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vista da Universidade Politécnica de MacauJournal of Macao Polytechnic UniversityRevista da Universidade Politécnica de MacauJournal of Macao Polytechnic University
人文社會科學版 2022 年第 2 期編輯委員會主 任: 嚴肇基副 主 任: 李雁蓮 劉澤生委 員: (以姓氏筆畫為序)王利民 王長斌 毛思慧朱 劍 仲偉民 李向玉李長森 李惠芳 李雁蓮吳承學 吳新凡 林子予林發欽 姚 申 高自龍陳志雄 陳慶雲 崔月琴張耀銘 黃貴海 齊鵬飛黎明海 劉 明 劉澤生劉曙光 韓璞庚 韓麗麗謝丹嬋 嚴肇基顧 問: 李向玉總 編 輯: 劉澤生副總編輯: 陳志雄澳門理工大學主辦
目 錄2022 年第 2 期 ( 總第 86 期 ) 1998 年 4 月創刊·名家專論·酒神精神對虛無主義的克服———論尼采的狄奧尼索斯形象 劉森林 (5)………………………………………·港澳研究·主持人語 劉澤生 (25)…………………………………………………………………深港融合發展與區域經濟韌性 陶一桃 (26)…………………………………………深圳前海區域治理模式創新研究 謝寶劍 (40)………………………………………中葡口譯教學歷史、現狀與展望———兼及澳門的貢獻 韓麗麗 (52)………………………………………………二十世紀敦煌本《六祖壇經》的西方英譯活動:譯本、過程與功能 桑仲剛 (62)……·中西文化·語文、教育與實業:廣州丕崇書院辦學經過(1898~1907) 郭麗娜 (71)……………法國漢學家沙畹對清末中國時政的評論與研究 賀夢瑩 (83)………………………《大同報》建構之在華官員關係網及其影響初探 宋豔華 (95)………………………
·總編視角·主持人語 劉澤生 (106)…………………………………………………………………如何構建與完善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評價體系 葉繼元 袁曦臨 (107)……論學術期刊的學科建構功能 楊九詮 (117)……………………………………………·文學研究·革命歷史小說內外邏輯的裂隙與縫合———重讀《劉志丹》兼及紅色敘事的歷史評價問題 吳秀明 俞清瑤 (126)……趙樹理與《紅旗》相關史實考論 畢文君 (137)…………………………………………1970 年代中期的世界文學想像與生產———《摘譯(外國文藝)》述略 王宇林 (148)……………………………………美國漢學家“台灣文學研究”的理論方法與類型 李詮林 (160)………………………誰是中共一大的翻譯 陳 雁 (170)……………………………………………………1935~1945 年季羨林在哥廷根大學所交往之中國留學生考———以《季羨林日記:留德歲月》為中心 李雪濤 (181)…………………………近代中國金融史研究的進路———以金融風潮為視角 潘曉霞 (195)……………………………………………·學術短訊·2021 年度“複印報刊資料”轉載指數排名發布 (125)……………………………………本期英文內容提要 (203)…………………………………………………………………徵稿啟事 (208)……………………………………………………………………………
JOURNAL OF MACAO POLYTECHNIC UNIVERSITYVol. 25, No. 2 (Serial No. 86), 2022CONTENTSOn the Images of Nietzschean Dionysus: Overcoming Nihi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onysian Spirit .............................................................................................................. Liu Senlin (005)Shenzhen⁃Hong Kong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Tao Yitao (026)Research on the Innovation of Shenzhen Qianhai Regional Governance Model............. Xie Baojian (040)Portuguese Interpreting Teaching in China: Past, Present, and Future—Macao’s Contribution ................................................................................................................. Han Lili (052)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Tun⁃huang Version of Liu Zu Tan Jing in the 20th Century: Texts, Process and Function........................................................................... Sang Zhonggang (062)Frenc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ducation and Industries: École Pichon of Guangzhou during 1898 to 1907............................................................................................... Guo Lina (071)The French Sinologist Edouard Chavannes Commentary and Studie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s Political Affairs....................................................................................... He Mengying (083)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Network of Chinese Officials Constructed by The Chinese Weekly and Its Influence..................................................................................... Song Yanhua (095)How to Construct and Perfect an Academic Evaluation System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Ye Jiyuan & Yuan Xilin (107)On th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Function of Academic Journals.......................... Yang Jiuquan (117)Hiatus and Sutures i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Logic of Revolutionary Historical Novels: Rereading Liu Zhidan and the Current Evaluation of the Red Narrative......... Wu Xiuming & Yu Qingyao (126)A Study on Zhao Shuli and Red Flag Magazi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ality of History .............................................................................................................. Bi Wenjun (137)World Literature Imagination and Production in the Mid⁃1970s: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Zhaiyi ............................................................................................................ Wang Yulin (148)Theoretical Methods and Types of “Taiwan Literature Research” by an American Sinologist .............................................................................................................. Li Quanlin (160)Who Were the Interpreters of 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Chen Yan (170)A Study on the Chinese Students Ji Xianlin Interacted with at Göttingen University from 1935 to 1945: Centered on Ji Xianlins Diary: Years of Studying in Germany ............................. Li Xuetao (181)Financial Crises: An Approach to Study Modern Chinese Financial History............... Pan Xiaoxia (195)本期基本參數 : ISSN 0874⁃1824∗1998∗q∗A4∗208∗zh∗P∗MOP50∗1350∗17∗2022⁃04英文顧問 : Joanna Radwanska Williams(安霞) 本期英文編輯 : Áine Ní Bhroin(譚小果)
·名家專論·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2 期酒神精神對虛無主義的克服*———論尼采的狄奧尼索斯形象劉森林[提 要] 酒神狄奧尼索斯形象在尼采著作中經歷了從野蠻到文明、從藝術到哲學再到新宗教的轉變。 從補充阿波羅、矯正蘇格拉底、抵抗耶穌基督、對抗保羅,到承擔塑造未來新文明的使命,酒神精神的內涵在這種轉變中日益清晰,並得以提煉、提升。 陶醉與創造是狄奧尼索斯的第一個品質;超越恐懼的大愛是其第二個品質。 酒神精神就具有克服消極的虛無主義、隱微論意義上的虛無主義的能力;對徐復觀所說中國歷史上“下墜的虛無主義”、“最下流的虛無主義”和“上升的虛無主義”亦具足夠應對能力。 雖然不至於墮落為吉萊斯皮所謂“惡魔”,但狄奧尼索斯應對陀思妥耶夫斯基意義上突破基本價值底線的虛無主義的確捉襟見肘。[關鍵詞] 酒神精神 狄奧尼索斯 虛無主義 尼采 陶醉[中圖分類號] B516.4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2 ⁃ 0005 ⁃ 20酒神狄奧尼索斯之形象在尼采的前後思想中經歷了多次提升和轉變,通過這些提升和轉變,它在尼采思想中的重要性日益明顯。 如果把尼采思想的主題定位於現代虛無主義及其克服,那麽,談論狄奧尼索斯的核心問題自然就聚焦於它對於克服現代虛無主義的貢獻何在。 聚集於此,才能把狄奧尼索斯的價值進一步凸顯和放大出來,也才能理解尼采要在古老的狄奧尼索斯敘事中挖掘那些精神,放大和凸顯那些內涵,並把它們凝聚起來、提升出來用於克服現代虛無主義的根本目標。本文力欲把學術界早已討論較多的狄奧尼索斯話語凝聚到現代虛無主義克服這個根本關注上來,把狄奧尼索斯放在能為克服現代虛無主義貢獻多少的殿堂上讓它發光,讓它承擔,或者讓它通過一下克服現代虛無主義的熔爐看看能煉出什麽靈丹妙藥,通過克服虛無主義的廳堂審判甚或拷問看它能貢獻什麽錦囊妙計,讓它歷經壓榨能榨出多少抵制虛無主義的濃汁? 通過發酵能釀出多少克服虛無主義的佳釀? 本文的意思是,狄奧尼索斯的價值,就體現和凝聚在遏制和克服現代虛無主義功效上。 那麼,它能在什麽程度上克服現代虛無主義,能克服什麽意義上的現代虛無主義?5*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現代虚無主義思想史與批判史”(項目號:19AZX004)的階段性成果。
一、狄奧尼索斯:從酒神到酒神精神狄奧尼索斯形象在尼采著作中經歷了從野蠻到文明、從藝術到哲學再到新宗教的轉變。 伴隨着這種轉變,狄奧尼索斯精神的內涵越來越清晰,也越來越得到提煉、提升。 諸多內容被注入其中,更重的任務交由它承擔。 其實,在尼采之前,狄奧尼索斯就已經經歷了這樣類似的轉變。 從落後野蠻的遠古神話進入希臘文明,狄奧尼索斯形象獲得了一種新的定位和形塑。 按照羅素的說法,狄奧尼索斯原是文明程度低於希臘的色雷斯的神,色雷斯人發明了糧食釀酒的方法,後來又學會了葡萄釀酒。 葡萄酒進一步提升了狄奧尼索斯的形象,使他從保護豐收發展為“對於葡萄以及因酒而產生的那種神聖的癲狂狀態”的保護者和象徵了。①狄奧尼索斯是一個在宗教儀式中以音樂、舞蹈慶祝自然、此生、身體、性、生殖的神,常與山林裡婦女歡舞、生殖、野蠻、迷醉、神秘,以及植物、酒、豐收、狂喜聯繫起來。 狄奧尼索斯身體被赫拉派提坦神殺害後,靈魂被注入了忒拜國公主塞墨勒體內得以重生。 狄奧尼索斯被視為神靈就凸顯了狄奧尼索斯精神的重要性;這種精神會不斷復活重生。在《悲劇的誕生》中,野蠻的狄奧尼索斯精神進入希臘文明,構成希臘悲劇文化的組成部分,已擺脫和超越了野蠻形象。 這個轉變促成了阿波羅文化與狄奧尼索斯文化的整合統一。 “沒有狄奧尼索斯,阿波羅就不能存活”;“狄奧尼索斯元素與阿波羅元素如何在常新的相伴相隨的創生中相互提升,統轄了希臘的本質”。②尼采甚至認為,最古老的希臘悲劇是以狄奧尼索斯的苦難為主題的;狄奧尼索斯是舞台主角;阿波羅也有狄奧尼索斯狀態。 按照尼采的看法,狄奧尼索斯因素不僅是希臘悲劇文化的必要構成因素,而且是最根本的因素。 因為阿波羅因素意味着恐懼,狄奧尼索斯因素意味着對恐懼的克服。 尼采認定歐里庇得斯力欲把狄奧尼索斯因素從希臘悲劇中剔除出去;只是狄奧尼索斯因素太強大了,他無法完全做得到。 尼采把酒神精神解釋為“對於生命的首肯即使在其最陌生和嚴酷的問題中存在;生命意志在其最高級類型的犧牲中為自己的不可枯竭而欣喜萬分”,③是由於後來的希臘理性主義文化遮蔽和貶斥了狄奧尼索斯精神;隨後基督教文化更變本加厲地貶斥它。 每一次貶斥都意味着狄奧尼索斯增加一個對手。 野蠻、神秘、狂迷、規矩的缺失,作為對戒律、秩序等原則的背叛,重新賦予狄奧尼索斯身上。 克萊門在《勸勉希臘人》中就批評道,“狄奧尼索斯的神秘儀式具有十足的野蠻特點……在這裡,我們看清了神秘儀式究竟是什麽,用一句話來說,他就是謀殺和埋葬!”④甚至“就是無神論者們的神秘儀式”,陷入了對上帝一無所知、相信根本不存在這樣的東西這兩種意義上的無神論;而且,這種“無神論和守護神崇拜是愚蠢的兩個極端”。⑤對酒神的這一次次價值重估驅使狄奧尼索斯重新被定為希臘對其文明化之前的野蠻形象。實際上,缺乏文明力量約束的狄奧尼索斯確實是可怕的。 依賴於文明力量的熏陶和滋潤,狄奧尼索斯才能更好地展現其創造性潛能。 但恰如榮格指出的,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中過分立足於審美的視角來解讀他,而審美視角是典型的現代人視角。 實際上,日神和酒神之間的鬥爭及其和解“對希臘人來說,問題從來就不是審美的,而實質上是宗教的”。⑥榮格提醒我們,如果只考慮審美,規範、界限和約束野蠻的東西全都不在乎,那酒神精神可能比動物法則都不如:“動物受制於自身和自身的生存法則,而酒神狀態下的人連這樣的限制也沒有了”。⑦對酒神精神的肯定和弘揚,實際上必定是以文明化的合理約束為前提的。 而這種文明性力量,恐怕也不會只是採取尼采喜歡的文化形式,並戒絕尼采不喜歡的經濟形式和民主制度下的狹義政治的形式。通過對以往價值重估的重新評估,尼采極力糾正這種負面的狄奧尼索斯形象。 在早期作品中,狄奧尼索斯主要作為一種藝術形象出現。 正像有論者指出的,《悲劇的誕生》一書中有兩個狄奧尼6
索斯:“尼采還區分了與太一相關的原始的狄奧尼索斯和與希臘人相關的文明的狄奧尼索斯”;⑧而尼采後來把這兩個狄奧尼索斯凝聚為一個,與原始藝術相關的那個狄奧尼索斯消失不見了。 但這是以原始神話被吸收、被昇華從而就是狄奧尼索斯被提升為一個崇拜對象為前提的。 作為崇拜對象的狄奧尼索斯是尼采從遠古神話中拯救和提煉出來並在當下予以激活的。 作為崇拜對象的狄奧尼索斯,作為哲學分析對象的狄奧尼索斯才是最為值得關注和進一步追究的。⑨不過,即使在早期,尼采眼中的狄奧尼索斯也已明顯具有哲人的潛質,具有發展成為哲學家的諸多素質。 在早期作品《狄奧尼索斯世界觀》中,狄奧尼索斯除了擁有豹子與鷹所體現出來的虎狼之氣之外,無論是像蒼鷹那樣站得高看得遠,深入事物內部,“久久地俯視崖谷,探入自己的深淵……”,還是具有“千般面具”,遠離虛幻的迷霧和烏雲,在“周圍的空氣變得濃烈而清純”、遠離“娘娘腔的懦弱精神”的環境裡茁壯成長,以及忍不住要創造、要說話等素質,⑩都明顯是哲人的素質。 這些素質在以後尼采進一步明細化、強化的狄奧尼索斯形象中必定會繼承和發揚光大。 看得遠、撥開意識形態的迷霧、面對尚未走出迷霧的人們要帶着多個面具、勇敢,都是尼采心目中未來哲人應該具有的基本素質。 這些素質在這個早期作品中的狄奧尼索斯身上已具備了。如果說,早期作品中狄奧尼索斯的對立面是阿波羅,尼采挖掘狄奧尼索斯的酒神精神是要糾正過於理性的希臘文化,用一種自然、身體、迷狂、生成、生殖、創造的精神補充和糾正理性、禁慾、固定秩序、永恆、道德、按部就班的文化,是對“整個希臘思維訴諸於理性的狂熱,透露出一種困境:人們陷於危險,人們只有一個選擇;要麽毀滅,要麽———荒謬地理性”這種狀況的調整和批評,是對過於偏執的理性文化(“最刺目的日光,絕對的理性,明亮、清醒、小心、自覺、拒絕本能、抵抗本能的生活,其自身只是一種疾病”)的糾偏,而不是徹底的顛倒和否定,那麽,隨後的狄奧尼索斯又被尼采賦予更進一步的功能:抵抗和取代基督教的理想。 當尼采發現基督教文化比蘇格拉底理性文化更頽廢、更簡單易行因而更值得關注後,狄奧尼索斯就尼采被派到抵抗基督教文化的最前線去了。基督教被尼采視為頽廢型、報復型價值的代表,是由生活中一無是處、一敗塗地的弱者所設想出的一種全知全能之神替自己包打天下,只要自己一廂情願地信奉這個全能之神就能贏得這個神的全面幫助並由它為自己贏得一切的荒謬邏輯,作為抵抗者的狄奧尼索斯就又成了創造一種替代基督教的全新、真正健康價值的主體。 張揚真實的生命而不是壓抑、扭曲、閹割生命,告別虛假,勇敢地直面嚴烈、殘酷,即使身處永恆輪迴境遇也要勇敢地創造,都是狄奧尼索斯精神的體現。 正如薩拉夸達所說,這種狄奧尼索斯的對立面起初是耶穌基督,隨後被定位於保羅。 如果說,早期著作中的狄奧尼索斯其對立面是蘇格拉底,狄奧尼索斯對蘇格拉底還只是一種糾偏和補充,那麽,狄奧尼索斯的對立面成為保羅後,狄奧尼索斯就需要更強大,所承擔的職能就更多、更重了。 因為期待他消解的頽廢型文化更為低級,社會影響面也更廣,需要付出的努力也就更大。 基督教作為民眾的柏拉圖主義比哲學家的柏拉圖主義更極端、更難消除,因而從實踐層面的工作任務來說其地位就更重要,需要付出更多精力、創造更有效的策略。 這樣一來,在尼采的眼裡,被他批判的價值存在者中,“除蘇格拉底之外,保羅乃是頽廢道德最具決定性的發動者”,而“頽廢價值的偉大代表和傳播者,他會主要提到蘇格拉底和‘基督教的創造者’(即耶穌或保羅;最後則只是保羅)。 最後,保羅對尼采來說開始顯得比蘇格拉底更重要”。這樣,狄奧尼索斯跟他新的對立面就被尼采納入一種新的解釋,一種哲學化、心理學化的解釋。 隨着這種基督教成為頽廢因素的大集合,從猶太教、希臘哲學的柏拉圖主義、近東神秘宗教和亞洲頽廢的冥思和禁慾主義繼承諸種頽廢文化,“所有頽廢運動的基本特點在基督教中的彙聚,它們在‘十字架上的上帝’的象徵中的集合”,狄奧尼索斯就要獨自7
承擔解構頽廢文化並創建未來新文明、新價值的重任。 從補充阿波羅、矯正蘇格拉底、抵抗耶穌基督、對抗保羅,到獨自承擔塑造未來新文明的重大使命,狄奧尼索斯日益強大和羽翼豐滿。 不管尼采分派給狄奧尼索斯的任務是否按時完成,甚至尚未評估就被再次火線提拔,獨自承擔下一個更艱鉅的任務。 狄奧尼索斯是尼采最信任的心腹大將。 儘管一開始並沒有多少兵,尼采也相信他能完成大任。 在尼采對狄奧尼索斯的定位中,作為哲人的形象和職能至為關鍵;最後被進一步提升為新宗教偶像的狄奧尼索斯,就建立在哲人形象基礎之上。尼采以哲學激情改造、提升狄奧尼索斯,把他打磨成哲人形象最為關鍵。 原始神話、藝術家狄奧尼索斯身上的諸多因素被尼采做了進一步的哲學加工。 尼采說自己是第一個理解和認真對待狄奧尼索斯的人,明顯是誇大其詞。 “尼采聲稱的優先性,僅限於他將狄奧尼索斯‘轉變’為一種‘哲學激情’這方面而已,也就是說,尼采只不過首先把狄奧尼索斯轉變為一種老生常談而已”。一個古典學家可能不會看中尼采以哲學挖掘、塑造新狄奧尼索斯形象的意義。 但尼采指責古典學家不理解狄奧尼索斯的酒神狂歡與性秘儀的哲學意義,並認為自己在這方面做出貢獻,也符合實際。 尼采聲稱“在我之前,沒有把狄奧尼索斯的激情轉化為哲學的激情,缺乏悲劇的智慧”能大體成立。狄奧尼索斯的創造性形象、對異在他者不再恐懼而是愛的形象,以及承擔克服現代虛無主義的形象,都是主要依靠哲學家這個角色來完成和承擔的。 在“哲人成為更高級的類型,但比以往更加頑劣。 藝術家變成更低級的類型,但發展得更美麗、更富有”的思想背景下,在未來哲人“必須成為藝術文化的最高法庭”的邏輯中,狄奧尼索斯首先得是個哲人才行。 狄奧尼索斯不斷被哲學化,被塑造成一種哲學精神的象徵和代表,更多尼采欣賞的精神、素質被賦予狄奧尼索斯。 狄奧尼索斯成了跟尼采筆下替代基督教上帝的正面存在,是尼采對之抱有巨大熱情的某些品質的集聚者。為了服務於未來新文明的創建,尼采把狄奧尼索斯進行哲學化的重組和重釋。 隨後,狄奧尼索斯最後被視為新宗教的偶像。 這種新宗教肯定是以哲學為基礎和前提的,不能再是基督教的樣式。它不再培育喪失信徒的自我而盲目信從的崇拜,不再用傳統的形而上學做出論證,不再身心分離,不再一味懷古念舊,而向着未來新文明開放敞開着。 不過在《重估一切價值》中,早被巴霍芬固定下來的阿波羅與狄奧尼索斯的對立形象還仍然保留着:前者仍然意味着對虛構的夢想、美的假象世界的追求,而後者意味着“對生成積極地理解,主觀地感受,被視為創造者的狂喜”。在狄奧尼索斯作為哲人的素質得以大力提升之後,這種狄奧尼索斯就跟新宗教聯繫在一起,並開始被稱之為“神”:“生成是一種不滿足者、超富裕者、無限渴望和追求者的持續創造,是神的持續創造,這個神只能通過不斷變換和更替才能克服存在的折磨”。尼采講述狄奧尼索斯的哲學和尊之為新神是前後相繼進行的。 在這同一個地方,尼采講到“狄奧尼索斯神,那個偉大的模棱兩可者和誘惑者之神”,講到“我將向你們講述狄奧尼索斯的哲學”,聲稱“稱狄奧尼索斯為哲人,說諸神也在探討哲學,這是令人感到疑慮和難堪的新聞”,因為現在的哲人不喜歡諸神,都是虛無主義者。 未來的哲人可以跟新神溝通統一起來,並不再是現代虛無主義者卻是克服了虛無主義的新人。 狄奧尼索斯自己已是為克服虛無主義樹立的新神,啟發、引領眾人克服虛無主義的新神。 狄奧尼索斯頌歌就是對這種新神的頌揚。 狄奧尼索斯是從神話、藝術到哲學和宗教,依次經歷了四種角色並整合後三種角色於一身的形象。 當尼采說目前這個危險的時代“將出現哲人———然後,如果輪子轉動得越來越快———,他們與藝術將取代正在消失的神話”時,狄奧尼索斯的定位就完成了。 當尼采聲言希臘的神就是健康和高貴的人的再現,“希臘眾神是一些高貴而又能自主的人的再現”;而且那樣的“神”還能在未來強盛時代以某種方式重現,“那個懷有偉大的愛和蔑視的人,那個拯救世界的人,8
那種創造精神,還是會來臨的”之時,雖然此時隨後出場的是扎拉圖斯特拉,但顯然意味着被尼采塑造的“狄奧尼索斯”已基本完成,做好了隨時登場的充足準備。 固然他還略顯孤獨,但這種孤獨不是為了逃避現實,而是“投身現實、埋頭現實、思索現實,因而一旦他離開現實,重見光明,就能夠把現實從所有理想加給它的詛咒中拯救出來”,並解放、凝聚現實中健康和高貴的傾向,把文化帶向更高階段。 狄奧尼索斯憑什麽能克服現代虛無主義,走向新文明呢?二、陶醉與創造陶醉與創造是承擔超克虛無主義的狄奧尼索斯的第一個品質。尼采早期、後期的狄奧尼索斯形象雖不同,但創造性特質卻一直未曾變化。 “無論是早期還是後期的狄奧尼索斯概念都被與創造性聯繫起來。 但是,早期狄奧尼索斯的創造性是一個形而上學之神的創造性,他創造自然世界是為了將自己從痛苦中解脫出來。 與後期狄奧尼索斯有關的那種創造性,完全是主動行為的人的創造性”。問題在於這種創造性的發生從何而來? 如果創造是陶醉狀態下的一種功能發揮、自然流露,這種陶醉應該怎樣理解? 古老酒神的陶醉狀態很可能就是飲酒導致。 如果人們還沒有學會適度飲酒,醉酒更容易導致迷狂,以及在迷狂中對平日規矩的擺脫。 對新王朝晚期的埃及人來說,“喝酒意味着性交”,自然也意味着生殖。 威廉·詹姆斯曾說過,“酒精對人類的影響無疑是由於它具有激發人類天性中神秘能力的力量,這種力量在清醒時通常會遭到嚴酷現實和禁酒批評家的嚴厲打壓。 清醒會貶低、歧視、拒絕這種力量,但醉酒會抬高、認可、接受這種力量。 事實上,酒是激發人類力量的重要刺激物,它能夠讓它的支持者從事物冷漠的邊緣進入光芒四射的核心,讓他成為當前真理的化身”。他談的是醉酒之後產生的神秘意識,可能是把平日遭受壓抑的諸種潛意識、無意識激發出來了,使之煥發出光彩。 酒神精神的那種創造性就應該誕生在這種光彩存續期間。 具有這種創造性的酒神精神在尼采著作中無法跟爛醉如泥關聯起來。 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中對酒神精神的讚揚就是以它與阿波羅精神的相互牽制、內在關聯為特徵。 撇開阿波羅因素的狄奧尼索斯因素是野蠻的,受到阿波羅因素牽制、矯正的狄奧尼索斯力量才是高於阿波羅力量的。 陶醉是與清醒同時並存的,由此肯定不是酩酊大醉,《狄奧尼索斯頌歌》中說,他的陶醉不是清醒的對立面,也不是跟清醒交替發生,而是與清醒同時。狄奧尼索斯顯然需要酒精刺激、喚醒和激發,隨後出現一種陶醉狀態,這種狀態是阿波羅因素與狄奧尼索斯因素的共在,所以一定是暫時對規矩的超越,是積攢多時、努力多時的瞬間爆發,不是憑空隨意而來。 自此而論,施展創造性的酒神精神應該是平時的壓抑得以解脫、光彩得以呈現出來的一種極佳狀態。 這種狀態的激發、爆發,是以之前的艱苦努力、長期準備、無進展甚至失敗、受約束甚至被壓抑為前提的。 陶醉不是平白無故而來,不是空無感的瞬間轉化,而是現代性空無感的對立面。 它“猶如整個世界都湧入我們的心中,我們沉浸在充盈的幸福中”。陶醉是尚未失去理性的醉,是對日常規矩、約束狀態的一種昇華和超越。 這是對遠古狄奧尼索斯飲酒狀態的文明昇華。 我們必須在這樣的意義上理解榮格如下之論,酒神精神的擴張“是宇宙情感的不可抗拒地傾瀉而出的洶湧洪流,像最濃烈的酒漿陶醉着感官。 它是‘沉醉’這個詞的最高度體現”;而不能把尼采讚賞的酒神精神視為完全放棄文明規範約束的、野蠻力量的大爆發。威廉·詹姆斯上面所說的“神秘意識”不如尼采所說的酒神精神恰當。 酒神的創造性跟平日自我的某種革新開放性密切相關。 得益於自我的釋放,處於沉睡狀態的眾多因素的瞬間爆發,以及9
夥伴聚集在一起的相互激發,還有內在、外在因素的刺激,一種創造性的瞬間得以施展開來。 酒神精神是微醉的亢奮狀態,是一種極度的創造性狀態。 這是一種高峰體驗式的創造性,用伊莎朵拉·鄧肯的話說就是,“酒神式的銷魂是一個高潮———一個比宇宙間所有的一切都更值得追求的瞬間”,是一種擺脫平時的束縛獲得的瞬間解放,往往是一種亢奮的創造性狀態。 而且,隨着人類文化的發展,酒神意義上的本能現實也不再總是一種自然狀態的現實,也具有了文化性,因而也就具有了社會性。 “本能之現實是酒神式的醉”,用弗洛伊德的話說,“我們只能借助譬喻來想象本我,把它稱之為混沌,稱之為一鍋沸騰的興奮”。 本質現實是靠理智來知曉和體會的;本能現實卻是靠情感和軀體的興奮與狂喜來體會和知曉的,甚至是在“理智的挫敗”中獲得體驗的。 當詩人布萊克指出,黑格爾認為現實的辯證運動是一種“無人不醉於其中的酒神式狂歡宴飲”時,應該就是指的這種意思。我們知道,哲學意義上的“現實”(Wirklichkeit)具有兩種含義:一是就實踐行動遭遇的障礙來說,它意味着一種既成的固化存在,對行動主體起着約束的作用,時刻提醒行動主體冷靜對待、不可亂來。 而另一種角度的“現實”則是就可能性而言的,是跟起作用、有效果(Wirken、Wirksam)直接相關,意味着主動介入當下定在,使之成為實存。 尼采高度重視後一種“現實”,重視其生成性、未來性、本質性、主動性特徵。 與基督教追求的至高完滿達成的(永恆、固化、不變的)完美世界相反,對狄奧尼索斯來說,現實世界只能是“一種不知任何完滿、饜足、疲倦的生成———這就是我的永遠自我創造、永遠自我毀滅的狄奧尼索斯世界……這個世界就是強力意志———除此之外,別無所有!”有待促生、實現的“現實”,需要激發、創造,而狄奧尼索斯的這種陶醉恰好就能“把日常的現實世界與狄奧尼索斯的現實世界相互分割開來了”,能把真正的、被掩蓋起來的、更根本的現實呈現出來。 這種現實意味着創造性生成,呈現一個嶄新的世界———如果暫先不考慮能讓更多的人真切地感受和利用這個機會的話,就像馬克思批評施蒂納時所提示的那樣。 如果說這種特徵要靠創造性主體來完成,這種創造性主體的理想狀態就是狄奧尼索斯。 而對狄奧尼索斯來說,這種生成性、可能性意義上的“現實”的最佳發生和施展空間就是陶醉狀態。狄奧尼索斯的陶醉,雖然早已不是帶着野蠻特徵的古老酒神式陶醉,而是一種經過文明矯正、約束、提升了的陶醉,但終歸是一種內在自然力量的迸發。 這種因素、力量、狀態,受到蘇格拉底理性主義文化、基督教文化的不斷擠壓,已經奄奄一息地被打入冷宮。 但象徵着創生、流動、生成、永不停歇和奮勇向前的這種精神,當然可以拐彎、曲折,回去再回來,即跟智慧不衝突,反而提升智慧。作為一種能動性、能在性,謝林就在探討“純粹的能夠存在的東西的探究”時談到,潛能有兩個階次,第一階次是第一潛能,與狄奧尼索斯聯繫在一起,第二階次、第二潛能跟上帝聯繫在一起。跟上帝相關的潛能尼采想必不會理睬,而跟狄奧尼索斯內在相關的潛能完全可以符合尼采之意。 創造性潛能從上帝回歸現實的人(在尼采那裡,最現實的人就是超人),正是後德國觀念論哲學的基本指向。 酒神精神是潛能,是自我能動的存在,是蘊含着生機和創造性的存在,它需要不斷地流動、不斷地生成、不斷地創造。 而為了創造和生育,必須先消滅與朽壞。 在越高的位置上越得這樣;所以,面對該消失的東西,不必可惜,必要時得創造痛苦,懂得殘酷。痛苦是生命和生成的原則,快樂只是痛苦的一種形式。 與創造相伴隨的神秘、狂歡、極度興奮、生命意志、生殖、暫時苦痛、生命的降生與輪迴,都跟狄奧尼索斯內在相關。 就像尼采在《偶像的黃昏》中所說,“這一切意味着狄奧尼索斯這個詞:除了這個希臘詞、這個狄奧尼索斯的象徵表達,我不知道有比這更高級的象徵表達”。尼采特別強調,“狂放歡愉的心理作為充溢的生命和力量感,苦痛在此之中也作為興奮劑起作用,01
這賦予我理解悲劇情感的鑰匙”。尼采特別強調:“痛苦這種衰亡的症狀屬於巨大前進的時代;人類的每一次富有成效的、強有力的運動也同時造就一個虛無主義的運動。 也許,世界上一旦出現悲觀主義最極端的形式,真正的虛無主義,將標誌着一種深刻的、本質性的增長,標誌着過渡到新的生存條件。 這是我的理解”。跟恐懼不同的充滿喜悅的迷人陶醉,才是狄奧尼索斯的本質;“無論是通過所有原始人類和原始民族在頌歌中所講的烈酒的影響,還是在使整個自然欣欣向榮的春天強有力的腳步聲中,那種狄奧尼索斯式的激情都甦醒過來了,而在激情高漲時,主體便隱失於完全的自身遺忘狀態”。當尼采把“對破壞、改變和變化的追求可能是一種孕育未來的過剩力量之表示”稱之為“酒神力量”時,他深知這種力量“也可能是失敗者、窮人和失意者產生的恨意”,因此積極狀態的酒神力量必須是排除了因恐懼、怨恨所生的上述力量的力量。 由此,必須區分兩種醉:酒神的陶醉與失敗者的麻醉。三、陶醉與麻醉由“失敗者、窮人和失意者產生的恨意”所導致、通達的醉,是麻醉。 它並不具有積極的創造性,卻可能相反。 陶醉與創造性的密切關聯提升了陶醉在酒神精神應對虛無主義問題上的重要地位。 但帶來創造性、在克服虛無主義問題上發揮積極作用的陶醉,是有前提條件的,不是隨便的醉都是陶醉。 考慮到有各式各樣的醉(尼采也會把“醉”非嚴格地稱為“陶醉”),這個問題就必須駐足討論。 尼采明白,“我們認識各種類型的陶醉”:音樂,狂熱與崇敬,悲劇性的陶醉即“目睹毀滅的殘酷,尤其是目睹最高貴的東西走向毀滅”,還有較謙卑的陶醉:盲目工作、自我犧牲充當科學、政治或經濟的工具,以及宿命論,局限於小圈子裡的自我旋轉等等,“都具有令人產生醉感的力量”。這些醉不是都能增加力量、激發歡愉、體現積極的充盈和滿足。尼采使用“陶醉”這個概念似乎並不嚴格,增加力量、激發快樂、進入亢奮的創造性狀態,是“陶醉”的主要內涵。 “增強了的權力感;內心要求用事物反映自己的充盈與完滿”,“陶醉感,實際上與力的增加相一致”,以及“藝術品的作用是激發藝術創造的狀態,即陶醉狀態”表達了這樣的立場。 但他有時也說到“宗教的陶醉感與性興奮”、以及沉溺於某種不健康的精神的沉醉等。 這些陶醉並不符合上述要求,卻導致虛幻的逃避、轉移和替代。考慮到促生陶醉的方式和路徑,陶醉問題就更進一步增加了複雜性。 如何陶醉? 如何達到陶醉? 最古老、尚未進入希臘文明化的陶醉應該是通過最古老的飲酒激發所致。 尼采的狄奧尼索斯頌歌一開始就用原是釀酒業專詞的 abgehillter 開篇,從一種酒經潷析後變得清純的預示出發,給人的感覺是帶着酒或者已經喝了醇酒後走來的酒神,要來施展一番創意,通達一種創造的境界。 這跟古老的酒神是一個在古代宗教儀式中以音樂、舞蹈慶祝自然、此生、身體、性、生殖、誕生的神形象一致。 陶醉的酒神意味着“生命本身及其永恆的生殖能力和輪迴,決定了痛苦、破壞、消滅的意志”,而戒絕飲酒的宗教、反對放縱的酒神作風的風尚,極易走向尼采反對的禁慾主義。 進入希臘文明秩序後的酒神,就不必非得通過飲酒通達陶醉狀態了。 演戲、看戲都可以觸發、激發美妙的陶醉境界。在希臘悲劇中,酒神頌歌的合唱歌隊忘卻了自己的身世與地位,沉醉於神的僕人之定位。 他們的作用也“就是要以狄奧尼索斯的方式激發觀眾的情緒,使之達到陶醉的程度,以至於當悲劇英雄在舞台上出現時,觀眾們看到的絕不是一個戴着奇形怪狀面具的人,而是一個彷彿從他們自己的陶醉中產生的幻象”。陶醉的達成越來越不依賴於最初的飲酒狂飲,在一種文明化的昇華中向各種其他積極的方式敞開着。 找到正途,醉心於事業,也完全可以通達那生命意志的陶醉狀態。11
但逃避、畏懼挫折與失敗,力求平穩、既成性的策略,通過蘇格拉底理性主義文化和更為頽廢的基督教文化得以大面積拓展開來,使得這種生命的陶醉狀態難以產生,卻使得另外一種醉經常出現,這就是對立於陶醉的麻醉。 無法陶醉,就只有去發明麻醉:“這個時代在發明麻醉品方面是最有創造力的”;結果,我們只有去自我麻醉。麻醉是基督教的醉,仍然是出於恐懼而暫時的忘卻,達不到忘我的境界與狀態,達不到完全的釋放,是一種向內的壓抑的暫時失效,或者是向外的野蠻釋放。 麻醉是鴉片式的替換,仍然是一種虛妄的夢幻。 明明主要是自己的原因所致,但受難的弱者卻往往本能地把原因與責任外推給他人,或者客觀他者,為自己的失敗、苦難、沮喪尋找一個接口,把怨恨改變方向:並對其盡力發洩,“因為感情發洩是受難者的最大的自我安慰,也即自我麻醉的嘗試,是他為了抵抗任何一種折磨而不由自主地渴求的麻醉劑”。 這就是用情感麻醉疼痛!在這本書中,尼采甚至還把科學視為各種厭煩情緒的庇護所,“是缺乏理想本身引起的不安,是缺乏偉大的愛帶來的痛苦……科學是自我麻醉劑,你們知道嗎?”這就把麻醉的範圍延伸到如此大了。 與尼采批評基督教的看法一致,馬克思也把宗教視為虛幻、幻覺、嘆息、鴉片,認為“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的情感,正像它是無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樣。 宗教是人民的鴉片。 廢除作為人民的虛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現實幸福。 要求拋棄關於人民處境的幻覺,就是要求拋棄那需要幻覺的處境”。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馬克思在談論資產階級革命時就把它稱為這種醉,“社會在還未學會清醒地領略其疾風暴雨時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於長期的酒醉狀態”。而無產階級革命必定揚棄這種醉。 產生幻覺的處境的糟糕性,與所幻想的夢境的完美性是成正比的。 馬克思和尼采都把這種體現着麻醉的夢境之“創造”視為消極的、無奈的、充滿仇恨的幻想,並不是真正積極的創造。 而它陷入的醉,雖然也是忘我狀態,但顯然不是陶醉,卻只能是暫時忘卻的麻醉。 對尼采來說,真正的陶醉不但必須跟積極的創造性聯繫在一起,而且也意味着更大的權力的增加。 權力感的增加並不一定是權力的增加。 致幻性的感覺可以通過意識形態發生,也可以通過比如飲酒來實現。 所以,真正符合尼采標準的陶醉跟創造直接聯繫在一起,跟權力的真正增加直接聯繫在一起。 達不到尼采標準的“陶醉”完全可以在因恐懼而生的蘇格拉底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中產生。 於是就有了各種虛假的陶醉,也就是低層次的、欺騙性的陶醉。 按照尼采的看法,生命力過度充沛和大腦營養不良都可能產生陶醉:“陶醉有兩個起點:生命力的過度充沛和大腦營養不良的狀態”。基督教的陶醉是一種鴉片,是致幻性、麻醉性飲品和文化的濫用,這是脆弱者依賴的陶醉。 在尼采眼裡,“基督教作為一種頽廢的宗教”與麻醉劑、鴉片內在相關;而更高的陶醉意味着更高的權力、更高的創造性:“在權力的最高等級上。 必定站立着最陶醉者,神魂顛倒者”。有偉大追求支撐着的陶醉,才是富有創造力、酒神精神的陶醉。顯然,認清現實,是不陷入虛幻、麻醉,從而也是發生陶醉、創造性的前提條件。 但麻醉就不願意以這種方式應對現實。 尼采曾論及愛情中戀人的陶醉,完全可以“巧妙地自欺欺人”,陷入“一種善於吹噓自己的陶醉”,似乎吃了“生命最大的興奮劑”。 當尼采說“陶醉以這種方式戰勝了現實(Realitaet)”時,對這種戰勝方式表達了一種哲學的不信任。 眾所周知,這種戰勝方式的最大夢幻就是不斷進步的線性時間觀念,而它掩蓋的真正現實就是永恆輪迴。 現代時間觀念是繼承了基督教線性時間觀的結果,是線性時間觀的進一步昇華改造。 尼采揭穿這種夢幻的現實性,把陶醉與永恆輪迴結合起來,就意味着,永恆進步是一種夢幻,是一種麻醉品、興奮劑效應。 不是完美虛幻的理想未來,而是不完美的當下才是最為重要的,才是真實的生命原則。 狄奧尼索斯作為真實的生命原則與永恆輪迴密切相關,而與不斷進步必須絕緣。 狄奧尼索斯坦然面對局限和不足,坦然面對生命21
的死亡,不會像基督教的神那樣讓兒子死亡而自己不死。他通過生殖力、創造性來延續和增強自己的生命,“它是永恆生殖力的希望”,它通過一個自己所愛的婦人來生出自己的子嗣,這個他愛的“婦人”完全可以是他傾注的事業甚至某種精神。 “我從未覓到我願與其她生子的女人,但我愛的女人除外:因為我愛你,哦,永恆!”狄奧尼索斯在與自己所愛事業的傾注中,誕生永遠不結束的創造性,具有永遠的生殖力。 即便這種傾注不像馬克思理解的那樣具有必然性,而只有可能性,需要自己不見得總有收穫的投入甚至獻身,也在所不惜。 因而,永恆輪迴對於狄奧尼索斯絕不是消極的體驗,恰恰相反,是最為積極、最為崇高的體驗。 它意味着,強力意志不斷一次次地回來,在一次次的回來中,才能成就和展現自我。 一次活動、成就、體驗都不足以成為自己,自己也不會在已經過去的某一次中沉澱和固定下來,反而必定會在即將發生的再一次輪迴中展現自己,而且這種展現是永無止境的。 一次次的輪迴意味着可以觸及更高的高度,展現更豐富的、更令自己驚訝的存在。 “一切事物都不能一次性地構成一個單一意義”;“尼采是在昇華了的精神狀態中體驗令人頭暈的永恆回歸的”。不斷的循環指向再一次崇高的可能性和期盼。 存在永遠是流暢着的生成,是停滯不前和瞬間躍動構成的過程,“他們知道他們已經並非像現在這樣地生存過,而將來也會有一種不同於現在的生存,即從一個‘永恆’走向另一個‘永恆’”。在這裡,永恆回歸與高峰體驗、最大的創造性、最為崇高的存在內在關聯着,甚至就是一回事。這種創造性和生殖力也是從具體的理解轉向和提升到不依賴具體的程度和高度,從而獲得更進一步的激發和昇華。 只要傾注、獻身、陶醉、不懼死亡,自己期盼的愛人和與愛人所生殖的子嗣就會不停地在期待中降臨。 這裡的“愛人”隨着創造精神的昇華而不斷昇華,從一個具體的佳人、佳釀擴展為自己傾心的一切。 在這種擺脫了世俗考慮的傾心中,陶醉與獻身融為一體。 作為生命力的象徵,它是對理性主義左顧右盼、左右逢源、中庸方正等原則的超越,都是瞬間爆發、創造性迸發的象徵。 只要你獻身和陶醉於它,她就會隨時降臨到你身上,她的復活會伴隨你高度創造性的迸發。 只要你陶醉、獻身於她,她就會降臨於你身,讓你變形,讓你創生,使你超越於日常自我,而變成與狄奧尼索斯神一般的存在! “‘獻身’於這個神的人不是遠離其現狀,而是因宣稱他可能的到訪而豐盈深厚”。改良、淨化、提升,都意味着陶醉對具體物品、人依賴性的告別。 尼采更多地把陶醉跟身心統一的愛、傾注、不受某些意識形態的影響控制等聯繫起來,超越了單一的酒飲致醉的原始方式。 內在的陶醉是最為關鍵的,當然內外互動的陶醉更有效力。 在這個意義上,酒是一種麻醉劑還是一種促生創造性的飲品,取決於飲酒者本人的境界和追求。 酒沒有注定起什麽作用,酒的作用取決於飲者的追求。 絕不是善飲者都是酒神,更不是善飲者的精神即酒神精神。 酒在一些飲者那裡可以是鴉片,起麻醉的作用,不是促進生命的健康和創造,而是驅使生命的枯萎和消極。 所以,尼采的酒神精神作為克服消極虛無主義的利劑,不是隨便的人都能支撐、擔當起來的。 它需要有健康體魄和心靈、富有創造性和偉大個性、有偉大追求的強者才能擔當起來。 從奢侈品到普通消費品,致醉之酒面臨着改變自己崇高職能的如下危險:從促生最高級的陶醉、伴隨強者的飲品,變成了弱者麻醉自己、尋找藉口、塑造形而上學的致幻劑,失去了它原本的功能。 我想,按照尼采的思想邏輯,最美的佳釀應該屬於創造者,應該為創造服務,應該為虛無化(超越)無根基的、貧弱者的夢幻服務,為不畏者提供一種精神支柱,樹立一種健康的信仰———而不是僅僅與“溫良、安分、平庸、謙卑、謹慎、禁慾”等價值的塑造聯繫起來。31
四、誰是創造者:在壟斷與泛眾之間與陶醉聯繫在一起的創造性也須探究。 對於虛無主義的發生來說,創造性由誰施展具有直接的關鍵性。 因為恰恰是創造性被收攏到上帝手上才導致了一個冒充的崇高價值體系的創立,一個由傳統形而上學奠基起來的價值王國的確立。 而膚淺的、尼采批判的知性啟蒙則試圖把創造賦予一切被啟蒙者。 儘管現代虛無主義是開始於這個冒充的崇高王國一建立的那個初創時刻,還是開始於這個崇高王國的虛假的崇高性被尼采發現的那一時刻,抑或開始於被更多的現代人發現其虛假性、其形而上世界已坍塌的後來時代,在學術界存在爭論,但狄奧尼索斯的創造性先被阿波羅因素中和、經蘇格拉底理性主義文化遮蔽最後被保羅闡釋的上帝完全取代,被上帝完全收歸自己所有,是現代虛無主義客觀發生的開始。 畢竟,上帝被認為代表着絕對、唯一的意義世界,就是以上帝唯一具有創生意義的權力為前提的。 “上帝是最偉大的創造者,因此他過着最有意義的生活。……一個邏輯一致的上帝信仰者必定將其生活意義建立在他(她)同上帝的相似性上”。當這種“相似”蛻變為等同,上帝死後創造性的權力廣泛傳播到每個人身上時,虛無主義的問題更為嚴重。 上帝壟斷的創造權力在上帝死後重新還給誰最為恰當? 這對尼采的虛無主義言說是個非常關鍵的問題。 要還給上帝從其身上收攏走權力的每一個人嗎? 如果每一個人都有創造性的權力,豈不更加陷入相對主義的泥沼? 而由相對主義過渡到虛無主義不是只需一步之遙嗎? 這不恰恰是現代虛無主義的進一步呈現嗎? 那些無力創造足夠高品格的目標理想的弱者,只能冒充強者登場,用不合格的創造品冒充高大上的理想。 在崇高意義的確定權廣泛開放給個人的可能性效果方面,19 世紀初從德國回到英國的卡萊爾,以及跟馬克思同時代的馬修·阿諾德,都對此問題甚為憂慮。 恩格斯在《英國狀況──評托馬斯·卡萊爾的“過去和現在”》一文中批評卡萊爾對上帝式微、人們日益空虛的憂慮不夠徹底,竟然主張用新的偶像替代日益式微的“上帝”,看不到信奉“上帝”本身就是空虛的根源。 而阿諾德只是用文化“無政府狀態”來表達對每個人自己解決何為崇高的問題,不會用同時期甚或稍早的德國思想家使用的“虛無主義”來稱呼之,反映了論說者對此問題嚴重程度的估計不足。 雖然卡萊爾和阿諾德都不會因此主張崇高價值創造性權力的完全收攏,但對解決此問題的思路的確貢獻不出新的思路。 作為更徹底的啟蒙者,尼采更願意勇敢地揭露創造者創造品的虛假性。 秘密暴露之後的虛無主義局面勢必由此形成。 為此必須收攏自我創造的要求和權限,促使創造者回歸自然。 在《道德的譜系》最後寫出“寧可追求虛無,也不能無所追求”的尼采,顯然把上帝代表的“虛無”價值(也就是基礎已坍塌、論證理由已不被信任)放在失去上帝的貧弱者勢必無所追求的境況之前。問題的解決還得訴諸狄奧尼索斯,新文化的創生、創造性的釋放和發生得由他完成。 在這裡既沒有像基督教那樣僅僅收歸上帝一個人壟斷創造權,也不是像虛無主義彌漫期向所有人開放創造權,而僅僅把創造權賦予那些敢於為了整體承擔苦痛、勇敢地擔當生命延續的個人。 創造性或者僅僅向敢於邁出告別平時遵循嚴格規矩、勤懇勞作諸種規範而暫時狂迷的普通人開放,或者僅僅賦予極少數平時就跟嚴格規範、勤懇辛勞保持一定距離的非凡人物。 後者雖然不能隨時隨地施行創造,但肯定比前一種人更多更頻繁地經歷創造性的苦痛與歡樂。 “我們必然了解藝術的基本現象,它叫做生命———即創造精神”。自古以來,特別是從浪漫主義以來,創造性更多是與藝術創作聯繫在一起。 從無到有的自由創造,在藝術作品中有更為顯著的體現。 如孟明所說,“按照希臘人的理解,創造在本質上是詩意的,故詩藝乃籠蓋一切精神創造的手藝”。按照藝術創作模式理解創造性41
這種浪漫主義理路,具有明顯的缺陷,極易陷入虛妄幻想,從而失去現實的基礎。 如果說,在早期跟浪漫主義的蜜月期,尼采的狄奧尼索斯頗有浪漫主義色彩,甚至早期“尼采以酒神狄俄倪索斯自比,這是德國浪漫派的特徵。 離開了德國浪漫派的許多觀念,無法理解尼采。 ……尼采是德國浪漫派的集大成者和對話者”。隨後超越浪漫派的尼采才在哲學層面理解創造性,批評“在一切浪漫主義背後都有盧梭復仇的本能在嘟噥和渴想。 是革命的,但可惜被恐懼控制住”;在“突然明白了浪漫主義的本質”之後,指責浪漫主義就是 18 世紀的餘音,是裝腔作勢和自我欺騙,跟賣弄、虛假、神經質聯繫在一起,“並沒有說明何為狄奧尼索斯”,“浪漫主義的藝術只是失了靈的‘現實’的臨時代用品”。當尼采說“完美的基督徒”和具有“浪漫主義理想的完美的藝術家”是他“親身遇見過的最高貴的兩類人”時,他表達的尊敬從另一個角度看就是撻伐。尼采越來越把這種創造跟哲學聯繫起來,聲稱生命即創造精神,哲人更重視創造,“最強者,即創造者”。以至於勇敢地、切實地創造構成了超人的首要品質。 在指出恩惠、慈祥、忍耐、平等“全是較低等級的原則”之後,尼采強調“較高級的東西是意志,越過我們,通過我們,哪怕是通過我們的死亡,進行創造”。這裡的創造顯然是非普遍性的,並非隨便的人就能做的。 這不但是因為施行創造的願望和能力等品質並非普遍存在於所有人身上,還因為創造出的結果必須是高貴的、健康的,而且常常是非連續性、絕非一勞永逸的。 那種催人安息下來、躲避到安全箱裡去的“創造”,比如“希望有上帝或良心,以便擺脫要求人進行創造的使命”的做法,就是對“創造”的抹殺,由此,基督教的“善”與“惡”“在這方面卻沒有創造任何東西”。在尼采的邏輯中,邁向更高、更健康價值的創造是真正的創造,真正的創造意味着對虛無的克服。 虛無是冒充的創造之結果。 悲劇性是創造之路上勢必遇到的現象,對於追求舒適、安全,維護既定狀態的人來說,不會遭遇障礙和悲劇性,也不會施展真正的創造。 嶄新東西的誕生就跟生殖時一樣伴隨着痛苦。 “悲劇性的人是處在創造和認知的最高力量中的天性,因此在分娩時伴隨着痛苦”;“所以對於現在的個體來說,它越是決定未來,也就越是產生痛苦。 這是對痛苦的最深刻的理解”。這仍然是最原始的狄奧尼索斯神話中就有的內涵。 如果說馬克思批評施蒂納憑空而生的創造是缺乏社會基礎的妄想,施蒂納那開出創造性地平線的“無”是一個十足的空無,偷偷閱讀施蒂納不願聲張的尼采也會批評他缺乏充足的自然根基,那個意味着“新曙光”的“無”在尼采的眼裡同樣是空虛的。 尼采認為,創造、悲劇性是克服虛無的象徵;不創造才是延續虛無、渴望虛無,“渴望虛無是對悲劇性智慧的否定,是它的對立面”。如果非要逼着不願留下任何與施蒂納有關痕跡的尼采評價一下施蒂納,我想尼采會說,創造的實施是具體的和現實的,無法向一切人開放;不會像施蒂納的唯一者那樣隨便想是就是。 創造是需要自然禀賦和精神禀賦的;向一切人開放的泛眾化是對創造的褻瀆。 當然,創造更不能像基督教那樣被一個萬能之神壟斷;而應該只判發給具有足夠品質禀賦的人。 這是對創造的最現實的認定。 尼采眼中的施蒂納想必是一個單純和幼稚的形象,不考察創造的自然基礎就認定一切人都能去自我創造。 而且,創造更不是對所有人在時間、空間和人際間都均衡和快速變換的。 在虛無主義盛行的時代,創造可能體現為某種形式的破除,進行一種新型地基的開拓與重建。 清掃地基與庭院的工作是一開始的前提性工作。 清掃完畢,就得致力於重建。 重建或許在一種創造性接連迸發的激動人心的時代迎來一種密集的爆發,但肯定不能是永遠不停、走馬燈似的變換;否則仍然會造就一種萬物轉瞬即逝、神馬都是浮雲的幻滅感,導致隱微論意義上的虛無主義。 此種虛無主義固然是高尚一些的,是容許、歡迎一定時間範圍內、一定程度上的創造性,但終歸會陷入虛無。 它跟徐復觀先生所說的中國歷史上的“上升的虛無主義”類似,終究51
不是建設性的創造。總之,通過創造性的彌散與收攏,陶醉和創造性得以現實地歸攏到狄奧尼索斯身上,而麻醉屬於基督徒;浪漫派與施蒂納的創造仍屬虛妄,係出於恐懼而不健康,因泛眾化而不現實;無限制的創造屬於上帝,其創造仍不現實;有限制的創造屬於狄奧尼索斯,其創造必須出於現實。五、理性之恐懼與酒神之愛按照尼采的看法,理性主義文化是為了克服焦慮與恐懼而致力於追究對象內部的穩定性、必然性、普遍性本質所發展起來的一種文化,這種文化因為遮蔽和消解狄奧尼索斯因素而不如悲劇文化高貴和健康。 理性文化要探尋對象內在的本質規律,往往需要拉開跟對象之間的距離,才能更全然、更冷靜地凝聚它。 越遠的他者,對之越漠然。 而酒神精神則要接近同伴,接近有興趣之對象。如果說理性文化的情感基礎是從阿波羅因素延續而來的恐懼,那麽,酒神精神的情感基礎則是愛,它所造的是人與人、人與其他存在物之間的融洽性。 考慮到基督教的情感根基更是恐懼和怨恨,它解除恐懼與焦慮的方式比理性主義文化更為低級和消極,狄奧尼索斯所內含的愛就顯得更有價值,也比基督教的愛更顯優勢。 雖然尼采後來才認為科學與基督教一樣在施展一種共同的意志衝動,並對科學文化也展開了批評,但絲毫不影響尼采把對基督教式消除恐懼、施展愛的批評置於核心位置。 經過推崇科學文化的思想中期一段時期之後,尼采認識到,“推動科學研究的真理意志其實只是基督教的形而上學真理信仰的體現”,科學中也存在着與基督教一致的東西,科學跟基督教一樣具有怨恨的基礎:“從怨恨精神內生長出來的這種新式的科學公正是為仇恨、嫉妒、猜忌、懷疑、積怨和報復服務的,一旦遇到其它的情緒,這種‘科學的公正’就會當即失效,而代之以仇極怨深的腔調”。從科學必然含有的形而上學前提中,可以窺見其恐懼、厭煩、怨恨的秘密,窺見其由其哲學根基內生出來的預先信仰,甚至“它目前正充當着禁慾主義理想的最佳同盟”的本色。不過,對尼采來說,針對克服恐懼的科學方式,還是保羅提供的方式更為值得重視,一是因為它的頽廢性更甚,二是由於它簡單易行傳播面更廣。 所以,保羅式的基督教被視為恐懼、怨恨文化的典型代表。 當尼采聲言“古希臘的虔敬散發出慷慨豐盈的感恩,只有極其卓越傑出的人才與自然和生命處於這種關係之中。 後來,當群氓開始統治希臘時,恐懼扼殺了宗教,並為基督教開闢了道路”時,戰勝這種文化的任務就被賦予了狄奧尼索斯。與《啟蒙辯證法》認為荷馬時代的文化就以克服恐懼為本質不同,尼采認為蘇格拉底理性主義文化才開始如此。 尼采寫道,那時“恐懼———是我們的一個例外情形”,“我以為,勇敢才是人的整個史前歷史”。“古希臘的虔敬散發出慷慨豐盈的感恩,只有極其卓越傑出的人才與自然和生命處於這種關係之中。 後來,當群氓開始統治希臘時,恐懼扼殺了宗教,並為基督教開闢了道路”。顯然,在未被恐懼主宰的文化時期,健康的人與自然和生命出於融洽的關係之中,這種關係是一種積極的愛的關係。 早在《悲劇的誕生》中,狄奧尼索斯就意味着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解,甚至豹和虎也在狄奧尼索斯戰車的軛下行進。 “在人與人之間固定起來的全部頑固而敵意的藩籬,全都分崩離析了”。 自己與鄰人合為一體,並陶醉於一個更高的共同體之中,並且“詠唱酒神頌歌的狄奧尼索斯信徒只能被自己的同類所理解!”恰如伽格德所言,“狄奧尼索斯的本質在於個體化界限的消除。 在狄奧尼索斯節期間,個人投身於醉狂的波濤之中,物我兩忘,不知此身何在,今夕何夕。 他們暫時喪失了所有自我意識,在原始統一體(早期尼采認為這種原始統一體是實在的本質)中飄然消散”。古老的狄奧尼索斯意味着原始統一體。 悲劇中文明化了的狄奧尼索斯與自然和生61
命的統一以自我甦醒為前提。 陶醉之所以重要,就是因為甦醒陷入了極端,出於恐懼而對異在他者異常殘酷,由此喪失了在陶醉中呈現的大愛。 這需要陶醉來喚醒、糾正。 通達狄奧尼索斯的更高自我必須擺脫恐懼、打破界限、惠及更多存在,與更多更遠的存在建立愛之連接。 對外部陌生存在,他不再橫眉冷對、極盡宰制之能,而是以張開胸懷、緊密共聚的愛之姿態,施行一種親密共生的夥伴策略。 恰如尼采所言,“不是為了擺脫恐懼和同情,不是為了借助激烈的發洩,讓自己從一種危險的情緒中得到淨化———亞里士多德就是這麽理解———相反是為了,超越恐懼和同情,成為生成之永恆的喜悅自身……”緊接着這句話,尼采興奮地如此結束《偶像的黃昏》一書:“由此我重新站回到培育我的意願和我的能力的土地上———我,這個哲學家狄奧尼索斯最後的信徒,———我,這個永恆輪迴的老師”。狄奧尼索斯的大愛由此得以顯現。第一,這種大愛超越了恐懼、焦慮,超越了或者極力把控異在他者,或者以某種虛幻方案以某種替代方式推遠、忘卻、無視他者的立場。 尼采認為不但基督教的現代形態而且古代形態中都隱含着與大愛對立的仇恨、恐懼、怨恨。 在《扎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他用恐懼(Furcht)來解釋基督教的原罪、道德以及科學,認為基督教牧師的卑謙背後是渴望復仇,是懼怕和怨恨;他們的精神在同情中溺亡,精神渺小。他認定“恐懼是人類原初的情感,所以,從恐懼出發,可以解釋一切,原初的罪惡和原初的道德”;甚至於“這種古老、長久的恐懼,最後精細起來,變成宗教,變為精神———我想,如今這便喚作:科學”。尼采在這裡明確地談到了因為恐懼而關係到的“對不確定之物、對未曾嘗試之物的興趣”,或許還沒有像後來的弗洛伊德、海德格爾那樣區分恐懼(Furcht,有具體對象的怕)與焦慮(Angst,無具體對象的怕),但認識到“興趣”的動機和目標是消除莫名其妙的怕,卻是明顯的。尼采提醒我們,“長時間的恐懼讓人變得多麽具有攻擊性,長時間注視着敵人,而且是假想中的敵人!”即使周圍有花園、水上音樂,也掩飾不了恐懼引發的攻擊性。恐懼、同情都可能是躲避偉大的原因,只有超越恐懼與同情,才能到達生成的永恆的喜悅。 而這正是狄奧尼索斯的任務和使命。 為了保留歷史和哲學的根據,尼采把健康的愛確立在懼怕、冷酷、宰制流行之前,試圖通過新的價值重估再次喚醒和激活它。 在《扎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最後一節“徵兆”中,已經甦醒、清晨走出洞穴、領略太陽照耀的扎拉圖斯特拉,路過還在睡眠的所謂“更高的人”的房間,聽到頭頂上鷹的尖厲叫聲,得知“我的動物們醒了”:鷹,飛鳥,吼叫的獅子,鴿子,還有愛的雲霞出現,此後,一直對之抱有同情的“更高的人們”才醒來,然後扎拉圖斯特拉的時刻才到來,“偉大的正午”呈現。第二,因而,狄奧尼索斯的愛與基督教的愛迥然不一樣。 出於消除恐懼的極端目的,基督教的愛“是一種新的愛,各種愛中最深刻最極端的一種:———從其它哪根樹幹中能夠長出這種愛? ……但是也不要誤以為這種愛是對那種報復渴望的否定,是作為猶太仇恨的對立面而萌發的! 不是的,事實恰好相反! 這種愛正是從那樹幹中長出來的,是它的樹冠,是凱旋的、在最純潔的亮度和陽光下逐漸逐漸地伸展開來的樹冠。 即使在光線和高度的王國裡,這樹冠也似乎以同樣的渴求尋求着那仇恨的目的、勝利、戰利品、誘惑,這種渴求使那種仇恨的根在所有的深淵中越紥越深,在所有的罪惡中越變越貪”。如果從耶穌到保羅,這種仇恨日益明顯,那麽,“實質上是平民的怨恨運動的”宗教改革更進一步強化了它,使得“教會的重振和古羅馬再次被置於古老的墓穴安寧之中”。後來的民主革命更加推進了這種仇恨。 新教改革以來,基督教更加凸顯了這一點。 即使我們不同意舍勒關於現代仁愛才基於怨恨、尼采把現代仁愛與基督教之愛混同了的看法,我們也可以在某種意義上接受洛維特的觀點,“尼采自始至終不遺餘力地攻擊的不是教義式的基督教,而是其世俗變形:現代市民社會和道德的‘潛在’基督教”。從保羅到路德,基督教後來日益世俗的解釋和變形才71
更符合尼采所批判的基督教的範型。如果我們採用舍勒的看法,古希臘的愛是低俗者對崇高者的愛、摹仿,而最高者無需施愛;基督教的愛則是最高者對平俗者的愛,那麽,狄奧尼索斯的愛融合了兩者:他否定了那個預示着完整並向外溢出愛的完滿的最高者,這個最高者自滿地等待他者來模仿自己,並以完滿自足來襯托、羞辱有缺陷者。 既要向比他更不足者施愛,更需要並自覺呼喚比自己更不完滿的不完滿者向可達的自己施愛。 愛面向同一個目標:現實的有缺陷者的提升和完善。 愛者和被愛者都不處在被羞辱、被譴責的狀態,也不處在被崇拜、自滿自足、一味享受的狀態。 甚至於,狄奧尼索斯不是一種既成的、固定的存在,而是一種活動類型,是一類行動,是向很多人(包括他譴責的人和譴責他的人)開放着的一類行動。 這類行動能從沉睡的本能中喚醒、開發、促成創造性潛能從而有助於成為連起初的自己都不敢相信的超能存在。 如果把狄奧尼索斯視為超人的範型,那麽,“超人不是別的什麽,而只是所有積極肯定的力的集合,是‘存在着的東西的最高形式’,是‘代表選擇的存在的類型’”。或者像彼珀說的,“超人不是那種超級人,超人就不是人,不是個體,而是一種活動的名稱、一種個體的積極性的名稱。 這種活動有着超越出去和回歸自我的一般性結構。 所超越出去的是人,但是超越所發生的並不是擺脫自己意義上的那種脫離開人,而是人的自身朝着自我的方向超越。 作為人類的人在超人中實現完美”。一句話,狄奧尼索斯類似於那種作為高貴的人之再現的希臘神。 這樣的神是“懷有偉大的愛和蔑視的人”,他愛的是這個世界上所有不完美但卻兢兢業業並努力完善自己的人,他蔑視的是所有完美者和自願匍匐在完美者面前期望贏得完美者的愛讓完美者替自己完成心之所願的貧弱者。 他堅信,自己,跟自己一樣的人並一起努力的人,也就是“那種創造精神,還是會來臨的”。第三,愛與創造的一致,是這種大愛最基本的特質。 “一切創造都是分享。 認知者、創造者、愛者是一致的”,所以應該致力於“創造者、博愛者、破壞者的偉大綜合”。狄奧尼索斯的大愛,向着一切具有創造性潛質的人開放着,向着展現創造者的境界和狀態不斷進發。大愛意味着對普通者天性的尊重,儘管尼采對這種尊重的表達常常容易引起誤解,比如使用“工具”、“馬兒”之類的詞彙。 尼采明白,作為現實的人,狄奧尼索斯也需要生存,需要追隨者和同伴,需要普通人的兢兢業業或平庸。 平庸本身並不有害,反而能為高度健康文化奠基,有害的是不安於自身、冒充高貴並想方設法打擊、壓抑高貴的那種平庸。 安於自身自然地位的平庸尼采並不反對。作為最現實的人,狄奧尼索斯不像基督教上帝那樣一出生就完成了本質與現實的統一,相反,他永遠完成不了這種統一,永遠在生成之中。 即便他已達到相當的高度,他對普通人的愛也不再是“將情緒理想化,並且自我矇騙”的奴性的愛,而是“一種神性的愛,它鄙視人,愛人,它改造並提高被愛者”,因而,愛也可以採取多種複雜的形式,比如是帶着面具的、隱匿自己的關愛。 “在創造中,為了最強有力的人,撒謊也是允許的手段:大自然就是這樣運行的”。“在最強者、最富者、最獨立者、最勇敢者那裡,表現為‘對人類的愛’,對‘人民’、基督教福音、真理、上帝的愛;表現為‘同情’;‘自我犧牲’,等等;表現為制服、掠奪、奴役,表現為一種本能的自命不凡,具有一種人們能夠賦予方向的偉大權力:英雄、預言家、凱撒、救世主、牧人(———性愛也屬於此類:它要制服、佔有,它顯示為委身於人。 歸根結底,這只是對自己‘工具’的愛,對自己的‘馬兒’的愛,———堅信這些東西是屬於自己的,即屬於一個能夠使用它的人)”。但是,尼采顯然希望他的狄奧尼索斯在施愛的手段上富有創意和智慧。 他提醒“所有偉大人物在這些手段上都是富有創造性的”有時可以“拉大距離,但不造成對立”,有時不是溺愛而是成全,比如騎手對他的馬的愛,就是“騎着它直奔目81
標”。有時面對尚未被理解就需要帶上不同的面具,作為一個出色的演員,不能像蘇格拉底那樣不分場合地以哲學家的面目出現對待眾人。 “每個深邃的心靈都需要一個面具:並且,每個深邃心靈的周圍,都有一個面具在不斷生長,這是由於人們不斷地對他所說的每個詞、走的每步路、顯露出的每個生命跡象作出錯誤的,也就是說,膚淺的闡釋”。面對尚不理解和接受自己者,扎拉圖斯特拉需要離開家鄉,去不熟悉的地方工作,“在佔支配地位的風俗的蔑視下生活。 嘗試與失誤的折磨”等,即使如此也必須不斷努力,不能逃避。早在《狄奧尼索斯頌歌》中,狄奧尼索斯就被視為“大愛之神”,這種大愛需要一種更大更高的境界,需要超越個人主義的視界來看待個體,尼采甚至動用“整個宇宙”這種很容易令人以為是自己反對的上帝視角的說法,談及“任何個體都在整個宇宙本質中起作用”。 它要表明,孤立的個我是謬誤,從此出發對其他臆想的個體的愛也是;要將生成的宇宙視為一體,從此出發看待世界,力所能及地擔負起對其他存在的責任方可。 只有把自己的愛與超越基督教文明的未來新文明聯繫起來,使自己的愛服務於這樣偉大的目標,才是大愛。 大愛是使存在者的存在獲得充分實現,是對喚醒、促生、凝聚完成此任的創造性力量的愛,是對這種力量運作過程中所有積極性的愛,是對運作過程中必然產生的萌芽、希望、稚嫩和挫折、碎片、死亡的愛。 只要是有助於未來新文明產生和塑造的,不管是什麽,都是這種大愛所歡迎的。最後,並非不重要的是,大愛更重視肉身生命的健康延續。 按照尼采—弗洛伊德的邏輯來看,理性文化的發展跟愛慾、身體的退化直接聯繫在一起,它不但塑造了日益嚴重的對異在他者的恐懼和宰制,而且也不斷塑造了發達社會日益增加的男女兩性身體方面的退化。 超越“用夢來建造的日神世界”並轉向酒神世界,就得從對精神之夢的愛轉向對陶醉、身體、生命的愛,遵循酒神精神而相信“肉身是一種比舊的‘靈魂’更令人驚訝的思想”,告別日神文化—蘇格拉底理性主義文化—基督教文化對身體的蔑視,建構一個不是以焦慮和恐懼而是以愛的態度對待外部存在的酒神式自我,用以取代向內挖掘、橫眉冷對外在他者的日神式自我,對於當代文明轉型,日顯重要。六、酒神精神對虛無主義的克服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就可以對狄奧尼索斯如何能克服以及能克服何種虛無主義做一個結論了。首先,尼采傾其一生打造的狄奧尼索斯在克服消極虛無主義方面應是綽綽有餘。 當尼采賦予虛無主義積極和消極兩種含義時,消極的虛無主義表現為“精神權力的沒落和衰退”,而積極的虛無主義表現為“精神權力提高”,為了這種提高,必須對頽廢和虛幻的精神進行否定和超越。 提高和超越之路上的否定是積極的,而不以提高和超越為前提的否定是消極的。 在這樣的背景下,虛無主義就是那些弱者的結局。 強者是不會長時間感受到並滯留於虛無的。 虛無主義是不知真相,以為世界真有固定、永恆的崇高王國,因而拼命抓住它並認為抓住了就能萬事大吉、人生從此再無憂的那種“弱者”,所信奉的世界觀、價值觀幻滅的結果。 沒有這種世界觀、價值觀的人是不會衍生這種幻滅感的。 從理論上說,以足夠徹底的啟蒙和創造性登場的狄奧尼索斯一定是在積極的意義上遭遇現代虛無主義問題的。 他不應該為消極的虛無主義所煩擾。 但具體到實際行動中,狄奧尼索斯無需牢記《論道德的譜系》最後一句話“寧可追求虛無,也不能無所追求”,因為他已經超越了這個境界。 對於狄奧尼索斯來說,“沒有什麽東西比徹底的有作為的虛無主義更有益,更有促進作用”,或者,“我們成熟到了虛無的程度:對於我們來說,虛無是理智的”。面對虛幻、冒充的那個崇高世界的坍塌,狄奧尼索斯不會陷入虛無主義,只會拓展和開啟一個創造性的空間。91
其次,狄奧尼索斯也不會為隱微論意義上的虛無主義所困擾。 把尼采的言辭區分為顯白與隱微,認為隱微義比顯白義更高、更深刻,並把尼采虛無主義的隱微義解釋為最終的“萬事皆空,一切皆無”,為不少尼采研究者所讚賞。 尼采思想邏輯中的隱微論虛無主義,只能通過三種途徑發生:第一,能站在整個宇宙高度看待人間之事的萬能之神,會把人之追求視為無意義之事;第二,一個理論上可以設想的沿着創造性之路窮盡無限可能的超人面對自己所經歷的一切發出“萬事皆空,一切相同,一切俱往”之論;第三,把超人理解為不惜最卑劣地把他人當做實現自我目的的純粹手段,甚至不惜殺戮的惡魔之人,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罪與罰》中未醒悟前的拉斯柯爾尼科夫。其中第二、三種都可視為對酒神狄奧尼索斯的解釋。 在我看來,狄奧尼索斯是不會遭遇這種虛無主義紛擾的。 因為,狄奧尼索斯告別了永恆進步的幻覺之後,迎來的現實世界就是永恆輪迴的世界。 永恆輪迴對於狄奧尼索斯不是消極的原則,而只能是積極的生命力的象徵,是雖然擺脫不了生與死的循環但一定要把自己的生命融入生命整體的更好延續、融入更高級的創造性洪流之中的強烈意願。 總體的生命與個體的生命就在這種不斷發生的一次次永恆輪迴中不斷再生、不斷提升。 對永恆輪迴的消極解釋,甚至把狄奧尼索斯解釋為尚未被索尼婭感悟前的拉斯柯爾尼科夫,那是非常荒謬的。如果狄奧尼索斯最終的世界觀就是“萬事皆空,一切皆無”,那不是跟他反對的基督教的世界觀更加頽廢了嗎? 也就是說,一輩子反對弱者把一切問題都交給萬能之神的尼采,最後竟然是站在萬能之神的意義上看待世界?如果這種解釋可以成立,那這樣的尼采不是醉了,而是瘋了。不過,爛醉如泥的酒飲,倒可以促生這種隱微論意義上的虛無主義。 被生活打敗、無力應對世界的弱者,如果經常爛醉如泥,就會陷入這種虛無主義。 而經過文明熏陶和糾偏的狄奧尼索斯,無法避開阿波羅、蘇格拉底甚至耶穌基督的牽制,被他們所代表的文化中和之後,不會如此。 佳釀對狄奧尼索斯來說是促進生命的手段,不是頽廢生命的飲品。 只有被生活打敗的頽廢者,才會冒充看透世界的萬能之神發出“萬事皆空,一切皆無”這種比基督教更加“虛無”的聲音。 尼采早就在《論道德的譜系》的結尾處明確杜絕了這種可能性。或許不能僅僅局限於尼采自己的理論邏輯來回答這個問題。 還必須擴展視野把更進一步的虛無主義難題考慮進來。 一旦如此,狄奧尼索斯帶來的酒神精神還要承擔克服更多、更寬泛的虛無主義之重任。 在這裡,我們必須把徐復觀先生所說中國傳統的三種虛無主義,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思考的突破基本價值底線的那種虛無主義考慮進來,來拷問一下狄奧尼索斯,看看能提供什麽答案。第三,狄奧尼索斯還進一步遏制和克服中國傳統中衍生下來的虛無主義,塑造一種積極和崇高的精神。 徐復觀先生把虛無主義解釋為“至高價值成為無價值”,原來信奉的崇高價值不再被信奉,這是中國歷史上多次發生過的危機,雖然這種危機跟為基督教價值體系提供論證的西方形而上學沒有什麽關係,也就是說,中國歷史上發生的多次價值危機雖然沒有採取西方傳統形而上學的論證方式,但自西周厲王開始的虛無主義危機一點也不少。 不過,他把這個歷史上發生的虛無主義區分為三種:“把自己的精神,由心生社會中上升到作為萬物根源的‘道’那裡去,以把握無是非、忘生死的整全世界”由老莊代表並在玄學和佛學中以各種形式繼承下來的“上升的虛無主義”,《莊子·天下》篇中的田駢、慎到所代表的隨順世俗、不是超拔而是尾隨俗世的“下墜的虛無主義”,以及把一切都看做為了升官發財的“最下流的虛無主義”。徐復觀顯然是在儒學及其現代化中探尋超克虛無主義的資源。 陳獨秀在二十世紀初看到中國現代虛無主義是中國傳統的老莊思想、佛教空觀、德國形而上學、俄國虛無主義、日本無政府主義的思想雜成,是當時中國社會危機的綜合反映。 在這種綜合反映中,被徐復觀寄予厚望可以克服虛無主義的新儒學,也被陳獨秀以及朱謙之放棄否定02
了。 狄奧尼索斯意味着一種積極進取、勇敢和創造的精神。 為之提供本能基礎的“自然”是一種強者力量的伸張和實現,不是中國傳統“自然”那種萬物自成、事物本性、非人為的趨靜存在。 狄奧尼索斯的“自然”是一種強烈的進取和創造性衝動,與中國傳統“自然”那種遵從自然莫為的超然境界具有本質差異。 或許只有在達到更高的認知境界上,兩者可以達成一定共識,但狄奧尼索斯達到這種認知境界後不是趨向自然莫為,而是致力於陶醉中的積極創造。 自然莫為的超然境界即使是上升的、高貴的“虛無主義”,也必定會受到尼采的指責和批評。第四,在面對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種突破基本價值的虛無主義方面,狄奧尼索斯優點捉襟見肘。陀思妥耶夫斯基從第一本自己風格的作品《地下室手記》開始,就在思考上帝死後給現代人帶來什麽的根本問題。 《地下室手記》中的地下室人在心中沒了上帝之後,既找不到生活的目標,也找不到生活的立足點,只能躺在地下室的床上胡思亂想,處在無根漂泊的狀態無以自拔,但他仍然在艱難地追尋。 當他長大,成為《一個荒唐人的夢》中的荒唐人後,這種無根漂泊感進一步加重,以至於到了懷疑人生的意義、希望到另一個地球上去實現的荒唐地步。 這種地步離傷害自己(自殺)一步之遙了。 從《罪與罰》開始,經過《群魔》到《克拉馬佐夫兄弟》,拉斯柯爾尼科夫、彼得·韋爾霍文斯基、伊萬·克拉馬佐夫都開始為了追求公共善、追求所謂“崇高理想”、甚至追求世俗利益而殺害“沒用的老太婆”、殺害曾經的同伴,甚至傷害自己的親人,使得虛無主義從崇高價值的喪失(虛無)發展到基本價值的喪失(虛無),從而進展到一個新的、更可怕的層面,讓吉萊斯皮在《尼采之前的虛無主義》一書中把狄奧尼索斯解讀為一個可能突破價值底線的惡魔有了進一步的理由。 吉萊斯皮的如下評價值得尼采足夠重視:“尼采過分誇大了狄奧尼索斯與被釘十字架者之間的對立。 事實上,他的狄奧尼索斯概念就來自基督教的上帝概念,尼采之所以對此完全不知情,是因為他沒有意識到他的概念其實是繼承了早期浪漫派的狄奧尼索斯觀念,還有唯心主義者的意志概念。 狄奧尼索斯的權力意志因此事實上只是絕對意志觀念的進一步發展,這種絕對意志觀念首次出現在唯名論的上帝概念中,並且在費希特的絕對之我概念中成為一種世界歷史性的力量。 這意味着,上帝並不像尼采所相信的那樣已經死去;只是上帝的理性元素死去了,而這些元素被移植到基督教的上帝身上,是為了打造他的全能。 因此,用尼采自己的形而上學語言來說,尼采的狄奧尼索斯並不是基督教上帝的替代物,而只是他的最後表現形式。 某種意義上來說,尼采的狄奧尼索斯,是帶着最為現代面具的基督教上帝”。可惜尼采無法直接回應吉萊斯皮。 在我看來,把尼采的狄奧尼索斯等同於基督教的上帝顯然是過度解釋。 僅僅在具有並施行創造力這一點上,他像上帝。 但狄奧尼索斯再被美化、提升,終究會受身體的局限,具有自然的限制;也受時間的局限,具有時間的限制,達不到上帝那樣的無限程度(上帝不受自然—身體和時間的限制)。 令人憂慮的不是狄奧尼索斯的創造性能力,而是自然限制和時間限制如何確保,並進一步通過有效約束來體現。 狄奧尼索斯不能只靠文明素養的自覺約束,也應該受到底線制度的剛性約束。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提醒意味着,除上述兩種限制之外,他還應該受到文明規則的限制,最起碼是底線制度的限制,包括軟性的底線倫理,更包括剛性的制度約束。尼采不重視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安排,能對此起應有的作用。 出身上就有些野性的狄奧尼索斯,發揮積極作用的前提就是不斷地文明化。 尼采不希望他在弱者主導的文明體系中被扼殺或被折磨成平庸的算計者和跟隨者,而希望他獲得充分的自由和解放。 再度、高度的文明化是狄奧尼索斯重獲歷史舞台的前提,但遏制其身上的野性也應是這種文明化的應有之義。 在這方面,重視制度安排及其結構功能的馬克思,重視人之本能的陰暗面及其效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都能對尼采構成某種12
警示和矯正。 如果不加限制,尼采的狄奧尼索斯無法確保能夠克服陀思妥耶夫斯基擔憂的突破價值底線的那種虛無主義,卻完全可能成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拉斯柯爾尼科夫、伊萬·克拉馬佐夫。作為尼采精心培育的抵抗現代虛無主義的支柱,狄奧尼索斯尤其需要重視吉萊斯皮的這個質疑。 在現代虛無主義的內在邏輯中,崇高價值與基本價值的衝突,是一個非常麻煩和重要的問題。現代虛無主義歷來被視為崇高價值的喪失或虛無化,從雅各比、康德到馬克思和尼采的思想史都是如此。 陀思妥耶夫斯基改變了這一點。 他把基本價值的喪失或虛無化看做上帝之死後呈現出的嚴峻問題。 這個問題比崇高價值的喪失更為可怕,更值得關注。 馬克思和尼采都極為重視超越資本主義文明,提升陷入平庸和虛無之中的資產階級價值。 他們重點關注的是如何把日漸平庸的價值體系和文明提升到新的層次和水平,而對平庸是否會陷入野蠻、是否會突破底線發生歷史大倒退這個問題關注不多。 尼采的思考重點是揭示虛假的崇高價值的真實基礎所在。 也許最該重視去揭穿的虛假崇高,就是打着高大上的旗號去實施野蠻行徑,赤裸裸地突破現代價值底線。 可惜這還不是尼采關注的重點。 他主要關注的是如何超越資產階級的平庸,克服躲進一個保險體系中怡然自得、不敢冒險、無大追求、失去進取心的那種狀態。 不再對社會倫常感興趣、力求無是非和忘生死的由老莊所代表的各種“上升的虛無主義”,應該就在尼采所批評的範圍之內。 無害他人但也無益於他人的那種“崇高”,能在何種意義上被認可? 按照尼采的邏輯來說,被認可的程度肯定很低。 因為這仍然是一種躲避,而不是創造;是一種畏縮,而不是擔當,從而絕不符合狄奧尼索斯精神。 在這個意義上,狄奧尼索斯精神不但要去救治、克服徐復觀先生所謂“下墜的虛無主義”和“最下流的虛無主義”,而且也絕對不滿足於“上升的虛無主義”。其實,狄奧尼索斯只是一個文明和價值重建過程中的一個中介、途徑。 他發出的命令只是要去創造,但如何創造? 哪些人物、符合什麽具體條件才能夠施行這種創造? 狄奧尼索斯並不提供十分具體的答案。 創造的具體結果、實際方案都是高度開放的。 狄奧尼索斯就是以陶醉、創造、大愛來詮釋克服現代虛無主義的一種空間開拓。 它對卑劣的虛無主義、隱微論意義上的虛無主義,以及徐復觀所說的中國歷史上三種虛無主義,都具有明顯的矯正、救治、克服作用。 唯獨對如何克服陀思妥耶夫斯基終生思考的基本價值虛無化的那種虛無主義,還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 擺在狄奧尼索斯面前的主要問題,還是他從野蠻進入文明之中時,以及在啟蒙理性主義、在基督教文明中對他貶斥為野蠻力量的那個問題:他如何告別和擺脫野蠻,立足於文明施展自己? 只有在這個基礎之上,他才有可能去完成尼采賦予的歷史重任。①羅素:《西方哲學史》,何兆武、李約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年,第 37 頁。②尼采:《悲劇的誕生》,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年,第 39 ~ 40 頁;第 59 頁;第 24 頁;第 67 頁;第 25~ 26、30~ 31 頁。③尼采:《偶像的黃昏》,衛茂平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 189 ~ 190 頁;第 52 頁;第 53 頁;第 116 頁。④⑤克萊門:《勸勉希臘人》,王來法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 年,第 24~25 頁;第 29 頁。⑥⑦卡爾·古斯塔夫·榮格:《日神精神與酒神精神》,載其《心理學與文學》,馮川、蘇克譯,北京:北京聯合出版社,2013 年,第 197 頁;第 195 頁;第 200 頁。⑧⑨韓王韋:《從藝術到哲學:尼采思想中狄奧尼索斯形象之變》,上海:《哲學分析》,2019 年第 3 期。⑩尼采:《狄奧尼索斯頌歌》,孟明譯,上海:華22
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年,第 137 頁、139 頁、143頁;第 337 頁;第 17 頁;第 253 頁。恰如羅素所評價的,“人類成就中最偉大的東西大部分是包含有某種沉醉的成分,某種程度上的以熱情來掃除審慎,沒有這種巴庫斯的成分,生活便會沒有趣味;有了巴庫斯的成分,生活便是危險的。 審慎對熱情的衝突是一場貫穿着全部歷史的衝突。 在這場衝突中,我們不應完全偏袒任何一方”。 羅素:《西方哲學史》,何兆武、李約瑟譯,第 39 頁。薩拉夸達:《狄奧尼索斯反對被釘十字架者》,載劉小楓編:《尼采與古典傳統續編》,田立年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年,第 196、206 頁;第216 頁。鮑默:《尼采與狄奧尼索斯傳統》,載奧弗洛赫蒂等編:《尼采與古典傳統》,田立年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 275 頁。尼采:《瞧,這個人》,黃敬甫、李柳明譯,北京:團結出版社,2006 年,第 81 頁。尼采:《重估一切價值》,林笳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年,第 778頁;第 851 頁;第 991 頁;第 991 頁;第 992 頁;第 1001頁;第 577 頁;第 993 頁;第 634 頁;第 577 頁、458 頁;第 458 頁、459 頁、958 頁;第 460 頁;第 961 頁;第 577~ 578 頁;第 511 頁;第 513 頁、511 頁;第 605 頁、607頁;第 593 頁;第 881 頁;第 850 頁;第 850 頁、853 頁;第 988 頁、1017 頁;第 988 頁;第 1008 頁;第 791 頁;第 882 頁;第 695 頁;第 771 頁;第 882 頁;第 915 頁;第 969 頁;第 1010 頁;第 635 頁;第 735 頁。尼采:《論道德的譜系》,周紅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2 年,第 72頁;第 74 頁;第 74 頁;第 103 頁;第 123 頁;第 53 頁;第 129 頁;第 19 頁;第 35 頁;第 74 頁。伽格德:《狄奧尼索斯針對狄奧尼索斯》,載保羅·彼肖普編:《尼采與古代》,田立年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年,第 366~ 367 頁;第 368 頁;第 354 頁。馬克·福賽思:《醉酒簡史》,楊清波譯,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9 年,第 44 頁;第 53~ 54 頁。諾爾曼·布朗:《生與死的對抗》,馮川等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188~ 189 頁。轉引自麗貝卡·S.皮里:《尼采在二十一世紀的影響》,王愛松譯,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5 年,第 6 頁。瓦爾特·舒爾茨:《德國觀念論的終結———謝林晚期哲學研究》,韓雋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 年,第 246 頁。 Friedrich Nietzsche, Sämtliche Werke , KSABänden 6, Deutscer Taschenbuch Verlag, 1999, S. 159⁃160.尼采:《快樂的科學》,黃明嘉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 377 頁。《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2 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135 頁。Friedrich Nietzsche, Umwertung aller Werte , Band 2,Mü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GmbH, 1969,S. 384.“基督教的上帝讓他的兒子死而自己不死,與此相反,狄奧尼索斯神則親歷死亡:他必須意欲自己的自我隱匿和消失以顯示其真實性”。 弗拉狄耶爾:《狄奧尼索斯對抗被釘十字架者》,載劉小楓編:《尼采與基督教》,田立年、吳增定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4年,第 272 頁。尼采:《扎拉圖斯特拉如是說》,黃明嘉、婁林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年,第 377頁;第 486 頁;第 164~ 165 頁;第 485~ 486 頁。皮埃爾·克羅索夫斯基:《尼采體驗的永恆回歸》,載汪民安、陳永國編:《尼采的幽靈》,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年,第 26~ 27 頁;第 31 頁。弗拉狄耶爾:《狄奧尼索斯對抗被釘十字架者》,載《尼采與基督教》,田立年、吳增定譯,第 269 頁。尼采曾把這些價值列了三行,參見尼采:《重估一切價值》,林笳譯,第 491 頁。沙恩·韋勒認為,尼采“在他的筆記中,他至少提供了三種不同的命題談論虛無主義在西方盛行的歷史性時刻”,第一種觀點是最高價值自我貶黜的 19世紀,第二種觀點是柏拉圖主義對最高價值的設置與論證之時,第三種觀點認為尼采是把虛無主義理解當時尚未到來的事件,也就是後來 20 世紀發生的32
事件。 參見沙恩·韋勒:《現代主義與虛無主義》,張紅軍譯,鄭州:鄭州大學出版社,2017 年,第 28 ~ 31頁;海德格爾的觀點參見其《尼采》,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年,第 354 頁。 他在那裡指出,跟有意識的哲學沉思相比,無意識的“精神的普遍市儈俗氣”才是真正的虛無主義。翟振明:《有無之間:虛擬實在的哲學探險》,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 119 頁。尼采:《權力意志》,張念東、凌素心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 年,第 7 頁。張典:《尼采和主體性哲學》,中國社會出版社,2009 年,前言第 4 頁。 作者把 1854 ~ 1876 年看作是尼采哲學的早期階段,是尼采哲學的浪漫主義時期,之後的尼采才走出了浪漫派。尼采在談到距離與不安全感時說,“‘最鄰近的東西’成為最重要的東西”。 尼采:《重估一切價值》,林笳譯,第 558 頁。 舍勒所推崇的基督教愛的原理“愛鄰人”,按照尼采這裡的邏輯顯然不夠高遠,不但絕非大愛,甚至是出於恐懼而生的“愛”。 而足夠遠的東西,就很容易處理了;或者,只要能把令人憂慮不安的東西推到足夠遠處,就成功了。Friedrich Nietzsche, Sämtliche Werke , KSA Bänden5,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99, S. 70.尼采並不一概反對“殘酷”,對於源於自然、歷史上文明程度很低時高貴的野蠻人施展的那種與高貴價值的實現關聯在一起的殘酷,尼采是持許可態度甚至有時讚賞,但對出於恐懼或為了獲得安全排斥、敵視高貴者的殘酷,尼采是反對的。 對前者的分析,參見拙作《重新理解尼采對資產階級道德的批判》,南京:《南京大學學報》,2017 年第 3 期。尼采:《善與惡的彼岸》,梁余晶等譯,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7 年,第 39 頁;第 59 頁。參見馬克斯·舍勒《價值的顛覆》(羅悌倫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 年)以及《愛的秩序》(林克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 年)的相關論述。洛維特:《尼采的敵基督教登山訓眾》,載《牆上的書寫———尼采與基督教》,田立年、吳增定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 年,第 13 頁。陳君華:《深淵與巔峰:論尼采的永恆輪迴學說》,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415 頁。安內馬麗·彼珀:《動物與超人之維》,李潔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1 年,第 50 頁。參見拙作《面向現實的無能:尼采論虛無主義的根源》第二部分,上海:《學術月刊》,2014 年第 12 期。詳見拙作《何為尼采“虛無主義”的隱微義》,上海:《學術月刊》,2020 年第 1 期。參見徐復觀:《論文化》相關章節,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年,第 556~ 565 頁。Michael Allen Gillespie, Nihilism before Nietzsche ,The University Chicago Press, 1995, Introduction p. xx.作者簡介:劉森林,山東昌樂人,1965 年生,現任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院長、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山東省泰山學者特聘教授,兼任中國辯證唯物主義學會副會長、中國應用哲學學會副會長。 1998 年 4 月至 2016 年 11 月曾任教於中山大學哲學系。 近年主要從事現代虛無主義、物化、主體性、辯證法、啟蒙等問題的哲學研究。 現已出版《物與無:物化邏輯與虛無主義》、《焦慮的啟蒙:以〈啟蒙辯證法〉為核心的啟蒙反思》、《辯證法的社會空間》、《追尋主體》、《實踐的邏輯》等著作,主持“馬克思與西方傳統”和“虛無主義”兩個譯叢,在《中國社會科學》、《哲學研究》發表論文 21 篇,在其他雜誌發表論文 150 篇。 近年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馬克思與德國古典哲學關係的拓展性研究”、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現代虛無主義思想史與批判史”等。曾獲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獎、研究類霍英東青年教師獎,寶鋼優秀教師獎,先後獲得第三、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屆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2013 年獲得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2018 年和 2019 年分別獲得山東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責任編輯 劉澤生]42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2 期·港澳研究·主持人語:陶一桃教授係中國經濟學界的知名學者,近三十年來致力於中國改革開放史、中國經濟特區發展史和中外經濟特區比較研究,先後在本刊發表了《經濟特區與中國制度變遷的路徑選擇》、《中國道路的又一偉大實踐———從經濟特區到粵港澳大灣區》等佳作,其研究成果受到學界的高度關注。陶教授本期之《深港融合發展與區域經濟韌性》,從制度經濟學的視角分析深港融合發展及其制度績效的形成,既符合理論邏輯又巧妙地把這一制度績效釐定於區域經濟韌性範疇內進行剖析,尤其把作為制度組成部分的文化資本,與作為影響區域經濟韌性的社會資本、文化因素乃至政策和制度環境的機理剖析有機結合,既體現了視角的獨特性,又十分契合深港融合所直面的制度文化認同基礎與不可迴避的某些約束。 如果說粵港澳大灣區的構建是中國社會深化改革的戰略性部署,是以建立政策性增長極的方式,先行完成制度變遷探索的中國道路的邏輯演進,那麽深港融合發展則是新時代深化改革進程中又一富有挑戰性的制度安排。 而消除融合發展的制度障礙,建立融合發展的制度通道,則是實現共同繁榮的關鍵所在。作者從區域產業結構、社會資本、政策和制度環境、文化因素四個維度來分析區域經濟韌性形成的機理,在分析不同產業生態的經濟韌性特質後得出這樣的結論:一個擁有較強區域經濟韌性的經濟體,一定是一個蘊含多元化且專業化的產業結構體。 作者認為,作為某種認知鎖定的社會資本,既具有節省交易費用的制度安排功能,又具有減少或降低協調成本與組織成本的制度屬性。 在中國傳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中,“舉國體制”總是以政策和制度環境的方式發揮着作用,同時也總是以政策所釋放的信息與制度環境所帶來的選擇的機會成本變化,決定着個人、群體或一個區域的決策行為,從而影響着區域經濟韌性的強弱與高下。 陶教授還從中國社會制度變遷及中國道路的高度,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框架內更進一步闡述了深港融合發展的特殊意義:粵港澳大灣區作為由國家整體發展布局所引致的正式制度安排,既表現為漸進式改革的必然演進,又體現了中國道路的內在發展邏輯———以建立政策性區域增長極的方式,以先行先試的制度探索,推動改革開放向縱深發展;以成功經驗的借鑒與推廣,實現區域協同發展與共同富裕,粵港澳大灣區也將更加具有可持續發展的潛力。2021 年 9 月,中央發布的《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是深入實施《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一項重大部署。 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作為深化深港合作、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要平台,其區域治理模式的創新與完善對於提升區域治理效能至關重要。 謝寶劍教授的《深圳前海區域治理模式創新研究》一文,以區域協同治理的角度切入,從“治理主體─治理方式─治理目標”的維度構建協同治理的邏輯框架,探索性地從“政府間橫向協同治理”、“政府、企業、社會協同治理”、“政府間縱向協同治理”三個維度,構建前海區域協同治理模式。謝文認為,政府間橫向協同治理,重點是完善前海與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區域政府間的橫向協同治理模式,緩解“一國兩制”下區域治理碎片化現象,解決跨區域公共問題,推動區域間優勢互補、聯動發展。 構建政府、企業、社會協同治理模式,形成更加高效的多元治理結構,彌補政府間橫向治理模式的不足,尤其需要探索市場、社會力量在區域治理事務中的功能與職責。 優化政府間縱向協同治理模式,高級別政府的參與有助實現更高層次的協同;通過上下級政府間的聯動,實現治理主體間的“集體行動”。 作者為未來前海的治理提供探索性的思路,值得關注。 (劉澤生)52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2 期深港融合發展與區域經濟韌性*陶一桃[提 要] 粵港澳大灣區的形成與構建,一方面具有制度一般的基本功能與屬性,另一方面更具有制度創新的特殊意義。 深港融合發展以營商環境的高水平規則銜接與制度對接為路徑,不僅提升了粵港澳大灣區的制度環境品質,同時也促進香港真正融入祖國建設的整體布局之中。 從深港兩地產業結構的特點來看,深港融合發展將以各自產業結構的優勢,整體增強着區域經濟韌性;從深港兩地的社會—文化資本與人力資本結構來看,將以強化社會—文化資本潛在收益的方式增加着區域經濟韌性;從深港兩地社會資本的契合度來看,將會以社會資本的制度力量增強着粵港澳大灣區的區域經濟韌性。[關鍵詞] 區域經濟韌性 粵港澳大灣區 制度資本 深港融合發展[中圖分類號] F1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2 ⁃ 0026 ⁃ 14自 2019 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出台,深港融合發展就已被日漸提到區域協調發展的議程。 其後相繼出台的《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 年)》與《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以下簡稱《前海方案》),都從制度層面上為深港融合發展確定了基本路徑與規則銜接、制度對接的主要方向。 如果說粵港澳大灣區的構建是中國社會深化改革的戰略性部署,是以建立政策性增長極的方式,先行完成制度變遷探索的中國道路的邏輯演進,那麽深港融合發展則是新時代深化改革進程中又一富有挑戰性的制度安排。 而消除融合發展的制度障礙,建立融合發展的制度通道,則是實現共同繁榮的關鍵所在。制度障礙的消除與制度通道的確立,不僅會以制度資本與社會資本的潛在力量增進着深港乃至粵港澳大灣區自身可持續發展的區域經濟韌性,而且還將以“一國兩制”框架下深港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的確立與實踐,促進着中國社會管理體制與機制的現代化與國際化,從而使粵港澳大灣區真正成為未來中國具有超強擴散效應與輻射力、區域協同發展高品質引擎與制度創新的高地。一、區域經濟韌性及其影響因素從一般意義上講,經濟韌性是指一個經濟體在面臨外部和內部各種環境的變化情況下,防範、62∗本文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經濟特區發展史(1978⁃2018)” (項目號:16ZDA003)的階段性成果。
抵禦各種風險以及及時靈活調整政策,開闢新的發展路徑的恢復能力。 區域經濟韌性即是指一個特定的區域或區域共同所擁有的上述能力。 當然,由於區域自身的特殊禀賦,或區域共同體所形成的獨特的互補優勢與要素集聚能力與合力的存在,區域經濟韌性又會在成因或韌性表現形式上顯示出某些差異性,但基本原理與機理卻是相同的。 一個富有經濟韌性的經濟體,是一個具有可持續發展潛能的經濟體,而一個富有可持續發展潛能的經濟體,必定不可或缺地蘊含着經濟發展韌性。2002 年,Reggiani 等人首次把“韌性”的概念應用到區域經濟領域。 他們認為在對經濟學空間系統的動態研究過程中,“韌性”這一概念極其重要,它在類似的分析中應作為一個關鍵思路,尤其是空間區域經濟系統面對各類衝擊或擾動時。①Berkes 等人認為,韌性不僅包括經濟系統應對外界擾動的能力,還包括抓住並轉化外部機遇的能力。② Rose 認為,經濟韌性涉及企業、市場、家庭等不同層面,是區域系統中固有的一種響應機制,以及區域在外來衝擊發生時和發生後為避免潛在損失而採取的應對策略的能力。③ Foster 將區域經濟韌性定義為:面對外部干擾,區域預測、準備、應對和恢復的能力。④Hill 等學者認為一個區域,經濟受到衝擊後的成功恢復能力表現為區域經濟的韌性。⑤James 則根據遭受外界衝擊發生後的情景,總結了區域經濟的發展趨勢,其中包括能否回到衝擊之前的穩定發展狀態,以及區域經濟可以通過自身結構的調整,實現產業轉型升級,走向全新的發展道路等,並將上述特質視為區域經濟韌性。⑥葉初升將經濟韌性簡練地概括為抵禦風險、駕馭不穩定性的發展能力。⑦Martin 的研究將區域經濟應對衰退衝擊的“韌性”歸納為四個方面:其一,抵抗力,即區域經濟應對衰退衝擊的敏感性和反應程度,或者說脆弱性和易受傷害性;其二,恢復力,即區域經濟從導致衰退的各類衝擊中自我恢復的程度與速度;其三,自我調整能力,即區域經濟系統在遭受衝擊之後重新有效整合其內部即有資源,調整自身包括產業結構在內的社會制度結構,從而適應新的變化了的外部環境的能力,這裡還必然包括維持就業、產出、和收入水平相對穩定的能力;其四,經濟可持續增長路徑的創造與再創造能力,即當區域經濟遭遇衝擊後,改變既有的增長模式,拓展、開創新的發展路徑,從而再度實現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能力。⑧區域經濟韌性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被視作一個地區固有的特質,它是可以在相當長的時期裡持續提升某一經濟系統的至關重要的屬性。 當然,區域經濟韌性又表現為一個循環過程,即區域經濟面對衝擊擾動以及其恢復過程,可能會引起區域經濟結構和功能的演變,而這些變化又會影響區域經濟系統面對下一次衝擊擾動時的抵抗性和恢復性。 也就是說區域經濟韌性是動態演化的,它既會影響區域經濟對衝擊擾動的應對能力,也會因系統的改變而發生着演化,從而決定應對下次外部衝擊能力。⑨一般認為,有四個方面的主要因素會對區域經濟韌性產生主導性影響———其一,區域產業結構狀況。 在已有的相關文獻中,產業結構一直被看作影響區域經濟韌性的最為重要的因素。 排除單純的產業多元化與專業化的利弊之爭,僅就應對外部風險衝擊而言,一方面,一個區域產業結構越多樣性,尤其主導產業越非單一化,產業結構分散風險的能力就越強,該地區面對衝擊時越能體現出更好的韌性;另一方面,包括主導產業在內的不同產業,對經濟韌性均表現出不同的敏感度。 以重工業為主導的區域,由於面對衝擊時會產生高昂的沉沒成本並存在退出壁壘,從而經濟韌性較差;而金融業服務業佔比高的地區,其經濟韌性則顯著強勁。區域產業結構單一化的弊端就是會造成該區域的產業鎖定,而產業結構多樣化則可以防止這種鎖定的發生。 因為產業多元化不僅可以降低各類衝擊對區域經濟所產生的破壞力,更有利於區域經濟在遭遇衝擊後迅速恢復。⑩還有學者針對產業結構對區域經濟韌性的影響認為:由於外部衝擊直接影響的是一個或多個產業,產業結構多樣化能夠有效分散風險。 然而對於專業化產業結構,72
一旦主導產業遭到衝擊,短期內會因無法尋找接替產業,從而導致工人重新就業機會變少、經濟韌性減弱等情景發生。以雅各布斯(Jane Jacobs)為代表的城市經濟學家則更加重視產業多樣化的外部性作用。 他們認為,由於多數重要的知識轉移會發生於跨產業之間,因此產業結構的多樣性會更能促進知識的跨行業交流,從而促進創新並帶來技術水平的提升, 最終促進地區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我們知道,由馬歇爾—阿羅—羅默發展的 MAR 外部性,特別強調產業專業化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機制。 因為區域經濟的專業化將有利於降低生產成本、提升生產效率、促進知識溢出等,MAR 外部性認為相同或相關行業在某一區域集聚產生的知識和技術外溢效應有助於提高本地創新能力,進而促進地方經濟發展。 我以為,我們在闡述產業的多元化更有利於提升區域經濟韌性的同時,並沒有否定區域產業專業化的自身優勢及對區域經濟所產生的正的外部效應,因為兩者是不同的問題。 產業的多元化並不是對產業的專業化的否定,專業化寓於多元化之中,多元化包含着專業化。 一個擁有較強區域經濟韌性的經濟體,一定是蘊含專業化的多元化的產業結構體。其二,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是指某種認知鎖定。 這種認知鎖定源於社會網絡中不同行為主體間過多的相互關聯性。 對個人而言,社會資本表現為個人在社會組織結構中所處的地位坐標的價值;對於群體而言,社會資本則表現為生長在群體中,使成員之間能夠獲得互相支持的那些行為和準則的積蓄。 布迪厄提出,社會資本是“實際的或潛在的資源的某種集合體,那些資源的集合與某一群體共同持久性佔有同一網絡密不可分的。 這種網絡是體系化的,不僅被某一共同體成員所共同熟悉,而且還被他們所一致公認。 社會資本從集體性擁有資本的角度,即準公共物品的屬性,為每個會員提供着源於一致認同的支持,提供着足以為他們贏得社會聲望與信譽的憑證”。科爾曼指出:“市場中的經濟人為了實現自身的利益必須進行各種交換……於是自然形成了相對穩定並持續存在的一系列社會關係,……這些社會關係之和不僅被視為社會結構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而且更以一種社會資源的方式存在着”。 科爾曼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社會資本的概念,他認為社會結構資源是個人所擁有的資本財產,這種資本財產亦即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物質資本、人力資本是每一個人與生俱來就擁有的三種資本,物質資本是有形的,而社會資本與人力資本則是無形的,三種資本之間存在着相互轉換的可能。 社會資本的形式有義務與責任、寄予與期望、網絡與信息、規則與規範、有效獎勵與懲罰、權威與權威關係以及具有各種功能的社會組織,有意識創建的社會組織等。林南認為社會資本是“投資在社會關係中並希望在市場上得到回報的一種有價值的資源,是一種鑲嵌在社會結構之中,並且可以通過有目的的行動來獲取或流動的資源”。 林南在定義社會資本時尤其強調社會資本的先在性,即社會資本首先存在於一定的社會結構之中,人們必須遵循其中的規則才能獲得行動所需的社會資本,這個定義同時也說明了人選擇行為與獲得社會資本之間的關係。 也就是說,人們是可以通過自身有目的的行動獲得社會資本的。 在帕特南那裡,社會資本不是個人的財產,而是一種團體的甚至國家的財產。 帕特南強調,社會資本的重要性告訴我們,它的重心點不應該放在增加個人的機會上,而應該放在增進社群的發展上,從而為各種類型的社會組織保留更寬廣的存在空間。學者普遍認為社會資本對提高區域適應能力有着積極的作用。但是,只有當社會資本能夠促進多元化個體和認知,避免出現集體的盲目和短視行為時,它才會有利於區域經濟韌性。 如 Hassink 曾研究了韓國大邱的經濟韌性。 大邱曾經是韓國的“紡織之都”,然而兩次石油危機襲來時,並沒有喚起當地人的危機意識,1980 年代曾有專家提醒過,警惕中國這個競爭對手的出現,但是大邱認為中國並不可能對其構成顛覆性的威脅,所以產業轉型的步伐始終沒有邁開。 後來大邱紡織業不可逆轉的衰落不僅導致了當地經濟的凋敗,而且政府付出的巨大努82
力和投資也難有回天之力。 其實從現實生活來看,區域創新能力、商業環境、制度政策、區域文化、教育水平、人口等因素都會影響區域經濟韌性,而 Hassink 尤其指出,由於社會資本、知識網絡和文化等是區域適應力的重要來源,因而對區域經濟韌性的強弱具有重要的影響力,並且這種影響力同時會向正反兩個方向擴展延伸。在本文的研究框架中,社會資本主要是作為一種內在的制度安排而納入後面的分析邏輯之中的。 從社會資本表現為區域共同認知的意思上來看,它無疑具有意識形態的制度功能,即節省交易費用的制度安排;從社會資本表現為區域的每個會員提供支持和彼此信任的集體性擁有資本的角度來看,它無疑具有減少或降低協調成本與組織成本的制度屬性;從社會資本表現為鑲嵌在社會結構中的資源,並希望通過市場得到回報的經濟屬性來看,它無疑具有以成本收益權衡決定人們選擇行為的類似於正式制度安排的功能與屬性。 當然,一個社會或區域共同體社會資本的形成,與共同體的正式制度安排是緊密相連的。 而且在相當程度上,正式制度安排決定了社會資本的特質,因為社會資本存在於社會的制度環境之中。其三,政策和制度環境。 政策和制度環境,同樣被認為是分析和解釋區域經濟韌性重要因素。有學者認為社會經濟系統分為企業主義、聯合主義和發展主義三種類型。 企業家精神構成企業主義社會經濟體系的核心,而具有超強的創新活力則是其基本特質,這種經濟體系的經濟韌性最好,以美國為代表;在以政企合作為特徵的聯合主義模式下,部分權力會被中央政府下放給地方和私人部門,這種經濟體系具有一定的經濟韌性,以德國和北歐國家為典型代表;以政府為核心、以經濟規劃為主導的發展主義模式常見於東亞及前社會主義國家,這種社會經濟體系更容易導致區域鎖定,從而顯著削弱經濟韌性。 從一般意義上講,這三類社會經濟體系的經濟韌性是呈現由高到低的展現趨勢的。 總的來說,政府干預越少、政策環境越寬鬆的地區,經濟韌性就會越好;政府權力較大或干預過多的地區,不利於新的增長路徑在市場規律作用下有效形成,從而區域經濟韌性就會較低。在考量、分析區域經濟韌性時,行政力量的影響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當然,這種因素對區域經濟韌性的影響未必總是消極的, 一方面, 僵化的體制會產生負面影響,阻礙經濟結構有效率地調整和高質量的重組;但另一方面, 中央集權政府同樣會通過行政指令或發展規劃,創造政策機會,促進區域經濟的成功轉型與重生。 實踐證明,無論是對老工業基地的更新轉型,還是經濟危機後的應對與社會經濟的重建,政府的權力及其行政力量與手段都是重要且不可忽視的影響因素。對於影響區域經濟韌性的政策和制度環境因素,將納入中國社會制度變遷及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考量。 在中國傳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中,一方面任何一個懂得政府行動越少、成就將越多的政黨,都將在政治上獲得巨大而可喜的發展機會;另一方面制度轉型的效率性要求,政府的保護性功能又不可或缺。 因為,在某些情況下,沒有政府保障下的集體行動,社會轉型的一些最基本的目標也無法順利實現。 沃爾特·奧肯曾說過這樣一段話:“視現存的政府為所有經濟活動的全知全能的保護者是錯誤的,但是,認為被利益集團收買的現政府已不可救藥,從而對解決建立恰當政治—經濟秩序的問題喪失信心,也是不正確的。 政治秩序與經濟秩序的相互依賴性迫使我們要同時解決它們。 它們都是同一整體秩序的組成部分。 沒有競爭秩序,就不會有能起作用的政府;而沒有這樣一個政府,也不會有競爭秩序。”“舉國體制”在中國社會轉型進程中是一種有價值的資源,尤其在集中稀缺資源幹大事和面對突然發生的外部衝擊的時候。 “舉國體制”總是以政策和制度環境的方式發揮作用的,同時也總是以政策所釋放的信息與制度環境所帶來的選擇的機會成本變化,決定着個人、群體或一個區域的決策行為,從而影響着區域經濟韌性的強弱與高下。92
其四,文化因素。 文化因素在這裡主要是指區域文化、風俗、習慣和由此所決定的人們的選擇行為。 作為影響區域經濟韌性的文化因素,通常是以內在制度的功能發揮作用的。 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在他的《論法的精神》一書中專門談到了習慣的重要性:“雖然賢明的人可以有他們自己制定的法律,但是他們卻擁有一些他們從未制定過的法律”。 大衛·休謨和亞當·斯密也強調演化中的內在制度,是一個社會制度框架形成的現實基礎。 諸如有意識人為制定的,並通過立法確定下來的規則,以及包括公共選擇在內的,由政治決策過程決定的社會制度的整體架構,都必須以在演進中既定的內在制度為基礎。 柯武剛、史漫飛把內在制度分為較寬泛但又在某些方面不無重疊的四個方面,那就是習慣、內化規則、習俗和禮貌、正式化內在規則。 並認為習慣作為規則的主要特徵就是會給它的遵守者自身帶來遵循的便利,所以排斥個人的怪癖,幾乎所有人都會服從習慣這一規則,而且這種遵守又基本上都是出自於自利動機的選擇行為;內化規則往往表現為人們通過習慣、教育和經驗而自然習得的規則,這種習得來的規則又常常表現為非極端情況下人們會無反映地、自發地服從狀況,如道德就是這類內在制度的重要內容與經典體現;習慣和禮貌作為一種內在制度儘管違反它並不會自動引發共同體內的有組織的懲罰,然而會受到共同體內的其他人的非正式地監督,違反者雖然不會受到有形的懲罰,但會在共同體內落下不好的聲譽,甚至會發現自己被所賴以生存的社會所排斥;正式內在制度雖然從制度形成的方式來看依然具有內在制度的特徵,即隨經驗而出現的,但它們在共同體內實施或執行的方式則是正式的,即以正式規則的方式發揮作用並被強制執行,如校規、行業自我約束管理條例就屬於這類制度。作為形成區域經濟韌性的文化因素,本身就是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然而,對一個社會而言,一方面制度是不可或缺的。 因為任何無約束的自由對社會都是巨大的災難;另一方面社會需要制度,但人們又往往並不了解制度,而文化的制度屬性與功能就常常會被人們忽略從而作為一種自然而然的存在來理解。 從“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特區精神到潮汕文化所形成、積澱的某些習慣與習俗,事實上都是在以一種內在式制度或內化規則,抑或正式化內在規則的方式,在持續保持、增進着這一個固定群體的自身文化凝聚力的同時,也賦予這一固定群體和所生活的區域以來自文化認同的經濟韌性。綜上所述,經濟韌性還可以理解為一個經濟體的自我轉型升級的能力。 即一個區域或區域共同體通過實現系統結構與功能的轉變,形成可持續發展與最終形成自身消除風險干擾實現其轉型的能力。 但是,從區域經濟韌性的生成及影響因素來看,並非單純經濟因素的結果,而是包括經濟因素在內的社會諸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可以說,今天的深港融合發展也非單純的經濟上的合作共贏,而是一種區域共同體的全方位的社會的融合。 這種融合雖然是以中央政府指導性文獻的方式倡導的,但根本上還是源於雙方可持續發展的客觀需要與區域共同體演進的趨勢。 一方面對香港而言,無論面對國際競爭還是謀得自身開拓性發展都需要祖國內地的支撐(這種支撐包括要素更自由的無制度障礙的流動、空間地域的延伸等),而深圳則是這一支撐的最佳的要素供給者與高制度契合度的合作者;另一方面對深圳而言,無論率先深化改革還是拓展對外開放新格局都離不開香港這一個國際化的平台,而香港成熟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發達的金融體系以及與之相關聯的在國際經濟秩序中的地位,不僅可以降低改革的認知成本從而提高制度變遷的績效,而且還可以為祖國內地可持續發展帶來制度環境的優化與“制度資本”的提升。二、粵港澳大灣區的制度經濟學詮釋如果從制度變遷的角度來看,粵港澳大灣區無疑是一項正式的制度安排。 作為一項正式制度03
