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會科學版 2022 年第 4 期編輯委員會主 任: 嚴肇基副 主 任: 李雁蓮 劉澤生委 員: (以姓氏筆畫為序)王利民 王長斌 毛思慧朱 劍 仲偉民 李向玉李長森 李惠芳 李雁蓮吳承學 吳新凡 林子予林發欽 姚 申 高自龍陳志雄 陳慶雲 崔月琴張耀銘 黃貴海 齊鵬飛黎明海 劉 明 劉澤生劉曙光 韓璞庚 韓麗麗謝丹嬋 嚴肇基顧 問: 李向玉總 編 輯: 劉澤生副總編輯: 陳志雄澳門理工大學主辦
目 錄2022 年第 4 期 ( 總第 88 期 ) 1998 年 4 月創刊·名家專論·從“第三人稱”到“政治美學”———我的哲學之路的自我闡釋 張 盾 (5)………………………………………·港澳研究·主持人語 劉澤生 (25)…………………………………………………………………前海實踐的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 張玉閣 (26)………………………………………回歸二十年澳門公共財政制度演變 呂開顏 (39)……………………………………西方漢學視域下漢字“象”特徵的認知與建構———以利瑪竇《西國記法》為中心 方環海 高明樂 (49)………………………安徽宿松方言名詞化“有界”標記“個” 黃曉雪 (61)…………………………………·中西文化·落下麥子:澳門耶穌會輔理修士蔡按鐸生平考略 梅謙立(Thierry Meynard) (67)……………………………………………………丁敦齡:一個“小人物”對中法文化交流的貢獻 謝靜珍 (76)…………………………試釋陳垣與梁啟超論辯玄奘年代及相關之問題 王 皓 (86)………………………
·總編視角·主持人語 劉澤生 (96)…………………………………………………………………印刷媒介的建構與影響 張耀銘 (97)…………………………………………………數字出版知識服務:學術期刊融合發展新引擎 杜 敏 (114)………………………·文學研究·詩文證史的合理性與限度:從陳寶箴死因研究說起 周 洋 (124)…………………歷史美學“別解”:評《柳如是別傳》 路新生 (133)……………………………………王元化與西方思想之分合 吳琦幸 (146)………………………………………………《我們夫婦之間》:文學的規訓與懲罰 宋學清 (159)…………………………………“周公攝政”史實探原 陳晨捷 (168)…………………………………………………論清史《續文苑底稿》對順治康熙朝詩史的續寫 戚學民 (177)………………………雲南禁煙會勘與中英存土交涉(1917~1919) 趙 曜 (188)…………………………本期英文內容提要 (200)…………………………………………………………………《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 年總目錄 (205)……………………………徵稿啟事 (208)……………………………………………………………………………
JOURNAL OF MACAO POLYTECHNIC UNIVERSITYVol. 25, No. 4 (Serial No. 88), 2022CONTENTSFrom “Third⁃Person Ontology” to “Political Aesthetics”———The Self⁃interpretation of the Road of My Philosophical Studies ................................................................................. Zhang Dun (005)Value Rationality a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of Practice in Qianhai ...................... Zhang Yuge (026)The Evolution of Macaos Public Finance System in the 20 Years since the Handover .......................................................................................................... Loi Hoi Ngan (039)On the Featur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Matteo Riccis A Treatise on Memonics ....................................................................................... Fang Huanhai & Gao Mingle (049)The Nominalization of “Bounded” Marker “Ge” in Anhuis Susong Dialect ........................................................................................................ Huang Xiaoxue (061)A Grain of Fallen Wheat: Brief Investigation on the Life of the Macanese Jesuit Brother António Cai ...................................................................................................... Thierry Meynard (067)Reconsidering Ding Dunlings Role in Sino⁃French Cultural Exchange..................... Xie Jingzhen (076)A Tenta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Dispute on the Historical Issue of Xuanzang between Chen Yuan and Liang Qichao........................................................................................ Wang Hao (086)The Construction and Influence of Print Media............................................... Zhang Yaoming (097)Knowledge Service in Digital Publishing: A New Engine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Journals....................................................................................................... Du Min (114)The Rationality and Limitation of “Historical Facts and Literature”: From the Study of Chen Baozhens Death...................................................................................................... Zhou Yang (124)A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cal Aesthetics: a Review of the Unofficial Biography of Liu Rushi ........................................................................................................... Lu Xinsheng (133)Wang Yuanhuas Absorption and Rejection of Western Thought in His Academic Career .............................................................................................................. Wu Qixing (146)Xiao Yemus Between A Couple : 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 of Literature............. Song Xueqing (159)A Conjecture of the Duke Regency of Zhou..................................................... Chen Chenjie (168)On the Renewed Writing of the Poetic History of the Shunzhi & Kangxi Period: Based on the Research on the Manuscript of the Xu Wenyuan Biographies of the Qing Dynasty.................. Qi Xuemin (177)The Anti⁃opium Inspection in Yunnan and Negoti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Great Britain from 1917 to 1919...................................................................................................... Zhao Yao (188)本期基本參數: ISSN 0874⁃1824∗1998∗q∗A4∗208∗zh∗P∗MOP50∗1350∗17∗2022⁃10本期英文編輯:Áine Ní Bhroin(譚小果) 本期執行編輯:陳志雄
·名家專論·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4 期從“第三人稱”到“政治美學”———我的哲學之路的自我闡釋張 盾[提 要] “第三人稱存在論”和“政治美學”是本文作者整個學術生涯最重要的兩項哲學研究工作,分別提出了兩種不同立場、不同風格的哲學。 第三人稱存在論抵制近代西方哲學對存在問題的第一人稱解釋,即把一切存在都理解為以“我思主體”為前提、以“被我看到”為標準的“存在之現象”,開創一個以“它存在”這種第三人稱性的“存在本身之內容”作為本源問題的新存在論。 “政治美學”的目標則是:第一,推動美學的一次重大轉向,即終結近代以來以研究藝術品之美感經驗為中心的文藝美學,開啟以研究政制之美和人性之美為中心的政治美學,其實質性訴求是回歸柏拉圖古典美學。 第二,改變人們理解馬克思的維度,即把馬克思學說理解為在現代性歷史條件下重啟對最好政治和最美人性之思考的政治美學。[關鍵詞] 第一人稱存在論 第三人稱存在論 文藝美學 政治美學[中圖分類號] B0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4 ⁃ 0005 ⁃ 20一、第三人稱哲學做了什麽?《第三人稱存在論:追尋存在的平凡本意》(南京大學出版社 2021 年),是我整個學術生涯中最重要的一部“生命作品”。 拙著出版之後,受到哲學界同行和朋友的關注。 人們不禁要問:第三人稱哲學是否可能? 面對這一追問,我始終謹記胡塞爾的教誨:在哲學中只能解決“有限而基本的問題”,而不可能對一切最重要的問題做根本性的決定性的解決,因為任何一種哲學都是從特定的思想立場出發得到的特定概念圖景。 我只是想追尋前人的夢想和成就,再做出一個我自己的形而上學;我的形而上學研究遵循一般的哲學工作規範,並相信概念的自我運動會按其固有的內在規律自動形成思想的總體性,它無疑受到中國古代哲學的激勵和指引,但在方法上卻不得不採用近現代西方哲學的概念構造和邏輯推演,僅此而已。 在這個過程中,我會批評別人的形而上學觀點,但不太關心其方法的類型和規範,更不想重新規劃和變革這些規範和方法本身,因為大道殊途而同歸,每一種好哲學都有自己的方法和道路。 今天,形而上學無疑正在失去它對現實社會的重大影響力和文化領導權,但我從未想着要去根本改革和拯救形而上學,這是任誰也做不到的;如果形而上學衰5
落下去,就像傳統的文學和藝術那樣,甚至被科學完全取代,那也是它的宿命,我們只能接受。在回應“第三人稱是否可能”這一問題之前,我想先解釋一下:第三人稱想做什麽、做出了什麽? 研究存在的形而上學在西方被列為第一哲學,這是我堅信不移的。 但形而上學最顯赫、最具影響力的思路均來自西方,中國文人只能跟着走,這是我不甘心的。 我的初心是做一個研究存在問題的中國式思路,但我發現,雖然中國古代的形而上學理想獨樹一幟,足以引導我的方向,然而,僅僅依靠中國古學的資源和套路,是不可能組織起真正能與西方形而上學分庭抗禮的存在問題和哲學思路的。 這是因為,中國古代形而上學的原初概念,比如道與器、有與無、天與人、理與心等等,雖然內涵深邃幽遠,但其哲學上的概念結構過於簡單和籠統,其作為理論問題的內在意義也不夠清晰和完整,因而無法獲得能夠與西方哲學思路分庭抗禮的問題格局和可靠方法,至少對我個人來說是這樣。 哲學是人類共享的精神技藝。 存在問題的完整而清晰的概念構造和邏輯推演方法最初來自西方,但它在近現代西方哲學中卻被帶到一條錯誤的道路上,需要以一種中國式的形而上學思路匡正之,為此必須吸收和借用西方近現代哲學的概念構造和邏輯推演方法,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才能做成存在問題的中國式思路。近現代西方哲學的本源問題是“我思考並觀看存在”。 如果追溯到這一本源,就可以發現,近現代西方哲學就其全部以“我觀看並思考存在”作為形而上學的初始問題來說,乃是一種“第一人稱哲學”。 它由笛卡爾開創,康德做了恢宏的拓展,在胡塞爾手上發展到極致,最後又在海德格爾這裡實現了漂亮的轉型———其歷史譜系大抵如此。 康德將存在劃分為“存在現象”和“存在本身”,這對近代西方哲學來說是一個決定性的偉大發現,當然它可以追溯到柏拉圖。 第一人稱哲學關注存在的“現象”,那是存在被“我”看到的部分,它依特定尺度而顯現,並具有可描述性,這種現象決然有別於存在本身的內容。 在更深刻的概念上,第一人稱哲學關注的是存在的形式和意義,那是存在被“我”思考而獲得的維度:“形式”範疇與內容直接對立,標識着思想對存在本身內容的領悟和超越,它表示存在之內容向思想給與自身的尺度與方式,即判定存在有效性的思想條件;“意義”則是思想依特定尺度對內容賦予的有效性,只有有意義的存在才是形而上學的有效問題。 第一人稱意味着,“主體的視界”是形而上學的本源事件,這個主體的視界其實就是判定存在之有效性和問題性的思想形式:一個存在只有被第一人稱主體看到並思考,才能成為有效的哲學問題,不被主體看到和思考的存在者的存在本身無法生成為哲學問題。 存在一旦進入思想形式,就變成了向主體顯現自身的現象,作為“存在本身”的內容則完全落入問題域之外的黑暗之中。第三人稱哲學重新發現形而上學的初始事件,用存在的內容取代存在的現象作為形而上學的本源問題。 它提出,所謂存在論的初始事件決不會是“有某存在者,它如此這般”這樣的個案,而應該是指一般存在之道的起始點,即:凡存在總是由存在者去構成的存在事態,此存在事態必有其由該存在者自己居有和親歷的實際性內容。 對這種實際性內容進行描述和形式化所得到的現象和意義,對形而上學來說只是第二手的問題即“思想問題”,而非本源性的存在問題。 對存在的本源問題進行校正之後,形而上學的敘事模式便由第一人稱改成第三人稱。第三人稱的核心問題是:如何在哲學上將一個存在者自己居有和親歷的它的存在事態的實際性內容作為原理表現出來? 顯然,這一問題是在對第一人稱問題的批判和校正中獲得的,所以第三人稱是一項批判性的和論戰性的哲學工作,而不敢妄稱自己具有完全的原創性。 它首先取得的一個重要成果是發現了第一人稱哲學的本源問題及其邏輯結構:第一人稱敘事懸擱存在者自己存在的內容問題,而把一切存在都變成以主體與對象之二元性為尺度所作的思想設定,在這裡,存在不6
是實際性事態的內容,而是在主體的視界中呈現出來的一幅“現象景觀”,在邏輯上被規定為一種思想性的形式。 這一發現顯然有助於實現對西方近現代哲學傳統的根本性突破。 換個說法,對第一人稱來說,一個存在只有作為對象性才是一個有意義的存在,因為其邏輯上的有效性只能來自“我思主體”的意義給與程序。 這種意義給與程序包含兩種問題式,分別從存在的發生問題和證明問題上去限定存在的意義:(1)存在的發生。 一個東西的起源如果在時間中發生,必有某種原因使之發生。 這種自然史的直觀並不必然上升到形而上學問題。 但第一人稱卻從這個自然的原因概念抽象出存在論的原理,把創造一個東西的方法當成意義給與程序:“存在就是被創生”,並從中引出了“主體”和“對象”的概念。 從哲學史看,亞里士多德是最早提出“每一事物之創生必有創生者”的人,①但亞里士多德的創生理論並不涉及存在的意義問題,只是後來的中古基督教哲學才將其上升為存在論問題:存在就是被創生,存在者之為存在者就在於它是受造之物。(2)存在的證明。 第一人稱的問題意識在於,如果我知道世界上有一個東西存在,我必須能夠“證明”之,這種證明只能通過該存在向我的視界被給與出來來完成,由此導致另一種意義給與程序:“存在就是被給與”,不能由被給與性證明的存在沒有意義。 由這一問題式也必然引出“主體”與“對象”的概念。 從根本上可以說,這是近代意識哲學的唯一問題式,即存在就是作為經驗對象被意識主體所直觀和認知。 胡塞爾將這一問題式發展到登峰造極,他把“每一種原初給與的直觀都是認識的合法源泉”稱為“一切原則的原則”。②存在的發生問題和證明問題都是第一人稱的問題,並且只在第一人稱論域中具有合法性。 它們並不具有形而上學的唯一性,更不是形而上學的本源問題,因為其失落了存在的內容維度,只抓住了存在的現象和形式。 第三人稱哲學重新發現了這一內容維度,開拓出存在論的新論域。 趙汀陽教授認為,第三人稱開啟了一個“與存在本身相配的充滿創意的視野”,並“打擊了存在論的所有傳統敘事”。③第三人稱第一次揭示,真正的存在問題、或者說形而上學的本源事件,是一個存在者自己構成並親歷其事的存在事態的實際性內容,而不是這個存在被我思主體所設定、在主體的視界中被顯現、因而是可以描述並在邏輯上發揮證明作用的現象狀態。 存在之與主體有關的對象性和現象性,對形而上學來說只是外在的、附帶的、不重要的問題。 如果懸擱了現象問題,存在的有效性將不再需要引入主體的思想性尺度,而是需要建立起能夠保證“存在本身”被表現出來的內容原理。 根據趙汀陽的看法,這種內容原理意味着回復到亞里士多德的本源假設即“存在本身”,它必然陷入“存在即存在”的同義反覆,從而無法形成有效的形而上學問題。④這意味着,要使“存在本身”成為形而上學的有效問題,必須超出第一人稱對存在的一切描述,同時又不落入“存在即存在”的同義反覆。 第三人稱哲學滿足了這一要求,為此而有如下概念建構———第三人稱規定一個存在者構成它的存在事態的可能性表示它的“存在行為”,並將存在本身的內容原理表現於該存在行為的一種特殊“實相”中,即:一個存在者因居有它自己存在事態的實際性內容而成為“存在本身”,當且僅當該存在者在其存在事態中“重複實行”它的存在行為。 其實這個存在本身的內容原理在直觀上很容易得到理解,這就是,在不設定主體“觀看並思考存在”的視界前提的情況下,所謂“去存在”就是一個存在者在時間中重複它的自身存在的那個內容,即它始終“是它自身”,它在時間中固持着自身的這同一個內容。 如此,第三人稱將“存在本身”揭示為“一個存在事態的內容在時間中重複自身”,並用“歷事”去命名這一內容原理:去存在意味着存在者親歷了它自己的存在事態的全部內容實情,存在事態因此而有了它的“初”與“終”,它的曾經和它的即將,在曾經與即將之間的這7
個區間必須由存在者自己“走過去”。 此非隱喻,而是存在本身的內容實相,即存在就是在時間中重複自身的內容,這種重複自身的存在內容必然是平凡的。 這就是第三人稱所發現的存在之本意,除此之外,存在不可能有別的本意。二、第三人稱哲學是否可能?“第三人稱哲學是否可能?”這是趙汀陽在他為拙著所作序言中提出的疑問。 對我來說,這是致命的懷疑。 趙汀陽私下交流時曾對我說:“第一人稱是無法證明的主觀主義,第三人稱是無法證明的客觀主義。”這一判斷牽涉到極為深刻複雜的哲學問題。 在其近年發表的一系列形而上學評論文章中,趙汀陽提出了他對於存在論研究的新想法和新進路,其中也隱含着對第三人稱存在論進一步的帶有根本性的評論和質疑,值得認真對待和回應。(一)作為“第一原理”被直接說出的存在之道趙汀陽在他的序言中提出,第三人稱試圖理解“存在本身”,這是哲學自古以來就一直夢想、卻又無法實現的一個理想,“根本原因在於,思想與存在之間存在着明顯的知識論上的障礙:我們既無法在意識之外去思想,也無法在意識之中去證明意識理解了存在本身。”這裡我首先指明一點:所謂“通向存在本身的知識論障礙”是典型的第一人稱觀點,而趙汀陽並不接受第一人稱,這就使他對形而上學的理解出現矛盾。 在他最近的形而上學評論文章中,趙汀陽極為精闢地指出,由於笛卡爾發明了以我思為出發點的“先驗論證”,致使形而上學奇蹟般地轉化為知識論的內部問題,即“由存在轉向了關於存在的思想”。 這就是所謂“通向存在的知識論障礙”的由來,也是第一人稱哲學的濫觴。 笛卡爾的先驗論證意味着,唯有我思主體能夠自證,其他事物皆不能自證而有待主體性為之證明,於是思想成為存在的解釋,主觀性成為客觀性的根據。 趙汀陽指出了這個第一人稱信條的致命缺陷在於:“笛卡爾未能成功地定義自足的主體性,他僅僅證明了我思,卻不能證明任何所思的可信性或客觀性。”⑤這已經說明所謂“通向存在的知識論障礙”是不能成立的哲學偏見。其實在第一人稱中作為存在之本源事件的我思主體,其本身的存在已經據有了某種完滿自足的第三人稱內容。 第一人稱有一個堅固的深層信條:主體本身的存在在其存在論根據上是完滿自足的,因為“他為自己而存在”———這句話暗示了,主體在一切知識論的形式維度之外另有一個他自己去存在的內容維度。 在這裡,知識論對本源的徹底性的追求倒退回起點,思想與存在在本源性上陷入了解釋學循環,所謂“思想與存在之間的知識論障礙”也失去了邏輯上的理據。 我在《第三人稱存在論》最後一章關於方法的討論中,提出了打破上述解釋學循環的方案,並對第三人稱如何可能給出了一個盡可能徹底的解釋,大意是講,思想與存在之間在本源性上的循環起源於形而上學的存在論目標與認識論目標之間的內在矛盾:形而上學原初的存在論目標是提供存在之內容如何構成自身的原理,但形而上學在近代提出的認識論目標卻不是提供原理,而是追問存在原理的思想條件,這種所謂思想條件就是使一個原理成立的理由,這個“理由”概念表示思想為一個存在創造出思想形式、從而使之進入論證關係的一種能力。 如果要求一個存在原理必須是有條件、有理由的,它就必須進入思想的論證關係,即在一種純思想的邏輯關係中把一個存在證明為一個觀念的有效性。 當存在進入思想問題,它就只能是向思想給與出來的現象,變成第一人稱的問題。由此來看趙汀陽最近系列形而上學研究中反覆強調的一點:存在的概念是存在論的前提條件,但卻不是存在論的問題———他是對的;但若以此為根據推論第三人稱哲學是不可能的,則不能成立。 因為,存在本身不是問題,而是依存在之道自行構成的事態,但存在之道如何將自身表現為一8
個原理卻是一個問題。 如上所述,存在之道可以進入思想問題,使原理依賴於各種主觀的思想條件,這是近代西方哲學的思路;如何使存在之道不進入思想問題而又能表現在存在論的原理中,這是第三人稱的問題。 這個問題的合法性不依靠思想條件,而是基於存在內容構成自身的實際性。這種內容的實際性作為原理,由於不依賴思想條件,只能表現為無條件的“第一原理”。 因此,最深刻的存在論問題就在於,如何從原理上表現出存在內容的這種可以充當第一原理的無條件實際性。對第三人稱來說,困難在於,所謂內容的實際性作為存在者自己去存在的必然性乃是“存在的道理”,但存在論只能在理論中說出這個道理並通過概念把它表現出來,如果這種概念的言說淪陷於思想問題,那就重新落入第一人稱的形式領域而抓不住內容。 而第三人稱之所以可能就在於,思想得以接近存在之道的唯一可能方式是:思想能夠將“存在的道理”直接說出而不要求理由。 於是,把內容的實際性表現在原理中的唯一可能路徑就是把它設為第一原理而直接說出,因為這種實際性就其不要求任何思想條件而言乃是無條件有效的,故其有資格充當存在論的第一理由。這就是第三人稱存在論的“存在批判”方法。 第三人稱以此方法證明了:存在內容的實際性既是存在之道的最終本意,同時也是形而上學研究的最高原理和最高理想。 正如趙汀陽所指出的,這是形而上學從古代就已面對的一個問題。 西方哲學所謂“邏各斯”,其實說的就是這樣一種對存在的問題意識:世界自己存在,能夠說出存在內容的實際性原理而不淪於形式的無效性,才是人之存在領悟的最高理想。 形式與內容的異質性使該原理成為難題,形而上學也相應地劃分為第一人稱的形式領域和第三人稱的內容領域,它們分別標誌着通過理論去接近存在之道的兩條不同道路。兩者相比,第三人稱所發現的存在內容的實際性是更根本的原理,表現在:它將第一人稱得以可能的最後理據包含在自己的理論中,使之成為自己的一種特殊情況。 其實第一人稱也要求把內容的實際性作為自己的最高原理,只是由於路徑錯誤而無法在理論中通達這一內容。 但第一人稱理論仍然需要把自身的效力最終落實在內容上,表現為第一人稱原理在其最根本的理由和根據方面與第三人稱的內容原理是相互協適的:我思主體的存在是一個實際性內容而非形式假設,所以第一人稱有效性的最後根據畢竟是一個實際性。另一方面,第三人稱的中國式思想風格就體現在,它不再關心存在的思想條件這類西方知識論問題,而是以“直接斷言”的方式將存在者存在的實際性內容當作第一原理直接說出,具體來說,就是以人的存在歷事為範本來直接表現存在之道。 我們可以相信,所有主流的中國古代形而上學對存在的探索都使用了這種“存在批判”的方法,因為在中國思想傳統中,天地存在之道至明至簡,無須引入主觀性的反思,便可直接面對並參悟之。 比如,老子之“大道泛兮,萬物恃之以生”,“道常無為而無不為,萬物將自化”;⑥莊子之“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⑦黃帝之“道無始而有應”,“虛同為一,恆一而止”;⑧周易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生生之謂易”;⑨二程之“天地之化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為中庸”,“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⑩等等,都是直接說出存在的內容原理,而不去追究這些原理的思想理由和知識論條件。 摒棄了西方式的知識論問題之後,第三人稱是存在論研究的新起點,但它其實只是又回到了古代形而上學的那個原初起點:萬物恃大道而存在於天地間,自己居有自己的存在內容。 第三人稱從這個起點出發,通過使用“存在實相”這種概念工具來揭示存在之道的本意,並以此為基礎重啟對人的存在問題的研究。 對第三人稱來說,中國古代對“天之道”與“人之道”的劃分是一個最重要的劃分,所謂“人與天地相參也”,然後存在論才進入實質性問題。 按照中國古代的形上信念,天之道是人之道的界限,“天道”在先而後有“人事”。 第三人稱恪守這一中國思想原則,在引入人的存在歷事作9
為印證存在之道的範本之前,首先演證一般存在之道的原理作為總的論域前提(參見《第三人稱存在論》第一章),而非像西方思路那樣,一上手就把全部存在論研究都限定在作為人之道的知識論問題之內,把人設定為第一人稱的世界主體,而把世界的存在變成對象性和現象性。 第三人稱把中國古代對“天之道”與“人之道”的劃分當作自己探索前進的路標,並將這一劃分進一步概念化兩種存在論的“法度”。 第三人稱規定,能夠充當特定存在論論域之最高原理的那種存在之道理就是該論域的法度,它將“天之道”和“人之道”分別概念化為存在的“自—然”法度和“使—然”法度:前者使一切存在論原理適用於存在者自己去存在的存在內容,表現存在的“天之道”;後者與之相反,把人預設為世界主體來作為使一切存在原理獲得意義的概念前提,因此只適用於加在存在內容之上的各種思想形式,以此表現存在的“人之道”。 形而上學研究於是劃分為關於存在思想形式的第一人稱論域和關於存在實際性內容的第三人稱論域。(二)在語言中現身的存在之道讓我們繼續討論“是否可能”這個命運攸關的問題。 趙汀陽在他為拙著寫的序言中講:“第三人稱哲學是否可能? 我至今無法肯定這個充滿創意的視野是否可能……第三人稱在表述上顯然是可能的,這要歸功於語言的超強能力,即語言能夠表達一切可能性。”對我來說,這是對第三人稱所作的最微妙、最意味深長的評論,也把我們帶入最深刻的哲學問題。首先,如果第三人稱哲學在語言表述上是可能的,那麽它就在最根本的意義上是可能的。 這涉及對哲學本身的理解問題。 奧古斯丁說,真正的好存在是上帝用語言搭建起來的,這個好存在的現身形式就是語言。這啟示我們,形而上的存在之道是語言性存在,它用語言建構自身,只能被理性所理解,這種理解的對象就是語言,並沒有一個超越性的和實體性的形上世界自在地存在於語言之外。 另一方面,哲學作為使用語言創造這種形上世界的技藝,它本身也是語言性的存在,它是一條“通向語言之路”。 我們看到,無論在中西哲學中,也無論古代還是現代,存在之道只能用概念語言說出,只有概念語言才能適用存在之道的形上特性,概念和命題是存在的直接見證,邏輯作為存在之道和天地之理只能在語言中現身。 其中的道理就在於,語言把存在變成可理解性,語言作為“人類最偉大的成就”(趙汀陽)就在於,它是位於存在開端的東西,因而是一切事物進入存在的形上根源,不被語言之光照亮的東西永遠落在存在之外的黑暗與虛無當中。 在西方基督教哲學中,作為存在起因的上帝是一個用語言發布命令者的概念,也是一束照亮黑暗之光的概念,這兩個比喻導致了最重要的存在論問題:存在之道運行於天地之間,但它的現身卻是哲學的概念創造的結果。 因此,當趙汀陽說第三人稱哲學“在語言上是可能的”,我認為他抓住了事情的根本。 因為哲學作為理解力和知識本身,是徹底的語言性存在,在哲學中語言與存在之道直接為一,這裡沒有能指與所指的實體性對立,所謂存在之道作為徹底的可理解性就存在於語言之中,一種哲學在語言上是可能的,就意味着存在之道在這種哲學中成功現身。那麽,在具體的哲學操作層面,形上之道如何在語言中現身? 答案是只能通過概念的建構和運作來實現。 維特根斯坦說,形而上學意味着撞擊語言的界限,即通過可說的東西把那不可說的神秘東西“顯示”出來。這只有通過概念的設定才能做到。 因此,在最本質也最切近的意義上,哲學的方法只能是概念的創造和運動。 因為形而上學的超越性只能在語言的界限內實現自身,所以任何哲學思想和哲學問題的重大推進只能表現為概念上的飛躍,而這通常是借助新概念的創造來完成的。 在這個過程中,用概念解釋概念或多種話語之間的解釋循環是不可避免的,那是哲學被其語言性所決定而必須使用的方法。 哲學中的那些與我們真實的生活與歷史相關的重大問題,也無不借01
助於概念來表現。 因此,設想一種哲學方法不假設任何概念結構,而直接研究在世界和歷史中生成的現實問題,那是不現實的———離開了概念,這些問題如何在哲學的界面上生成和現身? 這裡我舉一個理論物理學的例子,也許有助於說明問題。 在上個世紀初的物理學革命中,據說洛倫茲也想到了愛因斯坦的問題,但他卻因為沒有能力實現愛因斯坦在相對論中完成的概念飛躍,所以在該問題上沒有實現突破。 我想說明,好哲學當然一定要超出話語本身而介入我們實際存在於其中的現實和歷史,但這取決於思想以何種方式去把握這個現實。 黑格爾在此問題上的教誨是真知灼見,他認為直接存在的現實不是哲學所要面對的現實,現實中那些“使我們的存在方式陷入困境的事情”(趙汀陽),只有通過概念的否定作用被反思和重建後,才能上升為哲學的問題。 因為現實作為他者對思想的真實抵抗,只有在反思性的概念中才能顯示自身的完整意義,所以黑格爾說概念“在他物中即是在自身中”,哲學是“被概念式地理解了的歷史”。 這裡所謂“對歷史的概念式理解”的關鍵之點是:哲學依靠概念的力量重新創造了自己的對象,因此概念的創造是一切重大哲學發現的本質,也是思想在歷史性的現實中發現真實哲學問題的路徑。由此可以斷言,第三人稱的可能性在其已經完成的哲學文本中表現為,概念的建構活動形成了理論的總體,以此開拓出一個形而上學研究的新論域,並在這個新論域中對眾多哲學上的大問題進行了重新處理:認識論與倫理學、時間與空間、語言與真理、生活與歷史、文化研究與現代性批判,等等。 這項形而上學研究是總體性的,證明了新的本源問題確立之後,一切哲學問題都需要重建也可能重建;而這又反過來證明了,為形而上學設置的這個新的本源問題及其方法是完全可能的,它能夠為一個新的存在論敘事方案奠定基礎。 我認為,趙汀陽最近提出的“問題路徑的遍歷性”是一個重要的“可能性”標準,即“以本源問題為出發點而生成足夠多的路徑而通達所有重要的哲學問題”:如果本源問題能夠通達思想空間內的所有哲學問題,就證明是一個真本源,由它出發的哲學敘事方案就是可能的;如果所設定的本源問題演化能力不足,不能通達足夠多的重要問題,也就無法說明世界、生活和歷史。 按此標準,第三人稱已經證明了自身具有這種“問題的遍歷性”。 這種遍歷性的內在機理可以再次引用黑格爾予以解釋,即:一種新哲學之所以可能,端在於它是“思想在概念中的自我運動”。 黑格爾認為,哲學是一個概念“自我運動”的過程,在這裡,思想“深入於事情之中”,“只須讓那本身活潑自如的思維規定循着它們自己的進程逐步發展”,而不使用外在的標準,因為哲學在概念的創造中生產出與各種不確定的和偶然的經驗現實完全不同的東西,從而成為“純粹從思維的本質去發揮思維進展的邏輯過程”,概念通過自己的這種自由的運動去建立起思想的具有內在必然關聯的整體。在這裡,思想仿佛有機體的生命過程,以自身的存在為目的而不斷生長,把外在的他者有條件地吸收到自身當中,這種思想自我運動的有機性正是哲學研究的內在邏輯。 我想說明,這也正是第三人稱的可能性之所在:第三人稱意味着讓存在自己言說它自己的內容,表現為概念在自己運動中進入了一種能夠穿越所有問題的內在聯繫,而並不追求“與事實相符”的“對世界的必要解釋”(趙汀陽),因為在哲學的概念創造中生產的是與各種不確定的經驗基礎完全不同的東西,在這裡,某種程度的開放性是不可避免的,那正是黑格爾所謂“思想全體的自由性”所要求的,也即所謂“問題路徑的遍歷性”所要求的。 以下將縷述一些人們熟悉的哲學問題的例子,來說明第三人稱從其本源出發點通達和改造各種重大哲學問題的演化能力。1、認識論。 認識論是近代西方哲學的主流話語,也是第一人稱的首要界面。 認識論用一種全新的哲學敘事方案徹底衝擊了形而上學追問存在的原初目標和路徑,把存在問題變成關於存在的知識問題:任一存在者存在,當且僅當能夠知道它“如此這般”,才能判定它“存在”。 認識論問題以11
我思主體為前提,並把“我思”限定為“看存在的視界”,於是存在只能在主體的意識活動中被思考為現象,在視界中只能看到存在的現象,而看不到存在的內容。 認識論的先驗論證堅持我思視界對存在本身的優先權,並將其當作本源的徹底性,致使形而上學在任何情況下都無法通達作為內容的存在本身。 第三人稱則揭示出,思想視界的優先權並非自明的存在之道,因為在視界中被看到、被思考的那些現象只是存在的影像,而非存在的真正內容。 正是這一點使認識論遠離真正的存在之道。 第三人稱進一步揭示,存在按其本意決不止於被看的現象,而首先是要做的事情,它是由存在者自己做成並自己親歷的事情的實際性內容。 原初的存在問題優先於認識論問題的先驗根據就在於:任一存在,當且僅當它是存在者自己去存在,才能知道它“如此這般”。 但是第三人稱作為存在的內容界面,並未拋棄知識問題,而是把知識問題當作內容問題的一個特殊部分包含在自身之中。為此它選用“存在之領悟”取代“我思視界”作為解決知識問題的概念工具。 存在之領悟區別於主體意識就在於:意識僅僅回顧和表象既有的存在狀態和現象,領悟則關注並設計存在的各種可能性,因而具有行為特性。 關鍵在於:人作為對存在有所領悟的特殊存在,不僅僅意味着他“看存在”的維度,而首要地意味着那是他“去存在”的一種特殊方式。 領悟作為第三人稱的限制性概念意味着,面對他者的存在,人並非僅僅從外部觀看並思考之,而是把他者存在之可能性“擬作與自己有關的事情來設計並做成之”,因此領悟是人這種特殊存在者自己去存在的一種特殊內容。 “存在之領悟作為擬構”是第三人稱從其本源問題出發通達認識論而又超出認識論的概念創制,它並不要求中止理論上的追問,只要求中止存在現象作為第一問題的資格,以便為建立內容原理讓出道路。2、倫理學。 倫理學是第一人稱的另一個傳統領地。 倫理學要求道德法則普遍有效,這種普遍有效性其實是一個存在尺度,只有合尺度的存在才有意義,倫理學追求的其實是人的存在的有意義形式。 比如康德的基本法則是“把人當成目的”,其存在論前提是第一人稱,因為這個基本法則是由“作為最高立法者的純粹實踐理性主體”設定的。 這就決定了在人世間倫理關係中,一個人的行為的道德價值是一種只有讓別人看到才能實現的價值,同時也將他自己的存在假設為某種必須被賦予意義而超出其實際性內容的新實體即“存在姿態”。 第三人稱揭示出,倫理學的普遍有效的道德法則,實際上是讓一切存在者重複地“分有”同一個存在形式,但它卻不能要求存在者重複“居有”同一個存在內容,因為這是不可能的。 因此,倫理學的存在論基礎是第一人稱性,表現為做給別人看的存在姿態是人的存在的現象,它適用於向別人給與自身這一意義程序,但卻無法觸及存在本身的內容問題。 存在的內容是要求存在者自己去做的“事情本身”,我們只能看到事情的現象,卻看不到事情本身,因為事情本身不是看的對象,而是做的內容,是一個有待完成的任務。 在生活中,人們常常迫於種種原因,做出讓別人看的某種姿態,這種姿態對構成他的存在事態的內容來說顯示為“多餘之事”,只有那真正需要存在者自己去做的事情才是內容上的“必要之事”,即堅持居有自己本有的可能性而不肯讓渡於人。 第三人稱從其本源問題出發,通過劃分人在人世間存在之“需要自己做的內容”與“做給別人看的姿態”,實現了對倫理學的存在論基礎的批判。3、空間與時間。 在近代西方哲學中,空間與時間是第一人稱的標準問題。 比如康德的空間概念是人類知識的先驗直觀形式,世界的存在在這一形式中被表現為“無限的所與量”,一切對象均在這一形式中向主體的視界給與自身,成為有空間規定(比如形狀和大小)的存在現象的知識。 第三人稱所通達的空間性問題,不再關注事物存在狀態的量規定,而是發現事物與人的存在相關性的內容實相。 儘管人在其存在領悟中發展了空間形式的概念及其不同層次(比如物理空間、知覺空間、記憶或想像空間),但人的存在的空間性卻首先應該屬於他作為存在者的內容維度,並在與他21
者的存在者間關係中成立。 比如距離和位置這兩個空間規定總是直接關乎人的存在本身與他者的相關性,卻並不必然涉及人對空間的純理性認識:與描述事物形狀、測量事物大小這類認知活動相比,人與事物之間以及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和位置關係,總是更直接更切近地影響到人的存在的各種可能性的實際構成。 同理,時間問題被第三人稱所穿越和改造後,從現象的純粹形式變成存在者自己去存在的歷事實相的存在論根據。4、語言與真理。 第一人稱對語言本質的解釋是一種功能論解釋:存在是在主體視界中顯現並可以描述的現象,語言是描述這種存在現象的工具,主體用語言說出存在。 第三人稱則揭示,人不能說出存在,只能說出語詞,因為存在是自我構成的實際性內容。 人說出語詞意味着,他的存在在先定性上就被語言所構成。 語詞之所及者是存在者存在的“條理”即可能性,可能性作為條理從來都是一種語言性的存在,並通過語言進入領悟。 存在本身被語言所構成,意味着條理以言及自身的方式而“自化於世”,成為“語言事實”;此語言事實一旦生成,便具有了超越一切第一人稱形式(思想與言說)的自在的內容,即條理之言及自身。 人類說出存在的語言只是“人之言”,條理言及自身才是“自己去存在”的語言即“天之言”。 另一方面,第一人稱一直把真理概念定義為思想或命題與存在的符合,這需要引入尺度。 但存在只有在某種尺度上作為現象向視界被給與出來,才能實現與思想的符合。 第三人稱不接受尺度概念,它把真理問題揭示為“真實性”問題而非“符合”問題:凡存在者自己去構成的內容就是真實的存在。 這種基於內容的真理概念完全符合一般人的直觀,比如學術史上整理古代經典的真偽概念,以及文物鑒定中的真偽概念,就是存在本身的真實性概念。5、生活與歷史。 這是第三人稱最主要的問題域,需要在下面做專題討論。三、從“天之道”下降到“人之道”,走向人世間形而上學第三人稱的存在批判方法將存在者自己去存在的內容作為第一原理直接說出,然後通過在這一原理的旁邊放置兩個與之相符的理論直觀即“實相”:存在者重複自己存在內容的“歷事”和存在者間共建其世界性的“相與”,來演證這個第一原理就是存在之道的本意。 我從一開始就意識到,這個第一原理“給出的關於存在的知識極為空洞,接近於同語反覆”。但我相信,這種空洞性不是毛病,而正是存在之道至大至簡的證明。 趙汀陽最近反覆強調,“存在” (being)只能推出“存在即存在”的重言式,只是肯定了一切存在都“如其所是”,除此之外什麽也沒說;由此他認為:“存在雖是存在論的一個概念,卻不是存在論中的一個問題。”趙汀陽的這一看法是對的,但必須對其作出限定。 存在概念的發明是“邏各斯”或“天之道”在語言上的最初開顯,它是哲學的原點,是一切本源問題的本源,而決非“不能想也無法想”的廢話(趙汀陽)。 如果問到存在除了解釋自身還能說明什麽,回答是:雖然存在本身無所言說(存在不是謂詞),但它卻是一切形而上學思考之所以可能的初始條件和初始裝備,沒有存在概念,各種形而上學甚至無法設置自己的本源問題,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這些理論維度也根本無法生成。那麽,第三人稱如何從存在概念衍生出形而上學的新問題和新論域? 回答是:在發現“內容的實際性”這一本源問題之後,第三人稱引入了人這種特殊存在者的存在作為範本,來檢驗和印證這個“內容的實際性”確實就是存在之道的本意。 第三人稱由此而成為一種“人世間形而上學”,並再次堅守了中國式的思想道路。 中國思路講求知天道而盡人事,在方法上則要求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比如老子和《周易》都選擇了依天道而言人事這一問題路徑,孔子也相信“道不遠人”,要求在“與天地參”的前提下“善述人之事者”。“人事”確實應該成為形而上學問題的首要論31
域,人是哲學的奧秘。 李澤厚先生晚年說,他一生的哲學目標就是要以“人活着”(中國傳統的“生生”)來替代或超越西方傳統的 Being。 趙汀陽也在晚近主張,人通過“做事”而創造的歷史性秩序才是形而上學的本源問題,歷史是對存在的賦值,存在論的有效論域應限於以人的創世為核心的“歷史形而上學”,而終止以存在和真理為目標的“思想形而上學”。就第三人稱以“人事”為範本來印證存在之道———《第三人稱存在論》以篇幅最長的第二卷研究這個範本———來說,它對問題路徑的選擇與趙汀陽是一致的。 人只能在生活和歷史中存在,第三人稱把生活和歷史稱為“人的存在歷事的區間”。 但第三人稱從其本源問題出發所選擇的這一範本,不是人作為主體去觀看、描述和思考存在的對象性,而是人如何作為存在者在生活與歷史中自己去存在。 這才是第三人稱的範本概念。 從本源上說,人的存在不僅有“被看到—被說到”的向度,還有一個“去做到”的向度。 在這兩種向度的解釋學循環中,第三人稱宣示,“被說到”不是最後的有效性,只有“去做到”才是最後的有效性,因為它合於存在的內容之道,即:人的存在由他自己去做的事情來構成,那是他作為存在者“自行去是其所是”的內容。 “在此意義上,人的存在歷事等於‘行事’。 ……行事意味着在對存在的自覺意識中去歷事。 ……行事不僅歸屬於歷事的內容,它還在領悟中超出這一內容而具有創造性:人不僅在可能性中自己存在,他還創造存在的可能性,創造着‘使……存在’的條件。 也就是說,這種存在者在其存在的‘自—然’法度中具有‘使—然’性。”在此需要特別說明,這種對存在的創造已經不是指第一人稱主體創生了存在的對象性,而是第三人稱存在者創造自己的存在內容。顯然,對人世間的存在者來說,僅僅思考存在是不夠的,必須把自己的存在做成一件事情,生活才有實效,歷史才能形成。 趙汀陽最近反覆強調的以“我行”代替“我思”來作為形而上學的新出發點,與第三人稱的思路可謂異曲同工;但他的本源問題側重於方法的重新規劃,第三人稱則運用既有的概念方法真正超越了“我思”,開啟了人在生活和歷史中“歷事”的內容論域。第三人稱作為“人世間形而上學”必須在生活與歷史的界面上展開,但人世間形而上學並不等於“歷史形而上學”,因為除了歷史,它還包含有生活這一維度。 作為存在論概念的生活與歷史之間的關係是一個困難的問題。 第三人稱揭示,存在如果不是被描述的現象,就只能是存在者親歷其全部存在事態內容的“歷事”,此歷事的機理就是存在者在時間中重複居有他的這一實際性內容,即他始終“是他自己”,也就是中國傳統的“生生”。 人的存在內容的這種重複性結構必須在生活和歷史中提取出來,才能把生活和歷史確證為人在人世間存在的歷事內容。 但這是極其困難的理論工作,需要借助於特別複雜的概念建構,而決非不假設任何概念結構就能在“我們的世界”中直接端出(趙汀陽)的問題,不借助概念根本觸碰不到作為形而上學問題的生活與歷史。讓我先從比較淺近的“生活”概念說起。 對人來說,生活必然是存在的基本境域。 但是,所謂存在歷事並不直接等於生活,因為人在生活中的具體活動並不直接符合存在內容的重複性原理———人能做不同的事情。 人的生活中的每件小事都和其他事情有所不同,生活中發生的大事件更是具有絕對的獨特性,所以在生活的具體事實性中根本提不出人的存在內容的自身重複結構。這只有作為存在論的概念問題才能提出。 當第三人稱提出,人的存在歷事等於“行事”,即人“把自己的存在做成一事”,這並非直接談論人在生活中的具體活動,而是提出一個人世間形而上學問題,即人的存在歷事的內容不在於他做某事和不做某事,而在於他的一切“所做”和“所不做”加在一起的總和,構成了他的存在的既無法選擇亦無法推卸的總體性內容,那就是他的生活。 人只能在生活中存在。 第三人稱把生活規定為人的存在歷事的區間,存在內容的重複性只有在生活中才能表現出自身,因為日常生活作為人的生活目的、生活經歷和生活方式的總體性,展開了足夠大的時41
空區間,使人的存在內容的自身重複得以可能。 但如何把“在生活中存在”的重複性提取出來,則是第三人稱極其複雜的概念建構工作(詳後文)。 此事的存在論前提在於,生活的第三人稱本意不是一種“看”的對象,而是需要由在生活中存在者親自去做的事情,即便親歷的生活中有觀察和反思活動,那也是生活內容的本質部分,而非描述現象。再說“歷史”概念。 歷史不是人的存在的唯一維度,它甚至不是與生活並行的人的另一種存在境域或維度。 從第三人稱的本源問題出發,只有在生活中才能提取出存在的內容原理,如果內容的自身重複是存在之道,那麽在歷史中是無法發現這種重複性的。 這就使歷史的形而上學分析變得至為複雜。 顯然歷史不能只用時間性來規定,因為生活本身已經有時間維度,作為“生生”的存在必須在時間中展開。 為了把歷史與一般的時間性存在過程區別開,需要引入另外的標準,比如說歷史是人的“已經完成並進入記憶”的存在。 但這樣就把歷史引入了意義給與程序,而脫離了存在本身的內容問題。 趙汀陽把歷史規定為由“聖人之作”創造的秩序,並把這種創造當作形而上學的本源問題,進而把形而上學的有效論域限定為“歷史形而上學”:“創造秩序就是創造歷史。 人類的創世性事件就是本源的創建點,無論制度、政治、道德還是思想、科學、技術和藝術的創建點都是人的本源。 人類的創世性事件相當於周易所謂的聖人之作。”然而不可否認,形而上學的問題結構取決於人的存在本身的結構,而人的存在結構則必須依據古人稱為“天之道”的存在之本意。 第三人稱認為,作為秩序之創建的歷史性,無論其為政治史、思想史、還是科技史、藝術史,都是人的存在的表層結構,只有在生活中使存在內容得到表現的“日常性”才是人的存在的深層結構:“日常性是人的存在歷事只能在生活中得到展示的最原初的可重複性結構。”問題在於,趙汀陽只關心人類歷史中的命運挑戰、生死存亡、治亂成敗等大事,尤其是只把人類在歷史中遭遇的那些生存困境當作哲學問題,而忽略了人世間存在的生活維度,忽略了人的存在本身固有的幾乎是萬古長存的深層結構———日常性,這不僅把形而上學的問題格局變窄了,而且很可能沒有抓住根本。強調主體的創造是第一人稱的哲學觀點。 專注於以個人創造活動及其成就為中心的敘事史則是 19 世紀以前的傳統史學觀點。 這種敘事史以檔案研究為基礎,儘量詳細地描述政治、文化、科技、藝術領域的孤立事件和少數傑出個人的活動,以經驗主義的態度追求歷史事實的客觀性,結果只抓住歷史表層的事實輪廓,而不能發現歷史深層的“存在本身”的奧秘。 20 世紀以年鑒學派為代表的新史學觀點,提出從政治史、思想史、科學史、藝術史轉向社會史和生活史,歷史研究的重點從對個人行為事件的膚淺分析轉向對人的普遍狀況的邏輯結構的發現,探索一定地域內長時段穩定不變的日常生活、風俗習慣、民族文化類型、群眾精神狀態的全貌,真正再現普通民眾的普遍生存常態的真實內容。 新史學的存在論基礎尚有待澄清,但它的史學觀點應和了第三人稱的哲學態度,即要求形而上學的歷史性必須從個人行動為中心的政治經濟文化表層事件,轉向在普通群眾的日常生活中提取出來的人世間存在的內容邏輯。 從第三人稱的觀點看,“聖人之作”通過創建秩序而創造歷史,作為形而上學的本源事件標準,只能是第一人稱主體依特定尺度而賦予歷史事實的意義形式,即歷史學所強調的歷史事件對後世的影響。 依據這種尺度,有的歷史事實能夠進入歷史,有的則不能,那些最基礎的日常生活內容尤其不能進入歷史。 這就決定了這些歷史秩序的創建點不可能通達存在之道的深層結構,因為人的存在作為存在者自己親歷其事的全部內容在存在論上是平均有效的,它要求存在內容的“整全性”,即必須適用於存在事態從過去到未來的全部內容;所以它才是平凡的,並不蘊含人類創世性事件的秘密與奇蹟。 這種絕對完整而又平均有效的存在內容只有在人的日常生活中才能找到。51
由此觀之,趙汀陽認為存在內容重複自身的“生生”原則只能解釋存在的過去,不能解釋存在的未來性和可能性,也是不對的。 因為所謂存在的內容原理就在於要求一個存在在其“過去所是”與“未來將是”之間保持內容的同一性,即它的“所曾經是”與“即將去是”必須是同一個內容。 而存在之道這種向着從過去到未來的全部內容開放的整全性和平均性,正是從可能性上去理解的,而非對事實性的描述,否則它就不是存在之道。 我甚至推測,在理解的可能性維度上,關於存在之道的形而上學與關於自然規律的科學理論是一致的。 因為根據霍金提出的“黑洞信息悖論”,如果我們能保留宇宙發生的全部信息,我們就能追溯宇宙的全部過去並推論宇宙的全部未來。 與之相似,第三人稱正是試圖以保留存在者存在的全部實際性內容的“整全性”這一形而上學預設,來作為理解存在之道的正確理論前提。從第三人稱的立場看,生活是比歷史更根本的存在內容,日常性是比歷史性更根本的存在論維度,這是因為:在創建秩序的歷史現象層面無法提取出人的存在內容的重複性結構,而在生活的日常性中卻可以做到這一點。 所以第三人稱把日常性作為人的存在問題的“範本”。 邏輯上,存在本身無所言說,只能推出“存在即存在”的重言式。 第三人稱揭示,對存在本身內容唯一能夠超出重言式的規定,就是“存在內容對自身的重複”。 這是對存在本源的最後規定,但它卻不是一個思想性的規定,而是相當於存在本身在言說自身(趙汀陽對第三人稱的深刻點評)。 說存在就是重複自身內容,這仍然相當空洞,在現象描述上什麽也沒說,但它已超出了重言式。 所謂“第三人稱”正意味着,這是來自存在本身的“天之道”的言說,但它卻和人的存在直觀相一致,即所謂“去存在”就是一個內容在它的整個時空區間內始終“是它自身”。 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它在人世間存在中的範本就是生活的日常性。四、生活與歷史作為存在論之“內容原理”的範本日常性是人的生活的本質。 日常生活並不是一種可以選擇或不選擇的“活法”,每個人都不得不過他的日常生活。 日常性排除了“有意義的生活”這一概念,因為生活的意義需要從外部依尺度來賦予,比如賦予生活以某種歷史性的重要價值,從而打破其日常性結構,從生活事務變成歷史事件。 日常生活的第三人稱本意在於:只要你存在,你就必須自己去生活,去承受生活之全部事務雜多的純粹堆積與無限增漲。 日常生活之所以提供了存在內容之重複自身原理的一個可靠範本就在於,生活的事務雜多作為一個人在生活中必須親歷之事,乃是他的存在的純粹內容,除了表示他自己去存在之外,沒有任何形式可言。 只有第三人稱才把這種純粹內容本身當作存在問題,一般人的思想習慣都是用生活的某種形式來解釋生活的本質,而一旦訴諸形式就設定了主體的視界,存在的內容就變成了現象。 第三人稱則揭示,人的日常存在作為存在者親歷親證的內容沒有任何形式可言,它只是生活的全部事務雜多的純粹堆積與無限增漲,以此親證自己的存在。 換言之,日常存在根本不是人的生活的某種特定狀態,一個人也根本不能以某種特定方式進入他的日常存在,因為日常生活的“無謂且無奈”特性就緣於,它是生活事務雜多的單調排列與永恆積累,存在的任何意義和光輝都湮沒於日常性的這種無謂與無奈之中,只有存在本身的內容盡顯其平凡性。那麽,何種情況可以標識人的存在確實在日常性中懸擱了一切意義形式而變成了純然內容?第三人稱揭示:人的存在的特殊之處在於“做事”,即把自己的存在“做成一事”。 在生活中,有一種本質情況就是:“做什麽事”不再成為問題,“做事”本身成為在生活中存在的直接內容,此時,人在生活中的存在便脫離了意義形式而成為一種純粹內容。 在生活中,從基礎性的生命需要(飲食男61
女)到專業化的職場工作,到處充塞着那些沒有意義而又必須去做的事情,它們構成日常存在領域。 日常生活的無謂且無奈就在於,在這裡沒有對“做什麽”的選擇問題,只有因存在本身而不得不做的那些生活事務,“做事”成為唯一的問題。 在日常存在中,存在問題不是事情的意義和價值,而是事情本身,做事標示着存在的內容特性,它處於視界之外,因為日常存在本質上不包含需要被“看”的東西,只有作為純內容的事務。 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日常存在的純然內容,都有他必須自己去做的全部事務之總量,別人不能代替分毫。進一步說,生活事務雜多的堆積與增漲,在存在論上來說,就是存在內容對自身的重複。 第三人稱規定,一個存在就它在時間中包含一種不斷重複自身內容的綜合而言,稱為“存在事態”。 所謂“時間上的綜合”是指那個純粹內容在時間中將自身固持下去,其中每一個時間點上的內容都與另一個時間點上的內容保持同一,表現為:人在他的生活中做“相同的事情”。 但是如前所述,生活中包含無數各個不同的個別事件,從現象上看,人在生活中的存在永遠是在做“不同的事情”,因此存在的重複性機理不能在生活的現象領域被發現。 第三人稱揭示出,雖然生活事務在現象上各不相同,但日常性作為人的存在的內容維度卻決定了一種理解,即:一切進入日常性領域的事情都是需要反覆重新去做的事情,日常存在本質上就包含一種周而復始的秩序概念,只有那種需要反覆去做的事情才堪稱“日常的”。 如果生活中的某些事情需要我們反覆去做,它們就是在重複自身。 很顯然,只有在生活的日常性中才能產生這種需要,一個非常事件(比如一個歷史事件)是不可能要求重新去做的。 第三人稱的理論建構是:在日常性中,一件事因反覆去做而重複自身,標誌着人在生活中存在的內容之自身重複機理。 其直觀根據是:在生活中,反覆做相同的事情並無明確的理由,只是出於一種“去活着”的需要,於是生活中的一切事務雜多,就其僅僅是純然“做事”來說,全部變成了人的日常存在的無差別的內容。 正由於一切日常事務在必須反覆重新去做這一要求上是沒有差別的,生活本身才令人感到乏味和無奈。內容的自身重複使存在成為平凡的,其最突出的實例當屬日常家務。 即使在這裡,單獨一件家務事也總是連接着某種生活的形式或價值(比如“幸福的”或“有意義的”生活),以使生活成為不凡的。 但是當一件家務事的個別內容在必須反覆去做的要求中聯結為一個無差別的總體性內容時,它就進入了日常性,此時,引導它的具體生活目標被懸擱,“做什麽”不再成為問題,“做事”本身即是目的,內容的自身重複成為存在的常態。 日常家務具有最明顯的反覆做“相同的事情”的結構:人類的日常飲食起居具有一種被人的生命存在的深層結構所決定的幾乎是萬古不變的特性,就是日復一日做相同的事情。 我們看到,絕大多數家庭主婦操持家務是沒有目的的,生活的內容本身就是她的目的,因為人必須存在(活着),這是不能選擇的,日復一日做那些事僅僅是出於存在的需要,而與任何具體目標的選擇無關,在這裡,日常生活展現了存在本身固有的純粹內容維度,這裡沒有“看”存在的維度,只有存在者通過重複做相同事情而居有的那個純粹內容。讓我們回到歷史與生活的關係問題。 聖人之作創建秩序的歷史一定是個人存在的歷史,因為政治史、思想史、科技史、藝術史必然以個人的創造活動為中心,命運挑戰造成的生存問題只能擺在歷史的現象層面上,存在之道則潛藏於生活本身的深層結構即日常性中,以至形而上學的歷史性概念也必須奠基於生活的這種深層結構。 第三人稱拒斥對歷史事實的現象描述,因為那是歷史學的工作;第三人稱對歷史的概念另有說法,但這已經是一種基於本源問題的更複雜、更間接、更遠離直觀的概念建構,只有這種方法能夠讓歷史趨近於存在本身的內容維度。首先,人“在歷史中存在”的存在事態必然有別於“在生活中存在”的當下直接歷事,只能作為71
一種“已經完成的存在事態”進入存在領悟,因此人在歷史中存在的範本只能來自古代文本的種種記載。 第三人稱把一切由存在者自己親歷且已經完成的存在事態,稱為“存在者的存在史”,由它標識的“在歷史中存在”完全不同於表層歷史現象。 第三人稱選擇的具體範本是“周禮”中記載的中國古代“禮式生活”,其理由是:周禮關乎人的生活。 生活是歷史背後的那個更深的存在內容維度。 “三禮”中記載的周禮典儀幾乎涉及人的生活的所有方面,舉凡朝覲、聘問、祭祀、相見、宴飲、射獵、婚姻、養育、喪服等等,無不納入禮之章法,而且對其中每一事項的具體程式,均作了盡可能詳盡的規定。 這種古代存在的歷史範本“把生活的一切事務內容均加以程式化”,幾乎接近於古代生活的最深層結構即古代的日常性。 它在存在論上意味着:每個存在者在其所有特定行事中都必須固持地重複去做完全相同的事情。 它的主要問題不是治亂成敗帶來的命運挑戰,而是古代人的“名分”問題,即古代人在生活中“自己去是”的“所是者”這一問題。 這才是在歷史中發生的最深刻的存在論問題,因為它關乎古代人在他們的生活中存在之“所是者”與“非所是者”的劃界。 在禮式生活中,“君臣尊卑長幼男女之序”是最重要的事情,它由生活中“宮室車輿衣服器物飲食婚喪祭奠之分”來保證和顯示,所謂“居處有禮則萬事得其序”是古代生活的一個本質目標。另一方面,第三人稱建構的歷史性概念是“眾人在歷史中共同去存在”。 因為,按統一的程式生活,必然造就眾人的生活;按禮之章法存在,必然導致眾人作為存在者自己去存在。 眾人的存在一定超出一個人的存在。 第三人稱規定,歷史表示超出了一個人的日常生活的眾人在更大的時間區間內親歷其事地重複自身存在的內容。 換言之,一個人的存在歷事的區間是生活,當眾人將自己的存在事態拓展到超出一個人的生活—生命界限,此時人的存在歷事的區間就是歷史。 因此,歷史是生活之延宕的結果。 但歷史作為眾人共同去存在的存在史,仍然服從存在內容的重複性原理。簡單講,對作為存在者的眾人來說,那些已經完成的生活事態是他們的“曾經存在”,他們的“再次存在”則因超出生活—生命界限而只能在歷史這個更大的區間內構成,於是眾人在歷史中把他們的“曾經”與“再”作為自己存在的統一內容聯結起來。 個人的存在重複自身內容為“日常性”,眾人的存在重複自身內容為“歷史性”。五、從“第三人稱”到“政治美學”《超越審美現代性:從文藝美學到政治美學》(南京大學出版社 2017 年),是我繼第三人稱存在論之後又一部傾盡心力的“生命作品”。這本書不期然而然地做了兩件重要的事情:第一,它試圖推動美學的一次轉向,終結近代以來研究藝術之美感經驗的文藝美學,開啟研究政制之美和人性之美的政治美學,實際上是回歸古典美學那種以思考“存在本身之美”為中心的先驗形而上學。 第二,它試圖改變人們理解馬克思的維度,即把馬克思學說理解為在現代條件下重啟思考最好政治和最美人性的政治美學,據此證明馬克思學說的思想價值和歷史貢獻主要不在於一種直接“改變世界”的學說,而在於它徹底改變了人類對世界的理解。 我自認為,經過艱苦努力,這兩個目標在這本書中均已達到。 但它問世時間尚短,與國內美學界和馬哲界的主流觀點又相距太遠,所以要得到印證並被眾多讀者接受還需假以時日。借此機會,我想先對自己這兩項哲學工作的差異之處和相通之處略作解釋。 有學界朋友評論,這是兩種不同立場、不同風格的哲學:第三人稱是極端的客觀主義,政治美學是極端的主觀主義。誠然有理。 從我作為作者來說,政治美學所使用的方法與第三人稱完全不同,其中最突出的一點是,政治美學不再使用第三人稱那種繁冗複雜的概念構造,而是採用了學術評論的方式,即在人們81
共有的哲學史、美學史和藝術史的知識場域中,提出和辯護自己的思路,追述和評論先賢的見識,不求對各重要美學家的學說作系統解說,並為簡潔之美而有意省略了許多具體美學觀點的細枝末節,但卻力求在自己的美學新思路中包含對整個美學史發展趨勢的批判性理解,並盡力達到歷史研究的準確性。 我自己預期的效果是:政治美學比第三人稱要好讀得多,但所要求的思想功力並不稍減,它是我對哲學研究的另一種嘗試。另一方面,政治美學與第三人稱之間又有着重要的一致性和相通之處,即兩者都反對近代西方哲學的主體性原則,反對以主體自我意識作為理解存在的出發點。 第三人稱反對把主體的視界概念引入形而上學研究,反對將存在現象化,試圖抓住“存在本身”,因此而訴諸“內容原則”,即用存在的內容取代存在的現象來作為形而上學的本源問題。 政治美學則反對把主體的經驗原則引入美學研究,反對將美的存在體驗化,反對把美學研究限定在對藝術品本身的主觀感受性上,而要求揭示“存在本身之美”,為此而訴諸“精神原則”,用位於更高理解界面的存在本身之美來取代藝術品的美感經驗,以此作為美學的本源問題。 乍一看,精神原則與內容原則確乎不同,似乎分別對應着主觀性和客觀性,其實並非如此。 勿寧說,政治美學的精神原則是對第三人稱的內容原則的美學表述。 這個“精神”並非主體自我意識,它既是那個更高的存在本身即柏拉圖所謂“美本身”,同時又是這個更高存在的創造方法。 它就是政治美學作為先驗形而上學所追求的“存在的完美性”。六、展望美學的新轉向精神原則本來只是人文科學的一個普通的基本原則,然而當它與近代美學中盛行的經驗主義形成對比時,卻成為一個尖銳的美學問題。 近代美學把美定義為“感覺的完美性”,藝術之美作為最典型的感覺完美性,被確定為美學的唯一範本和唯一立足點。 近代美學因此成為“文藝美學”,它把藝術當作通向更高存在與真理的一條可靠道路。 然而,柏拉圖早就告訴我們,藝術作為感性之美天生契合着人性的弱點,即普通人對藝術之美的那種攫取慾望。 後來阿多諾進一步指出,正是藝術的這一特性被資本所利用,使藝術變成文化產業,變成資本最大的一個市場。 近代美學把審美經驗奉為圭臬,但正是這種基於藝術的審美經驗直接通向大眾的審美享樂主義,充當了現代人對藝術品進行消費的理論依據。 按照近代資產階級社會的主流觀念,藝術對於滿足直接性物質需要來說是無用之物,但藝術恰恰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中獲得了它的有用性,即:隨着生產社會走向豐裕並轉型為消費社會,人們的需要超出對物質使用價值的直接需求,而轉向對於物品外觀、款式的審美感受和生活風格的時尚追求等新型需要。 追根溯源,這種消費審美化的趨向正是起源於對藝術中的審美經驗的粗陋模仿。 正因為近代美學突出強調藝術中的美感享受,把藝術品帶來的美感經驗當作藝術的本質,才使藝術品最終下降為普通的工業製品和市場消費品。 審美經驗取消了藝術本身內容的客觀性,暴露出藝術對資本主義市場邏輯的天生適應,即把藝術之美及其所產生的快感當作每個人都能擁有的有用之物,變成通過市場就可以獲得或轉讓的財產概念。 文藝美學的政治後果是大眾的審美狂歡與資本主義市場邏輯的完美結合。政治美學重新規定了“美”的概念。 美不是“感覺的完美性”,而是“存在本身的完美性”,是整個世界的存在本身的一種完美形式,即莊子所說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未來美學最重要的觀念變革是從“感覺的完美性”向“存在的完美性”的轉變,其實就是向古典美學的回歸。 古典美學的存在論奠基是由柏拉圖和普羅提諾完成的。 柏拉圖第一次讓人們知道,存在不僅僅是由經驗事物堆積而成的一層,在經驗世界之上還有一層超越的、玄秘的、更高的存在,那更高的存在作為理性的對91
象,其唯一特性就是完美與真實。 柏拉圖的二元論是對人與存在的恰當研究,它發現了世界的存在方式和理解這一存在的可能方式。 在此基礎上,可見之美與不可見之美的二元性成為美學的基本問題。 普羅提諾的重大發現是,那個完美的更高的存在並非自然的直接給與的現成對象,而是必須借助精神的力量創造出來。 精神在現實之上創造出完美的應當存在的東西,它在直接現實中並不存在,也無法被純粹的經驗意識所證明,它是哲學的理論思維的產物,作為概念只能現身於精神創造的形式界面。 於是,在政治美學中,存在遠遠延伸到主體的經驗所曾夢想到的任何事物之外。 為了認識存在本身之美,人類必須使用從未被經驗主義態度所辨認出的能力。在此基礎上,政治美學重新發現藝術的本質,使之脫離文藝美學的經驗性理解。 政治美學首先切斷藝術與實存物的關聯:作為美學對象的藝術與真實存在的東西沒有本質聯繫,它的內容和形式均不取決於經驗與自然,因為它的本質是可見之美對不可見之美的象徵,這一本質指向精神的內在空間,指向更高的美的存在的無限高遠的目的。 “存在的完美性”作為美學的第一原則,決定了藝術的本質是超越藝術品感性之美的先驗性。 因為存在的完美性作為不可見之美是不能被普通經驗所通達的,但卻可以被藝術的特殊符號所象徵。 借用康德的問題式來說,那個“更高的存在”是一個只有理性能夠思考到、但卻沒有任何感性直觀能與之相適合的“理念”,因此我們不能以鑒賞的態度觀照它,只能以反思的態度將它在概念中構造出來;然而它又不是純粹的概念,而是一個需要通過某種特殊符號和特殊形象來表現的美的理念。 在這裡,藝術特有的認識功能突顯出來:藝術的象徵作用既不是感性的直接性,也不是純粹的概念性,而是按照反思的方式把完美性和不完美性連接起來。 換言之,藝術決非對存在的感性描述和“對自然的模仿”,而是對更高的美的存在的認識,但藝術只能在對感性自然的否定性關聯中通達那種完美,藝術是以無限接近完美存在為目標而不斷否定自身感性存在的那樣一種精神歷程,那個完美存在只能在理性與感性的否定性關聯中表現自身。藝術對它所象徵的那個更高存在來說,始終是一種先驗的認識,而非經驗的感受性。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政治美學重新界定了哲學的概念。 如前所述,古代美學的存在論奠基主要在於,在普通的現實的存在之上還有一層更高的美的存在,它作為“美的規律”是哲學研究的專屬領域,哲學本身在這一意義上就是一種美學,或者說,一種達到了理論思維的形而上學應該是美學。近代美學之所以達不到這種作為美學的形而上學的理論思維,根本在於它失落了使存在得以顯現本性的二元論維度,把存在理解為只是現實事物的實在性這一層,而把意識理解為存在的印象和觀念。 柏拉圖政治美學提供了徹底反思存在的哲學方法:哲學(而非藝術)之所以是通向存在本意的一條道路,端在於它是“存在本身之美”的創造方法;現實的存在就其不被創造而言,不是哲學的真正對象,現實永遠不可能完美。 文藝美學只是抓住了藝術的感性之美,卻無法見證更高的存在。 真正的美學則應該是使存在研究上升到理論思維的純粹哲學本身,而非僅僅作為哲學分支的“藝術哲學”。 所謂更高的存在作為反思性對象的唯一特性是真實與完美,只有哲學能通達這種真實與完美,因為哲學提供了這種更高存在的邏輯展開的方法,即觀念性與創造性的內在統一。 柏拉圖告訴我們,可理解性是存在的最高形式。 這意味着所謂更高的存在並非神秘的精神實體,而是知識,知識作為觀念性與創造性的內在統一體就是那個超越了經驗現實的更高存在。 只有知識能內在於存在的真理之中,因為經過了創造的推動並據有了觀念的形式,存在本身的內容作為知識的可理解性反而更能保持其真實和充盈。 孟子說:“充實之謂美。”夏夫茲博里說,“凡美皆真。”所謂更高存在的唯一要求是真實與完美,只有哲學能通達這種真實與完美,因為這種真與美的觀念必須被哲學創造出來。 要言之,在哲學是更高的美的存在的創造方法這一意義上,哲學是一種美學。02
政治美學達到的一個重要見識是,所謂更高的美的存在(西方基督教稱之為“更高的存在”,莊子稱為“天地之大美”),作為精神的造物和對象,乃是一種語言性存在。 在它必須用語言建構自身、並只能被理性所把握這個意義上,它是一種“不可見之美”。 它或可在藝術的界面上被象徵性地加以表現,但它在哲學的界面上卻可以直接被理解,因為哲學作為最純粹的語言性存在與這個“完美存在”本身是直接同一的。 換言之,偉大的哲學創造了完美的存在,使之成為徹底理解的知識,並直接確證了自己就是那個完美存在的現身方式。 “除了在偉大的哲學作品中,我們還能到哪裡去找到一種完美的存在呢?”回到對藝術的理解。 政治美學把藝術當作可見之美對不可見之美的象徵,即對更高的美的存在的一種先驗的認識,用宗白華先生的說法就是“化實景而為虛境,創形象以為象徵,使人類最高的心靈具體化、肉身化”。這樣一種藝術概念似乎遠離了一般人關於美的藝術的普遍共識,它批判美感經驗,貶低藝術的聲色之美,是否連中國傳統美學中的山水詩畫之美的意境也要被拒絕? 對此我想說明,政治美學不同於傳統美學的一個重要特質,就是它引入了對藝術問題的本質直觀和政治批判。 政治美學揭示,審美經驗論專注於經驗事物的可見之美,關閉了不可見之美的先驗維度,它其實是近代的政治個人主義和哲學主觀主義綜合的產物。 感官經驗之美的本質特徵是漂亮與精緻,表現為“好看”和“好聽”的東西,那是一種外觀之美。 當席勒斷言“美的藝術的本質就是外觀”,外觀是形式對質料的勝利時,這是典型的經驗主義美學觀點,也是近代資產階級社會的藝術觀點,對藝術的理解停留在欣賞與享受的平面上。 而在近代資產階級社會的美學觀點興起之前,人們對待藝術的態度並不是以欣賞者為中心的鑒賞與享受,而是以作品中心的認知和讚美,人們關注的是作品本身的客觀性和真理性內容,而非自己的主觀感受。 藝術作品的質量越高,其中的主觀性成分就越少。 對真正偉大的藝術作品(而非藝術消費品)來說,客觀性永遠大於主觀性,純粹主觀的美感經驗本身沒有意義。 只是後來出現的盲目追求藝術欣賞和美感經驗的態度,才使藝術作品的客觀性和真理性內容越來越退出美的世界的中心,這種態度的本質就在於徹底忘記了藝術的理性形式及其背後的精神原則。 這種態度產生了極為嚴重的實際性後果,失去了精神原則和不可見之美維度的經驗主義導致了西方藝術的創造力和鑒賞力的下降。 根據克萊夫·貝爾的藝術史研究,18 和 19 世紀的西方藝術從越來越講究“畫得好”的精緻優美走向空虛貧乏,因為它“失去了精神”,喪失了藝術的先驗性,完全淪陷於藝術品自身的感性之美的世界。 經驗主義美學導致的這一藝術衰落趨勢一直延續到 20 世紀晚期,美感經驗被資本主義的藝術市場所吸收,從而更徹底地摧毀了藝術的本質,走向審美資本主義。政治美學的另一個遠離人們美學共識的地方,是把中世紀藝術當作理解藝術之象徵本質的主要範本。 因為一般都把中世紀看作藝術史的“黑暗時代”,中世紀(特別是早期基督教)拒斥藝術品的感性之美,貶低除音樂之外的幾乎一切實體性的藝術形式,甚至發展到大規模破壞古典藝術作品。 這些都是歷史事實。 但政治美學關注的理論問題是,在中世紀這種態度的背後,隱藏着對藝術和美學的存在論基礎的深刻理解。 年鑒派歷史學家的研究發現,中世紀是一個象徵型社會,每個事物都被賦予特定的象徵意義。這意味着,與古典時代和文藝復興以後支配着藝術的自然主義和人本主義不同,中世紀是被精神原則和超驗主義所主導的時代,它的藝術乃至生活本身都是象徵的。因此,對理解藝術的象徵性來說,中世紀是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範本。 中世紀態度的歷史背景是,古代世界的崩潰見證了人的感性存在的墮落與毀滅。 有鑒於此,中世紀把注意力從物質轉向精神,從感性的外在世界退隱到心靈的內在生活。 早期基督教如此重視精神所具有的那種神秘的壓12
倒一切的超越性意義,沉迷於對那個更高的不可見的精神世界的冥思,完全被精神世界的優雅和光輝所吸引,以至可見之美的感性魅力根本無法引起他們的注意。 就中世紀對精神性存在的推崇來說,可以肯定它有助於建立起“人之為人”的正確的先驗圖景,並包含着對藝術概念的存在論基礎的深刻理解,藝術不再以自身的感性之美為目的,而是以精神超越現實所達到的更高的美的存在為標準。 中世紀系統發展了可見之美與不可見之美的理論,這是美學史上最獨特、最深刻的藝術理論。 根據這種理論,藝術不是對自然的單純模仿,而是對更複雜的精神性的原型世界的象徵,藝術品與原型世界有着某種必然的內在聯繫,“畫像具有神性”,上帝作為更高的不可見之美就在他的畫像之中現身。 “由於這一點,人的心靈完全覺醒以後,便從可見之美上升到了不可見之美。”七、政治美學的奠基:從柏拉圖到馬克思如果完美的存在是存在本身的徹底可理解性即知識,那麽,作為美學的哲學只能是對政治的反思,即政治美學。 柏拉圖天才地發現了哲學與政治的一體兩面性。 我們也不難發現,柏拉圖著作中反覆出現的哲學首先和主要是一種“觀念政治”,而非近代哲學那種抽象地思考“存在與真理“的知識論和存在論。 柏拉圖第一次讓我們知道,政治的本質是哲學性,所謂“最好政治”是關於政治的概念的哲學知識,而非現實的制度與實踐;同時,柏拉圖還把哲學對“更高的美的存在”的創造落實為一種創造政制之美和人性之美的特殊技藝,從而使哲學成為一門政治美學。 政治美學認為,哲學是形式化和知識化的政治制度,即關於最美政制和最美人性的反思的知識,而非只是思考主觀性與客觀性之間關係的概念哲學。 這一論斷的根據何在? 我們看到,在《國家篇》(即《理想國》)中,柏拉圖的蘇格拉底說:“讓我們從頭開始,在語詞中創造一個完美的城邦。”我認為這句話代表了整部《國家篇》的主旨,它提出了最根本的美學問題,即一個完美的存在物必須由哲學家在觀念的層面上創造出來,同時也就把政治還原為“完美城邦”概念的創造及其可理解性,從而把哲學對存在的反思和政治對制度與人性的理解整合成同一個理論問題,使二者共屬於關於更高存在的同一主題。 柏拉圖指出,政治作為“國王的技藝”必須是關於更高的存在的知識,因而是和哲學處於同一界面的反思性知識,即所謂“依據真正知識進行的統治”和“真正科學地理解了的統治技藝”。真正的政治是由純粹的精神的自由創造構成的完美存在之域,即“應當存在的正義”。因此,柏拉圖的完美城邦是美學的原初領地和出發點,美學在柏拉圖手上的原初形式就是政治美學。 在政治美學中,美的概念發生了變化,回到了原初起點,美作為“天地之大美”意指存在本身之美,而非藝術帶來的審美體驗;美學研究就是在先驗的知識界面上,由精神原則引導着,超越經驗事物的層面,去發現和創造這種存在本身之美。 柏拉圖創立了政治美學的本源問題,並制定了處理這一問題的基本概念和方法。 從柏拉圖的起點出發,我的《超越審美現代性》一書描述了這一學科的基本論域:(1)最美政制不是現實的制度和實踐,而是對正義的徹底理解和知識,現實的政制只能是作為知識與實踐相混合的不同層級的次好政制;(2)最美人性不是現實的人,而是對人之為人的完滿性概念和先驗圖景的徹底理解,現實的人及其實踐作為有限的存在只能處於柏拉圖所謂“意見層面”和“洞穴世界”之中。馬克思學說最深刻的本質在於,他重新為現代政治樹立了崇高理想,將現代政治重新帶回對最美制度與最美人性的創造與理解的界面上。 就這一點來說,馬克思學說是一種政治美學。 馬克思的思想豐富而複雜,其中,馬克思的實踐觀點和革命批判理論不屬於政治美學的知識範疇,但這些對現實事物的考察有助於抓住馬克思政治美學的本源問題,這些本源問題在直接經驗事實層面反22
而得不到確證,因為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事實不支持馬克思的許多理論觀點。 但在政治美學的知識界面上,馬克思那些最重要的命題,比如“自由的聯合”、“普遍的解放”、“全面發展的自由個性”,卻重演了柏拉圖對最佳政制和最美人性的思考。 要言之,“自由的聯合”和“普遍的解放”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一種現實的制度,現實中沒有這樣的制度,它們是對最高正義原則的徹底理解,因而是一個關於政制之美的觀念的創造與理解問題。 同理,“全面發展的自由個性”也不是現實的人,現實中沒有這樣的人,這是馬克思用理論思維創造出來的完美人性的概念,代表着馬克思對“人之為人”概念的先驗理解,馬克思用“全面的自由的勞動”和“社會的內在的財產”來充實他對人性概念的這一先驗理解,以徹底的形式反思懸擱現實人的堅固的自然實體性規律,使勞動與財產這兩個現代主流政治哲學的概念昇華為美的對象和規律,成為人性之美的純粹知識和形式原理。由此可以推知,更高的美的存在,先驗的超越性的形上反思,存在本身和人本身的完美概念等等,構成了馬克思政治思考的真正目標和根本特徵,從而使馬克思學說成為一種政治美學。學界一般都把馬克思的本源問題理解為現實性和實踐性,即現實的人通過感性的實踐活動去改變現實的世界。 這其實是對馬克思的一種經驗主義理解,是一種前美學的和前存在論的理解。從政治美學的立場看,所謂“現實性”只是對政治的表層規定,在關於政制之美和人性之美的反思性的知識高度上,現實的人及其活動顯現其為存在的非現實性和不完美性,即哲學上的質料性和實存性。 政治上,從馬克思的時代到今天,人類所面對的最大最堅實的現實始終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這樣的現實性不可能成為馬克思理論思維的制高點,只能是馬克思要批判和超越的對象。 同理,如果不能與關於更高完美存在的知識處於反思性的關係中,“實踐性”也是一個抽象的概念。馬克思的實踐概念則必須在關於最好政治的純粹知識界面被理解為一個觀念政治的問題。 反之,實踐作為政治實踐或道德實踐,如果不參與對觀念的創造和理解,而僅僅是發生在現實中的有目的有意識的自覺活動,那麽實踐就與普通的行為和活動沒有區別,不是知識,因而沒有哲學意義。政治美學還提出,在今天的情況下,對於理解馬克思來說,認識論批判是比存在論批判更徹底的批判。 因為,從馬克思的時代到今天,資本主義顯示了最大的現實性和實踐性,資本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幾乎已經充滿了現實世界的全部存在論空間,留給馬克思的理論空間只能是高度先驗化、概念化的認識論空間;在這裡,馬克思上升到高於經驗現實的先驗界面,以對制度與人性之本源概念的徹底理解的知識為背景,實現了對資本主義的存在本身的嚴格科學認識,他的異化理論是對資本主義之存在有限性的一種本質直觀。 以此,馬克思完成了對資本主義的認識論批判。 從政治美學的理由看,不應該認為直接性的“改變世界”是馬克思政治思考的獨特創意和本質特徵,因為資本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已經使現實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所有這些在現實層面發生的改變世界的活動都服從着次好政治的經驗邏輯。 馬克思則是在知識、哲學和文化領導權的意義上改變了世界,他用“自由的聯合”和“全面發展的自由個性”為制度與人性引入了不同於資本主義次好政治的另一種邏輯,讓人們看到了真正的政制之美和人性之美。 換言之,馬克思改變的不是世界本身,而是對這個世界的理解。 這是在政治美學的純粹知識高度上發生的一次革命,這也正是馬克思對人類歷史的不朽貢獻。 因為,徹底的理解才是最徹底的批判,這就是馬克思的認識論批判。①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吳壽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年(珍藏本),卷七章七。②胡塞爾:《純粹現象學通論》,李幼蒸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年,第 84 頁。32
③趙汀陽:《關於形而上學的評論》,長春:《社會科學戰線》,2021 年第 7 期。④⑤趙汀陽:《形成本源問題的存在論事件》,北京:《哲學研究》,2021 年第 12 期。⑥《老子》第 34、37 章。⑦《莊子·知北遊》。⑧《黃老帛書》之《道原》與《稱》。⑨《乾卦·彖傳》及《繫辭上》第 5 章。⑩《遺書》卷十五。奧古斯丁:《懺悔錄》,周士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 年,第 236、289 頁。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6.522,賀紹甲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年,第 104 頁。黑格爾:《小邏輯》,賀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年(珍藏本),第 83 頁;第 55 頁、85 頁。張盾:《第三人稱存在論:追尋存在的平凡本意》,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 年,第 194 頁;第 43頁;第 197 頁。趙汀陽:《追溯本源的方法和問題的遞歸性》,北京:《哲學動態》,2021 年第 7 期。《黃帝內經·素問·舉痛論》。《中庸》第 13、19 章。《禮記·經解》。第三人稱存在論的研究成果最初發表在拙著《道法“自⁃然”:存在論的構成原理》(2001),後經過較大刪減和改寫,重新發表在《第三人稱存在論:追尋存在的平凡本意》(2021)一書中。《孟子·盡心章句下》。北京大學哲學系美學教研室編:《西方美學家論美和美感》,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年,第 94 頁。張盾:《超越審美現代性:從文藝美學到政治美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 年,第 256 頁。宗白華:《美學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 70 頁。席勒:《審美教育書簡》,張玉能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9 年,第 26、27 封信。克萊夫·貝爾:《藝術》,周金環、馬鐘元譯,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4 年,第 107、131 頁。勒高夫:《中世紀文明(400- 1500 年)》,徐家玲譯,上海:格致出版社,2011 年,第 367~ 371 頁。塔塔科維奇:《中世紀美學》,褚朔維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年,第 52、243 頁。《柏拉圖全集》第二卷,王曉朝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326、460 頁《柏拉圖全集》第三卷,王曉朝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160、144 頁。作者簡介:張盾,1956 年 7 月生於北京。 1978 年考入吉林大學歷史系歷史專業,先後獲歷史學學士學位(1982)、法學碩士學位(1985)、哲學博士學位(2004)。 現任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吉林大學哲學基礎理論研究中心專職研究員,吉林大學匡亞明卓越教授。 兼任吉林省哲學學會副理事長,《中國社會科學》雜誌外審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 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專家。 主要從事存在論、美學和馬克思政治哲學研究,出版專著 7 部,在國內學術期刊發表論文百餘篇。 代表作有《第三人稱存在論:追尋存在的平凡本意》(2021)、《超越審美現代性:從文藝美學到政治美學》 (2017)、《黑格爾與馬克思政治哲學六論》(2014)以及自選集《嵐室尋蹤》 (2018)等。 獲首屆蕭前哲學基金優秀論文獎(2011),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2015),吉林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2012、2014、2017)、二等獎(2007、2010、2018)。 所著《黑格爾與馬克思政治哲學六論》入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責任編輯 劉澤生]42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4 期·港澳研究·主持人語:自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6 月的不到十個月間,中共中央、國務院就粵港澳大灣區三大合作平台相繼發布了《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橫琴方案)、《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前海方案)和《廣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粵港澳全面合作總體方案》(南沙方案),標誌着作為國家級規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在地方層面的推進落實、在實踐層面的深化創新,對大灣區體制機制建設具有突破性影響。作為粵港澳合作重大平台的深圳前海,具有國家戰略多重叠加和綜合承載的使命,其發展理念革新、發展實踐創新之經驗尤其值得總結。 在《前海方案》頒布一周年之際,張玉閣所長以其敏銳視角,在《前海實踐的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一文中,對前海實踐進行哲學思考和戰略分析。 張文認為,價值理性是前海實踐所蘊含的哲學屬性、廣義價值觀;工具理性是前海實踐的原則策略、方式方法、模式路徑。 兩者互為表裡,各有側重。 價值理性把握前海實踐的方向,決定“前海應該是什麽”;工具理性決定前海實踐的進程,解決“前海怎麽做”。 之所以選擇這一視角進行思考,是因為新時代更高層次的開放發展與融合發展,需要在前人中、微觀研究基礎上進行宏觀層面的深入挖掘,以彰顯前海實踐的歷史縱深、現實寬度、戰略視野及重要價值。 前海發展的實踐成就,集中體現了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有機統一,突出反映在深港合作以及前海合作平台的推進中。 以價值理性為“體”,以工具理性為“用”,推進互補交融和良性互動,是前海實踐成功的關鍵,也是中國模式成功實踐的縮影,可以從一個側面為兩者提供科學合理的解釋。作者指出,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是前海實踐的初心和使命。 從大歷史觀看,前海實踐是新發展階段中國改革開放的重大躍升,其重要意義不亞於 1980 年代改革開放初期的“殺出一條血路”。 如果說當年主要解決的是內部問題,那麽這次既要解決內部問題,也要應對外部挑戰,不僅需要勇氣和膽量,也需要智慧和眼界,更需要正確的理念、堅定的信念等價值觀,以及正確、科學的方法論。因此,總結與謀劃前海發展,要跳出前海看前海,立足世界看前海,基於未來看前海。澳門社會經濟的發展,同樣離不開區域合作與創新發展。 回歸以來,博彩旅游業帶動澳門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為特區政府庫房帶來充裕的收入和儲備。 而其中,內地作為博彩旅游業的主要客源地、推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政策支持方,是重要的外部支撐因素。 與此同時,特區政府公共財政制度的演變與持續完善,從制度層面發揮了重要的影響。 呂開顔博士的《澳門公共財政制度演變》一文,側重內部因素視角,梳理了澳門百年財政制度的演變,尤其是回歸二十多年來的巨大變化,為讀者描繪了一幅澳門公共財政制度變遷之圖景。澳門財政制度不斷演變的過程,其實就是特區政府不斷提升治理能力的過程。 從回歸初期的發奮圖强,帶領澳門走出經濟低谷,到後來逐步完善財政制度頂層設計,不同階段所推出的政策都反映了施政方針的轉變。 回歸以來澳門公共財政收入充裕,政府通過財政轉移支付,增加交通、醫療、教育等公共品的供給,與澳門市民分享經濟發展成果。 同時,特區政府通過修訂財政法規和建立財政儲備制度,以響應社會對提升財政透明度的要求。 2020 年初新冠疫情爆發至今,澳門財政收入大幅下降,特區政府因抗疫及穩定社會經濟正常運行所產生的開支龐大,同時還需要為澳門未來進行長期投資,參與大灣區和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財政管理面臨嚴峻挑戰。 相信特區政府當善用儲備,合理施政,共克時艱,實現澳門經濟行穩而致遠。 (劉澤生)52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4 期前海實踐的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張玉閣[提 要] 前海實踐是新發展階段中國改革開放的重大躍升,是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有機統一。價值理性是前海實踐所體現的信念、“信仰”等廣義價值觀,表現為開放和創新;工具理性是前海實踐的方式和手段,具體為原則策略、方式方法、模式路徑;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有機聯動,集中體現在以“開放”、“發展”和“功能”為核心的前海深港合作。 前海實踐以其獨具特色的歷史縱深、現實寬度、戰略視野及重要價值,成為中國模式成功實踐的典範。[關鍵詞] 前海實踐 價值理性 工具理性 改革開放 深港合作[中圖分類號] F120.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4 ⁃ 0026 ⁃ 13引 言作為改革開放的重大舉措,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以下簡稱“前海”)的發展歷程大體如下:2006 年《深圳 2030 城市發展策略》①提出“建設前海、龍華和龍崗中心等重點地區”,2007年《深圳市城市總體規劃(2008- 2020)》提出福田和前海“雙城市中心”的概念,②2008 年《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 2020 年)》提出規劃“深圳前後海地區”,2010 年 4 月《粵港合作框架協議》提出“成立前海深港合作聯合專責小組”,同年 5 月中共深圳市第五次代表大會提出“要加快建設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8 月國務院批覆《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2011 年 1 月前海管理局掛牌,2012 年國務院發布《關於支持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開發開放有關政策》,2014 年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深圳前海蛇口片區成立,2021 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前海發展進入新階段。從城市發展節點、區域發展重點到國家發展戰略,前海的功能地位和責任使命不斷提升。 2010年以來,國家先後賦予前海多項重要使命,如現代服務業示範區、社會主義法治示範區、粵港澳深度合作示範區、國家人才管理改革試驗區、國家金融業對外開放試驗示範窗口、“一帶一路”戰略節點、世界服務貿易重要基地、跨境人民幣創新業務試驗區、深港人才特區等。前海實踐是國家戰略的多重疊加和綜合承載。 前海主打“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同時也是自由貿易試驗區,承擔着落實“一國兩制”基本方略,探索制度型開放、高水平對外開放的使命和責任;前海着力發展以現代服務業為主體的新經濟、新業態,在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和探索高質量62
發展路徑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前海積極探索行政區和經濟區適度分離下的管理體制,承擔着為推進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提供經驗的任務;前海管理局的法定機構屬性及獨特運作方式,是中國探索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促進市場與政府有機協同的有益嘗試。前海實踐具有發展理念革新的豐富內涵。 國務院在 2010 年 8 月 26 日深圳經濟特區建立 30周年之日正式批覆《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明確傳遞出“使命賡續”的信息。和當年的深圳經濟特區一樣,前海的初心使命,是在新的發展環境和背景下,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探索正確的方向和可行的路徑。 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前海實踐內外部環境更加複雜多變,既有難得的發展機遇,也有嚴峻的現實挑戰。 展望未來,前海肩負探索“中國模式”的重大使命和神聖職責,前海實踐既需要對價值理性有正確深刻的認知和把握,也需要對工具理性有科學精準的掌控和運用,更需要形成和保持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良性互動。 深刻認識前海發展的戰略價值和實踐意義,堅定戰略方向,保持戰略定力,是前海實踐走向成功的充分必要保證。一、已有研究梳理和本文分析視角(一)已有研究的梳理需要指出的是,包括國家相關部委和職能部門、廣東省、深圳市以及前海合作區主導的自主研究、外包研究等內部性質的研究,構成前海實踐的有力支撐。 這些內部研究涉及面廣,既有宏觀戰略擘劃,也有具體政策措施論證,博採公共政策研究和學術理論研究之所長,對推動前海實踐具有直接性、實質性作用。 其中部分公共政策研究,則轉化為學術理論研究,這是中國式研究的重要特點。 以下僅就已經公開發表的前海實踐研究做簡要分析,不包括上述內部研究。1. 前海實踐研究概觀。 文獻檢索發現,前海研究集中於經濟領域,同時政治、法律、行政等方面也受到一定關注。 數量最多的是經濟體制改革、金融、投資、貿易經濟和證券,其次是宏觀經濟管理與可持續發展、服務業經濟、中國政治與國際政治,第三是企業經濟、工業經濟、訴訟法與司法制度、保險、農業經濟、行政法及地方法制;第四是經濟法、行政學及國家行政管理、市場研究與信息、交通運輸經濟,研究主題大都聚焦於中觀或操作層面。 刊發文章較多的學術期刊是深圳的《特區實踐與理論》和《開放導報》,其中《特區實踐與理論》關注的研究主題較為廣泛,《開放導報》則側重從開放角度研究前海實踐,如 RCEP 框架下前海人民幣國際化先行先試、前海自貿區法治建設、前海自貿區外商投資法律制度、前海自貿區規則比較、前海由自貿區向自貿港轉型、前海合作區貿易便利化服務機制構建等。 此外,《港澳研究》、《澳門理工學報》、《當代港澳研究》、《華南理工大學學報》、《暨南學報》等,也先後刊發多篇文章。2. 前海實踐的戰略價值研究。 主要表現方式有以下三種:一是作為具體研究的背景,只是概括提及,並未展開分析論述;二是前海推出重大政策措施,在進行政策解讀時,會提及前海實踐的戰略價值;三是學者或業界人士撰文、接受媒體採訪時,會結合前海實踐的戰略價值闡述某些看法和觀點。 前海實踐初期,這方面的研究側重前海實踐的重大意義,如認為前海實踐是“為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縱深向前提供新的借鑒和引領模式。”③“推進前海合作開發是中央基於全局考慮做出的重大戰略決策,具有特殊意義,擔負特殊使命,有着特殊要求”。④前海開發“不僅肩負着探索深港合作新途徑的歷史使命,還將成為中國未來 30 年的改革樣板。”⑤前海“承載着為國家探索改革開放新路徑的重要使命”。⑥進入新時代,這方面的研究側重前海實踐的重要使命,如認為要從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高質量發展等三個視角看前海;⑦前72
海要突出面向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向實現第二個百年發展目標、面向推動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變成制度勝勢;⑧《前海方案》着力在現代服務業、科技發展、營商環境乃至治理模式等方面深化改革,是前海深化改革、創新平台功能的新提升。⑨等等。3. 前海實踐的具體領域研究。 主要有如下五個方面:一是前海深港合作研究。 如將前海置於粵港澳緊密合作特別是深港合作大框架之下,分析前海主導產業選擇、創新平台建設及制度安排優化路徑,⑩對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的基點、路徑和政策重心進行分析等。更多前海深港合作研究則散見於具體合作領域的研究之中。 二是前海金融發展研究。 主要內容涉及前海金融業發展法律問題、前海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的作用、前海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前海創新發展私募股權基金(PE)及前海保險業增長等。三是前海貿易制度研究。 主要包括構建前海貿易便利化服務機制、TPP 與深圳前海自貿區規則比較、前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進展的評估、前海由自貿區向自貿港轉型、新型國際服務貿易標準規則和“一帶一路”戰略需求與前海自貿區發展等。四是前海法治建設研究。 法治發展方面,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定期發布《法治前海發展與展望》和《前海法治指數評估報告》,撰寫《前海法治發展報告》並公開出版,自 2018 年至今已經連續出版 4 部。 民商事法律方面,包括前海設立香港商事仲裁機構的可行性、前海自貿區港籍陪審制度調查分析、前海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的法律衝突與法律合作、前海自貿區外商投資法律制度創新、深圳前海法院審判實踐實證分析等。五是前海體制機制研究。 如前海合作區法定機構運作模式、前海管理局的法律地位、前海區域治理模式創新等。綜上所述,現有研究領域較為廣泛,涉及前海實踐的主要方面,相關領域研究具有一定深度。同時,也存在需要改進和加強之處:一是需要從關注報道上升到學理研究。 過去 10 年,前海實踐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社會普遍關注的重要舉措和重大事件,關注較多,研究較少,前海實踐需要上升為一個學術層面的問題予以重視,開展全面深入系統研究。 二是需要從政策解讀轉向深度研究。 基於現實需要,對前海實踐的文件解讀和政策宣傳是必要的。 同時必須加強對前海實踐的價值更有高度、更具深度的研究,目前的研究較為分散、淺嘗輒止,難以為前海實踐提供理論支撐。 三是需要提升前海研究的層級。 一方面全國頂級學術性、權威性期刊對前海關注不足,相關研究有待加強;一方面在注重研究操作和技術層面問題的同時,應加強在實踐初心、宏觀戰略、頂層設計、發展模式、推進路徑等更高層面研究前海實踐。(二)本文分析視角1. 前海實踐的特殊背景。 前海實踐需要在國家發展演進與戰略調整轉變的時空格局中進行系統分析。 2008 年爆發的金融海嘯,演變為全球大危機,開啟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大危機一旦發生,就註定是一個較長的過程,從而導致我國所處的戰略機遇期的內涵“發生重大變化”,“過去20 年全球市場不斷擴張的時期已經結束”,“必須轉變戰略基點、堅持擴大內需”,這一分析判斷,已經隱含了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邏輯脈絡。 上世紀 90 年代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以來,全球經濟重心持續東移,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力持續上升,導致國際政治經濟格局出現重大變化;與此同時,技術進步推動傳統產業形態和生活方式發生了重構性改變、對全球產業分工格局造成了重組性衝擊,全球經濟社會進入舊秩序鬆動、新秩序尚未建立的特殊時期。 全球經濟衰退持續,引發或激化相關國家國內社會問題,國內社會問題引發本國政治危機,內部政治危機又外化為國家之間的博弈。 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發達國家之間、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矛盾及利益衝突加劇。 2020 年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則進82
