京:岩波書店,1988 年。山本幸司:《社会史の成果と課題》,《岩波講座·日本の歴史》第 22 巻,東京:岩波書店,2016 年。戸邊秀明:《マルクス主義と戦後日本史学》,《岩波講座·日本の歴史》第 22 巻,第 140~141 頁。網野善彦:《無縁·公界·楽》,收入《網野善彦著作集》第 12 巻,東京:岩波書店,2007 年。永原慶二:《20 世紀日本の歴史学》,東京:吉川弘文館,2003 年,第 221~232 頁。Arthur Leslie Morton, A Peoples History of England ,London: Victor Gollancz, 1938.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Class , London: Victor Gollancz, 1963. E. P. 湯普森:《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錢乘旦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3 年。Eric Hobsbawm, Primitive Rebels: Studies in Archaic32
  • Forms of Social Movement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65; EricHobsbawm, Bandits , London: Weidenfeld &Nicolson, 1969.佐々木潤之介:《「社会史」と社会史について》,《歴史学研究》,第 520 號(1983 年 9 月)。高橋昌明:《社会史の位置と意義について》,《歴史学研究》,第 520 號(1983 年 9 月)。 Patrick Curry, “ Toward a Post—Marxist SocialHistory: Thompson, Clark and Beyond,” in AdrianWilson (ed.), Rethinking Social History: English Society1570—1920 and Its Interpretation , 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81.霍布斯鮑姆:《論歷史》,黃煜文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年,第 373 頁。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The George MacaulayTrevelyan lectures delivered in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January—March 1961.David Canadine (ed.), What is History Now? New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Paul Cartledge, “What is Social History Now?” in Da⁃vid Canadine (ed.), What is History Now? p. 20.G. M. Trevelyan, English Social History: A Surveyof Six Centuries, Chaucer to Queen Victoria , London:Longmans Green and Co., 1946, p. vii, p. vii, p. x.Michael W. Flinn, The European Demographic System,1500⁃1820,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Press, 1981.W. G. Hoskins, Local History in England , London:Longmans, 1959;霍斯金斯:《英格蘭景觀的形成》,梅雪芹、劉夢霏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 年。H. P. R. Finber, V. H. T. Skipp, Local History: Objectand Pursuit , Newton Abbot: David & Charles, 1967.アンドレ·ビュルギエール:《第Ⅲ巻序文――ブローデルの時代、1958 ― 1968 年》、E.ル =ロワ = ラデュリ, A.ビュルギエール監修、浜名優美監訳:《アナール1929—2010》,歴史の対象と方法,東京:藤原書店,2010 年,第 16 頁。Carlo Ginzburg, “ Roots of a Scientific Paradigm,”Theory and Society , vol.7, no. 3 (1979), p. 276.Lucien Febvre, Pour une histoire à part entière , Paris:S. E. V. P. E. N., 1962; Theodore Zeldin, “Social Historyand Total History,”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 vol. 10,no. 2 (1976), pp. 237⁃245;竹岡敬温、川北稔編:《社会史への途》,東京:有斐閣,1995 年,第 120~122 頁。Jürgen Kocka, Sozialgeschichte: Begriff, Entwicklung,Probleme , S.73⁃74. Ignacio Olaharri, “‘ New New History: A LongDurée Structure,” History and Theory , vol. 34, no. 1(1995), pp. 4⁃5.Lucien Febvre, “Propos dinitiation: Vivre lhistoire,”Mélanges dhistoire sociale , n° 3 (1943), pp. 8⁃9;呂西安·費弗爾:《為歷史而戰》,高煜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22 年,第 24~25 頁。費爾南·布羅代爾:《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下卷)》,唐家龍、吳模信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年。Fernand Braudel, “ Histoire et sciences sociales: Lalongue durée,”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 13e année, n° 4 (1958), pp. 725⁃753.Leopold von Ranke, Die Osmanen und die SpanischeMonarchie im 16. und 17. Jahrhundert , Duncker undHumblot, 1877.Gareth Stedman Jones, “History: The Poverty of Em⁃piricism,” in Robin Blackburn (ed.), Ideology in SocialScience ,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2, p. 110.Adrian Wilson , “A Critical Portrait of Social History,”in Adrian Wilson(ed.), Rethinking Social History: EnglishSociety, 1750⁃1920 and Its Interpretation , p. 21.Eric. J. Hobsbawm , “From Social History to the His⁃tory of Society,” Daedalus , vol.100, no.1 (Winter ,1971),pp. 20⁃45;霍布斯鮑姆:《論歷史》,第 109~141 頁。 Louis Pierre Althusser, Reading Capital , London,1970, p. 184;路易·阿爾都塞等:《讀〈資本論〉》,李慶其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 年,第 207 ~208 頁。E. P.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or An Orreryof Errors , London: Merlin Press, p. 29.1923 年出生的科塞雷克在 1973 至 1974 年受聘該校,聘期結束後正式任教於該校,直至 1988 年退休。42
  • Jürgen Kocka, Sozialgeschichte: Begriff, Entwicklung,Probleme , S. 100⁃107.André Burguière, “Histoire dune histoire: La naissancedes Annales,”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 34e Année, n° 6 (1979), p. 1355.Hans Medick, “Missonare im Ruderboot? Ethnolo⁃gische Erkenntnisweisen als Herausforderung an die So⁃zialgeschichte,”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 Bd. 10,H. 3 (1984), S. 295⁃319.Ute Daniel, “‘Kultur und ‘Gesellschaft. Überlegun⁃gen zum Gegenstandsbereich der Sozialgeschichte,”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 Bd. 19, H. 1 (1993), S. 69⁃99.阿部謹也:《ヨーロッパ·原点への旅———時間·空間·モノ———》,《社会史研究》,創刊號(1982 年 10月)。二宮宏之:《参照系としてのからだとこころ》,《社会史研究》,第 8 號(1988 年 3 月)。Lawrence Stone,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 Past & Present , no. 85(Nov. 1979), pp. 3⁃24.Roger Chartier, “New Cultural Histroy,” Joachim Ei⁃bach und Günther Lottes (HG.), Kompass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Ein Handbuch , Göttingen 2002, S. 196. Marc Bloch, “ Mémoire collective, tradition etcoutume: A propos dun livre récent,” Revue de synthèsehistorique,tome 40, Paris: La Naissance du Livre, 1925,pp. 73⁃83.Maurice Halbwachs, The Collective Memory , NewYork, Harper & Row Colophon Books, 1980, pp. 64⁃65.參見皮埃爾·諾拉主編:《記憶之場:法國國民意識的文化社會史》,黃豔紅等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 筆者主持的中文全譯本 15 卷將陸續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Aleida Assmann, Erinnerungsräume: Formen undWandlungen des kulturellen Gedächtnisses , München:C. H. Beck, 1999, S. 132⁃133.Robin Robbins, ed., The Complete Poems of JohnDonne , London: Pearson Educated Limited, 2008,p. 838.喬伊斯·阿普爾比、林·亨特、瑪格麗特·雅各布:《歷史的真相》,劉北成、薛絢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4 年,第 140 頁。Peter H. Stearns, ed., Encyclopedia of Social History ,New York and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4.Thomas Bender, “The New History: Then and Now,”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 vol. 12, no. 4 (December1984), p. 612.James Harvey Robinson, The New History: Essays Il⁃lustrating the Modern Historical Outlook , New York:Macmillan, 1912.喬伊斯·阿普爾比、林·亨特、瑪格麗特·雅各布:《歷史的真相》,第 120~128 頁。Peter H. Stearns, “Coming of Age,” Journal of SocialHistory , vol. 10, no. 2 (1976), p. 252.Gertrude Himmelfarb, The New History and theOld: Critical Essays and Reappraisals , Cambridge, 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4, pp. 25⁃26, p. 26.Thomas Bender, “ Wholes and Parts: The Need forSynthesis in American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History , vol. 73, no.1 (June 1986), p. 126.Thomas Bender, A Nation Among Nations: AmericasPlace in World History , New York: Hill and Wang,2006, pp. viiii, 296.Eric H. Monkkonen, “ The Dangers of Synthesis,”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vol. 91, no. 5 (De⁃cember 1986), p. 1156.Nell Irvin Painter, “Bias and Synthesis in History,”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 vol. 74, no. 1 (June 1987),pp. 109⁃112.Thomas Bender, “Wholes and Parts: Continuing theConversation,”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 vol. 74, no.1 (June 1987), pp. 123⁃130.Lucien Febvre, “Propos dinitiation: vivre lhistoire,”p. 6. 呂西安·費弗爾:《為歷史而戰》,第 22 頁。“Histoire et sciences sociales. Un tournant critique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 43e année,n° 2 (1988), pp. 291⁃293.Gérard Noiriel, “Pour une approche subjectiviste dusocial,”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 44e52
  • année, n° 6 (1989), pp. 1435⁃1459.Roger Chartier, “Le monde comme représentation,”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 44eannée,n° 6 (1989), pp. 1505⁃1520.Patrick Joyce, “The End of Social History,” SocialHistory , vol. 20, no. 1 (1990), pp. 73⁃91.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在關於歷史分期的短論中稱受布羅代爾“長時段” ( longue durée)概念的啟發,實則其“長中世紀” (Un long Moyen Age)與“長時段”根本不是一回事。 參見雅克·勒高夫:《我們必須給歷史分期嗎?》,楊嘉彥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 年。W. G. Runciman, The Theory of Cultural and SocialSelection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Paul Cartledge, “What is Social History Now?”pp. 24⁃26.Peter Burke, What is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Polity, 2008, p. 114.Miguel A. Cabrera, Postsocial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4;米格爾·卡夫雷拉:《後社會史初探》,李康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Miguel A. Cabrera,Postsocial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 pp. xiv⁃xv;米格爾·卡夫雷拉:《後社會史初探》,第 8 頁;第 9~10 頁。Reinhart Koselleck, 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Historical Time ,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5,pp. 75⁃92. Robert Jütte, “ Moderne Linguistik und ‘ NouvelleHistoire,”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 Bd. 16, H. 1(1990), S. 104⁃120. Adrian Wilson , “ A Critical Portrait of SocialHistory,” in Adrian Wilson(ed.), Rethinking Social His⁃tory: English Society, 1750—1920 and Its Interpre⁃tation , p. 23.米格爾·卡夫雷拉:《後社會史初探》,第 160 頁。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歷史學:從〈年鑒〉到“新 史 學”》, 馬 勝 利 譯, 北 京: 北 京 大 學 出 版 社,2008 年。Carlo Ginzburg, “Latitude, Slaves, and the Bible: AnExperiment in Microhistory,” Critical Inquiry , vol. 31,no. 3 (2005), pp. 665⁃683.作者簡介:孫江,1963 年 10 月生。 南京大學學士、碩士,東京大學博士。 曾任日本靜岡文化藝術大學教授,現為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暨歷史學院教授。 著有《人種》 (江蘇人民出版社、2023 年)、《重審近代中國的結社》 (商務印書館,2021 年)、 Revisiting Chinas Modernity: Ethnicity, Religion,and Nation (New York: Peter Lang, 2020)、“ ”(學古房, 2019 年)、《重審中國的“近代”———在思想與社會之間》(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 年)、《作為他者的宗教———近代中國的政治與宗教》(博揚文化,2016 年)、『中國の「近代」を問う———歴史·記憶·アイデンティティ』(汲古書院,2014)、『近代中國の宗教、結社と権力』(汲古書院,2012 年)、『近代中國の革命と秘密結社———中國革命の社會史的研究(1895—1955)』(汲古書院,2007 年)等,撰有學術隨筆《學而衡之》(商務印書館,2023 年)、《鏡像中的歷史》(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 年)。 主編“學衡爾雅文庫”、“學衡歷史與記憶研究叢書”、“學衡社會史研究叢書”、“學衡歷史與記憶譯叢”、《亞洲概念史研究》等。 另擔任 Cultur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ilosophy of Culture and Axiology 特邀編輯(Guest Editor),Memory, Mind & Media 編委, 編委。[責任編輯  劉澤生]62
  • 澳門理工學報  2023 年第 3 期·港澳研究·主持人語:“低碳消費”是一種基於文明、科學、健康的生態化消費方式,是以降低二氧化碳為主要特徵的低排放、低能耗、低污染的可持續緑色消費行為,不僅構成低碳經濟發展的重要表現形式,也成為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 政府低碳經濟的政策倡導、强制性的法規干預、産業結構的轉型與優化、與低碳經濟相關的各種技術創新、民衆低碳理念及消費行為的改變等等,都是影響低碳消費發展的重要因素。 1994 年中國政府發布《中國二十一世紀議程》,明確提出要建立可持續消費模式,之後緑色低碳消費伴隨低碳經濟的推進逐漸受到關注。 2022 年明確提出要面向碳達峰碳中和“雙碳”目標,在消費各領域全週期全鏈條全體系深度融入緑色理念。粤港澳大灣區是我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强、發展最快的地區之一,社會經濟發展的各方面走在全國前列,但低碳消費尚處於起步階段。 左連村教授《粤港澳大灣區低碳消費研究》一文站在低碳經濟發展前沿,探討了粤港澳大灣區低碳消費的發展特徵、必然趨勢,以及低碳消費對實現“雙碳”目標、促進供給側結構改革、引導人們高品質生活的重要作用。 左文認為灣區建設優質生活圈必然要走低碳經濟之路,低碳消費則是最直接的表現。 率先形成緑色低碳消費模式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對實現灣區建設目標意義重大,在全國也具有標杆性引領意義。左文依據環境庫兹涅茨曲綫的研究思路,提出了低碳消費倒 U 型曲綫理論,認為消費污染程度隨著人均收入增長(經濟增長)也存在低—高—低的倒 U 型發展趨勢。 認為目前粤港澳大灣區的低碳經濟發展雖已取得顯著成效,但從消費側來看,區域碳排放還存在一定上行壓力,應根據灣區低碳消費發展的實際狀况,不斷深化居民低碳消費認知,完善低碳消費政策體系,建立低碳消費數據平台,加快推進産品碳足跡認證,增强低碳産品供給能力,完善低碳消費激勵約束機制,推進全社會系統性低碳消費發展,加快粤港澳大灣區優質生活圈建設。粤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戰略目標定位是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而城市群在形成發展過程中通常伴隨著區域內城市間産業的專業化分工與演化,這種分工與演化既是城市群發展並獲取競爭力的內生動力源泉,也常常成為判斷城市群發展水平與健康程度的分析工具和重要指標。 程玉鴻教授的《粤港澳大灣區産業專業化格局與變動》,借鑒城市群演化理論,對粤港澳大灣區專業化分工格局及變動特徵進行了詳細的測算與論述,對研判大灣區城市群所處發展階段以及如何進一步優化城市群産業布局、加快推進大灣區高質量發展提供了理論參考和决策依據。程文認為粤港澳大灣區的建設與發展,從産業專業化分工角度看,當前已處於産業功能分工階段,明顯呈現出核心城市高度服務業化,其他城市多以製造業佔主導的特點,基本符合城市群演化的一般規律。 生産性服務業在粤港澳大灣區總體上明顯呈現向心集聚、整體趨同的態勢,空間上已形成東、中、西三大服務中心,三足鼎立之勢初成,但西部中心綜合實力與服務功能明顯較弱。 作者從優化産業布局,加快推進粤港澳大灣區邁向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角度提出了三點建議:一是重塑港澳核心競争力,依據各自獨特優勢,充分發揮其作為中國與世界之間的國際超級聯繫人作用,加快推進大灣區邁向世界級城市群;二是優化服務業布局,有效引導國内外優質生産要素和高端服務資源加速向三大服務中心有序錯位集聚,强化東、中、西三大服務中心功能;三是優化製造業布局,推動專業化分工走向深化,提高製造業專業化分工和高質量協作發展水平,為大灣區建設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奠定堅實的實體經濟基礎。     (劉澤生)72
  • 澳門理工學報  2023 年第 3 期粤港澳大灣區低碳消費研究左連村[提  要]   作為低碳經濟的終端行為,低碳消費具有消費結構的低碳性、形成的漸進性、內涵的綜合性以及判定標準的動態性等特徵。 低碳消費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實現“雙碳”目標的客觀要求,促進供給側結構改革的動力,引導人們的高品質生活。 粤港澳大灣區建設優質生活圈必然要走低碳經濟之路,低碳消費則是最直接的表現。 目前粤港澳大灣區低碳消費處於低碳消費倒 U 型曲線左側的上升通道,並且還是起步階段,有很大的拓展空間。 應在不斷深化認識的基礎上,完善政策法規和相關管理制度,加強低碳技術創新,提升低碳產品供給能力,制定粵港澳大灣區碳足跡標準,廣泛使用產品碳排放標籤,完善低碳消費激勵約束機制,營造良好的低碳消費軟硬環境,促進低碳消費實踐,加快粤港澳大灣區優質生活圈建設。[關鍵詞]粤港澳大灣區  低碳消費倒 U 型曲線  產品生命周期  碳足跡  高品質生活[中圖分類號] F29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3) 03 - 0028 - 12引  言低碳消費是指人們以降低二氧化碳為主要特徵的低排放、低能耗、低污染的可持續綠色消費行為。 低碳消費作為低碳經濟發展的重要表現形式,在人類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越來越顯示其重要性。 20 世紀 70 年代起,低碳消費逐漸在全球範圍内引起關注,一些發達國家開始把能源管理的重點從傳統的生產側管理向消費側管理轉變。 1992 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通過了《21 世紀議程》,明確將全球環境持續惡化的根源歸因於不可持續的生產與消費模式。 1994 年中國政府發布《中國 21 世紀議程》,明確提出要建立可持續消費模式。 這是繼聯合國《21 世紀議程》發表後,全球第一個國家級的 21 世紀議程,也是全球最先提出建立可持續消費模式的國家。①進入 21 世紀,中國在歷次五年規劃和相關政府政策文件中,都十分重視和強調綠色生態可持續消費問題。 2022年國家發展改革委等部門發布《促進綠色消費實施方案》,明確提出要面向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在消費各領域全周期全鏈條全體系深度融入綠色理念,全面促進消費綠色低碳轉型升級,加快形成簡約適度、綠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到 2030 年,綠色消費方式成為公眾自覺選擇,綠色低碳產品成為市場主流,消費的綠色低碳發展模式基本形成,綠色消費制度政策體系和體制機制基本健全。②粤港澳大灣區建設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必然要走低碳經濟之路,低碳消費則82
  • 是最直接的表現。 率先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率先形成綠色低碳的消費模式和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不僅對實現大灣區建設目標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在全國也具有標桿性引領意義。一、低碳消費的發展特徵和作用(一)低碳消費的發展特徵1. 低碳消費發展的必然性。 面對世界溫室氣體排放給人類帶來的危害以及全球治理氣候變化規則的制定,走低碳經濟之路成為中國的必然選擇。 低碳經濟時代的消費必然是低碳消費,其主要特徵就是消費模式低碳性。 低碳消費模式表現為消費結構中低碳消費品所佔比重大,消費過程中二氧化碳氣體排放量低,消費結構更加均衡合理,消費行為更加科學,消費具有可持續性,物質消費、精神消費和生態消費和諧一致,低碳生活成為人們的普遍追求和必然趨勢。2. 低碳消費實現的漸進性。 低碳經濟發展是一個逐步實現的過程,現代社會的低碳消費不是一蹴而就的。 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經濟發展水平、技術水平以及消費產品結構都會存在差異,傳統消費習慣和消費文化也會帶來影響,因此,人們實行低碳消費的方式、程度和水平都會存在區别。經濟技術水平的提高是一個過程,消費習慣和消費結構的變化也是一個過程,因此,低碳消費品在消費結構中的比重是與不同階段的社會、經濟、文化與生態發展的需要相一致的。 因此說消費低碳化必然是一個不斷深化和逐步發展的漸進過程。3. 低碳消費内涵的綜合性。 低碳消費包括兩個層面,狹義低碳消費是與低碳生產的相對獨立的低碳消費行為,通常所說的低碳消費主要是指狹義低碳消費。 然而,從低碳產品全生命周期來看,低碳消費則不是孤立行為,不僅與低碳生產密切相關,而且與低碳生產相互交織、融入。 因此低碳消費從廣義上看,其内涵應包括消費品的低碳生產、消費品的低碳消費以及廢棄物後續處理的全周期過程的低碳化。 沒有良好的低碳生產,就不可能有良好的低碳消費,沒有良好的消費後續低碳處理,低碳消費的效果也不能完全體現出来。 因此說低碳消費是一個系統性和綜合性很強的低碳經濟指標。4. 低碳消費標準的動態性。 低碳消費是相對於工業革命所帶來的高碳消費而言,雖然世界各國都提出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但具體到低碳消費的判定標準則是具有靈活的動態性。 由於受到經濟發展、社會環境、生活習慣以及技術工藝水平的不同影響,人們在不同時間和不同地方低碳消費的具體標準是有差異的,不存在統一絕對的低碳消費判定標準。 其中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各地碳達峰的時間都不是確定的。 消費碳排放的拐點也是不確定的。 具體操作標準的差異性和動態性是低碳消費的一個重要特徵。(二)低碳消費的作用1. 推進低碳消費是實現“雙碳”目標的客觀要求2009 年哥本哈根會議制定了治理全球氣候變化的國際規則,中國承諾在 2030 年實現碳達峰和 2060 年實現碳中和目標。 中共二十大報告提出,要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並指出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 要實現這樣的目標和變革,就要立足我國能源資源禀赋,堅持先立後破,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節能減排,有計劃分步驟實施碳達峰碳中和行動。 目前我國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僅次於工業部門,成為第二大碳排放來源,碳排放的重點逐漸由生產側向消費側過渡,消費碳排放漸漸成為碳排放新增長點,消費領域成為實現碳達峰和碳中和的重要領域。③消費低碳化發展不僅有利於促進“雙碳”目標的實現,而且是加快實現“雙碳”目標92
  • 的重要環節和客觀要求,同時也是粤港澳大灣區建立優質生活區的客觀要求。2. 低碳消費是促進供給側結構改革的動力從社會再生產過程來看,經濟活動各個環節緊密相互聯繫。 低碳經濟是一個再生產的循環系統,低碳生產決定低碳消費,低碳消費又反作用於低碳生產,並對低碳生產的方向與趨勢起著引導作用。 這種引導作用具體表現在,消費者把低碳消費模式的需求信息傳遞給生產者,要求供給側生產出符合消費者需要的低碳產品,這就迫使生產者對原有的高碳生產的生產組織體系、產品結構、技術工藝、管理服務等一系列環節進行改變,從而滿足消費者的低碳消費需求。 這一過程必然促進產業結構、產品結構的變化升級,倒逼供給側結構改變,實現低碳生產,帶來經濟增長方式的變革。3. 現代低碳消費帶來人們高品質生活在人類進入工業化社會以前,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由於社會生產力比較落後,人們生活水平普遍較低,消費均具有低碳性質,但這種低碳消費不是我們今天所要追求的消費目標。 人類進入工業化社會以後,由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人們生活水平不斷提升,消費逐步進入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高碳消費時代。 高碳消費和高碳生產等高碳經濟行為導致環境危機日益嚴重,威脅人們的生命健康,最終會導致人們生活質量下降。 而低碳消費是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消費行為模式,是在人與自然、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和諧共生的基礎上,伴隨經濟、社會和文化高質量發展的更高層次消費行為,也是更好提高生活質量的消費方式。 實行低碳消費不是以犧牲或降低居民消費質量為代價,而是通過優化環境和促進消費升級提高人們的消費質量,帶來人們的高品質生活。二、從環境庫兹涅茨曲線到低碳消費倒 U型曲線:低碳消費的過程發展規律(一)庫兹涅茨收入曲線20 世紀 50 年代美國經濟學家西蒙·史密斯·庫兹涅茨根據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的關係提出倒 U 型曲線假說。 該曲線表明一個社會的收入分配在經濟發展初期較為平等,隨著經濟的發展,圖 1  庫茲涅茨曲線收入不平等明顯加劇,此後經過一個短暫的穩定,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後,收入又會變得較為平等。 座標系中橫軸表示經濟發展的某些指標(通常為人均收入),縱軸表示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曲線圖形則是一條先向上而後向下彎曲的曲線,形似倒過來的英文字母 U,故稱之為倒 U 型曲線,又稱庫兹涅茨曲線。 如圖 1。 世界經濟學界對庫兹涅茨曲線存在許多爭論,但幾乎所有研究所展示的資料和結論都支持倒 U 曲線。 因此被人們普遍認為這是發展經濟學的重要概念。(二)環境庫兹涅茨曲線庫兹涅茨曲線提出之後,人們從不同角度研究了該曲線與經濟社會發展的聯繫,提出了不同的倒 U 型曲線,比如第二產業發展的倒 U 曲線、區域經濟發展的倒 U 曲線等等。 20 世紀90 年代美國環境經濟學家羅斯曼和克鲁格運用庫兹涅茨曲線方法,研究了環境質量與經濟增長的03
  • 關係,發現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物排放總量的長期關係也呈現倒 U 型曲線,就像反映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之間關係的庫兹涅茨曲線那樣,於 1995 年提出了環境庫兹涅茨曲線假說。 該理論表明,當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時候,污染物排放量較少,伴隨著一國或地區經濟的增長,污染物排放量會逐漸增加,環境質量出現惡化,當經濟發展達到一定水平後,隨著人均收入的進一步增加,環境污染程度又開始減緩,環境質量逐漸得到改善,這種現象被稱為環境庫兹涅茨曲線。 如圖 2。圖 2  環境庫茲涅茨曲線(三)低碳消費曲線運用環境庫兹涅茨曲線的分析思路,研究經濟發展中的消費行為,可以發現低碳消費的演進過程也存在一個倒 U 型曲線。 由於低碳消費是針對消費過程中對二氧化碳等污染物的排放程度進行判斷,因此,低碳消費實際上就是研究消費與環境污染的關係。 消費過程中的二氧化碳等污染物排放程度高說明是高碳消費,二氧化碳等污染物排放程度低,相對來說就是低碳消費。 當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時,人們收入水平較低,消費水平比較低,消費過程中二氧化碳等污染物的排放規模比較小,環境污染程度較輕,此時的消費屬於低碳消費範疇。 隨著經濟的增長,人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消費規模隨之增大,消費過程中二氧化碳等污染物的排放逐漸增加,環境污染程度由低趨高,圖 3  低碳消費曲線消費逐步從低碳消費轉向高碳消費。 隨著經濟的持續增長並達到一定水平後,即到達某個臨界點或稱“拐點”以後,人均收入和消費水平進一步提高,環境污染程度由高趨低逐漸減緩,環境質量逐漸得到改善,消費開始從高碳消費向低碳消費轉變。 低碳消費這種低-高- 低的過程發展規律,是環境庫兹涅茨曲線在消費領域的具體表現。 在這個過程中,政府低碳經濟的政策倡導與強制性的法規干預、產業結構的轉型與優化、與低碳經濟相關的各種技術創新、民眾低碳理念及消費行為的改變等全方位要素發揮著重要影響以及決定性作用。 如果在座標系中用橫軸表示人均收入水平或消費水平,縱軸表示消費排污狀況,那麼消費和環境質量的歷史演進關係呈現出一條先向上彎曲而後向下彎曲的倒 U 型曲線,故可以稱為低碳消費倒 U 型曲線,或低碳消費曲線。 如圖 3。(四)低碳消費曲線的臨界點環境庫兹涅茨曲線理論曾進行過一個規範性分析,認為當人均收入超過 6,000~8,000 美元時,環境質量就會開始變好,這個指標被看做是倒 U 型曲線的臨界點。④然而對這個臨界點指標不能絕對化理解。 首先,這個臨界點是歷史的概念。 它是在 20 多年前根據發達國家情況提出的,不宜在當前世界所有國家通用。 其次,這個臨界點是動態的概念。 經過幾十年發展,世界各國經濟都在不斷增長,13
  • 美元已經大幅度貶值,臨界點會呈現很大不確定性。 第三,這個臨界點是實踐的概念。 發展中國家基礎薄弱,經濟發展差異很大,倒 U 型曲線的實現狀況千差萬别,即使發達國家這個臨界點也是在不斷變化中。 低碳消費曲線可以用人均收入指標來衡量臨界點,但目前世界各國普遍使用碳達峰碳中和的概念,這也可以看做是低碳消費曲線的臨界點。 消費過程中二氧化碳等污染物的排放量是社會碳排放總量的組成部分,因此一個國家或地區在碳達峰之前,消費碳排放程度處在低碳消費倒 U 型曲線左側的上升通道,碳達峰之後,一般說來,消費碳排放程度處在低碳消費倒 U 型曲線右側的下降通道。中國改革開放 40 多年,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一定的環境污染,國家持續提出綠色可持續發展戰略,環境得到很大改善,但環境治理仍面臨很大挑戰。 從消費視角來看,在中國經過快速發展階段以後,居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消費結構發生很大變化,吃穿住行用遊的方式受到工業化進程的全面影響,消費過程二氧化碳為主的污染物排放明顯增加,而且還處在繼續上升階段。 由於國家整體上還沒有實現碳達峰,從低碳消費倒 U 型曲線來看,消費污染物的排放程度仍然處在曲線左側的上升通道。 實際上無論是生產過程還是消費過程的污染物排放情況都還是處在環境倒U 型曲線的左側,而且在 2030 年前内地總體排放仍會呈上升態勢,這給綠色低碳發展和雙碳行動帶來一定壓力。三、粤港澳大灣區低碳消費現狀特徵粤港澳大灣區是我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發展最快的地區之一,社會經濟發展的各方面走在全國前列,低碳經濟發展成效顯著。 與長三角、京津冀相比,粤港澳大灣區單位 GDP 碳排放量和人均碳排放量相對較低,低碳發展指標較優。⑤雖然受到空間布局、產業結構、人口等因素的影響,使灣區内不同區域碳排放存在差異性,但整體上粤港澳大灣區碳排放效率比較高。⑥但從消費側來看,隨著經濟發展和居民消費水平的提升,大灣區碳排放還存在一定上行壓力,同時也有較高的降碳潛力。 我們可以從相關政策實踐、消費端碳排放特徵、消費結構變化以及低碳消費曲線走勢等方面觀察粤港澳大灣區低碳消費發展現狀。(一)粤港澳大灣區推進低碳消費的政策實踐1. 在政策制度建設方面。 粤港澳三地政府十分重視生態環境建設,特别是進入 21 世紀以後,積極推進綠色低碳發展,出台了一系列綠色低碳發展和實現“雙碳”目標的政策和發展規劃。2015年珠三角九城市發表綠色低碳發展宣言,呼籲將綠色低碳作為發展的基本理念,加強頂層設計和統籌規劃,力爭珠三角區域二氧化碳排放量在全國率先達到峰值,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做出積極貢獻。201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粤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大灣區應加強粤港澳生態環境保護合作,共同改善生態環境系統,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樹立綠色發展理念,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推動形成綠色低碳的生產生活方式和城市建設運營模式,為居民提供良好生態環境,促進大灣區可持續發展,並提出力爭早日實現碳達峰的要求。“十三五”期間,廣東省政府發布了《廣東省“十三五”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工作實施方案》、《廣東省能源發展“十三五”規劃》、《廣東省推進粤港澳大灣區建設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 年)》等規劃,聚焦粤港澳大灣區能源結構調整,降低燃煤發電,推動清潔能源的利用和發展,加快建設低碳能源體系,發展清潔生產技術、建立低碳試點與綠色示範區。 “十四五”期間,廣東省政府及相關部門發布了《廣東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廣東省生態環境保護“十四五”規劃》、《廣州市生態環境保護“十四五”規劃》等規劃文件,對大灣區經濟發展與碳排放控制提出了更加清晰的目標和要求,保障建立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推動珠三角城23
  • 市率先達峰,並展望 2035 年能源利用效率,力爭達到世界先進水平。2020 年廣東省人民政府發布《廣東省低碳經濟全民行動實施方案》,提出要全面實施低碳經濟行動,包括家庭社區、青少年、企業、學校、軍營、政府機構、科技、科普和媒體等九個領域的低碳實施行動,其中大部分内容涉及低碳消費問題。 2021 年廣東省人民政府印發了《關於加快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的實施意見》,提出廣東降低碳排放必須向更高水平、更廣領域拓展,並提出分階段實施方案。 2022 年中共廣東省委、廣東省人民政府發布《關於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 推進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實施意見》,提出要在綠色轉型、產業結構、能源體系、節能降碳、科技創新、碳匯能力、政策法規和市場體系等領域全面推進廣東省碳達峰碳中和工作。 2022 年廣東省重新修改發布《廣東省碳排放管理試行辦法》,對實現溫室氣體排放控制目標、發揮市場機制作用、規範碳排放管理活動等都起到積極促進作用。香港在 2017 年提出了《香港氣候行動藍圖 2030》,旨在通過調整能源結構、減少燃煤發電、更具規模地採用可再生能源、改善公共交通、加強各界合作等方式增強減排成效。 2021 年,香港政府又發布了《香港氣候行動藍圖 2050》,提出遠期城市實現淨零發電、運輸零碳排放、降低建築用電量等目標,支撐 2050 年全港實現碳中和。澳門特别行政區政府 2021 年發布了《澳門特别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二個五年規劃(2021~2025 年)》,提出推動節能減排和源頭減廢、完善環保基建、實現清潔能源替代、降低交通碳排放等措施,打造綠色、低碳、宜居澳門。 碳達峰碳中和是涉及全社會變革的系統工程,需要可持續的路徑設計。 為配合國家“十四五”規劃及特區政府《澳門特别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二個五年規劃》的環保目標,2022 年 1 月澳門特區政府環保局公布《澳門環境保護規劃(2021~ 2025)》,作為未來五年環保工作的藍圖,共同“構建低碳澳門、共創綠色生活”。粤港澳大灣區各城市與各地區制定的推動“雙碳”目標實現的政策文件與低碳消費密切相關,特别是涉及交通、能源、城鄉綠色低碳發展以及碳匯能力等領域的發展規劃更是體現出低碳消費的基本要求,為低碳消費發展提供了政策支持。2. 在碳足跡標識制度建設方面。 深港聯合開展產品碳足跡標識認證,對標國際標準,制定科學、合理的認證實施方案並開展先行先試,提升碳足跡標識認證的國際化水平,為低碳消費提供可操作的依據和基礎。 2022 年初,國家認監委正式批覆支持粤港澳大灣區(深港)開展產品碳足跡標識認證工作,明確提出支持由深圳市市場監管局牽頭聯合香港品質保證局等單位,依託粤港澳大灣區(深港)計量檢測認證發展促進聯盟,在深港兩地率先開展碳足跡標識認證工作,建立區域碳足跡標識協同體系,推行統一的碳足跡標識制度,這標誌著深港在全國率先聯合開展產品碳足跡標識認證工作。 2022 年 10 月,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發布《創建粤港澳大灣區碳足跡標識認證 推動綠色低碳發展的工作方案(2023~2025)》。 提出到 2025 年底,建成大灣區碳足跡公共服務平台,完成 100 類產品碳足跡標識認證配套技術文件、排放因子數據集及核算模型,600 個產品碳足跡標識認證示範,實現大灣區碳足跡標識認證與國際接軌互認。在面對西方國家比如英國、美國、法國等陸續推出產品碳足跡認證制度的新形勢下,香港為搶佔出口先機,使香港環保產品與歐美大品牌接軌。 2022 年 10 月 30 日,香港首個國際認可的產品碳足跡標籤正式啟動,標誌著香港趕上世界綠色經濟發展的潮流。3. 在碳交易市場建設方面。 粤港澳大灣區碳交易市場建設取得進展,這將為促進雙碳目標的實現提供市場環境,為促進消費領域的低碳化創造良好條件。 碳交易是指二氧化碳排放配額的交33
  • 易。 碳交易的目的就是用經濟手段,控制碳排放總量,從而達到節能減排的效果。 經中國證監會批准,2021 年 1 月 22 日廣州期貨交易所成立,這是我國第一家混合所有制的交易所,股東構成多元,包括證監會管理的 4 家期貨交易所、廣東國資企業、民營企業和境外企業。 在廣州期貨交易所上市的期貨品種包括碳排放權等共有 16 個期貨品種。 至 2020 年 12 月,廣東省碳排放配額累計成交量1.69 億噸,佔全國碳交易試點的 38% ,累計成交金額 34.89 億元,佔全國碳交易試點的 34% ,均位居全國第一。 2021 年廣東省政府工作報告專門部署碳達峰和深化碳交易試點工作。4. 在碳普惠制建設和推廣方面。 廣東省推進應對氣候變化的普惠性工作,直接推動居民的低碳消費。 2016年,廣東省在全國率先開啟碳普惠制研究和試點工作,廣州、東莞、中山等 6 市被列入碳普惠制試點。 2019年 12月,全國首個城市碳普惠平台在廣州正式上線,平台認證了 20 多種生活場景減碳量的核算方法。 2020年,碳普惠線上碳幣兑換優惠有近5,000人次。 比如,個人乘坐公交地鐵、走路10,000步、騎共享單車等,都可以轉換成碳積分,用於兌換一些商品或者折扣券。 再比如,由企業將個人購買空氣源熱泵熱水器、節能空調、安裝分布式光伏發電系統、騎自行車、植樹造林等行為的碳減排量匯集起来,拿到碳排放權交易所進行交易,然後反饋給消費者。 借助互聯網和新媒體的作用,包括新能源汽車、ETC、舊物回收、低碳旅遊、節能電器等碳普惠行為都會發展起來,不斷豐富碳幣發放場景及碳幣消納場景。碳普惠的激勵機制也為生態扶貧提供了一條切實可行的路徑。 據公開報道,廣東省定貧困村韶關市上洞村背靠豐富的林業資源,走上了一條林業碳匯的新路徑。 廣州碳排放權交易所達成了一筆省級碳普惠核證自願減排量交易,上洞村憑藉集體林地共計 95,503 噸的交易排放量獲得了155.8 萬元的收入,⑦碳市場起到了顯著的促減排作用。 廣州碳排放權交易推動超過 80%的控排企業實施節能減碳技術改造項目,超過 60%的控排企業實現單位產品碳強度下降。5. 在低碳試點城市建設和進展方面。 國家級和省級低碳試點城市順利推進,直接促進大灣區低碳消費的發展。 2010 年廣東省、深圳市成為國家首批低碳試點省區和試點城市,2012 年廣州成為國家第二批低碳試點城市。 2017 年中山市成為國家第三批低碳試點城市。 粤港澳大灣區通過低碳試點城市的先行先試,率先探索碳中和可複製可推廣路徑,助力全國實現碳中和目標。 廣東省是國家第一批低碳試點省,也是國家 7 個碳排放權交易試點之一。 “十三五”期間廣東碳強度下降22.35% ,超額完成國家下達的單位地區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約束性指標,成為推動綠色發展和生活的先行地,綠色低碳發展已經成為廣東產業轉型升級的内生動力。⑧近年來,粤港澳大灣區積極形成全方位多層次的低碳試點體系,制定低碳發展規劃,編製溫室氣體清單,推動能源供給側結構改革和產業結構不斷優化,為消費低碳化的實現發揮了積極推動作用。(二)粤港澳大灣區低碳消費發展不平衡1. 粤港澳大灣區城市間低碳消費發展不平衡。 城市間消費端碳排放不平衡主要表現在不同城市消費端人均碳排放數量參差不齊,差距較大。 有關研究表明,2020 年大灣區總消費端碳排放 8.464 億噸,對應的人均排放為 10.2 噸/人,這與國際上三大灣區的核心城市相比是比較低的。 倫敦的城市人均消費端碳排放為 10.4 噸/人,略高於粤港澳大灣區,紐約、舊金山等美國灣區主要城市的人均排放水平 17~20 噸/人,遠高於粤港澳大灣區的排放水平。 雖然大灣區整體上的消費端碳排放水平在全球發達國家城市中相對偏低,但灣區内各主要城市的人均碳排放是不平衡的。 其中核心城市消費端人均碳排放規模存在明顯差别。 香港的人均消費端碳排放為 36 噸/人,珠海 10.8 噸/人、澳門 10.1 噸/人,廣州 8.8 噸/人,深圳 7.8 噸/人,其他 6 個城市依次低於核心城市的碳排放數量。不同城市人均碳排放規模存在差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城市人口數量、消費水平、消費觀念和43
  • 消費習慣等等。 在灣區内主要城市消費端人均碳排放規模比較中,香港的數據特别凸顯,不僅大大高於粤港澳大灣區其他核心城市的碳排放數量,而且也遠高於國際三大灣區的核心城市,這是由電力、燃氣和供水業的高碳排放所導致,同時也與香港居民的高消費有關。⑨2. 粤港澳大灣區行業間低碳消費發展不平衡。 行業間低碳消費發展不平衡主要表現為不同行業消費端碳排放程度差距明顯。 建築業、服務業、電氣機械、服裝業等是大灣區消費端碳排放主要驅動行業,其中以建築業最為突出。 建築業在大灣區碳排放中的貢獻度佔比約為 20% ,服務業、電氣機械、電力熱力、批發零售及紡織服裝等行業所帶來的碳排放分别佔大灣區排放的 6%—9% 。建築業佔比高的原因在於建築物原材料採掘、建材製備與建設過程均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和物料,從而產生大量的碳排放。 粤港澳三地的房地產建造和銷售量近十年來都在迅速增加,總產值一直位居全國前列,服務業的規模不斷擴大,電氣機械以及紡織服裝業等行業的支柱行業地位,在很大程度上都推動了能耗增長,從而帶動能源消費和碳排放的攀升。⑩(三)粤港澳大灣區居民消費變化對低碳消費形成壓力1. 居民消費規模和消費結構的變化帶來碳排放增加。 粤港澳大灣區居民消費的基本特徵表現為:消費規模不斷擴大,消費水平不斷提高,消費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生活必需品的比重下降,服務型消費比重不斷增長,教育文化娛樂支出等發展資料和享受資料佔比逐漸增加,服務消費成為熱點,綠色消費和健康消費被越來越多的居民所注重。 “十三五”時期,廣東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佔全國比重的 10%以上,繼續穩居全國首位。 消費結構變化中,交通通信消費年均增長 4.7% ,人均教育文化娱樂消費年均增長 2.9% ,人均醫療保健支出年均增長 11.4% 。2022 年,廣東居民人均消費支出 32,169 元,同比增長 1.8% 。 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 36,936 元,同比增長 0.9% 。 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 20,800 元,同比增長 3.9% 。 珠三角在廣東經濟發展中佔據較大比例,2020 年珠三角人均 GDP 佔廣東全省 GDP 的 80%以上,廣州、深圳兩市 GDP 總量之和佔廣東全省經濟總量的一半。 近幾年來,雖然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但廣深兩地消費不減。 2022 年,廣州市實現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10,298.15 億元,同比增長 1.7% 。深圳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 9,708.28 億元,同比增長2.2% ,居國内一線城市首位。消費規模的增長、新型消費的擴大、以及服務消費的發展都需要大量的電力支持和其他產品支持,二氧化碳的排放也會明顯增加。2. 居民飲食結構變化給減排帶來壓力。 居民飲食結構偏向於葷菜和肉食為主的多樣化膳食已經成為全國各地區的基本趨勢,粤港澳大灣區居民則更為突出。 廣東人均肉類消費量排在全國前列,香港作為美食之都,在肉食方面已大幅領先全世界,也被稱為食肉之都,澳門則更是中西交融的美食之地。 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的研究數據,人類活動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有 18%來自肉食,蔬菜種植通常運用農藥催化劑等也會增加對環境的危害。 相關研究顯示,僅僅通過食物消化排出的碳,個人若想實現碳中和,每年需要種植十棵樹。 這說明居民飲食消費對降污減排也要承受一定壓力。3. 居民住房條件改善導致能源消費增加。 居住是居民消費的主要部分,而我國城鎮居民能源消耗中主要就是住房消耗。 隨著經濟的發展,粤港澳大灣區居民對住房需求持續增加,進而推動房屋消費量的增加。 就廣東房地產建設來說,全省房屋施工面積 2014 年 4 億多平方米,2021 年達 9.4億平方米,2013~2021 年年均增長 10.2% 。即使在疫情期間,珠三角核心區房地產開發投資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增長。 居民住房需求的增長導致能源消費隨之增加,會形成碳排放的上升趨勢。4. 居民出行新變化帶來消費碳排放增加。 隨著經濟的發展,居民外出次數和出行距離顯著增長,居民出行方式中汽車使用量和機動化車使用量顯著增加,這些都會增加碳排放。 2021 年末,廣53
  • 東常住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擁有家用汽車 47.63 輛,比 2013 年增加 28.17 輛,其中增長最快的城市大部分集中在珠三角地區。在地域分布上,廣東 21 個地級以上城市每百人汽車擁有量前十的城市,有八個位於珠三角核心區域。 汽車擁有量的增加必然帶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同時伴隨的城市交通擁堵也會形成碳排放的增加趨勢。5. 居民耐用消費品的普及擴大使碳排放呈現增加趨勢。 居民耐用消費品如汽車、家用電器等越來越多地進入普通家庭,數量不斷增加以及不斷更新換代,這必然帶動能源消費的增加。 數據顯示,2020年廣東汽車類商品零售比 2015年增長 25.9%,家用電器和音像器材類商品零售增長 22.0%。居民耐用消費品擁有量的上升趨勢,表明大灣區用電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必然會增加,碳排放呈現增加趨勢。(四)粤港澳大灣區消費仍處在低碳消費曲線上升通道與國家實現“雙碳”目標的步伐相一致,粤港澳大灣區目前還沒有實現碳達峰,因此,粤港澳大灣區低碳消費仍處在倒 U 型曲線左側的上升通道。 一個地區的消費碳排放量不會超過該地區碳排放總量,人均消費碳排放量也不會超過人均碳排放總量。 在碳達峰的情況下,消費端碳排放總量也應達到拐點,不應出現整體上實現了碳達峰,而消費端還是高碳化的情況。 如果整體上宣布碳達峰而消費端仍然是高碳化,則這種碳達峰則是不全面的。 據報道,香港 2020 年人均碳排放量由2014 年峰值的 6.2 公噸降至約 4.5 公噸,並宣布 2014 年已經實現碳達峰目標。 實際上這只是生產端的碳達峰,主要是從供給側角度進行核算,即香港本土生產直接的排放數值,並沒有包括企業和家庭的生活消費帶來的上游排放。 從消費碳足跡來分析,香港的碳排放量是高於大灣區其他城市的。 對於香港這樣一個消費主導的國際化都市,除了在生產端發力減排,還需要推動低碳消費,進行全生命周期減排,避免過高個人消費造成的碳排放外溢,最後得出碳達峰的指標。 目前,粤港澳大灣區還沒有專門制定消費碳排放的具體指標,低碳消費應是伴隨碳排放總規模而變化。當然,在實際發展過程中,供給測和需求測的碳排放規模不一定是同比例進行的,在碳排放總量上升階段,消費端的碳排放比例可能低於生產端碳排放比例,但到了總體碳排放量下降階段,消費端碳排放比例也可能高於生產端碳排放比例。 這就要有針對性地區别制定生產領域和消費領域降低碳排放的政策措施。 目前粤港澳大灣區對於居民消費引起的碳排放問題重視不夠,迫切需要通過加強對能源消費和碳排放的有效管控,逐步引導實現低碳消費,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未來能否實現消費低碳化是低碳經濟發展的關鍵,粤港澳大灣區應在低碳消費發展中起到引領和導向作用。四、粤港澳大灣區低碳消費存在的問題(一)低碳消費的政策法規缺位。 粤港澳大灣區各地雖然都制定和發布了實現“雙碳”目標行動方案和發展低碳經濟的政策措施,但政策重心更多是集中在生產端的碳排放上面,還沒有提出和“雙碳”行動相一致的規範性低碳消費政策。 部分規劃方案提出全社會推進低碳經濟發展措施,但也較少直接提出低碳消費問題,低碳消費被隱含在低碳經濟、節能環保、綠色消費以及可持續發展的概念之中。 從法律法規建設來看,低碳消費全周期過程的法律法規還很不健全,相關政策法規明顯缺位。(二)政府低碳消費行為示範作用不明顯。 除了政府在制定政策方面沒有引起對低碳消費重視之外,政府官員的消費行為低碳化沒有率先垂範,政府機關辦公消費行為缺乏低碳化展示,還不能做到資源有效節約,公共建設率先啟用低碳環保設施還很不夠。 模仿消費原理告訴我們,一個地區一個城市管理者的消費行為會形成居民的直接跟隨效應。 整體上看,粤港澳大灣區各地政府低碳消費行為仍缺乏自律性、展示性和示範性。63
  • (三)居民低碳消費意識淡薄。 大多數居民對碳的知識了解不多,對低碳消費的概念不甚清晰。 環境知識缺乏,不了解自己的消費對環境造成的危害,環保意識不強,低碳消費對消費者自身帶來的利益短期内不能感受,這些都成為消費者低碳消費意識淡薄的原因。 由於教育水平和思想觀念等原因,粤港澳三地居民的低碳消費意識可能存在強弱不同,但總體上大灣區居民對低碳消費的認識還有待提升,民眾的低碳消費意識尚未形成,低碳生活方式還沒有成為社會風尚,消費過程中的過度消費、奢侈浪費、炫耀性消費等不適當消費問題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消費模式與綠色低碳消費要求存在一定差距。(四)低碳消費的宣傳不夠深入。 粤港澳大灣區各地在低碳經濟和綠色消費方面進行了大量宣傳工作,取得明顯成效。 由於低碳經濟和低碳消費提出的時間不長,雖然在綠色發展與可持續發展的各類政府文件中不斷提出要加強相關知識傳播和宣傳工作,但針對低碳消費的專門性宣傳還比較薄弱,宣傳的方式方法創新不夠,各類傳媒對低碳經濟和低碳消費的宣傳效果有限。 系統性的低碳消費知識傳播和宣傳明顯缺乏,一些宣傳僅停留在表面形式。(五)低碳消費產品缺乏碳足跡標識指引。 碳足跡標識(碳標籤)是將消費品在產品生命周期中的溫室氣體排放量通過產品標籤上的量化指標展示出來,告知消費者產品的碳信息,為消費者提供判斷標準,引導消費者選擇低碳產品進行消費。 碳標籤是引導消費者購買低碳產品的關鍵。 粤港澳大灣區碳足跡標識發展狀況和全國一樣還處於發展初期階段,產品碳足跡認證才剛剛開始。 除了少數產品(如電子產品)貼有碳足跡標籤之外,消費產品比如吃穿用等生活用品基本沒有碳足跡的標識。 消費品碳標籤的缺乏,使消費者失去了實行低碳消費的引導,居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做到低碳消費,從而使消費低碳化成為口號。 同時,碳標籤相關的配套政策制度和相關法規也仍然缺乏。(六)低碳產品的供給相對不足。 自“十一五”規劃實施以來,粤港澳大灣區不斷強化生態建設,積極發展循環經濟和低碳產業,為低碳產品的供給奠定了一定基礎,但無論在規模上還是在質量上都存在明顯差距。 整個低碳經濟是在摸索中運行,還沒有形成完整的低碳產業鏈,低碳產品技術供給不足,生產企業低碳創新成本較高,需求側產品需求導向不確定,企業大規模開展低碳產品的生產受到影響。 如果市場上低碳產品種類少、價格高,居民低碳消費能力有限,低碳消費就會受到影響。 這一低碳產品的供求關係是經濟學的基本命題。五、推動粤港澳大灣區低碳消費的對策建議(一)發揮政府的引領作用,建立低碳消費政策體系首先,要遵守市場規律,協調制定粤港澳大灣區統一的低碳經濟發展政策和制度安排,特别是要制定消費領域碳排放專項政策和具體管理細則,形成低碳消費的制度體系。 其次,通過頂層設計,構建一套符合國際公約要求和國内溫室氣體排放量核算指南要求相結合的政策規範,做到依法依規低碳消費,從而逐步形成自覺實行低碳消費的氛圍。 第三,基於粤港澳大灣區一國兩制的實際,在統一制定低碳消費專項政策的同時,不同城市應根據經濟發展和消費水平制定具體的低碳消費政策措施,以增強操作的靈活性。 第四,政府應在低碳消費的實踐上提供示範,以增強低碳消費的引領作用。(二)強化宣傳教育,提高消費者的低碳消費認知第一,要加強對低碳經濟和低碳消費重要性的認知,通過各種方式促使人們認識高碳生產和高碳消費給人們的生存環境帶來的危害,提高公眾環境認知能力。 其次,加強低碳消費知識的常識教育和普及,引導消費者建立科學的低碳消費意識,讓居民認知低碳消費内涵以及如何進行低碳消費。 第三,從文化視角促使消費者認清傳統節儉消費文化與低碳消費文化的聯繫與區别,低碳消費73
  • 並不是單純的節儉消費,而是科學可持續的高品質消費文化行為。 第四,通過案例效果比較、試點展示和經驗推廣來宣傳低碳消費。 比如通過建立政府機關低碳工作模式、低碳家庭生活模式、低碳社區運作模式以及吃穿住行娛的低碳消費行為示範,促使消費者提高感性認識,並逐步進行模仿消費和自覺低碳消費,讓低碳消費成為全社會的共識。(三)建立粤港澳大灣區低碳消費數據平台在明確區域邊界、行業和企業的範圍以及相互交叉關係的基礎上,統籌各地區、各行業、各部門的低碳消費數據,建立粤港澳大灣區低碳消費數據平台。 首先,數據平台的數據要科學完整、標準統一、動態更新。 其次,數據平台應統籌指導並定期發布低碳產品清單和消費指南,展現明確的碳足跡標籤產品類型和品種。 第三,數據平台要展示低碳消費發展方向,展示低碳消費品具體可操作性做法,引導和便利消費者選擇和採購。 第四,推動低碳消費數字化建設。 運用大數據、雲計算與物聯網新一代採集技術,將數字化和低碳消費相結合,形成綠色低耗的低碳消費平台,更好地服務於大灣區居民對低碳消費的需求,為實現美好低碳生活發揮作用。(四)促進低碳技術創新,增強低碳產品供給能力首先,要突出企業在低碳創新中的主體地位,提高企業低碳技術自主創新能力。 企業要加強與高等院校、科研機構的合作,開展低碳技術基礎理論和應用的聯合攻關,特别要加強低碳零碳負碳技術的研發應用,提升排污技術水平和智慧化低碳水平。 其次,加大低碳技術創新投入,減少低碳技術創新融資成本,包括對研究機構和企業提供研發補貼和財政金融政策支持。 第三,加大低碳產業領域人才培養和高學歷、高技能型人才職業培訓,引導人才向新興低碳產業轉移,降低低碳技術創新與應用的人才成本。第四,引導傳統企業採用新技術和現代化設備,擴大低碳產品生產,實現傳統產業低碳化轉型。 同時以低碳技術培育孵化新興產業,優化產業結構,帶動低碳消費結構的升級,提高低碳技術創新和應用,降低成本,增強低碳消費品生產能力,擴大低碳消費產品供給。(五)加快推進產品碳足跡認證 擴大消費品碳足跡標識範圍1. 制定低碳產品和低碳標識管理制度,提高低碳產品在市場中的識别度,擴大碳標識使用範圍,降低消費者甄别低碳產品的成本。 2. 鼓勵企業對低碳產品進行投資,增加企業參與低碳產品投資的可獲得性。 3. 加強對低碳產品認證的規範管理,維護產品碳足跡標準和標識的權威性,大力提升低碳認證制度的可信度和公眾認可度,推動消費者將低碳消費意願轉化為實際行動。 4. 加強碳足跡標準和標識的國際合作。 一方面要立足於大灣區的實際確立碳足跡認證標準,同時還要面向國際上碳足跡認證制度。 這不僅可以提升大灣區低碳標識產品和低碳服務市場的國際認可度,也有利於搶佔出口先機,使大灣區的低碳產品與歐美大品牌接軌,有利於我國的國際貿易的發展。 5. 建立完善的產品碳足跡數據庫並對公眾免費開放,為低碳消費的擴大奠定基礎。(六)推進粤港澳大灣區全社會系統性低碳消費低碳消費不僅是一個產品全周期行為,而且是全社會共同參與的綜合行為。 首先,在參與主體方面,發揮政府、企業、社會團體、公眾等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共同發起低碳消費行動計劃,推出豐富的低碳產品,形成多元的低碳消費場景,擴大低碳產品供給和消費。 其次,在具體消費領域方面,圍繞吃、穿、住、行、用、遊等重點消費領域進行全面系統地推進,不斷優化低碳消費結構。 第三,在產品全周期鏈條方面,實現消費與生產、消費與流通、消費與消費廢棄物的後續處理等各環節的銜接,形成高品質的簡約低碳和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第四、在低碳消費環境建設方面,需要從社會制度、經濟發展、政策法規、文化建設等多層面展開,同時不斷完善低碳消費基礎設施,從軟硬環境83
  • 兩個方面進行建設,全方位推進低碳消費目標的實現。(七)完善低碳消費激勵約束機制首先,建立財政金融政策激勵與約束機制,促進低碳消費發展。 要在貸款、税收等方面給予優惠政策,通過税收、物價調控、財政補貼等政策措施,引導消費者節能減排,抑制高碳消費方式。 其次,充分發揮價格機制的調節作用,促進消費者適度合理的低碳消費。 重點完善居民在用電、用氣、住房、交通、垃圾處理等排碳佔比較大的消費領域的價格制度。 綜合考慮地區經濟發展基礎、社會綜合承載力以及企業運營成本狀況,以市場為基礎,形成有差别、多層次的價格體系。 第三,強化法律法規的保障和約束機制。 應進一步完善生態環境法律體系,將降低生產和消費碳排放問題納入其中,並與減少污染問題作整體考慮和協同安排。對於投資低碳生產流程的企業,以及踐行低碳消費的行為,要通過法律法規的激勵與約束機制保障其質量安全和社會責任。 對於生產和消費領域的違法違規行為,加大懲戒力度,增加違法違規成本,為低碳消費發展創造良好環境。①郭日生:《〈21 世紀議程〉:行動與展望》,濟南:《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2 年第 5 期。②國家發展改革委等部門:《關於印發〈促進綠色消費實施方案〉的通知》,發改就業〔2022〕107 號。③陳向陽:《人口、消費的規模與結構對碳排放的影響:理論機制與實證分析》,武漢:《環境經濟研究》,2021 年第 3 期。④李志青:《“環境庫兹涅茨曲線”到底揭示了什麼》,上海:《文匯報》,2015 年 3 月 24 日。⑤姜華等:《全國各地統籌有序實現碳達峰的分析與建議》,北京:《環境保護》,2022 年第 5 期。⑥李曉江等:《粤港澳大灣區碳排放空間特徵與碳中和策略》,上海:《城市規劃學刊》,2022 年第 1 期。⑦張建軍:《廣東韶關發揮生態優勢 “林業碳匯”助農民增收》,北京:《經濟日報》,2018 年 8 月 16 日。⑧杜娟:《廣東研究建設粤港澳大灣區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廣州:《廣州日報》,2021 年 9 月 19 日。⑨⑩陳紹晴、吳俊良:《粤港澳大灣區消費端碳排放評估與“雙碳”政策探討》,鄭州:《區域經濟評論》,2022 年第 2 期。國世平、榮亞平:《粤港澳大灣區消費結構變動趨勢研究》,長沙:《消費經濟》,2018 年第 2 期。王學良:《“十三五”時期廣東消費品市場情況分析》,廣東統計信息網,2021 年 8 月 9 日。涂端玉: 《 2022 年廣州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0298.15 億元》,廣州: 《廣州日報》, 2023 年 2 月1 日。吳亞男:《深圳消費市場展韌性顯活力 2022 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居一線城市首位》,廣東深圳:《深圳特區報》,2023 年 1 月 31 日。趙敏:《低碳消費方式實現途徑探討》,昆明:《經濟問題探索》,2011 年第 2 期。周媛媛、李文韜:《“房住不炒”顯成效 長效機制促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廣東房地產市場發展成就》,廣東統計信息網,2022 年 10 月 11 日。湯良:《消費結構持續優化 新業態新商業模式添活力———黨的十八大以來廣東消費市場發展成就》,廣東統計信息網,2022 年 10 月 8 日。 劉長松:《低碳消費的科學内涵與發展途徑》,南昌:《鄱陽湖學刊》,2015 年第 3 期。陸小成:《日本低碳技術創新的經驗與啟示》,北京:《企業管理》,2021 年第 6 期。韓晶:《做好低碳消費這篇大文章》,北京:《經濟日報》,2021 年 12 月 23 日。葉榲平:《“雙碳”目標下減污降碳協同增效法制保障體系之重塑》,武漢:《中國地質大學學報》,2023年第 2 期。作者簡介:左連村,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教授。 廣州  510420[責任編輯  劉澤生]93
  • 澳門理工學報  2023 年第 3 期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專業化格局與變動*程玉鴻[提  要]   產業專業化分工貫穿城市群發展演化全過程,其發展水平及變動方向也是判斷城市群所處發展階段以及健康程度的重要指標。 綜合運用多種定量測度方法,對粵港澳大灣區的產業專業化分工格局及其變動特徵進行實證分析,發現粵港澳大灣區近年的建設與發展演進基本符合城市群演化的一般規律並已進入產業功能分工階段。 製造業主要集中分佈於珠三角地區,以珠江口為界,東、西兩岸分別形成以深圳、廣州和佛山為引領的兩大特色鮮明的製造業集聚區,專業化分工趨勢顯現。 粵港澳大灣區生產性服務業呈現出向心集聚、整體趨同態勢。 空間上已形成東中西三大服務中心,生產性服務業的專業化變動跨界分異顯著,核心城市高度服務業化的同時彼此專業化分工趨於深化。[關鍵詞]   粵港澳大灣區  產業專業化  分工格局  變動特徵[中圖分類號]   F20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3) 03 - 0040 - 13一、前言2019 年 2 月 18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印發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戰略目標明確定位為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 這一方面顯示出粵港澳大灣區在國家區域經濟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指明了其特殊的城市群區域性質。 所謂城市群,本質上是一種區域城市化現象,也是區域經濟發展到高級階段的產物。 城市群形成發展過程中通常伴隨著區域內城市間產業的專業化分工與演化,這種分工與演化既是城市群發展並獲取競爭力的內生動力源泉,同時,分工深度與演化方向也常常成為判斷城市群發展水平和健康程度的分析工具和重要指標。 有鑑於此,本文嘗試在城市群演化理論指導下,通過對粵港澳大灣區近十年的產業專業化分工測度來透視其建設與發展是否符合城市群演化的理論預期和政策目標。關於城市群的產業專業化分工過程,有學者將其描述並概括為城市間工業水平分工、工業垂直分工和城市功能分工三個階段。①實際上,自 1950 年代以來,各國就已相繼出現了城市功能專業化分工趨勢,②表現為製造業等大規模生產活動分散到中小城市,而研發、設計、營銷等環節向大城市04* 本文係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基於城市群網絡演化的城市競爭力評價及其變動機理研究”(項目號:71673113)的階段性成果。
  • 集中,城市群的中心城市由以製造業為中心向以生產性服務業為中心轉變。 對於產業功能分工演變的原因,主要涉及三個方面。 其一是運輸和電信技術進步帶來企業遠程管理成本的降低,促使企業總部和生產部門分離,從而利用各地專業化與多樣化優勢給企業帶來更大價值;③其二是產業集聚效應和要素成本差異。 一方面,產業集聚會帶來知識共享、信息交流以及規模經濟,推動製造業、服務業集聚。④另一方面,中心城市產業和要素過度集聚導致的擁擠效應和競爭加劇使收益下降,隨著城市交通運輸條件不斷改善,對土地地租、勞動力成本和通勤成本上漲敏感的製造業企業將會往周邊地區遷移,而對消費性市場要求高的服務業仍傾向於在中心城市集聚。⑤其三是地方開放制度和產權制度的建立,推動了貿易和行政壁壘的降低。⑥關於產業專業化分工的測度方法,較為常用的主要包括區位商、產業專業化係數、相似係數和對應分析等方法。 如李學鑫等利用區位商灰色關聯分析法和相似係數法,測度了中原城市群的產業結構與分工。⑦李佳洺等應用對應分析法,探討了我國三大都市圈的產業分工及互補水平。⑧吳康等基於行業從業人員資料,使用改進區位商指數⑨以及產業專業化指數對京津冀城市群的產業分工格局進行了分析。⑩這些方法在應用中或各有特點與側重,或在不同程度上因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不斷被改進和完善。 如區位商多用於識別各城市主導產業,並因存在一定的缺陷而不斷被改進和優化。 灰色關聯分析法可計算各地區的區位商,度量多地區產業相似度,但不能直接測度兩兩城市間產業結構的相似度,而產業專業化係數、相似係數則可用於測度兩兩城市間產業結構的差異,對應分析法可從宏觀上反映各城市集聚的主要產業,以及城市群總體的產業專業化分工水平。已有對城市群的產業專業化分工研究,多集中於京津冀、中原等城市群,而對粵港澳大灣區的整體系統研究較少。 這可能與粵港澳大灣區這一地域概念的提出較晚有關。 涉及這一地域的早期研究,主要是珠三角城市群的製造業分工及同構性分析,近兩年開始出現對粵港澳大灣區產業集聚和功能分工的研究,但對粵港澳大灣區近年產業專業化分工的系統研究尚未見到。 為此,本文擬對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專業化分工格局及其近年的變動情況進行系統考察,綜合利用多種定量測度方法,多角度、多層次揭示其產業專業化分工特徵,為客觀、準確和較為全面的深入認識粵港澳大灣區的產業分工格局,科學識別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所處發展階段,進一步優化城市產業佈局,加快推進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提供理論指導和決策參考。二、研究方法與數據處理(一)研究對象本文的研究對象是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廣東省的廣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東莞市、中山市、江門市、肇慶市,共 11 個城市。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陸地面積合計 5.6 萬平方公里,約佔全國的 0.6% ,2020 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 11.59 萬億元,約佔全國的 11% 。(二)研究方法1. 對應分析法對應分析法本質上是通過分析定性變量構成的列聯表,將列聯表的行和列中各元素的比例結構以點的形式在對應分析圖上直觀的呈現出同一變量各個類別間的差異,以及不同變量各個類別間的對應關係。 對應分析法可以用於城市群產業分工格局的分析,將城市與產業作為行變量與列變量,選取各城市各產業的就業人數作為頻數構建列聯表,從而在對應分析圖上清晰的呈現城市與14
  • 產業間的關係。在對應分析圖上,各城市的散點越分散,意味著該城市群產業分工水平越高,分工水平越高則各城市專業化程度越高,城市間產業互補性就越大。 反之,若各城市的散點越集中,則城市群產業分工水平較低,產業互補性較小。 圖像上的座標原點(0,0)表示了一個虛擬的平均結構,城市離原點越遠則偏向於專業化發展;城市越靠近原點則表明該城市傾向於承擔綜合性的職能。 當城市之間相互靠近時,表明城市間產業結構相似性較高,而當城市越靠近某些產業點時,意味著相對於其他城市而言,這些產業較為集中於該城市。除此之外,對應分析法還提供了總慣量(各點的慣量總和),用於反映所有樣本點相對於原點的分散程度,從而便於定量測度城市間產業結構的差異程度。 當城市群各城市產業完全不同時,總慣量最大(值為城市節點數量 N- 1);當完全相同時,總慣量最小(值為 0)。 為便於比較,在計算中一般對總慣量進行標準化處理,標準化的結果被稱為互補率,為 。 2. 改進區位商指數傳統區位商指數常用於判斷某個產業在該地區是否具有比較優勢,從而識別該地區的專業化產業。 其計算公式為:     式中, 表示地區, 表示產業。 表示 地區 產業的區位商指數。 表示 地區 產業的就業人數, 表示所有考察地區 產業的總就業人數, 表示 地區的總就業人數, 為所有考察地區所有產業的就業人數。 在實際應用中,傳統區位商指數主要存在兩方面的問題:一是使用 來衡量不同地區產業的比較優勢往往會給出不一致和誤導性的結果,因為它傾向於在所有考察地區中就業人數佔比較少的地區顯示出很強的優勢;二是它存在不對稱性, 的取值下限為 0,比較優勢中性點為 1,而上限一般沒有限定。 相同的 可能意味著不同地區或不同產業的不同水平的比較優勢,即 , 在不同的產業或地區取值不同,導致不同地區相同的 可能是由於一個地區 大,另一個地區 小所引起的,使傳統區位商指數在地區或產業間的可比性受到質疑。 針對上述問題,多數學者所接受的修正方法被稱為改進區位商指數,該指數可記為 ,推導公式如下:          該指數推導的關鍵在於比較優勢中性點。 當比較優勢中性時 ,此時 ,各地區各產業就業人數滿足:     24
  •      所以改進區位商指數其實是用一個地區某產業的實際就業人數佔所有考察地區的就業人數相對於比較優勢中性水平的偏離程度來衡量該地區某產業的比較優勢。 該指數具有可加性,在不同產業、地區、時間上可比,在取值分佈上對稱,取值範圍為( - 0.25,0.25),其中 0 為比較優勢中性點。因此,當 時,表示地區 的 產業較其他地區為專業化產業部門,屬於地區的優勢產業,值越大表示專業化程度越高,反之則為非專業化產業部門。3. 克魯格曼專業化係數克魯格曼專業化係數最早由 Krugman 提出,用於分析美國與歐洲部分地區的區域專業化水平。 這一係數反映兩個地區之間的專業化水平,之後被廣泛用於測度地區之間的產業結構差異,又被稱為地區間專業化係數。 公式為:     式中, , 表示地區, 表示產業,N 表示所有產業的數量。 表示地區 相對於地區 的克魯格曼專業化係數。 和 分別表示 產業在 地區和 地區所有產業中的比重。 若 , 兩個地區具有完全相同的產業結構,則 ;若 , 兩個地區產業結構完全不同,則 。 因此,克魯格曼專業化係數可大致衡量區域分工程度,係數越大,兩地區產業結構差異程度越高,分工越明顯;係數越小,兩地區產業結構差異程度越低,兩地區產業同構性越大。為衡量各地區的專業化水平,研究地區 與所有考察地區平均水平的產業結構差異,將克魯格曼專業化係數進行調整後可得到克魯格曼修正係數,該係數也被稱為地區專業化係數:      式中, 表示 產業在所有產業中的比重。 該係數能綜合反映單個地區某產業的專業化水平變動,與克魯格曼專業化係數無本質上區別。(三)數據來源與處理本文擬從三個視角系統考察粵港澳大灣區的產業專業化分工格局及其變動情況。 由於中國內地與香港、澳門的行業分類存在差異,為保證研究對象的可比性,我們對行業類別和數據指標做如下處理。 首先,在全行業分析中,將粵港澳大灣區 11 市的所有行業劃分為 16 個類別。 其中,農業1 類(含農、林、牧、漁業),工業 4 類(分別是採礦業、製造業、水電氣業和建築業),服務業 11 類(分別是批發和零售業、物流業、住宿和餐飲業、技術服務業、金融業、商務服務業、教育業、文體娛樂業、衛生及社會工作活動、公共行政和其他)。 各行業的數據指標均採用就業人數。 其中,珠江三角洲(簡稱珠三角)9 市的數據來源於歷年《廣東統計年鑒》中的“各市城鎮單位各行業在崗職工年末人數”;香港的數據來源於香港政府統計處網站歷年“按主要工作所屬詳細行業劃分的就業人數”;澳門的數據來源於歷年《澳門統計年鑒》中的“按性別及行業統計的就業人口”。 其次,在製造業分析中,考慮到香港、澳門兩地高度服務業化,因此,僅考察珠三角 9 市的製造業專業化分工。 同時,為保證數據的可得性與可比性,依據《國民經濟行業分類》 (GB/T 4754- 2017)中二位碼製造業,將製造業分為 31 個類別,數據指標採用“各市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數據來源於歷年《廣東統計年鑒》。 第三,在生產性服務業分析中,參考陳秀英的做法,將粵港澳大灣區生產性服務業劃分為 534
  • 個類別,即批發和零售業、物流業、技術服務業、金融業和商務服務業。 其中,1)批發和零售業,與中國內地指標相同,香港為“進出口貿易,批發,零售”,澳門為“批發及零售業”;2)物流業,中國內地指標為“交通運輸、倉儲和郵儲業”,香港為“運輸及倉庫,郵政及速遞活動”,澳門為“運輸及倉儲業”;3)技術服務業,中國內地包括“信息傳輸、軟件和資訊技術服務業”以及“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兩類;香港為“資訊及通訊”;澳門指“通訊業”;4)金融業,與中國內地和澳門的統計指標相同,香港則指“金融,保險”;5)商務服務業,中國內地為“房地產,租賃及商務服務業”,香港為“地產,專業及商務服務業”,澳門為“不動產及工商服務業”。 數據分析指標均採用就業人數,數據來源同全行業。三、實證分析(一)基於全行業的產業分工格局及其變動特徵運用對應分析法對比分析粵港澳大灣區 2011 年和 2020 年的全行業分工格局及其變動情況,初步分析結果顯示,澳門因其產業結構相對單一,博彩業“一業獨大”,較為特殊,與其他城市差異過大,使其在各年的對應分析圖上均遠遠偏離原點,並導致其餘城市和行業散點聚在原點附近而不便分析,故在接下來的分析中將以原點為中心進行局部放大顯示處理,澳門則因被剔除而未出現在圖中,但會根據其實際表現納入文字分析。1. 粵港澳大灣區全行業分工格局從 2020 年粵港澳大灣區全行業對應分析圖(圖 1)來看,其維 1 與維 2 解釋度合計高達 90.6% ,遠超一般要求的 80% ,顯示出該圖能在很大程度上合理反映粵港澳大灣區的全行業分工格局。 總體上,當前粵港澳大灣區的產業分工格局主要呈現如下兩個特徵:(1)核心城市高度服務業化,香港、澳門、廣州表現尤為明顯。 圖 1 顯示,服務行業主要集中在二、三象限,第一象限也有少許分佈,而從城市分佈來看,粵港澳大灣區四個核心城市中的三個,即香港、廣州和未在圖中顯示的澳門均位於二、三象限,較之其他城市與多數服務行業更為臨近,且離原點較遠,顯示出高度服務業化。 其中,從城市與行業分佈的臨近關係看,廣州的服務業優勢主要集中在技術服務、商務服務和物流業,香港則以住宿 & 餐飲、金融、批發 & 零售業佔優。 另一核心城市深圳則位於第一象限,並臨近原點,顯示其雖服務業化也很明顯,但相對其他核心城市,其服務業與製造業的發展相對均衡,城市的綜合性特徵更為突出。(2) 一般城市多以製造業佔主導,並具專業化分工特點。 粵港澳大灣區一般城市,即珠三角 7 市,除珠海、肇慶兩市分佈在第一象限並鄰近原點外,其他 5 市均集中在第四象限製造業附近,顯示出珠海、肇慶兩市具有服務業與製造業並重發展的綜44
  • 合性特徵,而佛山、東莞、中山、惠州和江門五市則具有製造業佔主導的特徵。 考慮到圖 1 中維 1 軸解釋度高達 76.4% ,7 市橫向分佈差距較為明顯,顯示出彼此製造業具有一定的專業化分工。2. 全行業分工格局變動特徵通過對比 2011 年粵港澳大灣區全行業對應分析圖(圖 2)可以發現,近十年來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分工格局具有“大同小異”的變動特徵。 所謂“大同”,是指粵港澳大灣區整體的產業分工格局具有一定的趨同性,這種趨同性集中體現在因廣州、深圳的顯著服務業化與港、澳有所趨同。 “小異” 則是指珠三角 9市的產業專業化分工趨於深化,互補性有所增強。圖 2 顯示,2011 年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分工格局的顯著特點突出體現在港、澳與珠三角 9 市的產業分工。 以原點對應的縱軸為界,港、澳及絕大多數服務行業均分佈在左側的二、三象限,顯示出港、澳的高度服務業化,而珠三角 9 市及製造業、農業等行業則分佈在右側的一、四象限,其中,廣州、深圳兩市鄰近原點,服務業化尚不明顯,更多顯示出服務業與製造業並重的綜合性特點。 珠三角其他城市,則鄰近製造業,且橫向距離較小,顯示出較強的製造業同構性。 對比圖 1 可明顯看出,2020 年廣州、深圳服務業化趨勢明顯,尤其是廣州已明顯與香港、澳門共同位於縱軸左側,並與香港的橫向距離明顯趨於縮短,而珠三角 9 市橫向差距較之 2011年有明顯擴大,反映出粵港澳大灣區經過近十年的發展演化,其產業分工格局已明顯呈現出“大同小異”的變動趨勢。 實際上,通過分別測算粵港澳大灣區整體和珠三角的總慣量和互補率也同樣驗證了這一判斷。 粵港澳大灣區與珠三角 2011 年的總慣量分別為 0.471 和 0.140,對應的互補率分別為 4.71 和 1.75。 至 2020 年,兩者的總慣量分別為 0.441 和 0.191,對應的互補率則分別為 4.41 和2.338。 反映出粵港澳大灣區整體 11 市的產業分工互補水平始終明顯高於珠三角 9 市。 但從產業互補率的變動率來看,粵港澳大灣區與珠三角分別為- 6.37%和 36.46% ,這意味著,最近十年粵港澳大灣區整體的產業分工不僅並無明顯深化,同構性還略有增加,而珠三角內部的產業分工則有明顯深化。全行業分析雖然在整體產業層次上提供了對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分工格局及其變動的較為宏觀的認識,但對於這種格局和變動是如何形成以及相關細節仍不清晰,接下來將分別從製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兩個相對微觀的視角展開進一步分析。(二)粵港澳大灣區製造業專業化分工格局及其變動眾所周知,粵港澳大灣區是我國經濟實力最為雄厚、發展水平最高、最為成熟的城市群之一,製造業是其支柱產業,並主要集中分佈在珠三角地區。 而珠三角製造業發達,素有“世界工廠”之稱,同時,考慮到香港和澳門均已高度服務業化,各自的製造業在其經濟結構中所佔比重均不足 10% ,因此,對於粵港澳大灣區製造業專業化分工及其變動的分析將主要針對珠三角 9 市展開。 事實上,54
  • 通過對粵港澳大灣區 11 市 2011 年和 2020 年基於二位碼製造行業的改進區位商指數測算也印證了上述判斷具有合理性。表 1  珠三角 9市製造業前 5位專業化產業及改進區位商指數比較城市 年份首位專業化產業/指數第 2 位專業化產業/指數第 3 位專業化產業/指數第 4 位專業化產業/指數第 5 位專業化產業/指數廣州2011 A/0.0302 E/0.0130 G/0.0048 O/0.0047 R/0.00362020 A/0.0376 E/0.0042 J/0.0029 G/0.0025 O/0.0021深圳2011 B/0.0837 F/0.0075 Q/0.0014 L/0.0011 ———2020 B/0.0903 F/0.0033 L/0.0024 Q/0.0012 V/0.0005珠海2011 C/0.0062 I/0.0011 M/0.0011 E/0.0011 R/0.00042020 C/0.0042 E/0.0016 M/0.0011 R/0.0008 W/0.0005佛山2011 C/0.0205 K/0.0079 P/0.0065 D/0.0045 X/0.00302020 C/0.0233 D/0.0097 K/0.0053 P/0.0052 X/0.0041惠州2011 B/0.0094 G/0.0081 E/0.0028 Y/0.0002 S/0.00012020 B/0.0046 G/0.0046 E/0.0039 S/0.0007 K/0.0005東莞2011 B/0.0055 H/0.0044 I/0.0023 T/0.0021 Y/0.00192020 B/0.0218 H/0.0046 N/0.0028 T/0.0024 U/0.0013中山2011 C/0.0084 U/0.0026 D/0.0017 N/0.0013 X/0.00122020 C/0.0076 I/0.0010 N/0.0009 U/0.0005 E/0.0005江門2011 D/0.0064 O/0.0044 X/0.0019 J/0.0017 R/0.00142020 D/0.0025 J/0.0020 O/0.0018 H/0.0012 K/0.0011肇慶2011 P/0.0034 D/0.0028 K/0.0027 E/0.0011 V/0.00092020 D/0.0041 K/0.0028 P/0.0011 E/0.0007 V/0.0006    注:表中符號代表產業分別為 A:汽車製造業;B: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C:電氣機械和器材製造業;D:金屬製品業;E:化學原料和化學製品製造業;F:文教、工美、體育和娛樂用品製造業;G:石油加工、煉焦和核燃料加工業;H:造紙和紙製品業;I:通用設備製造業;J:食品製造業;K:非金屬礦物製品業;L:專用設備製造業;M:醫藥製造業;N:橡膠和塑膠製品業;O:鐵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運輸設備製造業;P:有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Q:儀器儀錶製造業;R: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S:傢俱製造業;T:農副食品加工業;U:紡織服裝、服飾業;V:廢棄資源綜合利用業;W:金屬製品、機械和設備修理業;X:紡織業;Y:皮革、毛皮、羽毛及其製品和製鞋業。1. 製造業專業化分工格局為便於分析,以涵蓋信息量 90%以上為原則,我們選取了珠三角 9 市排名前 5 位的專業化產業作為各市的分析依據(表 1),結合基於製造業的珠三角 9 市克魯格曼專業化係數的測算結果,分析發現珠三角製造業專業化分工格局具有如下主要特徵:(1)製造業的專業化分工與區域集聚並存。 考察珠三角 9 市 2020 年排名前 5 位的製造業專業64