安排,粵港澳大灣區的形成與構建,一方面具有制度一般的基本功能與屬性,另一方面更具有制度創新的特殊意義,而形成高績效的制度結構,從而獲得高品質制度資本,並以此示範全國,推動中國改革開放向縱深邁進,則是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區域性經濟增長極的關鍵所在。新經濟史先驅諾斯認為:“制度可以被定義為社會的行為規則,提供了人類相互影響的框架。它們建立了構成一個社會,或更確切地說一種經濟秩序的合作與競爭關係”。諾斯在與新制度經濟學派代表人物戴維斯合著的《制度變遷的理論:概念與原因》一文中對制度概念又做了進一步的表述:制度是人為設定的一種制約,目的在決定人們之間的相互關係,從而構造出一套人們發生於政治、社會或經濟等方面交換關係時的激勵結構。 戴維斯、諾斯在上述文章中還闡述了制度與制度安排以及制度環境之間的內在聯繫:制度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規範並決定人們的選擇行為,它同時也支配着不同共同體之間可能發生的合作與競爭的方式……,安排可能是以正式的方式出現,也可能是以非正式的方式出現;可能表現為暫時性的一種安排,也可能表現為更長久的一種安排。 但是它必須至少用於下列一些目標,那就是提供一種嶄新的制度結構,從而使某一共同體成員間的合作能夠獲得顯著的在結構之外無法獲得到的追加收入,亦或能提供一種機制,這種機制能通過影響法律或產權的變遷,改變團體或個人可以進行合法競爭的方式。 戴維斯、諾斯還認為,制度變遷與技術進步有着非常相似的動機,即追求收益最大化是推動制度變遷和技術進步的行為主體的共同目標。 所以,成本—收益之比就自然成為了促進或推遲制度變遷的主張者什麽時候採取行動以及如何採取行動的關鍵。 只有當一項制度變遷的預期的淨收益超過它的預期的成本時,一項制度安排才會被創新出來。 也只有當上述這一基本條件得到滿足時,我們才有可能發現在一個社會內部滋生了,或正在醞釀着改變現有制度和產權結構的願望與企圖。 戴維斯、諾斯還闡述了制度創新的幾種方式:純粹自願的形式,完全由政府控制和經營的形式,存在於這兩種極端之間,更為廣泛採用的半自願半政府的結構。 自願的制度安排是以相互同意的個人之間的合作性安排為前提的,參與其中的任何人都可以不受約束地合法退出。 這種制度安排的特徵就是對決策的無條件的一致同意,同時接受這一決策所支付的成本要遠遠低於退出所帶來的成本。 與之不同,由政府發起的制度變遷是不會為個體提供自由退出選擇的。 因此,政府並不要求對行動的一致同意,而每一個個體卻一定要遵從這些決策規則。 戴維斯、諾斯進一步指出:“儘管在自願選擇下的制度創新中,既沒有與之相聯繫的組織成本,也沒有強制成本,但收益的增長只限於一個人。 不過,在自願的安排下,要達成一致性可能會進一步增加組織的成本。 所以,給定同樣數量的參與者,在政府安排下的組織成本,可能要低於自願安排下的成本。 相對於其他制度創新方式,一個政府的強制性方案,可能會產生極高的收益,因為政府可能利用其強制力(這裡可以理解為權力),並強制實現一個由任何自願的談判都不可能實現的方案”。通常一個社會所有制度安排的總和,包括政治和經濟制度、技術、意識形態等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被稱為制度結構。 制度總是鑲嵌在制度結構之中的,因此,它的效率還取決於其他制度安排實現他們功能的完善程度。 “由於制度結構是由一個個制度安排構成,所以一個特定制度安排不均衡,就意味着整個制度結構不均衡。 許多制度安排是緊密相關的,一個特定制度安排的變遷,也將引起其地相關制度安排不均衡”。一方面,沒有制度結構所形成的相互支撐的制度系統,再好的制度也無法獨自發揮作用並產生績效的;另一方面,制度供給本身從來都不可能是單向度的,一項制度供給的發生,要麽表現為一系列相關制度供給的同時產生,要麽漸進式引發或帶來與之相關聯的一系列制度創新的發生,從而漸進式形成更有利於獲得潛在利益可能的制度結構的變化。13
可以說,由新的制度安排所帶來的更富有績效的制度結構的形成,在制度創新中顯得尤為重要。 因為,制度的“制度資本”的功能與屬性,只有在相互支撐的制度環境中才有可能展現出來,正如魯賓遜世界不需要產權一樣,產權制度也只有存在於市場經濟體系中才具有價值並創造價值。德國制度經濟學家柯武剛、史漫飛是這樣定義“制度資本”的:制度擁有能增強生產要素效能的功能,這種效能的作用方式類似於資本使勞動具有更高的生產率。 因此,我們可把一個共同體所構建的制度視為一種寶貴的生產性資產。 我們稱其為“制度資本”。有學者從交易費用的視角來闡述“制度資本”的意義:“如果一個國家的制度安排有利於交易市場規模的最大化,從而有利於經濟體制的深化,那麽我們就可以說這個國家擁有較高的制度資本”。 反之,“任何不支持遵循‘看不見的手’來完成市場交易的制度安排,都完全有可能使一個社會的交易成本變得很高。 而這種被推高的成本,就是制度成本”。從制度變遷的角度來講,高品質的“制度資本”總是形成、存在於高績效的制度結構之中。 制度系統相互支撐的契合度越高,制度的“制度資本”的屬性就越顯著,從而一個社會的制度系統就越會以降低交易成本、增加潛在收益的方式增進着社會的總效益。“制度環境是指一系列用來建立生產、交換與分配基礎的基本的政治、社會和法律基礎規則”,或者說“是一系列與政治、經濟和文化有關的法律、法規和習俗”。 制度環境是“人們在長期交往中自發形成並被人們無意識接受的行為規範”,它表現為可供人們選擇制度安排的範圍,使人們通過選擇制度安排來追求自身利益的增進受到特定的限制。 “支配選舉、產權和合約權利的規則就是構成制度環境的基本規則類型的例子”。制度環境是可以通過一份成文的文件、憲法或政府的政策抑或發展理念的改變而改變或營建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 年)》乃至《前海方案》,就具有後一種含義。由於上述規劃與方案實質上都是政府的政策及發展理念,會導致一系列制度創新的聯動效應,從而促成區域制度環境的改變。營商環境是指市場經濟中的行為主體在市場准入、生產經營、退出市場等相關過程中涉及到的諸如法治環境、市場環境、政務環境及人文環境等外部因素和條件的總和。如同制度總是鑲嵌在制度結構之中一樣,一個社會的營商環境也總是鑲嵌在該社會的制度環境之中,並體現該社會制度環境的品質。 高品質的制度環境產生高品質的營商環境,而高品質的營商環境又具有增進要素價值的制度資本的屬性。 甚至可以說,營商環境是制度環境與“制度資本”屬性的最恰當的詮釋與體現。 在現實中,所有方便要素自由流動的制度安排,所有能夠降低交易費用的制度設定,所有能使人力資本這一重要的生產要素獲得交換價值以外的價值(如尊重感)的制度系統,都有巨大可能在技術條件不變的情景下,僅僅由於營商環境的改善(更高品質的制度環境的形成與供給),實現經濟增長並為社會帶來來自制度文明的繁榮。 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解釋,為什麽優化營商環境,成為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進程中制度演進的重要方向;為什麽營商環境的高水平銜接,會成為深港融合發展之首要任務;為什麽不斷優化的營商環境,又以“便利度”的感受作為制度創新的結果會在粵港澳大灣區日益凸顯出來。 有什麽樣的制度環境或制度安排,就有什麽樣的來自理性經濟人的選擇行為,從而就會有什麽程度的社會文明。加拿大菲沙研究院發表的《世界經濟自由度 2020 年度報告》顯示,在 190 個經濟體中,香港位列全球最便利營商地的第 3 位,與去年相比提升了 1 位。 同時香港還以 8.94 的評級高於全球第四大金融中心的新加坡,這是香港連續 24 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 菲沙發言人認為,自由市場原則一直是特區政府制定政策的重要考慮以及香港經濟的基石。 香港有優質的司法制度、廉潔的社會風23
氣、透明度高的政府、高效的監管制度,以及高度開放的環球商貿環境。 這一切與香港成熟的自由貿易和投資制度相結合,與良好的營商環境與簡單低稅制的制度安排相支撐,使高效運作的政府為香港提供了一個長期穩定並鑲嵌在社會機體內的市場經濟制度環境,從而能夠保障企業蓬勃發展,整體經濟持續穩定向上。 從制度變遷的視角,我們可以對粵港澳大灣區的形成與構建得出如下判斷———第一,作為一項正式制度安排,粵港澳大灣區的形成與構建為經濟體之間可能的合作與競爭,提供了共同遵循的規則和一種全新的結構。 在粵港澳大灣區的框架內,9+2 行政區劃的每一個成員之間的合作均可以獲得某些在結構之外無法獲得的追加收入,或提供一種能影響法律抑或產權變遷的機制,以改變個人(或團體)可以合法競爭的方式。 如《規劃綱要》中有關大灣區的五項戰略定位和四方面發展重點都是以正式制度安排的方式,使 9+2 的每一個行政區劃既作為獨立的經濟體,又作為合作中的共同體,在實現一體化目標中獲得只有在粵港澳大灣區內才能獲得的額外發展機會與收益。 在這裡尤為重要的是,在粵港澳大灣區的制度框架內,通過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所提供的能夠影響法律或產權變遷的某些制度變遷的機會,如規則銜接、制度對接等政策許可與實踐,使“一國、兩制、三法域”的 9+2 的行政區劃的合作,不僅獲得了結構外不可能獲得的潛在利益與追加收益,同時對於推動政治體制改革與社會管理體制機制的現代化與國際化均是一種足以降低試錯成本的率先探索。第二,作為一項正式制度安排,粵港澳大灣區的形成與構建體現了漸進式改革中“舉國體制”的效率與權威性。 “舉國體制”不僅可以減少制度變遷的“時滯”與交易費用的方式,迅速把國家改革的總體意圖變為可操作的實施方案,而且還可以通過自上而下的行政隸屬機制,使制度創新迅速產生出其他體制下都無法達到的極高效益,尤其在尚存在行政區劃與區域一體化碰撞的情景下。另外,如果我們從制度設計的角度來理解《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它事實上是一種具有準法律效力的制度性文件。 它的作用不僅為實現區域一體化制定了合作與分工框架,如深港、珠澳、廣佛三個增長極與七大節點城市的功能定位,而且還為有可能出現的過度消耗公共資源的“公地災難”,惡性競爭帶來的“無謂損耗”;有可能避免的包括公共基礎設施、公共物品及準公共物品的區域間重複建設,給出了旨在提高邊際收益與供給效益的協商機制與制度操作空間。第三,作為一項正式制度安排,粵港澳大灣區形成與構建不僅會在制度結構優化的進程中進一步使制度的“制度資本”屬性得以提升,而且還通過模仿與傳導機制推進中國社會的制度變遷向縱深發展,從而推進深化改革與高水平開放。在談到經濟一體化時德國制度經濟學家柯武剛、史漫飛認為:經濟一體化與不同的地區市場或國家市場的市場參與者之間密切的相互交往有關。 當地區間或國家間的交易隨貿易的增長而趨於密集時,我們就稱其為“源於下層的一體化”;與這種一體化的進展相伴隨,通常會發展出各種促進這些交易的內在制度。 相反,“源於上層的一體化”與通過各種政治程序建立或改變外在制度有關,歐洲共同體是這方面的一個例子。按照柯武剛、史漫飛的論述,粵港澳大灣區從概念上來說應該被定義為“源於下層的一體化”,與之相適應的應該是各種促進區域交易的內在制度的產生。 然而,這種在理論上契合制度經濟學定義的“源於下層的一體化”,在中國則表現為由政府制定的“源於上層的一體化”,及其與之相適應的正式制度的形成。 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粵港澳大灣區自身的發展,已經為“源於上層的一體化”,即今天粵港澳大灣區的構建,奠定了基礎,同時也為制度結構的優化提供了可能。 那些“源於下層的一體化”,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各種促進區域內交易便利化的內在制度的產生,則更多地以作為“次級行動集團”的地方政府間的準市場行為和市場33
行為展示出來,如 2003 年 CEPA 的實施、以深汕合作區為代表的“飛地經濟”等等。 高品質的“制度資本”既作為市場經濟日益完善的結果,又作為一體化制度框架的績效得以顯現與釋放,只是這一切都以符合中國國情的方式,以中國特色制度演進的邏輯路徑展開着。第四,作為一項正式制度安排,粵港澳大灣區的形成與構建,以深港營商環境高水平規則銜接、制度對接為路徑,在提升灣區制度環境品質的同時,促進香港真正融入祖國建設的整體布局之中。營商環境根本上還是一個社會的制度環境,通常人們會遵循“制度—行為—績效”的路徑來評價制度環境對社會經濟的影響。 制度環境往往通過作用於各類要素的配置效率,從社會運作機制上影響區域經濟的增長,同時也會通過交易成本的高低反映一個區域的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係。營商環境高水平規則銜接、制度對接,對粵港澳大灣區的不同行政區劃而言,都是一個借鑒香港成熟市場經濟體制機制的學習過程。 經歷 40 餘年的改革開放,香港與祖國內地的關係也在發生着變化。 香港從祖國內地了解世界、學習市場經濟、融入國際社會的最便利的窗口,成為了與祖國內地合作發展的共同區域,深港融合發展使香港與祖國內地的關係,也由單純的要素往來走向了現實的規則銜接、制度對接的制度借鑒。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從前香港自身所擁有的契合發達市場經濟體的體制與制度資源,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作為經濟增長的外生變量影響着我們的生活和選擇,而沒有作為社會發展的內生因素改變着我們的行為方式、思維方法甚至決策程序。 粵港澳大灣區的構建,尤其是深港融合發展的決策,會通過營商環境高水平銜接與對接等制度安排,把借鑒香港體制優勢變成了灣區高品質制度環境營建的行動。 當然在規則銜接與制度對接中,香港也會由於與深圳乃至大灣區在諸如商事規則等市場遵循及行為準則標準方面的逐漸一致性,而“制度化”地融入祖國發展的整體規劃中。知識的不足與缺乏,是可以通過恰當而有效的制度安排來予以緩解的。 因為恰當的制度安排擁有引導個人決策者在一個複雜的、不確定的世界中做出理性抉擇的功能,並能夠幫助人們減少由信息不對稱造成的損耗。香港的體制優勢,是一種有價值的資源。 向先進制度學習,有助於克服轉型社會的政府由於自身的局限性而導致的保守與低效率;有助於避免由於認知不足造成的較高的交易成本和無謂社會損耗;有助於降低向先進學習的機會成本、提高學習的效率與績效。 另外,向先進制度學習,既可以消除制度變遷的時滯,降低制度變遷的成本,減少制度變遷中包括服從心理和情感在內的無形損耗,同時還可以使政府在制度的變遷中走向成熟、理性並富有責任感和服務社會與民眾的職業人價值取向。所以,營商環境的高水平銜接,不僅會加快粵港澳大灣區的一體化進程,從根本上提高灣區制度供給與制度環境的品質,更重要的還在於隨着規則的一體化,將使香港有機會真正融入祖國的發展建設之中,並成為由市場規則所營造的、融合發展的制度共同體中的“一國兩制”的行政區劃。粵港澳大灣區作為由國家整體發展布局所引致的正式制度安排,既表現為漸進式改革的必然演進,又體現了中國道路的內在發展邏輯———以建立政策性區域增加極的方式,以先行先試的制度探索,推動改革開放向縱深發展;以成功經驗的借鑒與推廣,實現區域協同發展與共同富裕。 所以,粵港澳大灣區的構建,在為共同體成員提供只有在同體遵循的制度框架內才能獲得的機會與利益的同時,不僅為深港融合發展提供了可能,又以制度創新的力量促進了中國社會制度變遷的步伐。三、深港融合發展與區域經濟韌性如果說深圳與香港是粵港澳大灣區中具有獨特意義的裙帶增長極,那麽深港融合發展對於粵43
港澳大灣區建設來說則具有獨特意義與功能。 深港融合發展不僅僅是充分利用彼此包括制度在內的要素禀賦,從而形成發展合力與加強的引擎效能的客觀需要,同時更是未來真正實現共同富裕與繁榮的唯一途徑。 深港融合發展的關鍵在於制度通道的建立,而規則銜接與機制對接則是構建制度通道的橋樑;深港融合發展的首要是營商環境的高標準接軌,而高品質的制度環境營建則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前提。 深港融合發展的核心在於增加區域經濟的韌性,從而使深港不僅成為帶動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的強勁引擎,而且還要成為帶動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具有國際風向標意義的強勁引擎,然而要形成這樣一種發展格局,需要更加深入的改革和更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堅實推進。第一,從深港兩地產業結構的特點來看,深港融合發展將以產業結構的優勢,整體增強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韌性,從而提升其抵禦、應對外部衝擊與風險的能力,擁有保持經濟穩定發展的源於內在產業結構的持續力量。深港兩地產業結構具有相當程度上的相似性與相互支撐性。 其一,產業結構的高品質化是深港兩地的共同特點。 深圳以高新技術產業和新興戰略性產業為主導,香港則以包括金融在內的現代服務業為主導,而這兩種產業業態均處於產業鏈條的高端位置,除了自身不大容易從根本上受到巨大的經濟周期波動的衝擊外,在面對有可能出現的全球經濟危機時,由於其自身業態的特質又顯示出對整體經濟的“穩定器”作用,尤其是高新技術產業。 其二,產業業態的相互支撐性是深港融合的獨特價值與意義。 深港兩地融合發展既有地緣上的可行性,又有區域經濟發展趨勢的客觀必然性。 深圳的高新技術產業、先進製造業與香港現代服務業優勢及國際化先發優勢的結合;深圳數字金融與科技+金融與香港發達且擁有國際信用的金融體系的結合,都會以提升自身競爭力和世界經濟體系對其依存度的方式,增強深港融合發展賦予粵港澳大灣區的區域經濟韌性。 其三,發展空間的拓展與要素無制度障礙的自由流動,既增強了深港融合發展的經濟承載力,又會形成了新的經濟增長點,從而不僅使香港,而且也使深圳乃至大灣區由於新的發展機遇所帶來的可持續發展的活力潛質,更加富有區域經濟韌性,如香港北部都會區建立與《前海方案》的出台。第二,從深港兩地的社會文化氛圍與人力資本結構來看,較高的開放度與國際化、較強的社會學習能力及城市的宜居性,都以潛在收益的方式在強化社會資本的同時增加着區域經濟的韌性。其一,較高的開放度與國際化水平,會以增強城市包容度的方式增強城市或區域的經濟韌性。根據美國國際管理諮詢公司科爾尼 2020 年的《全球城市指數》報告,儘管由於疫情等原因香港排名從連續 9 年的全球第 5 下降到第 6 名,但是從歷史的延續性角度來看,香港的排名依舊不俗,在這個排名中持續上升的深圳位居第 75 位。 應該說在國際化方面,香港表現得比深圳更加具有張力,在規則銜接與制度對接的進程中,香港自身的國際化水平及國際化的社會管理體制機制會以提供營商環境的方式,增強着深港融合發展的區域經濟韌性。其二,高質量的人力資本結構,既是社會的競爭力,又是在承受外部衝擊時,內在固有的抵禦能力與迅速尋找發展路徑的創新能力。 深圳以金融業、信息傳輸/軟件和技術服務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業為主要代表的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從業人員數為 116.28 萬人,佔全部從業人員的 12.92% ,每十萬人從業人員中就有 12, 925 人從事知識密集型服務行業的工作。 香港以金融服務和專業服務及其他工商業支援服務為主要代表的知識密集型服務從業人數為 84.02 萬人,佔總就業人數的 21.8% ,每十萬從業人員中就有 21, 800 人從事知識密集型服務行業的工作。《2020 年全球創新指數(GII)》顯示,在以 PCT 國際專利申請量和科學出版物為核心評價指標的科技集群中,深圳—香港—廣州科技集群位居全球第二,僅次於東京—橫濱,超過美國聖何塞—舊金53
山城市群(硅谷所在地)。其三,對於處於區域增長極地位的城市來說,城市的宜居性既是城市的魅力,又是城市優質人力資本的儲備能力與生命力之所在。 美國經濟雜誌《環球金融》( Global Finance )在 2021 年 10 月發表了以“宜居城市”為主題的 2020 年世界排名中,進入榜單前 50 的中國城市有香港、上海、北京。 香港排名第 11 位、上海第 21 位、北京排名第 22 位,深圳雖然沒有進入前 50,但也顯示出上升的勢頭。 由於深港均為粵港澳大灣區經濟帶中不可替代的具有高品質引擎作用的衛星城市,並共同構成了得天獨厚的裙帶增長極。 所以宜居性所帶來的社會經濟效益又會通過兩者融合發展的合力展現出來。 如深港兩地 2020 年的 GDP 之和達到 5.18 萬億元,相當於上海的 1.33 倍,是珠江口周邊與杭州灣周邊的總量之和。 香港和深圳的人均 GDP 分別 32.3 萬元和 15.73 萬元,明顯高於上海,在灣區經濟帶城市中也處於領先水平。第三,從深港兩地社會資本的契合度來看,深港融合發展將會以文化資本的制度力量,在降低磨合成本,減少協調成本,節省交易費用,提高認知共識,從而產生“文化增長資產”的同時,增強着粵港澳大灣區的區域經濟韌性。從某種意義上說,香港體制優勢依然是我們深化改革可以借鑒的有價值的資源。 深港融合發展在相當意義上是向先進學習的過程。 在這一過程中,香港的體制優勢無疑會增強着區域經濟源於社會資本高品質化所派生出來的強勁韌性。 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具有概念上的較高的吻合度。 廣義的文化是指一個人作為社會一員所獲得的全部能力和秉性。 由於這些能力與秉性附着於習得制度並且支持這些制度的價值,所以文化具有資本的某些屬性。 它可以減少交往的風險與成本,支持社會的分工與市場運行效率。 通常當在一個共同體中或一個社會裡發現了新思想或更具有競爭力的新觀念時,文化的演變便會發生。 然而,當這些新的文化特質一旦得到了由個體延伸到整體的普遍模仿,從而使原社會制度框架中接受它們的人群數量超過了一個臨界點時,它們就會變成新的社會規範,而新的制度(包括正式的或非正式地)就會被在普遍模仿中創造出來,文化資本亦或社會資本也必然會隨之發生着改變,它們將會變得更加具有制度績效。 例如,14 ~ 16 世紀歐洲的統治者們發現,當商人和製造商們認為另一些國家裡有更受規則約束的政府和更可信賴的制度時,就會前往那些國家。 這不僅迫使統治者們放棄了任意的機會主義,提供了可信賴的規則, 而且還鼓勵了某些內在的文化性制度,如誠實、守時和節儉。 當外在制度和內在的文化性制度得到採用,新的“公民道德”廣泛普及時,資產階級社會和資本主義就誕生了。由於被迫開放以及獲取西方技術和組織的緊迫需要的影響,作為制度的文化完全有可能突變成“文化增長資產”。這一演變邏輯也適合解釋區域共同體成員間的類似情形。 在發現更有優越性理念而形成新的共識以及共同遵循的文獻的簽署這類事件時,這種新的共識的形成往往會產生邊際收益遞增的結果,從而促進社會總收益最大化的形成。其一,深港融合發展,是一種發展理念的共識。 這種共識的形成會以降低合作的協調成本,提高合作的邊際效益的方式增強着區域經濟的韌性。 我們知道,任何行政決策都可以通過一紙公文得以實現,但一個獲得廣泛認同並支持的行政決策,是需要廣泛認同的社會價值體系支撐的,這就是社會資本或文化資本的功能。 由於區域內一致認知所形成的社會資本,可以降低合作中不可避免的磨合成本,減少發生於資源配置、組織實施、信息收集等結合過程中的協調成本,節省與之相關的交易費用,從而使區域共同體之間的合作變得更簡單並具有可預測性。 這就如制度特有的功能一樣,會使複雜的人際之間的交往過程變得越發容易理解並具有更明確的可預見性,從而使不同個63
體之間的有效協調更易於低成本發生。 “制度無疑為人們之間的交往與合作創造了一種信心,它會使人們真切地感受到由於常規很少變化,因而生活中的許多預期會發生的交往全在掌握之中,所以,制度把指向未來行動中的風險限定在基本可預知的範圍中。 只有當人們的行為被由一個個制度所構成的社會制度結構相對穩定化了,才可能增進知識和社會的勞動分工,而社會的勞動分工則是不斷走向更加繁榮的基礎。 ……有些制度安排能夠得到廣泛的讚許與接受,那是因為它們會給處於交往中的人們帶來心理上的舒適感與安全感。 在這樣的制度環境下,人們會感到自己屬於這樣一個共同體,這個共同體不僅文明有序的,而且協調成本很低,潛在風險也有限,而人與人之間相處也是可以選擇信賴的。”因此我們可以說,粵港澳大灣區的構建,不是簡單的地理意義上的一體化的整合,不斷達到一致認知的社會資本,或者說文化資本的形成,是一體化的堅實基礎。 正如在多數共同體中,諸如價值觀、理念、集體道德在內的內在制度引導着成員間的多數行為一樣,社會資本在減少或降低着無法避免的磨合成本、協調成本與交易成本的同時,也降低或減少着遵循區域共同體發展目標進程中的“服從成本”,從而使區域經濟逐漸形成的韌性,完全有可能遠遠高於非合作及單純要素或產業優勢互補狀態下所顯示出來的強度。其二,從深港融合發展的設想與實踐來看,是融合發展模式的探索與共建過程。 這種探索與共建的過程,會以不斷釋放出由社會資本或文化資本的逐漸一致性所帶來的經濟發展整體目標一致性的方式,產生着“文化增長資產”,提升着區域經濟發展韌性。建立在發展共識基礎上的區域共同體的融合發展,既不是簡單的資源整合,更不是單純地相互參與,而是以尊重彼此利益為大前提的、共同規劃框架下的有機融合。 所以這種融合發展模式不僅展現出社會資本或文化資本在區域共同體構建中的凝聚力作用,更會產生“文化增長資產”。 即僅僅源於認知的認同形成了新的社會資本,而這種新的社會資本由於更便於區域共同體間更廣泛的要素自由流動與高效組合,從而帶來社會經濟發展的新的機遇與可能。 從 2019 年出台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到新近出台的《前海方案》,再到香港《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深圳與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中的舉足輕重的地位日漸以政府規劃的方式凸顯出來了。 融合發展已經由單純的要素市場化流動走向共享型發展模式。 當然,這種共享型發展模式絕不是對彼此個性的否定與簡單的趨同,而應該是共識目標下得更加緊密的合作共贏。 所以,這種共享型發展模式,不僅會為深港共同繁榮解決稀缺資源市場化配置或獲得問題,也將會為解決諸如就業等社會問題相互提供機會與可能。 因此我們可以說,共同規則是建立在共同理念之上的,而共同理念則是社會資本或文化資本的關鍵體現;社會資本本身雖然不是規則,但它能決定什麽樣的規則被共同體所接受。 如穆勒曾指出:“雖然國家不能決定一個制度如何工作,但是它卻有權力決定什麽樣的制度將存在”。深港融合發展所帶來的更加開放包容的制度—文化環境,更加富有衝擊力的創新氛圍都會在促進、生產更高品質的“文化增長資產”的同時,增強深港合作的區域引擎作用。其三,從深港融合發展的倡導與實施來看 ,在中央政府統一部署下的兩個地方政府(深圳、香港)以次級行動集團的制度創新力,創造着更富有彈性與包容性的政策與制度環境,在增加區域制度競爭力的同時,使深港融合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展現出區域韌性釋放源的獨特魅力。從制度變遷理論來定義,在制度變革中次級行動集團也是一個獨立的決策機構,它的功能就是幫助初級行動集團完成制度變遷,並通過自身發起的制度創新,幫助初級行動集團收取,或擴大制度變遷所帶來的好處。 甚至可以說,次級行動集團是幫助初級行動集團獲取收入所進行的一種制度安排。 儘管次級行動集團無法使所有的追加收入自然增長,但在制度變遷進程中它是可以作出73
一些能獲取收入的策略性決定的。 如深圳經濟特區的先行先試和先行示範。中國社會進行的是自上而下的,以中央政府授權改革為特徵的漸進式制度變遷。 中央政府作為初級行動集團確定總體改革方向並決定向誰授權及授權的範圍與內容,被授予改革優先權的地方政府作為次級行動集團在遵循中央整體改革方案推進着制度變遷的同時,又因為擁有了率先改革的自主權,從而有可能更富有成效地突破與創新。 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框架下,深圳與香港就是中央授權改革路徑下的具有不同程度自主權的次級行動集團。 深圳的次級行動集團角色源於經濟特區,源於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的先行先試和今天的先行示範之改革邏輯;香港的次級行動集團角色源於特別行政區,源於“一國兩制”的基本國策。 從深港融合發展的制度張力來看,二者的融合發展將會形成兩個“次級行動集團”,在制度創新方面的相互借鑒與支撐的複合力;將會形成舉國體制優勢與完善的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方面的優勢互補的效率;將會形成集中資源幹大事的行政效率,與矯正政府失靈的市場規律共同作用的合力。 如果說深港融合發展所產生的經濟韌性來自於深港兩地各自制度優勢的互補、疊加與相互支撐所形成的綜合力量,那麽這種綜合力所形成的獨特的經濟韌性,將會通過“釋放效應”與“鄰里效應”增強着粵港澳大灣區的區域經濟韌性,粵港澳大灣區也將會由於深港這一高品質的裙帶增長極的形成及作用而更加具有可持續發展的潛力。從根本上說,深港融合發展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一個文化大於資本,制度重於技術的社會問題。 相對於資本與技術而言,來自於制度—文化的約束,既是最軟的約束,也是最堅硬的約束,從而也是最根本的約束。 實際上是共同的價值觀和規則,界定着一個社會或共同體及其個人的選擇行為。 而在一個社會或共同體中發展起來的,並已經成形的諸如習俗、信仰、價值觀等非正式制度,不僅是制度這一系統的組成部分,也是文化這一系統的組成部分。 所以,建立一個富有包容性的可操作的制度—文化認知共同體系,對深港融合發展來說無論從邏輯還是從現實意義上來講,都應該是首先的策略與智慧考量。 正如全球化是以某種價值認同為前提與基礎一樣,價值認同也同樣是深港融合發展共同繁榮的潛在的制度性資產。 構建能夠一致理解的價值共同體,能有助於設法使共同體內在制度演化變得更加可預見並有序。 所以,對於演化中的共同體內在制度而言,共同價值發揮着過濾器和凝聚劑的作用。 價值認同是共同體成員對內在制度的一種非正式的認可,所以它不會被硬性的強制執行,而一定是文化包容的結果與收穫。 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講,要完成中央賦予深圳的促進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使命,進一步消除制度文化障礙、建立共識通道、確立互信機制、提供平等機會,則將是高於資本與技術之首要。①A. Reggiani, T. De Graaff & P. Nijkamp, Resilience: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Spatial Economic Systems,Networks and Spatial Economics , 2002, 2(2) : 211⁃229.②F. Berkes & C. Folke eds. Linking Social and Ecolog⁃ical Systems: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Social Mecha⁃nisms for Building Resilience , 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1998: 13⁃20.③A. Rose, Economic Resilience to Natural and Man⁃made Disasters: Multidisciplinary Origins and ContextualDimensions, Environmental Hazards , 2007, 7 ( 4 ) :383⁃398.④K. A. Foster , A Case Study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Regional Resilience , IURD Working Paper, No.08, 2007.⑤E. Hill, H. Wial & H. Wolman, Exploring RegionalEconomic Resilience , Working Paper, UC Berkeley: In⁃stitute of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2008:1⁃12.⑥Ron M. James, The Economic Resilience of Regions:83
Towards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Cambridge Journal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 2009, 3(1) : 27⁃43.⑦葉初升:《中國的發展實踐與發展經濟學的理論創新》,北京:《光明日報》,2019 年 11 月 1 日。⑧R. Martin,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Hysteresisand Recessionary Shocks, Journal of EconomicGeography , 2012, 12 (1) : 1⁃32.⑨李連剛等:《韌性概念演變與區域經濟韌性研究進展》,北京:《人文地理》,2019 年第 2 期。⑩R. Martin & P. Sunley, Path Dependence and RegionalEconomic Evolu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6, 6(4) : 395⁃437.張振等:《東北地區產業結構對區域經濟韌性的空間溢出效應研究》,武漢:《科技進步與對策》,2020年第 5 期。 J. Jacobs, The Economy of Cities , New York:Vintage Books, 1969.P. Bourdieu, Le Capital Social: Notes Provisoires, Actesde la Recherche en Siences Sociales , 1980, (31) : 2⁃3.J. S. Coleman,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D. Putnam Robert, L. Robert & Raffaella Y. Nanetti,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Italy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200⁃300.R. Hassink, Regional Resilience: a Promising Conceptto Explain Differences in Regional Economic Adaptabil⁃ity?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Society , 2010, 3(1) : 45⁃58.孫久文、孫翔宇:《區域經濟韌性研究進展和在中國應用的探索》,北京:《經濟地理》,2017 年第 10 期。Richard A.Epstein:《簡約法律的力量》,劉星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 年,第 50~ 51 頁。瓦爾林·歐根:《經濟政策的原則》,李道斌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349 頁。柯武剛、史漫飛:《制度經濟學:社會秩序與公共政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年,第122~ 125 頁;第 143 ~ 144 頁;第 454 頁;第 62 頁;第195~ 200 頁;第 142 頁;第 477~ 479 頁。道格拉斯·C. 諾斯:《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陳郁、羅華平等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225 頁。 R. 科斯(R. H. Coase )等:《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產權學派與新制度學派譯文集》,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267~ 291 頁;第 389 頁;第 270 頁;第 273 頁。陳志武:《勤勞能致富嗎?》,西安:《西部大開發》,2004 年第 11 期。參見世界銀行:《營商環境報告(2020)》,https://open⁃knowledge. worldbank. org/bitstream/handle/10986/32436/9781464814402.pdf。《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五大戰略定位:“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一帶一路 ’建設的重要支撐、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示範區、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以及四方面發展重點:“深化區域經濟一體化、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構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現代產業體系、建設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陶一桃:《建設前海就是“再造香港”》,北京:《法人》,2014 年第 5 期。數據來源於各相關城市統計公報整理。約翰·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及其在社會哲學上的若干應用》,朱泱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 年,第 23 頁。作者簡介:陶一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深圳大學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主任,深圳大學一帶一路研究院院長,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發展(深圳) 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廣東深圳 518060[責任編輯 劉澤生]93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2 期深圳前海區域治理模式創新研究謝寶劍[提 要] 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是提升粵港合作水平、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要載體。如何破解制度差異和治理差異帶來的合作難題,進一步提高合作區的合作成效,深化合作區的改革開放,離不開區域治理模式的創新。 根據治理主體─治理方式─治理目標的邏輯架構,深入分析區域協同治理的內在機理,並探索性地提出前海區域協同治理模式。 此外結合治理主體的不同,將前海區域協同治理模式分為“政府間橫向協同治理模式”、“政府、企業、社會協同治理模式”、“政府間縱向協同治理模式”。[關鍵詞] 前海 粵港澳大灣區 區域治理模式創新 協同治理 深港合作[中圖分類號] D035.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2 ⁃ 0040 ⁃ 12位於深圳的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是提升深港粵港合作水平、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要載體。 2010 年,《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下文簡稱《規劃》)正式獲國務院批復,“批復”提出要發揮深港比較優勢,大力發展前海服務業,明確前海“粵港現代服務業創新合作示範區”的戰略定位。 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的發展與治理離不開各級政府的協同,因此“批復”也指出,要建立由發展改革委牽頭,國務院有關部門、香港特別行政區、廣東省、深圳市等有關方面參加的協調機制,幫助解決《規劃》實施過程中遇到的問題。 自合作區設立以來,地方政府圍繞前海模式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展開了一系列的探索性實踐,政府治理能級顯著提升。 2021 年9 月發布的《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下文簡稱《方案》),在《規劃》基礎上對於新發展階段下的合作區發展提出了新要求。 《方案》明確提出要創新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治理模式,推進各項體制機制創新。 治理模式創新有助於解決制度差異與治理差異帶來的合作難題,是推進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建設的題中之義,也是支持前海融入新發展格局的內在動力。 由於“一國兩制”背景下的深港合作區域治理模式無例可循,必須要形成與其發展相匹配的區域治理新模式,以突破體制、法律、機制、政策以及管理模式等方面的壁壘與束縛。 因此本文圍繞前海治理模式的構建,探究性地提出前海區域協同治理模式。 根據治理主體─治理方式─治理目標的邏輯架構,對協同治理模式的運作方式與作用機理進行深度挖掘,並從政府間橫向協同治理,政府、企業、社會協同治理,政府間縱向協同治理三個維度,提出前海區域協同治理模式。04
一、前海區域治理模式創新的緣起(一)前海區域治理模式的現狀與成效前海合作區的開發建設、運營管理、綜合協調等工作,均由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管理局依法負責。 2018 年,深圳市委批復成立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工作委員會(黨工委),作為中共深圳市委的派出機構,與前海管理局一體化運作。 目前由南山區委書記兼任合作區黨工委書記、管理局局長。 為支持前海合作區的發展,國務院批准成立了部際聯席會議,包括了國家發展改革委、工業和信息化部、廣東省政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深圳市政府等 27 個部門,通過聯席會議的形式,聯動各部門,形成推進前海發展的強大合力。 此外,前海合作區還成立了諮詢委員會,由知名專家學者和業界人士組成,為國家有關部委、廣東省、深圳市提供前海開發開放決策諮詢意見。在治理方面,前海合作區發揮先行先試優勢,在區域治理方面推出一系列的創新舉措,主要包括:一是推進商事制度改革,優化營商環境。 前海合作區的企業可以先辦理營業執照,然後再申請業務許可證。 通過政務服務與互聯網相結合的模式,構建一站式政務服務平台,簡化辦事流程、提升辦事效率,不斷優化地區營商環境。 二是以信用體系為核心,推動監管體系建設。 建設前海信用平台“前海信用網”,用戶可通過信用網查看合作區內各企業的詳細信息。 開發“信易貸”、“信易託”、“信易租”等信用產品及服務,降低守信企業的經營成本。 三是整合區域資源,構建區域糾紛解決資源共享機制。 前海法院與南沙、橫琴法院共享調解員等糾紛解決資源,協同打造專業化、國際化的糾紛調解隊伍。 四是打造國際商事訴調對接中心,構建多元糾紛解決機制。 前海“一帶一路”國際商事訴調對接中心先後與 30 多家境內外調解機構合作,聘請專業的外籍及港澳籍調解員,調解商事糾紛案件。 針對涉港商事案件,還建立了中立第三方裁決機制。(二)前海區域治理模式的不足前海合作區自設立以來,在區域治理方面做出了積極的探索,取得了不俗的成效,但前海合作區目前的治理模式依舊存在不足之處,制約着前海合作區的進一步發展。首先,由於制度壁壘的存在,前海與香港之間的內部循環並不通暢。 而在傳統的垂直管理體制下,不同行政主體之間的利益衝突導致前海與香港的合作困難重重,無形的制度壁壘對要素的跨境流動與整合形成了約束。 其次,前海合作區的治理主體略顯單一,目前大部分事務均由合作區管理局負責。 雖然前海合作區的合作對象是香港,但合作區的發展同樣離不開大灣區其他城市的支持,目前前海合作區與大灣區其他城市間的合作機制並不完善,缺少相應的溝通協調與協同治理機制。雖然前海也成立了諮詢委員會,為專家學者參與區域治理提供了渠道,但目前的社會治理模式仍有欠缺,企業與社會組織在區域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發揮不足。 最後,前海開發中各級政府間的聯動不足。 前海的發展與治理離不開各級政府的共同參與,尤其在與香港的制度、規則銜接方面,需要不同層級政府的共同參與。 但在實際治理過程中,不同層級政府間仍是一種上傳下達的模式,政府間縱向聯動機制尚未完善。區域治理模式創新是解決前海合作區治理模式不足、進一步深化前海合作區改革開放的必要之舉。 只有從治理模式上尋找突破與創新,才能更好地解決深圳與香港在合作中面臨的問題。 在新的發展格局下,綜合運用各學科的知識譜系,以前海區域治理模式創新為切入點,破解前海發展中的一系列問題,對於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全面深化改革創新試驗平台、建設高水平對外開放門戶樞紐以及推動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都具有重要意義。14
二、前海區域協同治理模式的作用機理提升前海治理效能、促進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的發展,需要創新區域治理模式。 本文針對前海發展所面臨的一系列問題,探索性地提出前海區域協同治理模式,希望為前海的治理提供啟發。 協同治理研究作為近年來的學術增長點,進入了一個需要凝練和總結核心概念並推動其在中國情境下適配和創新的新階段。 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國外協同治理理論無法直接應用於我國實踐,在中國情境下,協同治理的概念意涵和表達方式與國外有所不同。 國外學者將協同治理概括為:由權力機關發起,利益相關方(包括政府以及非政府組織)以共識為導向的協商性治理機制。①但在中國情境下,非政府組織包括哪些? 在協同治理中應賦予其什麽樣的權力? 在中國目前的體制機制下,協商該以何種形式進行? 國外協同治理理論在中國的應用仍有較多難點,如果不對中國情境下的“協同治理”概念進行釐清、歸納和總結,則不利於協同治理理論與中國治理情境的適配。 二是區域協同治理理論在國內的發展仍處於起步階段,其理論縱深仍需結合中國區域治理中的實際問題進行拓展,針對實際問題與外部環境的變化,做出動態調整與創新。 比如香港與深圳雖同屬於一個國家,但制度環境卻有所不同,難以直接套用國外的區域協同治理理論。儘管國內外學者都在努力嘗試提煉協同治理運行機理的一般規律,但目前仍未達成共識。 當下學界對於協同治理所達成的共識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協同治理需要多元化的治理主體。 二是協同治理需要更加柔性化的治理方式。 三是協同治理的目標是解決公共問題。 結合前海區域治理的現實需要以及學界關注的主要問題,下文主要從協同治理的主體、目標以及方式三個方面凝練,根據“治理主體─治理目標─治理方式”的邏輯框架,對前海“區域協同治理理論模式”進行構建,並提出理論框架。(一)區域協同治理的主體:多元治理主體多元治理主體是協同治理的基本特徵之一。②治理的概念意涵與統治並不相同,統治的主體必須是政府,而治理的主體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社會團體、行業協會、企業等非政府機構。 統治指的是政府依靠行政權力並通過自上而下的層級結構對地方發展及公共事務進行規劃與管理。 而治理則意味着參與主體的多元化,政府、社會組織、企業等均可以通過互動溝通的橫向權力網絡來對公共事務進行管理,目的是實現共同利益的最大化以及分配的公平化。③更通俗地講,治理的主體是區域內部所有的利益相關者,除了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外,還應包括在此區域生活的居民。④由於政府治理的形式較為單一,而市場調節機制卻由於價格黏性等原因無法及時滿足社會發展的需求,因此多個利益相關集團通過對話、協商等方式實現公共治理,也是對政府統治以及市場機制自身缺陷的一種必要補充。⑤公共管理從統治走向治理意味着政府管理理念的變化,同時也是我國實現“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選擇。治理一詞的內涵意味着治理參與主體的多元化,即除政府以外,企業與社會組織在治理過程中也發揮着重要作用,意味着政府與企業、社會組織的協同。 但這並不代表政府與非政府機構的協同就能達成治理目標,事實上政府間的協同對治理能效的發揮也同樣重要。 前海的發展需要非政府機構的參與,同時也離不開上級政府與同級政府的參與,比如前海與其他地區路網的連接、各項制度的對接,涉及多方博弈,需要不同層級政府的參與。 因此本文提出的協同治理模式,其治理主體包括了不同層級的政府(如地方政府、跨行政區的同級地方政府、上級政府)以及非政府機構(如企業與社會組織等)。 雖然社會主體是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並不代表社會主體在治理中發24
揮絕對的主導作用。 政府行政權力仍是實現有效治理的絕對保障,在協同治理中扮演着發起者、領導者以及監督者的角色。⑥因此政府依舊在治理中發揮主導作用,而社會主體則主要在治理中發揮一種協調性功能,彌補政府治理存在的不足。(二)區域協同治理的目標:治理效能最大化如何實現治理效能的最大化,是協同治理的終極目標。 在協同治理的視角下,多元治理主體可通過政府供給、市場供給和志願供給等不同形式提供多樣化的資源,不斷優化前海的資源配置效率。 提高治理效能是協同治理的目標所在,治理效能的高低檢驗了協同治理優勢的存在性,也指明了協同治理機制進一步優化的方向,是維持既有優勢獲取新優勢的關鍵依據。治理效能的內涵包括成本投入和績效表現兩個方面,在不考慮成本投入的情況下單單考慮最終的治理績效缺乏現實意義。 因此我們考慮的治理效能最大化指的是在既定成本下,獲得最多的績效表現。⑦協同治理的成本投入包括多元主體間集體行動的成本,也包括治理所需投入的人力、物力、財力。 集體行動的成本,包括政府間以及政府與非政府機構的談判成本、交易成本等。 由於多元治理主體之間的利益導向不同,所以在協同治理過程中可能存在機會主義行為,增加協同治理的隱性成本投入。 雖然這種隱性成本無法具體體現,但其卻在政府協作過程中真切的存在,影響協同治理的成本。 此外,協同治理還需要投入一系列的人力與物力,如基本保障設施的投入、人員投入、活動資金投入等,這部分成本是顯性成本。 目前國外權威評價體系(如世界銀行的世界治理指標、美國國際發展署的民主與治理評估框架)中,主要關注的是政府績效、居民權力、民主自由等要素。 因此在治理績效方面,我們也將其分為經濟績效與社會績效。 經濟績效指的是協同治理帶來經濟方面的提升,可以用 GDP 增長率等直觀的指標表示。 而社會績效指的是群眾的獲得感,對於社會群眾來說,協同治理帶來的福利除了體現在實實在在的收入以外,還體現在治安條件與環境改善、辦事流程簡化等帶來的便利以及獲得感。 對於社會群眾來說,其福利水平的提高無法用簡單的數據表示,因此我們建議採用社會群眾評分的方式對社會績效進行衡量,通過調查問卷的方式對當地居民展開調查,獲得一手數據。 關於居民獲得感的評價指標,吳克昌和劉志鵬⑧以及文宏⑨等學者已展開具體的研究,本文在此不做過多討論。此外,協同治理的效能並非前海單一地區治理效能的最大化,要實現有效的協同治理,必須通過合適的利益聯結,將不同地區的利益納入統一的框架進行討論。 因為要實現前海的發展,離不開各治理主體的參與,因此在實現前海發展效益最大化的同時,還要保證其他治理主體的利益。 但目前研究對於評價體系中不同地區利益的考量不足,如何通過創新區域協同治理評價體系,將各個治理主體尤其是跨行政區政府的利益納入考核體系統一考量是未來值得研究的方向。(三)區域協同治理的方式:剛性治理與柔性治理相結合治理主體多元化意味着區域協同的手段與方式也具有多樣性。 從治理的主體進行劃分,協同治理的手段可分為剛性治理與柔性治理。⑩剛性治理主要依靠行政權力、法律的強制力發揮作用。而柔性治理則是一種彈性較強的治理模式,主要依靠文化、意識形態、道德等柔性同化方式發揮作用。 以政府為主體的治理是正式的治理手段,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手段或法律規範的強制性進行治理。 以政府為治理主體的正式治理手段屬於一種自上而下的治理方式,以科層制進行組織,治理任務通過每一層級的政府部門進行下傳,治理的權力也分別賦予了不同層級的政府。 但這種科層式的治理方式存在着部門規劃重複衝突、規劃朝令夕改等問題,屬於一種硬性或者說具有剛性的治理方式,缺乏靈活性。剛性治理通過行政權力、法律規範等正式制度發揮作用,具有權威性和強制34
性,被治理的對象往往只能被動接受,無法主動選擇。 在這種治理模式下,“政績錦標賽”是激勵政府官員積極治理的內在動力。 出於晉升的目的,地方官員看重的更多是考核指標的完成,而公眾或企業的訴求往往被忽略。因此,科學的考核指標對於正式的協同治理方式來說非常重要。以社會組織、企業等其他主體的間接治理則是一種非正式的治理方式,比如依靠行業規則、共同的價值觀、道德約束以及相似文化傳統等柔性治理方式對公共事務進行治理。 柔性治理手段屬於一種自下而上的治理方式,各參與主體主要通過通用互認的規則、協商、合作來解決公共治理中遇到的問題,通過行業操守、道德傳統等不成文的軟性制度對行為進行約束。 軟性制度通過影響個體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等方式,在無形之中改變個體行為,從而發揮作用,具備成本低、效果好的優勢。 柔性治理是對剛性治理的一種必要補充,通過非物質、非強制性的手段,對個體的思維過程、服務意識產生影響。在協同治理的實踐中,柔性治理與剛性治理是不可分割的,二者能夠相互促進、互相轉化。 在治理過程中,不同治理主體的利益訴求是不同的,治理主體的治理目的往往以自身效用最大化為主,圍繞自身利益與其他治理主體展開博弈。 由於治理目標之間存在差異,不同治理主體之間可能存在機會主義行為,因此協同治理的最優目標在實踐中往往無法實現,而“贏家通吃”的現象也不太可能出現。 通過剛性治理與柔性治理的結合,可以迫使各利益相關方做出一定程度的讓步,從而實現治理的次優目標。 但目前來看,剛性治理一直是我國區域協同治理中的首選方式,而柔性治理手段明顯不足。因此本文從柔性治理和剛性治理兩個層面出發,將非制度性的柔性治理方式納入協同治理的範疇,構建協同治理框架。(四)協同治理的理論框架構建已有研究關於區域協同治理主體、目標以及方式的討論已有不少,但多數研究散見於社會治理、軟治理、網絡治理、政策評估等文獻中,割裂了治理主體、治理目標以及治理方式之間的關係,並未形成一個完整的分析框架。 本文試圖從“治理主體─治理方式─治理目標”的維度構建協同治理的圖 1 前海區域協同治理模式作用機理理論框架,即治理主體通過何種治理方式最終達到什麽樣的治理效果。 首先,區域協同治理的主體包括前海管理機構,擴區後前海相鄰的同級政府,上級政府部門(深圳市政府、廣東省政府、中央政府),企業,非政府機構(如社會團體、行業組織等)。 不同治理主體之間的利益導向不同,因此在協同治理過程中存在複雜的利益博弈。 協同治理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前海地區治理效能的最大化,推44
動前海的發展,實現前海“依託香港、服務內地、面向世界”的發展初心。要實現協同治理,必須採取多樣化的治理手段,包括正式的與非正式的,以剛性治理與柔性治理相結合的方式,提高協同治理的效能、減少合作中的交易成本。 上級政府可對政府之間的合作進行協調,通過強制性的行政手段或非強制性的協商、談判,解決同級政府間的分歧,約束同級政府間的機會主義行為。 此外,企業與社會組織的參與也可以提高治理效能,對政府形成監督。 在多元主體參與共治的權力結構下,不同治理主體圍繞自身利益展開博弈,並通過一系列的談判與協調,形成正式或非正式的協議與制度,以柔性治理與剛性治理相結合的方式,實現治理效能的最大化。 但治理效能絕不僅僅是前海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要實現協同治理,必須對其他治理主體(周邊地區的同級政府)進行合理的激勵,通過合適的利益聯結機制,將前海的治理效益與周邊區域掛鉤,將區域整體治理效益的最大化作為治理目標。三、前海區域協同治理模式構建前海區域協同治理模式的構建分為三部分:政府間橫向協同治理模式;政府、企業、社會協同治理模式;政府間縱向協同治理模式。前海與同級政府間的橫向府際協同是協同治理模式的基礎,但由於各自的利益導向不同,政府間的橫向協同治理模式存在較大的局限性,這種治理模式的效能受到諸多因素制約。 社會力量的加入可以有效解決部分跨越部門、組織、地域邊界的協同問題,實現一種更加高效的多主體協同治理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社會力量的加入只能緩解部分政府競爭帶來的治理碎片化問題,想要實現同級政府間的集體行動,仍需上級政府的參與,創新政府間縱向協同治理模式,依靠上級政府的頂層設計與行政手段,保證協同治理的有效性。(一)政府間橫向協同治理模式的構建橫向府際協同是前海區域協同治理模式的基礎。 隨着社會複雜性和不確定性的提高,出現了大量跨越部門、組織、地域邊界的跨界公共問題(Cross⁃cutting issues),傳統科層制理論所強調的“明確分工”假設在應對這些問題時受阻,地方政府間的橫向協同逐漸成為主要應對之道。 因此,在推進橫向府際協同實踐中,要建立規範化、常態化和約束力的府際橫向協同機制。 橫向府際協同是解決跨行政區治理難題、緩解地方政府治理碎片化、地方政府間政策競爭問題的主要途徑,前海政府間橫向協同治理模式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內容:一是前海地區與周邊地區的橫向府際協同。 首先,前海合作區的發展與周邊地市的發展並不是一種割裂的關係,由於服務業的發展需要一個廣闊的經濟腹地,因此前海合作區服務業的發展需要粵港澳大灣區乃至廣東或者全國的市場作為支撐,與大灣區其他地市之間形成產業互補的格局。其次,前海合作區橫跨南山區和寶安區,各種跨區域事務的解決如斷頭路的銜接問題、公共基礎設施修建等問題,均需要南山和寶安兩個市轄區共同參與。 第三,合作區產業的發展離不開科技創新,通過聯動周邊地區的科技基礎設施,打造粵港澳三地合作的新型研發機構,有效對接港澳創新鏈,有利於形成強大的研發合力。 這些具有外溢效應的問題需要區域政府間的橫向協同,共同治理區域問題、共同開展科技研發、一起提供公共基礎設施等。 但一個區域內部的公共基礎設施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不同行政區政府都不想付出治理成本,想要通過“搭便車”的方式共享周邊行政區的治理成果。 因此前海政府間橫向協同治理模式構建的關鍵在於破除行政壁壘,形成合適的利益激勵機制。 二是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三大片區之間的橫向府際協同。 深圳前海、珠海橫琴和54
廣州南沙之間的協同與分工是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重要驅動力。 但目前三個片區之間的聯動不足,產業分工、功能定位並不明確。 要實現區域協同治理的最優目標,必須實現三地的錯位發展,減少惡性競爭,避免在借助港澳發展的同時出現功能錯配和產業、資源以及要素競爭而導致兩敗俱傷。推動前海地區與周邊地市以及前海與橫琴、南沙的橫向府際協同,必須從激勵機制的設計以及溝通協調機構的設立兩個方面着手。 首先,要改變以 GDP 為核心的績效考核機制,探索合適激勵機制,重塑地方政府間競爭模式,促使地方政府競爭從單純的政績競爭轉向公共競爭。 地方政府間橫向協同的關鍵在於如何統一目標並實現利益共享。可將區域協同治理的效能作為績效考核的重點,除了關注地方 GDP 外,還要重視不同地區之間的聯動發展,引入民生、環保指標。 對於政府官員在治理事務方面漠視、乃至推諉扯皮的現象給予相應的懲罰,並記錄在地方政府官員的考核中。 其次,建立正式的、常態性的、具有實際約束力的府際橫向協同機構。 目前的“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建設部際聯席會議”是部級層面的聯席會議,對於前海與周邊地區以及橫琴、南沙的協同治理問題,可考慮構建更低級別的聯席會議,解決實踐層面的一些細小問題。 比如構建“前海區域治理協作小組”,通過設置辦事機構來統籌日常協同工作,在深圳各區和相關市直部門設立聯絡員,與常設辦事機構對接相關協同治理事宜。 在運作形式方面,“協作小組”主要通過不定期的“小組會議”或“專題會議”開展工作。由於橫向政府間的部分利益的確存在衝突,僅靠政府間的橫向協同治理體系只能達成一種低效的協同狀態,難以解決區域發展中的所有問題。 要實現區域的協同治理目標,還少不了企業、社會組織以及上級政府的加入。(二)政府、企業、社會協同治理模式的構建完善社會治理機制是實現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本內容,而政府、企業、社會的協同治理模式本質上是一種社會治理模式。 隨着時代的發展,我國的社會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政府難以勝任全部的社會管理職責,以政府為主體的單一治理模式已經無法完全應對公眾治理中的各種問題。在這種情形下,非政府機構(如企業和社會組織)在區域治理中的作用愈發凸顯,對政府單一治理的模式形成了良好補充。前海的區域治理離不開政府與非政府機構的協同,通過構建政府、企業、社會協同治理模式,將企業與社會組織納入區域治理的大框架,有助於提升前海整體治理效能。政府、企業、社會協同治理模式的構建要以政府管理為核心,激發企業與社會組織的治理潛力。政府是區域治理中的管理者和經營者,應做好頂層設計,為企業和社會組織參與治理提供平台,保障企業和社會組織參與治理的基本權力,明確企業與社會組織在治理中的職責,鼓勵符合條件的企業或社會組織承接一部分公共管理和服務職能,引導企業與社會組織有序參與區域治理事務。 對於企業來說,其資金相較於政府更加充裕,可替代政府行使部分區域治理職責,彌補政府公共服務能力的不足。 企業可以通過承擔衛生、環境、基礎設施等項目的建設和運營,參與到前海區域發展過程中。 由於企業的盈利目的更強,相較於政府而言更加注重治理過程中的成本控制,因此還可以通過政企合作的方式,發揮企業在前海城市更新、招商引資、空間規劃中的主觀能動作用,縮減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率。 社會組織主要包括公益組織、行業協會、智庫以及其他各類盈利或非盈利的組織。 社會組織是區域治理分權結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於政府和市場在區域治理中分別具有權威性和逐利性,而社會組織的非盈利性、公益性以及志願服務特徵則可以對政企關係形成制衡,防止公私合謀。在區域治理事務中,社會組織可通過與政府或企業合作的形式,整合、撬動社會資64
源,發揮協調作用,促進政府之間、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合作。在前海區域協同治理中,各級政府如何合理引導非政府機構,並“不厭其多”的為其提供相應的服務與保障,是政府、企業、社會協同治理模式構建的重點。 首先,政府要為企業和社會組織參與治理提供平台,促進非政府機構與政府之間的對話,為非政府機構之間的協商與溝通提供途徑,對非政府機構的發聲給予充分反饋。 其次,構建多維度的社會治理績效評價體系,以經濟發展、環境優化、社會公平和空間正義為治理目標,構建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協同治理評價體系,激勵企業與社會組織參與區域治理。 第三,政府應出台相應的社會治理政策,頒布一系列的法規、政策或規定,為企業和社會組織參與區域治理提供制度保障。 社會治理政策應立足於保障社會治理主體參與治理的基本權力,明確社會治理主體在治理中的權力和義務。 在各個領域充分發揮社會治理的力量,在協同共治中形成緊密的政府─社會治理共同體,可以極大的緩解政府單方面治理的不足,提高治理效能。政府、企業、社會協同治理模式是對政府間橫向治理模式的一種必要補充,隨着企業與社會組織的加入,能有效緩解政府間由於利益衝突而產生的治理難題,形成一種更加高效的多元治理結構。(三)政府間縱向協同治理模式的構建由於各治理主體之間的利益訴求不同,實現區域協同治理的目標,僅僅依靠政府間橫向協同治理以及政府、企業、社會協同治理無法實現各治理主體間的集體行動。 尤其對於治理主體之間無法協調的利益衝突,必須由上級政府出面解決。 因此如何實現中央、廣東、深圳、前海等不同層級政府間的縱向協同,構建政府間的縱向協同治理體系,對於前海地區提升治理效能具有重要意義。 不同層級政府間擁有不同的治理功能、治理資源和治理工具,縱向協同治理模式要求不同層級政府在發揮自身特定功能的基礎上,構建上下耦合、協同互促的縱向治理體系,通過上下級政府間的聯動,推進前海區域治理效能的提升。 政府間縱向協同治理模式的構建需要自上而下的行政強制力保證,同時協同下級政府有序推進,從中央到深圳市再到前海政府,乃至基層政府,形成一種“集體行動”。前海地區的管理與發展由前海管理局負責,前海管理局是全國首個以法定機構模式主導區域開發治理的政府機構。 2010 年 2 月,前海管理局作為深圳市政府直屬派出機構正式掛牌成立,實行企業化管理、市場化運作。 如果將政府看作一個從中央到地方的大型科層組織,那麽從中央到廣東到深圳再到前海,可看作一種縱向府際關係。 考慮到政府間縱向協同的重要性,我們從以下三方面提出前海政府間縱向協同治理體系的主要內容:第一,如何通過政府間縱向協同,解決政府間橫向競爭問題。 上級政府的行政強制力是政府間縱向協同治理模式構建的關鍵,前海區域治理模式的構建離不開深圳市政府乃至廣東省政府的參與。 由於同級政府間存在競爭關係,利益導向也不盡相同。 比如前海與南沙、橫琴乃至深圳其他市轄區之間都存在一定的競爭關係,因此實現協同的難度較大,需要上級政府通過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和手段進行協調,構建合適的利益激勵機制以保證地方政府間的長期合作,實現共同利益的最大化。比如中央可頒布相應的政策法規,對不同區域的制度對接提供法律保障;中央與廣東省政府可通過構建仲裁委員會制度,對下級政府間的糾紛進行仲裁,減少政府間的機會主義行為;也可以搭建不同級別的溝通平台,促進下級政府間的協調與溝通。 深圳市政府可對寶安與南山區的交界區域進行統一管理,打通交界區域的斷頭路、完善交界區域的基礎設施建設;在上級政府的監74
督、管理下,最終形成一種被動式的“集體行動”,進一步促進治理效能的提升。第二,如何通過政府間縱向協同,加強前海與香港的合作。 前海深港合作區是深港、粵港以及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的試驗田,創新前海區域治理模式的目的之一便是促進深港合作、粵港合作。 但香港與廣東的制度不同,文化也存在一定差異,在合作中有一定的障礙。 而制度方面的銜接需要中央政府的統一協調與頂層設計,無論廣東省政府、深圳市政府還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面臨合作方面的問題時,都希望通過直接與中央對話的方式來解決問題,維護自身切身利益。 因此中央政府在前海、香港合作發展過程中扮演着關鍵角色,前海的發展需要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協同治理。一方面,中央政府需要加強頂層設計,綜合考慮香港與前海的利益訴求,推動兩地制度方面的銜接、規則的對接,促進兩地融合發展。 另一方面,深圳與香港之間也存在一定的競爭關係,對於兩地合作中的問題,中央政府要發揮好協調功能。第三,如何實現上下級政府間的協同,促使上級政府和下級部門之間集體行動的形成。 中國縱向間政府結構是一種壓力型體制,這種體制是一種典型的自上而下的命令控制體系。這種縱向的府際關係存在以下問題:一方面,目前縱向權力體系的部分職權劃分尚不清晰,各級政府職責高度重疊,呈現出“職責同構”現象。 比如前海管理局,其治理職能具體包括哪些內容? 未來是否可以賦予前海更多的行政規劃權力? 作為市府派出機構,前海管理局代表的是深圳市政府,但在地域空間上又橫跨寶安、南山兩區。 因此政府間的不少職責與規定可能存在交叉重複,難以界定哪些治理職責由哪級政府負責,而上級政府有時會將不願承擔的職責交給下級,導致縱向政府權力存在“分散的集權主義”特徵,影響治理效能。 另一方面,不盡合理的考核體系影響了基層治理的效果。 官員的績效考核與晉升密切相關,績效考核在某種程度上會對官員形成激勵,激發官員工作熱情。 但這種考核體系削弱了前海基層官員對當地公眾需求的回應性,前海政府可能會為了應對上級任務而不是企業和公眾的真實需求開展工作。 因此,構建政府間縱向協同治理體系必須進一步明確上級、下級政府間的治理權力、義務及職能,緩解中央、廣東、深圳與前海政府間的問題;進一步優化現有績效考核體系,嘗試構建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相結合的官員考核體系,鼓勵前海的企業、社會組織和公眾參與官員的考核與監督。四、前海協同治理模式的配套政策政府間橫向協同治理,政府間縱向協同治理,政府、企業、社會協同治理是前海協同治理模式的主要內容。 參與主體的不同,決定了區域治理中的權力結構有所不同,治理方式也不同,導致最終的治理效能有所差異。 上述三種不同的治理模式並非相互獨立的,而是相互作用、相互滲透。 協同治理的實現需要各級政府、企業與社會組織的共同參與,而想要實現多主體協同治理的最高層次──集體行動,仍需一系列的配套政策與機制,如允許前海管理局承載更多的政府職能、鼓勵港澳人士參與前海治理、強化政務信息公開等舉措。(一)培育多元治理主體,允許法定機構承載部分政府職能單純依靠自上而下的壓力型治理方式難以促成不同政府間的集體行動,因此發展自下而上的治理方式,培育多元治理主體是構建前海區域治理模式的必然要求。 促進協商共治與合作監督的關鍵在於為多元主體提供參與治理和監督的渠道,構建平等、和諧的協商與監督平台。 通過鼓勵社會組織、企業、公民通過合作、談判、協商等方式積極參與到治理中來,發揮企業和社會組織的協調作用。 積極舉辦論壇,推動聽證以及公共事務公開制度的完善,為企業、社會組織的交流與發聲提84
供平台,減少因政府競爭對資源整合帶來的不利影響,有效彌補政府治理與市場調節的不足。此外,也要積極推進以法定機構承載部分政府區域治理職能的體制機制創新,優化法定機構中的法人治理結構、職能設置和管理模式。 法定機構由立法創設,具有法定性、獨立性、靈活性等特徵,可以擺脫政府機關對其日常運營的直接干預,依據立法確定的使命、職能、權責,按照專業原則進行運營,可高效達成自身使命,並有助於實現政企、政資、政事分開與管辦分離。 前海管理局是前海的法定機構,屬於深圳市政府的直屬派出機構,主要負責開發建設、運營管理、產業發展、法治建設、社會建設促進等相關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責,並承擔省政府、市政府下放的 122 項行政管理事項。 對於深圳市政府來說,可以考慮賦予前海管理局更多的政府職能,比如進一步將部分監管以及規劃職能賦予前海管理局,不僅能夠提高前海的治理效能,也能緩解深圳市政府的部分治理壓力。(二)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鼓勵港澳人士參與前海治理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對於維護香港、澳門的長期穩定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也是提高前海區域治理效能的必要之舉。 對於在前海合作區工作、居留的港澳和外籍人士,應鼓勵其積極參與前海的區域治理,為港澳人士參與前海的區域治理提供合法途徑,比如搭建前海─香港─澳門三地協商共治平台,對於港澳人士的發聲給予充分反饋。 一方面保證其在前海的合法利益,在實現前海發展的同時提升他們的社會福利水平,使其更好的融入當地生活。 另一方面也能提高前海區域治理的整體效能,發揮前海在打造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中的帶頭作用。 此外,對於符合條件的港澳和外籍人士,鼓勵其擔任前海合作區內法定機構職務,支持港澳居民進一步融入內地的工作與生活之中。(三)強化政務服務信息公開,優化在線政務服務流程協商共治與合作監督是多元治理的兩條邏輯主線。 促進協商共治與合作監督的關鍵在於為多元主體提供參與治理和監督的渠道,構建平等、和諧的協商與監督平台。 首先,進一步推動政務公開工作,以政務公開的方式促進多元主體參與區域事務治理。 通過“決策預公開”、“網上調查”以及“民意徵集”專欄,民眾可於政府網站獲取政府即將公布的決策並提出相應建議,政府吸取意見後在網站上公開反饋意見。 借助深圳在政務公開方面的優勢,可以進一步將政府網站打造成為民眾獲取信息、提出意見並參與治理的主要渠道。 其次,優化政務服務流程,打造一流的營商環境。通過互聯網+政務服務的形式,優化審批流程、提高審批效率,進一步暢通企業與政府溝通的渠道,完善好差評制度等。(四)依託數字技術,探索新型政企數字化協同治理模式隨着新一代信息技術革命的到來,以數據為核心的生產要素、以數字技術為驅動力的新生產方式,為政府創新治理方式、實現治理能力現代化插上了翅膀。 海量的數據、人工智能和數字化技術不僅為政府提供了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的契機,還驅動了治理體系、治理結構和治理形態的改革和完善。首先,要加強大數據在區域治理中的運用,借助數字技術,推動區域協同治理工作的精細化。比如建立健全數據的共享與流通機制,實現政府間以及政府與企業間的多網融合、互聯互通,實現數據在不同治理主體間的自由流動,減少信息不對稱。 其次,積極探索區塊鏈技術在空間治理中的應用。 由於區塊鏈技術能夠挖掘、分析各方面的基礎信息,同時具備數據共享、聯動互通等特點,因此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空間治理有助於提高治理的精細化、智能化水平,也為社會力量參與治理提94
供了可能。 利用好區塊鏈技術,進一步挖掘區塊鏈技術在區域治理方面的應用,對於前海區域治理體系的構建意義重大。 此外,還要加強人工智能在公共服務的智能諮詢、服務引導、自助查詢、數據收集、數據處理與服務等方面應用。(五)全面激發市場活力,深化“放管服”改革協同治理模式的構建需要市場主體(企業或社會組織等)的深度參與,進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有助於激發市場主體在治理中的活力。 “放管服”改革是放(簡政放權)、管(放管結合)、服(優化服務)三管齊下的整體性政府改革,通過政府間縱向關係的調整可以明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職責,優化運行機制;可以在改革的場域空間優化公共政策環境;可以疏浚行政性梗阻點,提升政府治理效能。 深化“放管服”改革必須從政府內部改革入手。 一要明確上級政府與前海政府在“放管服”改革中的職責,通過政府間縱向關係的調整,理順上級政府和前海政府的職責關係,保證不同層級政府間的運行順暢。 二要促進“放管服”改革的公共政策環境優化,以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為主要抓手來調整政府間縱向關係,促進公共政策環境更加開放與包容、更加公平與和諧,市場和社會更具活力。 三要疏浚“放管服”改革中的行政機制性梗阻,提高政府間運行機制的耦合度,保證運行的同向性和信息傳遞的暢通性。(六)剛柔並濟,促進德治與法治良性互動在約束強度上,法治是強約束,是一種剛性治理;德治是弱約束,屬於柔性治理。 法律主要由國家的強制性手段來保證,具有強制力。 而德治則主要依靠道德的柔性約束力,依靠一些不成文的規定或習慣對個人行為進行約束。 面對國內外發展新形勢、新任務,為了完善前海區域治理體系、推進前海治理能力與治理水平的提升,必須堅持剛性治理與柔性治理協同推進,實現德治與法治的良性互動。 堅持和強調法治與德治協同,是提升治理效能,實現政府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選擇。 一方面,法律的效力由政府的行政強制力保證,在前海的區域協同治理中具備其他治理方式所沒有的優勢,因此法治應該成為前海區域協同治理的根本方略和首選手段。 另一方面,德治是法治的重要補充。 作為一種柔性治理手段,德治的價值取向是高位的,對於法治具有重要支撐作用。但在現實的治理中,德治的作用往往被忽略。 發揮德治在區域治理中的作用,一方面要挖掘中華民族傳統道德的現代價值,將道德規範與現代治理相結合。 另一方面可以借鑒香港行業治理經驗,推動行業精神與職業操守在治理中的運用。 香港是一個專業化程度很高的社會,不同的職業有不同的學(協)會,如建築師學會、工程師學會、測量師學會、園境師學會等。 而不同的協會都有自己的章程和規則,通過成文的和不成文的規則或職業倫理對會員進行約束。 類似香港,前海也可以探索類似的柔性治理路徑,通過德治與法治的良性互動,實現更高的治理能效。五、結語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是支持香港經濟社會發展、提升深港粵港以及粵港澳合作水平、構建對外開放新格局的重要舉措。 區域治理模式創新是解決府際競爭、加強深港粵港以及粵港澳合作、推動前海發展的深層動力源,有助於推動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深化區域合作、促進國內國外雙循環格局的形成。 提升治理效能、實現治理目標的關鍵在於各治理主體之間的協同,圍繞治理主體─治理方式─治理目標的邏輯框架,本文提出前海區域協同治理模式的主要內容:“政府間橫向協同治理模式”、“政府、企業、社會協同治理模式”、“政府間縱向協同治理模式”。 三種模式並非孤立、分割的關係,而是彼此交織、相互補充和有機統一的。 各治理主體(包括跨行政區政府、上下級05
政府、企業以及社會組織)可通過剛性治理與柔性治理相結合的方式,實現“集體行動”,提升前海地區治理效能。 為此,文章在最後提出了前海協同治理模式的配套政策:培育多元治理主體,允許法定機構更好地承載部分政府職能;鼓勵港澳人士參與前海治理以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強化政務信息公開,優化政務服務流程;依託數字技術,探索新型政企協同治理模式;激發市場活力,深化“放管服”改革;剛柔並濟,促進德治與法治良性互動。 前海作為促進深港合作的重要載體,發揮着重要作用,本文主要從協同治理的角度出發,為未來前海的發展提供探索性思路。 但前海與香港的合作仍存在很多體制、機制上的障礙,未來的研究仍需關注兩地的深度融合問題,尤其是機制銜接、規則對接、標準與資格互認以及基礎設施建設、管理與運營等方面的問題。① A. Chris, G. Aliso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Theory and Practice,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 2008, 18 (4) : 543⁃571.②張仲濤、周蓉:《我國協同治理理論研究現狀與展望》,北京:《社會治理》,2016 年第 3 期。③吳丹:《從“統治”到“治理”:城市規劃管理的深度轉型》,昆明:《雲南民族大學學報》,2017 年第 4 期。④肖萍、盧群:《跨行政區協同治理“契約性”立法研究———以環境區域合作為視角》,南昌:《江西社會科學》,2017 年第 12 期。⑤參見方創琳:《區域規劃與空間管治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年。⑥孫萍、閆亭豫:《我國協同治理理論研究述評》,武漢:《理論月刊》,2013 年第 3 期。⑦胡樂明、劉剛:《制度優勢與治理效能協同提升的理論邏輯與實現路徑》,長春:《當代經濟研究》,2021年第 1 期。⑧吳克昌、劉志鵬:《基於因子分析的人民獲得感指標體系評價研究》,湖南湘潭:《湘潭大學學報》,2019年第 3 期。⑨文宏:《政治獲得感評價指標體系與地區比較實證研究———基於因子分析和聚類分析》,北京:《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20 年第 3 期。⑩周尚意等:《地方性知識與空間治理———以蘇州東山內圩治理為例》,北京: 《地理研究》,2019 年第6 期。崔鈺、郭勁光:《區域軟治理研究:以歐洲國家為例》,北京:《宏觀經濟研究》,2018 年第 1 期。王學棟、張定安:《我國區域協同治理的現實困局與實現途徑》,北京: 《中國行政管理》,2019 年第6 期。黃徵學:《完善空間治理體系的幾點思考》,北京:《中國土地》,2018 年第 11 期。周根才:《走向軟治理:基層政府治理能力建構的路向》,西寧:《青海社會科學》,2014 年第 5 期。楊志雲、毛壽龍:《制度環境、激勵約束與區域政府間合作———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個案追蹤》,北京:《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7 年第 2 期。張康之:《論主體多元化條件下的社會治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4 年第 2 期。韓煒等:《多元主體視角下大城市邊緣區空間治理結構、機制及路徑研究》,北京:《地理科學進展》,2021 年第 10 期。楊愛平:《從垂直激勵到平行激勵:地方政府合作的利益激勵機制創新》,廣州:《學術研究》,2011 第5 期。汪錦軍:《縱向政府權力結構與社會治理:中國“政府與社會”關係的一個分析路徑》,杭州:《浙江社會科學》,2014 年第 9 期。作者簡介:謝寶劍,暨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特區港澳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廣州510632[責任編輯 劉澤生]15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2 期中葡口譯教學歷史、現狀與展望———兼及澳門的貢獻韓麗麗[提 要] 中國內地葡語高等教育可追溯至 1960 年代,近 20 年來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矚目的成果。其中,口譯教學從最初的語言教學模式到目前有針對性的口譯技巧訓練,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摸索、學習和發展過程。 澳門中葡口譯教學歷史悠久,先後經歷了四百多年,形成了一個不斷完善的教學模式,豐富了中國葡語教學的歷史。 回顧中國中葡口譯教學歷史以及現狀時,澳門對中葡口譯教學做出的獨特貢獻值得強調,同時亦須展望未來,迎接新的社會歷史環境帶來的機遇和挑戰。[關鍵詞] 中葡口譯教學 葡語高等教育 澳門的貢獻 機遇與挑戰 澳門[中圖分類號] H773; G6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2 ⁃ 0052 ⁃ 10一、引言中國內地葡語高等教育可追溯至 1960 年代,創建初期,篳路藍縷,陸續為國家和社會培養了一批骨幹葡語人才。 近 20 年來,隨着中國國力的強大以及對外政治、經貿合作關係的拓展,葡語高等教育一路蓬勃發展,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矚目的成果。 口譯教學作為葡語高等教育高年級課程一個核心科目,從最初的語言教學到針對性的口譯技巧訓練,也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摸索過程。 澳門中葡口譯活動和教學歷史悠久,從 16 世紀澳門開埠時期的“通事”、“舌人”,到後期澳葡政府機構培訓,直至 1990 年代納入高等教育體系,先後經歷了四百多年,並隨着歷史時代的更迭不斷發展完善。澳門回歸前後,中國內地與澳門的葡語教育開始携手發展。 澳門憑藉歷史上良好的葡語教育傳統及資源優勢,開辦了葡萄牙語碩士(研碩)以及博士課程,並通過各類師資培訓課程、聯合辦學,為中國內地不斷發展的葡語高等教育培訓並輸送了大批師資。 中國內地和澳門葡語高等教育形成共建模式,不斷開展師生交流、教材編寫以及合辦研討會等項目。 然而,中葡口譯教學的發展依然處於起步階段,口譯教學依然按照傳統外語教學模式,相關教材、培訓和研究嚴重匱乏,一些年輕師資在課程設計方面採用中英口譯教學成果進行探索。 這種藉助外力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中葡口譯教學的壓力,同時也對葡語界同行提出了挑戰。中葡口譯教學的重大進步源自歐盟口譯總司對口譯教學人員的培訓。 從 2000 年起,澳門派出25
師資赴歐盟口譯總司學習國際最新的口譯教學方法,並邀請內地各個高等院校骨幹師資來澳參與培訓,成功將歐盟口譯教學模式引入內地,自此中國中葡口譯教學邁入嶄新階段。 隨着高新科技在翻譯領域的應用以及機器翻譯研究的蓬勃發展,澳門大專院校先後開設了中葡翻譯方向的研究型碩士(澳門大學,1995 年葡語方向,2007 年翻譯方向)、專業型碩士(澳門理工大學,2019 年)以及研究型博士(澳門大學,1997 年;澳門理工大學,2019 年),率先在研究生層次開拓了中葡口譯教學和研究領域。 自此,澳門也完成了中葡翻譯高等教育體系的本碩博多層次的整體規劃。隨着相關碩博課程的開設,中葡口譯教學、科研、教材編寫以及翻譯資格(水平)測試等一系列工作接踵而來,教學及科研從業人員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和挑戰。 中國內地和澳門需要進一步統籌資源、集中優勢力量,共同把握機遇,開創嶄新局面。本文將從歷史、現狀以及展望三個維度,來梳理中國內地以及澳門中葡口譯教學,兼及論述澳門在中葡口譯教學中的貢獻,以及在新的社會歷史環境下面臨的機遇和挑戰。二、中國中葡口譯教學的歷史中國内地葡語高等教育始於 1960 年代,起步階段篳路藍縷。 截至 2000 年,僅有中國傳媒大學(1960 年開班)、北京外國語大學(1961 年開班)以及上海外國語大學(1977 年開班)三所院校,成鼎足之勢。 在師資、教材、資源嚴重缺乏的情況下,三校陸續為國家培養了一批骨幹葡語人才。①中葡口譯教學做為葡語學科建設中的一個科目,歷史亦比較短暫。 內地高校開設的葡語專業均列為外國語言文學類專業,開設的課程也以葡萄牙語言文學類課程為主,②而中葡口譯教學也一直遵循外語學習的模式。談到中國早期中葡口譯教學的發軔,不能不提及澳門。 自 16 世紀澳門開埠以來,鑑於特殊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環境,中葡口譯活動從來沒有間斷過,從最早期耶穌會士的經典文獻翻譯,到商貿活動中起到溝通作用的“通事” ( jurubaça,來自馬來語 juru bahasa)、“舌人” (Língua,葡萄牙語,意為“舌頭”),再到逐步出現政府經管的正規培訓,先後經歷了三百年的跨度。 隨着對外談判以及對內華人治理的需要,澳葡政府開始培養中葡口譯人員,於是 20 世紀初澳葡政府下轄華務司成立了華文學校(escola sínica),誕生了正規培訓體系。③當時的口譯教學稱為口語教學,學員以母語為葡語的土生人群為主,主要學習漢語以及中文經典文獻。 1970 年代,隨着政府重組,華文學校也改組為技術學校,培訓的人員逐漸加入華人並漸漸以華人為主,教學的模式變為雙向培養方式,既培養母語為葡語的土生人群,亦培養母語為中文的華人,其中,華人主要進行葡語以及葡語文化歷史方面的學習。 隨着 1991 年澳門理工大學(時稱“澳門理工學院”)的成立,技術學校歸入其中,從此納入高等教育體系,並重組為“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 (2019 年更名為“澳門理工學院語言及翻譯高等學校”,2022 年 3 月更名為“澳門理工大學語言及翻譯學院”)。Maria Manuela Gomes Paiva 將 1915 年前澳門的翻譯史分為三個時期。 1557 ~ 1626 年為第一個時期,早期商貿活動中的傳譯人員“通事”及“舌人”,其口譯活動期不受規範;1626 ~ 1865 年為第二個時期,澳葡政府接管,口譯活動逐步得以規範;1865 ~ 1915 年為第三個時期,澳葡政府設立華務司(1886 ~ 1945 年)和華文學校(1905 年/1915 ~ 1976 年),以管理對外談判以及對內管理華人事務。④在此基礎上,本文增加了 1915 ~ 1976 年以及 1976 ~ 1992 年兩個時期。 其中 1976 年為轉折年份,這一年隨着政府機構改組,華文學校改名為“技術學校”,同時在教學方面也出現較大的變動。華文學校(1915 ~ 1976 年)運作期是澳門翻譯第四個時期,進行了培訓中葡翻譯員的教學。 如35
華文學校名稱所示,學校教授中文以及中文經典文獻,招收葡語中學畢業生,即母語為葡語的學員。學校設兩個級別的課程,分別是二級翻譯課程(1915 ~ 1946 年期間為期 5 年,1946 ~ 1976 年改為 4年制)以及一級翻譯課程(1915 ~ 1976 年均為 2 年制)。 二級翻譯課程通過後,可就讀一級翻譯課程。 兩個課程均開設口語教學以及書面漢語教學。 其中,二級翻譯課程的口語教學部分為粵語,一級翻譯課程的口語教學部分為北京話。 儘管兩個課程均為學習中文以及中文經典文獻的外語教學模式(對外漢語教學),但已經開始了口譯教學的基本準備———口語教學,而且在口語教學中開始區分語言組合———粵語和北京話。 1940 ~ 1960 年代,澳門的社會、政治、經濟等各方面處於動蕩時期,華文學校的運作受到很大影響,在將近 30 年的時間裡,出現短暫“空白”。 這種不穩定情況於1976 年終結,隨着當時澳葡政府的重組,華文學校更名為“技術學校”。前期輝煌的華文學校成功地培養了一批有名望的土生葡人精英、口筆譯高端人才,不僅推動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喜愛、熱情以及鑽研,也確立了翻譯的社會地位和聲望。 歷史上,華文學校為澳葡政府培訓了一批有威望和影響力的土生葡人、外交官和翻譯員,他們也成為傳播中國語言和文化的社會精英。 華文學校籌建以及運作期間,相關負責人包括著名土生漢學家伯多祿(1885 ~ 1892)、《漢學初學讀本》( Primeiro Livro para o Estudo Sínico )作者宋玉生(1898 ~ 1911)、葡萄牙駐華外交官及翻譯員 José Vicente Jorge(1911 ~ 1920)等。⑤技術學校(1976 ~ 1992 年)的中葡口譯教學———澳門翻譯的第五個時期。 根據 1976 年第 47/76/M 號法令 (Decreto - Lei n.° 4747/76/M, de 30 de Outubro) 通過的澳門華務廳 ( repartição dosserviços de assuntos chineses de Macau)規章,其下轄的技術學校在招生方面,沿襲了華文學校的傳統,教學對象依然為葡語為母語的人。 但在教學計劃方面,因應時代發展增加了新的教學內容,除原有的中文以及中文經典文獻教學外,正式納入“中葡口筆譯技巧”科目。 從此,澳門的中葡口譯教學,在前期的準備鋪墊下,開始加入口筆譯技巧的訓練。十年後,1986 年 186/86/M 號訓令(Portaria n.°186/86/M)通過了華務司(Direcção dos Serviçosde Assuntos Chineses)技術學校的教學規章,其中,技術學校在招生、教學模式上發生了顯著變化:除了原有的葡語教育制度中學考試外,增加了招收中文或英文全日制中學考生,即開始培養中文為母語的人才。 針對中文為母語的學生,在課程設置方面增加了葡萄牙歷史、地理、法律等科目。 這個改變具有里程碑意義,這意味着澳門的中葡口譯教學,開始了雙向中葡人才培養模式。 此外,兩個方向的學生的基礎翻譯課程改為三年(原四年),成功畢業後可選擇就讀強化翻譯課程,為期一年(原兩年),強化學習翻譯理論和實踐。 課程的整體時間也由原來的六年縮減至四年。 這樣的變動逐步向高等教育體系靠攏,也奠定了後期納入澳門理工大學語言及翻譯學院的基礎。通過對澳門早期中葡口譯活動的回顧以及對中葡口譯教學情況不同時期的梳理可知,中國內地與澳門的中葡口譯教學起點和歷史發展路徑均不同,教学情況亦呈現不同特點。 中國內地的中葡口譯教學,作為中國內地葡語教學的一個縮影,雖然局面開啟階段困難重重,資源匱乏,但教學起點高,一開始便納入高等教育體系;其起步階段遵循外語教學模式,教學對象是母語為中文的學生。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 2000 年左右,近 20 年來隨着學科建設的發展,正在發生改變。 澳門中葡口譯活動和教學歷史悠久,由於特殊的社會歷史現實,四百年裡從未間斷過中葡翻譯活動和相關培訓,納入高等教育體系時已經是水到渠成。 最初其教學模式亦是外語教學模式(對外漢語教學),教學對象是母語為葡語的學生,但通過“口語教學”可以看到口譯教學的雛形。 隨着 1970 年代技術學校的成立,進而在外語教學模式上補充了口筆譯技巧的訓練,並在 1980 年代啓動雙向中葡人才培45
養模式。 這些歷史傳承奠定了現在澳門中葡/葡中翻譯課程的設計基礎,延續至今。澳門中葡口譯教學的這一部分歷史彌足珍貴,隨着歷史時代的更迭不斷完善,其教學模式填補了中國中葡口譯教學史方面的一個空白。三、中國中葡口譯教學的現狀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隨着與葡語系國家的交往以及商貿往來的不斷增加,對葡語人才的需求也不斷加大。 近 20 年來,葡語學科的“星星之火”呈現燎原之勢,從開辦專業院校數量、辦學層次、辦學規模到師資隊伍建設、人才培養、教材出版等,都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矚目的成果。⑥基於 2019 年、2020 年發佈的葡語國家黃皮書第一、二卷《中國與葡語國家合作發展報告》的統計數據,⑦以及中國教育部於 2021 年 3 月 1 日公佈的《2020 年度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備案和審批結果》,截至 2020 年,共有 50 多所中國高校課設了葡語專業或者選修課程(包括澳門數據),其中中國內地共計 55 所高校,本科在校生接近 3,500 人。 葡語專業教師的數量也呈現上升趨勢,截至筆者撰稿時,中國內地有接近 200 名教師,其中中國籍教師數目為 120 人左右,外國籍教師人數近 60 人,而且有關數字還在上升之中。 作為內地葡語學科建設中的一個方向,中葡口譯教學也得益於學科建設的發展,歷史雖然短暫,但也在快速地發展建設中,並逐漸形成規模。在葡語學科史無前例地蓬勃成長的同時,也存在一些令人擔憂的情況,比如:葡語在內地作為非通用語種,各類資源受限,無論是軟硬件配備,還是文獻、圖書、雜誌資源均非常匱乏;教師隊伍比較年輕,師資力量匱乏,120 名左右的中國籍教師中,大部分仍然為碩士學歷,獲得博士學位的教師屈指可數,還有一小部分為本科學歷;學科配套教材依然匱乏,教材編寫滯後於學科發展的迅猛發展勢頭。⑧這些現狀也反映在中葡口譯教學的探討和研究方面。口譯教學有自身的獨特性,對語言能力有一定的要求,但與傳統的語言教學不盡一致。 口譯教學是藉由模仿實際職業口譯操作,訓練口譯技巧和方法,從而培養實戰型、應用型的口譯人才。 在訓練過程中,學生的雙語能力、跨文化溝通能力、思辨能力等方面會不斷得到提升。 作為一門學科,口譯教學以及研究在 1970 年代逐漸形成氣候,開始出現口譯教學和研究的各種理論以及方法路徑。⑨在課程設計方面,一些年輕師資借鑒中英口譯教學成果進行探索,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中葡口譯教學的壓力,同時也對葡語界同行提出了挑戰。中國知網上關於“葡萄牙語”以及“口譯教學”的文章共計 34 篇,前後時間跨度為 19 年(筆者於 2021 年 12 月 30 日查詢)。 第一篇發表於 1982 年,為張逸崗發表在《外語界》上的《中國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教學研究會成立》⑩。 其中關於口譯教學的文章集中在 2016 ~ 2019 年,僅有五篇:徐輝《淺析葡萄牙語口譯教學中筆記的要求以及教學實踐中的問題》(2016);韓瑩、范文亭《葡萄牙語口譯教學初探》(2016);范文亭、韓瑩《吉爾模式下葡萄牙語口譯教學現狀及存在的問題和對策———以大連外國語大學葡萄牙語口譯為例》 (2017);沈雯 《葡萄牙語專業口譯教學探究》(2019)以及趙航飛《葡萄牙語口譯教學中“精準講評”探究》 (2019)。 五篇文章共計被引用七次,下載 200 次,這或許意味著,關於葡語口譯教學的學術研究非常匱乏,而在教學方法層面卻頗受關注,特別是韓瑩和范文亭的兩篇關於口譯教學探索的文章。 如作者所述,大連外國語大學“葡萄牙語專業”吸取其他語種口譯教學經驗,採取多種教學方法,集中表現為吉爾模式下的口譯教學。從幾篇文章援引的參考書目亦可看出,目前中葡口譯教學的探討正在借力其他語種的訓練方式及研究。 一些以葡語發表的關於中葡口譯員培訓的文章也反映出相同的狀況,如張方方曾利用巴黎55
高翻學院認知理論來探討“跨文化語境下會議傳譯”的口譯員培訓。儘管現階段關於中葡口譯教學的探討和研究為數不多,深度欠佳,卻開啟了中葡口譯教學方向的實質話題,分別從口譯筆記教學、雙語授課模式、口譯講評以及譯員培訓等方面做了初步探討。這些文章既指出了中葡口譯教學和研究正借力其他語種口譯教學方法和理論,又指出葡語口譯教學現狀的嚴重不足,如中葡口譯教材匱乏、師資缺乏理論和實踐經驗、缺乏系統性研究等。 相關的表述包括:“口譯教材相對短缺”;“葡語發展較短,缺乏教材是口譯課面臨的最大困難,給授課教師帶來了極大的不便”;“在全國各大院校中,沒有形成固定形式的口譯授課方式,而資料的缺失也導致了所有院校‘各自為戰’。 所有第一線的教師都是在摸索中前進,根據自身的培訓經驗,指定屬於自己的授課模式”;“國內的葡萄牙語口譯教學還處在發展初期,有大量的空白區和缺乏面。 而從事葡萄牙語教學的葡語教師,大多數都是在完成了大學本科或者研究生學習後,直接到學校進行教學工作,教師自身缺乏相關理論和實戰經驗”。上述口譯教學狀況,早在 2011 年的一份調查問卷中就得以體現。 該調查在澳門理工大學與歐盟傳譯總司 2011 年夏合辦的會議傳譯培訓研討會期間進行。藉由 11 位來自內地 7 所大學主要負責口譯工作教師的問卷,獲悉各高校的口譯教學均沒有任何教材、手冊可以遵循,教師均以各自編寫的講話為主,絕大多數教師還會選擇錄音(71% )和視頻(71% )等影音素材。 採用影音作為口譯素材的大學中,內容以新聞和訪談(80% )為主,會議發言也是口譯教材的來源(20%)。 在素材使用方式上,60% 的學校選擇進行逐段口譯或者總結概括訓練,其他 40% 的學校則安排聽力訓練。口譯課堂地點方面,57% 的大學安排在語言實驗室或多媒體實驗室進行,另外 43% 則在普通教室進行。 所有大學均回答,沒有進行同聲傳譯訓練。 口譯訓練,根據源文本以及目標文本的時間關係,分為交替傳譯以及同聲傳譯。 同聲傳譯的訓練通常在交替傳譯培訓后進行,對學生的口譯技巧(如多任務執行、預測、工作記憶、組塊等)有更嚴格的要求,同時對訓練設備(同聲傳譯室)要求較高。 這也解釋了為何很多大學未能開設中葡同聲傳譯科目。鑒於口譯教學以及培訓匱乏的狀況,澳門理工大學聯合歐盟口譯總司(DG- SCIC)自 2010 年起組織了一系列會議傳譯課程,培訓中葡口譯教學人員的口譯教學和實操技能,通過十幾年會議傳譯培訓班模式,成功將中葡口譯教學模式引入。 該模式注重實踐操作,重視口譯學能( interpretingaptitude)考察,藉由三角訓練方式( triangulation)多角度地培養學生口譯能力。 訓練中,學生的雙語表達、思辨理解、筆記(交替傳譯)操作、信息表達以及心理素質等各個方面的技巧以及能力均得到大幅度提高。 這個舉措不僅改變了澳門中葡口譯的教學路徑,也通過澳門對中國各大院校口譯教師隊伍的培訓,成功地將歐盟模式引入到中國內地。 自此,澳門中葡口譯教學以及內地中葡口譯教學邁入嶄新台階。相關培訓成果反映在上述相關文獻和研究中,儘管數目不多,但以澳門為平台提供的中葡口譯教學模式,有效地通過培訓教師走進中國高校中葡口譯課堂,潛移默化地促進了中國中葡口譯教學的發展。 例如,前文曾提及的探討中葡口譯教學的張方方、徐輝兩位老師,均為接受過澳門理工大學與歐盟口譯總司合辦培訓項目的學員。四、澳門作為平台的貢獻澳門回歸前夕,憑藉歷史上良好的葡語教育傳統及優勢,整合了原有的中葡翻譯課程體系。 澳葡政府通過 1992 年第 16/92/M 號法令,“將賦予華務司技術學校的職責和權限,移交澳門理工學院65
語言及翻譯學校”,從此中葡口譯教學納入高等教育體系。 在課程設置方面,澳門理工大學沿用的是技術學校三年制的翻譯專科學位課程,該課程考慮到了分別以中文和葡文為母語學生的需要,開設了兩個方向———中葡(招收英語教育制度高中畢業生)以及葡中(招收葡語教育制度高中畢業生)。 隨着社會需求的加大,1994 年增設了一年的“翻譯補充課程”,並於 1997 年通過修改課程學習計劃改為“翻譯學士學位的補充課程”。 自此,兩個課程一起修讀,疊加起來就完成了四年本科學歷的翻譯課程,也就是現代意義上的中葡翻譯課程(BTI- Bachelors Degree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1993 年 3 月 3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 3 號公佈自 1999 年 12 月 20 日起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其中第九條規定了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語言政策: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葡文,葡文也是正式語文。 《基本法》照顧到澳門的社會語言現實,在《基本法》的指導下,澳門特別行政區提倡“三文四語”,其中“三文”指中文、葡文和英文,而“四語”指普通話、廣東話、葡語和英語。 澳門的語言政策對中葡口筆譯教學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澳門回歸後,澳門理工大學於 2000 年將兩個翻譯課程優化為一個中葡/葡中翻譯本科課程,量身定做了包括兩個翻譯方向的培養方案。 每個方案在大三均會設有翻譯理論與實踐,並在大四開設中葡交替傳譯以及中葡同聲傳譯入門課程。 自此,翻譯和口譯教學在課程大綱中進一步強化,翻譯及口譯教學內容包括中葡及葡中兩個方向,同時兼顧普通話以及廣東話的口譯訓練。 顯而易見,澳門中葡口譯教學因應其原生社會環境,在語言組合方面獨有特色。在中葡口譯教學發展的道路上,澳門理工大學更是率先意識到教學模式的滯後。 自 2006 年與歐盟口譯總司建立聯繫起,澳門理工大學派遣多名教師親赴布魯塞爾歐盟口譯總司參加培訓,培養中葡口譯隊伍,不斷優化澳門中葡口譯教學路徑。 自 2010 起與歐盟口譯總司合作的會議傳譯培訓中,雙語導師均來自澳門理工大學的團隊。 此外,該培訓也搭建了一個平台,通過對中國各大院校口譯教師隊伍的培訓,成功地將歐盟—理工口譯培訓模式推廣到內地高校教學一線。截至 2020 年,一共舉辦了十屆專業會議口譯培訓。 參與培訓人員涵蓋澳門、內地以及葡萄牙多所高校的教師(16 所),相關部委及地方外辦(外交部、商務部、中聯部、江蘇外辦)、澳門政府機構和國際廣播電台的專業譯員,共計一百餘人次。 其中,對內地高校(包括北京大學、北京外語大學、北京語言大學、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中國對外經貿大學、中國傳媒大學、北京交通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天津外國語大學、浙江外國語大學、西安外國語大學、浙江外國語大學、四川外國語大學、大連外國語大學、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的師資培訓達到 50 人次,澳門高校(包括澳門理工大學、澳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等)的師資培訓 21 人。 自此,中國中葡口譯教學邁入新台階。隨着科技進步以及機器翻譯研究的發展,澳門各大院校又相繼開設中葡翻譯研究生課程,助力中葡口譯教學以及研究,其中包括:澳門大學的翻譯碩士(2007 年,中葡翻譯方向)、澳門大學的語言學博士(1997 年,包含翻譯研究)、澳門理工大學的中葡筆譯暨傳譯碩士課程(2019 年)以及澳門理工大學的葡萄牙語博士課程(2019 年,包含翻譯研究)。值得一提的是澳門理工大學中葡筆譯暨傳譯碩士課程(中葡 MTI- Master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2019 年)的設立。 該課程的開設參考了歐盟口譯碩士、翻譯碩士和中國全國翻譯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指導委員會的指導方案,以及里斯本大學、波爾圖大學等高校的相關課程,並結合澳門的實際情況,設計了一套以實踐為主、兼修理論的為期兩年的學習計劃。 該課程分為兩個主要學75