一步加劇了全球政治經濟發展格局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 上述種種,使得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趨於嚴峻,國際競爭和利益衝突加劇。 而在內部,受國際大環境的影響,中國經濟高速發展階段結束,進入經濟增長新常態,相關經濟社會民生問題凸顯,亟待解決。 與大多數國家一樣,中國也面臨類似“中等收入陷阱”問題,需要探索國家整體轉型發展之路。前海實踐開始於這一特殊的時空背景,首要任務就是回答在國際國內發展環境“發生重大變化”之下,中國堅持怎樣的發展理念(價值觀)和做什麽、怎麽做(方法論)的問題。 相對於全國其他地區,這是前海實踐的“必答題”。 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探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有效路徑和方式,是前海實踐的重大使命和基本目標,也是前海實踐的重要價值。2. 前海實踐的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 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通常用來解釋某種社會現象。 在實踐領域,近代科學革命的發生與發展,集中體現了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有機統一。 近代科學革命確立了人類認識世界的價值理性,即人的本質不是謀求與造物主同等的地位,而是創造性活動。 科學活動是人類最重要的創造性活動,是服務於人、有益於人,充滿人文精神的活動。 這一價值理性,使得科學逐步擺脫作為實現宗教理想和目標的手段的地位,不斷與宗教神學所控制的領域劃清、劃定邊界。 到了現代,科學對於人類文明發展貢獻巨大,成為人類普遍的價值觀念。 借助科學,人類能夠透過現象了解規律,超越常識直達本質。 就此而言,科學革命本質上是人對世界的“認知革命”,是發生於人的頭腦中的心智革命和觀念革命。 科學的價值理性使得人類的思維方式、知識結構、價值觀念實現了新的飛躍。 因此,羅素將 16 ~ 17 世紀近代科學革命時期的科學分為“企圖了解世界”的理論科學和“企圖變革世界”的實用科學兩種。 實用科學就是技術,是人類改變世界的工具理性。 作為工具理性的實用科學(技術),一方面影響了理論科學的功利導向,一方面為以技術廣泛應用為特徵的工業革命提供了支撐。 近代科學革命追求並實踐了科學與社會、科學家與匠人、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認識世界和改變世界的有機統一。理論上,馬克斯·韋伯對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進行了深入分析。 韋伯認為,從理性的角度,人類的社會行為分為兩大類,分別是價值合理性(即價值理性)和工具合理性(即工具理性)。 價值理性對應的是“信念”,工具理性對應的是“責任”,二者是同一事物屬性的不同方面。 蘇國勛對韋伯的概念進行了更為詳細的分析。 他指出,“所謂工具合理性行動(目的—工具合理性行動),是指以能夠計算和預測為條件來實現目的的行動;價值合理性行動,則指主觀相信行動具有無條件地、排他的價值,而不顧後果如何、條件怎樣都要完成的行動。”工具理性“着重考慮的是手段對達成特定目的的能力和可能性”,價值理性“全力關注和解決的問題”是“行動本身是否符合絕對價值”。 在韋伯學說中,兩種行動都屬於“理想類型”,“他們從未以純粹的形態在現實中實現過,任何實際行動既包含工具合理性成分,又有價值合理性因素在內。”在韋伯看來,價值合理性(與之相應的信念倫理)與工具合理性(與之相應的責任倫理)並非決然對立,“他們彼此互為前提地共存於同一事物之中”,“一個具有真正自由人格的人,能以價值合理性為動力,以工具合理性為行動準則,將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互補交融地結合起來。”由此可見,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實踐和理論,是一種超越國家和制度的科學的分析方法。一定意義上,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分析視角,是中國模式成功實踐的註解或解釋項。 中國模式是中國對世界的重要貢獻,其主要特徵可以概括為“混合包容”和“組合創新”:本應在不同歷史階段出現的歷時性因素,因緣際會,變成了一種共時性的存在,導致了“混合包容”,使得中國作為一個整體系統,其內部要素的異質性十分豐富,要素之間的內在聯繫緊密,諸多要素既在系統之內,92
又與其他要素不同,形成獨具中國特色的“和而不同”形態。 至於“組合創新”,中國模式的獨特之處,既體現在具有某種獨特因素,也體現在能夠將有利於社會經濟發展的一般因素創新性地組合起來,充分體現了中國的開放心態,即以開放包容的理念吸取人類不同文明的成果,將民族智慧的結晶與外來文明成果有機融合。前海實踐是中國模式的縮影,是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有機統一。 前海實踐的價值理性,主要是前海實踐所蘊含的信念性、理念性內容和哲學屬性,是前海實踐體現的廣義價值觀;前海實踐的工具理性,主要是在價值理性引領下確定的原則策略、採取的方式方法、選擇的模式路徑。 二者互為表裡,各有側重。 價值理性決定前海實踐的方向,決定“前海應該是什麽”;工具理性決定前海實踐的進程,解決“前海怎麽做”。 以價值理性為“體”,以工具理性為“用”,推進二者互補交融和良性互動,是前海實踐成功的關鍵。 以下具體分析《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和《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蘊含的價值理性,“三條例兩辦法”體現的工具理性,以及以深港合作為核心的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有機聯動。二、前海實踐的價值理性:《前海規劃》和《前海方案》《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以下簡稱《前海規劃》)和《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以下簡稱《前海方案》)的深層次內核,是哲學意義上的信念、理念、價值觀。 其中“開放”、“創新”是貫穿始終的主線,集中體現了前海實踐的價值理性。(一)前海實踐的開放價值1. 開放作為價值觀和發展觀。 一定意義上,“開放”是一種價值觀和發展觀,體現的是事物發展的本質規律,甚至可以上升為一種信念或“信仰”。 開放可能遭遇挫折,但不開放註定封閉落後、低級循環。 深圳經濟特區是改革開放的重要標誌和象徵,前海實踐則是深圳經濟特區的升級版,是“特區中的特區”乃至“特區之上的特區”,是開放階段和開放層級的遞進和疊加。 《前海規劃》的核心要義是“開放”,是對“我國構建對外開放新格局、建立更加開放經濟體系作出有益的探索”,“開放”在《前海規劃》內外貫穿始終,充分體現。 國務院強調《前海規劃》實施要“為我國構建對外開放新格局”、“發揮示範帶動作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強調要“把規劃實施同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結合起來;廣東省政府轉發國務院《前海規劃》批覆的通知強調《前海規劃》實施“是促進深圳經濟特區新時期加快改革開放的又一重大舉措”。 至於《前海方案》,則是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下全面深化前海改革開放的總體部署。 開放是前海的基因,是前海實踐的主基調和主旋律。2. 探索構建對外開放新格局。 如前所述,前海實踐始於 2008 年的金融海嘯之後。 當時全球經濟陷入衰退,經濟全球化出現逆轉,且逆轉速度加快,逆轉程度加大。 面對全球發展格局的重大變化,基於科學判斷,我國開始調整和轉變發展戰略,更加注重經濟發展的內外平衡。 在這一大背景下,前海實踐的價值理性,體現為探索“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 金融海嘯之後,世界各國強調構建以規則為導向的公開透明的開放型世界經濟體系,經濟全球化表現為“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更深層次的“邊境內”和“制度化”開放轉變。 其中服務業開放因為涉及政策規管多而複雜,成為我國積極主動對外開放的焦點和突破口。 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並非簡單的深港產業合作,而是因應國家戰略需要,通過與香港現代服務業的深度合作乃至創新突破,探索我國現代服務業開放發展的基本方向和主導路徑。 在這一進程中,深圳經濟特區以開放促發展、以開放促改革、03
以開放促創新的成功經驗和做法,適用於前海現代服務業發展。3. 建設高水平對外開放樞紐。 全球經濟衰退引發貿易保護主義泛濫和民粹主義盛行,美國針對中國等的貿易戰、科技戰乃至新“冷戰”,加劇了經濟全球化的逆轉,開放面臨挑戰,應對需要勇氣。 面對這一趨勢,我國必須“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推動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形成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格局”。制度型開放(即此前的制度化開放)的特點,一是更具廣泛性。 範圍更廣、程度更深,既包括貨物貿易的高水平開放,更把深層次開放的重點放在金融、數字貿易、專業服務業、電信、跨境數據流動、現代物流、文化產業、教育、醫療、自然人流動等服務貿易領域。 二是更具系統性。 更加強調全域性、集成性,強調頂層設計和具體措施的系統性。 將在國際通行規則、國內法律法規、管理體制、運行機制、政策體系等層面展開全方位系統性的重構。 三是更重“邊境內”。 制度型開放要求制度措施要由“邊境”延伸到“邊境內”。 四是更重“規則導向”。 制度型開放是要構建更加公平和合法的“規則導向”開放型經濟,強調在規則等制度上形成標準化、兼容化及統一化的開放體系,“規則導向”的治理特點更加明顯和突出。 這些特點,決定了制度型開放的戰略屬性。在國家戰略上,前海實踐要在探索制度型開放方面有重要作為。 制度型開放涉及與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對接銜接。 一方面要“制度輸入”,形成與國際通行的經貿規則相銜接的基本制度體系和規則規制,實現國際與國內經濟制度的對接銜接。 當前國際經貿規則覆蓋面廣,既包括與貿易直接相關的措施如關稅、原產地規則、市場准入、技術性貿易壁壘、貿易便利化等,也包括與貿易間接相關或弱相關的措施如勞工、環境、政府採購、透明度與反腐敗、社會文化等。 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局部突破,穩健推進。 一方面要“制度輸出”,將我國的制度、規則轉化為國際經貿規則,融入國際經貿規則體系,通過向國際“輸出”制度規則,為中國融入全球規則體系營造良好環境。(二)前海實踐的創新價值創新也是一種“信仰”或價值觀。 哲學意義上的創新,是國家民族進步的內在動力所在。 《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強調,“創新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進步的不竭動力。 越是偉大的事業,越充滿艱難險阻,越需要艱苦奮鬥,越需要開拓創新”。 前海實踐的創新價值,突出表現在三個方面。1. 制度創新。 自 2005 年開始,我國開始以上海、天津等為試點,推進綜合配套改革。 綜合配套改革直接觸及中國經濟社會運行中一系列核心領域和深層次問題,包括政府改革、壟斷行業改革、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及就業、社會保障、教育、醫療等事關民眾切身利益的改革等。 改革部署力度之大、內容之全面、涉及範圍之廣是空前的,充分彰顯我國改革從外圍走向核心、從淺層化走向深水區、從單一經濟體制改革走向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並向社會、文化、生態體制改革拓展等。 因此,綜合配套改革既是制度變遷的過程,也是制度創新的過程。 基於這一歷史背景,前海實踐是全方位多領域的制度創新。 包括經濟增長方式和發展模式的創新,產業集聚與提升的創新,科學技術與發展路徑的創新,土地開發利用和城市規劃、建設及運營的創新,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的創新,行政管理體制機制的創新,政商關係、政社關係的創新,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文明、文化建設有機協同的創新等。2. 管理創新。 一是行政理念創新。 突出表現為探索以法定機構代行政府職能。 法定機構是指“立法機構通過專門立法設立的與政府決策部門相區別的,相對自主、獨立運作,負有法律賦予的執行政府政策、提供公共服務或發展經濟職能的公共管理機構。”前海管理局是國內第一個嚴格13
意義上的法定機構。 《前海規劃》提出“按照精簡高效、機制靈活的原則成立管理機構,探索完善法定機構運作模式”,《深圳經濟特區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條例》明確規定“前海管理局是實行企業化管理但不以營利為目的的履行相應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責的法定機構”。 這是我國行政管理理念和制度的重大創新。 儘管 2020 年該條例修改了“法定機構”的表述,但仍然沿用法定機構管理模式。 《前海方案》則進一步突出強調要“推進以法定機構承載部分政府區域治理職能的體制機制創新,優化法定機構法人治理結構、職能設置和管理模式。”堅持法定機構的思維理念和管理模式,根據現實需要,與時俱進增強實際操作的靈活性,是前海中國法定機構發展之路的有益探索。二是治理模式創新。 突出表現為推動“發展管理體制”向“創新治理模式”轉變。 鑒於前海開發初期的實際,《前海規劃》提出“發展管理體制”。 10 年後,鑒於前海已經奠定良好基礎,《前海方案》強調要“創新合作區治理模式”,除繼續堅持和完善法定機構管理模式外,還提出法定機構職務向境外人士開放、推進行業協會自律自治、開展政務服務流程再造、在特定領域探索政府和企業協同治理模式等方面的創新。 從“管理”到“治理”,從“發展管理體制”到“創新治理模式”,從單一管理主體邁向多方治理主體,標誌着前海管理制度的飛躍。 前海模式創新的集中體現是政策(制度)創新。 歷時 10 年,前海實現了“政策賦能”到“政策輸出(複製和推廣)”的轉變。 從《前海規劃》提出的政策,到 2012 年的 22 條政策,都是前海發展所需要的支持政策。 與此同時,前海的“政策外溢”效應日益顯著。 截至 2021 年,前海在貿易自由化、投資便利化、金融開放、法治建設等方面累計推出制度創新成果 645 項,其中 65 項、82 項、203 項分別在全國、全省、全市複製推廣,前海成為重要的“政策創新策源地”。3. 方式創新。 突出表現為探索中國特色的科學發展和高質量發展之路。 科學發展觀在經濟領域主要表現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現代服務業在科學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發揮重要功能。現代服務業是知識、智慧、技術高度密集的先進業態,本身就具有較高的產業質量和產業價值,能夠提供更多的優質就業崗位。 更重要的是,隨着 IT 技術的廣泛應用和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產業之間的界線日益模糊,服務業與製造業的相互融合、相互轉化已經成為普遍現象。 與此同時,“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對傳統產業形態的衝擊以及對業態創新的推動,使得現代服務業既面臨重大發展機遇,也面臨不進則退的嚴酷競爭。 前海發展現代服務業,其重要責任和使命是為國家探索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科學發展的有效方式和路徑。高質量發展與科學發展一脈相承。 科技和現代服務業的高質量發展是前海實踐的重中之重。一方面,我國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面臨的現實挑戰突出表現為關鍵核心技術依賴進口,必須以開放促發展,加快產業鏈向更高價值鏈躍升。 在加快國內知識產權保護規則制度與國際接軌,消除國外高技術企業和人才對技術轉移、授權的疑慮和擔憂,支持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生物醫藥、新一代信息技術等戰略新興和未來產業提升行業技術水平等方面,前海有較大發展空間。 一方面,CPTPP 等多邊經貿協議,要求成員國之間的服務貿易除信息安全與國家利益外,應全面採取“負面清單”模式,以最大程度促使服務要素資源在成員國之間相互流動,這將促進服務貿易增長和現代服務業發展。 前海可率先探索建立服務貿易“灣區標準”,在金融、法律、醫療、工程建設、智慧城市等基礎領域,堅持對標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和“就高不就低”原則,推進與香港服務貿易規則規制標準管理等的銜接,逐步建立聯通港澳、接軌國際的現代服務業發展體制機制,引領和帶動大灣區現代服務業創新發展和高質量發展。23
三、前海實踐的工具理性:“三條例兩辦法”前海實踐有兩個特點:一是明確實現目標的具體方式和手段,有完整的“工具清單”或“工具箱”;二是明確方式和手段使用的合法性規範性,以“程序正義”實現“結果正義”。 前海是“先立法,後建設”,即先明確前海的目標以及實現目標的手段和方式,根據“施工圖”進行建設。 這就是前海實踐的工具理性。 目前,《深圳經濟特區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條例》(以下簡稱《合作區條例》)、《深圳經濟特區前海蛇口自由貿易試驗片區條例》(以下簡稱《自貿片區條例》)、《深圳國際仲裁院條例》(深圳國際仲裁院設在前海)和《深圳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管理局暫行辦法》、《深圳前海灣保稅港區管理暫行辦法》等“三條例兩辦法”,共同構成了前海實踐的“工具箱”和“方法庫”。 前海實踐的工具理性集中體現為系統集成、市場導向、任務清單。(一)前海實踐的系統集成“三條例兩辦法”各有不同側重,彼此互補聯動,通過功能整合,形成前海實踐的工具系統。 其中《合作區條例》側重內部改革和創新,重點推進自身治理結構的科學合理、開發建設的有效開展、產業發展和投資促進的順利進行,以及社會治理的優化提升,旨在形成既適應前海發展需要、又具有國際性和先進性的體制機制。 《自貿片區條例》則側重對外開放。 《合作區條例》和《自貿片區條例》在邏輯上形成了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的互補聯動和辯證統一,二者的共同點是注重法治環境建設,依法推進內部改革和對外開放。 以此為平台,《合作區條例》、《自貿片區條例》與《深圳國際仲裁院條例》實現了有機聯通和良性互動。 深圳國際仲裁院是前海法治建設的重要平台,也是前海法治環境的風向標。 根據《深圳國際仲裁院條例》,深圳國際仲裁院“是不以營利為目的的法定機構”,“依法獨立進行,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 《深圳國際仲裁院條例》對仲裁院的理事會建設、執行機構運作、規則與名册事項、財務和人力資源管理、監督機制等重點領域做出了明確規定,旨在維護和鞏固仲裁院的權威性和公信力,為前海合作區和自貿試驗片區加快法治建設、優化法治環境提供充分必要的支撐。 現代服務業發展高度依賴法治,前海開發、建設和運作的規範、透明、可預期,所傳遞的是依法治理的信息和理念。 由此,前海實現了內部改革創新工具、對外開放工具、以國際仲裁為核心的法律工具的多元性、組合性的系統集成。(二)前海實踐的市場導向前海實踐的重要特點,是堅持以市場化方式推進。 法定機構的選擇,表現了前海實踐在市場化方面的最大誠意。 所謂市場化方式,概括而言就是“兩個充分尊重”:一是充分尊重市場發展規律,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只有在市場失靈之時、之處,政府才施以援手。 一是充分尊重市場主體的地位,將市場主體視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導力量,為其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滿足其合理訴求。 換個角度看,前海實踐的工具理性的市場導向,表現為“親商”理念及行為,無論是現代服務業發展,還是自由貿易試驗區,均對市場管治極為敏感,對營商環境要求較高。 在“三條例”中,市場導向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導向隨處可見。如民商事仲裁的自由選擇權。 《深圳國際仲裁院條例》規定境內外當事人“可以約定對仲裁院仲裁規則有關內容進行變更,也可以約定適用法律、組庭方式、庭審方式、證據規則、仲裁語言、開庭地或者仲裁地。”《合作區條例》規定“民商事合同當事人一方為在前海合作區註册的港資、澳資、台資及外商投資企業的,可以協議選擇合同適用的法律。”《自貿片區條例》則“依法保障離岸交易糾紛當事人自由選擇適用外國法律或者國際商事通行規則、商事慣例的權利”。33
如行政治理的市場導向。 《自貿片區條例》要求“建立政府、市場、社會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體系;鼓勵各類社會組織依法參與自貿片區社會治理。”《合作區條例》規定“管理局應當提升政務服務水平,創新公共管理體制機制”,“前海合作區應當按照市場化運作方式,採用獨資、合資、合作、項目租賃等多種形式進行開發建設”,“鼓勵在前海合作區開展現代服務業創新業務。 《前海規劃》規定的現代服務業創新業務均可以在前海合作區開展,沒有規定但有利於前海發展的創新業務,也可以在前海合作區試行,“市人民政府應當在前海合作區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前海合作區應當探索實行更加開放的全球引才和國際人才管理制度”等。如側重對外開放的市場導向。 《自貿片區條例》規定“實行外商投資准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管理和非違規不干預的管理模式,探索實行外商投資試驗性政策措施”,“推動跨境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新型國際貿易外匯收支與結算便利化”,“探索推進自貿片區內資本自由流入流出和自由兌換”等。(三)前海實踐的清單方式從工具理性角度看,上級政府賦能前海的政策當然是一種支持,也是前海獨有的資源。 同時,政策本質是實現目標的工具,制度創新和政策突破依目標而推進,目的是實現既定目標。 就此而言,政策和創新是一份需要逐個完成的任務清單。 一般意義上,目標沒有實現則表明任務沒有完成。 儘管不宜過於看重成敗,但仍有必要從工具、任務角度深刻認知政策突破和制度創新。 廣義上,目標和頂層設計也是任務,因此前海實踐從《前海規劃》到《前海方案》,從“三條例”到“兩辦法”;從中央政府的支持政策、廣東省政府的相關意見,到深圳市政府的工作部署;從治理機構的設立和運作,到管理體系的形成與發展;從不同行業領域政策體系的構建,到與國際國內相關規則對接等等,前海實踐是一份包羅萬象、頗具長度的任務清單,需要考慮如何與國際規則和國際慣例的動態接軌,且經過一段時期就要更新升級,不會變短,只會更長。比如《前海方案》兩大板塊八個重點領域及保障措施,就是一份十分完整的任務清單,幾乎一句話就是一項任務。 《前海規劃》提出的產業發展規劃,也相當於一份指導性的任務清單。 《深圳國際仲裁院條例》關於仲裁院理事會和執行機構的規定、《合作區條例》關於設立前海管理局、合作區廉政監督機構、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等治理結構方面的安排、“兩辦法”關於前海管理局和前海灣保稅港區管理局具體運作的安排,是一份需要在規定時間內完成或落實的任務清單。 《自貿片區條例》和《合作區條例》對相關領域的具體規定,既是必須遵循的法律法規,也是需要制定時間表和路線圖予以完成的任務。 此外,前海在取得空間、區位、生態、功能四大“擴區”效應的同時,也對前海實踐的頂層設計、治理協同等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 經過 10 多年的探索,前海管理局作為法定機構,在運作方面存在的軟肋和不足有所顯現,需要與時俱進探索改進和提升的方式和路徑。 “行政區和經濟區適度分離下的管理體制”存在哪些問題,需要深入研究並有效解決;RCEP、CPTPP 等高標準國際經貿協議的簽署對前海對外開放提出的新挑戰,也需要尋求應對之策。 這些新問題、新要求、新挑戰,將不斷被納入前海實踐的任務清單。四、前海深港合作: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有機聯動改革開放 40 多年,深港合作的豐富性、多樣性超乎想象,深港呈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全方位多層次融合發展格局。中央對前海的定位是“依託香港,服務內地,面向世界”。 依託香港是指“要學習借鑒香港發展服務業的經驗,從這個切入點上入手,進一步推進深港合作,從而既推動深43
圳的發展,也支持香港的繁榮穩定。”服務內地是指前海“既是粵港合作區,又是服務業創新區。 因此,可以通過前海的創新來促進內地服務業的發展。”面向世界是指“以國際的視野和胸懷,吸取國際上先進的管理、科技等方面的經驗,把前海合作區建設好,以此作為我們創新的動力,作為改革的一塊試驗田,繼續在這裡獲得經驗向全國推廣。”前海是新世紀深港合作的重要平台,是深港在行政、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高水平、深層次合作的重要空間,是彰顯深港合作未來發展趨勢的重要載體,在深港合作進程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一定程度上,深港合作是前海實踐的價值理性得以彰顯的重要承載,是前海實踐的工具理性得以施展的廣闊空間。 前海深港合作的過程,就是前海實踐的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有機聯動的過程。(一)以“開放”為核心的有機聯動“一國兩制”框架下,率先推進前海與香港的規則銜接機制對接,是前海面向香港制度型開放的重要方式,也是前海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主導路徑,是以“開放”為核心的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有機聯動。 一是建立健全連通港澳、接軌國際的現代服務業發展體制機制和標準體系,聯動建設國際貿易組合港,培育以服務實體經濟為導向的金融業態,推動供應鏈跨界融合創新等,推進現代服務業創新發展。 二是促進港澳和內地創新鏈對接聯通,聯合港澳探索有利於新技術新產業發展的法律規則和國際經貿規則創新,構建知識產權創造、保護和運用生態系統,加快科技發展體制機制改革創新。 三是研究制定前海合作區投資者保護條例,建立健全競爭政策實施機制,依法合規探索減少互聯網融合類產品及服務市場准入限制,打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 四是探索允許符合條件的港澳和外籍人士擔任前海合作區內法定機構職務等,創新合作區治理模式。前海率先推進與香港規則銜接機制對接的主導策略,一是先易後難、循序漸進,以問題為導向,甄別關鍵領域的重點問題和迫切問題,集中力量研究解決,以前海為突破,拓展帶動更寬領域的規則銜接制度對接。 二是基於服務業和服務貿易高質量發展需要,在前海率先探索採取“就高不就低”策略,即在服務貿易細分領域中,香港和內地哪一方的標準高,就通過相關協議規定採用標準高的一方,以推進服務貿易一體化和高質量發展。 三是短期內,前海可在醫療、建築工程、金融、會計等領域率先“單向認可”港澳居民獲得的執業資格。 長遠看,可在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等前海具有優勢的領域,推動與香港雙向互認執業資格。(二)以“發展”為核心的有機聯動科學發展、高質量發展、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集中體現了“發展”這一概念的價值理性。 前海的初心使命就是支持香港發展。 因此,將前海建設成為香港要素在內地高度聚集的地區和香港服務業發展在香港之外發展的首選之地,是以“發展”為核心的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有機聯動。 過去 10 多年,前海持續優化惠及香港的政策措施,從金融、會展、海洋經濟、科技服務、數字創意等領域全面支持港人港企前來發展。 目前,前海累計註册港資企業和港資企業註册資本超過萬家和萬億人民幣,累計實際利用外資的 90% 是港資。 前海已經實現香港註册建築師、澳門核數師等 16 類港澳人才僅需備案即可執業,針對港澳青年累計發布逾千個就業崗位,累計孵化香港創業團隊超過200 家,成為支持港澳青年在大灣區發展的重要平台。 前海首創深港“供應鏈協同”,支持港資企業拓展內地航運市場,提升香港國際貿易和航運中心功能。 前海推動“六個跨境”(即跨境人民幣貸款、跨境雙向發債、跨境雙向資金池、跨境雙向股權投資、跨境資產轉讓、自貿區 FT 賬戶),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前海先後成立全國第一家港澳台和外國法律查明基地,第一家粵港澳合夥型聯營律師事務所,着力構建接軌香港的法治環境。53
“擴區”之後,“大前海”的要素資源禀賦發生了“量質齊飛”的優化和提升。 產業結構上,數字與時尚、新一代電子信息和綠色低碳產業成為前海發展的“領頭羊”,前海現代服務業發展將獲得更強有力的支撐;要素資源上,機場、港口、會展經濟、海洋經濟等的納入,進一步擴大了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的領域。 作為《前海規劃》的升級版,《前海方案》進一步明確了支持香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 國家“十四五”發展規劃綱要對香港的“八中心兩樞紐”的定位,《前海方案》幾乎全面響應。 對於香港的金融、海陸空運、貿易、法律、商務、專業服務等優勢產業或核心功能,《前海方案》注重為其擴大輻射帶動功能提供平台支持。 對於深港優勢互補的新興領域或優勢行業,《前海方案》注重深港攜手做精做強做大,成為區域乃至國際標桿或典範。未來,前海將為香港提供更大發展空間。(三)以“功能”為核心的有機聯動深港在國家戰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功能,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平台推進深港功能疊加,打造區域核心動力引擎,搶佔國際競爭制高點,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重大戰略,是以“功能”為核心的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有機聯動。 2021 年 10 月,香港特區政府發布施政報告,提出“建設香港北部成為宜居宜業宜遊的都會區”並發布《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提出“雙城三圈”概念,“雙城”是香港和深圳;“三圈”即深圳灣優質發展圈、港深緊密互動圈和大鵬灣 /印洲塘生態康樂旅遊圈。 北部都會區建設,標誌着深港“雙城經濟”進入雙向聯動、務實推進新階段。 一是合作機制上兩地政府相向而行、共同主導的特徵進一步凸顯,以往深圳“一頭熱”的合作格局將轉向深港“兩頭熱”。 二是合作空間載體上無縫銜接,香港北部都會區和深圳口岸經濟帶形成“一區一帶”空間布局,深港合作可在同一載體或平台上展開。 三是產業和科技合作進一步密切。 香港將形成“金融+科創”發展格局,與深圳攜手發展創新科技產業,共建大灣區科技創新中心,深港創新鏈、產業鏈一體化進一步加強。 四是深港合作的制度創新進一步加強。要素高效便捷流動的制度建設進一步完善,深港規則機制深度對接進一步加快。 五是深港合作共同推進“雙城”建設的目標和願景進一步明確。實現深港分工協作,需要一個地理空間較大、要素資源較全、合作基礎較好、創新政策相對集中的平台,而前海則是深港打造“雙城經濟”、講好“雙城故事”的主陣地。 深港應以全面深化前海改革開放為槓桿,以國家“十四五”發展規劃綱要為指導,在“一國兩制”框架下,促進深港要素資源有效整合、經濟社會深度交融,強化深港核心引擎功能,以打造“雙城經濟”、講好“雙城故事”為主線,創新前海深港合作的理念、方式和路徑。 如基於國家戰略需要,整合香港自由港優勢和深圳高科技產業優勢,共同打造國家科技創新高地、頂級人才高地、全球開放高地;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引領,着力構建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安全保障網絡,確保國家能源等戰略性資源的運輸安全;推動公共交通無縫對接,共同構建深港“通勤都會區”,為國家城市群和都市圈發展戰略的推進實施提供經驗借鑒等。結 語本文以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為分析視角,以《前海規劃》和《前海方案》為重點,從開放和創新兩個方面,分析前海實踐的價值理性;以“三條例兩辦法”為重點,從系統集成、市場導向、清單方式等三個方面,分析前海實踐的工具理性;鑒於深港合作是前海實踐的價值理性得以彰顯的重要承載,是前海實踐的工具理性得以施展的廣闊空間,故以《前海方案》為例,對前海深港合作的價值理63
性與工具理性之間的有機聯動進行了分析。本文認為,前海實踐已逾 10 年,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無論是經濟發展還是社會進步,無論是改革開放還是創新突破,均取得了舉世公認的豐碩成果,值得全面深入總結。 之所以對前海實踐進行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分析,是因為在對前海實踐進行中觀和微觀解讀的基礎上,有必要在宏觀層面深入挖掘,以彰顯前海實踐的歷史縱深、現實寬度、戰略視野及重要價值。前海實踐當然出現過挫折,存在尚未解決的問題,甚至失敗的教訓。 比如改革開放動力弱化問題、深港現代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業合作競爭問題、法定機構水土不服問題、行政區和經濟區適度分離下的管理體制的適配與協同問題等等。 這些問題的出現和解決過程,都是中國改革開放重要的實踐積累,均對中國未來發展具有借鑒價值或警示價值。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是前海實踐的初心和使命。 從大歷史觀看,前海實踐是新發展階段中國改革開放的重大躍升,其重要意義不亞於 1980 年代改革開放初期的“殺出一條血路”。 如果說當年主要解決的是內部問題,那麽這一次既要解決自身問題,也要面對外部挑戰,不僅需要勇氣和膽量,也需要智慧和眼界,更需要正確的理念、堅定的信念等價值觀,以及正確、科學的方法論。 因此,需要跳出前海看前海實踐,需要從世界看前海實踐,更需要從未來看前海實踐。①張燕、馮邦彥:《制度創新視角下深圳前海的功能和定位分析》,廣州:《南方金融》,2011 年第 8 期。②參見王運寶:《前海崛起》,合肥:《決策》,2010 年第 7 期。③鄭宏傑:《把前海打造成“深圳質量”的標誌性區域》,廣東深圳:《特區實踐與理論》,2011 年第 2 期。鄭宏傑時任前海管理局局長。④范恆山語。 轉引自阮加文、馬麗:《前海元年》,北京:《法人》,2011 年第 3 期。 范恆山時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地區經濟司司長。⑤莊金鋒:《關於深圳前海開發若干重要問題的初探》,廣州:《當代港澳研究》,2012 年第 2 期。⑥鍾堅:《空間有限 創新無限———推進前海開發開放的戰略意義》,廣東深圳:《特區實踐與理論》,2016年第 1 期。⑦隆國強:《三個視角看深圳前海》,北京:《中國發展觀察》,2020 年第 17 期。⑧徐佔忱:《前海:新時代、新起點、新定位》,北京:《中國發展觀察》,2020 年第 17 期。⑨蔡赤萌:《“雙循環”新格局下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22 年第 1 期。⑩譚剛:《粵港澳緊密合作下的前海地區發展策略探析》,廣東深圳:《特區實踐與理論》,2009 年第 4 期。田曉萍:《關於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發展路徑的思考》,廣東深圳:《特區經濟》,2011 年 10 月號。參見李勛:《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金融業發展的法律研究》,廣州:《暨南學報》,2011 年第 5 期;許魯光:《前海:助力香港人民幣國際化》,廣東深圳:《特區實踐與理論》,2013 年第 2 期;米俁飛:《RCEP框架下前海人民幣國際化的先行先試》,廣東深圳:《開放導報》,2021 年第 6 期;丁秋實:《PE 在前海的創新發展研究》,廣東深圳:《特區實踐與理論》,2013年第 2 期;陳亮等:《前海自貿區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協調發展對策研究》,廣東深圳:《特區實踐與理論》,2018 年第 2 期;吳祥佑、劉雪萍:《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的保險增長效應———基於面板數據的反事實分析》,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學報》,2021 年第 2 期。參見姜維:《構建前海貿易便利化服務機制若干建議》,廣東深圳:《開放導報》,2015 年第 1 期;國家:《TPP 與深圳前海:自貿區規則比較》,廣東深圳:《開放導報》,2015 年第 6 期;鍾韻、余雪晴:《制度框架演進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進展評估》,北京:《港澳研究》,2016 年第 2 期;吉潔、高玉婷:《深圳前海自貿區發展對策———基於新型國際服務貿易標準規則和“一帶一路”戰略》,廣東深圳:《特區實踐與理論》,73
2016 年第 5 期;汪海:《深圳前海:由自貿區向自貿港轉型構想》,廣東深圳:《開放導報》,2018 年第 4 期。參見韓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設立香港商事仲裁機構的可行性研究》,廣州:《暨南學報》,2011 年第 4 期;卞飛、方俊:《廣東自貿區港籍陪審制度的調查與思考》,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學報》,2017年第 1 期;張淑鈿:《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建設中的法律衝突與法律合作》,北京:《港澳研究》,2017 年第 3 期;廖柏寒:《前海自貿區外商投資法律制度探索》,廣東深圳:《開放導報》,2017 年第 4 期;劉天舒等:《粵港澳大灣區涉港澳民商事案件的國際私法問題研究———基於深圳前海法院審判實踐的實證分析》,北京:《港澳研究》,2021 年第 3 期。參見崔健、楊珊:《前海合作區借鑒境外法定機構管理模式研究》,北京:《中國機構改革與管理》,2011年第 4 期;崔健、楊珊:《前海合作區法定機構運作模式探究》,廣東深圳:《特區實踐與理論》,2011 年第 5期;熊哲文、華夏民:《深圳前海管理局法律地位研究》,廣東深圳:《特區實踐與理論》,2013 年第 1 期;謝寶劍:《深圳前海區域治理模式創新研究》,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22 年第 2 期。劉鶴主編:《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13 年,第 13~ 39 頁。參見羅素:《西方哲學史》 (下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 年,第 4~ 5 頁。參見蘇國勛:《理性化及其限制———韋伯思想引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89~ 98 頁。參見陳錦華等:《功利與功利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238~ 249 頁。《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前海管理局網站,http://qh.sz.gov.cn/sygnan/xxgk/xxgkml/zcfg/zzwj/content/post_4426860.html,檢索日期:2022年 3 月 5 日。《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北京:《人民日報》,2021 年 11 月 17 日。崔健、楊珊:《前海合作區法定機構運作模式探究》,廣東深圳:《特區實踐與理論》,2011 年第 5 期。《深圳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管理局暫行辦法》未與《深圳經濟特區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條例》同步修訂;前海灣保稅港區於 2020 年整合為深圳前海綜合保稅區,故《深圳前海灣保稅港區管理暫行辦法》也未修訂。 但兩個辦法仍適用,特別是其中的理念和原則。“三條例兩辦法”具體內容來源如下:《深圳國際仲裁院條例》、《深圳經濟特區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條例》(修訂)、《深圳經濟特區前海蛇口自由貿易試驗片區條例》均見《深圳市人民政府公報》,2020年第 44 期,《深圳經濟特區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條例》見《深圳市人民政府公報》,2011 年第 24期,《深圳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管理局暫行辦法》、《深圳前海灣保稅港區管理暫行辦法》均見《深圳市人民政府公報》,2011 年第 32 期。參見譚剛:《加快建設前海高質量發展引擎的行動指南》,廣東深圳:《深圳特區報》,2021 年 9 月 28 日。參見張玉閣:《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框架下的“香港+深圳”》,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9 年第 3 期。肖意:《南海之濱又東風———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圳考察紀實》,廣東深圳:《深圳特區報》,2012 年 12 月14 日。參見張玉閣:《支持香港經濟社會發展貫穿“前海方案”始終》,香港:《紫荊》,2021 年 10 月號。作者簡介:張玉閣,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港澳及區域發展研究所所長。 廣東深圳518029[責任編輯 劉澤生]83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4 期回歸二十年澳門公共財政制度演變呂開顏[提 要] 回歸以來,博彩旅遊業帶動澳門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為特區政府庫房帶來充裕的收入和儲備,同時為政府施政提供有力的經濟保障。 政府通過財政轉移支付,增加在交通、醫療、教育等公共品的供給,與澳門市民分享經濟發展帶來的成果。 與此同時,政府通過修訂財政法規和建立財政儲備制度,不斷完善公共財政管理制度,以回應社會對提升財政透明度的訴求。 由於新冠疫情和博彩修法等因素帶來的深遠影響,澳門不但面臨抗疫之下財政開支大增的壓力,也面臨博彩業深度調整而迫切需要尋求經濟轉型的挑戰。 總結回歸以來澳門公共財政管理制度的變化,發現隨着政府職能的增加和轉變,公共財政制度為配合施政提供良好基礎,從而確保政府的施政理念得以貫徹,推動澳門經濟復蘇和實現長期繁榮穩定。[關鍵詞] 澳門 公共財政 財政儲備[中圖分類號] F81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4 ⁃ 0039 ⁃ 10一、澳門財政制度概述公共財政的基本內容是“以政控財,以財行政”,即國家政權憑借社會統治者和管理者的政治權力掌握社會總財力的一部分,進而通過財力分配中的運行(收支與政策)來行使公共權力的形式履行政府的職能①。 在經濟發展初期,政府對基礎設施進行大量投資以優化營商環境,吸引私人資本投入。 當進入發展中期階段,除了政府對基礎設施的投入會保持增加,政府還會在教育、衛生、福利等方面增加投入。 當經濟發展趨向成熟階段,由於收入水平提高,消費結構隨之升級,政府的任務轉向針對公共品的供應。 雖然公共支出呈增長態勢,只是支出結構的重點會有所變化,從以基礎建設投資為主轉為以人力資源投資和轉移支付為主。 回歸二十多年來,澳門公共財政制度基本上是按照上述規律而演變。澳門早期的財政制度可以追溯至 1917 年葡萄牙頒佈的《澳門省組織章程》,對澳門政治、行政、財政、軍事和市政組織及其運作進行詳細規定,規定澳門享有行政財政自主權,接受葡國中央政府的領導和監督。 1963 年葡萄牙修訂《葡萄牙海外組織法》後,《澳門省政治行政章程》②於 1964年頒布,澳門的管治機關變爲三個,由總督、立法委員會和政務委員會組成。 立法委員會由總督擔任主席,具有立法和諮詢功能。 除一般立法權外,立法委員會的專屬立法權包括財政預算綱要、批准總督舉債和審議經濟發展計劃的報告。93
1976 年頒佈《澳門組織章程》,列明澳門地區享有財政自治權,擁有本身的資產及負債,並由總督負責管理。 自此以後,澳門成為一個自治地區,公共財政需要自給自足,力求每個財政年度達到收支平衡。 1983 年,時任澳門總督根據《澳門組織章程》訂立第 41/83/M 號法令《本地區總預算及公共會計之編製及執行》(又稱《預算綱要法》),成為規範澳門公共財政預算的主要法規,澳門的財政預算制度亦隨之開始發展。 在 1983 年以前,澳門政府每年的財政預算方案經財政司編制後呈交澳門總督,最後通過有關機構的咨詢和審核③。 自 1983 年起,當時的總督授權各政務司根據本身管轄範圍的發展情況,擬定下一年預算。 每年 6 月,各政府部門在上年度的財政收支基礎上,訂出下一年度的財政預算。 9 月,總督會同各政務司編訂預算草案。 草案提交咨詢會討論後,結合社會各界代表的意見,總督在每年 12 月 15 日前將預算草案提交立法會討論,立法會通過之後最後定案。回歸後澳門經濟快速發展,博彩收入大幅增加,為澳門公共財政打下堅實基礎。 澳門特區政府在編制年度財政預算案時,堅持“量入為出”的原則,注重財政預算的收支平衡。 《澳門基本法》第105 條明確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 2000 年澳門年度財政盈餘僅有 3.1 億元(澳門元,下同),只是實現基本的收支平衡。 特區政府在回歸初期實行“固本培元、穩健發展”的施政方針,逐步確定“以博彩旅遊業為龍頭,以服務業為主體,各行業協調發展”的發展路向,對博彩、電訊等行業進行專營制度改革,鼓勵開放市場競爭。 尤其是 2002 年博彩經營權開放競爭引入國際投資者後,2006 年澳門就超越美國拉斯維加斯成為全球博彩收入最高的城市。隨着澳門經濟的強勁增長,政府收入的增長速度顯著高於政府支出,按照沿襲回歸前的財政制度,歷年積累下來的財政盈餘只能滾存而無法進行投資。 大量財政收入迅速在政府庫房積累,但是政府無法善加利用作為投資保值,頂多只能放在銀行作為活期存款,投資回報率幾乎等於零,無疑是對財政資源的一種浪費。 所以,特區政府頒佈第 6/2006 號行政法規《公共財政管理制度》,進一步完善財政制度。 時任經濟財政司司長表示,特區政府有決心和誠意加快改善公共財政的管理制度,推出措施包括:(1)設立“預算執行累積結餘準備金”,除了每年按要求公開財政預算,將每年開支向公眾說明外,還將把政府認為有機會剩餘的款項先撥作準備金;(2)制訂 2007 年財政預算時,正式把自治機構的基本帳目納入總預算內,有助立法會及公眾跟進及監察行政部門,包括自治機構每年的整體預算運作;(3)由於存在投資與發展開支計劃(PIDDA)執行率偏低的問題,政府會接受立法會對公共財政管理的監察,與立法會共同研究提升預算運作透明度,完善現行制度。2007 年,澳門立法會通過全體會議第 2/2007 號議決,設立“分析公共財政制度的臨時委員會”,由 11 名成員組成,分析公共財政制度④。 2006/2007 年召開 11 次臨時委員會會議,2007/2008年召開 7 次臨時委員會會議。 由於社會上不斷要求加強監督政府財政開支,立法會通過第 2/2009號決議設立“公共財政事務跟進委員會”, 反映了政府對完善財政制度的重視和決心。 在制度設立初期,該委員會召開次數並不多,隨後才開始逐漸增加。 在第四屆澳門立法會會期內(2009- 2013年),除了 2009 ~ 2010 年沒有召開公共財政事務跟進委員會會議,剩下只分別召開 1 次,2 次和 1 次會議⑤。 2009 年,第 6/2006 號行政法規《公共財政管理制度》被第 426/2009 號行政長官批示重新公佈,將自治機構納入須受權責發生制會計制度約束(包括澳門金融管理局,郵政儲金局,郵政局,退休基金會,汽車及航海保障基金和澳門基金會)。 在第五屆立法會會期內(2013- 2017 年)公共財政事務跟進委員會召開會議次數增加,分別召開 11 次,5 次,5 次和 3 次會議。從 2000 年至 2011 年,澳門經濟增速引起全世界矚目,人均生產總值從 2000 年的 126,271 元增04
長至 2011 年的 538,165 元,公共財政收入從 2000 年的 153.4 億元到 2011 年 1,229.7 億元。 2011 年政府歷年財政盈餘更是創下 773.8 億元的當時最高記錄。 從財政制度來看,造成澳門財政收入大幅增加是由下列幾項因素造成:首先,博彩業高速發展使得政府庫房快速充盈;其次,財政收入的增幅遠高於財政支出的增幅;第三,澳門是全球極少數沒有債務的經濟體之一;最後,澳門沒有承擔國防軍事方面的開支。回歸 20 多年來澳門的城市總面積從 25.4 平方公里增加至 33 平方公里(不包括 2021 年成立的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人口規模從 43 萬增加至 68 萬。 城市高速發展的同時,政府部門的管理職能和人員規模不斷擴張,財政開支增加所帶來的財政壓力也隨之上升。 例如,澳門實現全世界都少見的 15 年免費教育,65 歲以上長者享有免費醫療,填海造地並投資建設港珠澳大橋,澳門大學橫琴新校區,澳門輕軌系統,離島大型醫療綜合體等等。 所以,政府需要有效管理財政儲備,讓民眾共享經濟增長的成果,而且更加需要未雨綢繆,以備將來一旦面臨經濟蕭條,可以通過財稅政策減緩衝擊,確保政府和社會正常運作。2011 年第 8/2011 號法律《財政儲備法律制度》的頒佈,宣告政府可以依法去建立和管理財政儲備。 該法律規定,基本儲備的金額相當於上年度財政預算政府開支撥款總額的 1.5 倍,超額財政儲備則為滿足基本儲備後的結餘。 此外,法律要求分別成立財政儲備諮詢委員會和財政儲備監察委員會,協助政府制定財政儲備的投資策略和審查財政儲備的會計賬目。 除了建立財政儲備制度以外,新《預算綱要法》也是回歸後財政制度改革的一大亮點。 由於財政預算的制訂、監督和執行仍然沿襲回歸前的《预算纲要法》 (第 41/83/M 号法令),隨着澳門經濟社會環境已發生巨大轉變,2017 年第 15/2017 號法律 《預算綱要法》頒佈,規範政府以更有效率的方式製訂預算計劃,管理預算收入及開支,嚴格規範預算修改。 而且,有利於加強預算及帳目資訊的透明度,以滿足立法會及社會大眾對公共財政監督的需要。二、 回歸後澳門財政收支特點(一)遵守“量入為出”的原則澳門特區政府在編制財政預算時,嚴格遵守《基本法》量入為出、平衡預算的原則。 回歸以來,特區政府帶領澳門經濟從低谷走出,財政開支基本上恪守以量入為出的原則,基本保持盈餘。 由於經濟運行有其客觀規律,現實世界中也會有難以預測的事件發生,如戰爭、大型流行病、金融危機等。 建立財政儲備制度以後更有助於推行穩健的財政政策,不但能夠有利於社會保障、房屋、醫療、教育及防災等方面的施政,而且可以提供應付不可預見的情況,充分發揮公共財政保障社會良好運作的最大效益。(二)財政收入規模逐年擴大回歸以來澳門財政收入總額整體呈不斷增加趨勢。 由表 1 可知,回歸後澳門經濟快速發展,財政收入大幅增長,從 2000 年的 153.4 億元增加到 2019 年的 1,407.3 億元。 由於新冠疫情的影響,2021 年下滑至 898.3 億元。 儘管如此,澳門的稅收規模在 21 年內增長約 4.9 倍。 如果以 2013 年最高峰 1,759.5 億元計算,稅收增長幅度達到驚人的 10.5 倍。 財政收入穩定增長幫助澳門擺脫了回歸初期經濟困難的局面,成為保障施政部署執行的堅實基礎。(三)財政收入來源主要來自博彩專營稅澳門一般將稅種分爲直接稅和間接稅。 直接稅是直接對納稅人的收入和財產而徵收的稅項,14
主要包括營業稅、所得補充稅、職業稅、房屋稅。 間接稅是對商品和勞務的購買者和消費者徵收的稅項,包括消費稅、印花稅、旅遊稅、地租及機動車輛稅等。 稅制簡單,稅種少且稅率低(個人和企業表 1 2000- 2021 年澳門財政收支(單位:億澳門元)年份 公共收入 博彩專營稅 公共開支 經常開支 資本開支 當期財政結餘2000 153.4 54.7 150.2 74.8 10.2 3.12001 156.4 61.3 152.2 82.7 11.2 4.22002 152.3 76.4 134.9 77.9 15.6 17.42003 183.7 101.8 157.1 87.4 27.2 26.62004 238.6 147.4 177.0 92.7 39.2 61.62005 282.0 165.6 211.8 112.1 45.4 70.22006 371.9 197.9 273.5 125.7 47.5 98.42007 537.1 293.4 233.5 184.2 49.2 303.62008 622.6 395.6 304.4 252.9 51.6 318.22009 698.7 418.7 354.6 303.5 51.1 344.12010 884.9 650.0 383.9 323.9 60.1 500.92011 1,229.7 941.1 455.9 342.9 113.1 773.82012 1,449.9 1,069.9 540.1 368.2 172.0 909.82013 1,759.5 1,267.4 513.9 420.9 93.0 1,245.62014 1,618.6 1,288.7 670.8 579.5 91.3 947.82015 1,161.1 844.3 807.5 680.2 127.3 353.62016 1,105.0 794.8 826.3 705.0 121.3 278.72017 1,263.7 939.6 813.0 606.5 206.6 450.62018 1,413.1 1,067.8 830.3 637.7 192.6 582.82019 1,407.3 1,127.1 846.8 679.5 167.3 560.52020 1,016.7 298.1 961.3 785.8 175.4 55.42021 898.3 339.1 861.1 718.6 142.5 37.3 * 財政結餘=公共收入- 公共開支(數據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所得稅最高僅為 12% ),是澳門財政的主要特徵。 能支撐澳門“少稅”和“低稅”的主要原因是源自澳門對博彩業採取高稅率的政策。 自 2002 年開放博彩經營權,政府一直維持 35% 的博彩專營稅率。 環顧全球主要博彩市場的博彩稅率,拉斯維加斯為 6.75% ,新加坡為 15% (貴賓廳為 5% ),在以博彩業為主要財政收入來源的城市當中,澳門的博彩稅可以說是最高的,這使得特區政府庫房快速積累了大量盈餘。 所以,特區政府可以通過減免部分營業稅、所得稅、房屋稅和職業稅退稅等加大轉移支付的力度,從而減少市民的稅收負擔。 博彩業對澳門社會經濟的影響力,僅從博彩稅在財政收入所佔比例這項統計中就可見一斑。 公共財政收入中博彩稅的佔比從 2000 年的 36% 上升至 2019 年24
約 80% 。 對於一個微型經濟體來說,當單一稅種佔到如此之高的比例,也就意味着整體經濟對某單一產業過分依賴而潛藏着巨大風險。(四)財政開支規模不斷擴張中央政府給予“一國兩制”下的澳門特區政府的財政享有高度獨立性,可自行制訂財政政策,為澳門城市發展帶來極為有利的空間。 因為城市面積不斷擴張,社會經濟穩定發展,政府在基礎設施上的投資十分巨大,包括房屋、機場、碼頭、公路、填海造地等基礎設施工程,以及購置和維修設備、運輸工具等開支。 除此之外,政府在民生福利方面的開支也不斷增加,包括推出雙層式社會保障,15年免費教育等。 其中有一項廣泛受到關注,也較有爭議的政策就是“現金分享計劃”。 當 2008 年面對金融海嘯和對抗通脹,特區政府通過向每位永久居民、非永久居民派發 5,000 和 3,000 元來達到分享經濟成果的目的。 該計劃自 2008 年開始執行,已累計發行 15 次(至 2022 年),發放金額也有所提升。表 2 2008- 2021 年現金分享計劃(單位:澳門元)年份 永久性居民 非永久性居民2008 5,000 3,0002009 6,000 3,6002010 6,000 3,6002011 4,000+3,000 2,400+1,8002012 7,000 4,2002013 8,000 4,8002014 9,000 5,4002015 9,000 5,4002016 9,000 5,4002017 9,000 5,4002018 9,000 5,4002019 10,000 6,0002020 10,000 6,0002021 10,000 6,0002022 10,000 6,000累計總額 124,000 74,400 數據來源:根據網絡資料整理過往 15 次現金分享中每位永久居民已經領取 12.4 萬元,如果澳門居民總數逾 70 萬人,現金分享計劃已支出超過 800 億元,約等於政府一年的經常開支。 雖然沒有用法律將其制度化,但是,每到年底行政長官在立法會進行政府施政報告的時候都會成為社會的關注焦點。 儘管該計劃存在不少爭議,但是目前來看似乎只能持續優化而難以將之停止。 此外,政府近年興建多個大型基礎設施項目,如輕軌系統、離島醫療綜合體、第四條跨海大橋等,不但在建設期間的費用,還有建成以後的運營也要政府注入大量資金,都是政府開支規模不斷擴張的原因。34
三、財政儲備制度的建立回歸前澳門政府奉行 “平衡預算”政策,在制訂每一財政年度預算時,考慮到量入為出的原則,預算總支出原則上不能大於預算總收入。 該原則的目的是為了實現財政收支平衡,避免債務。 一旦出現預算赤字,政府則必須進行彌補,基本做法就是從“歷年財政滾存”的會計帳目中撥出金額以保持平衡。 事實上,澳門回歸前曾經出現過赤字預算,政府為保持形式上的預算平衡,從歷年財政滾存中撥出金額增加當年的公共收入,以彌補超額支出。 由於回歸前公共收入和公共開支的比例都相當接近,公共開支跟隨公共收入的增幅相應調整,不會產生大量的財政盈餘或虧損。 所以,多年來澳門的財政收入始終都保持略高於財政開支的局面。雖然,澳門當時沒有建立起財政儲備制度的迫切性,但是這不代表日後沒有這個需要。 回歸前就有專家提出,要評估建立財政儲備制度的可行性。 “考慮到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時將有一筆接近一百億元澳門元的土地基金,再加上 99 年度年結時的結餘,特區政府具備設立財政儲備制度的條件。當然,具體的建立及操作模式必須留待未來特區政府通過具體的分析及討論才予以執行。” ⑥回歸後,特區政府在開支管理上較以往有所改變。 特別是博彩業為特區政府帶來巨額收入的同時,財政開支的增幅遠遠追不上財政收入的增幅,客觀上使得政府庫房產生大量盈餘。 如何監督和有效管理這筆財政盈餘,成為政府當時迫切必須解決的問題。2009 年底,澳門特區政府歷年財政累積盈餘達 980.2 億元。 由於受法規限制,在舊有財政制度下政府無法將財政盈餘投資。 社會上有團體和議員對此表達看法,希望訂定財政儲備制度,包括儲備的最初金額、儲備擴大及運用條件,管理實體、管理原則及資產投資所產生收益的用途等。 2010年 10 月底,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交《財政儲備制度》法案,並送立法會第三常設委員會進行討論和修訂。 該法案建議澳門財政儲備分成基本儲備及超額儲備兩部分,其中基本儲備的金額相當於立法會審核並通過的最近一份財政預算中政府部門開支總額的一倍半,其餘資金則撥入超額儲備。基本儲備是為特區公共財政支付能力提供最後保障的財政儲備,僅在超額儲備完全耗盡的情況下方可使用。 超額儲備是指配合特區公共財政政策的施行並為公共財政支付能力提供保障的財政儲備,尤其可對特區年度財政預算赤字及有利於社會和經濟發展的資金需求提供支援,以及在發生自然災害及疫情時提供財政支援。澳門在 2011 年 8 月頒佈《財政儲備制度》,於 2012 年起開始正式生效。 2012 年 2 月份設立的財政儲備基金的初始金額合共為 989 億澳門幣,當中大部份的資產是來自外匯儲備的轉移。 截止到 2021 年底,澳門特區財政儲備已達 6,431.7 億,扣除基本儲備後仍有 4,893.5 億的超額儲備。2019 和 2020 年,政府的財政儲備投資收益超過 612 億,回報率超過 5% 。 從 2012 年起計算,過去 10年財政儲備投資回報率平均約 2.6% ,與 3.2%的通脹率基本持平。 如果按最近 5 年計算的話,財政儲備投資回報率平均約為 3.6% ,則高於年平均 1.6%的通脹率。 特區政府以穩健、有效的原則進行投資,確保財政儲備妥善保管,避免社會財富流失,讓澳門得來不易的巨額財富取之於民用之於民。財政儲備法案通過後,確保了對澳門財政盈餘的有效管理。 但是,財政儲備法案的通過與實施尚有一些方面值得關注和討論,主要包括:第一,提高財政儲備管理透明度。 雖然根據法律設有財政儲備諮詢委員會和財政儲備監察委員會,協助政府制定財政儲備的投資策略和審查財政儲備的會計賬目。 但是涉及數千億的財政儲備現委託為金融管理局管理和投資,並沒有進一步建立起相關的監督和問責機制,究竟是交由較高級部門負責,或者改用其他方法管理?44
第二,完善和提升投資效率。 建立財政財儲制度是為維持財政穩定,對資產要有足夠保障和充足流動性,以及維護澳門貨幣及金融體系的穩定。 這些原則會導致金融管理部門放棄高風險的投資策略,回報率當然也會有所影響。 有意見認為,如果能設立類似主權基金的投資機構,不僅有助提升財政儲備投資回報率,而且能夠通過區域合作和共同開發,為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提供新的選擇。 所以,在滿足基本儲備所訂定的最低金額要求後,政府可以考慮調整追求回報的投資策略,動用超額儲備提升投資回報。 2019 年行政會在 7 月底公布,將向立法會提交法案調撥 600 億元成立澳門投資發展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由於社會存在不同意見,政府 8 月向立法會正式提出撤回法案。 澳門金融管理局曾表示將就此事進行公開諮詢,不過至今再未有向社會公佈有關消息。 當然,要在財政儲備制度建立初期就成立一個像新加坡淡馬錫控股公司、挪威養老基金這樣的主權基金並不現實,不宜操之過急。 但是,財政儲備制度建立以來已逾 10 年,在累積多年基金管理經驗後,澳門特區需要思考如何採用更長期的投資策略,去制訂更符合澳門長遠利益的投資項目。表 3 2012- 2021 年財政儲備 (單位:億澳門元)年份 財政儲備 基本儲備 超額儲備 本期盈餘 投資回報率(% ) 通漲率(% )2012 1,002.4 988.0 0.6 13.8 1.38 6.112013 1,689.0 1,119.2 520.6 49.1 3.02 5.502014 2,463.4 1,164.6 1,252.0 46.8 1.90 6.052015 3,450.5 1,318.8 2,107.4 24.3 0.70 4.562016 4,386.6 1,328.2 3,025.3 33.1 0.76 2.372017 4,900.4 1,279.5 3,400.2 220.8 4.50 1.232018 5,088.0 1,475.5 3,641.7 15.8 0.33 3.012019 5,794.0 1,488.9 4,002.9 302.2 5.60 2.752020 6,161.2 1,466.1 4,384.5 310.6 5.30 0.812021 6,431.7 1,390.8 4,893.5 147.4 2.30 0.03 數據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金融管理局第三,建立良好的投資基金管理團隊。 財政儲備的投資若要取得良好收益,必須依賴具國際水平的管理團隊。 政府官員並不擅長投資,即使完全了解,礙於內部各種行政程序,未必能高效執行投資決策。 作為監管機構,金融管理局的主要職責是保證財政儲備制度的穩健運行,讓專業投資機構或管理團隊負責投資決策。 未來在組建投資基金管理團隊的時候要注意兩點,其一是高水平的董事會,主席可由政府官員出任,成員包括國內外具有國際聲望的政商界精英以及相關專業人士,以確保長期發展的方向;其二是行政總裁的招聘,應在全球範圍物色人選,確保管理者的水平達國際水平。只有做好投資基金的頂層制度設計,監管和執行的職能明確分開,才能保證投資機制順暢運行。四、澳門財政管理制度的發展回歸初期博彩業發展之快遠遠超出當初開放博彩專營權的預期,因此,澳門經濟迎來全新發展機遇的同時,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包括提升人力資源素質,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與深化區域合作等問題。 大量財政盈餘使政府可以開展和推動多項基礎設施和民生福利政策,這對財政管理提出54
更高要求,需要更務實地推動完善財政制度,為澳門經濟可持續發展打好基礎。(一)財政制度配合施政需要公共財政是政府履行職能的物質基礎、制度保障、政策工具和監督手段。 當政府職能增加或發生改變,財政必須以相應資金支出的形式保障政府施政 。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將科技創新放在重要位置,提出要將大灣區打造成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充分發揮粵港澳科技研發與產業創新優勢,激發各類創新主體活力,建成全球科技創新高地和新興產業重要策源地。 雖然澳門的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但是,澳門產業結構單一,科研投入嚴重不足。 儘管近年來澳門特區政府投入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經費逐步增加,但科研投入佔 GDP 的比例仍然偏小。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2020 年澳門研發經費支出僅佔其 GDP 的 0.45% ,不僅低於香港的 0.99% ,而且低於 2019 年廣東省平均水平的2.88%和珠海的 3.15% ,更遠低於深圳的 4.93% 。 澳門研發人員與科研投入不足,科技創新平台和科技企業的缺乏,綜合科技創新實力在大灣區主要城市中排名處於中游靠後。澳門是與世界接軌的開放型經濟體,擁有“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 在國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澳門完全有能力把握國家戰略定位所帶來的發展機遇,將科技創新作為助力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切入點。 所以,特區政府將經濟局、科學技術基金會和澳門電貿股份有限公司和相關服務整合。 增加了推動科技創新發展職責及相應職能後,經濟局更名為“經濟及科技發展局”,增設科技廳負責協調和推動科技領域的工作。 同時也保留科學技術發展基金的功能,推動產學研融合,促進科研成果轉化應用。 無論是政府部門職能的增設,還是具體產業政策的推出,政府都已明確未來將加大在科研創新的投入。 可見,公共財政為配合政府施政理念,推動澳門經濟多元發展中提供後勤保障。(二)科學制訂與執行財政預算回歸後特區政府的財政年度與歷年一致,每年預算一般在年中由各個部門向所屬司長辦公室提交,由財政局匯總和協調後編制預算再向行政長官提交,經過與行政委員會討論,最後由行政長官向立法會全體會議作年度施政報告(一般在十一月)。 當立法會審議通過財政預算案,以法律形式由行政長官簽署公佈。 所以,整個過程已經相當成熟,但是,由於回歸 20 年社會經濟高速發展,從回歸前沿用至今的《預算綱要法》暴露出財政預算執行率過低和缺乏監管的問題急需改善。 前立法會主席曹其真認為“特區缺乏與基本法相配套的預算和公共財政管理制度,而在預算的編制與執行上,至今仍沿用回歸前的第 41/83/M 號法令(預算綱要法)。 該法令後來雖經多次修訂並為第 6/2006 號行政法規廢止部分內容,但總體上仍然適用至今,因而政府在預算執行過程中可不經立法會直接修正預算、預算約束軟化和財政運用透明度低等弊端並沒有得以消除。” ⑧。由於立法會的監督與政府的執行之間產生偏差,社會上普遍認為需要盡快制定預算法以完善制度。 經過廣泛諮詢,2017 年立法會通過第 15/2017 號法律《預算綱要法》,加強公共財政的編製、管理、執行及監督,以達到更有效運用公共財政資源的目的。 明晰預算管理可以提高資金運行的效率,確保對財政開支能配合政府施政理念得以貫徹。 《2021 財政年度第四季度投資計劃預算執行報告》公佈預算執行率為 98.6% ,預算使用率為 99.7% ,大大改善了過往預算執行率過低的問題。《預算綱要法》的頒佈有助完善公共財政管理制度,但是,除了有專責部門加強監管以外,如何確保財政預算的執行是接下來需要面對的挑戰。 例如,2020 年新冠疫情爆發後,博彩業受影響嚴重收縮,該年博彩收入只有 298.1 億元,但是公共開支達到 961.3 億元。 最後政府年內三度調整財政預算,通過追加撥款維持特區政府財政平衡。 從 2020 到 2022 年,特區經濟財政司連續三年都預估博彩64
收入為 1,300 億元,而實際執行中卻未能達標。 即使政府已經有意識壓縮公共開支,但是三年來疫情反復波動,抗疫開支不斷增加,所以動輒就要調整財政預算去填補預算缺口,維持財政收支平衡。(三)謹慎理財應對新冠疫情衝擊從 2020 年開始,新冠疫情對澳門經濟產生前所未見的巨大衝擊,博彩收入大幅下降,本地居民失業和就業不足的情況也日益嚴重。 經歷過數次疫情爆發,最嚴重的情況是 2022 年 7 月到訪旅客只有 9,759 人次,博彩收入 3.98 億元,兩項都是自 2003 年開放自由行以來的最低紀錄。 2020 年澳門特區政府曾經推出兩輪疫情經援措施,分別於 2020 年 2 月和 4 月公佈,主要包括推出企業援助款項計劃,發放一次性援助款項,金額由 15,000 元至 20 萬元;對僱員推出“技能提升及就業培訓計劃”(帶津培訓),完成培訓後可獲發放 6,656 元津貼,並安排就業轉介對接工作;向每名澳門居民分別發放面值 3,000 澳門元和 5,000 澳門元的電子消費卡。 2021 年,澳門推出第三輪逾百億元經濟援助措施,包括向每位澳門永久居民發放 10,000 現金分享和 8,000 電子消費優惠計劃, 10.56 億元用於稅務減免,149 億元用於 2021 年度特區政府施政報告提及的醫療劵、教育津貼、經濟援助金、殘疾津貼、免收營業稅、豁免銀行手續印花稅等其他民生福利。 2022 年政府再次修改預算案,調動351 億元財政儲備,其中 100 億涉及 2022 年抗疫援助措施,其他支出用以支持各公共部門的應對疫情開支。 到 2022 年 8 月為止,為了應付特區政府恆常性開支和防疫抗疫的需要,政府在 3 年內已動用 1,678 億元的財政儲備。2020 年是澳門回歸以來首次面對財政赤字,由於澳門擁有較豐厚的財政儲備,所以並沒有引發財政危機。 不過,新冠疫情未得到完全控制,政府處於既要解決失業和收入差距引發的社會矛盾,又要想方設法推動經濟復甦的雙重挑戰之下。 所以,政府應謹慎維持“量入為出”和可持續的財政管理,短期內爭取壓縮預算,控制政府開支規模,同時要想辦法增加財政收入,爭取有效集中和調度一切資源,貫徹抗疫政策的統一性和連貫性。 從節流的角度來看,特區政府不斷膨脹的開支需要有所控制。 但是,在保證特區政府正常運行的情況下,可以考慮減少非固定的開支,例如將某些福利措施(如現金分享)納入制度之中繼續優化管理。 從開源的角度,政府可以考慮公開土地拍賣和設置主權基金去想辦法增加收入。 2018 年澳門政府出資 200 億和廣東共同建立粵澳合作發展基金,不論投資表現如何,基金將給予澳門每年固定回報 3.5% 。 而且還設有紅利共同分享制度,基金營運滿 7 年後,如年均回報率超過 7.8% ,澳門可分超額部份的 55% 。 以澳門現有超過 5000 億的超額儲備來算,如果在粵澳合作發展基金的基礎上全數投入,以 3.5% 回報率計算每年至少可增加175 億收入,將緩解因為經濟週期波動帶來對財政收入的影響。 由於博彩業在未來一段較長的時期內都無法回到高峰期的規模,所以,經常開支不僅要堅守“量入為出”,更需要考慮可持續性,以免開支規模不斷膨脹對公共財政帶來壓力。(四)不斷提升財政透明度澳門特區政府致力提升施政透明度,提升財政透明度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環節。 特區政府的財政信息文件主要有年度財政預算案、年度預算執行情況報告、特定支出項目的預算法律、公共基金的年度報告和政府總賬目等, 還有一些非常規性的項目信息是通過立法會議員向政府部門質詢後向外公佈。 除了從政府刊物上獲取有關信息,普通民眾也可從印務局、財政局和統計局等政府網站查閱和下載資料。 2017 年《預算綱要法》的頒布,進一步加強公共財政的制訂和監督,包括增加立法會、審計署等部門在各自職責範團內依法對預算活動進行監察的規定,同時也訂明部門及機構的領導及主管以及其他工作人員,若違反規定則須承擔刑事、民事及紀律責任。 為加強監管,法74
律規定政府預算不得隨意更改用途,而且政府在每季度結束後三十日內,向立法會送交投資計劃的預算執行報告,每年八月十日向立法會送交截至該年六月三十日的預算執行中期報告。 本次修法體現了尊重立法會監督財政預算的民主價值,同時兼顧財政預算制訂與執行的操作彈性 。⑨除此以外,政府開始對公共資本企業也加強監管。 澳門特區政府現持有 16 家超過 50% 財務出資和 7 家少於 50%財務出資的公共資本企業。 2019 年 12 月 20 日通過第 204/2019 號行政長官批示,成立公共資產監督規劃辦公室,加強對特區公共資本企業和自治基金的監督,優化特區公共財產的管理,保障公共財政資源的合理運用。 特區政府每年向這些公共資本企業投入大量公帑,《公共資本企業法律制度》公開諮詢文本中顯示,2020 年底有關公共資本企業的總資產規模達到 500 億元。五、結語在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財政政策有助實現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基本平衡,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回歸以來澳門財政制度不斷演變的過程,其實就是澳門特區政府不斷提升治理能力的過程。 從回歸初期的發奮圖強,帶領澳門走出經濟低谷,到後來逐步完善財政制度頂層設計,不同階段所推出的政策都反映了施政方針的轉變。 從 2020 年初開始的新冠疫情爆發至今,特區政府一方面因為抗疫要穩定社會經濟正常運行而產生龐大的開支,面對回歸以來首次出現的年度財政赤字,另一方面隨着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和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的相繼推出,要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和推動澳門經濟多元發展進行長期投資。 所以,在面對雙重壓力之下,特區政府如何維持現有各項公共服務和社會建設的基本開支,是當前財政管理的嚴峻挑戰。 但是,危機發生也會給社會帶來新的發展機遇。 比如澳門電子支付在疫情期間快速發展,就和特區政府有效抓住疫情的契機密切相關。 疫情下居民減少現金使用和增加網絡購物,在特區政府推出電子消費優惠計劃的措施之下,一舉突破市民和商戶對電子支付的抗拒感,財政政策在當中就是推動電子支付的最大動力。 特區政府現時的豐厚儲備,能保障政府推出逆周期的財政措施以穩定就業和經濟。 只要對財政儲備善加利用,就可有助於特區度過困難時期,實現經濟行穩致遠。①賈康:《公共財政與社會和諧》,載王夢奎主編:《中國:經濟發展與社會和諧》,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②吳志良:《20 世紀澳門政治行政組織的變革》,載婁勝華主編:《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行政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年。③鍾欣:《澳門財稅金融制度概述》,北京:《中國財政》,2000 年第 3 期。④《2007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澳門,2007 年第 4期,第二組。⑤《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活動報告》 (2009- 2017年),澳門立法會官網,https://www.al.gov.mo/zh/work-file,檢索日期:2022 年 9 月 1 日。⑥何浩然:《淺談澳門公共財政制度》,澳門:《行政》,2000 年第 1 期。⑦呂開顏、楊道匡:《澳門財政支出特點分析和建議》,廣州:《廣東社會科學》,2008 年第 6 期。⑧曹其真:《立法會主席十年工作情況的總結報告》,澳門立 法 會 官 網, https://www. al. gov. mo/uploads/at⁃tachment/2016 - 12/660905846945b13d12. pdf, 檢索日期:2022 年 9 月 1 日。⑨梁維特:《澳門特色的預算權分配模式》,湖南:《時代法學》,2021 年第 2 期。作者簡介:呂開顏,澳門理工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學院副教授,博士。[責任編輯 劉澤生]84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4 期西方漢學視域下漢字 “象”特徵的認知與建構 ———以利瑪竇《西國記法》為中心*方環海 高明樂[提 要] 從 16 至 19 世紀漢學家們對漢字構形意義的闡釋中,西人常用的以形釋義方式為結合漢字的“象形”,對漢字進行“象”特徵的處理,其中利瑪竇則將漢字的“象”特徵集中歸納而著成《西國記法》一書,並以給漢字“立象”貫穿。 在考察西方漢學視域下漢字認知的歷史流變基礎上,以利瑪竇《西國記法》為研究重點,分析利瑪竇對漢字“象”特徵的認知與建構。[關鍵詞] 利瑪竇 《西國記法》 漢字特徵 建構[中圖分類號] H1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4 - 0049 - 12漢字是集合形音義三種要素為一體的文字,相比拼音文字,其部首偏旁的功能和理據呈現出多樣化、複雜性的特點。 關於漢字認知、學習與記憶這一問題,我們發現,16 ~ 19 世紀西方漢學論著中關注的漢字字形的認知特徵,不僅包括了漢字本身所具有的認知特點,也蘊含了西人對漢字認知難點的思考。①利瑪竇(Matteo Ricci)作為備受尊崇的“西儒”異域人士,精通儒家經典及漢學寫作,對漢字的特徵認知早已做了探索和分析,②在他眼中,漢字“完全是象形字”,在《交友論》中,他曾從字源上談及“友”與“朋”兩個漢字,前者篆文的“象”在於兩手“只可有而不可無”,後者篆文的“象”則為“羽”,鳥必須備有“兩习”才能翱翔。③利瑪竇以西方的記憶術為認知原理,專門詳細闡述了漢字與“象”的關係,“象”不再僅限於象形字,而是以“象”為基點去探討漢字構形構義的特徵。 他以漢字的“象”特徵為中心,專門編寫了一本關於如何學習與記憶漢字的專書《西國記法》 ( A Treatise on Memonics )。 儘管利瑪竇所處時94∗本文受北京語言大學校級項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項目號:17ZDJ09)資助,同時係教育部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國際中文教育創新項目“漢學視域下國際中文教育的四維特色案例庫建設與研究”(項目號:21YH019CX2)的階段性成果。
代較早,但其對漢字學習與記憶法的研究在 16 ~ 19 世紀四百年的漢學發展過程中可謂“獨樹一幟”,具有較高的學術參考價值。 本文擬以利瑪竇《西國記法》為考察重點,描述利瑪竇對漢字“象”的分析,以及他所闡釋的用“象”學習和記憶漢字的方法所在,分析西方漢學視域下漢字認知的“象”特徵及其建構問題。一、16~19世紀西方漢學關於漢字“象”特徵的回顧從傳教士及漢學家們筆下的文獻著作來看,他們特別重視運用漢字“象”的特徵來解釋漢字的字形或字義。 16 世紀的傳教士們大多是以漢字是“象形”的圖畫文字(Hieroglyphen)的維度來認識漢字的“象”特徵。 比如,方濟各·沙勿略(San Francisco Javier)早期在日本傳教之時,通過對漢字“人”的象形特徵的瞭解,推論其他漢字都是“描畫物體的形狀”; 胡安·岡薩雷斯·德·門多薩( Juan Gonslez de Mendoza)認為漢字都是“圖形書寫”;特別是何塞·阿科斯塔( José de Acosta)是一位西班牙耶穌會士,中國文字的特殊性也引起了他的興趣,④經過廣泛收集資料及對遠東區耶穌會士的信件及報告的整理,於 1590 年在塞爾維亞出版了《印度的自然史和道德史》,內容涉及亞洲地理、各類珍奇、中國的宗教與語言等,其中還專門討論了中國的文字,認為漢字與歐洲文字的差異不只是在於形態上,而在於漢字是表“繪畫和符號”的文字,漢字僅從形態上就可以表現出許多物體,可表示“無數事物的圖形”。 ⑤在 16 世紀來華的傳教士中,第一批有目的有計劃進行漢語漢字學習的,當屬耶穌會傳教士羅明堅(Michele Ruggleri)和利瑪竇,羅明堅在書信中曾提到最初學漢字,中文老師依照圖畫形象來教學,依馬畫馬,然後教發音與字形。 相比前人,利瑪竇在漢字研究過程中突破了漢字是象形圖畫文字的觀點,在字形、字義方面,上升至形象思維的空間,比較全面地審視了漢字的“象”特徵。到了 17 世紀,來華耶穌會士多從漢字的造字法及部件結構出發,來搭建漢字的字形之“象”。首先,從造字法上看,漢字的“象”特徵源於漢字造字之初的象形文字,與事物的形狀息息相關。 比如曾德昭(Álvaro Semedo,又名謝務祿)舉例說,“日”的古字如太陽,“馬”如動物馬;殷鐸澤( Pros-pero Intorcetta)和基歇爾 (Athanasius Kircher)詳細闡釋了中國古體字的形態,闡述古代諸多帝王按照自然之物象創造古字的情況;其次,這一時期的傳教士還從漢字部件及其含義,來探究漢字中蘊藏的“象”,比如陸若漢(Joao Rodríguez)在《日本教會史》中舉例說,“天”是世間唯一的最大的事物;曾德昭在《大中國志》中指出漢字在形成多重結構時是考慮到了含義的,如“心、門”構成悶,有“心被禁錮在門內”之“象”;基歇爾並沒有來過中國,也未深入系統地學過漢語漢字,他認為漢字形體中間肯定存在着隱秘,需要人去探索推敲,可能有“極妙的暗示”,他在《中國圖說》 ( China Illus-trata )中援用其他傳教士的字例,認為“悶”的字形體現出的“象”就是“關上心門,心中痛苦”;“全”字體現出的“象”為“人”、“王”,言下之意“國王是唯一最完美的人”;“明”字的“象”則是“日” (太陽)和“月”(月亮),這些天體為地球提供光明或光亮。殷鐸澤與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對合體漢字“象”特徵的理解頗有特色,他們在漢字字源的基礎上加入了個人獨特的詮釋。 如殷鐸澤在《論中國文字》中將“尖”與“金字塔”的“象”結合,上為頂點,下為底基;他把“惡”和十字架結合,認為該字由“空心的十字”、“二”、“心”組成,形成的“象”是“人惡毒,心便不完整,表裡不一”,又聯繫基督教義進行闡釋,說“十字架存在人心之中,若被人為地掏空,那心腸會變壞”。 安文思則提出,中國人使用象形字的時間可以上溯至比埃05
及人更早之前,從起源上來看,漢字的古字最早是“形象和符號”,古字字形不太完善,是“表達人們所見事物形象”的方式,雖然他也將中西文字一律統稱為“ letter”(字母),但他還是把漢字看作是一種不同於西方字母的漢文“字母”。⑥同時,安文思還在《中國新史》( Nouvelle Relation de la Chine )中明確提出中國漢語中“字母”很多,有 54,409 個,用這些字表達口頭語言,十分優美而生動,結構非常精妙,與圖畫、形象相關,比如“煌”字,由“火”和“皇”組成,構成的“象”就是“國王很光輝燦爛,為世界之最”,相比之下擁有“共同書寫”方式的其他民族,使用約 24 個字母,而字母的發音差不多,只是形狀不太一樣。在 18 世紀,許多傳教士把中國象形文字作為研究重點,以白晉(Joachim Bouvet)、傅聖澤( Jean Françoie Foucquet)、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為代表的索隱派(Figurists)傳教士學者,⑦在鑽研漢字字源詞源上有極大熱忱,比如傅聖澤認為,“易”由“日”和“月”兩字組成,“日”代表聖父,是光明之源,“月”代表的是“天主聖言的人性靈魂(聖子)的形象”,“易”由此可看作是聖父和聖子的合一(Hypostatische Union)。⑧在理解漢字的“象”特徵時,他們將大量的基督教義信條融入到了漢字字形的闡釋中,甚至將漢字的筆劃部件也“索隱化”了,但不可否認,這也是此一時期西方傳教士對於漢字“象”特徵的一種普遍認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馬若瑟,他甚至把漢字的“指事字”排在“六書”之首,將“主”字上面的點看做“天主”之“象”,一橫為“耶穌基督”之“象”,二橫為“聖子”、三橫為“聖靈”,在《象形字典的手稿》中進行舉例,如“來”,意思為“來到”,馬若瑟認為這個“來”字的“象”是“一個人被縛在十字架上”,白晉則將兩個小的人解釋為“普通的犯罪者”,罪犯們在十字架上發現並認出了神,神也看到了這兩個罪犯,而中間的十字架上是被釘死的耶穌基督;在《六書實義》中解釋會意字時,馬若瑟提到了“羊”字,由“羊”構成的合體漢字,都有“好”或“善良”之象,在基督教中“羔羊”( sheep)一直被視為基督耶穌的象徵,因此在分析“善”的異體字“譱”字時,馬若瑟認為它是“言羊”和“羊言”組合,可以解釋為談論羔羊(“言羊”)和羔羊說的話(“羊言”)自然都是好的;在談到《詩經·大雅·生民》中的周始祖后稷之母姜嫄時,馬若瑟索性直接就指出“姜”中的“羊”即為神之羔羊基督耶穌,“姜”字表耶穌由她孕育,而“嫄”字表其童貞之源。19 世紀初,哈蓋爾(Joseph Hager)出版了《邊畫譯》 ( An Explanation of the Elementary Charac-ters of the Chinese: With an Analysis of their Ancient Symbols and Hieroglyphics ,1801),這是一本專門研究漢字的學術專著,該書分為兩個部分,包括前言和漢字 214 部,向歐洲讀者詳細地介紹了中國的古老字元、漢字古字體、漢字起源、漢字語音和漢字的筆劃結構等關於漢字的方方面面。 哈蓋爾在書中提出,漢字最早的書寫形態是“卦”,後來再發展到古字,演變為今字,而古今字都是對相對應的“象”(圖形或符號)進行“模仿”,有一些今字與原來的物象基本保持一致(如田、井等),有一些則不是純粹的象形了,如“巾、鼎”,但仍是在其“原象”基礎上保留了大致的輪廓。⑨英國漢學家薩默斯(James Summers,又譯為蘇謀斯、岑馬士)在《漢語手冊》( A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63)中分析“六書”中的象形字、指事字、會意字、轉注字、假借字時,將“古代字形”與現代字形對應,以讓漢字學習者更易在腦中形成漢字之“象”,瞭解漢字的形象性。 如象形字 “魚( fish)”、指事字“夕(evening)”等;會意字“閑(obstraction)”,他解釋為“門口有樹,本義為柵欄”; “夜”字,他解釋為“屋頂、人與黑,意為黑夜”;轉注字“斷”,他說是“斬斷的絲線旁放着一把斧子”;假借字中的“字”,他解釋為“屋子裡有個小孩,本義為生孩子,有文字之意”等。⑩綜上所述,有些漢字形體與具體事物的“象”直接對應,一般為簡單的象形字,如人、日、馬、魚、15
夕等;有些漢字則需要利用筆劃、部件的形體或意義,加以抽象思維,來合成“象”,如天、友、朋、悶、全等;在從漢字形體之“象”通達其義時,一些傳教士則加入了獨特的理解,使漢字之“象”更有特色、更顯豐滿,如殷鐸澤釋“尖”、“惡”二字,白晉、馬若瑟所釋“來”字等。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利瑪竇作為集大成者,將漢字“象”的特徵進行集中歸納而著成《西國記法》一書,並以給漢字“立象”貫穿全文,詳細闡述了如何使字成“象”來鞏固記憶。二、《西國記法》與利瑪竇對漢字 “象”特徵的認知利瑪竇曾被明末士大夫和文人尊稱為“泰西儒士”,在中國布教二十八載,身着儒服,精心研習中國語言文字,專研中國文化典籍。 《仁和縣志》給予利瑪竇的讚譽是“卷鬚藍眼,聲如洪鐘,記憶力過人”。明代李贄在《與友人書》一文中用“中極玲瓏、外極樸實”評價利氏的性格和外貌,並稱讚“今盡能言我此間之言,作此間之文字,行此間之禮,是一極標緻人也”,其譯介和創作的中文類著書高達十八部,七部收入了《四庫全書》。利瑪竇在 1582 年抵達中國澳門,在次年寄出的信函中,說自己“目前尚且不會寫中國字,中國話還差得相當遠”;1585 年間他在廣東肇慶傳教,就“可以流利地在聖堂給教徒們講道了,已經能夠寫中國字、讀中國書了”;1592 年,他致力於中國文學研究,但因為事情繁多,又缺乏老師,漢字不易學習,所以“還有許多書不能讀”;1593~1594 年,他說“已經將中國《四書》翻譯成拉丁文,編寫了一本《中文要理會答》”。 至 1595 年間,他撰寫了第一篇中文著作《交友論》。 1599 年間在南京,他 “用中文著作的情形相當不錯,也獲得了中國人的稱讚,用中文編撰了一些介紹西方科學和修養、智慧與文學類的書籍” ,從《利瑪竇中國劄記》 ( 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Suscepta ab Societate Iesu )及《利瑪竇書信集》中,可以瞭解到,他對漢字的描述儘管只有隻言片語,但體現出他對“漢字完全是象形字”的刻板認知,並認為漢字與埃及的象形文字非常相似,集合圖形、讀音、意義為一體,漢字的數量雖然多,但是很多符號具有相似取象。利瑪竇對漢字結構及“象”之特徵的理解,集中見於他筆下的中文著作《西國記法》。 該書編撰於 1595 年,是他繼《交友論》後的第二部中文著作,1610 年由晉絳(山西絳州)朱鼎瀚參訂,耶穌會修士義大利人高一志、畢方濟共同修訂。 朱鼎瀚為《西國記法》作序,說該書是“利先生草創”,沒有寫完整,由高一志先生“再為刪潤之”。 現在《西國記法》一書的孤本全書藏於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後被收入吳相湘等主編的《天主教東傳文獻》 (1965),在中國台灣地區出版。2001 年,朱維錚主編的《利瑪竇中文著譯集》將《西國記法》收入,在中國內地出版。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在《利瑪竇中國劄記》中曾記述《西國記法》刊行後“傳遍了全國,大家都紛紛使用”,這一說法是否屬實,值得考量。 西方學者裴化行(Bernard Henri)評價《西國記法》一書,認為“若是有人想從中間尋找記憶漢字的竅門,想不費吹灰之力地進行學習、記憶,那會很失望”;倪波路(Paolo Sabbatini)等則認為,利瑪竇當時確確實實向部分人傳習了這種記憶方法,以幫助通過考試,譬如“徐光啟從記憶之術中獲益匪淺”; 夏伯嘉(Ronnie Po- Chia HSIA)則認為,《西國記法》對於中國文人而言,是一本失望的書,“從根本上來說,這種採用將漢字分類,採用空間想像的辦法,只對母語不是漢語的人有用”,在夏伯嘉看來,母語為漢語漢字的學習者對於漢字的“非語音特性”是熟悉的,不太需要靠視覺將“漢字的複雜形狀分解和分類”,而利瑪竇這部書對漢字記憶法的闡釋,他認為更適合母語不是漢字的學習者。《西國記法》全文共分六章,按內容大致可以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原本篇第一》闡釋西方記25
憶原理,包括“記識”與“腦”的關係、影響記憶力的因素等;第二部分《明用篇第二》、《設位篇第三》講述概念和方法———運用“象”與“處所”來進行記識,即“象記法”;第三部分《立象篇第四》、《定識篇第五》、《廣資篇第六》是方法的具體運用,主要結合中國文字傳統的“六書”來取“象”,講述如何給漢字及漢語詞彙“立象”,利氏利用聯想的方法來分析怎麼記憶漢字、詞群與語句。 最後,《廣資篇第六》共舉出了百數十字作為“象記法”理論在漢字中的應用,其中列出了天文字類、地理字類、時令字詞類、干支字類、人事字類、器物字類,以具體說明漢字的“立象”原則,作為推廣的“程式”。利瑪竇開篇議論,人遇萬事萬物都有“記識”的能力,可以“區別以藏之”,就像倉庫貯存財物貨物一般,待到須使用時,可以“各隨機而出”且“井井有條”,毫無混雜。 那麼,人的記憶庫在哪呢?他說“記含有所,在腦囊”,再具體一點,在“顱骨之後,枕骨之下”就是記憶之處所。 關於記憶的過程,利瑪竇認為人在記憶和識別的時候,物體的印象是從“目耳口鼻”四個方面而來,當物體和概念出現在眼前的時候,“物必有物之象,事必有事之象”,這些“象”會像印章一樣刻在腦中。 人記憶儲存的地方在“腦囊”,在“枕骨”之下,這種觀點的論據用淺顯的實例來說明之———就如人追憶往事,驟不可得時,會用手“搔其腦後”,有如“索物令之出”,如果人的“腦後有患”則容易遺忘 ,人得了腦病會忘卻“一切事故,不能記憶矣”;“博學強識”的人如果“傷腦”,也會“盡忘其所學”。利瑪竇認為記憶的方法需勤於練習,需要“時習而日用,避免生疏”,學習策略主張先難後易,因為“先之以難,遇易者則愈易易爾”,就像步行健身,最初“兩鐵錘而行”,等到徒手步行時就不會感覺勞累,建議在習得記憶方法的初級階段,先掌握好規則,雖萬事開頭難,但一旦知道其中規律之後,後面遇到問題就能迎刃而解。三、“象記法”與漢字“象”特徵的建構 根據利瑪竇的觀點,《西國記法》中提到西方“象記法”的發明者為詩人西莫尼德斯(Simonides of Ceos,前 556 ~前 468)。 根據傳說,西莫尼德斯曾與親友於一處聚飲,賓主甚眾,十分熱鬧。 西莫尼德斯忽出其外,房屋隨即被大風摧毀,飲客們都已血肉模糊,“家人莫能辨識”,他根據親友們坐的位置次序和行列,將其一一辨別如次,因此乃悟出根據形象和位置來記憶的“記法”。 應用到漢字領域,怎樣才能讓表示物或概念的漢字,在視覺感官的刺激下能順利“成象”、“印象”,而進入“腦囊”之中記憶呢? 利瑪竇主張採用“象記法”,對漢字進行“立象”和“設位”。 “立象”立的是物體本身的形象或所要記的事物的形象,也可說成有形之物或無形之物;“設位”設置的是用來放置形象的地點和處所。對於漢字“象記法”的使用,利瑪竇用四個漢字來舉例,分別是“武”、“要”、“利”、“好”。其中,對“武”字的“象”特徵記憶分三步:第一步是學習者需要“默置一室”,室內有四個角落,作為安頓之所。 東南角、東北角、西北角、西南角這四個角落依次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處所。 第二步是:“武”字可設計一個身穿戎服的勇士象,正拿著武器“戈”要戰鬥,卻出現另一個人扼腕以“止”,把這一形象放在東南角;同理,“要”字則可設計一個西夏(西)回回即穆斯林女子(女)的形象,放在東北角;“利”字可設計一個農夫的形象,他正在田間拿著鐮刀(刂)割禾苗(禾),放在西北角; “好”字,可設計一個丫鬟女子(女)的形象,她正抱著嬰兒(子)在玩耍,放在西南角;第三步則是當要調用所記憶的字時,從安放的方位依次喚起形象,從而想起需要的信息,根據形象還原出對應的字,此謂“因象而憶字矣”。 三步至此,“象記法”便幫助學習者回憶起了每個字的字形特徵。由此可見,在漢字“象記法”的過程中,“取象”和“立象”是利瑪竇對漢字“象”特徵剖析的關鍵與核35
心所在。 “象記法”的另一核心則為“設位法”,指學習者需要在心裡設置一個自己比較熟悉的場所,來安頓即將要記住的形象,其中“大則廣宇大第,中則一堂、一室,小則室之一隅”,這種記憶處所也可以是自己心裡的虛設。 定好處所之後,可以從入門開始,循某一方向而行,將設置好的多個“形象”依次放置。 對此,美國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ermot Spence)在《利瑪竇的記憶宮殿》( 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 )一書中,將這一記憶處所稱為“記憶宮殿”,在這樣的空間中,你就是主人,你可以依據自己的空間創造,將不同的形象用一定的邏輯和順序擺放,構成記憶的場景。 為了學習者能更好的設置腦中的空間位置,利瑪竇還提出了“設位法”的十三條原則,即“宜舒廣、宜閒靜、宜整飭、宜光明、宜貴美、宜潔淨、宜覆蓋、宜平坦、宜定奪、宜勻適、宜鎮定、宜平穩、宜奇異相別”。 無疑的,“立象”是“象”特徵建構的關鍵之關鍵,下面結合利瑪竇的漢字舉例分別進行說明。(一)立象之法 利瑪竇在《西國記法》中涉及的字例大多為當時“時尚習見”之字。 為什麼漢字可以用來“立象”呢? 利瑪竇認為,中國文字“祖於六書”,而且“古之於六書”,“象形”是創造文字之首,“其次指事、次會意、次諧聲、次假借、次轉注”,其他五種都是用來彌補象形之不足的。 在他看來,漢字可以分為兩種:一是本身“實有其物”的漢字,這類漢字甚少;二是本身“無實物”對應的漢字。《西國記法》中提到三種創造漢字記憶形象的方式:本象、借象、作象,即對於有實象的字,自然利用“本象”即可;而對無實象的字,也可以臨時從別處借過來其他的“象”來用;實在沒有“本象”又無法“借象”,那就乾脆新造出來“象”進行處理,而後二者基本都是表示虛象的字,所以就用“借象”和“作象”幫助漢字記憶,來減少遺忘。 利瑪竇認為天底下的漢字“無不可象之字”,提出漢字能夠“成象”的方式並不是拘泥不變的,恰恰需要“善權巧變”。 關於漢字“立象”的原則,他說“其作象也,以人為活、為體,以物為死、為用”,並且為了讓人容易理解,利瑪竇結合漢字的“六書”理論來講解對漢字進行“立象”的三種方法,分別舉例說明,臚列如下。 1.利用本象來“立象”譬如日月星斗、山川罔阜、草木花果、禽獸昆蟲、宮室器用、衣服飲食等字,都是“實有形體之物”,可直接運用對應的“物之象”來記憶,這就是“本象”,就如“六書”中的象形字。 簡單而言,“本象”是現實生活中存在的,不用勞神費力就可以想到的。 比如:山:一人登山遠眺或案几上放置一大筆閣;川:一人臨瞰三支大水,看不見水的發源和歸止之處;田:方畬(指粗放耕種的田地)一區,四面高,其中縱橫皆起,交如十字;子:一嬰兒嬉戲;星:三台六符,璨耀在天,一丈夫昂首指顧,似有所詰訊。 等等。2.利用借象來立象如果漢字本身“無實有之物”, 利瑪竇認為也可借象來“立象”,“取其同音,以記實象,是為借象”,利氏認為借象猶如六書中的諧聲字和假借字。 “借象”只需將同音字的具體形象直接“借”過來即可,並不需要創造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形象,倒也便捷。 字例列表如下:原字詞 描 醇 晏 大暑小暑 丙 丁 壬 癸 寅借象 貓 鶉 鷃 大鼠小鼠 餅 釘 妊 鬼 銀借象之“象” - - -大則尺許小則徑尺一人遜啖一人持一大釘婦人妊子滿懷高突天神劈鬼元寶一錠45