  • 化產業(表 1)發現,在全部 45 個專業化產業中,共涵蓋了 24 種製造行業,同構率約為 46.7% ,約佔全部 31 個二位碼製造行業的 77.4% 。 換句話說,如果共有 100 個製造行業,那麼,在珠三角地區已有 77 個行業實現了專業化,並約有 46 個行業不止在一個城市實現了專業化。 反映出珠三角地區的製造業不僅門類行業齊全,而且多數行業具有專業化比較優勢,整體實力雄厚。 總體上,珠三角9 市的製造業之間既有專業化分工現象,又存在因產業同構而形成的區域集聚現象。(2)以珠江入海口為界,珠三角東、西兩岸各自形成了專業化特色鮮明的兩大製造業集聚區。表 1 顯示,東岸的首位專業化產業為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深圳、東莞和惠州三市均以該行業作為製造業的主導產業,又以深圳的區域引領地位凸顯;西岸因包括六市,首位專業化產業較多,包括廣州的汽車製造業,佛山、中山和珠海的電氣機械和器材製造業以及肇慶和江門的金屬製品業。 從各市前 5 位專業化產業的改進區位商指數和同構程度來看,佛山的區域引領地位更為凸顯,不僅在首位專業化產業上,改進區位商指數遠高於中山和珠海,而且,其第 2 位專業化產業,即金屬製品業,與肇慶和江門的首位專業化產業相同,且明顯佔優。(3)製造業專業化分工水平有待加強。 據測算,2020 年珠三角 9 市基於製造業的地區專業化係數集中分佈在 0.38~0.52 之間,按照專業化分工水平由高到低依次為深圳、惠州、東莞、江門、中山、珠海、佛山、肇慶和廣州。 其中,僅有深圳和惠州的地區專業化係數超過了半數水平,反映出珠三角地區各市的製造業專業化分工水平整體不高,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2. 製造業分工格局變動特徵(1)首位專業化製造行業的區域集聚效應明顯。 表 1 顯示,經過近十年的發展,珠江口東岸的首位專業化優勢行業,即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比較優勢得到進一步增強,改進區位商指數合計已由 0.0986 上升為 0.1167,同時,深圳對該行業的引領地位也得到進一步加強。 珠江口西岸的 3 個首位專業化優勢行業比較優勢也明顯增強,其中,從改進區位商指數變動看,廣州的汽車製造業、佛山的電氣機械和器材製造業均有明顯提升,同時,由佛山引領的金屬製品業合計也由 0.0154 略升至 0.0163。 顯示出珠三角的首位專業化製造行業,無論位居東岸或西岸,區域集聚效應和比較優勢均趨增強。(2)主要專業化製造行業變動調整頻繁。 分析表 1 發現,十年間,珠三角主要專業化製造行業的調整率高達 58.9% ,包括行業調整(約佔 35.8% )和優勢變動(約佔 64.2% )兩大類。 其中,行業調整是指進入或退出各市改進區位商指數前五位的製造行業,東莞、中山和江門三市調整較為突出,各有 2 個行業進入和退出;優勢變動則是指因行業的改進區位商指數發生了上升或下降,顯示出行業的比較優勢發生了增強或弱化。 比較典型的,如佛山、東莞各有 3 個專業化產業比較優勢進一步增強,而廣州、中山和肇慶則分別有 3 個專業化產業比較優勢有所弱化。 反映出珠三角的製造業專業化分工演化仍處活躍期,推進產業分工深化仍有較大發展空間。(3)製造業專業化分工趨勢顯現。 對比 2011 年和 2020 年基於製造業的珠三角 9 市克魯格曼專業化係數發現,十年間,珠三角製造業的克魯格曼專業化係數平均值已由 0.413 上升為 0.431,反映出珠三角製造業的整體專業化水平趨於上升。 分區域看,珠江口東西兩岸的製造業專業化程度均趨於上升,比較而言,東岸城市的製造業專業化平均水平明顯高於珠江口西岸城市,而且,兩者的平均差距呈擴大趨勢,兩者的克魯格曼專業化係數平均值差距已由 2011 年的 0.085 增大到 2020 年的 0.099。 分城市看,在全部 36 對城市兩兩關係中,克魯格曼專業化係數趨於下降的共 17 對,約佔47.2% ,趨於上升的則有 19 對,約佔 52.8% 。 這也意味著,珠三角地區無論從整體、分區域或者城74
  • 市間均顯示出,製造業的分工與同構現象並存,但專業化分工趨勢明顯略佔優勢。 這一特徵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並解釋了全行業分析中對有關“小異”的判斷。表 2  基於生產性服務業的粵港澳大灣區專業化行業及改進區位商指數的變動情況城市2011 年 2020 年專業化行業/指數 專業化行業/指數變動方向廣州商務服務業/0.0002 商務服務業/0.0134 ↑技術服務業/0.0031 技術服務業/0.0088 ↑——— 物流業/0.0068 ↑——— 批發和零售業/0.0001 ↑深圳技術服務業/0.0016 技術服務業/0.0089 ↑商務服務業/0.0027 商務服務業/0.0020 ↓金融業/0.0010 金融業/0.0012 ↑珠海 ——— 技術服務業/0.0001 ↑佛山 金融業/0.0003 ——— ↓惠州 ——— ——— ———東莞 金融業/0.0013 ——— ↓中山 ——— ——— ———江門 ——— ——— ———肇慶 ——— ——— ———香港批發和零售業/0.0358 批發和零售業/0.0161 ↓金融業/0.0051 金融業/0.0073 ↑商務服務業/0.0128 商務服務業/0.0063 ↓物流業/0.0142 物流業/0.0057 ↓澳門批發和零售業/0.0006 批發和零售業/0.0008 ↑物流業/0.0001 ——— ↓商務服務業/0.0001 ——— ↓    數據來源:作者測算整理(三)粵港澳大灣區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分工格局及其變動全行業分析顯示,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城市具有高度服務業化特徵,考慮到服務業,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在促進製造業高質量發展,加快大灣區建設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中的重要作用,對服務業的進一步分析將主要針對生產性服務業展開。1. 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分工格局分析 2020 年粵港澳大灣區 11 市生產性服務業改進區位商指數(表 2)發現,粵港澳大灣區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分工格局具有如下主要特徵:(1)粵港澳大灣區生產性服務業已形成東、中、西三大服務中心,呈三足鼎立之勢。 表 2 顯示,84
  • 2020 年具有專業化優勢的生產性服務業全部集中在香港、澳門、廣州、深圳和珠海 5 市。 依據地理鄰近原則可將 5 市在空間上整合為東、中、西 3 大生產性服務中心。 其中,東部服務中心包括香港和深圳,以商貿、金融和技術服務為專業化優勢特色。 中部服務中心主要包括廣州市,以商務、物流和技術服務為優勢特色。 西部服務中心包括澳門和珠海,以商貿和技術服務為特色。 比較而言,東部服務中心綜合實力最強,具有專業化產業數量最多,囊括了全部 5 類生產性服務行業,尤以批發和零售業、金融業和技術服務業專業化比較優勢突出,改進區位商指數均在三大中心居首;其次為中部服務中心,擁有的專業化產業在全部生產性服務業中五居其四,其商務服務業和物流業的改進區位商指數在三大中心均居首位,比較優勢明顯;西部服務中心綜合實力相對較弱,僅有兩個專業化產業,即批發和零售業與技術服務業,且在 3 大服務中心並不具有比較優勢。(2)粵港澳大灣區兩大制度區域的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相對均衡、專業化分工較為明顯。 基於“一國兩制”背景,可將粵港澳大灣區劃分為港、澳特別行政區(簡稱特別行政區)與珠三角地區兩大制度分區,其中,特別行政區的專業化產業在全部 5 類生產性服務行業中五居其四,並主要集中在香港,澳門僅有批發和零售業顯示為專業化產業;而珠三角的專業化產業囊括了全部 5 類生產性服務業,並集中在廣州、深圳和珠海三市。 比較而言,特別行政區的優勢專業化產業主要體現在批發和零售業以及金融業,而珠三角的優勢專業化產業則主要體現在技術服務業和商務服務業,尤其是技術服務業優勢明顯,在深圳、廣州和珠海三個城市均已發展為專業化產業。 物流業在兩大制度分區的專業化水平大致相當,珠三角較之特別行政區略具優勢。2. 生產性服務業分工格局變動特徵對比粵港澳大灣區生產性服務業 2011 年和 2020 年的改進區位商指數和克魯格曼專業化係數,可以發現其專業化分工變動具有以下主要特徵:(1)生產性服務業的集聚發展趨勢明顯。 表 2 顯示,這種集聚化傾向首先體現在專業化產業的城市分佈趨於集中。 主要表現在,一是具有專業化產業的城市數量由 6 個減少到 5 個,二是擁有多個專業化產業的城市數量則由 4 個減少到 3 個。 其次,從具體的專業化產業分佈變動看,2011年,金融業和商務服務業各有 4 個城市達到了專業化水平。 至 2020 年,金融業專業化城市數已減少到 2 個,即香港和深圳,商務服務業專業化城市數則減少到 3 個,即廣州、香港和深圳。 經過十年的發展演化,金融業明顯向香港和深圳集聚,而商務服務業則顯著趨於向廣州集中。(2)生產性服務業變動跨界分異顯著。 這裡的跨界是指跨越制度邊界,也就是說,兩大制度分區即港澳特別行政區與珠三角地區的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變動具有顯著差異。 總體表現為,珠三角地區的生產性服務業強勢崛起,而港澳特別行政區原有的優勢地位明顯削弱。 具體看,十年間,珠三角地區的兩個核心城市,尤其是廣州,專業化產業數量已由 2 個增加到 4 個,同時,改進區位商指數均有大幅提高,尤其是商務服務業和物流業已居大灣區首位。 深圳雖然專業化產業數量未變,但多數產業的改進區位商指數明顯提高,尤其是技術服務業已位居大灣區首位。 值得強調的是,技術服務業不僅在深圳、廣州的專業化優勢有了大幅提升,也已成為珠海的專業化優勢產業。 與珠三角地區生產性服務業的強化態勢相反,港澳特別行政區總體呈現出弱化態勢。 香港的專業化產業雖然數量未變仍多達 4 個,但除金融業的改進區位商有所提高外,其他 3 個專業化產業的改進區位商指數均出現了明顯降低,尤其是商務服務業和物流業在大灣區的中心地位已被廣州所取代。 儘管香港的生產性服務業依然發達,但在大灣區的相對地位下降已是不爭的事實。 而澳門的專業化產業數量則由 3 個減少到了 1 個,在大灣區的城市性質也已由多樣化綜合性服務功能向專業化服務功能轉變。 94
  • (3)核心城市間產業分工趨於深化。 如果將改進區位商指數居大灣區首位的產業所在城市作為該產業的區域服務中心,那麼,依據表 2,在 2011 年全部 5 類生產性服務業的服務中心,香港獨佔其四,另一個則為廣州所擁有,澳門與深圳雖各有 3 個專業化產業,但與香港和廣州的優勢產業相比,改進區位商指數差距較大,呈現出多樣化有餘、比較優勢不足的特點,總體上反映了核心城市間較強的產業同構性。 至 2020 年,5 類生產性服務業的服務中心分佈發生了明顯變化,廣州已發展為商務服務和物流業的雙中心,深圳則發展為技術服務業中心,而香港則由 10 年前的 4 中心減少到包括批發和零售業以及金融業的雙中心,澳門則由多樣化綜合性城市調整為以批發和零售業為主導的專業化城市。 上述服務中心的城市變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大灣區 4 大核心城市經過近十年的發展,產業分工已明顯深化,優勢互補格局漸趨增強。表 3  粵港澳大灣區生產性服務業城際克魯格曼專業化係數變動分析類別 城際關係數(對)係數趨於上升 係數趨於下降數量(對) 佔比(% ) 數量(對) 佔比(% )一般城市間 21 6 28.6 15 71.4核心城市間 6 5 83.3 1 16.7核心與一般城市間 28 6 21.4 22 78.6合計 55 17 30.9 38 69.1數據來源:作者對 2011 年與 2020 年基於生產性服務業的粵港澳大灣區克魯格曼專業化係數測算結果比較分析(4)城市間的產業同構性總體趨於上升。 比較 2011 年與 2020 年城市間的克魯格曼專業化係數變動(表 3)發現,在全部 55 對城市關係中,專業化係數趨於下降的城市對約佔總數的 69.1% ,反映出近十年粵港澳大灣區城市間生產性服務業的總體同構趨勢明顯。 基於城市異質性分析顯示,這種同構性趨勢主要源自於兩類城際關係,即一般城市間以及核心城市與一般城市間。 其中,一般城市間的 21 對城際關係中,有 15 對城市的專業化係數趨於下降,佔比達 71.4% ;而核心城市與一般城市間則共有 28 對城際關係,其中的 22 對趨於下降,佔比高達 78.6% 。 與此相反,第三類城際關係,即核心城市間則呈現出分工深化趨勢。 在全部 6 對城際關係中,僅有 1 對城市,即深圳和香港間的專業化係數趨於下降,其餘 5 對城際關係則均呈上升趨勢。 這一特徵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並有助於理解全行業分析中對有關“大同”的判斷。四、結論與建議本文綜合運用多種產業專業化分工定量測度方法,對近十年粵港澳大灣區的產業專業化分工格局及其變動特徵進行了多層次、多角度系統分析。 研究發現,一是粵港澳大灣區近年的建設與發展演進,從產業專業化分工演化角度看,當前已處於產業功能分工階段,基本符合城市群演化的一般規律,明顯呈現核心城市高度服務業化,其他城市多以製造業佔主導的產業分工格局。 二是在“一國兩制”背景下,考慮制度邊界和產業結構異質性影響,分區域不對稱比較發現,粵港澳大灣區整體的產業分工水平明顯高於作為區域一部分的珠三角地區,但粵港澳大灣區近十年來的產業分工並無明顯深化,同構性卻略有增加,而珠三角的產業分工則有明顯深化,產業分工趨勢呈現出“大同小異”特徵。 三是製造業的專業化產業主要集中分佈在珠三角地區,空間上以珠江口為界,05
  • 已形成東岸以深圳為引領、西岸以廣州和佛山為引領的兩大特色鮮明的製造業集聚區。 比較而言,東岸城市的專業化分工水平明顯高於西岸城市。 整體上,珠三角製造業的專業化分工與產業同構現象並存,又以專業化分工趨勢略具優勢,一定程度上顯示出製造業的專業化分工尚有較大深化發展空間。 四是生產性服務業在粵港澳大灣區已形成東、中、西三大服務中心。 其中,東部以香港和深圳為中心,以商貿、金融和技術服務為優勢特色;中部以廣州為中心,以商務、物流和技術服務為優勢特色;西部則以澳門和珠海為中心,以商貿和技術服務為特色。 空間上生產性服務業的三足鼎立之勢初步形成,但西部中心綜合實力和服務能力相對較弱。 生產性服務業的專業化變動跨界分異顯著,表現為珠三角地區強勢崛起,而港澳特別行政區原有的優勢地位有所弱化。 總體上,粵港澳大灣區生產性服務業呈現出向心集聚、整體趨同態勢,這意味著儘管區域核心城市趨於高度服務業化的同時彼此專業化分工明顯深化,但區域整體同構性仍趨上升,反映出區域核心城市生產性服務業的集聚發展仍不充分,彼此的專業化分工仍不平衡。基於上述結論,從優化產業佈局,加快推進粵港澳大灣區邁向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角度,我們得到如下政策啟示。其一,重塑港澳核心競爭力,加快推進大灣區邁向世界級城市群。 對於早已步入後工業化時代的港澳而言,服務業優勢地位的相對弱化,暗示了其競爭力的相對下降。 粵港澳大灣區近十年來的產業分工並無明顯深化,同構性卻略有增加,一定程度上也與此有關。 港澳作為城市群核心城市,重塑核心競爭力,對於引領並加快推進大灣區向世界級城市群邁進無疑意義重大。 對港澳而言,在“一國兩制”背景下,核心競爭力的重塑,既要著眼於自身比較優勢的發揮,又要著力激發其他核心城市所不具備的獨特優勢,充分發揮中國與世界之間的國際超級聯絡人作用。 其中,對香港而言,金融業無疑是其打造核心競爭力的關鍵抓手,應不斷強化香港作為連接國內外金融市場的橋樑角色,進一步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對澳門而言,當務之急無疑是加快“一中心、一平台”建設,也就是要加快由“博彩之都”向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轉型,同時著力推進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建設。 事實上,港澳核心競爭力的重塑不僅有利於大灣區發展能級的提升,還有利於推進區域核心城市以及整個城市群專業化分工的深化,更有利於加快大灣區向世界級城市群的邁進。其二,優化服務業佈局,強化東中西三大服務中心功能。 目前,粵港澳大灣區生產性服務業在空間上的三足鼎立之勢雖已初步形成,但西部中心綜合實力和服務功能均明顯偏弱,反映出核心城市的發展和服務中心的佈局具有明顯的空間不平衡性。 同時,近年來生產性服務業的區域整體同構性趨於上升,說明粵港澳大灣區生產性服務業的向心集聚仍不充分。 這種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無疑大大限制了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高級化演進和健康協調發展。 對此,一方面,應以珠海橫琴新區的開發建設為抓手,著力加強澳門與珠海深度合作,共同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同時,強化珠海專業化技術服務優勢,合力打造大灣區西部中心,並加快提升其綜合實力和服務功能,縮小與東部港深和中部廣州兩大服務中心的差距。 另一方面,應加快優化服務業佈局,依據比較優勢原則,有效引導國內外優質生產要素和高端服務資源,加速向三大服務中心有序錯位集聚,在提升服務能級、強化服務功能的同時,引導大灣區城市服務功能分工走向深化,並由此強化城市群內部的城際聯繫,優化配置區域資源,推進大灣區向城市群的高級化、網絡化階段演進。其三,優化製造業佈局,推動專業化分工走向深化。 當前,珠三角製造業的專業化分工與產業同構現象並存,雖然分工趨勢略具優勢,但專業化分工的深化空間依然巨大。 對此,應以廣州、佛山15
  • 為龍頭建設珠江西岸新能源汽車產業集群和先進裝備製造產業帶,以深圳為核心在珠江東岸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和競爭力的計算機通訊和電子資訊等世界級先進製造業產業集群。 充分發揮香港、澳門運營總部密集,深圳、廣州、珠海技術創新研發能力強,以及佛山、東莞、惠州、中山、江門、肇慶等市製造業產業鏈齊全的優勢,推動電子信息、汽車、裝備製造等優勢產業從加工生產環節向研發、設計、品牌、營銷、再製造等高附加值環節延伸,同時加強大灣區製造業轉移、對接和綠色化改造升級,提高製造業專業化分工和高質量協作發展水平,為大灣區建設世界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奠定堅實的實體經濟基礎。①馬燕坤、張雪領:《中國城市群產業分工的影響因素及發展對策》, 鄭州:《區域經濟評論》,2019 年第 6期。②Fujita M, Tabuchi T. “Regional growth in postwar Ja-pan” ,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 Vol. 27, No. 6, 1997.③Duranton G, Puga D.“From sectoral to functional ur-ban specialization” ,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 Vol. 57, No. 2, 2005.④ Black D, Henderson V. “ Urban evolution in the USA” ,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 Vol. 3, No. 4, 2003.⑤李國平、楊洋:《分工演進與城市群形成的機理研究》,哈爾濱:《商業研究》,2009 年第 3 期。⑥李 靖: 《 新 型 產 業 分 工、 功 能 專 業 化 與 區 域 治理———基於京津冀地區的實證研究》 ,北京:《中國軟科學》,2015 年第 3 期。⑦李學鑫、苗長虹:《城市群產業結構與分工的測度研究———以中原城市群為例》,西安:《人文地理》,2006 年第 4 期。⑧李佳洺等:《中國三大都市圈核心城市職能分工及互補性的比較研究》 ,長春:《地理科學》,2010 年第 4期。⑨Yu, R., Cai, J. & Leung, P. The normalized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 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Vol. 43, No. 1, 2009.⑩吳康:《京津冀城市群職能分工演進與產業網絡的互補性分析》,北京:《經濟與管理研究》,2015 年第3 期。馮邦彥、邵帥:《珠江三角洲產業結構趨同問題研究》,長春:《工業技術經濟》,2010 年第 6 期。陳廣漢、任曉麗:《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產業集聚變動的經濟效應分析》,福州:《亞太經濟》,2021 年第 2 期。張志明等:《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功能分工格局及其影響因素研究》,北京: 《城市問題》,2022 年第3 期。陳秀英、李健斌:《粵港澳大灣區生產性服務業與製造業耦合協調發展的時空演變特徵分析與路徑優化》,南京:《南京財經大學學報》,2021 年第 1 期。作者簡介:程玉鴻,暨南大學經濟學院特區港澳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教授,暨南大學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廣州  510632[責任編輯  劉澤生]25
  • 澳門理工學報  2023 年第 3 期·社會文化研究專題·主持人語:將兒童作為一個不同於成年人的群體來看待,是進入現代社會之後的事。 大家熟知的狄更斯的《大衛·科波菲爾》可能代表著英語世界裡最早以兒童為主角的作品,兒童開始作為個體的人走入人們視野。在我國,除了教育等不多的學科,未成年人(包括兒童與青少年)在社會科學領域裡基本上是個被人們遺忘的角落。 近年來,由於中國社會的快速發展和媒體的報道,兒童、青少年作為社會“問題”( issue)進入人們的視野,同時也引起了社會科學研究者的關注,研究的話題從人口紅利的消失到人本身作為發展的目的不一而足。 毫無疑問,未成年人往往作為社會中的一個弱勢群體,需要給予特殊的關照與保護。 同時,兒童和青少年還是未來的希望,如何從更廣闊和長遠的視野來思考這一問題,更是時代為我們提出的新任務。 本欄目發表的兩篇文章便體現了這樣的思考與關切。尚曉援教授的論文《從社會控制到兒童權利:兒童性侵害定義的變遷》通過對大量的法律法規、政策文本及不同學科文獻等文本的分析研究發現,過去 10 多年來,我國保護受性侵害未成年人的法律和制度在快速發展。 作者從總括性概念的梳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受害者的年齡和性別界定、性侵害的行為界定和侵害中包括的權利關係的界定等幾個方面,對中國法律界兒童性侵害/兒童性虐待的定義及其變遷進行了分析,發現兒童性侵問題的探討與政策出現了從國權中心(社會維穩)向人權中心(保護兒童)的轉變,並進一步討論了這一轉變有其歷史的進步性及不足。朱善傑的《鄉鎮青少年文學環境的變化》聚焦於山東省南部的一個鄉鎮,他通過自身的經歷和田野調查,直接從生活經驗中抽出對歷史的認識,用豐富的調查內容、有撞擊力的拷問,展示了自1980 年代以來農村青少年文學環境的演變。 作者提出的文學環境概念雖然有待於進一步推敲,但確實引出了一個值得進一步開掘的領域,文學環境對人的塑造發生著怎樣的作用? 文學環境生態與其它環境生態又是怎樣的關係? 諸如此類的新老問題都有待於進一步的思考與研究。這裡要特別提出兩位作者的研究在認識論和方法論方面的意義。 首先,在研究對象確立之後,從哪個視角來觀察與研究至關重要。 例如,尚曉援注意到,如果從國權中心的角度出發,維護社會穩定是其首要考慮的因素;而從兒童權利的視角看,就要首先考慮兒童的生存與發展。 在法律方面,中國兒童保護制度獲得了哪些進步? 我們是否可以對受到性侵害的兒童提供有效保護? 這些就要成為優先考慮的問題。 另外,如何找到一種合適的方法也是研究中關鍵的一環,朱善傑的研究體現了一種“把自己作為方法”(項飆)的嘗試,他試圖將個人的經驗問題化,從個人的經歷開始來探索鄉鎮青少年的文學環境問題,從自己的腳下(附近)出發來了解自己和了解社會的發展。 儘管新的探索步履艱難,但出發了就會摸索出路徑。主持人簡介:閔冬潮,歷任天津師範大學歷史系副教授,上海大學哲學系、文化研究系教授及性别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薩塞克斯大學、利兹大學、英國發展研究所( IDS)訪問研究員,弗萊堡大學、哥本哈根大學北歐亞洲研究所(NIAS)客座教授。 主要研究興趣為文化翻譯和理論旅行、女性主義理論與實踐、福利國家形成的理論與實踐等。 近期出版專著Translation and Travelling Theory: Feminist Theo-ry and Praxis in China (2016) ;發表論文《“人民之家”裡的“人民”和“家”———1930 年代瑞典福利國家烏托邦的理想與實踐》、《福利(welfare)還是工作福利(workfare)———北歐福利國家的實踐》等。35
  • 澳門理工學報  2023 年第 3 期從社會控制到兒童權利:兒童性侵害定義的變遷尚曉援[提  要]   對兒童期性侵害/兒童性虐待現象清晰統一的理解,對加強性教育,預防侵害發生,懲罰侵害者,建立有效的兒童保護制度非常重要。 考察法律法規和學術研究中關於兒童期性侵害的概念,對比不同語境下對其組成部分的界定,包括最低性同意年齡、受害者性別、性侵害行為,以及侵害者對被侵害者的強勢關係等,可發現法律規定自 2013 年開始變化,加強了兒童保護。 但仍存在性同意年齡偏低、強奸的定義過窄、對男童的保護不足等問題。 在這個過程中,兒童權利保護日益成為政策變化的驅動力量。[關鍵詞]   性侵害未成年人  兒童性虐待  兒童保護  強奸幼女  猥褻兒童[中圖分類號]   C913.5; D920.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3) 03 - 0054 - 13導言:社會控制與兒童權利保護兒童期性侵害是一個全世界都關注,並試圖提出應對方案的社會問題。 隨著經濟發展和各種傳播媒介的普及,對兒童期性侵害案件的報告率迅速攀升,① 並使這個問題得到了廣泛的社會關注。 在此背景下,描述兒童性侵害的相關術語在大眾傳播和學術研究中被普遍使用。 但是,在中國,兒童期性侵害的概念仍然在發展中,對這個概念各個方面,都存在質疑和爭論。 對這些爭論中的問題,尚缺少被廣泛認可的共識。②法律對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③的規定,亦尚有疏漏。過去的十年中,我國保護受性侵害未成年人的法律和制度安排快速發展:對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定義逐漸清晰,建立了監督監護人制度,強制報告制度和涉童職業的入職審查制度等等。 這些都反映了在兒童權利保護方面的進步。 其中,兒童期性侵害的概念變遷,是最有代表性的方面:反映了兒童權利理念的崛起,以及法律和制度變遷背後的推動力量,從主要考慮打擊犯罪、維持社會穩定向兒童權利保護轉變。對“兒童期性侵害”做出清晰準確的定義,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適當回答這個問題,有助於理解目前的法律是否可以對侵害者做出有威懾力的懲罰,是否可以對受到性侵害的兒童提供有效的保護,並決策怎樣針對兒童期性侵害現象採取預防措施,建立有關的道德和行為規範,對家長和兒童進行預防性侵害的教育,對未成年人提供保護,以及在案件發生之後,怎樣進行法律處理和對受45
  • 害者提供社會支持。④在這篇文章中,我試圖考察“兒童期性侵害”這一概念的內涵變化和圍繞這一概念發生的政策和學術爭論,及其反映的歷史性變遷:兒童權利的勃興,兒童性權力的法律保護從國權中心向人權中心轉變。 本文還試圖說明, 這個轉變剛剛開始,目前的制度安排仍然不足以有效保護所有可能受到侵害的兒童。(一)研究方法對兒童的性侵害是一個複雜的社會現象,對其進行定義,需要考慮多方面的因素,例如兒童發展(兒童生命周期決定的身心發育特點)、法律法規、社會政策,流行病學,還有約定俗成的社會行為規範、文化和道德標準等。⑤因此,研究對兒童的性侵害這一現象,需要有多學科的視角。本文採用了跨學科的研究方法,不僅研究對兒童的性侵害在法律和政策上的涵義,也比較和參照學術研究的定義,以發現其得與失。 主要的資料收集方法是對法律法規、政策文本、不同學科文獻等進行比較分析。 法律規定的關於兒童期性侵害,是最狹義的定義,是實際生活中必需嚴格遵守的行為底線,違反即要受到法律制裁,是保護兒童的最後一道防線。 但是只有法律和政策的定義是不夠的。法律規定需要與時俱進,學術研究成果則為這種“與時俱進”提供了發展方向和實證依據。在中國,對兒童期性虐待進行過多項流行病學研究。 目前可以引用的,對大量人口中兒童期性虐待發生率的研究成果,都是流行病學研究的結果。 這些研究中使用的定義,反映了學術界對兒童期性侵害的認識。 這些認識和根據國家法律法規認定的對兒童的性侵害,大部分重合,但是也有一定的差距。在流行病學的研究中,研究者一般會設定兒童期性虐待的定義,通過問卷進行調查(多數是回顧性調查),從而發現按照該定義在被調查群體中兒童期性虐待的發生率 。⑥為了獲得流行病學研究的數據,作者首先在中國知網進行文獻檢索。 文獻類型限定為“期刊”及“學位論文”,時間限定為 20 年,採用“題名”包含“兒童”或“未成年”或“童年”,並且“題名”包含“性虐待”或“性侵”檢索期刊文章 171 篇,學位論文 19 篇。根據本次研究的分析需要,制定以下文獻篩選標準:(1)研究者對兒童期性虐待進行了明確界定,至少包括兒童年齡,以及被視作性虐待的具體性行為;(2)研究者開展了實地調查;(3)研究者主要採取流行病學研究或與之相近的其他公共衛生學科視角;(4)排除重復發表的研究。 按照上述標準篩選後,得到 21 篇文獻。 本文對這些文獻提供的數據進行了分析。(二)主要研究問題這項研究關注的中心是,兒童權利保護的理念,怎樣在定義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過程中,逐漸取代社會控制的考慮,成為法律、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中的重點關注問題。兒童權利保護,首先體現在“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這樣總括性概念的出現和普及方面。 這是為兒童性權力保護“正名”。 中國的法律,對兒童性權力的保護不足。 “正名”是加強對兒童性權力保護的重要一步。 刑法中在不同地方出現的同一性質的犯罪行為,統一在“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條目下,成為建立被廣泛接受兒童期性侵害概念的第一步。 在這個總括性概念建立之後,圍繞什麼是對兒童的性侵害的爭論,才更有效地圍繞兒童權利保護展開。圍繞“性侵害未成年人”的總括性概念,關於什麼是對兒童的性侵害,從兒童權利的角度看,政策制定、執行者和學術界在幾個基本問題上曾經有過或者仍然存在爭議,公眾對此也極為關注。 這些討論大體上圍繞著以下四個基本問題進行。 第一,如何定義受到性侵害的未成年人? 是根據性55
  • 生理或性心理的成熟程度,還是根據年齡? 如果是後者,是“一刀切”,還是採取差別性的標準? 第二,性別因素怎樣影響法律和社會對兒童期性侵害的定義? 不同的性別是否影響對侵害者和受害者身份的確定? 男性和女性的侵害者和受害者有什麼差別? 在法律法規和社會政策上,這些差別怎樣體現? 是否根據男童和女童的不同特點提供保護和支持? 第三,構成侵害的“性行為”都包括哪些行為? 這些行為給受害人帶來的傷害的嚴重性怎樣評估? 一個社會對“性侵害”行為的判斷,取決於多種因素,隨著社會發展,性觀念、性行為的方式也會有所變遷。 讓兒童參與何種具有性涵義的行為是不被接受的、可能構成性侵害或性虐待的? 在不同的文化和社會中,學術研究、法律法規等不同語境下探討,對這一問題可能有不同回答,需要謹慎地區分和認識。 第四,在所有的“性侵害”行為中,都存在強制性實施的性質,具有性行為雙方不平等的權利關係。 由於兒童本身還在身心發展,必須處於需要負有特殊責任的監護人的監護之下。 對監護關係下發生的兒童性侵害,應該有什麼樣的規定和制度安排?對以上四個問題的爭論,推動了法律法規的進步和中國兒童保護制度的發展。 作為這些爭論的基礎是:對兒童權利和兒童最大利益原則的承認和接受,越來越深入人心,並逐漸推動法律法規的制定和修訂,推動兒童保護的制度建設。 本文即試圖分析和考察圍繞這些問題發生的爭論和探討,發現兒童期性侵害的概念在過去 20 年中發生的變遷。 這些變遷反映了中國在保護受到性侵害兒童過程中經歷的思想和制度變遷,並進一步發現中國在兒童保護方面仍然存在的問題。一、建立社會共識:關於兒童期性侵害犯罪的總括性政策用語過去 20 多年中,對認識性侵害兒童犯罪最重要的進步,是建立關於兒童性侵害犯罪的總括性政策用語,反映了對兒童權利保護認識的深化和社會共識的形成。在 2015 年以前,中國沒有統一的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術語。 在流行的學術和社會用語中,有許多與“兒童期性侵害”含義近似的詞語,不同語境下的常見用語有所不同。 法律和政策用語為“性侵害未成年人”,社會政策和流行病學的調查研究中經常使用“兒童期性虐待”或“兒童性虐待”。 在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的國際政策文件中,也使用“兒童性虐待” (child sexual abuse),同時還使用“性剝削”、“對兒童的性暴力”等等。 新聞報導和大眾傳播的語境下,多出現“兒童性侵”等,很明顯是從法律用語“性侵害未成年人”轉變而來。上述術語被用來總括性地指代各種形式的兒童性虐待或性侵害,其中包含了不同類型的行為和現象,例如:強奸、猥褻、強迫或引誘幼女/兒童賣淫、利用兒童製作色情製品、網絡兒童性侵等。這些用語的內涵不盡相同。中國涉及兒童保護的官方文件,包括法律、法規、規章和政府部門頒布的規範性文件等。 在這些文件中,沒有直接使用翻譯自國際上廣泛接受的“child sexual abuse”的“兒童性虐待”這一總括性術語,⑦而是使用“性侵害未成年人”的概念。 這一用語首次正式出現於 2006 年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 2013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發布的《關於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下文簡稱《性侵意見》),最早界定了這一總括性概念:“本意見所稱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包括刑法第 236 條、第 237 條、第 358 條、第 359 條、第 360 條第二款規定的針對未成年人實施的強奸罪,強制猥褻、侮辱婦女罪,猥褻兒童罪,組織賣淫罪,強迫賣淫罪,引誘、容留、介紹賣淫罪,引誘幼女賣淫罪,嫖宿幼女罪等。” 此外,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還應包括《刑法》“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一章中引誘未成年人聚眾65
  • 淫亂罪,製作、複製、出版、販賣、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傳播淫穢物品罪、組織淫穢表演罪。 《性侵意見》中以“等”涵蓋上述罪名,相關規定對這些罪行亦可適用。⑧2013 年以後,通過網絡對兒童的性侵害增加。 向兒童傳播色情材料,利用兒童拍攝色情影片的現象得到更多披露。 這些現象也應該包括進“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進一步分析法律條文,可以發現,與兒童期性侵害相關的罪名散布於《刑法》多個章節和條款中,主要集中在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和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 《刑法》的這種章節安排反映了中國在兒童保護法律發展中存在兩個基本原則:第一是保護兒童的人身安全和權利,第二是維護社會治安。 這兩個原則本質上並無衝突,但是側重點不同。 《刑法》的制定和修改過程,部分反映了在發展過程中,兒童權利保護的原則逐漸獲得了更加優先的地位。⑨總括性政策用語的出現,強調了法律保護兒童性權利,深化了對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認識,對預防該項犯罪,對受害者進行保護和提供支持,都是重要的積極的一步。在本文中,我使用了“兒童期性侵害”和“兒童性侵害” ( =對兒童的性侵害)兩個說法,希望盡可能準確地通過一個總括性的概念來指代各種形式的對兒童的性侵害或性虐待。 我使用“性侵害”的概念,主要原因是這個概念在中國的法律中有確定的內涵,不會引起歧義。 而“性虐待”一詞,在學術研究中的含義比在法律中的定義範圍廣一些,中國的法律中,虐待特指家庭成員之間發生的忽視和暴力行為。 我使用“兒童”而非“未成年人”的概念,是因為未成年人在中國的法律中有確切的年齡定義,即 18 歲以下的自然人。 而中國法律對性侵害未成年人的特殊保護中,年齡的定義和一般性的“未成年人”的定義不同。 一般不包括 16 歲以上的未成年人。 使用“兒童”這個概念,可以根據具體的情況對年齡做出規定,更加準確,在討論差別性的年齡規定時不產生歧義,和國際上通常使用的概念“child sexual abuse”也銜接得更好。二、兒童性權利和最低性同意年齡對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討論,從關注受害兒童的自然年齡,到引進性同意年齡的概念,反映了對兒童性權利認知的深化。在討論兒童性侵害或性虐待的問題時,需要納入對兒童年齡的考慮。 為什麼年齡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為什麼對“兒童性侵害”的受害者年齡做出清晰準確的定義,是一個複雜的問題? 這主要因為,兒童性侵害受害者的年齡,不僅僅是自然的年齡,其準確的含義,應該是性同意年齡。 而要決定性同意年齡,需要考慮多方面的因素。中國著名的刑法學家羅翔在討論性侵害問題時曾說:不同意是性侵害罪的本質特徵。⑩在《刑法》中,強奸是以強制手段(暴力、脅迫或其他手段)違背婦女的意願而與之發生性交。 “不同意”的表現形式之一,是“被害人由於年齡或身體原因不能理解性行為的意義,因而無性同意能力,並且由於欠缺反抗能力而無須反抗,行為人實施性行為就是一種犯罪行為”;在中國,與 14 周歲以下幼女發生性交,不須採用強制手段便可構成強奸。 14 周歲這一年齡界線,即“最低性同意年齡”,又稱作“性承諾年齡”、“最低合法性同意年齡”等。“性同意年齡”這一概念包含了兩層重要含義:第一,法律認定,低於此年齡的兒童尚不具備自由表達性意志或完全行使性權利的能力;第二,與低於這一年齡的兒童發生性關係,即使已取得兒童的同意,或為此支付了金錢財物,這種“同意”也不具有法律效力,等同於強奸,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這兩重含義,都建立在對兒童權利考量的基礎之上。 因此,既要保護兒童的性權利,也要75
  • 考慮到兒童尚未具有完全的行使性權力的能力,所以需要保護。(一)認知的深化:從拒絕“嫖宿幼女罪”到關於“性同意年齡”的討論關於性同意年齡的討論,往往伴隨著重大的兒童性侵犯案件的曝光。 本世紀初,在貴州、浙江等地,大眾傳播媒介連續曝光了地方惡勢力、企業家、政府官員嫖宿幼女的事件。 公安部門有時使用“賣淫女”來指代受害幼女。 由此引發對《刑法》相關條款大規模的關注和討論。 在關於“嫖宿幼女罪”的存廢爭論中,開始時,討論的問題有兒童生理和心理的性成熟年齡、污名化、嫖宿幼女和強奸幼女的懲罰強度等。 但是,隨著討論的深入,提出了兒童性權利保護的問題,焦點最終集中在兒童的性同意年齡上。1997 年以前,中國的規範性法律文件中,嫖宿不滿 14 歲幼女,均以強奸罪論處。 直到 1997年,有關方面為了加強社會治安管理,加強對嫖宿幼女行為的打擊,對這一行為開始獨立設罪,並設立了比強奸罪更高的起始刑。 但是不像強奸罪,此罪的最高刑期為 15 年,不設死刑。設立“嫖宿幼女罪”的一個背景是:1997 年《刑法》修訂前,確實出現了一些個案,涉案的不滿 14 歲的幼女發育比較成熟,自己也謊報年齡,並與他人發生性關係。 因此,很多專家主張將嫖宿幼女行為獨立成罪。此一主張的假定的前提是:少數 14 歲以下的幼女,具有一定的性同意能力。 國家對這種情況下出現的嫖宿幼女行為,也進行打擊,但是和強奸幼女的罪行,分開處理,起始刑高於強奸幼女罪,但是最高量刑低於強奸幼女罪(可判死刑)。 主張廢除嫖宿幼女罪的人,強調此罪名對少女有污名化的作用,主張所有不滿 14 歲的幼女,都不具有性自主條件,也不具有性承諾能力。因此,嫖宿幼女罪的建立,開始的確出於更好地維護社會穩定的需要,而後來從兒童權利保護出發的存廢之爭,最終成為性同意年齡之爭。規定性同意年齡,有多方面的根據。 從兒童發展的角度看,過早的性行為會對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造成極大的傷害。 同時,兒童由於其發展的不成熟性,不一定可以做出合理的、不傷害自身利益決定。 因此,需要外在的力量確定未成年人的性同意能力年齡。 從比較法學的角度看,世界各國通常都認為與一定年齡以下的未成年人發生性行為,無論未成年人是否同意,都構成犯罪。但是,對同意年齡,世界各國並不統一,通常是劃定某個固定年齡界限,在這種界限以下的未成年人在法律上沒有性同意能力。性同意年齡的規定,逐漸從僅根據生理性性成熟的年齡,向考慮性心理成熟程度轉變。 在確定性同意的年齡界限的時候,要綜合考慮人的性成熟期、社會的文化傳統、性開放程度和國家的司法控制能力等等。其中,性成熟的時期因人而異,兒童的性生理和性心理的成熟也不同步。 所以性成熟和法定性同意年齡並不完全相同。 法律對同意年齡的規定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種法律擬制,是在保護未成年人的性自主權和免受傷害的權力之間尋求的一個人為的平衡點。在中國的傳統社會中,早婚早育的現象非常普遍。 有些家庭甚至在家養育女童,作為兒子未來的伴侶,是為“童養媳”。 對於幼女年齡,往往強調生理上的性成熟(以女性初潮為標志)。 中國的明清時期以及民國初期,法律上都規定為 12 歲。 但民國時,考慮這個年齡界限過低,為了保育民族健康,並迎合西方國家的立法趨勢,1928 年出台的《中華民國刑法》將此年齡界限提高到 16 歲。 隨後在修改刑法過程中,多數人認為 16 歲太高,“根據通常女子發育程度,及表示同意之能力而言,似覺太嚴”,該年齡界限只適合鄉村但不符合都市的實際情況。 於是在 1933 年頒布的《中華民國新刑法》又把年齡界限降至 14 歲。2020 年,由於一起“公司高管被控性侵養女”的事件,在法學界和社會政策學界,又發生了關於85
  • 我國法律設定的 14 歲性同意年齡是否應提高的爭論。在這次爭論中,對性同意年齡的設置的討論,理論上推進了一步。 從中國傳統文化上關注生理上的性成熟,發展到更多關注兒童性心理的成熟。 認為 14 歲這個性同意年齡過低的學者,強調性同意年齡應與相關人群的性心理成熟度和認知水平相匹配,而在我國,由於一直以來性教育的缺失,許多未成年人對什麼是性行為、性行為可能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了解甚少。 主張提高性同意年齡的學者,雖然承認當代中國兒童在生理上成熟較早,但由於性心理成熟較晚,性同意年齡應該提高。在設立 14 歲為性同意年齡的同時,法律為保護性侵害行為人的權力,亦留下了一定的空間。奸淫幼女、猥褻兒童罪名的成立,還須行為人主觀上“故意”,即“明知”是兒童。 判定是否“明知”在司法實踐中存在頗多困難。 2013 年的《性侵意見》第 19 條規定,對不滿 12 周歲的幼女實施奸淫等侵害行為的,應當認定行為人‘明知’對方是幼女,即無條件認定“明知”;對於已滿 12 周歲不滿14 周歲的被害人,“從其身體發育狀況、言談舉止、衣著特徵、生活作息規律等觀察可能是幼女,而實施奸淫等性侵害行為的,應當認定行為人“明知”對方是幼女”,即只要行為人有可能知道對方是幼女,就應當認定“明知”。在司法實踐中,發現部分女童生理性成熟的年齡較早,有些情況下難以判斷其真實年齡。 同時,幼女自願,並且未採取強制手段,並且有證據能證明行為人確實不知幼女年齡,這樣情況下,與幼女發生的性行為,不屬於犯罪行為。 這在學界尚有爭議,認為相當於降低了性同意年齡,對 12 ~14 周歲的幼女保護力度減弱。 《性侵意見》起草小組對這種特殊情況做出了解釋,並指出此條款適用時需要極為謹慎、嚴格,並僅適用於未採取強制手段的。 如果採取強制手段與 12~14 周歲的幼女性交,無論是否明知幼女年齡,都應當判定為奸淫幼女。(二)建立差別化的性同意年齡由於面對的情況非常複雜,政府在做出很多治理決策時,容易採取“一刀切”式的行政命令方式。 但是,在兒童性侵害的問題上,這是行不通的。 拒絕一刀切,建立差別化的性同意年齡,是兒童保護理念和制度的另外一個進步。《刑法》和其他相關的法律通過受害者的年齡來確定他們未成年人或兒童的身份。 文本分析說明,中國法律多數時候使用“未成年人”這一術語,偶爾使用“兒童”,但二者的年齡範圍不盡相同。 《刑法》中,提及“未成年人”的條款共 8 條,提及“兒童”的條款共 5 條,還有 2 條提及“幼女”。但是,《刑法》本身沒有直接對“未成年人”或“兒童”的年齡範圍進行一刀切的規定。 不過,《刑法》的某些條文具體設定了受害人的年齡範圍:如“不滿十四周歲的幼女”、“十周歲的幼女” ,或“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女性”等。對於“未成年人”的年齡範圍,《民法通則》、《未成年人保護法》有明確定義,即未滿 18 周歲的自然人。 這與《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中對“兒童”年齡範圍的定義相一致。 但是,因為《刑法》本身沒有直接對“未成年人”或“兒童”的年齡範圍進行具體的一般性規定,反映出在涉及性侵害時,對“未成年人”或“兒童”的年齡進行確定,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不是一個一刀切的規定就可以解決的問題。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對兒童權利保護的慎重的做法。2016 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拐賣婦女兒童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規定“刑法第 240 條、第 241 條規定的兒童,是指不滿十四周歲的人。 其中,不滿一周歲的為嬰兒,一周歲以上不滿六周歲的為幼兒”。 按照這個解釋,《刑法》中的“兒童”,是指不滿 14 周歲的自然95
  • 人。 但是,具體到性侵害行為的受害人,其年齡規定還要考慮到性侵害的性質等問題。(三)流行病學研究怎樣確定“性同意年齡”學術研究使用的性同意年齡,反映了這個領域的專業群體對性同意年齡的認知。 本文分析了各項研究中對性同意年齡表述。 在所考察的 21 項研究中,對於遭受性虐待的兒童年齡表述,有 14項研究限定為 16 歲以下,有 5 篇限定為 18 歲以下,有 1 篇限定為 14 歲以下,還有 1 篇文獻將研究限定為童年期發生的性虐待經歷,即小學及之前階段(約 12~14 歲以前)。 在實施性虐待者的年齡限定上,有 5 篇限定為成人,其他研究未作明確限定。 可見,在學術研究中,16 歲以下是主流的性同意年齡。(四)流行病學研究中對受害者知情同意的表述雖然在研究中設定了受害者年齡,但是,大多數研究(15 篇)沒有把這個年齡界限自動確定為“性同意年齡”,因此在調查中置入了“在兒童不情願的情況下”、“兒童不情願或非自主”或“被強迫”的前置條件。 還有一篇文獻進一步指出:“未成熟兒童或青春期少年在未完全理解的情況下進行的性行為,也屬不情願。” 只有一篇文獻較嚴格地定義為“不管個體自願還是被迫”。有 1 篇文獻指出需“排除兒童時期的性遊戲”。有 5 篇文獻在知情同意方面未明確描述。 這些定義表明,多項研究沒有正確的定義性同意年齡,可能把很多法律上會定義為兒童期性侵害的行為排除在研究發現之外:因為對 14 歲以下兒童,無論個體自願還是被迫,均應該被理解為性侵害未成年人。(五)小結:中國是否應該提高性同意年齡?2020 年 4 月由於中國發生了一起惡劣的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法律設定的 14 歲性同意年齡再次受到質疑。 相關問題引發法律和學術界熱議。 主要的觀點包括:第一,14 歲設定為性同意年齡過低。 其最主要的論據為從 20 世紀以來,許多國家和地區的立法機構都把性同意年齡提高到16 或 18 歲(如英美澳德和印度等國);第二,中國的性教育缺失,因此,許多未成年人對什麼是性行為、性行為可能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了解甚少,而“性同意年齡應與相關人群的性心理成熟度和認知水平相匹配”;第三,參考他國(如德國)的規定,性同意年齡應當細化,不僅有“最低年齡”規定,還應有“年齡差條款”。討論的結果通過兩會提案的形式,提交給有關部門,並對法律修正有積極影響。 2021 年開始執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已經納入了年齡差條款,如強化了對 10 歲以下的幼女的保護,增加了對受到監護人性侵害的 14 到 16 歲女性未成年人的保護。綜上所述,對性侵害受害者的年齡界定,中國的法律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對未成年人性同意的年齡設定較低,對受害者的保護不足。三、從性別視角看兒童性侵害流行病學的研究發現,在對兒童的性侵害中,男性和女性未成年人都是受害者。 Ji 等根據流行病學調查數據進行元分析的結果,在中國,男性未成年人在兒童期遭受性侵害(child sexual abuse)的總比率為 13.8% ,其中接觸性性侵害為 8.0% ,插入式性侵害為 0.9% 。 對男性來說,總的兒童期性侵害發生率遠遠高於國際水平(7.0% ),但是接觸性性侵害和插入式性侵害的比率則低於國際水平。這說明,男童遭到性侵害的可能雖然略低於女童,但是,男性未成年人也非常需要保護,免於受到性侵害。但是,中國關於性侵害未成年人的法律法規,非常注重對女性未成年人的保護,對男性未成年人性權利的保護明顯弱於對女性的保護。 中國的《刑法》存在對男性未成年人的性權利保護明顯06
  • 不足的問題。在 2015 年之前,中國的法律規定了猥褻兒童罪,這條法律規定對 14 歲之下的男童進行性猥褻的行為為犯罪,應該受到法律的懲罰。 但是,沒有針對 14 歲以上的男性性權力進行專門保護的條款。 由於存在這個法律空白,而根據中國法律“罪刑法定”的原則,“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2015 年之前性侵 14 歲以上的男性是無罪的。 造成了身體傷害的可以根據傷害程度入罪。2015 年的《刑法修正案(九)》把強制猥褻、侮辱婦女罪做了修改,成為“強制猥褻、侮辱罪”,猥褻的對象從“婦女”擴大到“他人”,14~18 歲的男性未成年人才受到保護。 但是,在對男童傷害最嚴重的插入式性侵害案件中,男孩仍然沒有得到有效保護。 流行病學的研究表明,很多戀童癖罪犯更傾向侵犯男童。對男性未成年人的插入式性侵害只能通過猥褻兒童罪或強制猥褻罪來懲戒。對這個問題,該領域的專家執有更為全面的視角。 在本文作者考察的 21 項流行病學研究中,其採納的受害兒童的性別,均未限定為單一性別,而是認為男童、女童均有可能受到性虐待。 僅在實地調查中,為了具體的研究目的,一些研究會將研究對象限定為單一性別,其中調查對象為兩性的有 12 篇,僅調查女性的有 4 篇,僅調查男性的也為 4 篇。 這表明在學術研究中,對受害者的性別認識沒有差別,男性或女性,並不能決定她們或他們可以免於成為性虐待的受害者。對於男童性權力保護不足的原因,有以下幾種看法:第一,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僅僅要求女性有貞操權。 對男性沒有貞操權的要求,保護力度亦不強;家長們往往不注意對男孩的隱私保護。 如在很多地方,小男孩五歲之前的生殖器不被認為是隱私部位,無論誰都可以隨手往褲襠裡抓一抓;許多葷段子,顧及女孩子在場不會隨意說,但當著男孩子的面卻毫不顧忌;更有甚者,有的家長會當著眾人的面直接脫掉男孩的褲子,就為了“炫耀”家裡生了個男娃。 也許,家長對男孩性保護的這種不介意的態度,不利於男孩建立正確的性意識,加強對性侵害的自我保護。 這種現象似乎可以從民俗的方面解釋為什麼中國大陸地區男性自我報告的兒童期性侵害發生率遠遠高於國際水平。對男孩的性教育和預防性侵害的教育更加薄弱。 直到 2020 年 5 月,中國才出現首例男性教師因大面積猥褻 14 周歲以上男性學生而進入刑事司法程序的案件。 這位男性教師執教多年,曾經猥褻多名 14 歲以上的未成年人,但是,由於 2015 年以前中國沒有猥褻男性之罪,而“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所以當時的受害學生都沒有被包括進這個案件中。 所有進入案件的受害學生都是 2015 年刑法修正案之後的受害者。 由於在新的刑法規定中,強制猥褻的犯罪對象由“婦女”改為“他人”,包括了對男性未成年人的猥褻,使這些 15~17 歲的男性未成年人意識到可以通過法律來維護自己的性權力,並採取了實際行動,把侵害者送進了監獄。第二,從《刑法》發展的歷史可以看到,在兒童保護立法的兩個基本原則中,對兒童保護的考慮,很多時期從屬於對維護社會治安的考慮。 社會現行“猥褻兒童罪”之立法沿革可追溯至 1979年《刑法》160 條所規定之“流氓罪”。 在實踐中,流氓罪包括了涉及性侵男童的行為(“雞奸幼童”和“雞奸少年”),被認為是“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罪行。 1997 年《刑法》修訂時,社會治安已經明顯改善,遂將此前的第 160 條拆解為強制猥褻侮辱婦女罪、尋釁滋事罪及猥褻兒童罪等罪名。但是,在維護社會治安的需要下降之後,對兒童權利保護的考慮不周,使得在這次修訂以後的很長時期內,《刑法》對受到性侵害男童的保護力度不夠。 這種情況直到 2015 年的《刑法修正案(九)》中得到部分糾正。 這一法律條文的改變背後的深層原因,是在立法過程中,對兒童權利的考量日益成為更重要的驅動力量。此外,由於對“強奸行為”的定義偏窄(見下面的討論),不包括肛交,口交或使用異物插入受害人的性器官等,因此,男孩不能成為強奸行為的受害者。16
  • 四、對性侵害行為定義的演變中國法律法規中性侵害行為的定義,與時俱變。(一)關於強奸罪的規定和變遷“強奸罪”,是指男性違背女性意志,使用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手段,強行與女性發生性交,或者故意與不滿 14 周歲的幼女發生性關係的行為。強奸罪分為兩種:普通強奸、奸淫幼女。兩者對應著不同年齡段的女性未成年人,其定罪條件有所不同。 14 周歲以下的女性為幼女。 《刑法》對幼女設立特殊保護的原則,這體現在相較於普通強奸,奸淫幼女定罪的限定條件更少、量刑從重。 首先,與不滿 14 周歲的幼女發生性交,不論幼女是否做出性同意決定,一般均應以強奸罪論處。 其次,定罪奸淫幼女不要求必須使用強制手段,普通強奸則須有暴力、脅迫或者其他強制手段;第三,奸淫幼女對性交行為的認定採取接觸說(兩性器官接觸即為既遂),而強奸婦女則採取插入說(陰莖插入陰道才作既遂)。 年齡達 14 周歲且不滿 18 周歲的未成年女性,依照刑法中對普通強奸的標準來判定,即必須有強制手段、違背婦女意願等。中國法律對強奸罪定義的性交行為範圍比較窄。 《刑法》或司法解釋對此沒有明文定義,但一般司法實踐中,僅包括男性陰莖插入女性陰道的性交。 其他常見的插入式性行為,例如:陰莖插入他人肛門、口腔,或用手指、物品等插入他人陰道、肛門、口腔,這些都不能定為強奸,而只能定為猥褻。這在實踐中引起很大爭議。 如 2020 年發生的一起上市公司老總猥褻 9 歲女童案,引起廣泛的社會關注,其中受害幼童的陰道撕裂,因為沒有兩性生殖器的直接接觸,只能以猥褻罪判刑。中國目前的刑法中,對強奸的定義僅限於男性對女性的侵犯,有專家說,在女權主義者看來,這種做法是對傳統的性別關係的肯定。 傳統的觀點認為在性行為中男性積極進取,女性消極被動,因此實施性侵犯的只可能是男性而非女性。 因此,強調男性在性交中的支配性作用,是對男尊女卑文化的認可。 此外,狹義的強奸只認可生殖器官的觸碰為強奸,也是一種陳舊的觀念。 傳統的性交僅指男女生殖器的結合,這反映的是一種生殖目的的性交觀,它起源於對貞操觀念的強調,女性失貞的標志就是生殖器相結合。從兒童權利保護的角度看,強奸罪的定義過窄,導致對兒童性權力保護不足,特別是對男童性權力的保護不足。許多國家的刑法對強奸的定義都經歷了逐步擴大的歷程。 隨著性觀念的變化,20 世紀 80 年代以後,很多國家都不再將強奸限定為傳統意義上的陰莖—陰道的性交。 異性或者同性的口交、肛交、手指或物品插入陰道或肛門,也逐漸被納入為可能構成強奸的行為,法國、意大利、奧地利、挪威、西班牙、葡萄牙、中國台灣地區、日本、英國、美國都呈現出這一趨勢。聯合國設立的國際刑事法庭也採取了廣義的定義:強奸是指“行為人侵入某人身體,其行為導致不論如何輕微地以性器官進入被害人或行為人身體任何一部位,或以任何物體或身體其他任何部位進入被害人的肛門或生殖器官”。(二)猥褻刑法第 237 條提到“強制猥褻他人、侮辱婦女罪、猥褻兒童罪”。 對於何謂“猥褻”,在法律和司法解釋中沒有正式界定,猥褻行為的判斷同社會習俗有關。 性行為的道德標準與可以暴露的程度,由社會的主流性觀念決定。 司法實踐對猥褻的界定一般援引學理解釋。司法實踐中出現的實際判例的說服性最強。 有研究梳理了 2017 年的 389 例猥褻兒童罪的司法判例,發現常見的猥褻手法是:用手摳摸兒童的生殖器占 78.5% ,其中包括手段殘忍、傷害嚴重的指奸;摸胸部占 25.4% ;要求26
  • 被害兒童進行口交占 4.9% ;其他手段包括親吻、給被害兒童看淫穢視頻、要求為犯罪者手淫等,占43.1% 。 以上多種手段並用也較為常見。 針對男童的猥褻手段主要是肛交、口交。 還有利用網絡、遊戲、視頻實施猥褻兒童的犯罪,甚至有將對被害人猥褻的過程上傳至網絡的。這說明,對男童的猥褻很多包括了相當於強奸的插入式性侵害。(三)通過網絡的兒童性侵害網絡上發生的兒童性侵害是一個新的現象。 2018 年,最高檢發布的指導性案例中,針對網絡上對兒童性侵害事件高發的狀況,明確認定非身體接觸猥褻可認定猥褻兒童罪。 即行為人以滿足性刺激為目的,以誘騙、強迫或者其他方法要求兒童拍攝裸體、敏感部位照片、視頻等供其觀看,嚴重侵害兒童人格尊嚴和心理健康的,構成猥褻兒童罪。 此舉對猥褻兒童的行為有具體的說明,並在中國確立了無身體接觸猥褻行為與接觸兒童身體猥褻行為同罪追訴原則。這反映了對兒童權力保護的高度重視。綜上所述,猥褻行為可歸納為:(1)接觸式的:親吻、摟抱、脫光兒童衣褲、捏摸胸部或臀部、摳摸女童陰部、撫弄男童生殖器、讓兒童為他人手淫等。 (2)接觸並且插入式的:肛交,口交,手指或物品插入陰道、肛門、口腔等。 (3)非接觸式的:讓兒童看色情材料、讓兒童現場觀看淫穢行為、讓兒童看他人隱私部位、讓兒童撫摸自己或自慰供他人觀看、裸聊、利用兒童制作色情材料等。尚不構成犯罪的猥褻兒童的行為不會被追究刑事責任,但會受到治安處罰。 《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 44 條規定了對猥褻他人行為的處罰,而且猥褻不滿 14 周歲的人會從嚴處罰。(四)對兒童的性剝削除了強奸和猥褻,法律還懲罰強迫或引誘未成年人賣淫等行為。 這些行為和學術上使用的“兒童性剝削”的定義相關,是兒童性侵害中特別惡劣的類型。 在《刑法》中,這些犯罪行為被列為“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 相關的規定有第 358 條組織賣淫罪、強迫賣淫罪和協助組織賣淫罪;第359、361 條引誘、容留、介紹賣淫罪和引誘幼女賣淫罪;第 363 條制作、複制、出版、販賣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為他人提供書號出版淫穢書刊罪,出版淫穢物品牟利罪;第 364 條傳播淫穢物品罪和組織播放淫穢音像制品罪以及第 365 條組織淫穢表演罪。除了引誘幼女賣淫罪,以上各罪不都是專門的性侵害兒童罪名。 但是在以上各條款中都規定,涉及侵害未成年人的從重處罰。五、侵害者和被侵害者之間的權力關係法律法規所以要對兒童給以特殊保護,是因為侵犯者和兒童之間,常常存在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前者往往在政治、經濟、社會地位、年齡、心理、生理等某個方面或多個方面具有優勢;在這種關係中,兒童受害者有先天的脆弱性,容易被用來施加影響並被迫服從。 在這些優勢關係中,兒童監護人擁有最直接的權力關係,從權力關係入手定義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也反映了對兒童權利原則的認可。在建國初期,在處理奸淫幼女的犯罪時,已經注意到其中的權力關係,特別規定了“有教養責任而利用教養關係奸淫幼女者,分別按其情節……從重處刑”。但是,《刑法》制定時,對兒童權利的考慮不足。 家庭內發生的兒童虐待,長期被確定為自訴案件,即不告不理。 面對成年人的優勢地位,遇到家庭內發生的兒童虐待時,弱小的兒童很難主動到法庭對占有優勢地位的家長或監護人提36
  • 起訴訟,也很難得到法律的保護。 對此,法學界和社會政策學界一直執有不同意見。隨著兒童權利的被廣泛接受,2013 年之後,法律對兒童的保護顯著加強。 在行政法規中,明確提到了性侵害未成年人的侵犯人和被侵犯人之間存在的幾種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並強調了法律對弱者的保護。 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對監護人性侵害未成年人加重處罰的規定。 即“對幼女負有特殊職責的人員”(如:對未成年人負有特殊職責的人員、與未成年人有共同家庭生活關係的人員、國家工作人員,或者冒充國家工作人員的),利用其優勢地位或者被害人孤立無援的境地,迫使未成年被害人就範,而與其發生性關係的,要加大處罰力度。對監護人加重處罰的規定,除了適用於侵害 14 周歲以下幼女之外,《刑法》中的強奸罪也包含了對 14~16 周歲女性未成年人的特殊保護。 如果犯罪嫌疑人是對已滿 14 周歲的未成年女性負有特殊職責的人員,對強制手段的認定應適用特殊的證據標準,即相較於強奸成年婦女,對“強制手段”的認定應更加寬松。在 2021 年開始實施的《刑法》(十一)中,更加入了新的條款,進一步明確了監護人和已滿 14 周歲不滿 16 周歲的未成年女性被監護人之間發生性關係按照犯罪行為處理。為了更慎重地保護兒童權利,對已滿 14 周歲不滿 16 周歲的未成年人偶爾與幼女發生性關係,情節輕微、未造成嚴重後果的,不認為是犯罪。六、小結:兒童保護的進步和不足上面,我們從總括性概念,性侵害未成年人受害者的年齡和性別界定,性侵害的行為界定和侵害中包括的權利關係的界定等幾個方面,從兒童權利保護的視角出發對中國法律和學術研究中使用的兒童性侵害/兒童性虐待的定義及其變遷進行了分析,以回答我們最關注的問題:從兒童權利的視角看,中國兒童保護制度獲得了哪些進步? 根據現行法律的定義,我們是否可以對受到性侵害的兒童提供有效保護?這項研究發現,過去 20 年中,特別是 2013 年之後,根據對兒童的性侵害概念演變的分析,中國的兒童保護制度獲得了很大的進步。 這些進步反映了兒童權利保護和兒童利益優先越來越多地成為法律和政策制定的基礎和指導原則。第一,關於兒童性侵害犯罪的總括性政策用語的形成,反映了社會對兒童性侵害問題達成了一定的共識,有助於這個問題的解決。 經過學術界和法學界多年的努力,中國各界對“最低性同意年齡”認識逐漸深化,推動了法律的修正:如廢除了侵犯兒童權利的“嫖宿幼女罪”,強調了所有兒童的性同意年齡應該一致;在考慮性同意年齡時,不僅僅考慮生理上的性成熟,亦提出了心理上的性成熟問題;法律上規定了差別性的性同意年齡,把監護人性侵害未成年人的性同意年齡提高到 16歲,等等。 存在的不足是,對非監護人實施的性侵害,中國目前的性同意年齡僅為 14 歲,導致對已滿 14 周歲,但性生理和心理不夠成熟的未成年人保護不足。第二,從對性侵害行為的規定看,這個領域最大的進步是及時針對網絡兒童性侵害的行為做出了規定。 但是,對強奸罪的定義反映出傳統社會對兩性性關係的認識仍為主導,對強奸行為的定義過窄,而猥褻行為的範圍過寬(一些嚴重傷害兒童的性行為,特別是插入式的侵犯行為,對兒童傷害很大,僅能以猥褻兒童罪處罰),可能導致量刑的不匹配,不足以起到有效的懲罰和震懾,從而不利於保護受到性侵害的兒童。第三,對 14~18 歲的男性未成年人的強制猥褻已經入罪,加強了對男童的保護。 這是一個極大的進步。 但是,由於前述強奸行為定義過窄,現有的法律定義對遭到嚴重性侵害的男童(受到插46
  • 入式侵害)保護力度不足。 此問題需要通過完善法律來解決。第四,對監護人行為的監督加強了。 原來家庭內發生的兒童性虐待案件,從自訴案件轉變為可以公訴的案件,大大加強了對兒童的保護。 面對監護人的侵害,制定了受害者較高的性同意年齡,以及沒有強制行為也可以入罪,有利於保護處於弱勢地位的兒童。〔清研智庫研究員崔雅文對此文亦有貢獻,特此致謝!〕①衛磊:《從嚴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與刑法解釋的嚴格責任化》,廣州:《青年探索》,2014 年第 5 期。②王小紅、桂蓮:《國内兒童性侵犯問題研究綜述》,長春:《現代教育科學》,2014 年第 8 期。③本文基本上是在同義詞的假定上使用兒童性虐待以及性侵害未成年人等術語。 它們的含義極為近似,前者在學術研究中使用普遍 (翻譯自英文的“child sexual abuse”),後者則是比較嚴格的法律用語,出現較晚。④李麗、謝光榮:《兒童性虐待認定及其存在的問題》,北京: 《 中 國 特 殊 教 育》, 2012 年 第 5 期; B. Mathews & D. Collin-Vézina, Child sexual abuse: To-ward a conceptual model and definition, Trauma, Vio-lence, & Abuse , 2019, 20(2).⑤B. Mathews & D. Collin-Vézina, Child sexual abuse: Toward a conceptual model and definition.⑥李麗、謝光榮:《兒童性虐待認定及其存在的問題》。⑦WHO: Report of the Consultation on Child Abuse Prevention , Geneva: WHO,1999, https://apps.who.int/i-ris/handle/10665/65900, Accessed Oct. 27, 2019.⑧黄爾梅、周峰、薛淑蘭:《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司法政策:案例指導與理解適用》,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4 年,第 180~ 181 頁;陳楠:《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立法比較》,上海:華東政法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 年,第 9 頁。⑨早期未保法的立法意圖包括“最初的教育保護青少年免受腐朽思想侵蝕”,“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為主”,後來發展到“對未成年人的全面保護”。 于建偉:《未成年人保護法修訂的背景、過程及重要意義》,2007 年, http://www.npc. gov. cn/zgrdw/npc/bmzz/neiwu/2007-01/08/content_ 1383704. htm,最後訪問日期:2022 年 4 月 13 日。⑩羅翔:《刑法中的同意制度:以性侵犯罪為切入》,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年。陳楠:《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立法比較》,第 9頁;周峰等:《〈關於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的理解與適用》,北京:《人民司法》,2014 年第1 期。增設該罪名是為了 “嚴厲打擊嫖宿幼女的行為”。 該觀點的佐證就是該罪的起刑點(法定最低刑)罕見地定為 5 年,遠高於强姦罪、搶劫罪、故意殺人罪等通常認為的最嚴重犯罪 3 年的起刑點。 蔡正華:《嫖宿幼女罪:一個充滿争議個罪的來路與去路》,2015 年,上海:東方律師網,http://www.lawyers.org. cn/info/449282919ae14628a63475d38c69d050, 最後訪問日期:2022 年 4 月 13 日。周峰、薛淑蘭、趙俊甫、肖鳳:《〈關於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的理解與適用》,北京:《人民司法》,2014 年第 1 期;黄爾梅、周峰、薛淑蘭:《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司法政策:案例指導與理解適用》,第 207~210 頁。第 244 條、第 260 條、第 262 條、第 301 條、第 347條、第 353 條、第 358 條、第 364 條。第 237 條、 第 240 條、 第 241 條、 第 242 條、 第416 條。第 236 條、359 條。第 236 條。第 236 條。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拐賣婦女兒童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北京:最高人民法院 網, 2016 年, http://www. court. gov. cn/zixun-xian-gqing-33641.html,最後訪問日期:2022 年 4 月 26 日。孫言平等:《家庭環境與男性兒童性虐待的相關性分析》,西安:《中國兒童保健雜誌》,2006 年第 4 期。楊帆等:《西藏 480 名女大學生兒童期性虐待經歷56
  • 分析》,安徽蚌埠:《中國學校衛生》,2014 年第 9 期。李成齊:《大學生兒童期遭受性侵害的回顧性調查研究》,北京:《中國特殊教育》,2008 年第 4 期。曾金秋:《中國性同意年齡設置過低,14 到 18 歲遭受性侵該如何處置?》,界面新聞網,2020 年 4 月 15日,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4258760.html,最後訪問日期:2022 年 4 月 26 日。“姦淫不滿十周歲的幼女或者造成幼女傷害的”,可處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一)》 (2020 年 12月 26 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202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對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女性負有監護、收養、看護、教育、醫療等特殊職責的人員,與該未成年女性發生性關係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惡劣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一)》 (2020 年 12月 26 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202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邵宗林、曹瓊洋:《論我國兒童性權利的法律保護》,昆明:《青年與社會》,2014 年第 10 期。Kai Ji, David Finkelhor & Michael Dunne, Child sexual abuse in China: a meta-analysis of 27 studies, Child Abuse & Neglect , 2013, 37(9).朱沅沅:《性侵害男性未成年人的法律思考》,廣州:《青年探索》,2014 年第 5 期。邵宗林、曹瓊洋:《論我國兒童性權利的法律保護》;朱沅沅:《性侵害男性未成年人的法律思考》。蘇文穎:《〈刑法修正案(九)〉對中國兒童保護的影響》, 聯 合 國 兒 童 基 金 會, 2015 年, https://www.unicef. cn/stories/how-ninth-amendment-penal-code-af-fects-child-protection-china,最後訪問日期:2022 年 4月 28 日。肖瑶:《班主任梁崗的骯臟之手》,廣州:《南風窗》(微信公衆號),2022 年 1 月 13 日,https://mp.weixin.qq.com/s/APZl02NcXMBDPGXpSi7zLA,最後訪問日期:2022 年 4 月 28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當前辦理流氓案件中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讀》,1984年,黑龍江法院網,http://www.hljcourt.gov.cn/lawdb/show.php? fid = 3852&key =% D0% CC% CA% C2,最後訪問日期:2022 年 4 月 28 日。張鴻巍、江勇:《猥褻兒童罪中“兒童”概念的界定及展開》,北京:《中國應用法學》,2019 年第 2 期。高銘暄、馬克昌:《刑法學(第九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 年,第 461~462 頁。張明楷:《刑法學》,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 年,第867、877~881 頁。劉白駒:《性犯罪:精神病理與控制》 (增訂版)上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年,第 195 ~196 頁。威廉·A. 夏巴斯:《國際刑事法院導論》,黄芳譯,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6 年,第 334 頁。周小雯:《猥褻兒童罪與强姦罪的法律區分》,北京:《中國婦女報》,2019 年 7 月 10 日。邢紅枚:《猥褻兒童犯罪的特點與刑法適用———基於對 389 例一審判决的分析》,北京:《中華女子學院學報》,2019 年第 3 期。王姝等:《性侵兒童案件定罪量刑標準需完善》,北京:《新京報》 網站,2019 年,http://www.bjnews.com.cn/news/2019/03/14/555943.html,最後訪問日期:2022年 4 月 28 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處理姦淫幼女案件的經驗總結和對姦淫幼女罪犯的處刑意見》,1954 年,法律圖書館網,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 id=946,最後訪問日期:2022 年 4 月 28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於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2013 年,北京:最高人民檢察院網, http://www. spp.gov.cn/zdgz/201310/t20131025_63797.shtml,最後訪問日期:2022 年 4 月 28 日。作者簡介:尚曉援,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 北京  100875[責任編輯  桑  海]66
  • 澳門理工學報  2023 年第 3 期鄉鎮青少年文學環境的變化———以山東省南部一個鄉鎮為例朱善杰[提  要]   通過調查山東省南部一個鄉鎮的青少年的文學環境發現,自改革開放至今其發生了驚人變化。 這一過程可分為三個階段,每一階段變化的發生都與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密切相關,且都有標志性事件。 變化的趨勢是文學環境越來越衰微,甚至有消失的可能。 一個鄉鎮的文學環境,將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青少年的知識接受和精神成長,乃至他們一生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鄉鎮文學環境的變化,將會改變青少年精神成長的軌跡,進而影響該鄉鎮人口的“質量”。 該鄉鎮並非孤例,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被看作是當代中國鄉村社會的一個縮影,這讓人不無隱憂。[關鍵詞]   鄉鎮  青少年  文學環境  市場化[中圖分類號]   C913.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3) 03 - 0067 - 11引  言我的家鄉位於山東省南部的一個鄉鎮。 多年來,我一直都比較關注家鄉青少年文學環境的變化,主要基於兩個常識性問題考慮:一是文學對青少年的成長影響深遠;二是環境對人的影響作用巨大。 當然,也與自己一直從事的當代文學與文化研究的工作有關。本文使用的文學環境的概念,主要指的是文學的一種空間和氛圍,甚至可以說,就是文學本身。它包含兩個層面的意思:一是該鎮青少年所置身的社會環境中的文學部分,主要涉及家庭(如家中藏書、故事、手機、電視等)、學校(如課堂教學、圖書館、黑板報等)和社會(如書店、書攤、網吧等)這三者,本文在分析該鎮的情形時所用的“文學環境”一詞,都是指這層意思;二是該鎮的青少年和上述文學環境的互相作用及其結果,本身又構成了文學活動的社會環境的一個部分,本文在結尾部分的討論中所用的“文學環境”一詞,取的是這第二層意思。項飆在《把自己作為方法———與項飆談話》中認為:“個人經驗本身並不重要,但把個人經驗問題化是一個重要方法。 我們關心的是世界,不是自己,現在關鍵是從哪裡開始了解這個世界,同時也更好地了解自己。 把個人自己的經歷問題化,就是一個了解世界的具體的開始。”①這給我提供了方法論上的借鑒和支持。 因此,我試圖“把自己作為方法”,“把個人經驗問題化”,以民族志的方法來觀察和描述家鄉青少年的文學環境。76
  • 當我在 2000 年前後明確意識到家鄉青少年的文學環境已發生巨大變化後,就開始利用假期返鄉的機會來做田野調查。 集中調查主要是在 2003 ~ 2005 年間做的,當時採取了問卷、訪談和參與式觀察的方法,調查了該鎮青少年文學環境的狀況,主要圍繞家庭、學校和社會三個空間展開,因為它們是青少年主要的活動場域,調查這三者為青少年的成長提供了怎樣的文學環境與資源。 選取家中藏書、電視、VCD 碟片、手機、語文課、語文老師、作文、日記、書信、黑板報、輔導書、課外讀物、閱覽室、圖書室、文學社團、書店、書攤、電影院、錄像廳、網吧、廣告、街頭標語、宣傳欄、春聯、民間故事等作為調查指標。 考慮到農村青少年的文學閱讀主要發生在初中階段,因為小學階段前期主要任務是識字,至於高中階段,文學閱讀又被高考擠壓和異化,那麼,調查主體也就選擇了初中生。 當時在鎮上的兩所中學共做了 150 份調查問卷:在“一中”,三個年級中每個年級隨機抽兩個班的各10 名學生來做問卷,共做了 60 份;在“二中”,三個年級中每個年級隨機抽三個班的各 10 名學生來做問卷,共做了 90 份。 同時,還做了一些訪談:有隨機訪談,也有專訪;訪談對象有學生,也有老師,還有家長和學校領導。 此外,還去蔬菜批發市場、集市(五天一次)、年集(一年一次)、廟會(一年一次)、書攤、縣城新華書店進行了實地調查。 疫情三年,做田野調查的條件不具備,因此調查主要以電話和網絡的方式進行。 最近的一次實地調查是在 2023 年 1 月份。 此時,2022 年 12 月的“大流行”已在該鎮結束,就利用春節返鄉的機會做了一些訪談。調查發現,該鎮青少年文學環境的變化是驚人的,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且每一階段變化的發生都與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密切相關並都存在標志性事件:第一階段是 1980 年代初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該鎮實行至 1990 年代中期該鎮開啟“市場化”之前;第二階段是該鎮“市場化”後到 2010年代初該鎮“房地產化”之前;第三階段是該鎮“房地產化”後至今。 自然地,標志性事件就是:隨著1990 年代中期蔬菜大棚種植在全鎮的普及和與之相配套的蔬菜批發市場的建立而開啟的“市場化”;隨著 2010 年代初該鎮第一個農村示範化小區的建設而拉開序幕的“房地產化”。 問題是,該鎮青少年的文學環境在短短幾十年間怎麽發生了這麽大的變化? 其與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的關係爲什麽如此密切?一、“市場化”之前該鎮境內以平原為主,也有少量山地。 由於很多公路在鎮駐地交匯,所以交通便利,坐車去縣城只需十幾分鐘,到所屬的地級市也就是兩個小時左右。 該鎮由於土地肥沃,在歷史上是非常重要的產糧區,境內農民直到 1980 年代末還以種糧為主,是一個典型的以農業為主的農村鄉鎮,屬於傳統的農業社會。在這一階段,該鎮只有一所初中。 這是一個文學的“春天”。 初中生們都對文學有著一種強烈的熱愛,而語文老師在青少年的文學接受和精神成長中都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常會成為學生的“偶像”。 學生往往會因為喜歡文學而喜歡語文老師和語文課,也會因為喜歡語文老師和語文課而對文學產生興趣。學校普遍重視學生的寫字和作文,學生也很喜歡寫作文,“練筆”在當時的中小學校園裡是個很流行和時髦的詞。 很多學生自己課下自覺練筆,還經常把自己的習作單獨拿給語文老師求教。下面是一位受訪者回憶當年寫作文的情況:我讀小學的時候,姑姑讀初中,當時聽她同學說,姑姑的作文寫得很好,多次在學校的作文比賽中獲獎。 爸爸沒有很多文化,就希望我能比他強。 本來那時小學三年級才學習寫作86
  • 文,但是一年級下半學期,我就在爸爸和姑姑的鼓勵下,試著寫作文了,我當時識字還很少,只能用一些簡單的字詞和句子,記得寫的第一篇作文是《收麥子》,全篇僅 30 多個字,但是卻得到了姑姑的稱贊和爸爸的獎勵,那個晚上幾乎沒有睡著。 後來我就逐漸對作文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我的夥伴中也有幾個喜歡寫作文的,我們就經常一起比著寫,看誰寫得好。1987 年,參加“全鄉小學生作文大賽”時,我寫了一篇看圖寫話作文———《在烈士墓前》,結果出乎我的意料,竟然得了一等獎;小學畢業前夕,我寫的一篇看圖寫話作文———《醫傷鳥》,獲得了山東省作文比賽優秀獎。 兩個月後我到剛剛建好了教學樓的中學讀書,竟在很長一段時間成了同學中的“明星人物”和老師心目中的“好學生”,很多同學向我請教寫作經驗,為此我們還經常五六個人在放學以後,聚集在學校的一個角落,討論如何寫作問題。初二的時候,我們班在我(學習委員)和班長的牽頭下,成立了一個小小的文學社,成員就十來個人,它也沒有名字,我們邀請語文老師當指導教師。 大家一起討論寫作問題,一起辦黑板報和手抄報,後來得到了班主任的支持,出了油印報,雖然受物質條件限制,印刷的份數並不多,但很令人興奮。②1990 年代以前,由於物質條件落後,中學還沒有專門的圖書室和閱覽室。 書的借閱主要有三種方式:老師之間互相借書、學生之間互相借書、學生向老師借書。 但在這種條件下,文學閱讀的氣氛是“熱火朝天”的。 當時每個年級有四個班級,150 個人左右,相互之間都很熟悉,有的同學還和高年級同學熟悉,誰有好書,很難藏得住。 借閱方式有橫向的———本班級、本年級同學之間借閱,也有縱向的———不同年級同學之間借閱。 往往因傳閱的人太多,書借出去後短期內收不回來,而大家又都非常愛惜書,書的主人就會在書被借出之前用報紙折疊個封皮把書包好,然後在封皮上寫上一行“請注意保護”之類的字樣,這樣才可放心借閱。 但當同學把書還回來的時候,書的封皮經常已經不是原來的那個了,至於中間換了幾個,已無從得知。同學們會把在各種課外閱讀中學來的知識———詩歌、散文、名人名言等———用筆記本認真記錄下來,以便輪到自己出黑板報的時候派上用場。 大家都爭著出黑板報,因為在那裡可以展示自己的“才華”,黑板報也就更新很快。 黑板報下面是“學習園地”,裡面張貼著學生的課外習作或寫得不錯的作文,誰的習作要是能貼在那裡,是很開心的。初中生在家庭和社會所接觸到的文學環境是怎樣的呢?父母都很重視孩子的學習,但不是非要孩子讀大學不行。 他們的想法很樸素,就是讓孩子能多懂一些文化知識,不要當文盲。 而孩子是怎麼在家長的“要求”下不自覺地接受文學的啟蒙的呢?下面是一位受訪者回憶小時候在家裡受到文學啓蒙的情况:問:記得青少年時,我們都喜歡看文學類的故事書,當時你是附近幾個村莊很出名的“小文學家”,你走親戚時還到我們鎮的村子講過故事。 你寫的作文也最好,我還拜讀過,老一輩人都說你最有出息。 今天你能大致描述一下你的文學“成長之路”嗎?答:我的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農民,爸爸文化水平很低,小學畢業,由於成分不好不能上初中,父母把對知識的渴望全部轉移到我的身上,盼望我能彌補他們沒有機會讀完書的遺憾。從我兒時起,爸爸就從當時的新華書店買回來《西遊記》,每天晚上給我講故事聽,那是 1982 年,我五歲。 我最初的文學啟蒙就是從聽“故事”———確切地說就是從聽《西遊記》———開始的。 當時最著迷的一段時期,我幾乎天天圍著太陽轉,盼望它快點落山,星96
  • 星能出來,這樣爸爸媽媽就會從田裡勞動回來。 爸爸吃飯時,我就會繞在他的身邊,恨不能幫他吃下幾口,讓碗裡的飯盡快沒有了,這樣爸爸就會放下飯碗給我講《西遊記》的故事。那段歲月使我受到了很好的文學的啟蒙,爸爸每天晚上只給我講一段故事,所以三本《西遊記》,足足讓我“享受”了半年多。 記得當時爸爸還教我背誦《西遊記》裡面的詩句,我雖然似懂非懂,但是感覺那些話非常美,非常好聽,就很認真地、一遍遍地背誦。 後來我的一些夥伴也來我家,和我一起聚精會神地聽我爸爸講《西遊記》。等全部聽完了《西遊記》,我已六歲了。 這時爸爸再隨便拿出裡面的一個故事來,給我講上一遍以後,我就能記住了。 夏天的晚上,當大人和小孩子們在大路邊乘涼的時候,我就給他們講述《西遊記》。 我講的時候,有很多地方還引用書中的原文,詩句也會在適當的時候背誦出來幾句,還不時地運用一些手勢語。 我也學著爸爸的樣子,每天晚上講一個故事,在它的重要關節會用“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來嚴肅地結束自己的講述。如你所說,我走親戚時,也掩飾不住自己要講故事的慾望,就講給大家聽,所以才會一個傳一個,我也成了附近很有名氣的“小文學家”。③青少年所受到的文學的熏陶和浸潤是和所置身的時代的文學氛圍緊緊聯繫在一起的。 此時,該鎮的農民一年收獲兩季作物,農忙季節和農閑時間相對比較集中。 人們對傳統節日非常重視,特別是春節,持續的時間最長(一般為一個半月),其間人們走親戚,逛朋友,寫春聯,看戲曲,扭秧歌,賽歌舞,猜字謎,鬧花燈,講故事,到處都其樂融融。 孩子們更是踴躍參與,快樂非凡。 節日的閑暇和氛圍,正為文學名著的閱讀、講述和文學故事的接受提供了“溫床”。人們會在晚飯後聚在一起聽說書、講故事、猜謎語、講笑話……孩子們周圍有一批會講故事的老人。 夏日晚上,在村頭巷尾、大路旁、小橋邊都有一些固定的免費“書場”,在那兒聽村裡“有文化”的老人講故事,主要是古典文學評書、古代傳說、神話故事和民間傳奇等,像《千里眼和順風耳》、《乖媳婦》、《禿尾巴老李》、《聚寶盆》、《石龍山傳奇》等;也有現代故事,像《白毛女的故事》、《葫蘆娃娃的故事》、《鐵道遊擊隊》等。1980 年代初,集市上有戲班和書場。 戲班經常演出《坐山雕》、《白毛女》、《放下你的鞭子》、《小放牛》、《親家母頂嘴》等,其中很多台詞屬於說唱文學,語言押韻,也很鮮活,一些孩子還會似懂非懂或根本不懂地跟著劇中人“鸚鵡學舌”。 一直到 1990 年代初,集市上還常有評書、大鼓、小鼓、快板等說唱文學,評書有《封神演義》、《大西唐演義》、《三國演義》、《穆桂英掛帥》等,快板有《小白龍下凡》等。一些村子在過節或有青年男女結婚等喜慶日子時,會出錢請文化站的人在村裡專門的一片空地上搭起架子放一兩場電影,這幾乎成了一種相對“固定的”民間文化生活方式。 一旦要放電影,附近好幾個村子的人都口耳相傳地搬著大大小小的椅子、凳子奔走過來,很多孩子更是早早地吃過晚飯,興奮地搬著凳子一路跑著過來。1993 年以前,鎮上有一家新華書店,④有三間房子大小,隸屬於縣新華書店,雖然它裡面書的種類有些少,但一般的書還是能夠買到的,包括文學類的書。集市上好多家書攤,賣的有舊書,也有新書;有文學作品,也有日常生活用書;有文學名著,也有武俠和言情小說。 由於新華書店的書相對書攤,價格要貴一些,所以去新華書店比較多的是老師,去書攤比較多的是初中生。07
  • 另外,中小學生還有兩個買書途徑:一個是去縣新華書店,當時由於交通不發達,一般初中生不容易去,一旦誰去過一次,回來後能給同學們津津樂道地描述上好幾天。 另一個是通過郵局訂書,主要有《少年天地》、《少年報》、《語文報》、《作文通訊》等。青少年常會利用節假日的時間去電影院看電影。 1993 年以前該鎮有一家電影院,叫“大禮堂”,能容納 300 多人。 它始建於 1950 年代,屬鄉政府文化站管理,既用來當作政府的大型會議、節日慶典等活動場所,又用來放電影。 當時放映的很多電影是根據文學作品改編的,像《芙蓉鎮》、《高山下的花環》等,一些青少年看完電影以後,覺得還不夠過癮,就會再想方設法———向老師和同學借或到舊書攤上買———找來電影的文學劇本看。初中生還很關心街頭的標語和宣傳欄,裡面的內容很豐富,有新聞也有生活小知識,其中不少內容是用文學式的語言寫的,有些中學生對此感興趣,會在下面站著看。春聯有文化內蘊,文學性強,字句押韻而對仗,很有意境和審美內涵,深得青少年的喜愛,有的還為此喜歡上了書法。 該鎮有一位毛筆字寫得最好的人,當然他寫得春聯也最好。 每年當過了臘月二十,他家裡人就特別多,有時屋子裡會有五六個中小學生在看他寫春聯或跟他學寫毛筆字。 對那些感覺特別好的春聯,他們往往會背下來,留著寫作文時用,像“紅梅含笑迎春節,瑞雪飛舞兆豐年”、“福如東海長流水,壽比南山不老松”等。不難發現,此時農民從事的仍然是傳統的農業生產,農忙和農閑的界限比較分明,人們的生活節奏較慢,有講故事和聽故事的餘裕、心情、興致和空間,因此,節日尤其是春節就非常有氣氛,春聯很“文學”;人們普遍尊重和渴求知識,書籍被當做珍惜物品,家長格外重視孩子的教育,希望孩子讀好書、上好學的心情極其迫切;語文老師非常重視學生的閱讀與寫作,書店、書場、戲班和電影院等都處於一種欣欣向榮的狀態。 同時,文學的內容———故事(存在於語文課、閱讀、說唱文學等中)和創作(存在於作文、日記、黑板報、發表作品等中)———鮮活有力和充滿溫度;而文學的形式(載體)———語文課、閱讀、說唱文學和作文、日記、黑板報、發表作品等———豐富多彩且生機勃勃。 文學環境發展的方向與經濟很“默契”。 因此,青少年也就置身於一個比較好的文學氛圍中,無論是學校,還是家庭和社會,都為他們提供了一個雖然物質簡陋但精神生活豐富的學習條件,知識和有知識的人都被推崇。二、“市場化”後至“房地產化”之前但從 1990 年代初開始,該鎮農民開始種植大棚蔬菜,種植面積在短短幾年間迅速擴大,隨之蔬菜批發市場建立,於是該鎮逐漸成為“山東南菜園”的主要生產基地和集散中心,所產蔬菜主要供給南方的蘇州和上海兩大城市。 同時,蔬菜包裝、商貿、建材等生意也發展很快,隨之出現的還有食品加工、交通運輸、蔬菜加工等民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業戶,逐漸形成了農業的工業化生產和市場化經營鏈條,開啟了“市場化”之路,開始向現代農業社會和“城鎮化”過渡。隨著經濟發展和學齡人口數量的增加,該鎮於 1995 年又建立了一所初中,為了區分,此前的中學被稱為“一中”,新建的被稱為“二中”。 兩所中學分別處在縱橫交匯的兩條公路的旁邊,相距不到一公里。 “一中”的規模比“二中”的大,人數最多的時候是在 1990 年代中後期,三個年級共 28個班,有 1200 多名在校生;到 2005 年,三個年級共 22 個班,有 950 名在校生。 “二中”人數最多的時候也是 1990 年代中後期,三個年級共 22 個班,有 1000 名左右在校生;到 2005 年,三個年級共 18個班,有 835 名在校生。17