習方向,一個方向以機器翻譯以及電腦輔助翻譯為導向,培養應用型筆譯專才,以配合大數據、雲計算對新時代筆譯人員的需求;另一個方向以加強會議口譯技能和實踐為導向,培養中葡口譯專才,以滿足市場上對優秀口譯人員的需求。 該課程作為中國首個中葡 MTI 課程,彰顯了課程本身的重要性以及培養高層次、應用型、專業性和職業化口筆譯人才的迫切性。 其創立對於中葡口筆譯教學和研究具有里程碑意義。 該課程由共同單元(12 學分)、專業單元(15 學分)、選修單元(4 學分)、項目報告(5 學分)等學科單元構成,共要求 36 學分。 其中共同單元包括翻譯研究、跨文化研究、研究方法論、筆譯技巧與實踐、口譯技巧與實踐等。 在專業單元中,筆譯專業有法律及行政筆譯、專業技術筆譯、計算機輔助翻譯(CAT)等;傳譯專業有視譯、交替傳譯、交替傳譯進階、同聲傳譯等。 在選修單元中,筆譯專業有影視翻譯、商務筆譯、筆譯工作坊等;傳譯專業有交替傳譯實踐、同聲傳譯實踐、會議準備等。同樣開設於 2019 年的澳門理工大學葡語博士課程,從中葡口筆譯學科的可持續發展角度出發,亦開設“翻譯研究”方向,旨在通過相關科研以及更高層次人才培養,保障中葡口筆譯學科的長遠發展。 在整個中國以及亞洲地區,在葡語領域開闢“翻譯研究”方向的博士課程,亦為首創。 該課程由必修單元(6 學分)、選修單元(6 學分)和論文(18 學分)構成,共要求 30 學分。 其中必修單元有研究方法論、跨文化交際、葡語專題等;選修單元包括葡語教學法、語法教學、葡萄牙和巴西葡語文學與文化、非洲和亞洲葡語文學與文化、翻譯史、翻譯研究等。自此,中葡翻譯領域已經形成涵蓋本科、碩士、博士課程的全方位、多層次的教育模式,一個教學、科研並重的中葡翻譯完整高等教育體系在澳門建立,可以源源不斷地為中國內地和澳門培養各個層次的實踐性以及研究型的口筆譯人才。 目前,澳門理工大學中葡筆譯暨傳譯碩士課程以及葡語博士課程均已招收了三屆學生,報名人數逐年遞增。 其中第一屆中葡筆譯暨傳譯碩士課程學生已經畢業,受到廣泛歡迎,第二屆以及第三屆招生的報名人數亦不斷提升,充分展示了中葡 MTI 課程的吸引力。中葡口譯教學培訓以及學科建設的發展進程中,儘管配套的教材、培訓以及研究仍顯匱乏,但學科卻在不斷向高精培養方向發展。 在這個階段,澳門充分發揮了時代賦予的平台作用,一方面通過借助外力———歐盟口譯總司,服務中國中葡口譯教學培訓;另一方面,按照全國翻譯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指導委員會的指導,依據內地成熟的 MTI 辦學理念,開設了中國首家中葡 MTI 課程以及設有翻譯方向的葡語博士課程,厚積薄發,不斷進取,在中葡口譯教學方面開創了嶄新局面。五、中國中葡口譯教學的未來———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在全球化和信息化快速發展的背景下,在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下,在澳門搭建中國與葡語系國家商貿平台的過程中,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道路上,中國葡語教育任重而道遠。 隨着碩博課程的開設,中葡口譯教學、科研、教材編寫以及口譯資格(水平)測試等任務接踵而來,教學及科研從業人員既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也面臨巨大的教學和科研挑戰。 其中,中葡口譯科研以及教材方面的短板日益突顯。《中國口譯研究回顧(1978 ~ 2018)》 ( A review of 40 years of interpreting research in China ,1978- 2018)對中國過去 40 年的口譯研究做了一次總結性回顧,將中國內地的口譯研究發展分為三個階段:最初發展階段(1978 ~ 1995 年),標誌性事件為改革開放,以翻譯研究為重點;相對快速發展階段(1996 ~ 2005 年),標誌性事件為第一屆中國口譯全國大會(1996 年在廈門大學召開);蓬85
勃發展階段(2006 ~ 2018 年),標誌事件是國家教育部批准開設口筆譯本科課程(2006 ~ 2007 年),翻譯行業走向職業化。 文章探討了港澳台地區的口譯研究狀況,並按照七個口譯研究專題(口譯過程、口譯實踐及職業、口譯產品、口譯員、口譯教學、口譯理論、元研究)統計了港澳台研究數據。研究顯示,澳門在各個專題的口譯研究都非常有限。 其中,第一個階段(1978 ~ 1995 年),相關研究為零。 第二個階段,1996 ~ 2005 年間,錄得 16 篇文章,其中口譯產品 4 篇,元研究 1 篇,口譯教學 6 篇,口譯實踐及職業 1 篇,口譯理論 1 篇,口譯過程研究 2 篇。 該階段恰逢澳門回歸前後,實現了突破。 第三個階段,2006 ~ 2018 年間,澳門的口譯研究活動再次趨於沉默,總共錄得 5 篇。 除了元研究 1 篇,口譯員研究 1 篇,口譯教學 1 篇,口譯實踐及職業 1 篇,口譯理論 1 篇,其他兩個專題(口譯產品、口譯過程)均為零。 當然,研究人員也指出,在搜集資料方面受到一些限制,比如在中國內地發表的文章,主要是通過中國知網(CNKI)獲得,而中國作者發表在國外期刊的文章並沒有納入相關數據統計。儘管如此,與中國蓬勃發展的口譯研究相比,澳門在研究上的不足仍可窺豹一斑。 雖然澳門中葡口譯教學有自身的發展路徑,但科研方面的嚴峻處境對中葡口譯的未來提出了新的發展要求。葡語作為全球第五大、南半球第一大語言,使用人口達 2.87 億,有九個國家以葡語為官方語言,遍佈世界四大洲。 隨着“一帶一路”倡議從設想到現實的一步步落實,中國與巴西等金磚國家合作更加密切,中國與葡語地區來往也更為頻繁和密切,對翻譯人才的需要與日俱增。 通過中葡翻譯專業資格(水平)考試發現、吸引、培育中葡翻譯人才已經刻不容緩。 在這個大背景下,澳門理工大學與中國外文局全國翻譯專業資格(水平)考試(CATTI)項目管理中心於 2021 年 3 月簽署合作協議,設立港澳地區首個 CATTI 考試點,開設葡語以及英語翻譯專業資格(水平)考試,並於同年 6月以及 11 月成功舉辦兩次翻譯專業資格(水平)考試。表 1 葡萄牙語與英語翻譯專業資格(水平)考試合格率對比級別專業 合格率 級別專業 合格率葡語三級筆譯 19.01% 英語三級筆譯 28.03%葡語二級筆譯 16.83% 英語二級筆譯 9.17%葡語一級筆譯 33.33% 英語一級筆譯 8.43%葡語三級口譯 20.51% 英語三級口譯 9.17%葡語二級口譯 11.32% 英語二級口譯 9.7%葡語一級口譯 0% 英語一級口譯 8.05% 資料來源:中國外文局全國翻譯專業資格(水平)考試(CATTI)項目管理中心公開數據。值得一提的是,全國翻譯專業資格考試(CATTI)是一項在中國實行的、統一的、面向全社會的翻譯專業資格(水平)認證,亦是對參試人員口譯或筆譯方面雙語互譯能力和水準的評價與認定。自從 CATTI 考試列入國家考試目錄以來,其重要性和認可性倍增,成為最受業界人士以及大專院校翻譯專業學生歡迎的資格考試。 CATTI 考試通過等級劃分來評定應試人員的專業口筆譯能力:資深翻譯、一級口譯/筆譯翻譯、二級口譯/筆譯翻譯、三級口譯/筆譯翻譯(由高到低排列)。 考試是對應試人員口筆譯實踐以及雙語互譯能力的綜合考核。 葡語作為 CATTI 考試第 9 個語種,其開設95
對葡語口筆譯教學和科研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為更好地分析葡語翻譯專業資格(水平)考試情況,本文就 2021 年全國葡萄牙語與英語翻譯專業資格(水平)考試 6 月份考試的合格率做了對比(見表 1)。兩組數據表明,除葡語一級口譯外,葡語其他各級的口筆譯合格率均高過英語的口筆譯合格率。 這一方面表明,葡語口筆譯人才的整體素質較好,口筆譯實踐以及雙語互譯能力有一定水準,但另一方面也能看出,葡語高端口譯人才依然匱乏,培養力度還有待提升。 此外,值得强調的一點是,自 CATTI 考試 2003 年推出以來,英語翻譯資格(水平)考試一直都在進行,一年實施兩次考試,考生基數龐大,各級考試均有不少應試者。 而葡語翻譯資格(水平)考試為 2021 年首次考試,一年實施一次考試,故考生基數不大。 按照 CATTI 考試規定,一級口譯/筆譯的報考人員須按照國家統一規定評聘翻譯專業職務,或先通過二級考試才可報考對應語種和類型的一級考試。 相信葡語一級口譯/筆譯考試的報名人數亦有限。 鑒此,待到 2022 年葡語各級翻譯資格(水平)考試的數據出台,相關縱向對比的數據會更具有說服力。展望未來,無論是中葡口譯教學、科研、翻譯專業資格(水平)考試,中國內地以及澳門要進一步統籌資源、集中優勢力量,共同把握機遇,共同開拓嶄新局面。 2019 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發佈,進一步確立澳門“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特色定位,從國家戰略規劃層面明確澳門的服務平台角色。 澳門要依託和挖掘葡語的特色資源,藉由語言優勢打造中華文化與葡語國家文化的合作交流,不斷融入國家發展大局。① Changsen Li, A língua portuguesa e a estratégiaeconómica de “Uma Faixa e Uma Rota” , in Actas do 3°Fórum internacional da língua portuguesa na China ,Macau: Instituto Politcnico de Macau, 2017, pp. 3- 23;Changsen Li, Inspiração histórica: o ensino da línguaportuguesa e a China Moderna, in Actas do 4° Fóruminternacional da língua portuguesa na China , Macau: In⁃stituto Politécnico de Macau, 2018, pp. 3- 22; QiaorongYan, O desenvolvimento do ensino de português na Chi⁃na: história, situação actual e novas tendências, in OEnsino do Português na China - Parâmetros e Perspec⁃tivas , Natal: EFRN, 2019, pp. 24- 52.②尚雪嬌、陳一慧:《“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內地與葡語國家高等教育合作研究》,見尚雪嬌、丁浩編:《中國與葡語國家合作發展報告 ( 2020)》 ( AnnualRepor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on betweenChina and Portuguese - Speaking Countries 202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 年,第 143~ 158 頁。③Maria Manuela Gomes Paiva, Traduzir em Macau: lero outro: para uma história da mediação linguística e cul⁃tural, PhD diss., Universidade Aberta (Portugal), 2008;張美芳、王克非:《澳門翻譯的歷史與現狀》,程祥徽主編:《語言翻譯卷》(上冊),澳門:澳門基金會,2018年,第 189 ~ 202 頁; Isabel Murta Pina, Jesuítas deMacau: Intérpretes e tradutores (Século XVI- XVII), inPara a História da Tradução em Macau , edited by LiChangsen, Luís Filipe Barreto, Lisboa: Centro Científicoe Cultural de Macau, Instituto Politécnico de Macau,2013, pp. 29- 47;Maria de Lurdes Nogeueira Escaleira,Ensino da Tradução em Macau: dos curricula propostosà proposta de mercado, Macau: Tipografia Welfare,2013;李長森:《近代澳門翻譯史稿》,澳門 / 北京: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年。④Maria Manuela Gomes Paiva,Traduzir em Macau: lero outro : para uma história da mediação linguística e cul⁃tural , Lisboa : Universidade Aberta, 2008.⑤António Aresta, O Professor Luís Gonzaga Gomes e aDivulgação Pedagógica da Cultura Chinesa, RevistaAdministração , 2001 (54): 1535- 1558.06
⑥Gang Liu, Estratégias utilizadas por aprendentes deportuguês língua estrangeira, PhD diss., Universidade deLisboa ( Portugal ), 2017; Wai Hao Choi, Inspiraçãohistórica: o ensino da língua portuguesa e a China Mode⁃rna, in Globalization and Macau: Macaus external rolebetween Asia Pacific and Latin America , coordinated byGary Ngai. Macau: Fundação de Macau, Social SciencesAcademic Press (China). 2017, pp. 259- 270.⑦丁浩、尚雪嬌編:《中國與葡語國家合作發展報告(2019)》( Annual Repor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Portuguese- Speaking Coun⁃tries 201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 年;尚雪嬌、 丁 浩 編: 《 中 國 與 葡 語 國 家 合 作 發 展 報 告(2020)》( Annual Repor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Portuguese- Speaking Coun⁃tries 2020)。⑧韓天歌:《中國葡萄牙語人才培養質量與路徑分析》,見丁浩、尚雪嬌編:《中國與葡語國家合作發展報告(2019)》 ( Annual Report on the Development of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Portuguese - SpeakingCountries 2019),第 206~ 218 頁。⑨弗朗兹·波赫哈克主編:《勞特利奇口譯研究百科全書》,仲偉合等譯,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21 年。⑩張逸崗:《中國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教學研究會成立》,上海:《外語界》,1982 年第 3 期。徐輝:《淺析葡萄牙語口譯教學中筆記的要求以及教學實踐中的問題》,石家莊:《散文百家(新語文活頁)》,2016 年第 4 期。韓瑩、范文亭:《葡萄牙語口譯教學初探》,哈爾濱:《高教學刊》,2016 年第 21 期。范文亭、韓瑩: 《吉爾模式下葡萄牙語口譯教學現狀及存在的問題和對策———以大連外國語大學葡萄牙語口譯為例》,北京:《教育現代化》,2017 年第 47 期。沈雯:《葡萄牙語專業口譯教學探究》,昆明:《學園》,2019 年第 16 期。趙航飛:《葡萄牙語口譯教學中“精準講評”探究》,哈爾濱:《文化創新比較研究》,2019 第 18 期。張方方:《跨文化背景下的會議口譯》,見《第四屆中國葡萄牙語教學國際論壇文集》,澳門:澳門理工學院,2018 年,第 291~ 295 頁。劉罡、韓麗麗:《中國葡萄牙語本科課程的口譯科目調查》,見《第一屆中國葡萄牙語教學國際論壇文集》,澳門:澳門理工學院,2012 年,第 151~ 162 頁。七所大學為中國傳媒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中國對外經貿大學、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和天津外國語大學。 其中,中國傳媒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和上海外國語大學是中國内地葡萄牙語教學歷史最為悠久的葡語教育機構,其他則是近二十年來開設葡語課程的傳統外語教學高校。Ren Wen, Guo Cong e Huang Juan, A review of 40years of interpreting research in China (1978- 2018), Ba⁃bel , 2020 (1): 1- 28.作者簡介:韓麗麗,澳門理工大學語言及翻譯學院院長、副教授,博士。[責任編輯 桑 海]16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2 期二十世紀敦煌本《六祖壇經》的西方英譯活動:譯本、過程與功能*桑仲剛[提 要] 《六祖壇經》是中國本土化的禪宗佛籍,敦煌本被認為是最接近唐代祖本的版本。 20 世紀中期以來,陳榮捷、楊博斯基等漢學家先後對敦煌本實施了英譯。 與宗寶本相比較,敦煌本的英文譯本其接受度更高。 目前還鮮有針對該英譯活動的專題研究,故此有必要採用描寫翻譯研究方法,通過雙語平行語料的對比分析,收集可觀察的實證資料,在歸納譯本特點及雙語轉換策略的基礎上,概括譯者翻譯行為的規律性,逐漸構建關於敦煌本《壇經》英譯活動“結果”、“過程”和“功能”的理論解釋。[關鍵詞] 敦煌本 六祖壇經 英譯活動 描寫[中圖分類號] H059; B9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1 ⁃ 0062 ⁃ 09一、禪宗典籍《六祖壇經》宗寶本和敦煌本的海外譯介禪宗是源自古印度後被中國本土化了的佛教思想體系,唐開元年間產生了南北派之分。 《六祖壇經》(以下簡稱《壇經》)是中國南派禪宗的扛鼎之作,是載錄惠能禪宗思想的標誌性文獻。《壇經》採用當時的“白話”,敘述了六祖慧能的生平及得法、弘法的過程,它是唯一被國際佛教界尊為“經”的中國文化典籍。 按照時序,《壇經》可分為敦煌本、惠昕本、契嵩本和宗寶本等多個版本,其中敦煌本通常被認為最接近祖本。最早將宗寶本《壇經》譯成英文的是黃茂林(Mou- lam Wong),在佛教文化人士狄平子的贊助下,其譯著於 1930 年由上海淨業社出版。 黃茂林的譯本後經戈達德(Dwight Goddard)、韓福瑞(Christmas Humphreys)等人修訂,多次在美國波士頓、伯克利和英國倫敦等地出版發行。 除黃譯本之外,以《壇經》宗寶本為據的翻譯還包括陸寬昱的The Altar Sutra of the Six Patriarch (1962)、馮氏26∗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項目“20 世紀以來西方文化語境中敦煌敘事文獻的翻譯活動史通論” (項目號:20AZD129)的階段性成果。
兄弟(P. Fung & G. Fung)的The Sutra of the Six Patriarch on the Pristine Orthodox Dharma (1964)、克利瑞(T. Cleary)的 The Sutra of Hui- Neng:Grand Master of Zen (1998)等英譯本。 新世紀以來《壇經》的英譯活動仍在延續,主要譯著有邁克瑞(J. McRae)的The Platform Sutra of the Sixth Patriarch(2000)、恒實和恒朝法師(Heng Sure & Verhoeven)的 The Sixth Patriarchs Dharma Jewel PlatformSutra (2014)。 2016 年經廣東四會六祖寺組織、贊助,華文出版社出版了《壇經》英、法、德、西班牙、俄、韓、日、僧伽羅文等 11 個語種的譯本。敦煌本題名為《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兼受無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分為英藏 S.5475 號敦煌本(斯坦因本,由日本學者矢吹慶輝於 1923 年發現)和 1935 年任子宜所發現的敦煌博物館抄本,兩者抄自同一種《壇經》,它們的題目、編排形式、字詞內容、錯漏之處幾乎完全相同,只是後者增補了前者脫漏掉的三行 68 字。①敦煌本的翻譯包括柳田聖山(1974)的日文譯作《禪語録》、托薩利(C. Toulsaly,1992)的法文翻譯,②以及拉米雷斯(L. Ramírez,1999)的西班牙語譯本 Sūtra del estrado (Tan jing)等。 日本學者鈴木大拙(D. T. Suzuki,1935)③曾依據英藏斯坦因本,摘譯過第 48 段及第 24 至 30 段有關般若的內容,艾凡赫(P. J. Ivanhoe,2009)也摘譯了第 12 至 19 段。④對英藏敦煌本《壇經》的完整翻譯是陳榮捷(W. T. Chan,1963)⑤和楊博斯基(P. B. Yampolsky,1967),⑥前者依據鈴木大拙所校的《敦煌出土六祖壇經》而譯,後者的源語文本是基於柳田聖山等人的研究而校訂的敦煌本;敦博本的英譯包括林光明等人⑦和赤松(Red Pine,2006)⑧的譯本。 需要指出,赤松還補譯了宗寶本的第七章。⑨20 世紀之初,日本佛教學者釋宗演及其弟子釋宗活在美國開始講釋禪宗思想,成立了美國佛教協會(後更名為“美國第一禪堂”);五、六十年代以來,禪學在歐美地區被廣泛接受和傳播,之後還掀起了“禪宗熱”,⑩直接影響了美國戰後“垮掉派”的文學和文藝思潮、佛教和基督教的對話以及新興宗教的發展。這與鈴木大拙、陳榮捷和楊博斯基等人對禪宗典籍《六祖壇經》的翻譯和講釋是分不開的。 通過檢索譯著題名在谷歌英文圖書資料庫(1800 ~ 2008)的出現頻率和熱度,可發現敦煌本《壇經》英譯本的接受度遠高於宗寶本的英譯。需要指出,目前關於敦煌本《壇經》翻譯的研究多為譯評和賞析,還缺少系統探究其翻譯活動“結果”、“過程”和“功能”的專題研究。 鑒於敦煌本《壇經》在禪宗佛教領域的典籍地位,同時考慮到英文是最為廣泛採用的目標語,而多數翻譯活動的實施者為西方漢學家,故此,有必要對 20 世紀西方語境中敦煌本《壇經》的英譯活動進行系統描寫,該研究是重構敦煌文化傳播交流史的重要途徑。 如圖里(G. Toury,2012)所述,描寫翻譯研究通過雙語平行語料的對比分析,收集可觀察的實證資料,在歸納譯本特點及雙語轉換策略的基礎上,概括譯者翻譯行為的規律性、“重構”翻譯規範,逐漸構建關於翻譯活動“產品”、“過程”和“功能”的理論解釋。本研究是針對 20 世紀敦煌本《壇經》英譯的描寫研究,其過程也分為雙語語料對比和理論解釋構建兩個步驟。二、敦煌本《六祖壇經》的英譯敘事結構和文體特點(一)敦煌本《六祖壇經》的語篇分段及其主觀唯心主義思想內涵就內容而言,《壇經》可分為“說般若、禪法和授無相戒”、“惠能生平傳記”和“惠能與弟子的機緣(師徒關係)”等三部分。按照惠能說法的地點,還可將《壇經》分為“大梵寺說法”、“南華寺說法”、“國恩寺作別”三個段落。需要指出,鈴木大拙、公田連太郎(1934,森江書店版)所校《敦煌出土六祖壇經》中的“五十七分段法”是學術界分析敦煌本時普遍採用的方法。36
參照該分段法,《壇經》的主體部分是關於“授無相戒和說般若波羅密法”的觀念敘事(12 ~ 33節),其次是講述惠能身世的本體敘事(1 ~ 11 節)。 所謂“無相戒”即持心戒、佛性戒,以眾生內心所具佛性為戒,由於心無相,佛性實相無相,故曰“無相戒”。 惠能的“無相戒”由歸依三身佛、四弘誓願、無相懺悔、三性三歸依戒構成:法身、報身、應身都在自身,所謂“歸依三身佛”指歸依自身所具有的法、報、應三身佛性;惠能將傳統佛教的“四弘誓願”(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 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解釋為自性自悟成佛的信念理想;“無相懺悔”即對自己在身、語、意三方面所犯的罪過,徹心懺悔(需要指出,惠能強調自心懺悔,不注重誦念懺悔經文等傳統佛教規儀);所謂“三性三歸依戒”,是將對他者的信仰轉化為對自心佛性的信仰,惠能此處用歸依覺、正、淨替代了傳統的佛、法、僧。簡言之,惠能傳授的“無相戒”主張佛在心性之中,眾生通過自修自悟都可成佛,世人的身、語、意須以其與生俱來的佛性為戒體。佛性普世皆有且眾生平等、人心具足佛性且心佛無異,是惠能主觀唯心主義禪宗哲學的出發點,是其“無相戒”的思想根源,是貫穿《壇經》始終的語篇主旨。 《壇經》第 3 節,惠能在與五祖弘忍的問答中就提出:“人即有南北,佛性即無南北,獦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在 12 節中,惠能強調,“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 換言之,眾生皆有佛性,都有清淨法身,有與生俱來的般若本源,不論愚智、無論南北,其佛性本無差異,都有成佛的可能。 在《壇經》25 節、30 節、52 節等部分,惠能反復重申了他對佛性的界定:“性含萬法是大,萬法盡是自性”,“故知一切萬法,盡在自身心中”、“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無佛心,向何處求佛”。惠能的“佛性說”分為三層含義:佛性不離自心、不離眾生的現實之心、即心即佛和悟在自心。(二)敦煌本《六祖壇經》英譯的敘事特點1.英譯敘事中“人稱”和敘述方式的轉變雙語文本對比是描寫翻譯研究中獲取文本證據的途徑。 從語篇宏觀層面來看,敦煌文獻的敘事結構可以從敘述形式、敘述內容和敘述信息三個方面進行分析。 其中敘述形式包括評論、描述、轉述和言語,敘述內容分為場景、人物和事件(偶發事件和人物行為),而敘事信息則有隱含、明晰之分。 參照敦煌本《壇經》的源語文本,通過對比陳榮捷、楊博斯基等人英譯的故事結構和敘述話語,可發現這些譯本中對敘述人稱、敘述方式、人物言語以及術語關鍵詞的處理具有趨同性特點。首先,無論是敦煌本《壇經》的首譯者陳榮捷,還是後譯者楊博斯基、赤松等人,他們均對《壇經》(第2 ~ 11 節)“惠能生平傳記”中的敘述人稱作了修改。 比如,在第 2 節的下列內容中:1)大師不語,自淨心神,良久,乃言:善知識,靜聽。 惠能慈父,本貫范陽,左降遷流嶺南,作新州百姓。 惠能幼小,父又早亡。 老母孤遺,移來南海。 艱辛貧乏,於市賣柴。Then the Great Master remained silent, concentrated in mind and tranquil in spirit. After along while he said: Good and learned friends, Listen quietly. My deeply loving father was orig⁃inally a native of Fan- yang. After his demotion from office, he was banished to Ling- nan andbecame a citizen of Hsin- chou. My father passed away and when I was young. My aged moth⁃er and I, an orphan, Moved to Nan- hai… The Master stopped speaking and quieted his own mind. Then after a good while he said:“Good friends, listen quietly. My father was originally an official at Fan- yang He was [ later]dismissed from his post and banished as a commoner to Hsin- chou in Ling- nan. While I wasstill a child, my father died and my old mother and I, a solitary child, moved to Nan- hai…” 46
以古代漢語載錄的敦煌本《壇經》,其字裡行間無任何句讀停頓標記,當然也沒有敘事文本中標示人物直接言語的單、雙引號。 正因為如此,源語文本中關於惠能大師生平的同一種文字中,便出現了兩個不同人稱、不同方式的敘述,即第三人稱轉述和第一人稱言語:“惠能慈父,本貫范陽,左降遷流嶺南……惠能幼小,父又早亡。 老母孤遺,移來南海。 艱辛貧乏,於市賣柴……”既可能是敘述者(法海)模仿惠能的語氣,對六祖在大梵寺設壇說法時其言語的轉述,也可能是大師以其名“惠能”代指自我,模仿敘述者的語氣講述其自傳的直接言語。 由於所述內容為六祖幼年和青年時期的人生閱歷,集記者法海在其轉述中,去掉“大師”的尊稱語而直接使用其名號也是合理的,更何況“惠能”就是從小家人為其所起的名字。需要指出,在《壇經》11 節之後的直接言語中,除了用“惠能”自指,六祖還會使用“吾”、“我”等其它代詞,然而在第 2 節至 11 節兩千多字的傳記體敘述中,竟一貫用“惠能”或“能”指代六祖,並未使用“我”或“吾”等人稱代詞,從這個意義上講,此處關於六祖傳記的敘述,是敘述者仿造惠能語氣,而對其言語進行轉述的可能性更高。 換言之,第 2 節大師在“自淨心神,良久乃言:善知識靜聽”之後,便開始講述自己的身世經歷,而考慮到大師此處的言語太長(超過兩千字),不便於用文字駕馭呈現,集記者索性效仿大師語氣,用插敘式的轉述切換了其直接言語。可以發現,在陳榮捷、楊博斯基、赤松等人的英譯本中,均將源語文本中仿效敘事人物語氣的第三人稱轉述或模仿敘述者語氣的人物言語,轉變為直陳式的第一人稱敘述( I- narration),“惠能”一致性地被第一人稱代詞“ I”、“my”所替換。 一般而言,在自傳體敘述中,由於敘述者與其“年輕時的自我”(young self)之間存在特定的時空距離,為此擁有一定的空間和認知優勢,也就是說在事件發生之時,他/她會講述“年輕自我”認知之外的事情。如查特曼(S. Chatman)所言,第一人稱敘述者採用“年輕自我”的視角回顧往昔,但表達的卻是“成熟”敘述者的觀念或意識形態。 故此可以說,與源語文本相比,敦煌本《壇經》的英譯中講述“惠能生平”的第一人稱直陳式言語,更易於使受述者和讀者走近一個在情感心智、佛法修為等方面趨於成熟的六祖惠能。 又如:2)五祖夜至三更,喚惠能堂內,說《金剛經》。 惠能一聞,言下便悟。 其夜受法,人盡不知。The Fifth Patriarch waited till midnight, called me to come to the hall, and expounded theDiamond Scripture . As soon as I heard this, I understood. That night the Law was imparted tome without anyone knowing it. At midnight the Fifth Patriarch called me into the hall and expounded the Diamond Sutrato me . Hearing it but once, I was immediately awakened, and that night I received the Dharma.None of the others knew anything about it… 《壇經》第 9 節主題為“惠能受法”。 經過多次考察,五祖發現慧能悟性遠超神秀等其他弟子,為了不引起他人妒嫉,弘忍深夜喚慧能堂內付法傳衣,使其成為“六代祖”。 可以發現,雙語文本的敘述都是零聚焦,即敘述者不受時空限制,能自由出入人物心理世界。 當源語文本的主要敘述對象“慧能”被統一替換為第一人稱代詞“ I”、“me”(譯文可回譯為:“夜至三更,五祖喚我入堂內,給我講釋《金剛經》。 我一聞便悟其理。 是夜受法,他人不知”),譯文的敘述者和敘述人物便合為一體,此時六祖慧能的全知敘述內容直接反映了其觀念、價值和情感立場。 雖然作為敘述者的六祖大師與其言語中的“青年惠能”在心智、感知、觀念和情感等方面還存在一定差距,但比模仿敘述者語氣的自我講述、或者模仿敘事人物語氣的第三人稱轉述,更有助於構建《壇經》敘事的人物真實性,而56
讓六祖大師親自“出場”,講述其人生履歷,無疑更有助於強化敘述內容的可信度。2.英譯敘事中語境化的人物直接“言語”《壇經》中惠能的言語是其禪宗要義的主要敘述方式。 通過雙語文本對比可見,與陳榮捷不同,楊博斯基等後譯者還會特意關照言語交際情景中的人物因素,優化其對言語會話的參與度,具體例子如下:3)人即有南北,佛性即無南北;獦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Although people from the south and people from the north differ, there is no north andsouth in Buddha nature. Although my barbarians body and your body are not the same, whatdifference is there in our Buddha nature? People come from the north or south, not their Buddha nature. The lives of this jungle ratand the Masters arent the same, but how can our Buddha nature differ? 《壇經》第 2 節中敘述惠能受買柴客資助前往黃梅馮墓山禮拜五祖弘忍。初次見面,弘忍便質問惠能:“汝是嶺南人,又是獦僚,若為堪作佛!”惠能反駁道:“人即有南北,佛性即無南北;獦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楊博斯基、赤松等均通過增添代詞“ I”、“my”、“your”、“our”,將會話中的“你”、“我”雙方都納入惠能言語的結論句,譯文可回譯為:“雖然我的獦獠身與你的和尚身不同,但我們的佛性有何差異?”顯然,譯文中通過調節人物的參與度,強化了惠能言語的表達性:聽完弘忍不無偏見的盤問,惠能的言語直接表露了其憤懣而急切的情緒。 如此,人物、敘述者和讀者之間的距離也隨之被縮小,從讀者的視角看,譯文中惠能的言語更真實、其個性特點更鮮活。 需要指出,首譯者陳榮捷的譯文並未採用上述策略:“The physical body of the barbarian and that of themonk are different. But what difference is there in their Buddha- nature?”(野蠻人與和尚的身體不同,但他們的佛性有何差異?)又如:4)著空則惟長無明,著相即惟長邪見。If you cling to emptiness then you will only be increasing your ignorance. If you cling toform, you will only increase your false views.If you become attached to emptiness, you will only increase your ignorance. And if youbecome attached to appearances, you will only increase your delusions. To be attached to Emptiness merely means to increase ignorance. To be attached to char⁃acters merely means to increase perverse views. 《壇經》第 46 節中,惠能對弟子講解“三十六對法”。 所謂“三十六對法”指超越事物與現象表面上存在的差別與對立,以一種非有非無的方法來開啟佛法智慧。 惠能認為,宇宙實相,自心佛性,都是空有不二的,著有固然不對,著空亦非正道。 源語文本中“著空則惟長無明,著相即惟長邪見”,是惠能對“不二”法門的具體闡釋,楊博斯基等後譯者通過添置第二人稱代詞“you”,將其轉化成對弟子的告誡和勸誨:“汝若著空則惟長汝無明,汝若著相即惟長汝邪見”。 譯文中惠能帶有祈使語氣的言語,縮短了其與弟子之間的情感距離。 也就是說,與源語宗教典籍相比,譯文的敘述更具貼近世俗生活情景,更具表達性。 需要指出,陳榮捷並未做類似調整,其目標語文本可回譯為:“執著於空僅是增加了愚昧,執著於相只是助長了邪見。”“照應”( reference)是語篇銜接的手段之一,通常有“文內照應”(endophoric reference)和“語外照應”(exophoric reference)之分,前者指語言單位的所指對象在文本或話語內部,而後者則在情景66
語境或文本環境。《壇經》英譯敘事中人物言語內增添的第一、二人稱代詞,屬於人物言語的語外照應詞,指代人物言語交際情景中的說話人或聽眾等語境因素。 一般而言,日常生活中的言語交際情景包括說話人、受眾、交際行為目的、人際關係、時間、地點、場合等因素,說話人、受眾及人際關係是制約敘事人物間言語交際的重要情景因素。 敦煌本《壇經》中人物之間的言語交際行為也會受到這些情景語境因素的制約和影響。 後譯者楊博斯基等人規律性地將主要人物的直接言語“語境化”,即通過在譯文人物的直接言語中增添指代說話人或聽者的語外照應詞(人稱代詞),優化了英譯敘事中人物言語交際的世俗情景性,增強了敘述內容在生活語境的真實性。 不難發現,譯文中惠能直接言語的“語境化”,正是對源語《壇經》第三十六節“法元在世間”、“勿離世間”等六祖禪宗思想的踐行,也就是說,譯者採用“語境化”手段優化譯文敘事的情景真實性,其依據是該源語文本的禪宗思想。(三)敦煌本《六祖壇經》英譯中趨於“豐富”的第一、二人稱代詞考慮到陳榮捷譯本接受度最廣的內容是收錄於《中國哲學文獻選編》 ( A Source Book inChinese Philosophy )中的章節(《壇經》第 3、4、6、7、8、9、12、13、16、17、18、19、20、30、31 節的英譯),為此選取陳榮捷、楊博斯基、赤松等人英譯本中對應章節的語料,通過語料分析工具統計源語及不同譯本中第一、二人稱代詞的出現頻率,可描寫敦煌本《壇經》各版本英譯的文體特點。首先將源語文本及各個譯本進行掃描、轉寫、對齊、歸類並存儲為純文字或 HTML 格式,然後借助 WordSmith Tools 7.0 匯出《壇經》各個譯本的詞表,即可統計出人稱代詞的出現頻次:所選陳榮捷的英譯語料總字數為 4,195,其中第一人稱代詞(包括單、複數代詞、指示代詞和物主代詞)75字,佔比(即代詞字數與所選語料總字數之比)為 1.78% ;第二人稱代詞出現 46 次,佔比為 1.09% ,遠高於其它人稱代詞;楊博斯基的譯本所選語料字數為 4,376,第一人稱代詞 115,佔比 2.62% ;第二人稱代詞出現 169 次,佔比達 3.86% ;赤松譯本的相應章節語料達 4,282 字,其中第一人稱代詞出現156 次,佔比達 3.64% ;第二人稱代詞 163,佔比為 3.80% 。敦煌本《壇經》相應章節的語料總量為 3,906 字,其中專名“惠能”出現 21 次,佔比 0.54% ;第一人稱(“我”、“吾”)和第二人稱代詞(“汝”、“汝等”)均出現 23 次,佔比都是 0.58% 。 這樣,從源語敦煌本《壇經》到陳榮捷首個英文全譯本,再到後譯者楊博斯基、赤松等人的復譯本,其第一、二人稱代詞數及其與相應章節語料總字數之比,可用圖 1 來展示。圖 1 敦煌本《壇經》及其英譯本中第一、二人稱代詞的佔比值從語料總量來看,所選源語文本及其對應英譯本的字數都在四千字左右,其中英譯本均在 4,200 字上下浮動(差異在 180 字以內),考慮到古漢語與英語語言的差異,語篇字數的差距應不具有區分標記性文體特點的價值。 如果進一步對比上述資料,可發現 20 世紀的英譯本中第一、二人稱代詞的數量,隨着文本生成76
時間的推移而漸趨顯著增強。 如圖 1 所示,作為敦煌本《壇經》的首位全譯者,陳榮捷的英譯本中這兩類人稱代詞的數量及其與語料總字數的佔比值增加顯著,第一、二人稱代詞分別為源語文本的3.26 倍和 2 倍;而後譯者楊博斯基、赤松等人的譯本中這兩類代詞則相較於陳譯本又大幅增加,其中第二人稱的增幅超過了 2.5 倍。如上文所述,對於《壇經》第 2 ~ 11 節關於六祖生平的部分,諸譯者均採用第一人稱直陳式言語,替換了源語文本模仿人物“惠能”語氣的第三人稱全知敘述,這是陳榮捷、楊博斯基、赤松等人的英譯本中第一人稱代詞顯著增多的主要原因。 當然,與陳榮捷相比,後譯者楊博斯基等人譯本中的增幅更顯著。 需要指出,從陳氏的首個全譯本,到楊博斯基等人的復譯本,其漸趨增添的第二人稱代詞,多出現在六祖面對其聽眾或閘人弟子所述的直接言語中,也就是說,譯文中增添的第二人稱代詞“you”、“your”多應為“你們”、“你們的”。通常,在第二人稱的“教諭式”敘事中,複數第二人稱並非單數人稱的簡單增多,而是一個複雜的組合過程:“你們”不等於多個“你”單純疊加,而是“你”和眾多與“你”相似的“他 / 她”的有機組合;用公式可表示為:你們=你+他 / 她們(他 / 她∽你);他 / 她們 = n 個平等相似的他 / 她。 換言之,“教諭式”敘事中的複數第二人稱代詞“你們”由“你”和與“你”相似的無數個平等的“他/她”所構成。 從這個意義上講,在 20 世紀敦煌本《壇經》的英譯敘事中,六祖惠能的“教諭式”言語裡漸趨“豐富”的複數第二人稱代詞,不僅指代其言語交際情景中的聽者因素,更包含了與“聽者”相同,試圖追求佛性頓悟的芸芸眾生。 誠然,“即緣有眾生,離眾生無佛心”,而且眾生平等其“佛性本無差別”,是惠能禪宗思想的出發點。 不難發現,在《壇經》英譯中六祖講解禪法的“教諭”式言語裡,增添了語外照應手段———複數第二人稱代詞,納入了平等無差異的聽釋《壇經》的所有受眾,可見此處譯者的語言決策與源語文本中的禪宗思想是契合的。(四)敦煌本《六祖壇經》英譯中的術語和專名通過對比可見,作為敦煌本《壇經》的首位全譯者,陳榮捷調整佛經名詞的“專業度”,而楊博斯基、赤松等後譯者則傾向於採用對應的梵文轉寫詞替換源語佛學術語,比如,源語題名中的“經”在陳譯本中轉譯成了日常詞彙“scripture”,而並非與“專門”佛教活動相關的“ sutra”。 需要指出,楊博斯基和赤松等人的翻譯均為後者。 又如“摩訶般若波羅蜜法”是《壇經》的關鍵詞之一,陳榮捷採用日常普通詞彙將其譯為“ the law of Perfection of Great Wisdom”(即完善大智慧的法則),而楊博斯基、赤松等後譯者分別用佛教術語,“Dharma of Mahaprajnaparamit”、“Mahaprajnaparamita”等相替換。 對於《壇經》第 20 節“法身”、“千百億化身”、“報身”等佛經術語:陳譯本中分別將其意譯為“Pure Law body”、“Myriad Transformation - body”和“Perfect Reward - body”, 後譯本則採用了“Dharmakaya”、“Nirmanakaya”、“Sambhogakaya”等相關梵文術語的英文轉寫詞。(五)小結經過雙語文本對比,可發現 20 世紀漢學家對敦煌本《壇經》的英譯具有一定的規律性:1)源語“惠能傳記”部分的敘述方式均被轉變為六祖的第一人稱直陳式言語;2)隨着文本生成時間的推移,英譯本中六祖惠能的“教諭式”言語裡複數第二人稱代詞數量,相較於源語文本會漸趨增大,也就是說譯文中六祖的直接言語裡不但納入了其言語交際情景中的聽者因素,還關照了那些追求禪理智慧,但又不在場的無謂南北、不論愚智的《壇經》普通受眾,《壇經》英譯本影響感召的功能增強; 3)後譯者通過在人物直接言語增添指代言語行為參與者的語外照應詞,優化了英譯敘事的生活情景性和現實性;4)首譯者陳榮捷會調整佛經術語的“專業度”,將其轉譯為日常英文詞彙,而楊86
博斯基等後譯者則會將其替換為直接從梵文轉寫的佛學術語。不難發現,敦煌本《壇經》的復譯者採用強化人物言語情景現實性的“語境化”手段,並通過在六祖講釋禪法的“教諭”式言語裡增添指代所有受眾的語外照應詞,很大程度上踐行了“即緣有眾生,離眾生無佛心”的源語《壇經》思想。 需要補充,譯者的上述語言決策並非是其出於解決翻譯問題而必須對源語文本所做的改變,也就是說很大程度上是其主體意圖的體現。三、敦煌本《壇經》英譯活動的實現過程與功能翻譯活動是譯者在其生存、自我發展等需求、動機的驅使下,在出版商、委託人的參與下,依憑其所獲得的翻譯工具和認知技能,通過實施系列“目的導向”的翻譯行為和受“條件”制約的操作行動,將源語文本轉化為一個有意義的目標語文本的過程。翻譯活動的實現過程中,譯本的規約化功能、情景功能和源語文本功能,依次“調控”、“導向”和“促成”了譯者的翻譯決策和語言選擇。所謂規約化譯本功能,指目標語文本產生的既符合翻譯社團的社會規則,又滿足譯者、委託人、出版商等所有翻譯活動參與者需求的語境效果;譯本的情景功能,即在特定情景中的目標語讀者身上產生的與譯者意圖相符的語境效果,它是譯者翻譯行為“目的”的具體體現。敦煌本《壇經》是現存的最早記錄惠能生平及其授禪語錄的權威敘事文獻,具有僧傳、禪宗佛典等多重功能。 陳榮捷、楊博斯基、赤松等譯者均為從事漢學、禪宗及中國古代哲學研究的漢學家,出版商、委託人也是美國出版漢學、中國哲學、禪宗佛教著作的專業學術機構(St. Johns UniversityPres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Counter- point Press)。 在 1960 年代禪宗大熱的背景下,敦煌本《壇經》英譯活動的實施者和參與者都具有某種“禪宗情節”,其所處翻譯社團的社會規則與其行為動機和意圖是相符的,也就是說源語文本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與譯本的規約化、情景功能是一致的。對於這部直到 20 世紀之初才發現的權威禪宗文獻,首譯者陳榮捷參閱了大量中國文化典籍、佛經及有關研究成果,通過降低宗教術語、專名的“專業度”,保證了普通目標語讀者理解敦煌漢文敘事文獻的通暢性;首譯本發行四年後,楊博斯基以更為專業的目標語讀者為導向,採用直接從梵文轉寫的佛經術語和專門詞彙對譯源語表述,並將源語文本的佛典功能操作化,在惠能傳授“無相戒”、講釋般若波羅密法的“教諭式”言語裡,添加了第二人稱代詞等語外照應詞,將言語受眾等日常情景因素包含其中,強化了六祖言語的世俗性,從而踐行了《壇經》的“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即緣有眾生,離眾生無佛”的禪宗思想。 需要指出,無論是首譯還是後譯者,他們均將源語“惠能生平”部分的複調敘述轉化為第一人稱直陳式言語,也就是說,他們都設法展示《壇經》出自惠能之口的真實性,從而維護其所譯敦煌禪宗文獻的權威性。四、結語敦煌遺書是記述中國文化記憶的文字載體,自從 20 世紀初被發現以來,其先後經歷了被轉運、輯錄、勘校、研究和譯介等過程。 來自英美國家的漢學家,從西方興起禪宗和東方文化熱的 20 世紀中葉起,借助漢文、梵文及日文等多語文獻工具,對敦煌本《六祖壇經》等中國本土化的佛教典籍反復實施了英譯,其成果業已成為目標語文化語境的閱讀活動以及相關宗教和學術交流活動的工具,也就是說已經實現了其社會功能。 一般而言,敘事是傳承、交流和傳播文化的重要途徑。 儘管翻譯活動主體及參與人並非是來自源語文化語境的社會組織、機構或個體,但是針對《六祖壇經》等敘事類敦煌文獻的反復英譯活動,從客觀上促進了西方文化語境裡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的傳播。 從這96
種意義上講,20 世紀敦煌本《六祖壇經》的英譯模式,可以為全球化語境下不同民族之間文化記憶的跨語言交流和傳播提供方法論依據。①楊曾文:《杨曾文教授序》,見林光明等編:《六祖壇經及其英譯》,台北:嘉豐出版社,2004,第 3~ 8 頁。②Catherine Toulsaly, Sūtra de la plate- forme / sixièmepatriarche [Huineng] , Paris: Librairie You Feng, 1992.③Daisetz Teitaro Suzuki, Manual of Zen Buddhism,Kyoto: Eastern Buddhist Society , 1935, pp.42- 46.④Philip J. Ivanhoe, The dunhuang version of the Plat⁃form Sutra Sec 12- 19, in Readings from the Lu- WangSchool of Neo- Confucianism , ed. by Philip J. Ivanhoe,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2009, pp. 14- 27.⑤Chan Wing - tsit, The platform scripture: The basicclassic of Zen Buddhism , New York: St. Johns Univer⁃sity Press, 1963.⑥Philip Boas Yampolsky, The platform sutra of thesixth patriarch: The text of the tun - huang , New York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⑦見林光明等編:《六祖壇經及其英譯》。⑧Red Pine, The platform sutra: The Zen teaching ofHui- neng , Berkeley: Counterpoint Press, 2006.⑨ Red Pine, The platform sutra: The Zenteaching of Hui - neng , pp. 277 - 297; pp.4; pp. 42; p.3, 20.⑩溫金玉:《禪與西方世界》,成都:《中華文化論壇》,1997 年第 4 期。王欣:《20 世紀 60 年代禪佛教在美國的傳播》,西安:西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 年。Gideon Toury,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beyond (revised edition) , Amsterdam: John Benjamin,2012, pp. 93- 110.楊曾文:《〈六祖壇經〉諸本的演變和慧能的禪法思想》,台北:《中國文化》,1992 年第 1 期。林光明等編:《六祖壇經及其英譯》,第 48 頁。惠能:《敦煌出土六祖壇經》,公田連太郎、鈴木大拙校 ,東京:森江書店,1934 年,第 74頁;第 88、91、113 頁;第 73~ 74 頁;第 78~ 79 頁;第 74頁;第 73 頁;第 106 頁;第 96、 98 頁。潘蒙孩:《〈壇經〉禪學新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學位論文,2010 年,第 41~ 43 頁。Chan Wing- tsit,The platform scripture: Thebasic classic of Zen Buddhism , p. 27; p.41; p.127; p. 27,69; p.57. Philip Boas Yampolsky, The platformsutra of the sixth patriarch: The text of the tun- huang ,p. 126; p.133; p127- 128; pp.172- 173; p.125, 126, 146;p.141.釋明生:《六祖壇經研究集成》,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 年,第 40~ 41 頁。William Edmiston, Focalization and the first - personnarrator: A revision of the theory, Poetics Today 4(1989): 729- 744. Seymour Chatman, Story and discourse: Narrativestructure in fiction and film ,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Press, 1978, p. 155. M. A. K. Halliday,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grammar (2nd Edition) ,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4,pp. 308- 309.Christine Nord, Translation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 Shanghai: 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p.1.桑仲剛:《翻譯家研究的活動理論途徑》,上海:《外國語》,2015 年第 2 期。 Zhonggang Sang, An Activity theory approach totranslation for a pedagogical purpose, Perspectives: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1(2018): 130- 131.作者簡介:桑仲剛,西安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 西安 710049[責任編輯 桑 海]07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2 期·中西文化·語文、教育與實業:廣州丕崇書院辦學經過(1898~ 1907) *郭麗娜[提 要] 廣州丕崇書院是清末新政時期法國在穗創辦的一所官辦初等教育學校,旨在教授法國語文。 書院創辦動議由法國語文聯盟提出,辦學過程由法國外交部主導,多個部門撥款資助,天主教會負責管理。 不過法國的境外辦學理念與其全球資源調配能力難以匹配,在穗實業不興,書院不久陷入嚴重內部管理問題和外部環境變革的現實之中。 法國外交部多方協商,努力適應清末教育新制,同意教會聖心書院兼併丕崇書院,並打算將中法韜美醫院遷至書院原址,重組“文—醫”教育體系。 就丕崇書院創辦本身,這是法國在東亞推廣語文教育的一次嘗試,為後來在中國西南推廣文化積累了經驗;從中國教育發展史的角度看,丕崇書院客觀上在初等教育階段對中國教育現代化產生了正面影響。[關鍵詞] 廣州丕崇書院 法國語文 初等教育 實業 中法韜美醫院[中圖分類號] G529; K25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2 ⁃ 0071 ⁃ 12丕崇書院(École Pichon)是清末新政時期法國在廣州創辦的一所學校,關於書院的性質和辦學情況,學界瞭解不多。①鑑於此,本文梳理法國外交部藏丕崇書院檔案,還原書院辦學基本經過,並以法國在全球推廣語文教育為切入點,指出丕崇書院與其他西方在華學校的性質差異,討論在近代全球化過程中,法國特有之文化殖民策略及其在東亞變局中的應變方式,同時指出這段歷史對於近代中國教育現代化的客觀影響。一、丕崇書院:一所“官辦”的法國在華語文教學機構法國外交部藏丕崇書院檔案共兩冊,收錄該部就書院辦學一事與法國駐華公使、廣州領事、法17*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 “法國收藏中國西南文獻的整理與研究 ( 1840⁃1949)” (項目號:19ZDA221)的階段性成果,並獲法國人文之家的資助及法國外交部檔案館的協助。
屬印度支那總督府、殖民地部、巴黎外方傳教會(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聖母會(Frères desMaristes)、法國語文聯盟(Alliance Française)和東方匯理銀行等公私機構交涉的往返函電,以及若干外交部政策處備忘錄。 參與丕崇書院籌辦的法國外交官有駐華公使斯蒂芬·畢盛(Stephen Pi⁃chon)以及駐穗領事福理業(Leonce Flayelle)、阿爾杜溫(Charles Hardouin)、甘世東(Gaston Kahn)、萬祿德(P. Véroudart)和伯威(Joseph Beauvais)。 檔案第一冊起止日期從 1898 年 1 月 15 日至 1901年 12 月 1 日,共 194 頁(未計正反面);第二冊從 1902 年 2 月 7 日至 1910 年 1 月 27 日,共 273 頁(未計正反面)。 其中牽涉法方內部協商、法中雙方交涉、書院辦學情況和財務狀況等重要內容,涵蓋書院籌辦到被聖心書院兼併的整個過程,為迄今發現有關丕崇書院的最完整檔案。檔案內存一份漢語《丕崇書院規程》,尤為珍貴。 《規程》云:啟者:大法國為需人才,而為華人有志於法文暨諸西學者起見,於惠愛六約其舊領事館府內,已建一大書院,名曰丕崇書院。②《規程》透露兩點重要信息:其一,丕崇書院是一家法國政府官辦學校,而非教會學校;其二,地址在廣州惠愛路原法國領事館之內。 在福理業致法國外交部第 53 號電函中,有一份衙門手繪圖,標注書院擬修建在“1867 年 3 月 6 日租讓於法國的廣東藩台衙門地基”上,左臨“大法領事永租地和法友街”,左側入口正對“惠愛街”。③《宣統番禺縣續志》卷四十記載:望春園“東園在布政司署”,“同治六年割署東偏地為法領館,園廢。”④在美國人魏魯門(D. Vrooman)於 1860 年繪製的《廣州城和整個郊區的地圖》(Map of the city and entire suburbs of Canton)上,布政司署在城隍廟以西、廣州府以東;在 1923 年廣州區域圖上,城隍廟以西和廣大路之間為法領事署,因此福理業函件中所言“衙門”為廣東藩司署,在今之廣州中山四路南越王宮博物館。⑤1890 年沙面法領館啟用,廣東藩司署則空置。 畢盛出任駐華公使之後,開始規劃這一用地,修建丕崇書院。1. 從資助教會辦學到法國外交部辦學關於丕崇書院辦學,外交部檔有三份函件,說明在書院籌辦過程中,學校性質發生變化。 第一份文獻是 1898 年 1 月 15 日福理業致法國外交部政策司快電,內有一份附件,為 1898 年 1 月 11 日福理業致法國駐華公使函,云:尊敬的專員,謹告知,去年 12 月 8 日電已收悉。 得知:在您的提議下,部門(引者按:指外交部)決定今年撥出 1,000 法郎專款,資助天主教會在粵創辦學校。⑥該函提供了一個基本信息,在穗創辦法國語文學校的動議來自法國駐華公使,法國外交部並未打算以政府名義出面辦學,而是進行財政撥款,資助天主教會辦學。 福理業在電函中言及遵照上級指示,照會兩廣總督,以廣州同文館設有俄語和英語講席而缺少法語講席為由,提出在穗辦學的要求。他還積極與巴黎外方傳教會廣東監牧主教邵斯(Mgr Augustin Chausse)接洽,商討下一步行動。第二份文獻是 1898 年 12 月 10 日法國外交部長德爾卡塞致福理業電:同意您在領事館舊址籌辦一所學校。 謹提醒,諸事謹慎,保護好我方產權,切莫引起中國政府的抗議。⑦在這份函件中,法國外交部進一步表態,不僅資助教會辦學,還提供辦學場地,選址是法國領事館舊址。 不過根據法中協議,領事館是專用地,如今用於“籌辦一所學校”,學校多少帶上一點“法國官方”色彩,因此德爾卡塞指示福理業謹慎行事,儘量打消地方政府和民眾的疑慮。 福理業依照指示,迅速擬出方案,準備與邵斯主教簽訂場地租讓協議。⑧第三份文獻是 1900 年 2 月 11 日新任法國駐穗領事阿爾杜溫致外交部長德爾卡塞電,云:27
關於在廣州辦學一事,閣下在我離開巴黎之前,有了書面指示。 可是我抵穗之後,接到畢盛公使另一份函電,他擔心邵斯主教態度不明確,我們需另尋方案。不久之後,我接到北京公使新指令,概要如下:我們自行籌辦學校,招募教學人員。 學校直屬領事館。 畢盛先生還指示,做好隨時動工的準備。⑨至此,情況發生變化,法國外交部從原先打算資助教會辦學轉變為政府自行辦學。 在此需提及兩個關鍵要素:時任法國駐華公使畢盛和法國語文聯盟的積極推動,以及法國國內正在醞釀的政教分離法案對海外事件產生的影響。首先,畢盛是丕崇書院辦學的靈魂人物。 他“生於科特多爾(Côte⁃dor),記者,年輕時便投身政治,是極端共和分子,政治主張激進,與喬治·克萊蒙梭的觀點接近……1893 年選舉失利之後,進入外交部門,1897 年 12 月起任駐北京公使”。⑩作為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激進派政府成員,畢盛在華履職期間積極配合法國政府推廣文化殖民,外交作風強硬,不留餘地。 他借廣州灣平石事件,就巴黎外方傳教會士沙耐思(Chanès)神父遇害一案,向清政府索取 80,000 法屬印度支那銀元的高額賠款,隨後指示福理業將賠款分成三份:第一筆 54,000 法郎交廣西傳教士司立修(Chouzy),填平傳教會預支蘇安寧(Bertholet)案的撫恤金;第二筆用作丕崇書院啟動基金;第三筆轉交邵斯支配。丕崇書院轉為法國“官方”學校之後,以畢盛的姓氏命名,寫作“École Pichon”,漢語譯為“丕崇”,“École”譯為“書院”,是對清代舊教育體制的適應。1900 年 3 月 11 日下午 4 點,畢盛出席書院奠基儀式,親自“放下第一塊基石”。 參加儀式的共有 19 人,分別是畢盛夫婦、公使團軍事專員維達爾(Vidal)、海事部武官德·拉·莫特·杜·波爾達耶(de la Motte du Portail)、法國駐穗領事阿爾杜溫、副領事紀廉(Guillien)、海事部文職教官德·伯爾卡爾(Burquet de Beauregard)、海事部醫生德福雷辛(Defressine)、北京公使館譯員貝爾托(Berteaux)、榮譽軍士菲力皮尼·保羅(FilippiniPaul)和在穗法國商人布費特(Bufètre)、巴斯凱(Pasquet)、阿爾貝爾(Albert)等 9 人。官方文件顯示沒有教會人士出席,這從一個側面說明書院與教會沒有直接關聯。1907 年書院在畢盛出任法國外交部長期間清盤,當時法國外交部秘書處備忘錄記載如下:廣州法國學校創辦於 1898 年。 當時在華只有兩所法國學校,分別是上海公董局的法文書館和北京聖母會法文學校(École des Maristes de Pékin),後者受到遣使會的庇護。 法國駐華公使依法國語文聯盟之倡議,得到本部門和殖民地部出資資助的承諾,在藩司衙門創辦一所學校,教授我們的語文,擴大我們的文化影響,培養各類實業所需之譯員,從事1895、1897 和 1898 年我方與中方簽訂協議所涉及在華南各類業務,諸如鐵路、礦務等。上述備忘錄提及的“法國語文聯盟”是 1883 年 7 月 21 日成立於巴黎的公益性私營海外語言文化推廣組織,旨在協助法國政府在海外推廣法國語言文化。 倡導者是當時茹費里內閣的重要成員之一、後駐倫敦大使保羅·康邦(Paul Cambon),學術委員會組成有外交官茹瑟朗( Jean⁃Jules Jusserand)、微生物學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政論家勒南(Ernest Renan)和文學家凡爾納( Jules Verne)等知名人士。“法國語文聯盟”作為非官方組織,獲得政府要員和社會菁英人士以私人名義支持,代表法國外交部提出在華辦學的建議,得到外交部的支持,是在情理之中,也反映出一種隱蔽性極強的文化傳播協同策略。另外,普法戰爭失利之後,法國國內民族情緒高漲,政教分離呼聲日高。 激進共和派政權打擊教權,集中財力,推進社會改革,也傷害到教會的感情。 19 世紀末法國教會的海外活動處於一種矛盾狀態,既仰仗法國政府的遠東保教權來維護教團利益,在具體事件中又不見得配合政府的行動。37
就書院籌辦一事,邵斯顯然不滿畢盛借廣州灣平石事件,向清政府索取高額賠款,加深廣東地區民眾對教會的誤解;沙耐思案件的賠償金一分為三,對於邵斯而言,在情感上也難以接受。 因此邵斯一再向福理業強調,巴黎外方傳教會在穗辦學,“是傳教事業以外的事,純粹出於愛國,未參雜任何私心雜念”,並言及巴黎外方傳教會已經營廣州灣和東營兩所小學。對於邵斯不配合的態度,畢盛非常惱怒。 他警告邵斯,若非外交部介入,教案是得不到賠償的。 他在寫給德爾卡塞的函件末尾補充說:“我也給邵斯主教一次教訓,我看值得他改變態度。”正是如此,法國外交部接受畢盛的建議,出面操辦學校。2. 辦學方式和教學內容:公私協同,從事法國語文教學阿爾杜溫接到指令之後,迅速制定方案,先後在 1900 年 4 月和 7 月與梅州籍建築商蔡敬簽訂了兩份工程承包合同。 第一份是法國領事館辦公樓工程合同,附設計圖紙。 領事樓為一層建築,中西合璧設計,“屋身正面活包,丈深包皮弍丈五尺,地腳四周大牆深三尺活三尺,用紅白粗幼和灰沙造好為止”,佔地面積 215.3 平方米,造價 4,800 法屬印度支那銀元。第二份合同是丕崇書院工程合同,也附設計圖紙,為兩層建築,“大樓正面活六丈七尺,大樓身橫包皮六丈,用唐尺計”,一樓是教室,預留一處小教堂,造價共計 18,200 法屬印度支那銀元。其中第一份合同為第二份打掩護,首先它向中國民眾說明丕崇書院的官辦性質,其次法國外交部改變廣東藩司署用途,需要為外交部審計司提供一個合法的撥款理由,支持辦校。 書院竣工之後,1901 年開始招生,當年 9 月 13 日(農曆八月初一)開學。 書院管理架構如下:屬外交部,外交部聘請聖母會修士管理書院,聘期十年,成立管委會,向法國領事館負責,聖母會作為天主教修會,同時接受廣東監牧的監管。 財政收入分四部分:外交部每年撥款 6,000 法郎,支付四名聖母會修士的薪水;殖民地部撥款 1,000 法屬印度支那元,廣州公董局撥款 400 法屬印度支那元,書院收取學費。 書院每五年向外交部支付一次場地租金,年租一個法郎,相當於無償使用。 甘世東出任駐穗領事之後,發覺書院財務混亂,遂上報外交部,邀請東方匯理銀行介入財務管理。至於教學計劃和教學安排,外交檔案藏書院規程共三份,按歸檔次序分別為:第一份為手寫稿;第二份是漢法對譯印刷版,應是作為招生之用;第三份是打印稿,送外交部審核之用。 三份內容不同,應是根據書院招生情況有所調整,其中第三份最為詳細,寫明:書院分 3 個班,含院長在內共有 4 名法國教師。 規定如下:教學大綱:在校學習法文(含翻譯、口語和文法)、通史(中國通史和法國通史)、地理、物理、化學、自然史、會計、哲學、品行、打字、音樂、繪畫、體育。 宗教課程視個人需要而定。時間安排:第一學期農曆正月二十日開學,農曆六月和七月放假七周;第二學期至農曆十二月二十日結課。禮拜日和禮拜四晚無課。每日早上八點半上學,十一點放學;下午一點上學,三點放學。體操:逢禮拜一三五中午十二點半至一點有體操課。 做放鬆運動、行路、器械運動、軍事演練、打鼓和吹號。英語課:授兩次英語會話課,開課時間為晚上五點半至七點。 在校外國學生每月付費1.25 元。法文課一班付費 0.2 元,二班付費 0.4 元,三班付費 0.6 元。學費:學費每月 2.5 元,其中 2 元為基本費,50 蘇為體操費。 學費需在農曆五日前交納。47
分班:學生分三個班。 初習法文者分入第三班……二班為法文提高班……一班含高級法文課程和科學課程兩部分。教學計劃:三班:讀寫譯,會話,數數,畫畫,唱歌和體操。二班:閱讀進階,寫作,寫字,會話,文法,算術,地理,自然,畫畫,唱歌和體操。一班:大綱所列全部課程。由此可見,書院為一小學教育機構,以教授法國語文為主,在此基礎上導入西方自然科學知識。 在課程設計上,部分移植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免費、義務和世俗初等教育的內容,但作為法國政府在華教育機構,書院是收費、非義務的。二、書院的困境:強文化與弱經濟之無奈書院在 1901 年秋正式招生,直至 1907 年清盤,從籌辦到結業前後大概十年,歷經興衰變遷。從宏觀層面看,書院衰落可從法國在全球的地位沉浮中尋找原因。 所謂語文,指語言與文化,與經濟實力同為衡量一國軟實力的兩大指標。 19 世紀歐洲民族主義興起,經濟全球化進程加速。 康邦是茹費里內閣的經濟學家,從 1898 年到 1920 年駐英,長達 22 年,深知文化與經濟合璧之重要性。“法國語文聯盟”的成立,意在經濟競爭之中穿插文化競技。 不過文化推廣與經貿發展既可互為犄角之勢,也會因內部資源調配而出現紛爭;另外教與學之間也會出現認知差異。1. 內部問題:多頭管理和缺乏共識領事甘世東是最早指出書院存在嚴重管理問題的外交官。 他在 1904 年 11 月 26 日寫給德爾卡塞的函件中指出“書院運作三年,並未達到預期目標”,原因有三點:政府內部、政府與教會在教育上未達成共識;書院管理混亂;法國在穗實業不興。首先在政府內部,外交部及其下屬駐華公使和駐穗領事,與同級部門殖民地部及其直屬印度支那總督府,各自的職能和站位不同,對書院功能的理解存在全域主義和地區主義的差異。 書院中後期陷入招生和財政危機,領事甘世東和萬祿德從區域資源調配的角度出發,先後提出與石室聖心書院合併的方案,以及書院舊址重新規劃,創辦一家中國醫科學校的建議。 然而法國外交部作為上級單位,從統籌全域出發,重視政府的權威以及事件對法國國際聲譽的影響。 1907 年 8 月 12 日,外交部政策司回覆駐華公使館,反對使用“合併”( la fusion)一詞,建議使用“組合”( la combinaison),並指出:總之,在我們的舊衙門內成立一家由中方管理的機構極為不妥,即使教學語言為法語,也是不妥的。 就算帝國當局願意讓步,放棄衙門地產的所有權,我部也不會同意。 因此我們不能採取任何舉措,讓他們產生錯覺,認為是隱性退回衙門租界。1908 年 12 月 1 日,新任領事伯威建議與法屬印度支那共同開發丕崇舊址。 法屬印度支那總督安東尼·克羅博克沃斯基(Antoni Klobukowski)堅持殖民地利益至上,覆電云:特告知,很遺憾,無法接受您的建議:首先北圻和法蘭西遠東學院已開出漢語課程,無需再派年輕的公務員到廣州學習漢語,況且他們已能與兩廣在殖民地(引者按:指法屬印度支那)的行商交流。 我與法蘭西遠東學院負責人溝通過,他對派一名走讀生到廣州不感興趣。 最後,至於印度支那在廣州派駐一名商務代表的建議,謹提醒,外交部長已要求召回所有遠東代辦。 鑑於此,我無法答覆您。57
在此情況下,法國駐華公使巴斯德(Edmond Bapst)電告伯威:顯然克羅博克沃斯基先生認真研究過您的報告,可是我對殖民地的財政狀況能否允許我們在廣州成立一個商業代辦處,並在那裡安頓一名河內學校的學生,表示存疑。 不過總督府可將我們的財產用作他途,比如在那裡安頓行政部門的年輕人,那些具備漢語知識並有意在穗謀生的年輕人。 如果克羅博克沃斯基先生對此尚無興趣,那麼可以考慮有條件交還衙門,我想外交部對此不會有所異議。從公私機構協同的角度來看,法國政府對在華辦學寄予厚望,可是巴黎外方傳教會和聖母會作為私人機構,未必有此期待。 外交部最初意屬巴黎外方傳教會,希望資助後者辦學,主要是因為巴黎外方傳教會在華活動將近 200 年,執行羅馬的神職本土化策略,走底層傳教路線,熟悉地方情況和風俗,有一張忠誠可靠的傳教網絡,經驗豐富,能協助政府推廣語文政策。 儘管政教分離觸動傳教會利益,當法國政府有意辦學時,巴黎外方傳教會神學院仍予以配合。 1898 年 12 月 5 日神學院回覆外交部,諮詢“政府對赴華任教的傳教士給予多少資助;在廣州還是在重慶辦學;聖母會是否願意協助”。不過當時兩廣教案不斷,邵斯是兩廣教會主事人,對畢盛處理教案的方式持有異議,書院管理權最終落入聖母會之手。 巴黎外方傳教會則在丕崇書院招生三年後,即 1904 年 3 月,在石室教堂內自創聖心書院。 這一消息由駐華公使館頭等參贊賈思納( Jean Marie Maurice Casenave)傳遞給德爾卡塞。賈思納在函件中彙報了上海準備創辦教會大學的傳聞,提到聖心書院準備開辦英文班,與丕崇書院形成生源競爭,後者的“學生人數從 110 人減至 75 人”。外交部盛怒之下,向當時的廣東監牧梅致遠(Mgr Jean⁃Marie Mérel)提出警告。外交部後委託聖母會管理丕崇書院,而聖母會在華履歷較淺,資質和能力未必達到要求。 1905年 3 月 25 日,甘世東建議兩家書院合併,提到聖母會修士曾在地理課上展示一張 1900 年英俄德法瓜分中國的地圖,引發學生騷亂。 甘世東認為如果是巴黎外方傳教會管理,就不會出現這種因無知而引起的教學事故。此外,甘世東還指出若干管理問題:修士挪用經費,財務帳目不清;管理規程有嚴重漏洞,初級班和提高班學生摩擦不斷。另外,法國外交部原要求聖母會派遣四名修士赴穗任教,實際到崗的只有三位,而聖母會負責人仍按四個名額領餉,並按中國農曆計月薪,每名教師每年多支一個月薪水。 法國外交部忙於全球佈局,財政上捉襟見肘。 萬祿德上任之後,針對聖母會修士的貪污嫌疑,窮追猛打,會同東方匯理銀行對書院進行財務審核,當然也為書院的未來規劃提前做好準備。2. 辦學動機與外界期待:教與學之認知差距法國一貫重視教育,法國教育聯盟曾指出:“誰掌握了學校,誰就掌握了世界;誰掌握了法國的學校,誰就掌握了法國”。顯然,法國外交部自覺在華辦學,教授法國語文,力促中法貿易,背後隱藏的是一種法式教育理念和文化推廣策略。 然而,外界的期待未必與法國政府一致。1907 年 2 月 12 日萬祿德在寄給法國駐北京公使的電函中說:院長修士報告說,平均有 50 名學生,而實際上,許多在開學不到一個月就離開,大概不足 30 名學生能正常上學,與 1903 年書院招生人數 200 名相比,這個數字差得太遠了。為什麼招生情況不理想呢? 為什麼曇花一現呢? 原因很簡單:學生的期待與書院的辦學宗旨之間存在差距,學生將學習當作尋找謀生之路。 英語是遠東商業語言,法蘭西文化知識對他們而言一無所用,即使有機會進入廣州僅有的幾家法國商行,用處也不大。 在立志從商的少數幾名學生中,有來自法屬印度支那華商家庭的,被寄養在廣州親戚家中,便於67
照顧,而為了照顧他們的需要,我們還不得不開出英語選修課。萬祿德曾經在上海領事館工作過,瞭解江浙一帶的營商狀況和人文環境,認為嶺南文化更為功利,“人文素養不一樣。 江蘇人偏思辨,廣東偏實用。”換言之,法方意在做教育,進行文化輸出,尋求文化對話,而家長和學生關心的是謀生。話雖如此,但凡辦學,不論公立私立,學生出路仍是辦學方必須考慮的問題。 教與學之間的認知差距歷來存在,而對於外國學校,情況則更加複雜。 丕崇書院作為官辦學校,法國政府需考慮文憑如何發放,才能獲得中國政府的承認和主流社會的接納。至於私立學校,多數不得不順應形勢,開辦英語班。 聖心書院如此,人文環境較好的北方亦一樣。 1920 年代法國香檳省耶穌會在天津創辦工商學院,“天津耶穌會士決定將學校從法文過渡到英文教學,儘管這一決定在法國駐北京當局看來是一項對法語的背叛行為”。1905 年 11 月 26 日甘世東在致外交部電函中提及,“廣東教會抱怨清政府把公職留給官辦新式學校,拒絕本地天主教徒申請公職,這違反了雙方協議”。在此具體事件中,牽涉的是禮儀問題。 學而優則仕,求穩入仕是中國傳統文化觀念之一,也是大多數家庭對子女的期待。 巴黎外方傳教會一直反對教徒拜孔祭天,而拜孔祭天是入仕必經禮儀。 聖心書院學生研修西學,拒絕中式禮儀,必然仕途不暢。 如何調和鄉土文化與西方宗教禮儀,這是天主教會開展教育事業面臨的另一矛盾。三、內外協調與適應:重組“文—醫”清末教育新政廢科舉,興學堂。 1905 年(光緒三十一年)12 月 6 日,清廷下諭設立學部。 法國外交部在書院出現招生困難之後,立刻進行反省,嘗試適應,提出改良方案。1. 教會主“文”,從事初等和中等教育?1905 年 12 月 26 日,甘世東致電法國駐華公使團,建議合併聖心書院和丕崇書院:丕崇書院目前運作情況不佳,原因主要是學生無法充分就業。 這或許也是所有學校,不論中國或外國學校均普遍存在的問題。 不論如何,書院還是為學生進入教會書院接受中學教育打下了基礎。甘世東在函件中提到梅致遠主教接受他的建議,會儘量淡化教會書院的宗教色彩,處理好主教、兩廣總督和領事館三方的關係。 甘世東此函說明法國外交官留意到清末教育新政的動向,對中國未來教育分層有所思考,並試圖參與。 甘世東離任之後,兩家書院的合併與丕崇舊址的重新規劃方案留由萬祿德制訂。1907 年 4 月 12 日,萬祿德致函駐京公使巴斯德,提出合併兩家書院的具體方案。 他談到與聖心書院交涉,後者希望領事館支持,但不希望法國政府干涉聖心的辦學自由;另聖母會當時還管理廣西蘇安寧學堂(也稱“法文學堂”),該學堂運作狀況良好,聖母會副會長曾去信法國外交部,談及丕崇書院關閉可能引起連鎖反應,導致蘇安寧學堂關閉,影響法國在東亞的聲譽。 萬祿德認為聖母會是顧慮書院合併之後修士的去向,而非政府聲譽,因此讓聖心書院兼併丕崇,政府資助聖心書院開出法文部,將“學校合併”變為“學生合併”,為最佳方案:在此情況下,最簡單的辦法顯然是讓教會自辦法文部,接收丕崇的學生。 要相信教會書院有意願按教育規律自行發展。 教會書院將保持相對於我們的獨立;而我們在外交層面上無需對其做出任何承諾。 總之,教會書院將與其他在華學校一樣,得到我們的資助,但不是一所像丕崇書院那樣的法國學校。 這樣的話,聖母會修士繼續執教,書院合併工作77
也就簡化為學生接收工作。顯然,萬祿德主張政府部門各司其職,教育回歸教育,外交部專心外交,儘量不介入與此無關的事務。 這一建議是相當務實的。 對於聖心書院能否發展成為高等學府的問題,1907 年 7 月 25 日,萬祿德覆函北京公使,指出除缺乏師資外,兩廣的文化和營商環境與江蘇完全不一樣,加之華南缺乏京漢鐵路那樣的重大基建項目,法國企業無法介入當地民生,聖心書院儘管用意良好,但不可能像耶穌會上海震旦公學那樣發展成為高等學府。 他還留意到聖心書院的優秀畢業生一般會選擇進入中國官辦高等學府升學。 他建議,為了避免出現雙頭管理的困局,被辭退的丕崇聖母會修士不參與聖心書院的管理工作,而是以招聘方式進入聖心執教。法國外交部最終面對現實,同意兩家書院合併。 1907 年伯威出任廣州領事期間,東方匯理銀行參與丕崇書院的資產清算工作。 1909 年 1 月 8 日,伯威與兩廣總督張人駿一起出席聖心書院期末優秀生獎勵大會,此舉可以視為法國政府放手教會辦學的標誌。 根據外交部檔案館藏當年《聖心書院年終獎賞目錄》,內有聖心書院監督教員名表,教務長為蘇安當(A. Clauzet)神父,監督團由中外名流組成,外方有帕斯卡(L. Paschal)、本尼迪特(L. Benedict)、約翰(L. John)、阿爾伯特(Marcel Albert)、拉菲里斯(L. Raphaelis),中方是士紳陳季峰、杜鹿笙、李德、李伯祿、莫國匡、張學庭、楊松堅、康仲覺、曾玉岡和毛富春。2. 政府主“醫”,發展高等教育?至於丕崇書院的重新規劃問題,萬祿德曾有兩套方案:第一是與兩廣總督張人駿協商,嘗試中法合作,在丕崇原址創辦醫科學校,承諾為廣東民眾提供便利;第二是用丕崇地皮換取中法韜美醫院附近的水師提督府和十六營公所,對韜美醫院進行擴容,提升醫患接待能力。 中法韜美醫院是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的前身,法文名稱為“Hôpital Doumer”,為法屬印度支那首任總督杜美所創辦,用其姓氏命名,醫院主要接待殖民軍士,兼顧民用。 不過,張人駿拒絕談判。 萬祿德在報告中指出,中法合作辦醫需要中方具有兩個決定性情感因素:“第一,與我們齊心協力發展醫療和教育事業的意願;第二,他們對不懈努力,爭取重獲所有權的藩司署有正確的道德認知。”他認為這兩點均不存在,而張人駿則迅速在水師提督府附近“開始興辦水師學堂”,無意合作。商談無果之後,萬祿德積極與韜美醫院、法屬印度支那總督府和河內醫科學校聯繫,建議將位於廣州外城臨江地帶的韜美醫院遷至丕崇舊址,在廣州內城創辦醫科學校,聘請人手,招收學生,將西方醫學理論和臨床實踐相結合,服務廣州民眾。 作為廣州領事,萬祿德此舉一是希望取得地方對法國的信任,二是通過與法屬印度支那合作,發展醫療事業,把廣州與法國在東亞最大殖民地法屬印度支那的利益相掛鉤,為法國在穗爭取更大的發展空間。 他還做好 1909 年完成搬遷和開始招生的預算,將此前外交部、法屬印度支那和廣州公董局的撥款全部用於新建醫科學校,並預計招生 30~40 名,收取學費 1,200 法屬印度支那銀元。他還積極遴選法文水平較好的學生,派往河內深造。1907 年共有五名學生獲外派深造,分別是“20 歲的廣州人柳壽鵬、22 歲的江蘇蘇州人錢祖培、23 歲的廣東新會人林文章,增補 20 歲的廣州人李軾”,後再增補“學醫信心堅定的黃仲文(HoangTchong Ouen 音譯)。1907 年 12 月 18 日,韜美醫院負責人孔比亞(A. Combier)醫士回覆領事館:感謝來函,諮詢我對醫科學校遷至丕崇書院舊址的看法。 可是我覺得很難在不改變醫院目前架構的情況下在丕崇舊址授課。……目前醫院醫生工作量超過負荷,我們已經有三個科的學生,只有兩名醫生。 可是87
未來要開出五個科……韜美醫院距沙面租界 1,800 米,可順河到達。 可是從租界步行到丕崇書院,需 45 分鐘,到醫院則需半個小時……除了人手不足、行路不便、搬遷困難之外,韜美醫院作為殖民地河內醫科學校的下屬單位,未必以民用為主要目的。 後法屬印度支那總督克羅博克沃斯基回覆伯威,或許可將丕崇書院改為韜美醫院的療養部。 伯威遂電告法國外交部,提出兩個方案:保留丕崇舊址,則需日常維護;歸還,則要做好無法獲得補償的心理準備。餘 論至此,法國外交部自行推行語文初等教育的嘗試無疾而終。 伯威 1909 年 6 月 24 日出席聖心書院的活動,認為教會與兩廣官員和民眾的關係良好:“廣東教會意識到必須採用新方法,與過去那種視對話為福音退步信號的歷史一刀兩斷。”在上函附件中,他提到梅致遠主教適應形勢變化,在年度慶典中帶領學生高呼“皇帝萬歲萬萬歲,中國萬歲萬萬歲”。1910 年初,新任廣州領事與地方名流、各國領事出席梅致遠主持的聖心書院年終獎賞會,看到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與法國劇作家羅斯唐的《雛鷹》 (LAiglon)同台上演,獲獎英文班學生 200 名,法文班學生僅 60 名,不由得百感交集。 他向外交部彙報:非常遺憾。 一位英國同行殘忍地說,天主教在為英國國王服務。 我們必須承認,儘管情況不利,但是聖心教堂還是在丕崇書院關閉之後,努力在廣州維持我們的語文教學。關於丕崇書院本身,仍存在不少細節問題有待考證。 不過可以確定的是,書院的創辦源於法蘭西的文化帝國主義雄心。 辦學過程充滿坎坷,折射出文化實力與經濟實力的匹配度、政府內部全域主義和地區主義的悖論,也反映出書院內部存在管理不當和財務混亂等問題。 不論如何,法國外交官在這次教育嘗試中表現稱職務實,說明法國外交部在東亞殖民中發揮着主導作用。聖心書院兼併丕崇書院,由實踐經驗豐富的教會主導文化傳播,政府嘗試醫學教育,儘管後一措施因地區保護主義而未能實現,這一文化推廣和科技教育相結合的方案後來仍為法國向中國西南發展勢力提供了思路。另外,丕崇書院歷史雖短,但在近代中國初等教育史上的影響仍是不可磨滅的。 丕崇併入聖心之後,天主教會團結地方名流,成立監督教學團,康黨中人康仲覺和史學家杜鹿笙均獲聘執教,共同推動文化交流。 據國內文獻記載,教育家馬君武和經濟學家陳豹隱(又名陳啟修)均在丕崇書院接受初等教育啟蒙。 陳豹隱於 1908 年赴日繼續深造,後參加抗戰,參與新中國建設,不僅在文史政領域取得不俗成績,而且在經濟學領域大放異彩,為“中國翻譯《資本論》第一人”,著有《經濟現象的體系》與《新政治學》,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1956 年,建國後第一次教授評級,他仍被國家評聘為一級教授”,與陳岱孫一同成為當時全國僅有的兩名經濟學一級教授。語言是交流的工具,也是文化的載體,語言國際化意味着文化的國際化。 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在本土推行義務、免費、世俗的初等教育,旨在培養共和國的合格公民和選民,而丕崇書院的創辦則意在推動法蘭西文化的國際化進程。 從表面上看,丕崇書院實體消失,似乎法國外交菁英的此次教育國際化嘗試無疾而終;而實際上,近現代中法之間經濟文化交流頻密,丕崇書院的語文教學在聖心書院得以延續,進而影響到近現代中國教育現代化進程。 客觀地說,此次努力是有成效的,它對我們的語文教育來說也是具有啟發意義的。97
①僅見廣州文史資料記載:“1857 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法國向清政府要了一所舊衙門(即今日的兒童公園),說是要建領事署,後來領事署沒有蓋在那裡,倒辦了一個‘丕崇書院’,那書院可以說是聖心書院的前身。 但丕崇書院的參與者均為領事館人員,而聖心書院完全是由天主教教堂主辦。”參見陳曙風:《廣州聖心書院》,載李齊念主編,廣州市政協學習和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廣州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七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 年。 另,近年來國內外對於近代中國傳統教育的轉型或稱現代化過程多有研究,重在史實梳理,着眼於教會辦學,且以新教研究為多,最新研究有中山大學吳義雄教授的《20 世紀學術發展脈絡中的〈嶺南學報〉———兼論基督教大學的學術本土化》 (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學報》,2021年第 2 期)以及復旦大學劉平教授的山東黃縣崇實大學研究。 天主教方面,北平輔仁和上海震旦均有詳盡校史研究,最新成果是索邦大學田煒帥博士的《煌煌北國望學府:私立天津工商學院—津沽大學(1923⁃1951)》,台灣新北市:輔仁大學天主教史研究中心,2017 年。② 《丕崇書院規程》,MAE, Corr. pol. et comm. (1897⁃1918), Chine, NS 304, fol. 68⁃69. 該文本的法文版本以及另外兩份法文章程也均強調丕崇書院為“法國政府所辦”。 參見《École Pichon, Canton》,MAE, Corr.pol. et comm. (1897⁃1918), Chine, NS 304, fol. 68⁃69;Règlement de lÉcole Pichon, MAE, Corr. pol. et comm.(1897⁃1918), Chine, NS 304, fol. 115⁃118; École PichonRèglement, MAE, Corr. pol. et comm. (1897⁃1918 ),Chine, NS 303, fol. 180⁃181.③Flayelle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le 5 mai1899, MAE, Corr. pol. et comm. (1897⁃1918), Chine, NS303, fol. 43⁃50.④梁鼎芬修,丁仁長、吳道鎔等纂:《宣統番禺縣續志》卷四十,民國二十年(1931)重印本。⑤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李愛麗老師、楊凡舒博士和施亞霓博士提供地圖,並協助確定丕崇書院地理位置,特此致謝。⑥Rapport addressé à la Légation de France à Pékin parle Consulat de France à Canton, le 11 janvier 1898,MAE, Corr. pol. et comm. (1897⁃1918), Chine, NS 303,fol. 2.⑦ Le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à Consul deFrance, Canton, le 10 décembre 1898, MAE, Corr. pol.et comm. (1897⁃1918), Chine, NS 303, fol. 8.⑧Projet de Bail pour la location de terrain de lancienYamen appartenant à la France dans la cité chinoise deCanton, MAE, Corr. pol. et comm. (1897⁃1918), Chine,NS 303, fol. 28⁃29.⑨Le consul de France à Monsieur le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le 11 février 1900, MAE, Corr. pol. etcomm. (1897⁃1918), Chine, NS 303, fol. 107⁃108.⑩Bernard Brizay, La France en China, du XVIIe siècleà nos jour, Paris: Perrin, 2013, p. 361 note.Pichon à Flayelle, le 19 décembre 1899, MAE, Corr.pol. et comm. (1897⁃1918), Chine, NS 303, fol. 104⁃106.清末新政時期,教育體制改革,出現新辦“學堂”風潮,對舊制“書院”形成衝擊。 參見張華寶:《清末廣州書院嬗變與學堂興起的歷史考察》,廣州:華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 年。Procès⁃verbal officiel de la pose de la première pierrede lÉcole Pichon, MAE, Corr. pol. et comm. (1897⁃1918), Chine, NS 303, fol. 119⁃120.Direction politique, note pour le ministre, Paris, le 15octobre 1907, MAE, Corr. pol. et comm. (1897⁃1918),Chine, NS 304, fol. 164.Cf. Le Nouvel Observateur, le 3 au 9 avril 2008,“LEtonnant miracle de lAlliance française” .Flayelle à Pichon, le 12 octobre 1899, MAE, Corr.pol. et comm. (1897⁃1918), Chine, NS 303, fol. 75.Flayelle à Pichon, le 13 décembre 1899, MAE, Corr.pol. et comm. (1897⁃1918), Chine, NS 303, fol. 92.Pichon à Delcassé, le 14 décembre 1899, MAE, Corr.pol. et comm. (1897⁃1918), Chine, NS 303, fol. 100.Projet de pavillon consulaire à ériger dans le Yamenfrançais, MAE, Corr. pol. et comm. (1897⁃1918), Chine,NS 303, fol. 127⁃128.École de Canton, MAE, Corr. pol. et comm. (1897⁃1918), Chine, NS 303, fol. 135⁃136.École Pichon, exercice 1906, MAE, Corr. pol. etcomm. ( 1897⁃1918 ), Chine, NS 304, fol. 102;08
Comptablité 2e trimestre 1907, MAE, Corr. pol. etcomm. (1897⁃1918), Chine, NS 304, fol. 60.1906 年和 1907 年廣州公董局分別撥款 396.8 印度支那元和 400 印度支那元;學費收入分別為 939.6 印度支那元和 334 印度支那元。 參見 École Pichon, ex⁃ercice 1906, MAE, Corr. pol. et comm. (1897⁃1918),Chine, NS 304, fol. 102; Comptablité 2e trimestre 1907,MAE, Corr. pol. et comm. (1897⁃1918), Chine, NS 304,fol. 60.此文件中的“元”原文用符號 $ 替代,指法屬印度支那銀元“ piastre”,有學者譯作“皮阿斯特”;下文“蘇”原文為“sou”,為法國舊貨幣單位。 Règlement de lÉcole Pichon, MAE, Corr. pol. etcomm. (1897⁃1918), Chine, NS 304, fol. 115⁃118.Kahn à Delcassé, le 26 novembre 1904, MAE, Corr.pol. et comm. (1897⁃1918), Chine, NS 304, fol. 62⁃67.Direction politique au chargé dAffaires de France àPékin, août 1907, MAE, Corr. pol. et comm. (1897⁃1918), Chine, NS 304, fol. 155⁃156.Le Gouverneur général de lIndochine à monsieur leConsul de France à Canton, Hanoi, le 21 décembre1908, MAE, Corr. pol. et comm. (1897⁃1918), Chine, NS304, fol. 248⁃249.Le Ministre de France en Chine à monsieur Beauvais,consul de France à Canton, Pékin, le 26 décembre, 1908,MAE, Corr. pol. et comm. (1897⁃1918), Chine, NS 304,fol. 250.Le supérieur de la MEP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étrangères, le 5 décembre 1898, MAE, Corr. pol. etcomm. (1897⁃1918), Chine, NS 303, fol. 5⁃6.Cf. Casenave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le20 juin 1904, MAE, Corr. pol. et comm. (1897⁃1918),Chine, NS 304, fol. 49⁃59.Casenave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le 20juin 1904, MAE, Corr. pol. et comm. ( 1897⁃1918 ),Chine, NS 304, fol. 54.Cf. Kahn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le 25mars 1905, MAE, Corr. pol. et comm. (1897⁃1918 ),Chine, NS 304, fol. 76⁃79.Le consul de France à Canton à Son Excellence Mon⁃sieur Delcassé,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le 26novembre, 1904, MAE, Corr. pol. et comm. ( 1897⁃1918), Chine, NS 304, fol. 62⁃67.法國外交部檔案中存丕崇書院財務報告共五份,分別是 1901.9⁃1902.2 學期、1902.2⁃1902.9 學期、1902.9⁃1903.3 學 期, 為 書 院 負 責 人 聖 母 會 修 士 儒 蓮(Julien)所寫;另外兩份是 1906 年度、1907 年 9 月,為東方匯理銀行專業財務報告,非常詳盡。轉引自曾曉陽:《法國共和制與公立初等教育的連帶關係研究(1789⁃1914)》,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2 年,“緒論”第 1 頁。Le Gérant du Consulat de France à Canton à son Ex⁃cellence Monsieur Bapst, Ministre de France en Chine,le 12 février 1907, MAE, Corr. pol. et comm. (1897⁃1918), Chine, NS 304, fol. 100⁃101.Le Gérant du Consulat de France à Canton à son Ex⁃cellence Monsieur Bapst, Ministre de France en Chine,le 26 juillet 1907, MAE, Corr. pol. et comm. (1897⁃1918), Chine, NS 304, fol. 142.Cf. Kahn à Rouvier, le 26 novembre 1905, MAE,Corr. pol. et comm. (1897⁃1918), Chine, NS 304, fol.85⁃86.田煒帥:《煌煌北國望學府:私立天津工商學院—津沽大學(1923⁃1951)》,第 109 頁。Le consul de France à Canton à son Excellence Mon⁃sieur Rouvier, président du Conseil, ministre des affairesétrangères, le 26 novembre 1905, MAE, Corr. pol. etcomm. (1897⁃1918), Chine, NS 304, fol. 85.Le consul de France à Canton à la Légation de Franceà Pékin, le 26 décembre 1905, MAE, Corr. pol. etcomm. (1897⁃1918), Chine, NS 304, fol. 89.南寧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南寧市志·文化卷》,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89 頁。 該書將“蘇安寧學堂”列為“教會學校”,這一點值得商榷。Le Gérant du consulat de France à Canton à son Ex⁃cellence monsieur Bapst, Ministre de France en Chine, le12 avril 1907, MAE, Corr. pol. et comm. (1897⁃1918),Chine, NS 304, fol. 127.Le Gérant du Consulat de France à Canton à son Ex⁃cellence monsieur Bapst, Ministre de France en Chine, le18
25 juillet 1907, MAE, Corr. pol. et comm. (1897⁃1918),Chine, NS 304, fol. 141⁃144.Le consul de France à Canton à monsieur le Ministrede France à Péking, le 8 janvier 1909, MAE, Corr. pol.et comm. (1897⁃1918), Chine, NS 304, fol. 231⁃246.萬德祿在送法國外交部信件中附有兩份手繪草圖,一份為中法韜美醫院所在區域圖,一份為醫院草圖。 Cf. Annexe à la dépêche du 19 décembre 1907 duconsulat à Canton, Corr. pol. et comm. (1897⁃1918),Chine, NS 304, fol. 186⁃187. 第一份圖上方標注“靖海門”,右側為中法韜美醫院,李愛麗教授認為,萬德祿試圖用丕崇書院舊址換取的地皮應為“水師提督府”及十六營公所。李永宸:《一所鮮為人知的近代廣州天主教教會醫院———中法韜美醫院》,“第二十四次全國醫古文學術交流會”論文,長沙:湖南中醫藥大學中醫學院,2015 年 7 月 31 日至 8 月 2 日。 文中認為韜美醫院是教會醫院,這一提法值得商榷。Le Gérant du Consulat de France à Canton à son Ex⁃cellence monsieur Pichon, le 19 décembre 1907, MAE,Corr. pol. et comm. ( 1897⁃1918 ), Chine, NS 304,fol. 182.劉天昌:《兩廣總督張人駿》,北京:海洋出版社,2018 年,第 155 頁。Projet de budget pour lÉcole de Médecin transferée àlÉcole Pichon année 1909, MAE, Corr. pol. et comm.(1897⁃1918), Chine, NS 304, fol. 214.Véroudart à Cognacq, le 1 octobre et le 5 octobre1907, MAE, Corr. pol. et comm. (1897⁃1918), Chine, NS304, fol. 208⁃209.Le médecin⁃major de 2e classe Combier à monsieur leConsul de France à Canton, le 18 décembre 1907, MAE,Corr. pol. et comm. ( 1897⁃1918 ), Chine, NS 304,fol. 211.Beauvais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le 8 jan⁃vier 1909, MAE, Corr. pol. et comm. ( 1897⁃1918 ),Chine, NS 304, fol. 247.Beauvais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le 8 août1909, MAE, Corr. pol. et comm. (1897⁃1918), Chine, NS304, fol. 253.Beauvais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MAE,Corr. pol. et comm. ( 1897⁃1918 ), Chine, NS 304,fol. 258.Le consul de France à Canton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étrangères, MAE, Corr. pol. et comm. ( 1897⁃1918 ),Chine, NS 304, fol. 272⁃273.參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馬君武傳》,南寧: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2 年,第 5 頁。劉會軍:《陳豹隱傳》,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 260 頁“陳豹隱生平年表”。劉會軍:《陳豹隱傳》,“正值滄桑劇變時:代前言”第 4 頁。劉會軍:《陳豹隱傳》,第 253~254 頁。作者簡介:郭麗娜,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廣州 510275[責任編輯 陳志雄]28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2 期法國漢學家沙畹對清末中國時政的評論與研究*賀夢瑩[提 要] 法國漢學家沙畹於 1889 年至 1893 年初次來華期間,曾為法國《時報》撰寫一系列有關中國的時評類文章。 返回法國後,他繼續關注中國的經濟民生、政治軍事和對外關係。 他的文章參考權威資料,通過詳細追溯歷史源流來解釋當下事件,在同時代的新聞報導中獨具風格。 沙畹點明中國社會的弊端並提出以西方科技和制度來改革中國的建議,但同時帶有明顯的歐洲中心論,只強調歐洲國家為中國帶來的益處。 隨着個人經歷和學養的豐富,沙畹對待中國的態度也越發中肯,並認為中國的未來充滿希望。 這些時評文章對認識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一部分法國知識階層的中國觀具有重要價值。[關鍵詞] 沙畹 中國觀 清末 《時報》 時評[中圖分類號] K207.8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2 ⁃ 0083 ⁃ 12沙畹(É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是法國現代漢學的奠基人,他將歷史文獻、碑銘、簡牘等內容納入漢學研究視野,同時創新了研究方法,注重實地考察以及地下史料與傳世文獻的對比考證,被高第(Henri Cordier)、伯希和(Paul Pelliot)等人譽為“其同時代的漢學第一人”、“第一位全才的漢學家”。①沙畹也是西方最早一批以學術研究為目的專門來華考察的漢學家之一。 他於 1888 年從巴黎高等師範學院(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de Paris)和國立東方現代語言學院(École nation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現為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 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orientales)畢業,翌年 3 月,時年 24 歲的沙畹作為法國駐華公使館散編隨員被派往中國,他的主要工作是學習漢語、收集資料並開展有關中國的研究。 期間他作為特約撰稿人定期且匿名為法文《時報》( Le Temps )撰寫中國時評文章,這是沙畹在從事漢學研究之前發表的最早一批有關中國的文章。 1893 年返回法國後,沙畹又陸續發表 6 篇與中國時政相關的文章,內容涉及“鐵路”、“礦38*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法國漢學巴黎學派與中國現代學術的形成與發展研究” (項目號:20CZS047)的階段性成果。
産”、“海軍”、“水災”、“光緒皇帝”、“甲午戰争”、“義和團運動”等主題。 19 世紀下半葉,隨着中國的逐漸開放,西方世界對中國表現出濃厚興趣並進行了大量的報導,其中法文的出版物尤其豐富,這些報導或是時事調查,或是評論信息,均為作者對所見所感的大事件的記錄,它們的價值“有時甚至超過其他外國文獻以及中文記錄”。②沙畹作為最早一批來到中國、觀察中國的專業漢學家,其思想和眼光代表了 19 世紀法國知識階層部分人士的中國觀。截至目前,學界尚未對沙畹的所有時評類文章做系統研究,③本文將對這些文章進行全面梳理,按照主題進行分類和歸納,結合時代背景和沙畹個人經歷,分析作者選擇這些主題的緣由、寫作方法和寫作視角,藉以探察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以沙畹為代表的法國知識階層對清末中國社會的立場和觀照。一、《時報》及沙畹所撰寫的中國時評《時報》是《世界報》( Le Monde )的前身,由法國記者奥古斯特·內夫策(Auguste Nefftzer)於1861 年在巴黎創辦,是一份政治類日報,以“受最少的政府影響、創造最多的真理”為口號,對國內國際要聞進行報導和評論。 由於其緊追時事、追求真相,且文風嚴謹、立場客觀,廣受當時法國政界、知識界和金融界人士的歡迎與認可,④是當時最關注國際時勢的法國報紙之一,也是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時期最受歡迎的報紙之一。⑤自 1870 年起,為保持政治上的獨立性,該報在發表國內、國際政治評論文章時,均採取匿名撰稿人制度。 1914 年後幾經轉手,政見上逐漸偏左。 二戰期間遷往南方自由區,1942 年由於扺制納粹德國佔領下的法國傀儡政府而停刊。⑥《時報》對青年時期的沙畹有持續的影響。 至少從 1883 年在巴黎路易大帝中學(Lycée Louis⁃le⁃Grand)上學時起,沙畹就已養成閲讀《時報》的習慣。 沙畹的父母也是《時報》的忠實讀者,在與父母的通信中,他時常提到這份報紙並談論其中的文章。⑦此外,沙畹在巴黎高等師範學院讀書時期(1885~1888 年)對其影響最大的兩位老師佩羅(Georges Perrot)和莫諾(Gabriel Monod)都曾是《時報》的撰稿人。 沙畹認為:“《時報》的政治觀點比同時期的政府公報《箴言報》更深刻。”⑧他還曾説:“在這個所有熱情都被釋放出來的時代,選擇哪份報紙來閲讀非常重要;對某份報刊的日常閲讀會最終影響到一個人的精神,也會使他在做出判斷時有所保留。”⑨由此可以理解為何沙畹初到中國便主動申請為《時報》寫作專欄。 1889 年至 1891 年期間,沙畹在《時報》的“中國來信”(Let⁃tres de Chine)板塊匿名發表了 11 篇時評,其篇名、寫作時間及發表日期如下(全部寫作於北京):⑩[La ligne de chemin de fer](鐵路線),1889 年 5 月 15 日,1889 年 7 月 4 日La Chine et la Corée(中國與朝鮮半島),1889 年 6 月 1 日,1889 年 7 月 25 日La Chine dans lAsie centrale(中亞的中國),1889 年 8 月 1 日,1889 年 9 月 22 日La Chine et la Mandchourie(漢地與滿洲),1889 年 9 月 11 日,1889 年 11 月 2 日La nouvelle marine de guerre en Chine(中國新海軍),1889 年 12 月,1890 年 2 月 3 日Le droit de remontrances en Chine(在中國進諫的權力),1890 年 1 月,1890 年 4 月 9 日Les Chinois à Formose(台灣島的中國人),1890 年 2 月,1890 年 4 月 29 日[Première année de règne de lempereur Kouang⁃Siu](光緒皇帝親政初年),1890 年 3 月 10 日,1890 年 7 月 12 日Le Hoang⁃Ho et ladministration chinoise(黄河與清政府的治理),1890 年 8 月,1890 年 9 月27 日48