3.利用“作象”來“立象”如果漢字本身並“無實有之物”,利瑪竇認為更可廣而用之的手段就是利用“作象”來“立象”,也就是在沒有本象和無法借象的情況下,生造出來一個“象”,猶所謂“六書”中的指事字和會意字,這是利瑪竇的獨特之處。 比如,“吏”字的作象為“一巾衫人懷挾文卷”;“兵”字的作像是“一甲胄人起舞揮械”,這是用人做某事來表示字的含義,“蓋用事而會意,因意而成字”,猶如轉注字;對於一些“今人”難以認識其形狀的字,如“焉”字,可作象記作“一馬正面向外而立”;“猶”可記作“虜酋牽犬”。 上述字例中的“吏”、“兵”、“焉”、“猶”,《西國記法》並沒有明說屬於哪一類方法,但根據《西國記法》對“立象”三種方法的定義,可推測屬於“作象”記憶方法之列。 從利瑪竇所舉字例來看,“作象”一般是將一個漢字“作” (創造)成兩個或多個形象。 《西國記法》中給漢字“作象”的方法可歸納為三種:第一種“形義兼顧”,既依託漢字的構形,也依託漢字的本義;第二種“重形輕義”,完全依託漢字的構形,基本不顧及本義;第三種“重義輕形”,基本不依託字形,完全依託漢字的含義,來創設形象或場景。(1)既依託漢字的構形,又依託漢字的本義來“作象”這類字例對字形與字義同時考慮,並不偏廢或者側重某一方面,相關字例列表如下:獨體象形字 止:河流砥柱,矻然不動。指事字本:大木一枝直立,有一人緣其根而坐。末:大木一枝直立,有一人緣其顛而居。會意字旦:旭日東昇,曦暉和煦。武:身穿戎服的勇士正拿著武器“戈”要戰鬥,出現另一個人扼腕以“止”。利:農夫在田間拿鐮刀割禾苗。 明:日月並耀。見:雙目登生額上,炯彪張望。 拜:兩手齊下着地恭敬作禮。吏:一巾衫人懷挾文卷。 兵:一個披着鎧甲的士兵揮動軍械武器。休:人倚木立。輦:二夫挽車。雷:方田受雨。形聲字 暮:斜日西傾,霞光佳氣。(2)完全依託漢字的構形,不顧及整字字義來“作象”關於獨體字的“作象”,如利瑪竇在記憶天干類漢字“乙”時,喻以“燕鳥雙飛,呢喃舉尾”;記憶“午”,則作象以“牛”,為“牛斷其頭”;“干”字,作象以“羊斷其角”;“方”字,作象以“房撤其戶”,“亞”字,作象以“惡人割去其心”。關於複合字的“作象”,利瑪竇則是將字形部件進行直接疊加而“立象”,新作成的“象”是立體的、多維的,與漢字本身的意義基本上沒有什麼聯繫。 《西國記法》中涉及的字例有合體象形字、會意字、形聲字等,字例列表如下:55
合體象形字要:西夏回回女子。焉:為鳥獸名,記一馬正面向外而立。會意字好:丫鬟女子抱嬰兒玩耍。 褭:駿馬披衣。器:犬張四口。鳴:鳥舒其喙。告:牛哆其口。解:牛角掛刀。 闖:馬立在門中。梟:鳥棲古木。爽:一丈夫立中庭,四人分衣於肩腋之下。馴:一廝飲馬於川。和:一人哆口,把禾一束。沖:一人立於水中。災:火上張蓋岳:丘姓者登山;或山上有一墳丘。渠:水中浮巨大木頭,一人力挽取之。頃:一人插匕首於頭頂。春:三人同玩一太陽。 (重疊本象以會意)眾:三人同居。林:兩木。出:重山。朋:並月。炎:疊火。惢:三心。森:三木。 品:三口。聶:三耳。 晶:三日。贔:三貝。犇:三牛。羴:三羊。猋:三犬。 形聲字聞:大耳正懸在門中。猶:為鳥獸名,記虜酋牽犬。楙:矛豎在林中。壟:龍蟠土阜。翔:羊生羽翼。妒:女當戶旁。65
形聲字竄:鼠窺垣穴。渥:以屋臨水。矮:女子頭戴禾苗,拿着矢(箭)。萌:日月寖草而同光。露:一客於行程中,傾雨滿道。霜:朝服宰相張蓋立於甘霖中。坪:積土亂堆,一人拿着橛,一人拿朳,共平治之。野:一山僻老人草服村貌,兩手捧芹,將有所獻。關於複合字也存在一些難於“作象”的字例,利瑪竇提出“以形與意損益本體而成象”,靈活變通來處理。 比如,合體字“每”、“什”,基於人為活象、物為死象的原則,可先將“母”、“人(亻)”提取出來,將“屮”、“十” 想像成帽子、手杖,所以利瑪竇以“母頭戴帽”、“老人手攜藜杖” 來對“每”、“什”進行“作象”。(3)完全依託漢語字詞的含義,不依靠字形來“作象”《西國記法》在介紹表“用事用意”的天文、時令、人事等漢語字詞時,較多依賴於漢字的具體含義,來創設記憶的形象或場景,有些非常具有詩意。 字例列舉如下: 天:一人仰頭窺渾儀,璿璣運轉不息; 雪:一賈穿裘戴大帽,遍體六出白花;農蓑笠執仗,傍立欣然;冬:堂上紅爐,賓主狐裘貂帽對坐烘火,階前有殘雪冰凌,喬木枯立;夜:秉燭中堂,璨燈書房;弦:月體如弓,上右下左;望:日東月西,浮沉升降;穀雨:時苗方長,甘澤滂沱;芒種:農夫弓腰播種,汗流浹背;煙:蒼青紫氣鬱鬱蔥蔥,而山水之間,車馬舟楫縹緲而來;耕:農夫執策,驅牛而耕;歡:賓主滿堂、觥籌交錯;靜:泰山傑立;哀:穿着喪服扶杖,戚容垂泣;憂:尺苗萎黃,兩農相向蹙額,指仰天日。等等。 (二)漢字“立象”法的應用中國的文字數量浩繁,安文思在談及漢字性質時十分尊崇“象形”性質之觀點,他就認為漢字的構形來自於“符號和形象”,是用來表達和記載事物形象的一種方式,譬如“日、月、本”;現代漢字的構成也存有着象形的痕跡,如“女”、“取”、“家”的象形含義相複合,可以延續構成“娶”、“嫁”,象形意義沒有改變;象形字不僅可以表現自然而有形之物(表太陽月亮的象形字),也可表示一些無形抽象之物,比如“靈魂、美麗、德行、邪惡,及人和獸的行動”;他拿西文字母比較,每個單獨的字母不表示事物,連起來才能表示意義,而每個單獨的漢文“字母”都有自己的含義,而且“單形字母”構成“複合字母”後仍保留原意(如上表所示字例);他瞭解到象形漢字的部件具有區分和歸類的作用,並評價這對記憶漢字幫助很大。 對此,安文思提出,“這些象形字極其有助於思維去記住它們,並且十分有助於認識和區別他們所表示的東西,因為每一種類都有不同的字,在所表示的事情中找得到,蘊含在同一種類中”,譬如“火”、“石”、“山”的複合字都與其字義相關,言外之意為可以用部件意義來將一些漢字歸類。 孟德衛(D. E. Mungello)認為安文思提出的主張 “漢語漢字的學習因為象形原則而得到簡化”,這一象形原則其實指的是“將漢字縮減至部首”。利瑪竇在 1583 年寄給某耶穌會士的信中曾談到漢字“大約 7 萬左右,彼此不同”,學起來不容易。 為了能更方便快捷地學習漢字,他總結出了一套聯想記憶的方法,並不局限於一個字的記憶,而上升至“詞”的空間。 他的字詞聯想準則為———“兩物俱有,則象以實記實,或有事無物,則因實75
記虛,或體用相因,或源流相求,或假人而為用,或取錯綜而起義,或取譬況以成奇,大都活象為妙,故用人居多”。1.“兩物俱有,用實象記憶實象”這可細分為兩種方式:用實在的物體記憶實在的物體,比如要記憶“圭璧冕旒”時,建議在腦中設“王侯”之象;或用某類人擁有的技藝和需使用的器具“互相成實象”來記憶,比如要記憶“農”時,建議腦中設有“耜耒”之象。 舉例如下表所示。用實物記實物 以藝業與其器具互相成實象記憶對象(實象)圭璧冕旒高車儀從金鼓旗幟甲胄、干戈、弓矢、白刃珠冠、金鳳、翠鈿、霞披巾履青衿聯想對象(實象)王侯卿相將帥士卒命婦生儒記憶對象(實象)農漁匠書生庖丁機杼、剪尺針線、傭工聯想對象(實象)耜耒竿綸斧鋸筆墨刀案婦人畚鍤2.“有事無物”,借用“人之實”來記“事之虛”要記憶對象為虛象,可聯想人的實象,如當記憶對象為“德、富、天文、善、醉、走”等字時,可聯想有德之人、聚財之人、精習玄象之人、樂善好施之人、耽酒之人、徒步之人,等等。3.“體用相因” 因體而識用(用———體) 因用而識體(體———用)視———目焚———薪 聽———耳嗅———鼻 啖———口言語———舌喜怒———顏吹———笙簧 孝———子燃———炬登陟———階梯治———君游泳———舟楫化———民馳騁———騏驥忠———臣目———采色鼻———珍香口———甘脆手———扇 足———舄(鞋子)燈燭———光明几席———憑座耳———管弦君———臨軒宣政臣———朝謁奏對父———立庭訓子子———恭愉侍養4.“因源求委”用事物的源頭、根本記實物。 如記憶的對象是“雪雨、江湖河澤、動、勺水”等,則可以聯想至“雲、泉、風、滄海”等。5.“因人而借用”一般可用來記官職、地名和姓氏。 比如要記憶尚書、侍郎,或府、州、縣、驛,則可以記某人曾來任過這一官職或這一地方的官員;記姓氏的詞語時,可以借助身邊熟人的姓名字型大小,來聯想記憶。85
6.借用相對的事物或相反的事物來聯繫記憶借用相對的事物,如父與子、祖與孫、兄與弟、夫與婦、師長與弟子、男子與女人、主人與奴僕等;借用相反的事物,如記長以短、記大以小、記寡以多、記妍以媸、記惡以善、記素以采、記文以樸,等等。7.“取世之譬況而用之”言下之意,是用喻體與本體之間的聯繫來記憶。 如記君以龍、記聖人以麟鳳、記宰相以鼎鼐、記卿寺以棘、記執法以鷹、記父以椿、記母以萱、記父子以鶴和喬梓、記兄弟以鴻雁與棠棣、記夫婦以鴛鴦連理枝、記朋友以黃鳥、記賢人君子以美玉、記隱逸以鹿菊,等等。涉及漢字“立象”之“象”,利瑪竇認為最以“活象為妙”,所以在漢字是“象”特徵之中常常加入人的元素,這些“象”必須保持獨特而明顯的特徵。 他也提出了設置“象”的建議,例如最好是生動有致或美醜懸殊、鮮明奪目或裝束合理的、奇偏而有趣味的或者怪異使人害怕的、形狀可笑的、器技與人物相適合的(如“吏書則抱捧文卷,兵則戎服挎刀”)等。結 語19 世紀的英國漢學家薩默斯認為,漢字符號是象形和表意的集合體,即具體物象和精神意象的集合體,認為漢語中甚至有多達約四萬個漢字都是以象形的方式構成的,用以記錄那些具體的物象,隨着文化生活的深入,更多能夠表達抽象意念的詞彙也隨之產生。 漢字憑藉着四五百個最基本的構字形式,在世界文字系統中,其表意深度是其他文字所無法比擬的,這種看似簡單卻又富含邏輯的構字方式使得漢字無論是在思想的表達還是語言的交流方面,其效率都遠遠勝過歐洲的文字。當然,漢字的象形因素現今並不常見,也就是說,能夠根據字形通過基本的漢字象形知識去推測出意義的漢字數量已經變得非常有限,儘管象形因素在許多漢字中仍以其原始形式佔據上風,但是現在一般也不會透過漢字字形的演變歷程去追溯象形因素的發展軌跡,薩默斯此言極是。不過,從西方人作為“他者”的學習角度上看,漢字與西文字母諸多不同的特徵確實造成了西方漢學家們漢字學習與認知記憶的困難,諸多漢學家在認識、研究書面漢字本體特徵時,特別重視“形”、“義”兩種要素間的緊密聯繫,尤為強調漢字部首偏旁的表形、表義功能,常運用形象化手法來詮釋漢字的形體或意義,偏重凸顯漢字的字形、字義與“象”的對應。 通過上文所論,利瑪竇用來闡釋漢字的三種“立象”法,儘管呈現出的諸多字例有與漢字本體知識相脫離的情況,顯得“牽強附會”,但其可貴之處在於體現了利瑪竇作為西方人對漢字符號獨特的理解及在學習中採取的策略,是站在實用的角度對漢字學習記憶法的創新與嘗試。我們認為,在四百多年的西方漢學發展過程中,漢學家所建構的漢字特徵知識體系大致也可以分為兩個層面:一是漢字特徵借鑒了“六書”等中國傳統的漢語言文字學知識體系,其特徵的認識仍然是中國本土認識的西方傳播版本,屬於中國的漢字知識系統範疇,對漢字自身而言,可以歸為漢字認知的自源性特徵;二是漢字特徵完全來自於西方漢學家們的認知分析與解釋判斷,其特徵是西方漢學家通過“想像”甚至是“生造”出來的結果,屬於他者視域的漢學範疇,對漢字自身而言,可以歸為漢字的他源性特徵。 站在傳統文字學的角度看,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西方漢學家們進行的漢字形象化的闡析,與中國本土學者的漢字解析方式有所不同,甚至可以說超出了中國本土學者的研究範疇(以傳統字書作為參照),帶有獨特而明顯的“漢學特色”,我們認為這種“漢學特色”恰好反映出西人所認知的漢字特徵,在國際中文教育的新時代背景下,更值得重視與研究。95
[特別感謝朱李娜老師在研究過程中提供的幫助。 本題目先後在廣西師範大學、韓國全南大學等地做過專題報告,感謝有關專家提出的精到修改意見。]① 方環海、葉禕琳:《早期西方漢學期刊中的漢語字詞觀研究》,韓國光州: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2019 年總第 10 號。 ②曹保平、李瑩:《利瑪竇的漢字認知與理解———以〈西國記法〉例證字為例》,福建廈門:《海外華文教育》,2018 年第 4 期。③朱維錚主編:《利瑪竇中文著譯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 111 頁。④吳孟雪:《明清時期歐洲人眼中的中國》,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第 44 頁。⑤參見戚印平:《遠東耶穌會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第 195~197 頁。⑥參見孟德衛:《奇異的國度:耶穌會適應政策及漢學的起源》,鄭州:大象出版社,2010 年,第 89頁;第 27 頁;第 90 頁。⑦傳教士的“索隱”思想,從某種程度上說應該也是一種非常重要的傳教策略,一般認為狹義的中國索隱派,就是指以白晉、傅聖澤、馬若瑟等人為核心的傳教士們,他們主要以中國的《周易》等經典文獻為中心,在不同的文化傳統中挖掘基督教的信息。⑧參見柯蘭霓:《耶穌會士白晉的生平與著作》,李岩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 年,第 64 頁。⑨胡雨田、方環海:《〈邊畫譯〉前言譯介》,福建廈門:《國際漢語學報》, 2019 年第 1 期。⑩薩默斯:《漢語手冊》,方環海、于海闊譯,福建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3 年,第 29~31 頁。李贄:《與友人書》,《續焚書注》,張建業、張岱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 年,第 109 頁。張西平:《利瑪竇的著作》,北京:《文史知識》,2002年第 12 期,第 21~22 頁。利瑪竇:《利瑪竇書信集》,羅漁譯,台北:光啟出版社,1986 年。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 年,第 155 頁。裴化行:《利瑪竇評傳》 (上) ,管震湖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 年,第 218 頁。倪波路 ( Paolo Sabbatini)、路易吉·利奇 ( Luigi Ricci)、徐承熙:《我先祖的故事:利瑪竇、徐光啟和熊三拔》,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 年,第 28 頁。夏伯嘉:《利瑪竇:紫禁城裡的耶穌會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161 頁。利瑪竇“作象”法與六書的“指事字”、“會意字”並不是完全對應的關係,從《西國記法》書中所舉字例中,可以發現利瑪竇對很多形聲字的記憶也採取了“作象”的方法。薩默斯:《漢語手冊》緒論,第 3 ~ 4 頁;第 32 頁。相關內容也可參考薩默斯:《十九世紀英國漢學中的漢語與漢字特徵述論》,于海闊、方環海譯,福建廈門:《海外華文教育》,2012 年第 2 期。方環海:《早期歐洲漢學對中國語言文字的認識》,北京:《語言文字報》,2020 年 8 月 26 日。作者簡介:方環海,廈門大學國際中文教育學院教授。 福建廈門 361102;高明樂,北京語言大學外國語學部教授。 北京 100083[責任編輯 桑 海]06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4 期安徽宿松方言名詞化“有界”標記“個”黃曉雪[提 要] 宿松方言中,“個[·ko]”可用於做謂語的“V+個+X”(X 為不可數名詞、形容詞或動詞性成分)和“V+得+個+C”(C 是表程度深的成分)結構,“個”在語義上指向其後的成分,其作用是使其後的 X 或 C 變成一個有邊界的、可以按個體來指稱的事物,同時帶有輕鬆隨意口氣,並有使 C 得以凸顯的作用。 這類“個”由表單一數量的量詞“個”演變而來。[關鍵詞] 宿松方言 量詞“個” 成賓標記 名詞化[中圖分類號] H17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4 ⁃ 0061 ⁃ 06宿松方言的通用量詞是“個”。 “個”可與實體名詞搭配,如“一個人、三個桃子、兩個雞子雞蛋、兩個加油站”;也可與抽象名詞搭配,如“一個主意、一個想法”;還可表種類,如“那個魚二回下次不要買”。 “個”跟數詞連用時通常讀輕聲[·koɁ],如“吃一個[·koɁ]桃子”,但強調數量時讀本調[ko2 1],如“屋裡一個[ko2 1]人都冇得沒有”。 “個”前不出現數詞時弱化為帶有類似喉塞音韻尾的[·koɁ],如“你吃個桃子”、“我去買個桌子”。 我們把這類“個”記作“個1”。“個[·koɁ]”還有作名詞化“有界”標記的用法,如“嘗個新”(記作“個2”)。 漢語官話(牟平、南京、武漢、成都、貴陽、柳州、西安、銀川、乌鲁木齐)、吳語(杭州)、湘語(長沙)等很多方言都有相當於“個2”用法的“個”,①本文以屬贛語的宿松方言為例來討論其用法和來源。一、“個2”的用法“個2”可用於兩種格式:一是用於做謂語的“V+個+X” (X 為不可數名詞、形容詞或動詞性成分)結構;二是用於“V+得+個+C”(C 是表程度深的成分)結構。(一)“V+個+X”中的“個”“V+個2 +X”可用於兩種場合:一是用於離合詞或慣常組配的詞語之間;二是用於 X 前,使 V與 X 成為動賓結構。1.“個”用於離合詞或慣常組配的詞語之間。 例如:(1)這個歌我不記得,你起個頭。 | 你跟宗公曾 祖 父磕個頭。 | 你對渠他下個跪。(2)這個事我不得動,你來替我幫個忙這 件 事 我 做 不 動 ,你 來 給 我 幫 個 忙。16
(3)我去洗個頭。(4)你過來下一 下,我跟你講個話。 | 我出去打個電話。(5)等你有空裡乎子等 你 有 空 時,我幾一路去吃個飯我 們 一 起 去 吃 個 飯。(6)新麥做裡粑新 打 的 小 麥 粉 做 的 粑,你來嘗個新。(7)渠這那多時候也不來打個照面他 這 麼 久 也 不 來 打 個 照 面。(8)你走裡乎子去跟渠打個招呼你 走 的 時 候 去 跟 他 打 個 招 呼。(9)你把我託人開個後門你 給 我 託 人 開 個 後 門噠吧。(10)渠幾一下在那裡看唱戲他 們 都 在 那 裡 看 唱 戲,我也去湊個熱鬧。例(1) ~ (6)“V+X”為離合詞,例(7) ~ (10)“V+X”為慣常組配。 “V+個+X”都用於肯定句。“個”在語義上指向其後的 X,其作用是使 X 變成一個有邊界的、可以按個體來指稱的事物。 作這種理解,是基於“個”後的成分表達的通常是有形事物的原型性認知。 但由於 X 在自然狀態下往往不是有邊界的、可以按個體來計數的事物,X 不能脫離 V 而存在,V 對 X 有很強的支配,因而 X 有界化、個體化的意義依賴於支配它的動作週期。 V 均為有“起始點、持續階段、終止點”的動作動詞,對 X 個體化的計量通常要依賴動作“開始→實施→結束”的週期來確定,一個動作週期也就是X 的一個最小單位量。 如例(5)“吃個飯”,我們無法界定“飯”的量,只有通過“吃(飯)”由“開始到結束”的一個動作週期來確定。“V+個+X”結構是一個有自然終止點的“事件”結構,②指稱某一個或某一次事件,且這個結構表示的事件都是耗時短、輕鬆簡單的小事,耗時久、難以完成的事不能用這個結構。 “念書”(上學)一般認為是耗時久、難以完成的事,因此不能說“我去北京念個書”。 “V+個+X”中的“個”與宿松方言表短時少量的動相補語“下”③有相近之處。 “V+下+X”也用於表示耗時短、輕鬆簡單的小事,“個”所在的位置都可用“下”,如“洗下澡”、“打下招呼”。 但“V+下+X”和“V+個+X”表示的意義有細微差別:“V+個+X”表示的是一個有自然終止點的完整事件,如“你去把伢孩子洗個澡”,“洗個澡”表示的是“洗澡”這個活動由開始到完結的整個事件。 “V+下+X”雖然也用於表示耗時短、輕鬆簡單的小事,但它表示的是一個短時少量的事件,可以是一個完整的事件(“你去把伢孩子洗下澡”中,“洗下澡”多理解為一個完整事件,因為一般來說“洗澡”不能洗洗又停下),這時“V+下+X”和“V+個+X”表示的意義基本相同,但也可以是一個不完整的事件,如“我將去洗着下衣裳,還冇洗脫就把在渠喏回來着我剛去洗了一下衣服 ,還沒洗完就被他喊回來了”中,“洗着下衣裳”並不表示“洗衣裳”這個事件已經完結,而只是“洗了一會”,但沒有“洗完”。這類句子的“個”還帶有把話說得輕鬆隨意一些的口氣,如例(3)去掉“個”,句子仍然成立,但用“個”帶有輕鬆隨意的口氣。2.“個”用於 X 前,使 V 與 X 成為動賓結構,可看作“成賓標記”。④例如:(11)你冇得錢,也落個好名聲吧。 (“落”是表“得到、獲得、剩餘”義的動詞)(12)渠一如 果有個好歹我就不饒你。(13)娘兒倆住在一堆一 起有個照應。(14)替渠做事百事都冇得,就落個累替 他 幹 活 什 麼 好 處 也 沒 有 ,就 落 個 累。(15)你再如何衛渠都落不倒個好不 管 你 如 何 維 護 他 都 沒 落 到 一 個 好。(16)旁事冇得,落個乾淨別 的 沒 有 ,就 落 一 個 乾 淨。(17)你來幫忙,渠倒落個輕巧他 倒 是 落 個 輕 鬆。26
(18)你昨日到哪去着你 昨 天 到 哪 去 了? 你要對我有個交待。(19)你吃就吃個飽。(20)渠剃個和尚頭,醜死着他 剃 個 光 頭 ,醜 死 了。(21)你去洗個熱水澡。⑤例(11) ~ (18)中,V 為“有”、“落”、“得”等表“擁有”、“得到”義的狀態動詞,例(19) ~ (21)的V 為動作動詞。 去掉“個”,V 與 X 不能組合成動賓結構,句子一般不成立,如例(11)不能說“落好名聲”,例(20)不能說“剃和尚頭”;例(19)去掉“個”則為動補結構“吃飽”。“個”後的 X 可以是不可數名詞性成分,也可以是形容詞,還可以是少數動詞。 X 為形容詞時,通常是形容詞的簡單形式,不能是複雜形式,如例(16)的“乾淨”不能換成“乾乾淨淨”,再如例(14)(17)的“累”、“輕巧”前面都不能加程度副詞“很”。 進入 X 的動詞也有限制,其語法性質接近名詞,可以受形容詞修飾構成定中結構,如“(好裡的)照應”。當 V 為動作動詞時,這類“V+個+X”結構與例(1) ~ (10)有相同之處,“個”除了使其後的 X成為賓語外,還有使 X 成為一個可指稱的“離散化、有界化”最小個體的作用,而其具體的計量也是通過動作 V 由“開始到結束”的一個週期來確定的,整個“V+個+X” 結構表示耗時短、輕鬆簡單的小事。 當 V 為狀態動詞或形容詞時,“個”的作用是使這些動作或狀態變成可以指稱的事物,整個“V+個+X”結構表示“擁有”或“得到”某個可以按個體來計數的東西。普通話的“個”也有類似的用法,如“我去理個發”、“你洗個澡”,“你喝就喝個痛快”、“有你幫忙,我倒是落個輕鬆”等。 但宿松方言這類“個”所適用的句法環境比普通話要窄。 宿松方言的“個”後不能跟“不住”、“不停”、“不歇”等(不能說“哭個不停”),也不能跟小句和複句形式,而普通話可以。⑥(二)“V+得/裡+個+C”中的“個”“個”還可用於“V+得/裡+個+C”結構(“裡”和“得”都是補語標記,“得”和“裡”在這裡可以互相替換而不改變意義,下文統一記作“得”),C 一般為表程度深的極性(polarity)形容詞性成分,且多表消極意義。 例如:(22)渠一句話他 的 一 句 話把我氣得個半死。(23)余伢小 余在家裡病得個要死。(24)渠昨日輸得個精光輸 得 精 光。(25)手和腳凍得個冰冷。(26)那個賊把在被老王打得個要死。(27)我講個笑話,渠就把我罵得個狗血淋頭。(28)渠把碗搭摔得個稀巴爛。(29)我把在渠笑得個要命我 因 他 ( 這 裡 指 因 他 的 言 行 或 樣 貌 等 ) 笑 得 要 命。(30)我家姐姐今朝看個兒子在我 姐 姐 今 天 生 了 個 兒 子 ,把我家奶奶喜高 興得個要死。這類句子都是肯定句,都表現出了某種結果或狀態的已然事件。 C 表動作達到的結果或狀態,但不能表伴隨狀態(如“渠跑得飛快”、“我氣得一麻裡顫一個勁地顫抖”,“飛快”和“一麻裡顫”是“跑”和“氣”的伴隨狀態。 表伴隨狀態的補語前都不能加“個”)。 “V+得/裡+個+C”結構中,“個”的作用是使其後的 C 變為名詞性的成分,即從認知上把 C 表示的結果或狀態看作有邊界的、可指稱的個體,作這種理解也是基於“個”後的成分表達的通常是有形事物的原型性認知。 有邊界的、個體36
化的事物比狀態或程度在認知上更容易引起注意,因此,這類“個”的語用意義就是使其後的 C 得以凸顯,以引起聽話人注意。 例(22) ~ (30)中的“個”都可以去掉,但去掉“個”,沒有凸顯其後 C的語用意義。 例(31)(32)“V+得+個+C”所在的小句後面又接了一個小句,這類句子顯得很彆扭:(31)? 余伢小 余在家裡病得個要死,一年都冇有沒 有出門外 出。(32 )? 那 個 賊 昨 日 把 在被 老 王 打 得 個 要 死, 將 只 怕 不 敢 出 來 偷 東西在以 後 恐 怕 再 也 不 敢 出 來 偷 東 西 了。去掉“個”則句子很順口。 根據“句尾重心原則”,靠近句子末尾的成分或小句往往是信息表達的重點,用“個”來凸顯前一個小句中的 C,就會與末尾小句的信息重心相齟齬。例(23) ~ (30)“V+得+個+C”結構中,補語標記“得”都不能去掉,C 顯然不能看作賓語。 例(22)的“得”可去掉不用,說成“氣個半死”。 “氣個半死”雖然可以說成“氣得半死”,但二者表示的意義並不完全等同,“氣個半死”後面可以加事態出現變化的事態助詞“在”,是有界的,“氣得半死”不能加事態助詞“在”,是無界的。 雖然,“V+得+個+C”與“V+個+C”(V 為動作動詞)結構不同,但“個”表示的意義基本相同,即都有把“個”後的成分變為有界的、可指稱的個體的作用。 根據Biq 的文章,“V+個+C”結構有“V(達到)不尋常的 C 狀態”的意思,“個”促進了形容詞 C 的“名詞化”。⑦這一觀察很有見地。 或是由於“V+得+個+C”與“V+個+C”中的 C 都為表程度深的形容詞性成分,都表動作達到了某個極限性的、極端性的結果或狀態,“個”使 C 變成了有界的、可指稱的個體,則凸顯了這種結果或狀態的極限性、極端性,因而是不尋常的。“V+得+個+C”中,“個”可去掉不用,但用“個”除有凸显 C 的作用外,還有把話說得輕鬆隨意一些的意思,如例(22)說話人是以輕鬆甚至調侃的口氣來敘述所言事件的,去掉“個”,則說話的口氣顯得沉重、嚴肅。 但並不是所有事件都能用輕鬆隨意的口氣來說,如“死發瘟裡豬該死的豬,把我家田裡穀稻穀吃得精光”,說話人表達的是強烈的不滿,不能用輕鬆隨意的口氣來說,因而這句話不能說成“吃得個精光”。 再如,當動作的施事或受事(這裡指被動句和處置式中動作的受事)表示的人或事物在說話人心目中地位較高或較重要、或與說話人關係親密(心理距離近)時,如果所言事件及其結果對這個施事或受事來說是“不愉快、不如意”的,那麼,這類句子的補語前往往不能用“個”。 如例(23)(24)“余伢”、“渠”都是 V 的施事,如果換成在說話人心中地位高或關係親密的“我家奶奶”、“我家哥哥”,則句子一般不說,但去掉“個”句子便能成立;例(26)為被動句,如果將動作的受事“那個賊”與動作的施事“老王”(“老王”與說話人的關係較“那個賊”親密)互換,則一般也不說,但去掉“個”,說成“老王把在被那個賊打得要死”則能成立;例(28)的“碗”如果換成“渠把我裡的那個好碗搭摔得個稀巴爛”(“我裡的那個好碗”在說話人心中較重要)則不說,去掉“個”句子也能說。 說話人不能夠對發生在自己尊重、重視、喜愛的人或事物身上的“不好、不幸或不愉快”的動作或結果以輕鬆隨意的口氣來敘述,“個”表輕鬆隨意的口氣與句子的語義表達不和諧。 當然,如果所敘述的事件或結果並非“不好、不愉快”的,則可用輕鬆隨意的口氣說出,“個”的使用就不受限制,如例(30)。“個”凸顯其後 C 的語用義跟其表輕鬆隨意的口氣並不抵觸。 凸顯動作達到的結果或狀態是為了引起聽話者注意,而把話說得輕鬆隨意一些是為了緩和氣氛,使聽話者易於接受。“V+得+個+C”格式普通話中也有,但出現概率不是很高:⑧(33)她又像當年子弟兵在羊角堖住的時候那樣,把那些編輯、記者、美術員、攝影師、校對員、譯電員……的被窩褥子,枕巾褂褲,一個房間挨着一個房間,該拆的拆,該洗的洗,46
該補的補,忙得個不亦樂乎。 (李國文《月食》)而宿松方言“個”用於這類格式比較普遍。二、“個2”的來源這類“個”由表單一數量兼表不定指的量詞“個1”演變而來。 “個1”是一個口語詞,來源於數量結構“一個”的簡省形式。 當量詞“個”前面的數詞是“一”時,“V+一+個+N”中的“一”經常會省略,這時“個”就同時負載了數詞“一”的意義。 與“一個”不同的是,“個”只能用於較為隨意的場合,不用於書面語和正式、嚴肅、莊重的場合。 或許正是在日常口語較為輕鬆隨意的場合,數量詞“一個”便可簡省掉“一”,只用量詞“個”來代替“一個”的數量義。 由於“個”只能用於較為輕鬆隨意的語境,這個語境義也就逐漸成了“個”本身具有的意義。⑨由於“個1”後的名詞 N 表示的往往是某個有邊界的有形事物,受這一原型認知的影響,其功能擴展到離合詞或慣常組配的詞語中間後,就使其後的 X 變成了一個有邊界的、可以按個體來計數的名詞性成分。 從結構看,這些離合詞和慣常組配的詞語都可以看作動賓結構,“個1”很容易由用於較為鬆散的動賓結構之間,擴展到用於結構較為凝固的離合詞或慣常組配的詞語之間。由於漢語賓語位置的名詞多為無定的,而無定的可數名詞又經常用於“個1”後充當動詞的賓語,在類推的作用下,不可數名詞、甚至性質形容詞和動詞等也能進入“個”後的位置充任賓語,導致“個”的語義語法功能發生變化,從而演變為成賓標記。 不可數名詞進入“個”後,“個”就使其後的 X 變成了一個可以按個體來計數的名詞性成分。 性質形容詞在概念上與名詞接近,⑩因而也容易進入這類“個”後。 表狀態的形容詞短語在概念上與狀態形容詞相當,與名詞相距較遠,而與動詞接近,因而一般不能進入“個”後作賓語。 能進入“個”後的動詞通常不是典型的動作動詞,而是在概念上接近名詞的非典型動詞,如例(13)的“照應”;典型動詞不能進入“個”後,如不能說“這個東西有個吃”(“吃”後加上名後綴“頭”,則句子成立)。“V+個+X”也用於日常口語較為隨意的場合,當句子為肯定句時,“個”還帶有輕鬆隨意的口氣,這也是對“個1”(如“我到街上去買個燈”)的繼承。“V+個+X”(V 為動作動詞)結構如用於肯定句,往往可插入完成體標記“着”構成“V 着+個+X”格式,如“剃着個頭”、“打着個招呼”、“湊着個熱鬧”、“吃着個飯”、“洗着個熱水澡”等。 我們以“V 着+個+X”格式反觀“V+個+X”結構的“個”,可以得出如下判斷:(一)“個”是後屬於 X 的,而不是屬前的;(二)“個+X”為賓語,不是補語,因為“V 着”只能帶賓語,不能帶補語;(三)“V 着”所帶的都是名詞性賓語,如“這個月除脫掉吃喝,落結餘着了一千塊錢”,由此可以類推,“落着個累”、“落着個輕巧輕鬆”中的“累”、“輕巧”也都變成了名詞性的,那麼,“個”就有將進入其後的形容詞或動詞名詞化的作用。我們認為,“V+得+個+C”中的“個”是成賓標記“個”的功能的進一步延伸,是因語用和表達的需要將“個”插入到“V+得+C”結構中形成的。從漢語史看,“個”也有類似的演變。 “隨着其指量功能逐步弱化,指稱功能不斷加強,到了晚唐五代,這個“個”有時大致相當於印歐語中的一個不定冠詞。”“V+個+X”結構中的“個”起先也用於名詞性成分前,如:(34)一片芳心千萬緒,人間沒個安排處。 (李煜《蝶戀花》)(35)驚飛失勢粉牆高,好個聲音好羽毛。 (鄭谷《飛鳥》)56
至遲在北宋,“個”就有用於指稱謂詞性賓語的用例了。 例如:(36)……將知爾行腳,驢年得個休歇麼! (《景德傳燈錄》)(37)人不辨個大小輕重無鑒識。 (陸九淵《象山先生集》)①李榮:《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六卷本)》,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2 年,3249~ 3251 頁。②沈家煊:《“有界”與“無界”》,北京:《中國語文》,1995 第 5 期。 該文指出,“‘單個動詞+賓語’的組合有‘活動’和‘事件’之分……賓語如果是普通光杆名詞,整個組合表示‘活動’ (如:讀書,寫字,看電影);賓語如果是專有名詞、這/那+(量)+名、數量+名,整個結構表示‘事件’ (如:讀《紅樓夢》,寫幾個字,看那場電影)”。 由於“個”具有將其後的 X 有界化、個體化的作用,因而“V+個+X”結構也表“事件”。③宿松方言動相補語“下”的意義和用法,见黃曉雪:《 宿松方言的助詞“下”》,武漢:《漢語學報》,2008年第 4 期。④石毓智、雷玉梅:《“個”標記賓語的功能》,太原:《語文研究》,2004 第 4 期。⑤“洗澡”中的“澡”,“澡”本為並列關係。 但在現代離合詞的作用下,“澡”被錯誤地分析為動賓結構,於是“澡”被名詞化了,如“熱水澡”等。 李宗江:《去詞彙化:“結婚”和“洗澡”由詞返語》,武漢:《語言研究》,2006 年第 4 期。⑥⑧參見張誼生:《從量詞到助詞———量詞“個”語法化過程的個案分析》,北京:《當代語言學》,2003年第 3 期。⑦Yung- O Biq, Classifier and Construction: The Inter⁃action of Grammatical Categories and Cognitive Strate⁃gie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3.3, 2002.⑨Givon(1984)為從概念上說明詞類而構建了一個感知中的時間穩定性的尺度,其中一端是在時間中相對穩定的經驗,在語法範疇上顯現為名詞;另一端則是快速變化的經驗,顯現為動詞;而居中的是形容詞。 從時間穩定性的角度看,漢語裡的性質形容詞編碼的是較穩固的屬性,狀態形容詞編碼的則是較不穩固的臨時狀態。 顯然,前者在 Givon 的時間穩定性尺度上偏向於名詞一端,而後者偏向於動詞一端。動詞的主要功能是作謂語,它是述謂性最強的一個詞類。 張敏:《認知語言學與漢語名詞短語》,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年,247 頁。⑩黃曉雪:《宿松方言“(S +) V + 個 + N” 中的量詞“個1” 》,杭州:《中文學術前沿》第 17 輯,2020 年。作者簡介:黃曉雪,廣州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 廣州 511400[責任編輯 桑 海]66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4 期·中西文化·落下麥子:澳門耶穌會輔理修士蔡按鐸生平考略*〔法國〕梅謙立(Thierry Meynard)[提 要] 1666~1671 年期間,二十幾位被流放至廣州的外籍傳教士在耶穌會大原堂居住,他們以各種文字留下了一百多份報告、書信、著作等文獻,令人矚目,而與他們同住的中國天主教徒並未得到足夠的關注,澳門人蔡按鐸就是其中之一。 蔡按鐸早年在成都與利類思、安文思經歷張獻忠之亂,脫險後加入耶穌會,1669 年以輔理修士的身份從澳門到廣州大原堂協助外籍傳教士,並在廣州度過了他生命中的最後歲月。 儘管蔡按鐸本人沒有任何著述,但他給傳教士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至於傳教士們在報告中把他描述為一位殉道者。[關鍵詞] 蔡按鐸 天主教 耶穌會 澳門 廣州[中圖分類號] B979; K29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4 ⁃ 0067 ⁃ 09方豪在《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考證了許多中國天主教徒的生平事蹟,此後國內外學者又根據新發現的史料加以補充,從而使我們能夠認識到更多中國天主教徒的積極貢獻。 由此筆者注意到,在“廣州流放”期間(1666 ~ 1671 年),一些中國天主教徒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江西人萬其淵對《中國智慧》( Sapientia Sinica )、《中國政治道德的學問》( 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 )、《無罪獲勝》( Innocentia Victrix )的刊印做出了重要貢獻,實現了第一部中拉雙文書籍在中國的出版。①本文試圖考證澳門耶穌會輔理修士蔡按鐸(António Fernandez)的生平。關於蔡按鐸,現有的研究並不充分。 費賴之(Aloysius Pfister)僅提及蔡按鐸的中文和西文名字,並說明他是澳門人、輔理修士。②之後,榮振華( Joseph Dehergne)考證出蔡按鐸於 1620 年左右出生,1670 年去世。③在考證廣東香山耶穌會士鄭維信的生平時,美國耶穌會士胡天龍(FrancisRouleau)在一個註釋中補充了關於蔡按鐸的資料。 榮振華及胡天龍簡略提及了 1670 年的兩份報告,④其中通報了蔡按鐸的死亡,並講述他的生平:一份報告由聶仲遷(Adrien Grelon)在廣州以中76*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羅馬教廷對華政策研究(1622⁃1939)”(項目號:21CZJ023)的階段性成果。
華副省的名義撰寫,另一份由弗拉芒耶穌會士馬爾多納多( Jean⁃Baptiste Maldonado)以日本會省的名義撰寫。⑤其實,蔡按鐸的一生並不簡單,但很遺憾,很多事蹟沒有被充分地講述。 本文試圖借助其他史料,如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士古洛東(François⁃Marie⁃Joseph Gourdon)的《聖教入川記》、意大利耶穌會士陸安德(Andrea⁃Giovanni Lubelli)的《1670 年廣州住院與傳教團簡報》⑥以及西班牙多明我會士閔明我(Domingo Navarrete)的文獻,來彌補此缺失。一、在成都給耶穌會作僕人(約 1642~1651 年)按照胡天龍和榮振華的考證,1669 年耶穌會日本會省名錄標示蔡按鐸時年 49 歲,由此可以推斷他出生於 1620 年。⑦蔡按鐸的葡萄牙文名為 António,很有可能是因為他的父母是天主教徒,所以在他受洗時給他取了這個名字。 按鐸與 António 的發音很接近,因此這也很可能不是他的中文原名,因為“按鐸”之義恰好符合其日後作為“司鐸”之助手的身份。《聖教入川記》稱:“幼時曾受伊等之教育。”⑧後來,蔡按鐸在江西給外籍傳教士教授中文。 由此可知他曾跟隨耶穌會士接受相當好的教育,不僅識字,還會說廣東話、官話和葡萄牙語,甚至可能還懂拉丁文。自 1583 年在肇慶時起,耶穌會士就習慣僱用一些本地僕人來幫助他們處理買菜、做飯等日常生活事務。 當他們到達一個新地方時,也許會因為別無選擇,只能僱用非基督徒,不過,只要可能,他們還是傾向於僱用天主教徒,因為這些人更容易得到他們的信任。 蔡按鐸非常特殊,他還沒有加入耶穌會之前,就被專門從澳門派往四川,給成都的兩位耶穌會士做僕人———很可能是唯一的例子———這表明耶穌會肯定他的能力,並給予他高度信任。1640 年,意大利耶穌會士利類思(Lodovico Buglio)率先到達成都;1642 年 8 月 29 日,葡萄牙耶穌會士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來成都協助利類思;至於蔡按鐸何時到成都,我們並不清楚。⑨需要注意,1635~1639 年左右,安文思在澳門聖保祿學院教授哲學,因此他很可能那時已經認識蔡按鐸。 由於蔡按鐸的天主教背景,兩位神父完全相信他,將很多事務交給他來處理。 不過,安文思在 1644 年 4 月 10 日所寫的描述天主教與佛教界發生巨大衝突的報告中並未提及蔡按鐸,但我們很難據此判定蔡按鐸當時不在成都。⑩1644 年 8 月,民變首領張獻忠率軍攻陷成都。 次年 11 月,屠殺蜀中百姓 4 萬人。關於 1644~1647 年張獻忠之亂,安文思返回北京後,以葡萄牙文撰寫了詳細的報告。杜寧·斯波特(TomaszIgnacy Szpot Dunin)及費賴之對這份報告進行過簡單的討論。之後,古洛東在上海看到這份報告,便將其翻譯成中文,並加以註釋,在 1918 年以《聖教入川記》之名出版。 值得注意的是,據該書記載,在張獻忠攻陷成都之前,利類思和安文思準備離開成都時,曾委託一位“安當先生”保護教堂:利、安二司鐸見事不佳,亦作暫避之計,即將聖堂託安當看守。 按安當先生,係廣東澳門人,前同二位神父來川者,為人忠厚,深洽二位神父之心故也。古洛東這裡所言之“安當”翻譯自法文 Antoine,不過他並未考證其中文名字,其實這位來自澳門的“安當”先生應該就是蔡按鐸。 利類思和安文思離開成都後不久,便被張獻忠的禮部尚書吳繼善邀請返回成都。 張獻忠對西方天文學頗有興趣,經常邀請利類思和安文思,他們不得不配合。 不過,他們很快發現張獻忠極度暴力,似患有精神病,甚至要殺害全城居民。 1645 年,在成都大屠殺中,蔡按鐸第一次倖存:二司鐸為眾人求赦,說盡理由,無情不陳,以致聲淚俱下。 無如刑官不聽,急飭動刑。86
利司鐸再為哀求,謂安當是己義子,教養多年,將為聖教效力,且伊原籍澳門,非四川人,請祈赦之。 安當竟得獲免。考慮到張獻忠之所以屠殺成都人民,是因其認為成都人背棄了天,所以天派他來懲罰他們,而蔡按鐸能夠倖免於難,很可能是因為他出生於澳門,“非四川人”。1646 年 2 月,兩位神父向張獻忠申請離開成都返回澳門,獲得准許。 不過,他們一離開宮廷,張獻忠便立即下令將神父們所有的傭人都剝去頭皮殺死。 這時,蔡按鐸第二次倖免於難:安當乃澳門人,此次雖云免死,然亦受重罰,被鍊囚入監內,與各犯官定為斬罪。 後安司鐸苦苦哀求,認為義子,審訊時受鞭刑一百下。 安當先生為愛耶穌之故,忍耐受之,未出怨言。 所受傷痕,被司鐸用藥醫好。 後來為主亦受許多苦楚。此事在中國教會內廣為流傳,1670 年,雖已是十多年後,依然有三份報告提到它,如陸安德《1670年廣州住院與傳教團簡報》:他前往中國內地協助諸神父。 他經歷了嚴酷的考驗,在服務諸神父的過程中遭遇了很多磨難,甚至一個殘暴的叛亂者命人割了他兩百刀。 安文思和利類斯兩位神父在獄中和在患病期間,他對兩位神父的關愛極為重要。 他是兩位神父的救命恩人。 兩位神父設法對他的恩情給予百倍報答。 於是,他被接納入了耶穌會。 他在會中始終嚴守德行,深獲讚揚。陸安德此處所稱的“兩百刀” (duzentas espadas)應係誤解,聶仲遷比較正確地指出是“鞭刑一百”(verberibus, quae ei semel ad centum inflicta)。1647 年,清軍擊敗張獻忠。 在混亂中,兩位神父與蔡按鐸失散,他們懇請肅親王幫助尋找他:“謂失去澳門人安當,不啻已失至寶,因其幼時曾受伊等之教育,為人真誠,抱為義子。”最終,兩位神父成功與蔡按鐸會合,並一道被押往北京,1648 年初到達。 在成都的這三年時光中,兩位耶穌會士與蔡按鐸共同面對生命危險,他們彼此祈禱,相互救助,並得以一同倖存。 因為這段經歷,蔡按鐸與兩位耶穌會士建立了非常親密的關係。二、加入耶穌會(1651~1666)在顛沛流離中,蔡按鐸表現出堅定的信德,使其於 1651 年被允許加入耶穌會,成為終身修士(hermano,brother)。根據 Pina 的研究,1589~ 1675 年間,共有 13 位澳門人加入耶穌會,他們都被派往內地,以輔理修士的身份服務;其中,前兩位是鍾鳴仁和黃明沙,他們被派往肇慶。 由於這些澳門人從小便接受天主教教育,因此他們比較熟悉天主教,也理解耶穌會的生活方式。 在內地,這些澳門輔理修士同時負責各種各樣的工作:向本地人傳教、平日購買食物、管理房產、接待客人、口譯、教授外國人中文、陪伴外國人旅行,等等。蔡按鐸作為耶穌會輔理修士的工作與他此前作為僕人的工作相比,也許沒有很大不同。 不過,他現在要跟其他耶穌會士一樣,遵行修道生活的戒律:每天進行個人祈禱、參加團體祈禱和彌撒;每年進行為期一周的避靜,等等。經過 10 年在中國內地的服務,蔡按鐸理解到他的工作能夠幫助實現耶穌會的使命,於是他選擇加入中華副省。 與其他加入中華副省的澳門人一樣,蔡按鐸的初學(noviciate)培育在內地進行。很長一段時間裡,初學院都設在杭州,不過據 Pina 所言,蔡按鐸在福建延平正式加入耶穌會,在那裡做了兩年的初學。 然而, Pina 可能把蔡按鐸與另一位澳門輔理修士范有行 ( Paschalus96
Fernandez)混淆了,因為按照耶穌會中華副省的名錄,1648~1651 年,范有行恰好也在延平。因此,我們很難確定蔡按鐸兩年的初學生涯在哪裡度過。1660 年,蔡按鐸被派往江西贛州,幫助弗拉芒人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與奧地利人恩理格(Christian Herdtrich)學習中文。 1662 年 4 月 13 日,葡萄牙人郭納爵( Inácio da Costa)與殷鐸澤(Prospero Intorcetta)在江西建昌出版了《中國智慧》,此書包含《大學》以及《論語》前半部分的中文與拉丁文雙語文本,並附有拉丁文《孔子傳》。 按照《中國智慧》書內的說明,柏應理和恩理格參與了翻譯及校對工作,但未提及蔡按鐸的貢獻。 即便如此,也並不意味着蔡按鐸沒有參與耶穌會士的翻譯工作,後文將說明閔明我曾向他請教過翻譯方面的一些問題,因此蔡按鐸很可能也曾幫助其他傳教士從事翻譯工作。1665 年,原屬耶穌會日本會省的聶仲遷轉至中華副省;作為交換,蔡按鐸轉至日本會省。 但蔡按鐸本人是否同意這樣的交換? 結果很可能如此,起碼他並沒有表示反對。後來,意大利耶穌會士陸安德(他本人屬於日本會省,並負責在廣東的傳教工作)稱蔡按鐸自己要求轉到日本會省。不過需要注意,1658 年,廣東被從耶穌會中華副省中分離出來,併入日本會省。 此前中華副省在廣東的傳教事業缺乏進展,而陸安德 1659 年便在廣州建立了耶穌會教堂。 由此可見,陸安德應該會熱烈歡迎精通粵語的蔡按鐸加入日本會省,在廣東傳揚福音。 不過,蔡按鐸沒有時間投入廣東的傳教事業。 1664 年楊光先在北京掀起曆獄;1665 年幾乎所有傳教士都被押送北京審查。 大概那時,蔡按鐸回到澳門避難,因為在 1666 年日本會省的名錄上可以看到蔡按鐸的西文名字,並發現他跟 23位神父及其他 12 位修士都住在澳門聖保祿學院。然而,澳門耶穌會團體已然客滿,無法給那麼多人安排工作。三、從澳門到廣州的晚年(1666~1670 年)耶穌會士曾在全國各地建立許多天主教團體,不過在廣州流放期間,這些團體無法得到靈性的照料,尤其是聖事方面(如彌撒、告解等)。 當時,只有中國籍多明我會神父羅文炤可以自由旅行,施行聖事。 他在得到日本會省及中華副省視察員(visitor)達·伽馬(Luis da Gama)允許後,於1667 年 2 月從廣州出發,開始在整個中國進行牧靈旅行。 此後,羅文炤向達·伽馬報告,稱其可以很順利地執行任務。 於是,達·伽馬將中國籍耶穌會神父鄭維信從印度召來澳門,準備進入內地。1668 年 8 月 19 日,鄭維信到達澳門;不過,他 12 歲便離開了中國,直到 35 歲才回來,因此仍須恢復中文水平。剛好在此時,中華副省的代表(procurator)殷鐸澤偷偷離開廣州,來到澳門,並在那裡找到了鄭維信。 在廣州時,耶穌會士討論了培養本地人的迫切需要,因此,殷鐸澤應該會強烈歡迎鄭維信神父返回內地。在達·伽馬和殷鐸澤的安排下,蔡按鐸於 1669 年陪同鄭維信前往廣州。 胡天龍猜測他們在夏天或秋天到達廣州,不過,由於閔明我記載他於 1669 年 8 月 19 日和蔡按鐸討論過關於中國禮儀的問題,因此,他們應該在此之前就已經抵達。蔡按鐸之前應該頻繁地陪同外籍耶穌會士從澳門去內地,不過,這一次比較特殊———雖然他陪同的是一位中國神父,但這位神父離開中國已有 23 年,因此蔡按鐸可能需要像幫助外國人一樣在語言和風俗習慣上幫助他。 由於鄭維信長期患有肺結核,所以他首先在廣東服務;而由於其神父身份,他的工作主要是在廣州一帶協助傳教。於是蔡按鐸來到了廣州大原堂,那時外籍傳教士已在此留居三年,各種生活需要已大致安排妥07
當,不太需要蔡按鐸的幫助。 不過,由於蔡按鐸精通廣東話的優勢,他可以協助陸安德及其傳道員傳揚福音———聶仲遷在報告中也證實,蔡按鐸的確參與了傳教工作,特別面向中國男性。不僅如此,在 1670 年的報告中,馬爾多納多特別強調蔡按鐸在拓展教務方面立下了汗馬功勞———協助改建聖堂,以及推動建立新的教會團體。四、堅持利瑪竇的適應政策同住廣州大原堂的外籍傳教士與中國天主教徒在文化事業上頗有合作,如萬其淵幫助傳教士在廣州完成對《中國政治道德的學問》(主要內容為《中庸》)的刻板。 不過,在理解儒家經典方面,許多耶穌會士已潛心鑽研十餘年,相比之下,反而是跟他們同住的中國天主教徒很可能不夠專業。然而,與那些精通中國經典的神父們不同,多明我會士閔明我過去在浙江時,因忙於傳教,從未深入地閱讀中國典籍,因此,他抓住在廣州被扣留而被迫賦閒的機會學習,經常向中國天主教徒請教,這一經歷充分反映在《大中華傳教區的古今之爭》( Controversias antiguas y modernas de las missionesde la gran China )中。另外,閔明我也試圖在廣州直接了解當地人對中國禮儀的解釋,因為他希望能夠找到證據,證明外籍耶穌會士扭曲了祭祖、祭孔禮儀的本意。 閔明我在他的書中提到了“耶穌會士的三位基督徒”,這些人都受過教育,一位是秀才,一位是傳道員,一位是印刷師。閔明我提到的印刷師便是萬其淵;秀才姓張,是南京人,由意大利耶穌會士潘國光(Francesco Brancati)施洗,聖名 Marcos;傳道員是廣東人,聖名 Juan,在廣州天主教會負責人、耶穌會士陸安德手下從事傳教工作。除此三人外,閔明我曾數次提及蔡按鐸。 他們之間的交往應該發生在 1669 年,即蔡按鐸到達廣州(8 月)至當年 12 月 9 日閔明我偷偷離開廣州之間。 雖然閔明我也住在大原堂,但他跟大部分耶穌會士的關係已經破裂,蔡按鐸不可能不知道這一情況。1669 年 8 月 19 日,閔明我向張秀才(Marcos)請教關於祭天、祭孔、祭祀的問題。 按照閔明我的記述,這位傳道員答道,因為中國古人不認識真正的上帝,所以他們祭天、祭孔、祭祀是為了祈求他們所需要的東西。當然,我們無法得知閔明我是否如實記載了當時的回答,或者他是否有自己片面的理解。 當時蔡按鐸剛到,閔明我便舉出李東陽等編纂的《大明會典》中關於祭孔禮儀的規定來向他請教“迎神”。 閔明我解釋為,“他們揭開獻祭的肉,典儀說:‘願孔子之神降來。’然後,獻祭者舉起一杯酒。”根據閔明我的記述,蔡按鐸肯定人們如此相信:通過祭祀可以使國家變得更好,人可以變得好和誠實,如同我們自己相信通過彌撒可以變成好基督徒、好修士,因為只有天主能給予這些。 這就是精神上的善,而祭祀的主要目的並不是物質上的善。中國天主教徒和蔡按鐸一樣,很自然地將祭祀禮儀與天主教的彌撒聯繫起來。 但對閔明我而言,這樣的聯繫證明祭祀本身具有宗教性,於是他認為祭祀是偶像崇拜,必須徹底摒棄。 不過,大部分耶穌會士並不承認祭祀和彌撒有任何聯繫,因為他們試圖把祭祀描述為非宗教性的倫理道德或政治儀式。 蔡按鐸回答閔明我時也許不夠謹慎,因為他的說法似乎肯定了祭祀和彌撒有相似之處。 不過,蔡按鐸還特別說明,即使中國人的祭祀不追求物質上的善而追求精神上的善,這種祭祀也是無用的,因為這些最終只有天主才能給予。 總地來看,蔡按鐸的解釋還是比較符合耶穌會的立場。除此之外,閔明我還向蔡按鐸請教孔廟的意思。 那時,耶穌會士試圖把孔廟非宗教化———他們拒絕把廟翻譯成 templum (英文 temple,神廟),而要翻譯成 aula (英文 hall,殿堂)。 為了反對耶穌17
會士的主張,閔明我詢問蔡按鐸,皇宮是否可以被稱為“廟”。 蔡按鐸理所當然地回答說,皇宮不能被稱為“廟”。於是閔明我認為,蔡按鐸的說辭便足以否定外籍耶穌會士把“廟”翻譯成 aula 的合理性。 閔明我的證明思路可以這樣表達:(1)廟等於 aula(2)皇宮等於 aula(3)因此,皇宮等於廟(4)因為(3)不成立,而(2)顯然成立,因此(1)不能成立。其實,閔明我的證明在邏輯上是錯誤的,因為“能被稱為”與“等於”在意義上並非是等價的;而且從蔡按鐸的回答中也不能推導出對閔明我翻譯主張(必須翻譯成 templum ,而不能像耶穌會士一樣翻譯成 aula )的支持。總之,在對中國禮儀的理解上,我們看不出蔡按鐸與外籍耶穌會士之間存在着如同閔明我所說的那種本質上的區別。 蔡按鐸沒有把祭祀、祭孔當作偶像崇拜而予以排斥,正相反,他肯定其在倫理道德和政治上的價值,並且也強調,只有通過天主教的禮儀,人們才能得到恩典。五、信德的榜樣按照傳教士慣常的寫信風格,陸安德在 1670 年的報告中展示了蔡按鐸的信德:他為人單純樸素,對拯救靈魂之事積極熱情。 他從不遊手好閒,而是愛神父們,周全地服侍神父們,並以更大的熱忱專注於拯靈之事。 他愛教友們,並以更大的慈愛照料他們。 他在操勞這些善事以及日夜服侍石嘉樂神父的過程中生病去世了。 他的臨終聖事都做了,所用器具都是很好的。 在患病的略早前,他已經做了靈魂告慰,滿懷虔敬,立下諸多新的決心。由此得知,1670 年初,蔡按鐸日夜照料意大利耶穌會士石嘉樂(Carlo Della Rocca)。 後者於 1670年 6 月 10 日去世,八天之後(當月 18 日)蔡按鐸也去世了。 所謂的“靈魂告慰”(exortações espiri⁃tuais)指在一周時間內做個人“神操”的靜默退省。石嘉樂和蔡按鐸的喪禮在同一天舉行,不過,陸安德報告中的注意力都放在石嘉樂身上:兩人的葬禮是在同一天舉行的,早前去世的石嘉樂的遺體安放在棺槨之中。 葬禮莊嚴隆重,按照中國習俗,這樣的葬禮是可行的。 葬禮成為一場教友大集會,也是對異教徒的一場宣傳會。 通過這場葬禮,異教徒們便不再像以前那樣誤認為我們不善待死者了。為何陸安德沒有提及蔡按鐸的棺槨? 也許神父與修士之間的喪禮有別,又或是因為石嘉樂先去世,所以他的棺槨有特別的安排,不過這已無從考究。如前文所說,1670 年通告蔡按鐸死亡的三份報告,都提及他在成都為基督信仰忍受苦難。 雖然 1644~1647 年張獻忠在成都對教會的破壞與 1664 年楊光先在北京發起的曆獄以及由此導致的廣州流放有很大不同,但這都使傳教士強烈地意識到,中國天主教一直面臨着被毀滅的危險。 在1666~1670 年間,陸安德、聶仲遷等耶穌會士用非常悲傷的語氣報告了他們所面臨的困境,並把1666 年 8 月 15 日去世的湯若望描述為殉道者。 報告也提及在中國發生的許多自然異常甚至災難。儘管 1669 年夏天康熙皇帝已經宣佈天主教並無惡亂之處,但仍不允許傳教士返回他們的原宿之地。直到 1670 年的最一天(康熙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康熙答應了傳教士的這個願望:“伏乞皇上垂浩大之恩,念安當等無辜之苦,賜仍依世祖皇帝時,得生歸本堂,歿歸本墓,以續世祖皇上柔27
遠之仁,則諸臣有生之年,皆皇上再造之德也。”不過,這個好消息直到 1671 年 3 月 9 日才傳至廣州,因此,當 1670 年陸安德、聶仲遷、馬爾多納多報告當年 6 月蔡按鐸去世之時,他們對中國天主教的未來並不確定。 20 年前蔡按鐸在成都忍受苦難,卻在其間表現出堅定不移的信德。 傳教士們深感,雖然自己在北京也被關押一段時間,但他們所受的苦難與蔡按鐸無法可比。 因此,可以說,如果湯若望被大部分傳教士視為殉道者,那麼這些傳教士們也同樣樂於將蔡按鐸作為中國天主教徒的榜樣,並以此勸慰他們在劫難中自願背負起自己的十字架。同時,除了殉道之外,這三份報告都提示出蔡按鐸為別人犧牲自己。 按照陸安德的記載,蔡按鐸在執行任務中去世,便是前文所述之“他在操勞這些善事以及日夜服侍石嘉樂神父過程中生病去世了”;同樣,聶仲遷也說道,蔡按鐸由於疲勞而去世。陸安德、聶仲遷與蔡按鐸同住在大原堂,因此他們是可靠的見證人。 住在澳門的馬爾多納多根據陸安德的報告也在 1670 年撰寫了書信,其中提及了蔡按鐸由於愛( caritas )犧牲自己的性命。 天主教將善功分成精神上的和身體上的,後者包括看護病人。 耶穌會非常重視看護病人,例如在初學兩年期間,初學生會被派往醫院照顧病人兩三個月的時間。 並且耶穌會也要照顧自己的病人,一般由輔理修士承擔。 儘管這是身為輔理修士的蔡按鐸的份內之事,但他完全投入到這項工作中,勞作無休,不顧自己而照顧石嘉樂,這令外籍傳教士非常感動。結 語總之,為了耶穌會,蔡按鐸先做了 10 年僕人,後在耶穌會內做了 20 年輔理修士。 即便提及他的史料並不多,但依然可以發現他的功勞。 由於他在澳門長大並接受天主教教育,他可以充當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既能幫助外籍傳教士更順利地融入中國文化思想,也能幫助中國人更容易理解天主教。 由於他澳門人的身份,使得他在成都免於被張獻忠處死,但還是承受了肉體上的懲罰。當傳教士被困廣州之時,他自願離開澳門去廣州陪伴他們,並繼續傳教事業。 最終他願意犧牲自己照顧病人,建立了信德的榜樣,向人們昭示通往天國的多條途徑。①梅謙立、汪聶才:《耶穌會士在廣州翻譯出版儒家經典的工作及中國教徒的貢獻》,廣東肇慶:《肇慶學院學報》,2021 年第 1 期。②Aloysius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1552⁃1773, Changhai: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catholique, 1934, tome 2, n. 465, p. 990;費賴之:《明清間在華耶穌會士列傳》,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區光啟社,1997 年,第 1217 頁。③參見 Joseph Dehergne, Répertoire des Jésuites deChine de 1552 à 1800, Rome: Institut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1973, p. 87。④Francis Rouleau, “The first Chinese Priest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Emmanuel de Siqueira ( 1633⁃1673 )Cheng Ma⁃no Wei⁃hsin” , in Archivum Societatis Socie⁃tatis Iesu, XXVIII (1959):3⁃50;另參見羅瑩:《第一位中國籍耶穌會神父澳門人鄭維信生平考略》,北京:《世界宗教研究》,2015 年第 1 期。⑤Adrien Grelon, “Litterae annuae V. Prov. Sinensis” ,20 October 1670; ARSI, ms. Jap.Sin.120:183⁃184 [ Jap.Sin. 122:359v⁃360r] ; Jean⁃Baptiste Maldonado, Provin⁃ciae Japponicae ad [Oliva] ... litterae anni 1670, Macao,2 December 1670, ARSI, ms. Jap.Sin. 48:114r⁃v. 1668~1675 年间,馬爾多納多住在澳門,撰寫報告。⑥Andrea⁃Giovanni Lubelli, “Breve Relacam da Rezi⁃dencia e Misiao de Cantao do anno de 1670” , Ajuda,ms. Jesuitas na Asia, 49⁃IV⁃62.1707;梅謙立前言及注釋,董少新譯校:《意大利耶穌會士陸安德〈1670 年廣37
州住院與傳教團簡報〉》,載中山大學西學東漸文獻館主編:《西學東漸研究》第 10 辑《儒學與歐洲文明:明清時期西學與宋明理學的相遇》,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 年,第 376 ~ 386 頁,葡萄牙原文: “ BreveRelacam da Rezidencia e Misiao de Cantao do anno de1670 ” , Ajuda, Jesuitas na Asia, 49⁃IV⁃62. 1707,ff. 749v。⑦“Catalogus Patrum et Fratrum Provinciae Japoniae etViceprovinciae Sinensis” , ARSI, ms. Jap.Sin. 25:199v;参見 Rouleau, “The first Chinese Priest of the Societyof Jesus Emmanuel de Siqueira (1633⁃1673) Cheng Ma⁃no Wei⁃hsin” , p. 39, note 94。⑧古洛東(Gourdon):《聖教入川記》,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57 頁;第 43 頁;第 57 頁。⑨參見 Gabriel de Magalhães(安文思) , Relação dasviagens que fes o padre Luis Buglio no ano de 1639 opadre Magalhaes no ano de 1642 para a Provincia deSiechuen, e la grande persiguição que na metropoli damesma Provincia levanta, vao os Bonzos contra a ley deDeos e seus pregadores, para el padre visitador das pro⁃vincias de Japao e China em Macao; ARSI, Jap.Sin.126:129r⁃152v;此處見 134r。⑩安文思的 Relação das viagen 主要討論與四川佛教界所發生的衝突。4 萬是安文思提及的數字,荷蘭學者許理和認為應當是 6 萬,參見 Erik Zürcher, “ In the Yellow TigersDen: Buglio and Magalhães at the Court of ZhangXianzhong, 1644⁃1647 ” , Monumenta Serica, 50. 1(2002):355⁃374,此處見第 357 頁。參 見 Gabriel de Magalhães, Relação da perda edestituição da Provincia el Christianidade de Suchuen edo que os padres Luis Buglio e Gabriel de Magalhaespassarão en seu cativo, Pro Padre Visitador dasProvincias de Japoa e China, 18 May 1649; ARSI, Jap.Sin. 126:1⁃35r。Tomasz Ignacy Szpot Dunin, Historia Sinarum, ARSI,ms. Jap.Sin. 103: 42v⁃54r ;費賴之:《利類思神父傳略》,《明清間在華耶穌會士列傳》,第 265~269 頁。古洛東(Gourdon):《聖教入川記》,第 17 頁。 安文思的報告為 Relação das tyranias obradas por Cang⁃hienchungo famoso ladrão da China, em e anno 1651,不過這份報告已經失傳。陳學霖分析了《聖教入川記》,並幾次提及安當,不過他也沒有考證其為何人。 參見陳學霖:《傳教士對張獻忠據蜀稱王的記載:〈聖教入川記〉的宗教與文化觀點》,香港:《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52(2011)。古洛東(Gourdon):《聖教入川記》,第 31 页。 費賴之有類似的說法:“兩位神父千方百計保住了他們的幾個傭人和幾個教友……神父們原先救出的幾個人,除了一個澳門少年外,都未能逃避此一劫。” 《明清間在華耶穌會士列傳》,第 265 ~ 266 頁;Aloysius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 tome1, p. 233。梅謙立前言及注釋,董少新譯校:《意大利耶穌會士陸安德〈1670 年廣州住院與傳教團簡報〉》。1669 年日本會省的名錄說明,蔡按鐸在耶穌會已經 18 年,由此可以推斷出他在 1651 年加入。 參見“Catalogus Patrum et Fratrum Provinciae Japoniae etViceprovinciae Sinensis” , ARSI, ms. Jap.Sin. 25:199v。參見 Isabel Pina, “ Jesuits from Macao in the ChinaMission / Vice⁃province 1589⁃1689” , Macao during theMing dynasty, edited by Luís Filipe Barreto, Lisbon:Centro Científico e Cultural de Macao, 2009, pp.138⁃151。參見 Isabel Pina, “Chinese and mestizo Jesuits fromthe China Mission (1589⁃1689)” , in Europe⁃China: In⁃tercultural Encounters (16th ⁃18th centuries ), edited byLuís Filipe Barreto, Lisbon: Centro Científico e Culturalde Macao, 2012, pp. 117⁃137;此處見第 134 頁。參見 ARSI, ms. Jap.Sin. 134:337v & 339r。在 1660 年的名錄上有 Frater Antonio Fernandez,即蔡按鐸,標為“在內地” (dentro na China),不過沒有具體地點(ARSI, Jap.Sin. 134: 344r)。 參見 AnnualLetter, Ganzhou, 1660, BAJA 49⁃V⁃14:656。參見 Jap.Sin. 25, f. 183r。 胡天龍提及 1665 年左右發生的交換,參見 Rouleau, “The first Chinese Priest ofthe Society of Jesus Emmanuel de Siqueira (1633⁃1673)Cheng Ma⁃no Wei⁃hsin” , p. 39, note 94。 榮振華以同樣的資料為根據,不過他说交換發生於 1655 年,這是47
明顯的錯誤,因為 1655 年聶仲遷尚未到中國。參見 Adrien Grelon, “Litterae annuae V. Prov. Sinen⁃sis” , 20 October 1670; ARSI, ms. Jap.Sin. 120:183⁃184。參見“Catalogo dos sogeitos da Provincia de Japao,1666” ; ARSI, ms. Jap.Sin. 25, f. 183r。1651 年,鄭維信在羅馬加入耶穌會,1663 或 1664年在葡萄牙晉鐸,由此成為第一位中國籍耶穌會神父。 參見 Rouleau, pp. 31⁃32。參見 1667 年魯日满的書 信, Rougemont, Letter,Canton, 1667; Rome, BVE, Fondo Gesuitico 1257/29;部分出版於 Joseph Bertrand, Mémoires historiques sur lesmissions des ordres religieux, Paris: Brunet, 1862, pp.396⁃398;全文出版於 Henri Bosmans, “Documents re⁃latifs à la liturgie chinoise: le mémoire de François deRougemont à Jean Paul Oliva” , Acta Bollandiana, 33(1914):273⁃293。參見 Domingo Navarrete, Controversias antiguas ymodernas de las missiones de la gran China, Madrid,1679, p. 380。1671 年, 鄭 維 信 陪 同 意 大 利 耶 穌 會 士 閔 明 我(Claudio Filippo Grimaldi)去北京,由於他的肺病和对北方氣候的不適應,1673 年去世。参 見 Grelon, “ Litterae annuae V. Prov. Sinensis,1670” , 20 October 1670; ARSI Jap.Sin.120:183⁃184。 Jean⁃Baptiste Maldonado, Provinciae Japponicae ad[Oliva] ... litterae anni 1670, Macao, 2 December 1670,Jap.Sin. 48:114r⁃v.Navarrete, Controversias, pp. 296⁃324。 閔 明 我 於1675 年在馬德里開始撰寫此書,1677 年 3 月完成,1679 年在馬德里出版部分內容,但由於西班牙耶穌會士的干預,出版被迫中止。Navarrete, Controversias, pp. 298⁃299; p. 307;p. 380; p. 380.Navarrete, Controversias, p. 303;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17 册,第 792a 頁。有兩處,第一處:Navarrete, Controversias, p. 160。當然可以討論耶穌會翻譯为 aula 是否恰當,因為aula 也許有太廣泛的含義。 還有一次閔明我分別請教蔡按鐸、張秀才、傳道員 Juan 關於牌位問題,三位提供了同一种解釋,而閔明我認為這樣的解釋與其他耶穌會士的看法是不一致的。 Navarrete, Contro⁃versias, p. 396. Andrea⁃Giovanni Lubelli, Breve Relação da persi⁃guição geral da China, BAJA 49⁃V⁃15:280⁃295; AdrienGrelon[Greslon] , Histoire de la Chine sous la domina⁃tion des Tartares où lon verra les choses les plus remar⁃quables qui sont arrivés dans ce grand Empire, depuislannée 1651 quils ont achevé de le conquérir jusquen1669, Paris: Jean Henault, 1671, 350 pages. ManuscritBNF⁃Gallica: Fr 14688:20⁃135, 138⁃139, 150⁃152;中譯本:聶仲遷:《清初東西歷法之爭》,解江紅譯,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21 年;《韃靼人統治下的中國歷史》,張丹彤譯,張放審校,澳門:文化公所,2020 年。參見陳方中主編:《中國天主教史籍彙編》,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3 年,第 512~514 頁。 《中國天主教史籍彙編》,第 519~520 頁。參見 Letter Rougemont to Prosper lntorcetta, Canton,11 March 1671, Jap. Sin. 162: 324⁃325; InnocentiaVictrix, p. 40v。在曆獄中,在欽天監工作的天主教徒李祖白等五人被處死,也可被天主教视為殉道者,不過筆者猜測許多傳教士不太願意推薦李祖白作為榜樣。Adrien Grelon, “ Litterae annuae V. Prov. Sinensis,1670 ” , 20 October 1670; ARSI, ms. Jap. Sin. 120:183⁃184.作者簡介:梅謙立(Thierry Meynard),中山大學哲學系、廣州與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 廣州 510275[責任編輯 陳志雄]57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4 期丁敦齡:一個“小人物”對中法文化交流的貢獻謝靜珍[提 要] 丁敦齡在十九世紀中葉直接參與了漢語與中國文化在法國的傳播,對中法文化交流作出了獨特貢獻。 他以“打工者”身份從澳門來到巴黎,協助法國漢學家工作,後因生活變故,成為朱迪特·戈蒂耶(俞第德)的漢語教師及文學創作合作者。 他最突出的貢獻是與俞第德合作翻譯完成《白玉詩書》———法國歷史上第二部法譯中國詩詞選,成為從詩詞方面推動中國文化在法傳播的第一位中國人。 丁敦齡傳播中國文化的初衷是謀生,但在不經意中成為“巴黎的中國名人”,他在法國的經歷也成為懷舊、流浪、遠方等事物和情感的表徵。 儘管丁敦齡在中法文化交流史上處於邊緣地位,但對他的重新考證與研究展示出中法文化交流史中生動、複雜與豐富的一面,也是對一些看似“上不了檯面”的歷史人物的重新認識。[關鍵詞] 丁敦齡 朱迪特·戈蒂耶(俞第德) 白玉詩書 中法文化交流 澳門[中圖分類號] K825.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4 ⁃ 0076 ⁃ 1019 世紀中法文化交流史上出現不少重要人物,赫赫有名者如嚴復、陳季同和曾紀澤。 有些小人物雖名不見經傳,卻也作出獨特貢獻。 丁敦齡(法文拼寫 Ting⁃Tun⁃Ling、Ting Tun Ling、Tin⁃Tun⁃Ling 或 Tin⁃Tun⁃Lung)屬於後者。 他最初是以“打工者”的身份,被漢學家一紙合約簽到法國。 就歷史地位而言,他是邊緣人,甚至被視為一個略微負面的角色。①但是,丁是 19 世紀中葉《黃埔條約》簽訂後中法文化交流開端時的一位特殊人士,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漢語和中國文化在一個獨特時代的傳播。 丁敦齡去法國前是澳門居民。 意大利裔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士、漢學家加略利(Joseph⁃Marie Callery)把他從澳門帶到巴黎。 而法國作家、詩人朱迪特·戈蒂耶( Judith Gautier,中文名俞第德)———法國巴納斯派創始人泰奥菲尔·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的女兒———則在巴黎拜他為師,學習漢語,並與他合作翻譯和創作文學作品,令其得以參與到 19 世紀中葉的中法文化交流中。 對丁敦齡這個邊緣人物的考證和研究,將展示中法文化交流史中生動、複雜與豐富的一面。中國學界已經完成一些與丁敦齡相關的研究。 劉志俠在《丁敦齡的法國歲月》一文中以奧地利 19 世紀作曲家馬勒的晚年作品《大地之歌》作為引子,對《白玉詩書》與《玉書》及《大地之歌》之間的關係,以及丁敦齡在巴黎的生平,做了較全面的陳述和剖析。②耿昇在《學術漢學與實用漢學之67
爭》中談到,丁敦齡、李宏方和李少白是東方語言學院(即法國國立現代東方語言學院)1869 年至1870 年期間的三名中國助教。③周篤文在《尋找丁敦齡》中說明《白玉詩書》與《大地之歌》之間的關係,並闡述丁敦齡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的特殊然而已經被忘卻的角色。④錢林森指出,朱迪特·戈蒂耶翻譯了《玉笛》(即《白玉詩書》),同時代聖·德尼侯爵(Léon dHervey de Saint Denys,即德理文)翻譯了《唐詩(公元 7 世紀、8 世紀和 9 世紀)》和《離騷》,昂博爾·于阿里(即于雅樂)撰寫了《十八世紀中國詩人袁才子的生平及創作》、《十四世紀到十九世紀中國詩》和《中國現代詩》,這些法國作家共同開拓了法國漢學的新領域,並在文學創作上對 19 世紀的法國大詩人馬拉美、戈蒂耶等產生了很大影響。⑤錢林森亦全面評價了朱迪特·戈蒂耶的文學成就,認為《白玉詩書》是中國文學對西方文學影響的“起筆”。⑥韓梅在評價朱迪特·戈蒂耶對中法文化交流所做的貢獻時指出,丁敦齡雖然僅是戈蒂耶的中文家庭教師,但他是將作家真正引領進中國文化之人。 戈蒂耶通過中國詩歌了解中國文化的精妙之處,在她的文學創作中,中國已經成為描繪異國情調的理想空間,成為傳奇和浪漫的代名詞。⑦《玉書》(應為《白玉詩書》)出版後,朱迪特·戈蒂耶根據雨果法文名 VictorHugo 的諧音,為其取中文名“夷克裰詡拗”。 題名後,戈蒂耶將書獻給在英吉利海峽根西島流亡的雨果。 雨果收到書和這個古怪的中文名字後很高興,不僅對《白玉詩書》大加讚賞,而且贊譽戈蒂耶為“繆斯”。 兩個作家之間的此番來往,可以說是由漢字的魅力所引發的中法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話。⑧上述研究,除了劉志俠的《丁敦齡的法國歲月》,大都以朱迪特·戈蒂耶或中法文化交流為主要研究對象,以丁敦齡為次要研究對象,或僅是提及此人。 本文則通過挖掘 19 世紀第一手法文資料,包括報刊雜誌,以丁敦齡作為研究主題,重新審視這個中法文化交流史上的奇人和他的貢獻。一、加略利把丁敦齡帶到巴黎丁敦齡 1831 年 5 月 15 日出生於山西平陽府,1886 年 11 月 13 日卒於巴黎,葬於聖旺公墓(Cimetière parisien de Saint⁃Ouen)。⑨ 丁在 18 歲時來到澳門定居,並受洗成為天主教徒,教名是Paul⁃Jean⁃Baptiste⁃Marie。⑩丁出生的那一年,加略利(中文名“范尚人”)來到澳門,隨葡萄牙漢學家江沙維(Joaquim Afonso Gonçalves)學習漢語,後離開巴黎外方傳教會,從事漢學。1844 年,中法在澳門談判《黃埔條約》期間,加略利是法國公使拉萼尼(Théodose de Lagrené)的漢語秘書兼翻譯。因在此重大外交事件中表現出色,加略利回法國後被外交部任命為皇家翻譯。 在漢學的道路上,加略利得到數位中國人的幫助。 他翻譯《禮記》時,華人劉成禧曾給予幫助。 在與參與《黃埔條約》談判的法國軍醫 Melchior⁃Honoré Yvan 合著的《太平天國初期紀事》 ( LInsurrection en Chine depuisson origine jusquà la prise de Nanki )中,加略利提及一位學貫中西的澳門秀才,此人為法國人提供了很多涉及太平天國戰事的情報。《黃埔條約》談判期間,加略利的漢語翻譯和書寫得到黃恩彤、潘仕成等清朝官員的幫助。 就像當時很多漢學家一樣,華人的知識支撐是他們漢學研究的基礎。1861 年,在法國外交部擔任漢語翻譯的加略利想聘請一個漢語秘書,幫助他完成 1842 年開始編寫的巨作《漢文總書》( 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 )。 他通過澳門的一個中間人,以每月約 150 法郎的薪水將丁敦齡僱為漢語秘書。 於是,丁在 1861 年 2 月 18 日離開澳門前往巴黎,去做加略利的漢語助手。然而,加略利卻於第二年不幸因病去世,丁敦齡只好轉而為漢學家儒蓮(Stanislas Julien)做些文字工作,但後者在支付他那點微薄工資的時候並不爽快。不久,經法國考古學家查爾斯·西蒙·克萊蒙⁃甘諾(Charles Simon Clermont⁃Gannea)牽線,丁在 1862 年認識了作家泰奥菲尔·戈蒂耶,並成為戈蒂耶大女兒朱迪特的漢語教師,從此開始了他在巴黎文化界77
的獨特經歷。加略利這位在《黃埔條約》談判中溝通中法雙方的文化中間人,因為自己的過早離世,無意中造就了一位當時巴黎人耳熟能詳的中國文化傳播人。 像加略利在漢學上略處於邊緣地位一樣,丁敦齡在中法文化交流中也處於一種邊緣的位置,有時甚至被認為不上檯面。 然而,從當時法國報紙的各種報導以及俞第德取得的文學成就來看,丁敦齡這個“邊緣人”為中華文化在法國的傳播實際上作出了獨特的貢獻。二、戈蒂耶家的中國人丁敦齡與俞第德的結緣,無疑與其父泰奥菲尔·戈蒂耶的東方情結有關。 戈蒂耶關注純粹或傳統的東方文化,反對西方把自己的文化強加於中國,這也解釋了丁敦齡後來以“純粹中國人裝扮”去見戈蒂耶的緣由。 1838 年,戈蒂耶發表標誌性詩歌《中國風》 ( Chinoiserie ),充分體現了他對中國文化的迷戀程度。 詩人說自己愛戀的既不是莎士比亞筆下的朱麗葉和奧菲利婭,也不是在《神曲》中為但丁引路的贝亚特丽丝,或彼特拉克愛慕的勞拉,而是一位在魚鷹巡弋的黃河邊上在年邁的父母身邊守孝的中國姑娘。 她居住在由精美的瓷器建成的塔樓中,裹着一雙小腳,長着一對丹鳳眼,長長的指甲染着美麗的胭脂紅,有着比銅燈盞還要明亮的皮膚。 整首詩的中心句是“此刻我愛的那個人在中國”(法文原句:Celle que jaime, à présent, est en Chine),詩中描述的黃河、孝道、小腳、丹鳳眼、東方姑娘則是中國文化的象徵。 在遇見丁敦齡之前,戈蒂耶已經研讀過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的漢學著作,以及儒蓮的弟子巴贊(Antoine⁃Pierre⁃Louis Bazin)翻譯的法文版《貨郎旦》、《竇娥冤》、《合汗衫》等中國戲劇作品。 他還基於鮑迪埃(Guillaume Pauthier)對中國喜劇的研究,在 1846 年創作了中國故事《水上樓閣》( Le Pavillon sur l’eau )。俞第德與她父親戈蒂耶一樣,關注和鍾情與懷舊、遙遠、流浪(nostalgique, lointain, vagabond)等相關的事物。 她在自傳的第二部《歲月項鏈之第二串:文學回憶錄》( Le Collier des jours: le secondrang du collier, souvenirs littéraires )中,生動地描述了丁敦齡第一次到她家時的情景。加略利去世後,克萊蒙⁃甘諾有一天在大街上碰到落魄的丁敦齡,馬上意識到他在巴黎發現了一個真正的中國人,而當時的巴黎還很難看到一個貨真價實的中國人。 他吩咐丁敦齡重新穿上中國人的服裝,蓄起髮辮,裝扮成巴黎社交場合的風雅人物(potiche),然後把丁帶到了戈蒂耶家中。丁給詩人一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根據俞第德的回憶,丁敦齡顯得很有修養,抱拳至額頭頻頻打躬,以向主人表示最恭敬的問候。 他穿着柔軟的藍色長袍,外套一件縫有小铜纽扣的黑色锦缎半长袍。 按照中國的禮儀,丁敦齡一直戴着一頂黑色緞面小帽,帽子的正中縫着一粒金絲滾邊的珍珠母贝纽扣,看上去機智精明,但起伏的心情使他的臉一會兒繃起來,一會兒舒展,也使他靈活的长有很多褶的眼睛不住地閃爍。 丁的年紀不容易看出來,但應不超過三十歲。 他的神情既像一位牧師,又像一個年輕的不好看的女人,也像一個老婦人。 他的手瘦削,顯得很高雅,半藏在衣袖中,留着比手指還長的指甲。 丁有可能參加過太平天國,因為能在他的一條胳膊上看到被竹砲炸飛肌肉後留下的傷疤。當他在飢荒的年代被清軍四處追捕時,傳教士救了他,並帶他信仰了基督教。丁敦齡實際上長得如何? 1887 年出版的Histoire générale des races humaines (《人類通史》)一書中有丁的兩張照片,一張正面,另一張側面。 兩張照片顯示,丁敦齡着中國服裝,戴着“瓜皮帽”,留着清朝的辮子,臉上和額頭上佈滿皺紋,看上去已有五、六十歲年紀。 這是一本人類學的著作,丁敦齡的長相被作為黃種人的長相來介紹。兩張照片為丁的長相提供了可信度,照片中丁的穿戴、87
神情也符合俞第德在自傳中的描述,尤其是丁戴帽以遵守中國禮儀的習慣。戈蒂耶本來想為丁湊一筆路費,資助他返回中國,但丁堅決地拒絕了這個好意。 戈蒂耶覺得他既聰明又有學問,於是讓女兒跟着他學習漢語與中國文化。丁在巴黎被稱為“戈蒂耶家的中國人”。 他住在戈蒂耶家附近的隆尚街(Rue de Longchamp),每天來戈蒂耶家吃中飯,飯後教俞第德學習漢語。成為俞第德的家教只是丁敦齡生活的一部分,丁在巴黎的經歷應是很豐富的。 按照法國東方學家羅尼(Léon de Rosny)的著作,丁敦齡在 1865 年已經加入法國共濟會,撰寫過一本題名為Sah⁃ling⁃tchouen⁃fouh⁃yin(Évangile historique de Jérusalem ,《撒冷傳福音》)的共濟會小冊子。 小冊子先講述共濟會的歷史,然後是共濟會會員的職責、權利和信仰。 共濟會會員認為任何邊界或國界都是不存在的,他們不認佛、孔子、老子、耶穌和默罕默德,只信仰天主,教育世人要相愛,宣稱法國共濟會信仰的上帝是唯一的上帝,沒有名字。 如果有名字的話,所用的名字只代表一個思想,一個唯一的上帝。按照法國美洲和東方民族志學會的記載,丁敦齡在 1863 年已經成為該會的會員,並且在當年 9 月 21 日舉行的會議上當選為學會中國事務的通訊會員,文獻上註明丁來自中國的 Kouan⁃tchu。受其父的影響,俞第德對中國詩歌的興趣遠遠大於漢語本身。 因此,她跟着丁敦齡讀詩,並開始準備《白玉詩書》的翻譯和編輯工作。 當時,法國皇家圖書館已有中國書籍收藏。 他們一開始是去圖書館摘抄詩句,後來圖書館把中文書送到家裡供他們使用。 1867 年,法國召開世界博覽會,22歲初出茅廬的俞第德以“Judith Walter”為筆名,在阿爾方斯·勒梅爾出版社(Alphonse Lemerre)出版《白玉詩書》( Le Livre de jade )。三、《白玉詩書》:一個創造性翻譯的作品俞第德是第一位入選龔古爾學院的法國女性,一生創作了近五十部詩歌、散文、戲劇作品,是包括瓦格納(Wilhelm Richard Wagner)、雨果、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皮埃爾·洛蒂(Pierre Loti)在內的眾多同時代作家的繆斯女神。《白玉詩書》是俞第德的第一部著作,也是法國歷史上第二部法譯中國古詩集。這本書共出了兩版,初版於 1867 年,收錄 23 位詩人的 71 首詩,收錄最多的是李白、杜甫和蘇東坡的詩,也把丁敦齡的三首詩包括進去了。所有的詩歸在七個主題下,分別是 les amoureux(戀人),la lune(月亮),l’automne(秋日),les voyageurs(旅行者),le vin(美酒),la guerre(戰爭)和 les poètes(詩人),對應的中文題名是黄金柳葉浮水、玩月談情詩詞、秋詩遊景快樂、遊花船觀娥詞、談酒作樂題詩、織錦回文給詩和詩家勝百君王。 俞第德將此書致獻丁敦齡,並尊稱他為“poète chinois”(中國詩人)。1902 年,得益於中國駐法公使裕庚的積極推動,此書得以再版,當時丁敦齡已去世很久。 第二版的法文書名保留原樣,但把中文書名改成了《玉書》,致獻安南的皇帝咸宜帝。 丁的名字被寫成“丁墩齡”,署名丁的詩作共有四首,第一版中署名在 Tse⁃Tié 下面的 En Allant à Tchi⁃Li 變成丁敦齡的第四首詩。 詩的總數增加到 110 首,共分成八大類,依次為 les amoureux(戀人),la lune(月亮),les voyageurs(旅行者),la cour(宮廷),la guerre(戰爭),le vin(美酒),l’ automne(秋日)以及 lespoètes(詩人)。 再版不僅收錄了《詩經》中的詩歌,而且收錄了裕庚的書法和詩,以及李鴻章、勛齡、馨齡等中國官員創作的當代詩作。《白玉詩書》在 1873 年被翻譯成德文,《玉書》於 1903 年被翻譯成葡萄牙語和意大利語。 奧地97
利作曲家古斯塔夫·馬勒(Gustav Mahler)的一部大型聲樂交響曲《大地之歌》 (Das Lied von derErde)部分取材於《玉書》。 2021 年 5 月,丹麥 Saga Egmont 出版社發佈了《白玉詩書》的電子版。《白玉詩書》並不是完全的翻譯活動,而是融入了俞第德的很多創作,或者說是想像異域的一種表現。 後世時常有人質疑詩人俞第德和丁敦齡翻譯的準確性,也批評他們把詩人的名字都搞錯了。 但是,這一切並不妨礙此書在傳播中國古典詩詞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 它一直被尊為“法國文學的小經典”,直接或間接地成為 19 世紀下半葉及 20 世紀上半葉歐洲公眾接觸中國詩歌的主要途径。保羅·柯奈阿曾說,翻譯是背叛,但當才智、想像與無法分析的情感同化在一起的時候,所謂的“背叛”就比那一套貧瘠的忠實更為有益。這句話用來說明《白玉詩書》的翻譯性質是很合適的。 例如,漢武帝劉徹的《秋風辭》,俞第德的翻譯要比德理文的翻譯更有文采。 她在“秋風”前加上“猛烈的”,把“白雲飛”譯成了“白雲在秋風前飛”,在“草木黃落”中加上了“搖晃的樹木”,而德理文的翻譯則是字詞一一對應。 另一方面,對俞第德和同時代的作家而言,在中國文學作品的基礎上進行改編是正常的創作。 例如,俞第德吸取了元雜劇《看錢奴》的部分內容,成功創作了《妙汗衫》。 俞第德在 1908 年進一步改編《看錢奴》,完成《中國守財奴》,添加了很多想像的中國元素,亦獲得很大成功。四、丁敦齡的文化參與以及影響(一)為當時的知名漢學家提供幫助並對多個重要法國作家產生了影響安必諾(Angel Pino)、洛朗·加利(Laurent Galy)和耿昇指出,丁敦齡、李宏方和李少白是東方語言學院(即法國國立現代東方語言學院)1869 年至 1870 年期間的三名中國助教( répétiteur)。 助教的工資由其服務的法國漢語教師支付(1872 年以後由國家財政支付,助教也因此成為正式的職位),主要工作是測試學生,並訓練他們大聲地朗讀和對話。 李少白與德理文工作一段時間後,轉工到法國國家印刷所( Imprimerie nationale),後來成為中國駐法國公使館的翻譯。 在這三個導師中,丁敦齡因曾是俞第德的老師而最為有名。當時確有報紙報導,丁敦齡曾在法蘭西學院等機構開設的漢語課堂做過辦事員或輔導員一類的差事,並參與過數名漢學家的工作。1863 年,羅尼為法國國立現代東方語言學院編寫Recueil de textes japonais à lusage des personnes qui suivent le coursde japonais professé à l’École spéci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日本文集》),丁敦齡參與其中,並是教材內容的抄寫者。 羅尼在教材的《提醒》中指出,因為部分內容在書寫上過於複雜,連丁敦齡也幫不上忙,加上出書的時間緊迫,所以只好省略這些內容。丁敦齡還幫助儒蓮編寫漢語字典《日常口頭話 Ji⁃tch’ ang⁃k’ eou⁃t’ eou⁃hoa 》。 該書於 1863 年出版,用作法國國立現代東方語言學院的漢語教材。 教材中的對話取自《清文啟蒙》,排版亦參照《清文啟蒙》,從左到右,自上而下。 據 1864 年出版的《東方書目》,《日常口頭話》共印刷了 250 本,由丁敦齡用石板印製而成。丁敦齡與眾多法國作家有交往並對他們產生影響。 他是潘若斯(René de Pont⁃Jest)的合作者,為潘若斯寫作Les Fleuves des Perles: l’araignée rouge 提供了故事情節。丁在戈蒂耶家做家教的時候,結識了不少法國作家,例如福樓拜。 福樓拜對中國頗感興趣,他把莫泊桑、路易·布埃耶(LouisBouilhet)等作家介紹給丁敦齡。西奧多·德·龐維勒(Théodore de Banville)、若瑟⁃马里亚·德·埃雷迪亚(José⁃Maria de Heredia)、克勞迪烏斯·波佩林(Claudius Popelin)都寫了與中國相關的詩。 這場中國風都與丁敦齡有關。08
(二)丁敦齡的文化演出向西方傳播了中國詩歌和戲劇1874 年 7 月 7 日,一個署名 Bixiou 的作者在法國報紙《高盧人報》( Le Gaulois )上寫了一篇題名為《中國晨曲》的文章,報導丁敦齡於 7 月 4 日在巴黎羅西尼劇院上演中國戲劇。文章這樣寫道:法國外省人對中國了解很少,只能在碟子、罐和屏風上認識中國,對中國人也有很多稀奇古怪的想像。 在巴黎,因為有外交使節往來,法國人對中國人的了解多一些,但多數人也僅僅知道中國人穿着古怪袍子,梳着辮子。 因為從來沒有聽過中國人說話,以至於認為他們不會說話。 他又介紹丁敦齡說,丁穿着黑絲外袍,戴着瓜皮帽和留着長辮子,總是笑瞇瞇的,巴黎人都認識他。 丁的法語講得非常好,以至於有謠言認為丁其實是個庸俗的法國人假扮的中國人。 這種侮辱性的懷疑讓丁敦齡感到十分難受,一直想找一個機會公開、大聲地證明他的中國身份。中國晨曲活動給了丁這樣的幾會。 那天,在戈蒂耶的戲劇《丑角死後》 ( Pierrot Posthume )上演後,先是丁敦齡朗誦了揚子江畔的詩歌,然後一個名叫 Clémence Senel 的法國人朗讀這些詩歌的法文譯文,其中兩首詩是丁的作品。 接着,另外兩位中國表演者阿福和阿貴各自唱了一首他們家鄉的民歌。 雖然法國人欣賞不了,但他們很得體地又鼓掌又叫嚷“再來一個”。 最後上演中國啞劇《胡國女將》( La Guerrière du pays de Hou ),主題是有情人終成眷屬,啞劇在中國舞蹈和音樂中結束。 作者認為,這部戲讓丁敦齡深深地嵌入了巴黎人的腦海。 丁敦齡上演的戲劇讓巴黎人看到,中國人不僅會講話,而且會唱歌、朗誦詩歌、唱情歌、演喜劇,樣樣做得和法國上流社會的人一樣好。作者說,榮耀歸於丁敦齡,戈蒂耶家的中國人,他為我們上演了一個奇妙又矛盾的節目。(三)丁敦齡的小說創作把中國民間故事帶到了西方丁在 1875 年出版小說《偷小鞋》( La Petite pantoufle )。 小說原文為中文,由 Charles Aubert 譯成法文,配有 6 幅蝕刻版畫。 在前言“致法國公眾”中,丁聲稱此書是在獄中所寫,講述自己是來自中國山西省的一個可憐的讀書人,14 年前來到巴黎,後被戈蒂耶家收留。 1872 年,他失去理智,在巴黎結婚,因此被關進監獄。他說他的故鄉與巴黎的距離,就像星星離人間那麼遙遠。 在身陷囹圄、極度思念家鄉的情況下,自己既不生氣也不怨恨,反而希望通過寫作此書,讓法國人了解一些中國傳統。 他說,孔子教導不同教同理,以表達中國人與法國人都是善良和慷慨的。在《偷小鞋》中,一個張姓老爺因妻子不生子嗣而憂心忡忡,他的心事被一寺廟住持看出,而這個和尚又看中了其妻蘭英的美貌,於是設計買通蘭英的丫鬟秀梅偷出蘭英的綉鞋,製造假象讓張某認為妻子與人私通,失落綉鞋。 張某休妻,和尚假扮有錢人獲取蘭英父親的信任,娶走蘭英。 洞房之夜,秀梅揭穿新郎的真面目。 最後,和尚被法辦,張某與妻子重修舊好。 這個小說與有些中國民間故事很相似,以綉鞋與婦女的貞德為主線,展現婦女如何被陷害以及昭雪的來龍去脈。五、寶貴的文化相遇丁敦齡與詩人朱迪特·戈蒂耶在巴黎塞納河畔納伊(Neuilly)的相輔相成,在 19 世紀上半葉的法國被稱為一場寶貴的文化相遇。 1931 年 1 月 24 日,比利時詩人和評論家安德烈·馮塔納斯(André Fontainas)在《費加羅報》( Le Figaro )撰文高度評價《白玉詩書》和丁在傳播中國詩歌中所起的作用。馮塔納斯先對法國的漢學研究做一小結,指出雷慕沙、德金( Joseph de Guignes)、克萊蒙⁃甘諾、高第(Henri Cordier)、馬若瑟(Joseph Henri Marie de Prémare)、拉科普里(Albert Terrien deLacouperie)、阿勒茲(Charles⁃Joseph de Harlez de Deulin)等漢學家在中國語言、哲學、地理、考古、文化等領域做了精確而淵博的研究,儒蓮、巴贊、德理文、于雅樂(Camille Imbault⁃Huart)等對中國的18
戲曲和詩歌做了介紹,但都沒有全面介紹中國詩歌這一文化寶藏,沒有展示中國詩歌中不為人所知、不為人欣賞但又如此豐富的一面。 俞第德和丁敦齡合作的《白玉詩書》彌補了這一空白,展示了中國詩歌的精緻、美妙、芬芳,表現出中國詩歌想像中透着輕盈和柔韌、表意不重不輕恰到好處等創作特色。 他評論,《白玉詩書》覆蓋了中國詩歌的七大傳統主題,展現了每一類別的創新、精妙之處和多樣的詩意實現方法。 尤其是李白和杜甫的詩歌很吸引法國讀者。 他們的詩歌是以戈蒂耶為代表的巴納斯派詩人所模仿不了的,最多只能笨拙地模仿。 1904 年 11 月 22 日,法國報紙《小日報》( La Petite presse: journal quotidien )撰文評價,丁敦齡這個不起眼的人決定了一個大作家的文學命運。確實,丁敦齡培養了俞第德這個漢學家,因此法國人認為他是俞第德的“精神之父”,把中國文化的精神帶給了她。1867 年《白玉詩書》的出版,對於在法國推廣漢語學習也起到了促進作用。 此書出版之前,儘管有儒蓮等人的推動,但許多法國人對學習漢語持反對態度,認為漢語太難。《白玉詩書》出版之後,法國人開始感受到中國文學的魅力,從而激發了學習漢語的興趣。 俞第德成功地從漢語或漢語文學中獲取靈感,藉此推動法國的文學創作,代表了法國文化人士對漢語推廣的一種非常正面的新立場,這對中法文化交流是有積極意義的。丁敦齡亦成為法國異國流浪的文化象徵。 1918 年 1 月 11 日,法國作家阿貝爾·埃爾芒(AbelHermant)在《時報》( Le Temps )撰文寫道:丁在重婚案的牢獄之災後,曾經致信法國政客萊昂·甘必大(Léon Gambetta)表示感謝,並認為丁極好地表達了一個離開故土之人對家鄉的深切思念。 當時法國陷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到凡爾登戰役時已被德國佔領了 10 個省,埃爾芒想通過丁的人生來表達對失去的法國領土的懷念。 他說,故土是根,是一個比血緣更好地了解歷史的方法。 中國人對家鄉的思念,就如同見了巴黎的塞納河,看到的卻是中國的黃河。 在丁敦齡的身上集中了懷舊、遙遠流浪、他鄉等特色。 這也是前文所討論的,丁敦齡代表的文化特色正好符合了戈蒂耶父女的口味,進而造就了一場奇特的文化相遇。更寶貴的是中法文化在綿延的相遇中,優秀作家和作品不斷地出現。 正如法國學者岱旺所評論:在 19 世紀,法國漢學首當其衝成為法國文壇與中國文化和文學之間的中介,尤其令後者對巴納斯派的詩歌創作產生直接影響。 中國文化在戈蒂耶、波德萊爾 ( Charles Baudelaire)、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等文壇巨匠的庇護下,迅速並且以高貴的身份蒞臨法國文壇。 後世繼續有與中國以及中國文化關聯的發現和體驗,並催生了朱迪特·戈蒂埃、儒勒·凡爾納( Jules Verne)、保羅·克洛岱爾(Paul Claudel)、安德烈·馬爾羅(André Malraux)、雷蒙·格諾(Raymond Queneau)、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等一批富有特色的作家以及獨創性作品。丁敦齡與法國作家的交往基本上是處於平等地位的。 19 世紀後半葉的法國報紙,對丁敦齡的評價總體是正面的,在報導丁的重婚案等事件時也持中立或客觀的態度。 法國人對丁的承認是多方面的,例如,丁的書法被法國人稱讚為驚人地完美。法國報刊一直是以中國文化的象徵或傳播者的角度報導丁敦齡,包括刊登丁的詩詞。 同時代的文獻,尤其是法國文獻,對丁的記載應該是比較客觀地反映了這個文化傳播邊緣人的經歷以及貢獻。 丁去世時,法國報紙說卡薩涅克(Paul Ad⁃olphe Marie Prosper Granier de Cassagnac)等法國人士都把最強烈的友情給了他,同時評論丁敦齡完全配得上這些人的友情。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與陳季同、張德彝和黃嘉略等相比,首先在身份上丁敦齡沒有優勢。 陳季同是船政學子、官派留學生,張德彝是外交官,這兩位似乎可以藉着“國家的力量”推動中國文化28
的傳播。 黃嘉略跟隨傳教士抵達巴黎,他與傳教士的“合作關係”是一直持續的。 而丁敦齡到巴黎後,很快就流落街頭,基本上是單槍匹馬,更多依賴法國文人圈子中個體的幫助。 其次,作為“公家人”,陳季同與張德彝在文化傳播方面更有自覺性,也更有責任。 例如,陳季同試圖在其法文作品中向歐洲展示中國文化中積極的方面。 丁敦齡則是在謀生的過程中,不斷展示中國文化。 就像俞第德在回憶錄中所提到的,丁有時會整個下午一個人佔着大沙發,懶洋洋地在那裡休息。 也就是說,他的文化傳播自覺性是不強的。 第三,丁敦齡自身是一個文化代表,陳季同、張德彝和黃嘉略都無法做到這一點。 也就是說,在法國人眼中,丁是有故事可講的,代表着遠方和異鄉,或者是神秘古老的中國文化。 第四,丁敦齡最突出的貢獻是讓法國對中國文化有了一種切膚的體會和真誠的欣賞,《白玉詩書》的寫作和出版就是最好的證明。 18 世紀初,受利瑪竇等傳教士撰寫的文獻的影響,伏爾泰、萊布尼茲等歐洲思想家對中國文化產生了很大好感,但清朝統治下的中國在丁敦齡所處的時代在文化優勢方面沒有明顯的說服力。 在這種情況下,丁敦齡在法國文學欣賞和吸收中國元素方面扮演了一個積極的角色,是很可貴和獨特的。 最後,中法文化通過丁在文學的層面有了一次直接的接觸。 歐洲傳教士自明末清初進入中國以來,致力於學習漢語,編寫漢語詞典。 很大程度上,出於傳教的需要,目的性很強。 丁敦齡的特殊貢獻是在純文學的角度上,讓中國文化與法國文化發生碰撞,並結出成果。 他是一個先驅者,起了不折不扣的文化橋樑的作用。 丁敦齡最後從“戈蒂耶家的中國人”變成“巴黎的中國人”或“巴黎的中國文人”。在世時,他被稱為“巴黎的中國熟人”,去世時,被稱為法國文人圈的一分子。 法國月刊《書籍》 ( Le Livre: revue mensuelle )在 1886 年評論道:上月,一位在巴黎的中國名人丁敦齡———巴黎文人協會會員,在他一群忠實朋友的目送下離開人世,仲馬先生也在其中。①晚清外交家張德彝在日記中兩次提到丁敦齡。 同治八年正月初五,丁敦齡與其他中法客人前來拜訪並共用晚宴,張德彝提及“聞丁敦齡品行卑污”,“又聞新聞紙上載,丁某自稱為舉人:不知係某科中式?而同年者又何人也?”參見張德彝:《歐美環遊記(再述奇):同治五年隨蒲安臣志剛巡迴出使歐美的見聞》,左步青點,米江濃校,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161~162 頁。 在同治九年的日記中,張德彝再次提及丁敦齡來訪,參見張德彝:《隨使法國記(三述奇):一個中國人的 1871 年巴黎公社目擊記》,左步青點,鍾叔河校,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 177 頁。 曾紀澤在《出使英法俄國日記》中亦提及丁敦齡曾於光緒五年(1879)十月十一日來訪。參見曾紀澤:《出使英法俄國日記》,王傑成標點,長沙:岳麓書社,1985 年,第 273 頁。 錢鍾書在《談藝錄》中揭露丁敦齡不僅“冒充舉人,而且冒充詩人”。參見錢鍾書:《錢鍾書集:談藝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年,第 149~150 頁。②劉志俠:《丁敦齡的法國歲月》,上海:《書城》,2013年第 9 期。③耿昇:《學術漢學與實用漢學之爭》,載耿幼壯、楊慧林主編:《世界漢學》,第 8 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年。④周篤文:《尋找丁敦齡》,長春:《學問》,2001 年第3 期。⑤錢林森:《法國漢學的發展與中國文學在法國的傳播》,長春:《社會科學戰線》,1989 年第 2 期。⑥錢林森:《借得“玉笛”輕輕吹:女詩人朱笛特譜寫的中華音符》,載錢林森:《光自東方來;法國作家與中國文化》,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4 年。⑦韓梅:《1840~1912 法國文學中的中國形象研究》,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 116~117 頁。⑧錢林森:《中國文字:法國作家世紀性的命題》,載樂黛雲、李比雄主編:《跨文化對話》13 輯,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 年。⑨多數文獻記載丁敦齡是山西人士。 但羅尼稱丁來38