  • 2004 年在這兩所中學做的問卷顯示,認為在語文課上“學到了字詞”的學生比例大於認為在語文中得到了“美的享受”的比例(前者為 21%,後者為 7%)。 語文課成了語言知識和閱讀技巧課,語文老師也有難言的苦衷———“之所以這麼講,這裡也有一個基本的教學目的,即教會學生如何應對語文考試中一道分值很重又很難的常規題型———‘現代文閱讀’。 我們的教學是緊緊圍繞著中考而展開的”。⑤那麼,學生在這樣的語文課上得到的文學熏陶有多少呢? 問卷中,“在語文課上因老師的講解而感動、產生心靈共鳴、震動甚至震撼”的學生為 32%,而“從來沒有過的”學生為 68%。作文是初中生的“文學創作”。 在兩所中學,每個年級的學生每周都有一次作文課,一般安排在下午,兩節課的時間。 初三的作文課是限時作文,第一節課學生用來寫作文,第二節課老師用來當場講評。 初一、初二的作文課,一般是老師先講評上次作文的情況並說明本次的寫作要求,然後把剩下的時間留給學生寫作,並要求學生把作文在下課前交上,如有的同學實在寫不完,還可以在課下繼續寫,所以時間相對自由和寬裕一些。 以上三個年級的習作,都是命題作文的強化訓練。 老師還讓學生買了一些作文選,目的是讓學生學習寫作技巧。 有的學生的桌面上放著好幾本作文選,有《優秀作文》、《新概念作文大全》和《作文大全》等。除了作文,還有兩類寫作是日記和書信。 日記不是學生在作文課上寫的,而是被當作課下作業。 書信是青少年能較熟練掌握的一種文體,它與日記有相同之處,即容易抒情,文學因素多。閱讀和背誦主要是在語文自習課上。 自習有早自習和下午自習兩種,時間都是按科目分配好了的。 一般每周有三次語文早自習,下午自習每周兩三次,老師會來隨堂輔導。 但幾乎每次語文自習課上,老師都會“抓著”看其他科目的書或做其他科目作業的學生。問卷中,“老師從來不推薦美文”的比例為 65%。 之所以不推薦學生閱讀美文,老師有著自己的看法:“以前也嘗試著做過這方面的努力,後來逐漸在實踐中發現它非常不現實:一是學生沒有時間讀,他們在學校裡要忙著應付各種課程、作業和考試,回家以後大多選擇看電視、出去上網或幫家長幹活等,即使推薦了他們也根本不去讀;二是現在很少有學生喜歡讀美文,並且他們也沒有能力接受和理解它,很多學生根本就不知道文學為何物。 對於《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實驗稿)》中‘在 7~9 年級,可通過考察學生對形象、情感、語言領悟程度,來評價學生初步鑒賞文學作品的水平’⑥的要求,根據我的語文教學經驗,覺得它在實踐中很難做到,到頭來也只能是紙上談兵而已。”⑦課餘活動時看課外書的學生不多,做作業的比較多。 一次午飯後,在初一的兩個教室發現:21個學生中,有 12 個在做數學、英語等作業,四個在聊天,五個在看課外書,但沒有看文學類課外書的。 對“課餘活動時間你和同學討論文學或寫作問題嗎”,選擇“經常討論”的為 8%,“偶爾討論”的為 20%,從不討論的為 69%,“其他”的為 3%。“一中”有一個圖書室和一個閱覽室,是在 1990 年代後期逐步建立起來的,但不對學生開放,藏書大都是 1980 或 1990 年代出版的。 問卷顯示,“知道學校有閱覽室和圖書室”的學生為 31%,“從學校圖書室借過書的”學生為 0。 閱覽室和圖書室平時鎖著門,沒安排專職圖書管理員,只在上級教育部門來檢查評估時才開放。 “二中”有閱覽室但無圖書室,它是學校在 1999 年為了迎接縣、市教學檢查評估而建起來的,裡面的書和雜誌加起來也不過幾十本。兩所中學到處都可看到黑板報。 初二的最好,內容豐富,更新較快;初一的更新頻率跟初二的差不多,但內容不如初二的好;初三的更新很慢,有時兩三個月才更新一次。 黑板報內容大多是學生的創作或從書中摘錄的詩歌、散文、名言警句等,也有一些學校的規章制度。27
  • “一中”有一個文學社團。 在“你們學校有文學社團嗎”的問卷中,選擇“有”的為 31%,選擇“沒有的”為 35%,選擇“沒聽說過,不知文學社團是什麼”的為 34%。 在“你參加過文學社團嗎”的問卷中,選擇“參加過”的為 10%,選擇“沒參加過”的為 90%。 “二中”沒有文學社團。 那麽,學生們走出校園,回到家中,有什麽樣的文學環境呢?小時候能聽到大人們講故事的孩子已很少了,他們很難在家裡接觸到文學讀物。 學生家中大多沒有藏書,家長也基本不看書。 鎮上已沒有書店,縣城還有兩個,但絕大多數初中生都沒有跑到縣城去買書的經歷。 1995 年前書攤非常繁榮的景象已一去不復返。 2000 年後,書攤經營很不景氣,數量在迅速減少。 2004 年,書攤上賣的大多是武俠、通俗讀物、農業科普讀物、教輔書等。 一位書攤主人說:“我父親賣書的時候,有很多人喜歡文學作品。 那時雖然人們很窮,但是大家會湊錢買書輪流著看或相互換著看,有時我父親還會送書給一些家裡比較窮的學生,因為他們非常喜歡書,但沒有錢買。 這些學生常常會在書攤前呆上一天,慢慢地翻著書看,有的還很不好意思,只是到了下午該收攤的時間也不買,我父親很感動,就會送一些書給他們。 現在,人們幾乎忙得來不及看書。 中小學生在學校裡光老師給訂的輔導資料就做不完,而放了學又要幫著家長去市場或蔬菜地幹活,有的也遊手好閑,沒有時間和精力來買書和看書,我在這裡有時一天也見不到一個學生。 偶爾有來買書的青少年,也是買輔導類的書,像作文選和《文言文全解》等,基本不買文學作品。 武俠小說偶爾有社會上的青年人來買,他們大多是看店鋪的個體戶。”⑧青少年如何打發學校和家庭以外的時間呢? 問卷顯示,“逛街”的學生比例為 43%,“逛書店或書攤”的為 6%,“上網”的為 27%,“其他”的為 24%。 此時該鎮沒有電影院和錄像廳了,而文化站形同虛設,不搞普及文學和文化教育的活動。 網吧興盛起來了,學生中“喜歡上網”的為 62%,“不喜歡”的為 38%。 上網的學生中,“玩遊戲”的為 53%,“聊天”的為 25%,“看網絡故事”的為 13%,“其他”的為 9%。 可見,初中生離“新課標”規定的“能利用圖書館、網絡搜集自己需要的信息和資料”⑨的目標還很遠。 青少年除了對逛街和上網等感興趣以外,對其他事物很少關注。 80%以上的初中生不注意帶有文學色彩的街頭標語和宣傳欄裡的內容,62%的學生對春聯不感興趣。不難發現,從 1990 年代後期開始,隨著農業生產的工業化和蔬菜市場的建立,人們變得越來越忙,生活節奏變得越來越快。 同時,學校教育急功近利的傾向日趨強化。 從而,青少年的文學環境在該鎮文化生活(精神生活)和社會生活中出現了急遽邊緣化的趨勢,它的社會影響力也開始迅速減弱:家長已被金錢“洗腦”,只重視掙錢而忽視了孩子的讀書和上學,更不用說文學熏陶和教育,對知識的態度已發生了根本性改變;青少年聽故事的空間———飯後的街頭巷尾、節日期間的親戚往來已被極大地縮小了;春聯所營造的節日、文化和文學的熱鬧氛圍幾乎已不復存在;學生的語文課、閱讀課、作文、日記和黑板報、課外閱讀等受因受中考“指揮棒”影響作用的明顯加大而導致其所內涵的文學“元素”大量“流失”;圖書館和閱覽室成為“花瓶”,文學社團形同虛設;書場、電影院、戲班已銷聲匿跡;鎮上的新華書店已倒閉,集市上的書攤數量銳減且岌岌可危;電視正處於興盛時期,成年人忙著看電視,青少年也想看,也就出現了大人小孩間爭奪“遙控器”的激烈場面;網吧作為新興事物,尤其受青少年“青睞”,有的因被網遊吸引而常常出入其中、流連忘返甚至夜不歸宿;如此等等。 同時,也可以看到,文學的內容———故事(存在於語文課、閱讀、說唱文學等中)和創作(存在於作文、日記、黑板報、發表作品等中)———已發生了變化,前者開始變得“稀薄”甚至罕見,後者日益被中考所“異化”;而文學的形式(載體)———語文課、閱讀、說唱文學和作文、日記、黑板報、發表作品等———也都發生了變化,從總體上看,從豐富變得單調,從鮮活變得“八股”。 雖說在 1980 年37
  • 代和 1990 年代初,文學也並非處於農村文化生活(或稱精神生活)和社會生活的中心,但是,它在該鎮是很“尊貴”的,特別受到年輕學生的向往,也還有一定的社會地位,能給青少年營造一個相當不錯的文學環境。 而此時青少年的文學環境則如上述調查所顯示的,發展的方向與經濟的“相反”,變得越來越衰敗,越來越壞:家庭生活裡可以說是完全沒有了文學或培育文學興趣的氛圍,學校的語文和文學教育越來越單調、乾癟和僵化,其他社會環境中的文學部分迅速凋零……三、“房地產化”後至今隨著蔬菜種植面積及產量連年不斷地“創造新高”,該鎮經濟獲得了極速發展,逐漸成為縣域經濟發展的“龍頭”之一;隨著化肥、農藥、塑料薄膜生產技術的不斷“突破”和農業種植技術的不斷革新和提高,該鎮農業生產的工業化程度進一步加強;隨著全國房地產業的發展和農村示範化小區的建設,該鎮房地產業興起,步入了“房地產化”階段,由此完成了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農業社會的轉型,“城鎮化”程度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而學生生源的逐年銳減,最終導致了“一中”併入“二中”並把其名字改回 1995 年前“一中”的名字。 隨後,“一中”被賣給了當地一家私人企業搞房地產開發,在原址上建起居民樓對外出售。而生源的減少,一方面與學齡人口數量減少有關,另一方面與 2008 年後當地所在的縣大力發展房地產業有關。 房地產業興起以後,入學政策發生了變化,學籍開始與房子掛鉤,鎮上一些經濟條件好的家長就到縣城買房,這樣孩子就有機會到縣城讀初中,而縣城的教育資源要比鎮上的好很多。房地產業不僅帶動生源的流動,也帶動了教師的流動。 在兩所中學合併前,一些老師就已經開始流動到縣城新建的幾所中學當老師。 兩所中學合併後,“一中”的部分老師進入“二中”,其他的則進入了縣城的中學。 由此,該鎮青少年的文學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變化最大的是學校的文學環境。 隨著生源的減少和師資力量的流失,學校的教學質量開始嚴重下滑,學風也大不如從前。 房地產業的興起和學籍政策的變化,刺激了人們去縣城買房。 而逐年高升的房價,又讓一些買了房的老師背負了沉重的生活壓力。 一些老師開始幹起了兼職工作,下班後有的擺小攤,也有的經營自家的店鋪,還有的開起了網約車,並把“第二職業”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語文課的整體水平在不斷下滑。 學生在課上學到的真才實學大不如從前,語文老師在課上和班級裡營造的文學氛圍也遠遠不夠。 當地的教育政策和教育功能更加功利化,從上到下,從高中到初中,似乎只剩下應付升學考試這件事了,學校的一切活動都圍繞著中考的核心指標轉,一切圍繞著考試的指揮棒轉,學校成了“考場”或說“預備考場”。 同時,教育資源的爭奪戰競爭激烈,升學壓力逐年加大,學校間升學指標競爭激烈,學校對老師在升學指標方面的考核更加苛刻,語文老師幾乎把全部教學都圍繞升學展開,哪裡還有時間、精力和餘裕去考慮文學社團的發展甚至有無? 文學社團亦淪為“花瓶”,已不開展民間性的文學活動;黑板報的宣傳性在替代文學性。 於是,構成文學環境的文學社團、黑板報、日記等的多樣性就在實質上逐漸地消失了,而語文課、課外閱讀、作文等所蘊涵的文學的豐富性也在慢慢淡出,日益變得單調和乾癟。學生回到家裡,文學環境就更無從談起了。 父母忙著賺錢,雖口頭上喊著讓孩子好好學習,其實在行動上並不真正關心孩子的教育,更不懂得培養孩子從小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 常常是孩子哭鬧了,父母就隨手丟個智能手機過來,孩子就能立即不哭不鬧,專心玩手機,似乎手機成了最好的“保姆”。鎮上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讀書最好的幾個少年,目前已成為父母教育孩子時的“反面教材”,47
  • 甚至人們的“談資”,不再是當年考上大學成為全村甚至全鎮青少年榜樣時的盛況。 其中一位是在1980 年代中期考上大學的,他是“該鎮中學”第一批考上縣一中和第一批考上大學的人,當時成為鎮上的大“明星”,大學畢業後留在省城濟南工作,現在已臨近退休,據他父母說其目前生活困頓,主要原因是沒錢給即將結婚的兒子買婚房,為此節衣縮食,東借西挪,焦頭爛額,可能退休後還要背上沉重的債務。 另幾位雖具體情況不同,但總體“命運”相似。 這些昔日的少年,曾一度是鎮上的“成功者”,而今卻成了鄉親眼中的“失敗者”。 在此案例效應下,家長形成一種帶有偏見的看法,認為讀書不能改變命運。 在此言傳身教下,孩子對讀書自然沒什麼興趣,還何談對文學的愛好。2023 年春節期間,我去一位親戚家做訪談,他住在鎮上的一個新小區,偌大的樓房裡,擺滿了家具和生活用品,但沒有什麼藏書。 兩個正在讀初中的孩子的房間裡,只有課本和教輔書。 在他眼裡,孩子讀書好了也沒啥前途,不但留在城裡工作機會小,而且即使留下來,生活都是個問題,2022 年 3~6月上海疫情期間的封控,他侄子剛從北京畢業到上海工作不久,幾個 20 多歲的男青年擠在群租房裡,每人一天只能吃一包方便面,還要焦慮下一頓飯的著落,有一種過了今天沒有明天的惶恐。 他堅定地說,他兩個孩子只要把高中堅持下來,就能上專科,不讀本科也不怕,畢業後在鎮上或縣城找個工作才叫實惠。然後,我又去了住在鎮上另一個小區的朋友家,因為他家女兒正在鎮上讀初中。 走進他家裡,發現兒子的房間裡有一些藏書,但都是與他工作有關的專業書。 他兒子沒有好好讀書,高中畢業後去省城讀了個職校,畢業後在縣城找了一個工作,他給兒子在縣城買了學區房,還給買了轎車。 而他本人沒上過高中,但在村裡算是富人,根本看不上他那些考上大學的同學,更不用說村裡現在的大學生,認為他們不是窮酸就是面對失業困擾和壓力,過得遠不如他。 他女兒的房間裡擺放著十幾本書,但都是各類詞典和教輔書,沒有文學類讀物。 他說,女兒即使考上大學,畢業後也要回來就業,將來留在身邊,等他老了好有個依靠,因為他認為將來靠兒子養老根本沒門,雖然也不會靠女兒養老,但等自己年邁時,女兒在身邊多少是個依靠,同時他通過手機信息得知,當下城裡不結婚的女性數量在增多,他還是希望女兒將來能有一個幸福家庭,結婚生子,否則在他眼裡人生是不圓滿的。從上述調查來看,當下青少年的家長雖然尚還年輕,也頭腦靈活,還生財有道,把日子打理得井井有條,不是在村裡蓋起樓房,就是在鎮上或縣城買了房,有的不僅自己有小轎車,還給兒子買了小轎車,生活已步入了小康。 但他們對教育的偏見和執念已很深,且很難通過別人勸說而改變,由此造成對教育的普遍不重視甚至不信任,又太過於急功近利,只看眼前得失而缺乏長遠眼光,自然不會在家裡給孩子提供一個在其眼裡“根本無用”的文學環境。至於社會方面,鎮上的書攤在 2015 年前後就消失了。 在 2023 年 1 月的兩次集市上做調查,沒有發現一家書攤的蹤影。 在 2005 年和 2023 年春節前的年集上,雖然時間跨度 18 年,春聯的內容在變化,但不變的是都是機器印刷。 而 1995 年前,春節的集市上沒有一家賣印刷春聯的。智能手機已成為當下新的流行娛樂工具,青少年通過它看短視頻或打遊戲。 抖音、快手成為人們最經常瀏覽的 APP,有的老人和青少年還成為了“小網紅”,在直播間有著幾千甚至上萬粉絲。 如果說文學閱讀在第二個階段已被從社會層面上邊緣化,那麼在此第三階段已被完全忽視和放棄。 智能手機似乎已成為人們最親密的“伴侶”,甚至到了一個人抱著一部手機可以輕松過一天的程度。 父母和孩子在第二階段是搶電視遙控器,而在此階段則變成了搶智能手機。 代際間的衝突,往往是由智能手機引起的。 因為,父母知道短視頻或遊戲的危害,也了解到網上的信息良莠不齊、真假難辨甚至不健康,就不想讓孩子沉溺於手機,雖然自己已是經常手機不離手,但是不願意孩子那樣。57
  • 可見,隨著房地產業的興起和學區房的興盛,學校教育變得更加功利化和貨幣化,教育資源進一步萎縮並分化。 同時,人們急功近利和金錢萬能觀念變得極端化和固化,“讀書無用論”似乎在現實和“失敗者”那裡得到了“驗證”。 於是,該鎮青少年的文學環境已既不同於第二階段時的衰敗,更不同於第一階段時的繁榮,而是變得是荒蕪:家長已因金錢“中毒”很深,只絞盡腦汁地想著賺錢或買房,更加普遍地忽視了孩子的讀書和上學,至於那些“留守兒童”更是常處於“放羊”狀態,因此大人根本沒有心思、更不用說機會對孩子進行無意識的文學熏陶和教育,至於對知識的態度已產生了徹底改變,開始看不上讀書人,甚至出現了歧視在他們眼裡太窮酸的大學生或研究生的苗頭;青少年聽故事的空間———飯後的街頭巷尾、節日期間的親戚往來已大面積壓縮甚至不復存在。 雖說在 1990 年代中後期至 2010 年代初期,文學環境已發生了變化,開始衰敗,沿著向下的方向走,但是,至少人們還沒有對讀書人帶著有色眼鏡看,至少不會歧視考上大學的人,即使其畢業後找的工作不為鄉親欣賞。 同時,學校教育還沒有如此急功近利化,因此,文學教育還有一定的空間和活力,也能營造一些文學環境。 而今情況已發生“質變”,文學在該鎮已成為“過去時”,文學環境已接近於無,完全被佔據社會“中心”地位的經濟給甩出了社會發展的正常軌道。結  語通過對該鎮三個階段青少年所置身的文學環境的調查,可發現其在 40 多年間所發生的明顯而巨大的變化及衰微的趨勢,也可發現變化的發生與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密切相關。 雖然,它是合力的結果,但其中最主要的力是農業生產的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的市場化。 該鎮在 1990 年代中期實現了從糧棉區到蔬菜區的轉變。 蔬菜種植已打破時令,且一切都在“跑量”,⑩菜農天天從早忙到晚;至於那些從事第三產業(運輸、商貿、餐飲乃至隨蔬菜至外地打工)的人,更是常常忙得腳不沾地。 這使得人們的生產方式由過去有農閑和農忙之分的“季節性”變成“全年無休”。 人們也由此步入了“快生活”的軌道,整天疲憊不堪、應接不暇地忙著與市場“賽跑”,與別人“競爭”,變得像工廠“流水線上的兵馬俑”,哪裡還有時間和精力去聽故事和講故事呢? 因此,取而代之的是“一統天下”的智能手機,人們靠它接收碎片的信息和較低“笑點”的短視頻,而這種娛樂方式與文學的生成與傳播恰恰背道而馳,因文學需要生活的廣度、深度和時間的長度,是在“慢生活”的滋養下發生的。當然,這變化也與“大”的文學環境的變化息息相關。 相對來說,該鎮的文學環境是一個較“小”的範疇,在此之外,還有一個“大”的,那就是整個社會的文學環境。 丹納在《藝術哲學》中強調:“人的生活,風俗,觀念,都在改變;也不能否認,客觀形勢與精神狀態的更新一定能引起藝術的更新。”就 1980 年代來說,在“科學的春天”裡,文學獲得了“大解放”和大繁榮,並充當著思想解放的先鋒。 正是那樣的“客觀形勢與精神狀態”,培育出了整個社會的文學及其環境,進而營造了該鎮第一階段的文學環境。 雖然,今天看來,它並非理想與完美,但至少,青少年對文學有興趣甚至激情與夢想,心中有文學圖景,對文學也有期待。 後來,“人的生活,風俗,觀念,都在改變”,並且“客觀形勢與精神狀態”在更新,導致了全社會範圍內文學及其環境的變化,進而導致了該鎮文學環境的變化,從而出現了上文所述的第二和第三階段的情況。 當然,“分力”還有學校教育改革、鄉村文化網絡變遷、新技術的出現等,這需要做更多調查。文學不僅肩負著知識、文化、道德和情感的傳遞,而且肩負著對人思想啟蒙和精神塑造的獨特作用,這是其他層面上的上層建築所不能替代的功能。 而文學環境的好壞,不僅影響了文學和文化的傳播,也影響著一個人文學素養的生成。 事實上,一個人的一生都會不斷“回溯”童年和青少年67
  • 時期,並在那裡找到“來處”。 因此,一個人在幼小和年輕時所接受的文學教育和文化觀念,會在無形中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影響他們一生的心理結構和精神底色。 那麼,一個鄉鎮青少年文學環境的變化,將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該鎮青少年的知識接受和精神成長,影響他們在成長期的心靈的滋養和靈魂的澆築,進而影響他們一生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 應該說,本文所調查的鄉鎮在當代中國並非孤例,可能還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在某種意義上,它甚至可以被看作是中國鄉村社會的一個縮影。 無數在類似該鎮這樣的文學環境中長大的年輕人,他們青少年時期所接受的文學教育在他們的精神世界裡所留下的印記,必將對他們“進城”以後的人生和生活產生影響,而對於其中那些將會從事與文學有關的工作的人,這種影響就更不必說了。 陳平原在《文學如何教育》中在討論人文學的價值時,借了歐文·白璧德反駁斯賓塞的話:“‘儘管整個世界似乎都醉心於量化的生活,大學卻必須牢記自己的任務是使自己的畢業生成為高質量的人’,關鍵在於‘人文’,而文學又是關鍵中的關鍵。”可見,文學是關乎人口質量的,因此,文學教育就是“把控”人口“質量”的工作之一。 在此意義上說,改變一個鄉鎮青少年的文學環境,就是在提高一代甚至幾代人的“質量”,包括改變一代甚至幾代人的思想觀念、思維方式、精神結構和行為習慣。 青少年是未來中國的中流砥柱,無數在類似該鎮文學環境中長大的青少年,必將影響中國的未來。讓人困惑的是,該鎮經濟的飛速發展,創造出的物質越來越豐,個人和家庭越來越富,人們有錢買書了,青少年也有零花錢了;同時,書籍的種類和數量越來越多,免費的電子書在智能手機上隨處可見;文化娛樂方式有了更多選擇;中小學教育改革越來越推陳出新且在推行“大語文”中重視閱讀……青少年的文學環境本應變得越來越好才是,然而實際情形卻難言樂觀。 面對該鎮青少年的文學環境自改革開放以來所發生的“繁榮———衰敗———荒蕪”的變化軌跡,以及在此過程中呈現出的文學環境迅速向下的驚人勢頭,難道不應感到隱憂嗎?①項飆、吳琦:《把自己作為方法———與項飆談話》,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0 年,第 215~216 頁。②訪談對象:男,大學畢業生,在該鎮初中畢業。③訪談對象:男,碩士研究生,在該鎮初中畢業。④1993 年秋因無法經營而倒閉。⑤訪談對象:男,“二中”初三語文老師。⑥⑨國家教育部制訂:《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實驗稿)》,2002 年,第 20 頁。⑦訪談對象:男,“一中”初三語文老師。⑧訪談對象:男,書攤經營者,在該鎮小學畢業。⑩無論是蔬菜種植還是加工,都在追求“量”,尤其是後者,人們拿到的是按小時或天而不是更長時間段計算的“工錢”。 因此,農業生產的“計數”已無異於工廠生產線上的“計件”。許立志著、秦曉宇編:《新的一天》,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 年,第 12 頁。丹納:《藝術哲學》,傅雷譯,北京:三聯書店,2016年,第 80 頁。陳平原:《文學如何教育:人文視野下的文學教育》,北京:東方出版社,2021 年,第 8~9 頁。作者簡介:朱善杰,上海大學文學院副研究員。上海  200444[責任編輯  桑  海]77
  • 澳門理工學報  2023 年第 3 期·中西文化·明末長生教《出西寶卷》研索*濮文起[提  要]   明末汪長生創立的長生教,是明中葉黃天道普靜圓頓教南傳支派,盛行於江蘇、浙江、江西等省。 長生教特別強調彌勒治世的普渡功效,其傳人撰寫的《出西寶卷》自明末問世以來,一直在民間流傳,集中代表了該教派這種獨特的宗教思想。 《出西寶卷》高揚的彌勒治世思想,在明末清初民間宗教彌勒信仰史上,發揮了承上啟下的作用,作出了繼往開來的歷史貢獻。[關鍵詞]   汪長生  長生教  《出西寶卷》   彌勒治世思想[中圖分類號]   B948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3) 03 ⁃ 0078 ⁃ 07一、汪長生與長生教汪長生,小名和尚,道號長生,法名普善。 浙江衢州府西安縣人。 生於萬曆三十二年(1604)九月十七日,卒於崇禎十三年(1640)八月十一日。 幼年失怙,跟隨叔嬸長大。①萬曆末、天啟初加入南傳無為教靈山正派(姚門教),②在教主姚文宇手下充當“清虛”(副教主)。 天啟七年(1627),由於他“眾廣心高”,前往江西龍虎山“與天師會道”,“天師不能及”,“以顯法十二部付與汪長生”。③從此,汪長生與姚文宇分道揚鑣,“另立科規”,宗主黃天道普靜圓頓教,④創立一個新的教派,因宣揚吃齋念佛,可以卻病延年,故名“長生教”,又因宗主黃天道普靜教法,故亦稱“圓頓教”。長生教主張在家修行人道,提倡吃素行善:“如今末法三災臨,吃素行善第一能。”⑤該教派認為吃素與念佛都是登仙成佛的要途:“念佛一聲,能消萬劫重罪;吃素一日,可免永世冤愆。”在長生教看來,念佛是信仰,而吃素則是首要的實踐:“念佛為經中的母,吃素為修行之首。”⑥該教派進而提出吃素不僅是個人的修行問題,而且關係到世界的前途與命運:“齋多殺少刀兵息,善多惡少天地寧。”行善的內容則有扶危濟困、敬老憐貧、修橋補路、施財救生、戒殺活物等,尤重“勸勿溺女”。 到了道光年間,行善又增加“弗吃洋煙(鴉片)”。⑦長生教雖以佛教的三皈五戒⑧作為戒律,但又有自己的解釋:“你若今朝皈依佛,天榜掛號地除名;你若今朝皈依法,九玄七祖盡超升;你若今朝皈依僧,臨終逍遙出紅塵。 三皈原是三綱理,又聽五戒續五倫;一戒不殺仁之德,能得來世壽長生;二戒不偷義之廉,能保子孫得昌盛;三戒不邪禮之87*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中國民間宗教思想史”(項目號:18ZDA232)的階段性成果。
  • 正,能保妻女不犯淫;四戒不妒智之明,能保朋友用安寧;五戒不飲信之至,能保見性得明心。”⑨長生教將佛教的三皈五戒與儒家的三綱五常結合起來,強調儒家思想的教化作用。“自心治心”是長生教為其信眾規定的修持:為人務要學好心,心不好是枉為人;自心治心即是道,心正何愁道不成。若有半點異心起,即時好心治異心;真孝心治不孝心,恭愛心治不弟心。保國心治不忠心,虔誠心治不信心;恭敬心治無禮心,待情心治無義心。清貞心治無廉心,安分心治無恥心;積德心治惡毒心,利濟心治佔謀心。扶貧心治欺窮心,仁慈心治暴虐心;謙遜心治怠慢心,儉約心治奢華心。忠厚心治刻薄心,平和心治凶急心;寬宏心治勒逼心,正經心治歪斜心。布施心治謀賴心,受虧心治便宜心;正教心治異端心,攸久心治無恒心。堅牢心治顛倒心,柔軟心治強橫心;正定心治妄想心,贊助心治誹謗心。一定心治疑惑心,中正心治偏邪心;自知善惡自心治,自心治心真道心。道在身上人不知,不在於外只在心;時時刻刻煉心好,何愁修行道不成。時時刻刻煉心好,何愁富貴不到門;時時刻刻煉心好,何愁子孫不長寧。人有身心都煉好,天有好姝盡賜人;一家富貴長康泰,何愁萬事不能成。⑩“十善”是長生教宣揚的道德規範,即一孝爹娘,二敬尊長,三和鄉鄰,四睦夫婦,五和兄弟,六濟貧寒,七守本分,八行忍辱,九掩人惡,十揚人善,認為“凡為三教弟子,斷行十善,如不遵此,曰旁門左道”。又為人們指出了窮、富、福、壽的根源和出路:十窮:第一窮是逐漸窮,多因放蕩不經營;第二窮是容易窮,不惜財產手頭竦;第三窮是邋遢窮,朝朝睡到日頭紅;第四窮是嬾惰窮,家有田園不務農;第五窮是攀高窮,結識富豪為親翁;第六窮是鬥氣窮,好打官司遑英雄;第七窮是自弄窮,借債納利裝門風;第八窮是命當窮,痗氣累年病相逢;第九窮是局騙窮,子孫相與十惡種;第十窮是徹底窮,好賭貪色戀酒盅。十富:第一富是勤儉富,不避辛苦勞務農;第二富是忠厚富,百事受虧天賜榮;第三富是當心富,五更雞鳴早傭工;第四富是終久富,辛苦成家永受豐;第五富是謹慎富,常防火盜守門風;第六富是安分富,閉門無非勤於農;第七富是治家富,合家齊心作經營;第八富是挈家富,妻兒賢慧助門風;第九富是行善富,天賜富貴永無窮;第十富是積德富,祖宗良善子孫豐。十福:第一福是真有福,一家和睦眾心同;第二福是節省福,勤儉財物衣食雄;第三福是讀書福,子孫榮貴顯祖宗;第四福是智慧福,看破世情早安榮;第五福是容人福,肚量高大氣寬洪;第六福是修來福,身體康健現得俸;第七福是順行福,聽天吃飯候命通;第八福是休閒福,靜坐安養斷憂容;第九福是良善福,永世富貴做財翁;第十福是恭敬福,和睦鄉鄰處處融。十壽:第一壽是養身壽,精神氣血保真容;第二壽是寬洪壽,志量高大福壽崇;第三壽是歡喜壽,斷思忘憂壽長豐;第四壽是安心壽,琴棋書畫養性融;第五壽是安分壽,閉門耕讀守家風;第六壽是節慾壽,夫妻和別各房中;第七壽是天增壽,放生行善財利聳;第八壽是學增壽,性學和平事看空;第九壽是謹慎壽,作定衣食防寒風;第十壽是性養壽,戒酒除97
  • 葷悟禪宗。長生教以一枝蠟燭、一盞清水作為收徒儀式,“愚實之輩,悉從信之。”萬曆年間,汪長生在其家鄉建造齋堂數百間,並置有豐厚田產。 他的表姐徐姜氏即姜媽媽助其傳教,又有高徒康龍、高智二人為其左右手,遂使長生教廣傳江蘇、浙江、江西等省,成為江南頗具影響的民間宗教教派。汪長生去世後,葬在西安縣汪堡墩,被長生教信眾尊為“儒童玉佛”。在長生教傳說中,汪長生曾被雲盤聖母即無生老母先後兩次派遣臨凡救世。 第一次是在春秋時期,“五霸亂世,智力治人,故有慈航古佛遙觀不忍,哀告聖母,令儒童玉佛下凡,化為聖人,作《春秋》,讚《周易》,定禮樂,以仁治人。”第二次是在明朝萬曆年間,老母“又令四十八祖,同助儒童,再下凡世,時萬曆年間,靈化衢西,重立儒修,顯微根源,行通古道,化愚為賢,以傳正眼法藏。”從目前掌握的史料來看,長生教在明末尚未遭到官府查禁。 汪長生、姜媽媽等人墓地成為長生教聖地,其信眾定時前往焚香燃燭,頂禮膜拜。 因此,汪長生被黃天道普靜圓頓教尊為十祖,並躋身明末民間宗教十八大教派祖師之一。二、高揚彌勒治世思想的《出西寶卷》在明末教派林立的民間宗教世界,長生教特別強調彌勒治世的普渡功效,其傳人撰寫的《出西寶卷》集中代表了該教派這種獨特的宗教思想。《出西寶卷》全稱《古佛當來下生彌勒出西寶卷》,撰者不詳,計有十八品選,其品選目錄如次:玉佛出西品選第一,玉佛囑咐品選第二,玉佛授記品選第三,玉佛詔請品選第四,僧道受劫品選第五,公吏不清品選第六,富豪倚勢品選第七,貧民不受分品選第八,秀士罵風雨品選第九,三十六行不公品選第十,軍馬出征品選第十一,掃除假相品選第十二,掃滅神祇品選第十三,掃滅文才品選第十四,掃滅天星品選第十五,掃滅水怪品選第十六,指點末後品選第十七,大抽白虎品選第十八。該部寶卷開篇“香讚”云:“出西寶卷,雲僧留傳。”這裡所說的“雲僧”,即黃天道圓頓教創立者普靜(字雲僧,俗姓鄭名光祖),這是該部寶卷作者假借其師祖盛名,光大其說所採取的一種手段。又在卷末說該部寶卷為“大明萬曆丙辰年北京黨小庵大字經房藏板,餘杭三官殿朱福榮集資重刻”,標明該部寶卷於萬曆四十四年(1616)由北京黨家經鋪刊行。為了申明長生教其來有自,該部寶卷首先縷述了長生教道統:“普明古佛寶卷開,普光妙法勸眾賢;普靜雲僧化人善,普善法王赴皇胎。”這裡所說“普明”即黃天道創立者李賓法名,“普光”即李賓之妻王氏法名,“普靜”即黃天道圓頓教創立者鄭光祖法名,“普善”即長生教創立者汪長生法名。接著,該部寶卷便直奔彌勒治世思想主題。 為了否定現在釋迦佛,讚頌未來彌勒佛,該部寶卷杜撰了一個傳奇故事:燃燈、彌勒、釋迦三世古佛,為一母所生。 “初始以來,為親兄弟,同修大道,共證菩提,十號具足,萬億同身,大功成就。 彌勒為兄,釋迦為弟,燃燈古佛掌教已滿,三佛同面言說,議定誰當立世,普度眾生,言語無憑,各立誓願,同入金杖禪定,三日出定,觀看金杖開花,先開花者,先去治世,後開花者,後當立世,言說已畢,各定入杖。”但是,未及一日,釋迦便“開眼私看”,見彌勒金杖上,開有一朵龍華,萬道金光,就“暗去移換在自己金錫之上”。 彌勒明知釋迦所為,並沒有聲張點破,而是將世界讓與釋迦治理。 其結果便是:“三千年間,眾生貧富苦樂不同,五穀少收,四民不安,國家爭競不寧,賊盜最多,世間眾生受苦無窮,後被魔王攪亂,再有三災八難,世間眾生,又遭末劫,都是今日之過也。”然後,該部寶卷又縷述了因釋迦治世而造成的人間道德淪喪、罪惡盈天的社會慘狀,其具體表08
  • 徵如次———僧道:“天下僧道住的名山洞府,居於雕樑畫棟,硃台漆椅,身穿綾羅緞綢衣,口吃不種糧食,受免糧田,享清閒福,上背父母恩義,次別四恩不報,或奸骨肉親人,或淫朋友良女,私通尼姑,殺生害命,不計其數,飲酒食肉,犯戒違法,亦為商賈,或做偷盜,又為醫生,告狀興訟,趁奉官府,倚勢欺人,行善全無,作惡無數。”“不想前世苦修有等,弗想妻子兒女受苦,拋親撇子,遠去落髮,出家為僧,聚成一會,狼心狗肝,嫖婦奸女,飲酒吃肉,尼姑成家,葷禮經懺,反當生意,養家活眷,靠此營生,全無恒心,口說道法高超,祖宗全無功德,反加重愆,其罪難量。”官吏:“一切官吏人等,辦事不清,貪圖名利,毫無慈心,百般屈斷,陷害良民,有錢以屈為直,無財真直是屈,不孝父母,弗忠君王,不敬日月,弗報天地,忘卻四恩,飲酒吃肉,作孽無邊。”富豪:“世間富豪之家,倚勢欺貧,買賣不公,欺侮良民,小斗量出,大斗量進,盤算重利,多挖銀錢,不知窮苦,無有慈心,不信天堂正路,轉行地獄邪門,不愛奴婢,喝罵非輕,日思夜想盤算,強霸田地山林,全無行善之意,常有作惡之心,強佔婦女,譭謗善人,不肯持齋,養殺生靈。”貧民:“世間貧民,不守本分,打爹罵娘,怨恨天地,喝風罵雨,不敬長上,弗與善事,兄弟不和,偷盜財物,輕賤字穀,養殺生靈,不想自己前世弗修,今世受苦,不信善言,譭謗齋戒,欺侮善人。”秀士:“世間秀士,斷絕仁義禮智信。 ……五常全無,怨天恨地,不敬日月,弗忠君王,不孝父母,弗敬師長,咒駡晴雨,譭謗齋戒,弗禮正佛,殺生害命,慣祭邪神魑魅魍魎神祇,弗吃葷酒,世人枉生,聰明伶俐,反迷失身,你知舉筆戲章,不知文章下落。”買賣:“生意買賣不公,瞞真騙假,長短秤尺,大小斗斤,秤不公平,當面喜笑,背後私計,動手瞞人,欺侮良民。 又有各店米行、茶坊、酒店買賣,百般計慣,多敬奉承,若見老實瞞騙,與他貧苦男女人等,受苦傷心,歎氣連聲。”軍馬:“軍馬出征之際,路途之中,倚稱軍勢,疆(強)搶劫奪,白日強姦哄騙婦女,劫財盜物,故殺良民,行兇作惡,陷害善人。”眾生:“世間眾生,伶俐稀少,昏迷最多,聰明人少,愚癡者多,日落西山,水向東流,酒肉祭神,吃會做戲,費財求福,並無禮益,反受其災,全無功德,罪孽太重,殺生害命,五葷血食,雖然禮用,供養天地神祇,猶為不孝之子。”淫祀:“世間神壇社廟是古物成精也,或是竹木石精,蟒蛇、狐兔、牛羊、犬馬諸般未盡之精,金玉器皿之妖,受其祭祀,專害世人,頭痛身熱,使人常請;又有樹下五通野鬼,一切小怪之妖,受販人家,專淫婦女,邨坊不安,殺害生靈,葷酒祭神。”該部寶卷在揭露這種社會慘狀之後,並沒有就此止住,而是明確指出:造成如此混亂世界的根本原因,乃是釋迦“偷花之報也,害盡世間,眾生受苦”。那麼,如何拯救這個混亂不堪的世界呢? 該部寶卷認為,釋迦治世三千年已滿,現在應由彌勒下生治世,並為人們描繪了彌勒治世的美好景象:“大地眾生,俱以富足,到處和平,世間百草皆生,五穀早生早割,遲生遲割。 一切樹木,盡生果子,大者如升,小者似鐘,令人吃用,自然飽滿,保人精神,養性紅顏,味如甘美,吃一個,數日不饑,皇胎子女壽命延長”。 在此基礎上,該部寶卷還向眾生許諾,只要皈依圓頓教,持齋行善,就會在萬曆庚申年(實為泰昌元年,1620)出現彌勒古佛治世的理想境界:“到如今,三千年,治世圓滿;從萬曆,庚申年,以歸家庭。 我佛救,眾群生,持齋行善;早皈依,圓頓教,置立法門。 彌勒佛,治世界,男女享福;聚賢宮,金珠寶,散滿乾坤。 水晶閣,玻璃廳,金玉世界,寶蓋屋,八寶地,居之長生。”18
  • 這個理想世界又被該部寶卷描繪為:“樹結仙果草生米,小者如鐘大似升。”“四季溫和風雨順,八節齊享太平春。”“路不拾遺無賊盜,弗受絲毫金和銀。” “無有王法並官吏,不納皇糧共稅銀。”“九十二億親姊妹,八萬一千享太平。”可謂美妙至極了。三、歷史作用與歷史貢獻在明中葉以降民間宗教的眾多教派創立者中,黃天道圓頓教創立者普靜是特別凸顯彌勒治世的民間宗教家。他在其撰寫的多部寶卷中,不僅讚頌彌勒掌管的未來世界是“同歡同樂,常伴清風,壽活八萬,輩輩長生”的美滿境界,而且公然提出了貶低過去佛、否定現世佛、肯定未來佛的勇敢論斷:“燃燈佛子,獸面佛心;釋迦佛子,人面獸心;彌勒佛子,佛面佛心”;又力主“彌勒古佛,掌教為尊,聖人轉化,另換乾坤”。其中,對現世佛的否定,也就意味著對現實世界的否定;張揚“彌勒古佛,另換乾坤”,則意味著改天換地,因而使這一宗教思想具有濃烈的憤世、叛逆色彩。長生教傳人撰寫的《出西寶卷》,承繼了普靜彌勒治世思想,不僅在該部寶卷中,將塵世出現的各種罪惡歸咎於釋迦“偷花”而致,而且縷述了各種罪惡徵象,又為信眾指明了彌勒治世的具體年歲以及展現在信眾面前的美妙境界,從而使普靜彌勒治世思想更加豐滿、對信眾更具吸引力。 正因為如此,該部寶卷一經問世,便迅速在民間宗教世界流傳起來,其高揚的彌勒治世思想,在明末清初民間宗教彌勒信仰史上,發揮了承上啟下的歷史作用,作出了繼往開來的歷史貢獻。暢行於明末下層社會的東大乘教與其支派大乘天真圓頓教,是善於汲取與努力提升明中葉以來民間宗教諸大教派思想精華的兩大教派。清順治三年(1646),大成教(東大乘教異名)傳人撰寫了一部《定劫寶卷》,闡釋的主題是長生教高揚的彌勒治世思想。是年,直隸定州道僉事陳燝拿獲武強縣趙高明等人傳習大成教,繳獲“《定劫寶卷》一卷,……其詞語謬戾! ……內稱彌勒掌教,多係隱語、暗號、圖讖、符籙、興亡姓氏、年月地裡(理)等項,且明有爭奪天下等語”。 趙高明等人因私藏“妖書”,傳播“妖言”,且有妄圖稱帝等罪,被當局處死。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茶門(東大乘教異名)傳人撰寫的《三教應劫總觀通書》,其宣彰的“彌勒佛降在(東大乘教教主)王姓家內”和“反清復明”的宗教思想與政治主張,與長生教高揚的彌勒治世思想一脈相承,並因此引發了嘉慶二十年(1815)震驚朝野的清茶門“邪教”大案。 直隸灤州石佛口與盧龍縣安家樓王氏家族老幼男丁八十六口,被開單收拿審訊。 按照清朝大逆律,將為首者,凌遲處死,並梟首示眾,其親屬照例緣坐,其餘習教者及外省習教者,發給回城為奴。 對於王姓族人,雖未習教,亦遷徙雲貴、兩廣地方,分別安插。嘉慶末年問世的《彌勒尊經》,是清茶門傳人撰寫的又一部重要經卷。 該部經卷演述的內容,幾乎是照抄《出西寶卷》,不僅歷數僧道墮落,官吏殃害百姓,士農工商寡廉鮮恥,各種妖魔鬼怪興風作浪,而且明確指出現實世界的種種災難與罪惡,都是釋迦偷花治世的結果,只有彌勒下生治世,才能使民眾要吃有食,要穿有衣,無寒無暑,無貧無富,人人都是端正清奇,個個都能活到三萬九千之歲。而該部經卷倡揚的讖緯思想,將王氏世襲傳教家族奉為彌勒化身,幻想通過王氏掌控的東大乘教造就一個與現實社會截然不同的“太平”世界。清初大乘天真圓頓教宗師木人在構建民間宗教思想體系過程中,已將彌勒推上了無比隆崇的神聖地位,成為領受無生老母敕命,完成“末劫總收圓”的佛祖,因而使彌勒“改天換地”的現實使命更加凸顯,遂成清代民間宗教世界絕大多數教派的信仰旨歸與戰鬥旗幟。康熙初年,山東曹州府單縣人劉佐臣創立的八卦教,宣稱過去燃燈佛掌教,一年六月,一日六28
  • 時;現在釋迦佛掌教,一年十二月,一日十二時;未來彌勒佛掌教,一年十八月,一日十八時,彌勒佛掌教的未來世界才是理想世界。八卦教雖屢遭清廷剿殺,但仍在民間潛行默運,伺機奮起,不斷起事,震悚朝野。康熙二十年(1681),雲南太和縣人張保太自詡“轉世彌勒”,號稱“收圓祖師”,創立大乘教,其信眾遍及雲、貴、川三省;接著,又快速傳入長江中下游地區。 大乘教的迅猛發展,引起了清廷的高度警覺,終於引發了乾隆初期波及全國的“張保太大乘教案”,各地教首被凌遲處死,骨幹被梟首示眾。但是,該教派並沒有被斬盡殺絕,其餘黨仍以極大的宗教熱情,在民間從事復教活動。乾隆五十九年(1794)前後,在湖北、河南、四川、陝西、甘肅、安徽等省民間宗教中廣泛流傳著“彌勒轉世”、“劫運將至”的宗教預言。 在他們所編的合同經內,有“十門有道一口傳,十人共事一子擔,十口和同西江月,開弓躲箭到長安”(隱寓周、李、胡、張四姓)之讖,並認為“轉世”的“彌勒”就是李姓後人,因而紛紛擁立李姓後人為首,終於嘉慶元年(1796)爆發了由混元教、三陽教、西天大乘教領導的反清大起義。 為了鎮壓這次起義,嘉慶帝調集了十六省兵力,被教軍擊斃的一、二品高級將領二十多人,副將、參將軍官四百餘名,而軍費開支竟高達二億兩,幾乎耗費了清朝初期的歷朝積蓄。這場起義歷時九載,縱橫馳騁楚、川、豫、陝、甘五省,既是中國君主專制社會最後一次規模巨大的民眾起義,也是明末清初以來下層民眾以彌勒信仰為思想武器,對專制統治的最大一次武裝反抗,沉重地打擊了清朝統治,促使清王朝由盛轉衰,開始踏上了窮途末路。①《皇極九蓮儒童臨凡寶卷》卷上,馬西沙:《中華珍本寶卷》第 3 輯第 30 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 年。②姚門教,又稱龍華會。③《三祖行腳因由寶卷·慶元三復》,濮文起:《民間寶卷》第 6 冊,合肥:黃山書社,2005 年。④濮文起:《明代黃天道九祖普靜探究》,北京:《世界宗教研究》,2020 年第 5 期。⑤⑩《眾喜寶卷》 卷一,濮文起: 《民間寶卷》 第6 冊。⑥《眾喜寶卷》卷四,濮文起:《民間寶卷》第 6 冊。⑦《眾喜寶卷》卷三,濮文起:《民間寶卷》第 6 冊。⑧即皈依佛、法、僧,戒殺生、偷盜、邪淫、妄語、飲酒。⑨《眾喜寶卷》卷五,濮文起:《民間寶卷》第 6 冊。故宮博物院文獻館:《史料旬刊》第 2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 年,第 343 頁。《眾喜寶卷·序》。按照黃天道萬全李氏世襲傳教家族的說法,黃天道傳承依次是普明、普光、普淨(李賓長女大康李氏)、普照(李賓次女小康李氏)、普賢(次女之女米李氏),他們一家五口,被其信眾尊為黃天道“五祖”。鄭光祖創立黃天道圓頓教後,出於獨立發展的需要,撇開萬全李氏世襲傳教家族的傳承譜系,編造了一個新的黃天道傳承譜系,即初祖達摩、二祖神光、三祖月明、四祖柳英、五祖碓頭、六祖惠能、七祖普明、八祖普光、九祖普靜,汪長生被黃天道圓頓教尊為十祖。 濮文起:《明代黃天道九祖普靜探究》,北京:《世界宗教研究》,2020 年第 5 期。關於明末民間宗教信仰世界十八大教派與其創教祖師,參見《龍華寶經·天真收圓品第二十三》,濮文起:《民間寶卷》第 3 冊。“憑意等到末劫後,三會龍華考三乘。 考選男女九六億,分發東土掌乾坤。 直等彌勒治世滿,老(無)極治世轉雲程。 同到都鬥安身處,與佛齊肩坐蓮心。”《眾喜寶卷》卷四。該部寶卷“秀士罵風雨品選第九”云:“七十二賢忠孝全,三千弟子禮綱常;周末至今三千載,清末儒教忘三綱。”從文中的“清末儒教忘三綱”來看,現在存世的《出西寶卷》應是清末修订本。 北京黨家經鋪是明末民間宗教虛構的一個刊印寶卷的場所。《出西寶卷·玉佛出西品選第一》,濮文起:《民間寶卷》第 4 冊。38
  • 《出西寶卷·僧道受劫品選第五》,濮文起:《民間寶卷》第 4 冊。《出西寶卷·軍馬出征品選第十一》,濮文起:《民間寶卷》第 4 冊。《出西寶卷·公吏治不清品選第六》,濮文起:《民間寶卷》第 4 冊。《出西寶卷·富豪倚勢品選第七》,濮文起:《民間寶卷》第 4 冊。《出西寶卷·貧民不守分品選第八》,濮文起:《民間寶卷》第 4 冊。《出西寶卷·秀士罵風雨品選第九》,濮文起:《民間寶卷》第 4 冊。《出西寶卷·三十六行不公品選第十》,濮文起:《民間寶卷》第 4 冊。《出西寶卷·掃除假相品選第十二》,濮文起:《民間寶卷》第 4 冊。《出西寶卷·掃滅神祇品選第十三》,濮文起:《民間寶卷》第 4 冊。《出西寶卷·掃滅文才品選第十四》,濮文起:《民間寶卷》第 4 冊。《出西寶卷·大抽白虎品選第十八》,濮文起:《民間寶卷》第 4 冊。《佛說大乘通玄法華真經》卷八,筆者於 2019 年秋在甘肅從事田野調查時訪獲。《普靜鑰匙寶卷·鑰匙佛如來開三乘分第十八》,濮文起:《民間寶卷》第 2 冊。濮文起:《明末東大乘教述論》,北京:《世界宗教研究》,2022 年第 2 期;濮文起、秦崇文:《明末大乘天真圓頓教考論》,天津:《南開學報》,2022 年第 3 期。入清以後,直隸、山西、江蘇等地的東大乘教傳人,將教名改稱“大成教”。濮文起:《〈定劫寶卷〉管窺》,北京:《世界宗教研究》,1998 年第 1 期。郝晉《揭帖》(順治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約從清朝初年起,東大乘教為躲避當局查禁,便改名“清茶門”。 對此,清初思想家顏元曾給予記載:“聞河南一省白蓮教中人,因自明朝山東謀反,朝廷大禁,又改名‘清茶會’,又名‘歸一教’,愚民從之者甚眾。 其法,畫燃燈佛,供室中幽暗處,設清茶為供獻,閉口捲舌,念佛無聲,拈箸說法,指耳目口鼻,皆是心性”(顏元撰,王星賢、張芥塵、郭征點校:《顏元集》,存人篇卷二,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第 154頁)。 顏元所說的明朝山東謀反,是指明末東大乘教徐鴻儒起義,因“朝廷大禁”,便“改名‘清茶會’,又名‘歸一教’”。 因此,清茶會應是清茶門在河南的稱謂。濮文起:《〈三教應劫總觀通書〉再探———兼與李世瑜先生商榷》,長沙:《求索》,2007 年第 4 期;《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 3 輯,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第37 頁。濮文起:《〈彌勒尊經〉蠡測———兼與馬西沙教授商榷》,成都:《中華文化論壇》,2004 年第 4 期。濮文起:《明末清初民間宗教宗師木人嗣教史及思想論析》,成都:《宗教學研究》,2022 年第 1 期。吳堦:《金鄉紀事》卷一,道光刻本,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藏。馬西沙、韓秉方:《中國民間宗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1194 頁;第 1213 頁。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九輯,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第 160~161 頁。魏源撰,韓錫鐸、孫文良點校:《聖武記》卷十“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八,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第 451頁;黃鴻壽:《清史紀事本末》,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年,第 261 頁。 據陳鋒教授統計,此次鎮壓教軍起義軍費開支一億五千萬兩(陳鋒:《清代軍費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 年,第 268 頁)。而嘉慶年間一年的稅收只有四千萬兩左右。作者簡介:濮文起,陝西師範大學人文科學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員,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中國民間宗教思想史”首席專家。 西安710119[責任編輯  陳志雄]48
  • 澳門理工學報  2023 年第 3 期明清之際呂宋佛郞機僧漢籍撰述機理探析代國慶[提  要]   西人漢籍是大航海時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產物,內容豐富的圖書見證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多層次性,其文本形態、撰述機理本身同樣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組成部分。 呂宋佛郎機僧在呂宋、福建地區著述的漢文圖書數量雖少,但意蘊豐厚。 通過對異質文化處境、語言研習、文本形態的綜合考察,可以了解呂宋佛郎機僧漢籍撰述的一般機理,並透知其撰述風格演化的內在依據。[關鍵詞]   呂宋佛郞機  跨洋閱讀  漢籍  書籍史[中圖分類號]   B978; K242.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3) 03 ⁃ 0085 ⁃ 11明萬曆以降,西班牙以“呂宋佛郞機”之名始見諸史冊。 蔡汝賢《東夷圖說》載呂宋“其風俗、服食、婚姻與佛朗機大同小異”。 張燮《東西洋考》明確指出“呂宋遂為佛郞機有矣……今華人之販呂宋者,乃販佛郞機者也”。 入清後纂修的《明史》“呂宋傳”延其說,徑言“名仍呂宋,實佛郞機也”。西班牙人亦以“佛郞機”自稱。 高母羨(Juan Cobo)《無極天主正教真傳實錄》多次言及“佛郞機”,自視為“佛郎機僧師”。 多麻氏(Tomás Mayor)《新刊格物窮理便覽》作“佛郎”,以“佛郎國”、“佛郎人”、“佛郎輩”自居。①正是上述佛郞機僧在漢語研習上取得突破,進而撰述漢籍,實現了中西圖書的深入交流並造就了獨具特性的閱讀社區。 本文主要關注西班牙多明我會士在呂宋、福建地區的漢文著述,②重點考察其撰述機理,以加深對呂宋佛郞機僧在這場中西際會中扮演角色的理解。一、番僧拉達的“跨洋閱讀”及其困境16 世紀後半葉,渡海東來的歐洲人開始研習漢語並撰述漢籍,這是中西文化交流史及漢籍史中的一個重要歷史現象。 他們增加的漢籍數量雖有限,但擴大了漢籍門類,豐富了漢籍屬性並突破了漢籍製造的文化藩籬。 法國漢學家裴化行(Henri Bernard)較早意識到此一文化現象,發表長文《歐洲作品的漢文編譯:從葡萄牙人進入廣州到法國傳教士抵達北京期間的書目(1514 ~ 1688)》,以耶穌會士漢文著述史為線索,列出了多達 550 種的書單,同時注意到西班牙傳教士的貢獻,收錄了 5 種佛郞機僧在呂宋撰述的漢文文獻。③中西文獻可徵且學術界能確認的,因掌握漢語而選派入華並撰述漢文圖書的首位傳教士就是58
  • 西班牙奧斯定會士馬丁·拉達(Martín de Rada),他被福建官員稱為“番僧馬力陳”。 青少年時代的馬丁·拉達先後在法國巴黎、西班牙薩拉曼卡求學,深受歐洲文藝復興的影響,培養出圖書閱讀與科學觀測的畢生愛好。 同時他具有宗教熱情和探險精神,後加入奧斯定會並於 1557 年渡海來到墨西哥。 其後又於 1564 年加入黎牙實比、烏爾內塔探險隊,成為首批踏足菲律賓群島的西班牙傳教士之一。④拉達具有的豐富異域經歷極大充實了他的閱讀履歷。 在從美洲啟航赴東方時,拉達隨身攜帶了 20 多種歐洲印刷圖書,這些圖書將伴隨他橫跨太平洋。⑤拉達在福州訪問期間,特意購置了一批中國圖書並對其品相、內容以及雕版印刷術作了近距離的觀察和評斷。⑥此外,拉達撰述了漢文本的經文教義、漢西詞典以及關於中國之行的札記。 可見,拉達在中西圖書的跨洋流通、閱讀以及撰述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貢獻。拉達跨洋閱讀的經歷表明,異質文化處境、語言研習以及可複制性文本是跨文化圖書能否被接受的重要機理。 毫無疑問,拉達具備那個時代少有的異質文化生活體驗,他曾在墨西哥、菲律賓、中國、浡泥等地活動,並長眠於東方海域。 對於上述不同地區的族群、文化,拉達作了較為深入的考察。 出於傳教目的,拉達研習過多種土著居民的語言,精通墨西哥奧托米語、菲律賓宿務語和他加祿語,並撰述有關於奧托米語、宿務語的語言學作品。 他對漢語的掌握程度雖並不令人滿意,但足以讓他取得赴華訪問的優先權。 他對圖書的熱愛以及對中西圖書的蒐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當時印刷技術的普遍應用。 他從歐洲攜帶的圖書不乏來自於西班牙塞維利亞著名的克倫伯格出版社。⑦拉達在福州街頭採購的圖書大多為質量並非上乘的坊刻本,其中不少來自建陽書坊。 經拉達之手,16 世紀中國、西班牙最重要的印書商出版的圖書交匯於菲律賓。 甚至這些圖書的旅途還要延伸,拉達曾在福建巡撫劉堯誨面前展示過一本歐洲印製、裝訂的宗教圖書,他採購的部分中國圖書或許被運往墨西哥,甚至歐洲。 這些圖書能實現遠距離的跨洋之旅,在一定程度上緣於圖書已不再是稀缺珍貴的物品。 印刷術大大壓縮了圖書製造成本,並顯著提升了圖書數量,不僅重構了圖書市場,而且改變了圖書形制,圖書得以成為一種真正耐用且實惠的大眾消費品。不可否認的是,拉達在菲律賓所處的物質環境和文化氛圍並不利於圖書的撰述、保存和傳播。菲律賓濕熱的氣候,基本生活設施的簡陋以及書寫材料、刊刻技術的缺乏,讓文本撰述與保存變得極為困難。 更為重要的是,拉達的科學觀測和圖書撰述被視為“個人愛好”,並非西班牙殖民當局的當務之需。 在上述處境下,拉達蒐集的諸多中西圖書大多佚失不存,其個人著述手稿原本亦下落不明。 幸運的是,遠在美洲的奧斯定會士門多薩(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資取了拉達手稿抄本中關於中國的信息並據此撰述成《中華大帝國史》一書。 此書不同語種的印刷版本迭出,流布廣泛,影響深遠,在很大程度上更新了馬可·波羅所塑造的中國形象。 《中華大帝國史》造就了門多薩的歷史聲譽,而踐行跨文化之旅並嘗試撰述跨文化文本的拉達則為世人所忽視,可謂是被遺忘的跨洋閱讀的開創者。 兩者歷史命運的反差,凸顯出可複制文本的重要性。 這表明,以菲律賓為中介的跨洋閱讀尚存在薄弱環節,印刷術的引入乃當務之急。在拉達之後,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等入華耶穌會士以及高母羨等呂宋佛郞機僧在異質文化處境、語言研習以及可複制性文本三方面均取得突破性進展,從而使得他們的跨洋閱讀與漢文著述更具歷史影響力。 與此同時,入華耶穌會士和呂宋佛郞機僧在上述三方面的不同處境也導致兩者著述風格的差異,以致兩者在中國的傳教路線及其所踐行的跨文化交流路徑具有顯見的分歧。值得注意的是,呂宋佛郞機僧歷經不同的文化處境,其漢文著述呈現出較為明顯的風格演化,其間入華耶穌會士給予他們重大影響。68
  • 二、文化處境:從呂宋唐人社區到福建閩東呂宋佛郞機僧以入華敷教為旨歸,呂宋唐人成為他們重要的傳教中介以及冀圖入華的跳板。1587 年 7 月,首批 15 名多明我會士抵達菲律賓,在同會會士、首任馬尼拉主教薩拉薩爾(Domingode Salazar)的安排下,他們開始接手呂宋唐人的傳教事務,先後在八連(Parián)、比農多(Binondo)等唐人社區建堂開教。 直至 1632 年底,多明我會士進入福建,並在福安建立傳教點。1. 馬尼拉八連明季赴呂宋的中國人多為“我海邦小民,行貨轉販”者,⑧即閩南方言指稱的“生理人”,西班牙人譯稱為“Sangley”。 起初,這些生理人與西班牙人混居於馬尼拉。 隨著馬尼拉王城的修繕,唐人被安置於王城外的八連(即福建官方所言的“澗內”)聚居,“漸至數萬,間有削髮長子孫者”。⑨在此居住者基本是沒有皈信天主教的“不入廟”唐人。 他們人數眾多,高峰時可達 3 萬餘人,掌握著馬尼拉的經濟命脈。 誠如福建巡撫徐學聚所述“我壓冬之民,教其耕藝,治其城舍,遂為隩區,甲諸海國”。⑩這讓勢單力薄的西班牙人倍感壓力,並採取各種手段壓制呂宋唐人。 從 1593 年底至 1603年底的十年間,呂宋唐人頻繁遭驅逐,且兩次被屠殺,八連社區多有拆建。作為呂宋唐人最大的聚居區,八連引發了傳教士的關注,貝納維德斯(Miguel de Venavides)、馬爾多納多(Juan Maldonado)是最早到此地布道的多明我會士。 其後高母羨、多明敖·黎尼媽(Domingo de Nieva)先後加入。 他們在緊挨八連處建造一小教堂及醫院,統稱為聖加百列堂。 面對異教唐人,多明我會士的優先工作是宣介基本教義,並試圖協調耶儒關係以吸引唐人的注目和接納。 這在多明我會士撰述、出版的最早一批漢文著述中得到直接體現。多明我會士在八連刊刻的第一部漢文作品是 《天主要理》 ( Doctrina Christiana en lenguaChina ),這也是菲律賓歷史上首部刻本圖書。此書封面為西班牙文,正文則為漢字。 封面文字標明了刻工(Keng yong)、刊刻地點(八連)以及出版授權者(多明我會)、限定的使用者(在唐人中布道的教長)等信息,但並未標出作者和出版時間,其出版程序並不符合西班牙嚴苛的出版流程。 這暗示,《天主要理》一書是多明我會和唐人刻工合作的私刻圖書,規避了教俗當局的圖書審查。 後世學術界多認為,貝納維德斯是主要的撰述者,高母羨作了進一步修訂。 此書內容涵蓋天主教最基本的經文、教理以及典禮,納入了深具多明我會神學傳統的玫瑰經奧義。在呂宋的唐人雖多為身份低微的生理人,但他們具有的理性、才智還是令多明我會士印象深刻。 高母羨在信中稱讚“他們如此機敏和手巧,在一千個人中挑不出一個是不能給他們講道理的”。多麻氏在《格物窮理便覽》序言中亦有感而發,“汝唐人聰明超類而愈有感”,“識汝唐人聰明之甚”。 甚至不乏低級功名的文士前來呂宋營生,並與高母羨切磋辯教。 《無極天主正教真傳實錄》便是“大明學者”與“佛郞機僧”對談的生動寫照。此書於 1593 年 3 月刊刻於八連,其內容上的最大特色是秉持自然理性的神學論證風格,實現了朱熹理學與托馬斯神學之間的交流對話。 該書通過對太極、無極、性道以及天文、地理、動物機能等議題的理性推論,形塑了一位具有顯著理學色彩的無極天主形象。 遺憾的是,此一耶儒對話和融合思路並沒有被其他多明我會士繼承,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所處的異質文化處境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就在《無極天主正教真傳實錄》出版半年後,因唐人潘和五殺死時任總督達斯馬里納斯,導致八連被拆,唐人被“革回”。1603 年的“機易山之事”,呂宋唐人幾被屠戮殆盡,八連再次被毀。以八連為中心的圖書編撰也就到此為止。2. 馬尼拉比農多78
  • 比農多位於馬尼拉王城之北,巴石河北岸,皈依天主教的“入廟者”佔有顯著比重。 1597 年,多明我會士在此地建立了教堂。 1602 年,黎尼媽、多麻氏、布蘭卡斯(Francisco Blancas de S. José)等傳教士調配到此地。在布蘭卡斯的鼓勵下,唐人信徒胡安·維拉( Juan de Vera)、伯多祿·維拉(Pedro de Vera)兄弟重建印刷業,黎尼媽《新刊僚氏正教便覽》、多麻氏《新刊格物窮理便覽》經由伯多祿·維拉之手,於 1606 年、1607 年先後出版。經過上述變故後,西班牙教俗當局強化了對呂宋唐人的限制,加快了唐人的西班牙化進程,皈信天主教、定居於指定地域並與當地菲律賓人通婚被視為主要的同化路徑。 此一時期負責圖書出版的唐人刻工維拉兄弟均是天主教徒。 《新刊僚氏正教便覽》是對前述簡本《天主要理》內容的充實和深化,上下兩卷五篇,上卷專注於詮釋教理,下卷著重講解經文,同樣收錄了玫瑰經。 此書主要為神職人員對已皈信的唐人信徒布道時所用,亦可為入廟唐人加深信仰所備讀。 《新刊格物窮理便覽》可視為高母羨《無極天主正教真傳實錄》的續篇,但內容風格有顯著變化。 此書計三卷七章,較為系統地闡釋了世界萬物的秩序,並執於宣介一種較為純粹的天主教義。 是書不僅捨棄了“無極天主”說,而且加大對中國歷史、宗教及習俗的批判。 在 1607 年之後,比農多不再出版漢籍。 這固然與精通漢文的傳教士以及掌握印刷技術的唐人刻工的離去有關,但更與比農多加快納入到西班牙殖民統治框架相連。 對於在比農多的傳教士以及當地唐人而言,以漢字為載體的宗教圖書撰述、刊刻的必要性變得越來越小。 直至多明我會士進入中國大陸,漢文圖書的撰述才再次出現。3. 福建福安福安地處閩頭浙尾,山海相間,文教不昌,但天主教在此地並非沒有知音。 當地士子郭邦雍、繆士珦等人經艾儒略授洗入教,他們雖期待艾氏前來宣鐸,但並未如願。 正是在郭邦雍的邀請和安排下,多明我會士高琦(Angel Coqui)前來福安,開啟了呂宋佛郎機僧在中國內地傳教的歷史。 他們面對的是一個仙佛偶像遍地、釋道習俗廣布的社會,即便是儒家禮儀也不免摻雜有諸多民間俗情。素來以神學正統自居的多明我會士自然對上述現實作出反應,他們在福建撰述的漢文著述體現出顯著的批判鋒芒和辯教色彩。施若翰(Juan García)的《天主聖教入門問答》(1642)是入華多明我會士刊刻出版的首部漢文圖書。是書為一教理本,通篇以問答形式呈現。 這表明,初入華的多明我會士當身處異質文化處境時,宣明基本教理教義仍是其首要任務。 但是書在行文間夾雜了大量對中國禮俗的批評,涉及玉皇、輪迴、紙錢、佛、算卦、風水等議題,把中國神佛一概視為魔鬼,“每假借神佛以顯神通,使人盡入其羅網耳”。 類似的評論雖業已在耶穌會士撰述的漢文文獻中出現,作為後來者的多明我會士並沒有錯過在首部刊刻出版的圖書中申明他們的觀點。 與多明我會在八連刊刻的《天主要理》採取的迴避態度以及羅明堅、利瑪竇初入華時的克制心態相比,施若翰的筆鋒更為犀利且毫無顧忌。 類似的批評亦見諸多明我會士羅森鐸(Francisco González San Pedro)的《聖教撮要》(1706)。此書在不長的篇幅內,專門列出“玉皇仙佛等非主不得管人”、“風水非真”、“擇日為妄”、“算命為誕”、“信夢無憑”、“師巫和煞等邪說”、“靈魂非氣”、“靈魂不滅”、“靈魂無輪迴”、“神鬼人魂不能飲食”、“紙錢”、“血盆”等標題,並給予評析。 值得注意的是,福安士人王道性在序文中稱是書“詳天神魔鬼之辨,明肉身靈魂之說,斥邪說,解疑惑”。 可見,經過多明我會士在此地六十餘年的經營,當地奉教士人已成為其神學立場的附和者、追隨者。 當多明我會士進一步把質疑的對象變易為耶穌會士的傳教策略時,“禮儀之爭”也就在所難免。 萬濟國(Francisco Varo)《辯祭》、《聖教明徵》等漢文著述立場鮮明地闡釋了多明我會對於祭祖祀孔的觀點,成為該會在此一紛爭中的代表作。88
  • 作為“禮儀之爭”對立的兩方,多明我會士和耶穌會士固然在關涉中國禮俗的義理和實踐層面有尖銳紛爭,但兩者漢文著述的內容其實大同小異,互為借鑒資用多於斥責批駁。 高母羨在撰述《無極天主正教真傳實錄》之前便曾認真閱讀過羅明堅的《新編西竺國天主實錄》,兩人還不約而同地選擇翻譯《明心寶鑑》( Beng Sim Po Cam )。 利瑪竇《天主實義》的著述風格與《無極天主正教真傳實錄》一脈相承,兩者之間的關聯值得探究。 作為多明我會聖母神學傳統的玫瑰經,亦為耶穌會士接納、宣介,耶穌會士羅如望編譯了《誦念珠規程》一書,圖文並茂宣講了玫瑰經。 多明我會士更直接借用了耶穌會撰述的經文日課、教理教義、聖徒傳記、辯教護教等圖書。 兩者漢文著述風格的趨同,重要原因在於所置身的異質文化處境相同或相似。 中國語言的多樣性與文字的劃一性,悠久的文本書寫傳統、完備的印刷技術,是天主教傳教士入華後均要面對並加以適應的處境。 耶穌會士取得的經驗以及撰述的漢籍,成為多明我會士入華後重要的參考對象和可資利用的現成資料。三、漢語研習:從方言到官話作為較晚抵達呂宋的傳教團體,多明我會士之所以接管呂宋唐人教務,直接原因就在於此前負責的奧斯定會士無法掌握漢語而工作成效不彰。 這意味著,語言研習是異質文化處境下布道的先決條件。 對於多明我會士而言,漢語學習更具迫切性。 當他們一旦掌握了呂宋唐人的語言文字,撰述唐冊也就順理成章。 然而此一語言訓練對於將來入華後的工作並沒有多少幫助,呂宋唐人社區流行的閩南語與多明我會士入華活動的閩東地區的語言大相徑庭,無法溝通。 面對多樣的方言,一個較為便捷的解決之道是掌握通用的官話,這也是耶穌會士的經驗之談。 多明我會士的語言研習經歷了從方言到官話的轉化,這將深刻影響他們的漢文著述。1. 方言貝納維德斯最早掌握了閩南方言(口語),後來的高母羨更勝一籌,具備漢語書寫能力。 黎尼媽是此一時期在唐人社區中布道時間最久者,他還掌握了他加祿語。 多麻氏“與汝唐人交談,輒習學唐話,頗諳音語”,熟練掌握了閩方言。 上述傳教士掌握的漢語其實就是閩南方言,為呂宋唐人日常交流所用。 當把口語轉錄為書面語時,也就造就了方言文本。 呂宋佛郎機僧基於閩方言的圖書著述,無意間對閩方言文本、閩方言文學作出了重要貢獻。伴隨著語言研習,佛郞機僧在呂宋撰述了幾部中西詞典和語法書籍。 據考訂,貝納維德斯、黎尼媽、高母羨等人均編撰有漢語詞典或語法,其初衷是為了引介學習漢語的方法。 鑒於他們操練的是方言,其語言學著述大概是針對閩南方言展開的語言訓練。 同一時期在菲律賓傳教的耶穌會士基利諾編撰的《漢西辭典》(1602)以及佚名的《漳州話語法》 ( The Arte de la Lengua Chio Chiu,c. 1620)均是閩南語詞典或語法書。 上述多明我士的語言學著述應屬同一風格。 同時期的西班牙文獻多少提及了他們學習漢語的努力以及達至的成效。 1589 年 7 月,高母羨在信中提及,貝納維德斯可用漢語布道,而他自己尚未掌握此一語言。1590 年 6 月,薩拉薩爾主教向國王匯報說,負責唐人教務的 4 位多明我會士有兩人(貝納維德斯和高母羨)已經掌握了漢語,其中一人還可以書寫。高母羨曾抱怨漢字繁多、音調複雜,同時驚歎於呂宋唐人識字率之高。呂宋唐人所具備的文化水平無疑強化了高母羨等人學習漢語的緊迫性,同時給予他們學習漢語一定的便利。傳教士研習閩南方言的最初動機或許源自西方深厚的口頭傳統,掌握了口語便可與呂宋唐人直接交流。 正如高母羨在 1589 年披露的那樣,貝納維德斯用漢語,確切的說是閩南方言來布道,此種方式契合托缽修會的街頭布道傳統。 這意味著,在呂宋出現的最早的漢文教理應該是以口語的98
  • 形式呈現,且具有顯見的方言風格。 但此一口頭傳統很快受到挑戰。 即便遠離中國,呂宋唐人還是攜帶有數量可觀、品類繁多的圖書,延續了中國書面語傳統。 呂宋唐人社區本質上是一個商業社會,在商業契約氛圍下,書面語比之口語更具確定性和約束力。 商人社會的流動性同樣加深了傳教士對口頭布道效能的擔憂。 基於上述態勢,多明我會士把口頭布道轉錄為書面文本成為必然之舉,其結果是產生了具有方言特色的書寫文本,典型的代表即為在八連出版的《天主要理》。《天主要理》通篇以閩南語寫就,不僅閩南語對譯的教會術語充斥其中,諸如僚氏/Dios(天主)、居律氏/Cruz(十字架)、西士/Jesus(耶穌)、奇尼實道/Cristo(基督)、沙膠覽民廚/Sacramento(聖事)、茅知氏冒/Bautismo(授洗)等等,而且通篇構以閩南方言句式。 如是書首篇經文聖號經:“俺有冤家,本頭僚氏救阮。 因為山礁居律氏,記號父子,並卑厘廚山廚,力助阮。 啞民西士。”冤家(仇)、阮(我等)、記號(因……之名)等均為閩南語,是為典型的方言句式。 其後的《僚氏正教便覽》與《格物窮理便覽》同樣採納諸多閩南方言對譯的術語。上述語言學著述、閩方言教理書與福建地區刊刻的《荔枝記》 (建陽坊 1566 年及 1581 年刻本)、《滿天春》(17 世紀初漳州海澄刊刻)等劇本共同構成最早一批閩南语刻本文獻,彌足珍貴。然而,當多明我會士步入閩東地區時,此前的語言訓練失去了用武之地,無法滿足新環境下的交流需要,研習一種更具普遍性的語言成為當然之選。2. 官話繼高琦之後,多明我會士黎玉範( Juan Bautista Morales)於 1633 年來到福安並長期在此地傳教。 他曾編寫過一部西漢官話語法詞典( Gramática española⁃mandarina ),這是多明我會士研習官話的重要起點。 其後多明我會士多見撰述語言學作品。 萬濟國系統梳理了漢語詞匯及語法,編撰了《西班牙文釋義的漢語詞匯》( Vocabulario de Letra China con la Explicacion Castellana )、《官話詞匯》( Vocabulario da lingua Mandarina )以及《官話語法》( 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 )等。 這些語言學著述留存於世,對西方的漢語研習和漢學研究產生了顯著影響。 這是對萬濟國語言研習的肯定,表明他對漢語官話的掌握程度是那個時代入華西人中的佼佼者。與研習語言風格相一致,多明我會在中國撰述的漢語作品多改為官話文言,並幾乎全盤接納了耶穌會的譯稱術語,而與此前的呂宋唐冊文風判然有別(《無極天主正教真傳實錄》是一個例外)。以呂宋本《天主要理》聖號經為例,入華多明我會士作了全面改寫。 《天主聖教入門問答》作:“以十字聖架號。 天主我等主,救我等,於我仇,因罷德肋及費略及斯彼利多三多名者。 亞孟。”萬濟國《總牘撮要》:“以十字聖架號。 天主我等主,救我等於我仇。 因罷德肋及費略及斯彼利多三多名者。 亞孟。”而在他們之前,入華耶穌會士譯介的《天主教要》聖號經作:“以十字聖架號。 天主我等主,救我等於我仇。 因罷德肋及費略及斯彼利多三多名者。 亞孟。”多明我會士新版聖號經完全抄錄自耶穌會士的聖號經譯本。由此可見,入華後多明我會士的漢文著述風格已經與耶穌會士合流。 耶穌會士的著述已在閩東地區流布,後來的多明我會士無論在主觀意圖上還是客觀形勢上均無法取代數量繁多、內容豐富的耶穌會士漢文著述。 順勢借用現成的耶穌會士作品,並有針對性地補充,成為多明我會士的最佳選擇。 事實也是如此,施若翰在《天主聖教入門問答引》中說道,“天主聖教載籍極博,理道極玄。此書專以啟誨愚蒙,故爾粗略言之。 若有志儒賢欲窮其底裡者乎,則有天學諸書在”。 所謂的“天學諸書”即指耶穌會士的著述,並在是書中多次提及具體的書名,如“略見《萬物真原》、《天主實義》、《畸人十篇》等書,茲不復贅,但能信其必有而望畏之,斯為行善之基云”。 萬濟國《總牘撮要09
  • 敘》亦言及“聖教總牘業經耶穌會士前後譯述傳世,其來久已”。 這都表明,多明我會士非但沒有排斥耶穌會士著述,反而大力引薦,並為己所用。與耶穌會士漢籍相比,多明我會士所撰之書文風更為簡約。 王道性《聖教撮要序》稱,“泰西諸名賢據經史所載,譯以示人,其書幾乎充棟,但未免帙繁而難稽,詞奧而莫通。 茲幸羅先生殫引入婆心為撮其要,以匯成一書……其文簡,其詞達,無非原生之所由來。”萬濟國《總牘撮要敘》亦言“捨繁就簡,補入一二”。 簡約文風可謂多明我會士下層傳教路線的必然表達,誠如羅森鐸《聖教撮要引》申明的那樣,“詞省則易覽,文淺則易通,不拘賢庸士農,可以共識。 至於奧妙之旨,高雅之文,見於聖教正理他書,得以詳觀。 而茲特採大略,非謂其理之止於此,亦非謂其理之不顯具於此也。”在奉教士人的幫助下,多明我會士亦不乏撰述“奧妙之旨,高雅之文”,最為典型的就是賴蒙篤(Raimundo del Valle)的《形神實義》(1673)。 此書是對阿奎那《神學大全》的漢文摘譯,即是書自言的“祖諸聖師多瑪斯所著《陡琭日亞》之言”。值得注意的是,眾多奉教儒生參與了是書的編撰工作:“同會羅文炤訂”,“瀔水祝石、後學三山李九功閱,韓陽王道性、王道甡潤”。 羅文炤,福安人,首位華籍主教。 祝石(浙江蘭溪人)與李九功(福建福清人)均為耶穌會士皈化,福安人王道性、王道甡兄弟(均為康熙年間恩貢)則是多明我會士的門徒。 眾多本土人士的參與表明是書的重要性以及譯述之難,其“凡例”表露:“性理學原為艱深難知,苦無中國成語,苟飾以佶屈聱牙之詞,觀者愈覺茫然,故艱深之理務出以平易之語,甚勿以粗淺而忽諸。”另一部具有較深義理且用詞典雅的漢文作品是萬濟國的《聖教明徵》。 作者在“小引”中謙虛地判定是書“不流於卑,不過於高……恍若適中之味,人人克嘗,庶不歎高者之難求而卑者之易得也”,“俾賢智者可俯而就,顓蒙者可跂而及,是則余作《明徵》之意也。”此種“適中”正與當地低級功名奉教士子的文學修養水平相對應。萬濟國在《聖教明徵》“凡例”中,特意提醒讀者正確認識耶穌會與多明我會著述之間的差異,比對耶穌會的著述,“其所已見者,勿駭為雷同,所未見者,勿鄙為杜撰云。”作為深涉“禮儀之爭”的關鍵人物,萬濟國為“未見者”辯護,當有深意,這其實隱含承認兩會之間的神學差異。 此一神學上的歧見,不僅體現在“禮儀之爭”,還凸顯於聖母神學。 耶穌會極力倡導的“聖母無玷始胎”說並不為多明我會所容。 在多明我會撰述的漢籍中,只字不提“無玷始胎”。 “玫瑰聖母”則被頻繁宣揚,多部著述與此一神學議題直接相關。 《總牘撮要》收錄了官話新版的玫瑰十五端經;馬喜諾《玫瑰經會規》不厭其煩地羅列“歷代教皇頒定”的大小赦規條,以“賜與會中人者”;羅森鐸《聖女羅洒行實》描述了一位玫瑰聖母崇奉者的生平事跡,“且知弱女子之敦修純潔有如是者”;歐加略的《人類真安稿》是一部玫瑰聖母神學的綜合之作,系統闡釋了祈禱神學、十五端經奧義、十五端聖會以及十五端經聖跡。此書所標示的“稿”字,表明它尚未付諸刊刻。 這也提醒我們有必要對文本的形態做一考察。四、文本形態:從稿本到刻本訴諸不同材質的文本,歷史信息才得以留存於世、傳播於域。 在大航海時代,中西方均發展出便捷的文本載體以及具有競爭力的文本複制技術,紙張、印刷術得到普遍採用。 對於思想對話而形成的跨文化文本而言,它們在具體的文本形態上同樣呈現出多種形制文本的交融特徵。 呂宋佛郞機僧獨特的著述歷程造就出多樣化的文本形態,稿本、刻本俱全,雕版、活字版亦有所見。 這些形態不一的文本從一個側面見證了多明我會士在中西物質技術交流上的貢獻,同時文本形態直接影響到它們在後世的傳布與留存狀況。19
  • 1. 手稿目前可見的呂宋佛郞機僧最早寫就的漢文手稿是高母羨西漢對譯的《明心寶鑑》。 據 1590 年6 月薩拉薩爾主教致國王信函披露,此書“半頁寫有中文,半頁對譯為我們的文字”。此一描述與現存西班牙國家圖書館藏本完全相符。是書漢文部分由呂宋唐人按照中國書寫方式上下抄錄,背面的西譯文則為左右橫寫。 鑒於當時呂宋唐人社區尚缺乏印刷設備,此書也就無法付諸刻印。 其實中西字體、書寫合璧共存一書,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它被刻板印製的可能性。 早期絕大部分的西漢詞典均為手稿,這便於中西字體、詞匯的對應,但也給印刷術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技術以及成本沒有取得突破之前,中西雙語文獻大多保持著手稿形態。文稿如若尚未最終完稿,也就無法進入印刷環節。 黎玉範《聖教孝親解》有三個篇幅不一、內容具有較大差異的稿本存世。 這顯然是作者在不同時間撰述,並由不同人群持有。從作者的角度來看,對一部尚未定稿的作品隨時修訂完全是常態。 這意味著手稿無定本,甚至讀者亦可徑直在稿本上增刪、修訂。 類似的情況見諸艾若望的《愛德中義利之辯》。是書抄本不僅存在個別字的塗改,還有整句的增添,例如“蓋人當強壯,以欺人”,在右側空隙處,接“當強壯”後寫有“之時,是天主弗大禮爾也,而乃恃此強壯”。 此句的增添是出於作者還是抄錄者之意,則不易判定。 此外,傳教士的漢文著述尚需中國人筆潤、修訂。 誠如萬濟國《聖教明徵小引》明言的“字句有不順處,只請一二教友略為刪減”。 只有此一工作完成後,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完稿。 歐家略生前業已完成《人類真安稿》,並交給奉教儒生嚴謨校訂。 嚴謨《題人類真安稿》有詳細說明,歐家略“出一書稿示謨曰:‘余欲著此書,子為我寫明修飾其一二,句續長短,前後以合於文。 余謝爾以真十字架木。’謨曰:‘不敢,但欲附名書後。’敬寫就,岌岌惟恐有少戾於原義原文。 而歐師乃以欲避熱羅源山中,帶書以去,不久升逝,不知會看詳並本會諸師同閱准刻否。 今年丙子,倏幾十載,回顧前功尚未有得,深恨怠廢之罪,科場忙後返思上知之教,再檢點舊稿寫出……因而諸師檢詳,許刻傳布,則千七百年前天上所播之福音,我國於今而遍享之,豈非大幸?”嚴謨延遲修訂書稿,且未經教團審查,致使歐加略的遺文僅以手抄本形式傳布。 這是嚴謨標示其為“稿”的原因所在。嚴謨上述言辭提及的值會“看詳”、諸師“同閱”透露了傳教士刊書必經的審查程序。 作者完稿並經中國教友筆潤,從文本內容上看雖具備了刊刻條件,但在程序上尚需經過同會“准刻否”。 這可視為傳教士獨特的漢籍撰述刊印文化,並在文本形制上有所體現。 艾若望的《愛德中義利之辯》顯然是准備刊印出版的,是書稿本首頁已經為圖書審查預留了版面:“極西多明我會傳教修士艾若望天寵父述定,同會(留空)仝訂,值會(留空)准。”這表明書稿將在完成教內審查後出版。 但上述審查並未完成,以致於首頁中留空的審查者無法填寫,是書只能以抄本的形式傳布。 在早期,曾出現規避教會圖書審查的私刻現象。 如在呂宋八連刊版的漢語本《天主要理》以及利瑪竇《天主實義》都曾存在作者默認,由教外人士刊刻出版的情況。最後,關涉禮儀之爭的諸多辨駁之文多以手稿寫就、流布。 在爭論過程中,卷入諸方以手稿形式參與討論,規避了教會繁瑣的審查程序以及禁令,從而以更為便捷、靈活且具有時效性的方式表達己方觀點。 已經佚失的萬濟國《辯祭》一書就屬此類。 曾閱讀過此書的耶穌會士李西滿(SimãoRodrigues)在奉教儒生李良爵的幫助下,“遂因每條問答之下,爰附一評,名曰《辯祭參評》”,並表示“以呈於會長畢先生焉”。此書同樣是手稿,可貴的是它得以幸存。 《辯祭參評》收錄了《辯祭》中的 12 條內容,使得已經佚散的《辯祭》得以管窺一斑。 這表明,對於富有爭議性的話題,傳教士或奉教士人多以手稿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觀點。 而個人見解與教團觀點是否一致,則需要“呈於會29
  • 長”以作進一步審查與討論。 《聖教明徵》未獲教會審查,在相當長時間內以手稿形式流布,故缺乏教團審查、批准者的名諱。 在內容上,是書以較大篇幅批駁諸多中國禮俗,涉及到“禮儀之爭”中的核心問題。 首章“天地人物必有造之者”用大量篇幅批駁中國已有的創世諸說,如“釋天地萬物非由於自然”、“元氣不能分天分地”、“理非造物之原”、“太極非生物之原”、“盤古非分天地之主”、“天地不能生人物”、“世尊元始非造物主”、“釋佛老本自無權又非造物主有授以權”。 此書更多屬萬濟國個人的神學觀點,寫於康熙十六年(1677),時值耶穌會士對中國禮儀的觀點佔據上風。 作為反對一方,萬濟國的觀點至少尚未被羅馬當局認可,該書採用稿本形式流布也就容易理解。出於不同的撰述處境,上述著述以手稿的形式呈現。 從長遠來看,這給文本帶來不利的影響。稿本內容易於改易,且無法保證其完整性與准確性。 由於缺少更多的副本,稿本流通範圍及存續時間受到極大限制,易於散佚。 傳教士對此有清醒認識,在可能的情況下,他們還是樂於刊刻自己的著述。 如賴蒙篤在 1663 年即已完成《形神實義》的撰述,時值楊光先掀起“曆獄”,以致是書的刊刻被擱置。 但當康熙親政、恢復優待傳教士後,是書的刊刻重新提上日程,並於 1673 年刊印。2. 刻本早在呂宋時,多明我會士就積極引入印刷術。 西班牙人雖一貫偏愛古登堡印刷術,但現實處境讓他們採取務實舉措。 就近採用中國雕版印刷術,僱用中國刻工並使用中國印刷材料是當時在呂宋建立印刷業最為可行的路徑。 出於對市場動向的敏銳察覺以及精湛的工藝,唐人刻工壟斷了呂宋早期印刷業。 以 Keng yong 為代表的唐人刻工不僅刊刻中文圖書,而且雕版字母圖書,前述漢文本《天主要理》便出自其手。 是書封面的西班牙圖文呈現出典型的歐式風格。 此外,他加祿—西班牙文雙語版《天主要理》( Doctrina Christiana, en lengua española ytagala ,1593)亦是中國印刷術的產物。 這在世界印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是書見證了中國印刷術在呂宋,或者寬泛意義上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傳播和使用。 同年刊刻的《無極天主正教真傳實錄》具有顯著的建本圖書款式,是書的存在完善了建本外傳的鏈條。 上述三部圖書均是福建印刷業在呂宋延伸的產物。 在呂宋,字母圖書出產更多,對印刷術的要求更迫切,這導致呂宋印刷業技術上的革新。 唐人刻工胡安·維拉在多明我會士布蘭卡斯的啟發和支持下,在呂宋本土自創活字印刷機,並用來排印字母圖書。 現存最早的一部是 1604 年在比農多出版的玫瑰會省章程 ( Ordinationes generales Prouintiae SanctissimiRosarij Philippinarum )。 美洲多明我會士稱讚此書“印製的字體如此優美,就像在羅馬或法國里昂的一樣”。胡安創設的活字印刷術的來源尚不明確,顯然不是來自於當時日本的歐式印刷機(范禮安指令天正使團在歐洲購置,先後安置於澳門和日本長崎等地),同一時期中國銅活字技術是否對胡安產生過影響,亦不得而知。 其後,胡安的弟弟伯多祿·維拉繼續運營印刷機。 他針對不同的文字採用不同的印刷技術,字母用活字技術排印,漢字仍沿用雕版技術。 因此他所刊就的《新刊僚氏正教便覽》與《新刊格物窮理便覽》聚集了兩種不同的印刷方式,在世界印刷史上具有獨特地位。入華後,多明我會士刊刻的圖書重新回歸中國傳統的雕版印刷術,但披露的印刷信息則較為有限。 《天主聖教入門問答》引言題款提到了“玫瑰草廬”,這應該是他所在的福安玫瑰聖母堂,但是否為是書雕版、刊行的地點則不能確定。 《總牘撮要》為“玫瑰堂藏板”,《形神實義》作“長溪天主堂刊”,《聖女羅洒行實》明言“閩福州府玫瑰堂梓”。 不過,王道性為是書寫的序文題寫於“穆水之光風齋”,即王道性在福安穆陽的書齋。 《聖女羅洒行實小引》則“題於羅川之橘園堂”,即羅源一天主堂,顯然不是上述的“閩福州府玫瑰堂”。 與《聖女羅洒行實》一樣,《聖教撮要》亦於“閩福州府玫瑰堂梓”,但羅森鐸自序書寫地同樣在“羅川之橘園堂”。 根據嚴謨提供的信息,傳教士“避熱羅39
  • 源山中”。 此“羅川之橘園堂”或許即為傳教士的避暑之所。 他們在此地得以片刻清閒,專心著述。上述著述的序言、引言在避暑地撰述並不意外。 這意味著,多明我會在福建地區的漢文著述並非在某一個教堂獨立完成,而是涉及多個不同的場所,甚至包括信徒個人的書齋。上述圖書多見“堂題”、“堂梓”、“堂藏”、“堂刊”等字眼,但不能被一概視為“堂刻本”。與耶穌會士不同,多明我會士的活動區域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圖書刊刻中心,他們刊刻的圖書數量比耶穌會士要少很多。 這意味著,多明我會士並沒有形成一集中且完備的出版機構,上述“玫瑰草廬”、“玫瑰堂”、“長溪天主堂”、“閩福州府玫瑰堂”顯然並非指向同一場所。 無論是“堂梓”還是“堂藏”,均意在表明書版歸天主堂所有,至於刻工以及實際的版刻地很可能都外在於天主堂。 前述呂宋刻本圖書一般會在扉頁標明刻工、刊刻地點、時間等較為詳實的刊刻信息。 入華傳教士的刻本圖書則多見標示作者、修訂者、審查者、批准者甚至潤色的中國教友的姓名,但基本不會提及刻工。 在中國印刷業發達的情況下,有專門人員從事此一行當,且多為教外人士,其名諱不宜出現在聖教圖書中。 其實同一時期大多數的中國刻本圖書亦鮮見刻工信息,這大概是中國圖書文化傳統重視圖書作者和內容,輕視圖書制作工序和刻工所致。與入華耶穌會士相比,地處邊緣一隅的呂宋佛郎機僧於漢文圖書的撰述、出版並不凸顯,成績亦非出色,但他們的著述機理仍具有普遍性。 通過對多明我會士異質文化處境、語言研習以及撰述文本形態的綜合考察,可以探知明清之際西人漢籍製造的一般流程以及所依賴的更為寬泛多變的物質、文化環境。 呂宋佛郎機僧的著述歷程,同樣昭示著中西圖書、中西印刷術非同凡響的對話、交流機制,這不僅豐富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內容,而且產生了不可小覷的歷史影響。①新近對“佛郞機”稱謂的研究,參見金國平:《“中國大帆船”與“絲銀之路”:“Pariá”研究》,澳門:澳門基金會,2022 年,第 37~54 頁。②新近研究成果參見梅謙立《十七世紀末廣州天主教出版業與本地社會的互動》(《國際漢學研究通訊》第 18 期,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 年)、張先清《傳教、刻書與文化網絡:十六至十八世紀多明我會傳教士的中文著述》 (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21年第 1 期)以及拙文《明清時期福建天主教漢文文獻概述:西教士部分》(載陶飛亞、楊衛華主編:《宗教與歷史:漢語文獻與中國基督教研究》上冊,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16 年)等。③Henri Bernard, Les Adaptations Chinoises DOuvragesEuropéens. Bibliographie Chronologique Depuis laVenue des Portugais à Canton Jusquà la MissionFrançaise de Pékin 1514⁃1688, Monumenta Serica, Vol.10, No. 1 (1945), pp. 1⁃57, 309⁃388.④關於拉達的生平,參見 Dolors Folch, Biografía deFray Martín de Rada, Huarte de San Juan. Geografía eHistoria, 15, pp. 33⁃63.⑤對於拉達所攜帶的歐洲圖書的討論,參見 DolorsFolch, Martín de Radas Book Collection, Sinologia His⁃panica, China Studies Review, 6, 1 (2018), pp. 1⁃26.⑥參見博克舍編注:《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何高濟譯,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第 210 頁;門多薩:《中華大帝國史》,孫家堃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 年,第 91~93 頁。⑦美洲大陸印刷術的引入與克倫伯格家族有直接的關係。 參見 Clive Griffin, The Crombergers of Seville:the History of a Printing and Merchant Dynasty, New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93, 114,162, 247.⑧⑩徐學聚:《報取回呂宋囚商疏》,陳子龍等編:《明經世文編》卷四百三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⑨張燮著,謝方校注:《東西洋考》卷五·呂宋,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第 89 頁;第 91 頁。此書孤本存世,見藏於梵蒂岡圖書館,編號:Racc.Gen. Or. III, 246.12。 影印本見張西平等主編:《梵蒂49
  • 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第一輯),38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4 年。Juan Cobo, Dirigló a Sus Hermanos de Religión dela Provincia de Guatemala y España, Carlos Sanz, Primi⁃tivas Relaciones de España con Asia y Oceanía, Madrid:Libreria General Victoriano Suarez, 1958, p. 283; p. 278.此書孤本存世,見藏於西班牙國家圖書館,編號R/33396。有關 1603 年屠殺事件的學術討論,參見 José Euge⁃nio Borao, The massacre of 1603: Chinese perception ofthe Spaniards in the Philippines, Itinerario, vol. 23, No.1, 1998, pp. 22-39;李慶:《早期全球化進程中的東亞海域:明萬曆海外採金事件始末》,北京:《國際漢學》,2020 年第 4 期。 Jesus Gayo Aragon and Antonio Domínguez eds.,Doctrina Christiana: Primer Libro Impreso en Filipinas,Manila: U. S. T. Library, 1951, p. 72.本文參考的黎尼媽《新刊僚氏正教便覽》為奧地利國家圖書館藏本,編號:sin 282;多麻氏《新刊格物窮理便覽》以羅馬耶穌會藏本為參考底本,編號:Jap-Sin I, 171。施若翰:《天主聖教入門問答》,鐘鳴旦、杜鼎克編:《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 2 冊,台北:台北利氏學社,2002 年。羅森鐸:《聖教撮要》,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本,編號:chinois 7044。參見 José María González,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Dominicanas de China, Madrid: Imprenta Juan Bravo,Tomo V, 1966.Alfonso Felix,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1570 -1770, Manila: Solidaridad Publishing House, 1966, p. 128;p. 131.據記載,“儘管來到呂宋這裡的人身份卑微,但仍低於百分之一的人不會寫字,而在卡斯蒂亞的農民中,識字的人不到百分之一。”參見 Juan Cobo, Diriglóa Sus Hermanos de Religión de la Provincia de Guate⁃mala y España, Carlos Sanz, Primitivas Relaciones deEspaña con Asia y Oceanía, p. 288.萬濟國:《總牘撮要》,康熙七年(1668)玫瑰堂藏板。 羅馬 The Library of the Accademia Nazionale deiLincei e Corsiniana 藏。佚名:《天主教要》,《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 1 冊,第 310~311 頁。參見筆者為是書整理撰寫的提要,載周振鶴主編:《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第二輯)》,第 4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7 年,第 14 頁。萬濟國:《聖教明徵》,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本,編號:chinois 7010。 梵蒂岡圖書館典藏有是書的安南刻本,其影印本收錄於《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第一輯),第 6 冊。馬喜諾:《玫瑰經會規》,梵蒂岡圖書館藏本,編號:Borg.Cinese.350 (23)。羅森鐸:《聖女羅洒行實》,鐘鳴旦、杜鼎克、蒙曦主編:《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 15 冊,台北:台北利氏學社,2009 年。歐加略:《人類真安稿》,鐘鳴旦、杜鼎克、王仁芳主編:《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續編》,第 17 冊,台北:台北利氏學社,2013 年。最新的影印本,參見李毓中等主編:《閩南—西班牙歷史文獻叢刊三:明心寶鑑、無極天主正教真傳實錄》,台灣新竹:清華大學出版社,2021 年。相關考訂參見宋黎明:《誰謂奉教者,不奉祖先哉:黎玉範〈聖教孝親解〉諸手稿的文本研究》,《西學東漸研究》第十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 年。艾若望:《愛德中義利之辯》,鐘鳴旦、杜鼎克、蒙曦主編:《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 25 冊。李西滿:《辯祭參評》,鐘鳴旦、杜鼎克編:《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 10 冊。Juan Cobo, Dirigló a Sus Hermanos de Religión de laProvincia de Guatemala y España, Carlos Sanz,Primitivas Relaciones de España con Asia y Oceanía,p. 268.關於天主教“堂刻”文獻的討論,參見王申:《明末清初天主教堂刻文獻的特徵及價值》,北京:《國際漢學》,2020 年第 2 期。作者簡介:代國慶,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博士。 廣州  510631[責任編輯  陳志雄]59
  • 澳門理工學報  2023 年第 3 期16~ 19 世紀“夷”字在澳門的翻譯與接受盧春暉[提  要]   “夷”字早期泛指中原周邊的地區和族群。 自明代歐人來華,該字的涵義擴大至中外關係中,凡國外之人之事一律冠以“夷”字,是古代中國朝貢制度下“天下”觀念的產物。 “夷”字(以及相關或由該字構成的詞語)的翻譯是一個重要的學術話題,體現了語言背後的權力關係和政治博弈。 澳門是西學東漸的重要舞台以及 16~19 世紀重要的華洋共處之地。 葡萄牙人自澳門開埠初期便認為“夷”字帶有貶義,但直至 19 世紀中葉並未提出明顯異議,而是在翻譯中採取一定策略,既維護自身尊嚴,又避免發生衝突。 19 世紀下半葉,隨著國際形勢和葡萄牙對華政策的變化,葡人才旗幟鮮明禁止“夷”字的使用。[關鍵詞]   夷  澳門  葡萄牙語  翻譯史[中圖分類號]   H159; K24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3) 03 ⁃ 0096 ⁃ 12有論者指出,“在大千世界數以萬計的語言文字中,也許沒有哪個單獨的字,能像漢字的‘夷’那樣衍生出如此豐富的歷史。”①從早期用來泛指中原周邊的少數民族,到指涉來華西人,“夷”字在中國經歷了兩千多年的歷史,最終於 19 世紀中後期逐漸淡出。 該字曾引發大小衝突乃至戰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便是 1858 年《天津條約》明令“禁用夷字”。關於“夷”字本身的歷史發展、內涵以及在英文中的翻譯問題,學界已有深入討論,②但關於該字在澳門的使用、翻譯和接受情況卻鮮有論及。③中葡交往始於 16 世紀,早於中英交往,“夷”字在澳門使用和翻譯的歷史更為悠久,值得進一步研究。 本文旨趣不在於討論“夷”字在漢語中的涵義,而是探討 16~19 世紀該字(包括同類字詞如“蕃”、“鬼”、“洋”以及由“夷”字構成的詞語如“夷目”)在澳門的翻譯和接受情況,具體分析中葡雙方對於“夷”的態度、翻譯時採取的策略以及 19 世紀中葉澳督亞馬留(Joã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上任前後語言和翻譯的變化。一、中葡雙方關於“夷”的態度在華夏文化中心觀中,“夷”原指遠離中心的少數民族。 《禮記·王制》有載: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 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 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 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④69