L’ industrie minière en Chine(中國採礦業),1890 年 10 月 31 日,1890 年 12 月 22 日Lassistance publique en Chine(中國的公共救濟),1890 年 10 月,1891 年 1 月 29 日1893 年回到法國後,沙畹依舊關注中國的時政,又陸續在雜誌上發表了 6 篇相關文章:《朝鮮戰争》(1894)、《中日戰争之結果》(1896)、《光緒皇帝》(1900)、《起源於十九世紀初的中國義和團》(1901)、《滿洲鐵路圖》(1904)、《中國鐵路筆記》 (1906)。 以上 17 篇文章都是圍繞 19世紀中葉西方國家進入中國以後所帶來的一系列變化的關注與思考,包含三大主題:經濟民生、政治軍事及中外關係。19 世紀法國學界對清朝的研究有兩大關注點:一是清帝國多樣性的民族構成,尤其關注穆斯林民衆、南方地區和西藏邊界的各民族的情况;二是清朝的對外關係。沙畹敏鋭地捕捉到當時中國社會中新發展與舊傳統之間的矛盾和衝突,涉及的話題大多都是當時國際社會對中國關注的熱點問題和人物,在同期其他新聞媒體中也有體現。從國際局勢來看,長期閉關鎖國、面對西方的堅船利砲而被迫開放國門的中國國力衰弱;西方列強對中國的入侵和瓜分的野心,引發清朝進行對外抗衡和對內統治的調整。 沙畹在文章中也陳述了中國當時所面臨的局面:南部邊境線被已佔領緬甸的英國和已佔領北圻的法國所包圍;在中亞(突厥斯坦)、蒙古、滿洲和朝鮮廣闊的邊境線則被俄羅斯完全包圍。 在朝鮮,“鄰國(日本)試圖用陰謀取代天朝保護國的地位”,而“中國正與英國争奪錫金小國”。 (《光緒皇帝親政初年》)由此引發了一系列戰争和條約的簽訂。從國內局勢來看,清末中國需要進行一系列國家治理層面的改革和近代工業化的籌備與建設,由此,鐵路、採礦、電報、海軍是最先發展的領域。 這其中,先進的技術或理念與中國傳統觀念産生了許多矛盾與衝突,也暴露出中國社會的一些弊病。 如何更好地接納西方的進入和隨之而來的技術與思想,成為中國社會以及西方社會關注的焦點。二、沙畹的寫作方法與同時代的新聞報導相比,沙畹的時評有兩個最顯著的特點,一是注重時事的歷史溯源,二是採納權威可靠的參考資料。1. 注重歷史溯源在寫作方法上,沙畹的時評通常從時事入手,通過詳細追溯時事的相關歷史背景,分析並揭示現象背後的深層原因,寫作風格在兼顧新聞時效性的同時帶有濃厚的歷史探究,通過大量史實努力呈現清末中國在國家治理和社會變遷上的真實面貌,並解釋當下問題,提出建議並做出預期,突出了他作為學者,尤其是漢學家的獨特寫作方法,也增強了其時評的可信度和説服力。 他的風格無論是與同時期刊登在《時報》“中國來信”板塊的其他文章相比,亦或是與其他報刊類似主題的報導相比,都是獨特的。以中朝關係為例,《中國與朝鮮半島》一文上溯到公元前 12 世紀周文王統治時期的中朝關係,並一直延續至清朝,尤其是自 1882 年“朝鮮與中國的矛盾初現苗頭”起的時局變化,進一步分析近代以來中朝危機的原因。 朝鮮在尋求獨立自主的過程中,與中國發生了多次激烈的衝突。 “西方政府的干涉使得藩屬國的舊體制不再可行。 ……朝鮮國王越來越想脱離中國的控制。”“為了避免其他國家勢力在朝鮮的確立,中國用盡所有辦法嘗試將自己在這個國家有名無實的權力變為一種真正的保護國的權力。”沙畹認為,“我們現在很難預測中朝危機的結果,但看起來中國似乎不太可58
能達到她的目的”。 因為中國採取的加強控制朝鮮的手段,只會引起西方國家的強烈反對和干涉,加速朝鮮投靠他國勢力。 1894 年 7 月甲午戰争爆發,沙畹相繼撰寫了《朝鮮戰争》(1894)和《中日戰争之結果》(1896)兩篇文章。 《朝鮮戰争》一文追溯了歷史上西方各國勢力對朝鮮的争奪,以中日兩國與朝鮮在歷史上的關係為重點,探討了甲午中日戰争爆發的導火索以及朝鮮國內的現狀和未來。 通過一系列歷史事件的分析,沙畹認為,“中日戰争是不可避免的”,但他又引用拉封丹寓言中《牡蠣與訴訟人》的故事,將中日雙方比喻成想争奪牡蠣的二人,寓意最終結果只能是兩敗俱傷、無功而返。 與沙畹文章的寫作方法形成對比的是同時期刊載在《時報》“中國來信”專欄的另一篇文章《中國總督與朝鮮半島》( Vice⁃roi et Corée,1890 年 11 月 20 日寫於天津,1891 年 1 月 6 日發表)。 此文報導異常簡練,內容是當時朝鮮皇后去世後,中國派大臣去弔唁,西方國家原本以為朝鮮會利用這一機會挣脱中國的枷鎖,没想到事與願違,在中國使臣拿出聖旨時,朝鮮國王行跪拜禮聽旨。 這一事件使得作者認為,“朝鮮希望重新成為中國的藩屬國被中國保護,並且朝鮮明白只有與中國保持良好的關係,才是明智和平之舉”。 同樣是從中朝關係入手,這篇新聞報導雖有時效性,但僅通過個案分析而得出的結論未免草率,缺乏歷史探究。以鐵路話題為例,沙畹關注中國的鐵路發展,首篇報導《鐵路線》即介紹了 1888 年在李鴻章倡導下中國自主建成的第一條鐵路“天津—開平鐵路”。 通過該鐵路線的建設和運營,沙畹重塑了中國鐵路的修建歷史和過程,以及目前鐵路運行的狀况。 通過歷史的梳理,他試圖分析鐵路在中國礦産資源的開發、中國維持在朝鮮宗主國的地位、在轉變清政府對待西方國家的態度上所起的作用,以及中國社會的弊病等一系列問題,由點到線再到面對鐵路主題進行擴展和研究。 而同期的法國《旅行畫報》( Journal des voyages )1887 年 4 月 24 日也刊登了一篇報導《法國在清朝的第一條鐵路》,慶祝中國在法國人的幫助下建成津蘆鐵路,並描述了李鴻章為鐵路落成剪綵、民衆購票乘車的熱烈景象。 這篇報導是大部分新聞報導的典型方法,即對簡要的時事進行報導,有時加入現場描寫,或配有圖片信息,與沙畹的寫作方法顯著不同。2. 參考權威資料在資料的選擇上,沙畹努力尋求有據可依的權威材料。 他曾説:“至少我們會努力從提供給我們的文件中獲取所有信息,若没有中國官方的證實絶不進行任何發揮創造”。 (《黄河與清政府的治理》)他的參考資料主要為同期在中國發行的《京報》( Gazette de Pékin ,又稱邸報)、《天津時報》( Le Journal chinois de Tien⁃Tsin, Che⁃Pao )和《匯報》( Hoei Pao )等報紙上的內容,主要包括其中刊登的敕令、公告、奏章、簽署的條約等。 《京報》産生於明代中期的北京報房,在清朝時以刊登朝廷“官文書”為主,向公衆傳遞政府信息,是一份半官方的中文期刊。 《天津時報》1886 年 11 月創刊於天津,是中國北方第一張中文日報,由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Richard Timothy)任主筆,主要報導商業貿易和新聞方面的內容,另有李提摩太執筆的“論説”專欄,專門探討中國新政及變法圖強。《匯報》原名《益聞錄》,由上海徐家匯耶穌會士創辦,是中國天主教歷史上的第一張報紙。 雖然該報在多數新聞報導中基本保持客觀公正的態度,但當涉及中法事務或與天主教利益相關的問題時,該報又為法方和天主教辯護。 沙畹在使用這些報刊時,避開了其中可能會影響立場與判斷的內容,使用的是官方來源的資料。19 世紀末朝廷和教會、教會和百姓之間的矛盾是複雜的。 義和團運動在爆發之初就廣受國內外媒體的關注,當時西方媒體報導的主要內容為義和團製造的社會混亂,對手無寸鐵的外國傳教士和官員的殘忍殺害,慈禧太后對此模棱兩可的態度,以及庚子事變中各西方國家“正義”的反擊。68
沙畹的文章《起源於十九世紀初的中國義和團》也以同期發生的義和團運動為主題,使用了《匯報》1900 年陸續刊登的清廷官員對地方秘密幫會調查的兩份奏摺,追溯了當時各個秘密幫會的危害,以及勢力最大的義和團的前生今世,分析朝廷在不同時期對待義和團的態度及其背後的原因。 沙畹認為,“朝廷一直以來也只把他們當作是擾亂社會的分子,並不是愛國主義的陣營。 朝廷利用他們去攻打手無寸鐵的教會人員和外交官,萬一他們輸了,就借機滅掉他們”。 沙畹對所使用的官方文件也進行了點評,一方面給予了積極的評價,認為奏摺全面地揭示出當時勢力越發強大的義和團的起源歷史,為早先的義和門一派;另一方面他也給出了批判性的評論,認為“生澀的官方文件未能完全揭露一些重要信息,例如,這些秘密組織的內部結構,這些組織的真實目的,以及這些隱藏在謎一般的名字之下的信仰”。 作為教會報紙,《匯報》對“拳匪”的報導難免帶有教會的意識形態,如曾在 1900 年六月份第 185 至 188 號,以及當年農曆十一月至次年正月的《北京拳禍記》9 篇報導中,連續報導了教堂及外國使館被毁、被焚、被劫,教士、官員被殺的一系列事件,並極力為外國侵略者的罪行辯護。但沙畹盡量選擇官方文書,避免使用帶有主觀性的材料,他的文章中也没有對義和團扶清滅洋的行為進行點評,而是集中於分析義和團的歷史。三、沙畹的寫作視角和立場1. 沙畹眼中的中國社會弊端1889 年,中法戰争結束四年後,年輕的沙畹剛剛從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畢業便來到了他嚮往的國度。 然而,即便是生活在北京的法國駐大清公使館,那裡的生活環境也很糟糕,“骯髒的馬路”、“坑窪的路面”、“雜技演員汙濁破爛的服裝”以及“公使館內常利用採買之便騙錢偷東西的中國管家和厨子”,種種經歷一度讓他非常失望。批判保守落後的中國社會的種種弊病也是沙畹在到達中國後最早産生的想法,這在他一系列時評文章中可以明顯看到。鐵路的引進和建造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鐵路運營不久,就有不少“根植於中國人秉性中的因素”暴露出來,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國特權階級不守時造成的延遲開車,進而引發了嚴重的交通事故。 “鑑於鐵路線開通才没多久就發生了這樣的撞擊事件,這對鐵路的未來可以説是災難性的。許多迷信的中國人認為,老天爺不願意為‘西方魔鬼’的發明大開方便之門。 此外,這場悲劇似乎也給那些激烈的抨擊者留下了口實,他們認為外國人之所以想在中國修鐵路,主要是因為這樣的旅行方式太危險,歐洲人考慮到自己的安危而放棄了這樣的方式。 現在他們想把這批舊鐵軌轉賣給中國。”沙畹在多篇文章中提及鐵路話題,如《光緒皇帝親政初年》一文認為,“帝國的大多數重臣都没有這樣的遠見。 對他們來説,鐵路不是一種拉近與外國距離的方式,而是一種驅趕他們的方式”。 雖然以李鴻章為首的少數改革派最終戰勝了大部分反對派,但清政府仍然扺觸西方,堅持要在條件欠缺的情况下自主修建鐵路。在中國的礦産資源開發活動中,沙畹也看到了其中暴露出的制度和現實問題:(1)“中國人不貸款給礦業公司”,導致礦業公司没有足夠的資本開礦,而没有礦産的發掘,也就没有資本的流入。(2)部分礦産地處偏遠,運輸困難,如貴州。 (3)中國家族的裙帶關係導致礦業公司管理不善。 此外,沙畹認為,“如果要成功地開採煤炭和鋼鐵,就必須有鐵路;相反,如果要建造鐵路,就必須有大量的煤炭和鋼鐵。 這是一個新的惡性循環”。 (《中國的採礦業》)對於黄河洪澇的治理這一歷史遺留問題,沙畹從當年黄河下游發生的兩次大水災談起,回顧了歷史上幾次重大的黄河决堤時的政府對策,尖鋭地指出,“没有什麽情况更能反映出百姓的災難與78
行政當局的缺點”。 有效治理洪澇的三個必備條件“路橋專業的工程師”、“有效的行動方案”及“充足的資金”均“在中國遠没有得到滿足”。 而最使沙畹感到震驚的是,負責治理水患的官員依然是通過科舉考試選拔而來,“他們不清楚自己必須克服的困難,而是在古書中尋找先輩們的行動方法。 我們甚至可以看到一些人建議重新採納傳説中禹帝在公元前 2000 年左右所使用過的方法。對古代的崇拜是中國進步的障礙;奴性地模仿過去的錯誤會導致同樣的不幸再次上演”。 此外,負責黄河治理的官員們之間責任不明確以及應急資金的不到位,也是水患無法得到治理的原因所在。(《黄河與清政府的治理》)對於突發的強降雨造成的水災,“雖然清政府承認公共救濟是其責任之一,但它没有做好充分履行職責的準備”。 應急用的公共糧倉因官員貪污而虧空,導致沒有足夠的食物供應災民。 清政府“在災難面前措手不及,只能採取權宜之計”,通過大量售賣官衔或榮譽來籌措救濟金。 沙畹認為,雖然水患問題歷史已久,但清政府的治理和應對能力依然很差,其背後的深層原因是國家制度和應急方案的不完備,這些都是深植於清政府的弊病。 此外,從整個社會來看,“中國人認為皇帝愛民如子,他必須保護子民不受傷害;這種理論是危險的,因為它削弱了個人的主動性,使子民不習慣於互相幫助,而是希望從他們認為幾乎神聖的力量中獲得一切。 然而,事實證明皇帝的力量無法滿足他們的期待”。 (《中國的公共救濟》)2. 科技和制度視角下的改革建議當然,沙畹的目的並不是批判中國社會,而是希望能有效幫助中國進步。 對比日本明治維新後的迅速發展,以及中國在某些方面採用了西方先進技術和制度後取得的飛速發展,他更加堅信中國需要向西方學習,才能全面改善落後的處境。 因此,在指出社會的弊病後,沙畹通常會給出合理的建議,尤其是涉及中國的國防建設及工業發展時,他認為中國需要採用西方的科技和制度,並且對已經在西方科技和制度指導下進行的改革表示支持。在《鐵路線》一文中,沙畹認為,清政府如果將鐵路線延長至滿洲地區,將“具有戰略意義:中國是朝鮮的宗主國,所以很可能在某一天中國需要確認她的宗主權。”而鐵路線恰可以滿足中國運送軍隊和物資至中朝邊境,可以加強清朝對藩屬地朝鮮的控制。 中國的鐵路修建勢在必行,“天津—開平鐵路的修建是一個重要事件;在中國漫長的危機裡,它是中國逐步向文明進步開放的一環”,“是中國邁向我們期待的未來的第一步,也是最難的一步。”返回法國後,沙畹繼續關注中國鐵路的建設和發展,曾於 1904 年和 1906 年發表《滿洲鐵路圖》和《中國鐵路筆記》兩篇文章,詳細介紹了中國東三省以及全國範圍內最新的鐵路交通分布和運行狀况,並涉及火車途徑地的礦産資源信息。這兩篇文章寫於沙畹 1907 年去中國考察前夕,可以看作是他為即將開展的中國旅行做準備,也可以為同時期及之後去中國考察的歐洲人提供實用的交通資訊。在中國近代採礦業的發展中,沙畹提出,雖然清政府曾禁止民間採礦,並壟斷貨幣製造,但近年來採取了截然相反的政策,“一直在推動礦山的開發,並試圖利用科學技術賦予西方人的先進手段來開採礦山”,以便冶煉金屬製造武器。 在政府的鼓勵和部分官員的帶動下,中國部分地區引入西方的先進技術及企業和股份制度,雖然發展中仍存在各種問題,“清政府為開放和發展礦産所作的努力尚未完全成功。 但這並不是説它們注定是無效的,因為反復的試驗是任何革新的必經之路”。(《中國的採礦業》)此外,沙畹還非常關注法國在中國近代化改革中所起的積極作用。 對於黄河的治理,“自 1888年以來,新任河道總督吴大澂似乎表現出了一種罕見的主動性:他利用小鐵路來運輸泥土,購買了88
大量水泥;他和山東巡撫一起從天津的法國辛迪加( syndicat français)處購買了兩台蒸汽挖泥船。他最近提議組建一支由製圖師和工程師組成的完整隊伍”。 (《黄河與清政府的治理》)在《中國新海軍》一文中,沙畹通過舉例總結中國近代海軍的建立與發展過程,如左宗棠、李鴻章等一批瞭解西方、崇尚科學技術的官員提出了切實可行的方案,先後建立了福州船政學堂、北洋水師學堂,成立了海軍衙門,組建了北洋艦隊,並聘請法、英、德等國工程師教學。 這其中有許多法國人的參與,如:“中國已經有幾艘像我們這樣建造和裝備的船隻了,這支艦隊的創始人是一位法國人。 1867 年,法國海軍中尉日意格(Prosper Giquel)在福州建立了一個海軍造船廠和一所海軍學校。 在左宗棠總督的支持下,他成功地建立了一個長久運行下去的機構。 這是目前正在發展的海軍機構的萌芽。”對於北洋水師學堂,1889 年,“一名法國海軍工程師參與了考核;他認為所取得的成果是顯著的;他所提出的唯一批評是對年輕人的實際指導不足”。 此外,在旅順修建軍港和船塢的工作“是由法國的一個辛迪加進行的,該辛迪加由首席道路工程師德威尼(Thévenet)先生領導。 他和他的同事們不得不與相當大的自然困難作鬥争,……他們不斷受到在中國出版的英文報紙的攻擊,這些報紙試圖詆毁他們。 然而,現在他們的努力已經接近尾聲,當這封信到達歐洲時,亞瑟港(引者按:即旅順港)的工作很可能已經完成”。 作者認為,“如果中國人能夠吸收我們的科學,他們不僅會有一支艦隊,還會有一整套新的制度和思想,然後他們的精神本身就會改變。”3. 沙畹的歐洲中心論沙畹在初到中國剛步入漢學研究時,主要受到早期西方知識界中國觀的影響,持歐洲中心論,面對近代以來西方勢力在中國的介入,沙畹並没有意識到西方國家背後的真實目的,而是強調西方在進入中國的過程中帶來的積極影響。在沙畹眼中,西方勢力在中國邊疆地區的介入,不僅促使清廷加強了對這些地區的治理,而且推進了當地的近代化發展。 《中亞的中國》、《漢地與滿洲》及《台灣島的中國人》三篇文章集中探討了這一問題。 新疆、西藏、滿洲和台灣在歷史上或因異於漢民族和漢文化,或因位置偏遠,中央政府在當地曾一直實行比較鬆散或異於漢地的治理模式。 但近代以來,西方勢力的介入一度影響了當地的穩定。 因應形勢發展,清廷加強了對邊疆地區的開發和治理:移民實邊、試辦屯田、新疆與台灣建省、用儒家思想教育民衆、改革地方行政機構、鼓勵農業生産和開發礦産資源,等等。 “通過一系列的創新,中國更加主動地參與到滿洲事務上……滿洲的制度改革是漢民族生機活力的顯著標誌。”由於日本和法國先後出兵試圖佔領台灣島,引起了清廷對台灣的重視,積極在當地推行現代化防務及新政,沙畹認為,“在台灣島,就像在滿洲和中亞地區一樣,一股活力再次被激發起來,這與大清帝國過去的惰性和弱點形成了鮮明對比”。關於中日甲午戰争,沙畹分析了《馬關條約》中涉及朝鮮獨立、割讓領土、賠款和開埠通商貿易的 5 項條款被制定的動機及可能帶來的影響。 在他看來,在戰後的中日談判中,李鴻章利用西方國家之間的利害博弈使日本放棄佔領遼東半島,幫助清政府將戰後的損失降到了最低。 “這場原本可能改變遠東格局的大戰,最終並没有産生什麽重大的結果,中國幾乎是毫髮無損地結束了這場本來可能讓其喪失主權的戰争。”(《中日戰争之結果》)《馬關條約》使西方各個帝國主義國家利用片面最惠國待遇,獲得了與日本相同的所有特權,加速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化進程,加深了民族危機。西方國家在華投資辦廠加強了對中國的經濟控制和資本輸出。 巨額的戰争賠款加重了清政府的外債。 凡此種種惡劣的影響在當時的沙畹看來却是“毫髮無損”的結果,這樣的觀點顯然失之偏頗。此外,面對未來充滿危機的中國,沙畹認為“只有一場像日本明治維新一樣的改革才能救中國,這98
場改革在幾個月內就可以抹去中國兩千年的歷史。 她的命運掌握在她的年輕皇帝手中;他還可以帶領中國走上一條新道路;他可以成為自己國家新生的推動機”。 可見,對危機四伏的中國,沙畹依然認為只有盡快按照西方模式進行改革才行得通。在對待中法之間的戰争時,沙畹的歐洲中心論更加突出,他從未對法方進行過批判,並將 1884年法國海軍上將孤拔率領遠東艦隊攻打和控制台灣海峽的侵略行為稱為“光榮歷史”及“我們的探險是第二次警告”(《台灣島的中國人》),亦或是“中國與法國的海上衝突” (《中國新海軍》)。 不過,對比同時期的其他新聞報導,沙畹的時評並没有表現出鮮明的個人感情色彩,基本維持中性的寫作態度。 以海軍話題為例,《時報》 “中國來信”板塊於 1890 年 8 月 30 日刊登了《中國海軍》(1890 年 7 月 11 日寫於天津)一文,作者由 1890 年英籍海軍軍官琅威理(William Lang)辭去北洋海軍總查一職談起,大篇幅批判了中國海軍體制內部的惡習,例如中國軍官的“惡意排擠”和“製造矛盾”,導致“才華横溢”又“盡心效力”中國海軍事業的琅威理辭職,這是中國海軍的“巨大損失”。作者還認為,中國近代海軍的建立、發展以及人才培養,“全仰仗於歐洲人”,而此次事件是中國“忘恩負義”的表現。 這一觀點與代表英國立場的《北華捷報》 ( North⁃China Herald )一致。 雖然琅威理確實為北洋海軍事業做出了相當的貢獻,但當時社會對他的辭職也有不同的聲音,例如,上海《申報》就認為這是琅威理的傲慢所致,而以海關總税務司、英國人赫德(Robert Hart)為代表的群體則認為琅氏辭職過於輕率,是他的性格使然。不過,在沙畹的思想中,似乎並没有把中國當成是一個弱小的、西方國家可以殖民的國家,而是把中國與西方國家放在同等地位,認為中國只是一個暫時落後、但依然可以趕超上來的大國。 因此,他没有表達或没有意識到中國被入侵的本質,只把入侵當作是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改造。 也因此,沙畹在文中更多談到的是西方國家帶給中國的有利的一面,無論是對中國的軍事入侵還是內政外交的干涉,沙畹都更突出其結果是“使中國覺醒”、“將中國從麻木中喚醒”、“使清政府加強中央集權”、“加快中國多民族融合”、“西方的先進技術和制度會加速中國的發展”,以及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中國會意識到西方文明的價值和重要性”等。 同時,沙畹期待中國盡快覺醒,可以與西方國家一同發展。4. 沙畹眼中的中國未來沙畹認為,中國在學習西方先進的科技和制度後,會有一個新的發展。 在對鐵路的修建中,“中國必將逐步向我們的思想和藝術打開國門……北京將不再是一座與世隔絶且封閉的首都,……(它)會一點點丢掉封閉的堡壘形象。”(《鐵路線》)在對黄河的治理中,中國“迫切需要進行一場徹底的改革。 中國人開始意識到這一點,……開始採納歐洲的發明和制度。”(《黄河與清政府的治理》)對於礦産資源的開發,“這些在中國蓬勃發展的股份公司、鑄造廠和鍛造廠,是……西方工業壟斷結束的前奏”。 礦産的開發“是中國經濟史上的一次革命。 ……是沉睡的舊帝國覺醒的表現之一”。 (《中國的採礦業》)沙畹認為,中國的未來發展及其在遠東的大國地位,首先取决於國家政策的走向及改革的意願。 因此,他非常關注光緒帝和慈禧太后的執政理念與政策。 “外國問題可被視為中國政治的導向中心”,而光緒帝的政策“决定着中國社會未來的發展”。 鑑於光緒帝“還很年輕,很可能仍然需要經常向有經驗的人士諮詢建議”(《光緒皇帝親政初年》),沙畹在《在中國進諫的權力》中評述了中國這個“被孟德斯鳩認為是專制的國家裡”長期實行的大臣進諫這種“自由制度”的行使方式。他認為,“近年來,由於歐洲勢力在中國的出現使得清政府加強了中央集權,最高統治者越來越頻09
繁地參與到政策的落實上。”雖然皇帝權力至高無上,但“也受到大臣進諫權力的限制”。 大臣有時會與統治者發生激烈的對抗。 在這種情况下,大臣通常會利用天象異常和自然災害這類信仰為自己的觀點辯護。 為此沙畹一方面肯定進諫是一種良好的監督方式,另一方面也看到,希望推行新政的皇帝必定會受到巨大的阻力。 不過,從皇帝對鐵路建設、採礦業和鑄造業的支持和推動的態度來看,“至少在理論上,中國人不再反對所有創新”,並且“皇帝執政初年就通過了一系列旨在加強和擴大他權力的法令”,“目標是利用歐洲國家所提供的行動手段和實例,實現中央集權,這是歐洲國家力量強大的來源,也能使清政府更好地扺抗歐洲國家。”中國只有適應外國人到來後形成的新局面,“才能像歷史上長期以來那樣,繼續宣稱自己是遠東第一大國。”(《光緒皇帝親政初年》)此外,沙畹看到了中華民族包容萬象、海納百川的融合力。 在對新疆、西藏、滿洲和台灣這些邊疆地區的管理上,“中國完全有能力完成民族同化。 她的偉大不在於她的軍隊強大,而在於她非凡的文明。 四千年以來,在同一個模子裡流淌着千百萬種人類的思想。 在一代代的傳承中,一些思想也在不斷發展,這些思想今天成為這個民族的共同遺産;如此長久的生命力給予這些思想特别的穩定性。 ……清廷已經意識到它所掌握的不可估量的力量並决定利用這一力量來穩定那些它擔心會被奪走的地區。”(《漢地和滿洲》)不過,當 1895 年甲午戰争中國戰敗後,沙畹從早期對中國未來的樂觀態度,開始轉變為更多的擔憂。 《中日戰争之結果》一文認為,雖然李鴻章的努力使戰敗的中國免遭巨大損失,但“這場外交的勝利帶給中國的可能是不幸多於益處”,因為中國大陸保持了領土完整,所以中國會認為這是自己強大的結果。 “中國又陷入了百年的沉睡中,廣袤的帝國依然認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她看不到歐洲文明在大門外的威脅。”雖然中國按照西方模式進行改革還能自救,“但時間緊迫,如果不做出果斷且及時的决定,我們擔心不久之後死亡的喪鐘將會響起,宣告這個全世界所有國家中最古老最龐大的民族的消亡”。 抛開沙畹結論的正確與否,這裡所表現出的是沙畹針對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嚴峻國際形勢的更深的擔憂。1907 年從中國考察回來後,沙畹不再撰寫時評類文章,不過,在走遍了華北大片土地後,沙畹對中國和這裡的人民有了更深的瞭解和感情。 考察期間當他碰到一位中國知縣,在地圖上向其指出威海衛和膠州這兩處被英國和德國瓜分的地區時,沙畹對此感到很慚愧,並認為列強的殘暴侵略“非常卑鄙”。可見,此時他的立場已發生改變,開始更多地從中國的立場出發去體察和反思近代西方勢力對中國的介入,並為此感到耻辱。 1911 年,沙畹在給法蘭西學院拉丁語文獻學教授及好友路易·哈維(Louis Havet)的信中寫道:“我饒有興致地看完了你寄給我的巴爾扎克的小説(《禁治産》),他在談到中國時也預感到中國人身上藴藏着巨大的力量。 我相信中國人依靠他們勤勞的雙手、對慾望的節制和政治力量,會在不久的將來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沙畹贊同作家在書中對中國的正面描述,認為應該試着去理解中國,而不是用對待異己的眼光看待它。 1911 年,面對奄奄一息的清王朝和中國國內風起雲涌的起義和運動,沙畹相信中國人身上藴藏着巨大的能量,這些能量可以拯救中國,帶領中國走向一個充滿希望的未來。餘 論1889 年,年輕的沙畹來到中國,對中國的國家治理和社會現狀進行了一年多的觀察與評論,其中對於某些話題的格外關注,與其自身經歷有密不可分的聯繫。 以鐵路話題為例,事實上,早在來華前,沙畹就已在法國接觸到李鴻章 1886 年向法國“新盛公司”為慈禧太后訂購的小火車。 這輛19
小火車曾在西苑鐵路(分紫光閣路段與北海路段)運行,這是慈禧太后和光緒帝第一次見到火車和鐵路,對他們後來贊同修建鐵路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中文相關資料中,並無更多有關新盛公司的記載。 據法文文獻記載,里昂比爾工廠(La Buire)曾為清朝皇帝生産了一輛極盡奢華的小火車。而沙畹的父親埃米爾(Émile Chavannes)是當時比爾工廠的總工程師,沙畹的妹妹瑪麗(Marie Chavannes)曾詳細描述了跟隨父親參觀“獻給中國皇帝的迷人的小火車”:“它由三節車厢組成,車厢椅子上的軟墊是用漂亮的里昂絲綢包裹,一節車厢通體黄色,是皇帝乘坐的車厢,另兩節是紅色和金色,是其隨從人員乘坐的車厢。”1889 年 3 月 15 日,沙畹到達中國幾天後,在給家人的信中也詳細介紹了李鴻章向法國訂購小火車的緣由,以及小火車在中國的現狀與反響:“看起來,這輛小火車在中國産生了一種不可思議的效果,它被秘密送至北京,以防引起反對外國人及外國發明的保守派的叫囂。 小火車被安置在紫禁城。 但這裡出現了一個巨大的困難,即:皇城禁止外國人進入,而中國人不敢讓這個火車頭運作,擔心會出事故,因此,是皇宫太監在紫禁城長長的小道上慢慢移動着這輛載着天子和太后的火車。 這就是比爾工廠建造的這輛窄軌小火車的真實故事。”慈禧和光緒乘坐小火車的獨特方式被沙畹當作奇聞軼事講給家人聽。 他的記錄也印證了《翁同龢日記》1892 年 11 月 27 日記載的“賜座火輪車,以人推挽出福華門”,以及當時的傳聞“每車以內監四人貫繩曳之”。沙畹的記載甚至還早於翁同龢日記中的記載。而沙畹對清朝海軍的關注也與其早年在巴黎高等師範學院求學時認識的福州船政學堂最早一批來法國留學的學生林振峰和鄭守箴有關係。沙畹在《中國新海軍》一文中提到了福州船政學堂的學生培養模式:“從福州船政學堂畢業的年輕人可以去西方學習,其中一些還來到了法國。 當他們回到中國的時候,曾經的學生變成了老師,傳播他們在外所接受的教育。”這段描述應該就是基於鄭、林二人的經歷所寫。沙畹初到中國之時,正是中國社會劇烈變動的時期,也是中國近代化發展的起步階段。 他通過撰寫時評文章,表達自己對中國社會最初的觀察和思考。 他所關注的話題,符合同時期西方社會對中國關注的焦點,他的文章從時事入手,參考官方資料,通過追溯相關歷史來解釋事件背後的複雜因素,不以單一事件給出判斷,是對某些專題歷史的整體回顧和解讀。 他看到了中國社會及清政府的一些弊病,並提出中國接受西方先進的技術和制度進行現代化發展的改革建議。 但同時,他也不可避免地帶有歐洲中心主義的立場,不承認西方國家對中國侵略的本質,只強調帶給中國的積極影響。 不過,隨着漢學研究的深入和對中國的進一步瞭解,沙畹更加理解中國文化的悠久和博大,他相信中國即將迎來新生和強盛。沙畹早年的政治觀點藉助《時報》這一平台表達出來,擴展了當時西方社會看待中國的視角。因其注重歷史溯源的寫作方法和不帶個人情感色彩的分析視角,沙畹的文章在同時期的新聞報導中突顯出來。 這些文章雖非純粹的學術研究,但集中反映出其中國立場與觀念,對於認識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法國知識階層部分人士的中國觀具有特殊意義。 此外,沙畹的個人經歷與清末變革中的中國也交織在一起,相關法文檔案對中文歷史資料有一定的補充作用。① Henri Cordier, “ Nécrologie⁃Édouard Chavannes ” ,Toung Pao , vol. 18, no. 1/2 (1917), p. 131; Paul Pelliot,“Les études chinoises” , Renaissance , vol. II et III,1944⁃1945, pp. 258⁃259;David Honey, Incense at theAltar: Pioneering Sinologi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Classical Chinese Philology , New Haven: American O⁃29
riental Society, 2001, pp. 44⁃57;戴仁:《西方漢學第一人———愛德華·沙畹》,阮潔卿譯,北京:《史學理論研究》,2012 年第 1 期;張廣達:《沙畹———第一位全才的漢學家》,《史家史學與現代學術》,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8 年,第 134 ~ 175 頁; HeMengying, Édouard Chavannes, fondateur de lasinologie moderne , PhD dissertation, Paris: l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PSL, 2019.②巴斯蒂:《1949 年以前法國的清史研究》,王文婧譯,北京:《清史研究》,2020 年第 2 期。③國外最早提及沙畹匿名撰寫《時報》“中國來信”時評的是高第 ( Henri Cordier) 的 “ Nécrologie⁃ÉdouardChavannes”一文,涉及沙畹最早發表的 5 篇時評。2014 年,皮埃爾·帕爾潘(Pierre Palpant)在高第文章的 基 礎 上, 在 法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數 字 資 源 網 站(Gallica)上進一步對《時報》進行檢索,蒐集整理出13 篇 1889 年 7 月至 1891 年 4 月間發表在《時報》上的“中國來信”,並認為他們均為沙畹所撰。 以上兩位學者對沙畹匿名撰寫的時評文章或收錄不全,或有錯漏。 對於沙畹的時評文章,中國學界僅有張廣達的《沙畹———第一位全才的漢學家》 一文簡要提及。 本文在前人資料的基礎上,共蒐集整理出 22 篇“中國來信”板塊的時評文章,並依據文章的寫作時間、地點、主題、內容和風格,同時結合沙畹在法國的公共及私人檔案,最終篩選出 11 篇報導判斷為沙畹所作。④Hubert Beuve⁃Méry, Du “Temps” au “Monde” : oula Presse et largent , Paris: Imprimerie S. P. I., 1956, p.5, 11.⑤Christian Delporte, “ Presse et culture de masse enFrance (1880⁃1914)” , Revue Historique , T. 299, Fasc. 1(605) (Janvier/Mars 1998), pp. 93⁃121; Hubert Beuve⁃Méry, Du “ Temps” au “ Monde” : ou la Presse etlargent , p. 10.⑥Patrick Eveno, Le journal Le Monde: une histoiredindépendance , Paris: Odile Jacob, 2001, pp. 23⁃27.⑦沙畹家族後人保存。 本文所涉及的沙畹私人檔案均為未經公開的一手資料,中文翻譯為筆者自譯。⑧沙畹致父親的信,1884 年 3 月 3 日於巴黎,現由沙畹後人保存。⑨沙畹致父親的信,1899 年 2 月 17 日於巴黎,現由沙畹後人保存。⑩帶方括號的標題表示原文章没有題目,為方便研究,筆者參考皮埃爾·帕爾潘先生的補充增加。Édouard Chavannes, “La Guerre de Corée” , Revuede Paris , tome 4, Bureau de la Revue de Paris, 1894, pp.753⁃768.Édouard Chavannes, “Les résultats de la guerre entrela Chine et le Japon” , Annales de Géographie , tome 5,no. 20, 1896, pp. 216⁃233.Édouard Chavannes, “ Lempereur Koang⁃Siu” , LaSemaine Politique et Littéraire , 27 octobre 1900, p.1137⁃1147. 《光緒皇帝》一文發表在《一週政治文學報》,該刊現存極少,此文暫未得見。 但從文章題目和沙畹一貫的寫作風格推測,該文是對光緒皇帝內政外交的態度和政策的分析與研究,是對《光緒皇帝親政初年》這篇時評的延續。Édouard Chavannes, “ La Société des Boxeurs enChine au commencement du XIXe siècle” , Journal Asia⁃tique , IXe sér., tome XVII, 1901, pp. 164⁃168.Édouard Chavannes, “Carte chinoise des chemins defer en Mandchourie” , Toung pao , 1904, pp. 218⁃225,336⁃338.Édouard Chavannes, “Note sur les chemins de fer enChine” , Toung pao , 1906, pp. 546⁃551.下文所引沙畹的報導原文均出自以上報導及文章,不再一一注釋。張霞、李小玉譯: 《法國畫報記錄的晚清 1846⁃1885》(上、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 年;趙省偉主編,許媚媚等譯:《海外史料看李鴻章》(上、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9 年。故事講述兩個人争搶誰先看到牡蠣便可以吃掉它,結果牡蠣被路過的裁定者一口吃掉,並將牡蠣殻一分兩半給争執雙方一人一份,美其名曰給兩人公平分割了的故事。 “ Le premier chemin de fer français en Chine ” ,Journal des voyages , 24 avril 1887, p. 262. 法國國家圖書館電子數據庫 http://gallica.bnf.fr 及許媚媚等譯《海外史料看李鴻章》(上)第 38 頁。主編李杕。 1898 年與《格致新報》合併,改稱《格39
致益聞匯報》,1907 年更名為《時事科學匯報》。 自1899 年第 100 期起簡稱《匯報》,後來的新聞史著作為避免重名誤會,一般稱之為 “徐家匯 《匯報》”。1911 年停刊。 參見馬光仁主編:《上海新聞史(1850⁃1949)》,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4 年,第 55 ~57 頁。《天津時報》後更名為《直報》,義和團事變時停刊。參見葉再生:《中國近代現代出版通史》,第 1 卷,北京:華文出版社,2002 年,第 219~220 頁。李紅利、趙麗莎編譯:《遺失在西方的中國史———法國〈小日報〉記錄的晚清 1891⁃1911》,北京: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5 年;趙省偉、李小玉編譯:《遺失在西方的中國史:法國彩色畫報記錄的中國 1850⁃1937(上)》,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2015 年。上海徐家匯《匯報》,1900 年,第 185 號(6 月 11日)、第 186 號(6 月 16 日)、第 187 號(6 月 18 日)、第 188 號(6 月 23 日)。徐緒典主編:《義和團運動時期報刊資料選編》,濟南:齊魯書社,1990 年,第 87~101 頁。參見沙畹私人日記:“Petite chronique particulière”,1889 年 6 月 12 日,1889 年 6 月 24 日,記於北京,現由沙畹後人保存。李書緯:《晚清官場的洋大人:第 2 部改革篇》,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326~333 頁。阿列克謝耶夫:《1907 年中國紀行》,閻國棟譯,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123 頁。法國國家圖書館———手稿部藏(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Département des Manuscrits),沙畹致路 易 · 哈 維 的 信, 1911 年 8 月 17 日, 編 號NAF24491,第 299~314、326~341 頁。楊乃濟:《西苑鐵路與光緒初年的修路大論戰》,北京:《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 年第 4 期;魏開肇:《慈禧太后和中國鐵路》,北京:《紫禁城》,1993 年第 4期;劉燕:《清末北京西苑的御用鐵路》,北京:《北京檔案》,2003 年第 3 期;劉源:《御苑裡的小火車》,北京:《紫禁城》,2005 年第 6 期。該工廠以生産鐵軌、火車、船、汽車等機動裝置聞名,在發展過程中幾次更名,本文採納該工廠最通俗也最為人熟知的名字“比爾工廠”。 其最早為 1847年建立的“儒勒·福爾薩工廠公司”(Les Ateliers deJules Froissard & Cie),1866 年更名為“比爾工廠”(Chantiers de la Buire),1877 年更名為“比爾和約爾姆公司”(Société de l’Horme et Buire),1895 年原公司倒閉,新公司“約爾姆和比爾企業新公司”(SociétéNouvelle des Etablissements de l’Horme et de Buire)成立。 由此推測,中文記載的新盛公司對應的是“比爾和約爾姆公司”。 參見“La Buire, des terres agricoles,un passé industriel, puis un nouveau quartier ambitieux” ,Lyon chez moi , sept. 2007, no. 10, pp. 14⁃15. Henri Cordier, “ Nécrologie⁃Édouard Chavannes ” ,Toung Pao , vol. 18, no. 1/2, 1917, p. 114⁃147.瑪麗:《我的回憶錄》 (Marie Chavannes, Mes Sou⁃venirs ),第 17 頁,未出版,由其後人保存。沙畹致母親的信,1889 年 3 月 15 日於天津,由沙畹後人保存。翁同龢:《翁同龢日記》第 5 卷,陳義傑整理,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第 2561 頁。章乃煒等編:《清宫述聞 初續編合編本》(上),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 年,第 350 頁。巴斯蒂:《出國留學對中國近代世界觀形成的影響———清末中國留法學生》,載《近代中國與世界》第二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年,第 259 ~280 頁;高時良、黄仁賢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洋務運動時期教育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年,第 976~ 977 頁。 鄭守箴與林振峰在高師讀書的 信 息 可 以 在 高 師 校 友 網 站 ( Association desanciens élèves, élèves et amis de l ’ École normalesupérieure)查詢到:https://www.archicubes.ens.fr/lannu⁃aire,訪問日期:2021 年 6 月 15 日。作者簡介:賀夢瑩,南開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博士。 天津 300071[責任編輯 陳志雄]49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2 期《大同報》建構之在華官員關係網及其影響初探*宋豔華[提 要] 《大同報》是廣學會在華創辦的一份社會科學綜合性刊物,其發行範圍幾近遍佈全國,這與中國官員的襄助密不可分。 晚清,中國官員接受《大同報》以報入像、來函登載的營銷策略,通過塑造良好的報刊形象來抬升社會地位。 《大同報》則憑藉官員代銷制的實施,將發行系統深入到地方府縣一級,並在中國官員群體中形成制度化閱讀。 兩者在共贏利益的驅動下,建構了彼此成就的互動關係網,直至辛亥革命爆發致使關係中斷。 民初,《大同報》調整發行策略,通過加強與讀者、其它報社間的互動來重構閱讀共同體,並藉由慶典再度與中國官員建立聯繫。 然而,媒介的持續運營依賴於政治權力機制的穩定。 最終,在官員更迭頻繁的社會變革時期,《大同報》的運營戛然而止。《大同報》建構在華官員網的過程,折射了近代中國社會變革之下大眾媒介與政治權力博弈與合作的場景。[關鍵詞] 《大同報》 廣學會 官員代銷 互動網絡[中圖分類號] G219.29; K2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2 ⁃ 0095 ⁃ 11報刊作為獨特的知識空間,在近代中國文化傳播過程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是開啟民智的重要工具,亦是報人引導社會輿論的重要載體。 廣學會總幹事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認為,只要掌控中國報刊出版的話語權,“我們就控制了這個國家的頭和背脊骨”。①《大同報》是 20 世紀初被廣學會用來代替《萬國公報》,繼續在中國菁英階層宣傳社會改良思想的綜合性報刊。 有學者認為,“與之前傳教士報刊閱讀情況不一樣的是,《時務報》開創了‘制度化’閱讀的前例,它得到了諸多地方督撫的強力支持。”②就此而言,《大同報》實有過之,它雖由傳教士倡辦,卻通過官員代銷制建構起共贏的互動關係網,使得該報在清末民初的官員群體中廣為傳閱。媒介社會學學者邁克爾·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曾言,“新聞業的變遷,與廣闊的社會、經59* 本文係 2020 年南京大學優秀博士研究生創新能力提升計劃 B 計劃項目“傳教士與中國社會變革———季理斐在華活動研究”(項目號:202002B069)以及 2018 年南京大學博士研究生創新創意研究計劃項目“廣學會與近代上海報刊發行事業研究”(項目號:CXCY18⁃10)的階段性成果。
濟和政治的轉變有着密切的關係”。③近代中國報刊媒介的崛起與發展深受社會變革的影響,《大同報》即為縮影。 它不僅行隨事遷地調整發行策略,亦積極參與到構建社會的歷程之中。 廣學會如何在《大同報》發行過程中建構社會關係網,贏得官員群體的認同? 《大同報》的發行策略與閱報者、時代脈絡之間有何關聯? 閱報者披覽《大同報》文本內容之後,有何閱讀感受? 釐清上述問題,是認知廣學會在近代中國社會建構“閱讀共同體”的重要環節。 目前學界對《大同報》尚無專門研究,僅在概述傳教士中文辦報活動時偶有提及,且存在訛說。④本文擬在梳理《大同報》歷史沿革的基礎上,以《大同報》發行過程中建構官員互動關係網為切入點,考察清末民初傳教士如何以報為介與官員進行互動,從而形成“制度化閱讀”。一、“百國寶書”———《大同報》之歷史沿革《大同報》是廣學會在華發行報刊的成功典範,被袁世凱讚譽為“百國寶書”⑤,段祺瑞更將其媲美英國《泰晤士報》。 此報創辦,與近代上海報刊發行事業的繁榮緊密相關。 1900 年前後,上海湧現出《女學報》、《上海青年》、《商務報》、《五洲彙報》、《中國白話報》等大批新報,中國女子教育先驅呂碧城對此評論:“毋論其內容如何,即表面觀之,亦勃然燦然,一文明之現象矣。”⑥新式報刊的創辦給廣學會帶來巨大壓力,畢竟它一直倡導西方文學應在中國謀得一席之地。 當時,廣學會主推的《萬國公報》、《中西教會報》均為月刊,周期長,無法及時傳遞最新訊息,難與滬上其它報紙競爭。 廣學會要在出版業並驅爭先,勢必要創辦新的報刊。1904 年 2 月,廣學會正式發行周刊《大同報》 ( The Chinese Weekly ),由英國傳教士高葆真(William Arthur Cornaby)擔任主編。 此報以“交換智識,輸入文明”為宗旨,提倡“大同”旨在敦促各國“化其偏見,泯其仇視,地無分歐亞,人無分黃白,而一歸之於大同之中”⑦。 此報定位與《萬國公報》一致,聚焦於中國的菁英階層:“幫助中國的統治者、文人和思想家,使他們善用世界上最好的思想來思考、行動。”⑧在內容編排上,《大同報》設有論著、社說、中外大事記、智叢、譯文雜纂等版塊,尤為注重時事報道。 加拿大傳教士季理斐(Donald MacGillivray)對此評論道:“公報重論說,大同報重紀事,如左右驂焉。”⑨1907 年,《大同報》實施改良。 時任主編莫安仁(Evan Morgan)重申辦報宗旨:“一曰輔新政;一曰匡教育;一曰培人格。”⑩可見,此報影響中國政治人物的意圖清晰,故其受眾很具針對性,“發行量每周 3,500 份,其中 2,000 多份向各級高級官員發放。”經改良,《大同報》每冊篇幅約 38 頁,欄目調整為圖畫、論著、譯述、諭旨、新聞等版塊。 其中,譯述版塊又涵蓋憲政、財政、學政、農政、路礦、衛生、天文等內容,欲將西方最新知識傳入中國。 山西巡撫恩壽將《大同報》的改良廣告進行展閱宣傳,並就改版內容評價道:“自法政、教育及農商、工藝,靡不分門別類,推陳出新,為報界中放一大光彩,字林朝日,不得專美於前矣。”學部尚書榮慶稱:“大報採擷宏富,又經改良,必當為社會所歡迎固無俟。”《字林西報》亦對此報給予肯定:“訂購半年份《大同報》,將是送給中國文人的最好禮物。”此後,《大同報》一度傳頌於中國各級官吏,暢銷海內外。民國成立後,一大批支持廣學會的清朝官員在政權更迭中被替代,加之中國本土出版機構肩負起引介西學的重任,《大同報》的社會影響力有所下降。 不過,廣學會人士之反應相當平靜:“這並不奇怪,它以前受官員照拂,他們的不安影響了我們的發行。 我們仍將前行,並有理由相信,儘管事態發生了錯位,但該報因向內地民眾傳播新聞行之有效,已被通曉。”媒介對社會的報道並非鏡式反映,而是主動參與建構,廣學會深諳此道。 為提升銷量,1913 年,時任主編季理斐立足於中國的69
現實需求,着手《大同報》內容改良,除遵循常例撰寫文章外,就道德、民主、教育、農學、衛生、科普等主題進行組稿。 同時,在維繫原價的基礎上,每周增加 20 頁篇幅以增強報刊的競爭力。1915 年 1 月,《大同報》再次進行改良,由周刊改為月刊,並更名為《大同月報》。 在欄目設置上,月報分為圖畫、論著、記錄、譯述、雜纂五大版塊,較從前增加了哲學、傳記的比重。 不過,月報銷售不佳,入不敷出。 據 1916 年廣學會年度報告記載:該報年收入 910.14 美元,年支出 1,052.05 美元,共計虧損 141.91 美元。季理斐認為,月報虧損的重要原因在於“不能在文章中添加地址,無法與詢問者通信”,導致讀者無法向月報提供定向資助。 為此,季理斐主張大同報社既要提高文章質量,同時要重視開闢各種社會聯絡渠道。 然而,這些舉措收效甚微,《大同報》於 1917 年停刊,共發行 575 期。 它的停刊,宣告廣學會基本退出了宣傳政治改革的前沿,正如陳喆所言:“在中國歷史上一個傳教士出入王侯將相之宅,活躍於政界,呼風喚雨,為華人師的時代結束了。”《大同報》停刊是多方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除卻虧損嚴重,廣學會還總結出如下原因:(1)時局不穩,銷售渠道阻塞。 1917 年的張勳復辟及護法運動,使廣學會報業頗受影響:“本會新聞局非但沒有興旺,甚至一度暫停,特別基金也已用盡。 它在政治或一般主題上穿插基督教話題,大都遭到拒絕,很難被世俗報刊轉載”;(2)戰爭當前,紙張供應不足;(3)外匯交易反復無常,廣學會接收的西國資助大幅貶值,無力承擔印刷成本。實際上,《大同報》停刊的真正緣由是中國社會發生變革。 袁世凱的離世及國家政權的更迭使《大同報》失去了舊交官員們的鼎力支持,市場份額大幅縮減。 與此同時,1914 年爆發的歐戰表明西方政體並非完美無瑕,宣揚西方執政理念的《大同報》自然乏人問津。 《大同報》停刊之後,曾有人籌劃復刊之事。 鑑於“紙張成本過高、工資增加影響到報刊的印刷,且普通人生活成本大幅上漲,成品銷售受阻”,廣學會被迫擱置重辦《大同報》事宜。《大同報》共計發行 14 年,運營周期不長,卻在清末民初中國社會有着不可忽視的影響,亦在傳教士中文報刊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這不僅出於該報內容豐富,取材立足於中國現實的原因,更與它獨具一格的銷售模式密切相關。二、晚清官員形象塑造、代銷報刊與“制度化閱讀”《大同報》的目標受眾是中國官員群體,它的發行亦與官員的互動往來密切相關。 創刊之初,主編高葆真在《北華捷報》表示:“現在每天及以後,免費報紙將被送到整個帝國所有主要官員的手中。”此免費報紙,即為《大同報》。 廣學會多次在《申報》、《時報》、《新聞報》等報媒為《大同報》做廣告宣傳,以增加知名度。 1905 年,《大同報》每周被全中國超過 60 位政要閱覽,被廣學會稱之為“有益的力量”。 通過前期的宣傳與傳閱,《大同報》以贈閱的方式在中國官員中形成了一定的知名度。 有此基礎,《大同報》開始以官員為互動群體,大刀闊斧地實行報紙革新。晚清以降,許多社會權貴以報為介向大眾呈現肖像照,以此獲取媒體身份,進入到公共關注空間。 1907 年,《大同報》實行改良,設置圖畫專欄,專門刊登中外達官貴人的肖像與題詞。 “大清國慈禧皇太后陛下”、“大清國光緒皇帝陛下”的肖像載於首期圖畫專欄,充分抓住民眾的獵奇心理,促進了報刊銷量。 官員們樂於選擇在《大同報》刊載,多緣於此報印刷品質較於它刊更為精良。 山東布政使吳廷斌指出:“添列圖畫一門,吾華各報中雖常有此,然模糊不明,難令閱者心賞。 台端欲為報界放大光明,必別有一番考校。 加惠中邦,良深欽佩。”為保障照片來源穩定,編者季理斐曾向讀者發出請求:“現正作出特別努力,以確保定期供應中國公眾人物、公共建築、集會等插圖,我將感謝您提供適當的照片。”79
官員以肖像刊載於《大同報》為榮,借此塑造報刊形象,抬升社會地位與聲望。 所謂官員報刊形象,是指官員以報刊為媒介向公眾展現人物風采,期許獲得良好的媒體身份。 作為社會中建構現實極具象徵的力量,大眾媒體享有公眾的高度信任。 因此,在社會變革時期,官員格外看重報刊的信息傳遞效應,常藉由報刊與閱報者互動,以贏得民眾的擁護。 1907 年,山東布政使吳廷斌感言:“今附入報中,傳之海內外,從此身價倍增,曷勝榮幸,官非司馬,容貌竟重於海疆,才遜潞公,聲名亦播於絕域。”而《大同報》以闡新學、開民智為旨歸,也使得清廷官員頗為看好此報的發行前景。浙江巡撫張曾敭於 1907 年登載肖像時,預言此報“定不脛而走,紙張貴洛陽。”《大同報》不單刊登官員照片,還採取圖文結合的方式,附載官員來往信函。 在圖像與文字的互釋中,展現人物的性格張力,增添形象的立體感。 所附信函往往是官員自述口吻,便於拉近官員與讀者間的距離。 湖北提督夏毓秀在所附肖像後略述:“秀不過為華中武夫,又何足為海外旌揚,服官雖四十餘年,轉戰數省,先後受槍炮刀矛面傷數十處,媿無韓范之功,尠有孫吳之略,時艱無補,徒深愧歎。 今乃台端不棄,列入報前,殊覺榮幸。”寥寥數語,在讀者面前呈現了夏毓秀保衛祖國英勇驍戰的形象,令民眾閱之動容。 再如浙江巡撫張曾敭:“本部院忝撫浙疆,眴經三載,蹉跎霜鬢,顧影自憎,奈荷盛情,索取小照,慚無人倫儀表之資,難言圖書衣冠之選,惟既辱來書諄切,謹寄上影片一紙,聊代晤面,用志深交。”張曾敭將自身相貌的衰老表徵,歸結於為黎民百姓的操持,以此博取公眾的敬佩之心。 美國社會學家庫利(Charles Horton Cooley)曾言:“通過精神交流這個中介物,通過語言這個載體,包括在最廣泛的詞語的意義上的書寫、印刷以及傳播思想的每一種方式,這個過程的社會方面就發生了。”官員在報刊自述,是以語言為載體,與讀者進行精神交流,這令民眾心目中的官員形象更加真實與生動,無形之中建構了兩者間的社會交往。官員以報入像,運用名人效應吸引了閱報者的關注,官員的社會聲望提升,亦促使他們主動對《大同報》進行傳播,生成新的廣告效力。 兩廣總督周馥稱:“《大同報》改良伊始於心學、新理,更多發明,自能風行海內。”山西提學使錫嘏:“《大同報》組織完善,採錄精良,堪為牖啟華民之助,具見熱誠、公益,欽佩莫名。”山西按察使丁寶銓稱此報是“宏才碩書”。 江蘇巡撫陳夔龍談閱報感受:“前閱貴報綱羅,宏富海內風馳,茲復極意改良,通五洲政藝之郵,發萬物機緘之秘。 誠足補助教育,啟發文明,引領宏規。”眾多地方大員的認可,引發廣學會愈加重視《大同報》的推介發行。為打通官員的閱報空間,廣學會還實行官員代銷制,即委託中國各級官員訂購或代派報刊。《大同報》編輯在致函中國官員索要肖像、題詞時,還向他們表達了代銷報刊的請求,這在近代傳教士中文報刊史上可謂創舉。 地方官員為提升個人在省內的聲望,也樂於竭誠效勞。 1907 年 11 月,工部尚書呂海寰點明各級官員接受代銷的緣由,一是受廣學會的委託請求,二是報刊質量頗佳,有益於中國開通風氣:“承示《大同報》改良伊始,屬為函商各省按期代銷,既蒙諈諉之殷,敢辭提倡之誼? 況貴報取材豐富,洞合時宜,自應宇內風行,不脛而檢,交數十份以便廣為函布。”官員代銷報刊,從制度上保障了《大同報》在地方上的發行。 同時,此報發行範圍越廣,“以報入像”的地方官員在全國範圍內的知名度則越高。 代銷報刊可謂廣學會與中國官員的互惠之舉,兩者很快達成共識。1907 年,廣學會致函山東布政使吳廷斌,希望山東官員代銷《大同報》。 吳廷斌回應稱,地方政府已有代派官報的任務,再推銷傳教士報刊有一定的難度:“商各府州縣據回稱,均以近年派報太多,報費難籌,請從末減。”不過,吳廷斌表示,代銷一事自當遵辦,“弟擬照此間派官報之例稍多,大縣每處派三十份,中縣二十份,小縣十份,十府三直隸州各二份。 用副雅懷,以後再為設法推廣”。兩周後,山東巡撫楊士驤在致廣學會的信函中提及:“貴報宗旨純正,議論明通,凡在東人均以先睹89
為快,已與吳方伯商准。 請每期寄下九百份以廣流傳”。可見,地方官员對《大同報》進入府縣一級發行網絡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山東之外,其它省份官員也積極代銷《大同報》。 兩廣總督周馥在給廣學會的回函中稱,“請尊處先寄一百份來,即自明年中曆正月為始,以後察看能否暢銷,再行增加”。山西巡撫恩壽對推廣《大同報》表態,曰:“代銷自當力效綿薄,但敝省風氣萌芽伊始,為數過巨,轉恐遲滯,請先寄五百份。 俾分各處購閱,如可推廣,即函請添寄新聞雜誌。”江西巡撫瑞良向李提摩太允諾:“貴報廣籌銷路,該處亦樂為代銷,一面於接見僚屬時,示以貴報之精,審令向派報處按其訂購,以期漸推漸廣,改良廣告已交派報處張貼門首,其派銷章程如何及應否先寄若干冊藉,備購報者詢閱之處,統祈酌定,以期便捷”。按他指令,南昌總派報處在派銷官報之際,亦設法推廣《大同報》。 此後,瑞良又將此報歸商派銷,交由南昌商學社派報處負責,以廣銷路。即便是當時較為偏僻的西北與東北地區,當地官員也積極代銷《大同報》。 陝西巡撫曹鴻勳表態:“已飭各屬自向貴會從多訂購,以廣傳閱。”吉林將軍達桂稱治地屬邊疆,州縣缺少,屬吏無多,先代銷五十冊以作宣傳,並表示:“貴報既採擷宏福,論著淵博,吉省鄉紳當必聞風興起,爭先快睹,不患不日益發達,隨時添購也。”此外,駐藏大臣張蔭棠要求廣學會向其定期郵寄《大同報》,計劃照此例在拉薩開辦新報。在各省督撫的推廣之下,許多地方官員短時間內瞭解並訂閱《大同報》,為廣學會培養府縣一級的地方性閱讀群體起到了促進作用。 當然,廣學會自知《大同報》在報刊林立的上海並沒有競爭優勢,依託官員代銷制度才成功地打入內地市場:“由於上海本地日報供應充足,這種級別的週刊在滬銷量有限,但它在內地的發行量似乎大於任何上海日報。”應當指出的是,官員代銷也有難以推諉的成分。 前福建布政使連甲稱:“惟酌度閩省現今情形,若三四百份或尚可代為分派,倘若遵示數目,則恐未能應命之。”隨着官員代銷報刊的實行,《大同報》在全國範圍內廣為流布,其作為新聞紙與知識紙的價值亦得到眾多官員的認可。 廣東水師提督李準讚歎:“大報持論名通,達古今之宜,調中西之說,誠足以開通民智,鼓吹文明,良深欽佩。”上海縣令李超瓊承諾隨時向學界、商界廣推此報:“今承賜示《大同報》一冊,發揮政學,蒐輯中西宗旨,既極平正,而又改良伊始,變新聞之舊例,為雜誌之成編,體裁尤見精美。 諸君子撰譯盛心,實堪欽佩,宜其按期出版,海內風行。”官方推介對提高《大同報》的銷量功不可沒,這直接體現在發行量上。 1906 年,《大同報》發行 78,000 冊,986,000 頁。到1907 年,銷量翻倍,計發行 153,800 冊,5,804,800 頁。1908 年,《大同報》主編高葆真在給《字林西報》編輯的信中提到,“《大同報》在中國官員之間變得非常流行,2,500 名官員讚許它”。某種程度上講,《大同報》在晚清官員之間形成了“制度化閱讀”。官員的訂報行為對地方民眾具有一定的引領效用。 1905 年,來自宜昌的八名士紳訂購了一年《大同報》。 丹陽商會總董董影禪是此報的忠實讀者:“貴報自出版以來,早與友人合購一份。”1908 年,戴士鐸、覺民甫特別撰文發表閱報感言:“其內容若憲政、財政、學政、路礦、衛生諸門,皆歐美行之而卓著成效者,今為之一一介紹。 吾國如作書然,吾國人士得其稿而張皇之,何難一躍而相與兢盛?”此外,許多僻居偏遠城鎮的傳教士也在傳閱此報。 廣學會曾收到某傳教士來信:“得益於該報,我與當地的名門望族建立了友好關係。 我們翹首期盼《大同報》,當它包羅萬象的內容一到,便如饑似渴地閱讀起來。”鄉下訂購《大同報》並非易事,需審慎考慮報價及郵費,因此一份《大同報》常反復傳閱於鄉間讀者,直至磨損耗盡。 對此借閱現象,曾有傳教士評價:“此報的影響程度遠超過其發行數量。”99
《大同報》是近代傳教士在華創辦的第一份以官員肖像入報,並附載往來信函的綜合性周刊。美國學者蓋姆森(William A. Gamson)指出,“任何話語主體若想參與故事建構,都首先要在媒體中獲得‘出場’的機會”,《大同報》即為近代中國官員提供了展示風采的媒介平台。 通過“以像入報”,此報聯絡的政要幾乎遍及晚清中國大多數省份。 官員經由此報塑造良好的報刊形象,提升了社會聲望。 媒介作為權力話語的重要生產者,勢必影響到社會實踐的建構。 官員代銷制的實施,亦將《大同報》的發行範圍推廣至各省、各府縣一級,在官員群體中形成“制度化閱讀”,客觀上亦推動了近代中國官員對新式報刊的傳播。 《大同報》注重與官員關係網絡的建構,既是報業競爭激烈環境下的策略選擇,也是為了貼近中國的上層菁英進而參與到中國的社會變革。三、互動與促進:廣學會重構“閱讀共同體”在創建“知識倉庫”初期,傳教士扮演了主力角色。 傳教士開展文字事工,旨在宣傳上帝福音,但也為中國士人提供了追求“世界知識”的窗口。廣學會是傳教士創辦的出版機構,一直致力於以報刊為媒介在中國官員、文人之間構建“閱讀共同體”,使其對“世界知識”“基督理念”產生一定的閱讀認知。贈閱是廣學會建構閱讀共同體的重要舉措。 這不僅體現在廣學會向各級官員免費贈送新刊,也體現在過刊的處理方法。 季理斐經營報刊的心得是“不要積壓市場,要提高效率與質量”,印刷出庫的報刊無論是售賣、代派、贈刊,亦或過刊郵寄,必須要物盡其用。 1906 年,《教務雜誌》刊登一封季理斐寫給基督徒卡德威爾(J. E. Cardwell)的信件,提到廣學會處理舊刊的方法,讀者只需支付郵費便可免費獲得:“廣學會準備免費提供《萬國公報》和《大同報》的舊刊。 這些報刊沉博絕麗,將引導讀者更加全面地理解真理和進步的價值。 收貨人承擔所有郵資、運費和包裝費用。 訂購時請發郵資 3 美元以支付費用,任何餘額都會退還給您。”贈閱不僅可以處理積存的舊刊,也可為讀者節省訂閱費用。廣學會主要通過郵寄的方式,將報刊送至各地讀者手中。 《大同報》全年訂購 3 美元,每份 8分,含郵費在內。 廣學會之所以能廉價郵寄報刊,與海關總稅務司兼廣學會首任董事長赫德(Robert Hart)有關:“他服務建設的帝國郵政,可與歐洲所有國家/地區的郵政系統相提並論,因為從中受益的人數約等於整個歐洲的人數。”在赫德的主持下,上海郵政系統迅速拓展。 “1901 年,176 家郵局;1907 年,2,803 家;1908 年,3,493 家”。 到 1911 年,廣學會宣稱:“中國所有省份超過1,000 名主要士紳的地址已被知悉,得益於郵政體系的廣泛,現有可能經由寄報接觸到這些聲名遠揚的人物。”廣學會曾將包含《大同報》在內的出版物分別寄給 8 位總督和 18 位巡撫。 一位巡撫答覆稱,他已將廣學會的書報推薦給本省提督學政,命其擇選適宜大學堂的讀物。 另一位巡撫回應,擬於省博物苑放置廣學會書籍,方便往來遊客閱讀。1911 年,廣學會再次重申《大同報》以中國官員為服務對象,“在一切民族運動中幫助和指導中國人,使他們走向更豐富和更自由的生活。”辛亥革命之後,曾與廣學會交好的清朝官吏多在政權更迭中被民國政要取代。 失去官員庇護的《大同報》發展勢力迅速萎縮。 這在發行量上可窺見一斑:1911 年,《大同報》發行 119,630 冊,而到 1912 年則銳減一半,發行 50,000 冊。 這很大程度緣於晚清實行的官員代銷制在新政權下難以為繼:“四川總督和山東巡撫今年沒有續購大噸位的訂單,這大大減少了流通。”1913 年 6 月,季理斐接任《大同報》主編。 此時,該報運營狀況並不樂觀。 季理斐致函加拿大001
海外傳教委員會主席麥凱(Robert Peter Mackay)时提及:“受革命影響,我們的訂單大幅減少,我希望重燃社會對這份報刊的興趣。 儘管報界競爭激烈,但《大同報》理應繼續得到傳教機構的支持,因為它佔有自己的定位群體。 今天的趨勢是,報刊幾乎完全在傳播中國人的最新思想,西方思想則日益被排擠。 我們知道,中國人終將涵蓋整個報刊領域,但假若傳教士不再引介西學,將對中國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而這份報刊則是直接的傳教平台。”在季理斐看來,《大同報》應繼續擔負起向中國官員引介西學的責任,否則傳教士將喪失知識中介的地位。為維繫《大同報》的社會影響力,廣學會探索新的路徑來建構閱讀共同體。 其中,轉載贈刊的方式極大促進了廣學會與中國其它報社間的互通。 所謂“轉載贈刊”,指其它報社轉載《大同報》的登文,即可獲贈報刊。 報社轉載文章對大同報社而言,可謂屢見不鮮。 早在創刊的 1904 年,時任主編高葆真刊於此報的文章已被多個報社主動轉載:“有些被本地報紙轉載,有些被香港報紙轉載,還有些被日本報紙轉載。”晚清時期,頗負盛名的《四川官話》大量轉載《大同報》文章,尤以外國新聞,如寬待屬國、皇后外交、屬地海防等,以期開通風氣,啟迪民智。 此外,《萬國公報》、《秦中官報》、《四川教育官報》、《預備立憲公會報》亦時常從《大同報》轉載最新教育、農學、理財的文章。民國建立之後,《大同報》官派份額減少,廣學會更加重視其它報社的轉載數量。 1913 年,廣學會特立“新聞局”,由季理斐主持,負責聯絡中國各地報社,鼓勵其轉載報刊登文。 此後,季理斐主動寄文至各地報社:“自擔任編輯以來,我一直在重印《大同報》的主要文章,將它們發送給中國各地約 20 家報社。 收到了最令人滿意的答覆,許多報刊都全文轉載。 通過這種方式,我們的讀者人數大大增加。”據廣學會統計,《大同報》在 1913 年 4 月至 5 月共發表 22 篇文章:“我們共追蹤到68 篇重印本,這還不包括香港出版的基督教日報或各種引用過文章的宣教材料。”可見,轉載贈刊策略效果良好,甚至一些傳播福音的文章也被頻繁重印,《大同報》成為閱報者均享的共同知識文本。1914 年,廣學會新聞局每月固定兩次向全國各大報社郵寄《大同報》的文章,“希望它們能被轉載,以便對中國人至關重要的話題形成輿論”。由此,大量以基督教觀點寫成的世俗文章在全國散播開來,《大同報》被廣泛推廣:“今年以來,新聞局編寫的數十篇文章被定期發送給多達 100 家中文報紙,許多報社為迎合讀者利益而樂於轉載。 在 1912 年之前,編輯原以引用這些材料為恥,但現在,他們的立場完全改變,樂與我們開展合作。”其中,《旱地種麥法》被《農林公報》轉載,即便在《大同報》停刊後,《農業淺說》仍在轉載此文。《大同報》的轉載贈刊策略非常成功,重新贏得上層社會的關注,季理斐坦言:“我們接觸到許多迄今未通過普通手段接觸到的官員。”此時,報紙的轉載量已不單關乎報社收入,也是其展現媒介社會價值的重要憑證。鑑於《大同報》的社會影響力提升,廣學會試圖再次與民國官員建立互動關係網。 廣學會從未放棄在中國走上層階層的路線,因為“改變了達官貴人,其餘的就會像綿羊一樣跟着走”。 1914年,適逢《大同報》創刊十周年紀念。 廣學會利用慶典契機,聯絡社會權貴,將此報的社會聲望推到鼎盛。 主編季理斐向政府要員特約賀詞,官員欣然應允。 時任大總統袁世凱稱《大同報》“功在無形,絕代輶軒,屬辭比事,百國寶書,窮微抉秘,視人猶己,務開民智,四海昆弟比物”;副總統黎元洪在賀詞中對《大同報》所做貢獻給予肯定,“宏編鉅制,炳炳煌煌,世界政聞,儒先哲理,捆載而來,惠我學子。”陸軍總長段祺瑞認為該報可與英國《泰晤士報》相媲美,“其價值超出各種新聞之上。”國務總理熊希齡則以華麗辭藻撰寫賀詞如下:物競叢叢,大同是趨,疇拖厥緒,疇握厥樞,猗玆鴻搆,煒曜寰區,絣辭星炳,異義葩敷,101
將導群萌共開,元模文化,既振萬象,昭甦上列典要,皋牢黃虞旁蒐藝林荊璧珠,歐美盛軌,咸有徑途,更擷菁英,是灌是輸,惟斯宏願,永永不渝,高山景行,告我士夫。外交總長孫寶琦先是稱讚《大同報》十年間在傳播西學上的成就:“迪我黔黎,祟論之功,有功弗居,聞乃益隆,寰宇同風,此其嚆矢,祝大同報,千載萬禩”,又表達對主編季理斐的敬意:“博士初基,公實大之,有如霹靂抉陰,蕩霾擢自,幽谷躋於春台,又如大河汨汨柬注,洶湧淜湃,滌蕩積汙。”此外,司法總長梁啟超也應邀致賀詞,這無不昭顯《大同報》影響之大。 實際上,媒介慶典是一種文化傳播儀式,參與社會實踐的建構。 美國學者凱瑞(James W. Carey)指出,“在儀式觀中,傳播的本質在於以一種團體或共同的身份把人們吸引到一起的神聖典禮。”促使中國政要齊聚《大同報》十周年慶典,正是基於他們“閱報者”的共同身份,這與《大同報》一直以來推行的官員代銷制、官員報刊形象營銷息息相關。 某種程度上講,閱讀世界反映了權力的展演與抗爭,互動網絡建構的前提是群體間存在共贏的利益。正是通過以上各種發行策略,《大同報》作為傳教士創辦的中文報刊,方能得到清末民初中國官員的多方支持,在中國超過一半省份廣為流布。 藉由此報,廣學會在華建構起菁英互動關係網,促進了中國官員與傳教士之間的交流。 季理斐興奮地感嘆,“領導一億人的官員在我們面前謙遜得如學生一般”。 可見,近代中國報刊不單是傳遞信息的載體,亦參與到文化生成的社會互動過程。 不僅如此,《大同報》的發行範圍遠超中國大陸,“來自澳大利亞、婆羅洲、巴西、英屬圭亞那、緬甸、加拿大、台灣、日本、爪哇、韓國、馬來亞、新西蘭、檳城、夏威夷群島、新加坡、德蘭士瓦和美國幾個城市均發來訂單”。毋庸諱言,《大同報》為拉攏權貴,存在過度恭維中國政府官員的現象,遭到社會人士的指責。季理斐曾撰文《論袁黎正副二總統之新喻言》,指出“中國由專制而共和,論首功當推袁黎正副二總統”。 廣學會編輯杭海批判道:“廣學會繼任總理季理斐博士,竟有一度在本會出版之《大同月刊》中,附和袁賊論政之語,可為廣學會出報之惟奇恥大辱焉。”且《大同報》在傳播西學知識時,字裡行間夾帶基督教義的宣傳,這導致廣學會建構的知識倉庫宗教色彩過於濃重。餘 論媒介與社會之間並非簡單的鏡像呈現,而是存在着動態的互建關聯。 近代以報刊為主的大眾媒介在文本敘事中對個體進行身份定位,由此嵌入社會權力機制,成為各種社會關係的中介,這在《大同報》的發行過程中可窺見一二。 清末民初,廣學會創辦《大同報》以維繫“華人之師”的地位,並借此平台與中國官員構建了彼此成就的互動關係網。 廣學會是互動網絡的倡導者,這也呼應了李提摩太素來推行的“上層人路線”。 晚清以降,廣學會委託中國各級官員在轄內代銷《大同報》。在官員的推介下,《大同報》方能在府縣一級得以推廣,形成幾乎輻射全國的銷售網絡。 鑑於“傳播訊息的生產交換過程不可避免地要依賴於組織和制度性結構”,媒介從業者積極在意義維度上尋求與媒介使用者的互惠認同。 中國官員群體既是廣學會發行報刊的目標受眾,也是互動網絡的建構者。 中國官員一面從《大同報》汲取最新西學知識,一面接受廣學會“以報入像”的營銷策略,以《大同報》為平台樹立良好的公眾形象來抬升社會地位。 出於互利共贏的利益驅動,中國官員群體與廣學會在推廣《大同報》的目標上達成共識。 一言以蔽之,西學的知識空間與群體間的利益牽連帶動了文化市場的生意經。媒介與社會互為構建,考察媒介的傳播效力須將其置於所處的社會結構及權力運作之中。 加201
拿大學者哈羅德·英尼斯(Harold Innis)認為政治結構的相對穩定取決於社會中傳播媒介的平衡和比例,實際上,媒介的持續運營也依賴於政治權力機制的穩定。 辛亥革命的爆發,導致廣學會與晚清官員已經建立的互動關係中斷,《大同報》的發行陷入困境。 民國新立,廣學會採取多渠道提升《大同報》的社會關注度,冀圖與新政權官員建立互動關係網。 整體來看,《大同報》與中國官員群體間的互動是一場知識與權力的互惠合作。 不過,士人往往博覽群書來擴展西學閱讀空間,不會只將目光集中於一份報刊之上。 中國本土出版機構興盛,承擔起構建中國知識倉庫的重任。 在此情形之下,廣學會與中國官員之間的互動利益失衡,《大同報》難逃停刊命運。 這也為當今出版行業提供了一定的啟迪。 出版機構在社會變革之中,只有牢固把握定位群體的利益需求,挖掘自身的出版特色,才能在文化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①李提摩太:《給英駐上海領事白利蘭的信》,轉引自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上冊,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19 頁。②蔣建國:《〈時務報〉的發行與“閱讀共同體”的建構》,濟南:《東嶽論叢》,2019 年第 1 期。③邁克爾·舒德森 ( Michael Schudson): 《發掘新聞———美國報業的社會史》,陳昌鳳、常江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第 24 頁。④趙曉蘭、吳潮關注到《大同報》的創刊、編輯群體及內容特色,對該報介紹最為詳實(《傳教士中文報刊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年);陳喆關注到《大同報》的衰落情況(《20 世紀初廣學會文字出版事業方針的轉變》,成都:《宗教學研究》,2011 年第 2期);戈公振《中國報學史》對《大同報》的介紹為“每周發行。 分論說、譯著、新聞三部” (《中國報學史》,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2014 年,第 76 頁)。 其實,《大同報》並非一直實行周刊,它在 1915 年改為月刊,版塊設置也進行過多次調整。⑤《本報十周紀念祝詞之袁大總統祝詞》,上海:《大同報》,1914 年第 20 卷第 9 期。⑥呂碧城:《論上海宜設女學報及女學調查會》,天津:《教育雜誌》,1905 年第 12 期。⑦《記大同報》,上海:《萬國公報》,1904 年第 182 期。⑧The Ninete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for the year ending September30th , 1905⁃1906,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for China, 1906, Box 79. 190C, 3 of 3, PresbyterianChurch in Canada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ContentsAnnual Reports (以下簡寫為 PCC Foreign MissionsContents Annual Reports ) 1887⁃1926, United Church ofCanada Archives(以下簡稱為 UCC Archives) .⑨季理斐:《廣學會年會報告記》,上海:《萬國公報》,1906 年第 206 期。⑩莫安仁、徐惟岱:《大同報改良發刊詞》,上海:《大同報》,1907 年第 7 卷第 1 期。Donald MacGillivray,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China,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 The ChinaMission Year Book: Being “The Christian Movement inChina” 1910,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China, 1910, p. 345.《山西巡撫恩藝棠中丞照片:附恩藝帥來書》,上海:《大同報》,1907 年第 7 卷第 8 期。 恩壽,字藝棠。《學部尚書榮華卿中堂照片:附榮中堂來書》,上海:《大同報》, 1907 年第 7 卷第 18 期。 榮慶,號華卿。 “ Special service” ,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November 29, 1907, p. 7.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 China MissionYear Book ,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China, 1912, p. 317.The Twenty⁃Ni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Christian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for the year ending Septem⁃ber 30th , 1915⁃1916,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18, Box 79.190C, 3 of 3, PCC ForeignMissions Contents Annual Reports 1887⁃1926.Donald MacGillivray, “Some Secular Allies in China”,The 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 , 1915, p. 596.陳喆:《20 世紀初廣學會文字出版事業方針的轉301
變》,成都:《宗教學研究》,2011 年第 2 期。The Thirty⁃First Annual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for the year ending September30th , 1917⁃1918,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for China, 1918, Box 79.190C, 3 of 3, PCC ForeignMissions Contents Annual Reports 1887⁃1926.“We have received No. 12 of the Ta Tung Pao ” , The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870⁃1941), May 20, 1904, p. 45.The Eighte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Christian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for the year ending Septem⁃ber 30th , 1904⁃1905,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05, Box 79.190C, 3 of 3, PCC ForeignMissions Contents Annual Reports 1887⁃1926.《山東藩台吳贊臣方伯照片:附吳方伯來書》,上海:《大同報》,1907 年第 7 卷第 7 期。 吳廷斌,字贊臣。The Letter from Donald MacGillivray to Ta TungPao Dear Friend, June 8th , 1913, Box 1, file 9, Presbyte⁃rian Church in Canada, Shanghai Mission, January⁃June,1913, UCC Archives.《浙江撫台張筱帆中丞照片:附張筱帥來書》,上海:《大同報》,1907 年第 7 卷第 16 期。 张曾敭,字筱帆。《湖北全省提督軍門夏琅溪軍門照片:附夏軍門來書》,上海:《大同報》,1907 年第 8 卷第 7 期。 夏毓秀,字琅溪。查爾斯·霍頓·庫利:《社會過程》,洪小良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 年,第 164 頁。《兩廣總督周玉山制軍照片:附周玉山制軍來書》,上海:《大同報》,1907 年第 7 卷第 10 期。 周馥,字玉山。《山西學台錫學使嘏照片:附錫學使來書》,上海:《大同報》,1907 年第 7 卷第 11 期。《山西臬台丁衡甫廉訪照片:附丁廉訪來書》,上海:《大同報》,1907 年第 7 卷第 20 期。 丁寶銓,字衡甫。《江蘇巡撫部院陳小石中丞照片:附陳中丞來書》,上海:《大同報》,1907 年第 7 卷第 15 期。 陳夔龍,字小石。《商約大臣呂鏡宇都統來函》,上海:《大同報》,1907 年第 7 卷第 3 期。 呂海寰,字鏡宇。《山東撫台楊蓮府中丞照片:附楊中丞來書》,上海:《大同報》,1907 年第 7 卷第 9 期。 楊士驤,號蓮府。《江西撫台瑞鼎臣中丞照片:附瑞中丞來書》,上海:《大同報》, 1907 年第 7 卷第 21 期。 瑞良,字鼎臣。《陝西撫台曹仲銘中丞照片:附曹中丞來書》,上海:《大同報》,1907 年第 8 卷第 3 期。 曹鴻勳,字仲銘。《吉林將軍達馨三軍帥照片:附達軍帥來書》,上海:《大同報》, 1907 年第 7 卷第 17 期。 達桂,字馨三。The Twentieth Annual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for the year ending September30th , 1906⁃1907,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for China, 1907, Box 79.190C, 3 of 3, PCC ForeignMissions Contents Annual Reports 1887⁃1926.《前福建藩台,正任安徽藩台連仲甫方伯照片:附連方伯來書》,上海:《大同報》,1908 年第 9 卷第 4期。 連甲,字仲甫。《廣東水陸提督軍門李直繩軍門照片:附李軍門來書》,上海:《大同報》,1907 年第 7 卷第 23 期。 李準,字直繩。《江蘇新任上海縣李紫璈明府照片:附李大令來書》,上海:《大同報》,1907 年第 8 卷第 4 期。 李超瓊,字紫璈。William Arthur Cornaby, “To the Editor of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 ,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July 16, 1908, p. 8.《丹陽商會總董董蔭軒先生:附董先生來書》,上海:《大同報》,1908 年第 9 卷第 9 期。 董影禪,字蔭軒。戴師鐸、覺民甫:《讀大同報感言》,上海:《大同報》,1908 年第 10 卷第 15 期。W. A. Gamson & G. Wolfsfeld, “ Movements andMedia as Interacting Systems” ,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 Vol.1, July 1993, p. 119.401
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一八三三 ~ 一八九八)》,南京:鳳凰出版社,2019 年,第 34 頁。Memoirs, letters, articles, written or edited by, or ofinterest to Rev. Donald MacGillivray, M. A., D. D.[ 1888⁃1931 ] , p. 296, Uncertain editing time, BoxBV3427.M3 Large, UCC Archives.“Good News From Japan” , Chinese Recorder andMissionary Journal , Vol. XXXVII, December 1906,p. 708. The Twenty⁃Fourth Annual Report of the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for the year endingSeptember 30st , 1910⁃1911,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Society for China, 1911, Box 79.190C, 3 of 3, PCC For⁃eign Missions Contents Annual Reports 1887⁃1926.The Twenty⁃Second Annual Report of the Christian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for the year ending Septem⁃ber 30th , 1908⁃1909, Shanghai: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Society for China, 1909, Box 79.190C, 3 of 3, PCC For⁃eign Missions Contents Annual Reports 1887⁃1926.Donald MacGillivray,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China,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 The ChinaMission Year Book: Being “The Christian Movement inChina” 1911,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China, 1910, p. 393.The Sev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Chinese, for the year ending September 30th , 1903⁃1904,Shanghai: the “Shanghai Mercury” Office, 1904, Box79. 190C, 3 of 3, PCC Foreign Missions ContentsAnnual Reports 1887⁃1926.The Letter from Donald MacGillivray to Dr. MacKay,November 10, 1913, Box 1, file 10, Presbyterian Churchin Canada, Shanghai Mission, July⁃December, 1913,UCC Archives.The Letter from Donald MacGillivray to Dr. MacKay,June 9th , 1914, Box 1, file 10, Presbyterian Church inCanada, Shanghai Mission, January⁃June, 1914, UCCArchives.The Letter from Donald MacGillivray to Dr. Mac⁃Kay, November 6th , 1914, Box 1, file 12, PresbyterianChurch in Canada, Shanghai Mission, July⁃December,1914, UCC Archives.Letter No. 14, R. P. Mackay to Donald MacGillivray,October 21, 1914, Box 1, file 11, Presbyterian Church inCanada,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No. January⁃June,1914, UCC Archives.《旱地種麥,錄 〈大同報〉》,北京: 《農林公報》,1913 年第 2 卷第 20 期。《旱地種麥法,轉載 〈大同報〉》,杭州: 《農業淺說》,1918 年第 4 期。文史資料選輯編輯部編:《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 15 卷第 43 ~ 44 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0年,第 6 頁。《本報十周紀念祝詞之黎副總統頌詞》,上海:《大同報》,1914 年第 20 卷第 9 期。《本報十周紀念祝詞之陸軍段總長頌詞》,上海:《大同報》,1914 年第 20 卷第 9 期。《本報十周紀念祝詞之熊內閣祝詞》,上海:《大同報》,1914 年第 20 卷第 9 期。《本報十周紀念祝詞之外交孫總長祝詞》,上海:《大同報》,1914 年第 20 卷第 9 期。詹姆斯·W. 凱瑞:《作為文化的傳播:“媒介與社會”論文集》,丁未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 年,第4 頁。Margaret H Brown, MacGillivray of Shanghai: TheLife of Donald MacGillivray , Toronto: Ryerson Press,1968, p. 96.季理斐:《論袁黎正副二總統之新喻言》,上海:《大同報》,1914 年第 20 卷第 30 期。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 23—文化》,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 年,第 372 頁。黃典林:《重讀〈電視話語的編碼與解碼〉———兼評斯圖亞特·霍爾對傳媒文化研究的方法論貢獻》,北京:《新聞與傳播研究》,2016 年第 5 期。作者簡介:宋豔華,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青島大學歷史學院講師。 南京 210046[責任編輯 陳志雄]501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2 期·總編視角·主持人語:近 10 年來,涉及如何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評價體系的討論甚多,僅本欄即發表過朱劍、仲偉民、沈固朝、高自龍、葉娟麗等學者的多篇佳作。 但如何繼續加強相關的評價標準與評價體系研究,仍然是一個頗為複雜的問題。 為深化與完善這一課題,本期特刊發葉繼元、袁曦臨的新作———《如何構建與完善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評價體系》。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評價體系是一個科學的問題,需要運用科學的方法和恰當的路徑來研究。 作者認為,首先需要釐清概念,明確學術體系、學科體系、話語體系與評價體系等概念之間的邏輯關係,這是構建學術評價體系的基礎。 學術體系是學科體系的基礎,學科體系是學術體系的體制化外顯。 而科學合理、權威的評價體系又是學術體系建立的保障。 其次,以人、人化的自然和社會為研究對象的哲學社會科學,易受政治經濟與社會歷史文化語境的影響和約束,建立一個“客觀、公正”的標準,是建立具有認同感與公信力的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評價體系的關鍵。 對學術或科學問題,需要發揮科學精神,進行批判性思維和獨立思考。 第三,要注重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知識的長期積累。 所謂中國特色,既包含著對世界知識的接納消化,又包含了對中國文化的吸收轉化,兩者融合才能共同解釋中國學術的當代問題。 學術“全評價”體系也是一種可供選擇的嘗試。 第四,教育部第五輪學科評估與近日發布的“雙一流”建設成效第一輪評價,是踐行破“四唯”、“五唯”等新評價理念的探索與實踐,對於學術評價體系的重建來說,是一個良好的開端。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評價體系是一個困難而又不能不解決的問題。 建立和完善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評價體系,將有助於促成時代與民族理性精神的新的學術規範和創新機制,使之回復到學術自身的軌道,引領和推動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教材體系、話語體系的建設,鼓勵學者推出更多高水平研究成果,發展與繁榮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學術期刊”與“學科建構”的關係也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要從老話題談出新境界,卻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楊九詮的《論學術期刊的學科建構功能》提供了新的視角———楊文認為,參與學科建構,是學術期刊的基本功能,學術期刊與學科體系的發展乃是互動互構、相輔相成的關係。 論文是現代科學研究的基本範式,學術期刊作為論文的載體和篩子,是現代學術生產不可替代的參與者。 學術期刊,屬於學術部門而非出版部門。 必須嚴格區分“期刊”( journal)與“雜誌”(magazine),給予學術期刊正確的定性與準確的定位。區分“期刊”與“雜誌”的不同,重識學術期刊的學術屬性,充分認識和高度重視學術期刊參與學科建構的功能,十分必要,也十分緊要。 2005 年 4 月,中國科學院劉振興、陳運泰等十五位院士針對中央計劃將學術期刊列入可經營產品的改革方案,提出了“關於自然科學學術期刊納入公益性事業管理的建議”。 2005 年 10 月,中央對十五位院士的建議作出了肯定性的反饋意見。 院士們所陳之理,應該成為學術界、學術期刊界以及相關管理部門的普遍共識。楊九詮還借用阿倫特“桌子之喻”,認為學術期刊就是現代知識生產傳播的“桌子”,既是學術發表的平台,更是學術場域不可或缺的部分,亦即它參與了具有某種劃界功能的特定關係的網絡與構型的締造。 現如今批評“以刊評文”幾乎成了一種“政治正確”。 “以刊評文”強調太過固然不當,但全盤否定“以刊評文”,按之於此,不反倒是不明理、不講理了嗎? 作者富於個性的研究視角與行文風格頗為出彩,獨闢蹊徑,選評得當,妙語迭出,值得一讀。 (劉澤生)601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2 期如何構建與完善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評價體系葉繼元 袁曦臨[提 要] 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評價體系是一個科學的問題,需要針對問題,運用科學的研究方法和恰當的研究路徑。 應釐清中國特色與國際化、哲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文科;學術體系與學科體系、話語體系、教材體系和評價體系等核心概念及其關係,構建起概念體系,立足當下大量評價實踐,針對當下學術評價存在的“四唯”、“五唯”等問題,堅持定性與定量相結合、中國特色等原則,抽象出以評價標準與指標為核心的中國獨特學術評價體系,並在學術論文、期刊、學科等評價上大力推廣應用,逐步推進,不斷完善。[關鍵詞]中國特色 哲學社會科學 學術評價 評價體系 學術“全評價”體系 評價標準與指標[中圖分類號] C1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2 ⁃ 0107 ⁃ 10學術評價是學術管理的一部分。 只有建立起科學合理、符合國情的學術評價標準,才能形成學術界共同的學術理念和學術價值取向,進而規範學者的科研行為。 因此可以認為,構建和完善學術評價體系,可以為學術人引領方向,並為學術研究的開展提供一個有序的機制。 正因如此,學術評價涉及的因素很多,不僅有來自學術界內部的,也包含來自學術界外部的,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系統工程,而哲學社會科學的學術評價尤其複雜,其研究更容易受到時代因素的影響,唯有經過時間的洗滌和實踐的檢驗,才能完全澄清其意義和價值。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本身所具有的歷史性、民族性、本土性、文化差異性等特點,決定了對其進行學術評價是一項難度極大的工作,存在真理檢驗的困難、價值判斷的長期性與間接性,導致了如何清楚定位“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評價”體系的層次與本質問題,換言之,就是究竟應該如何建立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評價標準與評價體系。 近幾年來,學界有關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的討論相對較多,但專門論述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評價體系的論文不多。 從僅有的幾篇文章看,有的強調評價的政治導向問題;①有的專門探討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術成果評價標準體系問題;②有的則探討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評價的職責邊界與策略選擇問題;③還有的探尋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評價理論體系的突破路徑和策略問題;④以及從具體評價對象,諸如學術期刊⑤、學術圖701
書⑥、經典著作⑦入手,探討評價體系問題。 從評價實踐看,目前影響較大的是教育部正在進行的第五輪學科評估,試圖彰顯中國特色,構建中國特色評價體系。⑧這些探討無疑對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評價體系具有參考價值。 有鑒於此,本文將從以下四個方面着手進行分析與闡述。一、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評價體系的主要問題構建與完善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評價體系是一個困難而又不能不解決的重大問題。 總結近年來國內有關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學術評價的相關研究,可以發現其中最為主要的突出問題是:(一)概念界定問題在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評價體系之前,首先要明確和界定清楚一些基本概念,包括什麽是學術體系? 學術體系與學科體系、教材體系、話語體系是什麽關係? 什麽是評價及評價體系? 什麽是學術標準? 評價指標與方法如何選擇? 定性指標與定性評價方法是何關係? 什麽是中國特色? 等等。 如果深究“哲學社會科學”這一概念,不難發現其本身就包含了非常豐富的時代屬性。 1955 年“哲學社會科學”作為學科概念被正式提出,並以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的體制化方式存在。⑨1977 年成立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其前身即原屬於中國科學院的“哲學社會科學部”。 此後,機構雖不復存在,但“哲學社會科學”的概念則得以延用下來。 這一概念中的“哲學” ,無疑表明其對人類的認識和實踐活動具有規範和指導作用,有引領社會科學的意味;與此同時,“哲學社會科學”這一概念隱含地去除了文史等人文學科的身影,那麽“人文學科”該置身何處? 事實上“哲學社會科學”、“人文社會科學”這兩個概念在學術界、教育界、學術管理部門以及各類媒體中被經常混用,約定俗成的指向人們常識中的“文科”概念。 而這正體現出了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評價的複雜性所在。 釐清概念,建立概念之間的邏輯關係,這是構建體系的基礎。 必須要按照學術研究的內容,建立概念體系,理清概念之間的關係,否則就會導致所建立的評價體系基礎不牢。舉例來說,學術體系與學科體系是一對經常被用,但二個概念的關係時常被混淆,即便是學者也常常以為學科體系即等同於學術體系,但事實上,這兩者的內涵和外延有着顯著的差異。 學術體系是學科體系的基礎,學科體系是學術體系的體制化外顯。 眾所周知,中國傳統學術基本是不分科的,所謂文史哲是一家。 學術體系的概念涵蓋了整個學術和學術研究流程,從學術問題、學術觀點的提出,到學術方法的運用,學術論據的證明,以及學術成果的產出,發表,學術評價等完整過程。學術體系可以包含:學術概念、學術命題、學術思想、學術觀點、學術標準、學術話語、學術項目、學術成果、學術機構、學術人員、學術創新等等,這些都屬於學術體系的組成部分,或組成要素。 而現代學科的概念則很晚才產生,學科體系是完成學術分科之後的結果。 中國現代學術發端於晚清,其標誌就是中國傳統學術門類的分化,即由傳統的“通人之學”向現代“專門之學”轉變,最終轉換成為近代意義上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⑩1912 年民國教育部頒布《大學令》,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折,改分文、理、法、商、醫、農、工 7 科;1930 年,教育部設立了統一的大學科目表,從此中國傳統學術基本實現了向現代分科性質的“專門之學”轉變。這表明中國的傳統學術體系自古有之,向來嚴密而自洽,但學科體系則是西方引入的概念,是 20 世紀之後才建立起來的,是受外來學術影響的結果。 學術一旦分科,就隨之產生體制化的後續影響;學科體系的建立保證了學科在大學中的合法地位,擁有了學院的設置,相應的也就有了學科話語權,並形成了學科培養體系、課程體系,教材體系等等。(二)價值判斷問題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評價不僅是一種非常複雜的認識現象,更是一種價值判斷,涉及人的價801
值觀和世界觀。 18 世紀英國哲學家休謨(David Hume)提出了對“事實”與“價值”的區別,指出“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是不可通約的。價值哲學(Axiology)的出現正是從區分事實與價值開始的。 價值哲學的哲學立場,就其內在本質而言就是將哲學研究的目光從關注“世界”轉向人類社會生活的意義和價值方面,把人類生活的價值問題提升為哲學的核心問題。哲學社會科學是以人、人化的自然和社會為研究對象的,其研究成果幾乎或多數無法像自然科學研究一樣通過實驗手段重複驗證,得以證明;並且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往往受到政治經濟與社會歷史文化語境的約束,一定程度上很難建立起一個公認的“客觀”標準。 而確立“客觀、公正”的哲學社會科學的學術評價標準,恰恰是建立具有認同感與公信力的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評價體系的關鍵。(三)本土化問題中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存在着很大的區別,因此明確什麽是“中國特色”顯得迫切而必要。如何在堅持中國學術本土化、自主性與學術國際化的矛盾與衝突中取得平衡,真正建立起一個符合中國本土學術自身發展的學術評價標準和學術評價體系是至關重要的問題。晚清至民國這一階段,不僅是時代的新舊交接,更是傳統學術體系與我國固有的文化傳統發生劇烈變化的時期。 清末廢除科舉、興辦新學,建立大學堂以接納西方學科體制,由此啟動了我國傳統知識系統的轉型。 從概念、術語到論題,甚至表達方式和思維方式等按照近代科學方法對中國學術體系進行重新整合,對中國的舊學作出新的闡釋和解說。 總體上講 1949 年前的中國大學主要受美國模式“博雅教育”的影響,到了 20 世紀 50 年代則被蘇聯模式取而代之。經過一個多世紀的探索和跋涉,對於什麽是中國特色,依然只是有了一個概念輪廓,迫切需要給出明確的定義,尤其要解除對中國特色的誤解。 事實上,中國特色是一個過程性的歷史性概念,其中既包含着對世界知識的接納消化,又包含了對中國古代文化的吸收轉化,兩者融合共同來解釋中國當代問題,所以,必須要對中國特色有一個簡明的定義,以減少誤解。二、針對當下哲學社會科學及其學術評價中既存問題構建新評價體系上述存在問題反映在具體的哲學社會科學評價實踐中,就表現為“學術評價體系不夠科學”,邏輯性、學理性不強,並產生了目前哲學社科學術評價中存在的片面化、“四唯”、“五唯”、SSCI 至上現象;針對這些問題,圍繞評價目的,提煉出有學理性的評價體系,設計恰當、有效的指標並指導評價實踐,這是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評價體系的着力點、着重點。從評價理論研究的角度來看,美國哲學家約翰·杜威 1925 年出版了闡述其實用主義哲學思想的著作《經驗與自然》,在其著述中,杜威認為價值哲學的邏輯起點不是價值,而是價值判斷。 他在該書修訂版序言中說:“價值是從自然主義觀點被解釋為事情在它們所完成的結果方面所具有的內在性質”。而價值判斷是從事情的結果所具有的內在性質來界定價值的。 換言之,判斷一個事物是否具有價值,要看其後果和產生的效果。 這是杜威價值理論的基本思想。 與此觀點相一致,馬克思主義價值論認為,只有在實踐中才能證明思維的真理性,“實踐”的範疇,內在地包含了人的目的性與價值選擇。事實上從 1840 年至今,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的建構從本質上說,其實正是一種價值選擇。由上述分析,可以比較清楚地得到這樣一個結論,即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評價雖然具有一定的主觀性和複雜性,但評價過程及評價標準卻是客觀的,是以研究的結果和產生的效果和作用作為評價依據的,是以客觀實在為基礎,從而避免了陷入主觀主義、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等非理性傾向。 這901
一理論認識落實到具體的評價體系設計上,就可以體現為以“立德樹人成效”為根本標準,以“質量、成效、特色、貢獻”為價值導向,以“定量與定性評價相結合”為基本方法,以破除“四唯”、“五唯”頑疾為突破口。(一)價值導向性原則“加快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被寫入十九大報告,作為準確把握世界發展新態勢、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新要求、全球高等教育發展格局新變化的重大戰略決策。 在國家三部委印發《關於高等學校加快“雙一流”建設的指導意見》通知中明確指出,“雙一流”建設踐行“四個服務”,立足中國實踐、解決中國問題,為國家發展、人民福祉做貢獻。 簡言之就是以國家與社會發展重大需求為導向,提高學科國際競爭力,增強學科交叉融合,促進學科內涵式發展。建立和完善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評價體系的價值指向,就是要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更好引領推動學科體系、教材體系、話語體系。 堅持出成果與出人才並重。(二)多元標準原則哲學社會科學評價研究存在複雜性和本土性,並不能證明對哲學社會科學的評價只能是不確定的。 根本上說價值是一元的,但其表現可以多元。 價值一元性與多元性的關係,是絕對與相對的關係,是以一元為基礎的一元與多元辯證統一的關係。從價值一元和多元性的辯證關係,可以較好的解釋人文社會科學的評價研究的複雜性。一個真正適合中國,能夠行之有效,並得以落實推廣的學術評價方式和體系,絕非一個學者、一個學科、一個大學或出版社之力可為,而需要更多學術同行對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加以評價、驗證、優化、應用和推廣。 學術評價體系並不僅僅是進行學術研究和學術資源分配的工具,其更重要的功能應該是凝結學術共同體學術研究與探索的共識。 如何把學術評價中的不同主體,站在各自立場的不同標準予以歸納,清晰地分辨評價問題是什麽,學科性質是什麽,評價目的是什麽,而後根據評價目的和學科性質的不同,進行分類評價,如學術質量評價,或者創新程度評價,社會貢獻度評價等等,唯其如此,學術評價才能在價值一元和多元性的博弈關係中回歸到學術自身的規律,既擺脫行政意志對學術進程的過度干擾,又避免專家學者因過度主觀而導致評價的失實和誤判,從而保證評價體系的穩定性和科學性。(三)定性與定量結合原則學術評價是一個世界性難題,其評價體系往往呈動態演化特徵。 在我國開展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評價的初期,多採取基於專家評議的主觀評價體系,由於是基於人的主觀性為主的評價,因此出現觀點和學派之爭是必然的,當然也就會產生一些唯專家、唯權威的弊端;因此自 20 世紀 90 年代開始,以 CSSCI 等為代表的數據庫開始提供基於文獻引用等客觀數據的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評價,推動了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評價的客觀化、定量化。 但是,伴隨學術界以及科研管理、行政部門對基於引文指標、核心期刊等的誤用和濫用,要求改革和完善哲學社會科學評價體系的呼聲日益高漲。從本質上看,這一過程反映了專家主觀評價與數據客觀評價之間的博弈。 1994 年前後筆者圍繞核心期刊的問題進行思考,撰寫一系列論文,如《文科“學術榜”與核心期刊芻議》、《關於“核心期刊”與“SCI 期刊”的思考》、《核心期刊研究縱橫》等,討論分析了在學術評價中核心期刊的使用和適用問題,指出“對核心期刊不能絕對化”。 2000 年之後,再次就學術期刊的評價功能進行闡述,發表《論文評價與期刊評價》、《高校文科科研定性定量評價與學術發展》、《學術期刊的評價與學術研究質量的提高》等論文,強調影響因子只是期刊評價的一個重要的量化參考指標,不能唯影響因子,011