自北 京 附 近 的 Kouan⁃tchu, 參 見 Léon de Rosny,Variétés orientales historiques, géographiques, scien⁃tifiques, biographiques et littéraires , Paris: Maisonneuveet Cie, 1868, p. 143。 依據發音,Kouan⁃tchu 似為山西平陽府的絳州,但絳州不在北京附近,或許是羅尼缺乏中國地理知識。 多數文獻記載丁出生於 1831 年,如 Yichao Shi, “La Formation de Judith Gautier au chi⁃nois et à la culture chinoise ( 1863⁃1905 )” , Revuedhistoire littéraire de la France , vol. 120, no. 3, 2020。但 1875 年 6 月 15 日的法國報紙 《共和國》 ( LaRépublique: journal démocratique )報導丁出生於 1832年。 1886 年 11 月 17 日的法國報紙《梅斯報》 ( LeMessin )則稱丁於 1886 年去世,享年 57 歲。 這樣,丁應出生於 1829 年。⑩“Ça et là” , Le Messin , le 17 novembre 1886. 這篇短文是以仲馬夫婦、保羅·卡薩涅克、中國駐巴黎使館以及丁敦齡友人名義發出的訃告,寫明了丁過世的具體時間和地點、丁的教名、葬禮地點以及下葬的墳場 等。 1886 年 11 月 16 日 的 《 自 由 報 》 ( LaLiberté )則稱丁死於肺炎。 丁敦齡在澳門居住的時間應該有十來年,除了婚姻狀況,其他資料已無從查考。 Henri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à lEmpire chinois.Supplément , Paris: Ernest Leroux, 1895, p. 1711.“Joseph⁃Marie Callery” 中文音譯為“加略利”,參見Joseph⁃Marie Callery (trans.), Recueil des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relatifs à la Légation française en Chine ,Macao: [s.n.] , 1845 et 46, pp. 214, 236, 253, 263, etc.中文名“范尚人”出現在加略利編寫的拉丁語—漢語詞典 《 字 聲 綱 目 》 ( Systema phoneticum scripturæsinicæ ,澳門:1841 年)的中文封頁上。 這應是加略利唯一使用此中文名之處。此人是否為丁敦齡,尚無法考證。“Les deux mariages du chinois Tin⁃Tun⁃Ling” , LeMidi , le 16 juin 1875.Judith Gautier, Le Collier des jours: le second rang ducollier, souvenirs littéraires , Paris: Félix Juven, ca 1905,p. 160.Judith Gautier, Le Collier des jours: le second rang ducollier, souvenirs littéraires , pp. 160⁃163. 俞第德的回憶錄共有三部,出版於 1900 ~ 1910 年間,分別是 LeCollier des jours: souvenirs de ma vie (《歲月項鏈:我一生的回憶》)、Le Collier des jours: le second rang ducollier, souvenirs littéraires (《歲月項鏈之第二串:文學回憶錄》)和Le Collier des jours: le troisième rang ducollier (《歲月項鏈之第三串》)。丁敦齡 18 歲時到澳門,很難考證之前是否真的參加過太平天國。Armand de Quatrefages,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raceshumaines. 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es races humaines ,Paris: A. Hennuyer, 1887, pp. 430⁃431.如果我們將這兩張照片與劉志俠在《丁敦齡的法國歲月》中提供的丁敦齡照片進行比較,這兩個人的年紀上有差距,但可以看出不是同一人,尤其是在後面那張照片上,丁敦齡沒有戴法國文獻中描述的他基本不摘下來的瓜皮帽子。Judith Gautier, Le Collier des jours: le second rang ducollier, souvenirs littéraires , pp. 160⁃163. Léon de Rosny, Variétés orientales historiques,géographiques, scientifiques, biographiques et littéraires ,pp. 142⁃147.Léon de Rosny, Actes de la Société dethnographieaméricaine et orientale , Paris: Challamel aîné, 1862⁃1864, tome 3, p. 227.第一部是由法國漢學家德理文編輯和翻譯的《唐詩(公元 7 世紀、8 世紀和 9 世紀)》,該書出版於1862 年,法文題名為 Poésies de lépoque des Thang(VIIe , VIIIe et IXe siècles de notre ère)。個別詩人的中文名字很難考證。 署名“Tin⁃Tun⁃Ling”(丁敦齡)的三首詩分別是 LOmbre des feuillesdoranger (橙葉的影子)、Les Cheveux blancs (白髮)以及 Les Petites fleurs se moquent des graves sapins(小花兒戲弄嚴肅的冷杉)。Judith Gautier, Le Collier des jours: le second rang ducollier, souvenirs littéraires , p. 206.Pauline Yu, Travels of a Culture: Chinese Poetry andthe European Imagin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Philosophical Society , vol. 151, no. 2, 2007.保羅·柯奈阿:《相對主義的挑戰和理解“他者”》,48
載樂黛雲、張輝主編:《文化傳遞與文學形象》,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Angel Pino, “Trois répétiteurs indigènes: Ly Hong⁃fang, Ly Chao⁃pée et Ting Tun⁃Ling, 1869⁃1870”以及Laurent Galy, “ Les ‘ Répétiteurs indigènes pour lalangue chinoise’ , 1873⁃1925” , in Marie⁃Claire Bergèreet Angel Pino, Un Siècle denseignement du chinois àlE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1840⁃1845, Paris:LAsiathèque, 1995;耿昇:《學術漢學與實用漢學之爭》。Poitiers⁃Blossaçque, “Chronique: chinois de Paris” ,LIntransigeant , le 31 juillet 1900.Léon de Rosny, Recueil de textes japonais à lusagedes personnes qui suivent le cours de japonais professé àlÉcole spéciale des langues vivantes orientales , Paris:Maisonneuve et Cie, 1863, p. V.Léon de Rosny, “Biographie orientale: France, Revueorientale et américaine” , Revue orientale et américaine ,tome 9, le 1er janvier 1864.“Tribunaux” , La République: journal démocratiquedu Midi , June 15, 1875; 孟華:《中法文學關係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年,第 247 頁;René dePont⁃Jest, “L’Araignée rouge: une erreur judiciaire enChine” , La République nouvelle , le 28 novembre 1900;William Leonard Schwartz, The Imagina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Far East in Modern French Literature, 1800⁃1925, Paris: H. Champion, 1927, p. 23. Chadourne Marc, “ Le Parnasse à lécole de laChine” , Cahiers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études françaises , no. 13, 1961.Bixiou, “Matinée chinoise” , Le Gaulois: littéraire etpolitique , le 7 juillet 1874.法國報紙稱這是一場丁敦齡參與的演出。 但亦有研究指出丁本人並未參與演出,參見羅仕龍:《十九世紀下半葉法國戲劇舞台上的中國藝人》,台北:《戲劇研究》,2012 年第 10 期。丁敦齡生平更多由《費加羅報》、《南方報》 ( LeMidi )、《時報》、《共和國報》 ( La République: journaldémocratique du Midi )等法國報紙提供,包括他的重婚案。 1872 年 2 月 6 日, 丁 在 巴 黎 與 法 國 女 士Caroline⁃Julie Liégeois 註 冊 結 婚。 1873 年 7 月,Liégeois 向巴黎重罪法庭控告丁犯重婚罪。 澳門民事法庭的調查結果顯示,1849 年丁在澳門與一位華人天主教徒按照教會禮儀結婚,並育有兩名子女。丁與 Liégeois 成婚時還與華人妻子保持着聯繫。 澳門妻子亦證明丁敦齡在 1861 年 2 月離開澳門前往法國“打工養家”,而加略利的遺孀證明其夫當年僱用丁,並在丁離開澳門前往法國時向丁妻支付了一筆酬金。 丁則辯稱,當他與法國妻子成婚時,澳門妻子已有 3 年沒有和他聯繫,因此已經不存在事實婚姻。1866 年,丁在巴黎亦被告到法庭,控其與女傭私通,後因證據不足而不了了之。 同時期《喧鬧報》 ( LeCharivari )、《立憲報》 ( Le Constitutionnel )等法文報紙對此事件都有報導。André Fontainas, “ Ce que nous connaissons de lapoésie chinoise” , Le Figaro , le 24 janvier 1931.“Judith Gautier” , La Petite presse: journal quotidien ,le 22 novembre 1904.F. M., “ Paris au jour le jour” , Le Figaro , le 12février 1867.Yvan Daniel,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t culture chinoise:1846⁃2005, Paris: Les Indes savantes, 2010.Abel Hermant, “La vie à Paris, une autre de Ting TunLing” , Le Temps , le 11 janvier 1918.例如,1886 年 11 月 4 日和 1887 年 1 月 2 日的《自由報》( La Liberté )分別稱丁敦齡為“célébrité parisi⁃enne”和“ lettré chinois”。“Un Chinois de célébrité parisienne” , Le Livre: revuemensuelle , le 1er janvier 1886. 這裡的仲馬應是小仲馬( Alexandre Dumas fils ), 參 見 Judith Gautier, LeCollier des jours: le second rang du collier, souvenirslittéraires , p. 208.作者簡介:謝靜珍,澳門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博士。[責任編輯 陳志雄]58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4 期試釋陳垣與梁啟超論辯玄奘年代及相關之問題王 皓[提 要] 梁啟超和陳垣都是廣東新會籍的大學者,他們不僅同鄉,而且活動的場域同時同地,但二人之間似乎沒有直接的交往。 1924 年,陳垣和梁啟超曾就玄奘年歲和玄奘西遊年份問題有過商討,兩人的文章先後發表於該年的《東方雜誌》,這或許是陳、梁二人學術上最為直接的一次聯動。已有的研究從學術正誤的角度對梁、陳二人的說法做了充分的探討。 不過,若對陳垣一生行事的諸多案例進行縱向對比,不難發現這次商榷事件的反常特徵。 陳垣的商榷發表之後,梁啟超既未回應,也未修訂己說,仿佛若無其事。 而陳、梁二人也似乎沒有關於此事的其他文字留存。 如果僅從事件的表面來看,這一論辯始於學術,也止於學術。 事實上,陳、梁二人在這場看似波瀾不驚的學術“對話”中,都有一些微妙的言行。[關鍵詞] 陳垣 梁啟超 學術論辯 《中國歷史研究法》 《東方雜誌》[中圖分類號] B949; K09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4 ⁃ 0086 ⁃ 10一、同鄉之間的高峰對話在近代廣東新會籍的學人中,梁啟超和陳垣是並峙的兩座高峰。 梁啟超生於 1873 年,長陳垣7 歲。 兩人生活的時代堪稱同時,民元以後,二人的活動場域也大都集中在京津地區。 然而有趣的是,梁、陳二人之間直接的交往和互動似乎並不多。 1963 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新會縣委員會致信陳垣,詢問梁啟超相關事蹟,陳垣回覆稱:“我於任公生平接觸不多,承詢各項,愧無以對,只收得任公所書橫額二幀,茲另郵掛號寄上,藉留紀念。”①陳垣所述大致屬實,《陳垣來往書信集(增訂本)》收錄信件 2,000 餘封,通信對象眾多,例如,其中收錄陳垣與王國維往來書信 3 通、與胡適往來書信 36 通、與陳寅恪往來書信 21 通等,但未見陳垣與梁啟超的往來信件。 當然,僅憑此點不足以證明二人“接觸不多”,不過這作為一個參照,還是有一定意義的。從現有的文獻材料來看,雖然梁、陳二人的直接互動並不多,但彼此間應該都有一定程度的關注。 陳垣在 1959 年的一篇文章中稱,自己“青年時在廣州,受到些維新思想影響”,其曾經受到梁啟超之影響似可斷言。②民國成立後,梁啟超和陳垣二人的行實軌跡也有可資比較之處。 大略而68
言,兩人都曾出入於政、學兩界。 1913 年 9 月,熊希齡組閣,梁啟超擔任司法總長。③1917 年 7 月,張勳復辟失敗後,段祺瑞組閣,任命梁啟超為財政總長。④陳垣在民國成立後離粵赴京,任眾議院議員。 1921 年 12 月 24 日,梁士詒組閣,任命黃炎培為教育總長,陳垣為教育部次長,而黃炎培未到任,實際主持部務者為陳垣。⑤陳垣擔任教育部次長時還兼任京師圖書館館長。 1922 年 5 月,他辭去教育部次長職務,從此專心於教育和著述。⑥值得注意的是,梁啟超也曾於 1925 年擔任京師圖書館館長。⑦清華國學研究院成立於 1925 年,不幸的是,其中的兩大導師王國維和梁啟超分別於 1927年和 1929 年逝世。 據稱,陳寅恪曾在王國維和梁啟超去世後擬增聘章炳麟、羅振玉和陳垣為導師。校方雖然一一致聘,但章炳麟不屑繼王、梁之後,羅振玉亦不願就,而陳垣則自謙不足以繼王、梁二人,三人皆未應聘。⑧由此可見,在當時北京的學界,陳垣與梁啟超二人曾有一定程度的關聯,但兩人之間似乎總是失之交臂,看不出有多少直接的往還。陳垣和梁啟超在學術上的直接聯繫,最明顯的事例當為兩人關於玄奘西遊之年份及玄奘年歲的論辯。 學界對於這一論辯的關注較多,論述也非常充分和深入。 楊聯陞曾於 1952 年撰寫《玄奘二三事》,發表在《天風月刊》上,稱:(玄奘)貞觀元年去印度,恐是根據梁任公先生之說。 梁說先見於《中國歷史研究法》,後見於《支那內學院精校本玄奘傳書後》一文,但陳援庵先生隨即有書《內學院新校慈恩傳後》一文駁正梁說,仍主貞觀三年舊說……細看起來,梁先生的新說恐怕站不住。⑨顯而易見,楊聯陞在對這一問題的評判上是傾向於陳垣之意見的。 這一點也基本獲得學界的廣泛認可。 例如,20 世紀 20 年代末、30 年代初,也就是陳、梁二人的學術論辯發生數年之後,湯用彤在編寫授課講義《隋唐佛教史稿》時,完全採納陳垣之說,稱“玄奘法師年歲均據《東方雜誌》二一卷十九號陳垣《書慈恩傳後》”。⑩許冠三稱陳垣“考玄奘西遊歲月,能以深致小勝梁任公”。牛潤珍則撰文詳細剖析了陳垣與梁啟超、胡適以及王國維之間在學術問題上論辯的三個案例,認為陳垣“將梁啟超的論據一一駁倒,進而辯明其疑點,最後推翻其立論,以紮實功力和無懈可擊的縝密小勝梁任公”。筆者對這一學術論辯的內容和細節不再贅述,而將觀察點投向一些外緣性的因素。二、陳垣的處世風格需要留意的是,陳垣的這一商榷舉動是有些偏離他慣常的行事風格的。 學者們常常將陳垣與梁啟超、胡適和王國維之間的學術論辯並舉,但這三場學術“論辯”的方式存在極大差異。 陳垣與胡適關於《四十二章經》和《牟子理惑論》的爭論基本限於往來書信。 綜觀陳垣的生平行跡,可以說他和胡適的此次爭論無論在辯題的廣泛還是在論述的深入程度上,都遠遠超過了其他案例。 儘管如此,辯論雙方似乎都承認這是“聊為友誼的比賽”。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33 年 4 月 8 日,即陳、胡二人論辯往來數個回合之後,陳垣在致胡適一函中以這樣一段話結尾:前函意見,係研究未成熟以前一種假定,並未著論公表。 倘無此次大著之賜示,此種假定,亦只蘊藏胸中,以待印證,似於方法,尚無大礙。 且我近來並不是研究此等問題,平日對此等問題,亦無甚深研究。 倘所賜示者係已經發刊之稿,當不置一詞。 唯因賜示在未發表以前,故欲供給一點軍糧,俾大稿益加邃密。“倘所賜示者係已經發刊之稿,當不置一詞”,這可以視為陳垣在學界待人處世的夫子自道。 陳垣與王國維關於耶律楚材生卒年的“辯論”更是在王國維去世之後,而且這段緣起還是見之於陳垣致尹炎武的一封私人信函,其中稱“……知宋跋所由誤,即知《元史》所由誤。 十年疑悶,釋於一旦,快78
何如之,謹錄呈舊作一篇,小技不足觀,因近年張蔚西、王靜庵撰耶律年譜,皆承《元史》之誤,未及訂正,故略申敝見如此,乞指正”。所謂的“舊作”即指《耶律楚材之生卒年》,發表於 1930 年 12 月的《燕京學報》第 8 期,該文通篇未有提到王國維。 如果陳垣不在私人信函中明述《耶律楚材之生卒年》的創作緣起,後人則很難坐實此文之撰寫與王國維之間的關聯,而最多只能止於揣測。 至於陳垣的同時之人,按理說除了尹炎武之外,其他人大多不能確知《耶律楚材之生卒年》的寫作有部分原因是為了回應王國維和張相文之說。 換言之,陳垣對王國維說法的回應可謂十分隱晦和含蓄。事實上,陳垣很少在公開發表的論著中直接回應或指出同時代學者的謬誤。 為數不多的幾例中,或者是陳垣用委婉曲折的方式予人以指正,或者是被回應者已經去世。 例如,陳垣在成名作《元代也里可溫考》中解釋《元史》中馬押忽為也里可溫人,稱:“馬押忽,也里可溫人,事繼母張氏,庶母呂氏,克盡子職(卷一九七)。 或曰,也里可溫不應有二妻,何馬押忽有庶母? 曰:不足奇。 是母也,非妻也。 其父之奉教與否不可知。”方豪指出,所謂的“或曰”,即是針對洪鈞《元史譯文證補》。 洪氏原文為:“西俗一夫惟一妻,既奉其教,不得有庶母。”1917 年陳垣發表《元代也里可溫考》時,洪鈞早已去世多年,兩人之間沒有直接交際,而陳垣的回應卻是如此隱晦,令讀者難以發覺。 在《湯若望與木陳忞》中,陳垣指出孟森論著中的訛誤,其時孟森已經逝世。 陳垣稱:“故友孟心史先生著世祖出家事考實,謂二十年庚午,遊浙東西諸山,至天童寺,讀奎煥樓壁嵌世祖與木陳敕及手札,札稱木陳師兄云云,似不可信。 順治法名既取龍池派中行字,比木陳為下一輩,何能稱木陳為師兄,想是孟先生誤記耳。 民國二十年是辛未,非庚午,亦偶訛也。”民國時期,天主教司鐸徐宗澤長期主管上海徐家匯藏書樓,他與陳垣之間有着較為密切的學術交往。 陳垣與徐宗澤關於學術商討的事例也很能反映陳垣的處世風格。 陳垣曾撰寫《華亭許纘曾傳》。 許纘曾出身天主教世家,其母許太夫人,教名徐甘弟達,是徐光啟的孫女,奉教甚篤。 許纘曾自幼受洗,教名巴西略。 陳垣在 1927 年 4 月 18 日將此文投寄給《真光雜誌》的主編張亦鏡,該文於同年 6 月發表。 在這篇文章中,陳垣論證許纘曾是“善人也,孝子也,能吏也,名士也,然與天教無與”,進而得出一個重要結論:“幼年知識未定之人,其領洗不盡足恃,以其信仰非自動而被動也。”大約在投寄給《真光雜誌》的同時,陳垣也將撰文之事告訴了徐宗澤,這在徐宗澤 1927 年 4 月 25 日回覆陳垣的信中可以看出。 徐宗澤稱:“大著《許纘曾傳》,敝處未有,不知馬相老先生處有否?”《華亭許纘曾傳》正式發表後,陳垣將此文寄呈徐宗澤,徐宗澤於 12 月 21 日回覆陳垣,稱:“大著《許纘曾傳》,援據詳明,文情高妙,有此大手筆,洵為吾教之光。 捧讀之餘,曷勝欽佩。 承示許太夫人傳略多所舛誤,蒙先生一一指出,俾得更正,以成信史,何幸如之。”由於此文涉及對中國天主教史上重要人物之信仰的評價,在天主教界看來,事涉敏感。 陳垣在文中說:“余嘗以示亡友英斂之,斂之始驚喜而終愕然。”徐宗澤的覆信雖然十分客氣,但實際上,這已經埋下兩人之間進行學術商討的伏筆。 1934 年 4 月,陳垣在《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發表《從教外典籍見明末清初之天主教》。 他在文章中重申原來的觀點,認為“太夫人之子許纘曾,教史所稱為熱心奉教者,其實大不然。”這或許進一步促成了徐宗澤的學術回應。 1935 年 12 月 29 日,方豪致函陳垣,稱:“前得徐宗澤司鐸來函,知對大著《許纘曾傳》有所辯難,將發表於《聖教雜誌》。 許傳豪未之見,僅睹其摘論。 然歷史以信實為主,寧確無濫。”徐宗澤的辯難文章發表在 1936 年 2月期的《聖教雜誌》上,題為《許纘曾奉事天主虔誠問題》。 該文篇幅較長,主要觀點是:“許公不特是一個熱心教友,且是一位聖教功人……其晚年詩文中雖涉及佛道,然不過為一種文人之弄筆墨。他若彼之熱心建造聖堂,扶助教士,皆許公之力。”88
徐宗澤基本上持守天主教史的舊說,認為許纘曾為“熱心奉教者”,其觀點可謂與陳垣針鋒相對。 陳垣得知徐宗澤與自己辯難之後,續作一文,題為《記許纘曾輯刻太上感應篇圖說》,先是發表在 1936 年 10 月 22 日《大公報·圖書副刊》上,繼而發表在同年 12 月的《圖書季刊》上。在這篇文章中,陳垣一一列舉清前期與許纘曾有關係的《太上感應篇圖說》數種,結論稱:“纘曾輯刻有《感應篇圖說》是事實,晚年尚為《感應篇徵事續》亦事實。 夫《感應篇》道家言也,而為之圖說者,乃天主教世家,則關係大也……茲特著其為天主教世家,亦人所不及料也。”誠如方豪所說,“歷史以信實為主,寧確無濫”,陳垣與徐宗澤的爭論反映了兩人在對待“歷史事實”上的差異。 然而,陳垣在整篇文章中都未提及徐宗澤,一般的讀者僅讀此文或許難以判斷其寫作緣起。 徐宗澤當然知道陳垣對自己的回應,他在 1937 年 4 月期《聖教雜誌》的“隨筆”欄目中有一則小札記:“上年……十月二十二日大公報副刊陳垣先生有《記許纘曾輯刻太上感應篇圖說》。 錄此,以便查考。”不過,對於自己在學術著述中的訛誤,如果其他學者據實指出,陳垣則能做到“不憚於改”。 例如,陳乃乾指出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中蒼雪生年有誤,汪宗衍指出陳垣《清初僧諍記》中澹歸卒年有誤,陳垣均表示“諸君萬里馳書,告余以過,何幸如之。”1944 年,魯實先在《復旦學報(文史哲)》創刊號上發表《陳氏中西回史日曆冬至訂誤》一文。 陳垣得知後,於 1945 年 11 月 10 日分別致函方豪和陳樂素談及此事。 在給方豪的信中,陳垣稱“文章天下之公器,有人指正,求之不得者也,便幸裁示為感。”在家書中,陳垣則是明白地說:“予生平作文,與世無爭,竟有人顧及,亦美事也。”魯實先也在一周之後來信,向陳垣表示歉意,稱“雖覿尺札短篇,而言辭煦煦,靄然仁者之風溢於紙表,信一代之儒宗也,欽服無既”。1929 年,陳垣得到其鄉賢胡金竹臨智永草書千字文,“曾影印數百本,以貽鄉里,初不虞其為偽作也。”後來發覺此帖署乾隆年號,而胡金竹卒於雍正五年,由此斷定該帖為偽。 陳垣於 1964 年 2 月 2 日在香港《大公報》撰文,糾正己誤,稱“余不先考先生之生卒年,遽信此帖為真,影印傳佈,疏忽之咎,誠不能辭”。這些事例在在顯示,陳垣在學術上嚴於己而寬於人。1954 年,陳垣曾在一封回信中說:“我從舊社會來,向守‘生存人不錄’的習慣,不輕議同時人的著作。”結合上述多重事例,基本可以印證陳垣此話屬實。 若將以上有關陳垣與其他學者進行學術商討的案例作一縱向比較,不難看出陳垣主動與梁啟超商榷這一事件的反常特徵。 陳垣的文章中有“近時梁任公即取其說,見本年《東方雜誌》第七號”以及“說見梁任公《中國歷史研究法》”等語,言語之間並不是很客氣。 陳垣以一種有悖於自己慣常風格的行事方式向同鄉小前輩公開叫板,這可以說是一種針鋒相對。 對於這一堪稱奇異的現象,如果僅僅從學術論爭的本身來觀察,似乎難以作出較為周備的解釋。三、從《中國歷史研究法》看梁、陳二人的史學思想差異梁啟超關於玄奘西遊年份這一問題的見解,最早發表於《中國歷史研究法》,此書 1922 年 1 月由商務印書館初版,陳垣於是年開始閱讀和批注。在《中國歷史研究法》第五章“史料之蒐集與鑑別”中,梁啟超詳細考證玄奘西遊年份之問題,而且較為自得,欲以實例現身說法,將“歷史研究法”金針度人。 梁啟超稱:吾為此問題,凡費三日之力,其所得結果如此……吾又以為學者而誠欲以學餉人,則宜勿徒餉以自己研究所得之結果,而當兼餉以自己何以能研究得此結果之途徑及其進行次第;夫然後所餉者乃為有源之水而挹之不竭也。 吾誠不敢自信為善於研究,但本篇既以98
研究法命名,吾竊思宜擇一機會,將吾自己研究所歷之甘苦,委曲傳出,未嘗不可以為學者之一助。對照陳垣《中國歷史研究法批注》可知,陳垣對梁啟超的這一段考證作了十八個批注,無論從批注數量還是從批注密度來看,都為其他部分所不及。 而且,陳垣《書內學院新校慈恩傳後》一文中的主要論點,基本都可見於這些批注之中。 《書內學院新校慈恩傳後》的十二個章目包括“諸家記法師年歲互有矛盾”、“六十九歲與五十六歲說不足據”、“六十三歲之精確,六十五歲之譌誤”等,基本都見於陳垣《中國歷史研究法批注》中。可以說,《書內學院新校慈恩傳後》是由《中國歷史研究法》中的批語衍申而成,其主要架構和論據在陳垣批閱《中國歷史研究法》時便已經成型。1923 年冬季,支那內學院校印《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歐陽竟無以硃印本寄贈梁啟超,梁啟超遂於次年 2 月撰寫《支那內學院精校本玄奘傳書後》,4 月將其刊佈在《東方雜誌》。 此文可以稱為玄奘年譜簡編,梁啟超申述了自己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有關玄奘年歲和西遊年份的觀點。陳垣《書內學院新校慈恩傳後》完成於 1924 年 6 月,發表於同年 10 月的《東方雜誌》,可以說回應相當迅速。微妙的是,對於陳垣的駁正,梁啟超似乎既無回應,也未接受陳垣的辨正。 在稍後所作的《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梁氏仍然一本舊說:“(玄奘)是貞觀元年出國的,到貞觀十七年纔起程回國,次年到了于闐,途中失了些經典,又費了八月工夫補鈔,到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纔到長安。”如果細讀陳垣《中國歷史研究法批注》,可以看出他與梁啟超在史學思想上更為重要的差異。陳智超指出,陳垣的批注“記號或作分段,或標重點,或表示疑問。 批語或作提要,或糾正某些錯誤,或表示他對某些論點的看法。 這些批語也可以說是兩位大師間接所作的交流,是研究中國史學史的一份重要資料”。有些批注顯示陳垣認同梁啟超之說法。 在“每遇一事項,吾認為在史上成一問題有應研究之價值者,即從事於徹底精密的研究,蒐集同類或相似之事項,綜析比較,非求得其真相不止”一段下,陳垣批道“所謂先有文章後有題目”。在“吾又以為學者而誠欲以學餉人,則宜勿徒餉以自己研究所得之結果,而當兼餉以自己何以能研究得此結果之途徑及其進行次第”處,陳垣批注“公開秘密”,表示認同梁說。然而更多的批注是批評性的,其中既有對史實的正誤,也有關於史學思想的辨異,筆者側重於分析後一情形。 梁啟超稱:“吾以為今後作史者,宜於可能的範圍內,裁抑其主觀而忠實於客觀。”陳垣批道:“一二三四,青黃赤白,可純任客觀也。 善惡美醜則不能不雜以主觀了。”此處,陳垣並未否定梁說,但即使承認其正當性,史家在實際操作中還是難以跳出個人主觀的局限。 又如,梁啟超稱:“吾儕寧信任五百年後魏源或柯劭忞之《新元史》,而不信任宋濂等之舊《元史》。 何則? 吾儕所認為元代重要史料如《元祕史》、《親征錄》……等書,魏、柯輩得見,而明初史館諸人不得見也。”陳垣批道:“此語又錯,太輕率了。”對這八個字批語最好的解釋,可見於陳垣的成名作《元也里可溫考》第十四章“總論”,陳垣稱:《元史》成於倉卒,號稱疏略;宋濂等以儒臣膺編纂之任,對於其他宗教,更非所注意;然也里可溫在元之真相,竟賴是以傳,則吾人之受賜,不亦多乎? 究其所以存此之由,未始不由於草率之間,悉本諸十三朝實錄,不輕筆削也。 倘如清人修《明史》之例,矜為嚴謹,則芟落必多。傅斯年的說法也值得留意。 一般史家往往詬病《晉書》和《宋史》的紊亂,認可《新五代史》和《明史》的整齊,但傅斯年卻認為:“對於我們,每一書保存的原料越多越好,修理得越整齊越糟。 反正09
二十四史都不合於近代史籍的要求的,我們要看的史料越生越好! 然則此兩書保存的生史料最多,可謂最好。”梁啟超的門人謝國楨在論述野史筆記的價值時,也曾說“明洪武時,宋濂等修《元史》,時間雖然倉促,為時僅七個月,可是博採朝野遺聞,依據元朝史館中所藏的奏疏傳記文件資料,仍不失為信今傳後的書籍。”日本東洋學家桑原隲藏在評《中國歷史研究法》時,也有一段論述與陳垣的觀點暗合。 桑原隲藏稱:“《宋史》雖有繁猥,《元史》有疏蕪等等惡評;其實,《宋史》、《元史》之紀傳,多本諸實錄,即其諸志,也都是根據《宋會要》、《經世大典》等書。 總而言之,第一,我以為能其比較的不加刪改的保存着史料之點,頗足尊重———這是我年來的持論。”在《中國歷史研究法》第四章《說史料》“現存之實跡與口碑”處,陳垣批注:“現存實跡及口碑,亦多不可靠。 如一事發生,各報記載不一,一比勘便知。 所貴乎史識、史裁者此也。 別擇史料真偽最難。”本章中,梁啟超又稱:“凡有當時當地當局之人所留下之史料,吾儕應認為第一等史料……如李秀成被俘時之供狀,此考證洪、楊內部情狀之第一等史料也。”陳垣的批注是:“本人無意中之記述較可信,有意之記述則有護過飾非之時,不必全是實錄。”從上述批注不難看出陳垣與梁啟超在治史思想方面的差異。 梁、陳二人誰的思想更為高明,或許見仁見智。 只是,陳垣在批注中還多次糾正了梁啟超論述中的史實錯誤,這不能不說,在治史的技術問題上,陳垣要比梁啟超更為細緻和謹慎。四、弔詭的商榷梁啟超和陳垣在史學思想上有差異,本來不足為奇,因為任何兩個史學家都不可能在對史學的理解上完全一致。 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有一些論述有誤,而他又好為人師,熱心於金針度人,陳垣或許對此感到不以為然,但衡諸陳垣的處世風格,這一點似乎也不必然會引起陳垣針鋒相對式的公開辨誤。 畢竟,以梁啟超和陳垣的身份和地位,他們之間如果公開商榷,一定是審慎思考後的行為,絕非輕率行事。 我們可以參考另外兩件與陳垣有關的事件。 1930 年,陳寅恪將《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考》一文寄呈陳垣和胡適,尋即發現文中有小誤,於是立刻致函陳、胡二人。 他在給陳垣的信中稱“前呈拙文首段,誤檢年表,致有譌舛,可笑之至,疏忽至是,真當痛改。 乞勿以示人,以免貽笑為幸。”在給胡適的信中稱“前寄之拙文首段誤檢年表,疏忽至是,可笑之極。 乞勿以示人,以免貽笑為感。”陳垣《從教外典籍見明末清初之天主教》被陳寅恪稱為“一般研究學問之標準作品”,然而其撰寫背景或與陳垣和胡適關於《四十二章經》和《牟子理惑論》等佛教史問題的爭論有密切關聯。陳垣用基督教史研究來回應他和胡適的佛教史爭論,但不明指其事,可謂隱晦而曲折。 對比之下,可以看出陳垣主動與梁啟超商榷一事的不同尋常。 因此,筆者認為,除了史學思想的差異以外,還有其他原因最終引發了陳垣撰文回應梁啟超之說法。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引述了很多近人或時人的論著,包括康有為《孔子改制考》、洪鈞《元史譯文證補》、孫詒讓《墨子閒詁》以及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等。此外,他提及或者徵引的對象還包括潘祖蔭、錢恂、王國維、羅振玉、勞費爾(Berthold Laufer)、沙畹(Édouard ÉmmannuelChavannes)、伯希和(Paul Pelliot)、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夏德(Friedrich Hirth)、白鳥庫吉、那珂通世、松本文三郎、內藤虎次郎和鳥居龍藏等海內域外、東西兩洋的學者。在第五章“史料之蒐集與鑑別”中,梁啟超稱:又如指南針由中國人發明,此西史上所艷稱也,然中國人對於此物之來歷沿革,罕能言者。 美人夏德 F. Hirth 所著《中國古代史》,則考之甚詳。 其所徵引之書,則其一《韓非19
子》,其二《太平御覽》……其十二《萍洲可談》,其十三《圖書集成·車輿部》。桑原隲藏在書評中,對梁氏的這段話有較為詳細的評論,他說:夏德所論是根據朱彧的《萍州可談》一書,而又完全誤解了《萍州可談》之關於指南針的記事的。 朱彧的記錄是關於中國船的,而夏氏不察,反將此誤作關於外國船即大食·波斯的貿易船的記事……這樣推斷之為無理,固不待說;為什麼梁氏衹是歎其徵據之精到,而對於這種無條理的推論,反未有片言隻語的不滿呢?《中國歷史研究法》中也有多處內容與陳垣的研究直接相關,其中最為明顯的兩例是關於開封挑筋教(一賜樂業教)和元代也里可溫教的論述。 梁啟超稱:“如開封挑筋教人所立寺,有明正德六年西一五一一佚碑,可證猶太人及猶太教入中國之久。 (注二十三)”注解二十三則稱:“開封之挑筋教寺,據錢恂《歸潛記》引清同治五年英人某報告,稱寺中有兩碑,言寺創設於宋隆興二年(一一六四),改築於明成化四年(一四六八)。 今碑已佚矣。 清洪鈞《元史譯文證補》卷二十九記此事,猶云‘地有猶太碑,碑文附後。’然今洪書無碑,殆刊時失之。 此孤微之史料,恐從此湮滅矣。”梁啟超又稱:“觀元代諸聖旨碑,可見當時奇異之文體及公文格式。 (注二十八)”注解二十八則稱:“元聖旨碑……文詞之鄙俚怪誕,殊可發噱。 岳廟碑有云:‘和尚,也里可溫先生達識蠻每,不拘揀甚麼差發,休當者。’文見清顧炎武《山東考古錄》。 其所云‘也里可溫’即天主教徒;‘先生’即道士;‘達識蠻’即回教徒;‘每’者們也。 意言釋道耶回教徒人等皆蠲,免賦役也。 此亦可考當時信教自由之制。”此外,梁啟超還稱:“吾既因前人考據,知元代有所謂‘也里可溫’者即指基督教,此後讀《元史》及元代碑版與夫其他雜書,每遇‘也里可溫’字樣輒乙而記之,若薈最成篇,當不下百條,試加以綜合分析,則當時基督教傳播之區域及情形,當可推得也。”眾所周知,陳垣關於元代也里可溫的研究是其成名之作。 《元代也里可溫考》初版於 1917 年 5月,同年 8 月再版,更名為《元也里可溫考》。 增訂再版曾刊登於《東方雜誌》第 15 卷第 1 ~ 5 號(1918 年 1~5 月)。 增訂三版《元也里可溫考》於 1920 年 10 月寫定,此文和陳垣“古教四考”中的《開封一賜樂業教考》合為線裝一冊,收入《圓菴最近叢刻十二種》。 《開封一賜樂業教考》亦曾刊載於《東方雜誌》第 17 卷第 5~7 號(1920 年 3、4 月)。 可是,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對陳垣及其著述隻字不提,如果對照他引用王國維和夏德等人的情形,這難免給人畸輕畸重、厚此薄彼的感覺。 而且,頗有些微妙的是,梁啟超關於也里可溫的說法使用的是虛擬語氣,言外之意像是:他早就對這一課題有所關注和積累,似乎只差“綜合分析”的臨門一腳,便可以對這一數百年來的學術難題進行定案了。梁啟超是不知道陳垣的相關著作,還是知道而不提,筆者難以判斷。 陳垣關於也里可溫教和一賜樂業教的研究都曾發表在《東方雜誌》上,以常理而論,梁啟超知道的可能性比較大。 不過,也應該注意到,梁啟超稱一賜樂業教兩碑碑文“恐從此湮滅矣”,而陳垣在《東方雜誌》上發表的《開封一賜樂業教考》開篇便稱:“本雜誌第十卷第十二號,曾揭載一賜樂業教碑原文二通。 一為明弘治二年(一四八九)重建清真寺記,一為明正德七年(一五一二)尊崇道經寺記。”查閱可知,陳垣所說之文為葉瀚著《一賜樂業教碑跋》,附有兩碑碑文。如果照此而論,也有一種可能的情形,即梁啟超不惟不知《東方雜誌》上曾發表陳垣《開封一賜樂業教考》,亦不知葉瀚曾在 1914 年已經將兩碑之內容發表於《東方雜誌》。總之,限於史料,我們無法確知梁啟超寫作上述文字的實際背景以及他可能具有的心理活動。但可以確定的是,陳垣的也里可溫研究既是其成名之作,又是他從政界轉入學界這一職業轉型過程29
中的重要標誌,因此他對於此文較為看重。 1917 年,陳垣隨梁士詒出訪東瀛,在日本時他曾致函慕元甫,稱:“拙著《也里可溫》,此間學者,頗表歡迎,將引起此邦學界之注意,他日所得,當不止此。”桑原隲藏在評《中國歷史研究法》時也稱:“此外關於……開封的《挑筋教牌》(頁九三),也想說幾句……茲完全省略不說。”可見桑原隲藏也已經注意到梁啟超對陳垣著述的忽略。 不得不說,日本學者對陳垣及其著述的關注,與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對陳垣及其相關研究的隻字不提,這兩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陳垣在《東方雜誌》上發表的《書內學院新校慈恩傳後》有小字標題:“法師年歲之商榷,本傳甲子之譌誤”。如果衡諸陳垣的處世風格,可知這種表面上看似主動的商榷行為,其實也是被動的不得已的論辯,這一點十分弔詭。五、互緣性的解釋《中國歷史研究法》初版後不久,梁啟超又寫了一篇文章,題為《研究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對於舊著〈中國歷史研究法〉之修補及修正》。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梁啟超稱:“有可能性謂之因,使此可能性觸發者,謂之緣。”在《修補及修正》一文中,他則稱“歷史現象最多只能說是‘互緣’,不能說是因果。 互緣怎麼解呢? 謂互相為緣……這件事和那件事有不斷的聯帶關係,你靠我、我靠你才能成立,就在這種關係狀態之下,前波後波銜接動盪,便成一個廣大淵深的文化史海。”本文的主旨不在於為“陳垣為何同梁啟超進行論辯”這一問題尋找答案。 事實上,當事雙方都沒有關於這一事件的自述,因此,任何所謂的“答案”可能都不具備堅強的史實正當性。 不過,筆者也認為,僅僅圍繞着雙方的論辯文字作為觀察的視角,對於全面理解這一事件是不充分的。 而筆者的努力,也主要在於盡可能地嘗試從學術論辯之外看學術論辯,以學者的行事來呼應和印證言論,通過挖掘一些外源性因素,希冀能夠有助於理解近代的學人和學術史。陳垣曾經在輔仁大學講授過史源學,他在“課程說明”中稱:“空言不能舉例,講授不便,貴乎實習。 孔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在學術史的研究中,似乎也應當留意學人的言論與其行事的呼應。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本為金針度人之作,但其中也存在一些史實性的舛誤。 梁啟超與陳垣在史學思想上有着較為明顯的差異。 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梁啟超徵引了多位著名學者及其作品,卻偏偏遺漏了陳垣。 不僅如此,他還在陳垣最擅長的研究領域布鼓雷門,結果適授人以柄。 從客觀上來看,對於這種累積效應,似乎不宜再用學人的雅量來作為評判的尺度。 以上可能都是陳垣最終撰文回應梁啟超的重要互緣性因素。此外,無論從學術意義的角度來說,還是從梁、陳二人間這種微妙的情勢來說,玄奘年代的問題都堪稱陳垣用以回應梁啟超的最佳話題。 用梁啟超的話來說,玄奘屬於“歷史的人格者”,如果把他從歷史中抽去,中國佛教史將會改寫。梁啟超已經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就玄奘的問題“佈局”,陳垣趁勢與之對弈,在外人開來,可謂十分自然。 而巧合的是,1923 年支那內學院校印《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歐陽竟無在此年冬季將一部精校本寄贈梁啟超,梁氏遂於次年 4 月在《東方雜誌》發表《支那內學院精校本玄奘傳書後》。在這篇關於玄奘年譜的長文中,梁啟超再次申述他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的說法,而這為陳垣的商榷提供了“臨門一腳”。 可以設想,如果歐陽竟無不給梁啟超寄贈《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或者梁啟超在收到贈書後不發表《支那內學院精校本玄奘傳書後》,陳垣對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有關玄奘的論斷或許就止於私人性的批注。 梁文在《東方雜誌》上發表,陳垣讀到之後,迅速將原有的批注筆記衍申成文,在同年 6 月撰成《書內學39
院新校慈恩傳後》,10 月將其發表在《東方雜誌》。 在這篇文章中,陳垣不僅與梁啟超“商榷法師之年歲”,也順便辨正內學院新校《慈恩傳》中的多處“甲子紀誤”。 一切都看起來自然而然,而這一重要的學術問題也恰到好處地遮掩了陳垣和梁啟超兩人之間微妙的心理。陳垣與梁啟超是屬於不同風格的學者。 就史學方面來說,梁啟超身為過渡時代的先鋒,所長在於史論,能以“大刀闊斧之力收篳路藍縷之功”,以“雷霆萬鈞之能造鴻鵠千里之勢”。陳垣則以解剖式的考證功夫獨擅學林,論述細緻而又縝密,連陳寅恪也推譽稱“先生之精思博識,吾國學者,自錢曉徵以來,未之有也”。與梁啟超和陳垣都有密切關係的馬相伯曾經在 1932 年比較過兩人的史學差異:“梁任公長於撰述政論,他對於史學一門,是很粗疏的;想來留東時期,稍瀏覽些書籍。任公的新文筆很足以驚倒老輩;像援庵纔是一個史學家!”馬相伯的說法並非左陳右梁,而是就事論事。 梁啟超的歷史地位也不僅僅體現在史學研究這一個領域。 與玄奘類似,梁啟超也是屬於“歷史的人格者”。 誠如他自己所說:“近三十年來的中國歷史,若把西太后、袁世凱、孫文……等人———甚至於連我梁啟超———沒有了去,或把這幾個人抽出來,現代的中國是個甚麼樣子,誰也不能預料:但無論如何,和現在的狀況一定不同。”在梁啟超去世後兩個月左右,常乃惪曾撰文悼念,稱:“在整理國學方面,梁先生的功力、成績未必勝於王國維、陳垣諸人,然而在社會所得的效益和影響方面講,梁先生的成績卻遠非諸學者所可及。”對於梁啟超和陳垣這一對近代新會籍學人中的雙子星,似乎仍然缺乏深入的比較論述。 事實上,若將兩人之間的一段“隔空對話”挪移過來,用以形容他們的差異,可能也非常形象。 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稱:“史學家之研究,貴概括的而橫通乎該物之外……當其研究瓷器也,則思中古之中國人何以能獨擅窰窯而不能如南歐人之製玻璃。”陳垣批注道:“彼亦不能製磁。”梁啟超和陳垣都是中國“新史學”的奠基人物,他們在學術上的不同,彰顯了中國“新史學”在形成過程中重要的多元色彩,對後人來說,這種差異本身也是重要的文化遺產。①陳智超編注:《陳垣來往書信集(增訂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第 907 頁;第 215 頁;第 350 頁;第 319 頁;第 328頁;第 1134 頁;第 681 頁;第 788 頁;第 35 頁。②陳智超主編:《陳垣全集》第 22 冊,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 年,第 705 頁。③岑學呂編:《三水梁燕孫(士詒)先生年譜》,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75 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 年,第 154 頁。④⑦丁文江、趙豐田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歐陽哲生整理,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第432 頁;第 545 頁。⑤⑥劉乃和、周少川等著:《陳垣年譜配圖長編》,瀋陽:遼海出版社,2000 年,第 108~110 頁;第 123 頁。⑧汪榮祖:《史家陳寅恪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第 51~59 頁。⑨楊聯陞:《哈佛遺墨(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年,第 210~212 頁。⑩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 18 頁。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長沙:岳麓書社,2003年,第 80 頁。牛潤珍:《“舊學商量加邃密”———記梁啟超、王國維、陳垣、胡適之間的學術論辯》,太原:《晉陽學刊》,2010 年第 4 期。陳垣:《陳垣學術論文集》第 2 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第 70 頁;第 69 頁;第 78~79 頁。陳垣:《元代也里可溫考》,1917 年 5 月鉛印本,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古籍部藏,索書號:810048,葉 4。李東華編著:《方豪晚年論文輯》,台灣新莊:輔仁大學出版社,2010 年,第 38 頁;第 21~23 頁。陳垣:《陳垣學術論文集》第 1 集,北京:中華書局,49
1980 年,第 487 頁。陳垣:《華亭許纘曾傳》,上海:《真光雜誌》,第26 卷第 6 號(1927 年 6 月)。陳垣:《從教外典籍見明末清初之天主教》,北平:《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 8 卷第 2 號(1934 年 3~ 4月)。徐宗澤:《許纘曾奉事天主虔誠問題》,上海:《聖教雜誌》,第 25 卷第 2 期(1936 年 2 月)。陳垣:《記許纘曾輯刻太上感應篇圖說》,天津:《大公報》,1936 年 10 月 22 日。陳垣:《記許纘曾輯刻太上感應篇圖說》,北平:《圖書季刊》,第 3 卷第 4 期(1936 年 12 月)。宗澤:《隨筆》,上海:《聖教雜誌》,第 26 卷第 4 期(1937 年 4 月)。陳垣:《李志常之卒年》,北平:《輔仁學志》,第 12卷第 1~2 期(1943 年 12 月)。陳垣:《中國歷史研究法批注》,收入《陳垣全集》第 22 冊,第 169 頁;第 159 ~160 頁;第 151 頁;第 158~ 160 頁;第 144~ 145 頁;第161 頁;第 147 頁;第 154 頁;第 145、148 ~ 149、151、152~153 頁;第 147 頁。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 年,第 129 ~ 130 頁;第18、98、110、141 頁;第 70、93、95 ~ 96、99 ~ 100 頁;第110~111 頁;第 89 頁;第 93 頁;第 91 頁;第 94 頁;第105 頁;第 195 頁;第 179~180 頁。陳垣:《書內學院新校慈恩傳後》,上海:《東方雜誌》,第 21 卷第 19 號(1924 年 10 月)。梁啟超:《支那內學院精校本玄奘傳書後》,上海:《東方雜誌》,第 21 卷第 7 號(1924 年 4 月)。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年,第 169 頁。陳智超:《〈中國歷史研究法〉陳垣批語選錄》,新會縣梁啟超研究會編:《梁啟超研究》總第 5 期(1988 年10 月)。陳垣:《元也里可溫考》,1917 年 8 月鉛印本增訂再版,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館藏,索書號:133649,葉 25~26。桑兵:《晚清民國的學人與學術》,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第 358 頁。謝國楨:《明末清初的學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90 頁。桑原隲藏:《讀梁啟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天行譯,北京:《現代評論》,第 2 卷第 49 期(1925 年 11 月14 日)。陳寅恪:《陳寅恪集·書信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年,第 134、123 頁。葛兆光:《“聊為友誼的比賽”———從陳垣與胡適的爭論說到早期中國佛教史研究的現代典範》,北京:《歷史研究》,2013 年第 1 期。桑原隲藏:《讀梁啟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 (續上期)》,天行譯,北京:《現代評論》,第 2 卷第 50 期(1925 年 11 月 21 日)。 “《萍州可談》”應係“《萍洲可談》”之誤。陳垣:《開封一賜樂業教考》,上海:《東方雜誌》,第17 卷第 5 號(1920 年 3 月)。葉瀚:《一賜樂業教碑跋》,上海:《東方雜誌》,第10 卷第 12 號(1914 年 6 月)。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湯志鈞導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 137~141 頁。梁啟超:《研究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對於舊著〈中國歷史研究法〉之修補及修正》,收入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第 140~141 頁。陳垣:《史源學實習》,收入《陳垣全集》第 22 冊,第432 頁。引語見任公:《本館論說:過渡時代論》,日本橫濱:《清議報》,1901 年第 83 期。陳樂素:《陳垣同志的史學研究》,北京:《中國史研究》,1980 年第 4 期。陳寅恪:《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年,第 270 頁。景記:《九三老人馬相伯語錄·雍正求刻壽星杖不獲遂惡教士》,上海:《申報》,1932 年 9 月 7 日。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增訂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 年,第 91 頁。作者簡介:王皓,上海大學歷史系副研究員,博士。 上海 200444[責任編輯 陳志雄]59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4 期·總編視角·主持人語:也許是職業特有的敏銳與執著,耀銘兄對傳播史上的多次媒介革命給予了特別的關注,先後在敝刊發表了《“媒介融合”:學術期刊轉型發展的新趨勢》(2017)、《數字人文的價值與悖論》(2019)等長文,對我國學術期刊在融合發展中出現的新趨勢,以及新技術對人文學術研究具有的深遠影響作出準確預判。 本期,耀銘兄又為讀者奉獻了“媒介系列”的新作《印刷媒介的建構與影響》,深入梳理並研究了對人類文明進程有過重要影響的印刷媒介建構,實屬難得。印刷媒介是通過印刷複製手段在紙張上進行文字信息的傳播,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中國是印刷術發明的故鄉,印刷文化歷史源遠流長。 雕版印刷“肇自隋時”,距今已有 1,400 多年的歷史。 宋仁宗慶歷年間,畢昇發明了膠泥活字印刷術,成為後世採用和改進活字印刷術的源頭。 而德國古登堡則是活字印刷術的革新家和集大成者。 關於歐洲活字印刷術的誕生,學界眾說紛紜,後者是否受到中國印刷術的影響尚存爭議。 張文認同用“古登堡活字印刷術”加以概括,以突出古登堡發明的獨特性、系統性、先進性和時代性。 “古登堡活字印刷術”在歐洲傳播、改進、發展的歷程中,確立了一種“新的尺度”。 印刷媒介建構了信息或知識載體的多元化、分工的專業化、印刷的標準化、知識產權化和傳播大眾化,某種程度上促進了近代社會管理的制度化和規範化。 印刷媒介的不斷變化與進步,使人類跨入了以印刷文本為基礎的“印刷時代”,成為文藝復興的新興媒介、宗教改革的宣傳武器、教育變革的重要推手、科學革命的強大杠杆,使各個民族差異性逐漸减少,造就了一個印刷文明時代,具有了世界性、普遍性的意義。當前,“印刷媒介”正處於承前啓後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時期。 進入 21 世紀以來,由於逐漸受到數字技術革命的強力衝擊,我們正在經歷一場新的歷史性變革———一個全新的顛覆性數字時代正在向我們走來。 我們需要在這新舊媒介危機與變革交替之際主動擁抱新技術、迎接新挑戰。這也是張文在研究、總結“印刷媒介”中給我們帶來的啓示。本期杜敏的大作《數字出版知識服務:學術期刊融合發展新引擎》,探討的正是當前期刊界所特別關注的話題———出版業不斷數字化並逐步智能化背景下,知識服務何以成為包括期刊業在內融合發展的新趨勢和發力點。數字技術不僅使傳統媒介進行了技術上的升級改造、業態上的融合與互動,同時帶來出版業系列性的深刻變革,且這一進程隨中國數字經濟的全面推進與深化而在不斷提速與提質。 數字出版不僅成為國家着力打造的出版新業態,也是出版業主動回應國家高質量發展的新作為。 在這一過程中,出版知識服務的服務屬性與價值不僅從隱到顯被再度凸現出來,而且成為新時代出版業態融合轉型、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以及數字出版的出發點與目的。 作者探討了學術期刊知識服務的必然性、學術期刊知識服務的多種困難、學術期刊知識服務的路徑選擇,提出要充分認識知識服務是以用戶為導向、多主體參與,為用戶提供公共性、特定性的知識需求以及高附加值、高層次、個性化的服務。 同時,這一服務是基於數字平台而進行的,可實現知識的採集、組織、存儲、檢索並提供多種知識源、知識工具、交互工具和多樣化的服務手段。 另外,要明晰並把握自己期刊是處於出版數字化階段,還是數字化出版階段,加大技術投入與知識資源開發,探尋適合自己期刊的可持續發展路徑,加緊技術人才的培養,變革業務組織形式,實現跨越式發展。 杜文或可為不同編輯部如何在數字時代進行學術期刊高質量發展提供一種參考思路。 (劉澤生)69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4 期印刷媒介的建構與影響張耀銘[提 要] 古登堡是活字印刷術的革新家和集大成者,其發明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找到了鑄造活字的合金材料,二是發明了手鑄工具,三是改進了印刷油墨,四是發明了機械印刷機。 把所有這些技術納入一個統一、完整、可以連續工作的印刷生產系統,不僅發掘了以機械為基礎設計分工流程的潛力,而且預示着將機器(壓床)用於工業化複製生產的趨勢。 印刷術確立了一種“新的尺度”,既是指人生產方式的變化,也是指人際關係的變化。 印刷媒介建構了信息或知識載體的多元化、分工的專業化、印刷的標準化、知識產權化和傳播大眾化,某種程度上促進了近代社會管理的制度化和規範化。 印刷媒介在不斷變化與進步中,成為文藝復興的新興媒介、宗教改革的宣傳武器、教育變革的重要推手、科學革命的強大槓桿,使各個民族差異性逐漸減少,造就了一個印刷文明,具有了世界性、普遍性的意義。[關鍵詞] 活字印刷術 畢昇 古登堡 印刷媒介 印刷文明[中圖分類號] G23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4 ⁃ 0097 ⁃ 17一、引言人類傳播史大體經歷了口語媒介、文字媒介、印刷媒介、電子媒介和數字媒介五次革命,每一次媒介革命都把人類文明推向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口語媒介是以人類口頭語言形式實現人際傳播的語言媒介,這種大腦、頭蓋骨、舌頭和喉嚨等多器官的進化融合,使人類的表達得到了很大的解放。文字媒介把語詞訴諸可見表達之後,有助於人類形成邏輯思考和視覺審美,改變人類意識的力量勝過了其他一切發明。 印刷媒介是通過印刷複製手段在紙張上傳播文字信息的傳播媒介,其形態有書籍、期刊、報紙、傳單、海報等印刷品。 正如加拿大傳媒學家麥克盧漢所說,“鉛字是所有機器的雛形,保證了視覺偏向的主導地位,宣告了部落人的終結。 線性、劃一、可重複的鉛字,以匪夷所思的速度複製了大量信息,保證了眼睛在人類感官系統中的絕對支配地位。”①(一)中國畢昇發明泥活字印刷術中國最早的雕版印刷術“肇自隋時”,距今已有 1,400 多年歷史。 到了唐朝,雕版印刷“不僅在統治者之間已有應用,在市民階層也將其作為一種傳播文化的工具,印韻書、刻曆本、雕印經卷以至於雕印學生用書。”②現藏於英國倫敦博物館的唐咸通九年(868 年)印製的《金剛經》,是現存具有確切年代題記的最早的雕印版畫。 印刷術的發明,是中國古代文化發展的自然結果。 “中國古代79
文字印、肖形印、青銅器活字範、拓印等技術的相繼發明,為印刷術的最終產生鋪平了道路。”③宋仁宗慶曆年間(1041─1048),畢昇發明了膠泥活字印刷術,從而實現了雕版印刷術的質的突破,成為世界印刷史上發明活字印刷術的第一人。 北宋科學家沈括在《夢溪筆談》卷十八“技藝”中有較詳細的記載:“慶曆中,有布衣畢昇,又為活版。 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每子為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板,其上以松脂蠟和紙灰之類冒之。 欲印,則以一鐵範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範為一板,持就火煬之,藥稍熔,則以一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砥。 若止印三二本,未為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為神速。 常作二鐵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畢,則第二板已具。 更互用之,瞬息可就。”④從《夢溪筆談》可以看出,畢昇發明活字印刷術的過程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嘗試用木活字印刷,由於木理有疏密,沾水易變形,所以改弦更張。 第二階段,發明泥活字印刷術。 泥活字印刷術基本包括了活字印刷的製字、置範、排版、固版、印刷、拆版、貯字、效率等整個工藝流程,成為後世採用和改進木活字印刷術、泥活字印刷術、銅(錫)活字印刷術的源頭。⑤西夏是中國歷史上由黨項人在中國西北部建立的朝代,深受漢文化的影響。 黑水城遺址出土的文物中有西夏木雕版六塊,現藏俄羅斯聖彼得堡愛爾米塔什博物館。 其中四塊是西夏文字雕版,推斷為 12 世紀遺物。⑥2005 年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察賀蘭山東麓山嘴溝石窟,發現了一批西夏文獻,其中有《妙法蓮華經要集義鏡疏》活字印本,顯示出泥活字印刷的特點。 1991 年從寧夏拜寺溝方塔出土的西夏文佛經《吉祥遍至口和本續》九冊,是現知我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⑦這些出土西夏文獻,以“實物歷史記憶”的形式維護了中國發明活字印刷術的地位,並把元代農學家王禎發明木活字印刷術的時間提前一個多世紀。 民族史學家史金波認為,“西夏使用活字時間大約在 12 世紀中葉至 13 世紀初,從使用時間上填充了中國印刷術西傳中兩個世紀的過渡時期,從地域上由中原地區向西推進了約 2,000 多公里。”⑧回鶻文是 8 世紀左右漠北回鶻根據中亞粟特文字母而創製的一種文字,用以書寫回鶻語言。 自 1908 年法國漢學家伯希和首次發現,至 1995年敦煌研究院對北區長達數年的考古結束,前後四次在敦煌莫高窟發現回鶻文木活字 1,152 枚,除敦煌研究院收藏 54 枚之外,大多數分別收藏於法國、俄國、美國及日本,這是當今世界上現存最早的活字印刷實物,所處時代大約推定在 12 世紀末到 13 世紀上半葉之間。 這些回鶻文木活字“與西方拼音文字既有相似的地方,又有明顯區別。 它屬於‘中介類型’的活字。 從而使我們似乎找到了宋代畢昇發明的活字印刷術在向西方傳播中缺失的一環。”⑨考察文化遺產、文獻記載與印刷實踐,大致可以梳理出印刷術在中國發明與發展歷史的演進歷程,也足以證明活字印刷術起源於中國。畢昇發明的活字印刷術,後來又經歷了幾次大的台階式提升:“一是元代旌德縣令王禎發明轉輪撿字法,部分解決了撿字困難問題;二是元代紙幣印刷以雕版印刷為主體,印製過程中也經常採用‘紙幣植字’的活字字模印刷技術;三是元代紙幣印刷採用套色拼板技術,該技術進一步發展成為‘餖版技術’;四是元明之間金屬活字技術被發明,特別是銅錫合金的活字技術日趨成熟,合金活字的發明基本解決了活字字模的強度問題;五是金屬活字字模為排列整齊及防止受力晃動而採用了‘鐵線固字’技術。”⑩清康熙末年為印製《古今圖書集成》,朝廷採用了銅活字排印。 1773 年乾隆皇帝採納總管內府大臣兼武英殿修書處事金簡建議,用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叢書》,這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印書活動,標誌着木活字技術得到皇家的認可。(二)德國“古登堡活字印刷術”的誕生關於歐洲活字印刷術的誕生,學術界有多種說法,如“歐洲活字印刷術的出現”、“古登堡革命”、“古登堡機器印刷術”和古登堡發明“金屬活字印刷術”、“西式活字印刷術”、“近代印刷術”89
等,可謂眾說紛紜,但對其內涵與外延、建構與影響卻闡釋不夠。 筆者贊同用“古登堡活字印刷術”加以概括,以突出古登堡發明的獨特性、系統性、先進性和時代性。公元 1450 年,德國“古登堡活字印刷術”誕生,標誌着機械化、分工化、批量化的書籍生產方式的出現,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古登堡發明的核心技術和制度安排在於,工藝設計、機械構造和分工合作相結合,重構活字印刷術。 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第一,找到了鑄造活字的合金材料。古登堡根據生產印模時積累的鑄造經驗,找到了理想的合金,成分為鉛、錫和銻,銻熔點低、熱縮冷脹,可以幫助鑄件增強硬度與耐磨性。 第二,發明手鑄工具。 古登堡發明了模堂和陰模配合使用的手鑄工具,為快速高效地量產活字提供了解決方案。 即將一個方形單字陰模放入兩件式的模膛當中,通過開口注入金屬,待冷卻後取出。 需要什麽字母,就更換相應的陰模,如此就可以生產任意數量的大小一致的活字。 第三,改進印刷油墨。 古登堡“用清漆、燈灰和蛋清調配印刷油墨”,可以均勻塗抹,快速乾燥,而且不會穿透雙面印刷的頁面。 “從油畫中使用油墨延伸到在印刷中使用油墨”,這是其他地方不曾用過的方法。第四,發明機械印刷機。 將機械與方法、技術與工藝相結合進行思考,通過發明對書籍生產方式進行革新並以此致富,貫穿於古登堡的不斷追求之中。 古登堡借鑒歐洲葡萄酒壓榨器的形式,將其基本原理轉化為高效迅速的印刷裝置。 印刷機由兩根堅固的立柱組成,它們之間連接有若干橫向支撐木。 一根螺旋桿垂直穿過橫向支撐木,通過扳動印刷機手柄,螺旋桿可以上下移動。 螺旋桿的下端是壓板。 完成排字的印刷模板被直接放到壓板下。 用皮墨球為印刷模板塗上顔色,放上一張濕潤的紙張,當壓板精確而均勻地向印刷模板施加壓力,字體便印在紙面上。 此前印刷機只能印刷單面,而古登堡發明的機械印刷機可以實現雙面印刷,大大提高了印刷質量和效率。 由此,“古登堡不僅創造了全新的行業、全新的職業以及創新的工藝,同時他也成功地應用了自己發明的工藝。”中國畢昇發明的膠泥活字印刷術,比德國“古登堡活字印刷術”早 400 年,後者是否受到中國印刷術影響尚存爭議。 儘管畢昇的發明後來代有改進,先後出現過木活字、錫活字、銅活字等,但始終無法得到廣泛推廣,雕版印刷術一直佔據着中國書籍印刷的主流地位。 反觀“古登堡活字印刷術”在歐洲過去的五百多年裡,不僅建構了印刷媒介,帶來了人類知識傳播方式、傳播時空範疇和閱讀社會屬性的改變,而且在文藝復興、宗教改革、教育變革和科學革命的發展中,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從“古登堡活字印刷術”之後,歐洲和東方開始呈現出不同的發展場景。 古登堡的發明到底延伸了人的何種感官尺度? 到底建構了什麽樣的印刷媒介? 到底怎樣塑造了今日世界並改變了人類的存在方式和思想觀念? 本文力求就這些話題做些探討。二、印刷術確立的“新的尺度”麥克盧漢認為,“任何媒介(即人的延伸)對個人和社會的任何影響,都是由於新的尺度產生的;我們的任何一種延伸(或曰任何一種新的技術),都要在我們的事物中引進一種新的尺度。”這種尺度,代表着具有分析推理能力的一種新思維方式的出現,也可以看作是人的聽覺感官向視覺感官的一種延伸。 這種尺度,代表着個人主義成為一種正常的、可以接受的心理條件。 印刷媒介作為一種技術工具,可以提高印刷品的生產效率,進而加速人類知識的生產和迭代。 印刷媒介作為一種“人際關係”,它打破了上層社會對信息和知識的壟斷,實現了知識的世俗化和多元化,根本上改變了原有的人類信息傳播方式、傳播時空範疇和人類信息存儲。 印刷媒介成為世界主導媒介的過程,必然導致社會文化的震動和變遷,也正如伊尼斯所說:“一種新媒介的長處,將導致一種新文明的99
產生。”(一)密涅瓦的貓頭鷹在黃昏起飛用黑格爾的名句來比喻“古登堡活字印刷術”,意在說明它不僅誕生於歐洲中世紀的黃昏時期,而且開啟了西方印刷文明的黎明。第一,時代需要。 14 ~ 15 世紀德國相繼建立了海德堡大學、萊比錫大學、佛萊堡大學等一批著名的高等學府,成為浪漫與人文主義思潮的象徵,吸引了很多外來青年前來學習與深造。 教授需要文本和工具書,方能授課;學生需要快速複製的課本和攜帶方便的參考書,日見殷切。 教育賦能、商業發展、城市興起,孕育了更多有閱讀和文化需求的人群,不同的階層和新興市民群體開始發出渴求知識的呼聲,要求打破知識為教會和精英階層所壟斷的局面。 傳統低效且昂貴的手抄本書籍生產方式已經無法滿足旺盛的市場需求,中世紀晚期的德國極其符合這個要求,是一個渴望擁有發明的社會,一個變革中的社會。 “古登堡活字印刷”正是順應了時代需求應運而生,在黃昏降臨的時候才開始起飛……不過,何地才是歐洲活字印刷術的發軔地,幾百年來一直爭論不休。 1561 年人文主義者范祖倫與庫爾赫就宣稱,荷蘭哈勒姆才應該享有印刷術搖籃的榮銜。 英國作家赫·喬·威爾斯在 1920年出版的《世界史綱》中,也認為“這樣一種光榮是屬於荷蘭的。 在 1446 年前的某一個時候就有一個叫科斯特爾的人在哈勒姆用活字版進行印刷了。 與此同時約翰·古登堡也在美因茲從事印刷。”此外,威尼斯醫生斯塔爾迪用大號木活字印刷過一些大型對折本、布拉格銀匠華沃高用“人工摹字”技術製造出金屬古拉丁文字組等,他們都想找出最佳途徑,藉以複製文字。 只不過荷蘭有印本,無文獻記載;意大利既無實物,也無文獻記述。 只有古登堡發明的機械活字印刷術,既有最早的印本留存,也有文獻記載。 因此,古登堡被被認為是歐洲活字印刷術的先驅者。 正如《巴黎聖母院》第五卷第一章所說:“大的可以被小的打敗,建築物也能被書摧毀!”從此,印刷書籍取代了古老哥特式建築成為德國的標誌,那個光輝的太陽在美因茨巨大的印刷機背後落山了。第二,技術進步。 造紙術是中國古代最偉大的發明之一,紙的輕柔便攜、價格低廉,極大地降低了知識傳播的成本,促進了世界文明的發展進程。 1990 年敦煌懸泉置遺址出土的西漢武帝、昭帝時期的字紙,把中國造紙術發明的時間提前了一百多年。 東漢時期蔡倫對造紙方法進行了革新,開創了搗漿造紙時期。 一是“用樹皮、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解決了造紙原料問題;二是發明了石臼“舂紙”的搗漿造紙法,標誌着蔡侯紙進入批量性的社會化生產,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意義。據考證,到 12 世紀中國發明的紙張已經由阿拉伯人帶到意大利和西班牙,此後法國、德國、瑞士、荷蘭、英國等歐洲國家陸續掌握了造紙術。 姜亮夫先生認為,紙是從敦煌經吐魯番,過撒馬爾罕,再經波斯傳入歐洲的。歐洲製造的首批紙張出現在 12 世紀的西班牙及 13 世紀末的意大利。 “但在引入歐洲三個世紀之後,歐洲人依然不知道中國人早巳開始使用造紙術。”由於紙的廣泛應用,刺激了印刷術的進步,為古登堡的發明提供了絕佳的承印載體。13 世紀末,中國雕版印刷術傳入德國南部和意大利北部。 現存最早且有年代可考的歐洲木刻版宗教畫是印刷於 1423 年的“聖克里斯托夫及耶穌像”,圖的左下角出現了來自中國的水車。 從技術發展進程看,15 世紀可以說是歐洲的“印刷術世紀”,書籍的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都是這個時期的產物。在“古登堡活字印刷術”誕生的前後,歐洲各地不同的地區、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時間點上,都有類似的探索。 技術源於人類生存和進化的需要,並不一定都出自同一淵源,直線式地前後傳承。 也並不意味着,先發現的就具有道德上的優越感與技術上的先進性。 正如威爾·杜蘭所說,001
即使沒有古登堡,活字印刷術也會由別人發明,因為“這是由於時代需要所促成”的。第三,個人素養。 古登堡出生於德國美因茨一個鑄幣世家,從小耳濡目染,掌握了一些金匠技術。 古登堡在埃爾福特大學求學期間,受益於“奧卡姆的刺刀”影響,形成了化繁就簡的思維模式。這種思維模式,也為他以後的實驗創新奠定了基礎。 大學畢業後,古登堡先在法國斯特拉斯堡開啟了自己的生意,後到荷蘭、瑞士、意大利等地遊歷考察。 在近 20 年的時間裡,他秘密實驗三種技術工藝:寶石的磨光法、“朝聖鏡”的量產法以及與印刷有關的工藝實驗。 但不同於同行的是,古登堡採用了機械方法進行量產,加上分工式的生產方式,從而降低了成本,還提高了品質。 這更像是一個創新觀念,走向專利模型的錘煉過程。德國學者克勞斯─呂迪格·馬伊在深入研究 15 世紀大量信件以及古登堡傳記等作品之後,認為古登堡在埃爾福特時就已經接觸到了發明印刷術的重要前提:第一,將紙張用作存儲載體;第二,與字體和字母打交道;第三,在技術方面參與製作書籍;第四,了解分工式生產;第五,了解銷售市場;第六,了解書籍貿易的組織結構;第七,掌握拉丁語;第八,通過學習奧卡姆的哲學和現代路線掌握了必要的思想前提。用機械方式取代手工作業是一項巨大的挑戰,需要堅定的信念和鼓舞並引導他人的能力。 古登堡不是躲進閣樓苦思冥想搞發明的獨行俠,他熱衷於建立印刷工場和創建團隊,召集經驗豐富的金匠漢斯·內丁製造陰陽模具、車工康拉德·薩斯帕赫製造壓床和印刷機、彼得·舍費爾負責版面設計和排字技術,並培養開模工、鑄造工、排字工和印刷師。 他找到約翰內斯·福斯特等投資人合作,既分擔生產成本也共享銷售盈利。 古登堡集工藝、技術、發明和投資人的身份於一身,逐一解決了難題,最終完成了一系列發明。 引領古登堡走向活字印刷術發明的嚮導,是他對機械的興趣和設計分工流程的能力,還有將機械工具用於工業化複製生產的夢想。 正是因為古登堡具有這樣的個人素養,才使他的發明更具機械效率和商業價值,最容易被世俗社會接受,並很快在歐洲得到推廣。(二)印刷書“普遍於全歐”1452 年古登堡用活字排印了《四十二行聖經》,這是“古登堡活字印刷術”的標誌。 古登堡把這個作品視為所有書籍的原型,因此在藝術結構、紋飾、版面規格、字體、排版和插圖上樹立了象徵所有書籍的真正尺度標準。 這套聖經每版兩頁,雙面印刷,共 1,282 頁,需要 290 個陰模,7,800 個活字的儲備。 因每頁兩欄,每欄均為 42 行,故名《四十二行聖經》。 版面四周有用木版刻印的花草圖案,被譽為集木版與活字印刷技術於一體的珍本。 《四十二行聖經》甫一誕生,便沸騰了整個萊茵河谷,很快預售告罄。 但回款緩慢,導致資金鏈斷裂,古登堡陷入官司。 最終法庭判決古登堡敗訴,其印刷工場、設備連同工匠都判給了投資人福斯特。 福斯特與舍費爾重鑄字模、改良工序、雙色印製了《美因茨聖詠集》,進一步繼承和發展了“古登堡活字印刷術”。 15 世紀 60 年代福斯特的印刷工場在戰火中被毀,印刷工匠流落到德國各地,並將古登堡的發明傳播到了歐洲各地。1476 年卡克斯頓將印刷技術引入英國,因此他被稱為英國的“圖書印刷出版業之父”。 他用英語代替拉丁語印刷出版書籍,對英語的拼寫形式、詞匯和文體進行了一定規範,倫敦方言逐漸壓倒其他方言而成為英國的“標準英語”。 “通過印刷術這個中介,以標準英語印刷的各種政令和法案能夠及時有效地傳播到全國,這反過來又促進了民族國家的建構,加強了民眾的民族身份認同。”在卡克斯頓印刷的 74 部英語書籍中,其中 22 部是他本人翻譯,有不少著作的前言或後記是他撰寫的。 1481 年印刷的《塞勒姆禮拜書》中附了一張印刷廣告,推銷根據索爾茲伯里所用曆法編印的曆書,開風氣之先。 “截至 1480 年,西歐各地擁有印刷機的城鎮,超過 110 個;其中意大利約佔了 50101
個,德國約 20 個,瑞士 5 個,波西米亞 2 個,法國 9 個,荷蘭 8 個,比利時 5 個,西班牙 8 個,波蘭 1個,英格蘭 4 個。 從那時起,印刷書的使用,才算的上是‘普遍於全歐’。”16 世紀德國的印刷機因堅固性不夠,很快被里昂、佛萊芒生產的印刷機取代。 當時一套印刷機的工作,由兩個排字工、一個校對者、兩個印刷機操作工和一個專司雜務的學徒共同承擔。 每天印刷機操作工工作 12 ~ 16 小時,能夠印刷 2,500 ~ 3,500 張紙(單面),平均每張紙所用時間為 15 ~ 20秒。整個 16 世紀,歐洲共印製出版圖書約 20 萬種、近 2 億冊,其中德國為 4.5 萬種居第一位,其後依次是法國 3.8 萬種、英國 2.6 萬種、意大利 1.5 萬種。16 世紀前半葉開始,印刷業先是致力於出版拉丁文書籍,而後是希臘文書籍,其後希伯來文著述也出現於歐洲各地。 當時的許多人文主義學者,立志成為同時通曉希臘文、拉丁文以及希伯來文的“古語三通”,令人嘆為觀止。(三)印刷媒介的視覺延伸報刊是報紙和期刊(雜誌)的合稱,是近現代社會非常重要的印刷媒介和傳播載體。 哈貝馬斯把歐洲新聞傳播歷史分為三個階段:一是以小型手抄行業為組織形式的私人通信系統階段;二是以思想傳播為主的個人新聞寫作階段;三是 19 世紀 30 年代從“傳播信念的報刊業向商業報刊業的轉變”階段。16 世紀意大利港口城市威尼斯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那裡的商人和手工業者急需了解原料產地、商業行情、航船行期、宗教信息、政局變化等情況,於是《威尼斯新聞》等手抄小報應運而生。 此外西班牙、德國、英國等地,還有“真實的新聞”、“可靠的報道”等“新聞書”不定期出版。 英國大英博物館收藏的 1611 年的《西班牙新聞》、1625 年的《德國新聞》和《英國新聞》等,就屬於這類新聞書。 當時四處兜售消息的是一些印刷商、郵遞員或者貨物推銷員,他們在從事主業的同時,將傳播新聞消息作為一種附帶的業務。17 世紀初期,周刊(周報)和日報開始在歐洲一些國家出現,並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佔據了人類新聞傳播的主流,如 1615 年德國人創辦的《法蘭克福新聞》、1621 年出版的英國《每周新聞》、1631年出版的法國《各地新聞》周刊等。 1660 年德國的《萊比錫新聞》周刊改為書本形式的日刊,成為世界上第一份日報。 1702 年英國倫敦出版的《每日新聞》,每日出版,四開小張,一版兩欄,雙面印刷,標誌着近代新聞事業的正式誕生。17 世紀中後期,以傳播知識為主,摘要介紹學術進展與新書的期刊在歐洲出現。 1665 年 1 月5 日創辦於巴黎的《學者雜誌》為世界上第一本綜合性學術期刊,1665 年 3 月 6 日創辦於倫敦的《哲學彙刊》為世界上第一本純粹的科技學術期刊。 1731 年 1 月愛德華·凱夫在英國創辦《紳士雜誌》,是第一份自稱為“雜誌”(意思為倉儲)的出版物,到 1744 年這本雜誌的發行量已經達到了一萬份。 當時最主要的學者和批評家塞繆爾·約翰遜教授成為首席記者、作家和編輯者,並撰寫了大量的文章、傳記和文學珍聞。 英國雜誌在社會各階層人群中獲得的認可和成功,激勵美國的先行者嘗試創辦相同性質的美國雜誌。 1741 年 1 月美國的第一批期刊《大眾雜誌和歷史紀事———給美國所有的英國種植園》、《美國期刊》、《英國殖民主義政治地位每月觀察》,在費城三天內相繼問世,導致創辦人本傑明·富蘭克林和安德魯·布拉德福德發生激烈競爭。 不過在 1741 年到 1800 年間出版的雜誌,沒有一份壽命超過 18 個月。 18 世紀的雜誌與報紙的界限不清,雜誌往往稱“報”,而報紙也常常使用雜誌的書本形式。 雜誌的版面較小,頁碼較少,字體單調,拼寫隨意,色調灰暗,紙張粗糙,沒有裝飾。 1774 年賽亞·托馬斯在波士頓創辦《美國皇家雜誌》,15 期總共刊登了 22 幅雕版畫,成為第一份定期使用圖案的雜誌。 不過大多數出版商因為版面製作困難,成本太高,雜誌的外觀仍停留在實用性的表面。 但雜誌作為印刷媒介的延伸,其形式的多樣性、內容的豐富性和傳播201
的高效性,令世人充滿了期待。(四)印刷媒介的“社會制度化”16~18 世紀的 200 年間,隨着印刷技術的不斷進步、印刷業的快速發展,印刷媒介在不斷延伸並擴大傳播方式,導致西方社會機制從集權主義媒介模式向自由主義媒介模式過渡的方向調整。 這被德國學者魯道夫·司徒博稱之為媒介的“社會制度化”過程,並認為這一過程從根本上改變了媒介。印刷媒介誕生之初,曾受到教會和王權的支持,並將其作為一種新的技術加以推廣和利用。 但很快改變了態度和做法,將其列入意識形態的範疇加以有效的管理和控制。 1501 年羅馬教皇亞歷山大六世下令,未經教會檢查,不得印行書刊。 1512 年拉特蘭的宗教會議批准對印刷品採取事先檢查制度,明令各地建立檢查機構,開始系統發布禁書目錄。 1543 年羅馬天主教廷規定所有圖書的書名頁需印有主教授予的“准印許可”。 16 世紀法國與德國的統治者“不僅試圖全面掌控‘特定作品的專印權,應授予何人’的裁量權,更設法將這種授權之權,轉化為進一步監控印刷舖書籍生產的機制。”1644 年英國政論家彌爾頓在向英國國會提出的《論出版自由》演說辭中,廣證博引,振聾發聵,歷數出版控制的危害,陳說出版自由的益處,對當局頒布《印刷管理條例》鉗制言論自由的做法進行了猛烈抨擊,起到了思想啟蒙的作用。 1695 年英國廢止許可法,實行出版登記制,標誌着英國出版前審查制度的終結。 “言論自由思潮的流行則結束了出版審查,成為現代版權得以誕生的最終推動力。”1710 年英國頒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版權法———《安娜法》(《為鼓勵知識創作而授予作者及購買者在一定時期內就其已印刷圖書的複製件的權利的法》),它明確了印刷出版者或書商與作者各自應享有的不同專有權,以鼓勵有學問、有知識的人寫作、出版有益的作品。 作者擁有圖書的出版權利,這無疑是近代早期知識產權發展史上的一次重大進步。 總之,“西方印刷媒介的內容監管,既有政府的行政調控,也有立法監管,還有經濟控制和官方主導的行業監管。 儘管並沒有共時存在,但它們各自作為歷史上一套曾經行之有效的內容管制政策法規體系為現代新聞出版業提供了不少的參照和借鑒。”三、印刷媒介建構的標準和秩序印刷媒介促成了歐洲新舊媒介的交替、轉換,深刻改變了媒介的存在形態,一個全新的環境被創造出來了,使人類跨入了以印刷文本為基礎的“印刷時代”。 人類書寫的文化內容通過印刷書籍、報紙、期刊等形式呈現出來,印刷媒介的出版標準和傳播秩序必然會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必然會塑造和影響人類的思想和行為。(一)形式多樣化早期的印刷媒介,除書籍之外,還有免罪符、日曆、海報招貼、歌謠等形式的印刷物,工藝簡單,難以保存。 隨着印刷媒介形式的多樣化發展,大致分為不定期與定期兩種出版物種類。 不定期出版物形式以書籍、小冊子、地圖、課本、圖片等為主,通過訴諸文字和圖片的形式,將口頭文化轉化為文字文化,使其精準記錄、長久保存。 定期出版物形式包括報紙、期刊和年鑒等,具有統一題名、印有編號或年月順序號、定期在無限期內連續出版、發行。書籍是最早大批量生產的商品,隨着讀者對“新聞”的需求不斷增加,報紙、期刊等媒介也加入了商品化的市場潮流。 報紙凡每周出版 4 次以上的為日報,不足 4 次的為非日報。 日報的產生,使採訪、編輯、校對、印刷、發行整個流程變得更為複雜而繁重,於是出現了分工協作。 真正純粹意義上的記者這一職業,應運而生。 期刊一般有周刊、旬刊、半月刊、月刊、雙月刊、季刊,部分期刊更從301
學者間通信交流的產物發展成專業期刊。 年鑒匯輯一年內的重要時事、文獻和統計資料,為按年度連續出版的工具書。 法國人達蓋爾發明照相術後,照片逐步被應用到書籍、報刊中,使印刷的品質有了根本的飛躍。 1812 年德國柯尼希製成第一台圓壓平凸版印刷機,1847 年美國霍伊發明輪轉印刷機。 在新技術的驅動下,出版社、報社、雜誌社、書店、圖書館、報攤等大量湧現,形式多樣化的書籍、報紙、期刊等大規模出版發行,印刷媒介進入到了一個嶄新的時代。(二)分工專業化歐洲早期的印刷工匠和小作坊,通常自己刻製沖子、壓字模、鑄造活字。 大的印刷商實力雄厚,便承擔了鑄造者、印刷者、出版商、販書商這一切活動,也耗費了大量的時間和財力。 文藝復興時期的法國人文主義者,兼學者、印刷商和出版商三職之士燦若群星,他們使法國佔據了歐洲圖書生產的領袖地位。 16 世紀早期開始,鑄字成了一門相對獨立的行業,在德國被少數大的印刷商壟斷,在法國則由一小群雕刻匠從事,其中不乏一些名人。 陽文字範的數量增加,哥特體的衰落,羅馬體的崛起,亦助長了分工的合理化。 販書商從印刷商那裡購買書籍往返於城鎮之間到處販售,導致圖書的印刷出版業很快與圖書銷售業形成了行業之間的分工。16 世紀開始,印刷商和出版商開始要求作家們編輯、翻譯甚至撰寫書籍。 這種新的文化贊助導致了“職業作家”的興起,其中最著名的當屬伊拉斯謨。 他與出版商保持着良好關係,憑藉印刷媒介和其本人的才能,在當時成為首席人文主義者,其所享有的國際聲譽也超過了之前所有的學者。 不過那個時期,一份手稿售出就等於買斷,以後的出版利潤,概與作者無關。 這就導致許多作家放手一搏,自撰自出,以保利潤。 書商、印刷商十分惱火,運用各種手段打壓“作家私印書”的銷售,出版社也團結起來要求禁止書籍私印,這就導致作家與書商、印刷商、出版社的矛盾不斷持續。1710 年英國《安娜法》的頒布,使“圖書的撰寫或翻譯與印刷出版開始分離,圖書出版商的印刷出版特權與作者版權權利交錯重疊的現象得以澄清。 印刷出版商與作者之間形成的契約關係也得以明確。 版權法首次把作者看成是圖書作品的主要生產者和主體。”這也意味著作家已經掙脫長期桎梏,不再仰仗私人幫助和國家供養,有權支配自己的智能財產。 同時個體成為作者,個人獲得的著作權保障了其作為作者的身份。(三)印刷標準化印刷書籍出現之前,歐洲通行的手寫體主要有四種類型:一是教會法典手冊常用的經本字體,為字體較大、豎線直的哥特體;二是衍生自總理官署的手寫體,為哥特“異”體,多用於敘事文本;三是學術文本使用的哥特體,為傳統的“粗黑體”,是神學家與大學教授的最愛;四是人文體或羅馬體,是人文主義者的仿古之作,出現順序最晚,後來成為印刷書最常用的字體。來自美因茨的第一代印刷師康納德·施溫海姆和阿諾德·潘納茨,1464 年把古登堡的發明帶到了意大利,初期使用哥特字體。 由於意大利人對這種字體不抱好感,他們迅速做出調整,採用源自人文主義小寫體的襯線字體印刷。 30 年後,以阿爾杜斯·馬努提烏斯為代表的意大利第二代印刷師進一步優化為“本博體”,使襯線體字形更顯得文雅。 本博體字形“第一次明確地對語法、拼寫法以及系統區分大小寫字母等語言學法則作出了規定。”16 世紀 30 年代起,法國出現了“法式文藝復興襯線體”,並逐步推向整個歐洲,成為最具優勢的書籍印刷字體,並一直持續影響到啟蒙運動。在歐洲近代早期,印刷書籍在裝幀形式上逐漸走向標準化。 “小開本”是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書籍裝幀的獨創形式,這種口袋本的書籍,袖珍尺寸,價格便宜,便於攜帶。 “小冊子”當時“滿天飛”,且為“眾人所愛”。 英國當代學者喬德·雷蒙德甚至認為,“英國 17 世紀中葉的革命年代,在401
某種程度上,可以被定義為小冊子或在公開辯論中廣泛使用小冊子的時代。”“印刷書籍”結合新的印刷工藝,呈現出裝幀多樣化趨勢。 “對字體、插圖、版面布局、裝幀形式等書籍基本要素進行了創新和改良,奠定了現代書籍設計的基本風貌和規範。”15 世紀末歐洲的印刷商開始採用“書末題署”,不僅記錄書的印刷時間和地點,而且還有宣傳自己印刷能力的廣告作用。 1501 年威尼斯出版 Statius ,該書封頁上畫有海豚和錨,之後是大寫的書名頁,再後是前言。 書名頁的這種排列方式被歐洲的印刷商們爭相效仿,他們在書籍的圖形設計、版面編排、紋樣雕刻上費盡心思,使書籍裝飾變得更為精緻細膩,並在書名頁印上自己的印刷標誌。 正式書名頁的出現大約在 1520 年以後,“書名頁”取代了“書末題署”的功能,開始記載書籍的印刷、出版等信息。從古登堡的聖經到狄德羅的百科全書,歷經三個世紀的發展,書籍的書名頁、牌記、印刷鋪記等成為不可或缺的信息,並在 18 世紀形成了一套相對標準的規範:印刷書的行距放寬、字體變大、開本變小,封面、扉頁、封底、前言、後記開始出現,印刷商、印刷地、印刷時間也開始標註,特別是目錄、旁批、腳註、索引、插圖這些“副文本”的編製,不僅形成了規範化的表述方式,而且使書籍更具正式、準確和權威的意蘊,有了彙集、交融知識以及推動新知識生成的優勢。(四)知識產權化知識產權是指法律賦予人們對其智力成果享有專門利用的權利,主要有著作權、專利權和商標權等。 1623 年英國頒布《壟斷法案》,賦予新產品的發明人專利與特權以合法地位。 同時規定了合法的發明壟斷專利的條件:1)、發明專利的主體限於新產品的第一個真正的發明人;2)、專利的客體要求是尚未出現過的新產品;3)、專利權力內容是在國內獨佔性運用或實施該新產品的生產方法;4)、權力的期限為授權之日起 14 年或以下;5)、權利的限制包括:不得違反法律,不得提高國內商品價格以損害國家,不得破壞貿易,不得給民眾造成不便。 國內外許多學者將這部《壟斷法案》,稱為“現代專利法之始”。1662 年英國議會通過《許可證法案》,規定此後任何圖書及小冊子,“須由委任發放許可證者合法地許可或授權印刷”。 該法案不僅鞏固了圖書出版商公司的法律地位,而且還強化了許可證管理制度,從而形成了集中的圖書審查制。 1710 年《安娜法》生效,在世界範圍內第一次規定了作者享有的權利和版權保護的期限。 1852 年英國制定了“文本上”的專利法,即《專利法修訂法案》,成立了負責專利授權事項的專利局,最終實現了專利法的現代化。1891 年美國修改了版權法,規定對一些符合條件的外國作者也給予相應的保護。 經過 400 年的發展,版權法規日益完善,出版業日益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態勢。(五)傳播大眾化16 世紀的印刷書籍種類繁多,涉及宗教、歷史、音樂、古典著作等領域,數量雖然有限,但足以讓識字的人都有機會讀書。 許多被後世捧為“經典” 的作品,就是通過這一時期的印刷活動而顯現出其重要性的。 17 世紀世俗內容的小本詩歌集和故事書迅速增長,成為面向普通民眾的廉價小冊子崛起的時代。 18 世紀小說興起帶動了市民閱讀公眾對文學的空前關注,文學類書籍傳播所引發的世俗化運動向宗教性書籍所佔據的支配性地位發起挑戰。 印刷媒介將知識釋放出了牢籠,為人類提供了一種全新的知識貯存方式,最顯著的特徵就是其重複使用性和閱讀大眾性。 印刷媒介在過去的五百年裡,以書籍、報紙、期刊等多種形式向人類展示思想智慧的同時,更以超越時空限制的速度向世界普及知識。 大量低廉的印刷書進入千家萬戶,使其從少數人的奢侈品,變成了大眾閱讀的盛宴,也娛樂了越來越多的人。501
隨着印刷書數量的增長,讀書的門檻越來越低,使得閱讀之風盛行,甚至德國發生了一場“閱讀革命”。 德國著名歷史學家尼培代認為,這場“閱讀革命”發生在 1800 ~ 1870 年之間。 相關數據顯示,在 1800 年前後,德國不閱讀者與閱讀者的比例是 3:1;到 1870 年,這個比例則反過來了。 “轉變的重點是身體、生理行為在讀書中的轉變。 從大聲朗讀到默讀行為成為一個具有決定意義的重大轉變”。具體表現為從閱讀宗教經典書籍到閱讀世俗類書籍的轉變,從公共性的朗讀行為到私人性的默讀行為轉變,從少數精英人士對書籍精讀到普羅大眾對書籍泛讀的轉變,從男性讀者讀寫為主到認可女性讀者讀寫轉變。 “‘閱讀革命’與其他領域的‘革命’互為因果、密不可分,推動了德國社會各階級及階層的文化融合與現代德意志民族文化的形成,也推動了 19 世紀德國社會的整體現代化。”四、印刷文明的傳播意義費夫賀、馬爾坦的《印刷書的誕生》、施泰因伯格的《印刷術五百年》、麥克盧漢的《谷登堡星漢璀璨:印刷文明的誕生》、愛森斯坦的《作為變革動因的印刷機:早期近代歐洲的傳播與文化變革》等著作,都對“古登堡印刷術”出現後 500 年的社會文化影響給予了較多關注。 英國宗教社會學家道森認為,一個文明可能涵括深刻而廣泛的文化分化或文化多樣性,人們可以在講法國文化、德國文化等的同時,不否認它們均屬於一個共同的西方文明。從這個意義上講,印刷媒介提供了一種新的傳播秩序,印刷文化塑造了人類文化的諸多特性,印刷文明在不斷變化與進步中,使各個民族差異性逐漸減少,推崇客觀和理性的思維,同時鼓勵嚴肅、有序和具有邏輯性的公眾話語,必然具有世界性、普遍性的意義。(一)文藝復興傳播的新興媒介文藝復興是 14 世紀至 17 世紀在意大利興起的思想文化運動,雖然“古登堡印刷術”出現稍晚,但在文藝復興擴展至歐洲其他地區蓬勃發展的過程中,印刷媒介作為新興媒介,無疑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第一,印刷書取代了手抄本,成為文藝復興時期知識傳播的主要媒介。 16 世紀出版於巴黎的書籍超過 2.5 萬種,里昂有大約 1.3 萬種,在德國約有 4.5 萬種,威尼斯有 1.5 萬種,英格蘭僅以英文印製的就有 2.6 萬種。 這些印刷書,其品種之多,數量之大,令人瞠目。 印刷書在古典文學知識的傳播上,扮演了關鍵角色。 這一時期,許多文學著作被翻譯成法文、英文、德文、西班牙文出版,如莫爾的《烏托邦》、柏拉圖的《對話錄》、布拉喬利尼的《詼諧集》、基洛姆·德·洛利思的《玫瑰傳奇》、但丁的《神曲》、薄伽丘的《十日談》更出現多個版本。 書籍、小冊子、傳單、論文、諷刺作品組成的洪流滾滾而來,形成“一個全世界通用的新型藝術形式”。 印刷革命最重要的結果是產生了一種接受思想力量的新型的公眾,誕生了一個新型的人類。只有活字印刷,才具有在國家的尺度上建立公眾所必需的延伸能量或強度。公共話語這一全新的、對所有人開放的溝通形式,揭開了現代歐洲的序幕。第二,人文主義者把目光轉向世俗,改變了圖書館館藏以宗教書籍為主的局面。 藏書人的身份從僧侶、貴族為主轉向具有人文主義思想的學者和富商等,藏書來源以搜集為主向以購買為主轉變,藏書的注意力轉向了哲學、語言和古典文學作品,藏書目的由重藏輕用向重視利用變化。 書籍的商品化使知識祛魅,文字不再是權力的道具。第三,各種各樣的人文著作如雨後春笋般爭相印刷,促進了人文精神的復興與發展。 如著名的人文主義思想家伊拉斯謨的《箴言》、《對話》,在半個世紀之間各種版本的印刷總量已達到數十萬冊。 人文主義作家拉伯雷的作品,在 1553 ~ 1559 年再版了 24 次。 莫爾的《烏托邦》,僅拉丁文版在601
16 世紀就再版了 11 次,這還不包括 12 種法文、4 種德文、3 種英文,以及 3 種意大利文的譯本。 印刷媒介改變了人文主義學者們的思考與表達方式,他們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古典科學理論的主要著作送上印刷機,潛移默化地引領着人們接受新事物、新觀念和新思想。第四,印刷媒介成為向社會大眾普及英語的新興媒介,帶動了英語的規範化和標準化發展。 從1535 年英國出版首部完整的英文《聖經》,到 1611 年國王詹姆斯欽定本英文《聖經》問世,“印刷本的銷量巨大,在普通民眾中具有相當高的普及度。 同時,英語自身表達能力的增強帶動了民眾使用頻率的不斷增加,逐漸成為英國人的共同體認同感的重要來源。”文藝復興時期英國湧現出一大批傑出的人文主義學者,如傑弗利·喬叟、弗朗西斯·培根、約翰·彌爾頓、威廉·莎士比亞等。 他們大多堅持用英語寫作,並大量借用了有關藝術、哲學、科學等領域中的希臘語、拉丁語、法語和意大利語的詞匯。 印刷文本的規範化與標準化,催生了英國“書面語”的登堂入室。 特別是莎士比亞在他的作品中,使用了 17,677 個英語詞匯,其中有 1,700 個詞匯是他創造出來的。 這些新的詞匯生動準確,充滿魅力,極大豐富了英國的民族語言,助力文藝復興運動從局域走向廣域,為後世成為國際化語言奠定了基礎。(二)宗教改革的宣傳武器中世紀的歐洲,神權壓倒王權,教會掌控一切,人性和思想自由遭到扼殺,因此被意大利詩人彼特拉克稱之為“黑暗時代”。 公元 1517~1546 年,德國的新教領袖馬丁·路德發動了一場宗教改革運動。 他宣揚“唯信稱義”,批判羅馬教廷的“善行稱義”;提倡個性自由,反對禁慾主義;堅持平等思想,反對天主教的教階制。 “路德的宗教改革學說中體現了自由、平等觀的個人主義,無疑是針對中古教會對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抑制所提出的恢復人權、人的價值和人的尊嚴的要求在宗教領域中的反映”。這場運動席捲整個歐洲,使世俗權力擺脫了宗教的控制,給中世紀的歐洲帶來了黑暗中的曙光,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多元化現代社會的出現奠定了基礎。在宗教改革期間,各派力量都在使用印刷媒介宣傳自己或攻擊對方,在波詭雲譎的博弈過程中,印刷媒介的強大威力展示的淋漓盡致。 在當時教會勢力炙熱的環境下,翻譯、印製數量最多的仍然是各種宗教書籍。 在馬丁·路德翻譯《聖經》之前,市面上已經出現 19 種的高地德語《聖經》,而在戴塔普勒版本之前,譯成古代法語的插圖版《舊約》(或《舊約》直譯本)亦達 24 種。 在宗教改革運動中,《聖經》的翻譯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 其中馬丁·路德的德譯本《聖經》最為經典,語言通俗,詞匯精闢,用方言印行,讓德國尋常百姓能夠直接援引其中的章句,為自己的階級利益辯護,因而被譽為“第一部民眾的《聖經》”。此後,路德又出版了德文的《聖經·新約》、《聖經全書》等印刷書籍和小冊子,使《聖經》跌落神壇,變成一本人人可以閱讀並與上帝對話的福音書。 教會對《聖經》和拉丁語的壟斷被印刷機摧毀了,取而代之的是用俗語印刷的《聖經》的廣闊市場。 以伊拉斯謨為代表的一批人文主義學者,在研究《聖經》基礎上寫成的神學著作和掀起的人文主義思潮,為歐洲的宗教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礎。 所以,有了“伊拉斯謨下了蛋,路德孵出了小雞”的說法。馬丁·路德不僅是宗教改革慷慨激昂的演說家,更是純熟利用印刷媒介進行鼓動的宣傳家。象徵馬丁·路德對贖罪券制度展開猛烈抨擊的里程碑,與其說是他在講道中犀利的批判之詞,不如說是他別出心裁將宣戰的海報貼在威登堡古斯丁教堂大門上的舉動。 1517 年 10 月 31 日萬聖節前夜,馬丁·路德將寫給主教阿爾伯特的“馬丁·路德關於贖罪券力量與效用的抗辯”(後人習慣稱之為《九十五條論綱》)的海報貼在威登堡古斯丁教堂大門上,以示抗議和歡迎辯論。 這個論綱的主要內容,隨後被擇要印在傳單和小冊子上,15 天內迅速傳遍德國。 低廉成本、新鮮宣傳、熱點701
新聞的疊加效應,無疑使印刷媒介發揮了出色的群眾動員能力,迅速成為宗教改革時期最為醒目的宣傳利器。 此後,牆壁上、教堂大門乃至於門廊上緣,都成為黏貼海報、公告、傳單的最佳地方。 有趁着夜晚偷偷黏貼上去,批判彌撒禮或教宗的;有公開黏貼的教會通知,下令禁止路德著作、沒收“淫邪之書”,借印刷媒介展開激烈辯詰。 正反雙方你來我往,控制與反控制,無所不用其極。街頭文宣交鋒的背後,則是大量相關的書籍和小冊子粉墨登場,不少是匿名或者隱瞞印刷地。宗教改革時期的小冊子,主要有三種文體:書信集、佈道集以及對話集。 其中以對話集模式,傳播宗教改革思想的小冊子最為典型。 署名作者中不但有天主教忠實的捍衛者,也有反天主教的鬥士,既有路德宗的代表人物,也有來自斯特拉斯堡的宗教改革團體,還有一些唯靈論者、再洗禮派分子、人文主義者。在有署名的小冊子作者之中,著述最多的非馬丁·路德莫屬。 他的佈道詞《論贖罪與寬宥》成為暢銷書,1518 ~ 1520 年間翻印就超過 29 次;《告日耳曼民族貴胄基督徒書》甫一問世即售罄,兩年內出現 13 種印刷本。 據統計,書商在 1518 ~ 1525 年間售出的所有德文書冊,超過 1/3 是路德的作品。 馬丁·路德的文風辛辣、幽默,嬉笑怒罵皆為妙語,讀者無不爭相拜讀其作品。 可以說,印刷媒介成就了馬丁·路德,而他又利用這個宣傳武器,主導了公共輿論。 在他之後大眾傳播領域面目一新,“政治運作方式因此改變,利用印刷這一‘公共的書信’(塔爾德語),觀點公開、思想辯駁和贏得輿論支持成為主要趨向。”(三)教育變革的重要推手中世紀早期的歐洲,基督教教會幾乎控制了一切有組織的教育,學校校長由教會任命,教師大多由牧師擔任。 托馬斯·阿奎納在《神學大全》中認為,當時知識的價值就在於能夠證明上帝的存在。 隨着印刷帶動文本的大規模普及,印刷媒介成為教育變革的重要推手。 因此,保羅·利文森認為:“公共教育的出現,特別是在初等教育的水平上,與印刷機有着更為根本的聯繫。”第一,教學方式的變革。 中世紀的教學方式,主要依靠教師的朗讀或口頭講授,對書本內容進行逐句解釋,通過記憶傳播知識。 為使學生能逐字記下課堂筆記,教師則盡量放慢語速。 在各所大學有“書記行會”或“書商”,他們屬於職員分支編制,同享若干優渥待遇。 書商除了複製文本,還得將謄本內文或模板出租,供學生自行抄寫或花錢聘人抄寫參考。 印刷術的標準化、規模化生產,驟然使書籍、課本的數量大幅度提升,學生們擁有了課本、參考書等學習的直接對象,從而為教學方式變革提供了機會。 從這個意義上講,印刷術解放了人的大腦,使學生完成了從知識記憶向知識創新的跨越式發展。 學習方式從聽別人朗讀或口頭講授,轉向個人安靜的默讀和主動思考。 在文藝復興思潮影響下,經院式的教學方式受到質疑,並逐漸“從中世紀的課程提綱轉向‘人文主義’的課程;從基於辨證和亞里士多德的方式轉向更加強調修辭和伊拉斯謨的方式;由基於聆聽到基於閱讀。 文學藝術課程的新發展要求學生不再僅是聆聽,而且還要讀和寫。第二,教學內容的變革。 16 世紀前半葉,印刷業先是致力於出版拉丁文書籍,而後是希臘文書籍和希伯來文著述。 拉丁文印刷書籍中增長最快的是那些基礎性的語法教科書,如維伊度《文法教本》與多納圖《拉丁文詞類八講》最為重要。 《文法教本》是所有中世紀學童學習的必讀之書,流傳至今的版本超過 300 種。 《八文士集》收錄了《伊索寓言》、《雙行訓》等學童教科書,成為各校廣為採用的初級讀本。 文藝復興運動所倡導的人文主義思想,對於歐洲大學的變遷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以大學課程設置為例,不少大學增加了自然科學、歷史和地理等新的學科,到文藝復興後期已有近 20 個學科。 德國大學開設的人文主義學科課程分支,包括希臘文、希伯來文、詩歌、演講術、歷史學和拉丁文學。 法國大學文學系開設了有關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哲學和倫理學、歐幾里德的幾何801