  • 葛兆光認為,在古代中國人對天地格局的想像中,自己所處之地是文明中心,外圍是夷狄,越往外緣,文明等級越低。⑤到了 16 世紀初,“夷”字的指涉範圍擴大至來華歐人,此種概念的延伸源於朝貢體系在地理上的擴張。 中原和周邊“華夷之辨”的涵義延伸至中西關係,構成了華人和西方人的對立。 中文史料中,西方人的形象多為負面。《香山縣志》中有如下描述:“夷有黑、白二種。 白曰白鬼,西洋人,其性黠而傲;黑曰黑鬼,西洋之屬地滿人,其性愚而貪,受役於白鬼。 其夷目曰兵頭,主約束夷兵;曰庫官,主文移申覆。”⑥這段文字很大程度上可反映當時官方的觀點。 引文中,“夷”分為兩類:“白鬼”和“黑鬼”。 “鬼”字帶有濃重的鄙夷色彩,描述均為負面:“性黠而傲”、“性愚而貪”。 “夷”是兩種“鬼”的統稱,無論是西洋人(即葡萄牙人)還是地滿人(即帝汶人)都屬於“夷”。 在《香山縣志》和《澳門紀略》中,對“夷性”的負面描述比比皆是,如“第夷性類多貪黠,其役使之黑鬼奴尤為兇悍”⑦、“且恐夷性之狡,將滋唐匪之奸”⑧、“而夷性狡陰,有異於此”⑨。 劉禾稱,在明、清兩代,“夷”和其他表達方式如“西洋”、“泰西”、“西洋人”始終並存,並同時出現。⑩從上述引文來看,“西洋”一詞為地名,特指葡萄牙,而“夷”則涉及族群劃分,並帶有負面評價,此處的“夷”和“西洋”應有所區分。“夷”和“鬼”往往相提並論。 如關於華人進教一事,張汝霖在《請封唐人廟奏記》中表示:惟澳門一處,唐夷雜處,除夷人自行建寺奉教不議外,其唐人進教者約有二種:一係在澳進教;一係各縣每年一次赴澳進教。 其在澳進教者,久居澳地,集染已深,語言習尚漸化為夷。 但其中亦有數等,或變服而入其教,或入教而不變服,或娶鬼女而長子孫,或藉資本而營貿易,或為工匠,或為兵役。 又有來往夷人之家,但打鬼辮,亦欲自附於進教之列,以便與夷人交往者,此種倏往倏來,不能查其姓名。在奏疏中,張汝霖將“夷人”婦女稱為“鬼女”,“夷人”的辮子稱為“鬼辮”,可見“夷”和“鬼”被劃上了等號。 再看另一段關於黑奴的描述:其通體黝黑如漆,特唇紅齒白,略似人者,是曰鬼奴。 明洪武十四年,爪哇國貢黑奴三百人。 明年,又貢黑奴男女百人。 唐時謂之昆侖奴,入水不眯目,貴家大族多畜之。 《明史》亦載和蘭所役使名烏鬼,入水不沉,走海面若平地。在中文史料中,黑奴被稱為“鬼奴”、“烏鬼”,而葡萄牙人是“白鬼”、“鬼女”,均帶有鄙夷態度,似乎二者區別不大。 在葡人看來是否如此? 成書於 1828 年的《澳門備忘錄》( Memoria sobre Macáo )將澳門基督徒居民(habitantes christãos)分為三個等級:請允許我將他們分為三個等級( tres classes)。 第一等級是歐洲人(Europeos);第二等級是歐洲混血兒(mistiço⁃europeos);第三等級是亞洲混血兒(mistiço⁃asiaticos)。 第一等級眾所周知,無需贅言;第二等級皮膚棕黑,常常顯示出混血兒的陋習,例如白人男子和黑人女子混血者,或反過來,如果可能的話;第三等級則是人類中最可憎的一類,似乎可將他們棄入一種生物。在葡人眼中,歐洲人和混血兒顯然不可相提並論,不難想像,若將他們與黑奴不加區分地歸於“鬼”或“夷”,必是不能接受的。歐洲人是否知道中國人用“夷”字稱呼自己? 他們如何理解“夷”字? 又持何種態度? 劉禾將1832 年看作“夷”字之辯的起點,理由是胡夏米的翻譯官郭實臘(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在日記中提到這個稱謂的意思是“barbarians” (野蠻人)。 同時,劉禾還借馬禮遜(Robert Morrison)79
  • 《華英字典》(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及東印度公司的翻譯說明,在此之前,“夷”統一翻譯為“ foreign”(外國的)或“ foreigner”(外國人)。王宏志對此論點進行了反駁,史料顯示,早在1814 年,東印度公司大班益花臣(John F. Elphinstone)已經在廣東布政使曾燠的會議中正式提出反對用“夷”字稱呼英國人,遠遠早於郭實臘。通過對葡語史料的挖掘發現,最晚至 17 世紀初,葡人已經認為華人用“barbaro(s)”(野蠻人)稱呼自己。首先看一份 1612 年由廣州海道(Aitao)發給澳門議事會議員(Vereador)及其他官員的札諭(chapa),其中葡萄牙神父被稱為“野蠻人”:本海道知道、也聽說,在澳門有一名神父頭目(Cabeça de Padres),和其他神父一起———都是生性狡猾之徒———召集一批壞人,給他們剃頭,讓他們皈依為基督徒,這名神父頭目的工作就是收容和藏匿這些壞人。 ……這些外國野蠻人(barbaros estrangeiros)與這些壞人只知道牟利……再看一則 1625 年的葡文史料。 這是一道由陳(chen)姓言官(Mandarim admonitor del Rey)上呈皇帝的奏疏,由通事 Miguel Pinto dos Orizinaes翻譯成葡文,內稱:“最令廣州城擔心的莫過於澳門的外國人(estrangeiro)。 幾年以來,在同他們一起如蟲獸般生活在這座城市的中國人的袒護下,他們的野性和未開化的心靈犯下了極盡卑劣之事,如果不阻止這些野蠻人(barbaros),他們的惡行將變得不可救藥,比福建(Chincheo)的船隻事件嚴重十倍。”從上下文來看,“野蠻人”指的便是前文所提到的“外國人”。 前後用詞的區別可看出語氣的變化。 以上兩則史料均為葡文譯文,通事在文末聲明忠實翻譯並簽署姓名。根據翻譯件推測“野蠻人”應從“夷”、“番”之類的詞直譯而來。16~17 世紀著名葡萄牙籍耶穌會士何大化(António de Gouvea)於 1636 年入華,學習漢語和中國社交禮儀,對中國文化瞭解頗深,留下多部著作,其中包括《遠方亞洲》(sia Extrema)(1644)手稿。其中有如下敘述:“文人(Letrados)的帽子是方形的,根據地區不同有所差異;總是保留古老的款式,沒有很大的變化。 他們不會模仿或抄襲其他民族(naçoens)的服飾,因為他們制定自己的規則,而不接受別人的規則。 對任何不屬於他們的其他服飾,他們都抱著極大的傲慢稱之為野蠻的(barbaro)。”在談到利瑪竇(Matteo Ricci)時,何大化表示:“利瑪竇神父在宮廷的中國人之中取得的聲望比預期更大。 中國人將所有非本地的人視為野蠻人(barbaro)。”另一段敘述更為直接:“神父們對他們剩下的旅行提出不少良好建議,帶著這些建議,他們愉快地完成了旅行並到達澳門,通過如此漫長的旅行,他們令中國人對歐洲人留下良好印象,使中國人意識到,他們從來都不是所謂的外國野蠻人(barbaros estrangeiros)。”以上材料顯示,葡人入華初期已認為中國人視外來者為“野蠻人”,而這種觀點在幾個世紀中是一貫的,《澳門備忘錄》(1828)這樣描述中國人:“但(中國人)是驕傲、善於偽裝和順從的:順境時冷酷,時運不濟時同樣懦弱,他們蔑視外國人以及其風俗習慣,並稱之為野蠻的(barbaros),不知道是出於何種原因。”1844 年刊登於《澳門土生代言者報》( O Procurador dos Macaistas )的一篇文章提到:“中國人稱葡萄牙人為野蠻人(barbaros),對於不知情的人來說無疑會感到驚訝,殊不知中國人就是這樣稱呼所有外國人的。”那麼,面對這個他們認為帶有蔑視和侮辱意味的字眼,葡萄牙人作何反應? 下文將從翻譯的角度進行分析。二、辭典、章程和公牘中“夷”字的翻譯雙語(或多語)辭典本質上是翻譯的產物。 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和利瑪竇編著的《葡漢辭89
  • 典》(手稿,大致完成於 1583~1588 年間)或為首部歐洲語言和漢語對照的雙語詞典。 《辭典》中有一條目為:“Naçaõ portuguese / 畨人;夷人”。葡文詞條意思為“葡萄牙、葡萄牙民族”。 是否可以得出結論,即在當時西方人,至少在羅、利二人看來,“夷”、“番”確無貶義? 利瑪竇記述到:而且總的來說中國人,尤其是有知識的階層,直到當時對外國人始終懷有一種錯誤的看法,把外國人都歸入一類並且都稱之為蠻夷。他們(指皇宮裡的人———筆者注)不想從外國人的書裡學習任何東西,好像全世界的知識都存在於他們的國家,而其他民族都是無知的、野蠻的。 當他們在文章或書中提到外國時,常設想那裡的人還不如野獸,因而用各種動物及醜惡事物的字眼來稱呼外國人,甚至有少數人將外國人稱為鬼。因此,他們憎恨外國人的程度令人難以置信,把外國人都稱為“番鬼”。由此可見,利瑪竇認為中國人用“夷”、“番”之類具有貶義的詞語稱呼外國人,但在《辭典》中卻隱去了這層意思。 這與馬禮遜《華英字典》如出一轍。 《華英字典》中,“夷人”被翻譯成“A foreigner”(外國人),等同於“A distant man”(遠人)。 對此,王宏志考證了馬禮遜關於“夷”字的兩次討論,一次的背景是 1821 年的“伶仃島事件”,馬禮遜在評論一封東印度公司給兩廣總督信件的中譯版本時提到,“中文的夷字通常會被翻譯成‘外國人’,但裡面除了包含‘不屬於中國’外,更有一種低下的意思,跟古代希臘人所用的野蠻人一詞是很接近的。 由於這個緣故,英方譯者在給政府的信中很久以來都不用這個字”;另一次是在 1827 年的一封信件翻譯中,馬禮遜在譯者按語中提到“該字是有問題的,我們自己從來不用”。由此可見,馬禮遜在《華英字典》中將“夷”翻譯成“外國人”,並不意味著他對此完全認同。 王宏志分析,正因為馬禮遜清楚“夷”字所包含的負面含義,才在翻譯和寫作中故意避開不用。立於 1749 年的《澳門約束章程》碑是澳門歷史的重要界石,以規章制度的形式確定了清政府對澳門的管轄權。《章程》分別以中文和葡文寫成,中文碑立於香山縣丞衙署,葡文碑立於澳門議事亭,後於 1849 年被葡人搗毀。 請看以下例子:中文碑:禁販賣子女。 凡在澳華夷販賣子女者,照乾隆九年詳定之例,分別究擬。 (例 1)葡文碑:Se prohibe aos chinas, e Europeos de Macao vender os f.os , e f.as dos chinas, q.m violar estaordem hade ser castigado segundo o q.’ se determinou no anno nono do Imp.or Kinlum.葡文直譯:禁止華人和澳門的歐洲人販賣華人的子女,違反此規定者將依據乾隆九年制定的(法令)受罰。中文碑:……黑奴照夷法重處……(例 2)葡文碑:...os d.os mossos devem ser castigados gravem.te segundo as Leis da Europa...葡文直譯:……僕役應依據歐洲的法律嚴加懲處……中文碑:……初到不知夷禁……(例 3)葡文碑:...p.r q.’ não se saberem o costume de Macao, por serem novatos na terra...葡文直譯:……因為剛剛到本地而不知道澳門的習俗……上述三例中,“夷”字或被翻譯成“歐洲人、歐洲的”(例 1、例 2),也有翻譯成“澳門的”(例 3)。葡萄牙人是最早到達,同時也是在澳數量最多的西方人,因此“歐洲人”在很多場合中特指葡萄牙99
  • 人(如前引《澳門備忘錄》的部分)。 此外,根據上下文,“夷禁”指《章程》的第四條“犯夜解究”,即宵禁,為葡人管治澳門的規定,因此翻譯為“澳門的習俗”也較為合理。再舉“清代粵澳公牘”幾例。 “清代粵澳公牘”為 18 世紀中葉至 19 世紀中葉清政府與澳葡當局即議事會之間的往來文書及翻譯件,2017 年以“清代澳門地方衙門檔案(1693—1886)”之名成功申報《世界記憶名錄》。雙方往來公牘中,“夷”字出現的頻率很高,例如:中文公牘:照得夷船來廣貿易,須按舊定章程辦理。(例 4)葡文譯件:...que os Navios Europeus, q.’ aportão na China p.a fazer o comercio, devem seguir osantigos costumes, e regras ja estabelecidas. 葡文直譯:進港來華貿易的歐洲船隻應該遵循慣例和制定好的規定。中文公牘:本關部體恤夷情……(例 5)葡文譯件:Eu doendo⁃me das dificuldades, e embaraços, que experimentão os Estrangeiros...葡文直譯:我同情外國人經歷的困難和障礙……中文公牘:從爾等民夷之所請,將此一間留為公所……(例 6)葡文譯件:Consinto na Suplica de Chinas, e Christaons p.a que fique com huma caza de Socied.e co⁃mum...葡文直譯:我同意華人和基督徒的請求,保留一間為公共的房屋……中文公牘:查我天朝懷柔遠夷,准爾等居中土以便往來貿易,又恐眾夷聚集,滋生事端,復聽爾等設立頭目,稽查約束。(例 7)葡文譯件:O nosso Celestial Reino concedeo a vos outros que vindes de Nação longinqua morar naterra Sinica pela comodidade do vosso Commercio, daqui concorrerão varios Barbaros a habitar nessa ter⁃ra: Portanto para que não houvessem discordias entre os mesmos, foi vos permitido que se elegessedentre vos hum Capitão, que vigiasse sobre os outros. 葡文直譯:我天朝允許你們這些來自遙遠國度的人居住在中國,以便於你們的商業活動,眾多野蠻人會聚集在此居住,因此為了避免相互間產生爭執,已允許你們選舉一位首領以監視其他人。其中,例 4 和例 5 的翻譯策略與《葡漢辭典》及《章程》類似,即將“夷”字翻譯為地域概念。 例6 將“夷”譯為“基督徒”,以宗教概念替換國籍概念。 為避免民眾“受到蠱惑”,影響社會和政治秩序,明清兩代均有禁教。 澳門民夷雜處,時有華人潛入澳門奉教,對此中國政府三令五申嚴加禁止。從“民夷 / Chinas, e Christaons”可以看出,“基督徒”不僅是葡人的宗教身份,更是區別於華人的“他者”。 上述三例代表了“粵澳公牘”中“夷”字最普遍的翻譯方式,譯文均為中性。 例 7 將“眾夷”譯為“varios Barbaros”(眾多野蠻人),此類例子不多,其中原因難以考證,或為“不合格”通事的過失,不具有代表性。 但可以再次證明,在葡人的觀念中,“夷”字與“野蠻人”具有對等性。 而他們通常採用一定翻譯策略規避這一敏感問題。三、從“夷目”到“大西洋欽命澳門理事官”在“夷”構成的詞語中,“夷目”一詞的翻譯具有典型性。 澳門史中的“夷目”一般指議事會理001
  • 事官(Procurador),也被稱為“夷目唩嚟哆” (唩嚟哆為葡語“vereador”音譯,意為市政議員),該職位在議事會成立之初就已經存在。在《澳門約束章程》中,“夷目”均被譯為“議事會”(Senado):中文碑:……即飭地方官眼同夷目依法辦理……(例 8)葡文碑:...o Mandarim da terra deve Logo executar com o Sen.° a Sentença dada.葡文直譯:……本地的華官應立刻與議事會執行已做的判決……“夷目”並非澳門理事官的專用稱謂。 《澳門紀略》中將兵頭(總督)亦稱為“夷目”:“夷目有兵頭,遣自小西洋。”湯開建從明朝史料入手,證實早在 1583 年議事會成立之前已經有“夷目”的說法。 另外,正史中還有將外國海盜首領和在京葡人銃師稱為“夷目”的記錄。 因此,“夷目”既非議事廳官員的專用稱謂,也不屬於正式的中國職官體系,而是中國人對外國人首領的泛稱。金國平考察明清正史,認為“夷目”中的“目”作頭目解,且具有十分明顯的貶義。中國官員也曾對英國商務監督律勞卑(William John Napier)使用此稱謂。值得關注的是,《章程》中帶有一定蔑視的非正式稱謂“夷目”翻譯成機構名“議事會”。 用機構名稱呼官員在古代中國並不罕見。 例如,粵海關監督在葡文和英文史料中被稱為“Hoppo”“Hopo”(戶部)。 陳國棟指出,粵海關監督完整的官銜為“督理廣東省沿海等處貿易稅務戶部分司”,是北京戶部派駐廣東負責收稅的司員。 粵海關衙門是戶部的派出衙門,用“戶部”稱派出衙門及派出衙門的負責官員可以提高該官員的地位。同理,理事官是議事會中專門負責澳門華人事務的官員,代表議事會與中國官員聯絡與交涉,可被視為議事會的代表,以“議事會”之機構名代稱“夷目”(理事官)亦有提高官員地位、維護葡人尊嚴的作用。“夷目”的翻譯問題在“清代粵澳公牘”中更具代表性。 在由香山縣丞、香山知縣、澳門同知等中方官員發給澳門議事會理事官的下行文書中,一般將後者稱為“夷目”或“夷目唩嚟哆”,而議事會通事一般譯為“Procurador”(理事官)或“Procurador de Macao”(澳門理事官):中文文書:合行諭知,諭到該夷目等,即便遵照,仍即日稟覆存案。(例 9)葡文譯件:Por isso Ordeno ao Pro.cor, que faça executar este nosso mandado, e que logo nos de asua protestação, e Consenso p.a nosso archivo, p.a conservação da futura memoria.直譯:因此,我命令理事官執行我們的命令,立刻將聲明和贊同的意見發給我們存檔,以便未來查詢。中文文書:香山縣正堂許,諭夷目唩嚟哆知悉(例 10)葡文譯件:Eu Governador da Cidade de Ansão faço Saber ao Procurador de Macao...直譯:本人,香山縣長官,通知澳門理事官……在部分公牘中,葡語翻譯中會出現更為客氣和尊重的稱謂:中文文書:香山縣正堂堯,諭夷目唩嚟哆知悉(例 11)葡文譯件:Sñr. Procurador直譯:理事官先生中文文書:香山縣正堂彭,諭澳門夷目唩嚟哆知悉(例 12)葡文譯件:Eu o Mandarim de Hiang⁃xan faço saber a Vm.ce Senhor Procurador da Cidade...101
  • 直譯:本人,香山知縣,通知澳門理事官先生閣下……事實上,“理事官”這一稱謂最晚在 18 世紀中葉已經存在,《澳門紀略》中便有“理事官一曰庫官”的記述。 “粵澳公牘”中亦有此類片段:“該夷目既為理事之官,自應向現在各水手究明”;“該夷目既為通澳理事之官,應知國法之不可玩,公事之不可誤”。 然而,在諭文中,清朝官員卻一律使用“夷目”之稱,以示居高臨下。那麼,在葡人撰寫的稟文中,又是如何自稱的呢? “粵澳公牘”中的稟文分兩類,一類是議事會用葡文撰寫的原件,另一類是經翻譯、潤色後發給中方官員的漢文譯文。首先看葡語的稟文中理事官如何自稱:葡語稟文:Eu Procurador logo que recebi a Chapa do Mandarim da data de 15 de Agosto de 71, fizprez.te a Cidade, e a seu Governador...(例 13)直譯:本人理事官,收到來自中國官員 1771 年 8 月 15 日的公文後,立刻通知了議事會以及總督……葡語稟文:O Procurador do Senado, faz saber ao S.r Mandarim...(例 14)直譯:議事會理事官通知中國官員先生……葡語稟文:Eu o Procurador da Cidade de Macao, Intendente do districto de Ghao Kim...(例 15)直譯:本人澳門理事官,濠鏡區督理……葡語稟文:Eu o Mandarim Intendente do Districto de Ghao Kin faço saber a Vm.ce S.r MandarimOuvidor de Choimi...(例 16)直譯:本人,濠鏡區督理官,通知香山縣丞先生閣下……除了“Procurador”(理事官)以外,理事官也會自稱 Intendente do districto de Ghao Kim(濠鏡區督理)(例 15),這種稱謂與稟文譯件中的“督理濠鏡澳事務西洋理事官唩嚟哆”(例 20 和 21)對應。在葡文公牘中,我們找到該稱謂出現的最早時間為 1802 年 4 月 6 日。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 Inten⁃dente”一詞。 該詞意為“公職部門管理者、總管、高級警員”。 在“粵澳公牘”的葡文譯件中,常用“ Intendente”一詞指中國官員,例如:中文文書:欽命督理粵海關稅務頭等侍衛加三級紀錄十次盛 (例 17)葡文譯件:Mandarim Primario Intendente dos Tributos da Provincia de Cantão直譯:廣東省稅務頭等總管官員中文文書:廣州澳門軍民府(例 18)葡文譯件: Mandarim Intendente das ribeiras maritimas de Macao, da immediata dependenciade Cantão直譯:直屬廣州的澳門海岸(防衛)官員中文文書:布政司(例 19)葡文譯件:O Mandarim Pu⁃chemsen (isto he o Intendente geral da Fazenda)201
  • 直譯:布政使(即財政總管)以上三例中,“ Intendente”分別指督理粵海關稅務頭等侍衛、澳門軍民府(即澳門同知)、布政司(布政使)。 在例 16 中,葡人還自稱“Mandarim”,該詞來源於馬來語,在清代泛指中國官員。 理事官自稱“ Intendente”、“Mandarim”,是將自己放在與中國官員相同的職位體系中並力求平等化的體現。 再看葡文稟文中譯件中的情況:督理濠鏡澳事務西洋理事官唩嚟哆等,為籲懇憲恩,出示曉諭,以嚴防範事(例 20)督理濠鏡澳事務西洋理事官唩嚟哆,為通知事(例 21)西洋理事官唩嚟哆,今於與甘結事(例 22)“粵澳公牘”的稟文中,理事官一般自稱為“督理濠鏡澳事務西洋理事官唩嚟哆”,或簡稱“西洋理事官唩嚟哆”,從不自稱“夷目”,與中方官員下發諭文中所使用的“夷目唩嚟哆”形成鮮明對比。葡人不自稱“夷目”,已經說明了該稱謂的問題所在。 正是因為明白“夷目”帶有輕蔑的含義,他們才會避而不用,而用較為體面的“理事官”一稱。澳督亞馬留上任後,驅趕中國官員,對澳門實施殖民管治。 王室權力得到擴大,代表本地利益的自治機構———議事會權力則被縮減,內部也被迫改革。 其中最主要的體現之一便是理事官及辦事機構理事官署(Procuratura)的重組。 1865 年 7 月 5 日,葡萄牙政府通過海事暨海外部頒布飭令,改變了理事官的產生辦法。 此後,理事官改名為華政理事官(Procurador dos Negócios Sínicos)。1850~1991 年間的《澳門憲報》中,關於理事官的中葡文稱謂如下:中文 葡文 葡文釋義 來源大西洋理事官 O Procurador 理事官《澳門帝汶索洛省憲報》1850 年 12 月 14 日第 5 號理事官大老爺S. S.a o Procurador dosNegocios Sinicos華政理事官閣下《澳門地捫憲報》1877 年 5 月 12 日第 19 號大西洋欽命澳門理事官辦理華民政務Procurador dos negocios sinicos 華務理事官《澳門地捫憲報》1881 年 6 月 11 日第 24 號與理事官署改組前相比,理事官的葡文稱謂增加了“華政事務的”(dos negocios sinicos)修飾成分,中文稱謂則增加“大西洋”、“大西洋欽命”字樣,以示該職位隸屬於葡萄牙。 中文稱謂由葡人制定,自然不可能出現“夷目”字樣。 事實上,除了“夷目”外,19 世紀中葉後,“夷”字在其他場合中的使用也大為減少,直至退場。四、“夷”字的退場1892 年《澳門憲報》中刊布一則兩廣總督李瀚章發出的信函,提到“勿作夷字”、“夷字不應再用”,該信函由一等通事官伯多祿(Pedro Nolasco da Silva)翻譯成葡文。現接貴領事官照會,內稱善後局藩司稟內誤用夷字(a palavra I 夷[barbaro]),與條約不合等語。 本部堂均已閱悉,當即檢查該司局原稟,細閱並無夷字( a palavra I 夷[ bar⁃baro])。 又與貴領事官送來日報相對,該司局原稟借外人(os homens de fóra 外人 mai⁃jan[estrangeiros])為庇護,日報中誤作外夷(as palavras 外夷,wai⁃i,I de fóra ou barbaros de301
  • fóra)。 又原稟省澳有華洋之限,日報又刻作有華夷之限,是原稟本未錯誤,並無不合,不知因何誤作夷字(a palavra I 夷[barbaro]),殊不可解。 想係傳寫稟帖者誤書,抑或該報館誤刻,貴領事官既云該兩報館業已聲明,則是大眾咸知,夷字不應再用,即此辦法甚好。 至該司局原稟本無誤用,應毋庸議。從該史料可見,清政府和澳門葡人此前已經達成共識,不再使用“夷”字。 據兩廣總督在信中的解釋,“夷”字的出現只是偶然,或為“稟帖者誤書”,或“報館誤刻”,並明確指出“夷字不應再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通事官伯多祿在葡文譯文中創建了一個類似《天津條約》中“夷 / i / bar⁃barian”的衍指符號 “a palavra I / 夷 / barbaro”,將“夷”字的含義和“野蠻人”(barbaro)強行捆綁在一起,以此提出強烈的抗議。 而文中的另一個衍指符號“ os homens de fóra 外人 / mai⁃jan / es⁃trangeiros”則將“外人”定義為“外國人”(estrangeiros)。 在葡文譯文中,伯多祿特意為這兩個詞標注了中文、發音轉寫和葡文釋義,目的在於體現鮮明的對比,以此說明“夷”是錯誤、非法的,而“外人”是正確、合法的。 這個例子可以充分說明澳葡政府在 19 世紀末對於“夷”字的真實態度。不過,該事件並非“夷”字在澳門翻譯和接受的轉折點,“夷”字的退場應是一個緩慢、長期發展的過程。 如前文所述,早在 17 世紀,葡人已經清楚中國人將外邦人稱為“野蠻人”,此處“夷”和“野蠻人”聯繫性的建立並非新鮮事。 該事件也絕不是葡人首次對“夷”字提出抗議。 例如一則光緒十五年五月初二(1889 年 5 月 31 日)的電文提到:再,三月初二日函,葡人照會,又有倪姓標貼告條,招人稟控一事。 查,此事署香山縣丞倪姓,自前任數年來向駐澳門,歷久相安,該員照會葡人,鈔錄舊稿,誤沿用夷字,葡人不悅,因促令移出澳地,亦經照會敝處,專以此事為詞,其他皆未言及。 旋經紳商調停,今仍住澳,彼亦不問矣。 敝處曾申飭該縣丞,令以後文字勿疏忽。前文的分析提到,葡人認為“夷”字帶有輕蔑色彩,早期卻從未提出明確的抗議。 然而,不抗議並不意味著接受,葡人巧妙地避開了兩個極端,採取“視而不見”的翻譯策略,無論在辭典、章程還是公牘中,一律按“歐洲(的)、歐洲人”、“外國(的)、外國人”等類似方式處理,避免了衝突的發生。 他們雖不反抗,但有一個基本原則,就是不會主動使用“夷”字。 這種“視而不見”、“知而不用”的態度和做法已經體現了葡人的抗議。 這並非完全的妥協,而是一種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策略,與歷史上澳門葡人一貫遵循的原則相呼應。 吳志良在研究四百年澳門政治史後,提出了葡人政府作為一個西方異體,之所以能夠在中華體系內頑強生存四個半世紀,主要歸功於遵循“雙重效忠”的生存之道,即一方面組織議事會,依葡萄牙法律和風俗習慣進行內部自治,另一方面遵守中國律例,對廣東當局恭順臣服,並繳交地租,與華人和平共處,保證了長期生存發展。在此基礎上可進一步說明,翻譯是溝通中葡雙方的唯一渠道,靈活、變通的翻譯策略是澳門葡人生存之道的重要組成部分。19 世紀上半葉,隨著清王朝國力衰退,澳門葡人轉守為攻,不斷試圖獲得更多的利益。 亞馬留就任澳督後,開始向關閘內所有居民徵稅,停止向清政府繳納地租,派兵關閉中國關部行台,驅逐中國官員,結束了三百年來華洋共處分治的平衡局面。與中英簽訂《天津條約》不同,中葡間並未以條約章程的形式禁止“夷”字的使用。但可以看到的是,伴隨著形勢和權力關係的變化,“夷”字在官方文件中的使用逐漸減少,例如:前因西洋國人在澳門居住,向以三巴門為界。 本處風聞於數年前,該西洋人竟侵佔出三巴門外數里之遙,直至關閘門為止。案查香山縣屬澳門一區,自前明以來,准令大西洋即葡萄牙人在彼寄住。 該處向由葡401
  • 人歲繳租銀五百兩……迭據村民至轅聯控,業經本部堂行文澳門葡官,令其查明禁止在案。以上兩例中可見“西洋國人”、“葡萄牙人”、“葡人”、“葡官”等名詞,從前頻繁出現的“夷人”、“夷目”已不見蹤影。結  論“夷”字最初指涉中原周邊的少數民族,後延伸至來華歐洲人。 自 17 世紀初,來華葡人已經表達對中國人用“野蠻人”稱呼自己的不滿,他們對此並不接受,但為了傳教、經商和生存的需要,長期以來並未提出明確異議,而是在翻譯中採取迴避的策略,將指涉歐洲人的“夷”翻譯成“外國(的)”、“外國人”等,既保留了自身的體面,又避免了衝突的發生,符合“雙重效忠”的一貫原則。本文以“夷目”為例,說明澳門議事會葡人有意忽略這個具有貶損意味的稱謂,自稱“議事會”、“理事官”、“大西洋欽命澳門理事官”等,以維護自身尊嚴,提高政治地位。 19 世紀中葉是澳門政治的分水嶺,隨著澳督亞馬留上任,葡萄牙開始對澳門實施殖民管治,打破了此前“華洋共處分治”的局面,政治形勢的改變直接導致語言和翻譯的變化,“夷”字逐漸退場。 19 世紀末,葡人公開建立“夷”與“野蠻人”之間的對等性,並視其為不合法,禁止“夷”字的使用。“夷”字在澳門翻譯和接受的歷史說明翻譯和權力政治之間存在雙向影響:翻譯可以促進(或破壞)政治關係的發展,而權力關係的變化也會反過來影響語言和翻譯。①⑩劉禾:《帝國的話語政治:從近代中西衝突看現代世界秩序的形成》,楊立華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 年,第 38 頁;第 46 頁;第 52~54 頁。②學界對“夷”字的認識主要分為兩種:以劉禾為代表的學者認為“夷”字的爭議源自外國人的翻譯。 英國東印度公司一向來用“ foreigner” (外國人) 翻譯“夷 ” 字, 直 到 1832 年 胡 夏 米 ( Hugh HamiltonLindsay)表示該字意為“barbarian”(野蠻人),並向蘇松太道吳其泰提出抗議。 1858 年簽署的《天津條約》中使用“夷 / i / barbarian”這一表述方式,並視其為不合法,禁 止 “ 夷” 字 的 使 用。 劉 禾 使 用 衍 指 符 號(super⁃sign)概念,認為“夷 / i / barbarian”為“跨語際謬釋”。 參見 Lydia H. Liu, The Clash of Empires: the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Cambridge, MA: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及中文版劉禾:《帝國的話語政治:從近代中西衝突看現代世界秩序的形成》。 方維規對此觀點進行反駁,認為“‘夷’字不僅是地域概念,更是華夏中心主義之華夷對舉、夷夏之辨中表示等級和低劣性的文化符號”,用“barbarian”翻譯“夷”字並無問題。 參見方維規:《一個有悖史實的生造“衍指符號”———就〈帝國的話語政治〉中“夷 / barbarian”的解讀與劉禾商榷》,北京:《文藝研究》,2013 年第 2 期;方維規:《“夷”“洋”“西”“外”及其相關概念 ———論 19 世紀漢語涉外詞匯和概念的演變》,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13年第 4 期;方維規:《概念的歷史分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 年。 王宏志亦對劉禾的觀點持保留意見,並對“夷”字的歷史沿革做了非常系統的敘述和分析,參見王宏志:《馬禮遜與“蠻夷的眼睛”》,上海:《東方翻譯》,2013 年第 2 期;王宏志:《說“夷”:十八至十九世紀中英交往中的政治話語》,載陳思和、王德威主編:《文學》,2016 年春夏卷,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6 年。③筆者所見唯一涉及該問題的是吳志良:《(序)翻譯的神話與語言的政治》,載湯開建、吳志良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澳門:澳門基金會,2002 年,第 III – XIV 頁。④ 鄭玄注,孔穎達疏:《武英殿十三經注疏》本《禮記正義六》。501
  • ⑤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 的歷史論述》,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第 107~108 頁。⑥⑦⑧⑨印光任、張汝霖著,趙春晨校注:《澳門紀略校注》,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2 年,第 249 頁;第 75 頁;第 82 頁;第 253 頁;第 81 頁;第 143 頁。學界有將書名翻譯成“澳門回憶錄”。 不過,根據該書內容,“Memoria”譯為“備忘錄”更為妥當。 José de Aquino Guimarães e Freitas, Memoriasobre Macáo, Coimbra: Real Imprensa da Universidade,1828, pp. 15⁃16; p. 18. 本文中所有葡語引文均為筆者所譯。王宏志:《馬禮遜與“蠻夷的眼睛”》。這份手稿現藏於葡萄牙阿儒達圖書館(Bibliotecade Ajuda),編號為 BA, JA⁃49⁃V⁃5, fls.137v⁃139v。 本文參考埃爾薩·佩納爾瓦(Elsa Penalva)的轉寫版本。 手稿標題是“來自海道,關於不得購買男童女童”,為一封來自海道札諭的葡文翻譯件。 手稿日期為 1612 年 1 月 12 日,正文中提到該札諭是“上周由廣州海道發給澳門市政委員及其他官員的”。Elsa Penalva, “Mercadores, Jesuítas e Jurubaças emMacau” , in Luís Barreto & Li Changsen (ed.), Macau:Past and Present, Macau: Centro Científico e Cultural deMacau & Fundação Macau, 2015, p. 142.待考,應為入教華人。Elsa Penalva & Miguel Lourenço (ed.), Fontes para aHistória de Macau no Século XVII, Macau: CentroCientífico e Cultural de Macau, 2009, p. 218.葡文史料顯示,通事在翻譯件末尾作聲明並簽字的慣例一直延續到 19 世紀。本文參考奧拉西奧·阿勞若(Horácio P. Araújo)的轉寫、注釋版本。Antonio de Gouvea, Asia Extrema, Primeira Parte,livro I, Edição, introdução e notas de Horácio P. Araújo,Macau: Fundação Oriente, 1995, p. 309.Antonio de Gouvea, Asia Extrema, Primeira Parte,Livros II a VI, Edição, introdução e notas de Horácio P.Araújo, Macau: Fundação Oriente, 2001, p. 247.Antonio de Gouvea, Asia Extrema, Segunda Parte,Livros I a III, Edição, introdução e notas de Horácio P.Araújo, Macau: Fundação Oriente, 2005, p. 155.Arquivos de Macau, 3a Série – Vol. XXXII, N.。1 –Julho de 1979, p. 16.Michele Ruggieri, Matteo Ricci, John W. Witek (ed.),Dicionário Português⁃Chines, Lisboa, Macau, San Fran⁃cisco: Biblioteca Nacional Portugal, Instituto Portuguesdo Oriente, Ricci Institute for Chinese⁃Western CulturalHistory,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2001, p. 122.利瑪竇、金尼閣:《利瑪竇中國札記》 (上冊),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北京:中華書局, 1983 年,第216 頁。利瑪竇:《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文錚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第 64 頁;第 106 頁。王宏志:《說“夷”:十八至十九世紀中英交往中的政治話語》。該碑中文名稱眾多,譚世寶考證後認為“澳門約束章程”才是出於官史記載的有關法規之正名。 參見譚世寶:《乾隆十四年〈澳門約束章程〉碑新探》,廣州:《廣東社會科學》,2010 年第 2 期。中文部分來自印光任、張汝霖著,趙春晨校注:《澳門紀 略 校 注》, 第 92 ~ 94 頁; 葡 文 部 分 來 自 JinGuoping & Wu Zhiliang, Correspondência Oficial Tro⁃cada entre as Autoridades de Cantão e os Procuradoresdo Senado: Fundo das Chapas Sínicas em Português(Volume 1), Macau: Fundação Macau, 2000, pp. 4⁃10.中文檔案收錄於劉芳輯,章文欽校《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 (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 年);葡文檔案收錄於金國平、吳志良彙編《粵澳公牘錄存》。 參見盧春暉:《清代粵澳公牘:一部“澳門學”百科全書》,載《澳門歷史研究》,澳門: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2020 年。劉芳輯,章文欽校:《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 (上冊),第192 頁;第 398 頁;第 411 頁;第 398 頁;第 411 頁;第331 頁;第 334 頁;第 353 頁;第 447 頁。Jin Guoping & Wu Zhiliang, Corres⁃pondência Oficial Trocada entre as Autoridades deCantão e os Procuradores do Senado: Fundo das ChapasSínicas em Português (Volume 1), p. 409; p. 457; p. 413;pp. 413⁃414; p. 70; p. 200; p. 457.劉芳輯,章文欽校:《葡萄牙東波塔601
  • 檔案館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 (下冊),第 632頁;第 768 頁;第 525 頁;第 632 頁;第 600 頁;第 657頁;第 669 頁。 Jin Guoping & Wu Zhiliang, Correspon⁃dência Oficial Trocada entre as Autoridades de Cantão eos Procuradores do Senado: Fundo das Chapas Sínicasem Português (Volume 2), Macau: Fundação Macau,2000, p. 38; p. 38; p. 279; p. 389; p. 187.議事會成立之初由 3 名市政議員(vereador)、2 名普通法官( juiz ordinário)和 1 名理事官(procurador)組成,任期為三年,可續任一次。印光任、張汝霖著,趙春晨校注:《澳門紀略》,第152 頁。湯開建:《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第 203~222 頁。金國平:《西力東漸:中葡早期接觸追昔》,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 年,第 108~113 頁。1834 年 “ 律 勞 卑 事 件 ” 中 “ 夷 目 ” 被 翻 譯 成“Barbarian Eye”,在當時未引起英方不滿或衝突,但斯當東(George Thomas Staunton)兩年後在小冊子中對翻譯提出異議。 王宏志曾對該問題進行了研究,見王宏志:《馬禮遜與“蠻夷的眼睛”》。金國平、吳志良:《早期澳門史論》,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233 頁。Jin Guoping & Wu Zhiliang, Correspondência OficialTrocada entre as Autoridades de Cantão e os Procura⁃dores do Senado: Fundo das Chapas Sínicas emPortuguês (Volume 4), Macau: Fundação Macau, 2000,p. 240.關於稟文的研究,可參考劉景蓮:《從東波檔中稟文的變化看清朝中葡關係的變化》,澳門:《文化雜誌》,2002 年,第 43 期。Jin Guoping & Wu Zhiliang, Correspondência OficialTrocada entre as Autoridades de Cantão e os Procura⁃dores do Senado: Fundo das Chapas Sínicas emPortuguês (Volume 5), Macau: Fundação Macau, 2000,p. 150.Jin Guoping & Wu Zhiliang, Correspondência OficialTrocada entre as Autoridades de Cantão e os Procura⁃dores do Senado: Fundo das Chapas Sínicas emPortuguês (Volume 3), Macau: Fundação Macau, 2000,p. 364.關於《澳門憲報》的介紹,參見湯開建:《進一步加強澳門近代史研究———以〈澳門憲報〉資料為中心展開》,廣州:《學術研究》,2003 年第 6 期。以下資料參考澳門檔案館《澳門憲報》影印本。葡文譯文中的關鍵字眼以括號形式標注在中文之後。《澳門地捫憲報》 (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1892 年 8 月 4 日,第31 號。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 《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399 頁。吳志良:《澳門政治發展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 年,第 307~308 頁。1862 年《中葡和好貿易章程》 (未換約)參照中英《天津條約》擬就,大部分條款是一致的,但奇怪的是,《天津條約》中關於“夷”字的條款在《中葡和好貿易章程》中沒有出現。張海鵬主編:《中葡關係史料集(下卷)》,成都:四川人 民 出 版 社, 1999 年, 第 1286 頁; 第 1359 ~1360 頁。作者簡介:盧春暉,澳門大學人文學院葡文系講師。[責任編輯  陳志雄]701
  • 澳門理工學報  2023 年第 3 期·總編視角·主持人語:隨著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對知網壟斷行為處罰的公佈,以及知網認罰整改的表態,因趙德馨教授訴訟案和中國科學院情報中心議價引發的知網輿情已漸趨平息。 這一年多來,社會各界特別是學術界、期刊界之所以如此關注知網問題,是因為知網模式事實上已幾乎成為中國學術期刊數字傳播的唯一模式,這不僅關係到學術傳播的大局,也關係到每個作者和受眾的利益,而知網的此次危機說明中國學術傳播數字化轉型正陷於某種困境之中。 知網能否就此走出危機? 更重要的是,中國學術傳播的數字化轉型能否從此走上坦途? 中國學術期刊如何提升其全球競爭力? 本期“總編視角”兩篇文章將試圖解讀這一問題。朱劍教授《妾身未明:知網在學術出版數字化轉型中的身份難題》一文指出,數字化轉型無疑既是一個出版模式轉型———從紙本出版到數字出版———的過程,也是一個出版主體身份轉型———從紙本出版主體到數字出版主體———的過程。 所以,我們有必要追問:知網模式完成中國學術期刊出版數字化轉型了嗎? 憑藉知網模式將學術期刊排除在數字轉型主體之外、從而實現了壟斷的知網完成了學術期刊出版主體的數字化轉型嗎? 這就必然歸結到知網過往和如今的身份是什麼的問題,而身份構建在知網事業的發展中也一直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知網創建伊始,就將學術期刊數字出版主體這一身份作為自己身份構建的目標,但無法擁有學術期刊這一根本性障礙難以逾越,於是又為自己構建了六個不同身份,希冀以此繞過這一障礙。 然而出版主體應盡的義務和責任不會因為多了幾個身份而消失,只會在暗中不斷積累,結果就是使知網一步步地坐到了火山口上,這座火山在 2021 年的冬天終於爆發了。 市場監管總局的處罰也許可抑制知網的市場壟斷行為,但卻不可能改變知網“妾身未明”的尷尬狀態,也無法讓被知網排除了數字化轉型主體身份的期刊自然地恢復其本來應該具備的主體身份。朱文中有一段話頗值得諸君品味———知網模式不去,其壟斷的源頭又怎會斷絶? 學術期刊數字化轉型之路又在何方? 學術期刊的專業化、規模化、體系化在數字時代的重建如何完成? 未來又如何與施普林格、愛思唯爾這樣的國際學術期刊出版集團競爭? 中國的學術話語權將在什麽平台上構建? 所有這些問題,均是關涉中國學術期刊數字化轉型的根本性問題。 前路任重而道遠矣。桑海博士的《學術出版數字化:未完成的轉型———以期刊與知網關係為中心》一文,則主要從技術和媒介的視角,對中國學術出版數字化轉型進行了考察。 數據庫是知網的基本屬性,知網主導的數字期刊出版是一種數據庫出版,知網模式建立在數據庫邏輯之上。 期刊和知網對於數據庫出版存在視差,期刊更關注內容,而知網則更關注數據庫的整體。 這使得數據庫出版具有雙重性,即在數據庫層面的整體出版和紙本期刊層面的內容出版,知網和紙本期刊分別充當其主體。 作者認為,知網和期刊未來應當走出各自的局限,在相互理解基礎上建立良性互動與合作,形成生成性的關係,共同摸索新型數字出版模式。 唯其如此,中國數字學術期刊出版的主體才會真正誕生,中國學術出版的全球競爭力也才有望提升。 當然,這還需要有關部門和學術界、出版界共同努力,改變以期刊體系和評價體系為中心的學術生態———這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知識基礎設施。 只有各方聯合行動的匯流,才有可能使我們的知識基礎設施實現“全社會知識信息資源共享”的目標。當前正處在一個重要時刻———學術期刊界至今仍在數字化大門前徘徊。 我們也許能從朱、桑二位的文章中悟出些道理,對有關部門及編輯部思考未來期刊數字化改革或有所裨益。 (劉澤生)801
  • 澳門理工學報  2023 年第 3 期妾身未明:知網在學術出版數字化轉型中的身份難題朱  劍[提  要]   在不到三十年的歷史中,知網一直試圖為自己構建學術期刊數字出版主體這一身份,但無法擁有學術期刊的根本性障礙難以逾越,於是又為自己構建了六個不同身份,希冀通過多個身份繞過這一障礙。 這些只為目的,不管能力,更不問責任的身份構建,的確曾給知網帶來很大利益,不僅獨佔了數字傳播的收益,更讓其一步步地逼近了學術期刊數字出版主體身份這一目標,但出版主體應盡的義務和責任不會因為多了幾個似是而非的身份及由此形成的對相關方的壓力而消失,只會在暗中不斷積累,結果就是使知網一步步地坐到了達到一定閾值就會爆發的火山口上,終於在趙德馨教授訴訟案和中科院議價事件引發的輿情中迎來了有關公權力機關的查處。 知網不得不進行整改,但整改方案既不能排除通向數字出版主體道路上的障礙,也無法解決因不成功的身份構建造成的身份始終模糊不清的難題。 知網要走出困境,首先需要解答的問題就是妾身何以得分明,在知網模式事實上已成為中國學術期刊數字化轉型主要乃至唯一路徑的今天,這也是學術期刊界需要明確答案的問題。[關鍵詞]   知網身份  學術期刊  數字化轉型  出版主體  光盤版電子雜誌社[中圖分類號]   G23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3) 03 - 0109 - 26一、引言:危機尋源與應對無法繞過的知網身份問題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趙德馨教授起訴知網侵犯其知識產權一案,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與知網因使用費用談判未能成功可能被暫停 CNKI 數據庫使用權限一事,分別於 2021 年底和 2022 年 4月被媒體曝光,使知網兩度深陷輿論的漩渦。 其間,有著豐富的輿情應對經驗的知網不可能不展開危機公關,但這回卻收效甚微,終於在 2022 年 5 月 13 日迎來了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以下簡稱“市場監管總局”)對其涉嫌實施壟斷行為立案調查。 緊接著,上級部門又對知網的領導班子作出了調整,更換了主要負責人。①經過半年時間的調查,12 月 26 日,市場監管總局確認:“知網實施不公平高價、限定交易行為排除、限制了中文學術文獻網絡數據庫服務市場競爭,侵害了用戶合法權益,影響了相關市場創新發展和學術交流傳播,構成……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基於此,“依法對知網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作出行政處罰並責令其全面整改”。②就在市場監管總局行政處罰決定發布的當天,更換了掌門人的知網立即表態:“對該處罰決901
  • 定,知網誠懇接受、堅決服從。” ③隨即公布了五個方面共 15 項整改措施。 至此,熱議了整整一年時間的知網話題似乎該到落幕的時候了。 但是,這個試圖終結知網濫用行業壟斷地位的行政處罰是給知網話題畫上了一個句號還是分號甚或是逗號? 現在就下結論恐怕還為時過早,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弄清楚,知網的壟斷地位是如何建立的,知網的侵權行為是如何發生的,才能來推論和判斷這些措施能否清除壟斷和侵權的根源。 那麼,知網壟斷和侵權的源頭又在哪裡?知網誕生於 1990 年代中期那個受互聯網、計算機和數字技術衝擊,“印刷媒介正走向數字化轉型的自我救贖之路” ④的重要關頭。 數字化轉型無疑既是一個出版模式轉型———從紙本出版到數字出版———的過程,也是一個出版主體身份轉型———從紙本出版主體到數字出版主體———的過程。三十年轉型歷程,模式之競爭與身份之競爭一直與之伴隨。 正是在這場競爭中,“知網模式”一步步地確立起來, 憑借這一模式,知網成功地將學術期刊人排除在數字出版主體之外,建立了在學術傳播領域的壟斷地位。 在數字出版主體上的排他性是“知網模式”的顯著特性,而壟斷只是排他成功後的必然結果。 無論是類似趙德馨教授著作權訴訟案,還是類似中科院 CNKI 數據庫議價事件引起的輿情,都與知網的壟斷地位相關。如果這是學術傳播數字化轉型必須承受的後果,那麼,我們有必要追問:知網模式完成中國學術期刊出版數字化轉型了嗎? 憑借知網模式實現壟斷的知網完成了學術期刊出版主體的數字化轉型了嗎? 這就必然歸結到知網過往和如今的身份是什麼的問題。 這裡所說的知網身份,一是指在中國學術出版數字化轉型中知網自身的企業身份構建;二是指行政管理部門和社會各界對其身份構建的認同。 只有兩者達成統一,才能說知網已完成了身份構建。 與絕大多數當代企業一樣,知網產品的整個生產鏈是建立在協作基礎之上的,但知網的協作所涉及的知識產權人之多、分布面之廣,大概沒有一個企業可與之相比,這就使得身份構建對於知網而言具有極為獨特的意義,只有管理者和協作者認同其身份,協作才有穩固的基礎。 知網自問世以來,一直十分重視身份構建,身份構建也在知網的發展壯大中起到了非常獨特作用的。然而,從相對較長時段看,知網的身份構建很難說是成功的,因為構建與認同並沒有實現預期中的統一,致使其身份至今仍是模糊不清的。 不要說普通大眾,即使管理部門,如今大概也說不清知網到底有多少身份,哪些是政府相關管理部門授予或認可的,哪些是得到協作者和用戶普遍認同的,哪些是知網自許的,哪些又是局外人以為的。 那麼,知網到底擁有哪些身份? 這些身份給知網帶來了哪些利益,又給知網乃至中國學術出版數字化轉型留下了哪些隱患? 我們不無遺憾地看到,無論是學界對知網的批評,還是管理部門對知網的處罰,抑或知網自己的整改方案,都有意無意地忽略或迴避了對知網身份的明確認定。 但是,不明確知網的身份,如何界定知網的權利與義務、功能與職責,如何判斷哪些是知網該做的,哪些是不該做的,哪些是知網做對了的,哪些是做錯了的?更談何清除其侵權和壟斷行為的源頭? 進而言之,又如何判斷作為中國學術期刊出版數字化轉型最主要乃至唯一路徑的知網模式能否通向理想的結果? 所以,知網的身份不僅是我們評價知網是非功過,也是我們評價中國學術期刊出版數字化轉型成敗得失以及預測前景布局未來繞不過去的前提性問題。 界定知網的身份如今可能是一件困難和複雜的事,因為知網在不同時空往往呈現出不同面相,要弄清其身份問題,大概只能從知網的歷史中去尋找線索了。二、知網“前傳”:一個創意與一家新型協作企業的誕生(1995~1997)“知網”的名稱是 2003 年才開始出現的,但其歷史則始於 1995 年“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創意011
  • 的提出及清華大學為此立項。 作為產品,“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和“知網”雖然名稱不同,性質有異,但後者是前者變身而來,有著深深的“光盤版”烙印。 “光盤版”時期所持守的理念、所確立的原則、所構建的身份、所形成的慣例等,能保留的,知網時期均保留了下來,必須改變的,則盡可能保留其精髓。 所以,不讀懂“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就讀不懂後來的知網,讓我們追根溯源,從頭說起。1. “光盤版”的創意及其背後的理念(1)知網的起點:“光盤版”的創意據 2019 年知網回顧其 25 年歷程時所記:“1995 年 8 月,清華信息公司總經理王明亮……為破解制約我國知識創新國際競爭力的科研情報獲取和學術成果發表兩大普遍難題,提出以‘全文檢索+原版顯示’技術融合模式開發全文數字出版系統,以學術期刊‘免費排版+特價印刷’集約化生產模式建立傳統與數字出版兩種業態的融合運營機制,以 CD-ROM 光盤為數據載體,創辦大規模數字化整合出版傳播全國學術期刊現刊全文的《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 (CAJ-CD)。” ⑤ 另據1996 年發表的《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創建大事記》所載,“1995 年 8 月 24 日,《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正式立項。” ⑥這是繼中文激光照排系統讓中國出版業告別鉛印實現數字化排版印刷後,第一個讓中國學術期刊整體脫離對紙介質的依賴實現數字出版和傳播且迅速付諸行動的創意,筆者曾這樣評價這一中國學術出版數字化轉型歷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回到 1995 年,‘光盤版’真是個非常了不起的創意。 ……將這個……新介質引入學術期刊出版,同期出版的多種學術期刊可以匯集於一張光盤,這無論對於傳播還是檢索和閱讀,都是一種革命性的變化。 因此,‘光盤版’的問世意味著一種全新的學術期刊出版模式———聚合出版或集成出版開始登場,也意味著它的製作者將以中國第一個學術期刊數字出版主體的身份登上學術期刊史的舞台。” ⑦的確,這個創意一旦落地,一個新的學術出版主體極有可能就此誕生。 如果上述追溯所言確切,那麼,我們不能不讚歎王明亮的不同凡響:不僅提出了一個極有針對性的“點子”,更加難能可貴的是,他還提出了思路十分清晰的實現路徑。 此後的近三十年來,在知網不斷成長的過程乃至中國學術出版數字化轉型的旅程中,儘管隨著技術的發展,不同階段數字期刊的產品形式不斷迭代演進,但其軌跡與王明亮設想的從“技術融合模式”到“傳統與數字出版兩種業態的融合運營機制”(紙本版與數字版兩個出版主體並存)這一路線圖都是高度吻合的。(2)市場定位與產業化途徑:王明亮關於信息資源開發的基本理念“光盤版”這一開啟中國學術期刊數字化轉型進程並直接決定了路徑選擇的創意,並不是出於偶然的靈光乍現,而是基於王明亮關於學術信息資源開發的成熟理念,這個理念就是:“我國學術信息資源開發應有明確、恰當的市場定位與現實可行的產業化途徑。”王明亮曾以此為標題,於創意提出後不久專門撰文闡述了這一理念:“學術信息資源開發要選擇可形成實際市場的技術背景。學術信息資源的開發,主要任務是指根據某種目的,採集大量複雜無序的學術文獻信息,對其進行分類、編輯,並採用某種手段(如縮微、數字化等)進行加工,使之成為便於存儲、檢索、摘錄、複製的有序的、可再生的資源。”“歷史的經驗和教訓表明,學術信息資源開發必須納入市場經濟的軌道……市場定位的目的是要最大限度地滿足市場的需要,以期得到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回報。”“學術信息資源開發必須具備社會化協作的產業化途徑。 集成化學術信息資源不同於一般有形的產品和單一的知識產品……要求學術信息資源開發必須形成社會化協作的產業結構。 這產業的最終市場是從事學術和應用研究的中高級以上的知識分子。 在整個協作過程中,關鍵是要協調好信息生產和信息服務兩大部門的關係。” ⑧111
  • 當我們今天再讀這篇文章時,不難發現王明亮的理念由對信息資源存在狀態的認識、對開發目的定位、對實現路徑的選擇三方面集合而成。 這一理念是系統而又特別針對當時中國實際的,這是“光盤版”在起步階段就得到各方支持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 一個創意可以源於一個靈感,而一個理念,特別是一個指引新興企業發展的理念必然是深思熟慮的結果,唯其如此,影響才能如此深遠。2. 籌備工作的進展(1)與管理部門、期刊界、圖書館界關係的構建:籌備工作的重點如果我們回到 1990 年代中期,就能看到,籌備創辦“光盤版”面臨的是怎樣的困難,除了從整體到細節的設計、軟硬件的置辦製作外,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還取決於相關各方的態度。 如何說服管理部門授予必要的權限,如何說服期刊界交出刊物原始數據和數字出版傳播權,如何說服圖書館購進“光盤版”,並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協助推廣和應用;如何吸引讀者逐漸改變閱讀習慣,喜歡乃至依賴上“光盤版”;如何在贏得市場的同時博得輿論的讚譽,等等,這方方面面,皆需準確應對。其中,直接關係到“光盤版”出生的主要有三:一是有關管理部門;二是各學術期刊編輯部;三是各高校和科研院所圖書館。經過 1980 年代的恢復和重建,至 1990 年代中期,我國學術出版的管理體制建設已基本齊全,覆蓋了當時所有的學術出版物及其編輯出版(刊社、編輯部、出版社)、製作(印刷廠)和發行(書店、郵局等)單位,只有通過新聞出版管理部門的審批,獲得相應資格(質)和許可,才具有從事相關經營的合法身份,否則一概視為非法。 創意中的“光盤版”在學術期刊出版中並無先例,但作為(學術)出版物的一個新品種則是沒有疑問的,要名正言順地出生並投放市場,就得給“光盤版”及其製作者一個合法的身份,這是首要問題。 在有了合法身份和滿足了技術條件之後,期刊實際上就是它的“原料”,圖書館就是它的“市場”,加上這兩樣,“光盤版”就能源源不斷地生產出來並與讀者見面了。(2)學術期刊數字出版主體:光盤版電子雜誌社的第一個身份1996 年 1 月,新聞出版署批覆作為主管單位的國家教委,准許《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創刊,⑨“光盤版”籌備工作隨之全面展開。 當月 30 日,《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首期光盤即宣告刻成。⑩但當時我國也還沒有發布規制數字(電子)出版物的專門法律法規,所以,“光盤版”正式身份的申辦和最終獲得還延續了一年多時間。 在准許“光盤版”創刊兩個月後的 1996 年 3 月,新聞出版署發布了《電子出版物管理暫行規定》,其適用範圍包括了“光盤版” 所採用的只讀光盤(CD-ROM)介質在內的電子出版物,據其第六條“國家對電子出版物出版、複製、進口、批發、零售和出租,實行許可證制度”的規定,1996 年 11 月 25 日,清華大學正式宣布創辦《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並提請主管部門國家教委申請新聞出版署頒發許可證。 1997 年 8 月,新聞出版署批覆國家教委:“同意清華大學創辦《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電子雜誌。 該電子雜誌每月出版一期,每期按學科分為八個專輯:理工 A 輯(數理科學與電子技術)、理工 B 輯(化學化工能源與材料)、理工 C輯(工業技術)、農業輯、醫藥衛生輯、文史哲輯(雙月刊)、經濟政治與法律輯、教育與社會科學綜合輯。 入編期刊應當是經新聞出版署批准的正式刊物。 其中,科技類期刊應當選擇好的和比較好的,社科類期刊應當選擇較為優秀的。” 這個批覆意味著學術出版的最高行政管理部門對一個全新的學術期刊數字(電子)出版主體身份的授予和承認,這也是“光盤版”的創辦者們所要構建的第一個身份。 幾個月後的 1997 年 12 月 11日,具體承擔“光盤版”創辦事務的“清華大學光盤國家工程研究中心學術電子出版物編輯部”更名,《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電子雜誌社(以下簡稱“光盤版電子雜誌社”)有限公司正式宣告成立。211
  • (3)相向而行:管理部門的認同和支持我們不知“光盤版”的創辦者們為此付出了怎樣的艱辛努力,但從根本上說,還得首先歸功於“光盤版”這個創意的價值,若沒有這樣的創意,再多的努力,再強的人脈,也不可能如此水到渠成般的順利。 其次是清華大學的重視和投入,握有資源的權力部門沒有慧眼和膽識,再好的創意也只能胎死腹中。 在“光盤版”的創辦中,清華大學可謂全力以赴,只需看一下清華大學為“光盤版”聘請的顧問委員會和編輯委員會名單即可見一斑。 就在“光盤版”立項不到兩個月、還沒有任何正式身份的 1995 年 10 月,清華大學就組成了堪稱超豪華陣容的《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顧問委員會:由兩院院士張維任委員會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盧嘉錫、吳階平,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工程院院長朱光亞,中國科學院院長、全國科協主席周光召,國家科委副主任朱麗蘭、惠永正,國家教委副主任韋鈺、周遠清,電子部副部長呂新奎,中央黨校副校長龔育之,文化部原部長王蒙等各部委要員及多名兩院院士出任委員。編輯委員會主任由清華大學校長王大中院士親自擔任。 清華大學對“光盤版”的重視還體現在“將 CAJ-CD 列為落實‘科教興國’戰略、大學回報社會的科研成果轉化項目,並由校企業集團擔保貸款解決了項目資金困難”。 “從此, 王明亮等團隊骨幹放棄公司股權,在全民所有制和國有企業體制下堅持創業。” 負責審批和頒發許可證的新聞出版署的支持也十分關鍵。 清華大學為“光盤版”的出世準備的超豪華顧問委員會陣容固然不可能不對新聞出版署造成一定的(非支持不可的)壓力,但“光盤版”創意的提出也為引導學術期刊走上集成化、數字化轉型之路提供了一條充滿誘惑力的路徑,當是新聞出版署認同和支持清華大學創辦“光盤版”最重要也最直接的原因。 作為國家新聞出版最高主管部門,新聞出版署不可能不關注國際學術出版最新動向。 此時,在幾個國際學術出版巨頭旗下,已集合了數千種成體系、有特色的學術期刊,壟斷了國際學術出版和傳播的頭部市場,學術期刊的數字化轉型雖然也才起步,但專業化、體系化、規模化的構建在紙本時代即已宣告完成,技術瓶頸打破後,數字化轉型基本就是順風順水的坦途。 中國學術期刊的情況則比較特殊,始於 1950 年代、確立於 1980 年代的期刊體制以刊號審批制、辦刊單位制為特點,學術期刊分布於眾多辦刊單位,平均每個辦刊單位主辦期刊不到兩種,期刊總量不算小,但存在大量同構的多學科綜合性期刊,與學科、學術共同體嚴重分離,專業化、體系化、規模化根本無從談起。 當 1990 年代中期學術國際化和數字化(信息化)浪潮幾乎一同湧入中國時,學術論文外流加速,國內學術期刊從總體上愈發陷入困境。 如何整合布局結構極不合理也明顯不合潮流一盤散沙般的學術期刊,並引領它們走上數字化轉型之路,成為新聞出版署必須面對的天大難題。 此時,“光盤版”創意提出,針對的是“破解制約我國知識創新國際競爭力的科研情報獲取和學術成果發表兩大普遍難題”,依憑的是前景被普遍看好的數字技術,可謂對症下藥恰逢其時,新聞出版署如何能夠不予支持? 原期刊司司長、時任中國期刊協會常務副理事長張伯海即言:“面臨世紀之交,中國的期刊出版事業不得不盡早考慮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幾百年來的傳統的紙質期刊,在編輯出版工序上必須進行以數字化為中心技術的改造……第二個問題就是出版電子期刊,包括光盤版、網絡版及今後可能出現的新的其它形式的電子出版物。 如果不認真考慮解決好上述兩個問題,中國期刊儘管近二萬種刊物(包括內部期刊———引者註),數量很多,但在期刊的技術、運作水平上卻大大落後,投入很多人力物力,會得不償失。 就後一個問題看……《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的發行,這是一件很令人鼓舞、興奮的新事物,我們大家都應該給予支持。”在爭取有關管理部門支持,獲取數字出版合法身份的同時,與期刊和圖書館關係的構建也在試探性的推進之中。 這是一個從立項就開始的持續不斷的過程,王明亮反復告誡:“學術信息資源的集成311
  • 化開發,需要信息的生產(如編輯部)、製作(如企業)、推廣服務(如圖書情報單位)三方面的廣泛而密切的合作。”因此,對期刊和圖書館之於“光盤版”的重要性,“光盤版”的創辦者們都有清醒認識,故而與兩者關係的構建皆極有針對性,其要義就是求得兩者對其數字出版主體身份的認同。(4)順利的開局:迎接創刊從 1995 年 8 月“光盤版”立項,到 1996 年 1 月獲新聞出版署准許,再到 1996 年 11 月清華大學決定“光盤版”創刊這段時間,“光盤版”的籌備和試製工作都在按既定規劃有條不紊地推進之中。1995 年 12 月至 1996 年 4 月為“起步實驗階段”,“主要任務是,摸索組織期刊入編最佳方式,逐步規範電子數據加工程序,完善項目各個環節協調管理水平,為入編期刊數量上的擴展和製作質量的提高奠定堅實的技術基礎”。 在這一階段,《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經濟研究》、《物理學報》、《北京大學學報》、《清華大學學報》 等 500 多種著名期刊加入了“光盤版”。 1996 年 6 月至1996 年 11 月為“框架構築階段”,“主要任務是吸收帶頭期刊、核心期刊和具有較高水平的優秀期刊入編”。 在這一階段,《民族研究》、《中國法學》、《文學評論》、《中國激光》等知名專業期刊和一批知名大學學報加入了“光盤版”,“核心期刊、優秀期刊數量迅速增加,覆蓋的學科領域趨於全面,光盤版框架已基本構成。 截至 1996 年 11 月 28 日,入編期刊總數已達 1,900 種。” 在此基礎上,“光盤版”的創辦者們又對後一年的工作作出了明確規劃:1996 年 12 月至 1997年 6 月為“加速發展及適度推廣階段”,“將加快組織入編的步伐,加快收錄核心期刊和具有相當學術水平的專業特色期刊,在保證質量的前提下,迅速達到既定規模。 至 1997 年 6 月,入編期刊總數將達到 3,000 種。 在向社會公開發行同時,首先採取設立檢索站的方式適度推廣應用。”1997 年 7月至 1997 年 12 月為“充實完善和評價實驗階段”,“大規模組織入編工作基本結束……將逐步開展光盤版的編輯規範化建設,並開始組織各檢索站進行統計分析和評價實驗。 當入編數量達到 3,500 種時……一般情況下不再增加入編總數。” 在一切籌備基本就緒後,為“光盤版”舉行隆重創刊儀式的日子被定在了 1996 年 12 月 24 日。三、“光盤版”時期:以不同的身份爭取不同的夥伴(1996~1999)1996 年 12 月 24 日,“《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創刊儀式暨中國學術期刊文獻檢索諮詢站成立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這一天是注定要載入知網史冊的,儘管它比新聞出版署正式頒發給“光盤版”電子刊號還早了半年多,比光盤版電子雜誌社正式掛牌更是早了近一年,但這一天宣告誕生的“光盤版”和“中國學術期刊文獻檢索諮詢站”意味著光盤版電子雜誌社與兩個大概要永遠伴隨、永遠糾纏的最重要協作夥伴或“冤家”———學術期刊和大學及科研院所圖書館———關係的正式開始。1. 光盤版電子雜誌社與學術期刊關係的初建(1)產業鏈前端協作夥伴:與期刊關係的目標定位與學術期刊的關係可以說是光盤版電子雜誌社所要處理的最重要也是最困難的關係:光盤版電子雜誌社設定的目標,是獨攬所有學術期刊的數字出版,獨佔學術期刊數字出版全部市場,這必然會與期刊未來的利益發生正面衝突,學術期刊但凡眼光看得稍遠一點,不可能不有所警覺。儘管達成這個目標看上去很困難,但從“光盤版”創意提出的第一天起,這個目標在王明亮心中應該就是十分明確的:所要開發的“數字出版系統”,是集合“傳統與數字出版兩種業態”,“整合出版傳播全國學術期刊現刊全文”的 CAJ-CD,其版權當然只能歸創辦者所有而不會允許其他人染411
  • 指。 故而在最初的設想中,他不但將學術期刊定位在數字出版產業鏈的前端,而且還要把學術期刊編輯部鎖死在紙本時代,為此,他甚至要將期刊的排版、印刷也收進囊中,即除了各刊定稿前的程序以外,剩下的全都拿走,這是將期刊原始數據第一時間直接控制在手、讓期刊永留產業鏈前端、隔斷其數字化轉型的最便捷和最穩妥的辦法。 可見,“光盤版”不是要重分學術期刊市場的蛋糕,而是要將整盒蛋糕兜底給端了。(2)評價與檢索諮詢系統:“光盤版”第一次公開亮相時的產品定位1996 年 12 月 24 日舉行的“光盤版”創刊儀式可以說是“光盤版”第一次正式亮相,在這個重要的儀式上及所散發的宣傳材料中,光盤版電子雜誌社是這樣給自己的產品定位的:“《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是我國第一個連續出版的大規模集成化、多功能學術期刊全文文獻檢索系統,也是與印刷版期刊相輔相成的導讀、評價和檢索諮詢系統。 本刊經新聞出版署批准,由清華大學主辦,清華大學光盤國家工程研究中心學術電子出版物編輯部和北京清華信息系統工程公司聯合製作出版。” 這是一個頗為奇怪的定位。 因為無論是最初創意,還是真實落地後,“光盤版”的本質功能都是數字出版和“原版面”(不改紙本版面)傳播期刊論文,其他的都是衍生功能。 而這裡給出的產品定位卻隻字不提全文數字出版和傳播,只說全文檢索。 若從版權角度來看,雖然兩種功能都涉及“全文”,但需要的授權性質卻完全不同,提供全文閱讀或下載服務的系統一定是可以做全文檢索的,但全文檢索系統能否提供全文閱讀和下載服務,則取決於是否獲得相關授權。 若從市場角度來看,檢索系統與全文閱讀系統則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產品,檢索雖離不開全文,但作為產品進行市場交易的,卻只是檢索的結果而不能是全文,也就是說,如果僅是一件檢索產品,用戶只能獲得各種與全文有關的信息提示,而不可能獲得全文本身,而事實並非如此。其實,在光盤版電子雜誌社與入編期刊的合作協議中,明確規定了全文入庫,且全文庫的版權只屬於光盤版電子雜誌社,而入編期刊卻有義務獲取所有作者對光盤版電子雜誌社的授權。 也就是說,“光盤版”無論提供全文閱讀還是檢索都是“守約”行為,但在創刊慶典上卻不提全文閱讀,而強調這是一個“與印刷版期刊相輔相成的導讀、評價和檢索諮詢系統”,似乎在實際傳播中,若離了紙本期刊,“光盤版”就失去了意義。 不僅如此,為了進一步突出“光盤版”不過是個檢索評價產品的特性,還特地強調:為了“保證文獻本身的檢索價值及資料的安全性”,“入編期刊應在所屬學科領域具有較高學術水平或專業特色”,並明確宣布:“從 1996 年 9 月 1 日起,入編刊數和入編條件開始嚴格控制”,且列出了諸如已入選《中文核心期刊目錄》、《中國科技期刊統計源》或已入選國際權威檢索系統,或曾獲國家級、省部級優秀期刊獎等 8 個入編的具體條件。所有這些,都能給人以“光盤版”就是個符合國際慣例的檢索和評價系統的印象。 這不能不說是光盤版電子雜誌社為了與期刊達成合作而走出的迂迴轉進的一步。 事實也證明檢索系統(而不是全文數字傳播)的定位不僅讓期刊界放鬆了對“狼來了”的警惕,而且卓有成效地吸引了更多期刊的入編。 在此之後一段時間內,在期刊界,特別在是中小期刊中,普遍認同這樣一個看法:只有比較優秀的期刊才會被“光盤版”選中為來源期刊,而反過來,被“光盤版”選中的都是比較優秀的期刊。 於是,一時間,有不少期刊立下了盡快入編“光盤版”的奮鬥目標,甚至有期刊不惜交費入編,而一旦入編,都會刊登出“本刊入編‘光盤版’”的喜報,一時間,期刊界可謂喜報頻傳。這也印證了王明亮對學術期刊的一個基本判斷:“(期刊)編輯部多少年來都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運行,無論運作方式還是觀念,都是計劃經濟的……儘管搞了一輩子的學術,他也認為‘學術’不會有大的市場,靠印刷版不能在經濟上獨立,靠《光盤版》更玄。” 既然如此,就別用替代紙本的全511
  • 文傳播來刺激期刊警醒,再說,把“光盤版”說成是檢索系統也不算假話,只是沒有突出全文傳播這個更重要的功能而已,至於“光盤版”能否做到提升期刊影響這一點,王明亮有充分的自信。(3)信息服務主體:光盤版電子雜誌社的第二個身份就這樣,光盤版電子雜誌社為自己打造了一個新形象,或者說為自己構建了一個新身份———信息服務主體,同時,也為另一個醞釀中的新身份———學術評價主體埋下了伏筆,信息服務主體遂成為繼數字出版主體之後光盤版電子雜誌社的第二個公開身份。 當然,這個新身份不是對數字出版主體的替代,而只是這一時期面對期刊時刻意亮出以求認同的身份。 正是這個新身份帶來了眾多期刊踴躍加入“光盤版”的大好局面,從而使光盤版電子雜誌社邁出了通往目標艱難的第一步。 當然,在“光盤版”創刊這樣一個重要的日子,對於數字出版主體這個身份,還是必須予以適當的宣示,所以,在對產品進行定位後緊接著的一句話中,光盤版電子雜誌社通過“本刊”、“出版”等詞語的使用來宣示:其所創是“刊”,其所做是出版,其產品不僅是“檢索系統”,更主要的是“光盤版”這個“刊”,加上“經新聞出版署批准”,不管期刊認同與否,作為數字出版主體的身份是要定了的。2. 光盤版電子雜誌社與圖書館關係的最初構建(1)產業鏈末端協作夥伴:與圖書館關係的目標定位1996 年 12 月 24 日的大會除了宣布“光盤版”創刊外,另一件與此意義等同的事就是“中國學術期刊文獻檢索諮詢站” (以下簡稱“檢索站”)的成立,這個在今天大概已不為人知的“站”,在當年對於“光盤版”的意義卻非同一般,這是光盤版電子雜誌社最初設計的產品推廣和營利模式決定的。 在光盤版電子雜誌社的既定策略中,早期是要將個人訂戶排除在外的:“光盤版的目標和製作成本決定了光盤版的發行對象,主要包括國內外大中型公共、大專院校、大型科研單位和大企業圖書館、部委級文獻情報中心、大醫院和黨政機關。”這是因為,面向學者個人薄利多銷,儘管也可望收回成本,但必然導致紙本期刊發行量的大幅下降,過早引起期刊警覺而危及數據來源,這是短視的和得不償失的。所以,只能考慮以圖書館為唯一發行對象(圖書館出於館藏完整性和安全性考慮,對於換代產品,會有一個館藏迭代期,不會剛購買“光盤版”就中斷期刊的訂閱),發行價格要在個人買不起和圖書館不嫌貴(不致沒錢續訂紙刊)這個區間,至少在起步階段,定價不能太高,要盡快收回成本擴大再生產,除了出售“光盤版”外,還需要另闢圖書館基於“光盤版”的信息服務這個營利新渠道。 其實,“光盤版”的所有價值都只有通過圖書館這個唯一發行對象才能最終實現。 這就決定了光盤版電子雜誌社與圖書館之間不可能再是傳統的期刊與訂戶那種簡單關係,而必須建立起一種新型的合作夥伴關係。為了建立與圖書館的穩固關係,光盤版電子雜誌社所下的工夫一點不比下在期刊身上的少,王明亮曾多次撰寫專題文章,公開發表演講,將圖書館在整個“光盤版”產業鏈中的定位闡述得非常直白清楚:“現在大多數期刊入編《光盤版》並不是為了今年或明年你能給我分多少錢……他們希望把《光盤版》辦好,先把各自的和整體的社會效益搞上去。 但是直接利益的分配,編輯部這一塊是一定要保證的。 怎麼來保證大家的利益? 最終還要看圖書情報部門對《光盤版》的推廣情況。 如果檢索站搞得很成功……就會出現信息生產和服務兩大部門投入產出的良性循環。” “檢索站以其服務收益反饋給學術期刊編輯部,使信息的生產者能夠長期享有信息的再生利益……從而使產業內部實現自我平衡,以保證各個編輯部參與這項事業的積極性。”在這裡,王明亮以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實現為目標,圍繞“光盤版”構建了一個從信息來源到數字出版,再到信息服務,最後到利益分配的完整的產業鏈(也是協作關係鏈),在這個鏈條中,圖書館正是收官階段的中心。 在圖書館身上,寄託了“光盤版”實現產業內部各協作方之間利益平衡,贏得社會聲譽、經濟效益,盡快進入發展快車道的巨大希望。611
  • (2)不謀而合:來自圖書館界的共鳴在王明亮提出“光盤版”創意之時,圖書情報界的相關討論就已頗為熱鬧了。 由於大多以發達國家為參照系,所以,以 CD-ROM 為介質的期刊數據庫是發展方向、圖書館應開展針對性的信息服務等觀念在圖書館界已得到廣泛認同。 一篇發表於 1995 年 7 月的文章曾這樣說道:“未來圖書館將能夠為用戶提供更加靈活、豐富的信息……利用數據庫提供的檢索功能即可進行方便、快捷的檢索……電子文件(圖書)屬於出版商,出版商可以通過圖書館對用戶借閱圖書(使用文件),並收取一定的費用……未來圖書館不僅是一個信息檢索、圖書借閱中心,還是一個圖書銷售中心,是讀者與出版商聯繫的紐帶。”此文的觀點與王明亮可謂不謀而合,還有人“從圖書館電子化、社會化、多樣化、產業化幾個方面預測未來圖書館的選擇———信息經紀商,並分析了其形成的基本條件,目前圖書館應作的準備”。因此,“光盤版”在大學和科研機構圖書館的落地至少在觀念上並沒有太大的障礙。(3)頗具聲勢:“光盤版”檢索站的建設光盤版電子雜誌社為各地檢索站設計了一套“切合我國學術期刊出版電子化需要,具有廣泛應用價值和應用前景”的“光盤版”全文檢索管理系統(CAJR), “借助這一支撐軟件,讀者可檢索、閱讀、打印光盤版中的各種文字、圖片等信息,訂製單位可結合它的其它輔助功能進行檢索諮詢服務”。同時,他們為檢索站制定了詳細的落地方案:計劃在北京設立總站,在省會和重點城市及國家重點大學、地市級城市及省部級重點大學、地市級以上科研單位及部分縣區分別建立一、二、三級檢索站,規定了檢索站的權利與義務,如收費項目及收費標準、分成方案,定期向上級檢索站上傳統計信息,等等。檢索站的建設自 1996 年 6 月開始,12 月 24 日大會後,在各地圖書館迅速鋪開。 圖書館方面設站的積極性頗高,並非純粹出於經濟利益,而是更看重以此推動自身的信息資源設備和隊伍建設,以及設站(特別是一、二級站)可提升在同行中的影響。 光盤版電子雜誌社配合各地圖書館開展了聲勢頗大的宣傳推廣活動,到 1997 年 6 月,已在全國建成 600 多個檢索站,建站形勢一片大好。(4)數字期刊銷售主體:光盤版電子雜誌社的第三個身份如果說,光盤版電子雜誌社在與期刊的合作中給自己打造了一個信息服務主體的身份,那麼,在與圖書館的合作中,他們把這個身份分享給了圖書館,畢竟圖書館才是信息服務的“真神”,而他們則無需像在面對期刊時那樣有所掩飾,正大光明地以學術期刊數字出版主體身份自居。 但圖書館界對光盤版電子雜誌社學術期刊數字出版主體的身份顯然不感興趣,也談不上有何認同,在圖書館界看來,以紙本學術期刊為數據源的光盤版電子雜誌社更符合一個新型的數字期刊銷售商的形象。 對於數字期刊銷售主體這個身份,光盤版電子雜誌社無意否認,但只是視其為數字出版主體的一個附帶身份。3. “光盤版”協作三方共守原則隨著大多期刊爽快地簽約交出原始數據和檢索站建設的順利推進,“光盤版”終於走上了快速發展的軌道。 “1997 年,CAJ-CD 光盤銷售收入達到 1,240 萬元,基本上實現了收支平衡;1998 年,銷售收入翻一番達到 2,300 多萬元,實現利潤 500 餘萬元;1999 年實現銷售收入 4,000 萬元,利潤約1,200 萬元。” 為此,光盤版電子雜誌社可謂篳路藍縷,殫精竭慮,與學術期刊、圖書館皆建立了堪稱友好的合作關係,換來了兩者對其提出的三方共守原則的認同或達成某種默契。這些共守原則主要有:第一,三方嚴守各自的邊界,期刊保留紙本版權,不染指集成平台的數字出版,“光盤版”的整體版權歸光盤版電子雜誌社,信息服務的主體是圖書館。 第二,作為“檢索系統”的“光盤版”,同時具有全文閱讀和複製功能,由此產生的作者授權問題,由期刊負責解決,圖書館提供可收費的諮詢和下載服務。 第三,“光盤版”主要向各大學和科研機構圖書館以及城市公共711
  • 圖書館發行,“光盤版”的定價應在合理區間,不致影響紙本期刊發行。 第四,因為“光盤版”銷售對象和合理定價區間極為有限,近期內,僅以“光盤版”的發行收入,要維持和擴大“光盤版”的生產,就不可能給予期刊和作者與其提供的信息價值對等的回報,但期刊和作者的學術影響可望明顯提升;從長遠看,期刊和作者的經濟利益應該得到滿足。 第五,圖書館從事“光盤版”信息服務所獲收入中一部分將用於對期刊和作者的回報。 透過這些原則可以看到:光盤版電子雜誌社對協作三方關係的設想基本都得到了滿足,但期刊和圖書館的實際利益回報則被推到了未來,而未來如何,光盤版電子雜誌社雖然滿懷信心,但畢竟是未知的。四、“中國期刊網”時期:以更多身份實現合作關係的調整(1999~2003)對於學術期刊互聯網傳播這一天的必將到來,王明亮和光盤版電子雜誌社沒有任何懷疑,只是這一天比他們預計的早了兩三年時間。 這“失去”的兩三年正是光盤版電子雜誌社極其寶貴的壯大自己的機遇窗口,本可以存儲更多的期刊數據,開闢更多的增值渠道,積累更多的資金,以更鞏固的三方協作關係,從容地向互聯網傳播過渡。 然而,這個窗口的提前關閉,這些設想就不能不有所改變。 當然,窗口關閉換來的是大門———互聯網時代大門向他們打開,更多的機遇正在前方招手。1. “提前”問世的“中國期刊網”(1)以光盤為中心:迭代時期的決策其實,王明亮在提出“光盤版”創意時就已十分關注互聯網在國內外的發展情況。 他在 1997年的幾次講話和撰寫的文章中都專門討論了光盤版和互聯網在學術傳播領域的迭代關係問題,在他看來:“有的人認為搞光盤已經落後於搞網絡,我認為這要針對國情、針對項目實事求是……第一,網絡的傳播速度滿足不了全文、全息數據庫的需要;第二,網上服務收費太高……國家要在很短時間裡把網絡設施和服務體制建設好,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所以,在‘九五’期間(1996 ~ 2000年———引者註)要想讓中國的學術信息數據庫盡快趕上去的話,就應該先把光盤數據庫搞好。” 就在“光盤版”全面推進的同時,互聯網也在以超越常規的速度迅猛發展,1997 年前後,“互聯網的廣闊市場前景激發了中國互聯網發展的第一波熱潮”,光盤版電子雜誌社最遲在 1998 年下半年就意識到了“光盤版”的窗口期正在關閉,必須立即轉移工作重心到互聯網出版和傳播上來,否則借助互聯網技術的其他信息公司就會搶佔數字傳播這塊高地。(2)跨入網絡時代:中國期刊網的開通與“CNKI 工程”的啟動雖說提前轉戰互聯網多少有點打破了原來的計劃,但盤點“光盤版”創刊以來所累積的數據家底,條件也已基本具備:“《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CAJ-CD),經過近 4 年的發展,已成為擁有 3,500 多種核心期刊與專業特色期刊入編,分 9 個專輯按月定期出版的大型集成化動態全文信息資源庫。”為了“中國期刊網”的上線,“又收錄了另外 3,100 種期刊的題錄摘要信息,形成了具有 1994~1999 年 6年時間跨度的近 300 萬篇全文文獻,400 萬條題錄摘要信息,1,000 萬條引文文獻題錄信息的巨大信息資源。”至少在信息來源的穩定和信息積累的豐厚程度上,光盤版電子雜誌社自信還沒有哪家公司可與自己比肩。1999年 6 月 18 日,中國期刊網開通儀式在清華大學舉行。 從學術傳播數字化轉型的歷程來看,這無疑又是一次里程碑式的事件,筆者曾言:“中國學術的互聯網傳播實始於中國期刊網,儘管它對學術期刊乃至學術研究的影響要過若干年才能完全顯現出來,儘管它的功過是非如今已成了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但都不該抹殺它在當年的積極意義。”“中國期刊網”對“光盤版”的接替雖有些倉促,但811
  • 一個符合甚至領先潮流的新事物總是令人興奮和寬容的。 此時的光盤版電子雜誌社也一改在轉場互聯網問題上的“保守”,在決定開通“中國期刊網”的同時,作出了一個決定未來命運的重大決定:啟動中國知識基礎設施(CNKI)工程。2. 與期刊關係的調整(1)兩個出版主體的並存:學術期刊數字出版模式的定型“中國期刊網”問世的一個不能忽視的意義在於,確定了中國學術期刊數字出版和傳播的基本模式,而與這個模式直接相關的就是(紙本)學術期刊將選擇怎樣的轉型路徑。 其實,在王明亮提出“光盤版”創意時就很清楚,如果說學術期刊的規模化是數字化轉型的前提條件,那麼,在刊號審批制和主管主辦制之下,分散布局的中國學術期刊的規模化就必須走一條與發達國家不同的路,而由兩個並存的出版主體來完成學術期刊的規模化聚合和數字化轉型是最為現實的:現有入編學術期刊作為紙本出版主體完成文稿的審、編、校和印刷版出版,然後交出全部數據,由光盤版電子雜誌社將所有入編期刊皆拆解成單篇文稿,再進行數字化的審、編及各種標引,匯合成“中國期刊網”這樣一個體量巨大的“刊”,以單篇文獻作為銷售和傳播的基本單元,提供在線檢索、閱讀和下載,最終完成數字出版和傳播及各種信息服務,如此一來,規模化和數字化就同時完成了。 這就是王明亮所設想的“建立傳統與數字出版兩種業態的融合運營機制”,這似乎是一個能夠同時滿足管理部門、學術界和期刊界要求的學術期刊數字化轉型的完美解決方案。 “光盤版”和“中國期刊網”問世後皆迎來了各界一片讚揚之聲,也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這一解決方案的弊端,尤其是其為學術期刊數字化轉型確定的路徑帶來的後果,則要過若干年才會慢慢顯現。(2)從檢索與評價到期刊編排:《光盤版規範》的制定與越界“中國期刊網”可以說是中國第一個真正將數字出版和互聯網傳播無縫接合的集成型學術媒體。 領風氣之先者有權為其率先進入的新領域制定標準,這既是各行各業的慣例,也是身份構建得到公認的重要途徑,光盤版電子雜誌社當然不會放棄這樣的機會,他們做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制定和推廣數字出版規範。“光盤版”創刊後,制定規範的工作就同步展開了。 儘管吸納了幾位期刊人參與,但這個新編規範並未以“期刊編排規範”命名,而是定名為《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檢索與評價數據規範》 (以下簡稱《光盤版規範》),大概是不想刺激期刊在編排規範這一關鍵問題上的自主意識。 但是,光盤版電子雜誌社對數據的再編輯主要體現在拆解期刊,對論文重新歸類,而不會涉及期刊原版面的調整,所以,還是要設法將這個專門用於“檢索與評價”的規範轉變為期刊編排的規範才有意義。 起草完畢後,面對如何轉換和推廣的問題,此時已熟諳期刊運作的光盤版電子雜誌社採取了效率最高的自上而下的行動路線,首先爭取新聞出版署的支持。 1998 年 12 月 24 日,由新聞出版署主持召開了“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檢索與評價數據規範專家評審會”,對該規範予以審議通過。 1999年 1 月 12 日,國家新聞出版署頒發“新出音[1999]17 號文件”,批准執行《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檢索與評價數據規範》。 其次獲得了全國高校文理兩個學報研究會的全力支持,比如文科學報研究會為了避免其會員反對將檢索與評價規範等同於編排規範,還特地以依樣畫葫蘆地制定了《中國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編排規範》印發給會員單位,“望參照執行”。(3)學術期刊規範制定主體:光盤版電子雜誌社的第四個身份由於新聞出版署文件的加持和兩個全國學報研究會的配合,“中國期刊網”開通後,《光盤版規範》在高校學報中一路綠燈,各種《光盤版規範》研討會、學習培訓會遍地開花。 隨著《光盤版規範》911
  • 的執行,各刊版面特色從此不復再現,高校學報終於從結構到形式成了名副其實的“千刊一面”。佔據學術期刊半壁江山的高校學報起到了很強的示範作用,“到 2000 年 11 月,全國已有 2,600 多種期刊執行了《規範》”,光盤版電子雜誌社趁熱打鐵,於 12 月 22~26 日在北京隆重舉辦了首屆《光盤版規範》執行評優頒獎大會,很多編輯部捧得了大會頒發的優秀執行規範的獎狀,“大會開的朝氣蓬勃,團結熱烈”。由此,光盤版電子雜誌社為自己構建了第四個身份———學術期刊規範制定主體。 這一身份因數字出版主體而來,也為數字出版主體身份爭得了更多的認同,至少在這一時期,多數期刊人用執行《光盤版規範》的行動予以默認了。 因此,《光盤版規範》的執行有著強烈的象徵意義,這個既不合傳統,也非真正與國際接軌,而純粹為了機器識別的檢索與評價規範,竟然成了期刊的編排規範,期刊不僅接受了,還以此為榮,這樣匪夷所思的事情的發生,象徵著光盤版電子雜誌社與期刊關係的適時調整獲得了極大的成功。(4)並存的出版主體與傾斜的利益分配:與期刊關係的兩個重要變化就這樣,“中國期刊網”時期,光盤版電子雜誌社與期刊的關係發生了兩個重要的變化:一是光盤版電子雜誌社由期刊這個傳統出版主體的“輔助者”變成了與期刊並存的代表和決定未來方向的另一個出版主體———數字出版主體;二是光盤版電子雜誌社與期刊的利益分配的變化。在王明亮的理念中,從“光盤版”立項起,走市場化之路就是堅定不移的,但(數字)學術出版要在這條路上走得順利並不容易,如何做到合作各方權利與責任對等、付出與回報平衡,直接決定了合作能否行穩致遠。 對於這一點,王明亮從一開始就十分明白:“歷史的經驗和教訓表明,學術信息資源開發必須納入市場經濟的軌道……明確恰當的市場定位是學術信息資源開發成功的首要條件……學術信息資源的開發是以滿足科研教學人員研究與交流需要,為資源的所有者和信息服務者謀得有形和無形的利益為基本出發點的,對這一點我們必須非常明確並在整個開發過程中貫徹始終。”然而,知易行難。 在企業發展需要調動一切資源的關鍵時刻,總得有犧牲,“中國期刊網”和“CNKI工程” 的同時啟動,意味著關鍵時刻到了。 在“光盤版”時期,作出犧牲的是期刊和作者,但至少王明亮還承認與期刊的合作協議中規定銷售額的“8%給編輯部,3%給作者,加起來 11%……這點錢對不少編輯部來說似乎只是象徵性的” ,也還能聽到王明亮把“確保期刊利益”掛在嘴邊,但到了“中國期刊網”時期,不僅這樣的聲音再也聽不到了,而且,隨著與期刊特別是與某些期刊組織負責人交往的加深,漸漸地,光盤版電子雜誌社上下似乎都已覺得目前這種與期刊的合作已是很公平的了,補償期刊和作者什麼的當然也不再提起。 此時的期刊似乎已被馴服,但如何讓作者也接受這樣的利益分配? 迴避這個問題無異置“光盤版”時期出於不得已埋下的侵犯作者權利的那顆定時炸彈於不顧。3. 與圖書館關係的調整(1)歡迎、批評與期待:從檢索站到鏡像網站對於“中國期刊網”的開通,圖書館普遍持歡迎態度,如《情報雜誌》1999 年第 5 期的一篇文章就專門論述了“中國期刊網對圖書情報工作的影響”:一是“促使圖書情報機構的期刊採、編、用工作流程發生根本性變化”;二是可以“利用中國期刊網的多種功能,不斷拓寬期刊服務的新領域”。而這種期待正是因為“光盤版”存在著諸多亟待改進的不盡人意之處,有人以“光盤版”社科專輯為例做了數據統計後指出:“社科 CAJ-CD 某些學科所選期刊種數太低很難體現其檢索的權威性……收入核心期刊的比例半數以上學科偏低……距滿足一級藏書保障標準還有一定差距……還不適應目前廣大讀者的需要。”“利用 CAJ-CD 檢索應交納一定的檢索費……如有的館規定:開機一次 10 元、打印每條題錄021
  • 0.50 元,全文每頁 2 元……相比之下,一般讀者當然首先考慮利用印刷型期刊。”此外,收錄期刊有缺漏也是比較普遍的現象,而光盤一經刻錄無法再予添加補齊,檢索、閱讀和收藏的價值也不免打了折扣。 “中國期刊網”要獲得比“光盤版”更大的成功,必須解決這些問題。隨著“中國期刊網”被提上議事日程,有兩個問題浮出水面:一是網速慢、費用高,當時大多高校的校園網的帶寬遠不能滿足多終端同時在線閱讀和下載“中國期刊網”上“原版面呈現”的期刊論文。二是“光盤版”雖然仍在出版,但退出的命運已經注定,如此一來,專為“光盤版”服務的全國數百個檢索站也將面臨退出,這必將導致圖書館在“光盤版”產業鏈中地位的改變。 於是,一個一併解決兩個難題的方案被提了出來,這就是“利用 CAJ-CD 幾年來形成的以中國學術期刊文獻檢索諮詢站為龍頭的輻射全國的信息服務體系,結合網絡傳輸信息的優勢”,建設鏡像站點,“向本地區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務”。所謂鏡像站,就是與中國期刊網基本保持同步更新的本地網站,故謂“鏡像”,校內用戶只需訪問鏡像站即可完成檢索、閱讀和下載,既節約時間,更節省了上主幹網的費用。 對於設置鏡像站,各校圖書館大多是積極響應的:“網絡化和數字化是圖書館的發展方向,建立中國期刊網鏡像站點是圖書館向數字化邁進的關鍵一步,這不僅是圖書館發展的需要,更是知識創新的要求,它解決了圖書館自動化建設過程中網絡建設和信息資源匱乏的矛盾,是一項投資少效益大的好事。”(2)功能的轉移:圖書館在產業鏈中的弱化從 1999 年開始,鏡像站逐漸取代檢索站在全國範圍內鋪開建設,“在北京、上海、廣州、南京、西安、武漢、成都、沈陽,建成了分別覆蓋華北、華東、華南、西北、華中、西北(南)、東北和全國的十大‘CNKI 數據庫交換服務中心’ ……聯接全球 600 個鏡像站點……日更新萬篇文獻、高速度傳送全球各地”。雖然光盤版電子雜誌社仍然鼓勵各鏡像站開展有償信息服務,但“中國期刊網”在線檢索和閱讀、下載功能基本取代了“光盤版”時期檢索站的收費服務,讀者已無需依賴檢索站,而鏡像站似乎一時也找不到新的知識服務增長點,原本對檢索站帶來不菲回報的指望變得渺茫了,“中國期刊網”不得不將向訂戶售賣期刊數據作為唯一的營利途徑,圖書館退出數字出版產業鏈而成為純粹的客戶的趨勢已越來越明顯了,這為不久後與圖書館關係的日趨緊張埋下了伏筆。4. 協作三方共守原則的調整較之“光盤版”,“中國期刊網” 上線後的最大成功就是迅速改變了讀者閱讀學術期刊的習慣———由讀紙刊轉變為讀在線數據庫。 這一改變堪稱革命,完成了學術出版和傳播主渠道的變更,紙本學術期刊從此逐漸退出學術傳播,只剩下對學術發表予以“承認”的功能。 與此相對應,光盤版電子雜誌社的身份和三方協作關係也有了新的變化:首先,三方的邊界雖仍然存在,但光盤版電子雜誌社不但坐實了數字出版主體的身份,而且作為規範制定主體事實上已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響甚至介入了期刊的編輯業務,期刊似乎仍未有要跨入集成化數字出版領域的想法,而圖書館基於“光盤版”的信息服務功能則在弱化。 其次,“中國期刊網”的作者授權責任仍由期刊擔負,隨著用戶激增,期刊發行量下滑、作者版權保護問題必將凸顯。 再次,隨著 CNKI 工程上馬,檢索服務營利渠道中斷,“光盤版”時期的低價發行將難以為繼,用戶訂費的快速上漲將不可避免。 最後,光盤版電子雜誌社給予期刊和作者回報的“畫餅”也消失了。由此觀之,一方面,在三方協作中,光盤版電子雜誌社不斷走強,期刊與圖書館的地位則不斷弱化,三方原有的平衡已被打破;另一方面,合作關係中已有暗流湧動,不確定因素不斷增加。 是及時填坑補漏修復和鞏固已有的合作,還是無視隱患繼續擴大規模? 光盤版電子雜誌社選擇了後者,全面推進與“中國期刊網”上線同時啟動的耗資必然巨大的 CNKI 工程。121