需要結合其他量化指標使用,尤其要和同行評議,專家的定性評價相結合。 回到當下的語境中,需要強調指出的是破“四唯”,破“五唯”,並不意味着以客觀數據為主的評價就不重要了,而是說,量化指標不能作為唯一的標準,不能簡單機械的被使用,而需要與定性評價結合,相互參照加以使用。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相結合是大家公認的,但什麽是指標,指標是否可以有定性的? 我們認為評價指標可以既有定量指標又有定性指標,比如說創新度,這個指標就是一個重要的在學術評價中不可或缺的定性指標,然而從創新角度分析和確定什麽是“創新”,需要給出明確定義,只有定義準確之後,才能按照這個指標去判別學術研究的成果或者說學術論文的內容是不是達到這個標準和程度(尺度)。 關於文獻計量學,現在人們對其理解有很大的問題,比如說引文或者轉載,很多人誤解,總覺得它只是定量的,但是定量的基礎其實仍是定性的,引文索引創始人尤金·加菲爾德(E.Garfield)指出,在大多數情況下,“引文是學者付給同行的硬幣工資”。引文測度被證明是一種同行專家評議的有效方式,是同行專家閱讀研究論文之後,又在他寫作的時候引用論證的,因此引文或轉載既是定性的,又是定量的。 明白這一點,就能對這類指標有準確的理解,既不誇大也不縮小。目前在很多對於現有評價體系的批評中,對於引文的本質,對引文率,轉載率本身概念如果沒有清楚的認識,就會帶來一些誤操作。 因此,破“四唯”或破“五維”不能絕對化,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四)中國特色性原則中國的傳統學術在百餘年的探索中已經完成了事實上的轉型,並且已經成為今天中國現代學術的基礎和主要部分,它所積累起來的關於現代中國及其歷史的新知識系統,構成了中國從傳統走向現代不可或缺的知識形態和發展基礎。 因此如果過於強調返回傳統,不僅在事實上不可能,而且也無必要,甚至是一種否定歷史的盲目。目前所需要完成的是如何在現代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基礎上,尋找自己的問題領域和話語論域,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和評價體系。 而在評價體系的建立和完善過程中,真正需要落實的是如何對學術、對國家、對社會現實問題保持深刻的關注和持久的熱情。對於“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和“構建具有自身特質的學術評價體系”的命題,國家高層提出了思路和特點:“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繼承性、民族性、原創性、時代性、系統性、專業性”。 所謂“中國特色”,從字面含義看,是指中國“格外突出的風格或特點”,例如中國的文化、發展道路、自然資源等,有的是只有中國所有而其他國家所無的,或者在中國有格外突出的風格,而在有的國家也有這樣的風格,即並非“獨此一家”。 其含義引申開來就是“中國特色”並不全是“獨有”、“專有”,與“國際性”也並非截然對立。 從中國現代史看,正是由於接納了“國際性”的先進思想文明成果———馬克思主義,並與中國特色的國情相結合,才有了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因此,“中國特色”的內涵,主要是指要立足於中國當代哲學社科發展的實際,堅持民族性、本土性,同時應向世界更加開放,將國際哲學社科研究的普遍性理論、新定理、規則等文明成果不斷地吸收過來,為我所用,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並將能解決中國哲學社科及其評價的概念、範疇、定理、體系等知識“國際化”。 特色化與國際化相輔相成,彼此互動,特色化因國際化而凸顯,國際化是特色化的背景和平台。 釐清“中國特色”的概念,關鍵是要把握好共性與個性、一般與特殊的辯證關係。這種理解同樣適合於構建其學術評價體系。 所謂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評價體系,就是要體現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注重挖掘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要在批判借鑒吸收國外先進成果111
的基礎上,注重從中國大量的評價實踐中概括出評價理論,反過來又指導中國的評價實踐,形成新的評價體系,為解決世界所面臨的共同學術評價難題提供中國解決方案。三、構建以評價標準及指標為核心的哲學社會科學評價體系框架學術評價活動是一種系統性非常強的工作,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評價是一個包括評價主體、評價客體(對象)、評價目標、評價動機、評價效果檢驗、評價結果利用、評價方法、程序、指標等內容豐富的複雜系統。 無論是通過哪一種途徑來進行評價活動,都需要從學術研究的實際需求出發,堅持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原則,針對具有不同屬性的評價問題,將評價維度、評價內容、評價方法有機正確地組合,並在科學、合理、公正的評價理論引領下,獲得有價值的評價結果和評價效益。 基於上述分析,考慮到國內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歷史與現實,提出如下評價框架。2004 年筆者承擔國家社科重大項目,題目就是建立和完善哲學社會科學評價體系研究,儘管沒有明確的講“中國特色”,但在十幾年前,講的是“中國本土化”,中國本土化問題實際上與中國特色有密切關係,特色化並非最近幾年才有。 2010 年筆者正式提出了學術“全評價”體系分析框架。所謂框架就是在哲學社會科學共性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模型”。 學術全評價體系的出發點,主要是在一定的評價目的下針對問題來制定標準,我們把標準看成比較大的層面,把標準細化,就是指標。該體系由評價主體、評價客體、評價目的、評價方法、評價標準及指標、評價制度六大要素組成,其中,評價目的最為重要,它決定着其他五大要素及其他要素的選擇。 在一定的評價目的下,針對問題確定標準、設計指標、方法、制度等。 評價目的可以是多元的,可以是研究質量評價、創新力、創新質量、創新貢獻評價,以及實際貢獻評價;評價主體是指學者、專家、學術同行、學術共同體,學術機構(大學、研究院所)、學術期刊、網站、科研管理部門(基金委、社科司、科研處)等,評價主體的選擇應依評價目的而定。 結合國內學術評價的實踐,在評價方法層面可以分成三個概念維度組合,即形式評價、內容評價和效用評價。所謂形式評價是指對學術研究的外部特徵進行評價,既包含同行的定性評價,也包含定量評價,但最終的評價可用數字、數據反映,包括發表論著數、被引用數、被文摘量、獲獎數、發表字數等。 所謂內容評價是對學術研究內含知識本身的評價,由同行專家通過直接觀察、閱讀、討論來進行,最終的評價通常用文字或數字加文字來反映,如“此人是一流學者”等。效用評價是指實踐、時間、歷史對評價客體實際作用、價值的驗證或最終評價。 它不僅強調用一段時間、有限的實踐、已有的歷史事實來評價,更注重長時間、更多實踐和事實的評價。 它既依賴於學術共同體的評價(因學術共同體最能認定實踐、事實的意義),但又有獨立性,不以任何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 不管是論文的評價、圖書的評價、期刊的評價還是學者評價,從這三個維度都可以看到共性。 其不同之處可以落實在不同的評價類型中,如結果評價、過程評價、增值評價、綜合評價、診斷評價、證據(事件、案例)評價、長周期評價、代表作評價、典型案例評價、定量數據和客觀證據的專家融合評價方法等等。 評價制度包括評價專家遴選制度、監督制度、評價對象申訴制度、評價結果公示制度、反饋制度、評價結果共享制度、第三方獨立評價制度等。 可以說,“全評價”評價體系是一個組成要素較為全面、層次分明、邏輯較為嚴密的有機整體。立足於學術“全評價”體系框架,在建構和完善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評價體系的實際過程中,須要明確以下幾點:首先,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評價的終極目的是為學術研究的持久發展服務的,是為了引導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對國家、對社會現實問題保持關注和熱情,是為了營造良好的學術交流與學術批211
評氛圍,構築能夠為學術共同體認可並達成共識的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規範和創新機制,而不僅僅是科研管理的工具,雖然其結果可以作為科研管理的參考。其次,全評價理論體系框架提出的目的是為了指明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評價的方向和基本路徑,切實改變目前只見評價方法,沒有理論支撐;只見評價權利,沒有制度保證;形式評價不成體系,實質評價式微的研究狀況。 所以,全評價理論在現實中的運用和落實不是機械的,而是靈活的,需要與具體的評價實踐相結合,並在不同目的、情境的評價實踐過程中進行調適和優化,並促進全評價理論體系的不斷發展、優化與完善。第三,推動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評價從形式關注更多轉向內涵關注,力求實現形式評價與實質評價的有機統一。 依託引文分析為主的形式評價,可以確立一種公正、客觀的評價程序,以程序正義來規範和帶動評價的實質的科學與公正;而實質評價,是基於學科專家對於研究內容和研究證據的主觀判斷,相對而言是更為本質和重要的學術評價。 在中國人民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成果評價研究中心的評價體系裡,最重要的定性指標是學術創新,並把觀點的創新,理論的創新列在第一個層次,但是“哲學社會科學創新程度可大可小,揭示一條規律是創新,提出一種學說是創新,闡明一個道理是創新,創造一種解決問題的辦法也是創新”。顯而易見,提出一個觀點和提出一個理論在創新程度上是有差別的,因此對於何謂創新性及其程度,可能還需要進行進一步的細分,諸如:1)選題方面的創新;2)開拓材料範圍或開闢新的研究領域、擴大認識對象的範圍;3)修正前人錯誤的或不完全正確、不全面的認識;4)提出與科學發展階段同步的新的見解;5)技術手段、研究方法的創新;6)著述方式的革新。通過判斷主成分的分解量化,可以將主觀定性的結論轉化為可測度的定量分值,進而實現定量數據和客觀證據的有機結合,成為更具科學性和可行性的專家融合評價。四、推廣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評價新體系的教育部學科評估實踐加快構建科學權威、具有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評價體系,不能僅僅停留在理論的探討上,應該更多的落實在學術評價的實踐中,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推動和完善我國的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評價體系。 目前教育部主導的第五次學科評估,實際上就是一個新的評價體系,是對貫徹中共中央、國務院《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精神的落實和響應;以破除“四唯”、“五唯”頑疾為突破口,聚焦立德樹人、突出診斷功能、強化分類評價、彰顯中國特色,是建構中國特色世界水平教育評價體系的最新嘗試。其體系框架、評價理念、評價方式和體系與全評價理論體系有很多的相關性,在評價目的、評價內容、評價方式、評價制度等方面均有體現,突出和側重於內容和效用評價。首先,評價目的方面強調評估的價值導向。 哲學社會科學學科具有較為鮮明的意識形態屬性,因此要突出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牢牢把住學術評價中的政治關。 對於社會科學,鼓勵其在中國實踐中形成中國方案,研究解決中國重大問題;對於人文學科,強調其在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等方面的貢獻;對於藝術學科,突出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特點,更注重考察其實踐性。其次,評估內容方面強調彰顯中國特色。 強調哲學社會科學學科評價應該立足中國實際、解決中國問題、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等方面的特色和貢獻,凸顯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如:將“三報一刊”文章作為重要研究成果,規定代表性論文必須包含一定比例的中國期刊論文,強調課程、教材評價更加突出思想性、時代性,緊密結合經濟社會發展需要,體現中國實際。 採用“中國期刊與國外期刊相結合”的“代表作評價”方法,淡化論文收錄數和引用率。311
第三,評價主體方面強調同行評價,多方共同參與。 第五輪學科評估通過構建“政府、高校、學生、社會”共同參與的評價主體群,形成多方主體有機協調、相互支撐的評價模式。 同行評價是評價學術質量的基本面和核心力量,第五輪學科評估通過適度擴大專家數量,設計科學制定遴選規則、研製專家評價指南等措施努力提升同行評價質量,在“標誌性學術成果”的評價中,有效結合計量與專家評價,以提高學術評估的公信力。第四,評價效果方面強調突出其社會效益,進行多維度成效評價。 強調哲學社會科學學科在政策諮詢、智庫建設、公共服務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等方面的貢獻,因此在第五輪學科評估中加大了社會服務“案例”權重,豐富了“案例”內涵。 評價研究水平不唯論文和獎項,採取多元化分檔,多維度呈現評估結果,分類發布總體結果與提供單項評估結果相結合;設置“代表性學術著作”、“專利轉化”等指標,聚焦標誌性成果;針對不同學科,根據其學科特點和要求,設置不同的評價指標與權重。 如在對自然科學研究的評價方面,優化和改進了既往偏重論文與專利發表數量的做法,做到具體問題分類對待,理論研究更注重其研究內涵與學術貢獻,而具有應用取向的學科則更重視專利轉化與新品種研發,對藝術學科更注重實踐表現,總之,採取了一種能夠兼顧考慮到各學科共性與特性的多維度科研成效評價思路。在評估方法上,突出了基於定量數據和證據的“融合評價”;採取代表性成果專家評價與高水平成果定量評價相結合,突出標誌性學術成果的創新質量和學術貢獻,強調評價過程中的定量證據與定性判斷的“融合”,重點考察成果的理論原創性、前沿突破性與實際貢獻。 與此同時,在定性評價中,強調典型案例的挖掘,以凸顯評價對象的自身特色,破除教條主義和唯數據的做法,將具有開放性的“留白”作為定性評價的素材,以軟性指標,或者是代表性案例,或者是採用基於客觀數據和證據的方式,實現定性分析與實證證據兩者之間的相互補充或驗證。 通過定性評價,無疑加深了對內涵質量的挖掘,擴展了評價的維度,豐富了評價的縱深空間。 通過這種定性與定量的融合評價方式,可以有效解決諸如立德樹人的思想政治教育成效、師德師風建設機制、解決卡脖子技術的社會貢獻、標誌性學術成果等教育成效、社會貢獻等方面評價不平衡、不充分、難體現的問題。與此同時,第五輪學科評估仍然重視和承認客觀證據的必要性,表明反“四唯”、“五唯”並不是反“指標”,更不是反“證據”。 數據是需要的,要承認一些良好、有效指標對被評估對象的概括能力,同時指出,斷章取義地抽取數據則是不可取和不恰當的。學科評估是高等教育管理現代化和引領學術發展的重大舉措,也是一種學術規範和凝聚學術共識與學術價值引領的主要途徑。從客觀上看,教育部主導的學科評估在五次的學科評估實踐中,面對現實需求和現實問題,立足中國國情和高校學科發展實際,已初步構建了中國特色的評價體系,其本身就具備很強的具體國情特色,凸顯了高等教育評估的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 一言以蔽之,學科建設與評估是非常中國化的概念,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與我國不同,歐美國家的大學學科目錄並不是由政府主管部門制定的,也不存在全國統一的學科專業目錄,一般不會形成全國性的學科評議組和教指委(英國等除外),歐美國家各個大學的辦學理念、路徑和取向都是各不相同的,大學的辦學自主性很強,專業設置、課程安排,乃至教學模式、培養方案都是由各個學校根據自身的定位和社會市場的需求而設置的,很難進行統一的學科評估,這一點與我國國情有很大差別。 而我國的國情是,由於存在教育部的統一管理,各高校各學科的研究生教育的辦學水平是具有較強可比性的,相應的學科評估結果也就具有較高的可信度和參考性,對於高校的建設、發展和進一步改進完善是有現實指導和借鑒意義的。 經過近 20 年的探索實踐,教育部學科評估不斷改進調整,已形411
成相對成熟的學科評價體系,在總結前四輪評估經驗的基礎上,第五輪學科評估完善了指標體系的設計,優化了評估方法和手段,以使評估能夠體現時代性、科學性和可行性。 當然,目前第五輪學科評估正在進行當中,是否能按照以上設想和規劃達到預期的目的,還要看評價結束以後的實際效果。 但無論如何,從評價理念和方法上看,與 11 年前筆者與研究團隊構建的學術“全評價”體系的理念和方法是相通的,因此,我們認為這些評價體系和實踐都是在破“四唯”、“五唯”的同時努力建立學界盼望的新的評價體系,理應得到學界和業界更多的關注和支持。五、結語著名社會學家、歷史學家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曾經說過,“對觀念構架的每一次選擇都是一次政治選擇”。哲學社會科學的學術評價是一種價值判斷,會涉及人的價值觀和世界觀。 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與西方存在很大區別,如果對具有中國哲學社會學科的本土化特點考慮不夠,就有可能導致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喪失本土立場,產生被殖民化的危險;反之,如果不考慮與國外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對接與呼應,又可能出現學術邊緣化和研究孤立化的趨向。 因此,建立和完善具有公信力的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評價體系(含評價準則等)是十分迫切而必要的。對於解決上述問題,學術“全評價”體系給出了較好的答案。 學術全評價體系是一個包括評價主體、評價對象、評價目標、評價標準及指標、評價方法和評價制度 /程序及評價動機、評價效果檢驗、評價結果利用等內容豐富的複雜系統,評價主體無疑是學術共同體,評價標準不僅強調學術產出的數量,更重視其內容和效用的測量;評價制度則是有關人員在評價活動中共同遵守的規程,其保證了評價結果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包括:評價專家遴選制度、監督制度、申訴制度、評價反饋制度、第三方獨立評審制度等。 在此框架下可以概括出評價目的決定論、專家與引文等計量評價互補論、“三面三力(度)”的評價指標體系等新觀點。總之,通過制度化的評價體系框架的建立,可以規範和引領哲學社會科學各類學術活動的有序開展,引領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評價逐步邁入有序、相對公正和客觀的道路,並不斷修正、完善,最終發展成為對哲學社會科學學術發展產生意義和價值觀念引導作用的學術評價體系。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評價體系是個科學的問題,需要針對問題,運用科學的研究方法和恰當的路徑來研究,需要理清核心概念,構建概念體系,立足當下大量評價實踐,進而抽象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學術評價體系,並大力推廣應用,不斷完善。 建立和完善我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評價體系,將有助於促成符合時代與民族理性精神的新的學術規範,使之回復到學術自身的軌道;引領和推動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教材體系、話語體系的建設,鼓勵學者推出更多高水平研究成果,發展與繁榮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①王偉光:《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評價體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 年 7 月 25 日。②楊紅豔等:《立足中國引領學術服務社會: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術成果評價標準體系初探》,北京:《情報資料工作》,2021 年第 3 期。③沈壯海、夏義堃:《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評價的職責邊界與策略選擇》,北京:《情報資料工作》,2021 年第 3 期。④曹昭樂:《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評價理論體系:研究現狀、現實難點與突破路徑》,南京:《南京財經大學學報》,2020 年第 5 期。⑤參見葉繼元、袁曦臨:《基於核心功能的學術期刊511
質量評價指標體系框架探討》,江蘇無錫:《江南大學學報》,2021 年第 4 期;王雅靜:《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綜合評價體系的建構與實踐》,江蘇鎮江:《江蘇大學學報》,2021 年第 1 期。⑥葉繼元:《中文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圖書質量評價體系再探討》,北京:《現代出版》,2020 年第 5 期。⑦胡鴻杰、李軍:《基於學術評價的檔案學經典著作指標分析》,北京:《檔案學研究》,2020 年第 6 期。⑧梁丹:《教育部將啟動第五輪評估工作》,北京:《中國教育報》,2020 年 11 月 4 日。⑨宣炳善:《“哲學社會科學”概念的中國語境》,廣州:《粵海風》,2007 年第 5 期。⑩劉夢溪:《中國現代學術經典》總序,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年,第 49~ 50 頁。羅志田:《西學衝擊下近代中國學術分科的演變》,北京:《社會科學研究》,2003 年第 1 期。B. Bernstein, On the classification and framing of edu⁃cational knowledge , in M. F. D. Young (ed.), Knowledgeand Control , London: Collier Macmillan, 1971: 47- 69.休謨:《人性論》,關文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年,第 501~ 510 頁。李楊:《50 年代的院系調整與社會變遷》,廣州:《開放時代》,2004 年第 5 期。杜威:《經驗與自然》,傅統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0 年,第 8 頁。李德順:《馬克思主義價值論》,合肥:《江淮論壇》,1992 年第 5 期。《2020 年中國研究生教育十大熱點》,北京:《中國研究生》,2021 年第 1 期。王滬寧:《深入學習研究宣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紥實推進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北京:《人民日報》,2020 年 12 月 11 日。王玉樑:《價值多元性、一元性的統一與和諧社會構建》,西安:《理論導刊》,2007 年第 2 期。袁曦臨、劉宇:《人文社會科學評價的複雜性及引文評價指標的修正》,北京:《圖書情報工作》,2010年第 14 期。葉繼元:《核心期刊概論》前言,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第 8 頁。尤金·加菲爾德:《引文索引的理論與應用》,侯漢清譯,上海:《中國索引》,2004 年第 1 期。袁曦臨:《人文社會科學學科分類體系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 年。葉繼元:《學術“全評價”體系與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評價體系的構建與完善》,北京:《情報資料工作》,2021 年第 3 期。葉繼元:《人文社會科學評價體系探討》,南京:《南京大學學報》,2010 年第 1 期。葉繼元:《建立與完善注重實績的高層次創新人才評價機制》,蘭州:《甘肅社會科學》,2013 年第 2 期。張兆瑞: 《中英美警察管理思想與理論比較研究———兼論推進公安管理學學科、學術、話語體系建設》,北京: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2020 年第6 期。葉繼元、袁曦臨:《中國學術評價的反思與展望》,北京:《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15 年第 1 期。周光禮:《超越科學主義評價範式,建構中國特色學科評估新體系》,北京:《大學與學科》,2021 年第 1 期。晉浩天:《破“五唯”,第五輪學科評估的突破口》,北京:《光明日報》,2020 年 11 月 4 日。閻光才:《努力構建符合中國實際、具有世界水平的新時代學科評估體系》,北京:《大學與學科》,2021年第 1 期。林忠欽:《綜合評價與重點突出的第五輪學科評估》,北京:《大學與學科》,2021 年第 1 期。楊衛:《融合專家判斷與客觀數據的學科評估》,北京:《大學與學科》,2021 年第 1 期。別敦榮:《積極探索構建中國特色學科評估體系》,北京:《大學與學科》,2021 年第 1 期。轉引自王正毅:《世界體系與國家興衰》,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第 4 頁。作者簡介:葉繼元,南京大學信息管理學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 南京 210023;袁曦臨,東南大學情報科技研究所研究館員,博士。 南京 210096[責任編輯 劉澤生]611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2 期論學術期刊的學科建構功能楊九詮[提 要] 參與學科建構是學術期刊的基本功能。 這一功能具有發生學意義,是學術期刊的 DNA,學術期刊與學科體系的發展是互動互構、相輔相成的關係。 論文是現代科學研究的基本範式,學術期刊作為論文的載體和篩子,是現代學術生產不可替代的參與者。 學術期刊屬於學術部門而非出版部門。 對學術期刊來說,出版是操作性的,學科才是規定性的,必須嚴格區分“期刊”( journal)與“雜誌”(magazine),給予學術期刊正確的定性與準確的定位。[關鍵詞] 學術期刊 學科建構 學術論文 學術出版[中圖分類號] G237.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2 ⁃ 0117 ⁃ 08參與學科建構,是學術期刊的基本功能。 學術期刊在辦刊過程中遭遇的諸多問題,均由對這一命題的猶豫不定所致。 本文的任務是,圍繞這一命題,提問作答,給予學術期刊更加分明的定性與定位。一、發生學:與生俱來還是外部嵌入?學術期刊具有參與學科建構的功能,這不是一個規範性命題,而是遵循實事所求之是,即事實性命題。 其所謂的事實,固然是作為現象的,即實然;但更是發生學意義上的,即必然。 我們當然也可以在規範性意義上來陳述這一命題,但它是基於實然與必然,也就是說如此方才符合學術期刊的辦刊規則與規律。從學術期刊的出身而言,此一命題,乃學術期刊的 DNA。 2014 年 10 月 26 日,世界上最早的科學出版機構英國皇家學會宣布,從即日起,將永久免費在線開放其歷史悠久的期刊檔案庫,公開資料中包括最早的同行評議期刊———皇家學會《哲學會刊》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哲學會刊》由英國皇家學會出版,創建於 1665 年,是世界上第一本科學研究方面的專門性期刊,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同行評議期刊。 《哲學會刊》從 1665 年一直出版至今。 皇家學會的早期秘書之一亨利·奧登伯格是《哲學會刊》的創辦人。 奧登伯格認為期刊是“科學的記錄”,“科學的記錄”存在四項標準,後來發展成為學術期刊的四項基本功能①:其一是註冊登記功能,即表明特定作者的研究成果具有優先權(首發權)和所有權;其二是評711
估鑒定,即通過同行評議、退稿來保證文章質量;其三是傳播功能,向其他學界同仁傳遞作者的觀點;其四是存檔功能,即永久記錄作者的研究成果。 這四項基本功能,延至於今,幾乎未增未減,確立了學術期刊參與學科建構的基本任務、功能及機制。學術期刊發展與學科發展的關係,是知識發生學意義上的。 幾乎可以說,每一種成功的學術期刊,均可以示例以證。 尤其在學科發軔期,往往更能顯現學術期刊參與學科建構的功能。 英國皇家學會院士托馬斯·亨利·赫胥黎曾經對《哲學會刊》有過這樣的評價:“哪怕全世界所有的書都燒毀了,只要《哲學會刊》還在,整個物理科學的基礎就依然安全、不會動搖。”②亦足見《哲學會刊》的“學科地位”。 有研究者曾以美國《物理評論》(Physical Review)為例,對學術期刊辦刊方略對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的作用予以討論,頗有啟迪。 1893 年,美國康奈爾大學物理系的三位教師創辦了《物理評論》,這是美國第一種物理學科的專業期刊。③19 世紀最後 25 年以前,美國取得的科學成就比較少,既沒有基礎物理學的專業期刊,也沒有專業物理學會,在物理學界處於邊緣地位,與歐洲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物理評論》的創辦與發展,扭轉了正值勢頭的重實用、輕理論的美國實用主義思想的影響,推進了“純科學”研究的轉向,成為美國科學進步和高等教育改革中的標誌性事件。研究者還通過該刊在不同時期的作者分布,核心作者群及統計分布特點,文獻單元作者係數及合著率變化的研究,揭示了期刊發展與學科發展的高度相關性。④中國近代學科門類與學術體系也是與學術期刊相伴而生的。 戊戌維新時期,湧現出《農學報》等一批學術性、專業性刊物。 “這些刊物,大多開創某一學科刊物的先河。”⑤梁啟超在為《農學報》創刊號撰寫《農學報》序中說:“既念發端經始,在開廣風氣,維新耳目,譯書印報,實為權輿。”⑥1904 年至 1906 年是中國近代專業期刊發展的關鍵期。 正如梁啟超指出的,“吾國出版界,近一年來,奮迅發達。 即其定期出版之雜誌,以東京學界一隅論陸續出現者已逾十種,且為分科發達之趨勢,不可不謂進步之良現象也。” 如此,創辦期刊直接就是建立學科之本身了。 在論及此一段期刊發展時,《中國期刊史》指出:“概括起來,學術期刊的發展與現代學術體系的建立,是相輔相成的。作為現代學術建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學術期刊對於現代學術發展的積極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學術期刊標榜輸入新學理,以示區別於傳統的學術內容及其分科形式……其二,學術期刊的發展,使學術論文逐漸取代傳統的筆記札記,成為學術評價的新載體……”⑦學術期刊對中國現代學科發展擘畫開創之煌煌功業,足可彪炳史冊矣。 以筆者所從事的教育學術期刊領域說,中國最早的教育專業期刊是 1901 年由張之洞、劉坤一資助,羅振玉發起創辦的《教育世界》。 《教育世界》的前期主編是羅振玉,自第 69 號始主編為王國維。 《教育世界》是一個以教育研究為主,兼登教育新聞事件,以及文藝、人物傳記等在內的綜合型教育期刊,設有學理、教授訓練、修身訓話、學校管理、家庭教育、學制、教育史、學術史、傳記、雜纂等欄目,主要刊載譯作,介紹外國教育思想與教育制度,教育理論及教育事業歷史和現狀。 《教育世界》68 期提出三項宗旨:“一、引諸家精理微言,以供研究,二、載各國良法宏規,以資則效,三、錄名人嘉言懿行,以示激勸;若夫淺薄之政論,一家之私言與一切無關教育者,概弗錄。”足見其學科定位與學術追求。 《教育世界》是當時中國教育期刊中發行量最大、出版時間最長、影響甚巨的專業期刊,尤其是它持續、大量引進了歐美、日本的近現代教育理論,對清末教育變革與中國現代教育學科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貢獻。學術期刊與學科是互通、互動、互構的關係。 總體而論,學術期刊可以納入學科範疇加以省察與操作。 強學科總是有相應等稱的質量與數量的學術期刊群,“學科學術期刊水平代表着學科的發展水平,一個優秀的學科,必然擁有一批優秀的學術期刊”。⑧反之亦然。 需要說明的是,學術期811
刊繁榮與否還不只是學科發展成熟與否的表徵,前者對後者具有槓桿效應,亦即可以發揮學術期刊對學科內部要素配置的功能,前文所論美國的《物理評論》、中國的《教育世界》即是其顯例。 這也可以從集刊現象“反向”說明這一問題。 一般來說,學科發展與學術期刊發展是均衡的、協調的。但由於中國大陸期刊是審批制而非登記制,這就帶來了學科發展、重組以及學科領域重大議題的深化與拓寬等等學術變化與刊號這樣的學術期刊資源供給不足之間的矛盾。 集刊現象的出現,可以說正是這一矛盾的頗有些特色況味的特殊的求解之法。 鄧正來教授比較早地注意到這一現象。 他在 2005 年發表的《中國學術刊物的發展與學術為本》一文中指出:“晚近 20 餘年來,中國學術界出版了相當數量‘無刊號’的專業性或學術性的連續出版物,這可以說是‘學在民間’的繁榮。”鄧正來由此批評有正式刊號的學術期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刊物在中國社會科學的知識生產和生產者培養的過程中,很大程度上未能很好地發揮它們所應當具有的影響研究者個人進行學術研究的知識參照作用,而在一定程度上變成了研究者個人‘琢磨’如何能夠發表論文的參照性工具,進而成為研究者個人在相關學術制度安排的要求下謀求‘統計指標’的一個必需途徑。 換言之,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下,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刊物漸漸演變成了一種提供統計研究者知識產品之指標的形式制度,並在一定意義上喪失了其作為研究者個人學術研究的知識參照作用和引領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實質性作用。”⑨鄧正來看到了集刊這一學術現象,並給予了極高的學術評價,但是,“學在民間”之說以及對學術期刊的批評,則未必盡是。 有書號的集刊,與有刊號的期刊,並不能構成“學在民間”與“學在官府”的分野,一般來說,對圖書的審查總還是要比對期刊的審查稍稍嚴格一些。 而鄧正來所說的集刊中“影響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範式轉換、推進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高質量論文”,在學術期刊中並非相反的短缺。 尤其是,CSSCI已將集刊納入其中,集刊中的優秀者大多數已經成為 C 刊的組成部分;集刊進入 C 刊體系,也並未明顯降低鄧正來所說的集刊原有的學術優勢。 毋寧是,集刊現象,以“變相”的獨特方式,充分反映了學術期刊對學科發展的槓桿效應,更顯著地證明了學術期刊參與學科建構的功能。二、範式:生產方式還是文本形態?學術期刊既是論文的載體,更是論文的篩子,兩者是共濟相生的關係。 期刊需要論文發表,否則期刊無以自存;學者的論文需要發表,否則學者無以自證。 我們這裡提問作答的,主要還不是指此,否則這個問題就多少有些攪擾,甚至有些無厘頭了。 這一提問的前後兩句,可以互文見義。 知識生產需要論文,論文需要發表,是一個連續性、一體化的表達。 發表論文,是期刊與學者共同構建的知識生產的機制與制度。 啟蒙運動,極大地推動了科學知識的發展繁榮,其中一個普遍而重要的現象就是大量科學團體或機構與各類學術共同體和思想共同體的產生,出版《哲學會刊》的英國皇家學會就是啟蒙運動的催生物。 期刊,包括大眾的與學術的,也在啟蒙運動的時代語境中應運而生。 大眾期刊(雜誌)的湧現,主要源於啟蒙運動開啟的現代社會的公共領域的拓展。 學術期刊則主要源於現代知識生產的新的範式的建構,而新的範式的最顯著的表徵之一就是“論文”形態。 最早發現這一現象並加以揭示的,恐怕要算開創“範式轉換”理論的托馬斯·庫恩了。 他在《科學革命的結構》這一影響甚鉅的經典之作中指出:關於科學團體的更嚴格定義,還產生了其他的結果。 當個別科學家能夠接受一個範式時,他在他的主要工作中不再需要力圖重新建立他的領域,不需要從第一原理出發並為引進的每一個概念進行辯護。 這項工作可以留給寫教科書的人去做。 無論如何,有了一911
本教科書,有創造力的科學家可以從教科書中未深入探討過的地方開始他的研究工作,因而他可以格外集中地研究他那個團體所關注的自然現象中最微妙和最深奧的那些方面。而當他這樣做時,他的研究報告在方式上也開始改變了。 這些研究報告方式的演變還研究得太少,但它們的現代產品的意義對所有人都是明顯的,雖然對許多人說來是難以讀懂的。 科學家的研究通常也將不再體現在寫給任何可能對該領域感興趣的人所讀的書中,像富蘭克林《關於電……的實驗》或達爾文的《物種起源》那樣。 相反,他們通常以簡短的論文的方式出現,只寫給專業同事們讀,這些人被認為都具有共有範式的知識,唯有他們能夠寫出論文,也才能讀懂為他們寫的論文。今天在科學界,所發行的書本通常要麽是教科書,要麽是對科學生活的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的回顧性反思。 寫書的科學家很可能會發現,寫書不但不能提高他的專業聲望,反而會受到損害。 只有在各門科學發展的早期階段,即前範式階段,這樣的書オ一般地保持着與專業成就同樣的關係,這種關係今天只有在其他創造性領域還仍然保持着。 只有這些仍然保留着以書的形式作為研究交流工具的領域,無論是有論文或沒有論文,專業化的界限仍未劃得很明確,外行人總希望通過閱讀研究實踐者們的原始報告就能跟上研究的步伐。 在數學和天文學中,研究報告在古代就很難為受過一般教育的聽眾所理解。 在動力學中,在中世紀後期研究已變得同樣深奧,只是在 17 世紀早期,當一個新範式取代了曾指導中世紀研究的範式時,曾一度變得為一般人所能理解。 電學研究在 18 世紀末以前需要為外行人進行翻譯,而在 19 世紀物理科學的大多數其他領域就已很難為一般人所理解了。 在 18、19 這兩個世紀間,生物科學的各部門也同樣出現了類似的過渡。 在社會科學各部門中這種過渡也許今天還在進行中。 人們哀嘆專業科學家與他在其他領域內的同事之間的鴻溝正在日益加深,雖然這種哀嘆已習以為常且也確實正當,但對於這種鴻溝與科學進步內在機制之間的基本關係卻注意得太少。 而這種現象卻依然如故。⑩這裡所以要做較長篇幅的摘引,當然在於它的重要性,同時也因為庫恩如此深切顯豁地究明的問題,似乎尚未引起我們的普遍關注。 引文的粗體字為引者所標,以期讀者注目。 關於“第一原理”,庫恩指出:“我們已經注意到,一旦接受了一個共同的範式,科學共同體就無需經常去重新考察它的第一原理,其成員就能全神貫注於它所關心的現象中最細微、最隱秘之處。 這確實會不可避免地增加整個團體解決新問題的效力和效率。 科學中專業生活的其他方面更進一步增強了這種非常特殊的效率。”那麽,“第一原理”頗類於學科中的普遍知識。 在庫恩看來,這是教科書的任務,而知識生產需要以論文為範式做出“非常特殊的效率”的新的知識貢獻。 如此看來,不少高校與科研機構對是否將教科書列為科研成果存疑不定,倒也不是沒有道理呢。 庫恩這裡,將“書”與“論文”對立起來,似乎給人過於絕對的感覺,但卻格外分明地在“範式”的概念框架下闡釋了現代學術生產的“內在機制”。 儘管人們未必就在其機理上知其所以然,但作為經驗知識對其事實似乎還是能夠知其然的。 從學術規範的角度看,先有論文,再擴展為書,甚至直接將論文輯集為書,亦不為牾。 反之,書在前,抽出部分當作論文,就有可能涉嫌學術不規範了。 在評職稱時,通常以論文為主,以至沒有著作可以用論文替代,比如幾篇發表在某層次以上期刊的論文可以折算成一部多少字以上的著作,幾乎從未見到相反的設置。 這並不是說,著作不重要。 但好的著作,往往有論文打底。我的一位同事,計劃完成一部著作,在微信圈裡向諸友發願,說為了確保著作質量,成書之前必須發表至少多少篇論文。 也許他僅僅是從確保著作質量作想,深究之,乃是論文作為範式,能夠確保他021
的研究真正進入該學科的學術生產的內在機制。 現代社會的知識生產已然離開了前範式時期,範式轉換中的新範式並不等於前範式,論文作為知識生產的範式將持久存在。 尚不能以論文形式出現的領域也許只存在於未來學中,這個領域似乎還帶有前範式時期的影子。 對於未來學,許多學院派學者都對它嗤之以鼻,認為那不過是些聳人聽聞的不經之談。 美國歷史學家洛扎克在《信息崇拜》一書中,就對約翰·奈斯比特的《大趨勢》和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不以為然,認為未來學不過是一些虛構的故事,並譏之為“當代文學”,呼應庫恩“書”與“論文”對舉之論,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現代學術研究的內在機制。言及於此,對學術期刊參與學科建構功能的認識,應該也就已經浮現出來了,這就是:因為論文。 前文所述中國近代“學術期刊的發展,使學術論文逐漸取代傳統的筆記札記,成為學術評價的新載體”,亦是其理。 首先是需要論文,這是現代學科學術生產之必須。 再者,就是需要發表,這是知識傳播與學術共同體之必須。 《哲學會刊》的四項基本功能之一就是同行之間的傳播。 庫恩也說:“他們通常以簡短的論文的方式出現,只寫給專業同事們讀,這些人被認為都具有共有範式的知識,唯有他們能夠寫出論文,也才能讀懂為他們寫的論文。”學術期刊確保學者的論文走出案頭抽屜,供同行交流,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空間傳遞和時間留存,而是學科建制之本身。 我們說學術期刊不僅是論文的載體,更是論文的篩子。 而篩子的機制,也就是《哲學會刊》四項基本功能之一的評估鑒定功能。 評估鑒定,是學術期刊參與學科建構的重要功能之一。 學術期刊評估鑑定功能的主要機制是同行評議(包括編輯部的審稿機制在內),《哲學會刊》就是第一本同行評議的學術期刊。 從知識學的視閾看,學術期刊對論文的同行評議的文化,可以納入到知識學外在主義予以考察,即參與為內在的知識信念提供某種可靠性。 周光禮在《反思與重構:教育法學的學科建構》一文中指出:“學科既是一種知識體系,又是一種學術制度、學科成熟的標誌,一是內在標誌,即一個成熟的學科必須有明確的學科主題以及卓有成效的研究方法;一是外在標誌,即一個成熟的學科應進入大學課程,有學位授予點、全國性的學術組織以及學術期刊。”所謂“外在標誌”,或者可以在知識學層面加以理解與闡發。 從利奧塔爾“科學知識的語用學”的概念框架看,學術期刊事實上就是語用學層面與論文進行的互動與互構。 無論是閱讀到論文的同行還是同行評議者,他們作為受話者與論文作者作為發話者的“地位相等”的對話,共同構建了“科學知識的語用學”的“研究遊戲”。 利奧塔爾說:“我們只是在他講話的情況下才能知道這點。 在此之前,他不會被稱為學者。”這是對受話者說的,其實對發話者也是如此,在這個意義上理解“不發表即出局”這一句雖被廣泛詬病但成普遍事實的話,也許能別有會心。 正是學術期刊的發表,才有了論文反覆傳播的軌跡;正是有了論文反覆傳播的軌跡,才得以刻畫出學科的知識邊界和學術共同體的組織邊界。 阿倫特在討論公共領域是有一個著名的“桌子之喻”,即“桌子”抽掉,公共領域也就消失了。 借用(也是一定程度的引用)“桌子之喻”,學術期刊就是現代知識生產傳播的“桌子”,它不只是平台,而毋寧是學術場域不可或缺的部分,即參與了具有某種劃界功能的特定關係的網絡與構型的締造。 現如今批評“以刊評文”幾乎成了一種“政治正確”。 “以刊評文”強調太過固然不當,但全盤否定“以刊評文”,按之於此,不反倒是不明理不講理了嗎?三、部門:journal 還是 magazine?學術期刊從其物化形態及形成物化形態的具體工作流程看,在顯性層面上,確乎具有一定的出版屬性。 但是,其作為產品即出版物的一般商品屬性即交換價值,似乎並不顯著。 學術期刊的四項121
基本功能之一“傳播功能”,主要指向其他學界同仁傳遞作者的觀點,與以利潤為驅動的出版發行迥然有異;於此,學術期刊與人們通常所認知的一般出版物也就構成了柯靈等人所指出的“相對概念”。 從這一點上來說,學術期刊作為出版物,可供學習與研究的使用價值遠遠大於抽象、普遍的交換價值,不可能在“流通”過程中被抽象為一般等價物。 張雲鵬在《本原與旨歸———論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知識、學術屬性之強化》一文中指出:“從宏觀上看,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屬於出版物範疇,屬於文化產品之列。 但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作為出版物的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不僅具有產品屬性、商品屬性,而且其知識屬性、學術屬性更為重要。 兩者相權,後者才是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本原屬性。 確切地說,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是特殊的產品、商品,其特殊性在於其知識屬性、學術屬性遠遠高於其產品和商品屬性。 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在市場經濟大潮中的定位應首先是學術和知識,其次才是產品和商品;學術和知識屬性才最能代表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質的規定性。”其所分辨,確切分明。 對學術期刊來說,出版是操作性的,學術與學科才是規定性的。 只不過,此一論述完全可以擴展到包括理、工、農、醫在內的所有門類的學術期刊。學術期刊的出版與學術(學科)的關係,在人們泛泛理解的期刊概念的內部再做勘察,或許能尤加清晰。 筆者 2015 年年底擔任《華東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主編。 我妻子是一家幼兒讀物類期刊的主編。 她打趣道:“我是老主編,你是新主編。”兒子從旁笑言:“不一樣的。 你是 maga⁃zine,爸爸是 journal。”這真是一個頗有意味的橋段。 在英文中,表示期刊的詞有四個:periodical,journal,magazine,serial。 前三個詞意義較接近,可以互換,但三詞並舉時,含義有所區別。 一般說來,periodical 可以包括 journal,magazine。 頗有意味的是 journal 與 magazine 的差異。 Magazine 源於阿拉伯文,原意為倉庫,故譯為“雜誌”,一般是為普通人提供的大眾化的出版物。 Journal 則更傾向於用於學術期刊,有時為了強調學術性,經常在前面加上一詞“ scholarly journal”。但在漢語中,“把期刊和雜誌作為同義語使用……已經成為被廣泛認同的觀點”。 現在看來,“期刊”與“雜誌”兩個概念確實需要區以別之。 一方面,這是追根溯源之需;另一方面更在於,“期刊”與“雜誌”在本質屬性上有着顯著的區別,不可不究,不可不明。 馬修·克勞福德博士在《摩托車修理店的未來工作哲學:讓工匠精神回歸》一書中講述從雜誌社到期刊社的工作經歷中,嚴格區分了 journal 與magazine,能給我們直接的啟示。 中譯本寫道:但在我投入工作之後,那份工作給我的感覺發生了變化。 要了解這種轉變,就必須說明那份工作的設立和演變過程。 信息檢索公司的第一個產品誕生於 1977 年。 這個產品是包括了約 400 份流行雜誌的雜誌索引(Magazine Index)。 1980 年,信息檢索公司被雜誌出版商齊夫公司收購。 5 年後,齊夫將信息檢索公司和另一家被收購的管理內容公司(Management Contents)合併。 管理內容公司不僅提供管理類期刊的索引,也針對刊物上的文章編寫摘錄。 這次合併不僅能在公司的服務中增加摘要的內容,還能引入看上去嚴肅的刊物,顯得學問氣十足。 從編寫索引跳到撰寫摘要,從雜誌跳到期刊,我猜想這些轉變進行得很順利。 事實上,從表面看來,似乎沒有任何跳躍式的轉變,原因就在於管理類期刊的內容有一個特點:文章常常採用大綱形式,每五個要點包含一個觀點,因此在撰寫摘要時,只要將每五個要點串起來就可以了,很是簡單。但在 1991 年,也就是我加入公司後不久,公司開始針對多種不同類別的期刊提供摘要服務,涉及自然科學、生物科學、社會科學、法律、哲學和人文科學等學科。 例如,《今日營銷》(Marketing Today)和《自然遺傳學》(Nature Genetics,我被指派負責的期刊之一)之間有着221
顯著的差異,但這種差異也難敵併購的慢慢滲入,而併購是要將知識簡化成“信息”。讓我們再來看看英文版原文:But the feel of the job changed as I settled into it, and to understand the shift it is necessaryto say how the job was conceived and structured. Information Access Company’ s (IAC) firstproduct, in 1977, was Magazine Index, an index of about four hundred popular magazines. In1980, IAC was acquired by Ziff, a publisher of magazines, and five years later Ziff merged IACwith another acquisition, Management Contents. Management Contents provided not only inde⁃xing but also abstracts of articles in management journals. So the introduction of abstracting tothe company' s activities coincided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serious⁃looking journals with all thetrappings of scholarship. I suspect the leap from indexing to abstracting, and from magazines tojournals, went smoothly, indeed appeared as no leap at all, because of the peculiar content ofmanagement journals. Articles in management journals typically contain about one idea for everyfive bullet points, so writing an abstract for one is as easy as stringing together every fifth bulletpoint. But in 1991, shortly before I started, the company began providing abstracts of articles in avery different class of journals:titles in physical science, biological science, social science, law,philosophy, and the humaniti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or example, Marketing Today and NatureGenetics (one of the titles I was assigned)is categorical, yet distinctions of rigor have a hardtime withstanding immersion in the solvent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that would reduceknowledge to “ information” .中譯本用“雜誌”對譯原版的“magazine”,用“期刊”對譯原版的“ journal”。 中譯本中的“雜誌出版商”,原版為“a publisher of magazines”。 中譯本中的“看上去嚴肅的刊物”,原版為“ serious⁃looking journals”。 中譯本中的“從雜誌跳到期刊”,原版為“ from magazines to journals”。 馬修·克勞福德博士並非着意區分“ journal”與“magazine”以圖建立概念框架,而是在講述自己的“轉行”的經歷中“不經意間”有着明切區別地運用了這兩個詞匯,所以更具語料學價值。 儘管中文世界存在“雜誌”與“期刊”混用的現象,但“magazine”與“ journal”的區別啟示我們,“期刊”與“雜誌”是一對“相對概念”,不可混淆。 越是大眾雜誌,其出版的規定性越強;越是學術期刊,其學科的規定性越強。 對前者的考核,一般是建立在刊發量基礎上的發行碼洋;對後者的考核,主要是建立在引用率基礎上的影響因子。 事實上(同樣也是理論上)說,這兩者是難以兼顧的,甚至是相互衝突的,因為它們分屬兩個不同的部門。 有意義的是,在馬修·克勞福德博士這一段經歷的敘述中,我們也能明顯感受到他對學術期刊受到商業干涉所產生的困惑。 《哲學會刊》早期的探索也證明了這一點。《哲學會刊》一開始完全由奧登伯格本人出資印刷並發行,皇家學會理事會同意期刊的贏利歸奧登伯格個人所有。 儘管奧登伯格終其一生對期刊的贏利狀況都很失望,但我們顯然不能據此認為這份期刊是不成功的。在期刊工作中,出現了許多問題,其中的根源之一,就是混淆了期刊與雜誌兩者的部門屬性,或者說將期刊的出版的操作性特徵誤識為規定性特徵,從而忽視了學術才是它的本質屬性。 在學術期刊的內部考核上,就有營收與影響因子兩頭都要的現象,致使辦刊舉步維艱。 據筆者所知,有些期刊從 C 刊和核心期刊“出局”,主要原因還不是質量問題,而是經營壓力所致。 尤其是每逢調整改革,都會出現將學術期刊併入到出版社的現象,且此一現象不在少數;結果,因為部門歸屬的問題321
而誤致學術期刊的進一步發展舉步維艱。 區分期刊與雜誌的不同,重識學術期刊的學術屬性,充分認識和重視學術期刊參與學科建構的功能,十分必要,也十分緊要。 2005 年 4 月中國科學院劉振興、陳運泰等十五位院士針對中央計劃將學術期刊列入可經營產品的改革方案,提出了“關於自然科學學術期刊納入公益性事業管理的建議”。 2005 年 10 月中央對十五位院士建議作出了肯定性反饋意見。 院士們建議書的基本依據就是:“自然科學學術期刊本身是科學技術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環節,這是由學術期刊的本質與屬性決定的”;學術期刊“無法在市場交換中體現出一般商品的等價交換的原則,商品屬性不是它的本質屬性,學術性才是它的根本屬性”。院士們所陳之理,應該成為學術界、學術期刊界以及相關管理部門的普遍共識。① Directorate⁃General for Research and Innovation,Future of Scholarly Publishing and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Report of the Expert Group to the EuropeanCommission, European Union: European CommissionResearch Report, 2019, p. 24.②E. N. da C. Andrade, The birth and early days of the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 Notes & Records of theRoyal Society of London, 1965, 20:9⁃27.③楊睿:《美國〈物理評論〉的創辦和發展》,西安:西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 年。④楊睿、王大明:《學術期刊辦刊方略對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的作用———以美國〈物理評論〉為例》,北京:《編輯學報》,2010 年第 6 期。⑤⑦ 劉 蘭 肖: 《 中 國 期 刊 史 · 第 一 卷 ( 1815 ~1911)》,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114 頁;第 178~ 179 頁;第 31 頁。⑥梁啟超:《農學報》序,上海:《時務報》,第二十三冊,1897 年 4 月。⑧俞立平、劉駿:《學科協調發展水平測度方法研究———基於學術期刊的視角》,西安:《情報雜誌》,2016 年第 9 期。⑨鄧正來:《中國學術刊物的發展與學術為本》,長春:《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5 年第 4 期。⑩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年,第 16~ 17 頁;第 147 頁;第 77~78 頁。周光禮:《反思與重構:教育法學的學科建構》,武漢:《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7 年第 6 期。讓⁃弗朗索瓦·利奧塔爾( Jean⁃François Lyotard):《後現代狀態:關於知識的報告》,車槿山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第 90 頁。 柯靈等:《知識經濟》,長沙:中南工業大學出版社,1999 年,第 213 頁。 張雲鵬:《本原與指歸———論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知識、學術屬性之強化》,哈爾濱:《學習與探索》,2005 年第 4 期。 葉繼元:《學術期刊與學術規範》,合肥: 《學術界》,2005 年第 4 期。馬修·克勞福德:《摩托車修理店的未來工作哲學:讓工匠精神回歸》,粟之敦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128~ 129 頁。Matthew B.Crawford, Shop class as soulcraft: An in⁃quiry into the value of work , New York: The PenguinPress, 2009, pp. 131⁃132.劉振興等:《關於自然科學學術期刊納入公益性事業管理的建議》,北京:《中國科技期刊研究》,2005年第 4 期。作者簡介:楊九詮,華東師範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研究員,《華東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主編,編審。 上海 200062[責任編輯 劉澤生]421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2 期·學術短訊·2021 年度“複印報刊資料”轉載指數排名發布《澳門理工學報》連續九年居全國前列2022 年 3 月 29 日,由中國人民大學主辦、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和中國人民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成果評價研究中心承辦的中國人民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成果評價發布活動在北京舉行。 本次活動發布了中國人民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成果評價研究中心研製的“2021 年度複印報刊資料轉載指數排名”和“複印報刊資料重要轉載來源機構(2021 版)”兩項成果。 在“全國高等院校主辦人文社科學報”全文轉載排名中,《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已連續九年位居前列,2021 年度轉載率位列第 8 名,綜合指數位列第 11 名,轉載量位列第 13 名。 目前全國各類高等院校主辦學報約有 1,150 種,被 2021 年度複印報刊資料學術刊全文轉載的學報有 338 種,約佔總數的29.4% 。複印報刊資料系列學術評價研究成果堅持“以學術成果為指向,以同行評議為主導,以價值判斷為引領,以數據分析為支撐”的“複合評價”理念,每年 3 月定期發布,至今已持續發布 22 年。 除召開線上論壇外,本次評價成果的發布還採用了傳統紙媒、官方網站、微信公眾號等多渠道。 《光明日報》、《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中國社會科學報》等平面媒體,光明網、中國教育新聞網、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高校人文社科信息網等數十家知名網站,學習強國、中國教育發布、壹學者等數百家移動端媒體同步跟進報道。 至今,複印報刊資料系列學術評價成果已發展成為覆蓋期刊、科研機構、學者、學科、論文五大類評價對象的完整體系,複印報刊資料的轉載量、轉載率、綜合指數等已逐漸被學術界和期刊界視為哲學社科學術評價、科研考核的參考依據之一。 成果質量導向的“人大評價”體系為我國人文社科成果評價提供了有價值的新視角。 “複印報刊資料重要轉載來源機構(2021 版)”共有 184 家一級機構和 315 家高校所屬機構入選,從複印報刊資料的角度遴選出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更有競爭力的學術機構。《澳門理工學報》是澳門理工大學主辦的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理論刊物,1998 年 4 月創刊。 自 2011 年改版以來,博採眾家之所長,兼容並蓄,學術質量不斷提高。 2014 年榮獲“全國高校精品社科期刊”獎,被譽為高校學報陣營異軍突起的“黑馬”、“澳門理工學報現象”;2018 年出版六卷本“澳門理工學報叢書”,並榮膺“最受學界歡迎的 10 種港澳台學術期刊”;2019 年榮膺“全國高校社科名刊”,“港澳研究”欄目被評為“特色欄目”。近年來,《澳門理工學報》的學術影響力有較明顯的提升。 2013 年度在複印報刊資料的全文轉載率位列全國高校學報第 13 名,2014 及 2015 年度均位列第 6 名,2016 年度位列第 4 名,2017 年度位列第 7 名,2018 年度位列第 2 名,2019 年度位列第 3 名,2020 年度位列第 14 名,2021 年度位列第 8 名。 在 2021 年度分學科全文轉載率排名中,新聞傳播學學科及中國史學科均居全國第 15 位,歷史學學科及哲學學科均居全國第 20 位。 此外,《澳門理工學報》已經連續三次(2014 年版、2017年版、2020 年版)入選高等院校主辦學報重要來源期刊名錄。除複印報刊資料外,近年來《澳門理工學報》發表的多篇文章,也被《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及《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等二次文獻轉載。 (編輯部)521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2 期·文學研究·革命歷史小說內外邏輯的裂隙與縫合———重讀《劉志丹》兼及紅色敘事的歷史評價問題吳秀明 俞清瑤[提 要] 小說《劉志丹》所引發的風波,是當代文學史上人盡皆知的事件。 從“十七年”的政治索隱,到改革開放後的翻案敘述,再到文本觀念的發現和重視,學界對該事件的探討經歷了一個異常曲折的過程,沉積着極為豐富複雜的內涵。 《劉志丹》文本及其文學生態,投射出革命歷史小說在內外邏輯即政治邏輯、歷史邏輯、藝術邏輯演繹過程中的裂隙與縫合。 面對多元思想觀念激蕩的當下文壇,革命歷史書寫不僅要接納新歷史小說賦予歷史空間的豐富性,也要正視革命歷史小說提供的理想高度和精神秩序,這理應構成歷史書寫多樣化的要義。[關鍵詞] 小說《劉志丹》 革命歷史小說 紅色敘事 歷史評價[中圖分類號] I206.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2 ⁃ 0126 ⁃ 11《劉志丹》是李建彤以西北革命的重要領導者劉志丹為原型創作的傳記小說,也是一部關於西北革命根據地和西北紅軍的創業史、發展史和鬥爭史。 由於歷史與現實的複雜纏繞,小說於 1962年脫稿後未經出版即引發風波,成為當代文學史上人所共知的一個重大事件。客觀地說,《劉志丹》之進入文學史,並非因小說本身的藝術成就,而於在它所折射的“十七年”文學生態,特別是革命歷史小說在內外邏輯下展示的複雜性和典型性。 所以,自 1989 年的《小說〈劉志丹〉案述評》①以迄於今,學界雖陸續發表了 20 餘篇相關的評介文章,②但這些文章中除《文學評論》所發的兩篇之外,基本都是介紹性的,居半刊發在政治性較強的黨史或准黨史類刊物上,主要側重事件起始過程的陳述,真正對其進行學理分析的並不多,仍給我們留下不少有待深入和拓展的空間,包括史料的考訂和發掘,以及史觀的變化和調整,也包括幾乎被所有文章所忽略的文學文本呈現和版本修改問題。 作為革命歷史小說,《劉志丹》有其特殊性,它的升沉遭際都與政治、歷史密切相關,但它同時又是一部小說(傳記小說),在為劉志丹及其西北革命歷史作傳時,不能不考量藝術性的因素。本文基於上述狀況,圍繞《劉志丹》文本及其周邊文學生態,考察它在內外邏輯即政治邏輯、歷史邏輯、藝術邏輯演繹過程中出現的裂隙與縫合,以“瞭解之同情”的態度重返文學的歷史現場,嘗621
試對其作出更為客觀理性的歷史評價,並通過對相關史料、史觀、文本的互讀,總結經驗教訓,為今天新時代條件下如何認識和評判紅色經典乃至“十七年”文學提供有益的參照。一、一段特殊複雜學術史的回顧與反思《劉志丹》的創作經歷了曲折過程。 1956 年前,工人出版社就將《劉志丹》列入烈士傳記和革命回憶錄的選題計劃,並向劉志丹之弟媳李建彤約稿。 李建彤顧忌“題目太大,思想、藝術還都沒有準備”,加之“同劉志丹相連着的,是一段極其複雜的鬥爭歷史”,③並未輕易答應。 出於出版社同志的熱情鼓勵和對劉志丹的崇敬,李建彤最終決定接受任務。 為此,她曾多次返回陝西搜集史料,先後修改兩稿。 1959 年冬,進而將其改寫成小說,形成第三稿並送習仲勳審閱。 習仲勳看後勸說李建彤謹慎處理這一題材,“建議她分成片段來寫,不要寫成大部頭。 然而,此時的李建彤已難以接受習仲勳的意見”。④1961 年,李建彤完成第四稿後,“習仲勳先後兩次召集李建彤、馬錫五和工人出版社兩位編輯進行座談”,指出小說目的主要是“教育青年一代”、“把劉志丹經歷時期寫成全國的縮影,毛澤東思想的縮影”,並強調:“毛澤東領導革命的正確思想,通過志丹具體實現,最後一段左傾冒險只留下一個陝甘蘇區。 二萬五千里長征有個落腳點,以後又是出發點。 沒有這個東西,就是沒有寫好。 當然也有許多錯誤,但基本路線沒有大錯。 最後是毛主席來了,不然也完了!”⑤然而,當李建彤把第五稿分送給部分老幹部審閱時,原西北革命根據地領導人之一、時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的閻紅彥卻認為“書中有些歷史中央沒有做結論,作者負不了責任”,⑥並致信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建議暫緩出版,並召開西北歷史問題座談會以討論小說涉及的若干“原則性問題”。⑦1962 年,康生的介入加速且加劇了事件性質的升級,⑧使《劉志丹》迅速演變成牽連諸多高級幹部的重大政治事件。 “文革”結束後,《劉志丹》事件幾經周折,直至 1979 年初李建彤向鄧小平和胡耀邦上書反映,提出申訴,最終才獲平反,該小說也於同年 10 月由工人出版社首次公開出版。然而,事情並未就此塵埃落定。 1984 ~ 1985 年間文化藝術出版社陸續出版《劉志丹》三卷本(以下簡稱為“三卷本”),再度引發爭議。 三卷本強化了《劉志丹》(上卷)(即 1979 年工人出版社以 1962 年第六稿為底本出版的版本,以下簡稱為“上卷”)中被刻意淡化的西北歷史問題,並在後兩卷的續寫中突出路線鬥爭。 雖然李建彤在“前言”中申明“因為這不是黨史,不應用黨史的標準去苛求”,也堅稱“小說中的大事件,全是真實的,都有根據”,⑨但事關敏感複雜的政治歷史問題,再次驚動了高層,而對作品作出停止發行的處理。⑩以上即是 1980 年代以來對《劉志丹》事件“一波三折”式的基本敘述。 詹玲和白燁相隔 7 年,先後在《文學評論》發表的《論〈劉志丹〉———一部命運坎坷的小說》、《一部小說的噩運及其他———〈劉志丹〉從小說到大案的相關謎題》兩文,均對此作了論述和辨析。 前者爬梳史料還原事件的發生和演變過程,分析其中摻雜的諸方博弈和多重誘因,折射出“十七年”政治對文學的規訓,並從三卷本的解讀中引申歷史小說的真實性探討。 後者則從傳記文學、黨史和事件分析等角度入手,肯定了小說在藝術虛構和歷史存真之間的調適和探索,認為《劉志丹》“是一部較有文學性和感染力的傳記小說力作”,“映射出了置身其中的人們不同的立場,各自的黨性,乃至多棱的人性”。詹玲和白燁的研究,是建立在實事求是、思想解放的歷史語境和基礎之上。 與李建彤自述所呈現的觀念相似,他們並不把小說機械地視為黨史、軍史、革命史的註腳,而更願意從歷史、美學、人性的維度去認識和闡釋這樁糾纏四十餘年的文學事件。 這使《劉志丹》有了多種解讀的可能。 但事情的另一面是,政治思想領域的“撥亂反正”也在某種意義上規限了“重述”的方向和標尺。 “去政721
治化”並不能真正與“政治”劃清界線,而是選擇了另一種立場態度。 限於“政治優位的歷史觀”,平反工作或多或少存在簡單化傾向,“受難”與否一定程度上代替歷史真實成為新的評價“標準”。同時,“回歸曾脫離的軌道,回歸原先置身的文化秩序的‘中心’”的心態,也對新時期的歷史敘述產生影響,甚至以一種二元對立的邏輯重構歷史。 李建彤在上卷“前言”中的表述,就流露出受冤者的激憤,其話語模式與思維方式,仍隱顯不同地被安置在“十七年”的延長線上。當事人和知情者的敘述無法回避歷史烙印、價值立場和情感態度,乃至囿於個人視角忽視或放大了某些細節,這雖不足為取,但也可以理解。 梁啟超有言,“局中人為劇烈之感情所蔽,極易失其真相;即不爾者,或纏綿於枝葉事項,而對於史跡全體,反不能得要領”,“即在局外者,猶當視其人提絜觀察之能力如何,視其人串敘描寫之技術如何,而其作品之價值,相去可以懸絕焉”。這揭示了歷史敘述、歷史還原的有限性。 更何況,《劉志丹》事件所涉諸事錯綜複雜,一些細節確難辨明。因此,辨偽還真固不可少,但考索隱匿於史料背後的歷史觀,同樣不可或缺。 在這方面,克羅齊“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的論述值得鏡鑒。 新歷史主義特別強調歷史本體與歷史認知之間那層“透明的玻璃”,雖有擱置“歷史真實”之嫌,卻也啟示了一種“片面的深刻”。史料與史觀的雙向互動,無疑需要引起我們高度重視。 當前研究中,“陳情”、“揭秘”等史料很大程度取得了“合法”和“真實”的話語地位,大致形成了翻案敘述為基礎的敘事體系。 但其中也存在若干差別。 例如,詹玲主要通過李建彤及其周邊知情者的回憶完成對事件始末的清理,並依據《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胡耀邦同志關於創作黨史題材文學作品的一個重要批示》等文件精神對三卷本進行丈量。 在此基礎上,白燁評議了引發《劉志丹》事件關鍵人物閻紅彥對小說的意見,發掘了《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等原始材料。 這既是對原有敘述體系的補充完善,也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了對“翻案”式敘述框架的衝擊,為還原歷史的複雜性和多面性提供了新的路徑。從 1960 年代康生的政治索隱和污衊歪曲,到 1980 年代胡耀邦重要批示對黨史題材文學作品“剛柔並濟”的態度,再到黎之提出黨史小說也可以嘗試容納不同意見以利於展開討論的觀點,這一過程表明文學在處理政治與革命歷史題材上的彈性逐漸擴大,其認知裝置和理論範式在發生變化轉型。 就《劉志丹》而言,歷史觀和文學觀的變化,不但對史料開發闡釋及革命歷史題材創作具有引導作用,而且反過來,也存在着新史料對歷史敘述的複證、完善、糾偏乃至顛覆。 這是雙向能動、既充滿裂隙又努力縫合的一種關係。 當然,對作者來講,他在使用新史料之前,還有一個對其進行辨析及如何取舍的問題。 例如,有家屬在整理史料時,就曾發現 1942 年《中央關於一九三五年陝北“肅反”問題重新審查的決定》文件末頁中有以前所“不知道”的“還殺了人”的史料。它對小說某些關鍵事件和形象塑造,乃至歷史真實性構架,有比較重要的影響。 如何看待這些新史料並整合有效信息,對《劉志丹》及其事件作出合情合理的評價,仍是擺在研究者面前的一個難題。二、政治歷史邏輯在場及對創作的影響《劉志丹》事件源於閻紅彥對小說中某些歷史書寫的不滿,康生的構陷使之迅速上升到“反黨集團”的高度。 但問題不止於此。 誠如有論者所言,說康生“不懂文學、不懂小說也是一種誤解”,“《劉志丹》的問題可能不是出在‘怎麼寫’上,因為這種歷史敘事的模式在同時期革命歷史小說那裡是主流,錯就錯在‘寫什麼’上”。儘管這一排他式的論斷略嫌武斷,但它卻昭示了事情的一個重要面向,即“寫什麼”的問題。 在當代尤其是“十七年”,“題材”問題絕不是簡單的藝術問題,同時821
也是一個相對嚴肅的政治問題。 革命歷史小說由於“承擔對革命歷史的講述上的藝術有效性”,參與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話語的建構,這種“歷史無意識”就決定了它與現實政治秩序之間的血脈關聯,並成為其正當性和合法性的元話語。 《保衛延安》、《銅牆鐵壁》等作品的反復修改即是典型案例。《劉志丹》改寫自李建彤已完成的“全是真人真事”的傳記回憶錄。 從上卷看,小說試圖呈現的仍是劉志丹從反抗地主豪強、封建民團的進步青年,艱難創建革命武裝、開辟陝甘根據地、與左傾路線鬥爭,直至成長為“群眾領袖、民族英雄”(毛澤東語)的光輝歷史。 李建彤在完成兩稿後決定將傳記改為小說,或許是考慮到題材的政治邏輯和歷史邏輯問題。 其中最棘手的,自然首推西北歷史問題的書寫。 有關材料顯示,習仲勳曾多次向李建彤表達如何把握“西北黨史分歧意見”的憂慮。直至 1962 年《工人日報》、《中國青年》、《光明日報》等報刊開始發表《劉志丹》部分章節時,習仲勳仍囑咐李建彤在出版小說前送交持不同意見的西北老同志審閱,“寧可在出版之前讓他們把意見講出來,發現問題還來得及修改,避免在出版後引出亂子”。顯然,後來事態的發展很快超出了作者的預料。 當然,這不能簡單歸咎於閻紅彥等人缺乏藝術修養,其中還存在着當事人與作為旁觀者的讀者、研究者因知識結構、情感立場、閱讀視角不同而導致的差異性體驗,以及特殊政治環境下認識機制和思維模式的制約。如果說習仲勳對李建彤的多番勸阻,是基於《劉志丹》涉及的功過是非可能引發現實政治爭議的敏感和謹慎,那麼李建彤似乎更相信對歷史邏輯的遵從可以避免是非麻煩。但是,“為什麼記和記什麼,當然也會體現記者所處時代的觀念以及記者本人對時代觀念的理解,可以肯定那不會是多麼‘客觀’的記錄”,“研究者的歷史觀,他對事情的觀點、趣味,必定要投射到他對‘過去’所作的敘述中”。由此可見,《劉志丹》至少與“真人真事”隔了兩層,即文獻史料對劉志丹的記載,和李建彤對文獻史料的判斷。 更為複雜的是對於劉志丹和西北革命史的評價和書寫,分別滲透、浸染了建國前後兩個階段的意識形態特徵,這增加了作者把握歷史真實的難度。 20 世紀三四十年代對王明左傾路線的肅清及其過程中的矛盾衝突,都可能導致史料記載的傾向性和尖銳性;而建國後時代主題的變化則對歷史敘述施加了相異的作用力。 另一方面,閻紅彥等老幹部同樣並不單純針對《劉志丹》本身的文學書寫;在某種程度上,更深層次的是對李建彤視為“結論”和“依據”的 1942 年西北局高幹會議《邊區黨的歷史問題檢討》的異議。這使歷史邏輯被置於現實的複雜人事關係之中,並從中浸漬着作者和讀者的個性化理解乃至“偏見”。 也就是說,其時並不存在一個靜態恒定的、已完成意義上的“歷史本體”。 儘管歷史有其質的規定性,但對歷史的觀照,由於無法越過擋在它面前的那層“玻璃”,職是之故,所以歷史敘事始終存在可資進一步追問和討論的空間。 這也是《劉志丹》幾番陷入爭議漩渦的根源。政治邏輯固然讓《劉志丹》面臨強大的壓力,並在特殊環境下壓倒了歷史邏輯的實現可能。 但需要正視,《劉志丹》所涉西北革命歷史本身,就內含着政治邏輯和歷史邏輯相互碰撞與融合的問題。 從二三十年代中國革命的總體圖景來看,西北革命根據地有其特殊性。 這主要表現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它的確需要並且在某種程度上也存在相對獨立性:因為地處偏遠、通信不便,西北革命根據地不時與中央處於失聯狀態;即使中央代表傳遞有關決議指示以領導西北革命,但由於戰爭環境下敵我鬥爭情況和路線方針的不穩定性,中央與地方信息“不對接”的狀況仍常發生。 長征時期,中央甚至不能確認西北革命根據地是否存在,直到看到國民黨報紙關於國民黨軍隊進攻陝北紅軍劉志丹的報道後,毛澤東才“確定將中共中央和紅軍的落腳點放在陝北”。因此,如何處理中央921
和西北革命根據地的關係是創作《劉志丹》的一個難題,並成為事件發酵的關鍵所在。 閻紅彥批評小說“把西北革命領袖劉志丹拔高為全國的領袖”,很快被康生發揮為“誇大和歪曲”西北根據地的地位和作用,主要是基於這一原因。上卷顯示,李建彤並未對此掉以輕心。 小說描寫劉志丹勤讀《新青年》等進步雜誌,萌生了學習蘇俄那樣推翻舊制度、開創新天地的革命理想;在革命者魏野疇的影響下,他投入政治宣傳、創辦平民夜校、破除民間迷信,認清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興起”的歷史潮流,並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新潮流》)。 這從思想和組織層面解決了共產主義和中國共產黨對劉志丹的領導關係。 小說多次提及劉志丹學習《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文章,將井岡山模式視為西北革命的方向、希望和榜樣(《渭華起義》、《星星之火》);面對建立平原根據地、奪取中心城市的錯誤指示,劉志丹根據湘贛邊界山地割據經驗以及《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紅四軍黨代表大會決議》精神,與左傾冒進路線據理力爭(《分歧》)。 如作者所言,小說表達了“只有毛澤東同志的路線,才引導革命走向勝利,那時陝北根據地和中央沒有聯繫”,“在小說中就特別強調劉志丹同志求教於毛澤東同志的著作,走井岡山的道路”。作者由此完成了毛澤東戰略思想領導西北革命的敘述。 同樣,三卷本的續寫部分,也以較大篇幅描寫中央及時下令停止陝北肅反,如實反映中央挽救了西北革命根據地、西北為中央提供了落腳點和出發點的歷史樣貌。 以上種種,表明李建彤在這一關鍵問題上保持了嚴肅謹慎的創作態度。隨着時代環境的變化,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逐漸寬松的政治氛圍和多元化趨勢的出現,政治、歷史對文學的影響力度和作用方式也發生了明顯轉變。 這種情形,自然會對《劉志丹》的修改和續寫產生影響。 或許是出於對敏感問題的避諱,上卷有意淡化甚至“改寫”了三甲塬繳槍等有爭議事件,而三卷本則詳細鋪陳事件起因、經過和結果,對其作了頗為不同的處理。 這也表明革命歷史小說開始呈現多樣發展態勢。 李建彤表態說,“這次寫這個題材,準備一次就寫個徹底,把所有涉及劉志丹的問題寫清楚,不留給後人”,“這個題材只有我敢這樣寫”。顯然,李建彤是想以個人的理解來“解決”某些歷史爭端。 然而,政治的、歷史的邏輯仍是籠罩這個題材的強大“在場”,留給她可供馳騁的空間其實並不太多。 最終,由於諸多因素的合力作用,導致了《劉志丹》修改和出版的再次受阻。三、藝術邏輯成效及與版本之間的關係不管外在的政治歷史邏輯如何重要,成為今天研究《劉志丹》的重要依據,但它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和維度。 因為無論怎麼說,《劉志丹》是小說,不是政治和歷史讀本。 而小說,它的核心問題是用文本方式敘述一個故事,在此基礎上塑造人物,給我們以形象生動而又具體切實的審美感受。由之出發來評價和考察《劉志丹》,我們就有了如本節小標題所示的藝術邏輯,一種較之政治歷史邏輯更內在、也更富人學意蘊的思維演繹。 這裡所說的藝術邏輯,主要是指《劉志丹》在循守歷史大關節目和既定框架結論的前提下,理順其情節和人物性格因果邏輯鏈,使之合情合理,真實可信。用白燁的話來說,就叫“大處有依據,小處合情合理,可以在真實性的基礎之上,做某些串接、連綴、綜合與取舍,以突出主要形象,增強人物的生動性與感染力”。因為小說畢竟是小說,它自有與政治歷史不同的評價標準。 有的來自政治歷史的東西,如果缺乏應有的藝術邏輯,往往給人失真之感。 反之,有的雖屬子虛烏有,但因顯示了藝術可然性、必然律,卻給人以很強真實感。 這就是文學之所為文學的奧秘所在。031
應該說,《劉志丹》作者在長達近四十年曲折經歷的寫作中,對此是深有感受和體會的。 她有自己的藝術追求,也有自己的苦衷。 在政治邏輯“優先”的情形下,如何協調和處理藝術邏輯與政治邏輯、歷史邏輯之間的關係,的確是有難度的,它涉及作者的政治、歷史、藝術素養及將其融會貫通的整合能力。 如果說初稿時“革命回憶錄”的定位,造成作品“全是真人真事,人物太多,使人眼花繚亂”,過於飽和的人事引進擠壓了藝術敘事的空間,阻礙了對思想性格邏輯的合理推理,反而難以深入歷史的本質的話;那麼,後來由“革命回憶錄”到“傳記作品”再到“傳記小說”,尤其是在1980 年代中期提出的“是寫劉志丹一生的經歷,不是寫黨史”,“是傳記小說”等理念,表明她對藝術獨立性有了某種自覺認識和維護。 於是,與原來的“傳記作品”相比,其被政治歷史壓抑了的藝術潛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釋放。例如,1979 年版前三章對劉志丹從一個普通的農家子弟,成長為西北革命根據地的領袖人物,主要是通過其自身經歷、祖父教導和進步書籍閱讀等方面來完成的,相對比較簡單。 1984 年版在不改動大框架的有限空間內,適當擴充了篇幅,按照藝術想象填補了原先遺留的空白和裂隙,增加了不少反抗鬥爭、排演進步戲劇以及與革命者接觸等方面內容。 因此,較之前版,顯得更真實也更豐富。 當然,在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恐要數三甲塬繳槍,這是作者由政治邏輯和歷史邏輯引發的對原有簡單粗糙敘事的一個修正和彌補。 因為這一事件涉及對西北歷史的評價,限於當時的歷史條件,所以李建彤只好擱置。 而在後來大幅修改的三卷本中,根據藝術典型化的需要,則對其展開了較為充分的描寫。 更為主要的是,它由此及彼,將其納入紛紜複雜的歷史場域中,揭示了革命隊伍中潛藏的更深刻更隱蔽的人性人格的“歧義”。當然,在講這個問題時,要注意與黨史、軍史、革命史密切相關的劉志丹題材的特殊性,作為傳記小說,它是不能太“任性”的,留給作者個人闡釋的空間原本就比一般的小說要少得多。 進一步說,一個脫離歷史原型的個人化的劉志丹,也許並不符合讀者的閱讀期待。 但惟其如此,藝術邏輯運演就更為重要,也更為難能可貴。 這也提醒我們,不能套用一般教科書的藝術原則和標準來批評之,甚至挑剔之、否定之。 這亦是評價紅色敘事尤其是像《劉志丹》這樣比較特殊的傳記小說需要注意的另外一個問題。行文及此,就自然而然地涉及劉志丹形象的塑造。 這也是我們考察《劉志丹》藝術邏輯的一個重要維度。 這裡有必要提及三點:首先,作者根據歷史原型的基質,按照傳記小說的文體特點,較為完整地展現了劉志丹從為貧苦百姓打抱不平的有志少年,到反抗封建學閥和民團惡吏的學生領袖,再到投入革命潮流的軍事將領的全過程。 特別是後者,即投身革命洪流後幾經挫折創建根據地及西北紅軍,這一過程,不僅成為小說敘事的主要矛盾和情節動力,而且也集中體現了劉志丹的思想性格和精神品質,其書寫雖略顯粗糙,但卻脈絡清晰,邏輯有序。 其次,該形象的塑造融涵了作者的理想化色彩,它基於歷史而又高於歷史,對其人性明面作了強化乃至某種純化的處理,打上了 1960年代至 1980 年代那個時代的印記,是那個時代“典型”或“典型化”理論的產物。 富有意味的是,與劉志丹不同,對於革命隊伍中的杜康、陳宏等,也許因為納入了否定性的義理體系之中,作者則頗為大膽地以安逸享樂和權力欲望去展示其心理情感和行為邏輯,在相當程度上實現對理想化寫作模式的超越。 三是在塑造劉志丹形象過程中,還安排和穿插一些富有情趣的細節和場面,如第二章《官逼民反》中有關劉志丹與好友馬羅武、李宜如在永寧山上智救閻小盛的場景描寫,其身臨險境,可敬者朋友之交義薄雲天、可歎者對抗縣官不惜己身,誠如有研究者所說,“就頗帶一種武俠小說的筆法”。這些細部描寫,對於劉志丹形象因理想化寫作帶來的某種神化誇飾之弊,是有一定的彌131
補作用,它至少給他添加了一抹浪漫的色彩。需要指出,相比於一般的傳記小說(尤其是領袖傳記小說),《劉志丹》對人性陰面的描寫,份量是比較多的,某種意義上,這是全書藝術描寫較為深切細致的一部分。 正因如此,它才能有力揭示人性負值對當時根據地危害和破壞的慘烈程度,同時也有效地反映和烘托劉志丹的高尚品質。 當然,或許是限於作者的情感立場等其他諸多因素,上述對革命隊伍中人性對比衝突的有關描寫,往往被納入是非善惡分明的二元對立範式,它與今天見到的小說是不一樣的。 倘若追問下去,就涉及“大寫的單數的歷史”與“小寫的複數的歷史”之間矛盾關係的處理,情況比較複雜。 在紅色敘事的構圖中,如何將歷史的碎片納入整體軌道,如何處理歷史的“負面”,是一個嚴肅的問題。 革命歷史小說基於政治邏輯,往往對歷史進行“革命性理解或黨性過濾”,“用秩序化的語言講述‘反秩序’”,同步完成“從舊秩序的崩潰到新秩序的建立”的雙重任務。因而在《劉志丹》裡,正反雙方的性格邏輯和衝突鬥爭涇渭分明,今天讀來,雖不免有些扎眼,但它卻合乎紅色敘事的規範。最後,講《劉志丹》的藝術邏輯,還不能不涉及版本問題,這一點似乎被人忽略了,而它應該成為進行藝術評判的前提和基礎。 李建彤在 1962 年前先後形成六稿。 其中康生調查所用為第三稿和第五稿;1962 年《工人日報》等報刊發表的,以及 1979 年用於審查平反並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劉志丹》(上卷)是第六稿。 上卷即通常用以《劉志丹》事件研究的版本。 1985 年和 2009 年,分別出版了李建彤修改、續寫的三卷本以及經李建彤子女劉米拉、劉都都修改的新修版。 嚴格來說,探討《劉志丹》版本問題應當把 1962 年以前的成稿納入視野。 從當事人回憶錄,尤其是習仲勳的修改意見可知其大致演變輪廓。 這些修改集中於中央與西北、毛澤東戰略思想與劉志丹革命成就之間的關係問題,以及西北歷史問題的處理。 雖則如此,由於基礎史料的佚失和時代環境的變化,兼之中央早已對上卷作出明確結論,再對前五稿進行比較分析,以探查上卷的“前史”,既缺乏充足條件也無太大的必要性和價值空間。 因此,下文的論述,以上卷、三卷本、新修版這三者為主要對象。粗略估算,第一次修改(在上卷基礎上形成的三卷本)超過 90 處,這還不包括兩個新增章節《戰士的愛情》、《陳宏有疾》。本次修改主要有兩種形式。 一種是對上卷章節進行拆分組合、重新命名,使小說結構、情節安排、章節主旨更加清晰。 如上卷第一章《少年遊》拆分為《少年遊》、《鬧廟會》,第二章《官逼民反》拆分為《永寧山》、《官逼民反》。 第二種在形式上包含前者,但更重要的是對原有情節的增、刪、改,以及由此導致的事件性質改變。 後者涉及本質內容。 例如,三卷本以方自強、田耕代替謝子長等情節,新增人物陳宏。另一值得關注的是三卷本對人物情感的渲染,包括愛情、親情兩方面內容。 三卷本鄭重提出“保護戰士的婚姻自由”是革命的題中之義,並在鬥爭敘事中穿插馮蕙瓊與劉志丹、王兆平,楊郁文與徐一知,白玉紅與羅炎等愛情故事。 在親情方面,小說強化劉培基與劉志丹的父子情,進而使劉培基形象更加正面。這次修改主要在於政治歷史判斷和情感補敘。 前者致力於表達對某些歷史問題的異見,後者則體現了對“革命”總體認知的轉變,屬於我們這裡所說的藝術邏輯的範疇。相比之下,第二次修改(即李建彤子女修改三卷本形成的新修版)改動幅度小,修改內容集中。據統計,近 20 處改動幾乎全部圍繞馮蕙瓊和劉志丹的情感線索,且以刪減為主。這正是針對三卷本的新增內容。 就藝術效果而言,“革命時期的愛情”推進了劉志丹形象的“人化”。 馮蕙瓊與劉志丹志同道合,互生好感。 但劉志丹因對包辦婚姻負責,加之革命工作的不確定性,為馮蕙瓊着想希望她“找個一身輕的人”。這些世俗化的情感書寫,把大時代中普通人的人生無奈和兩難抉擇置於“英雄”、“領袖”身份之上,使三卷本劉志丹比上卷的“革命者劉志丹”顯得更加立體真實,某種意231
義上也重新定義了革命的面貌。 因此,新修版對劉志丹形象的清理,讓革命主題重新得到集中。“革命”與“情感”的關係處理,是兩次修改的矚目點和分歧點。 在“十七年”,文學作品中的情感被不斷潔化,直至“文革”期間走向極端,完全成為意識形態話語的載體。 最典型的當推嚴格依從政治邏輯,表現出“強烈的革命倫理代替家庭或血緣倫理的傾向”的樣板戲。三卷本加強情感敘事,顯示出承認並寬容人性、情感與革命之間共時並存的傾向,一定程度地柔化了堅硬的政治邏輯,偏離了“十七年”的文學倫理及其敘事模式。 這一探索暗合了 1980 年代啟蒙史觀對革命史觀的“修改”,敞開了革命敘事的另一面向。 此外,這兩次修改也展現出不同代際對革命歷史的想象方式和解讀路徑的差異。 三卷本在某種意義上是革命同代人在“後革命時代”的歷史重述,內含着“親歷者”和“敘述者”雙重視角,涵括了革命歷史內部豐富性紋理的還原,以及開創新天地的浪漫想象與舊時代的現實束縛之間矛盾複雜性的呈現。 新修版則主要代表了下一代“以後視前”的觀察立場。李建彤遍歷時代的大起大落,她目睹革命理想的實現,遭遇“革命的第二天”的挫折,繼而迎來改革開放。 她的人生因《劉志丹》而與上述歷史節點緊密相連。 如果說受益於史料的搜集和相關人員的把關,上卷更顯客觀;那麼三卷本恐怕滲透了更多生命體驗。 劉志丹與左傾路線鬥爭並被多次構陷的經歷,和李建彤在極左環境下因《劉志丹》蒙冤十數年的苦難異質同構,不能不讓人感慨歷史的吊詭。 正因如此,三卷本對左傾錯誤路線的批判乃至極端化、臉譜化的形象塑造,未嘗沒有作者的情感投射和心理代償的作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個人經驗對歷史事實的擠壓和變形。 這其中也多少雜糅了 1980 年代在理想、激情這些關鍵詞上對革命年代的回應,以及被政治邏輯壓抑多年後文學想象所釋放的能量。 雖然從內容豐富性和藝術審美性的維度上看,三卷本的修改不失為一次成功的嘗試,即或站在歷史的角度,革命者在舊式婚姻和新式戀愛之間的矛盾選擇,也是合情合理,但其中出現的個人化、解構型傾向不免引發爭議。 當然,對此下結論也需慎重。 1990 年代以後出現的新歷史小說,其所解構的對象,往往也正是“十七年”紅色敘事努力建構的產物,兩者皆是歷史鏈條中的一個環節。 至少應當承認,三卷本是紅色敘事多樣化、重啟歷史空間的一種探索。與李建彤為代表的革命同代人相比,下一代的革命想象主要是歷時性而非共時性的。 “革命”並未與“青春”並軌,而是共和國的序曲前章。 作為下一代的“歷史記憶”,它承擔着憶苦思甜的功能和確立現實合法性的任務,往往突出其中艱苦的、充滿血與火的一面;而作為革命同代人的“青春回憶”,它在一定程度和範圍內被表述得浪漫生動以至擴充“革命”內涵,也是理所應當。 新修版剪除劉志丹的愛情故事,重新樹立合乎主流認知的革命英雄形象;刪除馮蕙瓊和楊郁文“死而復生”這些戲劇性橋段,增加了兩段革命烈士故事。 這些修改都使革命敘事的主題“重回正軌”,表現出“十七年”搭建的知識譜系及其歷史想象的當下承續。 這一敘事模式背後更多是知識化、理性化的判斷而非夾雜在歷史回望過程中諸多複雜綿密的情感要素,更非希圖借文學重返、重歷甚至重構歷史的旅程。 在這裡,“英雄”是已有定論的、成型的嚴肅對象。多元化時代為文學提供了更加開放寬容的語境,不僅不同代際所持歷史觀相距甚遠,同代人之間也迥然有異。 以新歷史小說為例,它以民間立場、邊緣視角和慾望書寫拓展歷史邊界,展現了革命歷史小說的多種可能。 這又與子女修改的新修版《劉志丹》不同,後者和李建彤在認同共產主義信仰是革命原動力的基本觀點上是保持一致的。 當然,這裡還存在子女修改的繼承性、修改在原文系統中的有限性等問題,畢竟修改並非另起爐灶,它仍然容納了觀念轉換的痕跡。331
四、結語《劉志丹》事件及其在 1980 年代以後的兩次餘波折射出文學場域的複雜性。 關於革命歷史小說或曰紅色敘事的討論,不能局限於藝術範疇內,它與小說原型的發生年代、作者創作的時代背景緊密相關。 更不要說,藝術與政治歷史之間原本就存在着難以縫合的裂隙,其中有的甚至還夾雜着對政治歷史問題乃至某些“結論”的分歧與爭論。 在“十七年”,現實政治領域的波動往往又與歷史問題相互掛鉤,導致文藝難以避免地成為某些重大事件的引線或被卷入運動,印證了時人所言,“當代文學史不是作家史,不是作品史,而是事件史、現象史和問題史”。即便在改革開放以後,革命歷史小說,尤其是像《劉志丹》這樣的處於黨史、軍史、革命史中心漩渦的關鍵性題材,也不可能成為文學主體性和個人化寫作的實驗對象。 因此,簡單套用西方人物傳記理論(如懺悔意識),甚至一般的文學理論來解讀,並不合適。進入 21 世紀,存在主義歷史觀、西方馬克思主義歷史觀、新歷史主義歷史觀等西方諸多主義觀念並置共存,與中國社會上出現的諸多思潮互為呼應又相互激蕩,形成了多元開放的複雜話語空間。 這些思想的進入,相當程度地抽離乃至置換了革命敘事的固有邏輯,使其背後的歷史觀和價值觀受到了嚴峻的挑戰。 於是,曾經領銜文壇的紅色敘事受到冷落與貶抑,而書寫歷史與人性負面的新歷史小說則盛行一時。 《劉志丹》的修改對“情感”的強調,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視作這一進程的“先聲”。 從精神情感的豐富性出發,人們也許對以往紅色敘事感到某種不適或不滿,抱憾於它在展開“大歷史”敘事中沒有充分敞開“小歷史”。 但與此同時,也必須看到,紅色敘事畢竟是當代中國文學的一個比較特殊的文學形態,它不能“一味地尋找人性的下限,而不願意面對我們人性中的標高,更不願意直面整個中華民族新的歷史前景和新的歷史挑戰”。如那樣,不僅有違於歷史真實,而且也會導致創作的概念化和公式化。 這種情況,從近些年的新歷史小說中不難可找到例證。某種意義上,這也可以說是新歷史小說在當下日漸式微,對《劉志丹》等紅色敘事及“十七年”文學的評價出現某些反轉的一個重要原因。歷史書寫是多樣化的,我們不排拒後現代主義對歷史空間的闡釋有其合理、有效的一面,它的出現豐富充實了革命敘事的內涵,但也應該看到它的有限性和局限性。 對於革命歷史的書寫,首先要注意的是對總體原則、歷史大勢、關鍵節點和重大事件的真實性把握,這是紅色敘事的倫理底線。所謂的外在邏輯也就是政治邏輯、歷史邏輯,含意即此。 也正是基於這樣的事實和道理,黃子平將這些革命歷史小說寫作,統稱為“在既定意識形態的規限內講述既定的歷史題材,以達成既定的意識形態目的”。當然,外部邏輯不能代替內部邏輯,或者說政治邏輯、歷史邏輯不能代替藝術邏輯,它們各有所司,各有所能,彼此所謂的縫合也是相對的,相反,裂隙則是絕對的。 對於內外邏輯(或曰三個邏輯),關鍵不在揚此抑彼,或揚彼抑此,而是應在時代精神統攝下,從中尋找與自己藝術個性相契的最佳“結合點”,或曰最大“公約數”。 這也許是一代學人應盡的學術使命,自然,也是當下評價紅色敘事的一個比較合適的路徑和方法。① 魏新生:《小說〈劉志丹〉案述評》,太原:《黨史文匯》,1989 年第 4 期。②如董存發:《《劉志丹》 引起的政治風波》,福州:《福建黨史月刊》,1993 年第 4 期;子舒:《小說〈劉志丹〉被批判內情》,瀋陽:《黨史縱橫》,2002 年第 4期;熊坤靜:《〈劉志丹〉:一部命運多舛的長篇小說》,431
南昌:《黨史文苑》,2009 年第 7 期;李誠:《小說〈劉志丹〉引發的“文字獄”》,瀋陽:《共產黨員》,2010 年第 5 期;武文笑:《〈劉志丹〉背後的軒然大波》,福州:《福建黨史月刊》,2010 年第 11 期;李德潤等:《人民珍愛的作品任何力量也摧毀不了 ———訪小說〈劉志丹〉的作者李建彤》,北京:《人民日報》,1979 年 9 月6 日;蘇一平、艾克恩:《嚴冬過盡綻春蕾———長篇小說〈劉志丹〉出版隨想》,北京:《人民日報》,1980 年 1月 9 日;張庚午:《傳記小說〈劉志丹〉》,北京:《人民日報》,1984 年 5 月 3 日。 此外,還有五六篇發在《百年潮》、《時代潮》、《湘潮》、《炎黃春秋》上,但這類刊物,也是社會政治刊物而不是學術刊物。③⑥⑨李建彤:《劉志丹》 (上卷)前言,北京:工人出版社,1979 年,第 1 頁;第 3 頁;第 1、3 頁;第 8頁;第 2 頁。④⑤田方:《習仲勳和劉志丹的榮榮辱辱》,北京:《炎黃春秋》,1995 年第 10 期。⑦李原:《閻紅彥和小說〈劉志丹〉》,北京:《百年潮》,2003 年第 3 期。⑧關於康生的介入,李建彤和閻紅彥秘書李原提供了不同意見。 李建彤認為閻紅彥在北戴河會議期間向康生告狀,而李原回憶康生於閻紅彥之前已介入此事。 參見李建彤:《劉志丹》 (上卷)前言,第 3 ~ 4頁;李原:《閻紅彥和小說〈劉志丹〉》。⑩王曉中:《小說〈劉志丹〉第二次被禁情況補充》,北京:《炎黃春秋》,2011 年第 11 期。詹玲:《論〈劉志丹〉———一部命運坎坷的小說》,北京:《文學評論》,2007 年第 1 期;白燁:《一部小說的噩運及其他———〈劉志丹〉從小說到大案的相關謎題》,北京:《文學評論》,2014 年第 5 期。白燁:《一部小說的噩運及其他———〈劉志丹〉從小說到大案的相關謎題》。吳秀明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問題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6 年,第 321 頁;第260 頁。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 (修訂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 219 頁。上卷前言闡述了“問題的發生”、駁斥“種種罪狀”。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 年,第 94 頁。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課堂講錄:視野、角度與方法》,北京:三聯書店,2005 年,第 81 頁。白燁在《一部小說的噩運及其他》一文中認為郭洪濤從延安時期“一方面多次做檢查,一方面不斷做申訴”的現象“很有意味”,但未對此作出評論。 對此現象的在意,某種意義上承認了兩種敘述聲音的客觀存在。 這揭示了歷史現場的複雜面,衝擊了原先具有某種定論和權威性質的敘述話語。“批示”指出:“作者創作以黨史為題材的文學作品,黨允許作者在風格和藝術上的自由選擇,不要干預,但在這類作品中,特別是在文學傳記作品(包括小說、戲劇、電影、電視片)中,不應虛構重大的黨史史實,對黨的歷史人物的描寫,更不能歪曲。 因為這不是藝術領域內的是非問題,而是政治領域的是非問題,也是作者的社會責任和職業道德問題。”胡耀邦:《胡耀邦同志關於創作黨史題材文學作品的一個重要批示》,福州:《福建黨史通訊》,1986 年第 3 期。黎之評價《劉志丹》案時說,“以我幼稚的想法,一本書只要不害國害民,還是讓它發行,有什麼不同意見展開爭論,也許對歷史、對文藝、對讀者都會有些好處。”黎之:《文壇風雲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 年,第 286~ 287 頁。轉引自吳殿堯、宋霖:《朱理治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 年,第 139~ 140 頁。許道軍:《千秋家國夢:中國現代歷史小說類型研究》,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12 年,第 95 頁。洪子誠:《問題與方法: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講稿》(增訂本),北京:三聯書店,2018 年,第 19 頁;第23 頁。范民新:《十六年的苦難考驗》,轉引自邢成思:《一部小說引發的一場冤案》,石家莊:《文史精華》,2013年第 5 期。賈巨川:《習仲勳冤案始末》,北京:《炎黃春秋》,2011 年第 1 期。對於 1962 年冤案和圍繞三卷本的爭端,李建彤皆站在“小說中寫的重大政治事件”都是“真人真事”這一立場進行辯護。 參見上卷和三卷本兩個“前言”和王曉中文章。羅志田:《知人論世:陳寅恪和傅斯年的史學與現代中國》,北京:《讀書》,2008 年第 6 期。531
參見李原:《閻紅彥和小說〈劉志丹〉》;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3 年,第286 頁。楊尚昆:《楊尚昆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年,第 152 頁。子舒:《小說〈劉志丹〉被批判內情》,瀋陽:《黨史縱橫》,2002 年第 4 期。李建彤:《劉志丹》 (第 1 卷)前言,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4 年,第 1 頁;第 310 頁。黃子平:《“灰闌”中的敘述》,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 年,第 8、11 頁;第 2 頁。廣義上說,“第一次修改”分為兩部分,即修改上卷形成三卷本第一卷、續寫第二、三卷。 基於此前提,本文的數據是指狹義的“修改”,即三卷本第一卷對上卷的修改。 它既包括更改人名等細節,如榆林中學校長“杜斌承”(上卷《新潮流》)改為“杜斌丞”(三卷本《新天地》);也包括增加劉志丹學習《共產黨宣言》、排演《愛國賦》、《列寧傳》等愛國戲(《新天地》)等輔助情節;更包括改動謝子長與劉志丹的交往史(《火種》)等關鍵內容。詳見上卷《南下》、《分歧》 和三卷本《究竟為什麼》、《西安行》。 相應增加的細節鋪墊主要見三卷本《走南梁》和《陳宏有疾》。陳宏在《三道川叛亂》中出現,新增章節《陳宏有疾》說明其主要性格和功能作用。 陳宏與謝子長形象的改動密切相關。例如,三卷本獨立出《父子情》一章,渲染父子久別重逢之情。 上卷寫父子情謹慎含蓄,相關詞句如“這次志丹來了,老頭兒滿心歡喜”(第 178 頁)。 三卷本更自然親切,“劉志丹剛進門,劉培基就掉下淚珠,忙又擦掉,說:‘你一出去就是三四年,連個信也不寫一封……’”,“志丹也熱淚兩行” (第 195 頁);並增加細節描寫,如“拉着兒子的手,又細看臉色”、“偏着頭,打量兒子”等等。 相應地,“劉培基心眼最多”(第178 頁)改為“劉培基是個多心人”(第 196 頁),用詞更中性,增加劉培基說“決不幹壞事,不給兒女留後患。 能脫身就回家務農”(第 199 頁)等內容。如刪除劉志丹關心馮蕙瓊工作、馮蕙瓊為劉志丹洗熨衣服和縫扣子等內容(《火種》);刪除馮蕙瓊掩護劉志丹進西安城(《星星之火》)。 第一卷末起以何婕舒替代馮蕙瓊,兩人的感情被置換為同志情、兄妹情。 何婕舒“精明、幹練,同時透着青年人的熱情、潑辣”(新修版第一卷,第 373 頁),更加符合女革命者的典型形象。 其餘兩卷的修改大體如此,如第二卷《馮蕙瓊奔耀縣》、《在照金》兩章,馮蕙瓊父母對劉志丹的深厚淵源、馮蕙瓊與劉志丹之間互生好感,第三卷《囚徒之歌》中馮蕙瓊與劉志丹共同執行任務的內容,皆被刪改。李建彤:《劉志丹》 (第 3 卷),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5 年,第 172 頁。這裡主要指“文革”結束後思想解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歷史語境。李潔非:《典型文案》“寫在前面”,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 年,第 4 頁。李敬澤等:《吹響二十一世紀軍旅文學的“集結號”———傅逸塵編著〈“新生代”軍旅作家面面觀〉大家談》,江蘇常熟:《東吳學術》,2019 年第 2 期。作者簡介:吳秀明,浙江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俞清瑤,浙江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杭州 310028[責任編輯 桑 海]631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2 期趙樹理與《紅旗》相關史實考論畢文君[提 要] 在當代作家與《紅旗》關係的探討中,趙樹理是最先進入學界研究視野的作家之一。 他與《紅旗》相關的史實有四個方面的內容:約稿、去信、刊文、批判,因約稿而撰文、寫信,因而受到批判,這是作家與時代共處的一種非常態方式。 趙樹理對此事的認真足以說明黨刊《紅旗》的意識形態影響。 他在《紅旗》的已刊稿以姿態性的方式確認了作家的時代位置,也使研究者可以以黨刊與文藝關係的角度,從時代縫隙處再度打量這位作家。[關鍵詞] 趙樹理 《紅旗》 當代文學 文藝生產[中圖分類號] I206.7; G2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2 ⁃ 0137 ⁃ 11翻閱 1959 年的《紅旗》雜誌,處處可見與人民公社成功經驗相關的文章,如第 3 期的《高唐縣人民公社是怎樣大辦工業的》,當期社論更以“十分指標,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幹勁”作為鼓動各行各業加快步伐、實現大躍進總目標的“戰鬥口號”,①這樣的高調輿論姿態為 1959 年標註了歷史的基調。 而這一年出版的圖書,很多是農業豐產經驗和大煉鋼鐵經驗的展示和交流,諸如《1959 年山東省穀子豐產經驗》、《1959 年廣東省早稻高產經驗》、《1959 年全國小高爐生產技術會議資料匯編》等,對數量的追求和對現代化的向往,構成了 1959 年中國歷史進程中的關鍵詞。 然而,也正是在這一年,轟轟烈烈的人民公社、大躍進運動出現了很多問題,成為越來越沉重的話題。 在 1959年,趙樹理這位處於歷史風口浪尖的作家,以其對農村的深入瞭解表達了對時代主流的認知,其中有分歧,有不解,有困惑,更有直言不諱的坦蕩。 他因而奮筆直書,也因而擱筆長歎。 他在這一年的行為與選擇顯得相當執拗,然而在時代車輪的疾馳中,可以看到這位作家身上難能可貴的真。一、先行者趙樹理:如何對待農業合作化、公社化觀察 1959 年趙樹理與《紅旗》的相關史實,有一點問題十分值得注意,那就是 1959 年的趙樹理為何會在接受了《紅旗》主編陳伯達的小說稿約後,最終捨棄了文學創作,而寫了一篇未能在《紅旗》刊發的政論文《公社應該如何領導農業生產之我見》。 這一行為選擇背後的深層原因是什麼?在趙樹理因給陳伯達的兩封信和這篇未在《紅旗》發表的政論文而受到來自中國作家協會的批判時,他依然固執己見的理由在哪裡? 這兩大問題都與他如何對待農業合作化有關。 洪子誠在《中731