學、托勒密的天文學等課程。 英國牛津、劍橋等大學先後設立了一些自然科學課程,新增醫學、數學、天文學和自然哲學(科學)教授席位。 課程設置、授課內容的顯著變化,新知識、新思想的迅速傳播,印刷媒介無疑成為變革背後的原動力。第三,教育思想的變革。 印刷媒介創造了“童年”概念,使其不僅具有生物意義,更具有社會意義。 中世紀時期,由於沒有識字文化,沒有教育的觀念,沒有羞恥的觀念,所以“童年”並不存在。印刷媒介的推廣表明,書寫文化成為了社會文化的主要形態,教育漸漸成為成年人職業道路上的一個關鍵因素。 因此,“未成年人必須通過學習識字、進入印刷排版的世界,才能變成成人。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必須接受教育。”至此,童年和成年兩個概念才從文化和文明的意義上誕生。1632 年捷克教育學家誇美紐斯提出班級授課制,主張“自始至終,要按學生的年齡及其已有的知識循序漸進地進行教導”。19 世紀德國教育學家赫爾巴托提出教學形式階段理論(清楚、聯合、系統、方法四段教學法),標誌着班級授課制的成熟。 “學校中心”、“課堂中心”、“書本中心”,已經成為印刷媒介時代文本教育模式的主要特徵。 正如芒福德所說:“平衡不久就會失去,剩下的只有印刷的文字。 存在就意味着在印刷物中存在,學習就意味着學習書本,所以書本的權威被大大地拓展了。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說只是得到了更廣闊的空間,謬誤也同樣利用印刷而大行其道。 閱讀印刷品和親身經歷之間的鴻溝已經變得越來越大。”(四)科學革命的強大槓桿李約瑟認為,近代科學是在 17 世紀歐洲興起的“科學革命”運動中誕生的。印刷術作為世界“文明之母”,無疑是創造人類科學知識體系必要前提的強大槓桿。第一,科學著作增多。 1536 年德國植物學家布倫費爾斯編撰的《活植物圖譜》 (三卷本)在斯特拉斯堡問世,包含 260 幅精美植物插圖,標誌着現代植物分類學的開始。 1543 年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在紐倫堡出版,被公認為近代歐洲科學技術的開端。 1543 年維薩里的《人體構造》 (七卷本)在巴塞爾出版,其中的人體解剖圖為其親繪,由此奠定了他作為人體解剖學創始人的地位。1544 年明斯特的《穹蒼寰宇志》在巴塞爾問世,概括地記載了當時歐洲所知的世界全貌。 大航海時代的地理大發現,印刷術同樣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墨卡托地圖以及大批精確的印刷地圖取代了粗製濫造的手繪地圖,不僅是中世紀後數學應用於航海實踐的範例,而且促成了天文、航海、生物、氣象等新的科學結構體系的形成。 1595 年倫敦書商穆塞爾印製的一份英語書籍目錄,把收錄的 6,000多本書名按照字母順序排列,分為神學、科學和人文科學三大類,其中印刷術帶來的圖文並茂的標準文本,大大促進了植物學、天文學、醫學、動物學等學科的迅速發展。 1596 年開普勒的《宇宙的奧秘》出版,提出著名的行星運動三定律,並從數學理論的角度證明和完善了哥白尼的“日心說”理論。 1621 年再版時內容增加了一半,在腳註部分詳細記錄了在第一版出版之後的 25 年內他所作的修正與改進。 1628 年威廉·哈維的《心血運動論》問世,提出了血液循環的概念,開闢了生理學研究的新紀元。 1638 年伽利略的《關於兩門新科學的對話》出版,推翻了亞里士多德物理學的許多臆斷,奠定了經典力學的基礎。 1661 年羅伯特·波伊耳的《懷疑派化學家》出版,他創建的“波義耳定律”,撥開了煉金術的迷霧,為化學發展成為真正的科學奠定了基礎。 1687 年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出版,該書總結了他一生中許多重要發現和研究成果,其中對萬有引力和三大運動定律進行的描述,奠定了此後三個世紀裡物理世界的科學觀點,為太陽中心說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支持,並推動了科學革命。1780 年狄德羅主編的《百科全書》(全稱為《百科全書,或科學、藝術和手工藝分類字典》),歷經901
30 年的不懈努力終於全部出版。 《法國信使報》讚為是“印刷術發明後最應稱道的大事”。 這部巨著由 160 餘位作者撰稿,老中青三代人完成編輯出版,包括文字 21 卷、圖冊 12 卷、索引 2 卷,約 5,000 餘萬字。 作為啟蒙時代的不朽豐碑,“《百科全書》更新的不僅是知識本身,更是組織知識的方式、認識知識的方式。 尤為重要的是,通過這種更新,它給了知識進一步擺脫宗教和社會制度制約的可能,並預示出知識日後的迅猛發展———知識將成為推動人類社會前進最重要的力量。”第二,科學期刊的興起。 一般認為,1665 年 1 月 5 日由法國議院參事戴·薩羅創辦於巴黎的《學者雜誌》是世界上第一本學術通訊式的刊物,主要刊登技藝與科學領域的新發現和新見解,品評學者們的新著作。 雖然這本期刊不久即被查封,但其創造的由科學家組成編委會協助編輯評審稿件的做法,卻成為西方學術共同體繼承的傳統。 1665 年 3 月 6 日由英國皇家學會主辦的《哲學彙刊》在英國倫敦出版,主要刊登英國皇家學會會員的科學實驗報告和科學家之間的學術交流,內容主要包括生物學、物理學和天文學以及木星黑點、冰山考察等領域。 1752 年《哲學彙刊》的編輯工作,開始由一個人負責變成了由多人組成的編輯委員會負責,各學科的專家加入到編輯和評議人群體,平衡了多學科領域在期刊上刊登文章的比例。從 17 世紀下半葉起,科學期刊跳出綜合性的藩籬,逐漸向專業性邁進。 1671 年法國《醫學各科新發現》、1778 年德國《化學雜誌》、1790 年德國《物理雜誌》、1807 年德國《礦物學雜誌》、1823 年英國《機械學雜誌》和《柳葉刀》、1830 年《動物學雜誌》、1830 年《法國地質學會通報》相繼在歐洲各國創刊。 隨着科學技術文獻的迅速增長,學術期刊品種與數量的急劇增多,文摘類期刊應運而生。 1830 年,德國創辦了世界上第一種文摘刊物《化學文摘》,美國分別在 1884 年創刊了《工程索引》,1898 年英國創辦了《科學文摘》。 “截至 18 世紀末,世界上共出版科學期刊 755 種,其中德國401 種,法國 96 種,英國 50 種,荷蘭 43 種,瑞士 37 種,其他國家共 128 種。”據統計。 20 世紀 60年代前西方國家出版文摘、索引和附有文摘的檢索期刊有 1,885 種,到 1984 年約 4,000 種。這些科學期刊,在近現代科學發展的進程中扮演了一個更積極的角色,提供了學術成果的首發平台,堅持了學術發表前的質量把關,增強了作者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意識,推動了學術共同體的同行評議。第三,科學的現代轉型。 16~ 17 世紀大學組織已經均勻分布於歐洲各個角落,近代早期的科學家如哥白尼、伽利略、維薩留斯、培根、牛頓等都接受過大學教育的系統訓練。 “大學又為他們未來的生存提供了職位和穩定的薪水、圖書館、昂貴的實驗器材,通過大學的教學工作,為他們吸引到了眾多青年學生,成為其新思想的繼承人。”從 17 世紀開始,近代自然學科逐步在歐洲的大學確立和興起,使得科學已被當作唯一有價值的知識源泉。 伽利略在《關於兩門新科學的對話》中,詳細記載了物體下落速度和時間關係的實驗過程和結果:即物體下落速度與時間成正比,下落距離與時間的平方成正比。伽利略創造的“實驗+數學”方法,被認為是科學“現代轉型”的標誌。 因此丹皮爾的《科學史》指出,伽利略乃是現代科學的奠基人。 牛頓對物理學、數學、天文學和哲學等領域的研究和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成為 17 世紀科學革命的領軍人物。 科學革命不僅導致科學研究範式轉換,而且促使人們思維方式轉化,而印刷媒介恰恰在科學發明和啟蒙思想的進步中,發揮了關鍵的作用。17 世紀到 18 世紀,歐洲各國相繼成立了一些新的學術機構和科學社團,如英國皇家學會(1660)、法蘭西科學院(1666)、德國柏林學院(1700)、聖彼得堡科學院(1724)、瑞典皇家科學院(1739)、愛丁堡皇家科學院(1783)、愛爾蘭皇家科學院(1785)等。 新的學術機構和科學社團的出現順應了時代的需要,為科學家們的學術活動和思想交流提供了嶄新的平台。 1810 年德國柏林洪堡大學創立,倡導“研究教學合一”精神,這一行動“導致了獨一無二的學術革命”。此後洪堡的辦011
學理念傳遞至歐美各地,也成為許多大學仿效的對象。 伴隨着科學研究在大學裡的體制化、制度化,不僅科學家本人需要發明的專利和榮譽,科學家所在的學術機構也將學術發表視為其存在價值的證明。 一篇經過嚴格評審的期刊論文,“它的首要功能是作為一種知識聲明,宣布它已經得到了科學家同行的評議和承認”。學者們自願結成以專業為基礎的學術團體,自主創辦同人性質的專業刊物,自行召集學術會議和舉辦學術評獎。 這種由團體、刊物和會議所構成的組合性學術共同體,不啻是一個開放的學術討論和批評的空間。 印刷媒介用手冊、書籍、報告、期刊、報紙等紙質形式,以交流、發表、評價和傳播為標誌,塑造了近代以來的主要學術生產方式,通過與科學“場域”之外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複雜互動來改變人類世界的表面和深層結構。五、結語中國是印刷術的發明者,印刷文化的歷史源遠流長。 雕版印刷“肇自隋時”,距今已有 1,400 多年的歷史。 宋仁宗慶曆年間,畢昇發明了膠泥活字印刷術,成為後世採用和改進活字印刷術的源頭。 西夏使用活字時間大約在 12 世紀中葉至 13 世紀初,從地域上由中原地區向西推進了約 2,000多公里。 敦煌莫高窟發現的回鶻文木活字,與西方拼音文字既有相似的地方,又有明顯區別。 這種“中介類型”的活字,是當今世界上現存最早的活字印刷實物,所處時代大約推定在 12 世紀末到 13世紀上半葉,把元代農學家王禎發明木活字印刷術的時間提前一個多世紀,從而使我們似乎找到了宋代畢昇發明的活字印刷術在向西方傳播中缺失的一環。 此後,畢昇發明的活字印刷術雖然代有改進,但絕大多數書籍仍在使用落後的雕版印刷術。 究其根源在於,漢字形態難度遞增,手工作坊技術缺陷,精英文化曲高和寡,經濟基礎落後制約。古登堡是活字印刷術的革新家和集大成者,其發明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找到了鑄造活字的合金材料,二是發明了手鑄工具,三是改進了印刷油墨,四是發明了機械印刷機。 把所有這些技術納入一個統一、完整、可以連續工作的印刷生產系統,不僅發掘了以機械為基礎設計分工流程的潛力,而且預示着將機器(壓床)用於工業化複製生產的趨勢。 所以,才有了“西方機械文化的一切方面都是由印刷術塑造的……印刷術產生了第一種整齊劃一的、可重複生產的商品。 同樣,它也造就了福特牌汽車、第一條裝配線和第一次大批量生產的商品。 活字印刷是一切後繼的工業開發的原型和範型。 沒有拼音文字和印刷機,現代工業主義是不可能實現的”的說法媒介發展的關鍵,在於技術邏輯的演變。 “古登堡活字印刷術”在歐洲傳播、改進、發展的歷程中,確立了一種“新的尺度”,改變了手抄本時代信息的交流方式,重塑了人與物的關係和人與人的關係。 印刷媒介建構了信息或知識載體的多元化、分工的專業化、印刷的標準化、知識產權化和傳播大眾化,某種程度上促進了近代社會管理的制度化和規範化。 印刷媒介在不斷變化與進步中,成為文藝復興的新興媒介、宗教改革的宣傳武器、教育變革的重要推手、科學革命的強大槓桿,使各個民族差異性逐漸減少,造就了一個印刷文明,具有了世界性、普遍性的意義。跨入 19 世紀,印刷媒介成為真正的“大眾傳播媒介”。 不過,伴隨着傳播技術的偉大進步,書籍的質量降低、廣告泛濫,商業大廈對建築藝術的取代,簡化的拼寫和語義,印刷媒介被人為操縱進而隱藏真相,都顯示了印刷術的局限性和危機感,加重人們彼此理解的焦慮和恐慌。 20 世紀中葉以來,“因為新的電子時代的各種事件所構成的‘星漢’已經深深地滲入‘谷登堡星漢’之中。 即使沒有碰撞,這種意識形態和技術的並存也會讓每個生活於現代的人感到創痛和緊張。 我們最平凡和傳統的態度似乎突然之間扭曲得可怕而古怪。 我們所熟悉的體制和聯繫似乎偶爾變得險惡而有111
害。”印刷媒介的喪鐘是否已經敲響,難道這會成為其放射出的最後一道燦爛落日餘暉? “當發展、保存以及交流知識的媒介發生了改變”,知識(其生產及其形態)也必定發生改變。所以,麥克盧漢在《谷登堡星漢璀璨:印刷文明的誕生》中提出重構“星漢”。 如何“重構”? 印刷媒介的數字化生存,只能在數字世界演繹。 究竟有多麽脆弱,或者換一個說法,究竟有多麽頑強? 我們邊走邊看,不忙著下結論。① Marshall McLuhan, Essential McLuhan , London:Routledge, 1997, p. 232.②馮鵬生:《中國木板水印概述》,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第 8 頁。③林梅村:《印刷術源流瑣談》,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98 年第 1 期。④沈括:《夢溪筆談·技藝》,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年,第 15 頁。⑤劉崇民:《論畢昇的身份及其發明活字印刷術的原因和過程》,北京:《理論學習與探索》,2013 年第 5 期。⑥張克孝:《西夏對我國書籍生產和印刷術的突出貢獻》,北京:《民族研究》,1996 年第 4 期。⑦牛達生:《西夏文佛經〈吉祥遍至口和本續〉的學術價值》,北京:《文物》,1994 年第 9 期。⑧史金波:《西夏對中國印刷史的重要貢獻》,北京:《中國史研究》,2020 年第 1 期。⑨彭金章:《有關回鶻文木活字的幾個問題》,蘭州:《敦煌研究》,2014 年第 3 期。⑩萬安倫等:《試論中國造紙術和印刷術與歐洲文藝復興之關係》,北京:《教育傳媒研究》,2020 年第 1 期。克勞斯—呂迪格·馬伊:《古登堡:500 年前塑造今日世界的人》,洪坤綠譯,北京:北京日報出版社,2021 年,第 143 頁;第 171 頁;第 63~ 64 頁。哈羅德·伊尼斯:《傳播的偏向》第三版,何道寬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21 年,第 24 頁;第 41 頁。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何道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年,第 33 頁。赫·喬·韋爾斯:《世界史綱》,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第 644 頁。楊巨中:《中國古代造紙法的淵源及蔡倫在造紙史上的地位》,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學報》,2001 年第 1 期。姜亮夫:《敦煌學概論:大家小書》,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年,第 145 頁。謝和耐:《中國印刷術的開端》,謝錦輝譯,北京:《國際漢學》,2014 年第 1 輯。劉景華:《鑄字的藝術———歐洲印刷術與知識大眾化》,北京:《經濟社會史評論》,2009 年第 1 輯。威爾·杜蘭:《世界文明史》第 6 卷《宗教改革》,北京:東方出版社,1999 年,第 216 頁。侯明華:《語言、印刷媒介與民族認同———以卡克斯頓的印刷出版活動為中心的考察》,杭州:《中世紀與文藝復興研究》,2021 年第 2 期。費夫賀、馬爾坦:《印刷書的誕生》,李鴻志譯,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年,第 176 頁;第 238 頁;第 59 頁。項翔:《近代西歐印刷媒介研究———從古騰堡到啟蒙運動》,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第 48 頁。陸本瑞:《外國出版概況》,瀋陽:遼海出版社,2003年,第 21 頁。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曹衛東等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 年,第 220~ 221 頁。宋慧獻:《出版審查與英國版權制度的誕生》,北京:《知識產權法研究》,2008 年第 6 期。黃春平:《西方印刷媒介內容監管的制度變遷及歷史啟示》,北京:《中國出版》,2010 年第 12 期。張乃和:《論近代英國版權制度的形成》,北京:《世界歷史》,2004 年第 4 期。顧欣:《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文字》,北京:《裝飾》,2011 年第 9 期。Raymond J. Pamphlets and pamphleteering in earlymodern Brita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2003.于利:《古典與自然:15─16 世紀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印刷書籍裝幀》,上海:《創意設計源》,2017年第 1 期。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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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4 期數字出版知識服務:學術期刊融合發展新引擎*杜 敏[提 要] 在出版業不斷數字化並逐步智能化的背景下,知識服務的價值更加鮮明地凸現出來,成為包括期刊業在内融合發展的新趨勢和出版新形態的發力點。 數字出版知識服務是國家着力打造的出版新業態,是出版業高質量發展的追求,也是其固有屬性外化的結果。 推進學術期刊數字知識服務的快速發展,應把握學術期刊數字化程度不高、面臨多重矛盾的困境,既要增強知識服務的緊迫感,把握學術期刊知識服務的一般性與特殊性規律,更要構建符合學術期刊特點的、媒介融合的、數字知識服務平台。[關鍵詞] 數字出版 知識服務 知識資源 學術期刊 媒介融合[中圖分類號] G23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4 ⁃ 0114 ⁃ 10在出版業不斷數字化並探求智能化的背景下,知識服務的價值被再度凸現出來,成為出版業融合發展的新趨勢和出版新形態的發力點。 這是知識生產模式轉型與用户知識需求不斷多樣化的要求,也是數字時代出版業進行供給側改革、主動尋求新發展路徑的行業自覺與積極選擇。 作為學術期刊人,不能無視學術期刊知識服務觀念淡薄、知識服務形態簡單的現狀,並思考如何創新性走好知識服務的發展之路,充分發揮知識服務給學術期刊帶來的新發展機遇。一、數字出版知識服務價值凸顯形成學術期刊融合發展新動能社會作為一個開放的系統,既受實體性要素、屬性化要素、關係性要素的影響,也受社會環境要素的影響。 其中技術是社會系統中最核心要素中的實體性部分,對社會發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①它的變革會引起一系列變化,開創人類感知和認識世界的新方式,改變社會關係的建構方式,創造出新的社會行為類型。 技術促進社會發展這一一般規律,也在出版業鮮明地表現出來,形成了411∗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社科團體學術活動資助項目“高校學報回應中國社會重大現實與理論問題研究”(項目號:20STA023)的階段性成果。
數字出版,即用各種數字技術進行知識内容的組織、提取、編輯、加工、呈現,並通過有線網、互聯網及衛星網絡進行傳播和互動的知識流動的過程。 這是海量内容不斷生成、技術創新不斷出現、信息組織非常快捷、傳播效果即刻呈現的過程,給包括學術期刊在内的出版業不斷帶來生機與活力。 這一出版技術新形態,產出不同類型的數字出版物,如電子圖書、數字期刊、網絡教育出版物、數據庫出版物、網絡原創文學、網遊產品等等。 在這一不斷創新、不斷發展的過程中,數字出版知識服務受到了學界及業界的特别關注。 其服務屬性與價值不僅被再度凸顯,並成為出版業媒介融合轉型、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也成為當下數字出版的出發點與目的。1. 知識服務在中國知識密集行業中的自覺知識服務作為知識經濟浪潮下的必然產物,一經產生就受到知識密集型行業的廣泛關注,並成為理論界和行業實踐的熱點。 自 20 世紀 90 年代始,歐美發達國家就致力知識服務業的發展,逐漸形成了涉及信息、技術、法律、金融、管理等各種不同行業的諮詢服務、培訓服務、技術創新支持服務、信息服務等各種知識服務類型。②在學術界,美國、加拿大、丹麥以及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等不同國家和機構,從管理學和組織機構入手,對知識服務的概念、特徵進行了熱烈而深入的討論,認為知識服務是知識管理、知識組織和知識市場相結合所發展和延伸出的一種服務形態,以滿足用户的需求進行生產、提供基於内容的有價值組織及結果輸出的過程。 知識服務的内容包括信息、知識產品或以知識為主的建議和方案,目的是實現知識的增值。 20 世紀 90 年代末,我國圖書情報系統在美國國會圖書館聯合世界各地圖書情報機構共同參與開發了數字參考諮詢服務(CDRS)後,1999 年,有學者就提出知識經濟與圖書館的知識服務,③2000 年明確提出知識服務是新世紀圖書出版領域的生長點。④圖書情報領域在之後展開對知識服務内涵、特點,知識服務的實現技術、實踐模式,知識服務的組織創新、知識管理、知識產業等不同問題的多樣探討與研究,已形成較具共性的認識,認為知識服務是文獻及信息服務的深化方式,是以用户需求為導向,充分利用各種顯性、隱性資源,採用一定的技術工具,進行知識内容定製化、個性化的知識創新和深加工的交互式服務。⑤至此,圖書情報系統完成了從文獻服務到信息服務,再到知識服務的逐步轉型,並於當下向着智慧服務的方向邁進。 圖書情報領域關於知識服務的系列研究及其充滿創新性的行業實踐,帶來知識服務影響力的持續外溢,影響到同樣具有知識服務屬性的出版業。2. 數字出版知識服務價值由隱到顯的突變知識服務是出版的本質屬性之一,在不同出版技術形態下的知識服務方式、途徑存在顯著差異,導致其價值也由印刷出版時代到數字出版時代出現了不同,即由隱含到顯性的巨大變化。 傳統出版是知識生產與知識服務雙性並存,並以知識生產為顯在的社會化知識流通過程。 在此階段,知識服務依託於知識生產之中,知識生產特徵顯著於知識服務的特徵,其服務屬性未能獲得充分彰顯。⑥相反,在數字時代和知識密集型產業迅速發展的當代社會,知識作為人類智慧的累積與反映,是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資源,進一步成為了產業發展的催化劑和生產力的核心要素。 隨互聯網技術快速發展以及各類新型社交平台的搭建和廣泛應用,在多元主體的參與和互動下,知識生產進入到用户參與的新階段。 一方面用户各種個性化、定製化、目標性的知識需求不斷增多;另一方面,使有針對性地提煉各種知識,提供各種知識產品和解決方案的高階段知識服務進入到可操作的實踐階段。 這時,知識服務不再是知識生產的附着性特徵,一變成為出版知識生產的出發點和產業激發點。 有學者對這種現象進行描述:“讀者從以往希望獲取和利用海量信息資源的需求,轉變為需求個性化、專業化和定製化的出版物產品或服務,社會也迫切需要出版業將匯集散在於各類平511
台的用户創造内容聚集、整理並系統化處理後,再以出版物方式通過知識服務匯入知識藍海。 由此我們不難發現,出版知識生產已經與知識服務結為生產———服務共同體”。⑦換句話說,數字出版知識服務已經與知識生產融為一體,知識服務成為海上冰山的外顯部分,知識生產成為冰山下潛在的基礎部分,數字出版知識服務的屬性由潛在凸變而為顯在。 這種變化,從系統的角度看,是與新技術這一社會變量所引發的系列新變革聯繫在一起的。3. 數字出版知識服務是當代出版發展的主動力數字出版是數字技術在出版業持續應用與不斷發展的結果。 它不僅呈現出創新性強、關聯度高、附加值大、傳播面寬的顯著特徵,而且也是出版業在新發展階段不斷實現高質量發展目標、踐行國家新聞出版署《出版業“十四五”時期發展規劃》的要求。⑧在此背景下,數字出版知識服務的大力發展不僅具有可行性,而且可實現跨越式的發展。首先,數字出版是國家着力打造的新業態。 2014 年原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啟動了“國家數字複合出版系統工程”,之後又不斷推進出版業轉型升級,先後進行過 3 次數字内容資源知識服務試點單位的徵集和遴選活動,共遴選出 110 家知識服務試點單位,以及 32 家技術支撐單位,不僅彰顯國家推進數字出版知識服務的戰略,且樹立了中國數字出版知識服務的先行者,有效地推進了我國數字出版知識服務工作。 其中已有 28 家首批試點單位開展了知識服務標準研製工作,確定了 24 項知識服務領域的標準,為後續出版知識服務提供可資借鑒的依據,⑨也為持續性地發展數字出版知識服務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國家對知識服務的支持與推進,在出版界及期刊界先後產生了學術上的回應,如期刊界認識到交流與對話是學術期刊被忽視了的基本功能,⑩試圖建構新媒體時代的學術平台,形成以學術期刊平台建構為核心,多角度、深層次的探究,有效促進學術期刊數字平台的建構實踐。其次,是高質量發展的行業追求。 中國已進入到高質量發展階段,無論是從宏觀經濟層面看,還是從中觀的產業發展看,亦或到具體出版機構,均要以創新為動力。 創新驅動不僅是促進我國產業高質量發展轉型的需要,也是支撐消費升級、增強國家競爭力的需要;不僅是行業競爭能力提升的核心要素,也是企業提高產品性能和服務附加值的關鍵,是促進新科技、新模式、新產品和新業態的必須。2021 年,國家新聞出版署編製印發了《出版業“十四五”時期發展規劃》,明確提出高質量發展的目標。 這是學術期刊不斷走向繁榮、加快傳播載體融合創新、提升傳播力,走向傳播方式與新媒介技術相匹配的發展方向。一方面要使“出版創新創造能力充分激發,優質内容供给能力顯著增強”;另一方面要更好搶佔數字時代出版發展制高點,“推廣互動式、服務式、場景式傳播”。 其中,用户貢獻内容的“互動式、服務式、場景式傳播”,即數字出版知識服務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可見,數字出版知識服務已納入國家高質量發展的行業目標,具有廣闊的發展空間。 無論是出版業和期刊界均認識到,知識服務是推動内容匯聚的新動能,是實現產業快速增長、向高質量出版發展轉型的新方向,是優化產業結構、深化供給側改革、提質增效的新手段。第三,是新技術支持下的必然結果。 數字出版知識服務的技術支持,不是簡單的出版+數字技術,而是基於 5G、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新數字技術與出版產業深度融合的結果,具有很強的技術功能。 有學者对其技術功能進行過六點總結:第一,多維展示功能,即在線上、虛擬、動態地展示,包括基於 AR 技術對現實的增強展示、基於 VR 技術的虛擬展示。 第二,知識增強功能,知識服務、融合出版物、超級連接、可穿戴設備所及擴展性音頻、視頻等。 第三,知識發現功能,除向用户展示顯性知識外,還額外提供數據背後的數據,知識背後的知識,具有知識發現的功能。 第四,數字傳播功能,是即時、交互、同步廣傳的。 第五,優化體驗功能,為用户提供增強現實的體驗,或者沉浸式體611
驗,或者多感官綜合體驗。 第六,流程再造功能,即具有對數字出版内部流程進行再造、重塑的功能。這幾點較為準確地總結了數字技術的技術功能,為以用户為導向,以服務為目的的出版知識服務的實施以及實施平台的建設提供了支持。 借助數字技術建構的知識服務平台,除了能提供傳統的文獻知識服務、學術知識服務、科研服務外,還能與各類機構用户、個體用户進行聯結,通過發揮各個群體的價值,來實現成果共享,從而推動不同群體的融合發展,最終形成一個學術共同體的生態系統。可以說,基於數字技術的知識服務平台的建設,不僅是媒介融合的過程,也是多主體參與、多知識聚集、多價值實現的過程。第四,是經濟屬性外化的結果。 數字出版知識服務是服務———出版一體化的過程,這一出版新業態具有很強的經濟功能,可觀的經濟收益,且利潤正在逐年增加,成為改變出版形態的重要牽引性要素。 如 2017 年底,我國數字出版收入 7,071.93 億元。2019 年底,數字出版收入規模達 9,881.43億元。 2020 年,數字出版業收入 11,781.67 億元,比上年增加顯著。 可見,包含數字出版知識服務在内產業收入呈持續上升的朝陽之態。基於以上,數字出版知識服務既是國家着力推動的新業態,也是行業高質量發展的新目標,同時又有強大的技術創新賦能、經濟效益牽引,它必將成為學術期刊界實現跨越式發展的新引擎。 但如何確保這一新引擎發揮應有之力,產生根本性的推進效果,就與期刊業對知識服務根本性特徵的認識存在密切關係。二、學術期刊數字出版知識服務亟須解決的多重矛盾出版機構各種創新性的實踐,逐漸改變着中國出版業的面貌。 那麼,數字化進程中的學術期刊該如何進行數字化知識服務,才能“順應媒體融合發展趨勢,堅持一體化發展,通過流程優化、平台再造,實現選題策劃、論文採集、編輯加工、出版傳播的全鏈條數字化轉型升級”,完成“開發全流程數字出版平台,綜合性學科資訊平台、知識服務平台,運營服務學者的虛擬學術社區”的任務,加速推進學術期刊知識服務的進程? 我們以為,必須清楚學術期刊知識服務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學術期刊數字出版知識服務的現狀表現在人們對之的理性認知以及知識服務的實踐活動之中。 從學界看,對學術期刊知識服務已形成一定的認知,但仍需豐富和深入;從實踐看,大型期刊數據庫的知識服務早於各學術期刊,且其服務與各個學術期刊存在顯著差異。1. 對學術期刊數字出版知識服務的理性認識在國際國内學術期刊發展現實的影響下,我國學術期刊界對數字出版知識服務及其發展的迫切性與必要性有了一定認識。 就國内數字出版的現狀看,國家戰略的推進,大數據時代海量數據及知識的增加,人工智能、雲計算技術、融媒體的廣泛應用,以及知識服務在大眾傳播領域、在學術傳播領域的大量實踐活動,促使我國學術期刊界對數字知識服務進行了一定的研究,認識到知識服務是學術期刊高效傳播之路,實現從檢索評價到數據服務的功能拓展。 國際期刊界的施普林格、艾思唯爾等期刊集群及單刊平台,均已實現了“傳統論文+增補内容”的出版模式,並不斷推出交互式、多媒體在線服務和應用平台。内外期刊界的現實與實踐,使國内學術期刊界一方面明確了要向互聯網+知識服務的產業轉型,要從單純的内容服務轉向知識服務,從單純的發表論文轉向以用户為中心的服務;另一方面,明確了要採用新的數字技術,多媒體融合,以大量真實用户數據為基礎,對用户行為、興趣進行特徵抽取來構建用户畫像進行知識服務,並要將高度專業化、高度定製化、高度交互性、高度精準和深入性作為學術期刊知識服務的特點。這樣的認識普及度雖有限,但711
有益於學術期刊界實現數字知識服務。對學術期刊知識服務的認識,大型數據庫實踐早於各學術期刊,如中國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中心是學術期刊編輯與學者進行互動交流、查詢知識資源的服務平台。其知識服務平台隨數字化技術的應用在不斷的發展與改進中,目前其新舊平台雙軌運行。 舊平台既可對各庫的文獻進行檢索,又形成台港澳經濟與社會等若干重點選題;不僅有對期刊、研究機構、學者的學術評價,還有分學科的優秀論文推薦。 其新平台在此基礎上,更加注重知識服務屬性體現,加強了與讀者、研究機構的互動性,強化了便捷用户使用的服務性,利用先進的數字化技術打造“學者在線”人文社科學術成果發布以及按需出版平台,增加了面對青年用户的“發文指導”,包括如何進行論文寫作、如何進行論文發表;增加了針對用户需求的“個性化推薦”,以及基於資料庫的“熱點詞”推薦;增加了數據庫諮詢、轉載諮詢,以及移動端訪問二維碼掃描路徑。 這種發展,充分體現期刊數據庫知識服務理念與實踐超前於各個學術期刊。 又如中國知網,採用《中國知識資源總庫》的知識組織與數字出版的形式,對出版的各類文獻資源進行全面、系統地整合和發布,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中國知網知識服務平台”,此平台可以迅速、全面對總庫文獻進行檢索,並進行數字資源重整後的個性化增值服務,專業化的内容定製、内容推送和相關知識服務。 之後又建成數字化、交互式的“國家知識基礎設施工程”平台。 此平台集學習、研究和學術文獻評價為一體,實現了從文獻產品向知識產品出版的轉變,因此帶來知網的主營業務從文獻的數字出版轉向知識庫的生產與傳播。在我國,除中國知網,萬方、維普及其他大型期刊數據庫均已先行於各個學術期刊進行基於内容的數字出版知識服務。 當然,這種知識服務是大型期刊數據庫的知識服務,並非各學術期刊的數字化知識服務。2. 學術期刊知識服務存在的多重矛盾就多數學術期刊而言,數字化知識服務面臨相當多的矛盾與發展困難,主要集中在這幾方面:首先是學術期刊知識内容生產的分散化與傳播集約化的矛盾。 我國現有的學術期刊,大多分散在各高等院校及各類研究機構,由期刊編輯部分别負責内容組織、選擇、編輯、加工,知識内容資源十分分散,這造成一個嚴重後果是,學術期刊出版機構對期刊數字化和數字化期刊的接受度低,“沒有能力或沒有規模收益而不願意創建自身的發行平台,而不得不接受第三方發行平台”,出現了大型期刊數據庫與個體期刊、作者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出現知識生產機構與知識傳播機構分離的矛盾。 儘管各編輯部現在注重通過微信社交平台進行學術期刊知識的再傳播,但編輯部的微信公眾號受社交圈範圍廣狹的影響,傳播有時難以達到理想的狀態,用户個性化、精準性、解決問題的需求難以快速得到滿足。其次是學術期刊知識内容的先進性與傳播技術落後化的矛盾。 學術期刊知識服務最核心點就在於其内容的創新性,學術期刊也期望將最新的研究成果與知識内容以盡可能快的速度盡可能廣泛地傳播出去。 但大多數的學術期刊知識生產方式仍處於紙質期刊數字化階段,雖已借助知網、萬方、維普、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文獻中心等大型知識服務平台實現了數字化傳播,但整體而言,學術期刊個體的傳播技術有限,知識服務的效率不高、效果不佳。再次是學術期刊知識服務意識不足與知識服務要求精準化、個性化的矛盾。 學術期刊在知識生產過程中,缺少與學者同是學術共同體的協同發展意識,難以盡心為其服務。 另一方面,目前可供期刊選擇的來稿量大,但質量高者甚少;學者發表論文的需求很大,紙質期刊可發出的内容有限,這導致學術期刊難以對每個學者進行精細化的服務。 再一方面,學術傳播移動技術的發展,使學者們在學術社交圈日益活躍,但很多編輯難以適應學術社交圈的新變化,難以開展有效的知識服務。811
最後是學術期刊編輯部規模小、經費有限與知識服務需要數字新技術、發展需要資金的矛盾。現在大多數學術期刊編輯部是以紙質期刊出版工作流程進行機構設置與人員安排的,編輯部的規模小、人員數量有限,經費投入不多。 但知識服務是基於數字技術、大量知識内容的服務形態和新業態,既要轉變原有工作的組織方式,又要進行數字平台的建設、知識内容的集聚;既需要編輯人員具有豐富的專業知識,還需要具備相應的數字技術知識與處理能力,應當具備複合型知識結構與能力。 無論是數字技術的推進與發展,還是數字平台的建設,以及原有編輯人員的培訓、新技術編輯的引入,均需要相應的人力和經費投入。可見,學術期刊界對數字知識服務已有一定程度的認識,且大型學術期刊數據庫已不斷創新性地進行知識服務,但學術期刊知識服務所面臨的以上多重矛盾,使數字技術下學術期刊的知識服務任重而道遠。 不僅如此,學術期刊還面臨着數字化不發達,卻要趕上智慧出版的新變革。 以上新技術的實體性社會變量,促進學術期刊數字出版仍需不斷推進與快速發展。三、學術期刊數字出版知識服務發展的路徑從系統論的角度看,大系統下的子系統是相互嵌入的,既可以通過大系統去觀察一系列子系統及其相互關係,也可以從小的子系統去觀照大系統的有關問題。如果我們把知識服務作為一個系統,數字出版知識服務是其子系統,那麼學術期刊數字出版知識服務則是數字出版知識服務下又一子系統。 學術期刊數字出版知識服務這一系統的發展既要明晰數字出版知識服務子系統的發展目標和一般性發展規律,又要達成學術期刊數字出版知識服務———自身系统的發展目標,充分利用大數據、雲計算、5G 等系列新技術,並根據自己知識資源的特點進行知識服務的融合式發展。1. 把握數字出版知識服務的特徵及發展規律數字出版知識服務與傳統出版知識服務相比,其最大不同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數字出版知識服務是多元主體參與的過程。 傳統出版模式是基於文獻資料的“編印發”線性模式。 互聯網的廣泛應用以及各種社交網絡的普及,使知識生產者除精英化的知識生產者和知識生產機構之外,社會公眾有大量機會通過各種途徑和社交平台參與知識的生產和傳播,知識生產與傳播呈現出前所未有的開放和互動的狀態,形成了多元主體參與,協同利用數字媒體和技術進行知識建構、分享、評價和使用的一種狀態。 這改變了過去單一主體主導知識生產的業態流程和服務形式,轉向多元主體,包括知識資源服務中心、出版社、期刊社、技術企業及相關科研機構、高校、技術公司的聯合驅動,共同發力的知識服務的過程,是我國出版業知識服務進入一個新階段的重要標誌之一。就學術期刊數字出版知識服務而言,是學術機構、學者、作者、編輯、出版機構、傳播機構等多方參與的過程。其次,數字出版知識服務是以用户為導向的服務。 它遵循着現代服務業的運作方式,以用户為導向和核心,為目標用户提供公共性、特定性的知識需求,以及高附加值、高層次、個性化的服務。這是知識服務的出發點。 首先,它是基於出版知識服務機構對用户需求調研基礎上的服務。 出版機構根據自己的知識資源、技術的可行性分析,確立自己的服務定位和產品定位。 要对目標用户的類型十分清晰,弄清楚是個體還是機構用户,是隨機的還是持續性的用户,是購買力旺盛的還是一般的用户,等等。 這種調研和定位既是為了更好對用户進行知識服務,也是為了知識服務機構可持續的發展。 其次,它是基於知識資源充分獲取、挖掘、計算和評價的基礎上,知識資源轉化和應用的一種知識服務。 無論是擴展性知識服務,或是定製化知識服務,都需要出版機構進行存量知識的積911
累、定製知識的獲取、增量知識的挖掘。 在此基礎上,形成可供知識檢索的知識庫,為知識服務提供知識來源和儲備。再次,數字出版知識服務是基於平台的服務。 知識服務平台是數字技術支撐下連接出版機構知識服務内部資源與用户外部需求的渠道,是出版知識服務實現的技術接口。 無論是知識的採集、組織、存儲、檢索還是與用户互動,都離不開新興的數字技術支撐。 “構建知識服務平台就是應用信息技術為組織開展知識服務提供一種重要有效的支撐環境,為知識服務活動提供多種知識源、知識工具、交互工具和服務手段,並通過技術功能系統與其運行其中的組織環境協調發展。”以用户為導向的數字出版知識服務,給學術期刊出版機構提出新要求,要尋找最適合的數字出版知識服務路徑。首先,把握數字出版的不同進程。 數字經濟的高創新性、強滲透性、廣覆蓋性,不僅是新經濟的增長點,而且是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的支點,可以推動各類資源要素快捷流動、各類市場主體加速融合,幫助市場主體重構組織模式,實現跨界發展,打破時空限制,延伸產業鏈條,帶來經濟創新性發展。 數字出版作為數字經濟的組成部分,也是促進出版產業變革與發展的新動能。 我國數字出版依據產業發展的實際狀況與數字化程度的不同,可以劃分為出版數字化和數字化出版兩種不同形態。 出版數字化是利用數字技術對傳統出版產業改造和升級的一個過程,包括内容生產、軟件系統、業務管理、產品運營等各個不同環節的數字化改造與建設,是循序漸進的數字化的出版過程,其終極目標是實現數字化出版。 數字化出版是基於互聯網技術所進行的全過程數字化出版,包括内容策劃、内容生產、出版運營全過程的數字化,是數字内容生產和數字知識服務融為一體的新型出版活動。兩相比較,無論是出版數字化還是數字化出版,都是以數字技術為依託的創新性出版形態。 而數字化出版則是更為長久的,可持續的一種發展。其次,找準發展知識服務合理路徑。 從前述可見,出版知識服務轉型既有國家政策的持續性保障,又有數字出版發展規劃的具體目標和要求,這就為數字出版知識服務確立了方向。 從 2015 年《關於開展專業數字内容資源知識服務模式試點工作的通知》,到 2021 年《國務院關於印發“十四五”國家知識產權保護和運用規則的通知》,再到 2022 年《新聞出版業數字出版“十四五”時期發展規劃》,可以看出,國家意在形成以國家平台為樞紐,行業平台為支撐,覆蓋國民經濟主要領域,分布合理,互聯互通的國家知識服務體系,為廣大用户的生產生活提供精準高水平的知識服務。所以,各出版機構可根據自己已有的優勢,找準自己數字出版知識服務的發展目標。再次,加大技術投入與知識資源的發掘。 數字出版知識服務是基於數字技術的知識服務形態,所以知識的存貯與獲得、服務能力與技術的支撐幾大要素構成了知識服務產業發展的核心。 既不能脱離數字技術進行知識服務,也不能只有知識而缺乏服務的手段與載體。 滿足用户的知識服務需求,必須幾者同抓共促,持續性發展。 正因為如此,國家遴選數字内容資源知識服務試點單位時,均強調具備一定的規模内容資源儲備,且具有行業的代表性,内容資源在行業具有明顯的優先優勢。 要求申報單位不僅有轉型升級的工作機構,數字出版的專門機構,且開展了一定規模的數字出版業務和工作部署,具備一定的數字化資源建設庫;具備開展全流程數字出版的經驗積累。 恰如《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辦公廳關於開展專業數字内容資源知識服務試點工作的通知》所要求的“具備對内容資源進行標引、加工及審校的能力和條件,對語義分析及建模技術、規模化资源與組織技術、雲計算技術、數據挖掘和知識管理、知識組織、管理與呈現、基於大數據全樣本的用户行為分析等新技術具有較為深入的認識和應用能力”。 可以說,知識尤其是專業性、權威性的知識體021
系,是開展知識服務的基礎。 而對知識内容進行有效管理,使之數字化、結構化,便於實現知識服務卻需要專門的技術支撐。 如對知識資源的標引是知識檢索的前提,沒有正確的標引,無法實現知識的精準檢索,完成知識服務。所以,技術應用與知識積累的同步發展,對出版機構知識服務轉型十分重要,對學術期刊數字出版知識服務依然如此。最後,探尋可持續發展的產業模式。 出版知識服務作為出版新形態之一,如何經營是其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有人提出要遵循商業運作方式,用數字技術和知識經濟創造需求,引導消費。 有人提出具體的付費模式,如為其知識閱讀、音頻、知識講堂、私人定製等内容付費的會員付費服務模式。或以幫助用户解決問題為主,輔以少量費用的體驗式付費模式。 也有基於問答式的付費模式。還有根據消費對象的不同,採用不同的盈利模式,如根據垂直機構進行盈利的模式,也有基於虛擬現實的 VR、增強現實的 AR 等技術进行大眾化盈利的模式,有基於第三方平台對知識資源進行授權許可贏利的模式,還又基於自主平台服務的贏利模式。 這些不同方式,為數字技術支撐下的出版知識服務可持續發展進行有益的嘗試。 總之,數字出版知識服務的發展,有多種具體的選擇,既可以通過加大數字技術投入、加緊數字人才培養,變革業務組織形式,實現跨越式發展;也可以在體制機制上實現變革,進行資本重組,數字技術創新發展、產業形態超前布局,使出版主體變為多元主體參與與支持、服務水平與能力不斷提升的新型出版業態。2. 抓住學術期刊知識服務發展的關鍵問題學術期刊數字知識服務,作為出版知識服務子系統下的子系統,既是整個出版行業繁榮發展的需要,也是出版業數字化在技術支配下進行跨越式發展的必然。 我們以為推進學術期刊數字知識服務應把握幾個關鍵性問題。首先,把握學術期刊數字出版知識服務的趨勢。 根據《關於推動學術期刊繁榮發展的意見》的最新要求以及學術期刊出版單位數字出版知識服務的現狀,要以知識服務觀念的確立為前提,以加快數字技術的應用為條件,以期刊内容的整合與重組為基礎,以人才的培養為根本。 這幾個要素是學術期刊數字出版知識服務不能缺少的基本構成要件。 但從發展進程和發展目標而言,從出版數字化的階段性、策略性、局部性發展到數字化出版的長期性、戰略性、全局性的轉變,要經歷幾個不同的階段與過程。 如有學者將我國傳統出版在數字技術衝擊下的發展總結為這樣幾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數字出版”階段,政策發力迅猛,機構急速跟進,但未形成商業模式;第二階段是“轉型升級”,國家政策支持、發展資金充裕,形成專利文獻模式、整合出版模式、大數據服務平台模式;第三階段是“出版融合”階段,國家媒介融合戰略倒逼出版機構媒介融合快速發展,大型出版集團戰略並購,資產重組,紛紛上市;第四階段“知識服務”階段,用户閱讀習慣變更的深層次需求,帶來知識服務的增值變革。我們以為這是從政策及企業發展模式層面的分析和總結。 但從數字技術的運用層面看,初級、中級、高級三階段的劃分似乎更符合數字期刊出版業的實際狀況。 初級階段就是轉型階段,“出版機構進行出版内容的數字化轉換,業務流程數字化升級、數字内容資源有效集成等工作。” 中級階段即數字化深化階段,出版機構實現出版數字化後,要進行產業機構的調整,管理機制的變革,推動傳統知識生產與數字化业務的有效融合。 高級階段即融合階段,出版機構在此階段實現出版知識服務的全面融合發展,形成創新性的數字化產品和服務平台。 我國大多數學術期刊出版機構尚處在出版數字化的初級階段,部分出版機構處於中級深化階段,而高級的數字化出版是其終極目標。 作為個体的出版機構,學術期刊數字出版知識服務,雖處於數字出版的不同階段,但在瞄定數字化出版的大目標與方向後,可彎道超車式發展。121
其次,把握學術期刊知識服務的一般性與特殊性規律。 學術期刊知識服務有其不同於一般數字出版機構知識服務的特殊性。 在開展知識服務時,一方面要注重學術期刊自己知識服務平台的搭建。 通過知識服務平台的建設,出版知識服務機構可以提供大量的、各具特色的知識資源,既可為知識資源的共享、整合、升級提供技術支撐,探究服務的模式,也可為增強各學術期刊數字出版機構知識服務的質量、提升出版知識服務的影響力奠定基礎。 正因為知識服務平台是實現知識服務的集聚性平台,所以國家對知識服務技術平台的建設也十分重視,2017 年,國家新聞出版研究院啟動了新聞出版大數據應用工程———國家知識服務平台項目建設,搭建國家知識資源服務平台。 學術期刊通過搭建的數字化知識服務平台,可滿足用户個性化需求並進行知識服務,也可挖掘用户模糊化的需求、分析用户尚未意識到的潛在需求;或進行專職顧問式的端對端服務,或進行參考諮詢服務的問答模式服務;或進行自助服務的知識庫服務。 另一方面,學術期刊知識服務平台的搭建可注重與已開展知識服務的大型期刊資料庫平台的對接。 既要開發期刊自己的數字知識服務的新產品,又可通過行業期刊知識服務平台或國家層面更大的知識服務平台進行傳播,增強知識服務的價值。 如北大萬方數據知識平台,是集海量學術資源、專業算法模型、深度數據加工、直觀圖譜展示等多功能為一體的知識服務平台,可進行萬方智搜,查閱數字圖書館收錄期刊、各類論文、專利、標準、科技成果、法律法規等;可在創研平台為用户提供有關文獻精讀、選題發現、定題評測,並可與行業最具影響力專家學者進行學術文獻上的交流;同時,可為用户進行定製性的科研成果誠信檢測、學術論文檢測等。 這種在海量知識資源基礎上的知識服務,是以用户為中心的服務,沒有用户的使用,就沒有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和潛力。 學術期刊數字出版知識服務平台遵循着這一共同的規律,可根據期刊發展目標開發自己的服務内容,也可與大數據平台鏈接或合作,滿足用户需求。 學術期刊數字出版知識服務還可探索數字出版基礎上的新型智慧出版,可以創造用户需求的場景,激發用户各種不同需求,並以專業化為特色,優化知識組織,加強知識管理和服務。 同時,不同學術期刊知識服務平台要打破競爭所形成的壟斷壁壘,突破第三方平台在學術期刊數字化出版傳播中形成過度集中的行業壟斷。再次,構建符合學術期刊工作特點並能滿足用户需求的知識服務平台。 知識内容生產的創新性是學術期刊知識服務的最大亮點,所以知識服務的開展要以之為核心,首先打造稿件快速處理的板塊。 採編發系統要方便作者、編輯和審稿專家。 其次,打造知識服務的平台,方便最新信息的快速傳播、方便知識衍生新產品的展示與傳播。 再次,行業信息展示模塊以及交流互動模塊。同時,可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對數據進行深度挖掘,形成多維數字融合+智能分析,實現從單一化、固定化、靜態化數字内容服務到多樣化、個性化、動態化的大數據内容服務,促進智能分析+數據產品開發+互動互通的多種智能的實現,使感知、記憶、推理、計算、預測等智力活動貫徹到學術出版各環節,實現智能出版,形成多媒體、交互式在線知識服務新業態。總之,數字技術給出版業帶來的變革是出版業快速發展的契機,也是出版業和期刊業創新内容載體、增強知識服務能力的關鍵。 無論出版知識服務還是期刊知識服務,要順勢而為,抓住關鍵問題,形成出版新業態,擴大知識服務的影響力和增值能力,推動中國學術事業高質量發展。①斯蒂芬·李特約翰:《人類傳播理論》,史安斌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 年,第 44 頁;第 47 頁。②馬振國、候繼倉:《識服務模式研究綜述》,沈陽:《圖書館學刊》,2012 年第 3 期。③任俊為:《知識經濟與圖書館的知識服務》,武漢:《圖書情報知識》,1999 年第 1 期。221
④張曉林:《走向知識服務:尋找新世紀圖書情報工作的生長點》,北京:《中國圖書館學報》,2000 年第 5 期。⑤李曉鵬等:《國内外知識服務研究現狀、趨勢與主要學術觀點》,沈陽:《圖書館學刊》,2012 年第 3 期。⑥⑦王勇安、鮑柳康:《出版的本質功能與出版知識服務的範式重構》,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學報》,2022年第 2 期。⑧王曦、李弘:《 ”十四五“時期推進我國數字出版業務工作展望———基於生產力發展視角》,南寧:《出版廣角》,2022 年第 4 期。⑨魏玉山:《知識服務是出版服務的重要方式之一》,北京:《出版參考》,2019 年第 7 期。⑩原祖傑:《交流與對話:學術期刊一種被忽視的基本功能》,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6 年第 2 期。《澳門理工學報》2017 年第 1 期刊出“域出版”文章多篇,包括桑海:《新媒體時代的學術平台———以域出版為中心》;朱劍:《域出版:傳播秩序的重構》;仲偉民:《域出版助學術期刊走向真正的媒體融合之路》;高自龍:《融合轉型:期刊主體性困境與路徑選擇》;原祖傑:《域出版:新媒體時代學術傳播的新嘗試》;李宏弢:《域出版:新思維、新平台成就學術新發展》。史丹等:《從三個層面理解高質量發展的内涵》,北京:《經濟日報》,2019 年 9 月 9 日。杜敏:《哲學社會科學學術期刊高質量發展的内涵與路徑》,南寧:《出版廣角》,2021 年第 19 期。張新新:《出版機構知識服務轉型的思考與構想》,北京:《中國出版》,2015 年第 24 期。魏玉山:《知識服務是出版服務的重要方式之一》,北京:《出版參考》,2019 年第 7 期。李玲飛:《人工智能背景下數字出版知識服務的生態體系構建》,北京:《行政管理改革》,2020 年第 10 期。中共中央宣傳部、教育部、科技部:《關於推動學術期刊繁榮發展的意見》,北京:《中國出版》,2021 年第 14 期。沈丹、張福穎:《知識服務———學術期刊高校傳播之路》,哈爾濱:《新聞傳播》,2018 年第 8 期。王文軍:《從“檢索評價” 到“數據服務”》,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6 年第 2 期。陳曉堂:《媒介融合背景下學術期刊知識服務體系構建》,北京:《科技與出版》,2020 年第 5 期。向颯、楊媛媛:《基於用户畫像的學術期刊精準化知識服務策略》,北京:《科技與出版》,2021 年第 2 期。陳建華:《媒體融合環境下科技期刊知識服務創新的探索》,北京:《中國科技期刊研究》,2017 年第 12 期。郝麗:《書報資料中心對期刊數字化發展的探索》,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5 年第 2 期。明星:《同方知網:數字時代的知識方舟》,北京:《中關村》,2012 年第 8 期。張耀坤、胡方丹:《中文學術期刊開放存取、獨家授權與文摘索引服務———在無序中尋找突破口》,北京:《情報資料工作》,2016 年第 2 期。朱劍:《中國知網與入編期刊及其作者關係十論》,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22 年 2 期。方卿、楊丹丹:《矛盾視角下我國學術期刊的高質量發展路徑研究》,南寧: 《出版廣角》,2021 年第6 期。張立、介晶、周丹:《國家知識資源服務模式試點研究》,北京:《出版參考》,2019 年第 7 期。許劍穎:《數字出版知識服務的内涵、模式及對策》,北京:《科技與出版》,2017 年第 11 期。徐潔、白一楊:《高質量發展主題下的用户貢獻内容與出版知識服務》,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學報》,2022 年第 2 期。高培:《專業出版社如何實現知識服務轉型》,南寧:《出版廣角》,2017 年第 2 期。褚旖旎、袁文霞:《數字出版中的知識服務模式構建》,遼寧錦州:《渤海大學學報》,2021 年第 4 期。劉錦宏、王懷霞:《專業出版社知識服務盈利模式探究———以法律專業數字化出版為視域》,南寧:《出版廣角》,2021 年第 23 期。蔡翔:《傳統出版融合發展:進程、規律、模式、路徑》,武漢:《出版科學》,2019 年第 2 期。楊志輝:《學術期刊數字化出版到智慧出版的變革》,太原:《編輯之友》,2019 年 1 期。作者簡介:杜敏,《陝西師範大學學報》主編、教授、博士生導師,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報研究會秘書長。 西安 710119[責任編輯 劉澤生]321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4 期·文學研究·詩文證史的合理性與限度:從陳寶箴死因研究說起*周 洋[提 要] 在近年來較爲熱門的陳寶箴死因研究中,詩文證史的運用出現了爲探清歷史事實而陷入以多元詩文解讀相對抗的膠着狀態,已超出詩文證史作爲方法來求證史實的合理性與限度,這對於具體事實真相的考察頗顯有心無力。 而這種膠着狀態的出現,根源於相關可靠性史料的匱乏,同時也與研究者對互證法應用於文史研究之別的關注不足脫不開關係。[關鍵詞] 詩文證史 合理性與限度 陳寶箴之死[中圖分類號] K251; I206.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4 ⁃ 0124 ⁃ 09近年來,陳寶箴死因研究成爲近代文史學界的一個熱門話題,劉夢溪、鄧小軍、張求會、胡迎建、馬亞中、李開軍、茅海建、陳斐等皆曾各抒己見,① 頗爲一時之盛。 陳寶箴於光緒二十六年庚子(1900)卒於江西南昌,其子陳三立記述其死因爲“忽以微疾卒”,②這是有關陳寶箴之死最早有信可徵的記載,一直亦無人有疑。 1980 年代初期,宗九奇披露了戴遠傳的《文錄》,其中有陳寶箴係被慈禧賜死的說法。③自此之後,學人便對陳寶箴的死因有了不同看法,出現病卒說與賜死說的學術論爭,尤以對賜死說的相關論述廣起爭議。 劉夢溪、鄧小軍、陳斐皆曾花大氣力撰文闡述賜死說之合理性,認爲陳三立所記實爲微言,進而在文章中對陳三立等人的詩文進行闡釋,尋找能夠指向賜死一事的線索,力圖將陳寶箴爲慈禧賜死一事坐實。 但由於戴遠傳《文錄》對賜死一事的記載本身存在諸多疑點,劉、鄧等學者對陳三立等人詩文的解讀又存在一些牽強附會與過度闡釋處,故其結論並不能令人信服。 因而便有學者如李開軍、茅海建等人撰文商榷,重申病卒說的合理性。 如此一來二去,作者隊伍學術水準既高,發表平台如《文史哲》、《中國文化》等在學界的影響力亦大,遂使得對陳寶箴死因的探討逐漸熱門起來。值得注意的是,此項研究中所主要憑借的研究方法,爲詩文證史。 學人在賜死說與病卒說之間421∗本文係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陳三立七律詩藝研究“(項目號:2022SJYB1138)的階段性成果。
的觀點交鋒,便主要圍繞對陳三立等人的詩文解讀而展開。 以文學研究而言,詩文解讀既是本體研究,亦是重要方法。 以史學研究而論,詩文解讀則多作爲方法而存在。 但如欲以主觀性色彩頗濃的詩文解讀,來求證尙存疑點的史實真相,自不免出現因真相唯一而多元解讀難於並存的情況。 這項研究中亦存在此種問題。 研究者似乎忽略了詩文證史的局限,以致於陷入以主觀性較強的詩文闡釋相對抗的方式來探求史實真相的誤區,超出了詩文證史在求證史實一途上的合理性與限度。 陳寶箴之死此一史事,歸根到底應從史實研究本身出發,尊重現存的確切史料,維持其子陳三立“忽以微疾卒”的原判。 筆者不揣冒昧,擬從陳寶箴死因研究中側重使用詩文證史的因由入手,充分體察學人爲廓清此樁史事的良苦用心,在此基礎上指出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並嘗試發表個人的一些粗淺意見。一、陳寶箴死因研究中使用詩文證史的主要因由圍繞陳寶箴是病卒還是爲慈禧賜死這一問題而展開的相關研究,以詩文證史作爲主體論證方法的主要因由,即緣於直接相關的可靠史料匱乏。 桑兵曾言:“研治近代中國的政治史事,常有事出隱祕,相關各人均不留記錄,公開文書又多爲官樣文章,欲求實證,戛戛乎其難。 而愈隱祕之事,因爲事關重大,又不得確切的消息來源,坊間傳聞愈多,相互歧異,真僞難辨。 戊戌庚子間的朝野政局,接連發生廢立、歸政、建儲、保皇、勤王等多項祕事,即使在風雲變幻、絕不尋常的近代中國史上也顯得相當異常。”④而因“濫保匪人”被革職的陳寶箴,其生命的終結便發生在“風雲變幻、絕不尋常”的庚子年,事件本身確也合乎桑先生所謂之“事出隱祕”,相關人士的記錄絕少,僅陳三立於《巡撫先府君行狀》中記載其“忽以微疾卒”,並有“不孝不及侍疾,僅乃及襲斂,通天之罪,鍛魂剉骨,莫之能贖”⑤的徹骨之痛。 於此可見,陳寶箴在南昌逝世時,陳三立並未經歷其父彌留之際的相關情境。 但對於陳寶箴係病卒,曾任其幕僚的鄒代鈞與陳三立之姻親范當世均不言有異,⑥而官方文獻中也留有陳寶箴病逝的記載。⑦然而在庚子年極爲複雜多變的政治形勢下,獨居僻地的陳寶箴突然過世,坊間傳聞亦爲數不少。 在戴遠傳《文錄》的相關賜死記載之外,尚有宋恕在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四月致孫仲愷信中所言之“榮、剛又下密電於江西,着將陳寶箴中丞就地正法,其餘稍涉帝黨者,無不着令嚴拿”。⑧但在此信之末,宋恕又言:“閣下欲知其詳,可買本年正、二月《同文滬報》及《中外日報》、《蘇報》、《國聞報》、《天南新報》、《閩報》、《亞東時報》、《遊戲報》等細閱,便知其詳。”⑨據此推斷,宋恕信中所言榮、剛二人下密電着將陳寶箴正法一事,實源於當日報章所載之消息。⑩由此可見,不論是戴遠傳《文錄》所記、宋恕致孫仲愷信中所言,抑或當時報章所載情形,關於陳寶箴下世之因,都指向慈禧密諭,與陳三立所謂“忽以微疾卒”毫不相干。 在賜死與病卒兩說之外,坊間相傳陳寶箴的死因尚有吞金自殺與飲白鶴血身亡等說法,皆捕風捉影,不足爲憑。相較於支持病卒說有關材料的至親、僚屬之言與官方文獻記載,佐證賜死說的相關史料則基本脫離不了傳言的性質。 不論是戴遠傳《文錄》所記、宋恕致孫仲愷信中所言,或是當日報章所載之消息言論,都只能算作傳聞,而不能遽奉爲信史。 特別是像《文錄》中所謂“寶箴北面匍伏受詔,即自縊。 巡撫令取其喉骨,奏報太后”之類的說法,文字記述頗同於小說故事,繪聲繪色,如其親見,可疑處甚多,且又是生無旁證,死無對證。 茅海建即認爲:“宗先生所引的這一條記載,本屬荒誕不經,然庚子年(光緒二十六年)本是荒誕不經之年,多有荒誕不經之事”,“但我個人以爲,此說過於離奇,似爲不可採信”。與此同調者,有余英時、胡迎建、汪叔子、張求會、馬亞中、李開軍等,皆認爲賜死說材料疑點重重,不可遽信。 當然,信者亦有之,陳柏生、劉夢溪、鄧小軍、陳斐等,皆認爲陳三521
立《巡撫先府君行狀》之“忽以微疾卒”實爲微言,而戴遠傳《文錄》所記之賜死才是真正的事實真相。 持賜死說者所一再強調的,即是密旨賜死這一事件的真實性,因而其基本無視持病卒論者關於史料真僞的考辯。 誠然,鑒別史料亦非易事。 陳寅恪曾指出:“通論吾國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流於誣妄,而官修之書,其病又在多所諱飾,考史事本末者,苟能於官書及私著等量齊觀,詳辨而慎取之,則庶幾得其真相,而無誣諱之失矣。”能遮罩個人情感與主觀成見的“等量齊觀”,已頗覺挑戰人之常情,而建立在此基礎上的“詳辨而慎取”,合內證與外證對史料擇真棄假,確然也是誠乎其難。 無論是主張賜死說者,還是堅持病卒論者,都找到了支撐自身觀點的證據,相互辯駁雖已極其細緻,但仍處於互不相讓的膠着狀態。細審賜死說之緣起,其觀點實由流言之附會而起。 持賜死說諸學人所依據的原始材料,也主要是戴遠傳《文錄》中所記尙待證實的一家之言,流衍至今,亦無切實的新材料可資佐證。 而回到庚子年西太后濫殺朝臣的歷史情境,複雜多變的政治局勢也爲各種傳言的產生提供了現實基礎。 此年舊曆六七月間,張蔭桓與許景澄、袁昶、徐用儀、聯元、立山,先後被明詔處死,坊間有關慈禧欲殺之而後快的的大臣中,陳寶箴之外,尙有翁同龢。 嚴復在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廿七日(1902 年 2 月5 日)《與張元濟書》二十通之第十三中有言:“即如老西,既到長安,即欲以待張南海者待翁常熟,榮垂涕而言不可。 既至今年正月初六,老西之念又動,榮又力求,西云:直便宜卻此獠;此雖出於爲己,然朝廷實受大益,可謂忠於所事矣。”即述及慈禧欲殺翁同龢而爲榮祿所阻一事,但未言明其消息來源,真僞不知。 而此前的光緒二十六年八月初五(1900 年 8 月 29 日),翁同龢在日記中記載“於山居外鑿一義井”,以備自了。 嚴復所記與翁同龢鑿井以備自裁兩相對照,自不免引人聯想,畢竟作爲曾經的帝黨領袖,慈禧確有非殺之不可的充分理由。 只是自光緒二十四年(1898)革職歸里並交由地方官嚴加管束,至光绪三十年(1904)卒於家,翁同龢的老成凋謝排除了其爲慈禧所殺的可能性。反觀陳寶箴被賜死之傳言,則頗乏史實基礎。 慈禧欲殺翁同龢,因其爲帝黨領袖。 欲殺張蔭桓,則是因其一方面曾參與戊戌維新之舊恨,另一方面則因其辦理外交聯絡洋人之新仇。 殺五大臣,則因其對外主和,對內主剿。 皆忤逆當日慈禧意志。 而陳寶箴既非帝黨,戊戌政變後即被革職,對朝局已無甚影響,況且其尙有榮祿這位交情甚厚的權臣在朝。 從現有史料的研究基礎來看,慈禧缺乏置其於死地的理由。 但與翁同龢的自然凋謝以破傳言不同,陳寶箴的死亡極爲突然,至親骨肉亦未能親見。 再加上其子陳三立在其死後所表現出的異常哀痛,以及《巡撫先府君行狀》一文中的諸多隱諱之詞,都難免使人對陳寶箴的真正死因有所聯想。 但限於直接相關性史料的稀缺,亦頗難印證。 在此情形下,從陳三立等相關人士的詩文中尋找蛛絲馬跡,便顯得十分重要,由此詩文證史即成爲此類研究中使用最多的方法。 在諸位學人對陳寶箴死因研究中的相關史料已進行過充分考證、辨僞的情況下,本文擬不再討論史料真假及運用,而着重對此類研究中因使用詩文證史所產生的問題做一探討。二、史實研討上的不客觀:詩文解讀間的碰撞與對抗在偏於主觀性的文本解讀過程中,解讀者對作者寫作時歷史語境、心理活動等方面的把握已屬艱難,更不用說那些因爲解讀者自身的學養、見識、經驗,而在閱讀感受中所產生的代入感和解構感。 持賜死說與病卒說的學者們大都在文章中對陳三立等人的相關詩文進行過不同的解讀,或自證,或辯駁。 若僅就文本解讀自身而言,這種闡釋的多元化並無多大問題,但當這種多元化闡釋的621
既定目標指向陳寶箴死因的史實論證時,對文本的個人感受便成爲論證中的主要依據,如此一來就難免會陷入以文本解讀來對抗文本解讀的主觀性誤區,既在評判標準上缺乏客觀性,亦容易在觀點交鋒中互不相讓,難以達到證明或證僞的目的。 這種誤區的出現,表面上看是因爲解讀者對詩文閱讀感受的不盡相同,但究其根本,還是源於學人在直接相關性史料稀缺囿限下的不得已而為之。李開軍《陳寶箴賜死考謬———與劉夢溪、鄧小軍兩先生商榷》一文,已經對劉夢溪、鄧小軍之於陳三立等人的詩文在闡釋上的一些訛誤與過度處,作了比較細緻的駁辯。 筆者詩學功力尚淺,不敢大言對陳三立詩歌的解讀不偏不倚、正合詩人本意,但在筆者看來,陳斐《陳寶箴爲慈禧密旨賜死說再考辨———從陳三立“門存”詩談起》(以下簡稱“陳文”)一文中對陳三立“門存”詩的解讀,雖然有其合理之處,但對陳寶箴爲慈禧賜死之說的深信,卻也先入爲主地影響到了其對陳三立詩歌的闡釋。 在陳文所給出的解讀之外,陳三立“門存”詩《遣興二首》確然存在着於史實與詩人心境兩合的、別樣且合理的解讀方式。 陳文解讀雖未必有誤,但以解詩來對抗解詩的方式去尋求史實真相,很難取得證明或證僞的預期效果。 錄陳三立《遣興二首》如下:九天蒼翮影寒門,肯掛炊煙榛棘村。 正有江湖魚未膾,可堪簾几鵲來喧? 嘯歌還了區中事,呼吸憑回紙上魂。 我自成虧喻非指,筐床芻豢爲誰存?刺繡無如倚市門,區區思繞牧牛村。 曉移觴榼溪橋穩,晨聽篝車田水喧。 俯仰已迷蘭芷地,伶俜余吊屬鏤魂。 江長海斷風雷寂,陰識雄人草澤存。第一首的首聯“九天蒼翮影寒門,肯掛炊煙榛棘村”,陳文解爲陳三立以九霄蒼鷹棲身於荆棘之鄉野自況,“比喻自己曾在朝廷任職,志存高遠,但現在被打擊冷落,拼得在遠離政治中心的江寧居處”。然而,此二句用以形容庚子國變中帝后西狩時的困窘境況,也合乎詩意。 況且九天爲天之最高處,若說陳三立以九天之上的蒼翮比喻自己,就中國傳統的道德倫理觀念而言,似乎并不恰當,未免有大逆不道之嫌。 庚子年夏間“拳匪”禍起,八海兵戈入京,帝后西逃至陝西,至此年臘月二十六日,清廷始下《罪已詔》。 詔中有言:試思乘輿出走,風鶴驚心。 昌平、宣化間朕侍皇太后,素衣將敝,豆粥難求,困苦饑寒,不如氓庶。 不知爲人臣者,亦嘗念及憂辱之義否?所謂“素衣將敝,豆粥難求,困苦饑寒,不如氓庶”,十六字道盡帝王逃難的辛酸。 想帝后當日於兵荒馬亂中避難求生,受風霜之苦,一路飲食居用已是衣破食粥,落魄困苦之窘況可想而知。 陳三立此詩作於光緒二十七年冬,此時兩宮仍未回鑾。 故將詩中之“影寒門”、“肯掛炊煙榛棘村”的“九天蒼翮”理解爲陳三立對帝后西狩途中所遭風霜落魄的喻指,也符合詩意。 此詩頷聯,“陳文”解爲詩人“自己正想着回鄉歸隱,豈料喜鵲飛到簾幕和几案旁邊來聒噪,莫非又有什麼喜事(形勢或有轉機)?”筆者也深同此意。 但“陳文”對此詩頸聯“嘯歌還了區中事,呼吸憑回紙上魂”的解讀,筆者卻有不同看法。 陳文將“呼吸憑回紙上魂”解爲剪紙以招詩人亡父之魂,固然可作爲一種闡釋角度,但此聯也可以理解爲陳三立在鄉間閒居時的生活狀態。 詩人有感於蜩螗淩夷的國事日非,便以長嘯歌吟排遣心中憤慨,所謂“嘯歌還了區中事”;同時也每日讀書,任憑書中古人之英靈在短促的呼吸之間往來,所謂“呼吸憑回紙上魂”是讀其文而想見其人的意思。 尾聯用莊子典,意爲國家社稷尚且前途未卜,方床美味又爲誰而設呢? 按此思路通觀此詩,首聯寫對兩宮西狩所遭風霜之苦的擔憂,頷聯寫閒居之際聞喜鵲聒喧所聯想到的國勢復回之望,頸聯寫閒居中嘯歌與讀書的生活狀態,並透露出心境的抑鬱與憤懣,尾聯則再次抒發對國內局勢難定的隱憂,意蘊較爲深廣,亦符合陳三立爲詩心繫社稷的一貫風格。 如按陳文所言,強調此詩之“紙上魂”係爲其亡父招魂,就721
此詩曲折隱晦而又感傷無力的意境而言,亦有道理。 但筆者之解讀,卻也能對詩情詩境作出較爲通達的詮釋。 既然如此,又何必生硬地將詩中難於理解處往賜死一事上靠攏呢?第二首詩的前兩聯意思較爲顯豁。 起句“刺繡無如倚市門”典出《史記·貨殖列傳》:“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陳三立用此句,意在引出自己對隱居生活的喜愛,所謂“區區思繞牧牛村”。 至於“曉移觴榼溪橋穩,晨聽篝車田水喧”一聯,則是詩人對鄉間悠閒生活狀態的描摹,並無可爭議的地方。 筆者與陳文對此詩在解讀上的分歧,主要在頸聯“俯仰已迷蘭芷地,伶俜余吊屬鏤魂”兩句的闡釋上。 “蘭芷地”,本於屈原《離騷》,正如陳先生所言,“當指楚地湖南”。 陳寶箴於光緒二十一年撫湘,推行維新,陳三立以公子身襄贊,湖南實爲陳氏父子平生志業所在。 但陳文對“屬鏤魂”的理解,筆者亦有別種說法以合其詩意。 按“屬鏤”典出於《左傳·哀公十一年》所載“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指吳王夫差以屬鏤劍賜死伍子胥事,後世流衍,“屬鏤”遂成爲忠臣爲君主所殺之典實。 陳文對“屬鏤”一典的理解,側重於忠臣爲君主所殺的具體方式,即賜死,並舉李廌《天封觀將軍柏》與劉基《錢塘懷古得吳字》中的詩句作例證。 但“屬鏤”一典所應強調的,並非是忠臣爲君主所殺在細節呈現上的具體方式———賜死,而應是勠力謀國、卻不爲君主理解以致死不瞑目的忠臣遺恨,正所謂“屬鏤忠恨騰騰”。毫無疑問的是,“屬鏤”一典所指的今典應當與清季忠臣被殺相關。 但陳文遽認爲其對應之今典就是陳寶箴被賜死,應當脫離不了其對戴遠傳《文錄》所記賜死之說先入爲主的深信。 按,庚子亂後,清廷迫於列強壓力,曾下詔處死所謂“首禍”諸人。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諭有言:追思肇禍之始,實由諸王大臣等昏謬無知,囂張跋扈,深信邪術,挾制朝廷,於剿辦拳匪之諭,抗不遵行,反縱信拳匪,妄行攻戰。 以致邪焰大張,聚數萬匪徒於肘腋之下,勢不可遏。 復主令魯莽將卒圍攻使館,竟至數月之間,釀成奇禍,社稷阽危,陵廟震驚,地方蹂躪,生民塗炭。莊王載勳、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及軍機大臣、刑部尚書趙舒翹被賜令自盡,山西巡撫毓賢被正法,禮部尚書啟秀、徐承煜被即行正法。 貝子載瀾、載漪被定爲斬監候,加恩發往新疆終生監禁,協辦大學士剛毅斬立決。而陳氏父子真正受誅連的事件是戊戌政變。 政變後,陳氏父子遭革職“永不敘用”,且陳三立朋輩如譚嗣同等四章京等皆被處死。 從戊戌維新至庚子國變,尙不足兩年時間,國內局勢幾已不可收拾。 此間閒居江寧作爲旁觀者的陳三立,面對沉淪國勢與曾經志業抱負的盡數東流(“俯仰已迷蘭芷地”),一時感觸之下,回憶起往昔引頸就戮的諸友與列位大臣,他們勠力謀國卻死難瞑目的忠臣遺恨,才是此時詩人憑吊“屬鏤魂”的深沉所在。 說到底,還是出於對國事衰頹的痛心疾首。 然而忠臣就戮,國本不可謂不傷,國勢又有誰人可起而振之? 此詩尾聯所謂“江長海斷風雷寂,陰識雄人草澤存”,意即目前動亂局勢雖已暫趨於平穩,但詩人卻暗暗看出民間尚有雄傑之人存在。 此間所透露出對國勢難回的某種隱憂,便與其憑吊“屬鏤魂”忠臣遺恨的憂心國本一脈相承。 故此有理由認爲,此處之“屬鏤魂”,可以指代戊戌以來被處死的英魂。 如將其指代限定於已在九泉之下的陳寶箴,當然也能體現“屬鏤”一典所代表的忠臣遺恨,於全詩詩意亦能貫通。 但在此詩確有別樣合理之文本釋義存在時,將對其的解讀定於一尊,來力證陳寶箴確爲慈禧所賜死,便頗爲不妥。故此,在陳寶箴死因研究中,因相關可靠性史料的缺失,利用詩文證史的方法去解讀陳三立等相關人士的詩文,希冀以此來尋找能夠對某一說法證實或證偽的線索,這種方式雖然具有觀察視角和研究思路上的啟發,但在此過程中解讀者對詩歌文本多樣內涵的偏於一端,雖常可自圓其說,卻821
也容易在論證史實時出現較強的主觀性闡釋之間的對抗,往往並不能達到預期的論證目的,已超出詩文證史作爲方法在求證史實一途上的合理性與限度。 故筆者認爲,在新的有力證據未出現之前,對於陳寶箴死因的推斷不宜過細,以詩文闡釋來確定此一史實的方式也不宜再用,待有較爲堅實的新材料出現,能爲“重建或還原歷史本相,並且進一步回到歷史現場,深入體察相關人事背後的複雜關係和人物的心路歷程提供了契機之時”,各方再來論劍不遲。三、文史研究中運用互證法應當有別詩文證史、史證詩文,以及所謂二重證據法、三重證據法,包括錢鍾書的連類互證法,講的都是不同材料之間互證互釋、互相發明和對比參照的研究方法問題。 此類方法的本質,在於研究者要以審慎而銳利的眼光去辨別各種材料之間的真僞與聯繫,對其進行系統貫通,進而用以說明論證,有着極其高明的融通意識。 也正是得力於這種融通意識,此類互證法才得以盡可能地破除不同領域之間的壁障,從而取得較爲通脫的見解。 確然,以詩文證史的方法,通過解讀陳三立等人的詩文,發掘其文本所包含的新義,有助於打破陳寶箴死因研究中被幾則史料固定化了的、通常只能作出無關痛癢之猜測的舊程式,在豐富的文本闡釋之中蘊含了創新的可能性,這是其積極意義所在。 正如范文瀾所言:“近代文史分家是應該的,因爲文史各有廣泛的領域,二者不可得兼,只好舍一而取一,但也不可分得太截然。”截然分開文史,確實也抹殺掉了部分潛在的創新意識與可能性。但在互證法的運用過程中,很難避免對某些材料先入爲主的深信和對反面材料的視而不見。就陳寶箴死因研究而言,持病卒說的學者,根據已有的官私文獻,致力於考辨賜死說相關材料的可疑之處,但尚能做到對反面材料相當的重視。 而持賜死說的學者,則深信陳寶箴爲慈禧賜死的說法,致力於以詩文解讀來推翻陳寶箴至親僚屬記其病卒的言之鑿鑿。 由此導致的弊端,則是主賜死論者在施展詩文證史之際,基本對反面材料視而不見,且在對陳三立等人詩文的解讀中存在着一種既定的預設目的,往往趨向於將詩文中一些極富歧義性的文字,向着有利於佐證賜死說的方向去闡釋,造成了有意的誤讀,這基本上偏離了互證的本意。 以賜死說相關材料爲依據解詩,再將解讀所得之結論反過來用於佐證賜死說,難免有循環論證之弊。 且以對陳三立等人詩文之解讀作爲主要論據進行的論證,極具主觀傾向性,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文本解讀之間的交鋒,而證明解讀上的孰是孰非,存在着相當的難度。 故以其來驗證陳寶箴之死這一客觀事實,也是極難奏效。互證法在應用於文學與史學研究時須有不同,不能忽視文學與史學的學科界限。 有學者曾言:“文學與史學各有領域。 文學工作者運用文史互證方法,仍以文學爲歸宿。 史學工作者運用文史互證方法,仍以史學爲歸宿。 文學意境與史學意境有別。”相較於史學研究中重史實、重邏輯,以理性精神爲主體的求真求確,文學則更趨於感性。 這並不是說文學研究中不重史實、不講邏輯、不講理性,在文學研究中,史實、邏輯與理性也非常重要,但就文學與史學的整體性分野而言,文學更趨於感性。 文學創作者在書寫文本時,是以一種審美化的修辭路徑對客觀世界進行認知,而非偏重事實、邏輯等概念路徑的認知。 相較而言,這種認知方式往往要來得較爲快捷,且從客觀物質世界中得到的認知元素也更爲豐富,當然也更加富於感性。 即如被奉爲信史的《史記》,其中對史實的框架描述固然有信可徵,但其人物傳記部分的諸多情節、對白等細部描摹,則無疑是司馬遷調用想像力來彌合歷史語境的一種合理的再創造,已然屬於文學視域。 這種史家想像,雖然包含着相當的“了解之同情”,又“必在一定的時空之內,並且須受證據的限制”,但在對材料的處理方式上,實際上更近於偏主觀性的寓意之文,而遠於偏客觀性的紀事之史。 至於文學作品的書寫,與現實情境921
不盡相合者,也實在比比皆是。 故此,力圖尋繹詩文通解的史證詩文,絕不能一味“專主考據,以致佳詩盡成死句”。而旨在使歷史情狀纖毫畢現的詩文證史,亦不可汲汲於“遠犬吠聲,短狐射影”而盡多穿鑿附會。因此,筆者以爲,以互證的方式來研究文學與史學,在對互證材料的使用和解讀上,應當且必須有所區別。其一,在對文學文本的性質認知上,要對其中現實書寫與審美特性的分野給予充分重視。 以素來號稱“詩史”的杜詩而言,在宋代詩學中就曾出現過諸如探討唐代酒價、鹽價幾何,柏樹之高度腰圍幾何等,關涉到文學描寫與歷史事實關係的問題。 杜詩中對酒價、鹽價以及柏樹高度腰圍的描寫,就文學研究而言,多數情況下應視其爲審美上的一種慣用語,或一時用事之語,即便杜詩所言酒價一斗需三百青銅錢的說法與事實上的酒價有異,也不必苛責老杜有失實錄精神,這便算是守住了文學的意境。 若就史學研究而言,就要在將詩歌當作史料來閱讀的處理方式之外,對其文學色彩與美學功能保持充分的警惕,明確其作爲輔料的地位。 以詩文之描摹來印證歷史細節固然可以,但應以其所言爲參考而廣求多方參證,並對所得史料進行精準辨別,守住史學的意境。其二,在對詩文解讀作爲本體還是方法的指向上,文史研究亦需有所區別。 在文學研究中,詩文解讀既可以當作本體來進行鑒賞與細讀,也可以作爲一種方法輔助於文學史寫作,二者互涵互攝,關係平等且相互制約。 但在史學研究中,詩文解讀的本體色彩便應大大減弱,而要側重於方法。畢竟詩文富於感性,內涵豐富,與理性精神統攝下重史實、重證據、重邏輯的史學有所不同。 若僅就文學研究而言,以詮釋學的觀念,駕馭想像力,對文學文本進行解構與重建,只要不是虛無縹緲,不知所云,應當說對於豐富作品內涵、打開研究視野及擺脫常規思路,都具有一定意義。 但於史學研究的語境中應用互證法,則當謹守詩文解讀作爲方法論的工具屬性,要對文本的客觀性給予足夠的重視,努力避免不顧作者創作之時地心境而肆意馳騁的想像,追求一種較爲客觀、合理、通透的內涵解讀。 當然,要達成這種解讀,需要很深的解讀功力和足夠的材料支撐,但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材料的窮盡與精細化處理的並舉,相信也會有着不俗的功效,亦如程章燦所言:“文本也有可能開拓視野,這既依賴於文本收聚的完備程度(數量),也有賴於文本處理的深細程度(質量)”。由此大略言之,如果做文學研究,需要使用史料來參證某些問題,對材料的解讀與使用,則不妨求寬。 而若是做史學研究,需要利用文學材料來參證某些問題,對材料的解讀與使用就應當求嚴。當然,凡事不可一概而論,還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對陳寶箴死因的考察,基本上屬於史實探求之研究。 因此,在利用詩文來參證歷史事實時,必須對資料的鑒別與使用採取從嚴的方式。 要尊重既有史料,亦應當懷疑既有史料,但不應該因陳三立等人的詩文中存在着某些具有多元化闡釋的成分,便固執相信其中一種而擯棄其他,以此來懷疑既有史料。結 語作爲一種利用不同材料來打開視野、擺脫常規思路的方法,互證法有助於從多角度開拓研究視域,自經乾嘉學術之研煉以來,就深爲有識者所重,流衍至今,已成爲中國學術傳統中一份極其寶貴的思想資源。 在陳寶箴死因研究中,部分學者以陳三立等人的詩文爲突破口,力圖用詩文證史的方法將陳寶箴因何而死一事察明,表現出求真求確的學術追求。 如能將陳寶箴死因定案,不僅對於近代史研究有一定價值,也在很大程度上有助於對其子陳三立與其孫陳寅恪詩文的解讀。 陳三立、陳寅恪的詩歌風格皆較爲隱幽,心思流露並不十分顯豁,且常在詩文中寓有隱痛,再加上文字表達形031
式上的幽微曲折,使其意旨難於準確把握,造成了解讀的困難,故闡釋過程中的誤讀在所難免。 如能察明陳寶箴的真正死因,便可以避免在解讀陳三立、陳寅恪詩文時,對其中部分較爲模糊的意旨產生誤讀。 但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持賜死說與病卒說雙方多採取的詩文證史方式,是以多元化、主觀性色彩較濃的詩文解讀來論證、辯駁陳寶箴因何而死的歷史事實,由此形成了一種詩文闡釋之間相互對抗的膠着局面。 要打破這一局面,自然有待於可靠史料的新發現。 更爲重要的是,對於文學、史學研究中運用互證法的分別,史學研究者應有足夠的清醒與自覺,要以史學研究爲歸宿,對詩文證史方法應用於史實探求時的合理性與限度有充分警醒。① 諸人相關論證可分爲主賜死說與主病卒說兩派。主賜死說一派之論,參見陳柏生《陳寶箴死因新說》(長沙:《求索》,1987 年第 6 期)、《揭開九十年前的一樁歷史疑案》 (長沙: 《湖湘論壇》, 1992 年第 1期);劉夢溪《慈禧密旨賜死陳寶箴考實》(北京:《中國文化》,2001 年第 17、18 期)、《陳寶箴和湖南新政》(北京:故宮出版社,2012 年,第 245 ~ 336 頁)、《陳寶箴係慈禧密旨賜死新證》(北京:《光明日報》,2014 年 9 月 2 日)及《慈禧的第二次殺機和陳三立的“倒后復帝”活動》 (上海:《東方早報》,2012 年 6 月24 日);陶江《崝廬與陳寶箴之死》 (南昌:《創作評譚》,2007 年第 3 期);鄧小軍 《陳寶箴之死的真相———散原精舍詩表微之一》 (收入其《詩史釋證》,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第 370 ~ 410 頁) 與 《“殉國”:陳寶箴死因的新證據———夏敬觀、陳三立贈答詩二首箋證》 (收入其《古詩考釋》,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年,第 185~ 207 頁);陳斐《陳寶箴爲慈禧密旨賜死說再考辨———從陳三立“門存”詩談起》 (濟南:《文史哲》,2015 年第 6 期)。 持病卒說一派所論,參見余英時 1996 年 8 月致劉正信影印件(見劉正:《陳寅恪先生的列祖列宗》,鄭州:《尋根》,2008 年第1 期);張求會《陳寅恪的家族史》(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179 ~ 185 頁);汪叔子、張求會編《陳寶箴集·敘言》(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第 10~11 頁);胡迎建《一代宗師陳三立》 (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 年,第 62 ~ 64 頁);馬衛中、董俊珏《陳三立年譜》(江蘇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10 年,第247~ 248 頁);李開軍:《陳寶箴“賜死”考謬———與劉夢溪、鄧小軍兩先生商榷》(濟南:《文史哲》,2011 年第 1 期);茅海建《戊戌變法的另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386~ 389 頁)。②⑤陳三立:《巡撫先府君行狀》,見陳三立著,李開軍校點:《散原精舍詩文集》 (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855 頁。③戴遠傳《文錄》有言:“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六月二十六日,先嚴千總公(名閎炯)率兵弁從巡撫松壽馳往西山崝廬,宣太后密旨,賜陳寶箴自盡。 寶箴北面匍伏受詔,即自縊。 巡撫令取其喉骨,奏報太后。”宗九奇:《陳三立傳略》,《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第 3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119 頁;宗九奇:《陳寶箴之死》,《文史資料選輯》第 87 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3 年,第 197 頁。④桑兵:《庚子勤王與晚清政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第 26 頁;第 17 頁;第 11 頁。⑥參見鄒代鈞在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二十七日《與汪康年書》,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劄》第三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 2805 頁;范當世:《故湖南巡撫義寧陳公墓誌銘》,《范伯子詩文集》(修訂本)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第 454~ 459 頁。⑦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光緒朝朱批奏摺 第32 輯 內政·賑濟》 之“護理江西巡撫布政使周浩折”,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第 842 ~ 843 頁。 李開軍《陳寶箴“賜死”考謬———與劉夢溪、鄧小軍兩先生商榷》對此有詳盡分析。 茅海建《戊戌變法的另面》亦認爲此道奏摺對證明陳寶箴係病卒“是一條很重要的證據”。⑧⑨宋恕:《致孫仲愷書》(一九〇〇年四月),胡珠生編:《宋恕集》下,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第 700 頁;第 701 頁。⑩當日報章所載此類消息,爲學界所看重者,尚有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十一日《清議報》所刊《續志立嗣事131
及京內外近日情形與外人議論》,其言:“西后現降密諭,着各省督撫捕拿各地之維新黨人,內有有名望者數人,即翁師傅、沈鵬、前湖南巡撫陳寶箴、御史宋某、翰林張某等。 沈鵬前已被拘。 翁師傅住宅,現亦派人嚴行看守,以防脫逃。 觀其情形,未必其敢將翁師傅正法,以犯眾怒。 惟其必逼使之自盡,而後乃能絕皇上之羽翼也。” (清議報報館編:《清議報》第 39冊,第 2542 ~ 2543 頁) 皆將陳寶箴之死指向慈禧密諭。參見韓建明《陳寶箴死因諸說》,向臘玉主編、九江市政協文史委員會編:《政協文史資料選輯(第 16輯)·九江之謎》,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3 年,第466~ 468 頁;陶江:《崝廬與陳寶箴之死》。宗九奇:《陳三立傳略》,《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第 3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119 頁。茅海建:《戊戌變法的另面》,第 387 頁。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第 74 頁。王栻主編:《嚴復集》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 549 頁。翁同龢著,陳義傑整理:《翁同龢日記》第六冊,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第 3283 頁。李開軍:《陳寶箴賜死考謬———與劉夢溪、鄧小軍兩先生商榷》。陳斐: 《陳寶箴爲慈禧密旨賜死說再考辨———從陳三立“門存”詩談起》。陳三立:《遣興二首》,《散原精舍詩文集》 (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33~ 34 頁。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上諭檔》 第 26冊,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年,第 483~ 484 頁。司馬遷:《史記》 卷一二九,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 3274 頁。左丘明著,杜預集解:《春秋左傳集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1775 頁。陳人傑:《沁園春·浙江觀瀾》,見唐圭璋主編:《全宋詞 》 下, 鄭 州: 中 州 古 籍 出 版 社, 1996 年, 第2068 頁。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上諭檔》 第 26冊,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年,第 480頁;第 480~ 481 頁。范文瀾:《北京大學歷史問題講座 第一講 歷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 年,第 10 頁。卞孝萱:《略談文史互證》,南京:《東南大學學報》,2004 年第 2 期。余英時:《陳寅恪史學三變》,北京:《中國文化》,1997 年第 Z1 期。陳寅恪:《寒柳堂集·韋莊秦婦吟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第 119 頁。錢鍾書:《管錐編》 第四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 1390 頁。程章燦:《文本與視野———拓展六朝文學研究的三點思考》,江蘇揚州: 《揚州大學學報》,2016 年第5 期。作者簡介:周洋,中國礦業大學中文系講師。 江蘇徐州 221116[責任編輯 桑 海]231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4 期歷史美學“別解”:評《柳如是別傳》路新生[提 要] 《柳如是別傳》是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最後一部著述,有不同於一般傳記的“特別”之處,故不能用尋常評價學術專著之方法解讀。 當今學界對此作的評論已有不少,然無一以“歷史美學”之視角解讀。 跳出傳統窠臼,用歷史美學的眼光,作審視《別傳》的嘗試,或可於《別傳》解讀收別開生面之效。[關鍵詞] 歷史美學 “別樣” “別評” 陳寅恪 《柳如是別傳》[中圖分類號] I206.7; K24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4 ⁃ 0133 ⁃ 13一、引言《柳如是別傳》(以下簡稱《別傳》)是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最後一部著述。 原題《錢柳因緣詩釋證稿》,易名《別傳》,是先生自視此《別傳》不同於一般傳記而有“特別”之處。 《別傳》的確“特別”,首先是“不合時宜”。 1950 年代至 1960 年代,史學界“五朵金花”①大討論陳沒有參與;“以論帶史”甚至“以論代史”是郭沫若、翦伯贊、范文瀾等史學大家感興趣的問題,曾接連於《紅旗》、《歷史研究》等雜誌發文討論,②陳對此未置一喙;關於“打破王朝體系”的百家爭鳴,③陳不僅不“趨時”更不“合流”。 《別傳》80 餘萬言,大部分為“古典”考訂,顯然違背時興的“厚今薄古”。說《別傳》“特別”又有數端:先生所有著述,以《別傳》醞釀最久、寫作時間最長、篇幅最大。 黑格爾說:“當我們研究‘過去’的時代,研究遙遠的世界,這時候一種‘現在’便湧現在我們心頭。 發生的史跡不屬於‘過去’而屬於‘現在’。”④先生撰《別傳》,希望透視“歷史”,諦審“現實”。 他以史家身份“越界”涉足文學,更視《別傳》為測驗治學深淺之試金石,足見此書地位之“特殊”。 《別傳》構思縝密體例獨特,其秉持詩史相通理念,史、詩互證,以精良考訂揭示史實之“古典”真相,可謂“別具一格”;先生借“古”言“今”,表達自家“意蘊”,可謂“別識心裁”。《別傳》如此“特別”,故不能用尋常評價學術專著之方法解讀。 自 1990 年代以來,陳寅恪“熱”經久不息,矚目於《別傳》者亦日漸眾多。 綜觀如余英時、汪榮祖、王鍾翰、王永興、周勳初、何修齡等諸家解《別傳》,有“辯誣”、“自遣自證”、“自喻自悔”、“復明運動史”、“頌紅妝女性史”、“知識分子史”、“明清文化痛史”諸說,⑤然以上諸家大體均採用傳統方法。 若跳出傳統窠臼,嘗試用歷史美學的眼光審視《別傳》,或可於《別傳》解讀收別開生面之效。331
二、《別傳》結構設計《別傳》極為艱深,奧衍難讀。 有學者以此認為《別傳》“全書各章之間並無細密聯繫”。⑥其實《別傳》體大思精,謀篇布局邏輯整嚴。 清代文論家劉熙載有云:撰述“其用意俱要可以一言蔽之。擴之則為千萬言,約之則為一言,所謂‘主腦’是也”。⑦《別傳》也有一線到底的“主腦”,可以一言蔽之曰:諦審歷史,品味“人”———“生”。 《別傳》謀篇布局鉤鎖連環,圓成通化,雖近百萬言,亦所謂“百家騰躍,終入環內”(《文心雕龍·宗經》),抉得《別傳》 “主腦”方“萬有俱在”,才能獲取解開《別傳》謎團的鎖鑰。第一章“緣起”實為 “序言”,當得全書之眉眼。 嚴滄浪有云,“收拾貴在出場”,“發句好尤難得”(《滄浪詩話》),賦詩如此,撰史亦然。 《別傳》別出心裁,以兩詩起筆,猶如神來,極具想象力。其一有謂“灰劫昆明紅豆在,相思廿載待今酬”。 錢謙益曾居“紅豆山莊”,他與柳如是相互酬和,有“紅豆詩”。 在錢柳,是耽於繾綣纏綿的情愛意境;陳先生則用紅豆相思意涵表達“古典今情”,家國興亡理念———一般紅豆,兩樣情思。 先生略謂二十年前曾得紅豆山莊相思豆一粒,二十年後,白雲蒼狗世事變幻,勾起往昔一段回憶,遂有創作《別傳》之衝動。 “緣起”中對“古典”和“今典”界定最堪矚目,這是陳寅恪第一次明確提出這一對概念:“自來詁釋詩章,可別為二:一為考證本事,一為解釋辭句。 質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當時之事實;後者乃釋古典,即舊籍之出處。”⑧如所周知,陳提及“用古典以述今事”的“古事今情”,亦即“古典”、“今典”的方法論萌芽,為 1939 年刊於昆明《清華學報》的《讀哀江南賦》一文:古今讀《哀江南賦》者眾矣,莫不為其所感,而所感之情,則有淺深之異焉。 其所感較深者,其所通解亦必較多。 蘭成作賦,用古典以述今事。 古事今情,雖不同物,若於異中求同,同中見異,融會異同,混合古今,別造一同異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覺,斯實文學之絕詣,而作者之能事也。⑨但舊說畢竟與“古典”、“今典”稍有差異。 雖中年時陳已運用此方法史詩互證,但直至暮年撰《別傳》才達到爐火純青境界。 因此,“緣起”一章為“古典”、“今典”所舉例證便具有“先導性”重要意義,有引領讀者“讀懂”全書之效。 《別傳》以牧齋詩“莫為盧家怨銀漢,年年河水向東流”為例,指出,其“古典”出處有二:一為《玉台新詠》“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及第二出處《李義山詩集》“本來銀漢是紅牆,隔得盧家白玉堂。 誰與王昌報消息,盡知三十六鴛鴦”;其“今典”亦有二,均出自《東山酬和集》,如崇禎十三年所作《永遇樂》:“銀漢紅牆,浮雲隔斷,玉簫吹裂。 白玉堂前,鴛鴦六六,誰與王昌說。”陳總論道:錢柳姻緣詩,不僅有遠近出處之古典故實,更有兩人前後詩章之出處。 若不能探河窮源,剝蕉至心,層次不紊,脈絡貫注,則兩人酬和諸作,其辭鋒針對,思旨印證之微妙,絕難通解也。 ……今之讀者,若不循次披尋,得其脈絡,則錢柳姻緣之詩,必不能真盡通解矣。(第 12、13 頁)由此可知陳“古典”、“今典”史詩互證,他以“求真”為前提考訂史實的真相。 黑格爾說:“人類宗教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發展以及在這些領域裡積極活動,實現偉大目的於事業,或在事業中遭到失敗的那些最傑出的人物和民族的事跡和命運,這些就是歷史敘述的對象和內容。 這些對象和內容本身就是有重大意義的,真實的,引人入勝的。”⑩寅恪之考訂,所涉及大多即如黑格爾所說“本身就是有重大意義的,真實的”,因此也就是“引431
人入勝的”的,“美”的———寅恪不僅求歷史之真而且求歷史之“美”,這一點非常重要,是理解他的史詩觀的核心。 二十餘年來關於陳寅恪、錢鍾書史詩觀討論的論文連篇累牘,私意以為仍然有進一步探討的餘地。 其實陳、錢二氏史詩觀的矛盾,可以歷史美學的規定性為圭臬而規約之。 當然,這個吃緊的問題不是本文的論旨所在,故暫且不論。緊接“緣起”,《別傳》用“河東君最初姓氏名字之推測及其附帶問題”整整一章近一萬五千言考訂柳如是姓名、字號、別稱。 柳如是本名楊愛,後改名柳隱,字如是,號影憐,又有阿雲、雲娟、美人等別號。 《別傳》考訂連篇累牘,很容易引起讀者疑惑:如此做法有沒有必要? 殊不知這正是陳先生的精心安排。 因“明末人作詩詞,往往喜用本人或對方,或有關之他人姓氏,明着或暗藏於字句之中。 斯殆當時風氣如此,後來不甚多見者也”(第 16 頁),《別傳》後文所述史事多以詩賦為文本根據。 他無論是引錢謙益還是陳子龍(臥子)、汪然明、李待問(存我)、宋徵輿(轅文)、程嘉燧(孟陽)、謝三賓(象三)等人和柳如是相互關聯的詩賦,柳如是的名、字、別號均暗隱其間。 若不將此問題厘清,《別傳》以下諸章便窒礙難敘,也就無法理解第二章以下的所有史實。第三章“河東君與‘吳江故相’及‘雲間孝廉’之關係”及第四章“河東君過訪半野堂及其前後之關係” ,處於承上啟下的“中樞”地位。 此兩章以濃筆重墨將錢謙益、陳子龍、汪然明、宋徵輿等人狎妓“豔詩”以及他們尋花問“柳”、錢謙益最終獨占花魁的“豔史”作極詳盡的描述。 試舉兩例:《別傳》引顧公燮《消夏閑記》“柳如是”條:“宗伯嘗戲謂柳君曰:‘我愛你烏個頭發,白個肉。’君曰:‘我愛你白個頭發,烏個肉。’當時傳以為笑。” (第 542 頁)《牧齋遺事》、《柳南隨筆》均從《消夏閑記》踵事增華。 《別傳》評謂:“寅恪所見,為顧公燮書所載,乃保存當日錢柳兩人對話之原辭,極可珍貴。 所以知者,因其為吳語,且較簡單,甚合彼時情景之故。”(第 543 頁)陳氏“吳語”特指“個”,字義為“的”,吳語讀音在“個”、“厄”之間。 《消夏閑記》描述錢柳夫婦打情罵俏採方言土語入“史”,於“粗俗、直率”中見出一種“樸素的風致,活潑的力量和奇異的諧趣”。《別傳》又以相當篇幅考訂錢謙益“黝顏鮐背”、肥瘦黑白,富含“人趣”,有讓錢謙益起“死”回“生”之效。程嘉燧,字孟陽,又稱松圓詩老,有《耦耕堂存稿詩》,中錄“朝雲詩”八首。 他年屆耄耋卻垂涎柳如是,曾作“豔詩”,中云:“幾株門柳(按:暗指柳如是)一蟬吟……知卿塵外蕙蘭心。”《別傳》一眼就看出孟陽用“卿”之微義。 陳引《世說新語·惑溺》:“王安豐婦常卿安豐。 安豐曰:‘婦人卿婿,與禮為不敬。 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 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恒聽之。”(第191 頁)指出:“明末清初之時,能‘卿’河東君者周文岸(周道登)姑置不論,錢受之則自崇禎十四年六月七日以後,始正式取得此資格。 孟陽乃一窮酸之山人”,竟敢以“卿”稱呼河東君,其染指柳氏之企圖暴露無遺,“宜乎牧齋選詩,痛加刪削(孟陽詩)也”。 (第 191 頁)以上兩例,僅為《別傳》三、四兩章連篇累牘數十萬言中之極少部分。 寅恪嘗引《河東君傳》牧齋言:“天下風流佳麗,獨王修微(微)、楊宛叔(宛)與君(指河東君)鼎足而三。 何可使許霞城(譽卿)、茅止生(元儀)專國士名姝之目?”認為晚明士大夫“自命名士之流,往往喜摹仿謝安石‘每遊賞必以妓女從’”,後人雖從中的確“可以推知當時社會一般風氣”(第 399 頁),然初閱三、四兩章,甚覺其喋喋不休津津樂道之格調不雅;細思之,方恍然悟出寅恪凸顯“衝突”以產生“對比”之旨趣。明清易代屬“歷史悲劇”,其特殊性符合黑格爾對於“悲劇”的規定。 黑氏指出,矛盾對立雙方“都要實現一種目的或性格”,從而導致衝突不可避免。 其“悲劇性”就在於“衝突中對立的雙方各有它那一方面的辯護理由,而同時每一方拿來作為自己所堅持的那種目的和性格的真正內容的卻只能是把同樣有辯護理由的對方否定掉或破壞掉”。明清易代,就滿清和明王朝兩方面言,它們的確有各531