  • 五、知網時期:不斷增加的身份與日漸疏離的夥伴(2003至今)“知網”這一名稱始於 2003 年,但它的另一個名稱“中國知識基礎設施工程” (CNKI) 則是1999 年與“中國期刊網”同時推出的。 據知網官網介紹,CNKI 的設想由王明亮根據世界銀行《1998年度世界發展報告》中關於國家知識基礎設施(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NKI)的概念而提出。CNKI 設想一經提出,很快即“被列為清華大學重點項目,得到了社會各界的積極響應”。1. 知網的登場(1)CNKI 工程:目標與進展在啟動之時,CNKI 的目標定位就是很明確的。 在 1999 年 9 月光盤版電子雜誌社發布的《中國知識基礎設施工程(CNKI)五年規劃》中,簡潔而清晰地闡明了其目標:“CNKI 的目標定位是以知識信息資源的開發和利用為基點,建成集成、整合我國動態知識信息資源組織、生產、加工、傳播的服務與管理的網絡化設施,提供利用動態知識信息和網絡設施進行各行各業、各學科領域社會文化交流與合作研究以及普及教育的資源與環境。” 可見,CNKI 工程要完成三大功能的打造:其一,國家層面的知識和信息中樞和知識總庫,將國家層面各方面的基礎知識和信息整合、匯聚在一起;其二,國家層面的統一數字出版傳播平台,通過資源組織、生產、加工,分門別類地建成一系列標準化編排、檢索功能齊全且動態更新的專業知識和信息數據庫;其三,國家層面的統一運用和管理所有知識和信息的互聯網數字平台,滿足從政府到民眾各界各行業對知識創新、交流、研究以及各種信息服務的需求。 這是一個基於“光盤版”和“中國期刊網”並將實現全面超越的充滿想象力的大膽設計,要把在數字學術出版和傳播領域建立的絕對優勢推及整個國家層面的知識領域,如此“一統天下”的知識平台如果能夠構建成功,它的價值和作用真是不可估量。1999 年啟動後,CNKI 工程取得了不錯的進展,有兩個方面特別令光盤版電子雜誌社驕傲:其一,在政府信息化建設中大顯身手。 自“1999 政府上網年”開始,“CNKI 大踏步走進中央和國家各級黨政機關”,“一大批中央和國家機關的政策研究與情報等有關部門以及各部委信息中心,在機關內部網上購進了 CNKI 工程的各種數據庫,使 CNKI 工程的信息資源和信息服務在黨和政府的政策理論研究、國情調研、管理決策等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越來越廣泛的作用。” 其二,在多個專業領域取得突破性進展。 經過數年努力,到 2003 年時,光盤版電子雜誌社除了擁有“光盤版”和“中國期刊網”以外,還建成了動態更新的《中國優秀博碩士論文數據庫》、《中國重要報紙全文數據庫》、《中國重要會議論文全文數據庫》、《中國醫院知識倉庫》、《中國基礎教育知識倉庫》、《中國企業知識倉庫》等 20 個數據庫型電子期刊,“我國數字化知識資源約佔現有資源總量的 1 / 4。 其中,大約 1,200 萬篇即 80%出自 CNKI 數字圖書館。” (2)《中國知識資源總庫》建設工程啟動:知網正式面世2003 年 10 月,“我國知識信息資源開發利用又出重大舉措,CNKI 啟動《中國知識資源總庫》建設工程”。10 月 23 日,《中國知識資源總庫》編委會成立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CNKI 通過《總庫》的啟動再次向各界宣示了其資源建設目標和建庫模式,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其增值服務的五大“特殊功能”:“數字圖書館網絡平台,實現分布異構數據庫的跨平台統一檢索;互動研究平台,包括科技查新與項目管理、網絡視頻會議、網絡實時協作、數字參考諮詢、個人數字圖書館等平台;互動教學平台,包括自動答疑、互動答疑、網絡實時視頻教學平台等;知識管理平台,包括知識庫生成系221
  • 統、網絡信息資源整合系統等;互聯網出版平台:包括網上採編、出版、徵訂發行平台。” 這“五大平台”的建設正是實現 CNKI 宏偉目標路徑的具體化。 由此也可看到,至 2003 年《總庫》的正式推出,CNKI 工程已完成了統領所有信息來源、應用平台和管理體系的“大一統”設計。 CNKI看似對“光盤版”和“中國期刊網”的延續,但數據庫和平台的目標都已產生了質的飛躍。 “《總庫》目前已經是一個集全文文獻、二次文獻、知識元、各類數據信息和多媒體知識資源為一體的超大型的知識巨廈……‘CNKI 知識傳播共享平台’正是為這樣一個知識巨廈建造的管理系統、運行系統和知識產品展示與出版平台,是力撐《總庫》巨廈的基石,是巨廈的中心樞紐和行動路線。”當《總庫》編委會成立之時,CNKI 也被賦予了新的中文名稱———“中國知網”。 作為“中國知識基礎設施工程”(CNKI)的統稱,它既是平台,也是總庫,且還是自此以後光盤版電子雜誌社的別稱,並逐漸成為其自稱和公認的名稱,“光盤版電子雜誌社”這一正式名稱只是在某些正式的法律文書中出現了。(3)國家知識基礎工程設計、建造、經營和管理主體:光盤版電子雜誌社的第五個身份由此,光盤版電子雜誌社,也就是知網為自己打造了一個新的身份———國家知識基礎工程設計、建造、經營和管理主體。 這不是一個單一身份,而是多重複合的身份,或者說是集過去和未來還將打造的各個單一身份於一體的新身份。 這個新身份是隨著知網的正式命名而全面向社會展示的,其意義自然不同尋常:“這是中國知網從單一的學術期刊數字出版向多類型文獻資源信息化集成出版的一次重要飛躍。 由此,中國知網開啟了數字出版、知識管理、知識服務的新征程,這為其在數字出版和知識服務領域的領先地位奠定了重要基礎。” 2. 與期刊關係的定型(1)劃定邊界:博弈後的疏離作為最重要合作夥伴的學術期刊與光盤版電子雜誌社之間的關係始於“光盤版”的創刊,到知網時期,其間有過複雜的博弈,對這一過程,筆者在《中國知網與入編期刊及其作者關係十論》一文中曾有詳細描述和分析,結果則是:“劃分了紙本出版和數字出版的邊界,期刊和知網各佔一邊,互不干涉;期刊向知網提交原始數據,但不會為此真正承擔責任;知網為期刊文獻(論文)開通數字傳播渠道,期刊任由知網壟斷數字傳播的經營和利益,實際責任亦由知網承擔。 很多期刊人都喜歡用‘又愛又恨’來形容對知網的感受。 ‘愛’的是知網解決了期刊數字出版和傳播問題,給了很多期刊特別是幾乎沒有發行渠道的期刊在互聯網時代生存下去的理由和機會;‘恨’的是知網不僅拿走了期刊的利益,許多中小期刊還得跟著知網的指揮棒轉,儘管知網的排行榜做得實在不怎麼樣。” 這樣的結果表明,知網已用相對較小的代價將期刊牢牢地固定在數據資源提供者的位置,並將其排除在數字出版主體之外(使其留在了紙本時代),自己則幾乎獨享了數字出版和傳播的利益。此後,兩者從“光盤版”時期曾有過的還算親密的合作逐漸走向疏離。 知網之所以能如此對待期刊,依憑主要有二:一是知網壟斷下傳播的效果;二是知網對期刊評價的貢獻。 知網將此二者緊密地聯結在一起即能馴服期刊的秘密,在於現行科研體制和學術期刊體制下知網對學術評價和學術管理的深深嵌入,而這一過程的影響還不僅於此,更重要的還在於對作者的馴服。(2)無法迴避:知網在著作權問題上的立場知網必須依賴的合作者,不僅是期刊,更關鍵的是作者,作者才是期刊所提供信息的所有者,對此王明亮十分明白:“合作非常複雜,要由幾千個編輯部提供信息匯成資源……從著作權的角度講,還要和成千上萬的作者合作。”尊重作者的著作權,是出版企業合法生存良性發展必守的底線,光盤版電子雜誌321
  • 社從籌備“光盤版”時就明確意識到這一點,但他們即使主觀上有心,客觀上也有無法逾越的障礙:一是要獲得所有作者的授權,就必須與百千萬計的作者一一簽約,這不是與作者沒有直接聯繫的知網能夠做到的;二是獲取授權就得支付稿酬,若按國家規定的標準,靠賣數據的收入,“光盤版”時期付不起,入庫數據成倍增長的知網時期更付不起,只能寄希望於原始文獻出版單位擔當起爭取作者以極低乃至零稿酬對第三方數字出版的授權。 光盤版電子雜誌社最初版的與期刊合作協議中就載明作者授權的責任由期刊承擔,為此,早在 1995年 10月,就請出國家版權局審定了 CAJ-CD 期刊合作出版協議,“明確了著作權使用授權方式”。這一方式在“中國期刊網”和知網時期都被原封不動地延續下來。隨著社會各界知識產權意識的不斷增強以及知識產權管理的不斷規範化,知網也越來越感受到知識產權保護帶來的壓力,他們的對策主要有二:其一,努力將自己包裝成知識產權保護的支持者和力行者。 一篇以“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電子雜誌社”署名的文章說道:“CNKI 工程大規模實施知識信息資源的開發利用,在資源建設和信息傳播、擴散的全過程中,涉及了大量的、複雜的、各個層面的著作權和知識產權保護問題……入編 CNKI 數據庫的期刊出版單位分別採用了與作者簽約、要約、公告明示等方式,取得了作者同意其將作者文章授權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電子雜誌社……這種取得著作權使用授權的方式完全符合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和《世界版權公約》以及我國最高人民法院有關司法解釋,建立了規範期刊出版者、文章作者、數據庫開發者三方面權益關係的合法規則,保證了 CNKI 數據庫的長期、穩定和可持續發展。”同樣的解釋後來又重複了多次,然而在知識產權法院作者訴其侵權的判決中(除了早期的幾例)知網幾乎全盤皆輸的事實讓他們越來越清楚地知道,僅憑此恐怕很難擺脫侵權的指控和責罰。 其二,將作者、期刊版權以外的利益與知網捆綁在一起,並讓其遠遠超過版權帶來的利益,這與知網從一開始就試圖構建的一個身份———學術評價主體———有直接關係。(3)學術評價主體:光盤版電子雜誌社的第六個身份作為第三方出版機構,避免與作者直接接觸、只與期刊合作的協作模式必然導致落入侵犯版權陷阱是一件可以預料的事情,要避免這樣的事情大量發生,只有用更大的利益來換取作者對版權的放棄。 如今學術期刊作者中絕大多數都是體制內學者,對他們來說,最大的利益就是獲取學術資源。 現行科研體制下,原本“鑒別成果的貢獻、規範學者的行為、激發研究的創新、評判學術的進展”的學術評價平添了一份工具意義,成為行政權力部門分配學術資源的依據,學術評價的結果直接決定了學者能分配到資源的多少,而評價中最重的砝碼就是學者所發表的學術作品,“不發表,就出局”已成為世界科技大國普遍採行的科研管理手段。 故而對於知網來說,只要其數字產品能深深地嵌入科研管理之中,成為評價結果的重要乃至唯一來源,讓作者為了傳播而放棄版權並非不能辦到。 為此,有關評價的準備工作幾乎與“光盤版”同時起步,知網問世後,入編期刊每年都會收到知網製作的各種評價數據,每年年底,知網都會舉行盛大的評價結果發布會,由此,知網為自己構建了學術評價主體的身份,這也就很好地解釋了為何起訴知網的大多是學術界以外的作者或退休學者的原因了。3. 與圖書館關係的質變(1)《總庫》的數據源:重新定位圖書館從“光盤版”到“中國期刊網”,圖書館在產業鏈中的地位呈明顯下降趨勢,但知網將圖書館納入和留在產業鏈中的初衷並未改變,而 CNKI 設想也賦予了對圖書館作用的新認識。 CNKI 與“光盤版”和“中國期刊網”最大的不同,在於其數據資源不再是單一的學術期刊,而是所有行業的基本數據,僅憑知網一家企業之力,要一網打盡各業基本數據無異於天方夜譚,而這些數據大多存在於各行業的各類圖書館中,若能將圖書館由知網產業鏈的終端位置提前到期刊這樣的前置位置,納入知網平台的統421
  • 一運營和管理,使其既作為數據使用平台,更作為數據的重要來源,那麼,CNKI 的設想就有可能成真。只需看一下前述《總庫》編委會成立時宣示的目標和建庫模式,特別是增值服務的五大平台(亦可視為一統數字天下的“五大目標”),即可明白圖書館在知網的總構架中的作用是何等重要。(2)圖書館統一數字平台建造者和管理者:光盤版電子雜誌社的第七個身份在 CNKI 設想提出之時,圖書館界正在熱議數字圖書館問題,知網積極地參與其中,王明亮撰文指出:“DL(Digital Library,數字圖書館———引者註)的很多局限性來自自身……DL 應當改變各自修建‘窄軌’平台的做法,樹立主導知識資源產品開發市場和發展知識信息出版傳播渠道的觀念,並建立與之相應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解決問題的關鍵將歸結為 DL 如何建立一個由資源共享與應用市場引導的、適應市場經濟體制和網絡傳播機制的資源共享平台。 這正是設計和建設《中國知識資源總庫》、CNKI 平台、‘中國知網’門戶的主導思想。” 可見,在王明亮的計劃中,數字圖書館僅將每個館的館藏數字化和修建各自的“窄軌”平台是一種自我設限的做法,應該建立資源共享平台,而知網就是這樣的現成平台,各館只需像期刊那樣依附於知網的集成平台,接受知網的統一管理,按知網的標準和規範處理和共享原始數據,就能實現高效的數字圖書館。 對此,筆者曾評論道:“從中不難看出,知網不僅包打了學術期刊數字出版的天下,還要包打圖書館數字資源及管理的天下……拿不下各大圖書館,(增值服務的)‘五大目標’只能是空中樓閣,所以,繼馴服期刊界後再馴服圖書館界是實現‘五大目標’必需的基本保證。” 由此,知網不僅將自己定位為全球最大的新一代“數字圖書館”,而且還為自己構建了圖書館統一數字平台建造者和管理者這一新的身份。 當然,這個新身份要得到圖書館界普遍認同才能成立。(3)圖書館的退出:從協作夥伴到用戶的轉變知網的設想很美好,但現實卻很骨感。 儘管“中國期刊網”特別是知網上線後,隨著傳播和評價作用的凸顯,“光盤版”時期收錄期刊不全等弊病已基本不復存在,數字版期刊已完全取代了紙本期刊成為學術傳播的主渠道,圖書館以知網數據庫替代紙本期刊的訂閱已成必然的事,但將圖書館置於知網的統一平台之下則是另一回事。 且不說圖書館界能否容忍一個外來企業的跨界平台“一統天下”,也不說“大一統”平台是否真正有利於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僅不同行業圖書館館藏特色、體量、用途以及制度、組織、管理所必然存在的巨大差異,“五大目標”之一的“實現分布異構數據庫的跨平台統一檢索標準”,就遠非為期刊制定編排規範可比。 紙本時代,一個只關涉圖書分類的“中圖法”用了多少年才讓多數館接受?更不要說數字時代將匯集而來的各類天量信息統一分類了。 分類做不成或不科學不實用,其他的功能就不用提了。 因此,不管是主觀意願還是客觀結果,知網關於統一平台的數字圖書館構想都沒有像“光盤版”和“中國期刊網”那樣得到圖書館界的普遍支持。 儘管從“光盤版”時期開始即有將圖書館納入產業鏈的設想,王明亮曾語重心長地勸說圖書館,“我和大多數人的意見一致,圖書館的發展方向是企業化的或局部企業化的。 做為信息服務業整體來說,應當和信息資源生產企業聯繫在一起,實現產業化”,光盤版電子雜誌社一直為此而努力,圖書館一度也曾有所嘗試,但事實上,圖書館從來沒能真正成為知網產業鏈的一部分。 隨著知網的問世和知網模式的逐漸定型,圖書館不管從名義上還是事實上都退出了知網產業鏈,而成為其用戶,此後的知網對於圖書館來說,只不過是各種信息和文獻來源之一。4. 知網模式的定型及其對學術期刊數字出版的深刻影響知網問世後,隨著與期刊利益邊界的劃定和圖書館從產業鏈中正式退出,學術期刊數字出版的知網模式就此定型。 所謂知網模式,指的是“光盤版電子雜誌社為打造和運營中國知網而設計並521
  • 實行的一系列合作規則、產品形制、傳播單元、傳播路徑、生產流程、獲利模式、分配方案以及衍生產品等匯集而構成的數字出版和傳播的新模式。” 知網模式確立後,其所規約的是以出版傳播平台與協作者(學術期刊等數據源提供者及原作者)和用戶(圖書館和其他訂戶)為核心的一系列關係。當知網成為中國學術期刊數字出版傳播的主要乃至唯一渠道時,知網模式不僅決定了知網的今天,也決定中國學術出版數字化轉型的今天,並在一定程度上預示了明天。六、複雜身份與多重困境:實難盡至,名何言歸,危機自來從知網歷史上各種身份的由來,不難看到持續的身份構建與知網模式的生成到定型之間的緊密關係,由此再來看本文開頭提及的與知網相關的種種問題———知網壟斷與侵權的源頭在哪裡、知網模式是何以成為中國學術出版數字化轉型主要乃至唯一路徑的、知網模式是否完成了中國學術(期刊)出版數字化轉型、知網是否完成了學術(期刊)出版主體數字化轉型、如何評價迄今為止中國學術出版數字化轉型的成敗得失———的時候,就會發現,透過身份視角的審視能讓我們看到知網如今的成功與困境背後真切的原因,對知網身份的解析實為解鎖有關知網謎題的一把鑰匙。1. 知網模式與知網身份從“光盤版”落地到知網問世之初這十年左右的時間裡,光盤版電子雜誌社至少為自己構建了七個不同的身份,除了第一個身份(學術期刊數字出版主體)以外,其餘的或多或少都是為確立這一身份掃除障礙而進行的構建。 一個身份的構建何以需要多個身份來幫襯? 這是知網作為一個獨立出版主體的先天不足所致。 儘管光盤版電子雜誌社擁有官方認可的電子出版資格,但僅有資格並不一定就能成為得到學術界和期刊界認同的學術期刊出版主體,認同的起碼條件就在於其是否擁有完整版權的學術期刊,而這正是知網所缺少的。 連期刊都沒有,又談何期刊出版主體? 但知網向我們展示了是如何抓住歷史機遇,通過令人眼花繚亂的身份構建一步步向這個目標逼近的,這個歷史機遇就是數字化時代的到來。如果說,隨著數字化時代的到來,數字化轉型必然成為學術期刊的未來方向和目標,那麼,在方向和目標明確的前提下,關鍵就在於通往既定目標的可行路徑的選擇。 王明亮提出的“光盤版”創意,其實就是一個路徑解決方案。 這是一個出自企業家的構想,其要害當然在於解決現實難題和實現自身利益。 簡單說來,就是創建一個學術期刊數字出版主體,與原有的不成規模和體系的紙本學術期刊出版主體並存,以前者的集成平台匯聚後者的數據,通過肢解期刊後形成的論文大庫完成“規模化”的學術期刊的數字出版,而其整體版權,當然歸“完成”了學術期刊數字化和規模化的數字出版主體所有,如此一來,學術期刊數字出版主體身份和數字出版模式的構建也就“完成”了。 儘管王明亮的理念非常明確,但從理念到創意的落地,再到一個企業乃至一個行業發展模式———知網模式的生成並為各方所接受,必定是一個遭遇不斷挑戰的過程,而光盤版電子雜誌社兵來將擋的種種應對,如果說有什麼共同特點,那就是皆圍繞身份構建而展開,或者說,知網每一個新身份都是為了應對知網模式遭遇的某個挑戰而構建。 因此,釐清了知網歷次身份構建的前因後果,也就弄清了知網模式的來龍去脈。按照王明亮的最初創意,光盤版電子雜誌社的身份目標非常明確,即構建與學術期刊印刷版出版主體並列的數字版出版主體身份。 但一個剛剛問世的後來者就要取代有著上百年歷史的(紙本)學術期刊成為學術出版數字化轉型的主角,並要獨佔學術期刊數字版的整體版權,這樣動機直白的身份構建很可能遭遇紙本學術期刊的警覺,不僅不予認同,而且會拒絕提供原始數據。 如何說服期刊加入其產業鏈,遂成為“光盤版”問世必須應對的第一個挑戰。 剛剛創立的光盤版電子雜誌621
  • 社明智地採取了迂迴轉進的策略,構建了它的第二個身份———信息服務主體,這一招頗為見效,“與印刷版期刊相輔相成的導讀、評價和檢索諮詢系統”的產品形象贏得了大量期刊的積極主動入編。 在獲取了信息源之後,還需要解決“光盤版”如何面向市場的問題,即如何與另一合作夥伴,也是“光盤版”主要乃至唯一發行對象高校和科研院所圖書館達成協作,這是必須面對的第二個挑戰。 光盤版電子雜誌社於是構建(默認)了第三個身份———數字期刊銷售主體,從而贏得了圖書館界的認同,使其產品即“光盤版”順利地在各圖書館落地,完成了產業鏈的最初打造。 但是,“導讀、評價和檢索諮詢系統”的產品定位與學術期刊數字出版主體的身份定位並不相稱,知網模式的核心要素雖已基本具備,但數字出版主體尚未“正名”,模式也就不能定型,更沒有成為中國學術期刊數字化轉型公認的路徑,因此,知網模式和知網身份的構建仍在路上。憑借“光盤版”時期打下的基礎,“中國期刊網”順利上線,迅速成為學術傳播的主渠道,標誌著中國學術期刊傳播路徑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由於“中國期刊網”精心設計的拆解期刊、以單篇文獻為基本傳播單元的建庫模式,其在線期刊數據庫中,“光盤版”時期一息尚存的學術期刊個刊形象已不復存在,只剩下“中國期刊網”(即後來的知網)這唯一“大刊”。 儘管如此,由於“中國期刊網”在學術傳播中地位迅速躍升,出於傳播和評價的壓力,期刊已不敢輕言退出。 至此,光盤版電子雜誌社才正式亮明學術期刊數字出版主體的身份。 但他們明白,期刊不敢退出並不等於對光盤版電子雜誌社數字出版主體身份和合作模式的認同,要消除來自期刊可能的挑戰,只有馴服期刊,而馴服的手段之一就是為期刊制定規範。 為此,光盤版電子雜誌社為自己構建了第四個身份———學術期刊規範制定主體。其所主持制定的《光盤版規範》得到了有關管理部門和學術期刊學會組織的支持,開始在學術期刊界大力推廣,促使期刊間接地認同了其數字出版主體的身份。 至此,光盤版電子雜誌社與期刊的關係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印刷版和數字版兩個出版主體並存的局面正式形成,而“中國期刊網”在學術傳播中的主渠道地位一經建立,各刊自建網站或自設網絡主頁等傳播途徑的實效與“中國期刊網”相比大可忽略不計,“中國期刊網”作為中國學術傳播的主要渠道不僅成為事實,且逐漸為各方所接受。“中國期刊網”的成功上線使光盤版電子雜誌社已不滿足於僅在學術數字出版領域一統天下,而要將業務範圍擴張到所有知識領域,將學術期刊數字出版主體升級為國家知識基礎工程設計、建造、經營和管理主體,這是光盤版電子雜誌社在將 CNKI 命名為“中國知網”的同時為自己構建的第五個身份。 CNKI 設想的提出並付諸實施,固然是光盤版電子雜誌社的重大發展步驟,但同時也是為了應對更大挑戰的需要。 知網問世時要面對的最大挑戰是,隨著其數據庫體量和影響的日益擴大,此前一直迴避的知識產權問題,尤其是作者授權的問題開始凸顯。 國家知識基礎工程設計、建造、經營和管理主體身份的構建有兩方面的作用:一方面,知網打出國家知識基礎工程的旗號,用宏大目標主動回應一切可能的挑戰,同時展示自身地位的強大和重要;另一方面,將其產品進一步深嵌於科研管理之中,迫使體制內期刊及其作者不得不以放棄版權來換取知網高效的傳播和科研管理中基於傳播效果的評價,光盤版電子雜誌社因此為自己構建了第六個身份———學術評價主體。與此同時,要使知網的國家基礎知識工程宏偉目標得以實現,必須使各類圖書館向知網開放其所擁有的數據資源,於是在馴服期刊後再試圖馴服圖書館,為此,光盤版電子雜誌社又構建了第七個身份———圖書館統一數字平台建造者和管理者。隨著知網的問世,光盤版電子雜誌社一口氣為自己構建並亮出了三個新身份,但這三個身份的認同都遭遇了困難。 圖書館統一數字平台建造者和管理者這一身份未能得到圖書館界的認同,意味著知網對圖書館馴服的失敗,這導致了圖書館從協作產業鏈中退出,知網與圖書館曾經有過的親721
  • 密合作關係不僅不復存在,還因知網數據庫的不斷漲價而變得十分敏感,更大的影響則在於使得國家知識基礎工程設計、建造、經營和管理主體的身份構建大打折扣,因不能共享各業圖書館這個最重要的數據源,CNKI 宏偉計劃的實現變得遙遙無期。 至於學術評價主體的身份,知網問世後的確推出過多種評價產品,但與其他著名評價機構相比,在科研管理中很少被直接運用,學者對它的口碑也很一般,真正讓學者和期刊“臣服”的,與其說是知網為自己精心構建的評價主體身份,不如說知網已成為學術傳播主渠道這一事實,期刊或論文上不上知網,其傳播效果和評價結果有著天壤之別。 在這樣的傳播和評價現狀下,幾乎沒有期刊和在職學者敢於冒知網下架其作品的風險而因版權叫板知網,但與其是不是評價主體並無多大關係。 所以,知網時期光盤版電子雜誌社為自己構建的三個新身份都不能說是成功的,知網的核心業務和營收來源仍然是承襲“中國期刊網”而來的學術期刊數字出版和傳播,知網模式實際上就是“中國期刊網”的延續,只是進入 21 世紀後學術評價在科研管理中的特別作用更加鞏固了知網在學術傳播中的地位而已。由此可見,CNKI 工程的啟動實為知網發展史上的一個轉折點。 此前的每一次身份構建,都在朝著構建學術期刊數字出版主體的身份目標逼近一步的同時,使“光盤版”和“中國期刊網”逐步地發展壯大起來。 但是,知網問世後卻麻煩不斷,最典型的表現就是不斷遭遇作者的起訴、不斷與圖書館就數據庫售價問題發生糾紛,直到趙德馨教授訴訟案和中科院議價事件的發生將知網拖入空前危機;與此對應的是,知網問世後的身份構建基本都不成功,無法再顯避開麻煩謀求更快發展秘訣的魔力。 那麼,原先似乎十分管用的身份構建為何到知網時期就不再靈驗了呢? 原因很簡單:首先,開風氣之先的“光盤版”作為一種探索,總是容易受到鼓勵和支持,而較少苛責;其次,“光盤版”時期信息服務主體、數字期刊銷售主體這類刻意遮掩和低調的身份,不易令人警惕和反感;再次,轉折在“中國期刊網”時期已現端倪,規範制定主體的身份很有些凌駕於期刊之上的味道,但冠以“檢索與評價數據規範”則較好地掩去了大部分鋒芒;最後,到知網時期,終究需要確立的數字出版主體身份使得此期構建的三個身份已無法再做過多遮掩,頗有圖窮匕見的意味,自然不那麼靈驗了。 其實,不同時期構建的多個身份,名稱和效果雖然不同,但目的沒什麼不同,都是為了知網利益所繫的出版主體身份的確立和知網模式的推行,只是前期的目的更隱晦些而已。學術期刊數字化轉型的知網模式實際上在“中國期刊網”時期就已基本定型,對此,“光盤版”和“中國期刊網”時期的身份構建可謂功不可沒,知網日後壟斷地位的基礎就是在這時打下的,但知網問世後身份構建的挫折,則導致了學術期刊數字出版主體身份構建沒能完成。 在知網的學術期刊數字出版產業鏈中,期刊與作者的關係、圖書館與用戶的關係決定了二者佔有的特殊地位決非知網這樣的“數字出版主體”可以輕易替代的,對利益的獨佔和與二者關係的疏離使得知網對信息源和用戶都已無法得心應手地控制,與作者、期刊和圖書館及其他用戶的糾紛不斷增加,特別是圖書館訴諸輿論、作者與知網對簿公堂的事,也就成為知網模式下的特別景觀。2. 複雜身份掩蓋下利益與責任的失衡如前所述,光盤版電子雜誌社是為了擔負起中國學術期刊數字化轉型的重任而成立的,但在成立之時,因為沒有自己的學術期刊而尚不具備作為一個出版主體起碼的條件。 之所以強調出版主體必須擁有自己的期刊,是因為只有擁有期刊才能具備作為出版主體不可或缺的幾個重要能力:其一,根據學科的發展及時調整期刊的學科方向和整體結構;其二,根據學術界的代際更迭及時調整主編、編委和編輯隊伍;其三,根據所依託學術共同體及自身能力形成期刊的特色和風格;其四,通過與作者的直接聯繫和主編、編委對科研的直接參與有效控制期刊的學術質量;其五,根據學術傳播市場的需要821
  • 及時調整期刊的營銷策略;其六,也是最重要的,遵守有關版權保護的國際公約和國內法規,直接獲取作者授權;其七,在數字時代集成平台成為傳播主渠道的今天,構建擁有完整版權的體系化刊群。對於無法擁有學術期刊這一根本性缺陷,光盤版電子雜誌社當然明白,彌補的最穩妥辦法是像國際著名學術期刊集團那樣通過創辦或收購等手段,在自己的旗下,集合起屬於自己的學術期刊集群。 要做到這一點,對光盤版電子雜誌來說,必須逾越兩大障礙:一是刊號,辦刊先得有刊號,根據新聞出版署《期刊出版管理規定》(第二條):“期刊由依法設立的期刊出版單位出版。 期刊出版單位出版期刊,必須經新聞出版總署批准,持有國內統一連續出版物號,領取《期刊出版許可證》。”即使如今強大的知網,也不具備獲批大量刊號所必需的條件。 二是時間,即使具備豐厚的人力、物力、財力資源和深厚的學科研究背景,並及時獲批刊號,一個新刊的創立到為學術界所接受成為本學科共同體公認的專業平台,也需要少則數年、多則數十年時間,而且隨著數網時代到來,學術期刊早已走過了單打獨鬥的時代,平台依託的是期刊集群,要讓某個新刊、刊系、刊群脫穎而出,更不可能像“光盤版”到“中國期刊網”再到“中國知網”僅短短八年時間就能完成的三級跳。 一些國際期刊集團旗下的權威期刊之所以權威,具有相對悠久的歷史就是一個重要原因。顯然,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這兩大障礙都是難以逾越的,那麼,有沒有替代方案? 光盤版電子雜誌社的選擇是通過一系列身份構建繞過它們,以減緩和消除無法擁有學術期刊帶來的數字出版主體身份構建的阻力,至於能否真實擁有這些身份所要求的能力和真正擔負起相應的責任,反倒不重要,這就使得身份構建從一開始就呈現出濃厚的實用主義色彩。“光盤版”問世時亮出信息服務主體身份,主要是為了讓期刊界產生“光盤版”是“紙本期刊的輔助者”的錯覺,轉手就將這一身份給了圖書館;知網問世時,又通過世界最大數字圖書館的打造和亮出圖書館統一數字平台建造者和管理者的身份,為的卻主要是馴服圖書館界。 近三十年來,知網雖然將信息服務、知識服務一直掛在嘴邊,但開發出的真正具有良好使用價值的項目卻極為有限,這也使得知網至今的主要營收還是來自售賣數據庫而非知識服務。 分別於“中國期刊網”時期和知網時期亮出的學術期刊規範制定主體、學術評價主體的身份則是對學術共同體權利的僭越,這兩個主體只能是學術共同體而不可能是其他,是因為只有從事學術研究才可能具有成為這兩個主體的能力。 光盤版電子雜誌社構建這兩個身份的主要目的還是在於贏得管理部門的信任、重視以及馴服期刊和作者,但無論是期刊規範還是評價產品,從問世開始就遭到來自學術界和期刊界的許多批評。 對於規範期刊編排的《光盤版規範》,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的幾十種期刊基本就沒有執行過,而曾普遍執行的高校學術期刊中,也有越來越多的期刊拋棄了這一令大多學者生厭的編排規範;知網的評價產品,管理部門和學術界在各種學術評估實務中,幾乎從來就沒使用過。 至於圖書館統一數字平台建造者和管理者以及國家知識基礎工程設計、建造、經營和管理主體這兩個身份,從構建一開始就遭遇了重重阻力,事實上已不可能完成。 在諸多身份中,唯一不是主動構建的是學術期刊銷售主體,而這恰恰是外界對知網身份普遍持有的看法。 其實,即使這個身份,也是很可疑的,因為知網在收錄了眾多學術期刊後所售已非原物,而是經過了特別的加工(數字出版),知網所售,既非完整的紙本期刊,也非其擁有完整版權的數字出版物,而是單篇論文,卻又沒有獲得其作者的授權。這些只為目的,不管能力,更不問責任的身份構建,的確曾經給知網帶來很大的利益,不僅獨佔了數字傳播的收益,更讓其一步步地逼近了學術期刊數字出版主體身份這一目標,從而可望實現對數字出版和傳播的長久壟斷,但是,離名正言順的學術期刊數字出版主體身份似乎總是差了那麼一點,使這個目標一直可望而不可即。 其原因就在於這些看似有用的身份並不能真正解決知網缺乏921
  • 學術期刊這一問題,充其量也只是暫時轉移或延緩知網作為數字出版主體應盡的義務和應承擔的責任,通過其他手段來謀取甚至逼迫相關方對其出版主體身份的認同,這些該出版主體盡到的義務和承擔的責任並不會因為多了幾個似是而非的身份及由此形成的對相關方的壓力就會消失,而只會在暗中不斷地積累,結果就是使知網一步步地坐到了火山口上,當這樣的義務和責任的累積達到一定閾值的那一天,休眠的火山就會遽然噴發。3. 坐上火山口的知網與迷失了轉型方向的期刊當明白知網何以會坐上了隨時有可能噴發的火山口時,關於知網是否完成了學術(期刊)出版主體的數字化轉型、知網模式是否完成了中國學術(期刊)出版數字化轉型,答案已不言自明。 如果知網模式只是中國學術期刊數字化轉型的模式之一,那麼,知網是不是名副其實的學術期刊數字出版主體也許只涉及一個企業的未來,然而,當知網壟斷了學術傳播的現實已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知網模式已是中國學術期刊數字化轉型的主要乃至唯一模式和路徑時,事情就不是如此簡單了。回溯知網馬不停蹄的身份構建,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知網壟斷的源頭,那就是通過一系列身份構建,光盤版電子雜誌社為中國學術期刊數字化轉型設計的路徑方案被主管部門、期刊界和學術界所接受這一事實,而不管這個接受是主動還是被動,是情願還是不情願,除此以外,再也沒有一個得到上述三方共同認可的路徑方案付諸實施。 在這其中,主管部門對於知網身份構建的態度和作為是最為關鍵的,因為期刊界和學術界之所以不得不接受知網模式,與主管部門的決策是直接相關的。 故而可以說,沒有這一系列身份構建,沒有管理部門的許可,就不會有一步步成形並最終定型的知網模式,更不可能成為中國學術期刊數字化轉型的基本乃至唯一路徑,當然也就不會有知網的壟斷。如今我們需要面對的嚴峻問題不僅在知網的壟斷,更在於知網模式盛行之下中國學術期刊數字化轉型所陷入的困境。 “知網雖然將小而散的學術期刊的原始數據聚合在統一平台上並實現了數字出版和傳播,但知網模式同時也使紙本期刊的出版與數字出版和傳播產生了斷裂,期刊幾乎完全放棄了數字出版和傳播,這是我國學術期刊到目前為止仍然以紙本為中心、數字化轉型並未真正完成的主要原因之一。 更為重要的是,數字化轉型本來是一個重構學術期刊體系並走向集群化集團化的難得機遇,但紙本出版與數字出版和傳播的斷裂,生生地阻斷了中國學術期刊通過數字化轉型實現體系化、集群化和集團化構建的道路。 這一切都是從知網模式問世和學術期刊放棄數字出版和傳播主體身份開始的。”因此,知網的困境,也是中國學術期刊和中國學術出版數字化轉型的困境。七、結語:妾身何以得分明最後,我們來分析市場監管總局對知網的查處及知網的整改方案能否讓知網和中國學術期刊數字出版走出困境的問題。市場監管總局無疑是公權力的代表,該局“依據《反壟斷法》對知網涉嫌實施壟斷行為立案調查”,認定“知網在中國境內中文學術文獻網絡數據庫服務市場具有支配地位”,並且“濫用該支配地位實施壟斷行為”,包括“以不公平的高價銷售其數據庫服務的行為”,“簽訂獨家合作協議等方式,限定學術期刊出版單位、高校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授權使用學術期刊、博碩士學位論文等學術文獻數據,並採取多種獎懲措施保障獨家合作實施”,然後基於以上事實對知網作出了相應的處罰。儘管市場監管總局並沒有明確認定知網的身份,但從其依據的法律和調查的方向,都可以看出並沒有將知網定位為學術期刊數字出版主體,也不認為知網的數據庫製作是一個出版過程,而只針對其與市場銷售相關的行為。031
  • 在評論和預測市場監管總局對知網處罰的效果會如何之前,我們再來看一下在此之前另一個代表公權力的機關———知識產權法院對知網涉嫌侵犯作者版權行為的多次判決。 這樣的判決在知網問世後就有發生,引起最大轟動的當然還數 2021 年底審結的趙德馨教授的訴訟案。 趙德馨教授起訴知網的案件有上百個,法庭的調查和判決依據的是另一部法律———《著作權法》。 法院同樣沒有認定知網的身份,只針對原告起訴知網的涉嫌侵權行為,但初審和終審法院顯然都不認為知網所做的只是銷售期刊的作品或數據庫,而是強調其行為是《著作權法》所定義的具有“發表”特徵的“使公眾可以在其個人選定的時間和地點獲得涉案作品”的“發布”。 對於“被告(即知網———引者註)主張其作為期刊出版單位”,初審和終審法院均未表異議,只是對其“有權對已經在其他期刊刊登的文章進行轉載,屬於法定許可,不構成侵權”的辯護理由,“本院不予採信”。 初審法院根據《著作權法》確認知網“侵害了原告對涉案作品享有的信息網絡傳播權,依法應承擔賠償損失的法律責任”,參照國家版權局關於出版單位《使用文字作品支付報酬辦法》規定的標準(而不是基於知網售賣這些作品的實際所得)確定了知網賠償原告的金額。 終審法院駁回了知網的上訴,對初審判決全部予以支持。其實,不管是市場監管總局還是知識產權法院對知網行為的調查和處理,都離不開對作為行為主體的知網的身份認定,儘管都沒有將其所認定的知網身份明確寫在處罰或判決文書中。 所謂違法或侵權行為,從身份角度看,就是行為主體超越了其身份所能擁有的權利,以及沒有盡到擁有該身份應盡到的義務和責任,使其行為與身份不相符合。 兩家公權力機關正是基於其所認定的知網身份,調查確證了知網存在與其身份不相符的行為,才進行相應處置和處罰的。 但兩者對知網身份認定顯然是不一樣的,只要將兩個處理結果放到一起來看,就會發現這一點:作為期刊銷售主體,知網獲得銷售期刊權利的同時,應盡到的《反壟斷法》所規定的義務和責任,就是不能強行或誘導期刊與之簽署獨家授權協議;作為學術出版主體,知網獲得出版電子刊物權利的同時,該盡到的《著作權法》所規定的義務和責任,就是必須與作者簽署授權協議,這種授權,無論中外,都是獨家的,而與作者簽了獨家,與期刊簽不簽獨家也都是獨家了。 如此一來,知網豈不是左右都是錯?是不是兩家公權力機關中哪家錯了,甚或兩家都有錯? 並非如此。 兩家的調查皆事實清楚,處置和處罰皆依據相關法律,皆可謂以事實為基礎,以法律為準繩,問題還是出在知網的身份構建上。 知網從誕生時起就試圖構建學術期刊數字出版主體的身份,在面對無法逾越的障礙時,選擇了構建多個相關身份以繞行,但結果卻是沒有一個身份是完備地構建成功的,而如今左右都是錯的尷尬局面正是知網自己釀下的苦酒。 我們不妨假設一下,如果知網能夠像國際著名學術期刊出版公司施普林格、愛思唯爾那樣具有得到廣泛認同的出版主體的身份,從事的是程序完整的出版業務,數據庫是其獨立出版物,那麼,作者會認為著作權受到侵犯而起訴知網嗎? 知網會因為“獨家出版”和“獨家發行”自己的刊物或數據庫而遭到處罰嗎? 無論中外,也無論是法律還是行業規範都對出版主體“專有出版權”(獨家出版權)予以有條件的保護,作者要在出版主體擁有的出版物(如期刊、在線數據庫等)發表作品都須事先與其簽約,或通過一定的方式形成事實上的協議(如作者向期刊投稿即意味著授權期刊發表,故而作者不能也不會因期刊發表其作品而起訴期刊,但期刊對作者作品的處理和使用不能超出協議所約定的合理範圍),相反,一個作者如果將其同一作品同時交予兩個或兩個以上出版機構出版,則會被視為道德有虧的不端行為而受到指責。 至於每個出版單位獨自建立自己的發行部門,獨家發行自己的出版物,更是沒有疑問的。 可見,學術出版主體與期刊銷售主體的身份並不矛盾。但在身份構建並不成功的知網就不同了,因其根本就沒有獨立數據源的出版物,但又對外來數據源(期刊及其作品)進行了類似出版行為的加工(拆解期刊、在期刊原版面上添加知網的標註和131
  • 水印、重新分類、對不同期刊的文獻進行匯編等),知網雖然聲稱擁有對這樣製作的期刊數據庫的整體版權,但其售賣時又以難以獲得作者直接授權的單篇文獻為基本單元,這就使得其產品即數據庫的性質和版權歸屬變得模糊不清,使得知網打造這樣的數據庫的行為的性質變得模糊不清;使得知網在公眾中的形象變得模糊不清。 這三個方面的模糊不清恰恰說明知網既沒有盡到出版主體、也沒有盡到銷售主體所應盡的義務和責任,久而久之,也就沒人能說清知網到底是什麼身份了,而其行為則隨時有可能掉入自己挖下的違法或違規陷阱,遭到不同公權力機關不同處罰也就在所難免了。 其實,由於知網構建了多個身份,涉及眾多領域,卻又都不甚成功,以這些身份行事,就都有陷阱存在的可能,也就有更多公權力機關(比如新聞出版署、國家版權局)對其進行查處的可能。可見,真正招來公權力機關查處的是知網那些剪不斷理還亂的各種身份之間的關係,在享受了這些身份帶來的好處之後,如今輪到知網為這些身份來承擔其應盡而未盡到的義務和責任了。 對於知識產權法院的判決,知網雖然可以表示異議,但終審判決是必須執行的,對於市場監管總局的處罰,知網已明確表示“誠懇接受、堅決服從”,並且迅速發布了《知網整改方案》,制定了五個方面共 15 項整改措施,其實也涵蓋了對法院判決的回應。 這些措施主要有:“徹底整改與期刊、高校的獨家合作”、“大幅降低數據庫服務價格”、“保護作者合法權益”、“持續優化相關服務”、“全面加強合規建設”。我們不妨將此方案與市場監管局的處罰決定作一對比,處罰決定除了罰款外,“同時,堅持依法規範和促進發展並重,監督知網全面落實整改措施、消除違法行為後果,要求知網圍繞解除獨家合作、減輕用戶負擔、加強內部合規管理等方面進行全面整改,促進行業規範健康創新發展。”整改方案幾乎完全按照處罰決定而制定,處罰當然是有意義的,知網的回應也是照單全收的,但是,這樣的整改方案能引導知網走出困境嗎? 進而言之,僅靠對知網的處罰能引導中國學術期刊完成數字化轉型嗎?這個問題其實很好判斷,就是看它們能否廓清知網那些身份的邊界及相互之間複雜的關係,使其名副其實。 無論是市場監管部門還是知識產權法院,基於企業的違法違規事實進行處罰是其職權範圍內的事,但對事實的處罰只能限定在其職權範圍之內,雖然對企業的身份構建可能會有所觸動,但兩者並無必然聯繫。 從知網的整改方案看,且不說知網是否具有如其所說“依法獲得著作權人授權”的能力,也不說知網能否在“大幅降低數據庫服務價格”的同時還能否“完善稿酬支付” (錢從哪裡來?),即使其所列出的五個方面整改措施全部做到了,橫亙在知網通向學術期刊數字出版主體道路上的最大障礙———無法擁有自己的期刊———就此消除了嗎? 此障礙不除,知網作為學術期刊數字主體的身份又如何立得起來? 如何告別印刷版和數字版兩個出版主體並存,卻將學術期刊留在紙本時代充當數字版期刊(數據庫)數據源的知網模式? 知網模式不去,其壟斷的源頭又怎會斷絕? 即使拋棄了知網模式,中國學術期刊數字化轉型的路又在何方? 學術期刊的專業化、規模化、體系化在數字時代的重建如何完成? 拿什麼去與施普林格、愛思唯爾這樣的國際學術期刊出版集團競爭? 中國的學術話語權將在什麼平台上構建? 所有這些問題,皆因知網而起或與知網有關,但又均是關涉中國學術期刊數字化轉型的帶有根本性的問題,哪是一個知網整改方案可以了結的?因此,如同不能寄希望於公權力機關的一次處罰就能引導知網走出困境一樣,我們更不能寄希望於這樣的處罰能夠引導中國學術期刊完成數字化轉型。 面對中國學術期刊數字化轉型這樣一個堪稱宏大的時代課題,作為一家企業的知網,所能擔負的充其量也只不過是一次試錯而已,在國內沒有先例的情況下,不能苛求知網提出並予以實踐的方案一定是正確的,而公權力機關的處罰只是對知網在試錯過程中出現的違法違規行為履行其應盡的監督和管理職責。 倒是知網的這個試錯居然延續了將近三十年,卻沒有能與之競爭的替代方案出現,背後的原因也許更值得深思,而這個原231
  • 因與知網如今深陷困境的原因應該是有相通之處的。 對於今天遭到處罰迫切要走出困境的知網來說,不論選擇前進還是後退,需要首先解答的問題都還是妾身何以得分明。 這個問題,知網用了將近三十年的時間但沒有找到理想的解鎖方案。 在知網模式事實上已成為中國學術期刊數字化轉型主要乃至唯一路徑的今天,這也是學術期刊界需要明確答案的問題。 為了尋找和得到答案,學術期刊界何嘗不是同樣耗去了三十年,至今卻仍在數字化大門前徘徊。 面對共同的困境,不妨回看一下知網將近三十年的身份構建的歷史,從中我們也許能得到一些啟發,明白一些道理。①《知網董事長卸任!》,成都:《每日經濟新聞》,2022年 6 月 3 日, https://baijiahao. baidu. com/s? id =1734621131646131353&wfr=spider&for=pc。②《市場監管總局依法對知網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作出行政處罰並責令其全面整改》,市場監管總局 官 網, https://www. samr. gov. cn/xw/zj/art/2023/art _0f87ad794f7949e4803dd6c9ce4d2d2a.html。③《知網整改方案》,中國質量新聞網,https://www.cqn.com.cn/cj/content/2022- 12/26/content_8893697.htm。④張耀銘:《數字時代印刷媒介的危機與變革———基於傳媒歷史的視角》,成都:《理論與改革》,2022 年第4 期。⑤《中國知網二十五年堅守初衷 砥礪奮進(1995~2019)》,北京:《CNKI 導報》,2019 年總第 37期,2019 年 12 月 18 日。⑥⑩《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創建大事記》,北京:《CAJ-CD 導報》,1996 年第 1 期。⑦朱劍:《在路上:中國學術傳播數字化轉型三十年回望———以學術期刊的轉型為中心》,成都:《理論與改革》,2022 年第 4 期。⑧王明亮:《我國學術信息資源開發應有明確、恰當的市場定位與現實可行的產業化途徑》,北京:《CAJ-CD 導報》,1997 年第 2 期。⑨《新聞出版署就〈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出版發行批覆國家教委》,北京:《CAJ-CD 動態》,1996 年第1 期。《電子出版物管理暫行規定》,新聞出版署令 1996年第 6 號。《關於同意創辦〈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的批覆》,新聞出版署文件,新出音[1997]775 號。顧問委員會名單詳見《〈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顧問委員會名單》,北京:《CAJ-CD 導報》,1996 年第1 期。張伯海:《力求盡善盡美 不斷開拓創新》,北京:《CAJ-CD 導報》,1997 年第 2 期。《〈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組織入編基本方針及規劃》,北京:《CAJ-CD 導報》,1996 年第 1 期。如果以 1997 年 8 月新聞出版署頒發電子期刊刊號、正式批准“光盤版”出版發行為“光盤版”籌備期刊結束的標誌,那麼,光盤版的實際創刊時間(1996 年 12月)早於這個時間點,所以,本文“‘光盤版’籌備時期(1995~1997 年)”和“光盤版時期(1996~1999 年)”在時間上有部分重疊。清華大學光盤國家工程研究中心學術電子出版物編輯部、北京清華信息系統工程公司:《〈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總體介紹》,北京:《CAJ-CD 導報》,1996 年第 1 期。王明亮:《資源化學術信息數據庫的產業化開發———王明亮副總編、總經理在一級檢索站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節選)》,北京:《CAJ-CD 導報》,1997 年第 3 期。張桂芬:《信息化社會與未來圖書館》,河南新鄉:《河南師範大學學報》,1995 年第 4 期。彭在曦:《未來圖書館的選擇———信息經紀商》,銀川:《圖書館理論與實踐》,1996 年第 4 期。《“〈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全文檢索管理系統”鑒定意見》,北京:《CAJ-CD 導報》,1996 年第 1 期。王明亮、趙海波:《〈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全文檢索管理系統 2.0 版本的設計思想與功能、結構》,北京:《CAJ-CD 導報》,1996 年第 1 期。《中國學術期刊文獻檢索諮詢站設置方案(草案)》,北京:《CAJ-CD 導報》,1996 年第 1 期。《中國學術期刊文獻檢索諮詢站將全面展開專項諮詢服務培訓月、宣傳月活動》,北京:《CAJ-CD 導報》,331
  • 1997 年第 3 期。李柯:《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工程回放》,北京:《中國電子與網絡出版》,2000 年第 5 期。中國網絡空間研究院:《中國互聯網 20 年發展報告》,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官網,http://www.cac.gov.cn/2016-01/21/c_1117850404.htm。王勁松:《中國期刊網開通運行》,北京:《光明日報》,1999 年 6 月 24 日。《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報研究會關於印發〈中國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編排規範〉(修訂版)的通知》,(1999 年 4 月 16 日),廣東深圳:《深圳大學學報》,1999 年第 4 期。《首屆〈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檢索與評價數據規範〉評優頒獎大會暨第三屆中國學術期刊檢索與評價數據規範化學術研討會在北京隆重舉行》,北京:《CNKI 導報》,2001 年第 4 期。王鉅春:《CAJ-CD、中國期刊網與 CNKI 對圖書情報工作的影響》,西安:《情報雜誌》,1999 年第 5 期。劉茂生等:《社科〈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與印刷型期刊比較初探》,北京:《北京圖書館館刊》,1999年第 2 期。劉萬國:《高校圖書館建立中國期刊網鏡像站點可行性研究》,長春:《情報科學》,1999 年第 6 期。《CNKI 工程開通運行十大“CNKI 數據庫交換服務中心”》,北京:《CNKI 導報》,2001 年第 5 期。《CNKI 工程》,中國知網官網,https://www.cnki.net/gycnki/gycnki.htm。《中國知識基礎設施工程(CNKI)五年規劃》,北京:《CNKI 導報》,1999 年第 1 期。《CNKI 大踏步走進中央和國家各級黨政機關》,北京:《CNKI 導報》,2001 年第 4 期。徐如鏡:《〈中國知識資源總庫〉的設計思想與建設目標》,北京:《光明日報》,2003 年 10 月 29 日。《我國知識信息資源開發利用又出重大舉措 CNKI啟動〈中國知識資源總庫〉建設工程》,北京:《CNKI導報》,2003 年第 9 期。劉振波:《CNKI 網格資源共享平台 力撐〈中國知識資源 總 庫〉 巨 廈》,北 京: 《CNKI 導 報》 2004 年 第13 期。《“中國知網”劉學東:數字化賦能,創新生態建設進行時》,中國日報網,http://caijing.chinadaily.com.cn/a/202009/03/WS5f5085ffa310084978422f8e. html? from =singlemessage。朱劍:《中國知網與入編期刊及其作者關係十論———從趙德馨教授訴中國知網侵權案說起》,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22 年第 2 期。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電子雜誌社:《貫徹著作權法,堅持知識產權保護原則———重申 CNKI 全面保護期刊文獻著作權的原則》,北京:《CNKI 導報》,2001年第 5 期。張耀銘:《挑戰與進路:數字時代的同行評議》,成都:《理論與改革》,2023 年第 3 期。王明亮:《數字圖書館與數字化學習、知識管理———也談〈中國知識資源總庫〉及 CNKI 網格資源共享平台、“中國知網”門戶的設計思想》,北京:《現代圖書情報技術》,2004 年第 12 期。筆者所在的南京大學,圖書分類的“南大法”與“中圖法”就曾並行了多年。趙德馨教授對每個被侵權作品通過多個端口分別取證分別訴訟,法院則分別立案,故立案和審理個案數過百。《北京互聯網法院民事判決書》,案號:(2021)京0491 民初 14399 號,(2021)京 73 民終 850 號,中國裁判文書網, https://wenshu. court. gov. cn/website/wenshu/181029CR4M5A62CH/index.html?。 趙德馨百餘個訴知網案初審判決後,知網均提起上訴,終審法院均維持了初審判決結果。 除涉案作品不同外,每個案件起訴的理由、知網的抗辯理由和法庭的判決基本相同,故本文僅對初審和終審判決書各選一例予以引用。作者簡介:朱劍,《南京大學學報》編審。 南京210093[責任編輯  劉澤生]431
  • 澳門理工學報  2023 年第 3 期學術出版數字化:未完成的轉型———以期刊與知網關係為中心*桑  海[提  要]   知網的目標和定位在發展變化,而其理想化的目標和數據庫的基本屬性卻貫穿其中。知網主導的數字出版是一種數據庫出版,形成了將期刊收入全文數據庫並進行網絡傳播的知網模式。 知網模式既是特定環境的產物,也是知網基於數據庫邏輯的選擇。 數據庫出版和紙本出版的不同框架,使知網與期刊之間存在視差,造成了數據庫出版的雙重性和雙主體現象。 但由於知網和期刊都難以成為數字學術出版真正的主體,導致了數字期刊主體事實上的缺位,知網模式中的數字期刊更像是紙本期刊在數據庫中的鏡像。 只有找到能激發數字時代學術生產和學術交流潛能的新型出版模式,數字學術出版的主體才會誕生,學術出版數字化轉型才能真正完成。[關鍵詞]   學術出版數字化  學術期刊  知網模式  數據庫出版  學術交流  知識共享[中圖分類號]   G23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3) 03 - 0135 - 11引言:從“知網模式”說起有關學術出版數字化轉型的探討方興未艾,學術期刊在目前的學術出版中處於核心位置,因而相關研究尤為“多姿多彩”。①近年來,朱劍反思了中國學術期刊數字化轉型問題,其中對“知網模式”的批判引人矚目。 所謂知網模式,指的是知網在其“光盤版電子雜誌社”時期設計並實行的一套數字出版和傳播的新模式。②在這種模式中,期刊編輯部只需在期刊排版定稿後將電子版提交知網,以單篇文本形式匯入知網數據庫及數字平台,就可以實現期刊的數字出版。知網模式出現已經近 30 年,那麼中國期刊數字化轉型到底有沒有完成呢? 有人對此持肯定態度,認為知網“中國知識資源總庫”的初步建成“意味著我國學術期刊數字化、網絡化建設的目標基本實現”。③朱劍雖然承認知網模式是當前中國學術期刊數字化的主流模式,甚至是唯一模式,但對其基本持否定態度,因為它看似數字時代的新事物,但卻是一種面向過去的設計,使紙本時代構建的學術期刊體制得以延續,所以只能是一種過渡性產物,“走出知網模式才能贏得未來”。④知網模531∗本文係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劉石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基於大數據技術的古代文學經典文本分析與研究”(項目號:18ZDA238)的階段性成果。
  • 式的出現有其特定歷史環境,即中國期刊不成體系、分散布局的刊號配置方式,就算沒有知網,這一模式的翻版也會出現。 因此,中國期刊的數字化轉型,並不是簡單地將數字技術引入出版領域就能實現,而是一場整個行業的革命,需要對圍繞期刊的一系列關係進行重構,因而“轉型仍然在路上”。⑤這種批判無疑極具啟示性,但仍存在一些令人困惑之處,比如:如何理解不斷發展變化中的知網? 知網數據庫與出版之間有著怎樣的關係? 知網模式中的數字出版主體是誰? 中國學術出版數字化路在何方? 本文將帶著這些疑問,對中國學術出版數字化轉型再做一番審視。一、知網是什麼2019 年 2 月,北京電影學院博士、演員翟天臨在直播互動時問出“知網是什麼”,隨後他的博士學位以及博士後錄用通知書的真實性受到質疑,並牽連出一場學術不端調查。 這一事件說明知網已經深深嵌入中國學術界,以至於不知道知網的人甚至沒有在學術界生存的資格。 然而,要認真回答“知網是什麼”這個問題,也許並沒有那麼簡單。 知網的發展大致沿著內容和平台兩條線索進行:在平台方面,從光盤版發展為網絡版,再從網絡版發展成 CNKI 的一系列數據庫和工具,進而走向國際化、智能化和大數據;在內容方面,則是從精選期刊到中國期刊,再到中國學術文獻,進而擴展為世界文獻。 知網一直在變,因應國家規劃、國際動態的變化,從小到大一步步提出新的目標。(一)光盤時期:產業模式初建知網的創業,緣起於在新技術與學術出版之間發現的商機,數據庫本身就是一種科研與產業的結合。 中國數據庫建設始於 1980 年代,⑥在 1983 年清華大學就曾組織全國 360 多所高校研建“中國高等學校學報數據庫”。⑦信息檢索也隨之開展,⑧1990 年代初出現了以光盤儲存和檢索信息的嘗試,當時只有文獻題錄檢索,還無法直接獲取全文。 1995 年,時任北京清華信息公司總經理的王明亮敏銳地看到光盤文獻數據庫蘊含的商機,提出以“版面顯示+全文檢索技術”為基礎的“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以下簡稱“光盤版”)設想,並被列入清華大學科研和產業化開發項目。知網在光盤時期初步構建起數據庫的產業模式:上游是數據源———期刊編輯部;下游是用戶———圖書館等圖情機構;而自己作為數據庫運營商居於中心。 1996 年初,光盤版實現期刊全文檢索,又陸續以電子書號和電子刊號出版,光盤版電子雜誌社也隨之成立。 在短暫的光盤時代,知網和期刊的關係比較和諧,多數學術期刊並不怎麼排斥這種新事物,因為學術期刊更看重影響力———論文文本的傳播,而非銷量———紙本期刊的傳播,光盤版似乎只是增加了一種傳播渠道。 更深層的原因在於,知網最初的設計思路就是傳統與數字出版的融合運營,具有“融合出版” ⑨ 的色彩,基本不觸動現有出版體制和利益格局,在新技術與舊體制之間形成了共謀。 1997 年,光盤版與圖書館等機構合作,在全國建立 300 多家檢索諮詢站,由於既解決了紙本期刊佔用空間的問題,又能集中採購和便捷查詢,還可以向用戶收取查詢費用來增加收入,也受到圖書館界歡迎。(二)網絡時期:數據庫出版的成熟光盤是數據庫發展史中的一種過渡性介質,很快被互聯網所替代,憑藉光盤版時期的積累,知網順利實現了網絡化轉型,其數據庫出版也得以成熟。 從國際趨勢上看,在知網開始創業的 1995年,光盤數據庫已經到了產業生命週期的末期,光盤版剛剛發布就面臨網絡熱潮興起,向互聯網轉型已經迫在眉睫。 1999 年,“中國期刊網”開通,初步實現了從光盤數據庫到網絡數據庫的轉變。如果說光盤版是期刊數字化的產物,那麼中國期刊網則是期刊網絡化的產物。 儘管人們習慣於把網絡化視為數字化的一部分,但互聯網對數據庫的影響比數字化更為深刻。 因為數字化是一631
  • 種虛擬化,只有與互聯網結合起來,其優勢才能被釋放出來。 這使得數據可以實現空間上的瞬時流動,數據庫中的內容可以便捷地呈現在每個人面前,真正成為一種可以與紙本期刊抗衡的“出版”。從光盤版向網絡版轉變的過程中,知網的產品性質發生了一些重要的變化,比如由精選來源期刊轉變為能收盡收;呈現方式也由整本期刊變為單篇文獻,諸多原刊似乎被一個包羅萬象的數字大刊所替代。 這或許是知網在轉型過程中,基於網絡數據庫邏輯所作出的合理選擇,也意味著知網數據庫出版的逐漸成熟。 “中國期刊網”開通後,隨著原有的光盤檢索諮詢站升級為鏡像站點,知網與圖書館的關係也發生了微妙變化。 圖書館漸漸從知網的合作者變成用戶,而知網在為圖書館提供數字化轉型解決方案的同時,也具有了某種跨界競爭的潛能,“本身也相當於一個專業文獻的數字圖書館”。⑩這與期刊界所擔憂的知網成為一本包羅萬象的大刊,似有異曲同工之處。(三)平台時期:中國知識基礎設施提出“中國知識基礎設施”的目標後,知網開始在期刊數據庫基礎上向縱橫兩個方向擴展,逐漸由網絡數據庫發展為網絡平台。 1998 年,世界銀行提出國家知識基礎設施的概念,次年中國政府也提出建設國家層面“知識基礎建設工程”的意向。 知識基礎設施是一個新名詞,但並非新事物,隨著 1665 年《學者雜誌》、《哲學匯刊》等第一批學術期刊創辦,就逐漸形成了以學術發表為中心的知識基礎設施,“出版商、同行評議、書目信息、索引和摘要服務、信息檢索系統以及期刊影響因子等評價指標都是知識基礎設施的組成部分”。當然,這是一種印刷時代的知識基礎設施,在互聯網時代則需要新的知識基礎設施。 有學者將知識基礎設施定義為“由人、構件和組織機構三種要素組成的文件網絡”,而數據庫的本質就是文件網絡,所以知識基礎設施很容易被想象成以數據庫為基礎的網絡平台。 這對於數據庫行業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機遇,知網敏銳地發現其期刊數據庫符合知識基礎設施的方向,便順勢提出“中國知識基礎設施”(CNKI)概念,並將其作為戰略目標和理想願景。 2003 年,“中國知識資源總庫”建設工程啟動,中國期刊網也更名為中國知網。知網把 CNKI 的目標表述為:“通過建設一個國家級的可供知識生產、傳播、擴散和開發利用的知識信息資源系統與交互式網絡平台,實現知識信息的大規模整合與網絡化出版。 使任何人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可以獲得所需知識,使知識信息在整合傳播、智能推送、網絡出版和互動應用的過程中不斷地增值,使知識資源系統成為高度社會化共享的文獻檢索、數字化學習與研究、知識發現與知識創新的工具。” 其中幾個關鍵詞值得注意:“共享”,知識信息資源在全社會範圍高度共享;“獲得”,使任何人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可以獲得所需知識,知識可以自由流動;“交互”,建立知識生產、傳播、擴散和開發利用的互動平台;“增值”,使知識信息在整合與流動中提升價值,造福人類。 由此可以勾勒出一幅令人憧憬的未來圖景,不乏理想主義氣息甚至知識共產主義色彩。“中國知識資源總庫”是知網學術文獻的總樞紐和 CNKI 的數據庫基礎,後來的一系列平台都依此建立。 因為有了 CNKI 的宏大目標,知網已經不滿足於期刊數據庫的定位,而要縱向打通知識生產、傳播、擴散與利用全過程,橫向擴展到博、碩士學位論文、報紙、會議論文、科學文獻、專利、圖書等不同類型文獻的數據庫。 由於目標定位的變化,期刊數據庫由唯一產品變成了諸多學術文獻中的一種,知網也陸續推出採編系統、學術不端檢測系統、自動排版校對系統、期刊影響力排行榜等工具,呈現向出版流程各環節滲透之勢。 由於規模化效應及國家工程的加持,知網在與期刊的互動過程中佔據了更為主動的位置,由其主導的“知網模式”也愈加牢固。(四)走向國際化與智能化:世界知識大數據在全球化語境和複雜的國際形勢下,知網面對強大的國際競爭者,又提出了“世界知識大數731
  • 據”的設想。 這一目標可以看作 CNKI 的國際化擴展,同時也包含了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技術意識,以及提升中國學術國際話語權的現實考量。 進入 21 世紀後,隨著國際交流的加強,學術用戶開始不滿足於中國本土知識,希望獲得更多國際學術資源。 知網因應這種變化,開始引進海外文獻資源,如與施普林格合作,整合雙方數據庫在知網發布。 與此同時,知網也在推動中國學術期刊數據庫的國際化推廣,從 2010 年開始建設中國學術文獻全球營銷平台。 在 2015 年前後,知網因應全球化趨勢和國際競爭形勢,確立了開發移動知識服務平台“全球學術快報”和建設“世界知識大數據”(WKBD)的目標,並從學術文獻拓展到覆蓋科學、社會、政務等領域,以期最終建成具有創新支撐意義的世界大數據。 到 2021 年底,“世界知識大數據”已涵蓋中國大陸文獻近 1.8 億篇,境外文獻3.4 億篇,並以平均每分鐘更新 166 篇、平均每小時更新 1 萬篇的速度不斷膨脹。 知網在這些文獻基礎上,運用知識化標注、結構化與碎片化處理、知識挖掘等技術手段,形成了全文級、段落級和知識元級三個層次的大數據。 全球學術快報是基於世界知識大數據搭建的平台,涵蓋全球學術期刊7 萬種。 在這一階段,知網也逐漸從數據庫出版商向知識服務商轉型。(五)理想化目標與數據庫屬性在知網發展變化的過程中,理想化的目標與數據庫的屬性一以貫之。 從創業初期的產研結合,到網絡時期數據庫的包羅萬象,再到中國知識基礎設施和世界知識大數據,知網都為自己設立了某種理想化的目標。 這種理想化的目標有正反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建構了既有體制與國際趨勢的平衡點,並以此確定産業方向,使企業發展獲得外部支持和內部動力;另一方面,目標陳義過高,在實踐中難免會與眼前利益發生衝突。 知網在歷史上曾遭到不少批評,近年來更是因為著作權和反壟斷等事件被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 一個以知識共享和交流為理想目標的企業,卻頻頻與“侵權”、“壟斷”、“牟利”等負面評價發生關聯,無疑是令人遺憾的,這既是其數據庫出版模式趨於集中化的自然後果,也是理想化目標和商業化運作之間矛盾的體現。 另外,目前知網的核心產品和經營基礎仍然是“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及其擴展版本“中國學術文獻網絡出版總庫”,那些令人眼花繚亂的諸多知識庫、工具和平台等,都是從這一基礎上衍生而來。 因此,在理解知網時,應當看到其最基本的屬性仍是數據庫,而其最重要的數據來源就是中國學術期刊。二、理解數據庫出版(一)在數據庫與出版之間在知網數據庫與出版之間,究竟有著怎樣的關係? 如果從印刷時代的出版觀念———將作品經過編輯、印刷、發行等環節實現傳播來看,光盤版或知網或許很難被視為出版。 但“出版”這一概念也是在不斷游移和變化的,印刷時代的出版概念已經趨於終結,而數字時代的出版概念仍在形成之中。 按當下較有共識的看法,出版是一種將作品通過任何方式公之於眾的行為。 邁克斯·巴斯卡爾認為在出版的中心有兩個活動———審核和推廣,因為它們解決了“將什麼公之於眾”的問題。 他把出版描述成以審核和推廣為核心的“內容機器”,這是一個頗有德勒茲色彩的比喻,突出了出版在本質上是一種連接和運動,具有流動性、開放性和多元性的特質。 在審核與推廣兩者中,審核偏重於內容,而推廣偏重於運營。 相對而言,審核在出版活動中更具有內在性,因為如果內容未經審核而推廣,出版就變成了媒介。 只要審核這一要素存在,編輯就會持續發揮作用,即便學術期刊消亡,編輯仍然有一席之地。當然,一旦審核由算法完成,編輯功能也有可能被人工智能取代,這樣出版就會從“內容機器”變成“內容算法”。隨著人工智能特別是 ChatGPT 等大模型爲代表的生成831
  • 式 AI 不斷推進,出版可能還需要再重新定義,不過以“內容機器”來理解出版,仍然符合數字出版的現狀。巴斯卡爾還強調“框架”在出版中的作用,所謂框架可以理解為媒介、渠道等要素的組合,內容在其中得以呈現和傳播。 如期刊就可以看作由紙張、印刷、文本、學術規則、發行渠道等因素構成的框架。 數字內容並非絕對自由,只有在計算機硬件、代碼、文本標記語言、傳輸協議、顯示機制等構成的新框架中才能傳輸和顯示。 在數字時代,出版的框架沒有消失,只是從舊框架轉向了新框架,而框架的打造者就成為新型出版商。 在紙本出版物與數據庫之間,並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 例如,1928 年出版的《牛津英語詞典》已是一部規模宏大的出版物,在多次修訂重編的過程中規模又不斷擴大。 1980 年代,《牛津英語詞典》在 IBM 幫助下逐漸數字化,從 2000 年起在網上發布電子版並持續更新。 如今的《牛津英語詞典》已經不再是書,而完全演變成了數據庫。 數字化內容通過屏幕、代碼、數據庫軟件、信息管理工具、服務器以及顯示器重新構造,獲得了數據庫這一新的出版框架。牛津大學出版社也隨之從圖書出版商變成了數據庫出版商。 框架具有某種主觀性和互動性的特質,它總是與人們看待世界的方式與媒介經驗有關,正如伽達默爾所揭示的,意義建立在讀者與文本的互動之上,框架建構起來之後,各種關係才能夠為參與者所理解,並在其中發生互動。知網是學術期刊數字出版領域的框架建構者。 中國期刊體制陳舊,布局分散,規模小,技術薄弱,在數字化趨勢面前無所適從,於是外來的數據庫商知網按其邏輯搭建了新的框架,並建立起媒體模式和商業模式,即知網模式。 因此知網模式也可以理解為,用數據庫出版的方式實現期刊數字出版。 在這一新框架中,推廣是知網的優勢自不待言,審核環節毫無疑問也是存在的,而且還包括紙本期刊與知網的雙重審核。 知網建立起一個與期刊編輯部相對應的審核系統,有嚴格的編輯和審讀流程,會對原刊文獻進行檢查與加工,並在頁面上增加水印,甚至還會因政審或學術不端等原因剔除個別文獻。 知網的審核不僅限於文本,還包括在元數據和全文數據等層面上的質量控制,其質量指標詳細而嚴格,如規定元數據“中文摘要”項的著錄文字錯誤率應小於 0.1% ,版面型全文數據庫的版面錯誤率應小於 0.05% 。因此,知網的數據庫顯然是一種出版,而且被很多人視為中國數字學術出版的主流形式。 有學者指出,“中國學術期刊的數字化可分為兩種模式:一是以內容為主導的數字出版模式,二是以技術提供商和數據庫運營商為主導的數字出版模式,前者起作用的主體是期刊出版單位,後者是技術提供商和數據庫運營商。 高校學術期刊大多採取的是第二種模式,借中國知網數據庫跨平台進行數字化傳播”。也有出版教材把數據庫出版作為數字期刊出版兩大類之一:“目前,數字期刊出版主要表現為網絡數字期刊出版和期刊在線數據庫出版兩大門類。” (二)數據庫出版的邏輯在知網發展過程中,一些方向選擇、設計理念、產品標準和技術開發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們可以嘗試從中探尋知網的數據庫出版邏輯。1. 全文數據庫:數字鏡像的誕生在王明亮對光盤版的最初設計中,全文數據庫是一個極具前瞻性的選擇,符合國際數據庫發展的潮流。 以 1980 年MDC 米德數據中心的 NEXIS 為開端,全文數據庫已經在各種文字型數據庫中異軍突起。 “桌面出版”使很多文本誕生時就已經是數字形態,無需進行數字轉換,獲取全文資源變得更加便利,進一步促進了全文數據庫的發展。 全文數據庫幾乎複製了紙本文獻的所有內容,在數據庫中建立起其數字鏡像———不但內容與紙本一致,連版式也可以藉由 PDF 之類頁面圖像軟件復現。 隨之發生的是一種閱讀方式的轉變,即從紙本閱讀轉向數字閱讀。 由於學術文獻的特殊性931
  • 質,即更偏重信息獲取而非閱讀體驗,這一轉變發生得更迅速和普遍。 大多學術讀者真正關心的並不是文獻的具體類型、來源和存儲方式,而是其內容,知網所提供的全文數據已經可以滿足其所需。在光盤版時期,數據庫主要用於文獻檢索,藉助打印實現全文閱讀;而到了網絡時期,數據庫中的論文可以在任何時間地點下載和在線閱讀,全文數據的威力充分地發揮出來。 在某種意義上,正是因為這種全文數據庫的方式,使紙本期刊在傳播中地位日趨式微,這也加重了期刊界對於出版主體的困惑。 全文數據庫不但可以取代紙本期刊的閱讀功能,還能實現規模效應和數據關聯,支持檢索和深度開發,成為亞里士多德“整體大於部分之和”命題的現代例證。 因此全文數據庫雖然看似紙本期刊系統的數字鏡像,但這只是其多個維度之一,潛在的價值遠不限於此。 網絡時代有一條所謂“第 22 條軍規”———必須免費發布一些內容才能吸引讀者。 知網的文獻題錄免費向全社會提供檢索服務,而獲取全文則要收費,這也印證了全文數據庫是知網的價值重心所在。2. 查全查凖:印刷穩定性的重建在數字化網絡化時代,已發布的文本是可編輯的,這意味著印刷穩定性的終結,而現代知識是建立在印刷穩定性基礎上的。 讀者雖然更在意文獻的內容而非載體,但對文獻可靠性有很高的要求,這成為數字化出版需要面對的重要問題。 為將印刷穩定性遷移到數字版本上,知網做了一系列的努力,例如:在邏輯鏈條上,數字文本作為紙本期刊的數字鏡像,其可靠性得到紙本期刊的背書,而紙本期刊的可靠性來自以刊號爲核心的期刊管理體制、期刊評價體系、同行評議制度、期刊品牌及編輯的學術眼光等;在形式上,以 PDF、CAJ 等格式保留了紙本文獻的排版方式,具有仿真模擬的風格;在程序上,知網文獻上線前還要經過二次審核和數據標引,強調數據的標準化,這也增加了其穩定感。 此外,“中國知識基礎設施”的宏大目標,“國家級”工程的形象,都加強了知網數據庫主流、官方的性質。 知網對印刷穩定性的重建,還體現在“查全查凖”之上。 在“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設計目標中,第一條就是“權威性全文文獻檢索工具”,其主要特徵是“期刊品種收錄齊全、文獻內容收錄完整、出版更新及時、信息加工規範、檢索功能先進,整個系統具有較高的查全查準性能”。知網從光盤版向網絡版轉型過程中,之所以從精選變為能收盡收,就是基於這一邏輯。 也正因為有了如此龐大的文獻數據,知網開發的學術不端檢測系統等產品才會受到普遍的重視。 有些單位在認證學術論文時,甚至把知網可檢索看作比紙本期刊更可靠的依據,這種數字版本與印刷版本之間地位的翻轉耐人尋味,同時也證明知網已將印刷穩定性成功地遷移到了數據庫和互聯網上。3. 元數據:標準化與關聯性知網的元數據結構是參照都柏林核心元數據集(Dublin Core,以下簡稱 DS)規範制定的。 巧的是,DS 出現的 1995 年正是知網創業開始之年。 元數據是“描述數據模式或結構的數據”,藉由元數據,知網把文獻轉化成標準化和結構化的數據,並在不同顆粒度的數據之間建立關聯。 從元數據的視角,我們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數據庫與期刊文獻之間的關係。 數據庫中的期刊文獻,看起來只是紙本文獻的數字鏡像,實質上卻是一種由數據和程序生成的物體,許熠稱之為“數碼物”。 所謂數碼物,“指形成於屏幕上或隱藏於電腦程序後端的物體,它們由受結構或方案管理的數據與元數據組成”。數字文獻這一數碼物就可以用元數據來描述和定位。 CNKI 數據庫採用的基礎元數據有 15 項:“題名、作者、主體、描述、出版者、時間特徵、資源類型、格式、標識符、來源、語種、覆蓋範圍、權限、全文文本。”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元數據框架中,對 DC 的元數據標準進行了調整,將創建者和其他責任者合併為作者項,定義為“資源的創建者或與創建有關者”。基於全文數據庫產品的特點,為更好地描述和記錄文獻的全文文本,CNKI 元數據擴充了 DS 所沒有的“全文”元素。041
  • 因此,儘管 CNKI 元數據與 DC 一樣,都包含 15 個元素,但其中還是有細微的差異,“全文”元素是其最大的特色。 通過元數據的建構,被期刊視為自己生命的全文內容,在知網數據庫中變成了諸多元素中的一個。 因此數據庫出版並不只是文本等內容的出版,而是包括內容在內的一系列數據的出版,其中包含了比內容更多的信息。 元數據的作用,在知網節等技術中得到了更充分的表現。4. 知網節:知識網絡與文獻宇宙知網節可以簡單地理解成知識網絡中的節點:“以一篇文獻作為節點,提供文獻的題錄摘要以及知識元、參考文獻、引證文獻、相似文獻、讀者推薦文獻和作者與機構等擴展信息,支持擴展信息的鏈接和分類導航,通過概念相關、事實相關等方法揭示知識之間的關聯關係,具有支持知識獲取、學習、發現和管理的強大功能,是單篇文獻各種擴展信息的入口匯聚點和相關知識信息的鏈接點。” 知網節的原理與 SCI 相仿,SCI“引文索引”打破了以往數據庫按主題或分類檢索文獻的常規做法,以一篇文獻節點,通過其引用和被引情況發現相關文獻並建立文獻網絡。知網節也是將參考文獻和引證文獻等鏈接到一起,形成內容關聯的知識網絡。 在互聯網中,文獻通過超鏈接、元數據等方式實現關聯,建立起一個文獻宇宙。 數據庫中的期刊與單篇文獻,其實只是文獻信息在不同顆粒度的呈現。 期刊拆散為單篇文獻,使之可以自由流動,實現豐富的關係組合。 期刊是少量文獻的單一關係組合,知網節則可以在海量文獻之間建立無窮的組合。 而進入比文獻更細顆粒度的知識元層次,則可能帶來更多的知識發現,“採用智能搜索、智能聚類和分類等技術,實現了文獻內容的直接揭示和微觀整合”。知網節本身也是一種媒介,藉由知識內容的相關性與讀者檢索行為的相關性,文獻就能實現有效傳播,讀者可以藉由知網節的鏈接在文獻宇宙中漫遊。 在這一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知識與知識之間不斷建立起新的關係。 正如許煜所說:“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內容不是數碼物的關鍵問題;真正重要的是關係。 在整個數碼物網絡中,它同時也是一個關係網絡。” 知網節的視角,有助於傳統期刊人走出狹隘的內容中心主義,理解關係在數據庫出版中的生成性。(三)知網數據庫出版的兩重性數據庫出版和紙本出版的不同框架,導致了知網與紙本期刊之間的存在視差。 印刷是一種模擬技術,其內容與媒介並沒有明顯地分離。 在數字化時代初期,克勞德·香農提出消息與渠道幾乎無關的信息理論,馬歇爾·麥克盧漢則認為一種媒介的內容是另一種媒介。 他們的主張看似相反,一個把媒介看作幾乎可以忽略的“啞管道”,另一個則幾乎把媒介看成一切,但同樣都在強調媒介與內容的分離。 隨著數字化的深入,尤其是互聯網的出現,這種將信息與渠道、媒介與內容分離的思想漸漸被人們理解。 傳統出版者對數字出版的理解更多是香農式的,出版是一種內容產業,只是傳播載體由印刷品變成了數字。 而在數據庫等科技公司看來,媒介遠比內容重要,內容只是一種數據資源,關鍵是在數據庫規模化和標準化的基礎上建立關聯,由此實現整體傳播和增值服務。 他們的媒介觀可能是麥克盧漢式的:期刊數據庫是一種媒介,其內容是期刊;而期刊也是一種媒介,其內容是文章;文章還是一種媒介,其內容是碎片式的知識元。 在知網看來,自己所從事的出版是作為數據庫整體的出版,期刊等出版物是其數據源,無需過多關心其具體內容;而在期刊看來,知網所做的幾乎算不上出版,而只是一種傳播,最多是二次文獻的數字出版,因為自己仍然牢牢掌握著對文本編輯審核的權力。 這樣數據庫出版就具有了雙重性,即在數據庫層面的整體出版和文本內容層面的出版。 然而,由於知網的數據庫是全文數據庫,所以知網數據庫出版的數據恰好是紙本期刊出版的內容,或者說這是對紙本期刊內容的數據庫出版———一種對於出版的出版,因此這兩個層面常常容易混為一談。 從技術或媒介角度看,這是兩個不同層面的出版主體對同一內容的不同形式分141
  • 別進行的出版行為,兩種出版不能混同;但從版權的角度看,內容的版權歸屬是同一的,這又使兩種出版無法割裂。 知網試圖基於前一種視角建構自己出版主體的地位,卻因版權的制約而陷於困境,這也使知網數據庫出版的主體問題更加令人困惑。三、數字出版主體的困惑(一)數字出版定義中的主體分歧有人曾這樣定義數據庫出版:“運用數據庫技術為主的多種技術,藉助計算機或者類似設備,將零散的獨立作品、數據或其他材料經過系統或有序的編排,存儲在磁、光等介質中,並最終形成可通過計算機或類似設備單獨加以獲取的數據庫產品的出版活動。” 這是一種強調介質的定義,對數據庫出版的主體並未作限定。 在數字出版的定義中,就已經出現了關於介質與主體的分歧,國內主流定義傾向於強調出版介質或技術的作用,而虛化了出版主體。 這意味著把主體的位置留給能“運用技術”的人,如果傳統出版商不能“運用技術”,能“運用技術”的人就會趁虛而入。 這或許與學者們觀察到的數字出版現狀有關。 但也有學者特別強調出版的主體,認為數字出版是內容提供商將著作權人的作品數字化,經過對內容的選擇和編輯加工,再複製和傳送到多種載體上。這種定義突出了內容提供商的主體身份,並將內容審核置於數字出版活動的中心,隱含了對傳統出版商角色延續性的期待。 有學者認為,在知網模式中傳統學術期刊和知網兩個出版主體並存,知網充當了數字出版的唯一主體,期刊雖是紙本期刊的出版主體,卻被排除在數字出版之外。(二)國際數據庫出版中的主體若要理解知網在數據庫出版中的主體特質,有必要將其放入國內外數據庫出版的比較視野中考察。 有研究者把國際數據庫發展史分為三個階段:一是由政府主導、以磁帶和磁盤數據庫為主的階段(1951~1980 年);二是由營利性組織主導、以光盤數據庫為主的階段(1980~ 1995 年);三是國際性數據庫出版商主導、網絡數據庫為主的階段(1995 年以後)。從介質角度,可以將這三個階段命名為前光盤時期、光盤時期和網絡時期。 國內數據庫發展與此類似,但時間上有一定滯後性。 在前光盤時期,數據庫的生產與服務分離,數據庫生產者通常將數據庫出售給數據庫服務商,由數據庫服務商加工處理後發行或運營。 到了光盤時期,商業性數據庫日趨增加,越來越多數據庫生產者傾向於直接發行或提供服務,形成了生產與服務合一的數據庫集成商。 而傳統出版機構以及其他組織將積累的內容資源提供給集成商,成為數據庫的內容提供商。 隨著數字技術和互聯網的迅猛發展,部分擁有內容資源的傳統出版商發生了數字覺醒。 許多國際出版集團在保持原有出版方式的同時,紛紛試水數字出版,其中也包括數據庫出版,一些大型跨國出版傳媒集團轉型為數據庫出版商。 愛思唯爾就是集內容提供商和數據庫集成商身份於一體的典型,目前已建立起集內容生產、傳播、數據檢索為一體的大型數字化內容資源平台,旗下擁有多家出版社和期刊社,如《柳葉刀》、《細胞》以及 Science Direct 數字期刊平台,還將海量的自有內容資源集成為 Scopus 等數據庫。(三)知網:有缺陷的數據庫出版主體在中國,知網、萬方和維普等數據庫出版巨頭都是有技術背景的科技公司,傳統出版機構在數據庫出版領域的參與度不高,這造成了內容提供商與集成商的分離———科技公司並不擁有內容資源的版權,只是集成傳統出版機構的內容;傳統學術出版商尚未發生數字覺醒,或者是受限於環境無法施展,未能演化出愛思唯爾那樣的數字出版巨頭,只能扮演數據提供商的角色。 國際大型數據庫出版商是真正意義上的“內容機器”,同時擁有印刷時代出版業的核心資源———有著作權的內241
  • 容,和數字時代的核心資源———先進數字技術,因此可以從源頭上爭取高水平作者,開發多種形式的數字出版和增值服務,在全球市場上形成強大的優勢。 與此形成對照的是,由於缺乏自有內容,中國數據庫出版商在數據庫出版中的主體地位是有缺陷的,只能算是瘸腿的“內容機器”。 常為著作權所困就是其典型症候之一,著作權是印刷時代遺留下來的問題,因為知網遠離內容生產過程,不與論文作者直接產生聯繫,加之作者未能分享到應得的利潤,因此糾紛不斷,這甚至成為知網的“阿基琉斯之踵”。 數據庫出版商與內容作者和最終用戶之間存在隔閡,數字出版的生產和傳播鏈條沒有真正打通,而不能真正參與到內容生產過程中的出版主體,其主體性總是可疑的。(四)數字期刊:無主體的出版儘管不夠充分,但知網作為數據庫出版主體的身份還是明確的,期刊在紙本出版中的主體地位也沒有動搖。 但數據庫中的數字期刊出版的主體究竟是誰? 光盤版是一種有刊號的數字出版物,其載體是有形的,更新和流通方式與期刊出版也有相似之處。 由於全文數據庫與紙本期刊的內容完全相同,又具備了數字期刊的形式,因而常被看作數字期刊出版的主體。 知網並不否認期刊編輯部的出版主體地位,在其數據庫設計目標中也並未包含數字期刊出版,但這不意味著知網未曾作出成為數字期刊出版主體的努力。 事實上,經過一系列的產品設計和模式構建,知網曾經非常接近這一主體位置。 但由於知網沒有真正的自有內容,而修訂後的著作權法,又使其出版主體地位難以獲得體制的承認,以致在最後一步功墮垂成。 對於數字期刊出版主體這一身份,期刊編輯部卻是敬謝不敏,因為畢竟自己似乎並沒有作出什麼改變,如果這樣就完成了數字化轉型,成功未免來得太容易;同時也基本沒有得到數字化的紅利,幾乎還是數字出版的檻外人。 可見,無論知網還是期刊的主觀意願如何,都没能成爲得到公認的數字期刊出版主體。 於是,數據庫中的數字期刊事實上成了一種沒有主體的數碼物,期刊和知網分別負責其內容審核和數字傳播,但都不覺得自己能真正掌控它們。 在知網的數據庫出版中,看似有兩個主體,但實際上主體的位置卻是虚置的。 從這個意義上,甚至可以說在知網模式中,數字期刊並不存在,在數據庫中看到的大約只是紙本期刊的鏡像。四、結語:如何走出主體困境在知網模式中,數據庫中的數字期刊並沒有得到公認的真正主體。 那麼,如何才能解決數字期刊出版的主體困境? 作為數據庫出版主體的知網和作為紙本期刊出版主體的期刊,分別有各自的優勢:知網擁有技術和數據資源,使知識可以在數據平台上流動和關聯;期刊擁有刊號、品牌、編輯力、作者資源和學術敏感度,與知識生產的現場保持著密切的互動。 同時二者也有各自的局限:知網並沒有真正參與學術生產,與學者缺少互動,其產品模式也未脫光盤和互聯網 1.0 時期遺留下來的數字化早期思維;期刊則固守印刷時代的思維模式,未能充分理解新技術為出版帶來的無限可能性。 真正的數字學術期刊,呼喚一種新型的主體,目前的知網和學術期刊都難以勝任這一角色。有學者提倡的“關係性生存”對打破數字學術出版的主體困境或許有所啟示。 在西方思想史上,所謂主體是以自我為中心建立起來的有界存在,而關係性生存則建立在對這種主體的反思之上,強調走出自我而融入關係的流動之中,進而創造新的生成物:“一種新的對人類行為的解釋正在出場,這種解釋將聯合行動的匯流(co-active confluence)置於關切的中心”,“生成性關係過程刺激了意義的擴張和流動,它們可能成為最終決定我們未來的福祉的關鍵”。如果知網和學術期刊困守在各自的主體視域之內,一旦由刊號、法律、政策、語種、國界等構成的行業屏障發生變化,就難免出現生存的危機。 只有擺脫自我中心的視域限制,充分利用各自的優勢,聯合創造能激發新知識341
  • 和新型知識形式的新型出版平台,新主體才有可能在學術與技術、內容與媒介的碰撞交融中誕生。作為數據庫型出版主體的知網應該意識到,在數字學術出版中最重要的價值取向是促進學術流動。在數字化的世界中,開放和連接會產生更大價值,限制性做法會破壞知識流動和創造性。如果數據庫出版商人為設置各種限制,將文本鎖在人工孤島,就會危害整個學術生態系統。 因此,包括開放獲取(Open Access,OA)、开源代码(Open Source,OS)在內的開放學術成為一種趨勢。 在知網針對反壟斷處罰提出的整改措施中,有一條“強化平台公益屬性”,這或許意味著今後知網有可能會開闢某種 OA 學術出版平台,甚至其海量數據也有可能與學術和管理機構實現數據共享。“善的經濟是互利,不是競爭。 競爭帶來寡佔與壟斷,不利全體社會共同利益”,若知網能夠在互利與競爭、企業效益與社會利益之間的關係上進行積極反思和調適,向國企的社會責任和自己的理想目標回歸,或許會打開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在數字出版領域,知網應當開發更多知識共享與流動的方式,在學術生產前沿與學者和各類知識創造者充分互動,促進開放學術和數據學術的發展,形成新思想和新方法的匯流,進而激發人文社科領域知識生產方式和學術交流模式的創新。作為內容型出版主體的學術期刊則應看到,在關係的時代,“內容為王”的口號已經不再適用,內容在出版中的地位將由關係接手。 “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不需要內容,而是形式使內容呈現為不同的關係。 因此,內容的主要功能是形成用於產生關係的資源。” 比如,在元數據中,文本不過是眾多元素中的一種,內容變成了數據的一項。 而在知網節中,藉由元數據的內在關聯性,可以在文本與文本之間、人與人之間建立多元的關係網絡,內容的重要性在於其可發現和可連接,能夠成為建立關係的節點。 數字出版的內容本身也在變化,比如數字人文發表的成果可能並非文本,而是數據集、軟件或網站,甚至是面向機器而非人類的語義出版。 這些都對印刷時代的學術出版概念形成了挑戰。 值得欣慰的是,在知網模式之外,期刊也在積極嘗試以微信公眾號等方式,探索數字出版新的可能性。 期刊應當把內容當做連接和激發各種關係的行動而非固定之物,因應技術和學術潮流的變化,想象和創造新的出版框架和模式,讓“內容機器”充分運作。總而言之,知網和期刊需要走出各自局限,在相互理解的基礎上建立良性的互動與合作,在生成性的關係中共同摸索新型數字出版模式。 從更長遠的眼光看來,在數據庫與期刊等不同出版主體之間以某種方式進行統合與重構,或許是大勢所趨。 唯其如此,中國數字學術期刊出版的主體才會真正誕生,中國學術出版的全球競爭力也才有望隨之提升。 當然,這涉及一些體制上的難題,需要有關部門和學術界、出版界共同努力,改變以期刊體系和評價體系為中心的學術生態———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知識基礎設施。 只有各方聯合行動,才有可能使我們的知識基礎設施實現“全社會知識信息資源共享” 的目標。①姬建敏:《新世紀二十年中國高校社科學術期刊研究熱點、問題與進路》,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22年第 3 期。②朱劍: 《中國知網與入編期刊及其作者關係十論———從趙德馨教授訴中國知網侵權案說起》,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22 年第 2 期。③⑩涂佳琪等:《中國知網歷史與發展研究》,廣州:《圖書館論壇》,2019 年第 9 期。④朱劍:《構建互聯網時代學術傳播的新秩序———以高校學術期刊發展戰略為中心》,武漢:《武漢大學學報》,2016 年第 2 期。⑤朱劍:《在路上:中國學術傳播數字化轉型三十年回望———以學術期刊的轉型為中心》,重慶:《理論與改革》,2022 年第 4 期。441
  • ⑥1980 年就建立了化工文獻庫,參見王軍:《我國數據庫產業發展戰略研究》,鄭州:《河南圖書館學刊》,2005 年第 1 期。⑦徐菊:《商業性文獻數據庫的營銷策略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 年。⑧以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為例,1976 年 10 月就試驗了 QT- 11 計算機文獻檢索系統;1987 年就開展了國際聯機檢索終端。 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網站,http://www.las.cas.cn/about/lsyg/⑨“融合出版”強調傳統出版與新興出版的融合。 參見《全國科技名詞委組織召開融合出版概念及定義審定會議》,全國科技名詞審定委員會網站,http://www.cnterm. cn/xwdt/tpxw/202201/t20220114 _ 678525.html,2022- 01- 14。克莉絲汀·L.伯格曼:《大數據、小數據、無數據:網絡世界的數據學術》,北京:機械工業出版,2017 年,第 31 頁;第 27 頁。此後中國知網或 CNKI 逐漸成為這家企業的通稱,為敘述方便,本文有時也用“知網”作為光盤版及中國期刊網的通稱。《〈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 術語》,《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電子雜誌社清華同方知網(北京) 技 術 有 限 公 司 企 業 標 準》 (Q/CNKI101—2006),2006 年。比如光盤版學術規範的制定推廣、期刊影響力排行榜的發布等,都曾引發期刊界的批評。桑海:《學術編輯:學術傳播新模式的靈魂———以“中國高校系列專業期刊”和“域出版學術平台”為例》,北京:《傳媒》,2016 年第 19 期。邁克斯·巴斯卡爾:《內容之王:出版業的顛覆與重生》,趙丹、梁嘉馨譯,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7 年,第 245~246 頁;第 103 頁。參見《〈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元數據結構及數據質量》,《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電子雜誌社清華同方知網(北京)技術有限公司企業標準》 (Q/CNKI103—2006),2006 年;《〈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全文數據質量》,《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電子雜誌社清華同方知網(北京)技術有限公司企業標準》(Q/CNKI104—2006),2006 年。武京閔:《學術期刊數字出版模式探析》,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4 年第 3 期。萬安倫、呂建生:《數字出版導論》,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 年,第 96 頁。《〈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總則》,《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電子雜誌社清華同方知網(北京)技術有限公司企業標準》(Q/CNKI100—2006),2006 年。許煜:《論數碼物的存在》,李婉楠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141 頁;第 141 頁;第 1 頁。《〈中國學術文獻網絡出版總庫〉 產品標準》,《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電子雜誌社清華同方知網(北京) 技 術 有 限 公 司 企 業 標 準》 (Q/CNKI125—2012),2012 年。元素又稱為“項”,是對數據對象某一特徵的描述,構成元數據記錄的基本單位。 DC 的元數據集 DC-MES 本身也具有可擴展性和可修改性。羅曼:《數據庫出版發展研究》,武漢:武漢理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 年,第 17 頁。參見謝新洲:《數字出版技術》,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徐麗芳:《數字出版:概念與形態》,北京:《出版發行研究》,2005 年第 7 期。祁庭林:《傳統出版該如何應對數字出版的挑戰》,太原:《編輯之友》,2007 年第 4 期。參見《〈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總則》。肯尼思·J. 格根:《關係性存在:超越自我與共同體》,楊莉萍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 年,第63 頁。參見桑海:《平台重構與交流復興———媒介變革為學術期刊帶來新契機》,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8年第 4 期。何日生:《善經濟:經濟的利他思想與實踐》,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21 年,第 30 頁。例如部分高校學報與知網合作創辦的“中國高校學報系列專業期刊”,參見桑海: 《從網刊到新平台———“中國高校系列專業期刊”及其升級轉型》,江蘇蘇州:《蘇州教育學院學報》,2020 年第 1 期。作者簡介:桑海,《澳門理工學報》編輯,澳門理工大學講師,博士。[責任編輯  劉澤生]541