國當代文學史》中這樣敘述這個時期的作家趙樹理:對於 1958 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給農村生產、農民生活帶來的嚴重問題,趙樹理十分不安,不但寫不成小說,也找不到對國計民生有補的事……他給《紅旗》雜誌寫了長篇文章《公社應該如何領導農業生產之我見》,並寫信給《紅旗》主編陳伯達和中國作協領導邵荃麟,全面陳述自己的看法。 在 1959 年的“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中,他成了中國作協整風會上受“重點幫助”、批判的對象。②文學史研究者關注作家在特定歷史時期的寫作姿態,趙樹理“文攤”作家的自我宣示,一方面表明了他對待文學創作的態度,那就是從實際工作中出發的寫作,向壁虛構之事在他看來只是文學的末路;另一方面,他這種相對狹隘的寫作姿態讓他在更為複雜的歷史情境中顯得落寞與不合時宜,這些都造成了他在 1959 年的困境。有學者認為:“如果說趙樹理的小說在建國後確有某種後退,或與主流意識形態確實產生了某種裂隙、齟齬,那就是源自合作化運動。 趙樹理建國後的絕大部分創作都是對農業合作化的回應,但這個歷史事件卻危及了趙樹理的價值底線。 撇開合作化,你不可能看到一個真實的趙樹理。”③趙樹理對待農業合作化的態度大致經歷了歡迎、支持到質疑、反思的過程,不妨以 1957 年、1958 年他的寫作與文學活動為線索,來瞭解這位作家對待農村與農業合作化的態度。1957 年趙樹理的兩篇文章值得注意,一篇是寫於 1957 年 4 月的《“出路”雜談》,該文發表在《中國青年》1957 年第 9 期,這篇文章中他以勸慰的口吻來說服當時在農村的知識青年能夠安心於農業生產,認為農村同樣是可以給青年人帶來發展的地方,他談道:我們的農業合作化還僅僅是個開始,即使是成績最大的社,在組織領導、經營管理各方面,也都還不是那麼很理想地順理成章,正需要你們這些既有文化又有體力的新力量、新血液在熱烈參加體力勞動的過程中多用一用腦子來熟悉它、研究它,和老人們一道把它改造得健全起來。 我認為這是知識青年同志們的神聖任務。④從趙樹理在這篇文章中表露的觀點可以看出,他對農業合作化的基本態度是擁護的,儘管他也看到了一些問題,但在當時他認為這些問題的出現是正常的,也恰恰是這些問題的湧現更需要有知識的青年留在農村發揮自己的才華解決它們。 另一篇是寫於 1957 年 9 月 14 日的文章《願你決心做一個勞動者》,這是趙樹理給自己的女兒趙廣建寫的一封家信,發表於 1957 年 11 月 11 日的《山西日報》。 在這封信中,趙樹理以家長的姿態勸說女兒紮根農村,而不是僅僅做一個不切實際的“作家夢”,他這樣寫道:“農業社可以產生作家,只是把當作家放在第一位,而生產就成了‘業餘’。農業社參加的這種人多了,也許會把社變成了小的作家協會,只是不容易把社辦成個模範社。”⑤這封家信也決定了趙樹理女兒一生的選擇,作為作家的父親並沒有讚同女兒走文學創作的道路,這正與趙樹理對文學的理解有關。 在趙樹理看來,文學決不是象牙塔內的孤芳自賞,文學的廣大天地正在於中國鄉土大地上的普通百姓,為他們寫,為他們歌,並能對他們的思想和生活產生切實的影響,這正是趙樹理心中理想的文學形態。1958 年趙樹理有了續寫《李有才板話》的創作想法,以此反映當時的人民公社、大躍進,這樣的創作構想顯然表明了趙樹理對這場歷史進行記錄的願望。 1958 年 11 月他訪問了朝鮮,期間參觀了平壤、元山、咸興的四個農業社,這樣的經歷一方面強化了他對農業合作化這一農村政策的持續關注程度,另一方面也促成了他在更為實際的層面對自己在這場運動中所能起到什麼作用的思考,這種思考集中在他一生生活和工作最長的地方,即:趙樹理的家鄉晉東南地區。 有學者認為:“一831
九五九年後,趙樹理對合作社和公社進行的揭露和批評,以及提出的一系列建議,大都受到了晉東南合作化問題的影響。 晉東南發展農業合作化具有相當優越的條件,假如擁有如此優越條件的合作社都出現了危機,那麼,那些各方面條件都不如晉東南的農業社又當如何? ———這可能就是趙樹理一九五九年後對失望於合作化的認知邏輯。”⑥這一判斷值得注意,不僅因為趙樹理對晉東南地區農村情況的瞭解最為深入,而且也因為這裡生活着的都是他的父老鄉親,趙樹理一生的文學創作之魂正在於此。 晉東南的地方風物與鄉里鄉親給了他取之不竭的創作動力,正是這一方水土的養育和滋潤,使這位從晉東南走出的作家時時想着為這裡寫點什麼、做點什麼。但是,多年積累的對這一方鄉土的熟稔到了 1959 年突然發生了變化,這一年的趙樹理重回晉東南時竟生出了很多隔膜之感。 這種隔膜感在下文趙樹理給《紅旗》主編陳伯達的兩封信中隨處可見。 我們先看看 1959 年晉東南的實際情況如何。 據《晉東南大事記(初稿)》所記,1959 年的晉東南地區形勢不容樂觀。 1959 年的自然災害難以逃脫,1960 年的人禍亦不曾避免,以下幾則記載為我們留下了爬梳歷史真實面貌的依據:(一九五九年五月)一日至十六日 全區遭受雹、洪、風災十餘次,受災面積達六十八萬餘畝,沖毀土地五千餘畝,沖毀小水庫四個,傷亡九百九十九人。⑦(一九五九年五月)三十日 陽城、晉城、壺關、長治市、沁縣等地的部分公社和管理區,遭受不同程度的雹、洪、風等自然災害襲擊,夏秋作物和牲畜、房屋等財產受到損害。 僅陽城縣受災面積達十萬多畝。⑧(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據調查,長治市的惠豐、淮海、長鋼、潞礦、軸承等九個廠礦,有浮腫病患者八百零七人。⑨不帶任何情感偏向的檔案材料中的這些大事記,記錄了晉東南地區 1959 年發生的自然災害和受災情況,僅 1959 年 5 月就發生了兩次較大的自然災害,甚至可以說這一年的整個五月份都是在抗災中度過的。 如果說天災難防,那麼人禍的發生則有其客觀原因,長期的營養不良導致很多廠礦工人都患上了浮腫病。 不獨 1959 年的晉東南地區如此,在《晉東南大事記(初稿)》中記載了這樣一則報道:“(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 《晉東南報》報道:長治市收容所成立僅四個月,就收容外省流入的災民一千一百一十六人。”⑩由此可見,1959 年的晉東南地區相比其他地方尚不是最壞的程度,然而,歷史上素來農耕傳統深厚,而且氣候、土壤條件較好的這一方水土,1959 這樣的災年在其農業發展史上也是實在不多見的,到了 1960 年竟出現了建國以來的歷史最低值,即:本年(1960 年) 據統計,全區糧食產量低於前三年的平均數(十六點八億斤),低於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的平均數(十七點四億斤),其原因:除天災外,也有人為的因素,在較上年減產的情況下,全區作出了較上年更多的貢獻,由此帶來農民留糧下降,口糧平均為二百六十斤至二百七十斤,是建國以來口糧最低的一年。“農民留糧下降”的結果恰恰最為趙樹理不滿,這與他對農民利益的竭力爭取顯然是相違背的。 在趙樹理的心目中,農民在田地裡辛苦操勞一年最大的願望就是不挨餓,但這樣的最低要求顯然不是年年都能實現的。 風調雨順之年背後,更多是他們在土地上辛勤勞作之後對豐衣足食的祈盼。 1960 年晉東南地區農民的留糧是 260 ~ 270 斤,平均到每個月,一個家庭的口糧只有二十一、二斤,這在人丁眾多的農村家庭裡是很難維持溫飽的,由此可以判斷,1959 年晉東南的農村的確進入了一個非常時期。 1958 年年底在出訪朝鮮回國後,趙樹理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太原,他“匆匆跑到太原,請求省委安排工作”,省委派他到陽城縣作書記處書記,“到陽城上了任,一接觸實際,覺得與想931
象相差太遠”。這是 1958 年年底到 1959 年年初趙樹理的真實心境,他瞭解到的實際情況與他的期許產生了強烈的落差,出現這種心理落差的根本症結即在於,他十分關心農民的口糧問題是否得到真正的解決。 先前因為參觀了豐產田和水利設施,看到了勞動現場農民的積極性高漲,所以他報之以樂觀的心態,“對一九五八年報上登的產量數字信以為真,我認為口糧問題徹底解決了,為公社寫了建議信”。但是這種盲目的樂觀很快被他 1959 年在晉東南農村參加的實際工作中暴露出的問題所蕩滌一空,農民留糧減少必然導致口糧緊張。 他向公社提議,卻也遭到了冷落與不滿,最終他只好將其參與農村工作的範圍限定在一個管理區,並在那裡辦起了試驗田,但實際情形是:“他在管理區工作又面臨‘進退失據’的困境:管理區上的幹部每天都要上報各種材料、數字,自己作為堅持原則的黨的幹部當然要求匯報要實事求是,但很可能因此使管理區的幹部因為達不到上級要求的數字,而受到批評。”至此,這位走遍晉東南地區每一個溝溝坎坎的作家趙樹理,仿佛失去了他回到鄉間,廣泛地與農民、鄉土接觸的機會,他對鄉村的熱情最終使他喪失了作為作家的廟堂之高位,而主動沉入民間。探討趙樹理對農業合作化的態度這一問題,並不在於他是反對還是支持,或者是何時支持又或何時反對,畢竟,我們不能要求作家跳出時代的規約,即便對農村如此瞭解的趙樹理也不可能跳出時代的羅網,然而,他又的的確確是一位先行者。 原因有二:一是在眾多反映農村題材的作品中,趙樹理的小說最不知識分子氣,他創作的現代小說實際上更多地借用了通俗故事的寫法,如《登記》;二是在他寫的《“鍛煉鍛煉”》這部小說裡,以文學的筆觸為我們留下了來自趙樹理的鄉村發現,“小腿疼”和“吃不飽”這樣兩個落後人物的塑造,恰恰是他對農村實際生活中農民留糧不足情況的真實反映。 在《趙樹理年譜》中有這樣一個細節:(1959 年)2 月 有人就《“鍛煉鍛煉”》評論中的一些意見向趙求教,趙問:“你長期生活在農村,見過‘小腿疼’和‘吃不飽’沒有?”又問:“故事裡寫的事情,農村有過沒有?”然後說:“既是普遍存在,為甚不能寫進作品? 一個作家,要作黨的耳目,人民的喉舌。 廣大農村出現了這種傾向,應該提醒同志們注意,改進工作方法。 如果知而不言,避而不寫,就是對黨不忠,對人民不負責任!”趙樹理以自己的知必言、不回避問題的文學寫作觀念支撐了他關於農村的一系列作品的構思與創作,也以此完成了他一生對農民的熱愛與對農村問題的關注。 陳徒手在《1959 年冬天的趙樹理》一文中這樣記敘趙樹理的這一年:“1959 年,趙樹理五十四歲。 在這之前,他一路順利,被譽為文壇的‘旗幟’。 那一年,他從北京到省、縣裡,為農業問題上上下下折騰數次,寫了幾封分量很重、與眾不同的信件及文章給地委書記、省委書記,直至中國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和當時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兼《紅旗》總編輯陳伯達。 就是這幾封信和文章釀成‘禍根’,在當年冬天開展的反右傾運動中,使趙樹理成了中國作協整風中內部重點幫助對象之一。 這個寒冷冬天的印象,鬱結成趙樹理一塊難於治愈的心病。”這位已經習慣於在北京、晉東南往來奔波的作家,因 1959 年對農村中“大躍進”出現的複雜情形的關注與感知,而走上了以信諫言之路,他也因此與 1958 年創辦的《紅旗》雜誌有了歷史性關聯。二、“故意找難題的人”:趙樹理給《紅旗》主編陳伯達的兩封信1959 年 4 月 17 日至 27 日,趙樹理參加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這次會上並未查閱到趙樹理有過發言,反倒是一個約稿細節值得注意。 就在會議期間,時任《紅旗》主編的陳伯達041
向趙樹理約稿,請他將完成的小說作品交《紅旗》發表,趙樹理接受了這一約稿請求。 《紅旗》剛創刊不到一年的時間,作為黨刊的影響亟待擴大,因而,陳伯達的這一約稿不僅是例行公事之舉,而且也是以其主編身份為《紅旗》辦刊作出規劃。 儘管《紅旗》更多是一份理論刊物,但是它在創立之初並沒有一味遵循理論刊物的定位,而是一份綜合性的刊物,向作家趙樹理約稿小說作品,這一舉動本身就說明了當時《紅旗》的辦刊傾向。 趙樹理十分看重這次約稿,他把它看作是“光榮的任務”,一直將此事放在心上。 但是,在晉東南地區農村的所見所聞在很大程度上擾亂了趙樹理的創作想法,寫小說的意圖沒有真正付諸實施,而是借由書信的方式向陳伯達道出了自己心中的困惑與苦悶。趙樹理在 1959 年 7、8 月間給《紅旗》主編陳伯達寫了兩封信,這兩封信前後寫作的時間正是趙樹理對當時的農村問題思考最為深入的時期,這一點從他在書信中所談內容即可以看出。 書信作為與人溝通交流的工具,不僅能夠真實地反映寫信人當時的心境,而且也能為我們探察時代氛圍提供更為鮮活的史料。 正如一位學者所言:“作家書信的文學史價值首先體現為史料價值。 書信對於通信者來說是情感交流載體,也是重要信息源。 而對於後來的讀者和研究者來說,它可以是一種普通讀物,但更重要的還是一種信息源,是珍貴的歷史讀物。 事實上,現代作家書信的挖掘、發表和出版,人們更看重的也是其史料、文獻價值。 現代作家在動蕩時代的遷徙、遊歷中寫了大量書信,使他們成為名副其實的社會通信員、民間采風者和歷史見證人,信中記下的所經所歷所觀所感,可豐富一般的歷史研究。”的確如此,書信在作家的生命活動中是十分值得關注的一個信息載體,在書信的私密性與公共性之間,我們可以窺見許多重要的時代信息,可以更為細微地感知歷史的氛圍。目前趙樹理公開問世的書信並不多,但在這些公開出版的信中,1959 年 8 月 20 日最終完成的致陳伯達的兩封信在文學史料價值與思想史價值上分量最重。 從史料價值來看,它豐富了我們對1959 年“大躍進”、人民公社這場歷史事件的認識,尤其是趙樹理信中所談都是農村工作中出現的具體問題,因而,少了虛假的說教,而多了設身處地的考量與苦口婆心的思慮。 例如在第一封信的書寫中,在即將談到重要內容、也就是問題及解決問題的建議時,他這樣寫:現在先把我所想到的這些問題和解決這些問題的建議作為一個思想匯報寫在下面請你看看,如略有是處,請將有用部分轉給黨政農業領導部門參考;有違共產主義思想及國家根本大計之處,請詳加指正以改造我的思想。可以看出,趙樹理寫這兩封信時是作了十分慎重的思索,他寄希望於《紅旗》主編陳伯達的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身份,希望能夠以書信的方式引起中央領導對這些問題的注意。 但同時,趙樹理也對此書信會引發的後果作了充分的自我預期,但他的預期多半在於思想問題的改造,而實際的情形是,他的這兩封信與他同時附在信後的文章《公社應該如何領導農業生產之我見》並沒有轉到黨政農業領導部門,而是被轉給了中國作家協會。 “一九五九年反右傾時,陳伯達想起趙樹理給中央的‘萬言書’,把它交給作家協會,讓作協批了趙樹理一頓。 趙樹理不服,拒不接受批評。 他說別人不瞭解農村情況,無權批評。”在趙樹理寫給陳伯達的第一封信中,隨處可見這位作家內心的歉疚與不安,它們成為解讀 20世紀後半期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心態史的最好佐證。 在第一封信的開頭,趙樹理直言:“我很抱歉,為《紅旗》寫稿的事,至今尚無着落。 但仍在努力搜索中。 現在我想向你談一些關於農村工作中的事。”在這裡,趙樹理依然葆有了一個知識分子的尊嚴,受人之託必當完成所託之事,答應給《紅141
旗》的小說作品雖然還沒有成篇,但他仍在努力。 但是,他內心更為迫切的訴求則是要以書信的方式與陳伯達談談農村的問題,這是趙樹理在 1959 年為自己尋找的紓解心中鬱悶與困惑的途徑之一,即:以信求解。 這種方式趙樹理並不是第一次嘗試,他幾乎每次下鄉都要給作協的領導去信,以此匯報自己在下鄉期間的思想動態,下文所談他 1959 年年初寫給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的信即是一個典型代表。 可以說,1959 年的趙樹理在很多問題上都充滿困惑,面對上級的農村政策和農村實際生活間的矛盾,他內心的選擇常常是遊移的。 這種遊移不定在他給陳伯達的第一封信中以工作上的無力之感凸顯出來:我自一九五一年,即以文藝寫作者下鄉體驗生活的名義參與農業合作化的事,以後每年都有一段時間參與其事。 在八九年中,前三年感到工作還順利,以後便逐漸難於插手,到去年公社化以後,更感到徹底無能為力。 ……要到管理區或生產隊裡參與一定的領導和輔助工作,仍有進退失據之感。趙樹理在 1959 年經歷的內心最大波動,就是他對參與農村工作的無能為力,頹然之感由此而生。 但是,他並未就此放棄,他依然要把他發現的問題訴諸筆端,這一次不是通過小說的方式,而是通過書信的途徑。 在信中,他認為:“農業合作化以來,國家工作人員(區、鄉幹部)對農村工作逐漸深入是好事,但管得過多過死也是工作中的毛病———會使直接生產者感到處處有人掣肘,無法充分發揮其集體生產力。”這一判斷十分敏銳,或許只有趙樹理這樣在鄉間生活了數年的人才能夠寫下這樣的文字。 農村工作有它自己的特殊性,那就是要順應百姓多年來形成的勞作傳統,這是中國農耕文化的歷史積澱,正所謂:播種有時,收獲有時。 如果一味強調條條框框,那麼就限制了農民在土地上的熱情。 如信中所談:“規定下種斤數、定苗尺寸,規定積肥、翻地等具體時間,規定每種作物的產量等等,都會使直接生產者為難———因為情況千差萬別。”應該說,第一封信的字數不長,但是信中所談內容則具體、不落虛言。 不過,在寫第一封信時,趙樹理發現這樣寫下去恐怕會把信寫得太長,而且容易使陳伯達認為他是個“故意找難題的人”,反倒忽略了對信中所提問題的解決,所以這一封信內容寫到一半,趙樹理就擱筆不寫,轉而重新調整行文、措辭和口吻,這就是他給陳伯達的第二封信。 仍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封信趙樹理並未將其撕毀廢棄,而是連同後來寫的第二封信一起寄給了陳伯達。 與此同時,他在第一封信中沒有展開的“二 公社在現階段應該如何領導管理區”這一部分內容,最終被趙樹理擴充完善,並在此立意之上,寫出了隨信附寄的文章《公社應該如何領導農業生產之我見》。在第二封信裡,趙樹理亦談道:“自去年冬季以來,發現公社對農業生產的領導有些抓不着要處,而且這些事又都是自上而下形成一套體系的工作安排,也不能由公社或縣來加以改變。 在這種情況下,我到了基層生產單位的管理區,對這些事情就進退失據。”如何改變這種工作上的進退失據之態,趙樹理開始了他不知疲倦、甘冒風險的遊說之路,他“到公社去說,公社說上級要那些東西,公社無權變更。 我就在這種情況下遊來遊去,起不到什麼積極作用,有時候或者還得幫一幫管理區整理點對實際生產無補的材料”。字裡行間透露出的失落與無奈可見一斑,在趙樹理看來,他一生最為看重的為農村出力、謀劃的這條路似乎是越走越難,越走越走不通了。 因而,他在第二封信的結尾處寫道:“在這種情況下,我不但寫不成小說,也找不到點對國計民生有補的事,因此我才把寫小說的主意打消。”至此,他已經放棄了為《紅旗》寫小說的想法。在細讀趙樹理給陳伯達的這兩封信時,除了考察其文學史料價值與思想史價值,還有一點頗值得探究,那就是文體的變化與未完成之作的啟示。 在日常書信的寫作中,趙樹理在第一封信中嵌入241
了思想匯報這一文體,例如在“一 農業合作化的成績與問題”這一部分,他用數字排序的方式舉列了農業合作化取得的九個方面的成績,但對這些成績他並未多談,而是直指問題,如個體與集體的矛盾、集體問題與國家的矛盾,如所有者與決定者的矛盾,如隊包產與管理區統一經營的矛盾……這些矛盾的累積實在是千頭萬緒,要解決它們也只能是採用趙樹理的遊說之法,他談道:“我每碰上這些事,大體採取兩種辦法,一是說服區、鄉領導者根據實際情況要求實際效率,另一個辦法則是默許社幹們陽奉陰違。”準確地說,趙樹理在第一封信寫作時,更多地把寫作重心放在了反映問題上,並列舉了大量農村工作的細節,但是,在寫信的實際過程中,他越來越感到以思想匯報這一方式寫信的“不妥”。 如果以這樣的方式寫下去,那麼這封信大概永遠寫不完,因為,話題一旦打開,那麼,擺出的問題會越來越多,解決的方法又在哪裡? 因此,他便決定再重新寫一封信,而不再在信中採用條分縷析的方式來擺明問題,這就是第二封信中他又重回書信文體的原因。 從這個意義上說,第一封信的未完成反而帶給了趙樹理寫作上的靈感,他心心念念之事終於以政論文《公社應該如何領導農業生產之我見》的書寫方式落實了。那麼,趙樹理投書《紅旗》主編陳伯達是否找對了人? 陳伯達又如何看待他信中所寫的內容?對這一問題的考察將牽扯更多的歷史細節。 如果說,僅僅從領導人身份這一背景出發,那麼在1958 年《紅旗》創刊後,陳伯達在當時的地位的確不低,而且,他在 1959 年 1 月 18 日同樣寫了一封信。 這封信就是陳伯達請中央福建省委轉交給毛澤東的關於人民公社生產方面幾個問題的來信,信中的主要內容是談他在廣東、福建考察農業生產時的一些看法,一共七點,較有代表性的包括:(四)不論生產或生活問題,都應反復同群眾商量,不宜只由幹部方面獨斷。 不要勉強群眾去做他們不願意做的事情。 (五)去年大躍進中,有些地方提出要壓這個、跨那個的口號,這樣做並不一定會使自己成為先進,並且往往會使自己陷於落後。 (六)……報紙公佈去年完成的數字,也應該是嚴肅的。 (七)公社要有一套逐步完善的關於勞動組織、定額和報酬的生產管理制度。這封信毛澤東看後隨即在 1959 年 1 月 26 日印發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由此可見,毛澤東還是比較重視陳伯達在這封信裡所提出的問題和看法。 而從陳伯達信中所提的一些觀點來看,也確實與趙樹理給陳伯達信中談論的問題有不謀而合之處,例如應盡量尊重農民的意願,在農業生產與農村生活的安排與把握上應給農民留有餘地,這實際上也正是趙樹理信中所談不應“管得過多過死”。 但當陳伯達看到趙樹理的信與政論文時,情形似乎另當別論了。 趙樹理在信中與文中走得更遠,也想得更深。 對陳伯達來說,他奉命去廣東、福建調查研究,也必須發現些問題,但將趙樹理的信與文章轉給相關分管農業的領導,恐怕卻不是陳伯達所能為和願為的,他的選擇是讓趙樹理的上級組織———中國作家協會來應對。 謝泳在《書生的困境———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問題研究》中提到了“兩種悲劇”的說法,他認為:“百年中國文學中存在兩種悲劇,一種是‘魯迅悲劇’,一種是‘趙樹理悲劇’。 所謂‘悲劇’,是指這兩位作家本身追求的理想和價值最後都從一種形式上被高度認同,而事實上卻被完全否定的結局完成,作家本人的歷史命運處在一種悖論中。”“趙樹理悲劇”的含義更關聯着 20 世紀後半期當代中國歷史進程中的諸多話題,在他人生的後半期越來越生發出這樣的疑問:我該寫什麼? 這正是趙樹理之問。 如果他僅僅是一個只問寫作而不問現實的作家,一個只關心文學而不關心鄉土大地上生息着的人們的作家,那麼,在他內心裡這種“我該寫什麼”的煎熬將不成問題,也不會承受這樣一種悲劇命運。341
三、《紅旗》雜誌的未刊稿與已刊稿:趙樹理之問———我該寫什麼?1959 年趙樹理為《紅旗》雜誌完成的這篇政論文《公社應該如何領導農業生產之我見》,最終並未在《紅旗》發表;趙樹理的《地方戲和年景》發表在《紅旗》1962 年第 19 期。 從這兩篇文章的解讀與闡釋中,我們仍要探察“我該寫什麼”的“趙樹理之問”。前文所提《公社應該如何領導農業生產之我見》是趙樹理將給陳伯達的第一封信中的第二個內容重寫而成,那麼,我們有必要先看看這封信裡趙樹理未及寫完的這一部分內容:二 公社在現階段應該如何領導管理區?趙樹理註:這封信所以沒有繼續寫下去的原因,是感到先提一大堆問題然後提建議,或者會使領導上看了前半截覺着我也是故意找難題的人———這種人在農村多得很———而不看後半截,或者即使看了也以為先得糾正我而忽略了我的建議,故改為以後的文章。趙樹理之所以放棄這部分內容,原因在前文已經談過。 但是,他卻在調整書信寫作的思路時,有了一個更為大膽的想法,那就是何不再沿着“公社在現階段應該如何領導管理區”這一話題另寫一篇文章。 於是,我們看到了《公社應該如何領導農業生產之我見》這篇政論文的寫作實踐,從文章標題中即可看到它正是對“公社在現階段應該如何領導管理區?”的擴大化,把具體的管理區擴展為一般意義上的農業生產。 “之我見”的結構則遵循了一般政論文的寫法,趙樹理看重自己對農村工作的熟悉,他當然是有這樣的自信的。 正如文中“小序”所言:一切事物內在的規律都只能從事物的發展中來尋找,辦公社自然也不能例外。 我於農業合作化和公社化兩個階段的改革運動中都曾在農村住過一些時期,對其內部情況也都接觸到一些,也探索過其中的一些小道理。 現在我就把我摸索到的小道理寫在下邊以供辦公社的同志們參考。這篇文章正是趙樹理多年來積農村工作的經驗、觀察而寫出的“之我見”,文中內裡充滿着他對農業生產各項工作的真知灼見。 目前所能見到的這篇文章並不完整,因這篇文章與他給陳伯達的信在趙樹理生前並未公開發表,它們是作為內部批判材料而傳閱和使用的。 現在所能見到的最全的版本是收錄於大眾文藝出版社 2006 年出版的《趙樹理全集·第 V 卷(1957—1961)》中的。 但通讀全文後,發現這也並非是該文最完整的樣貌,儘管如此,卻並不妨礙我們對這篇政論文的理解與闡發。 這一版收錄的該文共分為四個部分,它們分別是:重新認識政治掛帥的重要性;勞動力在現階段農業生產中的決定作用; 農業社集體所有制特點的利用;任務交換、分配、生活(消費)等問題,這些問題涉及了趙樹理所接觸到的農業生產的方方面面。 儘管這不是一篇文學作品,但是它在趙樹理個人生命歷程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否則,他也不會在寫作該文時一再斟酌。 在給陳伯達的第二封信的結尾,趙樹理談到了寫作《公社應該如何領導農業生產之我見》時的心境,這裡面有十分值得注意的作家心態史的描摹與呈現。首先是為何寫這樣一篇自己本不擅長、也非分內之事的文章? 他寫道:“在這種情況下,我不但寫不成小說,也找不到點對國計民生有補的事,因此我才把寫小說的主意打消,來把我在農業方面(現階段的)一些體會寫成了意見書式的文章寄給你。”“意見書式的文章”這是趙樹理本人對這篇政論文的文體認知,他在寫作時已經確立了閱讀該文的對象,那就是對農村工作關心的上級領導,希望以這種提建議、發表意見的商榷式寫作為當時農村出現的問題找尋解決之道。 但寫這篇文章的過程較為艱難,“因為要避免批評領導的口氣,曾換過四五次寫法”,寫好一篇“意見書式的”441
政論文並非一件簡單輕鬆的事情,尤其是對趙樹理來說,語氣的拿捏、措詞的掂量,都讓他在寫作這篇文章時感受到了“寫法”上的繁難。 “最後一次雖然這種口氣去掉了,可是要說的話也有好多說不進去了”,這也是趙樹理在文體選擇上的糾結。 在書信中,他可以比較隨意地與陳伯達漫談,因為,這畢竟是私密性的文體。 然而,當他要寫反映問題的這篇政論文時,則必須用更為正式的寫法,很多可以深入談的問題,囿於作者所預設的讀者對象的身份因而無法深入下去,從這個意義上說,這篇政論文在思考的深度以及所提問題的尖銳程度上並沒有達到趙樹理當時的心理預期。 但“即使如此,這文章仍與現行的領導方法是抵觸的,我估計不便發表”,在寫作時趙樹理已經做好了不發表該文的心理準備,但他並沒有料想到這篇文章會引起更大的風波。其次是這篇文章的很多內容都能在趙樹理先前的文字中找到對應,也就是說這雖是一次全新的寫作,但很多觀點的形成與打磨實際上之前就已經存在了。 從這個層面來說,該文又是一次新瓶裝舊酒的寫作,它構成了作家趙樹理對農村工作的完整理解。 比如文中第一部分“重新認識政治掛帥的必要性”,與他 1959 年《給邵荃麟的信》中的相關內容多有相似,可以對讀。 在《給邵荃麟的信》中,趙樹理談及公社化引發的新問題第一點就是:“政治掛帥還有點強調得不夠,特別表現在對群眾的宣傳教育方面。”在該文第一部分內容中,趙樹理也強調“重新認識政治掛帥的重要性”,並談道:“判斷一個地區的工作是否政治掛了帥,是要看參與工作的大多數人的工作熱情是否是由他們自己的政治思想支持着的。”“政治掛帥”的說法十分能夠體現當時的時代話語,這也是當時的政論文通用的行文邏輯。 文中第二部分“勞動力在現階段農業生產中的作用”,則與 1959 年的一篇未完成之作《高級農業合作社遺留給公社的幾個主要問題》裡提到的“勞力為主”這一認識上的偏頗有極大關聯,也可對讀。 在《高級農業合作社遺留給公社的幾個主要問題》和《公社應該如何領導農業生產之我見》中,趙樹理分別寫道:我以為有些鄉幹部(也可能有鄉以上的)對目前我國農業經濟的兩個特點有點認識不足或重視不夠。 這兩個特點,第一是勞力為主,第二是自負盈虧。勞動力有一個就是一個,勞動出勤率與勞動生產率雖然有它的伸縮幅度,但是在一定的時間內都有個最高限度。 能把每個人的勞動出勤率與勞動生產率在一定時間內都發揮到最高程度,就是大躍進。趙樹理對勞動力問題的看法既有一定的合理性,也帶有偏頗性。 這從另一層面說明,他對“大躍進”的支持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勞動力效率的提高,以及勞動主體意識的張揚。 當然,這些都無法最終改變這場運動帶來的弊端。 如果說政治掛帥、勞力問題還是較為宏觀的命題,那麼在《公社應該如何領導農業生產之我見》的第三、四部分,則將問題具體化,並提出了許多切實的建議和工作方法。 在與蘇聯集體農莊做了一番對比後,趙樹理傾向於尋求更為符合農業生產實際的措施,並提出了針對指標、計劃、措施、評比這四個方面的管理辦法,其主要目的是為了提高工作的積極性。 在文章最後,趙樹理如此寫道:“所說‘抓生活’,就是以搞好生產作為物質基礎,通過思想教育和時間安排,使群眾有錢花、有糧吃、有工夫伺候自己,可以精神飽滿,心情舒暢地參加生產。”有錢花、有糧吃、有工夫伺候自己,這是趙樹理心目中農民的生活樣貌,這也是他一生的文學理想中所寄託的鄉土情懷最為樸素的展露。 這篇《紅旗》雜誌上的未刊稿是作家趙樹理的“意見書”,在當代文藝版圖上,作家寄望於最高輿論媒介的影響,進而使高層對他所關心的問題加以關注,趙樹理是一位先行者。 他的政治理想與文學理想都成為值得我們一再探究的話題,也豐富着我們對當代作家文學生活的理解。541
一直到 1962 年,趙樹理才有機會在《紅旗》發表了一篇他的散文,即 1962 年 10 月 1 日出刊的《紅旗》第 19 期上的《地方戲和年景》。 該期《紅旗》可謂國慶專號,不僅有《社論:新興的人民力量是無敵的———慶祝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三周年》,而且還專門發表了各界人士的文章。既有哲學社會科學界的重要人物,如陳垣,也有自然科學界的重要人物,如錢學森、竺可楨、華羅庚,文學藝術界則是老舍、趙樹理、周立波。 這三位作家的文章作為國慶十三周年的獻禮發表在這一期的《紅旗》上。 當然,細讀趙樹理這篇散文,並沒有明顯的為國慶而作的意思,而是趙樹理回憶鄉間生活的一篇普通散文,字裡行間透露出的都是作者對地方戲的熟稔,對民間娛樂方式的歷史性追溯,更有對於戲與年景關係的思索。 他寫道:說老實話:像前二年那種年景,這村裡可真演不起戲。 看戲買票雖說是各自花錢,可是親友們到村裡來看戲,總不能連一頓飯也不管吧? 在那連續幾年的災荒中,要是把度荒吃的那種家常飯拿出來招待客人,誰也不會有那麼厚的臉皮;要是另外做一點好飯,就會打亂了度荒的糧食安排,大村演戲招待小村的客人還勉強過得去,而我家所在的村子是個不及百戶的小村子,便不敢那樣鋪排。的確如此,在農村的演戲傳統中,請戲班來演戲是一件大事。 忙碌了一年,能夠安穩地坐在戲台下看戲聽戲是鄉民們難得的一次放鬆,也是一次祈求來年風調雨順平安吉祥的儀式。 如果這一年的戲演得格外精彩,就預示着接下來一年的年景順風順水。 趙樹理是格外熟悉這一場景的,他在文中以拉家常的筆調寫出了普通的村民們對一台民間好戲的盼望,這也更是作家趙樹理心中對家鄉好年景的渴望。 當然,1962 年是調整之年,與剛剛過去的三年自然災害相比,荒年之感仍時時湧現在趙樹理的心中,在這篇《地方戲和年景》中我們可以讀到作家心中的隱痛,感受到他提及荒年時的沉重與心酸。 這一篇文章的發表讓趙樹理最終兌現了給《紅旗》寫稿的承諾,儘管這篇文章並非他最為擅長的小說,但是,三年後的這篇已刊稿讓趙樹理再一次回到了時代的中心。1962 年對趙樹理來說還有一件大事可記,那就是全國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的召開。中國作家協會 1962 年 8 月 2 日至 16 日在大連召開這次座談會,趙樹理參會並作了多次代表性的發言。 他的發言贏得了與會人員的一致讚同,也使趙樹理心中近年來累積的困惑與不解有了一次宣洩的機會。 他在這次會上可以說是完全敞開了話匣子,也將自己這幾年對農村的觀察通盤說了出來。 他在 8 月 3 日、8 月 5 日、8 月 11 日、8 月 13 日、8 月 16 日的會上作了主題發言,就他所瞭解的農村的情況進行了詳談,用語活潑而直指問題。 而在其後的座談會上,趙樹理也十分活躍。 他不斷插話,越談越自如,更有對自己寫作道路如何拓展的思考,他在會上談到的“我們生活在這個時代,怎麼給時代以影響”,正是“趙樹理之問”的核心所指。 他該寫什麼? 這樣的自我追問與辯難是作家與時代關係的生動寫照。 作為時代中人,趙樹理的處境實際上並不樂觀,1962 年的這次會議後來因為“中間人物”的提倡而受到批判,趙樹理也受到了牽連。 但作為時代中人,作家趙樹理的文學實踐始終不曾消歇,儘管他還在觀察、體會、思考,但是,他並不急於以文學的方式對這個時代予以匆忙判斷,他更願意慢一些、再慢一些:過去我有個錯覺,老以為作家們總是單幹戶,把單幹戶看得過死就不好。 過去我老跑一個據點,而且比較固執的是,人家說我去的是比較落後的地方,在我看來實際上是比較進步的。 但即便如此,多看看也還是對的。 會議以前聽人家說在農村有單幹戶,不大相信。 現在看來,應看得全面點。 這個局面要打開。 不只是山西老陳醋,應換點茅台大曲。再,我們寫作是單幹戶,總也可以交交朋友,走走親,因為有了這樣的關係,也比較容易瞭641
解情況。 同志們幫我打開了眼界,我過去老覺得生活多而無用,也不能翻舊的,又不服老。其實,生活多,有些還是有用的,舊的也可以寫。“山藥蛋派”代表作家趙樹理在此表現了他試圖走出地域文化進而打量生活的想法,這不能不說是他的一次艱難的進步。 在生活的多與舊、無用與不服老之間,趙樹理很顯然選擇了正視,而不是回避,他的衰年變法也正是對“我該寫什麼”最好的詮釋。《紅旗》與趙樹理最後的關聯,是姚文元發表於《紅旗》1967 年第 1 期的《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此文不僅徹底否定了周揚,還以不點名的方式將包括趙樹理在內的幾位‘當代語言藝術的大師’稱為資產階級‘權威’”。這也意味著,趙樹理的命運即將迎來更大的波折。①社論:《十分指標,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幹勁》,北京:《紅旗》,1959 年第 3 期。②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第 88 頁。③杜國景:《趙樹理之“助業”與農業合作化運動》,北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8 年第 4 期。④趙樹理:《“出路”雜談》,北京:《中國青年》,1957年第 9 期。⑤趙樹理:《趙樹理全集》第 V 卷,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 年,第 272 頁;第 326 頁;第 322 頁;第 322頁;第 322 頁;第 324 頁;第 324 頁;第 326 頁;第 326頁;第 327 頁;第 327 頁;第 325 頁;第 326 頁;第 328頁;第 327 頁;第 327 頁;第 327 頁;第 327 頁;第 309頁;第 329 頁;第 318 頁;第 329 頁;第 334 頁。⑥郭帥:《晉東南:趙樹理認識中國農業合作化的一個中介———並質疑趙樹理係“農業問題專家”說》,瀋陽:《當代作家評論》,2016 年第 3 期。⑦⑧⑨⑩劉王貴、靳山牛、賈學謙編:《晉東南大事記(初稿)》,山西晉城:晉城市檔案局,1987 年,第 86頁;第 86 頁;第 105 頁;第 90 頁;第 105 頁。趙樹理:《趙樹理全集》第 VI 卷,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 年,第 470 頁;第 470 頁。錢理群:《1949 ~ 1976 歲月滄桑》,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7 年,第 183 頁。董大中編:《趙樹理年譜》,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153 頁。陳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1949 年後中國文壇紀實》,北京:三聯書店,2013 年,第 200 頁。金宏宇:《中國現代作家書信的文史價值》,北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6 年第 9 期。王中青:《評論與回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146 頁。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搞》第 8 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年,第 17~ 18 頁。謝泳:《書生的困境———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問題研究》,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年,第111 頁。趙樹理:《地方戲和年景》,北京:《紅旗》,1962 年第 19 期。趙樹理:《趙樹理論創作》,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5 年,第 210 頁;第 213~ 214 頁。康斌:《斷裂與連續:1966~1971 年間的趙樹理批判》,北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 年第 6 期。作者簡介:畢文君,魯東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山東煙台 264000[責任編輯 桑 海]741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2 期1970 年代中期的世界文學想像與生產———《摘譯(外國文藝)》述略王宇林[提 要] 《摘譯(外國文藝)》是 1973~ 1976 年間上海發行的一本翻譯類“內部刊物”,雖是“內部發行”,但其影響力不容小覷。 以往的研究往往將其置於“文革”整體史的研究框架之下,對其“負面評價”較多。 將《摘譯》置於文學生產的角度之下,分析文學或文化文本的翻譯、流通和再生產,即通過考察它所刊載的“副文本”,在資本主義文化生產、“世界文學”的脈絡中對其再評價。 在作者、譯者、讀者的回憶和文本譯介形成的張力之間,或可找到進入“七十年代”的方法。 此外,還依據譯者的單位,對《摘譯》形成的文化場域與教育空間的互動作初步探討。[關鍵詞] 《摘譯(外國文藝)》 文革文學 文學翻譯 文學生產[中圖分類號] I206.7; G2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2 ⁃ 0148 ⁃ 12一、引言以往的“文革文學”研究,主要呈現出三種研究取向。 第一種是將“文革”後期出版的圖書、刊物等文化生產物置於總體“文革”史研究的框架之下。 如是,便遮蔽了“文革”出版物本身蘊含和開創的思想意義,只能以“負面”來形容。 第二種則是勾勒“文革”時期文學創作的“潛流”,或者是“地下文學”(楊健)、或者是“抽屜文學” (陳思和),他們的着眼點在啟蒙,欲為“被壓迫和被損害者”勾畫精神譜系。 最後一種是關注“文革”時期的主流文學創作與“新時期”的“關聯性”,也就是考察這些出版物在何種程度上進入“新時期”,成為“新時期”的資源。 如謝泳在考察 1976 年前後的文學變化時,回到了“文革”時期刊物《朝霞》。 他認為“文革”後期,文學藝術有成為人民追求的趨勢。 通過統計,謝泳指出:“1976 年以後,在上海新聞和出版界活躍的許多主要力量(特別是青年一代),基本是早年《朝霞》的作者,如江曾培、林偉平、劉緒源、朱金晨、徐開壘、趙蘭英等。”①對比《學習與批判》,《朝霞》作者群在“新時期”更具知名度。 可堪比較的是《摘譯》②而非《學習與批判》,在為“新時期”學術、翻譯界提供專業從業者上,與《朝霞》具有相似的功能。 後來的一些翻譯家、學者如林驤華、陳大康、杜恂誠、陸谷孫、肖岱等,均曾在《摘譯》上發表譯文或批判文章。 在《摘譯》上發表譯文的還有部分老翻譯家,如朱雯、包文棣等。841
親歷者對《摘譯》的回憶,往往與《朝霞》或“皮書”聯繫在一起。 朱學勤自述其插隊結束後在豫西山區化工廠工作期間,其父寄上海出版刊物四種:“《學習與批判》、《朝霞》,《摘譯》自然科學版和社會科學版”,並說“(它們)雖然也是左,但比兩報一刊好看,相信同年齡的人都還記得”。③高華的回憶也遵循這個模式:“在七十年代初中期,上海出版的幾份重要刊物,從《摘譯》,到《學習與批判》、《朝霞》,我基本每期都看,在這幾份刊物中,內部發行的《摘譯》最具信息量,成為我瞭解外邦思潮的重要窗口。”④韓少功的看法值得重視:“經過一段停頓,一九七二年‘皮書’恢復出版,雖限於‘內部’,但經各種渠道流散,已無‘內部’可言。 加上公開上市的《落角》、《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甚麼》一類,還有《摘譯》自然版和社科版兩種雜誌對最新西方文化資料的介紹,愛書人都突然有點應接不暇。”⑤韓少功沒有提到《朝霞》、《摘譯(外國文藝)》,可見其當時的閱讀趣味。 他的回憶得到了文獻統計的支持,無論是“皮書”,還是《摘譯》全系列為代表的“譯介”,雖題為“內部出版”,但是發行量極大,不能一概以“內部”名之。 韓少功進而認為“春暖的氣息”在“彌漫”,他提問道:“如果說一九六八意味着秩序的基本恢復,那麼一九七二是否意味着文化的前期回潮? 這是一種調整還是背叛? 是文革被迫後撤還是文革更為自信?”⑥他所說的“恢復”所針對的是什麼? “回潮”又是相對於哪個基點? 這些都值得進一步思考。 韓少功的提問顯然是以“文革”為出發點,不過並不能遮蔽他話語中隱含的洞見。朱學勤說的“好看”,高華說的“最具信息量”,韓少功說的“應接不暇”,別具意義。 它們從內容和形式方面,暗含了這類期刊不同於“兩報一刊”的辦刊特徵。 但其具體異同,並未得到深度解讀。 朱學勤、高華、韓少功三人彼時為青年學人,他們從亲歷者的角度提供了針對當時期刊的評價。這類評價值得重視,因為它們不同於從編/譯者角度的回憶,而是讀者的閱讀經驗;更為重要的是,它們是逸出“文革”總體史的評價之外的。 無論是作為思想家的朱學勤,抑或歷史學家的高華,還是作家的韓少功,均可被視為“新時期”相關領域的代表者。 他們對《摘譯》等刊物的描述,不僅反映着哈布瓦赫所論“集體記憶”,而且也可被視為“新時期”青年知識人的自我精神指認。 然而,研究者對《朝霞》的看法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對《摘譯》的研究卻沒有多大的突破。 如鄒振環將其比擬為“隱形鐵窗”,⑦再如龔翰雄對批判文章的歸納:首先是把評論對象妖魔化;強詞奪理,牽強附會;直接呼應“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幫”的倒行逆施。⑧《摘譯》的“負面”意義,溢於言表。二、《摘譯》的出版、發行在陳思和看來,“文革”結束以後文學發展與文學期刊的關係中,“關係最大、影響最重要的”,“倒不是那些品質平平的文學期刊,而是引進和介紹外國現代文學觀念的刊物———我想說的是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的《外國文藝》雜誌”。⑨《外國文藝》,1978 年 7 月創刊,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署“《外國文藝》編輯部”編輯。 如追溯一下,可以發現上海譯文出版社 1978 年 1 月才成立,由新文藝出版社和人民文學出版社上海分社外國文學編輯室組成。⑩新文藝出版社 1951 年 4 月成立,有現代文學和翻譯文學兩個編輯室,後來的上海文藝、上海譯文、上海古籍即由其發展而來。上海文藝出版社 1959 年 7 月由上海新文藝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上海音樂出版社組建而成。 1964 年4 月,上海文化出版社恢復舊制,上海文藝出版社改名人民文學出版社上海分社,“1972 年冬,上海局屬系統出版社合併為上海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上海分社和上海文化出版社合稱文藝讀物編輯室”。《摘譯》便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摘譯》包括三個系列:“外國文藝”、“外國哲學歷史經濟”和“外國自然科學哲學”。 鄒振環將941
《摘譯》置於 20 世紀上海的翻譯脈絡之上,不僅彌補了《中國翻譯詞典》不提及文革期間“白皮書”的缺陷,也在相當程度上提供了一份“新時期”知識青年的另類精神源頭。 《20 世紀上海翻譯出版與文化變遷》第 8 章《荒蕪年代的白皮書———“文革”時期上海的翻譯出版》第四小節《“外國文藝”和“外國哲學歷史經濟”的〈摘譯〉》簡要介紹了《摘譯》的三個系列。 在介紹“外國文藝”系列時,他說:“《摘譯(外國文藝)》綜合性的有 22 期,專刊 9 期(其中蘇聯文學專刊為 7 期),另有增刊 2 期。每期都有一些重點譯文,並配上批判性的前言或編者的話。” 遺憾的是,鄒振環計數上的不準確———包括專刊數量、增刊數量,影響了後來者的研究。 比如,龔翰雄曾寫道:“(《摘譯(外國文藝)》)綜合性的有 22 期,專刊 9 期(當代蘇聯文學是專刊的重點,獨佔 7 期),另有增刊 2 期(均為蘇聯文學作品)。”但鄒後來修正了他的統計:“從內容上看,(《摘譯(外國文藝)》)綜合性的有 22期,專刊 9 期(其中蘇聯文學專刊為 7 期),其間上海人民出版社還另外出版過三個外國文藝《摘譯》的增刊,分別為:《絕對辨音力》,1975 年 5 月版;《蘇修短篇小說集》,1975 年 12 月版;《百年》1976 年 6 月版。”專刊的標誌是“外國文藝”後面標注“蘇”、“美”、“日”,剛開始是標注在封面上,後來標注在書脊上,故此影響了他們的統計。鄒振環的分類方式影響了後來的研究者。 四川外國語大學廖七一指導了兩位學生羅琴、王雪瑋以《摘譯》作為研究課題。 其計數也與鄒相同,而且在分類上沿襲了他的標準,即將《摘譯》分為:反華題材、軍事題材和社會生活題材。羅琴試圖在翻譯理論的“文化轉向”之下,根據 Lefevere 的“重寫理論”(Rewriting theory),簡略地描述《摘譯》的生產狀態。 但是,他對“重寫理論”如何運用到《摘譯》,以及對《摘譯》本身所提供的文學空間的考察,都失之過簡。 作者並沒有注意到有些批評家後來成了著名的翻譯家,因而沒有揭示出“共名”和“個名”之間的狀態,殊為可惜。相比羅琴使用意識形態理論,王雪瑋則使用了吉迪恩·圖里(Gideon Toury)的“規範翻譯理論”———初始規範、預備規範和操作規範———在《摘譯》翻譯過程中的運用。但更重要的問題或許是,如何能夠將理論作為資源,進入那一段“不可言說”的歷史。再如馬士奎《中國當代文學翻譯研究(1966 ~ 1976)》附錄 2 為“《摘譯(外國文藝)》雜誌所刊部分作品篇目”,僅附有小說、詩歌、劇本等文類,而不及文學評論和外國文學評論。 如果僅觀察外國作品的中譯,就無法體察到文本內外所蘊含的社會能量,只能作為翻譯理論旅行的中國翻版。《摘譯》的特殊之處在於,每一期還刊載了批判文章,可以從讀者接受、文本解析、知識生產、社會總體知識狀況等來對其進行研究,而非將這些文本作為作為孤立的對象去理解,或挪用西方翻譯理論。 在當時的文學境況之下,中文創作以“三突出”為技巧,評論也是以之為準則。 這樣的創作方式和評論方式不能為研究者提供另類的參考對象和想象空間。 但在《摘譯》這份期刊上,不僅創作無法以“三突出”來衡量,就是外國文學評論,也逸出了“三突出”的理論框架,因而別具意義。 這種逸出包括兩個面向:其一是社會文化批判仍然佔據主導,其二則是翻譯了蘇聯的文學評論。這裡可以簡單地統計一下《摘譯》的發行情況。 《摘譯(外國文藝)》署“《摘譯》編譯組編”,“編譯組”為上海市委寫作組下設單位,由陳冀德任主編(陳還擔任過《朝霞》叢刊、月刊主編)。 據陳冀德自述,是由蕭木提議,由當時供縣、團級領導參閱的《大參考》得到啟發而形成的。 編譯組初創時有五人:許賢緒、小朱(不知陳冀德所指何人)、倪蕊琴、王晟明、陳冀德。1973 年 11 月創刊,1976 年 12 月停刊,凡 31 期。 每期 200 頁左右,發行量在 15,000 冊左右(其他系列發行量更大。 據《摘譯(外國哲學社會科學)》1975 年第 1 期版權頁載印數達 10 萬冊。 而《摘譯(外國自然科學哲學)》1974 年第 1 期版權頁載印數 3 萬冊,第 2 期初版印數達 5 萬冊。 相比之下,《朝霞》月刊的發051
行量則在 30 萬冊以上。)。 其中 1973 年共 3 期,1974 年共 8 期,1975 年共 8 期,1976 共年 12 期;綜合性期數共 18 期,專刊有 13 期:包括蘇聯文學專刊 9 期(總第 1、3、6、11、12、14、17、20、23 期)、美國文學 2 期(總第 4、18 期)和日本文學各 2 期(總第 2、16 期)。 上海人民出版社還出版“內部發行”《摘譯(外國文藝)》增刊 3 期,分別為:蘇聯的謝苗·拉什金《絕對辨音力》(上海外國語學院俄語系三年級師生譯,1975 年 5 月 1 版 1 印)、《蘇修短篇小說集》(1975 年 12 月 1 版 1 印)、美國的詹姆斯·A·米切納《百年》(龐渤譯、朱仲學校,1976 年 6 月 1 版 1 印)。《絕對辨音力》原發表於蘇聯《十月》雜誌 1973 年第 10、11 期,譯本前面有《批判蘇修小說〈絕對辨音力〉———上海外語學院俄語系三年級師生發言紀要》。 《蘇修短篇小說集》譯本前有梅希雪《幫兇和幫忙———讀蘇修短篇小說集》,收錄 14 篇短篇小說。 《百年》譯本前有韓天宇、王國義《“壽禮”與“挽歌”》,書後附錄:《詹姆斯·A. 米切納其人》、《詹姆斯·A. 米切納談〈百年〉》、《美國報刊對〈百年〉的評論(摘譯)》三篇文章。 《百年》也曾在〈摘譯》中出現,閔鏑寫道:“在歷史小說中影響較大的有詹姆斯·A. 米切納的《百年》、E. L. 多克托羅的《拉格泰姆音樂》和戈爾·維達爾的《一八七六年》,三者先後居於美國十大暢銷小說的首位。”《摘譯》封面注為“內部資料”,版權頁注為“內部發行”。 1973 年第 1 期“出版說明”如是寫道:“《摘譯》主要介紹蘇聯、美國、日本三國的文藝動態,不定期出版,供有關單位研究、批判時參考。”在回覆讀者來信時,《摘譯》編輯部重申其內部讀物性質,“它的主要任務是通過文藝揭示蘇、美、日等國的社會思想、政治和經濟狀況,為反帝反修和批判資產階級提供材料;所發表的作品主要是根據這個原則選定的。”其所選作品,在編輯部看來,最好是將“代表性”與“政治性”結合。 欄目一般分為創作和動態兩個部分,還包括綜述、簡訊、資料、作家和作品介紹、政治笑話、漫畫等項。 體裁包括小說(長篇、中篇、短篇)、劇本(話劇、電影)、詩歌、小品文、特寫、報導、外國文學批判、文學評論。 但刊物內作品的翻譯不全是完整翻譯,而是包含節譯、梗概、摘譯等多種形式。 如果涉及出版審查,多半是因為作品的“黃色”性質。 《摘譯》有三處標出,一是 1975 年第 4 期《俄羅斯的田野》,二為 1976 年第 6 期《榅桲飄香》,三是 1976 年第 12 期《雨中的無人售票車》。鄒振環認為,《摘譯(外國哲學歷史經濟)》和《摘譯(外國自然科學哲學)》是“文革”前內部出版《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的“延續”,其着眼點在《摘譯》本身。 《摘譯》之前對世界文藝的介紹,也賴“內部發行”圖書/期刊得以傳播。 如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和《世界文學》 (《譯文》)編輯部出版的一系列“內部發行”叢書。《摘譯》的批判文章加譯文的形式影響了其他刊物的創辦。 1976 年,武漢大學創辦了供“批判材料”的刊物,名為《譯叢(外國文藝)》,共兩期,無版權頁。 第一期封面題有《一個能幹的女人的故事》,內載外國文學批判 2 篇,除同題蘇修話劇劇本外,另有話劇劇本《中生代石油的故事》、短篇小說《入黨介紹人》,並附資料“日本田中謙二等人評《水滸》”,與《摘譯》1976 年第 6 ~ 8 期刊載“《水滸》在外國”類似,為配合當時政治運動之故。 第 2 期不設封面標題,有兩篇批判文章,收有蘇修電影劇本《獎金》、話劇劇本《柏林衛戌司令》、短篇小說《集市上的青菜》。 另有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編《外國文學動態》(1975 年創刊)、南京大學外文系歐美文化研究室編《外國文學資料》、北京師範大學外國問題研究所蘇聯問題研究室編《蘇聯文學資料》(1973 年 6 月創刊),刊有蘇聯會議、評論及大事記。 稍前,該校外國教育研究所外國教育研究室出版《外國教育動態》(1973 年 5 月創刊)。三、《摘譯》的生產、傳播《摘譯》沒有發刊詞,第一期有簡短的“出版說明”,其編輯方針要待 1976 年第 1 期刊《答讀151
者———關於〈摘譯〉的編譯方針》才被揭曉。 而《摘譯》編輯部之所以寫“答讀者”,起因是一位名為“李菁”的讀者給編輯部的信。 信中不僅提到了他的獲得方式,還針對《摘譯》刊載的作品有着評價。 信中說,“我在單位裡看到了你們編的《摘譯》,覺得新奇,便借了幾本帶回家看”。 由此而知,《摘譯》是被“單位”訂閱,所謂“內部出版”,至少可以通過“單位”,“借”到“外部”。 從閱讀方式來說,還有通過《摘譯》內部人員得到傳播的,如有人向戴厚英借閱。 陳思和自述託人購買《摘譯》的經歷:“(朋友)的妹妹在上海譯文出版社工作,我過去幾年裡常託她買《摘譯》之類內部發行的雜誌,也託她買過一些緊俏書,這一天,她給我帶來了一本新出版的雜誌,就是《外國文藝》的創刊號。”陳思和將《摘譯》和《外國文藝》聯繫,是為了說明外國文學的傳播在中國文學生成中的地位。李菁的信透露出一個信息,他說本想借《摘譯》上發表的外國文藝作品來“開開眼界”,借鑒“藝術創作”手法。 這和陳思和的勾連恰相一致,但這位讀者要嚴格得多:“《摘譯》上所發表的作品除少數(如日本電影劇本《華麗的家族》)可以在這方面給我們一點説明外,大部分作品,特別是蘇修作品,藝術上都是很拙劣的,有的簡直叫人讀不下去。”不難看出,這位作者還是有一定鑒賞力的,不過可以認為他的評價方式也可能深受當時“大批判”的影響。 《摘譯》中就有很多批判以“拙劣”形容“蘇修”文藝作品,如 1976 年第 5 期“蘇修文藝動態”中說“儘管它們(指蘇聯描寫“當代英雄”和“軍事愛國主義”的作品)藝術上都很拙劣”,1976 年第 8 期“這些文章(指討論現實主義的文章)都十分拙劣,簡直令人不能卒讀”。這位讀者讚賞的《華麗的家族》,在《摘譯》上分兩期連載。劇本分兩期連載,在《摘譯》中,僅有此劇享此版式。《華麗的家族》描寫東京三家大財閥之間的吞併,以及他們和政界之間的勾結,裡面頻頻出現亂倫、槍殺等場面,實在是一部准好萊塢式情感劇情劇。 這涉及《摘譯》的選材趣味,除了一般的農村、工業、軍事題材外,《摘譯》特別熱衷於“鬥爭”文本:國際之間鬥爭、家族鬥爭、黑幫鬥爭、間諜類鬥爭,不一而足。(一)蘇聯文藝的翻譯實踐《摘譯》中,對蘇聯文藝的介紹最多,內容也最為豐富。 從數量上來看,《摘譯》凡 31 期共刊詩歌、小說、劇本、散文、文學評論共 227 篇(首/部),其中詩 20 首、小說 71 篇、劇本 44 部。 按照《摘譯》的分類,小說包含長中篇小說和短篇小說,長篇小說多以節譯、梗概等形式出現,中篇小說以全譯者居多;劇本則包括電影劇本、話劇劇本、電影故事,全譯者為多。 以篇幅而言,中篇小說、劇本在其中所占分量最大,超過其他文學形式。 以國別而言,涵蓋了蘇聯、美國、日本、英國、澳大利亞五國的文學。 除文學評論、小品文等次要的文學形式外,以詩歌、小說、劇本而論,蘇聯文學占比最多,有67 篇。 其次是美國文學,有 40 篇。 再次是日本,有 26 篇。 英、澳小說,或為節譯、或為梗概,有3 篇。從上面的統計可知,《摘譯》翻譯蘇聯文藝作品,略多於美、日譯本之總和。 《摘譯》對蘇聯的批判有着明確的時間起點———蘇共二十四大。 如《摘譯》作者對“蘇修二十四大”以來的科學技術革命進行批判,對“蘇修二十四大”以後發佈的《關於文藝批評》和《關於進一步發展蘇聯電影事業的措施》的“決議”的梳理,均以“蘇修二十四大”為時間起點。 從內容上來說,《摘譯》一共發表了9 期蘇聯文學專刊。 每期專刊均關注蘇聯文藝生活的一個側面,以至後來以“蘇修社會生活面面觀”為副標題。 “蘇修社會生活面面觀”開始出現於 1975 年第 1 期,訖於停刊。 在該標題之下,共發表了 7 篇批判文章。這些批判文章,不是指責蘇聯社會的變質,就是認為階級鬥爭才能獲得人的解放。 《摘譯》作者對蘇聯底層非常關心,就和關注美國黑人、日共(左派)一樣。 以歷史的後設251
視角來看,當時《摘譯》矛頭所指的種種亂象,如科技、教育、住房等,在“文革”後都成為中國社會之痼疾,引發了各種各樣的討論。 《摘譯》以一種遠離歷史的在場,對當下中國提供了另外的思想資源。 所謂“新左派”的起源,與此似也不無關係。 雖則這種思想資源不起源於《摘譯》,然正是通過《摘譯》和類似的譯介,使得想像另一種生活方式成為可能。除了對作品的關注,蘇聯的文藝理論也是《摘譯》的關注焦點。 《摘譯》對蘇聯文藝的介紹,表現在文學理論上,是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關注。 它譯介的文學理論,均為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討論,涉及“農村小說”、社會主義新人等,其傳播媒介有會議記錄也有傳統報刊。 這些文藝理論的代表性文本包括:伊凡諾夫《藝術地再現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生活(節譯)》(迅行譯,1974 年第 2期)、A. 梅特琴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原則和藝術實踐(文學家的筆記)》 (崔惠之譯,1974 年第 3期)、M. 弗拉索夫《時代所要求的主人公(節譯)》(吉揮譯,1974 年第 8 期)等。 在這點上,蘇聯的文藝理論並不比當時中國理論界深入多少(就連《摘譯》編譯者有時都會感到膩煩)。 不過他們能容納一些不同的聲音,甚而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的質疑。 如蘇聯文藝理論界認為現實主義的邊界應加以擴展,這一觀點被中國的批判者譏諷為“無邊的現實主義”。 “無邊的現實主義”來自法國文藝理論家羅傑·加洛蒂的同名著作,它在 1970 年代以注釋的方式得以呈現。 作者聲稱:“‘無邊的現實主義’是對無產階級文藝的反動,它抽掉無產階級文藝的階級性和黨性,販賣超階級文藝全民文藝等反動謬論,是現代修正主義在文藝理論上的一種反映。”在“階級性與黨性”上,中蘇作家可謂同聲相應。以梅特琴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原則和藝術實踐(文學家的筆記)》為例,他的中心論點是:“我們的文學理論思想的總的成就是:揭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產生和勝利的規律性,越來越深入地掌握列寧主義的歷史主義和黨性標準。”這與中國庸俗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沒多少差別,但在文中還對“人道主義”及其標準有着討論。 可以說,蘇聯的社會主義原則對人道主義及其存在方式是有不同的觀點存在的,首先即肯定社會主義也存在人道主義,在此之下的觀點之間相互存在衝突和緊張,它們構成了蘇聯式社會主義之下的人道主義理論發展面向,而非如當時的中國文藝批評界還在爭論要不要“人道主義”。 在中國的文學實踐中,“人道主義”是和“人情、人性”聯繫在一起的,在對巴人、王淑明、錢谷融等人的批判後,學術界對“人道主義”也棄若敝屣,甚而噤若寒蟬。在文學批判、文藝理論之外,《摘譯》對譯文的選取也有講究。 它提供了一項不同於蘇聯、歐美主流文藝批評的批判路徑。 雖然這種路徑現在被批判(形成對批判的批判),已經乏人問津。 最後,再來看看通俗文學對《摘譯》的影響。 1975 年第 2 期為科幻文學、災難文學專輯。 范毅平將其稱為“夢囈”、“科學幻象小說”、“預言未來的小說”。本期刊登了美蘇日各一篇科學幻想小說:蘇聯卡贊采夫《比時間更有力(梗概)》 (迅行譯)、美國艾倫·德魯里《尼尼微和推羅重現(梗概)》(復旦大學外語系外國文學評論組譯)、日本八住利雄編劇、舛田利雄導演《諾斯德拉達繆斯的大預言》(安可譯),所批判的內容為美蘇爭霸。 《摘譯》編者對科幻文學表現出相當的興趣,如在 1976年第 6 期收錄“蘇修鼓勵創作驚險小說和科學幻想小說、作協成立驚險和科學幻想小說委員會”條目。 《摘譯》雖旨在批判,但也是通過此形式,屬於大眾文化之一支的科幻小說才被譯介。(二)美國、日本文藝的翻譯實踐如果將《摘譯》放在晚清以來的江南中文報刊視域之中,就會發現《摘譯》有着海派刊物的特點:在強調政治性/教化性的同時,也重視娛樂性。 不過,與晚清譯介小說不同的是,《摘譯》內譯載的科幻小說,注重場面之恢弘雄偉;而譯載的世情小說,則注重鬥爭倫理。 晚清小說翻譯之重要,已351
成為學術研究的重要議題。 劉禾以“翻譯的現代性”目之,着眼點在翻譯“引入”了現代性,其內涵與陳思和所言相合。 且不說嚴復譯《天演論》、周氏兄弟合譯《域外小說集》,就以林譯小說來看,其對中國現代小說的文體形成有着極大的作用,催生了周瘦鵑《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刊》,後者被認為是“標誌着短篇小說這一形式(在中國)的確立”。周瘦鵑在晚清民初的翻譯被學術界稱之為“偽翻譯”,因為他或不著原作者名,或以己意更改譯文,或自己寫而標為譯文。 周瘦鵑“翻譯”的個中得失且不論,《摘譯》的情形似乎也可稱之為“偽翻譯”,因為其中包含了節譯、梗概、摘譯等形式。如果是對長篇小說、劇本採取這樣的方式,也許可以理解,但是短篇小說、小品文也以此出之,就變得不倫不類,不能以“翻譯”視之。 更進一步,《摘譯》的翻譯方式也應該成為重要考索對象,內中採用的節譯、梗概和摘譯等,也能因其傳播方式而發揮“副文本”作用。《摘譯》停刊於 1976 年 12 月,在 1976 年 10 月“四人幫”覆滅之後。 相比之下,具有同樣功能的刊物《學習與批判》於 1976 年 9 月 27 日出版最後一期第 10 期,《朝霞》於同年 9 月 20 日出版第9 期。 《摘譯》或因文化慣性、出版週期而繼續發行。 或因後面的兩種發行量極大,所以遭受的衝擊最大。 但也可能是因為《摘譯》屬翻譯類的刊物,與創作類有別。 《摘譯》主編陳冀德的想法便是如此,“因為它反映的是外國文藝,外國的文藝動態,與中國國內的政治鬥爭並無直接的聯繫”。因此,如果將其視為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印刷工業之一環,那麼它的存在,具有自身的存在方式和存在邏輯。 甚而,也可以將其置於全球資本主義文化生產的視域之下,找到“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以《摘譯》為個案來看,雖則它誕生的直接目的是有着極強的意識形態性的,但其客觀上卻體現了“世界文學”在全球的傳播。 按照大衛·丹穆若什(David Damrosch)的世界文學理論,“世界文學”意味着文本在世界範圍內的流通、翻譯和生產。《摘譯》選取的原著,除了 1975 年第 7 期翻譯的獨幕劇劇本《黑鳥》出版於 1969 年外,其餘選取的,都出版於 1970 年代。 有趣的是,如果考察《摘譯》中翻譯的第一篇文學作品(往往長達百餘頁,是當期最長的作品),會發現 1973 年出版的作品佔有重要地位。 《摘譯》共發行 31 期,從每期“第一篇”的數量上來看,1973 年出版的作品有 14 篇(部)。 相比之下,出版於 1974 年的作品有 6篇,1975 年的有 5 篇,1971 年的有 3 篇,1972 年 3 篇。 而緊隨“最新”的譯本,則體現着流行文化的傳播。 毫無疑問,在影響《摘譯》的因素中,政治的影響是最大的。 但在此之外,其他的影響因素也應考慮,以呈現歷史的多面性,而非僅以“一體化”(洪子誠語)看待,將其作為歷史的排泄物和“他者”。依體裁而言,《摘譯》多刊載話劇,固然是受到當時樣板戲的影響,但外來的影響也不能不引起注意。《摘譯》對日本的譯介,以日共(左派)為主。 從日共的發展來看,兩個原因直接促使了日本“新左派”的形成:一是由 1960 年代初期知識份子、文化界人士和學生反對修訂日美“安全條約”所造就,二是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影響。日本左翼團體齒輪座劇團的演出、創作受到最大的關注,而對日本其他文學團體較少介紹。 1973 年第 2 期是日本文學專刊,專刊所介紹的幾個話劇劇本來源於日本齒輪座劇團,藝術效果低下,是電影的革命宣傳讀物。 但中原瑛小說《白色的橋》中寫了主人公隆去參觀“中國展覽會”後,思想逐漸左翼化,別具意義。 “中國展覽會”當時所展覽的是“收租院”,也可視為中國“文本”在日本左翼團體產生影響的表徵。 1975 年第 5 期系“日修”專刊,“日修”一詞體現了日共內部的分裂,是為“宮本集團”和“日共(左派)”。 該期為紀念日本反戰作家小林多喜二逝世四十周年,刊發勝山俊介電影劇本《小林多喜二》。《摘譯》對日本文學的譯介,有一篇讓筆者感到意外。 1976 年 12 月出刊的第 12 期刊載了小松451
干生短劇劇本《雨中的無人售票車》。 劇本以數字(1 ~ 10)作為名字,描述了 10 位乘客在司機因不明原因不停站、且高速行駛下的反應。 從小說的技巧來說,是現代主義的常用手法,裡面的作者以數字來稱呼,很容易讓人想到卡夫卡筆下著名的“K”。 “編者按”寫道:“此劇以封閉的公共汽車比喻日本社會,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反動派拼命要把人民群眾送往與人民願望相反方向的醜惡行徑。 作品圍繞停車這件事,描繪了日本社會一些階級、階層的人物形象,但恰恰沒有刻畫無產階級的人物典型,通篇作品僅僅停留於揭露現實社會,而否定了變革這種現狀的可能性,結果只能陷於無能為力的絕望之中。”“編者”指責劇本沒有“刻畫無產階級的人物典型”並不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 但他認為“此劇以封閉的公共汽車比喻日本社會”,則說明已讀懂劇本的隱含意義,並沒有認為其形式奇怪或特異。 不過,今天的讀者如果再回去閱讀這一劇本,就會發現劇本雖由日本作家創作,卻相當程度上表達了“四人幫”被捕之後中國的社會現狀:被“文革”所封閉/打開的中國不知駛向何處,或許,這是主持編選者或編譯者的一大隱憂和對現實的思考。除日本文學專刊外,《摘譯》還有兩期美國文學專刊。 它對美國文學的介紹,以黑人反抗的文學作品為主,特別關注“黑豹黨”的文藝活動。 兩期專刊均為黑人題材,1975 年第 7 期介紹了詹姆斯·鮑德溫電影劇本《迷路前後》(原作出版於 1973 年),這是一部紀念美國著名黑人領袖瑪律科姆·愛克斯的傳記電影劇本。 1974 年第 1 期更為豐富一些,它關注“黑人新浪潮”電影,但並未譯介電影或話劇劇本,而是收錄 5 篇短篇小說和一首詩。 小說或詩歌內容不外是生活不易,刊首的批判文章也不外帶有普遍性的批判,既沒有提出問題也沒有深入電影的內部。 倒是同期收錄的電影故事梗概《教父》應引起讀者的注意。原作載於《銀幕故事》雜誌 1972 年 6 月號,由法蘭西斯·福特·科波勒(兼導演)、馬里奧·普佐編劇,是一部影響廣泛的黑幫電影,長期佔據主流排行榜前列。 《摘譯》還介紹了另一部同為好萊塢製作的電影故事《鯊顎》,原載美國《銀幕故事》1975 年 9月號。 《鯊顎》現通譯《大白鯊》,原作者為彼德·本奇利,由史蒂文·斯皮爾堡(斯皮爾伯格)執導,此劇開啟了一系列鯊魚為主角的災難影片。《教父》、《鯊顎》是好萊塢電影工業製作生產的代表作,其隱含的美式民主、美式想像的方法通過電影,而傳到第三世界國家。 《教父》譯文前有當時編者或譯者的按語:“影片通過黑手黨頭子之間的狗咬狗之爭,客觀上反映了美國的腐朽黑暗的社會現實。”這種批判,已經數見不鮮。 它讓批判者認為“(影片)沒有跳出好萊塢兇殺片的窠臼”,但是“給那些殺人如麻的流氓頭子戴上一副富有人情味的假面具”。“人情”在這裡的表述不再是批判的工具或避而遠之的關鍵詞,而是具有價值判斷的符碼———所謂“假面具”是也。《教父》和《鯊顎》之外,美國文化在《摘譯》中直接體現在“動態”欄目裡面。 這些動態,即為熱內特意義上的“副文本”。如 1974 年第 1 期介紹了美國文藝動態 4 則,其中兩則是“布蘭多拒絕接受奧斯卡金像獎”、“第二十七屆百老匯戲劇獎———托尼獎得獎名單”。 1974 年第 4 期介紹“納鮑可夫(納博科夫)獲一九七三年國家文學獎”。 1974 年第 5 期的一則為“‘全國圖書獎’候選作品名單”。 《摘譯》對美國的電影、戲劇、圖書行業以及一些作家的關注,可被視為資本主義文化產業在中國的反映。 因而它在某種程度上參與了資本主義文化工業在全球的傳播。 由此可以認為,《摘譯》而體現了兩方面的結合,一是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批判或社會批評方法的展現,二是資本主義文化生產的全球傳播。 《摘譯》在執行批判的權力時,也在不經意間將異域的文學、文化生產帶入了社會主義中國,從而為 1970 年代末以至 1980 年代的“思想解放”提供些許基礎和動力。551
四、《摘譯》與上海的高等教育《摘譯》主要依託上海的大學,間或有其他地區的大學參與其事。 復旦大學、上海師範大學、上海外國語學院是其中的主力,由此可見文化場域與教育空間之互動。 “文革”期間,教育並未一直停止。 1970 ~ 1976 年間,工農兵學員是受教育者,選拔方式是單位推薦。不過,其間的教育方式,在毛澤東的指示之下,發生了變化。 1972 年 7 月 21 日《文匯報》刊出復旦大學首批工農兵學員畢業,刊首為“毛主席語錄”,上書:“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裡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 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此為毛澤東 1968年 7 月 21 日發出的著名的“七二一指示”。毛雖將文科大學排除在其論述域之外,但並不代表它們不存在。 可以把時間往前推移一點,1952 年,高等院校仿照蘇聯高等教育制度,開始“有計劃地按專業培養人才”。 1953 年到 1957 年間的院系調整,造成“文科、政法、財經各專業所占的比重,急劇下降。 1947 年文法商科在校學生在大學生總數中占 47.6% ,1952 年降到 22.5% ,1957 年又降到 9.6% ”。到 1963 年,經國務院批准,國家計委和教育部共同修訂的《高等學校通用專業目錄》頒佈。 “文科部分”包括“外國語言文學”,當時計有 14 個專業,“外國語言文學”專業按語種分設 29 種外國語言文學專業。 上海的大學當然也受此波及,復旦大學、上海外國語學院、上海師範大學皆不能免。 7 月 21 日《文匯報》還刊有《上海機床廠在毛主席的“七·二一”光輝指示指引下努力培養和造就工人階級的技術隊伍》,文章內容為上海機床廠創辦的“七·二一”工人大學第一批畢業生信息。 所謂的“七·二一工人大學”,在《摘譯》中,也有其印記。 《摘譯》1976 年第 5 期刊載上海市第一百貨商店“七·二一”工人大學理論班學員 5 人的發言,直指商品社會“貪污盜竊、投機倒把、買空賣空”、“唯利是圖、貪得無厭”。“繼‘五·七公社’之後,1969 年冬,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召開文科教育革命座談會。 提出‘要把文科大學辦成寫作組’,並炮製了《文科大學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在 1970 年《紅旗》第一期上發表。 此後,就取消了基礎課、專業課,取消了教材,停止了課堂教學活動。”上海大量出現的大學寫作組與此淵源很深,在《摘譯》中,他們常常是以集體署名的形式出現。 “文革”時期署名現象的研究所在多有,王堯、古遠清等學者均曾詳加考索。但本文的角度略有不同,因為在 1970 年代檔案資料較為缺乏的情況下,以《摘譯》的署名方式窺知當時文化場域和教育空間的互動實屬無奈之舉。 《摘譯》譯者主要由以下幾個“小組”構成。第一,復旦大學外語系作為主要譯者單位,部分署名“外國文學評論組”、“部分英語教師”、“俄語專業 75 屆工農兵學員”。 復旦大學外語系為政治鬥爭所左右,直接受到了當時思潮的影響。 其中一些以“復旦大學外語系現代英語研究小組”為名,在批林批孔的當時,彙編了《水滸傳》在國外的傳播資料,整理出《美、英有關〈水滸》的評論》(1975 年第 7 期)。 第二,上海師範大學在《摘譯》中也有多處痕跡。 其在《摘譯》中扮演的角色,略遜於復旦大學。 部分署為“外語系翻譯組”、“蘇修文學評論組譯”、“俄語三年級工農兵學員”等。 第三,上海外國語學院、上海戲劇學院也參與其中。第四,上海市其他單位,主要是工農兵學員。 第五,全國範圍內其他學校人員亦參與《摘譯》的翻譯之中,如吉林師範大學、廣東師範學院。 第六,一些個人署名的作品,後來往往成為名家,因而《摘譯》也生產了一批翻譯的專業從業者。 如果說集體署名不僅是去個人化,同時也是保護個人的方式,那麼個人署名就顯得富有意味,而且所在多有,他們往往將其單位寫在前面。 如陸谷孫、林驤651
華等。由此可見,《摘譯》的署名方式不僅是提供單位名稱,而且也提供了一份 1970 年代活躍於文化空間的主體名錄。 這份名單包括復旦大學、上海師範大學、上海外國語學院、上海戲劇學院,還包括工廠學習班等。 《摘譯》刊載的批判文章與其翻譯之間出現了某種脫節,批判文本的詆毀、謾駡,與譯本的選取、讀者的閱讀之間存在着差距。五、結論1973 ~ 1976 年間發行的《摘譯》不同於《朝霞》、《學習與批判》等“文革”後期內部出版或“公開”發行期刊,它是一本以翻譯國外文學及其動態為目的的刊物,主要譯介的是蘇、美、日三國的作品,間及澳、英諸國。 《摘譯》與當時的政治活動有着千絲萬縷的關聯,緊隨時事吸納國外相關報導和研究,比如批判蘇聯、介紹國外《水滸傳》研究成果等。 但在一定程度上,刊物的欄目設置和作品選擇具有一定的穩定性,甚至審美性作品在後期的譯介中佔據了不少篇幅。 在形式上,《摘譯》雖是一本“內部”刊物,不過,它在外部———一般讀者那裡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在今天,而這種影響在被有意或無意的拆解和淡化。 因而考察這些發行量很大的“文革”刊物,或許是探究“新時期”學人們的精神譜系的重要入口。雖然“新時期”的知識人不斷將其精神譜系追溯到“五四”,追溯到歐洲“文藝復興”、法國大革命,但這種追溯顯得有點兒一廂情願。 不可否認,以追求自由、民主、科學的“五四運動”確實對“新時期”的文學思潮產生了影響,也不能否認發源於歐洲的諸多現象在中國社會產生回音。 但如果一點點重建、思考的話,“新時期”初期知識青年的部分知識來源是“文革”所造就:不僅來自於整體史上的“文革”情感結構,也包括由本文考察的《摘譯(外國文藝)》及其系列和僅提及的《朝霞》、《學習與批判》等刊物所造就的普遍知識結構。在影響《摘譯》辦刊的因素之中,政治的影響依然是最大的,除了篇目選取上多選蘇聯,少選美、日外,還在內容上直接配合當時的政治運動(如翻譯國外研究《水滸傳》的幾期)。 但政治性並不是唯一的因素,審美等因素也在辦刊過程中得到了一定的體現。 這裡可有幾個解釋:一是可以將其解釋為“文革”後期日常生活狀態漸趨正常,民眾對審美性的文學作品有着本能的追求;二是可以認為,其所選篇目,按照《摘譯》的現身說法,是“代表性”與“政治性”的結合。 所謂“代表性”,除了對蘇、美、日底層的關注外,更多的體現是資本主義文化生產在國內的滋生,也即是流行文化在中國社會的萌發。正是從後者出發,本文選取了兩個面向:其一是考察《摘譯》對“主導”文化的介紹,如對蘇聯社會生活中出現的商品異化、宗教、社會腐敗的批判,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思考;其二是勾勒了《摘譯》所關注的流行文化,依據的對象是“副文本”,如對科幻文學的關注,對美國主流文藝獎項的翻譯,對《教父》、《大白鯊》為代表的好萊塢電影劇本的引入。 現在來看,僅將這些刊物置於“文革”整體史的框架之下作籠統的評價是不夠的,文藝作品或一般思想有其自身的特質,能在政治引力之外發生。《摘譯》依託上海高校,包括復旦大學、上海外國語學院、上海師範大學等院校,輻射了西南和東北的部分高校。 其作者—譯者—讀者有部分是老翻譯家或學者,但更多的是年輕一代的工農兵學員。 親歷者對《摘譯》及相關刊物的回憶日漸增多,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 對部分親身經歷《摘譯》的翻譯的人員來說,是痛苦的經歷,因為選題由上級指定,譯者就只是負責翻譯,沒有翻751
譯的自主性。 但對一般的讀者來說,《摘譯》是瞭解世界文藝、政治、經濟、哲學和自然科學的窗口。這兩種閱讀經驗,造成一種內在的張力,甚至形成某種差異。 由此來看,以《摘譯》為代表的“文革”讀物是存在內在矛盾的,表面上它們是“政治性”的產物,但因為它也關注作品的“代表性”,客觀上就造成了外國當代文化在國內的流通。①謝泳:《〈朝霞〉 雜誌研究》,南寧: 《南方文壇》,2006 年第 4 期。②以下除特殊說明外,均指“外國文藝”系列。 上文關於“文革”之斷代,有不同的說法。 這裡係據“十年說”。 參見趙園:《非常年代:1964 ~ 1978》,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9 年,第 961~ 969 頁。③朱學勤:《“娘希匹”與“省軍級”———“文革”讀書記》,上海:《上海文學》,1999 年第 4 期,第 60 ~ 65頁。 後收入朱學勤:《書齋裡的革命:朱學勤文選》,長春:長春出版社,1999 年,第 58 頁。④高華:《在歷史的風陵渡口》,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2008 年,第 8 頁。⑤⑥韓少功:《漫長的假期》,北島主編:《七十年代》,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8 年,第 580 頁。⑦鄒振環:《“死屋” 中的“隱形鐵窗”———“文革”後期的〈摘譯〉 研究》,王宏志主編:《翻譯史研究》第 5 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 年,第 243 ~262 頁。⑧龔翰雄:《20 世紀西方文學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第 403~ 405 頁。⑨陳思和:《想起了《外國文藝〉創刊號》,收入陳思和:《星空遙遠》,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 年;陳思和:《想起了〈外國文藝〉創刊號》,北京:《博覽群書》,1998 年第 4 期。⑩士曾:《上海譯文出版社》,載林煌天主編:《中國翻譯詞典》,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第 585 ~586 頁。施雋南:《1978 年後上海翻譯文學出版的變遷與特色———以上海譯文出版社為中心》,陳麗菲主編:《上海近現代出版文化變遷個案研究》,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2016 年,第 102 頁。施雋南:《1978 年後上海翻譯文學出版的變遷與特色———以上海譯文出版社為中心》,陳麗菲主編:《上海近現代出版文化變遷個案研究》,第 104 頁。 另見許力以主編:《中國出版百科全書》,太原:書海出版社, 1997 年,第 114~ 115 頁。鄒振環:《20 世紀上海翻譯出版與文化變遷》,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第 333 頁;第 334頁;第 325~ 327 頁。龔翰雄:《20 世紀西方文學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第 401 頁。羅琴:《從意識形態看文革時期的文學翻譯———〈摘譯〉(外國文藝)個案研究》,重慶:四川外國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 年。王雪瑋:《規範理論視角下文革時期的文化翻譯研究———〈摘譯〉(外國文藝)個案研究》,重慶:四川外國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 年。馬士奎:《中國當代文學翻譯研究(1966 ~ 1976)》,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7 年。陳冀德:《生逢其時———文革第一文藝刊物〈朝霞〉主編回憶錄》,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8 年,第 66~ 69 頁;第 39 頁;第 72 頁。閔鏑:《從美國文藝界看二百周年紀念》,上海:《摘譯》,1976 年第 10 期,第 168~ 179 頁。《答讀者———關於〈摘譯〉的編譯方針》,上海:《摘譯》,1976 年第 1 期,第 171~ 173 頁。朱振武等:《中國外國文學研究的學術歷程》第 11卷《歐美諸國文學研究的學術歷程》,重慶:重慶出版社,2016 年,第 227 頁。《勃列日涅夫在蘇修二十五大上吹捧“當代英雄”和軍事題材作品》,上海:《摘譯》,1976 年第 5 期,第84~ 85 頁。賀焰:《請看蘇修“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的“新發展”》,上海:《摘譯》,1976 年第 8 期,第 149 ~150 頁。山崎豐子著、山田信夫改編:《華麗的家族》,上海師大外語系日語教研組譯,上海:《摘譯》,1974 年第5、6 期。851
范毅平:《在“HTP”的掩蓋下———蘇修社會生活面面觀之三》,上海:《摘譯》,1975 年第 6 期,第 1 ~10 頁。瞿麓:《蘇修作協“六大”是怎樣為勃列日涅夫政治路線效勞的?》,上海:《摘譯》,1976 年第 11 期,第168~ 173 頁。《學習與批判》發表蘇聯文學評論 15 篇,其中有“蘇修文學述評”3 篇。 見龔翰雄《20 世紀西方文學研究》,第 402 頁。可參考安德森闡述的印刷資本主義導致想像共同體的觀點,見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吳叡人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A. 梅特琴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原則和藝術實踐(文學家的筆記)》,崔惠之譯,上海:《摘譯》,1974 年第 3 期,第 140~ 160 頁。范毅平:《行將就木者的夢囈———評蘇修、美帝兩篇預言未來的小說》,上海:《摘譯》,1975 年第 2 期,第 1~ 6 頁。劉禾:《跨語際實踐》,宋偉傑等譯,北京:三聯書店,2008 年,第 6~ 7 頁。錢鍾書:《論林紓的翻譯》,《七綴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第 79~ 117 頁。陳建華:《紫羅蘭的魅影:周瘦鵑與上海文學文化1911~ 1949》,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2019 年,第386 頁。大衛·丹穆若什:《什麼是世界文學?》,查明建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4 年。詹明信:《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詹明信批評理論文選》,張旭東編、陳清僑等譯,北京:三聯書店,2013 年。齊澤克:《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第 2 版),季廣茂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2017 年,第 8 頁。《日本戰後三十年的思想文化〔續〕》,上海外國語學院日語專業、上海師範大學中文系外國文學教研組譯,上海:《摘譯》,1976 年第 12 期,第 126~ 165 頁。中原瑛:《白色的橋》,薛毅譯,上海:《摘譯》,1973年第 2 期,第 97~ 107 頁。勝山俊介:《小林多喜二》,齊邁、漳泉合譯,上海:《摘譯》,1975 年第 5 期,第 11~ 91 頁。小松干生:《雨中無人售票車》,上海師範大學幹校日語班譯,上海:《摘譯》,1976 年第 12 期,第 93 ~125 頁。科波勒、馬里奧·普佐:《教父》,石恒譯,上海:《摘譯》,1974 年第 1 期,第 93~ 117;第 93~ 117 頁。吉恩·韋勃:《鯊顎》,俞其歆譯,上海:《摘譯》,1976 年第 12 期,第 58~ 74 頁。熱內特:《隱跡稿本》 (節譯),收入熱內特:《熱奈特論文集》,史忠義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第 71~ 72 頁。海天、肖煒:《我的大學 1970 ~ 1976:工農兵大學生》,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2009 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思想年編:1921 ~1975》,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年,第 942 頁。《中國教育年鑒》編輯部編:《中國教育年鑒 1949 ~1981》,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84 年,第239 頁。上海市第一百貨商店“七·二一”工人大學理論班學員:《商品化的蘇聯社會》,上海:《摘譯》,1976 年第 5 期,第 86~ 89 頁。《中國教育年鑒》編輯部編:《中國教育年鑒:地方教育(1949 ~ 1984)》,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 436 頁。王堯:《“文革”對“五四”及“現代文藝”的敘述與闡釋》,台北:《文史哲》,2005 年,第 69 ~ 77;古遠清:《余秋雨與石一歌》,收入古遠清編:《庭外“審判”余秋雨》,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 2005 年,第 176 ~179 頁。作者簡介:王宇林,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講師,博士。 浙江金華 321004[責任編輯 桑 海]951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2 期美國漢學家“台灣文學研究”的理論方法與類型*李詮林[提 要] 將美國漢學家的“台灣文學研究”置於整個西方文學理論版圖中,與此前已興盛於西方漢學界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橫向比較,發現如下三個問題值得深入思考:美國的“台灣文學研究”與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的“台灣文學研究”的關係及異同,其中包括美國的“台灣文學研究”反饋到台灣後的影響;美國的“台灣文學研究”中的翻譯技巧;美國的“台灣文學研究”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關聯。 美國漢學家研究台灣文學的方法多元,形態多樣,除學術期刊論文、學術專著外,還有與台灣文學相關的作品翻譯、譯本編選、報刊編輯,以及舉辦研討會、開展研究課題、撰寫學位論文、開設課程、設置專業等。[關鍵詞] 美國漢學家 台灣文學研究 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 比較文學 方法論[中圖分類號] I206.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2 - 0160 - 10對於海峽兩岸的台灣文學研究而言,美國“台灣文學研究”中的理論方法,可說是一種“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 美國漢學家對於台灣文學的研究,經過長期學術積累,大多形成了各自的研究風格,如家常話裡寓正言厲色的夏志清,批評文字倜儻秀美的王德威,視野開闊而又嚴謹大氣的張誦聖,緊密結合海峽兩岸現實社會以及流行文化科技進而拓展至媒體產業的王瑾等。 仔細考察美國漢學家研究台灣文學時所運用的理論方法,可以體會到西方理論思潮(如後殖民、新批評等)對中國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界的影響、西方現代性與中華民族文藝形式問題、西方現代性與東方殖民現代性的異同、世界範圍內文化批評與新批評解讀的衝撞、西方學者嘗試運用東方傳統的文學批評方法所帶來的文學理論的新發展等文化現象,由此也可看出美國的“台灣文學研究”反饋到台灣後造成的影響,最終如王德威所說,“真正嚴肅認真地規劃出一種普遍存在的、學科的和地緣詩學的061∗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台灣内渡作家的文脈傳承系譜研究”(項目號:21BZW035)、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項目“兩岸歷史文獻中的台灣少數民族形象研究”(項目號:2018-GMB-051)、福建省社科規劃項目“台灣内渡作家研究”(項目號:FJ2019B056) 的階段性成果。
圖繪”。①將美國漢學家的台灣文學研究置於整個的西方文學理論版圖中,與此前已在西方漢學界興盛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橫向比較,我們會發現,如下三個問題值得深入思考:美國的“台灣文學研究”與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的“台灣文學研究”的關係及異同,其中包括美國的“台灣文學研究”反饋台灣後造成的影響;美國的“台灣文學研究”中的翻譯技巧;美國的“台灣文學研究”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關聯。一、美國漢學家的“台灣文學研究”之特點 美國漢學家對台灣文學的研究,最早可見於 1960 年羅體模(Timothy A. Ross)以台灣作家姜貴為研究對象的博士論文,以及夏志清在其 1961 年出版的《中國現代小説史》 (初版中文名為《近代中國小說史》)附録中對姜貴及其小説《旋風》的論述,還有其兄長夏濟安同在該書附録中的對台灣文學狀况的介紹,②此後更出現了葉維廉、劉紹銘等人有意識、成規模地對於台灣文學作品翻譯之後所出版的台灣文學英譯作品集。 美國漢學家出手即不凡,他們主要基於細緻的文本分析和文本翻譯進行理論解讀。 但是這些研究主要是針對現代漢語的台灣文學作品進行的,進入 21 世紀的第二個十年,美國漢學家有關台灣文學的研究著作中才有零星的關於台灣古典文學的内容出現(如張誦聖《哥倫比亞台灣文學史料匯編》 ③),但至目前為止,美國漢學家仍缺乏對於現代文學階段的台灣文言文學的研究。美國漢學家對於台灣文學的研究,至今均在“來自台灣的中國文學”這一框架内進行,無論是漢學家本人,還是美國的相關學術機構、學術組織乃至學術體制,都是將台灣文學研究置於漢學研究的範疇,或者作為“東亞研究”、“亞洲研究”、“中國研究”的一個分支對待的,因此,美國漢學家的“台灣文學研究”也屬於居於中國角度所言的“海外漢學”的分支,它有着海外漢學所具有的共性的特點,當然,它也有區别於海外漢學其他分支的個性特點。海外漢學與國學之間的區別在於,國學“出發點是中國本土,研究主體也是中國人自己,也就是說,如果前者是從外部來考察中國及其文化,那麼後者則是從內部來研究自己文化的。 也許這兩者的相得益彰才能達到中國文化在世界普及傳播之目的,但目前的現狀遠非如此。 另一方面,如果從全球化與本土化的互動關係來看,前者是使中國文化國際化(全球化)的一個必要途徑,後者則是堅持中國文化本土化的一種必然。 ……由於各國的漢學家都十分注意用英文發表自己的作品,因此對西方主流學術界而言,他們的著述更為西方學人所知,其在一般西方讀者中的影響也更大。對於這種客觀存在的現象我們切不可視而不見”。④當然,目前中國國內一般將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視為“國學”,故而針對中國現實問題展開的研究往往不被涵括在“國學”範疇之內。 這也影響到了美國漢學界,長期以來,中國古典文學和古代文化研究在美國漢學界居於主流,也就是說,海峽兩岸傳統意義上的“國學”研究在美國漢學界備受重視,而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則位居邊緣。“相對於俄羅斯文學和日本文學,為什麼中國文學在學術界外的讀者中不那麼受關注”,⑤這曾是長期困擾美國漢學家的謎題。 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出版後,尤其是普實克和夏志清論爭之後,這一局面有所改觀,中國現代文學已然成為世界上公認的新興學科,尤其是中國大陸作家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中國現當代文學愈加得到海外讀者的喜愛,而且伴隨着中國經濟的發展,針對中國現實問題的研究也愈來愈得到各國政府和社會的重視,傳統意義上的海外漢學和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國學”的內涵顯然均需要適時增容。 因而此處所講之“海外漢學”是廣義上的漢學,或者說是包括中國現當代文學和文化在內的漢學;“國學”也就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狹義的、只在學術161
界“象牙塔”內研究中國文學與中國文化的學問,而是廣義上的、包括中國學者對於中國現實社會問題的研究在內的學問。雖然上述海外漢學與國學有着相似的研究邊界擴充的趨向,但兩者仍然存在巨大差異,主要表現在語言載體的不同與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的不同。“漢學家們雖然以漢語文本為研究對象和素材,但用來表述的語言主要是英語和其他西方語言,所講授的中國文學課程一般被稱為‘翻譯中的中國文學’ (Chinese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很像我們中國高校中文系開設的用漢語講授的世界文學課。 此外,他們的研究成果由於其出發點和方法論的不同而迥然有別於中國學者的成果,但有些確有新的成果已經給我們的研究以新的啟示”。⑥這種啟示往往可以給中國學者帶來新鮮的創意與思維模式的變革,尤其是當海外漢學與國學針對同一個社會文化現象展開方法各異的研究,最後得出不同甚至完全相左的結論的時候;這種啟示又可以成為對於雙方的互鑒而非單向的影響,學者們由此可以回到問題之外並看到,問題不止可以正面地“證明”,從反面進行的“證偽”有時更具說服力。正如王德威所說,“一個社會的典律可能會是另一個社會的禁忌,明顯敵對的論述實際上卻可能詭異地共享了相似的前提”。⑦東西方社會固存在着思維模式的差別,一定歷史階段的不同政治意見也會導致雙方的學術評判尺度各自不同,而這種對同一問題的分別論述可以提示讀者回到問題的原點,站在“元批評”的角度去思考造成這種分別論述現象的“前提”到底為何,並深思其合理性。 “這一點尤其可在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對中國國內學術界所起到的反饋作用中見出:在以往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教科書中,錢鍾書、沈從文和張愛玲這三位作家基本上被放逐到了邊緣,而在夏的書中,這三位作家則居於作者論述的中心,這顯然是作者的意識形態觀念和形式主義分析所使然。 錢理群、溫儒敏等著《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 年修訂版)終於糾正了這一偏差,終予這三位作家以應有的歷史地位。)”。⑧無獨有偶,繼夏志清開創“文學史與文學批評相結合” ⑨的研究方法之後,1973 年,由台灣來美國留學繼而留在美國從事教學研究的李歐梵出版了《現代中國作家之浪漫一代》 ( 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 用他的繼任者王德威的話來說,“正如書名所示,此書探討了文學論述觀念以及一代中國作家兼革命家們所特有的生活方式。 此書表現了李氏對文學、文化和傳記歷史相摻雜的興趣。 此外,該書還提供了一種後人無法模仿獲取的學術模式”。⑩由此可見,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可以導致研究結論的相異,但是也可以彼此影響,甚至可以融混合流,而這恰可以促進問題的深入討論,進而推動學術進步。 美國漢學家的“台灣文學研究”與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的“台灣文學研究”之間的關係類同此理。 在“十七年”時期(1949~1966),形成了與國際“冷戰思維”相吻合的文學論述中東西方意識形態劃分,而新一代漢學家開始思考如何突破這種“東西二元”的文學論述意識形態分類。 這種突破有其創新,但因其更注重問題意識,強調的是問題的提出而非問題的解決,因此,對讀者的辨別能力與文化素養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如杜克大學教授荊子馨(Leo T. S. Ching)的論文《難以置信的霧社叛亂:殖民性、原住民性與殖民差異的認識論》,闡述了一個殖民現代性的問題,台灣學者李奭學在編選論文時如是轉述其觀點:“對多數清末民初的台灣知識分子或一般百姓而言,日本殖民本身是個令人既愛又恨的事實。 日本是先進國家,雖然是殖民,而且還是軍事統治,對台灣仍然有啟發作用”,並稱該文“讓歷史在某個意義上回歸歷史”。轉述行為本身就具有一種認可的意味,而此種觀點顯然有異於中國大陸學者的抗日與殖民抵抗“二元對立”的普遍觀點,有其不合理性與麻痹261
性,值得以警惕心認真討論與辨析。 這也提醒讀者,想要讓文學研究完全脫離政治立場是不可能的,正如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的主張,“不論是政治還是文學都是人類的生活。在中國,這種政治性比其他大多數國家更甚。 一個作家假裝不具有政治性,這只是一種‘政治性’的假裝”。 林培瑞出生在紐約,大學時開始學習中文,1966 年畢業於哈佛大學,1973 年曾到訪台灣,1976 年以題為Traditional Style Popular Fiction in Shanghai , 1910- 1930(《上海傳統風格的通俗小說(1910~1930)》)的博士論文獲得學位,他以研究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和大眾文化著稱,並帶動了 1980 年代之後中國國內的通俗文學研究。 由此也可看出,美國漢學家的“台灣文學研究”(乃至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與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的“台灣文學研究”(乃至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之間也有着學者的互動、研究文本傳播的雙向流動及研究方法和觀點的相互影響,前述荊子馨對於日據時期台灣文學的殖民現代性問題的探討得到台灣學者的認可,即體現了美國漢學家的“台灣文學研究”傳播至台灣之後對於台灣學者的影響。兩岸文學的發展,自 1980 年代末以來,在許多領域有着相似的發展趨勢。 比如,在 1990 年代,“儘管抒情詩是一九七〇年代末油印印刷品和非官方出版物中最受青睞的體裁,但在中國大陸,如同其他現代和商業社會一樣(包括在台灣),詩歌以及戲劇的作用及其讀者數量極大地減少了。 一九九三年出現的停滯,使我們得以遠觀中國新時期文學,而一九九九年就更是如此了”。不只文學的發展,1980 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到美國留學的留學生人數日漸增多,逐漸趕上並超越了由台灣赴美留學的人數總和。 他們中的許多人學成之後成為在美國的“新移民”,其中以中國文學研究為志業的學者與先期到來的台灣學者互通聲氣,互相提攜,便有來自大陸的“新移民”漢學家開始關注台灣文學,海峽兩岸赴美留學生由此成為兩岸台灣文學研究交流的優質媒介。 1990 年代的“新移民潮”及其對於宏大歷史敘事的相似興趣,以及文學作品受眾的趨同,使得海外漢學與國學形成了一個松散型的學術共同體,以研究台灣文學為志業的美國漢學家、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學者也形成了雖研究方法有別、研究立場各異,但卻因研究方向相同而交流密切、互動熱絡、惺惺相惜、“抱團取暖”的學術圈。簡而言之,美國漢學家研究台灣文學的理論方法主要有“翻譯台灣”、“從文學看台灣”、“台灣文學與電影”(以電影為介入口解讀台灣文學)等幾種路徑。 由此反觀海峽兩岸的台灣文學研究,兩者在研究對象的選擇、研究方向的側重、話語體系的選擇等方面有明顯的差異。大陸學者長於史料搜集整理和文學史書寫,劉登翰、汪毅夫等編寫的《台灣文學史》 (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1 年)時間跨度從古代文學直至當代文學,時至今日仍是海內外公認的台灣文學史通史(時間跨度從古代文學直至當代文學)的經典,是集體編撰台灣文學史的成功範例;古繼堂、古遠清被譽為台灣文學研究界的“南北二古”,古繼堂所著《簡明台灣文學史》是一本簡明扼要的台灣文學史入門書籍,古遠清對於台灣文學的研究深入而全面,所論範圍廣及台灣作家作品、台灣文學理論批評史、台灣文學思潮、兩岸來往書信、台灣查禁書刊等,而且老當益壯,僅 2021 年一年便出版了稱為“台灣文學五書”的五本有關台灣文學的書籍,且均為獨著。 此外,大陸的台灣文學研究學者也非常注意兩岸文化親緣的挖掘與整理,尤其是毗鄰台灣的福建省,自 20 世紀至今,有關閩台文學交流、閩台文化淵源的研究學者和研究著作層出不窮,蔚成台灣文學研究的“福建學派”,其中尤以汪毅夫及其弟子們近年來所從事的台灣近代文學研究、閩台民俗文學研究、閩台科舉文化研究、台灣内渡作家的文脈傳承系譜研究最具特色且成果豐碩。台灣地區學者研究台灣文學有地利之便,因而近年來趨於精細化的區域性文史資料搜集整理361
頗見成效,如黄美娥、詹雅能、許俊雅等學者出版了《魏清德全集》 (台灣台南:台灣文學館,2013年)、《鄭家珍、鄭蕊珠作品集》 (台灣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16 年)、《台中縣文學發展史》 (台北:“國史館”,1995 年)等。 研究台灣文學的台灣學者首先受到對岸編撰《台灣文學史》的刺激與感染,有着彌補自身書寫文學史缺憾的努力。 此外,許多研究台灣文學史的台灣學者是由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領域轉來(如黄美娥原本是一名優秀的蘇軾研究學者),因而有着深厚的國學功底,以及文言文學研究和古典文獻考訂的功夫,轉而從事台灣地方文學史和台灣現代文學史時期的文言文學研究以後,收穫了許多令人驚艷的成果。 近年來隨着美國漢學家研究台灣文學的成果回流台灣,台灣學界也開始運用西方理論解讀台灣近現代文學階段的文言創作現象,這是一種嶄新的嘗試。通過比較美國漢學家與中國大陸學者、台灣學者研究台灣文學的成果,我們可以看出,美國漢學家對台灣當代文學的關注比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學者們都要早;中國大陸學者對二戰前和二戰中的台灣古典文學、白話文學、民間文學研究較多,台灣學者較多關注日據時期台灣的文言文學和日語作家作品。 比較而言,中國大陸讀者對於台灣文學(尤其是古龍、瓊瑤等通俗文學作品)的興趣明顯高於美國讀者。 二、美國漢學家“台灣文學研究”中的翻譯技巧美國漢學家的中文文學翻譯水平是舉世公認的,而喬志高、劉紹銘、白之、葛浩文、陶忘機等便是優秀美國翻譯家群體中的傑出代表。喬志高(高克毅)曾經和白先勇合作翻譯了白先勇的短篇小説集《台北人》,題為《游園驚夢》( Wandering in the Garden, Waking from a Dream: Tales of Taipei characters ,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2)。 劉紹銘則曾早在 1970 年代便將一些優秀的台灣小説結集翻譯成英語在美國出版,題為Chinese Story from Taiwan: 1960-1970(《來自台灣的中國小説:1960—1970》),他與葉維廉是最早在美國出版英譯台灣文學作品集的漢學家。 白之(Cyril Birch)1979 年在德克薩斯大學奥斯汀校區參加世界上第一次海外舉行的台灣文學研討會,發表了他以英美新批評的理論方法對台灣作家朱西寧小説《破曉時分》進行細緻文本分析的論文,並將該小説翻譯成英文。 中國大陸作家莫言在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前在西方國家就有着很高的知名度,這一方面因為其小説被改編成的電影《紅高粱》獲得了西方觀眾的青睞,帶動提升了其小説在西方的影響力;另一方面則得益於其作品大多被翻譯成了英文。 可以說,莫言是目前作品被譯成英文比例最高的中國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根據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發佈的官方信息,其作品被譯成英文出版的已達 11 部之多,而這些作品都是美國漢學家和翻譯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的譯作。葛浩文的翻譯技巧廣為學者稱道,美國漢學家金介甫曾予以高度評價。李昂的小說《殺夫》由葛浩文與楊愛倫(Ellen Yueng)合譯,於 1986 年出版;白先勇小說《孽子》由葛浩文翻譯,1989 年出版。“單看這兩本書名的翻譯,就見出譯者的工夫:前者從‘夫’變成‘婦’(小說本來就以女性為主角),後者能把難譯的‘孽子’兩個字,不多不少同樣譯成兩個英文字,而翻譯之後的新詞,就英語世界來說,反更鮮明的扣緊主題。 boy 一字既貼近原文的‘子’,又造成字面上的玲瓏剔透,尤其傳神。 兩本書都屬第三世界的性別議題,想是因此而得到英語出版業的青睞”。葛浩文在獲知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在《衛報》發表《我的英雄:莫言》一文,回憶了最初翻譯莫言作品的細節:“當我寫信要求翻譯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時,他還是個無名之輩,而我不過是一個有好聽的中文名字的美國學者。 這本書後來推遲到了電影《紅高粱》火了之後才出版。 那時候,我們都為譯文的事461
兒高興……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翻譯了三本他的作品之後,當時在北京。 後來我們又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場合見過幾次。 有一次在科羅拉多州宣傳《酒國》,莫言和我們在一起的幾天裡,幾乎把所有書架上的中文小說全部閱讀了一遍。 那時候他跟我說了一句:自學者就是這樣的。” 與文學作品原作者構建良好的互動關係,是葛浩文能夠獲得準確信息、將原作語言翻譯得準確到位的一個重要原因,他除了與莫言等大陸作家成為好友,也與台灣作家有着密切的交往和良好的互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夫人林麗君便是一位來自台灣的華裔翻譯家。 陶忘機(John Balcom)的太太黃瑛姿(Yingtsih Balcom)也是一位來自台灣的華裔翻譯家。 陶忘機除了以翻譯台灣詩歌著稱以外,還曾經翻譯過台灣作家李喬的《寒夜》 ( Wintry Night , 2002)、張系國的《城(三部曲)》( City Trilogy , 2003)等小說作品。 他在所編譯的《台灣“原住民”作品集》中,對自己和太太還做了一番介紹。像這樣的夫妻搭檔翻譯家,在海外漢學家裡面是一個有意思的普遍現象。 在翻譯史上,採用合譯的方式進行難度較大的翻譯工作已屢見不鮮,曾在威斯康辛大學任教的美籍華人學者茅國權(Nathan K. Mao)與美國漢學家珍妮·凱利( Jeanne Kelly)合作,在1979 年將錢鍾書的《圍城》譯成英文出版,便是一個成功案例。 毋庸置疑,類似葛浩文夫婦、陶忘機夫婦這種中西結合的天然優勢,可以提升台灣文學英譯的語言表達與文化闡釋水平。美國漢學家們在開展文學翻譯工作時所付出的艱辛和努力,也是有目共睹的,葛浩文曾這樣形容自己的翻譯工作流程:“譯者既要熟練地翻譯原語及其文化,又能以各種方式在目標語裡予以再現。 因為譯者要同時完成三項任務:閱讀、批評(或闡釋)及創造性的寫作”。其認真和敬業的態度令人敬佩,而其翻譯方法和技巧也值得他人借鑒。當然,因為文化之間的差異,翻譯之“隔”也在所難免,如鄧騰克(Kirk Denton)談莫言時所說:“在西方有些人批評莫言並沒有坦率地說出他對中國政府的批評,但這也反映出了西方大眾傳媒狹隘的政治偏見。 對我來說,莫言是一個偉大的作家,因為他的作品將社會批判和敘事方式以及語言風格上的文學嘗試融合在一起。 莫言的語言非常美,當然這種美在翻譯的過程中有所折損。” 同樣,中國學者在將美國漢學家的中國研究著作翻譯成中文的時候,同樣也會存在着一些“理解和技術方面的” 問題。三、美國的“台灣文學研究”與美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關聯美國漢學家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曾說:“可以這樣說,在中國大陸文學之前,台灣文學是西方批評的關注點。” 夏志清以及他的哥哥夏濟安的研究,尤其是《中國現代小說史》(1961)中有關台灣文學的研究,可以說是這種關注點的投射,而這本書恰恰也是世界漢學中的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奠基之作。 王德威曾說:“20 世紀 50 年代,夏志清(C. T. Hisa)和普實克(Prusek)分別在美國和歐洲開始對晚清到當代的中國文學和文化動力論進行廣泛的研究考察,由此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才作為一門學科出現。” 可以看出,在世界漢學(包括美國漢學)的視野裡,台灣文學研究是作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特別是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先聲”而出現的,兩者從發端之日起便密切相連,渾然一體。 劉紹銘教授翻譯的台灣小説集的題名《來自台灣的中國小説:1960—1970》 ( Chinese Story from Taiwan: 1960-1970),也説明了這一點———中國當代文學與台灣當代文學是一體而不可分割的,台灣小説是來自台灣的中國小説。在美國的學術體制裡,並沒有單獨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及“台灣文學研究”學科,甚至也沒有單獨的“中國文學”學科。 “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和“台灣文學研究”,都是“比較文學”、“東561