自“倫理理想”和實現它的“辯護理由”:滿清要 “以夷入夏”亡明,明政權必須抗清衛國,結果“只能是把同樣有辯護理由的對方否定掉或破壞掉”。 看《別傳》之敘事,一面極盡鋪陳渲染晚明諸士大夫拈花惹草醉生夢死;與此同時,又對“嘉定三屠”作白描式的直錄,有如古羅馬美學家朗吉弩斯論悲劇的“崇高”:“崇高風格到了緊要關頭,像劍一樣突然脫鞘而出,像閃電一樣把所碰到的一切劈得粉碎,這就把作者的全副力量在一閃耀之中完全顯現出來。”《別傳》亦在“緊要關頭”將程孟陽等“嘉定諸老”“碰到的一切”———將他們錦衣玉食花天酒地的“幸福”“劈得粉碎”。 孟陽宴請柳如是,有詩云:“方信春宵一刻爭。” 陳寅恪考訂其“古典”出處為東坡“春宵一刻值千金”,且評論孟陽“單相思”之一廂情願:“但當時珍惜春宵之心者,恐只是孟陽,而非河東君。 松圓竟作此語,何太不自量耶?” (第 177 頁)孟陽之“邀得佳人秉燭同,助情弦管鬥玲瓏”句,古典出處為唐韋莊《憶昔》:“昔年曾向五陵遊,子夜歌清月滿樓……今日亂離俱是夢,夕陽唯見水東流。”陳論謂:“讀者苟取孟陽並端己(韋莊字)所作兩詩連貫誦之,則別有驚心動魄之感焉。 蓋河東君嘉定之遊,在崇禎七年甲戌暮春至初秋之時間,昇平歌舞,猶是開元全盛之日。 越十年而為弘光元年乙酉,其所宴遊往來之地,酬酢接對之人,多已荒蕪焚毀,亡死流離,往事回思,真如隔世矣。”(第 180 頁)以“孟陽並端己所作兩詩連貫誦之”,陳無疑有“對比”的自覺。 《別傳》遂引《侯峒曾年譜》(下)“弘光元年乙酉”:“七月一日,(李)成棟(按:明代降將)鼓噪薄城,以巨炮擊城之東北,聲震樓櫓。 ……盡一晝夜,攻無頃刻之休,(城遂陷)。”復引朱子素《嘉定縣乙酉紀事》:(弘光元年乙酉閏六月二十一日)南翔鎮獲(須)明徵妻子,斬割屠裂,一如明徵,而南翔復有李氏之禍。 ……李氏無少長皆殺之,投屍義塚,縱犬食其肉,慘酷備至。(七月初三日),(李)成棟會同太倉兵擁大眾至,盡銳攻城,炮聲隆隆不絕,守城百姓股栗色變。 ……初四日,城陷,(李)成棟進兵,屠其城。 (七月初四日),城之初破,(李)成棟尚在城外小武當廟中。 辰刻乃開門入,下令屠城,約聞一礮,即封刀。 時日晷正長,日入後,始發礮,兵丁遂得肆其殺掠。 下令屠城。 ……家至戶到,雖小街僻巷,無不窮搜。 刀聲砉砉然,達於遠邇。 乞命之聲嘈雜如市,所殺不可數計。 其懸梁者,投井者,斷肢者,血面者,被斫未死,手足猶動者,狼藉路旁,彌望皆是。 投河死者,亦不下數千百人。 三日後,自西關至葛隆鎮,浮胔滿河,舟行無下篙處。 白膏浮於水面,岔起數分。 婦女寢陋者,一見輒殺。 大家閨秀及民間婦有美色者,擄入民居,白晝當眾奸淫,恬不知愧。 疁俗雅重婦節,其慘死者無數。 然亂軍中,姓氏不傳矣。初六日成棟還兵太倉。 成棟拘集民船,裝載金帛子女及牛馬豕等物三百餘艘而去。二十七日,太倉賊浦嶂以土兵入縣,再屠其城,城內外死者無算。 嶂日夜與兵丁共分財物,並刮取民間美色及機榻屏障等物,滿載歸婁東,於是疁中貧富悉盡。是役也,城內外死者約凡二萬餘人。 其時孝子慈孫,貞夫烈婦,才子佳人,橫罹鋒鏑,尚不可勝計。 謂非設縣以來,絕無僅有之變異哉! (第 180 ~ 182 頁。 按,陳先生此處引用《嘉定縣乙酉紀事》多有重複,筆者已將重複處刪除)一邊是柳如是與她的“相好”燈紅酒綠的“正常”生活,奢靡中透出安逸氣息“昇平”之象。 轉瞬間物是人非,“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血淋淋的現實接踵而至,歌舞昇平之景與殺戮死亡的慘烈畫面被置於一處,形成動人心魄的對比。 康德說:普通知識(堆積起來的)和科學(系統的)區別在於:科學把某一種類的知識納入一個整體之中,而普通知識中包含的只是不屬於任何整體的片段。 因此,科學除了各部分知識631
之外還包含着對整體的概覽和這一整體中每一種特殊知識的適當地位。 歷史知識是使某種已然發生的事情得以被認識的知識。晚明與明亡是兩段截然相反的“歷史”,兩方面的記載原本獨立無干,亦即康德所謂非“科學”的“片段”。 《別傳》經過“各方面長久深刻的衡量、熟思”,將零碎“單獨書寫”即康德所謂“普通知識”排攏一處成為“系統”變成“科學知識”,以收取“對整體的概覽”之效,這種“把原來零星的各自獨立的片段聯繫成為較大的完滿的整體”創作方法,借用黑格爾的說法“簡直是史詩的體裁”。晚明士大夫醉生夢死和明清易代漢族人民抗清鬥爭的慘烈和悲壯都要倚靠“細節”、“動作”使之豐滿,它們各有各的“獨立性”(黑氏《美學》語),“但是這些個別特殊部分儘管各有獨立性,畢竟還是要互相聯繫,使它們所展開和表現的那個單整的基本主題思想顯現為對全部個別特殊因素起統攝和結合的作用的統一體”。三、四兩章敘事都隱隱指向第五章“復明運動”,顯現出《別傳》的匠心獨運。 有三、四兩章的衝突和對比作伏筆,“復明運動”的歷史書寫才水到渠成順理成章。第五章“復明運動”並不從崇禎帝吊死明代實際滅亡起筆,而是從苟延殘喘的南明小朝廷述起。 開篇即敘述馬士英、阮大鋮與東林黨關於“國本”的“黨爭”。 《別傳》:光宗生母王太后,乃其祖母即神宗生母李太后之宮人。 李太后亦是宮人出身。 光宗生母與福王常洵生母,雖俱非正嫡,但常洵之生母,其出身遠勝於光宗之生母。 光宗所以得立為太子,純由其祖母李太后之壓力使然。 ……由是言之,東林者,李太后之黨也。 嗣潞王常淓之親祖母即李太后。 此東林所以必需擁戴之以與福王由崧相抵抗。 斯歷史背景,恩怨系統,必致之情事也。 ……就昔時繼承權論,自當以親疏為標準。 由崧之血統,與熹宗、思宗共出於神宗。 常淓之血統與熹宗思宗共出於穆宗,故兩者相較,常淓之皇帝繼承權,較由崧疏遠一級。 據是言之,馬阮之擁立由崧,實為合法。 (第 858、860 頁)“血統”親疏實為中國王位承繼之樞機,但當時一般明史著述受教條式的“馬列主義”和階級鬥爭論影響,着意凸顯馬阮個人品性之低劣,又囿於東林正人君子之成見,未見有如《別傳》之直指要害者,更不見對馬阮作正面評價者。 南明小朝廷此刻已命懸一線,諸大臣卻全不顧攘外必先安內的道理黨爭內訌不已,如此看來,東林諸子之於南明弘光滅亡負有相當甚至主要責任,如《別傳》所說:“東林少年似亦持之太急,杜絕其(按:指馬、阮)悔改自新之路,竟以‘防亂’為言,遂釀成讎怨報復之舉動。 國事大局,益不可收拾矣。”(第 860 頁)這裡復引《明史》專家謝國楨以為寅恪奧援。 謝氏引《明通鑒》:“一日,閣中言及故庶吉士張溥,士英曰:‘吾故人也,死,酹而哭之。’姜曰廣笑曰:‘公哭東林,亦東林耶?’士英曰:‘我非畔東林,東林拒我耳。’……會劉宗周劾疏上,大鋮宣言曰廣使之。 於是士英怒不可止,朝端益水火矣。”謝國楨評論:“由上節我們看來,逆黨實在有示好東林的意思,但東林實在相迫過甚了。”陳、謝可謂英雄所見略同。康德認為,“美”的“最大的讚賞對象”,“是一個不驚慌,不畏懼,因而不逃避危險,但同吋又以周密的深思熟慮幹練地採取行動的人”;“甚至於戰爭,如果它是借助於秩序和公民權利神聖不可侵犯而進行的,本身也就具有某種崇高性”。弘光南明覆亡,柳如是勸牧齋殉國,錢怯懦不能,柳欲投水殉國遇救不死,正可作如康德觀。牧齋降清循例北上,未久以病歸,此後錢柳暗中在江南進行復明運動。 《別傳》引《清史列傳·貳臣傳·錢謙益傳》:“(順治)五年四月,鳳陽巡撫陳之龍擒江陰黃毓祺於通州法寶寺,搜出偽總督印及悖逆詩詞,以謙益曾留黃毓祺宿其家,且許招兵入奏。”(第 902 頁)牧齋因黃案入獄,幸得柳奔731
走營救免禍。 錢出獄後夫婦繼續復明活動。 如錢謙益曾經致信瞿式耜,瞿遂上奏云:蓋謙益身在(虜)中,未嘗須臾不念本朝,而規畫形式,瞭如指掌,綽有成算。 據言:“……天下要害必爭之地不過數四,中原根本自在江南。 長淮汴京,莫非都會,則宜移楚南諸勳重兵,全力以恢荊襄。 上扼漢沔,下撼武昌。 大江以南,在吾指顧之間。 江南既定,財賦漸充,根本已固。 然後移荊汴之鋒,掃清河朔……”等語。 臣反覆披閱,雖謙益遠隔萬里,而彼身為異域之臣,猶知眷戀本朝,早夜籌維,思一得以圖報效,豈非上蒼悔禍,默牖其衷,亦以見天下人心未盡澌滅,真祖宗三百年恩養之報。 臣敢不據實奏聞,伏祈皇上留意詳閱,特賜鑒裁。 (第 1037 頁)據此知錢謙益曾殫精竭慮於復明之軍事行動,其身曹心漢確鑿無疑。 後經黃宗羲介紹,牧齋復遊說馬進寶反清復明(第 1038 頁)。 時鄭成功五大商在蘇州有店號,為復明牧齋頻繁來往於常熟與蘇州之間(第 1042 頁以下)。 永曆六年即順治九年,牧齋“奉永曆之命”接應鄭成功,頻繁往來南京,甚至除夕亦未返家度歲,河東君並不怪罪,“蓋牧齋奉有特別使命之故也”。 (第 1154 頁)牧齋死,同族豪霸向柳如是逼索資財,柳如是乃自縊身亡,隨夫而去。全書以“合掌說偈”收筆前,引錢泳《履園叢話》、翁同龢《瓶廬詩稿》、鄧之誠《骨董瑣記》言錢柳遺事,其中以被寅恪完整引用的《履園叢話》之語最為觸目驚心。 錄在這裡:虞山錢受翁,才名滿天下,而所欠惟一死,遂至罵名千載。 乃不及柳夫人削髮投繯,忠於受翁也。 嘉慶二十年間,錢塘陳雲伯(文述)為常熟令,訪得柳夫人墓在拂水巖下,為清理立石,而受翁之塚即在其西偏,竟無人為之表者。 第聞受翁之後已絕,墓亦荒廢。 余為集刻蘇文忠書曰“東澗老人墓”五字碣,立於墓前。 觀者莫不笑之。 記查初白有詩云:“生不並時憐我晚,死無他恨惜公遲”,君子之澤,五世而斬。 信哉! (第 1250 頁)三、《別傳》“意蘊”歌德論“意蘊”和“美”:“古人的最高原則是意蘊,而成功的藝術處理的最高成就是美。” 黑格爾引後論道:“遇到一件藝術作品,我們首先見到的是它直接呈現給我們的東西,然後再追究它的意蘊或內容。”所謂“意蘊”,朱光潛解釋:“‘意蘊’原文是 das Bedeutende,意思是‘有所指’或‘含有用意’ 的東西,近於漢語 ‘言之有物’ 的 ‘物’,因譯 ‘意蘊’。 黑格爾通常把它叫做 ‘內容’(Gehalt)。” “意蘊”是作品的靈魂,藝術作品如此,史著同樣如此。 對於歷史學來說,“意蘊”是史家理念的最高體現,是主體精神的核心與結晶。 人們讀史,實際上抱着雙重目的:首先通過讀史,了解過去曾經發生了什麼;其次通過讀史,體悟史家的氣韻,追逐史家的“意蘊”,從中見出史家生活當下的“精神氣候”(丹納語)。 第一點涉及“真”。 黑格爾說:“美與真是一回事。 這就是說,美本身必須是真的。”“美就是理念的感性顯現。”(按:“感性顯現”可解喻為史實) “真”在《別傳》中表現為史實考訂;第二點涉及“意蘊”。 黑氏指出:“把一切結合成一體的繩索以及結合的力量卻在於主體性,統一,靈魂,個性。”黑氏的“主體性,統一,靈魂,個性”其實也就是作者的“意蘊”,它是貫穿作品的“靈魂”即“繩索”。 本文不及《別傳》之“真”,僅體悟其“意蘊”。 《別傳》“緣起”:雖然,披尋錢柳之篇什於殘闕毀禁之餘,往往窺見其孤懷遺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 夫三戶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辭,即發自當日之士大夫,猶應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何況出於婉孌倚門之少女,綢繆鼓瑟之小婦,而又為當時迂腐者所深詆,後世輕薄者所厚誣之人哉。 (第 4 頁)831
這裡,陳寅恪仍然堅守“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意蘊”,然其內涵已經由個人擴大至整個民族。 陳先生此種理念,在《別傳》中鮮明地表現為斥責漢奸崇尚氣節;諦審歷史品味“人”———“生”。(一)斥責漢奸崇尚氣節身處明清易代的歷史驚濤駭浪,很多人被拍打落水,對於此類人《別傳》均予以痛斥而未嘗稍假辭色。 例如《別傳》第五章《復明運動》移錄牧齋《西湖雜感》序之後云:“寅恪案,此序中‘侮食相矜,左言若性’之句,出《文選》肆陸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遵王已引,不待更釋。 牧齋用此典以罵當日降清之老漢奸輩,雖己身亦不免在其中,然尚肯明白言之,是天良猶存,殊可哀矣。”(第1044 ~ 1045 頁)朱鶴齡有《愚庵小集》,《四庫提要》收錄並評論謂:(鶴齡)與錢謙益為同郡,初亦以其詞場宿老,頗與倡酬。 既而見其首鼠兩端,居心反覆,薄其為人,遂與之絕。 所作元裕之集後一篇,稱裕之舉金進士,歷官左司員外郎。 及金亡,不仕,隱居秀容,詩文無一語指斥者。 裕之於元,既足踐其土,口茹其毛,即無反詈之理。 非獨免咎,亦誼當然。 乃今之訕辭詆語,曾不少避。 若欲掩其失身之事,以誑國人者,非徒悖也,其愚亦甚云云。 其言蓋指謙益輩而發,尤可謂能知大義者矣。《別傳》駁斥《四庫提要》曰:“寅恪案,牧齋之降清,乃其一生污點。 但亦由其素性怯懦,迫於事勢所使然。 若謂其必須始終心悅誠服,則甚不近情理。 夫牧齋所踐之土,乃《禹貢》九州相承之土,所茹之毛,非女真八部所種之毛,館臣阿媚世主之言,抑何可笑!” (第 1045 頁)朱氏《愚庵小集》被《四庫》館臣斷章取義曲解利用,以“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圭臬之,必須加以批駁。 寅恪愛憎分明,黑白定奪極有分寸。 又如《別傳》引顧公燮《消夏閑記選存》“錢牧齋”:乙酉王師南下,錢率先投降。 滿擬入掌綸扉,不意授為禮侍。 尋謝病歸,諸生郊迎,譏之曰,老大人許久未晤,到底不覺老(原注:“覺”與“閣”同音。)錢默然。 一日謂諸生曰:“老夫之領,學前朝,取其寬;袖依時樣,取其便。”或笑曰,可謂兩朝領袖矣。諸生謂牧齋“不覺老”,“覺”、“閣”,吳語同音,意謂牧齋降清未能得“閣老”頭銜。 而牧齋領寬袖時之裝束,雖被譏為“兩朝領袖”,他“默然”自歎“不得已”亦系託詞,然其內心之淒苦可以窺見。 是故陳氏評曰:“牧齋在明朝不得躋身相位,降清復不得為‘閣老’,雖稱‘兩朝領袖’,終取笑於人,可哀也已。” (第 848 頁)可謂平恕之論。 浙東黃宗羲乃明清之際博雅通儒之巨擘,然其一生亦有使人感到遺憾之事,“《明夷待訪錄》自命為殷箕子,雖不同於嵇延祖,但以清聖祖比周武王,豈不愧對‘關中大儒’之李二曲耶! 惜哉!”(第 861 頁)在民族大義面前,寅恪一絲不苟嚴格如此。正人君子汪然明深知柳如是“擇婿之難,處境之苦”,她與陳子龍交好卻不能結為姻緣,垂涎於柳如是的謝象三“氣量偏狹,手段陰狠”(第 434 頁)而“無足取”,“然明胸中,必將陳、謝兩人之優劣同異,互相比較,取長略短,衡量斟酌,推薦於河東君。 苦心若是,今日思之,猶足令人歎服!”(第439 頁)汪然明急公好義,為名花落主殫思竭慮,陳氏最見重此種品性,故陳“今日”之歎服汪然明,必“有所指或含有用意”(按:見前引朱光潛論“意蘊”)。 他滿眼盡見喪失良知勇氣的勢利小人,出於自我保護本能,他們陷入“平庸之惡”,麻木、奴性、自私、愚昧,謹小慎微保持沉默,削去做人的風骨和血性,不斷退卻直到退無可退,甚至落井下石賣友求榮,如汪然明般古道熱腸之君子已難得一見。 但對於然明之子“追隨當日漢奸渠首,漸至監司,稍稍通顯”,陳氏斷然指出他亦曾經“沾光”其子,“不獨藉此可以苟全,且得以其餘力維護名姝”,實足“與今日歷世變之君子共發一歎”。 (第394 頁)931
宋徵輿(字轅文)是《別傳》大力譏諷所用筆墨最多者。 宋曾一度與柳如是交好。 柳氏遇到難事,企盼宋紓解,轅文怯懦推託,柳氏大怒,“持刀斫琴,七弦俱斷”,與宋氏斷交,後與錢謙益結為夫婦。 明亡,宋徵輿降清,錢謙益雖亦降清,但後來秘密反清復明,攜柳如是頻繁來往於常熟、蘇州間。宋徵輿得聞,妒火中燒,作文譏牧齋,用語極尖刻。 陳先生評曰:“轅文方仕新朝,沾沾自喜,其痛詆牧齋,出於私意,與吳越舊時黨社勝流之不忘故國舊君者,不可同日而語。”(第 85 頁) 陳並稱轅文為“漢奸”,譏諷宋:“終明之世,未能以科名仕進,致身通顯。 明季南都傾覆,即中式鄉會試,改事新朝,頗稱得志。”(第 83 頁)又拿轅文與牧齋作對比:“時移世改,事變至多,轅文居燕京,位列新朝之卿貳;牧齋隱琴水,乃故國之遺民,志趣殊途,絕無干涉。 然轅文不自慚悔其少時失愛於河東君之由,反痛詆牧齋,以泄舊恨,可鄙可笑,無過於此。”(第 83 頁)陳鄙視宋徵輿,稱之為“卿貳”。 “貳”者,變節背叛也。寅恪痛斥宋為“卿貳”、“漢奸”意猶未盡,再論道:“噫! 臥子抗建州而死節,轅文諛曼殊(按:“曼殊”,滿洲之別稱)以榮身。 孔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論語·雍也篇》)豈不誠然哉? 豈不誠然哉?”(第 141 頁)按,祝鮀,字子魚,衛國大夫,貌美有口才,受衛靈公重用;宋朝,宋國公子朝。 《左傳·昭公二十年》:“公子朝通於(靈公嫡母)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 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孔子此語意謂:若沒有祝鮀般口才,也沒有如宋朝美貌,在今天的社會處世立足就難了。寅恪針對宋轅文引《論語》,很明顯,他將宋轅文視為明清易代之祝鮀兼公子朝。 體味寅恪之論,重在凸顯轅文之“美”、“佞”。 轅文貌美,故一度能得柳如是芳心,是謂“美”;轅文能文,降清後中式進士且高升“卿貳”,在寅恪眼中可謂“佞”。 在改朝換代的“亂世”中,最是阿諛諂媚巧舌如簧以“貌”取悅又有“佞”功如轅文者左右逢源如魚得水。 可悲者,在寅恪生活的當下,“美”、“佞”雙全之當代宋轅文屢見不鮮,“須眉”而非“紅妝”中此類人尤多。與降清之錢謙益特別是宋轅文形成強烈對比的是柳如是及晚明士大夫之抗清守節。 黑格爾認為悲劇“動作情節的真正內容意蘊”,亦即“決定悲劇人物去追求什麼目的的出發點”,是一種“在人類意志領域中具有實體性的本身就有理由的一系列的力量”,這其中就包括了“國家政治生活,公民的愛國心以及統治者的意志”。《別傳》移錄虞陽說苑本《牧齋遺事》云:乙酉五月之變,柳夫人勸牧翁曰:是宜取義全大節,以副盛名。 牧齋有難色。 柳奮身欲沈池中(原注:瞿本有“牧翁”二字。 一本“牧翁”下有“抱”字),持之不得入。 是時長洲沈明掄館於尚書家,親見其事,歸說如此。 後牧齋偕柳遊拂水山莊,見石澗流泉,澄潔可愛,牧齋欲濯足其中,而不勝前卻,柳笑(原注:一本有“而戲語”三字)曰:“此溝渠水,豈秦淮河耶?”牧翁有恧容。 (第 882 頁)復引顧苓《柳如是傳》:“乙酉五月之變,君勸宗伯死,宗伯謝不能。 君奮身欲沈池水中,持之不得入。”(第 881 頁)再引顧公燮《消夏閑記》:“宗伯暮年不得意,恨曰:‘要死,要死。’君叱曰:‘公不死於乙酉,而死於今日,不已晚乎?’柳君亦女中丈夫也哉!”(第 881 ~ 882 頁)《別傳》再三引用柳如是大義凜然視死如歸的史實,旨在弘揚一種符合黑格爾所說的“自由理性”。 黑氏指出:“人應該感到恐懼的並不是外界的威力及其壓迫,而是倫理的力量,這是人自己的自由理性中的一種規定,同時也是永恒的顛撲不破的真理,如果人要違反它,那就無異於違反他自己。” 錢柳當時都面臨明亡的“外界威力”,柳秉持其倫理道德,堅守信仰,她深知“誰學會了死亡,誰就不再有被奴役的心靈,就能無視一切束縛和強制。 誰真正懂得了失去生命不是壞事,誰就能泰然對待生活中的任何事”041
(蒙田語)的道理,要像亞里士多德所說“把靈魂安放在最適當的位置”而找尋“幸福”,所以準備殉國,錢則怯懦不能,兩相對比,高下立判。《有學集》七律:“楊柳風流煙草在,杜鵑春恨夕陽知。 憑欄莫漫多回首,水色山光自古悲。”寅恪論道,牧齋詩“特具興亡之感……悲今念昔,情見乎詞,而河東君哀郢沈湘之旨,復楚報韓之心,亦可於此窺見。 (第 384 頁)”《牧齋遺事》:“弘光僭立,牧翁應召,柳夫人從之。 道出丹陽,同車攜手,或令柳策蹇驢,而己隨其後。 私語柳曰:‘此一幅昭君出塞圖也。’邑中遂傳錢令柳扮昭君妝,炫煌道路。 吁! 眾口固可畏也。”先生論道:“噫! 當揚州危急之時,牧齋自請督師,河東君應可隨行。然弘光不許牧齋作韓世忠,故河東君雖願作梁紅玉而不能。”(第 865 頁)(二)諦審歷史品味“人”———“生”太史公《報任安書》中膾炙人口的名言:“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 《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讀史公《書》不得不讓人想到陳寅恪。 似史公所言軀體殘破,寅恪獨占其二。 目盲足臏,寅恪苦極悶極! 常人難以忍受的痛苦,寅恪所以忍其不能忍,受其難以受者,他的《論再生緣校補記後序》給出了答案:“嘻! 所南心史,固非吳井之藏。 孫盛陽秋,同是遼東之本。 知我罪我,請俟來世。”想到“知我罪我,請俟來世”,有孔子作榜樣,寅恪獲得了力量。 他亦“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心裡必也和太史公一樣有一盞明燈,他的“痛哭古人,留贈來者”與史公“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報任安書》)相仿佛。因為寅恪精神獨立思想自由,所以黑格爾所說“束縛在命運的枷鎖上的人可以喪失他的生命,但是不能喪失他的自由。 就是這種守住自我的鎮定才可以使人在苦痛本身裡也可保持住而且顯示出靜穆的和悅”,也就成了對寅恪的寫照。 他樂此不疲創作《別傳》,在品味歷史中獲得了精神愉悅和靈魂解放。 錢鍾書先生曾引锺嵘“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並下斷語謂锺嵘“強調了作品在作者生時起的功用,能使他和艱辛冷落的生涯妥協相安;換句話說,一個人潦倒愁悶,全靠‘詩可以怨’,獲得了排遣、慰藉或補償”。詩有“排遣、慰藉或補償”之功,撰史同然。 李贄讀了司馬遷“發憤所為作”那句話,感慨說:“由此觀之,古之賢聖不憤則不作矣。 不憤而作,譬如不寒而顫、不病而呻也。 雖作何見乎!”(《焚書》卷三《〈忠義水滸傳〉序》)即可移用於寅恪撰《別傳》之追求。 垂暮之年的陳寅恪,徜徉於歷史的長廊,回憶、想象、理解、闡發,創作《別傳》的精神愉悅成為支撐他生命的動力。苦中作樂,在《論〈再生緣〉》中僅得一見,到了《別傳》卻已經屢見不鮮。 例如,柳如是每每以男性之稱呼如“弟”自稱,汪然明、陳子龍、錢謙益亦如此稱柳氏,如“柳儒士”。 汪然明嘗留宿柳氏處,故作詩文誌之。 詩中原稱柳氏為“雲娃”,後來感覺此稱呼“甚涉嫌疑,兩方均感不便”,遂改“娃”為“生”,“以圖蒙混”,寅恪認為,難怪錢謙益“倣效陳腐迂儒之王魯齋柏,撰著‘詩疑’,於鄭、衛諸篇,大肆刪削矣,呵呵!”(第 202 頁)又如,錢謙益曾有“與君遙夜共芳辰”之句,寅恪引用後竟然想到《紅樓夢》第六三回妙玉祝寶玉生日,有“檻外人妙玉恭肅遙叩芳辰”,論謂:“豈櫳翠主人亦目怡紅公子為群芳之一芳耶? 呵呵!”(第 357 頁)寅恪之樂溢於言表。復如,錢柳結為夫婦,友朋多賦詩相賀,是謂“催妝詞”、“合歡詩”。 《列朝詩集》均有收錄。 然《列朝詩集》獨獨不載河東君與程孟陽作品。 寅恪認為:“不載河東君與程孟陽和作,此俱不可以時141
日較晚,居處較遠之故,未能編入為解說。”柳如是不作詩,原因在於“關涉己身,殊難着筆。 既不能與牧齋及諸詞人競勝,遂避而不作”,最有趣的是孟陽闕詩作而寅恪體悟孟陽心理:“若孟陽者,其生平關於牧齋重要之詩,幾無不有和章,獨於此二題(按:即“催妝詞”、“合歡詩”)闕而不賦,其故當由維生素丙之作用。”(第 513 頁)如前文所述,程孟陽對柳如是有非分之想,現見錢謙益獨占花魁,心中不免五味雜陳,此是謂“維生素丙之作用”。 孟陽心境如此,何肯且何能賦詩酬和? 想寅恪行文至此,雖紙面不用“呵呵”,其心中早已忍俊不已樂不可支。 《別傳》此類例證不遑枚舉。 這是寅恪覽古知今,對於“人”———“生”的品味。 他創作《別傳》的確如黑氏指出的那樣:藝術家感到苦痛,但是由於把苦痛表現為形象,他的情緒的強度就緩和了,減弱了。甚至在眼淚裡也藏着一種安慰。 當事人原來沉沒在苦痛裡,苦痛完全占領了他,現在他至少可以把原來只在內心裡直接感受的情感表現出來。在 1950 ~ 1960 那個特定年代,先生之行文隱晦曲折,在關鍵處遣詞用語特別講究,每每在不起眼處蘊蓄“言外之意”,如同先生賦詩之以“古典”隱喻“今典”,所以應當特別引起讀者的重視。 黑格爾曾經説過,五光十色的鳥羽需要“人”的欣賞它才美麗;夜鶯的歌聲有“人”聆聽它才動人。 “曇花只在夜間一現而無人欣賞,就在南方荒野的森林裏萎謝了。 而這森林本身充滿着最美麗,最茂盛的草木和最豐富最芬芳的香氣,也悄然枯謝而無人享受。”鶯歌鳥羽艷麗曇花,原先只是“無意義的存在”。 因爲被“人”發現並欣賞,這時它們就顯示出了“美”,因而就“高於”了原先的鶯歌、鳥羽、曇花。 同理,在没有注入史家的意藴以前,史實就好比没有經過藝術家“心靈創造”的“自然”,它也是“無意義的存在”。 看陳寅恪筆下的柳如是、錢謙益、汪然明、陳子龍、程孟陽等,這些人流落在歷史荒野中,在没有被陳先生發現並表彰以前,也就像鶯歌、鳥羽、曇花一樣,只是一些“無意義的存在”。 因爲被發現、被欣賞,被寫進了史書,這時他們就顯示出了“美”的本質。 而陳先生之所以從茫茫史海中打撈出的如許歷史人物和事件,都是他心靈的“外現”,藴含着獨特的“意藴”。例如,錢謙益任永曆朝禮部尚書之時,陳子龍同在南京。 他是否會與昔日相好柳如是見面? 柳如是又是否會像元微《鶯鶯傳》中之崔鶯鶯拒絕張生那樣拒絕陳子龍? 這引起了寅恪的好奇。 雖然遺憾缺乏可供考訂之史料,寅恪卻仍然發論謂:“噫! 吾人今日追思崔(鶯鶯)、張(生)、楊(楊玉環)、陳(子龍)悲歡離合之往事,益信社會制度與個人情感之衝突,誠如盧梭、王國維所言者矣。”行文至此,寅恪忽然筆鋒一轉,發感慨道:寅恪曾寄答朱少濱叟師轍絕句五首,不僅為楊玉環、李三郎、陳端生、范菼道,兼可為河東君、陳臥子道。初讀《別傳》至此會有一點莫名其妙,完全跟不上此時腦際浮想聯翩的寅恪。 他將甲午(1954)寄給朱師轍的絕句重新翻出來置於《別傳》究竟想說什麼? 值得玩味的是其中這幾句:“豐干饒舌笑從君,不似遵朱頌聖文。 願比麻姑長指爪,儻能搔着杜司勳。”(第 876 頁) 寅恪此詩亦“古典”、“今典”兼具,但閃爍其詞,難索正解。 細繹寅恪之意,試作解讀如下:1951 年朱師轍得以去杭州養老,他給領袖寫信感恩,謂“琅函飛下九重天,堯舜都俞在眼前”。這在寅恪眼中是否屬於“遵朱頌聖”? “願比麻姑長指爪,倘能搔着杜司勳”句,其古典出處:晉葛洪《神仙傳》謂仙人麻姑手纖長似鳥爪,可搔背癢。 李白《西岳雲台歌送丹丘子》詩:“明星玉女備灑掃,麻姑搔背指爪輕。”“杜司勳”即杜牧,曾於大中二年(848)入朝為司勳員外郎。 李義山《杜司勳》:“高樓風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 刻意傷春復傷別,人間唯有杜司勳。”寅恪此詩似在諷刺那些官迷心竅祈求獲得一官半職者,此為寅恪之“今典”。241
柳如是有奉答錢謙益贈詩云:“誰家樂府唱無愁,望斷浮雲西北樓。”寅恪論其“古典”指出:“‘誰家樂府唱無愁’者,用《北史·齊本紀·幼主紀》:‘後主益驕縱,盛為無愁之曲。 帝(寅恪自注:指後主言)自彈胡琵琶而唱之。 侍和之者以百數。 人間謂之無愁天子。’”復引《文選》“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李善注:“此篇明高才之人,仕宦未達,知之者稀也。 西北乾位,君之位也。”寅恪認為這是柳如是賦詩之“今典”,“兩句竟指當時之崇禎皇帝為亡國之暗主,而牧齋為高才之賢臣”(第 546 頁)謹按,柳如是之“今典”,歷經三百年歲月淘洗,至陳寅恪時代業已“凝固”,異變為寅恪之“古典”。 寅恪引此“今典”實則“古典”,則他自己的“今典”何在? 黑格爾認為,一切使美學“感到最大興趣的一些具體問題都是和整個現代歷史發展分不開的。”若借用黑氏之論審視陳寅恪,則在“現代歷史發展”的語境下,陳之“崇禎為亡國暗主,牧齋為高才之賢臣”云云,欲言又止之弦外之音究竟何謂? 堪供博學君子把玩。《別傳》又謂:“寅恪嘗謂河東君及其同時名姝,多善吟詠,工書畫,與吳越黨社勝流交遊,以男女之情兼師友之誼,記載流傳,今古樂道。 推原其故,雖由於諸人天資明慧,虛心向學所使然,但亦因其非閨房之閉處,無禮法之拘牽,遂得從容與一時名士往來,受其影響,有以致之也。”他舉蒲松齡《聊齋志異》所紀狐女“大都妍質清言,風流放誕”,感慨蒲松齡“以齊魯之文士,不滿其社會環境之限制,遂發遐思,聊託靈怪以實寫其理想中之女性耳。 ……此輩狐女,乃真實之人。 ……若河東君者,工吟善謔,往來飄忽,尤與留仙所述之物語髣髴近似,雖可發笑,然亦足藉此窺見三百年前南北社會風氣歧異之點矣。”(第 75 頁)寅恪這不僅是憑吊歷史,也是品味現實。 潮起潮落雲卷雲舒,《荀子·非相》:“欲觀千歲,則數今日。 ……古今一度也。”所以“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如《舊約》的《傳道書》所說“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如果說數百年前的柳如是與吳越黨社勝流都煙消雲散,到了寅恪的時代卻照樣有“社會環境之限制”,教條主義的清規戒律已經成為當代 “禮法”。 與受當代“禮法”限制去勢守雌毫無節操與風骨的須眉相比較,寅恪“理想中之女性” ,“真實之人”卻優秀得多。 這正是《別傳》“頌紅妝”之微義所在。四、《別傳》之微瑕:護柳如果對《別傳》“吹毛求疵”,毋庸諱言,《別傳》也略有瑕疵,表現在寅恪的“護柳”上。 柳如是不僅美若天仙,而且才高八斗,她是陳先生心目中完美無瑕的女神。 說得誇張一點,柳如是是陳先生隱忍“苟活”的精神支柱。 《別傳》因此每每袒護柳氏,容不得任何批評柳氏之說,不免使結論陷於偏宕。如據《別傳》引乾隆間修《婁縣志·王澐傳》:“王澐字勝時,幼為陳子龍弟子。 處師生患難時,卓然有東漢節義風。”又引《耆獻類徵》陳子龍殉難後,“夫人張氏與其子婦丁氏居於鄉,兩世守節,貧不能給,王勝時明經澐常周恤之”。 (第 43 頁)是王澐堪稱君子。 但寅恪又認為王澐“乃最反對河東君之人”,“特恨其具偏隘之見”,卻並沒有引出王澐之“偏隘”,這個“特恨”王澐論證欠完整。就柳如是來說,她的性格也是有缺陷的。 表現在她的水性楊花,難耐清冷。 據《別傳》引錢大昕弟錢肇鼇《質直談耳·柳如之軼事》(按,陳先生謂“之”字乃“是”字之誤。 下同。):“如之幼養於吳江周氏為寵姬。 年最稚,明慧無比。 主人常抱置膝上,教以文藝,以是為群妾忌。 獨周母喜其善趨承,愛憐之。 然性縱蕩不羈,尋與周僕通,為群妾所覺,譖於主人,欲殺之。 以周母故,得鬻為倡。” (第47 頁)柳如是時年 14 歲,身份為周道登之婢或妾(第 53 頁)。 《別傳》:“錢肇鼇所云,河東君為周氏群妾所忌,譖於主人,謂其與僕通,因被放逐。”(第 60 頁)又說:“河東君嘗為崇禎初年宰相周道341
登之妾,以讒譖被逐,幾至殺身,乃其一生憾事。”(第 847 頁)其實據“錢肇鼇所云”,柳與周僕通在先,然後才有“群妾讒譖”,這個秩序不應當顛倒。 換言之,群妾的確妒忌柳,但有柳氏有把柄被抓住,至少有一半責任。 而陳說“謂其與僕通”,是認為柳氏蒙冤,這個結論似乎站不住。柳氏在被鬻為娼妓後,和陳子龍、程孟陽等江南才子有過同居關係,這是職業性質使然,亦無可厚非。 但她與錢謙益結為夫妻後卻仍然難改不安分本性。 明亡錢謙益隨例北上,柳獨留白下。《別傳》:“迨南都傾覆之後,牧齋隨例北遷,河東君亦可偕行,但終留江南。 故河東君雖可作漢明妃而不願。 其未能作梁紅玉,誠是遺憾。 但不願為王昭君,殊堪欽服也。”(第 865 頁)是寅恪認為柳氏沒有偕夫北上係“由於心懷復楚報韓之志業”(第 866 頁),即為了抗清。 這個結論似乎疲軟。 柳氏不久即和鄭氏男子相通,疑點是存在的。 因為據《別傳》引李清《三垣筆記》:“若錢宗伯謙益所納妓柳隱,則一狎邪耳。 聞謙益從上降北,隱留南都,與一私夫亂。 謙益子鳴其私夫於官,杖殺之。 謙益怒,屏其子不見。 語人曰,當此之時,士大夫尚不能堅節義,況一夫人乎? 聞者莫不掩口而笑。”(第 886 頁)此文著一“隱”字,最可以見出柳氏獨留白下“虛位以待”之“隱”衷。 據前文,《別傳》曾經引用《論語·雍也篇》,寅恪應當熟知“婁豬艾豭”的典故。又據《荷牐叢談》:“當謙益往北,柳氏與人通奸,子憤之,鳴官究懲。 及歸,怒罵其子,不容相見。 謂國破君亡,士大夫尚不能全節,乃以不能守身責一女子耶?”《別傳》論曰,此說“一掃南宋以來貞潔僅限於婦女一方面之謬說。 自劉宋山陰公主後,無此合情合理之論。 林氏乃極詆牧齋之人,然獨許蒙叟(按,指錢謙益)此言為平恕,亦可見錢氏之論,實犁然有當於人心也。”(第 887 頁)錢謙益將自身降清與柳如是失節相比較,自愧大節有虧而諒解柳氏“小節”不保,這可以是他作丈夫的“大度”或“寬容”。 作為史家,卻不應認同林氏所論,更不能從中得出“犁然有當於人心”的結論。黑格爾說:“性格是理想藝術表現的真正中心”,性格應當有“豐富內容”,作者“必須滲透到最複雜的人類心情裡去,守在那裡面,在那裡面吸收營養來充實它自己,而同時卻又不停滯在那裡,而是要在這些旨趣、目的和性格特征的整體裡保持住本身凝聚的穩固的主體性。”黑氏的“性格”、“人類心情”也就是“人性”。 人性是複雜的多面相的。 “人無完人”。 如《荷馬史詩》中阿喀琉斯集殘暴、仁慈截然相反性格於一身,黑格爾卻認為:“就性格本身是整體因而是具有生氣的這個道理來看,這種始終不一致正是始終一致的,正確的。”馬科斯·韋伯說:一件事物之為神聖的,非但不為其不美所礙,並且正是因為其為不美、同時惟在其為不美的條件下,這事物才成其神聖。 ……一件事物,非但其為不善之處無礙於其為美,並且正是在其為不善之處,方見其美;……再至於說,一件事物,非但其為不美、不神聖,不善,皆無礙於其為真,並且正是因為其為不美、不神聖、不善,所以才為真。對待柳如是也應當作如黑氏、韋伯觀。①“五朵金花”指 1950~ 1960 年代史學界對於中國古代史分期、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中國封建社會農民戰爭、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漢民族形成問題的討論。②參見翦伯贊《目前歷史教學中的幾個問題》(北京:《紅旗》,1959 年第 10 期)以及《關於史與論的結合問題》(北京:《光明日報》,1962 年 2 月 14 日)。③參見翦伯贊:《對處理若干歷史問題的初步意見》,北京:《光明日報》,1963 年 12 月 22 日。。④黑格爾:《歷史哲學》,王造時譯,北京:三聯書店,1956 年,第 44 頁。⑤參見胡曉明:《關於〈柳如是別傳〉的撰述主旨與思441
想寓意》,上海:《文藝理論研究》,1997 年第 6 期。⑥謝泳:《〈柳如是別傳〉開篇仿〈紅樓夢〉》,愛思想網,2015 年 10 月 27 日。⑦劉熙載:《藝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第 173 頁。⑧陳寅恪:《柳如是別傳》,北京:三聯書店,2001 年,第 7 頁。 以下引用此書,僅隨文標註頁碼.⑨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第 209 頁。⑩黑格爾:《美學》第三卷下冊,朱光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年,第 38 頁;第 286 頁;第 104 頁;第 33 頁;第 284 頁;第 288 頁;第 26 頁。梁實秋:《中國語文的三個階層》,《梁實秋散文精品》,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 年,第 168 頁。轉引自朱光潛:《西方美學史》 (上),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第 123 頁。康德:《〈邏輯學〉反思錄》,《康德美學文集》,曹俊峰譯,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年,第 346 頁。黑格爾:《美學》第一卷,朱光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 年,第 358 頁;第 24頁;第 142 ~ 143 頁;第 203 頁;第 61 頁;第 89 页;第300 頁;第 301 頁;第 303 頁;306 頁。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第 83 頁。康德:《判斷力批判》,鄧曉芒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109 頁。 《蒙田隨筆集》,林望道譯,上海:立信會計出版社,2012 年,第 62 頁司馬遷:《報任安書》,蕭統等編:《文選》 卷第四十一。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第 177 頁。錢鍾書:《詩可以怨》,《錢鍾書散文》,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7 年,第 319 頁。路新生:《“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論《再生緣》〉歷史美學解析 》,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20 年第 2 期。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 20 年》,北京:三聯書店,1996 年,第 55 頁。轉引自周作人:《恬適人生》,廣州:花城出版社,1991 年,第 53 頁。馬科斯·韋伯:《學術與政治》,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年,第 179 頁。作者簡介:路新生,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上海 200241[責任編輯 桑 海]541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4 期王元化與西方思想之分合吳琦幸[提 要] 作為一位學術型思想家,王元化在對待西方思想和學術如何為我所用時,既汲取其精華,又不盲從其理論或體系,在晚年有着尤為清醒的認識。 從他在基督教家庭受到的影響,到 1990年代關於盧梭國家理論學說之反思,王元化的治學與西方思想文化的關係值得梳理。 他的治學方式,在汲取西方資源時,應物而不為其累,看出了盧梭的集體主義和集權主義的來源,在其晚年以獨立精神將西學中的精華與傳統質素相結合,為中國理論界提供了如何對待西學資源的寶貴經驗。[關鍵詞] 王元化 國家學說 盧梭 西方思想 反思[中圖分類號] I0- 0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4 ⁃ 0146 ⁃ 13中國近代史上有過幾次重要的外來文化與中國文化相碰撞並融合的機會。 其中,五四運動前後的一段時間,西學進入中國成為現代比較獨特的事件。 從當時激烈的反傳統、全盤西化到兼收並蓄、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等,各種思潮和理論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之下,都有各自的論據和學說,眾說紛紜。 但無論如何,最終要落實到一個節點上,即以西方思想為參照系,還是以其為坐標?陳寅恪對此有清醒的認識:“竊疑中國自今日以後,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其結局當亦等於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於歇絕者。 其真能於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 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也。”①但這種清醒的認識卻未成為主流思想。 五四時期激進的知識分子在對待西方文化和思想的問題上,對儒家的攻擊失之過激,以西方之思想和道德為標準、為尺度,對傳統從意識形態層面進行全盤性的清理。 在相當長時間內,圍繞着如何對待西方文化與中國傳統的結合,並推動中國現代化發展,知識界提出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西體中用”等等思路,在方法上也有“批判的繼承”或在“繼承中批判”、“拿來主義”等等。 但由於無法跟政治剝離,學術思想領域很難維持獨立性,最終在激烈的反傳統中與傳統徹底決裂,思想運動走向了政治鬥爭。王元化的治學與西方思想和文化有着割不斷的關係,作為一個學術型思想者,他在晚年對西方思想和學術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既汲取其精華,又不盲從其理論或體系。 本文以此為出發點,探討641
王元化在汲取西方思想資源時,應物而不為其累,以獨立精神將西學精華與傳統素質相結合,思考其如何為我所用,為理論界提供了對待西學資源的重要經驗。一、汲取西學之精華為我所用(一)基督教精神王元化出生於一個信仰基督教的家庭,他在西方文化、基督教的氛圍中成長。 其父母、祖父和外祖父輩都是虔誠的基督教徒,包括他的眾多親友、發蒙的多位受業老師,均為基督教聖公會中的同工。 王元化的外祖父桂美鵬就是一位傳教士,曾經在王元化的故鄉江陵傳教,創辦江陵聖公會教堂,擔任首任基督教聖公會堂牧。 王元化本人和四個姐妹也都信仰基督教,妻子張可全家也是基督教徒。 據王元化回憶,家裡“吃飯前總要背誦公禱文。 一直到初中,這種儀式才不堅持了”。②基督教精神及其文化對王元化的一生有多大的影響呢? 他在晚年時回顧說,基督教家庭對他的重要影響在於兩個方面,他很早就能夠知道人都是有缺點的,因為人並不是神,只有神才是完美的。 莎士比亞說過:“上帝造人,為什麼要他先有了缺點,才成為人?”引伸來看,每個人身上都有缺點,沒有一個人是完美的。 正是這種人神之間的區別,使王元化認識到,人不可能成為神,而也因如此,對每個人身上的缺點,可以採取一種諒解、寬恕的態度,而不是將有缺點的人打入另類。 還有一個重要啟示,在人不是神的前提下,每個人都應該謙虛,理解自己,包容他人。 這種思想使王元化很小的時候就不相信人可以和神一樣,少了很多對人崇拜的信念。 在他一生中,大概對魯迅有過一些崇拜,但並非偶像。 到了晚年,他對魯迅也有新的思考,認為魯迅也有局限性,而他自述在二次文代會期間,到北京第一次見到領袖時,很多人都懷着虔誠膜拜的神情擁上去歡呼,但他只是在原地站着,內心不免有些惶恐。 因為他提不起敬仰崇拜的感情,這個跟基督教精神的影響有關。 因為在神的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 童年的影響,對於理解王元化一生的思想有着重要的意義。③傳統中國人的思想,受到儒家宇宙論極大影響,形成一種現實世界中的“內聖外王”,追求內在超越,與西方基督教傳統依憑外在超越的觀念,與外在的上帝銜接及溝通方式大異其趣。 儒家認為“超越”與“無限”內涵於人性之中,因此,由“盡性”可體現天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論語·衛靈公》)“外在超越”的觀念導致了人與“天道”或謂最高理性的銜接與溝通,必須要借助生命之外的上帝進行,人在上帝面前是渺小的,於是人有了終極的敬畏。 對於王元化來說,這一思想資源在他生命中最困苦的時候閃現出光芒,並給與他信心和力量。 在涉胡風案被幽禁時,王元化靠閱讀西方哲學戰勝了人性中的弱點。 如果說閱讀黑格爾使他在理性層面喚起了內心的自信,那麼青少年時代吸收的基督教思想,對於厄難中的王元化也同樣起到了作用。 曾一度以頭撞牆、希望了結此生的王元化重振精神,他並沒有公開談過這個時期基督教思想對他的影響,只說在加入中共的那一天,就放棄了自己原先的宗教信仰。 但從青年時代就走近的狄更斯、果戈里、契訶夫、巴爾扎克、羅曼·羅蘭等西方作家的作品中,他卻獲取了人道主義和宗教的精神力量。 這些作品喚起他對命運的信心,戰勝了人生黑暗而無解的絕望。王元化在回顧閱讀西方文學作品對自己的影響時曾經說,他喜歡閱讀西方 19 世紀的外國文學,無論是俄國、法國、英國、德國的文學,在他的書庫中都占據了很大的比重,這些書籍大抵都浸染了基督教精神。 閱讀這些作品的時間是 1937 年到 1945 年的八年抗戰期間。 王元化回憶這段白區工作經歷時曾說,當時的上海成了一個恐怖世界,他的許多藏書都自行銷毀了,自然更談不到發表文章。 但幽居生活卻使他得以沉靜思考。 西方 19 世紀文學成為那個時期王元化的唯一讀物,引發741
了他濃厚的興趣,閱讀興趣與童少年時代在家庭受到的愛的教育有關,而這種教育又來自於基督教義的影響。 他反思道:“直到今天,西方 19 世紀文學仍是我最喜愛的讀物。 解放後,我沒有在文章中談過蘇聯的作家和作品,因為引不起我的興趣。 我談到過的是莎士比亞、費爾丁、狄更司、白朗底姐妹、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巴爾扎克、羅曼·羅蘭等,自然還有許多我喜歡而沒有在文章中涉及的作家,也大多是 19 世紀浸染人道主義精神的作品。”④王元化自承他喜歡 19 世紀的文學,是因為處處滲透着人的感情、對人的命運的關心、對人的尊重以及對人的美好情感的肯定。 他反思自己在精神上是 19 世紀之子,是 喝着 19 世紀作家的奶成長的。(二)三個結合:一生研究學問的坐標王元化是“五四”之子,從童年成長到後來的求學時代,接受了左翼思想的影響,後成為中共地下黨一員,受“五四”全盤性反傳統思想的影響甚深。 但是西方的思想和理念卻並不會輕易地完全被拋棄,而是潛移默化地影響着一個人對社會、人的認識及分析事物的方法。 1988 年以前,王元化的學術研究聚焦於古代文論和文藝理論,兩部文學理論著作《文心雕龍創作論》和《文學沉思錄》得到學術界肯定。 這一古一今的文學理論著作中,他努力用中外比較的方法來對中國傳統文論進行研究,並由此提出了學界廣為認同的三個結合———古今結合、文史哲結合、中外結合。 王元化尤其肯定的是最後一個結合。 1949 年之後,古今結合和文史哲結合已經有不少學者提及,他只是從理論層面加以強調。 而中外結合則是他的一個重要開創,不僅對中國古代文論,對於更廣闊的一般文藝理論研究也很重要。 在傳統的中國文論研究中,長期以來文史哲不分,1949 年後的教育體系將之分為兩門獨立的學科,雖然在當時有其積極意義,但由於專業分工過細,結果使各個有關學科隔絕開來,反而失去了綜合研究的優勢,與國外強調邊緣學科跨界研究、綜合研究的趨勢恰成東西兩極。 王元化認為,這種在科研方法上的保守狀態是使文藝理論在各個方面都陷於停滯、難以有所突破的主要原因。 這在當時的中國文論界是前無古人的研究方法。 一經王元化提出,立刻受到了理論界關注,公認這三個結合開創了文論研究的新方法,被譽為新時期文論研究的重大收獲。⑤中外結合的方式用在研究古代文論時,需要一個範本,於是王元化將《文心雕龍》作為建立這個理論的重要資源。 他將之置於西方文論範疇中思考,例如文中用“表象”、“表現”之類術語加以論述,他拈出劉勰的“擬容取心說”來與歌德的“意蘊說”相比較,認為劉勰的“形象論”是通過個別去表現一般,受到時代局限,依據先入為主的成見,用現實的個別事物去附會儒家的一般義理。 劉勰在《文心雕龍創作論》的《釋〈比興篇〉擬容取興說》中指出,詩人先有了“美刺箴誨”的觀點,即依據先入為主的成見、用現實的個別事物去附會儒家的一般義理,把現實事物當作美刺箴誨的比喻。如此他所論的個別與一般的關係就成了“譬喻”關係,而歌德是反對這種譬喻文學的,他認為在那種文學作品裡,具體的藝術形象“只是作為一般的一個例證或例子”,違反藝術本性。 所以王元化的“意蘊說”更注重文藝作品本身的審美價值,而不是把文藝視為宣講抽象觀念的工具。 但是王元化並沒有到此為止,他從馬克思“抽象上升到具體”的觀點中得到啟示,認為歌德的“意蘊說”雖然重視了由個別到一般,卻忽視了由一般到個別,這種雙向建構的過程,缺一不可:忽視個別的一般是抽象普遍性,忽視一般的個別就成為洛克的白紙說。王元化還對黑格爾美學中“藝術感知”這一命題,有比較準確深入的領悟,他說:“通常有一種錯誤的看法,以為藝術的表現是把概念翻譯成為形象。 事實上恰恰相反,藝術表現是作家的一種直接需要,一種自然的推動力;形象的表現的方式應該正是作家的感受和知覺的方式。”⑥在思維活動的起點上,“我們必須區分以思想形式出現的表象和以感覺形式出現的表象的不同性質”。⑦在藝術841
構思活動中,否認形象思維,而認為創作是把感性材料的表象抽象為概念,然後再從概念出發,通過具體的藝術表現手法化為藝術形象是錯誤的。 這是一種視文學為圖解概念的工具,而將創作束縛在了“表象—概念,概念—表象”的公式之中。 王元化反復申述藝術表現是一種“藝術感知”。 這個觀點探討的其實就是“形象思維”問題。 需知,“形象思維”在當時幾乎是“唯心主義”的同義語,他對“形象思維”的研究,在當時為中國古代文論帶來了突破,從而回答了如何吸收西方的藝術理論而又不為其束縛的問題。 這種提倡中外結合的研究方法當然並不局限於文論,而可以拓展到廣闊的宏觀研究領域,其中凸顯了文論的根基———作為方法論的哲學領域。(三)莎士比亞與人性之弱點1955 年 6 月上旬至 1957 年 2 月下旬,王元化因胡風案牽連而被幽禁,精神幾乎崩潰。 19 世紀的人道主義精神的文學作品,對於在危難之中精神幾乎崩潰的王元化來說,喚起了一種崇高的理想和超脫的精神世界。 但這也有一個過程。 青年時代的王元化受到一些“五四”代表人物影響,並不喜歡莎劇。 他們崇尚新的總比舊的好,站在激進的立場來看待莎劇。 晚年王元化認為,他在青年時代也許習慣了那個時代具有大眾化、普及性的藝術觀念以及表現的形式,對三四個世紀前流行的古老藝術總覺得無法進入,胡適和不少人大抵都是如此。 最初,王元化特別欣賞和接受契訶夫的劇本以及別林斯基的自然派理論,對於表現一般日常生活的作品產生了興趣。 他常常把這種形式稱之為“散文性戲劇”,與“傳奇性戲劇”有着很大區別。 就是在這種審美趣味中,他偏好具有現代意義的契訶夫作品,而不是古典式宮廷風格的偉大的莎士比亞。 他的妻子張可是研究莎士比亞的專家,認為莎士比亞不比契訶夫遜色。 夫婦倆時常一起討論這個問題,意見有所分歧。 王元化無法進入似乎是矯揉造作、美文言辭的莎士比亞劇作中,他們的討論在王元化被隔離之前都沒有結果,誰也無法說服對方。 王元化後來說,他對《莎劇》真正產生愛好,就是在那段隔離時期。 審查一年後他被准許讀書,他將閱讀範圍集中馬克思、黑格爾、莎士比亞的著作。 他規定自己每天的讀書進程,沒有浪費分秒光陰,全神貫注地讀書,一直到 1957 年 2 月 22 日隔離結束。 這段時間是他一生中讀書最認真、受益最大的時候。⑧王元化讀了幾乎當時能夠得到的所有莎士比亞戲劇,熟悉和喜愛上了看似莊嚴古典的莎劇,他透過莎劇的經典看到了人性的弱點,而這正是精神處於崩潰中的王元化亟需要弄清的。 令他最震撼的是《奧瑟羅》。 張可將這部作品慎重地介紹給正在隔離室中的王元化,鼓勵他集中精力去閱讀。 王元化此時被監視居住,每天要被逼着交代問題,在逼仄的隔離室中幾乎絕望。 親人的探視和鼓勵給了他活下去的勇氣,通過浸染於群書,可以緩解他幾乎已經崩潰的神經。 這一次他真的讀了進去,他被莎士比亞所描寫的人物命運所吸引,奧瑟羅的悲劇命運似乎與他休戚相關,“我的全身心都投入到奧瑟羅的命運中去。 在隔離審查中,由於要交待問題,我不得不反復思考,平時我漫不經心以為無足輕重的一些事,在一再追究下都變成重大關節,連我自己都覺得是說不清的問題了。無論在價值觀念還是倫理觀念方面,我都需要重新去認識,有一些更需要完全翻轉過來,才能經受住這場逼我而來的考驗。 我的內心充滿各種矛盾的思慮,孰是孰非? 何去何從? 在這場靈魂的拷問中,我的內心發生了大震蕩。 過去長期養成被我信奉為美好神聖的東西,轉瞬之間轟毀了。 我感到恐懼,整個心靈為之震顫不已。 我好像被拋棄在無際的荒野中,感到惶惶無主。 這是我一生所遇到的最可怕的時候。”⑨劇中奧瑟羅的命運尤其是其性格中猜忌、妒忌的弱點,其必然走向悲劇而產生的強烈共鳴,使王元化對於人的認識不再是以前那樣的樂觀和天真。 他原先保有的理想主義、人文主義在現實中941
被重新審視,對人性的缺陷乃至罪惡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從而更注重理性的精神。 這種精神,仔細分析起來,和他從小所受到的教養有着密切關聯。 王元化認為,他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大多都是理想主義者。 儘管不少人後來宣稱向理想主義告別,但畢竟不能超越從小就已滲透在血液中、成為生存命脈的思想根源。 這往往成了這一代人的悲劇。 王元化讀到奧瑟羅失去理想,精神處於危機狀態,產生了共鳴,從此改變了對莎劇的看法,他反思道,“奧瑟羅這個人物,正如莎士比亞筆下的其他人物一樣,顯示了人性中某方面的弱點。”⑩莎劇中所呈現的人性弱點,給了王元化一個明確的啟示和方向,即以“反求諸己”來審視自己的弱點。 尤其當王元化讀到這位偉大作家所描寫的人物,滿懷悲憫地向上天發問:“為什麼上帝先要讓人有了缺點,才使他成為人?” 使正在黑屋中的他被震撼而豁然醒悟,人的悲劇基於人的本性、弱點和局限,無一人能例外。 正是這些將人性放在天平上衡量的作品,給他帶來了力量。從此,王元化對人性有了更加深刻的看法,即每個人身上都有與生俱來的罪,所以人不可能成為神。 這種信念影響了他後來坎坷起伏的年代,無論是隔離審查期間,還是貶為另類的“賤民”,甚至後來平反之後擔任大百科上海分社的領導以及此後的上海市委宣傳部長,他對於個人崇拜、極端的狂熱有了預警式的防範,了解到這一點,才能理解王元化日後成為一位獨立思考者的內因。(四)對話黑格爾如果說莎士比亞作品給了王元化一個審視人性弱點最佳視角,使他重建個人理論自信的則是黑格爾的完美哲學體系及其創建的理性世界,正是黑格爾冷酷寧靜的哲學學說給了他無限的思考動力,並以此運用於社會觀察和哲學研究,為復出之後的反思,積累了突破性的研究資源。回顧 1955 年開始的兩年多幽居隔離生活,王元化跟他的學生和朋友談到,使他能夠真正靜心讀書和研究的是黑格爾那深奧抽象的哲學著作。 在那個年代,越是晦澀難懂的天書般的黑格爾哲學著作,對他似乎越有吸引力。 因為他必須要將個人所有的腦細胞動員起來,在純粹抽象的世界中遨遊,並用無形的手去觸摸哲學理論的奧秘。 這是一部令他活下去、站起來的最難懂的書籍。 越讀下去,他就越感到黑格爾理性世界的迷人力量,而忘卻了嘈雜冰冷的現實世界。 更何況他還在將權威的理論、領袖的思想來與黑格爾進行對照閱讀。 當時的權威理論認為,認識是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飛躍,理性的力量是偉大的,它可以洞察一切,因此自以為擁有了理性的人,就會具有無所不能的力量。 當試圖消滅異己的思想和肉體的舉動出現之時,也就是高揚理性力量和惟此正確的口號最響亮之時。 從青年時代追求真理之時,他就對這種力量崇尚不已,那是使他冒着生命危險堅持從事地下工作的唯一信念。 但在被無情地打入另類時,曾如此信仰的東西轉瞬破滅,使他在美好和醜惡、正確和錯誤、高尚和卑賤之間產生了價值移位。 這種巨大的精神危機對於一般人都會有毀滅信仰的力量,更何況思想如童貞般“向着真實”的王元化。 他有一段時間處於極度迷茫之中,辨不出是非和真假,真正要從精神困境中解放出來,他就要對理性萬能的激情向往做一個重新審視。在孤獨的隔離審查之中,幸好王元化可以閱讀當時被認為是經典著作的毛選、馬克思、黑格爾等,使他可以他全身心地沉浸於枯燥的閱讀之中,整個人生就在這種求知求真的寂靜中渡過。 令王元化興奮不已的是,他獲得了一種精神力量,那就是當他在無所顧忌的探索中,將奉為不可動搖的真理放在理性的天平上檢驗,他的閱讀和思考就成為一種具有懷疑、探索、發現的研究之路。 使他增添信心的是,越讀到後來、越全面考察理論的矛盾、謬誤,就越可以看出以前接受的、無可置疑的正確理論的破綻。 對黑格爾《小邏輯》的深入閱讀是一個極好的案例。 王元化發現被奉為權威理論的從感性王國飛躍到理性王國之間,還有一個知性階段,只有用感性、知性、理性的三分法,取代051
原有的感性、理性二分法,諸多理論困境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釋。 此後,王元化再閱讀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為認識過程的三分法尋得了更為合適的理論來源,重新解釋了“從抽象上升到具體”,這讓王元化更加堅定了自己的發現,加深了對黑格爾的“服膺”。於是,王元化對於以前信任的理論開始產生動搖,對黑格爾理性精神和知性方法的領會,使他重建個人理論自信。 這一思考並沒有到此為止,而是一直延續到九十年代的第三次反思。 他以對黑格爾同一哲學所蘊含的“絕對理性”、“普遍規律”、“具體普遍性”等問題的反思為跳板,最終指向“五四”激進主義和意識形態化的啟蒙心態。 這一段時間的閱讀和思考為他提供了強大的精神資源和學術資源,甚至可以說真正奠定了王元化日後作為一位思想家的理論基礎。 九十年代反思的根源和基礎即源之於此:他提出“理性不能把握真理”,就是在批判黑格爾的理論模式上建立起來的,從而使他在晚年關注更大的問題。 他反思“五四”新文化運動,認為對理性過於堅執、過於相信、濫用理性中的激進和超越,最終導致了一元化、獨斷論、權力中心化的思想心態與思維方式。 對於王元化來說,拋棄昔日曾經執着和入迷的理論,發出一種新的對“五四”的叩問,其出發點也就是重新思考理性,以及十分可貴的對於理性的懷疑和詢問。二、為“五四”精神一辯(一)救亡壓倒啟蒙1980 年代的中國,思想解放運動方興未艾,《走向未來》叢書以及雜誌的出版,成為當時知識界一個重大事件。 在紀念“五四”70 周年的大主題下,李澤厚於 1986 年 8 月在《走向未來》雜誌創刊號上發表《救亡與啟蒙的雙重變奏》,就“五四”新思潮的得失作了新穎尖銳的探討,其主題即“ 五四時期政治干擾了學術或文化”。 他認為“五四”期間啟蒙性的新文化運動開始不久,就碰上了救亡性的反帝政治運動,由此後者壓倒了對個體尊嚴、個人權利的解放、科學和民主等等,國家的危機壓倒了新文化運動的啟蒙。 從此發生了一系列的大事,使得當時要做“超政治構想”的“五四”領導人胡適等無法繼續進行新文化運動,運動朝政治方面傾斜,從此一發而不可收拾———從 1921 年到民族危機引發的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直到後來的各種政治運動,一切均要服從於革命鬥爭的需要,個人的權利、個性自由、個體獨立及尊嚴等,在“革命”的詞語之下變得渺小而不切實際。 李澤厚認為這一連串的運動終於導致了“集體主義”(封建式的)改頭換面地開始進入冠冕堂皇的生活和意識:即否定差異泯滅個性的平均主義、權限不清一切都管的家長制、發號施令惟我獨尊的“一言堂”、嚴格注重尊卑秩序的等級制、對現代科技教育的忽視和低估、對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排拒等等,隨着這場“實質上是農民革命”的巨大勝利,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或無產階級集體主義名義下,被自覺不自覺地在整個社會以及知識者中漫延開來,統治了人們的生活和意識。 此文在當時反響極大,被概括為救亡干擾啟蒙,救亡壓倒啟蒙而導致中國近代第一次思想啟蒙運動夭折。 概言之,“五四”啟蒙運動的中斷是由於救亡運動興起,最終走向革命,導致了啟蒙的流產。後來被王元化稱之為“炫人耳目”的這一觀點,很快引起了他的注意。 1980 年代的王元化處於兩種身份的交替轉換中,他 1983 年到 1985 年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同時是古代文論學者、華東師大中國文學批評史博士導師,兼具官員、學者身份。 這使他既要尊奉並落實一貫以來的既定思想路線,同時也要有專業領域的資深學養和獨立見解。 例如他 1980 年在大百科出版社上海分社擔任領導工作期間,就被上海市委指定參加評價檢討上海六年來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以及肅清“四人幫”在上海的流毒等等黨務工作。 1982 年底到 1983 年 3 月,他被中共宣傳部指定參與周揚起草的《關151
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文章,周揚在該文中採納了王元化提出的從感性到理性過程中的知性階段論述。 另外王元化認為長期以來只講一分為二,抹殺了差異的重要性,提倡鬥爭哲學,都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但在救亡與啟蒙的關係上,王元化並不認同李澤厚提出的救亡壓倒啟蒙一說。 他認為李澤厚的這一觀點是從海外轉引進國內,即所謂西方的啟蒙不像“五四”那樣受到救亡的衝擊,所以才可以貫徹到底。 他認為“五四”啟蒙本身正是從救亡圖存的要求中誕生的。 “五四”前夕,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賣國條約,接着張勳復辟、巴黎和會。 一系列的喪權辱國的嚴重政治事件激發了大批知識分子,導致了他們致力於救亡圖存,去喚醒民眾。而王元化在胡適《口述自傳》一書中找到了所謂“救亡壓倒啟蒙”觀點的來源。 此外王元化閱讀了當時在中國讀書界很有影響的林毓生《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一書,發現海外學者有關“五四”的反傳統理論,與國內通行的說法有很大差異,國內學者追捧這些觀點。 林毓生認為“五四”是全盤性的反傳統主義,是一種激進思潮,“五四”人物要從意識形態層面上全盤性地打倒中國傳統。 這種反傳統激進思潮越來越激烈,一直延續到中共建政,直至“文革”達到了一個高峰。王元化認為,在這種觀點背後,是對中共執政合法性的質疑,無論從立場到理論,他都無法接受,並要為之呐喊,為之辯護。王元化認為“五四沒有全盤性的反傳統問題,而主要的是反儒家的‘吃人禮教’”,海外華人學者的研究是盲目地吸收了西方的一些觀點,例如海耶克、史華慈等的有關論述。 他還提出後來學界稱之為“否定的哲學”的偏激論點:“需知,對舊傳統不能突破就不能誕生新文化。 每一種新文化的誕生,都是對舊文化的否定。 至今我仍覺得恩格斯的下面一段話是對的:‘每一個新的前進步驟,都必然是加與某一種神聖事物的淩辱,都是對於一種陳舊衰退但為習慣所崇奉的秩序舉行的反叛。……’五四所面臨的是在思想領域佔統治地位達數千年之久的封建主義,它並沒有陳舊衰退,相反,倒是盤根錯節,豺踞鸮視,始終頑強地挺立着。 因此,五四對它的反叛就得使出加倍的力氣,而不像西方啟蒙運動那樣,是在對付一個遠比長期盤踞的超穩定力量要脆弱得多的封建主義。”(二)“五四”精神什麼是“五四”精神? 王元化認為海外學人的論述對“五四”有着曲解或誤解,特別是將“五四”運動的激進思潮與“文革”的破四舊、立四新及批判儒家思想聯繫起來。 這是根本不同的兩回事。 他不認為“五四”啟蒙運動中斷的原因是救亡壓倒了啟蒙,更不能說 1919 年的“五四”激進運動催生了中國共產黨,並導致此後產生一系列激進思潮,最終到“文革”而臻極端。“我想要說的是,最近國內也出現一種類似說法,認為五四啟蒙運動的中斷是由於救亡運動。於是有人據此提出了為學術而學術的觀點(在書齋中透徹分析研究),以為這才能使學術健康發展。 ……有人以為西方的啟蒙運動不像五四那樣受到救亡的衝擊,所以才可以貫徹到底。 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五四啟蒙文化本身正是從救亡圖存的要求中誕生的。”王元化認為“五四”啟蒙最後的失敗原因是由於當時有些馬克思主義者的幼稚和理論上的不成熟。 他們錯誤地把啟蒙運動所提出的個性解放、人的覺醒,自我意識,人性、人道主義等都斥為和馬克思主義勢如水火、決不相容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由於受到一種傳統偏見的束縛,那就是傳統觀念中側重於共性對個性的規範和制約,忽視個性,壓抑個性,由此形成了一套固定的僵化的思維模式和倫理道德規範,從而使“五四”啟蒙運動中的個性解放等等得不到張揚,否定了人的價值。其次,“五四”反傳統和倡導西化是天經地義的,因為傳統中有許多的糟粕。 當然對反傳統需要分析,“五四”人物對於有些傳統如墨家、民間文化等並不全反。 他認為毛澤東對於中國傳統文化中251
的經典著作是深刻了解的,並不反傳統。從文中脈絡可以看出,王元化批評的重點是“五四”是全盤性反傳統主義。 林毓生認為“五四”時期反傳統是一個情緒性的過激立場,是在意識形態的層面全面打倒傳統。 王則認為這一觀點“與其說是出於理性的考慮,不如說更多地出於偏見與好惡”。 但他沒有進一步分析過激立場的內在含義,而僅將這一觀點歸結為從立場和個人好惡來看待“五四”。 至於杜維明所指稱“五四”運動中的激進思潮繼承了義和團之說,“文革”激烈打倒傳統“破四舊”與“五四”反傳統一脈相承的觀點,王元化直斥為是由於“五四”的反儒而引起新儒家學派的嫌惡,進而將之與義和團等同,“把五四精神和義和團精神以至造反精神一鍋煮,是一種不分皂白的牽強說法”。 王認為從義和團到“五四”,從“五四”到“文革”,並沒有繼承着一條激進、偏激的思路。 他將“五四”從義和團和“文革”的關係上剝離出來,“為什麼把五四作為‘文革’的先河,而不把義和團視為紅衛兵的前驅呢?”至於“文革”中個人崇拜的狂熱情緒,王元化認為並非激進思潮的集中爆發,而是基於某種文化傳統,並歸之於原始文化中的“薩滿”傳統。 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一書論述人類早期的原始宗教“薩滿教”,具有非理性的天地人崇拜,王受啟發,認為紅衛兵的個人崇拜與薩滿教一脈相承,基於同一種農業文明,一種連續性的,發源於薩滿文化的在世界範圍內具有普遍性的文化傳統。 而“文革”的個人崇拜、極端偏激的思潮屬於人類早期的文化遺孓,並非現代造神運動。 他認為,紅衛兵在天安門接受檢閱的那種喪失理智的狂迷、號叫、哭泣,猶如巫神附體,和義和團以同樣的狂熱和愚昧,憑着刀槍不入的符咒,毫無畏懼,前赴後繼,沒有什麼兩樣,都是一種薩滿意識。 與“五四”崇高的呼喚人的覺醒、個性解放、民主與科學是完全兩種性質。至於有海外學者認為 “文革”批孔與“五四”打倒孔家店一脈相承,毛澤東繼承了“五四”的全盤性的反傳統。 他認為是對於國內情況不了解,批孔並非打倒傳統,其真意是為政治和權力鬥爭所用。 他一條條引用毛澤東如何尊重傳統的例子來反駁海外學者的立論,“如果僅僅根據他說的一些話,從表面上去判斷,就難以弄清真相”。他舉毛讀大量的線裝古書和喜歡引用古文的例子來證明毛並不反傳統。 總而言之,“文革”中的批儒並非反傳統,而只是一種手段。 “身居海外,昧於實情,被徹底批判和徹底決裂的叫喊所迷,以致作出錯誤判斷,這是不能苛求的。 記得一·二八淞滬戰爭停戰後,上海居民為了驅走天狗吃月亮點放鞭炮,日軍以為是槍聲連忙出動,鬧了一場誤會,也是由於同樣的隔膜而認真起來的緣故。”此高屋建瓴的論斷,只幾句話就把海外學者置於被告席上。此文一出,在海內外學術思想界引起爭議,李澤厚稱之為“否定的哲學”。 林毓生立即撰寫文章反駁,余英時等人也在學術會議上對這種觀點進行批評。 李澤厚將其與劉曉波放在一起批:“我們現在破壞的激情很大,什麼都扔棄、否定。 反映在學術上也如此,包括王元化提倡的所謂否定的辯證法。 還有劉曉波搞的那些東西。 其實很多都是過去的重複,甚至是重複文革,不過是用黑格爾的語言代替毛澤東的語言罷了。 總之,不是理性地建立形式,而是情緒地否定一切。”(三)國際學術會議進入 1990 年代之後,王元化走進了他一生思想理論研究方面最耀眼的時期,正是 1980 年代以《為五四精神一辯》代表的激進思潮,成為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的導火索。 從 1991 年起連續三年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給了王元化思考的新思路,促使他尋找更多的書籍閱讀,並重新思考“五四”問題以及相關的國家政治學說、哲學以及傳統文化等。1991 年 3 月的夏威夷會議主題為“文化與社會———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反思”,王元化提交的並非論文,僅是一個提綱“五四·傳統·社會”,後來在宣讀的時候,他擇取其中之一點“關於中國政351
治主流的農民意識”,認為中國主流政治中所含有的封建成分即來源於農民意識,毛澤東思想受到農民意識很深的影響等。 在會上余英時和林毓生都對他的觀點提出質疑,余英時不同意將毛澤東思想歸之於農民意識的影響,他以自己曾經在農村住過多年的切身經驗說,他所見到的農民都是很質樸老實的,他們認同傳統。 林毓生也提出異議,認為農民對於傳統是熱愛的並深染其中,農民不會去反傳統,而是保護傳統和繼承傳統的重要支柱。應杜維明之邀,王元化 1992 年 9 月赴哈佛大學參加“文化中國·詮釋與傳播”國際研討會,以考證性論文《達巷黨人與海外評注》,對史華慈理解《論語》的文字訓詁進行商榷。 林毓生當場對考據訓詁提出了另外一種看法,認為考據訓詁不能提出重大的思想問題。 “由於受了胡適等人提倡科學方法以及其他因素的影響,中國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的許多學者的價值觀念產生了嚴重的混淆,以致缺乏價值等差的觀念。 ……學術的進展在於重大與原創問題的提出;重大與原創問題提出的時候,不必做功利的考慮,但不是每個純學術的問題都是重大與原創的問題。 從這個觀點來看,解答材料問題的考據工作是在嚴格的學術價值等差觀念中層次較低的工作。 無論考據做得如何精細,考據本身是無法提出重大與原創的思想性問題的。”這一論述對王元化影響很大。1993 年 6 月,應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的邀請,王元化攜論文《談契約論的兩種不同類型》參加了“當代中國人心目中的國家、社會、個人”研討會。 此文受朱學勤博士論文《道德理想國的覆滅》啟發,是他針對自己長期以來信奉的盧梭《社會契約論》中提出的國家創制者擁有無上的公意代表的權力,寫給李銳的一封 長信:“我從夏威夷回到上海不久,就應朱學勤的要求去復旦大學主持他的博士學位論文答辯。 他的論文為了研究羅伯斯皮爾而兼帶涉及了契約論問題。 這方面我不熟悉,不得不找些書來看。 我像大陸的許多人一樣,對於啟蒙運動思想家的國家學說和民主思想,只知道一家之說,就是只從盧梭的契約論———法國大革命—巴黎公社—十月革命這條線索去理解,因為這是經典型革命理論所闡述的,而對於被批評為‘不可知論’的英國經驗主義者休謨、洛克等則不屑一顧。 學勤的論文引證了為我陌生的一些觀點,對我的思想發生了劇烈衝撞,促使我去找書來看,認真地加以思考和探索。 其結果則是轟毀了我長期以來所形成的一些既定看法,對於我從那些教科書式的著作中所讀到而並未深究就當做深信不疑的結論而接受下來的東西產生了懷疑。”此文以及三次的國際會議成為王元化晚年反思的重要轉折。王元化反思道:“對五四的認識是基於長期所吸取的大量既定觀念,這些觀念已被我當做不可動搖的信念,深深紮根在我的頭腦中,過去所讀到的那些資料的匯編,理論的詮釋以及史的著述等等,幾乎都是在這些既定觀念的導引下編寫而成的。 所以我以前所看到的資料只限於被既定觀念所認定是改革、進步、革命的一方,而被判定為落後、保守、反動的一方則多被刊落,縱使少量收錄,也往往加以主觀上的取舍和判定,所以不能使人看到歷史事實的全貌和真相。 當我着手要寫有關杜亞泉的文章時,我用了半年多的時間,去閱讀過去資料匯編等所沒有收錄的第一手資料。 經過閱讀和思考,我認為五四精神當然要繼承,但五四的一些缺陷(如意圖倫理、功利主義、激進情緒、庸俗進化觀點等)是不應該繼承的。 我們要繼承的是它好的方面。”這一思想上的轉變從方法論角度來說是根本性的,是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的重要契機。 在此基礎上,他對國家理論進行反思,寫出了一生中最精彩的文章———《盧梭〈社約論〉筆談三篇》,“我對盧梭的國家學說、對法國大革命的認識,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我開始去尋找極左思潮的根源,糾正了原來對於激進主義的看法”。(四)創造性的轉化王元化認為“五四”激進的反傳統沒有區分其中的精華,甚至根本沒有分析中國傳統的內在有451
機部分,“在這樣複雜的封建文化傳統中,它所蘊含的封建毒素究竟是什麼? 存在哪些方面? 表現在什麼地方? 這是需要加以具體分析的……將它們籠統地稱之為封建妖孽,一律加以打倒。 這種簡單粗暴的做法,不僅會斫傷封建時期的全部文化遺產,也會損害中國文化建設的未來。 ……以上都是一九九一年我在參加夏威夷會議時沒有分辨清楚的。 那時,我以為毛澤東主要只是吸取繼承中國傳統中的東西(在大陸學術界這種看法似乎至今仍占支配地位),其實這是很片面的”。王元化 1993 年撰寫《杜亞泉文選·序》時反思,“要求徹底的態度一直延續到數十年後的政治批判運動中。 由於矯枉必須過正,以致形成以偏糾偏,越來越激烈,越來越趨於極端”。這個觀點延續了余英時所說的“中國近代一部思想史就是一個激進化的過程”,“文革”就是激化的一個結果。第二大反思的要點則是思想與立場的關係,也即杜亞泉與蔣夢麟關於新思想問題的爭論。 蔣夢麟提出“新思想是一個態度,這一個態度是向那進化一方向走,抱這個態度的人視吾國向來的生活是不滿的,向來的思想,是不能得知識上充分的愉快的”。將思想混同於態度,那就是將理性混同於感情和意志,結果將會用立場來決定人的思想。 於是引出杜亞泉所說“先定了我喜歡什麼,我要什麼,然後想出道理來說明所以喜歡及要的緣故”。 王元化認為中國的現實政治生活中,“許多人至今仍相信思想取決於態度的正確。 解決思想問題,不是依靠理性的認識,而是先要端正態度,先要解決愛什麼、恨什麼、擁護什麼、反對什麼的問題”。 這是人們多麼熟悉的一種思想方法,但如何來界定這種思維模式? 也就是說作為政治、思想的概念,如何展開一種人類思想過程的共同模式? 林毓生書中有關韋伯意圖倫理和責任倫理的介紹,為王元化提供了思想資源和理論模式,他得以豁然:“這種態度決定認識的觀點,正是馬克斯·韋伯所說的意圖倫理(an ethic of intention)。 我們都十分熟悉這種意圖倫理的性質及其危害,它使學術不再成為真理的追求,而變成某種意圖的工具。 這種作為意圖工具的理論文章,充滿了獨斷和派性偏見,從而是本應具有的學術責任感淪為派別性意識。”據此,王元化慎重歸納出“五四”時期流行的四種觀念:庸俗進化觀點(不是來自達爾文的進化論,而是源於嚴復將赫胥黎與斯賓塞兩種學說雜交起來而構成的《天演論》。 這種觀點斷言凡是新的必定勝過舊的);激進主義(指態度偏激、思想狂熱、趨於極端、喜愛暴力的傾向,它成了後來極左思潮的根源);功利主義(即學術失去其自身獨立的目的,而將它作為為自身以外目的服務的一種手段);四、意圖倫理(即在認識論上先確立擁護什麼和反對什麼的立場,這就形成了在學術問題上往往不是實事求是地把真理是非問題的考慮放在首位)。 結合自己的經歷和思想過程,他進行了清醒的再認識再估價。 經過大量資料的閱讀,他發現這四種流行觀點,甚至在互相對立學派的人物身上,都可以或多或少地發現它們的蹤跡,遂凝固成為國人的一種既定觀念。這種既定的思維方式並非僅就“五四”人物而言,從“五四”以來直到今天,這四種思維模式在生活中、在社會上都可以輕易找到它們的影子。 王元化也檢討了自己同樣具有這四種思維模式影響下的既定觀念:“一九八八年我寫的《為五四一辯》,就是自覺或不自覺按照長期存在頭腦裡的既定觀念,去對待那些持異見者的。”第三個重要的反思成果是對盧梭的國家學說研究,這是晚年王元化學術研究的最大收獲。 用林毓生的話來說,在研究盧梭的國家學說方面,“老先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就這一點而論,他的研究成果可與國外一流國家學說研究者比肩”。從 1992 年 6 月研讀朱學勤的論文(主要是該文的第三章“道德理想國的發生邏輯———自由之沉沒”),到最後在 1998 年底成文《社約論三書》,王元化前後總共花了六年的時間思考、閱讀、研究,對於盧梭的《社會契約論》進行了鍥而不舍的研究。 西方契約論的兩種類型,即小契約論和大551
契約論。 小契約論(也即政府契約論)由人民讓渡的權利是部分的,交出的小,留下的大,而國家取最小值,社會取最大值。 由此形成了小政府、大社會。 西方現代國家都取這種形式。 這種類型的契約並不賦予國家以道德化的要求,更不能奢望國家去領導社會實現道德化,只能以權力制衡權力。這種權力牽制,既需社會對國家的外部規定,又需有國家內部的分權平衡。 國家與社會各有運行的規則。 前者為民主,多數人決定;後者為自由,個人具有永恒價值,任何人不能強制任何人。 第二種形式是社會契約論,也即盧梭所闡述的大契約論。 由於人性是惡的,人不可以留下一部分權力,形成所謂的自治市民社會,於是交出的是全部權力,接受權力的也只能是一個具有絕對權威的主權者。 盧梭批判了霍布斯的權力強制性和非道德的理論,把服從君主個人轉化為服從“社會公意”。盧梭的論述是,服從社會公意,無異於服從交出去又轉回來的自己,二者之間沒有疏離與異化。 其實這是一種詭辯術,也是盧梭人民主權論的邏輯依據,建立在道德基礎上。 而盧梭的“公意”是相對“眾意”而產生的:“公意只着眼於公共的利益,而眾意之着眼於私自的利益。”如此一來,從純粹的私意到眾意是一種一度聚合的物體變化,再從眾意到公意則是二度抽象,為化學變化,化合產生一種新的東西“公共人格”或稱“道德共和體”。 在公意的名義下,抽空了眾意的聚合空間即民間社團。 而公意就成為至高無上的道德,誰代表了公意,就成為公意的化身———公推出來的領袖。王元化領悟到這種公意是多麼的熟悉,“多年來,公意是被宣布為更充分更全面地代表社會全體成員的根本利益與要求的。 而公意需要化身,需要權威,需要造出一個在政治道德上完滿無缺的奇理斯瑪式的人物。 不幸的事實是,這種比人民更懂得人民自己需求的公意,只是一個假象,一場虛幻。 其實質只不過是悍然剝奪了個體性與特殊性的抽象普遍性。 以公意這一堂皇名義出現的國家機器,可以肆意擴大自己的職權範圍,對每個社會成員進行無孔不入的干預。 一旦泯滅了個體性,抽象了有血有肉的社會,每個社會成員就得為它付出自己的全部自由作為代價。”(五)盧梭《社約論》研究王元化將上述有關國家理論的初步思考寫成文章,收錄在新編的《清園近思錄》中,並將他的思考寫在後記中。 這部書他購買了兩百部,分送給京滬等地的諸位老友和學生、同道等,希望得到反響。 中央黨校理論室主任、當年發起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專家之一吳江也收到了一部。王元化給吳江的附信中,特意讓吳江留意一下後記中關於張奚若評盧梭國家學說的部分。 吳江看完之後,寫了一封信給王元化,信中對於盧梭的評價沿用了正統的說法:“盧梭是十八世紀法國啟蒙運動的傑出代表人物。 ……盧梭在國家問題上總的說來是一個民主主義者,而非專制主義者,他的理想國家是實現人民的完全平等和自由,而政府是受人民監督的,也是受限制的。”吳江指出盧梭認為每個人都是主權者,這個主權包括人生來就有的自由和平等。 人們由於在自然狀態下生活遇到障礙,因而需要用契約將每個成員組織起來,即組織成國家,每個成員把自己的主權(權利)交給國家,構成共同意志。 國家主要官員由普選產生。 盧梭的理想是每個人為了社會利益,都放棄自己的主權,每個人服從共同意志也就是服從自己。 “人生來就是自由的,可是卻處處都在桎梏中。”“不服從共同意志的人應當強迫他服從,也就是強迫他自由。”這成了當時革命思潮的響亮的口號。盧梭反對行政權的執行者具有神聖不可侵犯性。 為了防止行政權以自己私人的意志僭竊人民的意志,他提出必須由人民經常監督它。 為此,他認為必須定期召開人民會議,議論下列兩個議案:第一,人民是否願意保存現有的統治形式? 第二,人民是否願意把行政權保留在當時行使它的人們的手裡? 在盧梭眼中,人民就利用這樣的方式來保障自己選舉任命和撤換行政首長的權利。 這一思想從表面上看來非常完美,照顧到人民的利益和權利。 也正因為斯,受其影響的馬克思也同樣主張651
普選主義和集權主義。 馬克思後又受到法國空想社會主義(特別是聖西門)的影響,與盧梭拉開了距離,提出國家亦是一種“禍害”,在當政之初不得已用之。 吳江認為現在的理論界並沒有提出過一個比較具體的完整的新國家學說來,最後說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先哲曰: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 我想,這恐怕正是導致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步履艱難的重要原因之一吧。”王元化得信後,心中有底了。 吳江給了他一個宏觀的關於國家學說理論的研究現狀,在國家學說方面需作深入研究,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是中國理論家引用最多的舊說。 肯定並完善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重要理論,在中國轉型期進一步地解放了思想,但是如何再向前一步? 吳江出了一個非常好的題目,那就是要進一步研究盧梭的理論究竟是導致專制還是人民專政? 王元化一開始只是從哲學的層面敏銳發現了問題,“盧梭的公意概念和我們的人民概念竟如此相似”,還沒有真正深入盧梭《社會契約論》的內部,去察看它的來龍去脈,盧梭思想與洛克、與西方政治學說史的關係,他尚未涉及。 從 1997 年至 1998 年,王元化用了幾個月的時間,認真反復精讀《社會契約論》,發現該著之所以引起不可化解的歧解,甚而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原因即在於“書中那些思辨哲學不是僅僅憑借常識就可以理解,相反,常識在這裡往往只會起着誤導作用”。 他猶如行走在密林深處,踏着荊棘叢生的小道,曲折迂迴,跋山渡水,柳暗花明,終於從中發現了理論的奧秘。1998 年 6 月 1 日,王元化完成了給吳江的回信,這是一篇考證嚴謹、新意迭出的論文。 從剖析盧梭對民主制度的矛盾態度入手,深入考察思辨哲學對盧梭構建公意概念的影響,努力還原盧梭民主理念的來龍去脈,並把他與洛克等西方政治學家的思想相參證比對,證明張奚若對盧梭的評判大體正確,公意概念確是通往全權國家和抽象人民的合法性依據,而與《人權宣言》強調個人權利不可剝奪的觀念畢竟南轅北轍。 細心的讀者很容易發現,這封長信有兩層結構:一是學理層面的求真、求實、力圖對西方民主學說,以及盧梭思想本身,有真實透徹的理解;一是中國思想史層面的映照、對勘,這是關係到中國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問題。 他一直有現實與歷史關懷的自覺。王元化揭櫫了盧梭《社會契約論》特殊的場景轉換的寫法,並花了相當多的精力找出盧梭的矛盾之處:“盧梭一方面如上面所引反對多數人統治而少數人被統治,但另一方面又如你信中所說,他主張不服從共同意志的人應當強迫他服從。”按照他的邏輯所謂“強迫他服從,就意味着使被強迫的人自由,因為只有公意才是自由的”,這種自相矛盾正是盧梭的哲學困境。 王元化認識到盧梭作為 18 世紀啟蒙思想家的局限,“他也不能預料到將多數作為公意強迫別人服從的思想,在他身後所爆發的法國大革命中變成怎樣一種殘暴的力量,使多少無辜者———包括一些同是啟蒙思想家的百科全書派人士喪生在斷頭臺上。 ‘少數人總是有罪的!’成了當時實行屠殺的一條理由”。 “盧梭反對代議制與他認為公意不容代替和分割的主張有關。 代議制下每個政黨執政時,都必須容許競選中失敗成為少數的反對派存在。 這和盧梭的原則是相反的。 盧梭所追求的是直接民主,但歷史走錯了房間,使他不知不覺步入了一個輿論一律的專制的王國。”在信中,王元化還從盧梭的人民的概念聯繫到中國實際,“人民”在 1949 年之後成為國家政權的名稱,從人民政府到人民法院以及人民公社等等。 這個概念正如公意概念一樣,排除了特殊性與個體性,即公意排除了私意和眾意。 盧梭“為了表達公意最重要的是國家之內不能有派系”,王元化舉證說雅各賓專政時期,就是按照盧梭的理論取締小集團的,“在我國,一九五五年‘肅反’時也專門下過指示整肅小集團。 當時,‘胡風反革命集團’最早即稱‘胡風小集團’,‘反右’期間也有過‘丁陳小集團’等等之稱。 盧梭書中對為什麼要反對小集團,有詳細說明”。此外,王元化摘錄的盧梭書中對於立法者崇高地位的描述也頗值得玩味:“為了發現能適合於各個民族的最好的社會規751
則,就需要有一種能夠洞察人類的全部感情而又不受任何感情所支配的最高的智慧;它與我們人性沒有任何關係,但又能認識人性的深處;它自身的幸福雖與我們無關,然而它又很願意關懷我們的幸福;最後,在時事的推移裡,它照顧到長遠的光榮,能在這個世紀裡工作,而在下個世紀裡享受。要為人類制定法律,簡直是需要神明。”這些描述讀上去是多麼的熟悉、多麼的震撼。此文成為王元化晚年最重要的文章,可以看出他對西方思想理論上下求索的治學方式,充分印證了他晚年反思中遵循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林毓生認為,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最大的成果是對於盧梭國家理論之研究:“我認為他晚年最重要的反思成果是關於盧梭的國家理論。 這是極為艱苦的經驗和反思。 需要將西方的國家理論集中在一起,他沒有那種經驗,也沒有辦法思考到這種程度。 但他做了很深的努力,這是非常難得的。 ……元化先生的這一個研究是經得起歷史考驗的。”① 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510 頁。②③胡曉明:《跨過的歲月———王元化畫傳》,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 年,第 11 頁;第 29 頁。④王元化:《王元化集》第六卷,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 年,第 346 頁;第 155 頁;第 158 頁;第 310~314 頁;第 283~314 頁;第 299 頁;第 299 頁。⑤王元化:《文心雕龍創作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第 311 頁。⑥⑦王元化:《文心雕龍創作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第 228 頁;第 150~ 151 頁。⑧⑨⑩王元化:《莎劇解讀》,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13 頁;第 14 頁;第 16 頁。這一觀點基本上是延續國內教科書中的說法。筆者 1986~ 1989 年在華東師大攻讀博士,此書一到校園書店就被搶光,我有幸購得一本,並在對王元化先生提及此書,先生讓我將該書借給他。王元化此時尚未能將新儒學和林毓生的全盤性的反傳統主義區別開來。 林毓生提出的“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與新儒學是兩回事。王元化:《為五四精神一辯》,《新啟蒙》第一輯,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 年,第 18 頁;第 10頁;第 11 頁;第 16 頁;第 15 頁。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中的激進與保守》,《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北京:三聯書店,2004 年,第 8~ 42 頁;第 21 頁。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北京:三聯書店,1983年,第 310 頁;《考古學專題六講》,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年,第 4~ 11 頁。《語言的迷宮及其它———李澤厚、于建對談錄》,北京:《文藝報》,1989 年 6 月 3 日。林毓生:《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北京:三聯書店,1988 年,第 54 頁。王元化:《九十年代日記》,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86 頁;第 91~ 92 頁;第 91~ 92 頁。王元化:《王元化集》第一卷,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 年,總序第 6 頁。許紀霖、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6 頁。王元化:《沉思與反思》,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 年,第 2 頁。《林毓生、吳琦幸談王元化(錄音稿)》,2011 年 7月 24 日,下午 3:00~ 5:00,洛杉磯—麥迪遜。王元化:《清園書簡》,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 170 頁。 王元化的《與友人談公意書》 (收入《九十年代反思錄》) 和 《 談契約論的兩種類型》(1993 年斯德哥爾摩會議論文)都是基於此而寫成。作者簡介:吳琦幸,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中國研究中心教授。 美國加州 91724[責任編輯 桑 海]851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4 期《我們夫婦之間》:文學的規訓與懲罰*宋學清[提 要] 蕭也牧的一生最後以悲劇收場,他的命運被緊緊拴在《我們夫婦之間》這部作品上,因它而聲名鵲起,也因它而陷入困境。 可以說,蕭也牧和他的《我們夫婦之間》已經成為新中國一個重要的文學事件。 對於新中國第一位被大規模批判的作家,不僅需要回到歷史的現場還原“蕭也牧事件”的全貌,更需要在歷史的原點上,回歸原典重新認識蕭也牧的《我們夫婦之間》。 可以從寫什麼、怎麼寫、為誰寫等三個方面重新闡釋《我們夫婦之間》,以確定對蕭也牧批判的原因和目的,及其對新中國文學創作產生的深度影響。[關鍵詞] 蕭也牧 《我們夫婦之間》 “出圈式” 文學批判 城市文學 自敘傳[中圖分類號] I206.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4 ⁃ 0159 ⁃ 09近年來,蕭也牧的《我們夫婦之間》成為學界研究的熱門話題,其開創性和重要性日益得到學界的普遍認可。 《我們夫婦之間》被認為是“解放後第一篇具有城市生活意味的小說”,同時它也被認為是建國後第一篇產生熱烈反響的短篇小說。 但是,隨着對蕭也牧和《我們夫婦之間》集中、激烈的批評,乃至“出圈”的批判,蕭也牧又成為當代文學史上“第一個挨棍子的作家”,①“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個被批判的作家”。②這場批判運動也被定義為“共和國文壇的第一場運動”,③由此拉開了新中國知識分子改造的宏大序幕,成為“十七年文學”批判的開始,④為其後的文學批判和知識分子改造運動奠定了基調。嚴格來說,蕭也牧和《我們夫婦之間》並不是新中國第一個受批判的作家和作品,趙樹理的《金鎖》、碧野的《我們的力量是無敵的》、電影《武訓傳》等,包括同期朱定的《關連長》、路翎的《窪地上的“戰役”》、秦兆陽的《改造》,以及被稱為電影《我們夫婦之間》姊妹篇的《夫婦進行曲》等都在批判行列,合理的說法應該是“蕭也牧是建國後第一個被大規模批判的作家”。⑤新中國文壇也正是通過對蕭也牧高密度、高強度的文學批判,最終實現了對知識分子和中國文學的規訓和改造,這種批951∗本文係吉林省教育廳人文社科研究項目“中國鄉村的世紀轉型與新鄉土小說的興起” (項目號:JJKH20211441SK)、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百年中國鄉土文學與農村建設運動關係研究” (項目號:21&ZD261)的階段性成果。
判方式不僅僅影響到蕭也牧的文學創作,也影響到中國城市文學的發展,包括中國文學對於城市的想象,以及中國文學創作的個人化書寫問題,進而對整個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方向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956 年,周揚在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上的發言指出:“文學藝術從來是思想鬥爭的重要部門。”⑥因為文學藝術是思想鬥爭較為集中的領域,所以對文學藝術的規約就顯得極為重要,而文藝界採取的主要方法就是批判,甚至是跨越文學的“出圈式”批判,進而通過文學的批判實現文學的規約。 文學批判習慣性的越界,經常使文學批評遠離文學,失去分寸,把“錯誤提高到不應有的高度”,加諸“莫須有”的罪名,甚至污蔑人格,⑦從而造成對作家的深度傷害。 蕭也牧的悲劇正是“出圈式”文學批判的結果,李潔非不無惋惜地指出:“從 1951 年至 1970 年,十九年的指責、白眼、迫害,直至慘死;所有這一切,只是因為一篇大約 14,000 字的小說。”⑧今天我們再次反觀蕭也牧和他的《我們夫婦之間》,則需要思考幾個問題:歷史為什麼會選擇蕭也牧? 《我們夫婦之間》究竟存在哪些問題? 對蕭也牧和《我們夫婦之間》的批判對中國文學的影響究竟表現在哪些方面? 對這些問題的破解,首先需要以文本細讀為基礎,在歷時性與共識性的坐標軸內,將文學的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相結合,避免研究的偏頗甚至失之於情感化的判斷。一、折翼的城市文學:被污名化的城市與被規約的文學就文學分類而言,蕭也牧的《我們夫婦之間》屬於城市文學,王彬彬認為它“可能是‘當代’最早觸及‘城市生活’和‘城市問題’的小說”。⑨一方面,它表現的是城市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它具有問題小說的意識。 1949 年 3 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指出:“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並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 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了城市。”⑩中國共產黨工作重心的轉移,必然引發文學由鄉村向城市的轉移,蕭也牧敏銳地把握住黨的工作重心的轉變,進而創作出新中國第一部城市文學作品。 《我們夫婦之間》之於中國文學,具有一定的開創性,它表現了新中國、新城市的新生活,着重描寫了城市家庭裡雞毛蒜皮的日常生活,涉及衣、食、住、行、娛樂、工作,乃至帶孩子等各種生活細節,具體而細微。 小說幾乎沒有核心事件和線性故事,保姆被冤枉和毆打乞兒算是小說的“重要事件”,但它們更多用於表現妻子張同志的優良品質,反襯“我”的“小”,功能性大於故事性。從小說中城市生活細節的描寫,我們可以發現蕭也牧對於城市生活的熟悉,這與大部分“進城”的農村幹部不同,對於他們來說“城市是完全不熟悉的陌生地方”。而蕭也牧不是來自農村的幹部,是從城市來到農村參加革命的幹部。 “返城”的蕭也牧雖然對新中國正在改造的舊城市充滿了陌生感,但是對曾經的城市日常生活還是相對熟悉的,正如小說中的李克一般,熟悉城市生活但不熟悉新城市的新革命工作。 1938 年 1 月,蕭也牧來到晉察冀邊區參加革命工作,1949 年重新進城來到天津工作,1950 年又到北京進入團中央宣傳部工作。 離開城市十餘年的蕭也牧,對於自己的文學創作也存在一定的困惑。 他曾對朋友康濯自我檢討過,如康濯所記,“在鬥爭中熟悉的生活,竟然沒怎麼寫;而近年寫出的一些起着壞影響的作品,卻都是他不大熟悉的生活”。熟悉解放區革命工作的蕭也牧沒有創作出優秀作品,來到北京後雖然也打算“寫關於抗日戰爭和土地改革”此類“自以為生活也熟悉”的小說,但是“一動手,不論題材、人物、生活,都顯得很生疏……終究寫不出來”。而對於“不大熟悉”的城市,蕭也牧卻如魚得水,先後創作出《我們夫婦之間》和《海河邊上》等影響極大的小說。 由此可見,蕭也牧真正熟悉的還是城市生活,暫且不論他的城市文學是否061
產生“壞影響”,他對城市生活的描寫就更顯得心應手。但是,熟悉城市生活的蕭也牧在創作《我們夫婦之間》時還是充滿了警惕,他對城市有意表現出一種不信任,甚至將城市污名化。 小說中的李克如同蕭也牧一般,“離開大城市已經有十二年的歲月”,但是北京城內的高樓大廈、絲織的窗簾、有花的地毯、沙發、街道、霓虹燈、舞廳的爵士樂等等一切的城市符號,對於他來說還是那麼的熟悉。 大城市如同一塊試金石,很快將李克曾經作為小市民的自私、怯懦、油滑都誘發出來,榨出進城知識分子內心隱秘的“小”。 在李克身上,蕭也牧極力隱藏起對城市的熱情,甚至將城市視為藏污納垢之所,不斷誘惑那些進城的革命幹部。 且借助張同志的眼睛,看到城市裡男不像男,女不像女,男人頭上抹油,女人冷天露腿,毛兒朝外翻着穿皮衣,口紅塗得像吃了死老鼠,頭髮燙得像草雞窩,瘦小孩蹬三輪拉着個大胖子,由此質疑“他們幹活也不? 那來那麼多的錢?”這位出身農村的堅定革命者,從未“離開過深山、大溝和沙漠”,進城後“伴隨着不熟悉的是不信任”,心懷改造舊城市、建設新中國的偉大目標,堅決與城市、城裡人、城市文化做鬥爭。 張同志與城市的不兼容、不和諧,在小說中表現出一種來自鄉土的正義,雖然進了城市,但是革命的根基和底色不能丟掉。薄一波曾指出:“我們黨誕生在城市,但後來長期生活、戰鬥在鄉村,許多同志不熟悉城市工作,還有一些同志難免用一種小生產者的觀點去看待城市。”對於城市的污名化本身就是“一種小生產者的觀點”,代表着農村即正義、城市即罪惡的二元對立觀點,這也是柳青《創業史》中梁生寶聽到徐改霞凖備進城進工廠時莫名惱怒的一個原因。 同樣是建設社會主義中國,在農村與進城市,卻成為判斷一個人品質的標凖。 城市的污名化在當時的文學作品中是較為普遍的一種現象,而被污名化的城市,又如何能成為新中國文學的主要表現對象呢? 事實上,它更容易成為被改造的對象。即使蕭也牧做出很多努力,但是《我們夫婦之間》仍然被認為“脫離生活”又“脫離政治”。這主要集中於兩大方面:一是描寫了瑣碎庸俗的日常生活,而沒有表現城市改造過程中轟轟烈烈的工業建設和鬥爭生活;二是描寫了一位工作方法簡單粗暴的工農幹部形象,沒有去描寫那些能夠掌握政策的共產黨幹部形象,沒有“正確地表現新的社會,新的人物,特別是共產黨員幹部的生活”。在《我們夫婦之間》中,蕭也牧試圖“通過一些日常生活瑣事,來表現一個新的人物”,只是這個“新的人物”不是工農幹部張同志,而是知識分子李克,進城後渾身都是問題的李克更符合城市新人形象。 李克和張同志在消費觀、審美觀和生活理念等方面表現出來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家庭生活中,生活成為目的,工作成為手段。 工作在小說中始終處於隱筆,所有的矛盾都從生活中來,也消弭於生活。 而夫妻間的最終和解,也是因為張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錯誤,給夫妻二人友好交流提供了可能,工作成為生活的手段和背景。 在聚焦於城市改造與工業建設的新中國,這無疑是一種“異端”,當時的基本國情決定了大多數人無法過上李克的生活。 如果人們都放棄集體主義的奉獻精神,而去追求個體主義的私人生活,對於新政權來說或許是一場災難。 在新中國建立初期的文學作品中,人物普遍主要以工作和勞動作為目的,而生活不過是手段,例如柳青《創業史》中的梁生寶,他幾乎沒有個人生活,他與徐改霞間的愛情也要服從於農村建設和農業勞動。就此而言,作為新中國第一部城市文學的《我們夫婦之間》,絕不是如同部分學者認為的那般簡單:“在主題和題材上毫無問題,關鍵是寫法;假如變換寫法,敘述人變成‘我妻’張同志,這篇小說就是地地道道的主流作品。”真若如此簡單,蕭也牧也不會自嘲:“除非要把所有的字句全部刪去,才能不見到它的錯誤的痕跡。”城市文學中的日常生活敘事不是問題的本質,恰如當時部分批161
評家提出的那樣:“《我們夫婦之間》,所描寫的是一件很平凡的事……雖然不是轟轟烈烈的事情,但有一定的社會意義。”即使到了今天,這種判斷同樣有效,問題在於文學對於日常生活的態度,是將其作為目的還是手段,這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有不同的評判標凖。學界對於文本內的李克與文本外的蕭也牧的批判,最終改變了城市文學的質地,被壓抑的作家、城市、城市新人與日常生活,使被污名化的城市難以成為文學表現的核心對象。 將勞動與工作置於生活之上的文學邏輯,也最終將城市文學推向“工業題材文學”,走出城市家庭日常生活的小敘事,建構起城市工業建設的宏大敘事,也改變了被污名化的城市。 對於蕭也牧《我們夫婦之間》的文學批判,中斷了蕭也牧的文學生涯,也規約了城市文學的發展方向,而最終指向的是對進城知識分子的精神改造。二、文學的集體發聲:被壓抑的個人化寫作與文學自敘傳《我們夫婦之間》遭受批判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蕭也牧採用了個人化寫作方式。 他更為關注個體的感受,着重描寫個人的心理活動,這與注重集體利益的整個時代相悖。 尤其是當文本外的蕭也牧與文本內的李克發生重合時,對其批判就更顯激烈,也迅速脫離了文學領域,進入社會層面的批判。《我們夫婦之間》主要以蕭也牧和妻子李威作為文學原型。 蕭也牧和李克同樣離開城市 12年,蕭也牧與李威是 1943 年認識,1946 年結婚,1949 年一起進了天津。 而根據李屹的推算,李克和張同志應該也是在 1946 年結婚,1948 年秋一起調往抬頭灣山村工作,1949 年共同進京,在行蹤軌跡上極為接近。 在消費觀上,蕭也牧和李克也有諸多相似之處,他們都喜歡享受生活、熱衷物質消費,進城後的蕭也牧工資待遇比較高,“加上他稿費多,花錢大手大腳,經常下館子吃飯”。小說中李克和張同志的第一次衝突,正是源於李克的一筆稿費,李克私藏稿費,計劃着美好的消費生活,而張同志則將稿費郵寄給遭受水災的鄉下家人。 小說中的張同志,與李威一樣都是 15 歲參加革命,在軍火工廠做工,都曾因為工作努力成為“勞動英雄”。 進城後的李威任北京市總工會婦女部部長,後因蕭也牧牽連調到同仁堂任人事科科長,後又調到崇文區。 張同志為人耿直、充滿正義,在處理保姆小娟被誤會偷表事件和舞廳衝突事件中可見一斑。 張同志的出身和革命經歷又讓她顯得相對急躁、粗魯,養成了“雞巴”、“他媽的”等口頭禪,處理問題也簡單粗暴,缺乏技巧。李克與張同志進城後,因為性格、工作等問題不斷發生矛盾衝突,但是這並未嚴重影響夫妻感情。 張同志因為擔心李克的胃病為他打毛背心的情節,讓李克與讀者都感受到了溫暖。 對於這一情節,李威曾對江曉天說過:“老江同志,你不要聽他的,盡胡扯瞎編。 我關心他的胃病是真的,可沒有給他織過毛背心。 1946 年,我買了三斤駝毛,擰線還是他教我的。 線還沒有擰完,就趕上張家口大撤退,他把什麼都丟了,連命幾乎沒有逃出來,還毛線哩!”由此可見,作為李克夫婦感情見證的毛背心事件,也與蕭也牧夫婦間的真實經歷有關,這也踐行了蕭也牧“真事假說”的敘事原則。從《我們夫婦之間》對於李克與張同志關係的處理來看,也較為符合蕭也牧和李威的真實情況,雖然有矛盾但是感情甚篤,可以成為彼此在生活和工作上的依靠。 從現有資料來看,蕭也牧與李威夫妻感情也一直很好。 蕭也牧在 1969 年下放之前向妻子託付後事,看到頹喪的蕭也牧,不放心的李威特地派三兒子吳家剛陪同父親。 在蕭也牧被迫害致死後,李威頂着政治壓力奔赴勞教農場討還公道,為了蕭也牧的冤案,李威獨自帶着孩子奔走多年。在《我們夫婦之間》的創作過程中,蕭也牧投入了太多個人化的情感與情節,以至於小說刊出261