  • 澳門理工學報  2023 年第 3 期·學術短訊·2022 年度“複印報刊資料”轉載名錄發佈《澳門理工學報》連續十年位居全國前列2023 年 4 月 22 日,由中國人民大學主辦、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承辦的“中國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轉載名錄發佈論壇”在北京召開。 本次論壇發佈了“2022 年度複印報刊資料高轉載期刊、機構名錄”和“複印報刊資料重要轉載來源作者(2022 版)”兩項成果。 《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再創佳績,2022 年度轉載率位列全國高校主辦學報第 6 名,綜合指數位列第 8 名,轉載量並列第 8 名,並入選“2022 年度複印報刊資料高轉載期刊名錄”,詳情如下:“人文社科綜合性期刊”高轉載量、高轉載率和高轉載指數名錄;“高等院校主辦人文社科學報”高轉載量、高轉載率和高轉載指數名錄;“歷史學學科期刊”高轉載量、高轉載率和高轉載指數名錄;“中國史學科期刊”高轉載量、高轉載率和高轉載指數名錄。2022 年度複印報刊資料高轉載期刊名錄由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根據人大複印資料近100 種學術刊的全文轉載數據,從轉載量、轉載率、綜合指數三個維度統計形成。 複印報刊資料系列刊是從國內公開出版的近 4,000 種報刊上精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並按人文社科二級學科進行分類、編輯、出版的二次文獻。複印報刊資料系列學術評價研究成果每年定期發佈,並在《光明日報》、《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中國社會科學報》等上百家媒體同步發表,至今已有 23 年。 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秉持“以學術成果為指向,以同行評議為主導,以價值判斷為引領,以數據分析為支撐”的理念,發展成為覆蓋期刊、科研機構、學者、學科、論文五大類評價對象的完整體系,複印報刊資料的轉載量、轉載率、綜合指數等已逐漸被學術界和期刊界視為哲學社科學術評價、科研考核的參考依據之一。 成果質量導向的“人大轉載”、“人大評價”體系,為我國人文社科成果評價提供了有價值的新視角。《澳門理工學報》是澳門理工大學主辦的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理論刊物,1998 年 4 月創刊。 自 2011 年改版以來,博採眾家之所長,兼容並蓄,學術質量不斷提高。 2014 年榮獲“全國高校精品社科期刊”獎;2018 年榮膺“最受學界歡迎的 10 種港澳台學術期刊”;2019 年榮膺“全國高校社科名刊”,“港澳研究”欄目被評為“特色欄目”。 近年來,《澳門理工學報》的學術影響力有較明顯的提升。 2013 年度在複印報刊資料的全文轉載率位列全國高校學報第 13 名,2014 及 2015 年度均位列第 6 名,2016 年度位列第 4 名,2017 年度位列第 7 名,2018 年度位列第 2 名,2019 年度位列第 3 名,2020 年度位列第 14 名,2021 年度位列第 8 名,2022 年度位列第 6 名。 此前,《澳門理工學報》已經連續三次(2014 年版、2017 年版、2020 年版)入選高等院校主辦學報重要來源期刊名錄,2022 年度則同時入選 4 個高轉載量、高轉載率和高轉載指數名錄。此外,2023 年初,《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受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文獻中心邀請,正式加入“國家期刊庫”(www.nssd.cn)。 被“國家期刊庫”全文收錄,是國家級學術機構對《澳門理工學報》學術水準的高度肯定,也是對澳門理工大學學術和科研實力的認可。641
  • 澳門理工學報  2023 年第 3 期·文學研究·匆匆過客:西方文論曾悄無聲息做客中國大陸(1957~ 1964) *林精華[提  要]   在冷戰中建立的新中國,實行“一邊倒”的戰略,文學批評方法中唯有以“馬列文論”之名的蘇聯反映論,民國時知識界曾擁抱過的“西方”則盡速消失。 但在反右運動及其後七年的特殊環境中,居然問世了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伍蠡甫《西方文論選》等,尤其是袁可嘉負責選編的兩卷本《現代美英資產階級文藝理論文選》。 如此突兀事件發生,乃因斯大林去世,赫魯曉夫推動去斯大林化的解凍思潮、試圖緩和冷戰,卻導致中蘇論戰,中國由此意識到“一邊倒”的危險,便匆忙應對局勢,開始面對西方,於是西方文論再現於中國。 但中國仍在蘇聯設定的國際共運框架下對待西方,而非建構自主的“西方”概念,導致這部文選發揮的實際效力微乎其微,且在文革到來前突然消失。 [關鍵詞]   冷戰  蘇聯的“西方”   西方文論  中國判斷[中圖分類號]   I20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3) 03 - 0147 - 14眾所周知,在冷戰中誕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自動地實施“一邊倒”的國際戰略。 知識界終止了譯介歐美文學藝術和批評理論這一持續半個世紀之久的傳統,民國年代那些有關歐美文學及文學批評的譯作盡速消失,書店和大學課堂上所見的只是蘇俄文學及《文學原理》。 這種情勢和 1952年大學院系調整(取消民國效仿歐美大學建制,代之以蘇聯的大學模式)相呼應,自此歐美文學批評在中國近乎銷聲匿跡。然而,隨著反右運動展開,人民文學出版社再版朱光潛 1946 年譯作———克羅齊《美學原理》和《美學綱要》 (1957)、柏拉圖《文藝對話集》(1959)等,他還受邀在北京大學講授並編纂《西方美學史》(1963 年上卷、1964 年下卷)、翻譯黑格爾《美學》(第一卷 1958 年);宗白華和韋卓民翻譯康德《判斷力批判》(1964);伍蠡甫受教育部委託主編《西方文論選》並能問世(上海文藝出版社 1963年初版,人民文學出版社 1964 年再版);尤其是,中國科學院文學所學術七種輯刊之一的《現代美741∗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現代文學意義生産與俄蘇文學關係研究”(項目號:22&ZD279)的階段性成果。
  • 英資產階級文藝理論文選》(1962)———由 1946 年畢業於西南聯大外文系的袁可嘉負責主編。 這部未列入“外國文藝理論叢書”的大型譯作,已觸及從歐洲文學批評向文學理論轉型的當代西方文論。 它雖存在著若干核心概念翻譯不足問題———如把里德(Herbert Read) 《文學之實質》譯成《文學批評的本質》、把柯林斯·布魯克斯(Collin Brooks)對華茲華斯詩篇進行高度技術化分析的新批評力作《論反諷》( Irony)譯成“嘲弄”、把美國社會學家弗拉德曼(Norman Friedman) 《小說視點》( Point of View in Fiction ,1955)譯為《小說中的角度問題》等等,但它極有價值:諸多篇目被證實是西方文論經典;編後記睿智地指出,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 1961 年英美學院派文學批評,都是在引導讀者不關注社會現實,此乃西方文論區別於蘇聯反映論之標誌。其實,新中國作為巨大的後發展國家,其文學家一開始若有條件知曉冷戰格局下的世界文學批評方法探索態勢,能加入這種探索過程,並把中國民族審美傳統融入其中,敘述冷戰進程中出現的各種重大文化藝術乃至思想事件,其成果的價值或許是其他國家所不能及的。 因為無論西方學院派還是蘇聯意識形態領域都無視第三世界,哪怕雙方都不同程度地從知識上重視被殖民世界的文化,但皆無視其歷史或文明的主體性地位;批評界若正視中國歷史悠久和經驗豐富的文學批評及其現代轉型,從而坦然正視西方之批評方法,其意義不可低估。 遺憾的是,正如中國文學發展遺失了傳統文化根基和現代文明之主體性那樣,文學批評也無緣知曉世界文學批評方法探索趨勢,更遑論及時參與其中。 這也導致 1979 年後我們突然面對價值與不足並存的西方文論時,卻如獲至寶。詭異的是,在禁止探討西方理論的極左時代,不被充分信任的學者袁可嘉和楊周翰等民國時代留下的文人,卻能翻譯並刊行上述這部厚重的《文選》,使“資產階級文論”不期而至;而如此重要的文獻對中國文學的教育、生產和批評實踐,卻未產生任何切實有益的影響,並在文革到來之前突然地悄無聲息地消失於中國。 恢恑憰怪的冷戰過去 30 多年了,該如何正視這段歷史呢?一在二戰期間迅速崛起的美國和蘇聯,隨著戰事結束,就如何分配全球的戰略利益,開始在本土之外的世界各個角落開展競爭,如劃定三八線以對朝鮮半島分治。 為了掩飾各自戰略意圖,並使其戰略利益合法化,分別構建了一系列宏大修辭,從而使競爭從國際地緣政治擴展到意識形態。 這種情形迅速改變戰時蘇聯不禁止盟國文學的做法,1946 年 8 月 9 日聯共(布)中央組織局會議就《星》和《列寧格勒》雜誌發表措辭嚴厲的講話(批評它們刊發有“資產階級”、“反蘇維埃”傾向之作),一周後蘇共中央通過《聯共(布)關於〈星〉和〈列寧格勒〉雜誌》決議,對那些不排斥西方現代派的作家展開大批判,加速清理西方現代文學觀念在戰時蘇聯文學及批評中合法存在的跡象。 蘇聯的做法在中國重演,除朱光潛翻譯柏拉圖《文藝對話集》(1954、1956)外,很難見到歐美文學及理論。 蘇聯這些突變有其要推動冷戰的根據:阻止西方現代派作品在蘇俄蔓延,在審美理論領域也不再延續和盟國合作的戰略,以強化反映論的唯一合法性、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正統性,便於斯大林體制掩飾二戰的慘烈代價和獲勝真相(美國租借法案)。 但對急需繼續認識世界的中國而言,卻未必要跟著蘇聯的步伐,拒絕認識西方。1953 年 3 月 5 日斯大林去世,迅速促成蘇共內部變化,醞釀出“解凍思潮”,意外地改變冷戰進程———要和美國緩和對抗局勢。 這立即波及蘇中關係,使中國不得不重新考慮“一邊倒”戰略,也就使作為意識形態一部分的文藝學之格局需要調整,即出現本文開篇所說的重新引進西方文論。首先,蘇聯的變化使中國處理中蘇關係和其他國際關係問題的主體性判斷立即上升,“無產階級國841
  • 際主義原則”的重要性指數下降:1952 年 12 月 25 日斯大林向美國記者表示,蘇聯願意同美國會談結束朝鮮戰爭問題,但私下卻促使毛澤東繼續堅持對美國的強硬立場;斯大林一去世,莫洛托夫重回外交部,便起草結束朝鮮戰爭報告,“形勢發展趨勢是,我們已不需要朝鮮人強加給我們的這場戰爭了”,貝利亞在對此也“表現出積極的姿態”。①由此,1953 年 7 月 27 日在板門店簽署《朝鮮停戰協定》,中國付出慘重代價之後,以回到戰前美蘇劃定的三八線狀態而終結。 1954 年周恩來參加多邊的日內瓦會議,提出並推動“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會間他交流的對象包括各類型國家,國家利益開始在中國外交中有所凸顯,似乎是從朝鮮戰爭汲取了教訓。 是年 7 月 7 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的外交方針。其次,蘇共內部變化使中國須重新思考蘇聯共產主義及其意識形態。 1956 年 2 月蘇共 20 大會議結束之際,赫魯曉夫發表《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報告,抨擊斯大林個人崇拜、破壞法治、在民族問題和對南斯拉夫關係上嚴重錯誤。 這本是赫魯曉夫試圖鞏固權力、通過改變斯大林體制以緩和蘇美緊張關係,卻導致蘇聯內部出現反思斯大林體制的解凍思潮,社會出現改革、緩和冷戰的跡象。 相應地,赫魯曉夫對中國做出更多務實性貢獻,以圖獲得承認其在國際共運中的領袖地位。蘇聯內政外交的變化,理論上對中國調整國際格局認知、反思國際共運、重建與蘇聯關係是難得的好機會。 然而中國對斯大林去世之後蘇聯出現的變化做出負面理解,這就帶來不可調和的分歧。第三,斯大林去世改變了國際共運進程。 1955 年 9 月蘇聯和聯邦德國建交,赫魯曉夫在和聯邦德國總理阿登納會晤時居然說中國人是黃禍。 在毛澤東看來,此事肇始了中蘇分歧。②1956 年波匈事件,顯示出蘇聯陣營的國家間關係並未因共同的意識形態而穩固,蘇聯發表《關於發展和進一步加強蘇聯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友誼與合作之基礎的宣言》承認這方面錯誤,這就導致蘇共與中共在國際共運中領導與被領導關係在事實上難以為繼。 對中國如火如荼的人民公社化運動,蘇共未發表肯定或否定意見,但針對蘇聯集體農莊效益不佳,而蘇聯和東歐不少民眾看好中國人民公社,有的人甚至希望蘇聯集體農莊也學習人民公社,《真理報》發表《赫魯曉夫談蘇聯過去的公社》(1959 年 7 月 1 日),檢討 1920 年代蘇聯集體化之教訓,否定歷史上的極左運動。 此舉激怒廬山會議之後的毛澤東,他視之為赫魯曉夫否決人民公社運動。 而此前(1958)蘇聯提議在中國建長波電台和聯合艦隊,以換取中國所希望的核武器及核潛艇,毛澤東警覺地提出中蘇各出一半資金、蘇聯提供全部技術,長波電台主權屬於中國,被蘇聯拒絕;對組建聯合艦隊,即便蘇聯答應向中國提供潛艇技術,毛澤東仍視為是蘇聯企圖軍事控制中國,因中國當時海軍薄弱沒有能力共享蘇聯海岸線,從而斷然拒絕。 對此,赫魯曉夫歎曰,“北約國家間在互相合作上不存在任何困難,而我們竟連這麼簡單的一件事也不能取得一致意見”。③1959 年 6 月美蘇談判禁止核試驗,蘇聯隨之停止援助中國核項目,中國指責蘇聯在西方面前退縮,中蘇兩黨論戰由此公開化為兩國分裂。 1959 年 9 月 15~28 日赫魯曉夫訪美後,到北京參加新中國十周年慶典,借用和美國總統會晤之餘熱,掩飾美蘇要調整冷戰策略意圖,讚賞美國緩和冷戰的舉措,指責中國反美、處理中印關係之“冒險主義”。蘇聯內部變化和中蘇兩黨紛爭,促使中國意識到“一邊倒”戰略隱含著嚴重問題,便重新檢視意識形態。 從陳獨秀和瞿秋白等由共產國際而轉向中國認同、到踐行斯大林主義的王明路線不敵有中國意識的毛澤東思想,表明中共相當一部分人具有中國情懷。 本來就未必排斥美國精神的毛澤東,④曾連續幾年於美國的國慶日在《新華日報》發表社論《民主頌———獻給美國獨立日》 (1943年)等,盛讚美國的自由民主和人權。 正因有如此意識,面對影響中蘇關係的蘇聯內政外交變化,1956 年 1 月 14 日中央舉行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周恩來報告稱“既不能無限期地仰賴蘇聯專941
  • 家,更不能放鬆對蘇聯和其他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進行最有效的學習”。⑤1960 年 5 月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說,“中蘇關係,時好時壞,反復無常,1954 年還比較好,1956 年就不行了,1957 年好一點,1958 年又不行了,就是這麼反反復復,不好相處”,1960 年 1 月 7~ 17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基本上確定了“努力主動地在外交上開創新局面”。⑥尤其是,為慶祝新中國建立十周年,劉少奇給《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雜誌撰寫長文《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勝利》(1959),雖然說“蘇聯、中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一起,結成了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在歐亞兩洲結成一片、團結友好的社會主義大家庭”,但具體論及新中國十年“偉大成就” 則完全不提蘇聯;宋慶齡《中國的解放———中蘇友誼———人類向未來的躍進》雖讚賞蘇聯取得科技進步(登月)、社會主義國家有著共同的馬列主義價值觀,認為中蘇兄弟合作的政治意義在於,“中國的勝利,使社會主義陣營在一片擁有九億多人口的遼闊土地聯接在一起;也使得歐亞按一種新型的民族與國家之間關係的結合,這種關係是建立在馬列主義理論基礎上的”,但讚賞冷戰緩和的“意義重大的決定”———赫魯曉夫和艾森豪威爾即將互訪,“世界輿論熱烈歡迎這個改善蘇美兩大國的政治關係的行動。 人們認識到,這個行動對進一步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和促進世界和平事業一定會是有益的” 。⑦其他謳歌所在行業、領域和地方建國十年偉大成就,如郭沫若《科學戰線上的巨大勝利》、聶榮臻《十年來我國科學技術事業的發展》、沈雁冰《新中國社會主義文化藝術的輝煌成就》等等,皆不提及蘇聯,雖然這十年中國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皆受益於蘇聯的援助或幫助。 進而,1965 年國務院批准本年度向資本主義國家派遣50 人學習自然科學,開新中國向西方國家派遣留學生先例。在此情勢下,文藝理論也就適時調整,增加西方文論以降低蘇聯文論影響力:1958 年就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中國的翻版“革命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展開討論,就出現批評這種方法是把文學簡單化的聲音;第二年就蔡文姬及《胡笳十八拍》展開論爭並引發的現代詩歌形式討論,提出客觀上需正視歐洲文學批評方法;第三年就“文學共鳴”和山水詩討論,涉及中國傳統文學及批評經驗。 這些討論過程顯示出,新中國的文學理論和批評方法存在著嚴重不足,只學蘇聯文藝學的態勢需改變,須放開眼界關注蘇聯所反對的西方文論,並要正視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經驗。 由此,1958 年 12 月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與人民文學出版社、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合作組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叢書”、“外國文藝理論叢書”、“外國文學名著叢書”編委會,巴金、錢鍾書、朱光潛、季羨林、李健吾、樓適夷、楊憲益等任編委。 1960 年,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指出,“我們的理論工作還很薄弱也是事實”,為此中宣部聯合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在中國人民大學培養三屆文藝理論研究班(1959、1960、1961),“想改變理論薄弱,包括文藝理論薄弱的狀況,所以我們對這個文藝理論研究班是寄予希望的”。⑧這樣一來,那些仍留在大陸的民國時代最重要海歸和一流作家,也就有機會重操舊業,給這些學員上課,如朱光潛能參訪大江南北、積極參與美學大討論(1957 ~ 1962 年並集結六冊《美學問題討論集》)、再版舊作、翻譯黑格爾《美學》,還受中宣部委派給中央黨校講三個月西方美學史,甚至調往北大哲學系講授並編纂《西方美學史》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 年上卷、1964 年下卷),當時還附錄有《西方美學史資料附編》———從古希臘到 20 世紀初經典美學家的觀點及相關資料,讓中國讀者知曉了歐洲文學批評的基礎知識。 與此同時,東吳大學教授吳獻書譯作《柏拉圖之理想國》(1920)被重印(北京商務印書館合集一冊,1957)、北大教授殷葆瑹譯《安諾德文學評論選集“評荷馬史詩的譯本”及其他》(1958)、羅念生譯亞里士多德《詩學》 (1962)、宗白華翻譯《判斷力批判》(上卷,1964)、伍蠡甫主編《西方文論選》並翻譯溫舍特和柯林斯·布魯克斯的《文學批評中的神話和原型學派》(1964)等。051
  • 二就是在這種情勢下,那部《現代美英資產階級文藝理論文選》(1962)得以問世。編後記概要介紹了 20 世紀歐美文學批評歷程:從韋勒克《二十世紀文學若干批評主潮》 (《耶魯評論》第 51 卷,1961 年)開始,首先重點論述艾略特和瑞查茲等人的新批評,包括艾略特重視傳統的“非個人化”之有機形式主義主張、瑞查茲重視詩歌想象和結構的修辭哲學、從利維斯主辦的《細察》( Scrutiny )和著作《小說與讀者》(1932)到美國“南方學派”———蘭塞姆《新批評》(1941)及柯林斯·布魯克斯“反諷”論、艾倫·泰特(John Allen Tate)“詩之張力說”等。其次,介紹和述評心理分析流派,包括弗洛伊德關於藝術起源於作家受到壓抑而進入潛意識的本能慾望,在“享樂原則”(pleasure principle)和“現實原則”( reality principle)之間遊移的學說,認為文學批評家里德的《文學之實質》(1950)廣泛運用本我、自我、超我之說,解釋浪漫主義何以不同於古典主義;對榮格關於集體無意識的神話儀式批評也重點討論,涉及榮格《分析心理學和詩歌藝術的關係》及其影響了諸多批評家,包括牛津大學教授默里(Gilgert Murray)《論保存在希臘悲劇中的儀式形式》(1912)和《詩歌中的古典傳統》 (1927)等,康奈爾大學教授普拉斯考特(Frederick Pre-scott)《詩與神話》(1927)、英國古典學家和批評家博德金(Amy Maud Bodkin) 《詩歌中的原始模型》(1934)關於文學上反復出現的主題和形象、菲爾拉特(Philip-Wheelwright) 《燃燒的泉源:象徵主義語言研究》(1954)關於有深度的語言論神話乃認識世界的一種方式。第三,特別重視美國的文學批評,包括從美國新批評理論家范·魏·布魯克斯(Van Wyck Brooks)的評論集中輯錄《美國的成年》 (1915)、《文學與領導》 (1918)、《美國批評運動》 (1932)、《創造者和發現者:美國作家的歷史》(1936~1953)及《美國作家》 (1953),分析美國文學和社會問題所提出“民族文化”概念,還有著名文化批評家門肯(Henry Mencken)———他主編的《美國信使》雜誌和著作《偏見集》等強調美國民族文化,認為這些自由派批評代表了反傳統趨勢。 其間,對和自由派相對立的新人文主義派也重點介紹,涉及哈佛大學教授白璧德( Irving Babbitt)以“人的法則”反對“物的法則”,以及著名文學編輯穆爾(Paul More)關於法國和美國現實主義、自然主義文學如何表現人的生物性之論,渲染真正藝術家要表現人性中的高貴理性。第四,大量觸及西方關於小說敘述技術問題的文學批評,包括著名作家和批評家亨利·詹姆斯《小說的藝術》論人物客觀敘述和敘述者受限問題,英國著名作家和批評家盧伯克(Percy Lubock)《小說技巧》(1921)關於敘述視角問題,英國小說家和批評家福斯特《小說面面觀》 (1927)關於小說敘述視角轉移以及如何區分性格穩定或單一的扁形人物形象、複雜多變的圓形人物等論述,伯克利加州大學教授肖勒(Mark Schorer)的《技巧即發現》(1945)關於小說寫作技術核心在於有獨到發現等論述。第五,敏銳觸及 1929 年經濟危機之後出現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批評,包括美國激進左翼批評家喬治·高茨(George Goetz)的《美國文學的解放》關於美國文學衰落乃中產階級衰落的反映、美國文學出路在於依靠無產階級集體主義之論;1930 年代美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希克斯(Granville Hicks)《批評之危機》(1933)提出“完美馬克思主義小說”論,而《偉大傳統:對內戰以來美國文學的一種解釋》(1933)認為代表美國文學偉大傳統的是,揭露社會現實問題的惠特曼和馬克·吐溫,而非頹廢派作家;屬於 “准馬克思主義者”的艾德蒙·威爾遜(Edmund Wilson)《馬克思主義與文學》(1937),還有詩人和批評家考萊(Malcolm Cowley) 之抒情回憶錄《流亡者歸來》 (1934)、1940 ~151
  • 1950 年代左翼批評家和哈佛大學教授麥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不負責任者》(1940)、哈佛大學教授馬希耶遜(F.O.Matthiessen) 《批評家的責任》 (1949)、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教授列文(Harry Levin)《文學是一種機制》(1946)等,皆主張文學家與社會保持密切關係。第六,觸及剛沉寂的芝加哥文學批評學派———1930 年代芝加哥大學英文系一批學者和批評家用亞里士多德詩學方法,對正方興未艾的新批評展開反批評,反對新批評把語言和詩歌用語視為最為重要的文學要件。 他們強調文學客觀性和批評證據,如同亞里士多德那樣著眼於把文學作品當作整體結構,而非只強調語言複雜性,認為反諷和形象語言( figurative language)僅是文學結構中的元素。 這個持續到 1950 年代的新亞里士多德學派,奠基人和代表克蘭(Ronald Crane)的《古代和現代批評家和批評》(1952)深入論述從亞里士多德到 18 世紀的歐洲文學批評,注重文學情節構成問題,認為文學批評乃說理的表述,由術語、命題、論證組成,由批評家確定的論題和方法所決定。編者對這些批評流派評價甚低,認為“新人文主義是清教徒傳統,歷史學派是過去的歷史社會學派,芝加哥學派沿襲亞里士多德方法,自由主義學派則發展了浪漫主義和印象主義批評。 新批評新在關於詩歌語言的見解和文字分析方法,心理分析學派的一些新假設借用精神分析和人類學,科學性大有問題……各派分析與形式主義傾向有聯繫,抽象、繁瑣”。⑨今天我們欽佩的是,編者在滿足時代意識形態所需之表述的同時,睿智地呈現了西方文論的部分真相。按這等編輯思路,袁可嘉從這兩類文獻中選材:其一,把歐美文學批評或文學史知識化的著述,包括時任芝加哥大學教授扎貝爾(Morton Zabel)《美國的文學觀:20 世紀美國批評的地位、方法和問題》(1931, 1951)、以研究美國民間文學而著稱的芝加哥大學教授布萊爾(Walter Blair) 《美國文學》(1953)、杜克大學教授卡迪(Harrison Cady) 《美國文學的成長:批評與歷史考察》 (1956)、美國文學批評家海曼(Stanley Hyman)《批評的性能:當代美英文學批評選》(1956)等;其二,瑞查茲《文學批評原理》、燕卜遜《含混的七種類型》等經典批評家的力作。 在這兩類文獻中,英國新批評得到了特別重視,包括意象派批評之父托馬斯·赫爾姆(Thomas Hulme) 《論浪漫主義與古典主義》,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傳統與個人才能》、《批評的功能》等。因譯者普遍有深厚的歐洲文學批評修養,整體上能把極為複雜的批評術語或概念準確翻譯出來:曹葆華如是翻譯艾略特《文學與現代世界》 (1935),“人(person)既是具體的個體( individual),又是社會成員。 人的個性獨一無二,不可侵犯,但他生來同樣是社會成員。 當社會被設想僅僅是個人的總和,你就會看到自由民主的混亂情況。 當人完全屈從於社會,你就會看到法西斯主義或共產主義使人喪失人性。 不過,這兩個極端是可以組合的。 因自由民主主義真正所承認的不是人的總和,而是個人的總和,這就是說,不是人的多樣性和獨特性,而純粹是舊式的或原子化的物質性個性化,這是對人的不尊重。 因為人如果脫離社會,就不再是一個人;社會若不包括個人就不成其為社會。 人除非是一個社會成員,否則他就不是他自己”,“對社會正義的熱情本身最終證明是不夠的。我稱為現代末世論的危險,即忽視永恒的東西而重視暫時的東西、忽視個人的東西而重視社會的東西之危險,就是詩人和其他每個人共同遭遇的危險”。⑩令人欽佩的是,面對歐美的學院化批評開始壟斷大學英文系和比較文學系課堂之大勢,這部文獻能重視傑出詩人艾略特的詩歌批評經典文獻,並準確翻譯出真諦,是極為可貴的。 更有意義的是,本文選特別重視英國新批評,包括著名文學批評家昆西·利維斯(Queenie Dorothy Leavis) 《閱讀能力》這一堪稱新批評經典篇目。 它乃利維斯在新批評奠基人瑞查茲指導下完成的博士學位論文基礎上所成就的力作《小說與公眾閱讀》(1939)之第 3 章第 2 節,論述當時公眾閱讀水平下降問251
  • 題,認為用情節、人物、背景、主題、動作等抽象概念討論小說是徒勞無益的,若著眼於人物,那就要求長篇小說的價值在於塑造人物形象的栩栩如生;若關注主題或題材,就會認為威爾斯比亨利·詹姆斯或奧斯丁更偉大,因威爾斯小說觸及的方面更多,而詹姆斯僅僅觸及人類的激情而已;若重視情節,《呼嘯山莊》、《克拉麗莎》和黛爾的小說一樣古怪。還從利維斯《共同的追求》(1942)中輯錄了給倫敦經濟政治學院學生會的演講《文學與社會》:“文學研究(不是學院式的研究)與其有關並重要的地方是,考慮到政治和社會事務,此舉應由一些受過真正文學教育的人去做,而且要在充滿具有活力的文學文化的環境中展開……文學對社會學家或其他人也會提供將文學作為文學而研究時才能提供的東西……任何人都能讀小說,小說能用作社會學或其他方面的例證,似乎也證明了這種看法。 其實,要把那種最有意義、提供內容最多的小說用作證據或說明,是非常需要技術的,它是訓練的結果,但幾乎沒有社會學家受到這樣的訓練。 社會學家若不遇到更有才智的批評家,就不能知道勞倫斯對現代文明人的問題,究竟有些什麼指導;社會心理學家若不是由於批評分析的經驗和習慣而變成敏感、獨創的批評家,他就不會知道康拉德關於個人現實的社會性研究究竟教導了我們什麼。” 這種論述,與當時中國把文學批評當作意識形態批判的形勢形成了強烈反差,該作連同楊周翰先生翻譯的瑞查茲《文學批評原理》 (1924)第 32 章《想象》和第 34 章《語言的兩種用法》、燕卜遜《含混的七種形態》(1930)第 1 章《論含混》等(在抗戰之前清華大學外文系和西南聯大外文系被常常提及的經典),在文革前就讓中國文壇和評論界看到英國的新批評。有意味的是,該譯文集已經注意到新批評發展到美國階段具有不同於英國的特點。 以《文藝復興批評史》(1899)、《創造性批評》(1917)以及選編《17 世紀批評文選》(1908~1909)、《美國文學批評》(1924)等而著稱的著名批評家斯賓根(Joel Spingarn),1910 年 3 月 9 日在哥倫比亞大學演講《新批評》,引用福樓拜曾致函友人所論“大學教授談藝術是何等可笑”,認為神父和教授不能給詩人寫傳記,青年歌德也曾呼籲“宰掉批評家那只狗”,詩人對學院派批評不滿則因批評經常離開藝術對象,“距離藝術品越遠,就是在說明自己,但一切批評都傾心於離開藝術品,以其他的去替代之”,在布瓦洛時代決定批評風尚的是男性類型批評家,在 20 世紀決定大學之外的文學認知的是女性批評,論述表現論、進化論,呼籲不要再理會不合時代要求的規則概念,如古典主義重視體裁劃分及喜劇或悲劇體裁分類、用道德概念衡量藝術、不理會詩歌作品的種族或時代及環境要素、不理會文學的進化論。而肯尼斯學院教師和《肯尼斯評論》首任主編蘭塞姆( John Ransom)這位以《新批評》(1951)著稱的批評家,在奠定美國新批評的又一著述《純屬思考推理的文學批評》 (1941)中睿智地指出,按批評家意圖可分為心理學詩論和倫理學詩論,“倫理學批評家想把詩裡的意識形態或主題概括成意義,孤立起來討論,就不是討論詩本身”,此為倫理批評,而非文學批評。 如是區分,在直接把文學意識形態化的歲月,甚至在無端抬升倫理學批評的今天,皆很有意義。 該文選還從艾倫·泰特的《現代世界中的文學家》(1957)中選譯顯示出美國新批評重視文學經典之社會價值的片段,“我們享受民主制度的特權,正像我們享受其他特權一樣,以我們回報一些東西為條件。文學家為換取他的自由所給的回報,就是為其弟兄們給自由立下艱苦的榜樣,因此文學家囑咐其主人公,與他一樣享受自由,並支持文學家本身的自由。 他所回報給社會的東西,經常夾帶著別的東西,那是民主社會所不喜歡的,那就是指責民主制度弊端的勇氣,尤其是分辨出那種假借民主制度之名,篡奪民主制度之實的勇氣。 民主條件本身使文學家泛濫發表他所辨別的語言,即濫用選擇和目的,那些都是破壞西方國家文明的。 這個事實本身是值得我們歐洲朋友們重新考慮的” 。 在尚未開放的時代翻譯這篇文章,的確勇氣可嘉,因為讓漢語讀者了解到美國人可以自由批評美國制351
  • 度,以及“民主”的複雜性;在 1980 年代中後期大規模引進西方文論以來,重新讀到這篇文章,也可以澄清對新批評的誤解(通常認為新批評是學院派行為,不關心社會)。 新批評發展到美國階段而區別於英國的標誌,就包括把文學的認知與社會問題關聯起來。 更令人欽佩的是,文選還翻譯了以《反面的陳述》(1931)和《動機修辭學》 (1950)等而美國著名文學理論家肯尼斯·勃克(Kenneth Burke),其新批評力作《心理與形式》(1925)從討論《哈姆雷特》入手,論述知識心理學和形式心理學,以及戲劇中的雄辯因素如何導致憐憫、悲劇、溫柔、幽默等效果;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布拉克摩爾(Richards P. Blackmur)之《語言即姿勢》(1954),用新批評觀點討論莎士比亞戲劇《奧賽羅》等情節和詩句表達、塑造舞台形象問題;斯坦福大學英文系主任溫特( Ivor Winter)是以《原始主義和頹廢》(1943)、《廢話的剖析》(1943)、《為理性辯護》(1947)著名的詩歌批評家,其《理性辯護》 (1960)論述詩歌標準,認為詩是文字藝術,以重韻律的文字表達情感,且能理性交流,表達可言說的愛情、道德。 輯錄這些美國新批評,顯示出選編者的智慧、遠見,“美國新批評家在 1930 年代所取得的成就相當的顯著:他們清楚地闡明了文選評論家的工作範圍內外領域———強調文學評論不是道德說教、不是政治宏論、不是倫理綱常、不是宗教訓誡,也不是講史明志”,“指責批評家們用一整套技巧和修辭來武裝官僚和中產階級企業主,為後者的剝削和戰爭罪行制造托詞。 這樣看待新批評不免太過片面”,能幫助讀者基本了解新批評的核心思想。 輯錄英美新批評經典篇目,讓漢語讀者意識到,美國批評界是在建構本質上不同於英國文學的美國文學,新英格蘭情懷和清教徒偏愛道德說教,隨著新批評在美國的興起,這種承續英國的文學批評,也就被代之以美國化的專業性文學批評。這部譯作內容豐富,還輯錄了如下文獻:(1)關於心理-精神分析的批評文獻,包括美國文學教育家弗里德曼(Melvin Friedman)的《意識流導論》 (1959),論述“內心獨白”概念及其在《尤利西斯》等現代主義文學經典中的表現;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埃特蒙德·威爾遜的《創傷與巨弓》(1957),對索福克勒斯劇作《菲羅克忒忒斯:創傷與巨弓》 (1941)進行精神分析;哈里森( Jane Har-rison)曾在劍橋大學從事俄國文學教學和研究工作,其《藝術與形式》 (1927)結合俄國文學藝術和東正教之關係的案例,論述宗教之於藝術形式的心理作用問題;澳大利亞裔美國學者莫雷(Gilbert Murrary)之《古典詩歌傳統》的《哈姆雷特與俄瑞斯泰亞》(1914),對經典進行心理-精神分析;那位英國批評家博德金《詩歌的原始模型》(1934)第一章“悲劇詩歌中的原始模型”,用榮格《分析心理學與詩歌藝術之關係》細致地分析古希臘悲劇特點;弗格森(Francis Fergusson) 《俄狄浦斯王:悲劇的行動旋律》(1948)運用弗洛伊德學說論述這部古希臘悲劇;菲爾拉特(Philip Whelwright) 《神話宇宙觀》(1954) 對神話批評的闡釋。 (2) 反思文學批評本身的若干經典:以《批評與 19 世紀》(1951)而著名的倫敦大學教授蒂洛森(Geoffrey Tillotson),其《談批評家與年月無誤的文本問題》(1960)多番論述批評家在歷史和文學知識上的要求、對文本的嚴肅態度;芝加哥學派奠基人奧爾森(Elder Olson)《詩歌理論提綱》(1949),運用亞里士多德的古典詩學方法討論現代詩歌及其功用的可能性問題。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勒夫喬(Arthur Lovejoy) 之《樂觀主義和浪漫主義》(1927)等等從人文主義文學批評角度探討批評方法之作。 (3) 實用主義文學批評經典,即杜威(John Dewey)之《藝術即經驗》(1934)第 6 章《內容與形式》,論述內容和形式不可分,否則,“藝術中的虛偽不僅有道德根源,也有美學根源,哪裡把內容與形式分開,哪裡就有虛偽”、“形式與內容在經驗中相結合的最後根源,既然是生物與自然和人的世界彼此作用中的感受、行為的親密關係,那麼那些把內容和形式分開的理論,最終根源則是忽略這種關係”。(4)福斯特《論小說人物》、伍爾夫《班奈特先生和勃朗太太》、帕西勒伯克《論小說描寫的角度》等經典作家的文學評論,在把現451
  • 代主義當作反映資本主義“頹廢”證據的歲月,翻譯現代主義批評經典。這部理論文選的價值還在於,針對當時中國盛行蘇聯馬列主義的極左狀況,選譯了諸多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篇什。 首先是從埃德蒙·威爾遜《三重思想家》 (1939) 中節選出“馬克思主義與文學”:該作聲稱,“馬克思恩格斯不像他們的追隨者,從不企圖提供可以用來檢驗藝術作品真實性的社會經濟公式。 他們成長於歌德的晚年時代,當時偉大的德國文學時代尚未過去,而且他們年輕時都想成為詩人,他們對文學作品的感受首先是其藝術價值”,“沒有文學能力的左翼批評家,往往企圖以在那個領域內無效的標準來衡量文學作品。 他所喜愛的工作之一就是發號施令,為創造理想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制定圖式。 這樣的公式當然完全沒有任何價值了”;由此否定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說,“為未來藝術下命令的那些人,通常總是珍愛過去的某些偉大人物,認為這些偉大人物滿足了他們的某些條件,往往把這些人物提出來證明現在的文學如何相形見絀。 因為從來沒有過一個偉大作家真正與這些批評家的文學觀念有任何共同之處,所以他們不得不憑借想象來說明他們理想的偉大作家是什麼樣子。 人道主義者有的是索福克勒斯和莎士比亞,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者有的是托爾斯泰。 但可以肯定,假如托爾斯泰按那些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者提出的目標和禁令行事,他就永遠寫不出一章小說來;假如白璧德和摩爾能強迫莎士比亞接受其道德、美學的指令,那他就會連一行十四行詩也寫不出來”;反對左翼人士所主張的,即革命時期或革命前期適宜於產生新的充滿生命力的文學形式,“在真正進行革命時,這是很少有的事情。 最高度發展的文學形式,要求有閑暇時間和一定程度上的安定,在革命時期,作家通常是兩者都做不到……產生偉大作品的條件顯然不是正在逼近的革命,而是這樣的一種現象:在任何一個從有力建立起的一套制度中汲取力量的作家,掌握高度發展的文學技巧。 他可能反映過渡時代,但要說他不偏不倚地面向未來,就未必合乎事實”。當時敢翻譯出如此深刻批評蘇聯官方文學及理論的論述,可見主編的智慧和勇氣。 同樣令人欽佩的還有:《黨派評論》編輯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ips)和烏克蘭裔僑民美國批評家菲利普·拉夫(Philip Rahv)合作的《私人經驗與公眾哲學》(1936),它坦言“‘自由的個人的說明’和‘私人經驗’是詩歌所必不可少的,這條顯而易見的道理,少有批評家懷疑”;哥倫比亞大學教師伊士曼(Max Eastman)之《文學家的心靈》(1932)中的《論對晦澀的崇拜》,用大量案例說明現代主義詩歌雖充滿著諷刺、模擬、晦澀,但“它是全世界寫得最真誠最自然的東西”,夾雜著天真的樸實,也是拿社會交流的工具作為材料的。 這些篇什顯示出,馬克思主義批評遠非只有蘇聯那種僵化的論述,還有不同於科學主義的批評,它在靈動的表述中揭示出文學的微妙、複雜性。 這樣的篇目表明選編者的智慧非凡。可以說,中國首次比較系統地觸及 20 世紀歐美文學批評,不少篇什堪稱文論經典,這對當時中國的文學及研究界來說,宛如天外來客。 它作為中蘇開始走向分裂、中國嘗試擴大世界範圍的產物,不是孤立現象:除上述朱光潛和伍蠡甫等等譯作和著作問世,還有 1958 年三聯書店刊行宋桂煌翻譯羅伯遜(Archibald Robertson)之《基督教的起源》 (1954),1959 年英國著名批評家里德爵士訪問中國,1962 年商務印書館刊行暨南大學歷史系教授朱傑勤翻譯德國學者利奇溫(Adolf Reich-wein)《十八世紀中國與歐洲文化的接觸》 (1923),積極介紹歐洲的巴洛克、啟蒙主義、感傷主義等時代對中國審美經驗的好感。 與這些對歐美文學文論和文化的短暫接觸之態勢的是,中國也嘗試重視自身文學批評遺產和審美傳統:新中國建立十年的十大建築———從設計到結構皆為蘇式的,但建築過程中蘇關係暗潮湧動,於是改用國畫而非蘇聯油畫裝飾十大建築內部的奇觀———人民大會堂裡有傅抱石和關山月的《江山如此多嬌》;1958 年 3 月 22 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和漢口會議上發551
  • 表搜集民歌和創作民歌的指示,《人民日報》隨之發表《大規模地收集全國民歌》(4 月 14 日)社論,周揚八大二次會議(1958 年 5 月)上發表《新民歌開闢了詩歌的新道路》,中國由此出現了新民歌運動即“大躍進民歌運動”;朱東潤於 1961 年 3 月受教育部大學文科教材會議之邀,主編《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並於次年在復旦大學中文系編訂成功。三然而,雖然因蘇聯內部政治生態變化而波及蘇美關係,在中國發生了臨時的策略性接觸“西方”,但整體情勢如中蘇論戰更多是借用斯大林體制下的列寧主義去反駁赫魯曉夫的解凍話語,而未能超越冷戰思維,更未能重新認真研究“西方”概念。 如此情勢導致,中國無法充分關注從歐洲文學批評向美國主導的西方文論之轉化的情勢,不清楚哈佛大學教授巴特(Walter Bate)如何積極面對文學理論替代文學批評實踐之態勢而主編的《文學批評重要文本》 (1952),從而使這部“文選”在直觀上保持當時中國的印記,而非與美國學界同步;誤把蘇格蘭文學史家和批評家戴啟思(David Daiches)之《文學與社會》 (1938) 當作馬克思主義批評,忽視了其《詩歌裡的意義位置》(1935)、《新文學價值:現代文學研究》 (1936)、《文學的批評方法》 (1956)、《英國文學批評史》(1960)、《小說與現代世界》(1960)等更有價值的著述;“文選”近三分之一篇幅討論的是無產階級文學,如節選卡爾佛登《美國文學的解放》 (1932)第七章強調美國文學之民主傾向,牛津大學教授和偵探小說家路易斯(Cecil Lewis)《革命者與詩歌》(1935)討論共產黨人如何對待詩歌、詩歌對革命的意義等問題,英國詩人和批評家斯本德(Stephen Spenderm)爵士《破壞性因素》(1938)第 13 章《作家與宣言》討論共產黨作家和無產階級文學,等等,———從文學批評史上看來,諸如此類篇什僅有文獻價值,學術意義甚少,更有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的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1923)、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啟蒙辯證法》(1947)、梅洛-龐蒂《辯證法的歷險》(1955)等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經典則被忽略。 其他更嚴重問題也就相隨而生:正如當時中國基本上不清楚蘇聯文藝學乃蘇共建構促成蘇聯人乃至第三世界和西方左翼認同蘇聯及其制度、懷疑歐美價值觀、召喚全球反西方的話語之一,對歐洲文學批評在冷戰時代轉型為西方理論及其真相也茫然無知。 二戰後,歐美要應對包括意識形態在內的蘇聯全方位威脅,聯合成“西方”要建立所謂普世性的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法學等,也使戰前歐洲各國有民族特色的文學批評,發生了向去民族經驗的理論化探索轉型之態勢,但不同於蘇聯以體制方式、在維護反映論的框架下進行文藝學研究,而是通過學院制度和大學知識創新氛圍(基金會支持和課程體系創新),自由探索出一套又一套科學化的文學批評方法,其學說本身巧妙地把政治正確掩飾得不見蹤影,從而在話語層面具有相對的普世性,這就是密歇根大學教授希伯斯在冷戰結束伊始刊行的《冷戰文學批評與懷疑主義政治學》(1993)所說的,“更有爭議的是,哪怕不是很重要,現代批評進程一直被冷戰強有力地影響著,這樣的觀念性文學批評史從未對這種影響進行任何形式地查考”。這樣一來,這部文選完全錯失了 20 世紀歐美文學批評和西方文論發展的諸多特別重要論著、事件:第一,標誌歐洲文學批評從實踐向理論轉型的哥廷根大學教授凱塞爾(Wolfgang Kayser) 《語言的藝術作品:文藝學引論》(1948 年初版、1956 年再版),率先系統論述如何認識作為純文學的語言藝術———文學之意義是不再涉及作為現實的事實的,只創造出其自身的客觀性,文學作品研究即語言學的一部分。 之於反映論,如此論述足以讓人新奇,由此曾是戰國策派成員留德海歸的南京大學教授陳銓 1965 年曾開始翻譯該作(誤以為作者是瑞士理論家),但直到 1984 年才得以問世———651
  • 譯者已去世 15 年矣!第二,標誌文學批評實踐以大學教材方式普及理論化形態的新批評之作韋勒克和沃倫《文學理論》(1949)。 二戰前(1939)就從捷克移民到美國的韋勒克(René Wellek),在任教於愛荷華大學英文系期間,和沃倫(Austin Warren)同事近七年,基於分別教授文學批評課程,對蘇俄反映論有深切感觸,便合作著述《文學理論》(1949),用新批評方法把學術的“文學研究”稱之為文學理論———超乎個人意義的知識、識見和判斷,類似於蘇聯把“文學研究”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視為比文學史和文學批評更重要的“文學理論”(тео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但它否定反映論,對文學進行科學化的內部研究、外部研究。 這種科學化的體系性研究,飽受爭議,卻未妨礙繼續被耶魯大學當作教材使用(1946 年他轉任耶魯大學並創建比較文學系),美國其他大學英文系和比較文學系隨後也採納其為教材,它隨之被譯成法、德、意等語言,從而促成歐洲文學批評轉化為西方文學理論。第三,促成歐洲文學批評實踐轉化為體系化理論並被廣泛接受的,更在於發現蘇聯所排斥的俄羅斯形式主義批評。 猶太裔俄僑雅克布遜(Pомн Якобсн)在莫斯科大學歷史語文系上學期間就組建了莫斯科語言小組,1949 年他開始任職哈佛大學到退休(1967)。 正是這位形式主義當事者,指導了出生於彼得格勒的波蘭裔猶太人埃里赫(Victor Erlich),後者推出《俄羅斯形式主義:歷史與理論》(1955)這部系統論述形式主義在俄蘇的歷史和基本詩學之作,很快影響歐美文論界:整理俄羅斯形式主義遺產並把它與歐美文學關聯起來,迅速成勢,從而加劇了符號學在法國問世、巴赫金遺產在法國的發掘,但中國知道這一真相已經是 1980 年代中後期。第四,一戰之後就出現、二戰後再度復興的存在主義、現象學批評,從海德格爾到薩特等人對文學的討論,是和科學主義批評並行的人文主義文學批評,不僅顯示出文學認知的非學院化成為可能,而且讓人在戰亂摧毀人們對歐洲信心的境遇中看到人存在的希望、問題。第五,在缺乏對歐美文學批評進行切實研究的格局中輯譯某些篇章,導致文選中不少作者之更重要著述被錯失,如白璧德《文學與美國大學》(1908)、《現代法國文學批評大師》(1912)、《盧梭與浪漫主義》(1919)、《論創造性》(1932)等;馬克里希的《美國觀點和戰爭》 (1942)、《藝術教育和創造過程》(1954)、《詩歌與經驗》(1961)等重要批評之作;扎貝爾的《技術與人物性格:現代小說中的文本、方法、使命》(1957);海曼的《全副武裝的幻象:現代文學批評的方法研究》 (1952)是其重要批評遺產;蘭克更重要著述乃《批評家和批評》 (1952)、《批評的語言和詩歌結構》 (1953),就如同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講座教授列文更重要的著述是《批評的若干視角》 (1950)、《象徵主義和小說》(1956)和《批評的若干語境》 (1957),等等。 而且,輯錄中缺失了諸多更重要的西方文論經典之外,還對所翻譯的若干篇什產生意識形態的誤解,如希克斯是 1930 年代美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1939 年《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之簽署,就擊碎了他的信仰,宣稱自己是民主社會主義者,甚至為《國家》周刊撰文《失敗的馬克思主義》。中蘇分裂帶來的不是促請中國嚴肅觸及“共產主義”和“帝國主義”、“東方”和“西方”等蘇俄/美國建構的宏大概念及其實質(冷戰話語),僅是使中國高層和文藝理論界策略性地接觸西方,就導致該譯文集完全沒有產生石破天驚之效應,而是淹沒於人民文學或人民出版社刊行、曹葆華翻譯的米·里夫希茨編的四卷本《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 (1960 ~ 1966)、戈寶權等譯日丹諾夫《論文學與藝術》(1958)等等大量譯作中;同時,並未對當時和此後文藝學教材建設產生切實影響。 1958 年開始編纂大學文庫教材雖然關注到中國民間文化,減少蘇聯因素,卻未帶來編纂水平的同步增長:1960 年 10 月中央書記處舉行關於高校文科教材專門會議,1961 年 4 月確定包括中文、歷史、哲學751
  • 和教育、外語等在內的七個文科專業,以及戲劇、音樂、電影和美術、舞蹈等七個藝術專業,224 門課程、297 種教材。 在這樣的格局中,以群主編了第一部中國統編教材《文學的基本原理》 (1961 年 5月開始編寫,1963 年 2 月、1964 年 8 月出版上、下冊),蔡儀主編另一部統編教材《文學概論》(1961年 5 月啟動,兩年後形成討論稿,1978 年修訂稿,1979 年刊行),以毛澤東《講話》替代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但教材結構和核心仍是蘇聯文論。 期間,新民歌運動很快就“無疾而終”,完全不能媲美於 18~19 世紀之交歐洲浪漫主義運動———通過發掘各自民間文學藝術促成民眾認同自身民族文化。 而 1954 年教育部直接聘請基輔大學語言文學系文學批評課教師畢達科夫,為北京大學文藝理論研究生班講授文藝理論(1954.4~1957.4),並據其講稿而成書《文藝學引論》,通過授課和教材波及全國,雖然中國連對其身份也不甚清楚的蘇聯普通教師(學員們多誤以為他是列寧格勒大學副教授),借馬列文論之名、以專家身份給中國堂而皇之地灌輸庸俗社會學、敵視西方和排斥中國,1957 年之後它與維諾格拉多夫《新文學教程》再版本(1952)和查良錚翻譯的莫斯科大學教授季莫菲耶夫《文學原理》(1934 年初版、1948 年再版,1953 年漢譯本)、北京師範大學蘇聯專家科爾尊的《文學概論》(蘇聯文學研究班的講稿)等一道,繼續主導著中國的文藝學。 反右之前,蘇俄理論立即取代民國年代盛行的歐洲文學批評方法,在反右之後未根本性改觀,《文學的基本知識》、《文藝學概論》等近乎雷同的“著述”層出不窮。 進而,中國在難以認清自身文學批評傳統的同時,更失去了解歐洲文學批評如何轉化為西方文論之大勢的機會。西方文論和文化如不速之客般光臨急需新思想解放的中國,卻未驚醒中國注意到蘇聯文論嚴重忽視中國的不足,解凍思潮之後蘇聯文學理論的積極變化也未作用於中國的文學批評,並且這種反差不是文學批評界不敏感所致。 正如中蘇分裂之於蘇聯的影響是局部的(因為蘇聯要緩和與西方冷戰,通過降低國際共產主義陣營反西方之力度,以贏得美國和歐洲信任、實現蘇共利益最大化),對中國而言是全局的(全方位備戰,把整個中國劃分為一、二、三線),卻沒有正面改變中國那樣:中國仍囿於國際共運內部之爭,爭論過程雖強調走中國路,結果卻加劇斯大林模式在中國的形成。 如斯大林斥責南斯拉夫走自己社會主義道路為民族共產主義,赫魯曉夫轉而讚賞這是“具體的社會主義建設”,而中國則比斯大林更甚地認為,南斯拉夫已不是社會主義國家。 這樣一來,中蘇分裂不是促使中國重建“西方”概念,而是更加教條主義地對待列寧的“帝國主義論”,不顧美蘇緩和冷戰的趨勢及全球意義,林彪發表《人民戰爭勝利萬歲》 (1965 年)、《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資本主義道路》(1967 年)等,強調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走向滅亡、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走向勝利,並突出“中國革命中心論”。 在如此局勢下,更遑論促使中國重新檢討移植蘇俄的“西方”概念並融入西方,進而我們也就能理解,在有限接觸西方的過程中,把黨內高層鬥爭擴展到教育界和全社會,即反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文革,是在遵循蘇聯的“資本主義” /帝國主義-“社會主義” /共產主義概念下展開的。在這樣的情勢中,雖有上述極少數學者能幸運接觸西方文論,但結果不能產生任何切實的作用,也就在情理中了。 伍蠡甫譯作《文學批評中的神話和原型學派》 (1964)幾乎沒產生任何影響(連一次引用也沒有),他本人直到 1981 年之後才重新發表西方文學批評之作。 1944 年,葉君健以其出色的英文能力受英國戰時宣傳部之邀,在英國向倫敦《新作品》、紐約《小說》月刊、蘇聯《國際文學》等撰文介紹國際反法西斯戰場的情況,翌年被推薦到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研究歐洲文學(1949年 11 月回國),回國後他未涉足文學批評領域,多是寫詩和翻譯。 著名宗教學家趙紫宸之女趙蘿蕤,畢業於燕京大學英文系(1932)和清華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1935),應戴望舒之邀翻譯艾略特851
  • 《荒原》(先刊於雜誌《新詩》,1937 年上海新詩出版社刊行),1944 年丈夫陳夢家受費正清推薦,獲芝加哥大學東亞系古文字教授職位,她也隨即在該校英文系攻讀博士學位,此時正值文學批評芝加哥學派形成之際,以研究詹姆斯為題的論文《〈鴿翼〉源流考》獲芝大哲學博士學位(1948),1949 年回燕京大學西語系任教授並兼系主任,很快地,她全家飽受政治衝擊,她本人在西方文論譯介和研究上一無所成。 同在芝加哥大學英文系留學的周玨良、巫寧坤、穆旦回國不久同樣遭受政治摧殘,在西方文論譯介上乏善可陳。 穆旦因接觸英國浪漫主義和歐美現代派詩歌而成為現代主義詩人,1949 年 8 月自費赴芝加哥大學英文系留學,1952 年獲文學碩士學位,回國後任南開大學外文系副教授,翻譯英美和俄國浪漫主義詩歌,5 年後被定為歷史反革命,連詩歌翻譯和創作也被迫停止,幾乎沒有機會對現代主義和文學批評展開切實研究。 “新月派”現代主義詩人卞之琳 1947 ~ 1949 年曾在牛津大學從事英國文學研究,1960 年代同樣沒有發表任何西方文論之作。 1947 ~ 1949 年 10月在索邦大學法文系留學的王道乾,除翻譯法國小說之外,沒有對法國文論譯介和研究做出任何貢獻……而這些又是當時海歸的普遍歸宿,除錢學森等極少人士之外,包括哈佛大學博士(1923)葉企孫等在內,在 1957 年之後個人和家庭命運多舛,在學術上更是微不足道,對 1940 年代末以來歐洲文學批評轉化為文學理論及其趨勢、學說、學科觸及甚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展,尤其是 1966 年文革到來後,更是對期間西方文論方興未艾的情形則完全不會顧及,連袁可嘉本人在《“新批評派”述評》(《文學評論》1962 年第 2 期)和《略論美英“現代派”詩歌》(《文學評論》1963 年第 3 期)之後,也無緣再續西方文論的翻譯和研究,直到 1979 年才發表《解構主義文學理論述評》;相應的,對那位著名文學批評家戴啟思在其後諸多重要的論著,如《企鵝英國和英聯邦文學指南》(1971)、與友人合編的六卷本《文學與西方文明》、《上帝與詩人》(1984)等自然不會在意。 在諸如此類痛心疾首事件面前,更遑論與奧克拉荷馬大學英文系講座教授里奇(Vincent B. Leitch)主編的《諾頓文學批評和理論選讀》(2001)及其修訂版(2010)特別在意冷戰時代文學批評方法探索,嚴肅又系統地提供大量已被世界各國文學批評界廣泛採用的成果。總之,1957~1964 年西方文論成為中國的不速之客,完全是因蘇聯調整其冷戰策略和內部改革的意外所得,非中國嚴肅研究西方文論後對其真誠歡迎之成果,又因中國對冷戰局勢認識不清、無法超越“國際共產主義”框架,這次短暫接觸未產生任何實際效益,且很快無蹤地消失於中國,直到改革開放之大勢後才再度做客中國。 自此,戰後理論化的西方文學批評作為冷戰的產物,雖然不足和成就並存,即西方文論原本也是針對蘇聯反映論的話語行為,但因採用學院制度探索文學批評方法,意外獲得超越冷戰話語的學術價值。 改革開放以來,無論中國內部局勢或國際格局發生怎樣變化,也無法阻擋中國去蘇俄意識形態的努力、決心,正如小平同志說“社會主義究竟是個什麼樣子,蘇聯搞了很多年,也並沒有搞清楚”,主張放棄姓社姓資之爭,外加冷戰以蘇聯解體而結束的這一龐大事實已證實,包括反映論在內的蘇聯理論是失敗的,而西方理論則在後冷戰情勢中不失時機地調整為“後理論”,從而持續勃發出新的生命力,對此我們更需冷靜痛定思痛地對待反右展開過程中譯介西方文論的史實。①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 140 次談話》,北京:新華出版社,1992 年,第 126 頁。②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 年,第 350 頁;《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 年,第 603 頁。951
  • ③《赫魯曉夫回憶錄》第 3 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年,第 465 頁。④不否認,1949 年 8 月 5 日杜魯門發表美中關係的白皮書,新華社發表 6 篇評論,其中毛澤東的《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別了,司徒雷登》等徹底否定美國對中國的貢獻。 事實上,早年毛澤東《湖南改造促成會復曾毅書》(1920 年 6 月 23 日)、《絕對贊成“湖南門羅主義”》(《大公報》1920 年 9 月 4 日)就仿照美國“門羅主義”(門羅總統在 1823 年提出的“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以反對歐洲列強干預西半球事務),主張湖南最好是保障自治,“湘人自決主義者,門羅主義也”(《毛澤東早期文稿》,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49、511 頁)。 巴黎和會上威爾遜總統未顧及中國利益,華盛頓會議通過《九國公約》,以美國提出的“各國在華機會均等”和“中國門戶開放”為基礎,使各列強支持不同軍閥而加劇中國動蕩等,毛澤東對美國精神失望轉向蘇俄道路。 但隨著日本大規模侵略中國,在瓦窯堡會議確定蘇美英等與日本為敵的“友邦”後,毛澤東那被蘇俄道路觀所替代的美國精神開始復蘇,主張和民主國家建立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切實參加反法西斯戰爭,延安和美國關係大為改善,如斯諾等美國記者和美國軍事代表團訪問延安,1944 年 7 月 4 日延安舉行慶祝美國建國 168周年招待會,招待美國僑民和中外記者團,會後毛澤東和朱德等出席慶祝晚會。⑤佛克馬:《中國文學與蘇聯的影響(1956-1960)》,季進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第 57 頁。⑥吳冷西:《十年論戰》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 年,第 272 頁、第 248 頁。⑦《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紀念文集》(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年,第 3 頁、第 76 ~ 77 頁、第81 頁。⑧繆俊傑:《周揚與中國式的文藝批評》,《憶周揚》,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319~320 頁。⑨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西方文學所編:《現代美英資產階級文藝理論文選》 (下),北京:作家出版社,1962 年,第 465~466 頁。 ⑩艾略特:《文學與現代世界》,曹葆華譯,見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西方文學所編:《現代美英資產階級文藝理論文選》(上),第 73 頁、第 78 頁。 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西方文學所編:《現代美英資產階級文藝理論文選》(下),第 321~322 頁。 利維斯:《文學與社會》,徐育新譯,見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西方文學所編:《現代美英資產階級文藝理論文選》(上),第 127~128 頁。 斯賓根:《新批評》,黃星圻譯,見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西方文學所編:《現代美英資產階級文藝理論文選》(下),第 339~360 頁。 蘭塞姆:《純屬思考推理的文學批評》,張谷若譯,見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西方文學所編:《現代美英資產階級文藝理論文選》(上),第 140 頁。艾倫泰特:《現代世界中的文學家》,劉若端譯,見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西方文學所編:《現代美英資產階級文藝理論文選》(上),第 171 頁。 薩克文伯科維奇主編:《美國文學史》第 5 卷,馬銳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 年,第 351 頁。 杜威:《內容與形式》,徐育新譯,見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西方文學所編:《現代美英資產階級文藝理論文選》(下),第 384 頁、第 390 頁。 威爾遜:《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楊宇譯,見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西方文學所編:《現代美英資產階級文藝理論文選》 (下),第 108 頁、第 119 ~ 120 頁、第123 頁。 拉夫:《私人經驗與公眾哲學》,徐育新譯,見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西方文學所編:《現代美英資產階級文藝理論文選》(下),第 127 頁。 Tobin Siebers, Cold War Criticism and the Politics of Skepticism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30.《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139 頁。作者簡介:林精華,首都師範大學燕京學者,安徽大學至誠講席教授,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北京市教委特聘教授。 北京  100089[責任編輯  桑  海]061
  • 澳門理工學報  2023 年第 3 期論二戰後中國抗戰小說與世界主流戰爭文學的關係陳  穎[提  要]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蘇聯和美歐迅速掀起了反戰文學的創作熱潮。 蘇聯的人道主義戰爭小說和美國的反法西斯主義反戰小說代表了戰後世界戰爭文學的主流。 中國“十七年”的戰爭小說高舉的是“頌戰”旗幟,與世界戰爭文學主流逆行。 新時期戰爭小說閃爍人道主義的微光,是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小說的有限鏡鑒,拉近了與世界戰爭文學主流之間的距离。[關鍵詞]   人道主義  反戰小說  蘇聯戰爭小說  美國戰爭小說  中國抗日小說[中圖分類號]   I20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3) 03 - 0161 - 11第二次世界大戰是距離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僅僅 20 年後爆發的又一次大規模的戰爭,是迄今為止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破壞力最強、傷亡最慘重的全球性戰爭。 儘管“一戰”結束時,歐美的反戰潮流與反戰文學創作風起雲湧,但對遏制戰爭的作用微乎其微,一邊是反戰文學的繼續問世,一邊是新的世界大戰烽煙再起。 在強大和殘暴的戰爭機器面前,文學的反戰聲音顯得那麼無力和無奈。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中國雖然是協約國的一員,但對戰爭的介入十分有限,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則直接成為這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東方主戰場的主力。 歐美國家在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浩劫後,戰爭反思的聲浪猶如大海的波濤一浪高過一浪,蘇聯也在戰後不久國內政治形勢發生變化後,戰爭文學開始告別了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的單聲道,而發出了人道主義的呼聲。 唯獨中國的戰爭文學是個例外,究其原因不單是文學自身的因素,還廣泛關涉政治、軍事、文化傳統等非文學因素。 本文主要闡析 20 世紀下半葉(即戰後)中國抗戰小說與世界主流戰爭小說的離合關係。上篇:與世界戰爭小說主流逆行的“十七年”抗戰小說20 世紀下半葉世界戰爭小說主流是基於人道主義思想的以反戰為主題的小說。 這主要是基於戰後蘇聯和歐美戰爭文學創作的主流趨勢而作出的判斷。二戰結束後,歐美反法西斯戰爭文學與蘇聯衛國戰爭文學均在戰後迅速調整創作語境,從以文學主動介入戰爭走向對戰爭的冷靜審視。 從蘇聯方面看,蘇聯在反擊法西斯德國侵略的戰爭(蘇聯稱“衛國戰爭”)中做出巨大犧牲,付出了沉重代價,加上戰爭期間的內部政治鬥爭,使戰後蘇聯161
  • 作家對於戰爭以及戰爭和人的關係認識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法捷耶夫早在 1949 年《在第一次世界保衛和平大會的演說》中就呼籲:“我們有義務高聲發出人道主義這一偉大的聲音去反對戰爭販子,因為構成全世界人類大多數的千百萬普通人等待著我們這樣做。”肖洛霍夫也提出:“全世界的作家應該有自己的圓桌會議,我們的觀點可能有分歧,但把我們團結在一起的,則是那種在使我們成為有益於人的堅定方向。” ①文學評論家尼古拉耶夫說:“文學的任務不僅在於指出人們如何‘獲得’勝利,他們的功勳、英雄主義和忘我精神如何影響了戰爭的進程。 文學還必須講述另一個方面,講一講戰爭如何影響了人,影響了他的生活、他的命運。” ②作家貝科夫也認為:“戰爭與道德,戰爭與個人———這是二十世紀如何藝術地理解人的本質的基本問題。” ③1953 年斯大林去世後,蘇共黨內開始了對蘇聯歷史的反思,包括蘇聯反法西斯戰爭時期由於斯大林的獨裁專斷以及對他的個人崇拜而導致的蘇共黨內的殘酷鬥爭都在反思甚至清算之列。 針對斯大林時期“對人的價值的蔑視”、“對人的不尊重”,“關心人、相信人、尊重人、愛護人”成為 20世紀五六十年代蘇聯社會高舉的人道主義旗幟,1961 年蘇共二十二大更是把“一切為了人”、“為了人的幸福”,“和平、勞動、自由、平等、博愛和幸福”以及“人與人是朋友、兄弟和同志”等口號寫進黨綱中。 人道主義成為蘇共的指導思想之一,對包括戰爭文學在內的意識形態的影響是巨大的。1962 年蘇聯文學界召開了“人道主義與當代文學”討論會,進一步確認了人道主義思想在蘇聯當代文學發展中的地位和意義。 由於執政黨的寬容政策和文藝界的倡導,20 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蘇聯戰爭小說創作中人道主義思想成為了主流,如肖洛霍夫的《一個人的遭遇》(1957)比較全面地代表了這一階段的文學傾向,突出了人道主義、反映人的命運和寫真實的特點。 小說的主人公索科洛夫是個卡車司機,本有一個幸福的家庭,夫妻恩愛,兩女一子繞膝,有吃有穿有住,一家人其樂融融,可是自從被征召入伍,厄運就接踵而至,先是家中房屋被德軍炮彈擊中,妻子和兩個女兒被當場炸死,隨後當了炮兵連長的兒子在勝利日當天犧牲,索科洛夫自己也在戰鬥中被德軍俘虜,在戰俘營中受盡苦難,差點被槍斃。 逃出德軍魔掌後,面對親人全部離世的沉重打擊,索科洛夫常常徹夜難眠:“唉,生活,生活,你為什麼要那樣折磨我? 為什麼要那樣懲罰我? 不論黑夜,不論白天,我都得不到解答,不,永遠得不到!”索科洛夫的遭遇是戰爭中許許多多普通人命運的縮影。同時期反映蘇聯衛國戰爭的小說中出現了“戰壕真實派”作品,如邦達列夫的《營隊請求火力支援》(1957)、《最後的炮轟》(1959)在人道主義題材的深入開掘上取得了新的成就。 小說直面戰爭中一個普遍而重要的倫理道德問題———“對別人的生命負責”,雖然戰爭必然以付出生命為代價,但生命對於每個人都是極其寶貴的,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什麼時候該付出,什麼時候不該付出,如何盡量避免付出,這是戰地指揮員必須認真考慮嚴肅對待的問題,也是戰爭中的一個哲學難題。在《營隊請求火力支援》中,以師長伊維爾捷耶夫為一方,以連長葉爾馬科夫為另一方,在對士兵生命負責的問題上發生了激烈沖突:伊維爾捷耶夫執行軍部的命令,以兩個營的覆滅的巨大代價,換來戰役的勝利,似乎符合戰爭的鐵血邏輯,但葉爾馬科夫認為兩個營二三百條生命的殞滅是伊維爾捷耶夫只顧執行命令而不顧士兵死活的結果。 “在瞬息萬變的戰場上,每時每刻,甚至每分每秒都會發生流血和死亡。 因此,如何對待自身和他人的性命是每個指戰員的職責問題,不僅是職責,而且是道德,甚至是有無人性的問題,把這一問題提到如此的高度,在蘇聯的戰爭小說中邦達列夫是第一人。” ④《最後的炮轟》中,炮兵連長諾維科夫掌握支配全連戰士生命的權力,但怎樣得當運用這一權力,是他苦苦思索的問題。 當一排長奧夫欽尼科夫在陣地上遭德軍伏擊被俘,諾維科夫想起他身上藏有部隊的火力配置圖,為了避免軍事機密的泄漏,他不得不果斷對圍著奧夫欽尼科夫的德軍261
  • 開火,但事後他又深深自責:“我把他打死了還是沒有打死呢? 誰給我這權力?”“有過多少次,迫於形勢的嚴峻,他把人們派到誰也無法返回的地方去”,戰士科洛科利契科夫就被諾維科夫派去檢修線路犧牲了,假如他派別人去也同樣有去無回,因此,他得出結論:“善,純粹的善又在何處? 在哪兒呢? 在戰爭中沒有善,他沒見過善。”主人公把支配別人的命運與道德的善惡相聯繫,然而,在和平歲月中合乎道德倫理的舉動在殘酷的戰爭中卻未必,因為戰爭的邏輯支配一切。1969 年,瓦西里耶夫的中篇小說《這裡的黎明靜悄悄》問世,成為蘇聯人道主義戰爭小說的巔峰之作。 小說的故事情節並不十分複雜,准尉瓦斯科夫帶領高射機槍班的五名女戰士前去追蹤跳傘潛入後方破壞鐵路和運河的德軍。 在與十六名德軍的周旋中,五位年輕的女戰士先後犧牲,這些美麗、美好的青春生命本來可以成為幸福的妻子、慈祥的母親,但法西斯侵略戰爭使她們失去了一切。 這篇小說在從未體驗過戰爭的戰後蘇聯的年青一代中產生尤其強烈的反響,小說以人道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完美融合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文學的經典。從歐美情況看,⑤進入 1950 年代後,美國社會反共、排外的“麥卡錫主義”愈演愈烈,這股極右風潮也迅速波及文學領域。 美國政府對他們所懷疑的人建立黑名單,進行所謂忠誠調查,同時,大肆查禁甚至焚毀所謂與共產黨和社會主義有關的書籍,美國社會變得更加專制和法西斯化。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一些二戰小說家把關注焦點從反德意日法西斯轉到反美國自身的法西斯傾向上,他們借描寫戰爭中美國軍隊內部的法西斯暴行影射美國社會的法西斯化傾向。 大量曾參與過戰爭、並以筆為戎的美國作家戰後迅速調轉筆鋒,書寫戰爭的失序與罪惡。 諾曼·梅勒根據自身戰鬥經歷寫成《裸者與死者》 (1948),同年,歐文·肖出版《幼獅》,隨後約翰·赫西的《圍牆》(1950)、詹姆斯·瓊斯的《從這裡到永恒》(1951)等描寫二戰的重要作品接連出版。 這些作家或直接參戰,或作為戰地記者直擊一線戰鬥,作品寫成時都才不過二三十歲。 “據粗略統計,美國的二戰小說總計達 1500 到 2000 本之多。” ⑥與戰後蘇聯戰爭小說的“戰壕真實派”相類似,美國二戰小說中也產生了大量以表現具體戰爭行為為主要內容的“戰鬥小說”,這類小說著重表現具體的戰鬥、戰爭場景,較少涉及軍隊內部鬥爭和反戰文化,如哈里·布朗的《烈日下的行軍》,詹姆士·瓊斯的《細細的紅線》,安東·邁勒的《大戰》、《曾是一頭鷹》以及詹姆士·米徹納的《南太平洋的故事》等等。 但是與塗抹了人道主義色彩的蘇聯戰爭小說略有差異的是,戰後美國戰爭小說中的更多作品遠遠超出了戰鬥層面或人道關懷視角,而進入對戰爭本質、戰爭後果的思考,表現了對戰爭和現實的強烈批判態度。 這些戰爭小說並沒有把重點放在揭露德國法西斯的戰爭罪惡上,而把批判矛頭指向美國自身的法西斯傾向,“在作品中,他們往往把美國軍隊放在美國所謂自由、民主社會的大背景下,著重揭露了軍隊等級森嚴的組織結構在軍官和士兵、上級和下級之間產生的尖銳矛盾和沖突,抨擊了軍隊中的極端、殘暴、專制和獨裁作風,同時將軍隊比著美國社會的縮影,以軍隊為比喻,影射美國社會的法西斯化。” ⑦ 《幼獅》、《死亡製造者》、《廣島浩劫》、《五號屠場》、《裸者與死者》、《從這裡到永恒》等是這一主題的代表作。 《幼獅》中德軍中尉哈頓伯格、士兵迪爾斯特固然是殺人狂,而作為正義之師的美軍內部也充斥著反猶主義、種族歧視、專制壓迫等法西斯暴行。 猶太出身的美軍士兵諾亞·阿克曼就備受戰友的欺凌,不得不以一對十,在和戰友格鬥中以肋骨被折斷、牙齒被打暴、鼻子被砸扁的累累傷痕為代價,為自己贏得尊嚴;美軍飛行員更是恣意狂轟濫炸地上目標,連救護車也不放過。 正如小說中牧師對諾亞所說:“我們為了捍衛榮譽和家園,奮起抗爭,讓自己變得比他們更凶惡、更嗜血、更殘忍。 如此這樣,就算我們最後贏得了勝利,也無法承認自己贏得了真正的勝利,因為我們所捍衛361
  • 的精神和道義早已在這瘋狂的廝殺中消亡殆盡。”格蘭·希爾的《死亡製造者》寓意軍人是戰爭的製造者,是死亡的製造者,無論是美軍的穆拉伊上校、布蘭登上尉,還是德軍的將軍、雷德爾中尉,本都可以避免死亡,因為和平的曙光已經降臨,但他們已經陷入一報還一報的怪圈中不能自拔,結果既製造了別人的死亡,也製造了自己的死亡。 為避免繼續製造死亡,博士出身的布蘭登上尉曾滿懷和平誠意在陣前勸降,結果被雷德爾中尉故意射殺,布蘭登們的悲劇結局詮釋了戰爭的“謀殺與瘋狂”本質,表達了作者強烈的反戰意識。 梅勒的《裸者與死者》中,師長卡明斯和他的副官赫恩的矛盾代表的是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矛盾,卡明斯崇拜法西斯主義,認為法西斯主義比共產主義合理,只不過是錯誤地發生在潛能不足的德國,美國要通過戰爭把這一潛能轉化為現實,從而代替希特勒統治世界。 正因為崇尚法西斯主義的強權,卡明斯經常隨意辱罵下屬,壓制他們的思想和言論自由,副官赫恩於是成了他經常泄憤和打擊的對象,因為哈佛畢業的赫恩從大學帶來獨立思想和自由精神,而且還是一個共產黨員,對美國軍隊中長官的獨裁專制、等級森嚴、壓制人性等法西斯式作風十分反感。 當然,在這場實力懸殊的兩種主義的鬥爭中,赫恩的下場只能是悲劇,他被卡明斯派去執行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從而被推上死亡之路。 詹姆士·瓊斯的《從這裡到永恒》塑造的是美軍中一批法西斯分子的形象,他們個個上級壓迫下級,士兵們則成天酗酒、打架、玩女人,表現了十足的獸性,戰爭和軍隊的非人環境讓人性淪喪為獸性。 至於約翰·赫西的《廣島浩劫》和庫特·馮尼格特的《五號屠場》更直接描寫了美軍原子彈轟炸日本廣島和英美聯軍瘋狂轟炸德國古城德累斯頓所造成的巨大人間悲劇。⑧批判的矛頭已經超越政治和道義等道德層面,而直逼戰爭本身,因為任何戰爭都是對文明的破壞、是對生命漠視,都應當堅決反對。把美國二戰小說之反戰思想推向登峰造極的當數約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條軍規》。 創作態度十分嚴謹的海勒在 60 年代初向美國社會推出一部“很不嚴肅的反戰小說” (美國二戰小說評論家沃德梅爾語)。⑨這篇小說以“黑色幽默”的諷刺筆法,塑造了二戰美軍中一批“瘋子”的形象。這些駐紮在意大利皮亞諾紮島上美軍飛行大隊的官兵之所以成為“瘋子”都是那條看不見的“第二十二條軍規”逼的,如“第二十二條軍規”規定,凡是神志不清者必須停飛,但需本人提出申請,一旦提出申請就說明他神志清醒,不是瘋子,那就還得執行飛行任務;按照“第二十二條軍規”,每個飛行員飛完規定次數就可以回家,但軍規又規定必須服從每一個命令,於是卡思卡特上校就不斷加碼飛行次數,使得飛行員們永遠沒有回家的可能;還有那個只當了四天二等兵就直接晉升為少校的中隊長梅傑只有當他不在屋子裡的時候才允許部下進屋見他;為了逃避飛行任務,善於裝病的約塞連上尉授意斯納克下士在白薯裡放洗衣皂,造成人人鬧肚子,飛行員們明知白薯裡放了洗衣皂卻人人爭吃,結果轟炸任務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延期;米洛中尉利用當食堂管理員的便利,以改善食堂管理和夥食為由,用手中掌握的幾架飛機,在世界各地穿梭,大搞投機生意,發戰爭財,他所成立的果蔬產品聯合公司,成員甚至包括美國的敵人———德國。 諸如此類荒誕鬧劇不斷在軍營中上演。 《第二十二條軍規》之所以成為美國二戰小說的巔峰之作,不僅在於其荒誕幽默的戰爭敘事顛覆了美國戰爭小說現實主義或自然主義的藝術傳統,更在於作品背後的隱喻———作家看似寫戰爭中美國軍人們的荒誕言行,實際影射的是戰後美國的政治生態。 令讀者在忍俊不禁之餘引發嚴肅的思考。與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世界戰爭文學的反戰潮流逆向而行,同一時期中國的反侵略戰爭小說正沿著延安開闢的“頌戰”道路高歌猛進。 與美蘇反法西斯戰爭小說相比,戰後中國的反日本法西斯戰爭小說不僅在作品數量上遠遠落後於美蘇兩國,而且題材狹隘,藝術形式單一,最重要的是,幾乎所有作品對戰爭的認識及藝術表現都停留在所謂“人民戰爭”的層面,與十四年抗日戰爭艱巨、複461
  • 雜和巨大的犧牲以及由這場戰爭所留給世人的豐富想象和深刻教訓極不相稱。眾所周知,中國的抗日戰爭前後歷時 14 年,比第二次世界大戰歐美戰場多了 8 年。 在這漫長的戰爭歷程中,日本法西斯從北往南、由東向西逐漸蠶食中國,而剛剛擺脫了滿清王朝統治的中國,此時各種政治力量和地方軍閥還處於相互角力的混亂狀態,在此情形下,可謂一盤散沙的中國如何團結起來戰勝強悍的日本法西斯,既需要一個具有凝聚全民族力量領導全民族抗戰的政治軍事領袖和強大的軍事武裝,也需要全國民眾的積極參與,以及國際上正義國家的大力支持。 遺憾的是,豐富多彩的抗戰圖景在戰後中國的戰爭小說中卻只作單色調的敷衍,即只表現戰爭中民眾的力量,而忽略戰爭主戰場的奮鬥犧牲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支援。 綜觀從延安抗日根據地開始到 20 世紀 80 年代之前的所有抗日小說,反映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開闢敵後抗日武裝鬥爭題材的小說占據絕對主流,人們耳熟能詳的《洋鐵桶的故事》、《呂梁英雄傳》、《新兒女英雄傳》、《平原烈火》、《銅牆鐵壁》、《敵後武工隊》、《鐵道游擊隊》、《苦菜花》、《戰鬥的青春》、《野火春風鬥古城》、《平原槍聲》、《戰鬥在滹沱河上》、《大江風雷》、《大刀記》、《風雲初記》等長篇小說以及孫犁、柳青、丁玲、劉白羽等作家創作的短篇抗戰小說,題材無一不局限在抗日根據地及敵後抗日游擊戰爭。 因此,從作品數量和題材方面看,可以說新中國建立初期“十七年”的抗戰小說與同時期世界主流戰爭文學相距甚遠。戰爭是一面多棱鏡———英雄在戰爭中崛起,將帥通過戰爭建立功業,戰爭考驗了民族意志,現代戰爭還讓軍火商發了橫財。 然而,戰爭也毀滅了家園,戰爭讓無數生命消逝,戰爭讓人性徹底曝光……。 無可否認,在這多棱鏡透視的戰爭場景上,戰爭英雄常常是聚焦點。 對戰爭英雄的歌頌向來是古今中外戰爭文學熱衷的主題,且不說中國古代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說唐演義》、《楊家將演義》、《說岳全傳》和古希臘的《荷馬史詩》,第一、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西方戰爭文學中頌揚戰爭英雄的作品也不在少數,然而,為什麼當代文學界卻認同人道主義的反戰文學是戰後世界戰爭文學的主流,而沒有將頌揚戰爭英雄歌頌愛國主義的作品奉為主流,實乃基於人類愛好和平的共通人性,無論蘇聯還是美國,反戰小說的作者通常都親身經歷過戰爭的浩劫,對於戰爭的反人類性有切身體會,他們多從自身的感性經驗中深切理解人與戰爭的關係,從而超越了愛國主義、英雄主義的狹隘認知,而升華到人性和人類的高度。 同樣,中國“十七年”抗戰小說的作者也多是從抗戰歲月走過來的,其中部分作者是戰鬥部隊的成員,但卻沒人能從人道主義的反戰的視角來反映戰爭描寫戰爭,究其原因,既有作家自身政治立場、文化觀念、文學修養等主觀因素制約,更有政治規訓、文藝政策、時代審美風尚等外在因素的影響。 關於“十七年”抗戰小說悖逆於世界主流戰爭文學的原因將在下文詳述,這裡著重對“人民戰爭”思想在“十七年”抗戰小說中的藝術呈現作若干簡析。“人民”是一個與國家、民族具有同質概念的宏大所指,在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人民”更多的是一種帶有與“敵人”相對立的階級屬性與政治分野。 “人民戰爭”思想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核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⑩、“兵民是勝利之本” 。 毛澤東認為“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 日本敢於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 克服了這一缺點,就把日本侵略者置於我們數萬萬站起來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沖入火陣,我們一聲喚也要把它嚇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 在戰爭文學創作中,毛澤東文藝思想和軍事思想都是創作中必須遵循的指導思想。 按照“人民戰爭”思想,戰爭文學創作中必須突出人民在戰爭中的主要地位和重要作用。 因此,無論抗日根據地的戰爭小說還是“十七年”的抗戰小說,都大致遵循以下的敘事程式:其一,小說主人公無一不是武裝起來的農民和工人,或是資產561
  • 階級出身經過思想改造後具備共產主義覺悟的黨和軍隊的基層幹部,如《洋鐵桶的故事》中的吳貴,《新兒女英雄傳》中的牛大水,《鐵道游擊隊》中山東魯南的眾鐵路工人,《平原槍聲》中的馬英,《敵後武工隊》中的魏強,《苦菜花》中的娟子,《戰鬥的青春》中的許鳳、李鐵,《烈火金剛》中的史更新、齊英、丁尚武、孫定邦,《大江風雷》中的夏鐵友、何為,等等。 其二,主人公身份既定,則他們的形象必須高大正面,對於戰爭必定抱著極大的熱情,無論戰爭形勢多麼艱苦、犧牲多麼巨大,他們都始終洋溢著必勝的信念和一往無前的戰鬥精神。 同時,他們還善於在戰爭中學習戰爭,掌握對敵鬥爭的高超策略和制勝方法,通常是以少勝多,以智取勝,總是讓敵人聞風喪膽,最後必定贏來戰爭的勝利。 其三,由於出身於受苦受難的被壓迫被剝削階級,他們天生或經過一定思想教育改造後都具備了很高的思想政治覺悟,對黨忠誠,愛憎分明,道德高尚,行為端正,沒有私心雜念,愛欲極低或無,無懼犧牲。 總之,他們集中的是人世間最高尚和最優秀的品質。 其四,在戰爭描寫上根據游擊戰爭的特點,多以發動群眾武裝群眾開展機動靈活的小規模戰鬥為故事藍本;戰鬥對象以日本鬼子和漢奸偽軍為主,兼及國民黨反動派和地主武裝;多在描寫戰鬥場景上下功夫,努力展示我方在戰鬥中的英勇頑強,敵人的猥瑣無能,不堪一擊;在描寫敵寇鎮壓中國百姓的場景上,以揭露敵人的殘暴、軍民的相互掩護為主,一般不過多渲染令讀者感官不適的恐怖血腥細節;為了增強故事情節的曲折性豐富性,也時有針對內部立場動搖、思想變節和叛變投敵分子的鬥爭;偶爾忽閃過戰爭中人性人道的微光。關於“十七年”戰爭小說的美學風格及與世界主流戰爭文學的悖逆,陳思和有一段著名的論述:“它表現為強調戰爭的最終勝利意義,將過程的意義溶解到最後的結果中去,將個體生命的價值溶解到集體的勝利中去。 英雄人物不會輕易死去,即使是非死不可的時候,也必須要用更大的勝利場面去沖淡它的悲劇氣氛。 英雄的死不能引起傳統悲劇中的恐懼效果,而是以道德價值的認識來取代生命本體價值的認識,其結果消解了戰爭文學的悲劇美學效果。 因此,中國當代戰爭小說不像西方戰爭小說那樣重在通過戰爭表現對人類命運、對個體命運遭遇的觀照,體現對人的存在意義和生命意義的思索,而是重在表現戰爭中的群體風貌、戰爭的整體和現實結果。 與此相對應的是,中國作家對戰爭中大量存在的暴力、血腥的回避,對英雄之外的大量普通個體命運和生命價值的忽視。” 若從延安時期起算至 1970 年代末,中國的反法西斯戰爭文學與世界反法西斯主流戰爭文學失之交臂長達將近 40 年,在這戰爭文學創作的黃金時期,中國戰爭文學的發展長期游離於世界主流戰爭文學之外,是具有深刻的政治、軍事、文化、文學的多重原因。 其一,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於意識形態的對立,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國分裂為以美英法等資本主義國家為一方和以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為另一方的東西方兩大相互對立的陣營。 朝鮮戰爭的爆發把中國卷入與美國的熱戰中,同時,潰退台灣的國民黨蔣介石政權由於得到美國的支持,正磨刀霍霍隨時準備反攻大陸,顛覆新生的人民共和國,中國的國家安全面臨著重大威脅。 雖然大規模的戰爭已經結束,但戰爭之弦依然緊繃一刻也沒能放松,加上美國社會中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麥卡錫主義”正甚囂塵上,1950 年代中期蘇共 20 大赫魯曉夫上台執政開始了對斯大林錯誤的清算,中蘇兩黨之間發生激烈論戰,兩國兄弟友誼終結,蘇聯陳兵百萬於中蘇邊境,並與中國軍隊發生了小規模的邊境武裝沖突。 這一切都讓進入和平建設的中國社會依然籠罩在戰爭的氛圍中,人們的思維慣性也依然行進在戰爭的軌道上。 在長達 30 多年的中西對抗、中蘇對抗的國際環境中,中國始終處於潛在的戰爭威脅中,對此人們既擔憂,又必須勇敢面對,“提高警惕,保衛祖國”的口661
  • 號因此響徹了 30 多年,而保持戰鬥意志,鼓舞勝利信心是戰爭文學必須承擔的責任。 致力於塑造戰爭英雄的“頌戰”小說正當其時,相反,反戰文學則沒有賴以生長的社會環境。其二,“頌戰”是中國戰爭文學的傳統,從遠古神話傳說對黃帝戰蚩尤的千古傳頌,到《三國演義》對劉、關、張、諸葛亮等王朝爭霸中戰爭英雄的津津樂道,《說岳全傳》、《楊家將演義》等對抗禦外敵的民族英雄的敬仰,中國戰爭文化歷史悠久、傳統深厚,中國上下五千年的社會發展史同時也是一部王朝更迭、漢夷爭戰的戰爭史,在勝王敗寇的歷史輪回中,無數戰爭英雄鑄就了民族的光輝歷史。 然而,19 世紀中葉以後,老大帝國卻跌入了屢被西方列強凌辱的恥辱歷史遭遇中,百年反抗外敵侵略的悲壯歷史終於以抗日戰爭的全面勝利落幕。 面對抗日戰爭這樣百年難得的民族的輝煌勝利,既往的屈辱和苦難仿佛在國人的勝利歡呼聲中得到完全消解,何況中國共產黨正是通過抗戰發展壯大了自己,並乘勝追擊,把國民黨蔣介石政權攆到了台灣島一隅,從而奪取了國家政權。 新中國的建立及其政權合法性的溯源也迫切需要以戰爭的勝利進行確證,而戰爭小說正是以藝術形式“潤物細無聲”地進行這種溯源和確證的最佳手段,因此“頌戰”傳統得到繼續發揚光大。其三,自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為解放區以及未來新中國的文藝發展作了政治規訓後,作家們無不自覺遵照領袖指引的“文藝為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方向開展文學創作。 戰爭小說是褒揚中國共產黨創建新中國的歷史功績、堅定道路自信、鼓舞民族鬥志、贏取青少年對英雄敬仰的最佳藝術形式和輿論宣傳工具。 相較於其他題材的文學創作,戰爭題材小說政治敏感性更強,作家的政治立場必須格外鮮明,況且新中國建立後活躍在文壇上的戰爭小說家絕大多數是從解放區走出來的,其中只有少數人曾經歷過軍隊的戰鬥生活,多數是文藝幹部或新聞記者,對於戰爭的殘酷性缺少切身體會,尤其缺少對正面戰場上國民黨軍隊浴血奮戰事跡的了解,在表達上也受到當時政治環境的制約,這是造成“十七年”抗戰小說題材單一,藝術想象力貧乏的重要原因之一。 無論美國還是蘇聯,戰後能夠創作出享譽世界的戰爭小說名著的作家絕大多數是親身參加了前線戰鬥的軍人。 生活是藝術的源泉,沒有深切的戰爭體會,不可能有戰爭精品的問世。 綜上所述,由於特殊的政治歷史環境、文化傳統的深刻影響和作家主觀條件的多重局限,導致新中國建立初期“十七年”的抗戰小說長期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小說的主流不同調。 如果我們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文學比喻為一曲宏大的樂章,那麼,美蘇吹奏的是反戰的管弦樂協奏曲,中國則吹奏的是一曲格調獨異的“頌戰”的民族樂歌。 好在世界文學史上,同曲不同調,同題不同文的現象十分普遍,獨戰爭小說乎? 下篇:新時期抗戰小說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小說的有限鏡鑒雖然滯後了 40 多年,但終於盼來改革開放思想解放的春風給閉鎖已久的中國文學殿堂推開了一扇門。 但新時期戰爭文學的起步仍然艱難,由於人們被“左”的思想禁錮太久,文學觀念的更新遇到重重阻力,對於來自西方世界的各種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文學文化思潮仍噤若寒蟬。 猶記得,1970 年代末 1980 年代初,當人道主義思想開始在新時期文壇萌芽,就立即招來一陣狂風暴雨,由“傷痕文學”的創作及評論引發了理論界對於人道主義“異化”、人性等問題的激烈論爭。 朱光潛於1979 年發表《關於人性、人道主義、人情味和共同美問題》,認為人性“就是人類自然本性”,“人道主義事實上是存在的。 有人性,就有人的道德”。朱光潛、汝信、王若水、李澤厚等人通過對《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等馬克思經典文本的解讀重新論述了“人學”、“異化”的理念,試圖以“回到馬克思”的方式來強調人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對人的價值的重視構成了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761