亞研究”或“亞洲研究”的一部分,因而彼此沒有界限分明的學科區分。 從事中國大陸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漢學家往往同時也從事台灣文學研究,如金介甫、王德威;也有先從台灣文學研究起步進而擴展至整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漢學家,如張誦聖;更多的漢學家將台灣文學融合入中國文學乃至華語語系文學的版塊之中加以考察與研究。 如美國學者路易士·羅賓遜(Lewis S. Robinson)在其論文《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家眼中的基督教》中指出,“要檢視與基督教相關的中國小說,首先得從這兩位五四運動出來的作家着手,而以近幾十年裡台灣小說中所塑造的基督教形象作為終結”。文中所說的兩位作家,指的是郁達夫和郭沫若。 該論文除討論郁達夫、郭沫若等中國大陸作家以外,還討論了許地山、陳映真、朱西寧等與台灣有關作家的基督教敘事。雖然台灣文學有着獨特的社會歷史背景,但是無論是美國漢學家對台灣文學的研究還是其對中國大陸現當代文學的研究,都十分關注作為文學背景的社會政治環境,尤其善於將兩岸的社會背景放置在一起予以考察。 從陳映真到柏楊,從《美麗島事件》到大陸開放探親,從台灣解嚴到文學作品的商業化,從作家的本外省籍區分到兩岸文學作品的雙向出版流通,金介甫的評述簡明扼要但信息量豐富,顯示了美國漢學家整體把握兩岸文學的自如,也很好地告訴讀者兩岸文學無法分割的共同社會歷史背景,以及“台灣文學研究”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血肉關聯。就兩者的研究方法而言,王德威認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在 90 年代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研究和批評實踐中,理論占據了越來越突出的地位。 這種趨勢反映了學者和研究者在有意識地提升其研究工具以便能夠更好地掌握研究主題,但從另一方面來說,這一趨勢同樣表現了東亞對普遍的‘理論轉向’的一種反應———該理論轉向在 80 年代之間和之後盛行於美洲學院機構的所有人類學系所”。這一變化也恰好體現在美國漢學家們的台灣文學研究的方法論變化上。 當然,美國漢學家們的台灣文學研究並沒有把理論研究“定於一尊”,而是多種形態並重,尤其是對於台灣文學作品的翻譯出版的熱情,從 1990 年代一直持續至今。四、美國漢學家台灣文學研究的形態美國漢學家研究台灣文學的方法多元,形式多樣,除了一般意義上所說的學術期刊論文、學術專著以外,對於台灣文學作品的翻譯、編選台灣文學作品譯本、編輯有關台灣文學的報刊、舉辦有關台灣文學的研討會、開展有關台灣文學的研究課題(或曰“研究項目”、“研究計劃”)、撰寫有關台灣文學的學位論文以申請碩士或博士學位、指導學生撰寫有關台灣文學的學位論文、開設有關台灣文學的大學或研究所課程、設置台灣文學專業等,都是美國漢學家的台灣文學研究形態。 以下可分類舉例說明之:(一)文學作品翻譯與文學作品選集1. 劉紹銘的台灣文學選集《來自台灣的中國小說:1960—1970》(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不斷的鏈條:1926 年以來的台灣小說》( The Unbroken Chain: An Anthology of Tai-wan Fiction since 1926,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2. 葛浩文的英譯台灣小說。3. 米樂山(Lucien Miller)英譯的《在家放逐:陳映真短篇小說》 ( Exiles at Home: Short Stories By Chen Ying- chen ,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86)。 其中包括《我的弟弟康雄》、《鄉村的教師》、《死者》、《將軍族》、《淒慘的無言的嘴》、《最後的夏日》、《唐倩的喜劇》、《六月裡的玫瑰花》、《上班族的一日》等九篇短篇小說,該書前面有致謝和引言。661
4. 聶華苓的《桑青與桃紅》1986 年的英譯本Mulberry and Peach: Two Women of China ,加了說明性的副題———兩個中國女人。5. 《台灣現代詩選》( The Isle Full of Noises: Modern Chinese Poetry from Taiwan ),張錯(Domi-nic Cheung)編譯,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 1987 年印行。6.《現代中國女作家評論集》( Modern Chinese Women Writers: Critical Appraisals , M. E.Sharpe, 1989),杜邁可(Michael S. Duke)主編,該書中闡述了女性作家寫作與男性作家寫作的六點不同。7. 耿德華(Edward Gunn)翻譯的王文興《背海的人》,1993 年由康乃爾大學出版。8. 杜玲(Susan Dolling)翻譯的王文興《家變》,1995 年由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出版。9. 白先勇的Taipei Characters ,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 1982 年出版,編者喬治高(George Kao)。10. 哈玫麗(Rosemary Haddon)從博士論文開始處理的就是台灣的鄉土文學,此後研究幾乎也都以台灣或中國的同類作品為主,1996 年刊行了其所編譯的《牛車︰ 1934 迄 1977 年的台灣鄉土小說》( Oxcart: Nativist Stories from Taiwan 1934- 1977)。此外,還有兩部在歐美漢學界出名的選集《山上的樹》( Trees on the Mountain )和《現代中國小說世界》( Worlds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編選了海峽兩岸的文學作品。金介甫曾經評價此種文學選集現象背後的政治文化因素:“最優秀的台灣文學,像大陸文學一樣,經常避免直接的政治抨擊,肇始於夏志清的哥倫比亞/台灣大學學派,支持大陸—台灣文學共同體的展望,其中,由於英文選集《哥倫比亞當代中國文學文集》、《眾聲喧嘩》、《玉米田之死》的出版,台灣文學的價值———如果不說台灣文學作品的話———更具有活力。 奚密編的《中國現代詩歌選集》將這種中國文學觀推展到詩歌。” 顯然,由金介甫所列舉的幾本著名譯本選集來看,美國漢學界主流的漢學研究著作是把大陸文學和台灣文學做一體化考量的。 這種將台灣文學置於整體的中國現當代優秀文學作品中坐標系中予以衡量的選譯原則,避免了狹隘的地方保護主義和井蛙之見,更可以向世界展示優秀的台灣文學作品的審美價值。(二)學術專著1. 張誦聖的“現代派小說”研究。 相關著作有《現代主義與本土抵抗》 (德勒姆:杜克大學出版社,1993 年)、《文學場域的變遷》 (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1 年)、《從戒嚴法則到市場規律》(Sung- sheng Yvonne Chang, Literary Culture In Taiwan: Martial Law To Market Law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2. 林張明暉(Julia C. Lin)的《台灣當代詩歌評論集》。 她也是《我愛你———中國當代女詩人詩選》 的譯者,該書共選入了 36 個中國當代女詩人的 111 首詩歌。3. 奚密的“現代詩”研究。4.王德威的台灣當代文學評論。(三)研討會、研究計劃和相關報刊1. 1979 年,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舉辦了海外第一次台灣小說學術研討會。2. 1986 年在德國召開,由馬漢茂與劉紹銘等教授合辦的一次大型文學研討會,題為“現代文學的大同世界”(The Commonwealth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3. 第二次當代台灣小說研討會與台灣文學專號(科羅拉多大學,1991 年)。4. 杜國清創辦的“台灣文學英譯叢刊”(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分校,1997 年)。(四)學位論文761
對美國漢學家的“台灣文學研究”的代際傳承最有意義的,是自 1980 年代以來,以台灣文學為論述對象的博士論文的日益蓬勃。 在美國,直接以“台灣文學”為論文題目而取得博士學位的歷史,要比台灣地區早十幾年。1. 美國第一篇台灣文學博士論文是 1981 年威斯康辛大學的《台灣新文學運動之發展:1920 ~1937》( The Evolution of the Taiwanese New Literature Movement from 1920 to 1937 ),作者白珍(Jane Parish Yang),由劉紹銘指導。 白珍現任美國勞倫斯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系副教授。2. 1981~1983 年,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校區有三篇以“台灣文學研究”為選題範疇的博士論文:張誦聖 的A Study of “Chia Pien” : A Contemporary Chinese Novel From Taiwan ,對照興起於西方的現代主義文學理論研討王文興的《家變》;簡政珍的 The Exile Motif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aiwan ,討論余光中﹑葉維廉﹑白先勇﹑張系國﹑陳若曦等五家作品的流放主題;Sally Ann Lindfors 的An Analysis of the Short Storiess of Ouyang Tze ,分析女作家歐陽子的短篇小說。3. 林茂松的博士論文Social Realism in Modern Chinese Fiction in Taiwan (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校區,1986 年),討論了台灣鄉土文學論戰及台灣鄉土小說。4. 1990 年代以來博士論文主題趨於多元化。 如 1990 年代,有將近十部與台灣文學相關的博士論文在美國發表。 此後,隨着攻讀人文學科的台灣留學生的增加,美國的“台灣文學研究”方向的博士論文內容越來越多元化,有探討台灣新電影(如侯孝賢、楊德昌)者;有研究女性主義文學者;有論述文學中的政治議題和文化認同者(如 1996 年普林斯頓大學葉蓁的《殖民主義及其反抗話語》,探討當代文學及電影中的“國家”論述);有討論“台灣文學”概念的建構過程者(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麥查理梳理了近十餘年間台灣文壇的思潮與論爭)。 文化認同、女性主義、現代主義成了最熱門的議題。 文化認同方面,1991 年俄亥俄州立大學陳愛麗的《台灣七十年代鄉土文學———文化認同的追尋》,把鄉土文學放在較大的第三世界的文化背景中來觀察,視其為受到西方(現代化)衝擊後的產物,是文化傳統與革新的鬥爭。 女性文學方面,1994 年威斯康辛大學范銘如(Fan, Ming- Ju)的博士論文《愛情概念的變遷:台灣女作家小說》( The Changing Concepts of Love: Fiction by Taiwan Women Writers )論述了 1970 年代末至 1990 年代,台灣女作家小說的愛情主題。 1995年,羅徹斯特大學江淑珍(Chian, Shu- chen)的《台灣女性主義文學》,則更進一步探討了台灣後現代時期的女性小說,在論及張愛玲的影響之後,還考察了袁瓊瓊、廖輝英、李昂、朱天文的小說,探索女性書寫背後的文化政治意圖。 現代主義文學方面,有論述“洛夫與台灣現代詩”者,有專論現代小說的敘事結構者,還有一部泛論 1950 年代以來的台灣文學發展,旁及張愛玲、白先勇的小說。自 1960 年代至今,美國漢學家對於台灣文學的研究由對作家個案研究起步,進而拓展到宏觀台灣文壇概況的介紹,繼之以精選台灣作家作品集的翻譯出版,到當前史(文學史)、論(評論)、譯(翻譯)、教(教育教學)的多元化研究與傳播的繁榮局面,呈現了美國漢學家對於海外漢學領域的另一種辛勤貢獻,也展示了值得海峽兩岸學界借鑒的獨具特色的理論方法。 他們所帶來的啟示,又可以成為對於雙方的互鑒而非單向的影響,學者們由此可以回到問題之外並看到自己的“前提”,從而將思考引向深入。①⑦⑩王德威:《英語世界的現代文學研究之報告》,海口:《海南師範大學學報》,2007 年第 3 期。②C. T. Hsia,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17- 1957, with an appendix on Taiwan by Tsi - An Hsia, 861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③Sung- sheng Yvonne Chang, Michelle Yeh, Ming- ju Fan eds.,The Columbia Sourcebook of Literary Taiwan ,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4.④⑥⑧王寧:《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在西方》,北京:《中國文化研究》,2001 年春之卷。 ⑤語見鄧騰克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的談話。 趙妍、賴宇航:《1949 年後的中國文學在海外:無法擺脫的翻譯難題與政治意味》,廣州:《時代周報》,2012 年 10月 18 日。 ⑨金介甫:《中國文學(一九四九—一九九九)的英譯本出版情況述評(續)》,查明建譯,瀋陽:《當代作家評論》,2006 年第 4 期。 譯自齊邦媛、王德威編《20 世紀下半期中國文學評述》 (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Second Half of a Modern Century: A Critical Survey , Bloomin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0.) 附錄“A Bibliographic Survey of Publications o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 from 1949- 1999”。 荊子馨:《難以置信的霧社叛亂:殖民性、原住民性與殖民差異的認識論》,蔡永琪譯,見李奭學主編:《異地繁花:海外台灣文論選譯(上)》,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 年,第 55~86 頁。 李奭學:《導論》,李奭學主編:《異地繁花:海外台灣文論選譯(上)》,第 10 頁;第 10 頁。 語見林培瑞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就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所進行的採訪時的談話。 金介甫:《中國文學(一九四九—一九九九)的英譯本出版情況述評》,查明建譯,瀋陽:《當代作家評論》2006 年第 3 期,第 69 頁。Li Ang, The Butchers Wife , Howard Goldblatt and Ellen Yeung trans., San Francisco: North Point Press, 1986.Pai Hsien - Yung, Crystal Boys , Howard Goldblatt trans., San Francisco: Gay Sunshine Press, 1989.應鳳凰:《台灣文學研究在美國》,台北:《漢學研究通訊》,總第 64 期,1997 年 11 月,第 400 頁。趙妍、賴宇航:《外媒熱情關注莫言獲獎:“這是一場全國性的心理執迷”》,廣州:《時代周報》,2012 年10 月 19 日。 “John Balcom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head of the Chinese program in the Graduate School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at the Monter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He is the translator of twelve books, including Li Qiaos Wintry Night and Chang Hsi- kuos City Trilo-gy . Yingtsih Balcom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De-fense Language Institute, Monterey. Her translations of Western and Chinese literature have appeared in many journals, including Renditions, the Chinese P.E.N., and Chung Wai Literary Monthly.”John Balcom and Yingtish Balcom,eds. Taiwans Indigenous Writers: An Anthology of Stories, Essays, and Poems ,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ohn Balco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ht-tps://cup.columbia.edu/book/indigenous - writers - of - tai-wan/9780231136501 葛浩文:《作者與譯者:一種互惠但並不輕鬆、有時又脆弱的關係》,《葛浩文隨筆》,史國強譯,北京:現代出版社,2014 年,第 38 頁。 語見鄧騰克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的談話。 趙妍、賴宇航:《外媒熱情關注莫言獲獎:“這是一場全國性的心理執迷”》。 張泉:《譯後記》,耿德華:《被冷落的繆斯:中國淪陷區文學史(1937—1945)》,張泉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年,第 328 頁。 路易士·羅賓遜:《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家眼中的基督教》,黃瀞萱譯,輔仁大學外語學院編:《文學與宗教———第一屆國際文學與宗教會議論文集》,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87 年,第 345 頁。徐慎貴編:《我愛你———中國當代女詩人詩選》,Julia C. Lin 等譯,北京:中國文學出版社,1993 年。作者簡介:李詮林,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福建師範大學閩台區域研究中心教授。 福州 350007[責任編輯 桑 海]961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2 期誰是中共一大的翻譯陳 雁[提 要]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除了 12 名中國代表之外,還有兩名外國代表,會議期間是否有翻譯,哪些人承擔了一大的翻譯工作,迄今未有詳細考證。 通過對一大代表外語能力的分析,不難發現,不少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者們擁有優秀的外語能力,甚至能夠勝任多語種的學術翻譯工作。 雖然基於現存的回憶文獻已無法完全釐清會議期間現場的翻譯問題,但在梳理了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人學習和譯介馬克思主義文獻的能力之後,讓我們看到中文語境中創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知識是如何“東來”與“西泊”的。 正因為有着傑出的外語能力與廣闊的國際視野,第一批中國共產黨人在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時,有能力“嫁接”東西方,有能力迅速而準確地譯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而這正是中國共產黨不斷壯大的重要基礎之一。[關鍵詞] 中共一大 共產國際 會議翻譯 馬克思主義思想譯介[中圖分類號] D231; K26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2 ⁃ 0170 ⁃ 11眾所周知,1921 年 7 月,在上海法租界貝勒路樹德里 3 號“李公館”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除了代表全國 50 餘名黨員的 12 名中國黨代表外(包惠僧是以陳獨秀代表身份參加會議,未被計入正式的一大代表①),還有兩名外國代表,一位是代表第三國際的荷蘭人馬林,另一位是赤色職工國際代表俄國人尼科爾斯基。 有關中共一大的歷史敘事主要依靠回憶建構起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七十餘年來對於黨的一大的研究在不斷地豐富與推進,但有一個問題此前尚未有人系統研究,那就是有外國人參加的中共一大有翻譯嗎? 如果有的話,是誰呢? 在一大親歷者的回憶中略有提及這一問題,劉仁靜稱馬林“如發言我就給他翻譯”②;包惠僧則回憶說馬林“是用英語作報告,李漢俊、劉仁靜、周佛海作翻譯”③;王會悟在 20 世紀 80 年代的回憶則說楊明齋是馬林的翻譯。④面對矛盾的回憶史料,吸引筆者想要探究到底誰是中共一大的翻譯,或者究竟哪幾位承擔了中共一大的翻譯工作?13 名參加中共一大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批黨員 1921 年時的年齡、主要學歷和掌握外語情況如下:陳潭秋,25 歲,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英語部,英語陳公博,29 歲,北京大學哲學系,英語鄧恩銘,20 歲,山東省立第一中學,英語071
董必武,35 歲,東京私立日本大學法律專科,英語、日語何叔衡,45 歲,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不詳李達,31 歲,北京京師優級師範學堂、日本第一高等學堂,日語、英語李漢俊,31 歲,東京帝國大學,日語、英語、法語、德語劉仁靜,19 歲,北京大學英語系,英語毛澤東,28 歲,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英語王盡美,23 歲,山東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英語張國燾,24 歲,北京大學理學院,英語周佛海,24 歲,日本第七高等學校,日語、英語包惠僧,27 歲,湖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北京大學旁聽生,英語由上可見,他們都至少接受了中學或中等師範以上教育,其中不乏英語專業的畢業生(如陳潭秋)和在讀學生(如劉仁靜),更有長期從事多語種翻譯工作的留學生(如李漢俊、李達等),他們當時的外語水平大致如何,哪些人能夠勝任翻譯工作,哪些人能夠與馬林和尼科爾斯基直接交流?一、一大代表中的北大學生在一大代表中有 3 名北京大學學生(或畢業生),分別是當時在讀的張國燾、劉仁靜和已經畢業的陳公博。張國燾 1916 年考入北大理工預科,1919 年轉入理學院本科,1921 年時,他是本科二年級的學生。 富家子張國燾兒時在家中私塾發蒙,1908 年進入萍鄉縣立小學堂,1912 年升入縣立中學校。1914 年因與舍監鬥爭被開除出校,遂轉到南昌心遠中學就讀。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描述初到南昌讀書時,“我這個初由萍鄉中學轉來的學生,最初是忙着補習英文和科學的課程,受了學校風氣的影響,興趣偏向於科學的課程,準備將來投考大學工科”。 1916 年秋,張國燾考入北大,“那時北大採取‘預科三年、本科三年制’”,張被編入理工預科一年級第三班。 進入北大以後,張國燾很快成為北京學運的領袖,但他自己在回憶錄裡稱,響應蔡元培先生提出的“救國不忘讀書、讀書不忘救國”之口號,“五四”運動以後,大體恢復正常上課狀態,一門心思去上課,“杜威、羅素幾位著名學者到京講學,更引起我的興趣,我是一個熱心的聽講者”。⑤1919 年,張國燾升入本科,雖因成為職業革命家,未能在北大完成本科學業,但從這些求學經歷來看,張國燾是有一定英文基礎的。1921 年初,張國燾在北大接觸了俄共遠東局派來的代表維經斯基(中文名吳廷康):這位年約三十歲的蘇俄共產主義者,中等身材,體格健強,目光深黯,英語說得相當流利,發音雖不算純正,但比我的英語是要好得多。 ……他從不以共產國際代表自居,也許因他只是伊爾庫次克局而非共產國際本部派來的原故。 我和威金斯基在李大釗先生的辦公室用英語會談過好幾次,多數是李大釗先生和我兩人都在座,有時是我一個人,還有一次是北京支部全體黨員共同參加的會談。 我們所談論的問題很廣泛,如共產黨人的基本信念、組織原則、共產國際成立的經過、俄國革命的實況、中國革命運動的發展等等。 我們主要只是交換意見,而不是企圖立即得出確定的結論。⑥從這段回憶可以看出,張國燾雖然稱維經斯基的英語遠比他好,但他是有能力用英語討論政治問題的。 根據李達在 1955 年的回憶,一大結束後,馬林和尼科爾斯基都曾約陳獨秀、李達和張國燾三人開會,聽取工作報告,“張國燾把每星期所接觸的兩三個工人的經過,用斷續而佶屈的英語,作冗長171
的報告”。⑦雖然李達對張國燾英語口語評價不高,但也證明了張國燾有能力用英語與馬林交流,並討論問題。另一位北大學生是劉仁靜,長期以來一直被稱為是一大的翻譯,並認為他俄文、英文俱佳。 劉仁靜 1902 年出生於湖北應城,在家中私塾發蒙,於縣立高等小學畢業後,在 14 歲時進入武昌博文書院就讀,該校“是英國教會辦的 Wesley College,是學好英文的理想學校……劉仁靜在此求學也確實為他其後掌握英語打下很好的基礎。 但因無力每年籌足昂貴的學費,他在此堅持了兩年後,不得不轉到武昌私立中華大學附中去讀三年級。”⑧根據 1979 年 8 月 10 日魏清澄、廖鑫初對劉仁靜所作訪談的記錄,劉“於 1918 年夏在武昌中華大學中學部畢業,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預科,學滿二年轉哲學系,後又轉英文系”。 劉在北大“參加了華俄研究社,主要是從國內主要報紙上找出重要消息翻譯成英文,再由同社懂俄文的翻譯成俄文送到蘇聯。 待遇是不少的,每月 80 元。 這是民國九年(1920 年)的時候。”⑨在關於一大的回憶文章中,有關兩位外國與會者的情況屬劉仁靜的回憶較為詳細:參加一大的還有兩個外國人。 一個是赤色職工國際的代表,叫尼科爾斯基,是俄國人,在會上好象沒有講什麼。 另一個是共產國際的代表,叫馬林,是荷蘭人,會說英文,曾在荷蘭屬地爪哇搞過革命活動,又參加過共產國際的二大和列寧一起討論過民族與殖民地問題提綱。 他在一大講過什麼已記不清了。 他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以後制定國共合作的政策問題上;在一大的作用並不突出。 有人回憶他曾在會上作過大報告,甚至操縱會議,我覺得這是不正確的。 那時他並不是每次會議都參加。 他如發言我就給他翻譯。 照我看,他參加一大象徵着共產國際對中國建黨的支持,對我們起了鼓舞作用。⑩從上引回憶可知,1920 年的劉仁靜並不懂俄文,但經過教會中學和北大的英文訓練,他的外語水平擔任英文翻譯應該不成問題。 劉仁靜後來在國民黨的“戰幹四團”擔任過俄語教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也擔任過人民出版社的特約翻譯,那是因為 1922~1929 年間,他曾有多次、長期在蘇聯工作學習的經歷。一大代表中第三位北大校友是陳公博。 陳公博 1917 年畢業於廣州法政專科學校,同年進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習,1920 年畢業。 1921 年發表於《新青年》雜誌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記載的就是他從廣東到上海參加中共一大的旅行經歷和時論觀感:此次我在上海,最使我覺得滑稽的,就是被法國巡捕誤認我是日本社會黨。 我到上海的翌日,就碰到兩個從前外國的教授,我們見面之後,因為兩年不見,少不得要攀荊道故,昕夕往來,因此之故,便動了幾個偵探先生的疑心,時時在暗裡蹤跡。 有一天夜裡,我和兩個外國教授去訪一個朋友,談了片刻,兩個外國教授因事先行,我因為天熱的原故,不願匆忙便走,還和我的朋友談談廣州的情形,和上海的近狀,不想馬上便來一個法國總巡,兩個法國偵探,兩個中國偵探,一個法兵,三個翻譯,那個法兵更是全副武裝,而兩個中國偵探,也是睜眉努目,要馬上拿人的樣子。 ……那個法偵探首先問我懂英語不懂? 我說略懂。他問我從哪裡來? 我說是由廣州來。 他問我懂北京話不懂? 我說了懂說。 那個偵探更問我在什麼時候來中國? 他的發問,我知道這位先生是神經過敏,有點誤會,我於是老實告訴他:我是中國人,並且是廣州人,這次攜眷來遊西湖,路經上海,少不免要遨遊幾日,並且問他為什麼要來搜查;這樣嚴重的搜查。 那個偵探才告訴我,他實在誤認我是日本人,誤認那兩個教授是俄國的共產黨,所以才來搜檢。271
陳公博記載的就是會議在上海召開的最後一日,會場被法租界巡捕衝擊搜查的場景,這裡所稱的“兩名外國教授”就是馬林和尼科爾斯基,在法國巡捕闖入會場後會議立即解散,其他人迅速離開了會場,只留下了李漢俊和陳公博,“走後不到十分鐘,有法華捕探等共九人來李漢俊家查抄”。陳公博後來在回憶錄裡還提到,法國巡捕是用法文與李漢俊交談的,“那位法國先生便用法語向漢俊演說一番,後來漢俊告訴我,法國人所說的話,大意說知道我們是知識分子,大概想有某種的企圖,但中國教育還未普及,什麼都談不到,希望我們以後專在教育上用功,今天既然找不到證據,只好便宜我們了”。陳公博告訴巡捕自己只是略懂英文顯得有點過於謙虛了,兩年後他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研究生,1924 年畢業時提交的碩士論文是用英文寫成的關於中共早期活動的研究,可見其英文能力是相當強的。二、外語能力突出的三名留日學生中共一大代表中有三位有長期留學日本的經歷,分別是李漢俊、李達和周佛海。有關李漢俊的多本傳記都稱他精通日、英、德、法四國文字,能夠直接閱讀和翻譯外文原著,但未見明確依據。 李漢俊的外語水平究竟怎樣呢? 在一大代表中,李漢俊是在海外留學時間最長的一位。 1904 年,年僅 14 歲(有的傳記寫 12 歲)的李漢俊在哥哥李書城的好友吳祿貞的資助下,赴日本讀書,經緯學堂肄業後入天主教會在東京辦的曉星中學就讀,該校“課程包括:數學、物理、化學、植物學、動物學、幾何學、歷史、體育等。 在語言學習上除日語外,法語為第一外語、英語為第二外語。 各科課本大多為法文”。 在曉星學校的五年學習,為李漢俊打下了扎實的法語、日語和英語基礎。 1912 年,李漢俊考入日本第八高等學校工學部,“日本的高等學校理工科一般……要求在英、德、法三國外語中選修兩門。 這些課程拓寬了李漢俊的知識面,並使他進一步掌握更多外語工具。”1915 年,25 歲的李漢俊又考入東京帝國大學土木科學習,“1918 年 7 月 19 日畢業。 從他在該校的成績單看,他的學習成績很一般,三年各科的平均成績分別為 69.8、69.1、67.8,畢業論文評點是 65 分。 由此看來,他的心事不完全用在學習上。”但是李漢俊的翻譯能力與速度在同代人中確屬翹楚,據不完全統計,從 1919 年到 1921 年間,“僅在上海一地,李漢俊就以李溯石、李人傑、人傑、漢俊、汗、海鏡、海晶、先進、廠晶等筆名,在《新青年》、上海《星期評論》、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和《婦女評論》、《建設》、《勞動界》、《共產黨》、《小說月報》等報刊上,發表了 90 餘篇譯文和文章”。1920 年陳望道根據日譯本和英譯本完成的《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也經過李漢俊的校對。曾經負責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陳望道在回憶該會的活動經費時稱都來自於他們的翻譯工作,“李漢俊譯得最快,但文字並不好。 一千字四五元,大家動手,可以搞到不少錢。”從這些記載來看,李漢俊“精通日、英、德、法四國文字”應是所言不虛,但因為從少年時代起就出國留學,他的中文寫作水平並不很好。李達也是早期中國共產主義陣營中一名優秀的理論家和翻譯家,能寫擅譯。 根據 1956 年撰寫的自傳記載,1909 年從蘋州中學畢業後,他考入“京師優級師範” (今北京師範大學前身),接受了兩年師範教育。 1911 年,因學校停辦,回到故鄉,後來又就讀於湖南工業專門學校和湖南高等師範,直到 1913 年考取湖南省政府獎學金赴日留學,但因病於 1914 年輟學回家。 1917 年,二度赴日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學校,攻讀理科。 留日期間,李達開始讀到一些介紹蘇俄十月革命的新聞與論文,並開始翻譯馬克思主義的書刊。 1920 年,李達翻譯完成了《唯物史觀解說》,他在該書的“譯者附言”中說“我有一句話要聲明的,譯者現在德文程度不高,上面所說的那些補遺的地方,大得了我371
的朋友李漢俊君的援助”。 李達的這次漢譯是基於日本人堺利彥的日譯本,但“日譯本缺字的地方太多,還有柯祖基的序文和藝術一章、結論一章,都未曾譯出”,於是在精通德文的李漢俊的大力幫助下,李達“用德文本和日文本兩書對照,缺的地方都補上了”。1920 年的暑假,李達回到上海,與陳獨秀接觸,加入《新青年》編輯部,並直接參與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和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活動。 前後有四五年在日本求學的經歷,又翻譯過不少日文論著,都證明了李達的日語能力是很強的,但英文、德文應誠如他自己所言,“程度不高”。 按照張國燾的自傳《我的回憶》記載,代表共產國際來指導中共建黨工作的馬林到上海後就與當時負責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李漢俊和李達交惡,等張國燾到上海後關係才得以改善。 在張國燾的表述中,二李與馬林會面交流是有翻譯的,那就是張太雷,“他的英語說得相當流利,故李漢俊派他做馬林的助手。 馬林與李漢俊、李達會面時,都由他在場任翻譯”。一大代表中還有一位日本留學生就是周佛海。 周佛海在家鄉湖南沅陵接受了中小學教育之後,20 歲時東渡日本考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 他學習刻苦用功,“早上六點半鐘起,晚上十一點鐘睡,每日的十六七個鐘頭之中,休息的時間至多不過二小時。 因為要學的東西太多了,學校的功課,已經忙得不亦樂乎,單只外國語一科,有英文,有德文,有日本的古文”。預科學習結束後,周佛海來到位於鹿兒島的第七高等學校繼續學業。 很快他就顯露出有足夠的能力勝任中、日、英三語翻譯。 在七高的第一年,周佛海出版了第一本譯著,約有六七萬字的《社會問題概觀》(生田長江、本間久雄合著),譯稿“賣給中華書局,得稿費一百二十元”。 之後,他又翻譯了美國人希爾葵(M.Hilquit)的《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際》一書,從該書的翻譯例言可知,周佛海是以英文原著為底本翻譯的,但“譯文不是照原文全譯的,因為原文有許多地方過於煩瑣,若全譯出來,對於譯者及讀者底時間,殊不經濟,所以擷其精華,去其糟粕,只把他底重要地方譯出來,但是原文底本意,沒有絲毫失掉。”近代這種翻譯方法頗為流行,能夠在短期內完成長篇的翻譯,周佛海很快就成為高產的作家和譯者,常有文章在《解放與改造》半月刊發表,“稿費非常豐富。 這種稿費,大部分寄回家養母,一部分拿來買書。”一大召開的 1921 年,周佛海雖然還只是在偏僻的鹿兒島留學的一名大學生,但其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寫作水平和外語能力在一大代表中都是出眾的。從上述信息來看,李漢俊、李達和周佛海三位留日學生的外語能力均十分出色,有大量優秀的譯作為證,但能否用英語與馬林順暢無誤地口語交流,從筆者所見的材料來分析,仍然存疑。三、來自內地的代表也有外語高手一大正式代表來自湖南、湖北的共有 4 人,佔總人數的三分之一,分別是毛澤東、董必武、陳潭秋和何叔衡;作為陳獨秀代表參會的包惠僧也是湖北人,所以來自兩湖的共 5 人。 這 5 人的英語水平差別比較大,其中至少有兩人的英文水平不錯,一位是董必武,一位是陳潭秋,他們分別有在中學和大學擔任英語教師的經歷。董必武考過科舉,有秀才功名,成年後才逐漸接受西學教育。 1905 年,20 歲的董必武考入湖北文普通中學堂(辛亥革命後改為省立第一中學堂),在這裡開始學習英文和數理學科。 1911 年,入讀湖北文高等學堂,但因經濟原因輟學,“應黃州府中學校長陳逵九邀請,到該校教英文。”1913 年,董必武還“應聘到湖北省立第一師範教英文”。 次年,已經 29 歲的董必武東渡日本,考入東京私立日本大學法科,攻讀法律。 1915 年,受孫中山派遣中斷學業回到湖北,參與反袁鬥爭。 1916 年出任湖北省議會秘書長。 1917 年 2 月,回到日本繼續學業,並在當年 3 月 31 日通過考試,在該校正式471
結業。從這些經歷可以看出,董必武應該是英文、日文俱佳。1919 年 8 月,董必武在武漢創辦私立武漢中學,親自教授國文,聘請的英文教員則是陳潭秋。陳潭秋從小生活在湖北黃岡鄉村陳策樓,耕讀世家經濟狀況雖每況愈下,但仍支持他們兄弟求學。五兄陳樹三早就加入同盟會,每次休假回家都會為陳潭秋和弟弟“補習外文,而且要求非常嚴格,他認為多懂得一種外國文字就多打通一面溝通世界文化的窗子”。陳潭秋與董必武是湖北省立第一中學堂的校友,只是 1912 年陳潭秋考入省立一中時,董必武已經畢業。 中學畢業後,陳潭秋考入當時武漢的最高學府———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英文部,1919 年畢業後成為湖北人民通訊社記者,並在董必武主持的私立武漢中學兼任英語教員。 陳潭秋是大學英文專業科班畢業,有多年擔任英文教員的經歷,英文水平自是不低。來自兩湖的 5 人中另外 3 人均畢業於師範學校,毛澤東和何叔衡雖然年紀相差 17 歲,但卻是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的同學,包惠僧則畢業於湖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 毛澤東在接受斯諾訪問談及自己少年時代的求學經歷時,就講到 16 歲進入湘鄉的一所新式學堂東山小學堂開始學習自然科學和新西學的課程,教員中有位日本留學生“教音樂和英文”,可見毛澤東在少年時代就已開始學習英文。辛亥前後,毛澤東曾在長沙的一所商業學校就讀,但僅一月即退學,因為“發現在這新學校中的困難,就是一大半課程都是英文教的”。 他說自己“和一般同學一樣,英文程度很壞,簡直只認識字母”。當然,1921 年時毛澤東的英文水平肯定不是“只認識字母”,他已經又在湖南省第一中學學習 1 年,在省四師預科和省一師本科學習 5 年,根據“湖南省立一中學則”記載,該校高中部高一學年每學期須完成 6 學分的外國語課程,是所有必修科目中學分數要求最高的。而第一師範對外國語教育也未放鬆,從預科至本部的第 4 學年共需修讀 18 個學分。從上述這些材料來看,1910~1918 年間毛澤東在學校持續接受過外國語言訓練,英語是有相當基礎的。1913 年,37 歲的何叔衡與毛澤東同時進入省四師學習,次年再轉省一師,但與毛澤東不同,何叔衡編入的是教師講習班,只在一師學習了一個學期就結業離開了;大概可以推斷秀才出身的何叔衡是不通外文的。與何叔衡不同,包惠僧畢業於湖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並曾在北京大學旁聽學習,應該還是有一定外語能力的。代表山東共產主義小組參會的王盡美也是一名師範生。 出身貧寒的王盡美斷斷續續在家鄉山東莒縣枳溝鎮大北杏村的私塾發蒙,1912 年進入北杏村初級小學,1913 年升入枳溝鎮高等小學,高小畢業後輟學,直到 1918 年考入山東省立第一師範學校預科。 “在校期間,他學習認真,課外博覽群籍,於學無所不窺,尤精通文史,為同學中的佼佼者,他善寫文章,為當時師生所共欣賞”。 在這篇同學的回憶文章裡,還提到了王盡美精書法、善繪畫,擅長三弦等樂器,多才多藝,唯獨對他的外語水平未有介紹。 從王盡美的學習經歷來看,應該不擅外語。同樣來自山東的鄧恩銘是一大代表中唯一的中學生。 貴州荔波人鄧恩銘 1917 年到山東投親,1918 年考入山東省立第一中學,1922 年畢業。 根據 1921 年《教育叢刊》所登載的“山東省立第一中學校學則”,該校非常重視“外國文”的教學,在學生入學考試時規定“新生入學無論是否高小畢業生一律試以英文國文數學,意在喚起小學校注意英文之教授”。英文是該校必修課程,學生從第一學期就要修讀,四年均必修,共需修讀 462 學時。由此可以推測,1921 年夏已在省立一中結束三年級學習的鄧恩銘,受過較為系統的英語訓練。四、馬林和尼科爾斯基如何參會?那麼,馬林和尼科爾斯基在中共一大的參與度到底有多少呢? 在幾位代表的回憶中對此的記571
憶也是有矛盾的。 一直被認為是兩名外國代表翻譯的劉仁靜回憶稱,馬林在一大的作用並不突出,“有人回憶他曾在會上作過大報告,甚至操縱會議,我覺得這是不確的。 那時他並不是每次會議都參加。 他如發言我就給他翻譯。”但張國燾的回憶卻稱“馬林和尼科羅夫斯基未列席過大會,但獲知大會進行的情形”。 因為李漢俊和李達對馬林印象不佳,不願意讓他干預大會,直到大會要討論黨章的時候,馬林向擔任大會主席的張國燾提出了參與的要求,“馬林的要求為大會所接受。 我們決定在討論黨章結束時,即請他出席演說。 為便於馬林與尼科羅夫斯基出席起見,大會並改在李漢俊家裡舉行。”這天的會議,就是前文已經提到過的遭到法租界巡捕房衝擊和搜查的那一次,“馬林十分機警,從座位上一躍而起,以手擊桌說,‘我建議會議立即停止,所有的人分途離開。’說完後,就同尼科羅夫斯基首先走了。”張國燾的回憶刻意弱化了馬林和尼科羅夫斯基在一大的作用,因此有研究者認為張國燾“以重構記憶的方式壓低馬林歷史作用、弱化他者的實際影響,目的是突出與拔高其個人在中共創建史上的實際作用,塑造自身在無產階級政黨內部的正統地位與先驅形象,進而為其後來‘脫黨者’的歷史形象實施自我辯護。”石川禎浩教授對一大代表的回憶錄有深入考證,並分析了錯訛發生的原因,不獨張國燾,李達的回憶也有錯訛。對於馬林等參會的場景,李達的回憶是:“代表們交換了一些意見之後,馬林即席講話,大意是說,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在世界上有很重大的意義……他在演說中強調着要致電第三國際,報告中共的成立。 並希望中國共產黨的同志努力革命工作,接受第三國際的指導。 他講話的時間約十多分鐘。”李達懷疑正是因為馬林講話聲音過於宏大,“馬路上的人都可聽到”,再加上又“夾雜着說了好幾次中國共產黨”,才招來法國巡捕上門搜查。李達的這份回憶是 1955 年完成的對他的訪談整理稿,今天回頭去考證李達對中共早期建黨歷史的回憶,確能發現多處錯誤,比如在這裡他就將法租界巡捕衝擊會議的情節放在了大會的第一天,當然除了事隔多年記憶模糊之外,李達在表述上的錯誤也有其他因素,石川禎浩教授對這一問題已有深入研究,此處不贅。1953 年,包惠僧在回憶文章中對兩名外國人參會情形提及較詳:“在第一次代表會議中,馬林和李克諾斯基只到過兩次會。 第一次馬林作了一個政治報告,時間比較長,李克諾斯基談了一點赤色職工國際的情況。 馬林口若懸河,詞令甚好;李克諾斯基好像是個工人出身,說話很簡短,也沒有討論到黨與第三國際的關係問題。”在馬林和尼科羅夫斯基參加了第一天的會議這一點上,包惠僧與李達的回憶是一致的,“首先由馬林作了一個報告,大意是:(1)國際形勢;(2)第三國際的工作狀況及其使命;(3)中國共產黨的任務。 馬林很善於詞匯,報告的時間很長。 李克諾斯基也報告了赤色職工國際的工作及其任務,他的報告很簡短。 報告完畢時間就不早了,即宣告散會。 第二、三兩天的會,馬林、李克諾斯基都沒有出席。”1979 年 6 月,已經 86 歲的包惠僧專門撰文回憶馬林,“我們在上海開了四天會,第一天是馬林作報告,題目是《第三國際的歷史使命與中國共產黨》。 馬林當時是四五十歲的年紀,高大身材,聯鬢鬍子,他對馬克思、列寧的學說有精深的素養,他聲如洪鐘,口若懸河,有縱橫捭闔的辯才,從下午八時講到夜一時結束。 他是用英語作報告,李漢俊、劉仁靜、周佛海作翻譯,我們在他的詞鋒下開了眼界。”與張國燾不同,包惠僧的回憶對馬林的評價就正面得多。 當然“他們的回憶,尤其是 1949年以後的回憶,可以說都有相應的參照‘課本’。 不同時期的回憶有不同內容,應該說是他們的參照‘課本’與自身回憶相互佐證調和的產物。”因為參照的“課本”———中國共產黨掌握的關於一大的信息———發生了變化,所以包惠僧在不同時期的回憶表述會有一定調整。李達夫人王會悟當時承擔會議籌備安排等工作,被稱為一大的“幕後功臣”、“服務員”和“放哨671
人”等,20 世紀 80 年代她在接受全國婦聯訪問時這樣描述:“有一天,李達要我把馬林和他的翻譯楊明齋護送到會場,然後我在樓下照看門戶、觀察動靜。 突然,我看到一個陌生人,從廂房出來往樓上走,我立即叫住他,問他是誰,李家的廚師答話說,他是侄少爺的同學。 我捉摸這事有些蹊蹺,就上樓告訴了楊明齋。”從我目前看到的一大親歷者的回憶文字來看,王會悟是唯一一個提到楊明齋作為馬林的翻譯出席了一大,沒有其他人的旁證。 但是王會悟的回憶為我們打開了新的思路,除了馬林的英文發言需要譯成中文讓全體代表聽懂之外,中國黨代表們用中文發表意見、討論問題時也需要譯成外文讓馬林和尼科爾斯基瞭解,而這樣的工作顯然不適合由某位或某幾位大會代表來擔任,需要像楊明齋這樣的專業人才來翻譯。 山東農家出身的楊明齋雖然沒有受過正規新式學校的學歷教育,但自 1908 年到西伯利亞地區一邊工作一邊讀書後,在蘇聯生活戰鬥了近 12 年,1921年前,中國共產主義陣營內公認俄語最好的就是楊明齋。但馬林是荷蘭人,他與中國共產黨人交流首選的語言是英文,可是楊明齋並不懂英文,所以楊明齋一大翻譯的身份也令人生疑,而且關鍵是楊明齋此時並不在上海。 如果一大召開期間,張太雷在上海的話,估計至少會以翻譯身份列席大會,但是一大前張太雷和楊明齋離開上海去了蘇俄,1921 年 6 月下旬,他們作為中國代表出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缺少張太雷這樣優秀的翻譯,共產國際的代表與中國共產黨人最初的接觸是不愉快的。 張國燾描寫馬林甫到上海就與李達、李漢俊交惡,包惠僧則檢討“第三國際代表馬林、李克諾斯基同我們的接觸太少。 張國燾是我們和馬林間的中間人,他包辦一切,把持一切,他對代表們是挾馬林以自重,他對馬林是包圍了馬林而孤立了馬林,我們同馬林開了兩次會可是沒有從馬林那裡得到什麼! 馬林也沒有從我們代表中得到什麼!”一大結束後,馬林要求一大選出來的總書記陳獨秀回到上海主持大局,但陳獨秀回滬後並沒有馬上改善中共與共產國際的關係。 1921年八、九月間,張太雷從蘇聯返回上海後,擔任了馬林的助手,“終日忙於翻譯,並為馬林蒐集和整理資料。 陳獨秀同馬林會談,由張太雷任翻譯”。 但是張太雷的協調翻譯也沒有改善雙方的關係,經過兩次會談之後,這個新成立的共產主義政黨的第一位總書記與共產國際派來幫助革命的代表之間的矛盾更尖銳了,“尤其是在中共與第三國際的關係問題上,發生了很大的爭執”。五、中國共產黨人的國際視野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與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學習、翻譯、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有着密切的關係,當然也受到共產國際的直接推動;所以中國共產黨從建黨之初開始,就是一個胸懷世界、有着廣闊國際視野的政黨。 中國共產黨人創辦的《共產黨》以及《每週評論》等報刊譯介了大量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著作,包括《共產黨宣言》、《〈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雇傭勞動與資本》、《反杜林論》、《俄國的政黨和無產階級的任務》、《從破壞歷來的舊制度到創造新制度》、《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等。這些譯介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與發展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其中最著名的譯著當屬《共產黨宣言》。 陳望道是《共產黨宣言》中文全本的首譯者,20 世紀五六十年代在接受訪問時,他明確表示自己是從日文本轉譯的,書是戴季陶提供的;近年來學界通過對陳譯《共產黨宣言》文本的進一步研究,認為他應是結合 1888 年由恩格斯指定的賽米爾·穆爾(Samuel Moore)的英譯本,以及由幸德秋水和堺利彥合譯的日譯本,完成了一份優秀的中譯本。陳望道不僅有在日本留學的經歷,而且“英語極好,和日語一樣流利”,他赴日留學前在之江大學專攻英語和數學。而有類似外語水平和翻譯能力的早期中國共產主義者,並不罕見。 1920 年,陳望道一度負責771
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他回憶該會的活動經費都來自於他們的翻譯工作,“李漢俊、沈雁冰、李達和我都搞翻譯,一夜之間可譯萬把字,稿子賣給商務印書館,沈雁冰那時還在該館工作”。李漢俊、李達、陳望道都是留日學生,雖然沒有留學歐美的經歷,但都具備多語種翻譯的能力,這批中國共產黨發起人的國際視野,使得中國共產黨人在一百多年前就能準確地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思想,這是中國共產黨走向成功的重要保障之一。還值得一提的是張太雷:作為馬林的翻譯和在蘇俄境內共產國際組織機構工作的第一個中國共產黨人,張太雷的英文水平在黨內十分出眾。 張太雷的英語才華嶄露頭角,是從 1918 年進入天津英文報紙《華北明星報》( North China Star )擔任兼職編輯開始的,當時他是北洋大學法科學生。入讀大學前,張太雷肄業於江蘇省立第五中學(今常州中學),江南名校的英語教育給他打下了很好的基礎,所以在北洋大學時就能閱讀原版書籍、擔任英文報紙編輯,給李大釗當英文翻譯。 1923年,國共兩黨統一戰線在廣東建立後,張太雷又成為第三國際代表鮑羅廷的助手和翻譯。 “當時在蘇俄代表團任翻譯的人很多,如傅大慶、楊明齋、李仲武、卜士奇等。 他們除了翻譯工作之外,還要擔任蘇俄專家與各方面的聯繫和交際工作……張太雷則神龍見首不見尾似的,白天隨着鮑羅廷活動,夜晚為鮑羅廷蒐集和整理資料。 鮑羅廷訂閱國內外報紙不下十數種,張太雷每天要摘要翻譯出來,提供鮑羅廷參考,有時鮑羅廷有疑難問題或是有關中國方面的問題,還要被諮詢。 當時中共方面要同鮑羅廷會商的問題,也由張太雷負責勾通聯繫,所以他的工作是日以繼夜。”1920 年,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來到中國,“成為 1920 年在北京和上海與中國共產主義者直接聯繫的第一個蘇聯黨員”。1920 年夏,維經斯基到上海後建立的第一個工作部門是中俄通訊社,設在新漁陽里六號。 中俄通訊社將來自共產國際、蘇俄的革命資料和歐美進步報刊的文章譯成中文,提供給國內報刊發表,“據統計,從 1920 年 7 月至 1921 年 7 月,華俄通訊社先後在《新青年》、上海《民國日報》等報刊上發表了 140 多篇報道。 《申報》從 1921 年 1 月到 1922 的 1 月,共刊用華俄通訊社各類稿件近 70 篇,每月至少二三篇,最多的時候有 8 篇”。1920 年 8 月,在維經斯基的參與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同樣設在新漁陽里六號,對外掛“外國語學社”招牌,“當時教的也不止俄文一種,英、法、日文都教,李達教日文,李漢俊教法文,袁震英教英文”。外國語學社甫一成立就在《民國日報》刊發招生啟事:“本學社擬分設英法德俄日本各班,現已成立英俄日本語三班。 除星期日外每日每班授課一小時,文法讀本由華人教授,讀音會話由外國人教授,除英文外各班皆從初步教起。 每人選習一班者月納學費銀二元。 日內即行開課,名額無多,有志學習外語者請速向法租界霞飛路新漁陽里六號本社報名。”當陳獨秀從維經斯基那裡得知蘇俄和共產國際將創辦東方大學的決定後,“以最緊急的方式當面或寫信給杭州最有聲望的共產主義者陳望道、任職蕪湖國立中學校長的朋友高語罕、長沙共產主義者召集人賀民範、北京共產主義者領導人李大釗,可能還有其他若干他認識的、多少受其影響的接近馬克思主義者,要求他們以最快的速度讓盡可能多的社會主義青年團員們停止一切工作到上海來,為留學莫斯科做準備。”劉少奇、俞秀松、任弼時、李啟漢、羅亦農、彭述之、卜士奇、蕭勁光、汪壽華、王一飛等一大批赴蘇俄留學的共產黨員、青年團員都曾在外國語學社接受外語訓練。這樣一所外語訓練學校,成為中國共產黨培養青年幹部的重要基地,“既是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大本營,又在聯繫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方面起到了橋樑的作用”。這種幹部培養機制,在中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創立時期能有效實現快速集結同志、集中培訓力量、迅速壯大骨幹的作用。因為中共一大原始檔案的稀缺,回憶資料又有參差,基於現有的回憶文獻無法完全釐清會議期871
間的翻譯問題,但深入分析研究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人學習、譯介馬克思主義文獻的能力,能夠幫助我們理解在中文語境中創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知識是如何“東來”和“西泊”的。 周佛海在回憶錄《往矣集》中提到一個有趣的例子,一大結束後成立了“勞動組合書記部”,以發動指揮上海的勞工運動。 “‘勞動組合’是日本名詞。 ‘書記部’是俄國名詞的翻譯。 把一個日本名詞和一個俄國名詞合併起來,做一個勞工運動組織的名詞,是費了許多心思才想出來的,可見得當時的幼稚了。但是苦幹的精神,卻可佩服。”正因為有着傑出的外語能力與廣闊的國際視野,第一批中國共產黨人在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時,有能力“嫁接”東西方,有能力迅速而準確地譯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而這正是中國共產黨不斷壯大的重要基礎。①本文對中共一大代表的統計依據金沖及先生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共一大的代表是 12 人,參加會議的有 15 人,除一大代表外,還有包惠僧(陳獨秀指派來參加會議的)以及馬林和尼科爾斯基(他們兩人是共產國際派來的)。”詳見金沖及:《中共一大代表究竟是多少人》,北京:《中共黨史研究》,2020 年第 5 期。②⑩劉仁靜:《一大瑣憶》,載《一大回憶錄》,北京:知識出版社,1980 年,第 49~50 頁。③包惠僧:《包惠僧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 428 頁。 楊陽在《中共一大代表與共產國際代表關係之研究———以張國燾、李漢俊與馬林的三者互動為對象》(南昌:《蘇區研究》,2020 年第 1 期)一文中稱“由於馬林不會說漢語,他在一大期間的發言使用的是英語。 李漢俊英語嫺熟,一大上負責翻譯馬林的講話”,從引文推測楊陽的依據應是包惠僧的這段回憶,但不知為何略去了劉仁靜和周佛海兩人。④王會悟:《我為黨的“一大”安排會址》,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革命史資料》第 1 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0 年。⑤⑥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一冊,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 年,第 17 ~ 67 頁;第 117 ~ 118 頁;第133 頁。⑦李達:《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載《一大回憶錄》,第 21 頁;第17 頁。⑧劉威立:《劉仁靜》,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 4~5 頁。⑨李良明:《林育南傳記》,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 年,第 166 頁。公博:《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上海:《新青年》,第9 卷第 3 號,1921 年 7 月 1 日。陳潭秋:《回憶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1936年〈共產國際〉中文版)》,倪興祥主編,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上海革命歷史博物館籌備處編:《上海革命史資料與研究》(第 11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 653 頁。陳公博:《寒風集》 甲編,上海:地方行政社,1945年,第 205 頁。比如羅仲全編著:《中共一大代表李漢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7 頁;中國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中共黨史人物傳》,第 11 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 年。李丹陽:《李漢俊日本留學情況的實證研究(上篇)》,載張黎明主編:《中共創建史研究》(第 2 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田子渝:《李漢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 4 頁。趙魁浩:《李漢俊在早期馬克思主義傳播中發揮的作用和影響》,上海:《上海黨史與黨建》,2007 年 12月號。寧樹藩、丁淦林整理:《關於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活動的回憶———陳望道同志生前談話記錄》,上海:《復旦學報》,1980 年第 3 期。郭泰(H. Gorter):《唯物史觀解說》,李達譯,上海:中華書局,1921 年,附錄第 7 頁。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古今出版社,1943年,第 22 頁;第 24 頁;第 33~34 頁。希爾葵(M. Hilquit):《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際》,周佛海譯,上海:中華書局,1930 年,第 1 頁。971
《董必武年譜》編纂組編:《董必武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 年,第 20、29、32~37 頁。吳德峰:《陳潭秋同志的早期革命活動》,載湖北省社會科學院編:《回憶陳潭秋》,武漢:華中工學院出版社,1981 年,第 10~11 頁。埃德加·斯諾筆錄:《毛澤東自傳》,汪衡譯,山東青島:青島出版社,2003 年,第 24~25 頁;第 34 頁。湖南省長沙一中編:《湖南省長沙一中》,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年,第 11~13 頁。劉力妍:《紅色起源:湖南第一師範學校與中國共產黨的創建 1903—1921》,王毅譯,河南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9 年,第 48 頁。參見楊青:《何叔衡》,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16~24 頁。楊一辰:《回憶王盡美事蹟片斷》,北京:《黨史研究資料》,1981 年第 6、7 期。張玉菡:《走向革命:中共“一大”前王盡美成長研究》,載蘇智良編:《人物·思想與中共建黨》,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 年。《山東省立第一中學校(省城)》,北京:《京師教育報》,第 35 期(1916 年)。《山東省立第一中學校學則》,上海:《教育叢刊》,第 2 卷第 5 期(1921 年)。劉仁靜:《一大瑣憶》,載《一大回憶錄》,第 50 頁。張國燾:《我的回憶》,第 142 頁。楊陽:《中共一大代表與共產國際代表關係之研究———以張國燾、李漢俊與馬林的三者互動為對象》。石川禎浩:《中共一大研究與回憶錄》,載中國共產黨創建史研究中心編:《中共創建史研究》 (第 3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包惠僧:《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前後的回憶(一)》,《包惠僧回憶錄》,第 8 頁。 這是包惠僧對中共“一大”的第一份回憶,寫於 1953 年,據說是毛澤東要求包惠僧去看當時籌建的上海革命紀念館的模型,並撰寫回憶文章,但包認為“事隔三十多年,完全靠記憶要寫出當時全部的活動是很難的”。 《 共 產 黨 第 一 次 全 國 代 表 會 議 前 後 的 回 憶(二)》,《包惠僧回憶錄》,第 21 頁;第 26 頁。《回憶馬林》,《包惠僧回憶錄》,第 428 頁。《回憶張太雷烈士》,《包惠僧回憶錄》,第 418頁;第 422~423 頁。北京圖書館馬列著作研究室:《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譯本綜錄》,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 年,第148 頁。參見陳紅娟:《版本源流與底本甄別:陳望道〈共產黨宣言〉文本考辨》,北京:《中共黨史研究》,2016 年第 3 期;霍四通:《〈共產黨宣言〉中文首譯本用了什麼底本》,上海:《文匯報》,2020 年 7 月 10 日;霍四通:《〈共產黨宣言〉中文首譯本標點符號的使用及版本價值》,上海:《復旦學報》,2021 年第 1 期。霍四通:《〈共產黨宣言〉中文首譯本用了什麼底本》。參見蔡明菲:《張太雷研究中的幾個史實探析》,北京:《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8 年第 10 期。C. A. 達林:《中國回憶錄(1921—1927)》,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年,第 27 頁。周利生、王鈺鑫:《維經斯基與中共建黨》,載蘇智良主編:《中共建黨與上海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276 頁。《1955 年許之楨回憶早期青年團在上海漁陽里 6號活動及原址布置情況》,載中國“一大”會址紀念館、上海革命歷史博物館籌備處編:《上海革命史資料與研究》第 4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 509 頁。“外國語學社招生廣告”,上海:《民國日報》,1920年 9 月 30 日。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機關舊址紀念館編:《覺悟漁陽里: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創建史料選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1397 頁。邵雍:《上海外國語學社述略》,載蘇智良主編:《人物·思想與中共建黨》,第 123 頁。作者簡介:陳雁,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上海 200433[責任編輯 陳志雄]081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2 期1935~ 1945 年季羨林在哥廷根大學所交往之中國留學生考———以《季羨林日記:留德歲月》為中心李雪濤[提 要] 對於很多後來成為學術大家的學者來講,留學都是他們知識生成的原點。 梳理《季羨林日記:留德歲月》,結合哥廷根大學檔案館有關中國留學生的檔案文獻,可以大致鉤沉出 1935~ 1945年間與季羨林同時在哥廷根大學就讀的中國留學生的生平,並重構這一群體所形成的學術網絡。通過對留學群體的研究,使我們在關注個別名流的同時,發掘那些對所在學科或社會進步做出過默默貢獻的留學生的價值和意義。 哥廷根大學中國留學生群體所構成的人際關係和學術網絡,使季羨林獲得了跨學科的意識,為他後來在比較文學和比較文化研究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奠定了基礎。[關鍵詞] 中國留學史 哥廷根大學 季羨林[中圖分類號] K825.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2 ⁃ 0181 ⁃ 14一、哥廷根大學及以季羨林為中心的中國留學生群體哥廷根大學(Georg⁃August⁃Universität Göttingen)是啟蒙時代創建的德國重要大學之一,始建於 1734 年。 大學秉持着學術自由的理念,對歐洲自然科學和法學的發展都曾產生過巨大的影響。19 世紀以來,哥廷根大學的數學家們在代數、幾何、數論和分析領域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哥廷根大學在數學、物理學、法學、德國文學、印度學等領域都產生了世界級的著名學者,這也是中國留學生願意選擇該校的最根本原因。中國著名梵文學者季羨林曾於 1935~1940 年在哥廷根大學學習印度學,並以論文《〈大事〉伽陀部分限定動詞的變化》 (Die Konjugation des finiten Verbums in den Gāthās)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季羨林日記:留德歲月》共六卷,約 150 萬字,①詳細記錄了 1935 年 10 月 31 日至 1945 年 10 月 6日他在哥廷根生活的每一天,包括與他交往的每一位中國留學生。 季羨林原本打算在德國學習兩年後即回國,但他萬萬沒想到的是,自己卻因此跨入了一個戲劇性且至關重要的時代。 這部日記最大的特點是細緻而坦率。 由於他當時僅僅是一名普通的中國留學生,並非像很多名人那樣是為了出版而寫日記,因此季羨林的日記是個人的、可信的。 正是由於作為中國人的這一特殊身份,他在181
日記中還表達了自己對時局的看法,其中不乏對納粹黨乃至希特勒本人的不滿和諷刺。 如果是用德文或英文來寫的話,這些日記不可能保存至今天。 如此廣度和體量的私人文獻,對於中國人留學德國的歷史來講,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季羨林在哥廷根大學註冊的時間是從 1935 年冬季學期至 1940 年的第二個三個月學期。 據哥廷根大學《課程總表》(Vorlesungsverzeichnis),他在該校註冊上學的具體時間為:1935 年 11 月 1 日至 1940 年 7 月 31 日,共 11 個學期,之後他在漢學系教授漢語,直到 1945 年 10 月 6 日離開哥廷根。②查哥廷根大學檔案,在這十年間,所有與季羨林可能有交集的中國留學生名錄如下:③編號 中文姓名 拼音姓名 國內大學 專業 在校時間1 葉理殿(1909~ ?) Yä Lidjän 同濟大學 數學 SS31⁃SS382 章用(1911~1939) Chang Yung 由英國轉入 數學 SS31⁃SS363 陳運煌(1902~1981) Chen Yunhwang 廈門大學/北京大學 化學 SS34⁃WS364 樂森璕(1899~1989) Yoh Senshing 北京大學 古生物學 WS34⁃WS355 龍丕炎(1908~ ?) Long Paiyen 北京大學 冶金學 SS35⁃SS396 石磊(1906~ ?) Shih Lei 清華大學 害蟲學 WS36⁃WS377 高光世(1911~2003) Gao Guangshih 中央大學 教育學 SS388 黃席棠(1913~1972) Huang Sitang 上海交通大學/清華大學 地質物理學 SS38⁃2T409 陸秀珍(1911~1986) Lu Hsiuchen 北京師範大學 物理學 WS38⁃SS4110 田德望(1909~2000) Tien Tewang 清華大學 德國文學 WS38⁃SS3911 王子昌(1913~1978) Wang Tzuchang 浙江大學 地球物理學 WS38⁃SS3912 張勳洋(1909~ ?) Chang Hsunyang 中央政治學校 法學 WS38⁃SS4413 周譽侃(1908~1976) Chow Yukang 武漢大學 理論物理學 1T40⁃SS42 以上 13 位中國留學生都與季羨林有交叉的註冊學期,因此從理論上來講,都有與其交往的可能性。 季羨林在《留德十年》中對“二年生活”(1935 ~ 1937 年)充滿着愉快的記憶:“一到星期日,當時住在哥廷根的幾個中國留學生:龍丕炎、田德望、王子昌、黃席棠、盧壽枬④等就不約而同地到城外山下一片叫做‘席勒草坪’的綠草地去會面”。⑤日記中記錄較全的中國留學生聚會,如 1938 年10 月 10 日的“雙十節”聚會:“回家吃過晚飯,到田家去。 今天是國慶紀念日,我們也要慶祝一下。在的有王、龍、陸、馬、高、二黃,一共九個中國人,又請上了 Frau Pinks,喝茶,吃點心,閒談到十點半”。⑥Pinks 女士是季羨林在漢學系的學生,其他的除了季和田德望之外,有王子昌(王)、龍丕炎(龍)、陸秀珍(陸)、馬聳雲(馬)、高世光(高)和黃席棠、黃席椿(二黃)。 馬聳雲是季羨林在清華的校友,於 1937 年 6 月來到哥廷根,⑦但在大學檔案館中並未查到馬聳雲的註冊信息。 而在 1939 年3 月 14 日,他們也有 8 人在大學食堂見面:“二點多,同田到 Mensa 去吃飯,接着去的是曹、龍、陸、張、王、黃,濟濟一堂,飯廳裡幾乎成了中國人的天下了”。⑧其中上次聚會沒有參加的學生有:曹修懋(曹)、張勳洋(張)。 曹修懋是龍丕炎的同學,當時在柏林大學讀物理學。⑨哥廷根是一個很小的城市,面積僅有 117 平方公里,1939 年 5 月時居民約 5.1 萬人。 在哥廷根281
的中國留學生,基本上每天都可以碰面。 有很多之前在中國許久未曾謀面的同學,來到哥廷根之後重新成為了交往密切的朋友。二、1935~1945 年在哥廷根大學的中國留學生考1. 葉理殿葉理殿是江蘇青浦人,曾考入上海同濟大學,於 1929 年畢業前獲得自費留學資格,⑩但一開始是留法生,後轉入哥廷根大學。 回國後被聘為同濟大學文理學院數學系教授。葉理殿與章用同為數學系學生,兩人關係密切。 季羨林是 1935 年 11 月 23 日在章用那裡認識葉理殿的,不過他對葉一直沒有太好的印象。 1936 年 7 月 28 日季羨林第一次在日記中記下了對葉理殿的厭惡之情:“吃完一直走到章伯母家……不久小葉也去了。 這位仁兄滿口謬論,天下竟有這樣的渾人! 我真想立刻走開,他這樣的謬論真使我頭疼”。究竟是什麼樣的謬論,季羨林並沒有具體說明。 同年 10 月 18 日在章用家裡:“葉不必說我是討厭他的”。同年 11 月 5 日:“剛吃完,章伯母她拿給我小葉替她寫的一封信,她怕小葉寫錯了,所以讓我看看改改,結果果然錯了,而且錯得亂七八糟,到德國七八年,在國內已經學過七八年德文,然而德文竟寫成這個樣子,真不知他的腦筋是什麼作的。 同章伯母回到我家,又替她寫了一遍,弄到了三點才完。 頭暈眼花”。葉理殿從 1931年夏季學期入學,到 1936 年冬季學期,實際只有不到六年時間,並非像日記中所稱的七八年。 此外,他是學數學的,德文不一定要很好。 季羨林 1937 年 11 月 21 日日記:“不久葉也去了。 但這位仁兄總無多大意味,看見就令人不高興”。葉理殿究竟在什麼地方令季羨林不高興,季在 1936 年 8月 22 日的日記也可能說明了一些問題:“吃完仍是閒談,但大半都談的是小葉,這樣的怪人在中國還真不容易找到。 不過中國在德國的留學生也都同小葉大同小異,來德六七年德文一句說不通,但跳舞、照像卻都會,甚至還有更壞的事情。 從留學生身上就可以看出,中國大概非亡國不行了”。實際上,季羨林有着他自己對中國留學生在國外的價值觀,這是他從不喜歡葉,到厭惡葉的原因所在。2. 章用章用,字俊之,湖南長沙人,係章士釗與吳若男的第二個兒子,在英格蘭出生,曾一度被委託給李大釗照顧。 章用曾留學英國,後赴哥廷根大學數學系修讀數學,這期間母親一直陪伴着他。季羨林剛到哥廷根時,完全不瞭解德國大學的各種程序,所有入學手續都是在章用幫助下辦理的。 1935 年 11 月 9 日是一個星期六,“早上只寫了一封信就到 Aula 去,章俊之在那裡等我。 他要陪我辦理 lmmatrikulation,地點是在 Student haus。 一進去,先有許多人在等着,我們於是也挨次排上去,一等等了有一點鐘才把學生證和 Studienbuch 領出來。 這是新生入學必要經的階段,以後就不必了。 出了 Student haus 到秘書處去,又是等了半天,才蓋了印,於是到 Quästur 去付錢,但是出了問題,他又領我們回到秘書處,要一個證件,但秘書處又要我們找 Lauterbach 要證件,我們只好找Lauterbach 去,他打了一個電話,於是我們又回到秘書處,他答應我們過幾天去取 Studienbuch———就這樣走來走去,已經到了十二點。 章又陪我到圖書館去看了看,看的是借書處、閱覽室”。這些事情看似簡單,但對於初來乍到、並且是第一次出國的季羨林來講並不容易。 章用的幫助是非常及時和必要的。 後來兩人成為了心心相繫的好朋友:“晚上章俊之來訪,他把他作的詩拿給我看。 我們談話的範圍是表現的工具和要表現的東西的問題”。 (1935 年 11 月 30 日)其後,由於經濟原因,章用只好中斷學業回國。 季羨林後來寫道:“(章用)時常有信給我,有時附上自己的詩。 我現381
在還能記住一些他的詩,比如‘常歌建德非吾土,豈意祁門來看山’等等。 不記得是在哪一年了,他把自己生平寫的不算太多的詩全部寄給了我。 我不知道,他是怎樣考慮的。 難道他已經預感到自己肺病纏身,將不久於人世,因而儘早把自己心血的結晶寄給可靠的朋友,傳之其人嗎? 他的預感是正確的,不久他就在流離播遷中離開人世,只剩下我這個受他重托的人還活在人間”。章用 1936年回國後,在山東大學和浙江大學任教。 1939 年 12 月 16 日病逝於香港。 一直到了 1940 年 4 月17 日,依然在哥廷根的季羨林才從房東那裡知道他的這位年輕朋友去世的消息:“房東說,章用死了,聽了心裡一驚,自己又少了一個能談話的朋友,同時又警告自己:以後不要這樣拼命用功,自己的身體也要注意”。後來季羨林在《留德十年》中專門寫了一篇《章用一家》講述在哥廷根時他與章用和吳若男(季羨林一直稱她作“章伯母”)一家的交往。3. 陳運煌陳運煌,字康白,湖南長沙人。 1927 年畢業於廈門大學,1931 年任北京大學理學院研究員。 陳運煌 1934 年夏季學期至 1936 年冬季學期在哥廷根大學註冊。 季羨林日記 1936 年 1 月 13 日第一次提到陳運煌,地點是在章用家裡:“飯後又隨他同他母親到他家去,吃了點點心同茶,談了半天話。 不久陳康白同他的太太去了,我坐了一會就回來……”之後他們的接觸,也都跟章家有關。陳運煌實際出生於 1902 年,比季羨林大將近十歲,因此對時局的認識比季更加成熟。 1937 年抗戰爆發後回國,經其從前的老師徐特立推薦前往延安,在那裡建立了第一個科學技術團體———邊區國防科學社,之後籌建了自然科學研究院,這是北京理工大學的前身。4. 樂森璕樂森璕,祖籍江西吉安,1899 年生於貴陽,後成為著名的地質學、古生物學和地層學家,地質教育家。 他僅在哥廷根大學學習了一年半,之後便轉到了馬堡大學。 1934 年 11 月至 1936 年 2 月間,他只是在哥廷根大學的最後一個學期與季羨林同學。 早在柏林的時候(1935 年 10 月 9 日),季羨林通過當時在柏林大學藥學系的清華校友汪殿華認識了這位樂先生:“十一點訪汪殿華,同他談了談,說到我要到 Göttingen,他說他隔壁一位樂先生就要到 Göttingen 去,他已經在那裡住了一年。 我聽了真出乎意料之外,大喜,請他介紹我們談一談。 他拿給我一冊課程表看,裡面東西真多,有古代文學系,俄國、英國、東方各種語言系”。 這位“樂先生”就是兩天後季羨林又提到的“樂季純” (同年 10 月 12 日):“同訪汪殿華,不在,同樂季純談了談。 關於 Göttingen 的事情,他預備後天走”。1935 年 10 月 31 日,季羨林到哥廷根之後,樂森璕到火車站接他:“六點多到□□□,下車後萬家燈火,幸虧樂季純來接,他陪我找到一個旅館,又陪我去看他以前住過的房子,還沒賃出去,房子問題解決了,心裡高興得很,同到他住的地方,吃了點麵包,又把我送到旅館”。這裡無法辨認的三個字可能是“葛廷恩”(當時 Göttingen 的譯名)。季羨林初到哥廷根時,樂森璕在很多方面都給予了他幫助,除幫他找房子外,還介紹中國同學,最早介紹季羨林認識的就是後來成為好朋友的章用:“樂季純來約我去找章士釗的兒子,他在這裡讀哲學。 結果是不在家,又去訪湯爾和的兒子,稍談即回”。章用在哥廷根學數學,數學當時是屬哲學學院的專業,所以他們認為章用是讀哲學的。 作為民國時期的著名政客,湯爾和曾於清朝滅亡之前獲得柏林大學醫學博士學位;由於他的長子湯堅沒有在大學註冊,因此很難知道湯堅在哥廷根留學的詳情。季羨林第一次見到章用也是樂森璕引見的:“同樂先生去訪章士釗的兒子,見到他的母親,老太婆因為愛兒子,不遠萬里來陪她兒子同住,我想到自己的母親! 章人非常好,說話非常痛快,他把哲學院的情況告訴我,他勸我只讀希臘文,因為再讀拉丁文,時間來不及,他又把《希臘文法》同 A Short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借481
給我”。實際上不僅僅是在人際關係方面,季羨林剛到哥廷根的時候,樂森璕也曾借錢給他。 儘管只有 20 帝國馬克,但這對初到異國他鄉的季羨林來講,無疑解決了燃眉之急。樂森璕回國後,先在中山大學任教,直到抗戰爆發。 之後他在貴州和重慶進行地質勘探、調查,並在大學裡擔任教職。 1955 年北京大學恢復地質學專業,樂森璕調到北大,並於同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生物地學部委員。 樂森璕在地質學、古生物學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5. 龍丕炎龍丕炎差不多是季羨林在哥廷根最親近的朋友了,在他的日記中,“龍”的名字出現的次數可能是最高的。 龍丕炎籍貫湖南常德,畢業於北京大學。季羨林最初跟龍丕炎認識,是他剛到哥廷根不久的 1935 年 12 月 19 日:“晚上章俊之的母親請客,七時我到他家去,同到市政府下的餐廳。 同坐有龍范禹(丕炎)先生。 飯非常好。 談話也非常痛快,大半都談的是中國情形,覺得無論從哪方面看,中國前途也沒有希望”。就這樣,季羨林算是跟龍丕炎正式認識了。 在選擇主專業方面,龍丕炎也給季羨林很好的建議,因為之前他在哥廷根學過梵文:“五點去訪龍先生,談了半天話,他把 Sanskrit 的文法借給我。 他學了一學期,說,難得一塌糊塗,但無論怎樣我決意非念不行”。 (1936 年 1 月 2 日)龍丕炎借給季羨林的這部梵文文法書,是德國著名梵文學者施騰茨勒(Adolf Friedrich Stenzler)的教材《初級梵文讀本》 ( Elementarbuchder Sanskrit⁃Sprache, Erste Auflage , Breslau 1868)。這部書包括了語法、課文和詞典三個部分,是一部非常系統的梵文入門讀物,至 2003 年已經出版了第 19 版。1936 年 4 月 9 日季羨林上了第一次的梵文課,瓦爾德施密特(Ernst Waldschmidt)教授只有他一個學生,但雙方都很滿意。 這便增強了季羨林繼續學習梵文的信心。 第二天晚上他去章用家吃飯,跟他談到了梵文與中國文化的關係,龍丕炎也在:“五點到章家去,因為章伯母約吃晚飯,龍先生同葉先生已先在。 於是就東扯西拉地談起來。 同章俊之談到梵文,我忽然想到,梵文入中國以前的中國文法同以後的中國文法一定有很大的變遷。 佛經的翻譯在中國文學史上一定有極大的影響。 因為有許多人很顯然就受到了佛經體的影響,這是一件極有趣味的工作,回國後要作一作。 此外,從前人們都認為中國文同 Indogerman 文字截然兩系毫無發生關係,現在 Sanskrit 是 lndogerman同時對中國文又有影響,不啻是兩個文字系間的橋樑了。 這也是個有趣的問題”。令人沒有想到的是,龍丕炎學了一個學期後覺得太難而放棄的梵文,卻決定了季羨林之後的命運。 由於龍丕炎是學冶金學的,在很多方面跟學習語言和文學的季羨林不同,因此季對他有一些看法:“我早就覺得龍這人一身濁氣,毫無腦筋,同他談話簡直談不進去,真如對牛彈琴,無怪章用離開哥廷根後就不再理他,世界上難得有腦筋的人!”(1939 年 8 月 29 日)龍丕炎在戰爭期間毅然回到了祖國。 1942 ~ 1945 年間曾發表多篇有關煉鋁方面的學術論文,對中國的冶金工業發展做出過巨大的貢獻。 他還因此於 1945 年 6 月獲得國民政府經濟部頒發的“仿造工業原料及器械”獎勵 4 萬元。6. 石磊石磊出生於 1906 年,1935 年從清華大學畢業後,受聘於清華大學農業研究所病害組。早在清華時,石磊就曾在《清華週刊》和《科學月刊》上發表過一些譯作和論文,因此他到哥廷根之前就已經是一位很成熟的生物學家了。 石磊是在 1936 年冬季學期在哥廷根大學註冊的,此時季羨林已經在那邊生活了一年的時間,因此對大學的制度相對熟悉,也樂於幫助新來的同學們,特別是清華校友:“吃完同龍到 Gosslerstr 去找找看 Institut für landwirtschaftliche Bakteriologie 在什麼地方,因為581
清華同學石磊要來哥廷根研究害蟲學,結果是沒有找到”。 (1936 年 10 月 12 日)儘管這次沒有找到,但他和龍丕炎還是很熱情地幫助新來哥廷根的中國留學生張羅各種事情。 14 日季羨林和龍丕炎到火車站將石磊接到了大學:“五點去訪龍,同到車站去接石磊。 等到七點車才來。 以前天天在清華碰到他,但沒有說過話。 想不到他是浙江人,人似乎很老實,但腦筋也不甚清楚,說話再也說不明白。 替他在 Gebhards Hotel 找了一間房子”。之後,領行李,幫忙找房子等,都是季羨林和其他在哥廷根的同學幫忙解決的。 之後他們經常見面。由於石磊是學生物學的,又是浙江人,因此他與季羨林的性情並非總是相合。 1937 年 5 月 6日季羨林在日記中寫道:“十一點石,談到十二點才走,這位君總是滿臉倒黴的神氣,看了令人不起快感”。這裡的“石”就是石磊,他們經常在一起討論中國的未來,這些問題也總是讓大家不太愉快。 七七事變之後,7 月 11 日季羨林寫道:“一點到 Ratskeller 去吃飯。 吃完就同到石家,葉也去了,不久馬也去了。 每個人都記掛着北平的戰爭,從各人的臉面上,我看到,大概每個人心頭,都有一層暗雲,我們的談話也自然而然地轉到中國的戰爭,同將來的出路。 每個人的論點當然不一樣,但有一點是一致的,就是中國惟一的出路,就是平民教育”。教育救國是這些留學生的共同主張。儘管他們人在德國,但心情卻隨着中日戰事的變化時而高興,時而悲傷:“三點我們去找石,仍然談國事。 每個人都相信,打日本最後的勝利總是我們的,談到高興處,每個人心上都仿佛開出一朵快樂的花。 於是打起撲克來。 一直到快七點才出來,又順路到 Prinzen Str 看了看電報。 然而,又變了:宛平附近中國軍隊撤退。 這是一個突如其來的消息,打得我們一陣眼花,帶了一顆沉重的心走回家”。 (1937 年 7 月 21 日)1938 年石磊還在德國著名的《微生物學檔案:植物微生物研究雜誌》( Archiv für Mikrobiologie:Zeitschr. für d. Erforschung d. pflanzl. Mikroorganismen )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有關黑穗病的雌雄異株以及高粱的散黑穗病》(Über den Heterothallismus des Staubbrandes, Sphacelotheca cruenta (Kühn)Potter, der Mohrenhirse, Andropogon sorghum Brot)的論文,這應當是他的博士論文的一部分。1938 年春,石磊回國,繼續在清華大學農業研究所工作,當時植物病理組已經遷到了昆明。可惜他之後的情況不甚清楚。7. 高光世高光世應為福建長樂人,出生於 1909 年。1934 年 7 月畢業於中央大學心理學系,之後進入為期兩年的教育實驗所研究班。季羨林是在 1938 年 4 月 3 日認識他的:“馬又同兩位中國同學來,一位在 Hannover 念書,叫盛彤笙,一位預備在哥廷根住下去,叫高光世,一直談到快七點,他們才走”。7 月 5 日的時候,季羨林專門到高世光家中看他,可惜他不在家。高光世後來並沒有畢業。 1965 年 6~8 月,張壽平所做的《西德各大學的漢學研究》報告,在講到海德堡大學漢學研究所時寫道:“所內有特別講師高光世,中國籍老留學生,讀教育未獲學位,曾以演講為生,宣揚中國文化極有功勞,在德國已三十餘年”。 當時高光世在海德堡大學開設的課程有:夏季學期講授《楚辭》與《中國古典文學作品閱讀》;冬季學期講授《左傳》與《史學名著選讀》。地方誌記載他在海德堡大學做教授,也有記載他在旅德華僑學校擔任校長,都是不確切的。8. 黃席棠黃席棠係江西九江人,1913 年出生於北平。 上海交通大學物理系畢業後入讀清華大學研究院,並以優異成績獲得第一批“量才獎學金”資助。赴德後於 1938 年夏季學期在哥廷根大學註冊。季羨林跟黃席棠的初次見面是在 1938 年 3 月 26 日:“五點新到哥廷根的一位黃席棠先生來找681
我。 談了半天,他邀我一同出去散步……在山下走了一轉,回家的路上,終於又讓雪撲了一陣。 吃過晚飯,休息了一會,隨便看了點書又念黃席棠。 十點多睡”。可見,季羨林對黃席棠的印象是相當好的。 後來他們之間的交往極為密切。 季羨林從黃席棠那裡借來《黃遠生遺著》,“遠生就是他的父親,書裡記的事情極有趣,惟文字不佳”。 (1938 年 4 月 2 日)黃遠生係民國初年知名的記者,曾留學日本中央大學學習法律,回國後主編《少年中國》及《庸言》等著名刊物。黃席棠的哥哥黃席椿,當時在德累斯頓工業大學留學,有時會到哥廷根看望弟弟,季羨林在日記中所記“黃氏兄弟”,“大黃”即指黃席椿,“二黃”即指黃席棠。 黃席椿後來成為中國著名的無線電工程學家。黃席棠在 1940 年對橡膠彈性的各種參數做了測定,這在當時世界力學界屬非常重要的成果。1941 年,黃席棠獲數理博士學位。 回國後,先後擔任同濟大學(時在四川李莊)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1943~ 1944),重慶交通大學物理系教授(1944~ 1946)。 抗戰勝利後任上海交通大學物理系主任,代理理學院院長(1946~1952)。 1949 年後,歷任廈門大學教授、福州大學教授。 他在譯介德國物理學界的成果方面做出了極大貢獻。 1956 年將德國物理學家洪德(Friedrich Hund)1944 ~1951 年出版的 5 卷本《理論物理學引論》的第四卷《熱學理論》 ( Einführung in die theoretischePhysik. Vierter Band. Theorie der Wärme )譯成中文。 這本名著包括熱力學和統計物理學兩部分。該譯本反映了在熱力學和統計物理學方面,當時中國的水平基本上是跟國際接軌的。9. 陸秀珍陸秀珍,字士嘉,生於 1911 年,浙江蕭山人。 1933 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物理系,後赴德國,1938 年冬季學期開始在哥廷根大學物理學系學習流體力學。 她差不多是季羨林在哥廷根所交往的中國留學生中唯一的女性。季羨林第一次見到陸秀珍是 1938 年 10 月 6 日:“王同高領了新到哥廷根城來念書的陸秀珍小姐來,稍坐就走,王又坐了會才走”。也就是說,是王子昌和高光世將陸秀珍介紹給季羨林的,不過一開始他對這位來讀物理學的女生並沒有太多的印象。 不過在其後的幾年中,陸秀珍也是季羨林在哥廷根經常相見的少數中國留學生之一。 除了經常在一起散步、吃飯、聊天外,讓季羨林倍感溫馨的是,陸小姐是一位特別有情調的女生。 1938 年 12 月 25 日的聖誕節季羨林是在王子昌家度過的:“五點陸小姐去。 六點龍去。 我們就把鵝拿出來,大吃一通。 吃完,點了陸小姐帶來的小洋蠟。把電燈關掉。 在搖曳的燭光中,談起鬼的故事來。 十一點才出來,分手回家。 雪在下着,我們也過了一個很美的節”。在這個德國傳統的節日裡,這些身在異鄉的中國留學生們,由於陸小姐的小洋蠟,感受到特別的溫馨。季羨林在日記中很少讚揚別人,但他卻認為陸秀珍是女中豪傑:“吃完,又作起上下古今談來。陸小姐總算是女中英雄。 女人大都頭腦簡單,像這樣有毅力的真不多見”。 (1939 年 7 月 23 日)除了這些日常的吃喝之外,由於 1937 年秋季羨林開始在漢學系工作,因此他在 1939 年 2 月 27日帶着陸小姐參觀了漢學系的中文藏書:“十一點多陸小姐去,領她看了看 Seminar 的藏書”。到了 3 月 5 日,季羨林也認識了陸小姐的未婚夫張維:“今天陸小姐在龍家請我們吃飯。 一直到十二點她才同她的新從柏林來的未婚夫去……這位張維,她的未婚夫,人還不壞。 頗能談一氣”。張維當時在柏林高等工業大學土木工程系學習,經常到哥廷根探望未婚妻。 他後來成為著名的土木工程學家。1941 年 7 月 1 日,納粹德國、意大利王國與汪精衛國民政府建交,以此希望日本能夠北上進攻781
蘇聯。 在此之前的 6 月 29 日,陸秀珍已經從中國駐德使館得到了消息:“九點陸來,說德國要承認偽汪,大使館全體撤退。 我們惟一的希望同安慰就是這裡還有大使館,這樣一來,身處仇國插翅也難飛回故國去了。 真是欲哭無淚”。到了同年 12 月 10 日,陸秀珍又帶來消息說:中國政府已經對德宣戰了:“十一點陸去,說中國政府已經對德宣戰。 看來我們非被監禁不行了。 即便不被監禁,在大戰結束前回國也可以說是無望了。 誰又知道,大戰什麼時候結束? 但我心裡一點也不驚惶,一切都付之命運去吧!”實際上,從 7 月 1 日德國承認汪精衛政權之後,德國與重慶政府已經不存在繼續對話的可能了,隨着日本偷襲珍珠港及對美國宣戰,12 月 9 日,中國也正式加入盟國陣營,並且對德宣戰。 後來陸秀珍有一段時間在柏林,但依然與季羨林保持着聯繫。陸秀珍於 1946 年回國後,任北洋大學、清華大學航空系教授,1952 年轉入新成立的北京航空學院。 她參與翻譯了著名物理學家普朗特(Ludwig Prandtl)的《流體力學概論》 ( Führer durch dieStrömungslehre , 1942)———這是她在哥廷根大學的導師的巨著,它奠定了現代流體力學的基礎,一直到今天依然是非常重要的流體力學的基礎性著作。10. 田德望田德望,1909 年生,河北定縣人。 1931 年畢業於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1935 年清華研究院畢業後赴佛羅倫薩大學研究意大利文學,1937 年獲文學博士學位,1938 年又到了哥廷根大學。 據季羨林晚年的說法,田德望當時是公費到意大利留學,“後來公費沒用完,就到德國去了”。 他是1938 年冬季學期註冊的,一直到 1939 年的夏季學期,都在哥廷根。 查季羨林 1932 年 9 月 13 日的日記:“浴時逢田德望,邀來室一談”。也就是說,早在清華的時候,季羨林與田德望就已經認識了。他們在哥廷根首次見面的時間是 1938 年 3 月 2 日,季羨林當天的日記寫道:“正吃着晚飯的時候,老田忽然來了。 想不到會來的這樣快,不見面已經快三年了。 吃完,九點,我又陪田到旅館去,回到家已經十點了”。 與哥廷根的其他中國留學生不同,田畢業於清華外文系,也讀了研究生,又獲得了意大利文學博士學位,因此他對季羨林所選的主專業———梵文自然有着獨到的理解:“談了許多關於學梵文的話,因為田對這方面也有很大的興趣,也總算是空谷足音,但因為兩日來跑路太多,說話太多,人倦得不成樣子,腦袋裡仿佛充滿了雲霧”。 (1938 年 3 月 4 日)對季羨林來講,這真應驗了《西北有高樓》詩中所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 在學業方面,田德望給予季羨林諸多的幫助:“剛吃完,田來。 拿給我他新收到替我買的《佛藏子目引得》”。 (1939 年 4 月 6 日)之後發生的很多大事件季羨林都是跟田德望等一起分享的。 1938 年 3~4 月中旬的徐州會戰,日軍兩個師團均遭國軍擊退,這是抗戰爆發後國軍首次取得的勝利。 4 月 9 日“台兒莊大捷”的消息已經傳到了哥廷根:“遇到龍、田、王,龍說,魯南三萬殘寇已經全肅清,生擒三千,其中還有General 一枚。 這真是中國空前的大事,不禁狂喜。 李宗仁將軍畢竟偉大!”儘管對台兒莊戰役的報道都不太一致,但這次國軍首次打退日軍的進攻,不僅鼓舞了國內民眾的士氣,也讓遠在哥廷根的中國留學生為之一振。有時季羨林與田德望也會發一些德國人不敢發的牢騷:“十二點同田到 Mensa 去吃飯。 同他談到前天老希的演講。 我真生氣,德國人全像笨牛。 老希說日本人替中國趕走共產主義,連老希自己也知道他這話是放屁,但德國人就全信。 這樣的民族惟一應得的報酬就是亡國!”(1939 年 2 月1 日)此類的談話,在當時納粹極權統治下,只可能用德語之外的語言進行。漢學系霍古達教授離開哥廷根赴劍橋的前一天晚上,季羨林與他作別,也邀請了自己最好的朋友龍丕炎和田德望作陪:“七點田來,一同到中文研究所去,不久龍也去了。 今天我請 Prof. Haloun881
吃晚飯,請他倆作陪”。 (1938 年 11 月 10 日)1939 年 8 月 12 日,田德望也決定回國了:“田又已決意回國。 心裡更充滿了離愁。 我自己太容易動感情了。 章用同 Prof. Haloun 走的時候,我難過了幾天。 現在田又走了。 我這難過不知會延長多久”。“田走,我總有說不出的難過,在哥廷根只有同他還能談話,龍是好人,但思路與我不同,其他更不必說了”。這些都是季羨林的真心話。田德望輾轉於 1938 年底回到了祖國,之後任浙江大學(時在遵義)外文系教授。 抗戰勝利後在武漢大學任教,1948~1986 年一直在北京大學西語系任教。 多年來,他從意大利語和德語翻譯了很多世界名著。11. 王子昌王子昌畢業於浙江大學,於 1937 年 4 月 3 日到達哥廷根:“找龍,想叫他出去走走。 但他說,哥廷根又來了兩個中國學生,今天說要來找他,於是我們就等。 三點多,他們去了。 一位是盧壽枬,一位是王子昌。 似乎還像有腦筋的。 我們就開始閒扯起來,七點才一同出來”。但查哥廷根大學檔案,王子昌是從 1938 年冬季學期開始註冊的,到 1939 年夏季學期就結束了。季羨林跟龍丕炎、盧壽枬和王子昌的關係與其他哥廷根的同學不太一樣,他們在一起會討論將來回中國創辦大學的事情:“不久龍同盧王來,又開始閒談起來。 ……我們計劃着怎樣回國辦雜誌,辦大學。 我並不把這個當一個夢看”。 (1937 年 5 月 6 日)由此可見,王子昌是一個嚴謹認真的朋友,這樣季羨林才不覺得辦雜誌、辦大學是一個夢想。 他們四個人後來成為了所謂的“四大金剛”:“九點我就去找龍,稍坐就同去找盧,不久王也去了,於是四大金剛駕齊,出發”。 (1937 年 5月 16 日)後來有一次季羨林也是與他們三個一起在哥廷根的樹林裡“最放肆最舒服”地“裸奔”了一次:“吃過早點,念了一會阿刺伯文。 九點龍盧王在下面按鈴,我也立刻下去。 仍然走上山,在樹林子裡亂走了一通。 不時坐下休息一下,最後終於走到以前從沒去過的一片大草地上。 三面是樹林,草綠而豐美。 我們就鋪了報紙躺了下去,簡直沒有人到這兒來,非常靜,遠處只有幾頭牛在吃草。 太陽不用說是很好的。 我們先是脫掉鞋,又試着脫掉襯衣,又試着脫掉背心,又試着脫掉褲。最後看到真沒人來,索性穿了短褲站起來大跑一陣,在矮樹林裡賽起跑來。 到德國以後今天是最放肆最舒服的一天”。 (1937 年 5 月 23 日)王子昌在哥廷根大學地球物理研究所做有關地球物理的研究,1939 年以論文《一種確定弱場中岩石磁化率的簡單方法》而獲得博士學位,儘管他的論文僅有 21 頁。季羨林最後一次記載王子昌是在 1939 年 11 月 18 日,他當天下午到王家,但沒有見到王子昌。1940 年王子昌回國後,歷任湖南大學、同濟大學、交通大學、南京大學物理系教授,1956 年調任北京大學物理系,並擔任《地球物理學報》副主編,同時也發表了一系列的相關論文。12. 張勳洋張勳洋係湖南嘉木人,生於 1909 年,畢業於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法律系,1938 年冬季學期至1944 年夏季學期在哥廷根大學註冊。 之前他曾在柏林大學註冊,專業是德國法律。季羨林在日記中第一次提到張勳洋是在 1938 年 11 月 4 日:“在 Mensa 遇到了龍、王、黃同另外一位才到 Göttingen 來的張君”。這個時間正是冬季學期的開始,一般來講季羨林在第一次提到某一個同學的時候,會寫下其完整的名字,但他只記下了“張君”,可見季羨林從一開始就希望跟這位黨部派來的學生保持一定的距離。 張勳洋跟其他中國留學生不一樣,他有收音機———這是當時在哥廷根的中國留學生們時事信息的重要來源:“十一點多到張家去,現在莫斯科形勢很緊張。 北非981
英國進攻,我很想聽一聽英國無線電的消息,他有收音機可以聽”。 (1941 年 11 月 30 日)當時季羨林獲得的很多前線的信息,都是得益於張勳洋的收音機。季羨林之所以對張勳洋沒有好感,最主要的原因在於他認為國民黨中央直接派遣的黨員留學生根本沒有留學的資格和能力。 1941 年 8 月 4 日他在張家的見聞,更證實了他的推測:“到張家,他正在同一個德國人共同作他的中文博士論文。 這種人我最看不起”。張勳洋到德國之前,曾於1934 年接受過“司法行政部法官訓練所第三屆”的專門訓練,並以 80.27 的平均分數結業。1935 年被任命為江蘇鎮江地方法院候補檢察官。季羨林在晚年的口述史中對張勳洋依然沒有好印象:“這個人我覺得是個怪人。 我始終懷疑他是藍衣社的人,他老是帶着蔣介石、宋美齡的照片”。張勳洋於 1949 年獲得博士學位,論文題目為《中國土地法:特別從德國法律角度所進行的考察》(Das chinesische Bodenrech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s deutschen Rechts)。之後留在德國,曾在馬堡大學任講師。13. 周譽侃周譽侃是江西清江(今樟樹市)人,1908 年生於漢口。 1931 年入武漢大學物理系,畢業後前往德國留學。 最初入柏林高等工業學院,後轉入萊比錫大學。 查《中國留德同學錄》 (1937)以及《留德同學錄》(1939),周譽侃的專業為“理論物理”,大學為“萊城大學”(應當是萊比錫大學的簡稱)。 他正是在這裡成為量子力學創始人之一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和以原子、分子物理研究而聞名於世的洪特(Friedrich Hund)的弟子,研究領域為稀土金屬鹽晶體和水溶液吸收光譜。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周譽侃的指導教授施勒(Ludwig Schiller)應徵入伍,他只能轉入哥廷根大學第二物理研究所(das II. Physikalische Institut),這是當時世界上最為先進的原子和核物理研究所。1940 年的第一個三個月學期到 1942 年的夏季學期他在哥廷根註冊。 季羨林日記第一次提到周譽侃是在 1939 年 11 月 18 日,季當日到王子昌家中,碰巧王不在:“同他房東女孩、周先生談了會,就出來”。也就是說,當時周譽侃與王子昌住在同一個地方。 在季羨林心目中,周譽侃是少有的比較有思想的留學生:“張同周來,作上下古今談。 談到中國的教育,我總覺得上至大學研究所,下至小學,方法都應該改良。 最顯著的是外國語教法有很大的缺點。 為什麼中國學生學一種近代文字四五年還不能看書? ……周人很有思想”。這樣的評價在季羨林那裡,已經是很少有的了。1945 年周譽侃在哥廷根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關於氟化釹 NdF3的吸收光譜》,1947 年發表在德國著名的《物理學雜誌》上。周譽侃在“致謝”中寫道:“我的這一論文是在 1941 年 9 月至 1943年 2 月期間在哥廷根大學第二物理研究所進行的。 我要衷心地感謝研究所的講師赫爾維格(K. ⁃H. Hellwege)博士對這項工作的建議以及在具體實施過程中所給予的持續支持,感謝瓦爾騰堡(V.Wartenberg)為我提供的試劑。 我還要感謝柏林亞歷山大·馮·洪堡基金會給我提供的獎學金”。從這個致謝中,可知周譽侃當時獲得了洪堡獎學金。 儘管《物理學雜誌》在 1944 年 6 月 10 日就收到了這篇文章,但由於戰爭的原因,一直到 1947 年 1 月 1 日才予以刊發。 周譽侃在光譜學理論和實驗方面的成就,可謂是 20 世紀上半葉中國科學家在物理學上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周譽侃在德國的學習和研究涉及理論物理、金屬相變和再結晶以及原子分子光譜三個方向。1946 年回國後,在中山大學物理系任教,1949~1966 年擔任物理系主任一職,獻身於高等物理學教育,培養出眾多物理學人才,並在半導體研究方面做出過巨大貢獻。查哥廷根大學檔案館的註冊信息,季羨林在哥廷根期間,還有兩位中國留學生註冊:楊慎宜(Chen Young Shunyih)和程其襄(Chen Chi⁃siang)。 但查遍《季羨林日記:留德歲月》也沒有找到任091
何相關線索。 楊慎宜生於 1907 年,1936 年夏季學期至 1936 年冬季學期在哥廷根大學註冊。 程其襄係四川萬縣人,1935 年後便在柏林大學讀數學。 據 1937 年《中國留德同學錄》,他在 TechnischeUniversität Berlin(當時譯作“柏林高等工業專門學校/柏林工業大學”)主修機械專業。他 1944 年夏季學期在哥廷根大學註冊,同年在柏林大學獲得博士學位,論文題目是《論亞純函數的奈望林納⁃阿爾福斯的理論》(Beiträge zur Nevanlinna⁃Ahlforsschen Theorie der meromorphen Funktionen),指導教師為丁哈斯(Alexander Dinghas)和施密特(Erhard Schmidt)。三、結語留學期間,在國外某一著名大學/城市的中國留學生會形成一個人際關係的網絡。 一個良好的人際網絡,對於他們的學習與生活都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哥廷根的十年中,季羨林與其他中國留學生的交往有兩個特點:一是廣泛性,不論是哪個專業、從哪裡來的,他都會與之建立起聯繫;二是動態性,隨着時間的推移,他在哥廷根的交往圈子也不斷地發生着變化。 這一點從他的日記中可以比較明顯地感受到。 季羨林在哥廷根所認識的中國留學生中,有幾位跟他志同道合的朋友———田德望、王子昌等,他們成為了他一生的朋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哥廷根大學依然是德國最優秀的兩所大學之一(另一所是柏林大學),因此前往留學的中國學生均為最優秀的畢業生,只有一位是國民黨黨部培養的幹部(見前表所示)。 季羨林與其他中國留學生所建立起的人際關係網絡,在一定程度上基於他在國內大學的同學關係,也就是在國內時所建立的學術關係,因為大部分去德國留學的中國學生在國內或者讀過本科,或者讀過研究院,很少有已經工作過的。 這一部分的關係有石磊、黃席棠和田德望。 此外,在北京的大學中(如北大和清華),同一學科的同學也經常互聽講座,或者在一起參加活動。 1938年 3 月 4 日田德望從佛羅倫薩到哥廷根來,季羨林還想將他介紹給龍丕炎認識,“豈知他們倆是十年前的同學,只因向不通音問,所以便誰也不知道誰的情形了”。當然,在哥廷根與中國留學生的交往,也使季羨林看到了他們身上的一些陰暗面:“前夜醒來,忽然想到胖子的唯利是圖,老張的騙博士,自己毫不以為恥,想到老王的陰險,覺得人類太卑污苟賤了”。 (1941 年 6 月 21 日)這裡的“胖子”是黃席棠,“老張”是張勳洋,“老王”是王子昌。 此後不久,他在跟張維的談話中也特別提及留學生的“種種醜態”:“他剛從柏林回來,談到柏林中國人的種種醜態,令我不由得歎氣。 我早就覺得留學生大半都是混蛋,再想到中國的所謂上層階級,更不由得氣短”。 (1941 年 7 月 11 日)但對於季羨林來講,他之後在回顧哥廷根這一段學習生活時不斷指出:“哥廷根大學畢竟是我的學術研究真正發軔的地方……”在中國現代學科的建立和發展方面,儘管大部分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學科在清末民初已經得到了創建,但它們依然與西方的大學有着巨大差距,季羨林回國後所致力展開的東方學,實際上接續了哥廷根大學東方學的傳統;而章用、葉理殿在數學方面的成就,陳運煌在化學方面的貢獻,樂森璕在古生物學方面的多項突破,龍丕炎、黃席棠、陸秀珍、王子昌、周譽侃等在物理學方面的建樹,石磊在農業害蟲的防治方面的成績,田德望在德國文學翻譯和研究方面的功績,乃至後來留在德國大學教書的高光世和張勳洋,都得益於他們曾在當時名人輩出、蜚聲世界的哥廷根大學接受系統學術訓練的留學生涯。中國留學生的身份,使得在哥廷根乃至在德國、歐洲所有的中國留學生之間不僅構成一般的人際關係網絡,更是一種學術網絡。 今天基於網絡開發的知識圖譜(Knowledge graph)不僅描述不同191