後,很多讀者都將李克視為蕭也牧,將小說視為蕭也牧的自敘傳。 在蕭也牧剛調到中青社時,很多編輯也都認為“這位大作家也許就是這篇挨批作品中的主人翁李克”,甚至於當年刊發《我們夫婦之間》的編輯秦兆陽,在事隔幾十年之後還會因為“小說是用第一人稱寫的,而且給人以非常真切的感覺”,而認為蕭也牧和李克間存在一定的關聯。 根據李威和當年同事江曉天的回憶,蕭也牧之所以創作《我們夫婦之間》,主要是因為有兩個熟人兼戰友,進城後都與工農出身的妻子離婚,轉而娶了女大學生。幹部進城後掀起的離婚潮在當時較為普遍,對此蕭也牧極為看不慣。 因此小說的故事是編造的,但“人物卻真是有模特兒的”,只是在小說刊出後,“模特兒”變成了蕭也牧本人。 對於這一現象,李威曾解釋:“小說中的李克雖不是寫他自己,但確實有不少生活素材是取自我倆共同的經歷。”無論以誰作為原型,蕭也牧最終還是將自己寫進了小說,這種個人化寫作方式與他長期從事的工作不無關係。 蕭也牧在解放區一直從事宣傳工作,先後在《救國報》、《前衛報》、《工人報》、《時代青年》等報刊擔任編輯出版工作,新聞工作導致蕭也牧小說創作“取材大半是真人真事,略加取捨,很少加工”。這在他前期創作的《退租》、《識字的故事》、《羊圈夜話》、《北瓜》、《楊六十二》、《站長》、《追契》、《沙城堡的故事》、《貨郎》、《富得榮還鄉》、《黃昏》、《秋葵》、《連綿的細雨》、《山村紀事》等作品中都有所體現,康濯就曾指出蕭也牧小說中的“滹沱河、胭脂河以及大黑山、不老樹、葫蘆溝等地,簡直就像我們共同的第二故鄉”。據康濯回憶,蕭也牧的小說《連綿的細雨》、《追契》、《退租》、《識字的故事》、《貨郎》、《我和老何》等作品,都有他們共同生活經歷的原型,依據自己的事實生活進行文學改編,幾乎成為蕭也牧小說創作的一種慣性、一個原則。蕭也牧最終還是在《我們夫婦之間》裡“把自己寫進去了”。小說採用的第一人稱敘事,增強了小說的自敘傳色彩。 第一人稱敘事“不只是一種敘事人稱的多樣化或者謀篇布局的小技巧,而是一種觀察人物、思考問題、構思情節乃至敘事故事的特殊視角”。小說敘事人稱的變化往往涉及敘事視角,視角問題又涉及敘述者與故事之間的關係。 敘述者與故事之間的關係,在熱拉爾·熱奈特看來主要有兩種:“一類是敘述者不在他講的故事中出現”,這被稱為“異故事”;“另一類是敘述者作為人物在他講的故事中出現”,這被稱為“同故事”。第一人稱敘事作為一種“內焦點敘事”使敘事者等同於故事中的人物,也就是所謂的“同故事”,在“同故事”中第一人稱可以作為配角講述他人的故事,也可以作為主角講述“我”自己的故事。 《我們夫婦之間》的第一人稱敘事,採用的是以“我”去講述“我”自己的故事,李克作為主角講述自己的故事,只是在小說中沒有完整的線性故事,那些日常生活中雞毛蒜皮的瑣事之所以能夠被整合在一起,主要因為作為敘述者的李克。 這也是小說第一人稱敘事方式的一大優勢,可以將那些零散的、不連貫的故事聚合在一起,使它們成為一個整體。從《我們夫婦之間》可以看到,它不是以“情節線”而是以“情緒線”來組織小說。 李克對妻子張同志的情感變化構成了小說的基本推動力,比如:“我”最開始認為,第一次進城的張同志應該比自己更興奮,但是二人之間關於城市的討論不歡而散;“我”發現妻子不僅在語言上而且在行動中也與城市不合拍,於是有了夫妻下飯鋪的衝突;“我”發現妻子並不改變,於是有了關於抽紙煙話題的衝突;當“我”發現張同志越來越明顯的狹隘、保守、固執之後,發生了稿費盜用的衝突;當“我”發現“我們”之間的感情、愛好、趣味差距這樣大的時候,發生了保姆小娟被冤枉的事件;在“我”有點感動,覺得妻子是一個倔強的人之際,發生了張同志干預舞廳衝突事件;在“我”開始反思“我們”之間的關係和矛盾之時,張同志因為工作失誤找到李克深入交流溝通。 整部小說都被李克的“情緒361
線”串聯起來,實現了“以敘述者的主觀感受來安排故事發展的節奏,並決定敘述的輕重緩急”,使這部第一人稱敘事的小說“真正擺脫‘故事’的束縛,得以突出作家的審美體驗”。蕭也牧採用的第一人稱敘事視角更易於表達個人的情感,也使這部小說充滿了“小市民味”,加入了一些“感情”,一些“新”的東西、“生動”的東西,“提高”了語言,提升了技巧,從而擺脫了解放區小說枯燥、沒趣味、沒“人情味”的弊端。這種“新”的東西正是個人化的、甚至是私人化的東西,它們更真實,更接近生活,但是卻失之於對宏大時代與歷史的把握。 學界對於蕭也牧的批判,終結了五四文學以來冰心個人化寫作與郁達夫自敘傳的文學遺產,確定了作家作為集體發聲的創作方式,小說的主人公也不再過多關注獨語的知識分子,而是落腳於積極參與新中國建設的作為集體影像的工農兵。三、文學的人民性立場:知識分子作家的規訓與被規訓從讀者接受情況來看,蕭也牧的《我們夫婦之間》出現伊始便迅速引起轟動效應,《光明日報》刊專文力推,二十多家地方報紙爭相轉載,包括一些地方黨報和團報,且很快被改編成話劇、電影、連環畫等多種藝術形式。 從讀者群體的組成分析來看,蕭也牧的作品在學生中間較受歡迎,部分專家學者和青年人也都很喜歡他的《我們夫婦之間》,甚至部分批判者最初也認為這是一部很“好”的作品。 從這些接受群體可以發現,他們大部分是具有一定文化和文學修養的知識分子,能夠接受城市文學,也能夠理解李克進城後矛盾、痛苦的心理活動。 即使在今天看來,這也是一次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審美契合。對於這部作品,很多批判者都注意到了它的小資産階級傾向。 第一篇批判文章———陳湧的《蕭也牧創作的一些傾向》,開篇就指出《我們夫婦之間》和《海河邊上》所表現出來的“不健康的傾向”,“實質上也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中已經批判過的小資產階級的傾向”。這種小資產階級傾向被批判為“低級趣味”、“廉價趣味”,被認為是迎合了部分城市讀者,而這部分讀者主要指向了城市小資產階級。 從蕭也牧的檢討文章《我一定要切實地改正錯誤》來看,他確實是解放區作家中少有的具有讀者意識的作家,他敏銳地意識到進城後讀者對象的變化,以及文學審美需求的變化,且主動做出調整以適應城市讀者,迎合他們的審美趣味。蕭也牧文學創作的讀者意識,就涉及新中國文學為誰寫的問題,這被看做考量作家基本文學立場的重要問題。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中指出文藝“為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文藝為誰服務,決定了文藝的性質,也決定了文藝的品質。 解放區文藝主要為以工、農、兵為代表的人民大眾服務,這也是文學的“人民性”和“大眾化”提出的一個重要原因,不斷強調人民大眾作為文藝創作的源泉、表現的主體、服務的對象。 但是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人民大眾的範圍在不斷變化,尤其是文藝的接受者也在發生變化。 在解放區文學階段,“文藝作品在根據地的接受者,是工農兵以及革命的幹部”;而進城後,人民大眾主要包括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既然城市小資產階級也成為了無產階級文藝作品的主要接受者,那麼《我們夫婦之間》的問題又出在哪裡呢?1925 年,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將中國社會劃分為: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在革命中,小資產階級可以成為無產階級團結的對象,但是二者只是合作關係,小資產階級無法成為革命的領導階級、同盟軍和主力,既不能在革命中處於主導地位,也不能在文藝中佔據主流立場。 毛澤東在《講話》中指出,文藝主要應該為工、461
農、兵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服務,但是“必須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而不能站在小資產階級的立場上。 ……堅持個人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立場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為革命的工農兵群眾服務的,他們的興趣,主要是放在少數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上面”。由此看來,文藝可以為小資產階級服務,但是不能站在小資產階級的立場上進行文藝創作,文藝為誰服務和站在誰的立場上,是兩個不同的問題。 毛澤東在《講話》中明確指出:“我們是站在無產階級的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因此,文藝應該站在無產階級立場為工農兵和小資產階級服務。1949 年,丁玲在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嚴厲地指出,文藝工作者必須丟棄“小資產階級的,一切屬於個人主義的肮髒的東西”,在這種氛圍下,更不要談小資產階級的文學立場了。 茅盾認為,作家“在思想與生活上真正擺脫小資產階級的立場而走向工農兵的立場、人民大眾的立場”,是徹底解決文藝大眾化問題、文藝政治性與藝術性問題,以及作家主觀的強與弱、健康與不健康問題的重要保證。新中國初期,對於文藝的小資產階級立場問題極為關注,甚至還曾引發了上海《文匯報》從 1949 年 8 月至 11 月的大論爭。蕭也牧的《我們夫婦之間》,以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立場,去書寫帶有明顯小資情調的故事,滿足城市讀者而非工農兵的審美趣味。 在新中國初期的政治環境中,這一立場觸碰了《講話》精神和延安方向的紅線,遭遇來自社會各界的全面批判也就並不意外。 關於敘述者兼主角李克,小說開篇便明確交待了他“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的階級屬性,返城後他對城市符號的熟悉和興奮躍然紙上,與貧農出身的張同志形成強烈反差。 進城後的李克喜歡下飯鋪、抽紙煙,有了稿費便計劃着買皮鞋、看電影、吃“冰其林”,一有空就喜歡參加舞會,這就是李克的“新生活”。 對此丁玲直接指出:“李克完全只像一個假裝改造過,卻又原形畢露的洋場少年。”在丁玲看來,李克是一個沒有被改造好的知識分子,一旦進入城市,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便暴露出小資產階級的原形,即所謂的“洋場少年”。 在解放區“假裝改造過”的李克與張同志並未產生矛盾,進城不久李克便對張同志產生“農村觀點”和“土豹子”的鄙視,對她的節約、衣着、語言、形象和行為越來越不滿意,此時的李克已經開始以小資產階級的視角去審視張同志,二者矛盾的根源在於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間的階級矛盾。 李克的生活預期和對張同志的批評,依據的都是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審美期待,脫離了底層人民大眾的基本生活事實。 而小說又恰恰以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李克作為敘述者,闡明他對城市的人與物、是與非,尤其是對張同志的觀點。 雖然最後李克也向張同志做出誠摯的自我檢討,但是小說卻並未從根本上質疑李克城市“新生活”認知的合理性。在《我們夫婦之間》中,最讓當時的批評界難以接受的是,作為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李克沒有被徹底改造,相反,堅定的無產階級幹部張同志卻被城市改造了。 張同志的“某些觀點和生活方式”逐漸開始改變,能夠接受那些抹口紅、“草雞窩”頭的城市女性了。 在外表和語言上也開始發生改變,服裝變得整潔起來,重要場合也能穿皮鞋了,“他媽的”、“雞巴”等口頭語也沒有了,見了生人也顯得禮貌了。 最大的改變還在於能夠接受他人意見,主動認錯、知錯能改。 一直擔心李克被城市改造的張同志自己終於被城市改造了,她被城市改造是李克和張同志間能夠和平交流、達成諒解的重要前提,蕭也牧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立場,在此得到極致的體現。 這是一種反向改造運動,凖備改造知識分子和改造城市的無產階級,最終被知識分子和城市改造了。 毛澤東在《講話》中認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都有落後的思想”,但是“他們在鬥爭中已經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們的文藝應該描寫他們的這個改造過程”。雖然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都存在問題,都需要改造,但是農民的改造方向絕不是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因為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561
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乾淨”。工農兵和小資產階級在人民群眾內部的定位不同,決定了二者間改造的力度和方向不同。 而《我們夫婦之間》卻將改造的重點放在農村出身的幹部身上,改造的方向則是使其趨於城市小資產階級,相反,最需要改造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卻被淡化了。毛澤東在《講話》中明確指出:“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為群眾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在當時被認為“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由此可見,知識分子的改造運動對於中國文學和中國現代化發展的重要性。 但是在知識分子改造尚未完成的歷史階段,在工農兵正在謹防“糖衣炮彈”,避免被城市、資產階級腐化的特殊歷史時期,蕭也牧的《我們夫婦之間》卻公開倡導工農兵的思想改造問題,這也恰恰表現出作為知識分子的蕭也牧並未完成自身的改造。在社會主義發展的最初階段,整個社會“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着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而新社會需要完成對“舊痕跡”的清理。 蕭也牧和《我們夫婦之間》沒有去表現這種清理工作,相反卻成為了需要清理的“舊痕跡”,從而引發連鎖性的文學批判。 批判的結果則是確立了對知識分子作家的深度改造,重新規訓了確定文學寫作的立場,即中國文學可以為小資產階級服務,但是知識分子作家不能表現出小資產階級的文學立場。①浩然:《恩師蕭也牧:他銷聲匿跡,我一本又一本地出書》,鄭實採寫:《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傳》,北京:華藝出版社,2000 年,第 305 頁。②張羽:《蕭也牧之死》,北京:《新文學史料》,1993年第 4 期。③石灣:《共和國文壇的第一場運動》,上海:《世紀》,2008 年第 4 期。④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第 37 頁;張均:《1950 至 70 年代文學中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南京:《揚子江評論》,2010 年第 3 期。⑤⑧李潔非:《一篇作品和一個人的命運》,蕭也牧:《我們夫婦之間》,廣州:花城出版社,2010 年,第 194頁;第 209 頁。⑥周揚:《建設社會主義文學的任務》,《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會議(擴大)報告、發言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 年,第 9 頁。⑦蕭也牧:《“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有感》,北京:《人民文學》,1956 年第 7 期。⑨王彬彬:《“城市文學”的消亡與再生———從〈我們夫婦之間〉到〈美食家〉》,西安:《小說評論》,2003 年第 3 期。⑩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毛澤東選集》 (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427 頁。莫里斯·梅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其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 年,第 97 頁;第 98 頁。康濯:《我對蕭也牧創作思想的看法》,北京:《文藝報》,第 5 卷第 1 期,1951 年 10 月 25 日。蕭也牧:《我一定要切實地改正錯誤》,北京:《文藝報》,第 5 卷第 1 期,1951 年 10 月 25 日。蕭也牧:《我們夫婦之間》,第 4 頁。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上),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2008 年,第 6~ 7 頁。李定中:《反對玩弄人民的態度,反對新的低級趣味》,北京:《文藝報》,第 4 卷第 5 期,1951 年 6 月25 日。《文藝報》 記者:《記影片〈我們夫婦之間〉 座談會》,北京:《文藝報》,第 4 卷第 8 期,1951 年 8 月10 日。李潔非:《蕭也牧現象》,西安:《小說評論》,2010年第 3 期。白村:《談“生活平淡”與追求“轟轟烈烈”的故事661
的創作態度》,北京:《光明日報》,1951 年 4 月 7 日。李屹:《從北平到北京:〈我們夫婦之間〉中的城市接管史與反思》,长春:《文藝爭鳴》,2017 年第 4 期。石灣:《紅火與悲涼:蕭也牧和他的同事們》,上海:上海錦綉文章出版社,2010 年,第 100 頁;第 12頁;第 12 頁。26 江曉天:《“黃泉雖抱恨,白日自留名”———懷念蕭也牧同志》,宋應離等編:《20 世紀中國著名編輯出版家研究資料匯輯》(第 10 輯),河南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 年,第 256 頁。王久安:《告訴你一個真實的蕭也牧》,太原:《編輯之友》,2010 年第 9 期。秦兆陽:《憶蕭也牧》,廣州:《隨筆》,1987 年第4 期。江曉天:《“黃泉雖抱恨,白日自留名”———懷念蕭也牧同志》,宋應離等編:《20 世紀中國著名編輯出版家研究資料匯輯》(第 10 輯),第 256 頁;石灣:《紅火與悲涼:蕭也牧和他的同事們》,第 11~ 12 頁。康濯:《鬥爭生活的篇章》,張羽、黃伊編:《蕭也牧作品選》,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79 年,第 2 頁。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年,第 72 頁;第 88 頁。熱拉爾·熱奈特:《敘事話語 新敘事話語》,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年,172 頁。畢東昌:《我們為什麼偏愛蕭也牧的作品》,北京:《文藝報》,第 4 卷第 10 期,1951 年 9 月 10 日;樂黛雲:《對小說〈鍛煉〉的幾點意見》,北京:《文藝報》,第 4 卷第 7 期,1951 年 7 月 25 日。丁玲:《作為一種傾向來看———給蕭也牧同志的一封信》,北京:《文藝報》,第 4 卷 8 期,1951 年 8 月10 日。陳湧:《蕭也牧創作的一些傾向》,北京:《人民日報》,1951 年 6 月 10 日;畢東昌:《我們為什麼偏愛蕭也牧的作品》;樂黛雲: 《對小說 〈鍛煉〉 的幾點意見》。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857 頁;第 855 ~ 856 頁;第 848 頁;第 856頁;第 855~ 856 頁;第 849 頁;第 851 頁;第 851 頁。丁玲:《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在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的書面發言》,北平:《人民日報》,1949 年 7 月 12 日。茅盾: 《在反動派壓迫下鬥爭和發展的革命文藝———十年來國統區革命文藝運動報告提綱》,《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北京:新華書店,1950 年,第 64 頁。毛澤東:《三大運動的偉大勝利》,《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 年,第 483 頁。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10 頁。作者簡介:宋學清,吉林外國語大學國際傳媒學院教授。 長春 130017[責任編輯 桑 海]761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4 期“周公攝政”史實探原*陳晨捷[提 要] 作為“經學一大疑”,“周公攝政”的真相歷來眾說紛紜。 揆諸前賢高論,學者們大多圍繞“攝政”、“稱王”各呈其見,然而《周書》只是明確傳述周公與召公、太公、管叔、蔡叔乃至成王之間的矛盾與齟齬,至於是否攝天子位或稱王則疑義重重。 事實上,“攝政”之“攝”有“兼攝”之義,“攝政”疑指周公居太宰之位以相成王,並因其身兼軍、政與神權數職於一身而威脅到王權,從而受到眾人猜忌,引發周初局勢動盪,而“攝政”、“稱王”等則為後世妄衍之無稽猜測。[關鍵詞] 西周 周公 攝政 塚宰[中圖分類號] K22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4 ⁃ 0168 ⁃ 09因年代久遠、史料闕如,且後世史影層累,西周初年的諸多史事每每令人不得一窺其實。 “周公攝政”也是如此,更因其關涉儒家之君臣大義,後世對於“攝政”、“稱王”等多予曲迴辯護,以致雲遮霧繞,爭議連連。 不可否認,諸般高見均有其一定之理,然大多無法確證。 為豐富其多種詮釋可能,本文將以《周書》及西周早期金文為核心資料,輔以《左傳》、《史記》等後世記載,力圖在部分不刊之論的基礎上提出一己之見,希冀以此求教於方家。一、“攝政”之種種疑點“周公攝政”這一說法雖不見於“五經”,然其於先秦史籍之記載卻不絕如縷,如《逸周書·明堂解》、《孔子家語·禮運》、《孔子家語·曲禮》、《禮記·明堂位》、《禮記·文王世子》、《荀子·儒效》、《韓非子·難二》等均有所援引、擢發,①其中又以《荀子·儒效》的說法最為典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負扆而坐,諸侯趨走堂下。”由於後世不斷踵事增華,遂致差池其說而不得其實。 漢代學者對此極為重視,故而其事又見於《韓詩外傳》(卷三、卷四、卷八)以及《尚書大傳》、《史記》(“周本紀”、“魯周公世家”、“管蔡世家”)、《淮南子》(“汜論訓”、“要略”)、《論衡·書虛》等。②對此後人大致來說有以下幾種意見:一、周公攝政又稱王;二、周公攝政但未稱861*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先秦儒家時間哲學研究”(項目號:21BZX057)的階段性成果。
王;三、周公既未攝政又未稱王;四、周公恒攝政但只有遇大事才“攝王”。③眾說紛紜,至今也難有定讞。儘管迷霧重重,但有兩點是目前可以確認的:其一,武王去世時成王“在繈褓”或“幼弱”的說法並不可信,學者們普遍認為其時成王雖未成年但也絕非幼兒,如錢穆先生云:“在繈褓之中,固不可信,至十三歲之說,所謂雖不中亦不遠,其未達成年可無疑也。”④進而言之,即便成王“年幼”,那也不是周公“攝政”的理由。 《論語·泰伯》載,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何晏注引馬融謂“十人”曰:“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適,其一人謂文母。”⑤此十人成王時大部分還在世,《後漢書·班彪傳》云:“昔成王之為孺子,出則周公、邵公、太史佚,入則太顛、閎夭、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曠然太平。”這些股肱大臣若能同心協力輔佐成王,即便成王年幼、殷人蠢動,維持武王以來的形勢也非難事,如後燕慕容盛便質疑道:“成王雖幼統洪業,而卜世修長,加呂、召、毛、畢為之師傅。 若無周公攝政,王道足以成也。”(《晉書·慕容盛傳》)且據《逸周書·作雒》、《左傳·定公四年》、《孔子家語·冠頌》,周公既為太宰或塚宰“相天子”,亦足以助成王治理天下,“攝政”可謂多此一舉。 相反,正因為周公“攝政”才迫使管蔡不顧顛覆姬姓天下的危險而勾結武庚叛亂。⑥《尚書·金縢》載:“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可見“攝政”在前,是“因”,而管蔡之亂則是“果”。其二,不管是否攝政、是否稱王,周公當時之舉動毫無疑問對成王產生巨大威脅。 《尚書》“金縢”、“召誥”、“君奭”諸篇中的種種跡象表明,武王去世之後周公備受成王、召公、管叔、蔡叔等人的猜忌,使得兄弟鬩牆、叔侄反目。據說武王臨終前曾有意“兄弟相後”,而“叔旦恐,涕泣共手”(《逸周書·度邑》),最終武王“命詔周公旦立後嗣”(《逸周書·武儆》),可見其時周公頗得武王信任且權柄無兩。 那麼在此基礎上,周公有何理由冒天下之大不韙而“攝政”呢? 反過來看,周公若有不臣之心,為何又在他“救亂”、“克殷”、“建侯衛”、“營成周”、“制禮樂”之後,事功名望如日中天之時反而“致政成王”? 顧頡剛先生指出:“要解釋周公為什麼有了實做周王的資格,卻偏偏放棄了不做,決意立武王的長子誦為王。等到東征成功、內憂外患一切解除之後,甘心把政權交出,則很難說出一個圓滿的道理來。”⑦換言之,周公若忠心不二,無需“攝政”也足以安定天下;周公若懷有二心,大可不必“致政成王”。 由此陷入兩難,而正是此中種種糾葛使得此事難以得到一個周全的解釋。“周公攝政”之所以疑雲密布,固然史料有闕,但也不排除今人理解有誤的可能。 在各種討論中,學者們均有一個不言而喻的理論“前設”,那就是周公所“攝”之“政”乃成王之政,而如此一來周公便有僭越之嫌,但其中可能存在問題。 “攝”有“代理”之義,如《左傳·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攝也”。 《說文》:“攝,引持也。”但“攝”同時還有“兼攝”之義,如《左傳·昭公十三年》:“羊舌鮒攝司馬。”杜預注曰:“攝,兼官。”⑧愚以為周公“攝政”之“攝”實應為“兼官”之意,而其所“攝”之“政”也並非成王之政,這一點可以從周初的形勢、職官制度以及周公說服召公的理由中找到脈絡與證據。二、“攝政”探原周公“攝政”的真實面貌主要隱藏在《尚書·君奭》篇中。 書序以為:“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史遷也認為,“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961
作君奭。 君奭不說周公……”(《史記·燕召公世家》)而《史記·燕召公世家》“集解”卻引馬融云:“召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 以為周公苟貪寵也。”⑨以為召公不悅者乃周公致政後“復列在臣位”。 徐幹《中論·智行篇》、《後漢書·申屠剛傳》“注”及《尚書》孔疏⑩皆主此說,清人孫星衍亦因《君奭》在《尚書》中的篇次而疑史公。 錢穆先生支持史公,但不知所據。愚以史遷為是。 首先,相較於“攝政”,周公歸政成王而“列在臣位”可謂功成身退,且足以剖白其無意染指王位之心跡,召公應“悅”才是。 其次,《君奭》通篇所論者,乃伊尹、巫咸、虢叔、散宜生等功勛大臣輔佐天子治理天下、“格於皇天”以期“多歷年所”,然而周公致政之時已然平亂、營洛、制禮作樂,底定後世太平之基,國祚基本穩固,無需再以此說服召公。 因而此篇乃周公意在申說其為何“攝政”以爭取召公的理解與支持,而其在《尚書》中的篇次可能有誤。《尚書·君奭》載周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於皇天。 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 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於上帝,巫咸乂王家。 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 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 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這段話的大體意思還是比較清楚的:伊尹等人幫助成湯等商王“保乂有殷”、“禮陟配天”,故而“多歷年所”。 周公舉的這些例子有什麼共同點呢? 首先,中宗、高宗、祖甲與周文王均“多歷年所”,《尚書·無逸》指出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祖甲“享國三十有三年”、文王“享國五十年”。 至於其原因,由於《無逸》篇是對成王的勸誡,故其重點偏向於“治民袛懼,不敢荒寧”、“保惠於庶民,不敢侮鰥寡”等德政,然而在《君奭》篇,則主要是因為伊尹等能“格於皇天”。 其次,伊尹、保衡、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數人又有何共性呢? 關於伊尹,後世傳說層出不窮,而不管其“放太甲”是篡是教,伊尹在當時必然是能臣或權臣,如《詩·商頌·長發》所云:“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但伊尹如何能如巫一般“格於皇天”? 那麼有一個可能,就是伊尹還有一個今人未知的巫的身份,而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等同樣如此。 伊陟,據《古本竹書紀年·殷紀》記載為伊尹之子,陳夢家認為“卜辭的戊陟可能是他,也當是巫”,這一推測如果成立,那麼從上古知識傳承的特點來看,伊尹兼有巫的身份也不無可能。 巫咸、巫賢較易辨識,“巫”指其巫的身分,屈原《離騷》:“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王逸注曰:“巫咸,古神巫也。 當殷中宗之世。 ……說者曰:‘巫咸,殷賢臣。’一云名咸,殷之巫也。”《呂氏春秋·勿躬》亦云:“巫彭作醫,巫咸作筮。”巫咸為巫應無疑義,故能“格於上帝”。 另據《後漢書·張衡傳》云:“咎單、巫咸,實守王家。” “巫咸乂王家”之“乂”,史遷作“治”,“巫咸乂王家”便意味着巫咸以巫的身份參與治政。在商人的祭祀統系中,其中有一序為大臣配祀,如《尚書·盤庚上》所謂的“茲於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卜辭所見“舊臣”者有伊尹、戊陟、咸戊、師般等,陳夢家分伊尹與保衡為兩人,指戊陟為伊陟、咸戊為巫咸,認為卜辭中的舊臣約有伊尹、保衡、伊陟、巫咸、遲任與甘盤,趙誠先生總結有伊尹、伊爽、黃尹、黃爽、戊咸、戊陟、師般等十二位“舊臣”,常玉芝先生則重點分析了伊尹、伊奭、黃尹、黃奭、咸戊諸“異族神”,但不管如何釋讀,學者們對伊尹、巫咸與甘盤的認定並無太大分歧。 諸人之中,伊尹尤受隆崇,甚至能與大乙同時被祭祀,在卜辭裡有種種跡象表明其地位、功能與先王幾無差別,但周祭卜辭又證明其確實不是先王,而是輔政大臣。 咸戊(也稱為“咸”)與伊尹類似,能夠配享上帝,似先王而非先王,因而趙誠先生懷疑咸戊和伊尹一樣“是一位可以繼位而沒有繼位卻當了大臣的商王弟子”,而這種大臣輔佐甚至廢立商王的現象則可能是“中國傳統的‘老人政治’的文化現象的早期表現”。不過恐怕難以確證伊尹、咸戊等“舊臣”是王室子弟,比如常玉芝先生便視諸“舊臣”為異姓神。071
相對而言,張光直先生的說法更具合理性,他說:“殷代的所謂‘舊臣’在政治上似乎有很大的力量。 如伊尹權勢之盛,可以放逐大甲,同時在宗族上亦有相當大的地位,為武丁時代王室祀典所收。 假如我們認為子姓王室之內兩大政治集團的交替,依照嚴密的法則,始終殷代數百年間不變,則其中必有極大的維持力量在。 社會傳統、宗教信仰與婚姻制度,都是使王位在甲乙、丁二組之間作規則性的輪流的維繫力量。 但除此以外,很可能也有政治上的實力加以維持,而或即一種氏族長老的評議會(council of the elders)之類的機構。 於是舊臣之具有實力,是亦有其原因在。”換言之,伊尹等人可能是作出特殊貢獻或者對時政具有重大影響力的“評議會”長老。 理論上不排除這種可能,只是證據稍嫌薄弱而已。 所謂“舊臣”還有另一種可能,而這需要從對“舊”的理解說起。需要申明的是,“舊臣”恐難理解為功臣。 對於諸“舊臣”,常玉芝先生認為:“商人對有功於商族歷史發展的非本族的重臣也是給予祭祀的,對其配偶也進行祭祀;並且功勞越大,地位就越高,所受到的祭祀就越頻繁、越隆重。”甘盤在《漢書·古今人表》中與傅說並列,史籍對傅說載述頗豐,大多以其為著名輔相助武丁安邦治國、實現中興,後世甚至以其命星,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左傳·僖公五年》),杜預注:“天策,傅說星。”孔穎達正義:“‘天策,傅說星’,《史記·天官書》之文。 《莊子》云:‘傅說得之,以騎箕尾。’傅說,殷高宗之相,死而託神於此星,故名為傅說星也。”若論功勞,武丁時莫有甚於傅說者,然而周公不云傅說而云甘盤,顯然有其特殊用意在。《尚書·盤庚上》云:“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孔傳:“先王謀任久老成人共治其政。”卜辭中亦有“舊臣”:“昔我舊臣”(《合補》補 3029 丙)、“其皆用舊臣貝”(《合集》29694)、“貞我家舊老臣亡害我”(《合集》3522 正)。 “舊人”即“老成人”,含有年高德劭之義,但絕不止於此,周公援引伊尹等“舊臣”以論證“攝政”之必要性時不大可能自認“年高德劭”,因為其年資聲望絕不比太公。 一個可能是以“舊人”為趙誠先生所謂的宗室子弟,如《詩·大雅·召旻》:“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 於乎哀哉! 維今之人,不尚有舊。”以召公為“舊”符合其特徵。 另一個可能是“舊人”實際上是溝通天命的巫者,《詩·大雅·蕩》:“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曾是莫聽,大命以傾。”“上帝”—“老成人”—“典刑”的邏輯關係說明其溝通天人之職能,殷人罔然不聽其意見而致使“大命以傾”。 《尚書·君奭》中的“有陳”亦相當於“舊人”,曾運乾先生謂:“陳,久也,此云‘有陳’,猶《莊子·寓言篇》之‘陳人’,所謂老成人也。”“舊”、“老”、“陳”均指向年老易知天命的特徵,如王充所云:“夫蓍之為言耆也,龜之為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耆舊也。” (《論衡·卜筮》) 《國語·周語上》所云“肅恭神明而敬事考老”便因“考老”乃通神明者。 伊尹、伊陟、巫咸、甘盤等人當如此類,故而《尚書·君奭》在舉此數人之例後云“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其中便包含“治政”與“配天”兩個方面的內容,“言殷世有格人輔政,故能祀祖配天也”。 《尚書·牧誓》對紂王的指責是“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不迪”,“昏棄厥祀弗答”指的是蔑棄天命;“厥遺”既可能指“王父母”即比干、箕子等從父昆弟,也可能另有所指,即“老成人”。 不過一方面,很難證明伊尹、巫咸、甘盤等均為宗室子弟;另一方面,商朝晚期武乙、帝紂均不敬天命,如武乙“為偶人,謂之天神。 與之搏,令人為行。 天神不勝,乃僇辱之。 為革囊,盛血,卬而射之,命曰‘射天’” (《史記·殷本紀》),紂王自謂“我生不有命在天”(《尚書·西伯戡黎》)而胡作非為,因而“舊”、“舊臣”、“舊人”指巫史的可能性更大,而“任舊人共政”則意味着任用“舊人”同時擔任行政職務。 陳夢家先生認為伊尹等舊臣“可歸併為兩種職司:一、阿保,即尹……二、巫,即戊。”是以他們可能同時兼具兩種職事,如此才能在周公的陳述中保持一致性。 而這種任命顯然並非常制,它使得臣子擁有非同尋常甚至比171
肩商王的權力(在後世看來,這無異於對商王的僭越),而這正是這些並非先王的“舊臣”能夠在卜辭中比擬於商王的原因所在。 這一點同時也可以從周初的政治格局與職官制度中得到佐證。三、周公攝政原因分析西周初年在周公“攝政”之前有一個重大卻未能引起人們足夠重視的現象是姜太公的職務變動。 在姬周的建國進程中,功勛卓著者莫過於姜太公,黃道周曾總結道:“太公尚父,霸王之輔。 漁獵以歸,修德用武。 ……伐取商殘,開篤周祜。”武王對其極為倚重,任為太師,尊稱之“尚父”,《詩·大雅·大明》云:“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毛傳:“師,大師也。 尚父,可尚可父。”鄭玄箋:“尚父,呂望也,尊稱焉。”孔疏引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 父亦男子之美號。”因而立國之後,“師尚父為首封”(《史記·周本紀》),封於齊營丘。 周靈王謂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左傳·襄公十四年》),但未指出其擔任太師的具體時間,《史記·周本紀》以為是在武王即位之時,《大戴禮記·保傅》卻以為“周成王幼”而任命太公、周公為太師、太傅。 《尚書·君奭》“書序”則以為“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正義曰:“成王即政之初,召公為保,周公為師,輔相成王為左右大臣。 ……經傳皆言武王之時,太公為太師,此言‘周公為師’,蓋太公薨,命周公代之。”《古本竹書紀年·殷紀》卻認為齊太公薨於康王六年,卒於周公之後,太公薨而周公代之的說法無法令人信服。史籍多以太公年老干西伯,《詩·大雅·大明》卻形容其“時維鷹揚”,且《逸周書·克殷》與《史記·周本紀》均載牧野之戰時“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因而學者懷疑其時太公並不年老。對此我們已難考鏡其實,不過從《尚書·金縢》來看,成王初年太公猶然在世。 那麼有一個問題便不容迴避,即太公何時、為何退出權力中心的問題。 伐紂之前,太公是當仁不讓的主角,觀兵孟津時太公作為主帥“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伐紂時“龜兆不吉”但太公“強之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至此“師尚父謀居多”(《史記·齊太公世家》),然而史遷又言“及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史記·魯周公世家》)。 同時《逸周書》 “柔武”、“大開武”、“小開武”、“寶典”、“酆謀”、“寤儆”等篇多述武王與周公之謀,《周書》與《逸周書》中均少見武王時尤其是成王之時太公的記載(除伐紂外),一個可能是武王即位以後逐漸倚重周公而戒備、防範太公,甚至在去世前“命詔周公旦立後嗣,屬小子誦文及寶典”(《逸周書·武儆》),可見其時對周公之倚重。 以常理計,為保障周公能夠順利執行其遺願,武王必然要在生前賦予周公相應的職權。愚以為,姬周立國之後,太公便已大權旁落。 《史記·齊太公世家》載:“於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東就國。”齊地“地舄鹵,少五穀而人民寡”(《漢書·地理志》),且有萊人與之爭國,儘管太公治國有方,國勢日盛,但不可否認的是,其封地並非良擇。 西周封國的基本原則是“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其時“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荀子·儒效》),而太公之能力有目共睹,對於姬家天下來說無疑是個巨大的隱患。 齊地處東方,其西進之路首當其衝的便是周公的封地魯國,武王如此分封除了讓魯國鎮守商奄舊地以外,一開始恐怕也不無掣肘、遏制齊地西進以蕃屏宗周之意,其後春秋、戰國時期齊、魯的恩怨糾葛也驗證了其先見之明。 而周公聽聞伯禽“報政遲”而感歎“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史記·魯周公世家》),後世齊、魯之間的競爭關係亦可預見,以此來看,《左傳·僖公二十六年》所載成王賜太公、周公之盟“世世子孫無相害也”也並非無的放矢。 封太公於齊地顯然是出於忌憚,而使其“東就國”極有可能是為剝奪其權位並讓周公取而代之,因為這是實現權力更迭的最佳時機。 否則太公功績彪炳,尚在人世且271
並未犯有重大過錯,武王有什麼正當理由褫奪太公的“太師”之職? 而太公在外敵未靖之下在五個月內匆忙往返鎬京與營丘之間並“報政周公” (《史記·魯周公世家》),其不敢居留封國無疑是為了消除武王、周公之戒心,同時“報政周公”也可見其時已經政歸周公。 杜勇先生通過分析清華簡《祭公》中的“三公”即畢(鳥亙)、井利、毛班的姓氏指出其均為姬姓,與此相反的是“太公之後文獻未見有人出任王朝卿士”,此未嘗不是出於“蕃屏周”的考慮。 而管蔡之亂時,為了安撫太公,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 (《史記·齊太公世家》),即賜予其征伐周邊之權以相安撫。只是周公既已位極人臣,為何還要為“相”、“攝政”進而引發君臣離心、兄弟鬩牆甚至差點覆滅姬周天下呢? 他有什麼非如此不可但又足以說服召公的理由呢? 在此須注意周公的另一職能,那就是巫祝。 白川靜通過《大祝禽鼎》的記載指出周公也是“執聖職者”,云:“周公這一家族,在周朝王室似乎司掌聖職;這等地位,使周公的權威被奉為絕對而不容違抗。”郝鐵川先生也舉周公為周王“跳神治病”、周公一系多任巫祝、在平叛與營洛中進行占卜等記載說明周公原本為巫祝,甚至是“宗教職務的首腦人物”。過常寶先生贊同郝說,並進一步認為“周公攝政的實質是獨領教權”,而營建東都與制禮作樂是“政教分離的實踐”。其說頗具洞見,周公無疑具有巫祝的能力,然而言周公“獨領教權”,則無視周公為太師的各種記載,周公若不掌兵權,如何“救亂”、“克殷”、“踐奄”?愚以為周公確為巫史領袖,而《金縢》所載則為周公掌握教權的一個關鍵步驟。 武王有疾,二公即太公與召公為王“穆卜”,周公卻認為“未可以戚我先王”,於是“自以為功”而得三王之命吉,其後“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方知其事。 該章之詮釋歷來頗多曲折,但有一點無可辯駁:在二公之外,周公獨自帶領“諸史與百執事”進行祝禱、占卜,而“諸史與百執事”則聽其命而“勿敢言”,可證周公為巫史首領。 在《尚書·君奭》中,周公勸說召公與其摒棄前嫌,勠力同功:“收罔勖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所“聞”所“格”者無非天命,周公的職司不言而喻,因而正如顧頡剛先生所指出的:“成王垂拱西都,周公興師東征,那時周公在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地位確實像古羅馬的列克斯,是一個將軍職,可以獨斷獨行;同時又是一個祭司職,可以稱天而治。 ……都可見得周公除握有軍權之外還握有祭司權,其地位之高和勢力之大是無比的。”商、周治國的理念不外“明德恤祀” (《尚書·多士》),這兩大主題異辭而同體:德政源自對天命的體會與順承;反過來,只有施行德政才能天命永固,如《尚書·多方》所云:“惟我周王,靈承於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從根本上說,“恤祀”為“明德”之源,天命是王朝遞嬗的終極依據,然而在“人道主義之黎明”或“人文精神之躍動”的商周之際,天命已非絕對之權威,因而當時有“王害不違卜”(《尚書·大誥》),甚至在盤庚遷殷時便有“厥謀”與“靈各”(《尚書·盤庚下》)之爭。 進而言之,巫史集團的領袖並不足以動搖國本,只有兼領政教之權才可能對王權造成威脅,因為那是王者獨有的權力。 陳夢家先生說:“王者自己雖為政治領袖,同時仍為群巫之長。”張光直先生也認為,巫通天人,王自己就是眾巫的首領。李澤厚先生認為,自“家為巫史”轉到“絕地天通”之後,“‘巫’成了‘君’(政治首領)的特權職能”,“即使其後分化出一整套巫、祝、卜、史的專業職官,但最大的‘巫’仍然是‘王’、‘君’、‘天子’”,同時他又引《尚書·君奭》“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於皇天”等材料以說明:“從遠古時代的大巫師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所有這些著名的遠古和上古政治大人物,還包括伊尹、巫咸、伯益等人在內,都是集政治統治權(王權)與精神統治權(神權)於一身的大巫。”據《史記·殷本紀》,伊尹被成湯“任以國政”;伊陟曾被帝太戊立為“相”;“伊陟贊言於巫咸。371
巫咸治王家有成”,則巫咸也可能為“相”;祖乙時,“巫賢任職”,也可能為“相”。 因而為“相”可能本身就是“攝政”,即同時兼領政、教雙重職務。 《史記·殷本紀》載武丁時曾舉傅說“以為相”,又有祖己因“飛雉登鼎耳而呴”(祖己可能與巫史相關)以訓誡武丁修政行德,周公不舉二人卻以甘盤為例,很大的可能在於二人並未兼職而只領一職。 而集政權與神權於一身便具有擬於王的權力與地位,這也是“帝太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史記·殷本紀》),而成王亦“命魯得郊祭文王”(《史記·魯周公世家》)並賜魯以天子之禮樂的原因。 不過這顯然有其特殊性,故而只有湯、太甲、武丁、祖乙幾位“天下之盛君”(《晏子春秋·內篇諫上》)才有魄力行此非常之舉,而“多歷年所”則證明了其效用。《左傳·定公四年》云“周公為太宰”、“周公相王室”,《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亦言湯“名相官曰尹”、文王“名相官曰宰”,可見“太宰”即“相”,對此童書業先生已辨之甚明。然而“相”位本身恐非常制,因為周初太師亦可為執政官,《詩·節南山》云:“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周公之後,召公則以太保為諸官之首,而非繼任太宰。 即便到了春秋末期,魯國也未常設“相”職,《史記·孔子世家》載定公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行攝相事”,可見其時魯國無“相”。 而秦甚至要到秦武王二年“初置丞相”(《史記·秦本紀》)。 《公羊傳·僖公九年》云:“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為政者也。”何休注:“宰,猶治也。 ……當與天子參聽萬機,而下為諸侯所會。”對於王權而言,“相”有分權之虞,君強時“相”能效其勞,而君弱則“相”擅其權,如湯時伊尹為之效命,而太甲則被放於桐宮。 因而周公為太宰而成王幼沖,無疑對王權形成巨大威脅,召公、管、蔡也以此判定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四、後世的部分佐證周公所主持的成周政權半獨立於宗周並集政、教於一體應無疑義。 《尚書·洛誥》載洛邑建成之後,成王“在新邑烝祭”並“命周公後”,云:“四方迪亂,未定於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致政成王之後,周公與召公“分陝而治”。 對此楊寬先生總結道:“自從東都成周建成,周公歸政成王,成王命令周公留守東都而主持成周政務,西都宗周的政務就由召公輔佐成王治理。”而周公既然主持成周事務,自當有一套與宗周相對獨立甚至是平行的官僚架構以處理政務。 偽古文《尚書·畢命》 “書序”云:“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則畢公應為“作冊”。 郭沫若先生認為“作策、作冊乃史職之通稱”,且據“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尚書·顧命》)斷定畢公當時擔任太史之職。因而畢公是以太史的身份至成周兼領政務。 《古文尚書·畢命》中康王稱“作冊畢”為“父師”,可能便是以“作冊”的身份兼領“太師”,與周公同,故謂“命公以周公之事”,其說或有所本。周公既執政東都,便可能再造一套行政系統,與召公所輔佐的宗周成王政權相頡頏,只是其仍受成王節制而非自立門戶。 可以說,周公雖非天子卻擬於天子。 《中庸》云:“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 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眾所周知,周公制禮作樂,則當既有其“德”,又有其“位”(“天子”或擬於“天子”)。 這一點又可以從孔子的部分論述中窺得一斑。孔子畢生以周公為楷模,曰:“甚矣吾衰也! 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論語·述而》)孔疏:“夫聖人行教,既須得德位兼立,若不為人主,則必為佐相。 聖而君相者,周公是也,雖不九五,而得制禮作樂,道化流行。 孔子乃不敢期於天位,亦猶願放乎周公。”並發揮孔安國言曰:“即謂攝行天471
子事,而復制禮作樂也。”《禮記·檀弓上》載,孔子謂子貢曰:“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鄭注:“兩楹之間,南面鄉明,人君聽治正坐之處。 今無明王,誰能尊我以為人君乎?”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孟子·滕文公下》),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論語·八佾》),不可能期望明王尊其為人君。 然而“宗予”顯然非同臣職,而是有別於“君君,臣臣”的超常規待遇,事實上也就是周公的待遇。孔子面臨與周公一樣的道德難題:推翻無道之君取而代之意味着僭越;而身為臣子即便位極人臣依然需要受制於君主意志,難保不朝令夕改,更無法“制禮作樂”。 因而理想的模式便是如周公般“攝政”———有人君之實以制禮作樂、匡濟天下,又無人君之名而免受世人非議。 《論語·陽貨》載,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該句的前提是“公山弗擾以費畔,召”,但孔子的回答顯然超越於這一具體情境而表達其從政理想:“用”字表明其人臣之位,而“東周”則寄託着孔子的政治期待。 對於“東周”,歷來頗多爭議,愚以為此處指的是東都洛邑,孔子所豔羨者乃周公執政東都以實現其抱負,而這種決定只有“明王”才有可能做出。①此外亦見於《逸周書·明堂》:“既克紂六年而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踐天子之位,周公攝政君天下。”只是該篇成書時代向有爭議,故此存而不論。②清代經學家劉逢祿因而極力抨擊荀子,云:“誣聖亂經,自孫卿始。 ……漢初諸儒,多出孫卿。 故言周公之事,大抵以為攝天子位,假王者號。” (劉逢祿:《書序述聞》,王先謙輯:《皇清經解續編》卷 321,江蘇江陰:南菁書院,光緒十四年版,第 27~28 頁。)③諸般爭議可參見郭偉川主編:《周公攝政稱王與周初史事論集》,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 年。④錢穆:《周公》,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 年,第 24頁;第 35 頁。⑤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北京:中國致公出版社,2016 年,第 122 頁。⑥《左傳·定公四年》云:“管、蔡啟商,惎間王室。”可見有可能是管、蔡主動聯絡武庚。⑦顧頡剛:《周公執政稱王———周公東征史事考證之二》,收入郭偉川主編:《周公攝政稱王與周初史事論集》,第 48~49 頁;第 55 頁。⑧左丘明傳、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第2071 頁;第 1796 頁。⑨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司馬貞索引、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第 1550 頁。⑩孔安國傳、孔穎達等正義:《尚書正義》,十三經注疏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第 223頁;第 169 頁;第 223 頁。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 446 頁。從伊尹能夠享受商人祭祀來看,謂其篡位恐失其實。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第 365 頁;第 361~366 頁;第 366 頁。劉向輯、王逸注、洪興祖補注、孫雪霄校點: 《楚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第 43 頁。趙誠:《甲骨文與商代文化》,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91~110 頁;第 92~108 頁。參見常玉芝:《商代宗教祭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年,第 399~419 頁;第 419 頁。當然,也有猜測伊尹所出身的族氏“可能就屬於殷氏內部拱衛王族的支族之一”(參見杜勇:《清華簡與伊尹傳說之謎》,鄭州:《中原文化研究》,2015 年第 2期)。張光直:《商王廟號新考》,收入《青銅時代》,北京:三聯書店,1983 年,第 159 頁。郭沫若先生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的“導論”裡提出:“堯舜禹的傳說,都是二頭政長。 在堯未退位以前是堯舜二頭,在堯退位以後,是舜禹二頭。 堯時又有帝摯為對。 均與西印度之二頭盟主相合。”(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郭沫若著作編輯出571
版委員會編:《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21 頁。)江林昌教授則進一步認為伊尹與商湯實際是二頭盟主,伊尹與商湯的現象反映了“人類社會在進入階級社會之前的一種共有的部落聯盟二頭首領選舉制”,實即“禪讓制”。 但同時他又認為“啟用暴力奪取政權,開始變民主選舉的二頭盟主為父子世襲的君主獨權,變‘天下為公’為‘天下為家’。 於是社會發生了質的變化,即從野蠻進到了文明,由部落聯盟而成了國家組織” (參見江林昌:《〈商頌〉所見伊尹、商湯並祭與“禪讓制”遺風及先商社會性質》,南寧:《民族藝術》,2000 年第 2期),只是如此一來,商代伊尹與商湯的二頭制便是歷史的倒退,令人費解。曾運乾注、黃曙輝點校:《尚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第 200 頁;第 201 頁。黃道周注斷、孟冰點校:《廣名將傳》,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 年,第 2 頁。《史記·周本紀》云:“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十三經注疏本,上 海: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1997 年, 第 508 ~509 頁。司馬遷未言太公之卒年,但卻認為《金縢》所載為周公卒後之事,成王發書而感念周公之赤誠,而“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史記·魯周公世家》),可見司馬遷也認為太公卒於周公之後。相關爭議可參見王雷生:《姜太公考》,西安:《人文雜誌》,2000 年第 6 期。當然,也不排除周人在整飭歷史著述中有意抹除太公之功績而凸顯周公的可能性。杜勇:《清華簡〈祭公〉 與西周三公之制》,北京:《歷史研究》,2014 年第 4 期。“相”亦有“輔助”或“幫助”之意,然周公若只是輔助成王,當不至於引起管、蔡、召公等人之猜忌,故而本文認為“相”應指“宰相”。白川靜:《金文的世界:殷周社會史》,溫天河、蔡哲茂合譯,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9 年,第 39 頁。參見郝鐵川:《周公本為巫祝考》,西安:《人文雜誌》,1987 年第 5 期。過常寶:《周公攝政與周初政教關係初探》,河南開封:《史學月刊》,2002 年第 5 期。傅斯年:《性命古訓辨證》,收入《民族與古代中國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329 頁。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1 年,第 22、26 頁。陳夢家:《商代的神話與巫術》,北平:《燕京學報》,第 20 期(1936 年),第 535 頁。張光直:《美術、神話與祭祀》,郭淨譯,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29 頁。李澤厚:《說巫史傳統》,收入《歷史本體論·己卯五說》,北京:三聯書店,2008 年,第 159~160 頁。參見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169~171 頁。公羊壽傳、何休解詁、徐彥疏:《公羊傳注疏》,十三經注 疏 本, 上 海: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1997 年, 第2252 頁。楊寬:《西周中央政權機構剖析》,北京:《歷史研究》,1984 年第 1 期。郭沫若:《周官質疑》,收入氏著《金文叢考》,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年,第 68 頁。 《古文尚書·顧命》中,康王稱畢公為“父師”,“正義”因此斷定畢公其時繼周公為太師。皇侃:《論語義疏》,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第155~156 頁。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第 1283 頁。參見程樹德:《論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 1194~1199 頁。作者簡介:陳晨捷,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博士。 濟南 250100[責任編輯 陳志雄]671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4 期論清史《續文苑底稿》對順治康熙朝詩史的續寫*戚學民[提 要] 清代順治康熙朝詩歌史是一個高峰,多受學界關注。 順康詩學史的學術史前史的研究尚有很大空間,其中清史《文苑傳》第四次稿對順康詩學史的書寫別具意義,而學界尚未論及。 《續文苑底稿》增立了多位重要詩人為正傳,改變了《欽定國史文苑傳》的地域格局,增加了福建和廣東的詩學小傳統,增補了江蘇、山東、浙江的詩學脈絡。 《續文苑底稿》明顯寫出了宗唐詩的風向,又有針對性地刪除了對王士禎的記載,對《欽定國史文苑傳》的順康詩學史“凸顯崇尚學問,尊崇宋詩的風尚”記載進行了修正。 順康詩學史在清史《文苑傳》中有一個被“歷史建構”的歷程,值得重視。[關鍵詞] 續文苑底稿 清代詩學史 宋詩 唐詩[中圖分類號] I207.62; K24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4 ⁃ 0177 ⁃ 11清代順治康熙朝詩歌創作和詩學理論均較繁榮,名家名作迭出,成為清代詩學史的一個高峰。這個時期的詩學史格外受研究者關注,順康朝詩學史詩學創作和詩學理論的基本格局等諸多重要問題均已經得到深入研討。 清順康朝詩學(也是清代詩學)非常突出的一點是清代詩人的強烈地域自覺,這一時期詩學呈現鮮明的地域特性,山東、浙江、江蘇、關中詩人奠定了清初詩學的格局,蔣寅等人的著作深刻揭示了上述方面。①清史《文苑傳》纂修時間長達百年,形成了清朝詩學史的系統記載,對順治康熙朝詩學史的記載一直是書中的重點。 順康詩學史研究方面,筆者曾略論清史《文苑傳》第一次稿的康乾詩學史記載。②學界亦有人注意到民初的清史《文苑傳》第六次稿對詩學史的改寫。③但清史《文苑傳》在歷史上有多達七個成型稿本,這些作品對順康時期詩學史的記載有複雜的生成過程,值得進一步討論。本文關注清史《文苑傳》第四次稿對順康詩學史的記載。 該書形成了從順治到光緒初的記載771*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一般項目“清史《文苑傳》與清代文史書寫研究”(項目號:21FZSB069)的階段性成果。
格局,對此後的各個《文苑傳》稿本影響較大,其中順康朝詩學史的書寫別具意義。 《續文苑底稿》是清史《文苑傳》第四次稿的工作本,該書新增了多位詩人傳記,改寫了此前順康詩學史的記載格局。 該書的詩學史記載在清代詩人的地域分佈和清代詩學的基本路徑方面有重要增補。 但對此問題,學界尚未論及。 有鑑於此,本文基於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清國史館《續文苑底稿》檔冊,討論清史《文苑傳》第四次稿對順康朝詩學史論述的續寫。一、詩域增廣清史《文苑傳》纂修從嘉慶年間啟始,經過道光朝和咸豐初三次集中纂修,到咸豐六年暫告一段落,形成了《欽定國史文苑傳》(清史《文苑傳》第一到三次稿均題名《欽定國史文苑傳》)。④該書僅立正傳 44 人,有高度的選擇性,代表清廷高層對本朝詩文學史作了首次書寫,其詩學史記載有開創之功。 其中對順康朝文士記載是重點,多達 32 人(雍乾時期僅錄 12 人),呈現了順康詩學史諸多重要人物和重要問題。1881 年至 1888 年,清廷啟動了《儒林傳》與《文苑傳》的續纂,形成了清史《儒林傳》和《文苑傳》第四次稿。 其中繆荃孫纂輯的清史《文苑傳》稿本是清史《文苑傳》第四次稿。 《續文苑底稿》是清史《文苑傳》第四次稿的工作本之一,該書的詩文學史記載內容豐富,本人曾討論該書古文史的記載。⑤其清代詩學史記載有豐富的內涵,其中對順康朝清代詩史的續寫意義重大。地域意識是清代正史纂修的基本考量。 《欽定國史文苑傳》記載的引人注目之處,是詩學人物的地域分佈具有高度的選擇性。⑥入選人物籍貫分佈極為有限。 《欽定國史文苑傳》正附傳合計 74人,僅分佈在直隸、山東、安徽、江西、江蘇、浙江、陝西、山西、湖北、福建、貴州和奉天 12 個省份,遠未覆蓋所有地區。 與此同時,入選人物中在 12 個省份之間的分佈也不均衡:江蘇 21 人、浙江 19人、安徽 11 人、山東 6 人、直隸 5 人、江西 3 人、陝西 2 人、山西 2 人、湖北 2 人、福建和貴州各 1 人,還有漢軍正黃旗 1 人。 文苑人物明顯南多於北,東多於西。 大部分人物都來自東南三省,江蘇、浙江、安徽三省共佔總數的 69% 。 獲得立正傳的北方人有限,主要分佈在山東和直隸。 所謂的邊徼之地,如甘肅、四川、雲南、廣東、廣西等地無一人入選。 《欽定國史文苑傳》傳記人物分佈的詩學地域圖景,某些方面符合今日學術界的認知。 學者指出,清初詩壇的格局,在創作方面是江浙、齊魯、燕趙領先,其他地區隨後。 在詩學方面,其中心是華北和江南兩地。 《欽定國史文苑傳》記載的人物重心,恰是浙江、江蘇、山東、直隸(含京師)。 具體到以詩學成就為主的人,《欽定國史文苑傳》有施閏章、宋琬、王士祿、吳嘉紀、孫枝蔚、申涵光、柴紹炳、葉燮、朱彝尊、陳維崧、尤侗、龐塏、吳雯、黃虞稷、邵長蘅、趙執信、史申義、查慎行等 18 人。 這個系統明顯以王士禎和朱彝尊兩支脈絡為重點。《欽定國史文苑傳》詩學人物最典型的地域分佈傾斜表現在浙派詩人。 在清代詩學史研究中,對所謂“浙派”的研究是一個重要課題。 浙派的名義產生甚早,《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及時人如袁枚、金衍宗等都使用了浙派的名義。 現代學術界很早就注意到浙派詩人,當代對清代浙江詩學的研究已經非常深入,但清史《文苑傳》的記載仍然值得注意。 清史《文苑傳》第一次稿共立 44 個正傳,其中浙江人竟多達 11 位,包括為今天學界所熟知的朱彝尊、黃虞稷、查慎行、厲鶚等重要詩人和學者。 浙江詩人是《文苑傳》中最大的群體。就詩學脈絡而言,浙江詩家多符合曹振鏞領導的纂修團隊的詩學趣味。 曹正鏞及《文苑傳》纂修團隊,均是翁方綱的弟子或再傳弟子,受到翁方綱詩學的影響。 《欽定國史文苑傳》對王士禎系統的介紹最為豐富,就是顯例。⑦浙江詩學受到重視,也有翁方綱的影子。 翁方綱重學術,講詩法,871
尊詩教,宗宋詩。 清代浙江文士都重學問,是學者詩人,尊崇詩教,推崇宋詩者多。 《欽定國史文苑傳》中的浙江學人正傳達到 11 位,其中標明由曹直接領導下的纂修官陳用光和潘錫恩纂輯的有 5位。 而翁方綱重視的一些因素,都在浙派詩人的傳記中得到呈現,這是浙江詩人在《欽定國史文苑傳》中受到青睞的詩學淵源。⑧《續文苑底稿》對順康朝詩學史的書寫,在《欽定國史文苑傳》的詩學史基礎上踵事增華。 清史《文苑傳》第四次稿增補了多達 74 篇正傳,按照上海圖書館(題名繆荃孫和譚宗浚撰)清史《文苑傳》鈔本後附的《目錄》,這些人之中“詞章詩賦家”有 25 人:丁煒、馮班、陸圻、顏光敏、梁佩蘭、黃與堅、徐嘉炎、鄭梁、顧嗣立、袁枚、趙翼、張九鉞、錢灃、法式善、黎簡、黃景仁、張問陶、馮敏昌、陸繼輅、宋大樽、陳文述、張維屏、潘德興、譚瑩、吳觀禮。 這個名單對理解《續文苑底稿》的記載極有參考價值。 它所增加的順康間詩人及其詩學脈絡,對順康詩學史全域書寫極有意義。 就以此“詞章詩賦家”名單而論,丁煒、馮班、陸圻、顏光敏、梁佩蘭、黃與堅、徐嘉炎、鄭梁、顧嗣立等 9 人屬於順康時期,他們都為《續文苑底稿》第一冊所收錄。 加上原來《欽定國史文苑傳》以詩歌創作為主要成就的有 18 人,使得順康時期的詩壇格局更加豐滿。這些人物的增加,絕非是詩人數量的簡單增加,更涉及對順康詩壇格局整體書寫的修改。 《續文苑底稿》增立詩人正傳,讓《欽定國史文苑傳》記載的順康時期的詩人增加了一半,但更重要的是詩人地域分佈的變化。 《續文苑底稿》增立了廣東和福建詩人,同時為更多的江蘇、浙江、山東詩人立傳。 雖然詩人收錄地域偏向東南三省的局面沒有徹底改變,但把廣東和福建的詩學人物立為正傳,增加了兩個重要詩學脈絡和板塊,增廣了清代順康詩學的領域,使得《文苑傳》的順康詩歌史面相更加豐富,更接近本真。《續文苑底稿》增立了福建詩人丁煒,其本傳曰:煒善為詩。 其論詩曰:鍾譚《詩歸》出,明季操觚家奉為津筏。 去華去存質,將以救飛揚蹈厲之失。 然天地英華,刊削濩落,風氣之衰,亦中於運祚。 又曰:詩貴新,不貴襲;貴獨造,不貴依傍。 然厭常之弊,或至詭趨,俗流之失,究且忘源。 海內詩人,漸以漢魏三唐為不足法,駸駸流入宋元以下,意在標新領異,方駕前人。 究之仿蘇襲黃,蹊徑固故未脫也,則何如規於漢魏三唐之為近古無弊乎? 又曰:清而不已,或至於率。 率與薄相乘,漸且為俚為野。 又曰:詩貴合法,然法勝則離。 詩貴近情,然情勝則俚。 故煒詩力追唐賢,而能以文采潤飾其吏治。 (《東越文苑傳》)尚書王士禎嘗曰:閩詩自林子羽、高廷禮後,三百年間,前惟鄭繼之,後為曹能始耳。 今復見雁水,林高風流,為不絕矣(抄者按,“尚書王士禎嘗曰”往後一句有刪節符號,後續被刪)。⑨按《丁煒傳》不僅為丁氏一人立傳,連同附傳林侗、林佶、黃任和鄭方坤,記載了順康時期福建詩壇的代表人物。 《續文苑底稿》由此將福建詩學板塊加入整個順康詩史和清詩史整體圖景之中。 且《丁煒傳》在《續文苑底稿》全體新增人物列傳中居於第二位,是詩人的第一人。 他的立傳涉及極為重要的清代詩史的開端問題。 《欽定國史文苑傳》將南施(閏章)北宋(琬)定為清代詩史的開端人物,是一種富有政治意味的寫法。 “南施北宋”代表了服從清朝統治的詩人,更代表了清代詩歌不同於亡國之音的明朝詩人的特色,即重歸詩教傳統。 本傳所引述的幾段話,正顯出丁煒對詩歌認識的高度。 他對明代形式主義詩學有切中肯綮的批評。 丁煒又不願蹈襲故智,落入學近人的窠臼,而是力追漢魏三唐。 這代表了清代詩學的一種新趨向。廣東詩學板塊的增加,意味深長。 梁佩蘭是嶺南詩學在清史《文苑傳》的第一人,本傳記載其971
詩學成就曰:日與其同志砥礪文學(張尚瑗《〈六瑩堂集〉序》)。 金台舉社事,推佩蘭與朱彝尊輩主壇坫,一時風雅稱盛。 佩蘭每有所作,爭相鈔誦,傳筒交道路(據《本集》)……甚至海濱異域亦爭購其詩若文以為重……佩蘭為人曠遠絕羣,高搴霞舉(朱茂晭《〈六瑩堂集〉序》)。 天真孝友,不事家人生產,輕金重義,屢空晏如。 予告歸(據《本集》),結社蘭湖,以詩酒為樂(《粵東詩海》)。 深於吟詠(廖焞《〈六瑩堂集〉序》),好誘掖後進。 客以他事請者,引疾不聽。 聞持詩文至,則披衣倒屣,從指畫不少倦(據“哀詞”)。 與番禺王邦畿、南海程可則、順德陳恭尹、番禺方殿元、暨殿元長子還、次子朝,同以詩鳴,粵中人稱為“嶺南七子”(《廣東文獻》)。 其詩從漢魏入,不借徑三唐(王隼《〈六瑩堂集〉序》),雄邁滔莾,精警卓拔(陳恭尹序),情至文至(趙執信《飴山堂文集》),即其淵深超曠,可想其生平(宋犖《西陂類稿》)。 (引者按) 新城王士禎、秀水朱彝尊、吳江潘耒尤推重之。 (《府志》)⑩《梁佩蘭傳》記載傳主重義輕利,獎掖後進,專注詩文創作,是“嶺南七子”的代表,得到康熙詩壇領袖王士禎和朱彝尊的肯定。廣東士人在《續文苑底稿》中共有七位立為正傳,分佈於順治到同治各朝,代表嶺南是以一個板塊方式出現。梁佩蘭是《續文苑底稿》中廣東第一人,梁氏立為正傳,附傳有程可則、方殿元、王隼、吳文煒等人,實為整個順康時期廣東詩壇的代表。 梁氏入選按照如今標準並不意外,他和陳恭尹、屈大均並稱為“嶺南三大家”。 清代國史《儒林傳》與《文苑傳》的纂修工作,並非空無依傍,而是有所憑藉。 國史館需要行文地方,由地方府縣提供入選人員的建議和基本材料。 台北故宮博物院所藏清國史館檔案全宗中有光緒九年的《廣州府儒學造報採訪各屬儒林文苑孝友循吏履歷事實由冊》(後文簡稱《採訪冊》),即是廣州府呈報國史館的文書。 這個完整檔冊共有 85 人,其中儒林有胡方、陳遇夫等 18 人,文苑有陳恭尹、梁佩蘭等 56 人。 《採訪冊》的傳記均來自《廣州府志》等地方誌,但都進行了編輯加工,基本相當於國史館的纂輯工作,使得各個傳記呈現了新的面貌。 而這些傳記又被纂修官修改成為國史的傳記。《採訪冊》的名單顯示,廣州府呈報的學人,本來就以文苑人物居多。 各地呈報的儒林文苑孝友循吏人物,國史館已經訂定標準。 《採訪冊·馮敏昌傳》的一條按語,解釋了為何將傳主納入《文苑傳》:“案:魚山講學接武白沙、甘泉;又文集有《經論》一卷,似可入《儒林》,但此外無說經専書,與國史館條例‘經學成書歸儒林,詩文成書者歸文苑’ (見宋芷灣《與朴石澧浦書》),頗似未合,故今入《文苑傳》焉”。 阮元纂輯《儒林傳稿》時已採用這個人物分類標準,即入儒林者須在經學方面有專書,而詩文有專書者可歸文苑。前述《採訪冊·梁佩蘭傳》在《廣州府志》的記載上改編而來,清國史館在廣州府《採訪冊》基礎上再度改易。 按《採訪冊·梁佩蘭傳》在阮元主持纂修的《廣東通志》中僅有百數十字。 “梁佩蘭,字芝五,號藥亭,廣東南海人。 童時日記數千言,順治丁酉鄉試舉第一,時年二十六,詩名已播海內,戊辰成進士,改庶常,次年假還。 清潔自好,流覽名山。 與諸名宿唱酬,主持風雅。 新城王士禎、秀水朱彝尊、吳江潘耒尤推重之。 著有《六瑩堂詩》前後集文集各若干卷。”《採訪冊·梁佩蘭傳》基本採用了與國史館相同的纂輯法,截句續成文字,內容有了增加。 “梁佩蘭,……屢上公車不得志,日與其同志砥礪文章學,號‘嶺南三大家’(張尚瑗《〈六瑩堂集〉序》)。 金台舉社事,惟佩蘭與朱彝尊輩主壇坫,一時風雅稱盛。 佩蘭每有所作,爭相鈔誦傳,筒文道路(據“哀詞”)。 戊辰成進士081
(《府志》),是時天子方尊文學,主文柄者務蒐拔宿望。 佩蘭故魁其本房,然年六十矣(張尚瑗所撰集序)……天真孝友,不事家人生產,輕金重義,屢空晏如。 予告歸,築室仙湖,擁書百城,手不輟管(據“哀詞”),深於吟詠(廖焞《〈六瑩堂集〉序》),好誘掖後進,客以他事請者,引疾不聽。 聞持詩文至,則披衣倒履,指畫不少倦。 而天下亦樂奉以為表。 蓋立名於世,垂六十年云(據“哀詞”)。 其詩從漢魏入,不借徑三唐(王隼《〈六瑩堂集〉序》)。 情至文至(趙執信《飴山堂文集》),即其淵深超曠,可想其生平(宋犖《西陂類稿》)。 新城王士禎、秀水朱彝尊、吳江潘耒尤推重之。 (《府志》)著有六瑩堂前後集十六卷。 (《府志》“藝文畧”)”該《梁佩蘭傳》在《續文苑底稿》中基本被採用,只有少量更改,其中有三句被刪掉:一是“屢上公車不得志,日與其同志砥礪文章學,號‘嶺南三大家’”;二是“佩蘭名久著”;三是“築室仙湖,擁書百城,手不輟管”。《續文苑底稿》在《事實冊》原文基礎上增加了三句:第一句是“佩蘭為人曠遠絕羣,高搴霞舉(朱茂晭《六瑩堂集》)”,“結社蘭湖,以詩酒為樂(《粵東詩海》)”。 第二句是“與番禺王邦畿、南海程可則、順德陳恭尹、番禺方殿元、暨殿元長子還、次子朝,同以詩鳴,粵中人稱為‘嶺南七子’(《廣東文獻》)”。 第三句是在“其詩從漢魏入,不借徑三唐(王隼《〈六瑩堂集〉序》)”後加入“雄邁滔莾,精警卓拔(陳恭尹序)”。 這個刪改的方向是掩蓋嶺南三大家不能同時進入《文苑傳》的問題。廣州府呈送的《文苑》首列陳恭尹,隨後是梁佩蘭,但沒有列同樣來自番禺的屈大均。 為了不引起讀者懷疑,只能把三人並稱的語句刪掉。 另外加入“粵東七子”並稱的句子,這樣可以把嶺南三家的形象淡化,同時也為程可則和方殿元成為附傳人物提供了根據。 刪掉的第二句和第三句,國史《文苑傳》改換為更加雅致的“為人曠遠絕羣,高搴霞舉”,“結社蘭湖,以詩酒為樂”和“雄邁滔莾,精警卓拔”,分別描述傳主的性格、詩文活動和詩歌風格,值得注意。上述福建和廣東詩人是新增的板塊。 江蘇、山東、安徽等板塊則增補了更多人物,詩學地圖分量大增。 其中江蘇增加最多,有馮班、黃與堅、吳兆騫、顧嗣立等,凸顯出江蘇詩壇在順康詩壇的重要性。 馮班被立為正傳,詩學意義較大,代表了錢謙益一系詩學傳人進入正史。 《馮班傳》曰:(馮班)性不諧俗,而為文考據精確,了無率合附會(《紹山文集》)……趙執信為近代文章家多所訾謷,獨折服班。 一見班所著,即嘆為至論,至具朝服下拜。 嘗謁班墓,以私淑門人剌焚於塚前,則班之才學可知矣(《柳南隨筆》)。 其詩沈酣六代,出入於溫、李、小杜之間(《明詩綜》)。馮班被立傳顯示出《續文苑底稿》詩學史立場的變動。 因為錢謙益被列入《貳臣傳》,在清朝屬於政治不正確人物,《文苑傳》更不可能有他的位置。 但錢謙益在清初詩壇的重要地位是不能抹煞的。《續文苑底稿》纂修時期與清朝全盛的乾隆朝大不相同,太平天國和捻軍起義平息不久,清政府雖然號稱中興,但外有中法戰爭,海疆多故,西北沙俄覬覦,清廷正謀求談判伊犁歸還。 在此局勢下,文網鬆弛。 重臣蘇州人潘祖蔭奏請續修《儒林傳》與《文苑傳》,常州人繆荃孫和廣州人譚瑩擔任總纂,有利於虞山詩派在《文苑傳》中獲得承認。《黃與堅傳》則將“婁東十子”寫入《文苑傳》,進一步增加了江蘇詩學的厚度:“其詩頓挫鉤鎖,纏綿惻愴,風情骨格在韓偓、元好問之間(錢曾《忍菴詩敘》)。 吳偉業選婁東十子詩,以與堅為冠。十子者,周肇、顧湄、許旭、王撰、王攄、王昊、王揆、王忭、王曜昇也。”另時代較晚的顧陳垿立正傳,傳文略及他與婁東十子詩學的關係,也增加了婁東詩學的分量:“少有文名……少與同里王時翔為姓名交,其詩名亦俱伯仲(鄭撰《詩鈔小傳》)。 婁東詩人雖各成家,大約宗仰吳偉業,陳垿晚出,欲181
自闢町畦而能不離正軌(《國朝詩別裁》)。”由此,《欽定國史文苑傳》不載的遺民詩人吳偉業和婁東詩學被記入了正史。《續文苑底稿》將顧嗣立立為正傳,進一步增加了順康時期江蘇詩學史的厚度。 “性嗜書,尤耽吟詠,弟兄六人皆振藻揚聲,名滿京國。 嗣立頡頏其間,稱白眉焉(鄭方坤《國朝詩人小傳》)……江蘇巡撫宋犖嘗取嗣立及寶應王式丹……等諸人之詩,合刻之為《江左十五子詩選》(《江左十五子詩選序》)……所為詩,始得力於遺山、虞、楊諸家,而其後漸進於雄偉變化,有昌黎、眉山之勝(《墓誌》)。”《續文苑底稿》山東詩人增加了《顏光敏傳》,其附傳人物有李澄中、王蘋、張篤慶和曹貞吉,具體代表了“輦下十子”。 “輦下稱詩有十子之目。 田雯、宋犖、王又旦、丁澎、曹禾、曹貞吉、謝重暉、葉封、汪懋林,光敏其一也(《文獻徵存錄》)。”《顏光敏傳》特別載入顏氏子弟的文脈綿長。 “新城王士禎嘗曰:吾鄉後來英絕,當讓此人(施閏章《愚山集修來詩序》)。 近體秀逸深厚,出入錢、劉。吳江計東謂,以此鼓吹休明,即孔顏世室中之樂府琴瑟也。 當時咸以為知言(《國朝詩人小傳》)……顏氏多以忠孝文學著(顏君墓誌銘)。”顏光敏及其附傳的立傳,較《欽定國史文苑傳》更多記載了順康時期山東詩家的成就。 《李澄中傳》引述了趙執信“國朝詩人,山左為盛。 澄中與萊陽宋琬、新城王士禎兄弟、安邱曹貞吉、曲阜顏光敏,後先並起,各有所就,了無扶同依傍,故詩家以為難(趙執信《談龍錄》)”,揭示了順康時期山東詩人圖譜。 宋琬和王士禎兄長王士祿在山東詩壇地位重要,早已在《欽定國史文苑傳》中立傳,與其同時而聲譽相當的顏光敏等人卻沒有立傳,《續文苑底稿》彌補了這個遺憾。《續文苑底稿》中浙江詩人沒有再立為正傳者。 但立為正傳的浙江學人鄭梁被提及詩歌成就,繼續加強了浙江詩學板塊。 前述浙江有多人被《欽定國史文苑傳》立傳,《續文苑底稿》增加徐嘉炎、鄭梁和鄭元慶,但均以史學著稱,並非以詩成就名家,僅鄭梁傳中略涉及其詩歌成就。 “(鄭)溱於黃宗羲交最密,命梁師事宗羲。 沒後,建二老閣,設位其中。 嵗時祀之,藏書之富,與范氏天一閣相埒(《謝振定贈鄭君書常序》)。 學有心得,詩近陳獻甫,文類歸有光,宗羲亟稱之。”鄭梁是黃宗羲學生,詩學只是其一隅,但浙江詩人本多學人。吳之振是顧嗣立的附傳,本傳突出他的山林詩成就和《宋詩鈔》對清代宋詩學興起的貢獻,和其刊刻康熙朝八家詩選對清朝詩學的影響。 “康熙初年山林詩,之振最有名(《國朝詩話》)。 之振常刻《宋詩鈔》,至百數十家,多秘本(《文獻徵存錄》)。 故其詩派亦近宋人(《四庫全書提要》)。 又選國朝施閏章、宋琬、王士禎、士祿、陳廷敬、沈荃、程可則、曹爾堪八家詩行世(《文獻徵存錄》)。”上述詩人增立正傳,特別是新增廣東詩人和福建詩人,糾正了《欽定國史文苑傳》無粵閩士人的偏頗。 江蘇、浙江和山東詩學地圖加密,如江蘇增補了馮班,增加了吳兆騫和顧嗣立等人;山左則增加了顏光敏,這些人物使得順康詩學史的重要方面得到了客觀的展示。 清史《文苑傳》的順康詩歌史與歷史本相進一步接近,這是《續文苑底稿》對清代詩學史書寫的重要貢獻。二、清代宗唐詩風尚增寫入正史《續文苑底稿》順康朝詩人的增補,不僅改變了《欽定國史文苑傳》的詩人地域分佈安排,更是相當程度改變了《欽定國史文苑傳》所呈現的清詩品味。《欽定國史文苑傳》的詩歌風格,有中唐、盛唐、江西詩等,其中對王士禎一系的詩風格外推崇。王士禎本人雖然不能在《文苑傳》立傳,但其兄長和弟子多人被立正傳。 這當然是對王士禎康熙朝281
詩界領袖地位的承認,是一種歷史真實,但對王士禎的尊崇也體現了翁方綱一系的師承淵源和詩學趣味。 翁方綱提出了肌理說,是詩學宗師。 翁方綱的弟子主導了《欽定國史文苑傳》的修纂,但過於突出王士禎,無疑是一種詩學宗派的表現。《欽定國史文苑傳》描寫的順康朝詩學風格,同樣凸顯了翁方綱詩學的影響,即重視詩教,重視學問,重視宋詩。 清史《文苑傳》第一次稿的纂修團隊,有明確的詩學淵源,他們纂輯成形的《文苑傳》記載中有明確的詩學史意識,其中就多次出現宋詩宗尚。 如《汪琬傳》中寫出了古文向唐和詩向宋的轉向:汪琬,江蘇長洲人。 ……琬少孤,自奮於學,銳意為古文辭。 古文自明代膚濫於七子,纖佻於三袁,至啟禎而敝極。 國初風氣還淳,一時學者始復唐宋以來之矩矱。 琬學術既深,軌轍復正,其言原本於六經,灝瀚舒暢,頗近南宋諸家。 接跡唐、歸,無愧色也。 ……詩則兼范成大、陸遊、元好問之勝。 少年所擬六朝三唐諸體,則夷然棄之。《葉燮傳》也記載了當時詩風向宋的改變:“燮言詩以杜甫、韓愈為宗,一切陳見俗障掃而空之,意必鉤玄獨造……寓吳時,以吳中稱詩多獵范陸之皮毛,而遺其實。 遂著《原詩》內外篇,力破其非。 吳人士始而訾謷之,後乃更從其說。 王士禎稱其詩古文熔鑄往昔,自成一家,卓爾孤立,不隨時世為轉移。 論者咸以為知言。”按學界認為葉燮詩學史很重要的一點,是將宋詩作為討論詩歌藝術發展的重點,與當時詩壇推崇宋詩的風氣以及他本人對宋詩的興趣相關。《邵長蘅傳》也記載了傳主創作風格由唐向宋的變化:“長蘅始為詩,瀏灕頓挫,追步唐賢,晚乃變而之宋,格律在蘇黃范陸間。”《欽定國史文苑傳》特別重視浙江詩人,在浙江詩人傳記中也記載了宗宋詩風的興起,比如《查慎行傳》:“浙人稱詩者,首推朱彝尊,慎行繼之。 所著《敬業堂集》五十卷,合生平所歷,各為一集,多至五十三種,未免煩碎。 然亦可徵。 其無時無地不以詩為事也。 黃宗羲比之陸游,王士禎則謂奇創之才。 慎行遊緜至之思遊遜。 慎行所評良允五七言古體,尤近於蘇軾,曾補注蘇詩五十二卷。 其教人為詩,謂詩之厚在意不在詞,詩之雄在氣不在貌,詩之靈在空不在巧,詩之淡在脫不在易,可謂通論。 蓋自明人喜稱唐詩,至國朝初年,嫌其窼臼漸深,往往厭而學宋,粗直之病亦生焉。 得宋人之長而不染其弊,固嘗於慎行屈一指云。”厲鶚及其附傳商盤的傳中特別說到對宋人的學習和搜求:“(厲鶚)館揚州馬曰琯小玲瓏山館者數年,肆意探討,所見宋人集最多。 而又求之《詩話》、《說部》、《山經》、《地志》,為《宋詩紀事》一百卷,《南宋院畫錄》八卷。 又著《遼史拾遺》、《東城雜記》、《胡船錄》諸書,皆博洽詳瞻。 先世本慈谿,徙居錢塘,故仍以‘四明山樊榭’名其居所。 著《樊榭山房集》二十卷,幽新雋妙,劌琢研練,尤工五言,取法陶、謝及王、孟、韋、柳,而別有自得之趣。 兼長詩余,擅南宋諸家之勝云。 時名望相等者有會稽商盤……盤自幼工詩,初效樊南,既而出入元、白、蘇、陸間,樂府、歌行尤瑰麗,縱恣跌宕自喜。”以上所徵引的順康間詩人傳記文字,多是今天學界所熟悉的。 而乾隆朝少有的以詩家身份獲得立傳的蔣士銓是江西人,江西詩的傳人,與翁方綱的社交圈和詩學圈高度重疊,呈現的也是宗宋詩風尚。 以上徵引意在說明,這些文字被曹振鏞領導的纂修團隊集中編入篇幅有限的《欽定國史文苑傳》的十八位詩人傳記之中,給讀者以密集和強烈的印象:順康時期詩壇有非常濃厚的宗宋風氣,是主流。當然,《欽定國史文苑傳》中記載的不僅是宗宋詩風,如《龐塏傳》記載傳主是中唐詩風。 《吳嘉季傳》附傳《陶季傳》載傳主取法盛唐,風格類似高適和岑參:“士禎刪定其客滇南閩中諸詩,以高岑381
龍標比之所著《湖邊草堂集》及《舟車集》二十卷……洵能取法盛唐,倏然自適其性者。”但與多位正傳人物所呈現的宗宋風氣相比,尊唐詩的風尚似乎並不盛行。 但宗宋詩風在《欽定國史文苑傳》中的分量確實非常重。 甚至可以說,凸顯宗宋風氣也許是該書順康詩學史記載的用心所在。 《欽定國史文苑傳》代朝廷立言,有清廷欽定名義背書,具有相當的政治權威。 但該書的詩學史記載明顯受到翁方綱曹振鏞一系宗派作風影響,如國史館正總裁曹振鏞指示讓沈德潛、袁枚、趙翼的名字在《文苑傳》中少出現或者不出現。明顯的宗派作風使得《欽定國史文苑傳》的詩學史記載相當程度背離了歷史本相,當然是一種缺憾。《續文苑底稿》的順康詩學史記載明顯和《欽定國史文苑傳》不同。 首先,《續文苑底稿》多處展現了明顯的宗唐風氣。 如《馮班傳》記載:“(馮班)說詩力排嚴羽,尤不取江西宗派”。 “趙執信……詩沈酣六代,出入於溫、李、小杜之間(《明詩綜》)。 源出於《才調集》 (《靜志居詩話》)。”在前述背景下,馮班的立傳可以理解,而他被立正傳,必然要涉及其詩學立場的書寫。 學界熟知,馮班的立場是宗唐,特別是重視晚唐詩。他有開風氣的作用,其對李商隱詩歌及其後裔西昆體的重視,引發了常熟詩人對中晚唐的喜好。 《續文苑底稿》指出馮班非常不滿嚴羽的詩學理論,對江西詩派批評尤烈,在事實層面是準確的。 馮班對於江西詩派到了深惡痛絕的地步,批評非常嚴厲。 他們最多能接受西昆體、歐、梅到范、陸一路的宋詩,對於江西詩派的宋詩不能接受。 《馮班傳》也正確地指出了馮班對於溫庭筠、李商隱和杜牧詩風的學習,也注意到其詩學與《才調集》的關係。 國史文辭簡潔,沒有繁複的記載。 但考慮到《欽定國史文苑傳》對宋詩的推崇,對江西詩人的重視(國史館總裁曹振鏞的老師翁方綱對江西詩派極為推崇,而王士禎“神韻說”淵源於嚴羽),《續文苑底稿》即便只是簡單記載馮班“說詩力排嚴羽,尤不取江西詩派”,其中對翁方綱、曹振鏞一線詩學立場的反對態勢是極為鮮明的。馮班的附傳《宗元鼎傳》也明確寫出了傳主從晚唐向初唐和盛唐風氣的轉換:“時學詩或尚七子,或尚鍾譚(《興化縣誌》)。 元鼎詩以風調為主(王士禎《漁洋詩話》),少宗晚唐,中年仰攀初盛,風格一變(《興化縣誌》)。 王士禎嘗曰:今日善學才調集者,無如江都宗元鼎(《文獻徵存錄》)。”也是馮班附傳的《吳殳傳》,主要記載了他的《圍爐詩話》,“殳又云,詩之中須有人在。 趙執信以為知言(《談龍錄》)。 殳詩話有云:意喻之米,文炊而成飯,詩醸而為酒。 又云,唐詩有比興,其詞婉而微。 宋詩少比興,其詞徑以直。 又云,作詩學古則窒心,騁心則違古。 惟學古人用心之路,則有入處。 語皆精妙。 (《聽松廬詩話》)當時學西昆體者,嘗推殳為善云。”這一組引用,可以看成吳殳有對王士禎詩學理論的批評,對宋詩的批評,對學古人作詩的批評(與翁方綱學黃庭堅恰成鮮明對照),而其詩歌創作實踐,則是西昆體一路。 儘管吳殳不可能有對後世翁方綱的批評言論,但在史家的纂輯下,《吳殳傳》呈現了對唐詩的宗尚,對宋詩的批評。 馮班傳記是一組江蘇人的合傳,他們呈現了宗唐詩、反宋詩的立場,構成了對《欽定國史文苑傳》所推崇的宗宋詩風的強烈反差。第二,在其他傳記中,我們也能多處看到宗唐詩的風氣,比如邵遠平和黃儀等人,詩學並非其主要成就,但傳記中都點出他們宗唐。 浙江詩人《邵遠平傳》載:“詩酷摹唐音,頗見宏瞻。 其京邸集多典禮紀頌之章(《提要》),世竟行之(《文獻徵存錄》)。” 《黃儀傳》:“詩學晚唐,筆意秀整。 晚嵗移居邑之鶯沙著有《紉蘭集》(《江蘇詩徵》)。”《顏光敏傳》載“近體秀逸深厚,出入錢劉”。 按,顏光敏的近體詩被比擬為詩史並稱的唐代詩人錢起和劉長卿。 顏光敏被認為是與宋琬、王士禎、曹貞吉等並稱的山東詩人。 《續文苑底稿》此處指出顏光敏詩宗晚唐。481
黃與堅也被立正傳,傳文沒有明說他及其所代表的婁東十子的詩歌宗尚。 但學界都熟知,婁東十子的詩歌創作繼承了明代王世貞“詩必盛唐”的主張。丁煒及其附傳代表福建詩學傳統被寫入《續文苑底稿》。 前引他的詩學主張,展現了他對時人學詩以漢魏三唐不足法、“流入宋元以下”、“標新領異”的批評,反對仿蘇襲黃。 然後他“力追唐賢”。 學界普遍認為閩詩小傳統是宗盛唐,《丁煒傳》呈現的宗唐風氣無疑。 有趣的是傳文引述的觀點,後世最喜歡仿蘇(軾)襲黃(庭堅)的詩壇宗師正是翁方綱,而其弟子曹振鏞領導了《欽定國史文苑傳》的纂修。至此,《續文苑底稿》在福建、江蘇、山東、浙江等省都寫出了宗唐的風氣,這本身就是對《欽定國史文苑傳》凸顯的宗宋詩學風尚的平衡。 更有趣的是,《續文苑底稿》多處引文呈現的詩學立場,隱然有一個論說對象,大致針對王士禎和翁方綱的詩學理論和創作好尚。可以進一步說,《續文苑底稿》有多處涉及王士禎的刪除,似在有意抵銷或削弱王士禎在該書詩學史論述中的影響力。 以權威人士來展現某位文士的重要性,是《文苑傳》等正史的常見做法。《欽定國史文苑傳》大量引用康熙詩壇領袖王士禎的評價,來彰顯某人的創作成就或其在順康詩壇的重要地位。 《續文苑底稿》沿襲了這種做法,稿本中有多處引用王士禎的評語。 但稿本多個傳記曾引用王士禎評價最後又刪去的情況,值得注意。這種刪除王士禎評價的情況,以《顏光敏傳》附傳最為典型。 張賓居是王士禎內兄,傳文多處引用王士禎《感舊集》與《居易錄》的記載,張賓居最後沒有被立傳,傳文全部被刪除。張賓居傳記被刪的具體原因尚不清楚,《續文苑底稿》中有多個附傳人物被刪除的情況,難以一概而論。 同是顏光敏傳附傳的《張篤慶傳》稿本則專門刪去了“王士禎稱其淹貫華贍,千言可以立就(《居易錄》)”一句。《丁煒傳》原稿有下面一段話:“尚書王士禎嘗曰:閩詩自林子羽、高廷禮後,三百年間,前惟鄭繼之,後惟曹能始耳。 今復見雁水,林高風流,為不絕矣。”這段話在王士禎《漁洋詩話》中原本為:“閩詩派,自林子高、高廷禮後,三百年間,前惟鄭繼之,後惟曹能始,能自見本色耳。 丁雁水亦林派之錚錚者。 其五言佳句頗多……皆可吟諷。”《欽定國史文苑傳》引這句話,本來是想借助王士禎的詩壇領袖地位來說明福建詩人的重要性。 稿本刪除這段話,可見其詩學指導思想發生了變化,意在減弱王士禎的重要性。馮班的附傳人物《吳殳傳》中有“王士禎嘗喜其《正錢論》。 《正錢論》者,為駁謙益作也(《居易錄》)”,這一句也被刪掉。 同為馮班附傳的《劉體仁傳》中有“桐城方苞初以詩投汪琬,琬斥之。又投王士禎,亦不答,又投體仁,曰:人各有性之所近。 子以後專事古文可矣。 方苞自是不復為詩”。這句話也被刪掉。上述幾處引文的刪除,其共同點都是有王士禎的字眼。 相對而言,王士禎的重要性在《續文苑底稿》中下降了。又,《續文苑底稿》的順康朝詩人記載,並非都是唐音宋調。 嶺南詩人群體的加入,可以認為不僅僅是增加了一個板塊,而且在詩學風格上增加了一種趣味。 梁佩蘭的從漢魏入手,在宗唐宗宋之外,增加了一個詩風創作的路徑。 梁佩蘭詩創作取法漢魏,立意高古,而不是從唐詩入手。 按嶺南詩風介於吳越詩風和河朔詩風之間,吳越之風尚才分,河朔重品質。 曹溶為程可則所做的《海日堂集序》就發表了這樣的觀點:“明之盛時,學士大夫無不力學好古,能詩者蓋十人而九。 吳越之詩矜風華而尚才分,河朔之詩蒼莽任質,銳逸自喜;五嶺之士處其間,無河朔之疆立,而亦不為江左之修581
靡,可謂偏方之擅勝者也。”當然,在《續文苑底稿》纂修的時代,清代詩學和詩歌創作已經有更多的宗尚,其中對於漢魏師風的追求是一股潮流,這會影響到對順康時期詩人成就的評價。 無論如何,清順康時期,更多元的詩歌風尚的發現和詩史書寫,本身就是對凸顯崇宋風氣的《欽定國史文苑傳》的修正。總之,《續文苑底稿》中的順康詩史,在詩歌創作風格方面不是對《欽定國史文苑傳》的簡單賡續,而是有着明顯的變化,甚至可以說帶有一種反動意味。 翁方綱、曹振鏞一系主導下的順康詩學史書寫,有相當程度重學問崇宋詩的趨向。 《續文苑底稿》的順康詩史書寫,增加了重唐詩的風格和板塊,有些地方明顯有針對《欽定國史文苑傳》的詩學風尚之處,且增加了更多樣的詩歌風尚。順康朝詩史多元的面相被更多地展現出來。三、總結和討論本文討論了《續文苑底稿》(清史《文苑傳》第四次稿)對清代詩學史的書寫成就的一個方面。清史《文苑傳》第四次稿的工作本《續文苑底稿》是繼《欽定國史文苑傳》之後,對清代學術史和詩文史的又一次重要書寫。 在清代詩學史方面,《續文苑底稿》不僅是一般意義上的拾遺補闕。 它增立了多位重要詩人為正傳,在正史中把清朝詩學史記載下限延展到光緒初年。《續文苑底稿》改變了《欽定國史文苑傳》的地域格局,增加了福建和廣東的詩學小傳統,增補了江蘇、山東、浙江的詩學脈絡。 這些詩學板塊的增加,背後或有複雜的政治形勢與人脈因素。 清代詩學創作的小傳統在正史中得到更全面的展示。《續文苑底稿》不僅僅改寫了詩壇地域分佈,也改寫了詩歌創作風格的改變。 《續文苑底稿》中的順康詩史,並非簡單沿襲《欽定國史文苑傳》的方案,而是有相當程度的改動。 翁方綱、曹振鏞一系極大影響了《欽定國史文苑傳》的順康詩學史書寫,凸顯了崇尚學問、尊崇宋詩的風尚。 《續文苑底稿》明顯寫出了宗唐詩的風向,是對《欽定國史文苑傳》記載的修正。 更有些地方明顯針對後者,如稿本中多處出現的對王士禎記載的刪除。在清史《文苑傳》中,順康詩學史是逐漸增補而寫出來的。 地域小傳統更加自覺,而且大張旗鼓地進入了國史。 順康詩學史在清史《文苑傳》中有一個被逐層“寫出來”的過程。 今天的清朝順康詩史研究成果大多是平面,而清史《文苑傳》歷次纂修展現的是一幅動態圖景,一個清代詩學史等在一百年間被“歷史建構”(historical construction)的歷程。更值得注意的是,從《欽定國史文苑傳》到《續文苑底稿》的順康詩學史書寫,並非平面的、靜止的、平滑的樣態。 相反,因國史有代朝廷立言的政治權威,所以成為不同詩學立場的競技場。 師從翁方綱的曹振鏞利用控制國史館的權力,把符合其趣味的詩學理論和詩人寫入《欽定國史文苑傳》。 光緒年間繆荃孫等人也利用撰述權力,針鋒相對地在《續文苑底稿》中書寫了順康詩學史的另類形象。 今日看似純粹學術的清代詩史,在曾經的清廷正史《文苑傳》中,並非只是風月,更凝聚了風雲。①蔣寅:《清代詩學史》第一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年。 其他代表性的有: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年;嚴迪昌:《清詩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 年;等等。②⑦戚學民、溫馨:《昭代雅音,漁洋為宗:王士禎與清史〈文苑傳〉順康詩學史的書寫》,北京:《清華大學681
學報》,2018 年第 2 期。③鄧菀莛:《清史〈文苑傳〉對詩學史的改寫———基於對錢謙益的探討》,廣西桂林:《社會科學家》,2020年第 8 期。④戚學民:《〈欽定國史文苑傳〉鈔本考》,北京:《文學遺產》,2017 年第 6 期。⑤戚學民:《論清史〈續文苑底稿〉對常州文派的書寫》,北京:《文學評論》,2021 年第 2 期;戚學民、唐銘鴻:《論〈續文苑底稿〉 對桐城派史的續寫》,合肥:《安徽史學》,2022 年第 1 期。⑥關於《欽定國史文苑傳》詩學史的地域考量,本人另有研究。⑧關於《欽定國史文苑傳》的浙江學人記載,本人另有研究。⑨《續文苑底稿·丁煒傳》,文獻編號:701005421,第18~19 頁。⑩《續文苑底稿·梁佩蘭傳》,文獻編號:701005421,第 81~84 頁。廣東學人在《文苑傳》 中的具體情況,本人另有研究。《梁佩蘭傳》,《廣東通志》,卷二百八十六,道光二年刻本,第 9020 頁。《廣州府儒學造報採訪各屬儒林文苑孝友循吏履歷事實由冊》,文獻編號:702001418,第 57~59 頁。《續文苑底稿·馮班傳》,文獻編號:701005421,第33~36 頁。《續文苑底稿·黃與堅傳》,文獻編號:701005421,第 91~93 頁。《續文苑底稿·顧陳垿傳》,文獻編號:701005421,第 139~142 頁。《續文苑底稿·顧嗣立傳》,文獻編號:701005421,第 133~135 頁。 有關顧嗣立的元詩研究成就,可參閱蔣寅:《清代詩學史》第一卷,第 589~604 頁。 《 續 文 苑 底 稿 · 顏 光 敏 傳 》, 文 獻 編 號:701005421,第 71~76 頁。《續文苑底稿·鄭梁傳》,文獻編號:701005421,第111 頁。《續文苑底稿·吳之振傳》,文獻編號:701005421,第 136~137 頁。《欽定國史文苑傳》,文獻編號:701008094,第64~65 頁;第 65 頁;第 27 頁。蔣寅:《清代詩學史》第一卷,第 334 頁。《欽定國史文苑傳》,文獻編號:701008093,第36 頁;第 47~48 頁;第 80~82 頁。戚學民:《纂述權力與詩史構圖:〈蔣士銓傳〉與清史〈文苑傳〉對乾隆朝詩學史的書寫》,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20 年第 1 期。 《 續 文 苑 底 稿》, 文 獻 編 號:701005421,第 34 頁;第 36 頁;第 38~39 頁;第 79~80頁;第 78 頁;第 19 頁;第 39 頁;第 38 頁。關於馮班詩學的研究,可參閱蔣寅:《淵源於晚唐的二馮詩學》,《清代詩學史》第一卷,第 182~227 頁。作者簡介:戚學民,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北京 100084[責任編輯 陳志雄]781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4 期雲南禁煙會勘與中英存土交涉(1917~ 1919)趙 曜[提 要] 1917 年春夏之際,中英兩國依據雙方訂立的十年禁煙條約,對尚未會勘的六省實施禁種查驗。 根據規定,在確認中國產煙省份停止種煙後,英國需結束對華的鴉片輸入。 北京政府希冀借此肅清國內煙患;英方則有大量尚未出售的煙土滯留滬、粵等地,暗中以禁煙會勘為條件,企圖迫使中方收買存土;彼時的雲南不僅為著名產煙地區,且在護國後相對獨立,成為此次會勘省份中的不確定因素。 經過反復交涉,英國在會勘後停止洋煙入華;北京政府不堪壓力,將剩餘存土全部收購;雲南則進入短暫的煙苗肅清期。 以雲南會勘為視角考察近代中英禁煙關係,對認識民初禁煙、外交及政治生態均有裨益。[關鍵詞] 雲南 禁煙會勘 中英交涉 收購存土[中圖分類號] K258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4 ⁃ 0188 ⁃ 12受外部影響,禁煙一直是困擾近代中國的重要議題之一。 根據清末中英《禁煙條件》,1917 年為最後禁煙會勘期限,此時僅剩江蘇、江西、廣東、雲南、貴州和陝西六省尚未進行查勘。 雲南因護國後相對獨立的地位及特殊地理環境的影響,在相關交涉和會勘難度等方面十分特殊。 雲南查驗順利與否,關乎整個會勘能否成功。既往研究多關注該時段中英雙方對英國煙商存土問題的交涉,忽略了禁煙會勘作為解決洋煙入華及存土問題的重要聯繫和意義。①本文以英國外交部檔案為基礎,比堪中外各方報導,詳細梳理 1917 年雲南禁煙會勘的來龍去脈及中英雙方交涉、博弈的過程,以此理解近代中國禁煙的複雜性和艱巨性;同時,亦可洞悉外國勢力在處理涉關切身利益的事務時,在道德與現實上的雙標作態。一、問題由來進入 20 世紀後,因洋煙在中國市場的佔有率急劇下降,加之西方傳教士的不斷努力和請願,英國官方開始重新審視對華的鴉片輸入政策。②清廷在得知各國傳教士及駐華公使支持禁煙的消息後,決定“飭外務部與英國使臣妥商辦法,總期數年內洋藥與土藥逐年遞減,屆期同時禁絕”。③光緒三十三年(1907),清廷正式照會英國政府,將擬定的談判條件交予英國駐華使館。④經過881
反復交涉,雙方於次年達成六項協議,其中包括“印度洋藥以運往各國之全數為限制,以印度出口五萬一千箱之數為定額,按年遞減五千一百箱,自 1908 年為實行之始,十年減盡”。⑤同時英國政府保留對條約監督的權力,禁煙條約所規定的洋藥入華方案先暫行三年,如若中方禁煙沒有明顯進展,英方有權單方面廢止條約。⑥宣統三年(1911),英方認定中方禁煙“成效卓著”,雙方再次重啟談判,於 5 月 9 日簽訂《禁煙條件》,規定“七年之內,中國每年減種當以英國按照此次條件及附件所載每年減運之數為比例,至一九一七年全行禁盡”。⑦換而言之,1917 年即為中英雙方會勘禁煙成果的最後期限,倘若中國政府在各省能夠順利施禁,英國在此之後便停止對華的鴉片輸入。 故在護國南北停戰後,即將來臨的禁煙會勘,成為北京政府及雲南地方不得不因應的重要議題。值得注意的是,在 1911 年續訂的中英禁煙條件中,增加了分省分區禁煙辦法,即中英雙方繼續實行十年漸禁計劃,並答應如不到七年之限,中國倘若有充足證據證明土藥已禁絕,英方即停止對華輸入鴉片;各省如有先行禁止者,待雙方會勘後,英國也停止向禁止省份輸入鴉片。⑧在此情況下,面對地域廣闊且情況各異的中國內地,各省份在禁煙事項的推進上也前後有別,完成會勘的時間又有不同。 最早在 1911 年,“因奉天、吉林、黑龍江、山西、四川各省土藥早經禁種”,故外務部與英使朱爾典議定:“自宣統三年七月十九日(即 1911 年 9 月 11 號)實行禁止印藥運入該省”。 1913 年,湖南、安徽、山東、直隸、廣西五省率先完成禁種,並得到英方調查員的確認,承諾自 6 月 15 日起停止向以上五省輸入印度鴉片。 次年,福建、湖北、河南、浙江等地相繼完成禁煙會勘。 至 1914 年 6 月 15 日,已有 14 個省份完成會勘任務。⑨到 1915 年,僅剩江西、廣東、江蘇、雲南、貴州、陝西六省尚未進行查勘,但未會勘的原因又不盡相同。 江西、廣東、江蘇三省因英國滯留的存土問題如何解決及北京政局的變動而擱置。 根據《禁煙條件》規定,在 1917 年完成禁煙會勘後,英方需立即停止對華的洋煙輸入,但煙土的售賣往往存在滯後性。 逾期未售者將如何解決,成為英國政府及煙商最為焦慮的問題。實際上,在民國成立後,中英雙方已就此問題展開多次協商,方案無非有三:一、英國政府停止對華鴉片輸入,以減少存量;二、中國政府仿照日本殖民下的台灣,將全部存土收購後建立鴉片專賣模式,以求漸禁;三、將存於上海的洋煙售於海外。⑩方案一與三顯然損害英國及他國利益而阻力重重,能夠真正解決的方案實際上只有中國政府將存土進行收購。除英方的需求和施壓外,袁世凱在 1914 年後亦有收購洋煙解決稱帝資金的需要,“不惜決煙禁之大防,使全國將絕之鴉片為之復活”。故在次年 4 月,遣禁煙特派員蔡乃煌與上海洋藥聯合會共同訂立《蘇贛粵三省禁賣土煙合同》,將 6,000 箱積存於上海的洋煙在蘇、贛、粵三省展禁至 1917 年3 月。 英方允諾“每箱由聯社交付中國政府 3,500 元,補償蘇、贛、粵三省禁土煙違法售賣之費用”,中國政府則保證蘇、贛、粵三省“於 1917 年 4 月 1 日前不予禁閉”。 有趣的是,合同給出以上省份繼續展限的理由為:“該三省仍大量違法售賣土煙,有礙該三省內印度鴉片銷售,以致滬港所存印度鴉片未能銷盡,並致延緩全國鴉片之禁絕”。因此,尚未會勘的責任在於中方,而非英方額定的輸入數量。雲、貴、陝三省素為產煙大省,其中尤以雲南為盛,尚未會勘的原因顯然與蘇、贛、粵不同。 與前者相比,銷入雲南的洋煙數量極其有限,但因地理環境及政治因素的影響,雲南鴉片的種植和銷售一直得不到有效控制。 雲南官方認為,“欲絕根株,須清來源”,故“於省城設煙土公司派員四路收買。 凡民間存有煙土者必須售與公司,由公司運銷出口”。收銷存土公司在收買、加工、運輸、核981