  • 的重要地位。邢賁思、計永佑、陸梅林等人撰文反駁,認為汝信們將人道主義劃分為廣義和狹義的做法,只是為了“抹煞人道主義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通過把馬克思主義同人道主義的等同,使馬克思主義消融於人道主義”,實際上構成了對“馬克思主義者的挑戰”。文藝界權威周揚介入論爭,他發表長文《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肯定了社會主義社會“異化”的存在,質疑了建國以來文學作品對“人”的否定,認為將人道主義當作修正主義的批判有很大的片面性,有些甚至是“錯誤的”。胡喬木代表上層對周揚的文章進行了全面駁斥,認為“人道主義並不能說明馬克思主義,不能補充、糾正或發展馬克思主義。” 同時批評一些“同志” “拋開對具體問題作具體分析的方法,把如此複雜的問題簡化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異化”,“在認識上不能推進任何對真理的接近,在實踐上不能提供任何解決的辦法”,只能“把反對的目標集中於黨和政府的領導”,散布“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黨的領導的不信任情緒和悲觀心理。” 這些批評導致人道主義觀點被列為 1983~1984 年開展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的對象。 最終,1980 年代初期的人道主義爭鳴被定性為“帶有根本性質的錯誤觀點”,這場運動也被戴上“危險”的帽子而倉促落幕,“人道主義問題的討論因為這一批判運動,在 1984 年告一段落。” 因此,新時期初期的抗戰小說對於歐美反法西斯戰爭小說的借鑒不得不避開人性人道主義反戰之類的敏感話題,而主要是對“十七年”抗戰小說題材、主題的糾偏。 前已述及,“十七年”抗戰小說只局限於反映抗日根據地的游擊戰爭,而基本不涉正面戰場,這對於反映抗日戰爭歷史的全貌是一個缺憾。 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樣規模空前的重大戰爭事件,全景式的戰爭小說必不可少,但也需要經過一定時間的沉澱才能實現對歷史客觀正確的藝術重現。 蘇聯和美國也是在戰後二十多年才開始湧現出一批二戰題材的全景式的戰爭小說,如蘇聯作家邦達列夫的《熱的雪》 (1969)、西蒙諾夫的《生者與死者》 三部曲(《生者與死者》、《軍人不是天生的》、《最後一個夏天》) (1955 ~1971)、恰科夫斯基的《圍困》(1968~1975)等。 《熱的雪》描寫 1942 年蘇聯紅軍全殲被圍困在斯大林格勒的德軍的故事;《生者與死者》通過主人公軍事記者辛佐夫和集團軍司令謝爾皮林的在戰爭中的經歷,反映了蘇聯軍民從戰爭初期大撤退到 1944 年夏天白俄羅斯戰役中的若干重要戰爭事件;《圍困》描寫列寧格勒保衛戰。 蘇聯這些戰爭小說之所以被譽為“全景小說”,不僅因為涉及許多重大戰爭事件,而且塑造了從普通民眾、基層官兵到斯大林等蘇聯最高統帥部眾多高級將帥的生動形象。 美國著名作家赫爾曼·沃克也在 1971 年和 1978 年先後出版了具有全景意義的長篇小說《戰爭風雲》和《戰爭與回憶》,前者從 1939 年納粹德國入侵波蘭開始至 1941 年 12 月美國珍珠港受到日軍攻擊結束,後者從珍珠港事件起敘至美軍在廣島投下原子彈結束。 小說通過美國海軍軍官維克多·亨利一家在戰爭中的悲歡離合,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幾乎所有重大戰爭事件和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等重要戰爭歷史人物。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主要國家紛紛出版戰爭全景小說,對中國作家不無啟示和鞭策,老作家周而復是最早嘗試這一艱巨工作的“吃螃蟹”者,從 1977 年開始,他即著手撰著一部反映抗日戰爭全過程的長篇巨著,歷時十多年,於1980 年代末 1990 年代初陸續出版了六卷本四百多萬字的鴻篇巨制《長城萬里圖》,與此同時,老幹部老作家李爾重亦披肝瀝血完成了八卷本五百多萬字的長篇《新戰爭與和平》。 兩部具有史詩意義的抗戰全景小說的出版,表明中國的抗戰小說創作雖然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落後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文學的主流,但從 1970 年代末起邁開了追趕的步伐。 與上述美蘇兩國的戰爭全景小說相比,《長城萬里圖》和《新戰爭與和平》在作品的篇幅上毫不遜色,但在歷史觀戰爭觀上依然受限於政治立場,對於戰爭歷史人物形象的刻畫和戰爭事件的客觀公正敘述還有可議之處,更不用說去觸861
  • 碰諸如透過戰爭表象揭示戰爭的本質之類的深層主題。高層對人道主義異化問題論爭的政治裁判,初衷是警示新時期文學對於人道主義的探求,然而論爭的結果客觀上反而促進了人道主義思想的傳播。 抗戰小說創作中,那些與正統單聲道主流歷史闡釋“唱反調”的作品正是出現在人道主義異化問題論爭之後。 人道主義作為一種人性向善的人類的共同訴求,雖然是超越階級和民族之上的,但它與愛國主義、民族主義也是可以兼容並包的,蘇聯在二戰後出版的反法西斯戰爭小說在宣揚人性愛、人道主義的同時並未排斥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等傳統思想。 中蘇兩國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相同,蘇聯的衛國戰爭和中國的抗日戰爭都是反侵略戰爭,但是由於 1960 年代之後中蘇關係惡化,我們將蘇聯所有反撥歷史謬誤的行為均視為修正主義,人道主義思想自然也在排斥之列,人性、人道主義成為文壇的禁忌。 1986 年莫言的《紅高粱》問世,將審視抗戰歷史的目光聚焦於長期被正史遺忘在歷史裂隙裡的邊緣人物、邊緣事件,這在新時期抗戰小說創作中是石破天驚的。 當然,《紅高粱》的問世,其意義不在於人道主義的回歸,實際上它與人道主義也基本無涉,而是極大地挑戰了長期占據文壇主流地位的抗戰正史觀和英雄史觀對戰爭文學的絕對統治,如同肖洛霍夫的《一個人的遭遇》的問世打破了蘇聯戰爭小說固守英雄主義、愛國主義等宏大敘事而漠視戰爭中普通人的命運的窠臼一樣,此後一批寫戰爭中普通人命運的作品陸續問世,人道主義從此占據了蘇聯戰爭小說的主流地位。 和戰後蘇聯的戰爭小說創作情況迥然有異,新時期中國戰爭小說並未出現如同蘇聯人道主義那樣占據主流地位的創作潮流,雖然20 世紀八九十年代新歷史主義思潮曾經較顯著影響了包括抗戰小說在內的革命歷史題材小說創作,但那也只是眾聲喧囂中較響亮的一種聲音而已,還難以視為主流。 至於人道主義的聲音,在新時期戰爭小說中更顯微弱,顯然與 80 年代初的那場爭論留下的後遺症有一定關係。 90 年代中期老作家徐光耀發表短篇小說《忘不死的河》算是點亮了人道主義的一點微光,小說中“我”和房東康大伯父女之間的關係由疏遠到親近再到疏遠的變化過程是由康大伯父女認為“平日待人好著呢”的兩個“漢奸”被鋤奸科逮捕並槍斃所引發,涉及戰爭中如何善待普通人的生命這一人道主義問題。 新時期抗戰小說的更多作品只是停留在人性的層面而未能探及人道主義的深層,比較有代表性的是 1980 年代末到 1990 年代,江蘇青年作家周梅森創作出版的以國民黨軍抗戰為題材的系列小說,這些命名為“戰爭與人”的系列小說在表現戰爭與人性、人的道德沖突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軍歌》描寫了戰俘營中那些為求個人活命而不惜出賣戰友的卑鄙行徑;《冷血》塑造了一個讓獸性吞沒人性的醜惡靈魂,當饑餓變成生命的最大威脅時,什麼愛情、友情、戰友情在生死抉擇面前都變得一文不值;《大捷》構思了一個荒誕的故事:為了報復缷甲甸百姓對軍紀敗壞的國軍士兵的懲罰,韓總司令竟強行將一千六百多條無辜生命以抗日的名義送上死路。 戰爭是試金石,是顯微鏡,除了人性的善惡受到檢驗,戰爭中還可能遇到諸如個人榮譽、軍規軍紀與群體生死存亡的矛盾,《國殤》就把楊夢征軍長置於這樣的矛盾之中,為了保存屬下五千多殘部的生命,也為了保護陵城及陵城二十二萬百姓免遭戰火塗炭,楊夢征軍長在絕望中忍辱簽下了投降書,爾後飲彈自斃。 究竟是軍規、軍紀和軍人的責任、榮譽重要,還是幾十萬生命的存亡重要,換言之,戰爭中的英雄主義與人道主義的矛盾怎樣調和,熟輕熟重? 《國殤》給出了似是而非的答案,引發了人們對於戰爭鐵血邏輯和人道主義道德矛盾的深刻思考。 “戰爭與人”系列小說由於是以國民黨軍人為表現對象,是將人性和道德話語置於對異己力量的揭露和批判的背景下,與蘇聯戰爭小說人道主義的自我覺醒和美國反戰小說強烈的自我批判不可同日而語,不過是對美蘇戰爭小說的有限鏡鑒而已。無論是贊頌還是批判,用人性和人道的標準去描寫去衡量國民黨軍人的戰爭行為其實是沒有961
  • 政治風險的,但如何從人性和人道的視角去塑造戰時日本軍人的形象則是抗戰小說中一個頗為敏感的話題。 新時期抗戰小說的少量作品觸及這個敏感話題,葉兆言的《日本鬼子來了》中那個叫三良的日本鬼子由強奸阿慶嫂進而愛上了阿慶嫂,時常騎著一輛破自行車帶著禮物來阿慶嫂家幫忙幹農活,哄孩子們玩,當三良的求愛最後遭到阿慶嫂拒絕的時候,他並沒有獸性大發,而是悻然離去;鄧友梅的《據點》中日軍上等兵片山、下等兵加藤和准尉都喜歡會日語的中國孩子鄧智廣,為他自由出入據點大開綠燈。 這些日本鬼子人性化的形象是對以往抗日小說中一味以凶殘面目臉譜化、標簽化刻畫日本軍人形象的顛覆。 當然,一些抗戰小說也塑造了若干具有反戰思想或加入反戰同盟的日本軍人的正面形象,則不屬於人性描寫的範疇。人性、人道主義至今依然是中國戰爭文學創作中的一個敏感話題,還有很多禁區橫亙在前。 但願階級鬥爭話語的重返不會造成人道主義的消失。結  語中國現當代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係始終是一個剪不斷理還亂的話題。 近代以來西風東漸,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逐漸建立了聯繫,尤其當代中國以抗日戰爭為題材的小說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有必要將其置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文學的大背景下進行比較研究。20 世紀上半葉,俄蘇和歐美由於連續遭受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浩劫,反思戰爭災難、追求人類和平成為戰後戰爭文學的重要主題。 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中國的抗日戰爭歷時 14 年,中華民族所遭受的深重苦難、所付出的巨大犧牲和頑強的抵抗精神鑄就了強烈的民族主義思想和愛國主義情懷,因此,高舉愛國主義旗幟,頌揚戰爭英雄、渴望民族解放成為戰後抗戰小說的絕對主流。 抗日戰爭的勝利洗刷了中華民族的百年恥辱,極大地增強了民族的自信心與自豪感,民族主義思潮在戰後更加乘勢而上,加上新中國建立初期國內外政治軍事環境的依然險惡和人們經歷長期戰爭後思維慣性的戰爭化,民族主義思潮疊加階級鬥爭意識,讓共和國建國初期“十七年”的戰爭小說創作不僅沒能從戰爭中走出戰爭、超越戰爭,從戰爭苦難中反思戰爭,反而長期就戰爭寫戰爭,甚至歌頌戰爭迷戀戰爭。 用“人民戰爭”的思想一統戰爭文學創作,用傳奇手法塑造英雄人物、竭力醜化矮化反面人物成為戰爭小說創作的思維定勢和既定框框,戰爭小說創作由此落入庸俗化、平面化的俗套中無可逃遁不能自拔長達三十多年,嚴重滯後於同時期以人道主義反戰思潮為標志的世界戰爭文學的主流。20 世紀末的 20 多年是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黃金時期。 由於執政黨文藝方針政策的調整,20世紀八九十年代文藝創作獲得相對寬松的環境,作家們的思想和創作激情得到釋放,戰爭小說創作漸入“百花齊放”異彩各呈的佳境。 人道主義問題的論爭客觀上給戰爭文學創作敞開了一道封閉已久的窗門,人性論、人道主義思想的微光點燃了戰爭小說家新的創作熱情,激發了他們探索人道主義戰爭文學的勇氣和力量,同時,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政治思潮增強了一些戰爭小說家重新認識和評價抗日戰爭的歷史責任感,嘗試借鑒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有益經驗,以彼之長補己之短,逐漸擺脫庸俗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窠臼,20 世紀末的抗戰小說在宏觀視野全面反映抗戰歷史的史詩創作上,在微觀層面挖掘歷史縫隙中的邊緣人物、邊緣事件的新歷史主義和人道主義的創作上均取得了新的創作成就,拉近了與世界戰爭文學主流之間的差距。波瀾壯闊的 20 世紀中國反侵略戰爭小說創作已經匯入了 20 世紀中國文學史的奔騰長河中漸逝漸遠,但其所激起的戰爭歷史反思、審美情感漣漪卻是悠遠不息的。 人類的自然本性、政治經濟071
  • 軍事的激烈競爭導致 21 世紀的地球依然戰火彌漫、硝煙四起,而且正在走向威脅人類生存、毀滅地球的核戰爭的懸崖邊上。 因此,反思戰爭、追求和平、共建人類美好家園將是戰爭文學創作和研究的一個永恒課題。①《文學問題》,1976 年第 10 期,轉引自陳敬詠:《蘇聯反法西斯戰爭小說史》,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 365~366 頁。②尼古拉耶夫:《人的命運、人民的命運》,《旗》,1957年第 4 期。③蘇聯《文學報》1974 年 6 月 26 日,轉引自陳敬詠:《蘇聯反法西斯戰爭小說史》,第 366 頁。④陳敬詠:《邦達列夫創作論》,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 年,第 28~29 頁。⑤由於資料所限,本文主要以戰後美國戰爭小說為討論對象。⑥⑦李公昭:《美國戰爭小說史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年,第 273~274 頁;第 277~278 頁。⑧1945 年 2 月 13 日,美英聯軍轟炸德累斯頓市,平民死亡人數達 135,000 人之多,遠遠超過了廣島原子彈轟炸的 71,379 人死亡。 見李公昭:《美國戰爭小說史論》,第 327 頁。 ⑨轉引自李公昭:《美國戰爭小說史論》,第 347 頁。⑩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031 頁。毛澤東:《論持久戰》,《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509 頁;第 511~512 頁。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緒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 年,第 57~58 頁。朱光潛:《關於人性、人道主義、人情味和共同美問題》,北京:《文藝研究》,1979 年第 3 期。王若水:《人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國內哲學動態編輯部編:《人性、人道主義問題討論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36 頁。邢賁思:《怎樣識別人道主義》,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國內哲學動態編輯部編:《人性、人道主義問題討論集》,第 4 頁;第 6 頁。周揚:《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周揚近作》,北京:作家出版社,1985 年,第 248 頁。胡喬木:《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洪子誠編:《中國當代文學史·史料選:1945-1999》(下),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2 年,第 748 頁;第 773 頁。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第 205 頁。作者簡介:陳穎,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福建師範大學閩台區域研究中心教授,《海峽人文學刊》主編。 福州  350007[責任編輯  桑  海]171
  • 澳門理工學報  2023 年第 3 期戰時中國文學的雙十節書寫:國族身份表達與政治話語交鋒*高  強[提  要]   雙十節是戰時中國內部文學極富意味的存在。 “九一八”事變後,雙十節蘊含的民族革命精神意涵一再被作家們提取並張揚開去,以之為抗戰進程“鼓與呼”。 以民族革命精神洗掉國恥的戰時中國文學雙十節書寫,被賦予了“創造新雙十節”即“重造民國”的深意。 國慶紀念的有無及冷熱情況,國慶日場景的正面與否與國族身份認同關係密切,因此戰時中國文學還通過諸多國慶冷落場景和被扭曲的“奴才式雙十節”書寫,表達對國族身份立場的堅定維護。 當種種不民主、反自由的負面現象大量湧現後,作家的雙十節書寫日漸被不滿、哀怨和失望情緒籠罩,此類雙十節書寫成為呼求自由民主、進行社會批判的絕佳場合。 解放戰爭時期,左翼文人的雙十節書寫進一步採取斬釘截鐵的強硬語氣,手持“人民”的利器發出激昂的革命宣言,進而稱許“人民雙十節”的降臨。 對自由民主的“新雙十”和“人民雙十節”的召喚,是戰時中國文學的雙十節書寫隨著時間推移所顯現出來的重要面影,更是左翼文人面對雙十節記憶資源的一種有意識的爭奪行為。[關鍵詞]   戰時中國文學  雙十節  民族國家觀念  國族立場  話語交鋒[中圖分類號]   I20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3) 03 - 0172 - 09節慶紀念構成了週期性的特定時刻和意義“製造”方式,折射出歷史發展的複雜動向。 節慶紀念不光作為歷史活動而存在,也是文學表現的重要對象,還是文藝圈子內部的重要活動,尤其是在1931~1949 年的長時段戰時中國語境下,由於對民族國家認同的強烈需求,節慶紀念的意義變得極為重大,節慶紀念與戰時中國文學的關聯性至為緊密。 作為民國時期的國慶紀念日,雙十節尤其是戰時中國作家文人重點關注和言說的對象。 相應地,雙十節便成為了戰時中國文學內部極富意味的存在,不僅戰時中國文學的雙十節書寫所講述的內容與歷史材料相比更加豐富,而且戰時中國文學言說、表現雙十節的方式更是打上了文學的獨特印記。 在此意義上,戰時中國文學的雙十節書寫可以成為我們深入理解文學如何刻錄、反映社會歷史的一個視域,值得仔細研索。271∗本文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半殖民與解殖民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項目號:20BZW138)、西南交通大學科研啟動費專項項目“戰時中國的節慶紀念與文學書寫研究”(項目號:A1420502052201-74)的階段性成果。
  • 一、“創造新雙十節”:以民族革命精神洗掉“國恥”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義引起了全國回應,進而一舉推翻了清朝統治,此日與民國的“特殊關係”一方面表現在它所攜帶的民主自由思想,另一方面則在於它開啟了強勢的革命進程。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愈發嚴峻的外敵入侵成為整個中國知識分子和文人群體的關注重心,此後的雙十節文學書寫莫不深深浸染於“國難”、“國恥”的強勁民族主義氛圍之中。 與之相應,雙十節所蘊含的反抗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精神的意涵便一再被作家們提取出來、張揚開去,以之為抗戰進程“鼓與呼”。 “九一八”事變讓中國深陷民族國家受難的恥辱之中,此時的雙十國慶日在文人眼中失去了本屬於它的歡慶光彩,顯得黯淡無光、令人傷痛:“國慶在眼前,國難在心頭,於是這個大好雙十節,可憐的中華國民,只覺得十分憤慨,十分憂痛,連慶祝的儀式,都停止了,青天白日的國旗,也因此掩蔽了原有的光彩。 這是多麼悲觀的世界。”①有感於此,柯靈更是喊出了“國慶廢”②的決絕之音。 “國慶廢”,即是“國家危”乃至“國家廢”的警戒。在不少虛構類作品裡,雙十國慶日被設定成了人物遭受欺凌的日子,戲劇《國慶紀念中的國恥》便是這方面的典型例子。 雙十節這天古佩文、古秀娟和衛起中三個年輕人在街上被日本兵攔下,受到對方的奚落辱罵。 經過一番爭執,日本兵扣下了年輕漂亮的古秀娟。 另一邊在五十餘歲老國民黨員白振東的公館裡,一家人正在為亡國而憤慨。 妻子提醒大家今天是雙十節,應該想辦法來慶祝慶祝。 這時,兒子的朋友古佩文和衛起中來到白公館,報告了古秀娟的不幸遭遇。 古佩文又一次提議來紀念國慶日。 白振東無奈地回答道:“一面國旗都不准掛,還講什麼慶祝國慶紀念。”衛起中則說:“二十年前的今日,人民還有點自由,現在是中華民國了,我們竟連大門都不敢出。”這時,古秀娟跑了出來,可很快日本兵又追了過來,蠻橫地要帶走古秀娟,並開槍打死了白振東夫妻。 白家長子白顯聲用牆角的一面國旗打死了一個日本兵,可轉過頭來,所有中國人都被日本人開槍打死了。 事後,一眾日本兵昂首離開,並歡快地表示“今天殺的真痛快”,“咱們回去報告,就說中國人無故打死日本兵士,咱們政府和他們政府嚴厲交涉”。③自己的國慶日不僅不能正常慶祝,反而在這天喪身殞命。 受難和國慶的組合形象地揭露了國族之痛,流溢著一股濃烈的怨恨情緒。 當一個國家面對外敵時,怨恨則是凝聚共識、進行國族動員的有效方式,因為這種情緒能夠激起“滿腔的痛苦怨恨和要改變地位的強烈慾望”。④“改變地位的強烈慾望”落實到戰時文學的雙十節書寫中,便呈現為繁密高亢的解救國難呼聲,作家紛紛號召國人“用武裝抗敵的決心去紀念雙十節! 不要使辛亥革命的鮮血憑空讓人的鐵蹄去踐踏!”⑤從“九一八”到 1937 年,作家們的雙十節言說經歷了追憶、悲痛進而大聲疾呼的演變,當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國難的恥辱和悲痛感懷與“用對日全面抗戰來紀念國慶”⑥的迫切期待又進一步轉化成了對民族革命行為的禮讚、對抗戰前景的樂觀展望。 郭沫若曾分析說,抗戰初期的作家們深受戰爭的強烈刺激,在情感態度上“都顯示著異常的激越,而較少平穩的靜觀”,結果初期的抗戰文藝在內容上“大抵是直觀的、抒情的、性急的、鼓動的”。⑦全面抗戰爆發後的作家雙十節言說便是一種典型的“激越鼓動”筆法。 對於當時的中國作家而言,因為國難深重、國恥憂心的感觸太過於傷慘、窒息,所以全民族的共同抗戰才顯得如此振奮人心,誠如靳以所言:“這許多年來我們都是忍辱忍痛過著一天天的日子;我們不是過日子,我們是捱著日子,一直到這一天我們推開了仇敵的手,抹去了身上的血跡,還要一拳打在仇敵的臉上。 這個雙十節正是我們完成這個神聖的使命中的一天,它不再那麼空洞,我們應該來慶祝它,在這一天我們用喜悅和了鮮血畫著個雙十字,它將永遠光輝,永遠明亮。”⑧與抗戰文學中激越情緒的很快回落不同,戰時中國作家的“激越鼓動”式雙十節言371
  • 說一直有跡可循,紀念雙十,展望抗戰的光明前景、鼓舞民眾的抗戰信心,類似的文章不勝枚舉。紀念雙十節被賦予引導民族主義情緒、動員民眾抗戰力量的重要意圖,這在戰場上尤為顯著。 胡蘭畦便描繪了一場“火線上的雙十節”景象:當人們正在興致勃勃地準備雙十節慶典舞台時,突然下起了滂沱大雨。 民眾並未因為風雨的阻隔退縮,而是如期到達。 軍民迎著風雨一起慶祝雙十節的行為,折射出磅礴堅定的民族反抗熱情和戰鬥力量。 緊接著是雙十節紀念大會的莊重場景:首先是共唱黨歌的環節,因為在鄉下沒有國旗黨旗,也沒有總理遺像,所以便以唱黨歌來代替。 鄉民們雖然沒有唱黨歌的修養,但軍人合唱的聲音“也就很夠雄壯了”,“歌聲很嚴肅地傳播到空中,也很嚴肅地打在每個農民的心上”。 然後,由軍部代表講演,雨越下越大,風越吹越凶,幾百人卻站在風雨之中打著傘,戴著斗笠,靜靜地聽著。 很快,群眾中爆發出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趕走東洋赤佬!”的嘹亮口號聲。最後,人們又接連合唱起了《打倒東洋》、《軍民聯合歌》、《保衛大上海》等壯烈歌曲。 黨歌在此不是停留於黨派的層面,而是上升到了國歌的高度,與之後的一系列抗戰歌曲一道構成了鮮明的政治象徵,成為“國民統合及民眾動員”⑨的有效方式。 整個紀念大會,風雨不休,每個人都濕透了衣衫,然而大眾的熱情卻居高不下,而且越來越多的民眾不斷冒雨加入進來。 最後,紀念大會圓滿閉幕,人們在返回的路上沿途唱起了雄壯的歌曲,“歌聲和雨聲,演出另一種的音樂”。⑩風雨不改踴躍參加紀念大會,在大會中合唱戰鬥歌曲、高呼戰鬥口號,大會結束後保持高亢的戰鬥熱情,這個火線上的雙十節營造出團結一致的光輝場面,形成了“一個全民共生的熱烈核心”,是民族革命精神能量的集中呈現。閻重樓曾說:“革命成功,民國肇建,歡聲振耳,國旗飄揚”,是過去的國慶;“三省失陷,淞滬蒙劫,國難方殷,普天同憤”,屬於現在的國慶;“驅退倭寇,還我河山,國基鞏固,華胄復興”,則是未來的國慶。“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作家們熱衷於回憶著“過去國慶”的光榮、怨怒著“現在國慶”的恥辱;“七七”事變後,鼓舞人們創造“未來國慶”的圖景則大量呈現於筆端。 如果說“過去的國慶”是以熱淚來回眸,“現在的國慶”是以呻吟來紀念的話,“未來的國慶”則是以血肉來鋪就。抗戰強勢激發了中國民眾的民族主義意識,而作為中華民國奠基和象徵的雙十節則是凝聚和張揚這股民族主義意識的絕佳時機。 回望過去的雙十節是為了吸取先輩的革命精神,審視現在的雙十節是為了突顯民眾的國族恥辱感受,詢喚未來的雙十節是為了強化國民的反抗力量,在三股合力的作用之下,戰時文學的雙十節書寫有效地將人們的民族主義意識積聚成了民族革命抗爭的洪流,而大力強化、動員民族革命精神的目的,則是為了洗刷國恥、解救國難,完成第一個雙十節所設想卻久久未能實現的目標。 正是基於這樣的考量,時人曾以企盼“新雙十節”的語氣來定位戰時中國的雙十節紀念意旨:“所謂‘創造新雙十節’,大意是:雙十節是民族革命初步成功的紀念日,現在,中華民族革命尚未成功,需要來一次比辛亥革命更偉大更熱烈的大革命。 辛亥革命僅僅推翻了滿清政府,仍沒有掙脫掉帝國主義的重重束縛;尤其是最近幾年來,國土日蹙,外患日深,民生痛苦不特未曾解除,並且日有增加,目前急切需要實現民族解放大革命,也就是復興中華民族運動的開始,這樣的一天,便是新的國慶紀念,換言之,也可說是‘新雙十節’。”以民族革命精神洗掉國恥的戰時中國文學雙十節書寫,就這樣被賦予了“創造新雙十節”即“重造民國”的深意。二、“奴才的雙十節”:製造順民與國族身份守護國慶是一個國家的重要象徵,“一個國家永遠有國慶紀念日,就是表示這個國家建國精神的永遠不墜,不僅紀念過去的光榮,尤在振奮未來的興盛。 有國慶日,就是有國家。 紀念國慶,就是不忘國家”。國慶紀念的有無及冷熱情況,國慶紀念日場景的正面與否與國家觀念、國族身份認同息息相關,因此戰時471
  • 中國文學才會呈現出諸多國慶冷落場景和被扭曲的雙十節日形象,以之傳遞出深沉的國族身份感懷。戰時中國的雙十節本該是統合國民意識、強化民族精神的國家節日,可不少作家卻描繪了民眾借雙十節慶之機大肆享樂的情景。 譬如,沈聖時在《雙十節晚上》一文中描寫到,“雙十節,黃昏的街,店鋪前掛滿了黨旗國旗、‘雙十節大廉價’的廣告幟,各鋪子樓窗上的喇叭大鼓搥得有勁兒地,街,比平日熱鬧多了”,三個青年就在這種氛圍中心安理得地將雙十節當作“尋快樂的日子”。縱情享樂的雙十節景象在孤島作家筆端尤為常見:“我們緩步在街上,有十月的海風輕飄,此身所沾的垢污,仿佛已淡忘。 當年田野戰痕,依稀猶在,幸有大廈處處,散放著霓虹的光,播送著爵士的音響。 到今天,再也看不見一些血光,聽不見一些火藥的音響,景況是十分升平,十分酣暢。”本來提醒人們“造成民國休忘卻”的雙十節卻成了沉溺享樂的普通節日,身處其中的人們已然遺忘了紀念雙十節所要求的戰鬥精神,這是一種自甘為奴的表現,嚴重之時便會葬送自己的國家。 丁聰的一幅畫作形象地描繪了這種“危險的慶祝”,畫中一對時髦的男女正站在“十字架”上縱情歡愉,而他們腳下的“十字架”卻被洪水環繞,即將沉沒。在雙十節享樂沉迷或者輕易淡忘敵人暴行的人群,進一步便會淪為殖民者的臣民乃至幫兇,這些人的雙十節自然成為了“奴才的雙十節”。 在胡之疆看來,淪陷時期的雙十節就是典型的“奴才的雙十節”:當汪精衛還沒有向日本屈膝,即當淪陷區還飄蕩著“五色旗”的時候,“奴才”們紛紛對“雙十節”表示著冷淡,因為他們深知“日本人怕提中國革命,因此盡可能躲避這個節日的風景”。即使提及了雙十節,也阿諛“日本人協力”幫助創建民國的功勞。 有的人甚至列名舉姓地說日本人如何在革命初期,幫助孫中山先生,批評中國現在竟和幫忙的人打仗,“是國民黨的忘恩負義”。 汪精衛反叛後,便在“五色旗”上端“添上一塊三角型的小黃布”,雙十節也在“小黃旗”底下“被公開了”,可這面“小黃旗”不過是“舞台上的幌子”,滿街瓢的“小黃旗”像是“七月半道士在打醮”;汪偽“要人”們更是每逢雙十節便會發表談話,報紙就會把“要人談話”用大標題,加上紀念儀式來應景,談話的內容無非是鼓吹“和平”、“親善”,附帶“說一些感謝日本的話”。 結果,大聲小音充斥的“雙十節”處處顯露出滑稽的姿態,無時無刻不在給以中國人的尊嚴“一種嘲弄”。事實確乎如此,汪偽政權以辛亥革命和孫中山遺囑的唯一合法繼承者自居,極力利用雙十節紀念來建構自身政權的合法性。 具體而言,汪偽政府的雙十節紀念,一再凸顯“中日和平”的合理性,為其“和平運動”服務;反復連接“孫—汪”的“革命”承繼關係,以顯示自身的正統性。與之相應,汪偽政權御用文人的雙十節紀念文章便濃墨重彩地渲染抗戰帶給國人的深巨創痛,進而導向居心叵測的奴隸式和平主張,這樣的雙十節著實是遺忘民族國家身份的表徵,成為了“向主子歌舞昇平的日子”。汪偽文人的雙十節書寫屬於主動為奴的表現,與此同時,殖民者更會想方設法將受殖者製造成服帖的順民,而雙十節則是被用於製造順民的重點時域,老舍的小說《四世同堂》以文學筆法對之進行了精彩刻寫。 北平淪陷後,日本政府特意挑選雙十節這天利用全城的中小學生來舉行大遊行,以便“慶祝”佔領保定。 汽車上、電車上、人力車上,人家與鋪戶的門前,都張燈結綵,學生們被強制性組織起來,要求手持寫有“大日本萬歲”字樣的小紙旗,從街上走向天安門廣場,去聆聽日偽政府官員的“訓令”,去“向日本旗與日本人鞠躬!”強迫學生在雙十國慶日這天去遊行和聽講,最終目的是希望以此來讓中國人“去收容歷史上未曾有過的恥辱!”“去在日本人面前承認自己是亡國奴!”大衛·科澤在關於政治儀式的研究中借用一個烏克蘭人的話說:“要分裂人民、驅其為奴是不可能的,除非偷走他們的神聖節日,踩毀他們的聖殿。”日本人在雙十節這天迫使北平民眾遊行“慶祝”佔領保定,無疑便是“偷走神聖節日”來驅使中國人“為奴”的策略。 而中國人之中又恰好有部分人不能識別日本人的陰謀,或者即便清楚個中深意也依然甘願“把屈服叫作享受,忍辱苟安叫作明哲保571
  • 身”,主動配合殖民者的政治“操演”。 祁瑞豐便覺得國家淪喪不是什麼了不得的大事,因而他以湊熱鬧的心態前去參加遊行並甘當領隊。 遊行當天,祁瑞豐甚至“極大膽的穿上了一套中山裝!”祁瑞豐深知日本人一定能“看清他之穿中山裝是只為了‘裝’,而絕對與革命無關”。 這樣一來,祁瑞豐就既可以獻媚於日本人,又可以大出一番風頭,“又有一片牛好向朋友們吹了”。冠曉荷則深信“改朝換代的時候是最容易活動的時候”,因為其中有個肯降與不肯降的問題,只要肯投降就能獲取好處,所以他主動去觀看學生們的熱鬧,以便拋頭露面,引起日本要人的注意,進而獲得做官的可能。祁瑞豐、冠曉荷之類人物,並不將身著中山裝和革命性有無的問題相掛鉤,並不清楚和看重雙十國慶日與國家命運休戚相關的意義,他們“沒有自己的見解,而願意接受命令;只要命令後面還隨著二兩酒或半斤肉”。故而,此類人物如此心悅誠服地按照侵略者的意圖行事,如此理所當然地捨棄與己相關的雙十慶祝而投靠於侵略者所創設的“反節日”慶祝活動之中,這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奴才式雙十節”,遺忘、冷落、背叛雙十節的後果是受殖者進入了一個為殖民者精心策劃的“強迫性忘記的時代”,成為了一個個合乎規格卻完全不自知的“順民”。主動順從的“奴才式雙十節”顯然是一種丟棄國族身份立場的表現,而《四世同堂》中祁瑞宣的雙十節表現雖然沒有自甘為奴,但卻左右為難,呈現出來的國族身份認同同樣不夠健全。 祁瑞宣拒絕參加遊行,“他不能去大睜白眼的看著男女學生在國慶日向日本旗與日本人鞠躬!”可是,從另一方面想,他也不夠盡責,至少也不夠勇敢。 他不願辭職,更不敢帶領學生起而抗爭。 祁瑞宣只能在心裡默默期盼著學生們能夠做出一些了不起的舉動,他甚至希望學生能夠與敵人抗爭進而“濺出點血”。 然而,祁瑞宣又十分害怕有不幸事件發生,因為中國在軍事政治上的失敗,“其咎不在學生”,學生也“沒有用血替別人洗刷點羞恥的責任”。 又其次,祁瑞宣認為只有血氣方剛、富有知識的學生“才是愛國的先鋒隊”,假若這些學生也都像祖父輩那般萎縮,或者像祁瑞宣自己這樣前怕狼後怕虎,就是“表示著民族的血已經涸竭衰老了”。一方面洞悉敵人的邪惡念頭,對之心生憎惡,另一方面又不敢決絕地與敵人撕破臉皮;一方面憧憬著學生們能夠採取行動與敵人抗爭,另一方面又害怕看見學生們流血受傷。 面對侵略者的壓迫,祁瑞宣前後矛盾、猶豫不決的態度折射出了飽受撕扯的國族身份觀念,這也是“奴才式雙十節”的重要面向。順從的人已經無視雙十節的國族隱喻,彷徨的人在雙十節也不夠果敢,眼看雙十節就要被敵人所完全改塑,民族國家身份將要淪喪殆盡,這時被迫參與遊行的學生們採取了沉默的反抗方式來維護雙十節的尊嚴,進而維護自身的國族身份立場。 學生們雖然不能拒絕遊行的命令,但他們卻將敵人期望的熱鬧、歡快、乖巧的大遊行改編成了“嚴肅的、悲哀的、含淚的”“亡國遊行”。 學生們“低著頭,含著淚,把小的紙旗倒提著,他們排著隊,象送父母的喪似的,由各處向天安門進行”。在行進過程中,學生們的口“都被恥辱給封嚴”,沒有喇叭與銅鼓,沒有高呼口號聲,“大家只是那麼默默的,喪膽遊魂的,慢慢的走”。當學生來到天安門,當敵人開始宣講時,天安門的肅靜和學生的沉默反過來把敵人的一切做派凸顯得越發渺小:敵人、敵旗,在高大城樓的“鎮壓”下“仿佛不過是一些毫無分量的毛羽”,日本人的講話聲也如“一個小兒向大海狂喊一聲”那般無足輕重,收不到任何反響。 學生們一聲不出,天安門莊嚴肅靜,敵人不得不承認自己“仿佛受了誰的愚弄”,“好象一個猴向峨嵋山示威”。沉默這時宛若一種不動聲色卻極為有效的武器,至少沉默的中國人沒有讓自己的國慶日完全淪喪變質,沉默的抵抗是對自身國族尊嚴的頑強衛護。有關“奴隸式雙十節”的書寫多集中於孤島和淪陷區作家筆下,此類景況極具民族恥辱感、讓人悲憤萬端。 其中,也有少數人會採取決絕的行為進行抗爭,如丁星在《烽火中的國慶日》一文中便描寫了671
  • 一場青年人在孤島所發動的雙十節慶祝遊行:大家手持宣傳品,高唱著《義勇軍進行曲》,結成一種散兵線,分批進入法租界和公共租界進行抗日宣傳。 遊行途中,有一批人被巡捕抓走,很快就被釋放。慶祝活動最終顯得比較順利,感染了不少群眾,也讓參加慶祝的人們傾吐了心中的民族“積鬱”。但是,由於生存環境的拘囿,人們在描畫“奴才的雙十節”時,義無反顧的批判言辭頗為少見,更多是採取《四世同堂》裡學生們那種無言的抗爭。 儘管語氣有著軟硬隱顯的區別,但它們都對“奴才的雙十節”發出了警醒,都在敵人的順民製造聲浪中堅定地守護著自身的國族身份立場。三、走向“人民的雙十節”:從怨言噴湧到內部革命抗戰時期,民族主義思想處於十分強盛乃至於統領性的地位,受此影響,作為國家象徵之一的雙十節也就被諸多作家構設成強化民族意識、激發抗戰能量的有效手段。 不過,隨著時勢的發展變化,尤其是當種種負面現象在現實語境中大量湧現出來後,作家們的雙十節感受和書寫便日漸被不滿、哀怨和失望情緒所籠罩,此類批判性言論在左翼文人那裡更是發展成了進行內部革命的迫切呼喚。 如此一來,文學的雙十節影像,就成為政治話語表達與爭執情形的完美表徵。毫無疑問,對外進行民族抗爭、謀求自由獨立是雙十節的一大要義,同時對內反抗壓迫、追求自由民主也是雙十節的重要意涵。 正如胡適所評價的那樣,“種族的革命和政治的革命”是雙十節的兩層意義,所謂“政治的革命”就是指推翻帝制、使中國變成了“一個民主共和國”的進程,這個革命被胡適認為是“五千年中國歷史上的一件最大的改革”。既然民主自由是雙十節擁護的思想觀念,因此當現實語境之中出現不民主、反自由的現象時,雙十節自然會被人們拿來作為反駁的支撐。 魯迅在紀念1933 年的雙十節文章中,別出心裁地抄錄了雙十節前後報紙上的新聞目錄,其中既有“蔣主席電國府請大赦政治犯”這樣的官樣報導,又有“冤魂為厲,未婚夫索命”一類的無聊新聞,更有“加派師旅入贛剿匪”類的內爭消息,最後魯迅以一份報紙刊載的“今年之雙十節,可欣可賀,尤甚從前”一語作為結語。 光怪陸離、糟亂不已的新聞報導與這句“可欣可賀”的雙十節讚語之間形成了極大反差,更重要的是,這篇輯錄新聞目錄的雙十節紀念文章居然沒能刊出,魯迅慨歎說:“蓋雙十盛典,‘傷今’固難,‘懷古’也不易了。”田漢則在雙十節紀念文章中明確批評道:“四千餘年專制惡毒並沒有‘一旦掃而空’,掃空了的只有幾條阿 Q 式的辮子”,雙十節已然“成了不反映絲毫民眾熱情的空虛的慶日”。在左翼文人那裡,紀念雙十節籲求民主自由,顯得理由充足且行為正當,更重要的是,雙十節和民主自由呼聲的結合,能夠對國民黨壓制民主自由的行為進行十分強勢的批判,進而使得自身在政治權力話語的交鋒中占得先機。 茅盾的大量雙十節紀念文章就提供了這方面的典型案例。 在《“雙十”閒話》一文裡,作者開篇即表明自己無話可說,因為說說眼前的“牛鬼蛇神”,“立刻要遭凶”;說說將來的希望罷,只有“老著面皮將糞窖上‘裝金’”這一法,不然也是大逆不道。 唯一比較妥當的做法是“說說舊話”:元年,五年,十年,由你喜歡罵就罵上幾聲;如果時間再近一點兒,又是“不行”,“聰明人一定不悅”。 同時,追想“先烈”們如何艱難締造的,無疑是“最裸亮的舊話了”,但此類“舊話”在“小心到二十四分的人”的眼裡,又會犯到了反襯出“後烈”不如的嫌疑。 總之,“回憶之類是最不好的東西,一回憶就要想,一想就惹上了邪氣”,而“治國平天下的至理應該是不准想”。 在此情況下,茅盾表示雙十節紀念只好以打哈哈之類的語詞來應時。 並且,他替政府“解圍”說:“在下想來,要是我們這個國當真有‘難’的話,這責任都在那些‘先烈’們身上。 誰叫他們幹得那麼不光鮮,留一個大木梢給後頭人扛?再說,誰叫他們革命革命倒革出些官僚和軍閥來,以至貽禍民國,鬧了毛二十年的內亂,並且甚至於到現在還常常聽說還有什麼新官僚,新軍閥?”這是一篇“諷刺國民黨只准人們談風月”的雙十節紀念771
  • 文章,通篇反語的模式對政府阻礙言論自由、形同軍閥的現象予以痛徹揭露。 在另一篇文章中,茅盾進一步以一句前後矛盾的發言來揭示國民黨政府的卑劣行徑:“今天本地平靜,然而緊張”。 這句看似不通的話,是官方報導“事件”的一個通行“公式”:第一天報告在某處有某事發生,第二天報告“漸歸平靜”,第三天就報告“和平解決有望”,第四天大概就有“業已和平了結”的新聞。 譬如中日雙方的豐台衝突事件就是這“公式”的標本,官方報紙以“互相道歉了事”來記述事件的“和平了結”過程,而西文報紙卻偏偏說是“中國軍隊退出豐台營房了事”。 一位朋友看了這把戲,跌足歎道:“照這樣下去,我們哪一天做了亡國奴,自己還沒法知道呢!”有鑒於此,茅盾堅信即便民眾要用任何形式來紀念雙十節,官方報紙事後的報導都會以“前日國慶……各地平靜”的話予以紀載。 “平靜”的祥和圖景是被加工渲染的,“緊張”的真實面貌則被有意遮蔽,這是一種極具衝擊力的雜文筆法,以這樣的筆法來刻畫、譏刺政府的反民主作風,顯然比簡單直截的政治口號式言說有力形象得多。國民黨的所作所為在左翼文人看來已經與雙十節彰顯的民主自由精神相悖,除此之外,左翼文人更利用雙十節紀念為契機,訴諸人民的名義向政府索要自由民主:“學生早畢業一天,是老師的本領強。 學生遲畢業一天,是老師的本領弱。 人民是迫不及待了,國家的現勢是迫不及待了。 強盜已經快要打進我們的後堂,我們還要讓全家的人在旁拱手受訓;只聽老師講書,不准學生開口;只看老師執鞭,不准學生動手;那是多麼危險的事呵! ‘民主不好拿來囤積’,新故威爾基的這句話好像是在譏誚我們。 不管它吧,我們不囤積也算囤積了三十三年。 ———三十三個雙十,是二十二倍的‘十萬火急’了,在今天‘民主’的銷場最暢的時候,我們何不也來它一個大量傾銷呢!”基於同樣的考慮,郭沫若在小說《雙簧》裡追記了一段人民力量在雙十節紀念儀式中戰勝反革命對象的往事。 那是 1926 年的雙十節,適逢北伐軍攻破了武昌城,國民黨青年會組織召開了一次雙十節慶祝大會,郭沫若當晚代理鄧演達到晚會上講演。 郭沫若未到場之前滿以為青年會“是為革命的勢力所懾”,殊不知一到現場,竟然看到一名司會者在報告中,想方設法闡明“孫中山乃基督教信徒”的觀念。 於是,當郭沫若上台發言時,便對司務長的言論大加譴責,批評說:“有人如要剝你的外衣,你索性便奉送你的內衣。 有人要打你的右臉,你索性更讓他打你左臉。 這些愛的教義,我們中國人一直不假言說地是實行著的。 怎見得呢? 有人割去了香港,我們索性便讓他租借九龍。 有人奪去了越南,我們索性送他一條滇越鐵路。 有人佔領了朝鮮,我們索性奉送以滿蒙。 我們中國人真真是比任何基督教徒還要基督教徒。”郭沫若的一番講話,極受聽者歡迎。 最後,全場合唱了一次《國民革命歌》,熱狂的群眾如同“潰了堤的海潮一樣向會場外湧去”。 這時,“傳教偉人”張惶起來,哀求大家留下來做祈禱,群眾則回之以堅定的答案:“要什麼祈禱! 要什麼讚美歌! 不唱了! 不唱了!”追記此事讓郭沫若更加認識到了人民的力量:“想挽回那既倒的狂瀾,只有人民的力量才能夠”。郭沫若在抗戰時期回憶的這段雙十節紀念大會,是想展示和強調人民的正義性和強大力量,同時以司會者曲解革命和革命偉人的做法來揭露國民政府對革命和雙十節的玷污,最終小說便傳達了對“人民的雙十節”的禮讚稱許。 當抗日戰爭勝利後,知識分子們更是堅信迎來了“人民的世紀”。 可是,緊接著大希望而來卻是洶湧的大失望。 正當剛從戰爭桎梏中被釋放出來的人們滿懷大希望時,國民黨又挑起了新一輪的戰爭,物價急速攀升,生活愈發艱辛,大希望很快便被洶湧的大失望所擊碎,文人的雙十節書寫又開始大肆噴湧出種種怨言,所謂“年年此日年年慶,節節光明節節空”是也。 對雙十節的失望和放棄,便是對整個國家的失望和放棄。 這時,沒有黨派色彩的知識分子自然呼籲國共雙方能握手言和:“我們深深地希望,國家的局勢,能夠轉好,內戰能以肅清,社會經濟能以有辦法穩定下來,讓全國民眾能以無憂無慮的過幾天太平的苦日子,那末,到那時這雙十節,就有些意思了。”而左871
  • 翼作家則抓緊機會揭露國民黨對雙十節和辛亥革命所追求的民主自由理想的違反,將民眾生存苦難的罪魁禍首通通歸之於此一違反行為,然後強調進行內部革命的正義性、迫切性與光明性:“中國人民犧牲了千百萬人的性命掙脫了日本帝國主義所加予我們的鎖枷,而在不知不覺之中另一種更大的帝國主義者又把他們新的鎖加在我們民族的身上了。 言政治,‘壞政府’的惡名已經舉世皆知;言經濟,農村凋敝,工商業破產,通貨膨脹到了天文學的數字;言文化,政府坐食自己的一切諾言,不僅偶語棄市,封禁橫行,甚至批評一下政府,呼號一下民主,隨時都就有被暗殺的危險。”面對這種情況,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場用革命的手段徹底推翻違背雙十節真諦的政府:“善意的期待,溫和的‘請願’,委婉的批評,這只招來了專橫者更兇殘的壓迫。 奴隸的鎖銬,還是要用自己的力量來打碎。”“對舊政權的行徑作審判是構建新秩序的行動”,左翼文人的上述雙十節言說就是為了“建構新秩序”而對舊政權施行的“審判”,此類模式在解放戰爭期間隨處可見。 如果說在抗日戰爭期間,左翼文人對國民政府有違雙十節精義、壓制民主自由行為的駁斥,還是採取嬉笑怒罵等多樣化的文學手法,那時他們的雙十節書寫與政治發言的語詞還存在著鮮明的差異。 那麼,解放戰爭期間,這批文人則無一例外採取了一種斬釘截鐵的強硬語氣,使用著與政治公告毫無違和的語言,手持“人民”的利器對國民黨發出了激昂的革命宣言。 因此,茅盾筆下那種形象化的、諷刺意味十足的雙十節筆墨已經被《一年間的認識》這樣的論文式雙十節發言文章取代,郭沫若那種借古諷今、典型刻畫的雙十節筆墨也已變成了類似《雙十節的三大教訓》這樣的政治檄文。 隨著人們雙十節書寫的政治批判性的加強,其雙十節書寫的文學面貌也日漸改觀。 外部的雙十節紀念經由作家文人的主體感知,文學與政治的分界逐漸被打破,文學自身被重新鍛造,文學已經不再是舊時那個單純的文學。戰時中國文人的雙十節紀念書寫,屬於一種對過往記憶的回望和言說,不同派別的文人對雙十節的回望和言說必然是各有側重的。 1948 年第 2 卷第 3 期的《新人》雜誌刊發了名為《走過了“雙十”》的漫畫,畫中一名壯碩的青年手擎火把大踏步地向前奔跑,在他身旁的延長線上聳立著印有1948 年之前各個年號的十字碑。 此畫的表面意思是勇毅的青年告別了無數悲辛的“舊雙十”,正奔向一個光明燦爛的“新雙十”;而“舊雙十”無疑是指國民黨掌控的“雙十節”,“新雙十”則代表著人民享有的自由民主的“雙十節”,因此漫畫的深層寓意便是對“走向人民的雙十節”的禮讚。 對自由民主的“新雙十”和“人民雙十節”的籲求,正是戰爭語境下中國文學的雙十節書寫隨著時間推移所顯現出來的重要面影,更是左翼文人面對雙十節這一記憶資源的一種有意識的爭奪行為。四、結語國慶是一個國家最為重要的節日,它既是國家精神的結晶,也是聚合國民認同的時域。 而當一個國家遭遇外敵入侵時,國慶紀念必定會成為凝聚國民精神、動員抗敵力量的重要慶典,“九一八”事變之後,有關雙十節紀念言說的猛增便與此相關。 作為與民國肇建有特殊關係的國慶紀念日,雙十節包含著“民族主義精神”和“民主自由追求”兩個層面的意涵。 抗戰時期,由於外敵入侵,人們紛紛通過雙十國慶日紀念來“昭往策來”,進而激發國民“團結向上報國之精神”,這是雙十節“民族主義精神”層面的弘揚。 與之相應,戰時中國文學也大量通過雙十節書寫來凝聚民族主義精神、增強民族國家力量,這時的雙十節面影與戰時中國文人的國族身份表達相互勾連。 另一方面,戰時中國文學還熱衷於通過雙十節書寫來表露生活艱辛的感慨和精神受限的憤怒,“民主自由追求”的雙十節面影便彰顯開來。 解放戰爭期間,以雙十節紀念言說來抒發怨言、籲求民主,進一步成為左翼文人倡揚內部革命的強勢理由。 戰時中國文學的雙十節書寫,就此顯現出國族身份表達與政治話語交鋒的面影。971
  • ①獨鶴:《停止慶祝的國慶日》,上海:《新聞報》,1932年 10 月 10 日。②柯靈:《國慶廢》,上海:《社會日報》,1936年 10月 10日。③周玉崑:《國慶紀念中的國恥》,北平:《郁文週報》,1931 年,第 19、20 期合刊。④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馮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年,第 220 頁。⑤鄭伯奇:《怎樣紀念雙十節》,上海:《社會日報》,1936 年 10 月 10 日。⑥周木齋:《用對日全面抗戰來紀念國慶》,上海:《社會日報》,1937 年 10 月 10 日。⑦郭沫若:《新文藝的使命———紀念文協五周年》,廣西桂林:《半月文萃》,1943 年第 1 期。⑧靳以:《雙十節》,《我們的血》,上海:烽火社,1938年,第 39 頁。⑨小野寺史郎:《國旗·國歌·國慶:近代中國的國族主義與國家象徵》,周俊宇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年,第 283 頁。⑩胡蘭畦編著:《戰地一年》,上海:生活書店,1939 年,第 55 頁。莫娜·奧祖夫:《革命節日》,劉北成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年,第 54 頁。閻重樓:《國慶的三時期》,上海:《新聞報》,1932 年10 月 10 日。豹:《雙十過後話雙十》,上海:《力報》,1938 年 10 月12日。陳彬和:《國慶與國家》,上海:《文友》,1943年第 10期。沈聖時:《雙十節晚上》,《落花生船》,北京:海豚出版社,2013 年,第 97 頁。白雲(張天鸞):《孤島即景》,上海:《社會日報》,1938 年 10 月 10 日。林孔翼輯錄:《成都竹枝詞》,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175 頁。胡之疆:《淪陷的“雙十”》,上海:《中華時報》,1946 年 10 月 10 日。周遊:《汪偽政權對“雙十節”的紀念與闡釋》,石家莊:《社會科學論壇》,2013 年第 7 期。老舍:《四世同堂》,《老舍全集》第 4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 年,第 270頁;第 267 頁;第 260 頁;第 283 頁;第 280 頁;第 270頁;第 278~279 頁;第 259 頁;第 268 頁;第 276 頁。大衛·科澤:《儀式、政治與權力》,王海洲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211 頁。老舍:《四世同堂》,《老舍全集》第 5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 年,第 686 頁。童敏、李永東:《街道的日常與政治:〈四世同堂〉中的節日與“反節日”書寫》,福州:《福建論壇》,2019年第 4期。保羅·康納頓:《社會如何記憶》,納日碧力戈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8 頁;第 3 頁。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上海“孤島”文學作品選》(下),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 年,第 213~216 頁。胡適:《雙十節的感想》,北平:《獨立評論》,1934 年第 122 號。魯迅:《准風月談·雙十懷古———民國二十二年看十九年秋》,《魯迅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第 341 頁。田漢:《從第一個雙十節說起———紀念第二十三個雙十節》,《田漢全集》第十五卷,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0 年,第 249 頁。止水(茅盾):《“雙十”閒話》,上海:《申報·自由談》,1933 年 10 月 19 日。茅盾:《我走過的道路》 (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第 591 頁。茅盾:《紀念日預感》,上海:《申報每週增刊》,1943年第 40 期。郭沫若:《寫在雙十節》,《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十九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年,第 497 頁。郭沫若:《雙簧》,上海:《東方文藝》,1936年第 3期。郭聞聲:《雙十節紓感》,上海:《立報》,1946 年 10 月10 日。英民:《烽煙遍地話雙十》,上海:《時兆》,1947 年第10 期。夏衍:《中華民族一定勝利的》,上海:《文萃》,1946年第 1 期。作者簡介:高強,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講師,博士。 成都  611756[責任編輯  桑  海]081
  • 澳門理工學報  2023 年第 3 期共和為何迅速成為主流選擇———武昌起義後的國體之爭鄒小站[提  要]   武昌起義後,清末有關國體問題的爭論迅速決出結果。 革命派視君主制為政治轉型的根本障礙,堅持共和。 立憲派之主張君憲本非有愛於清室,乃因恐懼流血革命,當革命形勢已成時,南方立憲派迅速轉向革命,主張共和;代表北方立憲派立場的《大公報》雖希望和平,能接受君憲方案,但無堅持君憲之意。 在君臣之義式微、民族主義彌漫的情形下,與清室有隙的袁世凱及其北洋系無保存清室之意,而謀求清帝退位、共和、舉袁為大總統。 為調停君憲與共和之爭,康有為提出“虛君共和”論,強調立憲君主作為神聖木偶的意義,強調共和與君主制不衝突,虛君可以共和,但其論在社會上少有響應,在保皇維新派內部也遭強烈反對。 滿蒙親貴中有主張保存皇室的強硬派,但底氣不足;一般滿人受皇恩不深,且缺乏組織,無衛護君主制的決心與能力,其開明者不持種族主義之見,追求改革,但並不堅持君憲方案。 於是,共和迅速成為主流選擇,君憲不再有號召力。[關鍵詞]   國體  共和  君主立憲  虛君共和[中圖分類號]   K25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3) 03 ⁃ 0181 ⁃ 12庚子事變後,政治轉型的任務被提上議事日程,保皇派、立憲派與革命派就轉型目標是君主立憲還是民主共和展開了持續數年的激烈論戰。 受日趨深重的民族危機的刺激,眼見清廷已到王朝末年,喪失改革能力,又受制於滿漢矛盾而難有改革的誠意,在對政治和平轉型徹底喪失信心之餘,革命派乃借用傳統的夷夏觀念與近代西方民族主義中的單一民族建國論,突出強調滿漢矛盾為政治轉型無法逾越的障礙,只有推翻滿人的政權,打破滿人對於漢人的“貴族政治”,實現國民權利平等,才能完成“政治革命”的歷史任務。 保皇派、立憲派則憂慮國民程度不足而以革命求共和,將出現長期戰亂,不能得共和,而反得“民主專制”或“暴民政治”,障礙政治轉型的實現,又憂慮革命造成內亂,進而引發列強干涉革命,瓜分中國,乃鼓吹和平改革。 針對革命黨的民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並行的主張,立憲派強調,政治革命必須從中國為多民族國家的現實出發,謀以政治改革實現國民權利平等,化解民族隔閡,促進民族融合,建立一個大中華民族。 利用民族矛盾而鼓吹民族革命,不利於“政治革命”。 兩派論戰雖激烈,但都主張改專制為立憲,只是一主張君主立憲,一主張民主立憲而已。181
  • 面對嚴重的內外危機與統治合法性急劇流失的局面,面對日趨發展的政治革命思潮,清政府被迫宣布預備仿行立憲。 立憲派一度以為,預備立憲之詔將迅速消弭民族革命論,和平改革有望。 然而他們很快發現,清政府缺乏改革誠意與能力,乃轉而組織政黨,團聚力量,以推動清廷改革,並發起國會請願,希望以國會為後盾與平台,督促政治改革的進行,吸納社會人才,化解矛盾,謀改革的和平進行。 但清政府固守欽定憲法、大權政治的立憲原則,不顧要求速開國會、即開國會的洶湧民意,堅持諸事籌備妥當再開國會的立憲思路,最終導致人心瓦解,大局崩潰。 立憲派要求真實的立憲,而清廷則堅持大權政治模式,立憲派要求儘快改革,而清政府顧慮重重,心怕改革過速,失去對改革進程的控制。 革命派很清楚立憲派與清廷之間的矛盾,認為二者必將決裂。①後來的歷史進程證明,此種判斷不誤,這種決裂也決定了君憲與共和之爭的結果。 本文即討論武昌起義後關於國體問題的共和、君憲之爭迅速決出結果的歷史過程以及各方的認識。一立憲派竭誠請速開國會,而清廷以強力待之,將立憲派推到自己的對立面。 縮短國會期限的上諭發布後,國會請願同志會發布通告,中稱,“臣民千氣萬力,得國會期限縮短三年,心長力短,言之痛心,以諸父老希望之殷,而效果止此,委任非人,能無慚悚”,無限擔憂此後政局的走向。②立憲派干將徐佛蘇向梁啟超表示,他將重回革命道路。 1911 年 4 月,新內閣官制出台,規定“總理大臣世爵充之”,立憲派甚為憤慨。 《申報》稱,“嗚呼! 神州之大廈將傾,東亞之病夫垂斃,而我政府猶為巢幕之燕,游釜之魚,酣歌漏舟之中,痛飲焚屋之下。 總理大臣副大臣可為也,各部大臣左右丞左右參議可為也,即各局長各等書記官,亦可為也,其如天下之不可為何?”③其後,皇族內閣出台,各省諮議局聯合會提前召開第二次會議,並呈都察院要求將憲法交資政院協贊,反對皇族內閣,要求增練民兵。 當時輿論稱此三項要求,“實為國民對於政府之宣戰書”。 《時報》呼籲國民支持諮議局聯合會的行動,稱“今日救中國,宜先除內患,而後及於外患”。 所謂內患就是政治腐敗,先除內患,就是先對付腐敗之政府,④顯露出立憲派與清廷的決裂態度。 在拒絕立憲派即開國會的請求、上演皇族內閣戲碼的同時,清廷又罔顧民營鐵路公司股東利益,強推鐵道幹路國有政策,嚴重損害廣大股東利益,將立憲派與廣大鐵路股東推到自己的對立面。 可以說,武昌起義前,清廷已完全喪失人心。1911 年 11 月 19 日,江浙立憲派首腦張謇致內閣請辭江蘇宣慰使及農工商大臣電,清楚地說明立憲派由鼓吹和平改革而轉向革命、主張共和的過程。 電文稱:自庚子禍作,迄於事定,前後賠款,幾及千兆,海內沸騰,怨歎雷動。 謇時奔走江鄂,條陳利害,須亟改革政體,未獲採陳,乃專意於實業、教育二事,迭有陳說,十不行者五六。自先帝立憲之詔下,三年以來,內而樞密,外而疆吏,凡所為違拂輿情、摧抑士論、剝害實業、損失國防之事,專制且視前益劇,無一不與立憲之主旨相反。 樞密、疆吏,皆政府而代表朝廷者也。 人民求護礦權、路權無效,求保國體無效,求速國會無效,甚至求救災患亦無效。 謇在江蘇輒忝代表,膛目撟舌,為社會詬責,無可解免。 雖日持國運非收拾人心無可挽回,人心非實行憲法無可收拾之說,達之疆吏而陳之樞密者,無濟也。 諫行言聽之無期,而猶大聲疾呼之不已,誠愚且妄。今年內閣成立,親貴克任總理,鐵道國有之政策發表,謇適由社會公推入都晤閣部臣時,復進最後之忠告,謂:實業須扶,國防須重;輿情非可迫壓,愈壓則反激愈烈;士論非可摧殘,愈摧則憤變愈捷。 一再披瀝,不留餘蓄,並以假立憲者真革命之說儆之,而川省之事281
  • 已起,趙爾豐之焰頓橫。 謇覆電端方,告瑞澂,為進治本須疏通、治標須撫慰之策,而鄂難作矣。 至江寧,且為鐵良、張人駿言鄂難須從政治根本解釋,鐵猶唯唯而張不省,曾未彌月而響應已十二三省,人心決去,大事可知。方謇流轉江海嘵音瘏口之時,我之立憲但求如日本耳,不敢望德,尤不敢望英。 今則兵禍已開,郡縣瓦解。 環觀世界,默察人心,捨共和無可為和平之結果者,趨勢然也。 ……所有今日宣慰使之職,無效可希,不敢承命。 至於政體未改,大信已漓,人民託庇無方,實業何從興起? 農工商大臣之命,並不敢拜。⑤武昌起義發生於人心離散之際,故革命形勢發展迅速。 湖南、江西、陝西、山西、雲南、貴州、江蘇、浙江、廣西、福建、廣東、山東(旋取消獨立)等省相繼宣布脫離清廷獨立,其他如江西九江、江蘇之上海、蘇州、鎮江等地亦宣布獨立,成立軍政府或軍政分府,海軍亦於 11 月 11 日降服民軍。 僅及一月,民軍即“三分天下有其二”。為應對革命,清政府一面命陸軍大臣蔭昌率北洋兩鎮新軍南下,並啟用袁世凱為欽差大臣、內閣總理大臣,另一方面則在袁世凱、資政院以及前方統兵大員張紹曾、藍天蔚等的壓力下,下罪己詔,罷親貴內閣,解除黨禁,承認革命黨為政黨,同意將憲法交資政院協贊,並速開國會,又於 1911年 11 月 3 日公布憲法“十九信條”,圖挽回人心。 十九信條在規定大清帝國皇統萬世不易、皇帝神聖不可侵犯的同時,規定了君主立憲與責任內閣制的基本原則。 十九信條規定的政治制度,是以國會為政治權力中心的虛君立憲制,舉凡憲法之議決、修改,內閣之產生,預算、條約、法律之成立,以及國務裁判、對內使用軍隊,均須經國會之議決或同意,該信條甚至沒有賦予政府特別財政處分之權,要求政府所有支出均必須在國會通過之預算內。 又對皇族成員直接參與政府作出禁止性規定。所有這些都是清末激進立憲派孜孜以求的英國式君主立憲的目標,大大超出了穩健立憲派“我之立憲但求如日本耳,不敢望德,尤不敢望英”的立憲期待,也不是清廷一直堅持的日本式的大權政治模式。 但是,十九信條不頒於立憲派泣血籲求開國會、立憲法之時,而頒於革命軍起、人心盡失、四面楚歌之日,結果“神聖化為豺虎”⑥,非唯不能得革命黨之承認,即立憲派亦多不願接受。武昌起義後,“共和主義之號召,甫及一月,而全國風靡,徵之人心,尤為沛然莫遏”,迅速成為主流民意。⑦革命派向以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政府相號召,堅持共和立場。 各地響應,革命形勢發展迅速,革命黨不可能因十九信條而放棄共和立場。 革命黨雖願“開心剖肺,示天下以至誠”,放棄排滿的民族主義,容納滿人於共和政治之下,但憂慮若容留清室,到滿人權力穩固後,他們又會壓迫漢人,故堅持認為君主制“斷斷不容於中國,已不待片言之討論”。⑧南方立憲派很快就參與革命,湯化龍、譚延闓、張謇、湯壽潛等立憲派首領迅速轉向革命,贊同共和。 湯化龍擔任湖北軍政府民政部長,譚延闓出任湖南都督,湯壽潛擔任浙江都督。 張謇不但策動江蘇巡撫程德全宣布江蘇獨立,又持和平解決、建立共和、保全領土三原則,一面與黃興、宋教仁等革命領袖密切溝通,一面分別函電清內閣、袁世凱以及兩江總督張人駿、江寧將軍鐵良等,勸其歸順共和。 針對一些立憲派人士與朝廷親貴以中國國土遼闊、種族宗教複雜、國民程度不足為由,主張保留清室,實行君主立憲,他指出,“國民程度由一國之政治製造而成。 國民程度,製造品也;政治則機器。 有共和政治,然後有共和程度之國民”,是否實行共和,並不取決於國民是否具備共和程度,而取決於時勢。 武昌起義後,各省獨立,“潮流萬派,畢趨共和”,共和勢在必行。 幅員遼闊、種族宗教複雜不成為反對共和之理由。 美國幅員廣大而其“共和之治最先,成績最美”,“種族之繁雜,莫過於瑞士之聯邦。 ……然共和政體之固,政績之良,而絕無渙散紛爭之慮者,怵於外患而團體381
  • 愈堅也”。 “中國雖並包滿、蒙、回、藏,而種族之繁,已不如瑞士。 且滿、回土地,已改行省,同化於內地,其能同贊共和,固無疑義”。 至於蒙、回、藏地區,可因俗設制為治,“調停於共和、民主之間”,“參酌英與印度制,則漢、滿以大總統名義領之,而兼蒙、回、藏皇帝;政治則軍政、外交咸統於中央;司法用美制,分中央與各省為兩級;財政民政,各省自定,而統計於中央。”同時,“破禁止交通之舊律”,“利用宗教政策、殖民政策,便之以交通,新之以教育”,則十年以後,就“不難與今奉天、吉林、黑龍江、新疆諸省,並轡而齊驅”。⑨在北方活動的立憲派也多響應共和。 楊度與汪精衛共組“國事共濟會”(汪榮寶、黃遠庸、范源廉等立憲派干將都參加此組織),以調停南北,要求依照拿破崙第一時期法國國民公決國體的先例,將君主立憲民主立憲問題交“國民會議”公決,並就此條陳資政院,要求議決,又要求內閣代奏。雖舌敝唇焦,而“資政院不為議決,內閣不為代奏,武昌軍政府亦無回電,上海雖回電承諾國民會議,於停戰與否並未提及”⑩,但此一方案後來為北方和談代表唐紹儀接受,並成為南北和談中的一個重大問題。 其實,在“國民大多數趨向共和已為顯著之事實”的情況下,以國民會議決定“國體”,已成“欲清帝服從多數之民意,以為名譽之退位”之策,其意並不在保存清室,實行君憲,而實為主張清帝退位,實行共和。 唐紹儀在與伍廷芳的第二次會談中就直白地表示,“開國會之後,必為民主,而又和平解決,使清廷易於下台,袁氏易於轉移,軍隊易於收束”。汪榮寶為清廷指派依“憲法大綱”起草憲法的官員之一,他曾私擬一份媾和條款,其主要內容是:“一、改大清國為中華民國。二、民國之統治權由國民依憲法組織各機關行之。 三、大清皇帝及其繼統之子孫永遠享有皇帝之號及榮譽。 四、皇帝駐蹕熱河。 五、皇帝於皇室自治事宜有制定法規之權。 六、皇族之有爵位者依舊世襲。 七、皇族除特免兵役義務外,與國民有同一之權利義務。 八、皇室經費年三百萬圓。 九、本約與民國《憲法》有同一之效力。”這實質上是一份皇帝交出統治權、只有皇室自治權的虛位君主的立憲方案,和後來南北議會達成的清帝遜位、實行共和的協議,區別不大,所異者在協議只同意遜位後的清帝可保留皇帝尊號,而不同意其子孫後代可享有皇帝尊號。二立憲派為何迅速轉向革命? 因為立憲派之主張君主立憲,實非有愛於清室,乃因“憚破壞而愛和平”,恐懼革命破壞秩序,引發內亂與外國干涉,造成領土損失,削弱國家競爭力。 到武昌起義,各地響應,“亂局”已成時,迅速結束革命,避免長期戰亂,避免列強干涉與瓜分,保全領土完整,就成為他們的首要考慮,至於保存清室已非其所關心。 相反,他們心中深藏的民族主義情緒驅動他們趨向共和。武昌起義後,梁啟超致函徐勤稱,“夫痛恨滿人之心,吾輩又豈讓革命黨?”所以主張和平改革,只因清室之於國家,如“附骨之疽”,“驟去之而身且不保,故不能不暫為過渡”,以和平改革求立憲,使政權全歸國會,皇帝成一“坐支干修之廢物”。其上康有為書也稱,“十年以來,人咸思漢,百日之內,運轉亡胡”,保皇立憲黨人“夙懷投鼠忌器之憂,因乏遘螯斷腕之勇,脫移突之見納,信補牢之可期”,故主張君主立憲;今“事勢既移,前塵成幻”,君主立憲之機已失,再保留君主制,非但無助於了結當前亂局,且正足為日後政治進程製造爭亂之標的。 又稱鐵良、良弼等素以排漢為事,不可共事,且與之合作就是“明與民族主義為敵”,將承擔“代人受矢,以後輿望盡失”的代價。可見,梁氏內心所藏民族主義情緒其實頗為濃厚。吳貫因致函梁啟超,分析時局,勸他養晦待時,稱當前情形,若拋棄君主立憲,而主張民主共和,481
  • 不過附和革命黨,為彼等所輕;若仍執君主立憲之論,則時勢已變,難得社會響應。 他說,“蓋昔所以主張君主立憲者,謂欲避殺人流血之慘也,今則已殺人矣,已流血矣。 將士之暴骨沙場者,不知其幾千百,人民之失所流離者,不知其幾千萬,問其原因所何在,則皆由皇室無道所致耳。 夫因一人一姓之無道,遂使全國塗炭,今仍欲倡議保全其皇位,其勢實不順。 使在古代,猶曰可借君臣之名義,以激起人忠愛之心。 今則國家主義大昌,為國而死者,則人樂為之,若夫為君而死,則晏子所謂非其私昵,誰敢任之? 況今日又有所謂民族主義之說出焉。 故昔之為君效死者,人皆稱之忠臣,今日為君效死者,人則字之為漢奸。 夫誠得忠臣之名以死,則或有願為之者矣;若蒙漢奸之名以死,誰復樂為之乎? 且十年以來,一國青年有為之士為政府官吏所殺者,無慮數萬……此等之家屬親友,皆處心積慮,思乘機以圖報復。 ……今者怨毒之氣,已彌滿全國”,革命形勢已成,再鼓吹保留清室,實拂社會多數之期望,將為帝國憲政會將來之政治活動帶來不必要的負面影響。 他主張“皇室之可否保存,只可聽之革命之良心,此則俟袁世凱與之交涉可也,非吾黨所宜代為之言也”。函中所說康有為等主張保留皇室,將遭“漢奸”駡名,頗道出武昌起義後民族主義高漲的實情。《時報》上的一篇社論頗代表一般人士對於應否保留清室的看法:“君主立憲云者,所以欲免革命流血之慘也。 今既革命矣,流血矣,而猶欲主張君主立憲者,非天下至愚蠢之人,即天下至無恥者也。 夫君主立憲之惡果,數年以來固已備嘗之矣,因君主立憲之無效,而後乃革命。 豈有革命之後,仍以君主立憲終者? 然則數千百膏血頭顱,其價值安在也?”一般國家的政治轉型中,保皇黨與共和派的爭鬥時間比較長,往往有反復。 中國歷史上的王朝更迭,也常經數年或數十年之戰爭。 而清王朝垮台之迅速,史所罕見,自武昌起義到清帝宣布遜位,時間僅及四個月,不但戰爭時間短,戰爭規模比較小,其後出現的張勳復辟也不過一場十餘日的鬧劇。 其原因主要是,清廷政治腐敗造成日益嚴重的危機,國人視之為改革、發展的根本障礙,已失去為君主之資格。 清王朝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雖在制度上容納漢族士大夫參與政治,在思想領域推崇理學,以君臣大義化解夷夏之防,並通過編纂四庫、禁毀圖書、文字獄等手段消除漢族士大夫與民間社會的種族意識與歷史冤仇,逐漸建立起統治合法性,而“永不加賦”的承諾與“康乾盛世”的績效則進一步鞏固其合法性。 不過,清廷“首崇滿洲”的統治策略、防範滿人被漢人同化的民族區隔政策,漢人夷夏之防的種族觀念,兩者同時作用,遂使滿漢畛域難以化除,民間的反滿情緒一直未能有效化解,清廷也始終未能根本擺脫其在一般漢族士大夫心目中的“異族”政權形象。 晚清以降,民族危機日重,而清廷顢頇無能,無力承擔起應對外部挑戰、領導國家現代化的任務,維新運動失敗、義和團運動、辛丑條約更使其合法性迅速流失。 其後,清廷推行新政,又宣布預備立憲,試圖改革政治,平滿漢畛域,但缺乏根本改革的意願、魄力、能力與策略,不能化解危機,不能慰民間救亡求治之望。 相反,親貴集團中的一些狹隘的種族主義者深憂立憲改革將剝蝕其特權,致大權落入漢人之手,乃阻撓立憲改革,極力維護滿人的政治特權,在政治權力分配上極力排斥漢人,皇族內閣的出台徹底暴露了他們的狹隘心態,讓立憲派與一般社會極度不滿。 而清廷鎮壓國會請願、強推鐵路國有政策,更造成人心離散。武昌起義發生於人心離散之際,革命形勢發展迅速。 在革命勢力控制的南方,人們之歡呼革命、支持革命自不待言,即便在北方,也有相當不少人支持革命,贊成共和。 1911 年 10 月 17 日,當時身在北京的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曾告訴他的朋友,“我遇到的任何人,不論是中國人還是中國人的外籍同事,都私下告訴我他們希望革命成功”。11 月 5 日,身在葫蘆島的英國人 W.R. 休斯致函莫理循稱,“和我交談過的每一個中國人都支持叛亂分子,但他們不敢公開這樣講”。581
  • 同時,經過革命黨人十餘年的民族革命鼓吹,以及晚清以來西方近代思想學說的灌輸,種族之念復活於漢人心田,而綱常之教義式微,承擔“守土”之責的地方大員,棄城逃命、歸順共和者屢見不鮮,而死守城池、為君紓難盡節者甚鮮。 民族主義以及近代政治思想也對不少新軍官兵發生了影響,他們中一些人也曾“吸收革命思想”。 被派往南方鎮壓革命的不少北方新軍將校不願意為清廷賣命,宣稱“不! 我們不打自己的同胞”,或者更確切些說:“我們不打我們的同種同族!”這種民族主義話語,“簡直就象個法力無邊的魔王,霎時間將悉心經營二百七十年的大清王朝推向絕境,進而將中華帝國碎為齏粉”。受袁世凱指派前往武漢尋求和談的蔡廷幹,一面在與武漢方面的代表面談時,“極力陳說共和政體的政府不適合中國國情”,“在理論上捍衛君主立憲制”,另一方面又在與莫理循密談時表現出強烈的反滿情緒,贊同其談判對手關於滿人不值得信任的說法,認為“沒有希望搞保留滿人地位的君主立憲制”。北洋系軍官廖宇春受段祺瑞安排前往南北各軍,秘密運動北軍贊同共和,南方同意袁世凱出任大總統,推翻清廷,確立共和的計劃。 南下途中,他與隨行人員討論時局,都認為清廷已喪失君主立憲的時機,“現在欲改政體,寧改國體,與其戴漢人為君,又不若易立憲為共和,庶國基可期鞏固,不至覆轍相尋”。至於被清廷寄於重望的袁世凱,本與清廷有嫌隙,頗擔心自己盡力平定革命之後,再現鳥盡弓藏、兔死狗烹之事,故在重掌大權之後,並無多少保留清室之意。 不過,一開始他對外採取模糊立場,以謀取最大利益。 他需要一面應付清廷、滿蒙親貴以及忠實支持清廷的漢族官僚的壓力,不希望落下強逼清帝退位、欺凌孤兒寡母的不忠不義的駡名,一面需瞭解列強對中國政治取君主立憲或民主共和的態度,故一開始口頭上宣稱要保持君主制,實行君主立憲。 但實際上,他暗中運動,謀求將國家權力轉移到自己手中。 他一面以清廷、滿蒙親貴堅持君主制,實行共和將造成長期戰亂與國家分裂為由,向急於實行和平的南方革命陣營施加壓力,要求南方接受以“國民會議”決定“國體”的議和條款;另一面則以言戰則“餉械兩絀”,“萬一挫衄,敵臨城下,君位貴族豈能保全,外人生命財產豈能保護,不幸分崩離析,全國淪胥”,後果不敢設想;言和則必須將君主民主問題交由國民會議議決,否則無從進行,若接受南方的主張,尚有君主立憲的希望,“就令議決共和,而皇室之待遇必極優隆,中國前途之幸福尚可希望”,向清廷施加壓力。又運動前線將領、駐外使臣等通電要求清帝遜位,實行共和,又向清宮勒索軍餉,以遂其壓迫清帝遜位而自任總統的計劃。滿人尤其是親貴,為清廷最忠實的支持力量,但武昌起義之後,也現人心離散之象。 晚清以降,政治腐敗,官場貪財好利之風盛行,親貴集團尤甚。 親貴非因長才異能而得高位,不過因有特權而已,才能其實有限。 武昌起義後,面對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看到人心多趨向共和,而列強也大多主張和平解決,要求“國體”問題交由“國民會議”決定,並無武力干涉革命之意,過慣了安逸生活而缺乏實際才幹、無應變能力的親貴大多對鎮壓革命、維繫王朝缺乏信心。 長期的優渥生活,貪財好利的作風,使他們首先考慮個人身家之安寧富足,而朝廷安危則實為後圖。武昌起義後,京師人心惶惶,許多滿族親貴忙於提款跑路,逃往天津、青島、大連等地的租界,苟全性命,毫無維持政權之興趣與信心。 袁世凱向宮廷勒索軍餉,隆裕太后羅掘內廷,所得不過八萬兩黃金,然不過杯水車薪,乃要求袁世凱不能只擠對她,而應“不必顧忌”向“平時所得的錢也不少”的奕劻等要軍餉,但親貴少有肯慷慨解囊者。 個別強硬派人物如鐵良、良弼等勢單力薄,不成氣候。 彭家珍一顆炸彈,良弼命歸西天,聲言堅決維護皇室的滿族親貴遂多如洩氣的皮球,鬥志全無。 到革命陣營同意只要清帝退位,就可給予種種優待皇室、親貴、滿人之條件時,多數親貴傾向於接受現實,生怕繼續負隅頑抗將失去優待條件。 故在御前會議第二次討論是否接受優待條件、清帝遜位時,14 位參會的王公貴族681
  • 中,只有 4 人堅持君主國體,反對清帝遜位,隆裕太后也認為堅持君主國體的善耆、溥偉等說話冒失。普通滿人雖懷滿人為命運共同體之見,不滿甚至恐懼排滿革命,但受皇恩既少,又缺乏政治敏感性,難有保全皇室之濃情。 眼見大勢已去,他們或攻擊革命黨人造亂,或批評投向革命黨的立憲派、官僚士大夫辜恩負義,或祈求上天垂佑,朝廷命運能得以延續。 清政府統治腐敗,立憲改革遲滯,改革中未能處理好旗人的關切,也引起不少滿人的不滿,一些“比較開明的低級滿族官吏也反對他們的政府”,並無堅決反對革命,保衛皇室之心。 而見識開明的旗人,心懷國家,不持偏狹的民族主義見解,認識到改革政治的必要性,並曾為之奔走呼號,清末的立憲派中就不乏開明的旗人;到革命軍起,南方革命陣營提出五族共和的主張,他們中的不少人即放棄君憲之夢,轉而贊成共和。在內外壓力下,缺乏支持的清廷倒也能識大局,認識到避免長期流血衝突對保存領土完整以及化解滿漢矛盾的意義,乃以主動遜位換取民國政府優待皇室、皇族之條件,接受共和“國體”,以和平方式了結革命。三當時,除一些滿蒙親貴與國內少數忠君思想濃厚、所謂世受國恩的官僚外,仍希望實行君主制的只有康有為、梁啟超一派的保皇立憲派。 武昌起義後,康有為對君主立憲還抱希望,曾試圖聯絡載濤、載洵發動宮廷政變,驅逐奕劻、載澤,而以載濤為總理,處死盛宣懷,開國會,下罪己詔,停止討伐軍,由國會派代表與“叛軍”交涉,求和平解決革命;又勸清廷廢八旗,皇帝改漢姓,滿人一律賜姓,以消除怨毒,挽回人心。 為推動這一計劃,康有為命梁啟超自日本返回奉天開展活動。 梁啟超到大連不幾日,見事無可為,乃返回日本。 在策劃宮廷政變的同時,康有為又提出“虛君共和”論。清末民初思想界將君主制、民主制當作“國體”,而將專制、立憲看作政體。 革命派以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制為目標,其革命言說造成了一種非推翻君主制,不能改專制為立憲的意象,淺識者乃將君主制等同於專制,將民主制等同於立憲。 針對這種認識,主張和平改革的立憲派乃區分國體與政體,強調君主制、民主制乃國體,而專制、立憲為政體,國體與政體並無必然聯繫。 君主制有君主專制、君主立憲兩種形態,民主制也有民主立憲與民主專制兩種,政治改造的關鍵在改專制為立憲,至於國體為君主或民主則非關鍵所在。 立憲派主張在現有國體下改造政體,批評革命派將政治改造歸結為國體改造混淆了國體與政體,模糊了行動方向。 武昌起義後,輿論界普遍趨向於共和,思想界又多將共和與君主制對立起來,認為欲建立共和,必須推翻君主制。 歷來鼓吹保皇,強調保存君主對於維持秩序、保全領土、避免長期動盪,從而順利實現政治轉型,而又不欲違逆共和潮流的康有為乃提出“虛君共和”的概念,意圖說明實行共和,不必推翻君主制,可在保留清室的情況下實行共和。康有為的虛君共和論有幾層意思:第一,新舊政治制度、政治理論的根本區別在“國家公有”,還是國家私有。 “國家公有”乃百餘年來世界政治由舊轉新的“第一大義”,在人類政治史上具有“掃除霾霧,別啟青天”的意義,實現“國家公有”是近代世界各國政治革命的核心要義與根本目標。第二,實現“國家公有”的關鍵在立憲,即以憲法限制統治者的權力,使一國之人受治於同一法律,與君主制、民主制無關,與國家為單一民族國家還是多民族國家無關,“新世界只爭國為公有,而種族君民主皆為舊義,不足計說”。781
  • 第三,共和之要義在“國家公有”,其制度特徵在“國權出於國會”,其具體制度安排有多種形式,“體各不同,利病各有,不能徒以共和空名之也”。 “其在吾國,周召共和,為共和之始,一也。 遠古人皇氏九頭紀,尤為大地共和之先,二也。 希臘雅典賢人議會,三也。 斯巴達二王並立,四也。 羅馬三頭之治,五也。 羅馬世襲總統,專制如王,六也。”其在今世,共和也有多種形式,比如瑞士式的“只有議長而無總統”的“議長之共和國”,美國式的國民公選總統、總統有任期並掌握行政大權的總統共和制,法國式的由國會公舉總統、總統有任期而無權、權在總理的共和制,英國式的虛君共和制,加拿大、澳洲、南非的虛奉元首的虛屬共和制,等等。第四,政治轉型中保留君主有極大的益處。 立憲君主實為一極無權、無事、無用之土木偶,其賢否無關於國民,無關於政事,然而一些君主國在政治革命的過程中仍糜費巨量祿俸以存君主,一些新立的國家如保加利亞、希臘、挪威、比利時、羅馬尼亞等,本無君主,立國之後仍擁戴君主,甚至必“迎立外國異族人為一君,不與以尺寸之權,而甘費數百萬之俸,備極尊敬之禮,以待此木偶”,那是因為這虛位的木偶有其奇妙的作用。 他將立憲君主比作宗教裡的神靈,並強調對於社會治理而言,神靈是“在若有若無之間,而不可無”的存在,古聖人“以神道設教,美飾其廟宇,厚費其牲醴香火,率百官萬民拳跪以事之,而不肯少惜其費、稍吝其恭”,蓋因“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 一知半解之徒,不明神靈之作用,“妄欲廢神道,去迷信”,必有人心失其制約,而“奸人益橫肆而無所忌憚”的惡果。 君主立憲,無權的君主可於無用之中發揮大用,它一方面可使競爭政治權力的各派力量不去爭奪無權的虛位元首,而“只以心力財力運動政黨,只以筆墨口舌爭總理大臣”,免去“歲易總統以生爭亂之患”,另一方面則保存了政治權力最後的神秘性,並可在國家政治進程中充當最後的穩定器,當政爭劇烈、社會分裂時,適時介入,化解爭端,凝聚人心,避免政爭走向極端。 他強調,清廷宣布十九信條,將“一切付之資政院,立開國會,公之國民,定憲法而議立法,聽民望之所歸,組織內閣,俾代負責任”,已為“完全共和立憲之詔”。 按此實行,即可實現“國為公有”,國人不必再執念於君主、民主之爭。第五,強調中國不宜實行民主制。 推翻君主,必造成戰亂與分裂,實行民主,必有武力爭元首的鬧劇,不如保留君主,實行虛君共和制。從共和的本義說,古代中國的共和,其意為君主年幼,宰臣相與共和,維持政治的正常運作,是君主制的一種運作方式。 西方語彙裡的共和則指共同的福祉、共同治理,也與君主制、民主制無關。從這個意義上說,康有為稱君主制與共和不衝突,有其道理。 他突出強調“國家公有”才是問題的關鍵,也可以贊同。 但是,在革命形勢已成,君主立憲之機已失,清帝退位大局已定的情況下,以虛君共和相號召,不但不能得一般社會的支持,也遭到保皇立憲派內部的強烈反對。康有為命梁啟超推動宮廷政變,以尋求君主立憲的可能。 梁啟超對此卻深感懷疑,上書康有為提出他的疑問:第一,“滿人果可與共事否?”鐵良、良弼素以排漢為事,不可共事。 第二,即便能與之共事,也必須考慮這種“明與民族主義為敵”的做法,將承擔“代人受矢,以後輿望盡失”的代價。第三,能否如袁世凱一樣獲得全權,若不能,將來恐將受制於人,無從貫徹自己的主張。 第四,“袁倒後我乃往乎? 抑先往乃與各團共倒之乎?”第五,“我即能得全權,如今之袁氏,能否得天下之賢才相與共事?”海內同志都主張審幾觀變,驟然復出與清政府合作,得不到立憲派同志的支持。 “黨中不欲吾輩輕出,幾成輿論。 若排眾議而往,必盡失黨人之心,以後誰與共大事者?”第六,北軍是否能戰,是否有戰鬥意願與戰鬥力,餉械供應是否有保障,北方地區的騷亂能否控制等,皆無把握。他又強調君主立憲之機已然失,保留君主,不但無用,且將導致爭與亂。881
  • 康有為命梁啟超鼓吹虛君共和,梁啟超卻模棱兩可,甚至否定虛君共和的可能性。 他沿襲康有為的套路,將君主與民主視為“國體”,而非“政體”,淡化有無君主對於政治的意義。 他說,共和政體有六種,美國式的“人民公舉大統領而大統領掌行政實權之共和政體”,法國式的“國會公舉大統領而大統領無責任之共和政體”,古代羅馬奧古斯丁時代、法國拿破崙時代的“人民選舉終身大統領之共和政體”,瑞士式的“不置首長之共和政體”,英國式的“虛戴君主之共和政體”,英屬殖民地如加拿大、澳洲、南非等之“虛戴名譽長官之共和政體”。 在經過一番分析後,他表示,中國實行其中的任意一種政體都有困難或流弊,他本人無從抉擇,只能“盡舉其所見,臚陳利病於國人之前,求全國國民之慎思審擇而已”,對是否保留君主不持立場。 他甚至否定康有為的虛君共和論,認為“虛君共和制之望殆絕”。 首先是現皇室不能戴。 一方面多數漢人視清朝為異族政權,不願意再戴之為君,另一方面,清廷“久施虐政,屢失信於民”,無分毫“交讓精神”,以預備立憲塗飾天下人耳目,而無立憲誠意,直到“人心盡去,舉國皆敵,然後迫於要盟,以冀偷活”,才頒佈十九信條。 然人心既去,“雖與之天下,豈能一朝居?”而且,即便建立虛君共和,“然事定之後,舊朝其肯長此退讓,不謀所以恢復其權力”,也不能不存疑。 其次擁戴衍聖公為君主,也存在三大疑問。 一則需要現皇室禪讓,才易得列國承認,然現皇室能否及時禪讓,禪讓過程中能否維繫秩序而免於列強干涉? 二則孔子為教主,以衍聖公為君主,能否免除政教混合之嫌,能否不啟他教教徒疑忌? 其三,“蒙、回、藏之內附,前此由於服本朝之聲威,今茲仍馴於本朝之名分,皇統既易,是否尚能維繫? 若其不能,中國有無危險?”其他康門弟子,也多對其師堅持虛君共和大不以為然。 徐勤曾向康有為直言,“滿人氣運已絕,若復抗輿論,存皇族,必為全國之公敵”,又稱美洲華僑更主張共和主義,若再固執虛君共和之議,將“失人心,而散會事”,影響帝國憲政會之發展。更有同門致函梁啟超,稱康有為的虛君共和論,“偏僻迂謬,不切時勢”,不可能對國人有號召力,欲圖帝國憲政會之發展,必須拋棄虛君共和論。 他們勸梁啟超與康有為分家,另立門戶。武昌起義後,除保皇黨人對君主立憲(虛君共和)問題有過正面論述之外,《大公報》也以“君主民主立憲問題之解決”為題徵文,獲獎徵文多主張君主立憲。 這些文章基本上從避免戰亂與瓜分、保全領土、統合多民族國家的角度立論,強調君主立憲與民主立憲並無實質區別,都是“剝奪君主擅政之威力,增加人民參政之權利”,其區別只是形式上有無君主。 中國應取君主立憲還是民主立憲,當從中國的歷史、地理以及現實情形出發考慮,而不是簡單地從理想出發。 中國疆域遼闊,種族、宗教複雜,加以清朝二百多年的民族區隔政策,“各族之語言宗教風俗習慣,越二百餘年而仍相閡隔”,國家統一與領土完整的維繫相當程度上有賴於君主之權威,蒙回藏地區更是如此。 當列強虎視眈眈之秋,驟廢君主,將有國家分裂之憂,蒙古、新疆、西藏有被煽惑而飛壁他去的可能。 中國缺乏民主傳統,政黨發育不成熟,國民缺乏政治思想,“僅少數人解共和政體,其多數之人或更有並其名詞而不知”,驟廢君主,改民主,將導致長期的內亂與五代十國式的割據慘禍,加劇財政困難,嚴重妨礙國家近代化的進程。但是,當時的主流輿論傾向共和,不接受保留清室的主張。 武昌起義不久,南方重要的立憲派報紙如《時報》、《申報》等不數日即轉向革命陣營,主張建立民主共和政治;南方的主要立憲派領袖張謇、湯壽潛、湯化龍、譚延闓等都贊同共和。 當南北和談開始時,代表北方的唐紹儀即稱,“共和立憲,我等由北方來者無反對之意向……共和立憲,萬眾一心,我等漢人無不贊成。 不過宜筹一善法,使和平解決,免致清廷橫生阻力。”又對伍廷芳說,“我共和思想尚早於君,我在美國留學,素受981
  • 共和思想故也”。參與和談的立憲派人物陳叔通曾致函梁啟超說,和談之中,各方意見趨於一致,君位一層,開口即遭詬詈。廖宇春向段祺瑞報告其調停活動中的見聞稱,“竊見民黨雖逞血氣之私,跡似近於鹵莽,然本原所在,無非歆羨歐美之郅治,欲步先進之後塵,雪數十年喪師失地之仇,為四百兆吐氣揚眉之計,是以一唱百和,舉國若狂。 僉曰:民黨不死,共和不生,破釜沉舟,等於孤注。雖其中主張君主立憲未嘗無人,而為大勢潮流所趨,如康梁一派,亦惟有改變方針,作助瀾推波之舉,否則稍生異議,必遭不測之殃。”即便在北京,立憲派人物也多主張共和,羅癭公致函梁啟超稱,“此時虛君共和字樣,京中久已消滅矣。”“日來共和政體已決定,君主議論已澌滅無餘,京中報館並改變言論,所尚持君主論者,僅資政院議員所開《民視報》耳,僅數百紙,不足輕重也。”對於《民視報》所刊載的君主立憲維持會散發之傳單,北洋軍人靳雲鵬致函廖宇春稱其“讕語連篇,可發一笑”。當時的主要政治勢力中,革命陣營、立憲派的主流要求共和,袁世凱為首的北洋勢力無保留清室之意,而有擁戴袁世凱為大總統之謀,清室親貴以及保皇黨人的君主立憲主張幾無存立餘地。 南北和談中,清帝必須退位實為談判之前提,雙方就以國民會議決定國體問題以及優待清室內條件的爭論,只是國民會議組織方法、召開地點,以及清帝退位及優待條件上的措辭問題。 關於國民會議的組織方法,南方認為各省都督府代表具有合法性,國民會議代表之組成可以各省以及蒙古、西藏、青海等區各為一處,每一處選派三名代表即可;而北方則聲稱當以縣為單位,重新組織選舉,使之具有代表性。 關於國民會議開會地點,南方主張上海,北方則主張北京或武漢、天津等處。 關於清帝退位的措辭,南方主張用“遜位”,北方主張用“辭位”。 關於清帝退位後之稱呼,南方主張用“清帝”,北方主張用“大清皇帝”。 關於清帝在退位後尊號之使用,南方主張清帝退位後可終身享有尊號,而北方則主張皇帝尊號可相傳勿替。 關於清帝退位後統一政府之組織,南方堅持民國政府已建,當由民國的民意機構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以示民國的統一與袁世凱之受權於民國;北方則主張北方的內閣與南方的臨時政府同時解散,由袁世凱另行組織政府,以示國家的統一與袁世凱之受權於清政府。所有這些爭論,都以清帝退位、建立共和政府為前提,君主立憲問題不在討論之列。 到南北和談告成,清帝便於 1912 年 2 月 12 日宣布遜位,共和成為南北都接受的選擇。需要提到的是,晚清以降,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其內政相當程度上受制於帝國主義列強。武昌起義後,革命陣營、清政府、袁世凱控制的北洋系等都無法單獨掌控局勢,都竭力爭取列強支持。 而列強關心的重點是如何保護其僑民生命財產安全以及本國在華商業利益,如何維持列強行動一致及其利益格局,防止各國“獨立行動”打破既有利益格局。 它們希望儘快結束戰事,希望中國能建立一個強有力的能維持秩序、尊重列強在華特權與利益的政府,至於哪種力量掌握中國政權,政制取民主共和還是君主立憲,它們並無特別立場。 列強中只有日本政府主張維持清廷,實行君主立憲,強烈反對中國實行共和,其表面理由是中國實行共和,將影響日本國民思想,危及日本的君主制,但實質上是欲以此為藉口干涉中國革命、擴大其在華利益。 日本曾試圖單獨或聯合其他國家出兵干涉中國革命,美、英、德等對此都不贊成,只有俄國表示過興趣。 但俄國志在侵佔中國領土,又顧慮其盟國法國的態度,顧慮其敵國德國的牽制,且兵力部署不到位,擔心與日本共同武力干涉中國革命將為日本所利用,最終放棄武力干涉計劃。 日本又試圖聯合英國,壓迫南北和談雙方在君主立憲的基礎上達成協議。 英國政府一開始不相信革命黨人的政治能力,不相信中國已有共和之國民程度,認為君主立憲是解決中國政治問題的恰當方案。 但是英國的勢力範圍與主要商業利益在革命勢力控制的南方,而南方革命陣營堅持民主共和制,顧慮自身利益,英國不能強迫革命陣091
  • 營接受君憲方案。 眼見清廷腐朽,無力控制局面,英國乃轉而贊成共和,但要求以掌握北洋軍事實力,富於軍事、行政經驗,清末立憲改革中表現開明,且外交上有親美傾向的袁世凱為大總統。 南北和談開始後,日本政府曾照會美國政府,希望美國支持其要求中國實行君主立憲的方案,但美國堅持門戶開放政策,反對干預中國革命以及中國國內的國體之爭,堅持列強共同行動,反對單獨行動。受制於英國、美國的態度,日本干預中國國體之爭的企圖落空。 德國一度給予清廷較大支持,但它受到協約國的孤立,擔心單獨行動加劇列強之間的衝突,故對華政策有一定的彈性,並不堅持中國必須實行君主立憲。總體而言,主張共和還是主張君主立憲,對於國內政治力量來說,是事關各方利益與原則的實質性問題,但並非帝國主義列強關心的實質問題。 隨著形勢的發展,到 1911 年 12 月底,對建立一個以袁世凱為總統的共和制政府,列強之間的態度已趨於一致,清政府實際上被拋棄了。武昌起義後,共和迅速成為社會的主流選擇,這主要是由時代思潮與各派勢力的角力所造成。面對此潮流,內外交困的清廷還算明智,決定接受“五族共和”,並發布詔書宣布贊成共和,辭去帝位,“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 詔書並希望南北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又勸導皇族與滿蒙回藏人等,“此後務當化除畛域,共保治安,重暏世界之升平,享共和之幸福”。於是,辛亥革命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共和為南北雙方所接受。①精衛:《論革命之趨勢》,東京:《民報》,第 26 號(1910 年)。②《國會請願代表通告各省同志書》,上海:《申報》,1910 年 11 月 14 日。③希:《再論新內閣官制草案》,上海:《申報》,1911年 4 月 28 日。④孤憤:《論國民宜為諮議局聯合會之後盾》,上海:《時報》,1911 年 6 月 2 日。⑤⑦《張謇全集》編纂委員會編,李明勳、尤世瑋主編:《張謇全集》2,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 年,第286~287 頁;第 288 頁。⑥秋桐: 《調和立國論》,東京: 《甲寅》,第 1 卷第4 號。⑧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尼·莫理循書信集》(上冊 1895⁃1912),劉桂梁譯,上海:知識出版社,1986 年,第 790 頁;《無聊之共濟會》,上海:《民立報》,1911 年 11 月 21 日。⑨《張謇全集》編纂委員會編,李明勳、尤世瑋主編:《張謇全集》2,第 291~292 頁;《張謇全集》編纂委員會編,李明勳、尤世瑋主編:《張謇全集》4,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 年,第 200 頁。⑩《國事共濟會解散宣言書》,上海:《民立報》,1911年 12 月 11 日。伍廷芳著,丁賢俊、喻作鳳編:《伍廷芳集》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第 416~417 頁。伍廷芳著,丁賢俊、喻作鳳編:《伍廷芳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第 392 頁;第 390~391 頁。汪榮寶著,趙陽陽、馬梅玉整理:《汪榮寶日記》,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 年,第 255~ 256 頁“1911 年 12月 12 日”條。梁啟超著,湯志鈞、湯仁澤編:《梁啟超全集》第十九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 年,第 516~ 517 頁;第 219 ~ 220 頁;第 219 ~ 220 頁;第218 頁。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386 ~ 387 頁;第385 頁;第 388 頁;第 376 頁;第 383~384 頁。《非君主立憲》,上海:《時報》,1911 年 12 月 5 日。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尼·莫理循書信集》(上冊 1895⁃1912),劉桂梁譯,第 762 頁;第191
  • 774 頁;第 781~786 頁;第 791~795 頁;第 768 頁。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譯室主編:《辛亥革命資料類編》,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3 年,第 312~313 頁;第 321 頁;第 344 頁。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 (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第 224~226 頁。孫燕京、周增光:《辛壬之際旗籍權貴集團的政治心態》,北京:《歷史研究》,2012 年第 5 期。許寶蘅著,許恪儒整理:《許寶蘅日記》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第 387 頁。《溥偉〈遜國御前會議日記〉》,長春:《社會科學戰線》,1982 年第 3 期。康有為撰,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九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 204 ~209、218~219、228~239、241~250 頁。梁啟超著,湯志鈞、湯仁澤編:《梁啟超全集》第八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 年,第 337 ~346 頁。《君主民主立憲問題之解決》,天津:《大公報》,1911 年 12 月 5 日、6 日;湯捷南:《君主民主立憲問題之解決》,天津:《大公報》,1911 年 12 月 7 日、8 日;金采:《君主民主立憲問題之解決》,天津:《大公報》,1911 年 12 月 9 日、10 日。桑兵:《辛亥南北議和與國民會議》,河南開封:《史學月刊》,2015 年 4 期。關於列強對辛亥革命的態度,可參考卿斯美《辛亥革命時期列強對華政策初探》,寶成關《論南北議和與孫中山讓位》,俞辛焞、李埰畛《辛亥革命時期日本的對華政策》,均見《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崔志海:《美國政府對辛亥革命態度的再考察》,載《晚清國家與社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年;舒文:《辛亥革命期間列強對華中立政策研究》,湖南湘潭:《湘潭大學學報》,2012 年第 5 期;滕帥:《英國公使朱爾典與辛亥革命》,北京:《歷史檔案》,2012 年 3 期;桑兵:《辛亥南北議和與國民會議》,河南開封:《史學月刊》,2015 年第 4 期;莊和灝:《辛亥革命的法國認知》,武漢:《近代史學刊》,第 19 輯(2018 年)等。《諭旨》,天津:《大公報》,1912 年 2 月 13 日。作者簡介:鄒小站,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北京  100101[責任編輯  陳志雄]291
  • 澳門理工學報  2023 年第 3 期近代日本的東南亞華僑族群研究張傳宇[提  要]   日本於一戰起開始關注東南亞華僑問題,而研究路徑則與其對華分析方法直接相關,且更加複雜。 總體而言,日方在考察華僑的經濟、社團、移民及族群等問題時,始終將依照鄉緣與方言劃分族群作為研究的基本前提與方法。 雖在 1920 年代末嘗試從代際關係角度劃分東南亞華僑族群,但該法未被用於考察其他華僑問題。 “七七事變”爆發後,東南亞華僑族群的性情特徵受到日方關注,而在日本“南進”政策影響下,相關研究亦帶有濃厚的“國策研究”性質。 由此觀之,近代日本的東南亞華僑研究在考察方法及認知深度兩方面都經歷了複雜的變化過程。[關鍵詞]   近代日本華僑研究  東南亞華僑族群  “南進”政策[中圖分類號]   K308; C95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3) 03 ⁃ 0193 ⁃ 10東南亞是近代日本對外擴張的重要對象,日方研究力量長期關注該地並積累大量成果,而華僑便是焦點之一。①戰後中日兩國學術界鑑於相關文獻的重要性與特殊性,不斷出版或翻譯此類資料。②但仍有大量記錄未受整理,相關研究亦待深入。③諳熟此類資料狀況的濱下武志認為,近代日本的華僑研究往往先通過翻譯外文文獻蒐集情報,再從中按需摘取對日本南洋政策有用的部分,而這在方法上無疑存在嚴重缺陷。 因這類作品常以某地或某群體的“事情”為題,故濱下武志將其歸納為“事情研究”,④並指出日本戰敗前的華僑研究始終局限於該框架內。 而近代日本“事情研究”的特徵則是:政策主導、短期速成、依賴外國、不進行實地考察、以研究機構為中心。 又由於相關研究完全以日本國策為宗旨,致使其“成果”的學術價值有限,戰後大多被人遺忘。⑤此論極富見地。 但另一方面,我們雖不認同此類華僑研究仍具學術價值,卻應留意其對審視近代日本如何推進華僑研究具備無可替代的史料價值。有鑑於此,本文在甄別史料時捨棄政論式著作及各種遊記,僅選取由日本政府部門、國策會社、學者及政治家撰寫或出版的文獻作為研究對象,嘗試探索近代日本分析東南亞華僑族群問題時的方法流變及認知狀況。一、近代日本考察東南亞華僑問題的基本方法在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日本對亞洲的自主出口貿易集中於東亞。 至被其稱作“大正天佑”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貨開始傾銷東南亞市場,而各地承銷日貨者幾乎都是華僑,初來乍到391