領域的相互關聯,而且在不同領域和研究者之間存在着各種潛在的可能性,並且可以從中推導出各種新的知識。這也促成了不同學科之間的對話。 季羨林後來在北京大學創立的東方學學科,所進行的比較文學與文化的研究,都是單一學科所無法或無意進行的跨學科成果。 特別是他有關《糖史》的專門研究,只有綜合數個學科的知識和研究方法,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如果仔細研究《糖史》,就會發現,這不僅僅是運用多個學科對糖的流傳史、制糖工藝、糖的文化史等進行研究,更重要的是通過打破學科傳統規範的樊籬以取得更有啟發性的成果。 通過多學科參與的“糖史”研究,季羨林有意識地主動擯棄了文獻學對研究對象和手段的規範,從而追求更為廣闊的研究視野。 而這一切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季羨林在哥廷根大學中國留學生群體之間曾經進行的“跨學科”對話。①季羨林著,李小軍、錢文忠、季承整理:《季羨林日記:留德歲月》 ( 六卷), 南昌: 江西人 民 出 版 社,2014 年。②《季羨林全集》第 4 卷“日記·回憶錄(一)”,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9 年,第 542 頁;季羨林:《季羨林日記:留德歲月》(第六卷),第 1849 頁。③按在哥廷根大學的入學學期順序,同一個學期的學生按姓氏拼音排列。 SS: Sommersemester 夏季學期;WS: Wintersemester 冬季學期;T: Trimester 三個月學期。 由於 1939 秋季德國進入戰爭狀態,1940 年引入了三個月學期制度:1T 第一個三個月學期(1 ~ 3月份);2T 第二個三個月學期(4 ~ 6 月);3T 第三個三個月學期(10~ 12 月,實際上是冬季學期);7~ 9 月是唯一沒有課的三個月,主要用於實習、考試或假期。④盧壽枬當時在哥廷根學習光學,後成為物理學家。奇怪的是,在大學檔案館查不到他的註冊記錄。 查1937 年的《中國留德同學錄》,“盧壽枬”的拼音名字為“Lu Schöuan”,時年 27 歲,籍貫江西,所在大學為“哥城大學”,科目為物理,國內畢業的大學為中央大學,國內通訊地址為“揚州康山”。 (中華留德學生會編:《中國留德同學錄》,柏林,1937 年,第 54 頁)袁同禮的目錄中並沒有收錄盧壽枬的博士學位論文題目。 盧壽枬大概在抗戰爆發時已回到中國,先後出任國立師範學院理化系教授及國立甘肅科學教育館(後更名為“西北人民科學館”)館長。 (諶超岑:《抗日戰爭國師在蘭田》,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南省安化縣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安化文史資料》第 4 輯,1987 年;甘肅省博物館:《甘肅省博物館歷史概況》,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甘肅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甘肅文史資料選輯》第 17 輯,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 年)盧壽枬校過《光學儀器構造原理》(梅伊斯聶爾著,汪晶于譯,北京:國防工業出版社,1959 年),並出版《光學名詞典》(北京:國防工業出版社,1988 年)。⑤《季羨林全集》 第 4 卷“日記·回憶錄(一)”,第 452 頁;第 459 頁;第 455 ~ 459 頁;第 445頁;第 113 頁。⑥⑧季羨林:《季羨林日記:留德歲月》(第三卷),第 759 頁;第845 頁;第 939 頁;第 652 ~ 653 頁;第 706 頁;第 648頁;第 652 頁;第 756 頁;第 800~801 頁;第 919 頁;第836 頁;第 839 ~ 840 頁;第 858 頁;第 656 頁;第 822頁;第 776 頁;第 928 頁;第 936 頁;第 772 頁。⑦馬聳雲的名字列在 1935 年 6 月 1 日“請求選派赴德交換研究生名冊”之中,“研究科目”是生物學,“現在職務”注明為“現在德國研究”。 (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室編:《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 2 卷“國立清華大學時期 1928⁃1937”,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1 年,第683 頁)按照“國立清華大學第六級畢業生一覽”,馬聳雲係廣東潮陽人,與季羨林同屆,比季羨林小一歲,也就是說他應當是 1912 年出生的(參見《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 2 卷,第 826 頁)。 馬聳雲回國後,1947 年因謀職受挫投黃浦江自殺未遂。 參見陳禮頌:《由華僑馬聳雲博士自殺說到教育部的責任》,載陳禮頌:《蠹餘類稿》,香港:爽廬文史出版社,1974年。 其後在同濟大學理學院植物系任教。 參見翁智遠、屠聽泉主編:《同濟大學史》(第 1 卷 1907⁃1949),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 157 頁。⑨姜治方回憶,他 1930 年代留學比利時期間,“曾兩291
次去柏林訪友遊玩。 第一次是曹修懋到柏林留學,我去看望他;第二次是專訪譚伯羽。 曹修懋是我幼時同學,得柏林大學物理學博士,於 1937 年回國任大學教授”。 (姜治方:《集郵和我的生活道路》,北京:外文出版社/集郵雜誌社,1982 年,第 103 頁)根據季羨林的記載,曹修懋直到 1939 年 3 月還在德國,因此他不可能是在 1937 年回國的。 曹修懋回國後任職於湖南大學,1949 年後任大連海軍學校教員,後成為軍校首批教授。 (何志平等主編: 《中國科學技術團體》,上海:上海科學普及出版社,1990 年,第 498 頁)⑩參見《國立同濟大學概覽·中途離校同學錄》,載上海文獻彙編編委會編:《上海文獻彙編·文化卷》(25),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 673 頁。劉真主編:《留學教育:中國留學教育史料》,台北:編譯館,1980 年,第 1856 頁。校長董洗凡簽聘書,聘期為 1947 年 8 月 1 日至1948 年 7 月 31 日。 另見翁智遠、屠聽泉主編:《同濟大學史》(第 1 卷 1907⁃1949),第 157 頁。季羨林:《季羨林日記:留德歲月》(第一卷),第 123 頁;第 296 頁;第 281頁;第 112 ~ 113 頁;第 128 頁;第 158 頁;第 90 ~ 91頁;第 106 頁;第 107 頁;第 190 頁;第 109 頁;第 190頁;第 151 頁;第 216 頁。季羨林:《季羨林日記:留德歲月》(第二卷),第 328 頁;第 338 ~ 339 頁;第 571 頁;第 325~326 頁;第 451 頁;第 491~ 492 頁;第 498 頁;第 633 ~ 634 頁;第 432 頁;第 451 頁;第456 頁;第 461 頁;第 633 頁。季羨林:《季羨林日記:留德歲月》(第四卷),第 1035 頁;第 1213 頁;第 1281 頁;第 974 頁;第 1276 頁;第 1227 頁;第 974 頁;第 1000頁;第 1209 頁;第 1218 頁。王民:《建校元勳陳康白———棄筆從戎的“海歸”化學家》,載包麗穎、王征主編:《閱讀北理》 (上),北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17 年。參見季羨林:《憶章用》,上海:《文學雜誌》,第 3 卷(1948 年)第 4 期。 在這篇文章中,季羨林一直使用“葛廷恩”;而在 2002 年由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我的求學之路》中,改為了“格丁根”;其後的文集,一般都改為了“哥廷根”。1958 年他的部分成果目錄,見趙志新、王之耀編:《中國地質文獻目錄(第 1 編 1940⁃1955)國內及日本書刊部分》,北京:地質出版社,1958 年,第 62 頁。中華留德學生會編:《中國留德同學錄》,柏林,1937 年,第 53 頁;第 26 頁;第 64 頁。《近代煉鋁工業之進展及其技術之研討》 ( 重慶:《礦冶》,1942 年復刊號);《煉鋁試驗計劃書》、《煉鋁論叢》(《經濟部礦業研究所調查研究及化驗資料一覽———研究報告》第 30 號,參見趙志新、王之耀編:《中國地質文獻目錄(第 1 編 1940⁃1955) 國內及日本書刊部分》, 第 62 頁); 《列強之飛機材料: 鋁( 附表)》(《東方雜誌》第 39 卷/1943 年,第 10 期);《鋁與航空工業及其一般用途》、《中外鋁礦分佈情況》、《煉鋁簡史》(《礦冶研究所煉鋁專刊》1944 年號,參見趙志新、王之耀編:《中國地質文獻目錄( 第 1 編1940⁃1955)國內及日本書刊部分》,第 62 頁)。萬仁元、方慶秋主編:《中華民國史史料長編》 (民國 34 年[2]),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 年,第45 頁。北京農業大學校史資料徵集小組:《北京農業大學校史》, 北 京: 北 京 農 業 大 學 出 版 社, 1990 年, 第529 頁。在《清華週刊》上發表的論文有:石川千代松著、石磊譯《五十年前的日本動物學》 (1929 年第 9 期);《高等植物各部名制草案》 (1932 年第 10 ~ 11 期)。在《科學月報》上發表的文章有:Raymond Pearl 著、石磊譯《細胞不死的各種條件》 (1930 年第 9 期);《生命的解釋:機械論和活力論》 (1930 年第 4 期);《貢獻於留意科學教育者》(1931 年第 2 期)。參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雲南師範大學編,張思敬、孫敦恒、江長仁主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 (三)教學、科研卷,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617 頁。 這裡的德文標題有多處錯誤,請以正文中的標題為准。胡宗剛:《雲南植物研究史略》,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8 年,第 137 頁。高宇彤主編,長樂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長樂市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1117 頁。胡延峰:《留學生與中國心理學》,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9 年,第 110 頁。391
《國立中央大學 24 級畢業紀念刊》,1936 年,“教育實驗所研究班”下,無頁碼。張壽平:《西德的漢學及其他》,台北:廣文書局,1970 年,第 130~131 頁。高宇彤主編,長樂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長樂市志》,第 1117 頁。 另見高路加:《高姓群體的歷史與傳統》,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7 年,第282 頁。參見長樂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長樂縣六里志》,福州:福建省地圖出版社,1989 年,第 86 頁。上海圖書館編:《近代中文第一報:申報》,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3 年,第 216 頁。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編,中國力學學會編著:《中國力學學科史》,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12年,第 83 頁。中文版:普朗特:《流體力學概論》,郭永懷、陸士嘉譯,北京:科學出版社,1984 年。季羨林口述,蔡德貴整理:《假話全不說,真話不全說:季羨林口述史》,北京:紅旗出版社,2019 年,第344 頁;第 212 頁。這篇博士論文於 1940 年發表在德國權威的《地球物 理 雜 誌 》 上: Tzu⁃Chang Wang, Eine einfacheMethode zur Bestimmung der magnetischenSuszeptibilitäten von Gesteinen in schwachen Feldern.Mit 11 Abbildungen, Zeitschrift für Geophysik , XVI.Jahrgang (1940), Braunschweig: Vieweg, S. 160⁃180.如《地球物理學》 (《物理通報》 1957 年第 2 期)、《應用中國岩石天然剩餘磁性研究古地極位置的初步結果》(與鄧興惠、李溪光、葉素娟合撰,《地球物理學報》1960 年第 2 期)、《川滇中生代紅層的古地磁對比》(與李存悌、鄧興惠合撰,《地質學報》1961 年 Z1期)等。參見中華民國留德學生會編:《留德同學錄》,柏林,1939 年,第 38 頁。 中央政治學校的前身係 1927年成立的中央黨務學校,專門為國民黨培養黨務幹部。參見劉悅、杜衛華:《近現代柏林中國學人考》,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8 年,第 141 頁。 此書誤將“張勳洋”的德文名寫作 Cang Hsan⁃yung,中文姓名寫作“張勸洋”。司法院秘書處編:《司法公報》(第 3 號),司法院秘書處,1934 年 11 月,第 39 頁。司法院秘書處編:《司法公報》 (第 55 號),司法院秘書處,1935 年 8 月,第 9 頁。Tung⁃li Yuan, 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Chinese Students in Continental Europe 1907⁃1962,《中國文化集刊》(第 5 卷),Chinese 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1963.中華民國留德學生會編:《留德同學錄》,柏林,1939 年,第 28 頁。Chow Yu⁃kang, Über das Absorptionsspektrum desNeodymfluorids NdF3 , Zeitschrift für Physik , Bd. 124(1947), H. 1/2. S. 52⁃67. Abb. 參見 Tung⁃li Yuan, A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Continental Europe 1907⁃1962. 袁同禮沒有還原出“周譽侃”的中文名。Chow Yu⁃kang, Über das Absorptionsspektrum desNeodymfluorids NdF3 , S. 52. 中譯文(周顯光譯)載戴念祖主編:《20 世紀上半葉中國物理學論文集粹》,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 年,第 596~606 頁。參見申先甲:《中國現代物理學史略》,福州: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2002 年,第 157 頁。Tung⁃li Yuan, 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Chinese Students in Continental Europe 1907⁃1962. 袁同禮將 Chen Chi⁃siang 誤作“陳其湘”,《近現代柏林中國學人考》同樣如此(見該書第 35、134、187 頁)。《季羨林全集》第 5 卷“回憶錄(二)”,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9 年,第 222 頁。Heiko Paulheim, Knowledge Graph Refinement: ASurvey of Approaches and Evaluation Methods, Seman⁃tic Web 8 (3) , pp. 489⁃508.《季羨林全集》第 18 卷(學術論著 10,糖史一)、第19 卷(學術論著 11,糖史二),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0 年。作者簡介:李雪濤,北京外國語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北京 100089[責任編輯 陳志雄]491
澳門理工學報 2022 年第 2 期近代中國金融史研究的進路———以金融風潮為視角*潘曉霞[提 要] 金融風潮是經濟金融運行的非常狀態,嚴重干擾經濟金融的平穩運行,影響政治、社會穩定,民眾深受其害。 作為非常態的事件,危機發生時各種矛盾往往集中觸發,是觀察金融體制及其實際運行的特別視角。 近代中國被強行納入世界經濟和金融體系後,金融動盪不斷。 金融危機爆發,往往表現為經濟金融的全面危機,其成因並非單方面的,而是多元的。 縱向觀察近代中國金融風潮,既可以看到中國進入世界經濟體系時的倉促、被動和無奈,也可以看到中國政府、商界和社會逐漸學習、適應與提高的成長過程。 此外,危機下的民眾,以及民眾在何種程度上助長着風潮的引爆和蔓延,也是值得進一步關注的問題。[關鍵詞] 金融史 金融風潮 事件史 非常與日常[中圖分類號] F832.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2 ⁃ 0195 ⁃ 08近代中國面對列強挾帶的新秩序的衝擊,社會經濟不得不開始重大轉型,近代金融體系的引入是這種轉型中極為關鍵的一環。 新式銀行業及證券、保險、信託、外匯、票據交換等近代意義上的金融市場的萌生和發展,初步奠定了中國在近代世界經濟和社會秩序下生存的基礎,使中國開始擁有近代社會經濟組織和管理系統。 然而,作為一個被迫捲入近代經濟大潮的後發國家,中國在學習、追趕和融入近代世界體系的過程中,付出了相當沉重的代價,金融領域尤其如此。 所有的經濟體在近代經濟金融發展的過程中,面對越來越複雜的經濟金融形勢,都不可避免地要走各種各樣的彎路,中國尤其如此。 這樣的彎路集中表現為頻發的大規模金融風潮。19~20 世紀,世界範圍的金融風潮頻頻發生。 作為後發國家,中國由於市場形成的先天不足,蹣跚學步尤其不易。 金融風潮一度成為影響中國政治、社會和民眾最不穩定的因素之一。 從 19 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幾乎每隔數年就發生一次較大的金融風潮,密度甚至高於西方國家,波及範圍從金融領域擴展到經濟、政治和社會各個層面。 由此,深入研究近代中國金融風潮的源起、發展及591* 本文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近代中國金融風潮中的非常與日常研究”(項目號:18BZS091)的階段性成果。
危害,瞭解政府、社會、民眾在其中的處境,不僅可以加深對金融風潮本身的認識,而且對透視近代中國獨特的社會經濟進程亦具重要的參考價值。一、多元:歷次金融風潮的成因近代中國金融風潮為禍劇烈,具有全國影響的風波不斷發生。 梁啟超曾在 1911 年對國內的經濟恐慌做過統計,晚清最後 5 年間共有 20 次經濟恐慌發生。①據不完全統計,規模較大的金融危機有 23 次,如以此計算,近代中國平均每 4~5 年即發生一次大的金融風潮。 洪葭管總結了近代中國十大金融風潮:即因世界棉業危機而引發的 1866 年金融風潮、1883 年上海錢莊倒賬風潮、1897 年貼票風潮、1910 年橡膠股票風潮、1911 年票號倒閉風潮、1916 年中交停兌風潮、1921 年信交風潮、1935 年白銀風潮、1947 年黃金風潮、1948~ 1949 年的法幣和金圓券崩潰危機。②吳景平等《近代中國的金融風潮》各章節分別對這十大金融風潮作了個案專題研究。③金融風波的發生,一方面是當時社會監管能力低下、經濟金融運作不規範、從業者普遍缺乏經驗、政府管控能力不足的反映;另一方面又是金融綜合影響不斷上升,新型金融工具誕生,金融運行不斷複雜化的結果。 所以,金融風潮既是金融運行遭遇挫折乃至失敗的象徵,卻也是金融運行向縱深發展的結果。 金融工具越多,金融運行越複雜,金融在社會經濟中的比重越高,發生大規模金融風波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相應地,也給政府和社會應對金融風險的能力提出更大挑戰。 作為歷史研究者,我們不必苛求前人,卻也不能忽視他們經常犯下的常識性錯誤,尤其是政府管理者一些不負責任的舉措,嚴重影響着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加劇了經濟金融危機。梳理近代以來的重大金融風潮,大致可以看出,這些風潮的起因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一是輸入型金融風波佔據很大比重。 1883 年金融風潮④、1910 年橡膠股票風潮⑤、1935 年白銀風潮等都和國際市場的變化密切相關。⑥近代中國被列強強行拖入國際市場,中國自身經濟體質嚴重不適應西方大國的經濟運行邏輯,卻又不得不亦步亦趨,跟隨西方的步伐,造成應對能力嚴重不足。 國際市場一有風吹草動,中國就成了風險的集聚點乃至爆發口。二是過度投機帶來的風險。 金融風波和過度投機總是並行。 應該承認,金融運行中不可避免會有投機的成分,投機可以說是金融與生俱來的特性之一。 但是過度投機卻會帶來巨大的金融風險,導致金融乃至整個社會經濟的震盪。 如何區別投機和過度投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從近代金融風潮看,管理失控,投機情緒彌漫,金融槓桿畸形利用,大致就意味着已經存在過度投機的風險。近代中國金融風潮中,1897 年的“貼票”風潮,就是由於錢莊盲目追逐擴大業務形成過度投機導致的。 “貼票”是晚清上海錢莊開發的一項業務。 貼票的意思就是“貼錢兌換票據”。 客戶在錢莊存款 90 元,錢莊開給他一張面額 100 元的定期票據,票據到期後,客戶再用這張票據兌換 100 元。 資金不足的錢莊通過發行貼票,以高出市場上一般水平的利息,吸收社會游資,再以更高的利息貸款給商家,轉手之間錢莊便有利可圖。 貼票業務開發後,各錢莊紛紛效仿,為吸引客戶,相互之間展開激烈競爭,貼息越來越高,最高竟達 20% 。 這對民眾形成巨大吸引力,貼票規模越來越大,投機情緒不斷蔓延,終至釀成悲劇。 1897 年 11 月,不少貼票錢莊因到期不能兌付現金,造成大量的退票和提款,以致於發生一個月內幾十家錢莊倒閉的風潮。⑦同樣,1883 年上海錢莊倒賬風潮、1910 年橡膠股票風潮、1921 年信交風潮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過度投機的結果。⑧三是政府管理失控帶來的危機。 近代中國,無論是清政府、北京政府,還是南京國民政府,管理能力都比較薄弱,在傳統經濟形態向近代經濟形態轉型中的把控能力不足。 加之社會政治腐敗,政691
局動盪劇烈,危機的種子不斷積累,政府管控可謂如履薄冰。 1916 年中交停兌風潮就是政府決策錯誤釀致危機的典型。 由於袁世凱政府不斷的金錢需索,具有官辦性質的中國、交通兩行成了政府外庫,濫發鈔票,準備金日漸空虛。 1916 年四五月間,京、津、滬三地爆發中、交兩行存戶提取存款和擠兌鈔票的風潮。 無奈之下,北京政府通令兩行庫存鈔票不予兌現,存款不准付款,由此帶來全國性的金融恐慌。 銀行為政府墊款過巨,導致發行無序、準備金不足是造成擠兌風潮的根本原因,而政府不是疏導危機,反而強行停兌,直接觸發了危機的導火索。⑨四是政治動盪加劇經濟金融失控。 1911 年票號倒閉風潮⑩與 1948 ~ 1949 年的法幣和金圓券崩潰危機,可以說是政治動盪引發金融危機的典型案例。 濱下武志曾指出,“中國的金融危機,即貨幣和信用領域的危機,與資本主義危機的性質不同,那是由政治衝擊和投資失敗直接引起的”。三年內戰後期,國民政府軍隊在前線的潰敗以及社會經濟的全面崩壞,對民眾信心造成巨大衝擊,引發惡性通貨膨脹。 國民政府試圖通過改發金圓券,以行政手段強行控制物價挽救危機,結果只能是揚湯止沸,如時人所言:“本來經濟政策之推行,固不能不兼用政治力量,但政治壓力,如過分行使,或行使過久,難免不引起反抗。 此種反抗,在政府強有力之時,還不致過分強烈,或逾越範圍;但政府威信如有喪失,則政治力量式微,在式微的政治力量下,而影響強施重大的壓力,則人民之反抗力勢必超越範圍,一發而不可收拾”。金圓券發行的失敗,使國民黨統治加速走向崩潰。當然,風潮發生過程中,往往多種因素交錯出現,相互影響,不會是簡單的單一因素,強調某個風潮發生的某一導向,只是說在這一風潮中,該因素起着更具決定性的作用。 實際運行過程中,往往各種危機同時爆發,表現為經濟金融的全面危機。 綜合看,近代中國金融風潮最經常的發生地是銀錢業,這和銀錢業所具有的信用特性相關。 而社會政治的不安定則常常是金融風潮爆發的首要導火索,一個穩態的社會可以大大加強對金融風潮的抗衡能力,平衡經濟金融運行的不穩定因素;不穩定的社會政治環境,則會刺激並加劇金融風潮的發生與惡化。 這一點,在近代中國體現得十分明顯。 至於金融風潮發生的一般性原因,諸如金融投機和金融監管不力、貨幣制度存在缺陷、外部世界金融恐慌、內外債務負擔過重以及財政赤字造成貨幣發行過度等,各國大致相同。二、成長:危機應對的縱向觀察金融風潮的爆發,嚴重威脅金融乃至社會經濟的穩定,對金融和社會秩序構成重大挑戰,政府和金融系統的應對頗值關注。 學界對此多有論列,從歷次金融風潮個案中考察各時期政府的作為並作出評價,豐富了我們對近代中國不平靜的金融形勢的認知。 不過,既有研究在認識到近代中國金融動盪及應對無力一面時,對近代中國金融在動盪中艱難成長的一面相對忽視。 事實上,如果把視野放到更長的時段,以危機應對為切入點,既可看到近代中國在金融危機應對上的被動與不足,也能看到社會各界危機應對能力的增強與成長。毫無疑問,近代中國的危機應對能力總體上確實嚴重不足,相對被動,但具體看,中國的政治力量與金融體系在面對危機時,又不都是坐以待斃,也在努力學習,試圖克服並防範危機。 這一點,在1916 年和 1921 年兩次擠兌金融體系不盡相同的反應中,即有非常明顯的體現。1916 年第一次擠兌中,當北京政府做出停兌決定時,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在張嘉璈帶領下,頂着壓力,做出成功的危機應對,成為民國初年金融領域的一段“佳話”,學界關注自然較多。 洪葭管、董昕較早注意到這一案例,對中國銀行上海分行成功抵制停兌作了充分論述,強調抵制背後的外力支持,對中國銀行能夠成功抵制的內在因素相對有所忽視。事實上,如果將其置於中國銀行與交791
通銀行相比較的視野下,從當時地位相當的兩行不同的應對及結果出發,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國銀行上海分行之所以敢於頂着壓力,堅持兌付,與自身的經營和實力大有關聯。 相較交通銀行,中國銀行運行更為穩健。 同時,像張嘉璈這樣的新一代銀行經理人的成長,是其中的關鍵。 這意味着中國被強行拉入世界經濟金融體系後,本土菁英終於開始瞭解和適應金融運行規則,並體現出冷靜判斷形勢和勇於擔當的品質。 中國銀行上海分行成功抵抗的結果,不僅使上海分行,也使整個中國銀行信譽大增。 相較之下,交通銀行的應對明顯落後,自此長期陷入危機之中。除了本土金融菁英的成長,政府管理能力也在增強。 1921 年擠兌時,北京政府的表現比 1916年停兌時要沉穩得多。 面對大規模的擠兌,北京政府沒有像 1916 年第一次擠兌時那樣倉猝停兌,而是採取措施予以疏導。 首先是急謀撥款救助市面,維持信用。 繼而盡力採取措施引導輿論,安定人心。 無論是政府,還是輿論界,都竭力暗示擠兌是外國人密謀共管中國的陰謀,以此激起全民的民族敵愾心,成功引導社會上出現幾乎一邊倒的反對擠兌的輿論。 同時,政府與新聞界合力,為銀行的兌付能力大造聲勢。 由於應付較為得宜,第二次擠兌造成的危害遠低於第一次擠兌。再看國民政府時期,在 1935 年前後的白銀危機與經濟恐慌中,國民政府的應對不無可議之處,政策的進退失當也多有顯現。 不過,國民政府抓住機會,改組中、交二行,不失為亡羊補牢的舉措。一方面,政府通過擴大國家銀行信用,達到了救濟經濟恐慌的目的;另一方面,也以增加在中交二行話語權的方式,強化了對國內金融的控制。 1935 年上半年從金融恐慌發生、救濟,到改組銀行,國民政府抓住救濟這一環節,名正言順地推行中央銀行制度,實現金融統制,既在一定程度上達到救市目的,借此籠絡人心,改善與工商界的關係,又順利實現控制金融的意圖。 國民政府以政治切入經濟,通過解決經濟問題實現政治目的,可謂使用政治手段解決經濟問題的一次成功嘗試。作為世界經濟秩序的後發者,近代中國無論是政府、社會、民眾乃至經濟金融界本身,確實都存在危機應對能力不足的問題。 不過,隨着金融業的不斷發展,參與各方也在開始逐漸學習如何應對風潮,金融監管逐漸建立、發展、完善。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先後頒布《銀行法》、《保險法》等法規,保證金融發展和監管有法可依,對金融風潮的應對在技術和法規上亦漸趨成熟。 不過,這樣的努力還是初步的,抗戰期間及戰後金融管理的失控,證明國民政府還遠遠沒有找到非常態下應對經濟金融危機的鎖鑰。不容忽視的是,中國共產黨作為一支新興力量,隨着根據地的建立,也在開始學習處理和應對金融問題。 抗戰時期,中共在敵後根據地面對財政和金融困難表現出的應對能力,以及與日方展開貨幣戰時的自信從容,特別值得肯定。戰時財政金融政策的成功,對於中共敵後抗日根據地的鞏固發展,對於支持整個抗戰,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1946 年解放戰爭爆發後,戰爭消耗導致貨幣過量發行,不可避免地造成物價波動。 財政的、發行的、物價的問題交織在一起,解放區也曾面臨嚴重的通貨膨脹困局。 在同樣面臨巨大戰爭消耗及財政困難和通貨膨脹難題時,中共如何成功化解這些危機,在財經戰場上取勝,國共各自的理財邏輯、經濟運行理路如何影響着雙方的不同命運,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總之,從近代中國金融風潮應對的歷史梳理中可以看到,社會政治穩定、監管能力、貨幣發行以及民眾的風險意識,是能否成功應對危機的幾個關鍵因素,政府則作為“最後貸款人”的角色,堅守着阻止危機的最後一道防線。 在這一點上,整體上說,從晚清到民國處於不斷進步之中。 從風潮的爆發頻率也可以看出,晚清金融風潮的頻率最高,北洋政府時期次之,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最少。891
三、日常:危機下的民眾金融風潮嚴重影響社會穩定和民眾生活,民眾是金融風潮最直接的受害者。 通貨膨脹、擠兌停兌、信用破產、債務危機,常常都會傳導至社會末端,直接影響民眾生活,使民眾遭受損失。 普通民眾由於收入有限,抗風險能力差,通常都是金融風波的犧牲品。關於民眾在危機下的處境,先行研究已經有所關注,1948~1949 年法幣和金圓券危機中的民眾尤其得到重視。 在這次危機中,民眾是最大的受害者,普通百姓的積蓄在飛漲的物價中急劇貶值,本就有限的財產被洗劫一空,金圓券悲劇成為中國人關於通貨膨脹的長久記憶。事實上,其他歷次金融風潮對民眾生活的影響都不小。 張秀莉對 1928 年平津擠兌風潮時市民的恐慌局面做了考察。晚清橡膠股票風潮、1916 年停兌風潮、1935 年白銀風潮,也都直接影響到民眾生活。 曾購買過橡膠股票的關絅之寫道:“不料自下星期一起股票價天天下跌,由每股九十幾兩,跌到八十幾兩,由八十幾兩跌到七十、到六十、五十、四十,只跌不漲。 ……到了後來,我每股只賣得二兩銀元”。張嘉璈自述 1916 年擠兌時親眼所見的情景:“晨八時由私寓赴行辦公,行至距離行址三條馬路時,即見人已擠滿。 勉強擠到行門口,則擠兌者何止二千人,爭先恐後,撞門攀窗,幾於不顧生死。 乃手中所持者不過一元或五元鈔票數張,或二三百元存單一紙”。1935 年青島明華銀行倒閉,“當天,中山路中段明華銀行門前交通堵塞,有的人抓着鐵柵欄門大哭大鬧,有的人連罵帶喊,有的人猛擊邊門,有的人捶胸自訴,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加之警察人員的呵斥聲,呼喊聲,現場一片混亂”。這樣的景象,在各次金融風波中不斷上演,在各時期的報紙上有比較多的實時報導,時人的日記中也有不少豐富、直觀的細節呈現,值得學界深入挖掘。近代中國金融風波下,對民眾傷害最大的是物價波動、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 生活在晉東南農村的劉大鵬對吃食消費的不斷漲價特別敏感,多次在日記中記下物價上漲的消息。 例如,1922 年 1月 20 日記道:“凡嫁娶之家,費錢較前數年三四倍,前每斤肉百餘文錢,今則三百文有奇;前每斤酒七八十文,今則二百數十文;前每斤麵三四十文,今則百十六文。 凡入口之食,無一不貴,其餘所需之物件亦皆異常騰貴”。1923 年 5 月 19 日寫道:“今春大洋之數日漲一日,商家開市之初,每元大洋折錢一千九百四五十文,迄今已漲至二千二百四五十文,每元抬高三百文,故百貨之價,莫不增高”。不到三年,1926 年 2 月 25 日記道:“當此之時,百物騰貴,不止一倍十,而且一倍百也。 即如民國之初每斤豆腐漲至十文錢,今則一百文也,每斤醋十一二文錢,今則一百二三十文矣,至胡麻油每斤百十文錢,今則六七百文矣,其餘可類推也”。民眾既是金融風潮的受害者,同時又是經濟金融活動的參與者,他們的心態及活動在金融風潮中常常發揮着推波助瀾的作用。 大規模金融風波的釀成,不可避免會有廣大民眾主動或被動地參與,投機的暴利吸引着眾多的人群加入,由此帶來的龐大資金不斷放大着風險,最終導致投機鏈條破裂,危機爆發。 因此,金融風潮是經濟金融運行的產物,風潮產生有制度性缺陷的影響,和國際背景、國內政治經濟環境的動盪息息相關,同時還與民眾心理變化及信息傳播密切相關。 常常呈現的狀況是,風潮已經充分醞釀,但並不一定必然爆發,經濟金融可以在危機的邊緣運行。 風潮由可能變為現實,市場心態的變化常常成為導火索,因此,揭示非常態下人們的心理反應、變化趨向與金融運行的複雜關係非常必要。 馬建標從謠言的視角以 1921 年中交擠兌為研究對象做過相關的嘗試,美國學者史瀚波(Brett Sheehan)在考察北京政府時期金融風潮中強調了社會信任、民眾心理的層面。991
從民眾角度觀察金融風潮爆發的研究尚比較少見,主要可能是資料方面的因素。 關於民眾金融日常的史料相對分散,獲取不易,需要不斷地蒐集積累。 新近出版的《黃尊三日記》呈現了他的一段投機經歷,可以說是當年市場風雲變幻中普通投機者心態的生動寫照:“同事某君,勸作公債生意,余為所動,初則屢試屢中,得利四五百元,暫次入勝。 最後一次,余買進七長公債二萬元,一星期後,經手人來電云,可獲利八十元,余嫌其少,未肯脫手,未一日反跌一百元,以後跌勢愈大,二星期內,竟由七八折跌至四八,通盤計算,共賠六千元。 是日各債皆跌……余見大勢如此,心中非常恐慌,蓋以余數年積蓄完全賠出,尚未能脫手。 於是與奇甫商,俟到期再為打算,蓋余所買之公債,距到期尚有十天,此十天中,企其漸漸回上也”。商務印書館經理夏瑞芳以其所擁有的商務印書館股票作抵押借款十多萬,用於購買橡皮股票,結果血本無歸,在鄭孝胥日記中可以得到印證。上海錦江飯店董事長董竹君回憶,金圓券發行時,預估最多不過三五個月就會貶值,所以加緊囤貨,“到處借金圓券,冒險囤貨,但又怕別人走漏消息,將買進足夠一年用的存貨存放別處”。 研究者循着這些蛛絲馬跡繼續追索,或可有更進一步的發現。此外,歷次危機對不同群體、不同階層的影響有輕重之別。 金圓券危機中,中產階層受惡性通貨膨脹的影響極大。 不少學人日記中對這段苦痛經歷有詳細的記載。 如竺可楨在 1948 年 11 月 2日的日記中寫道:“允敏上月有黃金若干變為金圓,價值二百元一兩。 而目前杭州市價,據默君云已到九百五十元,僅兩個月而已。 人民之損失可知,因此無人敢信任政府矣。 目前政府之所以不能取人民之信任,由於每次立法結果使奉公守法之人處處吃虧,而橫行無忌的人逍遙法外……有何人願守法……如此政府安得不失敗哉!”竺先生的分析可謂到位。 1949 年 3 月 31 日顧頡剛在日記中寫道:“今日發表物價指數達 3,402 倍,物價之瘋狂上漲可知。 今日上午銀元價一萬三千元,下午即達萬七千元矣! ……以前所謂‘經濟崩潰’者,至今日竟實現矣”。5 月 20 日:“銀元壓了好久的四百萬元,昨日國行掛牌為九百六十萬,然實際之價已為一千四百萬。 今日下午升至二千三百萬,及傍晚則升至三千萬矣。 予購豆腐時每方二十萬,傍晚則三十萬矣。 在如此情形下,只得人食狗彘食,方可當活”。文化階層有能力記下苦痛,“無聲”的階層同樣經受災難,需要我們去挖掘和盡力呈現。 民眾應該是歷史研究的焦點。 民眾在金融風潮中的具體生活狀態,金融風潮如何傳導到民眾,民眾如何應對,以及民眾在多大程度上會反作用於金融風潮的發生,都是應該着力去搞清楚的問題。 更多關注默默無聲的那些人,是學界各領域需要努力的方向。四、可能的進路近代中國的金融風潮深刻影響着歷史進程,也成為歷史研究聚焦的話題。 近代中國金融風潮呈現經常性、多樣性和複雜性,深入研究其運行和趨勢,對瞭解經濟金融轉型過程中發生和呈現的特殊經濟金融形態,有着特別的意義。 這些年來,學界對近代中國金融風潮的研究已經取得大量成果,不斷豐富着對金融風潮的認知,不過,和任何研究領域一樣,研究的深入又會催生新的問題,新問題的產生不意味着原有研究的不足,恰恰是既有研究深入推進的結果。 從這一意義上說,或可從以下幾個方向繼續努力:(一)相對長時段的考察一般而言,歷史研究者比較注重挖掘風潮個案,從中發現歷史事件本身的成因、經過及影響,而從近代中國經濟金融的整體運行脈絡中,捕捉風潮發生內在機理的探求還不是很多。 問題在於,如002
果不從長時段中探究風潮的發生機制,就很難對風潮尤其是背後隱含的社會經濟及金融運行脈絡做出相對全面的把握。 相對而言,經濟學背景的研究者比較注重綜合性的分析,對金融風潮的研究也是如此,他們習慣在金融風波的研究中提煉、抽象可以借鑒的歷史經驗和教訓,以關照現實,卻不免對具體的歷史運行狀態及歷史的複雜性關照不夠。 只有通過相對長時段的考察,才能充分把握近代中國金融風潮的生成、發酵與最終爆發過程,區別瞭解各個時期、不同風潮的醞釀、形成、發生機制,探究政府和社會應對風潮的變化,從百年的長時段中發現金融風潮的變與不變。(二)通過事件但超越事件歷史研究需要有視野,更要有事實。 瞭解金融風潮,僅從宏觀着手,往往會忽視影響金融運動的一些關鍵細節,而正是這些細節可能決定着各次風潮的發生和走向,相似的表現背後,影響金融運動的因素卻各不相同。 然而,如果僅從微觀着手,難以對近代中國金融運行的趨勢做出宏觀把握,無法把具體的風潮放到歷史的大趨勢下予以準確定位和剖析。 金融風潮瞬息萬變,紛繁複雜,把握殊為不易。 風潮各環節間常常比較隱秘,牽一髮則動全身;且其爆發則澎湃洶湧,來去迅猛。因此,在近代中國的背景下瞭解金融風潮,不能僅僅就金融看金融,需要把政治、社會、經濟、財政、中外關係等多個層面的因素納入,綜合考量。 正因此,在宏觀的歷史視角中審視微觀的歷史事件,以微觀的歷史視角印證和闡釋宏觀規律,實現宏觀和微觀、個案與整體的有機結合,對於釐清金融風潮這樣一種不易捉摸的歷史現象,不失為一種相對有效的進路。(三)非常的常態化與民眾日常金融風潮是經濟金融運行的非常狀態。 通過觀察若干非常態事件,也是為了看到近代中國金融的日常。 事實上,從相對長時段來看,近代中國,金融風潮頻頻發生,加上長期處於外國入侵、戰亂狀態,幾乎有由非常變成日常之勢,金融的非常態已幾成常態,即非常態的日常化,這是考察近代中國金融風潮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視角。 非常態成為常態,不斷考驗着中國本來就脆弱的社會經濟和金融體系,也讓生活在其中的民眾倍感痛苦、焦慮。 當今人們熟知的金融市場尤其是股票市場中表現出的劇烈波動,和近代中國金融風潮的歷史經驗有何異同,是一個頗值討論的話題。 民眾對金融風潮的形成有着怎樣的影響,反過來,金融風潮又在如何塑造着民眾心理,都是有待深入討論的。 從金融風潮個案切入,但不局限於危機與個案,透過近代中國常態化的非常態金融風潮,整體把握近代中國金融的流變,這樣既可加深對近代中國金融變遷的認識,找到金融風潮的定位,把捉金融風潮的脈動,也可對非常態下的社會和民眾有更多的瞭解。①梁啟超:《梁啟超全集》第 8 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年,第 2462 頁。②洪葭管:《中國金融史十六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02~106 頁。③吳景平等:《近代中國的金融風潮》,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9 年。④洪葭管:《1883 年上海金融風潮》,北京:《中國金融》,1987 年第 5 期。⑤閔傑:《清末上海橡膠風潮述論》,載葉顯恩主編:《清代區域社會經濟研究》 (上),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盧書錫:《橡膠股票風潮始末》,上海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上海文史資料存稿彙編》(經濟金融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張秀莉:《橡膠股票風潮研究》,上海:《社會科學》,2009 年第4 期。⑥汪敬虞:《十九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年;城山智子:《大蕭條時期的中國:市場、國家與世界經濟》,孟凡禮等譯,102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 年。⑦史立麗:《1897 年上海貼票風潮述略》,上海:《上海金融》,2001 年第 12 期。⑧朱蔭貴:《近代上海證券市場上股票買賣的三次高潮》,北京:《中國經濟史研究》,1998 年第 3 期。⑨洪葭管:《上海中國銀行反對停兌事件試析》,上海:《檔案與歷史》,1985 年第 1 期;鄭起東:《北洋政權與通貨膨脹》,北京:《近代史研究》,1995 年第 1期;杭斯:《舊中國中行、交行的兩次停兌風潮》,上海:《新金融》,1995 年第 5 期。⑩菊池貴晴:《清末經濟恐慌與辛亥革命之聯繫》,鄒念之譯,載《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 2 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年;崔滿紅、宋陸軍:《辛亥革命前後山西票號的興盛與衰敗》,載復旦大學中國金融史研究中心編:《辛亥革命前後的中國金融業》,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年,第 27~36 頁。汪朝光:《簡論 1947 年的黃金風潮》,北京:《中國經濟史研究》, 1999 年 第 4 期; 汪 朝 光: 《 成 敗 之間———蔣氏父子與 1948 年金圓券幣制改革》,北京:第三屆近代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2020 年 5月;吳景平:《蔣介石與金圓券方案的出台———對若干檔案史料的辨析》,南京:《民國檔案》,2020 年第3 期。濱下武志:《19 世紀後半期外國銀行操縱中國金融市場的歷史特點———及其與上海金融危機的聯繫》,載《近代中國》第 2 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 年,第 157 頁。王壽南編:《王雲五先生年譜初稿》第 2 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7 年,第 690 頁。洪葭管:《上海中國銀行反對停兌事件試析》;董昕:《中國銀行與停兌令風潮探因》,瀋陽:《遼寧教育行政學院學報》,2007 年第 1 期。參見黃德銘:《中國、交通銀行的發展與政府的關係(1896—1927)》,台灣台中:東海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84 年;潘曉霞:《危機背後:北京政府時期的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擠兌風潮》,北京:《中國經濟史研究》,2015 年第 4 期。參見潘曉霞:《一九三〇年代經濟危機中的銀行改組———以中國、交通銀行為中心》,北京: 《歷史研究》,2013 年第 5 期。參見燕紅忠:《中日貨幣戰爭史(1906—194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 年,第 500~518 頁。張吉托:《金圓券改革及其對社會各階層的影響研究》,河南開封:河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 年。張秀莉:《政治變局中的金融動盪:1928 年平津擠兌風潮》,上海:《史林》,2014 年第 1 期。陳詒先:《上海橡膠股票風潮》,《上海地方史資料》(三),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84 年,第171 頁。姚崧齡編著:《張公權先生年譜初稿》上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年,第 23 頁。王麗豔:《青島金融簡史(1898—1935)》,山東青島:青島出版社,2017 年,第 126 頁。劉大鵬著,喬志強標注:《退想齋日記》,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 270 頁;第 281 頁;第 288 頁。馬建標:《謠言與金融危機:以 1921 年中交擠兌為中心》,上海:《史林》,2010 年第 1 期。史瀚波:《亂世中的信任:民國時期天津的貨幣、銀行及國家———社會關係》,池楨譯,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6 年。黃尊三著,譚徐鋒整理:《黃尊三日記》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9 年,第 535 頁。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 3 卷,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第 1265 頁。董竹君:《我的一個世紀》,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 年,第 373 頁。竺可楨著,樊洪業主編:《竺可楨全集》第 11 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 246 頁。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 6 卷(1947—1950),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 年,第 437 頁;第 459 ~460 頁。作者簡介:潘曉霞,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編審,博士。 北京 100101[責任編輯 陳志雄]202
ABSTRACTSOn the Images of Nietzschean Dionysus: Overcoming Nihi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onysian Spirit ......Liu Senlin (005)Abstract: From complementing Apollo, correcting Socrates, resisting Jesus Christ and St. Paul the Apostle, to assuming themission of shaping a new future civilization, the connotation of the Dionysian spirit becomes increasingly clear, refined andenhanced in this transformation. It is through these changes that the Dionysian spirit crystallizes and sharpens itself. In con⁃templating the nature of Nietzschean Dionysus, the preponderant features are intoxication and creativity, followed by thegreater love that prevails over fear. Such qualities attribute the power of overcoming negative nihilism and esoteric nihilismto the Dionysian spirit, and at the same time, offer a means to counter ‘ the descending nihilism’ , as Xu Fuguan suggests,‘ the despicable nihilism’ , as well as ‘ the ascending nihilism’ in Chinese history. Nonetheless, it goes beyond the limits ofthe Dionysian-though not necessarily as depraved as ‘ the devil’ drawing from the theory of Michael Gillespie-to save onefrom danger when nihilism has undermined the basis of morality in Dostoevskian scenarios.Keywords: Dionysian Spirit; Dionysus; Nihilism; Nietzsche; intoxicationShenzhen⁃Hong Kong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Tao Yitao (026)Abstract: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refers to the resilience of a specific region or regional community to prevent and re⁃sist various risks, adjust policies timely and flexibly, and open up new development paths in the face of various external andinternal environmental changes. The regional economic structure, social capital,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s wellas cultural factors, all enhance the resilience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through the function of “ institutional capital” at differ⁃ent levels and degrees. The form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on the onehand, has the basic functions and attributes of a general system, but 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the special significance of sys⁃tem innovatio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Shenzhen and Hong Kong takes the high⁃level rule connection and systemconnection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s the path. Not only has it improved the quality of the system environment in the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but it has also promoted Hong Kongs true integration into the overalllayout of the motherlands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Shenzhenand Hong Ko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Shenzhen and Hong Kong will use the advantages of their respective indus⁃trial structures to enhance the overall resilience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cial⁃cultural capitaland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of Shenzhen and Hong Kong, it will strengthen the potential benefits of social⁃cultural capitaland increase the resilience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it of social capital between Shenzhen andHong Kong, the institutional power of social capital will enhance the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of the Guangdong⁃Hong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Keywords: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stitutional capital; integrateddevelopment of Shenzhen⁃Hong KongResearch on the Innovation of Shenzhen Qianhai Regional Governance Model ...............................................Xie Baojian (040)Abstract: The Shenzhen⁃Hong Kong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cooperation zone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to improve the level ofGuangdong⁃Hong Kong cooperation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The innovation of a regional governance mode is the key to solving cooperation problems caused by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and administrative barriers, further improve the cooperation effectiveness of the cooperation zone, and further deepen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of the cooperation zone. According to the logical framework of the subject⁃mode⁃goal, this paper deep⁃ly excavate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region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d creatively puts forward the Qianhai regional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ode. In addition, combined with different governance subjects, the Qianhai regional collaborativegovernance mode is divided into: “ intergovernmental horizont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ode” , “government, enterprise,and society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ode” , and “ intergovernmental vertic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odel” .Keywords: Qianhai; innovation; regional governance mod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cooperation between Hong Kong302
and ShenzhenPortuguese Interpreting Teaching in China: Past, Present, and Future—Macao’s Contribution ............................Han Lili (052)Abstract: Portuguese higher education in mainland China, which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1960s, has made a series of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over the past 20 years. Among them, the teaching of interpretation has gone through a long processof exploration,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from the original language teaching model to the current targeted training of inter⁃pretation skills.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nd Portuguese interpretation in Macao has a long history. After more than 400years, it has formed a constantly improved teaching model, which has enriched the history of Portuguese teaching in China.While reviewing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Interpreting teaching in China and Portugal, Macaos uniquecontribution to interpreting teaching in China and Portugal should be emphasized. At the same time, Macao should look tothe future and meet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new social and historical environment.Keywords: Chinese⁃Portuguese interpreting pedagogy; Portuguese higher education; contribution of Macao; opportunitiesand challenges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Tun⁃huang Version of Liu Zu Tan Jing in the 20th Century: Texts, Process and Function ...........................................................................................................................................................................Sang Zhonggang (062)Abstract: Liu Zu Tan Jing is the sinicized canon of Zen Buddhism. The Tun⁃huang version (i.e. the manuscript unearthed inTun⁃huang) is widely agreed to be the closest to the original of Liu Zu Tan Jing .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20th century, sinol⁃ogists such as Wing⁃tsit Chan and Philip B. Yampolsky have successively translated the Tun⁃huang version into English. Incomparison with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Zongbao version, those of the Tun⁃huang version have been more accepted.In spite of this, it has been noted that there is a lack of research into their English translation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conduct a descriptive inquiry into the topic, starting with a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the bilingual texts to generalize the regu⁃larities or the norms governing the translators’ linguistic choice⁃making, and ending with a theoretical answer to the questionas to what kind of translation process contributes to the translation texts with specific functions.Keywords: The Tun⁃huang version; Liu Zu Tan Jing ; English translations; descriptionFrenc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ducation and Industries: École Pichon of Guangzhou during 1898 to 1907 ........................................................................................................................................................................................Guo Lina (071)Abstract: École Pichon of Guangzhou, which taught local people Frenc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as a primary school foun⁃ded by the French government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s New Deal, for the sake of promoting trade be⁃tween France and China. The proposal was put forward by “Alliance Française” , running under the French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guidance and co⁃financed by the French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tself as well as the Ministry of Colonies,who entrusted the school to the Marist Brothers of Paris. However, at that time, Guangzhou was not in the scope of Frenchindustries, which meant that École Pichon quite soon encountered financial difficulties. The French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dapting to the new education system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agreed to the merger of École Sacré⁃coeur and ÉcolePichon and planned to relocate Doumer Hospital, whilst also attempting to set up a medical school, but this was in vain. TheFrench government gained extensive experience from the operation of École Pichon for its later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pansions in Southwest China. École Pichon had indeed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primary education.Keywords: École Pichon of Guangzhou; Frenc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rimary education; industries; Doumer HospitalThe French Sinologist Edouard Chavannes Commentary and Studie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s Political Affairs .................................................................................................................................................................................He Mengying (083)Abstract: During his first stay in China from 1889 to 1893, the French sinologist Edouard Chavannes wrote a series of newscommentaries on China for the French newspaper Le Temps . After his return to France, he continu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issues of economy, peoples livelihoods, politics and the military of China, as well as Sino⁃foreign relations. His articlesmake references to official documents and explain the current affairs of the time by tracing in detail the historical origins, the402
writing style of which is distinguished from other news reports of that time. Chavannes pointed out the weaknesses of Chi⁃nese society and proposed techniques and political revolution to change China, but at the same time he held evidently a Eu⁃rocentric point of view, which only emphasized the benefits that European countries brought to China, and ignored the natureof their aggression. With the enrichment of his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Chavannes attitude towards China be⁃came more and more neutral, and he was always hopeful about Chinas future. These articles are of great value in under⁃standing the view of China held by some French elites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Keywords: Edouard Chavannes; perception of China; the late Qing dynasty; Le Temps ; commentary on political affairs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Network of Chinese Officials Constructed by The Chinese Weekly and Its Influence ..................................................................................................................................................................................Song Yanhua (095)Abstract: The Chinese Weekly was a comprehensive social science journal founded by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China. Its distribution was almost nationwide, thanks to the help of Chinese officia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Chinese offi⁃cials accepted the marketing strategy of The Chinese Weekly , and promoted their social status by creating a good image ofthe newspaper.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fficial commission system, The Chinese Weekly extended its distributionsystem to the level of local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and formed institutionalized reading among Chinese officials. Driven bymutual benefits, the two sides constructed an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network of mutual achievements until the outbreak ofthe Revolution of 1911, which interrupted the aforesaid relationship.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ChineseWeekly adjusted its distribution strategies, restructured its reading community by strengthening its interactions with readersand other newspapers, and re⁃established contacts with Chinese officials through ceremonies. However, the continuous oper⁃ation of media depends on the stability of the political power. In the end, during a period of social changes with frequentchanges in office, The Chinese Weekly ceased publication. The proces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relationship network withChinese officials by The Chinese Weekly reflects the gam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mass media and political power duringa time of social change in modern China.Keywords: The Chinese Weekly ; officials; photos; agency sales;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networkHow to Construct and Perfect an Academic Evaluation System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Ye Jiyuan & Yuan Xilin (107)Abstract: To construct an academic evaluation system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 sci⁃entific problem that must be solved using scientific methods and appropriate paths. Firstly, some core concepts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inclu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Liberal Arts” , as well as academic systems, discipline systems, discoursesystems, teaching material systems and evaluation systems. After this, a suitable academic evaluation system may then bebuilt. Moreover, facing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practice of academic evaluation, adopting the methods of combining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refining Chinas unique academic evalu⁃ation system with evaluation standards and indicators as the core. Finally, this can be applied to the evaluation practices ofacademic papers, journals and disciplines, where it can gradually become popularized and improved.Keyword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evaluation; evaluation system; academic “ fullevaluation” system; evaluation criteria and indicatorsOn th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Function of Academic Journals .....................................................................Yang Jiuquan (117)Abstract: Participa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es is the basic function of academic journals. This function has geneticsignificance and is the DNA of academic journals. 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journals and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is aninteractive and mutually reinforcing relationship. Papers are the basic paradigm of moder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academicjournals, as carriers and sieves of papers, are irreplaceable participants in modern academic production. Academic journalswhich then belong to the academic sector, rather than the publishing sector. For academic journals, publication is operational,and disciplines are prescriptive. It is necessary to strictly distinguish between “ journal” and “magazine” , and give academic502
journals correct qualitative and accurate positioning.Keywords: Academic journal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cademic papers, academic publishingHiatus and Sutures i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Logic of Revolutionary Historical Novels: Rereading Liu Zhidan and the Current Evaluation of the Red Narrative ...................................................................Wu Xiuming & Yu Qingyao (126)Abstract: The novel Liu Zhidan is a well⁃known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political inter⁃pretation in seventeen years, to reversal narrative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the discovery and emphasis on textualconcepts, the academic world has experienced a tortuous process, depositing extremely complex connotations. The text ofLiu Zhidan and its literary ecology project the hiatus and sutures i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logic of the revolutionary his⁃torical novel, that is, political logic, historical logic, and artistic logic. In the face of the agitation of multiple ideological con⁃cepts, work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revolution must not only accept the diversity given by new historical novels, but alsoface up to the ideal height and spiritual order provided by revolutionary historical novels. This should constitute the diversityof historical writing.Keywords: Liu Zhidan ; review of academic history; internal and external logic; current evaluationA Study on Zhao Shuli and Red Flag Magazi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ality of History .......................Bi Wenjun (137)Abstract: This paper begins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ao Shuli and Red Flag magazine, by sorting through and revie⁃wing specific realities, to find that current research is lacking in historical vision when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contemporary writers and Red Flag magazine. Concretely speaking,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Zhao Shuli and Red Flag maga⁃zine includes four aspects: solicitation, writing letters, publication, and criticism. This is an abnormal way for writers to co⁃exist with the times. Zhao Shuli’s serious attitude on these matters illustrates the ideological influence of party journals. Thearticle published in Red Flag magazine confirms the position of this writer in his time in a special way. Association study ofhistorical materials is the theoretical starting point to analyzing Red Flag magazine with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relations ofproduction.Keywords: Zhao Shuli; Red Flag ;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produc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World Literature Imagination and Production in the Mid⁃1970s: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Zhaiyi ...................Wang Yulin (148)Abstract: Zhaiyi ( Foreign Literature and Art ) is an “ internal publication” of the translation published in Shanghai from1973 to 1976. Although it is an “ internal publication” , its influence cannot be underestimated. Previous studies have oftenplaced it under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the overall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with more “ negative evalua⁃tions” of it. This article puts Zhaiyi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production and analyzes the translation, circulation, andreproduction of literary or cultural texts. By examining the “para⁃text” it publishes, this article re⁃evaluates them in the con⁃text of capitalist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world literature and tries to find a way to deal with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memo⁃ries of authors, translators, readers and the actual documents in the 1970s. In addition, based on the translators unit, this arti⁃cle also makes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ultural field and educational space formedby Zhaiyi .Keywords: Zhaiyi ( Foreign Literature and Art ); literature of Cultural Revolution; translation; literary productionTheoretical Methods and Types of “Taiwan Literature Research” by American Sinologists .............................Li Quanlin (160)Abstract: By placing the study of Taiwan literature by American Sinologists in the whole field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andcomparing it with the study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which has been more prosperous in western Si⁃nology, we will find the following three problems are worth our in⁃depth consideration: the relationship similarities and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tudy of Taiwan litera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tudy of Taiwan literature in mainland Chinaand Taiwan, including the influence of American “Taiwan literature research” on Taiwan; the translation skills of American“Taiwan literature research”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merican “Taiwan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American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research” . American Sinologists study Taiwan literature in a variety of ways and forms. In addition to602
academic journal papers and academic monographs in the general sense, they also translate Taiwan literary works, and com⁃pile translations, edit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hold seminars, carry out research projects, write dissertations, set up cour⁃ses and the major related to Taiwan literature, and so on.Keywords: American sinologists; Taiwan literature research;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research; comparativeliterature; methodologyWho Were the Interpreters of 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Chen Yan (170)Abstract: There has been no detailed research on whether there were interpreter(s) or not and which people undertook themajor translation work in 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as two foreign communistsattended the Congress in addition to the 12 Chinese delegates.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many founders of the CPC hadexcellent foreign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were even competent in multilingual academic translation work. It is impossibleto completely clarify who played the role of interpreters during the Congress based on existing memoirs and documents, butwe can figure out that the theories and knowledge of Marxism in a Chinese context and how these were created by the CPCfounders. Because of their outstanding foreign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broad international vision, the pioneer generation ofChinese Communists had the ability to transfer and combine Marxism from the East and the West, and had the ability totranslate Marxism quickly and accurately. Thi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oundations for the continuous growth of the CPC.Keywords: 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Comintern; conference interpreter; translating MarxismA Study on the Chinese Students Ji Xianlin Interacted with at Göttingen University from 1935 to 1945: Centered on Ji Xianlins Diary: Years of Studying in Germany ...........................................................................................Li Xuetao (181)Abstract: For many scholars who later become academic masters, studying abroad is the origin of their knowledge genera⁃tion. By looking through Ji Xianlins Diary: Years of Studying in Germany and combining with the muniment literature ofGöttingen University Archive about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we can find out the life of the students wo studiedwith Ji Xianlin from 1935 to 1945, and reconstruct the academic network formed by this group. Through the study of over⁃seas students, we can pay attention to not only individual celebrities, but also to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those who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academic disciplines or social progress.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academic networkfostered by the Chinese student group at Göttingen University, helped Ji Xianlin acquire his interdisciplinary consciousness.Such consciousnes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that he later obtained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ies.Keywords: History of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Göttingen University; Ji XianlinFinancial Crises: An Approach to Study Modern Chinese Financial History ......................................................Pan Xiaoxia (195)Abstract: As indications of economic and financial disorders, financial turmoil seriously affects the normal functioning of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ystems, places political and social stability in jeopardy and does enormous harm to the well⁃being ofordinary people. As an abnormal event, a financial crisis tends to give rise to various conflicts within a short span of time,thus it can offer us a special perspective through which we can observe the actual functioning of a given financial system.China was confronted with endless financial crises after it was forcibly integrated into the world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ys⁃tems in the modern era. Symptomatic of built⁃in crises of the Chines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ystems, financial turmoil inmodern China resulted from multiple causes. In retrospect, financial turmoil witnessed the hastiness, passiveness and help⁃lessness of China when she was forcibly integrated into the world economic system. On the other hand, however, it alsodemonstrates the learning process, adaptation and self⁃improvemen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hinese businesses and Chi⁃nese society as a whole. Looking ahead, issues like how ordinary people cope with financial crises and to what extent theyactually contribute to the emergence and proliferation of financial crises are worthy of further study.Keywords: Financial history; financial turmoil; history of events; abnormality and normalcy702
徵 稿 啟 事 《澳門理工學報》是澳門理工大學主辦的綜合性學術理論刊物,1998 年創刊。 “人文社會科學版”為中文版,季刊,大 16 開本,每期 208 頁。 常設欄目有名家專論、港澳研究、總編視角、中西文化、文學研究、語言翻譯、歷史研究等。本刊熱誠歡迎海內外學界朋友賜稿。 茲就中文來稿規範及相關事項說明如下:一、本刊係學術理論性刊物,尤其歡迎有原創性的學術論文。 來稿篇幅以 12,000~15,000 字為宜,簡體、繁體文本均可,錄入請採用 Word 軟件。二、本刊注釋一律採用文末注,標號順序採用加圓圈的阿拉伯數字①②③……,並置於正文文字的右上角。 具體標注格式如下:1. 專著、譯著、論文集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頁碼。2. 學位論文、會議論文、報告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地點、機構、文獻形成時間、頁碼。3. 期刊文章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出版地、刊名、年期。4. 報紙文章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出版地、報名、日期。5. 古籍的標注順序為:責任者、文獻題名、卷次、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或責任者、文獻題名、部類名、卷次、版本。6. 檔案文獻的標注順序為:文獻標題、文獻形成時間、卷宗號或其他編號、收藏地點。7. 外文文獻的標注格式原則上採用該語種通行的引證標注方式。三、參考文獻置於注釋之後,按其重要性或參考的先後順序編號排列。 注釋中已出現的徵引文獻,在參考文獻中不再列出。 參考文獻的標注格式與注釋的格式基本相同,但不標示具體頁碼。四、本刊採用網上投稿,請登錄採編系統 http://MPIJHS.cbpt.cnki.net,在“作者投稿系統”中註冊賬號。 稿件成功提交之後,即可在線跟蹤處理結果。五、來稿需提供 200 字左右的中英文提要、3~6 個中英文關鍵詞及作者中英文姓名。 本刊實行匿名審稿,請作者另紙附上學術簡歷以及聯繫地址、郵政編碼、電話、電子郵箱等相關資料。 基金項目或資助項目請注明具體名稱及編號。六、本刊對擬採用稿件有酌情刪改權,如不同意刪改者,請在來稿時特別聲明。 來稿一經刊用,即付薄酬,並贈送兩本樣刊。 凡刊載於《澳門理工學報》文稿的著作權,均由澳門理工大學和作者共同享有,作者著作權使用費已在稿酬中一次性給付,本刊不再另行支付。 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本刊所授權的相關收錄、上網、下載、轉載或收入論文集等用途,請在來稿時作特別聲明。 稿件請勿一稿多投。 來稿一律不退,敬請作者自留底稿。七、本刊倡導良好學風,嚴格遵守學術規範。 來稿如發生侵犯他人著作權或人身權行為,作者應負全部責任並賠償一切損失。八、歡迎光臨 journal.ipm.edu.mo,免費查閱本刊自創刊以來的各期電子版全文。九、本刊聯繫地址:澳門高美士街澳門理工大學《澳門理工學報》 編輯組。 電話:(00853)28555937。 傳真:(00853)28723786。 電子郵箱:xuebao@ipm.edu.mo《澳門理工學報》編輯組2022 年 4 月 15 日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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