驗、售賣等各階段皆由雲南軍政府各部署理監督,其性質為官方打着“禁煙”旗號公開壟斷的收售煙土機構。 當地報刊對此批評道:“財政司以鴉片煙為生財唯一法門”,“惟財政司長陳價獨昏憒聾盲,反籌資數十萬元與滇中巨商開設煙公司,已派人四出收買,聞收買之煙專備賣與外人。”此事還引發英國駐滇領事對中國履行《禁煙條件》的詰責:“該省近來廣種鶯粟,當道置若罔聞,甚至謀以雲土運至越南銷售”。法越當局亦向雲南提出嚴正抗議。 至 1914 年,仍有“法人向雲南偽政府提出抗議,指責收銷存土是貽禍鄰邦”。加之 1915 年末護國運動的爆發,唐繼堯政府在軍費上更加緊缺,禁煙法令儼然成為一紙空文。 故在護國戰爭前,身為種煙大省的雲南一直處於遵行“禁令”的半弛禁狀態;陝西、貴州作為產煙重地,情況亦同,在禁煙會勘的籌劃上遲遲無法推進。護國以後,北京政府希望借禁煙會勘的時機將煙患一舉解決,並將雲南等六省的會勘事項早日提上議程。 然而,此時英國煙商因滬、粵等地的存土難以銷售,再次向中國政府發難,企圖延長出售期限。 英國官方統計數據顯示,印度鴉片在華銷售的預期“已令人失望”,“截至(1916 年)7 月底,上海和香港的存土總數為 3,549.5 箱,而 1915 年 7 月底為 5,349.5 箱。 按這種清關速度,即每月 150箱,存貨可再維持將近兩年”。 況且,“這種清存率依然在下降,在目前情況下也不可能維持下去”,若按 1915 年 12 月銷售 86 箱的進度來計算,“將需要近三年半的時間來消耗庫存”。英商延長銷售期限的要求是十分迫切的。 若雙方會勘時存土仍然無法出售,對其利益的損傷無疑是巨大的。英商的動向也引起了社會團體及北京政府的關注。 1916 年 9 月 12 日,萬國改良會代表丁義華在與國務院秘書長徐樹錚談話時稱:“近聞英土商以期限將滿,特別要求多展期限,以便將存土售完,此事非常危險”;而徐樹錚也確認有此消息:“前曾接英商兩電,一云如政府允許展期,該商即願多加稅銀一千六百萬等語。 迨第二電即云,如不允許展期,不但加稅毫無,即現納之稅亦當停止,跡近要挾,政府絕對以限滿為止”。可以看出,英商試圖脅迫北京政府將洋煙售賣期限延長的消息,已引起官方的注意。雖然如此,中方各界按期解決會勘問題的意願依然十分強烈。 萬國改良會特將英商企圖展限的消息致電各省督軍、省長,勸導其早做會勘準備,“此事如果展期,大非中國之福,務請各省同心力爭,萬勿展限,仍應以明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 恢復主權,願勿輕視為幸”。緊隨其後,內務部飭文要求六省認真查禁,及早準備會勘:“現在我國未經停運印藥省分尚有蘇、粵、贛、雲、貴、陝六省,均應於明年春季一律會勘。 惟是會勘之期雖在明春,而握要之圖,端在本年,罌粟下種之時,先期認眞查禁”;“是以一省而樹全國之敵,一隅而撓全域之計,致我十年上下協力慘淡經營之苦心隳於一旦,寧不可惜”。英國政府在此期間的表態則十分曖昧。 一方面不願公開出面支持英商的行為,以防引來破壞禁煙條約的輿論壓力;另一方面卻處處為其出謀策劃,並以會勘等事項暗中向北京政府施壓。 英國駐上海總領事在給外交大臣格雷的函電中稱:“我已經報告了為延長洋藥聯合會和中國當局之間將於明年 3 月 31 日到期的協議而作出的種種努力,但我拒絕以任何方式與這一計劃聯繫在一起。”並認為,“這項交易雖然是禁煙政策的倒退,但至少為解決在中國積累的印度鴉片庫存處置問題提供了好處。”與此同時,英方控制下的會審公廨利用間諜及告密者大力調查中國本土鴉片的走私,“其目的不是保護人民免受有害藥物的侵害,也不是保護國家(中國)的收入,而是為了保護印度鴉片交易商的利益免受廉價中國品種的競爭。”雲南方面本在護國後着手與北京政府和談,卻因北上代表攜帶大量煙土在上海被揭發而引起軒然大波,其中包括滇籍司法總長在內的高級官員。 該醜聞“已經引起中國各界極大的轟動”。會091
審公廨越界將中國代表緝捕並審判,試圖以禁煙不力的證據向中方施壓;北京政府及上海地方則以英方干涉司法權為由提出交涉。 雲南則因該案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輿論壓力,使唐繼堯不得不積極回應和處理雲南煙案的影響。英方也認為,“整個事件重新引起了人們對反鴉片運動的興趣,以及人們對新政府在這方面的誠意問題的興趣,其效果必然是加強了改革者的力量。”綜上所論,因清末《禁煙條件》的規定所囿,1917 年為中英雙方共同禁煙會勘的最後期限。 造成蘇、贛、粵、雲、貴、陝六省尚未會勘的原因不盡相同,但會勘事宜急需解決。 此時,英商在滬、粵滯銷的存土依舊無法按時出售。 英方暗中出力施壓,極力尋找中方破壞禁煙的證據,企圖再次延長洋煙售賣期限;北京政府及民間各團體拒絕展限,希望盡快會勘後停止洋煙入華;雲南在護國後相對獨立且長期弛禁鴉片,在此時成為禁煙會勘的不確定因素。 但因上海煙案的輿論壓力和南北和談、向北京請撥軍費的需要,唐繼堯答應認真執行禁種,準備會勘。二、雲南地方之因應與準備在北京政府及煙案輿論的重壓之下,1916 年秋冬之際,唐繼堯實施了民國以來雲南最為嚴厲的鏟煙措施,“現已另定施禁辦法疎縱處分,督飭各地方官嚴厲查禁,若有寸莖出現,立即剷除”。同時,相繼出台《雲南厲行禁絕煙苗條例》及《雲南軍隊及游擊隊補助查鏟煙苗條例》,以期實現“民國五年將全省煙苗辦到真實肅清,俾得會勘加入停運印藥內單為唯一目的”。因滇民習慣種煙,抗鏟成風,尤其少數民族地區民風彪悍,故在“非團警之力所能解散而又至萬不得已時,得照另表規定飛請該區軍隊游擊隊前往震懾補助”。實際上,因臨近禁煙條約期限,護國前夕雲南地方已遵照中央禁令對邊地實施過鏟煙,但遭遇的阻力極大。 雲南騰越盞達夷民“先則百般推諉,繼則聚眾抗拒,開槍轟擊,被擊斃官兵四人”;騰越洞德“一見兵至,聚眾八百餘人,鳴角開槍抵抗,當斃官軍四人”;馬關縣因“遠在極邊,向與越南毗連”,“近年來亦遍處私種,鏟不勝鏟”;石屏縣地居邊地,漢少夷多,向來以種植罌粟為生,近因“煙利甚厚,遍地私種”而“聚眾抗鏟”;蒙自臨安王知事則電告軍政府“夷眾抗鏟,情勢甚急”。抗拒鏟煙的情形數不勝數,只因護國戰爭爆發而一時擱置。南北和談後,滇省重塑禁令,再次因應會勘的要求對屬地實施鏟煙。 在雲南內地,該禁令執行尚屬順利,而地處滇緬、川滇的邊民聚居地則困難重重。 雖然唐繼堯規定了“以勸導為主、規範軍隊極大克制”等要求,但依然發生諸多棘手的惡性事件,其中以滇緬邊境騰越道的王子樹、卡瓦山(即瀾滄縣)地區、川滇邊境的巧家縣最為突出。卡瓦山地區知事在向夷民勸導遭拒後,省府便派軍隊前往助鏟,“初將路旁零星煙苗拔去,不見卡瓦一人,乃發現大塊煙地正要去鏟,而弩箭與子彈從四面飛來,沈令士兵無目標開槍還擊,只見角聲響處,卡瓦四面沖來圍攻。 沈統領大聲指揮,中彈身死,士兵慌亂無主,紛紛奔逃下山,多被卡瓦擊死,生還者報告,縣知事電報到省”。事後因傷亡慘重,唐繼堯在對助鏟將士優待撫恤後,便不敢對該地區再生事端。隴山王子樹地區在鏟煙過程中亦發生激烈的官民衝突。 端木知事帶兵前往時,“該夷匪即死力抗拒,並敢圍困行營,劫奪糧路”,“數日來晝夜皆有戰事,官長目兵迄無一刻休息。 四山皆匪,男女均敵,槍械精利多,我軍先後陣亡士兵夫役共五名,帶傷八九人,染患瘴毒者二十餘人”。因該地幅員過寬,後無接應,恐怕深陷重圍,端木知事只好撤退,急電省政府再派援軍。雲南巧家縣地處川滇交界,與巴布涼山毗連,是少數民族的重要聚居地。 據稱,該處“巴蠻惑191
於厚利,不服剷除,竟聚眾數千,圍攻鏟煙委員”。 在忍受強烈的進攻後,唐繼堯派炮兵前往增援,“焚毀刁樓房屋數所,擊斃蠻匪百餘”,雙方損失慘重。由此可見,雲南鏟煙已經超出民事的範疇。 邊民與政府因禁煙而對立,接近戰爭的狀態。 唐繼堯方面在準備會勘的事宜上不可謂不用力,但雲南地域遼闊,邊民聚集於荒野深山,往往可以利用熟悉的地理環境,持續不斷的補給,為自身提供作戰優勢,即使政府出動軍隊,依然難以撼動。 當雲南在向中央呈報擬再次派軍隊助鏟時,國務院經過慎重討論後表示並不贊成:“派軍鏟煙,恐釀後患,議電令唐氏仍責成各該地方官認真辦理”。除邊民難以管控的因素外,滇緬邊境禁煙的廢弛與英國蓄意引誘和破壞關係密切。 騰越地區與英屬緬甸接壤,而英國又允邊民種煙,並以此為引誘。 清末滇督錫良禁煙時期,民眾為保障煙利不被阻斷,便私自挪動界碑,引發中英雙方邊界爭議。 英方又意在蠶食邊界未定之領土,最終釀成了以“片馬事件”為代表的中英衝突。民國以後,英方的引導和破壞並未中斷,致使邊界民眾認為中國的鏟煙計劃屬於苛政,於是“聚眾抵抗,意在延期”。因種植鴉片的傳統與地理、人文環境的特殊性,使得雲南禁煙的進程顯得異常艱巨和複雜。 一方面,近代以來民眾的民族國家意識淡薄,國土疆界的概念是在列強不斷入侵和反抗的過程中形成,尤其在知識、文化、經濟水平發展滯後的邊地少數民族地區,更易左右搖擺,為現實利益所囿。 另一方面,中央對邊地少數民族自古皆以羈縻政策治理,近代依舊沿用土司制度,對其管控十分鬆散,僅令其遵服納貢即可,有些地區甚至不要求上繳貢賦。 政府在尚無抵補善後的情況下唐突鏟煙,引發激烈反抗亦在預料之中。此次雲南鏟煙雖有瑕疵,但範圍之廣、力度之大,在雲南近代史上並不多見。 可以說,雲南地方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為禁煙會勘做了積極的努力和準備。三、雙方博弈與會勘經過雲南等六個待勘省份已基本做好準備,但面對申請展限的英商及閉口不談會勘事宜的英國官方,北京政府的壓力與日俱增。 英商指責中國“三省尚有私土,及帝制發生後,各省紛擾,遂致銷路梗滯”,“合同未能充分履行,存土未能於期內售盡”;以至“洋藥公所幾欲請英政府出而干涉,施以壓力”。北京政府原本“可執前約以相繩”,但因懼怕英方施壓阻撓,“不免有藉詞交涉之舉,擬即另籌的款將所存煙土酌量收買,以杜口實”。1917 年 1 月 24 日,英國駐華使館收到中國政府將收買洋藥聯合會所剩庫存鴉片的消息後,判斷該協議可能面臨的阻力較大,便立即通報上海英商,聲稱該協議“並不太可能生效”,但建議將收購價格由每箱 9,500 兩降至 8,200 兩,並提議“中國政府應該假裝鴉片被用於醫療目的”。28 日,副總統馮國璋與上海洋藥聯合會正式訂立《收購存煙合同》,以每箱 8,200 兩的價格收購 3 月 31 日前“聯社尚存之全部剩餘鴉片”;“在上海每交出印度鴉片一箱,即交付中國政府捐款鷹洋 3,500 元”;並且“允認中國政府收購該煙土以供醫治使用,並無盈利之意”。存土收購協議擬定後,關於禁煙會勘的協商似乎順利起來。 從英國駐華使館與印度部的通信中可以了解到,幾乎與協議簽訂的同一時刻,英使館“收到了中國政府的通函,表示有意申請對江蘇、江西、廣東、廣西、雲南和貴州六省進行聯合檢查”。實際上,基於履行雙方條約所定時間的義務,即使未完全禁絕,英方也無權拒絕中方所提的申請。英方內部對是否同意按時會勘也進行了商討。 駐華使館的阿爾斯通(Alston)爵士認為,他得291
到了一些事例,證明南部部分頑固省份依然充斥着鴉片貿易。但“1911 年鴉片協定規定到 1917 年底貿易將完全消失,因此,即將到來的春季將是根據該協定進行視察的最後季節”,所以“我認為應該對剩餘省份進行檢查,而不管庫存處理的任何安排”。2 月 23 日,英國外交部電告阿爾斯通,稱“你可以同意對其餘六個省進行聯合檢查”,但要求“在作出最終決定之前,必須把檢查報告送到這裡(外交部)和印度”。而英屬印度政府“尤其希望檢查工作盡可能徹底”。得此消息後,各省立即着手會勘事宜。 1917 年春,廣東會勘原定 4 月 1 日執行,粵省督軍已飭令各屬進行密切周祥的準備,委派檢查員 32 人,“亟須趕速認真搜查,不容再為推緩”;上海縣公署也在為會勘積極準備,特別提醒“葦蕩各地尚有煙苗遺種,務須特別注意,嚴切搜查,以期一律肅清”;江西已準備就緒,派員會勘的消息也已得到回覆,“特派潯英領事潘榮納為查勘贛省煙苗專員會同查勘”;蘇省亦在緊鑼密鼓地籌備,要求各屬“須勉盡義務,協力進行,務須分段調查”,至“英員會勘之日,不致有所藉口”;內務部則諮覆陝西省本年會勘煙苗派定委員為曹亞伯。各省皆已做好準備,等待中央與英方共同會勘查驗。 《時報》評論對此次會勘寄予了一定的希望:“前此會勘煙苗一事因三省弛禁而中止,今禁絕之期將屆,聞英員又南下矣。 夫年來禁種之公文紛如雪片於表面上,實不得不謂之鄭重,則此次會勘在理似不至予外人以口實。 雖然會勘不過禁煙之一手續耳,而此項毒害果能掃除淨盡與否,是誠最大之問題也”。東南各省並非土藥種植的主產地,僅需剷除零星煙苗,阻斷外來煙土即可。 查勘煙苗的重頭戲在西南雲貴二省,其中又以雲南最為重要。 1917 年春,雲南省督軍公署及省長已委派督軍署諜查課長詹秉忠為迤東會勘委員,並電請英方入滇會勘。 英使答覆派駐宜昌領事竇爾慈(B. G. Tours)前往查勘。 5 月,在英方竇領事“先赴貴州查竣後,至雲南迤東一帶考查”;雲南方面“請派員前往貴州邊界守候”。 因雲南邊民抗鏟情緒嚴峻,會勘人員前往後風險尚存,故省府決定“指派軍隊隨同前往,以資保護”。依據英方所派人員,此次雲南會勘共分為兩路:一路為竇爾慈勘察滇中、蒙自兩道,唐繼堯派出詹秉忠協同辦理;另一路由英國駐騰越領事義思德(A. E. Eastes)勘察騰越、普洱兩道,騰越道道尹由人龍、普洱道道尹陸邦純協同查勘。 竇領事所查地區為雲南中東部,多屬漢地;義領事查驗之區為雲南南部與西部,地處中緬邊境,且少數民族聚集度較高。會勘一開始,英方代表與雲南方面便爭執不斷。 在滇中、東地區會勘一路,起初雲南擬定的路線為“由羅平、宣威經東川、昭通出鹽井渡至四川以同宜昌”,但英方經過查閱地圖和尋訪路人,認為東川、昭通為入川大道,沿途必無煙苗,而開化、廣南一帶“人民強悍,煙苗必多”,於是臨時改易路線。 詹秉忠在徵得省府同意後,“遂由羅平、師宗、彌勒、瀘西、丘北、開化、廣南、經老卡對汛以達河口”。據竇爾慈報告,即使擬定路線後,在如何前往的問題上,雙方仍有分歧:“在羅平,詹先生要求我直達雲南府,建議我們從雲南府(昆明)坐火車,兩天內可以舒適地到達河口。 他說他不喜歡在中國內地旅行的艱辛和不便。 我告訴他,我不打算去雲南府,那裡有英國領事館。 那裡有長期駐紮的英國官員,我絕不會乘火車去視察。 然而,詹先生幾天來從未停止過喋喋不休地談論火車旅行的舒適與我們崎嶇道路的對比。”此外,竇領事認為雲南官員對其會勘顯示出極其不耐煩的態度,“雲南代表給我留下了最不好的印象。 詹先生對我的態度很隨便,粗魯到了無禮的地步。”另一位為雲南府的書記員楊先生,“之所以被任命為代表,是因為他精通英語,但我努力與其交流之後,他只能用一個句子回答所有問題,那就是‘我不知道’。”從英方代表的陳述可以看出,雲南對此次會勘並不配合,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態度應對英國會勘人員。 但從雲南方面的記載來看,英方的391
態度同樣不甚友好。 他們認為,英國領事自行變更路線,若不隨之更改,“恐啟其疑而生爭端”,“依之則先日所預備的飯菜等要搬移另做,時間不夠,自難周全”。 因此,唐繼堯只好命蒙自道尹何國鈞“率隊駐往邱北,會同詹秉忠保護招待”,但竇領事仍不滿意,態度頗為刁難。就雙方爭執的情況而言,可以洞察到部分關鍵信息。 雖然存土收購問題初步解決,但英方對此次會勘的態度依舊嚴格,仍視其為往後談判的籌碼。 雲南方面雖做了周全準備,但鑒於複雜環境的影響,對自身的禁煙效果並不自信。同樣的的矛盾在滇南、滇西會勘路線上亦有出現。 首先,義思德領事認為,“在我勘探騰越地區鴉片作物時,整個中國官僚機構顯然有意在此過程中設置障礙”,且騰越道尹“從一開始就試圖阻止我在所走路線上的自由選擇權”,並且“試圖阻止對大量據點的訪問”。其次,由於在雲南騰越駐派多年,義思德領事與當地官員較為熟悉,故其認為,“聯合調查的原則必然意味着對雙方委派進行檢查的官員相互不信任”,否則在具體操作的情況下,很難客觀,“至少應該堅持中國被委派陪同英國官員的代表,既不應是該地區的本地人,也不應是該地區的官員”。雙方會勘在緊張的博弈中展開。 在中、東一線,儘管竇爾慈領事聲稱雲南官員在回答勘察線路的問題上存在“厚顏無恥的欺騙”,但在其反復變更計劃、竭盡全力查驗的情況下,並未發現任何煙苗,最終在會勘報告中承認:“我沒有看到罌粟種植,也沒有跡象表明,在我到達之前,罌粟可能已被連根拔起。 我認為,無論如何,雲南東部是一個特別貧窮和乾旱的地區;那裡居住着非常貧窮的土著居民;與中國其他地區相比,它成為鴉片種植區的可能性明顯很小。”該路線在查勘無果後,遂由詹秉忠將英方出示的證明書呈送省府報備。在西、南線,英方對雲南官員顯然是不信任的。 義思德及其隨從採取大量走訪的方式來調查該區域的鴉片種植情況。 例如,在南部的南甸地區,他們在勘察到哈尼族聚居區有一片面積很小的罌粟地後,便隨即找到兩位當地居民進行走訪,但得到的信息是“從去年 11 月開始實施了徹底的鎮壓措施”,“在騰沖區,分別採取了不少於三次的根除行動”。在大理下關,義領事認為此處為“雲南最大的鴉片集散地之一”,故求助於一位法國商人和麗江的一個英國使團代表,“以秘密的方式為我獲取有關該省西北部罌粟作物的可靠信息”。 據法方消息稱,在保山北部及麗江永北,“除了在不易到達的地點之外,沒有留下任何作物”;到 4 月中旬,麗江鶴慶等地“已經沒有種植的痕跡”;“可能只有傈僳族和其他部落的人種植,而官方幾乎無法控制他們”。 駐大理的英美代表也認為,“他們兩人都進行了廣泛的旅行,他們向我保證,現在已經晚了幾個星期,不可能在麗江發現鴉片作物”。西、南線會勘共計 76 天,除發現一處極小的孤立罌粟地外,義領事認為:“我們這次旅行同樣沒有發現任何罌粟種植的痕跡”。 “無論是由於會勘時間晚了,還是由於鴉片鎮壓運動的深入”,“中國人無疑作出了真正的努力”;“這一努力肯定使該省付出了非常大的代價,據騰越道尹估計不少於 50 萬美元。 他向我保證,在去年 11 月至 3 月期間,僅就鴉片問題的官方電報費,每字 6 美分,就達 2,000 多美元,這是一個開支巨大的例子。”雲南禁煙會勘的成功,離不開官方的努力和普通百姓的積極配合。 每到一地會勘完畢,各地官員即電覆省府確無煙苗。 羅平縣報告“會勘煙苗並無一莖,發現其一切招待保護均未疏忽”;景谷縣勞知事會勘完畢即報告“會勘煙苗克竣,並無發現”;陸良縣各屬民眾在會勘前多次前往田間拔除野生奶漿、苦麻等藥株,尋其緣由,“均謂此種草質含有白漿,如果不預拔除恐會勘時誤為煙類辦理”。唐繼堯也在會勘中途向北京內政部電告“騰越、龍陵兩屬勘畢確無煙苗,除候全省勘畢,再遵491
電統核所屬官吏分別呈請獎懲”。最終,由義領出具證明書交與由道尹,並電北京英公使覆命”。四、紛爭再起與艱難解決8 月,雲南會勘正式結束,洋煙入華問題理應就此解決。 但北京政府與英國煙商訂立《收買存煙合同》一事,經中外媒體報導後,引起了軒然大波。 國會議員聯名質詢政府,稱“副總統本無對外之職權,且於政治上本不負責任,以無此職權不負責任之副總統竟與洋商簽約,微論有損尊嚴,致傷國體”。國民禁煙大會痛斥政府,謂“收買存土辱國殃民,政府置民意於不顧”,並將“調查收買存土內容之黑幕,揭示全國”。北京政府不堪重壓,宣佈“特開國務會議議決先行取消合同,再議辦法”。就此情況,上海洋藥聯合會第一時間向馮國璋致電交涉,要求北京政府盡快兌現承諾,收購存土,“面對政府購買的承諾,我們不認為承擔義務是一種空洞的形式”,並提出要求:“從 4 月 1 日起,一切有關鴉片的費用、運輸費、儲存費、保險等,都必須由政府負擔”。事實上,由於各界強力反對,北京政府並未將該收購合同賦予實施,故英方在會勘問題上不肯表態,甚至進一步施壓,以期解決存土問題。 一直宣稱“不介入”的英國政府,為了對煙商保駕護航,此時亦公開插手收買存土的事項。 英國政府在致其駐華使館的函電中稱:“如果中國政府就此問題與你們接觸,英國政府將同意你們的建議,承認這些協議。”中英雙方爭執的另一焦點在於,《收購存煙合同》在尚處爭議的情況下,上海、廣州兩地已經宣佈從 1917 年 4 月 1 日起禁止外國洋煙進入。中方認為,存煙合同已簽訂,理應在此時間停止洋煙入華。 但英方認為,在尚未議定剩餘六省禁煙會勘結果的情況下,中方關閉上海、廣州口岸的行為明顯違反 1911 年《禁煙條件》的第三條,即:“無論何省土藥已經絕種,他省土藥亦禁運入,顯有確據,則印藥即已不准進入該省,惟言明,廣州、上海二口應為最後之結束,務須俟中國政府盡行以上辦法,始可將該口禁止印藥入口。”因此,英國駐華使館直接致電北京政府外交部,要求中國政府認真履行條約義務。從英方內部報告來看,雲南禁煙會勘結果顯然是積極的。 會勘結束後,英國駐華使館認為,“從前些年對其他省份的檢查所採用的標準來看,剛剛完成的調查有明顯證據表明地方當局採取了嚴厲的鎮壓行動,足以支持中國政府的主張,即應將這六個省份列入禁止印度鴉片進入的省份名單”。但伴隨存土問題的僵持不下,禁煙會勘結果確認事宜也被擱置。1917 年 7 月,主持擬訂《收購存煙合同》的馮國璋代理大總統一職,這為英方解決存土問題及商討會勘結果提供了轉機。 上海洋藥聯合會再次向馮國璋方面活動,力求解決存土問題。 1918 年1 月 8 日,北京政府發佈大總統諭:“禁煙合同期限屆滿,此案亟宜速辦,不能再緩”。與此同時,英國官方也釋出希望解決存土問題的意向,並明確提出以確認六省禁煙會勘事項作為交換。 1 月 17 日,英國外交部致電英屬印度政府時表態,如果印度方面同意,外交部將建議駐華使館方面“盡快向中國政府表明,英方準備就有關省份的正式關閉洋煙輸入作出安排”。 不過,前提條件是“要求中國政府撤回他們 1917 年 5 月 18 日的照會,承認他們對 1919 年《禁煙條件》的錯誤解釋,承認他們對過早關閉上海和廣州港口的立場是非法的”。言外之意,英方可以同意關閉禁煙會勘六省的洋煙輸入,但需要中國政府重新打開上海和廣州口岸,即解決英商的存煙問題。 3 月2 日,英國外交部正式電告其駐華公使朱爾典,要求告知中國政府,一旦收到取消或撤銷“上海和廣州港非法和過早關閉”的照會,英方將“準備與他們安排正式關閉六省洋煙輸入事項及 1911 年協定的確認”。591
6 月 11 日,北京政府財政總長與上海洋藥聯合會正式訂立《收購存煙二次補充合同》,由中國政府收購上海洋商的全部 1,577 箱半存土,價格則由之前的每箱 8,200 兩降至 6,200 兩,以民國元年中國政府 6 厘債券作為支付方式,分 10 年償清。除此之外,北京政府準備將收買的存土在江蘇、江西、浙江、湖北四省售賣,企圖彌補收購存土帶來的損失。收買存土及繼續在國內銷售的決定立即引起國內各界輿論的討伐。 更滑稽的是,在第二次簽訂存土合同後,本以為可以順利解決禁煙會勘問題的北京政府,卻遭到英國政府倒打一耙。 英方首先佯裝對該協議的簽訂並不知情,稱此事“令他們大吃一驚”,“中國政府在制定這項協定時,無視1911 年《禁煙條件》已經終止的事實,而他們的政策與發出的(關閉上海、廣州)海關通知行動是直接矛盾的”。 其次,“將警告中國政府,如果中方堅持執行上述的意圖,英國政府將提出照會,以便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的心目中,澄清自己的一切責任”。如果因此即認為英方轉變了對存土處理的態度,那便過於天真。 11 月,朱爾典與新任大總統徐世昌會面,將中方與上海洋藥聯合會簽訂《收購存煙二次補充合同》的責任歸咎於前總統馮國璋,稱其是因“收受賄賂”和謀利而定。 徐世昌表態,“他已經下令停止在上海的進一步銷售”,“他本人的願望是公開焚燒,但這一步在中國目前的財政困境中將是最尷尬的”。 朱爾典的回覆則將英方的獠牙表露無遺:“我告訴他,為了減輕中國的負擔,確保一筆清白的交易,我們準備以每箱 3,000 盧比的價格接管鴉片,然後把它運出中國”。英方為了其本國煙商及自身謀利,不惜借道德和條約的力量,出爾反爾,耍盡心機,企圖榨取中國在禁煙事宜上的最後一點利益。令人振奮的是,在社會各界的抵制下,英國官方企圖低價轉購存土的想法並未實行,因此一度拒絕與中國政府溝通停止洋煙入華的事項。 1919 年 1 月,北京政府派遣張一鵬為監視員,在上海浦東陸家嘴江海關,歷時三日將所收存煙全部焚毀。北京政府在上海焚毀存煙的態度與決心,使英方無法繼續以此做文章。 4 月,朱爾典正式照會中國政府,“我已接到指示,向閣下轉達英國政府對中國政府和人民為國家和全人類所做出巨大犧牲的感激之情”。 英方正式承認 1911 年《禁煙條件》結束,六省禁煙會勘也最終畫上句號。 同時,“標誌着外國合法向中國輸入鴉片時代的結束”。結 語1917 年禁煙會勘,是中英雙方驗收十年禁煙條約義務的關鍵。 雲南因其地理的特殊性和政治的相對獨立性,在最後會勘的六省中頗為特殊,成為解決洋煙入華問題的不確定因素。 一旦查驗不合格,便將在談判時授人以柄,陷入被動,甚至遭到加倍輸入的懲罰。 可喜的是,因南北和談及上海煙案的影響,雲南方面展現出前所未有的禁煙力度;其餘五省亦出台強有力的措施鏟煙施禁,配合會勘。 雖有部分邊區效果不盡人意,但六省均積極配合,成功因應了中英禁煙會勘,幫助國家走出煙毒侵擾的困境。北京政府希冀通過禁煙會勘徹底解除條約,停止洋煙入華。 但在動盪不安的民初社會,執政者更迭頻繁,更有甚者力圖通過收買外國存煙攫取資金,擴充政治資本。 除此之外,各地方勢力割據林立,政令不一,官賣鴉片的現象時有發生,禁煙會勘僅成為回應一時的“政治正確”,而非釜底抽薪式的根本解決。 禁煙問題仍然任重道遠。作為近代中國煙患的製造者,英國一方面利用不平等條約肆無忌憚地向中國輸入鴉片;另一方面則操縱國際輿論,佔領道德制高點,聲稱“協助”中國進行十年漸禁。 但在關涉英國煙商存土無691
法按時銷售的問題上,英方不斷出面施壓,以是否進行會勘及確認結果為要挾,逼迫中國政府妥協就範,收買存土。 甚至在北京政府與英國煙商簽訂收購協議後,英方仍不忘倒打一耙,指責中方破壞禁煙條約,企圖將價格壓至極低後向中方進行二次收買,運出海外謀利。在外國勢力盤踞的近代社會,列強善用條約、規則及國際秩序等手段,將其在華的各項利益最大化。 雲南禁煙會勘交涉的過程,深刻反映出英國在道義與利益取捨中的雙標作態,既不親自出面毀壞禁煙“道義”,又要利用規則和代理人盡力壓榨,竭澤謀利。 由此相信,惟有實現國家統一、民族獨立,才是解決近代禁煙問題的關鍵所在。①與本論題相關的前人研究有:王宏斌:《禁毒史鑒》,長沙:岳麓書社,1997 年;張瑋、李政勤:《1917年北京政府“收買存土”案研究》,太原:《中北大學學報》,2012 年第 1 期;杜梟溦:《民國初年東南地區中英禁煙交涉(1912 ~ 1918)》,石家莊:河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 年。 以雲南禁煙會勘為視角研究該時段的中英存土交涉,目前鮮有成果。②王宏斌認為,外國傳教士出於道義與緩解中外矛盾、博得中國人對西方宗教文化的好感的目的,在中國成立禁煙會,在各地設立戒煙所,並聯合請願,積極奔走於中英雙方政府之間,“在這個時期,西方傳教士反對鴉片貿易的真誠是無可懷疑的。”參見王宏斌:《清末新政時期的禁煙運動》,北京:《歷史研究》,1990 年第 4 期;《二十世紀初英美對華鴉片政策與清末禁煙運動》,天津:《南開史學》,1991 年第 2 期。③《呈籌擬禁煙辦法十一條繕具清單》,光緒三十二年十月初六日,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全宗 03⁃7403⁃008。④《駐華英使朱爾典致英外部大臣葛雷公文》,1907年 2 月 6、7、9 日,《英國藍皮書·為中國禁煙事》,上海:《外交報》,第 225 期。⑤《外務部奏覆陳籌議禁煙與各國商定辦法摺》,《英國藍皮書·為中國禁煙事》,上海: 《外交報》,第236 期。⑥Foreign Office to India Office, Apri l2, 1910, A Fac⁃simile Reproduction of The Foreign Office Collection(F.O.415)in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London: The OpiumTrade 1910⁃1941, Vol. 1, 1910⁃1911, PartⅠ, Wilmington,Delaware: Scholarly Resources Inc, 1974, p. 27.⑦《禁煙條件,1911 年 5 月 8 日》,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彙編》第二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 年,第 711 頁。⑧《中英續訂禁煙條件之全文》,上海:《申報》,1911年 5 月 16 日;《中英續訂禁煙條件之全文(續)》,上海:《申報》,1911 年 5 月 17 日。⑨《外交部致內務總長湘皖魯三省內應禁運印煙入境希查照函》,北京:《政府公報》第 384 號,1913 年 6月 1 日;《稅務處督辦梁士詒、會辦蔡廷幹呈報各省禁止印藥入境日期文並批令》,北京:《政府公報》第767 號,1914 年 6 月 25 日。⑩Sir Edward Grey to Sir J. Jordan, February 1, 1913,The Opium Trade 1910⁃1941, Vol. 3, 1913⁃1916, PartⅦ, p. 41.《鄒魯建議厲行煙禁》,上海:《申報》,1916 年 9 月19 日。《蘇贛粵三省禁賣土煙合同,1915 年 5 月 1 日》,王鐵崖主編:《中外舊約章彙編》第二冊,第 1092 ~1094 頁;第 1253~1254 頁。《雲南近政紀要》,上海:《申報》,1912 年 10 月25 日。《財政司以鴉片為生財唯一法門》,昆明:《滇南公報》,1912 年 5 月 20 日。《譯電 北京電》,上海:《申報》,1912 年 7 月 20 日。宋光燾:《鴉片流毒雲南概述》,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雲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 1 輯,昆明:內部發行本,1963 年。Sir J. Jordan to Viscount Grey, September13, 1916, The Opium Trade 1910⁃1941, Vol. 3, 1913⁃1916, Part X, p. 16; p. 16; p. 17; p. 17; p. 18.《丁義華與徐樹錚之談話》,天津:《大公報》,1916年 9 月 14 日。《萬國改良會致各省電》,天津:《大公報》,1916 年791
9 月 14 日。《內務部諮各省請認真禁煙文》,天津:《大公報》,1916 年 9 月 24 日。關於雲南煙案的研究,參見趙曜:《禁煙、司法與黨爭:1916 年上海官運煙土案研究》,上海:《近代中國》,第 34 緝,2021 年;周寧:《上海“私土案”與民初政爭》,北京:中國人民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 年。《專電》,昆明:《共和滇報》,1916 年 10 月 25 日。《雲南厲行禁絕煙苗條例》,昆明:《共和滇報》,1916 年 10 月 26 日。《擬定雲南軍隊及游擊隊輔助鏟煙苗條例》 《擬定軍隊查剗煙苗條例(續)》,昆明:《共和滇報》,1916年 10 月 25、28、30、31 日。《雲南抵抗鏟煙案之駭聞》,天津:《大公報》,1915年 5 月 18 日。《滇南鏟煙風潮一束》,北京:《順天時報》,1915 年5 月 18 日。《滇匪違抗鏟煙之亂事》,北京:《順天時報》,1915年 12 月 26 日。《滇民違抗鏟煙志詳》,天津:《大公報》,1915 年 12月 27 日。李子輝:《雲南禁煙概況》,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雲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 3 輯,昆明:內部發行本,1963 年。《邊縣鏟煙之惡戰》,北京:《晨鐘報》,1917 年 2 月11 日。《雲南鏟煙大波折 煙匪強悍官軍單薄》,上海:《民國日報》,1917 年 2 月 8 日。《滇邊抗鏟煙苗之劇戰》,天津:《益世報》,1917 年2 月 11 日。《雲南鏟煙之大波折》,北京:《順天時報》,1917 年2 月 7 日。《政府對唐督軍請款鏟煙之意見》,北京:《順天時報》,1917 年 3 月 11 日。《滇邊抗鏟煙苗之劇戰》,天津:《益世報》,1917 年2 月 11 日。《副總統府發表收買存土顛末》,上海:《申報》,1917 年 2 月 24 日。《西報紀中政府收買存土之原因》,上海:《申報》,1917 年 2 月 11 日。《政府收買洋商積土說》,北京:《晨鐘報》,1916 年10 月 27 日。Mr. Alston to Mr. Balfour, March 3, 1917, The O⁃pium Trade 1910⁃1941, Vol. 4, 1917⁃1921, Part Ⅺ, p. 8;p. 7.Mr. Alston to Mr. Balfour, January 22, 1917, The O⁃pium Trade 1910⁃1941, Vol. 4, 1917⁃1921, Part Ⅺ, p. 1.Mr. Alston to Mr. Balfour, December 16, 1917, TheOpium Trade 1910⁃1941, Vol. 4, 1917⁃1921, Part Ⅺ,p. 1.Mr. Alston to Mr. Balfour, January 24, 1917, The O⁃pium Trade 1910⁃1941, Vol. 4, 1917⁃1921, Part Ⅺ, p. 2.Mr. Alston to Mr. Balfour, February 2, 1917, The O⁃pium Trade 1910⁃1941, Vol. 4, 1917⁃1921, Part Ⅺ, p. 2.Mr. Balfour to Mr. Alston, February 23, 1917, The O⁃pium Trade 1910⁃1941, Vol. 4, 1917⁃1921, Part Ⅺ, p. 4.《粵省會勘煙苗之準備》,上海:《申報》,1917 年 3月 13 日。《預備會勘煙苗》,上海:《民國日報》,1917 年 3 月10 日。《英人會勘贛省煙苗》,上海:《新聞報》,1917 年 3月 11 日。《籌備會勘煙苗》,上海:《新聞報》,1917 年 3 月18 日。《內務部諮覆陝西省長文》,北京:《政府公報》第430 號,1917 年 3 月 23 日。《會勘煙苗》,上海:《時報》,1917 年 3 月 13 日。《滇省清除煙匪之善後》,上海:《申報》,1917 年 5月 19 日。雲南省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續雲南通志長編》中冊卷 42《民政七·禁煙·英領會勘經過》,昆明:雲南省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1986 年,第 455 ~456 頁。“Report of an Inspection of the Eastern Part ofthe Province of Yunnan, to Learn the Amount of Culti⁃vation of Opium Poppy, May 1917” , July 20, 1917, TheOpium Trade 1910⁃1941, Vol. 4, 1917⁃1921, Part Ⅺ, p.50; p. 49; pp. 50⁃52.“Report on a Tour of Inspection for Opiumin West and South Yunnan” , June 26, 1917, The Opium891
Trade 1910⁃1941, Vol. 4, 1917⁃1921, Part Ⅺ, p. 40; p.48; pp. 41⁃42; p. 46; p. 48.《禁煙會勘後之好消息七志》,昆明:《義聲》,1917年 5 月 18 日。《禁煙會勘後之好消息八志》,昆明:《義聲》,1917年 5 月 21 日。《人民贊助禁煙會勘》,昆明:《義聲》,1917 年 5 月11 日。《唐兼省長為禁煙事覆內務部電》,昆明:《義聲》,1917 年 5 月 9 日。《收買存土之再質問》,上海:《申報》,1917 年 3 月27 日。《國民禁煙會開會紀事》,上海:《申報》,1917 年 3月 28 日。《閣議取消收買存土合同》,上海:《申報》,1917 年4 月 22 日。Shanghai Opium Combine to Feng Kuo Chang, April18, 1917, The Opium Trade 1910⁃1941, Vol. 4, 1917⁃1921, Part Ⅺ, p. 25.Lord Robert Cecil to Mr. Alston, May 10, 1917, TheOpium Trade 1910⁃1941, Vol. 4, 1917⁃1921, Part Ⅺ,p. 21.“Opium Agreement: Minutes of Interview with Rep⁃resentative of Opium Combine” , May 8, 1917, The Opi⁃um Trade 1910⁃1941, Vol. 4, 1917⁃1921, Part Ⅺ, p. 27.Mr. Alston to Chinese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May 4, 1917, The Opium Trade 1910⁃1941, Vol. 4,1917⁃1921, Part Ⅺ, p. 27. Mr. Alston to Mr. Balfour, August 6, 1917, TheOpium Trade 1910⁃1941, Vol. 4, 1917⁃1921, Part Ⅺ,p. 39.《馮國勳啟用關防之接洽》,上海:《申報》,1918 年9 月 11 日。Foreign Office to India Office, January 17, 1918, TheOpium Trade 1910⁃1941, Vol. 4, 1917⁃1921, Part Ⅶ,p. 2.Mr. Balfour to Sir J. Jordan, March 2, 1918, The Opi⁃um Trade 1910⁃1941, Vol. 4, 1917⁃1921, Part Ⅶ, p. 5.《收購存煙第二次補充合同,1918 年 6 月 11 日》,王鐵 崖: 《 中 外 舊 約 章 彙 編 》 第 二 冊, 第 1371 ~1372 頁。Sir J. Jordan to Wai⁃Chiao Pu, September 26, 1918,The Opium Trade 1910⁃1941, Vol. 4, 1917⁃1921, PartⅦ, p. 12.Sir J. Jordan to Mr. Balfour, November 18, 1918, TheOpium Trade 1910⁃1941, Vol. 4, 1917⁃1921, Part Ⅶ,p. 10.《上海焚燒存土紀》,天津:《益世報》,1919 年 1 月21 日。Sir J. Jordan to Wai⁃chiao Pu, April 29, 1919, The O⁃pium Trade 1910⁃1941, Vol. 4, 1917⁃1921, Part Ⅷ,p. 22.王宏斌:《禁毒史鑒》,第 368~369 頁。作者簡介:趙曜,廣東工業大學校史館館員,博士。 廣州 510006[責任編輯 陳志雄]991
ABSTRACTSFrom “Third⁃Person Ontology” to “Political Aesthetics”———The Self⁃interpretation of the Road of My Philosophical Studies .......................................................................................................................................................................Zhang Dun (005)Abstract: “Third⁃person ontology” and “political aesthetics” are the two most important philosophical works of the authorsentire academic career, proposing two different positions and styles of philosophy respectively. “Third⁃person ontology” re⁃sists the first⁃person interpretation of being in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which understands beings as a “phenomenon ofbeing” premised on “ I think” with the standard of “being seen by me” . It creates a new ontology of “ it exists” that takes“content of existence itself” under the third⁃person standpoint as the origin of the question. The goal of “political aesthet⁃ics” is, first, to promote a major shift in aesthetics, that is, to put an end to the recent literary aesthetics centered on the studyof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of works of art, and to open a political aesthetics centered on the study of the beauty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the beauty of human nature, whose substantive claim is to return to Platos classical aesthetics. Second, tochange the dimension of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Marx, that is, to understand Marxs doctrine as a political aesthetic thatreopens the thinking of the best politics and the most beautiful humanity under the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modernity.Keywords: First⁃person ontology; third⁃person ontology; literary aesthetics; political aestheticsValue Rationality a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of Practice in Qianhai ................................................................Zhang Yuge (026)Abstract: Practice in Qianhai has been a great leap in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its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whichsymbolizes the integration of value rationality a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Value rationality refers to the generalized valuessuch as “belief” and faith, embodied in Qianhai practice that manifests with openness and innovation. Whil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refers to the ways and means that facilitate Qianhai practice, specifically the principle, strategy, method and mode.The organic connection between value rationality a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is reflected in Shenzhen⁃Hong Kong coopera⁃tion in Qianhai with "openness", "development" and "function" as its core. With its unique historical depth, realistic width,strategic vision and important values, Qianhai practice has become an example for the successful practice of the Chinesemodel.Keywords: Practice in Qianhai; value rationality;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Shenzhen⁃HongKong co⁃operationThe Evolution of Macaos Public Finance System in the 20 Years since the Handover ................................Loi Hoi Ngan (039)Abstract: Since the Macao handover, the gaming and tourism industry has drive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acaos econo⁃my, brought abundant income, and reserves to the governments treasury, thus providing sufficient guarantee for the publicadministration. Through financial transfer payments, the government has increased the supply of public goods such as trans⁃portation, medical care, and education, and has shared the frui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Macao citizens. At the sametime, the government has continuously improved the public financial management system by revising fiscal regulations andestablishing a fiscal reserve system to respond to societys demands for more fiscal transparency. Because of the impact of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the amendment of the new gaming law, the Macao government is facing not only the pressure ofa sharp increase in fiscal expenditure under the anti⁃epidemic policies, but also the deep adjustment of the gaming industryand an urgent need to seek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evolution of Macaos public finance systemsince the handover, and finds that with the increase and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the public finance systemprovides a good foundation for co⁃operating with governance, thereby ens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overnments gov⁃ernance philosophy, promoting Macaos economic recovery and achieving long⁃term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Keywords: Macao; public finance; fiscal reserve002
On the Featur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Matteo Riccis A Treatise on Memonics ...........Fang Huanhai & Gao Mingle (049)Abstract: From the 16th to the 19th century, Western missionaries and scholars made an enormous effort to meaningfully in⁃terpret the featur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Many sinologists tended to interpret the shape and semantics of Chinese charactersin imaginative way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ways of learning and memorising Chinese characters according to A Treatiseon Memonics by Matteo Ricci. Based upon analysis, the paper found that Matteo Ricci created three different ways tochange the shapes, sounds and semantics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to psychological impressions, which contained the usage ofthe original image, the creation of the image, or the borrowing of an image from homophone characters. Moreover, the booksuggested that this method would lead to better memorisation for those who were trying to learn Chinese characters.Keywords: Matteo Ricci; A Treatise on Memonics ; the featur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constructionThe Nominalization of “Bounded” Marker “Ge” in Anhuis Susong Dialect ...........................................Huang Xiaoxue (061)Abstract: In Susong dialect, “ge(個)” can be used in the structures of “V + ge(個) + X” (X is an uncountable noun, ad⁃jective or verbal component) and “V + de + ge(個)+ C” (C is a component indicating a deep degree) which acts as thepredicate. In semantics, ge refers to the following component, and its function is to make the following X or C into a bound⁃ed and individually⁃referable object.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a relaxed and casual tone and plays a role in highlighting C.This kind of “ge(個)” evolved from the quantifier “ge(個)” , which represents a single quantity.Keywords: Susong dialect; quantifier “ge(個)” ; object marker; nominalizationA Grain of Fallen Wheat: Brief Investigation on the Life of the Macanese Jesuit Brother António Cai ...........................................................................................................................................................................Thierry Meynard (067)Abstract: Between 1666 and 1671 some twenty foreign missionaries were exiled from the Jesuit Church of the Great Originat Canton, after which they left more than a hundred reports, letters and works. Surprisingly not much attention has beengiven to the Chinese Catholics living with them.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Macanese António Cai (António Fernandez) whoarrived at the Church of the Great Origin in 1669, where he died the following year. The paper investigates his life, first dis⁃cussing how he experienced life with Lodovico Buglio and Gabriel de Magalhães, the cruel persecution of Zhang Xianzhongin Chengdu, how he joined the Jesuits, and finally how he spent his final year in Canton. Truly, António Cai did not leavemuch writing, but he greatly impressed the missionaries who considered him as a martyr.Keywords: António Cai (António Fernandez), S.J.; Catholicism; Jesuit; Macao; CantonReconsidering Ding Dunlings Role in Sino⁃French Cultural Exchange .........................................................Xie Jingzhen (076)Abstract: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Ding Dunling directly participated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Culture in France and thus made a unique contribution to the Sino⁃French Cultural exchange in this period. Ding arrived inParis from Macao as a “contract labor” to assist French Sinologues with their Chinese studies, but unexpected changes in hislife and career made him become the Chinese teacher of Judith Gautier (俞第德) as well as her collaborator in literary writ⁃ing. The co⁃translation of Le Livre de Jade with Judith Gautier, resulted from this unique connection, constituting the secondFrenc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oetry in history. Ding, himself, thus became the first Chinese who endeavored to promoteChinese culture in France through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oetry. Originally, Dings intention in Paris was to make a livingusing his language skills, but he inadvertently became “ a Chinese celebrity in Paris” . His life and career in France conse⁃quently represent very important themes such as nostalgie, vagabondage, and lointain. Although Ding played a relativelymarginal role, reconsidering his contribution can shed a light on a vivid, complex, and rich chapter of the history of Sino⁃French cultural exchange, and provide an opportunity to re⁃examine the contribution of less significant figures to dissemina⁃ting Chinese culture to the West.Keywords: Ding Dunling ( Ting Tun Ling ); Judith Gautier ( 俞 第 德 ) ; Le Livre de Jade ; Sino⁃French CulturalExchange; Macao102
A Tenta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Dispute on the Historical Issue of Xuanzang between Chen Yuan and Liang Qichao ......................................................................................................................................................................................Wang Hao (086)Abstract: As prominent scholars, Liang Qichao and Chen Yuan are both from Xinhui county of Guangdong province. More⁃over, they shared the same field in their career from the 1910s to the 1920s. However, it is a little odd that they had little di⁃rect communication. In 1924, Liang Qichao and Chen Yuan once had a scholarly dispute on the historical issues of the fa⁃mous monk Xuanzang of the Tang dynasty, with both of them publishing their articles i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 This e⁃vent might be the only direct interaction of scholarship between the two masters. Existing studies have fully discussed theca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ademic correctness or error. However, if we put this dispute into the long life of Chen Yuan, itis not difficult to see the abnormality of this case. After Chen Yuan’s discussion was published, Liang Qichao made neitherrevision nor response, as if nothing had happened. Besides, Chen and Liang seemed to have no other words about this mat⁃ter. Superficially, this was a mere academic dispute. In fact, both Chen Yuan and Liang Qichao had some subtle words anddeeds in this seemingly peaceful academic “dialogue” .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re⁃examine this case by paying close attentionto some exogenous factors which are beyond the academic dispute, and tries to help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importantscholars and academic history in modern China.Keywords: Chen Yuan; Liang Qichao; academic dispute; Zhongguo Lishi Yanjiufa ; The Eastern MiscellanyThe Construction and Influence of Print Media ...............................................................................................Zhang Yaoming (097)Abstract: Gutenberg was the innovator and master of movable type, and his inventions were mainly in four areas: first, find⁃ing the alloy material for casting movable type; second, inventing the hand⁃casting tool; third, improving the printing ink;and fourth, inventing the mechanical printing machine. The incorporation of all these technologies into a unified, complete,and continuous printing production system not only explored the potential for mechanically designed division of laborprocesses, but also foreshadowed the trend toward the use of machines (presses) for industrialized (re)production. Printingestablished a “new scale” , referring both to changes in the way people produced literature to changes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e print media constructed the pluralization of information or knowledge carriers,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thedivision of labor, the standardization of printing,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he popularization of communication, and tosome extent contributed to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modern social management. In the course of contin⁃uous change and progress, print media became an emerging medium for the Renaissance, a propaganda weapon for the Re⁃formation, an important agent of educational change, and a powerful lever for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which gradually re⁃duced the differences among peoples and created a print civilization with worldwide and universal significance.Keywords: Moveable type printing; Bi Sheng; Gutenberg; print media; print civilizationKnowledge Service in Digital Publishing: A New Engine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Journals ...........................................................................................................................................................................................Du Min (11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tinuous digitalization and gradual intellectualization of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thevalue of knowledge services has become more prominent and has become the new trend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clu⁃ding the periodical industry, and the starting point of new publishing forms. Knowledge service in digital publishing is a newpublishing industry that the state strives to build, the pursuit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and theresult of externalization of its inherent attributes. To promot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knowledge service of aca⁃demic journals, we should grasp the dilemma that academic journals are not highly digitized and face multiple contradictions.We should not only enhance the sense of urgency of knowledge service, by grasp the general and special laws of academicjournals knowledge service, as well as build a digital knowledge service platform that conforms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ca⁃demic journals and integrates media.Keywords: Digital publishing; knowledge services; knowledge resources; academic journals; media convergence202
The Rationality and Limitation of “Historical Facts and Literature” : From the Study of Chen Baozhens Death .....................................................................................................................................................................................Zhou Yang (124)Abstract: The study of Chen Baozhens death has been a hot⁃topic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there is a problem with thesestudies regarding researchers use of “historical facts and literature” to find out the truth about the cause of Chen Baozhensdeath. However, they have fallen into a state of confrontation with the interpretation of multiple texts, which are useless forthe exploration of specific facts, and even makes reporting more complicated and confusing. The emergence of this stalemateis rooted in the lack of relevant reliable historical data, and it is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ack of attention paid by research⁃ers to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study when using mutual proof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at the same time.Keywords: Historical facts and literature; rationality and limitation; the death of Chen BaozhenA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cal Aesthetics: a Review of the Unofficial Biography of Liu Rushi .....Lu Xinsheng (133)Abstract: The Unofficial Biography of Liu Rushi is the last work of master historian Chen Yinke. It is different from otherbiographies in that it is “ special” , and therefore cannot be interpreted by the usual ways of evaluating academic works.Nowadays, there have been many comments on this work, but none of them have been interpre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historical aesthetics” . This paper attempts to look into the biograp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aesthetics, which canbe used to interpret the biography in a new way.Keywords: Historical aesthetics; different; different comments; Chen Yinke; the Unofficial Biography of Liu RushiWang Yuanhuas Absorption and Rejection of Western Thought in His Academic Career .................................Wu Qixing (146)Abstract: As an academic thinker, Wang Yuanhua not only absorbed the essence of Western thought and learning, but alsodid not blindly follow its theory or system, and had a particularly clear understanding in his later years. This article analyzesthe influence of his birth into a Christian family, and the reflection on Rousseaus theory of the state in the 1990s, to clarif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ng Yuanhuas scholarship and Western ideology and culture, and more importantly, when hedraws Western resources, he responds to the situation. Combining the essence of Western learning with traditional qualities inhis independent spirit, Wang Yuanhua has provided Chinese theoretical circles with valuable experiences on how to deal withWestern learning resources.Keywords: Wang Yuanhua; the doctrine of the state; Rousseau; Western thought; thought reflectionXiao Yemus Between A Couple : 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 of Literature ..................................................Song Xueqing (159)Abstract: Xiao Yemus life ended in tragedy, and his fate was tied tightly to Between A Couple , which made him famous,but also got into trouble. In a sense, Xiao Yemu and his Between A Couple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literary event in NewChina. We not only need to return to the historical scene to restore the whole picture of “The Xiao Yemu Incident” , but alsoneed to return to the original work to re- understand Between A Couple at the historical origin. Its our aim to reinterpretBetween A Couple from three aspects: what to write, how to write it, and for whom to write it, so as to determine the reasonand purpose of criticizing Xiao Yemu and its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literary creation of New China.Keywords: Xiao Yemu; Between A Couple ; literary criticism of “out of the circle” ; urban literature; autobiographyA Conjecture of the Duke Regency of Zhou .........................................................................................................Chen Chenjie (168)Abstract: The truth about the “Duke Regency of Zhou” has always been widely debated. Most scholars have their own o⁃pinions on whether he acted as regent, or had in fact been emperor. These were not referred in the Book of Zhou , which on⁃ly clearly mentions the contradictions and disagreements between Duke Zhou and Duke Zhao, Duke Jiang and some otherbrothers. In fact, the phrase “act as regent” can be understood to be that Duke Zhou held several positions giving him politi⁃cal control, military control and religious authority, which resulted in the instability of the early Zhou dynasty. Based on theevidence shown in the article, old sayings such Duke Zhou acted as regent or had been an emperor are unverifiable specula⁃302
tions.Keywords: Western Zhou; Duke Zhou; regent; prime ministerOn the Renewed Writing of the Poetic History of the Shunzhi & Kangxi Period: Based on the Research on the Manuscript of the Xu Wenyuan Biographies of the Qing Dynasty ........................................................................................Qi Xuemin (177)Abstract: Considered the peak of Qing literature, the poeticl tradition of the Shunzhi & Kangxi period attracts much attentionfrom literary historians.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great deal to be researched on its pre⁃academic history, among which is thefourth draft of the Wenyuan Biographies (Collected Biographies of Scholars from Literary Circles of the Qing Dynasty) is ofspecial significance and has not yet been fully studied. On the basis of the first draft of the Wenyuan Biographies , the man⁃uscript of the Xu Wenyuan Biographies (Continuation of Collected Biographies of Scholars from Literary Circles of theQing Dynasty) included more poets of importance, and changed the regional pattern of poetic sub⁃traditions by adding fromthe provinces of Fujian and Guangdong, and by giving more space to Jiangsu, Shandong and Zhejiang provinces. In addi⁃tion, the manuscript cut down on Wang Shizhen, a leading poet at that time, and expressed a marked preference for Tang Po⁃etry, reducing the learning and Song poetry at the same time, which were emphasized by the first draft of Wenyuan Biogra⁃phies . It is clear that Shunzhi & Kangxi poetics underwent a complicated process of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in the differentversions of the Wenyuan Biographies of the Qing Dynasty, which deserve more attention and further study.Keywords: The manuscript of the Xu wenyuan Biographies ; poetic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Tang poetry; Song poetryThe Anti⁃opium Inspection in Yunnan and Negoti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Great Britain from 1917 to 1919 ........................................................................................................................................................................................Zhao Yao (188)Abstract: At the end of spring and the beginning of summer 1917, China and Great Britain would inspect opium plantationsin six provinc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10⁃year opium ban treaty. According to the regulations, if the opium⁃producingprovinces in China stopped growing opium, Great Britain had to end exporting opium to China. Each side had their ownplan regarding the inspecti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oped to solve the domestic opium problem; whereas Great Britainwanted to forc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buy the remaining opium, because it was holding a large amount of unsold opi⁃um in Shanghai, Guangdong and other places in China. In these circumstances, Yunnan played a special role and had its owninterests. It was not only a famous opium⁃producing area, but also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province after the National Pro⁃tection Movement. After many rounds of negotiation, Great Britain agreed to stop exporting opium to China after the inspec⁃tion on the condition that the Beijing government buy all remaining British opium. Because of this situation, Yunnan entereda short period of opium cultivation eradication. A study on the opium inspection in Yunnan will benefit an understanding ofopium prohibition, diplomac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Keywords: Yunnan; opium; anti⁃opium inspection; China⁃British negotiation402
《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 年總目錄(第 25 卷第 1~ 4 期)括號內前一數字為刊次,後一數字為頁碼【名家專論】“澳門學”再認識 ———以“一國兩制”文明範式構建為視角齊鵬飛(1·5)酒神精神對虛無主義的克服 ———論尼采的狄奧尼索斯形象劉森林(2·5)愛的現代性:論文藝復興時期的愛慾汪民安(3·5)從“第三人稱”到“政治美學” ———我的哲學之路的自我闡釋張 盾(4·5)【港澳研究】主持人語 劉澤生(1·25)“雙循環”新格局下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蔡赤萌(1·26)粵港澳大灣區:尊重法治的制度創新彭艷崇(1·40)主持人語 劉澤生(2·25)深港融合發展與區域經濟韌性陶一桃(2·26)深圳前海區域治理模式創新研究謝寶劍(2·40)主持人語 劉澤生(3·25)澳門經濟韌性的評價與提升:產業結構 適度多元化視角 王 鵬 鍾 敏(3·26)綜合旅遊度假村吸引力元素及未來趨勢 ———以澳門綜合度假村為例 紀春禮(3·38)主持人語 劉澤生(4·25)前海實踐的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張玉閣(4·26)回歸二十年澳門公共財政制度演變呂開顏(4·39)【總編視角】主持人語 劉澤生(1·106)出版生活史:對象、立場與可能的走向范 軍 劉曉嘉(1·107)西方期刊評價的現實困境及其啟示江 波(1·120)主持人語 劉澤生(2·106)如何構建與完善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 學術評價體系 葉繼元 袁曦臨(2·107)論學術期刊的學科建構功能 楊九詮(2·117)主持人語 劉澤生(3·101)新世紀二十年中國高校社科學術期刊研究 熱點、問題與進路 姬建敏(3·102)近代報刊生活圖像的視覺話語身份何國梅(3·115)主持人語 劉澤生(4·96)印刷媒介的建構與影響 張耀銘(4·97)502
數字出版知識服務:學術期刊融合發展新引擎杜 敏(4·114)【中西文化】巴黎外方傳教會士 Charles Maigrot 漢名考 ———兼論其在中國禮儀之爭中的地位譚樹林(1·75)歷史檔案中的葛蘭言 盧夢雅(1·87)胡適禪宗史研究與法國漢學 王學進(1·97)語文、教育與實業:廣州丕崇書院 辦學經過(1898~1907) 郭麗娜(2·71)法國漢學家沙畹對清末中國時政的評論與研究賀夢瑩(2·83)《大同報》建構之在華官員關係網及其影響 初探 宋豔華(2·95)主持人語 紀建勛(3·69)景風東扇及其文化效應 朱東華(3·70)“神父的新裝”抑或“耶穌基督的中國面孔” ———利瑪竇形象文化史研究的是與非紀建勛(3·79)建國初期基督教中國化的歷程與路徑: 以“三自宣言”為中心 李華偉(3·90)落下麥子:澳門耶穌會輔理修士蔡按鐸生平 考略 梅謙立(Thierry Meynard)(4·67)丁敦齡:一個“小人物”對中法文化交流的貢獻謝靜珍(4·76)試釋陳垣與梁啟超論辯玄奘年代及相關之問題王 皓(4·86)【文學研究】“現代”文學觀與現代白話小說“開篇”之爭沈慶利(1·129)探尋作為終點的起點:抗戰文藝中的“東北” ———以鄭伯奇四幕話劇《哈爾濱的暗影》 為中心 楊 慧(1·137)張愛玲《流言》之大楚報社再版本略說凌孟華(1·150)革命歷史小說內外邏輯的裂隙與縫合 ———重讀《劉志丹》兼及紅色敘事的歷史 評價問題 吳秀明 俞清瑤(2·126)趙樹理與《紅旗》相關史實考論畢文君(2·137)1970 年代中期的世界文學想像與生產 ———《摘譯(外國文藝)》述略王宇林(2·148)美國漢學家“台灣文學研究”的理論方法 與類型 李詮林(2·160)西方敘事學在中國的接受 江守義(3·126)唐人小說音樂書寫的維度及其審美意義熊 明(3·137)當代英國童書中的中產階級秩序和女性主義立場 ———布萊頓和威爾遜作品分析裴亞琴(3·149)詩文證史的合理性與限度:從陳寶箴死因研究 說起 周 洋(4·124)歷史美學“別解”:評《柳如是別傳》路新生(4·133)王元化與西方思想之分合 吳琦幸(4·146)《我們夫婦之間》:文學的規訓與懲罰宋學清(4·159)【語言翻譯】中葡口譯教學歷史、現狀與展望 ———兼及澳門的貢獻 韓麗麗(2·52)二十世紀敦煌本《六祖壇經》的西方英譯活動: 譯本、過程與功能 桑仲剛(2·62)西方漢學視域下漢字“象”特徵的認知與建構 ———以利瑪竇《西國記法》為中心方環海 高明樂(4·49)602
安徽宿松方言名詞化“有界”標記“個”黃曉雪(4·61)【藝術】培育“模範兒童” ———黎鏗與 1930 年代中國電影童星生產游曉光(1·158)“十七年”新疆民族題材影片再思考:人民敘事 與思想動員 潘 雨(1·169)西樂東漸、中樂南移的文化匯聚 ———論澳門音樂歷史傳統的獨特性戴定澄(3·48)互為鏡像、互相成就 ———蓬皮奧·巴托尼與十八世紀英國壯遊 文化 陳 芸(3·60)【高等教育】澳門高等教育治理變革的影響因素探析 ———公立高校財政協同變化的視角張紅峰(1·49)論為學之藝 ———以“遊於藝”為中心的教育考察孫 傑(1·58)“詩教”演進敘論 ———兼及當代“詩教”的路徑選擇周奉真(1·66)【歷史】清帝辭位詔書的擬稿與改定駱寶善(1·175)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的制度傳承與變異關曉紅(1·181)五四運動與中國革命史敘事之建構王 旭(1·191)誰是中共一大的翻譯 陳 雁(2·170)1935~1945 年季羨林在哥廷根大學所交往之 中國留學生考 ———以《季羨林日記:留德歲月》為中心李雪濤(2·181)近代中國金融史研究的進路 ———以金融風潮為視角 潘曉霞(2·195)台北近史所藏辛亥前梁啟超函札考釋馬忠文(3·181)趙鳳昌與寧波幫商人的交往李志茗(3·188)新中國與舊文人關係之側影:以許寶蘅 加入中央文史研究館為中心吳 昱(3·195)“周公攝政”史實探原 陳晨捷(4·168)論清史《續文苑底稿》對順治康熙朝 詩史的續寫 戚學民(4·177)雲南禁煙會勘與中英存土交涉(1917~1919)趙 曜(4·188)【動物研究專題】主持人語 陳懷宇(3·160)蜀有異獸:唐宋士人對巴蜀動物資源的觀察 與認知 馬 強(3·161)南綠北藍:國史上孔雀種屬與地理分布的 跨學科研究 鄭 豪(3·169)【學術短訊】2021 年度“複印報刊資料”轉載指數排名發布(2·125)702
徵 稿 啟 事 《澳門理工學報》是澳門理工大學主辦的綜合性學術理論刊物,1998 年創刊。 “人文社會科學版”為中文版,季刊,大 16 開本,每期 208 頁。 常設欄目有名家專論、港澳研究、總編視角、中西文化、文學研究、語言翻譯、歷史研究等。本刊熱誠歡迎海內外學界朋友賜稿。 茲就中文來稿規範及相關事項說明如下:一、本刊係學術理論性刊物,尤其歡迎有原創性的學術論文。 來稿篇幅以 12,000~15,000 字為宜,簡體、繁體文本均可,錄入請採用 Word 軟件。二、本刊注釋一律採用文末注,標號順序採用加圓圈的阿拉伯數字①②③……,並置於正文文字的右上角。 具體標注格式如下:1. 專著、譯著、論文集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頁碼。2. 學位論文、會議論文、報告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地點、機構、文獻形成時間、頁碼。3. 期刊文章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出版地、刊名、年期。4. 報紙文章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出版地、報名、日期。5. 古籍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卷次、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或責任者、文獻題名、部類名、卷次、版本。6. 檔案文獻的標注順序為:文獻標題、文獻形成時間、卷宗號或其他編號、收藏地點。7. 外文文獻的標注格式原則上採用該語種通行的引證標注方式。三、參考文獻置於注釋之後,按其重要性或參考的先後順序編號排列。 注釋中已出現的徵引文獻,在參考文獻中不再列出。 參考文獻的標注格式與注釋的格式基本相同,但不標示具體頁碼。四、本刊採用網上投稿,請登錄採編系統 http://MPIJHS.cbpt.cnki.net,在“作者投稿系統”中註冊賬號。 稿件成功提交之後,即可在線跟蹤處理結果。五、來稿需提供 200 字左右的中英文提要、3~6 個中英文關鍵詞及作者中英文姓名。 本刊實行匿名審稿,請作者另紙附上學術簡歷以及聯繫地址、郵政編碼、電話、電子郵箱等相關資料。 基金項目或資助項目請注明具體名稱及編號。六、本刊對擬採用稿件有酌情刪改權,如不同意刪改者,請在來稿時特別聲明。 來稿一經刊用,即付薄酬,並贈送兩本樣刊。 凡刊載於《澳門理工學報》文稿的著作權,均由澳門理工大學和作者共同享有,作者著作權使用費已在稿酬中一次性給付,本刊不再另行支付。 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本刊所授權的相關收錄、上網、下載、轉載或收入論文集等用途,請在來稿時作特別聲明。 稿件請勿一稿多投。 來稿一律不退,敬請作者自留底稿。七、本刊倡導良好學風,嚴格遵守學術規範。 來稿如發生侵犯他人著作權或人身權行為,作者應負全部責任並賠償一切損失。八、歡迎光臨 journal.mpu.edu.mo,免費查閱本刊自創刊以來的各期電子版全文。九、本刊聯繫地址:澳門高美士街澳門理工大學《澳門理工學報》 編輯組。 電話:(00853)85996254。 傳真:(00853)28723786。 電子郵箱:xuebao@mpu.edu.mo《澳門理工學報》編輯組2022 年 10 月 15 日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