  • 的日商無力與之相抗。⑥受此影響,日本研究東南亞華僑問題的現實需求迅速增強,⑦成為日方真正開展東南亞華僑研究的起點。 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日貨在東南亞的銷路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華僑的態度,而每當中日關係緊張之時日貨便會因華僑抵制出現滯銷,⑧故日本當局在反復籌劃“南進”政策時不得不將華僑問題考慮在內。在 1928 年日軍製造“濟南慘案”導致中日關係迅速惡化前,日方對東南亞華僑的研究重心始終局限於經濟、社團、移民方式與移民政策等層面。 而在“濟南慘案”爆發後,日方迅速將華僑族群問題納入視野,⑨相關討論的集中出現卻又遲至“七七事變”爆發後。⑩如果說日方對東南亞華僑族群的關注緣於後者對“濟南慘案”的有力聲援,那麼關於密集討論該問題的時間滯後性問題,若僅從中日關係角度出發則難以完滿解釋,還需將其置於近代日本“南進”政策中加以考察。近代日本的“南進論”始於 1890 年前後,目的在於解決自身經濟困境,但很快因對中朝兩國關係緊張而偃旗息鼓。 至一戰期間,隨著對東南亞出口貿易激增,日本才又興起第二輪“南進”潮流,不僅出現專門研究“南洋問題”的團體與刊物,在東南亞各大港口也形成日僑群體,由此“南進”概念開始具備實質性內容和民間基礎。 至 1936 年日本當局再將“南進”提升至國策高度,其國內隨即在政治因素推動下掀起第三輪“南進”熱潮。由此可見,一戰時期日本開啟東南亞華僑研究之際正值其掀起第二輪“南進”,而華僑族群問題研究成果集中出現的時間則與日本第三輪“南進”重合。 日方推動東南亞華僑研究的初衷雖受經濟因素影響,但就華僑族群問題而論,無論是在 1920年代末的突然關注還是在“七七事變”爆發後的密集討論,皆受政治因素主導。 換言之,與近代日本對其他東南亞華僑問題的研究情況不同,日方對華僑族群問題的討論始終具有濃厚政治意味。而日方進行華僑族群研究的主要形式即所謂“事情研究”。 其自一戰起便將依照鄉緣與方言劃分族群作為研究東南亞華僑問題的前提,往往先據此將華僑劃分為不同族群,再分別討論經濟、社團、移民等問題,這便是近代日本開展華僑“事情研究”的基本範式。 需要注意的是,在“濟南慘案”後華僑族群性情特徵問題成為新的討論焦點。 而日本對近代中國的經驗認識,此際亦是其理解華僑性情特徵時重要的方法論源頭,故需作必要回溯。自甲午戰爭起日本便提出“中國人缺乏國家觀念”,此觀點在日俄戰爭期間再度強化。故其在分析中國國內問題時,往往將從國家或社會層面出發進行整體探討視作緣木求魚,而是先按地域進行拆分再做討論。 但拆分原則十分模糊,依其自身需要,或參照歐美國家自鴉片戰爭前便已運用的華北、華南兩分法,或分為華北、華中與華南,或分為華北、東南與西南,似可將中國任意地、無限地拆分與組合。大體而言,省籍與長江南北區位之別是其較為常用的兩種拆分尺度。有日本浪人斷言,在中國無論政界、學界、商界都難以逾越強烈的省籍觀念,以至於因“言語、習俗不同而產生情感隔閡、利益衝突,最終形成胡越不相關的局勢”,故南北方“雖處一國之內,其利害、福禍、安危、休戚未必相關,每有重大變故與交涉,皆是各掃自家門前雪”。 總之,中國只是貌合神離的一盤散沙。此類論斷很快發展為某種“常識”,並影響日本對華政治態度。 如辛亥革命期間,日本駐華公使便主張趁機將中國由北至南一分為三,眾多日本浪人亦熱烈支持“南北分立”。日本各界對上述形成於清末的中國研究方法極為自信,在民國成立後仍將其作為分析中國問題的基本思路。與此同時,日本對中國各地的評價亦有不同。 如日本眾議員田中善立便以人的生理年齡譬喻,稱華北似已進入老年,華中正值壯年,而華南尚在青年時代。因此北方人暮氣沉重,南方人則積極進取。 而日本“中國學”代表者內藤湖南亦認為中國南北民眾的性情特徵相互矛盾,“北人多渾然質樸桀驁,只是少英氣;南人多英銳敏慧,但其短處在於難以持久,尤與敝邦之人相類似”。其在民491
  • 國肇造後更將觀察尺度細化至省,尤喜談論廣東,稱該地文化興起雖遲,但日後必成為中國文化新中心。相比而言,華南民風似乎更受日方讚許。不過在一戰爆發以前,日本顯然對華北、華中及華東更加熟悉,對華南的認知比較模糊,甚至一戰爆發前夕還需對內強調華南的首要省份是廣東,而非日方較為關注的福建。 但此時其已意識到閩粵兩省存在民風差異。 如稱廣東人思想西化,省民剛毅、強韌,雖計較個人利益,但具備他省所罕見的政治團結力。 而福建人極為軟弱、優柔寡斷、一味利己,可視為典型的中國人。以上言論無疑充斥偏見,卻亦可從中窺知日方在一戰爆發以前僅能籠統地以省籍為單位區分閩粵民眾性情,尚無能力從省內族群層面深入討論。雖然日方在“濟南慘案”前對閩粵民眾性情的認知非常粗淺,但重要的是其於清末形成了先按需細分地域再著手進行分析的對華研究方法,而這與近代日本對東南亞華僑的研究方法之間關聯明顯。 如果說日方對於前者單純按照地域進行拆分,那麼對於後者則是將拆分的“單位”轉換為族群,前者可謂後者的方法論源頭。 至“濟南慘案”爆發後,日方才開始留意分析不同華僑族群的性情特徵有何異同,進而對如何準確區別不同華僑族群進行獨立研判,在此過程中其對東南亞華僑的研究方法與認知水平亦發生變化。二、代際關係視角下的華僑族群問題研究1920 年代末日方在著手討論東南亞華僑族群問題時,發覺華僑社會正在經歷重大變化,因而斷定此前依照鄉緣與方言進行的族群劃分方式已不足以說明情況,並按代際關係重劃為新客與峇峇兩大族群。該視角雖仍因襲東南亞的歐美殖民宗主國,但由於日方對各國有關調查數據進行了獨立分析與判斷,故其結論具備獨創性。 率先提出該問題的是日本外務省通商局派駐新加坡的官員小林新作,其於 1928 年完成有關東南亞華僑問題的專著,次年作為內部資料出版。該書因引入華僑代際關係視角,堪稱在方法論層面有所突破。 此後代際關係因素便和鄉緣與方言因素形成彼此交織的兩條線索,共同構成日方研判東南亞華僑族群問題的坐標系。小林新作的核心觀點是,峇峇已喪失新客特徵,無異於形成全新族群。 據其推算,1920 年代東南亞華僑當中新客約佔 80% ,峇峇人數雖少,卻與新客的性情特徵大不相同。 峇峇幾乎終生不必前往中國,因此對中國的政治及經濟狀況漠不關心,僅對出生地抱有關切。 峇峇平時使用馬來語等移居地語言,較有教養者則學習英語等殖民宗主國語言,掌握中文者極少。 峇峇在物質與教養層面都對新客抱有優越感,其衣食住行的樣式折衷中國、歐美及移居地風格,僅在婚葬儀式中保有中國特色,故其生活習慣也與新客有異。 廣泛存在的差異致使新客與峇峇難以合作,動輒反目傾軋。隨後“滿鐵”附設的“東亞經濟調查局”指出,在 1930 年代峇峇一詞於東南亞馬來語區域已不常用,但在分析華僑社會時仍是與新客相對的重要概念。 由於東南亞第二代華僑的思想與習俗仍具新客特徵,故通常不被視為峇峇。 真正的峇峇已然喪失中國國家觀念,僅承襲部分中國文化元素,因而輕視新客,認為他們貧窮、污穢、不懂規矩。 二者之間存在難以消除的思想隔閡,如對抵制日貨運動的態度便有所不同。 只是由於人數上居於劣勢,峇峇才不得不接受新客的領導。在“七七事變”爆發後積極為日本當局提供華僑對策的東亞同文書院教授福田省三,亦從代際關係出發對東南亞華僑族群問題進行了總結。 其認為新客大多是清貧的體力勞動者,出於還債或贍家目的需頻繁向國內匯款。 他們仍保持中國的語言和風俗,在心理上認同中國,深受中國時局影響,因而積極參與歷次抵制日貨運動,甚至會反抗所在地當局頒布的惡政。 而峇峇在上述幾乎所有591
  • 領域都與新客姿態相反。 因此,福田強調必須關注新客與峇峇人口比例的變化。 當時雖無東南亞全境新客與峇峇的人數統計,但福田依據英屬殖民地有關數據推算,1930 年代末在英屬馬來亞華僑社會中峇峇已佔 35% 。 此外其通過分析荷屬東印度當局公布的調查數據,推定 1930 年峇峇在荷屬東印度華僑社會中已佔絕對多數,於爪哇尤甚。 進而提出,1930 年代後期東南亞全境新客與峇峇的人數已大致持平。 若與前述小林新作的推算相互參照,可知在大約十年之間東南亞華僑的代際結構發生了巨變,構成東南亞華僑經濟的基本要素隨之變質。 福田判斷這種變化必將加劇東南亞華僑社會的分裂,無論對於東南亞華僑經濟還是對於中國而言都將形成嚴峻挑戰。 其預計東南亞各地當局在大蕭條餘波影響下將繼續維持經濟壁壘,針對中國移民的入境限制只會趨緊,同時土著居民的民族主義情緒仍將不斷高漲,因之此後新客再難獲得事業成功。 而峇峇人數則會持續增長,將來必定成為東南亞華僑經濟的核心。與此同時,日方對東南亞進行的國別調查亦支持了福田的上述觀點。 如在菲律賓,峇峇已徹底本土化,甚至會辱駡中國人,議會中提出的排華議案也大多出自峇峇青年之手。而在荷屬東印度,從第三代華僑起基本都是完全本土化的永久定居者,既獨立於新客也不同於原住民,但與原住民界限模糊,已難被視為外來者。 新客之中也有相當多數傾向定居,即使有人於晚年回國,其在荷屬東印度生育的子女也不會跟隨。此外,泰國華僑的同化程度異常之高,峇峇與新客差異顯著。 峇峇與混血華僑幾乎喪失了華僑特徵,其“祖國意識”便是對泰國的認同感,如該國國家主義運動領袖之中便有許多峇峇。 泰國的峇峇與新客相比既富裕又有教養,二者處境亦有雲泥之別。 因此不可將之混為一談,需從代際關係角度重新認識當地華僑社會,否則極易發生嚴重誤判。依照代際關係劃分華僑族群的方法雖然新穎,但在抗戰期間,依照鄉緣與方言劃分華僑族群仍是日方研究東南亞華僑問題的基本路徑。 究其原因,一方面當與歐美國家資料之中能夠提供的信息狀況有關,此外也受日方研究成果積累不足所限。 極有可能直至戰敗為止,日本都不具備從代際關係角度細緻考察華僑經濟或社團問題的實際能力,因此該方法僅被用於討論華僑族群問題。三、戰爭背景下對華僑族群性情特徵的研究與認知如前文所述,“七七事變”爆發後日方研究力量積極迎合“南進”政策以及戰時“華僑工作”,著力深化對東南亞華僑族群問題的討論。 其在依照鄉緣與方言劃分華僑族群的基礎之上,又將族群性情特徵作為新的考察重點。 這些討論為此前從代際關係出發進行的有關研判作出重要補充。日方早在“七七事變”爆發前已然明瞭,鄉緣與方言對於東南亞華僑社會具有重要意義。 其認為東南亞華僑與普通中國人一樣樂於組建團體,只要有 50~ 100 人聚居一處便會成立社團。 可是雖然在同一地區常有多個團體並存,其彼此之間卻幾無聯絡,原因便在於鄉緣意識的強烈影響。 即便是在東南亞大量存在的華僑會館與秘密會黨亦以鄉緣作為基礎。而方言一致性則是形成鄉緣意識的重要前提。 因此鄉緣與方言關係可謂東南亞華僑族群凝聚力的源泉。然而“七七事變”爆發後,日方在分析華僑族群性情特徵這一主觀性較強的問題時,不同研究主體得出的結論卻各有側重,甚至偶有抵牾。但因研究的立場、方法與時代相同,故互補性頗強,當可聚類觀之。福田省三認為,從鄉緣與方言角度觀察,東南亞華僑社會可分為九大族群,包括福建人、潮州人、客家人、廣府人、海南人、福州人、廣西人、福清人以及其他籍貫,但僅有前五大族群廣受關注。因在抗戰背景下華南多地已然淪陷,故此時日方將東南亞華僑與其閩粵僑鄉一同討論。(一)福建華僑691
  • 東南亞福建華僑多來自該省中南部,主要從廈門出洋,在英屬馬來亞、荷屬東印度及菲律賓超過其他華僑族群人數,在菲律賓甚至達到華僑總數的 85% 。荷屬東印度的福建華僑數量最多,尤其集中在爪哇島,他們不喜爭鬥,非常順從,樂於定居,所以通常不教子女福建方言,而讓他們學習馬來語等移居地語言。 其主動定居傾向尤受日方關注,並推測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在於漳州與泉州一帶治安狀況惡劣。 其政治態度極端保守,如辛亥革命爆發後福建華僑在當地所有華僑族群當中最遲剪去髮辮。 而在經濟領域則踏實、誠信,常有白手起家者,但族群內部嗜賭風氣異常濃厚,甚至貿易商亦熱衷於投機倒把,據說在東南亞進行大規模咖啡或砂糖投機的多是福建華僑。可另一方面,能夠在東南亞各地形成壟斷性商業資本的華商富豪也多是福建華僑。總之,福建華僑善於經商、敢於冒險、凝聚力強、堅忍不拔、嗜利如命,較廣東各個族群更易受到同化。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佔據東南亞全境後,得以對福建華僑進行更加細緻的觀察。 於是提出其山區出身者與沿海出身者之間亦有性情差異,前者偏狹、陰險,後者則如廣東華僑般積極、大膽。 總體而言,福建華僑比廣東華僑溫和、穩重,但不夠機靈。此際爪哇佔領當局誇讚當地福建華僑“性情穩健”,能夠對日軍軍政“積極協力”。由此可知日方所謂的“溫和”與“穩健”究竟何意。(二)潮州華僑日方常將福建華僑與廣東華僑比較,實則後者包含多個族群。 緊鄰福建的潮州地區亦是東南亞華僑的重要來源。 潮州人本是從福建遷入的“福佬人”,亦稱“學佬人”。其以舊時廣東潮州府為中心,廣泛分布在潮安、揭陽、普寧、澄海、豐順、博羅、紫金、新豐、河源、龍川、連平、和平等縣,在龍門、增城、定安、中山、台山、番禺、東莞等地則與廣府人或客家人雜居,共有約 300 萬人。 其民族主義情緒與愛國熱情不及廣府人或客家人,秉性略顯粗野,凝聚力強。尤為勤勉,但弊在喜好聚眾爭鬥。東南亞潮州華僑主要聚居於泰國,在他處常佔華僑人數的第 3 位或第 4 位,多從事農業或礦業。潮州人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廣東本地族群影響,但基本保留福建人的特徵,因此將對東南亞福建華僑性情的判斷套用於潮州華僑亦能適用。(三)客家華僑日本各界對客家族群極有興趣。 據其調查“客家”原屬北方漢人,在中國共約 1,500 萬人,廣東省內有約 400 萬人。 客家人自尊心強,因自詡中原人後裔而不願與其他族群融合,富於侮外乃至排外心理。 他們毅力出眾,喜好清潔,尊重婦女,熱衷教育,革命及民族主義思想濃厚,其中不僅湧現出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且清末民初曾有大批客家籍革命者追隨孫文。 日方尤為重視客家軍人的勇敢品質,對主要由客家人構成的“鐵軍”張發奎部,以及陳炯明、陳銘樞、陳濟棠、黃強、蔡廷鍇等客家籍將領如數家珍。特別是“一二八事變”中十九路軍頑強的作戰風格令日軍印象深刻,其戰後偵知該部主力多為廣東客家人,於是便盛讚客家人是廣東最具勇氣的族群。東南亞客家華僑主要來自廣東梅州及其周邊偏僻山區,多經汕頭出洋,其在英屬馬來亞的人數居於福建華僑與廣府華僑之後,而在荷屬東印度僅次於福建華僑,在加里曼丹島則形成絕對多數。他們通常經營藥鋪或當鋪等中小商店,也有很多人充當華工。 其性情伶俐,善於經商,氣質剛健,極為勤勞,倔強不屈。在東南亞各華僑族群中,日方對客家華僑評價最高,幾無貶抑之辭。 日本佔領東南亞全境後,仍對客家華僑保持關注。 如在分析爪哇華僑社會時稱,客家華僑的教育水平高於當地其他華僑族群,而其勤勉、愛國、愛鄉的性情特徵則與佔壓倒性多數的福建華僑形成鮮明對比。二者教育子女的態度也截然相反,客家華僑對爪哇原住民始終持高高在上的姿態,不願子女學習馬來語等移居地語言,而是傳授客家話或北京話。 且因廣東省內客家僑鄉治安良好,客家華僑也樂於791
  • 把學齡兒童送回國內接受教育,待學成後再接往爪哇。 因此雖然同屬華僑子弟,福建華僑後裔與爪哇人特徵一致,而客家華僑後裔則與中國的客家人性情相同。 以上差異致使當地客家華僑與福建華僑之間關係冷淡。 此外,日方反復強調客家華僑具備強烈凝聚力、愛國心與排他性,理由是從“七七事變”爆發至日軍進駐為止,爪哇的抗日救亡運動幾乎全由客家人領導。(四)廣府華僑在一戰爆發前,日方有關著作中曾籠統使用“東南亞廣東人”的稱謂,而後才弄清其所欲指稱者實應喚作“廣府人”,即原籍廣州及其周邊地域者。 東南亞廣府華僑主要經香港與澳門出洋,在英屬馬來亞與福建華僑數量相當。其性情敏慧、見識豐富,教育普及程度高。在性情方面則人情淡薄、傲慢、神經過敏、易被激怒甚至訴諸暴力。且極富冒險精神,喜好群體抗爭,重利而輕生,排外情緒強烈,愛國愛鄉情結最重。因積極大膽,商才出眾,故於東南亞華僑經濟當中佔有重要地位。 又因機敏伶俐、思想進步,常於各地華僑社會之中充作領導。 日方尤其忌憚廣府華僑熾烈的愛國心,最令其驚訝的是他們不論事業成功與否最後都會執意回國,且以使學齡子弟在中國接受教育為榮。 而這種愛國熱情在政治領域便會成為日方夢魘,其在研究東南亞歷次抵制日貨運動後認定,往往廣府華僑人數居多之地抵制日貨亦最激烈,且運動中的領導者與監督者也常由廣府華僑充任。大體上日方對廣府華僑既稱讚有加又十分戒備。(五)海南華僑海南華僑又稱“瓊州人”,因人數較少而從未成為日方重點關注對象。 他們多由海口出洋,在東南亞從事家傭或人力車夫等底層勞動,也有人經營小餐館。其性情醇厚、鄉土觀念重、凝聚力頗強。 但與其他華僑族群相較則顯得孤陋寡聞,僅在族群內部聚會及社交,並形成流言的淵藪。總而言之,日方眼中的東南亞華僑族群普遍勇悍,不畏艱苦,富於進取心與凝聚力,擁有令人驚歎的商業才能和強烈金錢慾,對自然環境的適應能力極佳。 愛好和平,不關心移居地政治,但嚴守其法律。日方認為這些品質無疑便是各個華僑族群得以在東南亞立足並成就事業的秘訣。與此同時,日方亦十分留意總結東南亞華僑族群的性情缺陷。 其判斷所有華僑族群都一味強調內部團結,族群之間則關係冷淡,無論華僑富商還是底層華工盡皆如此。 故在發起跨族群的僑界運動時便會遭遇困難,各族群易於各自為政。福田省一強調這無疑是東南亞華僑的重大弱點,甚至造成各華僑族群在經濟活動中彼此爭鬥、掣肘,從整體上損害了華僑經濟發展。 比如華僑在制定某項商業計劃時,無論對於人力或物資都僅依賴其在東南亞或華南的同鄉,罔顧其他族群,而這種割裂性恰與鄉土觀念濃厚、國家意識淡薄的近代中國國民性相符。 可是若考慮到華僑的實際處境,其有意塑造自身族群觀念亦屬無奈,畢竟唯有強化族群凝聚力才能為海外生活提供有效保障。毫無疑問,以上各類言論充斥著近代日本“文明論”式的殖民主義邏輯。 與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時的誤判相似,其顯然輕視了晚清以降廣大華僑民族意識與國家意識的覺醒,且低估了抗戰救亡運動對東南亞華僑族群的整合力度。然而以上日方結論在其“南進”政策與“華僑工作”中究竟發揮何等作用則不易評估,尚待相關資料的進一步發現。結  論近代日本對東南亞華僑的研究起步較晚,在方法上援引清末對華經驗,在資料上依靠歐美國家數據,而中日關係與日本“南進”政策始終是其重要背景。 在“濟南慘案”影響下,日方通過關注東南亞華僑族群問題,將其研究重心由既往的經濟領域向政治領域調整,相關研究方法亦趨於複雜。891
  • 隨後在“七七事變”與被提升至國策高度的“南進”政策影響下,日方圍繞華僑族群性情特徵問題展開集中探討,對該問題的認知水平顯著加深,形成體系化的殖民話語。 因此,若將近代日本的東南亞華僑研究範式定義為濱下武志所概括的“事情研究”,那麼其在戰時對華僑族群性情特徵的討論,便是在“事情研究”之中楔入了“國策研究”要素。綜上所述,近代日本的東南亞華僑族群問題研究不僅意味著其對華僑整體性認知的深化,隱含於其中的研究方法演變與研究宗旨偏移亦值得關注。〔本文曾在“長三角日本史研究工作坊”宣讀,承蒙賀平、王廣濤、商兆琦、王侃良、王煜焜、許美琪、奚伶、康昊、侯雨萌等學者提出寶貴修改意見,特此致謝〕①據濱下武志統計,僅在 1914~ 1945 年間,標題中包含“華僑”字樣的日本出版物就達 450 種以上。 參見濱下武志『華僑·華人と中華網:移民·交易·送金ネットワークの構造と展開』、岩波書店、2013 年、181 頁。②『南方資料叢書』、青史社、1977~ 1993 年;楊建成:《南洋研究史料叢刊》,台北:中華學術院南洋研究所,1983~1986 年;『南方軍政関係資料』、龍渓書舎、1990~2008 年;『20 世紀日本のアジア関係重要研究資料 3 単行図書資料第 2 期 南洋華僑編 1』、龍渓書舎、2003 年;崔丕、姚玉民譯:《日本對南洋華僑調查資料选編:1925~1945》第 1~ 3 辑,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③有關研究多集中在抗戰及抵制日貨領域。 參見後藤乾一『昭和期日本とインドネシア』、勁草書房、1986 年;菊池一隆『戦爭と華僑:日本·國民政府公館·傀儡政権·華僑間の政治力學』、汲古書院、2011 年;菊池一隆『戦爭と華僑 続編:中國國民政府·汪精衛政権の華僑行政と南洋·北米』、汲古書院、2018 年;吳婉惠:《戰爭、思想與秩序:日本對南洋華僑的宣傳政策與活動(1937~ 1941)》,廣州:《廣東社会科學》,2019 年第 5 期;張傳宇:《近代荷屬東印度華僑“抵制日貨運動”》,南寧:《東南亞縱横》,2021年第 2 期。④據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王廣濤副教授提示,在日本語境下的“事情研究”主要為時政研究性質。 如目前日本拓殖大學的“海外事情研究所”仍在出版所刊『海外事情』,其所載論文基本圍繞時政問題展開。⑤濱下武志『華僑·華人と中華網:移民·交易·送金ネットワークの構造と展開』、205 頁。⑥此時日本著名的“亞洲主義者”井上雅二遊歷東南亞後感慨:“所到之處,支那人的巨大樓宇鱗次櫛比,他們於其中坐擁巨萬財富,不僅讓人感歎其偉大,反觀邦人的努力則微不足道。”此類言論可視為“大正時代”東南亞華僑與日商之間經濟能力巨大差距的寫照。 參見矢野暢『「南進」の系譜·日本の南洋史観』、千倉書房、2009 年、287 頁。⑦在實際接觸東南亞華僑之前,日本對於清末時期海外華僑族群問題已有一定認知。 其獲取有關信息的主要途徑有二:一是通過接觸旅日及旅朝華僑,他們的族群構成雖與東南亞華僑有所區別,但足以呈現華僑族群的多樣性與複雜性。 二是在開展對華貿易過程中接觸到的華南商人群體,該群體的貿易網絡廣泛分布於東亞及東南亞海域,與東南亞華僑之間關係密切。 參見中華會館編:《落地生根:神戶華僑與神阪中華會館百年史》,忽海燕譯,香港: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 年,第 53、100 頁;濱下武志:《中國、東亞與全球經濟:區域和歷史的視角》,王玉茹、趙勁松、張瑋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年,第 214~ 217 頁;村上衛:《海洋史上的近代中國:福建人的活動與英國、清朝的因應》,王詩倫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年,第 419 頁;長谷川宇太治『支那貿易案內』、亜細亜社、1914 年、252 頁。⑧關於近代東南亞華僑抵制日貨運動的概況,參見明石陽至:《1908~1928 年南洋華僑抗日和抵制日貨運動:關於南洋華僑民族主義的研究》(上、下),福建廈門:《南洋資料譯叢》,2000 年第 3 ~ 4 期;李盈慧:《跨越邊界:華僑在中國抗戰、太平洋戰爭中的行動和意義》,北京:《抗日戰爭研究》,2016 年第 3 期。991
  • ⑨外務省通商局編『華僑ノ研究』、外務省通商局、1929 年。⑩據濱下武志考證,近代日本與東南亞華僑問題有關的出版物從 1930 年代末開始劇增,至 1941 年達到頂峰,其指出這與日本當局同年出台的“南方軍政方策”密切相關。 參見濱下武志『華僑·華人と中華網:移民·交易·送金ネットワークの構造と展開』、180 頁。 應將此視為“七七事變”爆發後日方隨即集中討論東南亞華僑族群問題的重要背景。矢野暢『「南進」の系譜·日本の南洋史観』、40頁、53~ 57 頁、60 頁、76 頁、107 ~ 108 頁;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B02030157900(第 0368画像目)、國策ノ基準(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王美平、宋志勇:《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 第四卷(1895~1945)》,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135 頁。王美平:《日本對中國的認知演變———從甲午戰爭到九一八事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第 198、241~ 242 頁。 桑兵指出近代“華南”概念的出現大致可追溯至甲午戰爭時期,由廣東東莞籍牧師王炳耀首倡,此後逐漸被中外各方使用,但其內涵並不確定。 參見桑兵:《“華南”概念的生成演化與區域研究的檢討》,廣州:《學術研究》,2015 年第 7期。 而日本學者指出,日方從 1900 年前後開始使用“南清”指稱中國南方地域,而在清朝滅亡後則改用“南支那”、“南支”、“華南”等詞匯,此外還可散見“南方支那”、“南部支那”等用例。 此類用語很可能是英語“South China”的直譯,以此與“北清”或“北支”等詞匯相對應。 在清末十年當中,“南清”的內涵一度非常廣泛,包含長江以南的所有地域,尤以江浙閩粵桂五省為主,而日方對“北清”的關注遠多於“南清”。 但中華民國建立後,隨著日系資本對上海及江浙的投資越發興盛,用於指稱長江中下游“江南”一帶的“中央支那”、“中支那”、“華中”等詞匯迅速傳播,並擠壓了“華南”所指稱的地理範圍,狹義的“華南”大致在 1910 年代後半段得以確立。 參見久保亨、瀧下彩子編著『戦前日本の華中·華南調査』、東洋文庫、2021 年、4~9 頁。 至於“華南”逐步狹義化的過程可在日方資料中獲得確認。 如一戰前夕田中善立將華南定義為雲南、貴州、廣西、廣東、福建、浙江六省,而 1920 年台灣軍方認為華南包含福建、廣東、廣西、貴州、雲南五省,進入 1930 年代台灣總督府則主張對日方具有實際意義的“華南”僅包括閩粵桂三省。 參見田中善立『台灣と南支那』、新修養社、1913年、凡例;黒田周一「南支南洋の意義」、『台灣時報』1920 年 5 月、1 頁。 台灣総督府『台灣と南支那』、台灣総督府総督官房外事課、1937 年、1 頁。將此推演至極端的言論便是所謂“象形蚯體”說,用以形容中國地方當局各自為政、自給自足、全無國家觀念可言。 如 1900 年日本《國民新聞》稱:“如象,如鯨,大則大矣,欲殺之亦可殺也。 如同蚯蚓斷首尾動,切尾首動。 若單如蚯蚓之類的小蟲子尚可忍受,然今日之支那,是在象身上嫁接了蚯蚓的構造。 其處置之麻煩,可想而知。”參見王美平、宋志勇:《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 第四卷(1895 ~ 1945)》,第 127頁。 同時內田良平則從社會階層角度指摘中國社會的割裂性,其將中國社會劃分為“政治社會”、“普通社會”與“遊民社會”,並認為中國的特殊性在於“政治社會”與“普通社會”的分離。 而野村浩一對此批判道,內田所謂的中國社會特殊性實際上普遍存在於世界各地前近代國家中。 參見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張學鋒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44 頁。此時流亡日本並深受該國學術風氣影響的梁啟超,在 1902 年撰寫《中國地理大勢論》時亦以此標準縱論中國各地文化發展特徵,認為“蓋南北之差殊,稍有識者皆能見及矣”。 參見梁啟超著,夏曉虹、陸胤校:《新史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第 265~269 頁。王美平:《日本對中國的認知演變———從甲午戰爭到九一八事變》,第 232~233 頁;第 198~199 頁。如北伐戰爭期間,日本眾議員松本君平將北伐軍視為“南方革命軍”,並認為其思想主張已經影響“北方”。 與此同時,部分日本政要赴華拜會國民黨要員,並得出“南方人心都在輕蔑日本”的結論,因此決定出兵山東阻止中國的“南方派”北伐。 參見王美平、宋志勇:《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 第四卷(1895~1945)》,第 253~257 頁。此處所指的“華中”包含華東地區。 參見田中善立『台灣と南支那』、193 頁。002
  • 內藤湖南:《禹域鴻爪》,李振聲譯,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8 年,第 88~89、173 頁。內藤湖南:《作為中國人觀的中國將來觀及其批評》,內藤湖南:《東洋文化史研究》,林曉光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 年,第 153~155 頁。台灣銀行総務部調査課『南支那』、台灣銀行、1913年、9~10 頁、12 頁。小林新作認為,“新客”是出生在中國的第一代華僑,主要由福建人、潮州人、客家人、廣府人、海南人構成。 新客在東南亞生養的土生華僑泛稱“峇峇”,亦稱“僑生”,或可依中國血統的濃淡劃分為“峇峇”與“混血華僑”。 其中混血華僑因人種歸屬存在較大模糊性,故東南亞各地進行人口統計時皆將之忽略不計。 參見外務省通商局編『華僑ノ研究』、1929 年、85~86 頁、90~93 頁。外務省通商局編『華僑ノ研究』、外務省通商局、1929 年。 該書由小林新作執筆完成,並於 1931 年刊出修訂版。 經對比,前後兩版當中關於新客與峇峇的內容完全一致。 參見小林新作『支那民族の海外発展:華僑の研究』、海外社、1931 年。外務省通商局編『華僑ノ研究』、外務省通商局、1929 年、85~86 頁、90~93 頁。竹井十郎『我南洋貿易を阻害する華僑の真相』、東亜経済調査局、1932 年、3~8 頁。福田省三『華僑経済論』、巌松堂、1939 年、95 ~ 99頁。 此時東南亞新客與峇峇人口比例出現劇烈變化的時代背景是 1929 年起席捲全球的經濟危機。 大量東南亞華僑因失業或破產而主動返回中國,東南亞各地當局則紛紛出台華僑入境限制法案,甚至將部分貧困華僑驅逐出境。 以上因素致使東南亞新客大幅減少,峇峇佔比隨之提升。 參見外務省通商局『華僑ノ現勢』、外務省通商局第二課、 1935 年、 43 ~61 頁。満鉄東亜経済調査局『比律賓に於ける華僑』、満鉄東亜経済調査局、1939 年、33 頁。南満洲鉄道東亜経済調査局『蘭領印度に於ける華僑』、満鉄東亜経済調査局、1940 年、54~55 頁。南満洲鉄道株式會社東亜経済調査局『タイ國に於ける華僑』、南満洲鉄道株式會社東亜経済調査局、1939 年、22 頁。 此外,東南亞英屬殖民地亦有類似情況發生,如據陳嘉庚回憶,“七七事變”爆發後新加坡峇峇對於抗戰募捐態度消極。 而造成這種情況的根源在於峇峇對中國的祖國意識淡薄。 參見陳嘉庚:《南僑回憶錄》,新加坡:南洋印刷社,1946 年,第44、125 頁。此時日方基於華僑代際關係展開的討論亦存在嚴重認知偏差。 如其片面強調峇峇已經同化於土著族群,然而峇峇群體的存在正是華僑後裔相對土著族群長期保持獨立性的明證。 在馬來半島及印尼群島的峇峇極少皈依伊斯蘭教,因此與土著群體間的文化差異始終顯著。 在號稱土著化程度最深的爪哇,1950 年代卻出現專門針對華人的土著民族主義即“阿沙阿特主義”,當地排華運動亦將峇峇作為對象。參見李恩涵:《東南亞華人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15 年,第 488~489 頁;孔飛力:《他者中的華人:中國近現代移民史》,李明歡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295 頁。外務省通商局『華僑ノ現勢』、92~94 頁。日方戰敗前夕通過參考中文資料認識到,東南亞華僑的鄉緣意識分為多個層次。 如在華僑會館最為密集的英屬馬來亞,便存在依省籍關係建立的福建會館和廣東會館,依族群關係建立的南洋客屬總會、潮州八邑會館、英屬瓊州會館聯合會。 此外還有依縣市籍關係建立的鄉緣團體,如福建華僑設有金門會館、惠安會館、永春會館、南安會館、詔安會館、晉江會館、福清會館、永定會館、安溪會館、福州會館、龍岩同鄉會、東山會館、漳州會館(或龍溪會館)、同安會館,廣東華僑設有三水會館、瓊州會館、八邑會館、惠州會館、大埔會館、中山會館、順德會館、南海會館、嘉應會館、肇慶會館、潮安聯誼社、花縣會館、潮陽會館、茶陽會館、廣肇會館、赤溪會館、雷州會館、番禺會館、普寧會館、高州會館、豐順會館、新會會館、應和會館、清遠會館等。 參見東亜研究所『第三調査委員會報告書:南洋華僑抗日救國運動の研究』、東亜研究所、1945 年、198 頁。造成這種情況的背景原因在於,近代日本主要由台灣總督府、“滿鐵”及外務省分別進行東南亞華僑問題研究,而三者之間卻因各自的華僑政策不同而存在競爭關係。 此外,日方進行的華僑調查又可分為以台灣總督府為代表的“南洋派”,以“滿鐵”與興102
  • 亞院為代表的“北方派”,兩派之間亦呈對抗關係。參見濱下武志『華僑·華人と中華網:移民·交易·送金ネットワークの構造と展開』、187 頁、196 頁。福田省三『華僑経済論』、91~92 頁。福田省三『華僑経済論』、92 頁。東亜経済懇談會『ジャワ華僑の近況』、東亜経済懇談會、1944 年、4~7 頁。外務省通商局編『華僑ノ研究』、87 頁;福田省三『華僑経済論』、92~93 頁。南満洲鉄道株式會社東亜経済調査局『タイ國に於ける華僑』、52 頁、54~56 頁。台灣総督府外事部『南方華僑団體調査』、台灣総督府外事部、1943 年、7 頁。 也有個別意見稱福建曾是海盜巢穴,故當地人性情彪悍,品行惡劣,舉止粗野。 參見芳賀雄『東亜共栄圏と南洋華僑』、刀江書院、1941 年、27 頁。東亜経済懇談會『ジャワ華僑の近況』、9~10 頁。企畫院『華僑研究資料』、企畫院調査部、1939 年、18 頁。台灣総督府外事部『南方華僑団體調査』、6~7 頁。外務省通商局編『華僑ノ研究』、88 頁。福田省三『華僑経済論』、94 頁。南満洲鉄道株式會社東亜経済調査局『タイ國に於ける華僑』、54~55 頁。台灣総督府外事部『南方華僑団體調査』、4~6 頁。企畫院『華僑研究資料』、20 頁。外務省通商局編『華僑ノ研究』、89 頁;企畫院『華僑研究資料』、20 頁;芳賀雄『東亜共栄圏と南洋華僑』、27 頁。東亜経済懇談會『ジャワ華僑の近況』、7~9 頁。福田省三『華僑経済論』、93 頁。外務省通商局編『華僑ノ研究』、89 頁。企畫院『華僑研究資料』、18 頁。南満洲鉄道株式會社東亜経済調査局『タイ國に於ける華僑』、55 頁。芳賀雄『東亜共栄圏と南洋華僑』、27 頁。福田省三『華僑経済論』、93 頁。 彼時廣府華僑在世界各地華僑團體當中常起領導作用,而並不僅限於東南亞。 以台灣為例,日本於 1938 年 2 月 2 日在台北設立“台灣華僑新民總公會”,並在島內分設 38個“新民公會”。 根據同年 12 月“台灣華僑新民總公會”統計數據,在日方定義的“台灣華僑”中,福建人佔 77.52% ,廣東人佔 9.06% ,浙江人佔 7.04% ,江西人佔 5.43% ,其他族群佔 0.95% 。 令島內日本當局驚訝的是,佔據絕對多數的福建人雖在經濟領域稱雄,卻對政治毫不關心。 而人口佔比不足一成的廣東人卻是島內“華僑社會”的領袖。 日方據此認為,在研究華僑問題時一定要牢記福建人與廣東人的秉性截然不同。 參見台灣拓殖株式會社調査課『本島に於ける華僑の地位』、台灣拓殖株式會社調査課、1940年、18~20 頁。南満洲鉄道株式會社東亜経済調査局『タイ國に於ける華僑』、56 頁。南満洲鉄道株式會社東亜経済調査局『タイ國に於ける華僑』、56 頁。 此外,在日方調查中也會涉及人數較少的其他華僑族群。 比如對於廣西華僑,日方認為其民系與廣東人相近,但因環境閉塞、土地貧瘠,故塑造出質樸剛健、不畏艱苦、節約等民俗,以及斯巴達式風氣。 參見台灣総督府外事部『南方華僑団體調査』、7~8 頁。台灣総督府外事部『南方華僑団體調査』、8 頁。南満洲鉄道株式會社東亜経済調査局『タイ國に於ける華僑』、52 頁。企畫院『華僑研究資料』、12 頁、15 頁、215 頁。福田省三『華僑経済論』、94~95 頁。例如被日方極力詆毀愛國熱情不足的福建華僑,在“南僑總會”成立後不僅擔負主要領導職責,且總體而言對於抗戰募捐態度積極。 福建華僑比例最高的菲律賓更是東南亞華僑人均捐資數額最多之地。參見陳嘉庚:《南僑回憶錄》,第 339 頁。作者簡介:張傳宇,蘇州大學社會學院歷史系、蘇州大學東亞歷史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江蘇蘇州  215000[責任編輯  陳志雄]202
  • ABSTRACTSSocial History as an Approach: Seven Theses Held by the Study of Social History ..........................................Sun Jiang (005)Abstract: Examining the global evolution of historiographical theo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vibration” and “concatena-tion” , we can trace the origin of social history to the critique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in the 19th century and ascribe in-terdisciplinarity and problem-oriented analysis to it as its two major features. Social history, in the wake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amidst diverse intellectual trends, takes on a variety of appearances against the “ golden rule” that quantitative methodology constitutes the only way to approach historical facts in view of precision and accuracy. However, in the 1970s, social histor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reintroduced individuals feelings, thoughts and behaviors into its research field. The 1980s, on the other hand, witnessed the “ linguistic turn” of social history, which contributed to the grow-ing awareness that “society” is nothing but produced and reproduced in human imagination. With the “denaturalization” of the idea of “society” , social history also came to an end as an intellectual movement. Keywords: Social history; the Annale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tal history; new social history; post-social historyA Study on Low Carbon Consumption in the Guangdong- 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Zuo Liancun (028)Abstract: As a terminal behavior of low-carbon economy, low-carbon consumption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w-carbon con-sumption structure, gradual formation, comprehensive connotation, and dynamic judgment standards. Low carbon consump-tion is an inevitable tre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and economy. It is an objective requirement to achieve the ‘dual carbon goal, promote the power of supply side structural reform, and guide to achieve peoples high-quality life. The construction of a high-quality living circle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will inevitably follow the path of a low-carbon economy, because of low-carbon consumption being the most direct manifestation. At present, low-car-bon consumption in the Guangdong- 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s located in the rising channel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inverted U-shaped curve of low-carbon consumption, and it is still in the initial stage, with great potential for expansion. On the basis of continuously deepening understanding, we should improve policies, regulations, and relevant management systems, strengthen low-carb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enhance the supply capacity of low-carbon products, formulate car-bon footprint standards for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widely use product carbon emission labels, improve low-carbon consumption incentive and constraint mechanisms, create a good, soft and outer environment for low-carbon consumption, promote low-carbon consumption practices,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quality living cir-cle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Keyword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Low Carbon Consumption; Inverted U-shaped Curve; Product Life Cycle; Carbon Footprint ; High Quality LifeThe Patterns and Changes of Industrial Specialization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Cheng Yuhong (040)Abstract: Industrial specialization runs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development, and its level of de-velopment and direction of change are also important indicators for judging the development stage and health of urban ag-glomeration. This paper presen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pattern of industrial specialization and its changing characteris-tic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using a combination of quantitative measure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recent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s basically in line with the general rule of urban agglomeration evolution and has entered the stage of industrial functional specializatio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With the Pearl River estuary as the boundary, two distinctive manufacturing clusters led by Shenzhen, Guangzhou and Foshan have formed on the east and west banks re-spectively, and the trend of specialization is emerging. The producer service has shown a development trend of centripetal convergence and overall convergence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Spatially, three major service 302
  • centers have been formed in the East, West and Central regions. It is remarkable for the differences of changes in the special-ization of producer service across the system boundary, with the core cities tending to be highly service-oriented while their specialization is deepening. Keyword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dustrial specialization; pattern of division; changing character-isticsFrom Social Control to Childrens Rights: Changing Definitions of Child Sexual Abuse ......................Shang Xiaoyuan (054)Abstract: A commonly accepted and clearly defined concept of Child Sexual Abuse (CSA) is important for developing effec-tive child protection policies, including educating parents and children, and processes for preventing and responding to CSA. Drawing on legal documents, media reports and a review of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prevalence and incidence of CSA in China,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components of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CSA, compares the legal definition with defini-tions used by epidemiologists and other researchers, and then discusses the continuing gaps and challenges for an emerging system to fully protect children subject to CSA. These include the age of consent, the gendered nature of some regulations, the nature of the incide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d the power imbalance between the abuser and victims. By discussing the changes of the definition of CSA, in the past decade, the article found that Chinas child protection system has achieved sig-nificant progres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gaps in the current definition which means the existing system is not efficient for protecting all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from CSA.Keywords: Sexual assault of minors; Child Sexual Abuse; child protection; rape of underage girls; child molestationChanges in the Literary Environment of Villages and Towns for Teenagers: a Town in Southern Shandong Province  ...................................................................................................................................................................................Zhu Shanjie (067)Abstract: A survey of the literary environment for teenagers in a rural town in southern Shandong Province reveals that a-mazing changes have occurred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of China. The process has been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 each of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cluding landmark events. The trend of change demonstrates that they are further declining, with the possibility of them disappearing completely. The literary envi-ronment of a towns youth will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ffect their knowledge acceptance and spiritual growth, as well as their lifelong way of thinking, as well as their behavior. Therefore, changes in the literary environment will change the way of their spiritual growth, which in turn will affect the “quality” of the town s population. This town is not an isolated case. In a sense, it can be seen as a microcosm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rural society, and is a cause for concern.Keywords: Villages and towns; teenagers; literary environment; marketizationResearch on Chuxi Baojuan of Changsheng Religion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Pu Wenqi (078)Abstract: The Changsheng religion founded by Wang Changsheng at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is the southern branch of the Huangtian Dao(黃天道) and Pujing Yuandun Jiao(普靜圓頓教) from the middle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was popu-lar in Jiangsu, Zhejiang, Jiangxi, as well as other provinces. The Chuxi Baojuan ( 出 西 寶 卷) , written by Wang Changshengs descendants, has been circulated among the people since its publication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Maitreyas thoughts on governing the world, which is promoted in Baojuan, played a historical role in connecting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in Maitreya folk religious beliefs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and mad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to carry on the past and open up the future.Keywords: Wang Changsheng; The Changsheng religion; The Chuxi Baojuan ; Maitreyas governance thoughtStudy on the Mechanism of Chinese Works Written by Luzon Franguia Friars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Dai Guoqing (085)Abstract: Chinese Works written by Europeans are the product of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Age of Exploration. The rich books have born witness to the multi-layered nature of cultural exchange, with the text form and 402
  • writing mechanism itself also being important parts of this cultural exchange. Although the number of Chinese books written by the Franguia Friars in Luzon and Fujian is small, they are rich in meaning. Through the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of the heterogeneous cultural situatio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xt form, we can understand the general mechanism of the Fran-guia Friars Chinese writing and discover more about the internal basis for the evolution of their writing style.Keywords: Luzon Franguia; transoceanic reading; Chinese works; history of literatureTranslation and Receptio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Yi” in Macao from the 16t h to the 19t h Century  ..................................................................................................................................................................................Lu Chunhui (096)Abstract: The Chinese character 夷 (Yi) originally referred to regions and ethnic groups outside of the Central Plains. Since the arrival of Europeans in China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the meaning of this character expanded to encompass all matters related to foreign lands, reflecting the concept of “Tianxia” (all under heaven) under the tribute system of ancient China. The translation of the character “Yi” (and the related terms derived from it) is an important academic topic, reflecting the power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games behind the language. Macao served as a significant stage for the eastward spread of Western learning and was an important place of the co-exist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from the 16t h to the 19t h century. The Portuguese considered this character to have a derogatory meaning since the beginning of Macaos history, but did not raise significant objections until the mid-19t h century. Instead, they adopted certain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o up-hold their dignity and avoid conflict.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 h century, due to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Portugals policies towards China, the Portuguese authorities explicitly prohibited the use of the character “Yi” .Keywords: Yi; Macao; Portuguese language; translation historyI Am Not Yet Known: The Difficulties of CNKI Identity i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cholarly Publishing  ........................................................................................................................................................................................Zhu Jian (109)Abstract: In its less than thirty years of history, CNKI has been trying to build an identity for itself as a digital publisher of scholarly journals, but the fundamental obstacle of lacking ownership is insurmountable, and so, it has built six different i-dentities for itself, hoping to bypass this obstacle through multiple identities. These identities, which are constructed only for the purpose, regardless of ability and responsibility, have indeed brought great benefits to the network, not only by monopo-lizing the revenue of digital dissemination, but also by bringing it closer to the goal of being the main digital publisher of ac-ademic journals, but the obliga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publishing entities will not disappear because of the pressure on related parties formed by several more specious identities, but will only accumulate. The result is that the network has been sitting on the crater of a volcano that will erupt when it reaches a certain threshold, and finally the public opinion caused by the lawsuit of Professor Zhao Dexin and the bargaining incident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ushered in the investi-ga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relevant public authorities. The network had to carry out rectification, but the rectification plan could not exclude the obstacles on the road to the subject of digital publishing, nor could it solve the problem of ambiguous identity caused by an unsuccessful identity construction. To resolve the dilemma, the first question that needs to be answered is how to distinguish the identity of CNKI, and this is a question that needs to be answered clearly in the academic journal industry today, when the CNKI model has in fact become the main or even the only path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academic journals.Keywords: CNKI identity, academic journal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ublishing entity, CD-ROM version electronic journal publisherDigitization of Academic Publishing as An Unfinished Transformation: With a Focu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Academic Journals and CNKI .................................................................................................................................Sang Hai (135)Abstract: CNKI’s goals and positioning have evolved and changed, while its idealized goals and attributes as database have been consistent throughout. The digital publishing dominated by CNKI is one kind of database publishing, forming its own model of including journals in full text databases and disseminating them on the Internet. The CNKI model is a product of a 502
  • specific given environment, and is also the choice based on its own database logic. The different frameworks of database publishing and paper publishing have created a disparity between CNKI and academic journals, which results in a dual char-acter and subjectivity of database publishing. However, the difficulties of CNKI and journals to become the real subject of digital journals publishing have objectively led to the factual absence of the subject of digital journals, and the CNKI data-base is more like a digital projection of paper- based journal system. Only by finding a new model that can stimulate the po-tentials of academic production and academic communication in the digital era will the subject of digital academic publishing be bor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cademic publishing into digitalization be considered truly accomplished. Keywords: Digitization of academic publishing; academic journals; CNKI model; database publishing; academic exchange; knowledge sharingPassing by in a Hurry: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as a Quiet Visitor to China (1957-1964)............................Lin Jinghua (147)Abstract: During the New China, which was established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strategy of being “one-sided” was imple-mented. During this period, the only method of literary criticism was “Marxist-Leninist literary theory” which was a form of Soviet reflection theory. At the time, the “West” , which was once embraced by the Republic of China, quickly disappeared due to the hostility of Soviet Russia. However, during the anti-rightist movement and its subsequent seven years of panic, Zhu Guangqians History of Western Aesthetics and Wu Lifus Selected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were published, as well as Yuan Kejias two volumes of Modern American and British Bourgeois Literary Theory Selected Works (1962). Such a sud-den event was made possible due of the death of Stalin, and Khrushchevs subsequent de-Stalinization and attempt to ease the Cold War, which led to the Sino-Soviet controversy. However, instead of constructing an independent concept of “ the West” , China continued to treat the West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which had been established by the Soviet Union, resulting in China engaging in the Cold War in a dazed and more radical way, the results of which was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in a limited capacity before suddenly disappearing before the begin-ning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Keywords: Cold war;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the “west” in the Soviet Union; chinese judgment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nti-Japanese War Novels and Mainstream World War Literature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Chen Ying (161)Abstract: After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Soviet Union,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quickly set off a creative up-surge in anti-war literature. Soviet humanitarian war novels and American anti-fascist anti-war novels represented the main-stream of world war literature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war novels of Chinese “Seventeen-year Literature” held high the banner of “praising war” , which was contrary to the mainstream of world war literature. The humanitarian glimmer of war novels in the new era is a limited mirror of the worlds anti-fascist war novels.Keywords: Humanitarianism; anti-war novels; Soviet war novels; American war novels; Chinese anti-Japanese novelsNational Day and Wartime Chinese Literature: The Express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Clash of Political Discourse  .....................................................................................................................................................................................Gao Qiang (172)Abstract: National day in China holds a great significance for homegrown Chinese literature that was written during WWII. After the “September 18” incident in 1931, these literary works were deeply immersed in a strong nationalist rhetoric with a nationalist revolutionary spirit, and served as a “ drum and call”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se wartime writings washed away the national humiliation with their spirit of national revolution, and were endowed with the deep meaning of “creating new National Day writings” , that is, they were a call to re-build the Republic of China. Whether National Day was commemorated or not, or whether National Day scene was positive or not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i-dentity. Therefore, wartime Chinese literature also expresses the firm maintenance of national identity through nationalist and patriotic writings. Further, when undemocratic and anti-freedom phenomena emerged in large numbers, these writings were increasingly shrouded in dissatisfaction, sadness and disappointment, and became an excellent opportunity to call for free-602
  • dom, democracy and social criticism. During the War of Liberation, the left-wing literati further adopted a firm and tough tone in their writings, issuing a passionate revolutionary declaration with the sharp weapon of the people. The call of these writers for freedom and democracy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wartime Chinese literature.Keywords: Chinese wartime literature; National day; the concept of nation-state; national position; discourse confrontationWhy the “Republic” Gained Majority Support: the Debate on the Form of Government after the Wuchang Uprising............................................................................................................................................................................Zou Xiaozhan (181)Abstract: After the Wuchang Uprising, the results of the debate on the form of government in the late Qing soon appeared. The revolutionists viewed monarchy as the fundamental obstacle for political transition and insisted on a republic. The constitutionalists support for monarchy was due to the fear of a bloody revolution, rather than their favour for the Qing throne. Thus, when the revolutionary direction became clear, the constitutionalists quickly turned towards revolution and supported republicanism. Although Ta Kung Pao, the mouthpiece of the northern constitutionalists, wanted peace with the acceptance of a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he was nevertheless not bound to it. With the decline of the emperor-official rela-tionship and increasing nationalism, Yuan Shikai and his Beiyang faction had no loyalty for the Qing emperor, striving for his abdication and promoting republicanism with Yuan as president. To mediate the political hostility between the constitu-tionalists and the revolutionists, Kang Youwei presented the idea of “a republic with a figurehead monarch” (xujun gonghe) and stressed that a constitutional monarch could be symbolic and be able to co-exist within a republic. However, his argu-ment received little support from the people and was also strongly opposed from within the reforming royalist camp. Some Manchu-Mongolian lords strongly advocated for keeping the royal family, while simultaneously advocating for reducing their power and influence. Ordinary Manchu people however gained little benevolence from the emperor and were far-re-moved from him, with no determination or ability to guard the monarchy. Also, while liberal Manchus held no ethnic preju-dice and pursued innovation, they were not keen on the idea of a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Ther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republic soon became the dominant plan whereas a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lost its appeal.Keywords: Form of government;republic;constitutional monarchy;republic with a figurehead monarchModern Japans Research on Overseas Chinese Ethnicities in Southeast Asia .............................................Zhang Chuanyu (193)Abstract: Since World War I, Japan has paid attention to the issu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Its complex re-search path towards this issue was directly related to its analytical approach towards China. In general, Japan has always fol-lowed a basic premise and method of ethnicities classification according to geography and dialect when investigating the e-conomic, social, immigration, and ethnic issues of overseas Chinese. Although Japan attempted to classify the ethnicities of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late 1920s, this method was not applied to its investigation of other overseas Chinese issues. After the July 7 Incident of 1937,the characteristics of overseas Chinese ethnicities in Southeast Asia attracted Japanese attention, and relevant research presented a dense nature of “Nation-al Policy Research” under the influence of Japans “Southern Expansion” Policy. In conclusion, modern Japans research on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had gone through a complicated process of change, in both the methods of investigation, and the depth of cognition.Keywords: Modern Japans research on overseas Chinese; overseas Chinese ethnicities in Southeast Asia; “Southern Expan-sion” policy702
  • 徵 稿 啟 事    《澳門理工學報》是澳門理工大學主辦的綜合性學術理論刊物,1998 年創刊。 “人文社會科學版”為中文版,季刊,大 16 開本,每期 208 頁。 常設欄目有名家專論、港澳研究、總編視角、中西文化、文學研究、語言翻譯、歷史研究等。本刊熱誠歡迎海內外學界朋友賜稿。 茲就中文來稿規範及相關事項說明如下: 一、本刊係學術理論性刊物,尤其歡迎有原創性的學術論文。 來稿篇幅以 12,000~15,000 字為宜,簡體、繁體文本均可,錄入請採用 Word 軟件。二、本刊注釋一律採用文末注,標號順序採用加圓圈的阿拉伯數字①②③……,並置於正文文字的右上角。 具體標注格式如下: 1. 專著、譯著、論文集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頁碼。2. 學位論文、會議論文、報告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地點、機構、文獻形成時間、頁碼。3. 期刊文章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出版地、刊名、年期。4. 報紙文章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出版地、報名、日期。5. 古籍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卷次、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或責任者、文獻題名、部類名、卷次、版本。6. 檔案文獻的標注順序為:文獻標題、文獻形成時間、卷宗號或其他編號、收藏地點。7. 外文文獻的標注格式原則上採用該語種通行的引證標注方式。三、參考文獻置於注釋之後,按其重要性或參考的先後順序編號排列。 注釋中已出現的徵引文獻,在參考文獻中不再列出。 參考文獻的標注格式與注釋的格式基本相同,但不標示具體頁碼。四、本刊採用網上投稿,請登錄採編系統 http://MPIJHS.cbpt.cnki.net,在“作者投稿系統”中註冊賬號。 稿件成功提交之後,即可在線跟蹤處理結果。五、來稿需提供 200 字左右的中英文提要、3~6 個中英文關鍵詞及作者中英文姓名。 本刊實行匿名審稿,請作者另紙附上學術簡歷以及聯繫地址、郵政編碼、電話、電子郵箱等相關資料。 基金項目或資助項目請注明具體名稱及編號。六、本刊對擬採用稿件有酌情刪改權,如不同意刪改者,請在來稿時特別聲明。 來稿一經刊用,即付薄酬,並贈送兩本樣刊。 凡刊載於《澳門理工學報》文稿的著作權,均由澳門理工大學和作者共同享有,作者著作權使用費已在稿酬中一次性給付,本刊不再另行支付。 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本刊所授權的相關收錄、上網、下載、轉載或收入論文集等用途,請在來稿時作特別聲明。 稿件請勿一稿多投。 來稿一律不退,敬請作者自留底稿。七、本刊倡導良好學風,嚴格遵守學術規範。 來稿如發生侵犯他人著作權或人身權行為,作者應負全部責任並賠償一切損失。八、歡迎光臨 journal.mpu.edu.mo 或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數據庫(nssd.cn)免費查閱本刊電子版全文。九、本刊聯繫地址:澳門高美士街澳門理工大學《澳門理工學報》 編輯組。 電話: (00853)85996254。 傳真:(00853)28723786。 電子郵箱:xuebao@mpu.edu.mo《澳門理工學報》編輯組2023 年 7 月 15 日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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